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423民初2136号 原告：梅红英，女，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武宁县人，住武宁县。 委托代理人：饶小群，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冷佩豪，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宁县殡葬管理所，住所地：武宁县新宁镇月田村殡仪馆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423772380808T。 法定代表人：叶存平，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冷运江，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梅红英与被告武宁县殡葬管理所（以下简称“殡葬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邱湘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红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饶小群、冷佩豪与被告之委托代理人冷运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武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劳人仲案裁字（2020）第94号裁决书中第3项裁决；2、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3、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820.8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22950.4元（11个月）。事实和理由是，原告于2010年10月经被告招聘至被告处工作，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只是向被告缴纳过300元押金。被告安排原告的工作岗位为乐队工作人员。原告工作地点不固定，大部分是在被告单位的殡葬所做演奏，也有时由被告安排至社会上的治丧场所进行演奏服务，原告的工作时间无规律，遇上丧事多的时候，原告还经常加班，偶逢无丧的日子原告必须在家待命，保证随叫随到，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且不得个人外出接私活。原告的工作内容也不局限于乐队演奏，有时还得参加单位的绿化和搞卫生活动。工作期间，原告的工资按天数计算，2019年月平均工资为2342.4元，另外被告每月还向原告发放社保费200元及奖金125元。2019年12月31日，被告突然宣布解散乐队，解除与乐队成员的劳动合同关系，并承诺给予乐队成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但被告一直未履行经济补偿事宜。2020年5月9日，原告向武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8月27日，武宁县仲裁委以武劳人仲案裁字（2020）第94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原告认为，武宁县仲裁委错误认为原告不到被告单位上班时就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不需要签到就是原告不受被告的劳动纪律约束，从而认定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观点与客观事实不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此，原告特诉诸法院。 被告辩称，1、原告不是被告招聘的工作人员，答辩人没有招录原告，原告到殡仪馆从事演奏服务，只需乐队长黄佑堂同意即可，因为乐队是黄佑堂为首组建的，答辩人只对他们进行了登记，目的是为了丧主联系业务及帮助他们推荐业务；2、答辩人是一个事业单位，如果需要招聘人员应由劳动从事保障组织招聘，答辩人无权单独招聘员工；3、原告与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工作时间是根据其与丧主的约定来确定的，上班与否由其自行决定。原告还可以到其他地方承接其他业务，在殡仪馆的业务也是由乐队自己与丧主进行洽谈的，不来上班无需向答辩人请假；4、原告自行前往殡仪馆之外的地方承揽业务所收取的费用是由其本人收的，归其所有；5、在殡仪馆的所得是根据合伙收入来进行确定的，由于原告不履行答辩人制定的上班请假、财务的各项规章制度，原告不受答辩人的劳动管理，其从事的工作不是答辩人的有报酬劳动活动；6、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理由不成立，请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自2010年10月起，原告与其他等人陆续在被告处从事丧葬乐队演奏工作，并向被告缴纳押金300元。乐队成员均每人按照自己的专长（如吹长、短号等）自购乐器上岗。乐队正常人数12人左右，队长为黄佑堂。乐队每天上班人数根据丧葬场所里的丧主每天需要的丧葬业务轮班，家中有事不能上班和队长黄佑堂打个招呼即可，不需上班的人员则可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不需签到，不受被告的纪律约束，但得随叫随到。乐队人员有其他事时不能上班时可请乐队其他人员或乐队业务繁忙而人数不够时均可另请社会上的演奏人员替代。平时上下班亦不需签到，有业务时，早晨7、8点上班，晚上还可能加班，一般依丧主要求的时间到岗。同时，在被告场所无需乐队服务或有空闲的乐队人员时，乐队人员亦可承接社会上的殡葬服务，所得报酬归乐队自收，但乐队所有成员均不得私自对外承接演奏事务。不管是殡葬所还是乐队自行向丧主收取的服务费用均按武宁县物价局规定的标准收费，同时乐队收取的服务费用被告均按10%抽取管理费。 原告等乐队人员工资根据收取的服务总额再按每人每月实际工作天数平均分成计算，由黄佑堂统计好后交由被告，被告于每月底一并制表转发至原告工资卡。对于临时请来的人员工资额与原告等乐队人员一样，只是其工资归至黄佑堂名下，由黄佑堂领取再支付给临时人员。但2015年前，原告等所有乐队人员的工资均由队长黄佑堂一人签字领取再分发原告等人。 另查明，与原告一起的其他乐队人员与被告间于2004、2007年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内容均主要是要求乐队人员需遵守殡仪馆文明办理丧事的有关制度规定，服从管理。同时，为规范丧葬服务，被告要求所有的乐队成员及其他人员均统一着装上岗，并每人配有工号。大约自2015年起，被告每年年底在提取的管理费中按每人每月200元标准支付原告社保补助2400元及年度工作奖1500元。2019年原告月平均工资为2342.4元。2019年12月31日，被告宣布解散乐队，原告等乐队人员不再在被告处承接丧葬乐队服务。原告认为，原、被告间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被告解除与乐队成员劳动合同关系时，承诺给予乐队成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但被告一直未履行经济补偿事宜。2020年5月9日，原告向武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8月27日，武宁县仲裁委以武劳人仲案裁字（2020）第94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原告认为，武宁县仲裁委裁决错误，故诉诸法院。 以上事实有劳动仲裁裁决书、合同、乐队管理规章制度、2019年度工资表（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经核实无异）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构成劳动合同关系的认定，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指挥（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其签订协议的目的、内容主要是原告需遵守被告的相关制度，接受被告统一管理，统一标准收费等，其内容均不具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性质，故该合同不应视为双方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管理方式上看，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劳动管理。虽然原告在被告从事殡葬乐队服务，但事实上只是原告等乐队人员利用被告殡葬管理单位这个平台承接业务，被告要求原告遵守被告制定的制度接受其管理，如统一服装，发放工号和工作牌以及不能私自承接业务等，也只是为规范县域殡葬事务，文明制丧；其次，原告等乐队人员上下班实际并不由被告控制，只需服务好丧主即可，甚至还可请人替代，属于可自由掌控；再者，原告等乐队人员并不是只能在被告处工作，只要不影响被告处丧主的需要，乐队可承接社会上其他殡葬演奏业务，且自行收费。由此可见，原告主张乐队人员受被告管理和约束应理解为原告基于非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以及应当遵守的行业管理规定，并非被告对原告实施了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从劳动报酬来看，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被告虽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等乐队人员发放工资，但原告等乐队人员工资是来源于丧主需要的乐队服务而支付的服务费，被告仅是代为收取和发放，并从中按规定收取10%管理费，被告无法掌控和决定原告的收入金额，原告一天不参与乐队演奏即一天无报酬，一月不参与即一月无报酬，被告并不给予保底劳动报酬，虽然被告近几年向原告等乐队人员每月支付了200元社保费和年底发放了1500元奖金，但这应是被告以收取的管理费给予原告等乐队人员的激励费用，并非原告收入的主要来源，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资等不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从工作内容上看，原告从事乐队服务并非被告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被告属殡葬服务管理单位，其为每位丧主基本服务内容应为遗体接运、存放、火化和骨灰寄存等，而乐队演奏服务并非每位丧主都需要的，且被告亦不能强制要求每位丧主接受乐队演奏服务，故原告等乐队人员的劳动并非被告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综上，原告主张与被告间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十六条第一款、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梅红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梅红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邱 湘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黄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