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423民初886号 原告：熊章荣，男，汉族，1966年9月12日出生，江西省武宁县人，住武宁县。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住所地武宁县人民路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37339125921。 负责人：李晔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道喜，江西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智智，江西浔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熊章荣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以下简称武宁电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章荣和被告武宁电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道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章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被告处从事机线员工作）；2、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自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的职工医疗保险，如不能补缴，则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按2019年应缴比例乘以无法补缴的金额）；3、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自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失业保险，如不能补缴，一次性赔偿原告失业生活费11520元（按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每月480元乘以24个月）；4、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社会养老保险，如不能补缴，则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按2019年单位应缴比例乘以无法补缴的金额）；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50600元（工作11年折合11个月乘以月平均工资2300元的两倍）；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双倍工资276000元（10年乘以12个月乘以月平均工资2300元，从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起计算）；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案件审理中，原告增加两项诉讼请求：8、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发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工资42000元（按月工资2800元计算）；9、由被告承担鉴定费40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自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被告石门楼镇电信所从事机线员工作，时间长达11年多。在此期间，虽然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告实际上一直接受被告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应依法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9年6月，被告突然通知原告不用再上班。此后，原告向武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等。该仲裁委以被告让原告于2010年12月13日办理的“武宁县石门楼电信合作营业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被告提供的2010年10月24日、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中国电信卖场经营业务合同》和《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为依据，认为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并于2020年4月8日裁定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原告其他申请。该仲裁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告申请的是确认机线员工作，被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合同是与机线员无关的营业厅营业员工作，该营业厅及营业员工作都是由原告妻子刘璐在做，原告专职做机线员。原告不服该裁定，并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诉讼中，被告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电信代维合同》，抗辩双方于2008年3月20日签订了该份合同，双方就机线员工作是委托合同关系。但原告认为，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未提交该合同，至诉讼阶段才提交，不合常理；被告的企业名称2008年2月18日才由“江西省电信有限公司武宁县分公司”变更为现在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故其2008年3月20日用现在名字的印章盖《电信代维合同》明显不合常理，显系事后补盖章，且被告在2009年10月整体改制前就机线员工作从未签订《电信代维合同》，签订的都是《农村统包代办协议书》及《委托代办电信合同》；被告在2020年5月19日第一次开庭时说合同中被告授权代表签名是2008年3月20日完成的，2020年11月17日开庭时，被告又说是其2011年6月至2013年9月就任总经理的张华在任期内补签的，前后说法矛盾；综合上述疑点，该份合同显然系被告在本案起诉后伪造，应属无效。因此，该份合同不应被采信，双方成立的是劳动关系，并请求法院支持原告以上诉请。 被告武宁电信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请应当与仲裁申请事项一致，新增加的第6、8项诉请应当先经劳动仲裁程序前置仲裁，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原告的第2、3、4项诉请不明确，存在多种可能，依法不应支持。（三）原告在劳动仲裁裁决结束后未在法律规定期限提起诉讼，依法应当以劳动仲裁为最终裁决。（四）原告从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石门楼镇电信所从事机线员工作属实，但根据双方签订的《电信代维合同》，双方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该份合同中原告签字、被告盖章时间是2008年3月20日，但当时被告授权代表未签字，直至2011年6月至2013年9月张华就任总经理期间清理相关合同文件时补签，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劳动仲裁阶段被告没有提交该合同是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找到该份合同。