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1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汉族，甘肃省酒泉市人，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甘肃正天合（酒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现住甘肃省高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男，汉族，甘肃省酒泉市人，农民，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甘肃宪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甘肃宪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陈某因与被上诉人薛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902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薛某赔偿王某1178482.16元的20%即35696.4元，扣除已经垫付的3900元，还应赔偿31796.4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由薛某、陈某赔偿王某1经济损失71392.8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薛某、陈某承担。诉讼过程中，王某1放弃第1项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陈某承揽薛某的草料打包劳务后，需要雇用他人做具体工作，所雇人员的交通、食宿由陈某负责。薛某提供草料打包机一台并按照最终草料打包的数量向陈某结算工钱，再由陈某自行向劳务人员发放报酬。2019年10月14日至15日期间，王某1受陈某的雇佣在酒泉市肃州区下河清农场从事草料打包加工工作，劳务报酬由陈某支付。2019年10月15日上午，王某1在农场从事正常劳务工作时受伤，伤后在酒泉市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因恢复状况不佳，随后在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四医院、肃州区清水镇中心医院屯升分院等接受复查和后续治疗。2020年5月29日，经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鉴定，王某1伤情构成一个九级伤残及三个十级伤残，需二次手术拆除内固定。薛某在王某1住院治疗期间共计垫付医药费 3900元，一审认定薛某垫付数额为5000元错误。二、一审认定王某1在草料打包作业过程中违反打包机操作要求，用手推打包机时被打包机砸伤，自身具有一定过错，且不存在外部原因和自然原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王某1在劳务作业过程中，打包机的操作流程、操作方法均受陈某的安排和指示，具体来说：1.陈某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义务。本案中陈某在王某1劳务作业过程中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未进行安全教育及培训、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是造成王某1受伤事故的原因。2.在判定提供劳务者的注意义务时，须考虑其相对处于社会底层，来自农村，注意义务能力较弱等诸多因素，只要提供劳务者一方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提供劳务者没有过错。即使提供劳务者有轻微过失的，也不应作为减轻接受劳务者责任的依据。一审判令由王某1自行承担40%的责任，过分强调过错责任原则而忽略了公平原则，判决结果有失公允。3.一审时陈某没有提供进行过安全教育培训和全面告知操作程序及王某1工作时存有过错的相关证据，一审仅依据陈某单方陈述认定王某1对损害发生有过错，认定不当。4.薛某在王某1住院治疗期间共计垫付医药费3900元，一审认定垫付数额5000元错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王某1自身不存在过错，一审认定王某1自行承担40%的责任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薛某明知陈某没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却仍将草料打包劳务分包给陈某，其和陈某应当对王某1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庭审中，王某1将事实和理由中“薛某在王某1住院治疗期间共计垫付医药费 3900元，一审认定薛某垫付数额为5000元错误”变更为“王某1受伤期间，薛某实际垫付5000元”。陈某辩称，陈某没有承揽打包的活，只是常年给薛某打工，和薛某比较熟悉，所以每年打包的时候薛某会找陈某来务工。薛某只提供住宿，路费及伙食费自行承担。双方约定一个包6元，其中1元包含做饭人的工资，因几个工人轮流做饭，每年打包结束后大家按照私下记的账将伙食费平摊。陈某也在打包，并没有从中获取一分钱的利益。陈某虽然代薛某传达指令，但如果薛某在现场的话会每天提醒工人注意安全，告知不要私自挪动打包机，必须由铲车挪动等事项。事发当天，王某1和他的邻居以及陈某妻子是一组，当时打包机在场外，陈某妻子让他们不要动打包机，可王某1和他的邻居还是私自挪动打包机导致受伤。薛某辩称，薛某不认识王某1，案发后才知道王某1是陈某找的工人。王某1与陈某之间是雇佣关系，一审判决薛某承担20%的责任不当。王某1来自农村，对农业工作相对较为熟悉，其私自挪动打包机才造成自己受伤。本案中，打包机虽由薛某提供，但在干活之前薛某曾多次向陈某告知打包机的用法及切勿私自挪动打包机的注意事项，因此薛某不应承担责任。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薛某、王某1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认定陈某承揽了薛某的草料打包工作并指挥王某1的日常劳务活动错误。陈某只是在薛某处务工，并没有承揽草料打包工作，一起打工的工人都可以证明该事实。王某1之所以来事发地点务工，也是因为薛某委托陈某再找几个务工人员，陈某才找到的王某1。2.