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26民初476号原告：林伟南，男，1964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男，系云南启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江西省昌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茂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2705677468Y。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民巷55号西单元303室。法定代表人：胡福龙，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男，系云南思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罗开恩，男，1985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告：孙忠喜，男，1958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县。原告林伟南与被告江西省昌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罗开恩、孙忠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伟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被告江西省昌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鑫、被告孙忠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罗开恩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伟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共同连带承担支付原告劳务费332700.12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被告江西省古月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宁江公路江城至龙富××××合同段工程（注：江西省古月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后变更为江西省昌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6月4日被告昌茂公司委托九标段项目经理罗开恩与孙忠喜签订了九标段《劳务施工合同》。2018年8月20日，被告孙忠喜与原告经双方协商签订了打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自带打桩工具为被告打桩孔，工资按实际测量打孔深度计算，被告每米按850.00元支付劳务费。2018年11月4日原告自带打孔机进入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江城勐烈镇大寨村明子山ＫＭ202＋715桥桩基础场地从事打孔作业。2020年1月原告在宁江公路九合同段打桩工程作业竣工后经项目经理部工程部张建文、马卫与原告进行了工程验收和结算，原告在九标段完成打孔作业578.12米，经结算原告应得劳务费534870.12元，被告昌茂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加于确认。被告已经支付202170.00元，拖欠原告劳务费332700.12元，被告单方严重违约，一直拖欠劳务费不予支付，原告两次要求江城县劳动监察大队解决被告支付原告农民工工资。2020年8月6日原、被告在江城县主持调解下达成协议，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于本调解协议签订当日支付134880.00元，剩余197820.00元待昌茂公司与被告孙忠喜结算后支付。但现在被告对该工程款已经进行了结算，被告没有按照双方协商签订的调解协议支付原告劳务费332700.12元。原告认为昌茂公司是宁江公路九标段的直接承包单位，并委托罗开恩管理工程，尔后公司又把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罗开恩承包经营，本案中昌茂公司是本案的合法经营主体，而被告罗开恩和孙忠喜是本案的工程分包人，所以二被告也应当承担支付劳务费的义务。被告的言而无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判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昌茂公司辩称：被告系省道Ｓ254线宁洱至江城至龙富公路路基工程××合同段的总承包人，被告罗开恩是公司聘请的项目部经理，罗开恩受公司指派和委托，于2018年6月4日与被告孙忠喜签订了《劳务施工合同》，将公司合同段桥梁工程部分劳务施工承包给被告孙忠喜实施。孙忠喜在施工过程中，租赁原告林伟南大型打桩机为其打桩，公司对被告孙忠喜与原告之间的结算不知情。2020年8月6日达成协议中，公司承诺过在未付孙忠喜款项金额内代付给原告，但因公司已经超付孙忠喜劳务费，故公司未按调解协议内容履行。其次，公司与原告之间未签订任何协议，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孙忠喜主张权利，向公司主张权利是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三，本案案由是建筑设备租赁关系，而非劳务关系。被告孙忠喜辩称：原告林伟南是自带打桩机为其打桩作业，双方签订了合同，与被告形成是劳务关系，而非昌茂公司代理人称的设备租赁关系，被告孙忠喜全部承认其欠原告332,700.12元打桩费的事实。被告罗开恩未提交书面答辩书，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提交的林伟南、罗开恩、孙忠喜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和被告昌茂公司共同提交的公司对罗开恩的任命通知，被告罗开恩与被告孙忠喜之间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昌茂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目录，原告林伟南，被告昌茂公司和被告孙忠喜，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林伟南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打桩员工工资计算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孙忠喜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是《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桥梁施工组桩基础工程量预结算》，证明原告与被告孙忠喜结算后，被告孙忠喜应付原告所有费用是534,870.12元，扣除预支202,170.00元后，被告孙忠喜实欠原告款项金额332,700.12元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是《工程量计算单三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孙忠喜完成打桩工程量为578.12米，并经昌茂公司确认的事实。第四组证据是《欠条》，证明被告孙忠喜与原告结算后，被告孙忠喜向原告出具欠条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经被告昌茂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经被告孙忠喜质证，认可。第五组证据是《调解协议书》，证明2020年8月6日，原告、被告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代表人李清辉，被告孙忠喜三方协商后达成付款协议，但未按协议履行的事实。经被告昌茂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协议中约定，公司只在欠付被告孙忠喜工程款内代付原告，现公司已经超付被告孙忠喜的工程款，因此，未按协议履行代付行为。