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02民初6670号 原告：聂占舟,男,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安徽汪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杰,男,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秀玉，安徽梁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聂占舟与被告鲁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秀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占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鲁杰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具体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系朋友关系,2017年11月2日被告打电话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于当日向其个人银行账户转款28万元、于次日转账2万元。因被告收到原告30万元后长期借故不还,原告于2019年10月2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清偿30万元借款及利息,但法院认为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条,不能确认系借贷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借30万元款项因被告不认可,导致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而被告鲁杰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却取得的30万元利益。有鉴于此,由于被告鲁杰所取得的30万元利益与原告造成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特诉至贵院要求被告予以返还,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鲁杰辩称，一、原告的本次起诉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原告应当申请再审，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019年10月18日，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3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成立借贷关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24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金安区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原告虽在其提交的起诉状上认为其转给被告鲁杰的30万元系被告鲁杰不当得利，但其在庭审过程中仍坚持案涉标的系借贷，原一审6802号判决书与二审645号判决书均已生效，原告在未有新事由及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起诉被告鲁杰，要求其偿还30万元，系重复起诉，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未提起上诉，该裁定已经生效。现原告又再一次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与前一次诉讼完全相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以及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原告的本次起诉其实就是认为生效裁定错误，因此，应当通过申请再审的途径，而不能以相同的诉求、事实与理由再一次起诉。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结合该条，驳回起诉后，再次起诉应予受理的情形只适用于第一次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起诉后，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因为这种情形下的再次起诉不是对先前驳回起诉生效裁定的否定，所以无需通过再审纠错程序进行审理，可直接再次起诉。而本案中，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理由是构成重复起诉，现原告仍然又再一次以同样的诉请、同样的事实、理由提起诉讼，这就是对生效裁定的不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的本次起诉不符合再次起诉应予受理的条件。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原、被告之间存在共同出资向他人借款的关系，且不符合民法上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首先，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不等于成立不当得利。本案原、被告之间不是本欲成立借贷合同，但因合同欠缺成立要件或存在无效、可撤销情形而使借贷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从而导致借贷关系不成立。如果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那由于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后，债务人失去了占有债权人钱款的法律根据，债务人当然应当返还。但是本案原、被告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不是因为上述原因，也不是因为原告所讲的被告不认可，而是因为被告举证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共同出资向他人借款的关系。再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需满足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本案被告在取得原告汇款后立即汇给了他人，因他人未如期还款而导致原告款项无法收回，被告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获利。而原告对于被告取得其钱款后出借给他人这一点是明确知道并且认可的，这在其先前的诉状自述中以及庭审调查笔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确定。因此，被告取得原告30万元款项，既不是获利，也有法律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双方出资向他人借款的约定。最后，即便后来以被告的名义起诉，这也只是诉讼方式的选择，借款是以被告的名义作出，款项从被告的银行账户汇出，借款合同亦是由被告与借款人签订，因此对外直接以被告的名义起诉并无不当。而被告仅仅是诉讼名义上的债权人，没有获得实质的利益。结合民间借贷相关规定，对于债权本身的真实合法性，需做实质审查，即需要审查借贷合意、借款有无实际发生等事实，而对于债权人的身份，可以只做形式审查，即只需审查债权凭证上是谁的名字或者由谁持有，因此，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可以仅发生确认债权本身真实有效并赋予债权强制执行的效力，而对于债权人的身份不一定产生确认实际债权人的效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债权并不是在裁判生效确认后才产生，而是在实际借款时已经发生，生效裁判只是确认并赋予债权强制执行力。被告对于原告系实际债权人的身份从未否定，在以往所有的庭审中一直明确承认对案外人持有的债权中包含原告的债权，因此被告取得生效裁判确认的名义上的债权并不能构成实质的获利。如果一定要认为被告取得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是一种获利的话，那么这种获利与原告的损失之间还应当具备因果关系。关于不当得利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有直接因果关系和非直接因果关系两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的民法典理解与适用中认为“不当得利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债的关系具有相对性，直接因果关系明确了得利人和受损人的范围，司法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可见，最高院的观点倾向于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取得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不是原告利益损失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难道被告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没有取得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原告的利益就不会受损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导致原告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是借款人未如期还款。