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初4号原告：王照伦，男，195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华，山东兰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邰孝银，山东兰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住所地：山东省平邑县银花路与滨河东路交汇县政务大厅10楼。法定代表人：杨岩，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玉，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雯雯，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照伦与被告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18日、2020年8月26日、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照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华、邰孝银与被告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玉、陈雯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在出版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中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二、判令被告就其侵害原告署名权的行为在《中国地方志》、《山东省史志丛刊》、《临沂日报》、《山东省情网》、《临沂市情网》、《平邑县情网》等媒体的显著位置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及合理的支出费用；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9日，被告就《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事宜与原告签订《聘任书》，聘任原告为项目主编，参与《平邑县志（1989-2013）》的编纂工作，并在作品出版时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原告接受被告的聘任后依约履行编纂义务，并于2018年6月27日将《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被告邮箱。后原告发现被告在其出版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中并没有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被告出版的平邑县志整体篇目无论从组成架构、县志篇目，还是从志稿载体、语言文字等方面均与原告向其提供的版本基本一致，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答辩称，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出版图书书名为《平邑县志（1989-2013）》一书（上下卷），系根据平邑县人民政府的决定，成立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由平邑县××室等进行编纂，记载从1989年至2013年期间平邑县的发展历程和地域文化等，该书的封面及版权页编者署名为“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确定编纂人员署名权的权利归属著作权人。修志是政府行为，志书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平邑县志（1989-2013）》一书（上下卷）属于史志类图书，系汇编类职务作品，为相关单位联合编纂，其编纂工作始于2014年9月，其主编、执行主编及行政职务的任免、编纂委员会的调整以及负责主持编纂工作的实际情况联系。该书在2019年1月出版时的署名方案，保障了所有参与人的权益，体现了县志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原、被告签订的《聘任书》已于2018年7月解除且原告从未履行过“执行主编在”职责，原告阶段性工作因其个人能力原因半途而废，与已出版作品并无关联性，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作品内容系原告独创，原告要求在该出版图书上署名“执行主编”的请求与事实不符。基于被告未侵犯原告“执行主编”的署名权，原告要求被告在《中国地方志》、《山东省史志丛刊》等媒体显著位置刊登赔礼道歉的声明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被告的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聘任书原件一份，证明被告聘任原告参与《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工作，并在作品出版时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3、电子邮件截图十九张，证明原告接受被告的聘任后，依约履行了义务，自2017年11月7日至2017年12月27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被告发送项目初稿共计十九次；4、《平邑县志（1989-2013）》第一稿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12月份完成编纂，并向被告交付该稿的事实；5、电子邮件截屏九张，证明2017年12月份原告递交初稿后，根据被告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截至2018年5月4日前，原告多次通过邮件方式，要求被告补充材料；6、电子邮件截屏三张，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发送平邑县志第二版的事实；7、电子邮件截屏三张、光盘一张，证明原告于2018年6月27日将《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被告邮箱；8、《平邑县志（1989-2013）》上下卷、原告编纂的《平邑县志》电子版及比对表格各一份，证明原告编纂的《平邑县志》于2019年1月份印刷，被告在其出版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中并没有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经原告比对并标注比对内容，被告交付印刷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与原告2018年6月27日编纂修改的《平邑县志》内容基本一致，被告删减部分内容并对部分段落顺序进行调整，两个版本可以认定为实质性相似。