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10769号原告：陈正根，男，197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东杰，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军，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择众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马化龙。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方，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正根与被告广州择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择众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正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东杰以及择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方、张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正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择众公司向陈正根支付服务费人民币135.86万元及违约金84.86万元、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履行滞纳金（其中以51万为基数，每日1‰标准从2018年9月10日暂计至2020年1月20日为277440元；以56万为基数，每日1‰标准从2019年9月10日暂计至2020年1月20日为100240元；以28.86万元为基数，每日1‰标准从2019年9月7日暂计至2020年3月7日为52525.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择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从2016年后半年开始，陈正根为择众公司提供五粮液和TCL两公司在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市客轮公司，以下简称客轮公司）的珠江水巴船身投放广告的居间服务。就服务事项的推广服务费，陈正根、择众公司之间签订了两份《协议》，协议有效期是6年，在此期间由陈正根负责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珠江水巴船身）投放TCL、五粮液广告的居间服务。2016年4月15日的《协议》中约定，陈正根协助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就TCL投放珠江水巴船身媒体的推广服务费“结算价格为广告发布费玖拾陆万元/年，客户如与甲方（择众公司）签订发布合同超出双方结算部分，差价部分作为甲方的代理费。乙方（客轮公司）收取的广告发布费中，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广告发布费为准，其余的差额部分作为推广服务费归陈正根先生所有”。“甲方（择众公司）应按时支付所有费用，甲方每逾期一日按协议应付金额的1‰支付滞纳金，逾期超过两个月、甲方应一次性支付滞纳金及相当于12月推广服务费的违约金。”2016年，在陈正根的协助下，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签订每年40万元广告代理费的《船舶广告代理合同》，与TCL广告发布费玖拾陆万元/年结算，差额部分即每年的应付陈正根的推广服务费是56万元。在2019年5月27日，择众公司支付过一笔5万元的服务费后，至今仍拖欠陈正根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的年度、2019年7月—2020年度的推广服务费共计107万元（51万元十56万元）。2017年11月25日的《协议》中约定，陈正根协助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就五粮液投放珠江游轮（水巴51号）媒体的推广服务费事宜，乙方（择众公司）只收取的推广服务费中与广告客户合同差额的22%，其余的归陈正根先生所有。“乙方（择众公司）应按时支付所有费用，乙方每逾期一日按协议应付金额的1‰支付滞纳金，逾期超过一个月、乙方应一次性支付滞纳金及相当于12月推广服务费的违约金。”2017年，在陈正根的协助下，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签订每年55万元广告代理费的《船舶广告代理合同》，与上海玺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言公司）签订“五粮液”的广告代理费92万元/年，差额部分（1-22%）即每年的应付陈正根的推广服务费是28.86万元。至今择众公司拖欠陈正根2019年9月—2020年度的推广服务费28.86万元。陈正根认为，择众公司通过陈正根的居间服务近几年来均成功与TCL、五粮液的广告代理商、客轮公司签订相关的广告代理合同，并取得了广告发布费的差价，即应按照《协议》约定向陈正根支付服务费。择众公司的恶意拖欠陈正根近一年多服务费的行为，已侵害了陈正根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择众公司答辩称：（一）陈正根提交的两份协议中择众公司的公章是私刻伪造的，且2017年11月25日的协议中法定代表人马化龙的私章也是伪造的。上述公章与择众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并不一致。（二）陈正根、择众公司之间并未签订过相关两份协议，陈正根提交的两份协议根本不成立。陈正根是在2017年3月入职择众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其职责并不包括居间代理服务，仅仅是就已有客户进行联系对接，领取的工资是底薪加日常业务销售提成，每月通过银行代发工资支付，但并没有业务代理服务费。两份协议中提及的业务合作均是法定代表人马化龙对接进而展开合作，陈正根办理的是合同签订事宜，陈正根所提交的两份协议中协议第1条均有甲乙方字样，但落款处仅有择众公司的盖章，2017年的一份有马化龙的私章，但该协议并未经双方或三方签字确认，不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因此该两份协议不成立。