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70125号原告：刘红，女，197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泊心湾咨询服务中心接话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敬国，男，1965年8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泊心湾咨询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被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娟，女，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区1幢303号。法定代表人：孙大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旭，男，北京东方慧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职员。原告刘红与原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北分公司）、被告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慧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小红帽北分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准注销，本院依法追加其总公司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敬国，被告小红帽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娟、杨灿，被告东方慧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责令二公司连带支付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续签经济补偿金37333元。事实和理由：刘红自2000年即为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温泉站作报刊投递及征订业务。2004年，小红帽公司的关联企业小红帽北分公司成立，报刊发行的征订及投递业务转给了小红帽北分公司，刘红工作岗位并未变动，工资由小红帽北分公司发放。2011年3月31日，在小红帽北分公司的授意下，刘红与北京九洲峰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峰公司）签订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转为劳务派遣关系，工作仍在原单位进行，工资仍由原单位发放。后两次与九洲峰公司续签合同，2013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刘红的工作岗位没有变动。2015年10月31日，在小红帽北分公司的授意下，与九洲峰公司变更后的企业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15年11月1日与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同样性质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止。在整个劳务派遣关系期间，刘红的工作岗位并没有变动，工资仍由原单位发放。因为投放及征订工作的特殊性，刘红没有节假日，公司也未支付过节假日加班费。2016年12月31日，小红帽北分公司的业务转给邮局。2017年1月份，刘红生病请假，发放病假工资。自2017年10月30日，单位开始给刘红发放劳动合同终止意向通知书，以2个月的经济补偿及1个月未提前通知经济补偿为条件让其签字，但刘红认为其工作岗位并没有变动，工作是在关联企业进行的，按照法律规定，补偿年限应当连续计算，应为17.5个月加一个月，双方未达成一致，故申请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仲裁，仲裁委未支持刘红的请求。综上所述，刘红在与两家公司签定劳务合同之前，即在小红帽北分公司及关联企业工作，在工作岗位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与两家公司签定劳务派遣合同，时间自2011年3月3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属于逆向劳务派遣，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并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用工单位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成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合同，及劳务派遣只能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之法律规定，属于违法无效的劳务派遣合同。因刘红的工作岗位是在相关企业间工作并且没有变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的解释四》有关法律规定，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当连续计算。故，刘红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小红帽公司辩称，不同意刘红的诉讼请求，小红帽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用工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刘红在2000年到2011年期间和小红帽公司没有关系，2000年刘红入职的是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刘红和报刊公司之间是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之后因刘红的工作发生变化，其由投递员变更为运营管理员，这是小红帽公司的岗位，当时通过友邦公司（曾用名为九洲峰公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2015年10月31日刘红与友邦公司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自行提出离职，与东方慧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担任专职投递员。刘红是从2011年开始与小红帽公司存在的关联，小红帽公司是用工单位。2015年10月31日是刘红自行与友邦公司解除的合同，岗位有变化，小红帽公司在此期间不应承担赔偿或补偿的法律后果。2017年1月起，刘红提出生病，小红帽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给与了相应的待遇，2017年7月由海淀法院审理的小红帽公司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纠纷在现场勘验过程中，发现小红帽公司租赁的位置有其他人经营送奶业务，登记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刘红。小红帽公司认为刘红的行为是耗病假的行为，但依然按照医疗期一直让其享受到2017年10月16日，因此双方存在法律关系的过程中，小红帽公司没有任何瑕疵，作为刘红有欺骗公司的故意，其医疗期到期后东方慧博公司向其发放限期到岗通知，要求到小红帽公司报道，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从2015年11月1日到2017年10月31日刘红的工作时间是两年，支付的到期终止的经济补偿应是2个月，不存在刘红主张的按照18.5个月计算劳动合同终止的补偿金的问题。刘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予以驳回。东方慧博公司辩称，刘红与东方慧博公司自2015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东方慧博公司为其办理劳动合同终止手续，在仲裁过程中刘红认可与公司劳动合同终止。仲裁裁决作出后我方没有起诉，同意仲裁结果。2018年1月30日，刘红以原小红帽北分公司、东方慧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请。2018年5月1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59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小红帽北分公司支付刘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73.62元，东方慧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刘红的其他仲裁请求。刘红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关于劳动关系，刘红主张其于2000年入职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温泉站作报刊投递及征订业务；2005年入职小红帽公司，担任投递员；2011年4月1日小红帽公司让其与九洲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运营管理员；2015年11月1日与东方慧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内容也是投递。刘红主张上述期间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没有变化。刘红称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936.81元。刘红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票联、小红帽公司代收费专用收据（显示时间自2005年起）、小红帽公司报刊征订单（2008年-2015年）；证据二、刘红与九洲峰公司（后更名为友邦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合同生效时间为2011年4月1日，终止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刘红被派遣至小红帽公司担任运营管理员工作，之后双方两次续订劳动合同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证据三、刘红与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本案被告名称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期限至2017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显示刘红被派遣至小红帽公司担任专职投递员工作；证据四、银行回单。小红帽公司及东方慧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小红帽公司主张从征订单可以显示最开始刘红是与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与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因此不认可刘红连续工作的时间。小红帽公司主张刘红最初入职的是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刘红和报刊公司之间是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与九洲峰公司（后更名为友邦公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派遣至小红帽公司工作，其工作岗位由投递员变更为运营管理员；2015年10月31日刘红与友邦公司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自行提出离职，小红帽公司在此期间不应承担赔偿或补偿的法律后果；2015年11月1日刘红与东方慧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派遣至小红帽公司担任专职投递员，岗位发生了变化；从2015年11月1日到2017年10月31日刘红的工作时间是两年，支付的到期终止的经济补偿应是2个月，不存在刘红主张的按照18.5个月计算劳动合同终止的补偿金的问题。小红帽公司就此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辞职申请，显示内容为“因个人原因，本人自愿申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落款处显示有刘红签名；证据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显示内容“本单位与刘红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于2015年10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本人签字：刘红”。落款处加盖友邦公司公章。刘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上述两份证据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2.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情况，东方慧博公司主张刘红于2015年11月1日与其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期限至2017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刘红被派遣至小红帽公司担任专职投递员工作；刘红自2017年开始休病假，东方慧博公司于2017年10月向刘红发放返岗通知，2017年10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再续订。刘红对上述情况认可，但主张其自2000年开始工作，工作地点及内容均无变化，因此工龄应当自2000年起计算。东方慧博公司、小红帽公司均认可刘红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936.81元。另，第一次庭审中，刘红主张因为其离职前工资是由小红帽北分公司发放，故其起诉该公司要求承担责任。原小红帽北分公司表示其公司是代小红帽公司发放工资，其公司并非实际用工单位。小红帽公司认可其为刘红用工单位。另查，北京九洲峰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1日变更名称为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准注销。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更名为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小红帽北分公司已于2019年10月22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准注销。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系小红帽公司，持股比例100%。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红对小红帽公司提交的“辞职证明”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辞职证明中表明刘红系因个人原因辞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亦表明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现刘红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非因本人原因”的情形，故本院对刘红关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其工龄连续计算的主张不予采信。刘红、东方慧博公司及小红帽公司均认可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于2017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因此东方慧博公司应支付刘红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经济补偿金，仲裁裁决不高于法律规定，东方慧博公司及小红帽公司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根据刘红提交的与东方慧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刘红被派遣至小红帽公司，本案庭审中，当事人亦均对此无异议，故小红帽公司作为用工单位亦应对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刘红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73.62元，被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刘红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红负担（已交纳5元，剩余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巍审判员 陈 慧审判员 张午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