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9民初5145号原告（反诉被告）：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梅河口市天河街3号。法定代表人：崔喜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淑芬，吉林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羽涵，吉林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辛房街88号1-60室。法定代表人：袁立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先，男，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务。原告（反诉被告）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阜康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公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阜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淑芬、王思羽涵，被告金玉公司的之法定代表人袁立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阜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金玉公司给付货款3415287.40元及利息（以3415287.40元为本金，按照年息4.75%为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律师费、诉讼费用由金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以来，金玉公司一直向阜康公司购买酒精，阜康公司几年来多次给金玉公司发货，双方交易既有先款后货,也有先货后款。根据酒精的品种不同：每吨销售价格分别为6000元、5400元等，金玉公司收到货物后均已卖出，阜康公司也给金玉公司开具了发票，金玉公司仅给付了部分货款。2015年1月23日前双方平账,但没有对账单。2015年1月23日到2015年12月28日阜康公司向金玉公司发货11笔，货款共计24971815.40元,金玉公司给付货款21556528元，尚有3415287.40元货款未给付，经多次催要，金玉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故阜康公司将金玉公司诉至法院。被告（反诉原告）金玉公司辩称，不同意阜康公司的诉讼请求。首先，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阜康公司诉金玉公司的合同是2015年12月31日签订的，到现在已经三年又七个月，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次，我们从2012年开始有买卖合同关系，都是先款后货。现在能找到的只有两份合同，其他合同找不到了。2015年拉的酒精是有合同的，签了11份合同，货款已经付清,是现汇付款。阜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3415287.4元货款是2014年移库产生的，总货款是5170320元，已付款的是1755032.6元，欠3415287.40元。双方未就移库签订过买卖合同，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为仓储合同关系。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4月3日，阜康公司因产能过剩将部分酒精移库放置在金玉公司仓库。金玉公司从阜康公司拉货22批共计861.72吨，2014年11月3日阜康公司开出8张发票，价格按照每吨六千元计算，但当时实际的售价只有每吨五千多元。2014年3月12日到2014年11月3日期间产生了仓储费160万，存储期间还存在酒精损耗，即每月挥发10‰。另外，阜康公司存放的酒精影响了金玉公司的正常经营，金玉公司曾多次要求阜康公司将酒精移走，阜康公司均未移走。阜康公司长达九个月没开发票，后在金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高价开具发票。故金玉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一、阜康公司赔偿金玉公司经济损失共计4299543.35元，分别包括：1、2014年3月至11月与2013年实际盈利相比减少部分2956652.95元；2、酒精损耗费394998.4元，（按照861.72吨存放9个月计算，蒸发比例为每个月10‰，每吨单价5300元）；3、酒精移库的运费共计344688元（从梅河口到北京运费每吨运费400元计算，共计861.72吨，北京到梅河口一共1000公里）；4、酒精差价费603204元（阜康公司的开票价格为6000元每吨，市场价为5300元每吨，每吨差价700元，共计861.72吨）；5、利息损失(以4299543.35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为标准计算)。二、诉讼费由阜康公司承担。原告（反诉被告）阜康公司针对反诉辩称:不同意金玉公司的反诉请求。阜康公司与金玉公司从2013年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但2015年1月之前的货款双方是两清的。2015年1月23日之后金玉公司才开始欠付货款。酒精出库时双方即约定了价格，不存在差价。2014年货物也是由金玉公司自提，不存其主张的在经济损失、仓储费、损耗费和运费，其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阜康公司已向金玉公司开具发票，金玉公司接收并入账，双方也有《往来询证函》证明其尚欠货款3415287.4元。经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阜康公司与金玉公司存在买卖酒精的业务往来。2014年3月12日至2014年4月3日期间，金玉公司从阜康公司拉回22车次共计861.72吨酒精。阜康公司出具单号为JY201411032014的《外建库区出货通知单》，载明出库价格6000，实际出库数量861.72，上有阜康公司副总丁金亮和业务经理段志刚的签名。该批酒精后由金玉公司售出，阜康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向金玉公司开具9张增值税发票共计5170320元。