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9578号原告：杨武，男，197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君，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榕灿，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黄斯明，男，198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惜暖，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279号二层自编202房。法定代表人：何星蓉。原告杨武诉被告黄斯明、第三人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馨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伍璇独任审理。原告杨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君、秦榕灿，被告黄斯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惜暖、第三人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星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武诉称：2018年3月10日，原告通过其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分两笔向被告账户转账，出借了人民币10万元给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承诺于2个月后向原告归还上述借款人民币10万元；2018年3月24日，原告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分两笔向被告账户转账，出借了人民币10万元给被告，被告已收到上述借款合计20万元。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未按前述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逾期利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按本金10万元，自2018年5月11日起计付，现暂计至2020年3月16日，为11250元；按本金10万元，自2018年7月9日起计付，现暂计至2020年3月16日，为10266.67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以上款项暂计至2020年3月16日合计为221516.67元。本院在第一次庭审中释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后，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变更诉讼请求：1、对于存在借条的10万元，仍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仍坚持原诉请；2、对于没有借条的10万元借款，若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则原告要求被告退回投资款10万元及利息。理由如下：一、1、关于2018年3月10日的10万元。2018年3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向杨武先生借款拾万元人民币”，原告于当日分两笔合计向被告转账10万元时附言均为“借款”，说明原告转账该等10万元的意图为出借资金，该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非被告所称的合作款或投资款。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共出具给原告的借条明确载明借款金额、还款期限，已明确上述款项是借款，被告在借条中关于借款的表述也与原告给被告转账时的附言相互印证，被告对其自身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而且，退一步讲，涉案款项若是原告支付的合作款或投资款，在原告转账附言为借款时以及原告通过微信将转账截图发给被告时，被告应当对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与原告合作期间理应向原告收回其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但被告未在原告转账附言为借款时对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至今也未向原告收回借条，均与常理不符，故该等款项为借款。2、关于2018年3月24日的10万元。2018年3月24日，原告分两笔合计向被告转账10万元时附言均为“借款”，说明原告转账该10万元的意图为出借资金，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非被告所称的合作款或投资款。退一步讲，若涉案款项是原告支付的合作款或投资款，在原告转账附言为借款时以及原告通过微信将转账截图发给被告时，被告应当对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但被告仅仅回复了“收到”，并未对该款项性质提出异议，应视为被告确认该等款项为借款。二、原、被告双方并未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或签订合作协议，双方既未成立股权转让关系，也未成立合伙关系，也未成立任何其他合作关系。1、被告提供的各项证据仅能看出原告与被告在就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相关业务合作事宜也尚未明确。关于被告主张的股权转让关系，被告提供的2018年3月7日、11日、13日三份空白协议书中注册资本、股权比例、股东成员等各项内容均不一致，且三份空白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中，均没有慧馨合公司的原股东（以下简称案外人），被告不能通过该等空白协议书对案外人设置权利及义务，且原告从未与案外人沟通过股权转让事宜，原告并未与被告、案外人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原、被告双方并未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原告并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慧馨合公司也未在工商局进行股东变更登记，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而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被告主张的所谓股权转让并未成立及生效。另外，依据原、被告双方的主张，双方仅就慧馨合公司成为深根公司代理商事宜及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并未就成立合伙关系或其他合作关系进行沟通，双方也不可能成立合伙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原、被告既未签订合作协议，也未约定出资比例，也未约定亏损承担方式，慧馨合公司的股东也未变更为原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因此，即使法院认为原、被告存在初步合作意向，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明为合作，实为借贷，双方从未就股权转让、合伙或其他任何合作关系达成合意，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三、被告关于涉案款项已作为原告的投资款用于慧馨合公司各项支出的抗辩不能成立。l、原、被告并未达成任何合作关系，原告也从未作出将涉案款项作为投资款或其他款项的意思表示，被告无权未经原告同意自行变更款项性质。2、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所有款项已实际用于慧馨合公司。（1）被告没有对每一笔款项提供完整的订单、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所有证明文件，无法证明该等款项已实际支出。（2）即使该等款项均已实际发生，该等证据也无法证明所有款项的支出方都是慧馨合公司，以及款项的用途是用于慧馨合公司。（3）即使款项的用途是用于慧馨合公司，慧馨合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就已经成立了，直到本案审理之时一直处于正常运营状态，该等款项的支出仅仅是由于慧馨合公司自身日常经营或办公的需要，无法区分于慧馨合公司的原业务，且该等款项的支出也未经原告同意，与原告无关联。综上，被告在双方对合作事宜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在双方尚未就任何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原告将借款作为投资款用于承担慧馨合公司因自身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而支出的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不能成立。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所涉全部借款。被告黄斯明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借贷关系。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不是借款，是合作投资款。被告原就职于保乐力加中国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世界烈酒排名第二的公司，被告在职10年），后经原告7个月时间的拉拢，于2017午4月10日加入深圳深根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深根公司”）。入职后才发现，被告的劳动合同是与深圳深根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但社保是由广州深根酒业有限公司购买，该公司当时只有1名财务，1名行政，1名销售总监，1名营销总监，I名司机，1个股东，1个偶尔来的股东曹某，1个杨武，共8人。被告先后担任销售经理、销售总监一职，工作期间运用自己在业内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和人脉资源组建团队，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产品销售网络。由于团队战斗力强，销售成绩喜人，被告得到了深圳深根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武的认可，但由于深圳深根公司的产品经常缺货，极大的影响了前端销售。于是，在2017年12月，原告开始向被告提出一起合作经营销售公司。为此，原告还邀请被告全家去其在广州市珠江新城汇悦台的家作客，取得了被告与被告妻子何星蓉的认同。由于被告妻子何星蓉当法定代表人的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馨合公司”）运营良好，原告与被告经过几次商谈后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现金出资70%，被告现金出资30%，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200万元，用慧馨合公司的名义运营深圳深根公司旗下产品并开展销售工作，即慧馨合公司作为深圳深根公司的销售公司。