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0103行初386号原告济南铸管厂，住所地济南市白马山火车站北。法定代表人冷同河，职务不详。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男，1956年12月24日生，汉族。济南铸管厂股东，董事会董事、清算组组长，现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代理人王祥福，济南市中圣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8-1号。法定代表人徐波，局长。委托代理人蔡世超，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胜利大街51号。负责人鲍季生，正处级领导干部。委托代理人郭彬，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伯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铸管厂不服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将其自己当作“集体股”的股东、把自己当作“一万元法人股”的股东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济南铸管厂的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王祥福，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的委托代理人蔡世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郭彬、赵伯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济南铸管厂诉称，一、原告诉讼主体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六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起诉”的规定。济南铸管厂职工股东大会工作机构工会在2017年4月29日在济南《生活日报》(证据1号)刊登通知，告知企业职工股东于2017年5月14日回厂参加股东大会，2017年5月14日大会如期进行(见证据2号)《济南铸管厂告知书》，按照会议议程(见证据3号)，258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应到372人)，247名(11票废票)职工选举产生了由副董事长、董事、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监事、车间科室主要负责人和职工代表11人组成的清算组即王长松、赵炳月、季世忠、张坤、刘爱国、孙明、陈红卫、潘光临、王厚亮、王景芳、王启福11名股东代表组成，并通过了四项决议即(1)关于成立清算组的决议；(2)关于宣布市中区国资委任免无效的决议：(3)关于依法收回企业公章的决议；(4)关于为王长松办理延缓退休的决议(见证据4号)。会后11人股东代表召开了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清算组组长、副组长，并形成了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清算组成立备案的《济南铸管厂清算组成立的情况报告》(见证据5-1号、5-2号)及(证据6号)《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会议纪要》。2017年5月16日至6月2日，股东代表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网络预审平台上进行了注销企业成立清算组的(备案)申请书，并获得预审通过。(见证据7-1号、7-2号)即《业务办理通知书》。依据2020年7月2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8号)第14页确认没有换届的济南铸管厂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成员存在。同理，没有换届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届股东(代表)大会仍然存在。股东大会选举出的代表为落实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内容，故提起该行政诉讼。根据中共济南市委(市中发(2019)20号)【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区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见证据9号)文件，原济南市国资委在2019年3月被撤销，将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划入区财政局，依据2019年11月14日被告一出具的(2019)第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见证据10号)原济南市国资委承担的职能由被告一下属的事业单位被告二即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承担。故提起该行政诉讼。二、被告把自己当做企业“集体股”的股东和把自己当做“一万元法人股”的股东，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支持，已经涉嫌违法侵吞侵占。(1)、被告把自己当做企业“集体股”股权的出资人和所有者没有法律依据。2015年5月15日原市中区国资委《关于王长松反映问题的情况回复告知》(见证据11号)第四条：“关于集体股股权归属问题。截止2014年末，集体股656.3万元，由市中区国资委代表行使出资人职责”。被告应当向一审法院出具其由于控股和独资济南铸管厂而导致企业“集体股”归其所有的法律依据；或者被告应当出具其已经收购济南铸管厂全部股权而导致企业“集体股”变为国有资产并归其所有的法律依据。(2)、被告在2020年9月17日通过特快传递(见证据12-1号、12-2号)分别发送给企业清算组成员的《关于济南铸管厂部分退休退职职工诉求相关问题的说明》说济南铸管厂为公有制企业、济南铸管厂对职工股份的回购符合有关规定、济南铸管厂的集体资产权益在清算后由企业上级管理机构管理的说法不但没有证据支持而且违反法律规定。其一，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行终515号《行政判决书》(见证据13号)第4页法院已经认定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依据2020年7月28日(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导号)第10页第2自然段第1行法院已经认定“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依据2020年9月4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给企业董事王长松同志关于济南铸管厂究竟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答复》(见证据15-1号)载明：“1995年6月27日经原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经济性质(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建议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有关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见证据15-2号)”。上述《答复》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济南铸管厂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而是地地道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说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全部资产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3)被告超越职权在2020年9月24日自导自演的以被区财政局委托的法定代表人冷同河和被其非法任命的王玉强控制企业公章的情况下，不顾企业2017年5月14日已经成立清算组的事实，在明显违反《铸管厂企业章程》(见证据14号)第55条：“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清算组组成人选”的规定的情况下，在明显违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7月28日作出的(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8号)第14页认定的“企业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没有重新召开企业董事会、在没有重新召开企业股东大会的情况下，利用其控制的公章，违反清算组组成人员规定，违反清算组成立程序规定，并在其操纵、控制成立的清算组会议上宣布：以职工股股东是王长松；以“一万元法人股”股东是被告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股东代表人陶新颖；以企业“集体股”股东是被告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股东代表人鲍季生；以企业代表(被被告任命的负责人)王玉强等人参加的清算组成立会议，并下发了《济南铸管厂清算相关事宜的议案》(见证据17号)该《议案》中载明：清算组成员鲍季生、陶新颖、王玉强，清算组负责人为鲍季生”；在下发的《济南铸管厂股东会表决票》(见证据18号)中的决议事项中明确载明：“依法组成济南铸管厂清算组：鲍季生、陶新颖、王玉强，清算组负责人为鲍季生”。