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0104民初12756号 原告：傅某1，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傅某2，男，195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懿，四川君程明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钢，四川君程明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傅某3，女，193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付某1，男，194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傅某4，女，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刘某，女，195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街××号。 被告：张某1，男，193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告：张某2，女，197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告：张某3，男，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七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金杯，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1，男，195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郑某2，男，199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李某，女，195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傅某5，男，199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傅某1、傅某2与被告傅某3、付某1、傅某4、刘某、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郑某1、郑某2、李某、傅某5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某1、傅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懿，被告傅某3、傅某4、刘某、张某1、张某2、张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金杯，被告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金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某1、郑某2、李某、傅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经庭外和解，各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傅某1、傅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傅某1、傅某2享有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街××号××%的产权及相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庭审中明确为成都市锦江区××街××号××%的产权份额所对应的拆迁款2126733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傅某1、傅某2系兄弟关系、与被告系叔侄、堂兄弟姐妹关系。傅某1、傅某2的爷爷傅青云与第一任妻子傅王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街××号房屋，并生育一子傅某6，傅王氏离世后，傅青云娶彭俊芝并生育傅家寿、傅家禄、付某1、傅某3。傅青云先于彭俊芝离世，上世纪五十年代彭俊芝也相继离世。在1976年对本案所涉房屋进行产权登记时，傅家禄遗漏登记傅某6为该房屋所有人。后为了说明该情况，于2005年12月份出具情况证明，说明该房屋所有人包括傅某6。傅家寿、傅家禄（2017年离世）、傅某6因年事已高相继离开人世，傅某1、傅某2与傅某6为父子关系。现本案所涉房屋正在进行拆迁，七被告在未通知傅某1、傅某2的基础上私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拆迁补偿款，损害了傅某1、傅某2享有的合法权利，傅某1、傅某2认为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民法总则规定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故傅某1、傅某2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傅某3、付某1、傅某4、刘某、张某1、张某2、张某3辩称，案涉房屋系彭俊芝于1944年2月13日从金裕厚处购买，系彭俊芝个人财产，不是彭俊芝与傅青云的共同财产。傅家禄的情况说明不应当被采信，因为傅家禄已经去世，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傅某1、傅某2不能证明傅某6赡养了彭俊芝。傅某6不享有案涉房屋继承权。其次傅某1、傅某2非本案适格原告。傅某1、傅某2在明知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继承权的情况下，仍然提起诉讼。无论是傅某1、傅某2还是傅某6，其诉权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傅某5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贵院受理的傅某1、傅某2诉讼付某1等继承权一案，自愿放弃本案所涉房屋的继承权，放弃参加本次诉讼，不参加和不参与补偿款的分配。 被告郑某1、郑某2、李某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傅青云与傅王氏于××××年生育一子傅某6，傅王氏离世后，傅青云娶彭俊芝为妻，并生育傅辉、傅家寿、傅家禄、付某1、傅某3。傅某1、傅某2陈述傅青云于50年代去世，傅某3、付某1、傅某4、刘某、张某1、张某2、张某3陈述傅青云于1952年去世，彭俊芝于1977年去世。傅某6与王世蓉生育子女傅某1、付玉清、傅永贵，并共同抚养王世蓉与前夫生育的女儿邓某、儿子傅某2。傅某6于2012年去世，王世蓉于2015年5月6日去世。傅永贵于1999年去世，傅永贵育有一子为傅某5。傅家寿于1970年去世。傅家寿与李某生育女儿傅某7，傅某7于2014年去世，傅某7与郑某1生育儿子郑某2。傅家禄于2017年1月13日去世，傅家禄与刘某生育一女为傅某4。傅辉于2011年6月18日去世，傅辉与张某1生育子女张某3、张某2。 1944年2月13日（即民国33年2月13日）傅俊堂（买方）与金裕厚堂即金叶性诚（卖方）签订契约书，购买坐落于成都市××街××号××北向南上座房住房一间半又坐西向东厢房大小三间。该契约由镇长、保长、盖章，甲长画押，干事四人盖章或画押确认，戚中一人画押、中人一人、证人四人画押、代笔人画押确认。 1944年2月18日（即民国33年2月18日），成都市县田赋管理处发布公告，公告了该房屋买卖交换信息。 1944年4月6日（即民国33年4月6日），金裕厚堂即金叶性诚（卖方）向傅俊堂（买方）签订了契约，卖方交付房契并约定了四界，该契约镇长、保长、甲长盖章，干事四人盖章或画押，界邻三人画押、队村一人盖章、族中二人画押、戚中一人画押、中人一人画押、证人四人画押、代笔人画押确认。 1944年5月24日（即民国33年5月24日）县田赋管理处出具了《县田赋管理处卖契本契》，业主姓名为傅俊堂，原业主姓名为金裕厚堂即金叶性诚，该卖契本契由县田赋管理处处长、副处长盖章。 