同时双方也达成一致意见，慧馨合公司不仅仅销售深圳深根公司的产品，还可销售其他公司、其他品类的产品。于是，从2018年1月开始，原告和被告多次去看过几处办公地点（包括2018年1月28日去车陂东泷创意园，2018年1月30日去保利克洛维写字楼，2018年2月2日去马会酒店，时代TIT广场等），为双方开展合作寻找办公场地，过程中原告还催促被告加快进程。其后，在2018年2月10日左右，双方商定了承租车陂东泷创意园作为合作公司的办公地点。确定承租后需要先交约3万元押金，当时被告不够钱，要求原告转给被告，原告没有转，所以被告的妻子刷了卡先垫付了押金，等到春节后原告在3月10日转给了被告10万元，被告才有钱交两押一租并以慧馨合公司的名义于2018年3月10日与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一横路112（J）号楼02、03房（即东泷创意园），并于3月12日及3月15日用该款项缴交了租赁保证金、装修押金等费用。期间，被告先后于2018年3月7日和2018年3月11日向原告发送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和《股东出资协议书》，要求原告签订合作合同，但其均以可能需要增扩股东（原告想溢价1000万卖掉20%股份给装修公司老板盛建，详见《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及录音）、不在国内等理由推托拒签合作合同，但一方面又以新公司需要办公场地为名，催促被告加快筹备进程。后来由于装修工程的进展，合作公司需要再次使用资金，被告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说明合作公司需要安装空调，需要原告继续出资。原告再次要求被告写借条，被告提出原告转账的款项是合作投资款，不是借款，不同意写借条。后原告于2018年3月24日分二次各五万转账给被告。由于被告纯属工薪阶层，平时并无太多的转账经验，当时完全没有发现转账备注为“借款”，而后该笔款项也用于合作公司的成本支出。2018年4月15日后被告的贷款资金己到位，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址也变更至东泷创意园。2018年5月2日，公司全体人员在新办公室举行入伙仪式，并正式工作。当天被告再次提出要求原告签订合作合同和注入相应的资本，以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而原告和当时在场的深圳深根公司员工宋某则强调与被告合作的是深圳深根公司，当时被告感觉不可接受，因为被告一直强调与被告合作的只能是原告个人，原因是被告深知深圳深根公司正是因为不能良性运作才需要成立新公司进行销售的，而原告在此之前也同意以个人名义与被告合作。原告临时变更双方的约定，被告不能接受。由于原告单方变更双方的约定，在以个人还是深根公司的名义进行合作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双方谈判失败，原告拒绝签订合作合同。此后一段时间双方多次协商也无法达成一致。5月26日晚，被告、被告妻子何星蓉和原告约在广粤新天地再次商谈。期间，原告多次提到双方曾约定共同投入200万元，原告投资140万，被告投资60万，及原告已经投入了20万元等事实，却从未提及所谓“借款”；且被告也要求原告归还10万元的借条；原告同时提出了双方终止合作，由他接盘，保被告“全身而退”。5月28日下午，曹某受原告的委托与被告再次商谈如何终止合作及善后的问题。谈话的内容也证明了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曾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现金出资70%，被告现金出资30%，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200万元，利用被告的妻子何星蓉已有的慧馨合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开展深圳深根酒业有限公司的酒品及其他酒品的销售业务；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是原告的合作投资款项，并非借款；原告一直拒签相关合作协议等事实。就原告第二次庭审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1、对于有借条的10万元款项，借条是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下签订的，是应原告的要求为向其表示合作的诚意而被迫签订的，在签了借条后被告也多次向原告提出取回借条（微信记录、录音可证实），可见借条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10万元被告由始至终不承认是借款。2、对于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款项，被告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均为股东投资款，且从常理分析，在原告转账给被告的那一段时间，双方一直在沟通租赁办公室、办公室装修及购置空调设备等问题，且原告更是派遣其公司员工曹某、宋某帮忙跟进办公室租赁、装修等事宜；如果双方是借贷关系，被告何须把这些费用支出、进度的细节都如此详细地向原告汇报呢？原告又何至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被告“自己”公司的筹备事宜当中？正因为双方是合作的关系，原告转了20万元投资款给被告，被告基于合作的精神才需要事无巨细均向原告汇报。原告也才会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资本到合作项目的筹备工作中。另原告提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本案双方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关系，被告认为：本案案情与上述条款规定的适用情形不符，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的规定。由上述事实可知，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明确的合作关系，对双方投入资金总额、各自占比等都有清晰的约定，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原告也承认转给被告的20万元是合作投资款，不是借款。原告现主张其中10万元是借款有违常理且与事实不符。二、双方已实际履行双方关于合作的口头协议，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已全部用作合作公司慧馨合公司的运营支出，且原告的投资比例远少于其与被告约定的占比，故被告无须向原告返还20万元。为筹备双方合作公司慧馨合的开业运营，被告从2018年1月开始，先后多次去不同的地方为双方开展合作寻找办公场地，并在租下办公室后为装修事宜四处奔忙；而在被告无力支付筹备资金要求原告支付时，原告也按双方的约定转账20万元给被告支付筹备中所需的支出。由此可见，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双方关于合作的口头协议。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被告共支出了东泷创意园办公室的租金及其他开办费用合计469528元（详见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扣除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被告实际承担了人民币269528元。依照被告与原告3:7的投资比例，原告应该承担部分为328669.6元，原告只投入了20万元，远少于其应当承担的金额，故被告无须向原告返还20万元。且被告保留迫索原告应承担部分差额的权利。三、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不是借款，是合作投资款，双方也无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之间是真实的合作关系，不是借贷关系。双方的合作关系合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已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原告转给被告的20万元不是借款，均是合作投资款。该20万元已全部用作合作公司的筹备运营支出，原告在转账时备注“借款”是单方故意搞混款项性质的行为，被告的借条是受胁迫而签订的，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偿还20万元及支付利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广州慧馨合贸易有限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全部意见。经审理查明：深圳深根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深根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登记成立，现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覃军，经营范围包括：国内贸易、酒类销售等。深圳深根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8月11日办理变更登记，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由杨武变更为张维健，2018年5月18日，该公司投资人由广州深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覃军，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广州深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深根公司）于2016年2月3日登记成立，现法定代表人为覃军，股东为刘一宏、覃军，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等。广州深根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7年3月24日，法定代表人由杨武变更为覃军；2019年3月1日，股东由曹某、刘一宏、杨武变更为覃军、刘一宏。慧馨合公司于2016年2月2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何星蓉，现股东为何星蓉、李利华，其中何星蓉占股80%、李利华占股20%。慧馨合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8年4月18日，慧馨合公司的住所由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恒大山水城骏峰一街9号1802房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一横路112号02、03房；2019年1月11日，慧馨合公司住所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279号二层自编202房。2018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元，转账附言“借款”。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黄斯明向杨武先生借款拾万元人民币，双方约定于2个月后归还。”