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633号原告：蒲勤，女，1984年8月8日出生，满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成、张纯，均为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志超，男，汉族，1981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贤，系被告母亲。被告：舒俊杰，男，苗族，2014年7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被告：舒贵娟，女，苗族，1983年10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星、洪思玮，均为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蒲勤诉被告黎志超、舒俊杰、舒贵娟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由审判员袁贞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袁贞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8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蒲勤的委托诉讼代理张纯，被告黎志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惠贤、被告舒俊杰、舒贵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星、洪思玮到庭参加两次诉讼，原告蒲勤的委托诉讼代理朱建成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与三被告解除《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及《之补充协议》；2、三被告向原告返还场地转让费人民币2500000元及利息600210.94元（利息自付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3、三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庭审中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及《之补充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2007年5月10日，黎志超和舒俊杰之父黎啟强与李素贞签订《转让租让合同》，约定李素贞将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第四经济社土名为新庄水库鹅厂、厂房及附近土地转租给黎啟强，租用期限为2007年5月至2019年，即李素贞与阳升村第四经济社在1991年1月1日所签订的合同到期为止。2007年6月22日，黎啟强与花都区新庄水库工程管理处签订《果树承包合同》，约定花都区新庄水库工程管理处将新庄水库西干渠果园的荔枝、龙眼树以及胡文东承包的旧柑园一并发包给黎啟强，承包期限为2007年9月30日至2022年9月30日。2008年5月10日，黎啟强与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社签订《山地租赁合同》，约定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社将位于陆岭山头东北角的山边坡地（面积约为0.8亩）出租给黎啟强作经营游乐场之用，承租期限为2008年5月10日至2039年12月31日。后黎啟强又与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签订《山地租赁合同》，约定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将新庄水库坝南侧山坡地（原鹅厂空置地，面积约为11亩）出租给黎啟强作经营游乐场之用，承租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39年12月31日。上述合同签订后，黎啟强依约付清了合同款项。2013年3月30日，原告与黎啟强签订《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约定黎啟强向原告转让新庄水库山庄项目土地租赁合同协议（前述四个合同）上拥有的权利及地上建筑物及全部附着物（二号楼3楼或等同面积房屋自签订本合同起使用10年除外）的使用权利，使用权期限至2039年，案涉场地转让费为680万元，分96期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定向黎啟强支付了案涉场地转让费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后黎啟强因病去世，原告于2016年9月12日与黎啟强当时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即黎志超于签订《之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在签订补充协议之时，先向黎志超支付人民币30万元，在原告与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花都区花东镇大东二队及新庄水库管理处办妥新的租赁协议后3日内再支付20万元，转让合同的租赁权利、责任、义务即全部属于原告。原告按约定于2016年9月14日向黎志超支付30万元。原告依约支付案涉场地转让费后，三被告却拒绝向原告履行交付场地等合同义务，案涉场地一直由舒俊杰和舒贵娟经营至今。2018年8月13日，原告起诉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诉请三被告返还场地，花都区法院认为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在无证据证明经济社同意转让的情形下存在效力瑕疵，并且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因此原告应先行解决合同纠纷后，再行处理返还案涉场地一事，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上诉请求。另，2018年8月18日，舒俊杰和舒贵娟以继承权纠纷起诉黎志超，要求继承黎啟强名下所有财产（包括案涉场地承包经营权）。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舒俊杰与黎啟强存在亲子关系，舒俊杰有权继承黎啟强名下所有财产，因原告已向花都区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越秀区法院对案涉场地未作处理。舒俊杰和舒贵娟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原告认为，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是合同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已依约支付了案涉场地转让款。黎志超和舒俊杰作为黎啟强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黎啟强财产的同时，也应当依法承担合同债务，现三被告拒绝向原告交付案涉场地，已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避免原告损失进一步扩大，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黎志超辩称：一、本人并没违反《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之补充协议的约定。