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10957号原告(反诉被告)：陆立新，男，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洁，上海金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勾家辉，上海金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彭刚，男，197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衍祥，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立新与被告彭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彭刚提起反诉。本案于2020年10月28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陆立新、被告(反诉原告)彭刚及各自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立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3,397.87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90,765.02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1月11日起共同经营上海新怡宾馆有限公司(简称新怡宾馆)，后于2017年1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原告股权，并由被告在三年内予以支付，同时约定了违约责任。因被告未能按约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彭刚辩称，确认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被告已经履行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且因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未对清账务的情况下多支付了130,964.85元。彭刚就此提起反诉，要求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30,964.85元。针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陆立新辩称，彭刚仍结欠股权转让款，故不同意返还。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2日，陆立新与彭刚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因种种原因，经新怡宾馆二个股东彭刚和陆立新讨论决定，进行转让，按照有关章程股东优先原则规定，内部股东彭刚有意接受转让，现内部估价转让费为200万元整(包括所有设备等)，其中股东陆立新应得转让费人民币100万整，三年内付清，其他债权债务均无，如有违约，其他股东有权收回，并赔偿10万元支付给其他股东。其他事项协商解决。股东签字处由彭刚、陆立新分别签名。陆立新就其收到的彭刚转让费出具如下收条：2017年2月7日，收条确认收到彭刚转让费3万元；2017年4月2日收条确认收到转让费3万元；2017年11月24日收据确认收到转让费10万元；2017年12月19日收据确认收到15万元，并注明“含所有人在新怡宾馆交过的社保及公积金，此款属于归还陆立新新怡宾馆股权转让费”。上述收条合计金额31万元。2018年3月27日，彭刚通过银行分别向陆立新转账支付26,668元及30万元。同日18时55分，陆立新收到彭刚微信转账1万元。2018年4月13日，新怡宾馆股东由陆立新、彭刚变更为彭刚、王国庆。监事也由陆立新变更为王国庆。陆立新提起本案诉讼后，彭刚于2020年8月11日通过手机银行向陆立新转账120,964.85元，用途附言为“补付2017年12月19日社保扣款”。同日，双方签订《收款收据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17年12月19日有张关于彭刚归还陆立新转让新怡宾馆的收款收据，还款金额15万元整，其中里面包括120,964.85元(薛玉、沈约翰、陆正新、陆立新、吴娟芬)因漏掉原因，彭刚在2020年8月11日对账时发现，彭刚及时同陆立新取得联系，并将款项120,964.85元转账给陆立新。同时陆立新不再主张要求彭刚赔偿违约金10万元，也不再主张收回股权。双方签字确认。下方另有陆立新手写“收到彭刚建行转账补付的社保扣款金额120,964.85元。收款人：陆立新2020.8.11”。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协议书、新怡宾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微信收款截图，被告提供的收条、收据、银行凭证、收款收据协议书等证据及原、被告陈述在案佐证。本案争议焦点即股权转让款有无结清，原告主张被告累计付款金额为709,234.98元，仍结欠290,765.02元，故诉请被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被告则认为涉诉前已经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且多支付了1万元，后因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误以为结欠款项故又支付了120,964.85元，故实际多支付了130,964.85元，为此反诉要求陆立新返还。