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32017号原告：王丽萍，女，196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滨、杨登基，均系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680号。法定代表人：陈玉敏，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丽萍与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独任程序，由审判员黄丽娴独任公开审理。原告王丽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滨、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丽萍向本院提出诉请：1.被告向原告补发2013年12月工资2547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在续签劳动合同过程中，由于发放工资时间改变，导致被告欠原告2013年12月的工资。2008年4月24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三年，从2008年4月24日至2011年4月23日，合同第四款“劳动报酬”第五条约定被告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2011年4月24日，原被告续签劳动合同至2014年12月31日，有关劳动报酬的约定不变。2014年1月，被告与广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重组，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全体员工从该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即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由此导致原告在2014年1月仅收到属于2014年1月的工资，而没有收到2013年12月的工资。2015年1月1日，被告再次与原告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每月7日发放当月工资。2015年6月，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控股公司）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在该公司退休。二、原告对欠付工资的追索过程。2019年4月24日，原告以书面形式向商贸控股公司提出了补发所欠工资申请，该公司确认此事后，于2019年4月29日通过公文形式转给被告，要求被告处理。2019年6月，商贸控股公司并入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控股公司），而商贸控股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注销，注销时的唯一股东系广物控股公司。2020年初，被告将欠薪一事转至广物控股公司，原告分别于2020年5月8日和6月2日致电该公司，但无人答复和处理。因此，原告在仲裁时提出的请求并未超出仲裁时效，请求法院依法处理并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向仲裁提起申请时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仲裁时效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便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只要劳动关系终止，也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如被告拖欠原告2013年12月的工资，其应当在2014年1月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情况。原告在2015年6月5日与商贸控股公司签订劳动期限从2015年7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使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仲裁时效也应在2016年6月30日满一年。因此，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不受理原告的劳动仲裁申请正确，法院亦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被拖欠的工资，并不能导致本案发生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效力。被告与商贸控股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其工资，应当向被告提出要求，而不是向商贸控股公司提出要求。商贸控股公司在2019年4月将持有的被告的股权全部转让，并于2019年4月2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向商贸控股公司提出要求时，商贸控股公司已经不是被告的股东，不具有任何投资和管理关系。即使商贸控股公司将原告的要求告知被告，也无法导致时效的中断或中止。此外，结合原告的证据和主张，原告向商贸控股公司提出要求时已距被告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超过三年九个月，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三、被告没有拖欠原告工资，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经被告核实，在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逐月向原告支付工资，从未间断，并且都是当月发上月工资。2014年12月，商贸控股公司成为被告股东后，被告向员工支付工资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仍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当月支付上月工资。原告在2015年7月1日入职商贸控股公司，被告在2015年7月初照常向原告支付了2015年6月的工资。因此，原告认为其在2014年1月收到的是当月工资而主张被告拖欠其2013年12月的工资与事实不符，其诉请没有根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从2008年4月24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原告的工作部门为结算中心，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职务为科长。合同约定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5333元/月执行，试用期工资为5033元/月，被告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2011年4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从2011年4月24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原告的工作部门为结算中心，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职务为副主任（主持工作）。合同仍约定被告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而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被告薪酬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月。2015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从2015年1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原告的工作内容为管理岗位，按照所任职务履行相应的职责。合同约定工资标准按公司的薪酬管理办法执行，其中，加班工资以岗位工资与职务津贴为计算基数，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合同还约定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7日。