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4964号原告（反诉被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南阳油田大庆路。法定代表人:张卫兵。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鑫，北京恒都（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反诉原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陈为民。被告二:北京捷威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华昌路1号1号楼1、2、3层。法定代表人:陈为民。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宇，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同兴公司）与被告一（反诉原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通达公司）、被告二北京捷威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威思特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天达同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鑫，被告（反诉原告）华能通达公司及被告捷威思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为民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一审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达同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提供双方合作期间被告与客户单位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复印件。2.判令被告一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供其2012年至2018年的每月财务动态报表,并与原告核对2012年至2018年年度账目。3.判令被告一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销售及作业分配款共计20037383.15元。4.判令被告二对上述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天达同兴公司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一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销售及作业分配款共计21297383.15元”。事实与理由:2006年,原告（乙方）与被告一（甲方）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合作项目、合作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协议第二条第四款还约定了:“甲方对乙方能干的业务,甲方不得让第三方参与”。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二项还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与客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履行过程中,被告一从未向原告提供过双方合作期间被告与客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2011年,原告与被告一对账后签订了《备忘》,确定“涉及双方合作的业务,被告一共给客户单位开出发票17955.6万元,收到客户单位款14514.7万元,账上应收账款余额为:3348.81万元”;“天达同兴代付华能购洛阳中航光电材料款”。根据双方约定的分配方式,该3348.81万元应收账款应分配给原告20736324.66元,包括作业费、备件、仪器销售费。另外,原告代被告一支付的991320元材料款,被告一也应返还给原告。2011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协议补充备忘录》(下称补充备忘录),明确约定:“华能财务将财务动态报表每月提供给天达财务,并将挂账、开票、付款明细予以详细注明”;“双方对账形成常态,每年12月份或次年1月份双方进行年度账目核对”。签订补充备忘录后,被告一怠于履行提供月财务动态报表的义务,也从未按照约定与原告进行年度对账。2014年,被告一向原告提供了《华能与天达同兴结算20131231》和《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被告一确认自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双方合作期间,被告一向国内客户单位和国外用户开具的发票总金额为55862210.12元。此外根据原告与被告一其他诉讼时(案号:(2018)京01民终4550号)法院查明的情况,被告一另有已从客户单位收取但未分配给原告的销售及作业款5896410.6元,根据双方约定,被告一应将上述款项中的3167708.68元分配给原告。除上述原告与被告一在《备忘》和《华能与天达同兴结算20131231》中确定的应付给原告的款项外,被告一还有未在《备忘》和《华能与天达同兴结算20131231》开具发票收入一栏中列明的大庆项目测试器服务费1008000元和江苏油田供货、服务费903214.1元及2011年海外市场尚未支付给原告的520912.2元共计2432126.32元也应支付给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一尚欠原告21297383.15元。另,被告一和被告二的经营模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明显存在人格混同,且原告与被告一合作关系破裂后,不排除被告一以被告二的名义向客户收款,基于法律规定和上述事实,被告二应对被告一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一未按照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被告二与被告一存在人格混同,对被告一欠付原告的合同款项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华能通达公司、捷威思特公司辩称：原告诉求无事实依据且违反双方之间全面和解协议。不认可原告所述被告一向国外用户开具发票55862210.12元。二审审理查明部分未分配的589万元的说法，事实上是二审未能找到我方应付未付对方的其他金额，原告提供不出来，所以同意抵扣178万元。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是其单方制作，且金额加载一起才435万元，不到原告诉请金额的四分之一。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反诉原告华能通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300万元违约金，2.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天达同兴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于2014年起诉我方，要求依据协议进行利益分成。该案经四年一二审审理最终做出终审判决。一二审文书中均做出如下陈述：“关于本案双方的结算额存在不同的总体计算方法:(1)全程总额计算。双方提供的基本能够相互印证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联合经营期间,天达同兴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合计金额110445387.25元,天达同兴公司账面记载收到华能通达公司及捷威思特公司99440794.07元,发票金额超出付款金额11004593.18元。