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8672号 原告：汤涛，男，198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述纲，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3号楼13楼。 法定代表人：王露国，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庆明，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强，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道××号××栋××单元××层××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彬，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汤涛与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知周公司”）、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胜永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罗良华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1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被告知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庆明、周超强、被告胜永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汤涛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汤涛支付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13日应发但未发的税后工资13,120.08元；2、判决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汤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53,335.2元（6,666.9元×4年×2倍=53,335.2元）；3、判决被告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汤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扣发的税后工资42,003.28元，包括：2018年6月起至2018年9月止，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原告工资1,000元共计4个月，总金额4,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原告工资3,166.94元，总金额38,003.28元（3,166.94元/月×12个月）；4、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2020年应休但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8,582.68元（6,666.9元÷21.75天×10天/年×1.4年×2倍=8,582.68元）；5、判决二被告承担原告因追索劳动报酬的实际损失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6、判决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以上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诉请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7、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当庭放弃关于支付的工资应是税后工资的主张，具体工资扣税事宜原告同意由相关税务部门处理，不在本案中主张。原告当庭将应休但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变更为4,291.36元（6,666.94元/月÷21.75天×7天×2倍）。事实与理由：原告汤涛于2016年5月1日由被告知周公司安排入职被告胜永达公司、由胜永达公司为原告购买社保，原告任被告知周公司销售经理。原告汤涛工资标准为6,666.94元/月，其中包括：基本工资3,500元/月、岗位工资600元/月、绩效工资1,200元/月、保密津贴500元/月、竞业禁止津贴500元/月、其他补助366.94元/月；扣款包括浮动的考勤扣款、个人社保、公积金及后补工资3,166.94元；该后补工资为被告当时未发给原告、后续亦未补发给原告的被告克扣的工资。2019年10月，被告知周公司安排原告入职被告知周公司，原工作岗位、薪资报酬不变，由被告知周公司自2019年10月起为原告购买社保。自2018年6月起，二被告均未按照约定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其中，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被告知周公司扣发原告汤涛的税后工资共计13,120.08元；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被告胜永达公司扣发原告汤涛的税后工资共计42,003.28元，包括：2018年6月起至2018年9月止，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原告工资1,000元共计4个月，总金额4,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原告工资3,166.94元，总金额38,003.28元。根据公司复工通知，原告是秦希团队成员，原告应等候通知上班，但被告知周公司并未通知原告上班，便于2020年3月13日向原告发出了《解聘通知书》。被告知周公司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截至2020年3月13日为3年10个月，所以被告知周公司应向原告汤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赔偿金人民币53,335.2元。原告汤涛每年应享受带薪年休假10天，然而原告有7天未休，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应休但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4,291.36元。