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5民初1316号原告：刘政凯，男，1983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鞍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维，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王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娟，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小伟，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政凯与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顾正恺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政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维、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娟、肖小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政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其认可仲裁裁决的第一、第二项，要求判令被告支付：1.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延时加班工资99,765.8元；2.提成报酬3,843,748.03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3,6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资深设计师。被告因设计总监及大量设计人员离职，现有的员工无法独立完成项目，于2017年至2018年面临巨大经营问题，无法按照业务要求按期完成项目。在此情况下，被告急需有足够经验的设计总监解决遗留项目的问题，故聘请原告入职担任设计总监以带领管理所有设计团队，尽量短期内以较低成本完成遗留项目，同时原告也带队承接实施新项目。鉴于以上情况，双方约定将所有项目都按照同一固定的方式计付提成。通过原告努力既完成了诸多遗留项目，也承接了新项目。但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却未按约结算提成，却要求减少劳动报酬，遭原告拒绝，双方协商未果。被告先解除原告的设计总监职务并降低工资待遇，原告曾发出律师函催讨，被告仍予以拒绝，原告只得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辩称：第一，被告仅同意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21,578.9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由法院依法判决。第二，原告不存在加班事实，也没有按规定提出加班申请。第三，原告的分成可得收入扣除分担成本后为负数，不再享有提成。第四，双方对于原告提成金额存在争议，被告经计算无需支付原告提成，并非恶意拖欠，且系原告自行离职，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于2018年6月25日入职被告处担任建筑组设计总监，月工资33,600元，双方订立过期限为2018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5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5月10日，原告书面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理由为被告未结算项目提成。被告自2019年4月1日起将原告岗位降级至设计组长，月工资标准降为25,000元，但尚未支付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双方劳动合同载明原告的收入采用“固定工资+项目分成-成本分担”的方式确定：1、原告固定工资，奖金，各类补贴按照每月33,600元发放。发放日期为次月10日之前。2、原告项目分成可得收入金额，按照“非委托项目实收金额(强排、标底费等)”＋“委托项目实际完成面积”乘以“8元/平米”减去“个人分担成本金额”的方案确定。特殊情况单独由双方协商一致核算。每半年结算并发放项目分成。原告因项目分成所得收入产生的税费全部由原告承担。3、原告个人应分担项目成本，按照直属团队工资、奖金、税金、社保及公积金+直属团队餐费、加班餐补及打车费+项目设计中发生成本［项目差旅费用+外包制图(效果图制造费+CAD深化+模型制作+文本制作)］。但是原告个人分担成本不包含被告公司的房租、非直属设计团队工资及奖金、税费、旅游费用、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水电费、商务费等。庭审中，双方确认上述团队收入还需乘以原告所参与项目的完成工作量系数(即跨年切分占比及2018年下半年工作量占比)，每个项目涉及的系数不尽相同。审理中，原告主张：一、其正常工作时间为8小时，因其系设计总监，存在大量业务工作需加班完成。从下午17：30开始计算至其离开公司进入地铁站付款时间，扣除路途步行时间16分钟，扣除半小时就餐休息时间，再扣除已调休时间后，要求被告以33,600/169.28×150%=309元/小时作为计算基数，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共计322.87小时延时加班工资99,765.8元。被告主张公司实行加班申请制度，根据《日常工作运作简章》规定员工加班需提前半天提出申请，在钉钉申请加班并获批准。原告从未提出过加班申请，被告也没有安排原告加班。况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加班的工作内容，从其下班至进入地铁间的时间无法证明系在加班；其晚上偶尔的微信沟通也不能证明持续加班的事实；其主张的大量加班时间所对应的打卡地点并非在被告处，而在家中或其他地点，根据规章不应计入加班时间，故被告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也不认可原告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原告主张：二、1.