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8545、8968号曹帅杰（8545号案原告、8968号案被告），男，199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毅，广东弘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淑媛，广东弘厚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8545号案被告、8968号案原告），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法定代表人：马云超。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占林，广东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刚，广东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帅杰与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光华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曹帅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毅、冼淑媛，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占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帅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曹帅杰与越洋公司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越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4000元（12000元/月×8.5月×2倍）；三、越洋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基本工资差额5000元（7月、8月各2500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计件工资1700元（应付未付的打包费）、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计件工资3383元（其中卸货费754元、880元和垫付费用1749元）、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5日的工资643.68元（按照3500元/月计算4天）；四、判令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的加班费482677.93元（其中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211207元、休息日加班费234298.4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7172.38元）；五、判令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1264.37元（按照3500元/月的标准计算7年，每年5天）；六、判令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10月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9800元（按照1800元/月计算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10月9日共11个月）；七、判令越洋公司支付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元（其中失业保险金为13440元、求职补贴为3150元，本案只主张5000元）；八、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于2011年7月2日入职越洋公司，担任仓管一职。入职后越洋公司一直未依法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我购买社会保险费。我离职前每月基本工资3500元、包装费和卸货费等计件工资按实际工作量计算，我被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2000元。越洋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向我发出《公司辞退员工通知》，以我所在职位被取消为由辞退我。越洋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故依法申请仲裁，要求越洋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支付欠发的工资、加班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仲裁请求。关于计件工资的算法我补充了证据，证明我与越洋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对账，说明我计件工资的具体构成。我不服仲裁结果，故提起本案诉讼，愿判如所请。越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其司与曹帅杰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须支付工资差额2500元、工资643.68元、赔偿金560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574.71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份，曹帅杰通过其姑妈介绍承包我司（当时还未注册成立）和其他单位合用的仓库，当时约定曹帅杰按承揽我司的装运货物数量进行结算支付报酬，曹帅杰同时也接收其他单位的货物承运。我司为了方便自己的货物能够及时装运，同意每个月支付曹帅杰一定的额外费用（2011年至2012年有支付、2018年至2019年没有支付、2012年至2018年没有支付）。因我司管理不规范及财务人员疏忽，将额外支付给曹帅杰的费用标注为工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果按照曹帅杰在仲裁时声称的在我司工作自2011年至2019年，其将近十年的工作经验且一直在我司工作工资才3500元/月，这明显不符合广州的工资行情，由此足以可以推断曹帅杰和我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7月份，我司准备收回仓库不再承包给曹帅杰，因曹帅杰拒不交接，为了不影响我司的货物正常装运（因我司进行国际贸易若不能正常运输货物损失巨大），我司员工马跃尊在未核实情况下在网上搜集离职手续模板填写后出具给曹帅杰，当时实在是无奈之举。为此向贵院诉讼，请求依法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曹帅杰与我司之间一直是承包和承揽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曹帅杰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越洋公司为2011年11月9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批发业。