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5445号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雄丰陶瓷水泥店，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象山十五队****。经营者：王冠词。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冠文，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福厚，男，195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高荣杰，男，200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理人：叶某，女，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系高荣杰的母亲。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祺祥，广东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雄丰陶瓷水泥店（简称雄丰水泥店）诉被告高福厚、高荣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雄丰水泥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高记伟不存在劳动关系；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是死者高记伟的第一顺序继承人，2018年11月27日凌晨，高记伟在佛冈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便去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确认高记伟与原告在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2日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对于被告的说法，原告十分震惊，首先，原告了解所知，高记伟有用人单位，并且有购买社保，原告已经申请仲裁委调查，但仲裁委竟然没有去调查；其次，被告在仲裁中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与原告无关的，更无法证实劳动关系，但仲裁委却匪夷所思的自认为高记伟与原告有劳动关系，所以对于被告信口开河的说法和仲裁的无理自认，原告是无法接受的，须知道，被告就想通过认定高记伟与原告有劳动关系就可以利用工伤拿到一大笔补偿款，但原告就无缘无故的变成了冤大头，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希望支持我方诉求。被告高福厚、高荣杰辩称：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与高记伟成立劳动关系，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告高福厚是死者高记伟的父亲，高荣杰是高记伟的儿子。二、高记伟2015年7月1日到原告处入职，负责安排车队和监管装货，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没有为其购买社保，平均工资约3000元。三、原告的经营者为王冠词，其确认与罗年娣是夫妻关系；死者高记伟的前妻为叶某，因供房的原因，高记伟以叶某的账户收取工资，符合常理。四、2018年间，罗年娣多次以其账户转账给叶某账户，金额与高记伟的工资水平接近或相同，转账的期间也比较固定，符合发放工资的特征。对此，原告解释罗年娣是经营POS机，所以会有转账，但不认识叶某，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会转账至其账户。首先，客观上不存在经营POS机的职业；其次，原告未举证证明罗年娣经营POS机为业；再次，假设真如原告所言，罗年娣因经营POS机而与叶某存在资金往来，那么，原告必然能明确陈述与叶某的实体关系，否则，叶某的账户罗年娣是如何得获取，为什么要转账，这些基本问题必然能够合理陈述。五、事故车辆为原告车辆，原告也确认高记伟因该车辆发生事故而死亡，但未能说清为什么高记伟会因其车辆发生事故，结合原告垫付抢救费10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原告与高记伟成立劳动关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被告高福厚为高记伟的父亲、高荣杰为高记伟的儿子，两被告均为高记伟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除此之外，无其他法定继承人。叶某系高记伟的前妻。原告主张其与高记伟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pos刷卡记录、固定员工的工资签收本为证。本院在第一次庭审后，依法传唤原告的经营者王冠词到庭接受询问。被告对于王冠词的询问笔录三性不予确认，在第一次庭审陈述中，原告陈述罗年娣向高记伟前妻叶某支付每月3000元，是因为罗年娣经营pos机业务，但王冠词在询问笔录中又陈述是其让高记伟办年检及违章所需要的支出，自相矛盾。在询问笔录第四页，王冠词确认了有些员工是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和意外险，对于员工工资的发放是通过现金、微信或者银行转账。综合本案，王冠词向高记伟发放的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每月按时发放，且与高记伟之间没有签订合同，没有购买社保和意外险等。假设其不认识高记伟且不知其为何在自己车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条件下，竟愿意为高记伟支付高达10万元的医疗费，且在高记伟办葬礼的当天也支付了帛金，不合常理，是其为了逃避责任做的虚假陈述。被告对于pos机银行流水三性不确认，原告没有提供原件，该银行流水没有银行盖章确认，且原告提供此证据是为了证明高记伟前妻叶某用信用卡刷原告pos机套现，但并不能指明哪一笔属于叶某的信用卡，属于无中生有。被告对于支出单据三性不确认，该单据均为原告自行制作，且自行选择向法院提交。支出单据仅为手工记载，且多次涂改，不能确定与现实情况相关联，也不能确定是原告用于记载日常支出的相关财务凭证。被告主张高记伟于2015年7月1日入职原告，主要负责安排车队和监管装货（水泥沙和砖），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也没有为高记伟购买社保，月平均工资大约3000元。上班时间一般是早上8:30-12:00，下午2:30-6:00，另外还会随时按照原告的经营者王冠词的安排随时到岗。高记伟在2018年前的工资是现金发放，2018年后就是以王冠词妻子的账户转账发放到叶某的账户，有时原告以现金存入叶某的账户，存进去的时间也比较固定，都是每月的1号，金额也稳定在3000元的幅度。高记伟于2018年11月27日因为工作原因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2月22日死亡。