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0602行赔初14号原告吴芝顺，男，1954年3月15日出生，苗族，务农，住贵州省江口县。被告江口县公安局，住所地为江口县双江街道九龙路。法定代表人肖坚强，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杨沙卡，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付和平，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黎勇军，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吴芝顺因与被告江口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于2020年11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芝顺、被告江口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沙卡以及委托代理人付和平、黎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芝顺诉称，被告江口县公安局于2020年3月12日11点钟指令怒溪派出所一伙进行作案，原告因为阻止他们破坏粮田，派出所便滥用职权对原告进行拳打脚踢又戴手铐并押到怒溪派出所进行非法拘禁，原告被释放后未向原告出示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通知书等相关法律依据，因被告明知自己触犯法律，故不敢出示相关依据。其次，原告吴芝顺为了保护自己的6.25亩粮田不受破坏，被被告非法拘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10余小时，非法扣押身份证24天。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即误工费914元、精神损害费5000元、非法扣押身份证24日，作为行政拘留计算，计4387.20元，共计12301.20元。现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承担支付行政侵权赔偿费12301.2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隐患。原告吴芝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信息。2、图片18页，拟证明机械毁坏原告良田。3、车票一张、邮寄单、发票若干，拟证明原告向相关单位举报产生的费用，被告应当赔偿。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事发当天，原告打电话给我说派出所在抓他，叫我赶快去拍照。我赶到后在距离原告三、四十米（在之后被告对其询问时又称其离现场千把米）的时候看到原告手上拿着务农的镰刀一直往后退，派出所的人就围上去按住原告，还用脚踢原告，大概中午12点钟左右（之后又陈述是11点左右），就将原告用车带走了。被告江口县公安局辩称，1、被告并未对原告实施暴力殴打行为，将其传唤到派出所是对其进行劝解。2020年3月12日14时许，因怒溪镇骆象村上坝组在建设抹茶示范园，原告不愿意机耕道经过其土地，便到施工现场使用随身携带的镰刀将田边的旗杆三根砍断。被告于14时36分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原告手持镰刀情绪激动，被告口头向原告警告放下镰刀未果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被告便采取徒手控制措施，在控制过程中，由于原告反抗以及下雨路滑，原告被按倒在地，同时，其他人员上前抢夺原告手中的镰刀。原告被控制后，被告便使用手铐将其控制并口头传唤至怒溪派出所于当日18时40分至19时05分接受询问。鉴于原告违法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被告决定对原告不予处理便将其送回骆象家中。2、原告主张被告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采取徒手控制的方式制止违法行为以及采取戴手铐的方式口头传唤对其进行调查符合《人民警察法》第二条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十九条的规定，在本案中，被告到达现场处置时，见原告手持镰刀挥舞且情绪激动，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可能，在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对其采取徒手控制并抢夺镰刀，处置得当，原告称在此过程中对其拳打脚踢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为防止原告再次实施违法行为，被告使用手铐对其传唤也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事发当日，原告被带至办案区进行人身安全检查时，其身份证暂存于派出所。次日，怒溪派出所电话通知怒溪镇政府工作人员将原告的身份证及镰刀交予原告，在第三天，怒溪镇政府才到派出所将身份证和镰刀领走。从原告被带到派出所到后来离开，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五个小时，未超过《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故原告称限制其人身自由10小时不属实。3、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行政侵权赔偿金12301.20元没有事实依据，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赔偿范围，不应得到支持。被告在出警处置过程中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诉讼成立，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行政赔偿不能单独提起，应予以驳回。4、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是2020年3月12日，原告迟至2020年11月才诉至法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应于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提出，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综上，被告作出的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江口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1、接处警登记表，拟证明案件的来源及民警处警记录。2、对吴芝顺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吴芝顺有违法行为，对其口头传唤程序和询问时间合法。3、情况说明（周秩文），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施工现场旗杆并挥舞镰刀，存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事实，同时对原告徒手控制前已经对其口头警告，在此过程中没有伤害吴芝顺人身的行为。4、情况说明（杨茂华），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施工现场旗杆并挥舞镰刀，存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事实，同时对原告徒手控制前已经对其口头警告，在此过程中没有伤害吴芝顺人身的行为。