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5-8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电子邮件发送截图，从该截图上可以看出收件人处为平邑县史志办或pyxszb2008，且被告对邮件主题为“表22-1平邑县2013年国有采矿业B企业一览表”的邮件认可收到，被告亦未有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邮件收件人并非自身或并未收到上述电子邮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平邑县志（1989-2013）》出版版本一宗，证明该书的著作权人为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19年1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且未设执行主编一职，志书分上下卷，共29编，内容来源于历史资料、地方志书、现有资料等，进一步证明该书的成书、出版等均与原告无关；3、中共平邑县委办公室、平邑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3日下发的关于印发《续修实施方案》的通知一份，该通知载明平邑县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编纂要求等，由县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续修县志的工作，可以证实原告对《平邑县志（1989-2013）》一书并不享有署名权；4、《平邑县志》出版封面、版权页、编审人员表、凡例、目录，证明该志书断限自1840年至1988年，志书的著作权人为山东省平邑县志编撰委员会，均与原告无关；5、《平邑县志》（1989-2014）编纂业务手册印刷版本及该手册电子寄存件截图，手册电子件于2014年11月19日分别保存于×××＠126.ｃｏｍ及×××＠163.ｃｏｍ邮箱中，上述邮箱均系被告邮箱，可以证实志书编纂工作与原告无关；6、篇目设置对比分析表，证明原告提供志书电子稿件中的篇目设置基本采用编纂业务手册中的篇目设置，所谓的目次修改调整不具有创造性，也不符合续志的门类顺序排列；7、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及评审专家对原告2018年6月27日提交的电子件评审意见，证明原告提供志书电子稿件质量较差，达不到评审稿的质量标准，原告违反双方签订的《聘任书》中按时交付符合标准稿件的约定；8、张洪建2017年8月31日发送篇目设置及县志初稿至原告邮箱截图及附件、原告2018年6月27日发送电子稿件给被告的邮件截图、基础材料与原告2018年6月27日提供电子稿件对比分析文件、原告2018年6月27日提供电子稿件与出版版本内容对比分析稿件、原、被告往来邮件截图及附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提交的电子稿件篇目设置和内容均来源于被告，系原告将被告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直接复制粘贴而成。原告亦自认其提供的电子稿件仅是一个把各方提供的材料整合在一起，存在诸多问题。原告明知其提供的电子稿件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不去改变，未尽到执行主编职责，原告提供的稿件无图片、序、概述、大事件、索引、编后记等，与被告出版的版本从内容设置、排列、布局等层面根本不同，即使有相同之处也是被告提供的基础历史材料；9、原告有关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自被聘用后消极怠工，对出版的志书参与度较低，未履行执行主编职责；10、报酬支付凭证，证明被告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的劳动报酬共计25000元整；11、关于解除原告聘用协议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拒绝对其提供的质量不达标稿件进行修改，自2018年7月6日起未再参与志书编纂工作；12、中共平邑县委宣传部2019年4月10日下发的网络舆情快报及相关说明、原告检讨书，证明原告在聘任期内及解聘后多次因发表不当言论被省、市、县网信办通报，且被当地派出所及所在单位约谈；13、出版合同，证明《平邑县志（1989-2013）》印刷数量为2500册；14、定价说明，证明志书的定价系出版需要；15、出版图书赠书回执单，证明自2019年3月19日至2020年4月20日被告赠送给各单位出版图书共计169套。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在出版《平邑县志》（1989-2013）时未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该县志由原告接受被告委托编纂而成。该县志编列的编、章、节以及主题命名绝大部分采纳原告工作成果，并非由所谓“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完成。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说明所谓“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不是本书的著作权人。根据该通知第七页第六条第1款内容“县里成立以县委书记任名誉主任、县长为主任的续修县志编纂委员会，具体组织、协调、指导续修县志工作，县史志办负责续修县志的日常工作。”由此可见，平邑县政府成立的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并不具体负责平邑县志的编修工作，而本案被告作为编纂平邑县地方史志的职能部门，在原告完成编纂工作后拒绝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系本案适格被告。另外，根据该通知从侧面可以证明，平邑县政府部署续修工作后，被告怠于履行职责，以至于直到2017年中仍未开展续修县志的工作。根据该通知第6页时间安排，被告应于2015年12月底完成初稿编写工作、2016年9月前修改完成、2017年3月前形成征求意见稿、2017年6月形成送审稿。