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628民初989号 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龙大枝，男，该村主任。 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 负责人：蒋维标，男，该组组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坤（特别授权），男，贵州洲联合（锦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维标，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 原告：蒋维炎，男，1963年3月2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 被告：锦屏县启蒙镇华洞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龙召锦，男，该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巨雄（一般代理），男，1971年11月17日出生，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 第三人：锦屏县。 负责人：龙召文，男，该组组长。 第三人：姜开敏，男，1940年5月9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 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蒋维标、蒋维炎与被告锦屏县启蒙镇华洞村民委员会，第三人锦屏县、姜开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案情较复杂，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12月8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维标、蒋维炎，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坤，被告锦屏县启蒙镇华洞村民委员会负责人龙召锦，第三人姜开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蒋维标、蒋维炎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持有的1986年11月14日的《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和1984年2月7日的《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限如下》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位于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地名“便形蒋家屋背”林地一幅又叫“刚形田外”、“屋背田坝边”，几个地名系同一幅山。“四固定”时期，该幅林地由中华村中华寨（即并村以前的中华村）划分给原告中华寨便形组所有。林业三定时期，原告中华寨便形组将其划分到蒋维炎、蒋维标承包经营。1986年，原告蒋维炎、蒋维标进行抚育管理，一直没有争议。2008年，幼苗成林，被告见有利可图，就制定了《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一份和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限如下》一份，并以此为借口混争山林，让启蒙镇华洞村四组、姜开敏出面挑起山林权属纠纷。在两个划界协议上没有加盖原告中华村和华洞村的印章，也没有双方村主任的亲笔签名。协议上签字人的签名均不是本人签名，且名字签错，其本人叫“龙大钟”，而非“龙大忠”。镇政府后“杨泽波”的签名是虚假的，不是杨泽波本人签名。中华寨后的签名“龙华权”也根本不是其本人签名。启蒙镇人民政府成立于1992年，但1986年划界协议所用的信笺纸为启蒙政府成立后的信笺，从而可以推定此协议是启蒙镇政府成立后签的，不是1986年形成，是伪造的。1986年协议内容与实际不符，漏洞百出，将“启蒙乡政府”错误写成“镇政府”，将“蒋世明”错误写成“蒋智明”。两份划界协议既无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又没有上级政府的印章及来源证明，更没有合法的出处和来源，明显虚假。2014年10月27日，在被告的唆使下，启蒙镇华洞村四组、姜开敏向锦屏县政府申请对该林地进行确权。并向锦屏县政府提交了上述两个伪造的划界协议，误导锦屏县政府工作人员将“便形蒋家屋背”林地错误确权给启蒙镇华洞村四组、姜开敏所有，原告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蒋维标、蒋维炎向州政府申请复议，州政府依法撤销锦屏县政府的锦府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第三人启蒙镇华洞村四组、姜开敏不服向州中级法院起诉，州中级法院以“在行政调处、行政复议和XX诉讼期间，蒋维标、蒋维炎均未就协议的合法性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为由，撤销黔东南州府复议字[2017]65号行政复议决定。州政府不服向贵州省高院上诉，贵州省高院认为“对上述《山林划分界限》的效力存在争议依法应当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认定。”作出（2018）黔行终29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12日，黔东南州政府重新作出黔东南州府复议字[2018]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锦屏县政府的锦府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由锦屏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姜开敏不服，向州法院提起XXX诉讼。2019年6月25日，州中级法院仍以“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在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及一、二审XXX诉讼过程中，均未能提供划界协议无效、违法或被撤销的证据。”为由，撤销了黔东南州府复议字[2018]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20年4月15日，黔东南州政府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得依据启蒙镇华洞村四组、姜开敏提交的上述被告伪造的两个虚假《划界协议》，于2020年4月15日重新作出黔东南州府复议字[2020]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锦府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原告认为《1986年划界协议》、《1984年划界协议》为被告伪造，明显虚假，更严重的是其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损害原告集体的合法利益，应属于无效协议。 被告锦屏县启蒙镇华洞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应驳回起诉。林业“三定”时期，中华寨与华洞寨因山林权属发生争议，经启蒙公社（镇）组织双方对相邻界限进行调解，于1984年2月7日达成《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界如下》和1986年达成《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之后，双方按照界限协议进行管理，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无任何异议。中华寨与华洞寨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中华村民委、蒋维标、蒋维炎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中华寨与华洞寨1984年2月7日达成《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界如下》和1986年达成《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至今已经三十年，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说协议无效，那么两寨之间界限又是以什么依据来管理，请原告出示有效证据，原告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划界协议，纯属无理取闹。原告说被告炮制1984年和1986年两份协议的依据在哪里，理由是什么，请原告出具依据。签名不是本人签名也没有法律依据。龙大枝起诉两个协议属于伪造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如果是集体行为，龙大枝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中华村想推翻两个协议，是为了个人利益制造矛盾。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个协议伪造。两个协议是中华寨与华洞寨产生的山界协议，不是中华村与华洞村的协议。从原告提供的4号证据来看，启蒙镇成立时间为1984年8月1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通[1984]168号）文件批复启蒙乡改为启蒙镇，协议信笺没有伪造。 