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521行初275号 原告陈建生，男，1963年3月2日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芮文伟，贵州芮文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厚沧，贵州芮文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住所地:毕节市七星关区观音桥办事处碧海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周仁，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詹绍相。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春江。 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毕节市七星关区开行路与百里杜鹃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胡敬斌，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俊妮。 第三人赵琨，男，白族，1973年6月21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赵娟，女，1964年6月19日生，白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赵琨之姐。 第三人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地址：纳雍县曙光乡河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556627933N。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全安。 实际负责人赵琨。 委托代理人赵召伟。 原告陈建生诉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下称七星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下称七星关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20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11月10日，赵琨和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下称桂兴煤矿）申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建生的委托代理人芮文伟和黄厚沧、七星关分局委托代理人詹绍相和刘春江、被告七星关政府委托代理人王俊妮、第三人赵琨的委托代理人赵娟和桂兴煤矿的委托代理人赵召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9年11月29日，被告七星关分局作出《关于认定纳雍曙光桂兴煤矿印章无效并予以撤销的决定》七星公行撤字［2019］第002号（以下简称撤销决定），对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2019年9月29日刻制的“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单位专用章（5202521013679）、财务专用章（5205251013680）、合同专用章（5205251013681）、发票专用章（5205251013682）、法人名章（5205251013683）”予以认定无效并撤销备案，并依法收缴印章。后原告不服向被告七星关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被告七星关分局以（2020）001号《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撤销决定》自行撤销其撤销决定，但未恢复涉案印章备案。2020年5月23日，被告七星关分局再次以原告“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纳雍县合法有效印章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29日隐瞒真相使用伪造的申请资料到七星关均成网络印章雕刻店刻制纳雍县桂兴煤矿的5枚印章，并多次使用上述印章”为由，作出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对原告以“十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同时以毕公（治）缴字［2020］2219号《收缴物品清单》收缴申请人刻制的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5枚印章，印章编号为“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单位专用章（5202521013679）、财务专用章（5205251013680）、合同专用章（5205251013681）、发票专用章（5205251013682）、法人名章（5205251013683）”。2020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七星关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依法撤销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毕公（治）缴字［2020］2219号《收缴物品清单》，恢复涉案印章的备案。被告七星关政府受理后，审理期间以“发现申请人陈建生一方与第三人赵琨一方有关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合伙份额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20］黔民终704号正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审理结果将对本案处理提供重要依据，并产生实质性影响”为由，于2020年7月27日以毕节七星府行复中字［2020］第22号《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中止行政复议审理。2020年10月13日，被告七星关政府以“行政复议中止原因消除”为由，以七星府行复恢字［2020］第12号《恢复行政复议通知书》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毕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七星关分局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被告七星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七星关政府行政复议决定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认定事实不清。桂兴煤矿没有两套合法使用的印章，被告七星关分局认定原告“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纳雍县合法有效印章”错误。2017年7月13日，因陈建生登记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向纳雍县公安局申请刻制新章，纳雍县公安局准刻后通知收缴桂兴煤矿之前所有已刻印章，赵娟（赵琨的姐姐）及桂兴煤矿原办公室主任陈绪华同时到纳雍县公安局上缴了她们手里所持印章，对此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何兴春并出具了情况说明且一并注明了已缴印章印模存纳雍县公安局，对此情况被申请人并未核实。赵娟、赵琨在纳雍县公安局已经通知上缴印章的情况下，以只缴纳一枚的方式瞒天过海私自留存桂兴煤矿印章并对公安部门进行隐瞒，违法的是赵娟、赵琨，其私自留存的桂兴煤矿印章更不具备任何合法之效力。