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01民初6761号原告：杨政，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珠，天津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书祥，天津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中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6号203-216。法定代表人：王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彤，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政与被告天津市中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文珠、周书祥，被告天津市中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6187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的业务员。案外人张喆原系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经营二部经理。2009年3月2日，案外人张喆将中农公司1677000元的支票入到案外人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帐户中，并指示时任鹏昇达公司会计的果阿中将该笔款项分三笔转出，其中一笔即620000元于2009年3月5日转入原告银行账户，用以向被告购买两批钾肥。当日，张喆致电原告说明了此事。原告随即按照公司的工作要求，将两批钾肥对应的货款金额233700元、385000元，共计618700元，分两笔转入被告财务经理李俊强的银行卡中。2013年，案外人中农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鹏昇达公司，要求返还前述1677000元，经武清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3)武民二初字第4357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中农公司的诉讼请求。鹏昇达公司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一中民终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鹏昇达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理由，就其会计果阿中转给原告的620000元向河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西法院作出(2016)津0103民初40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案原告向鹏昇达公司返还不当得利620000元。原告不服，提出上诉，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津02民终5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理由，就其转给案外人李俊强的618700元向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红桥区法院作出(2018)津0106民初38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李俊强向本案原告返还不当得利618700元。案外人李俊强提出上诉，上诉庭审过程中被告承认收取了案涉款项，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19)津01民终2791号判决，认定原告与李俊强均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是业务人员，李俊强是财务人员，案涉款项系案外人向被告购买化肥的货款，并按照被告要求转给公司财务人员。关于本案被告收取涉案款项是否有合法依据，应另案解决。综上，原告因履行工作职责取得案涉款项，且已交给被告的财务人员，而被告在法庭亦自认收到该笔款项。那么，作为实际收款人的被告，依法应当承担实际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原告因此遭受的618700元损失应当由被告予以返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中嘉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本案不具备不当得利相应的构成要件。在本案中诉争款项系案外人凯达化肥厂向本案被告的购买化肥款，且该事实已有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即使原告对此有异议，该笔款项也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款项，即交易款，而非没有合法根据足以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诉争标的与另案判决书中涉及款项具有关联性，该事实已经另案判决书中认定，同时另案判决书中所涉相关公司也非本案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原告未提供还原本案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系被告方业务员的身份，根据其工作性质及工作经验，其掌握涉案合同的全部信息，被告方如需取得相关凭证必须通过原告才能取得，在原告未提供业务凭证的前提下，被告无任何渠道取得相关证据。本案事实中涉及的关键证据，即货物提单、销售合同，依照既往操作规程，均由被告业务人员即原告保管。综上，本案涉及的诉争款项系被告与案外人凯达化肥厂买卖合同交易款，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同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诉争款项与另案涉及款项具有关联性，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当庭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杨政系被告中嘉公司业务员。案外人张喆原系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经营二部经理。2009年3月2日，案外人张喆将其原工作单位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1677000元支票入到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账户中。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会计果阿中按照张喆指示，将该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又将该款项分三笔转出，其中转入案外人常子松银行卡700000元、转入张桂柱银行卡350000元，于2009年3月5日转入原告杨政银行卡中620000元，剩余7000元提取现金给付了案外人张喆。原告杨政收款当日，从收款账户转账取款748700元，该款项分三笔转入李俊强银行卡，金额分别为233700元、385000元和130000元。前两笔计618700元，剩余1300元原告杨政以现金形式退还张喆。被告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2791号案件中，认可已经收取了上述原告转至李俊强银行卡的618700元。2013年，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款1677000元。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3）武民二初字第43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返还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款项1677000元。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提出上诉，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2014）一中民一终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向原告杨政及案外人张喆、果阿中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原告杨政返还不当得利620000元，并由张喆、果阿中承担连带责任。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判决，判决原告杨政返还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不当得利款项6200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原告杨政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原告杨政向李俊强提起诉讼，本案被告为第三人，要求李俊强返还原告不当得利618700元，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判决，判决李俊强返还原告杨政618700元。李俊强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判决，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前述判决书，驳回原告杨政的一审诉讼请求。被告在庭审中主张，本案诉争款项系被告与案外人凯达化肥厂间的货款，与原告被诉案件中的620000元不具有关联性，但其未提交原告签字的提单等证据证明原告承接了其主张的与凯达化肥厂间的业务。对此，被告主张，原告所在的磷肥公司系被告内部经营承包部门，相应提单按照考核办法规定由原告保存，故该证据全部由原告掌握，应责令原告提交上述证据。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且在被告提交的二〇〇八年度内部经营承包考核办法（试行）第十条规定，出入库商品及流向由储备部管理，被告陈述与该规定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还向本院提交了承包书及提单多张以证明相关业务提单由原告保存，但其提交的提单时间段均为2003至2004年期间的业务，与本案所涉业务并非同一时间段，且均由被告提交，不能证明被告上述主张。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诉请的款项，原告已因生效判决确定相应的返还义务，且618700元款项已经实际进入被告账户。被告收取该款项，主张系其与案外人凯达化肥厂间的货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与凯达化肥厂的该笔业务由原告负责，其提出的相应证据由原告实际掌握的主张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且从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鹏昇达物流公司及原告杨政间的生效法律文书来看，被告就该款项也未实际与天津中农化肥储运贸易有限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被告业务员，亦不存在原告本人应给付被告上述款项的权利义务基础。故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取得618700元不当利益，原告作为受损失的一方有权请求其返还。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中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618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87元，减半收取4993.5元，由被告天津市中嘉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杨政）。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红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季 青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