2015年，阜康公司向金玉公司供货11次，阜康公司《记账凭证》显示：1月23日供货587吨，总价3463300元，开具了8张发票；5月24日供货223.68吨，总价1252608元，开具了5张发票；2月26日供货733.8吨，总价4085664元，开具了发票10张；3月12日供货35.98吨，总价195011.60元，开具了7张发票；3月12日供货739.94吨，总价4010474.80元，开具了7张发票；4月24日，供货605.30吨，总价3298885元，开具了6张发票；4月24日，供货373.74吨，总价2036883元，开具了3张发票；4月24日，供货40.18吨，总价218981元，开具1张发票；5月14日，供货514.4吨，总价2803480元，开具6张发票；11月24日，供货234.24吨，总价1335168元，开具3张发票；12月23日，供货432.64吨，总价2271360元，开具8张发票。2017年，阜康公司曾分别向金玉公司发出二份《往来询证函》，上均载明“本公司按照中国注册会及时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等事项。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明不符项目。如存在与本公司有关的未列入本函的其他项目，也请在“信息不符”处列出这些项目的金额及详细资料……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列示如下：截止2017年8月31日，贵公司欠3415287.4元（应收账款）。”该《往来询证函》上均未载明制作及发出函件的日期。金玉公司在其中一份《往来询证函》的“结论：1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了公章并在“其他事项”下写有“因贵单位移库，与我单位形成往来账，库存所产生的损耗与仓储费用的价格，贵公司应给予补偿。”。金玉公司在另一份《往来询证函》的“信息不符”处加盖公章。2017年11月18日，金玉公司向阜康公司发出双方往来账的说明，上书“贵单位与我单位的往来账为3415287.4元，其形成原因特说明如下：因贵公司仓储压力大，于2014年5月份将861.72吨酒精移入我单位库储存，而当时市场的价格每吨为5400元，而在2014年11月份给我单位开来的发票每吨为6000元，再加上仓库损耗，仓储的费用，使我单位经济损失严重，我单位要求贵单位应给予我单位相应的经济赔偿，大约为柒拾玖万元。”庭审中，金玉公司就为何在《往来询证函》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公章，做出“已将异议附言在《往来询证函》中并在之后发出了往来账说明”的解释。同时，金玉公司对该公司加盖在《往来询证函》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表示不对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庭审中，阜康公司员工段志刚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段志刚称：“我是梅河口公司的业务员，所有业务都是我负责的，欠款和移库的事情都是我负责，对于双方的货款每年要平一次账，2014年的货款是2015年2月平了一次账，前期业务已经平账了，然后是在2015年11笔业务，被告欠我们公司340多万，是在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产生的尚欠货款。（2014年）我们公司憋库，我们生产多了，如果不放出去，酒精就没地方放了，找了一些关系不错的客户，移库到他们的库里面。等价格商量好了之后（卖出），正常情况下面应该是我们派人监管，但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没有监管，他们卖没卖我们也不清楚。移库的时候客户自己车提走，是跟客户商量好了，客户自愿的，没有人逼迫他。（运费）是客户自己担了，这就是按照我们卖给他的时候他们也是自提。当时移库的时候（酒精单价）是5400，但是当时的酒精价格是有波动的，开票的价格就是6000元。”另，2015年5月22日，阜康公司将金玉公司诉至本院，7月22日，金玉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及证据：庭审中，双方对金玉公司欠付货款3415287.4元的事实及2014年阜康公司向金玉公司移库861.72吨酒精的事实不存在争议，但对尚欠款项产生的原因存在争议。金玉公司主张欠款产生于2014年阜康公司向其移库的861.72吨酒精，而阜康公司则主张欠款产生于2015年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为证明欠款原因，金玉公司提交了该公司注明“其他事项”的《往来询证函》和往来账说明加以佐证。阜康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辩称《往来询证函》上的附言与往来账说明均系金玉公司单方书写制作，阜康公司不予认可。阜康公司主张欠款产生于2015年的11笔供货，为此提交了2015年的《记账凭证》，金玉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辩称2015年的11笔货款均已结清，双方每笔买卖都签订了买卖合同，都是先款后货现汇结算，为此提交了两份与阜康公司的买卖合同。金玉公司另主张在2014年阜康公司向其移库的861.72吨酒精使其产生了盈利损失及损耗、运费、差价，应由阜康公司负担。为此提交了该公司2013年的进项票及销项票,票据显示2013年金玉公司销售酒精6895.793吨,利润2956652.95元。阜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辩称该证据不能证明金玉公司经营的利润损失，也不能证明该损失是由于阜康公司和其销售酒精而造成。就差价，金玉公司提交了2014年3月东丰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发票显示每吨售价为5300元。阜康公司对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辩称酒精的质量不同会导致价格不同。就损耗和运费，金玉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与事实的认定，本院在论理中一并论述。上述事实，有《往来询证函》、《往来帐的说明》、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外建库区出货通知单、运输记录表、移库明细表、《买卖合同》、《产品购销合同》、金玉公司与段志刚的通话录音、段志刚的证人证言、本院工作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双方当事人所提起的本诉及反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就2014年的移库货物，双方之间是否系仓储合同关系及阜康公司是否应赔偿金玉公司主张的各项损失；三是金玉公司是否应支付尚欠货款。