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91民初1744号 原告：崔学东，男，1972年11月3日生，汉族，住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淄博开发京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高新区金晶大道299号三玉集团院内东侧。 法定代表人：郭兆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山东成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大伟，山东成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学东诉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学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程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1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崔学东系山东信玉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玉公司”）职工，2019年6月下旬信玉公司将一部分厂房和设备转租给被告进行生产经营，但转租的厂房内仍留有一部分信玉公司的物品在内。2019年6月14日下午17时左右，被告引进一车生产原料到其所租赁的厂房内，因为下班需要关电锁门，信玉公司部门经理张海英安排原告崔学东为被告卸原料，等忙完收工后，做收尾工作，于是原告便到被告处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并转达信玉公司领导的意思，在被告许可同意下，开始帮被告开始卸原料。卸货中，被告叉车司机吴培印叉的原材料要倾斜歪倒，于是原告崔学东和送货的大货车司机帮忙扶正，但由于货物太重也没能扶正叉车上的货物，于是叉车司机吴培印跳下叉车一起来扶正叉车上的货物，慌乱中叉车司机吴培印没有摘挡导致叉车溜车，碾压到原告崔学东的右脚，致使原告右脚外踝骨折、足开放性外伤累及肌腱、筋膜室综合征等。事故发生后原告所属的信玉公司依照工伤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现原告的工伤赔付事宜正在处理中。原告为被告帮工受伤后，被告没有给原告任何经济赔偿或补偿，也未进行慰问，原告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应当赔偿原告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损失，为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帮工关系，被告不是原告的被帮工人，原告也不是被告的帮工人，原告受伤与否与被告无关。原告2019年6月14日工作中受伤，被告2019年7月15日成立。即原告受伤时被告主体并不存在，不能成为赔偿主体。原告受伤时与信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在信玉公司工作中负伤，属工伤。工伤事宜原告已向淄博高新区仲裁委申请，经仲裁主持调解，原告已办理工伤，损失已依法赔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主张系在为被告帮工时受伤，被告则对此否认。对此原告陈述如下：2019年6月，信玉公司将厂房和设备转租给被告（当时负责人为卢鲲鹏）进行经营，在此期间被告开始准备生产用料，但厂房内仍有信玉公司的部分物品没有搬出；6月14日下午，被告送来车原料，因为下班需要关门停电，信玉公司部门经理（车间负责人）张海英便安排原告帮忙去给被告卸车，好等尽快完收工后做善后工作，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帮被告卸原材料，在卸车过程中，因被告的员工吴培印操作不当，致使卸原材料用的叉车将原告的右脚碾压致伤。原告对此提供的证据为：微信转账记录一宗，用以证实事发后原告住院期间，2019年6月17日，吴培印向原告转账1000元用于原告治疗；同年6月26日、7月10日、7月21日卢鲲鹏向原告分三次共转账1300元用于原告治疗；卢鲲鹏是被告的负责人，吴培印是被告的员工，二人向原告转账系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 被告对此则主张，其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15日，原告受伤在被告成立之前；原告系在信玉公司工作过程被信玉公司机械车致伤，原告受伤与其公司无关；且原告已得到了工伤赔偿。被告对当时租赁信玉公司的厂房及设备无异议，但主张卢鲲鹏（与卢恩涛系同一人）与吴培印2019年6月份时是信玉公司的职工，后因为想要承包信玉公司的车间去考察，事故发生后才成立的被告公司，卢鲲鹏现在是被告负责人；吴培印当时是跟着货车押货的，后来成为被告的员工；卢鲲鹏、吴培印当时就职于信玉公司，为原告垫付医疗费，合情合理。为此，被告提供2019年6月份信玉公司工资表一份，该工资表显示卢恩涛（即卢鲲鹏）、吴培印为操作工，落款“复审”处有信玉公司部门经理张海英的签字。被告对此主张上述证据可证明卢鲲鹏、吴培印是公司职工，由信玉公司为二人发放工资，其二人为原告垫付医疗费是由信玉公司安排，系职务行为。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没有劳动合同、考勤表、社保证明等证据相佐证，系虚假证据；信玉公司从2019年5月份就停产，工人开始搬出原来的物资，被告从沂水带来工人进车间进行设备调试以及进各种原材料，具体由吴培印安排，被告公司虽然于2019年7月15日才成立，但成立之前，卢鲲鹏等人均以被告名义对外开展各项业务。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曾与当时事故发生时信玉公司的车间负责人张海英电话联系过，让张海英到本院或者本院找其了解一下原告受伤的经过以及被告提供的工资表上的签名是否是其本所签，同时了解一下卢恩涛(卢鲲鹏)及吴培印2019年6月份是否系信玉公司的职工，张海英在电话中答应到本院接受调查，并约定了时间，但到了约定时间张海英没到，本院再次多次与张海英电话联系，均不再接电话，其本人拒绝本院对其进行调查。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本案中，原告主张系张海英（信玉公司部门经理）安排其去给被告帮工，被告提供的工资表上显示有张海英的签名，即张海英确认卢鲲鹏、吴培印2019年6月份系信玉公司的职工，因此，张海英无疑是本案的关键证人，其应当出庭作证或接受本院的调查取证，以便查清本案的事实。但张海英却以不接电话的方式拒绝本院对其调查，因此对被告提供的工资表上张海英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难以确认。被告主张卢鲲鹏、吴培印当时是信玉公司的职工，除了提供上述一张工资表外，并未提供其他如劳动合同、考勤表、工资支付凭证、缴纳社保凭证等能够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因此，在上述工资表存疑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卢鲲鹏、吴培印与信玉公司之间2019年6月份存在劳动关系，也即卢鲲鹏、吴培印2019年6月份系信玉公司的职工。且被告对此的相应陈述，不符合常理：被告称卢鲲鹏、吴培印2019年6月份是信玉公司的职工，后因为想要承包信玉公司的车间，去考察（指去信玉公司考察），事故发生后才成立的被告公司；卢鲲鹏、吴培印当时是信玉公司的员工，后来卢鲲鹏成为被告的负责人，吴培印成为被告的员工；而按照常理，倘若卢鲲鹏、吴培印当时是信玉公司职工的话，其在信玉公司处工作，是不需要再到信玉公司进行考察的，且当时被告已租赁信玉公司的厂房设备。