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金榜吉山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善桥镇。 法定代表人：陈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金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长乐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陈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苏洁，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金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西路83号。 法定代表人：陈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雷，男，195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远吉鼎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1741。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远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唐润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卫红，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慧，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01号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世群。 上诉人南京金榜吉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榜吉山公司）、南京金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榜集团公司）、南京金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因与被上诉人宁波远吉鼎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吉企业）、原审第三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金榜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苏洁、金榜房地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和远吉企业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卫红、李鑫慧到庭参加了诉讼。厦门银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共同上诉请求：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闽民初4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改判金榜吉山公司无需向远吉企业支付律师费30万元。本案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递交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3日的《增加上诉请求申请书》，并在庭审中向本院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金榜吉山公司无需向远吉企业支付律师费30万元；2.金榜吉山公司向远吉企业偿还借款本金124625777.78元，并以该数额计算欠付利息；3.金榜吉山公司应支付远吉企业的借款利息在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中减去26200000.01元；4.远吉企业将其所持有的金榜吉山公司51%股权返还给金榜集团公司，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案涉《委托贷款合同》7.3条的约定，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应由远吉企业承担，一审判决由金榜吉山公司负担30万元律师费存在错误。二、远吉企业持有金榜吉山公司51%的股权系案涉借款的让与担保，远吉企业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530万元，该股权应返还给金榜集团公司。三、远吉企业向金榜吉山公司实际出借179777777.78元。2016年，远吉企业、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与金榜集团公司、金榜吉山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签订《有关金榜吉山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该《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3.1（3）条约定，金榜吉山公司应就远吉企业指定的第三方安徽远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顺公司）向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事宜与第三方签订《咨询服务协议》，远吉企业有权向金榜吉山公司收取800万元的咨询服务费，该咨询服务费中的400万元远吉企业有权从发放的借款中扣除，剩余400万元由金榜吉山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之前一次性支付至远吉企业指定账户。案涉借款于2016年9月23日发放，金榜吉山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向远顺公司支付400万元，因远顺公司系远吉企业的关联企业，远顺公司并未实际向金榜吉山公司提供任何财务咨询服务，远顺公司收取的400万元本质上是替远吉企业收回已经发放的借款本金，故该400万元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本案实际交付的本金是在一审判决认定的183777777.78元基础上再减扣400万元，即179777777.78元。四、金榜吉山公司已经归还借款本金55152000元。根据远东公司与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金榜吉山公司、南京金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远公司）签订的《有关南京吉山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远东公司持有金远公司70%股权，金榜房地产公司持有金远公司30%股权，从2018年6月21日至2020年4月11日远东公司未经金榜房地产公司同意擅自从金远公司提取现金18384万元，该款项中30%款项即55152000元属于金榜房地产公司，远吉企业与远东公司系关联企业，金榜吉山公司与金榜房地产公司系关联企业，因此远东公司从金远公司提取款项的30%即55152000元应视为金榜吉山公司归还远吉企业的借款本金，因此本案金榜吉山公司实际尚欠远吉企业借款本金124625777.78元。五、一审判决确认金榜吉山公司已经偿还款项22200000.01元，对此金榜吉山公司予以认可，但金榜吉山公司根据《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于2017年12月19日又向远顺公司支付400万元，该400万元是远顺公司代远吉企业收款，应从借款利息中予以扣除，则金榜吉山公司实际向远吉企业偿还了案涉借款利息共计26200000.01元。 远吉企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依据充分，而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以下简称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增加的上诉请求不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没有合理依据，其全部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金榜吉山公司应当承担律师费30万元。案涉《委托贷款合同》7.3条约定的“本合同及与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由乙方承担”是指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手续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承担，而远吉企业在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律师费系由于金榜吉山公司违约而产生的支出应当适用《委托贷款合同》14.2条约定，即：“因发生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和对方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以及诉讼（或仲裁）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执行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因此一审判令金榜吉山公司承担律师费3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二、诉讼程序上，四上诉人增加的上诉请求已超过上诉期限，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相关内容的认可，且其所举证据从形成时间看在一审前已存在却未予提交，是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二审依法不应予以审查。