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6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钧荣，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敏锋，女，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学能，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基伟，男，198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韬，广西仁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云祥，男，195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与熊基伟系父子关系。 原审第三人：黄桂忠，女，195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韬，广西仁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冠芳，女，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原审第三人：黄敬良，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华，女，196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与黄敬良系夫妻关系。 上诉人雷钧荣、杨敏锋因与被上诉人熊基伟，原审第三人黄桂忠、刘冠芳、黄敬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2民再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钧荣、杨敏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学能，被上诉人熊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韬、熊云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黄桂忠亦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韬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刘冠芳、黄敬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雷钧荣、杨敏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熊基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熊基伟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无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的资金往来性质为民间借贷。1.从双方提交的近四年银行明细及其他证据来看，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2.借款期限是借贷的典型要素，但本案双方资金往来非常频繁，很多资金在当天就有进有出，甚至在几天之内双方就同一笔款项有多次往来的记录，根本不符合借贷的特征；3.熊基伟与上诉人不是亲戚朋友关系，也不是足以相互信任的其他关系，熊基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母亲黄桂忠是长期从事金融和民间借贷的管理人员并且也是本钱的资金控制人，不可能对四年之内的100多笔借款没有任何借条、借据或者往来的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4.上诉人已在一审申请对黄桂忠的“手书指令”进行鉴定，经鉴定，黄桂忠“手书指令”是其真实笔迹。据此，足以认定双方的经济往来的性质不是民间借贷。一审法院错将被上诉人提供的表格作为证据，而实质上这个表格只是对方的推理；5.即使双方之间转账时有“利息”的备注，但双方均有同样的“备注”，故即使是上诉人的单方备注，基于黄桂忠的付款指令，也只能认定这些利息是对外投资所收回的利息。 二、一审法官将鉴定费按照胜败比例进行负担分配，属于错判。本案鉴定费的发生是黄桂忠对自己的签字行为不承认而发生的，鉴定结果证实了其在虚假陈述，由于该鉴定费用发生是黄桂忠导致的，该费用应由黄桂忠承担。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以上规定，熊基伟没有完成举证证实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相反上诉人却能够否定借贷关系。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上诉人完全可以截取上诉人支付给熊基伟的部分资金、割裂整个资金往来关系，以借贷关系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对方予以还款。 四、一审法院对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不当。黄桂忠作为实际控制人将大量资金通过其本人账户过账，而熊基伟与黄桂忠并未表述其二者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系全部独立往来还是委托收付款关系，如果双方没有确认二者之间的代付代收关系，熊基伟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就黄桂忠的资金部分提出主张，黄桂忠应该是独立原告或者与熊基伟为共同原告，一审法院将其列为第三人错误。 五、本案是重审案件，柳州市中级人民第二次收取上诉费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熊基伟与原审第三人黄桂忠共同答辩称，涉案款项是熊基伟分几次借给雷钧荣、杨敏锋，每笔借款对应的利息二人都按时支付，如二人没有借款，如何会按时偿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冠芳、黄敬良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熊基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雷钧荣、杨敏锋归还拖欠的借款9050000元；2.