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6号原告：太仓山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太仓港再生资源进口加工区。法定代表人：沈晓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包更生，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皓，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58号7层。法定代表人：王海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琦，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冲，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太仓山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诉前调解未果后，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5月11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20年6月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皓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冲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9月，原告进口的1个40尺高箱的货物由被告自日本门司港海运至中国上海港，被告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原告。货物到达上海港后，因品名的编号等问题遭海关查验，海关由此扣押了涉案集装箱及箱内货物。2019年1月11日，海关责令原告对涉案货物办理退运，并对货物予以放行。原告随后办理了退关、重新订舱出运等手续，货物于2019年2月7日重新起运。因期间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故被告向原告主张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7日期间的费用共计人民币48160元。原告对被告的该项费用主张不予接受，遂于2019年1月28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表示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上海三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澳公司）支付了押金人民币60000元。2019年9月，三澳公司与原告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进行结算，三澳公司将扣除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剩余押金人民币11840元退还原告。原告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确因原告的问题而产生，但需以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格人民币30000元为限，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其已收取的过高部分的费用。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人民币1816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被告并非适格主体，与原告发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纠纷的是三澳公司，原告直接起诉被告的行为违反合同相对性；涉案货物于2018年9月到港，原告于2019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被告与上海志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瑞公司）签订有协议，双方已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应约束原告；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系经过协商后由原告予以支付，原告已认可费用金额；原告在涉案业务中存在过错，在已明令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情况下，原告长期经营此类业务且事先委托律师声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上限的做法，说明原告已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预估，故不宜以一个新箱价格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上限；本案涉及进口与出口两个运输合同，因此应当双倍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上限。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提单，用以证明被告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涉案提单，提单记载原告为收货人，双方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对该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认为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不等于原、被告之间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支付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鉴于被告对该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进口货物报关单、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进行进口报关，原告是收货人，国际贸易合同关系真实存在。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3、电放保函，用以证明原告要求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远船代）放货，原、被告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超额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上海中远船代是被告的代理人，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电放保函是单方作出的承诺，相对方是否接受应当由相对方作出决定。鉴于被告对该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4、检验/鉴定报告、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经鉴定后，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责令原告退运，涉案集装箱发生滞留。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5、律师函、快递单及签收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声明原告不接受超出合理范围的过高费用，即使原告付款亦保留要求被告返还的权利，并声明被告不得留置涉案集装箱，被告签收了该律师函。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并未通过留置货物以要挟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在已知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一个新箱价值为上限的情况下，仍怠于支付及还箱，其已丧失了要求法院酌情调整或者返还的基础。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曾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向被告发送过律师函及其内容。6、海运单、订舱确认、出口货物报关单，用以证明原告已于2019年2月安排涉案货物退运，货物已运至境外，涉案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被告不存在要求原告返还集装箱及对残值主张的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退运承运人的选择系原告作出的市场选择，被告无法强迫原告选择指定承运人进行退运。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涉案货物已退运，集装箱已经返还被告的事实。7、付款凭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发票、付款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向三澳公司支付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人民币60000元，后被告主张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7日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共计人民币48160元，三澳公司向原告开具了人民币48160元的发票，并代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该笔费用，最终三澳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向原告退还了扣除被告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后的剩余押金人民币11840元。