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02民初6643号 原告：李某某，女。 原告：李1某，男。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2某，男，系二原告父亲。 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珍，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女。 原告李某某、李1某与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运城市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2某、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珍珍、张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医药费6万、护工费1.6万、误工费2.5万元，伙食补偿费9000元，营养费6000元，丧葬费2.5万，路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原告之母(已死亡)因宫颈癌在西京医院做手术切除后，在运城市中心医院接受放化疗医治，根据主治医生的安排，放化疗结束后必须复查，原告母亲在院共做了六次复查，最后一次是2017年11月30号，复查为阴性，每次复查，患者都带着病历资料，明确告知医生她的右前胸和背部有疼痛感。但复查却没有什么结果。2017年12月2日夜晚，患者感到前胸和后背要命的疼，到医院被确诊为右肺鳞状细胞肺癌，肺癌已有4cm大小，已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致使原告母亲于2018年6月含恨离世。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运城中心医院误诊、误治、乱治、每次化疗后，草率复查，直接导致原告母亲失去了医治的最佳时机而死亡，给原告及家人造成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精神上带来损害，子女耽误了学业，致使原告家破人亡，经济困难，无法生活。故原告诉讼于人民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运城市中心医院辩称，一、答辩人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无过错。原告亲属郭某某(下称患者)于2016年10月13日因宫颈癌术后入答辩人医院就诊，入院诊断“宫颈鳞癌术后化疗后”,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制定放疗计划，行盆腔调强局部放射治疗：46Gy/23f/6w,腔内照射10Gy/2f,积极对症支持治疗；2016年12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宫颈鳞癌术后化疗后”,出院医嘱：嘱其外院定期复查，不适随诊，按时返院进行下一周期化疗。后患者又分别于2016年12月19日，2017年1月17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3月7日入院进行化疗。每次出院时均告知按时返院进行下一周期化疗，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后患者又在答辩人医院放疗科门诊、妇科门诊、疼痛科门诊就诊，答辩人的医务人员均按照患者主诉进行了相关的诊疗活动。整个诊疗行为均符合诊疗规范，无过错，患者陈述答辩人在诊疗中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没有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患者自身有原发性疾病，其就诊答辩人医院时诊断“宫颈癌术后”,原告现主张的医疗费及其他损失，均系患者治疗原发性疾病所产生费用，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关，该费用不是因答辩人的诊疗行为产生的，即该费用的发生与否不以答辩人的诊疗活动为转移。因此，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损害后果的发生。综上意见，答辩人在对患者郭某某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原告没有损害后果的发生，原告现主张的损失无事实依据，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任何关系，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2017年4月25日彩色多普勒报告单四份，证明该日的诊断结果无异常。 二、2017年9月6日彩色多普勒报告单，证明该日的诊断结果无异常。 三、2017年9月7日运城市中心医院检验报告单，证明该日的诊断结果无异常。 四、2017年11月24日影像诊断报告单，证明该日诊断胸部、肺部的结果未见明显异常。 五、2017年11月28日液基博层细胞学图文报告，证明该日诊断结果，提示再做进一步检查。 六、2017年11月30日病例报告单，证明该日的诊断结果。宫颈脱落细胞无异常。 七、2017年12月7日ECT诊断报告单，证明该日诊断结果为“右肺占位”，建议定期复查ECT。 八、2018年2月26日诊断治疗建议书，证明该日诊断结果，建议入院治疗。 九、运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支付凭证三份，证明在中心医院花费20387.07元。 十、山西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5张，证明在中心医院花费2190.51元。 十一、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在药店支付720元。 十二、山西省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处方笺，证明在临猗县第二人民医院花费170.4元。 十三、山西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在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运城市盐湖禹西大药房花费1783元。 十四、中心医院医疗费用清单，证明在中心医院花费93033.14元。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至八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部分报告是被告根据患者的主诉进行的相关检查，符合诊疗行为规范。同时，该部分证据也无法证实患者的死亡和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九、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称的患者因被告诊疗行为导致患肺癌死亡。证据十一、十二收据并非正式发票，无法证明系患者当时的实际支出。