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15948号原告：杨文国，男，汉族，1963年3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花，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勇，男，汉族，1968年3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被告：广东省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吴肖**。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如，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福田区水务局，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何如，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阿娜，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杨文国诉被告江勇、被告广东省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被告深圳市福田区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文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被告华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如、刘红生，被告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阿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文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劳务费）777416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息6%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321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左右，为开展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工程，被告江勇作为被告华瑞公司的负责人（项目经理）将其施工范围内的旋喷桩等工程分包给原告，被告现场管理人员与原告核算了工程量。原告要求被告结算工程款时，被告华瑞公司称被告江勇系挂靠其施工，需找出被告江勇才会结算付款给原告。据原告了解，被告水务局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现仍留置被告华瑞公司约1700万元工程款未付，应对涉案工程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江勇未到庭，亦未作答辩。被告华瑞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中，被告江勇就是华瑞公司的一个劳务承包班组，由江勇承包相关的劳务，并与华瑞公司直接结算。华瑞公司已直接向江勇足额支付了劳务费32426891.88元。二、原告杨文国请求华瑞公司支付工程款（劳务费）777416元及其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杨文国与华瑞公司无合同关系、与被告江勇亦无合同关系，无证据证实原告杨文国提供的劳务产生777416元工程款。本案中，原告杨文国提供的工程量不能证实其在何时提供劳务，也不能证明该表中的工程量是已完工工程量还是预计工程量，也无法证实该工程量的计价标准是多少，是如何计算得到777416元工程款的。三、原告杨文国提供的廖启新与江勇签订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与杨文国无关。杨文国不是该合同的签约主体，根据该劳务合同载明的内容，可知工作井、桩均为劳务分包合同中的内容，劳务合同的工程内容与杨文国所称工程内容不相同。四、原告杨文国无证据证明其是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不能直接向华瑞公司主张工程劳务费。原告杨文国没有提供其作为分包人并独立施工的证据，其不具有实际施工人的资格。如果其完成的工程量均算在被告江勇名下，并由江勇向华瑞公司申报结算工程款，再由华瑞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江勇，然后江勇进行内部分配，则原告杨文国主张的款项已经包含在江勇的款项中。原告杨文国只能向江勇主张权利。五、华瑞公司合理怀疑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原告杨文国借用廖启新的劳务分包合同提起诉讼，但原告杨文国并无证据证实有权收取相应的款项或江勇实际支付完毕相应工程款。被告水务局答辩称：一、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其与被告江勇或者被告华瑞公司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实际完成了哪些施工内容及对应的工程价款数额。首先，在涉案项目所涉(2019)粤0104民初11725号案件中，江勇为该案被告，本案被告华瑞公司同为该案被告，该案原告金湘丰公司称江勇为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华瑞公司对此未予否认。同时，该案原告金湘丰公司出具被告江勇向其提供的《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承包施工合同》显示，被告华瑞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将涉案项目整体转包给被告江勇，转包合同的暂定价与涉案项目EPC合同约定的暂定价一致，故被告华瑞公司不可能再将涉案项目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分包给本案原告。其次，《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的分包人为廖启新，与原告诉称的事实无关。身份不详的几名案外人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项目名称均为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雨污分流项目，这与水务局发包给被告华瑞公司的项目名称完全不同，不能证明原告实施了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工程中的部分内容。再次，结合被告江勇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如果被告华瑞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涉案项目的工程分包价款，那么原告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原告诉称的事实不成立。第三，假设原告作为涉案项目的高压旋喷桩施工分包人，那么原告应当提交正规的现场签证单证明其实际完成了哪些施工内容，并提交被告江勇或者被告华瑞公司向其支付相应工程价款的银行收款凭证。最后，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工程结算价款和诉讼金额的计算依据，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二、退一万步而言，假设原告确系涉案项目高压旋喷桩的分包人，原告也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的定义，无权根据该款规定要求水务局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施工人在何种情况下有权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6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5页）明确解析道：“适用《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时，原则上第一手承包合同与下手的所有转包合同均应当无效。