三、实体法律关系上，四上诉人增加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其新提交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的借款本息及还款金额的确认没有关联性。（一）四上诉人要求一并处理远吉企业所持金榜吉山公司51%股权的上诉请求已超出原审审理范围，不应进入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二）四上诉人要求在本案已确定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中分别扣减40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就案涉借款金额和金榜吉山公司已还款的金额，一审法院已经进行审理和查明，四上诉人在一审中就借款本息金额和已还款金额既未提出任何抗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完全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在二审中主张扣减的理由也并非是基于新发现或新发生的事实。四上诉人一审怠于行使举证权利和诉讼权利，其二审另行提出扣减主张违反了禁反言的裁判规则，侵犯了远吉企业的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其次，根据四上诉人所举证的支付凭证和发票显示，两笔400万元均系金榜吉山公司根据其与案外人签署的《咨询服务协议》而直接向案外人支付，案外人也向其开具了相应的咨询服务费发票。金榜吉山公司支付该800万元系基于《咨询服务协议》这一与案外人形成的合同关系，与本案借款系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四上诉人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以金榜吉山公司向案外人支付的费用抵减本案借款本息没有依据。四上诉人主张前述800万元中的第一笔400万元应从本金中扣减的理由为《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了远吉企业有权从发放给金榜吉山公司的借款中扣除400万元，但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远吉企业并未行使该权利，且已经将包含该400万元的借款实际支付给金榜吉山公司，并未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形。800万元的款项系金榜吉山公司在收到贷款后，支付给第三方的咨询服务费，是其对所借款项的自主使用行为，与金榜吉山公司在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行为无关。（三）四上诉人要求在借款本金中扣减55152000元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上诉人主张金榜吉山公司和远吉企业的关联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债权债务，故金榜吉山公司可以用其关联公司对远吉企业关联公司的债权抵减金榜吉山公司对远吉企业的借款。该项主张不仅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与本案也完全没有关联关系。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即使如四上诉人所述金榜吉山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其二者的资产和债权债务也分属各公司所有，与金榜吉山公司和远吉企业无关，四上诉人突破法人独立性在本案借款中主张抵减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厦门银行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意见。 远吉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金榜吉山公司偿还《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2亿元（人民币，下同）及逾期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复利从2018年12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其中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8%上浮50%为标准，以欠款本金为基数计算；复利按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8%上浮100%为标准，以相应欠息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复利暂计至2019年4月28日止为8496000元）。二、判令金榜吉山公司偿还远吉企业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50万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9912元。三、判令远吉企业对金榜集团公司质押的金榜吉山公司6.12%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83.6万元）享有质押权，并有权以该质押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判令远吉企业对金榜房地产公司质押的金远公司6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000万元）享有质押权，并有权以该质押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五、判令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分别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请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8日，远吉企业与金榜吉山公司及第三人厦门银行共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编号：GSHT2016090443），该合同约定：远吉企业委托第三人厦门银行将其自有资金以贷款的方式向金榜吉山公司发放贷款，借款金额为2亿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18日起至2018年9月18日止，实际放款日及还款日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借款用途为用于日常运营及名下11宗工业用地的拆迁、整理；本笔借款年利率为8%；还款顺序应按照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的原则，还款方式为按期付息一次性还本法；第一年的计息天数为365天，为实际放款日（含）至放款满一年的对日（不含），本笔委托贷款第二年的第一个计息期间为实际放款满一年的对日（含）至第一个季度末月的第20日（含），第二年度第二、第三及第四个计息期间上一个结息日（不含）至下一结息日（含），第二年度最后一个计息期间为上一个结息日（不含）至本笔委托贷款到期日（含）；远吉企业有权对逾期的借款本金按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对挪用的借款本金按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上浮100%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远吉企业作为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人和实际出资人，享有贷款人的全部权利、利益，并实际承担贷款人的全部义务、责任与风险；即使担保合同以厦门银行名义订立，担保登记将厦门银行作为担保权益人，厦门银行均仅作为代理人，担保权益及其相关责任、风险都归属远吉企业；因发生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和对方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以及诉讼（或仲裁）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执行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争议解决方式为向厦门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担保借款人依约还款，2016年9月18日，金榜集团公司与厦门银行签订《质押合同》（编号：GSHT2016090443质1），约定金榜集团公司将持有的金榜吉山公司6.12%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83.6万元）出质，对主合同《委托贷款合同》（编号：GSHT2016090443）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及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等，向质权人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6年9月20日向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质押登记，取得（01210