对证据十三至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据十四中的费用清单并非是原告的花费，应扣减医保报销的费用，同时原告所举的几份证据系患者郭某某治疗其自身疾病花费的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2016年10月13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患者郭某某在被告处的八次住院病历，证明被告根据诊疗行为规范对患者进行宫颈癌术后周期性化疗，诊疗行为合法合规，同时证明在患者历次住院记录中，在2017年12月5日即第六次住院之前，患者从未主诉存在胸痛的症状，也未主诉存在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胸闷气短等症状，在此情况下被告不能在患者无主诉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CT的检查，在第六次住院病历中，病历明确记载患者是在三周前也就是2017年11月份出现右胸疼的相关症状，这是患者首次陈述存在胸痛的症状，在此情况下，被告对患者行肺部CT检查，检查结果为右肺占位，诊断为右肺肺癌，后被告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相应的化疗治疗直至2018年3月2日，患者自行要求出院不再继续治疗，结合被告的整个诊疗行为，证明被告在诊疗活动中不存在误诊、漏诊的行为，对患者的诊疗不存在过错，患者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被告的证据只能证明是按照治疗宫颈癌的方案在治疗。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对患者郭某某进行宫颈癌术后化疗的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对患者郭某某的肺癌是否存在漏诊和误诊的诊断过错。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患者在被告医院住院的相关病历，双方对病历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院对病历均应确认。原告起诉后申请医疗行为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该院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相关委托要求超出其技术能力，故决定不予受理。随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委托北京协知鉴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又以2020年5月14日司法部关于印发《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的通知“涉及病理诊断和/或死亡后果等情形的医疗纠纷案件”现归属于法医病理范畴，其机构的鉴定业务不包含法医病理鉴定，遂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退案函：鉴于本案受检人已经死亡且尸体已灭失，失去了鉴定条件，依据省院意见，决定将案件退回你院。 根据以上证据，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8月，患者郭某某因“（宫颈）鳞状细胞癌”在被告医院就诊，后转入西京医院。2016年9月7日，在西京医院行机器人辅助下广泛性全子宫双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于2016年10月13日入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进行放射治疗，2016年12月19日、2017年1月17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3月7日分别入被告医院进行第三至第六周期化疗。2017年11月24日，患者郭某某在被告医院门诊复查，胸片提示：胸部后前位片未见明显异常。25日，患者郭某某再次到被告医院门诊，并自述其右胸、背痛1月余，被告疼痛科门诊对患者郭某某诊断结果为“胸神经痛”，开了部分药物让患者回家服用，并医嘱一周后随诊。2017年12月3日，患者郭某某再次到被告的急诊科门诊，病历记载“主诉右侧胸背部疼痛20余天”，“在当地县医院、卫生院检查未确诊，患者疼痛为缓解，为进一步诊治来诊”。被告随后给患者郭某某做了胸部CT等检查，提示“右肺上叶后段占位性病变”，诊断为“右肺肺癌”。2017年12月5日，患者郭某某入住被告医院进一步检查，于12月11日经病理图文报告确诊为“鳞状细胞癌”。2017年12月15日，患者郭某某出院。2018年1月15日和2018年2月26日，患者郭某某两次入被告医院治疗。2018年3月2日，患者郭某某自行要求出院，不再继续治疗。 同时查明，患者郭某某于2018年6月16日死亡。原告李某某系患者郭某某女儿，原告李1某系患者郭某某儿子。患者郭某某父母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医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患者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且举证责任应当由患者一方承担。因此，查明患者是否受到损害、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过错与患者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比例，是判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本案患者郭某某系因宫颈癌手术后在被告医院化疗期间又发现了肺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化疗是指通过使用化学治疗药物杀灭癌细胞的治疗行为，化疗并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只是应当认清化疗能不能完全防止癌症的转移和发生，就目前世界医疗水平而言，化疗并非必然能够防止癌症的转移和加重，而是因个例而异、因发现早晚而异、因病情轻重而异，其化疗效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不同。因此，本案原告称患者郭某某的肺癌是被告治疗行为导致，没有理论和临床依据。故原告认为患者郭某某的肺癌是被告的医疗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害后果，观点不能成立。其次，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患者郭某某的肺癌是否有因果关系，原告虽然申请了鉴定，但最终因失去鉴定条件而无法作出鉴定结论，故本案无法通过鉴定来确定，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患者郭某某2017年11月24在被告医院门诊复查，被告门诊虽然给患者做了胸部检查，但结果是“胸部后前位片未见明显异常”。25日，患者郭某某再次到被告医院门诊，并自述其右胸、背痛1月余，被告疼痛科门诊仅对患者郭某某的诊断结果为“胸神经痛”，开了部分药物让患者回家服用，并未对其做进一步的检查，对发现和治疗患者郭某某肺癌延误了9天，原告虽不能证明该行为属于医疗过错以及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出于公平原则，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一定的补偿。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某某、李1某补偿经济损失20000元。 案件受理费3340元，由原告李某某、李1某负担2000元，被告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负担13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靳文革 人民陪审员  王晓春 人民陪审员  郭艳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