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27民初697号原告：姚沅勋，男，1967年3月27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原告：姚水华，女，1990年7月1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原告：姚茂金，男，1999年6月5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春，男，湖南五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芳，女，湖南五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被告：杨洪彬，男，1967年11月21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被告：廖彩平，女，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被告：杨文强，男，1989年10月14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被告：杨晓琦，女，1996年2月11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晓琦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强，男，1989年10月14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特别授权。被告：张绍芹，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侗族，粮农，户籍地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现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前，新晃县维权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来有，新晃县维权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张秀彪，男，196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被告：吴大锡，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侗族，粮农，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与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张绍芹、张秀彪、吴大锡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2020年12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姚沅勋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春、刘桂芳与被告杨文强、张绍芹、张秀彪、吴大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姚水华、姚茂金及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晓琦，被告张绍芹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来有未到庭参与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姚沅勋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春与被告杨文强、张绍芹、张秀彪、吴大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姚水华、姚茂金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芳，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晓琦，被告张绍芹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前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七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包括丧葬费38781.5元、死亡赔偿金796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85621.5元。事实与理由：被告杨洪彬与杨文强、廖彩平、杨晓琦系同一户籍的家庭成员。2019年8月5日，被告杨洪彬代表其全体家庭成员将座落于晃州镇XXX村的家庭住宅建设工程发包给被告张绍芹施工，被告张绍芹又将其中的房屋外墙瓷砖铺设部分分包给被告张秀彪、吴大锡施工，同时三原告的至亲杨春禄被雇佣在工地上做小工。2019年12月26日，杨春禄在施工时，不慎从四楼摔至一楼，当场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认为，对于杨春禄在从事雇佣工作时死亡，各被告分别作为发包人、承包人、分包人都有赔偿义务。为此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属于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竞合，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杨洪彬不应承担责任。2019年8月5日，被告杨洪彬作为发包方将住宅一栋以单包工的方式发包给被告张绍芹修建，双方为此签订了合同，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本案死者杨春禄系承揽方所雇请，杨春禄的务工费用由承揽方支付，承揽方与杨春禄之间形成雇佣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作为定作人的被告杨洪彬对定作、指示方面具有过错，同时，对于被告杨洪彬是否承在选任的过失，被告杨洪彬认为，农村居民修建住房，一般都是发包给农村建筑工匠修建已成惯例，国家未对此作出强制性规定，即便承揽方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建筑资质，也不能因此而认定被告杨洪彬在选任上具有过错，所以，被告杨洪彬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将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主体不适格。廖彩平系被告杨洪彬的妻子，杨文强、杨晓琦系被告杨洪彬的子女，杨洪彬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基于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具有承揽合同关系，杨洪彬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当由法院审理后对杨洪彬在定作、指标或选任的过错与过失方面予以认定，原告不能因为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系被告杨洪彬的家庭共同成员等为由将上述三人列为被告参与诉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的诉讼请求。