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8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宝莲，女，194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世强，石家庄市桥西区明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斌，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远、魏峥，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申宝莲因与被上诉人刘志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宝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世强、被上诉人刘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宝莲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刘志斌未完成代理事项。本案中，刘志斌是接受武建勇的委托为其购买海南的房产，对该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法院也已经认定。但是一审法院以“刘志斌将购房款交付给魏莉瑛，魏莉瑛将房产转让协议及首付款收据转交给武建勇”为由，认为刘志斌已经完成代理事项，该认定错误。首先，通过法院询问魏莉瑛可知，魏莉瑛根本不认识武建勇，魏莉瑛称其收到的是刘志斌的13万元，那么就是刘志斌购买的房产，与武建勇没有关系；其次，从该两项手续来看，即没有体现武建勇的名字，更没有体现刘志斌的名字，该份第三人与第四人的《转让协议书》及收据根本不能证明刘志斌己经完成“买房”的代理事项；最后，法院认定“武建勇收到协议及收据后，并未提出异议，故应承担涉案房产无法交付、办证的风险”武建勇在2016年就已去世，法院作出该认定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武建勇将13万元交给刘志斌，是委托其购买房产，现如今房产无下落，那么武建勇及其继承人的权益谁来维护。第二、上诉人从未胁迫被上诉人刘志斌签订《协议》。首先，申宝莲没有实施胁迫刘志斌的行为。《协议》签订的起因为（2019）冀0104民初781号诉讼。在781案件中，申宝莲作为武建勇的继承人诉请刘志斌返还13万元，原因是申宝莲的儿子武建勇（已故）委托转账给刘志斌13万元让其购买海南房产，但是刘志斌未完成其代理事项遂成诉，在781号案件中，刘志斌多次声称其仅仅为一个中间人，有关房产的事情应当找魏莉瑛而非其本人，但是通过法院询问魏莉瑛可知，刘志斌声称的其只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从魏莉瑛方面就不成立，更何况是武建勇一方。通过以上证据，刘志斌判断出判决结果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要求法院调解，是第一次主审法官通知申宝莲代理律师说刘志斌愿意要这一套房子，并愿意与申宝莲签订《协议》，并在该协议中附着申宝莲负责撤诉的义务。在该情况下，申宝莲作为近八十岁的老人冒着可能会有二次诉讼的风险与刘志斌在桥西区签订《协议》。其次，申宝莲是出于信任与刘志斌签订《协议》，没有放弃第一次诉讼去胁迫刘志斌的必要。刘志斌称申宝莲在781号诉讼中故意隐瞒两项手续与其签订《协议》，而该两项手续并不能确定刘志斌已经完成了代理事项，申宝莲根本没有必要去隐瞒该手续，更何况申宝莲作为母亲多年未与其儿子武建勇共同生活，在其去世后无法尽快找到该两项手续也是无可厚非，何来“违背常理”一说，因此，申宝莲没有胁迫刘志斌的必要。综上，申宝莲没有实施胁迫刘志斌的行为，更没有胁迫的故意，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志斌申请撤销的权利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撤销权需在一年内行使，否则撤销权消灭，该一年为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收到原告代理律师的短信，但原告并未将该两份材料向被告出示，直至2019.10.25本院向刘志斌送达本案起诉书及证据材料时，被告才确定原告出示了购房手续，因此，撤销权的期间应自2019年10月25日起算”，该认定明显不合理且具有偏袒性。按照常理来讲，假如《协议》系刘志斌被胁迫所签订，那么其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就申请撤销，退一步讲，在刘志斌2019.3.13收到上诉人“律师”的通知短信时，也刻意识到所谓的“胁迫”风险，那么应当在收到短信之日一年内申请撤销，而刘志斌是在2020年3月25日才行使，其撤销权早已消灭。法院的认定根本不符合法律初衷及法律规定。 刘志斌答辩称，申宝莲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刘志斌已完成代理事项。1、武建勇委托事项为购买购房指标。