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2民初1177号原告：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圣地阳光一期B栋3单元5层2号。法定代表人：王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少峰，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辉，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文静，女，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四方区嘉禾路42号2单元401户，现住青岛市市北区。第三人：青岛天使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延吉路111号3层9户。法定代表人：王爱林，执行董事。原告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乐通）与被告张文静、第三人青岛天使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使音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西藏乐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少峰，张文静、天使音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爱林到庭参加诉讼。案经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藏乐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张文静以2000万元的价格回购原告西藏乐通持有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1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60万元），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万元，原告将持有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1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60万元）转让给被告；二、判令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协助被告张文静回购原告西藏乐通1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6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张文静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6月14日签署《张文静与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关于青岛天使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天使音乐公司1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60万元）转让给原告，价格为500万元。同时约定，如果天使音乐公司不能在2017年12月31日前公司估值达到6亿元或以上并且成功引入新投资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原告所持有天使音乐公司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按公司估值6亿元的80%为基础计算。合同还约定了送达地址以及管辖法院为青岛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同约定的回购条件成就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照回购条件回购股权，但被告置之不理。根据合同约定，回购价格应为5760万元。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原告本次起诉确定的回购价为2000万元，原告保留向被告继续追偿的权利。张文静辩称，一、张文静并无西藏乐通所称的违约事实。1、自股权转让前后，张文静一直努力创造业绩，让天使音乐公司在国内打出音乐教育体系品牌。在教育部教育装备司建立全国音乐教育信息化实验中心，面向全国中小学树立音乐教育信息化典范。作为西藏乐通99%控股人邹晨阳全程参与挂牌仪式并认可。2、股权转让后，张文静带领员工在乐视风波之后根据公司信息化业务需求全力取得德州市夏津县职业中专3亿元标的PPP合同并组建了SPV公司，夏津天使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取得夏津职业中专28年运营建设管理权，每年投资回报率为不低于6.5%，张文静占该公司62%的股权，预计年利润在2000万以上。经过努力，于2018年7月招生500人，并在2019年3月盖起了2万平方米校舍，现已投入使用。该固定资产价值为8000万元。在该项目中标后三家以上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明确表示入股天使音乐公司，进行项目复制。投资额均在股权约定引入新的投资者的标的额以上。夏津天使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另两位股东，一个是国资委下设的投财金投资公司，一个是AA+企业下设公司。当时均有明确入股意向。3、股权转让合同后张文静积极要求进行工商变更，西藏乐通以各种理由拒绝变更，并且拖延至今不办理变更手续。其实质就是想不承担后续法律责任，只想占有股权红利。二、公司运转不利是西藏乐通各种坑害公司的行为造成的，西藏乐通应负全部责任。西藏乐通主要股东邹晨阳，将个人名下闲置不可用的房产以年租金300万元设圈套让公司租用。公司在交钥匙时发现地下积水20多厘米，因长年闲置不可使用，并且装修费用高达300万才可使用，对初创公司根本无法承受。在一天未入住的情况下，就提出不租。且在与邹晨阳微信里多次提出并有第三人做证张文静不会租用邹晨阳的闲置房产。在公司马上有稳定的长年回报项目夏津职业中专PPP项目运行中，原告起诉天使音乐公司，并且冻结SPV公司股权。造成原本稳定盈利项目人心惶惶，最终导致项目被迫中止。天使音乐公司被迫与邹晨阳打了近一年的房租纠纷案件。业务根本无法正常开展。邹晨阳作为股东，对公司业务不关心，不支持，还设圈套侵害公司利益，并且阻止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在业务开展关键时刻，强迫张文静交纳一年300万元租金，使公司现金流受限，经营困难。三、该股权合同中规定的回购条款，属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涉嫌高利贷圈套，请法院依法判定为无效合同。该股权合同中约定按公司估值为6亿元的80%进行回购，西藏乐通的诉讼请求也是按这条规定回购金为2000万元。西藏乐通入股公司时按5000万估值计算转让股权12%，三年时间要求按6亿元估值，增值为12倍，要求退股金额2000万，其实际投入500万，三年时间要求翻4倍。超出国家规定的所有金融相关规定。实属掩盖其高利贷行为。属于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另，本案争议的违约金计算与公司的股权比例有关，与公司估值的计算方式无关。以无法准确衡量的公司估值做为计算基础，任意计算违约金，且计算金额远远大于实际资金，显然不当。天使音乐公司述称，同意张文静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1、原、被告于2016年6月14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第三人公司12%的股份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其中60万元作为原告应缴的注册资本金支付给第三人公司，剩余440万元作为股权溢价部分支付给被告，股权转让完成后，第三人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被告认缴出资额为44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0元，持股比例88%，原告认缴出资额为60万元，实缴出资额60万元，持股比例12%；2、协议还约定，如果在2017年12月31日前第三人公司估值不能达到6亿元或以上并且成功引入新投资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原告持有第三人的全部股份，即原告持有第三人公司12%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公司估值6亿元的80%为基础计算，按此计算，原告12%的股份回购价格应为5760万元，综合各种情况，原告本次起诉确定的回购价格为2000万元；3、双方出现争议由青岛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证据二、出资证明、股东价款通知书、股权转让收据和股东名册各一份。