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5855号原告：黄义新，男，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彩儿，广东伟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秋丽，广东伟通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毕汝辉，男，198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银桂，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婷，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76号3-4楼全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48329968。法定代表人：姚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泰明，该公司员工。原告黄义新诉被告毕汝辉、广州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顺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义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彩儿，被告顺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泰明，被告毕汝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银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义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的工资40220元；3、判令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3815元。4、判令两被告支付劳动合同期间的年终奖824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被告顺丰公司面试后被其录用，2016年9月，被告顺丰公司安排原告到毕汝辉的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展力货运服务部（以下简称展力货运服务部）处上班，职位为收派件员，被告顺丰公司每月根据原告的收派件量核算工资，在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将工资先发给展力货运服务部，再由展力货运服务部向原告发放工资。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被告顺丰公司每月通过其APP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一直工作至2020年5月。在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两被告每月扣缴了原告的个人所得税款项后再发放工资。2017年11月1日起，展力货运服务部要求原告每月向其支付个人所得税款项，原告每月均按照其要求付款。事后，原告得知两被告并未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两被告以代扣缴个人所得税名义克扣拖欠原告工资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毕汝辉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一、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我方确认原告黄义新2016年9月1日入职展力货运服务部，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原告与毕汝辉的关系从2017年11月起即发生变化，双方已转变为合作关系。原告与毕汝辉协商一致在毕汝辉那里承包部分顺丰的收派件业务，所承包的业务区域范围为原告原来一直负责的区域，双方约定原告对其负责的区域的收派业务享有独占垄断性，毕汝辉不可插手原告所在区域的收派件业务。原告每月根据业绩支付承包费及承担展力货运服务部的部分开支，具体数额每个月由各方共同协商一致确定。2、展力货运服务部已于2020年7月14日被核准注销。毕汝辉为经营者，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应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因此毕汝辉作为个人不能被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工资问题，无论是入职时至2017年10月的工资还是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的业务提成，均已由展力货运服务部及毕汝辉通过银行转帐及委托深圳市顺恒融丰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发放给原告，展力货运服务部没有拖欠原告工资，均足额发放。无论是工资发放还是业务提成，所发的金额中不存在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毕汝辉从没有要求原告支付个人所得税款项。毕汝辉也曾向两名原告明确表示过，其经营的服务部是个体工商户，没有代缴个税的资格。另，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关于支付2019年9月29日之前的拖欠工资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有部分请求也过诉讼时效。三、2020年5月30日原告因个人原因向展力货运服务部提出离职，并实际也在当天离职。原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向展力货运服务部或毕汝辉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四、双方没有约定年终奖。因此毕汝辉无需支付年终奖给原告。被告顺丰公司辩称，原告是展力货运服务部的员工，与我司无关，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全部驳回。经审理查明，毕汝辉是展力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者，展力货运服务部于2015年7月9日注册登记成立，于2020年7月14日注销工商登记。2015年11月20日，展力货运服务部（乙方）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花都营业部（甲方）签订《收派服务合同》，合同内容提及：第二章第4条第5项：甲方有权对乙方人员素质与业务操作能力进行抽查，有权建议乙方调换不胜任工作的人员或增加人员。第7项：为确保乙方人员能满足甲方业务操作标准，甲方可协助乙方对乙方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新业务、新产品培训，帮助乙方人员掌握办理收派服务需要的操作知识，向符合考核要求的乙方人员颁发服务证。