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户口本、出生证；2、离婚证明、银行流水；3、事故认定书、火化证明、鉴定意见书，证明高记伟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鉴定意见书所附图片，显示原告店名和原告经营者的电话号码；4、卡片，证明原告印制的卡片电话号码，与事故车辆图片记载的一致；5、高记伟微信朋友圈截图（与工作相关）；6、高记伟与王冠词的共同群聊及微信聊天记录（后附文字版）；7、高记伟与WJ的微信聊天记录（后附文字版）；8、残疾人证，证明高记伟为残疾人，挂靠购买社保的单位可享受税收优惠；9、聘用残疾人税收优惠政策：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通知》（财税[2010]121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粤财法[2011]16号）。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户口本、离婚证明、出生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除了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外，并不能证实被告其他的主张，同时，离婚证明书也没有反映被告所说的其自认为的涉案房屋的银行房贷是由高记伟承担，以及房屋是归本案被告高荣杰所有。原告对于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所主张的从2018年开始均是由原告的经营者王冠词的妻子罗年娣支付工资给叶某，原告不认可，2018年1月1日、2月1日、4月1日、7月1日、8月1日的银行流水都没有罗年娣的相关信息，仅显示ATM存款。该证据不能反映被告所说的2018年都是罗年娣支付工资给叶某，而真正有罗年娣的转账情况也只有2018年3月和5月这两个月。根据罗年娣的反映，这是罗年娣自己本身经营pos机收取手续费的行为。单纯从流水账的收钱情况不能反映原告经营者王冠词的妻子给叶某的钱的性质，而作为原始的申请人，被告也没有办法提供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我方认为该银行流水属于孤证，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原告对事故认定书、火化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被告主张的劳动关系无关联性。原告对卡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车的车主是朱建国，该车是挂靠在朱建国名下的。原告对证据5、6、7，微信第二页相册里有详细的记载代办年审、违章、过户、车船税、保险等业务。证据第12页也是写着长期代办押运证、危险品从业资格证等证件。由此可见，高记伟所从事的工作与原告的陈述是一致的，他就是一直做黄牛党的生意，并非是原告固定的员工，与原告没有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其微信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以及与wj的聊天记录都可以看出与原告是承揽或者承包的关系，其甚至不止帮原告办理这些证件，还有帮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办理相关证件和车辆年审。对证据5、6、7关联性不确认。原告认为证据8、9是为了证实高记伟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虚假的劳动关系，高记伟与这些单位部门有劳动合同，有社保，有工资的支付记录，且是固定的，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他有相关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根据劳动合同法，员工是不能同时与两个单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认为合法性也是不应支持的。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和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函询问高记伟与其的基本劳动情况，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周丽妙到庭接受询问，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陈述：“高记伟在2014年1月入职，但因为我们的人事系统是后期才建立的，所以高记伟的入职时间应该是2012年的7月开始。高记伟的离职时间是2015年7月。据人事专员说因为之前的档案遗失了，所以查不到高记伟是否有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高记伟在我司没有担任职务，他并不需要实际来公司上班，他没有向我司提供过劳务。因为高记伟是残疾人，公司助养了一些残疾人可以得到税收上的优惠，是不需要高记伟来公司上班的。我司每个月有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向高记伟发放工资，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工资每个月发放一次。”。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高记伟的参保情况及基本劳动情况说明，内容如下：“高记伟于2016年5月1日入职我司，曾与我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及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高记伟实发平均工资水平为1536.98元，我司自其入职之日起为其购买社保，自2017年4月起为其购买公积金，直至2018年12月因其去世停止缴纳。由于高记伟为三级残疾人，我司体谅残疾人士的不便，未实际要求其在我司提供劳务，故不存在打卡记录、工作职务及工作地址。”；2、工资表、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公积金缴纳截图。原告认为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证据都说明了高记伟与该两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从而可以证明高记伟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仅仅是在存在劳动关系之外在外面做自己能力以内的事情，但这并非劳动关系应有的法律标准。从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其认为叶某收取的就是工资，首先，这所谓的工资不稳定，断断续续，而且其提供的证据往上的时间也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这不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定必要条件。