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宁0104民初9549号   原告：肖爱英，女，197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乌海市海南区会馆中心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兴庆区凤凰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804号。   法定代理人：金群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天、马媛，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爱英与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爱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天、马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爱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医疗行为过错致原告人身健康损害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313960.27元[医疗费65286.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护理费5400元，后期护理费（部分护理，从2016年3月31日至2021年3月30日）145元×1825天=264625元，营养费4800元，残疾赔偿金274624元，住宿费925元，交通费3490元，鉴定费13050元，共计634900.68元，乘以40%的责任为253960.2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主因“右眼视物重影、变色伴遮挡感”月余，于2016年3月29日，就诊被告处，专科检查示：右眼裸眼视力0.04，左眼裸眼无光感。诊断:1.右眼晶体脱位(玻璃体腔)；2.右眼先天性小眼球；3.右眼先天性巩膜、脉络膜缺损；4.右眼角膜白斑；5.左眼球萎缩；6.左眼盲。于2016年3月31日局麻下行“右眼玻璃体切割+脱位晶摘除术”，术后视力渐下降至盲眼。为进一步治疗，原告于2017年1月5日，入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双眼先天性小眼球于当地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晶体脱位”，遂行右眼晶体超声乳化吸除术，术后角膜水肿持续不退，药物治疗无效果，故就诊。诊断：右眼角膜内皮失代偿，B超示：右眼脉络膜缺损，视网膜脱离。完善术前检查，于2017年1月9日行右眼角膜移植+玻璃体切除、视网膜下膜剥除、视网膜光凝、硅油填充。术后角膜植片血管化，于2017年12月11日，行右眼穿透性角膜移植术+硅油取出术。终因治疗无望导致右眼盲眼的损害后果，使原告本能生活可全部自理，手术致盲眼生活大部不能自理，且需他人帮助。故损害是显而易见，同时亦给原告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损害与被告的诊疗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此，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57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为保护原告人的人身健康权不受侵害，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于2019年3月6日，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起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交换证据过程中，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请求追加被告人，后经原、被告协商由原告申请追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作为本案诉讼被告(前提是追加的被告司法鉴定费用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承担)。因此，原告将被告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列为被告共同参加诉讼。其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原告的损害后果与诊疗行为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由司法鉴定确认2019年5月27日，原告申请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患者肖爱英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右眼眼球萎缩并视力丧失和接受后续治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为次要原因力；2.被鉴定人肖爱英因右眼球萎缩评定为七级伤残：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无过错。”鉴于此，原告于2020年6月15日申请撤诉，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裁定准许撤回起诉，由于行诉前鉴定，鉴定书出具后，依据责任主张各项赔偿，应得到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后期护理费，因为手术前原告有视力，生活完全可自理，术后为盲眼，日常部分生活靠他人帮助方能完成，故主张后期部分护理费亦应得到支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辩称，一、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评定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肖爱英右眼眼球萎缩并视力丧失和接受后续治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依据不足，评定参与度为次要责任过高。被告申请对本案重新进行鉴定，如法院未同意，也请法院充分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予以降低过错参与度。本案原告因医疗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委托由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被告在为肖爱英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损害后果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同时就肖爱英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20年5月20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存在过错，与肖爱英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次要责任。被告认为，该鉴定机构在对本案评定时存在以下问题导致鉴定结论依据不足，评定的过错参与度明显过高。