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8914号原告：徐某，男，1986年1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哲臻，上海昌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经营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P，某某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慧文，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哲臻，被告某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慧文、刘士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1、就职满三年的津贴人民币300,0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2、2018年度的十三薪50,000元；3、2015年12月28日－2018年10月2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76,819.92元。原告的事实和理由：原告入职时与被告签订了录用协议，约定原告就职满三年可获得津贴30万元，且原告另享有十三薪，被告均未予支付。原告在职期间，未休过年假，被告应给付折算工资。被告某某公司辩称，公司与原告未签署过关于30万津贴的协议，原告基于该协议的主张不成立。即使该协议存在，之后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故应以劳动合同为准，其中没有关于30万津贴的条款。退言之，从该协议内容看，强调员工就职满三年后依然在职才是支付30万元的前提，原告就职满三年即离职，故30万的支付条件并不成立。双方没有十三薪的约定。2015年－2017年未休年假折算工资的主张，也已过仲裁时效。2018年原告享有5天法定假、4天福利假，原告在2018年已休完；且原告离职前公司已给予带薪离岗的安排(2018年10月23日起)，也算是给了原告休假。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5年12月18日与被告签署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27日止，原告任华北区区域经理，税前月工资50,000元。合同另约定：合同生效前双方签订的任何《劳动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自动失效，其他之前签订的相关协议文本的规定与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2018年12月27日，原、被告因劳动合同到期，终结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带薪离岗及劳动合同终止通知》，载明：你最后一天工作日为2018年10月23日，公司安排你从最后工作日至合同到期日一直带薪离岗休假……。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邮件称：要求被告在2018年12月27日前支付不续签合同经济补偿金及代通金、2018年年终双薪、2018年剩余年假折算补偿、尚未结清的报销费用。请尽快确认具体结算方式，便于双方最终数额达成一致。2018年1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载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27日到期终止……。公司在10月23日安排你带薪休假，你若有未休年假，带薪离岗期间视为公司对你未休年假的安排……。你无权再向公司主张未休年假的补偿。截至2018年12月，原告的连续工龄未满10年。仲裁委审理中(2019年9月)，原告提供全英文版的“协议”(以下简称“签字版协议”)，该协议除原告签名外，另有L和J的签字(原告称，L系被告原法定代表人，CEOJ系亚太地区办公室经理)。本案庭审当日(2020年5月29日)，原告又提供了加盖被告印章的全英文版“协议”(以下简称“印章版协议”)。两份协议均载明：你现在受雇于BON公司(上海和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你同意受雇于公司并遵从本协议将所有客户及资源从BON转移至公司。起始日，指2015年12月28日；公司依照此协议外的劳动合同，聘用你为中国华北区经理，工作地点为中国上海淡水路XXX号复兴广场A座XXX室……。你的报酬：每月5万元(税前)，每年十三薪5万元；除上述报酬外，若你完全遵守此协议，完成18条所列的转移义务，且届时仍受雇于公司，则公司同意支付：a.于起始日，15万元；b.于起始日后18个月当日，15万元；c.于起始日3年，30万元。原告以此证实与被告签署过该“协议”，被告应按此协议履行c条的给付义务。被告对此称，公司从未与原告签署“协议”，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公司已按协议支付过相关款项。两份协议的每一页都载明了澳大利亚的地址，并约定适用澳大利亚法律、由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法院管辖的内容。本案审理中，关于“签字版协议”与“印章版协议”的签订时间问题，原告先称两份协议均在2015年12月23日同一日签署；后又称“签字版协议”签署在先，在其要求下，又与法定代表人订立了“印章版协议”。对于“印章版协议”直至本案庭审时(2020年5月29日)才提交的原因，原告起先表示系庭审前几日才找到，后又称在仲裁委裁决后，认为“印章版协议”更为重要，遂将该版本交于代理律师。对于因何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未提及有“印章版协议”一节，原告表示，因为未找到，故未提及，现认为“印章版协议”更加规范、更具效力。关于“签字版协议”，被告表示：原法定代表人L长期居住澳大利亚，签署协议期间，并不在中国境内，亚太地区办公室经理CEOJ则长期定居香港，故有理由相信“签字版协议”是在境外形成的。经本院赴出入境管理机构核查，签署协议期间，L并不在境内。关于“印章版协议”，被告认为根据常人肉眼查看，可以清楚判断该协议是先有印章、再有文字，可见是将印章加盖在空白纸上后再制作文字。