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藏01民初73号   原告（反诉被告）：余某，男，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某，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可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表人：袁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四川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四川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某，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   法定代表人：罗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男， 1993年8月23日出生， 汉族，该公司员工，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某，男，1990年7月15日出生， 汉族，该公司员工， 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负责人：刘某，该单位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旺某，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某与被告四川省可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可陶公司）、中某（以下简称中建一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某、宋某，四川可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杜某，中建一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葛某，区文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巴某、旺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川可陶公司向余某支付劳务款5 990 754.54元及利息（利息以欠付劳务款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9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中建一局、区文物局对上述劳务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中建一局系“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及“西藏青少年宫项目”的总包单位， 中建一局承接上述工程后，将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给了四川可陶公司， 四川可陶公司又将框架结构、木工、钢筋劳务工程违法转包给了余某。现余某承接的上述工程已经完工，但四川可陶公司仍欠付劳务款5 990 754.54元，导致大量农民工工资无法支付。中建一局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及违法分包人，而区文物局作为“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的业主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中建一局和区文物局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鉴于此，为维护余某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四川可陶公司辩称，余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项目中余某负责的班组，仅实施了地下室第八标段部分钢筋和木工项目的施工，且经计算该部分的劳务费仅为951 622.25元。四川可陶公司不但支付了所有的劳务费，还存在超额支付的情形，故请求驳回余某全部诉讼请求。   中建一局辩称，其仅为“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的承包单位，与余某提出的“西藏青少年宫项目”无关。另，中建一局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四川可陶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且中建一局已经与四川可陶公司结清了案涉工程款项，故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   区文物局辩称，区文物局仅与中建一局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余某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区文物局已按合同约定拨付了工程进度款，故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   四川可陶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余某返还多支付的劳务款781 813.75元；2.判令余某赔偿利息损失36 642.06元（以781 813.7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计算，自2019年7月4日暂计算至2020年8月4日为36 642.06元，实际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为止）；3.判令余某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日，四川可陶公司与余某签订两份《用工协议》，约定四川可陶公司将西藏博物馆项目中的框架结构钢筋组和木工组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余某，木工组的劳务费按每平方米45元计算、撤模按混凝土接触面积每平方米8元计算。协议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时间。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余某将四川可陶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挪作他用，多次组织和煽动其手下民工到信访单位以闹访的形式恶意讨薪。四川可陶公司迫于压力，先后几次提前支付劳务工程款。案涉工程竣工后，余某拒绝结算，四川可陶公司自行计算余某应收取的工程款仅为 951 622.25元，但此时，四川可陶公司已经支付了1 733 436元，已超支781 813.75元。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望支持其全部反诉请求。   余某辩称，四川可陶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全部驳回。   中建一局和区文物局述称，四川可陶公司的反诉主张及事实理由与其无关，无任何意见。   当事人围绕各自的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认定如下：   一、余某提交如下证据：   1.《用工协议》两份，欲证明与四川可陶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约定的单价等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基于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收条》、《收据》共三十四页，欲证明余某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余某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但对该组证据三性未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本身无法证明余某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的事实，故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中建一局与区文物局表示，上述第1、2组证据及相关事实与其无关。   3.《深基础已完成工程量汇总表〈合同内〉》一份，欲证明通过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之间形成的该份证据，能够确定余某所完成的案涉工程量，结合两份《用工协议》中约定的工程价款计算方式，能够计算出四川可陶公司应当支付劳务款金额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由于该份证据中无任何形式的签章确认，且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亦表示不予认可，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区文物局表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   4.《博物馆工作量》、《销货清单》、《收款收据》、《增值税发票》及《用工证明》，欲证明案涉工程产生临时用工项目以及购买辅财费用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博物馆工作量》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在《博物馆工作量》上签字的高弟洪仅是其的工作人员，当中载明的工程量和金额并不是针对余某进行的核算，字据左下方做了明确注明。对其他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基于四川可陶公司对《博物馆工作量》及其落款处高弟洪签字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另由于无法核实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且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5.