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7294号原告：孟国梁，男，198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丛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玉田，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程春艳，女，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永，北京李自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季伟，北京李自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孟国梁与被告王玉田、程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国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丛丛，被告程春艳，被告王玉田和被告程春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永、刘季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孟国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王玉田、程春艳偿还孟国梁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966000元（其中，本金700000元、利息266000元）；2．请求判令王玉田、程春艳支付违约金（按照未履行部分每日百分之一的标准，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全部履行之日止）；3．请求判令王玉田、程春艳支付孟国梁为实现借款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暂计人民币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王玉田、程春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2日，王玉田、程春艳以资金周转为名与籍跃签订借款合同，向籍跃借款人民币700000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5月1日。借款期限内月利率均为3%，如果王玉田、程春艳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本金，孟国梁有权要求王玉田、程春艳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利息，月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合同第7条还约定了违约责任。2018年2月2日，籍跃依约向王玉田名下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700000元，并于当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借款期限届满后，王玉田、程春艳一直正常偿还利息至2018年年底，但自2019年1月2日起至今再无支付利息也未偿还借款本金。2020年8月3日，孟国梁与籍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双方一致同意，籍跃将对王玉田、程春艳的债权共计人民币966000元，全部转让给孟国梁行使，孟国梁按照该协议直接向王玉田、程春艳主张债权。2020年9月5日，孟国梁就该债权转让协议通知王玉田、程春艳，同年9月6日，王玉田、程春艳收到该通知。孟国梁认为，孟国梁依《债权转让协议》合法取得对王玉田、程春艳的债权，现借款期限早已届满，但王玉田、程春艳一直未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孟国梁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孟国梁在庭审中向本院补充意见称：一、关于涉及高利的问题：该借款合同签订于2018年2月2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若年利率没有超过36%，如果双方达成合意，对于借款人已经支付的利息，出借人没有义务返还。对于年利率高出36%的，该追回的追回，该返还的返还。二、关于王玉田、程春艳怀疑籍跃涉嫌职业放贷人的问题。1．该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2．王玉田、程春艳称经过查询籍跃在延庆法院于2019年有一笔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适用民间借贷纠纷的规定，在没有详细的司法解释再次出台的情况下，对于北京市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并没有明确的情况下，王玉田、程春艳以延庆法院受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就认定籍跃有职业放贷人的情节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三、对于王玉田、程春艳辩称的其与籍跃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实际借贷人是于红霞，于红霞是实际偿还利息的事实。1．与本案没有关系，如果说王玉田、程春艳认为借贷事实存在问题，可以直接诉于红霞，由于红霞再主张，与本案没有关系，孟国梁的起诉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2．王玉田、程春艳辩称，债权转让的有效性是不是恶意的，籍跃为什么不自己主张，王玉田、程春艳存在一个概念上的错误认识，籍跃欠孟国梁的钱，孟国梁当然有权利。如果孟国梁愿意的话，当然可以有权利向债务人来要求实现债权，不存在籍跃为什么不主张，只要籍跃欠孟国梁的钱，籍跃同意，孟国梁也同意，孟国梁就有权利主张。至于籍跃为什么不主张那是籍跃的问题。四、关于王玉田、程春艳辩称籍跃和于红霞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1．与本案无关。2．程春艳在回复法院的答辩意见中提到，于红霞每月偿还籍跃利息21000元以后，还有13000元的金额，关于于红霞和程春艳之间的收入问题，是不是存在其他问题，也是需要法院进行核实的，是不是存在从籍跃这获取款项进行高利转贷的问题。另外，对于王玉田、程春艳所提出的各种怀疑，在没有提交贵院任何证据前提之下，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涉及诬告陷害部分，孟国梁也保留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王玉田、程春艳辩称：一、关于利息及违约金：孟国梁并没有提供到2019年1月2日之前的支付利息的情况，如果按照3%支付利息的话明显高于法律规定，应予返还。2020年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逾期利息和其他利息的，总计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利率的4倍。