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26民初484号原告：严胜飞，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系浙江省遂昌县人，现住浙江省遂昌县，个体工商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男，系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高艳红，女，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家庭住址：长春市朝阳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云，男，1952年6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普洱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2667872028XK。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勐烈镇三江大厦2-1005室。法定代表人：高艳红，女。原告严胜飞与被告高艳红、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汇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胜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被告高艳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云、被告正汇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艳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胜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两被告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原告严胜飞，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5日，原告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案外人刘某某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96%的股权（出资额250万元人民币），按116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原告（原告当时已经持有正汇新公司4%的股权），原告于2014年10月25日后，分现金和银行转账分批支付案外人刘某某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015年12月16日，原告与案外人刘某某向登记机关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持有正汇新公司100%的股权（出资额260万元人民币），并由原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正汇新公司因发展需要，决定吸收高艳红为公司新股东，经原告与被告高艳红协商一致，双方决定将原告名下的部分股权转让给被告高艳红。2017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100%的股权（出资额260万元人民币）中90%的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被告高艳红，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并经江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原告占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被告高艳红占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双方未约定234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2017年5月10日，原告配合被告高艳红向登记机关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持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26万元人民币），被告高艳红则持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原告在2018年4月及7月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期间多次向被告高艳红催要股权转让款234万元，但被告高艳红均以各种理由无故推脱并拒绝支付。原告在与被告高艳红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于2020年9月14日委托浙江统业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高艳红自收到此《律师函》后一周内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及自2017年5月1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高艳红也签收了该份《律师函》。在被告高艳红再次拒绝支付23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原告又于2020年9月16日向其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付款，但被告高艳红至今未向原告履行任何付款义务。被告高艳红的上述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构成违约，且高艳红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原告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综上所述，在原告与被告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已经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被告高艳红却拒不履行其合同义务，高艳红的种种行为导致了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要求被告高艳红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原告并办理相应过户手续，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共同辩称，本案是一个虚假诉讼！原告想借合法的外衣，套取被告的股权。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原告是法人，被告高艳红在2015年11月24日以高于1比1的价格30.8万元购买了原股东l4%的公司股权，有在2015年11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了被告高艳红的股权，在2016年2月22日全体股东会，决议由被告高艳红为执行董事，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和运营管理。原告在2016年2月25日与被告高艳红进行了权力交割，交接清单上明确了将公司的印章、法人章、财务章、公司的银行卡及U盾、营业执照、海关报关登记证书、境外替代种植企业证书全部移交给了被告高艳红，且同日原告写了授权委托书给被告高艳红，让高艳红全面管理公司。也就是说从2016年2月25日起高艳红全面开始掌管公司的运营，包括公司运营所需资金都由高艳红投资支付。由于公司的业务是在老挝无法通过正常的银行渠道，高艳红只有拿着现金在老挝进行生产和运营管理，当时公司账上只有200元多元钱，没有人向公司投过钱，后来被告高艳红说自己没有股权，与公司也没有关系，不会向公司投资，这样原告才同意把股权转让给高艳红的。高艳红在2016年4月21日转了22.6万元到公司对公账户上，截止2017年5月份，高艳红共投入资金236万元左右。原告因无力偿还被告的投资款，为此，原告同意将整个公司的100%股份中的90%股份折抵234万元，并在2017年5月16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向工商管理所出示了《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和《股东书面决定》。工商管理所根据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变更了双方的股权，双方已全面完成了股权的交割手续（包括现金、转让交割等全部都完成），不存在还欠股权款未付的事实。该案纯粹是原告的虚假诉讼，在原告出示的第2组证据第17页《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中写明高艳红自2016年2月到2017年5月现金234万元出资比90%，原告2016年6月现金26万元出资比10%，如此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写着（现金），原告还要无耻的提出转让款未收到。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于2017年2月1日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撤销权的消灭：具有撒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撒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原告的撤销权早已在2018年2月1日消灭。