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11刑初77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建华，男，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捕前住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2019年9月25日被攀枝花市仁和区监察委员会决定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经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决定，2019年12月25日被依法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攀枝花市看守所。 辩护人傅达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0310118606。 辩护人赖金洋，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611275929。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以攀仁检公诉刑诉[2020]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建华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于2020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4日、2020年11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俊宏（第一次）、邓雪梅（第二次）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建华及其辩护人傅达庆、赖金洋两次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建华接受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某1的邀请，商定王建华利用其在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的关系为周某1控制的四家公司增加业务量，周某1将获得的利润的50%分给王建华。被告人王建华为了与早已熟悉的时任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总经理吴某（后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及其攀钢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综合工业公司、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等的负责人进一步密切关系，在吴某居住的小区专门租赁一套住房开麻将馆，免费陪同吴某及家人和攀钢钢城集团下属单位负责人打麻将、吃喝等，时时陪伴在吴某的左右，吴某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切地称为“王哥”，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负责人入眼入耳，并在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广为流传。2010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攀企蓉城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综合工业公司等采购单位，违反攀枝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比价（议价）等规定，帮助周某1向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米易白马球团厂、荷花池球团厂等10余家生产单位销售上亿元的备品备件、杂品、辅材等货物，被告人王建华得到周某1的利润分成17746945元。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其与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17746945元并据为己有。 公诉机关同时举出了指定办理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及立案通知书，留置材料、强制措施材料，户籍证明、退休材料，监委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吴某的任职文件和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即钢城集团［2008］3号文件，殷某、熊某1、涂某、覃某、熊某2、张某、程某、付某、周某5、周某3的任职文件，攀枝花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材料，攀枝花钢城集团工会与职工持股会有关情况的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钢城集团领导干部任免管理工作的说明，中共攀枝花钢城集团委员会的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的情况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底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球团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四川瑞成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攀钢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明细、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明细、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明细、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明细，王建华涉案款统计表、仁和区监委对被告人王建华银行交易统计、王建华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交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周某1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关于熊某1同志离任贸易公司经理的审计报告，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攀枝花齐发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与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对攀枝花钢城贸易有限公司、攀企蓉城与攀枝花市振欣、自广、齐发、长亨公司业务合作情况及记账凭证等材料，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及相关业务管理标准，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标准，抵账协议，扣押款物清单，退休表，房屋产权情况，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2018）042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号刑事裁定书，攀枝花市仁和区监察委员会查封决定书，增值税发票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应税劳务清单，被告人王建华的供述笔录，证人吴某、殷某、周某1、熊某1、涂某、周某2、程某、卢某、余某、周某3、祝某、王某、付某、范某、黄某、熊某2、覃某、张某、唐某1、唐某2、陈某、周某4的证言等证据，指控被告人王建华利用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17746945元，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之规定，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建华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总体无异议，但细节上有部分出入，主要包括：1.王建华与吴某的关系很好，但起诉书指控王建华专门租房子打麻将、王建华时时陪伴在吴某左右，熟悉的人特别是吴某称呼王建华叫王哥均不是事实，他们称呼王建华叫王工。2.起诉书指控的王建华与周某1等销售额上亿元，如果是1亿元，利润就没有起诉书指控的这么高，但实际上监委告诉王建华的营业额是2亿多，获利金额没有异议。3.王建华虽然为周某1的生意，找攀枝花钢城集团下属的公司、厂方的负责人打招呼，但没有利用吴某的影响力办特殊的事情，也没有让攀枝花钢城集团下属的公司、厂方负责人对周某1进行照顾，没有参加过任何招、投标，也没有为周某1等谋取不正当利益。4.起诉书中指控的利润17746945元，是王建华与周某1共同为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创造的财富，王建华虽没有投资，但王建华与周某1就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的经营进行协商，帮周某1的公司找攀枝花钢城集团所属相关单位催付货款，都是参与公司的经营的行为，且没有强迫攀枝花钢城所属公司、厂方为王建华和周某1做什么事，也没有谁得罪了王建华而影响其工作，因此，王建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王建华的辩护人辩称，关于本案事实部分的辩解意见与被告人王建华一致。同时提出：（一）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吴某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理由如下：1.在案证据显示吴某在2007年7月3日担任城镇所有制企业攀枝花钢城企业总公司总经理，后任钢城企业总公司在改制基础上组建的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2日，股东为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持股会无独立法人资格，是依托攀钢集团工会，在公司内部称为“职工持股会”，对外称为“攀枝花钢城集团工会”，系攀枝花钢城集团股东，显然属于非国有出资方。吴某与另外两人是在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工会委员会授权代表人处签字，显然吴某属于非国有出资方的代表，是受非国有出资方的委托。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国有出资方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另有他人。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举重以明轻，因此原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攀枝花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后，吴某因不属于国有投资主体的代表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2.尽管在2011年5月中共攀枝花市委在《关于明确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领导人员管理关系的通知》中将攀枝花钢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由市委提名、管理，并于2012年4月提名吴某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总经理人选，但吴某根据该提名任总经理职务的时间等具体情况在案证据没有显示。不能由此得出吴某任攀枝花钢城集团的总经理是受国有单位派遣的结论，毕竟中共攀枝花市委并非攀枝花钢城集团的出资方，并非刑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中的国家机关。2008年11月5日，攀枝花钢城集团国有出资方之一的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关于推荐许天刚同志兼任钢城集团公司董事（股东代表）的函》，拟推荐许天刚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由此可见，吴某在此前后均未代表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任何国有出资方。3.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刘为波法官曾经撰写该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一文，该文认为，对于“委派”的内涵和外延，应从两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是形式特征，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如任命、指派、提名、推荐、认可、同意、批准等均无不可；二是实质特征，需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公务活动，亦即国有单位意志的直接代表性。如前所述，尽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将钢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由市委提名、管理，但吴某并未代表任何国有出资方在钢城集团从事公务，其工作没有体现国有出资方的意志，因此吴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4.