曹帅杰主张其2011年7月2日入职越洋公司处，工作岗位为仓库管理人员；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其工作中接受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云超的管理，工资由法定代表人马云超发放，工作内容是根据越洋公司客户进货进行有关货物的接受、登记、发货；其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计件工资+住房补贴构成，基本工资入职时是1800元/月，2015年10月起为3500元/月，计件工资包括装卸货物的打包费和卸货费，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为12000元；工资通过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银行账户银行转账发放，每月发放上月固定的基本工资3500元，但发放时间不固定；计件工资和住房补贴也是通过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账户发放，住房补贴有时是在以报销住房租金、房补或仓库费用名目发放的费用中一起发放；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每月在其工资中扣除1000元作为投资其余项目的股金；其2018年7月应发工资3500元，但越洋公司未发放；除2018年7月、8月外，其余月份均有发放其余剩余工资；仲裁庭审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其2019年5月及2019年8月计件工资的计算情况，2019年9月越洋公司未发放曹帅杰工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不清楚其上班时的考勤情况，但开始上班时是不需要考勤；其全月工作无休息，每天工作12小时，工作期间没活干时在待命，有活干时正常干活，法定节假日均正常上班；其在职期间未休过带薪年休假；2019年9月5日越洋公司书面以其所在的岗位暂不需要人员为由将其辞退。曹帅杰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工作证，显示其工作部门为仓储部，抬头为越洋公司；2.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1年10月20日开始有标注为“9月份工”等收入，金额1800元，之后基本每月有收入，其中摘要有工资、月份、支付仓库、支付阿杰、仓库代垫、打木架等诸多内容，从2015年10月7日开始清单有显示对方账号名称，其中马云超的转账记录较多，马云超的转账中每月有相对固定的一笔备注为工资或直接网银转账等，另有月份会转入不固定的金额，摘要备注包含预付仓库、预付仓库启航、补助、公司开单阿杰代垫、仓库代垫费用、阿杰房租费、仓库费用、房租、仓库租金、老廖装修、仓库预支、垫付公司部分仓库费用、仓库费用余额、含王小姐应付款、搬新仓库、项目退股、返还垫付款、个人预支款等，马云超最后一个月的转账记录为2019年9月；另有其他人转账备注包含打木架、拖车和卸拖车和卸货物的钱等；3.公司辞退员工通知，内容为越洋公司于2019年9月5日以曹帅杰的岗位不需要人员为由辞退曹帅杰；4.微信聊天截图，显示2019年9月8日“月尊”（微信名，其主张是越洋公司的员工马跃尊）发出标题为“解聘合同书”、“离职证明”的文件，并陈述之前签的不行，同时要求其把仓库钥匙准备一下，对方要拿回退给房东；5.解聘合同书打印件，内容为甲方（越洋公司）和乙方（曹帅杰）双方于2012年3月1日确认了合同期限从2012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建立劳动聘用关系，由于工作性质及个人意愿等原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现期限未满，由于甲方发展的需要，在人才储备上对员工的技能水平有进一步要求，甲方在人员岗位上做人事调动，由于乙方不服从公司的人事安排，不配合团队工作规划，影响工作开展，经多次沟通协商无果，乙方也决定辞职，现甲乙双方同意2019年8月10日解除劳动聘用关系等内容，上述合同书没有双方签名确认；6.离职证明，内容为证明曹帅杰为公司仓库管理人员，在职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0日等，该证明没有越洋公司的盖章；7.其与“马晓璇”（越洋公司的职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将标题为“越洋公司仓库费用”、“王小姐仓库费用”等文件发送给对方，并要求对方算一下账给其等；8.越洋员工服务评价表打印件以及其自行制作的工资统计表，拟证明其平均工资为11283.58元，其中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卸货费、打包费、住房补贴，但住房补贴、打包费并非每个月都有；9.2018年8月-2019年8月仓库费用明细表，该表为其自行统计，其列明的费用明细中包含卸货费、买水、装柜费、叉车费、运费、物流送货费、啤酒、炒米粉、发红包、柜费、老方请人装车、给工人加饭、重新打包请工人、打木架等，并列明不同费用所对应的不同客户名称，并将其中的卸货费单独列明并计算为其每月工资构成；10.2018年8月-2019年8月打包费统计表，该表为其自行统计，其中列明的费用包含用袋子几个用箱子几个打包费、运费、停车费、人工费、买水、运费、买纸箱、其房租水电等，其并将打包费用单独列明计算为其每月工资构成。经庭审质证，越洋公司不确认证据1真实性，没有加盖其司公章;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不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但清单中显示工资的部分是由于其司的员工没有法律意识，出现失误，上述备注工资的部分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工资；对于证据3-6，由于双方关系不明确，为了解决双方矛盾，让曹帅杰尽快把仓库归还，才发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通知，且上述通知也没有其司的盖章；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中除了其司仓库费用，还有王小姐仓库费用，该仓库是其司和案外人共同使用；对证据8，是曹帅杰自行统计，对基本工资不认可，对证明内容也不予确认，不能仅以上述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中卸货费对应曹帅杰提交的证据9，是曹帅杰给多仕迪公司的卸货费用（因多仕迪公司的货物基本是自己打包，运到仓库后由曹帅杰卸货并收取费用），其中打包费对应的是曹帅杰提交的证据10，是其司客户的打包费（因其司的客户绝大部分都是其司业务人员联系供应商亲自到场卸货，所以没有卸货费），住房补贴是曹帅杰说距离仓库较远，为了能够及时保障其司客户货物处理，需要居住在距离仓库近的地方，其司向曹帅杰支付补贴；越洋员工评价表虽然有曹帅杰，但是因为其司的员工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认为曹帅杰承包也是为其司服务；证据9是曹帅杰向多仕迪公司收取的卸货费，证据10是其司代曹帅杰向客户收取打包费后再支付给曹帅杰，且从表中显示的卸货费、买水、叉车装卸费、运费、饭钱等可以看出双方如果不是承包承揽关系，不会区分如此详细，更能证明双方是承包承揽关系。