首先，本案原告肖爱英自身存在双眼小眼球合并右眼先天性脉络腊缺失以及白内障疾病，且左眼已因自身疾病视力丧失，右眼视力严重下降，入院时右眼视力为0.04，且因其自身疾病发展又致右眼晶体脱位时来被告处就诊，说明原告肖爱英右眼来院时受自身先天疾病发展影响视力已严重下降且持续恶化，即使不经被告治疗其右眼视力同样已近丧失或完全丧失。原告本次来被告处就诊系其右眼晶体脱落，且其自身未予重视及时治疗，已致右眼病情严重恶化，如不行手术取出脱落晶体，其病情会进一步发展恶化。为此，被告在对原告诊断明确后予以手术取出脱落晶体有手术适应症。而根据此次手术治疗后，其右眼视力由0.04升至0.06，说明被告的诊疗行为使原告视力有所改善而非使其视力进一步下降，无论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鉴定机构所述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未造成原告视力下降的损害后果。因此，被告对原告行手术治疗在出院时并未存在新的损害后果的发生。其次，原告从被告处出院后9个月期间未诉不适也未再到被告处就诊，而9个月后就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系其角膜水肿，眼前黑影晃动，以“右眼角膜内皮失代偿“及“右眼脉络膜缺损、右眼视网膜脱离”入院治疗，随后出院后近一年后再次经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行角膜手术治疗（两次治疗时隔近一年，距从被告处出院后近两年），且在经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后，又因原告未定期复查导致角膜植片血管化，最终原告右眼视力出现丧失的后果。被告认为，原告之所以右眼出现上述病症仍系其先天自身双眼严重疾病持续发展所，加之其自身存在未重视病情，未按时复查使其右眼病情进一步恶化所致，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第三，虽然本次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未认定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不能否认原告在从被告处出院后其右眼病情持续恶化的客观事实以及在原告从被告处出院后近两年在外院行手术治疗的客观事实。而外院治疗对原告目前后果的影响只是因原告未有赴北京定期复诊病历材料和当地医院定期就诊的病历材料而无法确定原告最终视力丧失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无从判断而非客观评定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认为，作为鉴定机构应当客观的评定医疗机构诊疗行为与原告目前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自身未按医嘱定期复查，导致最终右眼视力丧失的事实无法查明，其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而非在因原告过错导致无法查明原告右眼最终视力丧失的损害后果时，却将原告最终视力丧失的损害结果强加被告头上，最终认定被告两年前的诊疗行为与目前原告右眼视力丧失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客观的，对被告也是不公平的。第四，原告自身病情发展本就可以直接导致右眼视力逐渐丧失，其自身疾病无法根治，无论被告的诊疗行为还是外院的诊疗行为均只能解决或减轻原告临床症状，但最终无法阻止原告自身病情发展，而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先天性小眼球是一种先天发育异常性遗传性眼科疾病，原告视力通常较差，且难以治疗。多数先天性小眼球伴有眼部其他畸形，如前节发育不全，先天性白内障，脉络膜视网膜缺损，视网膜发育不良，视神经缺损等，对其合并症的治疗效果差，手术风险高，是原告视力丧失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案原告肖爱英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七级伤残。被告对其客观伤残等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本案原告在被告处治疗时右眼查体视力为0.04，按国家视力残疾评定标准，从程度上分为“盲”和“低视力”两类共四个等级，“盲”一级、二级。“低视力”三级、四级。一级指无光感视力小于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二级指视力0.02到0.05，或视野半径小于10度。从上述标准可以看出，原告肖爱英入院时左眼视力无光感，右眼视力也已属于“盲”二级，本就接近丧失。其次，原告入院时因自身病情右眼脉络膜缺失导致晶体脱落，按《最新人体损害致残程度分级标准详解与适用指南》中晶状体脱位伤残程度评定要点中，晶状体全脱位和晶状体缺失可以直接评定伤残等级程度。因此，通过以上内容均说明原告在入院前实际已存在构成伤残等级，只是未行伤残评定而已。本次伤残评定虽为七级系伤残，但实际其伤残在入院前就已存在，并非因医疗机构诊疗行为导致，即使退一步讲，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相关内容原告入院前眼部最少已客观存在八级伤残，因此，如法庭认定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原告目前右眼视力丧失的后果有因果关系，也应当仅计算伤残差，而不能直接按七级伤残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入院前由于其自身眼部先天性疾病致左眼视力丧失，右眼盲目二级，原告目前右眼视力丧失系其自身眼部先天性疾病发展所致，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被告提交的病历记载，原告出院时视力并未完全丧失且较其入院有所改善，被告仅就原告右眼晶体脱落予以了处理，并未造成原告目前右眼视力丧失的损害后果。原告最终右眼视力丧失主要系其自身病症发展所致且其未重视病情延误致使病情恶化最终右眼视力丧失，原告自身眼部疾病无法根治且仍会持续发展，加之手术风险高均系原告视力丧失的重要原因，鉴定机构无视原告严重病情及病情特殊性，在未能查清原告右眼丧失的全部原因时，将被告的诊疗行为强行与其右眼损害后果关联，评定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右眼视力丧失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明显不足。因此，被告申请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如法庭未准许，也请法庭考虑原告自身病情特殊性，在赔偿范围及参与度上予以调整。关于原告具体诉请。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根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要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不仅要证明的被告的诊疗行为有过错，还必须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目前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原告入院时因自身病情双目接近失明，且该病无法予以根治，其病情会持续恶化最终出现双目失明的损害后果。被告仅为原告取出右眼掊落的晶体，并未造成其新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其损害结果系自身病情发展所致，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依据明显不足。