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105民初11273号 原告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111号5楼507房。 法定代表人王鸿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团结，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亚鸽，河南举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昭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秋水路东段南侧。 法定代表人宿英，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峰、曹源，分别是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人员。 被告广州润越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花蕾路99号8058房。 法定代表人罗国棋。 被告上海振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165弄19号253室。 法定代表人罗学军。 被告郑琴，曾用名郑丫头，女，198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大道211号903房。 被告熊均，男，198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紫东街107号701房。 被告岑达聪，男，198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德兴二街22座204。 被告罗国棋，男，193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连滘三村四巷3号。 上列二至七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窦艳华、廖雅静，分别是广东隆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人员。 第三人周绍维，男，199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杨氏巷2号501房。 原告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宝公司）诉被告河南昭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昭泰公司）、广州润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润越公司）、上海振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振军公司）、郑琴、熊均、岑达聪、罗国棋、第三人周绍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团结、王亚鸽，被告河南昭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峰，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上海振军公司、郑琴、熊均、岑达聪、罗国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窦艳华，第三人周绍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6月17日，其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签订《粮食买卖合同》，约定其作为买受方购买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玉米等农产品，对贷款支付、交货、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同年12月22日，合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对采购重点区域、交货地点、单据确认、诉讼管辖等内容进行了明确或变更。2016年12月28日，被告河南昭泰公司作为保证人向其出具了《担保函》为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债务向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其依约共计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预付货款2300万元，但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根据《粮食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应退还其已付货款并向其支付违约金。被告河南昭泰公司作为保证人应为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债务向其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被告上海振军公司、郑琴、熊均、岑达聪、罗国棋作为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的发起人、股权转让人及股权受让人，在设立公司、转让股权、受让股权过程中均未实际出资，应分别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欠付其上述预付货款及违约金等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起诉要求：1、被告广州润越公司退还其预付货款2300万元，支付其违约金（以23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对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上海振军公司、郑琴、熊均、岑达聪、罗国棋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由各被告承担。 被告河南昭泰公司辩称，原告所持有的《担保函》是虚假的，不是其意思表示。该《担保函》上所盖的印章是虚假的印章，不是其真实印章。在该《担保函》落款时间2016年12月28日贺靖不是其人员，但在该《担保函》上其联系人一栏内居然还写的是“贺靖”，说明出具该《担保函》的人根本就不是其人员，否则也不会将不是公司的人员写为公司的联系人。假设原告持有的《担保函》是真实的话，其也不应承担所谓的担保责任。据向主合同方当事人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了解，原告虽然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粮食买卖合同》，但原告并没有向该公司给付合同约定的款项，原告已经严重违约，不但对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不享有任何权利，而且还应该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保证责任。据了解，还有一个单位，即江苏华东五金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五金城公司）用其价值一亿余元的房地产就上述《粮食买卖合同》为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向原告提供了高达10044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原告在2017年解除了该公司所提供的房地产抵押担保。那么，按照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在原告放弃的抵押担保的数额内免除其保证责任。由此，其同样不应该再承担所谓的保证责任。原告对其的诉请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请。 被告广州润越公司辩称，从所有的证据来看，原告主导整个过程：起草与国粮（厦门）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粮（厦门）公司]、广州润越公司、昊华华东化工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公司）等交易合同，并与华东五金城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抵押手续，以及要求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出具《担保函》；向其支付500万元，用来应付华东五金城公司不解除其房产抵押，但这500万元并非用于购买粮食、履行合同，后由于华东五金城公司不断维权才在2017年7月18日解除；未经合同方国粮（厦门）公司和国企昊华公司同意任意终止、变更和撤销合同，完全没有国企严谨的契约精神；宁愿放弃1亿元的房产抵押不履行合同，却要一纸空的《担保函》，3天之内密集支付1800万元；在其尚未确定谁具有供应粮食和仓储资质，而且其尚未与供应商签订合同之前，原告就急着向其支付1800万元，这款项显然不是针对粮食合同的，如果原告辩称知道谁是粮食供应商，请拿出其书面确认文件和买卖合同；原告明知在2016年7月4日支付了500万元给其，但其并没有支付给国粮（厦门）公司，如果这500万元是象原告所言针对粮食合同的，则其显然违约了，但原告非但没有追究其违约责任，反而在2016年12月28日和30日共付款1800万元给其，敢公然违反国企的财务和风控制度。