“刘政凯个人承包合同核算”(记录“原告带领团队完成产值收入兑现结算总额为173.86万，根据被告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的合同约定成本测算合计257.4万”)、“2018项目台账(邑柯)”(记录比例-按下半年工作统计合计为1,291,615+447,044.9)、“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支出统计”(记录总成本为2,521,458.05元)系被告针对原告所签订劳动合同中项目分成的最终结算结果。原告认可“2018建筑项目合同台账”中委托项目总建筑面积、跨年切分、2018下半年项的数据。2.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特殊情况”在“2018建筑项目合同台账”中已被扣除全部收入，原告也没有将其计入诉请。3.劳动合同约定按照单价8元/平米结算提成，并不区分原告入职前后，被告单方面主张将此改为再乘以行业惯例40%的比例，缺乏依据，应当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计算提成。4.被告只有一个建筑设计团队即原告团队，并无所谓两个团队，2018年项目台账统计了原告及其直属全部团队收入，通过两次切分来计算原告团队入职后的工作量。从“刘政凯个人承包合同核算”记录的工资、奖金成本可以反映罗琪、吴聚宝等人均为原告团队成员，且所有的设计团队成员均直接向原告汇报工作，故被告所有项目原告均已参与并应享受提成，即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承接的39个项目中的18个项目提成均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按上述项目的建筑面积数乘以8元/平米再乘以完成工作量系数来计算。5.非委托项目指提供一稿方案的“强排”或标底费项目。最终结算时，被告在承认并发送原告台账中体现为团队零收入，并由原告承担非委托项目产生成本。委托项目指强排或标底费项目以外的项目，深度较深、成果较完整的文本。最终结算时，被告发送台账中有收入的部分均为委托项目。特殊情况项目指设计深度明显一稿初步方案的强排，符合委托项目标准，经双方协商一致不计入团队收入，但产生的成本由原告承担。6.仲裁时被告先提供原告与罗琪一起的成本表，总数为2,521,458.05元，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才将原告、罗琪分开列表，故根据2019年8月1日被告法人微信发送原告支出统计表，但应扣除未约定项，包含库存中工资、奖金预留、社保个人承担代扣、公积金个人承担代扣、车辆费用等，成本计为1,776,691.13元。原告根据2019年4月3日由罗琪微信发送、2019年7月26日由法人微信发送的2018项目台账(邑柯)内容[该台账分为“项目名称、开发商名称、合同编号、总建筑面积、合同总金额、支付情况、合同签订公司、备注、项目进度、跨年切分、2018产值统计、2018上半年(2018年2月-2018年6月)、2018下半年(2018年7月-2019年1月)、比例-按下半年工作统计”等栏目及数据]和劳动合同约定，主张18个项目均为委托项目，提成分别计算为：1号安亭汽车城H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160,592.77×2018年跨年切分40%×2018年下半年切分(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30%×8元/平米=154,169.06元。2号苏州姑苏区66号地块项目：20,325.82×100%×20%×8元/平米=32,521.31元。3号苏州姑苏区68号地块项目：18,377.24×100%×20%×8元/平米=29,403.58元。5号振华前进路项目：126,769.48×40%×80%×8元/平米=324,529.87元。8号碧悦湾181地块项目：319,263×30%×100%×8元/平米=766,231.20元。9号锦溪东方荡酒店项目：9,500×70%×50%×8元/平米=26,600元。12号周庄云南村项目：178,582.14×30%×40%×8元/平米=171,438.85元。14号周市新农村项目：约12,500×100%×100%×8元/平米=约100,000元。16号天津天安筑湖花园项目：507,058.83×60%×30%×8元/平米=730,164.72元。17号(1)汇丰C地块项目：177,102.84×100%×30%×8元/平米=425,046.82元。17号(2)汇丰C地块住宅方案调整项目：34,923.39×100%×30%×8元/平米=83,816.14元。18号(1)昆山淀山湖岸项目：78,903.49×10%×50%×8元/平米=31,561.40元。18号(2)昆山淀山花城项目：307,316.17×10%×50%×8元/平米=122,926.47元。21号(1)兰亭天悦花园全区项目：146,041.2×70%×30%×8元/平米=245,349.22元。21号(2)兰亭天悦1号楼方案修改项目：27,642.6×70%×30%×8元/平米=46,439.57元。24号合生幼儿园项目：5,644.99×100%×30%×8元/平米=13,547.98元。25号桦汉办公总部项目：120,487×100%×100%×8元/平米=963,896元。27号太仓璜径安置房项目：39,608.24×80%×100%×8元/平米=253,492.74元。28号太仓古浦路项目：183,998.26×30%×100%×8元/平米=441,595.82元。38号昆山百乐门项目(1)酒店及演艺广场38,000㎡；(2)住宅调整103,497㎡；(3)演艺广场地库12,198.2㎡；(4)住宅地库49,609.3㎡(2018住宅调整80%，商业30%，住宅地库50%)：103,497×80%×100%×8元/平米=662,380.80元；38,000×30%×100%×8元/平米=91,200元；61,807.5×50%×100%×8元/平米=247,230元。39号昆山鑫合国际广场项目：143,002.71(即39,131+23,225+41,154+16,117+20,695+2,680.71)×30%×100%×8元/平米=343,206.5元。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18个项目的提成共计3,843,748.03元。被告则主张：1.原告直接参与项目是其进行分成的前提，表现为其亲自设计、指导或把控设计成果，或与客户进行对接、洽谈项目。