被告已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如法庭未予准许，也请法庭考虑原告自身病情及本案客观事实，降低过错度至10%为宜。1.医疗费用，医疗费应当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凭证，在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的相关证据予以确定，但范围应当限于以实际发生数额扣除医保统筹部分按过错比例计算。2.陪护费及后期陪护费均不予认可，原告入院时左眼视力丧失，右眼盲目二级，其自身病情本就需要陪护，其陪护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未造成其右眼视力损害后果的加重。3.营养费无相关医疗机构证明，原告主张按120天计算没有事实依据，请法庭酌情予以认定。4.残疾赔偿金不予认可。原告入院时虽未进行伤残鉴定，但根据病情记载，其因自身先天性眼病，左眼视力丧失，右眼盲目二级本就存在视力残疾。通过病历记载原告出院时右眼视力较其入院有所改善，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未造成其右眼视力伤残等级的变化。其最终右眼视力丧失与其入院右眼盲目二级在伤残等级上没有区别，即使退一步讲，原告入院时右眼的伤残等级至少为八级伤残，也只应计算伤残等级的差额，而不能直接按七级伤残予以计算。5.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认可。本案被告诊疗行为并未造成原告右眼损害后果的加重，原告主张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明显过高，请法院予以降低调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本院审查核实，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住院病案、病历、门诊票据、鉴定费票据、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门诊缴费通知单、处方均符合证据的客观要件，且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住院费票据虽系复印件，但其确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医疗费收据与住院病案的住院时间也能对应，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书系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9日，原告因“右眼视物重影、变色伴遮挡感1月余”到被告处就诊，原告入院时自诉于1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视物重影、变色伴遮挡感，无眼红、眼胀，无头晕、头痈、恶心、呕吐等，曾就诊于乌海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右眼晶体脱位”，并建议行手术治疗，原告未予重视及治疗，伴随时间发展，原告自觉右眼视物遮挡明显加重，尤其近一周明显，仍无眼红、眼胀、头痛、头晕等不适。被告以“右眼晶体脱位”收住入院。经检查，原告右眼裸眼视力0.04，电脑验光：+11.37DS，矫正视力不提高，左眼裸眼视力无光感。右眼眼压13.1mmHg，左眼眼压测不出，指测眼压T-1.右眼眼球小，右眼球结膜轻度充血，无水肿，角膜不规则，下方1/3角膜白斑，上方角膜尚清亮，瞳孔不规则，隐约见下方虹膜缺损，上方虹膜色尚正，瞳孔区可见虹膜残膜与角膜内皮相连，无晶体，玻璃体明显混浊，眼底无法窥清。左眼眼球明显塌陷，球结膜、角膜结构分辨不清，所见范围内组织均明显呈灰白色改变，眼内结构分辨不清。被告初步诊断：1.右眼晶体脱位（玻璃体腔）；2.右眼先天性小眼球；3.右眼先天性虹膜、脉络膜缺损；4.右眼角膜白斑；5.左眼眼球萎缩；6.左眼盲V级。被告遂于2016年3月31日为原告行“右眼玻璃体切割+脱位晶体摘除术”。术后第一天，原告右眼裸眼视力手动/眼前，左眼裸眼视力无光感，右眼眼压测不出，指测眼压T-1，左眼眼压测Tn，右眼外眼未见异常，球结膜充血（+），轻度水肿，球结膜切口闭合良好，缝线在位，无明显血性及脓性分泌物，角膜不规则，下方角膜1/3白斑，上方角膜明显雾状水肿，瞳孔不规则，隐约见下方虹膜缺损，上方虹膜色尚正，无晶体，玻璃体明显混浊，眼底无法窥清。2016年4月4日，原告右眼术后未诉眼胀、眼痛等不适，右眼裸眼视力0.02。2016年4月5日，原告右眼未诉眼胀、眼痛等不适，右眼裸眼视力0.06，电脑验光验不出，右眼指测眼压Tn。复查双眼B超提示：右眼半球睫状体脉络膜脱落，左眼眼球萎缩。同日给予原告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医嘱：1.继续加强局部点眼；2.口服醋酸酸泼尼松片；3.两周后周二上午专家眼科门诊复诊；4.如有任何不适我科立即随诊。后原告未到被告处门诊检查。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7天，产生医疗费3366.5元，门诊费410.33元。2017年1月5日，原告以“右眼视力下降9月余”为主诉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先后为原告行“角膜手术”、“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等。2019年6月15日，原告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双眼眼球萎缩，双眼角膜白斑，双眼视力：黑矇。原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先后住院治疗20天，产生医疗费、门诊费共计2668.85元，医疗费58846元，原告因前往北京治疗产生交通费1568.5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经原告申请在诉前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对肖爱英实施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大小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4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认为患者存在先天性小眼球，虹膜、脉络膜部分缺损疾病，其自身疾病程度重、病变范围大，其疾病自然发展结果难以避免失明；患者自身存在特殊的眼疾患临床治疗难度大，易于出现术后不良并发症；患者因晶状体脱位1月余就诊，具有接受治疗的指征但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更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患者自身在出院后门诊治疗的医从性、规范性存在不佳的情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其病情治疗需要，因缺乏出院后定期复查或复诊的病历材料，对患者院外服药的规范性、病情就诊的及时性均无法评价，故对其出院后角膜植片出现的不良结果不能确定与医院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意见：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患者肖爱英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右眼眼球萎缩并视力丧失和接受后续治疗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建议为次要程度范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对患者肖爱英的诊疗行为符合其病情诊疗需要；因缺乏出院后定期复查或复诊的病历材料,对患者院外服药的规范性、病情就诊的及时性均无法评价,故对其出院后角膜植片出现的不良结果不能确定与医院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请法庭在本次技术鉴定评价基础上,结合患者院外复诊和用药的相关争议问题审理情况,综合确定以上被告医院的民事过错程度和赔偿程度。