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39号原告：吴某1，男，汉族，1961年4月12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告：吴某2，男，汉族，1963年4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彬、郭俊琳，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某3，男，汉族，1969年5月24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女，汉族，1973年3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系被告的妻子。原告吴某1、吴某2诉被告吴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1、吴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彬、郭俊琳，被告吴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1、吴某2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两原告共同继承被继承人吴光烟、周慈容的下列遗产：（1）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房（价值约140万元），继承份额为原、被告每人各占三分之一；（2）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号(价值约12万元)，继承份额为原、被告每人各占三分之一；（3）属于吴光烟遗产的银行存款369533.57元，继承份额为每人四分之一，两原告应各继承92383.39元，共计184766.78元；（4）属于周慈容遗产的银行存款442764.93元，继承份额为每人三分之一，两原告应各继承147588.31元，共计294781.36元；上述第（3）、（4）两项两原告合计479942.3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与被告均乃吴光烟、周慈容的子女，父亲吴光烟于2018年7月21日死亡，母亲周慈容于2018年10月25日死亡，死亡前没有立遗嘱。上述遗产现在全部由被告掌管，二原告要求继承，被告不同意，且被告擅自挪用了存款，导致被继承人银行存款遭到损失，侵害了二原告的合法继承权。为保障两原告的合法继承权利，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被告吴某3辩称，1、对于原告提出的继承吴光烟的遗产每人各占1/4的问题，在吴光烟2018年7月21日死亡后的次日，在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房（其实为一套房，两房产证），原、被告与周慈容四人协商，吴光烟的丧葬费用由吴某3承担，吴光烟的遗产由其孙吴季洋（吴某3之子）继承。兄弟三人在4名证人（三人的共同亲戚：小舅妈何某、堂兄吴某4、堂侄吴某5、表妹周某）的见证下各方签字画押，吴某2的签字由于当事人眼疾看不清的原因，由吴某1代签，指模为吴某2。吴某3在其后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承担了吴光烟的丧葬费用。此协议具有真实性。同意周慈容的遗产每人各占1/3。2、另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号车库，因当时被告经常回恒大同父母住，而且车位便宜，所以决定买下此车位。因恒大开发商规定只能由业主购买，所以房产证上是周慈容，实际由吴某3家庭全款购买。由其爱人刘红向其同学竺君借款伍万元用于购买此车位，竺君于2016年7月28日用支付宝账户向刘红指定的周慈容账户转款人民币伍万元，并注明购车位，刘红于2016年8月20日通过工行转账向竺君还款伍万元（附上转账记录和竺君的证词），当时此车位定价5万元（附上购车位发票），2016年7月28日由吴某3刷卡4000元及现金183元支付（附转账记录）专项维修基金，在2017年4月25日吴某3刷卡支付了1453.57的印花税和契税（附转账记录）领取房产证。上述财产吴某3没有占用，一直空置着。也没有不同意分配，出于对父母感情因素，想缓到2020年处理，此意向有向两原告提出。另外，1、关于吴光烟现金遗产分配，因此前协议中提出吴光烟遗产由其孙子吴季洋继承，故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分配要求。2、关于吴光烟存款(16081.96元)，吴某3没有挪用，当时周慈容健在，存折与卡由她掌管。3、两原告能继承的为周慈容银行存款遗产部分的三分之二，共计为284455.32元。被告没有不同意分配，相反被告在4次主动与两原告协商中，两原告皆不同意分配方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吴光烟于1931年6月15日出生，于2018年7月21日死亡；周慈容于1938年11月26日出生，于2018年10月25日死亡。吴光烟与周慈容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大儿子吴某1（即本案原告），1961年4月12日出生；二儿子吴某2（即本案原告），1963年4月30日出生；三儿子吴某3（即本案被告），1969年5月24日出生。