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42746号原告：荆晓红,女,197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昱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立伟,男,198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迪，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荆晓红（以下称原告）与被告马立伟（以下称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昱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2019年4月26日被告马立伟与“马景翰”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31日，原告与马景翰在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9年4月15日，马景翰因肺炎等身体不适在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2019年5月8日出院，住院时间23天。2019年4月26日,“马景翰”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北苑一区17号楼xxx房无偿赠与被告，并于当日在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事务登记中心“签字、按手印”办理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后被告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2020年2月7日,被告称马景翰将涉案房产无偿赠与他,并办理了过户,这让原告无法相信,原告当场向被告表示将依法核实,因马景翰病情恶化,无法进行言语肢体表达，且当时在ICU,原告考虑到马景翰健康安全，故原告没有询问此事。2020年2月20日，马景翰因肺炎去世。原告为查明涉案房产真相,赴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事务登记中心调取了涉案房屋转移过户相关材料，认定《赠与合同》中“马景翰”的签字、指纹并非本人所为,理由如下：一、2019年3月,马景翰立有口头遗嘱，马景翰的妹妹、哥哥、被告都在场，马景翰宣布他死后原告与被告各得涉案房产一半。二、涉案房产是马景翰2015年左右在被告处花费15万元购买,现在怎么可能又全部无偿赠与被告？三、2019年4月26日马景翰正在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病期间，2019年5月8日才出院，有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病历为证。期间没有外出，无法按照过户规定亲自到场办理赠与过户签字、接受询问等手续。四、2019年4月住院期间,马景翰因办理银行密码修改事宜,无法签字，银行工作人员亲自来医院找马景翰按的手印。该事实更进一步说明《赠与合同》中马景翰的签字、指纹并非本人所为。五、马景翰在赠与合同的“签字、按手印”非马景翰笔迹、指纹，原告有2018年1月31日马景翰在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的笔迹、指纹为证进行比对。六、原告有马景翰2019年6月在家里的本人签字进行比对。综上，马景翰在《赠与合同》的“签字、按手印”非本人笔迹、指纹,也没有委托代理人,系他人伪造,该《赠与合同》内容非“马景翰”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合同》为无效合同,必要时原告可申请笔迹、指纹鉴定。现马景翰已去世,原告作为马景翰之妻,涉案房产的权属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申请确认2019年4月26日被告与“马景翰”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合情合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起诉,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首先,民法上的“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无权提起。合同效力只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第三人不能“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与被告（合同双方当事人）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因此，对合同效力的确认只涉及合同当事人而不涉及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合同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应为不适格。本案是一起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案件。涉案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是被告和被告之父马景翰,原告并不是赠与合同的任何一方主体,在赠与合同签订及赠与行为完成时,原告均未参与,更不是赠与合同的任何一方主体,因此原告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本案赠与合同所涉标的物,即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北苑一区17号楼10层3单元1002室房产,是被告之父马景翰的婚前个人财产,马景翰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对个人财产所做的处置完全合法且有效。经查,涉案房产是被告之父马景翰在与原告登记结婚前于2015年4月2日通过与其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本案被告订立买卖合同的方式取得,双方依法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并依法完税,马景翰个人对涉案房产享有100%所有权。而原告与马景翰于2018年1月31日才登记结婚,马景翰有权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自由处置。2019年4月初,被告之父马景翰在病中多次找到被告和被告之生母张桂华,主动提出愿将涉案房产过户给被告,以弥补因离婚给被告造成的家庭缺憾。2019年4月26日下午,马景翰与被告一起到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理涉案房产的全部赠与及过户手续。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经现场严格审查,在确定了将涉案房产赠与被告系马景翰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申请材料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为其办理完成了过户手续。因涉案房产已成为被告名下的合法财产，原告无权再继续占有使用。被告已于2020年5月11日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返还原物之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马景翰与张桂华原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即被告。后马景翰与张桂华离婚。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北苑一区17号楼xxx房屋原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与马景翰于2015年4月2日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将上述房屋作价120万元出售给马景翰。2015年4月3日，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马景翰名下。原告与马景翰于2018年1月31日登记结婚。2019年4月26日，马景翰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马景翰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北苑一区17号楼xxx房屋100%份额无偿赠与被告，被告表示同意就接受马景翰赠与的上述房产。该《赠与合同》下方“马景翰”的签名系他人代签，上捺有指印一枚。同日，上述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经查，存留于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及《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上“马景翰”的签名均系他人代签，上均捺有指印一枚。经查，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经办人为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彭飞。马景翰于2020年2月20日去世。本案审理中，承办人前往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彭飞调查，彭飞称涉案房屋办理过户时马景翰本人在场，且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其能够确认当日《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及《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上均由马景翰本人捺了指印，据其回忆《赠与合同》可能是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前台咨询人员帮助填写的，当天办理的请求留有监控视频，因保存期已过无法调取，其办理过程中也对马景翰的行为能力进行了判断，认为没有问题故正常办理。原告认为《赠与合同》内容不知何人书写，看签约人捺指印不是工作人员的职责，不排除工作人员的陈述是为了排除其工作中的责任，并且登记机关只是做形式审查，对马景翰行为能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准确判断，且该工作人员非常年轻。原告称马景翰在《赠与合同》签订及办理过户期间患有clippers综合症，类似于渐冻症，患病期间一直加大剂量服用精神类药物，故其行为能力受到影响。被告认为马景翰所患疾病使其无法行动，但不等于丧失行为能力，且办理登记时审核人员不止一个，如果马景翰精神状态有问题，不可能不被发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称涉案《赠与合同》并非赠与人马景翰本人签字、指印并非马景翰本人所捺、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并非马景翰本人前往办理，根据本院向北京市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查的情况，可以证实该《赠与合同》上马景翰的签名虽非其本人书写，但由马景翰本人捺指印，且工作人员询问及确认了马景翰赠与的意思，应当认定该《赠与合同》系马景翰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另称马景翰在签订《赠与合同》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期间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但对此并未充分举证，本院不予采纳。涉案《赠与合同》办理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现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荆晓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原告荆晓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 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嵇姣龙书记员 马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