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860号原告：邵国强，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中石化股份公司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杜道林，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中石化股份公司油品销售部监审处书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娟，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羽，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旭东，男，1975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户籍地河南省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国强（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李旭东（以下简称姓名）、被告杜道林（以下简称姓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29874号民事判决书。后邵国强、李旭东、杜道林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京03民终1255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9874号民事判决书，将该案发回我院重审。案件发回后，我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邵国强，杜道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娟、彭羽，李旭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国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旭东返还邵国强借款本金185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其中85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26日计算至2020年11月13日，1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6月5日计算至2020年11月13日）；2.判令杜道林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邵国强和杜道林系多年同事关系，平常交往较频繁。2014年5月中旬杜道林找到邵国强，称杜道林和朋友找到一个工程肥活，可以捞到“外块”，但因手头资金周转困难，提出向邵国强借钱并可支付利息。经邵国强询问得知，与杜道林共同承揽工程的有他的朋友李旭东、郝秀珍，并挂靠在北京旭东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名下。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5年1月7日止，李旭东、杜道林向邵国强分数次借款累计本金为245万元，李旭东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字认可。杜道林称，其属于央企领导层人士，怕单位知道他在外面捞“外块”影响不好，故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认可借款事实和数额。2015年12月28日，李旭东称工地急需用钱再次借邵国强现金55万元。两项合计：300万元。在借贷期间李旭东分数次有少量支付利息行为，但至今未清偿前述借款，故邵国强起诉至法院。李旭东答辩称，不认可邵国强的诉讼请求，邵国强向李旭东借款本金185万元，现李旭东已经还款110万元，剩余本金还有75万元未还。邵国强约定利息太高，借条中的金额大部分是利息的金额，我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支付利息。杜道林答辩称，我方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杜道林从未曾与邵国强就李旭东的债务达成保证的合意，杜道林从未向债权人或债务人任何一方提出保证债务的意图。本案中，杜道林确实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请求下，在债务人的借条上签字，其签字的目的是证明杜道林知道双方有债权债务关系，仅仅是证明债务存在的目的，杜道林从未表达过要做债务担保人的意图。同时，杜道林发现邵国强提交的借条上私自添加了“担保人”几个字，不是杜道林所写，也从未经过杜道林的同意。本案的另一被告李旭东也能说明其中情况，李旭东与邵国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从未要求过杜道林为其债务担保，杜道林也从未答应过邵国强要求杜道林为李旭东的债务担保的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邵国强在诉状中的陈述捏造事实，损坏杜道林的名誉。杜道林与邵国强及李旭东均是老乡关系，杜道林确实介绍邵国强与李旭东认识，但是邵国强与李旭东之间借钱的事情，杜道林是事后得知，而不是邵国强在诉状中虚构的情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6月间，李旭东向邵国强共计借款185万元，分别为：5月26日，李旭东借款85万元；6月5日，李旭东借款100万元。2014年10月27日，李旭东向邵国强出具借条（以下称原借条），载明：今借到邵国强现金贰佰肆拾伍万元整（??245万元），借期为2014年10月27日，借款人：李旭东。2014年至2015年，李旭东陆续向邵国强还款56万元，分别为：2014年12月25日，李旭东还款6万元；2015年2月12日，李旭东还款40万元；2015年11月4日，李旭东还款10万元。2015年12月2日，李旭东在原借条的文字内容后续签：其中壹佰万元整从2015年11月27日起按月息3分支付。同日，李旭东另向邵国强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邵国强现金伍拾伍万元整（??55万元），此款用于工地资周转。2016年3月17日，李旭东通过案外人曾孝珍的银行账户向邵国强还款44万元。原审期间，邵国强曾于2017年10月24日庭审时认可李旭东共计还款110万元，于2018年6月21日谈话笔录中称所还的110万元中有10万元是2016年间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偿还的；本案审理期间，邵国强称李旭东仅还款100万元，并无以现金还款的情况。庭审中，原告提交原借条，证明杜道林以担保人的身份对李旭东的债务签字确认，应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旭东认可欠款事实，但称其中的利息与杜道林无关；杜道林认可该欠条中其签名确为本人所签，但称“担保人”三字并非本人所签，是他人后加的。经核，原欠条显示，杜道林签名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7日，杜道林姓名前方偏左上的位置写有“担保人：”字样。