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4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珍雄，男，1968年1月1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永展，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丁，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波，男，1977年8月6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湖北省汉川市西门桥社区工作人员。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汉川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联，男，1969年9月30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住湖北省汉川市。现在孝感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晏雄兵，男，1972年12月26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住武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千稳，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斌，男，1980年7月13日生，汉族，湖北省汉川市人，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力，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珍雄因与被上诉人魏波、李文联、晏雄兵、李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鄂0984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后沈珍雄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日裁定发回重审。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鄂0984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珍雄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人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判。1、原审认定上诉人于2015年12月委托王某1物色项目合作伙伴，2017年3月12日约晏雄兵到李文联办公室告知魏波、李文联已谈好项目整体出售给晏雄兵，转让价格为1150万元，魏波、李文联表示同意。三合伙人当时就垫资、开支算账后，决定先付魏波、李文联640万元，再付沈珍雄510万元的事实没有依据，不属实。另外，2017年3月16日上午是魏波打电话到他家办理清产核资手续，上诉人当天上午只和魏波见过面，有证人李某到场，提供了书证照片。既然已经出具了借条，就不存在继续先付魏波、李文联640万元的事情。而且，如在已有2017年3月13日协议情况下，四被上诉人又签订一份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不符合常理，且无证据能够证明。2、案涉的2017年3月12日《汉川市“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上诉人提交给晏雄兵的，且上述协议并不完整，根据协议约定，是需要承诺书作为附件的，生效是有条件的，故该协议不生效。事实上，该协议是2016年出具给王胜波的，是附有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的承诺书的。上诉人并不知道该协议在晏雄兵处，晏雄兵并非该协议的相对方。二、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应为无效协议。基于无效协议转让给晏雄兵、李斌，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故2017年3月16日签订的《汉川市“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三、2014年12月2日，上诉人与魏波、李文联书面声明《合伙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沈珍雄负责清算项目。由于市场行情等原因清算未完成。2017年3月16日上午，在魏波家，有证人李某在场，经协调与魏波达成一致意见，将项目作价1150万元，按魏波、李文联投入资金等（投资、利润、开支）清算共计640万元，魏波要求上诉人出具清算转为借款的借条，并承诺半个月一次性付清，不计利息。原审未采信该“借条”证据，显然不当。同时，一审法院在魏波当庭表示仅与晏雄兵、李斌签订过一份合同的情况一，仅凭与晏雄兵有利害关系的王某1、黄某的证言，采信伪造的一份2017年3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亦属不当。应当追究伪造者晏雄兵的刑事责任。另，上诉人对2017年1月19日汉川市城镇开发总公司出具的成立的涉案项目部通知有异议，认为多了魏波、李文联二人，故项目部没有成立。晏雄兵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主动联系答辩人到李文联办公室告知魏波、李文联已谈好项目整体出售及转让价格、三合伙人算账并决定各自付款数额、将三人所签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资料交与答辩人、以及魏波、李文联与答辩人、李斌签订转让协议和转款的事实，有证人出庭证言、派出所询问笔录、当事人当庭陈述、谈话录音和股份转让协议、相关资料予以证实。2、上诉人上诉称“未委托王某1物色项目合作伙伴”及否认其上述事实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其否认不成立。