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691行初558号 原告朱某，女，1933年10月11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包某（系原告女儿），女，1963年7月15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包某2（系原告女儿），女，1963年7月15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亮，局长。 应诉负责人沈斌，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周金峰，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婷婷，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通开发区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中兴路11号新星商厦1206室。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原告朱某诉被告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南通住建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被告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应证据材料。本院依法追加南通开发区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叶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1日、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某的委托代理人包某、包某2，被告南通住建局的应诉负责人沈斌及委托代理人周金峰、高婷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红叶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某诉称，被告南通住建局××××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在1998年10月25日出具了一份对原告安置房性质不明的通房裁（1998）字第44号裁决书（以下简称44号裁决书），并在没有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对私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被告在2001年2月21日出具了一份笔录给法院，说明房屋性质为住宅用房，使得原告走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致使原告得不到补偿安置。为此，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寄信给被告，要求被告对原告予以补偿安置，但是被告未予理涉。正是被告不作为致使原告被拆房屋多年未予安置，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予以安置补偿，案件诉讼费用被告负担。 被告南通住建局辩称，一是原告所述的拆迁补偿安置义务应由拆迁人依法承担，被告并非履行拆迁补偿安置义务的法定责任主体。《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第十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依照条例规定予以补偿。1997年，红叶公司经审批合法受让南通市财贸新村地块进行起凤园二村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于1997年10月16日向其颁发了拆迁许可证。原告在原北朱家园XX号对门有私有房屋一间（建筑面积29.87平米），在上述拆迁项目范围内。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红叶公司申请裁决，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作出了44号裁决书，该裁决书作出后原告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后在1998年11月24日由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申请对原告案涉房屋予以强制拆除。二是被告已经在职能范围内履行职责完毕。被告于2019年12月7日收到原告的函件，要求被告对其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但被告并非安置职责的责任主体。但本着为民服务的宗旨，被告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并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关于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义务的函》。上述函件于2020年1月2日、1月8日向红叶公司住所地及其他地址以挂号信方式寄出，均被退回。被告遂委派工作人员至住所地了解情况并联络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未果后，遂对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问题。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红叶公司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某原在南通市北××家园××＃对门有国有土地上房屋一间，建筑面积约为29.87平方米，房屋性质为住宅房。1997年，红叶公司根据市计委通计固（97）第63号文、市国土规划局规土许（97）字第11号、通土规（1997）第23号、通地许字第24号文及规划红线图，受让南通市财贸新村地块进行起凤园二村旧城改造工程建设，作为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工作，并委托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实施受让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原房产管理局（现南通住建局前身）于1997年10月16日向其颁发了拆迁许可证。原告朱某在原北朱家园XX号对门的房屋在上述拆迁项目范围内。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实施单位南通市房屋拆迁公司申请裁决。南通市房产管理局遂于1998年10月25日作出了44号裁决书，裁决书载明：申请人对拆迁被申请人私有房屋建筑面积29.87平方米（使用面积按实测定）应在地块改造后的新建房屋中进行安置，所安置房屋被申请人要求保留私有产权的，需按规定实行产权调换，结算产权调换差价，安置的房屋面积大于被拆除面积部分，由被申请人按商品房价格计缴集资款……该裁决书作出后原告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1998年11月11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通政决[1998]26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原告按照裁决书要求自行搬至过渡房先行过渡。因原告朱某未履行上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之义务，南通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998年11月24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申请对原告案涉房屋予以强制拆除。原告方因认为其上述房屋为营业用房而非住宅用房，一直未按裁决书与红叶公司签订协议并进行结算。 1999年5月，包某、包某2在未经红叶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物品搬进红叶公司所有的财茂园1号楼1号店面房中。红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告方迁出占用的店面房，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0）崇民初字第1667号民事判决，责令包某、包某2迁出上述房屋并腾空交付红叶公司。包某、包某2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1）通中民终字第76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因包某、包某2未履行，红叶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00年11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原告朱某诉第三人红叶公司房屋拆迁安置纠纷一案，原告诉请红叶公司安置其财茂园1号楼营业用房一间及补偿损失人民币10000元。在审理过程中，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函询南通市房管局，南通市房管局表示44号裁决书中的安置补偿应是住宅用房，并非原告主张的非住宅房屋（营业用房），故认为原告要求红叶公司安置其营业用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00]崇民初字第18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2000年12月10日，红叶公司向原告朱某发送《通知》，要求其于12月15日前至红叶公司办理2幢204室的房屋结算，因原告朱某认为应安置其营业用房而未去结算。 后原告朱某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在出具给崇川区人民法院的证明中，将原告所有的1间房屋性质界定为住宅房屋，与裁决书中对该房屋性质的认定相悖，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01）崇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南通市房产管理局所作的答复。原告不服，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通中行终字第109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 后原告方于2002年、2004年、2006年就上述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进行申诉，其请求均未获支持。在此过程中，受理申诉的有关部门对原告方做了法律释明和解答。自2004年后，原告方未再向红叶公司主张安置补偿。2019年12月6日原告朱某寄信给被告南通住建局，要求被告对其予以补偿安置。被告南通住建局于次日收悉后，经查阅相关资料，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关于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义务的函》。上述函件于2020年1月2日、1月8日向红叶公司住所地及其他地址以挂号信方式寄出，均被退回。被告遂委派工作人员至红叶公司住所地了解情况并联络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未果后，遂于7月13日对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问题。另经查询，第三人红叶公司名下仍然有不动产登记信息。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调取的不动产信息及各方当庭陈述等综合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在于原告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义务是否应当由被告南通住建局承担。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施行）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第五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上述条款乃是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基本权利义务的厘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负有补偿和安置的义务。本案中，获得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红叶公司，红叶公司作为拆迁人，对拆迁项目范围内的被拆迁人负有安置补偿的义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拆迁，也可以由拆迁人自行拆迁或者委托拆迁，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第十五条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职责在于管理监督，诸如发放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裁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本案中，因原告朱某就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与拆迁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而被告南通住建局××××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依申请作出案涉裁决书，并就有关限期拆除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经切实履行了监管职责。原告朱某就案涉房屋强制拆除后的安置补偿问题，应该按照44号裁决书及有关裁判文书查明的房屋性质，依法向红叶公司主张，拆迁补偿安置义务并非由被告南通住建局承担。另，被告南通住建局在收悉原告朱某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补偿安置的材料后，认真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向第三人红叶公司发出函告，并就函告及联系情况书面告知原告朱某，指引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并无任何不当。是故，本案案涉房屋拆迁项目拆迁人并非被告南通住建局，补偿安置义务不应由其承担，其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之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纠纷根源在于原告方对于案涉被拆除房屋的性质存在认知偏差。对于案涉房屋的性质问题，在原房产管理局作出的说明及相应的民事、行政裁判文书中，都已经有详细的分析说明，在原告方相应的案件申诉过程中，相关部门亦对其进行了释明引导。原告方应当正视案涉被拆除房屋的性质，就房屋的补偿安置尽早及时向红叶公司主张，以免获得安置补偿之民事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综上所述，原告朱某案涉被拆除房屋的补偿安置义务并非由被告南通住建局承担，其诉讼请求无相应事实和法律根据，依法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朱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照《上诉费缴纳通知单》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 审 判 长  万流兵 人民陪审员  徐敏杰 人民陪审员  陆修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