孟国梁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和第一项里请求的所有利息违约金不应该超过法律的规定。且对于2020年发布的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有溯及力。二、关于本案借款合同：1．本案王玉田、程春艳并非实际用款人。借贷合同反映的出借人是籍跃，借款人是王玉田和程春艳，实际用款人是于红霞，而且实际还的利息绝大部分是于红霞还的。程春艳给于红霞打工，后来于红霞要买共有产权房但因钱不够，于红霞遂让程春艳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于红霞贷款，对于贷款的利息每月都是由于红霞给付。抵押合同签字后，程春艳一直以为籍跃是中间办事的人，因为每次籍跃发给程春艳还款信息后，由程春艳通知于红霞，由于红霞先把钱转给程春艳，程春艳再把钱转转给籍跃。2020年5月份，于红霞转给程春艳30000元，让程春艳转给籍跃。程春艳认为，一直是于红霞在还欠款，程春艳并非实际用款人，其与籍跃之间不存在欠款关系。对于孟国梁所述实际用款人不是王玉田、程春艳，该事实与本案无关，从民间借贷的审判思路来看，对于本案来说于红霞和籍跃之间是事实上的借款关系，与本案有重大关系，本案都是通过银行划账的。如果是于红霞利用其与程春艳和王玉田之间的工作关系，王玉田、程春艳将受到巨大的损失。2．王玉田、程春艳怀疑籍跃有可能是职业放贷人。本案的实际借款过程有疑点，如果籍跃是职业放贷人，这个借款合同是无效的。籍跃是否取得放贷的资格，王玉田、程春艳发现籍跃在延庆法院有诉讼，也是放贷，他以民间借贷为业。按照民商事会议纪要，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效力需要进一步核实。且关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虽然北京高院还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有其他高院同案同判的相关规定。3．王玉田、程春艳怀疑籍跃和于红霞恶意串通欺骗王玉田、程春艳，以致王玉田、程春艳最终把楼房抵押出去了。同时孟国梁称，孟国梁和于红霞是否恶意串通和本案无关，王玉田、程春艳认为这个是本案一个重要事实，从借贷合同的根本特征是借款人有用款的需要，这是民间借贷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在借贷的整个过程中王玉田、程春艳都没有与籍跃达成合意，合同也就无法成立，合同缺少成立的要件，这也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则原借款合同就无法约束籍跃和王玉田、程春艳。那么实际上籍跃与于红霞都从这笔借款中获得了利益，但是直接侵害了王玉田、程春艳的权益，这也是明显的恶意串通的特征。三、关于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恶意转让，籍跃他为什么不自己主张这笔债权，而是转给别人。转让的债权是否合法，对此，存在质疑。孟国梁称籍跃和孟国梁之间有借贷关系，所以孟国梁取得债权是合理的，请法院查明籍跃和孟国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高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非法转贷其中有一种形式是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资金转贷的，请求法院查明籍跃和孟国梁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和本案存在关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孟国梁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借款合同，证明：1、2018年2月2日，籍跃与王玉田、程春艳签订《借款合同》；2、借款金额为700000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8年2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3、借款期限届满，王玉田、程春艳一直未偿还本金及利息，根据该合同第7条之约定，王玉田、程春艳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转款记录。证明2018年2月2日，籍跃依约向被告王玉田名下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700000元；证据三、王玉田、程春艳签约照片两张，证明《借款合同》系王玉田、程春艳自愿签署，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四、债权转让协议，证明2020年8月3日，孟国梁与籍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孟国梁取得对王玉田、程春艳共计966000元的债权；证据五、债权转让通知书；证据六，邮政快递单查询截图。以上两个证据证明2020年9月5日，孟国梁已将债权转让通知以邮寄的形式通知了王玉田、程春艳。邮政快递单查询程春艳于同年9月6日接到该通知；证据七、不动产产权证，证明2018年2月2日，籍跃就王玉田、程春艳房屋延庆区康庄镇龙庆望都佳园26号楼3层2单元设置抵押登记，取得不动产抵押权证；证据八、《抵押权转让协议》，证明孟国梁与原债权人籍跃就王玉田、程春艳房屋所设置的抵押已达成转让合意；证据九、律师费发票合同原件，证明孟国梁为实现本债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证据十，借条，证明自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期间，籍跃陆续向孟国梁借款人民币1100000元，并出具借条，孟国梁对籍跃享有合法债权；证据十一、劳动合同书，证明孟国梁有稳定职业及收入，有能力向籍跃借款；证据十二、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1、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一直由程春艳直接偿还利息至籍跃指定收款人即雷秀军的银行账户；2、自2019年1月起至今，程春艳、王玉田再无偿还利息。王玉田、程春艳对证据一至证据九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借条没有转账记录佐证，关于借款的1100000元都是现金支付，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王玉田、程春艳认为应该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否则王玉田、程春艳不认可；从雷秀军的朋友圈发布的放贷信息，可以看出雷秀军实际就是一个放贷公司的一个成员；对证据十一认为，劳动合同规定的是最低标准，只体现了8000元，按季支付，王玉田、程春艳要求孟国梁提供社保缴费记录或者缴税记录；对证据十二认为，孟国梁称雷秀军是他们的亲属，王玉田、程春艳希望孟国梁说明一下他们是什么亲属关系；还款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因为涉及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王玉田、程春艳认为应该是返还给王玉田、程春艳的利益。缺少了一笔2020年6月15日王玉田、程春艳还了30000元。