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81458号原告：王某，女，196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自述社会退休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贵，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通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董某，女，196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自述社会退休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云，北京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联合（董某之夫），男，196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自述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王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董某（以下简称被告）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贵、耿通通，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云、顾联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遗赠人董印和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东院2号楼4门303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依照《遗赠扶养协议》归原告所有；2.判令遗赠人董印和名下的个人银行存款，依照《遗赠扶养协议》全部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董印和与李素凤于1997年7月23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房子归董印和租住，无存款及债务纠纷。前述的房子即是指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东院2号楼4门303号房屋。董印和于1999年11月2日购买了该房屋。董印和自离婚后，一直自己单独生活。原告王某于2010年5月份来北京从事家政工作。自2014年起，董印和通过朋友找到原告，给其帮助解决家政服务问题，开始多次更换服务人员，他也提出了许多要求，原告总是不厌其烦地对董印和提出的要求给予及时解决，慢慢地双方成为了朋友。几年来，因董印和行动不便，都是原告陪着董印和就医看病、买药。董印和手麻活动不太灵活，原告就帮助去喂饭、喂药。有时董印和脚麻得厉害、便秘，原告就帮助去接尿、甚至去掏大便。由于原告尽心尽力的照顾，董印和非常信任原告，多次向原告表达，自己无亲人照顾，希望原告为其养老送终，并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赠与原告。2018年4月份，在董印和的一再催促下，原告答应了董印和的请求，双方遂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并委托进行了律师见证。《遗赠扶养协议》明确约定：（1）原告负责董印和的生养死葬；（2）遗赠人董印和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东院2号楼4门303号（房屋所有权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房屋，房屋内所有物品以及个人银行存款全部遗赠给原告。原告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董印和，又请了一个护工，由两个人共同照顾董印和。因为董印和原来的住处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东院2号楼4门303号房屋没有电梯出行、就医检查等很不便，在征得董印和同意后，将董印和接到了丰台区政馨园一区1号楼一层10号居住。2018年5月17日，董印和突然感觉不舒服，原告遂立即拨打北京市急救中心120电话，将董印和送至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救抢救中心，原告一直陪在董印和身边照顾，找大夫积极寻求治疗的办法，但事与愿违，终究没有抢救过来，因上呼吸道出血，于2018年5月22日在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去世。董印和去世后，原告王某为董印和料理了后事，包括买棺木、火花、买墓地及石碑并刻碑文，安葬等工作，愿老人能够安息。原告认为，原告与董印和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有效。并且原告履行了为董印和生养死葬的合同义务。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继承法》等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是无效的，原告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但是原告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只有董印和和原告的签字，没有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字，不符合继承法对代书遗嘱的规定，故应该属于无效的协议。原告虽然提供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遗嘱委托书，但是该委托书不是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生效的必要条件。故原告要求按照该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相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这几年由于董印和身体不便，都是由原告陪同看病就医、护理和照料，这点是错误的，原告从来没有对被继承人董印和履行扶养义务。被告按年度向原告支付信息服务费，原告为被告提供护理人员的信息，然后由被告出资为被继承人雇佣护理人员，原告和被继承人之间属于有偿服务关系，且原告只是提供居间服务，没有亲自履行扶养义务。由于原告提供的护理人员照料不精心，被继承人董印和分别于2017年1月和2017年6月更换成北京青橄榄家政服务公司和北京普瑞龙华家政服务公司两家公司的护理人员，为其提供护理服务。被继承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和生病护理都是由被告董某和董印和的侄女董俊平进行完成的。其中被继承人在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市友谊医院、北京市协和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治疗期间，都是被告进行出资、护理和购买药品，提供赡养义务。原告没有提供任何扶养行为。2018年4月16日，原告利用所在家政公司的便利，在没有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秘密将被继承人接走，与外界失去联系。于4月28日签订一份遗赠扶养协议，在签订协议后不到一个月后，即2018年5月22日被继承人死亡。根据原告提供的死亡诊断证明，被继承人的死亡原因是“低蛋白血症”、“虚劳病”、“气阴两虚”，被告据此咨询相应医学专家获悉，上述病症均属于严重营养不良所致。现原告在诉状中称履行扶养义务与事实不符。2018年4月13日，被继承人在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入院诊断为“右腹股沟肿物待查”，在该医院没有对该症状进行治疗的情况下即出院。2018年4月16日，原告私自将被继承人接走后，从未对该症状进行入院治疗。直到2018年5月17日被继承人病危后才入住北京市朝阳区中西医结合急救中心医院治疗，直至去世。可见原告所称的对被继承人履行扶养义务，及其缺乏可信度。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作为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在被继承人生前履行了大部分的赡养义务，理应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原告作为一名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利用工作的便利将被继承人私自接走，在被继承人身体状态不好、濒临死亡之际，和其起草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试图继承其全部遗产，势必引起不良的舆论导向，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系董印和与秦淑敏之女。董印和与秦淑敏于1989年7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调解委员会签订离婚协议书，于1997年7月23日登记离婚。董印和于2018年5月22日死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签订情况。原告主张于2018年4月28日与董印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由律师见证。该协议约定，遗赠人为董印和，扶养人为原告。董印和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阳区双井东院2号楼4门303号两居室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内所有物品赠与给原告。同时将董印和的个人银行存款在去世后全部遗赠给原告个人所有。原告应当履行扶养义务。按照该扶养协议，原告履行扶养义务对董印和进行生养死葬，故应当按照该协议取得董印和遗赠房屋及相关物品和存款。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了《遗赠扶养协议》、律师见证书及光盘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主张该《遗赠扶养协议》并非董印和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程序违法，见证律师仅一名，另一名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且没有律师与董印和的谈话笔录。被告申请对董印和在2018年4月28日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关于鉴定情况。本院根据被告的鉴定申请，委托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京通法鉴[2019]精鉴字第2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董印和在2018年4月28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处于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发病期，疾病所致不能进行有效的言语交流，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故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4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将鉴定意见书第3页“三、材料摘要2.2016年3月28日北京友谊医院董印和急诊病历首页摘”中“主诉：间断头晕3天”补正为“主诉：间断头晕2天”，将鉴定意见书第9页“五、分析说明”中“（一）关于董其和的精神状况”补正为“（一）关于董印和的精神状况”。2020年12月21日，该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将鉴定意见书第5页第4行“事实与理由：……几年来，因董印和行为不便”中“行为不便”补正为“行动不便”，将第10页第1行“患疾病，行为不便”中“行为不便”补正为“行动不便”。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认可，鉴定结论不认可，并申请鉴定人出庭。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范秀花出庭接受质询，一一回答了原告的提问和质询，并坚持其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原告不认可鉴定人陈述，主张鉴定机构对董印和精神异常显现的判断过于主观，判定董印和患病两年没有依据，认定原告是不相干的人是鉴定人的主观立场和偏见。原告据此申请了重新鉴定，但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四十条之规定，本院未予准许。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书及鉴定人出庭陈述真实性均认可。被告支付鉴定费4650元，原告支付鉴定人出庭费597元。结合双方当事人意见，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事由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相应规范作出，故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遗赠扶养协议是扶养人与受扶养人之间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相关行为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根据鉴定意见，董印和在2018年4月28日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被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其于当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规定，原告在《遗赠扶养协议》被认定无效后，无权基于上述《遗赠扶养协议》要求取得董印和名下的房屋和个人存款。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某与董印和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鉴定人出庭费597元，由原告王某负担（已交纳）。司法鉴定费4650元，由原告王某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被告董某）。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