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杜道林申请，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平中心）对原欠条中“担保人”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天平中心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北天司鉴[19]文鉴第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原借条中“担保人”笔迹与样本上相同字的笔记是同一个人书写。邵国强认可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杜道林、李旭东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庭审中，杜道林申请案外人邹明理作为专业知识人员对北天司鉴[2019］文鉴第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意见。邹明理认为天平中心所采用的鉴定方法缺乏科学合理性，对采用的具体比较检验方法未作说明；所确定的相同笔迹特征不准确、不全面，对检材与样本存在的大量不同特征视而不见；鉴定依据不充分，违背笔迹鉴定技术规范要求。邵国强对邹明理的意见不认可，认为其对相关问题的陈述缺乏逻辑、思维混乱、逻辑不清；杜道林、李旭东对邹明理的意见予以认可。杜道林另申请对原欠条中“担保人”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进行重新鉴定，因原鉴定意见书并不存在法定的重新鉴定情形，本院对杜道林的申请不予准许。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李旭东陈述如下：我早年就认识杜道林，后通过杜道林认识了邵国强；后来我因为一个项目缺资金，向邵国强借钱，邵国强借给我钱后心里不踏实，就告诉了杜道林。后来因为还不上钱，邵国强让我找杜道林，我没找，他就自己找了杜道林，把我约到杜道林办公室，让杜道林劝我还钱。杜道林的办公室在东二环的中石化楼上，具体楼层记不清了，我只去过那一次。当天邵国强让杜道林给他做担保，杜道林不同意，因为借钱的时候杜道林没有担保，现在我还不上钱了让他担保，谁也不会答应，所以杜道林就没同意。杜道林的名字最后是怎么签到借条上去的我记不清了，我那天好像先走了，不记得杜道林在条上签过字，那天直到我走杜道林都没同意作担保。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杜道林陈述如下：我先认识的李旭东，邵国强是我们下属单位的驻京办主任；李旭东自己做生意，有钱想投资，因为邵国强自己跟别人合伙开厂子，我就介绍李旭东和邵国强认识了。李旭东向邵国强借钱的事我不知道，应该是李旭东借邵国强第一笔钱还没还上又想借第二笔的时候，邵国强给我打电话，问李旭东到底能不能还钱，我说李旭东有工程，应该能还上；他给我打电话应该就是问问我李旭东的还款能力，因为他认为是我给他介绍的李旭东。后来李旭东还不上钱，邵国强就叫着李旭东来我办公室说还钱的事，邵国强觉得我让李旭东还钱李旭东能听我的。之所以在我办公室谈，因为他们俩之前都经常来我办公室，李旭东经常来我办公室闲聊天，他也跟我借过钱。当天邵国强拿出那个借条让我签名，说因为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所以让我签个字，我不同意，邵国强就一直坚持。后来我抹不过面子就签了，签字的时候邵国强和李旭东都看着。这事谈了一上午，最后我还带他俩去我们职工食堂吃了午饭。庭审中，关于李旭东借款及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的过程，邵国强陈述如下：我经杜道林介绍认识了李旭东，后来杜道林给我打电话让我借钱给李旭东，说李旭东工程上需要钱，三个月之内还上，因为杜道林是我们中石化集团的高级副总裁秘书，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我想那就借吧。借给李旭东第一笔之后没几天，李旭东又给我打电话借钱，我就给杜道林打电话说不能再借给他了，但是杜道林说肯定没问题，然后我就又借给李旭东100万。结果三个月之后李旭东果真没还上，我就催李旭东还钱，催了很长时间李旭东还是不还，我要求李旭东给我打欠条，起初李旭东不打，说给我高额利息，我说因为杜道林的关系我也不要利息，只要把本金还给我就行，但李旭东还是不给打，我就一直找他，最后他给我打了那张245万的借条。李旭东打了条之后还是不还，我就找杜道林了，我说我实际不是借钱给李旭东，是借给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把钱借给李旭东，我就让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名。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除了我们三个还有李旭东的姐夫，这个人也是杜道林的同学，我们四个在和平里北边的一个茶馆里说的这事。我让杜道林签字是因为我是因为杜道林的关系才借钱给李旭东的，我跟杜道林说钱是借给你的，李旭东能还上就李旭东还，李旭东还不上就你还。后来杜道林就签名了，当时我也是为杜道林考虑，担心如果只签一个名字就说明杜道林和李旭东合作做生意，我就让杜道林写个担保人就行了，这样就不是他和李旭东一起借钱，他就能跟李旭东的生意撇开关系了。关于原借条的不同约定，经询，李旭东称：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中本金数额系按照借款本金185万元、月息4分标准计算至当日的本息之和；2015年12月2日续签借条中“其中壹佰万元整”的意思是，未还的100万本金按照月息3分计算利息、其余本金仍按照月息4分计算利息直至清偿完毕。邵国强称：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确实是按月息4分计算到当日的本息之和，但是因为2015年12月2日前李旭东还了一部分借款，当天我们重新核算了本息，截止到当天李旭东还应偿还本息共计300万元，因为之前打的条只有245万元，所以当天李旭东另外给我打了一张55万的借条。上述事实，有借条、转账记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邵国强与李旭东间存在借贷关系，邵国强现要求李旭东还本付息，李旭东应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旭东对邵国强的欠款数额及利息标准，二是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李旭东已还款项的性质及利息的计算方式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邵国强于2014年5月、6月共计向李旭东出借185万元，李旭东于2014年至2016年间通过转账方式陆续向邵国强还款100万元；期间，李旭东于2014年10月27日向邵国强出具借条，并于2015年12月2日续签借条。邵国强在原审期间自认李旭东另有10万元以现金形式偿还，重审期间反言但并未就其反言进行举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本院确认邵国强向李旭东出借共计185万元，李旭东已向邵国强偿还110万元。一、关于已还款项的性质。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借贷双方对所还钱款的性质进行过约定，本院将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自所还款项中先行扣除利息，剩余部分抵扣本金。