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48765号原告：戴忠诚，男，汉族，1961年11月16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兴初,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东怡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皇岗一街凯悦绿城B座29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396926XR。法定代表人：周湘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巧，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建东，男，汉族，1971年2月4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姣，广东乐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善善，广东乐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孙玉仓，男，汉族，1957年7月1日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程，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戴忠诚诉被告深圳市东怡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怡信公司）、周建东、孙玉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忠诚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兴初，被告东怡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龚巧，被告周建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姣，被告孙玉仓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骄、李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忠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终止原告与诸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2、判令诸被告相互连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万元、支付2019年8月30日前2000万元借款本金的欠付利息1906164元、支付2019年8月31日起借款余额1000万元的利息直至偿还本金余额完毕之日（借款利率为8%年，计至2020年8月5日为74.3万元，之后每日为2191.78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9日之前，由被告周建东、被告孙玉仓与原告商洽借款人民2000万元。2017年1月9日，由被告周建东经手，被告东怡信公司（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皆为被告东怡信公司的股东，被告周建东为总经理、被告孙玉仓为监事）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被告东怡信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用作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至2020年1月止，年利率15%。《借款合同》签订后，2017年1月12日、2月9日和5月16日，按照诸被告指定，原告分三次向被告周建东个人账户、被告孙玉仓个人账户和被告周建东个人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600万元和300万元，总计2000万元，履行借款给付义务完毕。诸被告由被告周建东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至2019年1月9日。《借款合同》于2019年底期限届满，但诸被告未能依约还款，仅于2019年8月29日由被告周建东从个人账户向原告个人账户还款500万元（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确认借款余额为1500万元，并调低余额利率为年利率8%）；2019年8月30日由被告周建东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被告周建东以登记在其妻冼海燕名下的房产一处作价500万元过户给原告指定人士冯敏，偿还原告借款500万元（实际于2019年9月完成过户手续）。2020年4月13日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要求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关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已偿还1000万元，余额1000万元，借款余额的还款期限延期至2021年10月8日，利率下调为年利率8%。2020年7月29日，原告向诸被告当面发出《关于借款问题的函》，根据诸被告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能力和诚意均明显降低的情况，要求诸被告在一周之内支付欠付利息和为借款余额提供担保，但诸被告未予理会。原告认为，根据各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被告接收借款、部分支付利息和偿还部分本金以及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及内容，借款合同项下债务为三被告的共同债务。三被告之间应相互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告2020年7月29日致函诸被告及该函内容，于法有据。诸被告未能按原告的正当要求行事，原告依法得以主张提前终止合同、要求诸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余额和支付欠付利息。综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东怡信公司辩称，一、本案《借款合同》系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擅自冒用被告东怡信公司名义签署，被告东怡信公司并无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此自始知情。故被告东怡信公司与原告之间未能达成涉案借款的合意，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不成立。1、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违反被告东怡信公司的公司章程，在未履行表决程序的情形下擅自使用公章，属于冒用公章的行为。根据被告东怡信公司的章程规定，东怡信公司的对外借款事项应由全体股东同意并形成公司决议，但迄今为止东怡信公司并未形成任何涉案借款的决议。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冒用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并非东怡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原告也已经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原告明知东怡信公司自始不知情的事实。2、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又与原告先后订立了三份补充协议，三份协议均未将东怡信公司纳入合同主体。补充协议的订立过程，亦进一步说明和证实了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及使用人实际上系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自始与东怡信公司无关。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3期，总第233期）指导案例陈呈浴与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可知，合同加盖印章，即使印章真实也不能等同于合同真实。如有与印章相反的证据，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考察合同的真实性问题，最终判定当事人是否达成了实质上的合意。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角度，两人均为东怡信公司股东及高管，长期实际掌控公司经营管理事宜，并且具备取得公司公章、对外冒名签订合同并且加盖公司公章的可能性。此外，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作为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和受益人只要冒用公司名义对外举债即可享受对外借款高达2000万元的经济利益，具备强烈的行为动机。后续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二人陆续以个人资产偿还高达1000万元债务且后续的多次补充协议均没有体现东怡信公司的身份也可以充分证明两人是以个人身份对外借款，《借款合同》中只是假借公司名义举债，公司自始没有参与本次借款行为。