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天达同兴公司记载的收款数据不完整,存在10个遗漏项目,并提供了相应证据。(2)分段计算。2011年12月15日以前,华能通达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实际支付7861.46万元,应付7682.88万元;2011年2月15日以后,华能通达公司实际累计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31353271.76元,天达同兴公司累计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26991120.38元,付款金额超出发票金额4362151.38元。显然,两种计算方法,结论相去甚远”。从以上的表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双方已经把所有的账目向法院提交出来,无论如何,差别都不会象被天达同兴公司在本诉中提出2000余万这样大的差额。因为2011年12月的对账单(备忘)是双方均认可的证据,所以,终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扣除了2011年12月对账我方多付的178.58万元。终审判决作出后,我方还有一件设备退款的案子246万余元,和代天达同兴公司发放工资的案子300余万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由于我方还有款项被一审法院扣押,这样就找到了一审案件审判长，在其主持下签订了《全面和解协议》。根据《全面和解协议》,全面和解的范围是甲方(我方)对乙方(反诉被告)和丙方(刘中敏);乙方对甲方;丙方对甲方全面和解。全面和解的方式是:终止所有基准日前发生的、潜在的、或有的任何诉讼和仲裁。基准日:以本《协议》签署日为基准日。全面和解的条件是:第一,我方撤回对反诉被告设备退款的上诉案件。我方当即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法院的批准。第二,我方向反诉被告支付250万元。我方也随即支付了该笔款项。这样,全面和解的所有条件已经成就,《全面和解协议》即发生效力。但是,在《协议》的其他各方都遵守协议的情况下,反诉被告却突然提起本诉，违反《全面和解协议》,对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害，故提起反诉请求。反诉被告天达同兴公司辩称：一是《全面和解协议》约定的和解范围不包括（2018）京01民终4550号民事判决书以外的销售及作业分配款，其基础是我方就华能通达公司要求其开具的总金额为750万元的8张发票提起的诉讼、华能通达公司就“CET退货”提起的诉讼、刘中敏作为华能通达公司股东就知情权提起的诉讼。签订和解协议的背景是(2018)京01民终4550号生效判决文书已经判令华能通达公司向答辩人支付2656024.75元销售和配件款,华能通达公司就“CET退货”提起的诉讼也已经败诉,签订和解协议时,我方处于优势地位。我方同意北京华能支付250万元,已经是考虑以往的合作关系,减少了156024.7元的销售和配件款,不可能放弃剩余至少20037383.15元的销售和配件款。退一步说,即便是华能通达公司就“CET退货”提起的诉讼在二审中得以改判,最多也就是退还246万元设备款,与20037383.15元的销售和配件款相差甚大。二是北京华能向答辩人主张300万元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是混淆是非之举。本院经审理查明：天达同兴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23日，2015年4月17日股东由郑州宜源翔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包括刘中敏在内的十余名自然人股东；2016年3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刘中敏变更为张卫兵。郑州宜源翔石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刘中敏，2017年9月6日股东由包括刘中敏在内的数十名自然人股东（刘中敏出资占比31.87%，系大股东）变更为包括刘中敏在内的五名自然人股东。一、相关诉讼案件情况1.（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联营合同纠纷案件对于该案件，海淀法院分别于2015年1月9日、2015年6月30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又于2015年10月15日、2016年6月23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8月29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1）天达同兴公司变更诉求的部分情况该案审理期间，天达同兴公司多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其中，2017年4月25日，天达同兴公司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记载“本次增加诉讼请求后本案申请人诉讼请求汇总如下：1、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应付款项13255913.18元，包括中航光电991320元、大庆业务126万元、发票对账后确定应付金额11004593.18元（实际以审计结果为准）；2、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联营期间申请人应分配的应收账款收益1674.41万元；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财产保全费用合计9万元；4、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司法会计审计费用（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5、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次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未被法院受理。（2）中天达同兴公司提交的代理意见2016年6月23日其提交的《代理意见》记载，“双方的账目核算应当是以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录记载内容作为对原被告双方应收应付的一个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认定、以及2011年12月15日之后到双方合作合同解除、即2012、2013年的双方所有的合作业务项目的对账作为另一个主要方面,进行全面的证据梳理及认定。得出的结论是:截止到本次开庭,北京华能欠天达同兴的应付款项、天达同兴应收款项总计为:4000.21万元+4850900元(见本代理意见附件一,将另行诉讼)=4485.3万元。其中,天达同兴公司有确凿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的北京华能应付、天达同兴应收合作项目的款项为:3472.124947万元。对此款项请求法庭以确认。天达同兴在本次诉讼中不再举证证明也不在本次诉讼中请求确认、但实际存在业务完成或交易发生的北京华能应付、天达同兴应收的款项为:4850900元(项目及业务为本代理意见附件)也将另行起诉”，“三、2012年至2013年度，北京华能与天达同兴的合作项目中，证据确实充分的能够证明北京华能应付天达同兴的款项共计为2100.67万元”。2017年6月20日其提交的《代理词》记载：“四、本案的审理思路意见。我们同意法庭目前阶段仅针对8发票进行审理的意见。8张发票之外涉及的事实及欠款,我们同意另案进行处理。就该部分请求,我们请求贵院在判决书中予以指明。