118）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6]第09200002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质权人厦门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9月18日，金榜房地产公司与厦门银行签订《质押合同》（编号：GSHT2016090443质2），约定金榜房地产公司将持有的金远公司6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000万元）出质，对主合同《委托贷款合同》（编号：GSHT2016090443）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及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等，向质权人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6年9月20日向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质押登记，取得（01210118）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6]第09200001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质权人厦门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9月18日，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分别与厦门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为金榜吉山公司于2016年9月18日签订的主合同《委托贷款合同》形成的债务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债务人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争议解决方式为向债权人厦门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合同签订后，厦门银行于2016年9月23日依约向金榜吉山公司发放借款本金2亿元，实际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3日起至2018年9月23日止。同日，金榜吉山公司向远吉企业支付16222222.22元，并备注“委贷利息”。金榜吉山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转账3955555.56元、2018年3月20日转账400万元、2018年6月20日转账4088888.89元、2018年9月20日转账4088888.89元、2018年9月25日转账5264.16元、2018年11月2日转账100万元、2018年12月20日转账5061402.51元。此后，金榜吉山公司未再还款。 另查明，1.远吉企业为了本案诉讼已支付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80元。2.远吉企业与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就代理该案诉讼事宜签订《宁波远吉与金榜吉山等主体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法律服务费收取为本案一审诉讼阶段的律师费20万元，保全阶段的前期固定费用10万元，保全完成阶段的费用，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若提交保全申请之日起18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财产的保全，远吉企业再支付律师费20万元，若提交保全申请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财产的保全，远吉企业再支付律师费10万元，若提交保全申请之日起超过25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财产的保全，远吉企业无需再支付律师费。本案远吉企业已实际支付律师费30万元。3.远吉企业于2019年8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的计算说明》，说明（1）远吉企业预先扣收2亿元贷款的第一年利息16222222.22元，故金榜吉山公司实际尚欠的借款本金为183777777.78元。（2）按2亿元作为本金计算利息是各方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借款期限内金榜吉山公司按2亿元本金计算并支付利息，在借款期限内未出现欠息。远吉企业同意在借款期限内及借款到期后第一次结息前不计收复利，而在2018年12月21日起才开始计收复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远吉企业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借款本金认定；3.本案借款期间内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的认定；4.远吉企业主张的保全保险费99912元、律师费5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5.《质押合同》的效力及质押权的行使；6.保证责任的认定。 案涉《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关于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远吉企业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系金榜吉山公司、远吉企业、厦门银行三方共同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根据甲方（金榜吉山公司）的申请，乙方（远吉企业）委托丙方（厦门银行）将乙方的自有资金以贷款的方式向乙方指定的甲方（账户）发放委托贷款”，第五条5.3“即使担保合同以丙方（厦门银行）名义订立，即使担保登记将丙方作为担保权益人，丙方均仅作为代理人，担保权益及其相关责任、风险都归属乙方”，第九条第（1）项“乙方作为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人和实际出资人，享有贷款人的全部权利、利益，并实际承担贷款人的全部义务、责任与风险”，第（6）项“委托贷款期间或到期后，乙方应当及时催收，根据具体情况，对甲方、担保人及时提起诉讼……”，可见，本案贷款虽由厦门银行发放给金榜吉山公司，但其发放此笔贷款系受远吉企业委托，金榜吉山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悉远吉企业、厦门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金榜房地产公司、金榜集团公司与厦门银行分别签订《质押合同》，自愿以相应股权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相应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金榜房地产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陈雷与厦门银行也分别签订《保证合同》，该质押和保证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质押和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在办理质押登记时依据《委托贷款合同》将厦门银行登记为抵押权人，但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的，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厦门银行仅为居间代理，其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远吉企业。因此，金榜吉山公司、远吉企业之间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列远吉企业为原告、金榜吉山公司及其担保人为被告，厦门银行为第三人，并无不当。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关于本案诉讼的原告应为厦门银行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借款本金认定的问题。远吉企业委托厦门银行于2016年9月23日发放2亿元贷款至金榜吉山公司账户，于该贷款发放当日金榜吉山公司即向远吉企业支付16222222.22元作为该笔贷款第一年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之规定，该笔利息16222222.22元应当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核减，且远吉企业对此亦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金榜吉山公司实际尚欠的借款本金为183777777.78元。 关于本案借款期间内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的认定问题。