同时，为解决原告与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原告聘请律师实际花费10,000元，该律师费的实际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另外，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第8条第2款“劳动者主张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知周公司与被告胜永达公司是具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况且，被告知周公司系原告汤涛自2016年5月1日入职起的实际用工单位，系原告汤涛提供劳动的实际受益者，被告知周公司应当对被告胜永达公司所欠付的原告汤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讼至法院，望判如诉请。 被告知周公司辩称，1、汤涛请求知周公司向原告支付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未发的税后工资13120.08元，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根据2019年9月30日知周公司与汤涛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汤涛的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及补贴，其基本工资为3500元，同时，知周公司提供的汤涛的销售合同，最近的也是2019年5月10日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签订的销售合同，可见其基本没有销售业绩可言。其主张的工资标准为6666.94元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其次，知周公司给汤涛按应发工资为6000元（含各类补助），实发工资至5493元，不存在拖欠工资666.94元之说。再者，汤涛以前经胜永达公司委托至知周公司上班，其工资、社保均由胜永达公司发放、购买。2019年9月，胜永达公司因经营不善从2019年10月停业，放假三个月，胜永达公司按最低工资给这休假三个月的员工发放工资和购买社保，公司员工在这三个月内可自行找工作。胜永达公司委派到知周公司的部分员工没有与知周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而汤涛与知周公司续签了劳动合同。如果汤涛对工资有异议，应在三个工作日向知周公司提出异议，其从未向知周公司提出过异议，应理解为其认可知周公司发放的工资。况且胜永达公司与知周公司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公司，汤涛在与知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工资予以了明确约定，若其对工资有异议，完全可以与知周公司续签合同时予以提出，或不签订劳动合同，其以未拿到手的工资（胜永达公司）要求知周公司支付工资，不符合常理。针对其提出知周公司欠其税后工资13120.8元，其计算的依据是2019年10月、12月、2020年1月每月扣发了汤涛的666.94元，2019年11月扣发工资3166.94元，2020年2月扣发了其工资4886.9元，2020年3月扣发了3065.26元，现回复如下：对其主张2019年10月、12月、2020年1月每月扣发了汤涛的666.94元的事实不成立，已在前述已叙述，故不在此阐述。2019年11月发放工资2993元，确实尚欠2500元。关于汤涛2020年2月份的工资，知周公司于2020年2月初积极为复工复产做准备，并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2月10日经肖家河街道同意复工复产（核定人员68人），汤涛在其68人之中，其以害怕感染新冠为由，拒绝上班，直至2020年3月13日知周公司与汤涛解除劳动合同。知周公司以汤涛不属于需要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的三类人，居住的小区也非县级以上政府确认的××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所在小区需要采取隔离措施的小区，其拒绝提供劳动，按照相关规定，故汤涛2020年2月工资发放1780元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3月汤涛直至公司解除合同，一天都没有上班，公司同意按178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综上，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知周公司最多欠汤涛税后工资3773元（即2019年11月2500元、2020年3月1273元）。2、汤涛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知周解聘汤涛是基于其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其一直处于旷工状态，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知周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予以开除的，不存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违法开除的情形。因此，不存在发放经济补偿金之说。3、汤涛主张胜永达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扣发的税后工资42003.28元与知周公司无关，且无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胜永达公司欠发汤涛的工资，汤涛主张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其42003.28元的欠发工资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案中，汤涛主张2018年6月起至2018年9月止，以后补发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工资1000元，共计4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工工资3166.94元，合计38003.28元，共计42003.28元。胜永达公司确认有调整工资标准的事实。2018年6月至9月，汤涛自认为少了近一千元，而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无论是胜永达公司还是知周公司，都是实行绩效考核，核发工资的。因汤涛销售合同几乎为零，故没有绩效工资。而据汤涛自己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9年7月其工资为5024.61元（2019年7月5日2934.61元，2019年7月16日1690元，2019年7月29日400元，均标注为劳务合同支付款），因此，据2019年1月至6月魏有杰发放的工资条推算欠3166.94元工资是不成立的。即使退一万步说，如果给汤涛少发如此多的工资，那么在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原告汤涛均未就工资发放数额提出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1条的规定，应视为原告认可胜永达公司所作出的调薪决定，对原告的主张应不予支持。