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112民初3541号 原告高启祥，男，194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委托代理人李**，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081200045，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被告高福生，男，198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被告黄坤坤，男，198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被告吴朝霞，女，199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第三人吴志平，男，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三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开友，系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1081100309，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原告高启祥诉被告高福生、黄坤坤、吴朝霞恢复原状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追加吴志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启祥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被告高福生、黄坤坤、吴朝霞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开友、第三人吴志平的委托代理人吴开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启祥诉称，由于原告离开原住处到贵阳生活多年，被告高福生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3年7月2日将原告位于乌当区名为“山帽山”承包地，土地证上登记为“田坝”一栏中的部份承包地（实际是同一承包地）转让给被告黄坤坤、吴朝霞夫妻建房。近几年来原告多次找村、镇组织协调未果。被告高福生家的承包地是在现乡公路坎下,其转让的是原告的承包地，被告高福生在此地并没有一分承包地，三被告的行为对原告己构成侵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再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为此，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高福生（甲方）与被告黄坤坤（乙方）于2013年7月2日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2、被告高福生、黄坤坤和吴朝霞将侵占的承包地恢复原状；3、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被告高福生、黄坤坤、吴朝霞共同辩称，一、本案原告诉请恢复原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土地应该在修建贵开二级公路时已被征占，土地已不复存在，之后贵开路征占部分的土地未使用部分，原告已转让给代玉富和蒋多平二人，其中代玉富再次将得来的土地转让给陶光景，另转让部分给赵菊，蒋多平从高启祥处流转的土地再次转让给黄忠群，现还剩余两间空闲土地，原告主张的土地在该地块已不存在；二、原告的诉讼行为存在虚假恶意诉讼，其主张的权益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对被告因诉讼造成的困扰、耽误的时间进行赔偿；三、原告已从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羊昌镇政府）多次反映后，羊昌镇政府作出了处理意见，因原告不服该处理意见，向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乌当区政府）申请复议，虽然乌当区政府撤销了羊昌镇政府的处理意见，但撤销的理由是原告主张的土地权属争议已经不存在，该土地已改变了使用性质，不属于政府处理范围之内而被撤销，并非是羊昌镇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存在程序和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因此，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吴志平的陈述意见与三被告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启祥在1998年9月5日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取得了贵阳市乌当区“田坝”、“长滩河”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高福生母亲孙崇惠（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为：孙从慧）在1998年9月5日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取得了贵阳市乌当区金山寺地块1.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四至为：上抵高吉祥田坎，下抵邵玉方田坎，左抵沟0.5ｍ，右抵高吉祥田坎，四至上所写“高吉祥”即本案原告高启祥。2013年9年5日，孙崇惠因卧病在床，无钱治病，便委托被告高福生将金山寺地块的1.6亩土地中的部分宅基地对外流转，流转资金用于孙崇惠治病及家庭生活开支等。被告黄坤坤（小名黄坤）系复员退伍军人，由于退伍回乡时在乌当区无住房，于2013年7月2日于被告高福生经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将孙崇惠承包的金山寺地块的宅基地两间转让给被告黄坤坤，双方签订了《宅基地转让协议》，约定四至为：前抵公路，后抵群众小路，左抵群众行路，右是和高云秋的基础共用。2013年9月5日，被告黄坤坤支付了高福生约80㎡的宅基地转让款220800元。之后被告黄坤坤在取得的该处宅基地上，再加上其从案外人高云秋处转让的地基，从案外人代明忠处转让的自留地及案外人俞金富赠送的土地，与其妻即被告吴朝霞二人在该处断断续续建房。2016年3月，被告黄坤坤、吴朝霞以第三人吴志平（系被告黄坤坤岳父、被告吴朝霞父亲）名义取得乡字第52011220160004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原告高启祥认为被告高福生、黄坤坤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中所涉及地块属于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0.5亩“田坝”地块，因此于2017年4月15日向本院起诉被告黄坤坤、吴朝霞，要求恢复原状，后高启祥于2017年10月27日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17）黔0112民初8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其撤诉。 2018年5月30日，原告高启祥向羊昌镇政府申请土地确权，羊昌镇政府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羊府发〔2018〕41号《关于高启祥申请与孙崇惠、曹以芳土地确权处理意见》，认为：“一、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土地承包证》，在马场村田坝处承包土地，并于二轮承包土地时登记在申请人承包证上，面积为0.5亩是客观的。