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木强，男，汉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住汕头市金平区×××××××95×××××××，公民身份号码440××××××××××××818。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滇，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惠娜，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木雄，男，汉族，1961年5月9日出生，住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丹阳庄东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1。原审第三人：杨舜萍，女，汉族，1972年4月20日出生，住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丹阳庄东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43。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亿蒂，广东退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木强因与被上诉人林木雄及原审第三人杨舜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507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木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滇、郑慧娜，被上诉人林木雄，原审第三人杨舜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亿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木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507民再1号民事判决，查明基本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郑木强的再审诉讼请求。2、本案再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木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1、再审判决适用2019年10月14日修正、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违反法律溯及力的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再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条规定是在2019年12月25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新增的条款，该司法解释是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关于规范审查再审申请与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三条“审查再审申请和裁定再审立案应当以作出原裁判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的规定，再审法院适用该新增条款审理本案再审案件明显违反法律溯及力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这对于郑木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况且，据再审查明的事实，郑木强与林木雄的借款事实，有郑木强举证的2000年8月30日的《借据》复印件一份，和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原件一份予以证实，林木雄对郑木强持有的《借据》原件的真实性的确认并非自认，郑木强的证据足以证实郑木强与林木雄借款事实的存在，再审法院罔顾事实，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审理本案也是错误的。2、再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审理本案，同样也是违反法律溯及力的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再审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再审本案，而新的司法解释于2015年9月1日施行，故本案不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再审法院不但错误适用上述新的司法解释，还在原审案件已审结并已执行完毕、已事过将近二十年后依据该新的司法解释要求郑木强拿出当年的证据，这无疑是变相加重了郑木强的举证责任，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于郑木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请二审法院明察，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本案事实进行审查认定，查明本案事实，还郑木强一个公道。3、再审法院仅依据程序法而没有依据实体法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仅是审理民事案件程序上的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对本案实体问题的裁判应当援引实体法律规定，再审判决仅以程序法律规范裁判的话应当使用《裁定书》，再审法院引用程序法规范作出民事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况且，关于本案借款的事实，郑木强已举证了《借据》等予以证实，郑木强作为出借人已完成了证实借款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再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判决驳回郑木强的诉讼请求，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再审法院以所谓“经验”衡量并怀疑双方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是严重错误的。《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第108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首先，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是在原告方提供无书面借据的情况下，才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本案中，郑木强作为涉案款项的出借人已举证了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发生的证据——《借据》，同时，结合本案原审、再审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些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郑木强已经履行了案涉款项的出借义务。