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终5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1101室。 法定代表人:史兴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二路78号。 法定代表人：陈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一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叶军，北京市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宙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沪太路9608号。 法定代表人：徐耀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闻明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沪太路9088号。 法定代表人：张玲，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及原审被告上海新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宙公司）、上海闻明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11月30日本案因应等待另案刑事案件审结而裁定中止诉讼。另案作出刑事判决后，本院于2020年恢复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李文奇，被上诉人国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铮，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一峰、庞叶军到庭参加诉讼。新宙公司、闻明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并裁定驳回国投公司起诉，或查明事实改判驳回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国投公司承担。本案恢复审理后，江铜公司明确放弃第二项部分上诉请求，只保留“查明事实改判驳回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江铜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为实现深圳永友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友乐公司）、江西省合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公司）向国投公司融资之目的而设置的一个环节。一审判决无视国投公司所诉电解铜购销合同与循环贸易其他环节购销合同的关联性，片面强调国投公司所诉购销合同的独立性及其文本内容，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融资，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从合同的约定和履行看，其具有种种不符合买卖行为常理的情形。1.不符合通常买卖行为特征，货物买卖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各笔循环交易的最初出卖人和最终买受人为同一人以净亏方式低卖高买，中间环节“转卖”交易中并未获得任何收益，均不符合商业常理。（2）各笔循环交易流程中，仅有资金的流转,并无货物的实际交付。（3）国投公司与其交易下家新宙公司、闻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价格条款证明国投公司在交易中不承担货物价格市场风险,只盈不亏，亦不符合商业交易常理。（4）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20%的保证金并加付代理费，但仍需付全款后才能取得货物，付清全款后才确定价格执行的单价为交货时点的市场价。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委托国投公司“代采购”没有任何正常的商业利益，相反白白支付代理费。（5）各方在交易中倒推“发货数量”，明显有悖常理。由于本案所付资金是借贷本金，借贷关系中本金一旦付出即不作调整。因此各方需保证“本金”不变，只能将已付款金额除以所点单价（即60天借款期限届满时的当日均价），倒推出“实际交货数量”。这一情形明显违背真实货物买卖的交易规律，证明本案是以资金为核心的借贷行为，而非买卖货物行为。综上，与直接向江铜公司采购电解铜相比，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委托国投公司采购，既不能实现短期融资，也不能提前60天固定价格。相反，除让国投公司无偿占用20%的保证金60天外，还需多支付代理费。以上异常情况均证实国投公司明知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并非委托采购电解铜，而是借款付息。2.国投公司从未要求江铜公司在约定期限内交货，而是收回本息后才指令各方完成货物空转，证实国投公司明知不存在真实的买卖。江铜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二条约定国投公司付款后45天内交货。但10笔交易中，国投公司在此期限内从未要求江铜公司交货，江铜公司也从未在此期限内交货。相反，各方实际操作为，签订合同后经过60天，且国投公司收到还款本息后，魏一峰才指示各个公司在一天之内按照倒推的“交货数量”完成《发货通知单》的转圈。3.国投公司直接向褚协军、徐耀明二人催要还款，可见国投公司明知褚协军、徐耀明二人是实际用款人。从上述种种有违买卖交易常理的情形可以看出，本案项下循环贸易合同各方当事人，包括国投公司和江铜公司缔约的真实意思根本不是货物买卖。（二）上述系列循环贸易合同系永友乐公司等为从国投公司获得融资安排所签订。一审法院未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使得该基本事实未能查明，进而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江铜公司并非借款人或资金使用人，一审判决江铜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违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江铜公司在收到国投公司基于上述三笔虚构的买卖合同交付的合计金额111168553.78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均及时转付给了永友乐公司和合创公司，江铜公司并未实际占用任何资金，也未获得任何收益。国投公司为牟取高息违法借贷，是造成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江铜公司仅收取少量的过桥费用，远低于国投公司已赚取的高息。一审法院却判决江铜公司承担全部资金损失，纵容了国投公司的违法行为，有失公允。 三、永友乐公司和合创公司既是案涉循环贸易参与方，也是融资关系中的借款方和资金实际使用方，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民法院依法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未追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程序违法。 