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03民初4215号原告：于某，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某，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大卫，北京市蒲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某与被告杜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被告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大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88000元、见面礼2000元、订婚金5000元、民间婚礼当天红包19900元、婚宴费用40000元、婚庆费用19500元，婚俗改口费用10000元、结婚旅行费用10000元，已退80000元，共计214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经朋友介绍于2018年12月认识，2019年1月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7月双方开始协商婚礼事宜，双方父母商定彩礼为188000元。2019年8月4日被告告知原告彩礼给付形式。2019年8月6日，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银借记卡9334后转账188000元，在大姐陪同下随即到被告家中将188000元彩礼礼金借记卡9334及密码给付被告母亲及被告。原、被告曾于2019年6月分手一月有余，2019年7月和好，随即开始商谈婚礼事宜。2019年9月28日双方举办民间婚礼仪式。婚礼举办后第三日，被告就外出带团旅行走了数日。2019年11月初，被告要求原告将原告的工资卡交付给被告保管，因原告及其家庭为原、被告结婚向亲戚朋友借有外债还有房贷，原告没有立即答应，并非就不愿给，自此原、被告开始产生矛盾，被告回了娘家。期间原告不仅亲自到被告家请求被告原谅并请被告跟随原告回家，而且不间断的通过微信、电话联系被告解释并请求被告原谅自己，但是都于事无补。一直到2020年1月中旬，被告似乎原谅了原告，但是被告仍然没有回到原告家，要么在被告家要么在外出带旅行团。2020年春节前被告突然回到原告家小住三四天，期间语言上表示男女双方结婚系缘分、应该珍惜，行为上很勤快、帮原告母亲一起干家务，原告觉得被告真心原谅了原告，但事实告诉原告，原告错了。过年期间原告通过多种方式请被告回家，被告不予理睬，2020年2月19日上午被告通过微信明确告知原告“我和你没关系了。不要联系我了。”自此，原告亲自去被告家却被拒之门外，用微信联系被告却被删除，无论以何种方式联系被告，被告都不予理睬。2020年3月17日，被告父亲和被告到原告家里返还银行卡，内存有8万元钱，明确表示婚礼一场，自此就结束了。原告顾及昔日感情与婚姻，且被告退还并未彻底，故原告坚持联系、找寻被告。2020年9月9日，被告与其他男士在公共场所的暧昧动作让原告无法坚持下去，导致感情破裂。综上，原、被告从2019年9月28日举办结婚典礼起至2020年3月止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仅一起居住过约20天，期间被告的行为让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举办婚礼另有目的，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被告杜某辩称，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被告不予认可，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12月相识，2019年7月开始准备婚礼事宜，因考虑原告家庭为准备婚礼装修房屋花费较多，因此双方家庭并未对彩礼进行过明确约定。2019年8月4日，原告与被告商量结婚的具体细节，双方共同商定由原告出资、被告购买结婚所需物品（因原告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包括购买结婚钻戒、金银首饰、结婚新衣服、租赁双方婚礼礼服、购买婚庆用品，购买婚礼当天烟酒（民间俗称的婚礼费用“大包"）。2019年8月6日，原告与其大姐到被告家交付给被告9334借记卡一张，内存188000元。2019年8月7日，被告约原告购买结婚用品，在长治市城区四喜珠宝购买镯子一枚；在长治诗普琳购买钻戒一枚；在长治金威商城购买四件套一套，共计花费人民币35349元。2019年9月2日，被告与原告商量在皇后嫁衣轻奢馆租赁结婚礼服，包括结婚婚纱、男女双方秀禾、敬酒服、伴娘伴郎服、男女双方妈妈服、跟妆等，共计5500元。2019年9月7日，被告和原告商量购买结婚所用烟酒，经前期询问打听决定在阳光烟酒批发部订购一批烟酒，其中硬中华40条共17200元，15年汾酒30箱共24900元，共计42100元。2019年9月10日，被告与原告商量购买婚庆用品，决定后在合美婚庆批发部购买结婚喜字、拉花、请柬、喜碗、脸盆等婚庆用品，共计3500元。2019年9月中旬，在长治中宏时代、海澜之家、华诺等商城为原告购买结婚衣服、皮鞋，购买女方衣服、化妆品、皮鞋、背包，共计30000元。2020年3月17日，退还原告人民币80000元。（一）原告所诉退还见面礼2000元、订婚金5000元于法无据。2019年3月左右，原告带被告到他家拜见其母亲，原告母亲赠与被告2000元；2019年5月，原告母亲再次赠与被告5000元，这两次赠与均在双方恋爱期间并非为出于缔结婚约而赠与，现原告要求返还两次赠与于法无据。（二）原告所述婚礼当天红包19900元和改口费用10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在2019年8月4日与被告商定了婚礼当天一切费用均包括在其赠与被告的188000元中，在婚礼当天其未给过被告实质性红包。