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申16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博罗县罗阳镇商业东街劳动大厦1楼。法定代表人：廖勉。委托代理人：杨文聪，广东谨然（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勇，广东谨然（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赖文东，男，汉族，1967年10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2。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赖文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称，1.一审法院在没有银行流水、借款凭证的情况下，强行认定本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申请人属于再审申请人公司的股东，双方之间是投资人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再审申请人没有收受过被申请人任何款项。故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因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新公司）于2018年7月商谈有关余泥渣土受纳场一事。后认为该项目利益可观，故再审申请人的股东廖勉、曾伟利与案外人钟箭灵、朱春成于2018年7月17日签订《协议书》，投资比例为每人25%，分别投资125万元，共计500万元，用于合作操作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旗下农场之受纳场项目，廖勉、曾伟利、钟箭灵、朱春成四人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或者承担亏损。2018年9月6日，再审申请人和维新公司就共同合作申请六联余泥渣土受纳场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第二，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朱春成（占股25%）于2018年8月21日签订《股权受让协议》，约定被申请人以50万元的价格受让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朱春成5%的股权。经协商后，2018年8月24日被申请人将本应支付给朱春成的50万，直接支付给再审申请人另一股东曾伟利。故一审法院在查明再审申请人未收到被申请人任何款项的情况下，仍强行认定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明显违背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称上述款项50万元系经再审申请人两位股东介绍，入股再审申请人公司的，后因项目收益无法保证，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终止协议，并要求再审申请人退还已收款项。”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有：第一，再审申请人的股东廖勉、曾伟利、钟箭灵、朱春成包括被申请人均有再审申请人出具的借据，并且在同时出具的《现金收入证明单》中注明了是投资款。再审申请人出具借据目的是为了证明股东持有余泥渣土受纳场项目收益股权。第二，被申请人称上述款项50万元系经再审申请人两位股东介绍，入股再审申请人公司的，后因项目收益无法保证，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终止协议，并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已收款项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因为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朱春成与被申请人于2018年8月21日才签协议，被申请人于2018年8月24日支付投资款，不可能出现再审申请人在2018年8月27日答应被申请人退还其投资款并出具借据。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借据的时间属于正常的验资和流程时间，而且再审申请人是于2018年9月6日才和维新公司就共同合作申请六联余泥渣土受纳场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不存在投资几天就同意退还投资款。第三，再审申请人从未与被申请人签署过任何退股协议等相关文件，所以不可能存在投资款转为借款的情形。一审法院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3.本案存在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未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本案再审申请人起诉依据的证据为《股权受让协议》及其支付给公司另一股东曾伟利的银行转账记录。本案被申请人既不是股权协议的主体，也未收取被申请人任何款项。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申请人与朱春成于2018年8月21日签订《股权受让协议》，约定被申请人以50万元的价格受让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朱春成5%的股权。再审申请人仅是为了保障被申请人利益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盖章签字，再审申请人并不是股权协议的主体。从协议内容还有支付数额以及所占收益比例可以看出，股权协议主体为被申请人和朱春成，朱春成是以两倍的价格将项目5%的收益权出让给被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应该属于朱春成和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与再审申请人无关。即使被申请人要求退还投资款也应当起诉朱春成，而不是起诉再审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是将本应支付给朱春成的50万，直接支付给再审申请人另一股东曾伟利的，再审申请人自始未收到过被申请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即使被申请人要求退还投资款，也应当是向朱春成或曾伟利请求，而不是向再审申请人请求。一审法院在明知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且存在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仍未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综上，再审申请人请求：1.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一审和再审诉讼费用。被申请人赖文东书面答辩称，1.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客观公正，应予维持。原审法院充分保障了作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的诉讼权利，再审申请人不到庭参加庭审并不意味着审判程序不合法。根据再审申请人出具的《借据》内容、本案的事实以及被申请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手机通话详单等证据，（2020）粤132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准确定性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先是基于被申请人投资再审申请人项目而由被申请人支付投资款，后双方终止协议，再审申请人将被申请人支付的投资款转换为借款的事实认定清楚。依照民法通则第9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以及民诉法第64条、第144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欠原告赖文东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的判决内容客观公正，应予维持。2.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入股再审申请人项目后因项目收入无法保证而终止协议要求再审申请人退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主体不适格的再审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明显不成立。