由于陈某常年在薛某处务工，所以薛某将劳动报酬统一交付给陈某，再由陈某交付给其他打工人员，大家的报酬是一样的，并非一审认定的由陈某负责所有打工人员的工资发放。3.薛某与陈某、王某1等务工人员约定每个草料包费用6元，其中劳动报酬5元，日常开销及交通费1元，陈某并不从中获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陈某与王某1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陈某按照薛某的授权和指示，帮助薛某寻找务工人员，该行为并不是为了陈某自己的利益，而是基于薛某的委托授权，代替其寻找务工人员，该活动产生的全部法律效果，应该直接由薛某承受。故王某1与薛某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与陈某并不存在雇佣关系。2.一审认定陈某与薛某系承揽关系错误。首先，陈某在日常工作中仍受薛某指挥，并不独立工作，只是因为陈某常年从事该工作，对工作流程比较熟悉，不需要薛某事事过问，这是熟练工种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常见情况。其次，陈某也一直在农场里从事体力劳动，并没有将工作交付他人，仍是根据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薛某处获取劳动报酬。而且草料打包是一个统一过程，在付出劳力后必然产生劳动成果，不能割裂看待生产流程，如果按照一审观点，各个务工人员的身份时刻都在变更。最后，如果陈某与薛某之间存在承揽关系，那么陈某必须存在获利的可能，否则陈某与普通的打工者没有区别。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获利与普通打工者一样时，陈某就不可能存在承揽该工作的想法。三、一审认定陈某承担40%的责任过重，如果要承担责任，陈某认为王某1应自行承担 70%。王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交流困难，应具备基本的风险防控意识，在三令五申告知不要挪动机器的情况下，其仍然上前搬用打包机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审以陈某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为由认定陈某存在过失错误。陈某不是管理者，没有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的权利，即使没有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王某1也不应去挪动一台重量达到一吨的机器，因此产生的后果不应由陈某承担。王某1辩称，1.一审认定薛某与陈某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薛某将草料打包劳务发包给陈某等事实正确。本案中，陈某与薛某之间的结算价为一个草料包6元，由陈某自行雇佣劳务人员并向包括王某1在内的人员支付劳务报酬，价格为一个草料包5元。2.陈某上诉称其根据薛某的委托授权，代理薛某寻找务工人员与事实不符。首先，薛某与陈某的结算标准与其他劳务人员不同，陈某在承揽业务过程中赚取差额利润。其次，陈某并未以薛某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代理的构成要件。最后，一审时陈某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二者之间存有代理关系。3.陈某在本案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陈某在王某1劳务作业过程中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未进行安全教育及培训、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由此陈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陈某应当对王某1在本案中存在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某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薛某辩称，陈某常年承揽打包工作。在承揽薛某的打包劳务时，薛某只是根据已完成的打包数量与陈某结算，陈某雇佣的工人由其自己进行结算，且陈某及陈某雇佣的人员在打包时也不受薛某的支配，故薛某与陈某之间是承揽关系，王某1和陈某是雇佣关系。薛某一直在强调使用打包机注意事项，因此薛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某、薛某赔偿王某1医药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192118.29元（医药费52778.02元、复查费及自购药品费2183.2元、病例复印费30元、残疾赔偿金50070.28元、误工费41577.3元、护理费23098.5元、营养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交通费1600元、伤残鉴定费3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880.99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2.陈某、薛某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某需要对种植的草料进行打包处理，找到常年承揽草料打包的陈某，经过双方协商，由陈某负责联系干活的人员，交通、吃饭及住宿由陈某负责，薛某提供草料打包机一台供其使用并按照草料打包的数量向陈某结算工钱，每一个打包好的草料包按照6元支付。陈某随后找到王某1以及其他人员来到薛某的草料地中从事打包作业。陈某按照每个草料包5元向王某1在内的参与干活的人员支付劳务报酬。2019年10月15日，王某1在从事草料打包作业时，违反草料打包机操作规程，在推动打包机时被打包机砸伤。经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左粗隆下粉碎性骨折；2、盆骨骨折：左耻骨上下支骨折；3、颅面骨多发性骨折伴颅内积气；4、右侧额面部及右眼眶骨折；5、右侧多发性肋骨骨折；6、头皮血肿；7、腰4椎体双侧横突骨折；8、右侧髁骨骨折；9、左足第五跖骨基底部骨折；10、左足第5跖骨头骨折；11、右股骨内侧踝骨折；12、右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损伤（断裂）。