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13441号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中路4号之4501房。法定代表人：向镜秋，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韦春艳，女，1974年9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隆安县。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奕公司）与被告韦春艳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名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被告韦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名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名奕公司无需支付被告韦春艳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3457元；2.判决被告韦春艳支付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韦春艳于2019年2月1日入职名奕公司，双方签有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至×××年1月31日，工作岗位为质检，工作职责为负责车间车位中查等相关工作。×××年春节假期过后，名奕公司经向荔湾区人民政府备案后于×××年2月20日复工复产，但韦春艳在身体健康且没有被医学隔离的情况下并没有按时复工，经名奕公司多次催促仍没有到岗，因名奕公司复产后，生产车间必须有对应人员负责中查岗位工序，×××年3月2日，名奕公司开会讨论疫情防控期间的复产复工事宜，其中关于韦春艳逾期未复工导致岗位空缺事宜，决定根据现有到岗职工情况统一统筹和调整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且尾部急需人员，韦春艳复岗后再安排至本部门尾查岗位工作，以便工作均衡开展，且两者岗位工资对比后发现工资水平大致相同。×××年3月1日，韦春艳到名奕公司固执要求继续在质检部中查岗工作，拒绝到质检部尾查岗工作，因名奕公司车间中查已经满员，没有对应中查工序可供安排，因此韦春艳此后便一直没有来名奕公司上班。×××年3月11日，名奕公司通过手机彩信向韦春艳发送限期复工通知书，要求韦春艳在×××年3月13日下午三时到公司办理复工手续，但韦春艳并未到名奕公司报到上岗。名奕公司认为，因韦春艳因个人原因没有按期复岗复工，名奕公司根据车间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其原工作部门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工作职责由中查改为尾查，属于企业自主用工权利的范畴，韦春艳任性地不来名奕公司上班完全是其个人意愿造成的，名奕公司不应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仲裁委裁决名奕公司需支付赔偿金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纠正。被告韦春艳辩称，1、其在名奕公司的月平均工资为4489元，在劳动仲裁中，双方均无异议。2、在其与名奕公司聊天记录中，2月7日晚上主管已有发出复工消息，韦春艳也已回复不确定。3、因为疫情原因，韦春艳于2月28日才能够前往名奕公司上班复工，韦春艳当地政府也已为韦春艳出具相关证明。4、到达岗位后名奕公司与韦春艳协商调动岗位，在几天的协商下，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并且名奕公司在协商中曾称如不同意调岗，即视为韦春艳旷工，辞退，并放言，可以去劳动局告名奕公司。韦春艳手机中存有协商过程中长达约1小时的视频，视频中可见名奕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镜秋，亦可清晰听到向镜秋以及股东甘海军的言论。因视频占用内存过大，无法刻录到光盘，但开庭期间韦春艳可以提供手机中的视频原件，以供审查。5、关于名奕公司的限期复工通知书，韦春艳于3月11日收到复工期限通知书，但是3月5日的时候韦春艳已经到劳动局申请仲裁。并且韦春艳于3月6日、3月7日、3月9日均有到名奕公司打卡上班，但是一直无法打卡。原因是名奕公司在3月2日的时候已经把韦春艳的指纹打卡取消，在与名奕公司车间的主管的微信聊天中有收到主管的通知，并且在名奕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中韦春艳发现名奕公司主管发来的信息中有存在人为修改的情况，详细可见：名奕公司主管于16：13分发来的信息：（关于你的情况，公司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也没有最终决定按你旷工或自动离职的正式通告）在这一则消息发来的时间后面存在人为的书写时间“×××年3月2日”。但实际上这一则消息发来的时间是3月11日16：13分，在韦春艳提供的证据中可查证。韦春艳提供的证据均是直接截图不存在任何修改，也可以提供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以便查证。关于这一则消息的修改，韦春艳认为，名奕公司有意混淆时间，以达到对名奕公司有利的目的，并且韦春艳充分怀疑名奕公司有伪造证据编造证据时间的嫌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韦春艳是名奕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是车间车位中查。韦春艳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4489元。×××年3月5日，韦春艳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请书，仲裁委于×××年3月6日向其出具穗荔劳人仲案字〔×××〕332号受理通知书。韦春艳向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1、裁决名奕公司支付韦春艳×××年1月1日至×××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4700元；2、裁决名奕公司支付韦春艳经济补偿金37600元；三、裁决名奕公司支付韦春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7600元。在仲裁庭审中韦春艳撤回第一项仲裁请求。×××年9月20日，仲裁委作出穗荔劳人仲案〔×××〕3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1、名奕公司支付韦春艳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3457元；2、驳回韦春艳其他仲裁请求。名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名奕公司向本院提交落款日期为×××年3月11日的限期复工通知书，并在当日将该通知书以短信彩信的形式发送给韦春艳。名奕公司还向本院提交收据用以证明其打卡机损坏进行维修。名奕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微信名为“陈庚”的名奕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账号，在与韦春艳微信聊天中×××年2月21日表示：“阿艳什么时候来，老板想今年想把你调到尾都去查货，让我先问一下你，看你有什么看法”。韦春艳提交的同样微信名为陈庚的账号与韦春艳的微信×××年3月11日表示：“关于你的情况，公司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也没有最终决定按你旷工或自动离职的正式通告”。庭审中，名奕公司称韦春艳是2019年2月1日入职名奕公司，×××年3月13日自行离职，3月11日书面通知韦春艳在3月13日下午三时前到岗；没有向韦春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韦春艳称2019年2月1日开始与名奕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没有离职；由于疫情期间当地村和县城封锁，无法买到车票，韦春艳于2月29日到广州，3月1日开始上班，韦春艳在3月5日申请仲裁，名奕公司收到仲裁委的资料后才让其复工。本院认为，名奕公司、韦春艳双方对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荔劳人仲案〔×××〕3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的第二项没有提起诉讼，视为双方均同意仲裁委的上述第二项仲裁裁决，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成立时间的问题。名奕公司主张2019年2月1日，对此韦春艳并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依法认定韦春艳入职时间为2019年2月1日。关于离职原因。疫情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整个社会每个成员对疫情防控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韦春艳有义务配合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名奕公司亦应当对韦春艳因疫情管控无法正常到岗上班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现韦春艳已经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三乐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临时出入证拍摄件等证据证明其未能及时复工的原因。名奕公司以韦春艳没有按时复工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名奕公司认为韦春艳是自行离职。本院认为，韦春艳已经于×××年3月5日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名奕公司在韦春艳提起仲裁之后才向韦春艳发出催告其到岗的通知，不能视为名奕公司已履行催告韦春艳上班等程序，名奕公司也未能举证其作出自动离职处理的相关规定已告知韦春艳，故名奕公司以韦春艳脱岗为由认定韦春艳自动离职，事实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离职时间，名奕公司主张为×××年3月13日，对此韦春艳并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依法认定韦春艳离职时间为×××年3月13日。关于名奕公司是否应向韦春艳支付经济赔偿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名奕公司既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曾经就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一致，也没有举证证明韦春艳存在自动离职或旷工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名奕公司提前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向韦春艳支付经济赔偿金。关于经济赔偿金的问题。双方对离职前韦春艳月平均工资4489元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韦春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不服仲裁提起诉讼，视为韦春艳对仲裁裁决经济赔偿金按13457元（4489×1.5×2）计算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韦春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457元。二、驳回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东名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穗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欧文超郑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