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29民初2529号 原告：孙贵飞，男，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铎，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城东河街支路。 法定代表人：魏金明，职务：总经理。 被告：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丹荆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祥，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玲，系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军英，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贵飞与被告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祥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冀0929民初1158号民事裁定，孙贵飞不服，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冀09民终442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20）冀0929民初1158号民事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贵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铎、被告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贵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告投资开发了献县河街“中心家园”小区项目，魏金明是原告方聘用的负责项目协调工作的外围协调人员。二被告之间2016年因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诉讼到献县人民法院，法院作出（2016）冀0929民初1322号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绿洲公司偿还金祥公司债务。但绿洲公司未能按期偿还金祥公司欠款，金祥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二被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绿洲公司以原告投资建设的献县河街“中心家园”小区中的25套房产抵顶金祥公司的债权。原告认为，被告绿洲公司不是25套房产的投资人和所有人，这一点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金明也给原告出具证明予以证实，绿洲公司无权处分该房产，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 被告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魏金明是原告聘用的负责项目协调工作的外围协调人员与事实不符。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执行和解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绿洲公司不是25套房产的投资人和所有人与事实不符。 被告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未答辩。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绿洲公司法人代表人魏金明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献县河城街村“中心家园”项目是由孙贵飞投资建设的。2、河城街村党支部书记张晓营和村委会副主任孟某、魏金明、田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河城街“中心家园”项目由孙贵飞投资，魏金明无权处置。3、原告支付拆迁户的拆迁费部分票据21张，拟证实原告方系河城街“中心家园”项目投资人。4、原告支付工程款部分票据23张，拟证实原告是该项目的投资人。5、二被告执行和解协议复印件及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实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被告绿洲公司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6、献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929执822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二被告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擅自处分了原告开发的25套房产。7、证人孟某、田某证人证言。8、欠条一份，拟证实魏金明给原告出具了40万元欠条。9、2020年7月8日绿洲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诉争的25套房产与被告绿洲公司没有关系，其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 被告金祥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据真实性不予认可，魏金明作为本案另一被告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出具的证据于2019年3月16日在献县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陈述矛盾，另外魏金明作为我方与绿洲公司纠纷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前后矛盾不应采纳，本案中原告与魏金明均为绿洲公司股东，魏金明在本案中为原告利益所做证明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所以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对证据2，该四人证人证言在同一文体中属事先串通，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孟某、魏金明在本证据中的陈述分别与其在献县人民法院2019年12月4日所做调查笔录中陈述、2019年3月16日在献县人民法院所作陈述前后矛盾，另外原告不能证明该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原告作为个人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不能作为房地产开发主体，其个人对外支付款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款项，不能证明该款项是孙贵飞对案涉项目的投资。孙贵飞作为绿洲公司的股东，在我方与沧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代替绿洲公司支付了执行款，说明原告与绿洲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即使退一步讲，孙贵飞确实支付了投资款也应该是代绿洲公司支付的，所以对该证据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4，根据法律规定房地产及建设主体应为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该证据显示孙贵飞作为自然人向其他自然人支付了款项，无法证明该款项为工程款，所有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其他意见同对证据3质证意见。对证据5、6，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是我方与绿洲公司补充协议的明细，缺少补充协议主要内容。该协议证明了我方与绿洲公司协商一致，对之前施工纠纷达成的一致意见，不认可原告对该两证据的证明目的，对裁定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二证人均表示知道孙贵飞投资是听来的，签署证明是在孙贵飞和魏金明的授意下签字的，本案中魏金明和孙贵飞同为绿洲公司股东，魏金明先前代表绿洲公司处分了房子，二人共同串通找证人出具证明且该二证人所述前后矛盾，故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8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40万元与2019年3月15日的20万元有任何关系。