4、汤涛主张支付2019年、2020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胜永达公司民主讨论并经大家认可的规章制度，其中《考勤管理制度》的6.5加班第三款规定，公司员工所有加班时间全部累计换调休，年底清零，不计算加班工资，原则上请假首先以加班时间冲抵，所有加班时间当年休完。同时《休假管理制度》7.2年假中“公司所有员工年假调整至春节连休，标准为5天（不足5天人员算享受公司福利），正常工作是原则上不允许休年假，年假大于5天人员扣除5天春节连休，剩余天数正常休假”。公司安排休年假集中在春节连休，根据知周公司调取的2019年2月考勤记录，汤涛自2019年2月1日至11日休假，原告是已经休了年假的。2020年春节汤涛自2020年1月21日放假，直到2020年3月13日解除合同，汤涛都未在公司上班过，何来未休年假之说。5、关于支付律师费10000元的问题。劳动合同未约定诉讼费、律师费的承担，其向律师支付律师费是其自愿行为，与公司无关，同时，法律与合同没有规定由公司承担，故其主张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故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关费用。6、关于知周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知周公司与原告汤涛的关系2016年5月至2019年9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知周公司和胜永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并非关联公司。2019年10月汤涛才正式与知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要求让知周公司承担汤涛与胜永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支撑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汤涛所有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被告胜永达公司辩称，1、我公司对汤涛所述的入职时间和岗位没有异议。2、汤涛所述实际工资标准为6,666.94元不属实。 首先：胜永达公司与汤涛在201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一年）约定汤涛的工资是4000元，2019年10月与知周公司签订的合同（三年）约定的是3500元，绩效（提成）是要根据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并结合工作岗位来确定。其次：鉴于与省广大网络及下属单位合作越来越少，为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针对胜永达公司员工拖拉散漫现象，2018年9月13日经胜永达公司员工民主讨论，胜永达公司全体员工通过了胜永达公司关于考勤、工资发放等一系列制度（含考勤、薪酬等10个制度），并于2018年10月8日通过企业微信、ＱＱ、公示栏都进行了公示，其中胜永达公司管理制度中的《销售人员业务提成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提高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加强销售人员的责任感，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现对公司销售人员的提成制定如下管理办法。”其中该《管理办法》的第二条明确规定，“销售人员实行底薪加提成制度”。第三款“销售人员当月未完成销售任务扣减绩效，在年底完成当年销售任务后给予补发，在超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情况下，方可享受年终奖。如全年没有完成销售任务，月度扣减绩效不补发且年终奖取消。”同时，知周公司也连续下发了两次严格考勤制度，并为所有部门及销售人员下发了销售任务，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制度，作为委派在知周公司的员工，2019年10月汤涛与知周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理应遵守知周公司的考勤及相关考核制度。3、欠发汤涛2018年6月-2018年9月工资每月1000元共计4000元事实不存在。汤涛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有两部分组成，基本工资＋4000元）＋绩效工资及补贴。从汤涛所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收款）显示，汤涛每月实发工资5072元，其未提供2018年6月以前的工资证明，且其提供的工资非银行流水，是公司的部分证明，内容不完整，不能证明胜永达公司欠发其工资，无相关的证据来印证，何来待补工资扣发1000元之说，因此，汤涛主张的公司扣发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待补工资4个月4000元不成立。4、欠发汤涛2018年10月-2019年9月工资每月3166.94元共计38003.28事实不存在。针对公司员工拖拉散漫之风，我公司2018年9月经民主讨论通过的胜永达公司制度，并于2018年10月8日通过企业信箱、钉钉、公司公示栏等，将相关内容通知给了所有胜永达公司员工（含委派到知周公司员工）。同时，知周公司要上市，也于2019年1月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取消了弹性工作制。自胜永达公司的管理制度（含《管理办法》）及知周公司下发的考勤、绩效、薪酬等管理制度实施后，汤涛工作并没有什么起色，工作不积极，开拓业务也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多少业务订单。根据知周公司反馈的汤涛考勤情况，并结合我公司的管理制度，我公司对汤涛实行了只发基本工资，并购买了社保等，并告知了汤涛，若完成了销售任务，将补发扣发的绩效及年终奖。至于汤涛提到了魏有杰发给他的工资条上的欠3166.94元（后补工资），即便魏有杰真发了这个工资条，也是没有经过领导审批私自发送的，也仅是代表其个人而已，且魏有杰也做出了明确声明，同时这工资条与我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中的约定的工资构成不相符，也不符合我公司发放工资的实际情况。而据汤涛自己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9年7月其工资为5024.61元（2019年7月5日2934.61元，2019年7月16日1690元，2019年7月29日400元，均标注为劳务合同支付款），因此，据2019年1月至6月魏有杰发放的工资条推算欠3166.94元工资是不成立的。故胜永达公司对这工资条不予认可。而且我公司民主通过的胜永达公司管理制度、知周公司也有考勤、绩效、薪酬的各项制度，无论汤涛代表的胜永达公司还是知周公司，从两公司调取的汤涛的销售合同，其实际仅销售3份合同，证实汤涛没有完成全年的销售任务，故没有补发其绩效奖。