庭后，曹帅杰补充提交了关于其诉讼请求的计算说明，并附上计算表格、照片、微信截图、银行明细以及孙盼盼（主张是其配偶）的工资表格和银行明细，拟说明孙盼盼也为越洋公司的员工。对此，越洋公司认为其司与曹帅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情形，2018年7、8月所有费用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差额的问题，曹帅杰自行统计的上述表格，其司不予认可，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加班费、未休年休假、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即使存在劳动关系，按照曹帅杰的主张，工资为计件工资，不存在加班费的问题，且部分主张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关于孙盼盼，曹帅杰自行统计的表格不予确认，孙盼盼在仓库为越洋公司进行录入相应数据工作，其司支付相应报酬，但孙盼盼也同时为第三方录入相应数据并收取报酬，并提交转账截图。对此，曹帅杰认为由法院依法认定，即使上述转账记录真实也不能证明越洋公司主张的承包或承揽关系。越洋公司主张曹帅杰与其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是承包、承揽的关系，曹帅杰承包了以其司名义租赁的仓库，由其司及广州多仕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仕迪公司）共同使用，并由曹帅杰收取货物管理及运输装卸费用，但其司没有与曹帅杰签订承包、承揽协议，曹帅杰不接受其司管理，其司财务每月向曹帅杰发放固定优先款（优先处理越洋公司的货物所支付的费用），2011年10月起为每月1800元，2016年起调整为每月3500元，其司每月另发放曹帅杰备注名目为工资、仓库费用、垫付款、住房租金、垫付付款的款项，越洋公司以此报价名目发放的相应款项，实际并不是工资；曹帅杰工作时不需要考勤，未休过带薪年休假；2019年9月5日曹帅杰将仓库管理权交出。越洋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与曹帅杰提交的一致；2.情况说明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为多仕迪公司于2020年1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其司从2017年开始和越洋公司共同使用同一仓库，曹帅杰为该仓库的负责人，其司按照曹帅杰装运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向曹帅杰支付报酬，并附上相关报酬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转账费用包含拖车费、装柜子的加班费等）；3.证词，拟证明曹帅杰个人承揽装卸货物。越洋公司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为多仕迪公司的出纳，多仕迪公司与越洋公司为合作关系，双方的客户是分开的，但共用一个仓库；多仕迪公司的装卸费、打包费等支付给曹帅杰，证人并陈述曾亲自用多仕迪公司老板的账户给曹帅杰转账14695元。曹帅杰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不确认证明内容；对证据2不予确认，涉案仓库虽然是越洋公司与案外公司共同使用，但是因为其双方有合作关系，其收取的工资都是与越洋公司进行结算，其与案外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表格中王小姐作出标志是指案外公司的费用，其在表格中进行标注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越洋公司与案外公司进行结算，而不是向案外公司领取劳务报酬的意思，其没有向多仕迪公司领取过报酬；对证人证词不予认可，且证词的出具人都是多仕迪公司的员工和老板，与越洋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曹帅杰确认直接收取过多仕迪公司法人转账的14695元，但表示是因为其之前垫付过运费、装卸费、打包费，因为多仕迪公司让其收，其便收取，其没有退回给越洋公司。庭后，越洋公司补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份，分别为“越洋仓房费用报账”群、曹帅杰与其司员工、多仕迪公司人员以及案外人的聊天记录，其中包含曹帅杰向越洋公司员工要求付款，对方要求其提供收据；曹帅杰陈述王小姐的其直接去对不经公司；对方向曹帅杰表示案外公司认为卸货费收得贵，让曹帅杰跟工人协商一下，曹帅杰表示靠力气挣几十元，并让对方告知自己带人过来卸货，其一分钱不收；越洋公司的员工微信向曹帅杰转账支付打包费、卸货费；多仕迪公司的员工微信向曹帅杰支付拖车费、装柜子加班费；多仕迪公司员工与曹帅杰沟通装卸、打包收费等事宜、案外人向曹帅杰转账支付卸货费、运费、仓库费以及案外人与曹帅杰沟通车费、叉车费、装货费、打包费等事宜等内容。曹帅杰对上述9份聊天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缺乏完整性，且不确认关联性，表示其中部分其收取的越洋公司员工、多仕迪公司员工以及案外人的款项性质不一，其中包含人情往来、临时加班工作的劳务费、因支付给其他人员或交通运输而垫付的费用、由公司同事预付给其后其再向越洋公司报销的款项等，不影响其与越洋公司的内部管理关系。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曹帅杰最后工作至2019年9月5日，越洋公司并主张曹帅杰工作期间所有费用已经结清。曹帅杰并陈述越洋公司最后一笔工资费用发放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金额为1296元。庭后，曹帅杰补充提交的流水显示马云超在2019年10月17日分两笔向曹帅杰转账2203.7元和2783.38元。庭后，越洋公司并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曹帅杰提交的越洋员工服务评价表中的吴某并非其司员工，从而说明上述服务评价表不能证明曹帅杰是其司的员工。