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3015号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105国道大石段304至310号101。经营者：陈华金。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湛丽，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南，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晓玲，女，198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琪，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哲，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第三人：钟玲玲，女，198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诉被告刘晓玲，第三人钟玲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红伟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湛丽、黄秋南，被告刘晓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琪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钟玲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晓玲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98975元，利息以9897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4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是以售卖烟酒为主的个体经营户。2017年，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被告刘晓玲。被告自称经营美容院，且本人与丈夫同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需要大量烟酒应酬，经常从原告处购买烟酒。被告用微信向原告下单，由原告将货物送到指定的地点。在多次交易中，被告以资金周转为由要求原告赊销货物或提出先支付少量预付款。由于是熟人介绍，又是同乡，原告出于信任同意了被告的要求。截至2019年5月，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共计9897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2019年12月25日，原告委托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律师函进行催收，被告拒收。2020年1月9日，原告再次用微信与被告沟通，发现自己已被拉黑。原告曾多次拨打被告电话，被告均未接听。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故意拖欠货款，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诸于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刘晓玲答辩称，本案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主张权利的对象错误，被告从未向原告下单订购过货物。且涉案微信名为“守慧玉刘总”的微信号也非被告所有，实际上该微信的主体为案外人钟玲玲。根据原告提交的聊天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案外人在收到原告称呼其刘晓玲，明确告知原告发错函了，但原告在明知该微信并非被告本人的情况下，仍将被告诉至法院，实属恶意。其次双方在既未达成书面合同，也未达成口头合意的情况下，原告若主张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作为举证责任义务人，应就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原告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三，原告在律师函及民事起诉状上留存的159××××7139的手机号码，也并非被告身份证注册的电话号码，而系案外人钟玲玲身份证注册的电话号码。综上，原告单方面推断“守慧玉刘总”是被告，被告便是订购方实属无理，于法无据，没有事实依据，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钟玲玲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针对微信号“×××”的使用情况进行如下说明：本人因受到公司委派长期对外采购零散物品，为了便利，本人于公司出纳刘晓玲协商一致，由本人在微信上绑定刘晓玲因工作办理的银行卡，作为公司费用卡使用，本人每次消费后将发票开回，与刘晓玲打流水进行对账并报销，这样等于节约费用申请流程时间，其他大部分公司也会采取这样的采购灵活方式。现因本人微信绑定刘晓玲银行卡的行为造成本人微信显示登记在刘晓玲名下，与客观事实不符，现本人已将刘晓玲银行卡解除绑定，该微信一直由本人使用。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通过与原告从2018年开始在微信下单货物，而原告按照被告下单的要求，以及时间、地点、送货，并有买卖关系。兴湛日用品店与刘晓玲有交易往来，刘晓玲拖欠货款共计98975元；2、律师函快递，证明兴湛日用品店曾发律师函向刘晓玲催收，刘晓玲拒收。被告刘晓玲经质证，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目的均不予认可，涉案微信主体非被告本人，原、被告双方未发生交易往来，且该组证据无法证实交易往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发律师函是原告单方行为，且该律师函未送达被告，同时律师函中除了被告的姓名，由原告填写，被留存的电话是案外人钟玲玲的，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成立。