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5732号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石厦社区×××××××星河明居大厦星逸轩星逸轩A9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706。法定代表人：朱文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少挽，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社区西坊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WUQ0M8T。法定代表人：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春初，该公司股东。被告：王江波，男，198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60××××××××××××916。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利发公司”）与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红公司”）、王江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郑曼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邓伟超、人民陪审员曾秀春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9月16日、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学军（已撤销授权）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敏、何少挽、被告春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春初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被告王江波经公告送达传票两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利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订购合同》（合同号为“F2019-02”）；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退还定金37580元及利息（利息以375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87.9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双倍退还定金31836元（159180元×20%）；4.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布料款52661.4元、拉链款4242.52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的拉链款为2311.33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订购合同》一份，合同号为“F2019-02”，合同约定原告向两被告订购“双面女装棉背心”及“女装风衣”两款服装，共计价款159180元，交货日期为2019年11月21日，合同同时约定原告需向两被告支付预付款27000元。同时双方还约定由原告向第三方选购布料提供给两被告，但布料价款由两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一账户支付预付款27000元，并向被告二交付了相关布料，此外被告二以需要资金向加工商支付费用为由向原告预支货款5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F2019-01”号合同中，两被告仅向原告供应了部分货物，经结算原告在“F2019-01”号合同中已向两被告多货款5580元，经双方协商将该多余的货款归入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F2019-02”号合同。双方经协商确认该5580元与前期支付的27000元预付款及被告二预支的5000元货款一同作为“F2019-02”号合同的定金共计37580元。至此，原告已向两被告支付货款37580元并供应了相关拉链、布料等相关材料，但两被告并未依约如时供应相应服装，被告逾期后，原告多番催讨，两被告相互推脱，截止至起诉之日，两被告也未能完成相关服装的生产加工。原告认为，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定金并供应布料，两被告也应依约向原告交付产品，现两被告严重逾期，拒不交货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完成，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要求两被告退还货款并根据定金罚则双倍退还定金，同时向原告支付面料款等费用。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春红公司辩称，确认合同上的公章为春红公司的章，也有收到案涉预付款27000元，但其对合同情况不清楚，是王江波使用春红公司的名义过账，以春红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直至原告找到春红公司，才知道案涉交易。被告王江波未作答辩。原告及被告春红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被告王江波缺席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故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原告提交的《订购合同》显示，2019年11月6日，原告与春红公司签订了一份《订购合同》（合同号：F2019-02），约定：原告向春红公司订购756件K-1416书面女装棉背心、940件K-1203女装风衣，金额合计159180元，2019年11月21日前出货。原告预付货款27000元，余款于出货前原告收到春红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并认证通过后支付。下方的卖方处有“王江波”字样的签名及春红公司的公章，买方处有原告的公章及签名。