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03民初169号原告（申请执行人）：何峰，男，汉族，1974年12月3日出生，住邵阳市大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婷，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红兵，男，汉族，1966年7月24日出生，住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宇，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地址：娄底市娄星区。法定代表人：邵建平，该公司经理。第三人：袁辉明，男，197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第三人：袁静怡，女，199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原告何峰诉被告邵红兵、第三人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投资公司）、袁辉明、袁静怡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峰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婷，被告邵红兵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光宇、王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仁德投资公司、袁辉明、袁静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邵红兵对第三人袁辉明、袁静怡、仁德投资公司因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债务具有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何峰与第三人袁辉明、袁静怡、仁德投资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由贵院审结，作出（2017）湘0503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袁辉明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0元、利息660000元（按月息2%，从2015年11月26日计算至2017年9月26日，顺延照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仁德投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静怡在抵押的本人持有的娄底仁德实验学校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出资1650000元，所占比例33%)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贵院强制执行，上述第三人履行义务不能。原告于2019年11月3日向贵院申请追加邵红兵为被执行人，贵院经审理后以“本院无法认定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系法律规定的股东出逃出资的行为”为由，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湘0503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何峰的申请。原告对该裁定不服，现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理由如下:一、被告邵红兵为逃避债务，虚构固定资产转让的行为实际上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湖南英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评鉴字第008号《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期间公司与法人的财务状况评估鉴定报告》（以下称英特鉴定报告）鉴定结论及资产负债表，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仁德教育的期初固定资产原值为426168元，期末固定资产的净值仅剩11342.29元，期间价值414825.71元的固定资产流失。贵院在原告何峰第一次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将仁德投资公司上述40余万元固定资产的流失认定为用于抵偿房租，该认定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其次，被告邵红兵用固定资产抵偿所谓的房租明显与仁德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其所述以仁德投资公司固定资产抵偿房租的事实完全是虚构的；另外，被告邵红兵用价值40余万元的固定资产抵偿仅10000余元的房租，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为了逃避债务，串通案外人虚构转让固定资产，转移公司财产的行为。二、被告邵红兵用第三人仁德投资公司投资于仁德学校的500万元投资款抵消债务的行为实际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湘楚验资[2015]YN第22号《湖南娄底仁德(实验)学校验资报告》（以下称湘楚验资报告）审验结论，仁德投资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仁德学校500万元，也就是说，仁德投资公司在仁德学校至少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在被告邵红兵及第三人仁德投资公司均无法证明该500万元实际去向的情况下，应将该500万元的灭失认定为被告邵红兵抽逃出资。三、邵红兵0元转让公司股权，实际也是抽逃出资的行为。（1）根据验资报告，第三人仁德投资公司的原股东袁辉明、袁晖钚实缴了1000万元注册资本，被告邵红兵担任一人公司期间公司是有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的。