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9民初3145号原告：杨某1（曾用名何某），男，198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胡健，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祥娟，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某1，女，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毛义明，重庆市南川区万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杨某2，女，199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周某，女，195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何某2，女，194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戴某（曾用名何某），女，195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盛区。第三人：何某3，男，195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何某4，男，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胡某，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毛义明，重庆市南川区万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何某1及第三人周某、何某2、戴某、何某3、何某4、胡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仁虎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仁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周仁敏、张信川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某1、第三人周某、何某2、戴某、何某3、何某4、胡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毛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18年7月13日的《遗嘱》无效；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第三人承担。因未申请保全，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某1系被继承人何某5与杨某2的婚生子，1992年何某5与杨某2离婚，被继承人何某5与杨某2离婚时约定原告由杨某2抚养，被继承人何某5于2018年7月20日因病去世，何某5父亲何永昌于2010年7月10日逝世，何某5母亲韦继玉于2010年11月8日逝世，被继承人何某5与杨某2离婚后未再婚，被告杨某2系被继承人何某5非婚生女。何某1系何某5妹妹。2018年7月20日，何某5因病去世，留有位于南川区XX街道XX巷XX号房屋一套，2019年2月26日，被告何某1依据何某5未签字的2018年7月13日《遗嘱》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了何某5遗留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197694.17元，被告何某1眀知何某5有婚生子原告杨某1，但领取补偿款后未向原告分割任何拆迁补偿款。2019年7月17日，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被告何某1返还已领补偿款，经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为遗产继承纠纷问题，就遗产分割由原告另案诉讼。2019年3月8日，被告何某1领取被继承人何某5遗留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后仅向被告杨某2支付了40万元，其他款项已分配给本案所列第三人周某、何某2、何述辉、何宪辉、何某3、胡某。被告何某1分配遗产及按照《遗嘱》中的内容向其他第三人分割何某5遗产的前提是《遗嘱》有效，否则被告何某1等人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无权分割何某5的遗产，也无权就不属实的债权变相通过遗产处理形式进行分割，依据（2019）渝0119民初字449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何某1提交的《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不能证明该遗嘱的内容是被继承人何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遗嘱》内容有两页，第一页既无签名也无捺印，第二页尾部立遗嘱人处仅有一枚手印，无立遗嘱人签字，何某5虽因痛风导致肢体残疾，但仍然可以书写。遗嘱两页之间也无骑逢捺印，见证人处有三见证人签名，一名见证人谈自福身份证号码明显存在错误。周某2和毛某某与第三人何某1系表兄妹关系。《遗嘱》是第三人何某1通知见证人毛某某打印的，《遗嘱》内容系毛某某汇总的，无立遗嘱人留《遗嘱》时的原始记载，也无同步录音录像。见证人周某2也是第三人何某1通知其来见证的，其到现场后，《遗嘱》中的所有债权人均在场，继承人不在场。同时见证人周某2庭审时陈述，并未见证立遗嘱人亲口口述《遗嘱》内容，也未见到打印人毛某某向立遗嘱人何某5宣读《遗嘱》内容，其到场后也未将《遗嘱》交予立遗嘱人阅读，只是将《遗嘱》在立遗嘱人眼前晃了几秒，没有读内容，自己签字了后因为其他事情就离开，也未见到其他见证人在上面签字，也不知道上面的手印和其他见证人是何时签字的。