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根据合伙协议书第二条认为转让未经其同意无效，但现有证据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是经过其同意，并非私自，且上诉人上诉又称《合伙协议书》无效自相矛盾。2、“凤凰馨城”项目是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名义，通过合法的土地出让手续取得，并成立项目部，沈珍雄、魏波、李文联是项目部组成人员，不同于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为共同投资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形式。不影响合伙出资部分条款的效力。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9予以证明，上诉人否认项目部成立的事实，违反禁反言原则。三、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10即用机照片的“借条”，无原件核对，不符合证据“三性”，魏波亦不认可，李文联没有参与，证人也没有出庭，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人认可答辩人提交的证据8（转让协议）的签名真实，但认为是2016年与王胜波转让时签订，没有证据证明，且与王胜波出庭证言相矛盾，原审依法认定上诉人交与答辩人空白内容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精神。魏波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李斌辩称，1、完全同意晏雄兵代理人和魏波代理人的答辩意见；2、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沈珍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7年3月16日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之间签订的《“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确认沈珍雄对案涉合伙份额的转让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3、本案诉讼费由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22日，沈珍雄以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名义，参加汉川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2010年3月2日，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通过拍卖竞买，取得编号G（2010）020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2012年，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准备合伙用拍卖所得土地开发凤凰馨城项目，同年10月31日，四人协商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人按30%、24%、24%、22%出资，未经其他三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出资份额，否则视为无效转让。协议还约定了盈亏分担方式、开支管理等事项。因项目迟迟不能启动，2014年10月1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签名同意项目整体出卖。2014年12月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书面声明《合伙协议书》为无效协议，由沈珍雄牵头开始办理项目清算。2015年12月，沈珍雄委托王某1物色项目合作伙伴。2016年6月，王某1把沈珍雄带到晏雄兵办公室见面。此后，沈珍雄与晏雄兵多次协商项目转让事宜。2017年1月19日，为解决“凤凰馨城”项目遗留问题，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发文（川开发[2017]1号），成立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凤凰馨城项目部，项目部由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等组成。2017年3月12日，沈珍雄约晏雄兵到李文联办公室，告知魏波、李文联已牵头谈好项目整体出售给晏雄兵，转让价格为1150万元。魏波、李文联表示同意，三合伙人当时就垫资、开支算账后，决定先付魏波、李文联640万元，再付沈珍雄510万元。2017年3月13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将已经签名捺印的空白《汉川市“凤凰馨城房地产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土地使用权证原件、项目规划、出让相关文件资料交与晏雄兵。2017年3月15日，魏波、李文联要晏雄兵按约定转款640万元，晏雄兵要求有沈珍雄一起之后再转账，并约好转让双方第二天见面。2017年3月16日，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见面后，打电话沈珍雄，沈珍雄告知有事不能到场，要晏雄兵按之前说的先付魏波、李文联的640万元。晏雄兵、李斌不放心，经商量沈珍雄，沈珍雄提出先与魏波、李文联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再与沈珍雄签订转让协议也可。当天，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签订《“凤凰馨城”项目股份转让协议》并转款。此后，涉及与沈珍雄股份转让事宜，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5月，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对沈珍雄、魏波、李文联展开调查、协调。