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55号 原告：武旭丽，女，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山，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富阳豪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环路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7YDE58M。 法定代表人：章建亚。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富春，杭州市富阳区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波，杭州市富阳区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武旭丽与被告杭州富阳豪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3月13日、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分别于2020年1月23日、2020年3月26日因疫情防控及徐立军涉嫌诈骗裁定中止审理。后本案恢复审理，并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旭丽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山、被告豪瑞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波到庭参加第一、二、三次诉讼，原告武旭丽到庭参加第一、三次诉讼，被告豪瑞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富春到庭参加第一、二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旭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履行合同向原告交付厂牌型号为猎豹牌LBA6470CQG的多用途乘用车一辆，若不能立即交付，则赔偿原告损失117279.25元（定金5000元+贷款85050元+贷款分期手续费7229.25元+补交部分首付款20000元=117279.25元）；2.本案受理费等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初，原告向案涉车辆的经销商，即被告购买案涉车辆。被告是由徐立军负责办理业务并与原告联系。原告按照被告要求支付了相应款项，并且还按照被告要求办理了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也付进了被告账户。但被告因为其他纠纷不能交车，并且徐立军失联。后原告了解到徐立军因涉嫌犯罪被公安部门刑拘。公安部门告知：原告与被告的民事纠纷不由公安处理，应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故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 被告豪瑞公司答辩称，案涉车辆系原告委托徐立军代购。徐立军合同诈骗原告，导致原告不能获得该汽车。理由如下：一、原告并非是向被告购买车辆，原告系委托徐立军代购案涉车辆。二、徐立军并非被告公司员工。被告按照杭州富阳民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信公司）及原告的指示垫付了相应的购车款，其中银行转账65000元，现金3000元（余10000元应在原告办理汽车上牌抵押手续后支付）。且原告与民信公司的合同与委托书中明确了垫付方式。三、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原告按照被告要求支付了相应的款项系完全错误的。实际系原告按照徐立军的要求支付了相应的订金，且订金也是转入徐立军和其指定的其女朋友沈丽萍的账户。四、至于银行贷款付进被告账户，系因原告与被告及民信公司之间的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中4.4条、4.42条、4.5条约定由民信公司代原告垫付购车款，原告在银行贷款发放时将全部贷款直接转入民信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归还民信公司先行垫付的车款或由民信公司代原告直接支付给售车单位。民信公司合同中指定账户为被告账户，且被告已履行相应义务。五、本案中，被告系原告汽车按揭贷款的反担保人，民信公司系担保人（按揭受托人），徐立军为代购委托人。且徐立军已涉嫌汽车合同诈骗被刑拘，由新登派出所承办，在富阳看守所羁押。关于徐立军合同诈骗一案，原告亦在贵院受理案件前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原告认为本案涉嫌徐立军诈骗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农商银行丰收信用卡大额分期卡分期付款抵押借款合同》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大额分期业务审批表》（附客户回单联）各1份（复印件，其中借款合同加盖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合同章），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车辆买卖的交易关系，且银行贷款打入被告账户及证明案涉贷款金额及手续费金额、车辆等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对于贷款金额及手续费金额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显示被告系原告指定的贷款收款人，能够证明贷款金额、手续费金额、案涉车辆名称、数量、评估价值、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等信息，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关系。 2.原告提交《安徽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份（复印件），以证明案涉车辆开票情况及案涉车辆信息情况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3.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6组（与原始载体核对无异的打印件），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人员徐立军、叶某联系购车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并非与被告联系而是与徐立军本人联系。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徐立军是被告人员，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与徐立军联系，不能证明与被告方人员徐立军联系。 4.原告提交支付宝付款记录、微信付款及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与原始载体核对无异的打印件），以证明原告方按照被告方徐立军的要求向徐立军指定的其女友沈丽萍支付宝账户支付购车定金10000元（武旭丽、张德双各5000元）、向徐立军微信转账20000元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按照徐立军的要求向其指定账户支付了款项，与被告无关，且从聊天记录看原告是向徐立军联系购车。