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7155号原告：罗晓星，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干、张柳依，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邓健强，男，197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告：李嘉丽，女，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李蓝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罗晓星诉被告邓健强、李嘉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晓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干，被告邓健强，被告邓健强、李嘉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晓星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邓健强、李嘉丽归还原告罗晓星借款柒拾伍万元整以及利息给原告，利息从借款之日起以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邓建强、李嘉丽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罗晓星借到75万，并于2016年3月8日立下字据，并约定每月归还，自2018年起，分文未归还。原告打电话、发微信均未回复，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上述请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罗晓星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675000元及逾期利息（详见利息计算表：以7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3月8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7日，共136885.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变更后的事实和理由为：涉案《借条》所载邓健强现借到罗晓星人民币750000元系双方对邓健强所欠货款的结算和确认，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邓健强、李嘉丽共同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于本案的举证期限早已过期，故罗晓星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2、罗晓星提交的《借条》与其所称的买卖合同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没有提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任何证据；3、罗晓星与邓健强、李嘉丽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存在拖欠罗晓星货款的情况。罗晓星不具备经营的主体，邓健强、李嘉丽不可能与罗晓星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邓健强已明确表示有和罗晓星的老公颜文琪经营的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快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邓健强、李嘉丽截至目前并没有拖欠思快公司的货款。李嘉丽与罗晓星根本就不认识，未参与邓健强的经营活动，与罗晓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4、涉案《借条》是邓健强因资金周转问题向罗晓星借款，但罗晓星明确承认在签署《借条》后并未向邓健强出借任何款项。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8日，邓健强向罗晓星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本人邓健强现借罗晓星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750000）。落款处有邓健强的签名捺印。庭审中，罗晓星述称上述《借条》所载款项并非是借款，而是邓健强十几年前所欠货款没有还清，而要求邓健强补签立具的。对于上述《借条》的历史形成过程，罗晓星陈述如下：“2008年左右，我和邓健强都在太平洋电脑城开电脑档口，双方有互相按照行规拿货，由邓健强到我的档口拿货，邓健强在出货单上签名，一般一个星期结算一次，到年底的时候邓健强确认一共欠我货款93万元。当时邓健强答应每年归还一部分，并且提供房产证原件和结婚证复印件给我，后来邓健强的小孩需要上学把房产证原件取回了。原始的交易凭证因为时间太久了，看不清楚了。2010年，邓健强曾经向我出具了93万元的借条，后来担心借条失效，又在2016年要求邓健强重新向我出具本案的75万元借条。”对此，邓健强则陈述如下：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现在已经不欠罗晓星货款，甚至还向罗晓星多支付了货款；涉案《借条》系当时有向罗晓星借款的意向，记不清楚在立具涉案《借条》时有无拖欠罗晓星的货款，但是本案款项并非是罗晓星与邓健强之间因货物往来所结算的货款性质，而是邓健强做电脑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罗晓星借款，与双方之间之前形成的货款没有关联性；罗晓星没有将借条中的款项实际向其出借，由于双方一直有生意往来，所以就忘记向罗晓星要求收回该张借条；曾在2010年之前立具93万元的《借条》给罗晓星，立具的原因为双方对账后，因欠货款所书写；在立具93万元的《借条》至涉案75万元的《借条》期间，双方一直仍然有生意往来，我不断向罗晓星拿货，也不断向罗晓星支付货款，转账中的款项，既有支付该期间的货款，也有支付93万元的货款；对于货物交易而言，我是与罗晓星配偶所经营的思快公司之间存在货款往来，如系货款纠纷，罗晓星并非适格的原告主体。出具《借条》后，罗晓星述称邓健强共偿还了6万元，分别为：1、2016年偿还了15000元；2、2017年每月偿还5000元，共支付9个月合计45000元。对此，邓健强确认在2016年、2017年归还过部分款项给罗晓星，具体金额不清楚，但归还的款项性质是欠罗晓星的部分货款。邓健强与李嘉丽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9月19日登记结婚。庭审中，双方确认以下事实：1、双方没有约定涉案75万元的偿还期限和逾期还款的利息；2、在邓健强出具《借条》时，李嘉丽并不在场，且李嘉丽没有参与到邓健强经营的电脑档口当中。庭审中，邓健强提交了一系列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交易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还款转账记录表等，主要证明以下事实：1、2010年至2016年期间，邓健强向罗晓星转账1356794.5元，向尹某账户转账362974元（其中最后一笔为2016年4月16日的23759元），合计1719768.5元；2、2016年3月9日至2017年12月18日，邓健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微信向罗晓星支付货款合计75000元；3、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2月5日，邓健强向高某转账791578元；4、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该公司的法人及股东为颜文琪（罗晓星的配偶）。对此，罗晓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2010年之前被告欠原告93万元以后，邓健强还陆续向其拿货，也陆续向其支付货款，对于原拖欠的93万元货款，邓健强只归还了少部分，直到2016年3月8日，经双方结算，原来的93万元货款，还尚欠75万元；罗晓星确认在立具涉案《借条》后，收到邓健强归还的涉案货款75000元；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与尹某之间的转账23759元，与涉案货款无关；高某于2016年就不在公司任职，该款项是邓健强与高某等人另行组建的其他公司的往来，与涉案货款无关；罗晓星仅是以思快公司名义与邓健强往来，所有货物的交付和结算的主体实际上是罗晓星和邓健强，均与思快公司无关。庭审中，双方确认所有货物交易往来的款项，邓健强均没有直接向思快公司转账交付过。罗晓星确认尹某、高某曾是思快公司的员工，但尹某、高某分别于2016年1月和2016年2月离开了公司，且罗晓星述称于2015年年底不在电脑城经营。为证明邓健强拖欠罗晓星货款的事实，罗晓星补充提交了其与邓健强之间从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罗晓星”述：“接着办呀，每个月办一笔呀”、“要补三个月没办的”、“谈好的事要做到”、“年底了，补齐余款”；“邓健强”述：“晚点”、“在，过几天安排给你”。罗晓星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从2017年初起，由邓健强每月归还5000元，这与邓健强提供的还款记录一致。