吴光烟死亡后，原、被告于2018年7月22日共同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吴光烟自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过世订立此协议，吴光烟后事办理一切费用由吴某3承担，吴光烟遗产归其孙子吴季洋所有，吴光烟遗产（生前房屋）其妻子周慈容健在前不得改变。”落款处有原、被告三人的签名和指模，另有见证人何某、吴某4、吴某5、周某的签名和指模。2020年1月18日，周某和何某共同出具了《证明》，记载：“吴光烟在二零壹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过世，我们在2018年7月22日在广州增城区中新镇恒大山水城御峰三街6号1001房，周慈容、吴某1、吴某2、吴某3四人协商，自愿达成此协议，吴某2因眼疾由吴某1代签名，我们作为见证人签字按手印。此协议内容真实有效。”原告对上述《协议书》和《证明》质证称：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协议并非由全部继承人签名确认，协议上没有周慈容签名，该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该协议损害周慈容的相关权益，协议无效。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明只说明周某、何某作为见证人见证并签手印，但周慈容并未同意协议书的内容，也未在协议书签名确认，因此其他继承人对吴光烟的遗产作出处分损害周慈容的权益，协议应当无效。对于吴光烟和周慈容的遗产，原、被告均确认包括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房（以下简称1001房、1006房）和银行存款。对于银行存款。吴光烟的银行账户在其死亡时存款为16480.53元，后收入8.44元，支出了16081.96元，现余额为407.01元；周慈容的银行账户在吴光烟死亡时数额为722586.6元，后收入127458.72元，支出了779039.47元（包括被告支出的632428.72元、周慈容支出的146610.75元），现余额为71005.85元。原告称吴光烟死亡后，其银行账户由被告掌管，其账户的支出亦为被告所支出。但原告对其主张并无证据证明。被告称不确认原告所述，吴光烟去世后其银行卡和存折均由周慈容掌握，所产生的资金支出也是由周慈容所产生的，与被告无关；但确认周慈容死亡后其银行账户由被告掌管，并由被告支出了共计632428.72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号房产（以下简称507号房产），被告称该房产为车位，由其出资购买，并不属于遗产范围。被告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竺君的《证明》及竺君的身份证复印件，2、竺君的支付宝账户截图、转账记录，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4、发票、完税证明、信用卡交易明细，5、恒大山水城楼宇认购书、信用卡交易明细。其中，竺君的《证明》记载：“我与刘红为同学，刘红向我借款人民币伍万元，用于购买恒大山水城车位，我于2016年7月28日转账给刘红指定的周慈容账户伍万元，刘红于2016年8月20日通过工行转账还款给我。我的支付宝账号名：君屹通信。以上内容真实，绝无虚言。”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转账金额为5万元，转账说明为购车位，收款账户为中国工商银行（7251）周慈容。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刘红于2016年8月20日向*君转账5万元。发票和完税证明显示购买方为周慈容，名称为507号车位。证据5中的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7年4月25日向广州地税缴纳完税证明上的税款5万元。《恒大山水城楼宇认购书》显示周慈容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广州恒大（增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增城公司）约定购买507号车位，价款为5万元，专项维修资金为4183元。证据6中的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6年7月28日向恒大增城公司转账4000元。被告称其向恒大增城公司转账的4000元即《恒大山水城楼宇认购书》中约定的专项维修资金，另外的183元是现金支付的。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明由竺君自行制作，其证明力较低，且其提供的账单详情、支付宝截图不能证明是竺君向周慈容转款5万元。对证据2不予认可，截图无法证明该支付宝账号属于竺君，且账单详情并未说明该款项是由相关的账号转至周慈容名下，未显示具体的银行账户，收款方是否本案周慈容存在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清单证明案外人刘红与他人有经济往来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发票证明车位由周慈容购买，并登记在周慈容名下，属于周慈容的财产，在其去世后，应属于周慈容的遗产；完税证明显示纳税人名称为周慈容，并非被告，且该税费由谁支付并不影响车位是由周慈容购买，属于周慈容财产的事实；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该笔款项的交易场所为广州地税，完税证明显示的是广州增城地税中新税务分局，名称不一致，我方认为税费并非由被告支付。