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181刑初106号公诉机关古交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朱某，1960年6月24日出生吉林省延边市,住太原市。古交市人民检察院以古检一部刑诉〔2020〕8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某犯诈骗罪，于2020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古交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马某、检察员周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古交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朱某谎称能帮被害人薛羊栋信访伸冤，并提出需要办理费用。2017年4月21日，被害人薛羊栋在中国农业银行古交市支行转账给被告人朱某7万元，9月17日在同一银行转账给被告人朱某1万元，共计8万元，被告人朱某将赃款用于自己开销。2018年5月份左右，在太原市金刚堰路一茶馆，被告人朱某谎称认识省公安厅领导，能为被害人王志刚处理经济纠纷案件，骗取被害人王志刚现金4万元，被告人朱某将赃款用于自己开销。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与出示的证据如下：1.书证；2.被告人朱某的供述与辩解；3.被害人薛羊栋、王志刚的陈述；4.证人邢某的证言。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1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朱某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朱某辩称，我是主动投案的，没有谎称可以办事，原来给临县的村民办过事，他们才找我办事的，王志刚给我的10万元，我退了6万，剩下的4万元打了借条。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朱某谎称能帮被害人薛羊栋信访伸冤，并提出需要办理费用。2017年4月21日，被害人薛羊栋在中国农业银行古交市支行转账给被告人朱某7万元，9月17日在同一银行转账给被告人朱某1万元，共计8万元，被告人朱某将赃款用于自己开销。2018年5月份左右，在太原市金刚堰路一茶馆，被告人朱某谎称认识省公安厅领导，能为被害人王志刚处理经济纠纷案件，骗取被害人王志刚现金4万元，被告人朱某将赃款用于自己开销。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报案材料，证实薛羊栋报案称，2017年至今朱某以能够帮薛羊栋伸冤为由，被诈骗了八万元整；王志刚报案称，朱某谎称认识省公安厅领导，以能为王志刚处理案件为由诈骗人民币四万元整。（2）借条、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证实朱某收王志刚四万元整；2017年4月21日，薛羊栋向朱某转账7万元整，2017年9月17日，向朱某转账1万元整。（3）到案经过，证实2020年9月25日，古交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依法传唤朱某回古交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受调查。（4）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朱某系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人。（5）工作证复印件，证实朱某提供给薛羊栋、王志刚的工作证是法治中国社会责任督导办公室主任;爱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6）朱某给薛羊栋提供的情况说明，关于薛羊栋被冤屈之事，现经各相关部门接案，正在办理之中。（注：薛羊栋提供的材料费、调查费等共计捌万元都已上交）（7）被害人薛羊栋的陈述：2017年3、4月份,崔文龙、邢某和我一起吃饭时,我说我有一个冤案,有人把我害的坐了监狱,崔文龙说他认识一个叫朱某的人,是法治中国的记者,可以帮上忙,我说能帮上忙就好,就请崔文龙帮着约朱某见面,崔文龙就给朱某打电话,把我的事给朱某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帮上忙。