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锋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经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某，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陕西法苑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上诉人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5民初89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上诉人之前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运城“王府井商住楼”这个工程,也未签订和参与“王府井商住楼”这个工程建设。这个工程的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借款投资人在西安法院起诉上诉人之后才发现有人冒用上诉人的名义,在运城施工建设“王府井商住楼”这个工程。上诉人无奈在被告住所地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由于上诉人未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以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合同也是从西安法院案件中复印而来的,所以是复印件。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黄某的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黄某伪造的“授权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既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且加盖的章也与恒业公司的公章极不相同,并且授权给黄某的权利太大了。被上诉人黄某的代理人还提交了一份伪造的上诉人的红头文件“关于启用王府井项目部章和王府井项目工程资料专用章”。恒业公司对这个文件根本不知情。上诉人庭后了解,运城市的宗义冬清楚这两份证据的来历,我们即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并重新开庭,法庭不准许,剥夺了原告的诉讼权利,致使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使上诉人蒙受不白之冤。黄某与上诉人的关系及与案涉工程的关系等等问题，关系到黄某是否属于无权代理，也是判断被上诉人盛世公司怎么承担责任的基本事实。因此,一审在未查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所采信的其他生效判决是对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借款合同等效力作出的认定,尽管这些判决中涉及到了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但对该协议的效力并没有作出认定,二者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其它生效判决来佐证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证据不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并且上诉人已经在陕西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西安法院的三个判决还在审理之中。《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因存在重大瑕疵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上的乙方公章不是上诉人的备案章,协议上的法定代表人与事实不符。协议上面的代表人是王斌,但签约时王斌已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斌是根本不知道有此协议,更不可能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约。因此,《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系别人冒用上诉人的名义签订,属于无权代理协议。退一步讲,即使无权代理不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也因违法挂靠而无效。被上诉人盛世恒通公司找宗义冬借用恒业公司的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然后又将施工任务交由实际施工人为黄某完成,被上诉人盛世恒通公司完全知道第三人黄某没有施工资质,属于违法挂靠行为,其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一审判决关于“黄某作为原告公司的受托人,其代表原告进行的工作代表了原告的意思表示,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上诉人提供的王朝文诉上诉人与黄某借款纠纷一案(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2民初13529号)的庭审笔录中，黄某表示我是先进场施工的,后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和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协议后,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给我的委托书。当初我是以个人名义进场的,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也在施工,后来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排由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给我出具了委托书。我就是给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管理项目,不交管理费，没有领过工资。从上述证据中,可以看到被上诉人黄某在2016年就以自己的名义进入案涉工程施工,而《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是在2017年10月12日才签订的;同时也可以看出黄某从未向上诉人领过工资,上诉人根本不知道有其人存在,更谈不上是上诉人的员工及其受托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也非上诉人所签,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属于案由确定错误。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某辩称，被上诉人黄某并不是冒用上诉人公司名义承包的工程。本案被上诉人黄某是上诉人委派在临猗县王府井项目工程部的负责人，2017年前半年，上诉人公司委派在运城片区的负责人宗义冬告诉被上诉人黄某，在临猗县郇阳路有个项目工程，聘用黄某做项目管理。2017年6月1日上诉人给黄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黄某全权负责王府井商住楼工程的合同谈判、合同签订、项目管理、工程款支付、工程款结算等全部工作。同年9月1日，被上诉人黄某在涉案项目上又刻制了项目公章和资料章，并对两个公章以文件形式做了通知，即《关于启用“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府井项目部章”及“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府井项目部工程资料章”的通知》。上诉人还从公司委派专人管理这两枚公章：项目部公章由雒姗保管，项目部资料章由张倩保管。施工期间购买材料、签订合同等均是由雒姗盖章。授权委托书与关于启用“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府井项目部章”及“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府井项目部工程资料章”的通知，均是上诉人委派在运城片区的管理人员宗义冬交给黄某的，因此，证明涉案工程是上诉人公司承包的，并非黄某冒用上诉人公司名义承包的。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和建设方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判决及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1民终3422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中，本案上诉人均认可在涉案项目上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认可宗义冬是运城片区的负责人，明确承认涉案工程是其承包的。更重要的是，涉案工程的建设方盛世恒通公司未能支付工程进度款，上诉人以原告身份将建设方盛世恒通公司起诉到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其诉状中事实理由部分载明：2017年6月1日，原告承建被告开发的临猗县王府井项目，2017年10月12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并对于施工现状做了详细阐述。其次，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112民初13529号民事判决书、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116民初599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陕0116民初4355号民事调解书均确认涉案工程是上诉人承包的，并且（2018）陕0116民初4355号案件的委托代理人还是上诉人公司委派在运城片区的负责人宗义冬，而且该案件还是调解结案的。因此，涉案工程并非黄某冒用上诉人名义与盛世恒通公司签订合同。综上，上诉人主张的黄某冒用其名义与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一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黄某不应该承担任何经济损失。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对黄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因第三人冒用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2.依法判决第三人黄某、王朝文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到目前为止14811035.17元（本金12995555.17元、利息1815480元），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2日，被告盛世恒通公司（甲方）与原告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时名称为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19年7月2日经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原告企业名称由“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约定乙方承建甲方开发建设的山西省××县井购物广场商住楼工程的土建工程、水暖电安装工程等，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协议落款处双方加盖了各自的单位公章，乙方代表处王斌加盖了个人名章。