吴某因涉嫌利用担任钢城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挪用资金被提起公诉后，2019年3月15日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该判决也印证了辩护人关于吴某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观点。5.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认定吴某系国家工作人员是因为中共攀枝花市委提名其为总经理的原因，但吴某担任钢城集团总经理是在2008年底，中共攀枝花市委提名其为总经理是在2012年4月7日，在2008年底至吴某根据提名担任总经理这段时间吴某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即使王建华在这段时间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周某1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也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应的是王建华在这段时间为周某1谋取利益获得的钱就不是非法所得。但这段时间周某1控制的公司与钢城集团采购单位建立供货关系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周某1控制的公司一共获得了多少货款、利润是多少、其中分配给王建华又是多少等均不清楚。6.即使可以认定吴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只能是在2012年4月7日后系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2008年至2012年4月7日期间被告人王建华收取的利润应当扣除，但本案系滚动付款，无法确定这期间被告人王建华分得的利润，因此，本案被告人王建华的犯罪金额无法确定。（二）熊某2、覃某、付某、张某、熊某1、涂某、程某、周某3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时间段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理由是：1.熊某2等人均系钢城集团二级单位的负责人，也是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中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熊某2等人在钢城集团成立前均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钢城企业总公司工作人员，改制前根据《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均与钢城企业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了经济补偿，后与新成立的钢城集团签订了劳动合同。根据《纪要》中“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原系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熊某2等人并非攀枝花钢城集团国有投资主体攀枝花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意见》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主要是指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对熊某2等人的任命文件，攀枝花钢城集团在2017年之前任命他们为与本案有关的二级单位负责人，均是“经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而非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批准或者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因此，熊某2等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周某3担任攀企蓉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城公司”）经理的职务是四川瑞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总经理苏某决定的，根据瑞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瑞成公司是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企业，也是国家出资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因此周某3并非是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不是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的工作人员，因此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2.尽管公诉机关举示了中共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2018年9月出具的《钢城集团领导干部任免管理工作说明》、2018年9月29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之前公司干部任免经党政联席会讨论，改制之后会议名称由党政联席会变更为总经理办公会，两个会履行同样的职能，参会人员未发生变化，并于同日提供了2009年2月12日总经理办公会参会人员名字及职务的另一份《说明》。辩护人认为，这三份《说明》不应采信。首先，《说明》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中的任何一个证据种类，既非证人证言也非书证，仅属于证椐材料；其次，《说明》是诉讼开始之后应办案单位的要求出具的，其内容不具有客观性，《说明》的内容也没有客观证据予以印证；再次，虽然司法实践中在涉及到案经过、自首、立功、取证合法性等等上有《情况说明》作为证据材料，除加盖公章之外还需要经办人员签字，并且不得将《情况说明》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最后，《说明》的内容与在案证据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干部任免通知（钢城集团委组干【2013】11号）《关于殷某等任职的通知》,殷某等人担任钢城集团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就是经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会讨论通过，而同日作出的另一份钢城集团干部任免通知（钢城集团人力【2013】35号）《关于涂某等职务任免的通知》凃斌等人担任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是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总经理吴某决定。说明了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的任免是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会讨论，而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任免是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总经理决定。在案证据显示，直到2017年以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对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的任命才是党委会研究通过，总经理决定。（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二级单位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其理由是：1.证人覃某（米易球团厂厂长等）的证言证实,王建华在2008年底找他希望能为球团厂供应杂品，当时覃某知道他是殷某的丈夫就同意了，直到三年后的2011年冬至自己才知道王建华和吴某及其家人密切。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覃某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2.证人付某（时任钢城集团综合工业公司经理）证言证实之所以帮助王建华既有王建华与吴某关系好的原因，又有王建华是殷某丈夫的因素。此外，公诉机关并未举示综合工业公司与周某1控制的公司签订的合同或者销货的凭证，缺乏客观证据印证该业务关系的存在。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综合工业公司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3.证人王某（时任瑞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帮助王建华有三个原因但均与吴某无关，一是自己与王建华比较熟悉，平时关系较好；二是看在殷某的面子上也要照顾一下；三是蓉城公司也有这种业务。4.证人周某3（蓉城公司经理）的证言证实蓉城公司之所以和齐发公司有业务关系是基于王某给他打招呼，是王某的影响力而不是吴某的影响力。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蓉城公司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5.证人熊某1（时任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经理）2019年10月9日在攀枝花市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攀枝花市监委”）谈话室第一次接受调查人员询问时，矢口否认王建华为涉及贸易公司业务方面的事找过自己，但2019年11月29日在攀枝花市××委××室××次接受调查人员询问时，虽然称此前在监察机关讲的属实，但又称王建华为周某1的公司通过贸易公司供货的事找过自己，自己也同意周某1的公司在贸易公司虚假比价议价。熊某1这两次证言前后矛盾，未能予以合理解释，从第二次询问笔录来看熊某1是在监察机关留置讯问室接受的询问，与他第一次以及本案调查机关向其他证人调查均在监察机关的谈话室不同，本案调查机关对王建华、吴某等被留置人员的调查才是在留置讯问室进行，熊某1是在被留置后改变的证言，但卷宗里并没有相关留置手续，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因此该证人证言取证合法性存疑，不应被采信。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贺易公司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四）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源公司”）帮助周某1向钢城集团下属生产厂家销售货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其理由是：虽然王建华供述“当时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规定，所有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二级公司使用的杂品供应都由金沙源公司统一负责采购，然后再销售给二级公司。自从钢城集团下了由金沙源公司统一采购的规定以后，我就到金沙源公司经理唐某3的办公室找她，让她把一球团厂大部分的杂品供应业务拿给周某1做，唐某3同意以后，周某1就开始向一球团厂供应杂品了”,但公诉机关并未举示唐某3的证言也未举示唐某3在金沙源公司的任职文件，金沙源公司向周某1采购货物是否与吴某的影响力有关不得而知，而且根据金沙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金沙源公司股东由唐某3等五名自然人组成，显然系非国有公司，唐某3也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该指控不能成立。（五）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通过钢城集团采购单位违反钢城集团招标、比价（议价）等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同时，王建华帮助周某1向钢城集团生产单位销售货物属于为周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是：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招标、比价（议价）等规定属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仅在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内有效，不具有对外的公开性和普遍效力。2.根据王建华的供述和周某1以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单位负责人的证言，王建华只是向采购单位联系货物供应业务，并未向采购单位提出虚假比价（议价）的要求，更未参与此后的比价（议价）以及合同签订工作。证人卢某（原任钢城集团贺易公司物资科副科长）和余某的证言证实贺易公司虚假比价是落实公司领导安排的结果，与王建华无关。证人祝某（蓉城公司攀枝花办事处主任）证实：蓉城公司没有招投标、比价议价是因为齐发公司与生产单位已经谈好了供货情况，因此不必要再走正规程序，显然也与王建华无关。3.关于供货单位为什么不直接与采购单位联系而是先与二级单位即生产单位联系，证人周某2、余某均证实，就算是供货商通过正规程序中标，在送货的时候二级单位也有各种方式刁难你。就拿齐发公司、自广公司、振兴公司、长亨公司这4家公司的业务来说，最先和他们参与比价议价的也有其他供货商，但有一些供货商在送货的时候被二级单位刁难，最后这些供货商都主动退出了。王建华与使用货物的二级单位（生产单位）事先联系也是出于无奈，合情合理。4.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仅有贸易公司17份比价（议价）采购审批表和金沙源公司5份中标申请及比价（议价）申报表，资料不完整，也没有综合工业公司相关比价（议价）资料，也没有相关经办人员证言，是否违规比价（议价）存疑，不排除在这22份审批表、申报表以外其他业务中周某1控制的公司是按照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规定的正常程序与贸易公司等采购单位建立业务关系。