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名称$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2490号 原告任峰，男，汉族，生于1976年10月22日，住西安市户县，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王小英，陕西沣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负责人史红伟，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陈静，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牛伟，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任峰因要求确认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XX队XX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高新大队”）作出的道路行政处罚违法，于2020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小英，被告交警高新大队委托代理人陈静、牛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西公（交高）行罚决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诉称，2020年4月9日，原告到鄠邑区高铁站检查，以原告所驾驶的“陕A271XC”小轿车涉嫌伪造车牌照为由，将原告车辆进行查封、扣押，将原告押至被告办公地进行了询问，4月9日下午将原告车辆强行拖至高新区某停车场，4月29日被告让原告给银行缴纳5000元罚款，原告及时在网上缴纳了罚款，2020年9月1日，原告前去找被告讨要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才给原告出具了4月29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签字日期为9月1日，对扣押原告的车辆在扣押三天后给原告补了扣押单据。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处罚及扣押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扣押原告车辆在三天后才补发扣押决定书的行为，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24条之规定，4月29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原告前去讨要时才在9月1日给原告，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9条、40条之规定，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未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41条之规定，该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被告作出决定时没有告知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权利义务，违反《行政处罚法》31条法律规定。被告作出本案决定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高新分局作出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被告又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一个行为作出了两个处罚决定书。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西公（交高）行罚决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20年4月17日公安高新分局对原告作出该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第二组证据：2.西公（交高）行罚决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20年4月29日被告对原告罚款5000元事实，被告2020年9月1日作出该决定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对原告作了两个处罚决定。第三组证据：3.网上银行缴纳罚款凭证，证明原告缴纳了5000元罚款。第四组证据：4.照片一张，证明被告两个证人身份伪造，陈述虚假，是被告内部人员。被告交警高新大队辩称，一、原告的违法事实及事情经过。2020年4月9日，交警XX大队XX路XX队XX队负责人潘某某接群众举报，在鄠邑区高铁站广场一办公楼下，有一辆黄色的小轿车，将车号“陕A271XC”中的“C”改为了“0”，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分队随即安排民警王三虎、辅警陈鹤元、刘许舟到场查处。待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了停放于办公楼下的该黄色小轿车，确认车号“陕A271XC”中的“C”被改为了“0”。民警王三虎带人前往办公楼询问情况。经初查，该车辆系鄠邑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原告任峰所有的车辆，民警王三虎随即告知原告办公室的同事，待原告回来后通知其到XX大队XX路XX队XX队接受调查。随后，民警调来拖车，将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陕A271XC”号小轿车拖移至秦渡分队队部。有证人陈某某、白海超现场证实。将车辆拖回队部后，民警制作了强制措施凭证，负责人潘某某、民警司昭等人先后多次用手机联系原告，通知其到队接受处理，但任峰一直拒绝，并先后多次托关系，想私下解决该问题。4月11日，原告带领一名同伴共两人悄悄来到队部，趁人不备，企图将变造车辆号牌的证据毁灭，在原告撕掉车辆后牌贴条，原告另一名同伴企图撕掉前牌贴条时，被民警司昭发现并制止，民警司昭随即告知原告接受调查，原告认为处罚太重，予以拒绝，借机离开秦渡分队队部。在原告寻求关系无果，在民警多次电话联系情况下，原告于4月14日到队接受调查，承认变造号牌的违法事实，民警取出4月9日制作的编号为XXXXXXXXXXXX3469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法凭证》，原告现场签字确认，民警现场送达。随后，秦渡分队将涉案车辆转移至广裕信执法停车场，将原告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XX线XX大队XX队。4月15日，办案分队受理该案件。4月16日，被告依法传唤原告，对原告涉嫌变造、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案件进行调查，在证据面前，原告对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4月17日，被告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鉴于疫情原因，拘留所无法收押，4月21日，暂缓执行行政拘留。4月29日，原告来队接受处理，经询问、告知程序，现场制作并送达了编号为610106390037730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9月1日，原告到被告办案分队提出补打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请求，称之前的处罚决定书丢失，因为要去提起诉讼，需要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民警付某某予以补打印，原告在该法律文书上签署“此文书为补打印的法律文书”字样。二、对原告提出事实和理由的答辩。经查，原告于2020年4月9日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规范，处罚适当，无任何不当之处具体如下：(一)执法主体符合法律规定。