其一，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正确认定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被申请人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再审申请人出具的《借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照片、结婚证及银行流水、转账截图、银行转款回执、电子回单截图、《证明》及《说明》、通话详单等证据充分证实，本案案涉款项50万元因双方达成投资款转换为借款的口头协议，其属性当然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被申请人并不属于再审申请人公司股东，再审申请人以“被告公司没有收受过原告任何款项”来支撑其“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主张，站不住脚。其二，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被申请人入股再审申请人项目后因项目收入无法保证而终止协议要求再审申请人退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的再审理由不成立，经双方合意原先的投资款已经转换成了借款。被申请人在一审民事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已经详细陈述了被申请人入股再审申请人项目法律关系复杂协议权属不明后收入无法保证而终止协议要求再审申请人退款的客观事实。被申请人终止投资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再审申请人的同意，再审申请人投资款转为借款的提议也为被申请人所认可，双方还就借款期限等事项进行了协商约定，才有了再审申请人2018年8月27日的《借据》内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合意原先的投资款已经转换成了借款,民间借贷关系已然是既成事实。其三，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主体不适格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再审申请人系原审适格被告。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称，2018年8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是被申请人和案外人朱春成，约定的是被申请人以50万元受让朱春成5%的股权，被申请人将本应支付给朱春成的50万元直接支付给了另一股东曾伟利，再审申请人未收到过被申请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再审申请人以此主张“即使被申请人要求退还投资款，也应当是向朱春成或曾伟利请求”，其“被告主体不适格”。可实际上，《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名称和加盖的公章是再审申请人而非朱春成，曾伟利是再审申请人占股60%的控股股东其收款行为显然代表再审申请人公司。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收到赖文东投资款”50万元的《现金收入证明单》上有再审申请人股东曾伟利、廖勉分别签名的行为应属于履职行为，且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50万元的《借据》予以确认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以及借款债务人是再审申请人的事实，再审申请人是适格债务人主体确定无疑。此外，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不积极应诉主张己方权利抗辩被申请人诉请，判决生效后不履行判决确定的款项偿付义务且经被申请人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后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却枉顾事实与证据申请再审，完全是为了拖延自己履行债务时间的不诚信行为，法院应依法驳回其不当申请。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在申请再审阶段，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交了十五份证据：证据一（2020）粤132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拟证明被申请人承认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款项并未支付给再审申请人。证据二《协议书》，拟证明2018年7月17日再审申请人的股东廖勉、曾伟利与案外人钟箭灵、朱春成对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旗下农场之受纳场项目达成合作，约定了投资数额和股份比例。证据三《股权受让协议书》，拟证明被申请人是与案外人朱春成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朱春成将5%的权益让与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并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只是见证方。证据四《协议书》、证据五《补充协议》，拟证明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9月6日与案外人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合作申请六联余泥渣土受纳场。证据六《现金收入证明单（赖文东）》、证据七《借据（赖文东）》、证据八《现金收入证明单（曾伟利）》、证据九《借据（曾伟利）》、证据十《现金收入证明单（廖勉）》、证据十一《借据（廖勉）》、证据十二《现金收入证明单（钟箭灵）》、证据十三《借据（钟箭灵）》，拟证明为让投资人能说服家属，再审申请人向所有出资人统一出具了现金收入证明单和借据，但实际并不是民间借贷。证据十四《收据（维新公司）》，拟证明2018年7月7日再审申请人向维新公司缴纳项目诚意金37万元。证据十五《收条（维新公司）》，拟证明2018年9月7日再审申请人的股东曾伟利将投资款350万元支付给维新公司。被申请人赖文东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书面质证意见：1.对（2020）粤132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一，被申请人2018年8月24日转入案涉50万元原本系被申请人签约入股的款项，但因再审申请人项目法律关系复杂协议涉及的权属不明项目收益无法保证，被申请人要求与再审申请人终止协议退还款项，再审申请人同意但无款可退而于2018年8月27日向被申请人出具《借据》将被申请人的投资款转为借款，从而使投资关系转换为民间借贷关系，该转换行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第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现金收入证明单》拟证明收到赖文东投资款50万元，而其提供该证据却要证明款项并没有支付给再审申请人，前后自相矛盾，不足采信。2.对2018年7月17日《协议书》的证据“三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再审申请人从未将该《协议书》披露、告知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不知情、未参与，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第二，从签约主体看，该《协议书》系再审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两个股东及两名案外人签订的投资协议，赖文东并非签约主体，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股权受让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请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一，《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除由再审申请人盖章确认之外没有其他人，该协议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应是作为甲方的再审申请人和作为乙方的被申请人双方，现再审申请人认为自己“不是一方当事人”而只是“见证方”，显然是强词夺理没有说服力。第二，再审申请人主张该协议由案外人朱春成和被申请人签订，但提供收款账号和收款人却是再审申请人控股股东曾伟利，而再审申请人还认定开具被申请人该50万元款项的《现金收入证明单》拟证明“收到赖文东投资款”，且协议的甲方名称和盖章为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的该主张显然不具有可信性。第四，正因为再审申请人项目法律关系复杂协议涉及的权属不明项目收益无法保证，被申请人才要求与再审申请人终止协议退还款项。4.