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4民初6333号 原告：陆晓伟，男，197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庆，北京隆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水碾河路48号。 法定代表人：业丹，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植静，四川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韬，四川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晓伟诉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演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朱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晓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庆，被告演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植静、耿韬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晓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65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期费用353000元及原告已垫付的2019年3月、4月车贷10737.34元；3．被告向原告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114923.03元；4．被告以原告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原告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并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无法补缴的则按被告法定缴纳份额赔偿原告；5．被告向原告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人民币62067元；7．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6万元；8．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3万元；9．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10．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1999年起，原告一直任职于被告处，先后担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助理等高管职务，双方仅断续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并没有依法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任职期间（除2019年外）一直未休过年休假，被告从未支付过年休假工资，并且一直未按原告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原告足额缴纳社保费用。2017年10月，被告以原告服务期六年为条件为原告配备了价值353000元的车辆，并以书面形式约定六年后原告自动行使车辆所有权，然而被告于2019年5月又违约收回车辆并拒绝向原告支付服务期费用及已垫付的车贷。自2019年3月1日起，原告工资调整至15000元，然而被告并未按照该标准足额支付工资并拖欠差旅费用不予报销。2020年1月，被告要求原告签订《PLAYHOUSE江南馆负责人经济目标合同书》担任项目负责人，原告因该合同内容极为苛刻以及家庭原因考量未同意签署。2020年2月1日，被告因前述原因擅自免去原告董事长助理职务并将原告作为普通员工调岗至大楼管理中心，岗位为演出管理中心职员，与原岗位董事长助理相差甚远，调岗后的岗位工资为2800元/月，与原岗位工资15000元/月差距很大，被告的降薪调岗行为系单方违法行为，并未与劳动者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无法接受并明确拒绝调岗安排。2020年2月起，被告即停发了原告工资、停缴了原告社保，并将原告移出了微信群、钉钉群等相关工作群，被告已于2020年4月份为原告办理了减员停保手续，以此方式强行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另，被告从未为原告缴纳过住房公积金。原告于2020年5月14日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载，该委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收件证明》，至今未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演艺公司辩称，1．原告提供伪造的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证书以欺诈手段骗取被告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事宜，被告拟向锦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自1999年以来签订的全部劳动合同无效，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2．原告于1999年到被告处应聘工作时，向被告提交了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证书，双方自1999年9月起建立劳动关系，其后双方又签订了数次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均是以“大学”学历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基于原告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被告于2018年、2019年分别接受了原告主动竞聘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的请求，并与原告签署了相应的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但原告在竞聘成功以后并未完成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的要求，并在工作中多次出现重大失误，给被告造成重大的损失。后被告听闻原告有提供虚假学历的行为，在向电子科技大学询问后得知，该校1992年—1996年期间在校学生中并无原告学籍信息，也未向原告颁发过毕业证。原告提供虚假学历的行为，以欺诈使被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双方于1999年、2003年和2013年签署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3．即使案涉劳动合同有效，原告的全部诉请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主张的被告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应向其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无事实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期费用的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2）2017年原被告双方签署《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并非服务期合同，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应予驳回。且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原告已于2019年5月退还被告配发的车辆，车辆已过户到被告名下，双方已通过事实行为解除了《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服务期费用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原被告双方签署的《2019年副总经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中约定：原告的月目标工资为15000元，其中固定工资90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3000元、履职绩效3000元）。因原告无法胜任管理工作，原告于2019年5月27日签署了《员工异动表》，同意降薪到8000元/月。