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9民初97号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忱，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女，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被告：安康锋尚文旅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 法定代表人：刘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鹏，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睿，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安康锋尚文旅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尚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忱、被告耍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锋尚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1175元；2.判令被告锋尚公司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2044元；3.诉讼费由被告锋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同时，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于2006年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一号公告，该公告明确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由原告统一向卡拉OK经营场所收取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是卡拉OK著作权许可市场唯一代表广大著作权人“集中行使”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被告作为著作权的义务主体，负有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告规定的标准，以其包房为单位，按照12元/包房/天计算其金额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法定义务。据查，被告自其开始经营向消费者提供曲库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约20万首以上）点播业务以来，一直未与原告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原告多次联系被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但被告至今仍未履行支付使用费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著作权侵权，依法应当按照《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原告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依照维护广大权利人利益的法定职责，行使要求使用者支付全部版权费的义务，以维护最广大权利人在卡拉O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故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锋尚公司辩称，其购买的点歌系统内含曲库，已经获得相应授权。筹建KTV时，其与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KTV视易数字娱乐系统项目合同》，由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整个KTV点歌服务系统，并提供完整曲库，被告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是该曲库中的已有歌曲，并就该歌库支付相应费用，系正常合法使用，不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KTV经营惨淡，现企业经营困难。2020年4月27日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下发《关于文化娱乐场所逐步恢复营业通知》，被告自2020年5月才开始正常营业，生意惨淡，亏损严重，原告选择此时主张权利，可谓雪上加霜。依据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出台复工复产、扩大内需、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政策规定，主动介入、提前研究，注重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严格禁止在法律法规外增加许可事项、增设许可条件，防止设置过高门槛限制和影响复工复产。加快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注意平衡好各方权利义务，确保实现稳就业、稳投资的政策效果”之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基础，充分考虑文化娱乐业在本次疫情中所受影响，综合考虑被告的经营状况。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原告音集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及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所得，综合被告购买点歌系统内含有免费曲库、大量演唱会现场版等无侵权事实的部分，请求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的主观过错情节、本地的KTV收费情况及今年的营收状况进行裁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十二组证据： 证据一，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资质文件（社团法人登记证、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及年检证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拟证明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法定职责是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以及进行涉及著作权的诉讼； 证据二，目前原告的部分会员权利人名单、部分会员与原告签订的入会合同公证书、续约声明公证书、原告通过时间戳对音集协官网公示其管理作品的清单和相对应的权利人进行的时间戳视频取证及相应的时间戳证书，拟证明原告作为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证据三，原告会员出版的载有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DVD光盘，拟证明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内容； 证据四，原告网站公示的音集协、音著协与卡拉OK经营者订立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模板，拟证明卡拉OK经营者应当就其使用放映权和表演权的行为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 证据五，音集协版权费分配方案，拟证明原告向音乐电视作品及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转付费用； 证据六，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第1号公告，拟证明卡拉OK经营场所是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义务主体，按照包房单价×包房数×天数计算使用费金额是卡拉OK经营行业著作权使用费的国家标准，依法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版权使用费是其法定义务； 证据七，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近三年），拟证明原告依职责在全国包括被告所在地区开展针对卡拉OK经营者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及相应的收费标准； 证据八，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以及开业时间； 证据九，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对应的电子数据（侵权行为的保全证据），拟证明被告是付费的义务主体；被告的包间数量为530个；被告使用的VOD系统、曲库品牌；被告使用原告管理的作品的抽样调查视频画面; 证据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卡拉OK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拟证明山西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对规范山西省的著作权许可市场良好秩序、提升全省的著作权保护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证据十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802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人民法院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国家版权局2006年一号公告》规定的标准判赔已有相关判例； 证据十二，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拟证明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有效期顺延至2020年12月31日。 对于原告音集协提交的以上十二组证据，被告锋尚公司质证称：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仅提供部分著作权人与其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未提供全部著作权人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未举证证明其已向著作权人实际分配费用，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收费细则，应当按照KTV的经营规模，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下调，且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工商注册时间不等同于实际开业时间，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九，证明目的不认可，歌曲分很多种版本，歌曲的著作权不属于原告，K米点歌系统需要另行付费，被告购买的点歌系统还包含评分系统，不能证明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权；证据十、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地区不同，赔偿数额亦不相同，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续约声明不等同于合同，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锋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 证据一，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关于文化娱乐场所逐步恢复营业的通知》，拟证明被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5月才开始营业； 证据二，被告与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KTV视易数字娱乐系统项目合同》，拟证明被告点歌系统中的歌曲系合法购买，音准系统系对方全部授权使用，音准系统不带有MV和视频，音准曲库是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自己购买的，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 对于被告锋尚公司提交的以上两组证据，原告音集协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原告已经依据2020年国家出台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政策精神，对费用采取了相应的减免措施；证据二，该《项目合同》第十条免责条款明确约定，系统的安装、维护方对歌曲的版权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被告负责交纳版权使用费，音准评分系统是系统供应商提供的附加项目，与版权没有关系，虽然歌曲版本不同，但不同的版本都有版权，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有故意侵权的行为。 