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勇，男，汉族，1976年1月11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宜章县××××××××××民小组。身份证号码：432××××××××××××413。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凯秀、程芬，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卢远军，男，汉族，1971年3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会芽蕉湾。身份证号码：442××××××××××××218。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二芳，广东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余红，女，汉族，1972年5月7日出生，住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区×××××××××。身份证号码：422××××××××××××083。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娟，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志勇因与被上诉人卢远军、余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志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凯秀、程芬，被上诉人卢远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二芳，被上诉人余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志勇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1303民初95号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卢远军与余红共同承担返还1790350元及利息。2、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卢远军的1790350元，与《协议书》的代办费无关，是直接由被上诉人卢远军账户收取，两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委托收款以及单独由余红使用的证据，卢远军应当承担与余红共同返还的责任。被上诉人余红与上诉人的《协议书》约定，支付办理重建景福新村新办公大楼21层的相关所有审批手续事项的代办费用为650万元，该代办费不包含上诉人或景福新村村委为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向国家缴纳的税费，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费与被上诉人余红无关，均由上诉人负责另行处理。在后来余红要求上诉人将估计要缴纳的税费由其信赖的卢远军代为缴付，上诉人知道两上诉人的同居关系以及共同生下一女儿，而且期间，卢远军在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亿桑发展有限公司购买社保，因此，上诉人每次将款转至卢远军账户卢远军是认可的。二、被上诉人余红在一审中将该费用确定为其自己一人使用了，是为了规避法律，使其转移到卢远军名下的财产不会得到执行。(2017)粤0307民初21171号案件庭审中，余红的代理人也陈述，税费都是打到卢远军账户，上诉人预付给被上诉人卢远军代缴的税费，不是属于被上诉人余红要收取的费用，被上诉人余红在本案中以及其他案件中均要求将这笔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不想让卢远军承担是有非法目的的，两被上诉人是属于同居关系，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共同抚养，至于是否领取结婚证上诉人不清楚，据说，两被上诉人将从上诉人处取得的钱在惠州以被上诉人卢远军的名义购买了豪宅，而由两人共同居住，钱是打到被上诉人卢远军账户的，而且被上诉人余红的代理人陈述了卢远军是同被上诉人余红一起办事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卢远军收到该款后转至被上诉人余红账户，因此，该笔款应当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返还义务。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卢远军账户转入的1790350元，是约定由被上诉人卢远军代为缴纳办理深圳景福综合楼重建为21层的税费，两被上诉人为同居关系，被上诉人余红庭审中提出该款是由其本人使用，目的为了规避法院执行卢远军的财产，因其财产已经转移，一审判决该款只由余红一人承担返还责任，与理不符，与法相悖，为此，特提出前列诉讼请求，望上一级人民法院判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卢远军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深圳中院生效判决书(2017)粤03民终20282号确认和认定的事实，判决书第7页认定各方确认答辩人卢远军收到1790350元，与协议书中的新建办公楼的重建工程有关，所以答辩人卢远军收到的1790350元包含多少税费、代办费，答辩人卢远军是否应返还，属于委托合同审查事项。由此可知答辩人卢远军收到的1790350元是基于协议产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之债，是合同之债。二、在2016年7月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2016粤0307民初7258号案件时，余红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确认被答辩人陈志勇转账给卢远军的1790350元，系被答辩人陈志勇向其支付的款项，答辩人卢远军只是代其收款。余红让被答辩人陈志勇转账给答辩人卢远军1790350元的行为构成指示付款，应视为被答辩人陈志勇转账给余红。答辩人卢远军与被答辩人陈志勇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被答辩人陈志勇应该以合同之债单独向余红主张。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收取被答辩人陈志勇转账给答辩人卢远军1790350元的那张银行卡从始至终都在余红手上，由余红单独使用。被答辩人陈志勇认为卢远军账户收取的1790350元由余红和答辩人卢远军共同使用，所以答辩人卢远军应当承担与余红共同返还的责任，对此事实与请求应该由被答辩人陈志勇提供证据来证明，仅靠银行流水和毫无根据的猜测并不能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余红辩称：第一点，我方认为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应属于合同之债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致他人因此遭受损失，关于取得应该是指一种瞬间行为，而非一种持续的占有状态。如果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取得某种利益是有合法根据而占有，没有合法根据时，应当认定不属于不当得利。双方上诉人支付涉案金额是是基于合同关系而支付，应属于合同纠纷第二点，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我方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所支付的涉案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不符。陈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1790350元并按照月利率2%的利息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付清为止。