因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未对还款的情况进行举证，远吉企业认可金榜吉山公司已返还部分款项，该陈述对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有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第三条3.1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为年8%”，第十一条11.1（2）约定“甲方（金榜吉山公司）如挤占挪用或逾期使用贷款，乙方（远吉企业）有权对甲方逾期的借款本金按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对被甲方挪用的借款本金按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上浮100%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涉案债务利息应以远吉企业出借给金榜吉山公司的贷款本金183777777.78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23日起计至2018年9月23日计算借款利息29404444.44元（183777777.78元×8%×2年）为2年借款期间应付的利息，金榜吉山公司已经实际还款数额为22200000.01元（3955555.56元+4000000元+4088888.89元+4088888.89元+5264.16元+1000000元+5061402.51元），应付未付的利息为7204444.43元（29404444.44元-22200000.01元）。关于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故远吉企业要求金榜吉山公司支付以欠付的183777777.7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2%计算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应付未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因远吉企业同意放弃在借款期限内及借款到期后第一次结息前计收复利，但结合其诉讼请求为延后三日即2018年12月24日起算复利，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准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欠息，不包括逾期罚息，故本案远吉企业对应付未付利息收取的复利以7204444.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6%计算，自2018年12月24日起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关于远吉企业主张的保全保险费99912元、律师费5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的约定，债务人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应当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远吉企业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所支付的费用为诉讼保全担保费，属于其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且该保全保险费数额有相关票据证实，故对其所主张的财产保全保险费99912元予以支持。远吉企业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30万元，亦向一审法院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予以佐证，且未超过合理限度，其余律师费待实际发生后可另行依法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远吉企业所主张的律师费30万元予以支持。 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及质押权的行使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分别与厦门银行签订《质押合同》，并就上述股权均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现金榜吉山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责任，出质人应在出质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出质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远吉企业对于案涉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保证责任的认定问题。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对其分别与厦门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应由担保权益人厦门银行才能主张诉讼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第五条5.3约定“即使担保合同以丙方（厦门银行）名义订立，即使担保登记将丙方作为担保权益人，丙方均仅作为代理人，担保权益及其相关责任、风险都归属乙方”，案涉担保权益归属于远吉企业，远吉企业有权依约主张担保权益。因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自愿为金榜吉山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故上述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应当在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向远吉企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厦门银行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享有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金榜吉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远吉企业借款本金人民币183777777.78元，并支付截至2018年9月23日欠付的利息人民币7204444.43元，逾期利息（以逾期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83777777.78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及复利（以人民币7204444.43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6%计算），逾期利息、复利合并计算后以不超过人民币183777777.78元借款本金的年利率24%的标准为限；二、金榜吉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远吉企业支付保全保险费99912元、律师费30万元；三、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对金榜吉山公司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金榜吉山公司追偿；四、远吉企业对金榜集团公司所持有的金榜吉山公司6.12%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83.6万元）【（01210118）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6]第09200002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享有质押权，有权在金榜吉山公司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时，以该质押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金榜集团公司承担质押责任后，有权向金榜吉山公司追偿；五、远吉企业对金榜房地产公司所持有的金远公司6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1000万元）【（01210118）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6]第09200001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享有质押权，有权在金榜吉山公司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时，以该质押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金榜房地产公司承担质押责任后，有权向金榜吉山公司追偿；六、驳回远吉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7279.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092279.56元，由远吉企业负担92110.02元，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共同负担1000169.5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本案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金榜吉山公司向本院提交七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1年第35号《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16年9月5日远东公司与金榜集团、金榜房地产公司、金榜吉山公司、金远公司签订的《有关南京吉山项目之合作框架协议》，拟证明金榜集团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与远东公司共同开发的南京吉山项目是民生工程，南京市政府要求确保顺利完工，远吉企业对金榜吉山公司收取高额利息等费用不利于项目进展和社会稳定。