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初233号原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南路1号1幢01层101内132室。法定代表人：刘二花。诉讼代表人：卢明明，女，1981年11月22日出生，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监事，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蒙德，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王云达，男，1970年4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二花，女，1953年9月3日出生，住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阳益海公司)与被告王云达、刘二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铭阳益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蒙德，被告王云达、刘二花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铭阳益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王云达、刘二花向铭阳益海公司赔偿损失71270798.4元；2.请求判令王云达、刘二花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铭阳益海公司明确上述损失金额71270798.4元，系以（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判决确定的赔偿依据。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5月5日，王云达成为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股权的股东,同时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全面管理和控制公司。但因纠纷，王云达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于2017年5月才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二、2016年9月，北京焱连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焱连通公司，现名称已经变更为时代风韵（北京）国际旅游科技有限公司）与铭阳益海公司签订《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以下简称《转租合同》），约定铭阳益海公司将其承租的国家体育场地下一层及零层的场地转租给焱连通公司。焱连通公司支付租金后，王云达另外控制的黑河市华夏知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青公司）、北京万通银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等单位长期无偿占用该场地，导致铭阳益海公司无法向焱连通公司交付租赁场地。焱连通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法院），朝阳法院审理后判令铭阳益海公司立即按照《转租合同》的约定向焱连通公司交付租赁场地，并支付逾期交付场地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2月10日至租赁物实际交付之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该一审判决。因铭阳益海公司的执行董事王云达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焱连通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焱连通公司与2018年5月再次向朝阳区法院起诉，该案经朝阳区法院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判令铭阳益海公司交付租赁场地并支付违约金6972000元及违约金（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交付租赁场地之日止，以84651900元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二的标准计算）。因铭阳益海公司在王云达控制下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焱连通公司申请法院对铭阳益海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截止铭阳益海公司起诉之日上述违约金已经高达7000余万元，严重损害了铭阳益海公司的财产利益。三、铭阳益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均由王云达、刘二花实际控制。2017年12月，王云达与刘二花通过伪造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等手段，将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王云达变更为刘二花，以此逃避其作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王云达、刘二花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其行为已经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现铭阳益海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3条的规定，由公司监事卢明明作为铭阳益海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代表公司参与诉讼，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王云达、刘二花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9条、第151条的规定，向铭阳益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王云达辩称，一、卢明明不具备担任铭阳益海公司监事的资格，2019年4月其已被铭阳益海公司免职，无权行使监事职权提起本案监事代表公司诉讼，程序不合法，恳请驳回铭阳益海公司诉请。二、铭阳益海公司起诉状中多处与事实不符，具体情况如下：1.2015年5月5日起，王云达并未全面控制铭阳益海公司。2015年4月29日，尹铭与王云达签署《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协议》；2015年5月5日尹铭主持召开本公司全体员工会议，会上尹铭郑重宣布：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云达，王云达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尹铭不再对本公司享有任何管理权限。尹铭管理经营铭阳益海公司期间，公司严重亏损，濒临破产。王云达支付了股权对价款接管铭阳益海公司后，自筹资金帮助公司清偿债务、发放员工工资、维持公司运转，并积极探索改革公司僵化的管理体制与落后的经营模式。尹铭眼见公司情况有所好转，就弃合同约定于不顾，又想拿回公司控制权。尹铭不但不按约完成各项工商变更登记，反而于2015年7月9日凌晨带领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抢走了公司的保险柜，里面有公章、财务章等重要物品。由于没有公司公章，王云达无法正常管理铭阳益海公司。2.2017年12月28日，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云达变更为刘二花，是经过两位股东协商后正常的商业行为，并非王云达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受焱连通执行案件影响王云达已经被法院限制高消费。