《西藏青少年宫工作量清单》、《辅材款证明》、录音光盘、录音材料整理，欲证明余某所完成的西藏青少年宫项目工程费用为375 070元及材料款为4589元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西藏青少年宫工作量清单》、《辅材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录音材料中对话主体的身份无法核实，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所涉工程项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中建一局和区文物局主张与第4、5组证据无关。   6.《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欲证明区文物局系案涉工程的业主方，中建一局为总承包方，二者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案涉工程劳务款责任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该组证本身未提出异议；中建一局表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其与四川可陶公司之间形成的分包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且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区文物局提出对《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三性均予以认可，《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基于上述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分别对各自所订立合同的三性均无异议，故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7.《借条》及现金交付的照片一张，欲证明余某与四川可陶公司法人代表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四川可陶公司基于反诉所提交的付款凭证中包括了偿还该借款本息的事实；四川可陶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借款已经还清，且并未包含在反诉请求中；本院认为，仅凭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四川可陶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系偿还该借款，故对余某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中建一局和区文物局表示与该组证据无关。   二、四川可陶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两份《用工协议》，欲证明案涉合同的内容，包括承包方式为包人工及辅料，劳务费单价等事实；余某对其三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四川可陶公司提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基于两房都提交了该组证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2. 四川可陶公司与案外人刘晓华、赵军签订的《承包协议》及《用工协议》、欲证明除余某之外，还有其他班组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的事实；余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四川可陶公司未提交任何与上述案外人进行过结算的资料，故无法证明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本院认为，仅凭合同本身，只能证明四川可陶公司与案外人订立合同的事实，需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合同实际履行的主张，故对四川可陶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3.案外人王蓉、余文明向余某支付款项的银行明细及微信转账记录、案外人王蓉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四川可陶公司委托案外人向余某支付劳务费的事实；余某质证称，两名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付款凭证中并未注明款项的性质，而《情况说明》作为证言，案外人王蓉并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证实相关款项与案涉工程存在关联，故对四川可陶公司提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4. 余某出具的《欠条》、《博物馆工地工作量》以及《收条》共七份，欲证明四川可陶公司直接付给余某劳务费1 013 710元的事实；余某对上述字据本身及其签字予以认可，但提出打完收条后，四川可陶公司并未实际付款的主张；本院认为，因《欠条》与《博物馆工地工作量》并未显示付款事项的内容，故无法证实四川可陶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另，由于余某认可其他五份《收条》系由其出具的事实，且字据中明确载有“今收到”的内容，故本院对该五份《收据》予以采信。   5.《补签收条》、《收条》、《博物馆工地》及《明细》共计十份，欲证明因施工期间发生余某手下工人信访、闹访的情况，四川可陶公司在相关政府部门的见证下，直接向余某手下工人支付劳务费三十七万余元的事实；余某质证称，四川可陶公司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不能认定为向余某支付的劳务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并未显示四川可陶公司所主张政府部门协调余某工人信访事宜并见证支付劳务费用的过程，且部分字据内容无法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6.《混凝土发货单》二十二份，欲证明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即四川可陶公司与余某还未建立合同关系之前，案涉工程已经在进行施工的事实；余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两份《用工协议》系案涉工程施工后补签形成的意见；基于余某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7.证人唐志成与谢少雄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案涉项目并非由余某全部完成，包括两名证人在内还有其他施工队进行施工的事实；余某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四川可陶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两名证人实施案涉工程的事实；本院认为，两名证人均陈述与四川可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除了证人证言之外，四川可陶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其主张，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中建一局与区文物局表示，上述证据及诉争事实与其无关。   三、中建一局提交如下证据：   1. 《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四川可陶公司的营业执照，欲证明中建一局与四川可陶公司建立了合法劳务分包关系的事实；余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提出中建一局与四川可陶公司之间仍存在欠付工程款；四川可陶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区文物局对该组证据未提出异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本身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2. 中建一局与四川可陶公司的《分包完工结算书》、《承诺书》及《付款明细表》，欲证明中建一局已经向四川可陶公司支付完全部劳务工程款的事实；余某对《分包完工结算书》和《承诺书》的三性予以认可，对《付款明细表》提出该证据系中建一局单方制作形成的异议，表示不予认可；四川可陶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区文物局表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基于《分包完工结算书》和《承诺书》中有四川可陶公司的签章确认，且四川可陶公司亦对中建一局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四、区文物局提交如下证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欲证明区文物局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与中建一局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已经支付完相应工程进度款的事实；余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区文物局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2.《对账函》、《对账清单》、支款凭证九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十八张，欲证明区文物局与中建一局就案涉工程进行过对账，并已结清案涉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余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四川可陶公司表示对该组证据并无异议；中建一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以及区文物局主张不存在欠付案涉工程款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基于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本身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3.