2018年3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元，转账附言“借款”。2018年7月2日原告发出《还款通知函》，表示在2018年3月10日、3月24日向被告出借的20万元已于2018年5月到期，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该通知书于2018年7月4日通过EMS快递寄送被告，被告确认收到该通知书，并表示其已回函原告。被告提交的复函显示该其于2018年7月16日向原告发出《关于的复函》，表示针对原告提及的20万元款项，该款项并非借款，上述款项已全额支付给慧馨合公司，已用于慧馨合公司与原告的合作项目中。被告未提交该复函的邮寄单据；被告表示该邮件已被退回。原告对该复函三性不予确认，原告表示其未收到该等函件，且该等函件是被告的单方陈述，原告从未确认过该等陈述，也从未同意被告主张的合作关系，对于款项的性质，被告出具的借条及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附言均认定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原告也从未作出同意将借款转为被告主张的合作款的意思表示。2018年7月1日，第三人慧馨合公司亦向原告发函，内容为：“杨武先生，阁下于2017年12月初与我司达成的口头协议，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200万元，由阁下现金出资70%，我司现金出资30%，用我司的名义租赁办公场地，并以我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各类酒品（包括但不限于深根酒业旗下产品）的销售业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我司经与阁下协商，在获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已依约于2018年2月11日与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一横路112（J）号楼02、03房签订了《写字楼租赁合同》，并在您的共同参与下进行了写字楼装修，开展了公司开办的各项工作。2018年3月期间，阁下先后两次转账人民币共计20万元给关系人黄斯明先生，以用于支付写字楼装修费用，黄斯明先生针对其中一次转账开具人民币10万元借条一张。2018年5月，贵我双方进驻写字楼办公后，我司多次提出履行出资义务的要求，但阁下故意拖延，导致公司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团队人心涣散，而我司在该过程中仍然不断垫付各项款项，支付各项费用。经统计，截至目前有关写字楼租金、装修费用和公司开办费用已达人民币469528元，根据贵我双方的协议约定，阁下应按比例支付70%的投资款合计人民币328669.6元，考虑到阁下已经支付了人民币20万元（包含黄斯明开立借条的10万元），现仍需支付人民币128669.6元。望阁下能遵守协议精神，于2018年7月6日前履行出资义务，并恳请阁下遵守与关系人黄斯明先生的约定，将用于贵我双方合作而衍生出来的人民币10万元借条退回黄斯明先生。如阁下继续对我司的催告不理不睬，我司将视为您拒不履行义务，放弃合作，我司将于2018年7月8日与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合同，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和相关责任将由阁下根据比例承担。”该函件慧馨合公司通过EMS快递向杨武寄送，单号为1047473801528，收件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骏广场3座18楼01-06深根酒业”，被告提交的EMS邮寄截图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7月6日投递并签收。2018年7月18日，慧馨合公司再次向原告发出《关于请求依比例承担合作费用的函》，表示因截止2018年7月8日未收到回复，故告知杨武《写字楼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7月8日正式解除租赁关系，该写字楼已被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回，并要求杨武支付余款128669.6元，该邮件于2018年7月19日分别以两个不同的地址向杨武寄送，被告提交的EMS邮寄截图显示一份邮件于2018年7月20日投递并签收，“他人收”，一份邮件于2018年7月21日退回，退回原因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原告对该函件及快递单三性不予确认，原告表示并未收到该等函件，该证据也无法显示原告已收到该等函件，原告不清楚函件内容与被告寄出的文件是否一致，该证据仅是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从未与被告就合作事宜达成口头一致意见，慧馨合公司租赁办公场地是被告与其妻子何星蓉自行决策的结果，与原告无关；慧馨合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就已经成立，直到本案审理之时一直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慧馨合公司租赁办公场地仅仅是处于公司自身正常运营的需要，办公场地也一直是慧馨合公司在使用，与原告无关。2019年7月30日，原告再次出具《还款通知函》，要求被告黄斯明偿还借款及利息，该邮件于2018年8月6日通过EMS快递寄送，被告于2019年8月8日签收。被告确认收到该通知书，并表示其已回函原告。被告提交的复函显示其于2019年8月9日回复原告，表示其已于2018年7月16日的复函中明确回复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行为。被告通过EMS快递分别以两个地址向原告寄送该复函，该邮件因“收件人迁移新址不明”、“上门拒收”为由退回。原告对该复函及快递单均不予确认。2019年8月12日，慧馨合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支付合作费用的函》，并表示慧馨合公司已于2018年7月18日发函给原告要求其支付应当支付的款项，但原告至今尚未回复，同时该司发现原告向黄斯明发函讨要所谓的20万元借款，故慧馨合公司要求原告进行书面回复并商议向慧馨合公司支付相应的款项，该邮件于2019年8月13日通过EMS快递分别以两个不同的地址向原告寄送，均退回，退回原因份分别为“原址查无此人，电话联系收件人要求退回”、“上门拒收”。原告对该函件及快递单均不予确认。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在本案申请证人曹某、宋某出庭作证：曹某确认其是深根公司的股东，与原告合作广州深根公司，原告是代表广州深根公司的，不可能代表其他公司，曹某在2018年4月、5月得知原告与被告的事情，之前从不知悉，原被告之间并没有达成合作协议，被告说让其看下风水并请求装修公司进行设计，故曹某到达了租赁场地，原被告都有说过杨武借了20万元给黄斯明。经质证，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宋某出庭表示其是深根公司的运营总监，原告是其老板，其在2018年春节听说过原被告有合作，双方当时还没有签订合同，租赁场地的事情其并不清楚，其曾在5月带风水师应曹某的要求去看风水，该场地与原告、被告的关系并不清楚。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不予确认。被告为证实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原告支付的合作投资款20万元均已用于合作项目经营，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记录（杨武）、《项目合作协议书》、《股东出资协议书》、《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该记录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记录，其中：2017年12月的微信记录中，被告均称呼原告为老板；2018年1月28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写字楼招租图片，并表示“老大，车陂的一个创意园，各方面环境还OK，大约租金2万”；2018年1月30日，杨武“明天下午两点去保利克洛维看办公室，条件都谈好了，风水很不错”，黄斯明“好的”，同日，黄斯明向杨武购买价值20000元的酒（核潜艇）并通过微信向杨武转账支付20000元；2018年2月2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广州市马会酒店”定位，“马会这里有一些空区可以租，我准备回公司拿了车之后过去看看，你在那里比较久，你觉得这个地方风水怎么样？”，杨武“那个马会那里的房子你去看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黄斯明“……我可以过去看看能不能租下来”，杨武“行啊，那你先去看一下，他那个意思就是他已经注册了，用很大的地方可以分一些给我们，是这个意思吗？”，黄斯明“是的，就是马会老板划分给他的，他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用一点”，杨武“你先去看一下吧，如果他是已经在办公的，装修好了那就更好了，那就很方便了”，黄斯明发送房间图片，“这里是原来公司的会议室，如果我们要去，可能算300方左右……他原来的一些东西并不太合理，可能还要改的”；2018年2月10日，黄斯明“老板，今天需要交大约三万一个月押金，我身上没有钱去，你先转过来给我如何”，“建筑面积395㎡，租金70块每平方，即月租金27650元，管理费5.5元每平方，即2173元每月，押三付一，年递增百分之8，水费270元每月，垃圾费200元每月”，杨武“加起来三万，价格还是很不错”；2018年3月8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项目合作协议书（2018-03-07）”，并表示“老板，这是初版，请过目，到时一起讨论修改”（2018年3月7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微信电子文档内容如下：显示甲方为杨武，乙方为黄斯明，鉴于慧馨合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何星蓉、李利华为慧馨合公司股东，确认慧馨合公司股东何星蓉同意向甲方转让80%股权，慧馨合公司股东李利华同意向乙方转让20%股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项目首笔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额人民币160万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总投资额的80%，乙方出资额为人民币40万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总投资额的20%；由于甲方的全资公司深圳深根公司是____系列红酒的进口商，甲方同意慧馨合公司作为中国区域的唯一代理商，所有____系列的红酒由慧馨合公司统一制定营销政策并统一对外销售；甲方同意并确认其全资公司深圳深根公司向慧馨合公司的产品供货价按下表标准执行……；本协议自双方本人签字之日生效。该协议为电子文档，无原被告双方签字。）