况且原告从仲裁到诉讼，从未提及有“印章版协议”，原告开庭当日突然递交该协议，故对此举存疑。即使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原告也不符合“届时仍受雇于公司”的可获得30万元的条件。原告对“印章版协议”称，自己没有能力辨别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秩序。被告遂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就该协议的加盖印章与文字录入的先后秩序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在征询原、被告意见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为鉴定机构，被告垫付司法鉴定费5,300元。2020年10月16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某某公司”印文与相交叉打印体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为：先盖印文，后形成打印字体。原告对该“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该“协议”是人事张万洁交付的(目前无法联系张万洁)；自己与被告签署“协议”时，并不审核印章与文字的先后秩序，该印章是被告加盖的，与签字版的协议一致。被告确认“意见书”的真实性，但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表示质疑，称在两份“协议”的签署时间、本案庭审中才提交的原因以及效力大小等事项上，原告存在前后矛盾的陈述。庭审结束后，原告称，被告已向其支付协议中a、b条款的各15万元，遂提供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证实第一笔15万元于2016年1月6日汇入其香港公司BON的汇丰银行账户，第二笔15万元于2017年8月17日以支票形式交给在港的CEOJ，并由CEOJ将钱款存入其自己的银行卡并交给原告，再由原告妻子提现存入银行卡。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所谓的聊天记录全部内容都是原告自述，且该聊天记录(2020年11月13日)发生在法院谈话的当天，是原告为了提供证据而炮制的；原告所谓的收款人、付款人，均不是原告或被告。徐某(申请人)于2019年9月4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某公司(被申请人)支付：1、就职满三年的津贴30万元；2、2018年度十三薪5万元；3、2015年12月28日－2018年10月23日期间的未休年假折算工资176,819.92元。该会于2019年11月17日作出裁决[黄劳人仲(2019)办字第2074号]：对申请人徐某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原告提供的“签字版协议”，本院查实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签署该协议时，并不在中国境内，同时原告也未能证实该协议的见证人签署该协议时的所在地在中国境内，本院有理由相信，该协议是在中国境外形成的。原告对境外形成的证据，未提供所在国或港澳台公证机关的证明，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关于“印章版协议”，原告从发生争议起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向仲裁委或法院提及同时还签有“印章版协议”，直至本案庭审当日才予以递交；且对两份协议的签署日期，原告亦存在前后不一的陈述。此外，对于先前仅提供“签字版协议”，原告以其更具效力、故不需提供“印章版协议”作答，对庭审中才提供“印章版协议”，又以该版本效力更高为由。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协议是先有印章、再制作文字内容，本院有理由相信，“印章版协议”是原告在诉讼后制作的，对于原告称该协议是其与被告共同协商签署的，本院对此难以采信。退言之，仅从津贴一节看，即便认可“签字版协议”的真实性，那么，从协议c条的约定来看，“届时仍受雇于公司，则公司同意支付……，c.于起始日3年，30万元”，即原告工作满三年后仍然在职，才可以获取该30万元。而原告在被告处任职刚满三年即离职，并不符合协议约定的“仍受雇于公司”的条款，故按此协议，原告依然不能获取该30万元。至于原告称被告曾向其给付协议约定款项一节，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看，无法证实该事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津贴30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因原告的“协议”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主张的十三薪，本院亦不予支持。年假一节，对于原告2015年至2017年的年假折算工资，因原告提起仲裁申请时(2019年9月)已过仲裁时效，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年假，因从原告的工作年限看，原告可享法定年假5天，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带薪离岗及劳动合同终止通知》、《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中，已经明确原告自2018年10月23日起休假至合同到期终止。而事实上，原告在该期间也的确处于带薪休假状态，故原告在上述时段的休假行为应视为其使用了年假。现原告再主张2018年的未休年假折算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司法鉴定费人民币5,300元[被告某某公司已垫付]，计人民币5,310元由原告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靖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包 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