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3359号原告：马志岭，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黄瑾，女，197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述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昭昭，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江红，北京市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盛世宏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福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艳荣，北京卓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蹇登榜，北京卓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闫天明，女，195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马遥，男，199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西红门派出所辅警，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述2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文，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志岭、原告黄瑾与被告北京盛世宏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宏华公司）、被告闫天明、被告马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志岭、原告黄瑾、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昭昭及魏江红、被告盛世宏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艳荣、被告闫天明、被告马遥、被告闫天明与被告马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志岭、黄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闫天明、马遥分别与盛世宏华公司于2018年10月7日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于2019年8月9日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盛世宏华公司、闫天明、马遥承担。事实和理由：马全于生前与闫天明系夫妻关系，马志岭、马志嵩、马志峰系马全于及闫天明的儿子；马全于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福路3条14号拥有合法宅基地及房屋（以下简称14号院）；2009年3月16日，马全于经与全体家庭成员协商后签订了《分家协议书》，将14号院及宅基地权属按由东向西之面积均分给三子，闫天明亦签字按指纹表示同意，由村委会书记郑淑芝、村长杨占林、村委治安干部马全新、村委卫生干部杨井泉等见证；后三子一直按分家协议对14号院及宅基地使用；2009年6月22日，马志岭在其分得的宅基地上翻盖旧房，建成面积为420平方米的4层楼房；2013年1月25日，马全于因病去世。2018年，大兴区实施西红门镇新建地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14号院处于被征收范围；马志岭、黄瑾为明晰产权，将房屋产权情况、分家协议书等告知盛世宏华公司，其工作人员亦留存有复印件；同时马志岭、黄瑾也曾于房屋上悬挂条幅明示所有权；2018年10月，闫天明、马遥分别与盛世宏华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马志岭、黄瑾不知情；然后，在2019年7月31日凌晨3时左右，马志岭及家人被着统一服装的不明人员殴打并强行带出屋外，将14号院内房屋强制拆除；马志岭、黄瑾多次上门与盛世宏华公司沟通并主张权利，均被告知盛世宏华公司已与闫天明签署了补偿协议、马志岭及黄瑾非房屋所有权人为由，不予沟通。马志岭、黄瑾认为，马志岭之父母已经于2009年将14号院内房屋及宅基地权益作出赠与分配，因历史政策原因，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于2004年停止办理宅基地更名确权事宜，但马志岭、黄瑾对分家协议中约定的份额享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权利；闫天明对《分家协议书》知悉且签字同意，其无权处置马志岭、黄瑾所有的合法财产，同时盛世宏华公司在进行土地及房屋征收时，罔顾马志岭、黄瑾明示告知的权利主张，为加快征收速度违反房屋征收程序，并与闫天明、马遥分别签署安置补偿协议，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马志岭、黄瑾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盛世宏华公司辩称，不同意马志岭、黄瑾的全部诉讼请求；盛世宏华公司依据村镇两级的宅基地确认单，与该家庭户主闫天明及家庭成员马遥所签订相关补偿协议属合法有效，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即不存在盛世宏华公司与闫天明、马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等法定无效情形；马志岭、黄瑾所主张权利涉及被拆迁房屋院落的拆迁利益分割事宜，应通过分家析产纠纷另案解决，所涉争议与盛世宏华公司无关。闫天明、马遥共同辩称，不同意马志岭、黄瑾的诉讼请求，其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由马志岭、黄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具体意见如下。