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能证明原告向沈丽萍支付宝账户转账10000元及向徐立军微信转账20000元的事实。 5.原告提交汽车贷款申请表1份（复印件），以证明被告系卖方经销商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卖方经销商，只能证明被告的员工为原告办理贷款申请的事宜。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申请表并不能表明豪瑞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的车辆出卖方，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张某出庭作证，以证明购车及签订相关协议的过程。证人王某陈述，2019年12月5日，其和张德双、武旭丽、张某等人一起去桐庐和徐立军、叶某协商购车事宜，当天经叶某办理签订了银行按揭等担保合同手续，其曾在张德双的按揭合同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当时其不知道武旭丽向谁购车，也不清楚徐立军、叶某是否代表豪瑞公司，后来在相关合同中看到叶某是豪瑞的员工。证人张某陈述，其是武旭丽的男友，2019年12月5日，其和武旭丽、张德双、王某一起到桐庐和徐立军、叶某商量购车事宜，当天叶某让武旭丽签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当时没有仔细看，就签了字。其作为武旭丽的担保人也签了字。其向徐立军转账共计30000元，其中5000元系张德双的购车订金，其余部分是武旭丽的购车款。其认为叶某和徐立军在一起，都是车行的业务员，是代表车行卖车，但当天徐立军、叶某均未告知车行名称。被告质证认为对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符合客观事实，但认为不能达到徐立军是被告员工，徐立军、叶某骗取原告钱款的证明目的；对于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被告质证认为证人系武旭丽的恋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虚构事实，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对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张某根据徐立军与叶某在一起作出徐立军系被告员工的判断，既与原告提供的其与叶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不符，也与其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内容相矛盾，超出了证人仅就其知道的案件情况作证的范围，且其与原告武旭丽是恋人关系，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极低，本院不予认定。 7.被告提交《委托代购垫资合同》1份（原件），以证明徐立军系委托代购人，原告委托民信公司将垫付款划入徐立军银行账号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签字是真实的，但当时原告没有仔细查看，手写内容显然存在事后添加的痕迹，其书写笔迹、文字色泽、文字粗细显然与合同中其他字体不同，其差别肉眼可见，有明显的事后添加篡改痕迹。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对《委托代购垫资合同》中原告签字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文字添加、事后篡改等提出的异议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委托代购垫资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8.被告提交《汽车按揭服务合同》1份（原件）、《反担保（保证）合同》1份（原件）、《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1份（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系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汽车，并且被告系该汽车按揭贷款的反担保人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垫资、担保等其他法律关系，也不能否定当事人同时作为买卖双方主体的合同地位。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合同供货商，与原告无联系，属于由第三方履行的问题，但第三方并非合同当事人。汽车按揭服务合同表明按揭款最终进入被告账户，恰好证明了被告是具备卖方身份，这与卖方是否还同时存在垫资、担保等并不矛盾。（2020）浙0111民初56号同类案件中，被告提交的汽车贷款申请表中注明“杭州豪瑞汽车”字样，其中汽车经销商一栏的业务员写的是叶某，叶某是被告在职员工，恰好证明了被告的卖方经销商地位。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9.被告提交委托书1份（原件）、转账明细及账单1组（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委托民信公司（或由民信公司委托第三方）垫付购车款至徐立军账户的事实，即民信公司委托被告垫付购车款至徐立军账户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恰好表明了被告在履行车辆买卖合同，安排其业务员叶某付款进货购车，进一步证明了被告的卖方经销商地位。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10.被告提交《合作协议书》及证明各1份（均为复印件），以证明被告与民信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原告的垫资款系民信公司委托被告进行支付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民信公司与被告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民信公司所做的对被告有利的证明其证明力极低，且证明形式不合法，不满足单位作证的形式要件，该证据也不能否定被告同时具有卖方地位，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虽涉及案外人，但结合《汽车按揭服务合同》，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11.被告提交立案告知书1份（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报案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因为徐立军联系不上，后来通过叶某了解到徐立军因为诈骗其他人被羁押，原告也去报案，但公安告知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告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本案法院也已经向公安部门联系，本案起诉被告不属于先刑后民的情形。