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06民初28028号原告：施崇伟，男，198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恒,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1-4层。主要负责人：吕志坚。被告：中投骏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悦秀路99号6层1单元605-5。法定代表人：池俊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帆、谭翠红，分别系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被告：深圳前海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何仁杰。被告：柯利明，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凌山，男，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告：王志颖，男，198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告：梁德元，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告：李进东，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告：何仁杰，男，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告：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阜通西大街12号楼16层1607。法定代表人：曾晓生。原告施崇伟与被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中投骏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骏和公司）、深圳前海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实盈公司）、柯利明、凌山、王志颖、梁德元、李进东、何仁杰、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实盈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原告施崇伟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东亚银行向原告赔偿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的原告认购金额10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11月10日起按照年化利率6%的标准计算认购金额100000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和原告应占收益50630元及其违约金（自2019年11月10日起按照原告应占收益额的万分之一/天的标准计算原告应占收益额的违约金）；二、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向原告支付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的认购金额10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11月10日起按照年化利率6%的标准计算认购金额100000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和原告应占收益50630元及其违约金（自2019年11月10日起按照原告应占收益额的万分之一/天的标准计算原告应占收益额的违约金）；三、被告前海实盈公司、柯利明、凌山、王志颖、梁德元、李进东、何仁杰对原告的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的认购金额1000000元的94%即94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四、被告中安实盈公司对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的原告认购金额10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原告应占收益50630元及其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十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日，原告依约把转让价款10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至涉案基金专用募集账户中；2018年8月6日，原告与案外人曾某芳、被告中投骏和公司签订了《中投骏和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书》；同日，原告与被告中投骏和公司签订了《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同日，原告与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前海实盈公司签订了《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委托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同日，原告与被告东亚银行、中投骏和公司签订了《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2018年8月9日，原告收到被告东亚银行出具的监管确认函。原告依约于2019年11月4日要求被告中投骏和公司赎回涉案基金份额，但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并未能办妥涉案基金份额的回赎，构成严重违约。其余被告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中投骏和公司称：2018年8月6日我方与原告及案外人曾某芳签署《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书》。同日，我方与原告告签署《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同日，我方与原告签署了《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2018年8月8日经东亚银行签署，该基金合同正式生效。从全案证据可知，原告是因为受让案外人曾芳转让的本案案涉基金份额发生的纠纷，该份额转让协议是本案的主要协议，投资委托协议和基金合同都是为了配合份额转让协议而签订的从合同，因此，本案的管辖应当根据份额转让协议的约定确定管辖权。因此，本案争议应当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6日，原告（基金份额持有人）与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基金管理人）、被告东亚银行（基金监管银行）签订《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基金监管银行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8月6日，曾某芳（转让方）与原告（受让方）、中投骏和公司（基金管理人）签订《中投骏和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对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或不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广州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同日，原告（委托人）与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受托人）签订《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协议双方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9年5月6日，被告中投骏和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变更通知函》，载明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管理人直接变更为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提交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中，载明涉案基金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是由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从《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文本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对基金的介绍与说明，该合同中三方并没有对购买基金的主要事项，如：基金购买金额、返还收益账户进行约定，从其形式与内容来看，《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应认定为格式合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管辖应认定为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而《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对双方权利与义务明确具体的约定，故应当认定《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管辖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与《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均在同一天签署，故《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不能视为对《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仲裁条款的变更。本案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立案，本案合同的主要内容均约定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作为本案主要审理的合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故本案争议应适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中对管辖的约定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本院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与中投骏和公司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第六条中约定，发生争议，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解决。现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代替中投骏和公司成为上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成为上述合同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上述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于原告、中投骏和公司、前海实盈公司均具有拘束力，三方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前述《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及《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并不相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xxx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诉讼条款并不能替代《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仲裁条款，亦不构成双方对同一事项争议解决方式约定或裁或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施崇伟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诗媛审判员  朱 颖审判员  黄丽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唐秋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