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528号原告王务云，男，196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代理人朱进姝，北京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刚，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张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曹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王务云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9〕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及〔20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务云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进姝、李刚，被告中国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张可、曹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2月3日，被告中国证监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该决定主要内容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2015年至2017年9月，保千里实际控制人、时任保千里董事长庄敏以扶持小微企业为名，与深圳市车米云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心悦云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优果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九鹿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宜生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鹏云谷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尚流移动互联网有限公司、广州澳视互动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星宝电商平台有限公司、深圳市云邦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益佰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思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南京鹈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南京正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沙松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生活半小时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夏荷冬雪食品有限公司、深圳双安智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唯美会智能信息有限公司、厦门阳扬广告有限公司共20家小微企业合作，实际控制了上述企业的经营和财务。庄敏指挥其下属以投资名义为这些小微企业注入资金，用于购买保千里的产品，并使用上述企业银行账户进行具体的采购付款操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这20家小微企业属于庄敏控制的企业，与保千里构成关联方，其与保千里之间的购销业务属于关联交易。庄敏策划、实施上述行为的方式如下：1.寻找下游合作对象。庄敏通过朋友、员工介绍或者邀请小微企业在保千里现场进行路演等方式，联系小微企业进行洽谈合作。这些企业绝大多数之前与保千里没有业务往来，有的公司则属于没有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庄敏承诺扶持这些企业发展，帮助这些企业提高估值，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要采购保千里及其子公司生产的显示屏、乐摇宝、小宝机器人等新产品。采购资金由庄敏负责组织提供，参与合作小微企业只需要按照庄敏的要求采购并铺货。2.为下游合作对象注入资金。庄敏安排下属肖辉、许信忠等人负责和参与合作的小微企业进行对接，通过大量实际控制账户以投资名义向这些小微企业注入资金。具体方式是肖辉、许信忠等人要求小微企业提供银行账户用来进行注入资金和划款采购，经肖辉、许信忠等人带回的银行卡和U盾交给庄敏下属詹绮冬等人，由詹绮冬等人进行具体划款操作。肖辉、许信忠为保千里上市前的员工，分别于2015年、2014年离职，两人根据庄敏指示负责上述工作，工资由庄敏发放。3.控制下游合作对象的银行账户实施采购。詹绮冬于2007年进入保千里上市前主体工作，于2015年离职。2016年年初开始带领陈金娜等人为庄敏工作，专门负责资金划转，詹绮冬团队人员工资均由庄敏发放。詹绮冬等人收到肖辉、许信忠等人带回的小微企业银行卡及U盾后，按照庄敏的指令向这些卡中划入资金，并按照庄敏的指令向保千里划款采购显示屏、乐摇宝和小宝机器人等产品。具体采购由庄敏组织保千里时任财务总监何年丰等人和詹绮冬等人开会确定，詹绮冬负责按照庄敏的指令划款。詹绮冬按照庄敏提供的转账路线图把资金划入肖辉、许信忠等人提供的小微企业银行账户，然后按照何年丰提供的转账路线图，把资金转到保千里及其子公司账户。4.20家小微企业按照庄敏确定的经营模式运营，庄敏为20家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按照庄敏要求，20家小微企业每月向肖辉、许信忠等人申请运营费用，经审核后由肖辉、许信忠等人拨付经营费用。保千里向上述小微企业销售产品，2015年度销售收入4.07亿元，相应利润1.57亿元，占当年净利润比重41.95%；2016年度销售收入16.16亿元，相应利润7.10亿元，占当年净利润比重88.79%；2017年1至9月销售收入为13.86亿元，相应利润6.07亿元，占当期净利润比重150.39%。保千里未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披露，且未在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对上述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予以披露。二、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情况2016年至2017年，保千里下属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洛银金融租赁公司为深圳志豪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同威盛世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晶锐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睿盟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海鑫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绮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海鑫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海鑫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云邦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心悦云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九鹿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澳视互动传媒有限公司12家企业共计12笔借款提供担保，金额总计7.05亿。保千里未就上述担保进行临时信息披露，也未在当期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三、未按规定披露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2017年9月12日，庄敏所持有保千里1亿股股份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冻结；2017年9月25日，庄敏所持公司股份0.68亿股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冻结。保千里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被告认为，保千里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修订，以下简称原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规定；违反了原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所述情形。