责令雷钧荣、杨敏锋支付借款利息3233450元（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15日止每月按3%-3.5%计）；3.本案诉讼费由雷钧荣、杨敏锋承担。熊基伟当庭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责令雷钧荣、杨敏锋支付借款利息2075466.67元（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15日，每月按2%计算，后另计至雷钧荣、杨敏锋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敏锋与黄桂忠原系同事关系，熊基伟系黄桂忠的儿子，2012年2月至2015年7月期间，熊基伟及黄桂忠与雷钧荣、杨敏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频繁进行资金往来，涉及金额巨大。 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0月15日，熊基伟通过银行转账向雷钧荣账户转入6笔共计1010万元，分别为：2014年7月14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200万元；2014年9月9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250万元；2014年9月9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30万元；2014年9月18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350万元；2014年9月18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50万元；2014年10月15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款130万元。2014年8月28日，雷钧荣向黄桂忠账户转款100万元；2015年7月6日，雷钧荣向黄桂忠账户转款5万元。熊基伟称上述105万元系雷钧荣归还的借款本金，雷钧荣尚欠借款本金905万元。 2014年8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雷钧荣、杨敏锋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熊基伟、黄桂忠转款37笔共计3210000元。其中，2014年8月14日，杨敏锋向黄桂忠转款60000元；2014年8月28日，雷钧荣向黄桂忠转款14000元；2014年9月15日、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2月15日、2015年3月12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18日、2015年6月12日，雷钧荣向熊基伟分别转款30000元；2015年1月13日、2015年2月11日，雷钧荣向黄桂忠分别转款30000元；2014年11月7日，雷钧荣向熊基伟转款114000元。2014年10月10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8日、2015年2月10日，雷钧荣向熊基伟分别转款84000元；2015年3月9日、2015年4月9日，雷钧荣向黄桂忠分别转款84000元。2015年5月28日，雷钧荣向熊基伟转款50000元。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1月18日、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月19日、2015年3月18日、2015年4月27日，雷钧荣向熊基伟分别转款120000元；2015年2月12日，雷钧荣向熊基伟转款80000元，向黄桂忠分别转款2笔20000元，共计转款120000元。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2月15日、2015年3月12日，雷钧荣向熊基伟分别转款45500元；2015年1月13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4月14日，雷钧荣向黄桂忠分别转款45500元。 2014年9月9日，杨敏锋向熊基伟发送手机短信“250收到了”。2015年3月13日，熊基伟向杨敏锋发送手机短信“两笔利息已收到，谢谢”。2015年3月18日，熊基伟向杨敏锋发送手机短信“息已收到，谢谢”。2015年3月18日，黄桂忠向杨敏锋发送手机短信“利息已收到，谢谢”。2015年4月9日，杨敏锋向熊基伟发送手机短信“今天转了一笔8.4万利息到你妈妈农行账户上，你叫她查收一下”。2015年4月14日，黄桂忠向杨敏锋发送手机短信“4.55息已收到，谢谢”。2015年7月6日，黄桂忠向杨敏锋发送手机短信“收到利息5万元”。2015年5月11日，杨敏锋向熊基伟发送手机短信“麻烦你帮我开导一下你妈妈，本来我不想在她这个时候跟她讲的，但我没有办法了，你妈妈又催我转利息，我自己已帮你们垫了几个月的利息和起诉代垫的费用十几万了，我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不过马上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了的。我顶到上个月实在很难受了，真有种不想活的想法，但雷哥一直开导我说，做这行风险是很大的，既然做了就要现实的去面对它，有困难努力去想办法解决它，如果我一走的话，也对不起你们，雷哥说，只要人在，什么都好办，何况人家还没有跑单，还在想办法帮我们解决。原来做这些我也是想帮你妈妈的，谁知道一时脑乱进水，造成这样。辛苦你帮顶过这下就好了，拜托啦！” 