第一，马志岭、黄瑾不是14号院的被拆除腾退人，不具备签署相关拆迁协议等法律文件的主体资格，亦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盛世宏华公司发布的《新建地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新建棚改方案》）第二条规定：“本项目搬迁腾退人为北京盛世宏华置业有限公司，被搬迁腾退人为本项目搬迁腾退范围内被搬迁腾退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在案证据显示，14号院内房屋系闫天明与其丈夫马全于所有；现马全于已经去世，闫天明作为其遗孀当然成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马志岭在涉案房屋建造上既未出过资也未出过力，而且其身份并非新建二村的集体组织成员，早在1985年10月其户口经已经农转非，落户在丰台南苑礼让胡同7号内2号；据此，马志岭已经丧失了被腾退人资格，同时，其也不属于分院原则确定的对象；黄瑾的户籍为河南省商城县达权店乡，既非新建二村村民，亦非此次新建地区棚户区改造土地项目住宅房屋的搬迁腾退人，故其与丈夫马志岭一样无权请求确认闫天明、马遥分别与盛世宏华公司签订的相关拆迁协议无效。第二，马志岭、黄瑾以《分家协议书》主张14号院的相关拆迁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马志岭、黄瑾以2009年3月16日马全于与家庭成员签订的《分家协议书》已将14号院内房屋及宅基地权属按由东向西之面积均分给三子，并据此主张权利；该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暂且不论；问题的关键是该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马志岭、黄瑾主张的理由混淆了分家析产纠纷与本案合同效力纠纷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其主张应当另案解决；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马志岭、黄瑾主张的相关部门强拆行为违法，也与本案没有关系，马志岭、黄瑾可以依法提起相应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三，闫天明、马遥二人系涉案相关协议合格的合同主体；证据显示，14号院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闫天明；根据我国“房地一体原则”，该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当然属于闫天明；另，根据《新建棚改方案》第十八条关于分院原则规定，马遥符合分院原则确定的对象，故其二人与盛世宏华公司签订相关拆迁协议具备合同主体资格。第四，闫天明、马遥与盛世宏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回迁安置房购买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马志岭、黄瑾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马志岭、黄瑾的诉讼请求，以维护闫天明、马遥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马全于（男，1933年12月11日出生）生前与闫天明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77年6月6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在与马全于结婚前，闫天明与前夫生育马志嵩（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马志峰（男，1972年1月3日出生，曾用名马海龙）、马志岭（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曾用名马海军）3名子女，即在闫天明携3名子女改嫁马全于时，3名子女均系未成年人，3名子女与马全于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闫天明在1977年至1979年在新建二村（当时为金星乡新建二队）务农，闫天明属于陕西省插队知青，根据国家政策在1980年转为非农业户口；1985年10月，上述3名子女马志嵩、马志峰、马志岭随母亲闫天明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在当年将户口迁到丰台南苑派出所辖区；闫天明在1979年9月至2005年11月在新建小学任教，后退休。马全于在2013年1月25日因病死亡，并于2013年2月25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马志岭、黄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4月28日登记结婚。马遥系马志嵩之子。针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福路三条14号（拆迁时地址，即诉争14号院）颁发有编号为大兴集建（93）字第028-2-25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书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马全于，地址为“金星乡新建二队”，用地面积为252平方米（东西长18米，南北长14米，其中建筑面积为81平方米），用途为民宅，四至为东至排水沟、西至胡同、南至马志新、北至马路，在填发机关一栏加盖大兴县土地管理局证件专用章，填发时间为1993年7月23日，在首页加盖大兴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证专用章，填发时间为1993年7月。2018年11月13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建二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新建二村新福路三条14号原有北房三间房，婚后闫天明和马全于又盖北房三间，2009年三儿子马志岭将平房翻建成三层楼房。长子、二子是2014年将平房翻建成三层楼房，由三个儿子各自出资翻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马全于，因病2013年1月25日已故，因新建地区棚改，新建二村确权小组确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闫天明。”