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8012号原告：杜庆历，男，198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华，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红鼓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清路1号院6号楼2层2单元204-06号。法定代表人：宫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明，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安民生圣达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怀沙路536号。法定代表人：张琦。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可强，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杜庆历与被告北京红鼓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鼓公司）、中安民生圣达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庆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华、被告红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明、被告中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可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庆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付劳务费514427.9元及利息（按照月息2%从2020年1月13日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偿付律师费用14000元及差旅费1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0日，杜庆历与红鼓公司签订了《电视剧职员聘用合同》，红鼓公司将其摄制的《鲲鹏与蝴蝶》项目的服装组全部人员的劳务承包给了乙方负责。2019年6月13日双方对服装组人员的工资、饭补、车票汇总及服装组离组车票进行了结算，红鼓公司确认拖欠杜庆历劳务费用共计514427.9元整，并于结算后当日向杜庆历出具了欠条，并承诺将于2019年12月12日前向杜庆历支付全部劳务费。如未按期给付，逾期支付将以所欠劳务费金额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延迟给付违约金的利息，直至给付完毕之日为止，并承担因讨要劳务费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故诉至法院。红鼓公司辩称，欠条及结算协议上公章非我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司对此并不知情，此公章为中安公司代理人聂可强加盖，而在合同中聂可强又是丁方，在没有任何被告授权的情况下，显然原告与聂可强串通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给我司增加了付款义务，我方无任何实际经营，并未使用过原告提供的服装及劳务，聂可强并非我司的授权代表，原告明知其没有授权而盖章，属于无权代理，达成的协议当属无效。另外，聂可强也并非我单位员工。第二，原告与我司之间无真实的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与中安公司存在真实的劳务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与我司并不认识，而原告为中安民生公司拍摄电影鲲鹏与蝴蝶提供服装，但中安公司不能和个人签订服务合同，于是中安公司代理人聂可强找到被告，让原告挂靠我司与中安公司签订服务合同，聂可强从我司拿去公章的理由是与中安公司签订服务合同，聂可强签署欠条及结算协议超出了我司的授权范围，我司也从未给聂可强出示过任何授权手续，所以签订的合同对我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结算协议明确约定三方签字后生效，原告并未签字，导致结算协议无效。欠条亦未签字。第四，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做出重大决定应当有股东会决议，原告明知聂可强没有而签署合同无效。本案事实的拍摄单位是中安公司，从中安公司给我司的承诺函可以看出真实意思表示是中安公司在实际享用劳务输出，每次付款也都是中安公司支付给杜庆历，与我司无关，请法院查清事实，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裁决。中安公司辩称，项目确实是中安公司的，我也有中安公司的授权书，我是中安公司的总制片人，我可以全权处理。当时我拿红鼓公司的公章是说干别的事，当时中安公司不能跟个人签订合同，杜庆历找不到公司，我是为了让杜庆历参与这个项目，所以借用了红鼓公司的公章，钱也是中安公司的账户支付的，后期签欠条的时候，我也跟杜庆历说了，红鼓公司不能认这个帐，当时我在外地，只能拿红鼓公司的章盖章，等回去再用中安公司的章替换。去年去贵州把贵州打的欠条上的章已经换完了，就剩杜庆历的没有换，没想到杜庆历起诉了，当时我跟杜庆历说过，盖红鼓公司的章只是临时解决方案，红鼓公司的法人也不可能同意签这个字。我认为这个协议不成立，我有中安公司的授权，可以以中安公司的名义与杜庆历签订协议。中安公司对原告的主张没有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0日，红鼓公司与杜庆历签订《电视剧职员聘用合同》，约定：红鼓公司有摄制电视剧《鲲鹏与蝴蝶》的需求，红鼓公司聘用杜庆历担任服装组长并组建服装组，红鼓公司支付服装组全部人员劳务费用。2019年6月13日，聂可强手持红鼓公司（甲方）的公章与杜庆历（乙方）签署《欠条》一份，载明：“经双方结算，截止本欠条出具之日，甲方因电视剧《鲲鹏与蝴蝶》剧组资金不到位缘由尚欠乙方劳务费合计514427.9元整（大写：伍拾壹万肆仟肆佰贰拾柒元玖角整）。甲方承诺将于2019年12月12日前向乙方支付全部劳务费。如未按期给付，逾期支付将以所欠劳务费金额为基数，按照月息2%计算延迟给付违约的利息，直至给付完毕之日为止。同时因甲方违反双方的付款义务约定，导致乙方因讨要劳务费所支出的所有必要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单费、差旅费等）由甲方承担。由此欠条引发的诉讼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欠条》上有杜庆历签名、聂可强签名以及红鼓公司盖章。同日，双方还签订《结算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与《欠条》一致。庭审过程中，红鼓公司提交2018年4月7日中安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一份，载明：“致红鼓公司：我公司承诺作为电视连续剧《鲲鹏与蝴蝶》（以下简称该剧）的项目方，负责电视剧的策划、拍摄、制作等具体工作以及项目的日常运作和管理，所有该剧摄制资金均由我公司负责筹集和拨付，摄制资金包括但不限于演员酬金、职员劳务费、化妆费、照明器材费、摄像器材费、道具费、服装费、置景费、场租费、酒店住宿费、加油费、交通费、保险费等所有因该剧摄制而产生一切费用，我公司以贵公司名义开展与该剧拍摄、制作、宣传、发行相关的所有活动，包括签署相关协议，均由我公司自行承担与此相关的所有法律义务、责任和纠纷，与贵公司无关，特此承诺。”上述事实有《欠条》、《电视剧职员聘用合同》、《结算协议》、《承诺函》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聂可强手持红鼓公司的公章与杜庆历签署的协议是否对红鼓公司发生法律效力。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红鼓公司陈述其并未委托聂可强与杜庆历签订协议，但是其将公司公章提供给聂可强，聂可强手持红鼓公司的公章与杜庆历签订协议，杜庆历有理由相信聂可强有代理权限，因此代理行为有效，聂可强手持红鼓公司的公章与杜庆历签订的协议均对红鼓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杜庆历根据《欠条》向红鼓公司主张劳务费514127.9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和律师费，根据双方在《欠条》中的约定，杜庆历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差旅费，杜庆历提交的证据无法体现关联性及必要性，且在已经支付律师费和利息的前提下，本院不再支持。另外，根据红鼓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中安公司认可就《鲲鹏与蝴蝶》项目支出的一切劳务费用承担给付责任，且中安公司在本案中同意承担责任，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红鼓文化有限公司、中安民生圣达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杜庆历欠款514427.9元、律师费14000元及利息（以514427.9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20年1月1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杜庆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94元，由北京红鼓文化有限公司、中安民生圣达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傅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方 冲书 记 员  刘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