朱某说他能帮上忙。崔文龙就问朱某啥时候有时间在太原见面,朱某说行。过了大约十几天,我和崔文龙、邢某在古交市电影院坐上王秀平的车去了太原。到了太原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朱某定的地方,见面以后,我就把准备的材料给了朱某,他看了后对我说他是在法治中国工作,他们可以督查冤假错案,他们是中纪委的下属单位,我这个事他还可以追究当时相关人员的责任，还可以帮我追回应得的补偿,我的事他可以办。他说我这个事需要50万元,两个月就能办完。我说可以,只要事情能办了,我原意花这50万元钱。我对朱某说我回古交后就准备钱,准备好后再和他联系,我和朱某互相留了电话,回到古交后,我就开始借钱,我借了7万元,我给朱某打电话说我实在是没那么多钱,只有7万元,看行不行，他说能行,让我先给打到他的银行卡上。我就在古交市农业银行给朱某的银行卡上转了7万元钱。然后我就在家等消息。中间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问事情的进展,他就说正办着了,让我等着。2017年9月份,朱某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再弄点钱,我就又给他打了1万元,也是在古交市农业银行转的,还是转到了朱某上次的银行卡里。这之后我打电话问他事情进展,他又说正在办。后来我催的急了,他打电话告诉我要来古交调查,坐着一个白色小轿车来的古交。当时我和崔文龙、邢某和朱某在西曲宾馆见的面,朱某又看了下我的材料,说他开始调查,吃完饭朱某让我等消息,他就走了。后来我就隔三差五的给他打电话,他说办着了,中央马上就下来人办我的案子了,让我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再后来朱某告诉我不要打电话了,他忙着了,有消息就会告诉我。后来我自己去太原找过他十几次,和他见面他也是说让我不要着急,正办着了,我就回古交了。2018年7、8月份的时候,朱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当了爱国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了,单位缺人,让我帮着招几个人去他那里上班,一个名额给他10万元钱,他可以直接安排在他的单位上班。他还告诉我省人大副主任、省公安厅厅长是他的关系,是朋友,有事他都能办,然后朱某就问我有钱不,让再给他打点钱,我的钱跟不上事就办的慢。我就把这个事给王秀平在电话里说了一下，想借他点钱，王秀平说这个事不对劲,这么长时间也没办了,就只会一个劲要钱,下次我和朱某再见面的时候叫上他一起,他让朱某办个事,试探朱某一下,看到底能不能办了事。我说好。过了两三天,我约好王秀平一起在太原见了朱某,见面后王秀平对朱某说他有件公安上的事想让给办一下,朱某看了下王秀平的材料,说能办,朱某也是给王秀平要50万元,王秀平拿出来一个几百万的承兑汇票让朱某看,说再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到时候就有钱了,我现在先给你4万元行不行。朱某看了看承兑汇票说行。王秀平又对朱某说要是能把他和我的事办了就把他和我的一百万一起给朱某付了。朱某说行。王秀平当场就给了朱某4万元现金,朱某说王秀平的事他一个星期就能办了。然后朱某和王秀平互相留了电话。过了十几天,王秀平告诉我他给朱某打电话,朱某总说找不见人,事正办着了,不要着急。王秀平说这事不对,咱们得商量个办法,得让朱某给咱们打个欠条,要不以后说不清楚。我们就约朱某在太原见面,朱某一直拖着说忙,没有空。我和王秀平、邢某就一起商量,邢某给朱某打电话假装说让他帮忙给安排两个人的工作,办成了给他20万元，朱某答应见面,我们三个人就去太原见到了朱某。见面后邢某就假装和朱某谈安排工作的事,谈完后,我和王秀平就让朱某给我们打个收条,朱某开始不愿意,我和王秀平不让他走,后来朱某就给我写了个收到我八万元的情况说明,给王秀平写了个4万元的借条。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回古交了。然后我们再给朱某打电话他就不接了,直到现在我们也联系不上他。我和王秀平是朋友关系,他身份证上的名字王志刚。第二次陈述：我总共给了朱某两次钱，总共8万元整。第一次是2017年4月21日转了7万元整，第二次是2017年9月17日转了1万元整。