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10170号原告：王利，女，汉族，1980年12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鑫，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志，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马王堆南路**现代商贸城****。法定代表人：何春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凯城，湖南瀛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仕珺，女，汉族，1971年6月6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王利与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鑫律师、何嘉志律师，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简称何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凯城律师、郑仕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利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王利与被告何澜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2、判令被告何澜公司向原告王利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6000元乘以1.5）；3、判令被告何澜公司向原告王利支付从2019年2月至2020年5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差额计66000元（6000元乘以11个月）；4、判令被告何澜公司向原告王利支付自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欠付工资合计6168.04元及欠付工资的赔偿金6168.04元（6168.04乘以100%）。原告王利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原告王利于2018年3月11日入职被告何澜公司，2018年11月离职，2019年2月再次入职被告何澜公司，到2020年5月25日在被告何澜公司共计工作15个月多。月工资6000元，实发5600余元。自第二次入职，被告何澜公司未与原告王利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少发工资6168.04元和未足额缴纳劳动保险，原告王利迫不得已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何澜公司因此应付我经济补偿金9000元，故请求法院裁决。被告何澜公司辩称：一、原告王利主张的被告何澜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的诉讼请求，与法律、事实相违背，应当予以驳回；二、双方存在合法有效且处于有效期间的劳动合同，且原告王利在仲裁阶段自认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王利在仲裁阶段自认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主张要求双倍工资差额66000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告王利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1、参保证明，证明1、原告王利与被告何澜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何澜公司按每月3087元的基数为原告王利缴纳社保，未足额缴纳，3、2018年11月前被告何澜公司为原告王利缴纳养老保险且属正常缴纳，4、原告王利离职期间2018年12月-2019年2月的社保为原告王利出钱被告何澜公司为于第二次入职的2019年4月补缴；证2、邮政银行账户对账单，证明第二次入职后银行卡发放工资：2020年3月工资仅发2682.04元、2020年4月工资仅发2692.04元、2020年5月工资仅发2373元；证3、原告王利与被告何澜公司总经理夏爽，办公室主任郑姐及人事李晴、总经理助理刘俊的聊天记录，证明1、被告何澜公司应向原告王利月发放工资6000元，其中通过银行卡发放3500元（包括个人社保缴费部分317.96元）通过微信转账2500元，2、被告何澜公司向原告王利2月工资仅通过微信发放1700元、3月工资通过微信发放2125元、4月工资通过微信发放2150元、5月工资通过微信发放2156元，3、原告王利于2018年11月从被告何澜公司离职并经被告何澜公司同意，2019年2月重新入职被告何澜公司；证4、劳动仲裁庭审记录，证明被告何澜公司认可原告王利2018年12月-2019年2月未在被告何澜公司处上班及欠付工资事宜；证5、劳动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该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证6、原告王利的交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1、2018年4月-2018年11月被告何澜公司向原告王利发放工资，2、2018年12月-2019年3月被告何澜公司未向原告王利发放工资。被告何澜公司质证认为：对证1、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2018年11月到2020年5月期间被告何澜公司一直为原告王利缴纳社保的事实，证明了该段区间内王利在公司工作的连续性；证2、三性无异议；证3、第一部分夏爽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聊天记录只记载了王利提出想要辞职去三亚相亲的想法，公司总经理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而是充分考虑原告王利的处境，先劝导其去相亲工作先交接给集团同事，相亲事宜处理完毕之后可以再回来上班，并没有走离职解除劳动合同的流程，公司也没有再对这个岗位招聘新的员工，王利回到公司后继续沿用之前的劳动合同，薪资待遇社保都未发生改变，请假期间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未通知，第二部分办公室主任郑姐及人事李晴聊天记录三性无异议，第三部分总经理助理刘俊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刘俊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刘俊任何表述按照民事证据规则划分应属于证人证言，刘俊没有出庭做证，其任何表述均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其次证据的形成时间在仲裁开庭之后王利与刘俊之间完全可能达成某种不正当的协议，制造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最后该份证据本身全程都是王利自己诉称自己是辞职，刘俊没有对原告王利的说法进行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王利主张的证明目的；证4、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王利自认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事实，且自认了其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的事实;证5、三性无异议；证6、三性无异议。