现场执法民警为王三虎、潘某某，办案民警为付某某、曹广军，均有警察证予以证明，证明该民警执法符合主体资格。以上事实有王三虎、潘某某、付某某、曹广军人民警察证证明。(二)违法行为事实清楚。原告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有询问笔录，证人笔录，变造号牌的号牌贴，现场处照片，现场指认照片，“陕A271X0”车辆信息查询单，“陕A271X0”行驶情况查询单等材料证明。（三)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一，民警在查处现场拖移、扣留车辆的程序符合规定。民警王三虎到达现场后，经对违法车辆予以确认，找到车辆所有人的信息后，因原告不在现场，第一时间告知原告的同事，违法车辆已被被告拖移，通知其到队接受处理。在将车辆拖移至队部后，民警潘某某、司昭多次电话通知原告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原告均未前往;4月11日，在制止原告企图毁灭变造车辆号牌的证据时，民警司昭在现场通知原告接受调查，原告均未予理睬，导致民警无法送达《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扣留车辆后三日补发强制措施凭证的问题，未当场送达强制措施凭证是因为原告当时未在现场且一直未按通知要求到队接受调查导致。以上事实有通话记录截屏、现场照片等证据证明。第二，告知程序、处罚程序符合规定。4月14日，原告到秦渡分队队部接受调查，民警现场告知了采取行政强制的事实、理由、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原告对民警4月9日制作的强制措施凭证予以签收。在处罚前，民警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前告知，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并制作了告知笔录，经原告签字确认。以上事实有强制措施凭证、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明。(四)行政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告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的违法行为在被被告查获后，被告办案民警通过交通监控系统调取了被原告变造的“陕A271X0”车辆的行驶情况，从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16日，原告使用该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近半年。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对于原告处以十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4月29日，原告持被告送达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及民警开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联系到被告处接受处罚，民警依法履行程序，制作了编号为610106390037730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原告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并现场送达。不存在9月1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说，理由有三:其一，有原告签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底联予以证明;其二，9月1日原告来到被告办案分队，请求民警付某某为其补打印处罚决定书，便于诉讼时提供，民警才予以补打印，并在法律文书上签署“此文书为补打印的法律文书”字样;其三，经系统核查，原告于5月1日通过陕西建行缴纳了罚款，试问9月1日才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未收到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如何能缴纳罚款?以上有事实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签字时间、原告缴纳罚款的查询单证明。综上所述，原告任峰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规范、处罚得当，不存在原告所提出的“三日后补发扣押决定书”及“9月1日送达4月29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说。恳请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对原告提出撤销处罚决定的请求进行公正的审查，以维护被告依法行政的合法权益。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执法办案民警警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主体资格适格。2.行政处罚案卷证据部分：受案登记表、权利义务告知书、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笔录、当事人电子档案、当事人陈述材料、两份证人询问笔录、现场证据照片、监控视频截图、当事人车辆指认照片、原告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照片，车辆信息查询单、车辆行驶轨迹查询结果、强制措施审批表、强制措施凭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询问笔录、告知笔录、西公（交高）行罚决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联系通话记录截图、缴纳罚款记录、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证明原告实施了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事实，被告作出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警察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2中受案登记表形式要件认可，内容有异议。原告于2020年4月9日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在高新分局，因为疫情防控要用高铁站房屋的事接受询问用房调查，当时没有驾驶车辆，没有被查获，不存在当时被查获的事实。对传唤证，家属笔录，电子档案，信息查询、权利义务告知书没有异议。对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原告两点多在高新大队接受调查时接到同事电话得知车辆被拖走，证明原告没有被查获，只是查获车，没有查获人。对陈述材料，原告也是说使用车辆被查获。对两个证人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这两个证人是高新分局秦都派出所的协警，是被告一个系统工作人员，陈述的也不是事实。对4月16日照片没有异议，车辆号牌没有异议。对4月10日强制措施审批表没有异议，强制措施凭证能证明4月9日拖走原告车辆当时没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没有送达原告。对4月17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高新分局协警挡住上半部分让原告签的，告知原告被拘留10日，原告就签了，该处罚告知书与本案无关，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这个是拘留十日并处罚金5000元，是并处的，和本案无关。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就原告违法行为高新分局已经作出处罚决定，又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一事一罚，违反法律规定。