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7民初251号 原告（反诉被告）：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312室。 法定代表人：方永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鹰，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开发，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春龙，男，1951年9月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兢，陕西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晋扬，男，1984年12月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燕，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瑀璠，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朱晔，男，1977年1月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晓佳，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玉辉，男，1980年2月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被告（反诉原告）：丁杰，女，1958年10月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 被告（反诉原告）：彭小澎，男，1976年3月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述三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燕，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瑀璠，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和公司）与被告尹春龙、徐晋扬、朱晔、被告（反诉原告）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立案后，王玉辉、彭小澎分别于2019年1月2日、2019年2月1日向本院提出地域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分别于2019年1月17日、2019年3月10日作出（2018）皖17民初251号、（2018）皖17民初25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玉辉、彭小澎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王玉辉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皖民辖终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颐和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本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尹春龙于2019年8月21日提出级别管辖权异议，认为颐和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后，本案应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8）皖17民初25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尹春龙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尹春龙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皖民辖终1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述程序完成后，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反诉后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颐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方海云及其诉讼代理人刘鹰、唐开发，被告尹春龙的诉讼代理人谢小兢、被告朱晔的诉讼代理人阿晓佳，被告徐晋杨、被告（反诉原告）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宋燕、孙瑀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颐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尹春龙、徐晋扬共同向颐和公司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期间的部分投资收益44105423.60元及该部分投资收益日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自2018年5月20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对上述第一项部分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六被告共同向颐和支付延迟补仓违约金人民币6364756.46元；4．六被告共同承担颐和公司律师费人民币4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六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尹春龙、徐晋扬与颐和公司多次协商合作投资认购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天神娱乐，代码：002354）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并于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统称《合作协议》），约定颐和公司与尹春龙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参与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2017年11月28日，颐和公司与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签订了《关于认购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差额补足协议》（以下简称《差补协议》），约定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对尹春龙、徐晋扬在《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项下的部分投资收益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对颐和公司承担动态补仓、差额补足等义务。依据《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约定，颐和公司出资人民币782,999,981，31元，尹春龙、徐晋扬出资261,000,000元，共计出资1,043,999,981.31元，以颐和公司名义认购了天神娱乐44,980,611股股票（以下简称认购股份），并于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1日向天神娱乐承销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足额缴付了认购款，认购股份于2017年12月12日上市。 依据《合作投资协议》第3.5（3）条款、《差补协议》第2.1（3）条款约定，尹春龙、徐晋扬应自颐和公司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年化8%向颐和公司支付部分投资收益。若未按时足额支付该部分投资收益，则未付款项自应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一向颐和公司支付违约金。依据《差补协议》第2.3条款约定，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对尹春龙、徐晋扬的前述给付义务向颐和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据此，尹春龙、徐晋扬应于2018年5月20日向颐和公司支付第一半年期间的部分投资收益29174793.82元，并应自2018年5月20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承担逾期支付违约金，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各被告至今未履行该支付义务，各被告的行为已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故颐和公司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已经到期（截止至2018年5月20日）及未到期的部分投资收益共计44105423.60元（计算至2018年8月15日）和逾期给付的违约金。 依据《差补协议》约定，六被告应于颐和公司认购股份上市届满180日起即2018年6月11日起对颐和公司认购的股份承担动态补仓义务。在股票下跌时，各被告通过向颐和公司追加现金或股票质押，以保证颐和公司投资本金及最低收益安全。依据协议约定，天神娱乐股票二级市场上每股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T日、T＋1、T+2)达到或低于平仓值15.67元/股（即颐和公司实际出资金额782999981.31元÷认购股份总数44980611×0.9）时，各被告应于T+30日13:00前向颐和公司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或追加股票质押以足额补仓，未能足额补仓的，颐和公司可给予15日补仓宽限期，即各被告最迟应于T+45日13:00前足额补仓，并且自T+31日起至T+45日止的期间，按照日千分之一向颐和公司支付延迟补仓违约金。 天神娱乐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自2018年4月16日起就低于平仓值，6月11日交易日（T日）收盘价为10.21元/股，7月24日交易日（T+30日）收盘价为8.39元/股，至2018年8月14日交易日（T+45日）收盘价仅为7.75元/股。颐和公司多次函告各被告要求履行补仓义务，但各被告无视催告，均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仓义务，各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按照《差补协议》第3.5条的约定，尹春龙、徐晋扬的投资收益（包含投资本金）调整为零，合同提前终止。各被告应继续向颐和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各被告还应承担自T+31日起至T+45日止的期间延迟补仓违约金6364756.46元。另根据双方《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能解决的，提请协议签署地安徽省池州市有管辖权法院诉讼，主张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一方承担。现颐和公司为主张本案债权，支付律师费用40万元。同时颐和公司已于2018年8月27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颐和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本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1.判令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向颐和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支付差额补偿款608,635,205.01元及该部分差额补偿款日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2.判令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承担律师费160万元（不包括原诉讼请求中的40万元）。 补充事实和理由：天神娱乐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自2018年4月16日起就低于平仓值，6月11日交易日（T日）收盘价为10.21元/股，7月24日交易日（T+30日）收盘价为8.39元/股，至2018年8月14日交易日（T+45日）收盘价仅为7.75元/股。颐和公司多次函告各被告履行补仓义务，但各被告均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仓义务，各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按照约定，尹春龙、徐晋扬投资收益（包含投资本金）调整为零，合同提前终止，颐和公司与各被告同意以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为准计算认购股份净值，若T+45日认购股份净值不足以偿付颐和公司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违约金，则各被告还应继续向颐和公司承担补足义务。各被告应补足金额=（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本金+最低收益+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认购股份数量×T+45日天神娱乐每股价格+已补仓且未被各被告提取的资金）=659,105,385.07元。但鉴于2018年9月20日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已对部分投资收益及应支付的违约金进行了主张，在计算本次增加请求的金额时应予以扣除。据此计算，各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差额补偿款608,635,205.01元。 尹春龙辩称，一、答辩人与颐和公司之间签订的所有协议，均非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只是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代理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应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负担。答辩人本人年届七十岁，是山东省昌邑市卜庄镇集东村的一名农民，根本不具备参与本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经济能力和知识结构，仅是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代理人，在于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后，受四人委托，代理四人与颐和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根据《委托投资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答辩人与颐和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都归属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因此应当驳回颐和公司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二、答辩人与颐和公司之间应为合伙关系，《合作投资协议》第3.4、3.5、5.2、5.4条以及《差补协议》第二条、第三条、4.3条、第七条、10.4条内容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公平原则，应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故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可知合伙的本质是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本案答辩人与颐和公司虽未共同设立合伙企业，也不属于法定形式的个人合伙，但从合同约定可知，答辩人和徐晋扬属于合同的一方，颐和公司属于另一方，双方共同出资，共同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一旦认购的股票获利，双方按照约定方式分配盈利。合同中的这种约定，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关系的一般特征，答辩人与颐和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是答辩人与颐和公司就合伙炒股事宜达成的合意，相当于答辩人与颐和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内容不仅应符合法律规定中关于合伙的规定，同时也应符合公平原则。但《合作投资协议》和《差补协议》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合作投资协议》第三条3.1项中将答辩人的出资定义为“劣后资金”，“劣后资金”是指在用于投资的资金遭受风险面临亏损时，优先用于偿付亏损的资金，也就是说该约定实际是在答辩人与颐和公司共同投资的股票亏损时，答辩人出资的部分应首先偿付亏损以弥补颐和公司遭受的本金亏损；其次《合作投资协议》第三条第3.5项及第五条、《差补协议》第2.1（3）项关于甲方最低投资收益和投资分配的约定是指无论股票盈利还是亏损颐和公司都必须收取固定收益和盈利分红，即无论股票盈利还是亏损，答辩人都应要在保证补足颐和公司本金的情况下向颐和公司支付固定收益和盈利分红；再次，《差补协议》关于答辩人负有动态补仓义务的约定明显名为“补偿”，实为要求答辩人用自己额外的资金补足颐和公司的本金及最低收益损失，上述约定是将合伙炒股产生的全部亏损归于答辩人承担，而颐和公司只享有收益，不承担任何损失。