但被告邵红兵于2017年11月9日与案外人邵建平签订《湖南仁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1000万元的股份以0元的价格无偿转让给案外人邵建平，意味着在转让股权的时候仁德投资公司已经是0没有资产的空壳公司,该1000万元注册资本已被被告邵红兵抽逃；贵院原判决依鉴定结论对财产是否混同存疑的情况下认定被告邵红兵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个人支出与公司支出不存在混同，并进而无法认定被告邵红兵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明显是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邵红兵辩称，答辩人不具有任何出资义务及抽逃出资的法定情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仁德投资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8日，袁辉明、袁晖钚系创办人，实缴原始注册资本200万元，2013年6月4日，增加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有当日的娄底鑫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南仁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以下称《验资报告》】予以佐证。此时，答辩人非公司股东，无需承担任何出资义务；二、仁德投资公司以其在仁德学校出资份额抵偿债务的行为直接导致公司资产全部流失。2016年1月，仁德投资公司与娄底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科源开发公司）共同筹建仁德学校时，仁德投资公司的所有财产按1500万元的作价整体出资，当时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袁辉明、袁晖钚将其公司在仁德实验学校的份额用于抵偿对外债务，直接导致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全部流失，答辩人在受让仁德投资公司股权时，仁德投资公司事实上已不存在任何资产，客观上，答辩人不具有抽逃资本的可能性；三、答辩人不具有任何法定的抽逃资本情形。根据仁德投资公司2016年1月之后的银行流水可以反映，答辩人自2016年1月28日起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以来，其个人与仁德投资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该事实有贵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的（2018）湘0503民初1237号现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及本院认为所确认，由此，答辩人与仁德投资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并在担任公司股东期间，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再者，原告将仁德投资公司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邵建平的行为不属《司法解释三》第12条中规定的“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情形，首先，该股权转让行为并不属于股东将其出资转出本公司的行为。又因答辩人0元转让股权的行为符合仁德投资公司净资产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虚构债权债务。《英特鉴定报告》显示，股权转让发生时，仁德投资公司资产为1083.33元，负债为651515元，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公司净资产为负数。股权转让过程中，答辩人与股权受让人邵建平根据仁德投资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协商一致，最终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并于2017年11月10日以0元转让股权至邵建平，且在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合法有效的变更登记，取得了法定的公示、公信的效力。股权转让，不管对价多少，都不可能损害标的公司的利益；同时，仁德投资公司承租邱X中夫妇房产的租赁行为属于单纯的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不属于《司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了股东抽逃出资的四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租房协议》、《以物抵债协议》、双园社区的证明及《评鉴报告》载明的相关情况可以证实仁德投资公司租赁邱X中夫妇房产作为办公场所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构债权债务的情形；答辩人与邱建中不存在任何特定关系，不属于关联交易，最重要的是，答辩人未从该笔交易中获得任何收益，没有任何抽逃资本的行为；四、原告认为仁德投资公司对仁德学校投资了500万元，《英特鉴定报告》的第6页开头的鉴定结论第1小点载明，仁德投资公司对仁德学校投资了500万元，在2016年1月20日建账时，将该投资款抵消了对外个人的债权债务，而答辩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因此，在建账之前，该500万的投资与答辩人在时间空间上没有任何联系，不可能构成答辩人对仁德投资公司出资的抽逃。第三人仁德投资公司未予辩称，亦未提供任何证据。第三人袁静怡未予辩称，亦未提供任何证据。第三人袁辉明辩称：1、2015年12月6日，仁德投资公司整体资产作价1500万元出资到仁德学校，占仁德学校50%的股份。当时，邵红兵并非仁德公司的股东；2、2015年12月6日，答辩人与袁晖钚将仁德投资公司在仁德学校的股份用于对外抵债，抵债的具体金额及出资额以2015年12月6日签订的《股份合作框架协议》及《仁德学校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记载为准；3、仁德投资公司在整体作价出资至仁德学校之后就不存在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当时仁德学校需要一家公司作为举办者，由于仁德投资公司和娄底一中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且在娄底教育行业的声誉较好，所以合伙人与科源开发公司商定由仁德投资公司挂名举办仁德学校，但仁德投资公司仅是名义上的举办者并非实际的出资人、合伙人。经《股份合作框架协议》及《仁德学校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记载：仁德学校实际合作参与者共同推选，由邵红兵担任仁德投资公司法人。基于上述情况，答辩人在2016年1月与邵红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时工商局的格式合同上写的转让金额为800万元，但仁德投资公司在2015年12月6日之后不存在任何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所以当时成为公司法人身份的邵红兵无需向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答辩人还与邵红兵在2018年11月18日特地签订了《补充协议》，还原事实的真相，该《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仁德投资公司整体作价出资并完成抵债的时间为2015年12月6日；3、答辩人在2019年10月23日出具的《关于邵红兵受让仁德投资咨询公司股权的情况说明》中将仁德投资公司整体作价的时间记载为2016年1月28日属于典型的误载，是翻阅文件过程中误将仁德投资公司关于邵红兵受让答辩人股权份额的股东会议纪要的时间误看成了仁德学校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纪要的时间所导致的。