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购书的当事人为周慈容，并非被告，车位是由周慈容购买的，属于周慈容的财产；信用卡交易明细显示的维修资金的金额与认购书的不一致，我方认为维修资金并非由被告支付，且维修资金由谁支付并不影响车位由周慈容购买，属于周慈容的事实。庭审中，被告称507号车位之所以未登记在其名下，是因为当时车位只能由小区的业主购买，所以就以周慈容的名义购买；购买时其在广州，且当时没有钱，所以要求刘红的同学竺君将5万元转账给周慈容，之后刘红再归还给竺君。本院认为：本案属继承纠纷。对于吴光烟死亡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吴光烟死亡时其继承人包括周慈容和原、被告共四人，但该协议中仅有原、被告三人的签名，并无周慈容的签名，且协议中“吴光烟遗产归其孙子吴季洋所有”的约定有损周慈容的继承权益，故在周慈容未签名确认，亦未事后追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应为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吴光烟和周慈容的遗产。对于遗产的范围及原、被告的份额。依照《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规定，对于吴光烟和周慈容的遗产分配如下：（一）原、被告对于1001房、1006房属于可分配的遗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原、被告各占该房产的1/3份额。（二）对于507号房产。根据被告提供的5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507号房产系被告所出资购买。但该房产登记的产权人为周慈容，在被告与周慈容未就该房产的权属另行约定的情况下，该房产应作为周慈容的遗产进行分配。故对于507号房产，原、被告各占1/3份额。对于被告所出资的款项54183元（5万元+4183元），应作为周慈容生前对被告所负的债务，应以周慈容的遗产进行清偿。（三）对于银行存款。首先，原告称吴光烟死亡后吴光烟的银行账户由被告掌管，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对此不予确认，并称吴光烟的银行账户由周慈容掌管，该账户的支出亦由周慈容产生。本院认为，吴光烟死亡后其银行账户由妻子周慈容掌管符合生活常理，故在原告就其主张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银行存款中应扣除周慈容在吴光烟死亡后从吴光烟银行账户中支出的16081.96元。其次，对于周慈容死亡后被告从其银行账户支出的632428.72元，因该支出款项发生于周慈容死亡后，因此，应当属于遗产的一部分。经核算，在吴光烟死亡时，吴光烟和周慈容的银行存款共计739067.13元（16480.53元+722586.6元），周慈容可分配的比例为5/8（1/2+1/2×1/4），即461916.96元（739067.13元×5/8），原、被告各占1/8（1/2×1/4），即92383.39元（739067.13元×1/8）。在周慈容死亡时，其可供分配的银行存款为426694.41元（461916.96元+8.44元+127458.72元-16081.96元-146610.75元），该部分遗产应优先清偿前述周慈容对被告所负的债务54183元后为372511.41元（426694.41元-54183元），原、被告各占1/3的份额即124170.47元（372511.41元÷3）。综上，原、被告各自应分得的银行存款为216553.86元（92383.39元+124170.47元）。因被告在周慈容死亡后从周慈容银行账户支出了632428.72元，故两原告各自实际可分得的银行存款为8616.43元[（216553.86元×3-632428.72元）÷2]。对于被告在周慈容死亡后从周慈容银行账户支出的632428.72元，在抵扣其应分得的银行存款后其仍应向两原告各支付207937.43元[（632428.72元-216553.86元）÷2]。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吴光烟和周慈容的下列遗产：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房和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小号的房产，由原告吴某1、吴某2和被告吴某3分别继承遗产份额的1/3。二、对于吴光烟和周慈容的遗产中的银行存款：原告吴某1、吴某2分别继承8616.43元，被告吴某3可分得54183元；被告吴某3应分别向原告吴某1、吴某2支付207937.43元。三、驳回原告吴某1、吴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35.49元，由原告吴某1、吴某2共同负担1789.49元，由被告吴某3负担165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徐小卓人民陪审员  邹召敏人民陪审员  刘艳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汤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