公诉机关指控王建华通过钢城集团采购单位违反钢城集团招标、比价（议价）等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5.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有改变了起诉书中指控王建华为周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表现是违反钢城集团招标、比价（议价）等规定，而是认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在辩护人质疑时又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改变指控，在公诉机关没有提交《变更起诉书》前只能按《起诉书》的指控进行审理。（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2010年2月至2017年7月通过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二级单位为周某1谋取利益，其中在2016年9月26日以后不能成立。吴某因涉嫌挪用资金罪于2016年9月26日被公安机关拘留，吴某出事的消息在钢城集团众人皆知，如果说王建华此前是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帮助周某1，但此后已无法再利用吴某的影响力，而蓉城公司在2017年1月6日和4月7日还与自广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其中前一份合同有效期是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后一份合同没有有效期。根据周某1的证言,其控制的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齐发公司°）和自广公司与蓉城公司的业务关系直到2018年8月瑞成公司总经理苏某被抓后才停止，因此结合王某和周某3的证言，证明了蓉城公司与周某1控制公司的业务往来与吴某的影响力无关。周某1的证言还证实因苏某出事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搞内查，才把他四家公司的业务停了，显然其业务的开展与吴某的影响力无关。辩护人也认可公诉人关于周某1控制的公司与钢城集团采购单位建立业务的时间、采购单位支付货款的时间以及周某1支付王建华钱的时间有时间差，但王建华在吴某出事以后帮助周某1控制的公司获得钢城集团业务所分得利润，显然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所得。（七）辩护人认为周某1控制的公司在与钢城集团业务往来中与被告人王建华之间是具体分工不同的合伙经营关系，而非单纯的利益请托，王建华分得利益不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所得。其理由是：1.根据王建华的供述以及周某1的证言，周某1主动邀约王建华合伙经营，并就周某1控制的公司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口头约定了工作分工及利益分配，王建华负责联系业务、催收货款，周某1负责签订合同、送货，此外，王建华还负责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进行协调，虽然王建华在周某1控制的四家公司没有现金或者实物入股，靠自己在钢城集团的人脉关系与周某1开展合伙经营，但这并非法律禁止的行为，因此王建华与周某1是具体分工不同的合伙经营关系，而非是周某1向王建华单纯的利益请托，王建华分得利益不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所得。2.在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李琪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一案【（2015）福刑初字第156号】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李琪（没有出资）在销售药品、医疗器械过程有收取包裹、组织安装、催收货款等行为，不排除李琪系与彭某、张某、邓某有合伙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可能，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经营的具体分工不同，而非单纯的利益请托。因此，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琪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刑法的规定，不予认定。该判决理由与辩护人上述观点一致。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就此提起抗诉，但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抗诉不当又撤回了抗诉【（2016）黔27刑终167号】，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八）公诉机关举示的证人吴某、黄某、范某的证言因违反程序规定，不应采信。1.调查机关对证人吴某取证是在2020年5月7日,因吴某在本案中并非犯罪嫌疑人而是证人，因此调查机关对其“讯问”不当，应是“询问”，对证人黄某取证是在2020年1月16日和6月4日，对证人范某取证是在2020年1月6日，根据《监察法》第四十七条“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这是监察机关在已将案件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以后补充调查的法律依据。本案虽经两次补充调查，但调查机关对以上三名证人取证并非在补充调查阶段，均系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甚至提起公诉后再取证，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不应采信。2.公诉机关举示的调查机关2020年1月16日对证人黄某的询问笔录系伪造，2020年5月18日，公诉人将该询问笔录复印件给辩护人时记录人处空白，无人签字，但在庭审中公诉人出示的该笔录原件记录人处是“张曦”，辩护人可以合理推断当时是询问人一人询问并记录，违反了《监察法》第四十一条“调查人员采取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规定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盖章”。后来张曦在记录人处签字是事后弥补，该签字且涉及到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因此该笔录系伪造不具有真实性而不应采信。3.曾任钢城集团废旧物资公司（以下简称“废旧物资公司”）负责人的范某证言虽然证实废旧物资公司因王建华的请托和吴某的影响力与周某1控制的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但并未得到王建华的供述以及周某1证言的印证，也没有相应的书证证明，因此指控王建华利用吴某影响力通过废旧物资公司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认定吴某系国家工作人员是因为中共攀枝花市委提名其为总经理的原因，但吴某担任钢城集团总经理是在2008年底，中共攀枝花市委提名其为总经理是在2012年4月7日，在2008年底至吴某根据提名担任总经理这段时间吴某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即使王建华在这段时间利用吴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周某1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也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应的是王建华在这段时间为周某1谋取利益获得的钱就不是非法所得。5.即使可以认定吴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只能是在2012年4月7日后系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2008年至2012年4月7日期间被告人王建华收取的利润应当扣除，但本案系滚动付款，无法确定这期间被告人王建华分得的利润，因此，本案被告人王建华的犯罪金额无法确定。（九）被告人王建华具有自首情节，但起诉书未予认定。在案证据显示，王建华在2019年9月23日、24日在监察机关与其谈话时即已对自己利用与吴某关系较好以及在钢城集团的人脉关系帮助周某1在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业务作了详细的回答。调查机关对本案立案是在此后的2019年9月25日,并于同日对王建华采取留置措施，调查机关对周某1等证人的调查询问也是在立案之后。王建华在调查机关尚未掌握其涉嫌犯罪的线索也未采取调查措施之前即已交代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具有自首情节，调查机关《到案情况的说明》称王建华在2019年9月18日至立案前“未能如实交代自己的有关违法犯罪问题”与在案证据不符，不应采信。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吴某及熊某2等钢城集团二级单位负责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吴某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钢城集团采购单位为周某1谋取利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王建华为周某1谋取的利益并非“不正当利益ｗ以及周某1控制的公司在与钢城集团业务往来中与王建华之间是具体分工不同的合伙经营关系，而非单纯的利益请托，王建华分得利益不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所得，王建华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对王建华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一）本案被告人及相关人员的身份 被告人王建华1974年8月参加工作，2015年9月22日从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冷轧厂退休，与殷某系夫妻关系。 吴某于2001年5月22日被攀钢（集团）公司分配到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工作，其级别为正处级；2007年7月3日被攀钢（集团）公司聘任为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经理；2011年5月3日，攀枝花市委行文决定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由市委管理，董事长、总经理由市委提名，按照集团公司章程规定选举董事长、聘任总经理；2012年4月7日，吴某被攀枝花市委决定提名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2014年5月21日，经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吴某不再担任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7月6日，攀枝花市委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批复同意吴某任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书记。 2007年6月1日，殷某任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2008年1月28日被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任命为四川阳城实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2009年12月31日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任命为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2010年2月26曰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任命为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2009年3月5曰，经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熊某1被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供销分公司（即后来的贸易公司）经理，涂某为攀枝花钢城集团供销分公司常务副经理；2007年10月22日，经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熊某1决定，周某5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供销分公司物质经营部部门经理；2009年7月28日，经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熊某1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涂某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2011年3月7日，经攀枝花钢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涂某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经理;2013年12月30日，经攀枝花钢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涂某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某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10月10日，涂某被暂停履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贸易有限公司各项行政管理工作由副总经理程某负责，2017年2月24曰，涂某被免去贸易有限公司经理职务；2016年2月19日，经贸易公司总经理办公会通过，副总经理程某决定，周某5被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物质经营部部门经理；2014年1月11日，经四川瑞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总经理苏某决定，周某3、孙某分别被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任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副经理。