《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及《主体结构验收意见表》，欲证明案涉工程主体结构项目已经完成验收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4.证人李明龙证言，欲证明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中余某从四川可陶公司处分包的案涉劳务项目已经验收完毕，并且区文物局就案涉劳务项目已经向中建一局结算工程款的事实；余某对证人系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监理的身份予以认可，但提出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异议；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人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四川可陶公司与中建一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区文物局的主张成立，故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3日，区文物局与中建一局签订《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区文物局将“西藏博物馆改扩建后的总建筑面积57 869平方米，建筑共分三层，建筑主体高度24米，主金顶制高点37米，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展陈区、公共服务区、文物库区、文物科技保护区、综合办公区附属建筑及水电预埋等”工程项目发包给中建一局施工。合同还约定了工期、质量标准以及其他权利义务。   中建一局与四川可陶公司签订《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建一局将其承包的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中的部分劳务项目分包给四川可陶公司实施。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2018年12月1日，四川可陶公司与余某签订两份《用工协议》，约定四川可陶公司将其承包的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部分劳务项目中模板工程的木工及钢筋劳务分包给余某施工。“木工组”与“钢筋组”的协议均约定：1.承包的方式为“担保人工费及辅材，低质易耗品及周转材料的维护、保质量、保工期、保安全以及各种配合等综合独立承包”；2.劳务承包的主要内容包括按施工方案配模、计划用量，模板安装、守护、拆除，运输、打磨砼面部，清理、堆码场地内材料、高低差垫墩的制作和安装等十七个项目；3.付款方式为：地下室完工后按工程量的70%付款，其他主体结构按当月完成工程量的70%付款。产生的额外点工按每个工440元计算。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按工程量的85%付款，年前付95%，余款在5个月内付清。其中“木工组”协议约定的工程结算方式为：模板工程的合同价以混凝土接触面积计算，按每平方米4.5元。“钢筋组”协议约定的工程结算方式为：钢筋以完成工程量实有吨位计算，每吨为1100元，其中包括钢筋工左右机械。两份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   余某分别于2019年1月7日（400 000元）、4月13日（50 000元）、5月16日（19 000元）、6月2日（90 000元）6月23日（30 000元）向四川可陶公司出具五份《收条》，载明其收到共计589 000元。   四川可陶公司向中建一局出具了《分包完工结算书》及《承诺书》各一份。其中《分包完工结算书》载明：结算金额9 156 800元为四川可陶公司在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深基坑主体劳务工程的全部费用，以后不在发生任何费用。《承诺书》载明：双方在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深基坑主体劳务工程所有费用全部结清。   2019年11月20日，区文物局与中建一局对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主体结构工程进行验收。项目施工期间，区文物局以拨付工程进度款的方式履行了向中建一局支付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主体结构项目工程款的义务。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两份《用工协议》、《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余某出具五份《收条》、《分包完工结算书》、《承诺书》、《对账函》、《对账清单》、《支款凭证》九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十八份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用工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2.余某与四川可陶公司提出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现本院评析如下：   一、对两份《用工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   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余某作为案涉两份《用工协议》中的承包方，并不具有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当认定余某与四川可陶公司签订的两份《用工协议》为无效合同。但基于四川可陶公司、中建一局以及区文物局对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事实予以认可，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四川可陶公司仍需参照协议约定向余某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   二、对余某诉讼请求的认定问题   本案中，余某主张四川可陶公司欠付的劳务工程价款为5 990 754.54元，该价款的工程量分别由模板（支模与拆模）、钢筋项目、购买辅材的费用、临时用工项目、安全文明及冬雨季施工劳务项目所构成。对此，本院认为：1.关于模板及钢筋部分。根据案涉《用工协议》的约定，工程总价的计算方式为“模板工程的合同价款以混凝土接触面积按每平方米45元计算，拆模以混凝土接触面积按每平方米8元计算”及“钢筋以完成工程量实有吨位计算按每吨1100元计算”即确认模板和钢筋项目的工程价款，首先需要明确混凝土接触面积以及案涉工程量所用钢筋的总重量（吨位）。本案中，余某作为实际施工人，且主张已经履行完全部施工义务，故针对混凝土接触面积与使用钢筋重量两项待证事实，应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对此，余某虽向本院提交了《深基础已完成工程量汇总表〈合同内〉》，但由于该份证据中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签章确认，余某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故无法证明其所完成的工程量；2.关于辅材费用部分。按照两份《用工协议》中关于“单包人工费及辅材，底质易耗品及周转材制的维护、保质量……”约定，案涉工程购买辅材所产生的费用应由余某承担，故其要求四川可陶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3.关于临时用工、安全文明以及冬雨季施工劳务部分。针对上述两项主张，余某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均为字据。其中两份载有高弟洪签名的字据（2018年12月4日、12月12日）并未显示与案涉工程有关的内容。而针对其余字据中注明“情况属实”的“俞祥德”身份，余某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仅凭该类字据不足以认定相关费用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由于余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所实施的案涉工程量，故本院对余某要求四川可陶公司支付 5 990 754.54元劳务工程价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由于余某主张的基础债权无法成立，故其要求中建一局与区文物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对四川可陶公司反诉请求的认定问题   本案中，四川可陶公司主张已向余某支付案涉工程劳务款1 733 436元，但依据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已付劳务款为589 000元。结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余某所完成的案涉工程量，致工程价款等案件事实无法通过在卷证据予以确认，故四川可陶公司关于多支付劳务费用的反诉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要求余某返还超付劳务费781 813.75元及利息损失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某提出的诉讼请求与四川可陶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均无法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以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四川省可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53 735.28元，由余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992.28元，由四川省可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边  珍  审  判  员   根堆然吉  审  判  员   四朗多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旦  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