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5331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陈耀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淑贞，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蒋联明，男，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永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青，永康市九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曹敬龙，男，199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征军，安徽鑫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洪公司）诉被告蒋联明、曹敬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对反诉原告蒋联明诉反诉被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并案处理，经审查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马莉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独任审理。亦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耀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淑贞，蒋联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青，曹敬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征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亦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蒋联明赔偿损211282.132元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立案之日计付至清偿之日）；2.判令曹敬龙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蒋联明、曹敬龙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17日，蒋联明与亦洪公司经微信沟通订立《购销协议》，由蒋联明向亦洪公司采购泰国一次性医用三层口罩，并支付定金和预付款31万元。订立《购销协议》当日，亦洪公司即向马来西亚出售方（由其向泰国厂家）采购口罩并支付部分货款。泰国厂家于2020年2月19日前供货并安排物流经马来西亚运输至中国，因泰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强对口罩出口管制，口罩当日已发货但未运输至马来西亚。后历经波折口罩经第三国于2020年3月8日达到广州白云机场，3月9日清关。从2020年2月18日至3月8日，口罩均在物流运输途中。在此期间，蒋联明不断催促和辱骂，亦洪公司考虑到蒋联明资金紧张退回12万给蒋联明。亦洪公司在2020年2月19日前已供货，因该批口罩在疫情期间泰国对口罩出口加强管制和物流等原因导致延迟到达，根据《购销协议》第5条第3款“由于现阶段是中国疫情期间，空运货物都有普遍延迟情况存在，由于航空公司的空运、物流等环节导致的货物延迟到达不属于乙方违反合同及退款理由”的约定，亦洪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且没有违约行为，蒋联明无权要求退款。口罩达到广州机场后，亦洪公司多次联系蒋联明补余款和领取口罩，但蒋联明多次表示社会上口罩价格下跌而不愿履行《购销协议》或要求亦洪公司降价后再履行，并于2020年3月15日明确表示要解除合同。因亦洪公司与蒋联明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为及时止损，马来西亚出售方将口罩运回处理。2020年4月，马来西亚出售方向亦洪公司发函汇总其损失共401282.132元，扣减亦洪公司已付229500元，向亦洪公司索赔171782.132元。因该损失是蒋联明违约无法履行合同所致，依法应由蒋联明承担。扣减蒋联明已付定金和货款190000元，蒋联明还应赔偿亦洪公司损失211282.132元。曹敬龙自认通过蒋联明向亦洪公司购买口罩，曹敬龙依法应对蒋联明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蒋联明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造成亦洪公司巨额损失，蒋联明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曹敬龙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蒋联明针对亦洪公司的诉请请求答辩称：一、涉案口罩的实际购买人是曹敬龙，蒋联明只是帮助曹敬龙购买口罩，因蒋联明与陈耀生认识才促成了曹敬龙向亦洪公司购买医用口罩的买卖关系，也正因为蒋联明的过多介入，使其既成了亦洪公司的被告，又成了曹敬龙的被告（另案审理中）。二、亦洪公司收到蒋联明支付的31万元的货款后没有按时发货，只退回了12万元的货款，退款发生于2020年2月20日、21日、24日，意味着双方的合同履行已经终止。