这种约定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民通意见》第47条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合同法》第五条规定，显失公平。因此答辩人认为，《合作投资协议》第3.4条、3.5条、5.2条、5.3条、5.4条及《差补协议》鉴于（3）、第二条、第三条、第4.3条、第七条、第10.4条等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平原则，应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上述协议其他条款仍然有效。 三、《差补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实质上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差补协议》的丙方朱晔、王玉辉两人为“天神娱乐”公司的股东，两人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而“天神娱乐”是在A股上市的公众公司，截止2019年9月30日，有股东共计5.179万人。目前朱晔、王玉辉的股票均已被质押或被冻结，如果判决朱晔、王玉辉还款及违约责任，势必要以二人持有的股票拍卖、变卖所得偿还欠款，以2020年3月11日的开盘价2.55元计算，目前二人持股总价在3.6亿左右，即便全部清偿欠款，也不足颐和公司的请求。二人的股票被拍卖，势必导致“天神娱乐”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造成无法预知的影响，也会对5万多社会公众造成无法预知的影响。《差补协议》在签订时看似只有三方参与，但势必在出现亏损时影响到公众利益，因此该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四、根据2020年2月14日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并施行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实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本案《差补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违反了上述规定，该规定虽然只是部门规章，但确是效力性规定，违反其中的规定应当导致合同无效。虽然上述第二十九条是本次修订增加的条款，但正因为之前没有类似规定，才导致非公开发行市场上类似的保底保收益的乱象。虽然该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的判罚，但指导意义重大，希望合议庭能充分考虑。 五、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主张按照《差补协议》第3.4条约定，在T+45日后仍未履行差补义务的，应当按照日千分之一的利率向颐和公司支付应补足而未补足金额的违约金，同时颐和公司又请求承担差额补足及支付固定收益的义务。上述请求违反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投资人购买股票后的损失就是股价下跌后抛售股票造成的差价损失，本案中颐和公司要求各被告承担股价下跌后的差价损失，还要求承担出资的年化14%的固定收益，更要求各被告承担年化36%的延期补差违约金，实际上是同时要求赔偿损失和违约金，违反了上述规定，颐和公司应明确赔偿要求，撤销其他赔偿主张或由法庭驳回其他主张。 综上所述，《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自始无效。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徐晋扬、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辩称，一、《合作投资协议》实际签署人系颐和公司与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尹春龙、徐晋扬只是受王玉辉等四人委托代为签署合同并提供“过路账户”代为支付款项，并非《合作投资协议》之实际权利义务人，对此颐和公司明知。根据《委托投资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之规定，“受托方自愿代替委托方与颐和公司签订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协议》，且在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供相应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大写：叁亿元）后，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项下的出资义务……委托方委托及授权受托方以受托方名义与颐和公司就合作出资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签署《投资协议》。委托方实际享有《投资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并承担《投资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根据《共同投资协议》第1.2条之规定，“甲方、乙方、丙方及丁方在《委托投资协议》项下向尹春龙及徐晋扬提供的资金合计为人民币261,000,000元，应当由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按照内部权责比例进行分担……前述资金的具体支付，由甲方、乙方、丙方及丁方与尹春龙及徐晋扬另行协商确定。”可见，尹春龙、徐晋扬系受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委托，代替四人与颐和公司签订《合作投资协议》，2.61亿元投资款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共同提供，《合作投资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均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实际享有。事实上，尹春龙系务农人员，徐晋扬系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二人收入有限，根本无力支付2.61亿元投资款。根据公开检索的信息，颐和公司“…由深耕金融行业20多年的团队发起创立…已与100多家上市公司深度合作，并通过定向增发已成为五矿资本…等多家上市公司前三的股东…”可见，颐和公司作为一家资深、专业的投资机构，对《合作投资协议》相对方的履约能力必然会进行严格的审查，颐和公司先与徐晋扬和尹春龙签订案涉《合作投资协议》，后又与徐晋扬、尹春龙、王玉辉、朱晔等人签订《差额补足协议》并作出相应资金支持同时作出保底保收益约定的唯一原因，就是颐和公司明知真正提供资金的是有还款能力的王玉辉、朱晔等四人，其资信背景调查同样针对的是王玉辉、朱晔等人，而非徐晋扬和尹春龙。颐和公司充分知悉真正的缔约人、出资人是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具体理由如下：1.颐和公司在《合作协议》附加的合作条件即是要求王玉辉等四人签订《差额补足协议》，并且也实际签署该《差额补足协议》；2.王玉辉等四人为颐和公司向天津信托公司融资提供连带保证的事实亦可印证，颐和公司明知与其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以及提供2.61亿元的主体是王玉辉等四人，而非徐晋扬、尹春龙，否则颐和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徐晋扬、尹春龙为其向天津信托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从颐和公司提供的证据《承诺函》也可以看出颐和公司对实际出资人系王玉辉等四人一事充分明知。《承诺函》中反复强调“不可撤销放弃主张或抗辩《差补协议》不成立、不生效、无效的权利”，如果真如颐和公司辩称，认为该2.61亿元资金系由徐晋扬和尹春龙提供，与王玉辉等四人无关，那么根本无需做此《承诺函》约定，《差额补足协议》没有无效风险。恰恰因为颐和公司明知资金2.61亿元资金系由王玉辉等人提供且支持保底保收益约定违法，才作出如此约定。综上，颐和公司对于合同实际签署人及履行人系王玉辉等四人是明知的。 二、颐和公司股票认购款中的2.61亿元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支付，并非颐和公司自有资金，颐和公司股票认购款中的5.22亿元也是其向天津信托公司转让股票收益权并由王玉辉等四人提供连带保证融资而来。王玉辉等四人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直接及间接的方式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尹春龙、徐晋扬支付的2.61亿元股票认购款实际是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向武汉金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并偿还，王玉辉等四人直接为颐和公司参与定增提供了资金支持。如前所述，尹春龙、徐晋扬依据《合作投资协议》支付了2.61亿元支持颐和公司向“天神娱乐”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借款及保证合同》及《结清证明》，徐晋扬证据银行流水单，该2.61亿元投资款实际是由王玉辉代表四人作为借款人，由朱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向武汉金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而得并归还，尹春龙、徐晋扬仅仅作为“过路账户”代为支付款项。综上所述，颐和公司支付的约10.44亿元股票认购款中的2.61亿元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提供。该四人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直接提供了2.61亿元的资金支持。 （二）颐和公司支付的7.83亿元投资款中有5.22亿元是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向天津信托公司融资而来，王玉辉等四人为颐和公司参与定增提供了变相的资金支持。颐和公司支付的股票认购款中有5.22亿元并非出自其自有资金，而是在王玉辉等四人的担保下，从天津信托公司融资而得。作为天津信托公司向颐和公司提供融资的条件，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为颐和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是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了财务资助，属于变相的资金支持。综上所述，颐和公司支付的约10.44亿元股票认购款并非全部出自其自有资金，其中2.61亿元资金系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直接提供，5.22亿元系由该四人以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间接提供支持。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直接及间接方式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中关于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不论是由尹春龙、徐晋扬或是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出，其实质均系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对象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承诺。根据《差补协议》“鉴于”部分第（3）项的约定，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承诺为颐和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本金及收益的保障性措施”。并且《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中的多个条款约定了全体被告对颐和公司保底保收益的承诺。尹春龙、徐晋扬仅是代为签署合同，《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中实际享有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是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因此，《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中所有关于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不论是由合同乙方（尹春龙、徐晋扬）或是合同丙方（王玉辉等四人）作出，其实质均系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对象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承诺。 四、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金支持，且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和证监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应属无效。 （一）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保底保收益承诺，违反了《证券法》和证监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首先，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玉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神娱乐”）“向王玉辉发行股份……向丁杰发行股份……向彭小澎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如前所述，2.61亿元股票认购款实际是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向颐和公司提供，而从前述批复可以看出，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是支付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等人的股权转让款，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目的可以看出，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不能作为非公开发行对象，更不应向颐和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其次，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通过尹春龙、徐晋扬向颐和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保底收益承诺的行为明显构成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十七条“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规定的违反，王玉辉等四人属于该条款中的“相关人员”；明显构成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规定的违反，同时也违反了《证券法》（2014年）第八十一条“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禁止性规定。因此，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金支持，且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违反了《证券法》以及证监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二）虽然证监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但其中禁止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投资者保底保收益和提供资金支持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股票市场秩序，《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违反该规定，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虽然《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正）属于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但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会议纪要》”）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正）中关于禁止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及提供资金支持的内容，是为了保护金融安全、维护股票市场秩序，理由如下：1.此类资金支持或保底保收益的协议，损害了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本质，违反了股票市场投资风险自负的原则。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应当取决于市场，具有不确定性。《证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反应了我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股票投资的市场风险应当由投资者自己承担，而不是由上市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承担。