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德良，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经常居住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源路10号2栋2单元5楼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颖，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四川申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180号3-1-1号。 法定代表人：曾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良，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锋，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166号3栋1单元4层1号。 法定代表人：黄德良，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荣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荣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普文社区13栋1-4楼。 法定代表人：胡桂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黄德良因与被申请人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垚公司）、一审被告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楷公司）、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益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黄德良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撤销原审判决。主要理由为：一、2018年2月8日黄德良支付至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银公司）的5000万元系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原审不支持该5000万元是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是错误的。1.2020年8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民终162号民事判决（新证据），该判决系蓉垚公司另行起诉要求目标公司江银公司返还股权交易款3.5亿的案件，即蓉垚公司自认案涉5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2.蓉垚公司代理律师在（2019）川民终1156号案2020年1月7日第一次庭前会议中认可收到黄德良3.5亿元股权转让款。二、原审判决认定黄德良付款条件成就，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系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协议对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约定为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未售商铺进行剥离、20%股权转让至黄德良（或指定公司）名下，但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剥离。对尾款的支付条件约定为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但蓉垚公司至今未完成。因此，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未成就。三、原审判决确认股权转让总价款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黄德良提交了蓉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充分证明蓉垚公司承诺股权转让总价减少2500万元。2.黄德良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蓉垚公司提供的土地面积少于其披露的土地面积且土地性质披露不实，据此主张股权转让总价款应相应减少1655.392万元。四、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未成就，黄德良不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应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同时，本案是以每日万分之四作为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在蓉垚公司违约一案中，违约金的适用标准却为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同一案件事实，同一法院酌定的标准却相差二倍以上，显然加重了黄德良一方的责任，于法无据，与理不符。 蓉垚公司提交意见称，黄德良的再审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主要理由为：一、案涉5000万元不应认定为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黄德良支付第一笔3亿元股权转让款是在蓉垚公司发出付款委托后支付，且蓉垚公司出具了收据，属于有效支付。而案涉5000万元既没有蓉垚公司的委托，亦没有蓉垚公司出具的收据，属于无效支付。2.案涉5000万元是在黄德良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后向目标公司账户支付，不应视为向蓉垚公司的有效支付。二、黄德良支付第二笔、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成就，应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蓉垚公司已将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全部转移至黄德良指定公司名下，未售商铺是否进行剥离不会对黄德良合同目的的实现产生影响，且未售商铺没有进行剥离的主要原因在于黄德良不配合。因此，应认定黄德良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成就。2.税费的核定及债务清偿的主体系目标公司，而蓉垚公司已实际丧失了对目标公司的控制，蓉垚公司无法对目标公司的债务及税费进行核定。本案股权转让的债务系披露式清缴，如存在超出披露之外的税费及债务，双方已约定由蓉垚公司承担，黄德良就此也已提起诉讼。此外，黄德良已就目标公司股权进行二次转让并完成股权过户登记。因此，应认定黄德良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成就。三、本案不存在减少250个车位及因土地面积减少、土地性质问题减少1655.392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案涉《承诺书》未实施履行，黄德良实际控制了交易的500个车位，因此不应扣除2500万元；案涉协议并未约定土地的性质，黄德良关于土地性质披露不实应减少价款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四、案涉协议对违约金有明确约定，即每日1‰，而原审法院将其调整为每日万分之四，损害了蓉垚公司的利益。 再审审查中，黄德良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2020年8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民终162号民事判决，欲证明蓉垚公司认可目标公司收到了两笔共3.5亿元股权转让款。第二组：2020年8月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民终1157号民事判决，欲证明蓉垚公司未完全履行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其应承担的义务。第三组：2020年7月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民终163号民事判决，欲证明蓉垚公司未履行黄德良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前其应完成的合同义务。第四组：1.2019年11月7日目标公司收到的新都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新都税税通【2019】16230号）；2020年11月26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稽查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川税稽通[2020]51号）；完税证明及电子回单；2.清单与实际清单债务对比明细表；3.税收征管法关于滞纳金规定、1500万元税费缴纳凭证及相关文件、稽查局初步检查情况说明，欲证明蓉垚公司至今仍未按协议约定完成目标公司的税费核定清缴及发生大量欠付债务，实际资不抵债。第五组：1.（2020）川0114民初8760号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2019）川0114执4784号案款执行通知书、银行流水查询单；3.（2019）川0104民初12607号民事判决，欲证明因蓉垚公司原因，目标公司仍不断有新债务出现。经质证，蓉垚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案涉5000万元是在黄德良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后向目标公司支付，没有蓉垚公司的委托及出具的收据，且该生效判决已认定并非有效支付；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第四组中第1、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具有关联性。蓉垚公司失去了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无法对目标公司的税费及债务进行核定，且黄德良就目标公司税费及债务已另案提起诉讼；对于第四组中第2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系黄德良单方陈述，本案不存在超出披露清单之外的债务，事实上目标公司的债务反而比披露的债务少2400多万元；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黄德良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黄德良的证明目的。 蓉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委托付款书》（2017.5.16），欲证明案涉5000万元不能认定为黄德良支付给蓉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第二组：（2019）川0114民初3618号民事起诉状、（2019）川0114民初3619号民事起诉状、（2019）川0114民初3671号民事起诉状、（2019）川01民初3224号民事起诉状，欲证明黄德良不配合资产剥离，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成就。第三组：（2019）川01民初3473号民事起诉状，欲证明黄德良已就超出披露外的税费及债务提起诉讼，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成就。第四组：《工作联系函》（2017.9.25），欲证明黄德良已实际控制目标公司。