第二组证据：案涉2亿元借款所涉公司关系图与资金流向图，拟证明案涉公司的股权关系和案涉资金的流向。第三组证据：远东公司和远吉企业的《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远东公司持有远吉企业100%股权，远东公司系远吉企业的控制人。第四组证据：远顺公司、远吉企业、远东公司股权关系图，拟证明三家企业均为远洋地产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第五组证据：《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咨询服务协议》、付款凭证及远顺公司开具的咨询服务费发票，拟证明金榜吉山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收到案涉借款后立即于2016年9月26日向从未为金榜吉山公司提供任何咨询服务的远顺公司支付400万元，该400万元应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2017年12月19日金榜吉山公司再次向远顺公司支付400万元，该400万元应从借款利息中予以扣除。第六组证据：金远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南京远洋山水项目2019年11月、2020年3月的财务简报、金远公司财务发送财务简报邮件截图等证据，拟证明远吉企业的关联企业从金榜吉山公司的关联企业抽取的55152000元应视为金榜吉山公司归还的借款。第七组证据：金榜吉山公司与刘钟伟签订的《融资居间协议》、付款凭证，拟证明金榜吉山公司已经支付400万元居间费，刘钟伟自认大部分费用用于送礼，该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和党纪党规。 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发表质证意见为对金榜吉山公司提供的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可金榜吉山公司的证明目的。 远吉企业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明事项和证据本身内容无关联，也与案涉借款本金和还款事实没有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系金榜吉山公司自行制作，无证明效力。对第三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金榜吉山公司的证明目的。企业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该组证据与案涉借款没有关联性。第四组证据从内容、形式和关联性上与案涉事实无关，不认可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第五组证据中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可发票的真实性。该组证据不能支持四上诉人的上诉观点和主张，体现的是金榜吉山公司与案外人之间就财务咨询服务、顾问服务签订的合同，与案涉事实无关联。四上诉人要求在本案借款中扣除相应的款项没有依据。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认可金榜吉山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内容与案涉借款事实没有关联。 后金榜吉山公司补充提交三组证据。第八组证据：远顺公司信用报告，拟证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9月19日，北京远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远顺公司90%的股权。第九组证据：实际控制人和股权穿透示意图，拟证明远顺公司与远吉企业是关联公司。第十组证据：黄成名片、黄成发送案涉借款全套文件的邮件截图，其中包含《咨询服务协议》以及金榜吉山公司将400万元从厦门银行账户转至南京银行账户的凭证（历史交易明细查询），拟证明金榜吉山公司与远顺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由远洋地产公司一手操办，金榜吉山公司向远顺公司支付的800万元相当于向远吉企业付款。 远吉企业发表补充质证意见称，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第十组证据中名片、邮件截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历史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历史交易明细中并无金榜吉山公司上诉主张的400万元，交易明细中仅有一笔支付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的400万元，该笔款项一审法院已经予以扣减，不存在金榜吉山公司所称的由厦门银行转至南京银行的咨询服务费400万元。 远吉企业、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金榜吉山公司二审提交的十组证据中，远吉企业对第三组证据、第五组证据中的发票、第八组证据和第十组证据中历史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将结合案涉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对一审法院依据已经提交的证据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应当扣减的部分。远吉企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经审查，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陈雷对其主张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在一审中并未进行举证，致使其主张的事实无法进入一审法院审理查证范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委托贷款合同》7.3条约定“本合同及与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由乙方（远吉企业）承担。”同时该合同14.2条约定“因发生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和对方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以及诉讼（或仲裁）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执行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 二审期间，金榜集团公司向本院递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远东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如下：《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3.2（6）条约定金榜房地产公司、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及金远公司尚未满足2亿元支持资金项下的其他先决条件，则远吉企业应当优先行使本协议第3.2条项下的其他担保措施，在行使完其他担保措施后仍不足以全部清偿金榜吉山公司股东借款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或违约金（如有）的，远东公司应当在2亿元支持资金的额度内补足金榜吉山公司股东借款项下的本金、利息、罚息或违约金（如有）中尚未清偿的部分。根据前述约定，远东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远东公司应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远吉企业发放2亿元委托贷款的真实资金来源及远顺公司收到800万元后的资金去向，或就前述待调查取证内容开具调查令。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上述两项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金榜集团公司依据《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申请追加第三人，而该合同并非远吉企业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的合同依据。即使如金榜集团公司援引的《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中相关约定，是否要求远东公司对远吉企业行使完担保措施后仍未清偿的借款本息等费用承担责任亦可取决于远吉企业的选择，而远吉企业于本案中并未要求远东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案涉证据对远吉企业、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在本案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已作出明确约定，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本案诉讼并无追加远东公司作为第三人的必要。况远东公司并未向本院申请参加二审程序，金榜集团公司提出该申请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或开具调查令，但并未明确申请调取的具体证据名目与内容，也未指明相应证据存在何处，更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所主张的可能存在高利转贷的事实予以初步证明，况所申请调查的远顺公司亦非为本案当事人，故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本案二审立案后，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向本院递交《增加上诉请求申请书》，在原有上诉请求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上诉请求并补交了相应诉讼费用。