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0427号原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安北大街1号。法定代表人：程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超，河北陆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敏，河北国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824-1。法定代表人：段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改桃，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与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运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超、鲁敏，被告安科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翠英、郭改桃，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安科运达公司退还康辉公司保证金2044500元；2、判令安科运达公司向康辉公司支付利息（以2044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4年5月22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安科运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康辉公司与安科运达公司签署关于曼谷－石家庄－曼谷航线的《航班包座协议》，包机执行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至2015年3月31日。康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安科运达公司支付了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航班开通后，康辉公司执行了包括首航航班在内的前期所有航班，但是由于2014年5月20日泰国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包括军方宣布戒严、军事政变、泰国总理英拉下台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中国赴泰国旅游危险系数极度增加，国家旅游局发布了旅游安全提示。在这样背景下，康辉公司无法继续履行《航班包座协议》，为此向安科运达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申请并要求退还全部保证金，但是，安科运达公司迟迟未按协议规定退还保证金。被告安科运达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康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康辉公司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根据协议约定，康辉公司只有在全面履行协议后才有权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而在合同期内，康辉公司只执飞了4个往返航班及2个单边，并未履行所有航班，未完成每月6个往返航班，也未达到协议约定的不低于总班期80％的执行率。康辉公司还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包括单方停止履行合同，延期支付已执飞的航班包位费，拖欠2014年5月8日后所有航班包位费等。根据协议约定，安科运达公司已经扣除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康辉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康辉公司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免除违约责任。2014年5月8日，康辉公司停止履行合同。12天后，2014年5月20日发生泰国政局问题，康辉公司违约和迟延履行在先，泰国政局问题与康辉公司停止履行合同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康辉公司停止履行合同或免责的理由。泰国政局问题未对旅游行业及履行合同造成实质影响，是短暂的，该事件并非不可抗力，不影响合同期内康辉公司履行合同。2014年5月20日泰国政局问题发生后，康辉公司从未通知安科运达公司该事件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从未采取任何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从未就该事件对后续合同履行、变更等进行过协商，从未向安科运达公司申请解除合同或退还保证金。安科运达公司认为协议仍合法有效，康辉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康辉公司于2019年4月起诉，距离诉争协议期满已经四年多，远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驳回康辉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安科运达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变更名称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变更名称为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一律简称安科运达公司。2014年4月，安科运达公司（作为甲方）与康辉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航班包座协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拥有飞机航班的座位资源，乙方拥有大量的客户资源，希望包销甲方包机的部分航班座位，并且甲方愿意向乙方出售该包机航班座位，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包机往返地点：曼谷－石家庄－曼谷；包机执行日期：2014年4月18日至2015年3月31日；如乙方未按4月18日正常执行首航航班，则上一航季2013年7月16日至2014年4月30日石家庄－曼谷航线包机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航班取消费将按实际发生金额扣除共计2467500元；包销座位：每架航班共235人，乙方包销座位数每架次235人；包销价格：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按3000元/人/往返架次，2014年4月18日至2014年6月30日，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按2900元/人/往返架次执行（此价格不包含单边费用，单边费用由乙方承担，首尾单边费用均按1500元/人结算，首班单边费与首班票款同时支付，尾班单边费与尾班票款同时支付）；航班按每月六班往返架次执行；合同期内乙方需保证航班执行率不得低于全年总航班80％，如未达到执行标准则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每个班次开票时间会因承运人的要求而不同，乙方应在航班起飞前四个工作日的中午12点之前将当期航班包位费全款汇至甲方账户；签订本协议起三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等同3班往返航班机票款的金额，合计2115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将原2013年7月16日至2014年4月30日石家庄－曼谷航线的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转至此航线作为履约保证金，差额70500元不用再增加支付给甲方；如乙方如约全面履行本协议后，甲方于本协议终止后十五日内一次性退还给乙方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时不计利息；违约金；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非因不可抗力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外，甲乙双方均不得提前单方解除合同；甲乙任何一方因无法预见无法避免且无法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例如自然灾害、战争、政府禁令等，无法继续履行本协议，有权变更或解除本协议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任何一方应采取适当的行动减少或消除损害或损失，双方按照实际情况结算费用，甲方在合同解除后十个工作日内在扣除乙方应付的包位相应费用后，退还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上述协议签订后，安科运达公司将康辉公司在履行2013年7月16日至2014年4月30日石家庄－曼谷航线时交纳的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转作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庭审中，康辉公司提交其制作的出团及付款情况说明以及对应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康辉公司自2014年4月18日至2014年5月8日执行了2个单边航班（2014年4月18日曼谷至石家庄、5月8日石家庄至曼谷），4个往返航班（2014年4月18日、4月23日、4月28日、5月3日），并支付了相应航班包位费。