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34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恒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滨江南路一段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0072086443XC。 负责人：胡钰。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守明，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阆中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白果树街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81725520089J。 法定代表人：杨明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云，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恒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阆中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融资抵押担保借款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19）川1381民初5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顺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顺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有效错误，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的基本事实与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一致，顺达公司向四川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申请贷款1.45亿元，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将1.45亿元贷款发放至顺达公司账户，顺达公司将1.45亿元转给恒河公司，恒河公司提供贷款所需抵押、担保财产，偿还借款本息，并约定向顺达公司按贷款额度每年1%支付管理费。由此可以确定，资金来源属于信贷资金，顺达公司转贷给了恒河公司，顺达公司收取1%的管理费，顺达公司的行为符合高利转贷的要件，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均属于高利的范畴。二、一审认定配合服务费422.5万元错误且毫无依据。其一，因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无效，认定恒河公司支付配合费没有依据。其二，恒河公司已支付272.5万元是本案直接相关的费用。2015年2月5日支付72.5万元，双方虽签订了相应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但该协议中并未约定顺达公司收取服务费，且双方签订协议后，顺达公司并未获得贷款并转贷给恒河公司。因此，恒河公司所支付的272.5万元与本案直接相关。其三，各方于2019年9月左右就案涉高利转贷的信贷资金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债务已消灭，一审算至2020年1月没有依据。同时，合同约定期限三年，合计420万元，已支付272.5万元，即使要支付也仅支付147.5万元。三、一审认定损失135万元毫无根据。一方面，双方约定按照每年1%支付管理费，这是恒河公司应支付的代价，即使顺达公司有损失，恒河公司也不可能在约定1%的范围之外承担。另一方面，顺达公司未举证证明损失发生，其主张因执行导致信用等级降级的问题，顺达公司有与本案无关的众多案件在法院执行，且信用等级不等同于直接损失。四、一审认定恒河公司承担45万元律师代理费错误。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无效，当然包括律师代理费承担的约定无效，认定恒河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没有基础。同时，即使按合同约定承担律师代理费，也只承担本合同纠纷所产生的律师费，而本合同因诉讼的律师费为15万元，一审认定45万元没有依据。 顺达公司辩称，1．恒河公司关于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顺达公司为恒河公司提供借款并为其提供担保，是多个融资行为，《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顺达公司未收取息差牟利，该协议合法有效。2．本案一审认定的已支付的272.5万元的融资服务费，包括案涉合同签订之前一年的融资服务费。2015年融资担保协议签订后，仅支付72.5万元，是案涉合同的标的款。合同期是三年，但恒河公司至今未还清借款，也未解除顺达公司的担保责任，顺达公司及股东杨明顺、陈晓梅仍然是被执行人，一审判决计算至2020年1月19日，在此之后的也应当支付。3．关于违约金的问题，融资管理费与违约金、损失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也是合同约定的不同标的，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按照发生贷款总额的10%承担违约金，一审调减成1%已体现了自由裁量权。4．本案的代理费、律师费确实是15万元，但考虑到恒河公司在系列诉讼案件中与本案相关，确定系列案件产生的律师费与本案产生的律师费共计45万元恰当。 顺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河公司支付顺达公司融资贷款、抵押、担保配合服务费495万元；2.判令恒河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顺达公司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3.诉讼费由恒河公司负担。一审诉讼中，顺达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恒河公司支付顺达公司融资贷款、抵押、担保配合服务费495万元；2.判令恒河公司向顺达公司支付违约金1350万元；3.判令恒河公司消除顺达公司在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的债务人资格；4.判令恒河公司赔偿顺达公司律师费15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恒河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8日，顺达公司（甲方）与恒河公司（乙方）签订《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1.45亿元，该项贷款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为乙方，并由乙方承担偿还责任及一切风险责任；乙方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提供该项贷款所需抵押担保物，承担因贷款所需一切费用。2016年1月20日，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再次签订一份《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1.45亿元，该项贷款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为乙方，并由乙方承担偿还责任及一切风险责任；乙方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提供该项贷款所需抵押担保物，承担因贷款所需一切费用；该项贷款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如包括但不限于不按时、按约偿还贷款本息，担保物价值明显不足等；乙方确保所提供的抵押物及相关资料真实可靠……由于乙方的原因给甲方所带来的一切损失、负面影响均由乙方负责赔偿，如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企业信誉等；此笔贷款与银行合同约定的期限为三年（即2016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止），以年计算配合费用，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按每年所剩贷款余额的1%计算费用给甲方，直到还清贷款为止；本协议双方应共同遵守，所约定条款，如任何一方违约，应按发生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承担违约责任。 2016年1月6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与四川长信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建设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长信建设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1.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壹年，自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12月30日。