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3742号原告：卢锦智，男，198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凌子，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郴，男，200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临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庆，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卢锦智与被告胡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锦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罗凌子，被告胡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张红庆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锦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170000元；二、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50000元；三、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9月2日，被告称其为“匡威批发”，添加了原告微信，原告需要批发一批正品鞋子销售，于是被告向原告销售品名为162050的匡威帆布鞋，双方协商后按单价340元/双（含运费）的价格批发，被告表示该批匡威鞋是从山东发货，并且保证鞋子为正品。同日，双方通过“共鞋电子合同”小程序草拟并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匡威鞋共500双，价格合计170000元，被告应于2020年9月3日之前将商品交付原告；被告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来源合法，无任何法律纠纷和质量问题；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买卖合同》签订后，双方互相提供了身份证照片，被告又向原告提供了其支付宝账号的二维码截图，原告向该支付宝账号扫码付款170000元。9月3日，被告向原告告知了该批鞋子的快递单号“DPK210171973815”，原告查询单号后发现，该批鞋子是从福建省莆田荔城区发出，并非被告所说的从山东发出，原告遂向被告询问，但被告从9月4日开始便不回复微信、也不接听电话。原告怀疑自己被骗，于是联系公证处在该批鞋子到货时（2020年9月8日），对整个卸货、签收、搬运、封存的过程进行了公证。9月14日，原告在广州新市百信广场的匡威专卖店用569元采购了同款匡威鞋，与被告交付的匡威鞋进行对比，鞋盒颜色深浅不同、鞋盒后侧的合格证标签及说明内容明显不同，打开鞋盒后，被告交付的鞋子与正品匡威鞋的重量差距大、鞋带颜色不一致、鞋垫颜色及厚度差异明显、鞋子的缝线做工明显不一样、鞋子上的标签也不一样。可见，被告交付的匡威鞋与正品匡威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被告发货后便销声匿迹，原告有理由怀疑该批鞋子为假货。原告批发该批匡威鞋是为了销售给第三方，并与第三方签订了销售合同，但由于被告向原告提供假货导致原告无法依约向第三方供应产品，原告需向第三方支付违约金，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胡郴辩称：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涉案买卖合同主体为原告及案外人诸葛才才，被告胡郴未参与具体的买卖行为，不是涉案商品的销售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胡郴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非本案适格被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胡郴从未从事过鞋品销售业务，与原告卢锦智并不认识，买卖合同上甲方（卖方）签字“胡郴”也并非被告胡郴本人所签，系案外人诸葛才才冒用被告胡郴名义向原告销售货物，并借用被告胡郴支付宝账户收取货款，且货款在到账后已被转入诸葛才才支付宝账户，原告就买卖涉案货物相关事宜一直是与诸葛才才进行的磋商，被告胡郴从未参与。因此，原告系与案外人诸葛才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被告胡郴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9月2日，原告通过添加被告胡郴名下17705499559的支付宝账号，向被告胡郴的支付宝账户转账170000元。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胡郴之间存在500双货号162050c的匡威品牌黑色帆布鞋的买卖交易关系，但被告胡郴交付的匡威品牌帆布鞋并非正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其产生经济损失50000元，并提交如下证据予以佐证：1、原告与微信号“DWingsport”（微信昵称“DR”）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9月2日，“DR”：“我是匡威批发。”原告：“数量有多少。”“DR”：“500个。”原告：“来个好价。”“DR”：“350小刀。国现。山东（发货）。”原告：“包过毒。”“DR”：“除了做工瑕疵，鞋盒瑕疵已经挑出来了，二次运损我没法保证。”原告：“瑕疵比例多大。”“DR”：“3%不到，2.5%左右，我卖毒是这样的。”原告：“瑕疵发来看下能不能修。”“DR”：“鞋盒瑕疵，剩下的还没验出来。”原告：“多久可以发货。”“DR”：“你是要发毒？闪电仓？”原告：“方便一点。”“DR”：“可以帮射毒。过平台。”原告：“价格再低点。”“DR”：“347包。明后天直接给你发毒还是发你手里。”原告：“能要还是发我吧。最好全部检查完再出。”“DR”：“二次运损我不管。”原告：“价格340。”“DR”：“先说怎么交易吧。”原告：“第一次合作都走共鞋（共鞋合同）吧，还是？”“DR”：“行。”原告：“共鞋哪个名是你的。”“DR”：“你拟了我签。不止匡威还有别的。”原告：“什么好货发来看看，不能高仿的，必须正品。”“DR”：“合同拟好了吗。”原告：“你有空拟一下也可以。”“DR”：“共鞋这个合同就是电子合同是吧。”原告：“你没在共鞋交易过？