（三）陈正根所提交的两份协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2016年4月15日的协议所提到的TCL公司，该公司并不会直接与企业或个人联系投放广告业务，而是通过招标方式将该项业务发包给在国内经营的大型广告公司，即4A级公司作为广告总代理，再由各总代理公司各地区媒体供应商对接广告发布事宜。在广州地区指定的媒体供应商是择众公司，负责对接的是公司总经理马化龙，对接内容包括广告业务洽谈、发布费用商定等。且在2013-2014年择众公司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即TCL公司当时的广告发布代理商已有珠江水巴船身广告业务，在2016-2017年间择众公司延续为TCL品牌公司进行广州地区珠江水巴船身媒体的广告发布业务。当时的合作方是北京设计思维传播广告有限公司，在2018年起又转由广州博视得广告有限公司与择众公司签订TCL在水巴媒体的广告投放业务，TCL中间更换了三个广告发布代理商，现合作方式一直以书面、邮件文件作为双方合同依据，双方联系人由公司指定不得随意更改，TCL公司已是择众公司的稳定客户，业务合作一直稳定，根本不需要陈正根再在2016年提供居间服务。因此陈正根所提交的该份协议是伪造的。在2016年4月15日的协议甲方是择众公司，乙方是客轮公司，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实际结算价格为广告发布费96万元/年，客户如与甲方签订发布合同超过双方结算部分差价部分作为甲方的代理费，乙方收取的广告发布费中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广告发布费为准。差额部分作为推广服务费为陈正根所有。但在陈正根提交的船舶广告代理合同中甲方是择众公司，乙方是客轮公司，双方的广告代理费合计是40万元，与陈正根提供的协议中提及的96万元不一致，进一步证明该协议为虚假证据。协议中乙方收取了广告发布费中这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将推广费支付给陈正根的对应方是客轮公司并非择众公司。另外，乙方客轮公司收取了择众公司的广告发布费与双方签订的合同一致，根本不存在差额。换一种理解方式，如果认为陈正根在协议中提及的差额是择众公司与广告发布方再与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之间合同的差额，如果将该差额认定为陈正根的推广服务费，那么择众公司无任何利润，根本不合理，择众公司根本不会签订这样的协议。在2017年11月15日的协议中甲方是客轮公司，乙方是择众公司，该协议约定乙方只收取服务费中与广告客户合同差额的22%，其余归陈正根所有。陈正根的服务费结算方式是择众公司与客户的结算价格，与择众公司广告服务费差额的78%都归陈正根作为，择众公司作为盈利性的企业法人，陈正根作为聘用的业务经理，公司不可能将业务利润的78%甚至是2016年的全部都分配给陈正根，择众公司根本不可能与陈正根达成上述协议。再次，陈正根所提交的证据2、证据8中体现的广告费价格是客轮公司与择众公司的合同价格，但该价格应该是由客轮公司向择众公司的报价，落款应当是客轮公司的盖章，但陈正根该两份证据是择众公司的盖章，颠倒了双方的交易买卖关系。且在实际上，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实际签订的合同附件中并没有该两份文件，该两份文件是陈正根任职期间私自加盖的章。在陈正根提交的证据4，择众公司与广州市柏宇轩公司无业务往来，验收报告无择众公司的签章，择众公司不予认可。综上，陈正根私刻公章伪造两份协议要求我方向其支付居间服务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0日，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签订了《船舶广告代理合同》，约定由择众公司代理客轮公司辖下的运营船舶船身广告，广告内容为TCL品牌产品及形象广告，广告发布时间为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止，择众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0日前支付全部广告发布费40万元给客轮公司。在合同尾部，择众公司在甲方处盖有择众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客轮公司在乙方处盖有公章，另外陈正根在择众公司的授权代表处签名。原告提交了一份2016年4月15日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中约定，陈正根协助择众公司（甲方）与客轮公司（乙方）就TCL投放乙方拥有的珠江水巴船身媒体的推广服务费事宜三方签署如下协议：甲、乙双方实际结算价格为广告发布费96万元/年，客户如与甲方签订发布合同超出双方结算部分，差价部分作为甲方的代理费。乙方收取的广告发布费中，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广告发布费为准，其余的差额部分作为推广服务费归陈正根先生所有。除了择众公司在该协议上盖有公章外，陈正根与客轮公司均未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庭审中，择众公司否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认为协议上的公章是由陈正根伪造或私自加盖。2017年12月12日，择众公司与玺言公司签订了《【水巴51】船舶广告代理发布合同》，约定由玺言公司代理择众公司属下代理船舶的广告发布，广告内容为玺言公司代理的广告客户，发布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5日止，玺言公司向择众公司支付广告代理费92万元，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支付全年广告发布费的50%，2018年5月15日前支付全年广告发布费的50%。在该合同尾部，玺言公司在甲方处盖有公章，择众公司则未在乙方处盖公章，但陈正根在择众公司的授权代表处签名。2018年2月1日，择众公司与客轮公司签订《【水巴51】船舶广告代理发布合同》，约定由择众公司代理客轮公司属下船舶的广告发布，广告内容为择众公司代理的广告客户，发布时间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择众公司向客轮公司支付广告代理费55万元。