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履行了付款义务，向第三人公司缴纳了60万元注册资本金，向被告支付了440万元的股权溢价款，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三、第三人工商登记资料一份。拟证明：1、截止本次起诉之日，第三人的登记股东为被告和贾继红，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实缴出资为0，与原告已是公司股东及缴纳60万元注册资本不符，被告挪用公司注册资本；2、2018年3月26日之前，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被告将原告向第三人缴纳的60万元注册资本不入账挪用，截止本次起诉之日，第三人公司的实缴资本仍然为0元，这与第三人向原告出具的股东名册和出资证明不符；3、被告为规避风险，2018年3月16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自己更换为王爱林；4、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将其持有第三人2.5万元的出资权转让给了案外人贾继红；5、截止起诉之日，第三人公司实收资本仍然为0，且没有正常营业，估值显然达不到6亿元，也没有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触发了回购条件，被告有义务回购原告股权；6、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陈述和保证，构成违约，原告保留对被告进一步追偿的权利。证据四、青岛天使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回购通知函及中国邮政编号为“1131378975877”运单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27日向被告发函，告知被告股份回购条件已成就，要求被告收到股权回购通知函后3日内与原告联系回购股份事宜，被告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函件，但未与原告联系。被告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于证明事项也无异议。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我百分之百控股，我将我持有的2.5万的股权转让给了贾继红原告是知情的，我口头告知的原告，当时原告的股东邹晨阳是知情且同意的，当时我是原价转给贾继红的（贾继红是第三人的执行总裁），贾继红与我均未实缴出资。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称没有收函。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称，同意张文静的质证意见。被告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照片两张，第一张是邹晨阳作为西藏乐通99%的股东，她参与了教育部项目的揭牌仪式，我们是全国最高标准，邹晨阳是知道的，并且认可的，在同行业内我们是领先的，包括了软件的注册权。第二张照片是由邹晨阳说我没有经过她同意就让贾继红担任0.5%股权的股东，她和贾继红自始至终认识，并且贾继红是经过邹晨阳的推荐成为股东的，邹晨阳说作为执行团队的负责人让我出让0.5%的股权给他。且我出让是股权是邹晨阳口头同意的。证据二、西藏乐通股权查询，西藏乐通99%的股权由邹晨阳持有，另外一个股东不认识，自始至终都是邹晨阳和我们联系。原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两份照片无法判断真实性，从证明内容看邹晨阳和原告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的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好证明了天使音乐教育现在已经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触发了股权回购的条件。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称，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当事人对下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原告西藏乐通提交的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二出资证明、股东价款通知书、股权转让收据和股东名册、证据三第三人工商登记资料，被告张文静提交的证据二西藏乐通股权查询信息。对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一并认定。对真实性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股权回购通知函及中国邮政编号为“1131378975877”运单一份。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交的回执单中收件人张文静的电话号码为张文静本人电话号码，地址系张文静的户籍所在地，且快递查询结果显示已签收。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2、关于被告张文静提交的证据一照片两张，本院认证认为，该两张照片与本案讼争事实欠缺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4日，张文静（甲方、股权转让方）与西藏乐通（乙方、股权受让方）、天使音乐公司（丙方、标的公司）签订《张文静与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关于青岛天使音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鉴于：青岛天使音乐教育集团成立于2014年，丙方天使音乐公司是天使音乐教育集团的经营主体单位和母公司，目前定位为中国首家音乐课教育O2O综合服务平台和运营商，致力于为中国广大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学生提供更专业更系统的信息化音乐素养教育，集团目前主要由“天使音乐”校本课程、“音乐+”智能钢琴和乐器&APP系统两大品牌构成，未来将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现代信息化教育生态圈。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天使音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张文静合法持有天使音乐公司人民币500万元的股权，占天使音乐公司资本的比例为100%；张文静愿将其持有的天使音乐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西藏乐通。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交割前的陈述与保证、先决条件及交割、过渡期、交割后承诺、特殊权利约定、竞业禁止、赔偿、争议解决等内容。其中，第五条约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500万元，其中60万元为西藏乐通应缴的注册资本金额，直接注入公司，其余440万元作为股权溢价部分直接支付给张文静。第六条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变为：张文静认缴出资440万元，持股比例88%；西藏乐通认缴出资60万元，持股比例12%。第十二条约定3.1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的前提下，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90日内缴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中有60万元作为乙方在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出资款，由乙方直接缴付至公司指定银行账户。