原告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取得的股权是基于付了现金234万元，有财务账，有工商登记注册，更有将公司变更的营业执照、股东会决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双方出示的证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严胜飞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联络员信息》《营业执照》《公司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声明》《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章程修正案》《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4年10月25日，原告与刘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刘某某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的96%股份（出资额250万元人民币），按116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原告，原告于2014年10月25日后，分现金和银行转账分批支付给刘某某；《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正汇新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制定《章程修正案》并明确载明：原公司股东刘某某将现持股金96%全部转让给原告，变更后，原告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015年12月16日，原告与刘某某向登记机关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原告持有正汇新公司100%的股权（出资额260万元人民币），并由原告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质证，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认为，原告取得公司的时候，虽然注册资金是260万元，原告是以116万元转让取得的，对该证据无异议。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财务负责人信息》《股东书面决定》《高艳红身份证》《公司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7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100%股权中的90%股权转让给高艳红，原告考虑到公司发展需要，因此未与高艳红约定23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正汇新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制定《章程修正案》并明确载明：原告将现持股金90%转让给高艳红，变更后原告持有公司10%的股权，被告高艳红持有公司90%的股权；2017年5月22日，原告配合被告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由被告高艳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所有义务。经质证，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被告已经将股权转让完毕，在该组证据第17页《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中标注了“现金”，能证明高艳红已经全面完成了交割手续，包括付款、转让登记等手续，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3.《浙江统业律师事务所函》《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表》复印件各一份、《催款通知书》原件、《微信聊天截图》《短信聊天截图》。证明原告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后，被告且根本无心也没有能力经营公司，而且被告存在虚假出资、故意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等情况，导致股东之间关系日趋恶化，原告在2018年4月及7月公司召开股东会期间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但均遭到了被告的拒绝；原告于2020年9月14日委托浙江统业律师事务所正式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于收到《律师函》后一周内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及利息，但被告于2020年9月16日签收了该份《律师函》至今也未向原告履行任何付款义务；因被告拒不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且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原告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现原告有权要求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要求被告将涉案股权返还原告并办理相应过户手续。经质证，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不予认可。4.《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2018年3月15日《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复印件、2018年4月2日《第三次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7月12日《股东会决议》复印件、2018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复印件、2018年3月15日《关于人事任职的通知》复印件二份。证明原告出庭的三名证人在公司担任职位，吴某是总裁，高某是副总裁的身份。经质证，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不予认可。5.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严胜飞因身体原因，证人参与动员严胜飞将股权转让给高艳红，严胜飞于2017年2、3月份将90%的股权以234万元转让给高艳红，当时约定一年内付一半，第二年付清，但高艳红一直没有将转让金支付给严胜飞，现在证人的股权也没有登记，证人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经质证，原告予以认可。被告高艳红和正汇新公司认为证人的证言是虚假的，对于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6.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高艳红于2016年的年底到2017年年初，多次让证人出面协调让严胜飞把正汇新公司的股权卖给高艳红，他们双方交易的全程证人基本都在场，经双方协商以股金1比1的价格转让，考虑到高艳红的资金要用于公司发展，所以约定转让金一年内付一半，第二年付清。经质证，原告予以认可。被告高艳红和正汇新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7.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原告把正汇新公司的股权以234万元转让给被告，原告在开会时向被告催要过转让金。当时证人在普洱学车，原告以电话联系证人，告知要以234万元的价格转让公司90%的股权给高艳红；高某也通过电话告诉证人这件事，约定付款是两年内付清，证人没有参与协商。经质证，原告予以认可。被告高艳红和正汇新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被告高艳红和正汇新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股东决议》原件。证明2015年11月23日，股东会决议同意高艳红用30.8万元受让公司14%股权的事实。2.《汇款凭证》原件。证明2015年11月24日高艳红转账到公司30.8万元，取得了公司14%的股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合法性、关联性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仅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形成了转让的协议，并未进行登记，不能证明高艳红取得股权，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第2组证据的附言中有注明“股权款”，两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3.《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2月13日公司对公账户余额只剩下279.21元，公司已经无法正常运营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仅能证明公司在该时间点所产生的收支及余额情况，不能证明公司无法正常经营。4.《股东会决议》原件。证明2016年2月22日，全体股东选举高艳红为公司执行董事，主持公司日常工作和运营管理。5.《交接清单》原件。证明自2016年2月25日起，高艳红全面管理公司，严胜飞不管公司任何事情，并把公司所有印章、银行卡、资质文件等公司运营的全部手续交由高艳红管理。6.《授权委托书》原件。证明2016年2月25日，在公司没有变更公司法人的情况下，严胜飞授权高艳红全面代理执行法人职务。7.《交接事项》原件。证明严胜飞在交接公司事务时，安排高艳红具体的事项。高艳红从2月开始全面管理公司。经质证，原告对以上第4、5、6、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原告因身体原因不能管理公司，委托高艳红管理，但也只是授权其管理，该四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已经在此时将公司转让交接给被告高艳红。8.《汇款凭证》原件两份。证明2016年7月12日高艳红向公司对公账户汇款共22.6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的目的、用途和实际产生的效果。9.《股权转让协议书》原件。证明2017年2月1日严胜飞将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高艳红。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10.股东《出资证明书》原件。证明2017年2月1日高艳红完成了全部的出资款。11.《章程修正案》原件。证明2017年5月16日起，公司法人变更为高艳红。12.《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股东书面决定》《公司证明》原件。证明高艳红自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以现金234万元取得公司90%股权。