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4859号原告：屈楚丹，女，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杰，系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媛，系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建萍，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吴姬莲，女，1973年5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苍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系广西建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永良，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苍梧县。原告屈楚丹诉被告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屈楚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杰、李冰媛，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被告李永良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审理。原告屈楚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杰、李冰媛，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审理。本院依法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屈楚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向原告返还人民币叁拾捌万元(380000元）整；2.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支付利息，以人民币38万为本金，月利率2%暂计至2019年10月15日共人民币11900元；3.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支付原告为维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以上款项暂计至2019年10月15日共计人民币399900元）；4.被告李永良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8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借款合同，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为借款人，被告李永良为担保人。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8万元，期限为15天，从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25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把以上款项转至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指定的账户上。到期后，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并未归还以上借款，至2019年9月24日，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仍未归还借款。根据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内不计利息，但超出借款期限的逾期借款利率为日利率千分之一每天。”合同第四条约定：“被告李永良作为还款保证人，为确保本契约的履行，愿与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责任，担保期限至借款本金和利息还清之日止。”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应当承担按照拖欠金额每月2%计算的违约金以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费用，被告李永良对上诉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以上约定，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负有返还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并支付违约金以及律师费等费用，被告李永良对上述款项负有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郭建萍答辩称：一、本案是由广州高辉演出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高辉公司”）与梧州市升恒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升恒公司”）因《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的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应按照高辉公司与升恒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关系进行审理；二、2019年8月8日，高辉公司曾以升恒公司尚欠部分款项为由，要求被告郭建萍签署对账单，否则拒绝在8月9日搭建舞台。被告郭建萍在高辉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签名后，高辉公司变更了签名页前页内容为《借款合同》。三、被告郭建萍从未因借款与屈楚丹进行协商，也没有收到屈楚丹提供的借款；四、屈楚丹、陈静谊均是高辉公司员工，高辉公司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存在套路贷的嫌疑，请求人民法院严格审查。被告吴姬莲答辩称：一、被告吴姬莲根本不认识屈楚丹，从未向屈楚丹借款，在收到法院应诉通知前，屈楚丹从未与被告吴姬莲有过任何联系，或催促被告吴姬莲还款，涉案《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存在变造或伪造的可能性。1、屈楚丹提供的《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落款时间至今，被告吴姬莲与屈楚丹之间从未有过任何接触，双方从未就借款有过电话或者微信联系，进而达成借款合意。被告吴姬莲长期在广西梧州工作生活，而屈楚丹为广东省广州市人口，被告吴姬莲根本不认识屈楚丹，从未向屈楚丹借款，屈楚丹主张“至2019年9月24日，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仍未归还借款”，但屈楚丹未能提供任何其向被告吴姬莲催款的证据。事实上，在收到法院应诉通知前，屈楚丹从未与被告吴姬莲有过任何联系，2019年8月8日前后，也没有资金周转需要借款的需求，更未就借款有过电话或者微信联系，进而达成借款合意。此外，屈楚丹提交的《借款合同》第1页与第2页骑缝处指纹前后明显不一致，第1页为两枚指纹，第2页为三枚指纹。被告吴姬莲认为屈楚丹提交的《借款合同》存在变更合同文本，重新拼接，进而破坏指纹完整性的情况。且通过肉眼比对，《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落款处“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的签名笔迹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2、被告吴姬莲与本案收款人陈静谊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本案涉及的借款为何转账支付的到陈静谊的账户，请求人民法院严格审查。二、本案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不应由被告吴姬莲承担。综上，被告吴姬莲请求人民法院充分考虑被告吴姬莲的意见，被告李永良答辩称：与被告郭建萍、吴姬莲答辩意见一致。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经审查证据原件，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广州高辉演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辉公司）是经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冯建情，股东为案外人李某、冯建情。