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037号原告：程德国，男，197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娇，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涛，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义运平，男，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元，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事务所律师。原告程德国与被告义运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程德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涛，被告义运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德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款项111004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平鞋业公司）的员工，职位是厂长；被告是运平鞋业公司是老板。2019年11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运平鞋厂”关厂协议》（以下简称《关厂协议》），约定由原告代被告发工人工资30万，被告以鞋厂应收账款约110万作为担保，收得款项应优先支付给原告代发的工资30万以及报酬5万元，总计35万元；11月20日停工后，原告协助被告催收期间，工资照付，按每日500元计算。签订协议后，原告向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支付了工资共30万元。后被告收回640000元的账款后，仅向原告归还了253996元。截至目前，被告尚拖欠原告垫付款项46004元、报酬50000元、误工费15000元，以上共计111004元。原告多次找被告催讨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述。被告义运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关厂协议》，被告的身份系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协议内容为关于运平鞋业公司的经营事项，因此被告仅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理人与原告签订协议，该协议约束的是原告和运平鞋业公司，鉴于运平鞋业公司已被其法定代表人黄日伟伪造被告的签名违法注销工商登记，故原告诉请的责任应由黄日伟来承担；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报酬50000元，被告认为这实际上是利息。《关厂协议》中，双方在报酬签名写了“利息”但又擦掉了，因为如果是写“利息”会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所以双方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才写了报酬，原告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厂长，给工人发工资是他应尽的责任，不存在支付报酬，从原告垫付的时间上看，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也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利息计算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标准，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的15000元的误工费，《关厂协议》中并无误工费的约定，如果认为这15000元的误工费是指的是每天500元的工资的话，首先，原告须证实其有上了30天班，其次，工资属于劳动争议的事项，原告应先提起劳动仲裁，而不是直接向被告主张。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19日，原告（甲方，协议标注为“运平鞋厂厂长”）与被告（乙方，协议标注为“运平鞋厂负责人”）签订《关厂协议》，载明：“因经济不景气，运平鞋厂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外部应收账款暂时收不回，内部拖欠工厂职工工资（2019年10月工资，11月1日至20日工资）总计约73万。现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1.由厂长程德国代乙方发工人工资30万，乙方以鞋厂应收账款约110万元作为担保，11月20日工厂停工以后，甲方协助乙方上门催收，收得款项应优先支付给甲方程德国代发的工资30万，以及报酬5万元，总计35万。2.应收账款110万余元，因提前催收，经估算可能造成损失5-6万元，追得款项除第1条外，应优先支付所有工人工资、餐补、现金账等。3.甲方协助乙方生产至11月20日，出完最后一批货后停工，因工资只暂发10月，甲方应协助乙方安抚工人情绪。4.11月20日停工后，乙方应结算员工工资（催收到账后优先发放），甲方协助乙方催收货款期间，工资照付，按500元/日计。5.应收账款在支付完甲方垫付工资及报酬，支付完员工工资（包括厂长）之后，再付其余因关厂产生之债务！6.甲、乙两方确定，‘运平鞋厂’在‘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4楼、5楼’，立此协议是为约束双方，互相督促尽快解决员工工资欠发之问题，以便顺利关厂。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按手印后生效。”该协议甲方签字处有原告的签名和按捺指模，乙方签字处有被告的签名和按捺指模，见证人处有运平鞋业公司的财务朱达荣的签名和按捺指模。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义运平，运平鞋厂负责人。身份证号：，139××××0767。本人承诺，2019年11月19日暂发职工工资30万余元（由厂长程德国代发），鞋厂有应收货款110万元左右，本人以该货款作担保，在货款收到之后，优先支付全厂职工拖欠的工资，支付完为止！”上述文件签署后，原告陆续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发放工资，收到工资的工人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因被告及运平鞋业公司未能向原告支付《关厂协议》中的费用，原告遂于2020年1月7日起诉被告以及运平鞋业公司至本院，要求被告及运平鞋业公司向其支付垫付款46001元、报酬50000元、误工费15000元。经庭前核实，运平鞋业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注销了工商登记，原告遂申请追加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日伟作为本案被告，但在原告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本院依法视为原告撤回追加黄日伟为被告的申请，并在本案中不列运平鞋业公司为被告。