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23民初697号原告：吕德军，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法，黑龙江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永财，男，农民，汉族，1954年8月14日出生，住林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丽，黑龙江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德军与被告于永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后，被告于永财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30日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民终27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我院（2018）黑0623民初927号民事判决，发回我院重审。本院重新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德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法，被告于永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德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3年11月17日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及2004年5月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2、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3年11月17日被告与林甸镇东发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马场800亩耕地的承包合同书，明确了承包面积、地点、承包期限、承包费数额。同日被告与原告订立其中100亩耕地的转包合同，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04年5月1日基于国家的税赋制度改革，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国家给予该地发放的政策性补贴等归原告享有，合同一直履行至2016年无争议。2016年东发村部分村民上访认为原承包合同每亩每年承包费14元价款过低，特别是承包人获得粮补后村委会等于负收益，在农民上访的压力下，东发村村民委员会找到原告协商将粮补款归由村委会享有，在原告的同意下由被告以原承包人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了调价的补充协议，约定原承包合同的价格调整幅度与国家对该地的所有政策性补贴额度一致，即将政策下的粮食补贴交由东发村享有，原告作为该地的现有经营权人对双方调价的补充协议认可。林甸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下发了林农仲案(2016)第02号仲裁调解书，原告遂将2017年春应得的粮补交由东发村委会享有。但在2017年春种地时，被告阻碍原告耕种土地，无奈原告只能报警。原告认为2017年被告强行耕种该争议土地至2018年（在原告申请法院先予执行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将该地耕种），原告认为被告的侵害行为一直持续至今，可被告不但不停止侵权还否认自己之前所有的转包行为，故原告将被告诉讼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于永财辩称：1、原告存在虚假陈述，其他陈述多次转包过程自相矛盾。本案原告在公安机关调查的自行陈述与人民法院原审一、二审自行陈述自相矛盾，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转包合同更没有收到原告给付的承包费，原告在林甸县公安局调查核实时自认没有给付过原告承包费用，所以本案的事实从原告自行陈述的调查笔录及开庭笔录中有三种转包情形自相矛盾。2、杨某没有委托被告参与案涉土地的发包。被告从未与任何人写过转包合同，被告和东发村签订东发村土地承包合同是自己签的，钱是自己拿的，是自己承包的，没有和任何合伙或者承包，其中包括杨某，包括原告在内没有任何人给付过被告土地转包费。3、原一审法院的司法鉴定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提交的检材转包合同书中有伪造、变造，私自盖有公章的个人行为，原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因为检材没有进行开庭质证不能作为鉴定的基础，原告方提交转包合同中存在伪造、变造的现象，所以其检材为非法证据，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准确。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及《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补充合同》各一份（提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欲证明，原、被告于2003年11月17日在林甸县签订了耕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约定耕地面积为100亩，地点为东发村马场境内，承包期限为25年，自2003年11月17日起至2028年11月17日止，承包费为42500元，并约定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承包费。原告依据该合同履行了义务，并且该合同一直履行至2016年无争议，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并经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确认。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国家和当地政府及村委会对该100亩地的征地、补偿、种粮补贴、税费减免、受灾补助等一切与此100亩耕地相对应的一切权利和优惠均由原告直接享受，与被告无关”。此补充合同并经东发村委会盖章确认。