2019年5月14日，沈珍雄以魏波、李文联在沈珍雄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48%的股份给晏雄兵、李斌，违反了《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签订的《“凤凰馨城”项目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沈珍雄对案涉合伙份额的转让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一审另认定，王某2合伙份额22%系由沈珍雄代为持有。一审法院认为，沈珍雄在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项目整体转让后，主动与晏雄兵联系协商转让，确定转让价格，并于2017年3月16日同意魏波、李文联先予转让其48%股份的事实，有魏波、李文联的一致陈述，证人黄某、王某1的当庭证言证实，还有晏雄兵手中多份重要项目资料可以印证沈珍雄同意诉争股份转让。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诉争股份转让没有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同时，即使沈珍雄与魏波、李文联于2014年12月2日的声明有效，合伙协议书无效，魏波、李文联诉争股份转让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对沈珍雄诉请确认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签订的《“凤凰馨城”项目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诉争股份转让是在沈珍雄同意之下进行，转让时沈珍雄并没有提出优先购买，应视为其放弃优先购买权，故一审法院认为沈珍雄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利，对沈珍雄要求确认对案涉合伙份额的转让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诉请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沈珍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沈珍雄负担。二审中，沈珍雄申请证人王某2、李某、肖某1、肖某2、沈某1出庭作证。证人王某2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向法庭陈述：“我很早与沈珍雄合作，涉案地块开发到办手续，都是我本人跑的，我是沈珍雄的合伙人，原始股是我和沈珍雄。”并表示其不知道李文联等3人（合伙协议无效）的声明，李文联等3人签字的转让协议未经过其同意。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那天（具体时间不清楚）魏波打电话告诉我去他家里，我去了，沈珍雄也去了魏波家里，他们在谈他们的事，48股650万叫我做个证，15天搞清。”证人肖某1陈述，我今天来出庭要陈述黄某在砖厂说的话，他有一次在砖厂说老沈要他的股份，还有一次说黄某说你沈珍雄红道没有人，白道没人你搞不成的，还说没有我们搞你们是搞不成的。还有一次黄某说只给沈珍雄18股，其余的都没有。证人肖某2陈述，黄某在砖厂的时候要沈珍雄让股份。证人沈某1陈述，我为本案当事人做过调解员，为沈珍雄和晏雄兵之间的矛盾调解过数次，但是没有调解成功，一个要股份一个不给股份，为此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矛盾。看到过晏雄兵与沈珍雄手机上的一个条子。对五位证人的证言，沈珍雄质证认为，1、肖某1、肖某2、沈某1一致证言证实黄某与案涉合伙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黄某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不具有证据资格，不应该采信。2、李某和沈某1的证言能够应证案涉借条事实存在。魏波违反借条约定、违背沈珍雄的个人意愿非法转让案涉合伙份额。3、晏雄兵、黄某等人非法侵夺他人合伙份额意图明显，具有涉恶性质。4、通过上述五位证人证言案涉合伙项目未经四位原始合伙人一致同意，股权转让无效。5、上述五位证人证言当庭的证言能够印证被上诉人提交虚假证据非法侵夺他人合法的份额主观意图明显。晏雄兵质证认为，王某2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其一审的时候已经出庭作证过，其证言是前后矛盾与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书面证据12自相矛盾，在证据12中他说的是为沈珍雄代持股份，但是今天的作证时说是合伙出资，所以，对王某2的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对李某的证言，因为李某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一审的时候也出庭过，不属于新证据。并且她的证言也谈到，因为她不识字，根本上不能识别是借条还是协议。所以她的证言里面并不能达到魏波和沈珍雄有一个借条的目的。针对肖某1的证人证言，其不属于新证据，肖某1与沈珍雄是同学，存在利害关系。并且他已经参加了一审的庭审，今天已经不能作为二审的证人出庭作证。并且他的证明内容也是与本案没有关系。针对肖某2的证言，肖某2作证的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黄某的证言所谈到的股份转让的协商，都是基于双方已经两次股份转让之后作和解的调解工作，与股份转让之前的黄某参与谈判没有关系的。对证人沈某1的质证意见为，沈某1是沈珍雄的叔叔，他今天的证言是虚假的，由其证言中所说他说看到过晏雄兵与沈珍雄手机上面的一个条子，与我们今天争议的沈珍雄和魏波之间的借条完全是两码事，与本案没有关系。建议对上述五人证言不予采信。魏波质证认为，五位证人证言都不是新证据，且证言的内容上来看也达不到沈珍雄的证明目的，具体如下：1、证人王某2在本案的原一审期间已经出庭作证，其本次出庭的证言与王某2本人在2017年5月6日和沈珍雄共同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话“王某2原持有的22%的股份系代沈珍雄持有”内容不一致，因为言词证据具有不确定的特征，在言词证据与书证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采信书证的内容及王某2系代沈珍雄持股，沈珍雄作出的转股意思表示无需征得王某2的意见。