被告系2017年9月与原告签订协议，聘用原告编纂平邑县志。在此之前，被告完全没有开展编修工作。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参与了平邑县志（1840-1988）编修工作，作为县志的编辑之一合法地享有了署名权，同时证明原告作为从业人员对于编修工作得心应手，完全掌握编修县志的体系架构。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证实原告严格遵照《聘任书》约定及编纂业务手册的要求，完成《平邑县志》（1989-2013）的编纂工作。原告于2018年6月27日完成的《平邑县志》修改版共计31编，分别是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人物、婚姻家庭、中共平邑县地方组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政协、社会团体、人事劳动社保民政、政法、军事、农业、水利、工业、特色产业、交通邮政通信、城建环保、商贸、外贸、财税、金融保险、经济综合管理、教育、科技气象地震、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文选、旅游服务、民情民俗、乡镇。业务编纂手册预设三十二编，分别是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人口、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地方组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协组织、社会团体、人事劳动社会保障民政、政法、军事、农业、水利、工业、特色产业、交通邮政通信、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商业贸易、对外贸易、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经济综合管理、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旅游服务、民情民俗、乡镇概况、人物、县委、县政府重要文件辑录、诗文辑。由此可见，原告编辑的三十一编的主题内容和编目顺序完全符合被告要求，高标准完成《平邑县志》（1989-2013）的编修工作。对证据6的证明内容和证明对象均提出异议，通过被告所作篇目比对恰恰能够反映原告在编纂《平邑县志》（1989-2013）过程中内容选择和排列的独创性。被告虽通过编纂业务手册设置32篇目，但其设置编、章、节名称不能够完全照搬，原告在按照基本架构编辑主要内容时，同时要对编章节进行命名。通过对原告版本和出版版本进行比对可以看出，原告编辑、命名的内容绝大部分被采纳。原告在编纂县志的过程中已经对篇目进行编号，并且多次发送给被告要求补充空缺的内容，被告收到稿件后对篇目排序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在原告完成县志修改稿后又提出篇目设置不符合续志的门类顺序排列，认为应当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被告的此项意见是在否定2014年出具的编纂业务手册的篇目设置的合理性。鉴于编纂业务手册的篇目设置是由被告完成，被告在原告完成修改版《平邑县志》之后推翻篇目设置，其过错在于被告而不在原告，原告不承担被告推翻业务编纂手册要求的过错责任。反观被告出版的《平邑县志》（1989-2013）虽然删减部分章节、调整篇目顺序，但原告编辑的绝大部分内容被保留。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根据最高院举证规则相关司法解释，单位出具证明必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字，该份说明中研究院负责人并未签字，可见并不能代表研究院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提供的证据3通知中第7页明确送审稿分别报临沂市史志办公室和省史志办公室审查，由省、市史志办公室、平邑县人民政府联合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召开志稿评审会。研究院所作出的说明中关于评审人员组成、评审程序的叙述，完全不符合通知要求，研究院也不是志稿主审部门，其出具的说明不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张洪建2017年8月31日发送的篇目设置可以看出，原告是遵照业务编纂手册及被告的要求对县志内容依次进行编辑，但并非是完全参照被告提供的篇目设置进行编纂。由于被告无法按照篇目设置的框架提供所有素材，原告在编辑的过程中对章节进行了调整。例如篇目设置第四编第十一章党史工作，原本被设置三节，分别是第一节机构设置和概述、第二节党史资史征集与编纂、第三节党史宣传与服务。原告受素材内容限制将第十一章设置为两节，分别为第一节征集与编纂、第二节宣传与服务。被告在出版县志时，采纳了原告的稿件将第十一章党史工作分为两节，分别是第一节征集与编纂、第二节宣传与服务，与原告版本一致。再举个例子，篇目设置第七编第六章乡镇人民政府仅有一个题目即“乡镇人民政府”，原告编辑该章时命名“乡镇政府”分成两节：第一节撤销与合并、第二节工作机构。被告出版县志时完全采纳原告编辑的章节设置。还有篇目设置第十编第三章检察原本没有“司法警察”、“案件管理指挥中心”、“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三节，原告在编辑过程中对被告提供的素材进行筛选，保留了相关内容并编辑成节。被告出版县志时完全采纳了原告关于以上三节的编辑意见。原告在编纂过程中，修改、新增的编章节名称共计492个，被告完全采纳了其中208个编章节名称。通过将张洪建与原告修改版本的比对，完全能够反映原告履行主编的职责，将被告提供的素材编辑成合规的文本用于出版。一、被告提供的表格全部是两边带边框的且没有表号，原告根据制表规则将左右边框去掉并编写表号，以达到适于出版的要求。二、被告提供的素材在度量衡方面存在问题，不符合编辑出版的相关规定。张洪建发送给原告的农业编的汇总材料中，相关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产出均采用“公斤”作计量单位，原告对以上内容一一作出修改，改为用“千克”作计量单位。三、张洪建发送的农村水利的素材，关于水库的工程规模采用旧标准“小（一）”“小（二）”，原告修改为合规的“小（1）”“小（2）”。四、被告发送的篇目设置文体编中并没有“申遗”的内容，原告对“申遗”的内容进行撰写并在篇目设置里增加了“申遗”一节，被告完全采纳该内容。五、被告在水利（节水灌溉）和供销资料里分别使用了部分莒南县和费县的内容，原告发现后及时进行了更正。六、被告发给原告资料下限均为2014年的（例如农业养殖），应原告要求均变更为下限是2013年的资料。