；2018年3月10日，杨武向黄斯明发送转账截图，黄斯明回复“收到”，黄斯明约杨武到达广粤新天地面谈，杨武表示同意；2018年3月11日，黄斯明向杨武转发装修费用信息，内容为“我们刚才重新核算了成本，26万室内装修连家具+2万门头装修（不含LOGO字）+2万展厅（艺术漆墙面+部分酒品层架）连前台招牌墙黑色天然石=总价30万，最后优惠价29万（不含税、不含空调、消防、安防及物业行政收费）”，“我们先收5%（1.45万）作为设计费，我们着手效果图（签设计合同后5天内完成）和施工图（效果图确认后5天内完成）……”；2018年3月11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现金收入证明单》，显示东泷112号02、03房，首月租金（2018.04.09-2018.05.08）27650元、设施维护费4346元、水费540元、垃圾处理费400元、履约保证金82950元，合计115886元，“房租尾款已交”，杨武“其他事宜请快速推进”，黄斯明发送“股东出资协议书（2018-03-11）”，并表示“请过目，具体安排时间商议”（2018年3月11日的《股东出资协议书》内容如下：显示甲方为杨武，乙方为黄斯明，鉴于慧馨合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何星蓉、李利华为慧馨合公司股东，确认慧馨合公司股东何星蓉同意向甲方转让70%股权，向乙方转让10%股权，慧馨合公司股东李利华同意向乙方转让20%股权，并协助完成慧馨合在工商局的股东变更手续办理事宜。为推动酒业项目发展，就投资开办慧馨合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在全国范围内销售____系列红酒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开办慧馨合公司，主要经营酒类批发，公司住所拟设立在广州市天河区____；二、公司由甲乙两方股东共同投资设立，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双方以现金投入的启动资金共计200万元，1、启动资金200万元，甲方出资140万元，占启动资金的70%，乙方出资60万元，占启动资金的30%，该启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前期开支，包括办公场所租赁、装修、购买办公设备及前期开业的流动资金，甲乙双方于__年__月__日前将该启动资金存入慧馨合公司账户内；三、公司管理与职能分工；四、产品、资金及财务信息，1、甲乙双方同意公司资金由开立的公司账户或__作为统一收支窗口，由甲方指派会计一名，乙方指派出纳一名组建财务小组，财务小组每月定期提供报表交股东审查，2、由于甲方的全资公司深圳深根公司是__系列红酒的进口商，为促进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甲方同意慧馨合公司作为中国区域的唯一代理商，所有__系列的红酒由慧馨合公司统一制定营销政策并统一对外销售，3、甲方同意并确认其全资公司深圳深根公司向慧馨合公司的产品供货价按下表标准执行……；五、盈亏分配，甲乙双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公司利润，承担公司亏损；……；七、协议的解除与终止，2、本协议解除后，甲乙双方共同进行清算，必要时可聘请中立方参与清算，若清算后有剩余，甲乙双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为电子文档，无原、被告签名。）；2018年3月12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深根酒业整装项目整装合同”、“深根酒业总装项目报价汇总”、“深根酒业整装项目材料表”、“深根酒业整装项目概要”、“平面图”；2018年3月14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2018-03-13）”（2018年3月13日的《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内容如下：甲方为慧馨合公司，乙方为空白，鉴于甲方是一家专营酒业贸易的公司，有稳定的酒类销售渠道和业务团队，乙方为甲方在广州市天河区____的新经营场所装修设计费合计人民币____万元，乙方为拓宽自身投资渠道，以其为甲方新经营场所之部分装修费用折算成甲方公司相应股份，协议如下：一、投资方乙方，被投资方甲方，乙方出资额25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以装修费用折算，所占甲方公司的股份比例为2.5%；二、项目合作内容，以甲方酒业贸易为实体基础，乙方仅投入资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根据所占的股份比例分享公司利润，承担公司亏损；……；本协议经双方合法签署后生效。该协议为电子文档，无签名盖章。），黄斯明“你先过目，再来商讨”，杨武“好的”，黄斯明“杨总你看看安排一下丽丽把公司产品、文案收集一下发送给我，我找人整理出来，看能不能整出一本东西出来，对新的公司进行宣传也有各方面，这很关键”，杨武“明天我找LeeLee”；2018年3月19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广州深根空调报价表”，“那个装修者是否要在工商部门有股东身份，还是保留公司只有你和杨两名股东，在目前只有100万的注册资本情况下先跟他签内部代持协议？这涉及到股权转让合同的制作”，“老板，我想问一下盛健的股份是属于内部协议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把它放到股权登记里面”，“还有，这两天还需要一笔5万块左右的空调购买的费用，你看看是不是你先拿出来还是怎么样”；2018年3月21日，黄斯明“老板，你今天回东骏广场的不？”，杨武“十点半到东骏广场”；2018年3月22日，黄斯明“老板，明天需要安装空调了，如果不安装等装修进行完了就麻烦了，明天下午还要谈网络的事，空调谈到45000，你是否安排点钱过来，或者你来安排？”；2018年3月24日，杨武发送转账截图，黄斯明“收到”；2018年4月16日，黄斯明向杨武发送“合作开办已产生的费用明细单”截图，“老板回广州没有？顺利否？”，杨武“晚上回”；2018年4月18日，杨武“我现在过东泷”；2018年5月30日，黄斯明“杨董，今天5月30日最后一天交租的日子，很遗憾走到今天这步，我是真的心痛，自己的满腔热血任人肆意践踏，回想起过年前你说的大家共同投资200万，你个人投资140万，慧馨合投资60万，然后以慧馨合的名义来运作，作为深根酒业的下游公司销售深根旗下的产品，我对你的信任真是万分感谢。我相信你也能感受到我的用心，在资产没到位的情况下主动出钱出力，垫付了将近33万元的费用（当然这包括了你出的10万元，只是这10万元的借条为什么迟迟不还我呢），甚至为了做好这个项目的前期开办工作，我还拉上我太太，用慧馨合的名义与物业签下了租赁合同，我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再多也没太多必要，只希望你能换位思考一下。既然现在杨董你不愿继续投资合作，但后续事情还是要处理并减少损失，我已在朋友圈发了转租信息，但短短的几天时间也很难找到承租者，如果实在找不到接盘人，我也要止损，那么之前所有的装修费、租金以及交给物业管理处的押金近9万元将打水漂了，今天也想听听你的最后意见？”杨武未回复，之后，黄斯明向杨武发送复函。被告表示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在公司的寻找租赁场地、装修、运营的方面，被告都征询原告的意见，被告确实没有留意到原告在转账时备注的“借款”，如果双方是借贷关系，被告自行拿原告的款项进行投资，为什么需要一直向原告汇报如何运营该公司，而被告在微信中表示没钱了问原告要，恰好证明了被告要求原告投入资金到项目而不是借款，且被告还曾向原告购买了价值20000元的酒，可见被告不存在任何资金问题，不需要向原告借贷；至于借条出具的原因，是因为原告要求被告表示出对合作的诚意，一定要被告出具《借条》，而被告一直认为这些款项是投资款，所以在第二次3月24日收到款项后没有再出具借条，且在之后被告与原告、曹某的微信、录音证据中，均可以看到被告多次要求返还该借条，原告的转账备注系其单方行为；双方在2018年1月23日已经口头协商投资慧馨合公司，但并不是被告向代理深根公司的产品，而是原告享用被告的销售渠道，在微信记录中，被告多次把起草好的合作协议先后发送给原告，从一开始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股东出资协议书》，到后来根据原告的提议将装修公司老板盛建拉进来一起合作，被告根据原告的意见修改《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这些起草好的协议都发给了原告，但是原告一直拖延，不签署这些书面的协议，但双方确实已经有口头协议约定好双方共同出资200万元，原告占比七成、被告占比三成来投入被告的妻子已经有运营的慧馨合公司为项目公司开展合作，在上述协议中均未提到所谓的借条；就2018年5月30日的微信发送记录中提到的“垫付33万元”、“出资10万元”、“10万元的借条”与其抗辩的收到20万元投资款、46万元项目总投资不符的问题，被告表示整个项目的支出截止5月30日为43万，被告个人已经垫付了20多万，被告认为将原告出资的已出具借条的10万元合计为33万元是双方的共同出资，3月24日的10万元款项没有出具借条，本来就是原告的出资，故被告发微信时只写了双方共同出资的33万元，没有考虑到3月24日的10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如下：一方面，该等证据证明被告已确认，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性质属于借款。具体如下：（1）2018年2月10日，被告告知“今天需要交3万元押金，我身上没有钱，你先转过来如何”，证明被告因资金不足，向原告借款；（2）2018年3月1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出借了10万元给被告，并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转账凭证的截图，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为“借款”，被告回复“收到”，未对转账凭证附言中的“借款”提出任何异议，即被告确认该10万元是借款；（3）2018年3月24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合计出借了10万元给被告，并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转账凭证的截图，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为“借款”，被告回复“收到”，未对转账凭证附言中的“借款”提出任何异议，即被告确认该10万元是借款，结合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原告向被告出借了款项。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从事商事活动的商人，出具《借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本人已经确认涉案款项性质属于借款。另一方面，该证据也足以证明原、被告均未对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尚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具体如下：（1）2018年3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并陈述“老板，这是初版，请过目，到时一起讨论修改。”原告未回复被告，也未对该份《项目合作协议书》进行确认；（2）2018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股东出资协议书》，并陈述“请过目，具体安排时间商议”，原告未回复被告，也未对该份《股东出资协议书》进行确认；（3）2018年3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并陈述“你先过目，再来商讨”，原告仅回复了“好的”，并未对该《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进行确认；（4）2018年5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既然现在杨董你不愿继续投资合作…”，证明被告已明确知悉双方未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除此之外，被告曾发给原告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股东出资协议书》、《装修项目入股协议书》均为空白版本，双方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对该等协议进行确认。