黄德良、益楷公司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蓉垚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不属于再审审查中的新证据，不予采信。 在再审审查中，黄德良陈述益楷公司于2019年4月将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维利多实业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5月5日完成股权变更手续。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一、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二、黄德良尚欠蓉垚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如何确定；三、黄德良未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金该如何计算。 一、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否成就。 关于未售商铺出售或者剥离问题。据原审查明，蓉垚公司与黄德良于2017年5月15日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并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的20%的股权转让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股权价款5000万元。该条款仅约定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并未约定以完成对目标公司未售商铺的出售或剥离作为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的条件。故黄德良称蓉垚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完成未售商铺剥离，其不应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目标公司对外所欠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问题。据原审查明，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债权债务公告等法律手续及向黄德良移交目标公司全套资料。蓉垚公司承诺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均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蓉垚公司承担，2017年8月15日后（股权已全部过户，印章已换新）目标公司所产生的新债务由黄德良承担。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117000088元。上述约定中所载明税费、债务等费用均系目标公司的债务，即对外承担债务的主体为目标公司。据原审另查明，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蓉垚公司将持有的目标公司80%、20%股权转让给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并修改公司章程，蓉垚公司也于同日与益楷公司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益楷公司在2017年8月15日前接收了目标公司绝大部分的资料，已取得了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据此，蓉垚公司已经丧失了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目标公司对外所欠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只能由新股东通过行使股东权来完成，蓉垚公司仅负有按照《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之前税费和所有债务的义务。此外，黄德良自认益楷公司于2019年4月将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维利多实业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5月5日完成股权变更手续。黄德良已对目标公司股权进行处分。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成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黄德良尚欠蓉垚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是否应扣减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问题。据原审查明，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乙方）向黄德良（甲方）出具《承诺书》载明：根据《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甲方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时间由甲方与乙方协商确定，如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付款，不视为甲方违约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乙方要求甲方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则甲方只收购目标公司250个有产权的未售车位，收购单价6万元／个，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肆亿肆仟贰佰万零捌拾捌元整（小写：442000088元），甲方按此总价款支付剩余收购尾款。据此，在黄德良只收购250个有产权的未售车位的情况下，双方就股权转让款变更为442000088元达成合意。黄德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蓉垚公司做出前述承诺后与蓉垚公司完成了前述协商并达成一致，事实上黄德良也未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黄德良亦实际控制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500个有产权的未售车位。故黄德良称股权转让总价应当减少2500万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土地性质与披露性质不一致而扣减股权转让款问题。本案当事入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资产收购协议或者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易的标的物是目标公司的股权。根据2013年8月8日成都市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发布的新都规条字13138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目标公司土地中一直包含4.5亩幼儿园用地，双方在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105亩未开发的土地用途均为住宅开发用地。故黄德良称蓉垚公司提供的4.5亩土地性质与披露性质不一致，应减少相应价款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目标公司对外税费、债务等是否抵扣股权转让款问题。蓉垚公司本案一审主张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45525784.85元，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67000088元扣减《补充协议》所披露的债务金额321474303.15元后的余额吻合，说明其在主张剩余股权转让款时已扣减应承担的目标公司债务321474303.15元。本案一审中，蓉垚公司在2018年1月10日、18日庭前会议中分别自认在债务清单之外欠税金额增加3655261.62元和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可从总价款中扣除。据此，双方均认可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扣除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税费等。但是，现双方对目标公司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税费存在争议，因目标公司对外所负债务的清偿主体及纳税主体仍为目标公司，若黄德良认为目标公司尚有超过蓉垚公司确认债务金额以外的债务，其可基于《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另行向蓉垚公司主张。 综上，因土地面积减少及房屋面积减少，原审判决分别扣减股权转让款1434880元及7000000元后，认定黄德良未付股权转让款为1467000088元-321474303.15元-7000000元-1434880元-3655261.62元-443800元＝132991843.23元并无不当。 三、黄德良未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金如何计算。 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蓉垚公司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限、金额向蓉垚公司支付收购款。蓉垚公司已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但黄德良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黄德良认为其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同时，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未就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进行明确约定，原审判决自蓉垚公司向黄德良主张给付之日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算违约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并无不当。此外，案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约定，如黄德良未按约定时间向蓉垚公司转款，蓉垚公司有权要求黄德良每天按逾期付款总额1‰支付违约金。原审中，黄德良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调整为根据对方的损失进行确定或者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6%-4.7%计算，而蓉垚公司则主张如果调减应按年利率24%计算。原审法院根据协议内容，结合双方履约情况，将违约金酌情调减为每日按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的万分之四的标准，并无不当。 综上，黄德良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德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晓光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司 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马露 书记员何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