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6701号原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法定代表人：郭现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耀龙，男，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庆平，男，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被告：北京澳泰华煤电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东河沿乙7号楼303室。法定代表人：崔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洪涛，男，北京澳泰华煤电装备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机公司）与被告北京澳泰华煤电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泰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州重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耀龙、曹庆平，被告澳泰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洪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州重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所欠货款24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4年8月6日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7月23日，原、被告签订《大型设备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相关设备，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至今仍欠原告货款245万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拒绝支付。被告澳泰华公司辩称，认可与原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尾部公章是被告加盖，但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依据被告提供的设备采购合同单价下浮3%，减去实际结算金额10200元，每吨差价为1430．3元，所有货物共计5298吨，原告共欠被告技术服务费7577729．4元。目前原告尚欠被告技术服务费的金额大于245万元，请求进行债的抵销；2、涉案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如果法庭认为被告欠付原告货款，被告认为原告主张利息的标准过高，请求调整；3、涉案合同第12条约定货到之日前180日内支付90%合同价款，但被告一直未支付，原告却向被告发货，能够印证原告尚欠被告其他费用；4、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被告于2013年8月收货，余款应在2014年8月付清。2016年6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询证函，即使询证函代表被告同意付款，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截至原告2019年7月10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已经超过3年。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23日，原告（出卖人）与被告（买受人）签订《大型设备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标的为掘进机1台，价格245万元，交提货时间2013年8月5日。结算方式为货到之日前180天内付合同额的90%，余款一年内付清。被告于2013年8月收到掘进机。2016年6月30日，原告当面向被告发送《往来款询证函》，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单洪涛在《往来款询证函》上签名。该询证函载有：“截止日期2016年6月30日，贵公司欠245万元。本函为复核账目之用，并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单洪涛于“数据证明无误”下方签字。庭审中，单洪涛表示“之所以签字是因为当时和原告法定代表人一起吃饭，他说为了应付上市公司的财务检查，所以就签了”。2020年9月，被告法定代表人由单洪涛变更为崔潞。2019年7月10日，原告向单洪涛邮寄律师函催收245万元货款。快递单显示原址查无此人，电话拒收。单洪涛认可快递单显示的地址和电话均正确，但称记不清是否接过电话。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向本院再次提交《询证函》，载有：“感谢贵公司长期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与合作，为了保证与贵公司往来款项的准确和完整，现与贵公司进行往来款项核对，请予协助为感。截止日期2019年8月5日，贵公司欠245万元。现提请贵公司对上述往来款项进行核对和确认，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数据相符’处盖章确认；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询证函》左下方“数据相符”处有被告公司盖章。被告认可是其公司公章，但称从未收到该份询证函。《询证函》落款未署日期，原告称于2019年8月向被告邮寄，但无法提供快递单。2011年11月原告盖章的《签订购销合同委托书》（以下简称《委托书》）载有：“林州重机公司委托单洪涛代表林州重机公司与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签订中部液压支架160架（重量30吨）、过渡液压支架12架（重量31．5吨）、端头液压支架2套（重量60吨）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格式以招标单位山西佰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标准为准。签订购销合同的价格与金额以林州重机公司中标价格下浮3%为准，林州重机公司与澳泰华公司实际结算金额为10200元/吨（不锈钢阀另计），购销合同金额中多余部分由林州重机公司与以服务费或其他费用的方式支付给澳泰华公司，并由澳泰华公司向林州重机公司开具发票。”2011年10月招标人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向林州重机公司发送的《中标通知书》记载中标价为6346．74万元。2011年12月，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约定：产品名称、数量及金额：液压支架160架共计5755．2万元、过渡支架12架共计453．22万元、端头支架2套共计143．88万元，以上合计6352．3万元。被告据此认为原告委托单洪涛与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6352．3万元，其中多余部分由原告以服务费或其他费用的形式支付给被告，计算方式为：《设备采购合同》记载单价11990元，《委托书》记载下浮3%、单价10200元，11990元乘以97%减去10200元，单价差额为1430．3元，所有货物共5298吨，1430．3元乘以5298吨为7577729．4元。原告认为《委托书》的款项已于2011年11月28日向被告支付300万元，且《设备采购合同》已经暂缓执行，并提交《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予以证明。《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有如下记载：“1、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按合同条款规定预付林州重机公司2500万元，林州重机公司已生产样机并投部分材料。由于雄山二矿煤层开采方案重新设计，故支架供货时间不能确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合同暂缓执行，但仍然有效……；3、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同意将2011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液压支架购销合同预付款中的2500万元用于常蒋煤业的预付款。”原告认为被告应返还其支付给被告的300万元，并称曾向被告口头要求返还，但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认为《委托书》及《设备采购合同》实际仍在履行。庭审中，原告主张曾口头向被告主张过本案款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事实，有《大型设备买卖合同》《中标通知书》《往来款询证函》《询证函》《委托书》《设备采购合同》《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大型设备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主张债的抵销是否成立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主张的债的抵销是否成立。被告主张依据《委托书》《设备采购合同》及中标书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享有7577729．4元债权，并主张债的抵销；原告认可已于2011年向被告支付300万元，但称《设备采购合同》已经暂缓执行并提交《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委托书》记载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费用是基于《设备采购合同》，但根据在案证据无法查明《设备采购合同》后续是否实际履行，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债的抵销不予支持。若被告有证据证明《设备采购合同》实际履行完毕，可另案主张。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原告于2013年8月收到掘进机，依照《大型设备买卖合同》的约定，被告应于2013年8月之前支付90%货款，2014年8月之前付清余款，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最晚为2014年8月底。即使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往来款询证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算，2019年7月1日诉讼时效亦已经过。2019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催款，但被告并未做出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不能重新起算；其次，被告于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5日的《询证函》上盖章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经本院审阅《询证函》记载的内容，认为该《询证函》没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在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情况下，不产生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效力，不存在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问题。故本院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22元，由原告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子豪书 记 员  邱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