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12.被告提交叶某个人社保证明1份（打印件），以证明叶某系被告员工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证明叶某是被告的员工，反映出被告为案涉合同卖方经销商的合同主体身份，不论被告是否还同时具备其他法律关系的合同主体身份。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13.被告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徐立军不是被告员工，原告系向徐立军购车，不是向被告购车的事实。证人叶某陈述，其是豪瑞公司的员工，主要从事购车按揭贷款业务。2019年12月5日，徐立军联系其表示有两个客户要做按揭贷款，其按照徐立军提供的地址到达桐庐，并给武旭丽和张德双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武旭丽是向徐立军买车，徐立军个人开设车行，徐立军与豪瑞公司没有关系，车辆发票也是徐立军交给其之后，其再交给银行，其只是做了按揭贷款业务。原告质证认为上述证言能够证明是叶某在联系卖车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14.本院依职权调取刑事判决书1份，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证明刑事案件当事人徐立军并非出售案涉车辆的卖方，只是协助，本案不可能没有卖方，不影响被告作为卖方主体。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徐立军应当向原告退赔案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6月5日，民信公司（甲方）与豪瑞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1.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为乙方汽车抵押贷款客户向浙江富阳农商银行车辆抵押贷款事项提供担保义务；2.甲方按照乙方向银行的每个客户汽车实际担保金额为基数，向乙方收取0.6%的担保费用，该费用可按天结算，该比例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予以变动；3.乙方为甲方向乙方客户的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反担保范围为全部代偿款以及代偿后按日万分之七计算的违约金，反担保期限为两年。《合作协议书》还约定其他权利与义务。 2019年12月初，武旭丽与徐立军通过微信联系购车事宜。2019年12月5日，案外人张某向徐立军指定的沈丽萍支付宝账户转账10000元，其中5000元为武旭丽购车订金。2019年12月20日，武旭丽再次通过张某向徐立军转账支付车辆订金20000元。 2019年12月5日，徐立军联系豪瑞公司员工叶某为武旭丽办理购车按揭贷款业务，叶某提供一系列按揭贷款合同文件，交由武旭丽签署。 武旭丽填写《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叶某作为客服人员签名。 武旭丽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武旭丽，向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汽车按揭透支贷款，委托民信公司代办汽车按揭的全部手续，现银行还未放贷，暂由民信公司垫付人民币85050元整，本人委托民信公司将款项汇到（或由民信公司委托第三方通过刷卡或现金等方式支付至徐立军账号或徐立军指定账号），用于购买车辆。 2019年12月5日，武旭丽（甲方）与民信公司（乙方）签订《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LBA6470CQG，交易总价为人民币99400元；甲方已支付基础交易首付人民币21400元，甲方向富阳农商银行申请分期付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5050元；甲方申请的分期期限为3年，富阳农商银行将向甲方收取分期付款手续费7229.25元；甲方同意受理分期付款的富阳农商银行在本人的大额分期卡账户中将申请分期付款的透支金额扣收后支付给乙方。 同日，武旭丽（债务人）与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签订《富阳农商银行丰收信用卡大额分期卡分期付款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1.债务人通过债权人申请办理本合同项下的大额分期卡分期付款业务获取分期资金，用于支付基础交易所需的全部或部分款项，分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85050元，用于购车用途；2.债务人分期付款还款期数为36期，债务人应于透支分期当月起，每期账单到期还款日（含）前将每期应偿还分期资金足额存入大额分期卡，每期应偿还分期资金=本合同分期资金金额÷36期；3.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分期付款手续费7229.25元，债务人应于透支分期当月起，每期账单到期还款日（含）前将每期应付手续费足额存入大额分期卡，每期应付手续费=分期付款手续费÷36期；4.债务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债权人将分期资金支付至指定账户（合同载明指定账户为豪瑞公司账户）。 武旭丽（甲方、购车人、委托人）、徐立军（乙方、代购委托人）及民信公司（丙方、按揭受托人）签订《委托代购垫资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代购车辆及委托丙方办理汽车按揭贷款手续，甲方为了及时提车，在银行贷款发放前请求丙方垫付部分车价款，经三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2.委托代购车辆的品牌、型号、价格分别为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架号ＬＮ86ＧＡＡＦ8ＪＢ016413，发动机号0012903，单价99400元；3.丙方协助甲方办理汽车按揭贷款和代甲方垫资支付购车款；4.甲方以按揭方式购车，在合同签订之日首付人民币21400元整，余款由丙方借给甲方，首付款直接支付给汽车经销商，余款人民币78000元整由丙方以下列方式借给甲方，即甲方委托丙方直接将余款垫付给汽车经销商（开户行：徐立军账户或徐立军指定账户）；5.丙方为张德双垫款，作为甲方向丙方借款，双方构成借款关系，自丙方划付资金之日起开始计算，借款期限为1095天，甲方须向丙方支付借款的利息合计人民币85050元整，如有逾期，逾期利息为每日0.05%计算。武旭丽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共同还款人张某在共同还款人处签名、捺印，民信公司在丙方处盖章。 民信公司（甲方）与武旭丽（乙方）、豪瑞公司（丙方）签订《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一份，约定：1.