其次，上述法律对民间借贷的款项支付并没有具体的要求，郑木强在1999年前是在国有企业上班，之后自己经营了两个公司和一个工厂，其中郑木强经营的汕头市金园区广益锦峰贸易部经营的合板生意一向很好、经济效益高，而铭佳贸易公司具有出口贸易资格，有时仅一单合板生意就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且，因届时银行转存业务耗时长、手续繁琐，在国内木材交易过程中，人们普遍用现金交易，这些都是当时木材出口行业的正常现象。因此，郑木强是完全有出借的能力和资金来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本案林木雄向郑木强所借的100万元，系本案林木雄分两次向郑木强借款的，其中一次是60万元，一次是40万元，都是现金交付，这其中郑木强的经营情况赋予了郑木强有足够的现金来完成出借义务，同时，这也是顺应届时银行转存业务耗时长、手续繁琐等实际情况的产物，是事实存在且完全符合客观常理的。再者，现金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郑木强已经举证了《借据》证实了借款实际发生的事实，无须也没有办法证明现金的整个流动轨迹，而且，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林木雄在收到借款60万元后一部分还返还金砂办的贷款，一部分用于发放工资，向郑木强借款40万元也是哪里资金紧张用于填补哪里，也就是说，关于现金的流动轨迹，林木雄也做了明确的说明。因此，本案郑木强作为出借人已完成了证实本案借款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而且从届时实际情况分析，郑木强完全有出借涉案款项的实际能力和资金来源，再审法院根据所谓“生活经验法则”就主观臆断推定郑木强没有出借能力和资金来源，林木雄无法证明借款资金流向，导致判决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郑木强的合法权益。三、再审法院对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不予采信是严重错误的。关于本案借款的事实，郑木强不仅举证了2002年7月30日林木雄出具的《借据》原件，还举证了2000年8月30日林木雄亲笔所写的《借据》复印件一份予以佐证，林木雄在原审和再审中都对《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郑木强已举证了证实本案借贷事实存在的《借据》原件予以证实，林木雄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据》中载明“2000年8月30日借款壹佰壹拾万元借据作废”的内容，也均已做了合理的解释，而杨舜萍虽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却也没有提供任何切实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的规定，再审法院依法依理应确认该两份《借据》的证明力，再审法院凭借该《借据》中一点毫不障碍的瑕疵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显然违反了前述法律的规定，更严重违背了本案的事实。针对郑木强的上诉，林木雄当庭口头答辩称无意见。针对郑木强的上诉，杨舜萍当庭述称，一、再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内容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内容是“再审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一个基本原则，无法依法举证的一方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本案的原审判决是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审理是客观事实。再审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进行判决，并无不妥，适用法律正确。二、再审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审查证据不存在违反法律溯及力的规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百条明确规定“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从该规定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具有法律溯及力的，适用于2020年5月1日后审理的任何案件。其次，在法理上“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认的法律溯及力准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律溯及力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有明确的意见。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27号可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不宜简单套用“溯及既往”原则而追溯到所解释的法律的生效时间，或者以“不溯及既往”原则将其时间效力确定为司法解释的施行之日。如果司法解释出于对其所解释的内容和审判实践的运用等多方面考虑，专门确定溯及力的标准，则应依其规定。可见，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能否适用于其施行前的案件，应该依据司法解释本身的规定。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再审一审法院适用202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审查案件证据，并无不妥，属于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问题。