但二轮承包土地之后2003年修建贵开路时该地被国家征用，根据《贵开路（乌当段）》征、用地、附着物补偿兑现明细表（征、用表1-1）联络线；《贵开路（乌当段）》征、用地、附着物补偿兑现明细表（征、用表1-1）显示该地被征用，面积为1.8417亩。2012年申请人又将该地转让给代玉富、蒋多平606平方米，由此可知申请人在该处土地被征用和自己转让的面积达2.7507亩，申请存在争议的面积经申请人实地指认，勘丈面积为322.2平方米，其中，吴志平226.26平方米、廖珍荣96平方米。其征用地、转让地、争议地三项合计面积3.249亩，与《土地证》登记的0.5亩面积差距较大。并且，该组证据充分显示，申请人土地及周边相邻土地在两次征用中相继被征用，争议地块应是在已被征用土地范围内，其使用权属和使用性质已经发生变更。因此，申请人对该土地无权申请土地确权。二、调查中仅代玉富陈述申请人有一土角，很窄不能建房，其他被调查人都陈述该处土地与申请人家没有关系。申请人申请确权的土地使用权是吴志平房屋的和廖珍荣房屋各约120平方米，在吴志平房屋的和廖珍荣房屋之间，间隔黄坤坤户房屋90平方米和1.5米宽的小路，实地调查该争议地四至界限与申请人《土地证》登记并不相符。黄坤坤户建房时间为2013年，期间因未完善建房手续多次停工，至2014年才建设完工，房屋建设期间申请人与修建人之间没有发生过纠纷。村民委员会收到当事人吴志平、廖珍荣申请后，对当事人吴志平、廖珍荣申请，应该审查了相关材料才上报，有关部门收到申请人资料审核后批准他们建房。他们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登记公示时使用权转移，因此，孙崇惠、曹以芳不是适格被申请人。三、申请人陈述称:孙从慧(孙崇惠)、曹以芳的承包证上在该处根本没有承包地，申请人《土地承包证》登记位于沙帽山脚田坝承包地，四至界限:上至曹以芳土、下至孙崇惠田、左至山坡、右至河沟0.5米，就申请人陈述与《土地承包证》登记是相矛盾的。从申请人《土地承包证》和孙崇惠《土地承包证》的登记内容，显示孙崇惠、曹以芳在该处承包有土地是真实的，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其承包地(争议地点)之间存在相邻关系，因此，申请人陈述情况并不属实。四、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虽然能够相互佐证其承包地之间存在相邻关系，但是，申请人申请的争议地已经全部修建了房屋，房主也合法取得建设手续，土地已完全改变原貌，无法核准四至界线。因此，该案已不属于政府授权范围。”羊昌镇政府因此驳回申请人高启祥申请事项。高启祥不服，向乌当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2月28日，乌当区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乌府行复决字〔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撤销羊昌镇政府的上述处理意见，责令羊昌镇政府依法履职。2019年4月30日，羊昌镇政府作出羊府发〔2019〕16号《关于高启祥申请土地权属确认的处理意见》，意见如下：“一、申请人高启祥申请确权的承包土地已于2003年修贵开路时已被征收，承包土地客观事实不存在，本府不予确认；二、申请人高启祥申请确权的承包土地不属于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范围，申请人应通过其他侵权行为主张其民事权利。”原告高启祥因此于2020年7月15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如诉所请。 另查明，原告高启祥获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其有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田坝”地块共三块，本案诉争的是其中面积为0.5亩，四至为：上抵曹以芳土，下抵孙从慧（即被告高福生母亲孙崇惠）田，左抵山坡，右抵河沟0.5ｍ的“田坝”地块。2003年修建贵开路时该地块被征用，其中龙廷芳（与高启祥原系夫妻关系）被征地面积为1.8113亩、高启祥被征地面积为0.0304亩（0.0304亩获得土地补偿款508.75元），两次征地共计1.8417亩。2012年，原告高启祥又将该地块的其他土地流转给案外人代玉富、蒋多平两人606平方米，该地块的征用和流转面积达2.7507亩。 还查明，本案诉讼的同时，原告将曹以芳、赵乐亮及廖珍荣三人列为被告，认为三人之间订立《契约》中涉及的土地亦属于原告承包证上“田坝”地块中的一部分，要求确认《契约》无效，并判令三人恢复原状，案件编号（2020）黔0112民初3540号。2020年9月7日下午14时本院与相关诉讼参加人到现场进行实地查勘，因土地原貌不复存在，无法核准四至范围。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场勘查图及照片，三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委托书》、《收条》、《宅基地转让协议》、贵开路（乌当段）征用地附着物补偿兑现明细表（征用表1-1）河边征地、（2017）黔0112民初838号《民事裁定书》、乡字第520112201600048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羊昌镇政府作出的羊府发〔2018〕41号《关于高启祥申请与孙崇慧、曹以芳土地确权处理意见》及羊府发〔2019〕16号《关于高启祥申请土地权属确认的处理意见》、乌当区政府作出的乌府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争议土地平面图、现场照片、《义务兵退出现役证》、黔府办发〔2014〕43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复员退伍军人困难帮扶工作的十条意见的通知》、本院现场勘查照片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高福生经其母孙崇惠同意后，于2013年7月2日与被告黄坤坤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转让孙崇慧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金山寺”（四至为：上抵高吉祥田坎，下抵邵玉方田坎，左抵沟0.5m，右抵高吉祥田坎，高吉祥即本案原告高启祥）地块的宅基地两间给被告黄坤坤修建住房，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坤坤作为一名复员退伍军人，在退伍回乡后无房居住，存在实际的困难，系国家相关政策帮扶的困难复员退伍军人，在获得“金山寺”地块的宅基地后，又经国家相关建设规划部门许可，以第三人吴志平名义办理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取得合法的建房手续。原告高启祥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田坝”（四至为：上抵曹以芳土，下抵孙从慧（即被告高福生母亲孙崇惠）田，左抵山坡，右抵河沟0.5m）地块与孙崇慧所有的“金山寺”地块系同一地块，其要求确认被告高福生与黄坤坤之间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高启祥在争议的该块“田坝”地块的登记面积仅为0.5亩，但修贵开路时该户两次实际征收面积为1.8417亩，加上原告流转给他人的606平方米，合计面积达2.7507亩，原告所承包的该块田坝地块的土地被征收及流转面积已远远超过承包证上载明的面积，现土地原貌已经不复存在，诉争地块的四至界限亦无法核准，原告诉请三被告恢复原状于法无据，故本院对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启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高启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晓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袁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