就焦点一，阜康公司及金玉公司均无证据证明双方曾就2014年阜康公司移库的酒精或是2015年买卖的酒精达成有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主张权利时起算。故，对阜康公司、金玉公司关于对方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就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金玉公司主张2014年拉回的861.72吨酒精基于双方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其提交的《往来询证函》、往来账说明及证人证言中多处显示该批货物属“移库”。但经本院查明，在当年11月阜康公司向金玉公司开具增值税票，金玉公司已将税票入账并售出该批货物，完成了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故，对金玉公司就该批货物与阜康公司存在的系仓储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金玉公司主张的与前一年度相比存在的2956652.95元盈利损失，影响企业盈利的因素包含诸如采购成本、市场环境、税费的合理控制、各种费用是否规范合理等诸多方面，现金玉公司所仅提交该公司2013年的进项和销项票据，并不能证明该公司所主张的两年之间的盈利差距均系阜康公司造成。就金玉公司主张的酒精损耗，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损耗的实际存在以及应由阜康公司承担。故，本院对金玉公司的上述两项主张不予支持。就金玉公司主张的运费，根据已查明事实，金玉公司系与阜康公司达成合意自行将酒精运回北京，在双方并非仓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现金玉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由阜康公司承担运费，本院对该公司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就金玉公司主张的603204元差价损失，本院将结合下一焦点进行论述。就焦点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尚欠货款是基于2014年或是基于2015年业务往来持不同意见。就此点，双方均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己方主张。阜康公司在2017年向金玉公司出具的二份《往来询证函》中均已明确“截止到2017年8月31日，金玉公司尚欠3415287.4元（应收账款）”，金玉公司分别在两份函上的信息无误及信息有误处加盖公章，并在其中一份函“其他”处进行了相应补充说明。但无论金玉公司分别在两份函件上加盖公章的先后顺序如何，均不能改变该公司已自认尚欠货款数额的事实。在金玉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己方不应支付上述款项的情况下，金玉公司应依照《往来询证函》载明数额支付所欠货款。在庭审中，金玉公司曾否认《往来询证函》上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未申请进行鉴定，本院对该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就金玉公司所主张的阜康公司应赔偿酒精差价款的主张，案外公司的销售发票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涉案酒精的应有价格。在庭审中，阜康公司员工段志刚虽认可“当时移库的时候（酒精单价）是5400”，但鉴于金玉公司已认可《往来询证函》上所确认的欠款数额，本院对该公司关于阜康公司应赔偿相应酒精差价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阜康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一节，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阜康公司可要求金玉公司在合理期限内付款。阜康公司主张自2015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应计算依据。故本院将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调整为阜康公司提交起诉材料的次日即2019年5月23日。阜康公司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本院不持异议。故对阜康公司要求金玉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请，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的负担一节，阜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与金玉公司存在负担律师费的相关约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的数额及实际支付情况。故，就阜康公司要求金玉公司承担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玉公司应向阜康公司支付尚欠货款3415287.4元及利息（以3415287.40元为本金，按照年息4.75%为标准，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尚欠货款3415287.4元及利息（以3415287.40元为本金，按照年息4.75%为标准，自2019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122元，由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费20598元，由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其中17360元已交纳，323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岭人民陪审员  李朝生人民陪审员  李继存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王 倩书 记 员  邓光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