另查明，雷钧荣与杨敏锋于1991年3月4日登记结婚，二人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根据重审认定的事实，综合全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 一、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雷钧荣、杨敏锋辩称双方的资金往来是基于贷款的需要互相调配资金，为了增加银行流水而产生，本案熊基伟主张的905万元是之前的资金往来的延续，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首先，经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双方在熊基伟诉请的争议款项之前，确实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情况，双方虽然对于本案争议款项的属性各执一词，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各自主张，熊基伟亦未就诉争款项之前所发生的资金向雷钧荣、杨敏锋进行主张。雷钧荣、杨敏锋辩称双方的资金往来系为了贷款需要增加银行流水而进行的资金调配，并提供了双方在同一天和邻近几天同金额往来明细表及附件以证实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性，但该往来明细表附件银行转账记录的起止日期为2012年3月27日至2014年5月6日，而熊基伟诉请的本案款项发生于2014年7月14日之后，对于案涉款项性质的表述被告在庭审中亦语焉不详。其次，针对熊基伟的诉请，其所诉称的出借的每笔款项均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对应，被告亦认可资金流向确由熊基伟转至雷钧荣、杨敏锋。雷钧荣、杨敏锋接收款项后，双方的短信记录中，有多处关于“转了利息”、“利息已收到”的表述，其中所表述为“利息”的款项，均能以对应的时间体现在双方往来的银行交易明细中，且均由雷钧荣、杨敏锋方转账给熊基伟或者熊基伟的母亲黄桂忠，并由熊基伟或者黄桂忠确认接收，此与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出借本金后由借款人支付利息的基本交易习惯相符。再次，关于熊基伟向雷钧荣、杨敏锋转账的款项，如按熊基伟所主张的双方曾经约定的月利率3%和3.5%支付利息的金额，亦能从相应时间的由向熊基伟或黄桂忠转款的银行流水中予以体现。故从涉案金额的交易时段看，双方的资金往来完全符合借贷关系的特性。最后，结合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看，熊基伟就其主张，对于款项出借、利息计算均作出了详尽及合理的说明，以熊基伟转给雷钧荣、杨敏锋的每笔款项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及3.5%计算得出的金额，均能在雷钧荣、杨敏锋转给熊基伟及黄桂忠的银行流水中予以体现，并呈按月及按利率的规律状态进行支付。且雷钧荣、杨敏锋未能对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雷钧荣、杨敏锋关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予以确认。 二、雷钧荣、杨敏锋是否应当向熊基伟归还诉请的款项。结合上文所述，基于认定雷钧荣、杨敏锋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熊基伟分别于2014年7月14日、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10月15日分别向雷钧荣转款200万元、280万元、400万元、130万元共计1010万元。2014年8月28日、2015年7月6日，雷钧荣分别向黄桂忠转款100万元、5万元共计105万元，熊基伟称该105万元系归还的本金。在熊基伟及黄桂忠与杨敏锋的短信往来记录中，三方均对利息的支付与接收进行了确认。熊基伟称向雷钧荣、杨敏锋出借的款项约定了月利率为3%、3.5%的利息，结合熊基伟提供的雷钧荣、杨敏锋向其转款的银行转款凭证及还息表，雷钧荣、杨敏锋于2014年8月14日支付的60000元，与以2014年7月14日熊基伟出借的2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一致。按熊基伟所述，2014年8月28日，雷钧荣、杨敏锋归还熊基伟于2014年7月14日出借的借款本金100万元，该借款本金剩余100万元。同日，雷钧荣、杨敏锋另向黄桂忠支付的14000元，与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从2014年8月14日计至2014年8月28日的利息金额一致。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6月12日雷钧荣每月有规律地支付的30000元，与以10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金额一致；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4月9日雷钧荣每月有规律支付的84000元，与以2014年9月9日熊基伟出借的28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一致；2014年10月16日至2015年4月27日，雷钧荣、杨敏锋每月有规律支付的120000元，与以2014年9月18日熊基伟出借的400万元本金按照月利率3%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一致；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4月14日，雷钧荣、杨敏锋每月有规律地支付的45500元，与以2014年10月15日熊基伟出借的1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3.5%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一致。