1、补充协议并无约定交付场地的具体时间，而且还明确约定了在甲方收齐乙方两次交付的剩余部分款项共计50万元后，租赁权利、责任、义务才属于乙方。而且甲乙双方就正式移交租赁事项所达成的协议已经包括了其中第二点的全部内容。内容中剩余部分款项共计50万元之处理办法，就是在移交场地等租赁事项之前，由乙方分两次向甲方缴费款项。而且乙方已向甲方交付的30万元，仅是支付了剩余部分款项的其中一次，还未具备进场条件。2、原告需提前进入场地，本人没有拒绝。即使原告未能提前进场，都与本人无关，因这并非补充协议中约定本人须履行的义务。也无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详见（2018）粤0114民初8574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16698号民事判决书。以上判决书作为本人并没有拒绝原告提前进场的证据。二、综上，本人没有相关法律责任，若产生法律后果均与本人无关。被告舒俊杰辩称：一、原告与舒贵娟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原告被驳回诉讼请求原因，是因为舒贵娟并非是本案合法当事人，舒贵娟也不是黎啟强的继承人，舒贵娟在法律没有向原告交付场地的义务。因此，原告与舒贵娟占有物返还被驳回诉讼请求，并不能作为舒俊杰拒绝交付场地的依据。舒俊杰不清楚黎啟强是否有依据本案合同收取原告款项以及收取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转让款，根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原告是需要将款项直接汇入黎啟强指定的银行账号，并且按照96期分期支付，但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所载明的账号并不是黎啟强在合同中载明的账号，因此舒俊杰不确认原告提交的支付凭证就是原告就转让合同所支付的转让款，舒俊杰也无法确认原告提交的招商转账记录中所记载账号是黎啟强本人的账号，即使原告提交的招商银行转账记录所载明的账号是黎啟强本人的，但根据招商银行流水的摘要显示，只有2000000元是花都区新庄水库项目款，对于原告在2014年11月5日支付的新庄水库工程款50000元不予认可。该50000元与原告以往支付的项目款数额以及摘要不一致，无法证明这50000元就是新庄水库项目款，以及转让合同所指向的转让款。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6日、7日的15万支票存根和交易流水付款方和收款方均不是转让合同的当事人，该款与转让合同的转让款无关。另外，黎志超以及梁惠贤与原告恶意串通，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舒俊杰不予认可梁惠贤于2016年9月14日私下收取原告的300000元，不能作为转让合同中山庄转让款的依据。另外，原告也没有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转让款项，原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5年4月16日，而黎启强是2016年4月18月死亡，原告逾期付款已经超过半年以上，根据转让合同的约定，黎啟强可以拒绝交付新庄水库山庄，以收取的转让款不予退还。三、原告现在主张返还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根据黎启强与原告实际履行转让合同的情况可以推断，转让合同实际上在黎啟强在世期间已经解除，在原告2015年4月16日有一笔款支付之后直至黎啟强死亡之前，长达一年的时间，原告已经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同时黎啟强也没有将山庄交付给原告，原告也没有向黎啟强主张任何权利，显然原告也清楚是原告自己的原因导致合同终止。转让合同涉及的金额达6800000元，在如此大额的交易下，对于每一次付款都会标注摘要以及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原告来说，如原告认为黎啟强违约，理应及时主张权利，但是在2013年3月31日合同签订直至2016年4月18日黎啟强去世，原告均没有向黎啟强主张任何的权利，因此，原告现在主张返还款项至今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舒俊杰认为原告可以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拖延的款项以及按期支付剩余的金额，舒俊杰同意向原告交付新庄水库山庄，否则视为原告违约，黎啟强收取的款项不予退还。被告舒贵娟辩称：我方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黎啟强遗产的继承人，舒贵娟只是作为法定代理人维护舒俊杰权益前提下对舒俊杰可继承的遗产进行处分，舒贵娟不应当承担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没有返还土地已经款项的义务。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蒲勤作为另案原告与本案被告舒贵娟作为被告、本案被告黎志超作为另案第三人的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原告主张被告舒贵娟立即停止侵权并在三日内返还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庄水库西干渠果园、柑园地块及附属物、新庄水库鹅厂厂房及附近地块、花都区花东镇大东二队陆岭山头东北角山边坡地以及新庄水库坝南侧山坡地的承包经营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给原告。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857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蒲勤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蒲勤作为上诉人将该案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669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判决确认以下事实：涉案土地及建筑物为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第四经济社土名为新庄水库鹅厂、厂房及附近的土地，新庄水库西干渠果园、旧柑园，新庄水库坝南侧山坡地，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陆岭山头东北角山边坡地。2007年5月10日，黎啟强与李素贞签订转租让合同，约定李素贞将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第四经济社土名为新庄水库鹅厂、厂房及附近的土地转租给黎啟强，转租期限为2007年5月至2019年即甲方与阳升村第四经济社在1999年1月1日所签注的合同到期为止。2007年6月22日，黎啟强与广州市花都区新庄水库工程管理处签订果树承包合同，约定广州市花都区新庄水库工程管理处将新庄水库西干渠果园的荔枝、龙眼树、以及原胡文东承包的旧柑园一并发包给黎啟强，承包时间为2007年9月30日至2022年9月30日。2008年5月10日，黎啟强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签订山地租赁合同，约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将位于陆岭山头东北角山边坡地面积约0.8亩出租给黎啟强经营游乐场，承租期30年，即从2008年5月10日至2039年12月31日止。