因合同已无法履行，亦洪公司才主动退款，而并非考虑蒋联明资金紧张才发慈悲救济点款项。退款之前蒋联明也没有过辱骂行为，真有辱骂也是在迟迟不予退款的3月以后，亦洪公司的阐述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三、2020年3月8日、9日货到广州机场是虚假的，即便亦洪公司真有发货到广州，也是发生在双方终止合同后，与蒋联明无关，也可能是与第三方的其他买卖。四、亦洪公司曾在微信上有过承诺“如下星期四（2月27日）这批货不能过境马来西亚，就把收我的定金全额退回”及“如果下周四完不了，我们当然会退款”，而2020年2月27日亦洪公司没有交货。至于亦洪公司认为“2020年3月15日解除合同”，此微信是蒋联明在2020年3月15日所发的，但微信中明确合同解除时间是2020年2月19日的次日。且此解除内容是曹敬明发送给蒋联明后，蒋联明再转发给亦洪公司的，发给亦洪公司的目的只是告知亦洪公司曹敬龙已发微信告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时间是在2020年2月19日的次日。五、亦洪公司称口罩已运回马来西亚处理及生产厂家要求其损失赔偿，与蒋联明无关。双方已经终止买卖合同，终止合同后发生的问题不应涉及蒋联明，亦洪公司继续发货与蒋联明无关。且当时口罩的市场价格没有下滑，即使运回处理损失也极少，更不属于蒋联明应承担的范围。六、合同第5条第3款是无效条款。双方合同订立于疫情特别严重时期，口罩进出口都受国家政策严格控制，且进口口罩要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都没有意识到国家对口罩的严格管控，只是预料到可能延长交付时间。亦洪公司在收款后迟迟不能交付口罩，也印证了当时国家管控口罩的严格措施。因此，合同中第5条第3款有违蒋联明实现合同目的，也与国家政策措施相违背，属无效的条款，对蒋联明不产生约束力。亦洪公司陈述因疫情原因导致的“空运、物流运送延迟”交付的理由与事实不一致，且亦洪公司已自觉退款12万元也证明了其当时实际也无法履行合同。就算涉案口罩进口到中国，也无法证实口罩的质量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综上，请求驳回亦洪公司的诉讼请求。曹敬龙针对亦洪公司的诉请请求答辩称：曹敬龙与亦洪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与曹敬龙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蒋联明，曹敬龙已在浙江省另行提起诉讼。亦洪公司与蒋联明的买卖合同的约定单价是2.75元，曹敬龙与蒋联明的案件单价是3元，曹敬龙与蒋联明之间也不是居间合同关系。亦洪公司要求赔偿损失210000元，但并未提出相应的损失证明，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亦洪公司对曹敬龙的诉讼请求。蒋联明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亦洪公司向蒋联明返还货款190000元并支付2020年2月22日（即双方确定返还款项的时间）起至判令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亦洪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17日，亦洪公司与曹敬龙经过蒋联明介绍取得联系，三方之间通过微信方式订立了口罩买卖合同，蒋联明实际负责曹敬龙与亦洪公司之间的买卖事项的落实、联系、传达、转告等事项，曹敬龙考虑买卖双方信赖需要，买卖款项均通过蒋联明转账给亦洪公司。蒋联明与亦洪公司明确约定星期二（2020年2月17日）发货，星期三到港（广州）。蒋联明己将曹敬龙购买口罩的购货款如数转款到亦洪公司，而后亦洪公司多次欺骗蒋联明，并虚构货物己在运输途中的事实，至2020年3月11日止亦洪公司始终未能向蒋联明或曹敬龙交付口罩，也导致蒋联明将不实的货运信息发送给曹敬龙。因亦洪公司无法实际交付口罩，2020年2月20日、2020年2月21日，亦洪公司在微信上曾承诺自愿退款，2020年2月21日、2020年2月24日亦洪公司己向曹敬龙退回了货款120000元（也是经过蒋联明转款），但尚欠货款190000元亦洪公司却以损失为由拒付。现亦洪公司在未退回货款的前提下以损失为由起诉，故蒋联明提起反诉。亦洪公司针对蒋联明的反诉请求答辩称：一、蒋联明称亦洪公司及曹敬龙相互之间经过蒋联明介绍和联系不属实，亦洪公司或陈耀志不认识曹敬龙，也没有与曹敬龙有任何微信联络。从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耀志与蒋联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亦洪公司当时只与蒋联明签订合同，并不知道蒋联明将这批口罩转售给何人，后来才听闻蒋联明将口罩转售给曹敬龙。二、在双方订立合同前，蒋联明知道亦洪公司能采购口罩，积极与亦洪公司促成交易，在订立合同前即微信转账定金给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洪公司经再三考虑后才收取定金。考虑到疫情原因，《购销协议》第5条第3款明确约定“由于现阶段是中国疫情期间，空运货物都有普遍延迟情况存在，由于航空公司的空运、物流等环节导致的货物延迟到达不属于乙方违反合同及退款理由”，亦洪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且没有违约行为，蒋联明无权要求退款。三、亦洪公司为友好解决问题及迫于蒋联明不断催促，表示协商退款给蒋联明，但当时口罩未降价且仍然紧缺，蒋联明还想继续履行合同拿到货。后来因口罩降价，即便口罩已到达广州机场，蒋联明明确拒收口罩。四、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亦洪公司一直向蒋联明反馈物流进度，告知并发送验货视频、海关进口税单等信息。