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602民初2160号原告：林小英，女，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辉，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先，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大房农场白花管理区1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4899524017。法定代表人：郑元辉，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清良，福建南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微，福建南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小英与被告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以下简称“大房农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先、谢光辉，被告大房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清良、徐艳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小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房农场立即支付原告林小英征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81618元和安置补偿费189395.6元，共计571013.6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原告与被告的职工黄志奇等八人签订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即土地转租协议，合法取得被告发包给其职工黄志奇等八人的共计35.3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在承包地上种植、养护香蕉、龙眼、荔枝等作物，同时在香蕉树下套种地瓜、花生等农作物，作为全家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并建有房屋、机井、蓄水池、浇灌等农用设施。原告不仅向承包地的流转方黄志奇等八人支付了高额的土地流转费用，还每年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缴纳医保和社保费用等7800元。被告对原告的承包经营行为默认并收取管理费，未提出属于违法转包要求解除或者终止承包而收回承包地的请求。2014年12月左右，原告经营的承包地被列入征收范围，用于建设国家粮食仓储基地。被告虽向原告告知了征地的情况，却没有告知原告申报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也没有通知原告一起对青苗等进行评估。2015年4月24日，在未与原告达成补偿和安置的情况下，违法强制将原告种植的果树和房子等生产生活设施推倒夷为平地。被告的违法拆除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原告从被告职工手上合法转包的承包地进行经营，属于承包地的合法流转，被告亦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原告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受承包合同和法律的保护。被告作为承包经营的相对一方，当涉及征地时，应当负有通知原告申报青苗、地上附着物并使原告依法获得足够补偿的合同附属义务，在被告未尽义务而原告未获依法足够补偿时即被强制拆除，即已构成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因此，除因征地行为支付给被告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属于实际经营的原告所有，被告应归还原告外，还应当承担补偿不足的赔偿。此外，原告因征地丧失了生活经济来源，属于安置对象，应当支付安置补偿费。被告大房农场辩称，一、原告的诉求无事实依据。2015年1月31日，因福建漳州草坂国家粮食储备库项目建设需要，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关于南靖县2015年度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15】61号文件），征收草坂村园地5.18公顷、其他农用地0.8135公顷，共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5.9935公顷；使用国有园地1.3895公顷、林地0.6787公顷。其中，使用国有园地1.3895公顷、林地0.6787公顷就是被告使用土地，原告诉争的土地合计35.335亩位于其内【大房农场被收回土地41.022亩-已确认的承包户面积5.687亩（C3张笔杰0.704亩+C6陈炎旗0.345亩+C6-1陈炎旗0.588亩+C7陈溪海1.505亩+C8陈秀美0.904亩+C9陈海水1.641亩）=35.335亩】。需要指出，对被告职工黄志奇等八人（下称“案外人”）擅自与原告转租土地行为，被告不知情亦不认可，但为了建设项目征地、用地顺利推进，自国家建设项目开始征收（使用）以来，征地实施单位及被告多次通知原告及案外人丈量土地、清点地上物，被告多次与原告及案外人协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领发事宜。原告及案外人乘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至今不愿领取补偿款。故原告诉称被告不愿与其协商与客观事实不符。二、被告愿意将原告（案外人）一方依法可得的补偿款如数发放给原告（案外人）一方，原告提出补偿款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81618元。如前所述，原告诉争土地纳入漳州草坂国家粮食储备库项目建设，地处南靖县，适用《靖城新区土地征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下称《补偿方案》），根据《补偿方案》规定，青苗补偿费4000元/亩。目前，征地实施单位按此标准和金额与被告结算土地征收补偿费。原告诉争的土地合计35.335亩，被告同意按前述标准发放相应的补偿款给原告（案外人）一方，也即原告（案外人）一方可得的补偿费合计141340元(35.335亩×4000元/每亩)，原告主张381618元缺乏依据。（二）关于安置补偿费189395.6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本案中，收回国有农地参照该规定执行。因原告不是被告在册员工，不是向被告承租土地，不符合安置对象的条件，故原告主张安置补助费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根据原告当庭变更的诉求，政府的标准是每亩4000元，被告同意按照该标准对地上物进行补偿，至于每亩10800元是因为农场职工身份在征地的过程中有配合的问题，基于职工的身份才能有10800元的补偿，原告不具备该身份条件，只能适用政府的每亩4000元补偿，至于原告说的安置补偿费，该土地是国有土地，农场只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安置补偿费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有也是给使用权人，而不是给耕作者，进一步讲，即使是农场出台政策，也必须是农场的职工身份才能享有，原告是外来者，通过农场原来的职工擅自转包土地，因此该安置补偿费与原告是无关的。