如上所述，仁德投资公司作价出资的真实时间为《股份合作框架协议》及《仁德学校第一次股东大会》订立的时间，即2015年12月6日，并非2016年1月28日，且《补充协议》对相关事实再一次进行了明确；4、至2015年12月31日前，答辩人与袁晖钚就仁德投资公司的经营未建立任何账务，所以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的时候，仁德投资公司无任何账务及财务凭证可以移交。综上，在邵红兵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之前，答辩人与袁晖钚已经实缴出资10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也已全部整体作价出资到仁德学校。邵红兵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的时候仁德投资公司不存在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邵红兵不具备抽逃出资的任何可能性。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8日，第三人袁辉明与案外人袁晖钚成立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即仁德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袁辉明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6月4日，通过验资将实缴出资总额增加至1000万元，确认袁辉明占80%，即800万元，袁晖钚占20%，即200万元。因仁德投资公司与案外人娄底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科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元甫）经协商拟定共同筹建娄底仁德学校，为此，2015年11月23日，仁德投资公司暂以未成立的娄底仁德学校（筹）的名义委托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公司筹办学校的拟投入资金进行验资，会计师事务所评定仁德投资公司拟向娄底仁德学校（筹）认缴开办资金为500万元，系非货币资产（教学器材、设备等资产）。邵红兵主张袁辉明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向其借款本金308万元及利息，因袁辉明在公司经营期间还向原告何峰及案外人罗某、覃某、邓某等人分别借款未予归还，上述债权人在得知袁辉明准备筹办仁德学校时，双方通过商议，部分债权人同意袁辉明以仁德投资公司拟向仁德学校投资中其所占的资产份额用于抵偿债权人的债务。鉴此，2015年12月6日，袁辉明以其女袁静怡之名、袁晖钚以其妻汤懿之名、王元甫、王昶（王元甫之子）、邵红兵、罗某、覃某、邓某共8人作为合作参与者的身份共同签订《股份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作项目即仁德投资公司整体股份改制；资产认定:王元甫【科源公司用于学校房地产】向仁德学校所投资产价值为35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所有资产为1500万元（即评定后的资产在数额扩大3倍）；总资产及合作股本:仁德投资公司股份改制后，总资产扩大至5000万元，属上述合作方共有资产。其中王元甫以用于学校的房地产向银行所贷2000万元转为公司债务，贷款偿还以后，需办理王元甫在学校所投3500万元资产的过户或者股份转让手续，过户费用由改制后新公司承担。该贷款从总资产中剥离以后，确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上述合作方各自持股比列为:王元甫17%、袁静怡20%、王昶20%、邵红兵15%、罗某10%、汤懿10%、覃某6%、邓某2%；本框架协议签字后，开始原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登记，并签署相关文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同日（2015年12月6日），上述8名合作参与者就组建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有限公司（即仁德学校）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并达成协议，认定王元甫(科源公司用于学校房地产)向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所投资产价值为3500万元（王元甫利用用于学校房地产向银行所贷2000万元转为公司债务），故王元甫的实际投资为1500万元，认定仁德投资公司所有资产为1500万元（即评定金额扩大3倍），确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罗某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汤懿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覃某出资金额为180万元，占6%、邓某出资金额为60万元，占2%，推举王昶担任仁德学校的法人代表，委托袁晖钚办理相关手续。2015年12月18日，仁德实验学校依法注册成立，出资人为上述8人，开办单位系仁德投资公司。因袁辉明作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且其在仁德学校的出资人中无显名资产股份，袁辉明经与邵红兵协商，拟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转让给邵红兵，遂于2016年1月20日、1月25日分别向袁晖钚、邵红兵出具《关于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建账务的情况说明》及《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附明细表），其中情况说明载明：按照《公司法》，仁德投资必须建立账务，但是一直至2015年12月仁德投资未建立账务，2016年1月新股东邵红兵受让袁辉明80%的股份时，未见到账册，邵红兵当时只好以经盘点的实有关资产与负债入账，盘点入账资产与负债包括：现金6525.83元、固定资产原值426168元、其他应付款389773元；其中资产、负债移交表载明：2013年5月至2015年12月，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账套，邵红兵要求建立账套，以2016年1月1日为新的期初数，其中货币资金6525.83元；固定资产折旧82370.29元，全部为办公设备；其他应付款为袁辉明、袁晖钚前期向邵红兵借款389773元用于公司日常开支，未清偿，未分配利润为-300876元。