原、被告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均系复印件，看不清印章编码。原告提供了2019年7月19日吕梁市国盾印章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在吕梁市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刻制公章一枚，编码为：1423020012071。因该公司名称变更，于2019年7月4日在吕梁市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刻制公章一枚，现名称为‘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编码为：1411028007523。”原告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上的印章与原告公司印章不一致，协议上的公章系伪造。另外原告提供的工商信息显示2017年7月21日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斌变更为王某。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王斌、李艳出庭作证，王斌陈述其系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不知晓临猗县郇阳西街王府井购物广场商住楼项目，没有委托黄某作为该项目负责人，黄某也不是原告公司的员工。证人李艳陈述其系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公章管理，其没有在《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上盖章。原告还提供了法定代表人王某的书面证明，陈述原告公司未委托任何人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另查明，2018年王朝文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将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和黄某诉至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要求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和黄某归还王朝文借款及利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红卫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该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黄某向王朝文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2、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向王朝文偿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利息67.21万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7月19日，2018年7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3、驳回王朝文其它诉讼请求。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原告为黄某出具了王府井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告对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原告公章提出质疑，但又不申请鉴定公章的真实性。对于该案件，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陕01民终3422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本案原、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由原告承建了被告开发的王府井购物广场商住楼项目，并作出维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变更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向王朝文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撤销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驳回王朝文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7月9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向原告作出（2019）陕0112执5136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事项为：“1、支付案件款3249432元及利息；2、支付执行费48625元。”依据（2019）陕0112执5136号执行通知书，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扣划258558元和4622532元。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陕0112执5136号执行结案通知书显示该案件共扣划原告案件款4881090元。另外原告提供了2019年10月28日向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局出具的报案材料，向公安局报案要求依法追究黄某、王朝文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但原告未提供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局的立案材料。再查明，2018年案外人山西永力工贸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将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诉至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要求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支付钢材款及违约金。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红卫律师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月11日该法院作出（2018）陕0112民初135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给付陕西永力工贸有限公司钢材款4802354.04元，资金占用费1153839.31元，合计5956193.35元，并以欠款4802354.0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自2018年7月3日至判决给付之日的利息；2.驳回陕西永力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在该案件，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2017年10月12日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盛世恒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承建了涉案工程。对于该案件，2019年6月5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向原告作出（2019）陕0112执4634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事项为：“1、支付案件款6218593.05元及逾期利息；2、支付本案执行费58492元”。2019年6月20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扣划原告银行账户内执行案件款6294032元。再查明，2019年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通贸建材租赁站作为原告将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起诉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欠付的租赁费及违约金。原告未到庭参加本案诉讼。2019年6月25日该法院作出（2019）陕0116民初59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给付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通贸建材租赁站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31日欠付的租金701505.33元；并赔偿违约金（以701505.3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从2018年8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给付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通贸建材租赁站从2018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月租金及违约金。对于该案件，2019年4月29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冻结原告银行账户内存款1611855.14元，2019年11月25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116执4427号执行通知书，执行事项为：支付申请人1800033.17元，执行费20400元。2019年12月27日，该法院作出（2019）陕0116执4427号结案通知书，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向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通贸建材租赁站履行执行案件款项为1820433.17元。再查明，2019年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将被告盛世恒通公司起诉至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并要求给付工程款及利息等，2019年12月18日该法院作出（2019）晋0821民初160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具体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另外，原告提供了2019年2月25日和2019年3月15日以山西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吕梁舒欣典当有限公司为贷款人的两份《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550万元和900万元，利率均为月利率千分之二十，主张因上诉案件的执行造成原告资金紧张，由此造成了利息损失。