由此可见，原告并非如被告所说只是进行复制粘贴，而是履行职责、纠偏纠错、编辑成书。至于被告所说无图片、序、概述、大事记、索引、编后记，以上内容并非主编的工作职责，即使稿件中没有以上内容，也不能否定原告从事《平邑县志》（1989-2013）的编辑工作的事实。对证据9的来源无异议，对其说明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明内容、证明对象均提出异议，该份证据由被告在本案立案后出具，结合其证据来源、举证形式，充其量只能算作被告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原告完全不认可被告陈述的内容，理由如下：1、被告认为原告消极怠工、未履行职责是完全错误的，原告在签订合同三个月内完成初稿、半年内完成两次修改，对比被告自2014年-2017年完全未按照时间安排开展工作，原告的工作进度可谓高效。原告既然已经退休且聘任书并未指定工作地点，原告自然有权选择居家开展编纂工作，而且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在被告办公室开展工作。无论被告是否对县志进行修改，都不能否定原告按约定完成《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工作的事实。对证据10无异议，原告已收到以上报酬。被告在2018年6月、7月三次向原告支付报酬从侧面可以证明原告依约定履行职责、完成编辑工作。如果原告出现违约情形，被告完全可以解除合同且拒绝支付合同价款，可见在原告编辑县志合同过程中不存在失职行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该份证据来源不明，如果是由巩祥军、韩苏蔚、闫志强三人出具，则属于证人证言。鉴于该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举证形式且三人均未到庭作证，因此不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该份说明完全有悖常理，如果被告弃用原告版本志稿、从零开始编修工作，自2018年7月16日开始至2018年8月1日完成，完全没有必要自2014年开始安排工作，也没有必要同原告签订聘任书、安排原告进行编修工作。如果被告是在原告基础上进行修改，根据《聘任书》约定被告有权进行需修改，但应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在2018年6月27日原告完成并交付修改稿后，被告再也没有联系过原告，从未要求原告对县志再次进行修改。如果被告真的提出再次修改的要求，原告自然不会拒绝。被告虽声称解除聘任关系，但没有向原告出具任何书面通知，其所谓解除聘任关系的意见仅停留在研究决定层面，没有发生解除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内容、证明对象提出异议，原告因在互联网媒体发表言论而在内网通报，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已协同原告将此事处理完毕，同本案侵犯署名权纠纷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平邑县委宣传部对此事的处理适合、适度，既没有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也没有牵强附会原告是否违法犯罪。反倒是本案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将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的内网材料作为证据提交，只为证明被告庆幸早与原告解除聘任关系，可见被告作为县级史志研究单位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欠缺高度、广度，不仅单方面主观判断并声称解除聘任关系，还试图通过抹黑原告的声誉影响判决结果。对证据13、14、15一并质证，原告完成编辑后，并未参与出版等事宜，无法核实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恳请贵院依法进行认定。但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并未基于被告商业盈利数额要求经济赔偿。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聘任协议因原告无法提供约定的符合标准的史志稿件且一直未履行执行主编职责而于2018年7月实质解除，根据合同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原告未尽执行主编义务，而不享有执行主编署名权，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本案为署名权纠纷之诉，不是合同之诉。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9张截图中显示的电子邮件，仅主题为“表22-1平邑县2013年国有采矿业-B企业—览表”邮件存在被告收件箱中（附件表格为空白表格），原告提供的其他18张截图是邮件收条，而非往来邮件截图，该邮件收条的截图中没有发送的具体内容，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且系原告自行制作，并无向被告交付该证据的凭证，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5,该证据材料显示原告于2018年4月9日、5月2日、5月13日、5月15日、5月20日、6月27日分别向被告发送主题为“《平邑县志（1989-2013）》2018-04-09第三稿”、“平邑县志（1989-2013）第4稿”、“初稿第四稿20180513”、“初稿20180515”、“初稿20180520”、“《平邑县志（1989-2013）》20180627版本”的邮件，这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6、7中所述稿件版本自相矛盾，原告所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该证据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相反，恰恰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索要材料，原告提供所有电子稿件内容均由被告和其他单位提供。对证据6，认可邮件来往主体和发送时间的真实性。