劳动合同明确区分原告直属团队和非直属团队，非直属团队(即罗琪团队)参与的项目不应算作原告参与项目享受提成。原告作为建筑组设计总监，每月领取高额月工资，具有行政管理以及负责项目设计的双重职责，但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如审批人员考勤、了解人员工作状态不代表其参与项目。其团队未参与项目2、3、8、12、14、16、17(1)和(2)、18(1)、21、27、28、38号住宅部分以及商业地库部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参与上述项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成果，或者与客户沟通洽谈，相反被告提供大量反驳证据，故上述项目其团队收入为0。另外项目9、25原告虽参与项目的工作，但因最终未签约、无实收款项，按照约定属于非委托项目无需结算团队收入。2.被告大部分合同签订价包含建筑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其他设计子项，原告团队及罗琪团队设计范围仅限于建筑方案设计，因此团队结算以团队合同执行总价核算。3.委托项目系指与真实甲方达成签约项目(除与分包方签约之外)；非委托项目系指所有未签约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强排、标底费)，需要有实收金额才能计算团队收入。同时劳动合同约定的委托项目和非委托项目均指原、被告劳动合同签订后再签约的项目，且委托项目按照8元/平米计算团队收入的前提是项目合同按照面积计算总价且单价高于8元/平米。以下情况属于特殊情况：原告入职前就已经与客户签约、启动的项目，原告入职后参与小部分；原告入职后签约的委托项目按项目整体报价或者按建筑面积计算单价小于8元/平米的情况。故原告团队参与的项目按照以下两种方式结算：(1)2018年6月25日原告入职后签约的项目且项目按面积计算单价高于8元/平米的情况，按双方劳动合同约定计算原告提成。如24号项目、38号中商业部分和39号项目。(2)2018年6月25日原告入职前签约启动的项目，但原告入职后参与一小部分工作，如1、5号项目；18(2)昆山淀山花城项目没有签约，属于非委托项目，被告自愿给予原告计算团队收入60,000元；建筑方案设计按面积计算单价小于8元/平米的合同；被告自愿给予原告，如38号项目中的住宅部分、商业地库部分，以上均属于特殊情况，如果按照原告的计算方式不具有公平、合理性，也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因双方无法重新协商一致计算方式，故以合同执行价×完成的工作量比例×行业一般提成惯例的30-40%来折算团队收入。4.被告发送原告的2018年项目台账系整个公司包括两个团队的收入台账，不是原告一个团队完成，当时要求原告与罗琪对账、拆分，且仅为双方间交流拟定稿，并非最终核对合同确认的数据。被告给予的刘政凯个人承包合同核算表中的173.86万元是被告建筑设计团队所有人包括原告团队和罗琪团队的全部分成收入，另257.4万元是两个团队的全部成本，故计算为负数，当时仅为磋商过程。被告始终主张存在两个团队，只是文字上未表述清楚，造成误解。仲裁时被告表述“我春节后告知申因员工离职人数多，不让其继续管理整个团队，但给其机会，故分为两个组，让申带一个组”的真实意思为由于原告不胜任总监工作，因此准备对其降职，不再担任总监，行政上原告也不再管理整个建筑设计团队，仅管理自己带领的一个团队，另原告在职期间一直有两个项目团队包括原告团队和罗琪团队。5.关于成本，被告主张原告应扣减的分担成本为1,618,479.58元(原发送原告的支出统计表合并计算了两个团队，2019年9月24日补充提供给仲裁委员会一份区分的统计表，实际罗琪团队分担成本为902,978.47元，合计2,521,458.05元)。其中奖金预留原因是防止员工春节后跳槽和对员工工作的认可，故于次年4月发放；车辆费用系私车公用可根据公里数报销以及外地出差派车支出的成本；被告并未将个人承担代扣社保和公积金计算入成本；存库现金中工资是指员工的部分工资通过现金发放，有签收记录，总数为655,556元，原告团队为458,889.2元，罗琪团队为196,666.8元，另有部分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原告在仲裁、诉讼中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被告表示根据其计算的上述原告团队收入减去分担成本后，原告不再享有提成。18个项目，被告除不认可原告主张的项目12、14、16的建筑面积和项目3、5、9、17(1)、18、21(1)、25、27、38的切分比例，其余认可原告主张的总建筑面积、2018年跨年切分、2018年下半年切分的数据。根据2018项目台账内容，原告团队收入分别计算为：1号安亭汽车城H地块项目(2017年12月签约启动，委托项目的特殊情况)：合同执行总价2,513,207.7×2018年跨年切分40%×2018年下半年切分(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30%×行业一般惯例折算40%=103,833.97元。2号苏州姑苏区66号地块项目(2018年5月签约，属特殊情况)：由罗琪团队负责2018年下半年项目工作，原告未参与。3号苏州姑苏区68号地块项目(2018年5月签约，属特殊情况)：由罗琪团队负责项目，2018年上半年已完成，原告未参与。5号振华前进路项目(2017年1月签约、推进，属特殊情况)：合同执行总价1,393,200(方案1,443,200-外包50,000)×25%×100%×40%×30%(项目由法人负责，原告参与度不够，考虑其工作量，按团队分成的30%)=41,800元。8号碧悦湾181地块项目(2017年9月签约，属特殊情况)：由罗琪团队负责项目，原告未参与。9号锦溪东方荡酒店项目(2018年1月签约，属特殊情况)：原项目由前一任总监已完成；客户后拟缩小规模，双方未签约属于非委托项目，作为新项目原告入职后曾做图纸，但客户未予采纳，非委托项目无实收金额无需与原告结算。12号周庄云南村项目(被告主张2015年签约，合同编号2015-018L,属特殊情况)：2018年下半年有部分修改工作，由罗琪团队负责，原告未参与。14号周市新农村项目(2018年9月签约，属特殊情况)：方案图执行价20,000元，原告未参与，由罗琪团队和昆山团队各半完成。16号天津天安筑湖花园项目(2018年4月签约，属特殊情况)：一期在原告入职前完成；二期建筑面积为201,221.35，系罗琪团队完成，原告未参与；三期未启动。17号(1)汇丰C地块项目(2014年10月签约)：原告入职前已完成，2018年无产值也无切分比例。