三、原告方在本案中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死者杨春禄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平时从事房屋修建工作，在房屋施工过程中，杨春禄应当预见在房屋修建过程中可能发生安全事故，但杨春禄疏于自身的注意义务，导致损害的发生，杨春禄本身存在过错，故原告方应对杨春禄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本案死者杨春禄的死亡，给原告方造成了损失，被告杨洪彬深表同情，但原告方将被告杨洪彬及其家人诉至法庭，没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杨洪彬、廖彩平、杨文强，杨晓琦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绍芹辩称：一、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签订的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系其双方真实意志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事情经过，2019年7月的一天，被告杨洪彬及妻子来到原告家，就被告杨洪彬家里建房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口头协议，2019年8月5日被告张绍芹与被告杨洪彬正式签订《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该合同第五项，就安全措施的第1点中特别约定:“一方只是单包工的方式承建工程，如出现意外事故，甲乙双方各承担一半责任”。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系其双方真实意志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故该合同合法有效。二、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签订的《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是承包合同关系，且被告杨洪彬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体现有：1、根据建筑法第22条、29条规定，禁止将房屋建筑工程发包或者分包给无资质的施工单位或者个人，被告杨洪彬违反了该法律规定，将房屋建筑发包给无资质的个人被告张绍芹施工，具有选择性过错，这种过错行为对本事故的出现起了诱导作用。2、首先根据被告张绍芹提供的证据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第五条安全措施的第1点:“一方只是单包工的方式承建工程，如出现意外事故，甲乙双方各承担一半责任”的约定，被告杨洪彬、张绍芹双方有义务按合同约定做好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的教育，施工设备的检查，施工操作的监督等、但在事故发生时被告杨洪彬、张绍芹均不在场，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其次被告杨洪彬是将建房工程交给没有取得建筑资质的被告张绍芹;因此，一是被告杨洪彬是该工程的发包人在选任承建人上有过错;二是被告杨洪彬该房屋合同约定的安全责任人同时还是该房屋的最终受益人，故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张秀彪、吴大锡与死者杨春禄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应当承担原告方死者杨春禄的赔偿责任，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按建筑行业对劳务分包共划分为13个类别，分别为木工作业、砌筑作业、抹灰作业等，本案中由被告张绍芹承包的被告杨洪彬房屋主体工程砌筑作业已结束，附属工程进行到外墙贴砖、及外墙粉面作业时，由于被告张绍芹没有专业的外墙贴瓷砖师傅，继而将外墙贴瓷砖、粉白砂分包给被告吴大锡、张秀彪，双方口头约定:贴瓷砖/平方38元，粉白砂/平方18元(含小工工资每天120元在内)见被告张绍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外墙施工启动时，被告吴大锡、张秀彪要求被告安排一名小工，且被告张绍芹将杨春禄(死者)推荐给被告吴大锡、张秀彪。死者杨春禄在被告张秀彪、吴大锡的带领下工作，虽然双方没有签订有书面合同，但是死者杨春禄在被告的带领下帮助被告杨洪彬建房，提供劳务，双方事实上已经形成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任。”且被告张秀彪、吴大锡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1、没有取得相应的建筑资质，2、没有对雇佣的员工进行安全建筑施工培训，3、死者杨春禄当天没有按规定穿作业鞋，4、死者杨春禄安全意识差，在平常作业中有冒险行为没有得到被告张秀彪、吴大锡有效制止，故被告张秀彪、吴大锡、未尽到充分合理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消除。因为接受劳务者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须的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死者杨春禄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不幸死亡，被告张秀彪、吴大锡为雇主应当承担偿责任，鉴于被告杨洪彬与被告张绍芹既已在合同中约定安全责任各承担一半，所以，在本案中被告杨洪彬、被告张绍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原告方在本案中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死者杨春禄的不幸死亡给家属带来的伤痛，被告张绍芹同情和惋惜，但作为死者杨春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高空作业中，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按规定做好防护措施。但杨春禄疏于自身防护义务，导致损害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杨春禄本身存在过错，故原告方应当对杨春禄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五、被告张绍芹基于人道主义先行垫付的原告方死者家属安葬费用200000元应予以认定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予以返还或扣除。综上，请求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辨明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且就各项赔偿费用依法裁决，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求。被告张秀彪辩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张秀彪要求赔偿原告亲属杨春禄在工地死亡的各种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5日，杨洪彬代表其杨文强、廖彩平、杨晓琦把座落在晃州镇坳背罗村的私宅建设工程发包给张绍芹施工。吴大锡与张秀彪是施工包头张绍芹请来做建筑施工的雇员，死者杨春禄是张绍芹安排做附工。张秀彪、吴大锡以完成工程量拿计件工资。杨春禄是张绍芹按天结付工资，多少钱一天，张秀彪不知道。2019年12月26日，答辩人是在一楼室外贴墙砖，张秀彪在三楼室外贴墙砖。杨春禄在四楼室外擦墙砖。杨春禄不慎从四楼摔至一楼当场死亡。杨春禄当天干活与张秀彪不在一起。杨春禄死亡原因主要是杨春禄安全意识淡薄，建筑施工安全保障设施差，没有安全网。主要责任应归于房主与包工头张绍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杨春禄不慎死亡，与张秀彪无关。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张秀彪的诉讼请求。被告吴大锡辩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吴大锡要求赔偿原告亲属杨春禄在工地死亡的各种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5日，杨洪彬代表杨文强、廖彩平、杨晓琦把座落在晃州镇坳背罗村的私宅建设工程发包给被张绍芹施工。吴大锡与张秀彪是施工包头张绍芹请来做建筑施工的雇员，死者杨春禄是张绍芹安排做附工。张秀彪、吴大锡以完成工程量拿计件工资。杨春禄是张绍芹按天结付工资，多少钱一天，吴大锡不知道。2019年12月26日，吴大锡是在一楼室外贴墙砖，张秀彪在三楼室外贴墙砖。杨春禄在四楼室外擦墙砖。杨春禄不慎从四楼摔至一楼当场死亡。杨春禄当天干活与吴大锡不在一起。杨春禄死亡原因主要是杨春禄安全意识淡薄，建筑施工安全保障设施差，没有安全网。