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9145号原告：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473号4层442室。法定代表人：杨召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口县梵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办事处月季路庄上。法定代表人：何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海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梧桐路6号裙楼第1、2层。法定代表人：何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段258号西部国际金融中心1栋17楼01-09单元。法定代表人：罗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于江，四川诺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敏，女，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住成都市温江区。被告：何方，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与被告江口县梵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被告重庆海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亚公司）、被告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公司）、被告何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高亢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王悦，被告旅游公司、被告海亚公司、被告何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被告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于江、兰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到期未付租金人民币43272754.94元，以及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六为标准自2019年11月2日/11月5日分别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截至2019年12月15日已发生逾期利息为1051273.06元）；2、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留购价款人民币1000元；3、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对上述旅游公司的全部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海亚公司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标的物为海亚公司持有的旅游公司的65%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为6500万元；5、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以及律师费20万元。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10月25日，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订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定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转让其拥有所有权的在建工程-2/3/4号楼，租赁公司支付转让价款1亿元并将在建工程-2/3/4号楼作为租赁物回租给旅游公司使用，租赁期限24个月，从起租日开始计算。2017年11月3日和11月6日，租赁公司按照约定向旅游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1亿元，实际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双方于2017年11月3日和11月6日签订了两份《租金支付表》，约定租金总额为65249941.18元和43499960.78元，并约定了租金付款日和付款金额。同日，为保证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租赁公司与海亚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与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旅游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到期应付租金，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故租赁公司提起诉讼。租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证据二、《股权质押合同》；证据三、《保证合同》（海亚公司）；证据四、海亚公司关于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股东会决议；证据五、《保证合同》（能投公司）；证据六、能投公司同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董事会决议；证据七、《保证合同》（何方）；证据八、付款凭证四份；证据九、融资租赁初始登记信息；证据十、租金支付表两份；证据十一、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出具的提前还款申请书；证据十二、编号为CNFL000J2017017的《融资租赁合同》和编号为CNFL000J2017018的《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租金/租前息支付表》；证据十三、收款回单两份；证据十四、海亚公司章程；证据十五、能投公司2016年12月19日的公司章程以及官网的领导团队；证据十六、江口县国土资源局与海亚公司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备案证明、施工许可证；证据十七、江口县人民政府办公用房租赁合同书；证据十八、江口县梵悦文旅综合服务中心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证据十九、贵州江口县梵悦文旅大厦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旅游公司、海亚公司、何方共同答辩称，不同意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因为：第一，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系在建工程，不具备法律上的所有权，不存在转让所有权的适当性，因此，因租赁物的性质问题，双方不存在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答辩人认为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之间仅仅是摆账的法律关系；第二，租赁公司虽然向旅游公司提供了5.2亿元的资金，但其中的1880万元在当月已经转回给租赁公司，3.2亿元按照双方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在到账后七个自然日内转回给了租赁公司，其中剩余的1.812亿元以旅游公司开具相应额度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转回给了租赁公司，同时，按照双方签订的资金监管协议约定，上述5.012亿元虽然款项在旅游公司的账户上，但旅游公司没有对资金的支配和使用权，该款项由租赁公司监管，旅游公司从未使用过，而该款项对应产生的资金利息，也是由租赁公司收回，所以，答辩人认为旅游公司与租赁公司的整个交易仅仅是将5.2亿元的资金放在了旅游公司的账户上。因此，各担保人也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同时，海亚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确认，应为无效。旅游公司、海亚公司、何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资金监管协议、补充协议；证据二、188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份、《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2份、《质押合同》2份。