后黎啟强又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签订山地租赁合同，约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将新庄水库坝南侧山坡地（原鹅厂空置地，面积约为11亩）出租给黎啟强作经营游乐场之用，承租期限为20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39年12月31日止。上述合同签订后，黎啟强依约付清了合同款项。2013年3月30日，黎啟强（出让方、甲方）与蒲勤（受让方、甲方）签订《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约定：第二条，甲方自愿向乙方出让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的土地租赁合同协议上拥有的权利（见附件原租赁合同共4份）及其地上建筑物及全部附着物（二号楼3楼或等同面积房屋自签订本合同起使用10年除外）。第四条，项目地块总面积以甲方所签土地租赁合同协议上的面积为准。第五条，本合同项下的项目经营权出让年限为以甲方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协议上的余下经营年限为准，自本合同签订之日生效。第七条，本合同项下出让费用为680万元。第八条，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共分96期，每月为1期，前12期每期支付20万元，其中第三期付款40万元，第13期起每期支付5万元。签订合同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前两期款项40万元，第三个月起每月28号向黎啟强工商银行的账号划付分期款。乙方逾期支付出让费的按当期5‰/每天向甲方支付滞纳金，逾期半年以上的甲方有权收回花都新庄水库山庄，已收的出让费不予退还。第十条，甲方通过合法手续租赁取得新庄水库约20亩土地，使用权至2039年（如附图：大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阳星村第四经济合作社盖章确认蓝图为准）。甲乙双方同意自甲方收到前两期款项之日与乙方到相关部门办理加名及更名手续，即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协议的承租人及承包人变更、加名为：黎志超、蒲勤。第十一条，所有有效权利的证明文件必需办理变更及加名登记手续，甲方必须在30日内配合乙方到相关部门完善加名登记手续。第十二条，双方同意乙方可提前支付本合同所约定的出让费，在乙方提前支付了全额出让费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到相关部门将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协议上其中的承租方或承包黎志超变更为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蒲勤于2013年4月17日、2013年6月8日、2013年7月24日、2013年10月12日分4期，每期向黎啟强支付了20万元，2013年11月13日、2013年12月25日分2期，每期向黎啟强支付10万元，2014年4月1日、2014年7月17日、2014年9月30日分3期，每期向黎啟强支付了20万元，2014年11月5日支付了5万元，2015年2月15日、2015年4月16日分2期，每期向黎啟强支付了20万元，共计205万元。2015年1月6日，广州藏誉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州市雅怡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支票支付15万元，用途为往来，由黎啟强签名。黎啟强与梁惠贤原为夫妻关系，于2009年9月30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黎志超系二人之子。黎啟强于2016年4月4日因病去世。2016年8月31日，黎志超出具授权委托书：本人黎志超全权委托梁惠贤代为办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新庄水库旁的山庄的一切事情，包括签租约及代收租金等。2016年9月12日，梁惠贤作为黎志超的代理人（甲方代理人）与蒲勤（乙方）签订《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根据原甲方黎啟强生前与乙方蒲勤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及相关约定，黎啟强已将其承租的位于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花都区花东镇大东二队、新庄水库等出租地块及附属物全部转租给蒲勤女士。现甲、乙双方就正式移交上述租赁事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履行上述租赁权转交给乙方蒲勤是原甲方黎啟强生前的决定，乙方蒲勤已按约定支付了约定的款项给原甲方黎啟强。二、尚余部分款项，甲方及甲方代理人同意，在移交上述租赁土地及附属设施之前（签本协议时），乙方先向甲方代理人支付30万元；在乙方与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花都区花东镇大东二队及新庄水库管理处办妥新的租赁协议后三天内（公休日顺延），再向甲方代理人支付20万元，两次付款共计50万元。甲方代理人代表甲方收齐上述款项后，上述租赁权利、责任、义务即全部属于乙方，甲方及甲方代理人保证不再主张上述租赁权利及其他任何权益。补充协议签订后，蒲勤于2016年9月14日向梁惠贤支付了30万元。另案诉讼中，蒲勤称其与黎啟强签订的涉案合同并未约定场地交付时间，仅是口头协商付完合同款项再交付场地。补充协议对此补充约定黎志超在蒲勤支付了30万元转让款后交付场地，但是涉案场地因一直由舒贵娟占有使用，黎志超遂未交付场地给蒲勤使用。对此，舒贵娟称其自2010年开始与黎啟强同居生活并经营新庄水库山庄即涉案场地，黎啟强去世后涉案场地仍由其经营使用至今，其与黎啟强生育一子舒俊杰，蒲勤与梁惠贤恶意串通签订的补充协议损害了舒俊杰的权益，因属无效协议。另案诉讼中，蒲勤提交了一张总平面图，该平面图系其与黎啟强签订《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时的附件，平面图上加盖了村委及经济社的公章，拟证明黎啟强向其转让涉案地块时得到了发包单位的同意。舒贵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该平面图并不能证明黎啟强转让涉案土地经过了发包方的同意。舒贵娟、舒俊杰因继承黎啟强遗产问题与黎志超产生纠纷并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3629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舒俊杰与黎啟强构成亲子关系，舒俊杰与黎志超作为黎啟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黎啟强的遗产，对于本案所涉土地的用地使用权，该判决以本案正在审理中为由，未予调处。该案判决后，舒俊杰、舒贵娟不服并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2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粤01民终16698号案件审理期间，蒲勤称黎啟强已向其交付涉案土地及相关设施设备，其派员进驻了场地，黎啟强去世后，舒贵娟不愿意迁出还驱赶了蒲勤的进驻人员。蒲勤对其该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蒲勤称其支付转让款至2015年4月16日，之后未依约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原因是舒贵娟从2015年5月开始将其进驻人员驱赶。