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和要证明的问题均存在异议，该合同被告未见过也不是被告所签订的，原、被告之间并无书面的转包协议，原告也未向被告履行给付承包费的义务。并申请对该合同进行司法鉴定。原告作为村长在其持有的转包合同中盖的公章，并把吕德军、徐立斌、杨某都盖上东发村的公章了，这说明原告的该组证据存在变造、添加的现象，该合同经原告方变造不具备合法性。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欲证明的问题等认证意见在鉴定意见证据中进行阐述。2、林甸县公安局于2018年4月2日出具的鉴定结论通知书一份（提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欲证明，于永财与付某、吕德军、李宏波、徐立斌、杨某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及补充合同书，甲方签名处被告“于永财”与被告于永财以前票据中和询问笔录中的签名的相同字迹均为同一人书写，即于永财本人所签这一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份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及该通知书的合法性有异议。该案属于民事争议，鉴定应由当事人双方委托的社会鉴定机构予以鉴定，并由鉴定双方当事人到场，并提供检材，而该份通知书系公安机关自行鉴定。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允许承办民事案件的鉴定，该鉴定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故该通知书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不能作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为林甸县公安局出具的鉴定结论通知书，并非有资质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无法反映所提取的鉴定检材及整个鉴定过程，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欲证明的问题将结合鉴定意见书确定是否予以确认。3、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一份（原件），欲证明原告承包被告东发村马场境内的100亩耕地地块的四至，东邻李宏波耕地，西邻杨某耕地，南邻李宏波耕地，北邻杨某耕地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确实耕种了被告的100亩耕地，但具体位置被告记不清。本院认为，因涉案耕地在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管理辖区，其为土地的总发包人，对涉案耕地四至更加清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4、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关于我与于永财签订转包合同的自述材料”二份（林甸县公安局出具加盖公章杨某的自述材料）、2020年10月22日林甸中医院诊断证明书（原件）杨某CT检查报告单（原件）、杨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1）案件重要证人杨某不能出庭的法定理由；（2）于永财在2003年前为杨某代为承包土地；（3）2003年11月杨某与于永财合伙承包土地并由杨某筹集所有的竞拍款，并交给东发村委会；（4）杨某筹集的承包款的来源包括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付某等人；（5）由于杨某不能按照预想转包土地后将借的钱及时偿还给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付某等人，就将其中的300亩土地分别抵偿给出借人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各100亩，当时以于永财名义签订转包合同，于永财每亩高出拍卖价3元，才肯签订转包合同，于永财签订转包合同是出于真实的目的，不存在承包费的争议；（6）签订补充合同给付于永财20%粮补款，双方转包后10多年没有争议；（7）于永财签订调价协议是村委会与各承包人商量的结果，于永财名义签订的调价协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杨某的医院诊断说明书，仅能证明其患有疾病，但不能证明其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意志，所以具备出庭作证的条件，而原告方所说的杨某也是与被告方在公安机关称有土地转包合同中的当事人，所以杨某不是证人身份，而是与原告相同的法律地位，原告所说的仅是其个人的自述材料，杨某的自述材料不属实，根据法律规定仅有当事人自行陈述的材料，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不能够认定，杨某和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不能作为证人作证。本院认为，杨某的自述材料是原、被告双方因涉案土地发生争议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形成的，其内容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该材料中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确认。5、证人付某出具的承包东发村马场耕地情况说明一份（原件）、第二次出庭当庭证言，欲证明，涉案土地承包的过程及履行过程与证据四中杨某的陈述相一致。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接收原被告双方质证及法庭的提问，原告方所说的付某也是在林甸县公安局调查处理的其自称与被告方存在土地转包合同的当事人类似原告的地位，所以其身份不能作为证人作证，所以其所说的关于土地承包过程不属实，建议法庭不采纳。本院认为，在第二次开庭时，证人付某当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庭质询，其证言与第一次开庭出具的书面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其证言与杨某的自述基本一致，故本院其相一致部分内予以采信。6、1985年1月1日杨某与东发村承包合同书一份（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1989年3月3日完善土地承包协议书一份（提交复印件）、杨某与于永财委托书一份（提交复印件）欲证明，1985年至2003年期间杨某一直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于永财的承包人身份也是受杨某的委托签订的。