2019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春红公司转账27000元，银行回单上的用途为预付货款。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王江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6日，原告向王江波转账5000元。原告提交了一份《订购合同》（合同号：F2019-01）、银行付款回单、广东增值税发票，显示原告与被告春红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签订了一份《订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114420元，合同下方的卖方处有“蔡春初”字样的签名及春红公司的公章。原告分别于2019年8月28日、2019年11月29日支付货款合计69000元，春红公司向原告开具了价税合计为634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主张该笔交易实际多付货款5580元。春红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其向春红公司支付的预付款27000元、向王江波转账的5000元、F2019-01号合同多支付的货款5580元均转化为案涉F2019-02号合同的定金，合计37580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其与王江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12日，王江波向原告发出：“拉链和布厂的卡号，还有数字，你再发一次给我，我哥回来待不了一会就要走，后面的定金你也安排下，我让他一起转给我，不然等他走了又不知啥时候回来”，2019年11月30日，王江波向原告发出：“你算下这两款的定金应该多少”，原告回复：“定金给了给了4.7万”，王江波回复：“你那后面两个款的定金应该是5万多吧，前面因为第一款的定金有多付2万，然后我让你扣下来了，反正我这边收到定金是两万七不是四万七”“我记得那个5000是一起扣下来的，你算一下，先把定金两个，后面两个款都已经付定金是多少你算一下”，原告回复：“第一款定金应付2W我给了4W，扣2W到第二批货，又给了2.7W”，王江波回复：“第二批货总货款是15万多，怎么可能是四万七的定金，那你就把那个五千一起扣下来吗？”原告回复：“我什么时候扣了你5000，扣什么扣了5000？”王江波回复：“第二批的货款是15万多，按理说定金时五万多吗，五万多把前面的2万块钱扣下来，那你说我还有多少钱？但是后面定金只打了两万七。”被告春红公司主张，F2019-01号合同是其股东蔡春初与原告签订的，但交易是由被告王江波与原告进行对接，其不清楚具体交易情况，F2019-02号合同是王江波使用其公司公章与原告签订的，原告找到蔡春初催要货物时才知道该合同的交易，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其收到原告转账的货款后转给了王江波。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8月28日，春红公司向蔡春初转账40000元，蔡春初向王江波转账39992元。原告提交了《律师函》、EMS快递单及物流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0日，原告向蔡春初邮寄了《律师函》，12月21日蔡春初签收。《律师函》载明：一、因春红公司违反F2019-02号合同约定，导致原告损失179873元。根据该合同约定，春红公司应于装运期2019年11月21日向原告交付货物，但超过装运期后春红公司仍未向原告交付货物，经原告与春红公司协商约定，合同F2019-02的最后交货日期是2019年12月11日。现已过最终装运期，春红公司仍未履行交货义务，根据该合同约定，春红公司需承担原告一切经济损失，合计179873元。另根据该合同约定，货款单价是包含面料单价，现春红公司收到粤兴纺织公司的布料，合计应向粤兴纺织公司支付布料款59290.4元。二、因春红公司多收F2019-01号合同货款，应返还原告货款10580元。春红公司确认EMS快递单上的收件人、收件地址及联系方式，但主张未收到该份《律师函》。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儿子朱小峰与王江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18日，王江波向原告发出：“朱总，风衣你去看了没？做马甲的工厂不想做怕我出不了货没钱给”，原告回复：“我们已按合同付齐预付款，而且严重超了货期，贵司需在圣诞节前将货出完，并按合同约定承担空运费。并且我已经私人借过5000元给你，但至今为止还没还我。至于看货必须你本人在我才去看”，王江波回复：“老板5000块钱麻烦你算清账再跟我说，跟你说几次了第二批货定金应该是五万多块，你们只转了27000，加上第一次多给的也才47000，风衣全部到虎门了，找我要地址要看货的是你们，现在又不去看，我都跟朋友打招呼了……”原告确认，双方变更了交期为圣诞节前，但两被告仍未交货。2019年12月24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文华、女儿朱小敏、儿子朱小峰到被告春红公司处找蔡春初与王江波协商，根据原告提交的现场录音显示，王江波承认风衣的袋口还没有开，春红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风衣要开了袋口才能拿发货。录音显示，朱小敏说：“我们第一次付的是40000，我先算总数好吧，我加你第二批付总数，第一批40000，加上29000尾款，再加上5000给你的现金，这里是74000，减去63420，多出来一万零”，王江波问：“这个五千是不是我找你弟借的那个五千？”朱小敏说：“对”，王江波说：“这个五千是做第二批货的时候找他要的”“怎么可以加上呢”……“你这个37580元是两个款的定金嘛是不是”，朱小敏回复：“什么两个款的定金？对啊，就是剩下的啊37580”，王江波说：“37580两个款的定金”。朱文华说：“你关键布款没付，布款没付你说我还要给你多少定金啊？”王江波说：“你两个款的面料多少钱啊五万三千多吧？”朱文华说：“五万九千多”……朱文华说：“而且原来要是给你付足定金的话你要付布款的，现在你布款都没有付”。王江波说：“你这样算把第一批货款全部减下来不就还剩下三万七吗对不对”，朱小敏说：“对啊”，王江波说：“三万七就是两个款定金嘛，两个款的定金就是三万七嘛对不对”，朱小敏说：“嗯”。春红公司确认录音的真实性，当时另一款马甲还没有做好，王江波要求原告先付款再收货，原告不同意，就一直没有提货。根据原告与被告春红公司的股东蔡春初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5日，原告向蔡春初发出：“你好，请问我们的货什么时候可以交回给我们”，2019年12月26日，再次发出：“蔡先生，如果下周一之前还没有收到贵司的答复，我将会出正式的律师函给贵司。”