国投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主要事实和理由为： 一、此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国投公司对于本案所涉交易主体之外的其他交易关系均不知情，江铜公司所主张的本案涉及循环贸易、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江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国投公司对其主张的循环贸易系知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对于国投公司来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对象为江铜公司、新宙公司或者闻明公司,对于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其他交易主体,国投公司既不知情,也无条件知情,而且从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闻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上,也不能体现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内容。 二、江铜公司关于其并非资金使用人,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未获取任何收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在每笔交易中，江铜公司均低买高卖，从中获取差价利益，本案中江铜公司共获纯利260010.65元，毛利1397876.94元，明显与其所主张的未获任何收益自相矛盾。 三、本案诉讼与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无任何关联性，不应当追加二者为本案当事人。本案中，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主体为双方当事人，合同主体和内容都不涉及到第三方，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并非本案《购销合同》和《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的当事人，江铜公司与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与国投公司也无任何关联性。 四、刑事判决对“国投公司明知是转圈融资贸易”的认定明显错误。作为国投公司的经办人，魏一峰本人的陈述从未认可对此明知，且坚决否认知情。其他人员的证词，系基于推卸责任或规避风险等，才陈述认为魏一峰对所谓“转圈融资贸易”知情。在无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形下，仅凭上述几个有明显利益冲突的人员在趋利避害的目的下所作的陈述，是不应认定国投公司对所谓“转圈融资贸易”知情的。 五、在签订案涉购销合同时，国投公司真实意思是签订买卖合同。（一）从合同签订时间来看，国投公司先与下游客户签订《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再与江铜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完全合理。（二）从交货时间的安排上来看，江铜公司交货时间为“收款后45天”，国投公司向下游客户公司的交货日期，则为“国投公司付款后60天”，交货时间差符合实际情况。（三）从合同价格确认方式上来看，该方式符合此类大宗商品交易的惯常做法。无论是《工矿产品销售合同》还是《购销合同》，均是以买方所点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现货月合约的当天收盘均价+升贴水+补贴的形式予以确认，上述作价方式是基于现实生活中铜价大幅波动的市场行情而作出，以点价方式确定货物购销价格是期货套期保值中常见的定价方式。（四）从货物交付来看，国投公司提交了江铜公司出具的放货通知单、案外人河南国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储物流）出具的入库通知单、下游客户出具的收货确认书，证明货物实际所有权的转移，存在真实交易，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具有真实货物的实际流转。（五）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闻明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条款设置是基于长期交易习惯所形成的，具备买卖合同性质的一贯性、延续性。国投公司为保障自身权益，在买卖合同条款设置中尽可能规避风险因素，也是大宗商品交易中的通常做法。为了保证整个交易安全进行，有必要设置连带保证责任条款，制约各方履行合同义务。此外，对于大宗货品的交易，国投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买卖过程中，均是采用上述交易模式，进而形成买卖双方的交易习惯。从国投公司的角度审视，本案所涉《购销合同》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六）国投公司对江铜公司所称的“转圈融资”“循环贸易”一无所知。 新宙公司、闻明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 国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铜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11117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1月5日的利息44.17万元及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判令江铜公司支付违约金555.85万元；3.判令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在签订案涉三份《购销合同》之前曾经存在合作关系及电解铜买卖的事实。2014年9月22日，江铜公司（供方）与国投公司（需方）签订BJJT-GT20140922《购销合同》，约定国投公司向江铜公司购买电解铜800吨，每吨49000元，暂定结算金额39200000元。2014年10月13日，江铜公司（供方）与国投公司（需方）签订BJJT-GT20141013《购销合同》，约定国投公司向江铜公司购买电解铜820吨，每吨48500元，暂定结算金额39770000元。2014年10月22日，江铜公司（供方）与国投公司（需方）签订BJJT-GT20141022《购销合同》，约定国投公司向江铜公司购买电解铜700吨，每吨46000元，暂定结算金额32200000元。 上述三份《购销合同》对于交货方式均约定为：收款后供方45天内将货物交货完毕，交货仓库为国储物流，需方在供方指定仓库自提，以供方仓库地衡称重数据为准。付款方式：三个月承兑汇票（免息）尾款待双方结算后3个工作日内以现款方式支付，多退少补，如需延期点价，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确定。质量要求：满足国标高纯电解铜标准的质量要求。验收方法：符合GB/T467-2010标准，需方及时验收，应在到货后五日内提出异议，超出期限异议无效，供方接到需方的书面异议后五日内作出答复，超出期限视作认可。违约责任：如供方不能按期交货，在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到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供方无条件现款退回未交货部分的货款，同时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方支付未交货部分金额5%的违约金。 2014年11月19日，江铜公司与国投公司在《定价确认单》上盖章，共同确认BJJT-GT20140922《购销合同》数量（吨）800，点价数量（吨）799.167，点价基价人民币/吨48900，升贴水（人民币/吨）150，总单价（人民币/吨）49050，金额（人民币）39199141.35。备注：实际数量以仓库交货数量为准。对于双方之间的另两份《购销合同》双方未确认定价。 2014年9月26日至10月27日，国投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江铜公司支付货款111170000元。