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艳萍，198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慧，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心华，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13号。法定代表人：刘文刚，总经理。上诉人孙艳萍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3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艳萍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所有的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自相矛盾。1、原审法院也在认定事实部分，认为被上诉人公司提交的智百威软件系统信息、批发销售单与我方名下3413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说明原审法院也认可被上诉人货款如果存在被侵占的情形，也只可能是2910424元，也不可能超出这个金额，如果超出2910424元，被上诉人公司就应当重新举证。原审法院就在我方全额返还的情况下，在公司账目与3413卡已经吻合的情况下，又毫无理由把上诉人8267卡加进来算做被上诉人的公卡，判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认定事实自相矛盾。2、原审法院认定3413和8267银行账户进账的款项都是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发生的费用，以及8267账户收取的款项都属于被上诉人公司货款，该事实认定错误。3、被上诉人庭审中多次书面主张上诉人是2015年2月1日离开被上诉人公司的，原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2015年春节前(即2015年2月19日前)离开被上诉人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由银行流水明细可知，8267卡根本就不是公卡，是上诉人的私卡。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1日，8267卡转给被上诉人公司及刘文刚623000元，也远远超过法院判决的不当得利款601027元。5、3413卡不能全部认定为被上诉人的公卡。二、被上诉人的主张的不当得利货款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主张的是2014年11月份至2015年2月份的代收款项16万余元，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按照法律规定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二审庭审答辩称：应该维持一审原判。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货款167826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期间利息（以16782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该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601027元，另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汇至其同学辛丽苹账户50000元，2015年3月13日汇给苏真真122360元，要求将该两笔一并追加，共计773387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利息（以77338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告公司于2004年4月14日成立，公司股东为刘文刚和被告二人。刘文刚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刘雪玉，二人于2014年10月20日协议离婚。离婚时，刘文刚和被告协商一致，原告公司归刘文刚所有。离婚后，被告于2015年春节前（2015年2月19日系大年初一）正式离开原告公司，离开公司前被告代收了部分公司货款。二、经原告申请，法院调取了被告名下尾号为3413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以下简称“3413银行账户”）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交易明细，显示该银行账户于2014年10月20日进账50000元，交易后金额为67302.07元；在该期间被告向原告名下尾号为1835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10000元，向刘文刚名下银行账户转账662000元；支付货款、工资等共计1805170元；向自己名下尾号为826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以下简称“8267银行账户”）转账911027元，8267银行账户向3413银行账户回款310000元；于2015年2月16日向案外人辛丽苹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3日向案外人苏真真转账122360元。庭审中，原告称，刘文刚和被告经营我公司期间，被告长期负责客户维护、订货、发货、收款的主要职责，被告在公司时，公司90%的货款都由其经手，被告3413账户基本上是用于我公司业务往来收、付款，是典型的私卡公用，刘文刚和被告离婚时，二人协议我公司归刘文刚所有，当时刘文刚觉得，为了孩子二人还有复合可能，所以没有与被告就公司款项进行交接和分割，被告也未立刻离开公司，还为公司收款、付款，被告2015年2月1日带着孩子离开公司，再也没有回来，但被告离开时并未说不再回公司，所以一直没和公司进行结算、交接，此后，刘文刚将我公司收货款的银行账户慢慢变更为其个人银行账户，故在2015年3月16日后，被告代收公司货款数额就很少了，但具体情况我方也不清楚。被告离开公司时，刘文刚并不知道被告侵占了公司财产未归还，直到2016年6月左右发现了部分批发销售单，核对公司财务后，才知道被告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况，此后，刘文刚曾多次打电话给被告催要公司货款，还曾于2016年9月左右，在看孩子时向被告催要过货款，但被告至今没有归还。我公司货款的90%都是被告收取的，收取的具体情况为，一部分是客户直接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支付，一部分是送货物流公司代收货款，代收后，物流公司会按一定比例（2‰-3‰）扣除手续费，再将款项汇至我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关于现金收取的货款，被告每收入一笔现金货款，不会马上存入其名下银行账户，可能攒几笔后不定时的存入其银行账户，这就是被告银行账户内会有大量“现存”、“转存”、“超级网银”等款项收入的原因。我公司的所有账目均记录在百威软件系统内，软件内信息是根据公司业务实际状况记录的，且记录后只要月结了，就无法更改，每一笔业务录入百威软件系统后，可自该系统打印出“批发销售单”，一式两联，公司、客户各一份，根据软件系统内的“批发销售表”和“客户结算单”两份表格记载的内容，再结合被告3413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我公司客户、代收款物流公司共向被告3413账户内打款至少499487.95元，此外，我公司还有大量的现金收入，被告收取后也存入3413账户内，这些现金存款我方无法一一对应百威软件系统内的记录，因为可能是几笔存一次，所以在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被告向我公司和刘文刚转账共计972000元，为我公司支付货款、工资等共计1805170元。