2019年11月原被告双方签署的《2020年董事长助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中约定：原告的月目标工资为6000元，其中固定工资36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1800元、履职绩效600元）。被告根据合同的约定已按时足额向原告发放工资，且原告于2020年2月13日起就没有到被告公司上班。综上可见原告主张的月工资为15000元，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工资差额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补交社会保险差额部分后赔偿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仅限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在本案中，被告已为原告购买了社会保险，被告是否为原告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5）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报销差旅费的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而是属于财产关系产生的民事纠纷，该请求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6）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假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7）被告并未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在《2020年董事助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的考核到期后，因原告未在2020年1月15日前完成相关考核目标，并明确不再继续承担原工作，被告才要求原告提供其学历证明和《演出经纪资格证》，并表示将根据原告的实际情况予以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并多次要求原告返岗工作，但原告拒绝与被告协商调岗，拒绝提供与其有关的证书，拒绝到公司报到上班，拒绝疫情期间替换基层安保人员轮岗值班，自2020年2月13日起至今，被告均属于脱岗状态。在原告脱岗的2020年2月和3月期间，被告仍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被告并未开除原告，并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8）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经被告多次返岗通知后拒不返岗，其行为属于旷工，也应当认定为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不支付经济补偿金。（9）原告诉讼请求第8、9项未经过仲裁程序，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 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8日，演艺公司（原成都艺术中心）与陆晓伟建立劳动关系。1999年9月13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载明陆晓伟文化程度为大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1999年8月8日至2000年8月7日；2003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聘用合同书》，载明陆晓伟学历为大学，毕业于电子科大，约定合同期限自2003年12月31日至2012年12月30日，陆晓伟任“艺苑宾馆”总经理；2013年1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载明陆晓伟文化程度为大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陆晓伟从事演出执行工作，月基本工资收入不低于1400元；效益工资的发放，根据演艺公司有关效益工资发放及考核规定，结合企业效益、陆晓伟的工作态度、技能水平、贡献大小，经演艺公司考核后而定；演艺公司经过考核，视陆晓伟的工作能力、工作年限、身体状况，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工资也做相应的调整；实行标准工作制。 2017年10月，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约定：演艺公司为公司项目副总经理陆晓伟更换工作配车，陆晓伟从购车之日起为集团服务不得少于六年（即2017年10月至2023年10月）；车辆购置价格标准在40万元以内，车辆首付款不超过车价的50%，余下的50%按3年进行分期按揭付款；陆晓伟若有违反劳动法行为的，应按车辆购置价（原价值）将购车款返还给演艺公司；六年后车辆使用人陆晓伟自动行使对车辆的所有权，演艺公司放弃对车辆所有权和管理权。 2019年3月，演艺公司（甲方）与陆晓伟（乙方）签订《2019年副总经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乙方经过岗位竞聘，担任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实行年薪制，年薪标准为300000元，月考核后计发15000元，剩余部分年末根据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后计发，薪资构成为固定工资（基本工资3400元、岗位工资4200元、通讯交通补贴600元、保密费8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3000元、履职绩效3000元），每月车贷还款5368.67元另计。陆晓伟提供的《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载明：自2019年3月1日起，陆晓伟的薪资由8000元调整为15000元／月，含每月汽车月供款。 2019年5月31日，陆晓伟向演艺公司提交《关于陆晓伟退车后集团应补款情况说明》，其中载明陆晓伟个人支付3、4月车贷10737.34元。2019年7月11日，陆晓伟向演艺公司提交《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载明：根据公司要求，本人已于2019年5月将配车川Ａ-6××××及相关车辆凭证原件移交给总办，……公司需退还个人垫付金额：……2019年3、4月车贷10737.34元（车贷原为公司承担，3、4月公司调整为车贷计入个人收入，由个人承担）。 2019年5月27日，陆晓伟签字确认的《员工异动表》载明：异动类别为调薪、降职，职位由项目副总经理变动为董事长助理，薪酬由年薪30万元变动为月8000元。 2019年11月，演艺公司（甲方）与陆晓伟（乙方）签订《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乙方经过岗位竞聘，担任演艺公司董事长助理，分管PlayHouse市场开发及场地落实、共建电音学院等考核指标，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5日前的任务指标为签订完成一份可实施的PlayHouse经营合同（江西南昌合同）；月目标工资为6000元，由固定工资（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1000元、通讯交通补贴200元、保密费400元）、浮动工资（业务绩效1800元、履职绩效600元）。陆晓伟在该管理合同乙方签名处签名并书写“本次签字只针对2020年1月15日前目标”。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日，陆晓伟就关于playhouse商标注册工作失职向演艺公司作出检讨。2020年2月1日，演艺公司作出成演集发［2020］3号《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以陆晓伟考核未达到《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的要求，并放弃“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岗位，决定即日起免去陆晓伟董事长助理职位，作为普通员工调整至大楼管理中心。 2020年2月10日，演艺公司通过微信通知陆晓伟：“由于此次疫情，……公司演管部员工全部参与到音乐厅的安全值班工作中。请你按照音乐厅值班预排表，进行音乐厅安全值守”，并发送了音乐厅、剧场安全值班工作任务要求。陆晓伟在微信上回复：“再次请你不要发这些了，我已明确告知公司不接受给我的调岗安排”。 2020年2月29日，演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蒲鹏程通过微信通知陆晓伟“按照通知现在仍是在家等待复工通知”；2020年3月1日，演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蒲鹏程通过微信向陆晓伟转发“总经办通知：公司三番五次通知你本人，要求你服从公司的调岗安排，由于你迟迟不按调岗通知到岗，……最后一次要求你于3月2日到公司人力部办理签调岗通知”。