（五）经鉴定，《电信代维合同》中原告签名系其本人所写，故鉴定费4000元应由原告承担。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抗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并进行了质证，经本院审查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武宁电信公司机线员服务卡；2、机线员工号照片；3、武宁电信公司微信工作群照片；4、易信工作群照片；5、微信上传工作照照片；6、易信工作报量；7、营业员工号照片；8、武宁电信公司发放装维服务广告照片；9、武宁电信公司考核表；10、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15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从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被告处专职做机线员，不是营业员，按机线员的工种完成被告规定的任务，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第9、10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认为第9项证据是双方签订的代维合同工作汇总情况的上报，被告对第10项判决不服，已经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监督程序，省检察院于2020年4月26日已经立案；被告认可原告从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其处做机线员工作，但依据的是电信代维合同，双方是委托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经认证，本院对以上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并认定原告从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在被告处做机线员工作，但结合全案证据，不能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中阐述。 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武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武劳人仲案裁字（2020）第33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依法提起本案诉讼。经质证，被告无异议，本院亦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1、案外人刘勇、聂运平代维业务营业执照；2、被告改制前2008年12月9日与客户签订的《固定电话开办来电显示业务协议书》；3、2009年8月12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通信费专用发票；4、《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江西省电信有限公司法人体制调整后分支机构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工商企字[2008]2号）；5、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150号民事判决书；6、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7、2019年10月21日被告与案外人卢育海签订的《电信代维合同》最后一页。拟证明：1、根据被告要求，从事机线员电信代维合同业务应该办理代维营业执照，但是原告一直没办理该营业执照；2、2009年10月被告公司进行整体改制，改制前名称为“江西省电信有限公司武宁县分公司”，改制后名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且（2019）赣民再150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的答辩意见中载明在2009年以前被告都是签订《农村统包代办协议书》及《委托代办电信合同》，2009年10月以后才有签订《电信代维合同》，故被告提交《电信代维合同》是伪造的。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等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双方为劳动关系。经认证，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中阐述。 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武宁县石门楼电信合作营业厅”个体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原、被告2010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3、原、被告2016年8月15日签订的《中国电信卖场经营业务合同》；4、武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拟证明：原、被告签订电信营业合同，原告办理了个体户营业执照，原告是基于委托合同从事营业员和机线员工作，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证据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都是电信营业厅及营业员工作，与原告主张的机线员工作无关。经认证，本院认定该证据能证明原告注册了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从事被告委托的电信营业厅及营业员相关代办电信业务，但与本案争执的机线员工作无关。 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原、被告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电信代维合同》；2、“中国电信武宁县代维点”个体信息；3、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赣检民（行）监［2020］36000000047号通知书；4、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申121号和135号民事裁定书；5、2008年6月至7月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会签审批表及所附合同4份；6、被告公司营业执照；7、被告企业变更信息；8、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供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及《关于张华职务任免的通知》；9、被告关于《电信代维合同》的相关说明；10、武宁县妇幼保健院与被告租用房屋合同、武宁县方圆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土建（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武宁县城管执法监察大队与被告协议书、武宁县第二幼儿园与被告合作协议；11、2018年六七月份被告与原告妻子签订的《“营维一体、以店包村／片”经营承包合同》；12、被告员工盛志明、周某作为证人出庭证言。