综上，前述证据证明合作出资事宜正处于沟通阶段，原、被告尚未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自原告借款给被告起至今，双方都未成立合作关系，也未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原告也从未作出将借款转为合作出资款项的意思表示。原告表示其当时只是认为被告成立公司作为深根公司的经销商或者代理商才会对被告提供帮助，而且原告已经是深根公司的股东，完全没有必要与被告另行成立一家同类型公司来销售深根公司的产品，双方在2018年1月也没有协商一致投资慧馨合公司，被告确实将其租赁、装修等情况告知原告，但原告是处于朋友关系，想让被告成为深根公司的经销商而提供帮助，被告才会向原告反映相关的进度，但原告并未对此项目进行投资。2、微信记录（何星蓉），该微信记录系被告与其妻子何星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何星蓉在2018年3月19日询问装修款入股的事宜并向被告黄斯明发送《股东转让出资合同》。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截图，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联，无法证明原、被告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3、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显示慧馨合公司与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泷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场地为天河区东圃一横路112号02、03房，租赁期限为2018年3月10日至2019年3月9日月租27650元、2019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月租29862元、2020年3月10日至2021年3月9日月租32251元，保证金为82950元，于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无息退回。该合同乙方处加盖慧馨合公司印章并有法定代表人何星蓉签名。2018年3月12日，东泷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履约保证金82950元；2018年3月15日，东泷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装修押金5000元、工作证押金400元、工本卡80元，合计5480元。被告表示该租赁场地系其与原告协商后选定，被告在收到原告的第一笔转账10万元后即缴交租赁履约保证金、装修押金等，该租赁合同系收到款项当日签订，当时双方约定是共同投资慧馨合公司，因此租赁合同、装修合同等均以慧馨合公司的名义签订。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联，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理由如下：1、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为2016年成立的慧馨合公司；2、原告转账给被告时，双方已明确该款项为借款，原告只是将涉案款项出借给被告，双方未约定借款用途，故被告借款的用途与原告无关，原告也不清楚被告借款是用于替他人缴纳租金还是另作他用。4、录音音频，该音频系2018年5月26日黄斯明、杨武、何星蓉对话的录音，其中：12:59，黄斯明“我是把房子拿去贷的，对不对？每月一万四千多、一万五利息加本金，然后过来了，一开始你让我写个借条，我也写了，然后你又出了十万，后面呢，开工的时候我也没说多少，对不对？”，杨武“嗯”；13:46，黄斯明“我钱到了，每一分我该出的我也出了，我有没有一句怨言？我要把三件事搞清楚：第一资金何时到位，第二我觉得我原本是我跟你合作的，对不对？然后后来说要跟深根合作，这当中其实在装修的过程中我就觉得纳闷了，按道理就是咱两，为什么曹总啊、LeeLee啊也经常来发表意见……其实我跟你合作，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你代表深根嘛，然后你来跟我合作……比起后续资金，我更加没有本钱，在股份方面我也没有跟你谈任何要求，你说未来要稀，你能保我多少？……”，杨武“斯明，这个就不谈的吧，因为这些事情，所以才又说后来大家合在一起去做，再有更多的纷争，这个已经解释不清楚了，两百万肯定是不够的”，何星蓉“感觉就是在我的潜意识当中，我是被人当猴耍一样，经常是出尔反尔，你也知道，从头到尾整理这些法律文件，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参与进去做的，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不断地在改变，最后结果是这个样子，有点失望”，黄斯明“我是懊恼了几个礼拜……”，杨武“这样说吧，我们先不争这个事实，你刚刚讲的这些是真的，都是对的……其实从5月2号开始我一分钟都没停过的，业务的方向你要确定，团队可能没有稳定下来，我们要经营的产品也没确定下来，真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歧跟这种纷争，这个也是我跟斯明后来说的，因为没开始就这样其实是下不去的，包括之前有很美好的愿望，用我个人也好，用公司也好，公司的资源都可以拿来用，他有货，有些基础的网络，你能投入资金能变成股东，我能支持你去做到，资金也好，货也好，而且两百万是绝对不够的，……我相信你可能会有这种感受，被人耍，没说清楚就进来了，后来还投了二十万，你自己还垫了二十万……”；24:09，杨武“第一是资金的问题，第二是产品的问题，第三是销售的问题，这是你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如果你也担心我也担心，那就不用开始了，特别是销售你是专业，至于资金至于其他，我会再来想办法，包括产品序列，这也是需要慢慢去完善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业，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成就一个事业，你现在不是来做一份工作的，哪怕是就是投了30%，也不是一份工作”；30:30，杨武“你原来说的是：你投140万，我投60万，200万，我们轰一下，我明确告诉过你，我不会这样死，轰完200万我也不会死”，黄斯明“你玩得很大”，杨武“这个公司本身是很独立的，不管深根也好，是我跟你合作也好，他是完全独立的，他就是200万是干净的，没有加任何附加值在里面，你知道盛建进来，他是按1000万股进的公司，其实我可以不让他进这里的，进我公司就可以了，那我拿着20万投到里面不就可以了，我就赚了，从估值200万到1000万你知道吗？我根本都不用说的，他更愿意进入上游公司了”，黄斯明“我去接，我就面临着可能倾家荡产”；40:22，杨武“……起码我们思路是清晰的，人员的调整，大家的这种磨合都有一个过程，我看你太急了，真的我也很急，我也投了20万，再怎么样也有20万，我们实际上搞一下就完了，现在你说把这个队伍清退，清退是没有办法了……”；42:03，何星蓉“我觉得就不应该还要再启动慧馨合这个销售公司的项目了，你要解决团队问题的话，其实你在年前就可以解决了”；42：14，杨武“……清醒的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的机会跟挑战，为什么到后来真正开始运营的时候，我相信斯明的压力就更大了，马上就面临这些问题，原来可能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就到他身上去了，你那是一天一天就过了，马上就要交租金了，马上要发工资了”；43:06，何星蓉“到了5月2号，现在你看因为毕竟法定代表人还是挂着我在那，是不是，明天就要交租了，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合同是我去签的”；44：27，何星蓉“为什么3月份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当时的这个营业执照还挂在以前我增城那个地方，那我到底是转还是不转，这个股东的变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我催他催了好久”；45:22，杨武“因为深根有些东西我要来解决掉，那是用公司还是用我个人，如果用我个人，早就可以去确定的……就这200万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个公司……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要去解决，新公司要去解决的”；51；00，何星蓉“这是启动的时候都让人没底，启动资金投入资金都没底，这个事情就很难进行下一步了”；51：12，杨武“盛健的那25万，你记得吧……你这是200万，那人家1000万，25万、2.5%，当时我是很惊讶的，我说你太急了，你再去想清楚……”；1:02：21，杨武“我到底有没有140万，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我跟你说了，这200万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知道信息，你才好去分析整个的东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我骗了你，把我哄进来，款也贷了，钱也进去了，你现在也不来了，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跟你，一直跟你说，后来需要更多的支持，我们合作的这个公司没有任何附加值的，没有附加任何东西的”；1:34:48，杨武“你总要有个人接的，我不可能我自己去接的，接的那地方没有用，所以我一定要找他（曹某）谈，就是接也是他先接”，何星蓉“什么时候有结果，28号之前就要，今天26号，前几天曹总就在讲这个事情要等你回来，我觉得在3月份就让我们不断的等待，真的就是被人当猴耍一样，我觉得没有底，失去了最早的一种信任”；1:37：37，杨武“到今天回不了头了，他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全身而退”，“我还是那句话，既然不接，就让你们全身而退吧”，“就是你不担我也会担着”。被告表示在该录音中，原告从未提出20万元是借款，反而多次提到共同投资200万元，双方的投资比例为7:3，杨武确认投资了20万元。经质证，原告就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双方并未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该录音中：（1）被告在收到原告转账时明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该证据12:59第4行显示，被告对原告说：“然后一开始，你让我写个借条，我也写了。”被告的该等陈述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转账的借款时，明知原告转账的意图为出借资金，被告仍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应对自身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该证据第13:46处第4行显示被告陈述“后来说要和深根合作”，足以证明双方并未对合作对象等合作事宜进行确认。