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余红因深圳市宝安区××××××××××××××（原为5层）需拆旧重建一事，双方自2012年9月6日起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等合同。原告自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5月30日期间汇入被告余红指定的收款人被告卢远军账上，因该1790350元被告无法提供相关办证税费，原告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卢远军返还上述1790350元款项，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卢远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原告陈志勇人民币1790350元，被告卢远军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7）粤03民终2028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的（2016）粤0307民初7258号民事判决，认为陈志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本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直接驳回原告陈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于2019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上述款项1790350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另查明，在2016年7月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2016）粤0307民初7258号案件时，被告余红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称陈志勇转给卢远军179万元，由其代收取，其中70万元用于缴纳税费。再查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粤03民终3018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陈志勇向卢远军转账的1790350元并不包含在涉案305万元之中，另外，在法院指定期限内，被告也未提供办理相关审批文件缴纳相关费用的票据，余红应向陈志勇退还305万元报酬款，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深圳市宝安区××××××××××××××(原为5层)需拆旧重建一事，原告与被告余红于2012年9月6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将该办公大楼拆除重建的所有相关审批手续委托交由被告余红有偿代为办理，代办费用为650万元，该代办费不包含为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向国家缴纳的税费，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费与被告余红无关，均由原告负责另行处理；被告余红尽量争取该办公大楼楼层达21层或以上的所有相关审批手续。2015年5月29日，原告与被告余红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双方确认原告已向被告余红支付了305万元，未付费用为345万元。补充协议书还对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5月30日期间，原告向被告余红指定的收款人卢远军账户转账支付了1790350元，用于支付代办过程中的相关税费等费用。另查明，景福新村综合办公大楼原为5层，最终审批文件批准的重建楼层亦为5层，余红虽完成了重建大楼的相关审批手续，但未能达到重建20层的要求。又查，2016年陈志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卢远军，要求卢远军偿还借款1790350元。2017年6月25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7民初第72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卢远军退还陈志勇人民币1790350元。卢远军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3月2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终2028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725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陈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陈志勇主张卢远军返还1790350元系基于其与余红的《协议书》，陈志勇与余红签署该《协议书》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各方均确认卢远军收到1790350元与《协议书》标的景福新村新建办公楼的重建工程有关，故陈志勇转给卢远军的1790350元中含有多少税费金额、代办费金额，卢远军是否应当返还及返还金额，属于陈志勇与余红委托合同关系中应审查的事项，陈志勇与卢远军并无借款合意，陈志勇与卢远军没有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陈志勇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卢远军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1月3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提出上述诉求。再查，在2016年7月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2016)粤0307民初7258号案件时，余红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确认陈志勇转账给卢远军的1790350元，系陈志勇向其支付的款项，卢远军只是代其收款，其中70万元是《协议书》约定的代办费用，其余均为税费；包括卢远军代收的70万元在内，其本人共收到原告陈志勇支付的款项305万元。还查明，2017年陈志勇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余红，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无效，要求余红退还310万元(不包括向卢远军转账的179万元)并计付利息。余红在该案中提出反诉，要求陈志勇支付剩余代办报酬345万元及利息。2018年10月25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07民初21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余红向陈志勇退还代办报酬款305万元及其利息，驳回了陈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了余红的全部反诉请求。该判决认定“陈志勇向卢远军转账的1790350元并不包含在涉案305万元之中”。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庭审时，一审法院告知原被告双方须在庭后十个工作日内针对1790350元进行结算，逾期不利后果自行承担。