关于原告主张垫付工人工资的300000元以及报酬5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工人共签收261318元（139028元+36759元+48907元+36624元），原告主张还有部分垫付款为现金发放，所以估算垫付的工资金额为300000元。被告对原告垫付的金额为300000元没有异议，但认为运平鞋业公司在原告起诉前归还了253996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又收到案外人支付了一笔50000元的货款，故关于原告垫付的300000元已经全额清偿完毕；至于50000元抵扣垫付款46001元后多出的部分，被告主张系属于运平鞋业公司，原告应返还该部分给运平鞋业公司，被告未得到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无法主张该部分应当抵扣什么债务；而50000元的报酬实质为高额利息，被告不同意向原告支付。庭审中，原、被告确认50000元的报酬是指原告垫付300000元工人工资该事项的报酬（或利息）。对于运平鞋业公司在原告起诉前归还的253996元，原告提交了一份《证明》及被告的身份复印件，载明：“本人程德国，身份证号，代发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工人10月份部分工资全额共：238996元（贰拾叁万捌仟玖佰玖拾陆元正）转入汪静账号：62×××76”，该《证明》下方有被告的签名及按捺指模，并手写注明“证明以上内容属实并同意”。原告主张该《证明》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被告对《证明》没有异议，但主张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1月底，双方确认案外人汪静系原告的妻子，汪静也是运平鞋业公司的员工。另有15000元，原告确认被告及运平鞋业公司已归还，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尚欠垫付款46004元（300000元-238996元-15000元）。对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货款50000元，被告提交原告与汪静于2020年4月1日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广州市新荔缘鞋业有限公司张燕忠转入收款人汪静（身份证号：）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五万元整，直至目前为止运平鞋厂所有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以后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及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与广州市新荔缘鞋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经质证，原告对上述《收据》无异议，确认于2020年4月1日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货款50000元，原告认为该笔50000元应先抵扣报酬50000元，但其未向本院陈述该项主张的依据。另，原告表示其原本不愿意垫付300000元，但被告以本人名义向原告承诺给付50000元的报酬，并且以运平鞋业公司的货款作为担保，其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厂长，预计该货款可以收回，才同意垫付300000元。关于误工费15000元。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2月21日为被告催收货款，每日按照500元计算为15000元（500元×30天）。原告为证实其有进行催收工作，提交了两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5日的《证明书》，其中一份《证明书》主要内容为：现证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经营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大街一巷4-5号五楼，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大股东黄日伟（法定代表兼出资方，控股60%）无法联系，导致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经营地所属劳动部门以及经营地出租方介入处理，并根据有关规定，多方协商一致，把广州市新荔缘鞋业有限公司的2019年10月及11月加工总货款人民币503533元全部加工费汇入以下指定银行账户，用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发放工资之用。如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及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由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日伟承担，等等。另一份《证明书》的主要内容一致，给付货款的公司为广州市友升鞋业皮具有限公司，货款金额为140000元。上述两份《证明书》的指定账号为案外人阮广能的账号；《证明书》主文下方的证明人处盖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在“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技术控股40%）义运平签字”处，有被告的签字确认并按捺指模；在“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厂长程德国签字”处有原告的签名确认并按捺指模；在“经营地点场地出租方代表阮广能签字”处有阮广能的签名并签字确认。原告主张上述两笔货款合计643533元系其于签订《关厂协议》后催收回来的货款。被告对原告主张上述货款系其协助催收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该两份《证明书》落款日期仅为2019年11月25日，即仅能证明其于2019年11月25日前有催收行为，后续不能证明原告有进行该项工作。另，被告主张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一直掌握在黄日伟手中，《证明书》上的合同专用章掌握在财务手中，其现在不清楚合同专用章在何处。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发函至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劳保中心），调查关于运平鞋业公司的劳资纠纷的过程。