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620号原告方吉良，男，195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代理人陶雨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晓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高振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亦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方吉良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及〔2020〕190号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方吉良线上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方吉良的委托代理人陶雨生、刘晓雨，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高振翔、徐亦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4月7日针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明，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内幕信息形成与公开过程2017年2月，在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管业）2016年年报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发现青龙管业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小贷）的贷款业务存在大量逾期情况，对青龙管业2016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2月17日，青龙管业财务部经理尹复华将审计机构反馈的贷款逾期情况向青龙管业总经理、财务总监季伟汇报，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发送青龙小贷详细贷款台账。季伟将贷款台账汇总后，发现王峰及其实际控制的银川晶峰玻璃有限公司、宁夏银峰轻合金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峰合金）、银川金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多名自然人的名义贷款合计8800万元，且上述贷款原始合同均已逾期（大部分进行展期）。季伟将相关情况向青龙管业实际控制人陈家兴、董事长马跃汇报，并与尹复华等人多次赴青龙小贷核实情况。2017年2月20日上午8点30分，陈家兴、马跃、季伟等人在陈家兴办公室开会，讨论青龙小贷贷款逾期未收回事宜，季伟提出计提贷款损失对公司年报影响重大。下午5点，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等人在青龙管业一层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青龙小贷贷款逾期影响公司年报的处理办法。2017年3月30日，青龙管业发布2016年年报，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20.73万元，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少56.32%。其中，青龙小贷合计计提贷款损失准备4,693.70万元，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均已逾期，贷款分类标准为关注类，计提贷款损失准备252万元。2017年3月底，青龙管业委派武某到青龙小贷开展贷款清偿工作。武某与王峰商议清偿债务期间，王峰提出因比亚迪有意在银川望远工业园投资建厂，银川望远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望远管委会）拟征收回购银峰合金位于该工业园的相关资产。王峰与望远管委会分别于2017年1月15日、2017年3月14日签订土地征收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1个月内由望远管委会支付征收补偿款2.8亿元。2017年4月5日，青龙小贷与银峰合金签订《还款协议书》，银峰合金为安艳丽等23个自然人及法人贷款的实际借款人，其将从前述土地回购款中对合计6700万元的借款予以全额偿还。同日，青龙小贷、银峰合金、望远管委会签订三方协议，由望远管委会监督银峰合金直接支付或由银峰合金委托望远管委会支付青龙小贷征收补偿款3200万元。青龙小贷在收到3200万元三日内，取消其名下的银峰合金土地抵押权登记。该协议虽未约定款项支付期限，但望远管委会曾向武某表示当地政府拟于2017年4月底支付征收回购款项，并于2017年5月初办理定向招拍挂手续。2017年4月10日下午5点，青龙管业开会讨论青龙小贷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参会人员有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等人，武某汇报前述协议签订情况。2017年4月24日，青龙管业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609.68万元，2017年1月至6月业绩利润预计为915.04万元至943.64万元，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变动幅度在1500%至1550%之间。根据前述《还款协议书》及三方协议，公司对银峰合金还款预期乐观，在预测第二季度末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中对银峰合金所涉6,700万元贷款进行重新分类，导致该笔贷款预测2017年6月末需计提贷款损失准备777万元，在一季度末基础上转回500万元。经统计，青龙小贷第一季度末当期计提贷款损失准备1,209.35万元，累计计提5,903.05万元，预计二季度末比第一季度末增加计提贷款损失准备600.74万元。2017年5月底，因望远管委会始终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银峰合金支付征收回购款项，且王峰及其关联方债务关系复杂，武某将相关情况向季伟汇报，并建议对王峰及银峰合金提起法律诉讼，季伟表示同意，并要求其准备前期工作。2017年6月12日，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武某等人在陈家兴办公室开会，因望远管委会、银峰合金始终未能支付相关款项，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2017年6月22日，青龙小贷起诉银峰合金、王峰等借款人，涉及逾期贷款28笔，累计金额7,900万元，青龙管业后于2017年7月21日发布公告说明。2017年6月29日左右，青龙小贷财务人员张敏向尹复华反馈青龙小贷当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波动较大，预测需增加计提金额约5,000万元。因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金额大幅超过预期，可能导致青龙管业需进行业绩修正披露，尹复华要求青龙小贷7月份提前提供财务报表，并将相关情况向陈家兴、马跃、季伟汇报。