2015年6月5日，原告与商贸控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从2015年7月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原告的工作内容为管理岗位，按照所任职务履行相应的职责。合同约定工资标准按商贸控股公司本部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其中，加班工资以岗位工资与职务津贴为计算基数，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合同还约定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7日。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自商贸控股公司退休。被告于2014年12月26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商贸控股公司，又于2019年4月23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股东之一的商贸控股公司变更为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上有被告提交的两份《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为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为说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被告与商业集团重组，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属企业商贸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粤府函[2014]8号）。其中内容显示，2014年1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组建商贸控股公司，由省国资委对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取消被告、商业集团省属省管体制。但对于其在诉状中所称的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全体员工从2014年1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样的薪酬分配方案，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批复不予确认，不能得出原告所说明的内容。2019年4月24日，原告向商贸控股公司提出《关于补回欠发工资的申请》，根据原告提交的《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呈批表》显示，商贸控股公司就原告提出的申请进行内部呈批，其中的处理建议认为原告的2013年12月份工资核实后应予以补发，考虑到上述事项属原被告的历史遗留问题，核实补发的主体应为被告，且被告现已划转省出版集团管理，建议转被告研究处理。杨粤湘在呈批表上签名并注明“根据集团领导意见，转广弘公司办理”。商贸控股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告发函，提出要求被告研究并妥善处理。原告据此主张杨粤湘是商贸控股公司和被告的人事部部长，其在呈批表上签名表明其确认原告主张的事实，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杨粤湘曾兼任被告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但从2019年1月起不再兼任，即使原告提交的上述呈批表是真实的，也只是商贸控股公司的内部处理意见，而不是被告的处理意见。原告为证明被告确认欠付原告一个月工资的事实，提交了其与被告员工黄绮思的微信聊天记录，具体日期包括2019年7月29日、9月24日和25日。其中，2019年9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黄绮思告知原告其与朱文琦对了一下数，2016年11月以后原告调到商贸控股公司，被告现在需要补的是原告当时的基本薪酬和职务津贴，具体金额是7140元。原告主张黄绮思为被告党群人事部的员工，被告则认为黄绮思只是党群工作人员而非人事部的人员，不认可原告与黄绮思的微信聊天内容。但在本案庭审中，被告的员工朱文琦参与旁听，其自称系被告的人事部门员工。原告为证明被告欠付其2013年12月工资的金额为25471元，提交了《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并主张该金额是以2013年11月收到的10月工资为计算依据，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和津贴。原告还主张根据其与被告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告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按照合同期内每年上浮10%到20%的情况，原告2013年12月的基本工资应为11132元至13248元之间。根据该清单的显示，2014年1月被告代原告向税务部门申报了两笔个人所得税税额，分别为2117.6元和373.8元，税款所属时期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为证明其在2014年1月已向原告发放了2013年12月的工资，提交了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7月20日的银行转账流水一份。其中载明，被告于2014年1月6日、1月9日、1月16日向原告分别发放了2000元、5446.92元和100807.5元（含3000元和97807.5元两笔）。被告据此还主张直至2015年7月，仍按原合同约定的工资支付方式向原告发放2015年6月的工资。根据流水显示，2015年7月7日和7月20日，被告向原告分别发放了10894.05（含10354.05元和540元两笔）和260元。原告于2020年6月28日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粤劳人仲不字[2020]3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原告的仲裁请求超出仲裁申请时效。另，原告于2020年6月24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要求被告支付2014年12月工资24781元和赔偿金24781元，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以其个人原因为由，于2020年8月24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作出（2020）粤0106民初2888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原告解释其撤回起诉系因其回忆起来被告拖欠的应为2013年12月的工资，故提起本案诉讼后又将另案申请撤诉，应以本案主张的为准。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和案外人商贸控股公司陆续签订的四份劳动合同合法有效，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提起仲裁时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如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是否存在拖欠原告2013年12月工资的情况及拖欠的金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此，原则上，原告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由于涉案纠纷属于因拖欠劳动报酬产生，可以不受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原告亦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原告与被告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因被告股权变化等客观因素，导致原告不得不与商贸控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与商贸控股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延续至退休之时。