17号(2)汇丰C地块住宅方案调整项目(2019年1月签约，属特殊情况)：2017年即已启动，系罗琪团队完成，合同系后续补签。18号(1)昆山淀山湖岸项目(2016年签约)：在原告入职前的报批阶段即暂停推进，首付款实收17.3万元，原告未参与。18号(2)昆山淀山花城项目：项目未签约无实收款项，应无团队收入，但考虑到原告参与部分工作，自愿给予原告团队收入为2018年产值300,000×2018年下半年切分50%×行业一般惯例折算40%=60,000元。21号(1)兰亭天悦花园全区项目(2017年3月签约，特殊情况)：原告入职前已经完成，未参与。21号(2)兰亭天悦1号楼方案修改项目(2018年3月签约，特殊情况)：由罗琪团队完成，原告未参与。24号合生幼儿园项目(2018年11月签约)：同意原告主张的5,644.99×100%×30%×8元/平米=13,547.98元。25号桦汉办公总部项目：原告虽负责项目，但因客户未能认可并签约，无实收款项，无需结算团队收入。27号太仓璜径安置房项目：由罗琪团队负责，原告未参与，项目最终未签约、无实收款项。28号太仓古浦路项目：由罗琪团队负责，原告未参与，项目至今未签约、无实收款项。38号昆山百乐门项目(2018年11月签约)：原告仅参与商业部分，但其设计的方案报批未通过，在原告离职后由其他人重做；另自愿切分给原告一部分住宅的团队收入。故计算为：(1)建筑面积38,000×50%×100%×8元/平米=152,000元；(2)+(3)+(4)：合同执行价(310,491+148,827.9+60,991)×50%×100%×40%=104,061.98元。39号昆山鑫合国际广场项目(2018年9月签约)：同意原告主张的143,002.71×30%×100%×8元/平米=343,206.5元。审理中，被告出示上述已签约项目的合同原件，原告对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确认，但不认可合同真实性。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1.劳动合同；2.2018年项目台账；3.项目台账分成收入核算；4.2018年7月-2019年1月支出统计表(被告承担成本表，当庭演示微信)；5.2018年7月-2019年1月支出统计表(被告承担成本表核算)；6.律师函；7.回函；8.降职降薪通知书；9.员工薪金结算单；10.通知函；11.钉钉考勤汇总记录(加班记录)；12.支付宝地铁出行时间账单截屏(当庭演示微信)；13.仲裁审理笔录；14.2018年工作清单及微信记录；15.项目1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当庭演示证据15-31中微信)；16.项目2、3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17.项目5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18.项目8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19.项目9图纸、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20.项目12图纸、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21.项目14图纸、工作安排表；22.项目16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23.项目17图纸、工作安排表；24.项目18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25.项目21图纸、工作安排表；26.项目24图纸、审批单；27.项目25图纸、审批单、微信记录；28.项目27图纸、工作安排表；29.项目28审批单、工作安排表；30.项目38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31.项目39图纸、审批单、工作安排表、微信记录；32.各种交流记录；33.公告与公示信息(设计费价格)；34.加班证据说明及证据(钉钉请假审批单、高德地图步行导航截屏、支付宝账单截屏、微信记录)；35.刘政凯个人承包合同核算、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支出统计、对应微信记录；36.非委托项目证据说明及图纸、工作讨论等证据；37.原告团队工作情况记录、工作安排表、项目图纸、微信记录、工作日报、设计团队年度工作清单、奖金考核、审批单；38.设计费价格；39.被告法人与原告微信记录；40.被告员工林玲发送台账的记录；41.2018年项目台账；42.过往一年完成工作清单及微信发送记录；43.团队周报(部分)；44.原告加班证据(同证据34)；45.项目分成与成本分担说明。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仅为双方协商时制作；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包括原告和罗琪两个团队；对证据5中部分改动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原告未参与其入职前已进行项目；对证据8、9、10真实性认可，原告未对降职降薪提出异议；对证据11真实性不认可，且没有具体加班时长，从被告提供的考勤显示原告存在大量外勤打卡，并未证明具体事项和经过被告审批；对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加班事实；对证据13真实性认可，仲裁时原告当庭确认被告提供台账的切分比例；对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即便真实仅说明设计部各设计人员统计工作后发给总监知晓，无法证明原告参与项目；对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即便真实仅说明原告作为设计总监具有包括批假、汇报工作等行政管理职责，微信中并无原告与客户沟通内容，但认可原告参与项目1小部分工作；对证据16中除与法人微信记录外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即便微信真实原告作为总监了解总体工作向法人汇报也不能证明其参与项目；对证据17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即便微信真实仅说明设计人员在群中汇报工作，既未指明向原告，原告本身也具有行政管理