2016年1月28日，上述8名合作方又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仁德投资公司与科源公司在仁德学校所投资产实行整体股份改制，改制后的新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仁德教育（即仁德投资公司）原资产作价1500万元（即评定的金额扩大3倍），科源公司在仁德实验学校房地产作价3500万元（含2000万元银行借款），一切资产均归新公司其他的合伙人所有，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罗某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汤懿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覃某出资金额为180万元，占6%、邓某出资金额为60万元，占2%。2016年2月3日，仁德投资公司在工商部门将公司股东变更为邵红兵、袁晖钚，法定代表人由袁辉明变更为邵红兵，工商登记的资料中有：2016年1月袁辉明将其持有800万元股权转让给邵红兵的协议，同年1月28日公司股东邵红兵、袁晖钚、袁辉明开会通过了该转让协议。袁辉明主张仁德投资公司在整体作价出资至仁德学校之后公司就不存在有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因当时仁德学校需要一家公司作为举办者，经与合伙人科源公司商定由仁德投资公司挂名举办，但仁德投资公司非实际的出资人、合伙人，经推选邵红兵为仁德投资公司的法人，故当时其与邵红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股东时所需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上虽约定股权转让金额为800万元，因邵红兵在公司无资产受让，邵红兵无需向其支付该股权转让款。2017年7月1日，袁晖钚将自己持有的仁德咨询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邵红兵，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股东邵红兵、袁晖钚通过开会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同年7月21日，工商部门对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及性质进行了变更：股东为邵红兵，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邵红兵在担任仁德投资公司法人期间，将公司留存的固定资产用于抵偿公司办公的房租。2017年11月9日，邵红兵将其持有的仁德投资公司全部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建平，并于同月15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邵建平、李记凡，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另查明，2015年8月2日，仁德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袁辉明向何峰借款150万元，并由仁德投资公司提供担保，因袁辉明及仁德投资公司未归还借款，何峰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湘0503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袁辉明归还所欠何峰借款人民币本金150万元，利息66万元（按月息2%顺延照计），仁德投资公司对袁辉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执行过程中，何峰于2018年8月21日申请追加邵红兵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湘0503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为：邵红兵作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该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特别是邵红兵在明知何峰与仁德投资公司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后，仍然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转让给邵建平，主观上存在故意，系恶意逃避责任的行为，若因此免除邵红兵的责任，有悖于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亦对何峰与受让人邵建平不公平，故裁定追加邵红兵为被执行人，并由邵红兵在1000万元以内对何峰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邵红兵对此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此案【（2018）湘0503民初1237号】在诉讼过程中，邵红兵提供了2017年11月30日由湖南宏丰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仁德投资公司出具的宏丰会审字2017年-11-第038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对邵红兵担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期间（2017年1月至11月）的财务报表等进行了审计，审计意见为：该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符合企业财产独立核算规定，公允反映了贵公司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1至11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何峰对该审计报告有异议，申请本院重新鉴定，经本院委托，湖南英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日作出湘英特（2019）评鉴字第008号《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期间公司与法人的财务状况评估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1、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邵红兵所能够掌握的资产及支出是很小的部分，除了处置固定资产的营业外收入185624.65元外，没有任何经营收入；2、公司最大的实收资本1000万及债权债务的抵消相关当事人均没有提供相应的业务凭证和会计资料，鉴定依据存在较大缺失，鉴定材料不完整