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查认证意见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因其相互之间可以印证，能够证明音集协享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其依法予以采信；证据五，真实性予以确认，是否实际转付费用，与本案著作权侵权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六、证据七，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八，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被告未提供其实际开业时间的证据，故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九，能够客观、真实的证明被告侵权事实的存在，被告虽对原告主张的包间数量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十、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十二，与其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的自动续展条款相符，故对其依法予以采信。 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查认证意见为：证据一，原告质证认可，本院对其依法予以采信；证据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原告主张的作品放映权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2006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006年第1号公告，公告内容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活动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逐步推进。”原告音集协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发布当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其中《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规定：“2019年全国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沿用2018年的收费标准。”并附有2018年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其中陕西地区的标准为：8.2元/天/终端。 原告音集协自成立以来，先后有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利人以会员身份加入音集协，并与原告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权利人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音集协管理，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并对《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办理了公证。2012年3月6日，原告音集协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滚石公司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音集协管理，并授权音集协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合同有效期三年，期满无书面异议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2017年12月4日，滚石公司出具声明顺延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后由音集协监制，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该选集封底明确声明：本出版物内音乐电视作品的全部著作权归属滚石公司，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违者必究。 2020年9月26日，原告音集协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来到被告锋尚公司的KTV经营场所进行消费，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歌曲进行证据保全，并由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了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对应的电子数据。消费结束后，原告取得了由该经营场所出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消费金额为44元。 被告锋尚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25日，经营范围：电影院、KTV、酒吧、网咖、茶秀、武术竞技、文化、体育、娱乐项目的经营及管理咨询等。经营场所包间数为30个。经营者为刘锋。 原告音集协依据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006年第1号公告以及近三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的规定，结合涉案地区经济情况，主张按照5元/包间/天×包间数×侵权天数的方式计算侵权赔偿数额，侵权天数自原告音集协对被告进行侵权证据保全之日起算（2020年9月27日），追诉侵权时间倒退2年零4个月，不足的按照实际开业时间计算，并免去2020年1-4月因疫情停业的期间。庭审中，原告音集协当庭放弃主张被告锋尚公司承担合理支出费用2044元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音集协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被告锋尚公司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焦点一，音集协系国家版权局批准、民政部在册登记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通过与滚石公司等著作权人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法获得滚石公司等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音像节目在中国大陆地区卡拉OK经营场所的放映权、复制权的管理权限。该权限包括向音像节目使用者发放许可、收取使用费并以自已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目前该合同仍在有效期内。原告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证据保全，被告经营场所包间内点歌系统中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出自滚石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之规定，音集协作为法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相关作品提起诉讼，故其属于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焦点二，被告锋尚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未与音集协签订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亦未支付费用的情形下，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对外提供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点唱和播放服务，侵害了著作权人的放映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锋尚公司辩称，其歌曲点歌系统是由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安装，原告与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其不构成侵权。因被告锋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已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或其已支付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版权使用费。因此，被告锋尚公司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三，原告依据《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以及近三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之规定，结合涉案地区经济情况，主张按照5元/包间/天×包间数×侵权天数进行计算，请求赔偿71175元（5元/包间/天×30个包间×474.5天）。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院审理中，音集协提供了《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该标准系音集协行业内自行制定，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可以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按照公告的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制作成本、数量、流行程度以及被告锋尚公司的经营时间、包间数量以及主观过错，结合当前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以及安康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考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酌情按照1元/包间/天计算。关于赔偿数额时间的计算，原告认为自其进行侵权证据保全的2020年9月27日起倒推2年零4个月，不足的按照实际开业时间计算，并免去2020年1-4月因疫情停业的期间，主张按照474.5天计算赔偿数额，经审查，自原告进行侵权证据保全的2020年9月27日起向前推算至被告锋尚公司注册登记之日2019年4月25日，时间共计517天，减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停业期间4个月，认定赔偿数额时间为3545397天（4745517天－120天）。被告锋尚公司赔偿原告音集协经济损失共计1063511910元[1元/包间/天×30个包间×（4745517天－120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康锋尚文旅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共计1063511910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30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139365元，被告安康锋尚文旅文化有限公司负担237265元，因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本判决主给付义务时一并返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海明玉 审判员  王 佩 审判员  张代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江 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