原告还提供了其出具给刘小河的授权委托书，主张在诉讼过程中刘红卫的授权委托书系伪造。第三人黄某提供了从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调取的（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案卷材料及庭审笔录，在该案件的证据材料中，有原告出具给黄某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原告授权黄某为原告公司的代理人，全权负责王府井商住楼工程合同谈判、合同签订、项目管理、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等全部工作。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未对授权委托书上原告的公章申请法院对其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向本院提供了吕梁市国盾印章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和原告的公章图案，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上加盖的原告公章系伪造的公章。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均系复印件，无法分辨清楚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编码；其次，（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判决书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陕01民终3422号终审民事判决书、（2018）陕0112民初1352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且裁判文书均已生效，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推翻生效法律文书认可的事实；最后，原告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与其作为原告将被告盛世恒通公司起诉至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相矛盾。原告申请的证人王斌和李艳出庭作证，王斌系原告的前法定代表人，李艳系原告的办公室主任，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第三人黄某及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履行各判决书的执行款项以及原告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原告向第三人黄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黄某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中约定的王府井项目的项目管理工作，黄某作为原告公司的受托人，其代表原告进行的工作代表了原告的意思表示，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原告要求第三人黄某及被告承担赔偿经济损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庭审前，原告自愿撤回对第三人王朝文的诉讼，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不再另行制作法律文书。被告盛世恒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民事权利、诉讼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238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公告费590元，由原告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组四份证据：证据一、检验报告；证据二、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监理通知；证据三、盛世恒通公司责令内江建筑公司所有班组施工人员到场施工的通知。证据一至证据三来源于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公司，证据一至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是：案涉工程是由四川内江市东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黄某是以四川内江市东兴建筑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的。证据四、临猗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1民初2424号和2425号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8民终1104号和11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黄某和王朝文。被上诉人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2019）晋0821民初2424号、2425号两份判决书，来源运城市临猗县人民法院，证明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证据二、（2020）晋08民终1104号和112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明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证据三、（2020）陕民申1411号、2204号两份民事裁定书，证据来源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证明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证据四、涉案工程移交资料表、邮寄快件、微信记录，来源于被上诉人黄某及上诉人职务人员宗义冬，证明目的是因该工程建设手续不齐全被政府相关部门责令停工，被上诉人黄某将建设工程资料、建筑材料等列成表通过快递公司移交给上诉人设立在运城片区的管理人员宗义冬。证明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项目。证据五、上诉人与陕西豪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及（2018）陕0116民初4355号民事调解书，证据来源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证明目的是上诉人承包了涉案工程，宗义冬系上诉人公司职务人员，也是涉案工程项目的主管人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认为无原件，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针对证据三已经在陕西检察院提起抗诉，并已经受理了，目前没有结果。对证据四所述的移交各类材料不知情，宗义冬也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对证据五上诉人也不知道，是宗义冬本人自己调解的，最终的调解金额是宗义冬自己支付的，调解的过程我方并未参与。对当事人认可真实性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是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于被上诉人黄某冒用其名义而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并由此要求黄某及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赔偿损失。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黄某及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并非基于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庭审中本院因本案案由多次向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释明，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坚持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故综合本案情况，本案案由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宜。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无效及要求被上诉人黄某、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损失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因生效法律文书具有既判力，虽上诉人主张黄某伪造其授权委托书，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在（2018）陕0112民初11787号民事判决书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的（2019）陕01民终3422号终审民事判决书、（2018）陕0112民初13529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的事实已予以认定，并根据此《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认定上诉人系涉案工程承建方，分别判决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无法推翻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生效法律文书中确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其对施工协议签订不知情，认为协议无效并要求被上诉人黄某及山西盛世恒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赔偿经济损失及利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38元（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山西恒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瑜审判员 王丰毅审判员 段雪丽二O二O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艳书记员 王晓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