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1347号 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大唐街道中兴社区俞王村。 法定代表人：周巧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沙经济开发区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达南路660号。 负责人：陈亮。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宝金，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丽，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一路70号文体大厦001803。 负责人：郭槐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瑾，女，公司员工。 第三人：姚桂凤，女，196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第三人：楼晓玲，女，198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林霞，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郭槐良，男，198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坚军，浙江杰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欣莱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沙经济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汽车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吴方方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根据原告奥欣莱公司的申请，对第三人郭槐良所有的价值4899824.3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院对本案依法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8）浙0681民初14528号民事判决。第三人郭槐良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浙06民终355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第三人郭槐良申请对原告奥欣莱公司受损财产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本院予以准许，但因火灾所涉房屋已全部修复，存货和机器设备均已处理，现场无法核实实际损失情况，致使评估无法进行。后原告奥欣莱公司申请撤回对第三人鼎宏汽车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吴方方的起诉，并追加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均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11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奥欣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巧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宝金、姚明丽，第三人姚桂凤，第三人楼晓玲，第三人郭槐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坚军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瑾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第三人楼晓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宣林霞分别到庭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本案经本院多次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奥欣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火灾损失4899824.3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连带赔偿原告因火灾损失可理赔的保险金4899824.3元。 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3日，原告通过业务员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出投保，并盖章提交投保单，经被告核保同意承保。2017年5月23日10时46分，原告将保费14532元支付给第三人姚桂凤，2017年5月23日10时48分，姚桂凤将14532元保费通过微信转付给第三人楼晓玲。2017年5月23日10时53分，楼晓玲转给第三人郭槐良13079元。原告认为，原告投保，人寿保险公司核保同意承保，且收取保费，保险合同成立，投保人完成了自己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义务，保险合同在2017年5月23日9时31分即成立。 依据投保单，保险责任期限为自2017年5月27日零时起至2018年5月26日二十四时止。本案虽然人寿保险公司未及时出具书面保险单，但是保险合同成立且生效。 2018年1月29日10时32分，保险标的所在区域发生火灾，火灾造成被保险人（原告）承租的一楼仓库以及案外人二楼、三楼存货、房屋、设备受损，以原告的损失最为严重，损失金额约为780万元。火灾发生后23分钟，原告即拨打人寿保险公司全国统一报案电话9××××报案。 2018年2月2日，原告委托浙江尹天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的保险标的定损评估。2018年2月3日，委托人进场查勘定损，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点统计，测算复原估损。现场查勘工作于2018年2月6日结束。2018年8月20日，浙江尹天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公估报告，本次事故原告保险标的范围内的财产损失7000349元，但未予保险理算。 2018年2月6日，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郭槐良向原告补充了书面保险单证，但单证记载责任期限与投保单明显不符，保险期限变为了自2018年2月8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7日二十四时止。原、被告对于本次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发生争议。 原告认为保险单只是保险合同的书面载体，原、被告之间的投保、承保合意自2017年5月23日9时31分即达成，原告支付了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且生效。 本次事故不因人寿保险公司延迟签发保险单而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外。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火灾赔偿责任。理赔金额=（核损金额-残值）×（1-免赔率）=（7000349元-600元）×（1-30%），合计为4899824.3元。此即为人寿保险公司应当向原告赔偿的保险金。 原告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了证据保全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并保全2017年5月23日人寿保险公司核保系统内关于原告本次投保的前两年风控查勘报告及投保资料和抄单，该份风控查勘报告是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内部核保成功、同意承保的关键证据。2017年5月23日的投保为2015年和2016年保单的续保，连续两年未出险的前提下，按照惯例能够续出保单，同意承保。