吴培印当时就在事发现场，其在原告受伤时是信玉公司的职工，后又成了被告公司的职工，难以让常人相信。 综上，本院对被告辩称的2019年6月份卢鲲鹏、吴培印系信玉公司职工的主张，不予采信；相反，原告对此的相应陈述合情合理，本院对原告对此的相应陈述予以采信：卢鲲鹏、吴培印2019年月份在被告租赁信玉公司厂房设备时即是被告的员工，卢鲲鹏是被告的负责人，吴培印当时就在现场，原告受伤后，卢鲲鹏、吴培印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医疗费的行为系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按照常理，倘若原告受伤与被告无关，原告不是在为被告帮忙卸货时受伤的话，卢鲲鹏、吴培印是不会给原告支付医疗费的，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应是在帮被告卸货时受伤，故原告主张构成义务帮工，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信玉公司的职工，2019年6月，信玉公司将厂房和设备转租给被告（当时负责人为卢鲲鹏）进行经营，在此期间被告开始准备生产用料，但厂房内仍有信玉公司的部分物品没有搬出；6月14日下午，被告送来一车原料，因为下班需要关门停电，信玉公司部门经理（车间负责人）张海英便安排原告帮忙去给被告卸车，以便尽快完收工后做善后工作，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帮被告卸原材料，在卸车过程中，因被告的员工吴培印操作不当，致使卸原材料用的叉车将原告的右脚碾压致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入院治疗。后原告到淄博高新区劳动和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信玉公司支付其工伤待遇等。2020年5月12日，经该仲裁委调解，原告与信玉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仲裁委出具调解书，信玉公司共支付给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共计10万元。因原告是在为被告帮工时受伤，为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伤残等级及误工期、营养期鉴定，经本院委托有关专业机构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伤情构成十级残，误工期为120天，营养期为75天。 原告要求赔偿的各项费用的计算明细及依据为：误工费为15448.28元，计算方式为：原告受伤前一年每月平均工资2800元÷21.75天×120天（鉴定报告鉴定的误工期限为120天）。营养费2250元，计算方式为：30元/天（参照山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的伙食补助费）×75天（鉴定报告鉴定的营养期为75天）。伤残赔偿金84658元：经鉴定原告的伤残为十级伤残，按照山东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计算20年，再乘以10%。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355.85元：山东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731元，原告有三个被抚养人：女儿崔龙凤，2004年7月2日出生，16岁，计算标准为26731元×2年×10%÷2（2人抚养）=2673.10元；父亲崔全德，1935年12月26日出生，85岁，计算标准为26731元×5年×10%÷4人（兄妹四人抚养）=3341.37元；母亲王桂兰，1945年2月6日出生，75岁，计算标准为26731元×5年×10%÷4人（兄妹四人抚养）=3341.37元。因本案鉴定，原告花费鉴定费2860元及复印费100元。被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应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但对其他费用无异议，只是称与其公司无关，不应赔偿。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原告是否系在为被告帮工时受伤，如前所述，对此本院已作出认定，原告是在为被告帮工时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侵权人已经赔偿的，劳动者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除医疗费之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是在帮工活动中导致人身伤害，该伤害同时又属于工伤，因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赔偿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赔偿，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帮工人即本案被告赔偿除医疗费之外的其他费用。关于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经本院核实，原告计算数额准确、依据充分，且被告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应当赔偿。鉴定费2860元、复印费100元系原告实际支出的费用，被告也应予以赔偿。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主张过高，本院认为，原告伤情为十级伤残，以调整为1000元为宜。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被告的计算的数额无误，亦符合有关规定，被告也应赔偿。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债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及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误工费15448.2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营养费22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残疾赔偿金846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被抚养人生活费9355.8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六、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崔学东鉴定费2860元、复印费1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七、驳回原告崔学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崔学东负担50元，被告山东森港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凡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