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305行初28号原告王丽萍，女，1973年8月23日生，汉族，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原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MB28564949。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199号。法定代表人田军，局长。委托代理人石坤，男，1985年4月2日生，汉族，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现住本单位宿舍。委托代理人边廷敏，男，1978年1月28日生，汉族，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现住本单位宿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00421918-1。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广场路1号。法定代表人白平和，区长。委托代理人李娟，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帅，女，1995年2月5日生，汉族，汉族，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现住本单位宿舍。原告王丽萍不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鲁0305行初48号行政裁定书，其内容为驳回原告王丽萍诉讼请求，原告王丽萍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3行终296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本院（2019）鲁0305行初48号行政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2020年3月12日向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丽萍，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的委托代理人石坤、边廷敏，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娟、张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丽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2019年1月7日作出的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违法并撤销；2、撤销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要求被告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依法公开原告的有关信息。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如下证据:1、《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6.1.2.2条证明原告的重性精神疾病信息在临淄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被告一出具的非在管状态管理表一份，证明原告已经由在管状态变更为非在管状态，临淄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进行对原告随访等管理工作。被告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临淄卫健局）辩称，一、2019年1月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法，2018年12月27日，收到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临政复〔2018〕71号），按照复议决定“责令被申请人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临淄卫计局）在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2019年1月7日重新作出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通过邮局挂号信方式寄给原告，程序合法；二、2019年1月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认定事实清楚，使用依据准确，内容适当。2018年9月，收到原告向淄博市卫计委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转办件，申请“查询得到我本人关于重性××的健康档案，希望能帮我查询到是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数据库里”。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且原告在申请中明确提出“帮我查询”，被告作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申请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认定事实清楚。“关于重性××的健康档案”政府信息，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第1.1.3.2规定，依据修订前的《条例》第二十一条（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在答复中明确告知了信息获取途径，尽到了告知义务；“关于希望能帮我查询到是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数据库的”的政府信息，构成咨询事项，被告依据第二十一条（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在答复中作出了不予公开的说明，使用依据准确，内容适当。综上所述，2019年1月7日作出答复内容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使用依据准确，内容适当。被告临淄卫健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提交关于临淄区雪宫街道原告有关诉求的转办件；证明已收到原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材料；2、提交临淄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临政复〔2018〕71号），证明撤销被告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3、提交〔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被告答复程序合法；4、提交《条例》一份，证明被告按《条例》作出的告知行为；5、提交《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3-5号证据证明公开答复认定事实清楚，使用依据准确，内容适当。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3月4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责令原卫计局依法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原告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答辩人于2019年3月6日受理并于3月13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同时书面通知第一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答复。第一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和依据。经审理，答辩人于4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综上，整个行政复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原告向第一被告申请公开“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精神疾病数据库里的”，实际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向第一被告咨询相关事项，第一被告告知原告相关内容并无不当，答辩人依法予以维持，认定事实清楚；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依法维持第一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适用依据正确。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区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批表、行政复议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答辩人于2019年3月4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答辩人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书面告知原告。3、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答辩人已受理复议申请并通知被告一给予原告书面答复。4、行政复议答复书、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理工作规范》、《山东省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与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证明被告一在法定期限内向答辩人提出答复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依据。5、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EMS快递单，证明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1-3号证据，认为给原告的政府信息答复，内容不完整，不规范，最后给撤销了；对4-5号证据，被告一把主体推卸给临淄石化社区服务中心，明显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该法规证明临淄石化社区服务中心与相应的精防机构为被告的档案部门。对被告二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两份答复与本案有关联，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一对原告提出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二对原告提出的证据同意被告一的质证观点；被告二对被告一提供的1-5证据无异议；被告一对被告二的1-5号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号证据《残疾人申请表》，证明原告父母为其填写的申请；2号证据《评定表》证明残联为原告评定四级抑郁症；3号证据对残联唐莎莎科长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是原告父母带着其病例同意来评残的；4号证据对王新山、张桂英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在济南一家医院住过一次院，在淄博第五医院住过两次医院，张桂英为原告填写《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一份，填写《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一份，其目的为原告领取“以奖代补”每月200元政策补助，填表后始终未领取该款。5号证据对临淄××防治院苑志明副主任医师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对原告残疾评定为精神抑郁症四级过程是按照程序评定的，会见了原告。6号证据对临淄石化社区服务站王红丽站长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原卫计局疾控二科给服务站名单一份，（其中有原告王丽萍名字）让相关人员填写表格两份，该服务站通知原告母亲张桂英填写了两份表格，原告母亲张桂英没有领取“以奖代补”政策补贴；7号证据临淄石化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临淄区疾病预防中心发放名单》一份，证明原告列入名单第六名。8号证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证明原告母亲张桂英在该表签字；9号证据《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证明原告首次治疗时间2007年8月10日，病情确诊时间2008年6月1日，原告母亲张桂英在该表签字；10号证据随访服务记录表10张，证明社区服务站从2016年3月10日开始对原告每季度随访一次，截止到2018年4月20日。两被告对本院调取的1-10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一对7号证据名单有异议，该名单是根据上级文件评估的名单；原告对10号证据不认可，因没有随访过，对1-9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5号调查笔录证据认为评定程序有瑕疵，对8号、9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是其母亲受骗填写的表格，也没有领到“以奖代补”200元/每月政策补助。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一提供的1-5号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只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二对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被告一提供的1-5号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二提供的1-5号证据，被告一无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只对内容有异议，对被告二提供的1-5号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被告一、被告二对1号证据无异议，认为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查，1-2号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对本院调取的10份证据，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1-9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知情同意书》及《信息补充表》的填报，认为其母亲受骗，对10号证据随访记录不认可。