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兵0103民初1147号原告：江后国，男，1969年出生。被告：黎金玲，女，1986年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春华（黎金玲的丈夫），男，1985年出生。被告：常景翔，男，1991年出生。原告江后国与被告黎金玲、常景翔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后国，被告黎金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春华，被告常景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后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72，397.12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鉴定费10，000元，合计82，397.12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5月10日，被告黎金玲雇佣被告常景翔使用无人机在其位于13团8连033号的棉花地里喷洒农药。二被告的不当行为造成原告98.03亩棉花受损，后不得已复播玉米来减少损失。经鉴定，原告棉花受损与被告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被告为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黎金玲辩称：药不是我打的，而且我安排常景翔已给出了施药安全距离，我雇佣被告常景翔打药，我们是正常作业。常景翔辩称：我受黎金玲的雇佣，用无人机为她地里打药，我是正常作业，已经给原告的地里预留出了安全的距离，原告的损失不能认定是我无人机打药造成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棉花损失与二被告施药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2.原告药害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针对焦点1，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鉴定意见书一份、第一师十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勘察实情的说明一份（复印件）、十三团派出所对原、被告及杨某某的询问笔录一组，证明二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棉花造成了药害。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技术鉴定意见书第三页“五、分析说明”中记载：1.黎金玲种植的棉花对除草剂草甘膦有良好的抗性，江后国种植的棉花对草甘膦较为敏感。2.分析了草甘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使用不当而产生漂移药害，造成受害植物茎叶失绿，枯萎死亡。3.分析了黎金玲于2020年5月10日在棉花地用无人机喷施除草剂后江后国种植的棉花茎叶失绿、萎焉干枯的症状，符合草甘膦除草剂造成的受害特征，且田间受害情况表现为离黎金玲棉花地越近的区域受害越严重，越远越轻微，符合除草剂漂移规律。十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十三团八连江后国、杨帮文棉田受药害勘察实情的说明》中也记载：2020年5月20日江后国称自家棉田受药害，2020年5月21日经该中心主任徐乐明，专业技术人员王剑实地勘察，受药害特别严重50亩左右，棉花部分叶面已经干枯，颈部变细。受药害严重60亩左右，棉花部分叶面枯萎、变黄，茎叶变红。补救措施，1.建议受药害严重的棉花进行多次激素类叶面喷施，促进叶面恢复。2.建议对受药害严重的棉花进行早滴灌，早追根系生长肥料降低损失。3.建议对受药害特别严重的棉花进行改种其他作物，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十三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也记载了常景翔在2020年5月10日在与原告同一块棉田为被告黎金玲喷施草甘膦的事实，且笔录中本人也认可对原告的棉花产生了药害。上述鉴定意见系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十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十三团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记载的事实能相互印证，常景翔喷施草甘膦的行为与原告棉花出现枯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对原告棉花的损失与二被告在地里施药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焦点2，原告棉花药害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主张98.03亩棉花药害的损失，其主张的依据为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鉴定意见确定的数据。本院审查该鉴定意见，其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正常情况下种植棉花每亩地投入按1140元/亩计算（含机械费110元，水费200元，种子费40元，地膜50元，滴灌带60元，化肥200元，农药80元，人工费200元，机械采摘费200元/亩），因遭受药害每亩后期减少的投入按510元/亩计算（含人工费100元，水费90元，肥料70元，农药50元，机械采摘费200元/亩）。根据江后国提交2018年、2019年棉花产量票据得知该地平均亩产籽棉371.03公斤，棉花价格按7.3元/公斤，即种植棉花每亩地的纯收益为371.03公斤/亩×7.3元/公斤－1140元/亩＝1568.52元。经连队协调为减少损失复播玉米，由于播种时间偏晚影响产量，每亩地按500公斤计算，每公斤玉米的价格按1.8元，种植玉米每亩地成本按580元（含种子60元，人工费80元，水费100元，化肥200元，除草剂40元，收割100元），即种植玉米每亩地的纯收益为（500公斤/亩×1.8元/公斤）－580元/亩＝320元，综上所述因黎金玲在棉花地喷施草甘膦除草剂给江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568.52－510－320）元/亩×98.03亩＝72，397.12元。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虽然原告参照了2018年、2019年该地块的棉花产量作为收益的参照，但是棉花最终产量的确定有自然因素与人为管理因素影响，本案药害对棉花产量产生的影响应当确定所占因素的比例，但是原告未向法庭提供该相关的证据，故本院无法确定药害对原告棉花产量最终的影响，故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鉴定出的2020年棉花产量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药害的亩数问题，法庭通过与连队两委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江后国受到药害的棉花地，能确定已经改种玉米的棉田面积为55亩，原告主张的其余棉花损失因其拒绝向法庭提供已改种玉米的各项投入和收入，本院仅能参照本案药害2020年5月10日发生时，连队两委人员对该连队棉花种植普遍成本，来确定原告种植成本损失即626元（犁耙播105元/亩、种子42元/亩、放春冬灌水人工费35元/亩、打埂7元/亩、破埂3元/亩、打棉杆7元/亩、地膜49元/亩、滴管带60元/亩、管理费50元/亩、春冬灌水费89元、接水员工资4元/亩、打药人工费15元/亩、打药机力费10元/亩、底肥150元）×55亩合计损失为34，430元。对于该部分损失二被告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审查十三团派出所对江后国、黎金玲、常景翔所作的询问笔录，三人均陈述了在2020年5月10日施药过程中刮风的事实，二被告明知草甘膦是除草剂，会对同一地块江后国的棉苗产生药害而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被告均存在重大过错，均应当承担责任。本院审查二被告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酌定二被告各承担50%的责任为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故被告黎金玲与被告常景翔应当连带向原告江后国赔偿棉花药害的损失，每人承担的损失金额为17，215元（34，430元÷2人）。经审理查明，原告江后国在位于13团8连033号地块种植了约127亩的棉花，与原告江后国同一条田，相邻地块种植了约42亩棉花的被告黎金玲雇佣被告常景翔为其用无人机喷施除草剂草甘膦。2020年5月10日10时许，常景翔操作无人机在该地块为被告黎金玲种植的棉花喷施草甘膦，虽然常景翔在喷施的过程中为原告江后国的棉花留出了一定的距离避免给其的棉花造成影响，但是因为当天施药时存在阵风天气，实际造成原告部分棉花的药害，后原告将部分受药害的棉花改种玉米，经法庭确认改种玉米的棉田面积为55亩。经原告加强管理，逐步改善了其余遭受药害的棉花长势。药害发生后原告向十三团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原、被告等人进行了询问，同时十三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对原告受药害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出具了勘察说明。原告为了主张其损失，个人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种植该地块的棉花出现枯萎、生长异常原因及损失进行鉴定。原告鉴定花去鉴定费10，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常景翔申请对原告药害产生的原因及损失重新鉴定，后因无鉴定机构能够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本院征询常景翔意见后终止了常景翔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黎金玲雇佣常景翔为其棉花打药，造成相邻地块原告江后国的棉花产生药害，后原告将55亩棉花改种玉米，但原告拒绝提供已经收获玉米收益的真实数据，本院无法核实该部分损失，只能确定已改种玉米种植成本的损失为34，430元。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因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黎金玲向原告江后国赔偿损失17，2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常景翔向原告江后国赔偿损失17，2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三、被告黎金玲与被告常景翔对上述判决第一、第二项内容互负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江后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预交），鉴定费10，000元，合计10，930元，由原告江后国负担5732元，由被告黎金玲、常景翔每人连带负担2866元，合计5198元（与上述判决主文义务同时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川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江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