但是如果一定要从被告取得债权后导致原告自己无法直接通过诉讼维护权益这个角度，来认定被告取得债权与原告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只能是非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决定了对获利方的求偿范围，不当得利返还的标的，应该是受益人取得的利益，而非受损人的损失。因此即便是持非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认定被告取得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与原告利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请求返还的标的也应当是被告取得的债权，而非款项本身。综上，本案不符合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即使构成，原告也应当主张被告取得的债权，而非实际出资。最后，我们认为，原告出资让被告对外出借从而赚取利息，这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任何投资行为都有风险，有些风险难以规避，而有些风险谨慎对待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法律风险和部分的信用风险。原告在决定将30万元交给被告放贷给他人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到其中的法律风险与信用风险。而造成原告现在的这种被动局面也是其当初不谨慎的投资行为所导致，原告依法应当为这样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味地将后果转嫁给被告。据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聂占舟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原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原告支付被告30万元的事实及汇款时间。 证据三、(2019)皖1502民初6802号民事判决书、(2020)皖15民终64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生效判决认定,原告汇款给被告30万元不是借款;2.原告已造成的实际损失与被告取得的30万元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向被告支付30万元，是基于双方达成共同出资对外出借的约定，被告收到该款项有合法根据，且被告在收到30万元后立即汇给了借款人，该30万元也不能构成被告获利，且原告因将被告名字输入错误使得汇款被多次退回后仍执意汇款，可见其目的性很明确，就是知道被告于当日要放一笔款，为了从中牟利才急于将款项汇给被告，原告的行为就是一种投资行为；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第二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不当得利因果关系构成要件是要求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益是因，受损是果，原告所称的原告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失与被告取得30万元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因果倒置，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30万元只在被告账户停留几分钟就汇出了，原告也是明确知道并认可的，此30万元汇入被告账户不能视为是被告的获利。 被告鲁杰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1.民事起诉状，2.证据目录，3.金安区法院（2020）皖1502民初513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20年8月，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30万元。原告该次诉讼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甚至所提供的证据都与本案完全相同。该次诉讼中，原告虽在诉状中认为被告是不当得利，但在庭审中仍坚持案涉标的是借贷，因此该案案由仍然为民间借贷，但这不妨碍该次案件与本次案件是同一个案件。既然该次起诉已被裁定驳回，现该裁定已经生效，原告如果认为裁定确有错误，应当申请再审，而不能直接再次提起诉讼，这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侵犯了被告的程序利益，有违程序公正。 证据二、1.金安区法院（2019）皖1502民初6802号民事判决书，2.法庭审理笔录，3.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5民终64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原告在诉状中自述“2017年11月份被告带朋友一起到原告合肥家中，讲他现在合肥做房屋买卖‘过桥’生意”，以及在庭审中陈述“2017年我回来，被告说有亲戚在做房屋过桥，带我一起赚钱”，这足以证明原告对被告收到其出资后出借给他人赚取利息这一点是明确知道并认可的，被告接受原告出资具有法律根据。2.作为另一个隐名出借人姚某，其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与被告是合伙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系隐名出借人之一，双方之间无借贷关系，较为可信，本院予以采纳”，这是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除非原告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否则对于该事实被告无须举证证明。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原、被告间不成立借贷关系的原因是双方存在合伙出资、共同出借的关系。4.二审判决认定“鲁杰辩称其与聂占舟及案外人之间存在共同合伙出资，然后以鲁杰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其与聂占舟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鲁杰一审中举出了其收到聂占舟汇款28万元及案外人张忠宝、姚某的汇款后，立即汇给了案外人陈士传，并提供了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9）皖0422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0422民初1057号民事调解书及证人姚某出庭证言等证据证实”，显然二审法院认为对于被告辩称的事实能够通过其所举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共同合伙出资，然后以鲁杰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的事实。 证据三、被告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1.2017年11月2日，被告账户在先后收到张忠宝10万元、姚某80万元以及原告聂占舟28万元汇款后，立即将100万元转给了陈士传，原告聂占舟在2017年11月3日又向被告账户汇款2万元。从上述汇款时间、金额及先后顺序，尤其是原告于次日，在被告已经将款项转给他人后，又转款2万元这一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上述四人存在共同出资对外借款的关系，原告这2万元的汇款实际上是追加出资的行为，这也完全能够印证被告在原一审、二审中陈述的四人合伙出资、向他人借款等事实。2.被告的账户在收到三人的汇款前余额为零，因此虽然货币财产是种类物，具有高度替代性与不特定性，但在本案中应当能够确定被告汇给案外人陈士传的款项系上述三人的出资。 证据四、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9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汇款35000元，该款原告称是被告支付的利息，被告称是对外借款收回来的本金，不管是利息还是本金，原告既然收到了被告的回款，在原、被告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可以佐证原、被告共同对外出借的事实。 证据五、1.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9）皖0422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书，2.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9）皖0422民初105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1.被告将100万元转给陈士传后，以被告名义与陈士传签订90万元的《借款合同》，由赵仁军另外出具一份10万元的《借条》，后二人未如期还款，被告以其名义向寿县法院提起诉讼，寿县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判决陈士传与赵仁军偿还，但未执行到位。2.之所以以被告的名义起诉，是因为借款行为均是以被告的名义对外作出。