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1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晨，男，1989年11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潇帅，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婧，女，1988年11月12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汉德，邹平敬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应震，邹平敬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耿晨因与被上诉人王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3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晨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36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诉状中陈述“耿晨因经营需要资金260000元进行周转，我同意后向耿晨转款”，根据被上诉人的该陈述，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就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无法证实借贷事实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被上诉人却以不当得利起诉，将其举证责任推给了上诉人，让上诉人来解释“受益合理性”，被上诉人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达到其目的的行为，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属于虚假陈述和欺诈诉讼的范畴，不应得到法庭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院在面对当事人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时也应当谨慎审查双方是否另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因为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不当得利确定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审理基础法律关系，然后才能确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针对本案涉及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之父王世孝曾于2020年5月20日向邹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及与上诉人之父耿雷承担不当得利的还款责任，诉状中自认“因《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履行，耿雷收取保证金260000元，该款项是原告通过王婧的网银账户支付被告耿晨，实际系原告资金”，可以确认260000元为王世孝所有，且为《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履行而向耿雷支付。该案为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1755号案件，后2020年7月20日被上诉人父亲王世孝撤回起诉。同日，被上诉人称该资金为自己所有，陈述“耿晨因经营需要资金260000元进行周转，我同意后向耿晨转款”。否认被上诉人之父王世孝陈述事实。针对这笔款项，两起案件有着截然不同的主体及陈述，需要综合分析本案。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相识的情况下，出借巨额资金且未索要收据，明显违背常理；其次，王世孝自认为《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履行而向耿雷支付保证金260000元事实；第三，案外人王玉海在大坑复垦施工的工资由王世孝支付，后在大坑复垦施工过程中死亡，王世孝支付赔偿款的事实，结合郝子祥电话录音中陈述事实，可以看出，王世孝实际履行《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并支付260000元保证金为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却未综合考虑以上事实，未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认定，审查案件是否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便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问题。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法院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仅提供转账记录，该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事实为不当得利。相反，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260000元正是协议约定的保证金，针对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否认。本案中上诉人提交证据相互印证，法律关系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毫无法律依据的个人转账行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为不当得利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特依《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王婧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与答辩人不当得利一案，涉案款项26万元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中上诉人不认为该款是借款，但是认可收到了答辩人的款项。既然上诉人不认可与被上诉人间的借贷关系，那么取得答辩人涉案款项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没有合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取得答辩人的款项系不当得利与法有据，判决正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废弃大坑复垦协议”以此来用于证明涉案款项取得合法性和事实依据，显然不妥。上诉人提交“废弃大坑复垦协议”中既无上诉人也无答辩人，该协议与本案案情无任何关联性。且被上诉人及答辩人也不是该协议中的任何一方。该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上诉人返还涉案借款并无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耿晨占有原告资金260000元；2、判令被告耿晨返还原告资金26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婧与耿晨不相识。王玉海系王婧之父王世孝的朋友。王婧于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22日通过案外人王玉海（已死亡）分别向被告转账100000元、160000元，共计260000元。2019年5月份王玉海因事故死亡后，王婧之父王世孝于2019年5月20日按不当得利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该款260000元，王世孝于2019年7月20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20)鲁1626民初1755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回起诉。王婧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由王婧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耿雷提供的（2020)鲁1626民初175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耿晨认可收到王婧两次转账260000元，该事实清楚，其辩称，该款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并提供了耿雷（被告之父）与案外人郝**监管方王玉海（已死亡）签订的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及承诺书各一份，欲证明该260000元系废弃大坑复垦协议中记载的款项，但该两份证据均无王婧、耿雷的签名，且废弃大坑复垦协议约定郝**支付保证金及其他费用260000元，与本案原被告无关；承诺协议书载明，王世孝（王婧之父）因王玉海死亡代郝**垫付抚慰金，亦与本案无关，其辩称的理由，无法让人信服，故不予采信。耿晨收到的王婧两次转账260000元，因王玉海的死亡，对王婧诉称耿晨借款260000元的事实，被告不予认可，无其他证据证实，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耿晨不能证明其收取王婧的260000元系基于相应基础法律关系,其获取案涉款项无法律根据,且造成王婧的财产损失,故耿晨取得案涉款项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耿晨还辩称，该款系案外人郝**向耿雷（被告之父）支付的废弃大坑复垦协议的复垦保证金，但本案原被告并非废弃大坑复垦协议的当事人，因合同具有相对性,废弃大坑复垦协议对原被告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涉及的系耿雷（被告之父）与合同相对人郝**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耿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婧现金2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00元，由被告耿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一份，用以证明王世孝雇佣王玉海在废旧大坑从事劳动并支付给王玉海2930元的劳务费，王世孝是废旧大坑复垦协议的实际履行方；证据二增值税电子发票一份。证明电话号为137××××7788的所有人为郝子祥，与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通话的相对方为郝子祥。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该电子凭证反映不出案外人王世孝与王玉海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也不能证明案外人王世孝是废旧大坑复垦协议中的实际履行人，只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对证据二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证明的观点，只是一张电子发票，没有相关录音资料及机主本人出庭证实。上诉人申请王玉海的女儿王飞越出庭作证，其陈述废旧大坑复垦是王世孝干的，2019年5月12日其父亲王玉海给他平垃圾的时候掉坑里去世，王世孝找其父亲王玉海给他推垃圾到大坑里，一车10元。被上诉人对于证人证言有异议，称该证言不足以证实复垦协议的履行义务方是王世孝。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无异议，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王飞越的证言，因其与上诉人有亲戚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该款项不应当作为不当得利款判决返还，理由：首先，在另案中，被上诉人的父亲王世孝曾起诉过上诉人及其父亲耿雷、案外人郝子祥，在诉状中明确说明本案款项是基于案外人郝子祥与上诉人父亲耿雷之间的合同所支付的保证金，由本案被上诉人转账给了上诉人。根据王世孝在另案的起诉，能够证实本案款项的转账是基于废旧大坑复垦协议的履行，即本案的转账，并非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而进行。上诉人受领该款项是基于合同行为。至于王世孝并未作为合同当事人在协议中签名，其为何让其女儿转账支付保证金，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其次，被上诉人一审诉称“我父亲的好友王玉海找我，其亲戚耿晨因经营需要资金26万元进行周转，我同意后按照王玉海给的账户”转给耿晨，“转款后多次向被告及王玉海索要借条及借款，至今未返还”。据此，根据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主张其转账系基于与王玉海或耿晨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称本案款项系基于废旧大坑复垦协议而交纳的保证金，为此提交了该协议，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相对方应交纳26万元，而王世孝在另案起诉时，也主张26万元的转账是基于案外人郝子祥与耿晨父亲耿雷签订的协议而交纳的。上诉人称王世孝为该协议的真正合同相对方，并提交了案外人郝子祥的录音。本院认为，王世孝是否是合同相对方及王世孝和郝子祥的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现上诉人已进行了抗辩并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受领涉案款项的合同依据，完成了其为反驳被上诉人的主张而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款项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产生，其应对于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被上诉人除了转账外，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其借贷的主张，为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以上，一审法院基于不当得利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36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婧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乃群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亚茹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