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664号原告：刘楚成，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炎荣，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楚成诉被告郭炎荣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梦芷独任审理，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智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人民币1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95650元（资金占用利息自2013年12月11日开始，按人民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9月25日，应计算至被告还清全部100万款项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2017）粤0113民初7860号及（2018）粤01民终17467号判决查明事实。2013年11月8日，被告与案外人曾杏桃签订《借款合同》，个人向曾杏桃借700万元过桥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曾杏桃提出要求原告及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心通公司）为该笔借款保证人。2013年11月11日，曾杏桃按被告要求向奥心通公司账户转款700万元，同日，奥心通公司归还银行借款698.4万元。由于过桥资金借款需先支付利息，而被告因当时资金短缺，要求原告帮忙，2013年11月9日，原告向曾杏桃个人账户转款3万元，后在借款快到期时，被告再次要求原告帮忙，而原告要求案外人崔健玲将属于原告的款项97万元分两次转给曾杏桃，而曾杏桃也确认收到上述款项。由于被告一直没有归还上述100万款项，2017年8月10日，原告以借款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该院在审理过程中向原告释明法律，要求原告考虑以基于履行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之诉提起诉讼，但当时原告因对法律理解错误，仍坚持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最终一、二审法院均没有支持原告基于民间借贷案由提起的诉讼。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向贵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因履行保证责任而向曾杏桃支付的10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在庭审中，原告明确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计算标准按LPR执行。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诉讼时效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的相关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记载借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已经超出保证期间两年的期限；2.本案不存在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况，原告也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在原告诉状中提及的案件我方也对该问题陈述了相关的意见；3.我方与崔某没有委托及偿还贷款事宜，其证人证言也说了手写的内容非其本人书写，与我方签名是有时间出入的。经审理查明：经原、被告确认：案外人曾杏桃于2013年11月8日与被告、案外人胡嘉琴签订《借款合同》，向被告出借700万元人民币，原告及奥心通公司为保证人；上述700万元人民币系经曾杏桃控制的账号于2013年11月11日分四笔汇入奥心通公司的账号；曾杏桃于2013年11月9日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3万元人民币借款利息等。为证明崔健玲按原告要求，将原告存放在其处的97万元转账给曾杏桃，用于归还被告向曾杏桃的欠款，原告提交崔健玲出具的证明、银行转账明细和确认书。崔健玲出具的证明载明“本人崔健玲于2013年12月10日及11日根据原告的要求，将属于原告所有并存放在本人工商银行天河北支行账户的人民币97万元汇出至曾杏桃银行账户，这笔钱是被告欠曾杏桃钱，因此找原告借钱过桥，曾杏桃已确认收到该款项（详见确认书）”，该证明有崔健玲的签名及指印，落款时间处未填写等。银行流水显示，崔健玲于2013年12月10日向曾杏桃转账77万元、于2013年12月11日向曾杏桃转账20万元。确认书载明“甲方：曾杏桃；乙方1：郭炎荣；乙方2：胡嘉琴。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甲方按约定将借款人民币柒佰万元整全额交付予乙方。现乙方实际向甲方偿还本金柒佰万元整并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利息，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及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乙方自愿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并不再就此借款合同提出任何异议”。确认书甲方处有曾杏桃的私章确认，乙方代表处有郭炎荣的签名确认，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另外，确认书落款日期下方有手写字体“上述借款其中97万由崔健玲直至转入曾杏桃银行账户用作还款”，手写字体处有曾杏桃的私章确认。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另，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被告在该案中确认《确认书》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在签名时并无下方手写字体，被告对确认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其认为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该案无关。