即使退一万步说，如果给汤涛少发如此多的工资，那么在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原告汤涛均未就工资发放数额提出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1条的规定，应视为原告认可胜永达公司所作出的调薪决定，对原告的主张应不予支持。2、关于汤涛主张经济赔偿金53335.2元无事实依据。知周解聘汤涛是基于其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其一直处于旷工状态，根据最高院、人社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人社部函（2020）62号）的涉疫情类案例2，《××疫情期间，劳动者以处于居家观察期为由拒绝提供正常劳动如何认定》的问题，汤涛不属于需要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的三类人，居住的小区也非县级以上政府确认的××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所在小区需要采取隔离措施的小区，其自2020年2月10日至3月13日止，汤涛拒绝向各周公司提供劳动，也无正当理由拒不上班，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知周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开除汤涛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违法开除的情形。因此，不存在发放经济补偿金之说。3、汤涛主张胜永达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扣发的税后工资42003.28元与知周公司无关，且无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胜永达公司欠发汤涛的工资，汤涛主张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其42003.28元的欠发工资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胜永达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经胜永达公司员工民主讨论，全体员工通过了胜永达公司关于考勤、工资发放等一系列制度（含考勤、薪酬等10个制度），并于2018年10月8日通过企业微信、ＱＱ、公示栏都进行了公示，汤涛也在《2018年9月13日员工大会会议纪要》及《公司管理公示告知书》上签字，明确知晓并认同公司下发的十大制度。其中胜永达公司管理制度中的《销售人员业务提成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提高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加强销售人员的责任感，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现对公司销售人员的提成制定如下管理办法。”其中该《管理办法》的第二条明确规定，“销售人员实行底薪加提成制度”。第三款“销售人员当月未完成销售任务扣减绩效，在年底完成当年销售任务后给予补发，在超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情况下，方可享受年终奖。如全年没有完成销售任务，月度扣减绩效不补发且年终奖取消。”汤涛作为企业员工，理应遵守经民主讨论并全体人员认可、公示的规章制度。其次，胜永达公司与汤涛在2019年签订的合同（三年）约定的是3500元，绩效（提成）是要根据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并结合工作岗位来确定。汤涛虽然提供了工资条、工资发放记录，并没有提供其互相印证的绩效材料。作为公司销售人员，其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加绩效，且绩效工资应远远高于基本工资的。从公司查询可知，汤涛无论是代表知周公司还是胜永达公司，仅有3份销售合同，最近其完成的销售合同是2019年5月10日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签订的销售合同，按照汤涛知晓并认同的十个制度，其远远没有完成公司规定的销售任务。原告汤涛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胜永达公司以前发放过达到上述标准的工资，但不能证明原告每月绩效达到了相应工资的目的，且绩效工资并非原告的固定薪酬。作为企业，胜永达公司有权根据其单位的经营状况及原告的业绩按照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自主决定发放绩效工资。原告主张固定薪酬代替本应由基本工资加绩效的浮动工资，既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行规。公司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非营利性全额拨款的事业性单位，公司逐利，是公司企业生存发展之道。因此，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及销售人员的业绩发放工资是无可厚非的。再者，本案中，汤涛主张2018年6月起至2018年9月止，以后补发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工资1000元，共计4000元；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以后补工资为由，每月扣发工工资3166.94元，合计38003.28元，共计42003.28元。胜永达公司确认有调整工资标准的事实。2018年6月至9月，汤涛自认为少了近一千元，而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无论是胜永达公司还是知周公司，都是实行绩效考核，核发工资的。因汤涛销售合同几乎为零，故没有绩效工资。而据汤涛自己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9年7月其工资为5024.61元（2019年7月5日2934.61元，2019年7月16日1690元，2019年7月29日400元，均标注为劳务合同支付款），因此，据2019年1月至6月魏有杰发放的工资条推算欠3166.94元工资是不成立的。即使退一万步说，如果给汤涛少发如此多的工资，那么在长达近两年时间内，原告汤涛均未就工资发放数额发放提出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1条的规定，应视为原告认可胜永达公司所作出的调薪决定，对原告的主张应不予支持。4、汤涛主张支付2019年、2020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8582.68元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胜永达公司民主讨论并经大家认可的规章制度，其中《考勤管理制度》的6.5加班第三款规定，公司员工所有加班时间全部累计换调休，年底清零，不计算加班工资，原则上请假首先以加班时间冲抵，所有加班时间当年休完。