2017年7月5日，青龙小贷张敏向尹复华报送青龙小贷当期财务报表和贷款分类汇总表。2017年7月10日，尹复华完成青龙管业2017年中报业绩修正数据的合并统计，并向陈家兴、马跃、季伟、董秘范仁平报送相关情况。经统计，青龙小贷6月末需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额较一季报预测情况增加5,002.83万元，主要原因为青龙小贷对银峰合金所涉6,700万元贷款进行重新分类，即将大部分贷款业务划分为可疑类或损失类，相比一季报预测增加计提3,472万元，占比69.4%。2017年7月13日，青龙管业发布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270万元至4,295万元之间。青龙管业2017年7月13日发布的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施行，以下简称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重大事件，构成原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2017年6月12日，青龙管业相关高管召开会议并知悉三方协议始终未能实际履行，基本确认王峰及其实际控制公司所欠贷款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难以按期偿还，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2017年7月13日，青龙管业发布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内幕信息公开。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7月13日。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武某为本案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不晚于2017年6月12日。二、方吉良内幕交易“青龙管业”（一）方吉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接触联络的情况当事人曾任青龙管业监事会主席，于2016年12月28日退休后返聘回青龙管业工作，在青龙管业办公楼有自己的办公室，主要负责协助公司营销业务及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协调工作。当事人询问笔录称，其每周至少到公司三天，与公司现任高管沟通，协助公司营销工作并每月参加总经理主持的月度例会。此外，2015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25日期间，当事人受青龙管业委派还担任了青龙小贷董事。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当事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陈家兴、季伟、尹复华等人频繁通话联系，其中与陈家兴9次通话联系，1次短信联系；与季伟2次通话联系；与尹复华1次通话联系。（二）账户基本交易情况“方吉良”账户于2011年7月22日在南京证券银川民族北街证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号010XX250，下挂上海股东账户×××和深圳股东账户×××。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该账户交易“青龙管业”的情况为：2017年6月29日卖出65万股，成交金额11,899,176元。2017年7月3日卖出54万股，成交金额10,007,334元。经计算，该账户规避损失共计5,833,916.04元。（三）账户实际控制关系“方吉良”账户由当事人本人实际控制，账户股票为青龙管业上市时的原始股。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当事人委托青龙管业帅军帮其下单减持“青龙管业”，委托电脑IP地址与青龙管业IP地址一致。以上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资料、交易记录、通话记录、公告和协议及情况说明、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电子设备取证信息、交易所计算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被告认为，当事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减持“青龙管业”的行为，违反了原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行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如下申辩意见：第一，本案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错误。2017年6月12日会议不能得出“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结论，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点不应早于青龙小贷确定具体亏损的时间，即青龙小贷启动编制2017年上半年财务报表的时间2017年7月3日。第二，当事人的涉案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当事人在青龙管业担任的监事会主席、在青龙小贷担任的挂名董事等工作职务不能为其知悉内幕信息提供便利，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话联系的内容主要为党务和政府协调事宜，与内幕信息无关。当事人减持“青龙管业”是由于股价上涨和家庭资金需要，减持前获得青龙管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秘同意，2011年至2016年间当事人存在多笔原始股减持交易。第三，被告调查不全面、不客观，逾越法律授权。事先告知书关于内幕信息形成、发展的部分事实认定证据不足，未达到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对该基础事实采取推定逾越法律授权。第四，本案法律适用错误。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应当是实际发生亏损，而不应该是预计亏损。本案“青龙管业业绩修正信息”不应构成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重大事件。综上，当事人请求不予处罚。经复核，被告认为：第一，2017年6月12日为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足以认定。（1）2017年6月12日青龙管业实际控制人陈家兴、董事长马跃、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季伟、财务经理尹复华、青龙管业委派到青龙小贷开展贷款清偿工作的武某等人在陈家兴办公室开会，商讨青龙小贷的欠款清收工作。该事实有马跃笔记及其询问笔录证明。听证会上，证人武某也证实了6月12日在陈家兴办公室召开了青龙小贷欠款清收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王峰欠款清收事宜。