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5277号原告：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良田工业园良园二路18号502，统—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UG9M95。法定代表人：周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志刚，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井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俊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常志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俄、被告常志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俊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诉称：一、被告在2018年6月19日之前的工资以集资款的形式抵扣。我方成立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我方的法定代表人周磊、被告和傅跃进一向以工资形式集资。2018年6月19日，我方与被告、周磊、傅跃进签订《集资明细》，载明被告需要集资18982.50元，因继续以工资形式集资，被告从未向我方交纳过出资。二、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的工资。周磊与被告、傅跃进签订《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出售股份转让对接三方协议》，根据第一条、第三条约定，被告及傅跃进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周磊后，不再负责我方的生产经营且不再在我方处任职。第七条约定被告协助办理环评等事宜，实为“未对接完事情必须全力配合周磊完成并给予大力支持”。三、2018年考勤表和工资表上的人员不能一一对应。2018年5月，被告担任我方厂长，负责日常生产经营，由其负责考勤并制作工资表，不能一一对应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周磊因股东纠纷与被告、傅跃进签订的《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出售股份转让对接三方协议》，周磊承接全部股权并独自经营、承担全部风险，而被告和傅跃进在2018年6月19日后并未上班。现请求法院判令：1、我方不支付被告工资109655.17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常志刚辩称：第一，我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我自原告公司成立之后一直在公司上班，双方有签署书面劳动合同，股东之间也有相应的股权协议以及合作协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明确的劳动关系。我每月工资为10000元，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是原告的厂长，也不需要考勤打卡。第二，我在原告公司成立后，一直有提供相应的劳动服务，包括处理公司的环评手续、跟进客户的订单、发货、采购、仓库管理等相关事宜。但是自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原告却一直未向我发放该段时间的工资，原告存在长期拖欠工资的行为，而且原告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工资已经适时发放。第三，原告主张我自2018年6月19日没有在公司上班，此与事实不符。首先，从我与原告现任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周磊的微信聊天记录能看出，我在该期间一直都有与周磊对接原告工厂的经营事务，而且周磊在（2018）粤0111民初14094号案明确表示，我与周磊至今都有在经营公司，而今原告又否认我上班提供劳动服务与经营公司的事实，其在两个案子当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是不诚实的表现。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8日，被告与傅跃进签订《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股权协议》及《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共同设立原告公司，原告于2017年9月22日经相关部门核准成立。被告于2017年10月25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岗位为厂长，负责原告工厂的生产管理，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月工资自2018年1月16日起约定为10000元。2017年12月13日，被告、周磊、傅跃进签订《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股权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经营原告，常志刚占股30%、周磊占股18%、傅跃进占股52%。2018年6月19日，被告、周磊、傅跃进共同签订《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出售股份转让对接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三方同意将原告作价300万元（一次性打包出售，包含工厂及宿舍租赁押金），从即日起原告工厂移交转让给股东周磊生产经营；6月原告工厂房租75909元由三个股东继续集资（集资参照财务核算标准），集资到位后周磊统一支付6月房租，原告工厂5月的所有工人工资（含三个股东）在工厂目前外面所欠的加工费及货款中支付抵扣；从7月1日起45天内，分两次付清傅跃进52%股份和被告30%股份的款项；协议签订后，原告前期被告、傅跃进未对接完事情必须全力配合周磊完成（包括环保排水证、排污证）并给予大力支持；等等。同日，经原告公司财务核算，被告、周磊、傅跃进与原告签订《集资明细》，约定：截止2018年6月10日，原告当前账户总余额为-3457.26元，将三名股东工资26000元、半成品原料提成7951元和工厂房租75909元之和按照三名股东各自所占的股份比例分摊，抵扣被告工资10000元和50%半成品原料提成3975.50元后，被告仍需集资18982.50元。2018年12月30日，周磊与被告签订《广州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合同》，载明：双方协商达成合作协议，股东周磊同意保留被告10%的原始股份（公司价格参照2018年6月19日三方协议的作价），其中包含被告25万元，不足部分5万元由周磊承担；双方同意从2018年6月19日起，原告的所有运营费用按股东各自所持的股份比例承担（周磊占比90%，被告占比10%）。2019年11月21日，被告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29日的工资110000元。原告在仲裁庭审时陈述《集资明细》抵扣的是被告2018年5月至6月19日的工资10000元。2020年9月14日，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20]381号裁决书，裁决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29日的工资109655.17元。诉讼中，原告、被告均提供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周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与原告原财务人员余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到庭。