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1民终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伟铎，男，1994年2月5日，汉族，住潮州市枫溪区×××××××××××，公民身份号码：445××××××××××××335。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干勇，广东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鸿驰，广东摩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哲伟，男，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3。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佳静，广东建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松坤，广东建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苏树波，男，198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枫溪区石桥佘厝石埕8号，公民身份号码：445××××××××××××310。上诉人邱伟铎因与上诉人周哲伟、原审第三人苏树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伟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干勇、苏鸿驰，上诉人周哲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佳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苏树波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伟铎上诉请求：1.撤销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9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支持邱伟铎原审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判令周哲伟返还邱伟铎人民币95000元及上述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其中20000元自2019年5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75000元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哲伟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第5页，周哲伟自认苏树波可以使用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和支付宝账户，即苏树波拥有周哲伟名下支付宝的收款码及账户；一审判决书第7页，周哲伟自认通过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622××××××××××742收取部分案涉费用75000元；且邱伟铎提交支付宝账户[收款方为：J.S（*哲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可以认定该支付宝账号为周哲伟名下的支付宝账号。周哲伟辩称该支付宝账户并非自身名下的支付宝账户，并未能提供自身名下支付宝账户于2019年5月8日的账单，且原审中周哲伟提供的支付宝账户并非由周哲伟身份证注册的支付宝账户，同时也未能提供案涉期间（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本人名下的支付宝账户交易记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周哲伟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邱伟铎认为一审法院有部分事实（邱伟铎于2019年5月8日通过周哲伟名下的支付宝账号向周哲伟转账案涉收购费用20000元）认定有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哲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邱伟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周哲伟应返还75000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利息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邱伟铎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有转账到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却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转给周哲伟的。根据周哲伟及苏树波均确认邱伟铎向周哲伟名下银行账户的转款是属于邱伟铎向苏树波支付款项这一事实，可以高度盖然的认为该笔款项是转给苏树波而不是转给周哲伟的。其次，从邱伟铎提供的证据来看，邱伟铎向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是一次性转款人民币135000元，但其自述其中的60000元是支付给苏树波的，另外的75000元才是支付给周哲伟的。既然其中的60000元可以是支付给苏树波的，也由苏树波管理和支配了，那么为何同时进账的75000元就不能认定是支付给苏树波的呢？因此，一审判决仅以款项到了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就认定其有返还的义务，是非常滑稽的。再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周哲伟与邱伟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从邱伟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苏树波的询问笔录反映的事实来看，邱伟铎与苏树波间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可见，邱伟铎因为苏树波涉及其他案子被刑拘，才捏造了周哲伟与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实，邱伟铎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以要求周哲伟返还75000元。2.周哲伟向苏树波出借银行卡账户，并没有取得邱伟铎的款项，而苏树波已经承认是其使用周哲伟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因此，即使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有收到款项，周哲伟的行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邱伟铎在一审时自称是由于委托周哲伟收购成都呷呷科技有限公司才将75000元转账到周哲伟名下的账户，但是其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周哲伟一审时陈述其并不认识邱伟铎，与他也无任何联系，因此邱伟铎陈述与周哲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无法成立，因委托代理而向周哲伟转款75000元就不可能是事实。其次，从现有证据可以得知的事实是：苏树波一直有跟邱伟铎联系，而且他们间确实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且苏树波陈述其与邱伟铎存在业务往来，由于其在银行征信系统被列失信不能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便借用了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由此，虽然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有收到邱伟铎的转款，但是支配及使用该款项的人是苏树波，而且同时转入的款项135000元中的60000元，不论是苏树波还是邱伟铎，均承认是转给苏树波的。