对2018年9月6日《协议书》、2018年9月6日《补充协议》的证据“三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再审申请人从未将上述《协议书》、《补充协议》披露、告知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不知情、未参与，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第二，从签约主体看，该《协议书》系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赖文东并非签约主体，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对被申请人“投资款”50万元《现金收入证明单》、2018年8月27日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50万元《借据》、曾伟利“投资款”60万元《现金收入证明单》、2018年7月17日再审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控股股东曾伟利出具的60万元《借据》、廖勉“投资款”65万元《现金收入证明单》、2018年7月17日再审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廖勉出具的65万元《借据》、案外人钟箭灵“投资款”50万元《现金收入证明单》、2018年8月27日再审申请人向彭燕红（钟箭灵之妻）出具的50万元《借据》的质证意见：对2018年8月27日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50万元《借据》、2018年8月27日再审申请人向彭燕红（钟箭灵之妻）出具的5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50万元《借据》正是双方合意将投资款转换为借款的真实反映；而再审申请人向彭燕红出具的50万元《借据》则明确显示再审申请人与彭燕红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彭燕红以再审申请人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以及再审申请人上诉的贵院（2020）粤13民终7245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案涉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第二，所涉《现金收入证明单》、《借据》为再审申请人单方面制作，且无相应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支持，缺乏真实性与可信度。第三，曾伟利系申请人控股股东，廖勉系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即使其二人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存在转账往来，也并不能证明相应款项为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项目的专项投资款。6.对《收据》及《收条》的证据“三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再审申请人从未将上述《收据》、《收条》披露、告知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不知情、未参与，真实性、合法性存疑。第二，上述《收据》、《收条》系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赖文东并非参与主体，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赖文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正确？从被申请人赖文东的民事起诉状及其提交的《借据》等证据看，其以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惠兴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并要求再审申请人归还其50万元借款和利息，是基于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8月27日向其出具的《借据》。该《借据》明确载明，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借款人，且已借到被申请人赖文东50万元。原审中，被申请人提交了有关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已向再审申请人转账借款金额49.5万元。在原审庭审中，被申请人表示另5000元是现金当面支付给《借据》中的经办人曾伟利。原审法院经依法审理后，认定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与被申请人赖文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依法判决再审申请人偿还50万元借款与被申请人，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称，其与被申请人赖文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此，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提交了《协议书》（2018年7月17日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协议书》（2018年9月6日签订）、《补充协议书》、《现金收入证明单（赖文东）》、《借据（赖文东）》、《现金收入证明单（曾伟利）》、《借据（曾伟利）》、《现金收入证明单（廖勉）》、《借据（廖勉）》、《现金收入证明单（钟箭灵）》、《借据（钟箭灵）》、《收据（维新公司）》、《收条（维新公司）》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与廖勉、曾伟利、钟箭灵、朱春成于2018年7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仅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与廖勉、曾伟利、钟箭灵、朱春成就案外人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旗下农场的受纳场一事签订了协议。《股权受让协议书》中，再审申请人在该协议书的甲方处盖有公章，见证人是廖勉，乙方是被申请人赖文东。根据该股权受让协议书可知，被申请人赖文东出资50万元，受让再审申请人股东朱春成5%的股权。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主张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而是见证人，与事实不符，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协议书》（2018年9月6日签订）和《补充协议》仅能证明作为甲方的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与作为乙方的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就双方共同合作申请六联余泥渣土受纳场一事达成了有关协议。《现金收入证明单（曾伟利）》、《借据（曾伟利）》、《现金收入证明单（廖勉）》、《借据（廖勉）》、《现金收入证明单（钟箭灵）》、《借据（钟箭灵）》显示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有向案外人曾伟利、廖勉、钟箭灵借款，该六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收据（维新公司）》、《收条（维新公司）》显示案外人深圳市锦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维新农场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了再审申请人37万元、350万元，该两份证据亦与本案无关。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主张其与被申请人赖文东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现金收入证明单（赖文东）》、《借据（赖文东）》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有向被申请人赖文东借款50万元的事实。因此，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主张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与事实不符，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以及该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可知，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有误，应当提出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本案再审申请人同惠兴公司收到一审判决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且无正当理由，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综上，再审申请人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惠州市同惠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瑞南审 判 员 王 丹审 判 员 许海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英书 记 员 蓝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