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月20日，案外人黄志奇（乙方）与被告大房农场（甲方）签订《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摘要）：为了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福建省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方案，坚持国有农场土地有偿使用原则，明确国有农场与村民自治不同，职工与农民不同，国有农场与农场内部职工应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就农业同地承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把水田5.59亩，农地2.44亩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并根据农场职代会通过“一级核算，二级管理方案”的规定，计算出乙方每年应缴纳承包费。签订合同前应缴人民币2149元，税费改革后，2006年承包费减负29.2%，实际应缴人民币1521.5元。第二条，承包期限从200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15年。乙方遵守农场规定履行合同条款期满后，乙方有权要求续签合同。第三条，乙方承包的土地只限于种植农业作物，放养淡水鱼，不得用于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取土等非农业生产。第五条，承包期间承包土地被国家征用，乙方应服从，对地面上青苗或乙方投资的设施的补偿归乙方所有；若甲方征用须与乙方协商，双方同意后征用，对地面上青苗或乙方投资的设施由甲方对乙方给予补偿。土地补偿将按国家及国有农场职工土地被征用的有关规定执行。承包期限内，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他人。第六条，乙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擅自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做出其他损害土地资源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无代价收回土地。第七条，合同履行期间若遇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土地，本合同解除，有关补偿问题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处理。若土地承包政策发生变化，双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解除或变更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双方都可免责。2013年11月8日，原告林小英（并非被告大房农场职工）与案外人黄志奇签订《土地转租协议》，载明（摘要）：一、黄志奇将原承包的耕地1.02亩转租给原告林小英使用，该土地的使用权归原告林小英享有；二、该地块转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的金额合计25500元；三、双方实际移交土地时，原告林小英一次性付清转租金额25500元。当天，原告林小英向黄志奇支付25500元，黄志奇出具一张《收据》交由林小英收执。2013年11月8日，原告林小英还分别与案外人朱岳寿、杨茂子、朱顺和、陈再展、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诚等人签订《土地转租协议》，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仅土地亩数及租金有所变动。其中朱岳寿转租耕地亩数为3.35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189000元；杨茂子转租耕地亩数为7.71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192750元；朱顺和转租耕地亩数为6.1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158600元；陈再展转租耕地亩数为2.6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65000元；朱岳山转租耕地亩数为6.24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167800元；朱庆林转租耕地亩数为2.44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63000元；郑育诚转租耕地亩数为3.4亩，租金及地上农作物补偿合计为87000元。案外人朱岳寿、杨茂子、朱顺和、陈再展、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诚分别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到各自租金。2015年3月12日，被告大房农场给原告林小英发出《通知》，载明：大房农场先锋作业区朱岳寿、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辉、黄志奇、朱顺和等同志在2006年与农场签订先锋大林片部分土地承包合同。据了解该国有农场土地现由你实际耕作。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该地块将建设国家粮食储备库。请你于2015年3月20日前到农场办理相关征地手续，并将土地交付建设方使用。根据农场征迁方案规定，青苗补偿款标准每亩10800元。如按时完成征迁交地任务，农场再给予每亩3000元的奖励。办理相关手续后，结算征迁款将转至你的征迁账户。2015年4月8日，被告大房农场向原告林小英、案外人朱岳寿、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辉、黄志奇、朱顺和等人发出《通知函》，载明：大房农场先锋作业区朱岳寿、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辉、黄志奇、朱顺和等同志在2006年与农场签订先锋大林片部分土地承包合同。据了解该国有农场土地现由你方林小英实际耕作，你方行为违反漳州大房农场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第五条第3项的约定，属严重违约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漳州大房农场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3项规定，自本通知函送达之日起，农场终止与你方的土地承包合同，收回承包土地。另外，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该地块已被国家征用，将建设国家粮食储备库，农场与你方的土地承包合同依法依约均应终止。有关单位已清点你方承包土地上的青苗及建筑物、附着物等具体情况，并登记造册在案。为保证重点项目顺利开展及你方利益，请你方于2015年4月15日前到农场核对青苗及建筑物、附着物等具体情况并将青苗及建筑物、附着物清理完毕，否则，视为你方自动放弃相关权利，届时将由有关单位依法清理。2015年4月24日，被告漳州大房农场再次向原告林小英、案外人朱岳寿、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辉、黄志奇、朱顺和等人发出《通知函》，载明：大房农场先锋作业区朱岳寿、朱岳山、朱庆林、郑育辉、黄志奇、朱顺和等同志在2006年与农场签订先锋大林片部分土地承包合同。据了解该国有农场土地现由你方林小英实际耕作，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该地块已被国家征用，将建设国家粮食储备库。征用单位已将你方有关的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等（具体详见附表）支付到农场，农场已多次通知你方领款，你方没来领取，现农场再次通知你方，请你方接到通知后，到农场领取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2013年2月19日，南靖县人民政府印发《靖城新区土地征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靖政综[2013]16号文件），对耕地（水田、旱地、鱼塘、菜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标准确定为每亩3.75万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费3.35万元/亩，地面农作物青苗补偿费4000元/亩。本案讼涉土地已被征收，征收单位对于被告大房农场被征收的土地核算征迁补偿总金额为1635985元，该款征收单位已全额发放给被告大房农场。