1945年3月22日（即民国34年3月22日），傅俊堂取得《土地所有权状》。 1952年10月15日四圣祠北街居民组长出具《证明书》，证明傅俊堂即为傅俊芝。 1952年12月1日，傅俊芝取得了成都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圣祠北街第一号住房四间的所有权证书。 1965年7月，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发布《通告》，将案涉房屋由原登记名为傅俊芝更正为彭俊芝。 1978年10月18日，傅家禄、付某1、傅辉、傅某3四人以继承查验为由申请办理四圣祠北街第1号四间住房的房地产所有权变更登记，同日，成都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发布《通告》，载明：“据后开户名为申请为继承查验权之变更登记，兹将申请房屋有关事项列表通告于后，无论何人，如认为该项房产，有蒙混、侵占、典当、抵押及其他有关产权纠纷情事者，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处提出异议，过期我处即凭原证予以登记，并报请成都市房屋管理局颁发权利证。特此通告周知”。1978年12月25日，傅家禄、付某1、傅辉、傅某3取得东城区四圣祠北街第2号4间房屋（面积共68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 2005年12月12日，傅家禄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我兄长付家福系同父异母，因78年母亲去逝须更换产权证，登记时房管局工作人员称只能由亲身子妹登记，我也不懂政策以及继承法，就未登记付家福的名字，现我个人意见即按国家相关继承法办理（另附产权证复印件一份），特此说明，说明人：付某2，2005.12.12”。 2005年12月14日，傅家禄出具《情况证明》载明“证明人付某2生父付青云，原配付王氏生一子付家福，后付王氏去世，又要我生母彭俊芝嫁给生父时，名付俊芝（后改名），生父付青云后于50年代上期去世，生父和前母付王氏在世时购得成都市四圣祠北街2号房屋四间共125.3平方米，后拆迁部分后遗得68平方米，1978年证明人生母彭俊芝去世，办理继承手续时要换产权证，遗漏了同父异母哥哥付家福的名字，现我同意按国家《继承法》规定，协调办理，特此证明。证明人付某2，2005年12月14日”。 另：傅某6的个人档案曾登记其姓名为“傅家福”。 2018年7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37436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傅家禄（1940年12月25日出生）与付某1、傅辉、傅某3共有的案涉房屋，因被继承人傅家禄的父母均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傅家禄的遗产应由刘某、傅某4二人共同继承。 2018年9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8165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傅辉（1934年3月11日出生）与付某1、傅家禄、傅某3共同所有的案涉房屋，各占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因被继承人傅辉的父母均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傅辉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张某1、子女张某3、张某2继承。 2018年9月4日，付某1、刘某、傅某4、张某3、傅某3、张某1、张某2与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书院街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同日并领取安置补偿款共计4866662元。 本院曾询问付玉清，其表示不主张继承案涉房屋也不参与诉讼。邓某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书》，表示其放弃参加本次诉讼，不主张继承案涉房屋。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陈述不清楚傅青云与彭俊芝结婚的时间，付某1、刘某、傅某4、张某3、傅某3、张某1、张某2陈述傅青云与彭俊芝第一个子女出生时间为1934年左右。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原告傅某1、傅某2提交的傅某1、傅某2身份证、十一被告身份证信息、《成都市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市房权共字第0××4号）、常（寄）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信息5页、《成都市死亡注销户口人员身份证明》（王世蓉）、2005年12月12日《情况证明》、2005年12月14日《情况证明》、《公证书》（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37436号、《公证书》（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8165号、《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模拟搬迁补偿安置合同》及领条，被告付某1、刘某、傅某4、张某3、傅某3、张某1、张某2提交的案涉房屋买卖契书两份1944年2月13日（即民国33年2月13日）、1944年4月6日（即民国33年4月6日）、1944年2月18日《成都市县田赋管理处公告》、1953年10月15日《证明书》、1965年7月通告、1978年10月18日通告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等。如果公民留有遗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傅青云与傅王氏生育一子，傅王氏去世后，傅青云与彭俊芝共同生活并生育五名子女，可以认定彭俊芝与傅青云为夫妻关系，且傅青云与彭俊芝于1934年生育子女，傅某6于××××年出生，即彭俊芝与傅青云结婚时傅某6年仅4岁，且傅王氏已去世，可以认定傅某6与其生父傅青云及继母彭俊芝共同生活。彭俊芝与金裕厚堂于1944年签订购房契约，该契约经过了镇长、保长、甲长、族人、邻居及证人的确认，时间真实有效。傅家禄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该房屋系傅青云与傅王氏生前购买，而傅王氏已于1934年前去世，且傅家禄于1940年出生，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购房过程的描述错误，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就傅青云于50年代去世陈述一致，此时继承已开始，后彭俊芝于1977年去世。傅家禄、付某1、傅辉、傅某3于1978年12月15日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即使从1977年彭俊芝去世时开始计算，傅某1、傅某2的父亲傅某6在世期间，其从未提出过继承房屋的主张，其已经丧失了主张继承的权利。现傅某1、傅某2诉至法院，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已经丧失起诉权利。被告抗辩诉讼时效问题成立，对于傅某1、傅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保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傅某1、傅某2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康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苏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