本案第三人郭槐良通过鼎宏保险代理公司的兼职业务人员收取保险费，构成对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及人寿保险公司的表见代理。三位业务员及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对于原告来讲，按照以往的续保保单，让原告盖章并交纳保费，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有被代理人人寿保险公司代理权，在此情形下，被代理人应当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 保险人则应基于已经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没有作出承保表示，本案是续保业务，且由表见代理人提交保单并代为收取保险费，且出险后人寿保险公司再次签发书面保单，足以证明符合承保条件，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以后以保险人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 本案保险公司作为概括授权人，由不特定的业务员为其作为保险代理人拉投保险业务，构成事实委托授权，这种委托授权在保险销售行业比较普遍，没有明确的授权书或者授权不明，造成业务员能否代收保费处于不明状态，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本案虽然没有书面的保险凭证及保险单，但无论法院认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实际收到保险费，或者是否实际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原告连续两年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且人寿保险公司是通过代理公司的渠道获得保险业务的，续保的保险单及缴纳相同的保险费，投保后被告及三位第三人都未跟进出单，人寿保险公司违反有效的邀约邀请，三位业务员违反有效邀约，表见代理是否构成有待法庭判定。但人寿保险公司及三位第三人将本应能够续保成功的保单，或因为无权代理，或因为没有及时跟进反馈，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即使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不成立，人寿保险公司及第三人也应当承担因保险合同不成立导致的缔约过失责任。人寿保险公司及第三人在订立本案保险合同过程中均有过错，对保险合同不成立的结果应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此种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是违反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指缔约人双方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开始逐渐产生的注意义务。这种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这种义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但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并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负担的义务。主要有：注意义务（公对公付款要求）、告知义务（及时联系客户）、照顾义务、忠实义务（核保同意后才有保费金额）、保密义务（保单信息泄露）、不作为义务。这些义务，是基于当事人未缔约而进行协商之际，已由一般的普通关系进入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仍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了这些义务，即构成缔约过失。原告因保险人无书面保单，使得本次火灾事故本应获得保险理赔但未能及时获赔遭受损失，为射幸合同当然信赖利益的损失。人寿保险公司及第三人违反先合同义务与该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人寿保险公司及第三人均有过错，即对本案的合同未成立具有过错。 本案合同未成立是人寿保险公司自身选任和监督管理不到位造成，因此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应由保险公司对外承担，代理人具有过错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赔偿的是信赖利益损失。信赖利益损失是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因某种事实发生，该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原告有理由信赖保险合同的成立，对获得保险赔偿具有合理期待，本案应当围绕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规定进行审理。郭槐良在收到原告转付的保险费后至发生事故的七个多月时间内，既未交付书面保险单证，又未退还保险费，第三人郭槐良的上述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未成立存在主要过错。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答辩称，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和法律适用依法不成立，具体如下：第一，2017年4月13日，原告保险到期后，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寿保险公司也没有收到原告的投保单和保险费，本案不存在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的前提。首先，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原告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递交过投保单或进行过投保。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向姚桂凤支付保险费，姚桂凤将保险费转给楼晓玲，楼晓玲将保险费转给郭槐良，而郭槐良表示通过代理公司保到温州去的。同时，按照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图47,2018年2月2日，郭槐良表示从来没有收到过原告递交的所谓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投保单。可见，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说明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存在原告向人寿保险公司进行过投保的情况。其次，人寿保险公司没有收到过原告支付的保险费。一是按照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图18内容以及被告提供的姚桂凤信息，姚桂凤是新华健康理财顾问，原告向姚桂凤支付款项，当然不能视为向人寿保险公司支付保费；二是姚桂凤将从原告处收取的保险费转给楼晓玲，人寿保险公司与楼晓玲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与合作关系，因此楼晓玲收到保费的行为，同样不能视为人寿保险公司收到保费；三是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楼晓玲将款项支付给了郭槐良，郭槐良系阳光保险公司经理，与人寿保险公司没有任何隶属或者从属关系，郭槐良收取该款项同样不能视为是人寿保险公司的行为；四是事实上，在2017年5月23日原告向姚桂凤支付保险费之日起至2018年1月29日案涉火灾事故发生，人寿保险公司始终没有收到过原告有关的任何保费。可见，原告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寿保险公司没有收到过原告的投保单或者保险费，因此不能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 第二，2018年2月7日，人寿保险公司承保原告财产险的保险合同，不属于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的续保，也不适用于2018年1月29日原告案涉火灾事故的理赔。