第8项：鉴于甲乙双方合作的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代乙方垫付的费用，可从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中扣除相应的款项，代垫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代乙方支付给乙方雇员的福利费、代乙方为其雇员缴纳的商业保险费，乙方应按照服务费的全额开具发票，甲方为乙方垫付的费用不从发票额中扣除……第五条第2项:乙方招录的为收派服务的人员，应当符合甲乙双方商定的标准（具体见《乙方服务人员招录标准》），乙方应当确保其招录的服务人员数量和素质等各方面可以充分满足收派服务的需求，满足甲方对业务服务的时效和质量要求，从事收派服务的乙方人员如有变更的，需提交甲方备案，并应在业务高峰期间按照甲方的建议增加收派服务服务人员数量。……第五条第2项：甲、乙双方签订、履行本合同，不构成甲方与乙方人员之间的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乙方应对其招录的人员依法完全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及时与乙方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提交甲方备案，及时、足额向乙方人员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含加班费），依法缴纳各类社会保险，依法定情形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费用，并保障乙方人员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妥善处理与乙方人员之间的纠纷，避免对收派服务造成不利影响。同日，展力货运服务部（乙方）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花都营业部（甲方）签订《业务服务条款》，约定：一、收派服务业务范围：第1条、甲方同意乙方按双方约定的区域，提供以下业务服务（下称“收派服务”）：1、收取、包装甲方客户投寄的货物；2、向甲方客户派送到达的货物；3、代表甲方向客户收取快递运费及其他费用；4、代表甲方向客户开展营销活动，合理有效地执行甲方安排的市场推广信息宣传工作（如宣传单张、推广资料的派发等），维护甲方服务与产品推广应用的规范性及品牌管理的统一性；5、其他业务。……二、服务期限：第3条，服务期限：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第8条：乙方作业时应使用甲方提供或者指定之工具、终端、物料、工衣工装、服务证等物件，就乙方使用该等指定物资，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公布及不时修订的《伙伴计划收派合作伙伴装置、物料劳保用品管理指引》操作。2018年11月30日，展力货运服务部（乙方）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将原合同业务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修改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5月30日，展力货运服务部（乙方）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将原合同业务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修改为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1月20日，展力货运服务部（乙方）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将原合同业务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修改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黄义新（乙方）与展力货运服务部（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从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工作岗位为收派业务类，黄义新工资为正常工作时间1895元/月+加班公司和绩效奖金，因甲方接受顺丰公司的统一管理，所以顺丰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亦视为甲方的规章制度，乙方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执行。黄义新主张其于2015年8月6日被顺丰公司招聘入职，分配到红棉大道28号风神营业部当快递员。在2016年9月1日被安排跟展力货运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一直工作到2020年5月30日。被告委托了广州仕邦人力资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原告购买社保，一直购买到2020年5月。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加班工资+绩效奖金，发放工资没有工资条。被告顺丰公司每月根据原告的收派件量核算工资，在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将工资先发给展力货运服务部，再由展力货运服务部向原告发放工资。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被告顺丰公司每月通过其APP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的工作时间按照合同约定为不定时工作制，事实上原告在每天早上6点到7点的时候就开始用顺丰公司的软件打卡，打完卡就开始收派件的工作，直到晚上10:18下班，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因为展力货运服务部以扣缴个税的方式克扣了原告的工资，未足额发放工资，故原告在2020年5月30日离职。当时原告按照展力货运服务部的要求签了一份辞职申请表，辞职申请表上填写的不是真实的离职原因。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劳动合同书、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顺丰金融APP发放工资截图；2、微信转账截图、每月税款统计单据、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2017年12月至2020年5月），原告按照被告毕汝辉要求每月向其支付个人所得税款项。两被告并没有为原告缴纳个人所得税，每个月还要克扣原告的税费。3、税收完税证明，证明两被告并未为原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实，税收完税证明是以前的工作单位为原告的缴税证明。4、工牌、顺丰APP个人主页，证明原告是被告员工的事实。5、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毕汝辉在微信工作群通知税款调整。6、未足额发放工资统计表；7、顺丰app截屏（出示手机），证明原告签写的员工辞职申请表的部门负责人苏威系顺丰公司的部门经理。