5、情况说明（施跃海），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施工现场旗杆并挥舞镰刀，存在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事实，同时对原告徒手控制前已经对其口头警告，在此过程中没有伤害吴芝顺人身的行为。江扶领办函（2020）10号《江口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怒溪镇抹茶示范园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拟证明建设骆象村上坝高标准抹茶示范园的手续合法。7、土地租赁合同，拟证明吴芝顺已将其土地租赁给骆象村委会建设抹茶基地的事实。8、江口农村信用联社个人业务凭证，拟证明吴芝顺已收到租赁土地的土地流转金的事实。9、江口县公安局接受信访事项登记表，拟证明吴芝顺向公安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公安机关已受理该信访事项。10、江口县公安局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拟证明公安机关已将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吴芝顺。11、江口县公安局转办信访事项通知书，拟证明公安机关信访部门将吴芝顺反映民警涉嫌违纪的情况交予警务大队调查处理。12、江口县公安局办理信访事项报告表，拟证明经核实，吴芝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13、江口县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公安机关信访部门将信访事项调查结论告知吴芝顺。14、关于吴芝顺信访事项调查情况的报告，拟证明经调查核实，吴芝顺反映的事项不属实。吴芝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被派出所民警按地制止不存在殴打的事实，以及身份证及镰刀已退还吴芝顺。16、刘江明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的事实。17、骆江林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且吴芝顺于当日7时许离开派出所的事实。18、肖中华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的事实、以及吴芝顺于当日7时许离开派出所的事实。19、施跃海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的事实。20、杨茂华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的事实。21、周秩文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砍断旗杆，手持镰刀经多次劝解无效被派出所民警控制并不存在殴打的事实。22、杨德祥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吴芝顺没有被殴打也没有受伤的事实。23、杨进才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派出所对吴芝顺口头警告后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制止、未殴打未扣押其身份证及镰刀的事实。24、怒溪镇人民政府关于骆象村村民吴芝顺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拟证明种植茶园的土地流转事宜，以及土地补偿款已经支付吴芝顺的事实。25、江口县怒溪镇骆象村村民委员会关于吴芝顺反映非法占用粮田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骆象村建设抹茶示范园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村民自愿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至25号证据质证均有异议，认为所有证据均是假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质证无异议；对2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收据形式不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提供的1至6号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是图片一组，其形式要件不合法，且不能判断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3号证据系发票、邮寄单等，与审查本案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因其在庭审中对于距离、时间前后陈述不一，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7至25号证据均形成于2020年3月12日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之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因怒溪镇人民政府在骆象村新建高标准抹茶350亩及配套设施建设，2020年1月1日，原告吴芝顺与怒溪镇骆象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其承包地出租给骆象村民委员会种植茶产业。2020年3月12日14时，该新建的抹茶示范园施工机耕道要经过原告吴芝顺已出租的承包地，因原告不愿意，便到现场阻工，同时用携带的镰刀将插在田边的旗杆砍断三根。在场人员劝阻无效便报警，被告于14时36分接警后赶到现场，原告吴芝顺仍手持镰刀，不听劝阻，为防止事态扩大，被告民警便徒手将原告吴芝顺按倒在地，抢夺其手中镰刀，同时用手铐将原告控制后，口头将其传唤至怒溪派出所。当日18时40分，对原告吴芝顺进行了询问，询问完毕后，于同日19到20时左右将原告送回家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依据以上法律规定，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须以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有违法行为存在，造成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损，该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本案中，因原告吴芝顺携带镰刀阻挠施工，被告劝解未果后，经口头传唤将其带至被告处进行询问，系正常执法行为，并非限制其人身自由，故不存在侵犯原告合法权益问题。同时，在此过程中被告也不存在违法行使职权的情形，该事实已被本院（2020）黔0602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故原告吴芝顺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芝顺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丽莎审 判 员  冯剑波人民陪审员  万家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春林书记员任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