根据调取的档案材料显示：第1组材料：2019年11月21日，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向劳保中心申请调解，当日，被告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与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签订《调解协议书》，载明：“环滘运平鞋厂位于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5楼，是一间无证照企业，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原因，拖欠全厂员工58人2个月工资共计￥404537元，现经有关部门协调，并根据有关规定，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企业承诺于2019年11月24日15时足额发放拖欠的工资；2、工资发放地点：工厂内；3、工资发放形式：现金或转账；4、因企业原因不能及时支付员工工资，企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以工厂内剩余设备、物料等财产做抵押；5、此协议书一式三份，企业、员工代表、有关部分各存留一份。”，该《调解协议书》下方有手写字体注明：“场地出租方作为担保方，如果企业经营者无法兑现承诺，由场地出租方负责向员工足额发放工资。”；第2组材料：2019年11月25日，被告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与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载明：“瑞安市运平鞋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莘塍街道仙甲村丰河南路39号，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大街一巷4-5号五楼，是一间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者或股东为黄日伟（控股60%）、义运平（控股40%）。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大股东黄日伟无法联系，部分加工货款无法收取等原因，拖欠全厂员工58人2个月工资共计￥404537元。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经有关部分协调，并根据有关规定，多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由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及向场地出租方借资￥304537元，两款合计共￥404537元用以发放员工工资（附相关工资签收表）。2、工资发放时间：2019年11月25日11时；3、工资发放地点：物业管理处；4、员工领取工资后，自动离开本单位，寻找工作；5、此协议书一式四份，垫支方、员工代表、出租方及有关部门各存留一份。”，该《工资支付协议书》下方的经营者处有义运平的签名及按捺指模，并该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出租方代表签名处有李伟权的签名确认并按捺指模；第3组材料：该有运平鞋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运平鞋厂2019年11月工资表多份，上面包含原告等员工的工资，其中原告的工资为应发15889元，扣除请假工资后实发12056元。经质证，原告对上述材料无异议；被告则认为上述材料反映了被告代表运平鞋业公司处理事务，履行职务行为，上述材料与《关厂协议》的权利义务指向一致，另外，被告确认《工资支付协议书》中“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系向原告借款的意思，但其表示没有向场地出租方借资。为查清原、被告签订《关厂协议》时的情况，本院对劳保中心负责运平鞋业公司劳资纠纷的调解员何鹏展做了电话笔录，何鹏展的陈述如下：第一，2019年10月、11月左右，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到派出所报案说拿不到工资，后来就集体到街道的劳保中心进行调解，当时运平鞋业公司由被告进行管理；第二，经各方协商，街道方面由我协助运平鞋业公司去收货款，收到的款项打到出租方阮广能的账户里，再由阮广能向工人发放工资，所以就签订了两份《证明书》，被告签订《证明书》时是其盖的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三，当时拿到大概四五十万元的货款，先发放了工人工资、支付了房租和水电费，剩下的款项给了原告，因为据我了解，被告是说先让原告垫付了一部分工人工资，帮运平鞋业公司和工人渡过难关，并向原告支付一定的报酬；第四，被告当时是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跟各方协商工资的事情，黄日伟一直没有出现，也不清楚黄日伟去了哪里；第五，2019年11月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劳资纠纷，运平鞋业公司也在那时停业清场，我听被告说，运平鞋业公司的机器由被告拿去变卖用于支付供应商的钱。经质证，双方对上述电话笔录无异议。但被告补充陈述当时货款打入业主阮广能的账户，系阮广能先对场地租金和债务先抵扣，被告无法控制抵扣的顺序；对于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被告表示出现劳资纠纷后，阮广能接管了运平鞋业公司的经营场地，所有设备均由阮广能控制。另查，运平鞋业公司系2019年1月24日成立，2020年1月19日被核准注销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日伟，注册资本1000000元，经营范围为鞋子、手袋、服饰、袜子、帽子制造与销售等，股东为黄日伟（占股60%）、义运平（即被告，占股40%）。诉讼中，被告提交了运平鞋业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中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主要内容为运平鞋业公司的全体投资人向登记机关承诺运平鞋业公司的清算工作已完成，不存在未结清的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应缴税费等债务或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情形。该《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以及黄日伟、被告的签名确认。在2020年6月23日的庭询中，被告表示对运平鞋业公司已于2020年1月19日注销的事实不知情，《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也不是其本人的签名，运平鞋业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议解散或清算，故黄日伟的行为属违法注销运平鞋业公司，黄日伟应承担运平鞋业公司债权人与运平鞋业公司股东的损失。被告为证明《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的签名系黄日伟伪造的，当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2020年10月21日，被告以无力支付鉴定费以及鉴定人员的差旅费、住宿费等为由，撤回鉴定申请。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经本院向原、被告释明后，原告坚持在本案中以《关厂协议》为依据主张被告的法律责任，并认为《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被告，不同意追加黄日伟为本案被告，也不在本案中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依据主张被告或黄日伟的法律责任；被告则主张《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运平鞋业公司，并表示其系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与原告签订合同，其亦不同意追加黄日伟为被告，并认为若追加黄日伟作为股东参与诉讼系另一法律关系。