8、在职证明，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红棉路分公司于2020年2月出具的在职证明，内容为：黄义新先生，从2015年8月在职至今，现担任本公司快递员一职。被告毕汝辉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不确认关联性。关于劳动合同，虽展力货运服务部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展力货运服务部与原告的关系已于2017年11月发生变化，劳动合同只是为了应顺丰公司要求而签订的。关于银行的明细及顺丰金融的截图证明毕汝辉及服务部均已足额支付原告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的工资及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的业务提成，不存在拖欠情况。被告毕汝辉对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个人缴费明细表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展力货运服务部有为原告购买社保，但是后来双方变更为合作关系，不以社保缴纳来做决定因素。被告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不确认其所证明的事实。原告与毕汝辉的关系从2017年11月起即发生变化，双方已转变为合作关系，原告向毕汝辉支付的金额为各方协商一致的承包费及承担展力货运服务部的部分开支的费用，非原告所称的个人所得税。关于统计单据，除了原告还有其他人员的数据，恰好证明原告向毕汝辉支付的费用为各方协商一致的，出于各方对其所负区域承包的意愿及费用的支付。被告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不确认所证明的事实，而且从其所缴税费与原告支付给毕汝辉的金额也不符合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比例。毕汝辉之前已经跟原告明确其所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申报个税的资格，根据原告之前个税的缴费比例，也与毕汝辉所收取的费用不符合。被告对于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确认所证明的事实。被告毕汝辉对原告的证据5真实性确认，对其所证明的内容不确认，关于原告每月支付给毕汝辉的费用，包括了承包费以及服务部的费用，服务部费用的支出包括承租营业地点的租金、营业部开具发票给顺丰公司的税费，所以此处说的税并非个人所得税。2017年11月毕汝辉与原告已经变为合作关系，经协商一致，原告同意支付承包费以及分担展力货运服务部的成本。从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对费用已经有了具体的协议，且原告已经同意了，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就已经证明了双方存在事实的合作关系。被告对于证据6三性不予确认，是原告自行制作的，而且毕汝辉没有扣缴原告的任何税费，其所列的扣缴数额那列也不符合个税扣缴的规律和比例。尤其表中2017年之后扣缴数额，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有支付给毕汝辉。被告毕汝辉对证据7无意见，展力货运服务部和顺丰公司签的服务合同中约定了人员的变动需要向顺丰公司备案，所以离职申请表并非是苏威是否同意的问题，而是将有人员离职的事情告知顺丰公司。被告毕汝辉无法确认证据8的真实性，不是被告毕汝辉开具的，展力货运服务部承包了顺丰的部分业务，黄义新在2016年9月至2020年5月确实是代表展力货运服务部去履行承包合同。被告顺丰公司对原告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从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可以看出原告是与展力货运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与其公司不存在关系。从历史清单app方案和原告陈述来看，说明展力货运服务部直接向原告发放工资，或者是展力货运服务部委托顺丰金融代发工资，与其公司无关。被告顺丰公司对证据2，微信转账截图和每月税单统计单据三性不确认，这属于展力货运服务部内部事务，其公司不清楚也不干预。微信转账电子凭证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于展力货运服务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内部事务，其公司不清楚。被告顺丰公司对证据3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原告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不需要代原告缴纳个税，缴纳个税属于每个公民的义务，至于原告为何没有缴纳个税是其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无关。被告顺丰公司对原告的证据4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展力货运服务部与其公司是业务合作关系，根据双方约定，由其公司提供工具等资料，这些app都是其公司提供给展力货运服务部，再由展力货运服务部交给其名下的雇员使用。被告顺丰公司对证据5三性不认可，这是展力货运服务部内部事情，其公司不知情也不干预。顺丰公司对证据6三性不确认，这是原告单方制作的表，其公司只是每月与展力货运服务部结算服务费，至于展力货运服务部给其名下的雇员或成员如何发放工资，其公司不干预。被告顺丰公司确认证据7中苏威是其公司永和分部的经理。被告顺丰公司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展力货运服务部承包顺丰公司红棉路速运营业部的部分区域，安排其名下员工黄义新在其所承包的区域收派快件，2020年2月，因疫情影响，街道、村庄等场所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展力货运服务部对外开具证明信服力小，所以委托顺丰公司帮忙开具黄义新的“在职证明”，以帮助原告在疫情期间能够顺利进出，因此，顺丰公司红棉路分公司才出具该在职证明，并非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毕汝辉主张原告在2017年11月后与其系合作关系，双方协商一致，原告同意支付承包费以及分担展力货运服务部的成本，原告是个人原因离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毕汝辉提交员工辞职申请表予以证明。被告顺丰公司对被告毕汝辉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原告黄义新对于被告毕汝辉提交的员工辞职表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不确认关联性，因为该辞职表是顺丰公司和毕汝辉要求原告填写的，真实的离职情况是由于毕汝辉与顺丰公司以代扣个人所得税未足额发放工资，原告被迫离职。而申请表上部门负责人意见签字的人苏威是顺丰公司红棉大道风神分部的经理，故也能证明原告是受顺丰公司和毕汝辉共同管理。双方都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顺丰公司主张其公司和毕汝辉经营的展力货运服务部之间为业务合作关系，原告属于展力货运服务部的雇员，与其公司无劳动关系。