原告所称的支付给其2300万元，却要经过被告上海振军公司、广东华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资公司）和民权县龙兴新城企业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民权县龙兴新城公司），到最后基本上回到原告自己的账上。到时隔两年八个月后，原告却要求河南昭泰公司赔偿2300万元货款和903万元违约金，事实上，原告自编自演了一场戏。由此可见，其和原告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双方签订时是真实签字盖章的，但原告并没有履行合同，即使后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也是原告为了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编造的虚假交易。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振军公司、郑琴、熊均、岑达聪、罗国棋辩称，同意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的答辩意见。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的股东认缴期限均为2066年之前，目前尚未到出资期限。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2019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指导意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请。 第三人述称，其没有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7日，原告（买受人）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出卖人）签订《粮食买卖合同》，约定：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经买受人和出卖人友好协商，就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玉米”等产品，并销售给出卖人指定的昊华公司相关事宜，达成如下买卖合同，双方以资共同遵守；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定向供往昊华公司的，非因买受人和出卖人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均不得将货物发往第三方；本业务链为：出卖人—买受人—昊华公司；其中，买受人与昊华公司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出卖人认可附件合同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买受人在附件合同中的相关义务和责任），如在附件合同中出现任何对买受人的风险和责任，出卖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项目二等玉米，合同数量30000吨，含税价格1662元/T，金额49860000元；本产品的数量为暂定数量，实际交货数量以买方最终的实际书面收货数据为准；交货地昊华公司指定的并经买受人确认的库房或地点；先款后货，确定采购计划后，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预付款；出卖人发货前，应积极与买受人协调沟通，发货量以买受人向出卖人出具的书面函件内容为准，否则买受人可以不予认可并不予出卖人结算；本合同自2016年6月17日执行，有效期至2017年6月17日；因所销售的货物是由出卖人提供，出卖人需承担不能及时供货、所供产品不符合约定导致的买受人对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昊华公司）的违约赔偿等；因买受人的下游客户昊华公司是由出卖人指定，出卖人承诺为昊华公司在附件合同中的债务向买受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期间为两年，同时承担昊华公司不能及时向买受人支付货款等引起买受人的一切损失；等。 2016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500万元。 2016年12月2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2016年6月17日签订了《粮食买卖合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在平等、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如下事项：根据甲乙双方对国内粮食贸易市场的判断，采购及贸易的重心由华北地区向中原产粮地区倾斜，甲乙双方合作在上述中原地区收购粮食；双方约定，收购粮食的交货地点变更为：甲乙双方确认的第三方有收购和仓储资质的粮库；甲方鉴于开拓市场的原因，甲方所销售货物的下游由甲方自行判断，不需由乙方指定；对此，乙方无异议；原合同“第十五、其他约定的15.1”变更为：出卖人、买受人双方传递合同、磅单、检验报告、结算单、结算数据等材料的依据应以双方盖章确认为准；等。 2016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分别支付700万元和600万元。 2016年12月28日，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函》，内容为：鉴于贵司与广州润越公司在2016年6月因购销玉米而签订了《粮食买卖合同》(包括其项下各种具体协议、合同、备忘录等文件），为保障贵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得以实现，我司自愿为主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所欠贵司的所有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担保。我司承诺遵守以下条款，出具本担保函：担保方式：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当主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贵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贵司均有权直接要求我司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果主合同项下某笔债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贵司宣布某笔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止；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人应向贵司履行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以及贵司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被担保的主债权：在上述主合同履行期间所形成的贵司对主债务人所享有的一切债权；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贵司依法宣布主合同项下某笔债务或全部债务提前到期的，贵司可直接要求我司承担保证责任；我司确认：(l)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起，即便贵司与主债务人变更了主合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变更主合同项下货物品种、数量、质量、履行期限、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实质性条款），签订了其它的文件，我司在此予以提前同意，届时无需取得我司的另行同意，该等文件对我司直接具有约束力，我司的担保责任不因此有任何失效、减少、豁免或免除；(2)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起，即便出现主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担保函依然有效，依然对我司具有约束力，我司的担保责任不因此有任何的失效、减少、豁免或免除；(3)自本担保书签署之日起，贵司有权将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贵司也有权直接许可主债务人转让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我司在此予以提前同意，届时无需取得我司的另行同意，我司的担保责任不因此减少、豁免或免除；等。 