对于被告既非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大股东，亦没有得到运平鞋业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主张签订《关厂协议》系职务行为的依据为因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的黄日伟已经无法联系并把公章带走，街道为了维稳，让被告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牵头处理运平鞋业公司包括工资在内的事务。以上事实，有《关于“运平鞋厂”关厂协议》《承诺书》、工资表、《证明》《收据》《证明书》《调解协议书》《工资支付协议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电话笔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经本院向原、被告释明后，原告坚持本案为以《关厂协议》为依据主张被告的法律责任，被告亦不同意追加黄日伟参与诉讼，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厂协议》的相对方是被告还是运平鞋业公司。关于《关厂协议》的相对方。第一，《关厂协议》首部的甲方约定为原告，乙方约定为被告，《关厂协议》的内容也是约定的为甲乙两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抗辩称其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协议，但乙方既未注明是运平鞋业公司，乙方的落款处亦无运平鞋业公司的盖章确认，故被告该项抗辩意见理据不足。第二，被告抗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公章在黄日伟手上，但根据被告签订的《证明书》以及《工资支付协议书》均盖有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根据劳保中心的调解员陈述，上述材料的合同专用章均系被告所盖，故被告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掌握其他人手中，无法在《关厂协议》盖章的说法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第三，被告既主张《关厂协议》的乙方为运平鞋业公司，但在《关厂协议》的内容中，除甲乙双方两个主体以外，多次出现“鞋厂”的主体，双方又在《关厂协议》的第6点约定“运平鞋厂”在“广州市白云区环滘村桥头工业区2栋4-5号五楼”，立此协议是为约束双方，互相督促尽快解决员工工资欠发之问题，以便顺利关厂，即乙方并非“鞋厂”亦非指运平鞋业公司。根据上述约定的文意理解，《关厂协议》应是甲乙两方用来处理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的协议，如果是按照被告的主张，上述条款应当表述为甲乙两方用来处理乙方的关厂问题。虽然《关厂协议》大部分的权利与义务指向运平鞋业公司，但这并不能否定原、被告签订《关厂协议》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相反，在运平鞋业公司经营不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黄日伟无法联系的情况下，原、被告签订《关厂协议》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更符合双方《关厂协议》签订的目的。第四，被告确认《工资支付协议书》中“经营者义运平自筹资金￥100000元”系向原告借款，即被告自行向原告借款用于垫付工人工资，该说法亦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和原告的主张相吻合。第五，原告既非运平鞋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运平鞋业公司的大股东，同时又无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在此情况下，被告辩称职务行为系因街道为了维稳，让被告作为运平鞋业公司的代表牵头处理运平鞋业公司包括工资在内的事务，但根据劳保中心的档案材料显示，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于2019年11月21日向劳保中心申请调解，《关厂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即《关厂协议》签订时，劳保中心及街道尚未介入运平鞋业公司的劳资纠纷，故被告该抗辩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第六，被告多次主张其在本案中发生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但被告对原告于2020年4月1日收到的货款50000元，又表示没有得到运平鞋业公司的授权，无法作出处理，被告的主张明显前后矛盾。综上，原告主张《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被告，与多份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能相互印证，被告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及其自身的主张相互矛盾，故本院据此认定《关厂协议》为原、被告用以约束双方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关厂问题而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关于被告尚欠垫付工资款46004元。庭审中，双方确认原告垫付的工资款300000元已经清偿253996元（即尚欠46004元），并确认原告在2020年4月1日收到一笔货款50000元。原告主张该笔款项先抵扣报酬50000元，但未有合理依据。被告主张该笔款项先抵扣垫付工资款46004元，因双方约定的报酬实际为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未在《关厂协议》约定抵扣的顺序，但《关厂协议》的签订目的主要是由原告垫资解决运平鞋业公司的工人工资问题，在协议中也是约定“收到款项应优先支付给甲方程德国代发的工资30万以及报酬5万元”，即无论从垫付款的性质以或合同书写的先后顺利来看，原告收取的货款先应抵扣垫付工资款。该货款抵扣后，原告的垫付工资款已清偿完毕，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垫付工资款46004元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报酬50000元。