王某1在酒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0天，于2019年11月14日出院，花费医疗费用56678.02元。出院后在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清水卫生院屯升分院复查等，支付复查和外购药费2183.2元，支付病例复印费30元。2020年5月29日，王某1所受伤情经甘肃科证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为一个九级伤残，三个十级伤残，因伤误工期被评定为270天，因伤护理期被评定为150天，因伤营养期被评定为150天，二次手术费被评定为约需10000元左右，王某1支付鉴定费3900元。在王某1住院期间，薛某通过陈某向王某1垫付医药费5000元。另查明，王某1及其妻均系农业户口，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护理。王某1母亲张菊香，农民，生于1927年5月2日，其育有六个子女，现均已成年，王某1女儿王瑞，学生，生于2005年10月7日。以上事实，由双方的陈述，酒泉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住院病历、住院收费票据、门诊收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王某1在向他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有权要求接受劳务一方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本案王某1究竟是与哪一方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2、王某1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责任比例如何确定。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由谁来承担雇主责任。而判断王某1是为陈某提供劳务还是为薛某提供劳务，关键在于判断陈某与薛某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还是薛某与陈某、王某1形成的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别在于，雇佣关系中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或管理来完成工作，雇员交付的标的是劳动，雇主接受的是劳动者提供的服务；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只需按照与定作人的约定内容自行完成工作，承揽人通常自行提供设备、工具，结合自身的技术、手艺完成并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交付的标的是劳动成果，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承揽人的工作成果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得承揽人提供劳务的过程本身。本案中陈某常年揽活，在承揽了薛某的草料打包劳务后，由陈某负责联系干活的人员包括本案王某1，交通、吃饭及住宿都由陈某负责，薛某只负责提供草料打包机一台供其使用，薛某最终按照草料打包的数量向陈某结算工钱，再由陈某自行向劳务人员发放报酬。至于陈某雇佣何人，如何分配劳务事项、如何后勤保障、如何管理劳务人员等，薛某均不干涉，薛某最终只按照实际打包完成的草料包数量来向陈某结算劳务费，陈某及其他人员在进行打包作业时不受薛某的指挥、管理，也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些特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因此认定陈某与薛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那么薛某作为草料打包劳务发包方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选任或者指示等方面的过错呢？本案中薛某在提供打包机时，未对陈某及其他务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对应当注意的事项和操作程序及禁止事项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故薛某应当对王某1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王某1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责任比例如何确定。王某1的受伤主要是在进行草料打包作业过程中违反打包机操作要求，用手推打包机过程中被打包机砸伤的，其不注意安全防范，安全意识淡薄，自身具有一定过错，且不存在外部原因和自然原因所致，故王某1应当对自己的行为造成自身损害承担一定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可减轻陈某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陈某赔偿王某1损失的40%，薛某承担20%，其余40%由王某1自行承担。关于王某1主张的各项损失依据法律规定确认如下：1、医疗费56678.02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票据予以证实；术后复查及自购药品费2183.2元，有门诊票据及购药发票证实，予以支持；2、误工费34496元，误工期限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应为224天，按照农、林、牧、渔业的行业工资标准每天154元计算，即34496元（154元/天×224天）；3、护理费23100元，参照鉴定意见护理天数150天，按照农、林、牧、渔业的行业工资标准每天154元计算，即23100元（154/天×150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100元/天×30天）；5、营养费，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为1500元（10元/天×150天）；6、交通费，该费用系必然产生的费用，根据王某1提供的交通费发票，酌情支持1100