2016年12月30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500万元。 原告因要求被告河南昭泰公司退还预付货款23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等而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月2日作出(2018)豫14民初339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广州润越公司、郑琴、罗国棋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该案移送本院处理。原告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9日以(2019)豫民辖终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告为证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的发起人、股权转让人及股权受让人均未实际出资提交了广州润越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 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买受人）与国粮（厦门）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约定：经买受人和出卖人双方友好协商，就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玉米”等产品，并销售给出卖人指定的广州万宝公司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买卖合同；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定向供往广州万宝公司的，非因买受人和出卖人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均不得将货物发往第三方；本业务链为：出卖人—买受人—广州万宝公司；其中，买受人与广州万宝公司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项目二等玉米，合同数量30000吨，含税价格1642元/T，金额49260000元；等。该合同各页上方均有万宝标识及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字样。 2、原告（卖方）与昊华公司（买方）于2016年6月2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复印件，约定：项目玉米，数量30000（+5%）吨，含税价格1750元/T（暂定），金额52500000元；等。 3、原告（甲方）与华东五金城公司（乙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复印件，约定鉴于甲方与广州润越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签署了《粮食买卖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债权确定期间内甲方债权安全，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以其合法拥有的房地产向甲方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一事订立本合同及抵押物具体明细列表、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债权确定期间、担保范围、抵押期间；等。 国粮（厦门）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出具的《委托书》复印件，内容为：兹委托华东五金城公司以其名下建筑面积7413.4平方米的房地产为广州润越公司向广州万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事项；担保范围：广州润越公司在《粮食买卖合同》项下所欠广州万宝公司5000万元债务；因本次委托造成的一切法律风险由我公司承担。 4、账户名称广州润越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其中显示：原告于2016年7月4日向该账户支付500万元，该账户于同日向上海振军公司支付500万元；原告于2016年12月28日向该账户支付600万元和700万元，该账户于同日向上海振军公司支付1300万元。 户名上海振军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其中显示：广州润越公司于2016年7月4日向该账户支付500万元，该账户于同日向武汉恒辉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80万元；该账户于2016年12月28日签发1130万元。 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8日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汇票》复印件，显示收款人华资公司，出票金额1130万元，申请人上海振军公司。 5、账号34×××10的账单复印件，显示由广州润越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该账户支付500万元及该账户于同日向原告支付500万元。拟证明其支付给民权县龙兴新城公司的500万元转回给了原告。 6、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接受国粮（厦门）公司委托于2016年10月27日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出具关于建议你公司敦促广州万宝公司立即解除华东五金城公司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将抵押物返还华东五金城公司的《律师函》、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21日向原告分别出具的《粮食合同汇款通知单》、《付款确认函》。拟证明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 7、万宝贸易党纪字[20l6]4号《万宝贸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同意关于广州万宝长跃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润越公司战略合作提案，同意广州润越公司作为在广州地区第三方采购及保理的合作平台，要求其增加注册资本到5000万元，同时办理好相关的经营资质，做好其财务、公章等双控工作；等。 8、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初18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对于上海振军公司所称银行网银U盾的实际控制人问题，河南万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表示其询问公司财务人员，该网银U盾确系由广州万宝公司持有，其取得该网银U盾是为防范资金风险，并非配合走账；广州万宝公司则表示其从未以公司名义接收上海振军公司的银行账户网银U盾；等。 9、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甲方）与唐荣涛（乙方）、河南万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丙方）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证照管理协议》，约定：甲方拟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华资公司60%股权，丙方是华资公司最大债权人，关于收购过程中华资公司公章及其证照原件等的管理三方达成一致意见：1、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双方同意自愿将华资公司公章及其证照原件交由丙方管理；2、甲方负责审核并签收乙方提供的以上资料，真实性由甲乙双方负责；3、华资公司或甲乙双方需要使用以上资料，必须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指定岑达聪为授权使用人，乙方指定唐荣涛为授权使用人；4、丙方只接受甲乙双方认可的以上资料的管理，不承担因公章及证照使用导致的法律纠纷。 