关于为何未按照《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办理变更和加名手续的问题，蒲勤表示不清楚。关于为何未按补充协议约定办妥新的租赁协议的问题，蒲勤亦表示不清楚。蒲勤确认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租赁权并无在相关集体经济组织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舒贵娟认为涉案土地一直由黎啟强与其共同使用，不存在任何的场地交接，蒲勤也没有派驻人员进场，舒贵娟是在黎啟强去世后，与黎啟强前妻梁惠贤因为涉案土地的使用问题产生争执而报警。经查，广州藏誉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4日，法定代表人为龚铭。广州市雅怡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谭秀兰。本院依法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发函询问涉案土地及地上物的规划报建情况，该局回函称：该地块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信息和建设单位办理报建记录。该地块部分土地已登记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权利人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第四经济合作社，土地权利性质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本院依法向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村民委员会发函询问蒲勤与黎啟强之间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转租让合同》、《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是否告知该村第四经济社并经其同意，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寄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村民委员会，至今未收到回复。本院认为，黎啟强与李素贞、广州市花都区新庄水库工程管理处、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第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阳升村四队签订的转租让合同、果树承包合同、两份山地租赁合同，上述土地有部分土地仍未登记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且各方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取得上述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且蒲勤与黎啟强之间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黎志超与蒲勤之间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均未有证据证明取得土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让，所在土地的地上建筑物也未取得合法规划报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上述合同均自始无效。蒲勤主张确认《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及《之补充协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五十八条的规定，《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及《之补充协议》无效，蒲勤主张各被告返还其支付的场地转让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其中，蒲勤与黎啟强签订《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后，广州藏誉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州市雅怡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15万元并非直接支付给黎啟强，也无法体现与本案《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转让款之间的关系，而黎啟强直接收取的场地转让费款项为205万元，黎志超、舒俊杰作为黎啟强的法定继承人，理应在其继承黎啟强遗产范围内向蒲勤承担返还此场地转让费205万元的责任。而根据《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黎志超委托梁惠贤于2016年9月14日收取了蒲勤支付的30万元，理应由黎志超直接向蒲勤承担返还义务。因（2019）粤01民终16698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蒲勤并未实际取得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的使用权，并在该案审理中确认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租赁权并无在相关集体经济组织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对《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无效，蒲勤亦存在过错，因此蒲勤主张黎志超、舒俊杰向其返还场地转让费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舒贵娟并非黎啟强的法定继承人，蒲勤主张其返还款项及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蒲勤与黎啟强于2013年3月30日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原告蒲勤与被告黎志超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的《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无效；二、被告黎志超、舒俊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其继承黎啟强遗产范围内向原告蒲勤返还黎啟强在《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中收取的场地转让费205万元；三、被告黎志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蒲勤返还黎志超在《花都新庄水库山庄项目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中收取的场地转让费30万元；四、驳回原告蒲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02元，由原告蒲勤负担6118元，由被告黎志超、舒俊杰在继承黎啟强遗产范围内负担20897元，由黎志超负担458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袁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黄瑜彭小容方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