职责，但认可原告参与项目5小部分工作；对证据18图纸真实性不认可，对与法人、罗琪的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但所谈项目并非项目8；对证据19中与法人、罗琪的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但所谈项目并非项目9，对其他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即便微信真实仅说明设计人员在群中汇报工作，既未指明向原告，原告也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对证据20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微信即便真实也无法证明原告参与项目；对证据21图纸真实性不认可，无法证明原告参与该项目，项目早已完成；对证据22、23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微信即便真实仅说明设计人员在群中汇报工作，既未指明向原告，原告也具有行政管理职责，无法证明原告参与项目或人员属于原告团队；对证据24中与法人微信真实性认可，仅说明出差需要总经理审批，对其他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原告参与昆山淀山花城项目的部分工作，虽未签约应无提成，被告仍自愿给予计算团队收入60,000元；对证据25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项目在原告入职前已完成；对证据26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原告参与项目24；对证据27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原告参加洽谈，但项目并未签约，无提成；对证据28图纸、微信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9工作安排表真实性不认可，对审批单真实性认可，仅说明原告作为设计总监具有管理职责，需向总经理汇报设计部的情况；对证据30图纸真实性不认可，但被告认可原告参与项目38的商业部分，也说明罗琪团队与原告团队存在借用情况，原告如实际参与项目应有具体指导、参与情况，而未参与项目则无指导情况；对证据31图纸真实性不认可，但被告认可原告参与项目39；对证据32中原告与法人、罗琪的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仅说明原告作为设计总监有行政管理职责包括考勤、工作情况的管理，不代表设计部人员均为原告团队成员，罗琪团队也配合原告进行项目，团队间相互借用属于正常情况，对原告与其他人微信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仅说明设计团队间人员借用；对证据33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4中原告与法人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余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加班事实；对证据35认为确有微信记录，但原告提供的不完整，对三性均不认可，仅说明双方对于台账以及成本一直在协商沟通，并未最终定论，原告在仲裁时不认可被告发送台账、核算以及成本表，认可2019年9月24日被告提供的切分比例，其现又提供作为证据说明同意按照两份文件的团队收入和成本核算计算其提成，但因计算为负数，其不享有提成；对证据36中2019年1月12日微信群记录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并非本案系争项目，同时由原告及罗琪团队参与，对于其余证据三性不认可；对证据37中2019年1月18日与法人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对于其余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即便真实仅说明原告具有行政管理职责，无法证明原告参与项目；对证据38、39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1因林玲现无法打开曾发送的台账，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便真实，也只是初步产值的统计，并非计算原告团队收入；对证据42中微信记录真实性认可，但因法人现无法打开过往一年完成工作清单，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便真实，其作为总监具有统计部门人员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责，也无法证明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43图片真实性认可，其上的文字系原告自行添加，不予认可，日报、周报系员工自行填写提交，被告未核实确认，原告应提供参与项目的工作内容及与客户沟通证据；对证据44三性均不认可，系原告自行制作；对证据45中个人承包合同核算、支出统计真实性认可，但对原告自行添加文字不认可，对2018项目台账真实性不认可，对所有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被告统计过项目情况，其中173.83万元产值系公司整个建筑方案设计部门的产值，包括原告及罗琪两个团队，同样257.4万元成本计算亦为整个设计部门的成本，如果原告认可该核算表，其团队收入仍为负数。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1.降级降薪通知书、员工薪金结算单、聊天记录、2019年4月1日至5月10日考勤打卡记录；2.CACC-日常工作运作简章、微信聊天记录(当庭演示微信)、员工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考勤情况(被告表示因手机和电脑系统中钉钉考勤记录仅保留3个月和6个月，故目前无法演示原件，提供的钉钉打卡记录系钉钉考勤的公司邮件发送给被告)；3.项目2、3微信聊天记录(当庭演示证据3-10中微信、QQ)，建设工程规划批前公示、项目方案设计单位公示；4.项目8的QQ聊天记录；5.项目9的微信聊天记录、进度计划；6.项目12的QQ聊天记录；7.项目14的微信聊天记录；8.