后在蒋联明的不断谩骂威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陈耀志迫于无奈先行返回其12万元让其渡过难关，剩余款项等货到了广州再结算。五、案涉口罩经中国海关正常入关，符合当时相关政策。请求法院驳回蒋联明的全部反诉请求。曹敬龙针对蒋联明的反诉请求述称：没有意见。亦洪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购销协议和微信截图，证明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以微信方式订立合同；证据2.出货单、合格证（外文图片打印件），证明口罩质量和出货情况；证据3.口罩照片，证明口罩进口到中国境内的情况；证据4.微信截图，证明因蒋联明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亦洪公司通知蒋联明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证据5.口罩进口到中国的相关税单；证据6.口罩运回吉隆坡的提单；证据7.出售方处理该批口罩的商业单证；证据8.英文版和中文版索赔信；证据5-8共同证明蒋联明因口罩市场价格下调而拒不接受口罩及支付尾款，合同因蒋联明违约而无法继续履行，口罩被发回马来西亚，出售方为止损而出售口罩并向亦洪公司索赔；证据9.电子回单和微信截图，证明口罩因受疫情影响未按时运输至境内，合同履行过程中，蒋联明通过各种手段逼迫要回预付款，亦洪公司已退回120000元。证据10.光盘及聊天内容，证明亦洪公司向蒋联明反馈因疫情影响物流延误，而蒋联明否认双方合同关系，因口罩价格下降而不愿意接收口罩。证据1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蒋联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删减，亦洪公司交易的对象是蒋联明不是曹敬龙，亦洪公司积极与上家沟通并反馈信息，蒋联明威胁要去陈耀志家，2020年3月5日蒋联明跟进物流航班信息想拿货，2020年3月9日蒋联明因口罩价格下跌不愿意收货，为了止损货被发回马来西亚。蒋联明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第5条第3款是无效条款；对证据2不予确认，外文证据应提供中文译本及通过外国的领事馆办理手续，且没有原件；对证据3不予确认，只是照片无法证明已交付符合数量及质量标准的口罩；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亦洪公司于合同终止后恶意设计的内容；对证据5-8不予确认，外文证据应提供中文译本及通过外国的领事馆办理手续，关税、增值税、索赔都在终止合同后与蒋联明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12万元退款是亦洪公司自愿并多次承诺会退款；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但辱骂是在双方终止合同后，原因是亦洪公司不完全退款；对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亦洪公司清楚是曹敬龙与其发生买卖关系，蒋联明有在2020年3月因不退款电话辱骂但没有威胁，蒋联明不是跟进向航班信息，而是亦洪公司讨要且责问。曹敬龙质证称：对证据1，合同相对方非曹敬龙，单价低于曹敬龙想蒋联明购买的单价，根据合同第5条第2款，曹敬龙已不要求继续供货，有权要求退款。对证据2认可蒋联明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没有形成时间地点、相对包装物具体数量及内容，无法证明已依约出货及到达境内；对证据4，证明合同相对方并非曹敬龙；对于证据5-8，同意蒋联明的质证意见；对证据9，亦洪公司未按时交货违约在先，12万元是退回给蒋联明，与曹敬龙无关；对证据10、11不予确认，与曹敬龙无关。蒋联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微信资料，证明亦洪公司未依约交货，多次传递运输货物信息，泰国、马来西亚都禁止出口口罩，亦洪公司承认无法履行合同，并退回部分货款；证据2.马来西亚政府文件，证明马来西亚、泰国都对口罩严格管控，上升为国家直接控制的进出口商品；证据3.航班、携程资料；证据4.泰国禁止口罩出口依据；证据5.马来西亚政府禁止口罩出口依据；证据6.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2020年12号（公告）；证据7.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2020年第5号公告；证据8.口罩等防疫物资出口新规来了；证据9.关于市场海关总署新颁布的12号公告对防疫物资的要求；证据3-9共同证明合同无法履行，亦洪公司应返还货款。证据10.蒋联明与陈耀志语音对话，证明亦洪公司认可与曹敬龙的买卖合同关系，蒋联明只是中间人。亦洪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当时情况确实如此，因疫情影响物流存在不确定因素，亦洪公司在2020年2月20日表示可以退款退货，但蒋联明还是想拿到货，所以货还是按计划运往国内；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字面意思不是马来西亚政府文件，日期是在订立合同及泰国厂家发货到马来西亚之后；对证据3不予确认，蒋联明没有在广州接收口罩；对证据4-9，网页打印件无法核实，订立合同时未禁止口罩出口，厂家发货后，泰国及马来西亚出台了相关政策，因此影响物流进度，但中国海关准予报关并放行，视同允许该批口罩的进口，本案仅是口罩因物流受疫情影响及境外出口管制而延迟到达广州；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蒋联明向陈耀志套话形成的，亦洪公司与蒋联明订立合同时，并不清楚蒋联明的买家是何人，是产生矛盾之后，蒋联明才提出曹敬龙。