不论赵琨现手持的印章是否桂兴煤矿原有印章之一，也不论其是否曾经经过备案，当纳雍县公安局通知收缴桂兴煤矿印章并出具《印章准制证》给桂兴煤矿重新刻章之时，其就已经作废，而并非毕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说的已“进行纸质备案，且从未被撤销”，因为正如被告七星关分局答辩所说“一个单位只能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当审批机关收缴桂兴煤矿旧章并同意桂兴煤矿刻制新章之时，基于这一法律规定，纳雍县公安局的这一行为即是对赵琨所持桂兴煤矿2010年所刻制印章效力的否定，虽然赵琨仍持该章使用，但却不能认定为“合法使用”。二、处罚决定没有合法依据，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七星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以“伪造印章”之名处原告10日拘留，但该法条本身并不能解释“伪造”的定性问题，复议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七星关分局也没有能够明确提供其作出原告“伪造印章”定性的具体法律规定，故本次诉讼中原告一方再次提出，希望被告七星关分局对于这一点能够有明确的意见。复议决定在认定何为“伪造”这一点上，采纳了原告在复议申请中提出的“是否伪造在于是否有权刻制”这一观点，但其说理却根本违背了法律，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七星关政府以“陈建生作为桂兴煤矿早期合伙人之一，在2014年已签署协议将煤矿合伙份额经案外人刘瀚博转让给第三人赵琨，双方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经两审法院判决真实有效，且不具备解除条件，陈建生已丧失对桂兴煤矿的相关权利，并非桂兴煤矿实际控制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私自刻制桂兴煤矿印章”及“邹全安仅是桂兴煤矿名义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具有表见效力，但对内已丧失了对煤矿事务进行管理处分的权利基础，...邹全安对陈建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不能产生合法授权的效果”这两个理由，认定原告系无权刻制，系伪造。前述理由完全违背了物权法基本的法律原则，在法理上根本就说不通：1、合同关系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不必然导致物权的转移，原告与第三人赵琨、王达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等于第三人取得了桂兴煤矿的所有权。原告与第三人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该合同第三人尚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付款义务），该合同属于第三人的义务并未履行，故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第三人也不得据此主张物权权利，第三人对桂兴煤矿的管理并不能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权利的主张，只能算是一种代管行为。2、邹全安作为桂兴煤矿登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对原告的授权具备合法效力。邹全安作为桂兴煤矿合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在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具备公信力，本身就具备对外全权代表桂兴煤矿的权利，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并不能直接代表桂兴煤矿，其在桂兴煤矿的财产权利属于隐名权利，邹全安作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利是排他的、具体明确的，并非被告七星关政府所说的表见效力。3、被告七星关分局、七星关政府均认可了邹全安有对原告授权处理桂兴煤矿一切日常事务的事实，原告作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的代理人，其申请刻制印章的行为完全可以代表桂兴煤矿，不可能构成伪造，至于原告在《刻制备案申请委托书》代签邹全安名字的行为，完全是在其对桂兴煤矿事务具备代理权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印章刻制单位也是明知并且同意原告的代签行为的，该签字行为与被告七星关分局所说的“伪造”根本挂不上钩，虽然该签字有一定瑕疵，但只要邹全安对原告的授权是真实明确的，那么原告代表桂兴煤矿申请刻制印章的行为就是真实有效的，该瑕疵并不影响所刻印章的效力，更不可能构成“伪造”。综上所述，被告七星关分局处罚决定事实不清、没有合法依据，被告七星关政府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毕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桂兴煤矿公章说明。拟证明陈建生刻制印章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七星关分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七星关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赵琨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出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请原告方出示原件。原告表示没有原件。第三人桂兴煤矿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出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 2、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毕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行政行为的发生及行政复议的结果。被告七星关分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七星关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赵琨和桂兴煤矿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陈述和申辩意见书、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积极主张和抗辩。二被告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4、（2020）黔05行终243号《行政裁定书》、（2018）黔0502行初95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裁定了赵琨不能代表桂兴煤矿。二被告对该组证据客观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裁判文书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七星关分局辩称，陈建生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纳雍县合法有效印章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29日隐瞒真相使用伪造的申请资料到七星关区均成网络印章雕刻店刻制纳雍县桂兴煤矿的5枚印章。认定以上事实有陈建生的陈述及申辩、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相关书证等证据证实。