邓健强确认微信号及微信昵称系其本人的，但对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催款与涉案《借条》的75万元无关，而仅与邓健强和思快公司的业务往来有关，且聊天记录有被删除的部分，是不完整的。为证明尹某、高某于2016年2月之后与邓健强之间的资金往来均与涉案货款无关，罗晓星还申请章某、尹某、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3名证人均向本院签署了《保证书》。经查，3名证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1、章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章某（身份证：）是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人。高某（身份证：）和尹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入职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现仍为我司员工。自2016年2月1日起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尹某和高某的款项实际是邓健强应支付给我司款项。2、尹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尹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起已从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离职，离职后从未代表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过任何业务事宜。2016年4月16日，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我的款项实际是我代表现任职的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接受的款项。3、高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高某（身份证:）自2016年2月1日起已从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离职，离职后从未代表广州思快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过任何业务事宜。自2016年2月1日起，邓健强以银行转账支付给我的款项实际是我代表现任职的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接受的货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罗晓星在第一次庭审的法庭调查中已明确表示涉案款项的性质并非为借款而实际为货款，并在第二次庭审的法庭辩论结束前主张本案系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要求邓健强、李嘉丽承担民事责任，并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书，故本院对罗晓星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继续审理。邓健强、李嘉丽抗辩主张罗晓星系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没有理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涉案《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性质应认定货款还是借款；二、如何确定邓健强应偿还的款项数额；三、李嘉丽是否应当共同承担涉案款项的偿还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罗晓星主张涉案《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虽然约定为借款但实际为邓健强所欠的货款，对此主张罗晓星就涉案《借条》的历史形成过程、双方的交易习惯、还款经过、结算及付款方式、为何写借条而不写欠条等事实都作出详细而具体的陈述，当中并无明显矛盾之处，而且邓健强亦确认“在2010年因拖欠罗晓星货款93万元而立下借条，立具的原因为双方对账后，因欠货款所书写”、“在立具93万元的借条至涉案75万元的《借条》期间，双方一直仍然有生意往来，我不断向罗晓星拿货，不断向罗晓星支付货款，所转账的款项，既有支付该期间的货款，还有支付93万元的货款”等事实，以及罗晓星与邓健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罗晓星所主张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其次，邓健强主张涉案《借条》所载75万元的款项为借款，而与罗晓星之间的货款没有任何关联，但邓健强不能就罗晓星并未实际出借款项，但其至今为何不要求收回借条或不向罗晓星提出异议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罗晓星主张的《借条》历史形成过程、交易习惯作合理有效的反驳，另外，邓健强根据其提交的银行转账证据，主张已超额支付了所欠货款，也显明与一般常理相悖。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罗晓星提出涉案《借条》系双方以借款名义对所欠货款进行结算，涉案75万元的款项实际为邓健强所欠的货款，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邓健强的上述抗辩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故罗晓星有权依据涉案《借条》要求邓健强承担清偿所欠货款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涉案所欠货款的还款情况，邓健强提交了向罗晓星、尹某、高某的银行转账记录用于证明还款事实，并主张目前已不欠罗晓星任何货款。对此，本院作如下评析：首先，如上所述涉案《借条》实际是对双方对邓健强所欠罗晓星货款的结算，故对发生在涉案《借条》立具日期之前的所有银行转账记录，均不应计入在涉案75万元货款的还款当中。其次，对于发生在涉案《借条》立具日期之后，邓健强向罗晓星转账偿还的75000元，由于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对于发生在涉案《借条》立具日期之后，邓健强向尹某（转账23759元）、高某（转账791578元）转账的款项，由于证人章某、尹某、高某均出庭作证，证实尹某、高某于2016年2月已从思快公司离职，上述转账均与思快公司无关，而系广州赞禾科技有限公司与邓健强之间的往来款项，而本案中邓健强也无法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转账系罗晓星委托两人收款用于偿还涉案所欠货款，且上述两人的还款的总金额亦超过了涉案《借条》的总金额75万元，亦明显与一般常理不符，故在邓健强不能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转账款项亦不应计入在涉案75万元货款的还款当中。综上，扣减邓健强已支付的75000元后，邓健强仍应向罗晓星支付剩余货款675000元（75万元-75000元）。对于罗晓星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涉案《借条》未对偿还货款的期限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进行约定，故罗晓星有权要求邓健强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675000元为基数，从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罗晓星利息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罗晓星已确认李嘉丽未参与其与邓健强之间的交易，邓健强出具涉案《借条》时李嘉丽亦不在场，且罗晓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邓健强、李嘉丽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所需的情况下，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罗晓星主张涉案债务属于邓健强与李嘉丽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罗晓星诉请李嘉丽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健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67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675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原告罗晓星；二、驳回原告罗晓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原告罗晓星负担1899元，被告邓健强负担940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 晖人民陪审员  杨伟琪人民陪审员  姚月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黎剑烨尹浩宇徐宝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