曹帅杰就本案于2019年10月8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一、确认曹帅杰与越洋公司从2011年7月2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越洋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4000元；三、越洋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基本工资差额5000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计件工资1700元、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计件工资3383元、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5日的工资643.68元；四、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7月2日至2019年9月5日的加班费482677.93元；五、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7月2日至2019年9月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1264.37元；六、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8月3日至2012年7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9800元；七、越洋公司支付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元。2020年2月18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47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曹帅杰与越洋公司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越洋公司支付曹帅杰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工资差额2500元；三、越洋公司支付曹帅杰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5日的工资643.68元；四、越洋公司支付曹帅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6000元；五、越洋公司支付曹帅杰带薪年休假工资2574.71元；六、驳回曹帅杰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该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裁决书并记载，曹帅杰在仲裁时主张的未缴纳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是指因未缴纳社会保险产生医疗费用。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本案中，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越洋公司否认与曹帅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与曹帅杰是承包承揽关系，但越洋公司没有提供相关承包及承揽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曹帅杰在越洋公司使用的仓库工作，其工作内容是越洋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越洋公司虽主张每月发给曹帅杰的款项是优先款及装卸货物费用、房租、水电费、仓库杂费、住房补贴，但其中越洋公司主张为优先款的费用基本备注为工资，也没有证据显示越洋公司发放的优先款不是工资。第三，越洋公司虽主张曹帅杰同时有为案外人提供装卸、打包劳务，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曹帅杰的上述行为得到越洋公司的认可，且部分劳务费用的结算也是通过越洋公司与案外人进行结算后再支付给曹帅杰。即不排除越洋公司允许曹帅杰作为其司员工的同时为第三方提供劳务并将由此获得的报酬作为其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或者允许曹帅杰在完成其司安排的工作情况下为第三方提供劳务并自行收取劳务报酬的可能。但不能以上述情形的存在而认定曹帅杰与越洋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四，越洋公司主张曹帅杰不接受其司管理，但在曹帅杰提交的证据辞退员工通知中显示马跃尊给曹帅杰发放了辞退员工通知，越洋公司亦确认其员工马跃尊给曹帅杰发出了辞退员工通知。最后，越洋公司并未提交其司的工资台账、入职登记表、招工原始记录、职工名册、劳动合同等充分证据证实其司实际用工情况。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上述分析，本院采信曹帅杰主张的其与越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因越洋公司于2011年11月9日注册成立，自注册之日始具备主体用工资格，结合证据工作证、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辞退员工通知，本院确认曹帅杰与越洋公司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的问题。本案中，越洋公司主张曹帅杰工作期间的所有费用已经结清。首先，根据曹帅杰提交的银行流水，越洋公司在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基本每月均有向曹帅杰转账，且大部分月份的转账金额超出曹帅杰主张的工资数额，转账所备注的项目也包含工资、预支、租金、水电等，而曹帅杰在越洋公司处长达八年的工作时间内，工资的发放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现没有证据显示曹帅杰在职期间对2018年7月、8月以及2019年5月的工资数额提出过异议，即没有证据显示曹帅杰对于上述月份的工资差额或垫付费用向越洋公司主张过权利。同时曹帅杰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2019年5月计件工资差额的计算依据。因此，曹帅杰主张上述月份工资差额依据不足。其次，关于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计件工资以及2019年9月1日至9月5日期间工资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越洋公司在2019年10月之前均有向曹帅杰转账，而曹帅杰关于2019年8月计件工资的计算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得到越洋公司的认可。而按照曹帅杰工资标准其2019年9月1日至5日的基本工资数额仅为643.68元。曹帅杰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其在本案庭审时表示越洋公司最后一笔费用是在2019年9月16日发放，实际上在曹帅杰申请仲裁后（10月17日）越洋公司仍有继续向曹帅杰转账，且金额共计4987.08元，而曹帅杰在仲裁请求和诉讼请求中并未扣除。综合上述分析结合越洋公司向曹帅杰支付工资的一般模式以及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越洋公司认为已经付清曹帅杰工作期间费用的主张更为合理，曹帅杰要求越洋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或计件工资差额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越洋公司马跃尊给曹帅杰发出了辞退员工通知，越洋公司虽主张是由于员工未核实情况下错误发出该辞退通知书，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司主张。