5、录音音频，该录音系2018年5月28日曹某、黄斯明、何星蓉的聊天录音，其中：10:13，曹某“我只不过是来协助你跟杨总之前所谓的承诺，怎么走到现在”，黄斯明“这个事情咱们怎么来搞”：11:59，曹某“协助你们装修也好、设计也好，找地方也好，我尽量可以帮你，但是条件就一个，你们两个达成协议到底签了没有……杨总一直都是代表深根的，他是不可能跟任何人独自再签任何一家跟酒有关系的行业，他是深根企业的股东跟投资人，你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15:31，黄斯明“我只知道，像那个跟杨总合作，从来没跟我说过是什么，他只跟我说，我们成立一家干净的公司，然后快速的帮深根进行运营，我来负责这家公司，作为深根酒业旗下的一个销售部门、销售公司，我说的这个事情对深根整体来说是很有益的，然后我认同了……我说我跟你合作，具体他能不能代表深根，能不能做酒，我不清楚，这是他跟我两个人的口头协议……3月8号之前我已经跟杨总说了，当时已经发了所有的协议书给他看，说要更改，他一直说先不签，盛健可能要过来，后来又增加了盛健的股东名字，他说要溢价1000万，他25万叫我怎么分？当时没钱交押金，跟杨总说，当时刷我老婆的信用卡，刷了3万多4万块钱过去，后面还不够，因为要交11万多，杨总说那行，先拿10万过去，然后就打了10万过来，叫我写借条，我就纳闷为什么要写借条，这个大家一起合作，他觉得我黄斯明还不够给他信任，我就先写一份借条出去，到了第二笔，很快就要交，当时贷款没下来，他又给了10万，剩下的20万多万的时候，我一句话没说我自己该花多少花多少，然后整个合同一直在，杨总要不要签，什么时候签，不是说出差，就是说等一下，5月2号来了，装修好了，当时叫LeeLee过来交接……我们5月2号当天谈的，既然你要求我30%的股份，我已经包括借条已经花了30万了，那你占70%的股份，这70%的股份是不是应该到位，最关键的盛建25万，我一直没看到25万，他当时已经说了，要合作是跟深根合作，但是深根现在还不能签，为什么？你们还有一个深根股东的事情没有解决……”；28:54，曹某“杨总他是代表深根跟你合作的，或者是杨总他个人跟你合作的，也是他个人的事”；33:08，曹某“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承诺，任何东西没有签下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34:48，何星蓉“就是说为什么要投的问题，其实最开始大家是处于一种信任，你也知道他整个人很直率，这还没有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他自己要把自己的钱掏出来，所有都是我在出的钱”；44:05，何星蓉“我就觉得我垫付的款项，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来出这个钱，就是深根团队也好，杨总个人也好，应该就是你们来接这个盘才是对的”，曹某“大家都想得挺好，然后大家都想对方接掉它”；50:15，曹某“你这个地方值多少钱，你投了多少钱，大家都清楚，黄总是协助我去把这个账款收回来”，何星蓉“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去帮你收完账款之后再来付我的钱，那是不可能的”；52:08，曹某“杨总借给你那20万，那个不是我借你的”，何星蓉“那我们不清楚啊，我们跟杨总从头到尾都是说跟杨总合作”；53:03，何星蓉“那个欠条呢，你不是还了吗？还垫了那么多，那欠条要拿回来”，曹某“还给谁”，何星蓉“欠条啊，在谁那里”，黄斯明“杨总那里”，曹某“那过去，如果他有你的欠条都会还给你，这是你个人跟他的事情”；57:54，黄斯明“今天就要交租啊，怎么办？”，曹某“今天交的租呢，你自己租了合约还是你自己去承诺了”，黄斯明“你不确定的话，这个月我不交租了，我要马上止损了，今天下午就关门了，就说找物业谈的了”，曹某“那你选择了，没所谓啊，这你的选择，我没选择权的”；打电话给杨武，黄斯明“曹总的意思，我这边接盘的话，大家立一个字据，然后我投入的那20多万，包括你那，借条你还给我是吧？然后20万多一点的东西在货款里面扣，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会帮着深根去把那个货啊、款啊全部清回来，是不是？”，杨武“嗯”，黄斯明“关于这个月租金方面，他意思是还让我交着先，关于这一块我是不会同意的，要接就今天接好”，杨武“嗯”，黄斯明“这个月租金？”，杨武“我看他的意见”；1:59：35，黄斯明通话杨武，“我不想投这个月租金，未来也不是我管，为什么非要投这个月租金……”；2:07:26，曹某“你应该交完这个月租金，这是大家最好的方案”，何星蓉“这个事情我从3月份就等到现在”，黄斯明“从5月2号一直拖”。被告表示该录音中，被告从未承认该20万元是借款，双方已经有合法有效的协议且已经在履行该协议，被告一直为项目公司的开办运营。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等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的对话录音，与原告无关，无法证明原、被告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1）曹某的以下言论证明，曹某并未就合作出资事宜进行确认，且曹某也已经明确告知自身不代表原告，10:13第3行曹某：“就我只不过是来协助你跟杨总之前所谓的承诺，怎么走到现在，是不是？这一个中间人吧，或者一个可以信任过去，双方都可以既然信任的人，帮你解答一些疑问吧。”59:21曹某“我不代表杨总。”；（2）该证据证明，原、被告一直未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也未签订合作协议。具体如下：A、11:59第12行曹某“但是我希望你真的能达成协议的时候，给我办一个。”B、28:54第5行曹某“杨总他是代表深根跟你合作的，或者是杨总他自己跟你合作的，也是他个人事情。”该言论证明，原、被告之间并未就具体的合作对象达成一致意见。C、33:08第3行曹某“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承诺，任何东西没有签下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该言论证明，原告并未与被告就对慧馨合公司投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相反，被告在未与原告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自行对慧馨合公司进行投资，且慧馨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持股比例80%）为被告的妻子何星蓉，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被告自行对慧馨合公司进行投资的行为属于被告自行决策的行为，与原告无关。D、34:48第2行何星蓉“这还没有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他自己要把自己的所有的钱掏出来，所有都是而且是我在出钱。”该言论证明，被告在明知与原告尚未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下，自行支出了相关款项，该等行为属于被告自行决策的行为，与原告无关。E、37:56何星蓉“3月份的时候，过年前我陪着他一块到这一块来租下场地。当时，想着怎么样一起做一番事业。那么到3月份的时候，我做了多少合同？发了多少次？当时还考虑，这个企业要不要把地址变更到这里来？好了，地址要不要变更，然后又说股东要不要追加？这个我有，我又做合同。不断地发过来，发过来了之后还是没结果。现在6月份了哦？”该言论证明，被告在尚未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和何星蓉一起租赁相关场地，且该场地的承租人为慧馨合公司，该等行为属于被告自行决策的行为，与原告无关。F、第13页第3行何星蓉“参与的做任何的这些文案的，为什么迟迟不签呢？”该言论证明，原、被告尚未签订相关合作协议。G、1:41:33何星蓉“合作协议，我现在来拟这份文案。”该言论证明，原、被告尚未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也未签订合作协议。（3）该证据证明，曹某确认原告转账给被告的20万元属于借款。52：08曹某“杨总借给你那20万…”该言论证明，案外人也明确知悉原告转账给被告的2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6、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8089、1809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黄斯明与深圳深根酒业有限公司成立劳动关系，2018年5月24日为黄斯明的最后工作日，判令深圳深根公司向黄斯明支付工资34724.14元、报销款和差旅费34066元、垫付款19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为被告与案外人的判决书，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联，无法证明原、被告就合作出资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口头协议。7、监控视频（2018年5月25日），视频编号为hiv00359、hiv00431、hiv00360，原告表示该视频中可以看到曹某、宋某在2018年5月25日请风水先生到达东泷写字楼，风水师告知其应如何布局并批各员工的八字，证明曹某、宋某并非普通员工，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被告表示原告拿了一天的钥匙，就带风水师去看，被告从视频看到他们在公司，就打电话曹某，问他们是否要接盘，因租赁主体是慧馨合公司，而深根公司急着搬过来是因为在年前已经从原来的写字楼中心广场搬出，但是没有找到场地，所以他们急切找到办公场地，就到了东泷的承租场地来看风水，之后没有接盘，该承租场地一直空置，租金由被告垫付，由于被告方已经无力支付租金，而原告又一直不予理睬，所以于2018年7月8日由慧馨合公司与东泷物业解除了租赁合同。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显示出原告应被告的要求，找风水师前来帮忙看风水，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了合作方式、出资事宜，也不能证明原、被告就合作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该视频中无法看出风水师在该办公室中安排了原告或曹某的位置，监控视频（hiv00431、hiv00360）17：16：20处无法看出风水师是面对曹某说话，监控视频（hiv00431、hiv00360）17：16：34处，也无法看出风水师指向杨武，该等表述均是被告的单方陈述，监控视频中并未显示。另针对被告陈述没有人处理退租事宜，根据被告提交的《关于请求依比例承担合作费用的函》中“慧馨合公司已明确表明其将于2018年7月8日与广州市东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解除租赁合同”说明在此期间，该租赁物业一直处于慧馨合公司的实际控制之下。8、监控视频（2018年5月24日晚上），视频编号为hiv00334，被告表示该视频中为案外人丁某、李建中聊天，拟证实杨武、曹某等人事先已经设局，不与黄斯明签订协议，写字楼装修好可交付使用之时，曹某出面炒员工，诱骗黄斯明签下解除劳动协议。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相反，该视频16：51：53处丁某的陈述：“他就说，这个东西，深根是完全不行的，后来就叫你过来……他说你又没跟那个…你又没跟那个谁签任何协议或者合同，他又说杨总是深根的股东，他负责着另外一家公司，以前以个人名义签任何东西也害得不少。”