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5013号原告：李忠，男，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霞，广东粤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法定代表人：林毅超，该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发銮，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娴，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忠诉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霞、被告摩登大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发銮、郭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摩登大道公司向李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3680元（平均工资27960元×8个月）；2.判令摩登大道公司向李忠支付2019年度的奖金159.5万元；3.判令摩登大道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李忠自2012年9月1日起与摩登大道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直至2020年5月15日止李忠在摩登大道公司处一直任事业部总经理一职，双方最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为无固定期限，即从2019年10月31日起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为税前50000元/月。摩登大道公司在2019年11月以李忠迟到31分钟为由扣除李忠2小时工资，即574.71元。为此，李忠曾多次向摩登大道公司提出申诉，但摩登大道公司均未给予处理及补发。另，李忠在摩登大道公司处任职期间，曾与摩登大道公司签订了两份经营目标责任书，其中：《2018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考核期间为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绩效奖金按2018年净利润的20%计提(该年的绩效奖金已实际发放)。《2019年的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考核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绩效奖金的发放对象为项目部总经理；绩效奖金的核算方式为实际净利润的20%。故根据双方签订的《2019年的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摩登大道公司应向李忠支付2019年度的绩效奖金应为159.5万元（实际净利润797.50万元×20%）。李忠已于2020年3月31日向摩登大道公司正式提起发放绩效奖金的申请，并与时任总裁林毅超及董事长罗长江就发放绩效奖金的事宜进行多次沟通，但摩登大道公司的上述领导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摩登大道公司为了不予支付李忠的绩效奖金，甚至通过强加2020年不合理的经营目标、考核内容及降薪的方式，迫使李忠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李忠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被迫于2020年4月15日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摩登大道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摩登大道公司支付2019年的绩效奖金、经济补偿金及无理克扣的工资，摩登大道公司拒绝支付李忠的绩效奖金及经济补偿金及无理克扣的工资，但同意李忠于2020年5月15日离职。摩登大道公司的上述种种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李忠的合法权益。据此，为维护李忠的合法权益，李忠于2020年6月24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20年9月15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7098号裁决书，裁定：一、由摩登大道公司一次性支付李忠2019年11月扣发的工资574.71元；二、驳回李忠的其他请求。李忠认为：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驳回李忠对经济补偿金及奖金的请求裁决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首先，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的规定，奖金属于工资的范畴。摩登大道公司无故不向李忠支付奖金的行为已构成《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其次，基于上述情形并结合《劳动合同法》第46条和第47条的规定，摩登大道公司应向李忠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因李忠在摩登大道公司处工作已满7年8个月，且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万元/月，该工资标准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据2019年公布的2018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故摩登大道公司应按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向李忠支付经济补偿，即27960元×8个月=223680元。二、李忠、摩登大道公司之间有奖金发放的明确约定，并且有曾任摩登大道公司财务核算人员给出的实际净利润数据（即797.50万元），故摩登大道公司理应按约定向李忠支付其所就任部门2019年的绩效奖金159.5万元。据此，李忠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决，并支持李忠的诉讼请求。摩登大道公司辩称，一、李忠存在迟到事实，摩登大道公司有权在其违反考勤规定的情况下根据规章制度采取负激励措施，不存在所谓的“克扣工资”。二、李忠关于2019年度奖金159.5万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无权要求摩登大道公司向其支付该笔奖金：（一）摩登大道公司经营盈利是2019年度奖金发放的前提。李忠主张摩登大道公司需支付2019年度奖金，是因为其认为2019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与2018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是一样的，只要部门在该年度有净利润就应当予以发放。摩登大道公司对此主张不予认可。事实上，经营目标责任书都是一年一签的，因为摩登大道公司必须基于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来制定相应的绩效目标，而不是将往年的绩效目标生搬硬套到下一年去适用。