曹敬龙质证称：亦洪公司与蒋联明是合同的买卖双方，与曹敬龙无关。曹敬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曹敬龙与亦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曹敬龙向蒋联明购买口罩的单价的3元。证据2.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7民终31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蒋联明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亦洪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法院结合本案证据依法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核实，该案是根据曹敬龙与蒋联明之间的合同关系审理，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本案中亦洪公司已依约履行没有违约，蒋联明明知物流受阻仍明示继续履行，因价格下跌拒绝收货，蒋联明应当承担亦洪公司的损失。蒋联明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是亦洪公司与曹敬龙；对证据2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判决书结果有意见，蒋联明只是中间人。本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17日，陈耀志通过微信向蒋联明发送《购销协议》，协议载明：卖方亦洪公司同意售出口罩（泰国产一次性三层）300000个，单价2.75元，合计金额825000元。买方按CIF广州机场2.75元/个的价格向亦洪公司购买口罩，在签约当天按照订货数量对应的货款30%（即247500元）汇到亦洪公司指定的账户。亦洪公司安排发货，买方在见到亦洪公司提供的空运单证后，把剩余货款打到亦洪公司账户。供货时间预计2020年2月19日从马来西亚起飞，当天到达广州。协议第5条第3款还约定，由于现阶段是中国疫情期间，空运货物都有普遍延迟情况存在，由于航空公司的空运、物流等环节导致的货物延迟到达不属于亦洪公司违反合同及退款理由。同日，蒋联明向亦洪公司支付了定金和预付款共计310000元。之后，陈耀志与蒋联明一直通过微信沟通发货等事宜。2020年2月18日，陈耀志告知蒋联明，“货是今天才从泰国发出”。2020年2月19日，陈耀志告知蒋联明，“货还在泰国境内，等今天晚上过关，过关后还有600公里到吉隆坡”。2020年2月20日，陈耀志告知蒋联明，“货还在泰国，过关过不了，再找能过关的车队”。蒋联明回复称，“马上退款”。陈耀志称，“看看如果找到能过关的车队的话，明天就过来，如果找不到不想做了，那就退款”。2020年2月21日，蒋联明称，“那边搞不定，那就把钱退了吧，可能是货出问题了，要不然不会这么推脱的”。陈耀志回复称，“好，蒋总，你把账号发给我吧。我看看今天的话，就先给你一部分一部分的退吧”。蒋联明发送账号后，陈耀志称，“今天会退一部分给你的，然后我叫他们那边退回来，然后全部退清给你”。蒋联明称，“今天就要全部退回，不能慢退，是你们自己的问题”。陈耀志称，“我知道的，但是马来西亚这批款他也要退回来的，我知道了”。蒋联明称，“你这个货出问题，你不能等他货退了再还别人，是吧，这样讲不过去，你看吧，抓紧先退吧”。陈耀志称，“不会的，他现在不敢过泰国跟马来西亚那个关，查的严这个口罩，所以这个钱我们是要退还给你的”。蒋联明称“一有航班信息，我这边可以全款收”。同日，陈耀志通过微信、银行转账向蒋联明退回货款110000元。2020年2月22日，蒋联明催促陈耀志退回全部货款，陈耀志回复称，“如果下周四（2020年2月27日）完不了，我们当然会退款”，“如果他搞不定钱他会退的”，“他不退，我负责退”。2020年2月24日，蒋联明催促陈耀志退款，陈耀志通过微信向蒋联明退回货款10000元。2020年3月2日，陈耀志告知蒋联明，“预计明天发货”。蒋联明回复称，“现在不要货了告诉你了，就要退钱”。2020年3月5日，蒋联明称，“陈生，晚上要一下航班信息。明天早上你又联系不上他了”。陈耀志发送了航班截图。2020年3月17日，陈耀志向蒋联明发送微信同意解除《购销协议》，但蒋联明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已收取的定金和预付款不予退回。另查明，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浙0784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认定：2020年2月16日，曹敬龙与蒋联明通过微信联系达成以3元/个的单价购买300000个口罩的口头买卖合同。曹敬龙与蒋联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曹敬龙支付定金10000元及预付款300000元后，蒋联明未能及时发送货物，双方在2020年2月19日达成退款协议。判决蒋联明返还曹敬龙预付款200000元。蒋联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浙07民终31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判决认定蒋联明为该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亦洪公司是否应向蒋联明退回剩余货款；三、蒋联明、曹敬龙是否应向亦洪公司赔偿损失。