根据双方诉辨意见，双方对于以下486,668元的付款无争议，包括：2017年2月7日支付3万元、2017年4月2日支付3万元、2017年11月24日支付10万元、2018年3月27日支付26,668元及30万元。主要争议金额在于：一、2017年12月19日收条所载明收款的15万元。原告提供：1、新怡宾馆通知1份，内容为“从陆立新转让新怡宾馆所得款100万中扣除如下人员的五险一金，一、2016年12月31日以前的金额为58,397.87元；二、2017年1月1日~2017年11月30日金额为62,566.98元，每个人的具体明细如下：......三、彭刚再补付现金29,035.15元，本次彭刚合计支付陆立新转让款15万元”，证明15万元的构成，但原告认为双方曾口头约定原告先出具15万元收条，其中58,397.87元待付款期届满时被告另行向原告支付。2、银行交易清单1份，系原告于2015年11月4日向新怡宾馆转账8,047.80元，摘要/附言为“社保缴费”，证明原告自行缴纳的费用不应该计算在扣款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通知质证后表示，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该通知内容即双方确认的15万元构成，且被告按约履行并现金支付了29,035.15元，陆立新收款后也出具了收条，故该1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对于银行交易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双方16年以前的债权债务都已经结算清楚了。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对该通知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通知明确记载了彭刚应付的该15万元股权转让款由新怡宾馆已经支付的所列人员五险一金的金额冲抵，剩余部分现金支付，彭刚支付后，陆立新亦出具收据确认，且在收据中再次言明该款项包括所有人在新怡宾馆交过的社保及公积金，故本院确认该1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对于原告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的事实，与现有书面约定不符，且被告不予确认，故在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主张存在口头约定的事实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提供的交易清单无法证明系原告为何人支付的哪段时间的社保费用，且因该款项发生于2015年11月4日，而双方结算的通知及原告自行出具的收据在此之后，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该款项已经包含在双方的结算中。二、2018年3月27日现金支付的128,332元。原告起诉时主张被告结欠股权转让款金额为283,397.87元，并为此提供“彭刚付款给陆立新清单”一份，记载内容包括：1、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7年5月1日，金额30,000元；2、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7年7月6日，金额30,000元；3、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7年9月1日，金额100,000元；4、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7年12月19日，金额150,000元，情况说明：包括2016年底前的款项58,397.87元；5、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7年12月19日，金额-58,397.87元，情况说明：该款为2016年底前的款项，不作为归还款；6、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8年3月27日，金额300,000元；7、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8年3月27日，金额36,668元；8、付款人：彭刚，收款人：陆立新，日期：2018年3月27日，金额128,332元；合计716,602.13元。审理中，因被告支付部分款项，原告于2020年8月31日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被告未付款金额为290,765.02元。所附“彭刚付款给陆立新清单”较前表变化如下：1、前三项金额不变，日期有所变更；2、原第四、五项合并为91,602.13元，备注“该款项中58,397.87元不属于转让款”；3、原第七项时间未变，但金额拆分为两项：分别为付款人新怡宾馆付款26,668元，付款人彭刚付款10,000元；4、原第八项2018年3月27日的收款128,332元被删除，变更为2020年8月11日，彭刚支付120,964.85元，故合计金额变更为709,234.98元，剩余需支付款为290,765.02元。