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30436号原告：杨柳，女，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宏（与杨柳系夫妻关系），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琳，天津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上保，男，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杨柳与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柳，被告华泰创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琳、尹上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泰创新公司支付拖欠工资95793.10元（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2.华泰创新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27034.48元（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3.华泰创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9000元；4.华泰创新公司支付克扣工资1440元（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5.华泰创新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34137.93元（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共计330个小时）。事实和理由：华泰创新公司从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安排杨柳工作，但未支付工资。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因华泰创新公司拖欠杨柳工资且未与杨柳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杨柳请求离职，华泰创新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公司每月克扣几十元的税款，华泰创新公司应向杨柳支付克扣工资。华泰创新公司在杨柳休产假期间安排杨柳工作，累计工作时间长达330个小时，应向杨柳支付加班工资。为此杨柳申请仲裁，其对仲裁结果不服，故诉至法院。华泰创新公司辩称：不同意杨柳的诉讼请求。一、华泰创新公司不存在拖欠杨柳工资、未签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及克扣工资的情形。1、华泰创新公司于2017年5月8日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职务为行政经理，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行政与人事工作，合同期限两年。华泰创新公司未具有其他类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主要从事金融资产交易所（中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承销及受托管理业务（即场外市场业务），亦从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业务。后由于监管要求，该公司停止了全部场外市场业务，亦不得就开展其他类私募基金的展业工作及各地方金交所定向融资类产品等其他非私募基金相关业务。为维护全体员工的利益，全体员工一致同意将劳动关系转签至该公司关联单位上海语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语风中心）名下，并于2019年7月1日完成全体员工的劳动合同签署工作。杨柳在上海语风中心担任行政部门总监职务，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及人事工作，工资税前为18000元，合同期限一年。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正常发放每月税前工资18000元，并未拖欠。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上海语风中心已经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每月足额向杨柳支付税前工资18000元，不存在任何拖欠情况。2、杨柳主管人事行政工作，主要负责人事招聘及劳动合同续签等工作，杨柳并未就续签劳动合同向华泰创新公司作出合理提醒，此系杨柳工作中的疏忽大意，从而造成华泰创新公司在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与包括杨柳在内的所有员工续签劳动合同，杨柳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7月1日，华泰创新公司关联子单位上海语风中心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故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不存在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情形。3、自2018年6月6日起，经杨柳多次申请，华泰创新公司同意向杨柳每月多发1000元的税前补贴用于补偿其每月扣除个人产生的差额部分，实发工资金额已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税后工资17000元，故不存在差额部分。同时，杨柳于2019年7月1日与上海语风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其在上海语风中心的工资同样为税前18000元，可以证明杨柳在2018年6月开始工资由税后17000元调整为税前18000元。二、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上海语风中心因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于2019年12月5日向杨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与杨柳的劳动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6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向其支付N+1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即72000元。杨柳向华泰创新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无任何依据。第三，杨柳要求支付延时加班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柳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依法享受产假共计143天，其在产假期间不存在加班情形，亦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款情形。杨柳聊天记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简单聊天及只言片语，属于产假前未交接完成的工作对接，不属于加班范畴，其主张延时加班费缺乏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柳于2017年5月8日入职华泰创新公司，岗位为行政，双方签有期限为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月工资税后为17000元，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在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该公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上海语风中心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岗位行政部门总监，月工资为税前18000元，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上海语风中心依约向杨柳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的工资。2019年12月5日，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鉴于本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现定于2019年12月6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2019年12月6日，杨柳（乙方）与上海语风中心（甲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商如下：1、自2019年12月6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乙方工资结算至离职之日，工资税前为人民币4138元，乙方五险一金正常缴纳至2019年11月份，甲方自2019年12月份为乙方办理社保减员。3、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税前）共计人民币93000元。此外，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9年12月10日，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93000元。2020年1月6日，杨柳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华泰创新公司向其支付：1、2017年6月10日至2018年8月22日、2019年1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1485元；2、2019年7月1日至12月10日期间工资95793.10元；3、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70小时延时加班工资14482.76元；4、2019年5月8日至12月1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8689.60元；5、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9000.01元。仲裁委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20]第1771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华泰创新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三日内，支付杨柳2018年1月7日至8月20日期间、2019年1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共计666.78元；二、华泰创新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三日内，支付杨柳2019年5月8日至6月3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896.55元；三、驳回杨柳的其他仲裁请求。杨柳不服裁决结果，诉至本院。杨柳主张2019月7月1日起其与上海语风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与华泰创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为两个没有关联关系的单位提供劳动。