被告何澜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1、员工离职交接表、离职申请表；证明1、原告王利与2020年5月24日正式离职的事实。2、原告王利的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的事实；证2、被告何澜公司与原告王利方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王利离职的原因为个人原因，要订婚了，男朋友公司在河西，要去男朋友公司上班，自己的房子25号到期，会住到河西去的事实；证3、聚餐现场照片；证明被告何澜公司与原告王利及其管理者之间并无纠纷的事实；证4、应聘人员履历表；证明原告王利于2018年3月10日入职；证5、《劳动合同书》；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4月1日签订为期3年，岗位为办公室职员的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希望待遇为挑战型;按目标任务的达成率付筹的事实；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基础工资为1580元/月的事实；证6、参保证明；证明原告王利从2018年10月开始至2020年5月为原告王利购买力社保，在此期间，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未中断的事实；证7、工资发放记录；证明疫情期间的工资已经实际向被告发放的事实；证8、劳动仲裁庭审笔录；证明原告王利承认在职期间签署了劳动合同的事实；证9、劳动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证明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告王利于2020年10月10日签收裁决书的事实；证10、原告王利贷款凭证。证明原告王利为公司能够正常运营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的事实；证11、聊天记录，证明疫情期间原告王利管理人员有与公司员工协商疫情期间工资发放的事实；证12、聊天记录、证明1、王利离职请客吃饭，与公司领导及同事并无纠纷的事实；2、证明原告王利人事经理申明王利因个人原因离职，其未予否认的事实。原告王利质证认为：对证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明目的2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离职交接表原告王利并没有写明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其真实原因为被告何澜公司多次拖欠未足额发放工资；2018年3月入职的劳动合同在原告王利2019年2月重新入职，并未期满一年，存在被告何澜公司伪造嫌疑；证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被告何澜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王利陈述离职有多方面的原因，订婚搬到河西去住只是原因之一，真实原因是被告多次拖欠工资，为足额发放工资；证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王利顾及公司感情，离职后邀请公司员工进行聚餐，并不能证明原告王利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纠纷；证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入职登记表显示原告王利的目标薪酬为8000元，而后面试官在8000元后写下底薪6000元，这也是原告王利与被告何澜公司双方约定的底薪，实际中被告何澜公司也是按6000元的标准向原告王利发放工资；证5，三性均有异议，原告王利已向法院提交司法鉴定，因为该劳动合同书的第二页、第一页、第三页的劳动合同的形成时间及第二页对合同期限的笔迹形成时间，存在异议，不属于同一时间形成，有伪造证据的嫌疑，而且原告王利在劳动仲裁中曾对第二页与第三页的纸张颜色及印章形成时间向仲裁庭提出异议，仲裁庭曾当场质问被告何澜公司，被告何澜公司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被告何澜公司没有当庭提交劳动合同书的原件，该证据不予质证，请法庭依法查明；对证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参保证明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原告王利的社保是正常缴纳，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原告王利的社保缴纳时间为2020年4月补缴，为非正常缴纳，被告何澜公司在仲裁阶段自认该社保是原告王利2020年4月第二次入职后原告王利出钱，应原告王利的要求，被告何澜公司才为原告王利补缴；对证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疫情期间被告何澜公司确实向原告王利发放工资，但是被告何澜公司未足额向原告王利发放工资2020年2月原告王利在家办公，工作量比在公司办公室并未减少，被告何澜公司仅向原告王利发放1700元的生活费，2020年3月、4月、5月被告何澜公司无理由对员工的工资进行打折，未足额发放；对证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王利在庭审笔录中承认第一次入职时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这份劳动合同比被告何澜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第二页内容不同，而且被告何澜公司在庭审笔录中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原告王利是没有来上班，被告何澜公司按其请长假的形式，办理了社保补缴，因此不存在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必要，意思是被告何澜公司承认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原告王利属于离职状态；对证9，三性无异议；对证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何澜公司描述的事实并没有证明该贷款是为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对证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异议，该证据的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何澜公司在聊天记录中说的证明这也是公司员工，对被告何澜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员工提出异议，被告何澜公司所作的解释；对证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王利离职后确有与公司同事之间友好聚餐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王利与公司领导有纠纷的事实，而且王利离职原因为个人离职，也是被告何澜公司的员工黄栋个人所述，原告王利并没有承认这个事实。