在该案，曾杏桃出庭证人证言摘录如下“原代：证人，根据我方的了解，郭炎荣于2013年11月8日向你借款700万元的情况，是否属实？曾：是的，属实。原代：你在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确认书是证明这700万元郭炎荣已经偿还完毕，其中97万元是崔健玲代为偿还的情况，请问是否属实？曾：我确认郭炎荣向我借款的700万元已经偿还完毕，但我没有写过你说的相关内容，但后来经过查账，崔健玲确实是通过她的账户向我个人的账户转账了97万元。原代：现在向证人出示我方提供的证据2确认书，请证人对确认书的内容进行核实。曾：关于确认书，上面一部分打印的内容是我公司的固定格式，落款甲方盖的也是我的私章，经核对，下面的手写内容不是我书写的，应该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写的，手写内容上盖的私章是我的。审：请证人明确，是否确认《确认书》的真实性？曾：确认《确认书》上打印的内容及下面手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原代：证人，刘楚成2013年11月9日通过他的账户向你转账3万元，转账凭证上备注“往来款”，支出证明单上备注“过桥诚意金”，请问该3万元是否包含在了郭炎荣的700万元借款中？曾：是的，这3万元是包含在了郭炎荣的700万元借款中。……被代：证人，请问确认书出具时是否只有上面打印的内容，而没有下面手写的内容，手写的内容是否在确认书签订时是没有出现的，是后面才加上的？曾：确认书出具时只有上面打印的内容，没有下面手写的内容，签订的时候，我本人不在场，是由我的工作人员经办的，当时的情况是郭炎荣700万元借款已结清，需要办理结清手续，据我向工作人员了解的情况，确认书在签订时，郭炎荣是不在场的，在打印的部分盖了我的私章后，崔健玲当场要求加上手写的部分，后来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当场写上手写部分内容，并加盖了我的私章，确认书的盖章和手写部分应该是在同时完成的，但我不太清楚郭炎荣的签字是在确认书盖章前还是盖章后。……被代：请问确认书上手写的内容，证人是否知情？曾：我刚询问过经办的工作人员，她称由于已经好几年了，已经不记得当时是郭炎荣还是崔健玲或是其他人过来办理结清手续的，她通过辨认确认书上的字迹，确认手写部分是她本人书写的，但手写部分是应崔健玲的要求还是其他人的要求手写的，她不记得了，她也不记得确认书上的盖章和手写部分是否是在同时完成的，也不太情况郭炎荣的签字是在确认书盖章前还是盖章后。……被代：证人，当时为何借款700万元给郭炎荣？曾：郭炎荣是向我借钱做过桥资金，过桥资金是为了偿还银行的贷款债务。……原代：证人，如果没有刘楚成这3万元和崔健玲的97万元，你是否会认同郭炎荣已经还清了700万元的借款？曾：当然不会。……审：关于被告刚出具的《证明》，请问是否是证人本人拟定的，并在证明人处签名的？证人是将这份证明交给谁？曾：当时刘楚成找到我，希望我对这笔借款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所以我应刘楚成的要求出具了《证明》，证明的内容是我本人拟定的，证明人处的签名是我本人的亲笔签名，这份证明我通过微信发给了刘楚成。后来，郭炎荣也向我了解情况，我向他出示这份证明，他用手机拍照留存。我的证明内容就是对刘楚成、崔健玲向我个人账户里转账的100万元作出说明，其他的情况，我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涉及。审：根据《证明》的内容，2013年11月8日编号为20131112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和出借人、保证人分别是谁？曾：经过查阅之前的记录，当时借款人是郭炎荣和胡嘉琴，出借人是我本人，保证人是刘楚成和奥心通公司。审：这笔借款的数额就是700万元，除了本案涉及的100万元，其他的600万元是否是郭炎荣自己还清的？曾：由于时间比较久远，我不太记得其他的600万元的具体清偿情况，当时结合我个人账户的情况，以及确认书的情况，当时我们也尝试过寻找档案是否有确认书，但是没有找到确认书，但在查询过我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情况后，我认为刘楚成和崔健玲的还款是为偿还这700万中的100万款项，所以我出具了这份《证明》……”。经该案庭审质证，郭炎荣确认曾杏桃向其出借的700万元其中的600万元系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另外100万元系刘楚成用于自用，该借款系由刘楚成及奥心通公司作为借款担保人。在该案中，刘楚成称“当时是郭炎荣打电话给我，他特别急需钱去还曾杏桃的借款，他说当天是最后一天还款期，超期会有巨额的利息，所以我叫崔建玲帮忙把钱转到曾杏桃的账户上……当时这700万元借款借出时，郭炎荣还是奥心通公司的股东，借款人曾杏桃在借款前到我公司看过，她一定要求我和公司担任保证人，所以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就做了担保人。当时款项快到期时，郭炎荣告诉我非常着急，所以郭炎荣跟我借100万元偿还曾杏桃的700万元借款，我就想办法还了这些钱……我认为这30000元是我支付给被告的借款本金，至于证人为何要说该30000元是我支付的借款利息，我不太清楚，但郭炎荣在借款前就跟我说过，这100万元估计是无法偿还了，要我提前做好准备帮他偿还。所以我在实际放款前就先支付给曾杏桃30000元，至于这30000元是什么性质，都不影响我实际代郭炎荣向曾杏桃偿还30000元的事实……”。为证明被告持有奥心通公司48%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原告持有奥心通公司47%股份是第二大股东，原告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378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为证明2012年被告凭借奥心通公司大股东身份，通过奥心通公司向平安银行贷款1000万元，贷款到期时，被告无法偿还贷款，故提出向原告借“过桥贷”，原告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以奥心通公司为主体向银行贷款，是双方共同认可的行为，且曾多次发生，此外原告是奥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妻子王晓南是奥心通公司财务，被告股权只有48%，被告不可能控制奥心通公司或单方促使奥心通公司向银行贷款。为证明原告没有使用100万元“过桥贷”，原告提交奥心通公司还贷账户交易明细（账号11×××01）。