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3703号原告吕军，女，1966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代理人唐杰，辽宁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红梅,女,1968年8月25日生,汉族,住葫芦岛市连山区。被告刘某,女,2011年7月6日生,汉族,住葫芦岛市连山区。法定代理人王红梅,刘某母亲。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吉玲，辽宁义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秦旭升,男，1970年1月13日生,满族,现住大连市西岗区。原告吕军与被告王红梅、刘某、秦旭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杰、被告王红梅、刘某的委托代理人李吉玲、被告王红梅、被告秦旭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秦旭升系朋友关系。2014年11月17日，被告秦旭升向案外人刘渝成（已死亡）借款40万元，偿还10万元，2015年1月30日，被告秦旭升找到原告，请求原告向刘渝成转款用于偿还与案外人刘渝成的借款。原告应允并分别于2015年1月30日向刘渝成转帐10万元，于2015年1月31日向刘渝成转帐2.5万元，共计向刘渝成给付12.5万元。2015年9月23日，案外人刘渝成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被告王红梅（刘渝成之妻）、被告刘某（刘渝成女儿）、刘渝成父母、刘渝成儿子。2017年，被告王红梅、刘某作为刘渝成的法定继承人向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秦旭升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被告秦升旭以原告用银行转帐方式向刘渝成还款12.5万元进行抗辩，但该院未予以认可，作出（2017）辽1402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书，要求被告秦旭升偿还王红梅、刘某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秦旭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2018）辽14民终1101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原判。被告秦旭升依法向该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辽14民申39号民事判决书，该院驳回被告秦旭升的再审请求，认定原告向刘渝成转款12.5万元并非为被告秦旭升向刘渝成借款的还款。至此，原告本意向刘渝成转款的原因是替秦旭升向刘渝成还款，而经过多次法院审理已经认定，该笔款项并非为秦旭升向刘渝成还款。在此情况下，原告与刘渝成也没有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刘渝成占有该笔款项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鉴于其已经死亡，应当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予以共同偿还。对于被告秦旭升，因其与原告为朋友关系，出于信任，原告将款项直接打入刘渝成为的帐户，以期替其还款。但该笔款项在转入刘渝成帐户后，却未认定为还款，原告等于无任何原由向不认识的第三人转款，是秦旭升的行为造成原告损失，因此被告秦旭升应当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王红梅、刘某共同返还原告12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秦旭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王红梅、刘某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基于转账凭证在案外人刘渝成去世5年后向其法定继承人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渝成占有125000元款项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刘渝成在宁雷与金微经营的企业中有投资，原告系宁雷的会计，有投资就有收益，原告向刘渝成账户转款具有法律依据，并非不当得利。本案原告是案涉125000元资金最原始的控制者，在这笔资金流动过程中作出给付行为的原告有对自己合法财产处分的谨慎注意义务。假如原告的给付目的是偿还，但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没有保留替秦旭升还款的证据，也应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后果。不能因另案判决未采纳其观点而转嫁风险。不当得利返还是独立民事法律制度具有严格构成要求及适用范围，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秦旭升辩称，和我没有关系，对还款不认可。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30日、1月3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刘渝成（2015年9月23日去世）转款三笔合计125000元。关于转款原因，原告称系受被告秦旭升指示代秦旭升向刘渝成还款。另查，被告秦旭升与案外人刘渝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刘渝成去世后，其实际继承人王红梅、刘某（即本案二被告）持秦旭升向刘渝成出具的借条向秦旭升诉讼主张还款（借条载明40万元，二人主张30万元及利息），秦旭升在该案中辩称，本案原告向刘渝成的125000元转款系代其向刘渝成的还款，应从借款总额中扣除。该意见未被人民法院采纳。经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1402民初3928号判决（一审）、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14民终1101号判决（二审）、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4民申39号裁定（再审申请）处理后，上述法律文书均已生效。主要裁判理由为无证据证明原告向刘渝成的转款与秦旭升和刘渝成之间的借款存在于同一法律关系中。前述案件审理期间，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于2018年3月9日与被告秦旭升进行了询问谈话。谈话笔录记载，秦旭升否认其与刘渝成存在借款关系，表示钱是案外人宁雷借的，原告是宁雷公司的会计，秦旭升只是担保人。由其向刘渝成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因为刘渝成把钱放在我朋友宁雷的投资公司，我只是做个担保，他们俩之间不熟悉，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刘让我打的欠条”。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2017）辽1402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书、（2018）辽14民终1101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14民申39号民事裁定书、谈话笔录等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审判依据。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受损，构成不当得利。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不当利益应予返还。本案中，在生效判决书已否定原告向刘渝成转款系代被告秦旭升还款的情况下，现无证据表明原告向刘渝成转款125000元的用途。被告王红梅、刘某认为刘渝成接受原告转款有合法根据，理由为谈话笔录中秦旭升的下述表述—“因为刘渝成把钱放在我朋友宁雷的投资公司，我只是做个担保，他们俩之间不熟悉，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刘让我打的欠条”，故推断刘渝成在原告处有投资，原告转款是支付投资回报。但结合谈话笔录全文看，被告秦旭升的上述表述无法推导出刘渝成在原告处有投资的意思，秦旭升欲说明的是其并非实际借款人及由其出具借条的理由。在一方当事人已证明实际付款给另一方的情况下，证明获利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确属受付款方的责任。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接收原告转款的刘渝成业已去世，要求其继承人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有苛责之嫌，但也不能因此免除其举证责任。被告王红梅、刘某能够举出另案借条，具备一定举证能力，若连刘渝成与原告方（含宁雷、金微及其公司工作人员等）是否相识尚不能明确，则称刘渝成接受原告转款有合法根据一说欠缺合理性。自应返还所得利益。被告王红梅、刘某在另案中已依继承关系获得30万元债权，有条件承担本案返还义务。综上，在现有证据条件下，结合当事人陈述的合理性之比较与证据证明力之比较，本院认定不当得利关系成立。原告主张被告王红梅、刘某返还12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返还不当得利包括原物及孳息，自最后一次转账日2015年1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不当得利因继承法律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王红梅、刘某之间，被告秦旭升并非该法律关系主体，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秦旭升与原告间如有其它纠纷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红梅、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吕军款项125000元并支付原告吕军资金占用利息（自2015年1月31日至款项清偿日止，以实际未返还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原告吕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红梅、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不服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姚 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顾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