2003年2、3月份，在我买卖梭峪乡煤矿的过程中,我觉得梭峪乡政府存在暗箱操作,买卖不公平,我就去古交市政府、太原市政府、山西省政府上访,2004年4月份左右,我被古交市人民法院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再后来我上诉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发回重审。2005年大约8月份左右梭峪派出所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继续去古交市政府、公安局、检察院、太原市检察院上访,2008年古交市政法委牵头,古交市人民检察院、古交市人民法院共同赔偿了我四万多元钱，我觉得自己太委屈,因为这个事我损失了一千多万元,赔偿给我的钱也太少了。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上访。当时我和朱某在太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朱某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件上的单位是法治中国社会责任督导办公室,职务是主任，介绍人崔文龙也说他在太原见过法治中国的牌子,他的女婿吕中平是记者，和朱某认识,我就向崔文龙要了吕中平的电话,我在我家里给吕中平打电话问他是否认识朱某，吕中平说认识,我问他朱某是不是在法治中国工作,吕中平说是。所以我就相信了朱某,我认为他有能力帮我伸冤并要回赔偿。朱某给我发了个他的农业银行卡号,我不会转钱,我就拿着现金让邢某帮我在古交市农业银行以银行卡现金存款(无卡)的方式分两次存到朱某的农业银行卡里的。当时银行的业务凭证我都留着。我和朱某在协商这个事情时，都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性的东西。我提供的朱某证件的影印件是王秀平看朱某证件时拍的,我在古交的打印店打出来的。我提供的情况说明是2019年1月6日在太原，朱某当着我和王秀平、邢某的面亲笔书写的,我和王秀平要求朱某写的。借条上写的王志刚就是王秀平,王秀平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王志刚,这借条也是朱某当着我和王秀平、邢某的面亲笔书写的。我说要来公安局报案,王秀平就把借条给了我,让我一起提供给公安机关。我给朱某的钱是我在一个叫开明的古交人那儿贷了七万四千元整，还有六千元是我自己的钱。崔文龙说吕中平是他的女婿,在吕梁那边当记者了,我向他打听朱某的情况,和他通过电话,在太原还见过一面。（8）被害人王志刚的陈述：2018年5、6月份，我的朋友薛羊栋找我借40万元,他说找了一个叫朱某的法治中国的记者帮他办点事,需要给朱某活动经费50万元,还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朱某已经帮他办的差不多了,希望我能借给他40万给朱某。我说不可能，是被朱某骗了吧。薛羊栋不相信我说的,我就让薛羊栋带上我去见朱某。过了大约1个星期左右，薛羊栋和我在太原金刚堰路的一个茶馆里见了朱某,见面后朱某告诉我说他认识新来的省公安厅刘厅长,中纪委也认识人,有啥事可以帮我办。我问他具体是做什么的，朱某说他们是中央人民满意度调查室的，什么事都能管,权力可大了,还能批出来挖煤的手续。我就拜托他帮我办一件公安上的事,朱某说能行,我就随口编了一个诈骗的事,朱某听了后说这个事他能办,活动经费也是50万。我让他给我先办,事办成了,我连薛羊栋的总共100万一起给他。朱某说让我马上就得给钱。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现金,我有承兑汇票,我当时身上带的承兑汇票的复印件,就拿出来给朱某看了一下，我说这个承兑汇票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到时候我给他，朱某说得先付一部分现金。我就把随身带的4万现金给了朱某。朱某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大约过了十几天,薛羊栋给我打电话说他问了下朱某事办的怎么样了,朱某在电话里说我的那个诈骗案已经结案了。这下我和薛羊栋就知道朱某是骗子了。我就给朱某打了个电话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朱某也是告诉我说已经结案了,我说我这个事情就没有立案,怎么会结案，让他把钱还给我。朱某见被我拆穿了就说把钱退给我。