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28民初849号 原告：杨秀文承包经营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诉讼代表人：杨秀文，女，1960年2月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德立，广西德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锐，广西德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立承包经营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诉讼代表人：杨立，男，197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该户户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朋（与杨立系同胞姐弟关系），女，197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乡棉，广西辉彪律师事务所律师。 2 第三人：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新苏村中圩村民小组，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新苏社区。 负责人：韦运贵，队长。 原告杨秀文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杨秀文户）与被告杨立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杨立户）、第三人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新苏村中圩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中圩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秀文户的诉讼代表人杨秀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德立、韦锐，被告杨立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朋、韦乡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圩村民小组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秀文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争议的两处承包地（其中一处位于新苏村××队“外里”，面积约为0.6亩，另一处位于新苏村××队“下设”，面积约为0.6亩）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同为第三人新苏村中圩村民小组农户。本案争议地为两处承包地，其中一处为“下设”地，面积约为0.6亩，东邻杨运金旱地，西邻杨家育旱地，南邻其他生产队旱地，北邻小溪；另一处为“外里”旱地，面积约为0.6亩，东邻韦运荣旱地，西邻马克新旱地，南邻地苏河，北邻小溪。 两处争议地在土地分包到户时，由第三人发包给被告承包经营。2001年之前，被告因有四个女儿出嫁，户口总人数从6人变为2人，原告因结婚生子，户口人数从1人变为4人。2001年土地小调整时，因被告户人口数变少，且“外里”地位于地苏河边，几乎每年都被洪水淹没，粮食产量较少，“下设”地位置距离被 3 告住所较远，经营管理该地路途遥远，被告自愿将“外里”地和“下设”地约1.2亩承包地调出。由于原告户人数变多，且家中原有承包地较少，不能满足家庭生产经营，便自愿承包经营被告调出的约1.2亩土地（即本案争议的两处承包地），后双方通过第三人与地苏镇新苏村民委员会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承包耕地面积变更为1.66亩。2001年调整土地后，原告继续经营上述两处承包地至今，并由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上述两处承包地的农业税。2018年进行土地确权时，被告主张其已调出的1.2亩争议地的使用权归其享有而引起纠纷。该纠纷经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于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调解不成功。综上所述，原告经过土地小调整后，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两处争议地由原告不间断经营管理已达二十年，且争议地的农业税一直由原告缴纳，争议地所产生的利益全部由原告所有，故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应归原告所有。为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原告特具状诉至法院，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情况； 2.被告《户籍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身份信息情况； 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各一份，证明本案争议承包地已登记在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亦对原告以及被告的土地承包情况进行变更登记； 4 4.《农户税费负担监督手册》《承包地缴费花名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1年土地调整后，争议地的农业税一直由原告缴纳； 5.《都安瑶族自治县土地延包“小调整”呈报表》一份,证明：2001年中圩村民小组存在土地小调整的情况，且调整的两户就是本案原告与被告，被告主张2001年没有进行土地小调整与客观事实不符。 被告杨立户辩称，中圩村民小组自1980年土地承包分户后一直没有调整，原告所述经土地调整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不符合事实，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2000年中圩村民小组未进行土地调整，这个事实有证人中圩队队长韦运贵、生产队会计杨运金、村民小组成员代表韦某1、韦从克、唐某2等人提供证明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因此，不存在土地调整这一说法。二、原告称被告户自愿调出承包经营的1.2亩土地不属实。首先，被告只是将争议地交由原告代耕，并不代表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原告要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是必须有土地承包合同，且该合同生效。其次，承包经营权转移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包括两种方式：“一、农户自主流转其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合同， 5 由流转双方本人签字盖章；二、农户委托村集体流转其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按以下程序办理：1.农户递交由户主签字的委托流转申请书；2.乡（镇、街道）、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机构分别进行审核，讨论是否接受委托，并将讨论结果在半个月内通知委托农户；3.如决定接受委托的，村集体应当与委托农户签订委托合同，并在接受委托后半个月内，将流转农户地块等基本情况，以适当形式向村内外发布公告，并上报县、乡（镇、街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构，对外发布。”三、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中有明显修改变更，将原告户人数1人修改为4人，修改后耕地面积为1.66亩（已经包含所诉的1.2亩），此次修改属于原告自行修改，不具备法律效力。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有效性令人质疑，经营权证书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只有承包土地面积及类型等，没有记载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承包土地名称、坐落以及农村土地经营权变动情况，该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五、中圩队会计杨运金及队长提供的证明书证实，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韦群珍，原告不是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仅享有代耕的权利，无权享有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知，若需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必须签订承包合同，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进行变更，而原告并未签订承包合同，也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六、原告缴纳讼争地的农业税，也是代耕应尽的义务，而不能引起经营权属的变更。 6 被告杨立户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2017年4月6日中圩队队长韦运贵、会计杨运金共同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杨秀文种植中圩队“外里”地0.6亩、“下设”地0.6亩均属韦群珍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韦群珍。 