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19211号原告：周宏，男，198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雄，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凯诺特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牌坊小区3号地块4幢2单元2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JJK06A。法定代表人：董智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右，重庆坤源衡泰（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露，重庆坤源衡泰（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宏诉被告重庆凯诺特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诺特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5日、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兰雄，被告凯诺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智慧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右、王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77546.92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利息（以377546.92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直至付清借款本金时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2万元。事实及理由：原告曾系被告公司股东，被告公司于2017年4月成立。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原告认缴50万元，占25%的股份，董智慧认缴150万元，占75%的股份。董智慧所持有的股份，其中有部分系代赵路和蔡家训所持。原告在2020年5月3日将持有的25%股份以6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伍怡。被告公司成立后，原告受被告公司委托在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代被告对外支付各项款共计876842.82元，其中50万元作为原告的认缴资本。对于原告所付款超出认缴资本50万元的款项，原告和董智慧、赵路曾于2017年12月23日在渝北区洪湖东路51号财富中心国际公寓一茶楼商谈，当时原告打算退股并要求被告公司给自己多投入的部分写成借条或欠条，赵路和董智慧就说等以后把账算清楚了再出具。2019年3月至5月期间，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原告离职后，原告的妻子陈杨于2019年6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陈杨主要负责对外招生，偶尔按照董智慧的授意对外以财务负责人的名义签字。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2020年2月起陈杨就在家办公直至2020年6月。2020年3月底4月初，原告和董智慧就原告多投入的款项协商达成了一致。4月13日左右，原告按照协商的内容打印出《债权债务确认书》，并和董智慧在重庆爱琴海商圈旁一个costa咖啡厅见面，在咖啡厅里原告在《债权债务确认书》甲方处签字，董智慧将原告签好字的确认书带走并约定待盖好公司公章后原告自己去拿。4月底，在没有任何人通知的情况下，原告到被告公司前台的抽屉里去拿走盖好公司印章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当时被告公司里没有任何人。至于被告公司是谁加盖的印章，原告对此不清楚。原、被告签订的确认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截至签订本确认书之日，原告为被告公司支付877546.92元，其中50万元为原告支付的实缴注册资本金，剩余377546.92元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2、经双方确认，借款按照年化12%计算资金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直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若被告无法清偿，则被告应承担原告因追索借款本息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维权合理开支；3、因履行本确认书发生争议，双方同意向本确认书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4、本确认书各方于2020年4月13日在重庆市两江新区签署。确认书签署后，原告多次敦促被告还款，被告均予拒绝。为此，原告在2020年6月16日与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为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并于2020年8月24日给原告开具了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凯诺特公司辩称，原告诉称被告公司成立的时间以及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属实，显名股东为原告和董智慧两人，董智慧所持股份中包含了隐名股东赵路和蔡佳训的股份。原告为公司代付款的金额为876842.82元，并非877546.92元，其代付款确实超过了原告认缴资本50万，但超出的部分并未转化为借款，而是在四名股东在2019年1月12日的股东大会所形成决议上作为了原告的投入款。原告诉称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不真实，被告从未与原告签署过此确认书，该确认书是原告利用其曾在公司工作以及其妻陈杨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便利私自加盖的印章，确认书无公司任何人员签字，也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因此，确认书对公司无约束力。