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05民初1203号 原告：范燕玲，女，197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原告：陈海全，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燕玲（系原告陈海全的妻子），女，现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被告：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住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3号金苑豪庭11楼1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500005932284489。 负责人：陈鉴林，该所主任。 被告：廖永生，男，194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原告范燕玲、陈海全诉被告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燕玲（兼原告陈海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公力事务所的负责人陈鉴林及被告廖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原告律师服务费49200元；2.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5898.5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2015年11月6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505898.50元为基数，按月息3%的标准计付）；3.判令被告公力事务所支付违约金15176.96元（违约金计算方式为505898.50元×3%=15176.96元）；4.被告廖永生对上述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公力事务所于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16日分别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原告）就其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借贷纠纷和加工合同纠纷二案，委托乙方（被告公力事务所）指派被告廖永生律师出庭代理，为此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被告公力事务所接受原告委托后，指派律师被告廖永生出庭执行律师职务。由于原告与发生纠纷的案外人蒙永丽在交易过程中的证据不充分，被告廖永生以专业律师的身份草拟了《证明》等格式文书，交由原告让相关人员抄写，用作原告的证据。另，被告廖永生超越代理权限，代原告签收了开庭《传票》，且在开庭当天早上被告廖永生才告知原告称法院通知原告问话，并且被告廖永生当天还迟到了。由于被告廖永生草拟的《证明》等格式文书不规范、不准确、表达意思错误以及开庭时告知原告是问话，导致原告无法申请和通知两个印度商人出庭作证，造成原告两个案件的一审、二审均败诉。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原告另外聘请律师上诉、申请再审、抗诉、再审，最后挽回损失159937.10元。由于被告的重大过错，未能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专业代理职责，造成了原告重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借贷案件本金127251.50元及利息、一审诉讼费1421元、二审诉讼费2845元，2020桂民再161号诉讼费15871元，买卖合同案件本金338510元及违约金82755.90元（违约金已计至2017年8月15日，之后以338510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诉证人翻译费6300元，上诉证人诉讼费4090元，交通住宿费354元，打印复印费用1776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及误工费20000元]。原告有权请求被告赔偿。综上，原、被告依法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被告作为专业法律人员，应当以专业水准履行合同，现由于被告的过错和履行合同不专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公力事务所辩称，1.原告诉请的各项金额均不成立，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诉请的借贷案件本金127251.50元和买卖合同案件本金338510元损失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本金均是蒙永丽应当收回的出借款和货款，该两个案件的生效判决足以证明在原告范燕玲委托被告廖永生代理之前，蒙永丽已形成并享有这两个债权，而原告范燕玲负有这两个案件的债务。①（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中，原告范燕玲举出陈伟斌等6个证人去证明其欠蒙永丽的货款已经委托他们代偿还了586984元，之后这6个证人均反悔，否认是原告范燕玲委托转款而是外籍人委托转款。而原告范燕玲在回答法庭发问的问话时也认可这6个证人的反悔，并改称因其对外籍人享有债权，就委托外籍人通过上述6个证人转款给蒙永丽及外籍人已经回了国外。②（2018）桂04民初89号案中，原告范燕玲要迈克支付的货款为66334元，同时主张该应收货款中有19000元、20000元其委托迈克转账至殷国斌（蒙永丽老公）账户，对此迈克却表示其记不清了，但其已按原告范燕玲的要求付清了所欠的货款。而殷国斌承认收到19000元、20000元、17100元三笔款。③（2018）桂04民初105号案中，原告范燕玲要求阿凡提支付的货款为113742元，同时主张其委托阿凡提把34810元、46850元、15122元、16960元转账给殷国斌（蒙永丽老公）。对此阿凡提认为所欠货款其已按原告范燕玲要求支付完毕，而殷国斌确认收到阿凡提支付的34810元、46850元、3630元。④（2020）桂民再161号案中，该案判决以殷国斌在（2018）桂04民初105号案中确认的三笔转账金额85290元作为原告范燕玲委托阿凡提代付货款给蒙永丽的款项及以殷国斌在（2018）桂04民初89号案中确认的三笔转账金额56100元作为原告范燕玲委托迈克代付货款给蒙永丽的款项，而对原告范燕玲的其余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从上述四个案件之间的相关联系分析出：①原告范燕玲对外籍人享有的债权不是586984元，而是原告诉讼主张的66334元和113742元，且该债权已经消灭，故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②原告范燕玲试图通过诉讼方式来获得其已经委托外籍人付款的方式来归还蒙永丽货款的事实，故外籍人不愿意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出庭作证。③广西高院并不以两个外籍人的陈述来确定原告范燕玲是否归还了货款，而是以殷国斌确认收到的金额来认定原告范燕玲向蒙永丽归还了多少货款。所以，原告范燕玲和陈海全不存在损失，两原告主张因外籍人不能出庭作证从而造成损失没有事实依据。（2）两原告诉请的退回律师费49200元不成立。因没有法律规定，且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约定案件败诉要退回律师费。（3）两原告诉请的利息、违约金损失亦不成立。因利息和违约金是由于两原告不履行偿还合同债务给债权人蒙永丽而产生，而不是因为被告廖永生律师代理行为而产生。因此这也不是一项损失。（4）两原告诉请的诉讼费、翻译费、交通住宿费、打印复印费更不成立。因为这些费用均是两原告进行诉讼的必要支出，也不是因被告律师的代理行为而产生，故这也不属于一项损失。（5）两原告诉请的精神赔偿费也不成立。因为两原告没有精神损失，且被告廖永生律师是代理两原告向他人实施代理行为，而不是向两原告做出侵权行为。所以，即使两原告存在精神损害也与其和被告廖永生无关；2.