可以证明，原、被告并未就合作事宜签订任何协议或者合同，也并未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9、监控视频（2018年5月24日下午），视频编号hiv00338，显示曹某、宋某等人均在写字楼并锁门，证实曹某和宋某并非普通员工，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第一，该视频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也无法反映出被告被迫签下辞职信离开；第二，曹某、宋某并未接手办公室，当时是因为帮被告处理了装修事宜，钥匙就放在门口的隐蔽处，所以离开时就把门锁上了；第三，被告是自愿离职的，在其离职后，被告与其妻子何星蓉实际控制着该办公室，该办公室的承租人是慧馨合公司，而慧馨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是何星蓉；第四，被告虽然主张办公室已交给曹某、宋某等人，但根据被告的陈述，被告是在将办公室交给曹、宋等人后，取得的办公室监控视频，该等监控视频可以证明，办公室一直处于被告的实际控制之下，否则，被告无法取得该等监控视频；第五，如果被告坚持认为该办公室已经移交给了曹、宋等人，那么被告在未经过曹、宋等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调取该等监控视频，则被告取得该等监控视频的行为是非法的，请法院依法对被告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10、现金收入证明单、银行交易明细，该证明单的内容与被告发送给原告的一致，显示支出115886元，何星蓉在2018年2月12日向东泷公司支付27650元，黄斯明的账户在2018年3月11日向东泷公司支付88236元，合计115886元。被告表示双方在2月份就已经确定承租东泷的物业，在2018年3月10日杨武转给黄斯明之后，在3月11日转账东泷公司支付租金；3月24日的款项收到也已经支出。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第一，该等款项的支出仅仅是由于慧馨合公司自身日常经营的需要，与原告无关，并且，原告与被告从未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原告也从未作出将借款转为合作出资款项或其他款项的意思表示；第二，关于被告陈述的“其中10万元是原告转给被告后支付”，从交易明细表可以看出，在原告于2018年3月10日借款给被告前，被告的账户余额仅有7091.48元，不足以支付被告转账给东泷公司的88236元，足以证明正是由于被告资金不足，原告才借款给被告周转，同时，在原告转账给被告之日，被告立即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其出具给原告的借条明确载明借款金额、还款期限，已明确上述款项是借款，被告对其自身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原告转账给被告时，双方已明确该款项为借款，原告只是将涉案款项出借给被告，双方未约定借款用途，被告借款的用途及借款实际去向均与原告无关，被告认为涉案款项是合作款的主张与其出具的借条载明的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11、微信记录（宋某），该记录系原告与微信号×××（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复函显示该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姓名为SOONGLEELEE，身份证号E3697963N），其中：2018年2月4日，宋“斯明，把你的八字给我，师傅9点就要看了”；2018年3月8日，黄斯明发送“项目合作协议书（2018-03-07）”，“LeeLee，这是初版，请过目，到时一起讨论修改”；2018年3月26日，宋“我刚跟装修的设计师聊完，我已经定好桌椅、橱柜、厕所等，明天报价出来，沙发等搬进去之后看感觉再订，空调安装曹总直接跟设计师安排。”黄斯明“好”；2018年3月28日，宋发送“深根酒业新办公室办公家具配置提案”、“深根酒业办公室家具报价清单”，黄斯明“你确定就可以了”；2018年4月3日，宋发送“工程报价”，装修合同图片，“工程报价之前是23万多，我和曹总跟他砍到19万”，黄斯明“谢谢，辛苦了”，宋“斯明，明早需要你回公司，装修合同需要你签字及盖公章，然后安排付款”，“装修公司明早送合同过来”，协商装修量尺寸事宜，发送装修图片；2018年4月11日，送“需要你签合同及付款新办公室的家具”，黄斯明“好，一次性付清吗？”，宋“不是，分3次”，黄斯明“已汇15000”，双方沟通装修事宜，送“我和曹总刚确认这排版了”，确定空调合同，要求付款；2018年4月27日，宋确定搬公司的时间。拟证实原告与被告合作的履行情况，写字楼租赁、装修、办公家具采购的事宜。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原告不是该聊天记录的当事人，宋某也非原告的代理人，故该证据与原告无关，而且，原告只是出于朋友关系及想让被告成为深根公司经销商的关系，对被告提供帮助，并安排宋某帮被告一起处理装修事宜而已，该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合作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或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无法证明原告同意将借款转为其他款项。12、微信记录（曹某），该记录系原告与微信号×××（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复函显示该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姓名为曹某，身份证号），其中：2018年2月，曹某向黄斯明发送租金信息；2018年2月11日，黄斯明“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电费1.6”，曹某“也不是很多”，黄斯明“到时设计怎么办？现在是3月10日起，一个月免租”，曹某“今天签了合同后，问他拿一个标有尺寸的平面图”，黄斯明“设计和装修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曹某“拍个照片发过来”“一起加油”，黄斯明向曹某发送租赁合同，曹某回复；双方就设计问题进行沟通；黄斯明向曹某发送平面图，表示“已经签了，所有的不包发票”，发送“项目入股协议书（2018-03-13）”；2018年3月21日，黄斯明向曹某发送“项目入股协议书（2018-03-21）”；2018年3月24日，曹某与黄斯明沟通空调价格，曹某“我只是负责帮你选定价格同设备，最终的取决权在你们手上”，曹某发送报价。被告表示曹某是深根公司的股东，受杨武的委托来处理合作事宜，东泷创意园的洽谈过程都是曹某自己谈的，还急着让被告在年前承租，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原告不断要求加快进度，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所以导致合意与实际进度无法一致；装修、设计、空调也是由曹某去谈的，当时要支付第2期款给装修公司，曹某与装修公司比较熟，他希望让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入股，所以就希望曹某说服他，然后由被告支付交2期款。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原告不是该聊天记录的当事人，曹某也非原告的代理人，该证据与原告无关；而且，对于曹某与被告在聊天记录中沟通的事宜，原告并不清楚事情具体经过，即使依据被告的陈述，曹某曾协助被告处理装修事宜，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达成合作协议，曹某也未确认黄斯明关于变更办公室租赁主体的陈述，双方仅就黄斯明离职工作交接进行了沟通，曹某也并未换锁，该证据无法证明原、被告就合作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或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无法证明原告同意将20万元借款转为其他款项。13、慧馨合公司支付明细表及支出凭据，该证据由慧馨合公司与被告黄斯明共同出具，记载截止2018年7月15日就原告与被告合作项目的支出，慧馨合公司及黄斯明表示，收到原告杨武的款项，合作项目还没正式开始运营，尚在筹备阶段，只是用慧馨合的名义承租了场地、以慧馨合公司名义签订装修合同，装修合同是宋某与装修公司谈好之后，发送给被告加盖慧馨合公司公章，但款项系从黄斯明个人账户支出，合作投资款项主要用于装修费、租赁押金、购买设备、购买空调、购买办公用品等费用。上述支付明细包括：2018年4月9日至2018年7月期间的租金、设施维护费、垃圾处理费、水费、电费、租赁保证金合计170384元，有东泷公司向慧馨合公司开具的发票、东泷公司与慧馨合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黄斯明的银行明细予以佐证，其中黄斯明在2018年5月2日向东泷公司转账23544元，该公司向慧馨合公司开具23544元发票，注明“5月”，黄斯明在2018年5月22日向东泷公司转账支付30954元，该公司向慧馨合公司开具30954元发票，注明“6月”；装修费支出152500元，其中装修费定金10000元、装修费首期款19000元、装修费二期47500元、装修费二期76000元、公司logo设计费1000元，有广州易空间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办公室总装合同、项目报价表、平面图、物料表、请款函、银行账户资料、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显示广州易空间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空间公司）为慧馨合公司装修承租的东泷创意园的涉案场地，装修报价290000元，实际协议价190000元，报价抬头为“深根酒业新办公室总装项目报价”，易空间公司确认收款账户名称为盛建，2018年3月12日，黄斯明向盛建转账10000元，2018年3月13日，黄斯明向盛建转账19000元，易空间公司在2018年3月12日、3月13日、4月5日、4月16日向慧馨合公司出具收据（被告未提交4月5日、4月16日的银行转账凭证），确认收到项目款152500元，尚欠装修余款37500元至今未付；空调费32040元，被告提交了《空调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报价表及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显示慧馨合公司与广州市祥源冷气工程有限公司在2018年3月26日签订该合同，设备款32040元，黄斯明于2018年3月30日向张文基转账10000元，于2018年4月28日转账22040元；家具款32110元，提交了家具送货单（送货地址为东泷创意园J02-03）、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其余明细包括货架费用、地毯费用、办公设备（电脑、复印件、打单机）费用、摆设品费用、其他办公用品（文具耗材、窗帘、茶具、网线、水壶）等，票据均以慧馨合公司的名义开具，被告及第三人均提交了相应的购买或支出凭证予以证实，被告表示因租约尚未到期即退租，押金已经无法退回，除去尚未支付的装修余款37500元外，该合作项目已实际支出432028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第一，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所有款项已实际支出，被告没有对每一笔款项提供完整的订单、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所有证明文件，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第二，即使该等款项均已实际发生，该等证据也无法证明所有款项的支出方都是慧馨合公司，以及款项的用途是用于慧馨合公司；第三、即使款项的用途是用于慧馨合公司，该等款项的支出仅仅是由于慧馨合公司自身日常经营的需要，与原告无关；并且，原告与被告从未就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原告也从未作出将借款转为合作出资款项或其他款项的意思表示，该等证据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联。