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9713号原告：叶宜蓁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同营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1。被告：童某1原告叶宜蓁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于2020年7月24日向本院起诉被告东莞市同营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同营公司）、童某1。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使管辖权，于同年7月31日受理本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同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童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与两被告同意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原告与两被告申请两个月的时间调解，但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前述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时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台湾地区居民，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从事服装销售。2020年4月15日，原告看到被告同营公司在其厂房外挂条幅转让。原告及其丈夫进去看了被告同营公司的情况。被告童某1将剩余租期、机器设备、宿舍物品等打包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90000元。原告与被告童某1达成了交易意向，原告当即支付了订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童某1出具了收条（将落款日期书写错误）。后经仔细思量，原告发现购买被告工厂的行为是冲动了。于是，原告在2020年4月17日下午找到被告童某1并告知被告童某1前述交易作废，并让被告童某1退款给原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退款。后原告再联系被告童某1，被告童某1不接听原告的电话。原告在2020年4月21日发短信息给被告童某1确认前述交易解除。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被告同营公司。被告童某1是被告同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在不能证明自己财产独立于被告同营公司财产的情况下，应连带承担被告同营公司的债务。据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原告与被告同营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已解除，被告同营公司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的订金人民币30000元、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童某1对被告同营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两被告辩称：被告童某1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生产经营制衣多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贸订单减少，决定缩小经营规模，于2020年4月14日悬挂横幅进行相关转让。同年4月15日上午，原告携丈夫、儿子参观了厂房后，同意转接厂房，并主动与被告童某1协商转让等事宜。经两小时，达成转让意愿。约定的转让价格为低于市场价格的人民币90000元（含租赁房屋的押金人民币33300元），将整厂打包转让给原告。原告清楚定金法则，自愿先付定金人民币30000元给被告童某1。被告童某1书写了关于收取定金的收据，并注明于同年5月1日前交付厂房及生产设备给原告、原告付清余款人民币6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及遵守定金法则。原告及其家人还对工厂设备进行了登记拍照。在达成转让合同后，同年4月16日晚，原告携家人到被告童某1的工厂丈量面积，准备重新装修厂房。被告童某1深信原告已确定受让厂房，并为此新订购了生产设备。同年4月17日晚，原告携家人与被告童某1协商。原告让被告童某1继续悬挂转租的条幅。被告童某1询问原告原因。原告告知被告童某1：原告原租赁厂房的房东给原告减租，原告重新搬迁厂房不划算。被告童某1告知原告：被告童某1已租赁新厂房、订购新设备；如原告在同年5月1日前未能以同等价格转租的且在同年5月1日未能来接收厂房的，则被告童某1视为案涉合同关系因原告违约而解除。前述情况是原告与被告童某1当时协商的内容，原告起诉主张的相关事由不符事实。原告在同年4月30日转让厂房无果且未能在同年5月1日接收厂房，且在同年5月1日没有找被告童某1协商任何关于转租的事宜。后被告童某1在以人民币50000元的低价转让给了案外人后，才搬离了原厂房。原告与被告均是生意人，应当诚实守信。交易是原告一家三口商量后决定的，不是原告一人冲动作出的决定。两被告请求原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查明：被告童某1是被告同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被告同营公司100%的股权。原告与两被告确认：原告与被告同营公司发生了案涉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关系交易的标的物是被告同营公司原租赁厂房的剩余租期、被告同营公司的设备、被告同营公司向原厂房的房东支付的租赁押金人民币33300元；约定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90000元；约定交付前述标的物的时间为2020年5月1日前。就案涉合同关系，原告已付款人民币30000元。两被告为此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收据（该收据的落款时间错误书写为2020年4月14日）。该收据主要内容为：转让博头工业路9号二楼厂内所有设备、宿舍铁床等；合计人民币90000元；于2020年5月1日前搬离；交订金人民币30000元等。关于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性质的查明。原告主张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是订金。两被告主张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经双方约定为定金。其一，两被告已在该收据上确认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是订金。其二，原告否认交易双方约定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为定金。