被告刘晓玲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主体信息截图3份，证明微信名称“守慧”，微信号×××的微信使用主体是案外人钟玲玲的事实；微信名称：“笑笑”，微信号为×××的微信使用主体是被告刘晓玲的事实；2、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份（移动）、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份（联通）、联通个人基础信息打印件1份，证明手机号159××××7139是钟玲玲在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实名注册的事实；原告发送的律师函、民事起诉状记载的电话号码159××××7139均不是被告所有，而是钟玲玲所有的事实；手机号132××××0212是刘晓玲在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实名注册的事实，且绑定证据一中名为“笑笑”的微信号。3、短信记录截图1份（原告与钟玲玲），证明原告曾于2020年1月9日向钟玲玲4159××××7139手机号催款信息，钟玲玲明确告知原告该号码并非刘晓玲使用，且刘晓玲非货款购买的主体，并未欠付货款的事实；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份（被告与钟玲玲），证明钟玲玲曾收到原告的催款及律师函告知被告上述事实，并将与被告的聊天记录发送原告，告知涉案货物并非被告购买。该聊天记录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5页的聊天记录中“守慧玉刘总”发的截图不一致。5、钟玲玲出具的情况说明，同时提供钟玲玲的身份证号码，证明2017-2019年期间钟玲玲向原告通过微信订购货物，系履行职务行为，且多次告知原告该微信及订货主体不是刘晓玲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证据一，被告指出微信名称“守慧玉刘总”微信号为微信使用主体是案外人钟玲玲的事实。原告认为这个仅能证明注册者为钟玲玲不能证明实际使用者为钟玲玲。关于他的证据二，钟玲玲电子发票、联通个人基础信息打印一份，原告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电话号码159××××7139，它的注册者实名注册者是钟玲玲，也不能证明他的实际使用者就是钟玲玲。关于证据三和证据四，都是在2020年1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过来是为了证明他本人并不是被告，但是实际上他微信号跟原告进行交易往来已经从2018年持续到2020年，直到原告向被告催收的时候，他才否认自己是刘晓玲。所以对于这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出质疑。同时原告认为被告各方在原告催收以后才否认自己是刘晓玲，原告认为这种做法是为了逃避自己应负的返还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证据五，原告对该情况说明不予确认，在庭审开始直到刚才被告一直都坚持说被告应该是钟玲玲，而不是刘晓玲，但刚才被告又说是钟玲玲的职务行为。另外在这一份情况说明当中，说明人钟玲玲说多次告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的老板，不是刘晓玲，而原告所提供的聊天记录，从18年延续到19年，直到后来催收之后，他才否认自己是刘晓玲，在之前的交易或者是说交往当中，从未提出过自己不是刘晓玲。原告对第三人钟玲玲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的合法性跟关联性不予确认。情况说明里面所说的钟玲玲跟刘晓玲之间所说的同事关系，以及他们代为公司购买物品的事情，以及他们之间的约定，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原告无法去做任何的核对核实，且原告一直以来也不知道有钟玲玲这个人存在，被告一直以来都是以购买者的身份与原告进行交易，现在双方发生纠纷，钟玲玲就用所谓情况说明来转移视线，而且是用根本没办法去核实的情况来转移视线。因此原告认为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不是事实，而且也无法核实。被告认为第三人陈述的系客观事实，同时结合被告出示的其他证据以及原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显示，案涉微信号与原告的聊天内容均显示，原告在催款时该微信号回复等财务付款，及公司老总等内容可证实，该微信不是与个人进行交易，但是原告也未出示任何履行供货义务的证据。原告仅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买卖合同的成立，缺乏事实依据。被告认为无论原告向谁供货，或者微信与案涉守慧玉刘总微信号聊天，均与被告无关。原告上次庭审中称认定刘晓玲为合同义务主体的依据系微信中原告称呼刘总时，对方微信未予否认，故原告以此作为起诉被告刘晓玲的事实依据不符合常理，且通过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反映，原告在称呼全名刘晓玲时，对方微信明确告知其称呼错误，且发错律师函了，告诉原告该微信并不是刘晓玲本人时，原告仍通过错误的电话即钟玲玲注册的手机号码159××××7139，向被告发送信息及律师函，证实原告实际上并不清楚，也并不认识刘晓玲这个人。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权利对象错误，被告刘晓玲不应承担合同义务，且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证据不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经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对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查询的实名认证信息，显示微信号×××的姓名为被告刘晓玲。2018年8月20日，微信号×××的使用人（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在微信上将该微信号备注名设置为“守慧玉刘总”）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发送信息称“在吗”、“17箱茅台。”、“报个价”、“老不接电话”、“账这周给你搞定”，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回复信息称“好！刚看！刚在忙哈！茅台现在抄到1680到1700了！一直抄到中秋前超出1750了：早两个月前的价格放出1545：之前价格最优惠价出单给刘总你是1545的：”、“都是18的”。2018年8月21日，守慧玉刘总向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发送信息称“价格能优惠些？”