该清算组股东组成人员的身份涉嫌造假，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依法调取该会议的全部录音、录像资料和其发布的文件以证明被告侵占企业股东股权证据确凿)。(3)、被告以“集体股”股东自居，与企业1995年产权改革和1998年深化产权改革依据的国家体改委、济南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文件抵触。依据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6条：“职工集体股是本企业职工以共有的财产拆股向本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份”的规定；依据济南市人民政府(济政发(1993)87号)《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城乡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意见》(见证据16号)中第三条推行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坚持的原则即第(二项)：“坚持企业财产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做到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及第四条第(四)项：“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权归股东”的规定，被告说其是企业“职工集体股”所有者和股东没有证据支持且明显与文件规定抵触。而且明显与(济政发(1993)87号)文件的附件即：《济南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规定》第四章产权界定的第十四条第1项：“根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界定投资者的产权”的规定抵触；被告应当出具企业改制前其投资济南铸管厂形成国家股的证据；明显与第2项：“企业历年公共积累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所有”的规定抵触。被告应当出具企业历年公共积累形成的资产是其投资形成的法律依据；明显与第十八条第2项：“企业股是指企业职工共同拥有所有权的股份”的规定抵触。被告应当出具归企业职工拥有所有权的股份是如何转变成被告所有的国有资产的法律依据；明显与济南市人民政府(济政发(1997)35号)《关于市属国有小型和集体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见证据19号)第20条：“企业集体股股权可由职代会推选股权管委会代表职工行使，其他股东和部门无权替代或干预”的规定抵触，被告应当出具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推选其代表职工行使“集体股”管理权的证据；明显与2020年6月15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济南铸管厂非公司法人信息》(见证据20号)中载明的：663.2万元股本归企业股东“集体自有”的规定抵触，该《信息》中没有显示663.2万元归股东“集体自有”的资产中包含国有股份。明显与该《信息》中载明的：住地产权“自有”的认定抵触。企业住地产权是“自有”，不是“国有”，企业的剩余资产归全体股东所有，被告无权干涉。被告应当立即把被其控制的25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归还原告。由原告进行清算、分配。(4)，股份不能带走是指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不能带走，济南铸管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企业依法解散，剩余资产应当归全体股东，而不是归被告所有。况且，没有完成股份转让买卖交易的职工并没有放弃对其共有“职工集体股”股权的声索权，该“集体股”不是无主资产，凭什么归被告所有呢。被告说剩余资产归其所有涉嫌违法侵吞侵占行为。被告在2020年9月24日济南铸管厂成立清算组的会议中以“一万元法人股”股东身份和“集体股”股东身份参与并成立的清算组违法、无效。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被告向法庭出具在企业改制前是哪一个国有企业或者是哪一个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投资入股济南铸管厂的证据依据；应当要求被告出具是被告投资、控股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而形成“职工集体股”并归其所有的法律依据；应当要求被告出具其已经购买济南铸管厂全部资产而导致企业“职工集体股”资产归其所有的法律证据。(5)被告把自己当做“一万元法人股”股东，没有法律依据。依据1997年10月28日国家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颁布的(财清办(1997)51号)【关于印发《部分省市集体企业清产核资界定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附件)】(见证据21-1号、21-2号)第15条规定：“对于集体企业主管部门从集体企业收取的管理费，国家有明确的管理规定，主要是“取之于集体企业，用之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主管部门用管理费的结余资金进行再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应当界定为集体所有”。按照该文件规定，原企业主管部门济南市机械局用企业上交管理费的结余款投入企业的“一万元法人股”，已经归企业所有，不存在所谓国有股份入股问题和被告是一万元法人股的股东问题。济南市机械局在2004年8月被市政府撤销，所有企业××委。故，请求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向法庭出具济南市国资委授权“一万元法人股”归被告所有的授权书或者法律、政策依据。(5)、被告在2020年1月21日出具的《告知书》(见证据22号)错误，企业并没有完成对退股职工的股权转让、买卖的交易程序。依据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依据济南铸管厂《企业章程》(见证据16号)第八条“基本股量化到个人后，员工只享有收益权，股权归企业集体所有，不得转让和继承”，这里的“归企业集体所有”，的“集体”不是指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的“集体”的概念，是指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团体。依据《企业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不能退股，股份应当在企业内部转让、买卖，特殊情况须按章程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的规定，企业“回购”股东股份330多万元后没有转让给企业内部职工，没有完成股份在职工中转让的买卖交易，故等待转让股份的股东身份仍然存在。被告应当向法庭出具退股股东的股份在被回购后转让给了哪些股东的证据。故，被告2020年9月17日给清算组成员邮寄的《意见》(见证据12-2号)、2020年1月21日被告出具的《告知书》(见证据22号)说300多名退休、离职股东被“企业收购”股份后不是股东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同时，济南铸管厂通过五次募股已经把集体股配送给股东，股东退股，企业应当按照企业“净资产”数额，按照股份合作制企业“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原则”，按照当时退股职工持股比例按份退给股东。但是，企业并没有把属于股东应当所有的股份退给职工，被告应当出具企业历年退股都是按照净资产数进行退股的证据。其三，被告说“企业回购”股东股权符合有关规定也与事实和法规规定不符。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2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第2款规定：“公司因前款第(一)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在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但是，济南铸管厂并没有召开关于“企业回购”的股东大会及决议，在2019年11月27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济南铸管厂股东姓名、股金登记表》(见证据23号)上的股东姓名也没有变更，职工股份并没有被注销，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2020年6月15日出具的济南铸管厂《非公司法人信息》(见证据2*号)中明确载明：归股东“集体自有”的总股本663.2万元也没有变更，即企业“回购”的股份既没有转让、也没有注销。因此，被告所谓“企业回购”合法合规的说法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被告向法庭出具济南铸管厂股东代表大会是什么时候同意企业以企业名义“回购股权”的决议；应当出具股东大会同意“回购股份”后又作出可以不转让给其他职工、可以不注销(减少)登记注册股本的决议。