被告质证称，对合同书完善土地承包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自1985年至1999年，东发村与杨某签订的土地合同已履行完毕，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证据四杨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据五付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土地最初是由杨某承包，杨某作为实际承包人一直经营至2003年。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7、邢某、邢万涛、计德新、董广军、王秀海、王秀国的证言（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证人邢某第二次开庭出庭证言，欲证明，杨某承包的土地是以于永财名义交付的承包费，钱也是杨某筹集的，并由各承包人送到现场，于永财并没有向东发村委会交纳竞拍土地的承包费，出借人当年承包了杨某的承包地，还能证明，交付承包费的资金来源，而是杨某向多人借款凑齐的，本案原告是出借人之一及用借款抵顶承包费形成的土地转包合同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质证，证人都是和杨某有利害的关系，不具备证人身份，是否为本人书写无法证实，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与杨某的关系，所以此六份证言不具备合法性不应采纳。于永财承包800亩土地的承包费已经交付给东发村，当时的收款人李宏波加盖东发村财务专用章，在林农经的发票上显示交款人是于永财。本院认为，在第二次开庭时，证人邢某当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庭质询，其证言与第一次开庭出具的书面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其证言与杨某的自述、证人付某的证能够相互印证，其他证人虽然未出庭，但其证言内容与以上证据基本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与其他证相一致部分予以采信。8、杨某、付某分别与王秀国、董广军、计德新、邢秀玲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2006年12月13日、2013年3月24日、2014年12月17日徐立斌分别与钱凤斌、李福恩、李传兴、张仁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欲证明，以上合同能够证明是杨某、于永财合伙承包，以于永财名义进行竞拍并签订承包合同，杨某具有经营权、承包权，杨某转包给徐立斌、吕德军、李宏波是经过于永财同意，且于永财与徐立斌、吕德军、李宏波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用借给杨某的共计15万元抵顶于永财、杨某的承包费，并且徐立斌、吕德军、李宏波按照于永财承包时的合同价款多支付每年每亩3元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徐立斌、杨某、付某是否和他人存在转包合同与无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问题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9、2004年9月2日、2004年10月12日于永财收取杨某、付某粮补的票据（复印件），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介绍信一份（原件）欲证明，村委会直接发放粮补款给（徐立志）徐立斌100亩、孟祥琴80亩、吕德军100亩、李宏波100亩、杨某100亩、于永财120亩（该120亩粮补款中包含杨某500亩的20%和吕德军100亩的20%构成）从而证明于永财履行补充协议的事实，表明其与各转包人不存在承包费给付的争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村委会对于村民土地流转不介入，也无权证明转包合同关系，也无权证明个人之见转包合同关系，被告方是基于承包人的身份收到了国家给予的粮补款。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与证据四杨某的自述、证据五付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以上证据相互印证部分予以采信。10、林甸县××东××村民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份2016年7月24日（复印件，加盖公章）欲证明，于永财与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签订的转包合同书上加盖的公章，系经村委会开会决定后加盖的，并非个人行为。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涉及村民之间流转土地不需要村委会的同意，本院认为，该证据村委会知道原、被告之间存在转包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11、收据一份2005年7月27日（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欲证明，于永财是按照与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签订的补充协议领取20%的粮食补贴款，同时可以证明，于永财与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签订的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有效的，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的，如果存在未支付于永财承包费，双方不可能自2003年一直履行至今，于永财不向原告主张权利。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一分钱，票据上的签名也不是本人签的，原告在法院三次审理和在公安局陈述自相矛盾，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方给付的案涉土地承包费。