2009年3月16日，在多人见证下，家庭成员马全于、闫天明、马志嵩、马志峰、马志岭签订《分家协议书》；家庭成员约定：“今有座落在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福路3条14号的宅基地院落一处，现有马全于的三个儿子马志嵩、马志峰、马志岭等分此院落。此房（东-西）等分三份，东马志嵩、中马志峰、西马志岭，原有房间顺势分成三份，两位老人住两间，以后如三个儿子另盖房，不管是楼房、平房均有二老两间房。二老有居住权和出租权。二老故去后，房屋仍归盖房者所有。此协议经马全于、闫天明及马志嵩、马志峰、马志岭共同商协而成。此协议从立议之日起生效。”马志岭、黄瑾主张在2009年6月，在分家分得的宅基地上翻盖旧屋（位于14号院内西侧），建成面积为420平方米的4层楼房（东西长6.17米，南北长21米）；就翻建房屋情况，马志岭、黄瑾提交马志岭（甲方）与案外人孙中亮（乙方）在2009年6月22日签订的《房屋建筑合同协议》（载明甲方新建二村新福路3条14建房屋3层楼1栋，建筑面积420平方米，承包价格为每平方米150元，主体工程期为2009年6月22日至2009年9月20日，不得超过2009年10月，同时附有施工图纸），以及各类因建房产生的收条、协议书、结算单、预拌混凝土运输单、收据、送货单、出库单、房屋外部照片、销售单，还提交在占有使用房屋过程中产生的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业务受理单（载明受理了马志岭所申请大兴区瀛海镇新建二村安装宽带业务）、为办理智能电表业务及交纳电费产生的各类材料（含智能电表使用说明书、智能电能表客户用电登记表、缴纳电费发票等）、马志岭与新建二村委会在2014年11月4日签订的《2014-2017年大兴区西红门镇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农村住户目标责任书》、马志岭与案外人刘建平在2010年3月1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马志岭与案外人周培红在2011年12月3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马志岭与案外人杨子恒在2014年3月1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马志岭与案外人王竹青在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马志岭与案外人罗菲菲在2016年10月31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马志岭与案外人蓝传隆在2017年5月1日签订的《出租房屋协议》等证据材料。2018年，对14号院所在新建地区进行棚户区改造；盛世宏华公司在2018年8月发布《新建棚改方案》并制作宣传手册；该实施方案第二条规定：“本项目搬迁腾退人为北京盛世宏华置业有限公司，被搬迁腾退人为本项目搬迁腾退范围内被腾退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七条规定：“补偿安置方式——本项目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结合房屋安置”，第九条规定：“宅基地面积的认定——被腾退房屋宅基地面积，以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准建证、房屋所有权证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标明的面积为准。对于不能提供上述证件的，由村委会、属地镇政府结合实际清登测量结果认定”，第十一条规定：“被腾退房屋面积的认定——被腾退房屋面积的认定以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准建证、房屋所有权证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标明的面积为准。对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文件的，由村委会、属地镇政府结合实际清登测量结果认定”，第十二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的房屋，不予认定为被腾退房屋：1.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和违法建筑；2.未经审批的二层（含二层）以上建筑；3.搬迁腾退暂停公告发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第十四条规定：“回迁安置房选房原则——在搬迁腾退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被搬迁腾退人可以任选下列一种方式计算回迁安置房选房指标。1.按人均50平方米选房：回迁安置房选房指标的确定以被搬迁腾退房屋内户口在册的被搬迁腾退人直系血亲（含配偶）人数为基数，人均选房面积50平方米，且以购买整套回迁安置房为标准……2.按确权面积选房：以被搬迁腾退人宅基地内确权面积作为回迁安置房选房指标……”，第十七条规定：“安置对象的认定——（一）被搬迁腾退范围内户口在册的产权人及其直系血亲（含配偶）；（二）因服兵役、上学、服刑等原因导致户口迁出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三）因结婚、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等原因应办理户口迁入而未办理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第十八条规定：“分院原则——（一）被搬迁腾退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二）本项目范围内同一块宅基地已享受分院政策的人员，不得重复享受分院政策，且不属于安置对象的人员不作为选择回迁安置房的人口基数。（三）分院政策仅限于搬迁腾退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执行”；宣传手册中除载有上述实施方案外，还载有《新建地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实施方案解读》，其第六条规定：“问：分院原则是怎样考虑的？答：分院主要是考虑我区近年来一直对村民建房用地审批管控，部分家庭人口较多，家庭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但未实际取得宅基地的被搬迁腾退人，可以对现状住宅占地按照我市宅基地控制标准进行分割，从而保障这部分被搬迁腾退人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失”，第九条规定：“问：方案中提到的直系血亲都包括那些人？