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打通朱某的电话。我让薛羊栋联系朱某,薛羊栋也打不通了。直到2019年1月份,我和薛羊栋商量了一个办法,薛羊栋给朱某发短信说有人想出钱找工作,这钱怎么给，朱某就给薛羊栋回电话约在太原见面，我和薛羊栋、邢某一块去的太原.还是在金刚堰路的一个旅馆大厅里见到了朱某,见面后我和薛羊栋就让朱某还钱,朱某一直说没有钱,我们说没钱就把借条给我们写下来,把证件给我们看一下,带我们看单位在哪儿。朱某说他们单位正装修了,没法去,他拿出证件给了我们。我就用手机拍下他的证件。朱某不想给我们写借条,我和薛羊栋就不让他走,然后朱某就给我写了张借条,给薛羊栋写了个说明。然后我们就回了古交,直到现在又联系不上朱某了。我和薛羊栋是多年的邻居朋友，薛羊栋说他是通过一个姓崔的朋友介绍的,薛羊栋第一次去见朱某的时候,就是我拉着他和这个姓崔的人去的太原。我和薛羊栋是邻居朋友。第二次陈述：2018年的时候，我通过朋友薛羊栋认识了朱某，我对朱某说给我办一个买卖解冻的事情，朱某说他认识省公安厅厅长，可以帮我办这件事，然后让我给他50万办事的钱，我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我有三百万的承兑汇票，到期了就有钱了，朱某说多少得先给点，我就将随身携带的4万元现金给了他，过了大约1个月左右，这期间我问朱某事情办的怎么样，朱某告我说正在办，并说可以办个去山西电力系统的工作，我说那给我儿子办吧，朱某说这个工作需要40万元，我就又给了他6万元现金。之后就回家等消息，我每次打电话问情况，他就说正在办，后来我觉得不对劲，我就给朱某打电话说，我想把承兑汇票变现，需要钱贴息，我现在没有钱，让他给我退点钱，我贴息变现后给他办事钱，后来朱某就给我退了6万元。两次给钱的时候薛羊栋都在场。我托朱某给我办两件事，一件事是2010年的一个经济纠纷，另一件事给我儿子找工作的事情。朱某现在还欠我4万元，2019年12月31日给我打过一个4万元的借条，朱某收了我的钱后，也没有帮我办事，每次打电话都推脱正在办，后来就不接电话了，我也找不到他了。（9）证人邢某的证言，2016年9月份的时候,梭峪村的阴阳先生崔文龙(小名叫狗大)介绍一个姓朱的(我一直称呼他为朱总)帮助薛羊栋打官司,当时在太原柳溪街的一个饭店协商这个事，这个朱总说办这个事需要办案经费50万元,薛羊栋拿不出来钱就和朱总协商分期付款,朱总就同意了,当时口头商定先付多少我不记得了,不是10万就是20万,说好办案经费的事,朱总就接下了薛羊栋的材料。薛羊栋回到古交后就开始准备钱，一直到2017年4月份,薛羊栋打电话告诉我他借了高利贷7万元,先给朱总打过去。薛羊栋不会转账,就叫我帮他转钱,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古交的农业银行,我们在银行窗口上给朱总提供的银行账号上转了7万元,同年7、8月份的时候朱总生病(他说是心血管病)去北京住院治疗,他让我们去北京见他,我和薛羊栋就去北京医院见了他,在医院他告诉我们薛羊栋这个事他们在北京的领导已经做了批示,很快就能处理了。我给了薛羊栋5000元钱,让薛羊栋给了朱总,算是看望朱总生病住院的慰问金，薛羊栋就拿着给了朱总，朱总就收下了,然后我们第二天就返回了古交。到了9月份的时候。根据朱总的要求,我和薛羊栋还是在古交农业银行给朱总提供的银行账号上转了1万元整,然后朱总就整理薛羊栋的材料,整理好后就把我和薛羊栋叫到太原看材料,看送到哪些部门后的一些凭证,证明他正在办理薛羊栋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回去,让我们下礼拜再来太原见他,他会告诉我们事情进展。就这样我们每个礼拜都去太原见他,去了太原我们就请朱总吃饭喝酒,一直到了2019年1月份的时候,薛羊栋告诉我说朱总把他拉黑了,联系不上了,他怀疑朱总是骗子,我也懵了,薛羊栋说咱们赶紧报案,我说咱们先了解情况,我自已就去找崔文龙,让崔文龙联系老朱,结果崔文龙说他也联系不上老朱。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可能被老朱骗了。我赶紧告诉了薛羊栋,然后薛羊栋就去找了崔文龙,然后又找了崔文龙的女婿。我和薛羊栋是亲戚关系，他是我妹夫，他老婆是我二姨家的女儿。薛羊栋之前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古交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平反后觉得冤屈，就想找人帮他要赔偿。