三、再审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审查案件事实，依法有据，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还明确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由此可知，可以看出2015年9月1日起，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都只能适用本规定或与本规定相一致的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的意见，再审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包括出借人是否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提交的债权凭证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是否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是否清楚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是否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借款人的配偶等是否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当事人是否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情形、当事人是否不正当放弃权利等进行审查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目的和任务要求，符合法律的规定，也是落实依法审理案件的具体表现和法定责任，完全不违反法律溯及力问题。四、本案关键证据的内容互相矛盾，且记载内容与郑木强主张不一致，彼此不能互相印证，依法不能采信。借款金额是借贷行为的标的，关系到债权人、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借款金额应当明确无误。在本案中，林木雄于2000年8月30日、2002年7月30日先后出具借据给郑木强，第一份借据确认借到郑木强壹佰万元整（于2000年1月15日所写陆拾万元借据作废），第二份借据确认结欠郑木强人民币壹佰叁拾肆万伍仟元整（1345000元），应被借款人的要求，将单据重新确认，（2000年8月30日借款壹佰壹拾万借据作废），利息按月息1.5％每月底结算一次，若发生纠纷由龙湖区法院解决。郑木强向法庭举证的两份借据都是林木雄向郑木强出具的，但在借款数额上却前后不一致，另外，落款时间为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记载的内容与郑木强和林木雄主张的借款100万元也不一致，不能互相印证。2000年8月30日的第一份借据是复印件，即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鉴别借条内容形成时间。本案标的为100万元，这在2000年前后是一笔巨款，但郑木强与林木雄却在原审和再审一审中对借款本金数额这个核心问题的陈述与2002年的《借据》相互矛盾，两份借据内容也相互矛盾，明显存在虚构借贷事实、伪造证据的问题。虽然郑木强和林木雄在再审一审中均称笔误，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为此，郑木强提供的关键证据《借据》不能采信。郑木强的诉求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加以印证，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五、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有诸多方面符合虚假诉讼特征。1、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表现明显。本案涉案金额巨大，但纵观全案仅仅有一张《借据》原件作为证据，且该借据明显是伪造的，配合郑木强起诉而准备的意图明显。林木雄在2002年7月30日出具的《借据》确认的事实与郑木强的起诉事实不一致，明显存在伪造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郑木强与林木雄对如何出《借据》的陈述也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本案的借贷事实客观存在，那么记录真实发生的借贷事实的《借据》，应该对借贷事实的核心问题明确无误才合理。其次，内容非常简单的《借据》就明确约定了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这就说明林木雄早就预知在法院发生诉讼是必然的事件，可以看出“借据”是林木雄为诉讼而特意准备的；选择的管辖法院却是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实际起诉时却选择远离双方住所的下蓬法庭，互相勾结炮制诉讼的意图非常明显。2、郑木强没有出借能力，难以认定郑木强具有出借本案借款100万元的出借能力和资金来源，这在再审一审过程中已充分查明，再审二审中郑木强也不能证实其出借能力。3、郑木强对于借款交付情况陈述存在逻辑矛盾。既然郑木强清晰描述交付的货币的包装细节问题，就说明他当时肯定有清点货币、看到货币，不可能对货币的颜色不清楚，在交付细节的描述上，郑木强的回答违背事实逻辑，涉嫌虚构交付借款的事实。4、林木雄对借款资金用途、去向陈述前后不一，在原审、检察院询问、再审中出现了三个不同回答，无法明确说明资金去向用途，足以说明存在虚构借款事实。5、从案件的诉讼背景、诉讼目的、诉讼基础、诉讼证据以及涉案当事人在审判和执行程序的诉讼表现来看，案件符合虚假诉讼的诸多特征。林木雄存在虚假诉讼的动机和目的，即林木雄有勾结他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林木雄整个诉讼、执行过程均未告知配偶杨舜萍，且向法院谎称房产证无法取得，继而绕开杨舜萍将夫妻共同房产全部转移，自己则保留了所谓“婚前房产”。完成财产转移以后，林木雄即于2009年向法院起诉离婚。6、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先是林木雄主动放弃答辩期间，再者是郑木强和林木雄双方在缺乏实质性的诉辩对抗，最后在执行程序中林木雄积极配合郑木强，共同“默契、高效”完成案件的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更是出现了以不到市面三分之一价格以房抵债行为，显然是为了恶意转让夫妻共同财产。7、郑木强在处置抵债房产时配合林木雄的表现明显。郑木强仅仅将林木雄、杨舜萍婚后购买的房产过户，而对于林木雄自认为是婚前购买的友谊大厦则配合林木雄不过户，显然是配合林木雄转移其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林木雄自认为友谊大厦房产是婚前财产，郑木强则同意由林木雄持有，直至2008年转让给陈汉雄，最终由林木雄收取转让款。综上所述，再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依法有据，请二审法院驳回郑木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另外综合本案的诸多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建议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并将涉嫌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犯罪线索移交有关机关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郑木强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决林木雄结还欠款1345000元及利息约50000元，合计1395000元（利息暂计至2002年10月15日，以后另计）。