经审查，其所增加的上诉请求中有关要求远吉企业将持有的51%金榜吉山公司股权归还金榜集团公司的诉请一审并未提出，已经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远吉企业对本院在二审程序中一并审理其所增加的上诉请求亦提出异议，且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于二审庭审中已撤回了针对该项诉请所提交的相应证据，故本院二审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依法不予审理，其余未超出本案审理范围的上诉请求纳入本院二审审理范围。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借款尚欠本金和利息应如何认定；二、金榜吉山公司应否承担30万元律师费。 一、关于案涉借款尚欠本金和利息的认定问题 案涉《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据已查明事实，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在一审中对于依照案涉合同结算所得出的尚欠借款本息数额并未提出异议，现二审中主张借款本金和利息还应再分别扣除400万元主要是基于其二审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的《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及金榜吉山公司与远顺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 金榜吉山公司主张，其所提交的《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金榜吉山公司应当就远吉企业指定的第三方（远顺公司）向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事宜与之签订《咨询服务协议》，远吉企业有权就该《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的咨询服务向金榜吉山公司收取总计800万元（金榜吉山公司股东借款2%/年）的咨询服务费。该咨询服务费中的400万元，远吉企业有权从发放予金榜吉山公司的借款中扣除，剩余的400万元金榜吉山公司则应于2017年9月18日之前一次性支付至远吉企业指定的银行账户内。金榜吉山公司提交的其与远顺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显示，金榜吉山公司应在2016年9月18日支付咨询服务费400万元，应在2017年9月18日支付咨询服务费400万元。因此，2016年9月26日金榜吉山公司向远顺公司支付的400万元应在案涉借款出借本金中予以扣除，2017年12月19日金榜吉山公司向远顺公司支付的400万元则应在借款利息中扣除。 远吉企业则提出，该《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即使客观存在，也签署于案涉《委托贷款合同》之前，是远吉企业、金榜吉山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就开展股权收购及股东借款的总体合作意向和计划性安排，在该协议签署后各方已就具体交易事项分别签署相关协议，案涉借款系以《委托贷款合同》而非《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实际履行依据。况且远吉企业并非金榜吉山公司向远顺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的实际收款人，在其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也从未依据《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要求金榜吉山公司向远吉企业支付该笔咨询服务费，该两笔费用不应在借款本息中予以相应扣减。 从形式而言，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咨询服务协议》均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前，其并未说明是否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原审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系怠于履行举证义务，亦有违诉讼诚信。从内容而言，《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咨询服务协议》均涉及其他案外合同主体，且远吉企业在二审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对两份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与证明力亦难以采信。且从金榜吉山公司二审中的举证来看，《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并无将800万元作为利息计算的明确表述，而是载明为咨询服务费，其主张应予扣除的两笔400万元亦均是支付至案外人远顺公司账户，银行转账凭证上均备注咨询服务费，并非是直接向出借人远吉企业支付，与《借款之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远吉企业有权直接从借款中扣除的履约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从文意表述而言，咨询服务费显不能当然等同于借款利息。金榜吉山公司主张应在本案借款本金和利息中扣除的费用形式上均表现为向案外主体远顺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因其据以主张权利的两份协议均涉及案外主体权利义务，基于现有证据尚无法确定该《咨询服务协议》是否为合同主体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法确证远顺公司是否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金榜吉山公司主张其向远顺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在案涉本金中预先扣除和实际支付的借款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金榜吉山公司与远顺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可依法依约另行解决。 金榜吉山公司另提出远东公司从金远公司擅自提取款项中的30%即55152000元亦应视为其向远吉企业归还的借款本金，因款项提取涉及案外主体且并无证据显示该笔款项与归还本案借款存在直接关联性，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且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为，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签订后，厦门银行于2016年9月23日向金榜吉山公司发放了借款本金2亿元。金榜吉山公司于款项出借当天向远吉企业支付的16222222.22元，一审法院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案涉借款实际出借本金为183777777.78元并根据金榜吉山公司实际还款情况认定尚欠利息数额有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金榜吉山公司应否承担30万元律师费的问题 案涉《委托借款合同》7.3条约定“本合同及与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由乙方（远吉企业）承担。”但同时该合同14.2条约定“因发生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费（或仲裁费）和对方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以及诉讼（或仲裁）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评估拍卖费、执行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可见合同中对于涉诉后的律师费用承担已经作出明确约定。金榜吉山公司未按《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偿还本息客观上存在违约行为，双方亦因此发生争议产生诉讼，一审法院依据14.2条约定判令其承担远吉企业因本案纠纷而客观支出的律师费30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并无不当。 综上，金榜吉山公司、金榜集团公司、金榜房地产公司和陈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279.56元，由南京金榜吉山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金榜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金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陈雷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爱珍 审判员  肖 峰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