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14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斌，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永建，甘肃神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桂芬，女，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波，甘肃古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国春，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越远，甘肃鸣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斌因与被上诉人谢桂芬、唐国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20）甘0982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唐国春返还不当得利6400元。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唐国春、谢桂芬与王斌之间约定了借款利息缺乏事实依据。第一，唐国春将1600000元借给谢桂芬，双方并未签订借款协议，谢桂芬也未向其出具借条。2018年9月3日，谢桂芬向唐国春补写的借条上虽注明了借款金额，但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因此，唐国春和谢桂芬之间的借款并无利息约定。第二，谢桂芬与王斌之间并无书面借款凭据，双方均否认约定了借款利息，且唐国春一审中辩称其不认识王斌，也不知道谢桂芬与王斌之间是否存在利息约定。因此，谢桂芬与王斌之间的借款也未约定利息。2.一审证据采信不当。第一，唐国春与谢桂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显示了催要利息的内容，但根据谢桂芬的当庭陈述，其与唐国春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不能确定其中特指的就是案涉1600000元借款的利息。第二，唐国春提交的王斌向其转账明细中虽然出现了“手机银行到账利息已转”的内容，但王斌向法庭提交的中信银行的转账明细中却无此类摘要说明，不排除当事人操作电子设备流程不熟练，导致转款时未清除或修改已设摘要等可能。第三，根据唐国春一审中的陈述，王斌向其转账的1606400元均为利息，但转账明细摘要中却只有102400元显示为利息，该证据与其主张相矛盾，不能证明案涉1600000元借款约定了利息。谢桂芬辩称，本案中的实际借款人是王斌，借款也由其直接向唐国春偿还，唐国春对该笔借款是明知的，谢桂芬仅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唐国春与王斌在借款时是否约定利息，谢桂芬不清楚。谢桂芬在不了解王斌已经向唐国春还款的情况下，向唐国春补写了借条，该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因谢桂芬出具借条时，王斌已经将借款偿还完毕，故该借条仅能证明该笔借款曾经发生过，涉及的债务现在已经不存在，唐国春应当将借条返还给谢桂芬。唐国春辩称，唐国春与王斌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唐国春分两笔将1600000元出借给了谢桂芬，并由其出具借条，双方口头约定按每月3.2%计息。2018年9月，经双方核算利息后，按照交易习惯，唐国春要求谢桂芬与其丈夫陈海龙共同出具借条一张。借款期间，唐国春曾多次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向谢桂芬主张借款利息，后经谢桂芬向王斌催要，由王斌向唐国春转款后，再由谢桂芬将转款情况告知唐国春，该事实由一审中唐国春提交的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与唐国春发生借贷关系的是谢桂芬，而不是王斌，王斌向唐国春的还款是替谢桂芬偿还的利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国春返还多收款64000元；2.谢桂芬对唐国春的返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王斌向谢桂芬借款，同年9月15日谢桂芬向唐国春借得款项1000000元，2015年9月17日谢桂芬将该款转借给王斌，借款后由王斌直接向唐国春偿还。2016年1月25日，谢桂芬以同样的方式向唐国春借款600000元并转借给王斌，也由王斌直接向唐国春偿还。2015年10月13日至2018年7月23日，王斌共计给唐国春付款46笔，金额为1606400元。经唐国春催要，谢桂芬于2018年9月3日向唐国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唐国春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十一月底还清），2018年9.3，谢桂芬”，后谢桂芬之夫陈海龙也在借条上签名。另在借条左下部注明“壹佰万元2015.9.15日，陆拾万元2016元25日”。此后王斌、谢桂芬认为王斌向唐国春转账支付的款项为借款本金，且已超付64000元。唐国春认为王斌转账支付的款项为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双方各持己见，2020年8月5日，王斌以唐国春多收64000元没有合法依据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唐国春向谢桂芬出借资金以及谢桂芬向王斌出借资金有无约定借款利息。首先，本案存在两个借贷关系，分别存在于唐国春与谢桂芬、谢桂芬与王斌之间。王斌、谢桂芬均认可借款发生后，由王斌按期直接转账给唐国春账户，累计还款46笔，时间长达近三年之久，可以认定三方协商由王斌直接向唐国春偿还借款的事实存在。唐国春辩称王斌起诉唐国春诉讼主体错误、其并不认识王斌、对王斌向其转账不知情与其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亦与事实不符，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唐国春与谢桂芬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斌偿还款项的时间、数额、备注等信息，可以认定唐国春通过微信向谢桂芬催要利息、谢桂芬又向王斌催要利息的事实存在，案涉借款并非由谢桂芬、王斌无偿使用。谢桂芬、王斌辩称借款未约定利息与查明的事实相悖，谢桂芬、王斌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王斌主张其向唐国春转账共计1664000元，但有证据证实的款项为1606400元，其余无证据证实，不予确认。在王斌向唐国春转账中注明为借款利息的金额为102400元，应认定为王斌明知其向唐国春偿还的借款利息。王斌辩称该部分属于偿还借款本金与事实不符，且事实上金额已超出其主张的向唐国春多支付款项，故王斌以此为由主张该部分款项为不当得利，唐国春收取款项没有合法依据，要求唐国春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王斌主张由谢桂芬承担连带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王斌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王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有无约定利息，王斌要求返还6400元的主张应否支持。关于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王斌上诉称，其向谢桂芬借款后，按照谢桂芬的指示，直接向唐国春还款，其与谢桂芬之间并未约定利息，其已向唐国春偿付1606400元，超额偿还的6400元应由唐国春向其返还。唐国春不认可其与王斌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认为其将1600000元出借给了被上诉人谢桂芬，双方之间口头约定每月以借款金额的3.2%计息，至于谢桂芬与王斌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其无关，即便王斌向其还款，也是替谢桂芬偿还的借款利息而非本金。谢桂芬辩称，其向唐国春借款1600000元后，如数转借给王斌，其与唐国春、王斌之间均未约定借款利息，唐国春与王斌之间是否约定了利息，其不得而知。经查，王斌在一审中提交的中信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其每月分两次向唐国春转款32000元和19200元或者一次性转款51200元，唐国春认为该数额由两部分组成，即本金1000000元的每月利息32000元和本金600000元的每月利息19200元。上诉人王斌在二审中陈述每月较为规律的还款数额是为了“便于记忆”，但王斌每月转款的数额并非整数，其又未能对该数字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且据唐国春提交的银行账户信息清单反映，王斌于2018年5月23日和2018年6月21日向其转款的两笔51200元摘要信息均为“手机银行转账利息已转”，谢桂芬与唐国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包含有催要利息及王斌向唐国春转款的微信截图等内容。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案涉借款中存在利息约定，故上诉人王斌认为本案所涉借款中未约定利息的上诉理由，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王斌要求返还6400元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上诉人王斌上诉称唐国春多收取了其替谢桂芬偿还的借款64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本院认为，唐国春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由王斌就唐国春受有利益、王斌利益受损害、唐国春受有利益和王斌利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唐国春受有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斌主张其替谢桂芬向唐国春偿还借款，故唐国春接受王斌的转款具有合法依据；王斌称其超额偿付了6400元，但根据王斌与唐国春提交的历次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反映，其中两笔转账信息备注为利息，据此，无论王斌的其他转款是否本金，数额也未超过借款本金，故王斌主张其向唐国春超额偿还借款本金，应当予以返还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蔺春辉审判员 张小青审判员 郑 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