故起诉，1.请求判定被告把其自己当做企业“集体股”的股东、把自己当做“一万元法人股”的股东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被告济南市财政局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若案涉相关行政行为存有争议，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另外，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于起诉状中签章，亦不具备认定为本案诉讼原告的形式要件。其次，济南铸管厂股东会的意志应以会议决议来体现，王长松、刘爱国并非济南铸管厂股东，亦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诉的利益。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故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其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同时，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企业各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并且，其二人亦未举证证明已获得企业股东会决议授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并非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无权代表企业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诉讼权利，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答辩人对涉案企业履行监管职责，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首选应具备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若案涉相关行政行为存有争议，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另外，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于起诉状中签章，亦不具备认定为本案诉讼原告的形式要件。其次，济南铸管厂股东会的意志应以会议决议来体现，王长松、刘爱国并非济南铸管厂股东，亦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诉的利益。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故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其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同时，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企业各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并且，其二人亦未举证证明已获得企业股东会决议授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并非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无权代表企业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诉讼权利，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涉案企业纳入指导管理范围，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首选应具备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采用了列举式，对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做了界定，本案中，原告不属于该解释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基于前述，原告于本案中亦不具备诉的利益。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于本案中一再阐述”被告行为违法”却不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答辩人举证范围难以明确，严重侵害答辩人诉讼程序权益，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其次，原告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真实情况及法律法规不符，涉案企业纳入指导管理范围，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我国《宪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济南铸管厂于1995年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制，改制后的企业总股本为663.2万元，其中集体股511.2万元、职工个人股151万元、法人股1万元。企业于1998年进行股本结构调整，调整后的企业股本总额不变仍为663.2万元，其中企业减至集体股321万元、职工个人股增至341.2万元、法人股1万元保持不变。后因企业经营问题，大批职工离职、退股，相关股份由企业回购，企业股本结构及持股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1995年济南市机械工业局“济机财字[1995]3号”《资产认证书》等企业改制相关文件，法人股1万元由济南市机械工业局拨款，已依法实缴出资，应当享有法人股股东权利，且该1万元法人股的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五十二条，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对企业履行指导管理职责。后因政府机构历次调整，企业集体股主管部门及国有股出资人职责转移至济南市财政局。由此可见，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企业从成立发展至今，主管单位对法人股的履行及集体股的监管贯穿始终，原告主张的铸管厂为非公有制企业，无权对其监管的理由不成立。同时，对原告主张的2020年9月24日进行的企业股东代表大会，系济南市财政局作为企业法人股股东行使出资人职责，以及作为企业主管部门行使集体股监管人职责，委派相关代表参加股东大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亦未违反企业章程约定。另外，企业的监管主体及职责的移交调整属于政府(部门)职能调整范畴，未产生混淆企业主体、改变企业性质、股权结构的外部法律效力，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即使原告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依法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该案件的具体诉讼请求，是民事案由，该诉讼请求已由王长松在市中区人民法院以民事案由起诉。原告诉讼请求第1条，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0103民初12733审理中，尚未审理结案，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再次提出，属于重复起诉，依法不应重复审理。经审查，济南铸管厂成立于1989年9月29日，1995年3月4日，济南铸管厂召开了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章程，将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选举了董事会及监事会。《企业章程》第五条规定，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第六条规定，企业总股本663.2万元。其中企业集体股511.2万元（量化内部员工基本股149.9万元），内部员工普通股151万元，法人股1万元。第七条规定，企业的股份采取股权证形式，分为企业集体股、法人股、员工普通股、员工基本股，由企业向股东签发股权证。第八条规定，员工基本股为集体资产按不同类别量化分配股份，分配额由股东代表大会商定。基本股量化到个人后，员工只享有收益权，股权归企业集体所有，不得转让和继承。第九条规定，员工普通股，只对本企业员工发行，不上市交易，可在企业内部转让买卖。员工普通股原则上不得退股，特殊情况须按章程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第十一条规定，股东按其持股份份额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包括：1、按规定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2、按规定享有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的基本股分得红利、优先承购新股；3、有权监督企业合法经营，查阅企业财务决算报告；4、企业终止清理后按股份比例取得企业剩余财产。