华泰创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陈述该公司与杨柳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上海语风中心承接华泰创新公司原有业务，此后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的关联单位上海语风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未变，工作内容一致。华泰创新公司主张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的93000元中含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000元及生育津贴21000元，杨柳在上海语风中心工作不足一年，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按照月工资标准18000元支付了N+1的补偿（18000×4），另补发生育津贴21000元。杨柳认可21000元系补发的生育津贴，但称72000元是以上海语风中心的名义发放的其在窦琳控制的其他公司工作的补偿。2019年12月10日，杨柳给窦琳发送了一条微信，内容为：“既然你这么着急让我走，我也不想跟你掰扯，就按你那天发的补偿金给我，加上你答应的21000元生育津贴，下午我去签合同，你把钱打给我，我把工作交接完。”杨柳主张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9000元（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杨柳称其月工资标准18000元，另2019年下半年奖金20000元，该公司应按照3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经核算为59000元。华泰创新公司不认可，称关联单位上海语风中心支付的72000元经济补偿金中已将杨柳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了，且2019年7月1日之后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杨柳主张华泰创新公司未按照约定足额发放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每月克扣税款几十元不等，共计1440元。华泰创新公司不认可，称杨柳入职时月工资为税后17000元，后增至税前18000元。杨柳称2018年5月起每月涨薪1000元，涨薪后月工资标准为税后18000元而非税前工资。为此提交其与窦琳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2018年5月27日双方的微信内容，杨柳：“对了老板，咱多久涨一次工资啊”，窦琳：“一年”，杨柳：“那我到了”，窦琳：“涨一千吧基本工资吧”“嗯那，下个月涨吧”，杨柳：“嗯嗯”。窦琳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杨柳主张产假期间（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工作时长共计330个小时，华泰创新公司应向其支付330个小时的加班工资。为此杨柳提交微信聊天截图为证。华泰创新公司对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及华泰创新公司的陈述可知，确实存杨柳在产假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的事实，关于杨柳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结合现有证据综合考虑本院确定工作时长20日为宜。在杨柳起诉华泰创新公司的另一劳动争议案件中【案号：（2020）京0113民初30432号】查明，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支付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产假工资85009.65元，杨柳通过生育保险报销及华泰创新公司补发共领取生育津贴71464.53元。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上海语风中心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上海语风中心于2019年7月1日与杨柳签订《劳动合同书》，其依约向杨柳足额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12月6日期间的工资；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向其支付N+1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72000元，同时，鉴于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工作期间由于社保缴费问题，造成少领取部分生育津贴，上海语风中心在杨柳离职时一次性补偿其生育津贴21000元，上海语风中心于2019年12月10日一次性向杨柳支付了上述款项93000元。本院认为：关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一节，杨柳于2017年5月8日入职华泰创新公司，签有终止日期为2019年5月7日的《劳动合同书》，华泰创新公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杨柳在上海语风中心工作起始时间2019年7月1日，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自2019年7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华泰创新公司向杨柳支付工资至2019年6月30日止，此后由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工资，自2019年7月1日起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已不存在用人单位按月有规律的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财产属性。杨柳主张自2019年7月1日起其与上海语风中心与华泰创新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为两个单位提供劳动，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故，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的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基于此，本院对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节，鉴于2019年7月1日之后杨柳与上海语风中心建立劳动关系，其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12月1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柳与华泰创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于2019年5月7日到期，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华泰创新公司应向杨柳支付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节，2019年12月6日上海语风中心与杨柳解除劳动关系，上海语风中心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72000元，华泰创新公司表示上海语风中心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向其支付N+1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即72000元。上海语风中心对此予以确认。杨柳虽称72000元是以上海语风中心的名义发放的其在窦琳控制的其他公司工作的补偿，但杨柳对其主张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已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故本院对杨柳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上海语风中心向杨柳支付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已将杨柳在华泰创新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在内，且已足额支付，故对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一节，2018年5月27日窦琳明确表示同意给杨柳涨薪1000元，未明确为税前还是税后，用人单位对所属员工的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杨柳之前的工资标准为税后17000元，故对杨柳主张涨薪后月工资标准为税后18000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工资差额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关于产假期间加班工资一节，杨柳称产假期间华泰创新公司安排其工作，故应向其支付加班费。本院认为，此种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需支付加班费的三种情形，故杨柳要求华泰创新工资支付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但杨柳作为女职工，其在产假其内的权益应给予特殊保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公司应根据杨柳在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向其支付正常工作的工资。虽然杨柳在本案中未准确提出，但考虑到其诉讼本意及产假工资与其主张的加班工资的关联性，本案应对此予以处理。对于杨柳产假期间的工作时长，本院结合杨柳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所载内容的客观性、完整性及该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合理性等综合考虑，本院酌情考虑其工作时长以20日为宜。华泰创新公司应向杨柳支付产假工资16551.72元。鉴于华泰创新公司已向杨柳支付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1月12日期间产假工资85009.65元，即使扣除应补足的生育津贴，余款亦超出杨柳产假期间工作的工资，故华泰创新公司无需再向杨柳支付产假期间工作时长的工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杨柳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896.55元；二、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杨柳2017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195.34元；三、驳回原告杨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华泰创新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尹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