2020年3月2日，陆晓伟在该通知及《岗位调整通知书上》签字表示“未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本人不接受相关调岗安排”。 2020年5月14日，陆晓伟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七项仲裁请求：1．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65000元；2．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服务期费用353000元及陆晓伟已垫付的2019年3月、4月车贷10737.34元；3．演艺公司向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114923.03元；4．演艺公司为陆晓伟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保；5．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6．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人民币62067元；7．演艺公司向陆晓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6万元。2020年5月22日，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收件证明》，以至今未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为由，告知陆晓伟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陆晓伟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陆晓伟到西班牙考察向演艺公司借支39816元，后申请报销差旅费总额为46889.95元。演艺公司收到陆晓伟提供的合法、有效的报销票据金额为47765.4元。陆晓伟2018年度应休10天年休假而未休。 庭审中，陆晓伟、演艺公司均陈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要求陆晓伟需具有本科学历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双方签订的《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并未约定服务费；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演艺公司向陆晓伟发放应发工资83476.97元。经本院询问，陆晓伟拒绝回答其向演艺公司提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是否真实的问题。 陆晓伟陈述，因演艺公司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的手续，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双方并没有就调岗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其在微信当中多次明确拒绝了演艺公司的调岗安排，因其原岗位已被取消，不再具备原来的工作条件，无法履行正常的返岗程序，其在公司到岗的最后一天为2020年3月2日，之后就一直未到公司。主张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月。 演艺公司陈述，陆晓伟从2020年2月13日起就未到公司上班，也不来打卡，一直处于脱岗状态，公司于2020年4月份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但未主动与陆晓伟解除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陆晓伟2019年3月、4月、5月份工资15000元/月；2019年6月份-10月份，按照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员工异动表的标准工资8000元/月；根据2019年11月9日签订的《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的约定，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6000元/月发放，工资发放到2020年1月，2020年2月起就未向陆晓伟发放工资。 上述事实，有原告陆晓伟提供的身份证、演艺公司信用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资部分退款的报告、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2019.1-2020.4月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截图、新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成演集发［2020］3号）、签字拒绝公司调岗安排的文件图片、仲裁申请书副本、收件证明、银行转账流水、原告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截图）、与董事长业丹及行政管理人员全红、刘正扬、张蓉、蒲鹏程、张柠等人员的微信聊天截图、钉钉工作打卡记录、与人事部蒲鹏程的微信聊天记录；演艺公司提供的成都艺术中心员工招聘报名登记表、成都艺术中心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1999年）、聘用合同书（2003年）、劳动合同（2013年）、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关于陆晓伟退车后集团应补款情况说明、关于公司车辆川Ａ-6××××购车相关费用个人垫款部分退款的报告、2019年副总经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员工异动表、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关于ｐｌａｙｈｏｕｓｅ商标注册工作失职的检讨书、邮箱截屏、西班牙考察借款单及差旅费报销单、微信聊天截图和钉钉群截图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演艺公司主张陆晓伟提供伪造的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证书以欺诈手段骗取签订劳动合同，在庭审中陆晓伟亦拒绝回答其向演艺公司提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本科学历毕业证书是否真实的问题，但双方均陈述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要求陆晓伟需具有本科学历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所规定的法定无效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属有效。演艺公司与陆晓伟于1999年8月8日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负举证责任。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为其办理了社保减员的手续，演艺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演艺公司主张于2020年4月份为陆晓伟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但未主动与陆晓伟解除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本院认为，从目前存在的客观事实上看，陆晓伟在2020年3月2日之后就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演艺公司于2020年4月份为陆晓伟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事实上已解除，本院综合认定解除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至于解除的原因，本院作如下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演艺公司经过考核，视陆晓伟的工作能力、工作年限、身体状况，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工资也做相应的调整；因陆晓伟在playhouse商标注册工作中出现失职，演艺公司于2020年2月1日作出成演集发［2020］3号《关于免去陆晓伟同志董事长助理及另行工作安排的通知》，以陆晓伟考核未达到《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的要求，并放弃“镇江PLAYHOUSE电音馆立项人”岗位，决定即日起免去陆晓伟董事长助理职位，作为普通员工调整至大楼管理中心，陆晓伟应按照演艺公司要求到新的岗位报到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陆晓伟明确告知演艺公司其不接受调岗安排。