主要责任应归于房主与包工头张绍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杨春禄不慎死亡，与吴大锡无关。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吴大锡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及被告张绍芹均提交的对张秀彪询问笔录1份、吴大锡询问笔录1份，系在本案事发之后、起诉之前，2020年3月10日，杨秀前、吴来有对张绍芹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为被告张绍芹代理人杨秀前、吴来有对本案被告张秀彪、吴大锡询问涉及本案事故及相关情况的记录，其性质为当事人陈述。被告一方的代理人在未表明其代理人身份的情况下，径直对其他方当事人做调查，有悖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当事人的委托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人调查、收集与承办法律事务所有关的证据材料；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查阅有关的案卷或者庭审材料。”依法不予采纳。张绍芹询问笔录亦属同样情形，同理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调解记录无具体时间、无当事人签字，不予采纳。被告吴大锡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解除协议书》，拟证明双方已经解除该调解协议，其效力在下文论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9年8月5日，杨洪彬（甲方）与张绍芹（乙方）签订《私人房屋修建合同书》，约定将杨洪彬住宅一栋工程以单包工的方式承包给张绍芹建设，价格为240元/平方米。合同第五项约定：“乙方只是单包工的方式承建工程，如出现意外事故，甲乙各承担一半责任”。合同签订后，张绍芹召集人员、组织施工。杨春禄受张绍芹雇佣，在该工地从事小工工作，2019年12月26日，杨春禄在擦拭所修建房屋（第四层）的外墙瓷砖作业时坠楼身亡。2019年12月27日，经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人民调委员会调解，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及死者杨春禄父亲杨仲生（已死亡）与被告张绍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载明：“双方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被申请人张绍芹自愿一次性赔偿死者杨春禄家属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伍拾叁万陆仟元（536000元）。二、协议签字时被申请人当场赔付申请人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元）。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赔付的贰拾万元（200000元）后，自行将死者运回原籍进行后事安葬。三、2020年1月24日前，被申请人赔付申请人人民币拾万元（100000元），2020年2月24日前，被申请人逾期不履行赔偿义务，自愿将夫妻共有的位于晃州镇晃州村坳背罗组的房屋一栋两层抵押给申请人，申请人有居住和处置的权利。四、本调解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自愿达成的，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必须共同遵守履行”。同日，张绍芹给付姚沅勋人民币200000元，姚沅勋出具收到杨春禄死亡赔偿金二十万元的收据。庭审中，原告方确认张绍芹支付了死者棺材钱、寿衣钱、烧纸钱等合计约5500元。2020年8月7日，原告姚沅勋与被告张绍芹签订《解除协议书》。内容为：1、双方协议解除2019年12月27日签订的“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2、双方确认杨春禄系在张绍芹承包的杨文强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时从四楼摔下，当场死亡;杨春禄在晃州镇地域范围内从事建筑工程施工工作年限达5年以上；3、如姚水华、姚茂金等其他亲属不同意解除“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一切后果由甲方向其他亲属承担全部责任。4、本协议签字后，由甲方向人民法院起诉，原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200000元，待人民法院判决书生效后，双方多退少补。二、本案原告姚沅勋与死者杨春禄系事实夫妻关系，原告姚水华、姚茂金系姚沅勋与死者杨春禄女儿、儿子，姚水华、姚茂金均已成年。死者杨春禄生前在新晃县晃州镇桥南社区太阳坪路的与姚沅勋共有的房屋居住多年，一直在县城境内建筑工地从事小工工作。另查明，死者杨春禄有兄弟二人，均书面声明涉案事宜全部由姚沅勋处理，任何涉及其的权利均放弃。被告张绍芹不具有房屋建设资质。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在事发次日即2019年12月27日，经死者杨春禄家属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杨仲生申请，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杨仲生与张绍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且双方均在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关于原告姚沅勋与被告张绍芹签订的《解除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本案中，《解除协议书》仅为原告姚沅勋和被告张绍芹二人的合意，无其他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确认。死者杨春禄家属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杨仲生与被告张绍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同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均应按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约定完全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该协议，故姚沅勋与张绍芹签订的《解除协议书》不产生解除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杨仲生与张绍芹签订的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被告张绍芹虽提出该协议显失公平，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在本案中，原告方未就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的履行或内容有异议提出相关诉讼请求，故本案中对此不宜作出处理。因此，在本案涉及事故的赔偿事宜已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效调解协议协商处理完毕的情况下，原告方隐瞒该事实，提出诉讼，意图对事故重复处理，以期获得超过晃州人调(2019)第027号《调解协议书》的赔偿，于法无据，难获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57元，由原告姚沅勋、姚水华、姚茂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亚人民陪审员  俞云哲人民陪审员  沈桂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杨小海代理书记员  李 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二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