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352号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健生路3号。负责人：李双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聪、黄德贤，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海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城大道400号增城低碳总部园新城创业中心12号楼1807。法定代表人：雷严生。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增城支公司)与被告广东海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轮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相关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保增城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聪，被告海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人保增城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费24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前述保费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165000元自2018年4月9日起算，75000元自2019年4月9日起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共同签订《汽车轮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由被告为其汽车轮胎产品质量向原告投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首批次保单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19年4月8日止；原告根据投保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按每条轮胎人民币50元分批次计收保险费，每批次承保数量为5000条，首批次保险费不低于25万元；被告应于《合作协议》签订之日向原告支付总保费的70%，即17.5万元，于本批次保单结束时补足剩余保险费7.5万元。《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4月8日出具《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保险单》，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9日0时至2019年4月8日24时止。然而在原告承保后，被告并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仅在2018年12月17日向原告支付保险费1万元，剩余保费至今仍未支付。原告认为，涉案《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已依约出具保险单，对被告投保产品质量进行承保，而被告却拒不支付保险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海轮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理由如下：1.合同文件没有我方公司的骑缝章，此书面合同为无效；2.我方并未实际支付保费，也没有收到本合同项下的保险单，也即双方的投保、承保关系并未实际成立。二、自2018年4月8日起，我方并未销售或也不可能销售原告给予的轮胎险种。原告都无法提供每条轮胎的保险与被保险的操作细节，导致保险无法实施。三、我方依据实际操作情况口头告知要求原告收回这份不可实际操作的《合作协议》，原告的业务员罗子健先生回复可以退保，并于2018年12月17日通过微信发给我一份《退保申请书》，要求我方填写加盖公章并提交，同时用我方公账向其公账打款1万元作为最低保费，完成后即可以办理退保。当天，在原告的多次催促下，我方完全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了以上操作，并且，原告还收回了所有的合同正本。此后，关于退保手续，原告没有再向我方提出其他要求，等于完全默认我方已完成了所有退保手续，双方已经完成了合同解除且没有其他诉求。四、我方以充分配合的态度办理了正常的退保手续，完成了双方的合同解除，但原告仍于2019年10月11日对我方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支付保费及利息、诉讼费承担的请求，完全不合理不合法，我方坚决拒绝。而且，在整个承保过程中，原告的行为存有隐瞒、欺骗和讹诈的嫌疑，我方保留反诉和向银保监会投诉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人保增城支公司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汽车轮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合作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图、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备案表及保险条款，证明涉案保险条款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银保监会完成备案；3.出险通知书、出险索赔通知书，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索赔文件样本；4.微信催收截图，证明原告业务员向被告催收保费，被告虽承诺支付，但其一直未实际履行。被告海轮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合作协议》没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严生的签名，合同签约地点和日期都是空白的，其不知道合同是谁签订的，其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签订该份合同，并且合同原件被原告收回，其方没有该合同的原件；证据2与我方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备案是在2013年，而本案合同是没有日期的，电子单上的日期也是原告自己填上去的；证据3，我方从来没有收到这些材料；证据4中的微信是法定代表人雷严生的，业务员罗子健是向我方催收过保费。