项目16的声明以及规划总平面公示图；9.项目17的情况说明、QQ聊天记录、规划设计方案公示；10.项目21的QQ聊天记录；11.情况说明；12.项目1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当庭出示证据12-25原件)；13.项目2、3的民用建设项目设计合同两份；14.项目5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15.项目8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16.项目9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17.项目12的规划设计技术合同；18.项目14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19.项目16的建设系统设计咨询顾问合同、建筑系统设计咨询合同补充协议；20.项目17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两份；21.项目18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22.项目21的全区规划方案、施工图设计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3.项目24主体设计合同；24.项目38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25.项目39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26.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支出统计；27.项目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客户回单；28.项目5的客户回单；29.项目8的情况说明；30.项目21图纸、客户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31.2018年度预留奖金表及签收单据；32.仲裁时被告提供的2018年项目台账(对比版)；33.罗琪作证证言，证人表示其2011年入职被告；被告前任设计总监离职后至原告入职前由其负责跟进被告承接的委托项目；被告有其和原告两个设计团队，其曾根据原告要求将整个公司台账发送给原告。证人当庭演示被告提供的证据3-10的微信或QQ截屏原件。原告对证据1中聊天记录、考勤整理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对降级降薪通知书、员工薪金结算单、考勤记录(原始)真实性认可，对所有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庭审中原告认可林玲当庭演示2018年6月27日发送的CACC-日常工作运作简章真实性)；对证据3至10三性均不认可，其中聊天记录无法核实群内人员身份，内容并不完整，只提供了对于被告有利部分，打印件与原始件存在不一致之处，聊天记录中客户曾要求罗琪提供原告的联系方式可证明原告参与该项目；对证据11三性均不认可，不符合证人证言形式；对证据12至25认可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三性均不认可，被告为减少面积可能未提供全部合同；对证据26三性不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硬性拆分，且与法人发送原告不同，存在矛盾；对证据27认可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不认可发生外包费用35万元，没有对应合同，发票也不符合规定；对证据28认可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所谓外包发生在原告入职前，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和本案诉请提成无关，不认可实际发生外包事实；对证据29不认可，情况说明落款公司与合同相对方并不一致；对证据30认为发票没有盖章不真实，客户回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摘要或附言处空白，未见对应合同，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确定支付何款项；对证据31三性均不认可，没有发放记录；对证据32认为原告在仲裁时将被告提供的表格与原告提供的数据一致作为认可切分比例的前提，但实际并不一致，系仲裁记录错误；对证据33认为系证人虚某陈述，对证言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证人自身表示其为项目对接人员，不能证明其完成设计工作，证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不完整，也未当庭核实全部聊天内容，故真实性无法认可，也无法发表质证意见，证人还拒绝提供与王世郁等同事的聊天记录和钉钉考勤记录。原告2018年6月入职后必然会参与2018年下半年所有项目的工作，林玲、罗琪、法人发送的台账列明了2018年切分比例，说明2018年作出的工作均应归属于原告设计团队。原告主张：三、双方约定半年发放提成，虽经原告多次主张，但被告一直拖欠，且无故对原告降职降薪，故原告无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应支付经济补偿金33,600元。被告坚持答辩意见，认为被告将2018项目台账发送原告即表明双方一直在沟通协商提成，但并未达成一致，被告并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或者提成行为，系因原告无法胜任工作才对其进行调岗调薪，被告也不认可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数额。2019年8月21日，原告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支付：1.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44,800元;2.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703元;3.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延时加班工资47,514.93元;4.