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621行初24号 原告上思县叫安镇文明村新村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苏麦，组长。 委托代理人苏英南，男，1947年2月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陆金富，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林业局，住所地广西上思县思阳镇环城东路12号。 法定代表人何哲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巨高，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系上思县林业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韦堂佳，广西北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小密，女，1968年11月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思县叫安镇文明村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村组）不服被告上思县林业局于2019年11月7日核发给第三人黄小密林木采伐许可证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7月14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新村组的委托代理人苏英南、陆金富，被告上思县林业局的法定代表人何哲简以及委托代理人黄巨高、韦堂佳，第三人黄小密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林业局于2019年11月7日核发给第三人黄小密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黄小密在上思县叫安镇凤凰林场5林班作业区14-1小班采伐马尾松、其他软阔类。采伐四至为东14-2小班，南桉树，西山脊，北山沟；采伐面积10.71公顷；采伐蓄积173立方米（出材量111立方米）；采伐期限自2019年11月7日至2019年12月30日。 原告新村组诉称，一、原告原为凤凰村琴广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琴广组），1976年服从政府行政区划变动的调整，在不变更山林权属的情况下统一搬迁到文明村新村屯居住至今；第三人黄小密及其父亲黄兆琼亦于1976年同原告一起搬迁到文明村新村屯居住，之后又到多个村屯居住。黄兆琼于2015年迁回琴广屯，第三人于2016年迁回琴广屯，但第三人及其父亲黄兆琼均是空挂户。二、被告违法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给第三人，严重侵犯了原告集体的财产。原告集体所有位于琴广屯“米柳派山、那而山、平连山、百号山、福布山、强姆山、百岽山”等山林被第三人持证砍伐，销售出材量111立方米，销售剩余物164吨及未出山的大量堆积木材，未捡收的松脂被蹋得满山狼藉，276亩长势可观价值不匪的八角树、玉桂树、杉木、油茶树被绝根毁灭。三、涉案山林历史以来都是原告集体所有，特别是历经1962年“四固定”后权属更进一步明确，虽有1963年被划为“国有林”的事实，但2001年又退还原告集体。1984年林业“三定”时，由于涉案山林还处于“国有”状态而未能办理林权证，故涉案山林至今仍是原告的集体无证山林。涉案山林一直都是原告集体经营管理，具体事实如下：1965年原告趁“国有”管理失败之机，接续经营管理，一面对成材林木实施管护，一面普及植树造林，几乎每年都进行大、小规模植树造林。1982年、1989年原告先后委派黄某、苏英敏、苏英仕（已故）购进八角苗、玉桂苗种植于涉案山，这两次算是较大规模的种植，当时有本屯人无偿参与种植，也有外屯人有偿参与种植。长此以往，逢年遇节，原告集体成员都踊跃参与植树，在涉案山种下松树、杉树、油茶、玉桂等林木。如此历时了五十余年，付出艰辛才有今天的成果。原告集体还于2002年开始将涉案山林发包给苏某1等6、7人次采割松脂，至今发包期尚未满。原告集体几十年来经营管理涉案山林，从未见过第三人参与。四、被告在山林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发放采伐证违法。从2015年开始，黄兆琼就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想占涉案山林为己有，但遭到原告集体的愤怒声讨，且双方对抗非常坚决，申请一直未果。第三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亲自出马热衷办证伐木。原告也拼命尾随阻止发证，并在2019年10月份向被告申请调处且频频登门催告给予解决和发出不准发证伐木的呼吁，但均无果。被告置原告与第三人对涉案山林有强烈争议于不顾，于2019年11月7日将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给第三人，被告的发证行为违法。五、原告之损失与被告的发证行为有因果关系，被告应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2、判决被告赔偿因违法发放采伐证造成原告如下各项经济损失：①第三人凭证伐木（马尾松、速生软阔）致使原告遭受损失118700元（700元×111ｍ3＋250元×164吨）；②第三人凭证砍伐原告发包采脂期未满的松树，导致原告遭受损失7714元；③第三人凭证毁灭原告种植的八角树、玉桂树、杉木、油茶树，导致原告不能自行估量的损失（以鉴定意见为索赔基准）；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新村组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上思县叫安镇文明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2月3日出具的《证明》，2、苏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3、村民会议记录，证据1-3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4、《证明》4份，证明被伐林木属于原告集体所有；5、《证明》1份、《合同书》7份，证明被伐林木由原告集体管理，属于原告集体所有；6、《证明》2份，证明第三人及其父亲黄兆琼此前不是琴广屯村民；7、《证明》2份，证明原告集体搬迁，但原在琴广屯的山林权属不变；8、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9、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证据8、9证明第三人之父黄兆琼提出申请，说明山林已经发生争执；10、举报材料，11、关于不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的反映，证据10、11证明原告举报、申请，说明山林处于纠纷状态；12、公示回执单，证明被告颁证违法；13、林权登记申请表，14、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据13、14证明林权登记申请表的两个版本不同，说明第三人办证及被告在颁证过程中弄虚作假；15、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原告的损失；16、部分松脂照片，证明被告违法发证致使原告无法履行合同而违约，导致原告承担违约责任；17、关于要求对黄兆琼不予发放采伐许可证的申请，证明原告针对被告在争议期间拟对第三人发放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提出异议；18、上思县信访局来访办理情况登记表、集体访登记表，19、停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书，证据18、19证明被告在争议期间违法向第三人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原告通过信访局向被告提出异议；20、出庭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1982年黄某代表集体去跟苏某2购买树苗种植在涉案山，涉案山林那时属于新村组集体所有；21、出庭证人苏某1的证言，证明涉案山林从60年代开始是由搬迁前的琴广组（即现在的新村组）经营，搬到新村屯后也是由新村组经营，争议山名为米柳派山、那而山、平连山、福布山、百号山、强姆山；22、出庭证人苏某2的证言，证明1982年新村组的成员（黄某与另外两个人）向其购买一万多株树苗；23、出庭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涉案山林是由新村组经营，新村组经营的时候没有第三方提出异议；24、出庭证人苏某3的证言，证明2015年第三人提出权属异议，涉案山林原是由原告经营，其没有看到过被告对第三人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公示。 