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证据四杨某的陈述、证据五证付某的证言、证据九于永财收取杨某、付某粮补的票据、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介绍信均能相互印证，且被告拒绝对证据中“于永财”的签名进行鉴定，故对该证据予采信。12、证人吕某出庭证言，欲证明，2003年11月15日在拍卖现场，我和杨某、于永财一起，他们让我负责保管钱，总共给我37万元，其中李宏波给我15万元，杨某领个农民给我12万元，付某两口子给我10万元，交付给东发村委会定金28万元后还剩9万元，杨某说把这9万元还给付某，当时我在拍卖现场和被告于永财并排坐着，给完钱我就走了。被告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关于证人保管钱交定金和还给付某9万元的事不清楚。28万元是我自己去交的，交完钱后村里也给我开了收据。本院认为，该证言与证人付某、邢某证言基本一致，部分能够相互印证，对能够相互印证部分予以采信。13、林甸东发村马场耕地公开竞价发包程序和规则，（提交复印件加盖公章）欲证明在里黑龙江省林甸公证处的见证下，收取承包费及参与人员有验钞员刘树春。记录人李洪波，监督人宋殿臣，徐利斌负责保卫。李成江。记时丘志文等均在场。同时可以证明本次拍卖的缴纳的保证金都是由吕某负责缴纳的。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2003年11月13日当时的村里发包的竞拍现场公证处没有参与，发包程序和规则中没有吕某，无法证实原告所称的土地承包款系吕某保管。本院认为，该证据是林甸公正处出具的，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并没有提及土地承包款由吕某保管，故对该予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14、林农经专用据一张（提交复印件加盖公章）。欲证明2003年12月3日缴纳的东发马场土地承包费，交款人为杨某，并非被告于永财。同时可以证明于永财与村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杨某出资并缴纳的。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此证据为复印件，没有农经站的盖章，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从此证据中体现的是38390元，是否是案涉土地无法证明。而林甸公证处2003年11月17日办理的东发村与被告方土地承包合同公正的卷宗中，有一张是2003年11月15日，收款单位为东发村，交款人为被告，证实东发村于2003年11月15日收取800亩土地，承包费28万元，因原告方无法提交此证据的原件，不是经农经站取得，且与案涉800亩土地的亩数都无法对应上。本院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其中所记载的承包地的亩数与本案不一致，承包费也与本案不一致，无法证实原告所要证实的问题，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15、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欲证明。原被告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中，甲方落款处于永财签名是其本人直接书写形成，而非复制形成。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甲方落款处于永财签名，是其本人直接书写形成，而非复制形成。被告质证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原审法院鉴定之前没有对检材进行开庭质证，属于程序违法。在鉴定结论作出后被告申请重新鉴定，被原审法院拒绝。通过此次开庭，了解到原告提交的转包合同书上加盖的村委会的公章是后加盖上去的，此检材已经存在严重瑕疵，存在变造现象，不符合检材合法取得客观公正的标准。所以鉴定结论无效。本院认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已对检材进行了质证。另外，鉴定意见书中所要进行鉴定的是合同中“于永财”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而非对合同中公章进行鉴定，因此，无论公章是什么时间加盖上去的均不影响对所要鉴定事项进行鉴定，也不影响得出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本次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真实有效，被告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法定事由，因此，不予重新鉴定。本院对该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本案当事人间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的真实性及欲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林甸县××东××村村委会耕地竞包活动公证书两份，林甸公证处出具（2003）林公证经字第101号公证书，（2003）林公证经字第102号公证书及被告交付东发村28万元承包费票据（均复印件），欲证明2003年11月17日，被告通过竞标承包方式与东发村委会在公证人员面前签订《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费28万元已经于2003年11月15日交付给东发村，办理此公证书时东发村的法定代表人宋殿臣和时任东发村的会计原告李宏波到场办理，说明东发村及原告认可是被告承包的800亩土地。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通过我方出示的证据，可以体现缴纳的承包费的主体为杨某，并非于永财。因于永财系当时的竞拍人，所以在签收据的时候只能于永财签名，杨某无法签名。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林农仲案[2016]第02号仲裁调解书（提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欲证明，2016年7月18日，被告与东发村签订800亩土地承包合同后，双方对合同内容进行部分变更，因土地承包费过低，被告作为承包人同意将国家对承包地块的所有政策性补贴直接交给东发村，此份证据可以印证，原告提交的2016年7月24日的会议记录复印件是虚假的，被告是案涉土地的真正承包人，所以，东发村才与被告达成仲裁调解书。