仅从《高级定制项目部2018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以及《摩登大道集团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就可以看出有如下不同：1.标题不同。2018年责任书对应的是“高级定制项目部”，而2019年责任书对应的是整个摩登大道集团；2.责任书签订的目的不同。2018年责任书第一页明确“为了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确保项目部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而2019年责任书第一页则明确“为了充分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积极性，落实业务主体部门经营责任，确保集团2019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3.文本篇幅不同。2018年责任书的篇幅总共有4页，其中就授权经营依据、经营目标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到了2019年责任书，篇幅就被缩减至3页，内容也有一定程度的简化；4.约定内容不同。2018年责任书没有设定公司终止责任书的权利，但是2019年责任书的第六条第一项则明确“仅在甲方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政策调整或目标责任执行发生严重偏离时，甲方有权调整责任书内容或终止本责任书”。由前述种种差异可知，2018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和2019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并不相同，简单地以过往的发放情况来推测当下应该如何发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否符合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应当基于双方的约定内容来判断，而不是所谓的“惯例”。从2019年责任书的内容来看，摩登大道公司明显以“集团2019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作为奖金发放的前提，一旦没有满足这个前提，就不具备向李忠支付绩效奖金的条件。（二）摩登大道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为-1,492,504,364.92元，经营巨额亏损。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5月28日做出的众环审字（2020）050153号《审计报告》，摩登大道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为-1,492,504,364.92元，经营上出现近人民币15个亿的巨额亏损。显然公司经营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在目标净利润的执行上发生严重偏离，不存在向李忠发放奖金的事实基础。试问在公司出现整体经营严重亏损，无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又哪来的利润可用于奖金分配？故摩登大道公司有权根据约定终止2019年度目标责任书，不予向李忠发放2019年度奖金。（三）李忠请求的奖金金额无事实依据。李忠计算奖金金额所依据的是史泽权于2020年3月19日发出的2019财年预算利润分析表，以及来源不明的电子数据截图。首先要指出的是，李忠提交的电子数据，疑似来源于李忠在职期间所在部门委托外部第三方制作的系统，公司的财务部门并不掌握，不排除李忠掌握该系统的“后门”而自行录入，摩登大道公司对于这些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一概不予认可。其次要说明，摩登大道公司直到2020年5月28日才完成公司年度审计，按审计惯例并未对定制部门进行单独的专项审计。李忠提交的所谓净利润数据，既未经摩登大道公司财务部总监等人的审批，亦未经具有资质的机构审计，对应利润分析表呈现的数据既不真实也不准确，完全不能以李忠所主张的净利润797.5万元作为计算绩效奖金的基数。（四）双方关于奖金发放时间并无约定，且李忠离职时未到奖金发放时间。摩登大道公司与李忠并未就奖金的发放时间进行过约定，其2018年度奖金的实际发放时间为2019年的5月、6月及8月分三次进行发放。但李忠于2020年4月15日即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即便有奖金可发，按照往年惯例，亦未达到奖金的发放时间。摩登大道公司作为一家上市企业，有关公司经营、利润及高管薪酬等情况均需依法对外进行披露，对广大股民、对社会负责。目前摩登大道公司经营出现近15亿的亏损，所有公司员工包括全部高管，就2019财年均未发放奖金，公司又如何能单独向李忠发放上百万元的高额奖金。该数据一旦对外披露，势必会引发证券监管部门及广大股民的问责。综上，摩登大道公司没有义务向李忠支付2019年度的奖金159.5万元。三、摩登大道公司不存在克扣李忠工资及奖金的事实，无需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3680元。首先，摩登大道公司主观上并无克扣李忠工资的意愿，即便最终认为摩登大道公司的负激励不合理，摩登大道公司也已经在仲裁裁决后补发所谓多扣的款项。其次，就奖金而言，无论摩登大道公司是否应当发放奖金，李忠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时尚未达到发放奖金的时间，更遑论拖欠的问题。综上，摩登大道公司并不存在克扣工资及奖金的情况，李忠所请求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事实依据。故摩登大道公司依法无需向李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368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李忠于2012年9月1日入职摩登大道公司，双方签订了三期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9年10月3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李忠的月工资为50000元，摩登大道公司每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其上月工资。摩登大道公司曾因李忠2019年11月迟到31分钟扣发其2小时工资574.71元。2020年4月15日，李忠向摩登大道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摩登大道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奖金、强加2020年不合理的经营目标及考核内容为由，要求于2020年5月15日与摩登大道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李忠于2020年5月15日离职，离职前的岗位为高级定制部总经理。双方亦确认，假如法庭经审理认定摩登大道公司需向李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则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基数为2018年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即27960元（9320元/月×3倍）。