对于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三性不予确认。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说因为得到税收上的优惠而去招高记伟，原告认为这仅仅是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单方的说辞，没有提供相关凭证。如果以这样的情况去拿国家的税收优惠，也是骗税的行为，合法性不应支持，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与高记伟形成劳动关系的时间与本案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无关，劳动关系早在事故发生前就结束了。被告对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的询问笔录三性确认。高记伟之所以在七天四季酒店（广州）有限公司和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购买社保只是因为该两公司为助养残疾人可得税收优惠，高记伟才挂靠在该两公司购买社保，与该两公司并不形成劳动关系。被告对大参林公司提供的关于高记伟的参保情况及基本劳动情况说明以及《材料清单》中的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有异议。1、对于《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情况说明》明确提及高记伟入职后是从未为大参林公司提供劳动，仅在大参林公司购买社保，表明大参林公司及高记伟之间不形成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动者为单位提供劳动，单位接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同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根据该情况说明陈述的内容，高记伟自始至终未为大参林公司提供劳动，亦未接受大参林公司的管理，其入职、考勤、绩效计算等各个方面均不符合形成劳动关系的要素，所以从大参林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双方并不成立劳动关系。2、对于《材料清单》中的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有异议，关联性异议意见与《情况说明》关联性意见一致。本院依法向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高记伟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笔录，其中高记伟同车的人员苏新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时我乘坐在副驾驶室座位上，当时是由我的同事高记伟驾驶车辆。乘坐的车辆属于雄丰团队的。事发前是雄丰团队的负责人安排我和高记伟到佛冈县某加油站内给我们公司的汽车进行维修。”原告对苏新辉的询问笔录三性不认可，苏新辉有车辆维修技术，原告与苏新辉和高记伟都具有承揽的关系。车辆坏了，苏新辉承包，那么就去搞定，然后原告结算给他。而非其作为原告的员工来做这些事。原告认为苏新辉的措辞可能为了逃避责任而这么说。被告对苏新辉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第一，苏新辉属于雄丰团队的员工，职务是汽车修理工，而所谓的雄丰团队即本案原告雄丰陶瓷水泥店，雄丰陶瓷水泥店负责人为王冠词。同时，雄丰团队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高记伟所驾驶车辆上记载的“雄丰”二字一致（详见车辆鉴定意见书第四页图片），表明苏新辉为雄丰团队的员工，即本案原告的员工。第二，苏新辉在笔录中陈述，他到案发现场是跟其同事高记伟一起。第三，苏新辉亦陈述到他跟高记伟之所以在案发现场，是接受了雄丰团队负责人安排到佛冈某加油站帮公司汽车进行维修。以上内容充分表明苏新辉及高记伟为同事关系，苏新辉和高记伟均为雄丰团队的员工，亦即本案原告的员工。高福厚、高荣杰于2019年11月21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9]3095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20年3月10日收到该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3月24日向本院起诉成讼。被告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从双方主体来看，原告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高记伟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原告主张其与高记伟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主张高记伟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高记伟与王冠词的共同群聊及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为证，与本院调取的苏新辉在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可证明高记伟提供的劳动是原告经营范围的组成部分，接受原告的管理和安排，由原告发放报酬，原告与高记伟双方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事发时，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虽然与高记伟有签订劳动合同，为高记伟购买社保，每月为高记伟发放少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示高记伟并未为其公司提供劳务，原告对此亦无证据予以反驳，故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高记伟的上述情况不影响原告与高记伟建立事实的劳动关系。综上，本院确认原告与高记伟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对高记伟的工作时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原告与高记伟自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雄丰陶瓷水泥店与高记伟自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雄丰陶瓷水泥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草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宁 琳汤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