2.被鉴定人肖爱英右眼眼球萎缩评定为七级伤残。原告支付司法鉴定费13050元，因本次司法鉴定支付交通费1922.5元、住宿费925元。   本院认为，专门鉴定机构对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鉴定，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通过鉴定意见及审查病历材料可知，被告基于原告病情行“右眼玻璃体切除+晶状体摘除术”具有手术适应症，术前与原告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告知了被告术中、术后相应的并发症和对视力的影响，保障了被告的知情权。但因原告本身为先天性小眼球，仅一眼存在视力，晶体完全脱位伴有脉络膜缺损、视力严重障碍，且晶状体脱位病程时间长，原告固有病情加剧了手术难度和复杂性，基于此被告应当对晶状体进行充分检查评估及术前讨论。但病案材料未见被告术前对原告晶状体脱位及角膜、角膜内皮情况进行充分检查及评估，对晶状体脱位位置与可能遇到的困难预案、手术并发症的防范措施未充分考虑，由于术前缺乏讨论，术中遇到问题处理时间较长。此外，原告本身存在眼发育畸形，术后眼压明显降低，被告对原告术后眼压观察和对症处理存在不足。原告术后第四天仍存在轻度雾化水肿，被告对该术后病情缺乏诊治，导致此后原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断为“右眼角膜内皮失代偿”，该病情系角膜水肿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病情逐渐发展的不良结果，以致原告后期行角膜移植术。综上，被告因术前检查、讨论不足，对术中的复杂性未制定对应措施，术后对低眼压的观察和处理不足，出院后再防范角膜内皮失代偿的后续治疗上存在明显过错，此医疗过错与原告后续角膜内皮失代偿、视网膜脱落及视力的最终丧失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原告自身疾病程度较重、病变范围较大，临床治疗难度较大，易出现术后不良并发症，且原告系在晶状体脱位一月余就诊，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术后原告门诊治疗的医从性、规范性不佳等因素，参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本院酌情认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40%较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1.医疗费，原告因治疗疾病先后在被告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及门诊治疗产生一定医疗费，现原告主张医疗费65286.68元有票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先后在两家住院27天，本院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27天×100元/天）。3.结合原告病情及治疗情况，本院酌情支持营养费4800元。4.关于护理费，原告晶状体严重混浊脱位于玻璃体腔，具有引发继发性青光眼、视网膜剥离、葡萄膜炎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可能最终导致失明的病情发展趋势。但因医学的局限性，原告病情发展趋势无法科学预测，即医疗机构或医学专家无法确定原告在不接受治疗的前提下其具体的失明时间，此给原告的护理期认定造成困难。综合本案被告的治疗与原告视力的最终丧失具有因果关系，在不能确定原告未接受治疗导致具体失明的时间情形下，结合原告于2019年6月15日检查时双眼视力为黑矇，现原告主张自其前往被告治疗时共计5年的护理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鉴于原告双目失明给其生活造成的影响，参考《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原告失明构成部分护理依赖（赔付标准为50%）。原告未证实护理人员的收入，本院综合其生活地区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按照140元/日计算，据此确认护理费为127750元（140元/日×1825日×50%），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告在接受治疗前自身右眼晶体脱位，先天性虹膜、脉络膜缺损，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10.2.13及5.10.2.14款之规定，原告在接受治疗前右眼已构成十级伤残，其右眼现经鉴定为七级伤残，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前后伤残等级的相减的结果，即205968元（34328元/×20年×30%）。6.原告主张的住宿费925元、交通费3490元、鉴定费13050元均有票据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根据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其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为169587.87元[（医疗费65286.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营养费4800元+护理费127750元+残疾赔偿金205968元+住宿费925元+交通费3490元+鉴定费13050元）×40%]。被告对原告的治疗确存在一定过错，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以及生活上的不便，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肖爱英各项损失共计169587.8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5元，由原告肖爱英负担521元，由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负担57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马聪聪   书记员 刘羽洁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原告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履行告知书   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本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本案申请执行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