因此，不能仅以邱伟铎把款转入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就认定周哲伟取得了财产利益。其次，由于苏树波与邱伟铎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涉案款项也是在苏树波与邱伟铎微信聊天过程中确定转款金额及事实，那苏树波使用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取收购费用属于有合法依据，因此，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代收了邱伟铎向苏树波支付的款项并不属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邱伟铎的诉讼请求。对邱伟铎的上诉，周哲伟答辩称：除坚持上诉意见外，当庭补充如下：周哲伟并未收到邱伟铎通过支付宝转账的2万元，邱伟铎提供的收款支付宝账号并不是周哲伟的支付宝账号。周哲伟已经在一审向法庭提交了其经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情况以及2019年5月8日的交易情况，并没有邱伟铎提及的2万元转账，周哲伟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且正如邱伟铎所说的，支付宝账户是唯一性的，既然周哲伟已经有一个经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就不可能存在另一个周哲伟的账号收取邱伟铎支付宝转账2万元。综上，周哲伟并没有收到2019年5月8日邱伟铎转账的2万元，故其要求我方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对周哲伟的上诉，邱伟铎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苏树波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邱伟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哲伟返还邱伟铎95000元和该款的利息损失（其中20000元自2019年5月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75000元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1日，邱伟铎通过手机银行向周哲伟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2××××××××××742的账户转账135000元。对于该笔转账，邱伟铎主张其中金额75000元系本案用于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款项。同时，邱伟铎提交微信个人信息（其中，名字为：潮播-邱伟铎；微信号为：x2992441）、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对象的昵称为：苏树波；微信号为：Hua-ec；聊天内容中提及的支付宝二维码的收款方为：J.S（*哲伟）]、支付宝账单详情（其中，收款方为：J.S；收款金额为：20000元）及回单详情（其中，转账金额为：135000元；收款方的户名为：周哲伟，账号为：622××××××××××742；付款方的户名为：邱伟铎），主张发生以下事实：2018年开始，邱伟铎注册经营潮州市潮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苏树波所经营的广州商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潮播App软件，后来了解到经营网络平台需要办理网络经营许可证，但是当时潮州市潮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符合办理条件，苏树波告知周哲伟可以帮邱伟铎收购拥有网络经营许可证的公司。所以，邱伟铎委托苏树波跟周哲伟商谈，让周哲伟代邱伟铎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5月8日，周哲伟通过苏树波的微信告知邱伟铎其已经谈妥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宜，让邱伟铎将预付款20000元转到周哲伟名下支付宝账户；2019年5月21日，周哲伟通过苏树波的微信告知邱伟铎将尾款75000元转到周哲伟的账户。为此，邱伟铎于2019年5月8日通过支付宝转账、于2019年5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周哲伟交付20000元和135000元（该135000元中75000元为案涉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款项）。在2019年5月23日之前，邱伟铎与周哲伟之间都没有直接联系，双方的联系均是通过苏树波进行沟通。因周哲伟收款后没有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邱伟铎遂于2019年7月11日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因苏树波被羁押于潮州市看守所，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2日到潮州市看守所对苏树波进行询问。苏树波述称，邱伟铎起诉的事实不成立。2019年5月8日前，邱伟铎委托苏树波为其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同时，双方约定收购费用为95000元。因在银行征信系统被列失信不能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苏树波便借用周哲伟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收购费用为95000元分为2次收取。邱伟铎提交的转账只能证明上述款项转到了周哲伟的账户，不能证明转给周哲伟本人；同时，邱伟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上述转账的沟通过程，都是苏树波通过其微信号为：Hua-ec与邱伟铎进行交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周哲伟辩称与苏树波合作经营广东跨淘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苏树波负责该公司的财务，因此，苏树波可以使用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和支付宝账户。开庭后，周哲伟又辩称其没有提供支付宝账号交苏树波使用，邱伟铎提交的支付宝账户[收款方为：J.S（*哲伟）]不是周哲伟名下支付宝，其名下支付宝于2019年5月8日没有收到过邱伟铎的20000元;同时，周哲伟提交其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2××××××××××742的账户交易明细，辩称苏树波收到邱伟铎的转账135000元后已把该款转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之一：邱伟铎与周哲伟是否成立关于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邱伟铎主张其通过苏树波与周哲伟商谈，委托周哲伟代邱伟铎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此，周哲伟、苏树波均有异议。周哲伟辩称其不认识邱伟铎，更未曾与邱伟铎有过任何交往。苏树波述称，邱伟铎委托苏树波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苏树波系借用周哲伟的银行账户分2次收取案涉收购费用9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之规定，邱伟铎与周哲伟若达成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邱伟铎应对其主张与周哲伟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邱伟铎仅提交其与苏树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其与周哲伟达成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对此，周哲伟也予否认，因邱伟铎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有效地证明其与周哲伟之间有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对邱伟铎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故应认定邱伟铎与周哲伟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本案焦点之二：邱伟铎是否通过周哲伟名下的银行账户和支付宝账户向周哲伟转账案涉收购费用95000元？