见证人谈自福表示，其根本不知道签字的纸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遗嘱》是何时立的。二、从立《遗嘱》的时间上看，（2019）渝0119民初4499号民事案件一审审理确定《遗嘱》形成于2018年7月13日上午，但立遗嘱人当天的病程监护记录明确记载，2018年7月13日上午9时左右，何某5当天早上注射过“安乃近”，通过（2019）渝0119民初4499号民事案件一审庭审核实《遗嘱》产生时间也正是该时间段。从医学角度讲注射“安乃近”后表现为出汗、虚脱、胃肠道刺激、昏迷症状；病程记录上也表明立遗嘱人何某5处于嗜睡状态，周某2在（2019）渝0119民初4499号民事案件一审庭审中也陈述的是立遗嘱人何某5处于嗜睡状态，其到场后，立遗嘱人的眼睛是闭着的，其叫立遗嘱人时，也是点头回应的，既然该《遗嘱》形成于该时间段，第三人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遗嘱》内容又非当时立遗嘱人口述，因此，该《遗嘱》内容不能表明是何某5真实意思表示。三、本案的《遗嘱》无效，而本案的第三人基于《遗嘱》内容处分何某5的遗产，显然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常理。原告认为：遗嘱如为代书遗嘱则需符合代书遗嘱的有效形式才能认定为有效，否则即无效，无效则第三人就无依据领取被继承人遗留房屋的款项。既然该份打印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也不能表明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综上，2018年7月13日的《遗嘱》所立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应认定为无效遗嘱，第三人就应当依法向原告返还何某5遗留房屋的补偿款，由原告与本案被告依法享有继承何某5遗留房屋补偿款的权利。原告特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十八条等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规定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遗嘱》无效。被告杨某2辩称，我与何某5是父女关系。订立遗嘱时我不在现场，遗嘱中部分内容我认同，部分债务我知道是真的。父亲去世后几天我才知道遗嘱的事情，并在何某1安排下做了亲子鉴定。拆迁办说何某5没有子女所以是何某5姊妹领取拆迁款。2018年11月15日下午，我和何某1谈到遗嘱问题，何某1说要不给我四十万，要不不给。何某1不止一次提到遗嘱是她和我伯母一起弄的，遗嘱不真实。被告何某1、第三人周某、何某2、戴某、何某3、何某4、胡某辩称，一、2018年7月13日原告之生父何某5立下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杨某1之父何某5在2018年7月12日口头向毛某某表达遗嘱意思时，被告何某1、周某等人在场。当时，何某5头脑清晰、意识清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7月13日，毛某某将何某5口述的遗嘱整理并打印成稿（一张双面），在不是财产关系的利害人谈自福、周某2、毛某某见证情况下当场经立遗嘱人何某5确认后由何某5亲自按上拇印，当时何某5头脑清醒，谈自福、周某2、毛某某作为见证人也签名捺印。虽然该遗嘱何某5未签上自己的姓名，是因其当时患有严重痛风，此外还有肢体残疾，双手手指关节变形无法握笔，故只能按拇印进行确认自己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何某52018年7月13日所立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并有遗嘱见证人，该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在2019年7月向南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何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南川区人民法院在（2019）渝0119民初4499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中就明确了该《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何某1系接受何某5生前委托作为遗嘱执行人，结合被告何某1岀具的有被继承人何某5的兄弟姐妹及债务人等签名的《关于立遗嘱人何某5〈遗嘱〉处理执行记录》以及《何某5生前债务偿还名单》、《何某5丧葬相关费用明细表》，亦印证了何某1是在履行遗嘱执行人的义务。二、原告杨某1从未对其生父何某5尽过赡养义务。何某5与原告之母杨某2经法院调解离婚时约定：何力（现用名杨某1）由杨某2抚养。何某5也按调解书支付抚养费，而原告杨某1从未履行赡养义务。原告的行为导致原告的亲生父亲痛心疾首，因此在自己立下的遗嘱中才未出现原告的名字。被告何某1在处理何某5遗产包括拆迁补偿款过程中完全是按照何某5遗嘱执行的。被告何某1与原告杨某1之父何某5系同胞兄妹，何某5在去世前几年因身体极端困难情况下（系身体肢体二级残疾），其煮饭、洗衣等日常照理多由被告何某1承担，被告何某1与何某5兄妹感情至深，何某5对于何某1也是极为信赖，何某5生前也常与被告何某1谈起自己的债权、债务，故其在遗嘱里确定被告何某1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也是理所当然的。根据何某52018年7月13日所立遗嘱第六条“该文书本人委托周某、何某1二人执行”，周某之夫陈昌云、何某1又系同母异父兄妹，鉴于周某年纪较大，故周某与被告何某1于2019年2月26日约定由被告何某1执行何某5的房屋渝2017南川不产权第XXXXXXXX号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同时，杨某2与何某5通过亲子鉴定属于父女关系，被告何某1按照何某5遗嘱全部执行完毕后，将剩余钱款全部打给了杨某2。