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作为《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对自身的借款行为有着清楚的认知，其假借公司名义对外借款自始就是为了便于后续逃避债务。二、《借款合同》订立后，涉案借款均转入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名下，由该两被告使用并受益，同时亦由该两被告以个人资产予以偿还。涉案借款自始没有进入东怡信公司账户，东怡信公司既未收到、使用该笔借款，亦未享有该笔借款所产生的收益。根据公平原则，东怡信公司不应承担相关还款责任。本案证据显示，涉案借款由原告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分三次全部转入了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个人账户。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收取全部借款后所有款项及款项所产生的孳息均没有进入东怡信公司公账。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实际享有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全部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涉案借款均由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以个人名义和个人资产进行偿还，根据本案证据及庭审中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陈述，该两被告自认已偿还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2019年8月20日被告周建东向原告转款500万元，附言备注“周建东、孙玉仓还款”;2019年8月30日《还款协议》中被告周建东以其妻子名下个人财产向原告偿还债务500万元。上述事实进一步说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系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及使用人，原告至今为止并未向东怡信公司公账支付任何款项。庭审中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也已经自认所借款项完全没有用于东怡信公司的公司日常经营或公司投资，全部用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个人债务偿还和进行个人投资，东怡信公司并未因为案涉借款合同产生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利益。基于上述事实，涉案借款自始与东怡信公司无关，应由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承担还款责任。三、从原告起诉状和庭审陈述内容可知，在《借款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原告自身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原告行为也能够证实其对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才是实际借款人知情。原告作为具备丰富投资经验的商业人士应该自担商业风险。原告在庭审中诉称，《借款合同》订立时被告周建东代表东怡信公司订立了合同并加盖公章，因此应该由东怡信公司承担责任。根据民法总则与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为法律行为，公司股东只有在具有相应的授权委托手续及相关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才能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仅为公司股东，原告在没有要求两被告出具相关授权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仅凭其股东身份轻信其个人行为是公司意思表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关于加盖印章问题，前述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已经证明不能仅凭公司印章证明公司意思表示，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原告仅凭借款合同中加盖有公司公章就认为东怡信公司与原告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应该自行承担未尽到审慎义务的风险。此外，在借款合同自2017年签订之日起到本案诉讼时，长达4年的时间内，原告及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均未与东怡信公司就借款事宜进行任何沟通，甚至没有告知东怡信公司该笔债务的存在。尤其是自2019年起，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在形成三份补充协议的过程中，均未将东怡信公司纳入合同主体，也没有告知东怡信公司这三份补充协议的存在。对于上述行为，庭审中原告解释：其是和东怡信公司订立合同，但是为了拉更多债务人承担责任，所以和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签订了补充协议。如果原告陈述属实，那么为何在涉案借款追讨过程中完全没有向东怡信公司主张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甚至在补充协议订立过程中，也没有对东怡信公司不作为补充协议主体提出任何异议？交易规则、流程、合同订立、履行等属于商业交往的基本常识，原告作为长期参与市场业务的商业人士，对此基本常识不可能不了解。然而，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原告上述的严重不合理行为，从常理可以推知实际情况是原告和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发生借款行为，原告自始明知涉案借款与东怡信公司无关，所以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都未将东怡信公司作为相对方对待。但是为了保证自身债权的实现，所以在订立合同时单方面将东怡信公司列为借款人。因此，不应由东怡信公司承担任何还款责任。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本案认定《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已经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变更了《借款合同》主体，东怡信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八十四条之规定，经债权人同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转移债权。东怡信公司在《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已一并转移给了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故东怡信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本案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东怡信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原告应该就实际出借的款项向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追偿，东怡信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还款义务。被告周建东辩称，案涉借款期限尚未届满。未发生解除合同的正当事由，各方签署的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当继续履行。第一、根据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与原告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三方最终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日为2022年10月8日，还款期限尚未届满，应当继续履行；第二、前述合同在正常履行过程中，被告周建东从未出现迟延履行行为，被告周建东也不存在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原告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周建东丧失了履约能力，不能够证明原告可以根据合同法94条的规定解除合同，故原告无权单方解除和终止本案的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第三、被告周建东不应与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截至目前，被告周建东仅欠原告借款本金250万元。根据2019年8月29日的补充协议，原告与被告周建东仅按份单独承担750万元的借款本金。