时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的庄敏组织、策划、领导实施了上述关联交易行为，作为共同保证人在上述对外担保合同上签字，未向上市公司及时报告有关股权被冻结事项，并在有关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确认意见上签字，构成原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情形，且系保千里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总裁鹿鹏、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何年丰参与或知悉关联交易事项并在涉案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确认意见上签字，鹿鹏还担任保千里全资子公司保千里电子等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二人为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未披露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周皓琳、陈杨辉、丁立红、张乾峰、黄焱、周少强、曹亦为、周含军、蒋建平、陈献文、陈德银、龙刚、林宋伟、李小虎、李翊、童爱平、王务云、梁国华、颜佳德、林新阳在其任期内的涉及有关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确认意见上签字，为定期报告未如实披露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原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决定：一、对保千里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二、对庄敏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万元，作为指使从事违法行为的实际控制人罚款60万元；三、对鹿鹏、何年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四、对周皓琳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罚款；对陈杨辉、丁立红、张乾峰、黄焱、周少强、曹亦为、周含军、蒋建平、陈献文、陈德银、龙刚、林宋伟、李小虎、李翊、童爱平、王务云、梁国华、颜佳德、林新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原告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经审查，于2020年8月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原告王务云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中对其作出的处罚，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其诉讼理由主要为：1.关于被诉处罚决定中记载的保千里三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告在诉讼中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相关小微企业采购保千里产品系出于实际的商业需求，实际收到了保千里产品，该交易为公司运营带来了收益。被告有关20家小微企业受庄敏控制、与保千里构成关联方的认定缺乏依据。对外担保事项系庄敏绕开公司审议决策程序所为，保千里对此不具有主观过错。庄敏股权被司法冻结事项系庄敏刻意隐瞒，保千里在知悉后及时进行披露，不构成信息披露违法。故保千里不存在被告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2.即便保千里存在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告也不应对原告进行处罚。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四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等相关规定，定期报告的编制、审议均是董事会的职责。高级管理人员不负责定期报告的审议和批准，仅有权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协助董事会编制定期报告，在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就自己分管职责范围履行勤勉义务。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时，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应以其职责范围为限。对职责范围之外的事项，高级管理人员不负有相应职责，亦不负有勤勉义务，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未正确区分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范围，笼统认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负有同等的法定保证责任，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其二，原告作为保千里时任副总裁,仅负责原上市公司遗留的南京业务,涉案信息披露所涉事项不属于原告职责范围，客观上无职权、实际上也无法全面了解保千里的经营情况。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属于消极违法行为，系由时任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及其控制的下属精心策划实施，形式隐蔽，原告对此毫不知悉、更未参与，在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客观上也无法发现，已经勤勉尽责，不应承担信息披露违法责任。被告未查明原告的职责范围、原告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等情况，仅以原告在定期报告确认意见上签字即作出处罚，事实认定错误、主要证据不足。其三，原告在分管的日常业务管理过程中，积极推动保千里修订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在被告对保千里展开立案调查后，原告始终积极配合被告的核查，并督促、配合保千里采取积极自查、及时公告和整改等措施进行补救。被告未考虑原告积极推动保千里制度规范、事后已及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的客观情况，反而体现出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签字即处罚”的逻辑，对原告苛以无边的勤勉义务，有违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亦与被告此前的执法实践不符。3.处罚程序违法。其一，被告就其认定的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没有尽到全面调查的义务。其二，被告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延期审理，自认本案“情况复杂”，但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进行集体讨论。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被诉处罚决定；2.被诉复议决定；3.保千里公司章程（2015）年修订（节选）；4.保千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年11月18日）；5.中国证监会〔2016〕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6.中国证监会〔2017〕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7.中国证监会〔2019〕1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8.中国证监会〔201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9.中国证监会〔2018〕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0.立信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2月25日出具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1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4月18日出具的《关于对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1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千里非公开发行2016年度持续督导的现场检查报告；13.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千里非公开发行2016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千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意见书（2016年度）；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2018〕第ZI10401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15.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14965号等14案的受理通知书；16.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902号民事裁定书；17.保千里2019年12月10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18.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5民初12522号案的受理通知书、传票等文件，保千里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退市保千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19.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保千里作出的《受理情况通知书》；20.