《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表述承包人概念时使用了以下几个概念：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等，没有出现过“实际施工人”的表述。此表述为《解释》创设的新概念，意在表达无效合同中实际干活的单位或者个人为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可能是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合伙、自然人等。使用“实际施工人”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参与签订的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为无效合同当事人，包括转包、非法分包、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违法行为。因此，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合同无效后，其相对性弱化，适用《解释》第26条第2款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则上施工总承包合同及所有下手转包、违法分包合同均无效，这样才能符合债权合同相对性弱化原理。如果总承包合同有效，按照合同法原则，有效合同就应当全面实际履行。发包人在有效合同中只对合同相对人负有履行义务，对合同之外的人不负担履行义务。本案中，涉案项目EPC合同显然是有效的，如果被告江勇或者被告华瑞公司真将高压旋喷桩的施工内容分包给原告，原告的身份也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无权依据该条规定向水务局主张权利。三、即使原告真系涉案项目高压旋喷桩的实际施工人，仍然不符合向水务局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条件。（一）最高院民一庭曾多次明确审判指导意见：实际施工人原则应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施工人主张权利，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的，应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前沿》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1页）中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旨在侧重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实际施工人仅可就工程款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第2款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当结合该条第1款的规定，尊重施工合同各方已建立的各自独立法律关系，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同时明确其审判指导意见如下：“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起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实际施工人”的，不予受理，从源头上把好收案关口。二是实际施工人原则上应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施工人主张权利，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的，应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三是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款项应当限于工程款及“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不能做扩大解释。四是实际施工人与他人虚构建造涉案工程情节，伪造证据，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刑事侦查部门；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之规定，予以民事制裁，所诉请民事实体请求，坚决予以驳回。”。（二）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水务局欠付被告华瑞公司工程价款，且被告华瑞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破产、下落不明或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情形。首先，涉案项目EPC合同明确约定“最终结算造价以福田区审计局审定价为准”。截至目前，涉案项目的结算审计尚未进行，结算价款并未确定。根据福田区审计局对涉案项目的全过程跟踪审计，被告华瑞公司在涉案项目中的联合其他成员，在涉案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违约事实，给财政资金造成了巨额损失。被告华瑞公司作为涉案项目EPC联合体成员，不仅应当对其自身给财政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还应当对设计和勘察单位的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目前，相关问题正在调查中，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也正在诉讼过程中，故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明确。其次，依据水务局代理人调查的结果，截至目前，被告华瑞公司一直处于正常且良好的经营状态，注册资本实缴到位，企业纳稅信用等级为A级，拥有较多许可资质和知识产权，且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信息，也没有任何破产、下落不明或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可能使其债权人的债权遭受损害的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保护的是农民工的工钱，即劳务费。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价款，并非农民工的工资或劳务费，而是包含了材料款、材料租金、场地中转费用、材料上下车费等在内的多种其他费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919号民事裁定书判定“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钢梁的制作、运输、安装等，作业，且包工包料，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因此，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按照原告提供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第一条第(5)款“乙方（原告）劳务大包工，包工包料包土方外、场地中转费用、材料进退场上下车费”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款项中，绝大部分为劳务费以外的费用，结合原告自2017年5月退场至今并未遭受任何来自农民工讨要工资或者劳务报酬的起诉或者仲裁，可以看出原告承担的农民工劳务费已经全部支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费用与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务费无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与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根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2日，被告水务局作为发包人，与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被告华瑞公司）、案外人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案外人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深圳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前述《深圳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中载明：工程名称为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工程规模及特征为对福田保税区约1.3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有效完善福田保税区内给排水系统。