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5686号原告：闫纪军，男，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星，男，197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华源四里甲7号楼13#-F03。负责人：毕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平，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纪军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闫纪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星、中信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纪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中信银行支付闫纪军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5日计算至2017年6月1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中信银行向闫纪军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3日至实际履行支付义务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中信银行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2日，闫纪军在中信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并于同日转入该账户200万元。2017年6月13日，闫纪军去中信银行取钱，被告知账户里只有25元，其余的钱被转走了。闫纪军在开户时并未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代扣等相关业务，也没有在柜台或ATM机办理过任何手续。故闫纪军诉至法院。被告中信银行辩称，不同意闫纪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并非借记卡纠纷，而是一个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关系。闫纪军银行卡内金额变动的原因是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公司，原名为深圳银盛电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代收业务所致。银盛公司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签约的商户可以通过银盛公司的支付系统，经结算公司向中信银行持卡人账户中扣款。本案代收业务的发起人是银盛公司的商户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某因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闫纪军的委托扣款的授权书涉嫌是曾某伪造的，银盛公司在审查过程中存在过错。闫纪军账户内的钱款划入了好得公司指定的十余个账户中，闫纪军应通过刑事退赔等途径获得补偿。另外，闫纪军在信息保管方面存在过错，中信银行丰台支行在交易中已经尽到了审慎义务。本案是刑事案件，要求资金占用费也没有法律事实依据，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应先刑后民，闫纪军没有起诉权利，应当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业务凭证/客户回单、银行交易流水、收费凭证、关于下发《深圳代收付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及其附件、关于深圳深银联网络服务中心更名的批复、关于对《关于协助提供有关客户资金划转资料的函》的复函、支付结算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代收付业务服务合同、（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等作为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日，闫纪军在中信银行申请办理尾号为4743的借记卡一张，未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提醒等业务。当日，闫纪军向该借记卡账户存入2000010元。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4日，该借记卡账户被陆续转出164笔，共计金额200万元，收款账户名称为“银盛公司客户备付金”。另查，深圳代收付系统是负责代收付业务批量支付指令在深圳市各收付费单位与处理中心之间以及处理中心与银行之间进行联机传递和处理，并对跨行交易进行资金清算的系统。系统处理的代收业务是根据收费单位与付款人的协议授权，由付款人开户银行在约定的时间将付款人账户款项划转给收费单位的借记业务。本案中实际扣款商户好得公司由银盛公司于2016年3月份申请作为其二级商户接入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结算中心）代收付渠道并开展代收付业务。好得公司作为银盛公司支付二级商户成功接入深圳结算中心代收付系统后，依据签有“闫纪军”字样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向银盛公司发起扣款指令，通过银盛公司支付发送至深圳结算中心，深圳结算中心通过代收付系统将该扣款指令发送至中信银行，中信银行在收到扣款指令后对持卡人闫纪军账户进行扣款操作，而后将交易结果反馈至深圳结算中心，深圳结算中心将此结果返回给银盛公司，交易流程完成。《深圳代收付系统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代收付业务支付指令从收付费单位成功发送交易文件开始即发生效力，至收付款人开户行确认贷记或借记收付款人账户为支付指令的完成。再查，好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祖士及案外人王微沂因涉嫌诈骗罪被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11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4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相关刑事案件材料显示，“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曾祖士以其实际控制的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先后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天翼公司、银盛公司、畅捷通公司、中投科信公司签订代划扣协议，由第三方支付公司运用电子支付平台-企业账户支付功能，为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等服务。……之后，王微沂、曾祖士各自以存款付高息等为诱饵，隐瞒存款会被第三方支付平台划扣等事实，通过本人或第三人，诱骗被害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曾祖士通过伪造被害人《委托划扣授权书》等手段，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被害人的存款划走，用于归还个人欠款、支付被害人本息等用途。……29.被害人闫纪军的相关证据（1）报案、立案材料，闫纪军2017年7月13日报案，自报损失200万元。（2）被害人闫纪军报案陈述：2016年6月2日在中信银行开户存款200万元，后被银盛平台划扣。没有经人介绍也没有授权扣款，没有开通短信提示。（3）中信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2016年6月2日，客户闫纪军来我行开卡，期间多次要求关闭短信提醒功能。（4）银行流水显示，闫纪军账户被划扣的情况。（5）银盛公司代收代付明细显示：闫纪军账户2016年6月2日-4日划扣200万元，同日付款周旭辉等账户。（6）鉴定报告：闫纪军账户划扣金额200万元，差额200万元。（7）被告人曾祖士供述：闫纪军是王微沂找来的客户。……被告人曾祖士的供述：划扣款项时，我在支付平台填写一份表格，包括客户开某行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约定金额，系统会跳出选项让我选择，我所有的选择就是代收，具体项目我一般选择信息费、服务费这两者居多，但实际上这是信息费和服务费都是我随手编的，发起划扣指令时客户是不知情的。……好得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沪京公司，我都是实际控制人，前三家公司都是空壳公司。