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系东发村与于永财之间的仲裁，不是本案的待证事实，该仲裁调解书，系东发村与于永财达成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以此对抗原告；该份证据说明本案被告对该争议的耕地具有对外转包的权利，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依法有效，并应继续履行，2016年7月24日村委会会议记录，是确定于永财与李宏波、徐立斌、吕得军签订了转包合同进行了确认，而并非是关于粮食补贴问题。争议土地自2003年一直由原告经营至今，而且在此期间，原被告又形成了补充协议，并且被告于永财也是按照协议领取粮食补贴，这一点可以充分说明，双方就承包土地是没有纠纷的，如果存在纠纷，也应在补充协议时一并解决，而不是现在提出承包费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与土地发包人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间关于土地承包费做出变更的事实，但并不能直接证实，被告未将其在林甸县××东××村马场承包的耕地转包、出租等其他流转方式流转于他人耕种的事实，故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对800亩承包地全部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收益权。3、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整理书面材料一份，于永财与吕德军交谈的录音，吕德军就其和本案原告以及其他案件当事人与于永财说和时录下的，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欲证明，原告所出示的合同以及另案原告所出示的合同，并非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而是由本案原告拿来的，吕德军才签订的，证实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2003年11月17日的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主体被告均不知情，说明被告和徐立斌、吕德军没有形成土地转包的合意，案涉的合同都是原告伪造的。原告质证称，对该份录音真实性和欲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录音中体现吕德军陈述的是忘记了，而不是确定。因事隔十多年，吕得军也无法回忆起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该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同时可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转包合同，被告是知晓的，并非不知情。本院认为，该录音证据的来源本院无法确认，该录音证据中的对话对方并非本案原告，不能视为原告自认的事实，对本案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并且该录音证据并未能直接或间接反映本案原、被告间不存在2003年11月17日的书面合同，实践中存在合同当事人间并非同时签字的可能。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4、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6民终2745号法庭笔录，欲证明，2019年9月27日，在中级法院开庭时原告陈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关他人，案涉土地就是从被告处转包的，原告在签订合同时给付完毕被告承包费，且土地转包合同中的本人名字都是本人亲自书写，土地合同中村里公章是在农经站盖的，这与原告在林甸县法院（2020）黑0623民初582号开庭两次笔录不一致。综上，原告四次在法院的开庭笔录没有如实陈述，均自相矛盾不成立。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原告没有与被告达成转包土地的合意，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原告持有的土地转包合同书来源不明，原告与杨某、付某同是无权耕种被告土地的侵权人，原告应当返还无权耕种的土地，2003年11月至今原告实际耕种了被告承包的土地，且没有向被告缴纳过承包费。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第一，该份证据不能够证实被告的主张。第二，关于鉴定问题，如果被告认为鉴定存在瑕疵，就应当提交申请重新鉴定，而不是每次庭审中总提到鉴定问题。第三，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不矛盾，原告与被告签订转包合同这一点是事实。关于承包费问题，原告认为与被告签订转包合同，用杨某借原告的5万元抵顶承包费，应视为一次性交齐。本院认为，该笔录取自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原告的几次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其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但无法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所要证明问题不予采信。5、原告在林甸县公安局刑警大队2017年10月13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6日四次笔录，欲证明，原告前后陈述互相矛盾。2003年11月15日笔录，证人吕某没有在拍卖现场，2018年6月6日笔录，原告陈述与证人吕某陈述不一致，2017年10月13日笔录自认土地于永财转包给我，钱已经付清，2018年6月1日笔录，原告称案涉土地是杨某委托被告签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在林甸一个小饭店（或者在公证处）签的转包合同，原告称杨某委托被告签字承包合同不是事实，事实上，案涉土地是被告自行通过竞拍取得，承包费是被告当场交付给发包人东发村。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第一，被告所说的吕某没有在现场，是属于断章取义。在整个询问笔录中，原告没有提及吕某，而并非吕某不在现场，只是在笔录中没有提到。吕某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证实其本人参与了竞拍活动。