首先，按照原告2016年保险单内容，保险期限自2016年4月14日起至2017年4月13日止，并非原告起诉状所陈述的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原告2017年5月23日向姚桂凤交付保险费，已经超过保险到期日2017年4月13日一个多月，足以说明原告在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没有在人寿保险公司处进行续保，而是准备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其次，2018年2月7日，郭槐良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原告财产险的保险合同，保险期限为2018年2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止，在该保险合同签订时，原告2018年1月29日的火灾事故早已发生，对于不在保险合同期限内，且已经发生的火灾事故，人寿保险公司无需向原告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因此，原告认为2018年2月7日订立的保险合同属于续保，并可以溯及2018年1月29日发生的火灾事故理赔，没有任何事实、保险合同和法律依据。 在案涉纠纷中，人寿保险公司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首先，人寿保险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及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之间进行款项交付行为对人寿保险公司没有约束力。同时，人寿保险公司从来没有向原告和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提供过原告证据清单上显示的2017年5月23日的投保单，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原告的该份所谓投保单。其次，原告在自己的微信中可以随意变更联系人的备注名，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图42，备注名显示的“郭槐良国寿财保险”，并不能说明郭槐良与人寿保险公司有任何关系，因为原告在自己的微信中也可以将备注名改成“郭槐良美国总统”或者“郭槐良联合国秘书长”。再者，人寿保险公司2015年、2016年承保原告保险业务，都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2017年5月原告将保险费支付给姚桂凤，后经楼晓玲转给郭槐良，这与人寿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在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至2018年1月29日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原告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提出保险要求，也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递交投保资料；人寿保险公司也没有收到任何投保资料，更没有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保险费。可见，在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1月29日案涉火灾事故发生期间，原告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没有就订立保险合同进行过任何磋商，更没有进行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约和承诺。同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缔约过失责任仅适用于达成有效要约与合同成立前的时间段，因此本案中原告针对人寿保险公司不存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条件。 人寿保险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主体的行为不构成对人寿保险公司的表见代理情形，人寿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人寿保险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吴方方、鼎宏保险代理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人寿保险公司也从未委托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办理任何保险业务。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等民事主体的行为，根本不具备享有人寿保险公司代理权的表象。其次，人寿保险公司2015年、2016年承保原告保险业务，都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吴方方、鼎宏保险代理公司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2017年5月，原告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之间任何行为，均与人寿保险公司没有关系。 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答辩称，1.阳光保险公司认为该追加行为属于程序违法，该案件与阳光保险公司无任何关系，不应追加阳光保险公司为被告。2.阳光保险公司成立时间是2010年4月12日，案涉保险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与成立时间相距7年，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述的筹建期与事实情况根本不符。3.中国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在2018年5月7日，发文核准郭槐良为阳光保险公司经理的任职资格，阳光保险公司在2018年5月8日发文聘任郭槐良为公司经理，同时免去前任经理寿培永的职务。可见，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所述的任职情况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案涉投保时间节点时，阳光保险公司的经理是寿培永。4.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与郭槐良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7月20日。案涉投保时间2017年5月23日，郭槐良还未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非公司员工，公司也从未授权其从事任何保险业务行为。其所从事的行为均属其个人行为，阳光保险公司并不知情，也从未对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5.原告在人寿保险公司2015年和2016年连续投保，按照保险惯例2017年也会续保，原告从未有任何向阳光保险公司表示投保的意愿，与阳光保险公司无任何业务关系。因此，原告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以法律为准绳，维护阳光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姚桂凤答辩称，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转账给其的钱及投保单的回执，其都已经转给楼晓玲，楼晓玲和郭槐良的关系其不知情，其以为郭槐良是楼晓玲给其介绍的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郭槐良没有把钱转给人寿保险公司，导致财产保险没有投保成功，其三次问过楼晓玲保险的情况，但依旧没有收到保险单。 第三人楼晓玲答辩称，一、就本案事实需要补充，其认为原告故意隐瞒重要事实：2017年5月，第三人姚桂凤对其说有一个客户要做财产保险，请其介绍一下做财保的人，为此，其询问本案第三人郭槐良，郭槐良说可以按以前的方案来承保，但佣金比较低，费用只有10%，楼晓玲及时将该情况反馈给姚桂凤，并告知她佣金的情况，姚桂凤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投保所需资料要求其转交。