被告认为未看到原件，真实性有待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对其关联性也不予确认。为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100万元，原告提交《证明》及《补充协议》，其中《证明》记载“本人崔健玲于2013年12月10日及11日根据原告的要求，将属于原告所有并存放于本人工商银行天河北支行账户的人民币97万元汇出至曾杏桃名下工商银行番禺支行账户，这笔钱是被告欠曾杏桃钱，因此找原告借钱过桥。汇出该款项后，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催要上述款项，2016年6月28日，本人、原告、被告在一起谈原告代支付黎嘉华锵厂贷款时。原告再次要求被告归还其代支付的过桥款100万元。证明人崔健玲，时间2020年5月25日”。《补充协议》记载“…原告代支付黎嘉华永铿厂贷款及使用费…”，落款债权人处有原告的签名、指印及“2016.6.28”，证明人处有崔健玲、被告的签名及指印。被告对《证明》不予确认，认为崔健玲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所陈述的不是事实。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认为该补充协议说明的内容是广州市楚天塑料容器有限公司（原告的关联公司）于2015年出借款项予被告，被告直接向原告的账户还款，双方对此作确认，并未对涉及本案的100万作任何约定。为证明取得曾杏桃借款后，原告为覆盖借桥利息成本，将100万元借予崔健玲，被告提交原告妻子王晓南与崔健玲签订的《借款合同》，记载：甲方（贷款人）王晓南，乙方（借款人）崔健玲，乙方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30日（2013年11月27日至2013年12月26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落款甲方处无签名，乙方处有崔健玲的签名及指印，签约日期2013年11月27日，在文本空白处有手写“已还清”。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借款是案外人的自有资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按照被告的说法，原告向曾杏桃借款100万，期限一个月，利息3万元，而王晓南借给崔健玲1个月，利息也是3万元，原告从中无获利，没有任何人会这样做，被告的说法不可采信。被告提交2014年10月23日原、被告及黎嘉华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刘楚成；乙方：黎嘉华；丙方：郭炎荣。鉴于：1、甲乙双方原是奥心通公司的股东，分别为甲方持有47%，乙方持有48%的股份；2、甲乙双方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将48%股权以1000元对价转让给甲方;…4、奥心通于2013年12月10日向华兴银行借款40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甲方，奥心通于2013年1月8日向中国银行借款100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乙方。为理顺上述两笔债务，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供双方共同执行：一、400万元借款的余额400万元，由甲方负责偿还；二、1000万元借款由乙方负责偿还……六、甲方承诺：甲方受让乙方股权后，成为奥心通的控股股东，甲方保证在奥心通盈利的情况下，优先偿还郭炎荣1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2014年7月1日前奥心通欠付郭炎荣的厂房租金278020.47元。七、郭炎荣同意放弃2014年10月23日前奥心通欠郭炎荣100万借款的利息。从2014年10月24日起，甲方承诺，按照每月7000元的标准向郭炎荣支付借款100万元的利息，直到还清借款为止……”。协议书有刘楚成作为甲方，郭炎荣作为丙方的签字及指印确认。原告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这是双方解决被告退出奥心通公司而签订，签订该协议书时，双方并没有对债权债务做全面清算，事实上在签订协议后，双方因债权债务产生多起诉讼，因此该协议书不是双方全面清算债权债务而签订的确定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协议。就本案相同的事实，原告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被告的陈述，可以证明被告向曾杏桃的700万借款中由原告支付了3万元的利息并由原告指示崔健玲代还了97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提供了基本证据证明其已代被告向曾杏桃偿还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此时可以首先推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但此时原告的举证责任并未完全完成，仅凭证言证明待证事实是基于经验法则的认知。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就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该证据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要达到“相应”标准即可。被告在本案中否认曾口头要求原告帮忙还款，其认为，原告在借款到账前就向曾杏桃还款3万元的行为不合常理，真实情况是其清偿的100万元是原告以被告名义向曾杏桃借的，曾杏桃向被告交付借款后，由原告取得其中100万元自用。该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曾杏桃证人证言显示，曾杏桃认为原告支付的3万元是借款利息，原告自己的陈述则前后矛盾，原告认为其向曾杏桃交付100万元的行为并非履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临时救急，但又称之所以提前还款给曾杏桃，是因为被告早就和他说过，不打算归还100万元的款项，希望其代为归还。