元；7、残疾赔偿金44292.94元，以农业户口标准计算，即44292.94元（9628.9元/年×20年×23%），王某1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伤残系数26%计算有误，予以纠正；8、鉴定费3900元，由鉴定费票据证实，予以支持；9、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王某1的伤残程度，酌情予以支持3000元；10、被抚养人生活费确定为5202元（母亲张菊香9693.9元/年×5年÷6人×23%=1858元+女儿王瑞9693.9元/年×3年÷2人×23%=3344元）；11、病例复印费30元，有票据证实，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1因伤产生的医药费58861.22元、误工费34496元、护理费23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营养费1500元、交通费1100元、残疾赔偿金44292.94元、鉴定费39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202元、病例复印费30元，各项费用合计为178482.16元；二、陈某赔偿王某1178482.16元的40%即71392.8元；三、薛某赔偿王某1178482.16元的20%即35696.4元，扣除已经垫付的5000元，还应赔偿30696.4元；四、王某1自行承担178482.16元的40%即71392.8元。上述履行义务，限陈某、薛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71元，由陈某承担900元，由薛某承担400元，由王某1承担771元。本院二审期间，王某1未提交新证据，陈某、薛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陈某申请证人李某、关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某不是承揽人，以及事故发生的过程。经质证，王某1不认可，认为证人与陈某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的内容是推测性语言，并非亲眼所见，不能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薛某对证人陈述的工人工资结算方式没有异议。薛某申请证人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某雇佣的人员由其自行管理。经质证，王某1不认可，认为证人与陈某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陈某无异议。经审查，对以上证人证言，本院将综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二审查明：二审期间，薛某陈述其经营范围是收购甜叶菊，打包后发给外地客户，由客户支付代办费。陈某陈述在农闲时外出务工，从事甜叶菊打包有4年时间。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薛某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因未提出上诉，不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不予审查。二审期间，王某1放弃上诉请求第1项，系其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薛某、陈某、王某1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民事赔偿责任比例如何认定。薛某将甜叶菊打包工作交由陈某完成，按照打包数量给陈某结算费用，一审认定薛某与陈某之间形成承揽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陈某从薛某处承揽打包业务后联系王某1等人提供劳务，一审期间陈某陈述：“现场由我指挥”，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上下班交通工具由陈某提供，人员饮食、住宿由陈某负责，工资标准由王某1和陈某协商确定，由陈某统计打包数量和工作天数，工资由陈某发放，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适当。王某1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对由此造成的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陈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期间王某1陈述：“我是看名字呢，用脚把轮子转正的情况下跌倒（打包机）砸伤的”，二审期间王某1陈述：“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在挪打包机，挪的过程中打包机跌倒，将我砸伤了。”根据王某1的以上陈述，足以认定王某1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认定由王某1自行承担40%的责任适当。王某1主张薛某明知陈某没有相应的资质，但未明确打包作业需要的资质要求，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王某1主张薛某明知陈某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根据王某1“我是看名字呢，用脚把轮子转正的情况下跌倒（打包机）砸伤”的陈述，打包机不是无任何外力作用下跌倒，王某1以薛某明知陈某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将打包业务分包给陈某，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陈某、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4元，由王某1负担2357元，由陈某负担16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倩审 判 员 崔莉娟审 判 员 赵建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 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