抵押人恒金置业公司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人刘自新（已故）、雷焕章、故乡酒店公司、恒金置业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质押人恒河公司、金源大鹏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鉴于长信建设公司和顺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是关联公司，故顺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同意作为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含）的全部债权的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同上加盖了恒丰银行南充分行、顺达公司、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印章。 2016年1月19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人）与长信建设公司（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亿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5日；借款年利率为6.175%，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担保合同为前述2016年1月6日抵押人恒金置业公司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保证人刘自新（已故）、雷焕章、故乡酒店公司、恒金置业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质押人恒河公司、金源大鹏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同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长信建设公司发放1.5亿元。 因长信建设公司未按约支付利息，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于2017年9月22日向长信建设公司邮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长信建设公司在该行办理的上述贷款于2017年9月25日全部提前到期，要求长信建设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1.4985亿元及借款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并分别向雷焕章、叶玉蓉、金源大鹏公司、恒河实业公司、故乡酒店公司邮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各方履行相应担保责任。后长信建设公司未还款付息，各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南充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长信建设公司、顺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偿还借款1.4985亿元及利息，各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等，南充中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7）川13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判决长信建设公司、顺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偿还借款1.4985亿元及利息（罚息利率为按照年利率6.175%上浮50%计算），各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恒金置业公司、恒河公司等在该案中答辩称，恒河公司因为不能办理贷款，系由长信建设公司帮助恒河公司贷款，所以如果债务真实存在，应当由恒河公司清偿全部债务。 同时查明，2016年1月6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与顺达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顺达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1.4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壹年，自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12月30日。抵押人恒金置业公司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人刘自新（已故）、李前红、杨明顺、故乡酒店公司、恒金置业公司均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质押人恒河公司、金源大鹏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鉴于顺达公司和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是关联公司，故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同意作为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含）的全部债权的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处加盖了恒丰银行南充分行、顺达公司、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印章。 2016年1月20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人）与顺达公司（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45亿元；借款年利率为6.175%，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借款期限自2016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5日。担保合同为抵押人恒金置业公司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人刘自新（已故）、李前红、杨明顺、故乡酒店公司、恒金置业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质押人恒河公司、金源大鹏公司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分别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鉴于顺达公司和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是关联公司，故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同意作为本合同项下借款的共同债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日，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顺达公司发放1.45亿元。 因顺达公司未按约支付利息，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于2017年9月22日向顺达公司邮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顺达公司在该行办理的上述贷款于2017年9月25日全部提前到期，要求顺达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1.35亿元及借款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并分别向杨明顺、陈晓梅、李前红、金源大鹏公司、恒河公司、故乡酒店公司邮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各方履行相应担保责任。后顺达公司、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未还款付息，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南充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顺达公司、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偿还借款1.35亿元及利息，各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等，南充中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7）川1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判决顺达公司、长信建设公司、泊来商贸公司、天翼公司、今盛视听公司偿还借款1.35亿元及利息（罚息利率为按照年利率6.175%上浮50%计算），各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本案诉讼中，恒河公司在对该判决书质证时认可1.45亿元贷款进入了顺达公司账户，顺达公司再转给了恒河公司；泊来商贸公司、故乡酒店公司和恒河公司是关联公司。 