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103行初153号 原告朱树洋，男，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代理人吴淮玲（系朱树洋之妻），汉族，退休职工，住安徽省寿县。 被告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法定代表人：徐建，厅长。 委托代理人李琮琮，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程秋生，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国英，省长。 委托代理人颜薇，安徽省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志成，安徽省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创新产业园**D8-2083/div> 负责人刘颖，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焱，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杜道好，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寿县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镇明珠大道北侧iv> 负责人周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静，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磊，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树洋不服被告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退休审批决定以及被告安徽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于2020年9月4日分别向被告省人社厅、省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寿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寿县分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树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淮玲，被告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李琮琮、程秋生，被告省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颜薇，第三人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焱、杜道好，第三人中国电信寿县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静、朱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月8日，省人社厅作出皖人社函〔2019〕22号《关于同意胡立铭等161位同志退休的函》，省人社厅函复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的内容如下：“根据国发〔1978〕104号、皖政〔2006〕59号等文件规定，经审查，胡立铭等161位同志符合退休条件，同意按审定的时间退休。其基本养老金由省社会保险局按皖政〔2006〕59号、劳社〔2006〕66号规定计算，从退休次月起执行。”朱树洋对该审批决定不服，向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20年8月8日，省政府作出皖行复〔2020〕2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行为。 原告朱树洋诉称，原告因不服省人社厅皖人社函〔2019〕22号文中对原告退休年龄和参加工作时间的审定,于2020年7月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作出皖行复〔2020〕2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皖人社函〔2019〕22号函。原告认为，被告做出的认定书事实采信有偏差、不全面、法律法规适用有误,具体理由如下:1.省人社厅不依法行政、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国家法律和国发〔1978〕104号文都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即可退休,原告2014年即年满60周岁,2019年已年满65周岁了。早在2013年，中国电信寿县分公司就对原告进行退休预审，并发放了个人信息告知书,并送省电信公司报省人社厅进行档案审核,省人社厅审核认为我的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不予退休。不知道省人社厅认为我的身份证与我的哪份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是最先的档案吗?2013年至今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年七月我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决定书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更没有收到省人社厅片纸只字关于我的身份证和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的说明或者通知。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剥夺了我的知情权。 2、被告在适用法规上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劳社部发(1999)8号通行知和安徽省劳社(2008)45号文都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的,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被告只截取了“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这句话,而故意忽略“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不一致时这一前提条件。我的下乡插队审批表和我的居民身份证一相结合就可以看出两者是一致的。为什么8号通知和45规定都要求对出生日期的认定要实行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而不直接写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呢?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审批表栏目大多印的都是年龄不是出生日期。国家也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日期退休。 3、省人社厅(2008)45文第八条规定:“职工参加工作时间原则上以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原认定的时间为准”。我参加工作时间是上世纪邮电没分家之前原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认定从1969年2月下乡插队时计算,这也是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认定并报劳动部门备案的。后邮电分家,电信公司也一直认定我是1969年2月参加工作,2002年我内退时也是按1969年参加工作30年以上工龄为我办理的内退手续。2013年单位办理退休预审时发给我的职工个人信息告知书写的也是参加工作时间为1969年2月、出生日期为1954年7月,直到2019年2月电信公司发给我的内退生活费的工龄工资还是按1969年2月至2002年内退时34年工龄计发的工龄工资。而被告对上世纪邮电没分家之前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原认定我参加工作时间,2002年电信公司在我内退时以我69年2月参加工作34年工龄,出生日期54年7月只字不提,不知是遗忘了呢还是故意忽略呢?劳人培(1985)23号文第二条规定“已安排工作的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按此通知精神计算工龄之后,对于他们与工龄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过去的,不再找老帐;今后的,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我的工龄已经按(1985)23号文重新计算,为什么不能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享有60周岁退休的法定权利呢? 4、原告认为:档案中的入团志愿书和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不能做为认定我的年龄和参加工作时间的唯一依据,理由是:一、该两份材料没有一份是我档案的最先材料;二、两份材料上的下放时间、读书时间、学校都不一样,我不可能69年随户下放一次76年再随户下放一次。被告用两份不一致的档案材料否定几十年前的行政机关:寿县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政府部门:寿县迎河镇革命委员会;和企业单位:寿县迎河镇商业第一联店,在几十年前已经认定地我的年龄和国家颁发给我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寿县邮电局组织人事部门对我出生日期和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不知是否有法可依。 1、请求撤销安徽省政府皖行复(2020)2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请求撤销安徽省人社厅(2019)22号文中对原告的退休审定。