……给银盛支付平台的授权书有部分是客户自己签的，部分是我伪造的。”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实施多头诈骗。对于存款人，曾祖士、王微沂通过中间人，以高息利诱，虚构银行拉存款、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百强企业融资借款、融资平台运作等理由隐瞒款项存在银行会被划扣的事实，令存款人错误地认为相关款项存放于银行账户，在存款人不知情或没有直接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划扣账户内的款项；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等机构，曾祖士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签订代扣代付业务，虚构交易、消费、投资等，隐瞒了对存款人存在欺诈、伪造存款人授权扣款等事实，导致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进行代扣代付……”，并判决：“……三、追缴被告人曾祖士的违法所得依法发还全案41名被害人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名单、金额见附表1）；追缴被告人王微沂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王宇萌、邵世明、戎海星、……闫纪军、……。不足弥补部分，责令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退赔。……”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中信银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违约；三、闫纪军对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一。闫纪军在中信银行办理借记卡并向借记卡内存入资金，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闫纪军以借记卡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审理的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中信银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中信银行应否对闫纪军的案涉损失款项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以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案外人曾祖士、王微沂涉嫌诈骗案虽与本案有牵连，但是与本案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闫纪军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曾祖士等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属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本案与曾祖士、王微沂涉嫌诈骗案应当分别处理，故中信银行抗辩本案应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处理及闫纪军应通过刑事退赔等途径获得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因此，保障存款人账户的资金安全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义务。中信银行与闫纪军之间因储蓄存款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中信银行据此负有到期支付存款及利息，以及未经储户同意不得扣划存款等义务。本案中，涉案存款被扣划的关键在于委托划款授权书，庭审中闫纪军明确表示该委托划款授权书并非其本人签字，中信银行亦表示对该委托划款授权书的真实性存疑，但未申请鉴定，本院结合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对该委托划款授权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信银行在闫纪军并未实际真实委托划款的情况下对闫纪军的存款进行了扣划，违反了储蓄合同中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其次，中信银行执行指令的代收付系统管理办法明确写明，代收付业务支付指令从收付费单位成功发送交易文件开始即发生效力。该条款说明，中信银行将部分审核权利让渡给银盛公司，其认可银盛公司的审查行为对其发生对外效力，则此种行为在提高交易便捷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交易风险，中信银行有义务提升其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衔接过程的安全防范水平。最后，闫纪军于2016年6月2日在中信银行办理了借记卡，2016年6月2日至6月4日，闫纪军借记卡账户转账支出164笔共计200万元，三天内密集转账164笔流向同一账户，但中信银行没有监控到异常情况，说明其系统控制管理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中信银行并未就上述账户异常行为采取通知客户等必要措施，行为有违储蓄合同中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综上，虽然中信银行并非是与银盛公司签订代收付业务协议的银企直联环节当事方，只是接收结算中心对接支付系统后发送的交易指令，但中信银行作为储蓄合同关系的商业银行一方，确实没有尽到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因此，中信银行在闫纪军未实际真实授权他人处分其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情况下扣划闫纪军的资金，系无权处分闫纪军账户内资金的行为，其应向存款人闫纪军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信银行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发出虚假指令的机构追偿。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闫纪军办理的借记卡并未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提醒等业务，在整个扣款交易过程中，都是曾祖士、王微沂控制好得公司，通过银盛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扣款支付协议进行扣款，在涉案扣款交易过程中，仅需要提供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开户行名称、银行卡账号、扣款金额即可进行划扣，不需要提供银行卡密码和正确预留手机号码对交易进行核验，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闫纪军对涉案款项的转出知情。其次，本案中未见闫纪军有授权他人委托扣款的行为，且从相关的刑事案件材料看，闫纪军也不存在主动向他人泄露上述账户信息的情形，在相关刑事判决书中，虽然犯罪嫌疑人描述了部分被害人提供账号信息的过程，但也有部分被害人明确向侦查机关表示没有过泄露行为，与本案闫纪军的情况一致。最后，相关转款在短时间内全部完成，且账号并未出现其他被害人存在的“返还利息”的情形，亦未见闫纪军存在与扣款行为相关的不合理行为。因此，综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本院无法认定闫纪军在其借记卡内资金被转移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综上，本院对闫纪军要求中信银行赔偿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闫纪军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诉求，应以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为限计算，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闫纪军支付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闫纪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昭审 判 员  倪 燕审 判 员  刘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夏玉婷书 记 员  霍歆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