被告廖永生律师在为两原告代理的履约过程中，没有实施超出履约范围的侵权行为，故两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责任是违约责任，而不是过错责任，本案两原告在本案中陈述的事实和主张的理由，均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履约范围内的事情，故两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不成立；3.被告廖永生律师代理两原告诉讼得出的结果是由两原告承领而不是由其或被告廖永生律师承领，故两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代理结果的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是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履行结果是由被代理人承担，而不是由代理人承担。本案两原告诉请的所谓损失是指向其未委托被告廖永生律师代理前已对蒙永丽背负的债务，而不是被告廖永生律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损失。因此，不论被告廖永生律师代理案件的结果是赢或输，均是由被代理人即两原告承担，而两原告诉请由被告承担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廖永生辩称，1.两原告起诉其退回律师费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因律师费是律师为委托人代理法律事务应当收取的报酬，律师按委托合同履行了职责付出了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与官司胜负无关。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律师代理案件败诉要退还律师费，而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也没有这样约定；2.两原告起诉其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因其接受委托后，在代理权限内代理两原告拟定了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证据、依时出庭参加诉讼，依法提出质证意见和代理意见，尽职尽责履行了代理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尽责的行为。其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法院判决两原告支付货款（欠款）及违约金给蒙永丽，在二审时两原告也另行委托了广西桂科律师事务所的朱勇辉律师作为代理人，而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维持一审判决，证明其没有过错。此外，从两原告在提交给法院的《民事答辩状》和《证据目录》上签字确认，可以看出两原告是认同其的诉讼行为，但在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没有达到预期要求或者没有得到法律支持时，两原告却以律师存在过错为由，要求其承担败诉责任并赔偿诉讼费用的损失，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3.法院生效判决两原告应支付548517.40元给蒙永丽，证明胜诉方对该548517.40元享有合法权益，而败诉方对该548517.40元则需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两原告无权要求其赔偿因败诉应支付给蒙永丽的548517.40元，故两原告涉嫌恶意诉讼。（1）根据《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因买卖合同纠纷案经区高级法院判决两原告支付货款338510元及违约金82755.90元给蒙永丽，而民间借贷纠纷案经梧州中级法院二审判决两原告返还借款127251.50元及支付利息给蒙永丽，该两份生效判决书判决两原告应共支付548517.40元给蒙永丽。据此，证明（胜诉方）蒙永丽对法院判决所得的548517.40元享有合法权益并受法律保护，可申请法院对败诉方进行强制执行。而（败诉方）两原告对法院判决应支付给蒙永丽的548517.40元则不享有合法权益，故被答辩人涉嫌恶意诉讼。（2）法律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为必须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而损害事实的特点是：损害是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本案中，由于两原告对法院判决应支付给蒙永丽的548517.40元不享有合法权益也不受法律保护，即两原告不存在损害事实。故两原告要求其赔偿因法院判决应由两原告支付给蒙永丽的548517.40元是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的；4.两原告的案件败诉与其的代理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1）两原告在本案《民事诉状》中承认：“由于原告与发生纠纷的案外人蒙永丽交易过程中的证据不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可见两原告自认了证据不充分的事实，故其无须举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两原告另行委托广西桂科律师事务所朱勇辉律师作为代理人的二审案件被判决败诉，充分说明其的代理行为没有造成两原告的经济损失。（3）根据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范燕玲主张其委托外籍人士向蒙永丽支付的其他货款金额与其出具给给蒙永丽的欠条金额不对应，且范燕玲在本案历次诉讼中亦未能提交其指示或委托外籍人士向蒙永丽支付货款的相关证据，故范燕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范燕玲该主张不予采信。”证明两原告的败诉与其的代理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5.其的代理行为没有超越代理权限，也不存在过错。（1）两原告起诉称：“被告廖永生从专业律师的身份草拟了《证明》等格式文件，交由原告叫相关人员抄写，用作原告的证据。”这是不真实的，其予以否认。事实上是原告范燕玲告诉其有莫雅勋等6人同意出具受原告范燕玲委托转货款给蒙永丽和殷国斌的证明，其根据原告范燕玲的授权把原告范燕玲交来的莫雅勋等6人的银行转款凭证等材料作为证据进行整理，并把整理得出的6个证人在不同银行转款数据告知原告范燕玲，后来原告范燕玲把莫雅勋等6人写的证明交给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且其是在经两原告同意并在《证据目录》签字后才提交给法院的。因此，其履行代理职责没有超越代理权。且万秀区法院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过程中，汪瑞远法官于2017年10月16日上午9时对出具《证明》的陈伟斌、莫雅勋等6位证人就如何出具《证明》的真实情况进行询问，陈伟斌、莫雅勋等证人在《询问笔录》中承认：“我受外籍人士的委托而出具这份证明。”以上事实证明两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说并不真实，故其没有过错。（2）两原告起诉称：“被告廖永生超越代理权限，代原告签收了开庭《传票》。”这是错误的，因其的授权委托的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故其有权代签收开庭《传票》，且其签收开庭《传票》的行为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因此其没有超越代理权限。（3）两原告起诉称：“被告廖永生在开庭当天早上才通知原告法院通知问话，并且迟到。”这是不真实的，因其已经提前四天通知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开庭，且开庭时其也没有迟到。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其于2017年12月22日接到法院书记员通知在12月26日上午9时在法院第6审判庭开庭问话，于是其在当天就电话明确告知原告范燕玲在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万秀法院第6审判庭开庭。而梧州市万秀区法院（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第1页也证实两原告及其均到庭参加诉讼。