原告对于128,332元款项解释为起诉时提交的清单存在差错，前三笔款项的支付时间是靠回忆出来的因此不准确，且由于原告直接复制案外人张信华借款计算表格文档，误将张信华现金支付的款项复制到起诉时提交的清单中。为此，原告提供：1、2015年3月1日张信华借款6万元借条及转账凭证一份、2015年4月17日张信华借款12万元借条及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原告与张信华有借贷关系；2、原告自制清单、证明、张信华2017年4月5日转账87,865元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所制“张信华借款结算”中第八项中2017年4月5日的128,332元构成为：张信华2015年7月8日借给公司3万元抵账、2017年4月5日离开公司未发工资抵账10,467元(销售经理每月工资3,600元，2.9075个月工资)及2017年4月5日工商银行汇款87,865元之和。被告质证认为，原告起诉时主张的金额及提交的清单所确认的收款构成自认，被告无需再举证证明；对于原告后续提供的与张信华之间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因收条在被告处，故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清单中发生日期错误可以理解，支付款项金额无误，但原告以部分日期记不清而称2018年3月27日支付的128,332元也记错了，或称是复制错误，是不合常理的，原告起诉时间充足且由两位律师审核核实后才向法院递交的诉状及证据材料。被告认为是原告在发现被告答辩时因为时间太长没有想起来这笔款项而做的虚假陈述。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实施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过程、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适用前款规定”，故原告在起诉状及起诉时提交的“彭刚付款给陆立新清单”中提及的被告于2018年3月27日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28,332元的事实，构成自认，被告无需举证证明。且原告第一次庭审时陈述该款项是张信华基于与原告的借款关系现金支付的，但第二次庭审时提供的证据又称款项系两笔抵扣款及一笔转账构成，而对于抵扣款中未发工资为何是2.9075个月及如何计算2.9075个月均未能做合理解释，故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即便真实，也不足以推翻其自认的收到被告股权转让款128,332元之于其不利的陈述。故本院认定，被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应包含该128,332元。三、2018年3月27日微信支付的1万元。原告主张该款项系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则认为该款项系当天原告给被告1万元现金后，被告将微信余额转给原告，因当时微信支付比较普遍，而原告微信中并无余额，故找被告换钱，此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基于前述证据规则，原告的该主张构成其对于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的承认。四、2017年1月22日欠条所涉扣除款项245,000元。被告主张因陆立新前期从新怡宾馆取走现金49万元，根据双方股权比例，其中24.5万元应为彭刚所有，故在彭刚应付股权款中予以扣减，为此提供欠条一份，内容为“因新怡宾馆转让，现彭刚尚欠陆立新转让费人民币柒拾伍万伍仟元整(小写755,000元)特此证明！”落款处由彭刚签名，日期为2017年1月22日。原告质证后认为，对欠条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该欠条上只有彭刚签名；根据双方习惯，若原告收到款项会出具收据；原、被告之间还有彭刚旅馆项目，欠条中扣款是扣除了彭刚旅馆的经营款及股东分红，与新怡宾馆股权转让无关。被告为证明扣款事实，另提供：1、原、被告之间的两份电话录音、原告与被告妹妹电话录音一组，内容包括：在原、被告2020年4月18日的通话中，彭刚称“你自己都从宾馆已经拿走49万元啦，已经拿走49万啦！”陆立新回复“宾馆，什么宾馆拿走啦，这里已经都不算了好吧，拿走49万我有，就当它是50万我也有22万5千，我也有一半的钱好吧。”在原告与被告妹妹2020年8月10日的通话中，在被告妹妹询问是不是陆立新打印的75.5万元欠条，陆立新说“怎么我打印的，我打印出来后他签字的，然后的话这个不作数的”后又说“是他叫我打印的好吧，不是我主动打印的好吧。”2020年8月12日原、被告的通话录音显示，双方再次就付款进行核对，彭刚称“我规规矩矩给你讲这真真切切的我75.5万我好像记得我是一毛不差给你的，我跟你算得出来，知道吧”，陆立新回复“你肯定差我的，第一个收据75万5，反正是两笔钱，大钱肯定清楚的，想也不要想啦，一个是5万8，......我说这个不能扣的16年以前的，这个肯定是5万8千多，肯定是明明白白的你扣过钱的，还有一个是40几万，然后的话就是你扣掉我，当天就扣掉我20几万，这两笔钱明明白的，其它的小钱你要查的话你一笔一笔的查，我没关系，打官司的时候，我就主张这2笔钱......