正是基于此，《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第十七条才会有“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规定。证监会之所以作出前述规定，正是因为其违背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自负风险原则，使股票价格偏离了其真实价值，干扰和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扰乱了证券市场的价格秩序。2.资金支持或保底保收益的协议虽然已屡见不鲜，但是一种不敢对外公开的“抽屉协议”，因为其涉及到证券市场中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通常股票价格应当随市场变化而变化，但此类暗中操作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条款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会误导公众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判断，在公众投资者不知晓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将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3.资金支持或保底保收益的协议，严重危害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及良性发展。通常投资者参与某上市公司定增，说明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信心。然而资金支持或保底保收益协议，可能使得一些本身并没有太多发展前景的项目也能成功通过定增实现融资。此时，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可能不再着重于分析、研究和判断项目本身的价值，而是更加关注于提供保底保收益承诺一方的担保或增信能力，使得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变相成为了一种债务投资。这种做法已经助长了股票市场的泡沫，扭曲了股票市场原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资源没有流向真正有价值的产业和项目，没有流向更需要投资且更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削弱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4.上市公司大股东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承诺，并不同于一般的对赌协议。对赌协议常见于股权投资，通常是由非上市公司与股权投资者签订。《九民会议纪要》中关于对赌协议的审判指导精神并不适用于上市公司。因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是在非公开市场进行交易，非上市公司的股票不挂牌交易，其股票不涉及公开的市场价格，不存在公众投资者，不涉及公共利益。然而如果被投资的企业是上市公司，此种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的协议，尤其是在不对外公开披露的情况下，将会干扰股票的市场价格，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最终将影响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虽属于规章，但其内容涉及维护金融安全、股票市场秩序。《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不仅违反了前述规定，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及《九民会议纪要》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合作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违反该等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 （三）虽然本案法律关系发生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内容修改之前，但该等内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可以溯及既往，因此《合作投资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违反相关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证监会在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时，专门增加了第二十九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该条规定明确禁止了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向非公开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及提供资金支持。虽然本案法律关系发生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修改之前，但是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1.此类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的协议通常为“抽屉协议”，定增投资者并不敢对外公开披露，广大投资者无从知晓，因此这一信息并未反应到股票的价格中，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失真，误导了公众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判断。可见，此类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的协议会影响资本市场上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判断，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即公共利益）。因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中专门增加第二十九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2.保底保收益的协议容易被一些投资者利用，从而危及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巨大。实践中，很多投资者利用保底保收益协议要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其持有的股票进行质押。一旦控股股东无法履行保底保收益承诺，投资者则会对控股股东的股票进行冻结，将给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声誉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并带来连锁效应，例如银行停贷，更有甚者将会导致控股股东不再具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本案中，《差额补足协议》第3.3条就约定了“股票质押”方式的动态补仓要求。如果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利用保底保收益承诺，一方面利用持股优势集中减持股票，打压股价，并向控股股东寻求差额补偿，另一方面通过他人股票账户进行反向操作，购入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将会对上市公司造成非常大的不良影响。申请财产保全，实现股票质押，打压股价，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再结合银行停贷，实质上就是一种股票做空机制，危及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甚至可能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一旦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以此种方式发生变更，将会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这不但违背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也将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在此过程中损失惨重，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更是危害巨大。因此，证监会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中专门增加第二十九条严令禁止此类保底保收益的承诺，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且与《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十七条立法精神一致，是对该条款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因此，可以溯及既往。《合作投资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违反了该特别规定，应属无效。并且，《合作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严重损害了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 五、颐和公司明知与其订立合同的主体是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并要求王玉辉等四人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要求并接受资金支持，明显存在过错，应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返还实际由王玉辉等四人支付的2.61亿元股票认购款；因合同无效，保底收益属于非法利益，颐和公司无权获得合同约定的各项保底收益。 （一）对于《合作投资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无效，颐和公司存在过错，不是善意相对方，应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 如前所述，尹春龙是连股票账户都没有的务农人员，徐晋扬是普通员工，二人均不具有提供2.61亿元巨额资金的实力。本案中，《合作投资协议》涉及资金高达10.4亿元，颐和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投资机构，完全清楚尹春龙、徐晋扬只是与其签订合同的名义主体，实际上是与王玉辉等四人履行合同。颐和公司其实明确知晓：（1）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的主体就是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2）该四人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及保底保收益承诺，违反了《证券法》及证监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是无效合同。正是由于颐和公司明知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才会向证监会作出“参与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虚假承诺，也才会掩耳盗铃地要求王玉辉等四人及徐晋扬、尹春龙为其出具《承诺函》。颐和公司存在过错，不是善意相对方，应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二）颐和公司10.44亿元认购款中有2.61亿元系由王玉辉等四人实际提供并非颐和公司自有资金，《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无效，颐和公司应向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返还。根据《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第十一项“发行对象（原告）认购股份情况”显示，颐和公司已就认购资金来源事项作出承诺：“本次参与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即颐和公司应当以其自有资金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然而，认购款中有2.61亿元由王玉辉等四人实际提供，而非其自有资金，另有5.22亿元系王玉辉等四人向天津信托公司提供连带保证间接提供了资金支持融资而来。《合作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则颐和公司应当以自有资金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补足10.44亿元股票认购款中2.61亿元的非自有资金出资部分。由于该2.61亿元已实际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向颐和公司提供，应由颐和公司向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返还。 （三）《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无效，颐和公司无权获得合同约定的各项保底收益，保底收益系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不应得到支持。《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无效，则关于本金及最低投资收益保证的相关承诺应一律无效。颐和公司通过上市公司定增获得并持有股票，应根据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原则，自行承担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颐和公司无权获得合同约定的各项保底收益，该等保底收益系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不应得到支持。颐和公司作为定增股票的持有人，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并有权自行减持出售股票。 六、《承诺函》与《差补协议》息息相关，《差补协议》无效，《承诺函》亦无效，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合同效力是法院依职权审查的内容，不因当事人约定而改变，限制王玉辉等人诉权的约定无效。 （一）《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无效，《承诺函》亦无效，各项保底收益系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不应得到支持。首先，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承诺函》系对《差补协议》的承诺，与《差补协议》的内容密不可分，不能与《差补协议》割裂进行理解，因此前述有关《差补协议》无效的抗辩全部适用对于《承诺函》的抗辩。《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无效，保底收益属于非法利益，颐和公司无权获得合同约定的各项保底收益。 （二）合同效力是法院依职权审查的内容，不因当事人约定而改变。 （三）《承诺函》变相限制了王玉辉等人的诉权，约定无效。 七、关于最低收益计算基数及违约金的意见。 （一）“最低收益”计算基础应当为“收回的投资款”，颐和公司对“最低收益”计算错误。双方在协议中对“实际投资款”、“收回的投资款”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且各自指向不同的经济效益。因此，从《合作协议》及《差额补足协议》的明确约定中可以看出： 1.⑴双方对“甲方实际投资款”及“（两年内/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①实际投资款，系指颐和公司7.83亿元出资。 ②收回的投资款，系指颐和公司认购股份全部减持完毕后所得款项，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即以T+45日（2018年8月14日）天神娱乐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准计算的认购股份净值=7.75元/股×44,980,611股=348,599,735.25元。 ⑵双方对“甲方实际投资款”及“（两年内/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指向的甲方经济效益亦有明确的不同： ①实际投资款，系颐和银丰8%年化投资收益的计算基础，即7.83亿元×8%。 ②收回的投资款，系颐和银丰28%最低收益的计算基础，即7.75元/股×44,980,611股×28%=97,607,925.87元。 可以看出，颐和公司在其差额补偿款计算表中按照实际投资款计算最低投资收益（7.83亿元×28%=219,239,994.77），属于混淆了“实际投资款”及“收回的投资款”概念，存在明显错误。 2.颐和公司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缔约用词一向谨慎，如此约定正体现了颐和公司真正的投资意图，以“实际投资款”为计算基础不符合商业常理。 3.日千分之一违约金利率高于法定限额，颐和公司对部分投资收益（年化收益）迟延违约金及延迟补仓违约金计算错误。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利率约定过高，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不超过年利率24%范围内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部分投资收益（年化收益）、差额补偿款逾期违约金利率应当调整为24%。