陈建生的行为，构成伪造印章的行为，本局对诉讼人所作的公安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陈建生行政处罚十日；认定事实清楚，运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审查，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被告七星关分局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期办案审批表、告知笔录、汇报笔录、处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呈请收缴物品报告、收缴物品清单。拟证明我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七星关政府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户籍证明。拟证明当事人陈建生身份。原告、被告七星关政府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3、陈建生询问笔录、何华询问笔录、赵娟询问笔录、邹权安询问笔录、熊天培询问笔录、刻章备案申请委托书、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印章备案证明、情况说明、查询情况及查询照片、贵州省能源局提供文件及承诺书、委托书、判决书、赵娟提供的材料、会议记录、视频资料说明、赵娟提供的印章照片、情况说明、综合材料、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纳雍公安局提供的材料、邹全安提供的材料、陈建生提供的材料、下载件、赵娟提供的材料、法人代表变更协议书、协议书、转让协议、营业执照、公示材料、判决书、其他材料、纳雍县公安局提供的桂兴煤矿印章备案情况、邹全安提供的有关材料、陈建生提供的有关材料、其他材料（第一本证据材料12-45项）；赵娟提供的有关材料、桂兴煤矿股权转让法人代表变更协议书、歇一宿、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营业执照、公示材料、行政判决书（二审）、其他材料（第二本证据材料）。拟证明我局对原告的公安行政处罚依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不认可该组证据中加盖有桂兴煤矿（未带数字编号的印章）以及赵琨及赵娟签字的文件的三性，对其余证据予以认可。被告七星关政府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七星关政府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为登记合伙企业，登记合伙人为邹全安、鄢顺国，登记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邹全安。2009年至今，桂兴煤矿前后合伙人之间进行了多次合伙份额转让，但一直未修改合伙协议，也未变更工商登记。被答辩人陈建生曾接手过桂兴煤矿合伙份额，作为隐名合伙人之一。2014年4月20日，桂兴煤矿原合伙人刘瀚博与赵琨签订《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并将煤矿相关证照、公章移交赵琨、王达军接管。赵琨接管桂兴煤矿后，实际支付了部分煤矿担保债务、工人薪资、电费、并建造相关设备，2015年1月18日，赵琨还组织王达军、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等人召开桂兴煤矿股东会，并形成《桂兴煤矿股东会会议纪要》，实际经营管理桂兴煤矿。此后，因前后合伙人之间在经营管理上发生纠纷，相互争夺企业公章。被答辩人陈建生便多次采用登报遗失、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委托书等形式声明印章遗失并重复刻制。2019年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黔0113行初396号、（2019）黔01行终234号判决书中查明：桂兴煤矿分别在2010年9月13日、2016年11月25日、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22日，2017年7月18日数次刻制单位专用章。但桂兴煤矿2010年9月13日刻制的名为“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的原始印章已在纳雍县公安局进行纸质备案，且从未被撤销。经鉴定，第三人赵琨持有的“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印章与纳雍县公安局纸质备案留存的印模一致。在此期间，陈建生还通过提供虚假资料向贵州省工商局申请变更自己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后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登记。2019年8月25日，陈建生、刘瀚博、邹全安、陈国辉、杨彪等人将赵琨、王达军起诉到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黔05民初12号判决书，认定2014年4月20日刘瀚博作为桂兴煤矿合伙份额最大持有者与赵琨签订的《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则赵琨应为桂兴煤矿现实际控制人，持有桂兴煤矿所有合伙份额（待煤矿扩能后份额减持为70%）。陈建生等人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2020）黔民终704号判决书驳回陈建生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9月12日，纳雍县公安局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行终234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撤销了纳雍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的5205252017071800005号印章准制证，并收缴原告陈建生持有的依此证刻制的三枚印章。2019年9月29日，被答辩人陈建生遂持《刻制备案申请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邹全安身份证复印件、陈建生身份证复印件到七星关区均成网络印章店另行刻制印章。其中，《刻制备案申请委托书》上委托人邹全安签名不是邹全安本人所签，系陈建生仿签。2020年3月24日，第三人赵琨委托律师赵娟到七星关区公安分局报案，反映桂兴煤矿公章被陈建生伪造一事，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撤销公章备案。七星关区公安分局经调查后，于2020年5月23日作出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陈建生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桂兴煤矿已存有一套合法印章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使用伪造资料刻制印章并多次使用为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对陈建生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因未找到陈建生本人所以暂未执行）。被答辩人陈建生不服七星关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遂向七星关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二、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桂兴煤矿原始印章于2010年9月13日雕刻，刻制公章证明（存根）仍保存于纳雍县公安局，原始印章在2014年4月20日刘瀚博与赵琨签订《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后，已连同煤矿相关证照一并移交赵琨、王达军接管。