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4民初6796号原告：于林洪，男，195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告：于敏，女，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杰青，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赵升田，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波，男，198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蔚，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林洪、于敏与被告山东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林洪及原告于林洪和于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杰青、被告山东省立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波和张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林洪、于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32722.88元；2.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患者李传芳于2018年7月25日因心慌自觉不适，遂到山东省立医院就诊，门诊以“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建议入院进行射频消融手术。7月26日李传芳入院，届时精神状态良好，后做了抽血、验尿、血压、血糖、心电图、心脏彩超等一系列检查，各项指标均正常，亦未术前查患者有冠状动脉夹层。7月30日对患者做射频消融术治疗过程中，突然告知患者出现动脉夹层，需要放支架，未交待其他情况下，仅仅让家属签署风险告知同意书及选择支架种类。术后对此解释亦含糊不清。术后患者面部惨黄、无法进行语言顺畅交流，同时出现胸部、背部剧烈疼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即进行了一次抢救。行肺CT、动脉CT、及B型钠尿肽+心梗三项医嘱，检查结果显示：心包少量积液，且超敏肌钙蛋白T超正常范围70多倍，肌酸激酶同工酶质量超正常范围3倍之多，但大夫诊断后说无事，并将患者转回普通病房。被告存在误诊事实。8月4日上午10:40，患者状况又突然加剧，遂进行二次抢救，但在急需呼吸机时，被告因临时借用呼吸机和呼吸机管子不匹配使得患者在抢救全程未使用呼吸机，患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故被告存在抢救工具、抢救方法不到位的过错。后原告申请了死因鉴定和被告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分别出具了同济司鉴定中心[2018]病鉴字第F-2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证实，李传芳前降支近段夹层与冠脉造影有关，医源性所致可能性大，被告对李传芳的诊疗行为有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被告双方因赔偿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于林洪、于敏诉至法院，要求处理。山东省立医院辩称，首先，对原告诉状中所述事实与理由中部分不实，原告讲在抢救过程中未使用呼吸机与事实不符，病程记录特别是抢救记录中对抢救过程已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不仅使用呼吸机而且抢救过程全力以赴，抢救过程及对死者的诊疗完全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其次原告认为鉴定意见证实夹层与冠脉造影有关，该阐述显然与鉴定意见严重不符，鉴定意见原话是“夹层与冠脉造影可能有关，医源性所致的可能性较大”原告的陈述显然是断章取义，该事实希望法庭予以查明。综合以上被告认为对原告的诊疗符合医疗操作常规，医院对鉴定意见给以充分的尊重，希望法庭依据事实对本案作出客观的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同济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F-2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均系依法接受委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对于原被告的异议，鉴定机构均出具了答复函，在答复函中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经审核其答复内容并无不妥，可以证实同济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F-2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效。综上，对同济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F-2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虽对两份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原被告关于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异议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6日，李传芳（于林洪之妻、于敏之母）因心慌自觉不适，入住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后，于2018年7月30日在局麻下行射频消融术，术中于左主干-前降支植入一枚支架。2018年8月4日10时28分，李传芳突然出现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李传芳于2018年8月4日12时56分被宣布临床死亡。二原告就李传芳的死亡原因申请了诉前司法鉴定，2019年3月6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F-2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五、分析说明1.根据法医尸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李传芳体表及各重要器官未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病变，结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综合分析，认为可排除李传芳因机械性损伤及机械性窒息致死的可能。2.根据法医尸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李传芳心包腔、胸腹腔未见心脏及大血管破裂、穿孔，结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综合分析，认为可排除李传芳因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术及左主干-前降支支架植入术致大血管、心脏穿孔破裂而死亡的可能。3.根据法医尸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李传芳除心脏外，其它各重要器官（脑、肺、肝、肾、脾等）未见致死性疾病，结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综合分析，认为可排除李传芳因心脏外其它重要器官疾病死亡的可能。4.