2、判决林木雄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再审认定事实：郑木强提交的复印件《借据》载明：“本人借到：郑木强先生人民币：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于2000年1月15日所写陆拾万元借据作废）利息按月1.5％每月底结算”；该《借据》下方载明“注：此借款保证半年内结清此据”；该《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写“林木雄”，落款时间为2000年8月30日。另查：郑木强提交的另一份《借据》载明：“兹有本人结欠郑木强先生人民币：壹佰叁拾肆万伍仟元正，（1345000.00元）应被借款人的要求，将单据重新确认，（2000年8月30日借款壹佰壹拾万元借据作废）。利息按1.5％计每月底结算一次，若发生纠纷由龙湖法院解决”；该《借据》下方载明“注：以后若无按时付还利息、本人同意将利息加入本金计息。此据”；该《借据》的“欠款人”处签写“林木雄”，该《借据》的落款时间为2002年7月30日。又查：2005年6月7日，林木雄与杨舜萍订立《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男方林木雄与女方杨舜萍于1996年1月22日办理登记结婚，婚后，女方于1996年8月31日生育一女孩，取名林蔓嫚，于1997年8月22日，生育一男孩，取名林承羲。在婚前，男方林木雄与女方杨舜萍的感情一般，在婚后，双方始发现彼此性格不合，在日常生活中常因琐事发生口角，导致夫妻感情婚后无法建立，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现双方冷静考虑，决定离婚。经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自愿离婚。二、离婚后，婚生女儿林蔓嫚归女方抚养；婚生儿子林承羲归男方抚养；孩子成年之后，随父或随母生活由孩子自行选择。三、离婚后，男方同意女方及孩子现家庭居住的位于汕头市丹阳庄东区56座601号房174.75㎡与汕头市龙湖区××××××××××座3座×××车位13.82㎡（及室内一切设施）的房地产权归女儿林蔓嫚所有，男方应与女方一起到房地产部门办理房地产权的过名手续。四、在各自抚养孩子期间，双方均有探视权。为避免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双方约定，探望孩子的次数为每周末一次。在每年寒、暑假期间，男方和女方应尊重女儿、儿子的意愿，同意一起到男方或女方居住并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五、男方与女方共同确认夫妻没有共同债权债务，若夫妻存在个人的债权及债务的话，由各人各自承担。六、本离婚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财产各自互不干预。”又查：2005年6月23日，林木雄与林蔓嫚签订了《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载明：林木雄自愿无偿将其名下的汕头市丹阳庄东区56座601号房全套和汕头市龙湖区××××××××××座3座×××车位赠与林蔓嫚，林蔓嫚接收上述房屋的赠与，杨舜萍承担办理该合同公证的费用，杨舜萍承担办理上述房屋过户的一切税收和费用。林木雄在赠与人处签名，林蔓嫚在被赠与人处签名，杨舜萍在监护人处签名。该《赠与合同》于2005年6月24日在汕头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又查：一审法院于2009年2月18日受理林木雄与杨舜萍离婚纠纷一案；同年3月13日，林木雄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同日裁定准许林木雄撤回起诉。又查：杨舜萍提供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11月1日的《借据》载明：“因发展需要特向林木雄借款购买生产设备及原料，四笔款项人民币共：贰佰万元正（2000000.00元）。借款时间（一）1998年9月20日：陆拾万元（600000.00元）（二）1999年5月6日：壹佰贰拾伍万元（1250000.00元）（三）1999年9月24日：壹拾叁万伍仟元（135000.00元）（四）1999年10月1日：壹万伍仟元（15000.00元）证实人：林耀金，借款人林木强”，落款时间为1997年11月2日的《欠条》载明“林森河结欠林木雄货款人民币13500元。”落款时间为1999年4月24日的《欠条》载明“陈海涛欠林木雄货款折人民币9700元。”落款时间为2000年4月30日的《借条》载明“借款人郑木溪向林木雄借到20000元。”落款时间为2000年7月6日的《借条》载明“借款人罗晓珊向林木雄借到40000元。”落款时间为2000年7月14日的《借条》载明“借款人何大兴向林木雄借到27000元。”落款时间为2000年7月14日的《借条》载明“借款人赵晓斌向林木雄借到3200元。”没有载明落款时间的《借条》载明“借款人马玉龙向林木雄借到22000元”。又查：杨舜萍提供的权属人为林木雄的5份《房地产权证》，载明：汕头市金平区××××××友谊国际大厦写字楼1201、1202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0月，购房款为1273170元，契税38195.10元；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26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70643.25元，契税8119元；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27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70643元，契税8119元；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41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09703元，契税6291元；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42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09703元，契税6291元。又查：杨舜萍提供的权属人为杨舜萍的2份《房地产权证》，载明：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28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70643元，契税8119元；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C区029号房购买时间为1998年11月，购房款为265794元，契税7974元。又查：杨舜萍提供的落款时间为1998年6月21日的《火车客运站前市场铺位出售协议书》中载明：林木雄向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建设有限公司购买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C区第042号铺位，购买价格为206479元。又查：杨舜萍提供的落款时间为1998年6月24日的《火车客运站前市场铺位出售协议书》载明：林木雄向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建设有限公司购买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C区第041号铺位，实际购买价格为206479元。