（1）上诉人申宝莲第一次起诉时，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载明“被告称其可以帮武建勇购买海南省文昌市’的购房指标”，这是申宝莲对于武建勇委托刘志斌为其购买购房指标事实的认可；并且在781号案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代理人将武柯帆与刘志斌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用以证明武建勇曾经委托过被告购买海南椰海湾小区的购房指标。（2）武建勇仅转账给刘志斌13万元，众所周知，该金额是不可能购买一套房产的，仅可能用来购买购房指标，也就是申宝莲第一次起诉时在诉状中及庭审中自认的事实。2、刘志斌已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交给武建勇，委托事项已经办结。合同具有相对性，魏莉瑛作为购房指标的所有人，其具有出售购房指标的意思表示，而武建勇具有购买该购房指标的意思表示，其也通过由刘志斌代为转账的方式实施了购买该购房指标的行为，即武建勇于2015年1月9日转账给刘志斌13万元，刘志斌于1月12日将该13万元转给魏莉瑛；收到该13万元后，魏莉瑛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通过哥哥魏建平交付给刘志斌，刘志斌再全部转交给了武建勇，魏莉瑛对于购房指标的原权利随着购买购房指标手续的转移一并转移给武建勇。因此，武建勇与魏莉瑛之间才具有真正的买卖的合意，武建勇才是实际购买人，刘志斌仅仅是一名中间人。并且刘志斌在2015年1月13日就已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交给武建勇，武建勇于2016年1月16日去世，一年多的时间里，武建勇并未提出任何异议。3、房屋交付不能时，申宝莲存在合法有效的救济途径。上诉状中提到“现如今房产无下落，那么武建勇及其继承人的权益谁来维护”。根据《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若出现房屋不能交付的情形时，申宝莲是具有合法有效的救济途径的。我方也一直表示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但申宝莲放弃合法的救济途径，企图让无偿的中间人刘志斌承担房屋不能交付的风险，实属有违公平正义。（二）案涉《协议》系刘志斌在申宝莲的胁迫下签订。1、首先，申宝莲实施了胁迫的行为且行为非法。案涉《协议》签订的起因确为（2019）冀0104民初781号案诉讼。781号案中，申宝莲以刘志斌称可以帮武建勇购买海南省文昌市’的购房指标，但却没有实现其承诺为由，要求刘志斌偿还13万元并支付利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刘志斌在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交与武建勇时并未要求武建勇出具相关证明，而无论是庭审中还是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申宝莲一方坚称刘志斌未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交与武建勇。因此在本案中，申宝莲正是通过隐瞒足已定案的证据，恶意提起诉讼，施加不利诉讼后果于刘志斌的方式进行胁迫，具有违法性。2、申宝莲具有胁迫的故意。（1）上诉状中称“申宝莲作为母亲多年未与其儿子武建勇共同生活，在其去世后无法尽快找到该两项证据也是无可厚非”。事实上，武建勇于2016年1月16日去世，申宝莲代理律师在2019年2月18日庭审中仍坚称“没有手续”，这中间有三年多的时间，上诉人在三年的时间内找两项手续并不属于“尽快”，那么三年都未能找到的手续，为何会在签订案涉协议后的两三天内立即找到，对此，申宝莲在一审庭审时称“之前没有仔细找过，签订协议后仔细找了就找到了”，这样的辩解实属苍白无力。若武建勇去世后，家人应仔细整理其遗物，申宝莲在与刘志斌达成协议后两三天内即找到了购房手续，但称在（2019）冀0104民初781号案件起诉前多次寻找未找到，确与常理相悖。另外，既然之前申宝莲手中没有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为何781号案诉状中对购房指标的房屋性质、地点、小区名称的描述与转让协议书中载明的房屋情况顺序完全一致、文字丝毫不差。（2）案涉协议中约定协议签订后，申宝莲负责撤诉。在协议未约定具体撤诉时间的情形下，申宝莲在签订协议当天立即撤诉，申宝莲为什么会相信三年未能找到的手续在签订案涉协议后就能找到。上诉状中称是申宝莲出于对刘志斌的信任才签订的案涉协议。那么，究竟是出于对刘志斌已经将购买购房指标的手续交给武建勇的信任，还是出于对刘志斌会承担房屋交付不能的风险的信任。若是前者，申宝莲根本不应提起第一次的诉讼，而是应当仔细寻找两项手续；显然，申宝莲是通过隐瞒手中握有购买购房指标手续的事实，恶意提起诉讼，使刘志斌内心形成恐惧，其相信签订该协议后就能将房屋不能交付的风险转嫁给无偿代理人刘志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刘志斌的撤销权并未消灭。根据《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因此，胁迫情形下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的起算日为胁迫终止之日，而非上诉状中所说“意识”到有胁迫风险开始起算。