2007年11月2日，经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付某为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综合工业公司经理；2009年7月3日，经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研究决定，付某为四川浩天复合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2月18日，经攀钢钢城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总经理吴某决定，免去付某攀钢钢城集团公司综合工业分公司经理职务（考核不合格）。2006年4月20日，经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聘任熊某2为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米易白马球团厂厂长；2006年10月30日，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2009年，经攀钢钢城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熊某2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2004年7月13日，经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覃某为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球团厂副厂长；2005年4月12日，经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覃某为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球团厂厂长；2012年5月25日，经攀钢钢城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总经理吴某决定，覃某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免去熊某2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2006年8月21日，经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聘任张某为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米易白马球团厂厂长助理；2006年10月30日，经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聘任张某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助理；2009年，经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党政领导集体讨论，经理范某决定，聘任张某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助理；2009年4月3日，经攀钢钢城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总经理吴某决定，聘任张某为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二）本案相关公司的基本情况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12日成立，其股东有：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的攀枝花市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由攀枝花钢铁有限公司和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合并组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会员出资)、四川瑞信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综合工业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瑞泰电器有限公司、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国有独资）。 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6日成立，股东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等。 攀枝花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27日，属钢城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500万元，法人为唐某3。2011年11月，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改制，股东钢城集团持有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20%股权。改制后的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均未发生变化。2015年12月，攀枝花钢城集团退出了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不再与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有股权关系。综合工业分公司成立于1996年10月16日，属钢城企业总公司下属分公司，2008年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后变为钢城集团下属的分公司，2015年4月23日对该公司进行了工商注销。2014年3月24日成立了综合工业有限公司，属钢城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法人为张某。综合工业有限公司承接了综合工业分公司的全部业务。2014年5月20日，综合工业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改制，成为钢城集团的参股单位，即钢城集团持有综合工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改制后的综合工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均未发生变化。以上两个公司改制后，自主经营，经营业务与钢城集团没有关系。 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7日成立，股东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攀企蓉城实业有限公司于2000年7月21日成立，股东有：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攀金实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9日成立，股东为周某4、唐某1。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成立，股东为周某4、周某1。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15日，股东为周某1、陈某。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25日，股东为唐某1、唐某2。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的章程表明，攀钢集团公司出资中，攀枝花市国资委出资五十亿元作为注册资本。 攀钢钢城集团公司章程表明：2009年4月7日至2014年10月16日，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会员）出资比例为95.58%、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国有独资，后改为攀钢集团公司）出资比例为2.65%、攀枝花钢铁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出资比例为0.88%、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出资比例为0.88%;2014年10月16日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会员）出资比例为95.86%、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枝花钢铁有限公司合并组建，出资比例为3.31%、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出资比例为0.83%;2015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9日期间，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会员）出资比例为94.93%、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枝花钢铁有限公司合并组建）出资比例基本为3.31%、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出资比例基本为0.83%、攀枝花钢城集团瑞泰电器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基本为0.52%、攀枝花钢城集团综合工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基本为0.33%、四川瑞信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基本为0.08%。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先后行文要求：攀枝花市本部、分、子公司必须到供应单位或集团公司统一归口供应单位（如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采购，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在别的单位采购，必须报经集团公司审批，五金工具及杂品类、办公用品类统一归口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供应，钢材类、电焊条、有色金属类、汽柴油、水泥等统一归口贸易公司供应；2)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关于比价（议价）操作细则规定：为提高比价（议价)项目质量，降低釆购成本，估算金额10万元以下的，比价（议价）小组成员由业务部门、管理部门、公司主管领导组成，供应商原则上在贸易公司评定的合格分供方范围内选择，并且原则上不少于三家。 （三）本案被告人王建华与周某1的涉案事实经过 1998年，被告人王建华通过其妻子殷某（时任原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干部管理处副处长）与吴某（时任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干部管理处处长）认识并熟识。2008年，王建华经他人介绍与周某1相识，两人商量后，王建华负责利用其在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的关系为周某1的公司增加业务量，周某1将获取的部分利润“分”给王建华。2008年起，王建华通过在时任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总经理的吴某居住的小区，租赁房屋用于陪同吴某及家人打麻将，为其家人操办宴席等方式，与吴某的关系日渐密切。2008年11月，按照相关规定,攀钢钢城企业总公司（2008年11月改制后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城集团公司”）改制为钢城集团公司，其采购流程是：生产单位（米易白马球团厂、荷花池球团厂等）将釆购计划报给釆购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钢城集团瑞城实业有限公司下属攀企蓉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瑞城公司”），合同标的在10万元以下的，采购公司需要找至少三家公司进行比价议价来确定供货方并与其签订《采购合同》，从而向生产单位提供货物。2008年以来，王建华利用其与吴某关系好，不定时与攀钢钢城集团部分下属单位的负责人打麻将，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公开场合向这些下属单位负责人展示其与吴某关系好，为自己和周某1到攀枝花钢城集团做生意打实基础。被告人王建华先后向钢城集团公司下属米易白马球团厂负责人熊某2、荷花池球团厂负责人覃某等打招呼，确定周某1的公司为供货方。因碍于王建华与吴某的密切关系，球团厂负责人同意王建华的要求。