二、关于利息的标准。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李旭东分别于2014年10月27日及2015年12月2日向邵国强出具借条三份，双方虽对2015年12月2日的两份借条解释不一，但双方均认可借条系对本金及利息的约定，邵国强主张的算法高于年利率36%，李旭东自认的标准部分等于年利率36%、部分高于年利率36%，现邵国强主张按照年24%的标准计算利息，本院不持异议，本院将根据李旭东已还款项数额、结合年24%的利息标准对李旭东剩余的本金、利息数额进行核算。三、关于起息日。本案中，李旭东出具的各份欠条中均没有关于还款期或起息日的约定，根据邵国强的陈述，其向李旭东出借185万元时并未要求对方出具欠条，双方约定三个月内偿还；后因李旭东未依约还款邵国强才要求其出具欠条，且起初并未向李旭东主张利息。因双方均认可2014年10月27日的借条数额系185万元借款的本息之和，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定起息日为：85万元借款的起息日为2014年8月27日，100万元借款的起息日为2014年9月6日。四、关于法律适用。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32条第1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原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不属于前述规定中“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本案中关于利息等内容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的相关规定。（二）关于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对李旭东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意思表示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本案中，对杜道林是否应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考虑以下情形：（1）借条上杜道林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2）杜道林是否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其他事实能否推定杜道林为保证人。现分述如下：一、借条上杜道林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是否杜道林本人所签。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写有“担保人：杜道林”字样的借条，该借条经天平中心鉴定，确认其上的“担保人”字样系由杜道林书写，杜道林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其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原鉴定结论，且原鉴定结论并不存在法定的需重新鉴定情形，故本院对杜道林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借条上“担保人”三字系由杜道林所签。二、杜道林是否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其他事实能否推定杜道林为保证人。1.从各方对事发过程的表述看，邵国强对杜道林系共同借款人或连带保证人或一般保证人的陈述混乱，难以判定签字当天各方的真实意思。第一，借款之初，各方均认可系由李旭东向邵国强借款，邵国强亦自认其起初一直向李旭东催促还款，也即在借贷关系形成时，杜道林并非共同借款人或保证人，并不对该笔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第二，在杜道林签字当天，关于为何要求杜道林签字，邵国强起初称其找杜道林系因其认为杜道林是实际借款人、钱不是借给李旭东的，此系认为杜道林为借款人的表述；后又称其对杜道林表示“李旭东能还上就李旭东还，李旭东还不上就你还”，此系认为杜道林是一般保证人的表述；最后又称“当时我也是为杜道林考虑，担心如果只签一个名字就说明杜道林和李旭东合作做生意，我就让杜道林写个担保人就行了，这样就不是他和李旭东一起借钱，他就能跟李旭东的生意撇开关系了”，该表述表明邵国强要求杜道林签“担保人”时并非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加上“担保人”三字只是在形式上出于其他考虑。综上，从各方对事发过程的表述看，难以判定杜道林在签名前补签“担保人”三字时具有对李旭东所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2.从借条内容上看，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并不真实，杜道林在借款数额不真实基础上的签字无法认定其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李旭东先后向邵国强借款共计185万元，但借条载明为245万，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邵国强对借款的真实数额及借条所载数额的真实由来进行说明，结合前文中查明的签字过程，无法认定杜道林具有对2014年10月27日借条所载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虽然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名并补写“担保人”三字，但结合现有证据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无法认定杜道林在借条上签字时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杜道林为保证人。故邵国强要求杜道林就李旭东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旭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邵国强借款本金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及利息一百五十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三元（以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的标准，自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计算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驳回原告邵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邵国强负担1200元（已交纳），由被告李旭东负担29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玉倩审 判 员 高 祺审 判 员 童雪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青书 记 员 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