对证据9的三性均不认可，孙贵飞作为本案的原告，是绿洲公司的股东，孙贵飞与绿洲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由此可知绿洲公司与孙贵飞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出具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与魏金明在献县法院见证下出具的证明内容明显矛盾，不具客观真实性，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被告金祥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申请执行人支取案款审批表（2016）冀0929民初1322号》一份，拟证实在2019年3月15日，绿洲公司（15日20万孙贵飞、19日20万魏金明）被执行40万元的事实，同时也能够证明被执行人是绿洲公司股东魏金明、孙贵飞依法承担了债务偿还的事实。2、2019年3月16日魏金明写给献县人民法院的材料，拟证实被告魏金明于2019年3月16日写给法院的材料认可按时履行2019年3月16日的《执行和解协议》；同时，也能够证明《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协议。3、2019年12月4日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庭《调查笔录》，该证据是献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甄建芝、李猛超在执行过程中就“中心家园”的有关问题的调查情况。该证据拟证明“中心家园”是魏金明、孙贵飞、田某三人合伙承建的事实，直接证明了《和解协议》的真实性。4、绿洲公司工商查询记录，拟证明魏金明、孙贵飞是该企业的股东，魏金明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持股75%，孙贵飞持股25%，该证据直接否定了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魏金明是原告方聘用的负责项目部协调工作的外围协调人员的事实。5、补充协议和附件，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在2019年3月16日签订了和解协议补充协议，魏金明代绿洲公司将“中心家园”10套房产抵顶给金祥公司，如乙方绿洲公司不能在2019年3月21日前完成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则10套房产明细由我方自行处理。拟证实处理“中心家园”房产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在法院的见证下签订的，法院对孟某的调查笔录是本协议签订的基础。6、《执行和解协议》一份，该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均是在献县执行局法官的见证下签署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不仅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也符合合同的实质要件。该协议对绿洲公司用河城街中心家园的楼房抵押申请执行人欠款的房屋套数、抵顶价款均作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该证据对抵顶房屋的权益也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否则属于乙方的欺诈行为，并承担法律责任。该证据足以证明绿洲公司对涉案房屋有充分的处分权，并应依据该协议将房屋进行交付的客观事实。7、献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在河街中心家园小区售楼处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绿洲公司出具了《认购协议》及收据，以上协议合法有效，绿洲房地产对案涉房屋有处分权。从绿洲公司可在河街中心家园小区售楼处对该小区的房屋作出处置，且从售楼处取得的公章在《认购协议》和收据上加盖公章可知，绿洲公司对案涉房屋有处分权，退一步讲，即使案涉房屋由第三人建设，金祥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依据法律规定也已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8、绿洲房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孙贵飞是绿洲公司的股东，从而受委托对中心家园进行管理，另证明孙贵飞是绿洲公司的股东，与绿洲公司串通通过诉讼方式，拖延金祥公司与绿洲公司之间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及阻碍法院的执行行为。9、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认购协议》及收据签字盖章的现场照片，拟证明该协议是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法院的见证下签署的，协议合法有效，绿洲公司对案涉房屋有处分权。证明售楼处人员与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共同为《认购协议》及收据加盖了公章，即使涉案房屋由第三人建设，金祥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10、献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9执822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案涉房屋的现有状况。 原告孙贵飞质证称，对证据1，关于我给法院转款20万元，当时是魏金明让我借给他20万元，因为当时魏金明在献县人民法院被传唤，不给钱不让其走，并给了我一个账户，我只能借给他了，他以前向我借了20万元，一共欠我40万元，并于2019年4月27日给我出具了一张40万元的欠条。对证据2，该项目是孙贵飞投资所建，绿洲公司及魏金明对该项目的房产没有处分权，所以该证明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而本案所争议的焦点也是如此，这个证明也不能证明和解协议有效。对证据3，证人孟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该项目是孙贵飞投资所建，绿洲公司及魏金明没有投资，之所以在笔录中陈述由三人所建是出于误解，后来魏金明亲口承认是孙贵飞所建，我们认为应以证言为准。对证据4，企业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虽然孙贵飞是绿洲公司的合伙人，但是不能证明河城街“中心家园”项目是由该公司承建的。对证据5，该份补充协议系二被告擅自处理原告投资开发的房产，对补充协议不予认可。对证据6，二被告所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25套房产，绿洲公司没有处分权，二被告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实绿洲公司对房产有处分权，被告金祥公司在绿洲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绿洲公司签订协议，属于自己的过失，而且属于重大过失，因此不属于善意取得。对证据7献县法院执行局出具的证明，不能证实绿洲公司对本案诉争的房产有处分权，也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对证据8，股东协议只能证明原告是绿洲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原告受绿洲公司的委托管理本案所诉争的房产。对证据9，照片上是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没有锁，只是在外面有大锁，内部全部没有锁，而且那里也不是售楼处。对证据10，该执行裁定书给原告送了一份，本身也意味着法院执行局认可原告对本案诉争的房产有利害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6年3月23日，本院受理了被告金祥公司与被告绿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经双方调解，出具了献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9民初1322号民事调解书，被告绿洲公司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金祥公司保证金200万元，其他损失10万元，共计210万元。