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31日提成4,629,635.25元;5.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3,600元。2019年12月12日，该委裁决：一.被申请人(被告)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原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44,800元;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358.62元；三.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提成403,911.18元；四.对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致本案无法调解。本院认为，仲裁裁决被告需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44,800元、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358.62元，原告服从仲裁裁决，被告未起诉视为接受仲裁裁决，故对该两项裁决，本院予以确认。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存在大量业务工作需加班完成，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共计322.87小时延时加班工资99,765.8元。被告否认原告存在加班事实，主张公司实行加班申请制度，原告从未提出过加班申请，被告也没有安排原告加班。况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加班的工作内容，从其下班至进入地铁间的时间无法证明系在加班；其晚上偶尔的微信沟通也不能证明持续加班的事实；其主张的大量加班时间所对应的打卡地点并非被告处，故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钉钉考勤汇总记录，被告不认可真实性，原告也未能提供其他确凿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提供的其他人员的钉钉请假审批单、高德地图步行导航截屏、支付宝账单截屏无法证明原告本人存在加班事实；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仅能反映某一时点其与同事存在工作沟通，无法证明原告存在持续性的加班事实。结合原告在明知被告日常工作运作简章规定加班需事先申请并获批的情况下，其也从未向被告提出申请和获得批准。综合以上事实，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延时加班事实，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提成通常是用人单位为了鼓励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而给予的一种激励，往往与劳动者的工作绩效相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提成报酬3,843,748.03元的诉请。其一，原告主张被告只有一个建筑设计团队即原告团队，并无所谓两个团队，2018年项目台账统计了原告及其直属全部团队收入，从“刘政凯个人承包合同核算”记录的工资、奖金成本可以反映罗琪、吴聚宝等人均为原告团队成员，且所有的设计团队成员均直接向原告汇报工作，故被告所有项目原告均已参与并应享受提成。被告予以否认，认为劳动合同已明确区分原告直属团队和非直属团队，也载明了原告个人分担成本不包含非直属设计团队的工资及奖金等各项支出，故被告实际存在原告及罗琪两个团队，非直属团队即罗琪团队参与的项目不应算作原告参与项目享受提成。原告直接参与项目是其进行分成的前提，表现为其亲自设计、指导或把控设计成果，或与客户进行对接、洽谈项目，而原告作为建筑组设计总监，具有行政管理以及负责项目设计的双重职责，但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不代表其参与项目。被告同时认为发送原告的2018年项目台账系整个公司包括两个团队的收入台账，不是原告一个团队完成，当时要求原告与罗琪对账、拆分，并未明确其中产值均计算为原告团队收入；被告给予原告个人承包合同核算表中记录的173.86万元是被告建筑设计团队所有人包括原告团队和罗琪团队的全部分成收入，另记录的257.4万元是两个团队的全部成本。被告始终主张存在两个团队，只是文字上未表述清楚。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劳动合同对于原告直属团队和非直属团队已有明确约定，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的主张，而被告的解释既符合劳动合同约定，也更具有合理性，原告作为设计总监进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确无法代表其参与项目，故本院对于原告关于被告只有一个建筑设计团队以及被告所有项目原告均应享受提成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其二，原告主张其均已参与本案涉及的18个项目并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按上述项目的建筑面积数乘以8元/平米再乘以完成工作量系数计算可得收入。被告则否认原告参与全部18个项目，亦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可得收入计算方式。本院认为，对于被告认可原告参与的项目1、5、9、18(2)昆山淀山花城、24、25、38(1)商业部分、39，予以确认。劳动合同约定原告项目分成可得收入金额按照“非委托项目实收金额(强排、标底费等)”＋“委托项目实际完成面积”乘以“8元/平米”减去“个人分担成本金额”的方案确定，但未对“非委托项目”、“委托项目”、“特殊情况”进行详细定义。现因双方对于委托项目、非委托项目、特殊情况的具体定义存在争议，双方亦无实际确认并支付过相应的提成，故本院对于上述项目中已完成签约的1、5、24、38(1)商业部分、39均采信原告主张的以建筑面积数乘以8元/平米再乘以完成工作量系数方式确定可得收入金额，即项目1为154,169.06元、项目5为324,529.87元、项目24为13,547.98元、项目38(1)为91,200元(被告自愿给予其152,000元)、项目39为343,206.5元。