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实行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厂长的领导体制。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选举组成，每十名股东选派一名代表，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并行使下列权利：……2、选举和更换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任期四年，最少每年召开一次，由董事会召集，必要时可由代表股东百分之十五（含百分之十五）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代表大会，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由企业发起人负责召集。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分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普通决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由出席股东代表大会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并由到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代表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第十九条规定，董事会是股东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股东代表大会闭会后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由五人或者七人组成，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十四条规定，董事长由董事担任，由全部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或罢免。第二十六条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1995年3月《济南铸管厂股东姓名、股金登记表》及王长松股权证均显示，王长松最初入股出资金额为12412元。王长松现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出资金额66945元，济南铸管厂的股本总额仍然是663.2万元。除王长松外，原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的股东均已退股。济南铸管厂历届董事会成员为：第一届董事会于1995年3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于1999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于2003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为：“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函[2017]62号《关于申请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的函》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济南铸管厂为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管理的企业。济南铸管厂引进外资组建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后，全部经营业务转入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上报材料报表以及主管部门日常管理时通常使用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形成两块牌子一个运营实体的关系。2004年8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市国资委，承担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监管职责，同时撤销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所管理的企业移交市国资委监管。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向我委移交企业时使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2005年5月，市政府决定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向贵区移交企业时也使用了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我们认为，2004年和2005年移交企业时虽然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但包含着济南铸管厂，望贵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2014年6月30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市中国资字[2014]5号《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内容为：“济南铸管厂：根据相关要求，依据企业领导人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区属企业实际，经研究决定：冷同河同志不再担任济南铸管厂厂长、董事长职务；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本院认为，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济南铸管厂于2003年1月确定的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此后未再改选。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济南市国资委于2014年6月30日任命王玉强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王长松请求王玉强返还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是否合法的问题。《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以及济南市国资委作出的《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明确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同时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复函与通知的内容详实，形式合法，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并且王长松无证据证实王玉强持有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有损济南铸管厂利益”，据此判决驳回了王长松要求王玉强返还公章、证照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2020年12月17日，本院收到济南铸管厂提交的说明一份，称本案系王长松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其他职工股东均已退股，上述人员均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意志和利益，该说明有冷同河、王玉强签字确认并加盖有济南铸管厂公章。本院认为，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在法律上与公司属于不同主体，在行政行为对特定团体及其成员的利益造成普遍影响的情况下，应首先赋予其中影响最深，事实上蒙受最大不利的主体以诉权，才能充分发挥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更好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一个针对公司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也会对公司的相关人员产生一定影响，但应当首先考虑由公司提起诉讼。王长松作为本案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其员工普通股金额仅占股本总金额比例1.01%，其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其所提交的股东大会相关材料非经法定程序，本院不予认可。故，王长松作为诉讼委托代理人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本次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萍人民陪审员  周宏雁人民陪审员  王益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高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