答：本项目搬迁腾退方案中所说的直系血亲，是指产权人的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孙子女”。马志岭、黄瑾主张在该次拆迁过程中，其已将《分家协议书》交至拆迁办公室，并要求以自己名义单独签订各项拆迁协议；就主张权利情况，马志岭、黄瑾还提交楼房照片，在照片中楼房悬挂有横幅，文字为：“房屋产权纠纷中，并未签字交房，房主马志岭全家在楼中居住”；经马志岭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向马志岭提供《闫天明宅基地确认单》复印件；在该确认单中，载明产权人为闫天明，村名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房屋坐落为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福路三条14号（即诉争14号院），同时载明经村镇两级确认宅基地：“宅基地面积为39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08平方米”，并加盖新建二村委会公章及大兴区西红门镇政府土地规划管理科公章，村镇两级确认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2019年7月31日，马志岭、黄瑾所居住14号院内房屋被强制拆除；马志岭、黄瑾于该日报警称被殴打，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金星派出所出具《受案回执》；经法医鉴定，马志岭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就房屋拆除前后状况，马志岭、黄瑾提交对比照片。另查，在拆迁时，马志岭系非农业户口，户籍住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礼让胡同7号内2号；黄瑾系非农业户口，户籍住址为河南省商城县达权店乡街道；闫天明系非农业户口，户籍住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礼让胡同7号内2号；马遥系农业户口，户籍住址位于14号院。马全于生前系是农业户口，生前户籍住址位于14号院。拆迁时，经对14号院分户，分别由闫天明及其直系血亲（之孙）马遥与盛世宏华公司签订各项拆迁协议。2018年10月7日，闫天明（乙方、被搬迁腾退人）与盛世宏华公司（甲方、搬迁腾退人）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搬迁腾退范围内有1套宅院，即14号院，宅基地面积15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454.13平方米，乙方按照确权面积选房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150平方米，并确认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为1386381元、搬迁补助奖励及其他为109180元，搬迁腾退补偿总金额为1495561元；双方还约定，乙方应在2018年10月14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宅钥匙及经验收合格的房屋及附属物交给甲方（完全具备拆除条件），乙方未按约定期限完成搬迁的，应按延期天数向甲方支付每天200元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补偿款中先行扣除。2019年8月9日，闫天明（乙方、被搬迁腾退人）与盛世宏华公司（甲方、搬迁腾退人）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乙方签订的《回迁安置房买卖合同》及《回迁安置购房清单》，乙方选购期房3套，建筑面积为235.9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1622949元，甲方按选房建筑面积先行发放41个月周转费386878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补偿总金额=周转费+弃楼补贴+《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搬迁腾退补偿款金额，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补偿总金额共计1882437元，减去上述购房款1622949元后，剩余补偿款为259488元。2018年10月7日，马遥（乙方、被搬迁腾退人）与盛世宏华公司（甲方、搬迁腾退人）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搬迁腾退范围内有1套宅院，即14号院，宅基地面积24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53.87平方米，乙方按照确权面积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186.75平方米，并确认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为2301406元，搬迁补助奖励及其他为97360元，搬迁腾退补偿总金额为2398766元。2019年8月9日，马遥（乙方、被搬迁腾退人）与盛世宏华公司（甲方、搬迁腾退人）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乙方签订的《回迁安置房买卖合同》及《回迁安置购房清单》，乙方选购期房2套，建筑面积为146.5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965262元，甲方按选房面积先行发放41个月周转费240260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搬迁腾退补偿总金额合计2639026元，减去上述购房款965262元后，剩余补偿款为1673764元。