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72民初394号原告：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彭家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文泓，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古超君，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蓝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黎少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志峰，德和衡简家骢永本金月（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德和衡简家骢永本金月（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温兆胜，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告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华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蓝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贝公司）、温兆胜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并于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蓝贝公司申请案外人云浮市华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作为第三人、蓝贝公司申请代表原告签订涉案浮吊船租赁协议的李国华作为第三人，本院裁定不予准许；原告申请追加蓝贝公司的股东黎福为共同被告，本院裁定准许。庭审后，原告撤回对黎福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古超君、蓝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温兆胜参加了庭前会议和庭审，原告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涂俊玲参加了庭前会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文泓参加了庭审，蓝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志峰到庭参加庭前会议，并通过互联网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蓝贝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浮吊船租赁协议已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2.判令蓝贝公司支付原告船舶租金45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3.温兆胜对蓝贝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的船舶租金为4,547,300元。庭审后，原告最终确认该项诉讼请求为4,247,3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30日，原告与蓝贝公司签订租船协议，就蓝贝公司租用原告的“顺江浮626”轮进行浮吊作业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租金为每月90万元。该协议由温兆胜与原告协商订立，并加盖了蓝贝公司的公章。原告授权代表李国华签字并加盖原告的公章。合同签订至今，温兆胜仅支付了租金85万元。原告认为蓝贝公司是涉案租船合同的相对方，应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5月至2019年10月的租金共计455万元。温兆胜作为蓝贝公司的股东及签订合同的主体，应当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原告主张涉案租船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原告与蓝贝公司和温兆胜，并要求两被告连带支付4,547,300元，理由是：1.涉案租船合同的履行期限为2019年5月至10月共6个月，船舶租金为540万元，温兆胜已支付852,700元，欠付金额为4,547,300元；2.温兆胜另依合同约定支付了押金30万元，因为涉案租船合同约定了违约方需承担租金总金额10%的违约责任即54万元，原告可酌减至30万元，温兆胜支付的30万元押金与其应当承担的违约金可相抵。庭审后，原告在向本院提交的民事代理词中明确温兆胜已向原告支付租金1,152,700元，本案剩余未付租金为4,247,300元。被告蓝贝公司（曾用名广州市济通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变更为现名。为表述之便，以下均以蓝贝公司表述）辩称：第一，蓝贝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涉案租船合同对蓝贝公司不发生效力。1.涉案租船合同记载的双方为原告和温兆胜；2.