但该邮件的主题为“初稿20180520”，附件标题也为“初稿20180520”，与证据5互相矛盾，且原告所诉称的初稿的发送时间（20180520）反而晚于第三、四稿（证据5原告主张发送时间为20180409、20180502），不符合常理，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认可邮件往来主体、发送时间的真实性，但对附件内容有异议：（1）该证据不能证实该电子稿件内容与《平邑县志》（1989-2013）出版版本内容的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享有执行主编署名权，不认可关联性。（2）原告所提供的稿件未附其收集的基础材料等内容不能证明该稿件的合法来源，也不能证明该稿件是原告独立完成还是原告与他人合作完成；（3）由于史志类作品为汇编作品，原告所提供的稿件不能体现其对现有材料的选择和编排方面进行了独创性劳动；无法证明原告实际履行了执行主编的工作，不能证明其享有执行主编的署名权。况且，原告在该邮件正文中认可：“《平邑县志（1989-2013)》2018-06-27版本只是一个把各个方面提供的资料合在一起（并且还有没有提供上来的资料）的东西”、“语言文字没有加工”，也即原告自认编志的基础材料来源于被告，自认其并未对汇编作品的选择和编排付出独创性的劳动，也即原告自认为该邮件中所附稿件无独创性，不构成作品，其要求的执行主编署名权没有权利基础。对证据8中的（1）《平邑县志》（1989-2013）出版版本的真实性无异议，相反该证据证实该书的编者为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不是本案被告；该出版版本署名中无执行主编一职。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2）《平邑县志》电子版光盘：质证意见同证据7对附件的质证。对比表格均有异议，该对比表格仅涉及篇目设置，不涉及任何正文内容，无从得知原告提供稿件与涉案作品的异同，也无从得知哪些内容是作者独创。况且涉案作品系汇编作品，所有的基础材料含篇目设置均系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在原告开展工作前，被告已经完成了对汇编作品的选择和编排（见被告提供证据5、6和8）。而原告在比对时，完全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该比对表逻辑存在问题，甚至断章取义。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真实情况在举证阶段予以证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8、10、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9，原告认为系在本案立案后出具，且是被告自行制作，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未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1，系证人证言，且证人并未到庭接受质询，且原告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亦未进一步证实该证据的合理来源及证人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3至15，均加盖有被告公章，结合三份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应认定为三份证据真实有效，故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5至8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电子邮件发送截图，从该截图上可以看出收件人处为平邑县史志办或pyxszb2008，且被告对邮件主题为“表22-1平邑县2013年国有采矿业B企业一览表”的邮件认可收到，被告亦未有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邮件收件人并非自身或并未收到上述电子邮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3日，中共平邑县委办公室、平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平办发【2014】42号关于印发《续修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镇党委、政府、平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县直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科级以上事业单位，市以上直属单位，规模以上企业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切实搞好《平邑县志》（1989-2014）的编修工作。通知部分内容为：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山东省续修新方志工作钢要》的通知和临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临沂市续修新方志工作纲要》的通知精神，我县确定开展《平邑县志》（1989-2014）的编修工作。通知要求各单位将初稿电子版和纸质稿件报送县史志办公室。2017年9月29日，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平邑县××室就《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工作签订了《聘任书》，决定聘任原告参与平邑县××室的《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工作，《聘任书》部分内容如下：一：劳务费及支付方式。平邑县××室按2500元／月标准向原告支付聘用费，聘用费在2018年5月底支付一次，自6月起按月支付。二、甲方责任和义务。1.及时提供该志书编辑所需的基础资料。2.对乙方的编辑工作提出建议和思路，使乙方的编辑成果更符合甲方要求。3.甲方对乙方交付的成果资料，具有进行修改和选择性使用的权力。4.甲方具有该志书的最终修改权、使用权、署名权和版权，乙方署名“执行主编”。三、乙方责任和义务。1.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甲方的要求进行编辑，保证该志书通过上级史志部门终审。2.乙方必须按照协议约定的进度按时提交符合标准要求的稿件。3.在编纂过程中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扩散甲方提供的资料。4.在编纂完成后乙方必须将所有的原始资料和该志书稿的纸质版、电子版全部移交甲方存档，不得私存。四、完成时间节点。1.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县志初稿总纂工作。