被告海轮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兴业银行汇款回单；2.微信聊天记录；3.退保申请书。以上证据均证明其已按照原告的要求办理了退保手续。原告人保增城支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笔付款的用途是保费，原告在起诉时已扣除该笔保费1万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原告的员工罗子健只是在协助被告办理退保申请事宜，并没有说明原告是同意或不同意向其退保，而且罗子健也没有权限决定《合作协议》是否继续履行，原告在收到被告的退保申请及支付的保费后，按照公司的流程审核，最后经审查被告不符合退保的条件，原告不同意被告的退保；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申请书中描述被告提出退保的理由是因为被告内部原因，根据原告的了解，被告提出退保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没有计划支付该笔保费，以及其公司内部决策的原因，而且该文件是以申请书的形式提出，也即没有得到原告的明确回复或者确认的情况下，涉案保险合同应当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人保增城支公司（甲方、保险人）与海轮公司（乙方、投保人、被保险人）签订《汽车轮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有两个附件：《汽车轮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方案》（附件一）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条款》（附件二）。《合作协议》及附件一、附件二右侧面中间加盖海轮公司的骑缝章。《合作协议》约定：由人保增城支公司承保海轮公司在保险年度内经销的所有乘用车轮胎，无论厂家、型号、尺寸等，均约定为每条轮胎50元；按批次投（承）保，每批次的投（承）保数量暂定为5000条；首批次保单合作期限为一年（即2018年4月9日0时至2019年4月8日24时止），每个轮胎的保险期限均从购买的次日起生效，最长不超过一年。每批次的总保费为25万元，签订合作协议时，海轮公司即付首批次总保费的70%即17.5万元，保险责任开始生效。待销售达到5000条时，海轮公司应补足差额计7.5万元；同时，进入下一批次的保单区间。首批次保单累计赔偿限额为20万元，总赔偿限额不超过实收保费的80%；为方便海轮公司顺利开展业务，共同做大市场，人保增城支公司应向海轮公司提供齐全、完备的保险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单证、保险费发票、告知书、索赔材料等内容；人保增城支公司应主动对海轮公司指定的售后人员进行保险理赔专业技能辅导；。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作协议》尾部仅加盖甲方人保增城支公司、乙方海轮公司的公章。《汽车轮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方案》（附件一）约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海轮公司，保险人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条款》，并约定保险责任、除外责任范围及特别约定条款，总保险金额为海轮公司保险年度内符合承保范围内的轮胎销售总额，等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条款》（附件二）约定了总则、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期间、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争议处理及其它事项等内容。其中，在“其它事项”即附件二第三十一条载明“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不得解除本保险合同。”涉案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保险单（抄件）基本内容如下：保单号PBBD201844010000000007，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与本保险有关的任何附件条款、特约条款、批单以及投保单等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被保险人：海轮公司；产品信息：产品质量，单价800元；保障内容：上年/预计投保产品销售额：肆仟万元整，累计赔偿限额：20万元；保险期间：2018年4月9日0时起至2019年4月8日24时止；保险费信息：基础费率、实际费率均为6.25‰；预收保险费：上年/预计投保产品销售额×实际费率=25万元；最低保险费：1万元；保费支付方式：银行转账；保险费交付时间：2018年4月9日。保险单上加盖的保险人公章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承保业务专用章”（下称“广州人保承保业务印章”），原告对此解释称：人保增城支公司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人保公司的规定，广州人保下属分支机构（含人保增城支公司）承保的所有保险业务所出具的保险单均加盖“广州人保承保业务印章”，根据分支机构的不同，其所加盖的“广州人保承保业务印章”的编码不同，以此区分该保险单为不同分支机构的业务，加盖“广州人保承保业务印章”并不涉及保险合同主体的任何变更。原、被告确认以下事实：1.罗子健是原告公司的销售人员，负责跟进涉案保险合作的具体相关事宜；2.在签订涉案保险合同以后，双方从未进行过实际的理赔。2018年12月17日下午2:26，罗子健通过微信向被告法定代表人雷严生发送一份“退保申请书”和保费收入账户信息，并告知雷严生如下内容“雷总，烦请将最低保费10000元转至我司公账，最好用海轮的公账转过去。转过去之后，烦请通知我一声。退保申请书请打印出来并加盖上公章后扫描后发给我。以上两步骤完成后我们就马上处理退保，请帮忙抓紧下今天下午处理，感谢！”后雷严生回复“现在安排了，打完款就给你截图。”同日下午4:59，罗子健向雷严生发送催办消息“雷总，账转了吗，公司真的催得很急。”雷严生马上向罗子健发送“退保申请书”（内容为：“人保财险广州市分公司：我司于2018年4月8日在贵公司投保了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保单号：PBBD201844010000000007，保险期限为2018年4月9日0时至2019年4月8日24时，最低保险费为人民币壹万元整。现由于我司内部原因，需向贵司申请退保。请给与处理。申请人：海轮公司，2018年12月17日。”）