假的要负法律责任的。”“DR”：“那肯定的。我拟了直接通知你钱。”当天晚上20:09，“DR”向原告发送了一个起草的“共鞋合同”链接，显示合同一方为“胡郴”，并表示：“你签上就行了，然后我就发货。”原告：“能加个保证正品吗，搞好用支付宝转给你。”“DR”：“上面有写的，第一条就是。”原告：“身份证拍我对一下，我签字就可以。”“DR”：“你签了应该也能看到，签了看不到我再给你发就是。你先发一下你的。”原告随即发送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DR”亦立即发送了被告胡郴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原告：“签了，找点鞋子卖得物，所以要求正品，假的货不行。”“DR”：“好”，同时发送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原告：“再次强调确认正品匡威，货号162050c。”“DR”：“好。”原告：“有多少个坏盒。”“DR”：“坏盒我拿出来了。”原告：“那500双盒子都是好的哈。”“DR”：“嗯。”后，原告向“DR”发送其收货地址，并称：“电话号码发来我加你转。”“DR”：“17705499559。”随即，原告添加该手机号码注册的支付宝账户，向支付宝账户转账170000元。2020年9月3日，原告要求“DR”提供快递单。“DR”向原告提供了单号。2020年9月4日，原告查询快递信息后问：“莆田寄的？如果是假鞋我可要报警的，假货不要啊。”2020年9月8日，原告在微信中告知“DR”其当天收到32箱货物，已进行公证，且随机抽样送检，鉴定为假冒产品，并发送一份律师函。2、原告与被告胡郴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在共鞋微信小程序上签订，合同内容显示：甲方（卖方）为被告胡郴，乙方（买方）为原告，约定甲方向乙方本次出售商品162050c35×5036×5037×5038×5039×5040×5041×5042×5043×5044×50，价格为170000元，乙方于终止日期2020-09-03前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甲方应于终止日期2020-09-03前将该商品交付乙方；甲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货真价实，来源合法，无任何法律纠纷和质量问题，如果甲方所提供产品与第三方出现了纠纷，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甲方承担；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按延迟供货的部分款，每延迟一日承担货款的万分之五违约金，延迟10日以上的，除支付违约金外，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延迟一日，需支付结算货款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10日以上的，除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另，原告当庭演示在共鞋微信小程序上注册过程及签订电子合同的过程，并使用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输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后，需要手机中接收的验证码才能继续操作，输入验证码后进入实名认证环节，实名认证后，起草合同时已经实名认证的信息会自动填写入合同中，不能修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输入验证码进入实名认证环节后不需要再进一步操作，其只需要确认是否必须手机收到验证码。3、（2020）粤广南方第033341号公证书，显示：2020年9月8日，原告与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公证人员一同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进入了标有“向西大道9号”字样门牌的地方。在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自称是“德邦快递”的快递员从标有“粤Ａ×××××”车牌号码的货车上卸下货物共32箱，并交付给原告。原告确认收到货物32箱后，快递员要求原告在标有“DPK210171973815”单号及标有“到达部门存根联”字样的快递单据“收货人签名”处签名，并将另一联标有“DPK210171973815”单号及标有“到达部门客户联”字样的快递单据一张交付给原告。因上述快递单据上无收件人卢锦智的名字，本公证员现场询问快递员，该快递员称其公司后台有备注收货人信息，收货人电话是“136××××7385”，以此确定发货给卢锦智签收。公证人员对收货现场使用手机地图进行了定位并截屏，并对收货的现场状况及快递单据进行拍照，取得截屏图片及照片16张。随后，原告与公证人员将上述货物共32箱搬运至上述地方标有“B”字样楼房的二楼仓库。在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原告随机抽取了3箱货物，并从3箱货物中各抽取出了2盒商品。原告称该6盒商品，需要单独封存2盒商品，另外4盒商品不需要封存，因此公证人员对该6盒商品进行了拍照，再随机挑选了2盒商品进行了封存及拍照。然后，公证人员将上述拆开的3箱货物及其余的29箱货物粘贴封条进行了封存及拍照。最后，公证员人员对原告现场取得的标有“DPK210171973815”单号及标有“到达部门客户联”字样的快递单据进行了拍照，并将其装入封存袋进行了封存并拍照，上述过程共拍摄照片217张。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20年9月10日出具（2020）粤广南方第033341号公证书，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截屏图片及照片打印件共233张均为公证人员现场截屏及拍摄所得，与实际情况相符。上述货物及随机挑选的2盒商品经公证人员封某留存于原告处。上述随机挑选的4盒商品未经封存，留存于原告处。4、同款正品匡威鞋的2020年9月14日购物小票、正品匡威鞋的照片。5、（2020）粤广南方第040118号公证书，显示：2020年10月21日，公证人员及原告来到广州市白云区，进入了标有“百信广场”字样招牌及标有“棠乐路3”字样门牌的商场，再进入该商场的西区“LG”层标有“CONVERSE”字样招牌及标有“036”字样门牌的店铺，原告以消费者身份向该店铺购买了商品一件，使用微信支付方式支付569元货款，并现场取得小票两张。