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8628号原告：姜伟雄，男，196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恒松，上海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苏劼，上海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康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郭巨康，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郭巨康，男，195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奇，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伟雄与被告上海康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衢公司)、郭巨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伟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恒松、贺苏劼，被告上海康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郭巨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奇、李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伟雄要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持有的950股股份转让款6,080,000元。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告于1993年进入上海山友通信公司(被告康衢公司原名称，以下简称山友公司)。2003年9月5日，被告康衢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郁某某因离开公司将所持有的山友公司股份共计200股(占总股本1.9%)在公司转让给新股东姜伟雄先生。”原告以每股100元价格支付20,000元后成为被告康衢公司股东。2009年11月，被告康衢公司扩股，原告按比例扩大持股至950股(仍为1.9%股权)。2014年11月，被告郭巨康的外甥代表两被告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最终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另有《协议书》未签字。2019年6月，两被告将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缩小至471.45万，并于当年7月将被告康衢公司从股份合作制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持有的950股股份(1.9%股权)被两被告侵吞，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康衢公司、郭巨康共同发表答辩意见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1、原告在职期间所持有的系争股权系按照《山友公司关于干股实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干股若干规定》，1999年10月18日)而安排的企业内部干股；该规定备案于工商登记档案中公司章程的有效补充。案外人郁某某被安排持有系争股权，郁某某离开公司后，根据公司安排以股权转让方式让原告持有了郁某某原持有的干股份额，已在工商部门核准备案登记。出让方郁某某与原告承诺“因本人没有相应的股本金投入，故本人承诺不对此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另，原告于2010年7月7日再次承诺“因本人没有投入过股本金，故本人不会对该股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若需我名下进行变更登记或退出时，本人即以该股份名义登记人的身份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原告现诉讼主张权利，违背承诺，原告称投入20,000元成为公司股东，与事实不符；2、原告持有干股股东资格已在其辞职后丧失，股东权益随之丧失，其主张权利已被《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所排除。依据《干股若干规定》原告在职期间该股权为企业所有，如正常退休可在五年内享受该股份受益人同等利益，辞职时股份权益即自动放弃，故原告对系争股权及利益均在其辞职时丧失。原告所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规定“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之间包括不限于工资、奖金、红包、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津贴、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双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涉及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并包含在上述补偿款中，双方再无任何其他争议，即使上述金额可能与法定标准存在差异，或者遗漏任何补偿或补偿项目，任何一方亦不再向对方主张权利。”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自2014年12月丧失被告康衢公司股东资格，因此原告已不再具备本案损害股东利益纠纷的主体资格。原、被告当事人均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以下事实：《干股若干规定》(1999年10月18日)，约定：1、本股份为企业内股干股，股份受益人无股本金投入；2、本股份年收益率根据企业情况以红利形式下达股份收益人；3、本股权在股份收益人聘任期间，为企业所有；当股份收益人正常退休或解聘时，在五年内，可享受股份收益人同等利益，五年后，由执行董事根据企业情况另行处理；当股份收益人自行或非正常离开(辞职、辞退、解聘，因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和泄露本企业机密而被公司除名或开除的)本企业时，股份收益权即自动放弃。该规定中有原告股权转让方郁某某的签字。《通知》及《承诺书》(2000年)，原告股权转让方郁某某签字。《通知》载明“公司从企业自有的股份所产生的红利中提取部分金额用于发放公司员工的奖金。并由公司总经理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员工的现职岗位、具体表现、工作业绩、经考核后，给予相应奖励。鉴于此奖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股份的红利，奖金受益人无股本金投入，为满足规范要求，公司会办理相应手续。”《承诺书》中载明：企业为了规范上述奖金发放程序，若需我名下进行相应登记以及退出时，因本人没有相应的股本金投入，故本人承诺不对此提出任何要求。《山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03年9月5日)，决议内容：一、大会一致同意股东郁某某因离开公司将所持有的山友公司的股份共计200股(占总股本1.9%)在公司转给新股东姜伟雄先生。二、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原来注册资金(105万元)与总股本(10500股不变)。三、因本二次股份转让而引起的股份持股人变化，大会一致同意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四、大会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山友公司股权(份)转让书》(2003年9月5日)，由出让方郁某某与受让方原告签署。协议如下：一、出让方将所持的山友公司股权(份)计贰佰股(占总股本1.9%)转让给受让方。二、转让后，出让方原持有的山友公司股权(份)贰佰股(占总股本1.9%)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相应由受让方享有与承担。三、协议签字生效。《山友公司股权(份)转让款收据凭证》(2003年9月5日)，由出让方郁某某出具，载明今收到姜伟雄交付的贰佰股山友公司股权(份)的转让款(现金)人民币贰万元。《山友公司股权持股人变更明细表》(2003年3月6日)，显示郁某某原持股数200股变更至原告名下。原告出具的两份《承诺书》(2004年12月17日、2010年7月7日，以下简称《2004年承诺书》、《2010年承诺书》)，《2004年承诺书》内容与上述郁某某签署相关承诺内容一致。《2010年承诺书》中载有《告知书》，内容：为了激励员工的创新精神和提升敬业精神，公司参照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执行意见》的精神，对生产敬业、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经济效益作出较大贡献的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及其他职工按该员工的职位、工作表现、工作业绩，决定红利的方式进行奖励，该分红资金在税后利润分配，不在企业工资总额中列支。