该院认为，原告的说辞前后矛盾，不合常理，被告的解释和提供的证人证言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使原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标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至此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除上述证据外，不能向该院提交其他证据继续证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存在，原告仅凭被告从代还款行为中受益的结果，推导出被告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该院认为不足以证明被告有借款合意。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予采纳，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中，原告以其帮助被告偿还了100万元借款，但被告未予返还，基于其履行保证责任后的追偿权提起诉讼。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明确其主张追偿权理由，原告认为由于被告不承认有借款的合意，其主张在被告与曾杏桃借款关系中处于担保责任且为其履行了部分责任，即帮被告偿还了100万元，故以代替履行保证责任进行追偿。庭审后原告称，其认为原告代被告垫付的100万元并非是履行保证责任，只是垫付，理由为：1.根据曾杏桃在（2018）粤01民终17467号案中出具的证人证言，原告和奥心通公司为被告向其借“过桥贷”700万的保证人，但该保证责任并没有注明是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原告与奥心通公司承担的为一般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上述借款只有在到期后被告无法偿还时，原告与奥心通公司才需履行保证责任；2.本案700万“过桥贷”借款是在借款到期前就已经清偿，而原告支付100万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11月9日及2013年12月10日、11日，且款项的支付并非是在曾杏桃要求原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下支付的。诉讼中，原告称其多次向被告追讨，在2016年6月28日，崔健玲、原告、被告在一起商谈原告代支付黎嘉华永锵厂贷款时，原告再次向被告追讨该100万元，但被告拒绝还款，2017年原告即向番禺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其垫付的100万元[（2017）粤0113民初7860号]，以及原告代被告垫付归还100万后对被告形成债权关系，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告则认为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其认为在本案中，原告称于2013年12月11日通过案外人崔健玲代被告还款，至今已逾2年，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基础。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郭炎荣为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且双方当事人庭审时亦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帮助被告偿还100万元是否属于履行保证责任。首先，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民事判决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467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被告向曾杏桃借入的700万元借款中，由原告支付了3万元的利息并由原告指示崔健玲代还了97万元，被告确实从上述代还款中受益。但上述民事判决书均认为原告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就上述100万元有借款合意，双方就该100万元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原告是曾杏桃与被告、胡嘉琴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且其亦确认曾杏桃在证人证言中关于“于2013年11月9日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3万元人民币借款利息”的陈述。再次，崔健玲系按原告指示向曾杏桃还款，分别于2013年12月10日、11日向曾杏桃转账77万元、20万元。最后，虽然原告在庭后向本院称其代被告垫付的100万元并非是履行保证责任，只是垫付，但根据原告在本案起诉状、庭审时和（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案中的陈述以及曾杏桃在（2017）粤0113民初7860号案中的证人证言，该100万元支付的时间发生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之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案涉款项的支付是原告在履行被告、胡嘉琴与曾杏桃于2013年11月8日签订《借款合同》的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关于原告提交崔健玲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原告仅提供证人证言，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被告亦不认可该证明内容，故本院对《证明》不予采纳。即使《证明》记载的内容属实，原告亦自述被告拒绝还款，故原告未有证据证明本案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则本院对被告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采纳，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楚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16461元，由原告刘楚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梦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唐小宝黄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