本案后续审理思路如调整为总体查账思路,我们需向法院说明如下：1、联营合同的审理应将方之间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备忘》及《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作为基础性文件。涉及查清各自账目应该以2011年月12月15日作为结算时间区分点。对2005年—2011年12月15日之间的账目,应当以《备忘》双方已经确认的事实及处理结果为准；对2011年12月15日后的账目,以双方邮件及书面文件记载为准。2、审理联营期间业务与项目合作或收益分配,应依据《联合经营协议》约定业务合作范围及分配依据为准。对双方间不在联合经营协议范围内的项目合作或资金往来,建议各自可另案处理。3、如本案采用对总账思路,原告坚持要求增加诉讼请求及司法查账。本案所有的业务合同及收款金额,实际被告完全掌握。但原告不掌握。为了弄清楚联营期间的所有的项目合同及合同金额，除了司法查账之外，目前没有其他的途径可实现。同时,如被告认为在联营期间确实多支付了费用,也可通过查账予以核实清楚。4、依据《联合经营协议》的约定,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有义务向原告提供合作期间的业务合同文件及财务收账信息,但截至今日被告均未履行协议的约定,造成双方间信息不对称，因此,被告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同意查账,又不同意将业务合同件及财务收款文件提供给法院及原告参考,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该案件民事判决书内容该文书记载双方举证情况为：“天达同兴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联合经营协议;2.合同解释协议;3.增值税发票8张;4.大庆测井取芯器、作业、仪器改造、配件费用明细;5《备忘》及《作协议补充备忘录》；6.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7.大庆法院调取的被告单位银行对账单;8.电话录音;9.2005年—2014年《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含捷威思特公司相应明细)。华能通达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联合经营协议及解除协议;2.测井合作框架协议;3.南阳与华能2010—2014往来账项明细;4.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发票(370万元);5.往来对账邮件公证书;6.与胜利油田的技术协议;7.上海银行补发财务证明;8.捷威思特公司交货清单;9.有关电子邮件公证书;10.给河南油田做测井服务的记录;11.南阳作业人员总费用明细;12.退货通知”。该文书“本院认为”部分记载：“2013年9月1日，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为解决发展方向及分成比例上的冲突而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解除华通通达与天达同兴以前所签的一切协议及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9月1日’”，“关于本案双方的结算金额存在不同的总体计算方法。（1）全程总额计算。双方提供的基本能够相互印证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联合经营期间，天达同兴公司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合计金额……，（2）分段计算。2011年12月15日以前（根据《备忘》），华能通达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实际支付7861.46万元（应付7682.88万元）；2011年12月15日以后（根据双方提供的统计表）……显然，两种计算方法，结论相去甚远。实际上，对于总体计算的方法，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多年的合作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衍生项目（代收代付、相互供货、产品试用等等），这些项目的结算方法在双方合作关系解除后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大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案仅就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超出范围的项目，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并判决：一、华能通达公司支付天达同兴公司大庆项目作业服务费、马达维修费、阿特拉斯项目作业服务费、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合计4441824.75元，二、驳回天达同兴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该一审判决，华能通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京01民终455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天达同兴公司未能说明华能通达公司多付的178.58万元抵偿何笔应付款……对华能通达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判决，二、华能通达公司支付天达同兴公司2656024.75元，三、驳回天达同兴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2017）京0108民初32588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该案系刘中敏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由对华能通达公司提起的诉讼。海淀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华能通达公司将公司自2004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包括原始账簿和记账凭证）备于公司住所地供刘中敏进行查阅等。华能通达公司对该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全面和解协议》情况2018年8月8日，华能通达公司（甲方）、天达同兴公司（乙方）、刘中敏（丙方）签订《全面和解协议》。第一条“本协议的由来”约定：“乙方对甲方的诉讼金额为750万元。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甲方向乙方支付2656024.5元。甲方应诉后,提出包括垫付人员工资和其他费用、江苏CFT退货等多项反诉。受理法院一—海淀区法院要求甲方另行起诉,甲方对CFT退货起诉乙方,现该案二审诉讼在进行中。期间,丙方针对甲方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丙方得到胜诉。故丙方与会计刘伟于2018年7月7日-2018年7月12日来到北京,在甲方的配合下查询账目,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在上述事实与陈述的前提下,本协议的各方决定签署一份全面的和解协议,终结已经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以及可能进行的诉讼”。第二条“全面和解”约定“（二）全面和解的范围是：甲方对乙方和丙方；乙方对甲方；丙方对甲方全面和解。（三）全面和解的方式是：终止所有基准日前发生的、潜在的、或有的任何诉讼和仲裁。基准日：以本《协议》签署日为基准日”。