此后，一直存于赵琨处，并未遗失。根据纳雍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桂兴煤矿印章刻制的情况说明》，赵琨与陈建生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工作发生分歧，导致双方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印章准制证先后刻制桂兴煤矿印章和法人章6次。目前，纳雍县公安局对桂兴煤矿重复刻制的印章作出了如下处理：收回编号5205251001335及编号5205251001591的印章，编号5205251001020的印章已丢失；撤销编号5205252003744的印章准制证。纳雍县公安局历次收缴桂兴煤矿多枚印章并出具说明，其中并不包括收缴原始印章。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向纳雍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中，也没有收缴桂兴煤矿原始印章或是作废桂兴煤矿原始印章的决定，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桂兴煤矿原始印章已作废，其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同时，纳雍县公安局向七星关区公安分局提供的其留存的原始印章存根与赵琨持有的印章一致。因而，并不存在原告所说原始印章应被纳雍县公安局收缴，因而不能合法使用的情况。另外，陈建生称其变更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安机关对煤矿原有印章全部收缴一事并不属实。2017年陈建生提供虚假资料申请变更为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后经贵阳市白云区法院、贵阳市中院审理，认为原告陈建生提交的材料不真实，变更登记行为已被撤销。纳雍县公安局正是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行终234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撤销了纳雍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的5205252017071800005号印章准制证，并收缴原告陈建生依此证刻制的三枚印章。陈建生正是因印章被收缴，才到七星关区另行刻制印章。其次，被答辩人陈建生与赵琨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该事实经过毕节市贵州省高院两审法院确认。依据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赵琨已取得桂兴煤矿合伙份额，并因其持有的份额作为桂兴煤矿的实际权利人。被答辩人陈建生所称合同关系不导致物权变更，赵琨仅是代管不得据此主张权利的说法系混淆是非，不能成立。此外，邹全安给陈建生的授权并不合法。邹全安仅是桂兴煤矿名义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多次对外声称不对桂兴煤矿负责，还特意通过公证方式主张桂兴煤矿转让后一切事务与自己无关，陈建生明知该情况，却仍让邹全安向自己出具委托授权书，并利用该授权委托重新刻制印章，其主观恶意明显。对于一个声称自己无权并主动放弃权利的人，如何向他人进行授权，邹全安的授权行为明显没有事实基础，不能产生合法授权的效果。陈建生刻制印章时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并不符合印章刻制企业的要求，为明确授权，陈建生另行向印章刻制企业提交了一份《刻制备案申请书》，该《刻制备案产生实质性影响。七星关区人民政府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依法中止行政复议审理。并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民终704号终审判决后立即恢复复议审理，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作出的原行政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书已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综上，答辩人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毕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陈建生的诉讼请求。 被告七星关政府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行政复议答复、七星关区分局行政案件卷宗（同分局举证材料一致）。拟证明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质证意见与对公安局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原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有效，但不一定合法，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七星关分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2、（2017）黔0113行初396号《行政判决书》、（2019）黔01行终234号《行政判决书》、纳公行撤字[2019]第001号决定。拟证明根据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桂兴煤矿自2010年起重复刻制了多次单位专用章；陈建生提供虚假资料变更桂兴煤矿工商登记并被撤销的事实；纳雍县公安局根据判决书内容于2019年9月12日收缴陈建生持有的三枚印章，并撤销准制证，陈建生随即到七星关区另行刻制印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七星关分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3、（2019）黔05民初12号《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704号《民事判决书》、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根据毕节市贵州省高院生效判决，陈建生等人与赵琨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实际生效，按协议内容合伙份额已转让给赵琨（扩能后为70%），赵琨是桂兴煤矿目前的利害关系人，实际控制人。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仅仅只是判决了合同应继续履行，但是在赵琨没有支付5300万转让价款的情况下，煤矿的物权并不归赵琨所有；截止目前为止，赵琨从2014年开始仅支付了40万元。被告七星关分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4、鉴定文书、纳雍县公安局关于桂兴煤矿印章刻制情况的说明。拟证明经七星关分局鉴定委托，第三人赵琨持有的印章与纳雍县公安局纸质档备案一致，证明桂兴煤矿原始印章已备案且从未遗失；陈建生以印章遗失为由申请重新刻制无事实依据。根据纳雍县公安局出具的桂兴煤矿印章刻制情况说明，桂兴煤矿原始印章并不存在被收缴和撤销准制证的情况，该印章一直有效使用。原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故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七星关政府认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已有原件，故我方没有原件提交。