2018年，李忠作为高级定制部的项目部总经理与作为总部代表的摩登大道公司总裁翁武强签订了《高级定制项目部2018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责任书开头载明：“为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积极性，确保项目部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摩登大道公司（以下简称总部）授权给定制项目部总经理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2018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以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本责任书一经签字即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共同遵守”。责任书设定的2018财年考核期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设定的经营目标为项目部总经理应在2018财年内实现营业净利润2000万元。责任书第四条约定总部的权利和义务包括：2.总部有权对项目部总经理的经营业绩进行审计与定期考核；3.因客观条件发生无法预料变化（非市场因素，如政策、自然灾害等），导致经营目标预计基础不成立，总部有权调整公司经营目标；5.总部有权在项目部总经理经营活动出现失控或重大失误而项目部总经理又无有效解决办法时，决定终止本责任书的执行。责任书附表的考核评分办法具体载明2018财年营业额目标为15000万元（必备条件），净利润目标为2000万元，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利润分成方案为：1.实际完成额≤净利润指标，按照净利润的20%计提团队年度绩效奖金；2.实际完成额＞净利润指标，超额部分按照30%计提团队年度绩效奖金。《2018财年高级定制项目部KPI绩效考核指标及评估标准》与前述附表的内容大体一致，该评估标准有部门负责人李忠、财务部史泽权、徐响铃、人力资源副总裁徐东海、总裁翁武强的签名确认。《2018财年高级定制项目部利润提取奖金核算表》显示该部门2018财年营业额实际值为11515万元，净利润实际值为1226万元，项目部总经理年度净利润提取奖金为245.2万元，该表格下方有部门负责人李忠、财务部史泽权、人力资源部江霞、总裁翁武强的签名。原被告双方确认2018财年的奖金245.2万元已经实际发放，第1笔123万在2019年5月发放，第2笔92.2万在2019年6月发放，第3笔30万在2019年8月发放。2019年3月1日，李忠作为乙方高级定制项目部总经理与作为甲方摩登大道公司总裁的翁武强签订了《摩登大道集团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责任书开头载明：“为充分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积极性，落实业务主体部门经营责任，确保集团2019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根据集团2019财年经营目标和绩效管理制度，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2019财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以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责任书约定责任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约定的净利润指标为1498.7万元，销售额指标（监控指标）为13400万元。责任书第五条约定了绩效奖金的核算方式：1.发放对象：项目部总经理；2.奖金为财年结束后一次性考核发放，奖金=基础奖金+超额奖金，其中基础奖金=实际净利润（正数，不大于目标净利润）*20%，超额奖金（实际净利润高于目标净利润时发放）=（实际净利润—目标净利润）*30%。责任书附则约定：“责任期间，本责任书不因其它因素调整责任指标。仅在甲方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政策调整或目标责任执行发生严重偏离时，甲方有权调整责任书内容或终止本责任书”。责任书附件二《高级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考核附表》载明的销售额、净利润目标与责任书约定一致，该表格下方有项目部负责人李忠、财务管理中心史泽权、徐响铃、人力资源部江霞、刘希、总裁翁武强的签名确认。李忠主张2019年奖金仅需高级定制项目部净利润为正即可，其2019财年为该部门创造的利润为797.50万元，摩登大道公司理应按照《摩登大道集团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向其支付奖金159.5万元（797.50万元×20%），为此提交了《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总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销售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成本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费（服务费）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管销费明细表》予以证明。《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来源于史泽权2020年3月19日向李忠发送的电子邮件，该电邮名为定制部2019财年分析报表，同时还抄送了摩登大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毅超、摩登大道公司高级定制项目部财务负责人钟秀培。该表格显示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实际销售额为9007.34万元，实际净利润为797.50万元。摩登大道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邮件的发件人为史泽权，其职位为助理级核算会计，不具有最终核算财务报表的职务权限，且该分析报表未经具有资质的机构审查，亦未经财务部、人力部与总裁的签字确认，故不能据此核算提取奖金的金额。《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总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销售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成本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费（服务费）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管销费明细表》则显示了2019财年定制项目部具体的销售、成本、营业、管销费明细，其中《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费（服务费）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管销费明细表》与前述摩登大道公司确认真实性的《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同属史泽权发送邮件的同一附件。