2019年的8月30日，被告周建东又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了原告借款500万元，所以至今仅剩余250万元的借款本金。原告诉求被告周建东连带承担1000万元，于法无据，于合同无据。原告所主张的利息也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根据三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原告将被告周建东的利率调整为8%，且对利息的支付条件和期间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当被骗资金收回时，才支付利息。被骗的债权到现在都没有收回，原告对此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借款期限尚未届满。故而，原告要求被告周建东支付利息的请求不应被支持。第四、原告要求被告东怡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借款合同虽然加盖了被告东怡信公司的公章，但事实上是与被告东怡信公司没有关系的。该借款自始为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个人借款，也是发放在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名下，与被告东怡信公司无关。另外，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补充协议，以及原告提交的关于借款问题的函的第一部分可以印证。借款合同仅仅是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之间的借款，和被告东怡信公司无关。即便是原告对此不认同。根据2019年8月29日原告和被告周建东、被告孙玉仓达成的补充协议也足可说明剩余的1500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分别而非连带的由被告周建东、孙玉仓承担。债务已经明确转移给了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对此，原告、被告周建东、孙玉仓都没有异议，已经发生了债务转移的法律效果。所以，原告要求被告东怡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该借款是被告周建东、孙玉仓的个人借款，发放在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名下，也由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进行偿还。被告周建东从来没有侵害过被告东怡信公司的利益。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孙玉仓辩称，一、在原告与东怡信公司的借贷关系中，孙玉仓不是借款人，也没有实际使用借款，无需承担还款义务。本案借款发端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的签约双方为原告（贷款人）和东怡信公司（借款人），孙玉仓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孙玉仓不享有该合同权利，也不承担该合同义务。孙玉仓于2017年2月8日收到原告转来的600万元借款后，次日即按被告周建东的指示将该600万元转给王燕（系被告周建东的外甥王烁的妻子）。后该600万元有部分被王燕用于代被告周建东还款，有部分则由王燕转给被告周建东（详见孙玉仓提交的王燕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孙玉仓没有使用分文借款。综上可见，在原告与东怡信公司的借贷关系中，孙玉仓既不是借款人，也没有实际使用借款，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二、从两份《补充协议》的内容看，原告免除了2020年4月13日之前尚欠的利息，原告诉请三被告支付2020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没有事实根据。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东怡信公司仅支付了截至2019年1月9日的利息（由被告周建东代付），之后的利息没有支付，对此原告是知道的。孙玉仓和被告周建东都不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跟被告孙玉仓、被告周建东签订《补充协议》，不管是想让该二人协助确认债务，还是想让该二人加入债务，都要确认债务金额，事实上两份《补充协议》也确认了债务金额。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认“现借款余额”为1500万元，其中的“现”显然是指签订《补充协议》当时，即2019年8月29日。该余额是三方对《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结算的结果，自应包含本金和利息；如果该余额不包含利息，《补充协议》应当予以明确。由此可见，三方确认截至2019年8月29日的债务余额为1500万元，实际上免除了截至当日东怡信公司在《借款合同》框架内所欠利息。同时，该《补充协议》第三条还约定附条件免除后续利息，即如果不能如数追回债权，则只需偿还本金，不计利息。从2019年8月30日起至2020年4月13日止，孙玉仓和被告周建东没有追回任何债权，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约定，该期间无需支付利息，但该期间被告周建东向原告偿还了500万元借款，故2020年4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认的债务金额为1000万元（“目前尚欠甲方资金1000万元”）。该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由于丙方在做业务过程中被骗1000万元，其被骗资金由乙、丙双方继续追索。其间所欠甲方1000万元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按年息8%计算”，其中的“继续追索”是指“2020年4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后继续追索”，“其间”是指“继续追索期间”，时间起点为2020年4月13日。由于双方2020年4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变更了双方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支付利息的约定，故本案应当按2020年4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利息，即从2020年4月13日起按年利率8％支付利息。三、本案借款已延期至2022年10月8日，借款期限尚未届满，原告无权要求提前还款。在两份《补充协议》中，原告都同意将借款展期，其中2020年4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剩余1000万元资金延期至2021年10月8日，到期顺延一年。根据上述约定，本案借款已延期至2022年10月8日，借款期限尚未届满。同时，无论是《借款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均未对支付利息的期限作出约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欺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人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利息。如前所述，基于双方2020年4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的约定，本案借款应从2020年4月13日起计算利息，故第一年的利息应当在2021年4月12日支付，目前尚未到期。四、本案不存在可解除合同的约定情形或法定情形，原告无权要求提前终止（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要求终止《借款合同》，实际上是要求解除《借款合同》。由于《借款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都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各方当事人也没有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故判断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如前所述，本案借款已经延期至2022年10月8日，目前借款期限尚未届满，支付利息的期限也没有届满，《补充协议》正在正常履行当中，各被告都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在此情况下，原告在2020年7月底向各被告发出《关于借款问题的函》，提出无理要求，各被告当然有权拒绝。对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本案不存在可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原告无权要求解除合同。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成立，请法庭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被告周建东是被告东怡信公司的总经理，被告孙玉仓是被告东怡信公司的监事。