温兆胜不是蓝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高管或授权代理人，只是持股2%的股东，其在涉案租船合同上加盖蓝贝公司公章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蓝贝公司从未认可过温兆胜的行为；3.原告非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无权主张温兆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第二，原告与温兆胜签订涉案租船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蓝贝公司利益的行为，该协议应属无效合同，蓝贝公司无需承担合同无效的责任。第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蓝贝公司交付涉案租船合同约定的船舶，蓝贝公司也未实际租用该船舶，其诉讼请求无证据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温兆胜辩称：第一，确认涉案租船合同已解除，但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5月31日。1.温兆胜在2019年5月21日与李国华通过微信沟通过涉案租船合同变更和解除的事宜；2.通过2019年5月25日涉案船舶作业的过程可知，双方对涉案船舶难以达到涉案租船合同约定的每月40-45万吨的作业量及合同解除有了共识；3.自2019年6月起涉案船舶已不在涉案租船合同约定的作业地点珠海作业，且原告代表李国华未在日常沟通中向温兆胜提出支付每月租金的请求；4.2019年7月后温兆胜使用涉案船舶是合同解除后的单次租赁行为，与涉案租船合同无关。就每次租赁行为，温兆胜已按实际过驳重量支付了相应的过驳费。第二，原告的合同相对方是温兆胜，涉案租船合同是温兆胜个人与原告签订的，与蓝贝公司无关。第三，温兆胜在2019年5月2日前向李国华支付了涉案船舶一个月的租金85万元，在2019年7月至10月间向李国华和涉案船舶实际船东陈文刚支付了30.27万元作为使用涉案船舶进行浮吊作业的单次结算费用，并为涉案船舶代缴海事罚款1.9万元。第四，因温兆胜与李国华协商暂不支付涉案租船合同的押金，温兆胜已支付的85万元中不包括30万押金。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辩主张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文刚以涉案船舶的船长身份作为证人对涉案船舶在2019年5月至10月的实际使用情况出庭作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已核对其原件，其来源合法，内容与案件争议相关，且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和庭审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关于涉案租船合同订立的相关事实2019年4月30日上午，温兆胜和之前与其有过业务往来的原告授权代表李国华在原告处商谈涉案租船事宜，双方对合同基本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制作了两份内容相同的租船协议。李国华要求温兆胜以蓝贝公司的名义签订租船协议，温兆胜返回蓝贝公司取了公章后，当日双方签订了租船协议。李国华在甲方处盖原告公章并签名，温兆胜在乙方处盖蓝贝公司公章并签名按指印。后李国华将其持有合同的第1页与温兆胜持有合同的第2页连同两人的身份证及李国华用来收款的银行卡放在一起拍照。租船协议记载出租方为原告，承租方为温兆胜，出租船舶为“顺江浮626”轮，船宽13.8米，船长42米，深2.1米，航区A级；浮吊作业地点为珠海；租期为一年，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关于租金及押金约定：温兆胜须按每月90万元向原告支付租金，第一个月船到锚地支付60万元，7天后支付30万元，并在每月月末前交清下月租金；协议签订后温兆胜须向原告支付押金30万元，协议期满原告在3个工作日内退回押金给温兆胜。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温兆胜必须合法营运船舶，提供合法正规的锚地，保证船舶正常营运，如未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处罚结果由温兆胜独自承担；船舶的人员工资、年审、保险、保养由原告负责，且船上安全生产、人员的安全与温兆胜无关；吊机的保养、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温兆胜负责；船舶和吊机所有的用油均由温兆胜承担；原告作业保证包清仓约40-45万吨每月，如因温兆胜货源不足、驳船不到位、天气等因素影响除外，超45万吨后，按0.2元每吨提成奖励给原告。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协议签订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如一方违约应偿付对方租期内未履行完毕期间的年租金10%的违约金，如不足以弥补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协议的变更或解除约定：任何一方如变更或解除协议，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如双方协商一致方可变更或解除。