其母亲给过被告改口费用10000元，被告父母给过原告改口费用10000元。（三）原告所述婚宴费用40000元、婚庆费用19500元于法无据。2019年9月28日，婚宴饭菜钱由双方共同所收亲友赠与礼金支付，不应由被告承担；婚礼婚庆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四）原告所述结婚旅行费用10000元与事实不符。综上，由原告出资188000元委托被告购置结婚用品，被告为准备双方婚礼，在与原告商量后购买了结婚一系列物品，共计花费人民币116449元。2019年9月28日被告与原告结婚后，原告到医院做了包皮手术，为向被告隐瞒病情，原告经常以医院加班为借口很晚回家，回家后对被告冷淡、不理，导致夫妻感情产生裂痕。2020年2月，原告在隐瞒被告的情况下再次到郑州正大医院看病治疗，被被告发现后再次争吵，对于原告这种不诚实和欺骗的行为，被告不能理解和接受。2020年3月，因原告隐瞒欺骗、吵架后跟踪和骚扰被告导致被告精神极度紧张，被告决定与原告分开。3月17日，被告在工行9334卡中存入80000元，后在父亲的陪同下到原告家中交给原告，希望和原告了断这段感情。当时和原告、原告母亲、大姐经过沟通同意后才把这卡里80000元交付原告。在被告和原告分开之后，原告还不断对被告进行跟踪和深夜骚扰，发邮件，拿别的电话卡发信息，让被告精神紧张、抑郁，处于崩溃边缘。原告捏造事实，诬陷被告与他人有暧昧关系，导致被告更加下定决心与其分开。另被告与原告结婚以后，因原告需每月偿还房贷和装修贷款约3500元，家庭生活所需必要开支均由被告支付，每月大约2500元，在被告与原告生活期间里，家庭开支均由被告支付也是双方产生矛盾的一个方面。原告在诉状中两次提到请求被告原谅自己，以为被告真心原谅了原告，在双方相处中，原告自认自己存在过错，就是被告在陈述中记载的原告有不应当结婚的情形；原告陈述被告和原告举行婚礼存在其他目的，这是对被告的污蔑，但实际上被告已经将结婚剩余的全部款项返还给原告，被告在陪嫁中还有一套房屋，用于给原、被告使用，这些事实都能够看出，被告和原告结婚不是为了原告的财产，但原告并非该想法，且原告也没有财产，房屋还是贷款购买，婚后还需要偿还贷款。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的以下证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微信账号截图一份、2019年8月4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一份、xxx号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记录一份、2019年8月16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婚纱照一张、牵手婚礼企划公司合约单一份、北京恒文蕴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收据两支、微信转账记录一份、婚礼礼簿七页、伯爵厅结账单一支、2019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万元微信聊天记录一份、2019年10月3日至2020年7月12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估建议告知书一份、通话录音一份，被告提供的皇后嫁衣轻奢租赁（定制）合同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明2019年4月至9月间，原告多次向亲戚朋友等借款232500元用于结婚相关事宜，原告因结婚相关事宜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经质证，被告不认可，因为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的转账，也不认可因为原告借款232500元就导致生活困难，原告有工作，母亲有退休工资，不可能导致生活困难，且结婚之前，被告也没有要求买车买房，故原告陈述不属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涉及案外人，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2、原告申请证人于飞出庭作证，证明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款188000元；商讨时被告家陈述男女方分开宴请亲朋好友，宴请费用各自承担，但在支付费用时被告方陈述账房已走，让原告方先行垫付；双方约定举行典礼后办理结婚登记，后被告陈述不给工资卡就不办理结婚登记，之后被告与其父亲来原告家放下内存8万元银行卡，取消婚约；原、被告双方做过婚检，不存在被告陈述的原告不利于生育问题。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系原告姐姐，故不予质证，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于飞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3、被告提供票据十二支，证明原告所支付的108000元的用途，主要用于婚礼当天承租婚纱等相关礼服、婚礼当天由女方购买烟酒42100元，购买三金和生活用品（床上用品及厨房等用品）共计116449元，原告所给付被告的188000元除了退还的8万元，还远远超出了原告支付的费用，超出8449元。