2.2018年5月20日前完成评议稿，送市史志办审查验收。根据评议修改意见，2个月内修改完成。3.2018年8月30日前，通过上级史志部门终审并送出版社，2018年12月30日前出版。4.因资料延误或甲方原因时间顺延。五、聘用期。自2017年10月1日至《平邑县志（1989-2013）》完成印刷为止。六、违约责任。1.甲方违约使协议不能继续履行，乙方有权提出终止或解除协议并由甲方承担乙方损失。2.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不能按时交稿，应在交稿期限前30日内通知甲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日期，延期后乙方仍不能按时交稿，应向甲方支付总报酬10%的违约金。《聘任书》底页落款处分别加盖有原告印章及平邑县××室公章。平邑县××室分别于2018年6月6日支付原告王照伦20000元，2018年6月25日支付2500元，2018年7月10日支付2500元。原告主张于2018年6月27日将《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被告邮箱，被告给予认可，但主张未采纳原告稿件。被告主张因原告提供的稿件送临沂市史志办现在的临沂市市委党史研究院后，经过专家查看，无法达到县级志书的评审会标准，要求修改，原告拒绝对其进行修改，为了保证在2018年底出版，请了省修志专家组成员王笃银对志稿进行了重新修改，重新进行了编目设置，因为志书的编目设置不具有独创性，有一定的规律，无论是县级还是市级、县级制书，全国范围内的是一致的，只有个别地方具有地方特色，被告方根据王笃银的要求，重新增填了内容，对基础材料重新整合修改。2019年1月,《平邑县志》（1989-2013）出版发行，封面上署名为“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页中写明：编者：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平邑县志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王君师，主任包华及其他成员姓名；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巩祥军副主任韩苏蔚闫志强及其他工作人员姓名；《平邑县志（1989-2013）》编审人员主审包华，副主审陈成才黄新岩，主编巩祥军，副主编韩苏蔚闫志强，编辑田苗苗李强张洪建席加铭；原告王照伦姓名未出现在上述任何一处，《平邑县志》（1989-2013）无署名执行主编。王君师为时任中共平邑县委书记，包华为平邑县人民政府县长。对于出版发行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与原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被告邮箱内的《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进行对比，原告比对认为：第一编、第二编、第八编中共平邑县地方组织，第十编国家行政机关，第十三编政法，第十八编特色产业，第二十七编科技气象地震，第二十八编文化体育，原告之所以摘出以上编目是因为原告虽然按照被告提供的业务编纂手册对以上编目进行了编纂，但是由于被告提供的素材不能按照业务编纂手册的要求成稿，因此，原告对以上编目的章节进行了增删和更改，而被告在出版成书时，基本采纳了原告编纂的内容。第一编和第二编的顺序完全一致。被告中共平邑县地方组织编修改为第十五编，该十五编有十三章与原告的第八编相比，仅仅是去掉了民族宗教部分。原告方第一编政区建置分两章，每章各两节，分别为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勘界、区划调整，被告的第一编为政区建置，分两章，每章各两节，与原告编目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修改,第一节的地理位置被告仅增加了最后的一句话，第二节历史沿革完全相同。第二章的第一节勘界内容相同，第二节的区划调整内容相同，但被告对分段进行了调整。第二章第二节最后均附有各行政村和街道的统计表，其中柏林镇根据拼音靠前，但排在了最后，因为柏林镇是根据原告要求添加的。第二编自然环境，分六章，分别是地质、地貌、气候物侯、土壤植被、自然资源、自然灾害，被告的第二编也是自然环境，也分六章，内容与原告编排一致。第一章地质被告仅仅是去掉了原告的第四节地震，其他三节内容相同；第二章，被告仅仅是去掉了水文地质，其他内容完全相同；第三章仅仅是去掉了第九节灾害性天气，其他内容相同。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内容的排序与原告的完全一致，但被告在原告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内容，被告删除的出版正式版本中的89页。第四章第一节关于棕壤的描述被告仅保留了棕壤性土，删除了棕壤性土的亚类，为被告出版物的89页，在棕壤性土中删除了后粗沙土和基性粗沙土的描述，在棕黄土中，删除了棕黄土的亚类的描述，在褐土中，仅保留了褐土性土，删除了其他的亚类，淋溶褐土删除了亚类，潮褐土、潮土也是删除了亚类，湿潮土仅保留了沙姜黑土。第二节的植被完全一致。第六节的自然资源，被告将原告自然资源的第一项的描述删除了，第一节土地资源内容完全一致；第二节水资源被告删除了一降水量，其他内容相同，被告将河流水系一节删除。自然灾害一章，被告将水灾改成了洪涝，但两者内容相同，被告将风灾与雹灾合并，将第五节名称改为霜冻。第五编是中共平邑县地方组织，共14章，被告将该章例为第十五编，分十三章，区别在于将原告版本的第十三章和第八章合并，去掉其中的民族宗教部分，将原告版本第五章中的老干部工作编入第四章，修改为政法，除此之外，两编的版本内容、排序完全一致。其中，第三章第二节的名称是决策辑要，该名称并没有出现在被告发表的业务编纂手册中，由原告编纂形成，被告采纳。另外，被告出版版本中的错误能够印证被告采纳了原告的版本，是原告的第七编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原告编纂了六章，被告的出版版本第十七编有五章，但第五章被告错误的编序为第六章，并且出版，经过原告比对，发现是被告将原告版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合并，才减少了一章，但被告在出版时没有更改编号。第十一编政法，共五章，被告的公安司法例为第二十一编，二者相比较，被告删除了原告政法编的第一章政法委，其他四章的内容、主题、排序一致。公安一章，原告分八节，被告同样分八节，有四节名称不一致，但内容相同；检察一章，原告分十三节，被告同样为十三节，仅仅是第十节名称多了两个字，其他的章节一致。审判一章，原告分十一节，被告分十节，被告是删除了原告版本的第十一节，将第六节申报的名称加了两个字，其他的内容相同；司法行政一章，两者均分为五节，虽然前三节名称有所增减，但内容一致。