（2）6月12日会议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该事实有马跃询问笔录证明。（3）根据在案证据，6月12日会议得出“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结论，与王峰及其关联人所涉贷款清欠工作的进程相符，与本案内幕信息所涉事项的形成、变化情况相符。青龙管业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和上半年业绩利润预计是基于还款协议及三方协议作出的。但到2017年5月底，望远管委会和银峰合金始终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青龙小贷支付征收回购款项，且王峰及其关联人债务关系复杂，武某经季伟同意后，开始准备向王峰及其关联人提起诉讼工作。望远管委会向青龙小贷支付征收回购款项，需经招拍挂一系列流程，截至6月12日，在政府征收回购事宜始终未能确定的情况下，根据时间判断，青龙小贷在中报制定前收回款项基本没有可能。（4）按照会计制度，青龙小贷需补提贷款损失准备，该事件导致青龙管业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青龙小贷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超预期，是青龙管业2017年上半年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该事实有青龙管业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及《关于业绩预测及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对业绩预测的影响等有关事项的说明》等证据证明。（5）当事人所提青龙小贷启动编制2017年上半年财务报表的时间，是“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制作过程中的信息”或“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制作信息”的相关时间，不是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综上，被告以2017年6月12日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始时间，并无不妥。原告提出的6月12日会议不能得出“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结论、本案直至7月3日才能确定青龙小贷亏损情况的申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被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二，当事人的涉案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1）当事人身份特殊，具有接触内幕信息的便利条件。当事人曾任青龙管业监事会主席，2016年12月28日退休离任后返聘回青龙管业工作，在青龙管业办公楼有自己的办公室，主要负责协助公司营销及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工作。此外，2015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25日期间，当事人受青龙管业委派还担任了青龙小贷董事。（2）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当事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繁联络接触，联络接触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发展时间高度吻合。2017年6月12日涉案内幕信息形成，当事人于6月15日与尹复华通话联系1次，于6月16日、17日、18日、20日与陈家兴通话联系4次，短信联系1次。2017年6月22日，青龙小贷起诉银峰合金、王峰等人，当事人于当日与陈家兴通话联系3次，于次日与陈家兴通话联系1次。2017年6月底，贷款清偿人员向季伟汇报青龙小贷当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大幅超过预期，当事人于7月1日与季伟通话联系2次。（3）当事人的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交易异常性明显。当事人交易活动发生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且一解禁就卖出。2017年6月29日解禁，当事人就于当日大量卖出；7月3日继续卖出。两次减持合计卖出119万股，占可售股数的99.73%，减持意愿强烈。虽然当事人交易笔数少，但这不构成否定其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的理由。（4）当事人对减持动机的解释是股价上涨和家庭购房需要、减持前获得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秘同意、一直存在原始股解禁后减持的交易习惯等，相关解释均不足以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嫌疑。综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当事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繁联络接触，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当事人交易“青龙管业”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被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本案法律适用正确。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是指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的事件，而不是指上市公司事后对相关事件最终造成的具体亏损或者损失进行统计确认的结果。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的事件，其事件本身是确定的，但对事件造成重大亏损或者损失的具体规模、具体金额的统计确认，需要一定时间，甚至需要相当长时间。不能等到最终统计确认了具体亏损或者损失数据时，才认定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的事件。青龙管业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披露的信息属于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的事件，构成原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幕信息。被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被告依法履行调查程序，以合法手段调取定案证据，所取得的证据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要求。