同时，原告承诺对上述告知内容已经了解，公司以红利方式所给予的奖励只是列支的一种形式。本人承诺：因本人没有投入过股本金，故本人不会对该股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若需我名下进行变更登记或退出时，本人即以该股份名义登记人的身份无条件配合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山友公司章程》(2006年5月18日)，企业性质：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人)，第七条，股东出资方式：本企业初始股金总额为人民币105万元，每股100元，计10500股，构成是：个人股为10500股，占总股本100%，股东全部为本企业职工(企业主要经营者5145股，占总股本49%)。第八条，职工个人股金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不能提取或退股，但遇职工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由企业按本企业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退还给股份持有者或其合法继承人。原告作为股东签字。另有《山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2006年5月18日)《山友公司章程修订案》(2009年11月)，修改内容：注册资本变更至500万元，股东出资方式中，原告持股950股占1.9%。《山友公司股东名册》(2010年3月18日)，显示原告投资金额95,000元，投资比例1.9%。《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4年11月15日)，系原告与山友公司盖章签字。主要内容如下：双方一致确定劳动关系于2014年11月15日终止，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至2014年11月15日止。山友公司承诺于本协议生效且原告办理完离职交接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各项补偿款合计税后565,433.1元。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之间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红包、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津贴、补贴、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双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涉及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并包含在上述补偿款中，双方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即使上述金额可能与法定标准存在差异，或者遗漏任何赔偿或补偿项目，任何一方亦不再向对方主张权利。被告康衢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被告注册资本471.45万元，法定代表人系被告郭巨康，登记股东为郭钰黎、被告郭巨康。《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7月1日)，该协议由被告郭巨康作为受让方，案外人楼亚萍作为转让方签署。载明楼亚萍将所持有标的公司38.43的股份作价1元转让给被告郭巨康，附属于股份的其他权利随股份的转让而转让。《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7月1日)，该协议由被告郭巨康作为受让方，案外人蔡卫平、顾侠德、王巍作为转让方签署。载明蔡卫平、顾侠德、王巍将所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均作价1元转让给被告郭巨康，附属于股份的其他权利随股份的转让而转让。山友公司曾以原告姜伟雄为被告，要求判令姜伟雄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案号为(2018)沪0101民初9166号。判决认为：山友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既是企业职工，又是企业的出资者，这是由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不具备企业职工身份，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企业的股东也不能脱离生效劳动关系而成为单纯的自有资本的收益者。国家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规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同时，上海市政府的相关规章也显示，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遇职工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可由企业按企业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处理。可见，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与其职工的身份直接相关，一旦丧失职工身份，股东身份已无存在的基础。因此，本案中，被告于2014年11月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其股东身份应自其辞职后消失，至于其退股手续何时办理，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的丧失。该案最终判决“被告姜伟雄对原告山友公司的股东资格自2014年12月起终止。”案件上诉后，二审判决维持。本院认为，原告以侵权为由，主张两被告支付其曾在被告康衢公司工商登记中载明占比1.9%股份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理由如下：首先，依据(2018)沪0101民初9166号判决，原告股东身份自其辞职后消失，即自2014年12月，原告作为被告康衢公司股东身份已实际终止。其次，就原告曾在工商登记中载明的1.9%的股份，已无权主张相应权益。第一，依据《干股若干规定》，“当股份收益人自行或非正常离开(辞职、辞退、解聘，因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和泄露本企业机密而被公司除名或开除的)本企业时，股份收益权自动放弃。”该规定系被告康衢公司当时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对山友公司股东均具有约束力。原告股东身份受让于案外人郁某某，且郁某某作为股东在上述规定中签字确认。原告与郁某某所签《山友公司股权(份)转让书》约定“转让后，出让方原持有的山友公司股权(份)贰佰股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相应由受让方享有与承担”，故《干股若干规定》效力亦及于原告；第二，原告前后出具两份《承诺书》，确认未向公司投入股本金，不会对该股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并在需要变更登记或退出时，无条件配合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在无证据证明上述两份承诺书具有法律上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情形下，应当确认《承诺书》中原告承诺内容的效力，原告应无权对曾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第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再次排除原告主张所谓股份转让款的权利。该协议系原告退出公司时所签署，所约定的内容应为签署双方所遵守。该协议约定“双方之间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红包、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津贴、补贴、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双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涉及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并包含在上述补偿款中，双方再无其他任何争议。”依此约定，原告与被告康衢公司间可能涉及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故原告相关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伟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360元，减半收取27,180元，由原告姜伟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丹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赵 然书 记 员 赵 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