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保千里作出的《告知函》；21.保千里《企业信用报告》；22.保千里电子《企业信用报告》；23.深圳市图雅丽特种技术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24.保千里2012年6月25日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5.保千里2015年、2016年年报签字董监高名单；26.2015年至2017年，原告负责南京子公司运营、管理、发展的相关工作文件；27.中国证监会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28.中国证监会〔2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9.中国证监会〔2008〕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0.中国证监会〔2014〕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1.中国证监会〔2009〕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2.《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被告辩称：1.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被诉处罚决定详细记载了保千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保千里未披露关联交易和关联关系、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披露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违反了原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法。第二，本案对责任人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和被告执法一贯的执法标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应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责任认定规则》第三条、第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在信息披露违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知情程度和态度、职务、具体职责和履职情况、专业背景，是责任大小的考量因素。原告提出的不知情、未参与等理由不足以免除其责任。而且本案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第三，本案已经考虑原告的职务、知情程度、履职情况等因素，并依法在原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处以较轻的处罚。第四，原告所列举案例与本案在事实、情节等方面均存在区别，不能简单类比。2.被告调查、处罚、复议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对原告信息披露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充分保证了其陈述、申辩权。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陈述、申辩意见充分复核后，依法作出认定和处罚。2020年5月18日，被告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延期，被告于同年8月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是否属于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是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本案在行政处罚阶段并未作出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的认定。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被告中国证监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证据证据1-1庄敏策划关联交易运作模式和控制模式有关银行账户的证据：主要包括詹绮冬、宋峪萍、陈松海、庄家泉等人询问笔录，深圳市中材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诚泰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信伟百货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据1-2保千里与20家关联方关联交易的证据：主要包括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银行交易流水、保千里应收账款-相关公司明细分类账、保千里应收账款-相关公司借方发生额对应的合同及销售发票、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据1-3保千里未披露12笔对外担保的证据：主要包括银行授信额度协议、相关保证合同等。证据1-4保千里未披露庄敏股权冻结的证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庄敏名下证券冻结信息，保千里2017-009号公告。证据1-5保千里未在2015年至2017年的半年报、年报中披露相关情况，有关董事、监事、高管在有关董事会决议、定期报告确认意见上签字的证据：保千里2015年年报、2016年半年报、年报、2017年半年报董事会决议、确认意见。证据1-6自然人原告在保千里履职情况的证据，具体包括：2018年4月18日丁立红询问笔录；2018年4月18日鹿鹏询问笔录、宋峪萍询问笔录、李琴询问笔录；2018年4月19日周皓琳询问笔录；2018年4月18日蒋建平询问笔录；2018年4月25日王务云询问笔录。第二组证据：被告程序合法的证据1.调查通知书；2.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送达回执、送达回证及当事人身份证明、保千里情况说明、陈述申辩意见；3.委托送达函、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及当事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4.行政复议申请及邮寄单据；5.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6.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7.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记录；8.被诉复议决定及送达记录。经庭审质证，原告表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3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保千里2017-009号公告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1-6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鹿鹏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的关联性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被诉处罚决定与被诉复议决定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的要求，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本院对被诉处罚决定中被告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2月11日，被告向保千里作出调查通知书。2018年4月25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同年5月1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调查通知书。2019年4月22日，被告作出处罚字〔2019〕68号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原告于同年4月30日签收。同年5月6日，原告反馈意见，提出需要陈述和申辩，不要求举行听证会。同年12月3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同月6日，被告出具委托送达函，委托中国证监会江苏证监局送达。2020年3月23日，原告签收被诉处罚决定。同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同年5月18日，被告负责法制工作机构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同月20日，被告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月27日，被告处罚委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同年7月10日，被告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同年8月4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并于同月7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同月10日收到被诉复议决定，于同月24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原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于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具有查处并予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有关保千里违法事实的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二、被告对原告的责任认定是否合法，处罚幅度是否适当的问题；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关于被告有关保千里违法事实的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原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故上市公司对于信息披露事项承担严格的保证义务，并不能仅仅以不知情等理由而得以豁免。