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本次诉讼与金安区法院（2020）皖1502民初5132号并不属于重复起诉，5132号案件诉讼为民间借贷纠纷，而原告本次诉讼为不当得利纠纷，两次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借款给被告30万元系合伙，被告未提供双方构成合伙投资的合意，实际上原被告系关系较好的朋友，原告之所以在没有借条的情况下借款给被告也是出于信任，至于被告在收到原告款项后作何用，原告并不知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收到原告的款项后被告将该款项出借给他人并不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实际上被告此次的行为原告并不知情；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汇款35000元，系被告在原告诉讼前承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利息，但由于被告一直不归还原告的借款，原告以民间借贷的关系向人民法院诉请偿还借款，但被告在庭审中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是陈述双方是合伙关系，导致原告无法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既然被告不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又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以合法根据收取原告30万元，原告才以不当得利起诉要求被告返还款项；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并未告知原告，原告对此也不知情，而且原告向被告转账的30万元属于动产，该动产交付给被告后，所有权归属于被告，原告已经失去了对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因此被告出借给他人系被告自己的意思，与原告并无关联。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日15时21分，原告聂占舟向被告鲁杰银行卡转账28万元，同日10时36分，案外人张忠宝向被告鲁杰转账10万元，同日14时52分，案外人姚某向被告鲁杰转账80万元，被告鲁杰于同日15时29分通过银行转账出借100万元给案外人陈士传，2017年11月3日11时12分，原告聂占舟向被告鲁杰银行卡转账2万元，原告聂占舟共向被告鲁杰银行卡转款30万元。被告鲁杰因该100万元借款在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陈士传和赵仁军，其中，陈士传借款90万元，赵仁军借款10万元。鲁杰诉陈士传、赵仁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皖0422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陈士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鲁杰借款本金90万元及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自2018年11月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赵仁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鲁杰的其他诉讼请求。鲁杰与赵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9）皖0422民初105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协议：一、赵仁军借鲁杰款100000元，赵仁军于2019年4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5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6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7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8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9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11月30日付10000元、于2019年12月30日付10000元、于2020年1月30日付10000元；二、赵仁军若每一期到期不付清，原告鲁杰有权对下余借款全部申请强制执行。该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均已生效。 原告聂占舟于2019年10月28日起诉被告鲁杰（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要求鲁杰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自2017年11月3日起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本清息止并承担诉讼费。鲁杰抗辩称，与聂占舟之间存在共同出资向他人借款的关系，聂占舟系隐名出借人之一，双方之间无借贷关系，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皖1502民初6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聂占舟的诉讼请求。原告聂占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聂占舟于2020年8月25日再次起诉被告鲁杰（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院于2020年10月24日作出（2020）皖1502民初513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聂占舟虽在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上认为其转给被告鲁杰的30万元系被告鲁杰不当得利，但其在本院庭审过程中仍坚持本案案涉标的系民间借贷关系，要求被告聂占舟偿还其转账的30万元，原告聂占舟提交的(2019)皖1502民初6802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皖15民终645号民事判决书均系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原告聂占舟在未有新事由及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起诉被告鲁杰，要求其偿还30万元借款，系重复诉讼，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裁定驳回原告聂占舟的起诉。 现原告聂占舟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2019年4月18日，被告鲁杰向原告聂占舟银行卡转账35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鲁杰于2017年11月2日、11月3日收到原告聂占舟转账28万元、2万元，合计30万元，被告鲁杰不认可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而认为双方间存在共同出资向他人借款的关系，导致原告聂占舟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被本院及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后原告聂占舟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再次提起诉讼，被本院以重复诉讼裁定驳回起诉，本次诉讼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案由及诉请与民间借贷纠纷完全不同，原告聂占舟的本次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情形，被告该项抗辩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鲁杰收到原告聂占舟及案外人张忠宝、姚某等人款项后，将款出借给了陈士传和赵仁军，被告鲁杰不认可与原告系民间借贷关系，而认为双方间存在共同出资向他人借款的关系，但其在起诉陈士传、赵仁军时又未通知聂占舟作为原告共同参与诉讼，致出借给陈士传、赵仁军的款项及违约金全部判决、调解为被告鲁杰个人独享，剥夺了原告聂占舟对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被告鲁杰收到原告聂占舟转账30万元，仅于2019年4月18日转账给付原告聂占舟35000元，尚有265000元未返还，被告鲁杰占有原告聂占舟265000元无合法根据，给原告聂占舟造成了损失，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聂占舟要求被告鲁杰返还并承担资金占用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可自生效判决确定给付利息的时间起计算。 被告鲁杰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鲁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聂占舟265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26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聂占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00元，减半收取3000元，由被告鲁杰负担2700元，原告聂占舟负担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修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全美燕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