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8517、8548号原告:徐灏（8517号原告，8548号被告，下同）,男，196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被告: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8517号被告，8548号原告，下同）,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第1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661849546Y。法定代表人：马英春。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灏与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发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灏及捷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坤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8517号原告徐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定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徐灏认为该裁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与事实不符，也与证据相违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依据有岔意的间接证据作出裁决，剥夺了徐灏正当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公正，理由如下:一、徐灏重新申请确认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原委。1、徐灏同另二位同事在2019年3月12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埔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是广州市源益过滤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益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马英春，也任总经理。徐灏的证据清单中有提供捷发公司的《入库单》来证明也是被申请人的仓管在星期六加班的事实。但是捷发公司并未就实际是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出异议，仲裁庭也未厘清法律意义上实际与谁在何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该仲裁委于2019年7月11日裁定徐灏与被申请人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没有对此不服，而且期满不起诉即视为认可。直至二审，被申请人也从未提及有过2014年2月份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说法。2、被申请人源益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仲裁开庭后的2019年6月25日通过提供虚假的《清算报告》在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准注销工商登记，因此被申请人的法人主体资格消失，徐灏无法请求税务机关对其追缴七年半的未为徐灏缴纳的社保。因此，重新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让捷发公司补缴应为徐灏缴纳的社保。二、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徐灏未曾与捷发公司解除过劳动关系，裁决“双方劳动关系曾于2014年2月6日解除”是错误的。1、《原始工资条》第1张的和《现金日记账》的第32、33页显示徐灏2011年10月份工资中只扣除3.5小时请假工资，与徐灏提出的于2011年9月30日在捷发公司处报到相符。《原始工资条》最后一张显示月份是2014年1月的工资，《现金日记账》的第103页显示徐灏2014年4月14日发放3月份工资2335元，所以捷发公司就只有2月份没有支付工资给徐灏。2、《原始工资条》第1张显示捷发公司从2013年1月份开始在徐灏的工资中发放工龄工资80元，第3张显示捷发公司在2014年1月份开始在徐灏的工资中发放工龄工资160元，此表明工龄工资每年增涨80元。《手机拍照的工资条》第1张显示2016年12月份工龄工资是320元，第2张显示2017年8月份工龄工资是400元，第3张显示2019年2月份工龄工资是560元。由此证明捷发公司对徐灏的工龄从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是连续计算的，并未有中断。3、《现金日记账》的第33页第5行显示同事黄彩云2011年10月份工资1627元，表明其与徐灏同时在职，《庭审笔录》第3页显示其主张2010年4月10日入职，且最终得到仲裁庭认可。被申请人的内部规定工龄满一年不满五年的年休假2天，满五年以上的5天，所以就有《员工出勤汇总表及年休假》中的《年休假》显示徐灏与黄彩云的年休假天数一样都是6天。4、《庭审笔录》第3页中另一同事甘苏兰主张2014年7月第二次重新入职，被申请人也确认，且最终得到仲裁庭认可。按照被申请人的内部规定，从2014年7月至2018年9月其工龄未满五年，所以就有《员工出勤汇总表及年休假》中的《年休假》显示其年休假天数是2天。依此类推，如若《仲裁裁决书》的“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那么徐灏的工龄从2014年4月开始计算，到2017年10月也未满五年，年休假天数也应该与其一致是2天,工龄工资也应是120元，因为《黄彩云和甘苏兰2018年9月份工资条》中显示甘苏兰的工龄工资是180元。三、《仲裁裁决书》中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曾于2014年2月6日解除”的依据是间接证据，并未完全排除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可能性。1、《工作调令》中的“原公司职位到2014年2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被《仲裁裁决书》中认定为“原公司到2014年2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原公司的职位不等同原公司。2、捷发公司既然能够提供徐灏在2014年2月份填写的《昆山源发滤材有限公司员工入职登记表》，那么捷发公司就更加能够提供出来与徐灏签订和解除的劳动合同这样更重要的直接证据材料，也更能够提供徐灏与昆山源发滤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否则，捷发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仲裁裁决书》中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曾于2014年2月6日解除”与事实不符，与捷发公司的代言人被申请人(源益公司)在《庭审笔录》第3页中确认“徐灏入职时间2014年5月”不符，因为被申请人从未提及双方有过解除劳动合同而有新的入职时间，就像同事甘苏兰一样，从而工龄归零。况且《现金日记账》的第103页显示徐灏2014年4月14日发放3月份工资2335元，从此工资发放未曾中断就能表明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未解除过。另外，《仲裁裁决书》中认定双方从2014年4月开始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是凭空意断。4、《工作调令》是徐灏在重新申请确认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时针对捷发公司否认入职时间提供出来反驳捷发公司不诚实是在说慌，事实是捷发公司没有与徐灏依程序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只是完成仓管的工作交接手续，并且也未曾口头说过解除劳动关系，在昆山源发滤材有限公司工作二十几天也未提起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直至《仲裁裁决书》的裁决，徐灏这才清楚出现问题，否则徐灏不会自找麻烦的。四、《仲裁裁决书》中“双方劳动关系曾于2014年2月6日解除”的裁决违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下列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应连续计算:(一)为使劳动者“工龄归零”,迫使劳动者辞职后重新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二)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名称的；(三)其他明显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的规避行为。”，理由是捷发公司与昆山源发滤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都是马英春，仲裁裁决的依据是只有才内部流通的《工作调令》。其次，徐灏被迫离开原职位不足一个月，若“工龄归零”显失公平原则。五、《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捷发公司)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与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相抵触。1、《民事判决书》判决徐灏与源益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只有徐灏与捷发公司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一审和二审审判结果除劳动关系期间外都是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结果，给付金额的计算工龄是7.5年，故不存在有曾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所述，《仲裁裁决书》的裁决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太多的证据证明捷发公司对徐灏的工龄是连续计算的，并不存在工龄归零，所以裁决“双方劳动关系曾于2014年2月6日解除”是错误的，故此请求贵院依法维护徐灏的正当合法权益而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8517号被告捷发公司辩称：一、徐灏存在就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申请仲裁的情形，仲裁裁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徐灏在2019年5月份就向黄埔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源益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黄埔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仲裁裁决书，认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徐灏不服起诉，并一审时变更请求确认其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该案经过一审(案号:(2019)粤0112民初9109号)和二审(案号:(2020)粤01民终14830号)，均认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现在徐灏又申请仲裁，就同一时间段与另外一家公司，即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完全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徐灏在(2019)粤0112民初9109号变更诉讼请求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放弃的不利后果应由徐灏自行承担。