根据法医尸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李传芳患冠心病，冠状动脉左旋支4级狭窄及左心室广泛性心肌梗死等，结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综合分析，认为李传芳符合在患冠心病的基础上，左主干-前降支支架植入术后，因继发左心室大面积心肌梗死，最终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六、鉴定意见根据法医尸检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结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综合分析，认为李传芳符合在患冠心病的基础上，左主干-前降支支架植入术后，因继发左心室大面积心机梗死，最终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2019年6月14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答复一份，载明：“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本中心受理贵院委托李传芳家属诉山东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对李传芳死因进行鉴定，出具2018病鉴字第F-285号鉴定意见书。现针对贵院来函答复如下：1.院方对司法鉴定异议书有异议。（1）患者于2018年8月4日去世，2018年10月21日鉴定专家对患者遗体进行尸检，不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尸体检查的规定时效，因此我方不予认可。答：首先，本次法医学鉴定系槐荫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结论是否采信取决于委托方；其次，本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范畴，也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因此本鉴定不归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管理。（2）医院对‘法医学尸表检查’中指出：双侧颈动脉穿刺部位出血，认定不予认可。答：法医病理学鉴定对象是被鉴定人的遗体，而非病历，解剖过程中所见双侧颈动脉周围出血即为客观存在的现象。（3）医院对‘法医病理学诊断’中指出：冠心病左主干-前降支支架植入术后继发心肌梗死，左室壁大面积心肌梗死，对该诊断医院不予认可。答：本鉴定给予尸体解剖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综合现有案情、病历资料及死亡过程给予的病历诊断及鉴定意见。（4）对‘法医病理学诊断’中指出：肺水肿、轻度支气管肺炎，继发微血栓形成，就该继发血栓与患者死亡，医院认为：肺动脉血栓是引起猝死的常见原因，该患者的死因不能排除这一点。但是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就这一诊断提出肯定或者否定意见。因此，对于患者继发血栓部分未认定，医院不予认可。答：首先，本鉴定书中‘继发微血栓形成’指被鉴定人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时DIC的表现（即病历描述中‘肺偶见透明血栓’），与导致死亡的肺动脉栓塞的发生机制及后果均不相同。另外，本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记录‘肺动脉未见血栓’。2.被鉴定人李传芳家属要求本鉴定机构说明‘大血管、心脏穿孔破裂’是否包含冠状动脉夹层。答：本鉴定意见书中：‘大血管、心脏穿孔破裂’不包含冠状动脉夹层。特此说明。”二原告于2019年就山东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事项向本院申请进行诉前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2019年12月2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9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五、分析说明根据送检材料、委托要求、医患双方的陈述和现行法律规定，结合专家讨论意见，分析说明如下：（一）对医疗行为的评估1.医方对患者‘冠心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诊断成立。根据病史和病历资料及尸检意见，诊断患者有‘肺栓塞’的依据不充分。2.术后患者反复出现胸痛伴血动力学改变，医方未再及时评估冠脉情况，可归为诊疗不规范，致患者未得到及时的救治。3.为患者同时行‘射频消融治疗’和‘冠脉支架植入术和进口药物支架’，不符合心内科的临床习惯。（二）因果关系及原因力1.前降支近段夹层可能与冠脉造影有关，医源性所致的可能性大。2.根据会诊专家的临床经验和委托方所提供的病历资料，支架内血栓形成致死的可能性最大，但患者本身的心脏病也不轻，如：血管切片中可见粥样斑片及钙化，心肌切片中见较严重脂肪化生。3.该患者的尸检时间的确超过了法定的时间，鉴于现实生活中有‘开棺验尸’的实际做法，说明超过了这一法定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尸体的所有信息均消失，何况该患者死亡后，尸检一直处于冰冻状态。最重要的是，目前临床病理会诊意见及尸检意见一致，同时尸检意见与心内科的会诊意见也有较高的吻合度。4.根据患者术前的病情、尸检发现新病变—‘广泛心肌梗死’和心脏血管有陈旧性的病变—‘粥样斑片及钙化，心肌切片中见较严重脂肪化生’及医方的上述过错，医方的过错诊疗行为对该患者的死亡有部分参与度。鉴于已明确患者生前患有心脏病、手术本身有风险，加上患者家属未在法定的时间内完成尸检，故可稍下调医方的责任等级。综上所述，山东省立医院对李传芳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李传芳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医方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和次要原因之间的等级。同等原因：指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患者损害后果由诊疗行为与患者自身或其他因素共同造成，但不能区分双方因素所作用的大小。次要原因：指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患者损害后果由多种因素造成，诊疗行为仅起次要作用。六、鉴定意见山东省立医院对李传芳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李传芳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医方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和次要原因之间的等级。”2020年9月14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对李传芳一案患方的质证意见回复函》一份，载明：“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收到贵院寄来的李传芳一案患方对我中心[2019]鉴字第3962的质疑问题，现回复如下：一、病人是否患冠心病的回复委托方所送病历材料中，有医方对病人“冠心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临床诊断，不然到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办公室会诊的二位内科医生不会写：医方对患者‘冠心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诊断成立。该病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的病理基础就是冠心病。这点经过病人生前的冠脉造影和死后的病检得到了确认。医方为病人作冠状造影检查，表明他们已经考虑到病人患有冠心病，故不存在对病人误诊的问题。