2017年5月23日，第三人郭槐良告知说财产保险单已经核出，要求交保费，因此姚桂凤将14532元微信转账给其，其告知姚桂凤，保费只要交13079元，同时就将1453元的佣金返还给姚桂凤，姚桂凤当即接收，同时，其将保费13079元交付给郭槐良。2017年6月19日，姚桂凤来询问财产保险单，其询问第三人郭槐良，被告知保单已经寄出，其也将该消息告知姚桂凤。因此，在本案中，其未收取任何一方的费用。二、就保险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首先，其在本案中，既不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也不是第三人姚桂凤的委托代理人，更不是被告的保险代理人，所以不应该基于任何一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理由如下：1.保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保险人不得兼营人身保险业务和财产保险业务；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楼晓玲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公司的经理，其从业的范围是人身保险业务，不包括也不能从事财产保险业务，这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而本案所涉及的系财产保险业务，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从事的也系财产保险业务，所以人寿保险公司绝不可能授权其从事财产保险业务，其也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收取任何佣金。2.其与原告的相关人员在此案发生之前互不认识，从来没有接触，更不要谈接受原告的委托代为办理保险事宜，同时，也没有在本案中收取原告任何佣金和费用，因此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3.其不是姚桂凤的委托代理人。法律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从事实来说，姚桂凤并没有将原告要办理财产保险的事宜转委托给楼晓玲，首先他们之间没有书面委托书，也没有口头形式的转委托。授权委托的行为是需要委托方和受委托方双方合意的一个行为，并不是单方行为。此案中，其没有接受委托的明确表示，故委托关系不成立。法律明确规定：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本案中不存在原告可以直接指示其的事实和权利。根据上述第2、3点，其在涉及原告投保所参与的一切行为，仅仅是基于姚桂凤的请托，要求帮助介绍财产保险的保险代理人，同时基于方便起见，代为转交资料和保费，而从本案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其在参与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没有隐瞒相关事实，没有扣留任何费用，也未收取任何一方的费用，完全是免费的帮忙行为，虽然其对发生这样的结果也表示非常遗憾，但对于该保险合同的最终是否成立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义务，当然也不应该对在合同缔结过程中非其行为导致的过错和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三、原告认为本案是缔约过失责任，第三人应按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因为违反法定义务而产生的一种民事责任，其承担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合同的相对人。但其并非本案合同的相对人，也不是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和保险代理人，并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事实上讲，其是免费在帮原告办事，而且在此过程中其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保险合同没有成立，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郭槐良答辩称，一、郭槐良在火灾发生前不认识原告，也不属于被告员工或代理人，其只认识楼晓玲，受楼晓玲之托帮忙询价，其已通过吴方方进行了询价，并将询价的结果告知了楼晓玲，完成了朋友之托，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二、本案保险合同未能成立的责任不在于郭槐良，系原告方未能将盖章后的保单传递到保险公司。交纳保费是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合同履行层面的问题，与保险合同是否成立，是完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三、郭槐良不是被告的员工或代理人，其不是保险合同的相对方，其不应当对保险合同未能成立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更何况本案不符合缔约过失的构成要件。四、原告主张财产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主张损失的唯一依据是公估报告，但该公估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公估报告形式不合法，没有公估人员的签字；2.公估人员未达到法定两人的标准；3.公估人员资格缺乏，没有相关公估人员的资质证明；4.公估程序不合法，参与现场查勘的人员龚家栋与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同事关系，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另一参与清点人员周煜江是原告股东、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配偶，与本案评估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5.公估的方法不科学，不公正、不独立。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讼案由是缔约过失责任纠纷，而郭槐良不是保险合同的相对方无需对保险合同不成立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本案合同未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原告盖章后的投保单没有传递到保险公司，导致合同未成立。郭槐良对此没有过错，无需对此承担责任。退一步，即使郭槐良要承担责任，原告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额，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原告奥欣莱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1.火灾事故认定书，以证明事故发生及起火原因。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事故发生于2018年1月29日，当时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无异议。 2.2015年度、2016年度保险单及发票，以证明按照保险惯例，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与原告以往缔约约定的事项。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真实性部分有异议，原告的投保材料不完整，投保材料有投保单、投保清单、保险单等，2015年度、2016年度的投保材料不能作为原告要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的依据。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与第三人无关。 3.2017年5月23日的投保单影印件及保险费微信支付截图聊天公证书、个人交易明细，以证明投保经过及三名第三人反馈的信息。