徐灏在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中请求与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源益公司认可徐灏是2014年5月入职源益公司的，离职时间是2019年3月6日，即源益公司是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但徐灏在一审变更请求为请求确认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属于徐灏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既然已经放弃了权利，现在又来重复主张，严重的浪费司法资源。三、徐灏请求确认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徐灏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在2014年2月6日已经终止，徐灏提供的《工作调令》明确了双方于2014年2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徐灏已经调离了捷发公司。根据源益公司在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案陈述，后来徐灏是在2014年5月入职的是源益公司，且徐灏也在该案中请求与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徐灏自已也认可，至少在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是与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现徐灏就上述相同时间段又请求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目的是见源益公司注销，为了方便补交社保而重复请求，但是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徐灏在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及之后的一审、二审都有承认与源益公司有签订劳动合同,源益公司确认被在2014年5月入职，故2014年5月至2019月3月6日徐灏与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在该案中固定，不应因徐灏重新仲裁而改变。至于源益公司注销后的法律承担方式是另一法律问题,不应以源益公司注销而改变了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且徐灏要求确认与捷发公司在2014年2月6日以前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即使按照(2019)粤0112民初9109民事判决书和(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至少徐灏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12月31日已经终止，故徐灏请求确认与捷发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以前的劳动关系也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综上所述，捷发公司认为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庭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判决。8548号原告捷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捷发公司与徐灏在2014年4月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徐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与8517号案答辩意见一致。另，１、徐灏一开始的主张是跟源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在诉状的第二段陈述是因为源益公司注销了，为了补缴社保而重新要求确认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见徐灏主张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是依据事实而是为了实现补缴社保的目的，徐灏在本案的主张与之前在其他案件的主张是相互矛盾的，故其在本案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是不可信的。２、工作调令是徐灏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调令中明确告知徐灏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在2014年2月6日解除，且徐灏也确实在昆山公司办理入职，说明徐灏对于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和时间是很清楚的。因此说，徐灏与捷发的劳动关系早在2014年2月6日就解除了，其现在主张2014年2月6日前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３、广东省高院的指导意见说的是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与劳动关系的主体没有关系，徐灏在其他案件中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按照7.5年计算不代表在7.5年期间徐灏均在捷发公司工作，且捷发公司，源益公司均是独立注册，独立经营和核算的法人，即使股东存在关联，但不代表管理上和用工上存在关联或混同。捷发公司在工作调令中明确告知解除合同的时间和意思表示也可以证明不存在交替变换用人单位的主观故意，如徐灏认为是当时劳动关系的解除侵害了其权益，其当时就完全可以寻求司法救济途径。４、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是基于直接证据做出的认定，该案中，源益公司主张徐灏是2014年5月入职的，而仲裁委依据《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对工资等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源益公司不能举证2014年5月之前的员工不包括徐灏，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有所不同的是，徐灏自己提供的工作调令可以明确知晓，2014年2月6日前，徐灏的用人单位为捷发公司，自2014年2月7日起，徐灏在昆山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５、结合前案和徐灏在前案的主张，完全可以说明，其实徐灏的劳动关系为三段，即2014年2月6日前在捷发公司工作，在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5月前在昆山公司工作，在2014年5月后在源益公司工作。8548号被告徐灏辩称：捷发公司毫无诚信，源益公司通过非法手段把公司注销了，源益公司的股东与捷发公司的股东是一样的，工作调令上只是岗位解除，不是解除劳动关系，2014年3月份的工资是有工资流水的，工龄是连续计算的，至2019年3月6日离职的那一天，徐灏的工资一直都是由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发放的，捷发公司和源益公司是混合用工，捷发公司主张徐灏不是捷发公司的员工不是事实。源益公司是管生产的，捷发公司是管销售的，实际上是两个部门，可能是公司为了规避税务，所以就注册成两个公司。昆山公司的股东与源益公司的股东是相同的，而且两个股东是兄弟，捷发公司的两个股东是夫妻关系，三个公司的股东是一家人。经审理查明：捷发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16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马英春，主体状态已开业，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第137号，经营范围批发业等，股东名称马英春、于海英。源益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8日并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联沧联社区榕环南路5号3楼，股东马英申、马英春，2017年5月19日，股东变更为马景昊、马英春。2014年1月9日，捷发公司与徐灏出具《工作调令》，载明：“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2月7号将徐灏（身份证号码：）调往昆山公司任职，原公司职位到2月6号解除劳动合同，请办好原公司的工作交接及其他手续，务于2月7号到昆山公司人事报到。签字：徐灏签名，人事部：袁松林签名，盖捷发公司印章”。2016年12月10日、17日、24日、31日，徐灏在捷发公司的《入库单》经手人处签名。2017年2月18日、3月4日，徐灏在源益公司的《出库单》经手人处签名。