本案中，申宝莲是通过隐瞒购买购房指标手续恶意提起诉讼的方式对刘志斌施加胁迫，刘志斌正是因为不能证明手续已经交付给武建勇而受对方胁迫。因此只有当申宝莲交出购买购房指标手续之时，才能证明刘志斌当时已经向武建勇交付了手续，办结了委托事项，申宝莲对刘志斌的威胁才能正式消除，其胁迫行为才能得以终止。虽然申宝莲的代理律师在2019年3月13日短信通知刘志斌“申宝莲已于2019年3月10日找到手续”，但申宝莲一方并未将两份材料向刘志斌出示，直至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向刘志斌送达一审起诉书及证据材料时，刘志斌才确定申宝莲出示了购房手续，此时，胁迫行为才得以终止。因此，除斥期间应从2019年10月25日起算，刘志斌于2020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依法撤销案涉协议，未满一年，因此撤销权并未消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申宝莲在有合法救济途径的情形下企图通过隐瞒足以定案的证据，恶意提起诉讼的方式将房屋不能交付的风险转嫁到无偿代理人刘志斌身上，实属有违公平正义。 申宝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9年3月6日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向原告偿还款项13万元，并承担赔偿责任13万元，共计2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建勇委托被告刘志斌代其在海南购房，刘志斌获知魏莉瑛有海南一套房产的购房指标后告知武建勇，武建勇同意购买上述房产，于2015年1月9日向刘志斌账户转款13万元。2015年1月12日，刘志斌将该13万元取出，后存入魏莉瑛账户，魏莉瑞将其与李邦进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以李邦进名义交付8万元首付款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复印件交付被告刘志斌，刘志斌又交付武建勇。上述李邦进与魏莉瑛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李邦进将文昌市东郊镇政府保障性住房柳海湾小区的一套购房指标转让给魏莉瑛，转让费为5万元；双方协议签订之日，魏莉瑛将5万元转让费一次性付清给李邦进，并由魏莉瑛按照东郊镇人民政府的要求按时将8万元打入东郊镇人民政府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该房的首付款，剩余房款按照东郊镇人民政府统一缴款时间由魏莉瑛全部按时支付；该房屋价款在缴款时以李邦进名称支付，但相关手续由魏莉瑛保存，交房后房屋由魏莉瑛占有使用。案涉房产目前仍未建成交付。2016年1月16日，武建勇因病去世。武建勇系原告申宝莲、武群太之子，其与张芳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武柯帆。武群太于1992年去世。武建勇与张芳于2004年12月29日解除婚姻关系，此后，未再生育子女。2019年3月6日，武柯帆出具自愿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自愿放弃武建勇对刘志斌的13万元债权。2018年8月25日，武柯帆、申宝莲将刘志斌诉至本院，诉状称2015年刘志斌称可以帮武建勇购买海南省文昌市的购房指标，但需要刘志斌向其支付13万元。武建勇于2015年1月9日向刘志斌账户转入13万元，但刘志斌至今未实现其承诺，请求判令其偿还武柯帆、申宝莲13万元及利息。该案开庭审理时，武柯帆、申宝莲称在武建勇的遗物中未发现相关手续，在回答“没有被告称的手续，你方如何知道该房屋信息”时，原告称“是武建勇告诉其母亲和儿子房屋信息的”。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对魏莉瑛进行了询问。魏莉瑛称当时东郊镇政府建的经济适用房给海南边防总队优惠购房指标，其买了部队一个教导员的房子，将购房手续交给了其哥哥魏建平。申宝莲与刘志斌于2019年3月6日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刘志斌曾为申宝莲儿子武建勇购买海南房产，但由于各种原因和武建勇去世，有诸多事说不清，但当时武建勇给刘志斌13万元，刘志斌说魏莉瑛和吴（李）邦进的购房协议和吴（李）邦进的交款票据（8万元）给了武建勇，现双方共同达成协议：一、申宝莲负责找上述两项手续；二、刘志斌负责将13万元退还给申宝莲；三、如申宝莲找到上述两项手续与刘志斌的13万元同时交接；四、申宝莲找到两项手续后，刘志斌反悔不支付13万元，申宝莲可加倍要求刘志斌承担责任；五、本协议签订后，申宝莲负责撤诉。同日，申宝莲、武柯帆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本院做出（2019）冀0104民初781号民事裁定，准许武柯帆、申宝莲撤回起诉。2019年3月13日、4月16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照宁三次向被告武建勇发送短信，称原告申宝莲已经找到协议书所说的两份材料，催促其履行协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称（2019）冀0104民初781号案件起诉前曾找过购房手续，武建勇离婚后和儿子一起住，但儿子在家住的时间少，所以不清楚其物品放在哪里，没有找到购房手续。