综合以上核算和分析，双方虽然未对借款利息作出书面约定，但双方在短信中有诸多关于雷钧荣、杨敏锋向熊基伟支付利息的表述，相关款项金额亦在双方的银行交易明细中得以印证，且从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就本案借款雷钧荣、杨敏锋曾连续有规律的支付利息，对于熊基伟主张双方约定了3%和3.5%的月利率，经核算，分次出借的款项与相对时间内支付的利息均与熊基伟主张的利率相符，故一审法院对于熊基伟主张的对涉案借款约定了每月的借款利率及利息支付的情况予以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年利率24%-36%之间的民间借贷利息应认定为自然之债，该部分利息当事人自愿履行完毕的，法院不予干预，但此处的“自愿履行”应当是指在该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都已经按照约定清偿完毕的情况下，而本案的借款均未清偿，故原则上应当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对整个借期内的借款利息进行调整，将已经支付的利息中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进行折抵，具体计算如下：对2014年7月14日的借款，雷钧荣、杨敏锋自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连续每月按照月利率3%支付了11个月的利息共计37.4万元，超出部分124666.67元（37.4万元-200万元*2%/月*1个月-100万元*2%/月*14天-100万元*2%/月*10个月），用以折抵本金后本金尚余875333.33元（1000000元-124666.67元），故对2014年7月14日的借款，雷钧荣、杨敏锋应支付的利息应当以尚欠的875333.33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5年7月14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15日为158143.55元；对2014年9月9日的借款，雷钧荣、杨敏锋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连续每月按照月利率3%支付了7个月的利息共计58.8万元，另于2015年5月支付了5万元利息，合计支付利息63.8万元，超出部分19万元（63.8万元-280万元*2%/月*8个月），用以折抵本金后本金尚余261万元（280万元-19万元），故对2014年9月9日的借款，雷钧荣应支付的利息应当以尚欠的261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5年6月9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15日为532440元；对2014年9月18日的借款，雷钧荣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连续每月按照月利率3%支付了7个月的利息共计84万元，超出部分28万元（84万元-400万元*2%/月*7个月），用以折抵本金后本金尚余372万元（400万元-28万元），故对2014年9月18日的借款，雷钧荣应支付的利息应当以尚欠的372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5年5月18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15日为813440元；对2014年10月15日的借款，被告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连续每月按照月利率3.5%支付了6个月的利息共计27.3万元，超出部分11.7万元（27.3万元-130万元*2%/月*6个月），用以折抵本金后本金尚余118.3万元（130万元-11.7万元），故对2014年10月15日的借款，雷钧荣应支付的利息应当以尚欠的118.3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5年5月15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15日为260260元。综上，雷钧荣应向熊基伟归还借款本金8388333.33元（875333.33元+2610000元+3720000元+1183000元）及支付利息1764283.55元（158143.55元+532440元+813440元+260260元），之后的利息以未归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6年4月16日起另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关于杨敏锋的责任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雷钧荣和杨敏锋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杨敏锋连续参与了涉案款项的利息支付过程，对涉案借款了解并知情，故杨敏锋应对雷钧荣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雷钧荣、杨敏锋共同向熊基伟归还借款本金8388333.33元并支付利息1764283.55元（暂计至2016年4月15日，之后的利息以未归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6年4月16日起另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熊基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553元（熊基伟已预交95501元），退还熊基伟69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熊基伟已预交），鉴定费30000元（被告已预交），共计123553元，由熊基伟负担7743元，由被告雷钧荣、杨敏锋共同负担115810元。 二审期间，到庭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原审被告刘冠芳、黄敬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如下事实：1.涉案资金的性质以及资金往来的数额；2.2014年7月14日上诉人向熊基伟转款两笔共计545000元，2014年7月21日转款1003000元，以上三笔款共计1548000元；3.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上诉人与刘冠芳、黄敬良、汪新的转款数额。 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异议1，熊基伟称对收到1548000元的事实本身无异议，但该金额均是2014年7月14日之前借款的利息。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三点事实的异议均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在下述评判说理部分展开分析。因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经本院释明，上诉人对涉案款项的性质陈述为：由原审第三人黄桂忠统一指挥借款调配资金然后合作放贷给他人。