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39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1，曾用名邓X，男，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女，198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明应（特别授权），四川维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2，曾用名邓XX，男，195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林全（一般授权），四川天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康某，女，195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上诉人邓某1、汤某因与被上诉人邓某2，原审被告康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3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某1、汤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明应，被上诉人邓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林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康某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某1、汤某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某2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邓某2负担。事实及理由：1.邓某2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2.一审就起诉条件判定错误，应予撤销。邓某2仅起诉“确认2017年房屋买卖无效”而无其他诉讼请求，无需上诉人承担任何民事义务，裁判结果对当事人将不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其起诉不具备实质要件。合同无效是不以双方意见或法院判决结论为转移，其本身不需要宣判。3.本案与2018年3月15日的诉讼高度雷同，其意在否定前案裁判结果，故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九民会议纪要”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理念，应当告知当事人“一并提出相应诉讼请求“，而一审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浪费司法资源。 邓某2答辩意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的几项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当驳回。 邓某2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康某与邓某1、汤某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邓某1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案涉相关证据材料中游XX、游XX、尤XX、尤XX、尤某、姚XX均为同一人。邓某2、邓XX、邓XX、邓XX均为同一人。为了不产生混乱，涉及到上述人名时均以各自身份证上的名字分别表述为尤某、邓某2。尤某与康某系夫妻关系，生育有长子姚某1（又名尤X）及次子姚某2（又名尤X）。尤某于2001年12月因病死亡。邓某2与龙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邓某1。汤某系邓某1妻子。 2008年3月，邓某2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龙某离婚，蓬安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20日作出（2008）蓬民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判决不准离婚。在该次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邓某2在回答审判人员“共同财产有多少”时称“酿造厂内房屋一套，面积50多平方，另买了尤中青的房屋一套，有51平方左右”。2009年5月，邓某2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蓬安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6日作出（2009）蓬民初字第281号民事判决，判决不准离婚。在该诉讼中，龙某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尤某与邓某2于2001年10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复印件，证明“购买尤中青住房一套43.26ｍ2”，邓某2在质证时称“尤中青的房子买成9000元，是事实”。在庭审过程中，邓某2还陈述“买尤中青的房子，在我们现在住房的隔壁，没过户”“对买尤中青的住房，只能由原、被告使用，因没过户”“我住房隔壁这个房子2007年9月租出去了的，每月80元……”。2010年1月，邓某2第三次向蓬安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于2010年3月11日作出（2010）蓬民初字第238号民事调解书，邓某2与龙某协议解除婚姻关系。 2018年3月5日，邓某2起诉康某、姚某1、姚某2，龙某、邓某1、汤某作为第三人，要求确认登记在邓某1、汤某名下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号：川（2017）蓬安县不动产权第××号］归邓某2所有。蓬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川1323民初7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该房屋属于邓某2与龙某共同共有。 邓某2、邓某1、汤某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9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民终3421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存在超诉讼请求判决的问题，且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未交纳诉讼费，存在严重程序问题，将案件发回重审。后，蓬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川1323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该房屋属于邓某2单独所有。邓某1、汤某、龙某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月21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3民终38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房屋已登记于邓某1、汤某名下，此项权利登记未被依法撤销或变更之前，邓某1、汤某系房屋所有权人，邓某2不能依据买卖关系主张所有权，遂判决撤销（2019）川1323民初505号民事判决，驳回邓某2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1999年8月3日，尤某与蓬安县酿造厂破产清算组签订《蓬安县酿造厂职工住房转让协议书》，购买了酿造厂位于蓬安县住房。1999年11月24日，尤某对涉案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产权证号为蓬权字第××号。2001年10月27日，尤某（甲方，卖方）与邓某2（乙方，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以下简称“2001年合同”），约定将坐落在XX镇房屋（建筑面积43.26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屋价款为9000元。