乙方以按揭贷款的形式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汽车，并委托甲方代办汽车按揭贷款及车辆保险等手续，甲方同意为乙方的按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同意为甲方的前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为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对甲方所负的一切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所购车辆为猎豹牌LBA6470CQG，发动机号0012903，单价99400元；3.购车款总计人民币99400元，付款方式为21.5%首付加78.5%银行办理按揭贷款，首付款金额人民币21400元，银行按揭贷款金额人民币78000元；4.乙方申请车贷总额85050元，申请车贷年限3年；5.车贷服务费7050元，由银行在乙方开立的贷记卡中以透支形式扣收支付给甲方；6.乙方同意银行放款时将全部贷款直接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用于归还甲方先行垫付的车款或者由甲方代乙方直接支付给售车单位。 武旭丽（受保人、甲方）、民信公司（担保人、乙方）、豪瑞公司（反担保人、丙方）还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因车辆按揭贷款需要，向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85050元，应甲方请求，由乙方进行信用担保，丙方愿意为甲方作担保保证人。 2019年12月10日，豪瑞公司将78000元款项通过网银转账到叶某银行账户，用途为付武旭丽垫资款78000元。2019年12月16日，叶某分两次将购车款65000元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到徐立军账户中，转账用途备注为武旭丽贷款78000打款50000、武旭丽贷款78000打款15000。 2019年12月19日，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85050元至豪瑞公司账户。 期间，徐立军失去联系，武旭丽经多方联系、沟通，未提到案涉车辆。 武旭丽得知徐立军因骗取其他人财物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新登派出所立案侦查，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新登派出所报案。2019年12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向武旭丽等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武旭丽已对徐立军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2020年10月10日，本院就徐立军犯诈骗罪一案作出（2020）浙0111刑初50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责令被告人徐立军退赔被害人武旭丽损失人民币90000元。该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明确2019年12月，被告人徐立军以帮助被害人武旭丽购买猎豹迈途轿车需要支付订金等为名，从被害人武旭丽处骗得款项合计90000元。同时，该判决书载明：被害人武旭丽的陈述、购车信息单，证实2019年12月5日，其和张某、张德双至桐庐找徐立军购买车辆，后双方约定其和张德双各购买一辆车子，共支付订金10000元，是由张某微信支付的，三天可提车，其买的是总价140000元的猎豹迈途。后其又通过张某转了20000元，按揭贷款78000元，支付给徐立军65000元。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车，徐立军告知其车子从武汉物流到杭州，以及车子的保单。其询问徐立军情况，徐立军就是各种物流在路上之类的理由拖延等事实；证人张某的证言、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12月5日，武旭丽和张德双分别向徐立军购买车辆。武旭丽购买的是猎豹迈腾，张德双购买的是一汽森雅汽车。当天其帮二人支付了订金10000元，武旭丽和张德双还办理了相关按揭贷款手续。后徐立军一直称物流问题不能提车。12月20日，徐立军打电话给其，让其支付了20000元的猎豹迈途车的订金，之后就失联了。后其得知徐立军好像出事了。车子到现在也没有给，贷款已经打到徐立军账户等事实。该判决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豪瑞公司是否为案涉车辆的出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已查明“2019年12月，被告人徐立军以帮助被害人武旭丽购买猎豹迈途轿车需要支付订金等为名，从被害人武旭丽处骗得款项合计90000元”的事实，并责令被告人徐立军退赔被害人武旭丽损失90000元，且被害人武旭丽及证人张某均在徐立军所涉刑事案件中陈述武旭丽系向徐立军购买车辆，并向徐立军支付车辆订金，即当时承诺帮助武旭丽购买案涉车辆的是徐立军，均没有提及武旭丽向豪瑞公司购车的事实。对于武旭丽提出《委托代购垫资合同》部分手写条款系事后添加的问题。本院认为，如武旭丽陈述属实，武旭丽在签名时应该看到该空白，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认识到在空白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其没有要求对该空白先行予以填写或者拒绝签名，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将会产生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合同空白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因此，即使上述合同中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也对武旭丽产生法律效力。武旭丽在与民信公司签订的《信用卡大额分期付款代理协议》及在与民信公司、豪瑞公司签订的《汽车按揭服务合同》中均约定“武旭丽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辆”；武旭丽与民信公司、豪瑞公司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豪瑞公司愿意为武旭丽作担保保证人，即武旭丽明知是通过徐立军向合肥溪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猎豹牌ＬＢＡ6470ＣＱＧ车辆，豪瑞公司仅是武旭丽的反担保人。因此，武旭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豪瑞公司是案涉车辆的出卖人，其主张豪瑞公司是案涉车辆出卖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武旭丽向豪瑞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旭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46元，减半收取1323元，由原告武旭丽负担。 武旭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金叶**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代书记员 孙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