事实上，原告诉称签署债权债务书的过程违反了生活逻辑，存在重大漏洞，其理由为：1、原告和董智慧是在2020年4月9日在重庆市爱琴海附近的迷麓咖啡馆见面，并非原告诉称的4月13日在costa咖啡厅见面，这有董智慧和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另外，当时见面是谈原告对外转股的事，见面时原告并未交付给董智慧债权债务确认书；2、如果原告诉称当时见面目的是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那么即使董智慧未带公司印章，董智慧作为法定代表人且是唯一显名股东，董智慧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上签字即可产生法律效力，没必要再费周折带回公司加盖印章，这与正常逻辑不符；3、原告诉称其在4月底自行前往公司拿取了债权债务确认书，那么原告是如何未卜先知公司已加盖好印章并将债权债务确认书放在前台抽屉了的呢？如此承载着近40万元债务的确认书，被告怎会放在一个开放式没有任何安保措施的地方呢？原告诉称2017年12月23日在渝北区洪湖东路51号财富中心国际公寓一茶楼商谈属实，但是商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就原告超出认缴额的部分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全部转化成了原告对公司的投资。原告将股份转让给伍怡属实，其转让还是通过董智慧牵线搭桥而成的。在董智慧2020年4月27日晚上将和伍怡谈好2.5万一股的价格通过微信告诉原告后，原告当即微信回复称董智慧代原告直接做主未给原告溢价机会，显然董智慧告知的伍怡受让原告25%的股份价格为62.5万元，如果原告对公司的投资只认定50万元，那么这62.5万元显然是溢价转让，因而原告称未溢价恰好证明原告对公司的投入款系股东会决议确认的876842.82元。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1、《债权债务确认书》、《代付款明细表》、被告公司和第三方的协议和原告的付款凭证，此组证据拟证明：原、被告于2020年4月13日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并对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原告代被告共计支付经营性开支876842.82元进行了确认，其中50万元为原告实缴注册资本，另外的款项为原告给被告公司的借款，借款利息按照年化12%从2018年1月1日起算，如果被告无法清偿，则应承担原告包含律师费在内的维权合理开支。2、谈话录音，系2017年12月23日周宏和董智慧、赵路三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51号财富中心国际公寓C区1栋恒大茶坊的谈话，该证据拟证明：原告在谈话中将自己的代付款明确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原告的认缴资本，差额部分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3、赵路于2020年8月27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以及蔡佳训在2020年9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此组证据拟证明：被告公司的四名股东多次明确原告投入的近90万元，其中50万元为原告的实缴资本，其余部分为公司向原告的借款。4、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此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因本案诉讼，委托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原告因此支付了律师费2万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其上加盖的被告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公章是原告或原告的妻子陈杨利用工作便利私自加盖的，对被告公司无约束力。对代付款明细表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公司和第三方的协议和原告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可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原告代被告支付了各项费用共计876842.82元；2、对第二组证据即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录音不能反映当天谈话的真实情况，并且该份证据没有明确借款、利息具体怎么确定，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原告所持有股权的股价还在商议，如果股价是按照3.5万元一股来确认的话就不存在欠款的问题，整个对话是各方协商的一个过程，赵路的确是当时的隐名股东，赵路所持的股份是董智慧在代持，从这份证据上显示，这份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3日，现已时隔三年，并不能反映当下最终的真实情况。同时，这份证据恰好证明了原告是一个善于保留并且刻意制造证据之人，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非常的细致，从录音内容可以听出提到了暂不确认的事情，如果确实有公司欠付原告款项的这种情况，原告不可能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都不和公司对账确认其投资款的性质，这份证据可以证明各方对于相关事实还在商量并予以确认的过程之中。3、对第三组证据即三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7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被告公司章程，2019年1月12日股东会决议，2018年被告公司《发生额及余额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2020年4月被告公司《发生额及余额表》，此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和董智慧作为被告公司股东在2017年4月24日召开了股东会决议并由股东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由两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董智慧货币出资额150万元，原告货币出资25万元，均应在2034年4月24日前缴清。