其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周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两人一直对接沟通原告公司产品原料、包装采购以及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情况，其中2018年4月27日双方商量五一放假时间及产品生产对接问题；2018年7月30日被告对原告说上午在医院有事，下午回工厂，并告诉原告他去拿样板，当天彩盒瓶子会到工厂，生产前要打样确定样板才生产，原告表示同意；2018年9月16日，周磊对被告说如果手头没什么急活，次日再休息一天，被告表示赞同；2019年1月30日和1月31日，被告与周磊沟通原告工厂的开工信息。被告与余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2月期间余波就请假、工资、账目报表等工作事宜向被告报告请示。另被告提供了2018年8月和9月的客户订单、2018年12月8日合同及产品加工费用明细表、2018年10月和11月的收款收据等证据到庭，拟证实其自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一直为原告提供劳动。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在2018年6月19日离职后，还与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查，周磊曾于2019年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本案被告和傅跃进为其在一个月内办理原告公司82%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8月9日，本院作出（2019）粤0111民初214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周磊与被告在三方协议履行过程中达成新的合同，约定被告保留10%股权，只转让20%股权，判决傅跃进协助周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傅跃进名下所有的原告公司52%股权变更至周磊名下，被告协助周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被告名下所有的原告公司20%股权变更至周磊名下。周磊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集资明细》、工资表、《三方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记录表、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仲裁决定书、劳动合同、入职申请表、新员工入职须知、股权协议、股东合作协议补充、客户订单、合同、产品加工费用明细表、收款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被告是原告公司的股东，从2017年10月25日起任职厂长，负责原告工厂的生产管理工作。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2018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被告一直就原告公司产品原料、包装的采购以及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情况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磊进行沟通，内容与被告原来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相符，而被告有事请假不回原告处会告诉周磊，周磊根据工作情况与被告商量并安排被告休息，双方还沟通发布原告工厂2019年开工信息事宜，同时，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2月期间，原告的原财务人员余波就请假、工资、账目报表等工作事宜也向被告报告请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与被告提供的客户订单、合同及产品加工费用明细表、收款收据等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被告至少直到2019年3月还一直在履行工作职责，为原告提供劳动，对原告工厂进行经营管理。虽然《三方协议》约定被告转让30%股份给周磊，自2018年6月19日之后原告工厂由周磊独自经营，被告仅对工厂前期未对接完事情全力配合周磊完成，但被告在此协议签订之后仍然一直负责原告工厂后续的采购、打样、生产、出货以及订立新订单等具体工作，结合微信聊天内容，被告显然并非仅仅与周磊对接前期工作或者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而且直到2018年12月30日，被告与周磊才签订《广州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合同》，明确保留被告10%的原始股份，由此可见被告与周磊此前已经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三方协议》的部分约定内容。再者，被告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也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成立。因此，原告主张双方自2018年6月19日之后仅存在合作关系理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结合上述分析及被告的主张，本院认定2018年6月19日后被告仍在原告处工作至2019年3月29日。关于《集资明细》抵扣的被告工资10000元所属于哪个月份工资的问题。首先，原告在仲裁阶段陈述《集资明细》抵扣的是被告2018年5月至6月19日的工资10000元，但原告在本案诉讼阶段又表示该10000元抵扣的是被告2018年6月工资，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其次，无论是抵扣2018年5月至6月19日的工资，还是抵扣2018年6月1日至6月19日的工资，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应抵扣工资数额均与《集资明细》约定抵扣被告的工资10000元数额不一致。再有，2018年6月19日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原告工厂2018年5月包括被告等三个股东在内的所有工资，是以工厂当时的加工费和货款等债权予以抵扣，不是以集资形式予以抵扣，而《集资明细》与《三方协议》在同一天签订，由此可见，《集资明细》中扣减的被告工资并非2018年5月和6月的工资。最后，结合原告提供的2018年5月工资表，该表备注了打钩的员工工资已经支付完毕的内容，而被告、周磊、傅跃进三名股东都没有打钩，原告法定代表人周磊对此签名确认，显然原告亦确认并没有发放被告2018年5月工资。综上分析，原告主张已经以抵扣集资款的形式支付了被告2018年6月19日之前的工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现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已经发放被告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的工资，其作为用人单位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告应当支付被告上述期间工资109655.17元（10000元/月×10个月+10000元/月÷21.75天×21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常志刚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的工资109655.1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项内容在判决生效后即视为执行通知，违反本项通知的，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申请执行立案或移送执行后，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对相关义务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罗晓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