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河南昭泰公司提出对原告出具的《担保函》上的印章是否与其印章一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根据该申请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0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担保函》第2页上保证人（盖章）处的“河南昭泰置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可能性较大。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向该中心支付了文书鉴定费61630元。 在本案庭审后，原告提交了附表《广州万宝预付货款的资金情况》。该表显示资金流向为：2016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500万元，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于同日向被告上海振军公司支付500万元，被告上海振军公司于同日向武汉恒辉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80万元，最终该款去向不明；2016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600万元和700万元，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于同日向被告上海振军公司支付1300万元，被告上海振军公司于同日开具1130万元银行汇票给华资公司，华资公司又在汇票背书给河南万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退款，该1130万元的银承给到的是河南万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12月30日，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500万元，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于同日向民权县龙兴新城公司支付500万元，民权县龙兴新城公司于同日向原告支付500万元，民权县龙兴新城公司回的是原告与河南中北农业有限公司的退还预付货款。原告对此提交了其与河南中北农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2016年11月21日分别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终止协议》及原告向该公司支付货款的汇款回单。 经本院释明，原告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玉米”等产品，并销售给出卖人指定的昊华公司；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定向供往昊华公司的，非因买受人和出卖人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均不得将货物发往第三方；本业务链为：出卖人—买受人—昊华公司。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与国粮（厦门）公司于同日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玉米”等产品，并销售给出卖人指定的广州万宝公司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买卖合同；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定向供往广州万宝公司的，非因买受人和出卖人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均不得将货物发往第三方；本业务链为：出卖人—买受人—广州万宝公司。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仅是涉案连环交易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所销售货物的下游由甲方自行判断，不需由乙方指定。据此，涉案《粮食买卖合同》指定的昊华公司因双方该约定而变更，涉案连环交易链条并无确定的下游主体。原告并非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与国粮（厦门）公司签订的《粮食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而该合同各页上方均有万宝标识及广州万宝贸易有限公司字样显然不合常理。上述万宝贸易党纪字[20l6]4号《万宝贸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同意关于广州万宝长跃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润越公司战略合作提案，同意广州润越公司作为在广州地区第三方采购及保理的合作平台。由此表明，作为涉案《粮食买卖合同》主体的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存在直接关联关系。涉案《粮食买卖合同》的订立过程及整个交易模式均明显违反正常买卖的交易习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均没有显示原告及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与上游或下游之间的货物交付和流转以及货款支付的事实。涉案《粮食买卖合同》约定：先款后货，确定采购计划后，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预付款。原告向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但没有确定的采购计划，而且没有任何与涉案《粮食买卖合同》标的物相关联的符合预付款支付条件的依据。原告提交的附表《广州万宝预付货款的资金情况》显示的资金流向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主张的资金流向基本相符，而在该资金流向中的相关收款人直接为原告及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由此印证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关于签订涉案《粮食买卖合同》主要目的是用于走账，是虚假交易的抗辩主张。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虽然签订涉案《粮食买卖合同》，但双方实际并不存在货物买卖的真实意图和货物需求，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未显示任何与标的物相关的凭据，其交易性质完全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和交易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签订的涉案《粮食买卖合同》无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以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未按涉案《粮食买卖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为由要求被告广州润越公司退还其已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依据不足。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至于原告与被告广州润越公司在账户资金往来过程中是否形成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被告广州润越公司是否尚欠原告款项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并无关联，本院不作审查。原告提出的主合同债权主张不成立，相应对其要求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对被告广州润越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其他被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并不能证明被告河南昭泰公司关于虚假印章的主张，故文书鉴定费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199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伟雄 人民陪审员  何翠娴 人民陪审员  曾雪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许玉婷 周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