2019年1月12日的股东会形成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实收资本2516366.96元，其中原告代公司付款876842.82元全部转为投入款。2、2020年4月23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原告和董智慧的微信聊天记录，《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受让方伍怡向原告的转款凭证，此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多次请求董智慧及另一股东帮助原告转出股份，董智慧协助原告完成了股权转让，股权受让方伍怡依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前两期股权转让款4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62.5万元（1%的股份即为1股，原告占25%的股权，即为25股，1股作价2.5万元），原告已自认其为非溢价转让（4月27日的聊天记录可以体现），与原告自称的只投入了50万元自相矛盾。被告给原告所缴的社保证明，被告给原告妻子陈杨发放工资的清单及陈杨工作期间的财务凭证，2020年5月9日至5月10日期间陈杨和董智慧的微信聊天记录，此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在2019年3月到5月期间在被告公司工作，原告妻子陈杨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在被告公司工作，陈杨担任财务经理，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公章由陈杨保管，董智慧在2020年5月9日才将公章拿回由自己控制。2020年4月14日、4月9日董智慧与周宏微信聊天记录，此证据拟证明：董智慧和原告是2020年4月9日在重庆市爱琴海附近的迷麓咖啡馆见面，并非原告诉称的4月13日在costa咖啡厅见面，这与原告所称签订债权确认书的事实相矛盾。原告对被告举示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中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8年的财务三表、2020年4月的《发生额及余额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2019年1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并未将原告的代付款全部转化为投资款，原告应缴的注册资本依然是50万元；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和董智慧交谈当中称未溢价的问题，只是双方在磋商过程中的意思表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和妻子陈杨在被告公司工作的事实属实，因疫情原因陈杨从2020年2月份就一直在家办公，同时陈杨并非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只是负责对外招生，只是有时候公司没有人的时候，根据董智慧的授意对外在财务负责人处签字，陈杨并不主管财务也不保管公司公章；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排除董智慧对于聊天内容进行删减，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未显示协商事实，但双方之间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进行沟通。本院对原、被告举示的证据认定如下：因被告认可《债权债务确认书》上加盖的被告公司印章是真实的，因此，本院对确认书上被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举示的赵路、蔡佳训出具的情况说明，本质为证人证言，被告对此有异议，因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三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除此之外，被告对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举示的2018年公司《发生额及余额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2020年4月公司《发生额及余额表》有异议，因这些证据无公司任何人员签字，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内容与被告公司向工商税务机关的纳税申报表的内容相一致，这些仅仅加盖了被告公司印章，类似于被告公司的自述，故本院对这部分证据上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对被告举示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举示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以上本院所确认证据的关联性，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根据上述本院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4月24日，原告和董智慧作为全体股东在《重庆凯诺特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首届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为：审议通过并承诺严格遵守公司章程，选举董智慧为执行董事并为总经理，周宏为公司监事。同日，原告和董智慧作为全体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章程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由2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董智慧货币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为75%，周宏货币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为25%，出资时间均为2037年4月24日之前。被告公司后取得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的《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董智慧所持股份中，其中有部分股份为代赵路、蔡佳训所持。被告公司成立后便租赁营业场所、进行装修等，于是被告委托原告代为支付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的装修费、设备费、服务费等共计876842.82元。