原告主张被告王江波一直主张是春红公司的员工，春红公司一直没有交货，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被告王江波在案涉交易有受益，应与被告春红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双方约定由原告向案外人选购布料及拉链等辅料提供给被告进行加工，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布料款及拉链款。被告王江波将辅料取走后，两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货物，应向原告支付布料款及拉链款。原告提交了2019年11月4日签收单，其上载明1203款及1416款布料共计3075元，拉链（褐色、粉色、杏色）合计778条，下方有“王江波”字样的签名及原告公司公章。原告主张，布料是其向吴江粤兴纺织有限公司采购，王江波到该公司取走了布料，并提交了其与该公司的电子邮件及码单为凭；拉链是原告在东莞的工厂时薏时装（东莞市）有限公司向东莞市新宏拉链有限公司采购的，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显示，褐色、粉色、杏色拉链合计2311.33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订购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签收单、电子邮件、码单、发票、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订购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广东增值税发票、录音及文字版、《律师函》、EMS快递单、物流信息、被告春红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主体应如何认定；二、原告主张解除案涉合同是否合法有据，若是，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退还定金及利息；三、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布料款及拉链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案涉F2019-02号《订购合同》上盖有被告春红公司的公章，且案涉交易的预付款亦由春红公司收取，可以初步证明案涉合同的交易主体为原告与春红公司。其次，被告春红公司与原告签订的F2019-01号《订购合同》为蔡春初作为春红公司的代表与原告签订，春红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01号合同的具体交易情况是王江波与原告进行对接，可见即使是王江波使用春红公司的公章与原告签订的案涉合同，原告有理由相信王江波代表春红公司，王江波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案涉交易主体为原告与春红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于2019年12月18日最后一次变更交期为圣诞节前，但2019年12月24日双方进行协商时风衣的袋口还没有开，马甲还没有加工好，2019年12月26日原告要求被告春红公司回复交货问题，被告春红公司亦没有回复。原告认为被告春红延迟履行交货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双方签订F2019-02号《订购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合同交易过程中，原告向春红支付了预付款27000元，向王江波转账了5000元，加上F2019-01号合同履行中原告多支付的货款5580元，均合计为案涉合同的定金37580元。根据双方2019年12月24日协商的内容来看，王江波确认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37580元为案涉合同的定金，故原告要求被告春红公司退还定金3758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原告要求被告春红公司返还定金3183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定金的利息，被告春红公司已通过双倍返还定金的方式承担了违约责任，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倍返还定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情况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定金利息不予支持。关于王江波的责任，原告主张王江波在案涉交易中受益，应承担共同责任，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向被告春红公司交付了布料及拉链，有签收单为凭，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码单、发票显示，案涉合同的布料款为52661.4元，拉链款为2311.33元。根据双方协商的现场录音来看，双方曾约定面料款由被告支付且被告尚未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春红公司支付布料款52661.4元及拉链款2311.33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签订的《订购合同》（合同编号为F2019-02）已解除；二、限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定金37580元；三、限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定金31836元；四、限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布料款52661.4元及拉链款2311.33元；五、驳回原告深圳市文利发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东莞市春红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曼华人民陪审员  邓伟超人民陪审员  曾秀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婉仪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