铭阳益海公司诉请中并未区分王云达和刘二花的责任比例，况且也不存在王云达和刘二花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铭阳益海公司诉求不明确，恳请驳回。3.2016年9月28日，尹铭与案外人焱连通公司签订《转租合同》，该行为系尹铭的个人行为。尹铭利用非法抢走的公章擅自与其关联公司焱连通公司签订《转租合同》，如此重大事项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并非公司行为，王云达作为铭阳益海公司持股50%的股东完全不知情。4.尹铭与焱连通公司签订《转租合同》之前，2013年至2015年，在尹铭担任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期间，其早已将国家体育场场地租给了北京铭阳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阳益海餐饮公司）、知青公司、北京德嘉尚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嘉尚公司）经营。5.万通公司的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场所并不在国家体育场，且知青公司与万通公司并不受王云达的控制。三、铭阳益海无法交付租赁场地的原因与王云达无关。1.转租在先的次承租人依据合法的场地租赁合同在使用场地。2.转租在先的第三方承租单位均已经向朝阳区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不同意铭阳益海公司将租赁场地交付给焱连通公司，王云达并未对抗法院生效判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场地产权人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体育场公司)不同意将场地交付给焱连通公司，其也曾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如铭阳益海将场地交付给焱连通公司，产权人将会与铭阳益海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四、焱连通执行案件违约金的增加，是因为铭阳益海公司自身无履行能力，并非王云达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五、焱连通公司申请执行的违约金，系因铭阳益海公司无履行能力且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未被法院实际执行划扣钱款或者拍卖资产，铭阳益海公司并未发生实际损失，不应当要求王云达赔偿。六、铭阳益海公司注册资本早已足额实缴，王云达作为股东尽到了股东的出资义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股东责任。铭阳益海公司债务应当由公司独立承担，铭阳益海公司自身无履行能力导致违约金增加应当由公司承担，不能要求股东王云达承担赔偿责任。七、焱连通公司场地转租案件是铭阳益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尹铭主导的虚假诉讼，尹铭与焱连通公司有密切的关联关系，铭阳益海公司的损失均是尹铭造成，责任主体应当是尹铭，与王云达和刘二花无关。刘二花辩称，同王云达答辩意见。刘二花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没有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没有对抗生效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公司股权、法人变更情况铭阳益海公司系成立于2009年6月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3000万元。2015年4月,铭阳益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及其出资为：尹铭出资2640万元，持股比例88%，王云达出资360万元，持股比例12%，法定代表人为尹铭，职务为执行董事。2015年4月29日，王云达作为股权受让方（甲方）与尹铭作为股权出让方（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协议》。尹铭将其持有的铭阳益海有限公司的38%的股权转让给王云达,转让完成后，王云达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的股份，并变更成为铭阳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云达按照上述协议履行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300万元的支付义务，铭阳益海公司、尹铭并未协助王云达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后双方发生争议。2015年7月9日，尹铭带人拿走铭阳益海公司保险柜，保险柜内有铭阳益海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等。2015年7月17日，王云达以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为由向朝阳区法院起诉。朝阳区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38497号民事判决认为，“王云达与尹铭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结合王云达提交的相关付款凭证以及尹铭签字确认的2015年7月18日会议纪要，可以认定王云达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300万元的支付义务。股权转让完成后铭阳益海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及其出资为王云达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50%，尹铭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50%。尹铭、铭阳益海公司主张王云达支付的款项中的1100万元系代华夏公司支付的租金和押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尹铭、铭阳益海公司主张王云达支付的剩余款项系依2014年3月11日、2014年5月9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王云达对此不予认可，且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王云达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尹铭、铭阳益海公司的该答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协议》约定，王云达、尹铭一致同意《协议》签署后，王云达成为铭阳益海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并由尹铭促使铭阳益海公司及行政主管部门完成相关变更登记，故王云达要求铭阳益海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登记为铭阳益海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朝阳区法院判决：“一、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云达签发出资额为一千五百万元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二、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将尹铭名下的出资一千一百四十万元变更至王云达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三、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将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由尹铭变更为王云达的工商登记手续；四、驳回王云达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1月,本院作出（2017）京03民终46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23日，经法院强制执行，铭阳益海公司完成王云达的股权变更登记，王云达成为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7年5月27日铭阳益海公司重新刻公章、财务章。