被告抗辩称原告自2015年7月1日起就不是其员工，时效至迟从该日起计算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故原告应自其从商贸控股公司退休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原告自称其在退休时，即2018年12月31日，经被告人事部相关人员提醒，才知道被告欠发一个月工资，遂开始主张权利，最早于2019年4月24日开始主张权利。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在退休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其在2019年4月24日开始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权利，被告认为此时商贸控股公司已不再是其股东，并主张原告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本院认为，结合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情况，尽管商贸控股公司确实自2019年4月23日起不再属于被告的股东，但对原告而言，其未必知晓其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权利的前一日商贸控股公司不再是被告股东，且商贸控股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已将相关事宜转至被告处理，而被告对此并未予以否认，故本案中原告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仍可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交了与被告员工黄绮思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其与黄绮思就拖欠工资问题多次进行沟通，直至2019年9月25日，仍在协商处理该问题，且其中的内容还显示黄绮思与被告另一员工朱文琦核对原告的工资数据，表明在2019年9月25日，又再次产生了时效中断的情形。但对于原告有关被告员工在微信中确认欠付原告2013年12月工资的主张，因微信内容仅显示被告需补发原告工资，无法看出被告确有存在拖欠原告2013年12月工资的事实，且被告也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可。被告虽认为黄绮思只是党群工作人员而非人事部的人员，但并未否认该人为其员工，且被告另一员工朱文琦为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本案庭审时也参与了旁听，本院亦当场核实了其身份，故原告向被告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情况属实，被告有关原告与其员工在微信中的聊天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时效中断事实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于2020年6月28日提起仲裁并未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关于焦点二。首先，原告自2015年7月1日才与商贸控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此之前系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原告在与被告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中，是自2015年1月1日才开始约定每月7日发放当月工资，此时才改变了之前有关每月10日发放上月工资的约定，亦即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仍适用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有关工资发放时间的约定。根据被告提交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在2014年1月已收到工资，原告称该月发放的是当月工资，是因为被告与商业集团重组需与商业集团执行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其并无证据证实其所称的执行和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且不能推翻前述所确认的此时双方有关工资发放的时间仍按照第二份劳动合同的约定进行的事实。原告提交的关于商业集团重组的批复发生于2014年1月14日，被告于2014年1月支付的工资分别发生于2014年1月6日、9日和16日，如原告所述的有关从2014年1月起执行与商业集团一致的薪酬分配方案，即当月发放当月工资的情况属实，则被告在2014年1月大部分发放工资的时间不可能都早于上述批复的时间。此外，原被告之间从第三份劳动合同开始约定每月7日发放当月工资，被告称实际上截至2015年7月，其仍按原约定的支付时间向原告支付工资，而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被告所述属实。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原告2013年12月的应缴个人所得税税款在次月申报和缴纳，符合被告当月发放上一月工资的情况，且常理来说，被告也不可能在未发放原告工资的情况下仅进行个税的代为申报和缴纳。再次，原告以其向商贸控股公司主张补回欠发工资及商贸控股公司进行回复和将相关事宜转交给被告处理为由，主张商贸控股公司也确认了被告欠付原告工资的事实，但实际上商贸控股公司只是要求被告研究并妥善处理，并不属于对原告主张事实的确认。最后，如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2013年12月的工资，是否存在支付金额不足的问题。结合本案事实，被告在2014年1月份分别向原告支付了2000元、5446.92元、3000元和97807.5元，被告解释5446.92元为工资，其他部分包括补贴、加班费和绩效奖金，原告主张其2013年12月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津贴，根据原被告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告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按照合同期内每年上浮10%到20%的情况，原告2013年12月的基本工资应为11132元至13248元之间。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劳动合同虽写明原告的初始工资额为9200元，但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在合同期内该金额每年存在上浮的情况并未在合同中约定，也无相关文件予以佐证，且原告在本案中主张2013年12月的工资为25471元是以2013年11月收到的10月工资为计算依据，也仅是原告自行推测，并无证据证实2013年12月的工资数额确为25471元。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了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同时《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还规定，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但有关原告2013年12月的工资情况，即便被告因时间久远无法举证，原告也仍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更何况本案中被告已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了其支付原告2013年12月工资的情况。鉴此，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2013年12月工资的诉请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丽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丽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丽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