2017年12月23日，原告和董智慧以及隐名股东赵路三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51号财富中心国际公寓C区1栋恒大茶坊商谈，原告对商谈内容进行了录音，三人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告称自己出资的钱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自己认缴的50万出资，多投的另一部分钱需要被告公司或者某一股东给自己写个借条或欠条，同时表明自己打算退股；赵路和董智慧对原告代公司支付的款项予以认可，同时赵路还称要还原告的钱，但今天并不是谈如何写借条，因为三万五用五十万除不尽，所以到底欠原告多少钱算不出来，也不清楚原告到时占百分之几，还有可能就是原告有可能不退股继续做下去，如果原告不做的话欠条金额就不是四十万而是九十万，所以一切等下个星期一确定了再落实，因此现在写欠条意义不大，前提是原告到底是继续做还是不做；原告在听完赵路的意见后随即表示“好吧，那我没意见了”，赵路接着说“我们再约定一个时间，星期一一旦有结果，我们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就把这个欠条写了”。2019年1月12日，被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原告和董智慧、赵路、蔡佳训作为股东参加会议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1、全体股东一致审议了公司2018年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确认公司在2018年亏损620472元；2、公司注册资本实缴为人民币200万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剩余资本于2050年12月31日前完成实缴，按各自持股比例补足；3、公司实际投入为2516366.96元，董智慧投入1214524.14元，周宏投入876842.82元，赵路投入175000元，蔡佳训投入250000元；4、公司股份构成为：董智慧持有51%。代持期权9%，蔡家训持有10%，赵路持有5%，周宏持有25%；5、全体股东确认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一切收支无误，不存在任何意见。2019年3月至5月，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原告的妻子陈杨在被告公司工作。陈杨常在被告公司的费用报销单上“财务审核”处签字，有时在付款申请单上“财务负责人”或“领导批示”处签字。2020年5月9日，董智慧和陈杨微信聊天，双方聊天的主要内容为：双方一开始是聊关于寻找公司营业执照的话题，后来董智慧问陈杨“她们把钥匙放在哪，我一会儿也去找找吧，太恼火了，公章在你那哈？”，陈杨回答“没有，公章、发票章一直在公司放起的，我的个人章、小凤的个人章都在公司柜子里，伍怡说都看到的”，董智慧接着说“公章我晚上去拿走了，我们那个办公室毫无安全保障”，陈杨接着回答“财务章我记得是给夏承捐，在杏夫人店里柜子里锁起的，今天下午我只问了旋子、小凤营业执照在哪里”，董智慧接着回答“亲，财务章你作为财务负责人要随时收回”，陈杨接着回答“好的，你拿走吧，小凤找你就是了”，后来董智慧又说“以后这些章、文件，放固定的地方，用完立即拿回，尤其是财务章和公章，财务你分管你就自己放个固定的地方”，陈杨接着回答“嗯，之前都是在你那边保管”。2020年4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约董智慧在迷麓咖啡相见，董智慧回复表示同意。2020年4月14日，原告和董智慧再次进行微信聊天，原告首先要求董智慧约个时间解决之前商量的事，不想一直拖着，董智慧接着回复自己周四要做手术同时近段时间也在让会计弄最近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在自己了解财务状况后再规划资金，因为原告要撤股，一下就是80多万，这对公司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具体如何退股要和律师商量以及怎么退，原告接着回答好吧。2020年4月27日，原告和董智慧再次微信聊天，双方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原告对外转股的问题，董智慧称价格已经和伍怡谈好了，2.5万一股，原告接着回答称董智慧直接给自己的股份做主了，没给原告溢价的机会，不过也好，之前自己说转给董智慧也是原价，然后董智慧回复称如果原告对价格不满意就让原告自己去和伍怡谈，原告接着回复那就约伍怡她们明天见面，双方转让股权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买卖双方谈好就签协议，董智慧接着回复自己明天有事，让原告自己约伍怡并把伍怡的电话号码告诉给了原告。2020年5月3日，原告和“伍怡”“吕志伟”（伍怡和吕志伟为共同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此协议主要约定：原告持有被告公司股权25%，原告将这25%的股权以6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伍怡”和“吕志伟”。原告在庭审中举示了一份加盖被告公司印章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原告称该确认书的形成事实为：2020年3月底4月初，原告和董智慧就原告多投入的款项协商达成了一致。4月13日左右，原告按照协商的内容打印出《债权债务确认书》，并和董智慧在重庆爱琴海商圈旁一个costa咖啡厅见面，在咖啡厅里原告在《债权债务确认书》甲方处签字，董智慧将原告签好字的确认书带走并约定待盖好公司公章后原告自己去拿。4月底，在没有任何人通知的情况下，原告到被告公司前台的抽屉里去拿走盖好公司印章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当时被告公司里没有任何人。至于被告公司是谁加盖的印章，原告对此不清楚。此债权债务确认书的主要内容为：1、甲方（债权人）周宏，乙方（债务人）凯诺特公司，本确认书由甲乙双方于2020年4月13日在重庆市两江新区签署；2、鉴于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乙方委托甲方为其供应商（合作商）支付经营性开支共计877546.92元，其中人民币50万元为甲方向乙方实缴注册资本，剩余377546.92元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3、经双方确认，上述借款部分本金按照年化12%计算资金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算至乙方实际清偿之日止；4、若乙方无法清偿，则乙方应承担甲方因追索借款本息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维护权益而产生的合理开支；5、若因履行本确认书发生争议的，双方同意向本确认书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6、本确认书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确认书末尾乙方处只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但无任何人员签字。