综上所述，原告确认遗嘱无效于法无据，相反，该遗嘱是立遗嘱人何某5真实意思表示，符合遗嘱构成要件，其遗嘱是真实有效，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某1系何某5与杨某2婚生子，何某5与杨某2离婚后，杨某1由杨某2直接抚养。被告杨某2系何某5非婚生女，被告何某1系何某5同父同母妹妹。2018年7月12日，与何某5为表兄弟的毛某某根据何某5口述内容汇总后制作遗嘱一份，该遗嘱正文系打印，载明何某5财产、债权、债务、遗产处理等内容，并载明时间，附图如下：2018年7月13日，何某5在该遗嘱尾部立遗嘱人处捺印，未签字。谈自福、周某2、毛某某三人在见证人处签字捺印。其中，谈自福系何某5生前护工，周某2、毛某某系何某5、何某1亲属。何某5护理记录单载明“双腕关节、各指关节变形”。2018年7月20日，何某5因病去世。原告质疑该遗嘱效力，故引发本诉。另查明，在（2019）渝0119民初4499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被告何某1提供证人谈自福、毛某某出庭作证。谈自福陈述：何某5不能自理，双手都不能拿东西，吃饭都是我喂。毛某某陈述：遗嘱内容是我根据何某5口述打出的。当时何某5口齿清楚，只是声音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反复说过这些事，遗嘱内容是多次汇总后我在办公室打出来的。何某5手痛手抖没办法签字，遗嘱我拿着给他看了的。那一上午何某5都是清醒的，我待到了接近上午十一点，亲眼看到何某5右手大拇指按的手印。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杨某1提供证人王小芳出庭作证，王小芳陈述：何某5没有看遗嘱，何某1还是周某拿着何某5的手指按了手印，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何某5模模糊糊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话都费力。被告何某1提供证人谈自福、周某2出庭作证，谈自福陈述：字是我签的，我不懂遗嘱，何某5谈遗嘱内容的时候我不在场。何某5喊我签的，说证明他按了手印。他手痛写不起字。他有点凶，有点清醒。周某2陈述：当时我在上班，接到电话喊我去。我去的时候何某5睡着的，我喊他他就睁眼看我。我就跟何某5说了几句话，让他好好保养，他点头。毛某某把遗嘱拿给我看，我把遗嘱拿着在他面前晃了几秒，问他是不是他真实意思，何某5点头，很小声地说“是”，何某5是清醒的，我就签了字。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第三人述称以及原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1992）南川法民隆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2019）渝0119民初4499号一案庭审笔录和被告提供的《遗嘱》、证人谈自福和周某2证言等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涉案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依法应当有两个及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判断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一是《遗嘱》是否为何某5真实意思表示，二是《遗嘱》是否具备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本案中，谈自福作为何某5护工，与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无利害关系，且谈自福两次庭审中证言基本一致。因此，对谈自福证言，本庭予以认可。根据谈自福陈述“遗嘱是何某5喊他签的字，当时何某5有点清醒、有点凶；何某5吃饭需要喂”。可以看出，何某5喊谈自福签字时意识清醒，应当明白让谈自福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的后果。由此推定，何某5知道并认可《遗嘱》内容，但因指关节变形无法书写自己的姓名，只能通过捺印确认《遗嘱》。其二，毛某某陈述“遗嘱是拿着给何某5看了的”；周某2陈述“拿着遗嘱在何某5面前晃了几秒并询问是不是其真实意思，何某5说‘是’”，二人证言与谈自福证言意思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因此，遗嘱是何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毛某某、周某2、谈自福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在《遗嘱》见证人处签字捺印，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个见证人与继承人、遗嘱财产受益人有可能影响公正见证遗嘱的利害关系，《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综上，《遗嘱》合法有效。原告提出何某5在2018年7月13日曾注射安乃近，在病程记录中记载何某5处于嗜睡状态，意识不清醒，并提供证人王小芳证言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病程记录作为对患者情况的片段记载，不能全面反映患者当天状态，同时，安乃近并不会导致患者完全丧失判断能力。结合谈自福、周某2证言，何某5在二人签字时是清醒的，还能够与人交流。因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某1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仁虎审 判 员 周仁敏审 判 员 张信川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甘悦倩书 记 员 韦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