安科运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是认为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8日之后没有再按照协议约定执飞航班，违反了协议关于航班执飞率不得低于全年总航班的80％的约定，并且康辉公司每次支付航班包位费的时间迟于协议约定的时间，所以安科运达公司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康辉公司认为付款时间没有逾期，并称安科运达公司在协议履行期间没有对付款时间提出过异议，说明其认可康辉公司付款行为。关于2014年5月8日后没有继续执飞航班的原因，康辉公司陈述称因航班目的地泰国在2014年5月政局动荡，构成《航班包座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所以康辉公司向安科运达公司提出解除合同，退还保证金。康辉公司提交网页打印件，以证明新闻媒体报道2014年5月泰国政局动荡，5月22日泰国军方宣布接管政权，中国驻泰国使馆在2014年5月23日提醒中国公民审慎评估安全风险，谨慎赴泰，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经询，安科运达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安科运达公司不认可康辉公司曾经通知解除合同，并且认为2014年5月泰国政局变化不构成《航班包座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安科运达公司提交网页打印件，以证明新闻媒体报道2014年5月27日泰国国家旅游局发布消息称泰国政局形势并未影响该国旅游相关产业，2015年春节假期泰国仍是旅游热门目的地，中国驻泰国使馆的安全提示未达到不可抗力的程度。安科运达公司提交其他国内城市与泰国曼谷之间的航班信息、其他旅行社发布赴泰国旅游出团通知，以证明赴泰国的航班、旅游都不受泰国局势影响，泰国局势不构成不可抗力。经询，康辉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经询，康辉公司陈述称2014年5月底该公司总经理何X通过电话联系安科运达公司的总经理韩X，口头提出解除《航班包座协议》，并且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因时间久远，通话记录没有保留。康辉公司申请何X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何X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称：“我与韩X在2014年5月电话商议停飞包机，韩X同意停飞，也同意如果情形转好可以复飞。2014年年底，泰国形势转好，我与韩X再次沟通复飞，韩X说因为泰国的捷亚航空公司的原因无法复飞。当时我说把泰国航线的押金退出转到其他航线合作，韩X不同意，说泰国这个航线等一下。2015年双方合作结束后，下半年我向韩X提出退泰国航线的押金，韩X因为资金不足等理由不退钱。从2015年底到2016年初，我一直与韩X沟通退押金，他说没有钱还不了我，没有说不还钱。2017年下半年，安科运达公司给了20万元。最后一次找韩X是2017年年底。”法庭询问证人：“安科运达公司是否告诉你因为康辉公司没有支付包机费，押金已经扣掉了？”何X回答：“没有。”法庭询问证人：“2014年5月你是否向安科运达公司明确通知解除《航班包座协议》？说的是解除还是停飞？”何X回答：“我没有明确说过解除，我们只是把航班停飞，我认为是解除的意思。”法庭询问证人：“2014年5月当时是否提出退保证金的事情？”何X回答：“5月份的时候没有提出退保证金，在年底的时候说是要退保证金。”康辉公司将何X与韩X之间的微信软件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何X当庭出示了手机中的微信软件聊天记录，并播放了其中的语音聊天记录。经查，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发生在2016年9月20日至2018年6月5日期间，在2016年11月2日和2016年11月14日的聊天记录中显示，何X曾询问韩X“泰国押金”“曼谷押金”的事怎么办，韩X在2016年11月14日回复说自己在境外出差，等回去商量；此后，何X又问过押金的事情，韩X没有明确表示拒绝退款；2017年2月6日何X询问韩X“你们公司给我们发了一个询证函，那是干嘛的？看不懂”，聊天记录中没有韩X回复的记录；聊天记录中显示，何X在2018年6月5日最后一次问韩X押金事情，韩X没有回复。经询，安科运达公司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称韩X是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不是总经理，现任董事长职务。安科运达公司认为证人证言和微信聊天记录都表明安科运达公司从未同意退给康辉公司保证金，何X在2014年5月也没有明确提出退保证金。安科运达公司对何X的其他证言不予认可。经询，康辉公司和安科运达公司都表示证人证言中提到的2017年安科运达公司付给康辉公司的20万元是日本航线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庭审中，康辉公司提交《企业询证函》，证明安科运达公司聘请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代表安科运达公司向康辉公司发函询证两家公司之间往来账项及交易发生额等事项，函件中列载截止2016年12月31日安科运达公司应付康辉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金额170万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安科运达公司向康辉公司提供劳务的金额（“包机收入的金额”）1928773.58元，其中，包机收入明细如下：石家庄－曼谷航线收入金额1928773.58元。庭审中，康辉公司主张该询证函中所载的170万元是安科运达公司承认应退还康辉公司的履约保证金，但是所载数额有误，应当为2044500元。安科运达公司称询证函所载170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康辉公司申请，本院向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调查《企业询证函》所载款项的指向。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向本院回函说明：询证函中所载安科运达公司应付康辉公司的170万元，在安科运达公司账目中记载的是康辉公司向安科运达公司支付的日本包机履约保证金，涉及国内段“桂林－石家庄－桂林”、国际段“石家庄－静冈/大阪－石家庄”两份《航班包座协议》；询证函中所载安科运达公司向康辉公司提供劳务的金额1928773.58元，是安科运达公司扣除了康辉公司“石家庄－曼谷－石家庄”航线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并将其转为营业收入，2044500元是含税收入金额，扣除6％增值税后的收入金额为1928773.58元。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康辉公司2017年2月7日盖章寄回的《企业询证函》，康辉公司在函件中认为原载安科运达公司应付款170万元有误，应当为3744500元（170万元与2044500元之和），原载安科运达公司包机收入的金额1928773.58元有误，应当为零元。