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将综合认定。王玉田、程春艳为抗辩孟国梁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转款记录，从转款记录上能看出收到籍跃转账700000元之后立刻转出给于红霞的转账记录；证据二，于红霞于2018年1月29日和籍跃签了一份合同，实际签字人是左聃，借款人是闫留山，当天也是左聃打到借款人闫留山账户，当天闫留山就把款项又打给了于红霞，借款金额是1000000元；证据三、闫留山和左聃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证据四、于红霞的银行转账记录，体现出2018年2月28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4月28日，于红霞分三次给雷秀军打了30000元，是上述1000000元的利息，是由于红霞直接打给雷秀军的，和本案中程春艳支付21000元利息的方式不一致；证据五、从程春艳的手机可以看出，有两个人曾经和程春艳联系，微信网名分别是××,昵称是××,微信号是××,另一个微信网名是××,昵称是××，微信号是××，这两个人长期通过微信和程春艳联系沟通还款问题，其中的一个还款计划中除了有程春艳和王玉田的签字，还有于红霞的签字，显然籍跃把于红霞也列为了借款人之一，微信记录时间很长，这两个人轮流催款；证据六、银行流转账记录，于红霞分11次转给雷秀军285000元。程春艳分5次转给雷秀军105000元，转给籍跃30000元，合计是135000元，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已经还了420000元，孟国梁称还差266000元的利息王玉田、程春艳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证据七、北京信诚厚得咨询有限公司已注销的信息，北京妫川润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注销信息。还有一个北京凯禹源典当有限公司，大有帮帮（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两个公司是存续的；证据八、左聃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本院撤诉了；证据七和证据八证明籍跃是职业放贷人。孟国梁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北京农商银行的客户回单真实性认可。确实是王玉田、程春艳收到了籍跃的700000元进账。王玉田、程春艳称700000元都转给于红霞与事实不符。根据转账记录上显示，王玉田、程春艳在收到700000元进账后，直接转了650000元给于红霞，其他部分没有显示是于红霞使用。该两笔转账行为前后不过几分钟，先后采取转账和现金的方式，不符合常理。在关于大额转账的情况下，是需要开办人的身份证在，才能办理。本案中，是王玉田的卡转的，需要有王玉田的身份证，王玉田是知道的，不是王玉田、程春艳所说的于红霞自己操作，王玉田、程春艳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对王玉田、程春艳提供的证据一不认可；对于证据二、和本案无关，没体现于红霞从籍跃那借到的钱，看不到和籍跃有任何关系；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银行流水不完整，有缺页。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每一次于红霞给雷秀军转款后，都会再向程春艳转款，金额不等，可见王玉田、程春艳所说的借款和其没关系是不属实的。涉及到王玉田、程春艳从籍跃那借款，然后再转借给于红霞，存在高利转贷的迹象；证据五、有可能是当时程春艳还不了钱，于红霞给他做了一个担保。不清楚这个合同的情况；证据六、这个记录孟国梁认可，孟国梁基于籍跃给孟国梁的转账通知算出来的，具体怎么计算的孟国梁也不清楚；证据七、不认可。如果籍跃有典当行的话，就说明他有正规的放贷资格，物业公司也不能说明籍跃是职业放贷人；证据八、不认可证明目的。孟国梁认为和孟国梁没关系。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证据三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将综合认定。对证据五因该微信记录的相对方无法核实其与借款合同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其中的还款计划，虽有于红霞的签名，但还款计划中并无关于于红霞还款的内容，于红霞在该还款计划中的身份不明，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六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将综合认定。对证据七和证据八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玉田、程春艳（甲方，借款人）与籍跃（乙方，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7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8年2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借款利息及支付：1．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3%。2．如甲方未能在2018年5月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利息，月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甲方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本息。本合同下甲方还款顺序为：先违约金再利息再本金。违约责任：1．甲方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如甲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均构成违约，甲方须按照未履行部分每日百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履行之日止。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因甲方违约没有按期还本付息的，乙方为实现借款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通讯费、伙食费、住宿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通讯费、伙食费、住宿费以实际发生的为准，律师代理费为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但不低于伍仟元），由甲方承担。”2018年2月2日，籍跃向王玉田账户转款700000元。2018年2月2日，王玉田转入于红霞账户650000元，王玉田同时支取现金50000元。后王玉田、程春艳依据上述借款合同向籍跃偿还利息至2018年12月份，自2019年1月起，王玉田、程春艳未继续还款。2020年8月3日，籍跃（甲方，转让人）与孟国梁（乙方，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转让对王玉田、程春艳借款给乙方共计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元整）。