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32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猛，男，1980年5月1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住内蒙古自治区，系王猛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春，上海市建纬（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智，男，1980年10月27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系杨文智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定宇，包头市星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猛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内0291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张瑞春，被上诉人杨文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邢定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猛上诉请求：撤销（2020）内0291民初12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文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审理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王猛与杨文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投资合伙关系。杨文智向王猛付款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2018年12月29日、2018年12月30日，而王猛确定经营地点、签订租赁合同、支付租金的日期为2018年11月13日、工商设立“红天府”餐馆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由此可以看出，“红天府”餐馆的成立时间与杨文智支付款时间完全相符。通过王猛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杨文智从“红天府”餐馆的选址到选取名称到实际经营均参与。按照交易惯例，如果双方是借贷关系，应由王猛向杨文智出具借条予以确认，而本案中双方不仅未签订借条或借款合同，而且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杨文智从未主张过该笔款项为借款。基于此，可以看出王猛与杨文智间并非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而系经营合作关系，只因疫情原因导致餐馆生意惨淡，杨文智无法按约收取分红，才以此为由向王猛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本案涉案款项总计40万元，根据一审庭审中杨文智所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可知，其中30万元系由杨文智通过银行卡转给王猛，另外10万元系案外人阮某通过银行卡转至王猛处。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外人阮某是否拥有该10万元诉权的情况下，擅自将该40万元全部认定为王猛向杨文智的借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亦违反法定程序、遗漏诉讼主体。基于案外人阮某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一审程序中未对案外人阮某进行谈话问询，又未将案外人阮某追加为本案的共同原告，故一审程序因遗漏诉讼主体，导致本案程序违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等债权凭证，出借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猛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王猛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猛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杨文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杨文智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未提供借款借据等足以证明双方系借贷关系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中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要求，杨文智在一审中作为原告，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应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作为被告的王猛举证的证明标准为：将杨文智所举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情况即可。本案中杨文智所举证证据并不能达到高度盖然的法律效果，王猛所举证据完全可以说明双方并非简单的借贷关系。因此，杨文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文智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杨文智从自有的农业银行卡给王猛转账30万元以及从答辩人母亲阮某持有的兴业银行卡给王猛转账10万元，共计40万元，王猛认可收到40万元这一事实。2019年2月3日答辩人用母亲阮某的兴业银行卡给上诉人转账2万元、2019年5月14日答辩人又用母亲阮某的兴业银行卡给上诉人转账8万元，共计10万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四）、（五）项的规定“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借款关系成立。本案中杨文智授权母亲转账给王猛10万元，王猛已收到，视为双方借款合同成立，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并未遗漏诉讼主体。二、投资关系与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投资关系表现为：投资主体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作为合伙人或者股东享有决策权、利润分配权、履行出资义务，承担出资不足的责任。借贷关系表现为：出资人不参与企业实际经营管理，不承担企业的风险。本案中，工商登记没有杨文智的信息，双方也无投资协议，杨文智没有参与企业的基本经营决策，也不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应认定为借贷关系。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文智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能够证明给王猛转账40万元的事实。根据该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视为借款合同成立。综上所述，杨文智转账支付给王猛40万元的事实清楚，王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猛的上诉，维持原判决。杨文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猛偿还原告杨文智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直至本息还清止)；被告王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文智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兴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清单记载，杨文智从自有的农业银行卡给王猛转账30万元及以杨文智母亲持有的兴业银行卡给王猛转账10万元。王猛认可收到杨文智转账40万元，但认为是杨文智为与王猛合伙开办餐厅的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杨文智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证据能够证明给王猛转账40万元的事实。王猛认可收到杨文智40万元，但王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文智与王猛存在合伙关系，该院认定杨文智与王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杨文智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还款期限，杨文智可随时向王猛主张权利，杨文智提出要求王猛偿还4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杨文智提出要求王猛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杨文智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杨文智的该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文智借款40万元；二、驳回原告杨文智要求被告王猛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计3650元（原告杨文智已预交），由被告王猛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在从事交易行为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防范交易风险的意识。本案中，上诉人王猛认可收到被上诉人杨文智通过其本人账户及其母亲账户陆续向王猛账户转款40万元，称40万元系杨文智与王猛合伙投资款。对于该主张，王猛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证据证实。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合伙投资经营饭店的事实，证据中仅有询问日常经营情况的讯息，对于合伙的投资详情、利润分配等构成合伙经营法律关系的事实均不能证实，故王猛称双方系合伙投资关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杨文智将40万元转账至王猛账户，王猛取得了财产利益，而杨文智受有损失，王猛取得利益与杨文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王猛取得该4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故原审法院判令王猛将40万元返还杨文智并无不当，但王猛与杨文智之间并未建立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显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法院判令王猛将40万元返还杨文智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王猛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王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韬审判员 杨 娜审判员 贺 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宏丽附、本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