经质证，原告对以上第10、11、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原告与高艳红进行股权转让进行工商登记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公司必须向高艳红出具《出资证明书》才能进行登记，《章程修正案》与事实吻合，《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属于工商登记的附表，上面的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出资额都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填写的，《股东书面决定》是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公司证明》与案件事实相吻合。13.《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证明在2017年5月16日，由严胜飞、高艳红双方认可的股权转让履行完毕证明。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抬头是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该证明是针对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做了证明，仅仅证明双方是自愿对股权进行转让，不能证明被告是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高艳红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过转让金。14.《高艳红受让90%股权前投资支出汇总表》原件。证明高艳红已经完成投资款236.36万元。15.《高艳红受让90%股权前投资明细表》原件。证明2016年4月至2017年5月高艳红现金投资明细情况。经质证，原告对以上第14、15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系正汇新公司单方制作，无公司股东的签字确认，原告将股权转让给高艳红完成变更登记后，公司被高艳红所控制，上述证据是两被告单方制作，不能证实高艳红是否支付股权转让金。16.《高艳红部分代付款》原件。证明严胜飞在转让股权前发生的部分未付款项，交由高艳红投资付款。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老挝语的三份证据是境外产生，而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仅仅能证明被告在经营管理公司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与本案无关，不能以该公司的经营情况证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17.《微信汇款截图》复印件。证明在转让之前，高艳红向公司投入了230多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仅仅能证明高艳红与转账的这些人发生转账关系，如果高艳红真的为公司付款，则该款应当向公司索要，这些款项并不是向严胜飞支付的，高艳红向公司的投入并不能认定为向严胜飞支付的股权转让金。以上被告提交的证据原件均已当庭退还证据持有人。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第1、2、3、4组证据中被告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余被告不予认可的证据除《催款通知书》是原件外均系复印件，因未与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而《催款通知书》虽系原件，但被告不予认可，又无其他相关有效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5、6、7组证据因被告不予认可，又无其他相关有效证据相互印证，且三个证人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至第13组和第17组证据的真实性因原告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第14组至第16组证据的真实性因原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正汇新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0日，注册地为云南省江城县康平镇勐康村二官寨勐康山庄，实际经营地位于云南省江城县，现住所地为普洱市思茅区高家寨旅游环线138号。其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高艳红，工商登记机关为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登记的股东为高艳红和严胜飞。2017年2月1日，原告严胜飞与被告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正汇新公司100%股权（出资额260万元人民币），其中90%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被告高艳红，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并经江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原告占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被告高艳红占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2017年2月1日，被告正汇新公司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高艳红出资金额234万元，出资方式银行转账及现金，自2015年11月24日至2017年2月1日止，以上出资金额经全体股东确认无误，且已实际到位。特此证明。”2017年5月16日，正汇新公司向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内容为“根据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把9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该转让协议现已履行完毕。特此证明。”2017年5月22日，正汇新公司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其法定代表人由严胜飞变更为高艳红，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变更后原告持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26万元人民币），被告高艳红持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2020年11月11日，原告严胜飞以被告高艳红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两被告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原告严胜飞，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诉讼是否失效的问题；2.是否应当解除原告与被告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3.被告高艳红、正汇新公司是否应当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原告并办理股权登记的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抗辩原告诉讼时效届满后起诉，本院应依法审查诉讼时效争议。本案中，原告严胜飞与被告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自述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2017年5月22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原告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迟的证据，故，原告在2020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讼，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关于是否应当解除原告与被告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严胜飞与高艳红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虽达成了由严胜飞将其持有的公司90%股权转让给高艳红，但双方在该协议中未提到234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如果说当时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那么对于234万元这么一笔不小的数目支付时间不作约定显然有违常理；而且《股东出资证明书》中已确认高艳红出资金额234万元经全体股东确认无误，且已实际到位；而《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也确认90%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加之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高艳红尚欠原告234万元转让款构成违约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在股权转让履行过程中，被告高艳红并无违约行为，且该转让行为已完成，原告与被告高艳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无法定解除的情形，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定解除的情形，原告主张两被告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原告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严胜飞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高艳红和被告正汇新公司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严胜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罗智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