由此证明无论是“开庭”还是“问话”，其都通知了两原告，两原告也参加了开庭审理并没有丧失任何诉讼权利，故其不存在工作失误，案件败诉与其的代理行为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两原告起诉称：“由于廖永生律师草拟了《证明》等格式文书的不规范、不准确、意思表达错误。”这不是事实，其予以否认。因两原告提交的证据3，事实上是其已经抛弃作废的稿纸，是没有证明力的，由此可见本案两原告的证据是不真实的。（5）两原告起诉称：“开庭时通知原告是问话，原告无法申请和通知两个印度商人出庭作证，造成原告二个案件均一审、二审败诉”。事实上，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其不存在过错，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由于两原告没有依法申请证人（外国人）出庭作证。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在2017年10月27日上午12时的梧州市万秀区法院《谈话笔录》中记录，汪瑞远法官问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你是否能提供书面证据证明你上述说法？”，原告范燕玲回答：“现部分不能提供，外籍老板已经回到国外，法院可以和他们视频确认。”可见，案件败诉后果应由两原告承担。此外，原告范燕玲在给梧州市律师协会的《投诉信》中的说法是：“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不被法院许可，也来不及出庭作证，以致关键的证人（外国人）不能出庭作证，投诉人因此输了官司。”而原告范燕玲在《赔偿申请书》中的说法是：“主审法官以没有提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不被允许，造成输了官司。”可见两原告承认因自身原举证不能而败诉，与其的代理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4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桂04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原告范燕玲通过诉讼把两个印度人迈克和阿凡提作为被告，另行起诉支付货款，证明两个印度人不愿为原告范燕玲作证，故两原告称有两个印度人愿意作证是不真实的。以上事实和法院判决证明两原告案件败诉与其的代理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不存在过错；6.梧州市律师协会对原告范燕玲的投诉案作出了调查结论，认为其的代理行为没有造成原告范燕玲的经济损失，也不存在工作失误。综上所述，其完全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职责，其的代理行为没有超越代理权限，也不存在过错，故请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两原告的身份证、被告公力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被告廖永生的律师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 2.公力（2017）公字797号《委托代理合同》、公力（2017）公字1016号《委托代理合同》、公力（2018）公字109号《委托代理合同》各一份，《授权委托书》、《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出庭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委托代理的事实； 3.手写证明及手写草稿复印件一份（共6张），证明被告廖永生草拟的文书不规范、不准确、表达错误的事实； 4.《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送达证》复印件三份、《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传票存根》复印件二份，证明被告廖永生超越授权的事实； 5.（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因被告廖永生的重大过错，造成两原告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 6.录音光盘及文字翻译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超越授权代两原告签收开庭传票，却告诉两原告是问话及曾草拟的文书不规范、不准确、表达错误的事实； 7.编号为1572004的《收据》、编号为00123561、00123237、00000112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梧州市友旺文印店2020年7月26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编号为1572006的《收据》、编号为00003270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因被告廖永生的过失，造成两原告审诉、抗诉支付各项费用的事实； 8.手写的核对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没有认真仔细代理。 被告公力事务所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诉讼的主张成立；对证据2中的公力（2017）公字797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中的公力（2017）公字1016号《委托代理合同》、公力（2018）公字10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且恰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未约定案件败诉律师需承担赔偿责任。对该份证据中的《授权委托书》、《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出庭证》无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这是被告廖永生律师废弃的稿纸，并非是被告廖永生律师真实的代理意思表示，若要认定律师代理行为及代理意见应以实际提交法庭的证据为准，故该份证据无真实性及合法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廖永生律师有越权的代理行为，且恰好证明了被告廖永生律师是在代理范围内签收法律文书材料，故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判决内容证明蒙永丽的诉讼主张成立，在该案中外籍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不是以外籍人陈述为准，而是以殷国斌确认的金额来确定原告还了多少款给蒙永丽，因此原告主张的损失是不存在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提供光盘的原始载体，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能提供原件是因该证据原件是蒙永丽所持有，且该份材料上的涂改也是由蒙永丽进行的涂改，并非是被告廖永生进行的涂改。 被告廖永生对两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公力事务所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公力事务所为其辩解依法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 1.公力（2017）公字797号《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代理原告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原告特别授权给予被告廖永生； 2.公力（2017）公字1016号《委托代理合同》、公力（2018）公字109号《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三张）、《取消委托证明》各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代理民间借贷纠纷案和加工合同纠纷案亦有特别授权及原告在开庭前取消被告廖永生律师对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的委托，并同意不再要求退回律师费； 3.