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23民初204号 原告：任卫海，男，198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长法，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兆国，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沂源县。 被告：苗芹，女，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卫海诉被告孙兆国、苗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限，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卫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长法，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票转让款76万元（税后）；以实际欠款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原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股票转让款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票分红利益32400元（税后）及利息（自被告收到分红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分红款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08年2月，原告出资20万元（存入了被告苗芹的农业银行卡）委托孙兆国认购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拟增资股份，后退回16000元，原告实际出资18.4万元，以每股2.3元的价格，以被告孙兆国的名义认购了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80000股的原始股份（184000/2.3=80000）。2008年12月16日，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增资，孙兆国认购了4155800元注册资金，原告实际认购的股份80000股登记在被告孙兆国名下，原告对该80000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分取分红收益。 2011年5月11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后分别于2012年6月18日10转5一次，2014年6月17日10转10一次，截止2014年6月18日，原告所有的80000股原始股转赠股后变更为240000股。原告购买的股票于2014年5月11日被解禁，5月12日可以上市交易，转赠的股票于2014年6月18日上市交易。后原告要求被告孙兆国将其代持的原告的股票卖出，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被告孙兆国先后减持售出股票952.25万股，被告售出股票后没有及时交付给原告股票转让款，后原告多次催要，自2015年8月至2019年6月，以被告苗芹的银行卡转账等方式交付给原告股票价款合计68万元（被告以算账麻烦复杂等原因为由，至今没有与原告算账结清转让款，付款时是以预借款的方式支付的，具体金额及付款时间需以预借款条，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关凭证材料为准），按照上述交易期间的成交价格计算，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68万元后，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股票转让款76万元（税后），并应赔偿支付利息。 另外，日科化学股票至今共分红7次，其中2015年7月1日前分红3次，即2012年6月18日，每10股分红1.5元（税前）；2013年6月26日每10股分红1元（税前）；2015年5月28日每10股分红0.5元（税前）；上述3次分红发生在原告股票售出之前，相关权益归原告所有，三次分红税后共计36000元，税后32400元，被告应当将收到的2015年7月1日前的相应分红款返还给原告，并应赔偿利息经济损失。 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股份认购款汇入了苗芹的账户，售出的股票款也被二被告挪作他用，二被告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辩称：一、孙兆国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主张孙兆国返还其股票转让款、股票分红收益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被答辩人并非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科公司)的股东，无权提起本案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之诉。 本案中，被答辩人主张其委托孙兆国认购日科公司拟增资原始股份140435股(以下称案涉股份)，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孙兆国之间存在能够证明其委托代持案涉股份关系的代持协议或其他合同约定。本案的资金往来均发生在苗芹与被答辩人之间，系苗芹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与孙兆国无关，更无法证明该笔资金系用于被答辩人委托孙兆国认购日科公司股份所用。被答辩人与孙兆国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案涉股份的事实，被答辩人并非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 退一步来说，即便原告是日科化学的实际出资人，其并非记载在股东名册上的显名股东，其所称的增资认购亦未记录在2008年12月16日日科化学的《股东会决议》上，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ニ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现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系日科化学的股东，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ー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贵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再次，在答辩人所提交的2011年4月12日发布的《日科化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已确认孙兆国的股份，由其本人享有全部东权利，不存在任何信托或委托代持行为。且该份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已通过工商部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调査与核实，具有证明力。 