该十份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原告的父亲王新山、母亲张桂英替其填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其父母带着原告的济南医院和淄博市第五医院出具的诊断病例，到淄博市××区××防治院进行评定，该院评定结果为抑郁症四级，后经淄博市××区残疾人联合会初审、审核，同意为其办理了残疾证书。2014年7月份，根据淄卫字（2014）14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临淄区疾病预防中心列出一份34人名单（其中第六名就是原告王丽萍），2016年将其名单交于齐鲁石化社区服务中心，2016年3月12日原告的监护人张桂英在《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签字，同意参加社区网络管理，后将原告信息登入《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网》（现《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为其建立严重精神障碍相关的档案；2017年1月18日在《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补充表》签字，确认首次抗精神药治疗时间为2007年8月10日，淄博第五人民医院确诊时间为2008年6月1日，重性××患者随访记录表十张，分别记载时间2016年曾四次随访，2017年曾四次随访，2018年曾两次随访（止于4月20日）。原告于2018年9月上旬提出申请，填写《淄博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的主要内容：一是由市级或以上哪个医院对本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评估确认为重性××的；二是哪个医院把本人重性精神疾病数据录入数据库中的？2018年9月29日原临淄区卫计局第一次答复，主要内容是：2016年3月，经原告父母同意作为你的监护人，原告母亲张桂英签字，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随即由社区对你在《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现为《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内建立严重精神障碍相关的健康档案，由社区医师对其或监护人进行随访督促患者用药，控制病情进行管理，所建档案完全合理合法合规。其依据是：国家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版）、山东省卫计委《山东省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与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原淄博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危险性评估工作》等文件要求，根据临淄区残联提供的精神残疾人员名单，经排查、核实确定的。2018年11月1日被告原临淄区卫计局补充答复，其主要内容是：原告住院信息是随访家属和参考与残疾人联合会诉讼卷宗所得到的，原告想获得民事行为能力，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取消残疾证即可。2018年11月22日原告不服2018年9月29日和11月1日答复，申请复议。被告二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临政复〔2018〕71号决定书，一、撤销被申请人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的回复；二、责令被申请人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2019年1月7日，被告原临淄区卫计局以卫计告知〔2019〕1号，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主要内容：经查，你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同时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健康档案存在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并告知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联系人、电话。2019年3月1日原告王丽萍不服原临淄区卫计局告知书向被告二又申请复议，其复议的主要理由是：一、被告一作为管理本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的行政部门，应该具有详细记载，各级精防机构、社区服务站都受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数据信息的收集、报送，该信息仍是政府信息。二、被告一对原告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原告是精神抑郁症四级患者，不属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告二于2019年3月6日以临政复〔2019〕6号受理通知书告知原告已受理，并责令被告一作出书面答复。被告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书面答复，其主要内容是：申请人属于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出院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由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申请人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并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系统，符合相关规定。依据是《山东省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与信息管理实施细则》鲁卫疾控（2014）1号文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乡镇（街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社区发现的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已经明确诊断但未登记的患者，应征得患者本人（或监护人或近亲属）知情同意，对其登记，填写《山东省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登记）卡》，并录入信息系统。被告二以临政复〔2019〕6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作出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29日之前，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将原告的涉案信息变更为非在管状态，并删除了除原告姓名留存外，没有其他信息。原告的母亲张桂英签署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后，没有领取“以奖代补”政策规定的200元/每月的补贴。（之前曾向淄博市人民法院、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桓台县人民法院起诉过，不超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法律规章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做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身份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性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原告得知自己的病情信息，被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系统，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请求被告给予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要求，应当依法给予保护。被告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答复，同时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健康档案存在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告知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联系人、电话。政府信息分为两种，其一是本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其二是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涉案政府信息属于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根据《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因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非机关，而是被告一管理的组织，其主要职责为：一是在县级精防机构指导下，承担辖区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收集与网络报告工作，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线索调查，登记已确诊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必要时联系县级精防机构安排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对未确诊患者进行诊断复核。二是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指导下，定期随访患者，指导患者服药，向患者家庭成员提供护理和康复指导。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区域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负责本级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一本级虽然不存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但负责该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向其报告的职责，被告一具有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能力，应当给予原告公开涉案政府信息。被告一答复称原告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该答复明显不当，虽然原告的申请不规范，被告一应当告知原告进行明确，但要求的目的是明确的，从能公开的政府信息尽量公开的立法宗旨看，被告一没有尽到最大限度公开的责任。被告一管理的疾控中心，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诊断，按照“已明确诊断但未登记的患者，应征得患者本人（或监护人或近亲属）知情同意，对其登记，填写《山东省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登记）卡》，并录入信息系统的规定，将原告列入名单直接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并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系统，原告的母亲张桂英尽管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但这不是该程序的前提，前提是原告确诊为精神抑郁症四级，该病情是××中最低级别，是否应该纳入重性精神疾病治疗范畴，应当经过重新诊断和诊断复核程序，重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诊断复核必须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及相关医疗规范，结合患者现病史、既往史、精神状况检查、体检和辅助检查等进行。被告并没有经过该程序确认，直接把原告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并录入《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显然该程序违法。原告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答复原告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的辩驳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但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从《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内将原告的病情信息变更为非在管状态，对原告的人身权不会再造成损害，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一2019年1月7日作出的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被告二作出的临政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公开政府信息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原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不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川峰人民陪审员  曹雪燕人民陪审员  王志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高飞代理书记员  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