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10167号原告：朱芳芳，女，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达博，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小林，女，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达博，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蒙，女，197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荣登，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范军红，女，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地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宝庆中路437号16栋1单元201号，现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朱芳芳、朱小林与被告唐蒙（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范军红（以下简称第三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芳芳、朱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达博，被告唐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荣登，第三人范军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芳芳、朱小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损失637504元；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7月，原告朱芳芳在雨花区××路××号门面《红旗区2片商店》开立“客官请进”粉面馆，2013年12月25日，原告朱芳芳与被告、第三人签订《店铺转让合同》，以80万元将店铺转让给被告及第三人经营，同日原告朱小林（该门面房东）与被告及第三人就该门面签订10年期《门面租赁合同》。在《店铺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朱芳芳与被告、第三人严格按照《店铺转让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合同义务。由于被告及第三人合伙经营该门面中出现严重亏损导致无法继续经营，自2016年1月起拖欠门面租金。朱小林（该门面房东）多次催讨房租未果，于2017年3月31日向雨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门面租赁合同》。2017年5月15日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11民初2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门面租赁合同》自2017年3月20日解除。2017年6月，被告以“该店铺转让存在争议”为由，起诉朱芳芳、朱小林至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店铺转让合同》并返还转让费。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店铺转让合同》自2017年3月20日解除;朱芳芳需退还剩余经营期转让费，同时朱小林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后朱芳芳与朱小林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民终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除了（2017）湘0111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书》中提出朱芳芳与朱小林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内容，同时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716号判决中也提及：《店铺转让合同》和《门面租赁合同》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但也相互关联，因唐蒙违反《门面租赁合同》，上诉人朱小林解除该合同，导致上诉人朱芳芳、朱小林与唐蒙所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没有履行完毕而解除，上诉人朱芳芳、朱小林在本案中没有提出赔偿请求，若认为自身有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店铺转让合同》的约定，店铺转让包含设备、餐具、材料、经营主体及模式、现有员工资源、供货资源、盈利能力、以及再次转让权等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被告（唐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给本案两位原告造成的损失具体如下：①《门面租赁合同》解除前，被告及第三人经营店铺门面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原告朱小林租赁给被告及第三人使用的位于××路××号门面《红旗区2片商店》，一部分为案外人周孝全租赁给被告及第三人使用的红旗区二片十栋104房，自2017年1月起，被告及第三人不仅未支付原告朱小林（门面房东）房租，亦未支付案外人周孝全104房的房租，为此原告朱芳芳代被告及第三人支付案外人周孝全2017年1月-3月房租7800元。②店铺内设备、餐具、材料在《门面租赁合同》解除时，两位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已当面就店铺内物品进行清点退还，并请搬运公司搬离门面另租房屋存放，店铺内物品价值142644元、门面换锁费120元、搬运费1440元、租房存放物品三个半月产生租金8400元，以上合计152604元。③两位原告交付店铺给被告使用时房屋情况良好，干净整洁，而《门面租赁合同》解除后被告及第三人退还的房屋已惨不忍睹，造成装修损失7万元（以10万元装修费为基数，5年期分推为标准，计算3.5年）。原告朱小林与下一任租客签订合约时约定了15天的免租金装修期，造成原告朱小林15天租金损失7100元。以上合计77100元。④自2017年1月1日被告关店以来，被告有多次机会向外转让房屋，因其与第三人意见不和导致房屋转让价值由40万降至20万，继而闲置最终被收回，其怠于行使《门面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权，又拒绝两位原告转让房屋，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进而最终全由两位原告承担，被告应承担由此造成的转让损失40万元。