因江铜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国投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12月10日、12月11日先后发出三份《催货函》，要求江铜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货物发送到合同指定的交货地点。由于江铜公司仍未履行交货义务，国投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12月12日、12月15日又向江铜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江铜公司双方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予以解除。 另查明，2014年9月19日，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签订GTGJTJ-20140919《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主要约定：新宙公司向国投公司购买电解铜800吨，每吨价格49000元，暂定总价39200000元。交货时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全部货款后，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指定的供应商江铜公司付款之后60日以内向买受人交付货物。交货地点为国储物流仓库。买受人应于2014年9月19日前向出卖人支付人民币784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到账后合同生效。买受人对供应商、运输方、仓储保管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为出卖人享有的主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出卖人实现主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出卖人的债权未全部获得清偿前，出卖人有权不予退还全部保证金，不足部分仍由买受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2014年9月22日，新宙公司向国投公司出具《担保函》。内容为：“双方签署的GTGJTJ-20140919《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我司现委托贵司与我司指定的供货商江铜公司签署并履行BJJT-GT20140922《购销合同》，我方按原合同约定向贵司承担担保责任”。 2014年10月13日，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签订GTGJTJ-20141013《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主要约定：新宙公司向国投公司购买电解铜820吨，每吨价格48500元，暂定总价39770000元。交货时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全部货款后，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指定的供应商江铜公司付款之后60日以内向买受人交付货物。交货地点为国储物流仓库。买受人应于2014年10月13日前向出卖人支付人民币7954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到账后合同生效。买受人对供应商、运输方、仓储保管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为出卖人享有的主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出卖人实现主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出卖人的债权未全部获得清偿前，出卖人有权不予退还全部保证金，不足部分仍由买受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同日，新宙公司向国投公司出具《担保函》。内容为：“双方签署的GTGJTJ-20141013《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我司现委托贵司与我司指定的供货商江铜公司签署并履行BJJT-GT20141013《购销合同》，我方按原合同约定向贵司承担担保责任”。 2014年11月19日，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在《点价确认单》上盖章，共同确认合同数量（吨）800，点价数量（吨）799.167，点价基价（人民币/吨）48900，升贴水（人民币/吨）150，总单价（人民币/吨）49050，金额（人民币）39199141.35。 2014年10月22日，国投公司与闻明公司签订GTGJTJ-20141022《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主要约定：闻明公司向国投公司购买电解铜700吨，每吨价格46000元，暂定总价32200000元。交货时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全部货款后，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指定的供应商江铜公司付款之后60日以内向买受人交付货物。交货地点为国储物流仓库。买受人应于2014年10月30日前向出卖人支付人民币644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到账后合同生效。买受人对供应商、运输方、仓储保管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为出卖人享有的主债权、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出卖人实现主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出卖人的债权未全部获得清偿前，出卖人有权不予退还全部保证金，不足部分仍由买受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2014年9月26日、10月9日和10月14日，新宙公司共向国投公司支付保证金15794000元。2014年10月22日，闻明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保证金64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1.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的效力；2.是否应追加案外人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参加本案诉讼；3.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4.损失赔偿问题。 一、关于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江铜公司对于其与国投公司之间三份《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合同所载内容并不否认，即对于三份《购销合同》形式上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江铜公司抗辩称三份合同系通过虚假贸易形式进行企业借贷，并非真实的货物买卖，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故三份合同均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签订三份《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在三份《购销合同》中，不仅明确约定了买卖标的物电解铜的具体规格、型号、质量要求和验收方法，并参照该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和期货价格确认了标的物价格，而且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为案外人国储物流的仓库。