二、病人尸检过了法定时间是事实，不存在鉴定方援引法条错误的问题患方的质疑意见错误，错在不了解这类鉴定该适用哪些法律规定。医患纠纷的二元鉴定持续多年，自从《侵权责任法》颁布后，两类鉴定主体在适用法律上已没有区别，只保留了鉴定主体的不同，即医学会主持召集的临床医生鉴定和法医类鉴定机构中的法医鉴定。患方对现行法规理解上有偏差，如，仍在提《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有司法鉴定不能适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关于尸检期限的限制’等，我们可考虑的法规是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法条的工作本属于法官和律师的工作范畴，鉴定人可以不作答，但基于第一鉴定人是医事法学教授，系医学和法学的复合人才（医学学士，民商法学硕士），故自愿为法庭做份外工作的补充说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国务院新近制定和颁布的法规，于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新法优于旧法，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之冲突的部分自动失效。该新法规于本案相关的法条有以下几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第三十四条，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均为适格的鉴定主体。第二十六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签字的，视为死者近亲属不同意进行尸检。不同意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断的，又不同意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由此可知，鉴定方援引法条正确。三、弄清本案患者的死因是处理本案的核心环节《重庆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涉及患者死亡的，应当提交尸检报告、病理报告（必要时提供大体标本、组织蜡块、切片等），故患方对鉴定人花大力气弄清死因的质疑站不住脚。本案特别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就是请资深的临床病理科医生会诊。尸检所见的客观性最强，有金标准之称。在委托方送来的病理切片上，会诊的病理科医生发现了‘血管切片中可见粥样斑片及钙化，心肌切片中见较严重脂肪化生’，这是医方等级不能高上去的实际原因。陈述会上，患方展示了己方找心内科医生质询后所获得的被告医院支架安装不当的绘图。此图鉴定人让两位会诊的心内科专家看了，她们对此图既未否定亦未肯定，以病历资料能找出的问题为切入点，指出了医方存在的失误。另外，鉴定人欲从病历会诊中求证患方提供的咨询绘图，但病理科医生的表态是：1.片子上有的组织已经溶解，致观察识别条件受限；2.未见切片对应表，心梗发生于心脏的哪些部位和范围难以判断。四、鉴定资料不全的问题不由鉴定人解决《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核对并记录鉴定材料的名称、种类、数量、性状、保存状况、收到时间等。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另查明，于林洪系李传芳的配偶，于敏系李传芳的女儿，李传芳的父亲李玉升已于1958年去世，李传芳的母亲姚桂清已于1994年3月31日去世。本院认为，虽然患者到医院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身体健康，达到最佳的身体状态，但由于疾病的自然发展与转化、病人体质差异、疾病所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医疗技术水平等原因，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足以使每一患者都实现上述愿望。应当说明的是患者因自身疾病原因而存在生命健康方面的风险，其在选择医院治疗后并不意味着生命健康的风险转移给该医院，而自己不承担后果。而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则是医院未尽到注意义务、行为有过错、造成了损害后果，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两原告的亲属李传芳系在患冠心病的基础上，左主干-前降支支架植入术后，因继发左心室大面积心肌梗死，最终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山东省立医院对李传芳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李传芳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和次要原因之间的等级。两原告依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主张山东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要求山东省立医院对其因本次医疗损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原告主张山东省立医院对其损失应按照100%的比例进行赔偿，山东省立医院辩称赔偿比例过高，经审查本院认为，综合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于李传芳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山东省立医院对李传芳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和原因力大小的鉴定意见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李传芳因本次医疗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失由山东省立医院承担40%的责任为宜。于林洪和于敏主张医疗费85489.88元，并提供病历资料及票据证明其主张，山东省立医院辩称医疗费中应扣除医保已经报销的部分，经审查，根据于林洪、于敏提供的相关医疗费票据载明的医疗费用总额为85489.88元，其中自付部分为19266.09元，医保统筹报销部分为66223.79元。本院认为，李传芳的医疗费用中有66223.79元已经经过医保报销，其主张对于医保已经报销的部分由山东省立医院进行赔偿，本院不予支持。经核算，于林洪、于敏的医疗费本院认定为19266.09元。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按照每天100元计算10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山东省立医院对住院天数出异议，经审查，根据于林洪和于敏提供的李传芳的住院病历载明住院天数为9天，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李传芳住院天数为10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传芳的住院天数本院认定为9天；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按照每天100元作为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李传芳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900元。