4.1公司应于交割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4.2公司应于交割日后80日内完成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以及乙方指派人员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工商备案，并获得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向公司颁发的新营业执照。第十八条约定，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投资方有权要求原股东回购乙方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回购价按公司估值6亿元的80%为基础计算：不论任何主观或者客观原因，标的公司不能在2017年12月31日前公司估值达到6亿元或以上并且成功引入新投资者。乙方有权选择行使或不行使此回购权。第三十四条约定，本协议或本协议的履行、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所引起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要求，都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在乙方书面要求协商解决争议后六十（60）天内未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争议，则应提交青岛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6年6月28日，天使音乐公司向原告西藏乐通出具《出资证明》，载明你公司已经依法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2016年7月13日，被告张文静、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向原告西藏乐通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据》，载明原告西藏乐通已经履行足额缴纳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庭审后，本院依职权责令原告提交出资原始证据。原告向本院提交网上银行电子回执10张，其中，西藏乐通向天使音乐转账回执1张、西藏乐通向张文静转账回执9张。经查，2016年6月28日，西藏乐通向天使音乐公司转账60万元，用途备注“乐通实缴12%股权的注册资本款”。西藏乐通分别于2016年6月29日、7月1日、7月13日向张文静转账14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共计440万元。另查明，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张文静持股99.5%，贾继红持股0.5%。本院认为，从形式上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西藏乐通公司与目标公司第三人天使音乐公司的股东张文静达成的股权性融资协议，是交易双方基于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俗称“对赌协议”。原告的诉请亦是据此主张。但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内容及其后的履行看，难以认定对赌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协议的履行看，《股权转让协议》内载，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天使音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张文静合法持有天使音乐公司100%股权，其自愿将其持有的其中12%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西藏乐通，又约定本次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为500万元，其中60万元为西藏乐通应缴的注册资本金，直接注入公司，其余440万元作为股权溢价部分直接支付给张文静。原告依约向天使音乐公司转账60万元，后又向张文静付款440万元。原告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后，天使音乐公司的股东名册虽然记载西藏乐通公司为股东，但其记载内容为：张文静（出资额440万元，股权比例88%），西藏乐通公司（出资额60万元，股权比例12%），该记载显然与张文静并未实际出资的客观事实不符，亦与西藏乐通公司支付了500万元取得12%的股权的客观事实不符。原被告依法应召开股东会，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将原告西藏乐通公司变更为股东，但双方均未履行上述法定及约定的义务，目前工商登记，天使音乐公司的股东是张文静（认缴出资额497.5万元），贾继红（认缴出资额2.5万元）。因此，双方虽然签订了股权回购等条款，但未履行相应的公司法上的上述义务，难以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对赌。从协议的内容看，原告以500万元购买目标公司12%的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市值应当是4166余万元(500万元÷12%)。但原告投资时，作为一人公司的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且无实际出资，全部认缴。投资一年半后，谋求目标公司估值6亿元以上，回购价为5760万元（6亿×80%×12%），利润为投资额的11.52倍（5760万÷500万），欠缺商业上的合理性。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名为“对赌”实为“借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约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双方间关于“对赌”的约定无效，但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借贷行为除超过法定最高利率部分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因此，被告张文静应返还原告西藏乐通借款500万元并支付借款期间利息。原告于2020年6月起诉，该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基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60万元自2016年6月28日起计算，140万元自2016年6月29日起计算，200万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100万元自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文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偿还借款500万元；二、被告张文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60万元自2016年6月28日起计算，140万元自2016年6月29日起计算，200万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计算，100万元自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三、驳回原告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6800元，由被告张文静负担36700元，由西藏乐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110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宋丽华审判员  王 晋审判员  刘歆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任臻书记员姚莉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