综上，因被告在《房屋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两位原告直接造成额外经济损失637504元。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同时给两位原告带来巨额经济损失，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唐蒙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原告已经收回了涉案房屋，其不存在经济损失，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①关于案外人周孝全2017年1月-3月房租7800元问题。首先，本案的案由是因解除《店铺转让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纠纷，而原告请求支付7800元租金损失系朱芳芳与周孝全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次，原告索要的该笔租金是2017年1月至3月的租金，案外人周孝全至少应在2020年4月1日前主张，而案外人周孝全一直也未向答辩人主张，已经超三年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②关于店铺内设备、餐具、材料等费用问题。首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在(2017)湘01民初3042号返还转让费一案中考虑，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民初3042号判决书第9页第9行:鉴于朱小林在收回店铺门面时也一并收回了门面中的设备设施，且该部分物品价值较小，综合合同实际履行的期间，本院酌定应退还转让费520000元，故法院在判决退还转让费时就已经将门面中的设备设施的价值扣除。其次，原告《起诉状》中称2012年7月，原告在涉案门面开设“客官请进”粉面店，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原告门面内的设备餐具等材料购买时间在2012年7月之前。而本案的《店铺转让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使用时间超过5年，按照餐饮行业使用频率，原告提供的设备、餐具都已经失去剩余价值。《店铺转让合同》解除后，原告与被告交接的设备、餐具大多数为被告重新购置，且被告已将原告提供的该设备、餐具及重新购置的设备、餐具交还给了原告，而原告的门面依然用于餐饮经营，并未对原告造成亏损。再次，租房存放物品产生租金8400元的问题。被告曾多次找原告搬出存放物品，甚至找了货车前去搬，原告不予理会，导致损失扩大，该扩大部分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同时，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租赁合同、租金支付记录、发票等相关证据证明有租金产生，无法证明租金的实际金额。门面换锁费、搬运费也是同样道理，同时，门面换锁费不属于必然损失，属于原告单独行为。③关于造成装修损失7万元问题。首先，原告并未提供被告损坏了门面需要装修、及装修花费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给与现租户15天的装修期，恰恰说明原告并未对被告交还的门面进行装修，而是由下一个租户进行装修，原告不存在任何装修损失。同时，原告给予现租户15天的装修期，属于原告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非必然损失，且按常识，原告在约定租金时考虑装修期免租问题。④关于转让损失40万元的问题。首先，关于转让费问题已经由两级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2017)湘0111民初3042号判决书第9页第6行：《店铺转让合同》解除后应根据履行情况对店铺转让费进行处理，原告再次诉请让费问题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原告解除《店铺转让合同》并收回案涉门面，涉案门面的转让权又回到原告手中，原告可继续转让涉案门面，被告不拖欠转让费，原告并不存在损失问题，原告也未实际产生损失。原告与答辩人签订了经营期限为10年的经营合同，被告与第三人缴纳了82.5万元转让款，而3个月房租的短暂逾期，相比本案10年经营期限、被告与第三人为履行本合同投入近100万元来说，原告应当给与被告宽限期，原告依据《门面租赁合同》来解除租赁合同，就违反了《门面转让合同》对经营期限为10年的约定，根据公平原则，原告也存在过错。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第三人范军红述称，我们欠缴原告租金，门面也已经关门2、3个月，原告要我们搬东西走，我不要这些东西，与合伙人唐蒙商量，但唐蒙一直没有回复。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经审理查明，朱小林系长沙市雨花区红旗区第2片商店109室（建筑面积36.4平方米）业主。2012年7月，原告朱芳芳租赁该场地开立“客官请进”粉面馆，装修时加建违章建筑形成66平方米左右的店铺面积，办理了个体工商登记。2013年5月，朱芳芳打通了109号房间与案外人周孝全所有的红旗区××栋××房××平方米），形成约128平方米左右的整体空间。范军红受雇于朱芳芳在“客官请进”粉面馆工作。朱芳芳因身体原因转租门面，2013年12月25日，朱芳芳（合同首部甲方）与唐蒙（合同首部乙方）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朱芳芳、朱小林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唐蒙和第三人范军红在合同尾部乙方处签名。合同约定：甲方将“客官请进”店铺以800000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合同期限为10年，转让物品包括设备、餐具及材料，起始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至2023年12月25日止，合同期内乙方拥有转让权。当天，唐蒙、范军红与朱小林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约定唐蒙、范军红租赁朱小林所有的面积约为66平方米的门面，租赁期限为10年，从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租金为：2014年至2015年为9000元／月，2016年开始每年租金递增4%。