且本案庄敏时任保千里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知悉相关事项应视为上市公司已知悉相关事项。关于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事项一节。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之规定，关联方之间购买或销售商品属于关联交易的通常类型。本案中只要能够证明20家小微企业实际上由庄敏控制即可认定涉案交易构成前述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该交易是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产生利润对该认定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企业银行账号、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20家小微企业购买保千里产品的款项均来源于庄敏，相关公司经营决策和资金账户均由庄敏控制。庄敏作为保千里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控制了20家小微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关联自然人，20家小微企业与原告企业构成关联方，相关交易应当被认定为关联交易。保千里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其并未依法披露上述关联交易。关于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情况一节。首先，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保千里未予披露涉案担保事项。其次，涉案担保事项均以保千里名义作出，故属于应当披露的事项。公司责任与庄敏个人责任不同，庄敏对其个人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不能免除公司的责任，印章管理混乱等情形也恰恰能够证明保千里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失，而此情形不能成为免除保千里信息披露义务的理由。再次，关于保千里已经就涉案担保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主张。根据原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该担保事项发生时，相关信息就应当予以披露。相关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影响上市公司在担保事项发生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关于未按规定披露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一节。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大股东庄敏股份被司法冻结的事项保千里未予以披露。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变动属于必须披露的公司信息，保千里对于大股东的股权变动情况应当保持合理注意义务，且具有相应查询途径，应当积极查询涉案司法冻结事项，且庄敏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股票被冻结的事项庄敏必然知悉，基于庄敏的特殊身份，上市公司亦应当知悉上述事项。保千里依法应当及时准确进行相关信息披露。综上，被告有关保千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事项、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情况、未按规定披露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违反原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有关保千里不具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相关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对原告的责任认定是否合法，处罚幅度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原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四部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的保证责任。据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勤勉义务，其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本案中，王务云时任保千里副总裁，其在涉案的保千里2015年年报、2016年半年报、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上签字确认，承诺相关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其在保千里信息披露过程中，应当履行勤勉义务，承担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的责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勤勉义务是推进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与其依照公司章程履行日常经营管理职责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董事会、审查表决相关提案的合法性与合规性、签署确认公司定期报告等，本身就是履行勤勉义务的体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承担的具体事务、分工，则是其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职责事项。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只分管负责部分具体事务等，不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勤勉义务的豁免事由。原告提出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四部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等相关规定，考量当事人的职责范围、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等因素来认定相关人员是否应当承担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首先，前述规定均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的保证责任。其次，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行职责情况是认定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员的责任大小的考量因素，而非认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因素。原告就此提出的相关异议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出其已经勤勉尽责的证据，现其主张自己只负责南京区域工作，对涉案违法事项不知情、未参与、不具有主观过错，该主张于法无据，反而佐证其未勤勉尽责。原告以自己在履职过程中积极推动保千里相关制度规范、在被告展开立案调查后配合调查、督促保千里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等主张自己不应担责，参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该情形亦不属于应予从轻、减轻、免于处罚的事由。至于原告所举被告其他执法案例，因个案情形存在差异，特别是当事人提供的勤勉尽责证据将直接影响到责任的认定，故不能仅依据身份和处罚结果来类推适用本案。因此，对于原告提出的上述异议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认定原告为其他负责的主管人员，并作出警告、并处五万元的罚款处罚，符合原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幅度并无不当。原告有关被告认定责任错误、幅度过当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全面、客观、公正地履行调查义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本案中，被告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履行了立案、调查取证、询问、事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就关联交易事项尽到全面调查义务的问题。