对4月29日询问笔录认可、查询单无异议。对4月29日处罚决定书，原告收到行政拘留处罚后去取车时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交罚款5000元，当时没有给原告处罚决定书，后原告在网上查询到去被告处要处罚决定书，被告在电脑上打印给原告了一份，这个处罚决定书仅是罚款5000元，与上面拘留处罚决定书不一致，原告提交的处罚决定书和被告提交的处罚决定书不一样，被告4月29日对原告进行处罚时没有给原告处罚决定书，后面9月1日给原告补了一个。被告补充说明4月29日的处罚决定书是原告拿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去被告大厅，被告工作人员询问后作出处罚决定书，给原告送达两份，均由原告签字确认。9月1日的处罚决定书是原告要诉讼去被告处要求补打一份，民警从电脑里补打一份。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2都是高新分局作出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作出行政拘留需要用分局的文书，经被告单位内部审批后使用分局的文书，才能将被处罚人送去拘留，不存在一事两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真实性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9日14时，原告任峰在Y345（鄠邑高铁站停车场内），实施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被群众举报后被被告民警查获，被告当即对原告作出XXXXXXXXXXXX3469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法凭证》，将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陕A271XC”号小轿车拖移至秦渡分队队部，经电话联系，原告于4月14日到被告处接受调查，签收上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后秦渡分队将涉案车辆转移至广裕信执法停车场，将原告涉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XX线XX大队XX队。同年4月15日，办案分队受理该案件。4月16日依法传唤原告，对原告涉嫌变造、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案件进行调查。4月17日，被告高新大队给原告作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就其拟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仟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向原告进行告知，原告在告知笔录中明确对上述内容听清，并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同日高新分局给原告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就其拟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向原告进行告知，原告在告知笔录中明确对上述内容听清，并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同日高新分局作出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达原告。4月21日被告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并送达原告。4月29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末尾确认“无异议”，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同日被告现场制作并送达了西公（交高）行罚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诉至本院，诉如所请。另查，9月1日，原告到被告处要求补打印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将补打印的文书交予原告，原告在该法律文书上签署“此文书为补打印的法律文书”字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西公（交高）行罚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本案中，被告交警高新大队具有对原告任峰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罚款5000元处罚的法定职权。关于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庭审中，原告对其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无异议，但对处罚的程序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在4月29日当天并没有制作并向其送达案涉处罚决定书，而是在9月1日才向其进行了送达，且未向其告知陈述、申辩等权利，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4月29日的询问笔录、处罚决定书上都有原告本人的签名，原告也认可签名真实。而9月1日的处罚决定书上有原告书写“此文书为补打印的法律文书”字样，可见9月1日的处罚决定书是补打印的，并非是9月1日才向原告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因此，被告是在2020年4月17日的告知笔录上向原告告知了陈述、申辩等权利，在2020年4月29日向原告送达了案涉处罚决定书，故原告关于被告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原告认为其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已经被高新分局作出高新公（交）行罚决字（20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拘留十日。被告又对其同一违法行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本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罚款和行政拘留是并处的情形。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并没有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范围，符合上述规定中关于并处的情形，并无不当。关于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本案被告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在上述规定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处罚幅度范围之内，亦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交警高新大队对原告任峰作出的西公（交高）行罚决字（2020）61010639003773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量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任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唐颖杰人民陪审员      强智才人民陪审员      孙玉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  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