被告代理蒙永丽诉范燕玲的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证据目录》、《证明》等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履行职责不存在工作失误及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在《证据目录》签字认可了该案的举证证据及相应的证明内容； 4.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6日的《询问笔录》、2017年10月27日的《谈话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出具《证明》的6个证人在《询问笔录》中承认“我受外籍人士的委托而出具这份证明”及原告范燕玲在《谈话笔录》承认就书面证据方面“现部分不能提供，外籍老板已经回到国外，法院可以和他们视频确认。”证实被告廖永生履行职责不存在工作过失； 5.（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和代理人被告廖永生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廖永生履行职责不存在工作失误及被告廖永生没有超越代理权限和开庭期间原告没有主张证人出庭； 6.（2018）桂04民终430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提出上诉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代理，二审法院仍然维持一审判决，因此充分证明被告廖永生的代理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 7.（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书》、（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证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和代理人被告廖永生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廖永生履行职责不存在工作失误，被告廖永生没有超越代理权限； 8.《投诉信》、《赔偿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8年11月19日原告范燕玲向梧州市律师协会投诉被告廖永生工作失误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问题，原告范燕玲在《投诉信》中承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不被法院许可，因此输了官司”。而原告在递交的《赔偿申请书》中亦承认：主审法官以没有提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不被允许，造成输了官司。因此证明了被告廖永生不存在代理过错； 9.《梧州市律师协会立案通知书》、《关于范燕玲投诉廖永生律师一案的复函》各一份，《梧州市律师协会文书送达回执》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不存在工作失误，没有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具体为：（1）梧州市律师协会收到原告范燕玲的投诉后，经立案调查核实做出结论并回复原告范燕玲：“我会（梧州市律师协会）认为二审判决充分说明被投诉人（廖永生律师）的代理行为没有造成你（范燕玲）的经济损失，你认为被投诉人工作失误的表现是对律师工作的误解”、“我会认为被投诉人不存在工作失误。”、“我会认为被投诉人是有权代签《传票》的，你认为代签《传票》是未经授权是对代理权限的误解。因此我会对你反映被投诉人廖永生律师工作失误，造成你重大经济损失的问题不予支持。”和“通过对投诉人投诉事实的调查，被投诉人在履行律师代理职责时是尽职尽责的”。（2）2019年4月26日梧州市律师协会把《关于范燕玲投诉廖永生律师一案的复函》直接送达给了原告范燕玲签收； 10.（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 11.（2018）桂04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2018）桂04民初101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 上述证据10-11证明：（1）根据广西自治区高院《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证明在本案历次诉讼中外国人不愿为原告出庭作证是造成败诉的原因，案件败诉与被告廖永生的代理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原告对外籍人不享有586984元债权，外籍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也不是以外籍人陈述为准，而是以殷国斌确认的金额来确定原告还了多少款给蒙永丽，所以原告主张的损失是不存在的； 12.（2017）桂0403民初1024号的万秀法院开庭审理的两次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廖永生没有耽误原告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该份民事审判笔录第三页也明确记载法庭有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有申请证人出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未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 两原告对被告公力事务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授权被告廖永生签收法律文书，被告廖永生超越代理权限是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仅是取消上诉案件的委托；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中的《证明》是原告按照被告廖永生提供的证据格式书写的，但并未能真实表达原告的真实意思；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廖永生提供的证据3中的《证明》的内容也不能表达原告的真实意思，是被告廖永生教错原告书写的证明，导致原告的案件一、二审败诉；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廖永生告知原告是法庭通知问话并非开庭，故导致原告无法申请和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该两案开庭审理时被告廖永生忘记了开庭时间；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该两案开庭时被告廖永生忘记拿材料到庭，而在到庭后又返回公司拿取；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廖永生未帮助原告办理申请证人出庭参加庭审的相关手续，也未告知原告需证人出庭，完全是其工作的失职；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廖永生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是列举法的特别授权，并没有签收法律文书的授权，故被告廖永生没有权限代原告签收法律文书。另该份证据中的梧州市律师协会对特别授权的解释和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是有意偏袒被告廖永生；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判决书是由于被告廖永生未尽到代理义务故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通过起诉两名印度人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及误工费损失；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廖永生的说法有异议，认为其不清楚开庭故无法通知证人出庭。 