经询，安科运达公司表示本案所涉《航班包座协议》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因康辉公司违约，安科运达公司在合同期满后扣除了康辉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韩X电话通知了何X扣除保证金事宜。另，康辉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申请对安科运达公司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404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安科运达公司的银行存款250万元，如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其与不足额部分相同价值的财产。康辉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交纳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辉公司与安科运达公司于2014年4月签订《航班包座协议》，按照合同约定，康辉公司此前交纳的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转作此份合同项下的履约保证金，如果康辉公司依约全面履行合同，安科运达公司应于合同终止后十五日内一次性退还履约保证金。康辉公司自2014年4月18日至2014年5月8日执行了2个单边航班和4个往返航班，此后未再执行航班。康辉公司主张因2014年5月泰国发生政局动荡，属于不可抗力，康辉公司于2014年5月向安科运达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保证金，安科运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康辉公司的证人何X作证陈述，其在2014年5月给安科运达公司原任法定代表人韩X打电话时，只提出停飞航班，没有明确提出解除合同，也没有提出退保证金，当时韩X同意停飞，也同意情形转好可以复飞，由此可见，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时并没有向安科运达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保证金，本院对康辉公司主张《航班包座协议》于2014年5月已经解除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因泰国局势问题是否通知安科运达公司停飞航班，以及安科运达公司有无同意停飞航班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安科运达公司不认可证人何X的证言，康辉公司除证人证言外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曾在2014年5月通知停飞航班，但是从本案查明的以下事实可以认定康辉公司与安科运达公司在2014年5月后曾经就停飞航班达成过一致意见。首先，涉案《航班包座协议》于2015年3月到期，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8日之后未再执飞航班，现无证据显示安科运达公司在2014年5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有过督促康辉公司履行执飞义务或者要求康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行为，如果双方当事人未曾就停飞航班进行过沟通，则安科运达公司的行为不合常理。其次，安科运达公司称在2015年3月合同到期后就已经扣除了康辉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并且安科运达公司负责人韩X已经电话通知康辉公司负责人何X，但是何X与韩X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6年11月14日何X询问韩X“曼谷押金”事宜时，韩X表示回去商量，并未表示保证金已经扣除不予退还，可见直到2016年11月时，安科运达公司尚没有通知康辉公司不予退还保证金。再次，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是在审计安科运达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时向康辉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结合何X与韩X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康辉公司是在2017年2月收到《企业询证函》。通过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向本院回函说明，可知《企业询证函》中所载安科运达公司应付款170万元与本案无关，所载“包机收入”1928773.58元指的是安科运达公司扣除康辉公司2044500元保证金转作安科运达公司的营业收入。所以，安科运达公司直到2017年2月才以《企业询证函》的方式告知康辉公司扣除保证金一事，康辉公司在向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回函时并不同意扣除保证金，认为保证金2044500元应列入安科运达公司应付款项目。综上可知，安科运达公司在2015年3月合同到期时，并未采取扣除康辉公司保证金的行为，而是直到2016年财务年度才将康辉公司的保证金扣除转作安科运达公司的营业收入，并且直到2017年2月才通知康辉公司此事，本院对安科运达公司主张2015年3月合同到期后就已经扣除保证金的陈述不予采信。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8日之后不再执飞航班，安科运达公司既未督促康辉公司执飞航班也未在合同到期时扣除保证金，安科运达公司在庭审中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因此认为安科运达公司在合同到期前曾与康辉公司有过沟通，当时安科运达公司并不认为康辉公司违约，所以才没有采取扣除保证金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采信康辉公司证人何X的证言，认定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5月后曾经就停飞航班协商并达成过一致意见。综上，虽然康辉公司没有在2014年5月向安科运达公司提出解除《航班包座协议》，但是双方当事人曾经就停飞航班达成一致意见，康辉公司在2014年5月8日之后没有执飞航班并不构成违约，《航班包座协议》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安科运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康辉公司履约保证金，因此，本院对康辉公司要求安科运达公司退还保证金20445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安科运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退还保证金，康辉公司要求安科运达公司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但是康辉公司以2014年5月22日作为利息起算时间缺乏依据，合同约定安科运达公司在合同终止后十五日内退还保证金，故本院调整为自2015年4月16日起计算逾期利息。何X在2016年11月向韩X询问保证金，安科运达公司在2017年2月以《企业询证函》的方式告知康辉公司扣除保证金，按照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康辉公司在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安科运达公司主张康辉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履约保证金2044500元；二、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2044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4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退还履约保证金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83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天津安科运达航空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 帆审判员 李林强审判员 张开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戎 璐书记员 王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