摩登大道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确认。摩登大道公司坚称向李忠发放奖金须以公司经营盈利为前提，2018年公司存在盈利故向李忠发放了相关奖金，而公司在2019年巨额亏损，因此不存在向李忠发放奖金的前提。摩登大道公司为证明自身主张提交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予以证明。《2018年度审计报告》为2019年4月25日作出，该报告显示摩登大道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为1562080400.82元，净利润为7895584.38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为87390646.50元，无信用减值损失栏目；《2019年度审计报告》为2020年5月28日作出，该报告显示摩登大道公司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为1371741032.52元，净利润为﹣1492504364.92元，其中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为﹣798007606.69元，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为﹣386748347.57元。李忠确认前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但认为双方责任书约定的是其所在项目定制部的利润，与公司整体是否盈利无关。为证明2019年度奖金的发放与公司盈利与否无关，李忠还提交了摩登大道公司原人力行政中心负责人江霞的书面证言。该书面证言为手写版本，内容反映称高级定制项目部的奖金计提与集团盈利无关，仅与该部门是否盈利有关，且往年高级定制项目部的奖金也是按照部门实际正的净利润计提的。证言下方有江霞字样的签名，该签名与前述《2018财年高级定制项目部利润提取奖金核算表》《高级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考核附表》中江霞的签名字样相仿。摩登大道公司认为江霞的证言与2019年度责任书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庭审时，摩登大道公司称根据2019年的责任书，公司有权在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即本案2019年度的巨额亏损）时，调整或终止责任书的内容。法庭询问摩登大道公司何时发现经营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其称2020年5月审计报告出具后才发现巨额亏损，而由于李忠已于2020年4月申请辞职，故未向李忠告知责任书终止的事实。针对摩登大道公司关于史泽权邮件中的《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仅为初步核算，未经审计及相关部门审批的陈述，法庭询问摩登大道公司后续有无对高级定制项目部的利润情况进行核算，其称集团整体亏损，因此没有单就某一部门进行独立审计，因此暂无核算结果。法庭继续询问其在2018年是否曾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就高级定制项目部进行审计，摩登大道公司称没有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单独对项目部进行审计，因此亦无相关审计报告。2020年2月28日，李忠与摩登大道公司时任董事长罗长江沟通发放2019年奖金事宜。李忠在双方的沟通录音中称其2019年为公司赚了1000多万，公司应按照责任书的约定向其支付200万奖金。罗长江则反复强调公司没能力执行、没有能力兑现，并称以前的他们的奖金都不认。因与摩登大道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李忠于2020年6月24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摩登大道公司向其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3680元；2.2019年11月1日至30日拖欠工资差额574.71元；3.2019年度的奖金1595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7098号仲裁裁决：1.摩登大道公司向李忠支付2019年11月扣发的工资574.71元；2.驳回李忠的其他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后，摩登大道公司向李忠支付了2019年11月扣发的工资574.71元，李忠则不服仲裁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另查明，摩登大道公司根据法庭的要求于庭后提交了李忠2016年至2019年的年收入情况，其中2016年的未纳入绩效奖金的应发工资总额为604680元，年度绩效奖金数额为727561元，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为1227382元；2017年的未纳入绩效奖金的应发工资总额为605580元，年度绩效奖金数额为0元，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为500510.82元；2018年的未纳入绩效奖金的应发工资总额为572220元，年度绩效奖金数额为2452000元，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为2823012.41元；2019年的未纳入绩效奖金的应发工资总额为603808.73元，年度绩效奖金数额为0元，年度实发工资数额为539304.71元。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高级定制项目部2018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摩登大道集团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总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营业费（服务费）明细表》《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管销费明细表》《2018年度审计报告》《2019年度审计报告》、江霞的书面证言、穗劳人仲案[2020]7098号仲裁裁决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2019年奖金的发放条件；二是2019年奖金的发放金额；三是摩登大道公司是否应向李忠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2019年奖金的发放条件。摩登大道公司主张奖金发放必须以公司整体盈利为前提，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2019年度责任书并未对该前提条件进行明确约定；其次，该责任书开宗明义即为“充分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积极性，落实业务主体部门经营责任，确保集团2019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不难看出，责任书旨在鼓励公司各业务部门争先创优，从而实现公司整体的盈利，即所谓“小河有水大河满”。