被告廖永生对被告公力事务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证明12证实了原告是清楚案件的开庭时间及原告也从未向法庭提出申请证人出庭。 被告廖永生为其辩解依法向法庭提交的证据1-11与被告公力事务所举证的证据1-11一致。另，补充提供《出庭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开庭前（民间借贷上诉案）突然取消委托，并当场签有“取消委托证明”一份，详见被告公力事务所提交的证据2。 两原告对被告廖永生提供的证据1-11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公力事务所提交的证据1-11所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另，对被告廖永生补充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在万秀法院开庭前就发现被告廖永生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中冒领原告领取了开庭传票，但其并未告知原告是开庭，只是和原告称是法庭问话，导致原告无法及时通知证人出庭，从而造成原告在该案中的经济损失，之后原告也一直向被告廖永生追问是否清楚2017年12月26日的时间是属于案件开庭还是问话，但被告廖永生称是法院问话，且其在该案开庭时因未见到被告廖永生出庭，故就打电话给被告廖永生，问被告廖永生是开庭还是问话，被告廖永生才知道2017年12月26日是案件开庭的时间而并非是问话，且被告廖永生是在开庭后二十来分钟才拿材料到庭参加诉讼，而原告也立即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在电话称可以马上过来。过一段时间后，证人被蒙永丽的大姐威胁不让其出庭作证，后法庭告知原告称被告廖永生并未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故在证人来某的路上该案法官就告知了休庭。且当时被告廖永生也教错原告书写证人的证明，而原告也将当时作为证人的外国人起诉，导致原告已无法与外国人做生意。 被告公力事务所对被告廖永生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被告廖永生补充提供的该份《出庭通知书》所涉案件是二审案件，但出具该通知书前被告廖永生仍是一审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399号的代理人及其举证的证据2中所记载的“取消委托证明”，原告是取消了被告廖永生在（2017）桂0403民初1399号二审的代理，从而证实原告取消被告廖永生的委托是真实的及被告无须退回律师费。 本院结合原、被告双方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结合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采纳取舍，并在认定事实中进行综合认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8月28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1.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支付货款539900元；2.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支付违约金101303元（违约金计算，从2016年3月6日起计至2017年8月15日止）；3.判令范燕玲、陈海全从2017年8月16日起以423300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算共同向蒙永丽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还清欠款为止。 2017年10月10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399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1.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归还借款127251.50元；2.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向蒙永丽归还自2017年8月2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127251.50元为本金，按每年6%利率计算的借款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24日为1124.10元）。 2017年10月10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桂0403民初1400号]，在该案中案外人蒙永丽的诉请请求为：判令范燕玲、陈海全共同赔偿蒙永丽宝石坯损失8708元。 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16日、2018年1月9日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公力事务所分别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公力（2017）公字1016号、公力（2018）公字109号。该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1.甲方应该如实向乙方去叙述案情，提供支持自主张的应有真实证据，乙方依法支持甲方的合法权益；2.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3.甲方解除本合同，乙方无须退还律师费给甲方。乙方无故解除本合同，应退还律师费给甲方。其中合同编号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6000元正；4.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一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合同编号为公力（2017）公字1016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借贷纠纷和加工合同纠纷两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所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200元正；4.律师费8200元于2017年10月25日前付清；5.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一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合同编号为公力（2018）公字109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另外还约定：1.现甲方就其与蒙永丽民间借贷上诉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出庭代理；2.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廖永生律师为甲方上述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3.甲方于签订本合同时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正；4.律师费5000元整于2018年1月15日前付清；5.乙方的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案二审或仲裁结束止（接到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判文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或执行和解、或撤诉时即本案代理结束）。 签订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作为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公力事务所和作为承办律师的被告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于2017年10月16日出具了两份《授权委托书》，该三份《授权委托书》均约定：委托人事项和权限为：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特别授权。