因此，结合《合作协议》、《差补协议》具体计算公式，王玉辉等应当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为：实际投资款+最低收益+应收违约金-持股期间所得收益-减持股份所得款项，为535,294,492.34元。 综上所述，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资金支持并作出保底保收益承诺，不仅违反了《证券法》和证监会规章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应属无效，《承诺函》亦属无效。另颐和公司诉讼请求本金、差额补偿款及违约金都不应当得到支持，差额补足款的计算也有问题。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颐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反诉请求，维护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合法权益。 朱晔辩称，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颐和公司违反了其向“天神娱乐”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发行的承诺，其行为违反证监会关于发行对象应当权属清晰，不得以代持、信托持股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向其他利益主体输送利益的规定。本案的承诺函、《差补协议》均违反了主要股东不得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的承诺，且不得向财务对象作出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规定，同时涉案《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承诺函显失公平，违反民商法的公平原则，违反了商事证券市场的公序良俗，根据法律规定，涉案的上述行为应当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风险，享受收益。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向本院反诉请求：1.颐和公司向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返还共计261,000,000元；2.由颐和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股票认购款中2.61亿元实际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提供，并非颐和公司自有资金。2017年11月25日，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签署《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统称“《合作协议》”），2017年11月28日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李书刚（丁杰配偶）、彭小澎签署《关于认购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差额补足协议》（“《差补协议》”），约定由颐和公司出资7.83亿元（实际782,999,981.31元），尹春龙、徐晋扬出资2.61亿元，合计出资10.44亿元（实际1,043,999,981.31元）认购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票。2017年11月25日，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签署《共同投资协议》，同日，四人与尹春龙、徐晋扬签署了《委托投资协议》。上述协议约定尹春龙、徐晋扬代替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与颐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2.61亿元投资款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共同提供，《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均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实际享有。2017年12月8日，天神娱乐发布《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说明新增股份于2017年12月12日上市，新增股份44,980,611股，“颐和公司已就认购资金来源事项作出承诺：本次参与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因此，颐和公司支付的约10.44亿元股票认购款中有2.61亿元并非其自有资金，真正的资金提供人系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尹春龙、徐晋扬仅是代为签署合同并作为“过路账户”代为支付款项而已，二人在《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中不享有实际权利、不承担实际义务。《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中实际享有合同权利义务以及实际提供股权投资款项的主体均系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四人。 二、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提供的2.61亿元资金属于其作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颐和公司向上市公司定增提供的资金支持，违反了证券法“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证监会“上市公司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颐和公司应向王玉辉等四人返还2.61亿元。2016年12月13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玉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80号），核准天神娱乐“向王玉辉发行股份……向丁杰发行股份……向彭小澎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如前所述，2.61亿元股票认购款系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实际向颐和公司提供，其实质是在向颐和公司提供上市公司定增资金支持。而从上述公告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天神娱乐定增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是支付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等人的股权转让款，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不能作为本次定增的发行对象，更不应向颐和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朱晔作为定增前、后的天神娱乐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亦不应向颐和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通过尹春龙、徐晋扬向颐和银丰提供定增资金的行为明显构成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十七条“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规定的违反；明显构成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第二十九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规定的违反；同时也违反了《证券法》（2014年）第八十一条“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禁止性规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是证监会制定的规章，目的是为了规范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其内容涉及金融安全、股票市场秩序，涉及公序良俗。因此，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通过尹春龙、徐晋扬向颐和公司提供定增资金的行为违反证券法强制性规定及证监会涉及金融安全、股票市场秩序的规章内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颐和公司应以自有资金作为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补足10.44亿元股票认购款中2.61亿元非自有资金出资部分。由于该2.61亿元已实际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向颐和公司提供，应由颐和公司向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四人返还，根据《共同投资协议》约定，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有权向颐和银丰主张返还四人共同提供的261,000,000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颐和公司辩称，一、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系基于合作协议而开展共同投资，颐和公司作为合作方对资金来源无审查义务。反诉原告称颐和公司认购资金是非自有资金以及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向答辩人提供了财务资助，违反了《证券法》（2014）第八十一条“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十七条“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规定。该反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仅对“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做出了规定，并没有对其他主体的认购资金来源做出限制，《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也未做出该等限制。颐和公司投资目标公司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而且认购资金也没有流入股市，而是支付给了目标公司支持目标公司实体经营，根本没有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一条“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规定。反诉原告所称的颐和公司认购资金来源以及是否违规流入股市所涉及的均是认购行为，其若存在瑕疵影响的是《认购协议》的效力，而与《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的无关，不能据此判断《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无效。 (二)反诉原告还提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为颐和公司向天津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变相的资金支持”，但该四人提供的仅是信誉保证，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资金支持，该笔融资过程中发生的补仓责任、利息支付义务等实际上都由颐和公司独自承担，且该笔融资本息已由颐和公司偿付完毕，该四人根本没有实际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即便反诉原告所认为的“变相的资金支持”成立，该行为涉及的也仅是四人与天津信托融资担保行为效力问题，与反诉原告应依据《差补协议》向颐和公司承担差补义务无关，更与《合作协议》无关。 （三）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四人依据《差补协议》向颐和公司承担差补义务不属于“财务资助”。《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所限制的是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在股票发行的过程中向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而《差补协议》约定的差补义务发生在认购股份减持后，承担差补义务主体也不是发行人和承销商，两者在主体、时间节点、法律行为以及适用法律均不同。《合作投资协议》系由尹春龙、徐晋扬真实签署，且于签署时向颐和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合作投资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作投资协议》签署后，尹春龙、徐晋扬按照协议的约定于2017年11月27日分别以其银行账户向颐和公司转账1.31亿元、1.30亿元，共计2.61亿元，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投资款支付义务的履行。因此，不管是签署行为还是履行行为，均表明尹春龙、徐晋扬自愿受《合作投资协议》的约束，自愿承担《合作投资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颐和公司作为共同合作方无义务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亦无义务对尹春龙、徐晋扬未披露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审查。 二、2.61亿元出资系为取得投资超额收益而支付的投资款，符合投资的基本属性。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5.2条，“（2）在上述（1）支付完毕后若有剩余所得款项的，偿付乙方的投资本金……（3）在上述（2）支付完毕后若有剩余所得款项的即为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由甲方、乙方按照5：5分享”的约定，尹春龙、徐晋扬出资2.61亿元在认购股份减持退出时将获得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的分配，并有可能获取远超其出资比例的超额收益。从投资与收益的因果关系而言，尹春龙、徐晋扬2.61亿元出资为共同投资行为，系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支付的投资款，而非对颐和公司参与定增提供的资金支持。 三、《合作投资协议》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自始有效，协议约定的义务应严格履行。颐和公司参与定向增发的认购出资款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及相关方为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资金支持的情形，均系颐和公司、尹春龙、徐晋扬实际出资。《合作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及差额补足义务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保底保收益承诺。该等承诺的权利义务仅发生在特定的民事主体之间，补足义务仅以该六名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为限承担责任，并不涉及任何上市公司的财产或者权益，不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亦不会增加证券市场风险、破坏证券市场稳定性，不存在《九民会议纪要》中关于违反规章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合同无效的情形。朱晔、王玉辉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其对颐和公司做出的对赌承诺，应当认定有效且支持实际履行。此外，《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系证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不属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实细则》（2020年修订）第二十九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收益承诺”的规定，该条规定为2020年修订版本新增加的条款，于2020年2月14日施行。《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调整涉及的相关规则》明确“《再融资规则》施行后，再融资申请已经发行完毕的，适用修改之前的相关规则”，因此，第二十九条不适用于本案。故《合作投资协议》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自始有效，协议约定的义务应严格履行。 四、反诉原告以自身存在违法违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应当得到支持。《合作投资协议》成立且生效后，反诉原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反诉原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诉原告对真实意思表示项下的合同义务拒不履行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反诉原告拒不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构成对《合作投资协议》、《差额补足协议》的严重违反，极大损害了颐和公司的合法利益。