拟证明：1、被告成立于2003年12月10日，并于2008年2月18日将名称由“江西省电信有限公司武宁县分公司”变更为现在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2、2008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电信代维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一年，期满一年后，双方无异议自动延续；3、被告方在《电信代维合同》中的授权代表签名系2011年6月至2013年9月时任总经理的张华在任期内清理相关文件时补签，具体补签时间已记不清；4、原告于2013年7月23日注册成立代维个体工商户；5、省高院与本案类似情况判决成立劳务关系；6、原告主张《电信代维合同》系2018年六七月份与被告员工盛志明、周某签订不属实，当时他们与原告签订的是《“营维一体、以店包村／片”经营承包合同》。综上，根据双方签订的《电信代维合同》，应认定双方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是委托合同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反复陈述，开始不予认可，后又承认是2018年六七月签订，最终代理词中又主张系伪造；对证据2至1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2证人证言不认可；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电信代维合同》无效，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经认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中阐述。 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原告提交给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双倍工资276000元、补发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工资42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在其劳动仲裁申请范围，故本案不应审理。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认证，本院认为在本案已无评述必要。 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证据：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2020年10月28日《工作联系鉴定函》、2020年12月22日《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拟证明：1、对原告第一次申请鉴定本案《电信代维合同》中被告盖章、签字日期“2008320”、授权代表签名、原告签名及合同第十九条手写的合同期至“2009319”的形成时间，除被告印章形成时间能确定与标称日期是否相符外，其他申请事项鉴定机构均无法确定；2、本案《电信代维合同》原告签名经鉴定系其本人所写，原告支付鉴定费4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对于无法鉴定相关形成时间的，可以印证合同系伪造。被告均无异议。经认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从1992年开始即在武宁县集镇开店，并于2004年1月1日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熊章荣家电修理部”，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2008年3月，原告开始代办被告电信代维业务，从事机线员工作，双方签订了《电信代维合同》（合同具体情况见下文详叙）。2010年10月24，被告与原告签订《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代理武宁县范围内的电信营业厅电信综合业务，具体包括收取电话费、受理电话的装机业务等。同年12月13日，原告将之前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熊章荣家电修理部”变更为“武宁县石门楼电信合作营业厅”，组成形式仍为家庭经营，经营范围变更为主营代办电信业务（见合同书），兼营家用电器修理等。2013年7月23日，以原告为经营者名义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中国电信武宁县代维点”，经营范围为：在经营范围内代理经中国电信授权的设备、线缆的日常巡检、维护及应急抢修业务，各类电话的装、移、修业务。2016年8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中国电信卖场经营业务合同》，合同内容与上份《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基本相同。2018年六七月份，被告方工作人员盛志明、周某到原告处签订合同，原告当时不在家，原告妻子刘璐即与被告订了一份《“营维一体、以店包村／片”经营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区域内的电信维护及营销业务委托给乙方代营代维，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委托法律关系处理。 2019年6月，被告通知原告停止从事电信代办业务，原告从当月停止电信代维的机线员业务，且从始至终，该项工作的内容、管理方式基本无变化；当年11月份左右原告停止代办电信营业厅等其他电信业务，但其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武宁县石门楼电信合作营业厅”仍在营业，从事水果零售等。原告被停止机线员工作后，向武宁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事项为：1、确认原告与被告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为原告补办补缴自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的职工医疗保险、职工社会保险；3、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不签订，则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失业生活补助费和经济赔偿。仲裁中，被告提交了上述“武宁县石门楼电信合作营业厅”个体信息、《中国电信卖场经营业务合同》和《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2020年4月8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案裁字（2020）第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驳回原告所有申请事项。原告不服该裁定，依法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就原告从2008年3月开始从事的电信机线员工作，被告（委托方、甲方）与原告（受托方、乙方）签订了一份《电信代维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将甲方的部分电信维护业务委托给乙方代维，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第二条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委托，代维电信维护业务，乙方所代维的业务范围：（一）负责代维范围内电信用户的装、移、修机工作。（二）负责代维范围内电信设备、线缆的日常巡检维护及应急抢修工作。（三）负责代维范围内电信设备的应急发电工作。（四）负责代维范围内机线资源的动态更新工作。第四条委托代维费标准（一）甲乙双方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业务代维关系结算代维酬金，以乙方负责的区域为计算单位。（二）代维酬金乙方同意以甲方酬金标准进行核算，并同意甲方根据维护情况对酬金标准进行相应调整。代维酬金结算标准见《农村机线员薪酬考核办法》。