经质证，原告对票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尽管购买了物品，也记载了金额，但是没有标明用途，对于烟酒的票据不予质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还有于某签字的票据5500元，对其来源及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金威商城及彩妆馆均系杜某个人使用，不能证明是因结婚导致的消费，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诗普琳的购物凭证是2018年的，显然与本案无关；关于票据的问题，其真实性持疑，是杜某个人消费，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诗普琳珠宝购物凭证记载购买钻戒17187元、戒托1200元，总金额为18387元，而原告提供的两支银联商务票据中使用尾号为9334号银行卡分别于2019年8月7日17时30分22秒、2019年8月7日17时30分59秒向商户名称为“SPRIN”分别消费17187元、1200元，结合2019年8月6日原告给付被告尾号为9334号银行卡的事实及购买三金的结婚习俗，故诗普琳珠宝购物凭证的记载时间2018年8月7日属于笔误，应为2019年8月7日，本院对诗普琳珠宝购物凭证及对应的两支银联商务票据予以认定。长治市城区凰后婚纱礼服彩妆馆于2019年9月2日出具的5500元收据记载收款事由为婚纱、秀禾、敬酒服、跟妆、伴娘服、伴郎服与原告认可的皇后嫁衣轻奢馆租赁（定制）合同的订单日期、销售类型及付款金额一致，本院对该收据予以认定。金威商城信誉卡800元票据金额与原告提供的使用尾号为9334号银行卡向山西省长治市金威商城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7日消费的银联商务签购单金额一致，结合日常交易习惯，本院对金威商城信誉卡、银联商务签购单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2019年8月7日使用尾号为9334号银行卡向长治市城区四喜珠宝消费16162元的银联商务票据、2019年8月27日购买手链消费2000元的华诺百货珠宝信誉卡、2019年9月10日购买结婚用品消费3500元的收据及2019年9月7日购买烟酒消费42100元的收据虽非正式发票，结合双方开始置办婚礼的事实及日常交易习惯，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认定。2019年8月消费2583元的内衣销售凭证、2019年9月16日消费4397元的勤龙日化大明彩妆部收据非正式票据且均没有盖有印章，本院不予认定。4、被告提供原、被告双方的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在2020年11月1日发送的邮件，其陈述本案诉状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有不易过夫妻生活的身体反应，原告是医生，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明知的，原告隐瞒自己的病情，还多次欺骗被告，原告在聊天记录中陈述原告的母亲及姐姐对被告满意，能够证明被告是诚心实意和原告共同生活的，并非原告陈述的另有目的。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陈述诉状非原告本人意思表示与事实违背，属于断章取义，且被告陈述是生理性疾病，对被告造成隐瞒均与事实不符，而包皮手术是医学常规手术，是可以康复的病症；原告陈述对被告满意也是为了挽回婚约，双方产生矛盾是由原告不给被告工资卡导致的，原告开始做小手术没有向被告说明也是为了不让被告担心，给被告造成压力，且当时做手术期间，被告也常常在外带团不回家，且回来之后也是在娘家，故原告产生了该念头，是为了不给双方的婚约造成影响。本院对该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5、被告提供2020年10月9日由长治市城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门诊诊疗手册一本，证明被告及其父亲将该8万元归还给原告时原告及其母亲、姐姐均在场，明确表示婚约作罢，不再联系，但是原告在收取款项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承诺，多次到被告家中找被告，导致被告精神紧张，抑郁。经质证，原告认为是被告本人的手册，不能证明原告的行为，该手册记载是被告的陈述，与原告无关，故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8年12月相识，2019年7月双方协商结婚事宜。2019年8月6日，原告向xxx号中国工商银行卡转入188000元作为彩礼款在其姐姐陪同下将该卡交付给被告。2019年9月28日双方举行结婚典礼仪式。典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消费支出情况为：2019年8月7日被告购买钻戒支出17187元、戒托支出1200元，总计18387元，现由被告保管；同日，被告在长治市城区四喜珠宝购买手镯支出16162元，现由被告保管；同日，被告在山西省长治市金威商城有限公司购买四件套支出800元；2019年8月27日被告在长治市华诺百货有限公司购买手链支出2000元，现由被告保管；2019年9月2日被告向长治市城区凰后婚纱礼服彩妆馆租赁婚纱、秀禾、敬酒服、跟妆、伴娘服、伴郎服及跟妆费总计支出5500元；2019年9月7日被告购买硬中华40条、15年汾酒30件支出42100元；2019年9月10日被告购买结婚用品（喜字、礼花、脸盆等）支出3500元；2019年8月、9月原告支出婚庆费用共计19500元。典礼前，原告给付被告梳头钱及送亲红包19900元，原告当庭陈述19900元系原告典礼前以现金方式给付被告的，婚礼当天红包系原告用小红包另外给付的亲朋好友，19900元并没有付给原告方亲戚；被告陈述19900元是给了双方的亲戚朋友，结婚典礼的时候就发完了。