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15947号原告：廖启新，男，汉族，1985年6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花，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广东鹏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勇，男，汉族，1968年3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被告：广东省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吴肖**。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如，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福田区水务局，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何如，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阿娜，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廖启新诉被告江勇、被告广东省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被告深圳市福田区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启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鹏，被告华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如、刘红生，被告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阿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启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劳务费）29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9月30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年息6%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4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左右，为开展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工程，被告江勇作为被告华瑞公司的负责人（项目经理）将其施工范围内的顶管等工程分包给原告。2017年5月28日，被告江勇与原告签订协议，确认原告工程款及退场费共计1500900元。后经原告再三催讨，被告分期支付了部分款项，现在仍欠诉争款项未能付清。后被告江勇离开项目部。原告要求被告结算工程款时，被告华瑞公司称被告江勇系挂靠其施工，需找出被告江勇才会结算付款给原告。据原告了解，被告水务局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现仍留置被告华瑞公司约1700万元工程款未付，应对涉案工程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江勇未到庭，亦未作答辩。被告华瑞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中，被告江勇就是华瑞公司的一个劳务承包班组，由江勇承包相关的劳务，并与华瑞公司直接结算。华瑞公司已直接向江勇足额支付了劳务费32426891.88元。二、原告是与被告江勇私下签订的分包合同，并不代表被告华瑞公司。原告主张的工程款项均是单独面对被告江勇个人的，并未按照分包合同的要求通过被告华瑞公司走工程款结算程序。1、结合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原告与被告江勇发生的内部关系，完全系江勇劳务班组与内部员工之间的报酬分配行为。2、被告江勇伪造被告华瑞公司的印章擅自使用，已经法院判决，终止合同中无公章，只有江勇签订，说明原告退场只需要与被告江勇结算即可。三、终止协议中称“甲方应扣除乙方已付工程款和垫付的其他材料款，具体金额详见附件”。本案中，原告未提交附件，因有垫付其他材料款超出了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范围，由此可见，被告江勇与原告之间是内部的共同经营行为。四、原告请求被告华瑞公司支付工程款（劳务费）290000元及其利息，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所称的分包工程虽然有分包合同，但无法证实原告有真实的施工行为。根据《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第四条（二）乙方责任(3)按合同要求的竣工时间和甲方的进度安排，配合足够的技术力量的机械设备施工。(4)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按图纸施工等。原告有义务提供相应的进度表、施工图及配备的技术力量和机械设备及收到江勇付款的凭证，以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分包合同，但原告却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2、无证据证实原告产生150万元费用。根据《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的内容，涉案劳务合同中的承包工程款总量为125万元。《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中却约定：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工程费、误工费及退场费款150万元整，甲方应扣除乙方已付工程款和其他垫付的其他材料款，具体金额详见附件。误工费、退场费不是劳务合同中的约定费用，诉状中称工程款及退场费总计为1500900元，与终止协议中的工程费、误工费及退场费共计150万元款项的组成不相同、金额也不同。原告未提供具体金额的附件，也未提供相应的误工费清单、设备作价及交接清单，无法证实相关金额产生的合理性。原告未能提供相关审核及签证，并按分包合同的约定程序申报工程款，则无法证实终止协议中工程款的真实性。根据《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所有工程款必须经过甲方工程师审核及现场签证后才能支付。150万元的工程款金额已超过劳务合同暂定工程量，而原告未能提供工程师审核及现场签证，证实原告确实存在相应工程量。五、原告无法证实其是实际施工人，要求被告华瑞公司支付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没有提供其作为分包人并独立施工的证据，则其不具有实际施工人的资格。如果其完成的工程量均算在被告江勇名下，并由被告江勇向被告华瑞公司申报结算工程款，再由被告华瑞公司将工程款支付给被告江勇，然后由被告江勇进行班组成员内部分配。由于原告的工程量包含在被告江勇的工程量中，原告不是独立的实际施工人，则原告只能向被告江勇主张其权利。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收到相关款项的证据，证实其是否真实按终止协议约定，有权收取相应的款项。被告华瑞公司合理怀疑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原告只是被告江勇利用的一个诉讼主体，双方串通签订二个虚假文件而提起诉讼，原告并无权收取相应的款项或者被告江勇实际支付完毕相应工程款。被告水务局答辩称：一、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其合同相对方系被告江勇或者被告华瑞公司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实际完成了哪些施工内容及对应的工程价款数额。首先，在涉案项目所涉(2019)粤0104民初11725号案件中，江勇为该案被告，本案被告华瑞公司同为该案被告，该案原告金湘丰公司称江勇为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华瑞公司对此未予否认。同时，该案原告金湘丰公司出具被告江勇向其提供的《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承包施工合同》显示，被告华瑞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将涉案项目整体转包给被告江勇，转包合同的暂定价与涉案项目EPC合同约定的暂定价一致，故被告华瑞公司不可能再将涉案项目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分包给本案原告。其次，《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被告江勇伪造后加盖。《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下称《终止协议》）由原告和被告江勇签署，结合被告江勇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如果被告华瑞公司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涉案款项的工程分包价款，那么原告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原告诉称的事实不成立。再次，假设原告作为涉案项目的顶管工程施工分包人，其主张分包合同相对方为被告江勇，那么原告应当按照《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提交现场签证单证明其实际完成了哪些施工内容，并提交被告江勇向其支付相应工程款的银行收款凭证。二、《终止协议》不能证明原告诉称的款项性质和金额。首先，被告江勇在《终止协议》上确认涉案分包工程的结算总价为150万元整，与原告诉称金额不符。