但原被告双方均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双方结算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被告收取原告的179035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期间自中断时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陈志勇向被告卢远军转账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陈志勇于2016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卢远军，要求卢远军偿还该1790350元。该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26日作出二审民事判决，认为陈志勇与卢远军并无借款合意，陈志勇与卢远军没有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驳回了陈志勇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2016年起诉要求被告卢远军偿还1790350元，诉讼时效期间因原告陈志勇提起诉讼而中断，故原告于2019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陈志勇2016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卢远军，要求卢远军偿还借款1790350元，后因法院认定陈志勇与卢远军没有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驳回了陈志勇的诉讼请求。而本案原告陈志勇系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要求卢远军、余红返还不当得利款1790350元，即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不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志勇与余红签署《协议书》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该《协议书》约定，重建新办公大楼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原告负责另行处理。陈志勇基于该《协议书》按余红要求向卢远军转账支付了1790350元，用于支付代办过程中的相关税费等费用。根据业已生效的(2017)粤0307民初21171号民事判决认定，陈志勇向卢远军转账的1790350元并不包含在代办报酬款305万元之中。被告余红主张其在代办过程中垫付了相关税费，但被告余红未提供其办理相关审批文件缴纳的相关费用的票据，原被告双方亦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双方结算结果，被告余红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余红收取原告该1790350元款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原告。原告诉求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过高，本认为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宜。被告卢远军作为代收人代余红收取1790350元，被告余红亦予以确认，故被告卢远军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诉求被告卢远军共同返还1790350元，于理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人民币1790350元及利息(以1790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给原告陈志勇。二、驳回原告陈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913元(原告已预交10456.58元)，由被告余红承担。二审中，上诉人陈志勇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2017年的开庭笔录，证明：被上诉人卢远军、余红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证据二：2016的庭审笔录，证明：被上诉人卢远军、余红既是同居关系，又是一起做项目；证据三：执行裁定书，证明：被上诉人余红把财产都转移到卢远军的名下，现在名下是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供执行。被上诉人卢远军质证称：首先它不属于新证据；第二点，上诉方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三执行裁定书与我方无关。被上诉人余红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举证目的，上诉人所说的两上诉人之间存有说过一起共事都无法证明该两人是合作关系，并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陈志勇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作重复认定。本院经审查认定，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另查一，余红于（2016）粤0307民初7258号中自认与卢远军的关系为“朋友关系，卢远军协助余红打理工作”；余红还确认“卢远军每天送其办事情，即陪同其一起做项目。”另查二，卢远军于（2016）粤0307民初7258号中确认“…经办的所有发票均交回给村里，村里支付相关批文费用给陈志勇，陈志勇再支付给卢远军，卢远军再转给余红…”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关于被上诉人卢远军与余红是否应当共同承担返还案涉款项的问题。本案,首先，卢远军于（2016）粤0307民初7258号中关于各项费用支付及使用的详细描述，足以证明卢远军与余红共同使用了案涉款项。其次，关于案涉款项在卢远军与余红间的流转，卢远军于（2016）粤0307民初7258号中陈述与在本案抗辩中的陈述“收取被答辩人陈志勇转账给答辩人卢远军1790350元的那张银行卡从始至终都在余红手上，由余红单独使用。”完全相悖。但无论是余红还是卢远军均未提供证据佐证案涉款项流转的方式。再次，余红于（2016）粤0307民初7258号中作为证人自认和确认的事实，无法排除余红与卢远军存在共同使用案涉款项的事实。最后，关于案涉款项的用途，无论是本案，亦或是其他关联案件，余红与卢远军的陈述高度一致，均辩称案涉款项用于代办过程中垫付相关税费等费用。但无论是余红还是卢远军均未提供办理相关审批文件缴纳相关费用的票据。综上，案涉款项由余红与卢远军共同使用存在高盖然性，一审法院将卢远军代余红收取的案涉款项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故此，余红与卢远军应当共同承担返还案涉款项。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志勇的上诉请求有理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余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人民币1790350元及利息(以17903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给陈志勇。卢远军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返还的责任。三、驳回陈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志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天贞审 判 员 温永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 婷书 记 员 蔡思琦附相关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