又查：杨舜萍提供的落款时间为1998年6月21日的《黄河路电器城铺转让协议书》载明：林木雄将黄河路电器城102、103、104号铺位转让给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建设有限公司使用，转让时间从1998年6月15日起至1999年6月15日止，在此期间林木雄已交租金180000元由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建设有限公司补偿林木雄，补偿款在林木雄向汕头市火车客运站前市×建设有限公司购铺位的款项中抵除。又查：杨舜萍提供的电脑打印件载明：林木雄于1999年7月10日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航空建设开发公司退回其购买东方园怡华苑商品住宅楼B2栋10层01单元一套的购房款440000元。又查，郑木强于1997年3月28日由汕头市利生前2号202迁入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庄北4幢601房，2008年5月22日迁入汕头市××××××××××7幢××××，《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常住人口登记卡》中郑木强的服务处所记载为“汕特林业实业总公司”。又查，林木雄的户口于2003年2月17日从原汕头市金园区×××××××迁入汕头市丹阳庄东区56幢601房至今。又查：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2日作出的编号为汕龙检建〔2013〕01号《检察建议意见书》，认为：在郑木强与林木雄借款纠纷案中，双方当事人伪造证据、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民事诉讼欺诈嫌疑；审理和执行该案中存在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审判程序、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建议对该案进行再审并纠正违法执行行为。又查：杨舜萍提供的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的编号为汕龙检民行（2012）第10号《案件线索移送函》，载明：将案件线索移送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区分局处理。再查，汕头市1998年至2000年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211元、9717元和10617元。诉讼期间，郑木强对其诉讼请求补充陈述称：“其中利息请求约‘5万元’为按本金1345000元自2002年7月30日计算至2002年10月15日止及月息1.5％计算，取整数50000元。以后另计为2002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本金1345000元及月息1.5％计算。”诉讼期间，郑木强称：“一九八多年，我与林木雄都居住在乌桥，林木雄与我弟弟郑木溪是汕头航运局的同事，当时林木雄经常来我家，故我认识林木雄。一九八几年我在汕头地区木材公司任普通职员，一九八多年我在汕头市林产品发展公司担任副经理，工作几年担任经理，一九九几年我在汕头市林业实业发展总公司担任总经理，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年中，我就停薪保职，自己经营企业。一九八几年至一九九几年年中，我在国企工作的工资情况因时间久远不记得了，可能大概每年几万元。汕头市金园区广益锦峰贸易部于1999年8月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是个体户，登记的经营者邱立圆，邱立圆是我的同学，这两年已经过世了，我是金园区广益锦锋贸易部的实际经营者，贸易部大概有五六人；在成立汕头市铭佳贸易有限公司后将该贸易部的生意逐步转移到汕头市铭佳贸易有限公司，2002年3月6日吊销，经营的财务资料和纳税材料没有保存，对外没有负债，没有清理债权债务。汕头市铭佳贸易有限公司，2000年3月31日成立，注册资金200万元，有进出口权，是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我嫂子陈丽珠，我和陈丽珠是股东，实际经营者是我。2003年开始歇业，2004年12月22日吊销，经营的财务资料和纳税材料没有保存，对外没有负债，没有清理债权债务。两个公司的当时经营状况正常，主要做进口合板等生意，该公司大概十几人。汕头市龙湖区裕迪虹装饰材料厂，2002年12月19日成立，注册资金2万元，是个体户，法定代表人是纪耀峯，是我嫂子的妹婿，主要做合板加工，厂里有十几人，实际经营者是我，经营至2005年左右，2006年12月30日吊销，经营的财务资料和纳税材料没有保存，对外没有负债，没有清理债权债务。我无法确定每年有多少收入，因为是私人企业，收入有时盈余有时亏损，没有进行统计，故没有确定收入是多少，但总体来说是有盈余的。林木雄第一次借款称其要买商铺，资金紧张，具体没有详细说明；第二次借款林木雄称资金仍然紧张，也没有具体说明。我借给林木雄的资金是公司做生意所得的货款和我自己原有三万元左右的钱，没有区分是哪个公司的货款，支付方式是现金。借款60万元，林木雄每月付还利息9000元，付还至2000年8月30日；60万元是现金交付，60万元是我在丹霞庄的家中拿出来的，装在旅行布袋里，袋子的大小不记得了，面值是100元，颜色不记得，我开本田车至友谊大厦楼下，当时提前与林木雄约好，在车里将钱交给林木雄，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交付现金后，林木雄就在车里写借据给我，借据的内容大概为借到我现金多少钱。林木雄借款60万后还是称资金不够，需要借款50万，我看到林木雄在友谊大厦也还有些货，故我跟林木雄说借他40万元凑个整数。林木雄开宝马车到丹霞庄的雅典茶座门口，我从家中拿40万元放在袋子中，袋子大小为一般旅行袋，面值100元，颜色不记得了，在车里将钱交付给林木雄，交付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交付时，林木雄在车里出具《借据》，因之前林木雄借款60万元，故合并重新出具100万元的借据，之前60万元的借据我当时一起拿给林木雄，至于林木雄如何处置不清楚。2000年1月15日，我将《借据》交回林木雄，林木雄重新出具100万元的借据，2000年8月30日的《借据》原件作废，当时郑木强多个心眼，在借据还林木雄时复印下来。重新出具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是因为林木雄一直没有付还本息，所以要求林木雄重新出具《借据》确认借款本息。2002年7月30日，我到友谊大厦楼下，林木雄打印完借据后拿到楼下，当我的面亲笔签名后拿给我，没有其他在场人。林木雄欠我100万元，加上100万元月息1.5％为15000元，23个月为345000元，合计1345000元作为本金，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借据出具后至到法院起诉没有重新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至原审作出裁判时没有支付借款本息。2002年7月30日，林木雄出具《借据》，我当时只看到前面的内容，因借款金额正确，就没有注意到后面写为‘借款壹佰壹拾万元’；几天后，我发现林木雄写错了就打电话找林木雄，林木雄也才发现写错，林木雄称反正是写借款壹佰壹拾万借据作废，没有影响，故我也没有要求林木雄修改。