能投公司答辩称：不同意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因为：能投公司对融资租赁合同从不知晓，且能投公司从未与租赁公司签订过保证合同，因此，能投公司不是保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法院应驳回租赁公司对能投公司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能投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一、企业信用报告、公司章程三份；证据二、股东会决议、公司内部任职文件、签字样本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5日，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合同约定：旅游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以资金筹措为目的，向租赁公司申请以租赁物售后回租的方式转让租赁物，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购买租赁物，再将租赁物回租给旅游公司，旅游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本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原属旅游公司所有，旅游公司依据本合同转让给租赁公司，并由租赁公司回租给旅游公司使用的设备，具体内容见《售后回租租赁物清单》；旅游公司转让租赁物，在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支付转让价款之日即被视为租赁物所有权同时转归租赁公司所有；租赁物的转让价款为10000万元（一亿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为在付款条件满足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租赁物转让价款；旅游公司指定的收款的银行账号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旅游公司，开户行贵阳银行江口支行，账号×××；租赁期限为24个月；租金分2期支付，租金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日期详见《租金支付表》；租赁利率为浮动利率，为年5.7%；租赁手续费为720万元，旅游公司应于合同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手续费支付至租赁公司；如旅游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须向租赁公司支付自应付日至实际支付日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应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六计算；租赁物留购价款为100元。《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所附的《售后回租资产清单》载明，租赁物名称为在建工程-2号楼、3号楼、4号楼。《租金支付表》载明，租金分4期支付，每期租金均为26806272元，租赁手续费为720万元，留购价款为1000元。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旅游公司和租赁公司共同确认，作为在建工程的2号楼、3号楼、4号楼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租赁公司陈述，前述在建工程没有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此外，租赁公司还陈述称，前述在建工程没有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而登记在旅游公司的关联公司名下。2017年11月6日，旅游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明，声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件所有权移转至租赁公司。除本案争议的融资租赁合同之外，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还签订有其他两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分别为017、018。三份融资租赁合同的转让价款总计为5.2亿元。2017年11月3日，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开立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曹家渡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3.2亿元，农业银行生成的电子回单载明，转账金额为3.2亿元，附言为售后回租款。同日，租赁公司再次向旅游公司开立于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1880万元，电子回单亦载明附言为售后回租款。2017年11月6日，租赁公司委托农业银行向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江口支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1.6亿元。同日，租赁公司再次向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2120万元，电子回单亦载明附言为售后回租款。至此，租赁公司分四次向旅游公司付款共计5.2亿元，其中3.388亿元支付至农业银行账户，1.812亿元支付至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贵阳银行的账户。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共同确认，租赁公司支付旅游公司3.2亿元后，旅游公司就该笔资金在农业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并协助租赁公司办理了存单质押金融借款，其中债务人为租赁公司，存单质押担保人为旅游公司。租赁公司陈述称，租赁公司将所贷款项3.14亿元加自有款项600万元合计3.2亿元，打入了旅游公司在贵阳银行开立的账户。2018年4月10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融资租赁业务登记，登记到期日载明为2020年4月9日，租金载明为1亿元，租赁财产载明为建筑物。2017年11月3日和2017年11月6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分别签署两份租金支付表，载明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即本案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租金分为两笔计算，第一笔租金总额为65249941.18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3日至2019年11月2日，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2日和2019年11月2日，租赁手续费为432万元；第二笔租金总额为43499960.78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6日至2019年11月5日，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5日和2019年11月5日，租赁手续费为288万元。此外，2017年11月3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还就尾号为017和018的两份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了两份《实际租金/租前息支付表》。其中，尾号为017的融资租赁合同的支付表载明，起租日为2017年11月3日，租赁成本为1亿元，手续费为200万元，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2日和2019年11月2日，租赁利率为5.7%；尾号为018的融资租赁合同的支付表载明，起租日为2017年11月3日，租赁成本为3.2亿元，手续费为960万元，租金分1期支付，付款日为2018年11月2日，租赁利率为5.22%。之后，2017年底，租赁公司、旅游公司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口支行（即前述简称的贵阳银行）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约定：为规范租赁物采购款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签订本协议；鉴于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签订了尾号为016、017、018的三份融资租赁合同，三份合同项下融资总额为5.2亿元，统一支付至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同意共同委托贵阳银行提供账户监管服务，对账户资金中5.012亿元的部分提供监管服务；租赁公司委托贵阳银行对监管资金的支付进行监督管理，旅游公司任一笔和任一额度的监管资金支付均须经租赁公司签字核准，并由授权代表出具书面《资金使用函》；贵阳银行接到租赁公司授权代表提交的《资金使用同意函》后，方可为旅游公司办理支付手续，否则，贵阳银行不可支付任何款项；三方同意在监管资金汇到监管账户的7个自然日内，将监管资金中的3.2亿元汇给租赁公司开立于建行上海第一支行的账户，用以偿还租赁公司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3.2亿元；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为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账号为×××，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旅游公司的收款账户一致；未经租赁公司批准，旅游公司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贵阳银行提出转移监管资金，否则租赁公司有权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贵阳银行将监管资金退回租赁公司。