案外人梧州市升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恒公司）系经梧州市龙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华明。案外人广西梧州星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投公司）系经梧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黎海彬。被告郭建萍、李永良自称系案外人升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讼争双方确认案外人升恒公司与案外人星投公司共同合作举办了“广西梧州2019巨星演唱会”，并确认被告郭建萍、李永良代表案外人升恒公司参与演唱会举办事宜。2019年7月17日，案外人升恒公司与案外人高辉公司签订《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约定升恒公司向高辉公司租赁设备及人员用于举办2019年8月2日进行的“广西梧州2019巨星演唱会”；协议约定服务费用80000元，在合同签订三日内支付50%，在演出前一天（2019年8月1日）前支付50%，收款账号为陈静宜的招商银行账户。同日，案外人升恒公司与案外人高辉公司还签订《演出制作合同书》，约定由高辉公司对升恒公司举办的“广西梧州2019巨星演唱会”进行灯光、舞台、音响、视频结构的搭建、现场维护及拆除；协议约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785000元（不含税、不含交通及运输费用），在合同签订三日内支付40%，在设备进场前一天支付40%，在演出前一天（2019年8月1日）前支付20%，收款账号为陈静宜的招商银行账户。《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及《演出制作合同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演出制作合同书》、《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签订后，案外人升恒公司通过升恒公司及被告吴姬莲的银行账户向案外人高辉公司指定的陈静宜、冯建情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70000元。被告郭建萍、李永良主张升恒公司及高辉公司曾协商就演唱会票款抵扣合同款，抵扣金额为19万。高辉公司的股东案外人李某在庭审作证中表示抵扣金额大约十几万，具体数额暂不能确认。2019年8月1日，案外人升恒公司和星投公司在网上发布公告，告知原定2019年8月2日举行的“广西梧州2019巨星演唱会”延期至2019年8月9日举行。2019年8月8日，原告屈楚丹（甲方、出借人）与被告郭建萍（乙方、借款人）、被告吴姬莲（乙方、借款人）、被告李永良（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共计380000元，借款由屈楚丹账户转至乙方指定的陈静宜招商银行账户，借款期限为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25日，借期内不计利息，逾期利息为每日千分之一，乙方未按合同归还借款本息，应按每月2%计算违约金，并承担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丙方作为还款保证人，与乙方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违约金及违约赔偿损失的责任，担保期限至借款本金和利息还清之日止。原告屈楚丹、被告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均在合同尾部及骑缝处上签名捺印。2019年8月9日，被告吴姬莲、郭建萍、李永良在《委托划款证明》上签名捺印。《委托划款证明》载明：兹有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向屈楚丹所借款项人民币380000元划至以下账户：陈静宜，账号：62×××66，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市番禺支行。同日，原告屈楚丹向案外人陈静宜尾号为476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2笔共计380000元。2020年5月9日，案外人高辉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说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高辉公司与升恒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债务，经结算，升恒公司共欠高辉公司380000元，经多方协商，以屈楚丹作为出借人，借款给郭建萍、李永良、吴姬莲的方式偿还，高辉公司明确与升恒公司之间合同债权债务以上述方式结清，借款载明权益为屈楚丹所有。原告提交案外人星投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拟证明合同款转化案涉借款。《确认书》载明“梧州市升恒贸易有限公司拖欠广州高辉演出服务有限公司《演出制作合同书》以及《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的款项人民币380000元，各方确认委托由屈楚丹转账至陈静宜的账户的方式清偿”。《确认书》尾部的“确认人”打印为：梧州市升恒贸易有限公司、郭建萍、吴姬莲。案外人星投公司在“确认人”处加盖公章，空白处有一指印，原告主张系被告郭建萍的指印，被告郭建萍否认，双方均未提出指纹痕迹鉴定申请。原告还申请案外人李某及案外人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借款合同》和《委托划款证明》的签订情况。证人李某陈述称：1.李某是案外人高辉公司的股东之一，亦是案外人广州市恒隆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是恒隆公司的出纳，证人梁某是恒隆公司的员工；2.李某以高辉公司名义承接了“2019广西梧州巨星演唱会”的舞台搭建、表演人员统筹等工作，并以高辉公司名义与升恒公司签订演出制作合同书》以及《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3.由于演唱会延期，李某与被告李永良协商确定由升恒公司及被告吴姬莲付清项目款、延期赔偿款等共计380000元以后继续举办演唱会；4.李某与三被告一同在被告李永良办公室协商并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和《确认书》，当时《确认书》盖了星投公司的公章，被告解释说星投公司对该款亦有责任；5.三被告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金额“38万元”打印称“38元”，故由李某的助手梁某找三被告重新签名。证人梁某陈述称：1.梁某是恒隆公司员工；2.2019年8月8日，三被告、梁某、李某及三个演唱会员工共同在场，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和《确认书》，《确认书》上的公章和指印都是被告郭建萍所盖，《借款合同》签名捺印时没有装订；3.由于《委托划款证明》中的金额“38万元”写成“38元”，故梁某在2019年8月9日重新打印了《委托划款证明》给三被告签名。原告对两证人的证言三性确认。被告郭建萍与被告李永良坚持所欠书面材料是担保书。被告吴姬莲主张签合同时无法核实完整的合同内容，并否认《借款合同》和《委托划款证明》上的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庭后，被告吴姬莲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和指纹痕迹鉴定申请，申请鉴定内容为：1、案涉《借款合同》第2页乙方“吴姬莲”处的红色指印是否为被告吴姬莲手指捺印形成；2、案涉《借款合同》第1页和第2页骑缝处的三没指纹中是否有吴姬莲所捺指纹；3、案涉《委托划款证明》中借款人吴姬莲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否为被告吴姬莲手指捺印形成；4、案涉《借款合同》第1页与第2页是否具有连贯性，是否属于同一文本；5、案涉《借款合同》第2页乙方处的“吴姬莲”签名是否为吴姬莲所写；6、案涉《委托划款证明》上借款人处“吴姬莲”签名是否为吴姬莲所写。本院经讼争各方同意，通过摇珠方式，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吴姬莲所申请的笔迹及指纹痕迹真实性进行鉴定。2020年11月2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痕鉴字第085号}和《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314号}。