两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交易双方约定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具有定金的性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两被告对其前述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两点，该收据所涉的人民币30000元为订金性质，属于原告为案涉合同关系支付的预付款。关于原告与两被告有否约定解除案涉合同关系的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童某1已约定解除案涉合同关系。两被告否认原告前述主张，并主张案涉合同关系因原告违约而解除。其一，原告于2020年4月21日向被告童某1发送短信息，提出其于2020年4月17日下午通知被告童某1解除案涉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童某1退还其已付订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童某1没有回复该短信息。因此，该短信息不能证实两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关系。被告童某1主张：其有收到该短信息，但不同意该短息的内容；在收到该短信息时，两被告还要求原告继续履行案涉合同关系。其二，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前述主张的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对其前述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两点，原告与两被告没有约定解除案涉合同关系。2020年5月2日，被告童某1与案外人齐书明签订了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童某1同意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车间及其内所有的生产设备等全部转让给齐书明；转让款为人民币50000元（含厂房租赁押金人民币33300元）；转让款在签订该协议书时由齐书明支付；被告童某1在2020年5月4日前清偿将厂房交给齐书明等。该协议书落款记载了被告童某1与齐书明的电话。两被告主张：其因原告违约没有于2020年5月1日前到被告同营公司的原厂房进行交接而解除案涉合同关系；其因认为原告不会再履行案涉合同关系及时间的紧迫性而将案涉合同项下的标的物低价与齐书明进行了交易；齐书明已向其支付了该协议书所涉的转让款人民币50000元。庭审中，本院拨打该协议书记载的齐书明的电话。齐书明接听了电话，确认：其于2020年5月2日与被告童某1签订了该协议书；其已履行了该协议书，已现金向被告童某1支付了该协议书项下的转让款人民币50000元等。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及原告、两被告的陈述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是台湾居民，故本案是涉台合同纠纷。尚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与两被告曾约定解决纠纷的法律适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由于两被告的住所地、特征性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等均在大陆，大陆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故本案应适用大陆的法律。关于案涉合同关系解除原因的认定。案涉合同关系已解除。但对于案涉合同关系解除的原因，原告与两被告存有争议。其一，原告主张案涉合同关系因约定解除而解除。本院已查明，原告与两被告没有约定解除案涉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其二，虽然原告于2020年4月通知被告同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童某1表示解除案涉合同关系，但在原告提出解除案涉合同关系前，作为案涉合同关系的对方当事人被告同营公司没有违约行为、也没有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其不履行案涉合同关系的主要债务，且尚没有证据显示存有能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不可抗力事件，故原告提出解除案涉合同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原告无权解除案涉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关系非因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而解除。其三，原告与被告同营公司约定交付案涉合同关系项下标的物的时间是2020年5月1日前，但原告没有于前述约定的时间接收案涉合同关系项下的标的物，且原告于前述约定的时间前明确向两被告表明其要求解除案涉合同关系即其不会再履行案涉合同关系的主要合同义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同营公司主张案涉合同关系因原告的违约行为而解除，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两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订金的认定。原告为履行案涉合同关系已付订金人民币30000元。案涉合同关系因原告违约而为被告同营公司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同营公司有权要求原告赔偿因解除合同所遭受的损失。原告与被告同营公司在案涉合同关系中约定交易金额为人民币90000元。在案涉合同关系解除后，被告同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童某1与案外人齐书明签订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合同关系项下的标的物作价人民币50000元转让给齐书明，且根据当庭向齐书明电话调查的情况，该厂房转让协议书已履行。因此，被告同营公司因案涉合同关系解除而发生了前述损失。原告主张两被告返还订金人民币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叶宜蓁与被告东莞市同营服饰有限公司形成的案涉合同关系已解除；二、驳回原告叶宜蓁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75元，由原告叶宜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被告东莞市同营服饰有限公司、童某1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告叶宜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欧凯桦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