2020年2月29日，演艺公司通知陆晓伟在家等待复工通知，2020年3月1日，演艺公司通知陆晓伟于2020年3月2日办理调岗手续，但陆晓伟当日再次明确表示不接受相关调岗安排，且之后再未到演艺公司，其认为因其原岗位已被取消，不再具备原来的工作条件，无法履行正常的返岗程序，其以行为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2020年3月2日之后导致双方劳动合同事实解除系陆晓伟个人原因，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不予支持。 关于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演艺公司与陆晓伟于2013年1月1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陆晓伟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服务期费用及2019年3月、4月车贷问题。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为陆晓伟更换工作配车，因此而发生的争议，属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的《工作购车管理使用要求》并未约定服务费，本院对陆晓伟主张的服务期费用不予支持。演艺公司与陆晓伟签订的《2019年副总经理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月考核后计发15000元，每月车贷还款5368.67元另计；陆晓伟提供的《成演集团2019年3月员工薪资调整确认表》载明：自2019年3月1日起，陆晓伟的薪资由8000元调整为15000元／月，含每月汽车月供款，陆晓伟于2019年5月向演艺公司移交工作配车，因此2019年3月、4月的车贷演艺公司已按约定计入陆晓伟的工资中，由陆晓伟负担，且双方已实际履行，故陆晓伟要求演艺公司支付2019年3月、4月的车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差额问题。陆晓伟主张该期间工资标准均为15000元／月。陆晓伟2019年3月至5月期间的工资为15000元／月，但2019年6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标准已经其确认同意调整为8000元/月，双方签订的《2020董事长助理经营目标责任制管理合同》约定自2019年11月起陆晓伟的工资为6000元/月，2020年2月起演艺公司未向陆晓伟发放工资。演艺公司未安排陆晓伟2020年2月正常上班，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会议纪要》关于受疫情影响期间工资待遇支付的一般标准的问题意见，2020年春节假期延至2月2日，2月3日起正常上班，按照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和人社函［2020］46号第十一条的规定，2020年2月3日起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企业因疫情防控停工、停产的，演艺公司应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标准6000元/月向陆晓伟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劳动者未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给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0%的生活费。因2020年3月、4月期间陆晓伟亦未上班提供劳动，演艺公司应按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陆晓伟支付1246元/月（1780元/月×70%）生活费。综上，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支付的工资（含生活费）总额为111492元（15000元×3个月＋8000元×5个月＋6000元×4个月+1246元×2个月），减去双方认可的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期间演艺公司已向陆晓伟发放的工资83476.97元，故演艺公司应向陆晓伟补发工资差额（含生活费）28015.03元。 关于差旅费问题。报销差旅费亦属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陆晓伟到西班牙考察向演艺公司借支39816元，后申请报销差旅费总额为46889.95元，演艺公司收到陆晓伟提供的合法、有效的报销票据金额为47765.4元，现陆晓伟主张演艺公司向其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未休年休假问题。陆晓伟于2020年5月14日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1999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一年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问题。陆晓伟关于“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的诉讼请求虽未在劳动仲裁程序中提出，但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应当合并审理。本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演艺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之规定，向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关于“被告以原告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原告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并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无法补缴的则按被告法定缴纳份额赔偿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请求判决被告以原告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为原告补缴自入职之日起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差额部分”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且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足额补缴2020年2月、3月、4月的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无法补缴的则按被告法定缴纳份额赔偿原告”的实质属于要求赔偿社保损失，属独立的劳动争议，但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并已告知陆晓伟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关于“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3万元”的诉讼请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但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并已告知陆晓伟另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五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晓伟补发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8015.03元； 二、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晓伟支付未报销的差旅费7073.95元； 三、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晓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四、驳回原告陆晓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成都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朱 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郭赛丹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