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2017年5月23日投保单三性均有异议：关于真实性，原告未提供原件，且该份投保单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制作以及承保习惯不符，按照原告提供的2015年度、2016年度投保单，内容填写与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份的投保单完全不一致，比如2015年度、2016年度投保单特别约定内容是非常明确的，但2017年度投保单根本没有特别约定的内容；投保单信息及被保险人信息、免赔等与之前两年填写的习惯均不一样（一般承保的过程为：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提供的承保信息制作投保单，制作完成后让客户确认，客户确认后盖章，保险公司内部核保，审核通过后出单，保险单是根据投保单的内容进行具体内容确定），本案中投保程序完全倒过来，本案中是原告自行将填好的投保单发给人寿保险公司。对公证书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部分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公证书图39、42，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巧玲将郭槐良的微信名备注为“国寿财”有异议，根据郭槐良的陈述，当时他是永安保险公司的经理，与人寿保险公司无关，对关联性有异议，图18姚桂凤的昵称是“新华理财顾问”，姚桂凤及楼晓玲都表示姚桂凤是新华人寿公司的员工，并非被告员工。图44，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表示保单一直没有收到过，图47，郭槐良表示没有收到过原告方盖章的投保单，庭审中，郭槐良也陈述了该事实，故被告认为公证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针对交易明细（14532元，户名为周巧玲，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三性均有异议，交易明细上无法核实姚桂凤的真实信息。第三人姚桂凤认为当时楼晓玲确实把没有盖章的投保单影印件发给其，其盖章之后又交给了楼晓玲，对公证书无异议，对交易明细也无异议，确实收到过。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楼晓玲对公证书本身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是否为该案的保费请法庭核实，对影印件无异议，当时其不止在微信上发送了加盖印章的影印件，而且也向郭槐良交付了投保单原件。第三人郭槐良认为，投保单空白无印章的影印件是其发送给楼晓玲的，后来加盖印章的电子版本的投保单是否收到过需要核实，纸质的投保单其没有收到过。对公证书、交易记录均无异议。 4.出险报案电话记录及主机信息，以证明出险后原告拨打9××××报案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未加盖任何有关部门的印章，且原告出险后是否向拨打保险报案电话与原告及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2018年1月29日发生火灾时，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郭槐良无异议，第三人楼晓玲请求法庭核实。 5.2018年2月7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补充签发的保险单一份，以证明签发保险单的保险期间与2017年投保单记载不一致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上并不完整，2018年有独立的投保单、投保清单，2018年2月7日的保单是通过鑫山代理公司投保的，与郭槐良无关。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无异议。 6.公估报告一份，以证明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财产总损失金额。经质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委托，相关报告依据的材料也是原告单方提供，2018年1月29日火灾事故发生时原告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原告因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且火灾事故按照原告提供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并不是人寿保险公司原因导致的，故人寿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要求法庭调查认定。第三人楼晓玲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委托，对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法庭认定，其不是被告的代理人，不需要承担责任。第三人郭槐良认为形式不合法，没有公估人员签字，公估人员没有资质，程序不合法，公估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 7.天眼查的公告、浙江省保监局任命的公告、社保缴纳情况，以证明第三人郭槐良在被告阳光保险公司担任负责人及阳光保险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情况。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要求法庭核实。第三人郭槐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8.浙江省保监局网站查询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三人保险从业人员信息以及郭槐良任职阳光保险公司经理的批复、楼晓玲任职新华人寿支公司经理的批复，以证明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分别属于不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三人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隶属或从属关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于姚桂凤、楼晓玲二人当时的任职情况无异议，对于郭槐良当时的任职情况不清楚，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的查询单不能完全还原2017年5月份投保当时郭槐良的职位和代理行为。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无异议。 9.证人徐某的笔录、社保参保证明、身份证，以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员工陈述2015年度、2016年度原告投保过程，都是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原告提供的信息制作投保单，由原告盖章确认的事实，且人寿保险公司两次询问原告续保情况，原告到期后没有续保的事实；人寿保险公司按照鑫山保险代理公司提供的信息制作保险单，由原告盖章，人寿保险公司与三名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记载认为并非投保的全部事实，人寿保险公司员工徐某陈述2015年度、2016年度投保经过，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完成投保，2017年4月13日，原保单到期后虽然脱保，没有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投保并不代表原告没有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只是没有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而是另行由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通过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作为原告往期的投保公司，其概括开放式的授权委托，正是由社会中不特定的业务员作为其代理人，向其投拉保险业务，若是其正式员工，则是职务行为，因为2015年度、2016年度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2017年度通过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两家公司投保习惯存在差异，所发出的电子版投保单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投保单要素的一致性，综上，认为询问笔录不具有证明力，且徐某作为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其陈述的完整性、真实性存合理怀疑，在徐某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不应予以采信。