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0966号原告：河北瑞青文化传媒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永安街46号金裕花园1-2-1404。法定代表人：吕鸿韦，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记永，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媛媛，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厂区）10幢二层A6-04。法定代表人：钟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凌云，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女，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法务。原告河北瑞青文化传媒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吕鸿韦、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记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2260143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未被告的活动提供物料及其他服务，经双方确认，2018年、2019年原告已履行完毕但被告未付款项分别为1090773元、869370元，以及该两年的全案服务费300000元也未支付，上述共计2260143元。被告承诺一次性将全部服务款支付给原告，但被告拖欠至今未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未到庭，庭前会议时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没有合同关系。被告与供应商的合作均会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费用核算标准等。作为原告要求被告付款的依据之一结算单上，加盖的是媒介专用章，被告的媒介专用章有特定用途，用于对外宣传，不能作为合同章使用；而且被告公司不止有一枚媒介专用章。原告应当说明谁盖的章、盖章人是否有被告的授权等。原告还应当初步证明确认单上签字的真实性以及聊天记录中双方的身份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自2016年起开始合作，由原告为被告的客户某1京津冀事业部河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某1河北分公司）提供服务工作，包括宣传、项目方案的策划、涉及，也包括活动中设备的租赁、物品采购和劳务；流程是某1河北分公司联系原告提出需求，原告将该情况告知被告并提供报价，被告会在原告报价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报价和方案，再由原告提交OA系统审批，待某1河北分公司审批后，原告再持批复转至被告，被告审核同意后，原告实际执行该项目；最初合作的前三个月不结算、不付款，自第四个月开始每月结算，结算款项为第一个月的服务费，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付款；本案中，原告主张款项是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的服务费。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原、被告之间的《结算单》两份，均加盖原告公章、被告的媒介专用章。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的《结算单》载明经双方核对，2018年已履行完毕未结算活动共30项，双方确认上述活动结算金额为1090773元，对上述活动无异议且已履行完毕，被告承诺于2018年12月底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完毕；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5日的2张《结算单》分别载明，经双方核对2019年度已履行完毕未结算活动共27项，双方确认上述活动结算金额为869370元，对上述活动无异议且已履行完毕，被告承诺于2019年12月底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完毕；双方就2018年至2019年全案服务事项已执行完毕但未结算项目汇总包括某1石家庄中山公馆二期4号地块项目、海域鹿泉项目，共计300000元，对上述服务无任何异议且已履行完毕，被告承诺于2019年10月底前一次性向原告账户支付完毕。被告对《结算单》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该处加盖的是媒介专用章，被告有多枚媒介专用章且该章有特定用途，用于对外宣传，不能作为合同章使用，原告还应当对盖章的时间、盖章人员有无授权等举证；应着重考虑、审查代理人是否有相应授权、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以便认定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而且其中一份《结算单》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早于《结算单》中承诺的付款时间，明显矛盾。原告对此解释为，《结算单》均系双方对账确认后，由被告制作盖章后发送给原告的。2.《活动报价单》（期间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均有单独编号、注明项目负责人，落款处有相应项目负责人的签字，涉及人员有孟某2、王某3、王某4以及活动现场照片。其中编号尾号为06017、金额为14698元的报价单日期（2018年6月12日）与《结算单》注明日期（2019年6月12日）不一致，但金额均为14698元；编号尾号为11027、金额为17740元的报价单与《结算单》不一致，《结算单》金额为4080元，但均系“2018年11月24日石家庄远洋秦皇岛某5海岸参观客户答谢活动”；其余明细单日期、金额均与《结算单》中未结算活动明细完全一致。被告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上述员工均于2018年8月离职。3.原告方与“供应商今久”、“今久王某3”、“今久孟某2”、“今久王某4”、“今久岳岳”以及“河北全案沟通群”的微信记录（期间自2018年至2019年），聊天内容涉及石家庄远洋誓师大会、答谢晚宴以及石家庄等多项相关项目活动，且聊天记录中谈及的活动及日期也与《结算单》活动明细相吻合。原告主张上述微信记录的对方即被告方签署明细单的六名项目负责人。被告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微信记录无法证明双方的身份，即便是真实性，也发生在员工离职后。4.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发票以及被告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需信息》及相关税务资质证明，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对接模式、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通过公司账户多次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以及双方存在事实服务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主张涉案人员在2018年8月即已离职，相关业务与被告无关，并否认与原告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为此，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自相关机构查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被告单位职工社保缴费信息记录，证明相关人员缴费记录截至2018年8月，后续行为与被告无关；2.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的《合作合同》，被告主张其公司正常交易流程是先签署业务合同在进行合作。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社保记录并不能反映出员工离职的情况，《合作合同》与本案无关。另，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双方此前有无合作，如有合作，被告是否向原告告知相关人员已离职或其他人员变动的情况。被告对此未做说明和解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自2016年起开始合作，由原告为被告的客户某1河北分公司的需求提供宣传、项目策划设计及活动具体实施等服务，原、被告对活动进行确认后结算并付款，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并提交了2016年至2018年间被告通过公司账户向原告多次付款的记录、发票等证据佐证，被告虽予否认，但未举证推翻；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依据现有证据，可认定原、被告存在事实服务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欠付服务费的主要证据系《结算单》，被告不予认可，主要理由为《结算单》加盖的是被告的媒介专用章，而非合同专用章，应着重考虑、审查代理人是否有相应授权、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以便认定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结算单》是对已提供服务、产生服务费金额、付款时间的确认，是合同履行内容、履行后果的确认和体现，并非订立合同的范畴；且被告亦自认其有媒介专用章。此外，被告虽主张签署明细单的员工已离职，亦否认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但从微信记录内容看，相关人员提及的活动名称、活动日期亦与《结算单》相吻合，故本院确认微信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又未能就是否向原告告知相关人员变动情况作出说明、解释，更未对此举证。综上，本院认为《结算单》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原告依据结算单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共计2260143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原告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河北瑞青文化传媒传播有限公司服务费2260143元；二、驳回原告河北瑞青文化传媒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81元，由被告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