该询问笔录原告自始至终也没有看出存在自相矛盾，都是陈述与被告签订了转包合同，是用杨某借款抵顶的承包费，而且2003年之前的土地承包是杨某委托于永财参与竞拍，2003年11月15号竞拍时规定原承包人优先，所以杨某找到于永财，再次委托于永财进行本次竞拍。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是公安机关依法取得，客观真实，虽然原告的几次某些细节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其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但无法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所要证明问题不予采信。经过审理查明：1985年，林甸东发村村委会与案外人杨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该畜牧场土地。合同约定承包期至1999年。合同到期后因东发村村委会与杨某因交农业税发生矛盾，导致合同不能续签。于是杨某委托本案被告于永财，以于永财的名义又与东发村签订了三年合同，到期后又延续了二年。这期间畜牧场土地实际经营人为杨某。2003年东发村村委会再次将畜牧场土地中的800亩土地对外发外，发包规则规定原承包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承包。杨某找到于永财商定，二人合伙以于永财的进行竞包。因于永财没有筹集到资金，杨某从原告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各借款5万元，在合伙人付某处借款10万元，在原租种其土地的邢某等人处借款12万元，共计37万元(底价为28万元)。2003年11月15日，在林甸县××第一小学进行现场公开竞价发包。最终，杨某与于永财以28万元竞价成功。林甸镇东发村委员会向林甸公证处申请对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间土地竞包活动进行公证，林甸公证处于当日做出（2003）林公证经字第101号公证书，对被告中包的结果确认合法有效。杨某和于永财以于永财的名义于2003年11月17日与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承包耕地800亩，承包期限为2003年11月17日至2028年11月17日止，共25年，承包费用每年每亩14元，25年共计280000元，并一次性付清。并于当日在林甸公证处对上述承包合同进行公证，林甸公证处依法作出（2003）林公证经字第102号公证书。因杨某没有钱偿还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等人的借款，杨某和三人商议，并经于永财同意，从800亩土地中转包给三人每人100亩，用借款抵顶承包费。被告于永财分别与原告等三人签订了《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约定被告将800亩耕中承包地转包给原告等三人各100亩，承包期限为2003年11月17日至2028年11月17日止，共25年，承包费每年每亩17元，25年共计42500元，多出的3元作为给于永财的好处费。该转包合同经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签订后杨某将剩余的钱还给了原告等三人。2004年，国家出台粮食补贴政策。文件规定，粮补要发给上一年农业税纳费者，由于合同是以于永财名义签订的，交农业税也是以于永财名义交的，发放粮补必须于永财签字。于永财提出合同是以他的名义签订了，他应该分得部分补贴，否则不签字。经协商，杨某、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等人从每年的粮补中拿出20%给于永财。于永财与李宏波等人就粮补分配问题又签订了补充合同。双方按照转包合和补充合同履行至2015年，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争议。2015年，有东发村村民向县纪检反映，以于永财名义与东发村签订的800亩土地的承包费过低，特别是承包人获得粮补后村委会等于负收益。东发村村委会找到杨某协商调价问题，杨某同意后，于永财又以原承包人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了调价协议，2016年于永财与土地发包人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就其承包的800亩耕地发包价格进行调整，并通过林甸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林农仲案[2016]第02号仲裁调解书，对以被告名义承包的800亩耕地发包价格进行调整，约定调整的价格与国家发放粮食补贴的额度一致。以后的粮补由东发村委会享有。2017年春天，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杨某等人继续耕种原转包的耕地，于永财到现场，以自己才是土地承包者，没有与李宏波、徐立斌、吕德军等人签订过转包合同为由，强行阻止原告等人耕种土地，其自行耕种。原告当时报警，林甸县公安局出警后认为，双方是土地纠纷告知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处理。2018年5月，原告以被告将涉案耕地进行耕种，致使原告无法耕种，经双方协商未果为由，将被告诉讼至本院，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03年11月17日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自2018年开始，案涉土地在原告交付了先予执行保证金后一直由其耕种至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承包经营权系一种用益物权，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对其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人备案。就本案而言，被告于永财与杨某是通过竞包方式承包了林甸镇东发村村民委员会800亩土地，其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虽然实际出资人不是被告，但是经实际出资人同意，以其名义与东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并经公证处公证。实际出资人杨某和被告于永财在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处承包800亩土地后，对该800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并有权对800亩土地进行流转。