；3、工资发了7500元等，金额很小，财务处理、凭据不规范对目前公司来讲也属正常合理的范围；4、邵红兵从袁辉明、袁晖钚处接收的固定资产抵偿房租的财务处理，从调查的直接证据如租赁合同、收条、现场、房东证言来看，已形成一个证据链，但这一交易行为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价格偏高，一楼毛坯没有使用迹象，但如果要证实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存在混同，欠缺一个关键证据，即邵红兵将固定资产用于个人的相关支出，仅由目前掌握的业务凭证、会计资料、现场调查情况，无法认定邵红兵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个人支出与公司支出存在混同，仅就现有财务资料来看，公司账户与其个人账户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另何峰申请的仁德投资公司对仁德学校投资的500万元是否还在公司，是否入账的问题，鉴定结论明确指出仁德投资公司已于2016年1月20日建账时将该投资款抵消了对外个人的债权债务，故邵红兵在2017年7月担任一人公司股东及法人代表时，该资金在账面上没有体现。后本院鉴于上述事实就该案做出（2018）湘05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以邵红兵有证据证明自己在担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间，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本院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对其财产的查封应予解除为由，判决撤销本院(2018)湘0503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不得追加邵红兵为被执行人，并解除对原告邵红兵财产的查封。何峰对该判决不服，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理由是：湖南英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对仁德教育投资公司的财产与邵红兵的个人财产是否混同作出结论，邵红兵的个人财产与仁德教育投资公司财产存在混同为由，要求维持(2018)湘0503执异20号追加邵红兵为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定书。该案在二审期间，何峰、邵红兵分别提交了新证据【《关于同意设置仁德学校的批复》、评估员刘箭的录音、借条、部分银行转账明细及汇总详单等】二审法院认为，何峰提交的上述证据与邵红兵的财产是否和仁德资公司存在混同，不存在关联性，故不作认定；邵红兵提交的上述证据1，因无刘箭出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的相关说明，及邵红兵提交的上述证据2，均没有载明借款人名字，故本院均不予认定。从邵红兵在一审提交的湖南宏丰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宏丰会审字2017年-11-第038号《报告书》及一审法院应何峰的申请，委托湖南英特资产评估公司对仁德教育投资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期间，仁德投资公司的财产与邵红兵的个人财产是否存在混同等事项进行了评估鉴定的情况，结合本案现有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仁德教育投资公司的财产在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与邵红兵的个人财产不存在混同，仁德教育投资公司的财产在上述期间独立于股东邵红兵自己的财产。2019年9月5日，邵阳市中级法院就该案作出（2019）湘05民终1573号民事判决，驳回何峰的上诉请求。何峰于2019年11月13日又向本院执行局继续申请追加邵红兵为被申请人，其理由是：邵红兵作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抽逃注册资金，在明知公司涉诉的情况下，虚构债权债务，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1000万元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建平，其应当与仁德投资公司对何峰216万元借款本息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对该追加申请经审查认为：邵红兵将股权转让给邵建平前，袁辉明、袁晖钚已足额缴纳出资。湖南英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日作出湘英特（2019）评鉴字第008号《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期间公司与法人的财产状况评估鉴定报告》也指出邵红兵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个人支出与公司支出不存在混同，公司账户与邵红兵个人账户之间没有资金往来，现没有证据证明邵红兵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公司财产，本院无法认定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系法律规定的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故对何峰要求追加邵红兵作为本案被执行人的申请不予支持，并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湘0503执异20号民事裁定，驳回何峰的追加申请。何峰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何峰申请要求对仁德投资公司注册登记至今(2013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17日)的全部财务记账册和原始记账凭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以查清仁德投资公司账户上1500元是否真实用于抵消债务以及邵红兵作为股东期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邵红兵针对何峰的鉴定申请答辩称，其与何峰之间之前所发生的诉讼案件中【(2018)湘0503民初1237号及(2019)湘05民终1573号)】，人民法院已依法委托湖南英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邵红兵在担任仁徳投资公司股东期间公司的全部财务凭证进行鉴定，湘英特2019评鉴字第008号鉴定报告中认定，仁德投资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期间，邵红兵与仁德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支出往来，且评鉴报告所认定的该事实已被上述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邵红兵在无人格混同的前提下，不构成抽逃出资的事实属免证事实。