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5676号原告：蒋某，女，198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某1，男，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被告：王某2，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应山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山西华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蒋某（以下称姓名）与被告王某1（以下称姓名）、王某2（以下称姓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宋培海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蒋某，王某1，王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所涉北京市朝阳区2103号房产(不动产权证编号:xxxx号，以下称2103号房屋)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无效，王某2对该套房产不享有抵押权。2、判令二被告办理相应的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13日，蒋某及王某1将其夫妻共有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2212室的房产(房产证编号:xxxx号，以下称2212号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所得购房款用于支付王某1名下2103号房屋的购房首付款。该房产为蒋某与王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2019年5月21日，王某1与王某2(系王某1堂兄)恶意串通，以签订《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方式虚构1200万元债务（本判决书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并在两人未经蒋某同意的情况下以王某1名下2103号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该行为严重阻碍了蒋某行使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权利。王某1辩称：不同意蒋某的诉讼请求。2103号房屋通过“离婚协议”约定属于王某1离婚后财产，蒋某不具备诉权。1．离婚前交纳的购房定金不能作为涉案房产最终购房交易的事实认定，更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2103号房屋尽管在离婚前交纳的购房定金，但是在离婚后签订的正式购房合同及办理的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其交纳定金的行为，不能作为涉案房产最终购房交易的事实认定，更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2．2103号房屋在离婚协议中已经通过要约方式约定在王某1名下且单独所有。离婚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第5点约定2103号房屋由王某1向蒋某借款购买，而离婚协议又是蒋某起草且在王某1在对其条款不知情情况下签订，那么既然是构成债权，而夫妻共有财产是不存在借款购买之说，结合蒋某已对王某1发起的(2019)京0105民初xxxx号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第二项:蒋某要求王某1归还购买涉案房产的借款500万元)，由此推论蒋某起草涉案房产归属条款时的真实意思表述就是该房产归王某1单独所有，因此涉案房产的所有权的归属是蒋某与王某1通过要约形式来确权的，蒋某与王某1的纠纷属于另外的借贷财产纠纷。二、王某1和王某2的债权真实有效，其借贷形成时间及抵押时间均早于蒋某对王某1发起的所有诉讼，不存在王某1恶意串通行为。1．王某1作为借款人立场，非常希望蒋某的本次诉讼请求成立，那样就不用归还所欠王某2的借款，但欠钱还钱天经地义，所以依然肯请法庭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给债权人正常的保障。2．王某1确因资金需求与王某2发生债权关系，且债权形成时间及2103号房屋抵押时间均早于蒋某发起的本案诉讼之前，甚至早于王某1和蒋某的所有纠纷诉讼之前，王某1没有理由为了逃避与蒋某的纠纷而故意虚构该债权，因此王某1的借贷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3．王某1在与王某2发生借款关系之前就已经有了两个抵押债权人，分别为北京银行和黄某(个人)，这足以证明王某1确有借钱的需求和动机。同样是债权，蒋某为何不提出撤销前述债权抵押呢?难道就因为王某2和王某1是亲属关系，所以蒋某就认为该债权是虚构串通的吗?4．王某1与蒋某的离婚协议财产约定及相关纠纷，王某2一概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方。5．王某1在同王某2发生债权关系整个过程，蒋某均没有参入。综合上述，2103号房屋属于王某1离婚后财产，蒋某不具备诉权，王某1与王某2的借款手续真实合法有效，且履行抵押登记手续，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肯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王某2辩称：不同意蒋某的诉讼请求。2103号房屋是王某1在与蒋某离婚后购买，是王某1的个人财产，非王某1和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蒋某不是该房产的共有人，蒋某对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无诉权。经审理查明，蒋某与王某1于2012年10月登记结婚，2016年3月24日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有如下约定：出售2212号房屋所得房款500万元用以购买2103号房屋，以借款名义借给男方5年内未归还500万现金，该房产归女方收回。2015年12月13日，王某1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将2212号房屋出售，成交价514万元。2016年3月19日，王某1作为购房人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2103号房屋，成交价1200万元。王某1于2016年6月17日登记为2103号房屋所有权人。2019年5月21日，王某1在2103号房屋上为其堂兄王某2设立了一般抵押权登记，担保债权数额为1200万元。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时在登记机关备案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专用）》约定：主债权金额为12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34年4月30日。在本次抵押之前，该房屋上分别已于2016年7月4日、2019年1月3日设立了两个抵押权。王某1提交其与王某22019年4月8日签署的《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王某2累计向王某1授信借款总额度为1200万元，王某1可根据需要不定期不定金额向王某2提款；王某1在首次提款前将其2103号房屋抵押给王某2。王某2提交王某1给其出具的《收条》、《借条》，证明其向王某1提供借款的情况。蒋某提交其与王某2、王某1的大姐王某3的通话录音，证明王某2是配合王某1办理虚假抵押，目的是规避债务。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蒋某与王某2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如王某25年内未归还500万现金，2103号房屋归蒋某收回。如确实存在蒋某所称王某1与王某2恶意串通在2103号房屋上设立抵押权登记的情况，确会导致蒋某无法收回该房屋，损害蒋某的财产权利，蒋某有权起诉要求确认王某1与王某2办理抵押登记时签署的相关合同效力，二被告所称蒋某没有诉权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蒋某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可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王某1在未按《离婚协议书》约定向蒋某归还500万元的情况下，将2103号房屋多次抵押，给蒋某按《离婚协议书》行使权利制造了法律障碍，王某1的上述行为存在过错，应就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但考虑到2103号房屋所有权证系在蒋某与王某1离婚后取得，登记的产权人为王某1一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某2存在与王某1恶意串通损害蒋某财产权利的主观故意。蒋某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存在其他法定无效事由，蒋某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无效，王某2对该套房产不享有抵押权并要求二被告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蒋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培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祝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