2019年3月12日，徐灏为申请人，源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黄埔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确认源益公司与徐灏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6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963.48元；3、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4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6日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4、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3年至2018年的未足额发放的补贴4200元；5、源益公司支付徐灏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008元；6、源益公司支付徐灏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52000元；7、源益公司支付徐灏未依法缴纳失业保险导致无法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18000元。2019年7月11日，黄埔区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0年4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8年高温补贴差额550元;三、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975.33元;四、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209.50元；五、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失业保险金16800元;六、源益公司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徐灏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321.33元;七、驳回徐灏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2019年6月25日，源益公司注销登记。徐灏对仲裁裁决不服，2019年7月30日，徐灏以源益公司股东马景昊、马英春为被告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徐灏与源益公司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两被告支付2011年10月至2018年10月高温补贴差额4200元;3、两被告应支付2017年和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差额和退还已休2019年4天年休假的被扣工资4640.6元；4、两被告应支付2014年3月至5月至2019年3月6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77576.07元;5、两被告应支付2019年1月1日至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632.2元;6、两被告应支付给徐灏经济补偿金44716.2元;7、两被告应支付未依法缴纳失业险给徐灏造成不能领取失业救济的经济损失33634.55元。2020年4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1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徐灏在源益公司工作（双方确认），工作岗位为仓库仓管员。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427.9元等事实。判决：一、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8年高温补贴550元。三、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975.33元。四、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209.5元。五、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的失业保险金16800元。六、被告马英春、马景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徐灏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差额5321.33元。七、驳回原告徐灏的其他诉讼请求。徐灏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8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中，其中对徐灏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判决书载明：“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灏二审补充提交了1.工资明细清单；2.捷发公司入库单；3.源益公司出库单；4.工资条；拟证明原始工资条真实，其周六的工作量与周一至周五的工作量一样，源益公司应当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马英春、马景昊质证称，捷发公司承认与徐灏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徐灏与源益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仍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2020年4月13日，徐灏为申请人，捷发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7月27日，增城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徐灏与捷发公司于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8月19日送达捷发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送达徐灏。徐灏、捷发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同时向本院提起诉讼，立案案号分别为（2020）粤0118民初8517号和8548号。徐灏在诉讼中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捷发公司请求确认其与徐灏在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庭审中，捷发公司抗辩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以上事实有《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工作调令》、《入库单》、《出库单》、穗埔劳人仲案[2019]644号《仲裁裁决书》、（2019）粤011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书》、（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穗增劳人仲案[2020]552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证实，徐灏、捷发公司当庭陈述在案。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本院对（2020）粤0118民初8517号和8548号并案审理，并案判决。本院仅根据徐灏和捷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1民终148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徐灏与源益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从上述判决及徐灏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可见，徐灏与捷发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问题。首先，入职时间。徐灏主张2011年9月30日入职捷发公司工作。捷发公司表示无法确认。马英春作为捷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源益公司和捷发公司股东，其在（2020）粤01民终14830号案质证中承认捷发公司与徐灏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依上述规定，捷发公司应对徐灏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或者不举证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徐灏主张其入职捷发公司的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本院予以采信。其次，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徐灏2020年4月13日在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时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1年9月30日至2019年3月6日，因该请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在仲裁时效内，捷发公司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是合理的。但在诉讼中，徐灏请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变更为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因此，捷发公司在诉讼中提出超过仲裁时效抗辩合理，本院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应在仲裁时效期间提出，超过仲裁时效将丧失胜诉权。徐灏在2020年4月13日才向增城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且没有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因此，徐灏请求确认其与捷发公司在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予以驳回。基于以上所述及徐灏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因此，捷发公司请求确认其与徐灏在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亦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徐灏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8517号案件受理费10元和8548号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由徐灏负担10元，广州市捷发过滤器材有限公司负担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关韵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