2、李某系沈珍雄的嫡亲姨妈，与其存在亲属关系，在一审期间也已经出庭作证，从其证言的内容来看，其不识字，也不清楚股权购买的情况，只是陈述她听到沈珍雄和魏波说到48股650万十五天付清这样的话，这样的证言根本不能够证明沈珍雄给魏波出具了一张640万元的借条，用来购买了魏波和李文联二人的合伙股份。3、肖某1在本案的两次一审期间均参与过旁听，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不得参与案件旁听的规定，对于已经参与旁听的肖某1，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即使作为证人出庭，也不能达标证明目的。肖某1在庭审作证中称其与沈珍雄系同学关系。4、证人肖某2、沈某2的证言都是说的2017年6月、7月期间沈某1、黄某等人多次参与本案调解的情况，肖某2陈述的是在某砖瓦厂的调解过程中，作为围观者，听到了黄某说了一句“白道无人黑道无人”的话，沈某1在作证中说在调解过程中看到了沈珍雄出具的88万元的条子，先拿出合同再拿出条子的事实，从两个事实陈述的时间来看，都是发生在本案的转股协议签订之后的事情。如果是调解我们认为也是在履行调解的协议事宜。肖某2转述的黄某调解的话语本身真实性是不能够核实的，也无头无尾，属于断章取义。这样一句话根本不能够得出黄某或者是晏雄兵非法取得他人的股份，具有涉恶性质这个结论。原审证据中有一份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从内容可知本案并不涉及黑恶性质的行为。5、沈某1的证言中提及的88万元的条子，与李某说的48股650万元的条子事实并不一致，根本不能够印证沈珍雄给魏波出具了一张640万元的借条，购买了魏波、李文联股份的事实。6、沈某1的证言中关于看到了一张88万元的条子，我方认为是印证了沈珍雄向晏雄兵转让股份的价格是由合伙人与晏雄兵商议了总价款后得来的，不是直接按持股的股份直接计算的。7、沈某1的证言中关于多次和黄某等人一起参与本案调解的事宜来看，更加证实了黄某是知情和亲密人员，一审采信黄某的证言是正确的。李斌质证认为，1、同意晏雄兵和魏波的质证意见。2、五个证人的证言是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认定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二审中的新证据只包括两种，一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照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而本案的五个证人的证言所经历的案件事实不符合上述相关规定，故本案的五位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新证据。3、本案的证人证言就其内容来看，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二审中，沈珍雄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1、当庭出示其手机中的一张照片，内容是反映晏雄兵和李斌采用非法手段影响土地开发等事实，拟证明：被上诉人手段具有非法性。2、汉川市城镇建设总公司的一份情况说明（该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过复印件，现经盖章证明复印件属实，见一审沈珍雄提交的证据9）。3、王某2向沈珍雄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王某2不同意合伙份额对外转让。各被上诉人当庭核实沈珍雄提交的证据后，分别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晏雄兵质证认为，证据1手机照片在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晏雄兵和李斌采用了非法手段影响开发的事实，这与本案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没有关联。对证据2盖章的《情况说明》，一审有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原件是由上诉人在签订了转让协议之后，已经交给了晏雄兵，刚好能够证明项目部成立了，项目成员为沈珍雄、魏波、李文联，说明沈珍雄上诉所称的不属实的。对证据3承诺书的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承诺书时间注明的是2018年5月5日，与证人王某22017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自相矛盾。并且王某2向法院出具了四份情况说明都是不一样的。在庭审作证的时候也是前后反复，因此对承诺书，建议不予采信。李斌质证认为，对证据1照片，质证意见同晏雄兵。对证据2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其他的证据意见同晏雄兵。对证据3除同意晏雄兵的意见外，另补充，王某2在本案庭审中多次出具内容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言和证人证言，足以证明王某2的证言是不具有可信度的，不排除依法追究王某2作伪证的法律责任。魏波质证认为，对该三份证据，质证意见同晏雄兵和李斌的意见。李文联质证认为：认可王某2的证人证言，对沈珍雄二审提交的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晏雄兵和李斌、魏波的质证意见。对沈珍雄二审提交的三份证据，本院评析如下：对手机中的一张照片显示内容，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情况说明》、王某2的证言及其出具的《承诺书》，将在本院部分予以评述。对于其他证人的证言，因不是合伙当事人，且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评述。