签订合同后，邓某2前后两次以现金方式分别向尤某支付了9000元购房款。邓某2与尤某均属于蓬安酿造厂职工，在签订合同之前，尤某委托邓某2照看该房屋，钥匙也一直由邓某2保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房屋正式交付于邓某2，随后将房产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给了邓某2，但未办理过户登记。邓某2称，2008年其家被盗，2001年合同及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明材料均已丢失。2017年5月16日，四川省蓬安县公证处作出（2017）川蓬证民字第XX号《公证书》，对尤某生前与康某夫妻共同购买的房屋［产权证号：蓬权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蓬国用（2000）字第××号］，婚生子姚某1、姚某2自愿放弃继承权，由康某一人继承。为了将房屋过户登记至邓某2名下，2010年6月8日，康某（出卖人，甲方）与邓某2（买受人，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2010年合同”），约定甲方将该房屋（即产权证号为蓬权字第××号房屋）出售给邓某2，价款为14000元。同时明确该房屋为尤某与康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尤某去世后，继承人姚某1、姚某2自愿放弃继承权，由康某一人继承。在协议尾部有康某、姚某1、邓某2的签字捺印。当日，康某、姚某1、姚某2给邓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邓某2购本人家XX街XX号X楼X号房屋一套计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正。2010年7月19日，康某、姚某1、姚某2再次给邓某2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邓某2处XX街XX号X-X号购房款2000元整（贰仟元整），购房款已付清属实。邓某2称，14000元购房款中实际包含2010年已经支付的9000元，本次合同签订后，又另行支付了5000元。 2010年7月9日，康某在南充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内容为：蓬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产权人尤某（已故）、声明人康某将坐落于XX房屋所有权证（证号：蓬权字第××号）不慎遗失，现向你局申请办理产权补正登记。申请若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概与你局无关。2017年，房屋登记至康某名下［不动产权证号：（2017）蓬安县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记载：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于××单元××楼××号，建筑面积为54.7ｍ2。 2017年6月21日，龙某作为康某的委托代理人与邓某1、汤某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2017年合同”），将案涉房屋以8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邓某1、汤某，并于当日将房屋过户登记至邓某1、汤某名下，不动产权证号为（2017）蓬安县不动产权第××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并分别评析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问题 邓某1、汤某抗辩称邓某2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应当驳回起诉。本案中，尤某与邓某2签订了2001年合同，尤某的继承人康某、姚某1与邓某2签订了2010年合同，康某又与邓某1、汤某签订了2017年合同，上述三份合同的标的物均为本案争议的同一套房屋。2017年合同的当事人为康某与邓某1、汤某，如合同被确认无效，邓某2便可要求撤销物权登记并要求出卖人履行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登记到自己名下，最终取得房屋所有权；如合同有效，因房屋已登记在邓某1、汤某名下，事实上无法履行过户登记义务，邓某2便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相关违约责任。合同效力问题将会导致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途径和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对权利保护的最终结果不同。同时，法律也并未明文规定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因合同效力与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依然可以第三人身份主张确认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017年合同的效力认定与邓某2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案件受理条件。涉案房屋的权利有可能属于邓某2与龙某共同共有，本应由二人共同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一旦龙某怠于行使权利，从程序上苛求二人必须作为共同原告，对邓某2明显不公，特别是在龙某与邓某2利益不一致时，邓某2将会丧失及时主张权利的机会，故邓某2单独主张相关权利，并无不当，况且当外部权利稳定时，二人依然可以另行处理内部争议。至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和邓某2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分别属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的范畴，二者并不矛盾。据此，本案符合受理条件，邓某2的原告主体适格。邓某1、汤某的抗辩意见不应当采纳。 邓某1、汤某主张邓某2属于重复起诉，法院不应当受理。邓某2在2018年的诉讼中，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属于物权纠纷案件，发回重审再次上诉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实体上驳回了邓某2的诉讼请求。本次诉讼中，邓某2仅请求确认康某与邓某1、汤某于2017年签订的合同无效，属于合同纠纷案件。二者法律关系并不一致，实质效果也不一致，不属于重复起诉。邓某1、汤某的该抗辩意见，亦不应当采纳。 关于尤某与邓某2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 尤某与邓某2签订了2001年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邓某2，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2001年合同签订后，邓某2按合同约定支付了房屋价款，尤某亦将房屋交付于邓某2，只是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尤某死亡后，邓某2要求其继承人康某、姚某1、姚某2履行房屋过户义务，因2001年合同及房屋原产权登记材料丢失，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康某又与邓某2补充签订了2010年合同。2010年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如何认定，分析如下：第一，尤某死亡后，其财产继承人为康某、姚某1与姚某2，2010年合同上仅有康某与姚某1的签名，但在出具的房屋价款收据上，有康某、姚某1、姚某2的签名。姚某2虽然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出具收条的行为可推定其认可2010年合同，所以单从形式上看，2010年合同是邓某2与康某、姚某1、姚某2所签。第二，邓某2于2001年购买尤某的房屋时，与龙某系夫妻关系，虽然双方于2010年3月11日协议离婚，但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房屋依然属于双方共同共有。