2014年5月，范军红与唐蒙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因范军红、唐蒙共同以800000元的价格受让了朱芳芳经营的“客官请进”店面，其中，唐蒙出资60％，范军红出资40％，受让期限为10年，为了便于经营管理，由范军红将其40％的股份承包给唐蒙，承包期限为3年，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承包费为8000元／月。唐蒙与范军红分期支付了80万元店铺转让费，2014年5月11日，朱芳芳与唐蒙、范军红签订《补充合同》，确认店铺转让费全部付清，约定门面租金由原来的4%改为5%。唐蒙在经营中添置了部分营业中需要的设备。2014年7月24日，唐蒙对店铺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但仍一直用“客官请进”的招牌进行经营。唐蒙自2016年1月1日起由于经营困难拖欠租金，于2017年1月1日起关门停业。期间，朱芳芳、朱小林主动寻找、联系接手店铺的经营者，转让价值从400000元降至200000元，但因唐蒙未配合而未实现店铺再转让。在此情形下，朱小林无法收回店铺租金，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于2017年3月23日清点店内物品设施另行租用场地保存，承担搬运费1440元、换锁费120元、自2017年4月8日至7月下旬的租金8400元。朱小林在催唐蒙取走该批物品未果后，自述将该批物品作废品处置。朱小林将案涉门面另租他人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自2017年5月1日起将第一个合同年度租金约定为14200元／月，减免租金15天。朱小林于2017年3月31日向本院起诉唐蒙及范军红，本院以(2017)湘0111民初2004号受理朱小林与唐蒙、范军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2004号判决，该案审理查明:朱小林系红旗区2片商店109号房屋所有权人，2013年12月25日，朱小林与唐蒙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唐蒙租赁该房屋作为餐饮经营，租赁期限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范军红后在该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处补充签名，且其确认系与唐蒙合伙经营及共同租赁该房屋。2014年5月11日，范军红、唐蒙与朱小林的女儿朱芳芳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门面租金由原来的4％改为5％。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范军红、唐蒙均按约向朱小林支付租金至2016年11月30日，后因经营困难未支付租金，且未支付2016年1月1日起的递增租金部分。双方因拖欠租金产生纠纷，因催讨租金未果，朱小林于2017年3月20日自行收回涉案房屋并另行出租他人。该案判决认为，范军红、唐蒙拖欠租金构成违约，故判决确认朱小林与范军红、唐蒙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并由范军红、唐蒙向朱小林支付截至2017年3月20日欠付的租金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原告代唐蒙向案外人周孝全支付了2017年1月至3月的租金7800元。唐蒙认为朱芳芳、朱小林未按《店铺转让合同》承诺保证其享有10年店铺使用权构成违约，应退回剩余年限的店铺转让费，向本院起诉，本院以（2017）湘0111民初3042号受理唐蒙诉朱芳芳、朱小林及第三人范军红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3042号判决，该案经审理查明:朱芳芳曾系长沙雨花“客官请进”面粉馆的个体经营业主，该面粉馆的经营场所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号门面，朱小林系朱芳芳的母亲，也系该门面的房屋所有权人。2013年12月25日，朱芳芳与唐蒙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朱芳芳、朱小林均在合同尾部的甲方处（即转让方）签名，唐蒙、范军红均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即受让方）签名。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客官请进”店铺以80000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合同期限为10年（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转让物品包括设备、餐具及材料。当天，唐蒙、范军红还与朱小林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合同签订后，唐蒙出资480000元、范军红出资320000元共计80000元向朱芳芳支付了店铺转让费。2014年7月24日，唐蒙对店铺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但仍一直使用“客官请进”的招牌进行经营。后因经营困难，唐蒙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拖欠租金，朱小林催讨租金未果，于2017年3月20日将店铺房屋及店内物品设施一并收回。该判决认为，朱芳芳、朱小林均系《店铺转让合同》实际参与人及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朱小林解除《门面租赁合同》，导致《店铺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店铺转让费主要是为取得所转让店铺10年的经营权所支付的对价，原告及第三人仅经营3年零3个月即解除了合同，两被告应将原告及第三人解除合同后实际未经营的经营权对价予以返还。朱小林在收回店铺门面时也一并收回了门面中的设备设施，且该部分物品价值较小，综合合同实际履行的期间，本院酌定两被告应退还原告及第三人店铺转让费520000元。因第三人未提出主张，本院只处理原告应得的60%部分”“合同解除的基础原因在于原告和第三人违约，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和第三人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但两被告未主张该诉求，本案不予处理”，判决确认唐蒙、范军红与朱芳芳、朱小林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并由朱芳芳、朱小林向唐蒙退还店铺转让费312000元。朱芳芳、朱小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湘01民终716号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芳芳、朱小林不服二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湘民申2891号裁定“驳回朱芳芳、朱小林的再审申请”。