2、按国家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地重新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补发养老金。3、案件诉讼费等法院收取费用由被告承担。。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皖行复(2020)2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皖人社(2019)22号函对我的退休审定与事实不符,没有体现公平公正、以人为本的原则,事实采信有误,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为我办理退休手续,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判令依法撤销被告做出的该行政复议书和(2019)22号函中对原告退休的审定,客观公正地重新为我办理退休为感! 原告朱树洋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2.《铁路职工工作证》、《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通知》、《运输站段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摘编》、《关于举办第二、三期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浙江大学·杭州北××段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提升班三期合影留念》照片，证明原告所在计工员岗位为管理岗位。3.《关于举办第一期段一般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通知》2份，证明原告所在计工员岗位属于管理岗位;杭州北××段给两名管理岗位的女职工延迟至55周岁退休的事实。4.上海铁路局南京东车辆段文件（南东辆劳发〔2010〕3号）、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文件（杭北辆劳发〔2012〕85号），证明上海铁路局其他车辆段将“计工员”岗位定为管理岗位；上海铁路局杭州北××段未将“计工员”岗位定为生产人员（非管理岗位）的事实。5.《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08〕45号），证明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被告未按该规定审批原告退休,行政行为程序及内容违法。6.《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证明被告违反规定,未审查原告用人单位报送的虚假材料,违法审批原告退休。7.《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8.《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安徽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请求。9.《民事裁定书》2份，证明原告的诉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10.杭州北××段文件（杭北辆劳〔2016〕252号）、光盘，证明第三人在人社部门备案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与其内网现有的同文号文件内容明显不符，第三人随意篡改文件，随意变动职工的工作岗位，且在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交虚假证据，而被告在审查第三人申报的原告退休材料时未尽审查义务，在审查原告工作岗位时认定事实错误。11.《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笔录》，证明第三人在与原告的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文件内容系伪造，并谎称一个文件用于评定职称，另一个文件用于岗位编制，违背常理。12.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劳动和卫生部网站制度栏图片、上海铁路局文件（上铁劳卫发〔2006〕277号），证明上海铁路局集团公司岗位编制文件明确规定“计工员”岗位是管理岗位。13.《杭北（安徽统筹）2019年拟退休预审后有异议汇总反馈表》，证明合肥运用车间证实原告为管理岗位及原告曾对其退休时间提出过异议；被告对于原告的异议没有进行集体研究，被告审批原告退休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被告省人社厅辩称，一、省人社厅批准朱树洋退休的行政行为符合规定。2019年6月，合肥铁路办事处向省人社厅报送《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为朱树洋等780位同志申办退休手续，其报送的花名册记载：朱树洋，女，1969年8月出生，原个人身份为“工人”，现岗位为“工人”。经审查朱树洋的人事档案，核对相关材料，结合《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可以认定朱树洋的现岗位为工人岗位。依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和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关于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退休的规定，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75条“用人单位全部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在用人单位内由转制前的原工人岗位转为原干部（技术）岗位或由原干部（技术）岗位转为原工人岗位，其退休年龄和条件，按现岗位国家规定执行”，以及原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劳社〔2008〕45号）第八条（一）“女工人年满50周岁，本人自愿申请并经单位同意，可以延期退休，延期退休时间以周岁计算，延期不超过55周岁”和第八条（五）“女职工在管理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在工人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之规定，省人社厅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同意朱树洋于2019年8月退休，并从退休次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二、企业职工岗位设置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颁发和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及相关规定，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规定，打破“干部”和“工人”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原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劳社〔2008〕45号）第八条（五）“企业中管理岗位、工人岗位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之规定，企业职工的管理岗位和工人岗位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由于各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经营特点不一，用工需求也不一样，企业根据自身状况对本企业岗位进行设置、调整和变更等管理，是企业的自主权。本案中，省人社厅结合用人单位的申报材料和岗位设置情况，经过审查后，按照政策规定作出的退休审批决定，符合规定。综上，省人社厅作出同意朱树洋退休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省人社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下列证据：1.《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皖人社函〔2019〕330号）；2.《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3.《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4.《关于对2019年拟退休职工信息确认的通知》。以上证据证明省人社厅已经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第三人杭州北××段在庭审中未陈述新的意见，其同意省人社厅的答辩意见，且其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省人社厅对原告朱树洋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5、证据7、证据8、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证据10，认为应由第三人作出解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无关联性；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2006年的文件，目前是否仍然适用尚不能确定；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收到了异议反馈表，但未收到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三人杭州北××段对原告朱树洋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0，认为在人社部门备案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与其内网现有的同文号文件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前面的名称有变化，就是为了内部评定职称所用；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朱树洋对被告省人社厅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朱树洋认为挂在第三人内网上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是被篡改过的，而被告未进行审核，也未提供初审意见和复核意见，被告未按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审批程序履行职责，程序违法。