同时《休假管理制度》7.2年假中“公司所有员工年假调整至春节连休，标准为5天（不足5天人员算享受公司福利），正常工作是原则上不允许休年假，年假大于5天人员扣除5天春节连休，剩余天数正常休假”。公司安排休年假集中在春节连休，根据知周公司调取的2019年2月考勤记录，汤涛自2019年2月1日至11日休假，原告是已经休了年假的。2020年春节汤涛自2020年1月21日放假，直到2020年3月13日解除合同，汤涛都未在公司上班过，何来未休年假之说。5、关于支付律师费10000元的问题。劳动合同未约定诉讼费、律师费的承担，其向律师支付律师费是其自愿行为，与公司无关，同时，法律与合同没有规定由公司承担，故其主张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故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关费用。6、关于知周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知周公司与原告的关系在2016年5月至2019年9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知周公司和胜永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并非关联公司。2019年10月原告才正式与知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要求让知周公司承担原告与胜永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支撑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6年5月1日入职胜永达公司。经胜永达公司安排，原告到知周公司工作，担任知周公司的销售经理。2018年12月，原告与胜永达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书》。2019年10月，经被告安排，原告与知周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书》并由知周公司为原告购买社保。原告与知周公司及胜永达公司分别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均约定基本工资为3,500元以及绩效工资、补贴。 被告发放工资的周期为当月底发放当月工资或下月初发放上个月工资。 原告在2017年6月份至2018年5月份期间的平均实发工资为5,967.78元/月。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原告收到实发工资为5,044.77元、5,072.85元、5,072.85元、5,072.85元、2,964元、2,964元、3,016元。 知周公司财务部经理魏有杰【其经2019年1月11日《关于公司人事调整的通知》任命，负责全公司财务管理工作】通过知周公司企业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了2019年1月份至2019年6月份工资单，上述工资单均显示原告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3500元＋岗位工资600元＋绩效工资1200元＋保密津贴500元＋竞业禁止津贴500元＋其他补助366.94元，应发合计6666.94元，扣除考勤扣款（每月不同）、个人社保364元、个人公积金120元及后补工资3166.94元后为原告每月实发工资。 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原告的实发工资与2019年1月-6月基本接近的月份为2019年的7月、8月、11月，另在2019年9月为5,354.47元、2019年12月为5,493元、2020年1月为4,655.79元、2020年2月为1,273元。被告未向原告支付2020年3月的任何工资。 2020年2月，知周公司行政人事部吴子月通知因受××疫情影响，部分员工自2020年2月10日起恢复上班，而包括秦希团队在内的部分团队等候通知上班。原告称其属于秦希团队，故一直在家等候通知上班。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20年2月10日至3月13日期间曾向原告发出过恢复上班的明确通知。 2020年3月13日，知周公司向原告发出《解聘通知书》，载明因原告从2020年2月1日至今一月有余没有考勤数据，亦无异常情况说明，未正常出勤，视为严重旷工。根据公司规定，决定即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 另查明，1、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本案原告作为申请人于2020年6月11日向成都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7月30日，成都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超期未审结案证明》，载明至今未作出仲裁裁决。而后原告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2、知周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2019年9月11日变更前的住所地为成都高新区××道××号××栋××单元××层××号。 胜永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设立登记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住所地为成都高新区××道××号××栋××单元××层××号。2019年7月3日变更前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莎莎，系知周公司股东成都知周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工商登记信息中知周公司与胜永达公司的联系电话及邮箱相同，二者经营范围部分相同。 知周公司与胜永达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第1.2.4条载明：知周公司协助对所委派人员工作情况进行统计汇总报给胜永达公司，由胜永达公司进行考核并支付相关工资报酬。协议尾部加盖知周公司及胜永达公司的公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日。 3、原告认可在春节休了3天年休假。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安排原告休了其他年休假。 4、原告于2004年9月开始缴纳社保。 5、原告就本案委托律师并支付了律师费1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被告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超期未审结案证明、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工资条邮件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社保记录、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之保护。 