2017年12月28日，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王云达变更为刘二花。2020年5月12日，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二花变更为王云达。2020年9月10日，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云达变更为刘二花。现铭阳益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铭阳益海公司于2009年6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二花，股东分别为尹铭（持股比例50%）和王云达（持股比例50%），公司高管为刘二花（执行董事）、尹铭（经理）、卢明明（监事）。二、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一）2011年4月11日，铭阳益海公司（乙方）与体育场公司（甲方）签订《国家体育场场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铭阳益海公司自体育场公司租赁场地，包括：1、地下一层（注：即甲方建筑施工图标注的B1夹层），体育场内南侧基座空间的东南侧，建筑面积5910㎡；2、零层（注：B1夹层的新搭建二层部门，）零层搭建面积约2000㎡，以及原有约900㎡的临建办公面积，共计建筑面积约2900㎡。3、三层（注：三层图纸填充面积）建筑面积2660㎡，计价面积按90%计算为2394㎡。……租赁期限自2011年6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止。第十三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经营范围内以合法形式将部分面积转租给第三方使用，但应将转租合同提交甲方备案。乙方就受转租人的行为向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二）2013年，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铭阳益海餐饮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租赁使用位于国家体育场北京国际旅游汇L、G区的场地进行合法经营，场地总面积为840.17平方米，上述场地用于乙方进行咖啡馆……。乙方租赁期限自2013年7月16日至2021年7月15日，共捌年。每年租金58万元。该合同落款处盖有铭阳益海公司合同专用章、北京铭文投资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尹永泽签名。诉讼中，王云达表示，该租赁合同是在尹铭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签订的，铭阳益海餐饮公司与北京铭文投资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尹永泽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承租区域疫情前由铭阳益海餐饮公司控制使用,用于经营咖啡馆。铭阳益海公司认为签订该合同的时间较久，无法核实真实性，不申请对该合同进行鉴定，认为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三）2014年11月21日，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知青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租赁使用位于国家体育场北京国际旅游汇的场地，建筑面积共计1880平方米（使用率70%），承办《知青馆》常设展。租赁期限：自2014年10月16日起至2019年10月15日止，共计5年。搭建日期：乙方所设计的知青展实施方案最迟在2014年12月16日前完成并进场搭建争取在2015年1月16日前对外开放。场地计费具体时间：2015年1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2015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租赁费用为15元/建筑平方米/天，2017年1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为20元/建筑平方米/天。即：2015年1月16日至2016年1月15日租金为10293000元；2016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租金为10321200元；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租金为13724000元；2018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租金为13724000元；2019年1月16日至10月15日租金为10264800元。该合同经铭阳益海公司及知青公司加盖公章，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尹铭签字确认。同日，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知青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合作开展《知青展》项目，由甲方负责将单方承担第一年的租金（即2015年1月16日-2016年1月15日期间的场地租赁费用），由乙方负责项目实施前期的所有费用、项目设计费、装修费，后期由乙方负责运营该项目，甲方全力配合为条件达成共识如下：合作期限自2015年1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租赁费用：2015年租金为2744800元；2016年租金为2752320元；2017年租金为3431000元；2018年租金为3431000元；2019年租金为2566200元。双方另行对利润分配、资金结算、知青馆项目实施及运营、争议解决等做了约定。同时约定，本补充协议与×有不一致时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该补充协议由铭阳益海公司及知青公司加盖公章，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尹铭签字确认。庭审中，王云达提交2014年11月22日知青公司与北京中博时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及2015年7月《中国青年报》关于“《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博物馆鸟巢开展”的报道，用以证明知青公司对场地进行装修，并于2015年7月对外展览。2017年5月28日，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知青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二）》。变更约定为由甲方负责单方承担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租金（即2015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的租赁场地租赁费用），前两年的租金及后期的租金优惠部分作为甲方与乙方合作开展知青展的投资成本，乙方继续负责运营知青展。