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再307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荣付，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北京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聃，北京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韩化秀，男。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宝玖，男。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海英，女。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闫国豪，男。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闫景堂，男。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逯桂枝，女。 以上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海英，女。 申诉人蒋荣付因与被申诉人韩化秀、高宝玖及二审被上诉人闫海宁打捞船舶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四终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民监[2018]29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抗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莉，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出庭。申诉人蒋荣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胡聃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韩化秀、高宝玖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未出庭参加诉讼。闫国豪、闫景堂、逯桂枝委托徐海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提出抗诉。具体抗诉理由如下： （一）原判决认定“在合伙协议尚未终止的情况下，蒋荣付、闫海宁提出韩化秀、高宝玖退还其投入资金本金及应得利润的请求缺乏依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按照合伙协议确定。本案中，当事人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共同打捞沉船“新宝1”轮，打捞上来后将船卖掉，先退还本金，利润四人平分。合伙协议的目的就是将“新宝1”轮打捞上来以后卖掉，从中获利。2008年6月沉船已经打捞上来并以550万元卖掉，合伙目的已经实现，蒋荣付、闫海宁主张终止合伙协议、退还投入本金及分配合伙利润，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蒋荣付、闫海宁提出返还全部出资及利润的诉讼请求，可以认为其向法院提起的是退伙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合伙协议中未对退伙作出约定，根据上述规定，蒋荣付、闫海宁退伙的诉讼请求原则上应予准许。然后再计算合伙期间的债务支出与利润，决定是分担债务还是分享利润。如果蒋荣付、闫海宁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可以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判决却驳回二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原判决认定“鉴于目前四合伙人共同拥有案涉船舶30%股权，且就打捞‘新宝1’轮产生的债务尚未清算完毕，故其合伙目的尚未完全实现，合伙协议亦未终止”，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在2008年6月18日前，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为打捞‘新宝1’轮支付的费用和尚欠的打捞费少于卖船款550万元，不存在多余的债务”的事实，且在二审过程中韩化秀、高宝玖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还存在一审法院没有认定的打捞“新宝1”轮产生的债务，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中也没有关于打捞“新宝1”轮债务尚未计算完毕的相关事实。原判决认定“就打捞‘新宝1’轮产生的债务尚未清算完毕”，缺乏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并没有将债务清算作为合伙终止的条件，债务清算是合伙终止的后果而不是合伙终止的前提条件。蒋荣付、闫海宁起诉时，案涉沉船已经打捞上来并且卖给了天津开行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开行公司）70%股权、天津开行公司也支付了购船款，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终止条件已经成就，蒋荣付、闫海宁要求终止合伙、分配合伙利润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原判决将债务清算认定为合伙协议终止的条件，以打捞‘新宝1’轮产生的债务尚未清算完毕，从而认为合伙协议尚未终止，判决驳回蒋荣付、闫海宁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当事人合伙协议的约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二）原判决认定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合伙人共同拥有案涉船舶30%股权，缺乏证据证明。 韩化秀、高宝玖主张其与天津开行公司签订案涉船舶《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出卖案涉船舶70%股权后，剩余30%股权应由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人共同占有，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都认可的口头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务是将沉船打捞上来后卖掉，退还本金后利润四人平分，当事人并未约定对打捞上来的沉船四人共有股份，再继续经营。《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是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签订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是韩化秀、高宝玖，并非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人，合同也明确约定由韩化秀、高宝玖占有案涉船舶30%的股权。在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对案外人李某某、郭某、杨某某进行询问时，李某某、郭某均陈述是韩化秀、高宝玖将案涉船舶卖给了天津开行公司，蒋荣付、闫海宁对此并不知情。杨某某陈述案涉船舶由韩化秀、高宝玖、李某某各占股份。李某某和郭某分别是天津开行公司和海天海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是购买和出卖案涉船舶的经办人，杨某某与韩化秀是夫妻关系，证言比较有可信度，且与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 虽然在“新宝1”轮打捞过程中，韩化秀、高宝玖多次代表四合伙人对外处理打捞事宜，但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签订《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约定占有案涉船舶30%股权，超出了口头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务范围，韩化秀、高宝玖也未提出证据证明其签订《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占有30%股权的行为得到了蒋荣付、闫海宁的授权。