第三条“全面和解的具体安排”约定“（二）当乙方收到上述贰佰伍拾万元后，实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全面和解，各方不再追究其他方任何权利和义务；同时，关于丙方提起的股东知情权之诉，由于该诉已经终审，并且丙方在甲方的配合下已经履行判决完毕，所以，该诉已经终结”。该协议落款处加盖有天达同兴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卫兵签名、华能通达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张为民签名，以及刘中敏签名。2018年8月27日，华能通达公司撤回对（2018）京0108民初6983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诉。同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民终604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回上诉。2018年9月3日，华能通达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天达同兴公司分两笔共计转款250万元，附言为“根据2018年8月8日的全面和解协议付的服务费款”。另一，本次庭审中，天达同兴公司提交公证书，记载自刘伟邮箱接收自华能通达公司于2014年1月6日、2014年2月20日发送电子邮件，邮件附件分别为《华能与天达同兴结算20131231.xls》、《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华能通达公司对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天达同兴公司陈述刘伟系其公司会计、至今在职。双方均陈述自2013年9月1日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后，双方未进行新的合作项目。另二，对于《全面和解协议》的记载内容，天达同兴公司陈述刘伟在2018年8月前往华能通达公司处未能实现查账，仅就《华能与天达同兴结算20131231.xls》、《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与对方人员进行了沟通。华能通达公司陈述该协议系陈为民与刘中敏当面议定后签署，协议签订前刘中敏已经完成查账。以上事实，有（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案件卷宗、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全面和解协议》、公证书、银行业务回单、企业信用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和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全面和解协议》是否是双方对联营期间债权债务争议的整体和解。首先，从《全面和解协议》形成时间和背景来看，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8月7日，协议第一条对于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之间诉讼情况、华能通达公司与刘中敏之间诉讼情况进行了说明。（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案件中，双方提交有联营期间的开票及收款明细、往来对账邮件等，在天达同兴公司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提到“截止到本次开庭,北京华能欠天达同兴的应付款项、天达同兴应收款项总计为:4000.21万元+4850900元(见本代理意见附件一,将另行诉讼)=4485.3万元”、“天达同兴在本次诉讼中不再举证证明也不在本次诉讼中请求确认、但实际存在业务完成或交易发生的北京华能应付、天达同兴应收的款项为:4850900元(项目及业务为本代理意见附件)也将另行起诉”，此外天达同兴公司提出审理思路的意见有“我们同意法庭目前阶段仅针对8发票进行审理的意见。8张发票之外涉及的事实及欠款,我们同意另案进行处理”，（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记载“对于总体计算的方法，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多年的合作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衍生项目（代收代付、相互供货、产品试用等等），这些项目的结算方法在双方合作关系解除后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大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案仅就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超出范围的项目，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即在（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案件中，双方不仅是就该案中天达同兴公司诉讼请求范围内存有争议，而是就联营期间的整体结算金额存有争议。其次，从《全面和解协议》文字条款来看，其约定“在上述事实与陈述的前提下，本协议的各方决定签署一份全面的和解协议，终结已经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以及可能进行的诉讼”，以及“全面和解的方式是：终止所有基准日前发生的、潜在的、或有的任何诉讼和仲裁。基准日：以本《协议》签署日为基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综合《全面和解协议》使用的“发生的、潜在的、或有的任何诉讼和仲裁”词句，以及双方已于2013年9月1日解除《联营经营协议》、双方约定的“基准日”为《全面和解协议》签署日期、（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民事案件中已明确双方就联营期间结算总体金额存有争议的相关事实，以及该协议记载的“终结已经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以及可能进行的诉讼”的合同目的，应认定《全面和解协议》系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就解决联营期间全部债权债务纠纷达成的和解。此外，《全面和解协议》记载了“丙方与会计刘伟于2018年7月7日-2018年7月12日来到北京，在甲方的配合下查询账目”，天达同兴公司辩称刘伟于2018年8月来京未能实现查账，但基于该协议经刘中敏本人签字认可，对于天达同兴公司的前述辩称，本院不予采信。且在（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案件中，原被告之间已就双方往来账目及邮件进行的举证及质证，天达同兴公司在签订《全面和解协议》时对于双方存在的联营结算争议事实具有充分认知。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华能通达公司依照《全面和解协议》履行250万元款项支付义务后，双方就联营期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再无纠纷。故对于天达同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对方支付违约金的反诉请求，双方未有约定，且华能通达公司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8287元，由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反诉原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晋华人民陪审员  刘文明人民陪审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刘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