上述231、232号判决书生效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南充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申请人与二案被执行人和恒丰银行南充分行作为申请人的其他案件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该二案裁定终结执行。 另查明，2018年9月9日，顺达公司、杨明顺、陈晓梅与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签订《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人因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借款及担保纠纷案，委托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担任诉讼代理人，经委托人同意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小云律师作为委托人（该案的第一审）的诉讼代理人，帮助委托人处理与对方当事人的纠纷，委托人按照结案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代理费；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下发判决、裁定、调解书，对方当事人撤诉或双方庭下和解及委托人撤销委托等终止。2019年11月5日，顺达公司与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签订《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人因与恒河公司借款服务合同纠纷案，委托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担任诉讼代理人，经委托人同意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小云律师作为委托人（该案诉讼、调解）的诉讼代理人，帮助委托人处理与对方当事人的纠纷，委托人应支付受托人代理费15万元；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下发判决、裁定、调解书，对方当事人撤诉或当事人双方庭下和解及委托人撤销委托等终止。 2015年2月5日，恒河公司转给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明顺72.5万元；2016年1月20日，泊来公司转给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明顺的儿子杨波145万元；2017年1月22日，成都故乡公司转账给杨明顺35万元；2018年2月12日，恒河公司公司财务白燕从绵阳商业银行转账给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明顺20万元。上述转账共计272.5万元。顺达公司称72.5万元是恒河公司支付2015年顺达公司帮助恒河公司贷款1.45亿元服务费的一半，另一半72.5万元在2016年1月20日的145万元中减扣，145万元下余的72.5万元和另外两笔转账55万元，合计127.5万元均为支付2016年1.45亿元贷款的服务费，因恒河公司在2017年还款1000万元，故自2017年起每年的贷款服务费变更为135万元，2017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的贷款服务费为405万元，加上2016年的服务费145万元，合计550万元，减扣恒河公司已经支付的127.5万元，恒河公司还应支付422.5万元。故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422.5万元。同时，顺达公司在诉讼中放弃第三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的律师费为45万元（前述231号、232号和本案的律师费各15万元）。恒河公司抗辩145万元并不是支付2015年的贷款服务费，因2015年的融资协议并未履行，协议也未约定服务费，即使有约定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31号案中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均是担保人，该案的律师费与恒河公司无关；232号案的贷款在2019年已经在执行中达成和解协议，法院已裁定终结执行。关于顺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因合同无效，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依据，即使合同有效，10%的违约金也过高，应当减少，而事实上顺达公司没有损失，故应当驳回顺达公司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还查明，2012年和2013年，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各签订了一份《融资抵押担保协议》，内容同样是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合作由顺达公司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贷款使用人实为恒河公司，由恒河公司提供贷款抵押担保物。恒河公司抗辩协议是否履行要有贷款支付凭证，顺达公司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诉讼中，顺达公司提交了其于2015年1月28日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公证书，约定顺达公司向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1.45亿元；顺达公司还提交了一份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进账单，显示2015年2月4日顺达公司通过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向南充城心商贸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45亿元。顺达公司称上述1.45亿元支付给了恒河公司的关联公司南充城心商贸有限公司，该行为是履行双方2015年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1.45亿元的资金实际来源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恒河公司否认南充城心商贸有限公司是恒河公司的关联公司。 再查明，顺达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恒河公司位于南充市常春藤大院的商业用房41铺、住宅4套、车库157个和其他用房27个予以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裁定，裁定将上述财产予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是否有效；二、顺达公司主张的配合服务费422.5万元是否应当支持；三、顺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1350万元是否应当支持；四、顺达公司主张的律师费45万元是否应当支持。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借贷法律关系表现为主体之间通过书面或口头协议，各自承担相应的借款还息的权利义务，形成的是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融资、抵押、担保协议》虽约定，由顺达公司作为贷款人、恒河公司作为担保人共同合作向第三人贷款，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建立金融借款法律关系的仅为本案顺达公司，贷款的发放与归还均由顺达公司独立与第三人进行，从第三人的角度，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并非共同借款人。另外，顺达公司将其从第三人处获得的贷款提供给恒河公司使用，顺达公司与第三人约定的年利率6.175%明显高于顺达公司与恒河公司约定的年利率1%，故顺达公司高利转贷牟利的主观意图不明显。综上，顺达公司、恒河公司之间实为借贷关系，《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的效力、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权利义务均应受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故恒河公司抗辩顺达公司系高利转贷的观点，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该条款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额度和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国家对信贷资金发放及利率的管理，防范高利转贷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该条款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有信贷资金的转贷行为，二是转贷的目的是谋取高额利润。