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最高法民申59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前进办爱林社区光明集团创业园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董凤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江，北京市中伦文德（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田，北京市中伦文德（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古城街88号。负责人：李**，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芳瑜，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莱州九五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文化东街印象城购物中心三层1108号。法定代表人：季庆滨，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扶林办事处奋斗街。法定代表人：蔡伟，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朱要文，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朱要文，男，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再审申请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莱州支行）、一审被告莱州九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九五）、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朱要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光明集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是的是最高保证合同，而一审、二审法院将最高额保证合同拆分为三个案件审理，等于将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为一般保证合同，以致于光明集团的权利义务、举证责任均发生重大改变。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前工行莱州支行有旧债，光明集团对此不知情，借款用途亦不知情。本案不特定债权没有确定，经工行莱州支行将案件拆分后更无法确定。一审、二审将未经决算的多个有机关联的合同割裂开来单独立案，是程序违法，也是法律适用错误。二、关于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主债权的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B项的约定，新的债权不可能再发生时，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所以主债权的确定必须经过决算，主债权不是针对某一个合同而是针对全部的担保合同项下的所有的债权合同决算形成的余额。工行莱州支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依法进行决算，依照个别合同起诉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即便通过结算，也属于借新贷还旧贷的情形，光明集团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一）关于旧贷的承接及旧贷担保人问题：工行莱州支行承接了案外旧贷，旧贷没有担保人。（二）关于多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问题：因本案是借新贷还旧贷，光明集团均不知情。1.首个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用于承接山东方泰循环金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贷款人的全部不良借款。”其后的数次借款均有此表述，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证据充分。2.光明集团对借新贷还旧债贷的约定毫不知情，既不明知也不应知道：（1）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早于2016年3月28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在2015年12月9日。2015年12月7日工行莱州支行行长卢金盛和朱要文从北京飞到伊春，入驻光明集团工业园。12月9日返回北京前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是工行莱州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在第一条关于最高余额处手写了“15000万”及“壹亿伍仟万元整”字样，担保期间处空白，合同签订日期处空白。光明集团在乙方处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时工行莱州支行提供了格式化的《股东决议》《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文件要求光明集团盖章。上述所有文件，光明集团处无留存，均由工行莱州支行带走。工行莱州支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是“0160600213-2015年莱州（保）字0027号”、“0160600213-2015年莱州（保）字0027-1号”、“0160600213-2015年莱州（保）字0027-2号”，这中间多次出现“2015年”，也能反映出该保证合同签订于2015年。结合担保合同的编号，再看借款合同的编号：2016年3月28日签订的2012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是“0160600213-2016年（莱州）字第00129号”，年份是2016年。2017年3月7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是“0160600213-2017年（莱州）字第00010号”，有2017年字样。2017年的其他借款合同均有“0160600213-2017年（莱州）字”,2018年的借款合同均有“0160600213-2018年（莱州）字”，这表明0160600213是银行的标志，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是年份的标志。《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于2015年，其他借款合同签订时间都迟于2015年，对在最高额合同签订时尚没有签订的合同的内容，光明集团是无从知晓的。（2）以首次借款合同签订为例，说明光明集团对合同的签订是不知晓的。2016年3月28这一天莱州九五与工行莱州支行在烟台莱州签订协议，光明集团没有任何人来到莱州，对主合同签订毫不知情。光明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全部在伊春，公章也没有离开伊春，不可能去签字、盖章。其他所有的借款合同的情况均是如此。（3）工行莱州支行提供的所有格式合同，光明集团只要看到的都盖了章，没盖章的均不知道。工行莱州支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光明集团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根据编号为0160600213-2015年莱州（保）字0027-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的约定，光明集团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6年3月28日至2020年12月29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1.5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莱州支行依据与莱州九五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而享有的对莱州九五的债权。本案中，根据工行莱州支行的起诉请求与理由、光明集团和一审被告的答辩及上诉意见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债权仅涉及工行莱州支行与莱州九五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在主债权到期后，工行莱州支行分别根据上述三份主合同通过诉讼的方式向莱州九五主张权利，并要求光明集团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属于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合理处分，且光明集团无证据证明工行莱州支行的这一做法对其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案涉主债权形成时间及债权总数均没有超出光明集团依约应承担的最高额保证的范围，因此原审法院判令光明集团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不属于程序违法和法律适用错误。光明集团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B项的约定，新的债权不可能再发生时，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由于工行莱州支行认可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仅涉及本案主债权的三笔借款，且三案诉讼标的中本金部分总额为149980777.01元，已约等于光明集团最高担保额度，光明集团与各一审被告亦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还有其他债权存在，故应当认定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已经确定。光明集团关于担保的债权未经决算尚未确定，因而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根据工行莱州支行与莱州九五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涉案借款用途为购买工行莱州支行对山东方泰循环金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不良贷款，并非归还莱州九五的旧贷，更何况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光明集团在保证合同中就借款用途作出了概括性授权，因此本案不属于“借新还旧”情形，光明集团须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另外，合同编号不能证明合同的订立时间，落款签章处的时间才是证明合同成立时间的直接证据，因此，仅凭合同编号中的“2015”字样无法证明光明集团提出的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且担保期间、数额、签订时间等处在签订时为空白的主张。光明集团作为商事主体，理应知晓在空白协议中签章且不保存副本的法律风险及后果，应视为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光明集团关于本案主债权系借新贷还旧贷且光明集团不知道该情形，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光明集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周伦军审 判 员 李 伟审 判 员 郑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大何书 记 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