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无异议。 10.东方公证处公证书，以证明2017年4月13日保险到期后，人寿保险公司员工徐某向原告两次询问，被告知原告不再续保，2018年2月7日保险具体投保和承保过程，2018年2月7日，徐某将保险费付款码发给何继民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第一个证明目的不能排除原告通过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其余无异议。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无异议。 11.何继民询问笔录、身份证、鑫山保险代理公司诸暨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2015年度、2016年度都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人寿保险公司介绍原告的保险业务；2017年4月13日，原告没有再通过鑫山公司办理保险，不再续保，鑫山公司与姚桂凤、楼晓玲没有任何关系，与郭槐良也仅是2018年2月7日这一单业务，且2018年2月7日郭槐良在提出投保要求和办理保险时，没有向鑫山保险代理公司说明火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笔录内容有异议，认为续保不一定必须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对形式上无异议，真实性请求法庭核实。 12.诸暨市公证处公证书、何继民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2018年2月7日通过鑫山公司何继民为原告投保及办理保险业务的具体过程，办理业务过程中，郭槐良将原告照片等投保信息发给鑫山公司何继民，何继民将需要原告盖章的投保单等发给郭槐良，2018年2月7日，何继民垫付保费，至今只收到郭槐良支付的1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求法庭核实。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姚桂凤请求法庭核实。第三人楼晓玲认为郭槐良确实如原告所说是人寿保险公司广泛的代理人情形，具有保险资质。第三人郭槐良认为其与何继民的关系是通过别人介绍，何继民为其垫付保费，出具保单，郭润东就是郭槐良，在加好友之前其与何继民没有联系。 13.保费支付明细、保费交易明细、保费交易流水明细，以证明2018年2月7日被告收到何继民垫付保费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是否由何继民垫付保费需要郭槐良确认，2018年保单进行了更改，对更改不清楚，需要郭槐良说明。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姚桂凤、楼巧玲请求法庭核实。第三人郭槐良对何继民垫付保费无异议，其与何继民之间是2018年2月通过阳光财保的业务员介绍认识，据其了解，鑫山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寿险和财险，何继民告诉其原告是其原先续保的企业，当时何继民告诉其核保很快，后把保单拍给其，周巧玲说要增加保额，其又通过何继民增加了保额。 14.2015年度、2016年度投保单、保险单、签收回执，以证明保险单与投保单内容一致，与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份的投保单在内容形式上完全不同（投保人信息、免赔额特别约定内容等部分）。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2015年度、2016年度投保主体等实质要件是完全一致的。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无异议。 15.2018年度投保单、保险单，以证明2018年度保险金额、保险费、免赔率等发生变化，与原告提供的2017年度投保单不同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保单三性无异议，对投保单上原告盖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盖章时间需要庭后核实，原告从未在照片打印件上盖章。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请求法庭核实。 16.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告与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吴方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委托鼎宏保险代理公司或吴方方办理保险业务。经质证，原告认为该陈述系虚假，吴方方与原告约见过，鼎宏保险代理公司可直接登录下沙支公司的系统出单。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要求法庭核实。 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17.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以证明第三人郭槐良是2017年7月入职阳光保险公司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第三人无异议。 18.浙江保监局的批复、第三人郭槐良的入职通知，以证明第三人郭槐良任命经理是2018年5月的事实。原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第三人均无异议。 第三人姚桂凤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楼晓玲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19.楼晓玲与郭槐良、姚巧玲的聊天记录，以证明郭槐良明确告知原告要求投保的投保单已经核准，要求缴纳保费，楼巧玲转交保费后，郭槐良表示保单已经生成并寄出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郭槐良表示保单核出的说法只是郭槐良的说法，无法说明保单确实核出，郭槐良表示保单寄出，也是郭槐良单方陈述，不能证明保单真实存在，对关联性有异议，楼晓玲提供的公证书的内容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截图中明确写明“中华联合可以保，费用是10个点”，而截图中的金额也是按照保费扣除10个点以后所支付的，所以原告是按照中华联合保险的条件支付的相关费用，与人寿保险公司无任何关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姚桂凤认为其也不知道里面有10个点，其只知道是介绍费，链接发给其时，其看到的是人寿，不知道是中华联合。第三人郭槐良认为投保单确实是人寿保险公司的。 第三人郭槐良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20.郭槐良和楼晓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双方之间不仅仅存在原告的财险业务，还有其他业务联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车险单不是财产单，两者操作不同。被告、第三人姚桂凤要求法庭审查。第三人楼晓玲对真实性无异议，财产险即指本案的保险，其他是车险。 21.申请调取原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证明存货数量。经质证，原告认为不能证明现在存货的情况。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第三人要求法庭核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证据1、2、5，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投保单，系复印件，未经人寿保险公司认可，但第三人郭槐良予以认可，故该证据可以反映当时原告和郭槐良之间的交流情况，其余证据真实性均可予认定。