离开我公司前，被告并无其他收入来源，所以我方认为其转入自己8267银行账户911027元后才转回310000元，这中间的差额601027元属于我公司货款，属于不当得利。另，被告通过3413银行账户于2015年2月16日向案外人辛丽苹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3日向案外人苏真真转账122360元，我公司怀疑这两笔钱也是被告的不当得利，要求被告一并返还。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1、物流公司收货单和批发销售单各98张，证明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2月3日，被告代收原告公司货款167826元。2、通过智百威软件形成的公司在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销售记录，根据该软件记录可以看出，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2月1日期间原告公司结算款项共计2910424元，证明公司实际进销存情况，且软件中记录的回款和被告3413银行账户中回款信息相吻合，进一步证明该银行账户内的收款是原告公司的货物回款。3、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到庭陈述：“我在刘文刚和孙艳萍结婚前就认识他们，他们结婚时我参加过，2016年9月左右，我和刘文刚去蓬莱孙艳萍姐姐的电子秤店里看望刘雪玉，当时刘文刚在店里和孙艳萍要北海公司的16万元钱，孙艳萍不承认，就走了，当时我和刘雪玉都在店里，我记不清店里还有没有其他人、孙艳萍姐姐经营电子秤的店名了，也记不清路名，但是我能找到在哪里。”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能看出业务往来情况，无法证明相应货款的走向情况，无法证明原告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与3413银行账户中的流水记录无法相对应；证人陈述的款项不能证明与本案款项有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证人对店铺位置、在场人员以及其他关键性要素陈述不清，其证言的可信度比较差。被告称，我和刘文刚大概于2003年12月登记结婚，我们对公司款项、生活存款共同管理，3413银行账户、8367银行账户进账款项都是在原告经营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包括盈利、应收货款，没有额外的收入。此外刘文刚还有两张卡也收货款，是刘文刚自己掌控的。2015年2月16日3413银行账户向辛丽苹转账50000元是因为辛丽苹给了原告公司一个承兑，这是退回去的款项，2015年3月13日3413银行账户向苏真真转账122360元，是原告给客户虚开的发票，客户进账后需要将钱返回去。针对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向案外人辛丽苹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3日向案外人苏真真转账122360元，原告提交了2014年11月、12月、2015年1月的公司记账凭证，证明被告的上述理由是不成立的，原告公司没有收到这两笔款，这两笔业务都是被告离开原告公司之后发生的。被告认为该记账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1、2019年8月23日，深圳市智百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该公司计算机软件制作权登记证书、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各一份。证明智百威软件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软件数据可以人为修改，法院不能以智百威软件记录的数据认定原告公司的销售额。2、被告8267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一份及2014年11月15、2014年10月21日进账单复印件。证明被告向原告公司、原告员工及刘文刚转账633905元，为被告垫付货款425366元，不存在被告侵占原告601027元的事实。该组证明载明：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8267银行账户现存783484元，收取货款500000元，向原告公司账户转账88000元，向刘文刚账户转账535000元，向姜爱萍、鞠志艳、史茜转账10905元；2014年10月27日向宋云华转账15万元（备注：换承兑）、2014年11月10日向张成德转账51379元、2014年11月10月向来五星转账1180元、2014年11月11日向宋云华转账5万元、2014年11月14日向冯玉欣57827元、2014年11月19日向何彦铭转账42260元、2014年11月28日向宋云华转账50000元（备注：还承兑）。3、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公司的对账单一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三份、张成德的证明一份、冯玉欣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8267银行账户于2014年10月27日、11月14日、11月28日支付给于宋云华的共计250000元是被告代原告购买了宋云华的三张承兑，将承兑支付给原告的供应商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8267银行账户于2014年11月10日、11月14日支付给张成德、冯玉欣的109206元是代原告支付的货款。4、被告的暂住证、山东大河称重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常州牛顿力称重系统有限公司销货单、山东大河公司批发销售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5年2月份就开始去济南工作，2015年3月2日就开始在济南从事批发电子称业务，3月7日将电子称卖给赵西华，这笔业务为被告的业务，原告却更改电脑数据将该业务归为原告2015年2月13日的业务。原告对证据4中的暂住证、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未予认可，否认其更改过软件数据，主张被告提交的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账单、署名张成德的证明系伪造。原告为此提交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载明：“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属供货商与代理商关系，业务往来账目属双方公司内部资料，柯力公司从未向第三方个人或者公司等出示过账目明细及往来资料证明。”被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且该证明出具于被告提交证据之后，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庭审中，原、被告均不申请对原告公司账目进行审计。