2002年7月，我要求林木雄将本金和利息结具后出具借据，我跟林木雄说怕他不还，林木雄称若他没还，郑木强可以走法律途径，我就对林木雄说那就近就好，林木雄就说就近就在龙湖法院，我便同意，故林木雄将此写在借据上，我当时也认为写在借据上也借此来提醒林木雄还款。我原审起诉时的户口在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居住在丹霞，直至2008年我的户口迁移到汕头市金平区××××××××××7座××××，居住在该房至今。关于我户籍上的服务处所记载汕特林业实业总公司问题，当时郑木强是从汕特林业实业总公司停薪留职，并且汕特林业实业总公司应是汕头市林业实业发展总公司。友谊国际大厦12层写字楼A、F单元的房产在抵债协议签后并无过户，当时有法院的裁定，房产也抵给我了，我也不急于处置这些房产。林木雄一再要求拖延过户，其称看其生意是否有转机，将房产买回来，故我也没有催林木雄过户，但一拖就是几年，后来我催林木雄过户，刚好有人要购买，我就同意由林木雄进行出售，最终出售价值90多万元，出售房款是分次拿的。杨舜萍称房产证在她那里，我不清楚，当时在执行阶段有要求林木雄拿房产证，但林木雄称拿不出房产证。我对林木雄借款和购买房产的情况不清楚，但以此认为林木雄经济优越不需向他人借款不合理，林木雄拥有上述房产不一定就可以用这些房产去银行贷款，房产用作抵押贷款，不一定银行就能批准，而且银行放款也需要一定时间，若林木雄资金紧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银行贷款的渠道；林木雄借款给他人，并不就意味着林木雄拥有这些财产，林木雄在第一次开庭时也是同样的说法，林木雄也称自己借款给其哥哥才导致资金紧张向郑木强借款。本案的借款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的查明，林木雄都确认借款的事实，借款的过程双方陈述基本一致，杨舜萍是通过倒推的方式认为借款不是事实是不成立的，也不能认为把购买房产时的价值作为抵债时房产的价值，执行时房产的价值都是经过评估的，抵债120多万属实。”诉讼期间，林木雄称：“1992年，我在镇平路开了间铺面做玩具，后来改为小电器，最后改为做音响生意；1993年，我开始在新兴路做音响生意，1994在建南花园再开了一间铺做音响生意，同年我搬到汕头市×××电器城102-104号继续做音响器材生意，1997年搬到汕头市××××××××××做音响器材生意。1998年底，我到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登记六间商铺，加上开发商赠送给我一间共七间商铺。1999年，商铺交付使用后，我把汕头市×××电器城的生意及汕头市金发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搬迁到上述商铺经营。2000年，我在广州天河的电器城租了两间店面，经营音响器材近两年，亏损近两百万元后停止经营。2002年下半年，我到深圳经营音响器材，不到三个月也亏损了几十万元。自1989年开始，我贷款做生意；1998年后，我经营的收益情况下降。1998年我为了在友谊大厦的参展，花费了十几万元，看展的人多但买的人却少，赚的钱都难以支撑开销，因音响具有时髦性，想要找个国产的音响品牌做生意，但没有找到，重新进入市场后，却一直没有生意，行情一直不好，加上我哥向我借了200万元，为了填补这个缺口，我就低价卖音响器材，恶性循环，导致资金紧张，直到2003年生意已经无法继续。1998年至2003年我的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亏损多少钱没有详细记录。2002年底我回到汕头，再也没有做任何生意。2006年办厂也倒闭了，到现在没有工作。1999年我被我哥借了200万元，2000年我的资金非常紧张，行情也不好。我向郑木强借款60万元是想买房子给我弟弟和我母亲，因为杨舜萍不同意，故跟郑木强借款，但跟郑木强说要买铺面。当时看中的房子在‘红砖楼’，但后来并没有去看房子，也没有具体哪个房子。但后来资金紧张，生活开支也大，每月家庭支出两三万元，借款60万元后一部分还发行金砂办的贷款，具体是金发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汕头市悦莱有限公司和华宏公司哪个公司向银行贷款我不记得了。一部分用于发放工资，60万元具体如何使用因为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后来我资金紧张，向郑木强借款40万元，40万元也是哪里资金紧张用于填补哪里。我当时经营金发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汕头市悦莱有限公司，杨舜萍的哥哥杨伟鹏为金发音响器材有限公司名义股东，实际经营人是我，现在公司都注销了，现在都没有上述公司的财务资料。我向郑木强两次借款时的资产包括新兴街115号的铺面一处、龙眼路101号甲座203的房产、国新花园56栋601的房产、海港花园车位一处，在广州有一处按揭的房产。我自1996年结婚至2003年居住在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丹阳庄东区56栋601×。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是我粗心打错为‘借款壹佰壹拾万元’，后来郑木强也打电话找了我，我认为是在作废栏的，故认为没有影响没有修改。2002年年尾，我向杨舜萍告知郑木强起诉的情况。2003年，我与杨舜萍协商，杨舜萍同意将房产证给我，但后来杨舜萍到她父母家中要拿房产证时得知我欠他父亲70万元，故不同意拿出房产证。我名下确实存在上述房产，也借给他人200多万元，我也只向银行贷过一笔款。我当时的资产比杨舜萍家中的资产还多，不需要向其借款。购买房产时的价值与出售时的房产价值不一致很正常，与当时的房产行情等有关。友谊大厦一直未过户是因为我想做生意看看能不能重新向郑木强购回房产，故要求延迟，之后出售房产的情况与郑木强陈述一致。”诉讼期间，杨舜萍称：“林木雄夫妇确实从1996年居住在国新花园至今，但是当时林木雄的户籍地址是在新兴街，为了孩子上学户籍才迁移，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后来户籍迁到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丹阳庄东区×××××××，之后户籍没有变化。林木雄居住至2001年。”诉讼期间，郑木强和林木雄均否认林木雄借款给郑木强和郑木强的弟弟郑木溪。诉讼期间，林木雄和杨舜萍确认：林木雄与其女儿林蔓嫚于2005年6月23日签订的上述《赠与合同》载明房产赠与已履行，汕头市丹阳庄东区56座601号房全套系林木雄婚前购买的，汕头市龙湖区××××××××××座3座×××车位于林木雄婚后购买。一审法院经再审认为：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实践性合同除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或者完成其他给付才能生效，即出借人与借款人必须存在借款的实际交付。即使出借人和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若没有借款的实际交付，人民法院对双方主张的存在借款事实也不予确认。在本案中，林木雄虽然对郑木强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仍需对郑木强与林木雄是否存在借款的实际交付等事实予以审查。