经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可以成为定案依据。对被告何澜公司提供的证5《劳动合同书》，被告何澜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使用的是2018年与原告王利签订的劳动合同（有原告王利签名的），对第二页的工资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与2018年与原告王利签订的劳动合同（有原告王利签名的）第三页合并，2019年原告王利第二次入职沿用第一次合同补办社会保险，未再重新签订合同。双方均认可第三页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第二页工资标准的内容，被告何澜公司承认为了内部平衡已经由3500元修改为1580元，其他没有修改，并且原告王利知情并同意；原告王利则认为该合同系被告何澜公司为了规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而伪造，其中将2018年的一年期的合同改造为三年期的合同。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利于2018年3月11日入职被告何澜公司，双方签订了三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实习期为3个月，工资3500元、福利费用为2500元（另行单独发放），合计6000元/月。2018年11月，原告王利因为个人原因离职，被告何澜公司停发原告王利工资福利，停止交纳其社会保险。2019年2月，原告王利再次要求入职被告何澜公司，被告何澜公司负责人同意以后，由被告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与原告王利口头商定，双方劳动合同延续，不再另行签订劳动合同。考虑被告何澜公司公司内部工资平衡问题，被告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使用2018年双方签订的有原告王利签名的劳动合同的第三页，修改了第二页中工资标准由3500元变更为1580元，原告王利的工资福利费用6000元/月不变。另外由原告王利自行出资，由被告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为原告王利续接补交了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原告王利第二次入职期间，被告何澜公司存在少发和未按期发放工资和福利费用的现象。2020年2-4月，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告何澜公司应发原告王利工资福利18000元，扣除被告何澜公司已发原告王利6756.12元，和社会保险个人应当缴纳部分953.88元，被告何澜公司以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等为由，欠发工资福利费用10290元。2020年5月25日，原告王利因为个人原因又申请辞去职务，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后来原告王利以被告何澜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为由，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9月15日，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雨劳人仲案字[2020]第765号《仲裁裁决书》。原告王利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王利第二次入职被告何澜公司，双方是否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对2018年3月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争议，则原告王利自己也应当持有劳动合同原件。即使存在被告何澜公司变造合同的情况，原告王利也应当向法庭提供持有的劳动合同原件，以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是原告王利没有或者拒绝提供2018年3月的劳动合同原件，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和关于实习期为3个月的约定，推定双方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原告王利2019年2月再次入职被告何澜公司，根据被告何澜公司为原告王利衔接补交了社会保险的事实，认定双方应当已经商定延续第一次合同，原告王利第二次入职被告何澜公司无需再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王利所述第二次入职没有签订新劳动合同也未商定延续原有合同，则与被告何澜公司为原告王利续接保险事项矛盾，同时根据原告王利有条件提供合同而没有提供的情况，对其理由不予采纳，对其要求被告何澜公司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补偿不予支持；原告王利第二次虽然以个人原因离职，但是被告何澜公司客观存在少发和未按期发放工资福利费用的违法现象，原告王利要求被告何澜公司补发工资6168.04元（应发数10290元）和给予经济补偿金9000元（应当补偿15000元=6000元/月*2.5个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考虑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被告何澜公司业务经营确实存在困难，以及王利两次离职均是自身原因和自愿情况，对原告王利要求被告何澜公司给予欠发工资的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利与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20年5月25日解除；二、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利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元；三、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利支付工资差额计6168.04元四、驳回原告王利的其他损失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减半收取5元；决定由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忠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张 艺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该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