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8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龙亮，男，汉族，1956年8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东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秦，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宣，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24、25层。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爱民，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丹，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夏龙亮因与被申请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9）最高法民终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夏龙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启动再审程序，裁定对本案再审，并改判撤销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中航信托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中航信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中航信托公司向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运城市博鸣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鸣公司）发放贷款的信托贷款业务，实为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农商行）借助中航信托公司开展的通道业务。（二）设立上述通道业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由此该信托计划设立的目的违法。（三）信托贷款所涉合同因设立信托计划目的违法而均为无效合同，即该信托违法和无效。（四）中航信托公司所主张的质权设立无效。本案资金流转的真实目的是运城农商行将资金通过通道公司贷款给其股东凯达公司、博鸣公司，《信托贷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均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签订。本案股权质押虽然办理了工商部门的质押登记，但工商部门并未依法对外登记公示，导致该质押行为存在违法性。无论从股权出质设立的目的还是从登记的程序方面，质权均属于无效。原审判决仅依据案涉资金最终是以通道公司信托资产的形式贷款给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就忽视了交易的真实目的和交易的实质违法性，简单的适用了外观主义，将贷款资金流转至信托环节时的法律关系从整个交易环节中单独出来，错误的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定，进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中航信托公司不符合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执21号案件中财产参与分配的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参与分配的前提是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但本案中被执行人凯达公司与博鸣公司均为企业，因此不符合参与分配的条件。（二）中航信托公司申请参与分配所主张的主债权的数额和真伪不明确。本案中，中航信托公司系以对执行财产享有股权质押的优先受偿权为依据提出的执行分配，而其股权质押担保的主债权即贷款本金及其利息的数额和真伪尚未明确和认定，更未提供其主债权的执行依据，在主债权存疑的情况下，对该担保债权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 中航信托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法有效。中航信托公司以质权人身份申请参与分配，要求优先受偿，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二、夏龙亮再审申请所提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中航信托公司向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是合同主体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运城农商行借助中航信托公司开展通道业务的事实。（二）本案中航信托公司贷款的发放和质权的设立，不存在规避运城农商行接受本公司股权质押的目的，夏龙亮的主张纯属其个人主观恶意揣测。本案不存在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股票作为质押权标的的情形，亦不存在规避法律规定的目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款，在法律上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凯达公司、博鸣公司提供的股权质押担保，已在运城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仅规定要了解知悉产品的各级投资者，但并未否定层层委托投资法律关系的效力。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3条，即使假设涉及通道业务，在2020年底前，仅以信托业务实质为通道业务、信托目的违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依然受法律保护。客观上，信托受益权已转让给另外三家公司，不存在运城农商行接受本行股票受偿的可能性。（三）中航信托公司作为质权人，申请就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名下运城农商行股权及其权益的执行参与分配，要求优先受偿，具有合法法律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中航信托公司就凯达公司、博鸣公司所持有的运城农商行的股权在财产分配方案中是否享有质权优先权。 一、中航信托公司向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发放贷款的信托贷款业务，确属运城农商行借助中航信托公司开展的通道业务。 其一，根据运城农商行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稠州银行）签订的《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合作总协议》，稠州银行、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的《方正证券赢策158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方正证券与中航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中航信托公司分别与凯达公司、博鸣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方正证券与运城农商行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证据，可知运城农商行是交易的起始环节和实际出资方，系实质上的委托人、管理人、受益人，运城农商行通过层层委托、环环相扣的信托计划和交易，将其资金贷给其股东凯达公司、博鸣公司。 其二，根据江西银监局赣银监信复﹝2018﹞4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的内容显示，信托项目立项审批流程中注明“项目主导方和风险承担者运城农商行”，“实质委托人：运城农商行”，可知，中航信托公司当时知晓案涉信托计划的实际委托人为运城农商行。 由此，运城农商行自主决定设立信托计划，向其股东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发放贷款，决定信托利益分配，并自行承担信托资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相应风险损失，而中航信托公司却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此种情形应当认定为通道业务。 二、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在过渡期内不宜认定案涉信托合同无效。 对于夏龙亮所主张的设立上述通道业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款的禁止性规定，由此该信托贷款所涉合同因设立信托计划目的违法而均为无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在对信托通道业务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同时，也设置了过渡期。该意见第22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同时也在第29条明确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将过渡期设置为截止2020年底，以确保平稳过渡。在过渡期内，对于存量通道业务，如果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一方仅以信托计划设立目的违法为由主张所涉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夏龙亮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原审认定本案所涉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本案所涉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至2017年期间，属于过渡期内的存量通道业务，对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合同约定加以确定。本案中航信托公司分别与凯达公司、博鸣公司到运城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合同约定的质押权人亦为中航信托公司，且案涉信托受益权已由运城农商行转让给其他公司。故原审据此认定中航信托公司就凯达公司、博鸣公司所持有的运城农商行的股权在财产分配方案中享有质权优先权，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亦无不当。 综上，夏龙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夏龙亮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涛 审判员 张能宝 审判员 王云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海玲 书记员 甄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