被告人王建华又与相关的采购公司贸易公司负责人熊某1、涂某、程某,瑞城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和金沙源实业公司唐某3等联系好后，将相关情况告知周某1，周某1到采购公司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等用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参与比价。随后，采购公司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瑞城公司等通过违规比价议价的方式，先后与周某1实际控制经营的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让周某1控制的公司为米易球团厂等供应杂品、备品备件等货物。2008年至2016年，攀钢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瑞海公司、瑞城公司、金沙源实业公司（2008年至2014年）等10多家单位，通过比价或直接采购的方式，向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备件、杂品、辅材等共计21216.57万元，截止2019年7月，已付20099.47万元，还有余款1117.1万元未付。2010年至2017年，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以及上述公司的股东周某1、陈某、唐某2、唐某1等人，通过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卡号:6223××××7801、6223××××4900）转账11330845元（10660845元＋670000元）、中国农业银行（卡号：1326××××6091、1412××××7751）转账2380600元、中国工商银行（卡号：2302××××5738）转账2390000元、中国交通银行（卡号：6222××××9618）转账20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卡号：6227××××7586）和（卡号4340××××3421）分别转账200000元和245500元以及通过盐边县向阳钒业有限公司转账给被告人王建华收取利润1000000元等方式，付给王建华钱款共计1774.6945万元（其中2017年7月6日，周某1转款10万元，2016年9月14日，周某1转款200000元），王建华将该款据为己有。 2019年9月18日开始，攀枝花市监委对王建华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走读式谈话，谈话期间王建华未如实交代自己的有关违法犯罪问题。2019年9月24日，攀枝花市监委将王建华犯罪问题指定仁和区监委办理。2019年9月25日，仁和区监委对王建华涉嫌犯罪问题立案并留置调查。在调查期间，王建华如实供述了其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事实。 另查明，1.2008年11月5日，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彭建华为该公司派往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2014年5月29日，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许天刚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股东代表）人选。 2.根据《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的出资职工组建职工持股会，以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名义向改制后的新公司（即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职工持股会是管理会员出资及办理相关事宜的内部组织，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及行使相应股东权利。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2009年6月成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12月，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攀钢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7日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被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并注销；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系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成立的，在改制之前公司领导干部任免经党政联席会讨论，改制之后会议名称由党政联席会变更为总经理办公会，两个会履行同样的职能，参会人员未发生变化；钢城集团领导干部指由钢城集团公司直接管理的干部，包括钢城集团机关部室助理以上干部、钢城集团下属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钢城集团向参控股公司派出的专职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5年11月15日，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公司董事长吴某主持会议，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持股会）派出的股东代表吴某、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股东代表谢俊勇、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派出的股东代表许天刚出席了会议。 3.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审计小组于2011年3月22日至5月12日，通过对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原经理熊某1离任审计（2003年4月-2011年1月）认为：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在与长亨公司的业务往来中存在“拆分合同、化整为零、规避招标釆购”的行为；瑞达水泥公司、米易球团将不属于贸易公司统一归口采购的备件交贸易公司，存在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的行为。 4.2020年3月27日，攀枝花市仁和区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王建华亲属代为退交的涉案款物542027.19元予以冻结。对被告人王建华及其亲属、子女等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七套房产予以扣押（产权号2XXXXX7、2XXXXXXXXXXXXX9、2XXXXXXXXXXXX0、2XXXXXXXXXXX8、1XXXXX3、1XXXXXX2）。 5.吴某不服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2017）川0403刑初93号刑事判决提出上诉，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裁定，认为该案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重审。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 6.攀枝花钢城集团利源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2014年6月、2014年7月、2014年8月、2014年11月发生了业务往来，货款已结付完毕。周某1证实，攀枝花钢城集团利源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是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工业公司下属公司。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指定办理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及立案通知书，监委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到案经过，证明本案案发的简单经过和案件的来源、被告人王建华的到案情况和立案情况。 2.留置材料、强制措施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建华被攀枝花市仁和区监委留置、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3.户籍证明、退休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建华的自然情况、工作情况以及退休的情况，其已达到完全刑事年龄。 4.吴某的任职文件和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即钢城集团办［2008］3号文件，殷某、熊某1、涂某、覃某、熊某2、张某、程某、付某、周某5、周某3的任职文件，证明吴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和殷某等人在其相应的工作单位的职务变动、任免情况。 5.攀枝花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材料，攀枝花钢城集团工会与职工持股会有关情况的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钢城集团领导干部任免管理工作的说明，中共攀枝花钢城集团委员会的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的情况说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底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证明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入股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委派彭建华和许天刚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表、攀枝花钢城集团职工持股会的成立背景、出资会员与职工持股会和钢城集团工会之间的关系、攀枝花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情况、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情况等。 6.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球团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四川瑞成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攀枝花市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上述公司的基本情况等。 7.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证明上述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情况等。 8.攀钢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明细、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明细、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明细、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账户明细，证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公司、瑞海公司、瑞成公司等16家单位收取部分货款的情况。 9.王建华涉案款统计表、仁和区监委对王建华银行交易情况统计、抵账协议、王建华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交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王建华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周某1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证明被告人王建华向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以及上述公司的股东周某1、陈某、唐某2、唐某1等收取钱款的情况。 10.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关于熊某1同志离任贸易公司经理的审计报告，证明对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原经理熊某1离任审计时，发现其任职期间有拆分合同规避招标采购的行为等情况。 11.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攀枝花齐发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与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攀枝花钢城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与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证明上述相关公司的签订部分合同的情况。 12.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对攀枝花钢城贸易有限公司、攀企蓉城与攀枝花市振欣、自广、齐发、长亨公司业务合作情况及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应税劳务清单等材料，证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公司、瑞海公司、综合工业公司下属利源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瑞成公司、攀枝花金沙源公司等16家单位向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的部分情况。 