随后原告使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扫取其中一张小票中“电子发票”右侧二维码，填写相关开票信息并提交开票申请后取得电子发票一张，并由原告对取得的电子发票页面进行截屏，共得截屏图片两张。原告的购物过程、申请开具电子发票过程由公证人员现场监督，对原告上述购买商品的场所所在位置、现场情况、微信支付账单详情、申请开票过程相关页面进行了拍照，共取得照片、截屏图片26张。购买行为结束后，公证人员及原告将所购商品、小票两张及相关物品带回公证处，公证人员在公证处对原告上述所购商品及相关物品进行了拍照及装入封存箱粘贴封条进行了封存，再拍照，上述过程共取得照片38张。2020年10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2020）粤广南方第040118号公证书，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照片、截屏图片打印件共32页为公证人员拍摄及原告对电子发票页面截屏所得，与实际情况相符，所购商品、小票两张及相关物品经公证人员装入封存箱并粘贴封条后留存于原告处。6、“得物（毒）”、“识货”、“球鞋鉴定”平台鉴定报告，显示原告上传涉案产品图片至上述平台上，平台鉴定结果均为假。7、原告与第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合同落款时间为2020年8月11日，卖方为原告，出售匡威162050型号产品500双总价格220000元，交付货物时间在2020年9月10日前，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违约金50000元。原告于2020年8月11日向案外人支付50000元。8、公证费发票一张，显示开票时间为2020年9月9日，金额为800元。9、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显示原告为主张本案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为此支付律师费35000元。10、原告与被告胡郴父亲的电话录音，内容为原告因涉案产品为假货，要求退款，联系被告胡郴的父亲，被告胡郴的父亲称因别人使用被告胡郴的身份证、支付宝账号与原告进行交易。经质证，被告胡郴表示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不是被告胡郴签订，被告胡郴也未从事鞋品销售业务，也未与原告通过微信沟通涉案交易事宜；证据3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涉案鞋子不是被告胡郴销售的；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涉案鞋子是假货；证据6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平台出具的鉴定报告均不是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平台出具的鉴定报告不具有真实合法有效性；证据7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出售给案外人的商品系涉案原告购买的商品；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胡郴并非合同相对方，无须承担律师费和公证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胡郴的父亲从未表示向原告进行赔偿。被告胡郴抗辩称“DR”并非被告胡郴的微信号，被告胡郴经人介绍认识案外人诸葛才才，案外人诸葛才才向被告胡郴支付好处费5000元，被告胡郴向案外人诸葛才才提供被告胡郴的身份证、手机号、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及密码，案外人诸葛才才借用被告胡郴的身份信息、手机号在共鞋平台注册账号，被告胡郴将手机中收到的验证码发给案外人诸葛才才，由案外人诸葛才才注册后与原告签订合同进行交易；原告的涉案货款170000元进入被告胡郴的支付宝账户，由被告胡郴将款项再转给案外人诸葛才才的账户，并由被告胡郴在款项中自行扣减好处费5000元。被告胡郴为证实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支付宝账户交易记录予以佐证。该证据中显示被告胡郴账户在2020年9月2日从原告处收款170000元后，于2020年9月3日向“葛才才”转账165000元。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胡郴所陈述的诸葛才才与上述收款的葛才才信息不对应，也不能证明向葛才才转账的款项是原告支付的货款。另查：经网络查询，得物（原名称：毒）是一款可提供球鞋销售鉴定的平台。原告向本院提交涉案货物明细，确认其收货情况如下：匡威品牌货物162050c黑色鞋，码数35-44，每个码数鞋子数量均为50双，合计500双。庭审中，原告表示无论“DR”对应的微信号实名认证身份信息是何人，其均是向被告胡郴主张涉案货款，其同意将已收到的货物退还；因涉案鞋子是从福建莆田发货，其有理由合理怀疑涉案鞋子是假货，鞋子的外包装箱上写的是处理品，其也向相关鞋类鉴定平台进行鉴定，认定为假货，且其收到的鞋子与自行购买的正品鞋子进行比对，在外观上也明显不同；其因本案纠纷产生的经济损失除与案外人交易无法交货支付的违约金50000元外，还包括律师费及公证费损失。被告胡郴表示其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诉前财产保全案件，依据转账记录要求冻结案外人的账户；不需要对于公证封箱的涉案鞋子进行现场拆箱比对，但是原告的证据不是专业机构的鉴定。经本院对于是否鉴定问题，经本院释明后，被告胡郴并未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公证书、购物小票、照片、鉴定结果、电话录音、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论证如下：一、涉案合同相对方问题。首先，根据原告与“DR”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DR”向原告披露其身份时是发送了被告胡郴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以被告胡郴的名义与原告进行涉案匡威鞋交易，并在拟定电子合同时以被告胡郴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进行实名注册且起草、签订合同。从相对方而言，原告在通过微信方式购买涉案匡威鞋时，已经要求审查销售方的身份信息，并要求以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印证了其系与被告胡郴签约的意思表示，也说明原告在核对合同主体身份方面尽到了相当的注意义务。