2019年1月起至今欠息共计贰拾陆万陆仟元整（266000元整）。月息按2%计算。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对王玉田、程春艳的债权共计人民币玖拾陆万陆仟元整（966000元整）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王玉田、程春艳主张债权。”2020年8月3日籍跃（甲方，转让人）与孟国梁（乙方，受让人）签订《抵押权转让协议》，约定：“一、鉴于本协议签署前，借款人王玉田、程春艳向甲方借款柒拾万元整（700000元），并以北京市延庆区××单元205的房产作为抵押，且已在延庆建委办理抵押手续。二、甲乙双方于2020年8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甲方同意将其所享有的借款人王玉田、程春艳借款柒拾万元整（700000元），利息贰拾陆万陆仟元整（266000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未经债权受让人授权，抵押权人不能对于抵押权及抵押物进行随意处置。自协议签订后，由债务人直接向乙方偿还，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权全部由乙方享有。”2020年9月6日，王玉田、程春艳收到籍跃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2020年9月5日，孟国梁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2020年9月7日。孟国梁支付代理费5000元。孟国梁为索要上述债务，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抵押权转让协议》、《委托代理协议》、邮件回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关于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玉田、程春艳与籍跃签订借款合同，王玉田、程春艳对此亦认可，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籍跃依约向王玉田的账户转款700000元，王玉田、程春艳称实际用款人为于红霞，其与籍跃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但该抗辩不能否认其与籍跃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关于王玉田将从籍跃处的价款650000元随即转至于红霞账户一事，系王玉田与于红霞之间的个人行为。如果王玉田与于红霞之间对此存在争议，王玉田可另行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2020年8月3日籍跃与孟国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20年9月6日，王玉田、程春艳收到籍跃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后，该债权转让对王玉田、程春艳发生效力，即孟国梁对王玉田、程春艳享有债权。关于王玉田、程春艳怀疑籍跃系职业放贷人，并怀疑籍跃和于红霞恶意串通欺骗王玉田、程春艳之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玉田、程春艳对上述主张应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王玉田、程春艳向本院提交的闫留山与左聃的主债权和房屋抵押合同，因其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玉田、程春艳的上述主张，本院对王玉田、程春艳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二、关于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的认定王玉田、程春艳与籍跃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如甲方未能在2018年5月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利息，月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32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即王玉田、程春艳应偿还籍跃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15．4%计算。2020年8月3日，籍跃与孟国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籍跃将其对王玉田、程春艳借款本金及自2019年1月起至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日的利息之债权共计966000元转让给孟国梁。本院认为，籍跃与孟国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不应超过原债权的范围，经核算，王玉田、程春艳自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3日，以7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15．4%计算利息为171282元，故王玉田、程春艳应偿还孟国梁871282元，对于孟国梁主张过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孟国梁要求判令王玉田、程春艳支付违约金（按照未履行部分每日百分之一的标准，自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全部履行之日止）及要求判令王玉田、程春艳支付孟国梁为实现借款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暂计人民币5000元之诉请，因孟国梁与籍跃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无关于违约金及律师费的约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30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玉田、程春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孟国梁债务共计871282元；二、驳回原告孟国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5元，由原告孟国梁负担498元（已交纳），由被告王玉田、程春艳负担625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孟国梁）。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翠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徐冉冉书 记 员 车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