被告七星关分局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5、邹全安询问笔录、公证书三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熊天培询问笔录、刻章备案申请委托书。拟证明邹全安转让桂兴煤矿后，多次声称不再对桂兴煤矿事宜负责并进行公示，转让后邹全安不再对煤矿事务进行管理，陈建生也明知这一事实；邹全安向陈建生作出的授权没有事实依据。陈建生因其授权手续不符合要求，另行向刻制企业提交了刻制备案委托申请书，仿签邹全安姓名，骗取印章企业向其刻制印章。根据陈建生从邹全安处得到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是2019年2月27日作出，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期限是自桂兴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也就是负责人变更为止，但是桂兴煤矿负责人在2019年4月17日已经由邹全安变更为陈建生，那么该份授权委托书时间已经终止，此后，陈建生再持已经失效的授权委托书刻制印章，其内容和形式都不符合法律要求。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七星关分局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6、行政复议申请书、陈述及申辩意见、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三份、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毕市七星府行复中字[2020]第22号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恢复行政复议通知书四份及送达回证、毕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四份。拟证明复议案件审理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也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七星关分局和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赵琨述称，赵琨现在是桂兴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及负责人，根据法律规定，赵琨有权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陈建生一直是违约方，陈建生一直反复刻印桂兴煤矿的公章，给桂兴煤矿造成了损失。 第三人赵琨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2020）黔民终70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陈建生、邹全安均清楚桂兴煤矿转让的事实，且清楚桂兴煤矿的合伙份额已全部转让给赵琨，此时出具委托书系二人恶意串通。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补充，该判决书并未说桂兴煤矿的合伙份额已全部转让给赵琨。二被告和第三人桂兴煤矿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赵琨是桂兴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即负责人。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以认可，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该转让协议经过上述704号判决书判决，现刘瀚博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案号（2020）最高法民申6235号；同时就该份文件中签署的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实际上该日期是赵琨和赵娟后填写的；在桂兴煤矿的合伙份额转让案件中，也有赵娟自己的庭审笔录及代理词清楚说明。二被告和第三人桂兴煤矿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桂兴煤矿述称，桂兴煤矿进行陈述意见与第三人赵琨的意见一致。桂兴煤矿无证据提交。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2020）黔05行终243号《行政裁定书》和（2018）黔0502行初95号《行政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以及二被告和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24日，桂兴煤矿登记为合伙企业并领取营业执照，登记合伙人为邹全安，鄢顺国，登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邹全安。2009年5月17日，邹全安、鄢顺国（甲方）与陈国辉、杨彪（乙方）签订《纳雍县桂兴煤矿（原欣欣煤矿和小黄河煤矿）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协议书》，双方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9月13日，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作出(2010)第（未编号）《纳雍县公安局刻制公章证明》，桂兴煤矿刻制公章一枚，公章上未刻有编号。2014年4月16日，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甲方）与赵琨、王达军（乙方）签订《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将煤矿交给赵琨、王达军接管，并移交了桂兴煤矿证照、公章。2019年9月29日，陈建生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均成网络印章雕刻店提交刻章备案申请委托书、营业执照、陈建生和邹全安的身份证复印件，雕刻桂兴煤矿公章（编号5205251013679）、财务专用章（5205251013680）、合同专用章（5205251013681）、发票专用章（5205251013682）、法人名章（5205251013683）等印章五枚。11月29日，第三人赵琨的代理人赵娟向七星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报案，称陈建生伪造桂兴煤矿印章，请求查处。2020年1月19日，桂兴煤矿赵琨向七星关区分局申请撤回报案申请。3月24日，赵娟又到七星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报案，七星关分局于同日立案。4月24日，七星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申请延长办案期限六十日，七星关分局于4月26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六十日。七星关分局经调查后，于5月23日向陈建生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于同日作出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陈建生处十日行政拘留。陈建生不服该处罚决定，向七星关政府申请复议。6月2日，七星关政府立案受理陈建生的复议申请。7月27日，七星关政府作出毕市七星府行复中字[2020]第22号《行政复议中止决定书》，中止该案的复议程序。10月13日，七星关政府作出毕市七星府行复恢字[2020]第12号《恢复行政复议通知书》，决定从即日起恢复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10月14日，七星关政府作出毕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将赵琨、桂兴煤矿列为行政复议第三人，决定维持七星关分局作出的涉案处罚决定。