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达到了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当事人提出的本案调查不全面、不客观，逾越法律授权等申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当事人相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原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被告决定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5,833,916.04元，并处以11,667,832.08元罚款。原告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9月7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原告方吉良诉称：1.被告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是错误的，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点不应早于青龙小贷确定具体亏损的时间，即青龙小贷启动编制2017年上半年财务报表的时间2017年7月3日。2.原告在进行交易时，并不知晓内幕信息。原告对自己担任青龙小贷董事一事并不知情，青龙小贷的会议原告也从未参加，原告担任挂名董事并不能为其知悉内幕信息提供便利。原告从未从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武某五人处获取内幕信息。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通话记录的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发展时间不存在高度吻合的情形。原告在交易前反复与马跃和范仁平请示确认，是否可以卖出股票，收到肯定答复后，方才进行股票交易，与内幕信息的隐秘性不符。原告分两次卖出股票，如果原告知悉内幕信息，应当一次性清仓卖出全部股票。3.原告对于其交易行为已经作出了合理说明。原告所持原告股解禁后，恰逢公司股价因雄安新区建设概念处于较高水平，“落袋为安”是人之常情。其次，原告因在银川、天津购房所需资金缺口很大。4.被告认定原告违法所得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中，并未显示被告认定原告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过程及相关事实、相关证据，无法确认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合理，没有遗漏或错误。5.原告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出过听证申请，被告没有准许。且被告在调查的过程中存在先询问后立案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用以证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算点认定错误。1.青龙小贷会计张敏在其电脑中创建《青龙小贷财务报表》文档的截图，2.青龙管业财务部副部长任晓鹏收到青龙小贷会计张敏发送的《青龙小贷2017年6月报表》文档的微信截图，3.任晓鹏向马跃等人发送《2017年中期业绩修正公告》初稿的邮件、向范仁平发送《2017年中期业绩修正公告》的邮件，4.马跃向任晓鹏、范仁平等人发送《2017年中期业绩修正公告-MY批注件》的邮件，5.季伟向马跃、范仁平等人发送回复意见邮件，6.范仁平向马跃、季伟、尹复华等人发送的邮件，7.深交所网站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信息披露截图，8.信息披露媒体回执截图，证据1-8用以证明青龙管业在上半年报告期结束后，启动编制上半年财务报表并履行内部请示、审批过程的时间线索，根据内幕信息确定性的要求，只有在2017年6月30日青龙小贷才能确定贷款无法按时收回，进而需要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因此，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点不应早于2017年7月3日下午3点21分；9.陈家兴访谈记录，10.马跃访谈记录，11.武某访谈记录，12.尹复华访谈记录，证据9-12用以证明根据对6月12日可能开会人员的访谈看出，所谓参会人员对6月12日是否开过会不能确定，哪些人参会不能确定，同时证监会认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中的绝大多数（包括陈家兴、季伟、尹复华、武某四人）在6月12日时对于青龙小贷可以收回贷款持乐观态度，无法得出“6月12日就已经基本确定贷款难以偿还”的结论，上述结论更没有形成会议纪要等书面记录记载，故将6月12日认定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算点错误；13.青龙管业2017年半年报，14.《银川望远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与宁夏银峰轻合金装备有限公司土地及资产征收回购协议书》，15.《银川望远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与宁夏银峰轻合金装备有限公司土地及资产征收回购协议书补充协议》，16.《宁夏银峰轻合金装备有限公司、宁夏青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6700万元还款协议书》，17.《协议书》（2017年4月5日），18.关于银川比亚迪项目的相关报道截图，证据14-18用以证明青龙小贷收回贷款三方协议等书面文件为保障，被告认定的“2017年6月12日确定贷款基本难以收回”与事实不符，被告认定的2017年6月12日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算时间错误。第二组证据：用以证明认定“方吉良身份特殊，具有接触内幕信息的便利”错误。19.将原告登记为青龙小贷董事的青龙小贷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20.任志超访谈记录，证据19、20用以证明原告虽名义上为青龙小贷的董事，但通过核查青龙小贷的工商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在工商注册时将原告登记为董事的材料并非原告本人签字，而是由任志超代签。原告对自己担任青龙小贷董事一事并不知情，青龙小贷的会议原告也从未参加，青龙小贷相关会议记录没有任何方吉良的签字，原告担任挂名董事并不能为其知悉内幕信息提供便利。21.陈家兴、马跃、范仁平《关于方吉良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22.唐瑞祥、魏斌、宋永东、武某、高宏斌、陈永伟六人出具的《关于方吉良从未参与和询问过青龙小贷公司经营活动的情况说明》，23.李骞、顾鹏、尹复华出具的《关于青龙小贷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的情况说明》，24.陈家兴、马跃、范仁平、李骞、曹**、张敬泽、柳灵运、冯存辉、孔维海、尹复华、帅军、陶国强、任志超、陈桂秀、王东果、马丽花等16人出具的《证明》，25.张敏访谈记录，26.高宏斌访谈记录，27.陈永伟访谈记录，28.宋永东访谈记录，29.任晓鹏访谈记录，30.公司领导职责，31.