被告顺丰公司提供证据如下：1、收派服务合同；2、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原告对于被告顺丰公司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原告不清楚顺丰公司与毕汝辉的合作方式，原告认为顺丰公司通过毕汝辉设立了一个营业部，安排原告到毕汝辉的营业点从事顺丰公司的收件派件服务。顺丰公司直接统计核算原告的工资，通过其app向原告发放工资，而且，原告的工作证包括工衣等都是由顺丰公司制作给原告使用的，原告也接受顺丰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从事顺丰公司安排的工作。原告所提供的劳动是派发顺丰公司的快递，属于顺丰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而且顺丰公司的红棉分公司也向原告黄义新出具了一个在职证明，综上，可证明原告与顺丰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毕汝辉确认顺丰公司的证据，在2015年的收派合同第4页第4条第8款，要求展力货运服务部开具服务费发票给顺丰公司，所以服务部的成本包括了税费。第4页第5条第2款展力货运服务部的人员变动需要向顺丰备案。黄义新于2020年9月28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穗劳人仲案不[2020]65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黄义新于2020年9月28日收到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20年9月29日向本院起诉成讼。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黄义新与展力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者毕汝辉确认《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根据该《劳动合同书》，黄义新于2016年9月1日与展力货运服务部开始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展力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者毕汝辉主张原告在2017年11月之后与其服务部系合作关系，理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毕汝辉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黄义新与毕汝辉确认《员工辞职申请表》的真实性，原告于2020年5月31日在该《员工辞职申请表》签名，与原告主张的离职日期为2020年5月30日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纳，确认原告与展力货运服务部自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展力货运服务部与顺丰公司业务范围相同，结合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工牌、顺丰APP个人主页、《在职证明》，被告毕汝辉提交的《员工辞职申请表》，顺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也无充分的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可见展力货运服务部与顺丰公司对黄义新存在混同用工情形。被告顺丰公司提交的收派服务合同及收派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系被告顺丰公司与展力货运服务部之间的合同，两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知晓该合同约定内容，不能以此对抗善意劳动者。综上，原告与展力货运服务部、顺丰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问题。原告主张展力货运服务部的经营者毕汝辉与顺丰公司以代扣个人所得税为由未足额发放工资，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毕汝辉辩称原告在2017年11月后与其系合作关系，双方协商一致，原告同意支付承包费以及分担展力货运服务部的成本而每月向其支付一定的款项，但被告毕汝辉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因展力货运服务部已于2020年7月14日注销，应由其经营者毕汝辉向原告承担给付义务。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每月税款统计单据、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经本院核算，被告毕汝辉应向原告支付克扣的工资23158元。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毕汝辉提交的《员工辞职申请表》中，原告确认其本人书写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并予以签名，且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名时存在胁迫、欺瞒、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故本院确认原告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本院对被告毕汝辉提出原告系个人原因离职的主张予以采纳。原告主张其因被告克扣、拖欠工资而被迫离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年终奖问题，原告主张顺丰公司每年将年终奖转给毕汝辉，而毕汝辉未发放给原告，顺丰公司及毕汝辉对此不予确认，原告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前述，本院认为展力货运服务部与顺丰公司对黄义新存在混同用工，顺丰公司应该就被告毕汝辉对原告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黄义新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展力货运服务部、广州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毕汝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黄义新支付克扣的工资23158元；三、被告广州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对被告毕汝辉的上述第二项判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毕汝辉、广州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草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宁 琳汤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