原判决认为“在‘新宝1’轮打捞过程中，韩化秀、高宝玖多次代表四合伙人对外处理打捞事宜，因此，《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虽系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所签，但韩化秀、高宝玖在《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上的签字行为，应视为代表四合伙人与天津开行公司所签”，缺乏证据证明。 高宝玖2010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明案涉船舶的30%股份由四合伙人共有。该《证明》内容为：“原‘新宝1’，现‘上源9’船，天津开行公司经理李某某占股份70%，高宝玖、韩化秀、蒋荣付、闫海宁占股份30%，现在大连沉没，保险公司赔偿，有我和蒋荣付去公司处理。”该《证明》系高宝玖在看守所被羁押时书写，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并不能代表蒋荣付、闫海宁。 申诉人蒋荣付称，同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补充意见为，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人合伙并未约定由韩化秀、高宝玖卖船后继续占有经营案涉船舶，四人合伙的目的是将船舶出卖后返还出资款并平分利润。其只认可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之间确定的案涉船舶价格为550万元，应当以此数额为基础确定应返还的出资款和可分配的利润。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2008年6月18日签订《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约定由韩化秀、高宝玖享有案涉船舶30%股权，只代表该二人意见，并无蒋荣付、闫海宁授权。蒋荣付、闫海宁在原审中提交的高宝玖2010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并非为证明二人认可案涉船舶30%由高宝玖、韩化秀、蒋荣付、闫海宁享有，而是为办理案涉船舶再次沉没而进行的理赔手续，且该证明所载内容只是高宝玖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案涉船舶30%股权由四人共同享有。自2008年6月18日签订《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时起，四人合伙目的已经达到，四人合伙协议应当终止。而且合伙人闫海宁也已经去世，高宝玖也因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基于新的事实合伙协议也应解除。 被申诉人高宝玖、韩化秀未提交答辩意见。 徐海英述称，闫海宁在本案再审前已经去世，其系闫海宁配偶，闫海宁的继承人还包括其子闫国豪，其父母闫景堂、逯桂枝，均同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和蒋荣付申诉意见。 本院再审认为，2007年7月至8月，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人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后发生争议。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第一，“新宝1”轮30%股权是否属于韩化秀、高宝玖与蒋荣付、闫海宁四人共有，四人合伙关系是否已经终止；第二，韩化秀、高宝玖是否应当向蒋荣付、闫海宁支付投入的资金和应得的利润。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在原审过程中，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对于四人订立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共同打捞上来沉船“新宝1”轮后将船卖掉，先退还本金，剩下利润四人平分的事实都是认可的。2008年6月18日《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是韩化秀、高宝玖与天津开行公司签订的，约定由天津开行公司享有案涉船舶70%股权，由韩化秀、高宝玖享有30%股权。该合同书上既没有蒋荣付、闫海宁签字，二人亦不认可韩化秀、高宝玖将案涉船舶进行股份化处理的行为，而且股份化处理的做法与口头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也不一致。虽然韩化秀、高宝玖在签订《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前确曾代表四人与其他公司签订捞船合同，但捞船合同内容均与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内容并不矛盾，且得到了蒋荣付、闫海宁认可。蒋荣付、闫海宁在2009年即提起本案诉讼，其在提交高宝玖于2010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时，已经明确表明并不认可《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约定的股份化处理案涉船舶的做法，该证明只是高宝玖单方意思表示。因此，原判决根据高宝玖于2010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认定案涉船舶30%股权由蒋荣付、闫海宁、韩化秀、高宝玖四人享有，确实存在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在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由谁享有和四人合伙关系是否终止时，原判决还有以下基本事实没有查清：案涉船舶在2008年6月18日《船舶股权购买合同书》签订后，所有权登记在谁的名下，由谁占有使用或经营管理，因经营该船舶所得收益由谁获得或分配；案涉船舶被上海成功水域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成功公司）打捞出水后又发生沉船，是否进行了理赔，赔偿款项由谁占有，是否进行了分配。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一审和二审过程中还有两项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其一，2008年4月4日，高宝玖代表四人与上海成功公司签订的打捞合同约定的打捞费为260万元，需要在打捞成功后支付完毕；一审判决认定高宝玖已经支付的打捞费数额是1701500元，但没有查清是否还需要继续向上海成功公司支付剩余打捞费，二审也没有查清是否已经付清或者还欠付上海成功公司打捞费的事实。其二，一审判决第31页“第六”部分，韩化秀、高宝玖虽主张支付鲁北电动工具总厂加油款数额是79120元，但其中一张3万元的收条没有具体时间，另一张3万元的收条是2008年6月18日后开具的，不能证明与打捞案涉船舶有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韩化秀、高宝玖支付鲁北电动工具总厂加油款数额为17537元，但是，79120-30000-30000=19120（元），两者并不相同。上述基本事实查清之后，才能准确认定韩化秀、高宝玖是否应当向其他合伙人支付投入的资金和应得的利润。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查明蒋荣付、徐海英提出的闫海宁去世以及其继承人的相关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四终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和天津海事法院（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天津海事法院重审。 审判长  王云飞 审判员  王 涛 审判员  张能宝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马赫宁 书记员舒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