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24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蓝添平泰昌科技园6楼。法定代表人：唐道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仲坚，广东卓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镇沥镇路容大工业园1号厂房E2二楼。法定代表人：李雪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区科技中二路1号深圳软件园11栋A307号）。法定代表人：童云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3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高威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的交易习惯不全面、断章取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双方的交易习惯就是“买受人先付款，出卖人再送货，之后延续了之前的交易习惯”但在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现场电话询问上诉人后概表述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多年，在刚合作阶段是先付钱后送货，后面合作阶段是先送货后付钱”，刚开始由于双方不熟悉，是先付钱后送货，随着接触增多，出于对被上诉人履约能力的信任，双方交易习惯改为先送货后付款，这样一直持续多年。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交易习惯就是先付款后再送货明显是不全面的。二、被上诉人二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的具体日常交易往来和交易习惯并不知情，其代理人对送货、欠款等的否认回答不能视为是被告一对事实的回应，被上诉人一故意缺席，视为对质证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不利后果。虽然被上诉人二作为被上诉人一的法人股东，但是属于公司，该公司并不参与被上诉人一与上诉人之间的日常买卖交易活动，对平时的交易往来具体情况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二代理人在法庭调查中也承认，不知道被上诉人二目前经营与否、谁是公司负责人等基本情况，同时认为两个公司由不同的成员组成。因此，非经办方的被上诉人二的代理人质疑上诉人提交的订购单与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不具可采纳性。被上诉人故意缺席，视为对质证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错误。上诉人在提交了深圳增值税的基础上，另外提交了订购单和微信记录截图两份证据加以佐证，足以证明存在买卖合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上诉人在提交深圳增值税的基础上，又提交了订购单和微信记录截图两份证据加以佐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已交付货物及货款数额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在判决第5页认为“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是错误的。四、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一的采购员罗某1长达几十页的聊天对话内容中，看出，买卖货物的事实反复明确、互相印证，足以推定微信聊天主体的特定性和具体性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及送货、欠款的具体事实。从长时间、大量的微信聊天对话中，看到如下记载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的公司名称、有关人名、各不相同的《订购单》15份、《海高威模具合同》、《收款材料》、《HY-9200F蓝牙报价.XLS（微信电脑版）》、《CJC-314+USB.xls（微信电脑版）》三份、《CJC-314.xls（微信电脑版）》三份、《HY-480蓝牙.xls（微信电脑版）》、不同《CJC-314+USB按键板.xls（微信电脑版）》6份、《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开票资料（PDF）》、不同的《乐葩物料明细（XLS微信电脑版）》2份、《货物实图》2份、《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采购合同（截图）》、《保证函（截图）》、《收款材料》对账单的图片及word文档（可打开）、催款的对话等。这些微信本身材料明确，相互、反复印证佐证，这些微信内容又与订购单、发票相互印证佐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机械、孤立认定事实，违背日常生活、工商交易及社会常理常识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请求。被上诉人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乐葩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答辩期间内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乐葩公司”）辩称，第一，被上诉人作为惠州乐葩的公司股东，已经履行了对该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投入注册资本100万元。第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审计报告，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至2017年5月20日的交通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惠州乐葩财务均独立核算，不存在资产账户的混同，因此，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惠州乐葩股东的连带责任。第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无法证明惠州乐葩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货物买卖的事实。主要证据增值税发票，并不能证明双方发生过上述事实。其次微信聊天记录中，罗小姐也无法证明其具体身份，以及是否享有惠州乐葩的相关代理权限。因此，上诉人应当承受其举证不足的相关责任。原审原告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138022.59元；二、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给付货款的利息暂计2477.41元（以138022.5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从2018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2477.41元）；三、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称2018年1月至5月，被告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乐葩公司”）向其公司采购价值138022.59元的货物，其公司向被告惠州乐葩公司交付了约定的货物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告惠州乐葩公司拒不支付货款。原告为此提交了订购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微信聊天记录。另查明，原告提交的订购单显示，客户：广州明辉、易派无线、迪拜、英国MT、国内、美国等；供应商：海高威；联系人：唐总；物料规格：功放板加工、控制板加工、按键板加工等；数量、单价、金额；结款方式：现金，17%；采购或采购员：罗某1。订购单上均无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员工的签名或盖章确认。原告称客户是指被告惠州乐葩公司最终要销售的目标客户，并非指案涉货物收货的客户；罗某1是被告惠州乐葩公司的采购员，双方为了交易方便通过微信形式发送订购单，是双方特定的交易习惯，因此没有在订购单上签名或盖章。被告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对订购单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公司的盖章，多数订购单没有任何人签署，部分有签署的订购单原告也无法证明相关人员的任职情况及代表权限。