魏波、李文联、晏雄兵、李斌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2010年2月22日，沈珍雄以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名义，参加汉川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2010年3月2日，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通过拍卖竞买，取得编号G（2010）020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2012年，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准备合伙用拍卖所得土地开发凤凰馨城项目，同年10月31日，四人协商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人按30%、24%、24%、22%出资，未经其他三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出资份额，否则视为无效转让。协议还约定了盈亏分担方式、开支管理等事项。另外，关于王某2在四人合伙中的22%出资，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84民初1905号案件的2019年9月26日庭审中，王某2出庭陈述“在四人股份22%，是我个人的股份，平时原告（沈珍雄）代表我进行其他事情的处理。”其关于转让股份的事情时陈述：“（他们，指股东）没有向我说过。”沈珍雄在该次庭审中，先陈述“22%实际上是我的，不是王某2的。”在审判人员进一步询问“你刚才说22%是你的，现在说是你与王某2各有一部分，到底以哪种说法为主（准）？”沈珍雄回答：“我们各持有一部分，刚才说都是我的不成立。”（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09**民初1905号案件卷宗P108-109面）因项目迟迟不能启动，2014年10月1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签名同意项目整体出卖。2014年12月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书面声明《合伙协议书》载明：“鉴于凤凰馨城项目另一合伙人王某2自七月中旬起以各种理由恶意推诿该项目启动资金注资的实际情况，根据原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发表如下共同声明：1、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为无效协议；2、自即日起由沈珍雄牵头开始办理该项目清算；3、2014年12月3日王某2如不找原合伙人办理清算，属自动放弃自己所有股份。声明人：李文联、沈珍雄、魏波”。2017年1月19日，为解决“凤凰馨城”项目遗留问题，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发文（川开发[2017]1号），成立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凤凰馨城项目部，项目部由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等组成。项目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负责整个项目的一切责任及债权债务。2017年5月6日，王某2出具《关于汉川市城镇综合开发公司下辖的“凤凰馨城”项目股权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其股权情况的内容为：“……期间，王某2原持有的22%股份，系代沈珍雄持有。目前，沈珍雄为该地块完全的100%权利人。”2017年5月8日，王某2向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出具《情况说明》（魏波、李文联不认可）载明：“2012年10月31日，由于其他原因，经原合伙人同意，重新进行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其中沈珍雄占总投资30%、魏波总投资的24%、李文联总投资的24%、王某2总投资的22%。2017年3月16日，按照合伙协议及其法律规定，合伙人魏波、李文联将总计48%的股份以陆佰肆拾万元转让给沈珍雄，同时由沈珍雄给魏波出具总欠条。期间，王某2原持有的22%股份，系代沈珍雄持有。目前，沈珍雄为该地块投资项目完全股东，但是特别说明：沈珍雄的股份只是被王某2代持，沈珍雄只享有财产上的权利，至于凤凰馨城投资项目合伙体的管理、股权份额、合伙份额的转让等权利均由王某2按其在合伙体中的份额行使。”（沈珍雄签名按印）2018年5月5日，王某2再次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王某2，男，是汉川凤凰馨城（原钢丸厂）投资项目的合伙人，享有22%股份。在汉川凤凰馨城投资项目合伙体的股份转让过程中，承诺永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非合伙体成员晏雄兵、李斌二人及非合伙体的其它人员。（股份只对沈珍雄）”2019年，沈珍雄因涉案项目施工受到晏雄兵方阻挠，双方发生冲突。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分别于2019年4月25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3日对沈珍雄、晏雄兵、李文联、魏波进行调查。魏波、李文联主要陈述，项目股份转让是沈珍雄约先和晏雄兵谈好，2017年3月某天告知魏波、李文联已牵头谈好项目整体出售给晏雄兵，转让价格为1150万元。魏波、李文联表示同意。后魏波、李文联要晏雄兵按约定转款，晏雄兵要求有沈珍雄一起之后再转账，并约好转让双方第二天见面。李文联、魏波、晏雄兵、李斌见面后，打电话沈珍雄，沈珍雄告知有事不能到场，要晏雄兵按之前说的先付魏波、李文联的股份。晏雄兵、李斌不放心，经商量沈珍雄，沈珍雄提出先与魏波、李文联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再与沈珍雄签订转让协议也可。当天(2017年3月16日)李文联、魏波、晏雄兵、李斌签订《“凤凰馨城”项目股份转让协议》并转款（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民初1077号卷宗P71-77面）。