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4159号原告：靳涛，男，1971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范晓峰，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靳涛与被告范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靳涛，被告范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靳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范晓峰返还全部股票投资本金50万元；2．判令范晓峰支付投资红利（自2018年1月1日起按每月1万元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由范晓峰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靳涛与范晓峰口头协商达成股票投资协议，约定：靳涛提供给范晓峰股票投资资金50万元，范晓峰自收到款项次月开始，每月给付靳涛股票投资红利2万元，投资红利与范晓峰当月股票投资收益多少无关，不论范晓峰当月盈亏与否，需每月按时给付，投资期限为自打款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5年6月11日，靳涛委托徐晓红将50万元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给范晓峰，范晓峰于当日收到该笔款项。自2015年7月，范晓峰向靳涛支付第一笔投资红利2万元，截至2016年9月，范晓峰支付投资红利9次，每次支付2万元，共计18万元。上述期间，因股票市场环境不好，范晓峰有几个月未支付红利，靳涛也未催要。2016年10月至12月，因股票市场环境不好，范晓峰未支付投资红利，而上述口头协议已经到期，靳涛要求范晓峰归还股票投资本金50万元以及这三个月的投资红利6万元，范晓峰却以资金被股市套住无法抽出为由，拒不归还本金并支付上述三个月的投资红利。靳涛无奈答应范晓峰继续使用该笔资金，为减轻范晓峰负担，同意将股票投资红利改为每月1万元，范晓峰于2017年1月开始再次支付投资红利，自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范晓峰向靳涛支付投资红利共计13次，每次支付1万元，共计13万元，上述期间也有几个月未付红利，靳涛亦未再催要。2017年12月31日，上述口头协议到期时，靳涛多次要求范晓峰归还股票投资本金未果。靳涛与范晓峰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书面的《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投资期限为1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月无论范晓峰是否盈利，均需向靳涛支付投资红利1万元。自2018年5月开始，范晓峰又以股票市场不好，没有盈利为由，再未支付投资红利。现协议早已过期，靳涛多次催促范晓峰归还本金、支付红利未果。范晓峰辩称：认可靳涛所述的上述事实，双方于2015年6月达成口头协议，协议期限自打款之日至2016年12月31日，协议期限到期后，双方又继续履行该协议至2017年12月31日。该协议内容与靳涛所述一致。双方之间口头协议以及《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即无论股票收益是否盈利均需向靳涛支付每月1万或2万元的投资红利的条款无效。靳涛支付的50万不是借款，是靳涛主动要求与其合作，做股票投资。现涉案股票账户亏损严重，靳涛投入的50万本金，现仅剩3万元，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不同意靳涛的诉讼请求。对于已经支付的投资红利应视为对投资本金50万元的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2015年6月11日，徐晓红向范晓峰转账50万元，转账备注用途为借款。庭审中，徐晓红作为范晓峰证人出庭作证称其与靳涛、范晓峰均系高中同学，靳涛指示其于上述日期向靳涛转账50万元，靳涛告知其该50万元是给范晓峰的股票投资款。该50万元是靳涛放在其处的钱。靳涛指定范晓峰将投资红利也支付给其，支付方式有现金、转账。除了上述50万元以及支付的红利，徐晓红与范晓峰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对此，范晓峰、靳涛认可徐晓红的上述证言。同日，范晓峰将上述50万元转入其股票账户。2018年1月1日，范晓峰（甲方）与靳涛（乙方）签订《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代理乙方进行买卖股票操作，乙方交付甲方代理资金金额为50万元，操作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无论甲方是否盈利，均需于每月1日付乙方红利1万元，直至股票投资合作协议终止。委托期间，乙方完全委托甲方买卖股票，乙方不得干涉和督促甲方买卖股票。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支付乙方的红利。诉讼中，范晓峰与靳涛均称无论是双方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约定的股票账户均是范晓峰的。诉讼中，靳涛称要求范晓峰返还投资本金50万元的理由是双方口头约定不管赔赚，范晓峰都要向其支付红利，现双方签订的《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期限届满，范晓峰应当向其返还50万元并按约定支付红利。对此，范晓峰称无论双方口头协议还是《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期限到期后，其都要向靳涛返还50万元。诉讼中，靳涛称双方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范晓峰投什么、买什么，其都不清楚。范晓峰称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论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约定的都是股票投资合作，其从未向靳涛索要借款，2015年的时候，靳涛看股票行情好，找其合作投资股票。对此，靳涛不认可范晓峰所述，并称当时双方一起喝酒聊天，在场的人都说股票好，其不看好，其说拿钱给范晓峰，赚多赚少不管，其就收红利。以上事实，有靳涛提交的《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交易清单打印件，范晓峰提交的股票交易软件账户转入资金截图打印件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靳涛与范晓峰达成的口头协议及双方签订的《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均约定无论范晓峰的股票账户是否盈利，范晓峰均每月向靳涛支付投资红利，并于协议到期后向靳涛返还50万元。上述约定属于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保底条款，即无论盈亏，范晓峰均保证靳涛的投资本金不受损失，并定期支付固定的收益，体现了靳涛作为委托人对其投资单纯追求固定本息回报的缔约目的，且对范晓峰作为受托人管理资产行为及收益后的分成没有预期，此种情形下的委托理财与通常的借贷关系并无二致，双方之间的合同系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关系。据此，靳涛支付的投资本金系借款本金性质，范晓峰承诺的投资红利系借款利息性质，投资期限系借款期限。在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范晓峰应向靳涛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利息、逾期利息。对于借款本金金额，因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本息的还款顺序，按照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故范晓峰在借款合同期限内支付的投资红利应为借款利息。双方最初口头协议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2万元，相当于年利率48%，超出了我国当时司法解释关于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即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双方此后口头协议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1万元，相当于年利率24%，并未超出我国当时司法解释关于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依据双方对于投资红利支付的陈述，双方最初口头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范晓峰支付借款利息9次，共计18万元，其中，45000元的利息超出了年利率36%的计算标准。该9次借款利息针对的是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的借款利息未付，因此，上述45000元应视为支付的该期间的利息。双方此后口头协议及《股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借款期限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范晓峰支付借款利息13次，共计13万元。该13次借款利息针对的是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的借款利息未付。综上，范晓峰应向靳涛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剩余11个月的借款利息11万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息1万元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靳涛超出上述金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晓峰向原告靳涛偿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1万元、逾期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月息1万元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靳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00元，原告靳涛已预交，由被告范晓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 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崔鑫怡-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