鉴于此前发生诉讼的争议焦点系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是否存在人格混同，而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公司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为此，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湖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对仁德投资公司原诉讼中所提交的全部财务资料(2016年至2017年)另行进行专项鉴定，后鉴定机构出具《情况说明》，因仁德投资公司无法提供2013年5月--2017年5月期间的所有银行账户流水及其相关证明、所有债权债务涉及经济合同、股东会议纪要及会计台账等相关资料…，对邵红兵在作为股东期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不能作出鉴定。针对仁德投资公司未提供上述相关资料，邵红兵主张在成为该公司股东之前，该公司没有建立任何财务账目凭证，在成为公司股东期间的相关财务资料已全部提交，在其未担任股东之后，公司的相关资料不由其掌握，故鉴定机构不能作出鉴定的后果不能归责于其。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资料、英特鉴定报告、仁德学校民办非企业登记资料、仁德学校章程、仁德（实验）学校验资报告、仁德投资公司理事会会议纪要、湖南仁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股份合同框架协议；股份合作协议、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补充协议、情况说明、借款协议及撤诉裁定书、股份转让协议、仁德投资公司的银行流水；仁德投资公司财务状况评估鉴定报告、租房协议、以物抵债协议、借据、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邵红兵在成为被告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期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公司股东只能转让自己拥有的对公司的股份，不能转让公司的资产，否则就是股东对公司权利的侵犯。本案中，仁德投资公司的原股东袁辉明与案外人袁晖钚通过验资，实缴注册资金1000万元，因仁德投资公司在经营期间拟与案外人科源公司共同筹建仁德学校，双方约定，由仁德投资公司投入教学器材及相关资产，科源公司投入房产，仁德投资公司遂在学校筹备期间对自己拟投入的资产进行验资，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评定仁德投资公司拟投入的资产为非货币资产500万元。后仁德投资公司将其投资在仁德学校的资产额度在评定报告的基础上扩大3倍，即显现仁德投资公司投资的资产总额至1500万元，加上科源公司投入的房产资产认定为35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系仁德学校对科源公司的债务），仁德学校的总资产为30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与科源公司各占1500万元）。由于袁辉明及仁德投资公司对外存在多笔债务未偿还（其中包含被告邵红兵、申请人何峰等人），经部分债权人同意，袁辉明遂将仁德投资公司用于投资在仁德学校资产中其所占资产的份额用于抵偿邵红兵及部分债权人的债务（未包含何峰），为此，袁辉明以其女袁静怡之名、袁晖钚以其妻汤懿之名及王元甫、王昶（王元甫之子）、邵红兵、罗某、覃某、邓某（共8人）于2015年12月6日、2016年1月28日作为仁德学校合作开办者的身份共同签订《股份合作框架协议》、《股份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为仁德投资公司整体股份改制，资产认定为5000万元，总资产及合作股本系上述合作方共有（其中袁静怡持股比列为20%、邵红兵持股比列为15%、汤懿持股比列为10%），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且在当日，上述8名合作参与者就组建仁德学校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认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属上述合作方共有资产，其中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汤懿出资金额300万元，所占比例10%、…；仁德实验学校于2015年12月18日注册成立，开办单位系仁德投资公司，股东为上述合作方8人。以上事实可以说明，根据《股份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次股东大会》、《股份合作协议》等协议的约定，袁辉明、袁晖钚将仁德投资公司投资在仁德实验学校的资产进行了抵债处理，遂约定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因此，邵红兵等债权人及其他合作方的合作项目虽然名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份改制，但实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袁辉明、袁晖钚通过将公司全部资产转化为个人资产，再将其个人资产份额通过抵债后再投资于仁德学校，相对邵红兵及其他合作方而言，其在受让抵债资产后并未投资入股于仁德投资公司，而实际投资于仁德学校，并成为仁德学校的出资人，故邵红兵在此阶段并未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另从仁德学校资产的份额中还可以看出，袁辉明在仁德学校已无显名股份资产，其以袁静怡之名的持股比例仅为20%，其在公司资产的转变过程中，利用办学之名将公司资产（出资）转出，邵红兵等债权人通过抵债方式受让袁辉明在仁德投资公司用于投资在仁德学校的资产中其所占资产的份额而成为仁德学校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中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故袁辉明将公司资产用于抵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邵红兵的受让资产行为并不构成抽逃出资。再者，邵红兵成为仁德学校的股东后，袁辉明与邵红兵通过协商，袁辉明拟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邵红兵，并向袁晖钚、邵红兵出具《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该移交表阐明仁德投资公司的现有资产仅为固定资产即办公设备（折旧82370.29元）及部分债务。