在合同尾部，择众公司在甲方处盖有择众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客轮公司在乙方处盖有公章，另外陈正根在择众公司的授权代表处签名。上述两份合同所附的广告发布图显示，两份合同均提到的广告客户为“五粮液”。原告提交了一份2017年11月25日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中约定，关于陈正根协助客轮公司（甲方）与择众公司（乙方）就五粮液投放甲方拥有的珠江游轮（水巴51）媒体的推广服务费事宜，择众公司只收取的推广服务费中与广告客户合同差额的22%（含税），其余的归陈正根所有。在该协议的尾部，择众公司盖有公章，择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化龙盖有个人印章，此外陈正根与客轮公司均未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庭审中，择众公司否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认为协议上择众公司及马化龙的章均是由陈正根伪造或私自加盖。2020年5月12日，玺言公司出具了《商业合作声明》，声明中提到自2017年11月起就“五粮液”品牌客户在广州珠江游船广告媒体发布中与择众公司达成合作，2018年12月双方首次合作合同到期后，玺言公司与择众公司并没有在协定时间内签订相关续约合同；在2019年7月经过玺言公司的徐旭先生及择众公司的马化龙先生重新洽谈合作意向及条款，新达成就“五粮液”客户在广州珠江游船投放媒体广告的事宜，并委托择众公司进行广告的制作安装和后期维护；双方在合作期间均以书面签订的《船舶广告代理发布合同》为细节执行依据，严格遵守反贿赂法律、反腐败法律以及反贿赂管理等各项制度、规定，保证不与双方在合作项下业务有关的任何第三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双方雇员、管理或者工作人员、代理、顾问、代表直接或间接，在账外暗中索要、承诺支付或实际支付任何佣金、报酬或给予回扣，或者提供任何礼品或款待或其他好处或达成任何安排。同日，客轮公司亦出具了《商业合作声明》，声明中提到2017年11月起，客轮公司陆续与择众公司就“五粮液”及“TCL”品牌开展广州珠江游船广告媒体发布合作，期间均以双方书面签订的《游船广告发布协议》为业务执行依据，在本合作项下无与第三方企业或个人签订其它协议或约定，客轮公司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严格遵守有关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在账外暗中索要、给予佣金、报酬、回扣、提供任何礼品或款待或其它好处等违法违规行为。择众公司认为陈正根提交的两份《协议》上所盖的印章是陈正根私刻，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协议》上择众公司的公章及“马化龙”的私章与择众公司备案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庭审中，择众公司表示，若鉴定结果显示与备案章一致，那么这些印章也是陈正根偷盖的，择众公司没有签署过这两份《协议》。另查明，陈正根于2017年3月入职择众公司，并担任择众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该事实由择众公司提交的陈正根名片以及社保缴费明细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正根是否为择众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首先，陈正根提供的两份《协议》中仅有择众公司一方盖章，协议中涉及的各方包括陈正根、客轮公司以及广告客户均未在协议上签字盖章，而且协议中提及附件指代不明；其次，陈正根主张的居间服务费远远超过广告发布费的一半以上，不具有合理性；再次，陈正根作为择众公司的员工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陈正根是代表择众公司与玺言公司、客轮公司签订合同，而并非以居间方的身份出现在上述合同中；最后，客轮公司、玺言公司均声明称，与择众公司的合作以书面签订的合同为执行依据，并没有与第三方企业或个人签订其它协议或约定，不存在给予佣金、回扣、报酬等情形。综上，陈正根提交的证据并无显示其向择众公司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向择众公司提供与他人订立广告发布合同的媒介服务，陈正根主张择众公司向其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择众公司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协议》上择众公司的公章及“马化龙”的私章与择众公司备案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的问题。择众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即使鉴定结果显示一致，那么这些印章也是陈正根偷盖的。鉴于陈正根在择众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且多次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陈正根的身份决定了其获取公章相对容易，不排除陈正根有私盖公章的行为，因此，鉴定《协议》上的盖章与备案章是否一致已无任何必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正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9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2899元，由原告陈正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一鸣人民陪审员  苏 梅人民陪审员  卓燕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文静书记员马丽彬余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