13.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及相关业务管理标准，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标准，证明攀枝花钢城集团对相关杂品、辅料等实行统一采购、议价比价及招标等情况和要求。 14.扣押款物清单，攀枝花市仁和区监察委员会查封决定书，退休表，房屋产权情况，证明被告人王建华及其亲属在成都和攀枝花市两地的房屋产权及扣押情况、被告人王建华的妻子已退休等情况。 15.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2018）川042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19）川0403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依法对原攀枝花钢城集团米易瑞地矿业有限公司经理王宾以受贿罪判处刑罚；吴某挪用资金罪一案，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因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2019年12月10日，该案中止审理。 16.被告人王建华的供述笔录。证明其与吴某交往密切，租房免费为吴某及吴某任职的攀钢钢城集团所属二级单位负责人涂某、熊某1、覃某、熊某2、付某等免费提供打麻将，为周某1及其亲属经营的公司联系攀钢钢城集团所属二级单位（生产单位和采购单位）负责人商谈销售杂品、办公用品及辅料相关事宜，协调往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和催收货款，采购公司比价议价流于形式，通过银行转账、其他单位转账等方式收取利润以及利用其收取的利润购买房产和以殷某名义购买攀钢钢城集团的股份的情况等，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17.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其与王建华关系较好、王建华在其居住的XX小区租用一楼房子，经常约吴某及其妻子赵廷玉、钢城集团部分中层干部及其家属等人打麻将，未收取任何费用等情况，与审理查明的一致。18.证人殷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是:证人殷某系吴某的下级，两家关系一直很好。2008年过春节时，王建华家和吴某、吴某老婆赵廷玉一家以及吴某所管理的部门领导和下属企业中层干部凃斌、熊某1、杨某、程某、付某、殷某等家一起聚餐吃饭，大家相互都比较熟悉。吴某、赵廷玉和赵廷玉她妈等人过生时,王建华帮忙张罗过，招呼客人。王建华在吴某夫妻居住的小区临亚小区旁一楼租了一套房子专门用来打麻将，听别人说和王建华讲大部份时间和赵廷玉、吴某、中层干部及家属杨萍、王庆华等人在那里打麻将等情况，与审理查明的一致。 19.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其与被告人王建华相识，商量提高与攀钢钢城集团下属二级单位做生意的营业额，被告人王建华负责协调关系和催收货款等、周某1负责参加比选、签订合同、供货、结算等，将被告人应分的利润转账支付给被告人王建华的经过及支付的利润金额等，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20.攀钢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贸易公司相关人员的证言。（1）熊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其与被告人王建华在1997年相识。2008年底或2009年初，被告人王建华在吴某居住的炳草岗XX小区楼下一楼租了一套房子，专供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某及部分中层干部和家属免费打麻将。王建华家和吴某家走得近，非常亲密；王建华和吴某的关系很好，吴某也很关照王建华。熊某1任攀钢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期间，大概2009年，王建华给其打招呼，说周某1已经和生产单位米易球团厂等单位谈好供应杂品物资，需要从采购单位贸易公司走比价议价程序。熊某1考虑王建华和吴某的关系不敢得罪王建华，更不敢得罪吴某，给贸易公司物资部门打招呼确定周某1的公司具有供方资格，按形式上对周某1公司进行合同管理、资料评审，规避招标，其结果是周某1提供的公司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振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公司进行比价，当然最终周某1的公司被确定为供货方，因为上述公司都是周某1的公司，上述行为属于拆分合同，虚假比价议价。后来攀钢钢城集团公司审计部门提出米易球团厂和贸易公司就上述几家公司供应存在违规问题。 （2）涂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其于2011年3月7日至2014年10月10日担任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贸易公司经理，其知道王建华与吴某关系好,不敢得罪王建华，王建华等人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所有操作都是延续以前的模式等。 （3）周某2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其在2009年至案发时任攀枝花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物资部门负责人，王建华和钢城集团贸易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主要涉及的业务部门就是物资经营部。周某2按照攀钢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经理熊某1的要求，为王建华帮周某1跑关系、拿业务、催款等提供方便。周某1在贸易公司开展业务的有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这4家公司，4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不同，但都是周某1在经营。2007年底，齐发公司就在和贸易公司开展业务，但量很少，自广公司、振欣公司和长亨公司都是后来加入的。王建华、周某1主要给钢城集团的二级单位供应五金工具、水暖、电器开关、备品备件、辅料等物资，因为二级生产单位不能自行采购物资，要通过钢城集团内部可以开展贸易业务的单位采购，比如贸易公司、金沙源公司等，所以王建华、周某1要通过贸易公司完善手续、比价议价、签订合同，才能给二级单位供货。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供应计划都是王建华、周某1与钢城集团各二级单位直接商谈好了以后，二级生产单位将采购计划报到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对自广公司、振欣公司、齐发公司、长亨公司4家公司进行比价议价后，选中其中一个公司中标，采购后再销售给各二级生产单位。除了钢城集团集中招标的物资，攀钢钢城集团对金沙源、贸易公司等贸易单位统一供应的物资对有品种是有要求的，每个单位供应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按规定贸易公司只能供应钢材、有色金属等物资，金沙源公司只能供应杂品、劳保等物资。但实际上，由于有目标任务，钢城集团这些贸易单位都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只要能找到业务，什么都可以做。针对王建华、周某1的业务，贸易公司比价议价是合同科组织，我们科的业务员要参加，还有些部门要参加，这个比价议价其实就是走过场，履行一个程序，因为参与比价议价的就是这4家公司，这种比价议价是违规的，但违规我们还是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业务都是王建华他们与二级生产单位谈好了的，经过贸易公司就是履行一下手续，而且贸易公司还可以挣几个点子的价差，收入的数据也上去了，这些都是钢城集团要考核贸易公司的。王建华有关系，我们都不想得罪他，所以大家就没有按照规定做，钢城集团的很多职工都晓得王建华和钢城集团许多领导关系好。其听说王建华还在凤凰小区开了个餐馆，他经常和攀钢钢城集团吴某以及二级单位的这些领导在餐馆吃饭、聚会。齐发公司、自广公司、振欣公司、长亨公司这4家公司其实都是周某1在经营，因为一是这4家公司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基本上都是周某1来贸易公司财务科拿货款（承兑汇票），二是在与周某1的日常交往中，我能看出这些业务都是他在做，比如周某1每年都要请我吃几次饭，其实也就是和我联络感情，要我在业务往来中提供便利，王建华在帮周某1跑关系、拿业务、催款，但王建华没有具体参与经营，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建华到贸易公司办理具体业务，都是周某1和他的业务员在办理。王建华和周某1在合作，我是知道的，周某1也讲过，只是他没有说王建华具体怎么帮他，但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我感觉得到王建华在帮周某1跑关系、拿业务、催款，光凭周某1的关系是不可能从二级生产单位拿得到那么多业务、不可能那么及时的收到货款，只有通过王建华的关系才能办到。王建华是怎么帮周某1拿业务的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和钢城集团二级生产单位勾兑好关系，才能拿到业务。在这件事情上，攀钢钢城二级生产单位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不是事先和二级生产单位沟通好，二级生产单位有的是办法收拾供货商，就算是供货商通过正规程序中标，在送货的时候，二级生产单位也有各种方式刁难你，比如送货到二级生产单位，二级生产单位可以以物资不合格、物资不好用等各种理由拒收；使用过程中，也可以以各种理由退货；在送货的时候，遇到下班时间，二级生产单位就喊你等起；本来可以一次送的货，他今天喊你送一些，过几天再喊你送一些，还有就是二级生产单位有推荐、建议权，可以推荐供货商给贸易公司，比如自广公司、振欣公司、长亨公司这3家就是米易白马球团厂推荐给贸易公司的，就拿齐发公司、自广公司、振欣公司、长亨公司这4家公司的业务来说，最先和他们一起参与比价议价的也有其他供货商，我知道的就有一些供货商在送货的时候被二级生产单位刁难，最后这些供货商都主动退出了。王建华、周某1通过贸易公司给钢城集团二级生产单位供应量最大的是钢城集团米易白马球团厂和钢城集团球团厂（荷花池），其他还有几个单位，但量很少，单位名字我记不起了。供应的物资大部分是杂品类的货物，有五金工具、电器开关、水暖等，其中振欣公司还中标过钢城集团的电线电缆，每年年底钢城集团要对第二年全年的电线电缆招标，振欣中过标，这个招标工程就是正规的，具体情况要查了才清楚。齐发公司、自广公司、振欣公司、长亨公司这4家公司业务量最大的时候是2010年至2013年，每年总的业务量有1000多万元。涉及钢城集团米易白马球团厂和钢城集团球团厂的业务量具体的要查了才清楚，只晓得米易白马球团厂的量至少要比钢城集团球团厂的量多一倍以上，当时我们还觉得奇怪，都是球团厂怎么差距那么大，觉得有问题，后来了解了一下，说是米易有两条生产线，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王建华帮助周某1能及时收到货款，王建华他们肯定是找了关系的。钢城集团财务部在给那4家公司付款的时候，不仅是按时付款，还经常是财务部倒催我们报付款申请。合同履行完毕以后，结账的流程是物资经营部收集好合同、送货单、供货商给贸易公司开的发票，填写挂账单，我和主管领导在挂账单上签字确认，然后把这些东西交到贸易公司财务科，财务科就挂账，报集团财务部，最后就等钢城集团财务部通知付款。涉及那4家公司的很多情况是我们的挂账手续还没有办完，钢城集团财务部就催贸易公司财务科，喊赶快把公司的付款申请报上去,说要付款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具体多少说不上来。攀钢二级生产单位的采购计划是报给贸易公司物资经营部，内容有物资的品种、数量、交货时间等内容，但没有价格，价格先由我们部门询价，确定后加上应付贸易公司的几个点子，再把价格返给二级生产单位，二级生产单位要确认同意。涉及周某1那4家公司而上报给你们的釆购计划单笔基本上都是10万元以下，因为钢城集团规定10万以上的必须招标，招标就要公开信息，任何一家供货商都可以参加；10万以下就可以比价议价，不用公开，由贸易公司物资经营部确定供货商就可以了，这样就能确保是周某1那4家公司中标。从上报的采购计划也可以看出来，王建华、周某1肯定是和二级生产单位勾兑好了的。在涉及王建华、周某1与贸易公司的业务往来中，只有最早熊某1喊我到他办公室，介绍王建华和我认识，他也没有明说要我干什么，但我知道熊某1的意思是通过介绍我们双方认识，更方便王建华和贸易公司开展业务。在业务过程中为王建华提供便利，涂某和程某等领导都没有专门给我打过招呼，只是经常强调要把涉及王建华、周某1的这块业务做好，我知道大家这样做：一是都知道王建华在钢城集团关系好，不想得罪他；二是王建华和周某1能拿到那么多的业务给贸易公司做，贸易公司能从中挣钱，完成业务量，对贸易公司也是好事。所以贸易公司违规帮助王建华、周某1开展业务，主要是虚假比价议价，还有就是按照钢城集团规定，杂品等物资不能由贸易公司供应。 （4）程某询问笔录，证明其于2011年12月至2018年7月钢城集团贸易公司副经理期间，2012年2月份，其开始管理物资部、机电部、管理科，被告人王建华与吴某关系很好，被告人王建华租房为攀钢钢城集团总经理吴某及二级单位负责人免费提供打麻将，贸易公司进行违规比价议价等的经过。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5）卢某询问笔录,证明在2009年5月至2011年10月任贸易公司物资部副科长期间，对齐发公司和自广公司两家供应杂品的供应商到贸易公司来进行比价时，对其下属业务员要求比价的手续表面符合规定，未进行严格比选的经过。 （6）佘某询问笔录，证明其攀枝花市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物资经营部业务员时，从2008年以后，贸易公司采购的杂品主要是从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这几家公司，因为每次到贸易公司来进行比价的都是这几家公司，所以基本上都是这四家公司当中的一家公司中标，基本上都是从这四家公司来进行采购的详细经过、攀钢钢城集团贸易公司的比价流程、领导审批、合同签订的过程，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21．