温兆胜称其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船合同是为了将该船转租给案外人陈健生使用，其在庭审后提交的与陈健生的租船协议载明的租期暂定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租金为98万元/月。2019年5月1日，原告的授权代表李国华与华海公司的股东陈文刚签订了浮吊船租赁协议，该协议中浮吊作业地点为空白，其他内容除租金和押金的数额外，与涉案租船合同均一致。陈文刚自称是“顺江浮626”轮的实际所有人之一。二、关于涉案租船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实温兆胜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5月1日和5月2日向李国华转账65万元，并通过案外人叶焕青于4月30日向李国华转账20万元，共计85万元。“顺江浮626”轮2019年4月28日到达珠海。4月29日至5月3日期间，陆续有包括温兆胜在内的4、5个人登船自称“顺江浮626”轮承租人。后案外人朱辉立听从陈健生指示留在船上押船。朱辉立在船上呆了10多天后下船，后又上船至船舶6月2日靠泊高栏港后下船。陈文刚称他与李国华签订浮吊船租赁协议后，先后有温兆胜或其他人通过微信或电话向他发出作业指令，但他最终只按照李国华的指示进行作业。截至2019年5月21日，“顺江浮626”轮在珠海未成功完成一次作业，原因是该船舶为内河船，而作业地点为海域，风浪大且海事部门会依法行使管理职能驱离未在许可海域作业的该轮。2019年5月21日，温兆胜与李国华通过微信商谈变更船舶的租金，李国华称“20万吨，75万元包月，可以的话我们继续合同，重新更改合同。”温兆胜表示“75万元有点高，需要沟通”，李国华称“要尽快决定，不然要调回来”。2019年5月25日，陈健生在微信中对温兆胜说涉案船舶现在要听从他的调动去神华码头进行过泊作业，如果本次没有装卸，同意放弃涉案船舶的租赁。温兆胜通过微信将陈健生的话转发给李国华，并向李国华发送了涉案船舶需要进行浮吊作业的大船“嘉航发”轮的基本信息和停泊位置信息，该船载货量约4万吨。李国华说：“4万多吨有点吃力”“你打电话给陈文刚，问他做不做得了，你说跟我商量过，若是真做不了，都没办法”。在温兆胜、李国华、陈健生、陈文刚和朱辉立等5人组建的微信群“顺江浮626工作群”中，陈健生要求涉案船舶靠近大船进行过驳作业，但风浪大等原因，此次作业也未成功。5月30日李国华指示陈文刚开回高栏港。6月2日，涉案船舶回到高栏港。2019年5月30日，温兆胜与陈健生通过微信商量是否还租用涉案船舶，陈健生称月底到期后就不租了。2019年6月2日至7月26日期间，温兆胜未向原告或者陈文刚发出任何使用涉案船舶的指令。温兆胜与陈文刚自2019年5月18日互加微信后，5月29日至8月14日期间没有通过微信进行过联系。温兆胜称与李国华沟通解除涉案租船合同后，即赶往浙江处理其他事务。温兆胜返回广东后，承接了相关过驳业务，2019年7月25日，温兆胜通过微信询问李国华有业务要不要做，李国华称要用船只有“顺江浮626”轮，温兆胜询问能否在26日一早出发，李国华称至少需要先转2万元。后李国华联系了陈文刚用“顺江浮626”轮进行作业。同日，温兆胜分别向李国华转账2万元和1.56万元，备注分别为“顺江626卸货费”和“润通1号过驳费”。7月27日，温兆胜向李国华转账1.4万元，备注为“中运首钢过驳费”。2019年8月11日至9月15日，“顺江浮626”轮在东莞宏业码头作业，陈文刚称每次作业后温兆胜或其下属会向其开具收据，收据上会载明海砂的重量并盖上接收海砂的内河船船章。8月12日，温兆胜向李国华转账20,300元，备注为“过驳卸货费”。8月20日，李国华在微信上问“这边码头结算一个星期结一艘船？”温兆胜称“3万吨一次，或一周。12日的今天结算。”同日，温兆胜向李国华转账22,800元，备注为“东昊158过驳费”。8月22日，温兆胜向李国华转账2万元，备注为“浮吊费”。8月28日，温兆胜向李国华转账3万元。8月31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2万元。9月5日，温兆胜通过微信向李国华发了1份浮吊作业登记薄，并称“626更正8月22号，47,894.5吨”。9月6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2万元，备注为“吊费”，并通过微信向李国华发送了该转账信息。9月9日，陈文刚通过微信向温兆胜发送对账单，并表示还有一个500吨没有加上去。9月10日，李国华向温兆胜发送了其与陈文刚的聊天记录合集，包括李国华发给陈文刚的2份8月份浮吊作业登记簿和陈文刚发给李国华的18张收据。18张收据分别为2019年8月11日的4521吨，8月12日的5070吨，8月15日的5182吨，8月16日的3200吨，8月17日的4844吨，8月18日的5038吨，8月20日的2549吨、700吨和4986吨，8月21日的4584吨、5038吨和5122.84吨，8月24日的4386吨和4124.09吨，8月25日的10,000吨和4190吨，8月26日的4305吨，8月27日的2800吨，以上共计80，639.93吨。9月13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5万元，备注为“626费用”。9月17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1万元。9月18日，陈文刚再次通过微信向温兆胜发送对账单，并要温兆胜将少算的吨位核对好。9月29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5万元，备注为“吊费”，并将该转账信息通过微信告知李国华。李国华回复“不是转10万？加油和还机器钱都不够，不要说人工了。8万吨按4元都32万了。