上诉人主张该事实的证据，即为一审法院经鉴定的黄桂忠手书指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涉案101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熊基伟主张涉案1010万元的性质是民间借贷资金，不仅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还提供了上诉人自述“息已收到，谢谢”、“利息已收到，谢谢”。“今天转了一笔8.4万利息到你妈妈农行账户上，你叫她查收一下”、“4.55息已收到，谢谢”、“收到利息5万元”、”麻烦你帮我开导一下你妈妈，本来我不想在她这个时候跟她讲的，但我没有办法了，你妈妈又催我转利息”等大量表态为偿还利息的手机短信，上诉人表态偿还利息的自述，符合借贷关系的形式要素。 从上诉人偿还款项的时间节点以及数额上看，上诉人还款具备非常明显的规律性：2014年7月14日，熊基伟向雷钧荣转账200万元，根据熊基伟月利率为3％的陈述，每月利息为60000元，一月期满的8月14日，雷钧荣即向熊基伟转账60000元，数额完全吻合。2014年8月28日，雷钧荣向熊基伟转账1000000元并同日转账14000元，熊基伟陈述该1000000元是归还本金，而14000元是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8月28日期间的利息，经计算，以2000000元为本金计算该期间（14天）的利息，恰为14000元（60000元÷30×14），亦完全吻合。由于雷钧荣转账1000000元后，2014年7月14日的2000000元借款本金尚有1000000元未偿还，按照月利率3％，每月利息30000元，雷钧荣2014年9月15日、10月15日、11月7日、12月15日、2015年1月13日、2月11日、3月12日、4月27日、6月12日连续偿还10笔300000元，虽然还款日期存在细微误差，但均是连续按月转账，雷钧荣回转款项的时间节点、金额结合熊基伟所述利率、雷钧荣归还大额本金导致尚欠本金数额的变化等要素，雷钧荣还款具备非常明显的规律性。 熊基伟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10月15日分别向雷钧荣转款280万元、400万元、130万元后，雷钧荣分别针对该三笔金额的回转资金的时间节点以及金融再结合熊基伟所述利率，亦具备非常明显的规律性，对此一审法院已作详尽分析，本院不再赘述。本院认为，雷钧荣长期、同时针对四笔款有意识地分开并规律性地向熊基伟回转资金，证明并非巧合，再结合其表态还息的短信，足以认定熊基伟向雷钧荣转账的本案资金的性质属于民间借贷。雷钧荣主张案涉资金性质属于其双方合作并接受黄桂忠的统一指挥向他人放贷，但其赖以主张的鉴定意见，仅能证明黄桂忠亲笔书写了“手书指令”的部分内容，但该内容无法认定其主张的其“双方合作并接受黄桂忠的统一指挥向他人放贷”，本院对其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应当综合性地审理双方当事人之间全部经济往来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2014年7月14日前双方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且互相转账时均有备注“还款”的事实，但双方互相备注“还款”发生在2014年7月14日前，本案中，熊基伟并未向上诉人转账时备注还款，相反，均是上诉人通过手机短信数次确认向熊基伟还利息。由于本案熊基伟向上诉人转账的1010万元资金均发生在2014年7月14日后，现熊基伟亦仅就2014年7月14日（含）之后发生的借款主张权利，因此，将本案的审理范围限于审理双方2014年7月14日后的借贷关系，与双方2014年7月14日前的经济往来并不冲突，故上诉人虽然2014年7月14、2014年7月21日合计转款1548000元给熊基伟，但雷钧荣每月规律性还款的事实足以排除该1548000元与本案的关联，双方可就该笔款另行解决争议。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鉴定费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对其抗辩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赖以抗辩的依据即为经鉴定的“手书指令”，但基于前述分析，经鉴定的“手书指令”无法证实上诉人主张的“双方合作并接受黄桂忠的统一指挥向他人放贷”的抗辩成立，上诉人应自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本应自行负担鉴定费，一审法院根据胜败比例分担该鉴定费对上诉人有利，鉴于被上诉人并未对此上诉，本院对该部分不予调整，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本院两次向其收取上诉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民再3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时，已裁定将本院之前在（2016）桂0202民终2057号案件中收取的上诉费退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可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再307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申请退费。一审法院作出重审判决后，上诉人再次向本院上诉，本院向其收取上诉费正确。 关于上诉人主张黄桂忠应为本案共同原告，一审法院错列黄桂忠的诉讼地位。本院认为，黄桂忠是本案部分款项的经手人，但黄桂忠本人认可是为熊基伟代收代付，其本人并不认可自己才是所涉资金的实际权利人并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其列为第三人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2716元（上诉人雷钧荣、杨敏锋已预交），由上诉人雷钧荣、杨敏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慧冰 审判员  丘洪兵 审判员  朱立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韦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