青龙小贷2017年5月至7月会议记录，证据21-31用以证明方吉良从不参加青龙小贷的董事会，也从不过问青龙小贷的日常经营，青龙小贷的母公司垂直管理制使得青龙小贷的经营管理的权限实际上直接由青龙管业实际控制人陈家兴行使管控，青龙小贷的董事会及方吉良的“董事”身份并不能为方吉良获取、知悉青龙小贷经营管理情况提供任何便捷渠道；32.青龙管业的工商登记信息，33.青龙小贷的工商信息，证据32、33用以证明青龙管业的注册地址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河西，办公地址为银川市兴庆科技园兴春路255号，青龙小贷的注册登记地址在2017年9月19日变更之前为银川市金凤区雪绒巷132号。两家公司的地址相距较远，原告从未在青龙小贷实际办公，也未曾参与过小贷公司的财务、经营决策工作。原告虽然名义上担任青龙小贷的董事，但是本身不去青龙小贷上班，也从不参加青龙小贷的任何会议。原告青龙小贷的董事身份并不能为其知悉内幕信息提供便利。第三组证据用以证明认定原告卖出股票构成内幕交易错误。34.《绿地集团商品房订购单》、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4张发票，35.《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2013-0153986》、《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00090969》、《不动产登记证（津（2016）河西地区不动产权第1025310号）、《坐落于天津河东区泰兴南路与成林道交口成林道97号-223不动产登记证（120105004002GB00115F00040052）》、《717411元发票》（02499827号）、2017年11月11日30万元收据，36.《商品房买卖合同摘要》、《房产证（成房权证监证字第4565081）》《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37.《商品房买卖合同BLKQ-P-1018》、《保利??康桥项目（车位）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BLKQ-P-1018》、《商品房买卖合同摘要2310107》，38.方吉良向女婿叶永锋、女婿陈祖嘉、女儿方燕、女儿方莉的转账记录，证据34-38用以证明方吉良家庭因购买房屋、车位、商铺等，资金需求大，卖出股票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39.青龙管业被认定为雄安新区概念股报道,40.2017年4-7月雄安新区概念股VS青龙管业走势图,41.2017年4月7日及2017年4月11日青龙管业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42.青龙管业2017年1-7月每日收盘价（wind数据）,证据39-42用以证明因雄安新区影响，原告股票解禁时，恰逢青龙管业公司股价处于高位，“落袋为安”符合一般投资人的习惯；43.范仁平访谈记录，44.马跃访谈记录，45.陈家兴访谈记录，证据43-45用以证明方吉良在卖出原始股票之前跟董秘范仁平、董事长马跃进行了询问，此举与内幕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不符合。46.方吉良分两笔卖出股票的记录，47.方吉良及其配偶2011年-2016年减持情况汇总，48.陈家兴关于与方吉良通话及青龙小贷相关情况的说明，49.季伟关于与方吉良通话及青龙小贷相关情况的说明，50.尹复华关于与方吉良通话及青龙小贷相关情况的说明，51.原告同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之外的联络统计，52.原告在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陈家兴的联络记录，53.原告在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季伟的联络记录，54.原告在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尹复华的联络记录，证据48-54用以证明方吉良与证监会认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通话记录说明，原告虽然在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有联络，超过时间6个月的通话、短信内容无法调取，但是原告和通话的相对方都已经就联络的内容进行了合理的说明，原告并未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取内幕信息。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跃是唯一一个在6月12日认为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贷款难以按期偿还的人员，但是原告恰恰没有和他通话及短信联系。第四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行政处罚调查程序违法。55.陈家兴询问笔录，56.季伟询问笔录，57.2017年11月15日尹复华询问笔录，58.2018年3月8日尹复华询问笔录，59.2017年11月14日武某询问笔录，60.2018年3月8日武某询问笔录，61.陈永伟询问笔录，62.马跃询问笔录，证据55-62用以证明被告未能就6月12日是否开会、哪些人参会、是否达成共识进行调查和询问。被告认定6月12日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算点系依据6月12日召开的会议，但其对于会议的参加人员、会议的内容并未进行详细的调查，而仅仅凭马跃一人的笔录认定6月12日贷款难以收回的事实，调查对象不全面、调查内容严重缺失。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2017年6月29日左右，张敏给尹复华反馈青龙小贷当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波动较大，可能导致青龙管业进行业绩修正披露，但是被告没有就该事实对张敏作询问笔录。63.方吉良立案通知书，64.被诉处罚决定、中国证监会听证笔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行终445号行政判决书，65.被诉复议决定。被告证监会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行为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2017年6月12日为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足以认定。2017年6月12日，青龙管业的陈家兴、马跃、季伟、尹复华、武某等人在陈家兴办公室开会，商讨青龙小贷欠款清收工作。该次会议基本确认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王峰及其关联方所涉贷款难以按期偿还，该事实有马跃笔记及其询问笔录证明。本案听证程序中，武某也证实6月12日在陈家兴办公室召开了青龙小贷欠款清收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王峰欠款清收事宜。原告所提青龙小贷启动编制2017年上半年财务报表的时间2017年7月3日，是“业绩预报修正公告制作过程中的信息”或“业绩预告修正制作信息”的相关时间，不是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2.