证据4，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出险后原告曾拨打9××××向人寿保险公司报案的事实；证据6，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持有异议，且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郭槐良也申请重新评估，本院也予以准许，但因火灾所涉房屋已全部修复，存货和机器设备均已处理，现场无法核实实际损失情况，致使评估无法进行。本院认为，虽该公估报告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浙江尹天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已向本院出具补充说明，该公司及鉴定人员具有相应鉴定质证，鉴定人员对现场也进行过勘察，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原告的受损财物的客观事实，在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受损财物的确切价值的情况下，本院将参考该公估报告，并经结合其他事实，酌情认定原告受损财物的价值；证据7、8，可以证明第三人的任职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0，原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12、13，结合庭审陈述，可认定2017年度原告未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续保的事实，2018年度第三人郭槐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被告投保的事实，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4、15，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证据16，虽为情况说明，实为人寿保险公司自己的陈述，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7、18，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9，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结合第三人郭槐良与吴方方的庭审陈述，双方之间互有微信号，且吴方方曾经用过该头像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0，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财产单”即是案涉的保险业务；证据21，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经向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咨询，该负债表不能反映公司实际存货情况，故本院仅作参考。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3日，原告奥欣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巧玲向第三人姚桂凤发送微信，要求其帮忙询问原告位于诸暨市××街道××路××号的厂房、机器设备、成品、半成品等投保财产保险的事宜。第三人姚桂凤向第三人楼晓玲询问，第三人楼晓玲向第三人郭槐良询问后，郭槐良表示其询问到可以承保的保险公司，并向楼晓玲发送其与吴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吴方方称“可以保按去年的承保方案不过费用不高中华联合，费用10要做告诉我一下”。后郭槐良向楼晓玲发送电子“财产保险投保单”并告知保费金额为14532元。财产保险投保单显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信息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被保险人基本信息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投保主险险种综合险；总保险金额10022000元；总保险费14532元；保险期间12个月自2017年5月27日零时起，至2018年5月26日二十四时止；保险费交付时间2017年5月26日。 楼晓玲接收上述电子投保单后，将电子投保单转发给姚桂凤，并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巧玲保费金额为14532元。2017年5月23日，周巧玲将14532元款项汇入第三人姚桂凤账户。同日，姚桂凤将14532元通过微信转账给楼晓玲，楼晓玲将其中13079元转给郭槐良，将1453元转给姚桂凤。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巧玲在投保单上加盖原告公章后交给第三人姚桂凤，姚桂凤将投保单交给楼晓玲。 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巧玲向姚桂凤询问保单情况，郭槐良通过楼晓玲、姚桂凤表示保单已经寄出。 案涉投保及询问期间，第三人姚桂凤、楼晓玲、郭槐良均非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或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员工。2018年5月8日，郭槐良被任命为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经理。 2018年1月29日10时32分许，诸暨阿迪太子服饰有限公司西侧厂房一层北半间仓库（由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租用）起火，起火点为由北向南第二排、由东向西第二根柱子北侧照明开关；起火原因为电气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同日10时55分许，原告拨打9××××电话向人寿保险公司报案。 2018年2月7日上午，第三人郭槐良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就案涉财产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保险期间为2018年2月8日零时起至2019年2月7日二十四时止。 2015年度、2016年度，原告曾就案涉厂房、设备、成品、半成品等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投保于被告处。 浙江尹天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接受原告的委托，查勘了事故现场，对报损财产进行了勘察，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公估报告，核定原告的财产损失金额为7000349.7元，残值金额为600元（房屋损失金额为770638.5元，残值为零；存货损失金额为6183511.2元，残值为零；设备损失金额为46200元，残值为600元）。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案涉保险合同不能成立是否存在过错及各自过错程度；2.原告的财产损失如何确定。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争议焦点1，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案涉保险合同不能成立是否存在过错及各自过错程度。原告认为，被告对公司业务管理存在严重混乱，通过高额返佣买单、卖单，按照保险行业惯例，各第三人在传递核保信息及代收保费环节中没有及时跟进，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保险合同不能成立，被告及各第三人均应对原告期待利益受损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分析认为，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未成立、生效，原告奥欣莱公司以缔约过失责任为由，要求被告及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本案不存在上述合同法规定的第四十二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就被告及各第三人是否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及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展开分析，具体意见如下：1.