唐蒙于2019年7月1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另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2017）湘0103民初2699号立案审理的原告范军红（反诉被告）与被告唐蒙（反诉原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判决，限唐蒙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范军红支付承包费96000元及逾期利息4800元。唐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2018）湘01民终1106号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芳芳、朱小林因其所遭受损失要求唐蒙赔偿，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各方主体信息资料、举证与书面说明、质证意见、庭审陈述，以及相关案件判决文书及案卷材料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朱芳芳、朱小林与唐蒙、范军红之间在履行《门面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合同》过程中形成纠纷，起因为唐蒙经营困难、欠付租金，唐蒙与范军红将店铺关门停业近3个月放任不管，未积极止损、造成损失扩大，至2017年3月23日，朱小林召集唐蒙与范军红等人将店铺设施设备清理搬出时，《门面租赁合同》《店铺转让合同》已实际解除，本院(2017)湘0111民初3042号生效判决确认唐蒙、范军红与朱芳芳、朱小林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并按10年年限平均计算店铺转让使用费，判由朱芳芳、朱小林按唐蒙出资比例退还其剩余年度的店铺转让费312000元。几年来，各相关主体间因门面租赁叠加店铺转让纠纷提起多个诉讼。本案被告关于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抗辩主张，与原告一直寻求司法救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以采纳。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637504元的诉请由4项组成，关于①项，原告为唐蒙与范军红实际垫付案外人周孝全租金7800元，唐蒙应向原告承担60%偿付责任，原告该项诉请中应由唐蒙承担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②③④项，已生效的(2017)湘0111民初3042号判决确定了相关事实与法律责任，将店铺转让合同解除的基础原因归因于唐蒙及范军红违约，朱小林、朱芳芳有权要求原告和第三人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以朱小林、朱芳芳未主张诉求未予处理，判决由朱芳芳、朱小林共同承担向唐蒙退还店铺转让费312000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唐蒙与范军红从原告处受让案涉店铺进行经营后，唐蒙与范军红达成由唐蒙承包经营的协议，唐蒙与范军红因经营不善拖欠原告朱小林租金，又消极行使店铺再转让权利并长期关店停业，导致各方主体的损失不断扩大，引发多重纠纷，至原告不得不采取将店铺内设施设备和物品搬离，腾空店铺另租他人的方式止损，彻底丧失店铺的再转让的价值，而原、被告与第三人在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时，未考虑和约定因被告与第三人责任导致解除《店铺转让合同》时，唐蒙与范军红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法律责任为基础，确定原告因被告违约导致的主要损失来自于案涉店铺再转让价值灭失，案涉店铺彻底失去再转让价值的主要责任在于唐蒙与范军红，根据本案诉讼各方的庭审陈述，参考市场价格，本院酌定该项损失为300000元，唐蒙与范军红共同对该项损失负主要责任承担70%赔偿责任，唐蒙按承包经营出资比例承担共同责任中的60%。朱小林与朱芳芳未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方式止损，对案涉店铺丧失再转让价值的损失自行承担30%责任，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的超出部分不予以支持；唐蒙与范军红的消极作为导致原告承担门面换锁费120元、搬运费1440元、租房存放物品三个半月产生租金8400元等损失共计9960元，应由唐蒙负责赔偿60%责任，原告在该范围内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案涉店铺装修费损失70000元应包含在店铺再转让损失内，不再重复计算，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以支持；关于店铺内物品灭失的损失，唐蒙因经营不善自行关店停业，唐蒙与范军红未妥善行使相关合同权利，亦未履行合同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唐蒙与范军红实际参与了店内设施设备和物品的清理，但对后续处置持消极放任态度，应承担相关设施设备和物品灭失的大部分责任，而原告在清理搬出店铺内设施设备和物品后，未有效组织各方进行价值评估和合理处置，亦应承担少部分责任，而因唐蒙与范军红应予赔偿的大部分责任一并纳入店铺丧失转租价值的损失之内，原告向被告索赔店铺内物品灭失丧失依据，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与下一任租客签订合同时免租金装修期，造成15天租金损失7100元的诉请，被告辩称原告自愿给予免租金装修期，与被告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补偿责任，该辩称意见符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付原告朱芳芳、朱小林垫付租金损失4680元（7800元×60%）；二、被告唐蒙于本判决书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朱芳芳、朱小林店铺再转让损失126000元；三、被告唐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朱芳芳、朱小林实际损失5976元（9960元×60%）；四、驳回原告朱芳芳、朱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88元，由被告唐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红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丽娜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