合同价款81945600元（暂定价），最终结算造价以福田区审计局审定价为准。被告水务局已就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支付工程款35983025元、勘察费2499610元、设计费1818908元。2018年10月11日，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出具深福审移[2018]9号《审计移送处理书》。《审计移送处理书》中载明，该局在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跟踪审计中发现，该项目的前期工作中标单位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的EPC联合体中标单位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告华瑞公司，项目的监理单位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存在违规行为，已造成财政资金损失，并附有具体情况。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四条和第六十九条、《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监督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究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告华瑞公司、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的责任。被告水务局在对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中各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及违约事项进行调查后于2019年5月17日向被告华瑞公司邮寄送达福水务函[2019]285号关于对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违规违约事项处理的函。被告江勇因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本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案号为（2020）粤0304刑初40号。该案中查明：2016年4月，被告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签订福田区保税区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工程合同。被告华瑞公司委托被告江勇对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进行施工，并约定不得将工程再分包。被告江勇为了将工程再分包出去，于2016年8月、10月在深圳市福田区边小广告联系两名陌生人（姓名不详，在逃）以每枚50元的价格伪造了一枚圆形”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和一枚椭圆形“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印章，后被告江勇以上述两枚伪造的印章与洪某城、符某华、曾某辉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及结算单等。工程完工后，被告江勇拖欠洪某城、符某华、曾某辉等人的分包施工款和供货款约670万元人民币。前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在公安机关对被告江勇分别于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26日所作的讯问笔录中，江勇均称因被告华瑞公司在与其签订承包福田区保税区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工程规定不允许其再分包或转包，其为了与案外人分包工程，案外人要求签订有华瑞公司公章的合同，其找人做了被告华瑞公司的公章。原告杨文国主张被告江勇、被告华瑞公司、被告水务局支付工程款777416元，提交案外人出具的证明、高压旋喷桩工程量，但前述证明、高压旋喷桩上均无被告的签名或盖章。原告杨文国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中载明：发包人被告华瑞公司作为甲方将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工程中的顶管施工项目发包给乙方廖启新（廖启新为另案即（2020）粤0304民初15947号案件的原告），工作内容与承包范围为：按照甲方指定的线路范围和施工方案进行顶管施工，本工程分包内容含混凝土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及顶管施工图中包含所有内容。《顶管施工劳务合同》发包方落款处有被告江勇的签名及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承包方落款处有廖启新的签名，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7月3日。原告杨文国提交其自制的工程款统计表，主张其工程款含一期、二期、三期的引控、高压旋喷桩的工程量共计31034，单价为40，合计1241360元，及签证补贴（含生活费2520元、火车票600元、柴油2600元、退场费45000元、杂工69000元），前述款项共计1361080元。原告杨文国提交银行流水，主张被告江勇分别于2016年7月27日、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4月13日向其转款175000元、50000元、250000元、20000元；案外人吕宗平分别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10月28日、2017年1月4日向其转款13500元、20000元、50000元；前述款项共计5785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本案中，原告杨文国主张被告应向其支付工程款777416元，但其并无合同提交，能够证明其与被告对工程内容、范围、工程量的计价标准作出约定，亦未提交经被告确认的其完成工程量的结算单等可以证实其实际完成工程量的情况，无法证实其实际完成工程的内容、工程量及计价标准。其次，原告杨文国提交的案外人出具的证明、高压旋喷桩工程量、工程款统计表，均无被告的签名或盖章，其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中的乙方系另案原告廖启新，《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内容与承包范围亦无法显示与原告杨文国主张的涉案工程款的工程量有关。第三，原告杨文国提交其自制的工程款统计表，并无被告的签名确认，无法证实被告与原告杨文国曾就杨文国主张的工程量、计算工程量的标准及其他款项进行约定或确认。故虽然被告江勇曾向原告杨文国有过转款记录，但原告杨文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实际完成工程的内容、工程量及计价标准，故原告杨文国诉求各被告支付工程款777416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文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96元（已由原告杨文国预交），由原告杨文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静人民陪审员 胡 卫人民陪审员 孙少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