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对该纠纷的报案未出具书面意见。沈珍雄否认上述他人所陈述的情况，称2017年3月13日有其本人签名捺印的空白《汉川市“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为晏雄兵提交）是2016年出具给王胜波的，而非提交给晏雄兵的，并表示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晏雄兵一方。后沈珍雄就其与四被上诉人的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上诉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下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案涉的2012年10月31日《合伙协议书》载明的合伙人为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四人，合伙出资分别按30%、24%、24%、22%，且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未经其他三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出资份额，否则视为无效转让。”因此，涉案2017年3月16日《“凤凰馨城”项目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必然涉及到四合伙人中王某2的22%的股份是否为沈珍雄代持，以及王某2、沈珍雄是否同意转让晏雄兵一方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如前所述，2012年10月31日《合伙协议书》载明的合伙人为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四人，且明确约定“未经其他三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出资份额，否则视为无效转让。”2、王某2出庭明确表示22%是其个人的股份，沈珍雄系代表其进行其他事情的处理。王某2于2017年5月8日向汉川市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中载明“特别说明：沈珍雄的股份只是被王某2代持，沈珍雄只享有财产上的权利，至于凤凰馨城投资项目合伙体的管理、股权份额、合伙份额的转让等权利均由王某2按其在合伙体中的份额行使。”另外，王某2还通过庭审及其他方式表示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晏雄兵一方。沈珍雄在庭审中作如下陈述：“我们各持有一部分。”3、2014年10月1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王某2四人签名虽有同意项目整体出卖的意思，但并未涉及到具体的受让方。4、2014年12月2日沈珍雄、魏波、李文联书面声明《合伙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三人决定由沈珍雄牵头开始办理该项目清算，并要求王某2找原合伙人办理清算。但本案四合伙人并未就合伙事务进行清算。5、沈珍雄不认可2017年3月13日有其本人签名捺印的空白《汉川市“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是其提交给晏雄兵的，而是2016年出具给王胜波的，同时表示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晏雄兵一方，且该份协议中的合同相对方为空白。而魏波、李文联在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对其调查所作做的陈述中，没有说到该份空白转让协议的情况。6、2017年3月16日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之间签订签订的《汉川市“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经原合伙股东沈珍雄、王某2的签字认可。而且沈珍雄还通过诉讼要求确认该协议为无效协议。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可得知，王某2为《合伙协议书》的合伙人之一，其对持有的22%出资份额并无明确放弃股份权利的意思表示，也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晏雄兵一方，合伙人沈珍雄也明确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晏雄兵一方。2017年3月16日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之间签订的《“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因没有合伙人沈珍雄、王某2的签字认可，该转让协议违反了2012年10月31日《合伙协议书》约定，应当无效。沈珍雄的该上诉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沈珍雄要求确认对案涉合伙份额的转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沈珍雄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2017年3月16日的《“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效力认定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2017年3月16日魏波、李文联与晏雄兵、李斌之间签订的《“凤凰馨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驳回沈珍雄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魏波、李文联、晏雄兵、李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汛审判员  王政审判员  陈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