被告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向三澳公司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与三澳公司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其上记载的付款主体并非原告；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三澳公司收到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不能证明被告也已收到及收到的具体数额，原告不能直接要求被告返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有违合同相对性；对付款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与三澳公司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行结算的过程。8、民事判决书两份、阿里巴巴批发网上查询的40尺高箱价格列表，用以证明相关司法判例支持按照同箱型新购价格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左右，原告愿以人民币3万元承担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民事判决书中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性质分析属于法律说理部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引用，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应否退还以及返还的具体金额应由法院进行审查。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一个40尺高箱的新箱价格为人民币30000元。9、三澳公司与志瑞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三澳公司作为原告的提箱代理委托志瑞公司办理提箱事宜，志瑞公司作为被告的放箱代理，在原告支付押金后才办理放箱。被告对该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三澳公司和志瑞公司均系原告的代理，志瑞公司并非被告代理，被告与志瑞公司签订的协议应当约束原告。鉴于被告对该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针对涉案集装箱押金的支付过程。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远集运）与志瑞公司签订的《集装箱使用协议书》，用以证明上海中远集运代表被告，志瑞公司受用箱人的委托即代表原告，双方签订协议，协议中志瑞公司已同意代表原告按照被告公布的费率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可以证明被告与志瑞公司就费用进行即时结算，条件苛刻。鉴于原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志瑞公司与上海中远集运曾签署过该协议书及其内容。2、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向志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明细，用以证明被告根据其与志瑞公司之间的协议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结算完毕，不存在其他争议。原告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明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就证据形式进行完整说明和补充，即使被告可以证明发票和明细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亦与原告无关。鉴于原告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发票所附明细与发票金额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志瑞公司与上海中远集运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行结算的事实。本院查明：2018年9月，原告进口的1个40尺高箱的货物自日本门司港运抵中国上海港，集装箱编号为FSCU8590480。被告作为上述货物的承运人，出具了编号为PASU5139120360的提单，其上载明收货人为原告，货物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再生粒子。涉案货物于2018年9月30日到港。2018年11月12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出具检验/鉴定报告，判定涉案货物为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2019年1月11日，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向原告发出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责令原告将涉案货物直接退运至境外。2019年1月28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声明：一、被告主张的自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1月底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72000元明显过高，原告对该金额不予确认；二、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已对涉案集装箱放行，原告出于止损与减损的考量，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72000元予以保留性地暂时支付，以换取终止损失扩大的结果。但原告的支付行为不代表原告确认被告的全部主张；三、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返还过高部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权利，并保留向被告追索原告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四、原告不接受被告留置涉案集装箱的行为，如被告以留置集装箱的方式强行要求原告接受被告主张，原告将保留向被告主张由此造成损失的权利。律师函中同时请被告在收到该律师函的24小时内重新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确认后予以支付，或者原告在保留性支付人民币72000元后，被告将过高部分返还原告，否则原告将依法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司法诉讼等一切为法律所许可的途径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于2019年1月29日收悉该律师函。2019年1月29日，原告向三澳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0000元。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如原告不支付押金，就无法将集装箱提出并退运。被告开具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上显示，涉案集装箱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7日，总共使用131天，实际应收取117天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收取金额为人民币48160元。2019年2月7日，涉案货物重新订舱出运，承运人为被告，其出具了编号为PASU5882633210的海运单，其上载明托运人为原告。原、被告确认涉案货物已实际退运，集装箱已返还承运人。2019年3月8日，上海中远集运向志瑞公司开具金额为人民币42405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该金额中包含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48160元，被告确认已从志瑞公司处收悉。2019年8月16日，三澳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4816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9月3日，三澳公司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1840元，付款摘要中注明系超期费押金退款。2020年5月29日，三澳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受原告委托，办理涉案集装箱放箱业务，因其未与被告签订放箱协议，不能直接向被告申请放单，故委托志瑞公司代为办理。因涉案集装箱货物被海关扣押查验，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故三澳公司告知原告支付人民币60000元作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用于向志瑞公司申请放箱，具体金额以被告实际结算金额为准，实行多退少补。志瑞公司知晓原告已支付押金后，即向被告申请放单。2019年2月中旬，志瑞公司收到被告出具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即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48160元。三澳公司从志瑞公司处拿到此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后交于原告，用以结算。2019年9月3日，三澳公司将扣除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后的剩余押金人民币11840元退还原告。三澳公司与志瑞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已以对冲账的形式结算完毕。同日，志瑞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内容与三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基本一致。原告陈述，涉案业务其系委托三澳公司代为办理，三澳公司系其提箱代理，原告与志瑞公司没有关系，志瑞公司系由三澳公司联系。被告确认其发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的时间大约在2019年2月中旬。