2017年1月9日，原告与被告东怡信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0万元，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借款用途是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具体以借款借据/银行凭据所记载的实际发放日为起算日。原告在贷款人处签字，被告东怡信公司在借款人处盖章，被告周建东在借款人处签字。2017年1月11日，原告通过名下招商银行尾号5888账户向被告周建东名下平安银行尾号0110账户转账1100万元，备注用途：购房款。被告东怡信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据，主要内容：“兹收到戴忠诚于2017年1月11日转款至周建东（6225-3800-6386-0110）账户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元）。”该收据落款处加盖了被告东怡信公司财务专用章。2017年2月8日，原告通过名下招商银行尾号5888账户向被告孙玉仓名下中国银行尾号6249账户转账600万元，备注：借款。2017年2月9日，被告孙玉仓、周建东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据，主要内容：“兹收到戴忠诚转入孙玉仓帐户投资款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2017年5月16日，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款收据，主要内容：“兹收到戴忠诚转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此据。”2017年2月9日，被告孙玉仓将收到原告的600万元通过其名下中国银行尾号6249账户转账给案外人王燕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8835账户。被告孙玉仓称王燕系被告周建东外甥媳妇。2019年8月20日，被告周建东通过名下平安银行尾号0110账户向原告名下中国光大银行尾号2332账户转账500万元，汇款用途：周建东、孙玉仓还款。2019年8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孙玉仓（乙方）、被告周建东（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将2017年1月9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到期日延期至2021年1月8日。2、现借款余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即孙玉仓借款人民币750万元，周建东借款人民币750万元。3、丙方在使用上述资金（见2017年1月9日合同）中被骗，导致目前乙、丙方无力偿还本金及利息，如乙方如数追回债权，则乙方保证按8%利率支付甲方利息，否则到期后先偿还本金人民币750万元。2019年8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周建东（乙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乙方将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南侧壹海城（一区）2栋-1层14，产权人：冼海燕，深房地字第××号商铺作价人民币伍佰万元，此商铺过户给甲方指定人冯敏（证号：610523198302143341），完成过户手续后，即乙方已归还甲方借款人民币500万元。2020年4月1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孙玉仓（乙方）、被告周建东（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1、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人民币2000万元，到2019年8月至9月已偿还1000万元，目前尚欠甲方资金1000万元。2、甲方同意剩余1000万元资金延期至2021年10月8日，到期顺延一年。3、由于丙方在做业务过程中被骗1000万元，其被骗资金由乙、丙双方继续追索。其间所欠甲方1000万元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按年息8%计算。2020年7月28日，原告单方制作一份《关于借款问题的函》，其中原告称，2019年8月29日、30日三被告向原告还款500万元和同意以房产一处抵债500万元共计还款1000万元之前，三被告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应支付利息（年利率15%）中的欠付部分，即2019年1月9日起至8月29日的利息1906164元，原告从未放弃，三被告仍应支付。自2020年4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以来，三被告未向原告支付2019年8月30日前2000万元借款的欠付利息，未向原告证明正在积极追索“被骗”的壹仟万元。原告据此要求被告在一个星期内支付上述欠付利息1906164元，同时在一个星期内就履行2020年4月13日《补充协议》提供足额、无瑕疵的担保，否则视为《补充协议》立即到期，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所有款项。原告主张其已向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发送了该份《关于借款问题的函》。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均确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9年1月，利息系按年支付。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合同终止是基于法律上某种原因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要求终止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实际是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本案审理的关键是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双方也未就解除涉案《借款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判断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主要是看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标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延长至2021年1月8日，且在追回被骗资金情况下才按照年利率8%向原告支付利息，否则，到期后先偿还本金。期间，被告并未追回被骗资金，故被告暂不需要向原告支付利息。在被告周建东以其妻冼海燕名下房屋抵偿500万元借款后，2020年4月13日，原告与被告周建东、孙玉仓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22年10月8日，并且在被告周建东、孙玉仓追索被骗资金期间所欠原告的1000万元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按年息8%计算。因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对支付利息的时间并未明确约定，但基于双方之间利息之前是按年支付，故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的时间应为2021年4月1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原告于2020年7月28日制作《关于借款问题的函》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月9日起至8月29日的利息并提供适当担保是原告对《补充协议》的单方变更，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被告仍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鉴于被告在履行《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过程中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故原告要求终止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支付期限尚未届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忠诚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7694.98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戴忠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收到上诉费缴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本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崔志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欧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