原告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原告与内幕交易知情人频繁联络接触，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3.本案违法所得计算正确。被告依法履行调查程序，以合法手段获取定案证据，所取得的证据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要求。本案听证程序中，被告依法保障了原告查阅案卷、陈述申辩权利，相关证据在听证会上均已进行了质证，不存在原告所称未告知计算过程及相关事实和相关证据，无法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等情形。二、被告调查程序合法，听证程序、复议程序均依法进行，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部分：被告认定原告应当承担责任的事实证据。1.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的证据。包括青龙管业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青龙小贷贷款损失准备台账、青龙小贷5-7月财务报表，青龙小贷、银峰合金、望远管委会协议资料，青龙小贷诉讼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起诉状，关于对青龙管业检查事实确认书，马跃询问笔录及工作笔记，季伟询问笔录及电子邮件，尹复华2017年11月15日询问笔录及工作笔记，尹复华2018年3月8日询问笔录，陈家兴询问笔录，武某询问笔录，王峰询问笔录，司建军询问笔录，朱银玲询问笔录，范仁平电子邮箱截图，执法笔录。2.原告知悉“青龙管业”内幕信息的相关证据。原告询问笔录，陈家兴、季伟、尹复华、武某手机通讯记录，青龙小贷股东会决议及工商资料，原告工资发放统计表，原告情况说明及购房合同。3.原告交易“青龙管业”的相关证据。原告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原告证券账户交易流水，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盈利情况计算表，原告询问笔录，原告电脑取证资料，帅军情况说明，原告情况说明及购房合同。第二部分：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的证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派出机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报告、送达回证、送达回执、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参加人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查阅案件证据材料确认书，听证会笔录，当事人提交的陈述申辩材料及证据，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报告，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第三部分：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合法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送达记录，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记录，被诉复议决定及送达记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8、13-19、30-42、46、47、51-54、62、63-6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中9-12、20-29、43-45、48-50中与被告提交证据矛盾之处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向被告调取委托送达函一份，用以证明被诉处罚决定送达的客观情况，原告对该证据未发表异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64、65中的及被告提交的证据中的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系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9-12、20-29、43-45、48-50中与被告提交证据矛盾之处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被告及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和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庭审中，原告申请马跃、尹复华、范仁平、武某、任志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同意行政程序中参与过的尹复华、武某出庭作证。对其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经审理查明，本院对被诉处罚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调查通知书，展开调查。被告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于2018年12月12日委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以下简称宁夏证监局）向原告送达，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告申请听证。2018年12月21日，被告作出听证通知书，并于同月24日向原告送达。2019年1月28日，被告依法举行听证，听取了原告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听证后，被告于2020年4月7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同月9日委托宁夏证监局向原告送达。原告于同年4月21日签收后不服，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负责法制机构于2020年6月10日收到原告申请。2020年8月10日被告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案件复杂，需要延迟30天作出。并于当日向原告邮寄。后被告于2020年9月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年9月9日向原告邮寄，原告签收后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原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原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被告对于内幕交易的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7年6月12日之前；2.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是否有合理解释及正当理由；3.违法所得计算是否正确以及行政程序中是否向原告出示计算方法；4.