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7071号原告：刘亚超，男，199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汝娟，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归农（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陈宏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北京市保利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亚超与被告田归农（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归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赵鑫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亚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汝娟，被告田归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亚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田归农公司支付欠款932864元。事实和理由：刘亚超在朝阳区大洋路市场批发水果，田归农公司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刘亚超处采购水果。双方熟悉后，自2014年开始，田归农公司开始让刘亚超给其店里送货。2014年，田归农公司只有四惠一个店，至2017年有了四个店，分别为四惠店、望京店、三元桥店、崇文门店，2018年又有了中关村店。自2014年至2018年5月，刘亚超一直按照田归农公司口头要货申请给田归农公司送货，田归农公司的结账方式都是压货款结账。2017年1月，田归农公司提出要与刘亚超签订供货合同，田归农公司提出用所欠刘亚超的40万元货款做押金，再延后一个月结账。刘亚超认为账期太长，押货款太多不能接受，便未与田归农公司签订合同，但还继续供货。刘亚超供货后，结账非常困难，自2018年5月后就不再向田归农公司供货，目前田归农公司尚欠刘亚超部分货款未付。被告田归农公司辩称，双方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合作，由刘亚超向田归农公司营业的水果店供货。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起，田归农公司规模扩大，需与供货商签订合同，但因为刘亚超无经营资质且无法提供发票，拒绝与田归农公司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5月，田归农公司决定终止与刘亚超的供货合作，刘亚超最后一次送货为2018年5月12日。2018年1月至6月，田归农公司每月均支付货款，共计支付150余万元。2018年7月至10月，田归农公司邮箱北京DOLE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OLE公司）支付48800货款补差。此时双方货款已结清。田归农公司不欠付刘亚超40万元押金，40万元押金一事没有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亚超提交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12日向四惠店、望京店、三元桥店、崇文门店、中关村店送货的送货单共计472张，刘亚超主张2018年1月至5月共计供货数额为1739210元。上述送货单中部分有李xx、余xx、白x、郭xx、李xx签字。田归农公司称其未留存刘亚超的送货单买方联，店长有轮换，部分字体明显有差异，不认可部分有人员签字的单据。经本院询问，田归农公司表示不申请对送货单中的签字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田归农公司提交其自行制作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12日刘亚超向四惠店、望京店、三元桥店、崇文门店、中关村店送货的入库单共计406张，认可供货金额共计1280444元。经本院核对，中关村店4月8日送货单两页实为一张送货单，第一页仅载明了部分明细，无小计金额（实际小计金额为6792元），第二页载明的为两页送货单合计金额9662元。田归农公司提交的中关村店4月8日入库单两张，金额分别为6792元、9662元，合计金额超过了刘亚超提交的送货单金额。此外，三元桥店2月1日、3月16日、3月26日，望京店3月17日共计4笔送货的送货单均有收货人签字，但田归农公司认可的金额小于送货单合计金额共计233元。刘亚超不认可田归农公司自行制作的入库单，认为该入库单系根据刘亚超提供的送货单删减单据、项目而来。刘亚超针对田归农公司不认可的送货单指出，其中35张有田归农公司收货人签字，金额共计105296元。经本院核对，上述35张单据中，望京店2月25日的送货单金额为2883元，该送货单有对应的入库单，田归农公司对该金额予以了确认，该金额不属于田归农公司不认可的部分。2018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30日，田归农公司共计向刘亚超转账付款257762元，备注为“货款截止2017年12月31日”。刘亚超、田归农公司均认可上述款项支付的系2017年欠付货款。2018年2月13日，田归农公司共计向刘亚超转账付款450000元，用途备注为“个人贷款转存1月份货款”。刘亚超认为上述货款中的400000元支付的系2017年欠付货款，对其余50000元货款不持异议。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23日，田归农公司共计向刘亚超转账付款405346元，用途备注为“个人贷款转存田归农货款对应发票部分”“其他合法款项”“农副矿产品销售收入”。刘亚超对上述货款不持异议。2018年5月11日，田归农公司向刘亚超转账支付311700元，用途备注为“农副矿产品销售收入”。刘亚超对上述款项不持异议。2018年6月12日，田归农公司向刘亚超转账支付75450元，用途备注为“农副矿产品销售收入”。刘亚超认为上述款项支付的系即时清结的一单货物，刘亚超未将该单货物金额计算至欠款总额中，刘亚超一并提交自行制作的表格一份，用以证明上述事实。2018年7月23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15日，田归农公司共计向DOLE公司转账付款48800元，用途备注为“货款”或“货款刘亚超货款”。刘亚超对该部分货款不持异议。2018年4月，刘亚超与田归农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沟通记录，载明“都乐公司多来点票”“之前的40万还要我开发票，你说合理吗？”“供货商开发票都合理”等内容。刘亚超据此证明田归农公司所付40万元系2017年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刘亚超与田归农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刘亚超的供货数额以及田归农公司支付的2018年货款的数额。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双方具有长期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交易过程中存在业务凭证不规范、未及时进行对账的情况。刘亚超据以结算货款的主要证据为送货单，其中部分送货单有收货人签字确认，部分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字。田归农公司提交的入库单为其自行制作，故本院对入库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田归农公司依据其入库单认可了刘亚超主张的部分送货单金额，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该部分金额确认为1273652元。田归农公司虽不完全认可有收货人签字的送货单真实性，但其不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本院对未经田归农公司确认，但有收货人签字确认的送货单数额予以确认，该部分金额为102646元。对于既没有收货人签字，又无田归农公司认可的部分送货单，因刘亚超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部分货款发生的事实，故本院对此部分不予确认。关于已支付的货款，2018年2月13日，田归农公司支付刘亚超的450000元，用途备注为“个人贷款转存1月份货款”。刘亚超认为上述货款中的400000元支付的系2017年欠付货款，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认定该款项系支付的2018年货款。关于2018年6月12日，田归农公司向刘亚超支付的75450元，刘亚超认为上述款项支付的货物不在欠款总额中，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确认该款项系支付的本案争议项下货款。综上，本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认定2018年刘亚超共计向田归农公司供货1376298元，田归农公司共计向刘亚超支付2018年货款1291296元，田归农公司尚欠刘亚超货款8500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田归农（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亚超货款85002元；二、驳回原告刘亚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26元，由原告刘亚超负担11201元（已交纳）；被告田归农（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9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强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