到10号都快2个月了，总数到目前才转了25万未到，怎么做”。10月16日，温兆胜向陈文刚转账1万元，备注为“626”。2019年7月25日至10月16日期间，温兆胜因单次使用“顺江浮626”轮而按照浮吊重量向李国华和陈文刚支付的各项费用合计30.27万元。另外，涉案船舶在2019年5月1日至10月21日期间受到2次处罚，其中6月份的罚款8000元由陈文刚解决，7月份的罚款19,000元由温兆胜解决。2019年10月14日温兆胜向案外人钟少敏转账2.3万元，备注为“处理626的事”。三、原告发送律师函解除涉案租船合同等其他相关事实2019年10月11日，原告委托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涂俊玲律师向蓝贝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蓝贝公司于2019年10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拖欠船舶租金455万元，如逾期未支付，将依法解除合同、收回船舶等，该律师函邮寄给蓝贝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黎福。2019年10月12日，温兆胜通过微信询问李国华“律师信是怎么回事？合同早在2019年5月解决了。”李国华向温兆胜发送了陈文刚的索赔函。同日，温兆胜通过微信发送给李国华和陈文刚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30日的通知函，内容为蓝贝公司决定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关系，租船协议于2019年6月1日起终止，并加盖了蓝贝公司公章。2019年10月21日，涂俊玲律师再次向蓝贝公司发送律师函，通知蓝贝公司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10月21日解除，自合同解除之日起涉案船舶不再接受蓝贝公司的指令履行船舶作业事宜，蓝贝公司应在收函后5日内支付船舶租金455万元。2019年10月21日李国华通知陈文刚离开宏业码头，涉案船舶于10月23日离开码头。温兆胜在知悉原告向本院起诉后与李国华通电话询问情况。电话中温兆胜称2019年5月底已经跟李国华说过不继续租用涉案船舶的事，李国华问他有没有与陈文刚说过，表示问题在于陈文刚要起诉原告，需要温兆胜与陈文刚沟通。温兆胜称他与陈文刚之间没有签过合同，陈文刚起诉原告与他无关，并且他找过陈文刚，陈文刚说不关他的事。他愿意配合原告查清楚涉案船舶的使用情况，但要李国华确认他和陈健生只租用了涉案船舶1个月的时间。李国华没有确认，只反复强调要温兆胜与陈文刚沟通。2020年7月27日，李国华通过微信向温兆胜发送了一张涉案船舶在2019年5月22日至8月12日期间进出港及泊位记录的电脑截图，李国华称这是在船讯网上所查询到的信息。该截图显示：“顺江浮626”轮2019年5月22日进唐家港，5月26日出唐家港，5月27日进高栏港，6月2日出高栏港，6月3日进中山港，8月11日出中山港，8月12日进东莞港。本案审理过程中，温兆胜申请本院责令原告提交涉案船舶的航海日志，以证明涉案租船合同已实际于2019年5月31日终止履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表示涉案船舶没有航海日志，无法提交。温兆胜又申请本院向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航标处调取涉案船舶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在广东海域的航行轨迹。经广州航标处工作人员登陆导助航系统查，未能查询到涉案船舶在上述期间有AIS具体轨迹信息。另查明，广州市济通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2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温兆胜为该公司持股2%的股东，实缴出资额为10万元；时任法定代表人黎福持股98%，实缴出资额为490万元。2019年10月11日，广州市济通贸易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蓝贝公司。涉案租船合同签订当日，黎福不在场。蓝贝公司2019年1月8日至2020年5月22日的公司账户流水中没有与涉案船舶有关的款项来往。庭审中，篮贝公司称该公司公章没有严格落实相关管理制度，作为股东的温兆胜可以较为容易取得公司公章。又查明，2020年9月18日，华海公司和陈文刚向本院起诉原告及李国华等四方，起诉状载明，李国华与陈文刚签订浮吊船租赁协议后，先将船舶转租给蓝贝公司和温兆胜，租期为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后又将船舶租给林洪光，租期为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12月23日。原告和李国华等尚欠船舶租金600多万及利息。该案案号为（2020）粤72民初1095号。本院认为，原告以其为船舶出租人，请求作为承租人的两被告支付船舶租金，故本案系一宗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蓝贝公司是否是涉案租船合同的当事人；涉案租船合同的解除时间；两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一）关于蓝贝公司是否是涉案租船合同的当事人涉案租船合同由李国华与温兆胜签订，原告确认李国华的行为可代表原告，李国华在本案中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原告、被告蓝贝公司和温兆胜均确认原告和温兆胜是涉案租船合同的主体，本院予以确认。