第二家采购单位攀企蓉城相关人员的证言。 （1）周某3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其系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1月）先后与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做过生意，给钢城集团下属的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钢城集团球团厂两个球团厂提供备品、备件和辅助材料。这些生意是2013年因为贸易公司付款比较困难，王建华通过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副经理王某才找到周某3开始做生意的。齐发公司、自广公司事先就与两家球团厂谈好供应的备品、备件、辅助材料的数量、金额等，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由攀企落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先与球团厂签订购销合同，然后釆取议价的方式，确定由齐发公司供应，攀企蓉城公司再与齐发公司、自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所有货物都是齐发公司、自广公司配送，每月月底，攀企蓉城公司先和球团厂核对发货单的真实性，然后再与齐发公司核对发货单的真实性，确定无误后，攀企蓉城公司给球团厂开具销售发票，齐发公司再给攀企蓉城公司开发票。攀企蓉城公司与球团厂是内部单位，开了发票后，攀企蓉城公司就给钢城集团财务部上报内部结算单，通过财务部进行内部结算，再由财务部把该付齐发公司的账转到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最后瑞城公司转给攀企蓉城公司，由攀企蓉城公司付款给齐发公司。王建华的妻子是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殷某（2014年退居二线）。但周某3在做这个业务之前，不认识王建华，也不知道殷某是他妻子。后来才知道真实姓名叫王建华，是殷某的丈夫。王建华自己说是帮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钢城集团联系业务、催收货款。所有业务都是祝某在攀枝花市具体办的。听说王建华和吴某关系很铁，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有人提醒不要得罪王建华。所以王建华的生意我也没有多过问，每个月月底把应付款计划上报。 （2）祝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其系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办事处主任，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从2013年10月开始，一直到2018年与攀企蓉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做生意的。齐发公司通过攀企蓉城公司给钢城集团下属的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钢城集团球团厂两个球团厂提供备品、备件和辅助材料，这两家球团厂的业务量最大。这几年做下来，总的业务量有3000多万元，现在我们公司还有800多万元没有付清，具体的金额要以公司财务的数据为准。其主要是代表蓉城公司参与钢城集团二级单位的招投标、与二级生产单位签订合同、与齐发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履行完毕后的结算等工作。业务是齐发公司事先就与球团厂谈好了的，只是通过攀企蓉城公司完善手续，攀企蓉城公司从中赚取点子钱。具体来说就是齐发公司事先就与两家球团厂谈好供应的备品、备件、辅助材料的数量、金额等，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祝某，祝某代表攀企蓉城公司参与球团厂招投标，中标后与球团厂签订买卖合同，然后我再与齐发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所有货物都是齐发公司拿着攀企蓉城公司的发货单去配送。每月月底，齐发公司先与球团厂对账，做好结算清单，然后齐发公司把结算清单、送货清单、开给攀企蓉城公司的发票、合同一起给我。我核对后，把这些东西寄回攀企蓉城公司，攀企蓉城公司把给球团厂的发票开好寄回来。最后结账后，攀企蓉城公司还要把该付给齐发公司的承兑汇票寄给我，我就通知齐发公司的人来拿。按照正规程序是要参与招投标、比价议价的，但实际上都没有走这个程序。在签订合同之前，都要先经过申报、评审及定价程序，但是没有按照这个程序执行，只是与齐发公司签订合同。攀企蓉城公司与齐发公司的业务最早就是王建华联系我的。2013年10月的一天，攀企蓉城公司的经理周某3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叫王建华的人会和我联系做贸易。当天王建华就和我联系了。王建华说他是齐发公司的，要挂靠蓉城公司做贸易，具体是一个叫周某1的来和我联系。过了几天，周某1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办公室，周某1就一个人到了我办公室（东区长寿路），和我商量挂靠以及做贸易的事情。当时周某1就说业务他们去找，只是通过攀企蓉城公司走一下手续。虽然齐发公司的法人是唐某2，但周某1应该才是齐发公司的老板。我只晓得王建华可以安排周某1，他说的话周某1是要听的，只是我觉得齐发公司与球团厂的业务是王建华去找的。齐发公司与两家球团厂之间的业务往来是不正常，主要是齐发公司在球团厂的中标率很高，合作的前期我还要亲自去参与招投标，他们中标率就很高。大概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都不用去参与招投标，我只是按照齐发公司提供的单价把标书做好，交给齐发公司的人去办理。办好后齐发公司的人直接把合同带回来给我签字，合同上球团厂的字是已经签好了的，章也盖好了的，所以我知道他们在球团厂肯定有关系。 （3）王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王某2007-2017年任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司（系蓉城公司的母公司）副经理。其联系攀钢钢城集团蓉城公司经理周某3，介绍王建华与周某3相识并商谈做生意的经过；其知道王建华和吴某关系好，王建华曾在吴某原来居住的临亚家园小区专门租房,专门免费为钢城集团的中层干部、吴某及家人提供打麻将；王建华能与蓉城公司做生意，与王某介绍有一定关系等情况。 22.攀钢钢城集团综合工业公司相关人员的证言。 （1）付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其在1999年-2012年任攀枝花钢城集团综合工业公司副经理期间，被告人王建华两次找其要求做废旧电缆生意、要求给米易球团厂供节能灯，付某知道被告人王建华与吴某关系很好，不愿意得罪王建华，就安排付勇收购了废旧电缆、戴洪君办理了节能灯的相关事宜的经过；王建华曾在吴某原来居住的临亚家园小区专门租房,专门免费为钢城集团的中层干部、吴某及家人提供打麻将等情况。 （2）范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其于2014年2月至今任钢城集团废旧物资公司经理其知道王建华和吴某关系很好，在钢城集团废旧物资公司担任经理期间，被告人王建华找范某做备件、五金杂品生意，范某考虑到被告人王建华和吴某关系好就答应的经过，2014年以后，王建华的攀枝花齐发、自广、振欣3家公司给废旧物资公司总共供货342.81万元，米易长亨没有供货等情况。 23．攀钢钢城集团金沙源公司相关人员的证言。 黄某询问笔录，证明黄某在2007-2015年先后任攀枝花钢城集团金沙源实业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证明金沙源公司的改制情况，其主要负责采购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工业品，2015年前与米易长亨公司、攀枝花自广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被告人王建华找金沙源公司原经理唐某3联系业务，2015年12月钢城集团退出金沙源公司20%的股权，因没有流动资金，金沙源公司不再开展其他任何具体业务等情况。 24．攀钢钢城集团部分生产单位的部分人员证言。 （1）熊某2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熊某2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任钢城集团米易白马球团厂厂长，其担任米易白马球团厂厂长期间，被告人王建华找熊某2联系向米易球团厂提供杂品等，王建华和吴某的关系非常好，怕得罪王建华，也把吴某也得罪了，就是因为看在他和吴某关系好的情况下，熊某2同意王建华向球团厂供应杂品；米易球团厂釆购杂品是主要就是通过攀钢集团金沙源公司和贸易公司进行釆购杂品；一般米易球团厂报釆购计划都是报的10万元以下，按照钢城集团规定的，10万元以下可以釆用简易形式，不用招标，直接找三家公司或三家以上公司报价、比价；被告人王建华曾经在临亚家园小区那里租房屋，不对外营业，就是专门免费给吴某和家人及攀钢钢城集团二级单位负责人玩耍的地方等情况。 （2）覃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覃某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任钢城集团球团厂和米易白马球团厂合并后的经理，证明钢城集团球团厂、米易球团厂不能自行采购物资，必须经过攀钢钢城集团内有采购权的贸易公司、金沙源公司采购，米易球团厂等要先给贸易公司等报采购计划，由贸易公司这些单位进行招标、比价议价等程序，确定供应商来采购杂品等；被告人王建华找其联系采购业务，覃某知道王建华是殷某的丈夫，就同意将这些生意交给王建华做，后来知道王建华和吴某的关系很好，吴某是钢城集团的总经理，后来又升为董事长，王建华平时喊我和其他二级单位的领导吃饭，吴某都在，王建华也是想利用吴某的身份给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不是吴某，我不会同意王建华在球团厂做那么大的业务量。吴某是钢城集团的一把手，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在年终考核、表彰、职位变动等方面都希望得到他的照顾。除此之外，如果这件事我不帮忙，我怕得罪王建华进而得罪吴某，对我的工作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就更不敢挑王建华的毛病，不敢得罪王建华，涉及王建华的业务，每次报送的金额都在10万以下，这些业务的流程是要覃某审核签字，但实际上审核都是走过场，下面的人拿给我签，我基本上没看就签了等情况；王建华在凤凰小区吴某住的楼下租房开了一个麻将馆，不对外营业，专门提供给吴某和钢城集团二级单位的领导打牌、吃饭、聚会用。我也被王建华喊去耍过1次，那是2011年冬至，王建华约我到麻将馆吃狗肉，当时有吴某夫妇、熊某1夫妇、凃斌夫妇、杨某夫妇、殷某夫妇、郑兴柱等人吃饭、打麻将等情况。 （3）张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是：张某在2007-2014年先后任攀枝花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其将周某1介绍给王建华的经过以及其知道王建华在外面朋友多，而且王建华和钢城集团的总经理吴某关系很好，能帮上忙等情况。 24．证人唐某1、唐某2、陈某、周某4的证言。证明自广公司、长亨公司、齐发公司、振欣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要由周某1对外联系业务，四家公司分别供货等情况，周某1与王建华在与攀钢钢城集团下属公司做生意；王建华分取50%的利润，四证人按照周某1的安排均向王建华的银行卡转过钱等情况。 被告人王建华的主要质证意见，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吴某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中，涉及到钢城集团下属的贸易公司、米易球团厂等采购公司或生产单位的负责人的证言均有推卸责任的情况。第二次庭审的主要质证意见是：其知道增值税发票的事情，收到了周某1转的100000元，但王建华不清楚周某1与综合工业公司下属公司做生意的事情，更没有参与。其余质证意见与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人王建华的辩护人的主要质证意见与前述的辩称意见一致。第二次庭审的主要质证意见是：2008年吴某的任职文件，应当有提取人、提取时间、书证来源等，但该书证没有这些要件。吴某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意见与第一次庭审相同。周某1的证言取证程序违法。监察机关是在补充证据期限届满后调取的，从周某1的证言内容来看，虽然提到过周某1的公司与综合工业公司有过合作，但王建华对此说不清楚，也没有证据显示利源公司与综合工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吴某案的裁定书表明吴某挪用资金案的判决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具体原因不清楚，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虽然黄某等言词证据存在瑕疵，情况说明虽然没有出具单位经办人签名，但不能否认内容的真实性。对金沙源公司而言，原经理唐某3已去世，黄某证实王建华找唐某3联系业务与王建华的供述的相关内容相吻合，且符合常理，因此黄某的证言依法可以采纳。攀钢钢城集团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加盖了公章，在形式上没有出具人签名，被告人王建华的辩护人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裁定书为依据，请求法庭不予采纳，因攀钢钢城集团纪委作为单位提供证据，加盖了单位公章，依法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对付某、覃某、熊某1、涂某、熊某2、程某、周某3、祝某、王某等攀钢钢城集团二级单位负责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了被告人王建华租房开麻将馆免费为吴某及上述人员提供娱乐、为王建华在攀钢钢城集团下属二级单位开展业务是看在吴某的面上等事实，王建华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质证意见无相关证据印证，系其主观猜测。