同时，该结算总价未经被告水务局及审计机关或被告水务局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审核机构的认可，因此，该结算价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假设《终止协议》的约定有效，也无法确定被告江勇应当支付给原告的结算尾款金额。《终止协议》含义矛盾，结合《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的约定分析，该协议载明的结算价为顶管分包工程的劳务费、材料费、运输费和场地中转费等总额。同时，前述费用中有部分工程款被告江勇已经支付给原告，同时被告江勇还为原告垫付了部分原本应该由原告支付的材料费，该等费用均应由当从结算价150万元中扣除，剩余的价款才是该《终止协议》签订后被告江勇应当向原告分三期支付的结算尾款。再次，原告故意隐匿《终止协议》的附件资料，导致《终止协议》约定的结算尾款数额不明。最后，原告未提供其收取被告江勇支付的涉案工程相关价款的凭证，导致被告江勇在《终止协议》框架下最终欠付原告的数额不明。原告诉称的29万元工程款不知如何得出。三、退一万步而言，假设原告所提交的合同是真实的，原告也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的定义，无权根据该款规定要求水务局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施工人在何种情况下有权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36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5页）明确解析道：“适用《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时，原则上第一手承包合同与下手的所有转包合同均应当无效。《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表述承包人概念时使用了以下几个概念：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等，没有出现过“实际施工人”的表述。此表述为《解释》创设的新概念，意在表达无效合同中实际干活的单位或者个人为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可能是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合伙、自然人等。使用“实际施工人”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参与签订的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为无效合同当事人，包括转包、非法分包、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违法行为。因此，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合同无效后，其相对性弱化，适用《解释》第26条第2款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则上施工总承包合同及所有下手转包、违法分包合同均无效，这样才能符合债权合同相对性弱化原理。如果总承包合同有效，按照合同法原则，有效合同就应当全面实际履行。发包人在有效合同中只对合同相对人负有履行义务，对合同之外的人不负担履行义务。本案中，涉案项目EPC合同显然是有效的，如果被告江勇或者被告华瑞公司真将排水工程的施工内容分包给原告，原告的身份也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无权依据该条规定向水务局主张权利。四、即使原告真系涉案项目顶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仍然不符合向水务局直接主张工程款的条件。（一）最高院民一庭曾多次明确审判指导意见：实际施工人原则应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施工人主张权利，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的，应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前沿》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1页）中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旨在侧重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实际施工人仅可就工程款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第2款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当结合该条第1款的规定，尊重施工合同各方已建立的各自独立法律关系，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同时明确其审判指导意见如下：“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起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实际施工人”的，不予受理，从源头上把好收案关口。二是实际施工人原则上应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施工人主张权利，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的，应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三是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款项应当限于工程款及“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不能做扩大解释。四是实际施工人与他人虚构建造涉案工程情节，伪造证据，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刑事侦查部门；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之规定，予以民事制裁，所诉请民事实体请求，坚决予以驳回。”。（二）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水务局欠付被告华瑞公司工程价款，且被告华瑞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破产、下落不明或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情形。首先，涉案项目EPC合同明确约定“最终结算造价以福田区审计局审定价为准”。截至目前，涉案项目的结算审计尚未进行，结算价款并未确定。根据福田区审计局对涉案项目的全过程跟踪审计，被告华瑞公司在涉案项目中的联合其他成员，在涉案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违约事实，给财政资金造成了巨额损失。被告华瑞公司作为涉案项目EPC联合体成员，不仅应当对其自身给财政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还应当对设计和勘察单位的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目前，相关问题正在调查中，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也正在诉讼过程中，故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明确。其次，依据水务局代理人调查的结果，截至目前，被告华瑞公司一直处于正常且良好的经营状态，注册资本实缴到位，企业纳稅信用等级为A级，拥有较多许可资质和知识产权，且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信息，也没有任何破产、下落不明或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可能使其债权人的债权遭受损害的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保护的是农民工的工钱，即劳务费。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价款，并非农民工的工资或劳务费，而是包含了材料款、材料租金、场地中转费用、材料上下车费等在内的多种其他费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919号民事裁定书判定“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钢梁的制作、运输、安装等，作业，且包工包料，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因此，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按照原告提供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第一条第(5)款“乙方（原告）劳务大包工，包工包料包土方外、场地中转费用、材料进退场上下车费”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款项中，绝大部分为劳务费以外的费用，结合原告自2017年5月退场至今并未遭受任何来自农民工讨要工资或者劳务报酬的起诉或者仲裁，可以看出原告承担的农民工劳务费已经全部支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费用与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务费无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与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根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2日，被告水务局作为发包人，与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被告华瑞公司）、案外人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案外人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深圳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前述《深圳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中载明：工程名称为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工程规模及特征为对福田保税区约1.3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有效完善福田保税区内给排水系统。