第七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的权利：1、对乙方从事的电信业务安装、维护等各项代维工作进行全面业务指导。2、对乙方日常维护的数量、质量以及时限等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与考核。3、对乙方可能存在的维护管理问题，可以随时组织评估，并提出整改要求。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进行代维业务……。第十九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合同当事人为个人的仅需要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期至2009年3月19日（注：“2009319”系在空白处手写，其他文本绝大部分为电脑打印字），期满时若双方均无异议，则自动延续，每次延续期限为壹年；期满时若根据本合同履行情况及届时客观因素需作相应调整的，则双方应另行协商，重新签订合同。合同同时约定其他事项。合同尾部签章处乙方本人签名但未写签订时间；甲方盖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宁分公司”公章；甲方授权代表系由2011年6月至2013年9月就任总经理的张华签署，具体签署时间不记得了；甲方签订合同时间为2008年3月20日（注：“2008320”系在空白处手写）。案件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合同中甲方的盖章、签字日期“2008320”、授权代表签名、乙方签名及合同第十九条手写的合同期至“2009319”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后，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0月28日出具《工作联系鉴定函》，告知对甲方盖章仅能确定其形成时间是否与标称日期相符，若不相符，无法确定其具体形成时间；对其他鉴定事项均无法确定其形成时间。之后，原告又申请对合同中其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2020年12月22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该签名系原告本人所写。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提交的《电信代维合同》可否作为认定双方机线员工作法律关系性质的有效依据？首先，关于合同中原告签名是否系伪造问题。对此，原告多次反复陈述不一，2020年5月19日第一次开庭时陈述系被告伪造、其未签订该合同，但同年5月26日又陈述是2018年六七月份受被告工作人员盛志明、周某欺骗签订，之后又多次反复，最终在其2020年12月28日提交的代理词中主张签名系伪造，且不认可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本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已明确该签名系原告本人书写，该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原告在庭审质证时对鉴定意见并无异议，但最终又否认鉴定意见，显然依据不足，本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认定原告签名系其本人所为，不存在伪造情形，即认定原告已经签署该合同。其次，关于原告主张该合同中被告盖章、授权代表签名、合同签订时间及合同第十九条中合同期限都是被告在本案诉讼后伪造补签问题。对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且经申请鉴定，鉴定机构也回函无法确认上述行为的具体形成时间，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本院认为纵使该等内容系被告在原告签名后事后补签，但原告经营个体工商户多年，已具有一定商事经验，其应该明白该合同的法律意义及该处空白不填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其自愿签订该处为空白的合同并将该处空白的合同交由被告处理，则可推定其已同意由被告来填写合同空白处内容并受其约束，故本院认定该几处内容系合同组成部分，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最后，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未提交该合同，被告陈述系当时未找到该合同。本院认为，该合同系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关键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应准许被告举证并予以审查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电信代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结合该合同内容及合同履行等实际情况，本院对双方就机线员工作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理由是：首先，从《电信代维合同》内容看，双方对机线员工作事项和工作范围、酬金结算标准和方法、代维工作职责要求等合同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并且明确约定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且在之后的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也是按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并未超出合同约定界限，原告主张的被告支付工资、接受被告劳动管理等，其实都是被告根据该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或行使权利，不能以此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其次，合同第十九条约定合同期满后，双方未提出异议的自动续期一年。双方在2019年6月之前均未提出异议，故该合同从2008年3月至2019年6月一直有效。最后，在双方发生电信业务关系之前，原告即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熊章荣电器维修部”并以家庭经营方式经营多年；双方发生业务关系之后，原告或其妻子与被告签订了《中国电信卖场经营业务合同》《中国电信合作营业厅经营业务合同》《电信代维合同》《“营维一体、以店包村/片”经营承包合同》等合同，业务范围包括电信营业厅营业员、机线员等业务内容，这些业务均是原告方以个体工商户身份与被告发生委托合同关系；在原告方2019年11月结束代办被告所有电信业务后，其店铺也仍在经营其他业务。可以看出，原告从始至终都具有个体工商户身份，被告也是在此基础上与原告开展合作，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原告将机线员业务从其代办的整个电信业务及其经营的其他个体工商户业务割裂出来，主张双方成立劳动合同关系，显然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劳动关系，故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章荣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熊章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明金华 人民陪审员  吴庭生 人民陪审员  黄莉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黎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