和“兴业银行汇款回单”（显示：被告海轮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通过其公司账户向原告支付保费1万元）图片，罗子健回消息称“好，感谢”。2018年12月24日上午11:51，罗子健再次向雷严生微信发送“雷总，不好意思，打扰您。我想下午找您取下原来的保单，然后退保申请书要稍微改一下。到时我部门经理到了给您电话，麻烦您了，谢谢”。雷严生在当日下午12:05回消息称“好的”，并在12:11，告知罗子健其所在位置。原告自认以下事实：1.其是首次承保轮胎质量保证类的保险；2.在2018年12月24日下午2点多，其确有向被告取回涉案保险单，是为了办理退保的相关手续，但并未取回涉案保险合同原件等其他保险资料。原告当庭陈述：对于退保事宜，因被告一直未按期交纳保费，也无力支付保费，所以其向罗子健提出能否退保，罗子健答应将相关退保文件上交公司审批，因被告不知道书写申请书，故罗子健提供一份退保申请的范本给被告；关于最低保费，原告因为被告一直未支付任何保费，所以当时原告要求被告至少应支付一部分保费后才会考虑上报退保申请事宜，但是最终退保申请没有通过。涉案的保险作为已经承保的保险，原告按照规定已录入人保的电子系统，该电子系统与保监会相关联的，即便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总也无权单方同意解除合同，需要广州市人保进行审批的。被告当庭陈述：其是通过增城当地的惠普金融的副会长介绍认识原告公司李总，相识之后，原告知悉其公司是销售轮胎的，故双方达成轮胎保险合作意向。因轮胎保险是新鲜事务，原告在此之前从未承保类似保险，故由被告提供海轮公司南京分公司的相关合同范本（无附件一、附件二）给原告参考。截至目前，原告手里只有一份合同，没有其他任何跟本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流程，涉案保险合作根本进行不下去，而且其方与原告已口头达成退保意向，其方也已按照原告的要求和指令完成了涉案保险的退保手续事宜，且原告收回本案保险的全部资料（含合同原件、保单等），故双方的合作早已经终止。被告否认《合作协议》上的公章是其公司的公章，抗辩涉案保险合同没有其公司的骑缝章，涉案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原告存在欺诈行为，故保险合同是无效的。后经当庭核对原件，涉案保险合作协议文本是加盖有被告公司的骑缝公章，但被告对该骑缝章的真实性亦予以否认。被告还抗辩在涉案保险合作达成后，其并未实际支付保费，也没有收到本合同项下的《保险单》，故双方的投保、承保关系并未实际成立。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意将其保险合作年度内经销的所有乘用车轮胎向原告投保，原告同意承保，双方并签署《合作协议》（含附件一、二），原告亦向被告出具保险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约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可知，保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合作协议》上落款处有原、被告真实签章，故涉案保险合同已有效成立。被告提出协议文本无骑缝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未收到保险单，故涉案保险合作尚未成立的抗辩意见，第一，涉案保险合同经当庭核对原件是有骑缝章的，涉案保险合同中并未约定需加盖骑缝章、需法定代表人签名合同才成立的条件，且原告事后亦向被告取回涉案保单，故被告提出上述抗辩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依据亦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合同文本在《合作协议》尾部加盖了双方的公章，被告否认涉案《合作协议》的公章及保险合同骑缝章的真实性，但其未向本院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亦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出对前述公章真实性鉴定的申请，故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第三，退一步讲，若涉案保险《合作协议》尚未成立，就不会存在之后“退保”一说，现被告自己举证其在2018年12月向原告提出退保，其抗辩意见与其自己所举证内容自相矛盾。综上，涉案《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悖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被告抗辩原告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原告存在欺诈行为，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其次，在《合作协议》有效成立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请是否依据有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本案中，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涉案保险费的计算依据是轮胎的销售条数（50元/条），首批次数量暂定为5000条，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真实的轮胎销售条数，被告也向原告明确提出退保，故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保险的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的本质是集合风险分担金，若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相当于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但本案保险合同，双方在《合作协议》约定首批次保单累计赔偿限额为20万元，总赔偿额不超过实收保费的80%，并约定少补多不退，即投保人需交纳的保费还高于赔偿额，明显不符合保险的基本特征，而且，现时首批保单合作期限已届满，双方并未实际理赔任何一条轮胎，亦与涉案保险《合作协议》订立初衷不符。综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涉案保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1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衡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黎剑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