合同价款81945600元（暂定价），最终结算造价以福田区审计局审定价为准。被告水务局已就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支付工程款35983025元、勘察费2499610元、设计费1818908元。2018年10月11日，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出具深福审移[2018]9号《审计移送处理书》。《审计移送处理书》中载明，该局在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跟踪审计中发现，该项目的前期工作中标单位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的EPC联合体中标单位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告华瑞公司，项目的监理单位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存在违规行为，已造成财政资金损失，并附有具体情况。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十四条和第六十九条、《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监督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究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被告华瑞公司、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的责任。被告水务局在对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中各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及违约事项进行调查后于2019年5月17日向被告华瑞公司邮寄送达福水务函[2019]285号关于对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违规违约事项处理的函。被告江勇因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本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案号为（2020）粤0304刑初40号。该案中查明：2016年4月，被告水务局与被告华瑞公司签订福田区保税区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工程合同。被告华瑞公司委托被告江勇对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进行施工，并约定不得将工程再分包。被告江勇为了将工程再分包出去，于2016年8月、10月在深圳市福田区边小广告联系两名陌生人（姓名不详，在逃）以每枚50元的价格伪造了一枚圆形”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和一枚椭圆形“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印章，后被告江勇以上述两枚伪造的印章与洪某城、符某华、曾某辉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及结算单等。工程完工后，被告江勇拖欠洪某城、符某华、曾某辉等人的分包施工款和供货款约670万元人民币。前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在公安机关对被告江勇分别于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26日所作的讯问笔录中，江勇均称因被告华瑞公司在与其签订承包福田区保税区给排水系统更新改造工程规定不允许其再分包或转包，其为了与案外人分包工程，案外人要求签订有华瑞公司公章的合同，其找人做了被告华瑞公司的公章。原告廖启新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中载明：发包人被告华瑞公司作为甲方将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工程中的顶管施工项目发包给乙方廖启新，工作内容与承包范围为：按照甲方指定的线路范围和施工方案进行顶管施工，本工程分包内容含混凝土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及顶管施工图中包含所有内容。《顶管施工劳务合同》发包方落款处有被告江勇的签名及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承包方落款处有廖启新的签名，落款日期均为2016年7月3日。2017年5月28日，被告江勇（甲方）与原告廖启新（乙方）签订《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前述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顶管分包工程合同，双方于2017年5月23日前完成的所有工程量及现场的部分设备（如灌浆机、电箱等小型机电设备），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工程费、误工费及退场费款共计150万元，甲方应扣除乙方已付工程款和垫付的其他材料款，具体金额详见附件。余下工程款甲方分三次支付给乙方，第一次于2017年6月5日前支付30万元，第二次于2017年7月30日前支付30万元，第三次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余下工程款。因乙方欠薪造成工人到工地闹事每次罚乙方1万元整，如因甲方付款未到位造成的闹事由甲方负责。本协议于甲方付完乙方工程款后自动作废。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甲方落款处有被告江勇的签名及指模，乙方落款处有原告廖启新的签名及指模。原告廖启新提交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4日，被告江勇名下尾号为6935的账户向原告廖启新名下尾号9399的账户转款50000元，附言“顶管工程款”；2018年2月8日，被告江勇名下尾号为6935的账户向原告廖启新名下尾号9399的账户转款100000元，附言“顶管人工费”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原告廖启新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上，均有被告江勇签名确认，结合被告江勇确有向原告廖启新的转款记录及原告自认已经收到的款项，虽然《顶管施工劳务合同》、《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未载明实际工程量及工程款计算依据，但鉴于被告江勇均签名确认，故原告诉求被告江勇支付剩余工程款29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中并无关于工程款利息的约定，故原告廖启新主张的利息应以本金29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原告廖启新主张的利息，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原告廖启新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有被告华瑞公司印章，但结合（2020）粤03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公安机关对被告江勇的两次讯问笔录的内容，被告江勇明确认因被告华瑞公司规定不允许其再分包或转包，其为了将工程再分包出去而伪造被告华瑞公司的印章，因此，原告廖启新提交的《顶管施工劳务合同》上被告华瑞公司公章系真实的概率极低，结合签名确认《终止福田保税区给排水改造工程顶管分包工程合同的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告廖启新和被告江勇，及被告华瑞公司未向原告廖启新支付过任何款项，鉴于被告华瑞公司、被告水务局与被告廖启新亦无合同关系的事实，原告廖启新诉求被告华瑞公司、被告水务局连带承担工程款290000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廖启新支付工程款290000元；二、被告江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廖启新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以本金29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原告廖启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72元（已由原告廖启新预交），由原告廖启新负担661.29元，由被告江勇负担5510.71元。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静人民陪审员 胡 卫人民陪审员 孙少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