温兆胜与原告签订涉案租船合同时，在合同抬头处的乙方处签名，并应原告要求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加盖了蓝贝公司的公章。虽然蓝贝公司主张温兆胜无权代理蓝贝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蓝贝公司从未以任何意思表示或实际履行行为对其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进行追认。但是，蓝贝公司确认该公司的公章管理混乱，温兆胜作为持股2%的股东亦可轻易取得蓝贝公司的公章。本院认为，原告要求温兆胜在涉案租船合同上加盖蓝贝公司公章，表明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将蓝贝公司作为合同的主体之一，而温兆胜可以在原告提出这一要求后立即返回蓝贝公司取到公章并加盖于涉案租船合同之上，足以让原告相信其有相应的授权代表蓝贝公司签订涉案租船合同。结合温兆胜在2019年10月12日从蓝贝公司处得知原告向蓝贝公司发送律师函后，向原告发送的通知函上亦加盖了蓝贝公司公章这一事实，本院认定蓝贝公司也应是涉案租船合同的主体。蓝贝公司关于其与涉案租船合同无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租船合同是原告与蓝贝公司、温兆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为出租人，蓝贝公司和温兆胜为承租人。（二）关于涉案租船合同的解除时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租船合同已解除，但对合同解除时间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关于解除涉案租船合同的律师函被蓝贝公司签收之日的2019年10月22日为合同解除之日。温兆胜主张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理由是其在发现涉案船舶达不到租船协议签订时所称的每月40-45万吨的作业量时，已在2019年5月21日与原告的授权代表李国华协商变更合同内容，之后也通过电话告知李国华涉案租船合同在5月底终止，并且在2019年5月31日之后至7月25日前未使用涉案船舶，7月25日后使用涉案船舶是按实际作业量支付费用的，根本不是支付涉案租船合同的租金，而是以单次运输量来计算的雇佣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对于各自主张的解除期日的事实，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原告和温兆胜对于各自主张的解除期日的待证事实，其举证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租船合同解除期日为2019年10月22日，其主要依据是该公司委托律师向蓝贝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律师函。温兆胜主张涉案租船合同解除期日为2019年5月31日，其主要依据是其在2019年5月底跟可代表原告处理涉案租船合同的李国华打过电话，双方协商解除，但原告对温兆胜的前述举证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鉴于温兆胜主张的解除期日在原告主张的解除期日在前，应结合证据规则以及日常经验法则先对温兆胜的举证予以判断。如果温兆胜的举证可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足以使本院确认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则涉案租船合同应认定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原告后续发送的律师函虽然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对于已经在前解除的合同并不能产生解除期日延迟至2019年10月22日的法律后果。如果温兆胜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则应审查原告主张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的待证事实是否存在高度可能性。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定期租船合同的航运实践，本院认为温兆胜主张的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认定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温兆胜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温兆胜租用涉案船舶的主要目的是为案外人陈健生提供海砂浮吊装卸作业，由于涉案船舶为内河船舶，无法在预定的海域从事合法浮吊作业且浮吊作业效率较低，在几次浮吊作业未成功且意图降低租金继续使用涉案船舶未能如愿后，陈健生明确告知温兆胜将不再继续租用涉案船舶，所派驻船人员离船。在此情形下，结合温兆胜在收到蓝贝公司大股东即时任法定代表人黎福告知原告向蓝贝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后与李国华的微信沟通记录，可以合理推定在陈健生决定不使用涉案船舶后，温兆胜已和李国华明确协商不再继续租用涉案船舶。