综上，孙兆国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主张孙兆国返还其股票转让款、股票分红收益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 二、孙兆国、苗芹并非日科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二人并非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此,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被告只能是目标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而孙兆国并非日科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苗芹自始与目标公司无任何关联,其二人不具备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被告身份资格,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 三、被告孙兆国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满足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被答辩人要求孙兆国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其承担相关责任没有事实依据。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提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之诉,除被告系具备目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资格外原告还应提供真实、完整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从而造成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其不满足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被答辩人的相关主张亦没有事实依据。 四、孙兆国与苗芹于2012年结婚,被答辩人与苗芹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苗芹的婚前债务,与孙兆国无关,不应由孙兆国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本案中，被答辩人与苗芹多次资金往来，均为苗芹个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发生的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且被答辩人并未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举证证明案涉资金系用于苗芹与孙兆国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被答辩人要求苗芹与孙兆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如认为其与苗芹之间尚有未清之债权债务，应在另案中主张，该等事实及理由并不满足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的构成要件。 五、孙兆国出售相关股票的行为系其对自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与原告无关。 如前所述，原告与孙兆国之间并不存在股份委托代持关系，因此孙兆国出售股票的行为，系其对自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与原告无关。 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被答辩人日科公司的股东,无权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之诉答辩人并非日科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并非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被告;答辩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满足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被答辩人与苗芹之间的资金往来,属于苗芹的婚前债务,与孙兆国无关,不应由孙兆国承担;孙兆国出售相关股票的行为系其对自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与原告无关。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号-1证据：收款收据1份（复印件），时间为2008年2月23日，金额为20万元，收款事由：投资款。另在收据左下方备注：2008年11月2日退款16000元，实际捌万股（原告称该备注系孙兆国安排刘峰备注书写）。证明任卫海实际出资184000元，存入孙兆国指定的苗芹的收款账户，委托孙兆国认购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拟增资股权，商定以每股2.3元的价格认购，拟认购80000股（184000／2.3＝80000）的原始股权。1号-2证据：协议书1份（复印件），证明：2008年11月2日，任卫海与孙兆国签订协议，约定任卫海出资184000元，以每股2.3元，购买日科公司股票8万股，股票登记在孙兆国名下。上市之前收据原件和协议原件孙兆国已经收回，所以不能提交原件。与1号-1证据印证证明股票投资款系任卫海于2008年2月22日出资。1号-3证据：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2008年12月16日，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通过决议，增加注册资本至86900000元，孙兆国本次认购注册资本4155800元，每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为1.6元人民币。原告欲以此证明原告任卫海委托孙兆国认购的80000股股权认购成功，原告对认购成功的80000股权享有股东权利，有权分取分红收益。1-4证据：申请法院调取的苗芹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农行沂源支行提供），欲证明：1、2008年2月22日，根据孙兆国的安排原告任卫海将20万元股权认购款存入苗芹的尾号为3511的银行卡的事实。2、2008年2月26日，苗芹的该银行卡转存进账的30万元，与另案刘峰提交的1-1号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另案刘峰将30万元股权认购款转账存入苗芹的银行卡的事实。3、2008年6月19日，苗芹的该银行卡现存的23000元，与另案刘峰提交的1-2号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刘峰将23000元股权认购款现金存入苗芹的银行卡的事实。刘峰合计出资支付了323000元的股权认购款。4、证明2008年2月28日，苗芹将收到的包括原告等人在内的股权认购款1833100元转账支取，汇入日科化学公司指定收款人（日科公司财务人员丁梦先的银行卡），以孙兆国名义出资认购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权的事实。5、证明2008年6月19日，根据孙兆国的安排，刘峰将2.3万元股权认购款存入苗芹的卡号为62×××11的银行卡，苗芹将包括刘峰股权投资款23000元在内的资金合计311000元转账给孙兆国账户的事实。