同时，还约定江铜公司收到货款后45天内交货至国储物流仓库。无论从三份合同的名称还是具体内容看，均为买卖合同。 本案系因江铜公司收到国投公司依约支付的货款后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而成讼。在江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如约交货至国储物流仓库的情况下，江铜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江铜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以虚假贸易形式进行企业间借贷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如江铜公司抗辩所称双方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关系，对于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果不能证明提供资金的一方是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以放贷收益作为主要利润来源，就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也不应认定合同无效。此外，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循环贸易的交易方式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国投公司分别与新宙公司、闻明公司签订《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将其向江铜公司购买的电解铜销售给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并由新宙公司、闻明公司支付部分履约保证金，且对供应商、运输方、仓储保管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闻明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亦应为合法有效。 综上，江铜公司关于案涉循环贸易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均应认定无效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购销合同》和《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关于是否追加案外人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 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并非本案《购销合同》和《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的签订方，上述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也未涉及到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至于江铜公司与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无国投公司的参与，合同内容也未涉及到国投公司。因此，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不属于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至于江铜公司与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以及新宙公司与永友乐公司、闻明公司与合创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关系，相关各方均可以另行解决。 三、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 本案审理中，江西省公安厅两次向一审法院致函“商请移送民事诉讼案件”，认为本案与江西省公安厅立案侦查的南昌天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合创公司等合同诈骗案系同一事实，国投公司在其中案涉，公安机关正在对国投公司的被骗款物进行追赃。江铜公司也提出中止本案诉讼的申请，并申请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公安厅处理。国投公司不同意中止诉讼或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认为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均系国有企业，此前双方曾存在多项采购合同,且均已履行完毕，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纠纷是独立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国投公司与涉嫌犯罪的案外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无经济往来，也不知晓江铜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本案与犯罪嫌疑人对江铜公司的合同诈骗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天盛公司、合创公司等涉嫌犯罪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不影响本案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结果。如前所述，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的三份《购销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国投公司依约支付货款，而江铜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因此，国投公司以江铜公司违约以及双方合同已解除为由，主张返还相应货款及给付利息，并主张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江铜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 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认为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一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继续审理。 四、关于损失赔偿问题 国投公司诉请主张江铜公司返还货款111170000元。鉴于国投公司已经预先收取担保人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分别支付的三笔履约保证金共计：7840000+7954000＋6440000=22234000元。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在《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在国投公司的债权未全部获得清偿前，有权不退还全部保证金，不足部分仍由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继续承担保证责任。