经被告孙忠喜质证，认可。对上述五组证据，被告罗开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其质证权利。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前四组证据系原告林伟南为被告孙忠喜打桩作业过程中形成，该四组证据只对原告与孙忠喜之间有关联，证据来源合法，对证据的三性，本院均予以采信。但与本案被告昌茂公司无关联性，对被告昌茂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第五组证据，本院认为，调解协议是在江城县劳动监察部门主持下三方达成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由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段项目经理部在公司欠付被告孙忠喜工程款中代付134,880.00元，该调解协议只能证明被告昌茂公司有代付义务，而非连带责任。对调解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昌茂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反诉状》，证明目前被告孙忠喜在思茅区法院向被告昌茂公司提起支付劳务合同诉讼，被告昌茂公司提出反诉及被告昌茂公司已超支付孙忠喜劳务费的事实。经原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与原告无关。经被告孙忠喜质证，认为被告昌茂公司无超付劳务费，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孙忠喜与被告昌茂公司在思茅区法院进行诉讼，公司提出反诉的事实，证明不了公司是否超支付劳务费的事实，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采信，对公司已超支付劳务费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是《打桩机照片》，证明原告所施工中所使用打桩机图片。经原告和孙忠喜质证，认为图片中的型号与原告林伟南使用的打桩机型号不同，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昌茂公司系省道Ｓ254线宁洱至江城至龙富公路路基工程××合同段的总承包人，被告罗开恩是公司聘请的项目部经理。2019年9月4日，被告昌茂公司正式补下文件任命罗开恩为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经理。2018年6月4日，罗开恩受公司授意，以其之名与被告孙忠喜签订了《劳务施工合同》，将公司合同段桥梁工程部分劳务施工以综合劳务单价形式承包给被告孙忠喜实施。2018年8月20日，被告孙忠喜将其承包的桥梁施工地下基础桩打桩作业交给原告林伟南实施，双方签订了《打桩员工工资计算协议》。协议中约定：由原告林伟南自带打桩机为被告孙忠喜进行桥梁打桩桩孔作业。原告林伟南必须按照被告孙忠喜的要求完成桩孔任务，工资按实测孔深量计算，每米为850.00元。2020年4月17日，原告林伟南完成桥梁打桩桩孔作业并交付被告孙忠喜，被告孙忠喜接收后与原告林伟南进行了验收结算，原告林伟南共完成打桩孔量是578.12米，价款为494870.12元，加上补助误工费和差旅费40000.00元，被告孙忠喜应支付原告林伟南工资报酬是534870.12元，扣除预支202170.00元后，被告孙忠喜尚欠原告林伟南工资报酬是332700.12元，被告孙忠喜向原告林伟南出具了欠条。2020年8月6日，在江城县劳动监察部门协调下，李清辉代表被告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与原告林伟南、被告孙忠喜三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被告孙忠喜承认尚欠原告林伟南所有费用为332700.12元；由被告昌茂公司代被告孙忠喜在签协议之日支付134880.00元，余款197820.00元，被告孙忠喜与被告昌茂公司结算后，若有被告孙忠喜剩余工程款，由被告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直接代付，若无被告孙忠喜剩余工程款，由被告孙忠喜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昌茂公司、孙忠喜未按协议履行。2020年11月4日，原告林伟南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另查明，2020年9月，被告孙忠喜在思茅区法院向被告昌茂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昌茂公司认为已超付工程款，提出反诉，要求退还超付款项，该案在审理中。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林伟南与被告孙忠喜之间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2.被告罗开恩和被告昌茂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孙忠喜将其承包的桥梁施工地下基桩打桩作业交给原告林伟南实施，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原告林伟南按照被告孙忠喜的要求，用自己的设备打桩机、技术和劳力完成桥梁基桩打桩作业工作，交付被告孙忠喜，并经孙忠喜接受验收结算，原告林伟南与被告孙忠喜之间的行为是符合承揽合同的性质，是属于承揽关系，而非劳务或设备租赁关系。被告孙忠喜作为定作人，应当按照双方验收结算的价款支付报酬，原告林伟南要求被告孙忠喜支付332700.12元尚欠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罗开恩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2018年6月4日，被告罗开恩受公司指派和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孙忠喜签订了《劳务施工合同》，是属于无权代理，但是，签订合同后，被告昌茂公司以书面下文任命罗开恩为昌茂公司宁江公路第九合同段项目部经理及确认原告林伟南工作量等形式追认了罗开恩的代理行为，因此，被告罗开恩是被告昌茂公司的代理人，被告昌茂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应当对罗开恩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罗开恩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林伟南要求被告罗开恩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昌茂公司是否对原告林伟南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昌茂公司系省道Ｓ254线宁洱至江城至龙富公路路基工程××合同段的总承包人，根据法律规定及三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表明，被告昌茂公司仅对欠付被告孙忠喜工程价款余额内承担代付责任，而非全额承担连带责任，况且，被告孙忠喜与被告昌茂公司之间的诉讼案件尚在普洱市思茅区法院审理中，不能确定是否有工程款余额还是超支付问题，同时，原告林伟南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昌茂公司欠付被告孙忠喜工程款及具体余额，原告林伟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林伟南要求被告昌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罗开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忠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内向原告林伟南支付尚欠承揽报酬款332,700.12元。二、驳回原告林伟南对被告罗开恩、被告江西省昌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91元，减半收取计3145.5元，由被告孙忠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小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