并同意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12月22日至保证金退还完毕止，向金祥公司支付利息。后被告绿洲公司未履行约定，金祥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绿洲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魏金明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有两名股东，魏金明持股75%，原告孙贵飞持股25%。 2019年3月16日，被告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金明与被告金祥公司委托代理人马玲在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甄建芝、李猛超的见证下，在原告孙贵飞的办公室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绿洲公司将其在献县河城街镇开发的“河城街中心家园”项目中的15套房（按每平米1400元计算）折抵200万元，并于2019年3月16日，将该房屋购房手续过户到金祥公司或其指定人员名下，作为抵押。绿洲公司不得出售，绿洲公司可分阶段以现金方式回购该房产并按约定支付利息。到2019年12月30日以前，绿洲公司不能全部赎回，剩余的房屋归金祥公司所有。协议第三条约定，绿洲公司应确保一、二条所涉房子不能与第三方有任何纠纷，否则属于绿洲公司的欺诈行为，并承担法律责任。绿洲公司无条件配合金祥公司办理该房产产权变更手续，其费用由绿洲公司承担。协议第四条约定，绿洲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以前，向金祥公司支付欠款50万元，该款支付后，从在“河城街中心家园”抵押的房子中扣除。第五条约定，如果绿洲家园不按上述协议履行，金祥公司仍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19年3月16日，金祥公司代理人马玲与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金明又签订了一份执行和解补充协议，称现因绿洲公司不能在2019年3月16日完成和解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所以将其在献县河街镇河街中心家园的10套房产以1400元每平方米抵顶给甲方，并将购房手续办理至金祥公司或金祥公司指定人员名下。绿洲公司应在2019年3月21日前完成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如不能完成，则此10套房产（付明细）由金祥公司自行处理。同时，魏金明为马玲出具了协议中共计25套房子的认购协议，协议上加盖了献县河城街镇河街村集资建房项目部的公章，并出具了收款收据。 2019年3月15日孙贵飞向法院执行案款账户转款20万元，2019年3月19日魏金明向法院执行案款账户转款20万元，金祥公司支取了绿洲公司履行的款项。 2019年12月3日，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查封了河街中心家园涉案房产25套，原告孙贵飞称法院也向其送达了该查封裁定书。 2020年6月5日，原告孙贵飞将被告金祥公司和绿洲公司起诉，称其是河街中心家园的实际投资人及所有人，魏金明和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以协议外第三人的身份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孙贵飞及被告金祥公司提交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执行裁定书，被告金祥公司提交的支取案款审批、绿洲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记录、献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以及开庭笔录可供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确定合同效力纠纷，原告主张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明确规定，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二被告签订协议外的第三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必须证实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且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被告金祥公司与被告绿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献县人民法院受理，绿洲公司欠款是事实，因双方诉讼中达成调解，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后被告绿洲公司无法履行调解书内容，金祥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阶段绿洲公司与金祥公司在执行人员的见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孙贵飞为绿洲公司的股东，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未参与绿洲公司经营，绿洲公司的决策其应该知情。整个流程均未体现金祥公司和绿洲公司恶意串通去损害原告孙贵飞利益的情形，故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为无效合同。 原告孙贵飞主张其是河街中心家园的实际投资人及所有人，魏金明和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确定涉案房屋的权属，确认孙贵飞是否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金祥公司是否能善意取得涉案25套房屋亦不是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的审理范围。假如绿洲公司真的无权处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房产，其与金祥公司签订的协议也并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和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该条款，合同的有效并非必然改变物权的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虽然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但是立法宗旨是一样的，如果仅是有可能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随意确认合同无效，等于是认可第三人可以干扰、限制甚至阻止守约方行使权利，对守约方是不公平的，将会对缔约行为产生极大冲击。签订合同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设定负担行为是合同当事人自愿的行为，如果第三人随意确认合同无效，侵犯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如合同无效则自始无效，也侵犯了守约方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因此解释的第三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补充，就算绿洲公司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合同也并非无效，金祥公司也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主张赔偿的。 综上所述，原告孙贵飞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献县“河城街中心家园”的部分无效，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贵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贵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自行网上上诉立案及进行其他网上诉讼操作，或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钱 英 审 判 员  巩新建 人民陪审员  鲁连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