其他相互印证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根据吴某的任职经历，结合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是由攀枝花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后成立的实际情况，吴某从2007年7月3日起被攀钢（集团）公司聘任为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经理；2008年11月25日，2015年7月，先后担任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书记职务，虽然作为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的国有出资方攀枝花市产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的攀枝花市市囯有资产投资公司独资）股东代表为许天刚、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由攀枝花钢铁有限公司和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合并组建）的股东代表为谢俊勇，但其在任职期间，作为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或者书记，参与了对整个集团公司财产的经营管理与决策，其中也包括对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决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法发【2010】49号第六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因此应当认定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根据熊某1、涂某、周某5、程某、周某3、孙某、祝某、王某、付某、范某、唐某3、熊某2、覃某等的任职情况，根据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系攀钢集团钢城企业总公司改制成立的，在改制之前公司领导干部的任免经党政联席会讨论，改制之后会议名称由党政联席会变更为总经理办公会，两个会履行同样的职能，参会人员未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结合钢城集团对其领导干部的管理，钢城集团公司直接管理的干部，包括钢城集团机关部室助理以上干部、钢城集团下属分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钢城集团向参控股公司派出的专职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法发【2010】49号第六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上述人员均属于由攀枝花钢城集团管理的领导干部，他们同样履行其所在公司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职能，系国家工作人员。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被告人王建华从周某1及其亲属经营的攀枝花市齐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自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米易县长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花市振欣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唐某1、唐某2、陈某、周某1个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收取17746945元，辩护人提出本案证据中没有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综合工业公司的购销合同及相关结算付款资料、没有金沙源公司的经理唐某3的证言，黄某作为金沙源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其证言无监察机关书记员签名不能使用，且金沙源公司在2015年改制后与攀钢钢城集团脱离关系，在2015年以后的经营获利不应计算在涉案金额内，认为本案无法确定犯罪金额。根据周某1的证言、付某、范某的证言，结合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出具的说明以及往来情况统计表，利源公司在该统计表中的挂账金额为19.4万元，系2014年发生的业务，此表中未统计有综合工业公司的往来情况，表明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综合工业公司与周某1及其亲属经营的自广、振欣、齐发、长亨公司业务量较少或者无业务往来，因此不影响本案犯罪的认定；结合金沙源公司的登记信息、黄某的证言，自广、振欣、齐发、长亨与金沙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及结算资料、攀枝花钢城集团纪委出具的说明以及往来情况统计表，上述四家公司与金沙源公司生意往来截止时间为2014年度。因此，辩护人提出的上述两条扣减犯罪金额的理由均不成立。被告人王建华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与周某1系合伙经营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益请托。根据本案的证据，被告人王建华未实际出资，其认为提供的出资形式表现为人脉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脉关系不属于除金钱、实物等以外的合法出资形式，且利用租房开麻将馆，无偿为吴某及其所管理的攀钢钢城集团公司下属单位负责人免费提供打麻将，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示其与吴某关系好，拉近与攀钢钢城集团下属单位负责人的关系，已经超过正常朋友交往的范畴，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依法不应认定为被告人王建华与周某1之间建立的是合法的合伙经营关系，周某1及其亲属所经营的公司通过周某1向被告人王建华请托打通其在攀钢钢城集团的生意往来通道。被告人王建华与周某1等之间是一种利益请托关系。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之一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结合本案分析：（一）本案主体适格。“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法律本身并没有界定“关系密切的人”的内涵和外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基本问题的意见》中有“特定关系的人”的规定，即包括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以及其他共同利益的人，应当包括以下这些人，基于血缘产生的关系，即除近亲属关系以外的其他亲属；基于学习、工作产生的关系，如同学、师生、校友、同事关系；基于感情产生的关系，如朋友、恋人、情人关系；基于利益产生的关系，如客户、共同投资人、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产生相互信任相互借助的其他关系人。本案被告人王建华与攀钢钢城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吴某系交往多年的好朋友，依法可认定为“关系密切的人”，同时，吴某与其所管理的下属二级单位负责人均系国家工作人员；（二）主观方面应当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某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关系，足以让第三人相信其能够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即认识到其是在以某种方式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且希望请托人能够给付财物或者主动向请托人索贿。本案被告人王建华在吴某担任攀钢钢城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期间，被告人王建华采用无偿提供打麻将场地，与吴某及其所管理的二级单位负责人进行打麻将沟通关系等违法手段，给攀钢钢城集团公司二级单位负责人造成心理暗示。在与相关单位交往中，相关单位采用拆分合同、违规比价的方式签订合同，为请托人周某1等谋取利益，这些利益是周某1等在这之前根本无法实现的利益即不容易得到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不正当利益，这种行为可认定为被告人王建华间接利用吴某的影响力。（三）客观方面。本罪中的影响力，应属于非权力性影响力，是基于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亲缘关系、情感关系、利益关系等而衍生的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行为方式表现为：一是行为人利用了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行为人直接对国家工作人员产生影响，使其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二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职务行为必须是根据法律规定或在履行正当程序后所从事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公共事务活动。“不正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3月4日颁布的《关于各地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的规定，是指谋取违法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相关单位提供违法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便利条件。本案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其与吴某系朋友关系，通过吴某管理的攀钢钢城集团的下属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违反攀钢钢城集团依法制定的物资采购规定，为请托人周某1及其亲属等谋取了违法所得的利益。（四）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本罪中行为人索取或收受财物，利用的是关系密切人的职务影响-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其犯罪对象是与职务行为作对价交换的利益。被告人王建华通过分利润的方式获取17746945元，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王建华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建华利用其与攀钢钢城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吴某系“关系密切的人”的机会，采用无偿提供场地和费用及服务，与吴某及其所管理的二级单位负责人进行打麻将等手段，给攀钢钢城集团公司二级单位负责人造成心理暗示，在与相关单位交往中，相关单位采用拆分合同、违规比价的方式签订合同，为请托人周某1等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人王建华通过分利润的方式获取17746945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王建华系在监察部门留置后决定将其违法线索移交司法机关前，依法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如实供述本案事实，其当庭辩护意见，未否定本案基本事实，依法可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华代其退缴赃款542027.19元,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王建华的辩护人的上述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建华受贿所得17746945元系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已被监察机关扣押的属于被告人王建华的财产和现金542027.19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建华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2029年9月24日止），并处罚金10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一月内缴清）； 二、对被告人王建华的违法所得17746945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已退缴542027.1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姚春晓 审判员  唐天成 审判员  陈红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钟恒轶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律条文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九十三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