我们是通过崔文龙介绍认识的朱总，崔文龙是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我和他认识30多年了，经常打交道，算是熟人。崔文龙就说他给朱总看过风水,朱总是他女婿的领导。朱总先后给我看过他的一个证件,我记得证件上单位名称有中纪委中央党校、法治中国，大约56岁，身高1.60米左右，太原口音，圆脸，每次都是薛羊栋直接联系的,我只有他的微信号，我还有他的助理一个姓宋的微信号，他和朱总来古交的时候我留的他微信,朱总告诉我和薛羊栋姓宋的是他的助理。第一次薛羊栋和朱总协商这事的时候有崔文龙、我、秀平（薛羊栋的朋友），我知道秀平有三次在杨,都是薛羊栋让他开车拉我们去太原,一起相跟上见的朱总。第一次见面协商的时候，都是口头约定的,大概2018年年底，在太原柳溪街的一个旅馆大厅，我、薛羊栋、秀平见朱总的时候,我到旅馆门口抽烟去了,薛羊栋和秀平就和朱总说事情,后来在返回古交的时候薛羊栋告诉我刚才朱总给他书写了一个条子。薛羊栋办事没钱,只要我和他出去见朱总所有的开销都是我付的,这些开销包括交通、住宿、吃饭、打印材料、去北京医院看望朱总给的钱，一共八九万元。我和薛羊栋是亲戚,我就是帮薛羊栋的忙,薛羊栋让我先垫上，官司打赢了要回来赔偿再还给我,我就先垫上了。2016年8月份前后,当时薛羊栋的儿子自杀了,埋他儿子的时候是我找的崔文龙下的葬,当时办完事吃饭的时候,崔文龙说他认识个姓朱的大人物,薛羊栋就让崔文龙联系一下,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吧,崔文龙说联系好了,秀平开车拉着薛羊栋、我和崔文龙就一起去太原见了朱总。（10）被告人朱某的供述，我觉得我不是诈骗。2017年，崔文龙介绍我和薛羊栋认识，崔文龙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有一个叫薛羊栋的朋友有一个冤案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具体见面谈。过了大概两天我就约薛羊栋和崔文龙到太原市新建路北口一家上岛咖啡见面，薛羊栋说他乡里有个煤矿当时拍卖的时候他没有拍到，他认为当时的拍卖程序有问题，后来他就一直上访，结果被公安局抓了，他认为自己是冤枉的，想让我给他翻案，另外就是想让那个煤矿停下来，重新拍卖，我跟他说办这个事情需要20万元，薛羊栋说他没有那么多钱，只有8万元，我跟他说能行，过了大概一个月薛羊栋就把8万元打到了我的农行卡上。之后薛羊栋的事情我写了相关材料给古交信访办还有纪检委递了材料，但我没有给办成，薛羊栋问我要过8万元，但当时我把其中的5万元交给爱国工程研究院了，24000元给员工发工资了，剩下的钱我自己平时花费了。我给薛羊栋看过我的身份证，北京爱国工程研究院给我发了两个工作证，一个是爱国工程研究院，职务是副院长，另一个是法治中国社会责任督导办公室，职务是主任。我跟薛羊栋说过中央马上有人要下来办理薛羊栋这件事，但后来也没有人下来调查这个事情。大概2018年，薛羊栋介绍我认识了王秀平，约我和王秀平在太原市柳西街的一个茶馆见面，王秀平当时说想让我找山西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帮他们家在太原的一个买卖解冻之类的事情，我说需要10万元，过了两天王秀平就给我拿了10万元现金。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办成。之后我还了王秀平4万元，剩下的我自己花费了。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1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按照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作案手段、造成的后果、社会危害性进行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朱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9月25日起至2024年5月24日止。）二、未追回的赃款12万元，继续向被告人朱某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 判 长  武绪良人民陪审员  张美艳人民陪审员  康小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弓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