被告上思县林业局辩称，一、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诉请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主体资格合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林木采伐管理工作。设区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林木采伐管理工作。”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集体土地上的林木采伐，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也可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核发。”第二，第三人提交的材料符合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法定条件。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有：居民身份证、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现场勘界图、上政发［2001］32号《关于成立上思县凤凰山国有林区的通知》、《风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界线核定书》、琴广组与国有林山界线图、上思县凤凰林场5林班伐区调查设计图、公示回执、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所有者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林木采伐申请表。采伐国有土地上的林木提交国有林木采伐申请表，采伐集体土地上的林木提交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表。（二）林木权属证明。采伐国有土地上的林木，应提交林木权属证明；采伐集体林地上的林木，应提交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书。没有林权证书的，应提交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可以证明林木权属的有效材料。（三）伐区调查设计材料。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伐区调查设计技术规程》要求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成果材料。第三，被告颁证的程序公开、公正、合理。目前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尚未设置法定程序，我县按以下合理的程序进行：采伐设计→公示→申请审批→颁证。公示期限内没有异议。二、原告诉请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苏麦向被告提交《停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书》，要求收回第三人的采伐许可证，但没有提交任何权属依据。经查，文明村新村组居民从凤凰村搬迁到文明村定居。林业“三定”期间，上思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给文明村新村组划定300亩林地并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01年成立上思县凤凰国有林区山界林权核实划定工作小组，从国有林中划部分国有林给琴广组，签订了《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界线核定书》和《琴广组与国有林山界线图》，本案中第三人的采伐点属于2001年上思县人民政府划给琴广组的林区范围，权属与文明村新村组无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上思县林业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黄小密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2、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涉案林木所有权属于第三人；3、林权现场勘界图，证明涉案山林所有权属于琴广组；4、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证明琴广组于2015年1月6日申请山林确权；5、撤回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的函，证明琴广组于2016年9月20日撤回山林权属确权申请；6、山林权属确定申请书，7、关于要求办理林权证的申请，证据6、7证明琴广组于2016年10月18日和2016年12月16日重新提交山林权属确定申请书、申请办理林权证，该山林已经有关部门核实界限无权属纠纷；8、上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处理笺、上思县林业局文件处理笺、叫安镇党政办公室文件处理笺，证明有关部门重新确定山林权属、办理林权证的程序合法，林权登记申请表合法；9、上政办发［2001］32号《关于成立上思县凤凰山国有林区的通知》、《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界线核定书》，10、2001年8月29日县工作组与琴广组在现场踏山图、2002年5月30日核实确定的界线图、国有林凤凰林场经营图，证据9、10证明自1982年林业“三定”至2002年，该山林属于国有林凤凰林场5林班经营范围，2002年经县政府重新核定后才划分划给琴广组经营，集体或个人在1982年至2002年期间所有经营该山场的行为都属于侵犯国有林的行为；11、上思县凤凰林场5林班伐区调查设计图，证明第三人申请采伐林木经过采伐设计；12、公示回执单，证明公示期间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第三人申请采伐林木提出异议；13、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证明第三人采伐林木经过行政审批；14、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于2019年11月7日给第三人核发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15、停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书，证明苏麦于2019年12月18日申请回收黄小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已告知撤销许可证需要提供的依据；16、苏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苏麦不是琴广组的成员。 第三人黄小密述称，一、新村组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新村组已于1976年从琴广屯搬迁到新村屯，带走了300亩山林，县政府已经发放给了新村组山界林权证，现在新村组要求第三人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合法有效。