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因第三人提出本案系虚假诉讼，故本案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一审法院仍需对郑木强与林木雄是否存在借款的实际交付等事实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包括出借人是否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提交的债权凭证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是否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是否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是否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借款人的配偶等是否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当事人是否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当事人是否不正当放弃权利等。依照上述规定，对原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进行审查。一、关于郑木强的出借能力和资金来源问题。在本案中，郑木强称其出借给林木雄的资金，除3万元为其积蓄外，其余资金为经营公司收取他人的货款。但郑木强未能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三家企业为其实际所有或实际控制，以及三家企业的财务状况等证据。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参考汕头市2000年期间居民的收入等情况，100万元应为巨额资金，在郑木强尚未能举证证明其持有该借款资金的情况下，难以认定郑木强具有出借本案借款100万元的出借能力和资金来源。二、关于林木雄的借款资金流向问题。林木雄辩称其向郑木强借款系“想买房子给我弟弟和我母亲”（看中的房子在“红砖楼”）以及经营资金紧张，但没有提供证明其经营生意亏损等方面的证据；根据生活经验法则，2000年期间，购买汕头市区一套一般性往房并不需要巨额购房资金，林木雄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房产需巨额资金的必要性。虽然林木雄称借款60万元后用于支付公司经营等其他用途，但林木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的流向，故难采信其主张的向郑木强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三、关于林木雄出具的《借据》问题。郑木强提供的《借据》，虽然郑木强和林木雄均确认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但林木雄出具给郑木强的落款时间为2002年7月30日的《借据》却载明“2000年8月30日借款壹佰壹拾万元借据作废”，该《借据》记载的内容与郑木强和林木雄主张的借款100万元不一致；虽然郑木强和林木雄均称笔误，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该《借据》的真实性故尚难认定。综上，郑木强提供的证据，尚难以支持其诉称的出借本案资金时具有出借能力等事实；林木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郑木强诉称的借款发生时，其借款资金的流向证明借款的真实性。作为记载借款事实的《借据》的主要证据，存在瑕疵。因此，郑木强主张林木雄向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依据尚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杨舜萍提出的本案系虚假诉讼等问题。杨舜萍作为林木雄的配偶，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提供的证据虽可证明林木雄曾借款给他人，拥有不动产等资产，但尚不足以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的主张。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木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85元，由郑木强负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郑木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证人李丽勿、邱立安出具的书面证明，用以证明汕头市金园区广益锦峰贸易部为郑木强实际所有或实际控制。证据2、支出证明单、差旅费报销表、公路汽车客票、道路运输微机专用客票、收款收据、宾馆专用发票、旅店业专用发票；证据3、支出证明单、收据；证据4、邱立圆手机话费报销发票联、支出证明单、业务报销发票联；证据2、3、4均用以证明邱立圆报销相关业务费用需要经过郑木强的审批，邱立圆实际是受郑木强雇用的。证据5、现金缴款单；证据6、闽林建材公司的说明（附电汇凭证）；证据7、益佳成有限公司的费用单传真件、交易往来传真件、签收单；证据8、香港客户交易往来传真件；证据9、发票、铭佳公司对外购进原木合同、认购合同；证据10、广益锦峰贸易部出售原木的协议书；证据11、购销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往来账；证据12、凭证、收条；证据5—12均用以证明：（1）郑木强是汕头市金园区广益锦峰贸易部、汕头市铭佳贸易有限公司的的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2）这些证据反映了锦峰贸易部和铭佳公司的经营情况，从这些证据上所显示的金额来看足以证明郑木强具有出资能力。证据13、进账单、电子汇款收款补充报单、现金交款单、收款收据、银行存根；证据14、郑木强提现金的银行支票存根、现金交款单、收款收据、银行计算利息清单。证据13、14均用以证明：（1）当时郑木强所经营的锦峰贸易部从事相关贸易的交易习惯，买方向锦峰贸易部订购货物（合板），在当时是允许大额现金交易的；（2）郑木强完全有能力和足够的现金可以出借给林木雄。证据15、（2009）龙民一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1）与本案同一法院即龙湖区人民法院的另外一个案件，该案与本案有关联，该案中原告主张现金出借50万元给林木雄，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且林木雄当时是否认该笔借款的，而龙湖法院却根据当时的生活经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在本案中，郑木强向法庭提供了林木雄出具的借条，无论在原审或是再审一审，都确认了该笔借款的事实，但龙湖法院却凭借所谓的生活经验驳回郑木强的诉讼请求。同一个法院，作出这么自相矛盾的判决，显然是违背类案不同判决的审判原则；（2）在该案中，龙湖法院作为事实认定的《离婚协议书》在本案中也予以认定，该离婚协议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据该《离婚协议书》，杨舜萍与林木雄于2005年协议离婚时双方一致确认的夫妻共同财产仅有丹阳庄两套房产，并没有其他夫妻共同财产，且该协议书中杨舜萍与林木雄也一致确认了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且在协议生效后，双方财产各自互不干预，因此，杨舜萍是无权对林木雄的债务及该债务所进行的以物抵债行为进行干预的。