鉴于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的《购销合同》已经解除，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对于江铜公司欠付的货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已交付的履约保证金应冲抵江铜公司欠付国投公司的相应货款。扣除保证金之后，江铜公司尚欠的货款总额应为：111170000－22234000=88936000元。 国投公司主张江铜公司按照《购销合同》约定支付未交货部分金额5%的违约金。江铜公司则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主张江铜公司给付违约金，应予支持，但违约金的数额应为88936000×5%=4446800元。关于国投公司主张江铜公司给付占压货款的利息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国投公司主张的至提起诉讼时的该项损失已通过给付违约金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如果前述违约金低于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江铜公司仍应向国投公司支付减除4446800元后的其他利息损失部分。 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应依约对江铜公司的给付事项向国投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江铜公司向国投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88936000元；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江铜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446800元；三、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江铜公司以88936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国投公司支付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减除4446800元的其他部分）；四、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新宙公司、闻明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江铜公司追偿；五、驳回国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765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32651元，由江铜公司、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江铜公司提交四组材料作为新证据。第一组上海期货交易所2014年11月19日价格曲线图，拟证明国投公司确定的价格不合理，当天的盘面无该价格，是为了掩盖收回贷款；第二组2014年2月至8月各方交易人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拟证明案涉三笔交易与已经履行完毕的七笔交易的交易模式完全相同；第三组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2014年3、4、6、7月份合同结算单，合同结算单上载明起息日、还款日，拟证明国投公司对借款的性质清楚并获取高额利息回报；第四组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刑初20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号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刑终309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309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案涉交易各方主体之间并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国投公司利用江铜公司为通道对外出借资金的借贷法律关系，江铜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江铜公司也不是借款关系项下的实际用款人。 2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6月至10月，被告人徐耀明伙同褚协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实际已无偿还能力的事实，骗取国投公司财物共计人民币8893.455378万元。具体如下：2014年年初，褚协军与徐耀明商议，由徐耀明寻找资金实力强的国企作为上游出资企业，褚协军联系好江铜公司，与徐耀明、褚协军控制的公司之间以电解铜购销业务为名，规避国企不得向其他企业出借资金的规定，以获取国企流动资金。同时褚协军向徐耀明许诺可以使用部分融资款项。2014年2月，徐耀明通过被告人宋兴章介绍，认识了国投公司金属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魏一峰，并向其提出由国投公司出资代理新宙公司（法定代表人、控制人为徐耀明）向江铜公司购买电解铜，交易完成后，新宙公司以国投公司拟出资额的0.8%支付报酬。魏一峰等人代表国投公司到新宙公司、国储物流仓库、江铜公司考察后决定与新宙公司交易。交易实际情形是：1.关于合同的签订。新宙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供方国投公司、需方新宙公司）；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电解铜购销合同（供方江铜公司、需方国投公司）；江铜公司与永友乐公司或合创公司、天盛公司签订电解铜购销合同（供方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或天盛公司，需方江铜公司）；永友乐公司与新宙公司签订电解铜购销合同（供方新宙公司、需方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或天盛公司）。2.关于资金流向。褚协军将拟融资款项的20%的资金通过新宙公司支付给国投公司。国投公司收款后，全款支付给江铜公司购买电解铜，江铜公司按每吨20元收取报酬后，再将资金流转给褚协军控制的公司（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或天盛公司），资金流入褚协军控制的公司60天后，褚协军再通过新宙公司加付出资款的0.8%给国投公司。3.关于仓单的流转。交易过程中，货物仓单在形式上也做相应流转。即在新宙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合同60天后的当天，国投公司收到新宙公司款项后，魏一峰及时电话告知国储物流的工作人员，并通知江铜公司放单流转。之后江铜公司将货物仓单过户给国投公司，国投公司将同一货物仓单转给新宙公司，新宙公司转给褚协军控制的公司，最后再由褚协军控制的公司将货物仓单流转回江铜公司。货物仓单在上述公司之间的流转均是在当天完成，从形式上完成货权过户。在褚协军、徐耀明的主导下，依照上述流程，各方共完成七笔交易。 自2014年6月起，由于褚协军不能按时给予徐耀明资金以支付国投公司款项及利息，魏一峰便询问徐耀明其下家是否有能力继续交易。徐耀明明知褚协军有巨额资金亏空，无法偿付国投公司已支付资金，仍故意隐瞒，谎称褚协军有能力继续交易，同时仍先行向国投公司支付20%的保证金，以取得魏一峰的信任，继续进行交易。2014年9月19日，新宙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总额为3920万元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10月13日，新宙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总金额为3977万元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因与新宙公司交易额度过高，国投公司内部审批不能通过，魏一峰要求徐耀明更换公司与国投公司进行交易。