2010年6月8日，邓某2以个人名义与康某、姚某1、姚某2签订了2010年合同，如果合同被认定为有效，意味着房屋买卖发生在邓某2与龙某离婚之后，房屋就应属于邓某2的个人财产，损害了龙某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10年合同损害龙某利益这一事实客观存在，邓某2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也具有主观恶意，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康某、姚某1在与邓某2签订合同时对其离婚的事实是知情的，也就无法意识到将对龙某造成损害，更无证据证明他们追求（希望）损害发生，故无法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至于邓某2是否构成欺诈而使合同可得撤销，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第三，邓某2将2001年合同及房屋权属证明材料丢失，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为了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需要对权属证明登报挂失，还需要与出卖人补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此双方签订了2010年合同。2010年合同与2001年合同相比较，买卖标的物一致，房屋也一直由邓某2占有使用，虽然房屋价款较之前有所增加，但收条中载明的已经支付的购房款包含了邓某2于2001年给付的9,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双方签订2010年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履行2001年合同的过户登记义务，双方并不具有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从2001年合同、邓某2与龙某在历次离婚诉讼中的个人陈述情况看，真实的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2001年，2010年合同只是继续履行2001年合同的具体行为，不是对原来合同的补充或变更，合同内容意思表示不真实，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关于康某与邓某1、汤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 2017年，涉案房屋权属证明丢失登报声明公告期满后，姚某1、姚某2放弃继承权，涉案房屋被重新登记至康某一人名下。康某本应依据2001年合同将房屋过户至邓某2名下，但其又委托龙某与邓某1、汤某签订2017年合同，将房屋过户登记至邓某1、汤某名下。该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如何认定？第一，从2001年合同、2010年合同、房屋价款收据及历次诉讼的情况可知，康某、姚某1、姚某2作为尤某的继承人，对于涉案房屋于2001年出售给邓某2的事实是明知的。龙某、邓某1作为邓某2的前妻和儿子，基于家庭共同生活、特殊的身份关系和龙某在离婚诉讼中的陈述，对于涉案房屋于2001年出售给邓某2的事实也是明知的。第二，2017年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为85,000元，在2018年另案诉讼中，法院调查康某的笔录中记载，法官问她“龙某（邓某1）是否给你8.5万元”时，康某回答“没有”。在本次庭审中，法官提问“是否交付房款”时，邓某1的委托代理人回答“不清楚”，康某、邓某1、汤某亦未向法庭提供已经支付房屋价款的证据。上述事实互相印证，2017年合同签订以后，邓某1、汤某并未支付任何房屋价款。第三，承前所述，2001年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0年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合同无效。涉案房屋从2001年就一直由邓某2占有使用，并经过装修后对外出租，现房屋被登记至邓某1、汤某名下，邓某2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据此，康某明知房屋已经出售给邓某2，还委托龙某与邓某1、汤某签订合同，主观上具有明知且具有损害邓某2权益的意图；龙某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售给邓某2，依然接受委托，主观上亦具有恶意；邓某1、汤某明知房屋已出售给邓某2，不但签订了合同，还未支付房屋对价，且办理了过户登记，主观上具有明知且具有损害邓某2权益的意图。康某与邓某1、汤某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邓某2请求确认2017年合同无效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确认康某与邓某1、汤某于2017年6月21日就四川省蓬安县XX镇XX街X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屋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665元，由康某负担332.5元，由邓某1、汤某负担332.5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且对案件事实无补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某1、汤某的上诉理由与一审中的抗辩理由相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与一审焦点相同。 本案先后产生的三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均为同一诉争房屋。现一房二买，邓某2作为最初的买房人及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有权对在后的“2017年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2017年合同”效力认定与邓某2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受理，邓某2的一审原告主体适格。邓某1、汤某关于邓某2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应当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邓某2在2018年的诉讼中，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属于物权纠纷案件，该案终审判决从实体上驳回了邓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中，邓某2诉讼请求是确认“2017年合同”无效，属于合同纠纷案件。二者法律关系并不一致，实质效果也不一致，不属于重复起诉。邓某1、汤某关于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001年合同”合法有效力并无争议。2010年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履行“2001年合同”的过户登记义务而签订，承接了“2001年合同”内容，并不具有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康某、姚某1、姚某2作为尤某的继承人，龙某、邓某1作为邓某2的前妻和儿子，均对涉案房屋于2001年出售给邓某2，及邓某2占有使用等事实明知，仍然签订“2017年合同”将房屋出售给邓某1、汤某。但“2017年合同”约定的房款并未实际支付，康某委托邓某2前妻龙某将房屋过户给邓某1、汤某，前述行为显然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对“2017年合同”无效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本院赞同，故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邓某1、汤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0元，由上诉人邓某1、汤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谭世蓉 审判员  鲜代秋 审判员  田 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贾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