第三人姜开敏诉称：第三人的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锦屏县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2月7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签订了一份《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签订了一份《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2008年，原告蒋维标、蒋维炎与第三人姜开敏对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和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中记载的原告称为“蒋家屋背”，第三人姜开敏称为“六股山”的山林权属范围发生争议。2016年11月23日，锦屏县人民政府以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和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为依据，作出《关于对便形蒋家屋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锦府处字﹝2016﹞11号），明确争议山林界线从岩板田田角随岭破上接新田右田角，座山为向，左边林地所有权归中华寨便形组所有，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属蒋维标、蒋维炎所有；右边林地所有权归华洞寨林业四组所有，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属姜开敏所有。原告蒋维标、蒋维炎不服，向黔东南州政府申请复议。2017年6月28日，黔东南州政府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6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锦屏县政府作出的锦府处字﹝2016﹞11号决定书。第三人姜开敏不服，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XXX诉讼。之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6行初38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锦屏县人民政府以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和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为依据，在蒋维标、蒋维炎未有证据否定协议效力下，作出处理决定属于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并无不当，从而撤销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因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9月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行终29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7月13日，原告以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和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中的签名有误，没有村主任或村委盖章，协议是伪造的，属无效协议为由，向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同时查明，龙大钟自认曾用“龙大忠”签名，但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中“龙大忠”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2020年11月2日，本院向杨泽波做调查时，杨泽波称1986年11月14日的《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是在启蒙镇政府的主持下，邀请原参加林业三定的工作人员和当时的村干对山林划界情况进行回忆后制作形成，协议中县人大常委会、区公所、镇政府后的“程立辉、杨清国、姜以文、杨泽波、杨承才”等人签名为杨泽波代签，龙华权、姜于渭、龙德渊、姜开德等人的签名为本人签名,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前龙华权、姜于渭、龙德渊、姜开德、蒋世明、龙运清、程立辉、杨清国、姜以文均已去世；本院到锦屏县林业局调取的龙华权、姜于锋的调查笔录，龙华权、姜于锋认可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同时查明，现在的中华村民委员会就是原来的中华寨，现在的华洞村民委员会就是原来的华洞寨。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交的证据，调查笔录，本院到锦屏县林业局调取的证据，庭审笔录及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等为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认为中华寨与华洞寨于1984年2月7日签订的《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无效的理由是“蒋世明”、“龙大钟”的签名有误，且没有村主任签名或加盖村委公章。虽然蒋世明的签名有误，但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其签名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划界协议中“龙大钟”的签名虽然不是龙大钟本人所签，但该协议中还有龙华权代表村委签名，龙华权是认可协议效力的，仅凭龙大钟的陈述不能认定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无效。原告认为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无效的理由是“龙华权”、“杨泽波”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启蒙镇人民政府于1992年成立，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所用信签纸中有“启蒙镇人民政府”字样，所以可以推定协议是伪造的。根据本院到锦屏县林业局调取的龙华权的调查笔录以及本院向杨泽波所作的调查笔录来看，龙华权、杨泽波认可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原告称协议中“龙华权”、“杨泽波”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根据原告提交的启蒙镇志来看，启蒙镇人民政府于1984年8月18日成立，不是原告所称的1992年成立，所以原告称根据协议所用信签纸可以推定协议是伪造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称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没有村主任签名或加盖村委公章的问题。协议中虽没有村委盖章，但协议是在政府主持和见证下形成，并有当时参加林业三定的人员和村干签名，且两村之间长期以来都是按照上述协议进行管理，两村是认可上述两份协议的。本案原告以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合同当事人本人签名，协议系伪造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法律依据错误，如果一份合同是伪造的，就不存在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合同效力的判断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如果合同都还没有成立或合同是伪造，就没有进行合同效力判断必要。合同真伪是事实问题，不是效力问题。虽然原告提出山林划界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错误，但本院仍应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经本院审查，中华寨与华洞寨1984年2月7日签订的《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1986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系在政府组织下形成，有参加林业三定的工作人员和当时的村干签名，两村一直也是按照协议进行管理，协议是两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原告诉请确认1984年2月7日《关于中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如下》和1986年11月14日《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维炎、蒋维标、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蒋维炎、蒋维标、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便形组、锦屏县启蒙镇中华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60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玉锋 审 判 员  杨博云 人民陪审员  罗冠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龙安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