，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回复信息称“刘总：现在报的价是亲情价了呦”，守慧玉刘总向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回复信息称“我晚点回公司确认是什么时候用”，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回复信息称“嗯”。2018年9月3日，守慧玉刘总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员工陈小妹发送了一张招商银行的显示转出成功的由被告刘晓玲向陈小妹转款34000元的电子回单，陈小妹回复信息称“已收到刘总存入34000货款：谢谢刘总：”及“之前总货款是：79850+10000之前尾款=89850的：今天转入34000.佘下55850的：刘总安排一下明天哈”，守慧玉刘总向陈小妹回复信息称“+10000之前尾款，这个转给你了”、“你查一下”、“我入下一批单的时候，就把钱给你转了，你看看记录”、“等你有空的时候再查查，不急，反正我这边今天还没钱进”“现在外出了”、“我回头查一下哈”，陈小妹回复信息称“好：”。2018年9月12日，陈小妹向守慧玉刘总发送信息称“刘总佘下的货款55850捉紧今明两天安排过来呦！中秋近段时间比较忙点：……”，守慧玉刘总回复信息称“忙到现在”、“OK”。之后守慧玉刘总与陈小妹频繁通过微信沟通，向原告订购茅台酒及支付部分货款，至2019年4月13日，陈小妹向守慧玉刘总发送信息称“之前的货款剩余尾款：50850。刘总发下货单给你：茅台4支=5600。茅台5件即30支=42000。合共：47600。加发票点数525。47600+发票点数共48125。麻烦刘总结一下货款谢谢：（即50580+48125）总共货款98975。”，守慧玉刘总回复信息“我周一回去催催”、“周末不上班”，陈小妹回复信息称“捞烦刘总货款转结一下”，守慧玉刘总回复信息“应该的”。之后陈小妹多次通过微信向守慧玉刘总催要98975元货款，守慧玉刘总没有向原告付款。最后陈小妹还通过微信向守慧玉刘总发送信息称“刘晓玲您好，我代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委托就贵方提取货款事宜，请尽快与我们或我方律师联系，及时履行还款，否则直接诉诸法院，届时引发不利法律后果由贵方承担。”守慧玉刘总通过微信回复“发错函了，已通知到位。”陈小妹再发微信给守慧玉刘总，被对方拒收。2020年4月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钟玲玲所写的《情况说明》，钟玲玲称其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受公司委派对外购置烟酒等货物，后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达成一致意见，由其向公司供货，公司结算后付款。供货期间，均由其通过微信与老板沟通货物订购、公司付款进度等情况。刘晓玲是其在公司的同事，曾多次帮其转货款，且其曾多次告知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老板本人不是刘晓玲，刘晓玲不是订货和欠款的人。原告对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加了钟玲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钟玲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原告在庭审中坚持要求被告刘晓玲承担本案责任，其一直是与刘晓玲交易，不要求钟玲玲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微信备注名为“守慧玉刘总”向原告购买茅台酒，欠下原告98975元货款未付，有原告提供的“守慧玉刘总”与原告的员工陈小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守慧玉刘总”的微信号×××已经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对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查询的实名认证信息，证实微信号×××的姓名为被告刘晓玲。但被告刘晓玲抗辩认为“守慧玉刘总”的微信号×××并非其本人使用，而是由第三人钟玲玲使用，对此原告并不认可。虽然被告刘晓玲提交了第三人钟玲玲所写的《情况说明》，但原告对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予认可，称其一直是与被告刘晓玲交易。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追加了钟玲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钟玲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到庭说明是受何公司委派对外购置烟酒等货物，更没有举证予以证明，故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现有证据已证实微信号×××（微信备注名为“守慧玉刘总”）的姓名为被告刘晓玲，原告方也一直与该微信沟通涉案货物买卖及支付货款事宜，在微信的沟通期间，“守慧玉刘总”也一直未向原告披露其不是被告刘晓玲，而且被告刘晓玲也曾向原告付款，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守慧玉刘总”就是被告刘晓玲。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刘晓玲之间构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刘晓玲欠原告98975元货款至今未付。原告要求被告刘晓玲支付货款9897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晓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支付货款98975元；二、被告刘晓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支付货款98975元的利息（从2019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4元，由被告刘晓玲负担。原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本院不再退回，由被告刘晓玲迳付给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兴湛日用品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红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任 越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