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7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某，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毋某，山西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诚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某、毋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晋0107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内容，依法予以改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王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石某从未在2016年3月28日向杨光明借款231万元，也从未在2008年至2009年间从杨光明处收到借款105万元，也未指定耿化喜代为收款。杨光明的债权不真实、不合法，杨光明对王某所谓的债权转让也不真实、不合法，王某作为一审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无权对石某提起诉讼。二、杨光明并未向石某交付过任何借款，石某也没有指定耿化喜代为收款，杨光明与石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08年7月份，案外人耿化喜为在迎新街盖新城供销商务楼一事，急需借钱。耿化喜与案外人杨光明通过石某认识。杨光明称自己能弄下钱，同意向耿化喜出借款项。石某只是双方借贷关系的介绍人，没有向杨光明借款，也没有以任何书面或口头方式指定或委托耿化喜为收款人，因此不存在杨光明所称，“石某指定让杨光明向他人（耿化喜）账户转账，在此期间耿化喜替被告还款”的事实。三、一审判决对杨光明提交的《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单》和《中国邮政储蓄存款凭单》上的数额、证人证言未认真审查，造成认定事实错误。杨光明提交的银行凭单显示，杨光明实际出借款项约737500元进入尹福英、耿稷的账户，与杨光明主张的借款总额105万元完全不符。杨光明与尹福英之间事实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杨光明提供的7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凭单》（2008年1张、2009年6张）和1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单》，均证明相关款项由尹福英、耿稷直接收取。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借款交付给石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不能证明杨光明与石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四、王某、杨光明对石某有提起虚假诉讼之嫌。杨光明在明知涉案款项没有交付石某的情况下，却将该不真实的债权转让给王某，本案王某作为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无权对石某提起诉讼。故王某、杨光明对石某有提起虚假诉讼之嫌。五、根据尹福英的《调查笔录》及银行凭单，按照法定利率及清偿顺序计算，尹福英已基本不欠杨光明的借款，杨光明主张的231万元民间借贷债权，王某诉请受转让债权数额231万元，既不真实，也不合法，石某对该债权及转让不予认可。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16条2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未认真审查，也不结合上述款项交付、交易方式、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和查证，仅依据《合同法》等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进行判决，未根据《合同法》及解释、《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中相关规定，对民间借贷主体及是否发生民间借贷事实进行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七、本案未将杨光明、耿化喜、尹福英追加为第三人，并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不合法。不追加杨光明为第三人，将导致作为《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基础分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无法查明。不追加耿化喜、尹福英为第三人，将导致与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未参加诉讼。同时，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对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争议极大，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王某辩称，一、原债权人杨光明与石某之间民间借贷的事实清楚，借款本金105万元通过借条及还款协议的方式多次确定，原债权人杨光明与石某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在2008年至2009年之间，已达十余年之久。杨光明提供的取款及转账记录，结合石某2016年出具的借条和2019年出具的还款协议，足以证明石某与原债权人杨光明之间的借贷行为在2016年通过打新借条撤旧条的方式，确认双方之间借贷的本金105万元及126万元利息石某未能归还，而2019年3月24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事实。故石某称其只是借贷关系的介绍人，与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二、王某系原债权人杨光明债权的合法继受主体，该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王某已经通过邮寄及电话的方式通知石某本人，在石某不认可通知的情况下，王某亦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了通知，故王某取代原债权人杨光明成为新的债权人，在向石某要求归还借款本息遭拒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是适格的原告。三、石某要求追加耿化喜、尹福英为第三人无法律依据。本案民间借贷发生在原债权人杨光明和石某之间，耿化喜、尹福英二人充其量只是石某借到杨光明款项后又出借的实际用款人，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并未遗漏诉讼参与人的情形。四、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石某立即归还王某借款本金2310000元，并支付从2016年3月28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截止到提起诉讼之日为2032800元，以上两项合计4342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石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8日，石某向案外人杨光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光明人民币贰佰叁拾壹万元整（231万元整）。2019年3月24日，案外人杨光明（甲方）与石某（乙方）共同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08年至2009年期间向甲方借款合计人民币105万元，借款乙方已全额收到。2016年3月28日双方就欠款金额经过核对确认，本息共计231万元，乙方出具借条一份。现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上述所欠款项于2019年5月28日之前全部偿还，期间利息仍按月息2分计算，直至还清全部欠款。2019年11月18日，王某作为受让方（乙方）与作为转让方（甲方）的案外人杨光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拟转让的债权金额为231万元，甲方现将上述债权的一切权利及义务一并转让于乙方，自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即将该债权的一切证明或资料（包含借条、还款协议、现金取款单、给尹福英的转账凭证）原件交予乙方；甲方已向乙方详细说明其拟转让债权的相关情况，乙方受让甲方的债权后，自行向债务人石某主张债权并承担相应费用，无论主张债权的结果如何均由乙方承当可能存在的风险，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债权或者要求终止本协议。