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按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年计算10天的护理费2058元，山东省立医院对护理天数及护理费标准均提出异议，经审查，李传芳住院9天，根据李传芳住院病历中的长期医嘱单载明“留陪人”，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李传芳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山东省立医院辩称护理时间应从2018年7月30日手术之日算起，于林洪和于敏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山东省立医院对李传芳的治疗行为存在整个住院期间，诊疗行为具有整体性，对于护理期限也应按照整个住院期间的天数作为计算依据，对于李传芳的护理时间本院认定为9天，于林洪和于敏主张护理期限为10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标准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于林洪和于敏虽主张按照2019年职工平均工资75125元/年作为计算护理费的标准，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山东省立医院亦不予认可，于林洪和于敏主张以75125元/年作为计算护理费的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的情况，李传芳的护理费应参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年作为计算标准。经核算，李传芳的护理费为1043.7元。于林洪和于敏主张丧葬费42044.5元、死亡赔偿金761922元，山东省立医院未提出异议，经审查，于林洪和于敏的该两项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于林洪和于敏主张鉴定费及为鉴定支出的其他必要费用52180元，并提供鉴定费发票、医疗纠纷专家讨论费用清单、交通费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山东省立医院辩称对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花费的鉴定费等费用38891.89元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花费的11180元没有异议，但对于两原告主张的押金2000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审查本院认为，于林洪和于敏在庭审中明确2000元系借阅病历切片的押金，对于该费用其要求山东省立医院进行赔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核算，对于鉴定费和为鉴定支出的必要费用本院认定为50071.89元。于林洪和于敏主张办理丧事住宿费426元、误工费3455.7元、停车费170元、餐饮费2995.9元、购买祭祀用品费1820元、墓穴费用40760元、尸体冷藏费4000元、殡葬费4369元，并提供相应的票据证明其主张，山东省立医院辩称原告主张墓穴费用、购买祭祀用品的费用、住宿费、停车费、餐饮费由山东省立医院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可，对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只认可三人的费用，但是费用标准不予认可，对于尸体冷藏费只认可7天的费用；经审查本院认为，于林洪和于敏已经主张了丧葬费和办理丧事人员的交通费，其再次要求山东省立医院赔偿其墓穴费用、购买祭祀用品的费用、住宿费、停车费、餐饮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本院酌定按照3人参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年计算3天的费用予以支持，即办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本院认定为1043.7元；对于尸体冷藏费用4000元，李传芳在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死亡，为确定死亡原因，在进行尸检前，尸体需冷藏存放所支出的费用系本次医疗损害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于林洪和于敏主张交通费1000元，山东省立医院辩称数额过高，经审查，在李传芳住院期间其亲属进行护理等支出交通费以及李传芳去世后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系因本次医疗损害所产生的合理损失，应酌情予以处理，综合本案的情况，对于交通费本院酌定为500元。于林洪和于敏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山东省立医院辩称数额过高，经审查，李传芳因本次医疗损害去世，其亲属遭受一定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于林洪和于敏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酌情予以处理，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于林洪和于敏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40000元。综上，山东省立医院按照责任比例应赔偿于林洪、于敏医疗费7706.4元（19266.09×40%）、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900×40%）、护理费417.5元（1043.7×40%）、丧葬费16817.8元（42044.5×40%）、死亡赔偿金304768.8元（761922×40%）、鉴定费及为鉴定所支出的其他必要费用20028.8元（50071.89×40%）、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417.5元（1043.7×40%）、尸体冷藏费1600元（4000×40%）、交通费200元（500×40%）、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对于于林洪、于敏主张的其他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医疗费7706.4元；二、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三、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护理费417.5元；四、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丧葬费16817.8元；五、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死亡赔偿金304768.8元；六、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鉴定费及为鉴定所支出的其他必要费用20028.8元；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417.5元；八、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尸体冷藏费1600元；九、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交通费200元；十、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林洪和于敏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十一、驳回原告于林洪和于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94元，减半收取计7047元，原告于林洪和于敏负担4370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负担267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扬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朱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