结合证据公司辞退员工通知中关于“鉴于您担任的该职位，本公司现决定取消，该职位暂不需要人员，经过公司的决定予以辞退。”的显示，本院对曹帅杰关于越洋公司以所在岗位暂不需要人员为由将其辞退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对曹帅杰要求越洋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曹帅杰的工资标准。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的陈述和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曹帅杰认为其工资由基本工资、装卸费以及打包费组成的主张合理。关于具体数额。本案属于依法认定曹帅杰与越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的主要证据在于曹帅杰的工资银行流水。但双方的银行流水显示越洋公司与曹帅杰之间的交易金额较多，其中还包含曹帅杰代垫费用的报销以及水电、房租等，且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曹帅杰存在向案外人直接提供劳务获取报酬，且部分劳务报酬通过越洋公司与案外人结算后再向其支付的情况。曹帅杰虽自行统计其实际的工资数额，但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曹帅杰自行统计的工资数额是否准确，且不能排除曹帅杰自行统计时没有剔除其收入中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数额的可能，仅凭曹帅杰自行统计的工资数额确认曹帅杰的工资标准存在不合理之处。而越洋公司也未能举证证实曹帅杰实际的月均工资数额。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不能对工资数额举证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参照本单位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或者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计算确定。经查，曹帅杰离职时公布的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根据越洋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工资标准并结合曹帅杰的工作内容以及其自行统计的工资数额，本院认为按照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9320元/月作为曹帅杰的月平均工资较为合理。关于曹帅杰的工作时间，越洋公司虽在2011年11月9日注册成立，但双方均确认曹帅杰2011年7月即开始为越洋公司提供劳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计算曹帅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应当从2011年7月开始计算，因曹帅杰最后工作至2019年9月5日，故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应为158440元（9320元/月×8.5月×2倍）。关于加班费的问题。如前所述，曹帅杰的工资构成中的装卸费、打包费均属于计件工资，即属于多劳多得，且曹帅杰亦未提交有关证据证明存在加班事实，对曹帅杰关于加班费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曹帅杰于2019年10月8日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要求越洋公司支付2018年度以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曹帅杰2011年11月9日起与越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5日离职，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曹帅杰可享受2018年度带薪年休假5天、2019年度带薪年休假3天。越洋公司亦确认曹帅杰未休2018年度、2019年度的带薪年休假，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于曹帅杰要求越洋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曹帅杰的工资标准，其主张按照3500元/月计算带薪年休假工资合理，本院予以认可，经计算越洋公司应支付曹帅杰2018年、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574.71元（3500元÷21.75天×8天×200%）。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曹帅杰于2019年10月8日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要求越洋公司支付2011年8月3日至2012年7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经济损失。曹帅杰在仲裁时并未主张失业保险金或求职补助，而是主张以未缴纳社会保险造成医疗费损失为由提起仲裁，即其关于失业保险金和求职补助的主张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审理，且曹帅杰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失业登记情况，其在本案中直接以失业保险金或求职补助作为经济损失而要求越洋公司直接支付5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越洋公司庭后提出的证人出庭申请，因法庭辩论已经终结，且该证人出庭拟证明的事实不影响本案需要查明事实的认定，本院对其上述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曹帅杰与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自2011年11月9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曹帅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8440元；三、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曹帅杰带薪年休假工资2574.71元;四、驳回曹帅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各10元，由曹帅杰和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各自承担10元（广州越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已交纳10元，曹帅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受理费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