原、被告双方曾协商决定婚宴由双方分开宴请，费用各自支付。婚礼当天，原告支出婚宴餐费40017元，被告支出烟酒费42100元，其中宴请被告亲朋好友30桌、原告亲朋好友9桌。原告母亲曾给付被告改口费10000元，被告父母给付原告改口费10000元。2019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10000元用于结婚旅行，但双方至今未去旅行，被告陈述已用于家庭生活。被告陈述2019年3月左右，原告母亲给付被告2000元；2019年5月，原告母亲再次给付被告5000元。2020年3月17日，被告与其父亲到原告家里将内存8万元的尾号9334号银行卡交付原告，并表示结束双方的关系。原告当庭陈述其每月工资及奖金为6000余元，每月偿还房贷1743元、装修贷1900余元。原、被告双方断断续续共同生活约一个多月。庭审调解时，因原告不同意调解，致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原、被告按民间风俗举行结婚典礼仪式后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共同生活的，属非法同居关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后双方发生矛盾，被告离开原告家并将8万元返还给原告的行为应判定被告主动解除同居关系。一、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彩礼18800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彩礼款。原告给付的彩礼有用于购买钻戒及戒托，价值18387元；购买手镯，价值16162元；购买手链，价值2000元；购买四件套支出800元；租赁婚纱、秀禾、敬酒服、跟妆、伴娘服、伴郎服及跟妆费支出5500元；购买结婚用品支出3500元。因租赁婚纱、秀禾、敬酒服、跟妆、伴娘服、伴郎服、跟妆，购买结婚用品及购买四件套系为结婚所花费，被告不应当返还，而钻戒及戒托、手镯、手链属于贵重物品，应当予以返还，如果被告无法向原告返还钻戒及戒托、手镯、手链原物，那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钻戒及戒托、手镯、手链的价款36549元。鉴于被告已返还8万元，故扣除以上消费后并考虑原、被告已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等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还需返还原告彩礼款40000元。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见面礼2000元与订婚金5000元问题。被告辩称原告母亲于2019年3月左右、2019年5月分别给付被告2000元、5000元，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双方于2019年6月曾分手一月有余，2019年7月和好并开始协商婚礼事宜，故原告主张的2000元、5000元均发生在双方恋爱期间，未进入协商婚礼事宜阶段，应当视为赠与，且给付方不属于本案当事人，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民间婚礼当天红包19900元问题。原告以梳头钱及送亲红包19900元的名义给付被告，被告陈述已经实际花费，且属于赠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婚宴费用40000元问题。婚礼当天花费婚宴餐费40017元、烟酒费42100元，共计82117元，其中宴请被告亲朋好友30桌、原告亲朋好友9桌，根据双方协商各自宴请亲朋好友，费用各自支付，故本次婚宴费用原告应承担18950元，被告承担63167元，鉴于原告支出婚宴餐费40017元、被告支出烟酒费42100元，故被告应返还原告21067元。五、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婚庆费用19500元问题。因该费用不是付给被告的，原告向被告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六、关于原告主张婚俗改口费问题。原告母亲曾给付被告改口费10000元，而被告父母也给付原告改口费10000元，且给付方不属于本案当事人，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主张结婚旅行费用10000元问题。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9月28日举行结婚典礼仪式，原告于2019年10月24日向被告微信转账10000元用于结婚旅行，系双方增进感情的举措，应认定为赠与，不应当认定为彩礼范畴，原告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杜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于某彩礼款40000元和价值36549元的钻戒及戒托、手镯、手链或者76549元；二、被告杜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于某婚宴费用21067元；三、驳回原告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58元，由原告于某负担1125元，被告杜某负担11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淑珍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雅婷书记员 李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