另查明：原告在2020年6月16日与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中豪（两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并于2020年8月24日给原告开具了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原告的代付款总额以及原告认缴的注册资本额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代付款超过其认缴注册资本的款项是否已转化为对被告的借款，就此，本院结合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评述如下：一、在2017年12月23日，原告和董智慧以及隐名股东赵路三人的商谈中，虽然当时三人曾商议给原告出具欠条或借条，但后来由于对原告是否退出即退股处于不确定状态，于是三人约定等原告确定是否退股后再约时间商谈，显然这次三人的商谈并无结果，因此，仅仅从这次三人的谈话中并不能证明被告已认可转化为借款的事实。这也从原告后来几年里并未退股并参与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将全部代付款计入投入款的事实予以印证。二、关于债权债务确认书是否对被告有约束力首先，原告称该确认书是自己根据2020年3月底4月初和董智慧事先商量好的内容并由自己在4月13日打印出来，然后和董智慧相约于2020年4月13日在costa咖啡厅见面时自己先在其上予以签字，而庭审查明原告和董智慧是在4月9日相约于迷麓咖啡馆见面，双方见面时间并非4月13日，见面地点也非costa咖啡厅，但债权债务确认书里明确载明的签署时间为4月13日，同时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和董智慧在3月底4月初经商量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因此，原告陈述的确认书签署时间和签署地点并不属实；其次，原告称因董智慧当时未带公司印章而由董智慧将确认书带回公司待盖好印章后由原告自行前往拿取，于是4月底在未与被告公司任何人员联系的情况下，自己就独自前往被告公司并在公司前台柜子里拿走盖好印章的确认书，原告的这一陈述与常理不符：正常情况下，原告去拿确认书前应当事先和董智慧或公司其他人员联系以确认是否盖好印章以及确认书的存放地点，而原告所称的其具有的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令人生疑，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再次，原告和董智慧在2020年4月14日的微信聊天中，原告还在要求董智慧约时间商量之前一直未解决的事，董智慧回复称原告撤股公司一下就要退80多万，如果债权债务确认书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原告撤股就不存在退80多万的问题，因为债权债务确认书已将本案争议的款项转化为借款，一旦转化为借款本案争议的款项就与原告撤股无关，也就无所谓撤股再退80多万的问题；最后，从董智慧和原告妻子陈杨的微信聊天中可以看出被告公司的财务印章和公司印章管理混乱，公司人员均有机会接触公章和财务印章。虽然原告否认陈杨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但从陈杨和董智慧的微信聊天以及陈杨在公司费用报销单、付款申请单上签字的身份可以确定陈杨就是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综上，原告诉称确认书的形成事实存在诸多疑问，与常理不符，且原告自己也不知是谁在确认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而作为股东以及曾在被告公司工作过的原告以及作为财务负责人的原告妻子陈杨，均有机会和便利在管理混乱的被告公司接触公司印章。综合本案，原告仅仅以确认书上加盖公司印章从而认为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比较牵强，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公司是一个组织体，需要特定的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自然人的签字和盖章才能实现公司的意志，即便加盖了公司真印章，若系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加盖的，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可见，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因为不清楚是谁在确认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当然也就不能确认盖章之人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相应地也就不能认定确认书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有效民事法律行为以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因此，确认书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综上，原告诉称其代付款超过其认缴注册资本的款项已转为借款的证据不足，其与被告之间并未建立借款法律关系，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至于该款项是否转化为投资款还是构成不当得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评述，原、被告据此可另案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19.43元（已减半），由原告周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肖 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戴汶州书 记 员  李芝宇书 记 员  张鑫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