徐耀明与褚协军商议后，2014年10月22日，徐耀明谎称其是闻明公司（实际控制控制人为褚协军）股东，以闻明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国投公司签订总金额为3220万元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11月，第八笔款项到期，因徐耀明未能偿还款项，魏一峰便要与徐耀明面谈还款计划，徐耀明便叫来褚协军与魏一峰在新宙公司见面，褚协军当面向魏一峰承诺一周后即偿还该笔款项。上述三笔交易中的前两笔，褚协军经新宙公司分别支付给国投公司保证金784万元、795.4万元。第三笔交易因为是以褚协军控制的闻明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遂以闻明公司的名义支付国投公司保证金644万元。国投公司在收取上述三笔保证金后，分别于2014年9月26日支付给江铜公司3919.884863万元，江铜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支付永友乐公司3870.592549万元；于2014年10月17日支付给江铜公司3976.971190元，江铜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支付给永友乐公司3931.044376万元；于2014年10月27日支付给江铜公司3219.999325元，江铜公司支付给合创公司3175.430759万元。 经司法会计鉴定，截止案发前，在案涉三笔交易中，国投公司收取2223.4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江铜公司支付11116.855378万元，江铜公司再以转账或承兑汇票的方式向褚协军控制的公司支出10977.067684万元，国投公司收取与支出的差额为8893.455378万元。 20号刑事判决书还载明了吴某等多位证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1.证人吴某（国储物流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08年左右，江铜公司与国储物流合作，具体是江铜公司的电解铜入库、储存、保管、出库。从2013年年中开始，国储物流为江铜公司、国投公司、永友乐公司、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合创公司等企业之间操作货权转移业务，在一天内，代表货权的单据在江铜公司、国投公司、新宙公司、永友乐公司等公司之间进行封闭流转。其在与国投公司的业务代表魏一峰的交流中，可以看出魏一峰知道前述公司之间实质无真正的货物交易。2.证人王某（江铜公司原工作人员）证言：通过国投公司与新宙公司之间签订的《货物交付凭证》《担保函》以及与国投公司业务代表魏一峰的接触，其认为魏一峰对上述公司之间名为贸易实为融资的真实情形是知情的。3.证人熊某（江铜公司原工作人员）证言：进行交易过程中，国投公司业务代表魏一峰并没有谈及合同标的物，即电解铜质量、价格等正常购销贸易的主要问题，魏一峰应该知晓上述业务实质是资金借贷。4.被告人宋兴章的供述：2014年年初，其介绍国投公司魏一峰给徐耀明认识，让国投公司和徐耀明的公司进行融资转圈贸易。国投公司作为上游出资公司以代订电解铜的形式将资金流转给徐耀明的公司的下游公司使用，使用期限是60天。5.被告人魏一峰的供述，证明国投公司、新宙公司、江铜公司之间订立、履行电解铜购销合同的过程。 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1.徐耀明、宋兴章均供述告知过魏一峰整个交易过程。2.案涉三笔交易前，徐耀明多次延期履行，此时作为卖方的江铜公司亦未向国投公司交割货权，魏一峰未向江铜公司催货，却向徐耀明催款。3.国投公司对徐耀明、褚协军等以从事电解铜贸易为名行融资之实的事实是明知的。4.国投公司是徐耀明等人合同诈骗犯罪的被害单位。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耀明犯合同诈骗罪，并责令其退赔国投公司8893.455378万元。20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后，309号刑事裁定书维持该判决，该判决已生效。 国投公司质证认为，认可两份刑事裁判文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国投公司不是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国投公司始终以买卖合同作为认知和意思表示进行的业务，且20号刑事判决书中魏一峰的证词讲述的是正常贸易过程，没有所谓的转圈融资贸易。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依据的证人证言，从具体表述来看，皆是推测，不具有可信度。国投公司曾在2014年12月4日、10日、11日向江铜公司发过催货函，一般情况下，刚逾期不会发函催货，而是先口头沟通，难以解决才发书面函，在催货函中也提及此前催货的情况。 国投公司对20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江铜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拟证明事项在该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故本院对江铜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不再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江铜公司还提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刑终59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褚协军犯合同诈骗罪，并责令其退赔国投公司8893.455378万元，该刑事判决也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形成的合同性质是买卖还是借贷，合同是否有效；二、应否追加案外人永有乐公司和合创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三、江铜公司应如何向国投公司承担责任。 一、关于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20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本案所涉交易的过程，参与主体包括国投公司、江铜公司、永友乐公司/合创公司/天盛公司、新宙公司/闻明公司，整体的交易过程是闭合的循环贸易，属于借款法律关系，国投公司为资金出借方，江铜公司为资金通道，其他公司为实际用资人或资金通道。 江铜公司陈述其在和国投公司签订案涉电解铜购销合同时，真实意思并非签订买卖合同。国投公司称，其真实意思为与江铜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至于其他交易环节，其并不知情。但根据国投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的行为本院难以认定其不知情。第一，该买卖合同有诸多与买卖合同不符之处。正常的买卖合同，是以赚取价差获利，而本案国投公司与其上游卖家和下游买家签订的合同价格是一致的，国投公司赚取固定的收益，该收益和价格无关。第二，国投公司在交货环节的行为与正常买卖合同不符。1.正常的连环购销合同，在到约定的交货期后，如果江铜公司向国投公司交货，国投公司在收到新宙公司货款后，再通知仓库向新宙公司交货，但2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在新宙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合同60天后的当天，国投公司收到新宙公司款项后，魏一峰及时电话告知国储物流的工作人员，并通知江铜公司放单流转。