其次，从涉案货款转账情况来看，“DR”向原告发送了被告胡郴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并向原告提供了被告胡郴手机号码注册的支付宝账户，在原告添加该支付宝账户时及时予以通过，收取原告支付的货款。再次，从整个微信聊天记录看，“DR”从未表示其是借用被告胡郴的身份信息、手机号、支付宝账户与原告进行交易，在此环境中，原告作为普通人无从判别该微信号的实名认证情况，也无从判断使用该微信的人员与被告胡郴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系。综上，原告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涉案买卖交易的相对方为被告胡郴。且退一步来说，即使如被告胡郴所述其是以5000元的价格向他人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手机号、支付宝账户，供他人使用，但是被告胡郴手机收到了共鞋电子合同签订时的验证码后主动告知他人，并在其支付宝账户收到货款后向他人转账，其行为表示不存在被告胡郴的账户被他人盗取使用的情况，被告胡郴在涉案交易过程中采取默许或放任的态度，亦应对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胡郴。二、涉案匡威鞋是否并非正品，被告胡郴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货款及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胡郴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于2020年9月8日收到涉案匡威鞋，并将鞋子提交得物（原名称：毒）等平台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假。原告据此主张涉案匡威鞋并非正品，不符合质量要求，要求退货退款。被告胡郴不认可相关鉴定结果。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实，虽然原告并不是委托专业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涉案交易过程中，销售方多次承诺销售的匡威鞋是正品，且在微信中明确承诺“可以帮射毒。过平台”，但原告提交的得物（原名称：毒）平台的鉴定结果为假，说明涉案匡威鞋并不能通过平台鉴定，与其承诺不符。现原告提交了相关平台鉴定结果初步证明涉案匡威鞋并非正品，且与销售方的承诺不符。被告胡郴虽不认可该结果，但是并未在本案中申请重新鉴定，亦不要求现场将公证封箱的涉案匡威鞋拆箱与正品进行比对，并未提供反证足以推翻原告提交的上述平台鉴定结果，故本院对于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现因涉案匡威鞋并不符合双方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胡郴退还涉案匡威鞋，并要求被告胡郴退还货款17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因原告实际收到500双匡威品牌货号162050c黑色鞋（码数35-44，每个码数50双），若原告届时不能退还，则以170000÷500=340元/双的价格折抵被告胡郴的应退货款。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50000元的问题，涉案《买卖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胡郴没有提交符合双方约定的产品，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胡郴赔偿其经济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应以原告的实际经济损失为限。原告主张其损失包括向案外人支付的违约金50000元、律师费35000元及公证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因原告提交的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及付款记录显示时间均是2020年8月初，系在涉案买卖交易发生前，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合同与涉案交易的关联性，也不足以证实此损失50000元必然发生且已实际产生，故原告主张该损失5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2、被告胡郴违反合同约定，原告遵循诉讼途径向被告胡郴主张退还货款，被告胡郴依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律师费，但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金额过高，本院依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认定被告胡郴应赔偿原告律师费12500元。3、原告因本案纠纷申请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提交公证书及公证费发票，证实原告产生公证费损失。因原告提交的公证费发票仅一张，金额为800元，故被告胡郴应赔偿原告公证费损失800元。综上，被告胡郴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13300元。另，如被告胡郴与案外人之间存在纠纷，被告胡郴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院对此不作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胡郴返还卢锦智货款170000元，卢锦智同时向胡郴返还所购买的500双匡威品牌货号162050c黑色鞋（码数35、36、37、38、39、40、41、42、43、44，每个码数50双），如卢锦智届时不能退回，则以340元/双的价格折抵胡郴应给付的购货价款；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胡郴赔偿卢锦智经济损失13300元；三、驳回卢锦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胡郴负担1983元，由卢锦智负担317元。胡郴负担的受理费1983元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