邱伟铎主张其于2019年5月21日通过手机银行向周哲伟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2××××××××××742的账户转账135000元，其中金额75000元系案涉款项。对此，周哲伟和苏树波均无异议，且有邱伟铎提交的回单详情和周哲伟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佐证，故对上述事实，证据充分，予以确认。邱伟铎主张其于2019年5月8日通过周哲伟名下的支付宝账户向周哲伟转账20000元。对此，周哲伟有异议，辩称邱伟铎提交的支付宝账户[收款方为：J.S（*哲伟）]不是周哲伟名下支付宝，其名下支付宝于2019年5月8日没有收到过邱伟铎的20000元。因邱伟铎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提交的支付宝账单详情中2019年5月8日交易金额为20000元，收款方为：J.S的转账对象确为周哲伟，故对邱伟铎的上述意见，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焦点之三：邱伟铎通过周哲伟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2××××××××××742的账户转账的案涉收购费用75000元，应如何处理？周哲伟、苏树波均一致认为系苏树波借用周哲伟的银行账户收取案涉收购费用；经法院询问，邱伟铎不同意追加苏树波为本案被告；故苏树波与周哲伟相互之间的关系及权利义务等，在本案不能一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之规定，邱伟铎与周哲伟之间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而邱伟铎已向周哲伟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2××××××××××742的账户向周哲伟转账案涉收购费用75000元，且周哲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根据金融管理法规的相关规定规范地管理、使用其银行账户，因周哲伟通过银行账户收取邱伟铎的收购费用75000元没有合法根据，现邱伟铎请求周哲伟返还75000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利息损失，请求合法，予以支持。对邱伟铎请求超过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周哲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还邱伟铎75000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二、驳回邱伟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邱伟铎负担500元，周哲伟负担167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邱伟铎以周哲伟没有按双方口头协议的约定为其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而收取邱伟铎的收购费用95000元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主张周哲伟返还该款及利息，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周哲伟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周哲伟返还邱伟铎75000元是否正确？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相关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分析如下：首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邱伟铎与周哲伟就委托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磋商或达成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邱伟铎委托苏树波与周哲伟协商委托收购事宜。邱伟铎自述其在支付第一笔款20000元之前并不认识周哲伟，在此情况下，邱伟铎主张其与周哲伟之间达成委托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口头协议并向周哲伟支付收购费用，明显不合常理。其次，一审中苏树波已承认是邱伟铎委托苏树波收购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在银行征信系统被列失信不能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苏树波便借用周哲伟的银行账户进行收款，收购费用为95000元,分为2次收取。从现有证据看，邱伟铎是按苏树波的指定向周哲伟名下的账户转账，其转账的用途是作为成都呷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费用，是履行委托合同的行为，并非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第三，邱伟铎和苏树波均认可2019年5月21日邱伟铎一次性向周哲伟的银行账户转账135000元中有60000元是支付给苏树波的其他费用,这印证了苏树波确有借用周哲伟的账户收取款项的事实。因此，仅凭邱伟铎向周哲伟名下的账户转账的事实并不足以认定转账款被周哲伟收取和占有。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邱伟铎与周哲伟存在委托收购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周哲伟对案涉款项获得利益。现邱伟铎主张周哲伟存在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周哲伟存在不当得利而判决周哲伟返还邱伟铎75000元错误，应予纠正。至于苏树波与邱伟铎是否成立有效的委托收购合同关系、苏树波是否按双方之间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周哲伟将个人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的行为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权利人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邱伟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周哲伟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2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邱伟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50元，均由邱伟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邱伟铎已预交2175元，邱伟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周哲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萍审 判 员  刘创丰审 判 员  李照雄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张晓霞书 记 员  苏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