第十六编特色产业，共六章，被告第九编特色产业也是六章，内容相同。第一章金银花相同，第二章罐头、第三章的分节、名称和内容完全相同，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名称进行了变更，但内容相同。被告版本的第二十五编第四章第二节，名称为网馆建设中的网是指一个网站，即平邑县情网，馆是指馆舍、馆藏，原告在编辑时用网馆建设表达两项内容，被告同样采纳了这一名称，且该名称在被告提供的业务编纂手册中没有体现。被告比对认为：原告提供的稿件共三十一编，而提供给原告的编纂业务手册中编目设计共计三十二编，其中编纂业务手册中的第一、二、四至二十九被原告完全采纳。对于第一编，原告稿件的中编目设置及顺序与编纂手册中完全一致，第一章第一节地理位置第一自然段整体作了调整与删减，且该部分内容为历史资料，且该部分资料为被告方2018年4月23日通过邮件发送至原告，该内容在平邑县志1997年版本第五十七至第五十九页有体现；第二节历史沿革部分，均为历史材料，原告尽是对前志内容的修改，且被告在出版版本中作了相应修改。原告稿件第二章第二节区划调整，被告出版版本增加了1993年郑家峪乡，1994年温水乡、天宝山乡、岐山乡，1996至1999年等乡镇撤乡换镇的事实，2000年撤乡换镇这一段有整体对乡镇调整的总数性描述，原告稿件中的倒数第四段，被告出版版本全部删除。行政村名称的统计表，表头名称有变化，原告为行政村名称，出版版本为行政村社区名称，各村的名称及所属街道均有调整。第二编出版版本第一章删除了第四节地震；第二章第二节标题名称由水文地质,出版版本变更为地貌地质，并且将原告稿件第二节水文地质项下全部内容删除。第三节关于山的排列逻辑不同，原告稿件以山名罗列相关材料，被告稿件以山脉作为串连线，并且增加了姑山相关信息。第三章气候物侯出版版本将原告提供版本本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至第七节及各章节后的表格全部删除，在出版版本中重新排列，并且了相应的修订。第四章原告稿件分为一类型、二分布、三评述，出版版本无此内容表达。关于植被部分，出版版本删除了海拔500米以下相关内容。第一章出自县志初稿，原告稿件第一章出自县志初稿3.31国土局平邑县志1989至2014以及地震局，第二章来自国土局与水利局史志材料，该部分内容有被告于2017年10月16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第三章来自平邑县志1997版本第94页，气象局县志初稿材料，该部分材料于2018年5月23日由被告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第四章被告员工张洪建于2017年8月31日通过邮件发送原告，来源于该邮件中附件的林业、农业植被相关部分。第六章来自于第四章所所述初稿中的国土局、水利局、林业、花木等部分，第七章被告于2018年5月23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上述内容在被告出版版本中作了大量的调整和修订。第五编，第一章被告于2018年5月7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以及2017年8月31日发送给原件的邮件中所附的县志初稿中县委办县志提供的材料。第二章由被告2017年12月25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以及2018年4月13日将县志二组平邑县地方组织等材料发送给原告，第三章也是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第四章党的建设经济发展部分被告于2018年3月26日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共产党平邑县地方组织部分被告于2018年4月13日发送给原告。2019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平邑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平邑县委平邑县人民政府》,经过机构改革，原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平邑县××室撤销组建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为县委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单位名称只出现“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一个机构名称。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不具备法人资格。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业务范围为：中国共产党平邑历史、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征集、整理、编纂和开发利用中国共产党平邑历史、平邑县地方史志、平邑县情重要资料；开展党史史志教育宣传等活动；参与县内党史场馆、方志馆的建设；保护利用全县党史遗址和史志文化遗产；指导各基层单位开展党史史志工作；对县内各类志书进行审定。本院认为，编修史志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涉及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仅凭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组织各方面力量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即所谓众手成志，《平邑县志》（1989-2013）也不例外。2014年11月3日，中共平邑县委办公室、平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平办发【2014】42号关于印发《续修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镇党委、政府、平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经济开发区，县直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科级以上事业单位，市以上直属单位，规模以上企业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切实搞好《平邑县志》（1989-2014）的编修工作，并要求各单位将初稿电子版和纸质稿件报送县史志办公室。