关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阳光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与各第三人之间既未存在书面形式的委托代理授权，原告也未能举证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口头形式的委托代理授权行为，故对原告主张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且各第三人均非被告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即使本案电子“财产保险投保单”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出具，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未收到保费的情形下，未出具正式保单，致使案涉保险合同未能成立，也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三人郭槐良入职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5月8日，此时火灾事故已经发生。故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第三人楼晓玲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第三人楼晓玲系受姚桂凤所托，要求帮忙联系可以承保本案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其在向郭槐良询问后，向姚桂凤进行答复。因其在此过程中仅负责在第三人姚桂凤、郭槐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并未收取任何报酬，与姚桂凤、原告之间无法律意义上的委托或代理关系，故也不存在相应的法律义务。同时，在姚桂凤询问保单还未收到的情况下，其及时向郭槐良确认，尽到了其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故在本案当中不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3.关于第三人姚桂凤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通过姚桂凤联系能够承保案涉财产的保险公司，姚桂凤通过他人联系后，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可以承保，并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发送电子投保单、收取原告法定代表人交付的保险费，后收取楼晓玲发回给其的1453元款项。其在原告投保过程中具有相对的注意、跟进义务，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告知保单未收到的情形下，其作为从事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员，理应知晓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以保险单等有关凭证为准，但其错误信任楼晓玲、郭槐良等人的回复，未继续进行催促、跟进，使得本案保险合同未能成立，原告所受损失未能保险理赔，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第三人郭槐良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通过他人在郭槐良处询问得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可对案涉财产进行承保，郭槐良发送电子投保单，并收取他人转交的由原告支付的保险费用，但其未将款项缴纳给承保公司，致本案保险合同未能成立，其对此具有重大过错。同时，在原告索要保险单时，其明知未及时向被告投保，但仍告知保险单已寄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应对原告方本案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第三人姚桂凤、郭槐良在本案投保保险的过程中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有多次投保经历，而本次投保在长时间内仍未收到保单，未引起高度注意，也未到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营业场所或者通过保险公司专用电话查询，存在一定过错。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由第三人姚桂凤、郭槐良对原告的损失分别承担5%、9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5%的责任。 争议焦点2，原告的财产损失如何确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公估报告提出异议，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郭槐良申请对原告的财产损失重新鉴定，本院亦予以准许，但因火灾所涉房屋已全部修复，存货和机器设备均已处理，现场无法核实实际损失情况，致使评估无法进行。本院认为，在损害事实客观存在，只是具体受损金额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如完全不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难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官可以结合相应证据和案件的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赔偿数额，以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公估报告虽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公估公司确系在查勘事故现场，对报损财产进行勘察后作出，应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且第三人郭槐良在原审中也未及时提出重新评估，失去了重新评估的基础，鉴于该次评估系原告单方面委托公估公司作出，可能存在对原告有利的评估结论，故该评估结论本院予以参考。综合上述因素及本案实际，原告的财产损失剔除残值后，本院酌定为5600000元。若保险合同成立情况下，按照原告的陈述，出险时仍应扣除30%的免赔率，故在本案中可主张的损失为3920000元（5600000元×70%）。 结上所述，第三人郭槐良应赔偿原告奥欣莱公司财产损失3528000元（3920000元×90%），第三人姚桂凤应赔偿原告奥欣莱公司财产损失196000元（3920000元×5%），剩余196000元（3920000元×5%）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两被告及第三人楼晓玲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第三人郭槐良赔偿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财产损失3528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第三人姚桂凤赔偿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财产损失196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驳回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99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50999元，由原告诸暨市奥欣莱针纺有限公司负担12239元，第三人姚桂凤负担2000元，第三人郭槐良负担367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华 人民陪审员 赵 霞 人民陪审员 赵伟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郭芳琼 书 记 员 陈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