另查明：2019年1月1日，上海中远集运与志瑞公司签订《集装箱使用协议书》，双方就集装箱的提箱交接、使用、保管照料和费用结算等事宜达成协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上海中远集运授权志瑞公司根据上海中远集运之操作要求办理进口、出口放箱申请，上海中远集运根据申请提供纸质或电子设备交接单，上海中远集运根据系统记录向志瑞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协议书中还约定，当志瑞公司违反了相关约定时，上海中远集运可以暂停志瑞公司办理放箱业务的权限。被告确认该协议书系其公司固定文本，与其签署该协议书的有几十家公司，上海中远集运与上海中远船代均系被告代理人。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收货人，被告系承运人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二、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三、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四、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返还其认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过高部分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各自的法律地位均无异议，原告作为涉案货物合法的收货人，其有权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收取的正确、合理与否及返还问题向被告提出主张。关于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的问题。原告主张，原告从未对被告提出的超期使用费金额予以确认，其在支付押金前亦出具律师函明确表示不予接受，其支付押金系为了尽快提取集装箱并退运，以减少损失，且志瑞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其与被告之间的结算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被告主张，志瑞公司并非被告的放箱代理，其应为原告的代理人，志瑞公司与被告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可以认为原、被告就费用金额达成一致，且被告从未胁迫原告通过支付押金以获取集装箱。本院认为，首先，就志瑞公司的身份问题。志瑞公司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有《集装箱使用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版本系上海中远集运使用的格式版本，只有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该协议书的公司才能向其申请办理集装箱放箱、还箱手续。同时，该协议书签订于志瑞公司和原告发生涉案业务之前，即志瑞公司并非代表原告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该协议书，此节事实亦从侧面反映了志瑞公司因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了该协议书，从而取得了放箱权，志瑞公司实则系代表被告进行放箱和收费操作。在三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其因未与被告签订放箱协议，不能直接申请放箱，所以委托志瑞公司办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也是通过志瑞公司与被告进行结算。据此，本院认为，在涉案业务中志瑞公司被认定为被告的放箱和收款代理更为合理，故志瑞公司与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已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其次，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事实表明，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的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原告向三澳公司支付押金的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即原告在向三澳公司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之前已向被告发出律师函，明确对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不予确认，并表示其系保留性地暂时支付押金，以换取终止损失扩大的结果，其支付行为不代表确认被告的全部主张。同时，原告陈述，若不支付押金，就无法将集装箱提出并退运。本院认为，原告已经以其实际行动明确表示不接受被告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在原告已对费用金额明确表示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原告支付押金的行为即认定双方已就费用金额达成一致。第三，三澳公司与志瑞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以及在案证据已证实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支付方式，原告是以先支付押金，最终以退还剩余押金的方式履行，故不能以原告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即认定其对费用金额已经确认。据此，本院认为，目前的在案证据及相关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关于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对于其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并无异议，仅对收取金额存有异议。本院认为，集装箱属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工具，原告作为收货人和实际用箱人，负有及时归还集装箱的合同义务，其未及时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造成损失，应予赔偿，故原告应就涉案集装箱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未及时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造成损失主要是因集装箱被占用导致承运人用箱周转发生困难，此情形通过购置一个同类型新箱即可消除，故承运人的损失至多为新箱购置价格，原告向被告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应以此为限。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予确认，故本院确定被告有权向原告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应为人民币3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人民币4816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8160元。关于被告主张本案涉及进口与出口两个运输合同，因此应当双倍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上限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开具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上显示，其计费期间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7日，其并未将涉案集装箱在进口和出口阶段所使用的天数作分段计算，而是根据使用总天数累计进行计算，被告在庭审时亦无法分清其所称的两个运输合同项下所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各为多少，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被告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涉案货物于2018年9月到港，原告于2019年10月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并非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而是要求承运人返还超额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上述法条是针对海上货物运输所作出的特别规定，但本案争议实际已与运输环节本身无关，故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同时，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时尚未产生，故如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并不合理。据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对此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适用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开具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支付通知的时间是2019年2月，此时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方才确定，原告得以知晓费用的具体金额，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太仓山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18160元。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4元，由被告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审 判 员  陈 磊人民陪审员  刘春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朱元达书 记 员  朱元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