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971民初27444号之一原告：东莞市艺典音喇叭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62。法定代表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基涛，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红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有邰路9号副1号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二层227室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3MA6THAUL7T。法定代表人：何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陕西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小东，陕西咸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常州阿木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兰香路7号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901451。法定代表人：何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男，198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公民身份号码：610××××××××××××531，系申请人的员工。原告东莞市艺典音喇叭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典音公司”）与被告陕西红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常州阿木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阿木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5日立案。原告艺典音公司诉称，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8月期间，红阳公司多次向原告购买喇叭膜片产品，原告按约定向红阳公司完成送货后，红阳公司一直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截止到原告起诉之日，红阳公司仍欠付原告的货款共计262228.94元。原告认为，红阳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红阳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常州阿木奇公司是红阳公司的独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认为，常州阿木奇公司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原被告协商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贵院判如所请。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陕西红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62228.94元及利息（利息以262228.94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常州阿木奇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对陕西红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红阳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应将本案移送至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8月12日，红阳公司与原告艺典音公司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由原告向红阳公司供应喇叭零配件。在供货过程中，因为质量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后，原告以红阳公司未支付货款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原告将红阳公司的股东常州阿木奇公司列为本案被告。红阳公司认为常州阿木奇公司虽为红阳公司的股东，但常州阿木奇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根据红阳公司与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中第十六条之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当尽力协商解决。在本案中，红阳公司作为喇叭零配件的买方，公司住所地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区，因此，红阳公司与原告在《采购框架协议》中已经明确将买方住所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即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约定为本案的协议管辖法院，排除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地域管辖和原告住所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案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案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因此，红阳公司请求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将本案移送至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艺典音公司辩称，其认为申请人所提出的异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其对该采购框架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原被告自交易以来，申请人从未向我方出示过该协议，并且其并没有留存该协议，直至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故原告要求被告出示该协议的原件以供其核实。并且从该协议的首页合同签订地显示为江苏省常州市，该地点既不是买方所在地也不是卖方所在地，更不是合同履行地。如此表述方式不符合常理，经其核对，该框架协议卖方处签名邱志军并非其本人签名，不排除他人冒签的情况。因此，其认为该协议真实性存疑。此外该协议没有标注页码也没有加盖骑缝章。因此，即使协议上的印章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其加盖印章的页面的真实性。对于其他没有加盖其印章的页面是无法确认真实性。因为不能排除申请人故意更换文本的可能性。2、假设该份协议是真实的，根据该协议里面并没有明确该协议所约束的交易内容产品型号等信息，无法确认该协议与涉案交易的关联性。3、根据框架协议第16条，约定了因本协议引起的或因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可见该解决方式仅适用于协议本身，申请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可适用于本案涉案交易。4、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从2019年3月开始产生交易往来，而该框架协议签订于2019年8月，明显晚于双方产生交易的时间，可见该协议说约束的事项与涉案无关。综上上述意见请求驳回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红阳公司提供了《采购框架协议》予以证明其与红阳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签订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中第16条有约定管辖。原告艺典音公司对于该《采购框架协议》对印章的真实性确认，并且认为该协议没有编码也没有加盖骑缝章，对于其他没有加盖其印章的内容无法辨别真实性；该框架协议并没有明确的约束范围，红阳公司作为该格式合同的出具方，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原告艺典音公司提供了《采购订单》（打印件）予以证明涉案交易所签订的采购订单与框架协议没有直接关联性，并称：本案诉请的货款交易是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期间，双方是根据采购订单进行交易，但在采购订单上并没有提及案涉《采购框架协议》；根据双方的采购订单的表述，随附此订单的以下条款与双方签订的产品合作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见即使双方有签订了前期协议，名称也应该为产品合作协议，并非红阳公司提交的《采购框架协议》；双方没有签订产品合作协议；假设该采购订单与框架协议是存在直接联系的话，在该订单中应该对框架协议进行具体的描述，而不是表述为产品合作协议；双方没有其他种类交易。被告红阳公司对于《采购订单》三性予以确认。其认为框架协议签订的有效期为3年，自2019年1月15至2022年1月14日，在这3年期间发生了交易都受框架协议的约束，对方认为采购订单与框架协议没有关联性是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合作是先试货，如果可以正式合作就签订框架协议，但签订框架协议时考虑到之前供货的情况，所以框架协议的期间约定为2019年1月15日起至2022年1月14日。结算付款方式为滚动式；框架协议是总公司给的样本，只是跟潍坊阿木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艺典音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版本是一致，并不是格式合同，跟不同的供应商会有不同的版本；其与艺典音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其方与艺典音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提交的《采购框架协议》予以证明原被告双方达成了约定管辖。该《采购框架协议》上盖有原告的公章，原告确认该公章的真实性，在原告未能举证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提提交的《采购框架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艺典音公司提交的《采购订单》，虽无原件，但被告确认该《采购订单》三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予以采信。该《采购框架协议》第十六条明确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当尽力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买方住所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被告红阳公司为《采购框架协议》的买方，该该管辖约定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属于有效约定。虽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中描述的是产品合作协议，但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签订产品合作协议，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就双方的案涉交易存在书面管辖协议，根据该管辖协议，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告红阳公司的住所地在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属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移送到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审理。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移送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东莞市艺典音喇叭制品有限公司承担。(移送不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庾少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慧君李庆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