（孙兆国账户尾号8117）。1号-5证据：刘宜增诉孙兆国一案申请法院调取的苗芹的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欲证明：苗芹根据孙兆国的安排将1346000元转账汇入丁＊＊（即丁梦先）的账号38×××91的事实，用于认购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权，丁梦先系日科化学公司的股东，财务工作人员，系日科化学有限公司指定的收取公司股东缴纳注册资本出资的收款人，公司的股东认缴注册资本按公司要求汇入丁梦先的账户。1号-6证据：刘宜增诉孙兆国一案申请法院调取的苗芹的工商银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尾号4481）。证明：2008年2月28日，苗芹将收到的部分出资人的股权认购款1750000元转账至公司指定收款账户，以孙兆国名义认购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权出资的事实。苗芹以上述3个银行账户合计转账4929100元，系受孙兆国的安排转账给日科化学公司的指定收款人，以股东孙兆国的名义向日科化学公司交付的注册资本出资。1号-7证据：沂源法院另案调取的杨秀凤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日科化学公司当时指定将注册资本出资打款至公司指定的高颜山等人名下的事实，因为直接打到公司账户不合适，当时孙峰、孙兆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运作的。同时证明沂源其他股东（孙兆国等）转成了股权的事实。因此，可以印证证明以苗芹银行卡转账汇入的4929100元系孙兆国向公司交付的注册资本出资，认购股权的事实。1号-8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的汇款单一份。证明2008年2月26日，其他出资人向丁梦先尾号为5491账户转账汇款缴纳股权认购款的事实，与1-7号证据及1-5号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苗芹以建设银行卡转账给丁梦先的1346000元，系向日科化学公司转账支付的孙兆国的应交注册资本出资。 2号证据：2号-1证据：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流通公告1份。证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于2011年5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2014年5月8日公司发布限售股解禁公告，孙兆国名下的8022497股股票解禁，于2014年5月12日上市流通，原告所有的股票可以上市交易了。2-2号证据：东方财富网打印的“日科化学”股票分红转转赠股明细表1份证明：1、日科化学股票上市后分别于2012年6月18日10转5一次，2014年6月17日10转10一次，截止2014年6月18日，原告所有的80000股原始股权转赠股后股票变更为240000股。2、日科化学股票至今共分红7次，其中2015年7月1日前分红3次，即2012年6月18日，每10股分红1.5元（税前）；2013年6月26日每10股分红1.00元（税前）；2015年5月28日每10股分红0.50元（税前）；上述3次分红发生在2015年7月1日原告的股票售出之前，相关分红权益归原告所有，三次分红税后合计为32400元（12000*3*0.9）。2-3号：日科化学公司分红转赠股公告4份证明：与上述证据印证证明2015年7月1日前与原告关联的三次分红及股票转增详细情况。 3号证据：3-1号证据：从东方财富网打印的日科化学股票大宗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4年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孙兆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售出股票802.25万股（150+150+200+50+252.25），成交金额4981.83万元。3-2号证据：东方财富网打印的日科化学公司股东孙兆国股票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孙兆国名下的股票自2014年6月30日-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交易情况，与上述证据印证证明2015年6月30日前合计减持售出股票952.25万股，其中包括大宗交易系统售出的802.25万股。同时证明2015年4月1日-6月30日期间，孙兆国售出股票150万股，但不是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出售。3-3号证据：新浪财经网打印的日科化学股票个股行情证明：2015年二季度，日科化学股票上市交易了31日，股票平均成交价为8.9元/股，与3-2号证据印证证明孙兆国在此期间未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售出150万股股票售出金额为1335万元（1500000*8.9元/股）。3-4号证据：日科化学公司停牌公告2份。证明：日科化学股票自2015年5月18日起开始停牌，停牌至7月21日。 3号证据印证证明，孙兆国已售出的952.25万股股票的平均成交价格约为:6.63元/股。扣除相关税费后，原告主张按税后6元/股要求被告支付股票转让款，原告享有股票240000股，股票售出金额1440000元（240000*6），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680000元，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股票转让款760000元（税后），并应自2015年7月1日起赔偿支付原告利息。3号-5证据：刘宜增诉孙兆国一案中孙兆国向法院提交的中泰证券的股票明细对账单一份（下方书写部分有异议，书写的内容不属实）。证明：孙兆国委托中泰证券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股票550万股，其中2014年10月14日卖出150万股，成交价格6.11元/股；2014年10月15日卖出150万股，成交价格6.06元/股；2014年10月16日卖出200万股，成交价格6.04元/股；2014年12月4日卖出50万股，成交价格5.72元/股；合计售出股票550万股。该证据与网上打印的日科化学大宗交易明细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孙兆国委托中泰证券以大宗交易方式售出股票550万股的事实。 4号证据：原告任卫海的建设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2月6日，2018年2月15日，孙兆国以苗芹的建设银行（卡号62×××67）银行卡2次合计转账支付给任卫海股票款18万元。 5号证据：孙兆国、苗芹婚姻关系查询信息证明。证明：孙兆国、苗芹于2012年4月9日办理的结婚登记。原告称涉案股票虽然发生在双方登记结婚前，但认购股权时是以苗芹的银行卡收款办理，与原告也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股票上市售出后股票转让款也转账至苗芹的银行卡，被苗芹支配管理，以苗芹银行卡向原告等多人支付股票转让款，二被告将原告的股票款擅自挪用支配，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赔偿责任。 