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初96号原告：宋昆仑，男，198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佰成，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琳，女，1971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吉林敦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宝成，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辉南县。被告：朱宝权，男，198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辉南县。被告：张惠颖，女，1982年2月26日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嵩，吉林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杰，男，1971年3月26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嵩，吉林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昆仑与被告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昆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佰成，被告朱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被告张惠颖、刘伟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宝成、朱宝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昆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张惠颖和刘伟杰将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的股权返还给朱琳、朱宝权、朱宝成，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5日，宋昆仑与朱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琳将其持有的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辉南县金龙泉天然矿泉水厂和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全部股权的70%转让给宋昆仑，宋昆仑按约定支付相应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宋昆仑陆续向朱琳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120万元，但朱琳接收股权转让款后未按合同约定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宋昆仑名下。经多次催告无果后，宋昆仑于2018年11月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琳依法将两家公司4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宋昆仑名下。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立案受理，案件编号：（2018）吉01民初955号。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于2019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将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张惠颖及刘伟杰，其中朱琳转让的股权中包括上述案件所涉股权。协议签订后，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于次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目前已导致朱琳客观上无法将两家公司4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宋昆仑名下，故宋昆仑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中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宋昆仑利益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张惠颖、刘伟杰、朱琳、朱宝成、朱宝权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张惠颖、刘伟杰应将其依《股权转让协议》受让的股权依法返还给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朱琳辩称，1.宋昆仑违约在先，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致使朱琳与宋昆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宋昆仑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因宋昆仑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没有按时将股权转让款给付朱琳，致使未能办理过户更名手续，宋昆仑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规定，朱琳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要求宋昆仑承担违约责任。2.朱琳与张惠颖、刘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具有独立性，与宋昆仑没有法律关系。朱琳与张惠颖、刘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宋昆仑既不是合同的权利人，也不是股权的权利人，宋昆仑无权对该股权转让协议提出异议，更无权对该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讼。3.朱琳与宋昆仑的争议已由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应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4.宋昆仑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宋昆仑诉讼请求。朱琳与张惠颖、刘伟杰不是恶意串通，朱琳与张惠颖、刘伟杰成立独立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朱琳没有损害宋昆仑的利益。本案中宋昆仑还未取得股权，对朱琳转让的股权没有股权利益。本案已经不具有将股权变更给宋昆仑的客观条件，如果再变更给宋昆仑，将严重侵害朱琳及张惠颖、刘伟杰及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将造成不可预估的重大的不利后果和影响。综上，应当驳回宋昆仑的诉讼请求。朱宝成、朱宝权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张惠颖、刘伟杰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本案中，朱琳、朱宝成分别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99%和1%的股权，朱琳、朱宝权分别持有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98%和2%的股权，上述三人均系记载于股东名册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依法对所持有的股权享有处分权。2019年4月3日，朱琳、朱宝成、朱宝权与张惠颖、刘伟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案涉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主体在协议上签字手印，合同成立并生效。2.《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实际部分履行。本案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约定：朱琳将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的88%股权转让给张惠颖，9%股权转让给刘伟杰；朱宝成将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刘伟杰。朱琳将持有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88%股权转让给张惠颖，8%股权转让给刘伟杰；朱宝权将持有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2%股权转让给刘伟杰。本次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和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价格为3120万元。2019年4月3日合同签订之日，张惠颖、刘伟杰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10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9年4月3日及次日，各方当事人依照约定办理了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和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合同签订时，各方均已经知晓朱琳因股权转让进入诉讼事宜，且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披露及作出了具体安排，同时，本次股权交易的价格也高于此前的合同价格，并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即不存在恶意串通，也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签订后，张惠颖、刘伟杰陆续支付了数笔股权转让价款，由于目标公司股权被查封导致后续资金出资方有顾虑，导致未全部支付，但各方均未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综上，请求驳回宋昆仑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0月25日，宋昆仑与朱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琳将其持有的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辉南县金龙泉天然矿泉水厂和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股权的70%转让给宋昆仑，宋昆仑向朱琳支付1700万元现金作为取得70%股权的对价，并对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及具体数额作出约定，同时约定2017年之前，宋昆仑无法筹措剩余的700万元资金受让股权，双方约定，本合同所涉及的两企业再行出售给第三方，总额超过2700万元部分，由双方平均分配。协议签订后宋昆仑陆续向朱琳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120万元，朱琳接收股权转让款后未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宋昆仑名下。双方经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宋昆仑于2018年11月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琳依法将两家公司的46%股权变更登记至宋昆仑名下。另查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于2019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朱琳将其持有的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88%转让给张惠颖、9%转让给刘伟杰，朱琳持有的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股权的88%转让给张惠颖、8%转让给刘伟杰。朱宝成将其持有的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1%转让给刘伟杰，朱宝权将其持有的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股权的2%转让给刘伟杰，上述股权转让款共计3120万元。同时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中包含宋昆仑800万元、荣树良320万元债务，该笔债务由收购方承接，合同对转让方涉诉情况进行披露并制定解决方案。协议签订后，张惠颖、刘伟杰向朱琳支付股权转让款近300万元，各方于2019年4月4日进行了股权转让。现张惠颖、刘伟杰、朱琳分别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88%、10%、2%，分别持有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股权的88%、10%、2%。本院认为，案涉两家公司在股权变更登记之前，朱琳、朱宝成分别持有吉林省应天实业有限公司99%和1%的股权，朱琳、朱宝权分别持有辉南县飞龙山泉饮品有限公司98%和2%的股权，朱琳、朱宝成、朱宝全均系记载于股东名册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依法对各自所持有的股权享有处分权。2019年4月3日，朱琳、朱宝成、朱宝权与张惠颖、刘伟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处分各自所享有的股权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相对方均在协议上签字并按手印，各方已按协议约定履行部分义务，故朱琳、朱宝成、朱宝权与张惠颖、刘伟杰于2019年4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琳、朱宝权、朱宝成与张惠颖及刘伟杰于2019年4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宋昆仑利益的情形，张惠颖、刘伟杰是否应将案涉股权返还给朱宝成、朱宝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首先，2016年10月25日，宋昆仑与朱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2017年之前，宋昆仑无法筹措剩余的700万元资金受让股权，双方约定，本合同所涉及的两企业再行出售给第三方，总额超过2700万元部分，由双方平均分配。”该协议有条件的赋予朱琳可以将两企业的股权再行出售给第三方，且本案中宋昆仑未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之前向朱琳支付了剩余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次，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在与张惠颖、刘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各方均已知晓朱琳因股权转让涉及诉讼事宜，且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披露并制作解决方案，同时，本次股权交易的价格也高于宋昆仑与朱琳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朱琳、朱宝成、朱宝权与张惠颖、刘伟杰之间针对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再次，2016年10月25日，宋昆仑与朱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违约行为及再行出售给第三方的价款分配均作出了约定，并没有实际损害宋昆仑的利益。综上所述，宋昆仑诉讼主张朱琳、朱宝成、朱宝权、张惠颖、刘伟杰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宋昆仑利益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鉴于宋昆仑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基于合同无效的基础上，故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亦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案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昆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800.00元，由原告宋昆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文立审判员 赵慧颖审判员 范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