又查明，申请人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冻结被申请人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冻结金额以140500元为限。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粤1302民初138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140500元。再查明，一审法院依法向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庭审中，原告称因之前双方交易习惯是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先付款，其公司再送货，之后双方延续了之前的交易习惯；其公司诉请的货款138022.59元系2018年1月起至2018年12月，已向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开具金额204517元的发票；从2018年1月起，罗某1通过微信向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唐道锋发送订购单，其公司按照订购单送货并将开具的发票一并交付给罗某1；被告惠州乐葩公司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盖章；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在2018年1月至5月共转账支付了79459元，还欠其公司货款125058元。被告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称对于发货的具体数量原告无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对于部分批次货物的质量、数量有过只言片语的提及，但未进行对账；对于每笔货物的发货情况及涉及到对应的聊天记录内容原告应当有更详细的说明，单纯以发票开具作为发货的证据并不充分；原告提交的订购单及微信聊天记录实际全部来自于与“乐葩罗小姐”的聊天，“乐葩罗小姐”是否真正是罗某1无法确认，对于罗某1是否真是被告惠州乐葩公司的员工及对外签署合同、跟进合同履行的权限尚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称2018年1月至5月，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向其公司采购价值138022.59元的货物，其公司向被告惠州乐葩公司交付了约定的货物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原告在庭审中则称其公司诉请的货款138022.59元系2018年1月起至2018年12月，已向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开具金额204517元的发票；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在2018年1月至5月共转账支付了79459元，还欠其公司货款12505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惠州乐葩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合同，而原告称因之前双方交易习惯是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先付款，其公司再送货，之后双方延续了之前的交易习惯。因原告在起诉状和庭审中所陈述的交易期限、金额及欠货款的金额不一致，并确认被告惠州乐葩公司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盖章。因此，原告仅凭提交的订购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惠州乐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对订购单和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原告主张被告惠州乐葩公司支付货款138022.59元及利息、深圳乐葩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惠州乐葩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10元，保全费1222.5元，合计433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海高威公司为证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已实际收到申请人交付的货物并认可货款金额，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调取：1.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xxxxxxxxxxxxxx）自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增值税认证记录。2.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xxxxxxxxxxxxxx）自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增值税抵扣税额申报记录。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向本院提供了惠州市乐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上显示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进项税额为145,748.34。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未发表相应质证意见。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海高威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是否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与深圳乐葩公司是否需支付上诉人海高威公司涉案货款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上诉人称其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惠州乐葩公司向其采购价值138022.59元的货物，现惠州乐葩公司仍欠上诉人货款125058元未进行支付，深圳乐葩公司需对该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海高威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之间并无签订书面合同，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陈述了之前双方交易习惯是惠州乐葩公司先付款，其公司再送货，之后双方延续了之前的交易习惯。现上诉人主张其与惠州乐葩公司刚开始交易模式为先付钱后送货，后来双方交易习惯改为先送货后付款，持续多年，但其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采纳上诉人一审庭审时陈述的双方的交易习惯系先付款后再送货，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不能仅以其提供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二审申请调取的增值税发票抵税记录，就证明其已履行涉案交付标的物义务，虽上诉人主张其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双方之间的订购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但上诉人在起诉时和庭审中所陈述的交易期限、金额及欠货款的金额不一致，并确认惠州乐葩公司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名或盖章，且被上诉人深圳乐葩公司对订购单和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实际上向惠州乐葩公司交付了涉案标的物的事实，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海高威公司主张与被上诉人惠州乐葩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惠州乐葩公司与深圳乐葩公司需支付上诉人涉案货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10元，由上诉人深圳海高威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岑羽翎书 记 员  谢晓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