本案中顺达公司向恒河公司收取的资金年利率为1%，而顺达公司向出借人承担的年利率为6.175%，双方虽有转贷的行为，但无谋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也不存在扰乱国家对资金投向、利率宏观管控等政策的导向，没有破坏金融秩序，扩大金融市场的风险。因此双方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有效。二、顺达公司主张的配合服务费422.5万元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由顺达公司利用自己的信贷条件向作为金融机构的第三人贷款，并将所取得的贷款交付给恒河公司使用，同时约定由恒河公司按年利率1%支付所剩贷款余额的融资配合费（服务费），因顺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费用系合理的融资成本且已实际发生，故此处的配合费（服务费）应理解为顺达公司、恒河公司之间对资金占用利息的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顺达公司提交2015年2月4日给南充城心商贸有限公司转账的1.45亿元凭证，拟证明双方2015年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已经履行，恒河公司否认南充城心商贸有限公司是其关联公司，顺达公司虽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1.45亿元与本案的关联性，但结合双方2012、2013年签订的融资抵押担保协议，以及恒河公司在2015年2月5日支付72.5万元服务费的事实，根据证据盖然性原则和日常经验法则认定顺达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现恒河公司还需向顺达公司支付2016年1月20日至2020年1月19日止的服务费422.5万元。恒河公司抗辩2015年2月5日支付的72.5万元是提前支付2016年1月20日1.45亿元贷款的费用不符合情理，同时，恒河公司没有举证证明2019年双方和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及案外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案涉借款已经偿还，服务费不应当计算至2020年，故不采信恒河公司的此抗辩意见。三、关于顺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为剩余贷款本金的10%，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应当与守约方的损失相当兼具对违约方的惩罚性，本案中顺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的范围和数额，同时根据2020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将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的精神，酌情确定违约金按照剩余贷款本金的1%计算，即135万元。四、关于顺达公司主张的律师费45万元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顺达公司主张三案的律师费符合收费标准，恒河公司抗辩231案中顺达公司、恒河公司都是担保人，顺达公司的律师费与恒河公司无关，该意见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恒河公司在231案件中答辩称因为恒河公司不能办理贷款，系由长信建设公司帮助恒河公司贷款，所以如果债务真实存在，应当由恒河公司清偿全部债务，而该案的判决是由长信公司、顺达公司等偿还案涉贷款，恒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231案的贷款实际使用人是恒河公司，并非与恒河公司无关。故恒河公司应当按照《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承担顺达公司律师费45万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恒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顺达公司资金占用利息4,225,000元；二、恒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顺达公司违约金1,350,000元；三、恒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顺达公司律师费45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0,200元，由顺达公司负担81,225元，恒河公司负担58,97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向顺达公司释明，一旦认定案涉《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无效，顺达公司是否基于合同无效提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相应的给付请求，顺达公司坚持在本案中不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二审围绕恒河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关于案涉《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融资、抵押、担保协议》虽约定，由顺达公司作为债务人、恒河公司作为担保人向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贷款，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建立金融借款法律关系的仅为顺达公司，贷款的发放与归还均由顺达公司独立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进行，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的角度来看，顺达公司、恒河公司并非共同借款人。另外，顺达公司将其从恒丰银行南充分行处获得的贷款提供给恒河公司使用并收取相应费用，表明顺达公司存在转贷牟利的主观意图。据此，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虽名为《融资、抵押、担保协议》，但实为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该条款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额度和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国家对信贷资金发放及利率的管理，防范高利转贷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该条款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有信贷资金的转贷行为，二是转贷的目的是牟利。银行向具有信用资金使用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目的是支持其生产、经营发展，而借款人将之转贷，首先是违背了与银行约定的贷款使用用途，使信用资金脱离监管或难以监管，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同时扰乱了国家对资金投向、利率宏观管控等政策的导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将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资金全部或者部分转贷给他人，以此牟利，实际上属于从事银行业务活动，该行为破坏了金融秩序，扩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这种转贷行为应予以否定。 本案中，《融资、抵押、担保协议》约定，由顺达公司利用自己的信贷条件向作为金融机构的第三人贷款，并将所取得的贷款交由恒河公司实际占用、使用，同时约定由恒河公司按每年所剩贷款余额的1%计算配合费用给顺达公司。从以上协议内容来看，顺达公司将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资金全部转贷给他人，以此牟利，该行为绝对地损害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禁止性规定，故《融资、抵押、担保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经本院释明后，顺达公司坚持不变更本案的诉讼请求。据此，因案涉《融资、抵押、担保协议》无效，顺达公司基于该《融资、抵押、担保协议》主张配合服务费及律师费等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19）川1381民初588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四川省阆中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0,200元，均由四川省阆中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53,975元，由四川省阆中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刘 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许岱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