其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7日的《授权委托书》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你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中，有一份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另一份《授权委托书》还约定：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律师作为委托人范燕玲、陈海全的诉讼代理人。 上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被告廖永生根据原告的委托分别作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中两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代两原告领取法院送达的上述案件的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其中，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送达证》所示，被告廖永生就（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于2017年12月22日签收了两份传票和一份出庭通知书，其中传票载明：（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于2017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梧州市西环路上段29号万秀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另，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即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分别于2017年9月20日下午15时和2017年12月26日9时进行了开庭审理，根据该两次开庭的庭审笔录载明：范燕玲、陈海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生均到庭参加诉讼，且在法庭核实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是否申请有证人出庭时，双方均表示未申请有证人出庭。2018年1月11日，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范燕玲、陈海全与蒙永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货款479900元给蒙永丽；2.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101303元（计至2017年8月15日，之后以4233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两原告因对该判决不服，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8）桂04民终430号。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另行委托了其他律师作为其的诉讼代理人，2018年6月19日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8）桂04民终4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根据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该案二审判决后，因两原告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行）监［2019］45000000454号民事抗诉书，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民抗140号民事裁定，提审了该案，案号为（2020）桂民再161号。2020年6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4民终430号民事判决；2.变更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支付货款338510元给蒙永丽；3.变更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案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82755.90元（违约金已计至2017年8月15日，之后以33851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4.驳回蒙永丽其他诉讼请求。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范燕玲、陈海全在再审的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燕玲、陈海全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借款本金127251.50元及支付利息（以127251.50元为本金，自2017年10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蒙永丽。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廖永生均到庭参加了该案的庭审，且在庭审的过程中两原告未申请有证人出庭。两原告因对该判决不服，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8）桂04民终255号。在二审的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先委托被告廖永生作为诉讼代理人，后于2018年4月26日撤销了对被告廖永生的委托，并出具了一份《取消委托证明》，声明于2018年4月26日上午决定取消廖永生律师的委托上诉案，并不再要求退回律师费。后另行委托了其他律师作为其二审的诉讼代理人，2018年6月6日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了（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根据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该案的二审诉讼过程中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就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燕玲、陈海全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宝石坯损失8708元给蒙永丽。另，根据该判决书的载明的内容反映，范燕玲、陈海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生均到庭参加了该案的庭审，且在庭审的过程中范燕玲、陈海全未申请有证人出庭。 2018年11月19日，原告范燕玲向梧州市律师协会递交《投诉信》，反映被告廖永生律师存在工作失误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并要求被告廖永生退回律师费和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对此梧州市律师协会于2019年4月26日出具了一份《关于范燕玲投诉廖永生律师一案的复函》，载明：被告廖永生在履行律师代理职责时是尽职的…等内容。同日，梧州市律师协会将该份复函送达给了原告范燕玲。 庭审中，原告范燕玲、陈海全在回答法庭发问的问题时称：（1）其委托被告廖永生代理了三个一审案件，该三个案件均是万秀法院审理，分别为（2017）桂0403民初1024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和（2017）桂0403民初1399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及（2017）桂0403民初1400号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加工合同纠纷案。