关于原告主张的欠发工资，本院分段予以评析。 关于2018年6月至12月，原告的实发工资相较前一年的平均实发工资5,967.78元/月出现了明显下降，且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降低工资有合法且充分的理由，故本院认为该期间，被告确实存在欠发工资的情况。本院参照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确定欠发工资，即5,967.78元/月减去原告每月实发工资，共计5,967.78元/月＊7个月-5,044.77元-5,072.85元-5,072.85元-5,072.85元-2,964元-2,964元-3,016元=12,567.14元。 关于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因原告举示了被告向其发放的工资条，被告未举证证明向原告补发了相应的后补工资，故本院按照工资条中载明的后补工资确定在该期间被告欠发的工资为3,166.94元＊6个月=19,001.64元。 关于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尽管原告未提供工资条，但被告未举证证明期间存在合理合法的降薪，故本院参照在2019年1月至6月期间未扣除当月考勤扣款的实发工资即6,182.94元/月为标准，除2019年9月外，原告主张的2019年7、8月的欠发工资标准低于本院认定的标准，系原告处分权利之自由，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即3,166.94元＋3,166.94元=6,333.88元。关于2019年9月的欠发工资应为6,182.94元-5,354.47元=828.47元。 以上，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欠发工资应为12,567.14元＋19,001.64元＋6,333.88元＋828.47元=38,731.13元。 关于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13日，尽管原告未提供工资条，但被告未举证证明期间存在合理合法的降薪，故本院参照在2019年1月至6月期间未扣除当月考勤扣款的实发工资即6,182.94元/月为标准，按照6,182.94元/月减去原告每月实发工资的计算方式，除2020年3月外，原告主张的标准低于本院认定的标准，系原告处分权利之自由，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即666.94元＋3,166.94元＋666.94元＋666.94元＋4,886.9元=10,054.66元。关于2020年3月工资，因原告工作时间为13天，故欠发工资为6,182.94元/月÷30天＊13天=2,679.27元。以上，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13日共计欠发工资为10,054.66元＋2,679.27元=12,733.93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工龄已经超过10年不满20年，每年应享受10天的年休假。2019年、2020年原告应享受10＋2天=12天年休假，原告认可春节休了3天年休假，故应扣除2019年、2020年春节共计6天年休假。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享受了其余6天年休假，本院参照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应发工资标准即6,666.94元/月，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6,666.94元/月÷21.75天＊6天＊200%=3,678.31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知周公司以原告自2020年2月起未到公司上班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在2020年2、3月份，众多企业因为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大量采取员工居家办公或者部分员工在家待岗的方式应对疫情影响，尽管原告确实在2020年2月起即未到知周公司打卡上班，但因知周公司未举证证明明确要求或者通知原告返岗而原告拒不返岗的事实，故本院对知周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予认可，知周公司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结合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时间，参照6666.9元／月应发工资标准，知周公司应支付赔偿金6666.9元／月＊4个月×2＝53335.2元。 关于知周公司与胜永达公司是否应当就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欠发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连带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两公司在管理人员、办公场地、部分股东等多方面均存在混同，为避免在发生劳动争议时用工主体之间相互推诿法律责任或者直接将法律责任推卸到没有实际偿付能力的主体上，以达到规避劳动法律义务的目的，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知周公司与胜永达公司应对该期间欠付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汤涛连带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的欠发工资38，731.13元； 二、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汤涛支付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13日的欠发工资12，733.93元； 三、被告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汤涛连带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3，678.31元； 四、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汤涛支付赔偿金53，335.2元； 五、驳回原告汤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公告费390元、保全申请费1,114元由被告四川知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胜永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罗良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