陈建生不服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于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另查明，2016年11月25日，黄吉凤的财务人员陈绪华经过纳雍报登遗失声明，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得到准制证后刻制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一枚（编号5205251001020）；11月29日，黄吉凤的财务人员贾光表经过纳雍报登遗失声明，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得到准制证后刻制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一枚（编号5205251001020）；12月28日，黄吉凤的财务人员陈绪华经过纳雍报登遗失声明，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得到准制证后刻制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一枚（编号5205251001335）；2017年1月19日，赵琨的财务人员王俊龙经过纳雍报登遗失声明（遗失桂兴煤矿编号5205251001335），1月22日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得到准制证后刻制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一枚（编号5205251001591）；7月18日，陈建生经过合伙人财产份额（股权）转让变更，在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申报得到准制证后刻制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一枚（编号5205251003744）。纳雍县公安局已收回桂兴煤矿行政印章两枚：编号5205251001335和编号5205251001591；编号5205251001020印章经办人贾光表声称已丢失无法找到；对编号5205251003744印章已于2019年9月12日依法撤销其准制证。赵琨持有的桂兴煤矿公章系纳雍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作出（2010）第（未编号）《纳雍县公安局刻制公章证明》所刻制的公章(无编号)。2019年8月23日，毕节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毕）公（司）鉴（文检）字[2019]22号《鉴定书》，鉴定结论为：赵娟提供的桂兴煤矿公章印文与纳雍县公安局桂兴煤矿备案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9年11月13日，桂兴煤矿呈[2019]12号《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关于审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的请示》使用了桂兴煤矿公章（编号5205251013679）；12月29日，向贵州省煤炭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作出的《承诺书》上使用了桂兴煤矿公章（编号5205251013679）。 本案争议焦点为：赵琨和桂兴煤矿是否是本案适格第三人；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关于赵琨和桂兴煤矿是否是本案适格第三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将赵琨和桂兴煤矿列为复议程序中的第三人，赵琨和桂兴煤矿是该复议行为的相对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申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在审理中，原告陈建生对被告七星关分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的程序无异议，本案只针对涉案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和适用法律是否得当进行阐述。首先，被告七星关分局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原告伪造印章并使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原告伪造印章的行为符合该条款规定，被告七星关分局依据该条对原告处以十日行政拘留，适用法律准确。第三，2014年4月16日，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与赵琨、王达军签订《桂兴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后，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将煤矿交给赵琨、王达军接管，并移交了桂兴煤矿证照、公章。从刘瀚博、陈建生、陈国辉移交桂兴煤矿证照、公章时，原告就知道赵琨、王达军持有桂兴煤矿公章；该公章在赵琨、王达军未声明作废或者纳雍县公安局未撤销2010第（未编号）《纳雍县公安局刻制公章证明》的情况下，桂兴煤矿公章（未编号）仍然是有效的；原告明知桂兴煤矿公章（未编号）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刻制涉案七星关分局收缴的公章的行为属伪造印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规定,理应受到处罚。第四，原告伪造公章后，在到贵州省煤炭工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申请办理桂兴煤矿的兼并重组时使用了该公章。原告伪造涉案公章的目的，其实质是与赵琨争夺桂兴煤矿的管控权。综上，被告七星关分局认定原告伪造、使用印章，认定事实清楚，故被告七星关分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合法。 关于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七星关政府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后，通知赵琨、桂兴煤矿作为复议程序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七星关分局提交答复意见书后，因需等待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民终704号案件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七星关政府于2020年7月27日中止行政复议程序。2020年10月13日，七星关政府恢复该案行政复议程序。之后，七星关政府在规定时限内作出毕市七星府行复决字[2020]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决定维持毕公（治）行罚决字[202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七星关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综上，原告请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建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陈建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国彬 人民陪审员  李莲文 人民陪审员  范春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 助理  胡元丽 书 记 员  龙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