2019年11月21日，案外人杨光明通过中国邮政EMS专递向石某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石某拒绝签收。此后，该笔债权经王某多次催要无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某获得的转让债权是否对石某发生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合同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王某向法庭提交证据欲证明案外人杨光明已通过中国邮政EMS专递等方式向石某告知债务转让事宜，石某否认该证据的证明力。对此该院认为，王某已经向人民法院对石某就其获得的转让债权提起民事诉讼，该起诉应视为对原债务人的明确通知，故王某已经完成对石某的通知义务，该债务转让对石某产生效力。本案属于债权受让人受让债权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而引起的纠纷，应按原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债权转让的对象是合同债权，债权转让导致合同主体发生变化，即受让人将代替原合同债权人成为新的合同债权人。本案中，石某向案外人杨光明出具的借条、石某与案外人杨光明签订的《还款协议》以及王某与案外人杨光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依据《还款协议》的约定，石某尚欠案外人杨光明231万元，事实清楚，案外人杨光明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案外人杨光明将其合法债权通过协议转让给王某，故该债权转让行为依法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石某应依法向王某履行还款义务。庭审中，石某对王某主张的债权不予认可，认为应由案外人杨光明向耿化喜、尹福英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只是借款的介绍人，并提供证人耿化喜、尹福英夫妇为其作证。证人耿化喜陈述：还款是我还的，但是条子是石某打的，我向石某借的钱，石某和杨光明是一伙的。因证人耿化喜与石某系发小、同学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故证人耿化喜、尹福英的证人证言，该院不予采信。证人杨光明在庭审中陈述：与耿化喜系石某介绍相识，2008年至2009年石某向我借款105万元，因石某是国家公职人员，怕影响其工作，指定让我向他人（耿化喜）账户转账，石某承诺还款及支付利息，在此期间耿化喜替石某还款，但在还款期限内并未还清，石某认可借款事实向我出具借条，所有的款项我是借给石某而非耿化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光明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因石某在金融机构工作，不仅精通财务管理，而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签字产生的后果有所认知和预判，其先出具借条后又再行确认《还款协议》，故对于石某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及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王某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故王某主张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于法无据，应从《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即2019年5月29日起以借款本金105万元为基数，按王某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2020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石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某借款本金及利息2310000元；二、被告石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借款本金1050000元所产生的逾期利息（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三、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石某提供的证据为：1、中国邮政储蓄转账凭单及杨光明身份证，证明2009年5月17日杨光明向尹福英转账7万元。2、中国邮政储蓄存款凭单，证明2009年6月27日杨光明向尹福英支付9万元。3、中国邮政储蓄存款凭单，证明2009年7月16日杨光明向尹福英支付19万元。4、中国邮政储蓄存款凭单证明2009年6月27日杨光明向尹福英支付97500元。上述证据均证明涉案105万元本金并没有实际履行给了石某，实际是给了案外人尹福英。王某质证认为，此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王某提供的石某出具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可以证实杨光明与石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石某对其出具借条及协议所签名字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石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在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中签名的法律后果。石某在2016年3月28日出具借条后，在2019年3月24日再次签订还款协议，其虽称未收到借款，但其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在2019年再次签订还款协议，其行为不符合逻辑推理，故石某称其未收到款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石某二审请求调取证据的问题。杨光明及尹福英2008年至2011年期间的财产变动情况不影响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及生效，石某要求调取该期间该二人的银行存取款及汇款业务均与其出具的借条及还款协议书载明的内容不符，其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所涉事项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亦无调查收集必要，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追加第三人的问题。王某为证明石某与杨光明借贷事实的发生，提供了2008年至2009年期间的银行转账回单作为履行凭证，同时也提供《债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其具有主体资格，王某已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石某以杨光明系与耿化喜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进行抗辩，与合同的相对性不符。尹福英、耿稷收款的事实不能否定石某应当依据还款协议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石某称一审法院未追加当事人属于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四、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经审查，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情形，除上述明确禁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外，对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人民法院有权自主决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亦未提出异议。综上，石某上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石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41542元，由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雪丽审判员 任 峥审判员 赵耀功二O二O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