其中（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的律师费为36000元，（2017）桂0403民初1399号和（2017）桂0403民初1400号两案的律师费共为8000元；（2）诉讼请求1中其要求被告退回律师服务费49200元，具体是指三个一审案件加一个二审案件的所有律师代理费，共49200元。此外，其该诉请的依据是因被告廖永生未尽律师义务及教错原告书写证人证明和分不清是开庭还是问话，且其也问过被告廖永生是否需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被告廖永生称无需证人出庭作证，其认为作为一名律师应该知道是否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另，其要求申请证人出庭的为三件案，具体是（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及二审的2018桂04民终255号案，而该三个案件需申请出庭的证人均是外国人，其与证人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且其在2017年12月26日（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开庭当天有电话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被告廖永生并未同意和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对于其要求被告廖永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张，其没有书面的证据可以提交法庭；（3）其诉讼请求2的依据为被告廖永生未能及时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导致原告在该案件中败诉，而该请求的计算方法为：二审案件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案中造成了原告应归还蒙永丽货款127251.50元损失以及（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应归还蒙永丽货款338510元的损失，合计465761.50元。另，其要求被告从2015年11月6日起支付利息和支付利息的标准的依据为（2020）桂民再161号《民事判决书》的第5页顺数第12行及（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页第8-9行的内容，即依据该两案中所需支付给蒙永丽的利息及利息方式。而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依据为因其损失了货款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此外，其要求被告廖永生对其上述的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因被告廖永生未帮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告知其开庭，导致其无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当时其在万秀法院作的笔录仅是称暂时无法找到外国人，而并非是找不到；（4）在被告廖永生提交的《证据目录》3中的第9页“提交人：范燕玲、陈海全”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被告廖永生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1）没有表示异议，并提出在（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的二审案件中原告也是委托其进行上诉，但在二审开庭当天原告就取消了其的委托，该案其收取了5000元的律师费；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2）有异议，认为原告所说均不是事实，因其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所有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是经过原告的同意签字后再递交，证明原告是同意其的代理行为，故原告要求退回律师费无法律依据。另，原告从未向其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因原告称证人被威胁不敢出庭作证，且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的庭审中原告也未向法庭申请过证人出庭作证，该事实根据其提交的证据4中的2017年12月27日《谈话笔录》可以证明，而从其提供的证据10中的第十三页顺数第三行“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原告从未能提供外国人有向蒙永丽转账货款的事实，故该案中法院对原告的说法不予采信；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3）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该项诉请与其无关，因该货款是原告在委托律师代理前已欠付的，依据该判决是原告败诉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故现原告的诉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外，原告要求其从2015年11月6日起支付利息和要求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委托合同中并未约定有案件败诉需支付违约金，故代理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另，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证据、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根据，因原告败诉的原因是由于原告欠付蒙永丽的货款，这是原告在委托其代理前已与蒙永丽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代理人廖永生无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4）没有表示异议。被告公力事务所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1）没有表示异议；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2）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该诉请也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也无退律师费的事实，故该诉请主张不成立。此外，原告陈述其诉讼请求1的依据方面的意见没有具体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至于为何无需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是因原告将几名证人的转账记录给了被告廖永生，材料已齐全，基于该些转账材料是可以不用证人出庭作证，且原告是于庭后才告知被告廖永生要申请证人出庭。另，对于原告上述称有要求过被告廖永生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的意见有异议，首先对该方面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意见，同时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要求过被告廖永生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根据其提交的证据3中的9-23页反映出原告要求出庭的证人是国内的人员，并非外国人，故原告称要求外国人出庭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3）有异议，首先对原告称诉讼请求2的依据方面，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上述意见。