被上诉人林木雄对上诉人郑木强提交的证据表示无意见。原审第三人杨舜萍对上诉人郑木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言内容与工商登记注册资料不一致，关于企业经营者应以工商登记资料为准。对证据2、3、4、5、6、7、8、9、10、11、12、13、14这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对内容关联性有异议，这一组证据都不能够证明郑木强是锦峰贸易部的实际所有人，不能证明郑木强自己本人的资金情况，也不能证实郑木强具有出借涉案借款的能力，不能证明郑木强要证明的内容。首先，仅仅靠郑木强提供的资料是不能够证明锦峰贸易部和铭佳贸易公司的资金资产情况的，要反映一个企业的资金情况、利润和收支情况必须是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在内的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必须有会计和企业负责人签名确认，还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出具意见，才能全面客观反映企业的资产收支盈亏情况，因此，仅仅靠几张会计凭证、支出证明单、收据、现金缴款单、客户贸易往来的零散的协议书、进账单、电子汇款收款补充报单、银行存根、收款收据、银行计算利息清单这些零散的材料是不能看出企业的资产情况。其次，这些资料不能够证明郑木强自身的出借涉案借款的资金能力。郑木强不是铭佳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锦峰贸易部经营者，他不是这些经营实体的法定所有人，锦峰贸易部和铭佳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都不是郑木强的个人资产。第二，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这些证据材料时间久远，从何而来不清楚，郑木强在本次再审一审中多次强调锦峰贸易部和铭佳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本会计凭证资料已经不存在了。本次再审二审又拿出这些资料，这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问题。从形式上看，这些资料是零散的凭证，不是作为证明企业财务情况的合法文件。从资料内容上说，购销合同没有相应的往来记录凭证、发票等必要的证据进行印证，不能证明存在真实的交易活动。从这些资料的来源看，也不具有合法性，锦峰贸易部和铭佳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注销关闭十多年，郑木强为何能有这些资料，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有问题依法不能采信。证据15与案件事实无关联性，对合法性和真实性有异议，请法庭调查证据来源。二审庭审中，证人李丽勿、邱立安到庭确认上诉人郑木强于二审提供的证据1书面证明是其二人亲自书写。本院认为，郑木强提交的证据1系由证人邱立安、李丽勿分别出具的书面证明且经二人到庭确认，但该二人并未直接参与汕头市金园区广益锦峰贸易部经营管理，其证言亦缺乏相应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证据2－14系零散的单据凭证，尚不足以证明郑木强实际控制经营相关企业商铺并且具备出借案涉借款的资金能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1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再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首先，郑木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再审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违反法律溯及力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一百条“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之规定，自该司法解释生效之日起，对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经受理、施行之时尚未审结的一、二审、再审案件均应当适用。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之规定，按照“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原则，虽然该规定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对于该规定对原有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内容作出修改或者新增的规定，则属于本规定与此前出台的其他司法解释“不一致”的情形，应当适用本规定。因本案属前述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结的再审案件，一审法院据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增的规定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次，在本案原审借款人林木雄的配偶未参加诉讼且出借人及借款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的债务份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追加与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配偶杨舜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再审期间，一审法院在出借人郑木强仅于原审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借款人林木雄虽单方自认债务但杨舜萍提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下，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之举证责任，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等因素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最后依据证据规则认定郑木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木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85元，由上诉人郑木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介志审判员  刘静文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