第三人杭州北××段对被告省人社厅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朱树洋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6、证据7、证据10、证据11、证据12、证据13以及被告省人社厅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朱树洋提供的证据3、证据4、证据8、证据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朱树洋提供的证据5系规范性文件，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杭州北××段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单位。朱树洋出生于1969年8月，其自2010年12月30日起在杭州北××段合肥运用车间任计工员，为工人身份，曾于2015年8月17日至8月21日参加其单位与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杭州北××段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提升培训班（第三期）学习。 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公布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06〕277号）第二条第3项规定：“车间行政管理岗位职名，除车间主任、副主任外，可使用计工员、核算员、事务员、安全员等。”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公布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11〕367号）第十六条规定：“站段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包括站段行政领导，内设行政机构和车间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站段根据路局的规定，在编制总数内，确定内设行政机构和车间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报路局备案。”上海铁路局文件《关于调整运输站段行政机构编制的通知》（上铁劳卫发〔2012〕603号）第一条规定：“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是按站段生产类型、管理规模、生产人员定员等分系统分别确定，包括站段行政领导、行政职能管理机构和车间的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含车间从事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该文件第三条规定：“┄┄每车间在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数内设置1-3名从事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该文件第五条规定：“各站段要根据路局文件要求，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在路局控制数内制定先进合理的机构编制设置方案，2013年1月底前报路局（劳卫处）审批同意后实施。┄┄”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杭州北××段于2016年11月11日印发《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该文件的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中，朱树洋所在的合肥运用车间行政管理人员定员6名，即：主任1名、副主任3名、工程师1名和助理工程师1名。该文件已抄送上海铁路局劳卫处、人事处、车辆处、段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存档。本案庭审时，朱树洋提供了其从杭州北××段内网下载并打印的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此文件的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与前述附件2的内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异，其中合肥运用车间行政管理人员定员6名，即：主任1名、副主任3名、工程技术人员2名。此文件抄送的机构为：“段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存档。”对该2份文件的差异，杭州北××段的解释为：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有2个行政机构编制文件，分别是具体管理岗位编制文件和专业技术职务编制文件（朱树洋所提供），二者在机构名称、数量、岗位编制数和编制总数是一致的，但2个文件均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 2019年6月，合肥铁路办事处向省人社厅报送《关于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合办函〔2019〕22号），认为朱树洋等780位同志已达到退休年龄，故为其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合肥铁路办事处报送的拟退休人员花名册记载：朱树洋，女，1969年8月出生，原个人身份：“工人”，现岗位：“工人”。合肥铁路办事处同时报送的还有《杭州北××段关于调整部分行政内设机构定员和职责范围的通知》（杭北辆劳〔2016〕252号）、《关于对2019年拟退休职工信息确认的通知》、《职工退休信息通知确认单》（无朱树洋的签字确认）。因朱树洋对本次退休预审有异议，要求按管理岗位退休年限办理退休，其所在的合肥运用车间将朱树洋的异议录入《杭北（安徽统筹）2019年拟退休预审后有异议汇总反馈表》，并反馈至省人社厅。省人社厅认为朱树洋对其异议未报送相关纸质原始证明，故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皖人社函〔2019〕330号《关于同意张运金等780位同志退休的函》，其根据国发〔1978〕104号、皖政〔2006〕59号等文件规定，认为朱树洋等780位同志符合退休条件，同意按审定的时间退休。 本院认为，省人社厅作为对统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的行政职权。省人社厅对参保人员退休条件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参保人员退休前工作岗位的审查，而工作岗位的设置、划分及其变更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报省人社厅备案的职工工作岗位设置划分是审查企业职工退休条件认定的依据。根据上海铁路局文件上铁劳卫发〔2011〕367号、〔2012〕603号的相关规定，上海铁路局运输站段行政管理人员编制的设置，由各站段根据上海铁路局的规定，按照其生产类型、管理规模、生产人员定员等在编制总数内分别确定后报上海铁路局备案，其中车间的行政管理人员除主任、副主任外，还应包括1-3名从事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鉴于运输站段车间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并非根据车间行政管理岗位的职名确定，且杭州北××段制定并报上海铁路局备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编制中，并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杭州北××段内网所载杭北辆劳〔2016〕252号文件附件2《杭州北××段行政机构编制》也未将计工员纳入管理岗位编制，故朱树洋以其系车间计工员而认为其在管理岗位工作的主张不能成立。合肥铁路办事处以朱树洋退休前所在岗位为工人岗位为其申报退休，属于企业自主权限范畴，省人社厅作为退休审批机关，不宜对企业根据其岗位划分标准所确定的职工岗位类别进行干预。省人社厅同意朱树洋50岁退休，符合国发〔1978〕104号等行政法律、规章的规定。关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朱树洋认为省人社厅未按照《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劳社〔2018〕45号）规定的预审、复核、公示、集体研究、批复的程序进行审批,程序违法，而上述程序并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程序，故即使省人社厅未履行上述程序，也不构成程序违法，朱树洋关于省人社厅在批准其退休时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树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树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世中 人民陪审员  方必胜 人民陪审员  杜 琼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宣六月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