根据《平邑县志》（1989-2013）及其编写安排计划可以看出,《平邑县志》（1989-2013）也是分为多个章节,多个专志内容,并由各个系统的编写人员提供初稿,然后再汇集、整理、编辑形成,是一个集合作品,完全符合编辑作品是对数个作品或作品的片断进行收集、编排而形成一个集合作品的特点,所以说《平邑县志》（1989-2013）是一部编辑性质的作品。同时,《平邑县志》（1989-2013）又是根据平邑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提供资金、资料等创作条件,由平邑县××室组织人员进行创作,并由其承担责任,符合职务作品的特点,所以又可以说《平邑县志》是职务作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确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组织人员进行创作,提供资金或者资料等创作条件,并承担责任的百科全书、辞书、教材、大型摄影画册等编辑作品,其整体著作权归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有。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平邑县志》（1989-2013）署名编者为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而平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不具有法人资格，平邑县××室作为《平邑县志》（1989-2013）汇集、整理、编辑单位，其依法享有《平邑县志》（1989-2013）的著作权。另外，原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平邑县××室撤销组建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为县委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单位名称只出现“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一个机构名称，因此，《平邑县志》（1989-2013）的著作权人当为平邑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享有，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适格。原告与平邑县××室就《平邑县志（1989-2013）》编纂工作签订了《聘任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平邑县××室按照聘任书约定支付了原告部分聘用费，原告按协议约定提供了《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电子件给平邑县××室，协议已经得到了实际履行，被告主张已经与原告解除《聘任书》，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聘任书中明确约定由平邑县××室提供该志书编辑所需的基础资料，因此，平邑县××室将编纂所需要的资料提供给原告，在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将《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电子版提供给平邑县××室后，可视为原告完成了《聘任书》约定的前期交付义务。而协议同时约定平邑县××室对原告交付的成果资料具有进行修改和选择性使用的权力，因此，对于出版发行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与原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平邑县××室邮箱内的《平邑县志（1989-2013）》修订版本的内容及编目设置是否不一致，并不影响原告要求按照《聘任书》约定主张署名权的权利，且《聘任书》约定原告在《平邑县志》（1989-2013）享有署名“执行主编”的权力，而出版发行的《平邑县志（1989-2013）》未署原告姓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因此，对于原告请求判令在出版的《平邑县志（1989-2013）》中署名原告为执行主编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主张未采纳原告稿件，原告稿件无法达到县级志书的评审会标准，要求原告修改，原告拒绝对其进行修改的抗辩理由，其未能提供证实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原告王照伦系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进行编纂志书，志书编目设置不具有独创性，有一定的规律，无论是县级还是市级、县级制书，全国范围内的是一致的，被告其亦未能提供编纂志书的国家统一规范、标准、规程，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照伦参与编纂《平邑县志（1989-2013）》是基于与平邑县××室签订的《聘任书》，《聘任书》约定原告依据平邑县××室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要求进行编纂，平邑县××室按月支付原告王照伦费用，《聘任书》实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告王照伦编纂志书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而《平邑县志（1989-2013）》出版时未署名原告姓名，实为平邑县××室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给予原告署名执行主编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基于违约，原告主张精神损失和赔偿道歉没有法律依据，对此，原告可以按照《聘任书》的约定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平邑县志（1989-2013）》原告王照伦享有“执行主编”署名权,《平邑县志（1989-2013）》再版发行时应在作品中署名“执行主编王照伦”；二、驳回原告王照伦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王照伦负担2150元，由被告平邑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负担2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宏人民陪审员  陈兆廷人民陪审员  李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