杨某和被告于永财将其中的100亩转包给原告，于永财与原告签订了《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该合同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并经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为2003年11月17日至2028年11月17日（在被告与林甸县××东××村村民委员会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内），25年的承包费42500元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被告否认原、被告间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未签订《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以及该合同无效或已依法解除等相关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原、被告间签订的《林甸县××东××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确认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关于被告的原告多次陈述自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法庭审理、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存在不一致的陈述，但基本事实能够认定，虽然各别细节不一致，因时隔多年，记忆不清晰，每次陈述不完全一致在所难免，这也符合人的记忆规律。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的合同是我自己签的，钱是我自己出的，没和任何人合伙承包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与东发村委会签订合同、交纳承包费都是以于永财的名义，但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在2003年，28万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永财对资金来源表达不清，而原告所举证据能够说明资金来源，筹集过程，参与竞价发包的过程。另外，如果事实真如被告所说，那么2004年国家给予粮补时按照文件规定，原告应当全部享有粮补，不可能与原告协商只收20%补贴。事实上，原、被告经过协商，签订了补充协议，粮补由原告享有80%，被告享有20%。因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其从未收到过原告支付的承包费，原告也未向其支付过承包费的辩解，本院认为，案涉土地实际出资人即实际经营人杨某，基于其与原告有债权责务关系，原告用杨某借款5万元抵顶了转包费，这也符合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签订时一次性付清的约定，因此，原告不可能再向被告交转包费。并且双方认可自2003年至2016年期间涉案100亩土地由原告进行经营管理，期间被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如果双方存在承包费的争议，被告不可能在合同履行10多年未提出过异议，这也不符合常理。故对其辩解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因原告在其承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原告给予方便，口头答应原告无偿耕十年的辩解意见。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证明，且原告对其辩解不予认可，故对其辩解不予采纳。关于被告的原审法院的司法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已对检材进行了质证。另外，鉴定意见书中所要进行鉴定的是合同中“于永财”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而非对合同中公章进行鉴定，因此，无论公章是什么时间加盖上去的均不影响对所要鉴定事项进行鉴定，也不影响得出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在本案鉴定过程中，原审严格按照鉴定程序，由双方当事人确定符合鉴定要求的相应对比材料，作为检材向最终确定的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研究院）派送，后该司法鉴定机构向本院发函称，该案鉴定材料尚不完整，望补充于永财用黑色墨水笔以快速、常速书写的签名实验样本，本院依法按照鉴定机构要求向被告采集了快速、常速书写的签名实验样本，并告知其鉴定风险。故本院认为，本次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真实有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在没有法定事由的前提下，被告私自解除合同并收回合同标的100亩土地，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拟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永财与原告吕德军于2003年11月17日签订的《林甸县林甸镇东发村马场耕地转包合同书》及2004年5月1日签订的《东发马场耕地转包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二、被告于永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停止阻碍原告吕德军经营管理100亩耕地（东邻李宏波耕地，西邻杨万**耕地，南邻李宏波耕地，北邻杨万**耕地）的侵权行为，排除相应妨碍。案件受理费100元，先予执行费用50元，鉴定费4800元，均由被告于永财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常 亮人民陪审员  冯小雪人民陪审员  张 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于泓利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一百三十三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六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