14、证人证言，被告在本案中申请证人丁某出庭作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18091、180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丁某系深圳深根公司员工，2017年4月10日入职，2018年5月31日为最后工作日，丁某到庭表示其看过被告起草的合作协议，总投资为200万元，原告占70%，被告占30%，当时下班丁某没有出去，原被告在办公室聊天，故其知道原被告合作的事情；丁某确认原告是其老板，被告是其上级，其受曹某指派到达东泷物业的承租场地查看装修进度，还去为该场地购买办公室用品，该东泷创意园的场地是因为开设新的项目才租赁，后来深根公司没有办公室，就将东西搬出去了越秀区，后来经常在东泷谈事情，装修完毕后原告、被告、宋某、曹某等人都有在东泷拜神，之后原被告在二楼办公室聊得很不愉快，原告摔了盘子还说既然你不愿意合作我来接盘，我会让你全身而退，之后丁某就离职了。被告表示证人证言真实客观，证人曾经在深根公司也工作多年，杨武也是其老板，证人和原被告均有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不予确认，首先，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与被告是多年的朋友，且证人与被告一同进入深根公司，一同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并一同离开深根公司，在2018年6月21日，证人与被告一并申请对深根公司仲裁，说明证人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密切，其证言不足以采信；其次，证人的证言在前后多次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足以证明其证言并不真实，不具有可信度；第三，该证人也确认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合作协议，即使在他看到被告出示给他合作协议的时候，也是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没有签订的空白版本，因此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且由于其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应当予以排除。15、微信记录（何星蓉与黄斯明）、关于交接经营场地的情况说明、物业经营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证据由第三人慧馨合公司表示，表示何星蓉从2018年3月开始就配合原告杨武、被告黄斯明拟定各类协议书、办理公司经营场所的变更、进行项目公司LOGO设计、合作项目的品牌策划、合作项目开办期间的财务管理等，并获知原告以被告辞职后确保其顺利拿回开办栋楼写字楼之垫付款项诱骗被告从深圳深根公司辞职，何星蓉在2018年6月跟进东泷写字楼转租事宜，装修公司的负责人盛健持续与被告联系商谈转租事宜，盛健意向承租的朋友为曹总，直至2018年7月4日，何星蓉还拟定了一份与易空间公司约定的转让费8万元的写字楼使用权转让协议，但写字楼未能成功转租，于2018年7月5日拆卸，物品搬离。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何星蓉与被告是夫妻关系，其夫妻二人的陈述与原告无关联，原告并未确认该聊天记录，且该等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及被告的主张，等该聊天记录显示，案涉办公场地一直处于第三人及被告的控制之下，由被告夫妻二人处理案涉办公场地的转租事宜，且被告夫妻二人已于2020年7月5日将案涉办公场地内的全部物品搬走，被告主张的各项支出也无需由原告承担，其夫妻二人的沟通内容，原告并未确认，与原告无关。被告确认其在与原告未能达成协议后，双方的合作在2018年5月26日终止合同，因被告在2018年5月22日仍支付了截止6月份的租金，故该场地直至7月份才正式退出，该合作项目尚未进行正式销售产品，尚在准备开业阶段；双方终止合作的原因在于原告不同意支付后期投资款且提出要以深根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合作，而被告曾经是深根公司的员工，知道深根公司内部关系复杂，被告是与原告合作并非与深根公司合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所有前期运营的款项都已经支出，房租押金全部被扣，办公室内的设施设备、办公用品等都已经自行处理；被告表示若法院认定双方的合作关系成立且确认投资比例，其将另案起诉原告要求原告承担相应的款项。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当事人间存在借款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出借款项两个要件，否则借款关系不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原告知悉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且双方之间已就该合作项目的运营开展筹备工作，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筹备项目，原告已为该合作项目支付投资款20万元。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就场地租赁、装修设计、租赁支付、合作协议等问题进行协商，而原告在款项支付前就知悉该款项的用途，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款项后，亦就其款项的支付告知原告，原告陈述其是基于被告拟成为深根公司经销商而给予帮助，但原告始终无法合理解释其为何在收到被告发送的合作协议时从未对该合作协议提出异议；其次，2018年5月26日的录音证据中，原告确认双方曾协商投资200万元并多次提及70%、30%的比例，原告在录音中也确认原告本人出资20万元，被告出资20多万元，该录音中原告从未提及该20万元系借款，亦未要求被告偿还，反而表示让被告“全身而退”，故本院认定该录音中原告本人的陈述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知悉其向被告支付的20万元系投资款；第三，就被告与宋某、曹某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证人宋某、曹某在庭审中的证人证言与其微信记录完全不符，故本院对宋某、曹某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就该微信记录中，曹某在2018年2月就与被告联系场地租赁问题，宋某、曹某均参与了该租赁场地装修设计、空调安装，其二人均知悉该租赁场地的用途，且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宋某、曹某均有在涉案租赁场地出现，基于曹某、宋某与原告的关系，本院完全有理由相信宋某、曹某系代表原告跟进、沟通该租赁场地的装修、设计、设备安装等事宜，且原告对于该合作项目的筹备工作均清楚知悉；第四，诚然原告在2018年3月10日、3月24日的转账中均备注“借款”，且被告在2018年3月10日出具了10万元的借条，但被告已就该借条的出具作出了解释。虽然该解释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但从该项目的筹备时间顺序可以看到，原告支付的款项确实均用于了合作项目的筹备。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在2018年3月10日确实就该1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其后的合作过程中，该款项亦在2018年5月26日原被告双方的面谈中确认转为了投资款，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就该2018年3月10日的10万元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主张，就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2018年3月24日转账的10万元，被告提交的合作项目支出明细可以看出该项目在筹备阶段需要支付较多款项的情况，原告在3月24日转账的单方备注，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第五，原告表示双方并未约定投资比例、未达成合作协议、被告及第三人亦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确实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本院无法认定双方的合作投资比例，但就被告积极向原告发送合作协议的行为可以看出，被告确实在促进达成该合作项目，且第三人亦在合作协议作出时明确可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被告对于该合作协议未能达成并不存在过错。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该项目筹备阶段支出的费用超过原告投资的20万元，故本院认定双方的投资款均已用于项目运营，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返还投资款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原告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使用投资款存在不当或处理合作项目财产不当，可另案予以主张。另予指出的是，就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明显在2018年1月开始与被告就项目合作进行协商，且被告多次向原告发送合作协议，原告均未予以否认，原告清楚知悉该合作协议的内容，双方的合作协议虽然最终未能签订，本院亦无法明确双方之间的合作投资比例，但无法否认，被告基于原告共同参与投资的意思表示，积极筹备运营并投入大量资金，在原告的认同及原告下属宋某、原告合作伙伴曹某的指示下，被告以慧馨合公司的名义连续签订了租赁合同、装修合同、空调合同等，在被告持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原告始终未能与被告达成合作协议，导致该合作项目未能实际开展运营，至2018年5月22日被告支付最后一期租金后，在2018年5月26日的交谈中双方已明显缺乏信赖基础，该项目在筹备阶段即告终止，原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被告的信赖利益，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武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22.8元，由原告杨武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伍 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