被告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时候是经过公告的，公告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所以被告才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发证程序合法。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5233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黄小密对其陈述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黄小密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小密系琴广屯户口；2、凤凰大队林业三定数字统计表、凤凰大队人口变动情况统计付表，证明1984年林业三定时琴广屯只有第三人一户人，原告已经搬迁并带走300亩山林；3、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第三人的父母系琴广屯人；4、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证明1984年林业三定时第三人之父亲黄兆琼就获得自留山证，系琴广组集体成员之一；5、新村组的《山界林权证》，证明新村组仅拥有“打柳山”的300亩山林，未包含现砍伐的山林在内；6、上思县叫安镇凤凰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10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为便于行政管理，琴广屯于2002年并入大送生产组，但山林仍归各屯组经营；7、大送生产小组群众会议纪要，证明现砍伐、更转的山林经大送组集体会议同意由第三人一户砍伐和更转；8、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现场勘界图（宗地之间）、林权边界确认表（单位之间）、林权边界确认界（宗地之间），证明第三人对山林的砍伐与更转经一系列程序进行；9、林权勘界确权公示，证明上思县叫安镇人民政府已经对砍伐、更转山林进行公示；10、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政府部门同意第三人砍伐林木。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6，原告和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证据1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内容；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林权现场勘界图不是山林确权的证据，涉案山林50年以来一直都是原告经营，有关部门进行林权现场勘界时没有通知原告参加，程序违法；对证据4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是在争议期间颁证给第三人的；对证据5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6、7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待证的事实；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涉案林木是原告经营50年的山林，第三人没有权利申请采伐许可证；对证据12有异议，认为是被告伪造出来的；对证据13有异议；对证据14有异议，认为第三人从来没有经营种植过涉案山林，涉案山林一直都是原告经营种植，所以被告颁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是违法的；对证据15、16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6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被告和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新村组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资格；认为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由法院认定；对证据4-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4-7是伪造的；对证据8、9无异议；认为证据10、11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12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3、14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在颁证过程中没有弄虚作假；对证据15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颁证程序合法；认为证据18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不能证明被告的颁证行为违法；认为证据19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0不真实，涉案林木不是证人黄某种植；对证据21不予认可，因为证人苏某1是新村组的村民，其反映的情况没有事实依据；认为证据22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23不予认可，因为证人刘某态度偏向原告；认为证据24不能证明被告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给第三人之前没有进行公告过。第三人对证据1、2无异议；认为证据3是原告方单方面作出的记录，其真实性无法考证；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据5、6、7不合理；认为证据8、9、10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11恰恰证明了涉案林木属于第三人；对证据12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13、14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在颁证过程中没有弄虚作假；对证据15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认为证据16不充分；认为证据17是伪造的，对其不予认可；认为证据18、19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0的证人证言不符合事实；认为证据21的证人苏某1系新村组成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认为证据22的证人表达不清楚，其证言不可采信；认为证据23的证人证言虚假；认为证据24的证人苏某3对具体情况不清楚。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10，原告和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证据1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所在户也是原告的搬迁户，现琴广屯已经不存在；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琴广组并入大送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大送屯没有分配涉案争议山的权利；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申请人是大送组的代表，不是琴广组的成员，没有权利申请，且林权勘界确权的时候没有通知原告参与是违法的，勘界图也不能证明涉案山属于第三人所有；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林权勘界确权的时候没有通知原告参与，且没有公示，程序违法；对证据10有异议。