合作期限变更为2015年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9日，双方对于2017年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9日的租金予以重新调整。该协议由铭阳益海公司及知青公司盖章确认。（四）2015年，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德嘉尚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租赁使用位于国家体育场北京国际旅游汇D、M区的场地进行合法经营……上述场地用于乙方进行自主经营。乙方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3日至2020年5月2日，共5年。每年租赁费为2000000元。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予以支付全部租赁费。壹仟万元整。该合同由铭阳益海公司、德嘉尚公司加盖公章并经尹铭签字确认。2015年5月8日，德嘉尚公司向铭阳益海公司支付1000万元，备注：代付4D馆工程费。王云达主张该款项为德嘉尚公司支付的租金。该区域用于4D场馆建设,但并未装修完毕。铭阳益海公司认为德嘉尚公司未支付过租金，上述转账款项系由尹铭出资，用于上述场地4D场馆建设使用，有专门用途，并非租金。另查明，德嘉尚公司于2012年8月2日成立，2015年5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王向伟变更为王云达。同日，股东由王向伟变更为尹铭（持股50%）、王云达（持股50%）。2017年12月29日，法定代表人王云达变更为刘二花。现该公司执行董事为刘二花、经理为王云达、监事为尹铭。铭阳益海公司主张德嘉尚公司系为了运营鸟巢场地设立的项目公司。（五）2016年9月28日，铭阳益海公司（转租方、甲方）与焱连通公司（受转租方、乙方）签订《转租合同》，约定如下：2011年4月11日，甲方与体育场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甲方承租了体育场公司拥有产权的下列房产……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以及清偿甲方所欠宁夏天元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7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依据《租赁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甲方拟将承租的上述部分场地转租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对外转租的场地。第一条转租范围，甲方将原《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的下列场地转租给乙方：1、地下一层（注：建筑施工图标注的B1夹层），体育场内南侧基座空间的东南侧，建筑面积5910㎡；2、零层（注：B1夹层的新搭建二层部分，）零层搭建面积约2000㎡，以及原有约900㎡的临建办公面积，共计建筑面积约2900㎡。B1层卫生间左侧4间办公室，以及一层门口北京大福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租赁场地，不包括在内，其余部分为转租范围。第二条转租房屋状况，甲方交付乙方的房屋以现状为准，包括现有装修、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详细清单由甲乙双方在本合同附件中予以明确。第三条租赁用途和转租期限，乙方受让租赁后，应按照原《租赁合同》所载明用途使用该房屋，并自行办理相关备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租赁合同》届满之日即2021年9月30日止。第四条租金，乙方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租金：1、乙方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期限及租金标准，向甲方支付，或者代替甲方直接向体育场公司支付每年的租金；2、除上述第1项外，乙方应当额外向甲方支付每年100万元租金；自2017年起算，合计5年，乙方应当每年1月25日前支付完毕；3、除上述第1、2项外，甲方所欠宁夏天元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7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乙方承诺由乙方承担；乙方承担的该项债务总金额用以足额抵消乙方应付甲方截止2021年9月30日的第3项转租租金。以上1、2、3项合计为乙方应付的全部转租租金，甲方、乙方完全同意上述租金支付金额和付款方式。第五条房屋交付，自乙方支付甲方首年100万元，并且向甲方出具《债务清偿责任声明》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承诺无条件将转租房屋交付给乙方。第八条第2款甲方迟延交付转租租赁物的，甲方应该以乙方已付款金额为基数，按照每逾期一日支付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注：甲方所欠宁夏天元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总额本金7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计入乙方已付款金额）。该合同落款处盖有铭阳益海公司、焱连通公司的公章，并经尹铭、刘增站签字确认。关于转租范围，各方当事人认可焱连通公司承租了《租赁合同》90%左右的场地范围，覆盖了知青公司、铭阳益海餐饮公司以及德嘉尚公司承租的场地等。经询，铭阳益海公司表示《转租合同》系由尹铭主导签署，当时尹铭和王云达已经产生矛盾，正进行诉讼。铭阳益海公司主张签订合同时，工商登记显示尹铭为法定代表人，且持股比例为88%，其有权代表铭阳益海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本院就尹铭代表铭阳益海公司对外签订《转租合同》是否告知王云达予以询问，铭阳益海公司并未予以回复。王云达主张其不知道签订《转租合同》尹铭并未告知其签订《转租合同》，铭阳益海公司当时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讨论此事。其系在焱连通公司起诉的（2017）京0105民初13670号案件一审庭审之后，通过体育场公司才知道转租事宜。后去朝阳区法院复印案件材料时才看见《转租合同》的复印件，该合同落款处是尹铭签字，铭阳益海公司的旧公章由尹铭掌控，王云达参加诉讼后才知道上述转租事宜，并在该案的二审及再审阶段提出异议。三、焱连通公司诉讼及执行情况（一）（2017）京0105民初13670号案件2017年2月，焱连通公司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朝阳区法院起诉请求：1.铭阳益海公司立即履行《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将下列国家体育场场地交付原告使用（1）地下一层夹层5910平方米；（2）零层2900平方米（以合同附图为准）。2.铭阳益海公司支付违约金12000元，并且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2017年2月10日至第一项租赁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朝阳区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136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北京焱连通物资有限公司交付双方于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的《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所涉租赁场地即地下一层夹层5910平方米和零层约2900平方米（以《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附图为准）。