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4民终18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平，女，汉族，1967年4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现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清，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浩，男，汉族，1994年2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现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清，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宁市水务局，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法定代表人：李坤明，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湘，该局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瀚，兴宁市司法局公职所专技人员。上诉人王辉平、刘浩因与被上诉人兴宁市水务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189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辉平、刘浩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1894号民事裁定；二、裁定由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认定本案的承包人为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以下简称为电力安装公司），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述条例是规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规定，裁定书所引用的法条是规范发包主体、承包主体的规定。电力安装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本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发包、承包，但并不等于本案的发包、承包行为就符合该规定。但一审法院根据该条例的相关规定得出承包人为电力安装公司，是完全混淆了发包承包行为是否合法、双方是否存在承包关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概念。因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刘秋生在电力安装公司上班每月领取工资，因此依法认定案涉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电力安装公司”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是个人承包也可以领取工资，经营者领取的工资属于经营成本，纳入经营盈亏计算，一审仅以刘秋生领取工资为由就否认个人的承包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案涉合同的特点，足以认定为个人承包。该合同的首段明确写明“兴宁市水务局（以下简称甲方）与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经理刘秋生（以下简称乙方），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如下”，明确刘秋生是乙方，同时合同第一条也明确写明“一、承包形式：个人承包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由承包人负责”。该条款写明承包形式是个人承包。合同落款处乙方错打印为“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应该是“刘秋生”，但根据合同的内容，改变不了个人承包的性质。三、从刘秋生签订合同的历来合同变化（见附件），可以认定本案是个人承包。从1993年1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承包形式为双保双挂；从1994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签订的两份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形式为经理负责制、双保双挂；从1998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签订的三份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形式为经理负责制、双保一挂；自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承包形式为个人承包；本案中涉案合同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承包形式为个人承包。从签订合同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案涉合同的承包形式是个人承包。四、案涉合同不符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中有关企业经营者的相关规定，不应认定为承包人是电力安装公司，而应认定为刘秋生个人承包。根据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包方为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承包方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那么承包合同就应该按照该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并依据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发包方组织有承包企业职工代表参加的招标委员会（或小组），对投标者进行全面评审，公开答辩，择优选定。而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成立企业领导班子，承包期满后原企业领导们即告解散，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经营者的年收入，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的1-3倍，贡献突出的还可适当高一些。以上规定在民事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合同履行过程中、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均未执行，就是说如果承包方为电力安装公司，那么以上规定均应执行，没有执行说明承包方就不是电力安装公司，而是刘秋生个人。综上所述，案涉合同的承包人应为刘秋生个人，而不是电力安装公司。上诉人作为刘秋生的法定继承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辉平、刘浩向一审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刘秋生承包经营期间应得的财产折款6213320.9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电力安装公司成立于1990年4月17日，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是被告兴宁市水务局的下属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刘秋生。2013年12月28日，兴宁市水务局为甲方，电力安装公司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电力安装公司，是一支劳务输出队伍，白手起家，全凭技术创造收益。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深化企业改革，根据现有状况，实行企业承包。兴宁市水务局（以下简称甲方）与电力安装公司经理刘秋生（以下简称乙方），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一、承包形式：个人承包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由承包人负责。二、承包期五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三、乙方每年上交甲方承包款陆万元。四、乙方在承包期内，保证固定资产产值总额每年增加叁万元（2012年底核定固定资产为一百零五万元）（含公积金），此资产值为公司所有。七、对企业及企业的业务经营提供帮助的积极贡献者及有关人员，乙方有权给予特殊奖励，奖励金额由乙方确定，资金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合同的甲方栏注明“兴宁市水务局”，由兴宁市水务局盖章，并由何群辉在代表栏签名；合同的乙方栏注明“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由电力安装公司盖章，并由刘秋生在代表栏签名。电力安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秋生是兴宁市水务局（原兴宁市水利局）的公务员。根据被告提交的2016年至2019年电力安装公司工资发放表显示，刘秋生每月在电力安装公司领取工资（含补助、资金）至2018年12月，2019年2月至12月刘秋生的工资有造册但未领取。刘秋生已于2020年1月4日病故。原告王辉平是刘秋生的妻子，原告刘浩是刘秋生的儿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电力安装公司还是刘秋生个人。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由企业经营者代表承包方同发包方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发包方为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承包方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第三十条规定，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全面负责。电力安装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2013年12月2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合同乙方明确注明“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并由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盖章，刘秋生在乙方代表栏签名，表明刘秋生是以代表身份签名。此外，在承包期间内，刘秋生在电力安装公司上班每月领取工资。因此，依法可认定案涉《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电力安装公司。原告王辉平、刘浩以刘秋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主张《承包合同》的权利，属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了原告王辉平、刘浩的起诉。在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涉案承包合同是由兴宁市水务局作为甲方与兴宁市水利电力局电力安装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而刘秋生只是代为乙方的代表签名。现经审查上诉人王辉平、刘浩所提交的证据及被上诉人提交的1994年兴宁县水电局与兴宁县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1996年3月兴宁市水电局与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1998年1月兴宁市水电局与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2001年1月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与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2004年1月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与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2007年1月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与兴宁市水电局电力安装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等证据均不能证明刘秋生是涉案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故上诉人王辉平、刘浩以刘秋生的法定继承人身份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王辉平、刘浩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徐 琼审判员 李 林审判员 陈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丹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