经查，被告调取了相关公司的工商资料、合同、销售票据、财务账簿明细、相关账户银行资金流水等证据，对相关账户所有人进行了询问，取得了相关账户所有人的陈述意见。在综合在案证据足以认定违法事实的情况下，不能仅以部分人员的部分陈述内容存在不一致而否定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尤其是涉案关联交易行为本就是相关小微企业为保千里时任实际控制人庄敏实际控制的情况下，案涉相关人员作出与交易合同、票据、银行资金流水、财务账簿等证据不符的陈述证明力有限。原告有关被告未尽全面调查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问题。考虑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适用的前提，是案件属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情形。案件是否需要进行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围。就本案而言，被告的行政程序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原告认为被告行政复议程序中经过了延期审理，说明本案应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复议延期审理与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是两个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启动条件。原告以此主张被告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被告于2020年5月18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延期，于同年8月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维持被诉处罚决定亦无不当，本院均予以支持。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务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务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薛 峰审 判 员  赵 锋审 判 员  杨晓琼审 判 员  魏浩锋审 判 员  李 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赵 凯书 记 员  郎莉萍书 记 员  王雨蒙附：相关法律规范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修订）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第六十八条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七）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六条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5.《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第七十一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三）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四、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的证明问题会议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应当承担较其他人员更严格的法定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行政处罚案件时，涉及到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应当区分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人员和该范围之外其他人员的不同责任标准与证明方式。监管机构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结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履行职责的关联程度，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被处罚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供其对该信息披露行为已尽忠实、勤勉义务等证据。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人员，监管机构认定其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的，应当证明被处罚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实际履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并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存在直接关联；（二）组织、参与、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直接导致信息披露违法。7.《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发生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对负有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义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视情形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已尽忠实、勤勉义务，没有过错的除外。第十六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可以提交公司章程，载明职责分工和职责履行情况的材料，相关会议纪要或者会议记录以及其他证据来证明自身没有过错。第十九条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员的责任大小，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责任人员与案件中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后果的关系，综合分析认定：（一）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是起主要作用还是次要作用，是否组织、策划、参与、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是积极参加还是被动参加。（二）知情程度和态度。对于信息披露违法所涉事项及其内容是否知情，是否反映、报告，是否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减少损害后果，是否放任违法行为发生。（三）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行职责情况。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是否与责任人员的职务、具体职责存在直接关系，责任人员是否忠实、勤勉履行职责，有无懈怠、放弃履行职责，是否履行职责预防、发现和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四）专业背景。是否存在责任人员有专业背景，对于信息披露中与其专业背景有关违法事项应当发现而未予指出的情况，如专业会计人士对于会计问题、专业技术人员对于技术问题等未予指出。（五）其他影响责任认定的情况。第二十一条认定为不予行政处罚的考虑情形：（一）当事人对认定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提出具体异议记载于董事会、监事会、公司办公会会议记录等，并在上述会议中投反对票的；（二）当事人在信息披露违法事实所涉及期间，由于不可抗力、失去人身自由等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三）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员在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后及时向公司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管机构报告的；（四）其他需要考虑的情形。8.《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八条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一）购买或销售商品。（二）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三）提供或接受劳务。（四）担保。（五）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六）租赁。（七）代理。（八）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九）许可协议。（十）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十一）关键管理人员薪酬。9.《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包括：（一）本规则9.1条规定的交易事项；（二）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三）销售产品、商品；（四）提供或者接受劳务；（五）委托或者受托销售；（六）关联双方共同投资；（七）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