6号证据（2018）鲁民终102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唐守余诉孙兆国一案中，日科化学公司2008年增资，变更名称、验资、上市交易，分红增股等基本事实，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认定，其中包括2008年股东会决议、孙兆国注册资本现金单、杨秀凤笔录、分红公告等证据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证据。另外证明，判决生效后孙兆国名下的股票650余万股已经被法院执行完毕。 7号证据：录音资料。7号-1孙兆国与任卫海手机通话录音及书面摘录材料一份、通话详单1份。证明原告任卫海以被告孙兆国的名义认购了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80000股的原始股份。股票上市售出后被告至今没有付清原告股票转让款及分红收益，原告催要后，被告以无钱，涉及案件被查封为由拖延未付的事实。7号-2证据：录音及书面摘录材料一份。证明本案起诉后，孙兆国与刘峰、任卫海协商股票款付款调解意见等问题，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认购股权合同关系。 8号证据：网易财经打印的日科化学股票2011年二季度的个股行情数据。证明：2011年5月11日，日科化学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盘价为20.9元/股，该收盘价用于售出股票时计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与3-5号证据印证，证明售出股票先按该成交价预扣预缴转让股票个人所得税，后再据实退还差额的基本事实。 9号证据：网易财经打印的日科化学股票2014年四季度-2015年三季度的历史交易数据。证明：日科化学股票自2014年10月8日-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个股交易价格；孙兆国售出的股票中大部分系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售出，成交价明显低于个股同期收盘价；同时证明日科化学股票自2015年5月16日-7月21日停牌，其中2015年二季度交易了31个工作日（4月1日-5月15日），该期间二级市场股票成交均价为8.9元/股。 10号证据：日科化学公司公告（公司发布的PDF格式公告打印）10号-1证据：2017年12月21日的公司公告。证明：日科化学公司发布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公告，唐守余诉孙兆国一案，于2016年5月4日提出诉讼，孙兆国申请追加公司为被告，法院冻结了公司的账户资金。2017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冻结了孙兆国的股权。10号-2号证据：日科化学公司2018年3月6日发布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证明：唐守余诉孙兆国一案的诉讼进展情况，公司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191号民事判决书。10号-3号证据：日科化学公司2018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证明：唐守余诉孙兆国一案的诉讼进展情况，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 10号证据证明孙兆国名下的股票自2017年12月21日起，被法院冻结，判决生效后，孙兆国名下的股票被法院执行。 11号证据：天眼查官网关于公司股票质押明细截图6份。证明：自2016年3月-2018年4月，孙兆国将其名下的股票先后出质质押给了银行，孙兆国出质的股票系其自己所有的股票，因为原告的股票已经售出。 12号证据：日科化学公司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各一份。12-1：日科化学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证明2014年度，公司股东孙兆国减持公司股票5500000股。12-2：日科化学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证明2015年度，公司股东孙兆国减持公司股票4022497股；2015年末孙兆国持股数量6522497股；孙兆国质押股票2800000股。12号证据与3号证据印证可证明孙兆国在2014年10月14日-2015年6月30日期间，已经减持售出股票952.25万股的事实。前期售出的股票952.25万股股票中包含原告的股票，原告所有的股票已经售出，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股票转让款。 另外原告一并提交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法律文件5份（财税（2009）167号、国税发（2010）8号等） 用于证明股票转让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扣除成本费用、预扣预缴等相关规定；分红部分按50％计算所得税等。 13号证据：刘峰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购买股权过程，及开具经办收据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对1-1和1-2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1-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也是没有原件，该份决议仅能证明被告于2008年12月16日认购日科公司4155800元股份，无法证明该股份是受原告委托认购，被告认购日科公司股票行为与原告无关。对1-4号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苗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与孙兆国无关，无法证明该笔资金是原告委托孙兆国认购案涉股份所支出。对1-5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苗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与孙兆国无关，无法证明该笔资金是原告委托孙兆国认购案涉股份所支出。对1-6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证据没有银行印章，亦无法证明所列款项系原告委托孙兆国认购案涉股票所支出。对1-7号、1-8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笔录未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合法性暂不予认可，而且笔录无法证明原告与孙兆国之间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对2号证据共同质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上述公告及数据系第三方网站对日科公司股票分红流通的统计，未经公证，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网页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规定，且原告与被告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日科公司的分红，股票的转增均与原告无关。