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5民初1430号原告：鲜丹科，男，1952年2月2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川，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鲜松林，男，1973年5月21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县。被告：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枣子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1450480670B。法定代表人：赵进华，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绍禄，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松，男，该医院医务科科长。原告鲜丹科与被告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鲜丹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川、鲜松林、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禄、张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鲜丹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护理费300元、送死者就诊产生的交通费4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和误工费1350元、丧葬费40882元、死亡赔偿金682902元、第一次司法鉴定产生的费用7003元（包括鉴定费4303元、专家会诊费15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200元）、第二次司法鉴定产生的费用10250元（包括鉴定费825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95207元，被告应对上述金额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日至同年12月4日期间，原告之弟鲜丹贤在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鲜丹贤于2016年12月4日在该医院死亡。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在对鲜丹贤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导致其死亡的结果。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辩称，鲜丹贤于2015年1月入住长寿区XX养老院，属于集中供养的五保户。原告鲜丹科作为死者的哥哥并未与其共同生活，因此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鲜丹贤入院后，因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我院按相关要求进行了治疗和抢救。鲜丹贤的死亡属于正常死亡。两次司法鉴定的结论存在出入。我院虽然有过错，但是与鲜丹贤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我院是轻微因素，最多在10%以内承担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鲜丹贤系原告鲜丹科的亲弟弟，原告系鲜丹贤目前唯一的近亲属。2016年12月2日，鲜丹贤被送入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诊疗，其亲属仁昌洪陈述鲜丹贤病史为“乱跑、乱花钱，间歇性兴奋话多40+年，加重1周”，门（急）诊诊断为复发性躁狂症。同年12月4日，鲜丹贤在被告处治疗期间死亡。事发后，原、被告就鲜丹贤死亡的责任问题发生争议，原告遂至本院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原告就被告对鲜丹贤实施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诊疗行为与其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2019年1月24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出重医大附一院司法鉴定中心（2018）医鉴字第6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在对鲜丹贤诊疗过程中有过错，无因果关系。原告不认可该鉴定结论，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后又申请重新鉴定。2020年9月10日，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庭（2020）医鉴字第02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对鲜丹贤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对其死亡的损害后果起诱发、促进作用。另查明：死者鲜丹贤生前按照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于2015年5月28日转为城镇居民。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住院病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原告鲜丹科作为死者鲜丹贤唯一的近亲属，自然有权利向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对于被告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提出的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本案中，原、被告真正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作为医院方对鲜丹贤的死亡所应承担责任的大小。两次司法鉴定的结论存在出入，本院结合两次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提问、质询的情况，认为应以第二次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即被告对鲜丹贤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对其死亡的损害后果起诱发、促进作用。结合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对长期约束性保护措施制动后有可能形成深静脉血栓以及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栓塞的认识不足。同时对病程中鲜丹贤突发的心慌不适、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血氧饱和度下降等病情后，没有及时诊断肺动脉栓塞并进行相应治疗”，被告应对鲜丹贤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被告承担40%的责任较为适宜。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本院认定如下：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每天60元标准计算两天，合计120元。被告认为死者鲜丹贤系“五保户”，费用由国家支付，不应主张该笔费用。住院病案中的“重庆市长寿区精神病医院非自愿住院治疗住院证”显示预交费用为“介绍信”。因此，本院对该笔费用不予主张。护理费，原告主张按照每天150元的标准计算两天，合计300元。由于死者鲜丹贤因患精神类疾病而入院治疗，住院病案也显示被告对原告采取“保护性约束”，在此等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再产生护理费用。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主张。交通费，原告主张送死者鲜丹贤就诊产生的交通费4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2000元。住院病案显示，代死者陈述病史及在“参保人员身份核定与自费项目确认表”中签字人员均为死者的侄外孙“仁昌洪”，无法确定系原告送死者就诊。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因办理丧葬事宜而产生了交通费。但结合实际，原告为死者办理丧葬事宜事实上产生了交通费。本院酌情主张原告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1000元。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原告主张每天150元的标准计算3人3天，合计1350元。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误工费标准。因此，本院按照相关规定按100元/人·天的标准计算3人3天，主张900元。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18年，即37939元/年×18年=682902元。死者鲜丹贤生于1954年11月23日，亡于2016年12月4日，2015年5月28日已转为城镇户口。原告的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主张。原告请求的丧葬费40882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主张。原告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由于被告在本案中承担次要责任，其过错在于对鲜丹贤死亡的损害后果起诱发、促进作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主张3000元。该笔费用不应按照责任比例进行划扣。鉴定费及其衍生费用，经本院查明，第一次司法鉴定产生的各项费用7003元（包括鉴定费4303元、专家会诊费15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200元）、第二次司法鉴定产生的费用10250元（包括鉴定费825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该两次鉴定费用均有相关票据证实，本院予以主张。综上，原告应获得的赔偿金额为（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00元+死亡赔偿金682902元+丧葬费40882元+鉴定费及其衍生费用17253元）×4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300174.8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鲜丹科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鉴定费及其衍生费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300174.80元；驳回原告鲜丹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80.83元，减半收取1790.41元，由原告鲜丹科负担839.97元（原告已预交400元，尚欠的439.97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被告重庆市长寿区第三人民医院负担950.4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史晓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冉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