你其他的钱你查的一千两千多，这个我也大方的，......但是这两笔钱我肯定要主张的，其他你别啰嗦，五万八千多你肯定的，肯定是这笔钱没给我的，第二个就是当天就写了个75万5，还欠75万5，你扣掉我16年以前的钱，你这个钱肯定不对的，我有这里面的利润我有一半的，那时候股权还没转让呢”彭刚回复“75万5之前的那个24万5，那个是拿走了49万的好吧”陆立新表示“49万冲减那个旅馆......”后续通话中彭刚表示账目财务都是陆立新在负责，陆立新称75.5万元不能扣一半，彭刚问什么不能扣一半，陆立新称“75万5打印出来以后写的一个什么还欠陆立新75万5”，彭刚确认“75万5你打印出来我彭刚签字的”，陆立新表示“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这不对的，你不能扣我的利润啊，我一部分利润从你这算，这算怎么回事呢”，彭刚表示“你的利润是多少呢，那个时候，你的利润多少呢，你回忆一下子呢，我们好好的回忆一下子，心平气和的谈一下好吧”，陆立新表示“都撕掉了，哪里想的起来啊。”通话中还涉及彭刚主张有其他小金额转账，陆立新表示“你要一千多块都走账的话，我可以推翻的，我说3万块钱没有收到过，6万块钱没收到过，我当庭可以推翻的，我说我们做错了账，账可以重算的”、“......我给你说什么是5月1号3万、6月7号3万，我3万做错了就做错了我认可，你也认可也就算了，你还要怎么样，到时候你这样一千两百多找出来问我算的话我也会把3万块钱推翻，我说那个时候传过来的时候做错了，账做错了，本来我比如说本来就是一笔账啦，我们写了2笔，我当庭就可以这样说，叫你提供证据，你说付给陆立新6万了，叫你提供证据，那你证据拿得出来吗？......”2、彭刚申请彭刚旅馆另一合伙人张正峰、新怡宾馆前台即被告配偶王国庆作为证人作证。张正峰陈述其与原、被告均系彭刚旅馆的股东，2017年1月20日，张正峰及原告将彭刚旅馆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原告同时还转让新怡宾馆股权给被告，因此2017年1月22日一起到新怡宾馆结算。对于原、被告间新怡宾馆的结算，张正峰在现场听到被告应付原告100万元，扣除分红后，被告打了一张75.5万元欠条。欠条是在新怡宾馆大厅由原告用吧台的电脑打印出来被告签字的，后原告拿走了。张正峰没有参与原、被告的结算，对于原告实际取走款项不清楚，打印出来的欠条的具体内容也没看见。王国庆陈述，其系新怡宾馆前台，2017年1月22日当天，原、被告及张正峰从宾馆楼上下来说账已经清楚了，要再打一个欠条，原告在前台的电脑上打印了一份，打印出来的时候是在A4纸下半部分，原告现场裁剪了一半，被告签字后原告放在包里带走了。原告质证后对于三段通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曾在电话里明确告知不认可24.5万元的抵扣，且通话中存在诱导性发问。对于证人张正峰，其与原告有其他案件在二审中，证人王国庆是被告彭刚的配偶，因此对于两人的证言真实性都不予确认，且张正峰明确回答并未看到打印内容。被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两人当时在场。本院认证意见，原告对通话录音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人证言，证人张正峰系原告陆立新堂兄弟并与陆立新另有民事纠纷在审，证人王国庆系被告彭刚配偶，张正峰表示没有看到欠条内容，王国庆亦表示不清楚原、被告如何结算，故两证人证言均只能证明2017年1月22日当天原、被告均在新怡宾馆进行结算，且当天产生过一份欠条的事实。对于扣款并出具欠条这节事实，被告称新怡宾馆经营期间陆立新陆续取走大量现金，但每次均向新怡宾馆出具借条，在双方股权转让结算时确认陆立新取走的49万元现金算作股东分红，因其中一半应为彭刚的分红，故将该部分24.5万元视作彭刚向陆立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彭刚应付款中予以扣减。协商确认后，彭刚将陆立新之前出具的49万元相关借条归还给了陆立新，并在陆立新打印的结欠75.5万元的欠条上签字确认，后将欠条交付给陆立新。此后，被告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2017年支付了16万元，并以原告确认的抵扣加部分现金方式于2017年12月19日支付15万元，因被告自行计算错误，将余款44.5万元计算成45.5万元，故在2018年3月27日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累计支付了45.5万元，全部归还完毕后，陆立新将75.5万元欠条归还给了彭刚，并协助办理了变更登记。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先是否认欠条真实性，后又称是双方一起打印的，但原告并不确认该金额亦未带走该欠条。原告另陈述2017年1月2日双方理账时，原告拿走了30几万元现金并向新怡宾馆出具了收条，收条是分红款，一半应归被告，但原告一并拿走了视为张正峰向陆立新支付的彭刚旅馆的股权转让款；后又改口称现金是之前陆陆续续拿走的，拿走现金后留下收据，2017年1月2日当天拿走的是收据；之后再改口称当天收据也没拿，并表示2017年1月2日当天到底有没有拿走现金或收据都不记得了；庭后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又称2017年1月2日结账分红时拿走30多万现金实际上是拿走了此前借款时出具的收据，双方确认后撕毁，重新编制分红收据进行归档。