撤诉后原告组织孩子们翻箱倒柜找，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两项手续。买房时武建勇对原告说起过在海南买房子。在武建勇住院时，其听武建勇和刘志斌共同的朋友说刘志斌在海南给武建勇买了一套房子。关于房子的具体信息在没有购房手续的情况下为什么诉状表述完整规范，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其从网上查过涉案房产的相关信息。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2019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代理人孙照宁发给刘志斌的短信截图、被告提交的刘志斌银行流水、（2019）冀0104民初781号卷宗材料等证据能够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刘志斌接受武建勇的委托，为其在海南购买房产，并将武建勇支付的购房款全部交付出卖人魏莉瑛，魏莉瑛亦将房产转让协议及首付款收据经刘志斌转交给武建勇，受托人刘志斌已完成委托人武建勇委托的事项。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被告征得了原告的同意，购房协议明确约定李邦进系将购房指标转让给魏莉瑛，涉案房产尚未建成交房，武建勇收到协议及收据后，并未提出异议，故委托人武建勇应承担涉案房产无法交付、办证的风险。对原告申宝莲所持被告刘志斌未完成代理事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申宝莲在（2019）冀0104民初781号案件审理中，主张其未见过购房手续，仅听武建勇说起过购房事宜，但起诉书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表述涉案房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与房屋转让协议记载完全一致，明显不合常理。武建勇去世后，家人应仔细整理其遗物，原告在被告与其达成协议后两三天内即找到了购房手续，但称在（2019）冀0104民初781号案件起诉前多次寻找未找到，也与常理相悖。应当认定在原告及武柯帆起诉被告要求偿还13万元及利息时持有购房手续但故意隐瞒，被告因此认为无证据证明其已完成委托事项，故有败诉的恐惧这种心理认知，并在这种情形下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与原告签订了协议，承担涉案房产无法交付的风险。该协议系被告刘志斌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2019年3月13日、4月16日，被告收到原告代理律师孙照宁的短信，称原告申宝莲已经找到协议书所说的两份材料，但原告并未将该两份材料向被告出示，直至2019年10月25日，本院向被告刘志斌送达本案起诉书及证据材料时，被告才确定原告出示了购房手续。因此，被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自2019年10月25日起算，其主张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申宝莲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原告申宝莲与被告刘志斌于：2019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 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武建勇与刘志斌之间委托行为真实存在，刘志斌将受托房产的转让协议及首付款收据交给武建勇即完成了委托事项，武建勇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双方的委托合同已履行完毕，因此，基于委托行为而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述委托合同仅约束合同的当事人，武建勇去世后，其财产权可以被继承，但其在本案中委托人的身份不能继承，在武建勇本人未对此委托代理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申宝莲无权以继承人身份对刘志斌的代理行为提出异议。其他方面，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意见。综上所述，申宝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80元，由上诉人申宝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彦松 审 判 员 易卫军 审 判 员 史亚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李翔野 书 记 员 田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