二、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焱连通物资有限公司违约金（以一百万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三计算自二一七年二月十日至租赁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王云达主导铭阳益海公司并委托律师参与诉讼，上诉至本院。2017年10月24日本院作出（2017）京03民终103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在该案二审案件诉讼中,王云达主导铭阳益海公司上诉认为:“焱连通公司与铭阳益海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系焱连通公司与铭阳益海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尹铭恶意串通制造的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铭阳益海公司及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王云达的合法权益。此前铭阳益海公司、尹铭在王云达与铭阳益海公司、尹铭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件中曾反复主张锦州银行的7000万元贷款系由尹铭自行清偿的（详见该案一审判决书第10页、二审判决书第12页），与本案中尹铭委托的代理人李**律师的表述自相矛盾。尹铭试图实现的效果是令焱连通公司在仅支付100万元的情况下就取得铭阳益海公司在国家体育场面积巨大的场地，严重损害铭阳益海公司利益。《转租合同》记载的签订日期是2016年9月28日。2015年5月5日起，铭阳益海公司及其在国家体育场的场地已由王云达经营管理，早已脱离尹铭控制，而铭阳益海公司和王云达完全不知晓焱连通公司要租赁场地。因尹铭的系列违法、违约行为，王云达被迫提起了一系列诉讼，尹铭眼看王云达变更公司登记的请求即将得到支持，就试图破坏王云达对铭阳益海公司的合法经营管理，尹铭与焱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增站是合作伙伴，其与焱连通公司串通，试图让焱连通公司取得铭阳益海公司在国家体育场的场地，严重损害铭阳益海公司及王云达的利益。《转租合同》系由已经不是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尹铭利用抢走的公章签订的，不能代表铭阳益海公司的意思表示。早在2015年5月，铭阳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已经由王云达担任，铭阳益海公司及其在国家体育场的场地也已经由王云达经营管理。《转租合同》签订时，尹铭已经不是铭阳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铭阳益海公司签约，无权使用非法抢走的公章。”上述案件执行情况：2017年11月8日，焱连通公司依据上述判决申请朝阳区法院执行，要求铭阳益海公司清偿债务819900元及利息等款项。该院作出（2017）京0105执27325号执行裁定书，因未执行到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20年6月9日终结该次执行。2018年，体育场公司对该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国家体育场对铭阳益海公司转租给焱连通公司的《转租合同》不予认可，根据体育场公司与铭阳益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铭阳益海公司转租给第三方，应将转租合同提交体育场公司备案。而铭阳益海公司未经体育场公司统一将涉案场地转租给焱连通公司，且至今未将转租合同在体育场公司备案，体育场公司对转租行为尚不能认可。铭阳益海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体育场公司即将解除与铭阳益海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并收回涉案场地。2018年8月1日，朝阳区法院作出（2018）京0105执异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体育场公司的执行异议。（二）（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案件2018年焱连通公司再次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1.请求判令铭阳益海公司支付逾期交付《转租合同》项下房屋场地违约金24171607.80元（按照日千分之三的标准，以830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14日；以84651900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3月15日2018年5月7日），并自2018年5月8日起以846519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至租赁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朝阳区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北京焱连通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迟延交付《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项下房屋场地的违约金6972000元以及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实际交付租赁房屋及场地之日止的违约金（以84651900元为基数，按照日千分之二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北京焱连通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述案件执行情况：2019年3月22日，焱连通公司依据上述判决申请朝阳区法院执行，要求铭阳益海公司支付69906208.17元及利息等款项。该院于2019年11月23日作出（2019）京0105执12700号执行裁定书，因未执行到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9年11月23日终结该次执行。四、关于卢明明提起诉讼的资格2018年9月30日，铭阳益海公司股东尹铭向监事卢明明提交申请书，请求卢明明作为公司监事代表公司起诉王云达或同意本人以股东身份起诉王云达，追究其法律责任。《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第八条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第十七条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八条监事行使下列职权：（六）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五、其他经询，铭阳益海公司表示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是承租体育场公司的鸟巢场地用于展览。诉讼中，铭阳益海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王云达总价值7127.079840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院作出（2020）京03民初233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财产保全。