被告对证据1-10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1、2、3、8、9、10、11、12、13、14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5、6、7、15、16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将其作为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5、6、7的证明效力极低，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8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将其作为参考依据；证据9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2、13、14、15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6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7、18、19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将其作为参考依据；证据20、21、22、23、24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3、4、5、8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7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将其作为参考依据；证据9、10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凤凰大队林业三定数字统计表》显示：1984年琴广屯只有一户二人，山林总面积450亩，总面积内有新村（组）300亩。琴广屯黄兆琼持有的上思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8月30日颁发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户主姓名黄兆琼；自留山面积40亩；山林地名为“突马山”，四至界限为东至打柳山、南至鸟天等与大送山交界、西至村边、北与江派山相连。新村组持有的上思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11月1日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山地总面积300亩，现有林300亩；山林地名为“打柳山”，四至界限为东至叫标山、南至大队的未仕荣国有林止、西至龙吞、北至琴吞与江派队山交界。 2001年5月22日，为加强对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核实划定工作的领导，上思县人民政府成立上思县凤凰山国有林区。2002年5月30日，上思县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核实划定工作领导小组与集体林权使用单位代表、瑶族村民小组代表、所在村委会代表到现场勘察界定，划定了国有林区和集体林区的界线，把包含争议山在内的山林划归琴广组所有。 2017年10月12日，上思县叫安镇凤凰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凤凰村大送屯、江派屯、琴广屯已于2002年合并为大送村民小组，但责任山、责任田仍由各屯各自经营、管理。 2019年10月，第三人黄小密向被告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核发采伐许可证采伐上思县叫安镇凤凰林场5林班14-1、14-2、18-1小班（权属为凤凰村××屯）的商品林。被告审查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经过了调查设计，并于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30日进行公示。被告认为第三人的申请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具备林业采伐许可证的资格条件，便于2019年11月7日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新村组认为第三人采伐“米柳派山”、“那而山”、“平连山”“百号山”、“福布山”、“强姆山”、“百岽山”的林木及其所在的土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第三人的采伐行为侵害原告的权益。2019年11月25日，新村组的苏麦、苏某1、黄某、苏英南、苏英敏等人通过集体信访反映黄小密违法侵占集体山林的问题；信访局处理意见为：要其等写好申请交到林业调处办。2019年12月18日，苏麦向被告提交《停止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书》，申请停止向有关当事人发放砍伐凤凰村××屯土地范围林木的许可。 第三人黄小密及其父亲黄兆琼户籍所在地均为广西上思县。原告新村组原居住于凤凰村××屯，于1976年迁到文明村现址组建现在的新村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新村组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被告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合法；三、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关于新村组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原告原居住于凤凰村琴广屯，于1976年迁到文明村现址组建现在的新村组，故其与凤凰村××屯有一定的关系，其认为琴广屯的山林与其有关，被告核发给第三人林木采伐证侵犯其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这一规定，新村组对本案提起诉讼有法律依据，新村组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和第三人认为新村组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被告上思县林业局作为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核发林业采伐许可证的职责。其次，根据上思县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核实划定工作领导小组于2002年5月30日制作的《凤凰山国有林区山界林权界线核定书》，当时上思县人民政府从国有林区中划出的林地是划给第三人所有的，而不是划给原告，被告给第三人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山林权。被告根据第三人的申请，经过调查核实并公示后核发给第三人《林业采伐许可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再次，原告新村组诉称“米柳派山、那而山、平连山、百号山、福布山、强姆山、百岽山”属于原告集体所有，但是没有提供相应权属凭证予以证明。因此，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核发给第三人上思县采字[2019]1107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并且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6414元（118700元+7714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叫安镇文明村新村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上思县叫安镇文明村新村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账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应良 人民陪审员  廖素柳 人民陪审员  冯海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