对3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3-1至3-4号证据公告及数据系第三方网站对日科公司股票分红流通的统计，未经公证，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网页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规定，3-5号未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兆国出售相关股票的行为系对其自己财产的处分与原告无关。对4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笔款项系被二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系孙兆国委托被二代为向原告支付的股票款。对5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能看出孙兆国与苗芹于2012年4月9日结婚，原告与苗芹的资金往来属于苗芹婚前个人债务，与孙兆国无关。对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代持，日科公司增资、变更名称等行为系公司自治的意思表示，与原告无关。对7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录音只是表明孙兆国欠原告这个钱，双方是否存在委托代持的关系，这个钱是否买了日科公司的股票是不能证明的，不能证明原告与孙兆国之间存在委托代持的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证据相关法律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合议庭不应采信。对8号、9号、10号、11号、12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公告及数据系第三方网站对日科公司股票分红流通的统计，未经公证，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网页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规定。孙兆国持有的日科公司股票被出售、拍卖或者被质押与原告无关。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证明该份2011年4月12日发布的法律意见书确认孙兆国的股份由其本人享有全部股东权利，不存在任何信托或委托代持行为，且该份意见书的内容已通过工商部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调查与核实，具有证明力。 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法律意见书并不能当然认定孙兆国名下所有股权系孙兆国个人所有，这种意见书是上市公司上市的必须的文件之一，如果股东声称名下有代持关系肯定不能上市，这是为了上市作的程序性材料，并不能当然的体现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而且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关联当事人孙兆国的个人承诺所出具，并没有其他相关人员的承诺说明，所以该意见书不能认定孙兆国名下股权是其所有，也不能得出孙兆国与原告等人之间委托代持关系不存在的结论，原告与被告间委托代持关系要结合相关出资以及其他证据综合由法院确认，并不能依据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进行认定。 另有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2017）鲁03民初191号唐守余与孙兆国案的部分卷宗材料、本院（2014）源商初字第885号崔现龙诉唐守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的部分卷宗材料，本院（2018）鲁0323民初2164号刘宜增、李成霞诉孙兆国、苗芹案的部分卷宗材料及本院调取的苗芹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传票等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提交及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苗芹的尾号为511的农业银行卡存入20万元。对于原告任卫海存入的20万元的资金去向，根据本院调取的苗芹的尾号为3511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及相关传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如下流转过程：该卡于2008年2月22日开卡，2008年2月22日任卫海现金存入20万元，后又有多笔资金存入，2008年2月28日，包括上述任卫海存入的20万元在内的资金合计1833100元转账支取汇入收款人为丁梦先的账号为38×××91的中国银行账户。丁梦先系日科化学公司的工作人员，系公司指定的收取股东交付注册资本出资的收款人，因此，原告任卫海出资的20万元，最后汇入日科公司指定的收款人丁梦先账户内，系孙兆国向日科公司交付的注册资本的一部分，用于了认购日科化学公司股权。 2008年2月23日，山东沂源泓利化学有限公司（孙兆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卫海出具收据一份，加盖该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11月2日，原告与被告孙兆国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任卫海出资用孙兆国名义购买“山东日科”股票，所购股票登记在孙兆国名下，权属关系归任卫海所有，由孙兆国代为行使除收益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同日，孙兆国退回任卫海出资16000元，并在2008年2月23日收据上标注。任卫海实际出资184000元，以每股2.3元，购买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票8万股。 2008年12月16日，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增资，孙兆国认购了4155800元注册资金。2011年5月11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后扩股两次，2012年6月18日10转5一次，2014年6月17日10转10一次，截止2014年6月18日，原告所有的80000股原始股转赠股后变更为240000股。2014年5月8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限售股解禁公告，孙兆国名下的8022497股股票解禁，于2014年5月12日上市流通，转赠的股票于2014年6月18日上市交易。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被告孙兆国先后减持售出股票952.25万股，其中包括原告的24万股。原告根据所查询的孙兆国的股票交易信息，认为孙兆国已售出的952.25万股股票的平均成交价格约为:6.63元/股，要求按照6元每股计算收益。在本院（2018）鲁0323民初2164号刘宜增、李成霞诉孙兆国、苗芹一案中，孙兆国录音中自述股票成交价5.9元，（2018）鲁0323民初21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股票价格税后5.9元。