被告关于部分项目因属于特殊情况，需以合同执行价乘以完成的工作量比例乘以行业一般提成惯例的30-40%来折算团队收入的主张以及重新计算切分比例、参与度不够再乘以30%的主张，既无双方的约定，也未得到原告确认，被告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采信。项目9、18(2)、25被告虽认可原告参与，但认为因最终未与客户完成签约，且无实收金额，故按约定不计算可得收入。原告不予认可，认为无论是否签约及有收入，其均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计算可得收入。因双方对于委托项目、非委托项目的定义并不明确，而被告的主张更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以及生产生活常识，且原告也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已进行签约且有收入，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但被告自愿给予原告项目18(2)可得收入6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他项目2、3、8、12、14、16、17、18(1)昆山淀山湖岸、21、27、28、38(2)-(4)，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本人或团队参与了项目的设计、指导、把控，或与客户进行对接、洽谈项目，而被告就此提供的反驳证据较之原告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证明力,故对于原告认为其参与项目2、3、8、12、14、16、17、18(1)昆山淀山湖岸、21、27、28、38(2)-(4)并进而要求被告按建筑面积数乘以8元/平米再乘以完成工作量系数确定可得收入金额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自愿给予原告项目38(2)-(4)可得收入104,061.98元，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经计算原告可得收入合计为1,151,515.39元(154,169.06元+324,529.87元+13,547.98元+152,000元+343,206.5元+60,000元+104,061.98元)。最后，双方对于个人分担成本金额亦有争议。鉴于本院采纳被告关于实际存在原告及罗琪两个团队的主张，故扣除的原告个人分担成本应剔除罗琪团队部分。原告还主张其中库存中工资(表中实际记录为“库存现金中工资”)、奖金预留、社保个人承担代扣、公积金个人承担代扣、车辆费用属于未约定项，不应计入其分担成本，其成本仅为1,776,691.13元。被告则主张应扣减的分担成本为1,618,479.58元，并解释存库现金中工资是指员工的部分工资通过现金发放，有签收记录，总数为655,556元，原告团队为458,889.2元，原告在仲裁、诉讼中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奖金预留原因是防止员工春节后跳槽和对员工工作认可，故于次年4月发放，为此提供了2018年度预留奖金表及签收单据证明其主张；社保个人承担代扣、公积金个人承担代扣本身就未计入原告个人分担成本；车辆费用系私车公用可根据公里数报销以及外地出差派车支出的成本，符合劳动合同约定。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1月支出统计表记录内容，车辆费用、库存现金中工资、2018年奖金预留均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应计入原告分担成本；而社保个人承担代扣、公积金个人承担代扣本身并未计入原告个人分担成本，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均不予采信，原告应扣除的个人分担成本应为1,618,479.58元。综上，原告的可得收入少于其应扣除的分担成本，故其要求被告支付提成报酬3,843,748.03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提成403,911.18元，被告并未提起诉讼，视为认同，故其应以该数额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关于经济补偿金，原告主张其以被告未支付项目提成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被告不予支付系双方对于原告是否应享受提成存在争议所致，被告也一直为此与原告进行沟通协商，被告并不存在恶意拖欠提成行为。故对原告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进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原告还主张因被告降职降薪而提出辞职，但其该项主张既未在其书面解除通知上载明，也不符合法定情形，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政凯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10日工资44,800元；二、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政凯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2,358.62元；三、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政凯提成403,911.18元；四、驳回原告刘政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政凯与被告邑柯建筑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顾正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楠书 记 员 陆 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