关于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第一，虽然蒋联明没有在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耀志发送的《购销协议》买方处签名，但是蒋联明收到《购销协议》后并未提出异议，还向亦洪公司支付了310000元款项，证明蒋联明是认可《购销协议》的内容的。第二，从《购销协议》的内容来看，合同订立的时间、口罩的单价、定金及预付款金额均与曹敬龙和蒋联明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同。从蒋联明与陈耀志之间的微信记录来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等都是蒋联明以自己的名义商谈，蒋联明并未明确告知亦洪公司与其交易的对象是曹敬龙。第三，已生效的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1659号判决也认定，与曹敬龙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蒋联明，而不是亦洪公司。故蒋联明主张其只是曹敬龙与亦洪公司之间交易的介绍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依法认定《购销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亦洪公司与蒋联明。关于亦洪公司是否应向蒋联明退回剩余货款问题。《购销协议》是蒋联明与亦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首先，根据《购销协议》约定，口罩预计2020年2月19日从马来西亚起飞，当天到达广州，但经过蒋联明多次催促，亦洪公司未能履行交货义务。虽然《购销协议》第5条第3款有约定，“由于航空公司的空运、物流等环节导致的货物延迟到达不属于亦洪公司违反合同及退款理由”，但该条款的适用前提条件是亦洪公司已经按时发货。亦洪公司虽提供了外文出货单、合格证的图片打印件，但该证据无原件可供核对、无中文译本，蒋联明、曹敬龙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陈耀志在微信中所称的货物运输情况，均为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亦洪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按时发货，其主张根据可《购销协议》第5条第3款不予退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蒋联明已于2020年2月20日、2020年2月21日，明确向陈耀志提出退款要求，陈耀志也表示同意退款，并已实际于2020年2月21日向蒋联明退款110000元，故涉案《购销协议》已于2020年2月21日因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合同解除后，亦洪公司应当终止履行合同，并将已收取的货款返还给蒋联明，而亦洪公司实际上仅于2020年2月24日向蒋联明返还了10000元，故蒋联明要求亦洪公司返还剩余货款19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2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蒋联明、曹敬龙是否应向亦洪公司赔偿损失问题。亦洪公司主张其2020年2月20日表示可以退款退货，但蒋联明还是想拿到货，所以货物还是按计划运往国内，蒋联明后因口罩市场价格下跌拒绝收货而构成违约。对此，首先，虽然蒋联明曾于2020年2月21日称“一有航班信息，我这边可以全款收”，但双方交易时，正处于国内疫情严重口罩短缺之时，按照通常理解，这句话应指如果近几天到货，蒋联明可以全部收货。而亦洪公司所称货物达到广州已是2020年3月8日，距离2020年2月21日已达16天之久，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间。其次，从蒋联明于2020年2月21日之后不断催促亦洪公司退回全部货款可证明蒋联明并没有想继续拿货的意思表示。再次，涉案合同已经解除，亦洪公司应及时终止履行合同，仅从蒋联明于2020年3月5日让陈耀志询问航班信息，并不足以证明货物是在合同解除后又按照蒋联明的要求运至国内的。此外，亦洪公司提交的索赔信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损失金额。因此，亦洪公司要求蒋联明赔偿损失、曹敬龙承担连带责任，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亦洪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蒋联明的反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向反诉原告蒋联明返还货款19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9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2月22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4670元，反诉受理费2050元，均由原告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 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瑾瑜曾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