之后江铜公司将货物仓单过户给国投公司，国投公司将同一货物仓单转给新宙公司，新宙公司转给褚协军控制的公司，最后再由褚协军控制的公司将货物仓单流转回江铜公司。货物仓单在上述公司之间的流转均是在当天完成，从形式上完成货权过户。即江铜公司向国投公司交货也要在国投公司收到新宙公司的全部货款之后，由国投公司通知江铜公司放货。2.正常的连环购销合同，在到约定的交货期后，如果江铜公司未交货，则作为中间买家，国投公司应向上游卖家江铜公司催货，但2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徐耀明多次延期履行，此时作为卖方的江铜公司亦未向国投公司交割货权，魏一峰未向江铜公司催货，却向徐耀明催款。国投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份的催货函，亦无法推翻20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也不能证明在本案所涉2014年9月26日这笔货款交付45天后，即11月11日后，国投公司曾向江铜公司催货。催货函上关于其此前曾多次催货的表述，并不能证明其此前有催货行为。国投公司的真实意思如果是履行买卖合同，显然不应在交货环节作出如此反常的行为。第三，魏一峰虽陈述其对融资贸易不知情，但20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熊某、宋兴章、吴某等多位证人证言或者被告人供述，均认为魏一峰明知案涉交易实为融资，可以相互印证。刑事判决认定合同诈骗的被告人是褚协军、徐耀明，是在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继续骗取财物，宋兴章是受贿罪的被告，熊某、吴某等人系证人，魏一峰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是否知情，对宋兴章、熊某、吴某等人的责任并无影响，国投公司所称宋兴章、熊某、吴某等人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作出了对魏一峰不利的陈述,理由不能成立。熊某证言中“进行交易过程中，国投公司业务代表魏一峰并没有谈及合同标的物，即电解铜质量、价格等正常购销贸易的主要问题”，具体表明了其判断魏一峰明知的依据。宋兴章的供述中“2014年初，其介绍国投公司魏一峰给徐耀明认识，让国投公司和徐耀明的公司进行融资转圈贸易。国投公司作为上游出资公司以代订电解铜的形式将资金流转给徐耀明的公司的下游公司使用，使用期限是60天。”该供述亦能证明魏一峰知道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故本案国投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真实意思并非缔结买卖合同，而是仅将江铜公司作为其向实际用资人借款的中间环节。 本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案涉交易，国投公司是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对外借款，属于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应认定借贷合同无效。 二、关于应否追加案外人永友乐公司和合创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和江铜公司的责任问题 二审中，本院释明如果本院认定本案系借款法律关系，国投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国投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明确，本院视为其不变更。因国投公司不变更诉请，也拒绝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可仅就江铜公司在借款法律关系中的责任加以审理，无需追加案外人永友乐公司和合创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借款法律关系中，国投公司为出借人，江铜公司并非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其应对国投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其过错及获利情况，本院酌定江铜公司赔偿国投公司遭受损失的20%。因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褚协军、徐耀明已经履行了刑事判决判令的退还赃款义务，故国投公司的损失应以8893.455378万元计，目前江铜公司应承担1778.691万元。本判决执行阶段，如褚协军、徐耀明履行了退赃义务，对于其已经履行的部分，应从国投公司损失中予以扣减。 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法律关系性质为买卖合同，并认定其有效，故判令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就江铜公司返还货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并未上诉，但是本院认定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合同效力均发生变化且江铜公司的责任承担也发生变化，故应对新宙公司和闻明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加以调整。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号）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新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耀明，闻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褚协军，故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对主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据此，新宙公司、闻明公司对江铜公司不能赔偿国投公司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江铜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08号民事判决；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向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778691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上海新宙工贸有限公司、上海闻明金属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中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上海新宙工贸有限公司、上海闻明金属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27651元，由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负担527651元，由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负担100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8714元，由国投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负担408714元，由北京江铜营销有限公司负担10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雪楳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唐荣娜 书记员朱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