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一般而言，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形成之时。当某事实的发生能够表明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时，该事实的发生时点亦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动议、筹划的初始时间之所以可以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主要是考虑到此时该信息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进而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本案中，涉案的内幕信息为青龙管业2017年1月至6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信息。首先，时任青龙管业董事长马跃在询问时，明确表示2017年6月12日召开会议，且会议中已经基本可以确认银峰合金的贷款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难以按期偿还。该内容与其工作日记可以印证。其次，该陈述与客观情况能够相互印证。在案证据可以显示，2017年5月底，望远管委会和银峰合金始终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青龙小贷支付征收回购款项，青龙小贷在2017年6月中旬拟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受理该案。据此，被告认定案涉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之前并无不当。武某、尹复华在本院庭审中否认“2017年6月12日已经基本可以确认银峰合金的贷款在2017年中报制定前难以按期偿还”这一说法，但其证人证言的效力明显低于行政程序中马跃的调查笔录的效力，且与其他客观证据无法对应。原告关于被告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间错误的主张，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原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结合内幕交易的特殊性，对其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作出特别规定，确立了内幕交易行政案件特殊的证据规则，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基本遵循。该座谈会纪要第一部分“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中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该座谈会纪要第五部分“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中进一步规定：“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由上可知，在原告并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认定原告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应当对原告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则应当对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联络、接触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相关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等问题承担合理说明以及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责任。如果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则可以认定监管机构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首先，本案中，被告并未认定原告为内幕信息知情人，而是认定原告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次，根据在案证据可知，被告已经完成了“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具体理由在于：一是原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过联络。根据前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均可以构成内幕交易。本案中，在案证据可以证明陈家兴、尹复华、季伟均知晓了涉案内幕信息，且原告与该三人联络、接触过。二是原告卖出“青龙管业”的时点和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联络时点高度吻合；三是交易行为存在明显异常，涉案账户一解禁就大量卖出，减持的愿望强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前述规定，此时应当由原告对上述基础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原告对此作出的解释说明为：雄安概念股、购房需求和交易习惯。首先，对于雄安概念股的说法，本院认为该信息并不能构成原告减持的理由；其次原告提交的购房需求的证据不能与减持的时间对应；再次，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在之前解禁后，分不同时段卖出，故不能证明其有一解禁就减持的交易习惯。参照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原告对此提出的异议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以原告实际收益计算违法所得符合其执法惯例，并无不当。且相应计算方式在行政程序中均已经向原告出示，故原告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四。被告于2017年11月14日向原告送达调查通知书并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故是否举行听证属于被告根据复议审理情况，自行裁量范围。原告关于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幅度适当，被诉复议决定结论正确。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方吉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方吉良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琼审 判 员 李 茜审 判 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 娜书 记 员 尹 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