之后，2017年底，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尾号为018的融资租赁合同，为保证该笔融资及时到位，租赁公司先行用自有资金向旅游公司支付了合同对应价款3.2亿元；旅游公司同意，农业银行对该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批复到位后，按照三方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在流动资金贷款到位后的7个自然日内转至租赁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用以置换租赁公司先行支付的自有资金；旅游公司同意，当租赁公司需要时，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之外的1.812亿元，以全额存单方式质押给租赁公司，或配合租赁公司开具相应额度的承兑汇票。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共同确认，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了手续费1880万元。此1880万元，金额与5.2亿元融资租赁款项扣除5.012亿元受到资金监管款项的金额一致。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还共同确认，关于《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旅游公司将监管资金中的3.2亿元支付至租赁公司的合同义务，旅游公司已经履行完毕，租赁公司实际收到并使用了3.2亿元。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自2017年至2018年期间，租赁公司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旅游公司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质押合同》，约定租赁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银行贷款，还款来源为旅游公司的单位定期存单，贷款担保方式为旅游公司提供担保，银行贷款的使用方式为贵阳银行为租赁公司办理商业汇票银行承兑业务，贵阳银行为租赁公司办理银行承兑而形成的一切债权自动成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担保合同项下所担保的主债权，旅游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为单位定期存款存单。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共同确认，就《补充协议》约定的旅游公司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之外的1.812亿元以全额存单方式质押给租赁公司或配合租赁公司开具相应额度的承兑汇票的合同义务，旅游公司已经全部履行，租赁公司陈述称，旅游公司已经就1.812亿元全部资金开具了定期存单并协助租赁公司以存单质押的方式开具了银行承兑汇票。但租赁公司还陈述称，最终的还款是租赁公司进行的偿还。关于5.012亿元融资租赁款项的使用，租赁公司还发表了如下意见：3.2亿元和1.812亿元均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在旅游公司名下，旅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需要使用相应款项，可以提供符合自身资信的材料以及资金使用方案的材料，经过租赁公司批准即可使用；相应资金一直在旅游公司账户，旅游公司有使用资金的可能性；同时，该等金额在旅游公司名下，为旅游公司的授信、增信、资信等提供了支持。关于资金的使用，租赁公司陈述称，旅游公司没有向租赁公司申请使用资金。2018年9月20日，旅游公司出具《提前还款申请书》，声明鉴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尾号为016、017、018的融资租赁合同，融资本金为5.2亿元，旅游公司申请提前还款，并将两份定期存单（含本金及利息）转让给租赁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的还款来源；两笔质押存单信息为，存单一开立于农业银行，金额为3.2亿元，存单二开立于贵阳银行，金额为1.812亿元。租赁公司以前述两笔存单的本金和利息抵扣了三份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欠款。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和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旅游公司偿还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付租金、逾期利息，并要求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作出本案裁判的前提，在于认定旅游公司是否需要偿还租赁公司主张的未付租金。一、关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就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虽然售后回租已是成熟的融资租赁交易模式，但是，认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仍需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争议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在建工程2号楼、3号楼、4号楼，合同并未约定租赁物的具体地址或详细信息。结合旅游公司和租赁公司共同确认的前述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有房屋产权证书，租赁公司陈述的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有抵押登记手续，且在建工程没有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而是登记在关联公司名下，本院认为，前述租赁物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租赁物属于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在建工程，二是旅游公司并不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关于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说明中（该书第48页）载明以下内容：“以在建住宅商品房项目作为租赁物，以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承租人、租赁公司作为出租人的融资租赁合同，我们倾向于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理由为：一，房地产在建项目尚不具备法律上的所有权，故出租人并未实际取得房地产项目的所有权，此与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对租赁物的所有权的特征相背离；二，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承租人，并非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其租赁在建房地产项目，并非为使用租赁物，而是通过房地产项目来取得融资；三，在建房地产并不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特征是持有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出售或投资……固定资产是劳动工具或手段，而不能是劳动对象，在建的房地产项目恰恰是劳动对象而不是劳动工具和手段；四，从国外时间来看，以在建房地产项目作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交易非常少。”“有的出租人要求明确将房地产过户到出租人名下，以保障租赁物的担保功能，也有的租赁公司和开发商为了避免交纳房地产过户的大量税费，而采取了不过户的操作方式，对未过户的，因与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不符，我们倾向于明确认定此类房地产融资租赁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本院的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一致。