原、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关厂协议》中“报酬50000元”系指向原告垫付工资款300000元的事宜，但被告主张该报酬实际为高额利息，系双方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才约定为“报酬”；原告则主张其原本不愿意垫付该款项，但被告向原告承诺了50000元的报酬，其才同意垫付工资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厂协议》约定的词语为“报酬”而非“利息”，该《关厂协议》为手写协议，同时有见证人签名确认，并非单方提供的合同模板，故本院认定该协议的内容系经过双方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被告仅以“垫付不可能存在报酬”为由推翻《关厂协议》约定的内容，缺乏理据；其次，《关厂协议》中已经提到运平鞋业公司“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外部应收账款暂时收不回，内部拖欠工厂职工工资”，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提供报酬和担保才同意垫资更符合常理；最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表示听被告说过由原告垫付部分工人工资，并向其支付一定的报酬，所以收回的货款剩余部分才给了原告，原告的主张与劳保中心的调解员的陈述相符。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就原告垫付工资款300000元约定了被告因此向原告支付50000元的报酬，现双方确认原告已履行垫付义务，故被告应依约用收回的货款向原告支付报酬。根据《关厂协议》第2点及第5点的约定，垫付款300000元与报酬50000元应在收回的货款中优先抵扣，然后再支付其他工人工资以及其余因关厂产生的债务，但根据本院查明事实与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可知，收回的货款用于支付其他工人工资以及运平鞋业公司的房租、水电费后，剩下部分才支付给原告。被告辩称货款打入业主阮广能的账户，系阮广能先对场地租金和债务先抵扣，其无法控制抵扣的顺序；而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均由阮广能控制。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既已向原告承诺收回的货款先抵扣原告的垫付款和报酬，其不能以货款打入其他人的账户排除其在《关厂协议》约定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使被告不能控制收回的货款，但按照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被告将运平鞋业公司的设备拿去变卖用以归还供应商的债务，被告用运平鞋业公司的财产清偿其他关厂产生的债务，却未优先给付原告的垫付款及报酬，已构成违约。被告又辩称运平鞋业公司的经营场地和设备均被阮广能控制，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且劳保中心的调解员与各方并无利害关系，其陈述被告将设备变卖用以偿还供应商的债务，可信程度较高。综上，本院认定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在收回的货款中优先扣除报酬，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笔报酬50000元。因原告于2020年4月1日收到的货款50000元抵扣尚欠垫付款46004元后，尚余3996元，故剩余的3996元应抵扣50000元的报酬，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报酬46004元。原告该项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误工费15000元。原告主张依据《关厂协议》的第4点约定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2月21日（500元×30天）期间为被告催收货款的费用，标准为每日按照500元。被告辩称该费用属于工资，应当由原告向运平鞋业公司主张并应先进行劳动仲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厂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原、被告，并非原告与运平鞋业公司；其次，原告作为厂长，按照一般理解，主要职责应为主管运平鞋业公司的生产等业务，被告既然自称运平鞋业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其应对原告催收货款是否属于厂长的职责范围进行举证，但被告就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关厂协议》的第4点约定为“甲方协助乙方催收货款期间，工资照付，按500元/日计。”，该“工资”实际为原告协助被告催收货款的劳务费用。故被告抗辩原告该项诉请应向运平鞋业公司主张并应先进行劳动仲裁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庭审中，被告确认原告确有进行催收货款的工作，同时根据劳保中心调解员的陈述，原告在劳保中心调解时有一起向案外人追讨货款，原告亦提交了两份有其签名确认的《证明书》证实该两笔货款由其进行催收，故本院认为原告已依约为被告提供劳务，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所约定的费用。对于原告催收货款的工作时间，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从公平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两份《证明书》上载明的货款（合计643533元）在《关厂协议》中约定的应收货款（1100000元）的占比、原告每月的工资数额、原告催收货款的实际的工作情况等，酌定被告向原告支付9000元。原告该项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被告未依约向原告支付款项，确实造成了原告资金占用的损失，原告主张被告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7日起支付逾期利息至还清之日的诉请，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在2020年4月1日收到50000元的还款，逾期利息应分段计算：以10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以5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原告该项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义运平向原告程德国清偿合同款项合计55004元以及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分段计算，以10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以5500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程德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原告程德国负担1249元，被告义运平负担1271元（原告程德国已预交的2520元不作退回，被告义运平负担的1271元应于履行期限内向原告程德国直接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梁玉霞蔡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