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痕鉴字第0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2页乙方“吴姬莲”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样本那引人吴姬莲本人右手食指捺印形成；2、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1页和第2页骑缝处的第1枚指纹是吴姬莲本人右手食指所捺，3枚指纹均完整；3、日期为2019年8月9日的《委托划款证明》中借款人“吴姬莲”签名处的红色指印是样本捺印人吴姬莲本人右手食指捺印形成。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1页和第2页具有连贯性，属于同一文本；2、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2页乙方处的“吴姬莲”签名与提供的样本（吴姬莲手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3、日期为2019年8月9日的《委托划款证明》上借款人处的“吴姬莲”签名与提供的样本（吴姬莲手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被告吴姬莲为上述鉴定事项支出鉴定费20447元。讼争各方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吴姬莲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可以证明被告吴姬莲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第2页在第1页之上，导致被告吴姬莲不了解合同内容，不能代表被告吴姬莲的真实意思。另查明，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银行流水、《委托付款证明》，证明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8000元。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委托划款证明》、《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汇款凭证》、《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确认书》、《巨星演唱会》宣传单、《关于演出项目延期时间公布》、《2019巨星演唱会-梧州站延期公告网页》、《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讼争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一、案涉《借款合同》及《委托划款证明》是否三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案涉借款本金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本院认为被告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因欠付《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合同款在案涉《借款合同》及《委托划款证明》上签名并按捺指印，可以体现三被告同意通过原告代偿的方式，将案外人高辉公司与升恒公司间的《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合同款转化为原被告间个人借款的真实意思。三被告是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对所签名捺印的文书材料进行全面阅读；且三被告签名捺印的《委托划款证明》亦载明借款相关事宜，其内容与《借款合同》相印证；故《借款合同》签具时未按顺序叠放，不足以推断三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因受欺诈而产生错误意思表示。而被告郭建萍与被告李永良主张其签订的是对账单或担保书，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二。原告提交了演唱会合作方案外人星投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拟证明案外人升恒公司欠付案外人高辉公司《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的合同款共计380000元，并同意由原告代偿至讼争双方指定银行账户的方式；高辉公司亦通过《情况说明》确认经原告代偿后，与案外人升恒公司结清《导演、伴舞、拍摄服务协议》、《演出制作合同书》的合同款。上述证据与《借款合同》及《委托划账证明》的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讼争双方通过由原告代偿合同欠款的方式，将公司间的合同欠款关系转化为自然人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以贷款方实际出借的款项为借款本金。2019年8月9日，原告按《借款合同》约定将380000元转账至双方约定的账户，完成了代偿行为，故案涉借款本金为380000元。三被告对案外人升恒公司欠付高辉公司合同款的金额提出异议，对此案外人升恒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救济。如上所述，原告出借了380000元款项，被告郭建萍、吴姬莲作为借款人未依约向原告还款，构成违约。故原告主张被告郭建萍、吴姬莲返还借款380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为2019年8月25日，并约定借款期内不计利息，逾期利息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该利息标准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依法下调至年利率24%。因此被告郭建萍、吴姬莲应向原告支付的利息为：以38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发票、银行流水、《委托付款证明》，证明支出8000元律师费。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方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的，应承担出借方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拍卖费等费用。故原告诉请被告郭建萍、吴姬莲支付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8000元，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李永良的责任认定。被告李永良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名，该合同约定保证方对借款人应偿付的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律师费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至借款本金和利息还清之日止。上述对保证期限的约定依法视为约定不明，被告李永良的保证期限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2019年8月25日）起二年。现原告在保证期限内通过诉讼主张被告李永良对被告郭建萍、吴姬莲应负担的借款本金、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责任，有法律依据与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屈楚丹返还借款本金380000元；二、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屈楚丹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38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三、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屈楚丹赔偿律师费损失8000元；四、被告李永良对被告郭建萍、被告吴姬莲的上述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298元，由被告郭建萍、吴姬莲、李永良共同负担；鉴定费20447元，由被告吴姬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行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肖陈翔人民陪审员  陈英妹人民陪审员  郭建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