其中对于青苗补偿款按4000元/亩的标准予以发放。原告林小英所主张的35.335亩土地位列其中，原告林小英在本案中亦确认其耕作的35.335亩土地于2015年4月25日左右被征用。被告大房农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答辩中，确认讼涉原告林小英所耕作而被征收的土地为35.335亩，并同意按每亩4000元的标准发放青苗补偿款141340元。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大房农场又提出涉案承包地总的为35.335亩，但其中有1.003亩土地有其他人提出主张，其只能确认原告林小英享有的是34.332亩土地。对于被告大房农场前述于2015年3月12日给原告林小英发出《通知》中载明的“根据农场征迁方案规定，青苗补偿款标准每亩10800元”内容，被告大房农场陈述：“我方是针对土地，这些地是农场职工的，而且按通知的抬头是针对朱月寿、黄志奇等职工，不代表支付给林小英；同时这10800元标准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其中包含了一些职工的利益在里面，并不仅仅是青苗补偿款；当时也是为了督促原告方及相关承包人配合交付土地”。2015年8月31日，原告林小英以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黄志奇、朱顺和、朱庆林、郑育诚、朱岳寿、陈再展、杨茂子、朱岳山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征收补偿款合计3215485元。该案经本院审理后认为，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从征收单位收到的征收补偿费标准是按照漳州市南靖县执行的标准即土地征收补偿费标准为每亩37500元，林小英主张补偿的征收补偿费却要求按照漳州市芗城区最高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每亩91000元计算，林小英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土地征收补偿费标准有异议，因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2015）芗民初字第8134号民事裁定：驳回林小英的起诉。在该案中，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确认讼涉林小英的土地合计35.335亩，其应得的青苗补偿费合计141340元（35.335亩×4000元/亩）。林小英不服该裁定，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6民终86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林小英以南靖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诉讼，要求确认南靖县人民政府强行收回其承包的址于漳州大房农场先锋作业区国有园地（35.33亩）的行为违法。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讼涉被收回的土地系国有划拨地，该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而非林小英，因此林小英不是该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案涉被收回的土地系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的职工即案外人黄志奇等人与该地的使用权人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签订《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后，再由案外人黄志奇等人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林小英，林小英将转让费支付给案外人黄志奇等人；《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不得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他人；林小英既未直接与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非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的职工，其与土地的承包方即案外人黄志奇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也未经发包方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的同意，因此，林小英与该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同时，林小英提起该案诉讼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7）闽05行初100号行政裁定：驳回林小英的起诉。本院认为，讼涉被收回的土地系国有划拨地，该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大房农场。案涉被收回的土地系被告大房农场的职工即案外人黄志奇等人与被告大房农场签订《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后，再由案外人黄志奇等人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林小英，原告林小英将转让费支付给案外人黄志奇等人。原告林小英在上述土地上种植、养护相关农作物，在土地被收回后，其作为地上农作物的实际投入经营人，依法应当享有地上农作物青苗补偿费。征收单位按每亩4000元的标准已将相关青苗补偿费发放给被告大房农场，被告大房农场应将属于原告林小英的青苗补偿费分配发放给原告林小英。原告林小英主张其所耕作后被征收的土地为35.335亩，被告大房农场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以及本案第一次庭审答辩时均予以确认，虽被告大房农场之后又提出其中有1.003亩土地有其他人提出主张，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大房农场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定原告林小英本案应获得青苗补偿费所依附的被收回土地按35.335亩计算。被告大房农场作为被征收单位，其从征收单位所获得的青苗补偿费系按每亩4000元标准计付，其只能按此标准向原告林小英予以分配发放。原告林小英要求按每亩10800元的标准计付青苗补偿费381618元，缺乏依据，且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被告大房农场应分配发放给原告林小英的青苗补偿费为4000元/亩×35.335亩=141340元。对于原告林小英主张的安置补助费，因讼涉被收回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大房农场，而非原告林小英，原告林小英既未直接与被告大房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非被告大房农场的职工，其与土地的承包方即案外人黄志奇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亦未经发包方被告大房农场的同意，故本院不能认定原告林小英属于本案安置补助费的补助对象，原告林小英在本案中主张安置补助费，缺乏依据，且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林小英青苗补偿费141340元；二、驳回原告林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10元，减半收取4755元，由原告林小英负担3191.5元，被告福建省漳州大房农场负担1563.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 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瑞芳书 记 员  郑 颖附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