反诉原告中王玉辉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更应该严格遵守相关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而反诉原告为逃避合同责任、甚至恶意谋取不当利益，而以自身行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属于严重不守诚信、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恶意抗辩行为。如支持反诉原告的诉求，将纵容反诉原告从事违法行为，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反诉原告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合作投资协议》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有效，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尹春龙、徐晋扬以其自身银行账户支付合作投资款且在合同签署时未披露委托关系，颐和公司作为相对方无义务审查资金来源，有理由认为尹春龙、徐晋扬出资款系基于共同投资行为支付的投资款。各方均应当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反诉原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极大损害了颐和公司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反诉请求，支持颐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尹春龙、徐晋扬、朱晔对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反诉请求无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差补协议》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仅对合同的效力以及相关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其他争议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详细分析；2.颐和公司本诉第六组证据包含补仓通知函、付款通知函以及邮寄回执等证据，可以证明颐和公司已经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3.颐和公司第七组证据中第1-3项系颐和公司自行制作的计算文件，并非书面证据，本院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确定相关计算依据；4.颐和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等证据，有律师费发票佐证，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5.颐和公司反诉第二组和第四组证据中的承诺函，本院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关于承诺函的效力、内容的理解，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认定；6.颐和公司反诉第三组证据中的结清证明已经提交原件，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7.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第一组证据中《委托投资协议》、《共同投资协议》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本院对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协议系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朱晔、尹春龙、徐晋扬之间形成的以委托投资以及共同投资为内容的协议，颐和公司并未参与，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借款及保证合同》、《结清证明》以及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定，但相关行为是否违反部门规章，案涉合同是否因违反相关规章导致无效，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详细认定；第五组是证监会发布的相关规则和公告，不属于证据范畴；8.徐晋扬提交的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定，但徐晋扬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其关于“徐晋扬仅是过路账户，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9.尹春龙的证据三，与尹春龙是否应承担责任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8.92亿元，属“泛娱乐行业”爆发增长型上市公司，业务板块涉及互联网广告、移动互联、移动应用分发、影视传媒、游戏应用等领域。2016年12月13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玉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娱乐）向王玉辉发行12486875股股份、向彭小澎发行1223276股股份、向丁杰发行2803352股股份，核准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天神娱乐支付收购幻想悦游和合润传媒的现金对价、交易费用）。 2017年11月23日，王玉辉、尹春龙、徐晋扬与武汉金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凰集团）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其中：第1条约定，金凰集团向王玉辉、尹春龙、徐晋扬提供借款4.36亿元，用于“参与天神娱乐定增项目”；第6条约定，对于王玉辉、尹春龙、徐晋扬于《借款及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朱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7年11月25日，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与尹春龙、徐晋扬签署了《委托投资协议》，其中约定：委托方（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拟与颐和公司合作出资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受托方（尹春龙、徐晋扬）自愿代替委托方与颐和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及履行相关协议；第1.1条：“受托方自愿代替委托方与颐和公司签订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协议》，且在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供相应300,000,000元劣后资金后，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项下的出资义务”；第1.3条：“各方同意，基于各方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受托方在《投资协议》项下应承担的相关义务和责任均由委托方之间按照委托方内部权责比例进行实际分担，该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出资义务、差额补足义务、定期收益支付义务等；同样受托方在《投资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和收益均应由委托方之间按照委托方内部权责比例进行实际分享，该等权利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认购股份的管理权利、投资收益分配权利等”；第2.1条：“委托方委托及授权受托方以受托方名义与颐和公司就合作出资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签署《投资协议》”；第2.2条：“委托方实际享有《投资协议》项下的各项权利，并承担《投资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同日，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签订《共同投资协议》，其中约定：第⑴项：各方与颐和公司、尹春龙及徐晋扬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关于认购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差额补足协议》（以下简称《差补协议》），约定颐和公司出资不超过7.83亿元，尹春龙及徐晋扬拟出资2.61亿元，合计不超过10.44亿元，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事宜，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承诺在一定条件下为颐和公司所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金额提供本金及收益的保障性措施；第1.2条约定：“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在《委托投资协议》项下向尹春龙及徐晋扬提供的资金合计为人民币261,000,000元，应当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按照内部权责比例进行分担，其中朱晔承担45%，王玉辉承担35%，丁杰、彭小澎各承担10%。”“前述资金的具体支付，由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与尹春龙及徐晋扬另行协商确定。” 上述《委托投资协议》、《共同投资协议》签订当天，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签订《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合作出资认购天神娱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颐和公司向浙商银行筹集7.83亿元，尹春龙、徐晋扬各按50%的比例出资2.61亿元劣后资金，合计10.44亿元，通过颐和公司认购天神娱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按照发行底价23.21元/股参与报价。《合作投资协议》第3.5⑴条：对于甲方（颐和公司）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内收回的投资款，不论具体减持是于法定锁定期届满后何等时点实际作出，均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28%计算，即甲方最低收益=甲方在两年内已收回的投资款×28%；对于甲方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不低于37%进行计算，即两年后甲方最低收益=甲方在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37%。为避免疑义，在计算甲方实际收益时，应当将本协议第3.5⑶条款项下乙方已支付的年化8%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第3.5⑵条：若认购股份减持完毕后，甲方最低收益不足上述第3.1⑴款项约定的，则差额部分由乙方及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承担补足义务。第3.5⑶条：自甲方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乙方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年化8%向甲方支付部分投资收益，若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本条款约定部分投资收益的，自应付之日起至乙方实际支付之日止，乙方按照应付未付金额日千分之一向甲方承担违约金。第5.2条：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按照如下约定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⑴首先支付甲方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投资收益，本次甲方应获得的分配款为：甲方应获得的分配款=甲方实际投资款+甲方最低收益-分配前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投资收益；⑵在上述⑴支付完毕后若有剩余所得款项的，偿付乙方的投资本金，甲方应当在收到余款后5个工作日划付给乙方；⑶在上述⑵支付完毕后若有剩余所得款项即为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由甲、乙双方按照5:5分享。第5.3条：本条款涉及甲方的最低收益均按照本协议第3.5条的约定执行。第5.4条：若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不足以支付上述第5.2⑴项约定的应付款项的，则乙方不参与任何分配（包含投资本金及收益），且保证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对前述差额进行补足。 2017年11月28日，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签订《差补协议》，其中第2.1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认购股份应自甲方（颐和公司）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三年内减持并按约定分配完毕。就甲方本次投资的最低收益，乙方（尹春龙、徐晋扬）及丙方（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承诺并保证：⑴对甲方在自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两年内收回的投资款，乙方及丙方保证甲方累计最低收益率不低于28%，即甲方最低收益为甲方在两年内已收回的投资款×28%；⑵对于甲方在自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按照累计最低收益不低于37%进行计算，即该部分甲方最低收益为甲方在两年后已收回的投资款×37%。⑶自甲方缴付全部认购金额之日起，乙方保证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甲方实际投资款年化8%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剩余投资收益待认购股份减持后再进行结算。第2.2条：若本次认购股份全部减持后所获得金额不足偿付甲方实际投资款及约定的最低收益的，乙方承诺放弃参与本次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的任何分配权，且甲方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收益总额与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之间差额由丙方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第2.3条：丙方愿意为乙方履行第2.1款⑶项约定的投资收益支付义务向甲方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第3.1条：为保证甲方投资款及最低收益的安全，乙方及丙方一致同意按照本协议第3.2条款、3.3条款约定对甲方认购的股份进行动态补仓安排（即乙方与丙方通过向甲方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或提供股票质押以保证履约）。第3.2条：乙方及丙方保证，当天神娱乐股票二级市场上每股价格达到或低于警戒值时，甲方向乙方及丙方发出通知，乙方及丙方须做好履约相关准备。本协议所称“警戒值”，其计算公式为：警戒值=X除以Y，其中X等于甲方实际出资金额，Y等于甲方实际出资金额加上乙方出资额的总额所取得的认购股份的总数。第3.3条：当天神娱乐股票二级市场上每股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即T日、T+1日、T+2日）达到或低于平仓值的，乙方及丙方应在T日后的三十个交易日（T+30日）13:00之前足额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或股票进行补仓，确保补仓后甲方认购股份每股净值不低于警戒值。本协议所称“平仓值”，计算公示为：平仓值=警戒值乘以90%。⑴乙方及丙方以现金补仓的，应将追加的现金划付至甲方指定的认购股份对应的资金账户。第3.4条：若乙方及丙方未能在T+30日13:00之前足额补仓的，甲方可以再给予乙方及丙方15日补仓宽限期，即乙方及丙方应无条件在T+45日13:00前足额补仓，且自第T+31日起至T+45日止的期间，乙方及丙方应按照应补仓未补仓金额日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迟延补仓违约金。第3.5条：若乙方及丙方在T+45日13:00之前仍未足额补仓的，则乙方及丙方构成根本违约，无论之后认购股份净值是否能够恢复到警戒值以上，以及之后乙方及丙方是否能够足额追加增强信用资金，则自T+45日起认购股份净值及收益全部归甲方享有，乙方投资收益（包含投资本金）调整为零。在此种情况下，本合同提前终止。届时无论认购股份限售期是否解禁，无论甲方是否对认购股份进行平仓止损操作，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T+45日天神娱乐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为准计算认购股份净值。