除此之外，本院认为，融资租赁交易的一大特征，是租赁期间，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而出租人享有的所有权，是对融资租赁债务的一种担保。《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售后回租业务的标的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并有权处分，第34条规定，从事售后回租业务的金融租赁公司应真实取得相应标的的所有权，标的物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其产权转移必须到登记部门进行登记的财产类别的，金融租赁公司应进行相关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亦未办理抵押权人为租赁公司的抵押登记手续，甚至据租赁公司陈述，建筑物所有权本身即不属于旅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载明在建工程的具体信息，而截至本案判决书出具之时，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并未向本院告知在建工程的详细信息。据此，旅游公司虽然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但由于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旅游公司的声明文件不能使得租赁公司当然取得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即租赁公司无法就融资租赁合同获得任何来自于租赁物的物权保障。融资租赁交易，本质特征即是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现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仅有融资之实，并不能达到融物的目的，故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不能被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综上所述，本院认定，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形成的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二、旅游公司是否应当偿还租赁公司剩余借款本息。对于本案涉及到的三份融资租赁合同，三份合同项下共计5.2亿元的资金，在款项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没有进行专门的区分，因此，本院无法从中单独识别本案诉争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1亿元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有鉴于此，本院对全部5.2亿元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关于5.2亿元中的1880万元的部分，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了融资租赁手续费1880万元。因此，对于该部分资金，旅游公司并未实际占有和使用。关于5.2亿元中的3.2亿元的部分，具体交易模式为：租赁公司将款项打入了旅游公司开立于农业银行的账户；旅游公司将该笔资金在农业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后将存单质押予银行，协助租赁公司办理存单质押银行贷款；租赁公司基于该存单获得银行贷款后，将3.2亿元资金打入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之后，旅游公司依照《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在资金进入账户的7个自然日内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打回至租赁公司的账户。在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其实际使用了3.2亿元的资金。关于5.2亿元中的1.812亿元的部分，具体交易模式为：租赁公司将款项打入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旅游公司依照《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就全部资金在贵阳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并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质押合同》，将定期存单质押予银行，为租赁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的多笔贷款提供担保。在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1.812亿元中的全部资金均开具了定期存单并质押给了银行。纵观3.2亿元和1.812亿元的交易模式，两者呈现出同一特点，即资金均以定期存单的形式登记于旅游公司名下，但持续质押予银行，为租赁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旅游公司不能实际操作和使用资金，也不能将资金投入自身的经营或消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参照前述规定，借款人还本付息的前提在于，借款人取得了贷款人发放的资金的实际支配和使用的权利。本案中，虽然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发放的款项均登记在旅游公司的银行账户之中，但由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资金监管协议》，旅游公司并未取得对相应款项的实际支配和使用权。同时，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通过一系列的交易模式安排，使得租赁公司在旅游公司的配合下，实际占有并使用了其发放的全部5.2亿元资金的使用价值，旅游公司自始至终未能将租赁公司发放的资金用于自身的经营或消费。虽然在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主张，资金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可以使旅游公司在资信、增信方面获得利益，但是租赁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以及不能明确说明旅游公司在哪些方面确实获得了利益。鉴于旅游公司未能实际使用5.2亿元的资金，旅游公司不应承担对租赁公司的还款责任。最后，本院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以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方式，实质上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款项的使用主体变更回租赁公司，导致旅游公司的“融资”目的不能实现；同时，租赁公司在明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在建工程时，仍径行发放融资款项，导致其无法获得任何来自租赁物的物权保障，进而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的“融物”目的不能实现。租赁公司作为专业的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其经营行为的作出、经营模式的选择，必然经过了基于多种因素的复杂考量，本院对租赁公司选择的投资项目、经营模式不予评价。但租赁公司在本案中选择的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其面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风险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固有风险，无法完全规避。租赁公司要求旅游公司配合完成对已发放资金的使用主体的变更，进而实现租赁公司实际使用资金的目的，租赁公司的行为，在客观上规避了融资租赁合同中潜在的商业风险，本院对此予以理解。但是，规避商业风险亦有成本，租赁公司应与旅游公司协商解决成本的负担问题，并另行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不能径行将全部成本转嫁至并未从融资租赁合同中获利的旅游公司，甚至损害旅游公司的合法权益。司法诉讼并非商业争端的最佳解决方式，本院建议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可以继续协商解决商业风险的负担问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87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高 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郭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