2.2020年8月16日中圩队杨运金又出具《证明》，证明因80%的村民不同意调整，中圩队在第二次土地调整时没有进行小调整； 3.2017年5月5日新苏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纠纷的“外里”地、“下设”地各0.6亩原系杨立户给杨秀文户代耕； 4.2020年8月16至17日，证人韦运贵、唐某1、唐某2、韦某1、韦某2各自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地苏镇新苏社区中圩队自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后都没有过土地调整。 5.地××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向杨秀文、杨秀朋、韦运贵、杨运康、唐某1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杨立之母韦群珍未将1.2亩承包地让给杨秀文；杨立之母仅给杨秀文代耕；中圩队没有进行土地小调整。 6.地××人民政府调解笔录一份，证明讼争地经地××人民政府调解未果。 第三人中圩村民小组未作书面答辩，也未到庭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及证据有答辩、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圩村民小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7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标明承包土地四界范围及面积、《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中涉及杨秀文户的土地面积内容有涂改；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韦群珍只将承包地交由原告代耕，由原告缴纳土地农业税，但不能证明韦群珍同意将承包权调整给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申请调整的时间为2001年5月16日，同意调整的时间为2001年12月8日，而原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落款的时间为2001年6月20日，这个不符合常理，且没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加以佐证。本院认为，证据3为国家机关制作的文书，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证据4记载原告承包地的面积与证据3相一致，证明第二轮土地调整后，争议地由原告负责缴纳农业税；证据5证明中圩村民小组在第二轮土地小调整中，有两户进行土地小调整，调整承包地的面积与争议地面积基本一致；这三份证据之间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1、2、3、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明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相符，且出具《证明》的证人均没有到庭接受法庭质询，故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证据1，韦运贵出具证明的内容与被告提供证据5《调查笔录》中其陈述内容相矛盾；证据1、2中，杨运金证明的内容与庭后法庭向其核实的情况不相符；证据3没有证明人签名，证据形式不合法， 8 且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证据4，证人均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无法核对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对被告提供四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定。原告对证据5、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纠纷经过地××人民政府调解是事实，但称2001年以来中圩队没有进行任何土地调整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认为，证据5、6仅能证明纠纷经过地苏镇政府调解，对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秀文户与被告杨立户同为地苏镇新苏村中圩生产队村民。韦群珍（已去世）系杨立之母，杨秀文与杨立系堂姐弟关系。2000年之前，因被告户人口数从6人变为2人，原告户口人数从1人变为4人，韦群珍遂将其户承包地“外里”0.6亩、“下设”0.6亩交给原告耕种，由原告负责缴纳讼争地的土地农业税。2000年12月31日，韦群珍通过时任村干修改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的耕地面积，将讼争地“外里”、“下设”变更到原告杨秀文户的名下，因此，原告杨秀文户承包地面积变更为1.66亩。2001年第二轮土地小调整时，韦群珍同意将讼争地调整给原告户。2001年5月6日，第三人中圩村民小组向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递交土地延包“小调整”呈报表，呈报表中写明:“经群众讨论同意，调整耕地2户6人1.16亩，其中调给耕地1户3人1.16亩，调出耕地1户3人1.16亩，保持不变28户84人71.3亩”。2001年6月20日，原告杨秀文户取得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编号为：04010223，承包耕地面积为1.66亩。2001年之后，原告杨秀文户一直经营、管理讼争地，并按1.66亩耕地面积缴纳土地相关税费。2018年新一轮土地确权时，原告杨秀 9 文户与被告杨立户因讼争地产生纠纷，2018年10月8日，经地苏镇司法所调解，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杨秀文户遂向本院起诉，主张其诉讼请求。 另查明，本案讼争地系韦群珍同意中圩村民小组另行发包，故中圩村民小组在另行发包给杨秀文户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双方均认可讼争地面积为1.2亩，其中一处为“下设”地，面积为0.6亩，东邻杨任红旱地，西邻潘惠清旱地，南邻其他生产队旱地，北邻小溪；另一处为“外里”地，面积为0.6亩，东邻韦运荣旱地，西邻马克新旱地，南邻地苏河，北邻小溪。 本院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在本案中，首先，韦群珍在2000年前将讼争地交由原告杨秀文户代耕，于2000年12月31日通过时任村委干部同意，将讼争地1.2亩转交给杨秀文户耕种，并要求村干部在中圩村民小组的《承包经营花名册》及《农民税费负担账簿》上作了变更说明。2001年第二轮土地小调整时，当时户主韦群珍同意将讼争地调整给原告；从土地延包“小调整”呈报表亦可知，韦群珍将讼争地交回中圩村民小组，同意由中圩村民小组将讼争地另行发包给原告，中圩队群众代表在“小调整”呈报表中签名，并由新苏村民委员会在原告的经营权证上进行记载并加盖该村民委员会的印章予以确 10 认，讼争地登记在杨秀文户名下。因此，中圩村民小组与杨秀文户就讼争地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调整后，讼争地由原告耕种并缴纳相关税费，韦群珍在世时未就讼争地提出任何异议，2011年韦群珍去世后，被告亦未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因此，对被告辩称，2001年中圩村民小组未进行土地小调整，其母韦群珍仅仅将讼争地交由原告代耕，不存在承包经营权变更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讼争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提交的证明材料与第二轮小调整后政府向原告发放的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内容不相符，亦与中圩村民小组提交“小调整”呈报表中关于“经群众讨论同意，调整耕地2户6人1.16亩”的内容不相符，证据材料均不能推翻前述《土地延包“小调整”呈报表》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内容，且在地苏镇政府的《调查笔录》中，村干、队干亦认可韦群珍、杨秀文两户之间有协商过土地调整，并由村委盖章重新确认两户承包地的面积，故对被告称讼争地属于其户承包经营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确认讼争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其户享有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11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杨秀文承包经营户享有位于都安瑶族自治县“下设”0.6亩（东邻杨任红旱地，西邻潘惠清旱地，南邻其他生产队旱地，北邻小溪）、“外里”0.6亩（东邻韦运荣旱地，西邻马克新旱地，南邻地苏河，北邻小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杨立承包经营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青龙 人民陪审员  韦 衡 人民陪审员  韦昌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韦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