故根据常理分析，如果公司可以整体盈利为负即可一票否决业务部门一年辛勤耕耘所获之利润，则公司经营容易陷入“大锅饭”的窘境，难以充分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无疑有悖于责任书的核心意义；最后，在李忠与摩登大道公司时任董事长罗长江沟通发放奖金事宜时，罗长江更多强调的是公司无能力支付，而非公司没有盈利，再结合原人力行政中心负责人江霞的书面证言，本院对摩登大道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即2019年奖金的发放无需以公司盈利为前提。摩登大道公司还主张公司已在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即公司巨额亏损）终止了责任书，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责任书的具体约定，摩登大道公司确有权调整或终止责任书，但其权利的行使期间应在责任期间内。而摩登大道公司庭审时明确其未曾告知李忠责任书已经终止，且其于2020年5月发现公司巨额亏损时，责任书约定的责任期间早已届满，李忠亦已经按照责任书的约定履职完毕，故本院认为摩登大道公司的该项主张有违诚信，亦与责任书开头明确强调的“责、权、利”对等原则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本院采信李忠的主张，即2019年奖金的发放条件仅需以高级定制项目部的净利润为正即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2019年奖金的发放金额。李忠计算其奖金金额的依据为《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该表格并非其单方制作，而系摩登大道公司核算会计史泽权向其发送。摩登大道公司虽主张史泽权仅为助理级核算会计，但史泽权在《2018财年高级定制项目部KPI绩效考核指标及评估标准》《2018财年高级定制项目部利润提取奖金核算表》《高级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考核附表》财务部门签名处均有签名，足见其制作并向李忠发送《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并未超出其职务范围。摩登大道公司还主张前述表格未经具有资质的机构审查，但其庭审时亦自述公司2019年没有单就某一部门进行独立审计，且2018年奖金发放时亦未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单独对项目部进行审计，故本院对于摩登大道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摩登大道公司还主张前述表格仅为初步的分析报表，并未经过财务部、人力部与总裁的签字确认，但史泽权在向李忠发送上述表格时还同时抄送了摩登大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毅超、高级定制项目部财务负责人钟秀培。根据常理分析，向公司主要负责人发送的文件不太可能是草率制作，而系精心编制的可能性更大，且本案证据亦未显示摩登大道公司曾就该表格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该表格的内容。此外，李忠还提交了有关销售、成本、营业、管销费明细的表格辅助证明《2019财年预算利润完成情况分析表》内容的真实性，相关数据大体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摩登大道公司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均不足以充分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高级定制项目部2019财年的净利润为797.50万元，根据2019年责任书的约定，摩登大道公司应向李忠支付奖金1595000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摩登大道公司是否应向李忠支付经济补偿金。李忠以摩登大道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奖金、强加2020年不合理的经营目标及考核内容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对此分析如下：对于克扣工资。本案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摩登大道公司存在扣发李忠2019年11月的工资574.71元的情形，并裁决其向李忠返还，摩登大道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并未就此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且已实际向李忠支付了前述款项，应视为其认可该仲裁结果。摩登大道公司扣发工资的争议主要系由于双方对总监级以上员工是否适用考勤管理规定产生，不属于恶意克扣，且扣发工资数额较小，仅此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强加2020年不合理的经营目标及考核内容。李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摩登大道公司存在向其强加2020年不合理的经营目标及考核内容的行为，且即便存在，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对于拖欠奖金。本院已经对摩登大道公司拖欠李忠2019年奖金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于2019年奖金的具体发放日期，2019年责任书并未明确约定，仅约定为“财年结束后一次性考核发放”。2019年责任书的责任期间在2020年2月29日即已届满，根据责任书的约定，李忠在2020年3月1日之后即有权主张摩登大道公司对其进行考核并发放相关奖金。李忠2018年奖金虽于2019年5月后才开始分批次发放，但摩登大道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发放方式已形成相关惯例，故本院对摩登大道公司主张2019年奖金即便发放也应在2020年5月之后的主张不予采信。实际上，摩登大道公司时任董事长早在2020年2月28日即已明确表态不向李忠发放2019年奖金，可以想见即便到达摩登大道公司主张的发放时间，摩登大道公司也不会向其发放奖金，且在李忠2020年5月15日离职时公司亦的确未向其实际发放奖金。摩登大道公司拖欠奖金的行为构成未及时足额向李忠发放劳动报酬的情形，且数额巨大，李忠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对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基数为27960元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故摩登大道公司应向李忠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223680元（27960元/月×8个月）。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忠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3680元；二、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忠支付2019年奖金1595000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宝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