本院认为，结合通话录音、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采信被告抗辩的事实，即2017年1月22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当天，另由陆立新在新怡宾馆打印欠条一份，后由彭刚签字确认，明确扣除24.5万元后彭刚欠陆立新转让费75.5万元。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原告反复反言，但结合原、被告陈述可知，确有陆立新前期陆续从新怡宾馆取走现金并出具借条的事实，在双方结算时将已取走现金视作股东分红，款项性质以被告归还原告之前出具的借条的方式变借款为分红款，理应由原、被告各半获得，但原告并未将彭刚应得一半归还给彭刚，而是视作抵扣彭刚应付股权转让款。只是原告认为取走的现金是39万多，而被告认为是49万元。其次，原、被告及两证人都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1月22日在新怡宾馆结算，并有打印欠条的事实。原告在电话录音中自述“是他叫我打印的”、“我打印出来后他签字的”、“你当天扣我20几万”、“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说不对的”，可见原、被告当天就已经对扣款事宜进行过沟通，原告打印欠条时对于以之前款项抵扣彭刚应付股权转让款及扣减金额均是明知的。再次，对于原告提出欠条仅有彭刚签名而无陆立新签字，本院认为欠条作为欠款人确认结欠款项之凭证，仅有欠款人签字亦符合常理。原告亲自打印了欠条，但称从未带走，与被告及两证人陈述矛盾，且原告自述收款均会出具收据，而2018年3月27日的多笔收款均未出具收据/收条，故相较而言，被告陈述的原告在收到2018年3月27日款项后被告已全额支付了75.5万元，故原告将欠条归还被告作为收款凭证未再另行出具收据，更具合理性。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对于陆立新前期借款转为股东分红中彭刚应得的50%，即24.5万元，用于抵扣彭刚应付股权转让款达成过意思表示一致。五、2020年8月11日彭刚支付的120,964.85元。反诉原告彭刚称，其在2020年8月8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因未找到2017年12月19日收据所载15万元款项中12万余元的支付凭证，误以为漏付相关款项，及时与原告电话沟通并在8月11日支付了120,964.85元，后梳理材料时才发现该15万元中的12万余元是以之前新怡宾馆已付的相关人员的保险金予以抵扣，并经陆立新确认。故8月11日的付款已超过应付股权转让款，要求反诉被告陆立新返还。反诉被告陆立新则认为，彭刚还结欠股权转让款，故不同意返还。本院认为，通过上述四项争议款项梳理，不考虑陆立新坚持认为系股权转让款而彭刚认为与本案无关的微信转账1万元，彭刚于本案诉讼前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也已达101万元，超过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100万元。故彭刚在本案诉讼中，基于错误认识所作出的“补付2017年12月19日社保扣款”120,964.85元，陆立新应于返还。据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结欠股权转让款未付，但经本院查明，被告通过以分红款抵扣、代交保险金抵扣、转账支付及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1万元，所付款项经原告以收据、收条、返还欠条等形式予以确认，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90,765.02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反诉部分，反诉原告在涉诉前已履行的股权转让款101万元中存在多支付1万元的情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基于错误认识多支付了120,964.85元，故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有权要求反诉被告予以返还。微信转账1万元，反诉原告未主张返还，本院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陆立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陆立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彭刚股权转让款130,964.85元。本案案件受理费5,661元，减半收取，计2,830.50元，由原告陆立新负担(已缴)，反诉受理费1,460元，由反诉被告陆立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 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彭欣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实施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过程、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适用前款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