三、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以77338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0月3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刘文刚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北海公司；原、被告离婚后至至2015年春节前，被告尚未离开北海公司，并用其名下尾号为3413、8267的银行账户代收原告公司部分货款，其中3413银行账户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向8267银行账户转出、转入款项差额601027元，8267银行账户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该账户收取款项1283484元，向原告公司转账88000元，向刘文刚转账535000元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二、被告是否占有原告公司货款。第三、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向案外人辛丽苹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3日向案外人苏真真转账122360元是否属于被告不当得利。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原告于2016年6月通过部分纸质批发销售单发现被告占有公司货款未归还的情况，之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刚于2016年9月探望孩子时当面向被告催要，催要未果后，原告在诉讼时效期内提起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对被告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依据查询增加诉讼请求，可认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占有原告公司货款。根据智百威软件记录情况可以看出，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2月1日期间，原告公司结算款项共计2910424元，该款项数额与被告在此期间支出的各款项总数额基本吻合。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智百威软件系统信息、批发销售单的款项情况与被告名下3413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相互印证，形成一条较完整的证据链，且被告认可3413和8267银行账户进账的款项都是在原告经营期间发生的费用，可以证明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3月16日期间，被告通过名下3413银行账户转至8267银行账户的601027元，以及8267账户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收取的款项属于原告公司货款。被告虽主张其通过8267银行账户向原告公司、原告法定代表人、案外人转账1036551元，但该数额并未超出8267银行账户的收款数额，法院对被告关于8267银行账户是用3413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向外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占有的601027元货款于法有据，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公司货款，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相应利息，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向案外人辛丽苹转账50000元、2015年3月13日向案外人苏真真转账122360元是否属于被告不当得利。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占有该部分款项，故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过高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艳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货款601027元。二、驳回原告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孙艳萍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67元，由原告烟台北海电子称重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285元、被告孙艳萍负担4482元；保全费1359元，由被告孙艳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3413银行卡理财明细表，证实3413卡以上诉人的个人名义办理的银行理财业务，被上诉人起诉的911021元里面大部分转出的款项都是从上诉人个人理财里转出，然后转到8267银行卡。被上诉人质证称3413这个理财在最早一审调取上诉人3413银行卡里已经有了，已经涵盖了这些内容。本院认为，上诉人与刘文刚原为夫妻，2004年4月14日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成立被上诉人，二人共同经营，上诉人负责联系客户、发货收货、收付款项等工作；2014年10月20日上诉人与刘文刚协议离婚，约定被上诉人归刘文刚所有，但双方未对被上诉人经营期间使用的3413、8367银行卡中涉及被上诉人经营款项进行结算或审计；2017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形成本案。上诉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413卡是为被上诉人处理业务的公卡，而8267卡是上诉人的私卡，并不用于处理被上诉人业务，8267卡转给被上诉人及刘文刚的款项远远超过被上诉人的主张，所以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不当得利货款证据不足；另外，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代收款项10万余元，已过诉讼时效。因一审、重审中均查明上诉人在与刘文刚共同经营被上诉人期间，上诉人利用其个人银行卡处理被上诉人的业务款项，该行为本身违反财务制度，致使公司财务与个人财务混同，上诉人与刘文刚离婚当时及以后又未对被上诉人的财务情况予以结算或审计，致使上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与被上诉人的财务未予清算，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银行卡显示的累计收到601027元独立于被上诉人业务，系其个人收入，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返还并无不当。关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款项诉讼时效问题，因被上诉人起诉主张系累计数额，601027元系累计计算而来，并非独立欠款，故上诉人仅以此期间的款项增减数额，而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10元，由上诉人孙艳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于 青审判员  栾建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