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24民初3241号 原告：孙建华，男，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云章，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兴，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文林，男，197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被告：陈琳，女，196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董保成，男，196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洋，四川得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华，四川得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廷文，男，196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告：谭长梅，女，197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被告：马溢浩，男，199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原告孙建华与被告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增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孙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六被告履行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履行对四川华卫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义务，由原742.8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657.2万元）；完成注册资金变更及股权变更工商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7日，原告就持有的华卫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的股权转让相关事宜与被告王文林、董保成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为便于股权收购，初步约定由王文林、董保成向原告支付前期款项1300万元，用于收购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偿还原安防公司债务，同时还对出资及股权转让期限进行初步约定，最终以正式协议为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后，经与被告王文林长期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决定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基础上签订了正式协议。2017年9月20日，在被告王文林的主导下与成都佳翔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佳翔服务中心”）、陈琳签订了《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该协议对被告前期通过谭长梅支付2200万元用于股权收购事宜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将该笔款项以“债转股的方式”计入合同交易价款，协议还约定了对公司现状、出资方式、资金安排、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经营地址变更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时还约定原告以专职顾问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该协议由“佳翔服务中心”委托彭小刚代为签订，“佳翔服务中心”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谭长梅及被告陈琳在2018年01民初3611号案件中对此予以认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约定的合同义务，完成了股权收购、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项，并将“华卫公司”公章、财务章、网银等交付给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佳翔服务中心”已经被注销，原合同主体及“佳翔服务中心”的出资人谭长梅、王廷文、马溢浩拒不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事项，拒绝原告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监督权等股东合法权益，导致公司不能正常经营，设计国家安全重大专利项目不能实施，对原告的事业和精神造成了巨大影响，为避免三年来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损失，公司目前急需按照约定进行股权转让，增资扩大，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各方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谭长梅、王廷文，马溢浩应对“佳翔服务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至人民法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孙建华与被告王文林、陈琳、董保成、王廷文、谭长梅、马溢浩增资纠纷一案与谭长梅起诉孙建华、高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法律事实相同，诉争焦点：双方合作中是履行《战略合作协议》还是应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书中作出评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民终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1.《战略合作协议书》上有孙建华本人签名，孙建华对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上诉主张是王文林利用其预留的空白签名主张伪造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2.2017年9月19日，王文林通过微信向孙建华发送的一段文字截图，其内容与《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1.2.3款内容完全一致，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3.《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款载明：“三方同意按甲乙双方5月所签协议的保证条款执行，公司5月30日前的债务由甲方负责，该内容仅在5月23日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中才有体现，也能够佐证《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孙建华上诉主张其当时“出于对程斌的感激和信任，我没有仔细看，就在程斌修改的《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上签了字”的理由，除本人的陈述外，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孙建华即使没有仔细看，其后果也应当自行承担。4.孙建华上诉主张其不认识谭长梅，谭长梅不可能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孙建华在2017年5月20日向王文林发送的修改后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签名的签约主体为孙建华与谭长梅，故孙建华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前，明知对方签约主体为谭长梅。5.2017年5月15日，孙建华和王文林通过微信确定了5月23日为签约时间，《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约时间与双方确定的签约时间能够吻合。6.孙建华主张王文林指定佳翔服务中心内《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投资和签约主体，并安排彭小刚代表佳翔服务中心签订《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代表家乡企业签名的是彭小刚，而彭小刚并无谭长梅、王文林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案孙建华所举示的证据均不能反映王文林有明确授权彭小刚代表其签订协议的内容，或者事后有明确追认彭小刚代签协议的行为。至于王文林2017年11月10日发送的“那你就带彭小刚去三。那个彭小刚懂一些技术。这方面他要熟一点”和2017年12月28发送的“好的，及时和项总、彭小刚一起交流”，“完善原有漏洞”的信息，其内容明显是王文林对彭小刚进行的工作安排，并非授权其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因王文林从未向彭小刚出具过书面授权委托书，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彭小刚的签约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而孙建华明知彭小刚没有授权的情形下与其签订协议，本身存在重大过失，故本案也不满足表见代理关于合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7.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然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约主体为孙建华、王文林、董保成，且该协议明确载明“未尽事宜三方友好协商，最终结果以正式协议为准”，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只是三方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并非最终协议。之后董保成未参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签订，孙建华主张《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才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最终协议证据不足。8.孙建华主张2017年5月23日之后，其与王文林还在对公司的股东安排、股东的股权比例及专利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所以不可能在2017年5月23日与谭长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然而，即使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王文林与孙建华就合作事宜一还在持续进行磋商，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已经磋商后另形成一致意见，并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内容达成了合意，并实际签订了该协议，因此，不能以此证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是双方签订和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陈琳关于《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的佳翔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文林的陈述，与佳翔服务中心的工商登记不符，其关于签字人彭小刚有佳翔服务中心授权委托书，彭小刚可全权代理签字的陈述，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9.孙建华主张王文林2018年3月24日发送的“三方协议也是您和陈主任协商”的信息，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证明王文林认可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该条信息发送时间是2018年3月24日，王文林于2017年9月18日通过微信上孙建华发送过一份《三方九月协议》，故不能得出王文琳微信中所称的三方协议即为《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唯一结论。10.孙建华主张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本人工资问题只有《九月三方合作协议》中有约定，证明王文林认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5月16日、5月17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均涉及华卫公司的搬迁问题。2017年7月4日，孙建华、王文林的微信内容涉及孙建华本人的工资问题，证明该两项问题在《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前已是双方讨论的内容，并非《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专属内容。11.2018年1月30日，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廷文，2018年1月22日，华卫公司全体股东孙建华、中发科创专业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项庆帅作出的决定，与王文林无关。至于佳翔服务中心的成立与注销属于企业行为，不能以此认定王文林、谭长梅认可或者在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12.关于孙建华举示的华卫公司股东群的聊天记录及其与项庆帅、陈斌、王廷文的聊天记录，均系单方证据，不具有证明力。13.虽然谭长梅在一审起诉时要求一并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然而，谭长梅在诉状理由中没有涉及对《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的认可，谭长梅起诉后，又撤回该项诉请，是当事人诉讼策略的选择，且诉讼中谭长梅起诉解除该协议的原因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孙建华关于谭长梅在（2018）川01民初3611号案件中提交并要求解除《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的行为，足以认定谭长梅和王文林是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九月三方协议》是王文林、谭长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文林、谭长梅签订并实际要履行的最终协议，故该协议对王文林、谭长梅没有法律约束力。孙建华主张《战略合作协议书》系伪造，各方签订和实际履行了《九页三方合作协议》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谭长梅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五.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及追加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已认定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因此本案没有追加其他当事人的必要。虽然孙建华、高立已经就《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该案及本案均需要审理双方履行的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还是《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故孙建华、高立上诉认为本案应当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孙建华要求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通过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的合作及履行的依据是《战略合作协议书》而并非《九月三方合作协议》，故孙建华的起诉违背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之规定，孙建华要求履行《九月三方合作协议》内容的诉请与其之前相关诉讼的诉讼请求相同且已经一审、二审判决中作出认定，故孙建华起诉构成重复起诉，本院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孙建华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文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