另因原告主张的该两笔损失是因原告欠付蒙永丽的货款，既然是债权债务的关系，原告有义务证明其是否已归还了欠付蒙永丽的该两笔货款，故原告与蒙永丽之间的债权债务与代理人之间无任何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原告欠付蒙永丽的债务应由其代理人承担。此外，原告诉请的利息及违约金均是原告与蒙永丽之间的债权债务所产生利息或逾期履行支付的结果，与被告廖永生无任何法律关系。而原告要求被告廖永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证据、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根据，且就该问题其同意被告廖永生的上述意见；对两原告的上述意见（4）没有表示异议。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 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与被告公力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编号分别为公力（2017）公字797号、公力（2017）公字1016号、公力（2018）公字109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原告范燕玲、陈海全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是否存在违约及超出代理权限的问题。首先，根据两原告与被告公力事务所签订的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应该如实向被告公力事务所去叙述案情，提供支持其主张的应有真实证据，被告公力事务所依法支持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委托被告公力事务所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被告公力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被告廖永生律师为原告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外人蒙永丽诉范燕玲、陈海全的加工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及（2017）桂0403民初1399号的二审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案诉讼代理人。而根据两原告与被告公力事务所、廖永生分别于2017年9月7日和2017年10月16日签订的三份《授权委托书》约定，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请回避、撤诉、反诉、进行和解的特别授权。本案中，被告公力事务所作为受委托方，已依照其与原告双方签订的涉案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指派合同约定的被告廖永生律师作为原告上述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被告廖永生律师在履行诉讼代理过程中也依照涉案的《授权委托书》中约定的代理权限，代原告领取涉案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提交证据、参加庭审和通知原告参加庭审等，故被告公力事务所在履行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及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案件的诉讼过程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或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未尽律师义务和教错其书写证人证明，并分不清是开庭还是问话的主张意见，因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就其的该主张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在庭审也明确表示在被告廖永生提交的《证据目录》3中的第9页“提交人：范燕玲、陈海全”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的上述主张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未帮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告知其开庭，导致其无法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造成其败诉的主张意见，因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被告廖永生提出过或要求过需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根据涉案案件的判决书即（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书》、（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书》、（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桂0403民初1399号的二审即（2018）桂04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反映，两原告在该几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均未申请有证人出庭。此外，在（2017）桂0403民初1024号案、（2017）桂0403民初1399号案和（2017）桂0403民初1400号案中两原告及被告廖永生也均有出庭参加庭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的该主张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原告提出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的案件诉讼过程中超越委托权限代其领取开庭传票的主张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的规定，法院在送达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本案中被告廖永生作为涉案案件两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故其有权代原告签收法院送达的有关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包括开庭传票。据此，原告的上述主张意见，于法无据，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范燕玲、陈海全要求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律师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和要求被告廖永生对上述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问题。据上所述，因被告公力事务所在履行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及被告廖永生在代理涉案案件的诉讼过程并未存在违约行为或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力事务所退回律师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和要求被告廖永生对上述各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燕玲、陈海全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503元，减半收取计4751.50元，由原告范燕玲、陈海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朱 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黄小丽 书 记 员  张丽丹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五条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