袁辉明主张仁德投资公司在整体作价出资至仁德学校之后公司就不存在有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仁德投资公司非仁德学校实际的出资人、合伙人，仅为挂名举办者，经推选邵红兵为仁德投资公司的法人，当时其与邵红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股东时所需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上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为800万元，因邵红兵在公司无资产受让，邵红兵无需向其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述分析认定袁辉明存在将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进行抽逃出资的行为，结合袁辉明出具的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袁辉明的该主张存在合理性，可认定邵红兵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后无需向袁辉明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再者，股权转让不会造成公司资产的增加或减少，故对何峰提出邵红兵因未向袁辉明支付股权转让金额800万元，系邵红兵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将仁德投资公司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建平，系抽逃注册资金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何峰主张德投资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仁德学校500万元，邵红兵及仁德投资公司均无法证明该500万元实际去向的情况下，应将该500万元的灭失认定为邵红兵抽逃出资。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8）湘05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仁德投资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建账时已将该投资款500万元抵消了对外个人的债务，故何峰的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峰还主张邵红兵为逃避债务，虚构40余万元固定资产转让的行为实际上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8）湘05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中的认定，该资产已用于抵偿房租，由于何峰的该项主张与已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有悖，故何峰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何峰另主张邵红兵在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期间，不能将公司的前期财务账册交由鉴定机构鉴定，导致无法核实仁德投资公司是否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是否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是否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及是否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邵红兵对此应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仁德投资公司股东袁辉明、袁晖钚在邵红兵拟成为公司股东时（2016年1月20日）向邵红兵出具《关于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账务的情况说明》及《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上述说明中仁德投资公司自认从成立以来（至2015年12月）未建立账务，邵红兵要求建立账套，以2016年1月1日为新的期初数。由此可以得知，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时，仁德投资公司无财务账册向邵红兵提供。本院根据何峰的申请对仁德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进行鉴定，因仁德投资公司无法提供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前的财务账目，导致相关鉴定无法进行，该举证责任的不能，不能归责于邵红兵，且在上述分析中已确认袁辉明、袁晖钚在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邵红兵成为空壳资产的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后无需向袁辉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邵红兵无人格混同情形，故对何峰提出邵红兵系举证不能而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袁辉明、袁晖钚于2015年12月6日将仁德投资公司整体出资仁德学校后抵偿债务，仁德投资公司已成为空壳公司，在此阶段，邵红兵非属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期间，故仁德投资公司及其股东的上述抵债行为与邵红兵无关，与本案无关；邵红兵于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1日成为仁德投资公司80%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期间，何峰无证据证明邵红兵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邵红兵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9日在担任仁德投资公司的一人公司股东期间，邵红兵个人与仁德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故何峰以邵红兵存在抽逃出资而应对袁辉明、袁静怡及仁德投资公司因民间借贷对其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何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红兵审判员  刘 莲审判员  刘玉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丽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