被告售出股票后没有将股票转让款及时交付给原告，后原告多次催要，自2015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被告孙兆国以银行卡转账及其他方式交付给原告股票价款合计68万元，原告认为按照上述交易期间的成交价格计算，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68万元后，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股票转让款76万元（税后），并应赔偿支付利息。 另外，日科化学股票在2015年7月1日前分红3次，即2012年6月18日，每10股分红1.5元（税前）；2013年6月26日每10股分红1.00元（税前）；2015年5月28日每10股分红0.5元（税前）；三次分红税前共计36000元。被告孙兆国没有将分红款返还给原告。 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传票传唤二被告到庭质证，二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2020年10月22日开庭审理，本院在送达给被告的传票中，特别注明二被告本人必须到庭，二被告本人仍拒不到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二被告因最近去了青岛正在隔离中。本院要求被告代理人庭后三日内向法庭提交二被告被隔离的有关证据，但被告代理人未提交。 另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4月9日登记结婚。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孙兆国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持股票法律关系？二被告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所提交的收款收据及协议虽为复印件，但原告提交及申请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孙兆国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票法律关系，本案应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其中在原告提交的2020年1月5日其与孙兆国录音资料中，任卫海要求被告孙兆国“我那个股钱你给我付了吧”。孙兆国称“有着话我就给你付了，到年底看看吧”，其对任卫海所说的“股钱”予以默认，只是无钱支付；2020年3月14日刘峰、孙兆国、任卫海在孙兆国办公室中的对话录音中，孙兆国称“老爷子的房子抵押贷款后，先给你俩解决一点，反正小任付的多，你的（指刘峰）没大付，你这边先给你凑60，小任吧先凑20”，从这段录音中可以看出，孙兆国认可欠原告任卫海及另案刘峰款项，虽未明确欠款数额，但其先凑60、20的承诺结合被告已支付给原告68万元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原告所诉被告孙兆国欠原告股票款的主张。关于股票售出价格，原告主张按6元/股计算，在本院（2018）鲁0323民初2164号刘宜增、李成霞诉孙兆国、苗芹一案中，根据刘宜增提交的录音资料，孙兆国在录音资料中认可股票出售价格为5.9元，但未明确系税前价格还是税后价格，本院认为根据被告孙兆国在该案中认可的价格按税前价格5.9元/股计算较妥。根据财税（2019）167号、国税发（2010）8号相关规定，股票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纳税人未提供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故案涉股票按照税前价格5.9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税后价格为4.9元/股。据此认定股票转让价款为1176000元（240000股×4.9元/股）。被告孙兆国出售代持原告的股票后获得的价款1176000元应及时交付给原告，扣除被告已支付的680000元，被告孙兆国还应支付原告496000元。关于原告所诉股票三次分红36000元，按照20%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分红款为税后28800元。关于利息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被告孙兆国于2015年6月30日之后未再出售其所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孙兆国支付从2015年7月1日起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原告与孙兆国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由孙兆国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苗芹不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孙兆国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苗芹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苗芹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孙兆国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其仅提交股票上市法律意见书作为证据，但该意见书仅仅供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能用作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关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交的证据链，不能证实其认为双方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的主张。被告认为案涉纠纷系被告苗芹婚前个人债务的答辩意见，被告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另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两次传唤二被告本人必须到庭，二被告均拒不到庭，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孙兆国的答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苗芹关于其不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兆国支付原告任卫海股票转让款496000元，并支付原告任卫海利息损失（以496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被告孙兆国支付原告任卫海股票分红款28800元，并支付原告付原告任卫海利息损失（以28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上述各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原告任卫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724元，由原告负担2676元，被告孙兆国负担9048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1500元，被告孙兆国负担3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焦云鹏 审 判 员  徐小云 人民陪审员  任永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