若T+45日认购股份净值不足以偿付甲方投资款本金、甲方最低收益以及乙方应付甲方违约金，则乙方及丙方还应继续向甲方承担补足义务。据此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计算公式如下：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甲方实际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乙方应付违约金）-（认购股份数量×T+45日天神娱乐每股价格+已补仓且未被乙方及丙方提取的资金）。第3.8条：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本条所约定的乙方及丙方动态补仓义务，自认购股份上市届满180日起开始执行。第7.1条：发行以下情形的，构成乙方及丙方违约：⑴合作期限乙方及丙方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期间投资收益；⑵减持期间届满，乙方及丙方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差额补偿款；⑶合作期间，当天神娱乐在二级市场的每股价格达到或低于平仓值的，乙方及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采取现金补仓或补充股票质押的履约保障措施。第7.2条：乙方及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按以下程序处理：⑴发生第7.1条情形⑴、⑵的，乙方及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期间乙方及丙方应缴纳的违约金按日累计，违约金额=乙方或丙方应付未付金额×日千分之一×违约天数。乙方及丙方构成上述违约的，甲方可以通过交易所二级市场卖出、协议转让、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置认购股份，乙方及丙方应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认购股份处置所得资金优先偿付甲方投资款、甲方最低收益以及应付甲方违约金，不足偿付的乙方及丙方须继续承担责任。第8.1条：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协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请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法院诉讼。主张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的一方承担。 2017年11月28日，颐和公司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通过转让天神娱乐股票收益权并于约定期限届满时回购股票收益权的方式融资5.22亿元，同时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作为保证人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颐和公司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应履行的股票收益权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0年5月8日，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结清证明，证明颐和公司与其签订的该合同项下全部融资本息已经结清。 依据《合作协议》及《差补协议》约定，颐和公司与天神娱乐于2017年11月30日签订《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在该认购协议下颐和公司出资782,999,981，31元，尹春龙出资1.31亿元，徐晋扬出资1.3亿元，共计1,043,999,981.31元，以颐和公司名义认购了天神娱乐44,980,611股股票，认购价格每股23.21元。同时尹春龙、徐晋扬出具承诺函，承诺放弃主张或抗辩关于《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差补协议》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的一切权利，若违背前述承诺导致《合作协议》被确认为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的。其同意赔偿由此给反诉被告造成的一切损失。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也出具承诺函，承诺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不可撤销承诺放弃主张或抗辩关于《差补协议》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的一切权利，若违背该承诺导致《差补协议》被确认为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的，同意赔偿由此给颐和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颐和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1日向天神娱乐承销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足额缴付了认购款，认购股份于2017年12月12日上市。天神娱乐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自2018年4月16日起就低于平仓值，2018年6月11日交易日（即T日）收盘价为10.23元/股、2018年6月12日交易日（即T+1日）收盘价为10.36元/股、2018年6月13日交易日（即T+2日）收盘价为9.98元/股。自2018年6月11日至13日，天神娱乐连续三天收盘价均低于平仓值15.67元/股。7月24日交易日（T+30日）收盘价为8.39元/股，2018年8月14日交易日（T+45日）收盘价仅为7.75元/股。颐和公司多次函告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要求履行补仓义务，但各当事人均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补仓义务。颐和公司认为，各被告的行为已经触发合同约定的清算条款，各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的清算条款支付差额补足款，以致成讼。 另查明，尹春龙、徐晋扬并非天神娱乐股东，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在签订案涉协议前已经是天神娱乐的股东，朱晔是天神娱乐的法定代表人。颐和公司于2020年7月变更其公司名称为“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方永中。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二、最低收益承诺和差额补足义务的法律定性；三、《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差补协议》的效力；四、法律责任的认定。 争议焦点一：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 （一）合作投资合同法律关系。 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就合作投资认购天神娱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合作事宜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了本次投资及资金安排、认购股份管理、投资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核心的意思表示即双方共同投资以获取相关收益。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之间的合作投资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风险补偿机制及收益分配机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双方之间构成合作投资合同的法律关系，《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法律调整，属于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 尹春龙提出《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性质上属于合伙协议的抗辩，因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民事主体为了成立合伙企业所订立的合同，目的在合伙企业内部约定各合伙人的出资、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合伙企业在法律上构成独立的民事主体。显然《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不存在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也不存在通过一个独立的主体从事经营事务并对外承担责任，而是约定在某一特定投资活动中开展合作，并仅以一方的身份作为对外开展投资活动的主体。协议中约定的合作投资款并非合伙出资，约定的投资收益也并非合伙主体经营后的盈余分配，故《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不符合合伙协议的构成要件，尹春龙关于该协议是合伙协议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独立的承诺合同。 颐和公司与尹春龙、徐晋扬及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签订《差补协议》，协议约定了股份认购、投资收益支付及差额补足义务、履约保障、认购股份退出安排等事项。该协议中关于股份认购、尹春龙、徐晋扬的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差额补足义务、认购股份退出安排是对《合作投资协议》进一步补充和确认。《差补协议》中关于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差额补足义务，属于独立的承诺行为（独立的合同），理由如下： 1.从《差补协议》中关于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及差额补足义务的约定内容来看，仅是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作出的独立承诺，实质系为吸引投资人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而对决定上市公司股价的核心因素即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承诺以及对对赌失败补偿措施即差额补足的承诺，并无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代为履行”债务或提供“保证”等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 2.《差补协议》虽然与《合作投资协议》存在关联性，但《差补协议》项下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差额补足义务独立于《合作投资协议》，并不以《合作投资协议》中尹春龙、徐晋扬未履行合同义务为前提，不存在从属性、依附性，就差额补足义务而言其四人与尹春龙、徐晋扬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因此，《差足协议》中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差额补足义务属于独立的承诺行为，颐和公司与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成立独立的合同，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名合同。 （三）担保法律关系。 为了保证颐和公司投资款及最低投资收益的安全，《差补协议》中约定了动态补仓安排，即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尹春龙、徐晋扬向颐和公司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或提供股票质押以保证履约，即“乙方及丙方以现金补仓的，应将追加的现金划至甲方指定的认购股份对应的资金账户；乙方及丙方以股票质押补仓的，应将增加的股票质押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差补协议》项下约定动态补仓安排的目的在于保证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所设定的法律措施，动态补仓安排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措施，故颐和公司同时与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建立担保法律关系，担保的内容如下： 1.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为实时股价与警戒线差额导致所持股票亏损的补足义务。《差补协议》第3.3条第（4）项，“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最低金额=（警戒值-天神娱乐T日二级市场每股价值）×认购股份数量”。 2.担保的债务为差额补足义务的履行，债务人为尹春龙、徐晋扬、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合作投资协议》第3.5条第（2）项约定，“若认购股份减持完毕后，甲方最低收益不足上述第3.1（1）款项约定的，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补足义务”，《差额补足协议》第2.2条约定，“甲方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收益总额与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之间差额由丙方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3.担保的方式为股票质押、追加增强信用资金，其中股票质押属于《物权法》、《担保法》中规定的质押担保方式。追加增强信用资金虽然不属于《物权法》、《担保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其具有担保功能，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有关内容，属于非典型性担保合同。 （四）是否构成代理关系 各被告主张尹春龙、徐晋扬与王玉辉等四人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尹春龙、徐晋扬仅是代理方，并不是直接的合同主体。因王玉辉等四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订立《合作投资协议》时尹春龙、徐晋扬向颐和公司披露《委托投资协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颐和公司在订立《合作投资协议》时知晓《委托投资协议》，反而事实上王玉辉等四人作为直接合同主体与颐和公司签订了《差补协议》，且该协议及《合作投资协议》多处约定四人应对尹春龙、徐晋扬所承担的相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按照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主张，尹春龙、徐晋扬为其四人代理人，则四人并无直接以签约主体身份或合同履行责任主体身份参与到《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中之必要，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承担动态补仓、差额补足义务等显然也不符合代理法律关系中代理人法律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本案事实，因此尹春龙、徐晋扬签订、履行合同系独立民事行为，亦应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争议焦点二：最低收益承诺及差额补足义务的法律定性。 （一）尹春龙、徐晋扬作出的最低收益承诺的法律定性。 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3.5⑴-⑶条、第5条约定的分配顺序，就本次认购股票减持所得款项的收益分配顺序为：⑴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收益；⑵尹春龙、徐晋扬2.61亿元本金；⑶超额收益5:5分享。从前述约定可以看出，就尹春龙、徐晋扬而言，其在《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中作出最低投资收益承诺是为了在投资分配时获取超额收益所作出的对价支付。按照协议的约定，尹春龙、徐晋扬所获得收益分配与股票卖出价呈正相关性，股票卖出价越高，尹春龙、徐晋扬获得超额收益就越高，甚至在卖出股价超过33元/股时，尹春龙、徐晋扬投资收益率将超过颐和公司。因此，尹春龙、徐晋扬作出的最低投资收益承诺目的在于换取投资分配时的超额收益。 （二）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作出的最低收益承诺的法律定性。 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是天神娱乐的股东，四人在《差补协议》中自愿对颐和公司作出最低投资收益承诺，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方为了吸引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而作出的相关激励措施与业绩对赌安排，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相关规定，该最低收益承诺法律属性上应认定为投资方（颐和公司）与目标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订立的对赌协议。 （三）尹春龙、徐晋扬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法律定性。 尹春龙、徐晋扬在《差补协议》中的差额补足义务，是在违反合同约定情形下所作出的金钱补偿，与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共同构成了《合作投资协议》中尹春龙、徐晋扬所取得超额收益的对价约定。 （四）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法律定性。 《差补协议》所约定的朱晔、王玉辉、丁杰、彭小澎的差额补足义务，是四人在未兑现最低收益承诺情形下，自愿对颐和公司作出的一项金钱补偿，该金钱补偿的约定与最低收益承诺共同构成对赌约定，法律属性上也应认定为对赌协议的构成条款。 争议焦点三：《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及《差补协议》的效力。 （一）合作投资中的各项资金行为是否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中关于禁止上市公司股东及相关方为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资金支持的情形。 首先，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5.2条的约定，尹春龙、徐晋扬出资2.61亿元在认购股份减持退出时将获得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的分配，并有可能获取超出其出资比例的超额收益。因此，从投资与收益的因果关系而言，尹春龙、徐晋扬2.61亿元出资为共同投资行为，是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支付的投资款，而非对颐和公司参与定增提供的资金支持。2.61亿元投资款是由尹春龙、徐晋扬个人账户转账至颐和公司账户，至于该2.61亿元的资金来源，合同并无约定颐和公司具有审查义务，即使是由王玉辉等四人提供，也是尹春龙、徐晋扬与王玉辉等四人之间的资金来往，与本案并无关联性。 其次，颐和公司参与定向增发的认购出资款共计10.44亿元，其中2.61亿元是尹春龙、徐晋扬与颐和公司共同投资行为，5.22亿元是颐和公司转让股票收益权融资所得的价款，是基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的合法取得，王玉辉等四人仅提供了信用保证，并未实质提供任何资金或补偿，该信用保证从保证义务履行顺序而言，位于颐和公司以自身持有的股票所做的权利质押担保义务之后，并且该笔融资颐和公司已向天津信托公司结清，王玉辉等四人在信托清算时未实际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因此，颐和公司参与定向增发不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中关于禁止上市公司股东及相关方为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资金支持的情形。 最后，即使颐和公司参与定向增发的认购资金违反上述部门规章规定，涉及的也是证券发行与认购法律行为，可能影响的是颐和公司与天神娱乐签订的《认购协议》的法律效力，与本案所涉合同效力无关。 （二）《合作投资协议》、《差额补足协议》中关于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及差额补足义务的约定是否因违反《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关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规定而无效。 1.《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范畴。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系证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范畴。《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规范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于2020年2月14日才颁布施行，但颐和公司定向增发行为发生在2017年11月，于2017年12月完成，根据《关于修改的决定》、《关于修改的决定》、《关于修改的决定》的立法说明，“施行后，再融资申请已经发行完毕的，适用修改之前的相关规则”，因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不仅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范畴，且对本案所涉法律行为不具有追溯力，不应予以适用。 2.本案是否存在《九民会议纪要》中关于违反规章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九民会议纪要》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尹春龙、徐晋扬在《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中作出最低投资收益承诺是为了在投资分配时获取超额收益所作出的对价支付，在《差补协议》中的差额补足义务，是在违反其所作出的最低投资收益承诺情形下所自愿对颐和公司作出的金钱补偿，与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共同构成了《合作投资协议》中尹春龙、徐晋扬所取得超额收益的对价。该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并且尹春龙、徐晋扬并不具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的身份，因此不应被认定为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保底保收益承诺。王玉辉等四人在《差补协议》中自愿对颐和公司作出最低投资收益承诺以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相关方为了吸引投资者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而作出的相关激励措施与业绩对赌安排，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亦不应被认定为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保底保收益承诺。 最低收益的承诺及差额补足主体包括天神娱乐的非股东主体尹春龙、徐晋扬，该约定本质上是尹春龙、徐晋扬与颐和公司之间对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的判断与分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承诺及差额补足主体还包括天神娱乐的股东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但均非上市公司天神娱乐本身。承诺的履行也仅以该六名自然人的个人财产为限承担责任，并不涉及任何上市公司的财产或者权益。因此，即使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及差额补足义务具有保底保收益的内容，也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债权人利益，亦不会增加证券市场风险、破坏证券市场稳定性。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有关内容，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应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因此，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对颐和公司作出最低投资收益承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3.王玉辉等四人以其自身行为可能存在违规而主张合同无效，不仅无法律依据，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王玉辉等四人为签订案涉协议，主动向颐和公司承诺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不可撤销承诺放弃主张或抗辩关于案涉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的一切权利，若违背该承诺导致合同被确认为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的，同意赔偿由此给颐和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而本案中王玉辉等四人所主张各项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如2.61亿元出资、为5.22亿元股票收益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差额补足承诺等，事实上均系王玉辉等四人自身所为，朱晔、王玉辉等四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更应该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现王玉辉等四人为逃避合同责任，以自身行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无法律依据，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无效的目的在于避免给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合同无效制度不能成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因此，王辉辉等四人以自身行为可能存在违规而主张合同无效，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合作投资协议》及《差补协议》关于风险分配机制的各项约定系各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原则下关于投资收益与风险而作出的特别约定，全部约定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仅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之间，特别是合同义务的履行及违约责任的承担所涉及的财产利益也仅仅以各当事人自有财产为限，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更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合法有效。 争议焦点四：法律责任的认定。 （一）未支付最低收益的违约责任。 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3.5条⑶及《差补协议》第2.1条第⑶项的约定，自颐和公司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尹春龙、徐晋扬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年化8%的收益向颐和公司支付部分投资收益。根据《差补协议》第2.3条约定，王玉辉等四人愿意为尹春龙、徐晋扬履行2.1款⑶项约定的投资收益8%向颐和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 截至2017年12月1日，颐和公司缴付了全部认购款共计人民币1,043,999,981.31元。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尹春龙、徐晋扬应在2018年5月20日前按照年化8%的收益向颐和公司支付部分投资收益。颐和公司曾多次函告尹春龙、徐晋扬及王玉辉等四人支付该部分投资收益，但均未履行，因此，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应从2018年5月20日起承担未支付部分最低收益的违约金。合同约定按日千分之一的利率承担违约金，王玉辉等人提出违约金过高，应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的抗辩，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从2018年5月20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14日的违约金为1668958.07元。 （二）未承担补仓义务的违约责任。 《差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尹春龙等六人的补仓义务，即尹春龙等六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对颐和公司认购的股份进行动态补仓安排，动态补仓自认购股份上市届满180日起开始执行。当天神娱乐二级市场上每股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即T、T+1、T+2）达到或低于平仓值15.67元/股（平仓值=颐和公司实际出资金额782,999,981.31元/认购股份总数44980611×90%）的，尹春龙等六人应在T日后的三十个交易日（T+30日）13：00前之前足额追加增强信用资金或股票进行补仓，确保补仓后颐和公司认购股份每股净值不低于警戒值17.41元（警戒值=颐和公司实际出资金额782,999,981.31元/认购股份总数44980611）。 颐和公司认购的天神娱乐股份于2017年12月12日上市交易，根据前述约定，动态补仓安排自2018年6月11日起开始执行。天神娱乐2018年6月11日的收盘价为10.21元/股，2018年6月12日的收盘价为10.36元/股，2018年6月13日的收盘价为9.98元/股，触发协议约定的补仓条件，颐和公司曾多次函告尹春龙等六人要求履行补仓义务，但该六人未履行补仓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补仓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本院采纳王玉辉等人的抗辩意见，按年利率24%标准从2018年6月11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14日，共计4185932.63元。 （三）差额补偿的违约责任。 根据《差补协议》第3.5条的约定，如尹春龙、徐晋扬等六人未在T+45日内13:00之前补仓，构成根本违约，将触发合同约定的清算机制，即“若乙方及丙方在T+45日13:00之前仍未足额补仓的，则乙方及丙方构成根本违约，无论之后认购股份净值是否能够恢复到警戒值以上，以及之后乙方及丙方是否能够足额追加增强信用资金，则自T+45日起认购股份净值及收益全部归甲方享有，乙方投资收益（包含投资本金）调整为零。在此种情况下，本合同提前终止。届时无论认购股份限售期是否解禁，无论甲方是否对认购股份进行平仓止损操作，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T+45日天神娱乐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为准计算认购股份净值。若T+45日认购股份净值不足以偿付甲方投资款本金、甲方最低收益以及乙方应付甲方违约金，则乙方及丙方还应继续向甲方承担补足义务。据此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计算公式如下：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甲方实际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乙方应付违约金）-（认购股份数量×T+45日天神娱乐每股价格+已补仓且未被乙方及丙方提取的资金）。 1.“最低投资收益”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徐晋扬、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认为，“最低收益”计算基础应当为“收回的投资款”，结合本案实际即以T+45日（2018年8月14日）天神娱乐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准计算的认购股份净值=7.75元/股×44,980,611股=348,599,735.25元。颐和公司认为，“已收回的投资款”，完整意思应为“已收回的资金所对应的投资本金”，并非指“已收回的资金”。《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此，确定案涉合同约定的“投资款”的真实意思，应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交易习惯、合同目的进行综合确定。 ⑴案涉合同中与最低收益相关的约定。 ①关于每次减持所得收益的计算。 《合作投资协议》第3.5条“对于甲方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内收回的投资款，不论具体减持是于法定锁定期届满后何等时点实际做出，均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28%计算，即甲方最低收益=甲方在两年内已收回的投资款×28%；对于甲方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不低于37%进行计算，即两年后甲方最低收益=甲方在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37%”。 ②关于全部减持完毕后总投资最低收益的计算。 《差补协议》第2.1条“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认购股份应自甲方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三年内减持并按约定分配完毕。就甲方本次投资的最低收益，乙方及丙方承诺并保证：对甲方在自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两年内收回的投资款，乙方及丙方保证甲方累计最低收益率不低于28%，即甲方最低收益为甲方在两年内已收回的投资款×28%；对于甲方在自缴付全部认购款之日起两年后收回的投资款，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不低于37%进行计算，即该部分甲方最低收益为甲方在两年后已收回的投资款×37%”。 ③关于每次减持所得的分配方法。 