第二，从温兆胜的日常行为表现来看，陈健生不再租用涉案船舶后，温兆胜本人就赶往浙江忙于其他事务，而未再向原告或者陈文刚发出任何使用涉案船舶的指令。从日常生活常理来看，涉案船舶约定租金高达每月90万元，而温兆胜在近两个月的期间内既未向该船舶发出指令，也从未将该船舶转租他人。而且如果涉案租船合同仍然有效存续，温兆胜自浙江返回广东并承接浮吊业务后于2019年7月25日向李国华发送的微信也不应是带有询问以及征求意见性质的“有业务要不要做”，而应是直接发出使用船舶指令。因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温兆胜已与可代表原告行事的李国华达成了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涉案租船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第三，从李国华或者原告的行为来看，温兆胜关于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的主张也可以得到印证。（1）2019年7月25日当温兆胜询问李国华是否需要承接相关业务时，李国华的回复是要用船只有“顺江浮626”轮。对该回复的合理理解是如果有其他合适的船舶也可以承接业务，但目前只有“顺江浮626”轮可以作业。李国华回复中的“只有”措辞不能理解为温兆胜承租的就是“顺江浮626”轮所以按照租船协议约定派出该轮。（2）原告或者李国华从未在收到陈文刚的索赔通知之前向温兆胜或者蓝贝公司主张过租金，这不符合定期租船合同下出租人的惯常行为，也可以推知原告或者李国华已同意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第四，从2019年7月25日之后的涉案船舶的款项结算来看，也可推知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2019年7月25日之后的相关操作，均是由温兆胜按照单次过驳货物的重量进行结算。李国华与温兆胜的沟通过程从未提及过涉案租船合同的租金问题。综上，虽然温兆胜未能以涉案租船合同约定的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解除合同，但综合李国华以及温兆胜的意思表示及相关行为并结合日常经验法则，涉案租船合同由温兆胜与可代表原告的李国华经协商一致于2019年5月31日予以解除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中宜支持温兆胜的抗辩主张，认定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由于涉案租船合同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原告在接到陈文刚和华海公司索赔后于2019年10月21日向蓝贝公司发出的解除涉案租船合同的函件依法不能产生涉案租船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的法律后果。（三）关于两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涉案租船合同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根据租船协议约定，作为承租人的温兆胜应向原告支付1个月租金90万元，但温兆胜在合同期内实际支付了85万元。原告虽然主张温兆胜支付的85万元中包括合同约定的30万元押金，但同意该30万元予以抵扣租金。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约定原告应在合同期满后退还押金，且没有附加退还条件，即使温兆胜支付的85万元中包括30万元押金，该笔款项也可与温兆胜应支付的租金相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蓝贝公司、温兆胜应依约另行支付5万元租金。原告关于被告支付租金时应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以及利息起算点为合同解除之日的主张有法律依据，利息可自2019年6月1日计算。涉案租船合同已经由原告和温兆胜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予以合意解除，不存在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形，原告关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蓝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温兆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支付租金5万元及其利息（以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891元，由原告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承担43,389元，由被告广州市蓝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温兆胜承担5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生祥审 判 员 谢辉程审 判 员 徐春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周 茜书 记 员 梁景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