在盛世宏华公司所提交14号院的拆迁档案中，除存档有《宅基地确认单》外，还存档有《宅基地分院确认单》等材料；在《宅基地分院确认单》中，载明分院数量为2，分院情况为分院1闫天明（产权人本人，丧偶，宅基地面积150平方米，建筑面积454.13平方米）、分院2马遥（产权人之孙，宅基地面积249平方米，建筑面积753.87平方米），14号院宅基地面积合计399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1208平方米；拆迁档案中还存档有闫天明、马遥分别签署的《承诺书》；在《房屋测绘成果确认表》《北京市房屋条件调查表》《北京市房屋条件调查表（楼房）》《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入户调查明细表》中，闫天明均签字确认；拆迁档案中还存档有被拆迁房屋外部及内部照片；在《交房条》上，闫天明、马遥均签字并捺印确认。庭审中，经本院询问，要求马志岭、黄瑾明确其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其主张无效理由有两点，一是无权处分，即系马志嵩、马志峰、马志岭三兄弟建造14号院内被拆迁房屋，并非由闫天明、马遥建造房屋，二是盛世宏华公司与闫天明、马遥之间恶意串通，损害马志岭、黄瑾的利益；对上述确认合同无效理由，盛世宏华公司、闫天明、马遥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诉争焦点即为由闫天明、马遥与盛世宏华公司所签订拆迁协议之效力认定，就此，本院有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本案中，针对14号院所签订各项拆迁协议系“货币补偿协议”，即14号院系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含选取安置房后在拆迁款中扣除购房款）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拆迁人以放弃房屋所有权为代价，取得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拆迁人则以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为对价，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具有一定的买卖合同的特征，虽属于无名合同，但接近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亦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对于本案拆迁协议之合同效力认定可以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又考虑到闫天明、马遥并非与诉争14号院内房屋毫无关系，14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登记户主为马全于，而闫天明系马全于之遗孀，在拆迁时马遥系农业户口，且户籍住址位于14号院，马遥系闫天明、马全于的直系血亲，系14号院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马遥亦系14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故马志岭、黄瑾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对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盛世宏华公司进行了入户清登与调查，并取得了村镇两级的《宅基地确认单》，虽然马志岭、黄瑾向拆迁办公室提交了《分家协议书》，但该分家单既非生效法律文书，亦非宅基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等直接可以确认产权归属的文件，又考虑到马志岭、黄瑾均非户籍住址位于14号院的家庭成员，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盛世宏华公司与闫天明、马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需指出，结合拆迁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分户政策，以及拆迁协议之内容可以认定，由闫天明、马遥针对14号院分为2户并尽快签订各项拆迁协议的行为，并且超出选房指标总面积336.75平方米而选取了382.4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事实上已较大限度地维护家庭成员利益。第三，在司法实践中，对拆迁协议效力的认定以维护其效力为原则，但如果拆迁人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且存在明知的情况下，可认定无效；此外，伪造手续的认定无效；但对共有权人之一以及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公房实际居住人、政策确定的被安置人等相关权益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一般应认定有效，引导当事人分割拆迁利益。具体至本案，马志岭、黄瑾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户籍住址并非位于14号院，不符合通常关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且在拆迁实践中，对于家庭成员较多的拆迁户，并非由全部家庭成员签订拆迁协议，而系由部分家庭成员签订拆迁协议，之后对于内部析产等事宜，再另行解决，盛世宏华公司与闫天明、马遥在分户后分别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符合通常做法，并无明显不当，应认定拆迁协议有效；对14号院涉及家庭成员内部权属利益划分等事宜，争议方可另行解决。还需特别指出，14号院及周边拆迁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拆迁奖励期及选房期限已过，如果确认诉争拆迁协议无效，当事人亦难以重新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及选取回迁安置房，可能遭受重大利益损失，不利于化解矛盾。综上所述，本案所涉盛世宏华公司分别与闫天明、马遥所签订《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应属有效，对马志岭、黄瑾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志岭、黄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马志岭、黄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