《合作投资协议》第5.1条“各方一致同意，在向甲方分配每笔投资款本金的同时，须付清该笔投资款的最低收益”。 ④关于每次减持所得的分配顺序。 《合作投资协议》第5.2条“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按照如下约定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首先支付甲方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投资收益……”。 ⑤关于预先垫付收益的计算。 《差补协议》第2.1条第⑶项“自甲方缴付全部认购金额之日起，乙方保证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甲方实际投资款年化8%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剩余投资收益待认购股份减持后再进行结算”。 结合上述条款，可以明确“最低投资收益”的表述不仅仅指全部投资收回时颐和公司的最低投资收益，还包括每次减持分配时颐和银丰取得的最低投资收益，即最低投资收益既是一个总括收益也是一个时点收益。合同中关于最低投资收益的计算，即包括了每次减持所得所对应投资本金及其最低投资收益的计算，也包括了全部减持完毕时减持所得所对应投资本金及其最低投资收益的计算。 《合作投资协议》第3.1条“甲方、乙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甲方负责向浙商银行筹集不低于7.44亿元（下称“甲方投资款”）。同时，《差补协议》第2.1条第⑶项“自甲方缴付全部认购金额之日起，乙方保证每半年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按照甲方实际投资款年化8%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剩余投资收益待认购股份减持后再进行结算”。从该两处约定可以认定，合同中所提及“投资款”即为投资本金。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5.1条“各方一致同意，在向甲方分配每笔投资款本金的同时，须付清该笔投资款的最低收益”、第5.2条“认购股份减持所得款项按照如下约定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首先支付甲方实际投资款及最低投资收益……”，即认购股票每次减持所得款向颐和公司分配时，既包括了颐和公司的投资本金，也包括该笔投资本金所对应的最低收益。在认股股票全部减持完毕向颐和公司分配时，不论届时颐和公司已收回的资金具体为多少，其所对应的投资本金均应为7.83亿元，若已经收回的投资本金不足7.83亿元，则差额即为应补足的投资本金部分。 不论是《合作投资协议》还是《差补协议》，关于最低投资收益的约定，不仅包含了最低投资收益率的界定，也包含收益分配方法、分配顺序的约定，还包括预先垫付部分收益的约定。对于这些约定，应该从逻辑及意思表示的一致性上作整体的、连贯的解读，而不应割裂部分条款，仅以字面意思进行片面解释。从经济学常识和交易习惯而言，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收益率，这是普遍共识和正确理解。事实上，本案所涉合同关于“投资款”的定义，均只表达了“投资本金”的内容，而尹春龙等六人仅以“最低收益=甲方在两年内已收回的投资款×28%”这一约定就认定“已收回的投资款”即为“已收回的资金”，明显依据不足。因此，“已收回的投资款”，应理解为“已收回的资金所对应的投资本金”，尹春龙等六人关于“已收回投资款”的抗辩，不符合合同解释和基本逻辑，本院不予采纳。 ⑵单个时点最低收益计算。 根据《合作投资协议》第5.1条的约定，颐和公司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内每次减持股票所得进行分配时，颐和公司取得的分配=每笔投资本金×（1+28%）。按照《合作投协议》第5.2条约定，在未分配完颐和公司全部投资本金及最低收益前，则每次减持股票全部所得均应分配给颐和公司，因此每次分配中，颐和公司取得的每笔投资本金=每次减持股票全部所得/(1+28%)）与之对应的每次分配取得的最低收益=每次减持股票全部所得/(1+28%)×28%。同理，两年后每次减持股票所得进行分配时，颐和公司取得的每笔投资本金=每次减持股票全部所得/(1+37%)）与之对应的，每次分配取得的最低收益=每次减持股票全部所得/(1+37%)×37%。 ⑶全部减持时节点的认定以及最低投资收益的计算。 根据《差补协议》第3.5条约定“……自T+45日起认购股份净值及收益全部归甲方享有，乙方投资收益（含投资本金）调整为零。”即在T+45日（2018年8月14日），尹春龙、徐晋扬收益调整为零，认购股份净值及收益全部归甲方享有，即合作双方对合作投资以股票形式进行了清算分配，双方合作投资合同法律关系终止。同时，《差补协议》第3.5条亦约定“……届时无论认购股份限售期是否解禁，无论甲方是否对认购股份进行平仓止损操作，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准计算认购股份净值。如T+45日认购股份净值不足以偿付甲方投资款本金、甲方最低收益、以及乙方应付甲方违约金，则乙方及丙方应继续向甲方承担补足义务。”因此，《差补协议》明确约定T+45日（2018年8月14日）作为认定全部减持及计算差额的时间节点。同时，《合作投资协议》第3.5条约定“对于甲方在缴付认购金额之日起两年内收回的投资款，不论具体减持是于法定锁定期届满后何等时点实际作出，均按照累计最低收益率28%计算”。本案颐和公司自认购之日起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未发生减持行为，因此，按照上述分析，应认定颐和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一次性全部减持完毕认购股份，而该时点在《差补协议》第2.1条约定所定义的两年内，因此颐和公司最低收益应按颐和公司全部投资款×28%计算。 2.差额补偿款的计算。 《差补协议》第3.5条约定，“若T+45认购股份净值不足以偿付甲方投资款本金、甲方最低收益、以及乙方应付甲方违约金，则乙方及丙方还应继续向甲方承担补足义务。据此，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计算公式如下：乙方及丙方应补足金额=（甲方实际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乙方应支付违约金）-（认购股份数量×T+45日天神娱乐每股价格+已补仓且未被乙方及丙方提取的资金）”。根据前述约定，尹春龙、徐晋扬等六人应予以补足差额补偿金额=（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违约金）-（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 1差额补偿的方式。 ①股份补偿的方式。 《差补协议》第3.5条约定，“若乙方及丙方在T+45日13：00之前仍未足额补仓的，则乙方及丙方构成根本违约……则自T+45日起认购股份净值及收益全部归甲方享有，乙方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本金）调整为零”。根据前述约定，在触发清算机制的情形下，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所对应股份的股份净值及收益归颐和公司所有，该条款实质上系约定尹春龙、徐晋扬履行差额补偿义务的一种方式，是协议各方达成的尹春龙、徐晋扬以实际投资款所对应股份的方式清偿其应承担的差额补偿款的约定。同时《差补协议》明确了以T+45日天神娱乐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准计算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所对应股份的价值，并进一步确定尹春龙、徐晋扬通过股份补偿的金额，即以股份补偿的金额=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 ②现金补偿方式。 在尹春龙、徐晋扬通过所认购股份向颐和公司进行补偿后仍有剩余部分，由尹春龙、徐晋扬及朱晔等四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即现金补偿金额=差额补偿金额-以股份补偿的金额=（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本金+最低收益+违约金）-（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 ⑵差额补偿款的计算方式。 根据上文分析，2018年8月14日颐和公司收回的本金=（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1+28%)）投资本金差额=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颐和公司收回的本金，颐和公司收回的最低收益=（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T+45日天神娱乐的二级市场收盘价）/(1+28%)×28%，最低收益差额=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28%—颐和公司收回的最低收益 计算公式见下表：                            编号                       各项内容                       计算             方向                       金额             （单位：元）                       计算公式                       备注                               A                       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                                               782,999,981.31                                               《差补协议》第一条1.1款约定                               B                       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                                               261,000,000.00                                                                               C                       T+45日收盘价                                               7.75                                               该日收盘价截图                               D                       持股总数量                                               44,980,611.00                                               《认购协议》第一条第1款。                               E                       颐和公司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                                               33,735,458.05                       A/23.21                                                       F                       尹春龙、徐晋扬实际投资款对应持股数量                                               11,245,152.95                       D-E                                                       G                       认购股份于T+45日股份净值                                               348,599,735.25                       C×D                       根据《差补协议》第三条3.5款，持仓市值按2018年8月14日收盘价计算                               H                       颐和公司持股部分于T+45日的股份净值                                               261,449,799.88                       E×C                                                       I                       于T+45日颐和公司已收回的投资款                       减                       204,257,656.15                       H/（1+28%＋                       《投资合作协议》5.1条：各方一致同意：向甲方分配每笔投资款本金的同时，须付清该笔投资款的最低收益；                               J                       于T+45日颐和公司取得的最低收益                       减                       57,192,143.72                       H/（1+28%）×28%                               K                       投资款差额（未收回）                       加                       578,742,325.16                       A-I                       实际投资款减掉已收回的投资款                               L                       最低收益差额（未收回）                       加                       162,047,851.04                       A×28%-J                       《合作投资协议》第3.5条                               M                       补仓违约金                       加                       4185932.63                                              《差补协议》第3.4条，按年利率24%                               N                       2018年8月14日止已产生的股票分红                       减                       899,612.22                       《天神娱乐2018年7月2日分红公告》：派0.2元                       《差补协议》第5.1条                               O                       股份补偿金额                       减                       87,149,935.37                       C×F                       《差补协议》第3.5条                                                       剩余应补偿款总额                       等于                       656,926,561.24                       K+L＋M-N-O                       《差补协议》第三条3.5款                因《差补协议》在触发清算条款时已经终止，各方权利义务截至2018年8月14日，支付差额补偿款已是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六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且差额补偿款中已包含补仓违约金，因此2018年8月15日之后差额补偿款不应再重复计算违约金。《合作投资协议》、《差补协议》均约定了主张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的一方承担，因此颐和公司关于律师费由尹春龙、徐晋扬等六人承担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但应根据判决支持的结果按比例承担。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差额补偿款656,926,561.24元； 二、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最低收益款违约金1668958.07元； 三、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朱晔、丁杰、彭小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律师费198万元； 四、驳回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王玉辉、丁杰、彭小澎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元，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负担4950元；本诉案件受理费3381127元，由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3811元，尹春龙、徐晋扬、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负担334731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73400元，由王玉辉、丁杰、彭小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程 进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包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