以上事实有,《国家体育场场地租赁合同》《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国家体育场场地转租合同》（2017）京0105民初13670号案件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0392号判决书（2017）京0105执27325号执行裁定书、（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案件判决书、（2019）京0105执12700号执行裁定书、《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章程》《申请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及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卢明明是否有权以监事身份代表铭阳益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二、王云达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三、刘二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铭阳益海公司的章程，监事系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王云达主张卢明明的监事职务被铭阳益海公司免除，不再行使监事职责，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但铭阳益海公司未就是否免除卢明明监事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亦未对卢明明担任监事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现王云达仅以铭阳益海公司出具的监事免职文件为由，主张卢明明不再担任铭阳益海公司监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铭阳益海公司另一股东尹铭书面申请下，卢明明作为铭阳益海公司的监事，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铭阳益海公司股东尹铭申请监事卢明明，以铭阳益海公司名义诉请本院，主张王云达拒不履行铭阳益海公司与焱连通公司签订的《转租合同》，亦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王云达应当根据生效判决确认铭阳益海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数额，向铭阳益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案件全况，本院认为造成铭阳益海公司对焱连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铭阳益海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纠纷而导致的，上述赔偿责任不应归责于王云达一方，王运达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王云达未履行生效判决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之相关规定。具体理由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5年4月29日，铭阳益海公司的股东尹铭（当时持有88%股权）与股东王云达（当时持有12%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协议》，约定尹铭将其持有铭阳益海有限公司38%的股权转让给王云达,转让完成后，尹铭、王云达各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的股份，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云达。但王云达按照上述协议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后，尹铭拒绝协助王云达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2015年7月9日，尹铭将铭阳益海公司的装有公司印章的保险柜拿走；王云达亦于2015年7月以铭阳益海公司、尹铭为被告诉请法院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据此可以看出，铭阳益海公司内部两名股东尹铭与王云达之间对公司的控制及管理存在明显纠纷。其次，根据双方陈述，铭阳益海公司主要开展的经营业务系围绕着其承租的《租赁合同》的场地，其从体育场公司承租的场地用于再次转租具有重大财产性权益。上述纠纷发生后，上述场地的控制权将直接影响并反映铭阳益海公司的财产性权益由谁控制。因此，从《转租合同》的签订背景来看，对内而言，尹铭理应按照《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协议》履行完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但在其拒绝履行上述义务，双方对公司的控制、管理发生实质纠纷的过程中，在其明知已不再是铭阳益海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仍以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的身份擅自代表铭阳益海公司处分公司重要财产性权益，其主观并非善意。对外而言，在王云达诉请法院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诉讼过程中，尹铭在未告知王云达，亦未经过股东会协商、决议的情况下，主导铭阳益海公司与焱连通公司签订《转租合同》，将公司的主要财产性权益转让给焱连通公司，其行为明显不当。再次，根据在案证据显示，2014年11月21日铭阳益海公司与知青公司签订《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一》、2015年5月3日与德嘉尚公司签订《北京国际旅游汇租赁合同》。在尹铭担任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对外签订数份转租合同，上述转租场地范围均与焱连通公司签订的《转租合同》承租范围重合，现未有证据证明尹铭、铭阳益海公司已与合同相对方就租赁事宜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尹铭主导铭阳益海公司与焱连通公司签订《转租合同》，确有不当。铭阳益海公司主张上述租赁合同均未实际履行，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便如铭阳益海公司所述未履行，但结合本院前述分析，亦不影响本案责任之认定。最后，虽然（2017）京0105民初13670号案件、（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案件判决确认由铭阳益海公司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但从公司内部角度分析，并非因王云达执行职务时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导致的。关于争议焦点三，刘二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刘二花系2017年12月28日变更为铭阳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据争议焦点二的分析，铭阳益海公司主张刘二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铭阳益海公司主张王云达、刘二花未能履行（2018）京0105民初60366号案件生效判决造成铭阳益海公司损失，应赔偿铭阳益海公司71270798.4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铭阳益海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154元，由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姜 君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法官助理  李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