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2291号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平村禺山西路三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340123787N。法定代表人：丁鸿燊，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展，星啸-赵·司徒·郑（东莞）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农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7812131048。法定代表人：娄渊博。被告：娄翔，男，197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武，河南高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娄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展，被告娄翔，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和娄翔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78893.05元；2.判令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6月15日为人民币20082.15元（注：2019年10月份货款违约金以178893.05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计，从2019年11月25日起计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3.判令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8300元；4.判令娄翔对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货款、违约金、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注：以上货款本金、违约金、律师费暂计至2020年6月15日共计为人民币208075.2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14日，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就向原告购买纸张产品事宜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对合同标的、质量要求、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均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但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拖欠到期货款未付。经结算，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尚欠原告2020年10月份到期货款人民币共计：178893.05元未付。为此，原告多次向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催收未果。被告娄翔于2015年9月14日向原告出具了《担保书》，承诺为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货款、违约金及相关费用向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此，原告要求被告娄翔为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货款、违约金、律师费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广州市翔达纸业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诉讼请求第二项计算错误，2019年11月25日至2020年6月15日共203个日历日，以178893.05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应当为18157.64元。而原告按上述标准主张20882.15元没有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2.2015年9月14日原告高华公司与被告翔达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由我公司业务员娄翔代表本公司与高华公司签订的，当时娄翔负责与高华公司的业务往来。双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初共发生54笔交易，被告翔达公司均按期支付合同价款，从未发生违约付款情形。但在2016年底，娄翔注册成立广州市光惠纸制品有限公司，2017年初从被告翔达公司离职，开始经营光惠公司，被告翔达公司与高华公司的业务亦从被告翔达公司剥离，由娄翔带走，被告翔达公司从此与高华公司未发生任何交易往来，即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实质上在2017年2月24日最后一次交易后，该合同已终止。双方公司业务、人员再无往来。近两年之后即2019年元月份，原告业务人员黄洁华主动到被告翔达公司推销产品，要求被告翔达公司购买其产品，双方达成口头买卖协议。被告翔达公司自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10月23与高华公司共发生13次交易，该交易关系与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无关，是双方之间经要约、承诺形成的新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新的契约。2019年10月份，因案外人对被告翔达公司进行恶意诉讼，致公司厂房、生产设备、成品仓库被法院诉讼保全，生产陷入停顿，随后因新冠疫情影响最后两笔货款不能按时支付。被告在目前客观不能支付最后两批价款情形下，愿意将现在存放在公司仓库未使用的最后两批白牛皮纸退回原告或用公司生产的库存成品进行以物抵债，并承担合理的违约损失。被告娄翔辩称：原告要求被告娄翔对案涉货款、违约金、律师费、担保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1.案涉2019年10月份发生的两笔买卖合同是原告高华公司与被告翔达公司达成的新买卖合同，被告娄翔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娄翔在2017年3月份之前是翔达公司的工作人员，2015年9月14日娄翔代表翔达公司与原告高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同时又与原告签订《连带责任保证书》。翔达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初共发生54笔交易，翔达公司均按期支付合同价款，从未发生违约付款情形。2016年底，娄翔注册成立广州市光惠纸制品有限公司，2017年3月底正式从翔达公司离职，开始经营光惠公司。此次离职，翔达公司与高华公司的业务由娄翔带走，故由光惠纸制品公司承继与高华公司的原有业务。期间由娄翔作为光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高华公司重新签订了格式《购销合同》，同时娄翔与原告签订了格式保证合同即《连带责任保证书》，并自2017年4月10日起开始了第一笔买卖合同交易，几乎每月都有数笔纸品买卖交易，直到2020年8月原告起诉娄翔要求娄翔对原告与翔达公司的买卖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止。原告所诉案涉两笔买卖合同价款的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份，实质上原告与翔达公司的买卖合同已于2017年2月份因履行完毕而终止。娄翔对之后主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新的合同债务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从本案原告与翔达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所签订的《购销合同》来看，合同中并未约定具体的标的、数量、价款、质量标准、货物运输、价款交付方式等内容，不具备《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标的、数量合同成立的条件，《购销合同》实质为双方的合作框架式协议。该框架式协议签订后买卖双方交易模式为每次具体交易的标的种类、数量、价款、交货时间、付款方式等均由双方再另行约定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故该法规定的保证分别为：一时保证和最高额保证两种保证合同形式。而本案中，案涉《购销合同》显然没有约定具体主债务履行期间，没有主债务履行期间亦无法计算保证期间，案涉的2015年9月14日《连带责任保证书》显然应当属于对单个主合同订立的一时保证合同。而从案涉《购销合同》的履行来看，原告与被告翔达公司履行第一笔买卖合同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最后一笔买卖合同为2019年10月23日，连续交易起终的时间点跨度为三年九个月，期间双方共发生47次交易。显然原告高华公司主张的《连带责任保证书》似乎又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最高额保证和参照《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最高额抵押，均明确规定最高额担保为“一定期间内发生的”连续发生的债权。而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来说，主合同的“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期间条款、最高额条款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必备条款，否则该合同因无确定的期间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不成立。而本案之主合同《购销合同》、保证合同《连带责任保证书》均未对最高额和期间进行明确，显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成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709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裁判观点]。另外，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娄翔在2015年9月14日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书》，是对可预见的高华公司与翔达公司的买卖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但却被主张对4年之后的2019年10月23日发生的新的合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超出了正常的可预见性，娄翔不存在该意思表示，合同无效。再次，从案涉《连带责任保证书》来看，该合同条款、内容为原告定制的格式条款，除保证人基本信息和保证期间起始时间为空白需要填写外，均由原告事先打印好，由被告娄翔进行填写即可，导致保证合同的无效或不成立的后果被告没有过错。最后，从立法本意来看，对保证人苛以与债务人相同的责任是错误的，所以立法从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进行规定规制从而使民法既能保护债权人又能保护保证人的权益。特别是《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将《担保法》第十九条对没有约定和约定不明保证方式的将原来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修改为按照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体现出对保证人权益的保护，显然更有利于促进交易和公平的实现。故法律对保证期间的规定是6个月或2年，均为一个封闭期间，超出期间，保证人即可脱离保证责任。而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签订的《连带保证责任书》使保证人完全处于开放的、不确定的债务发生和保证期间，使保证责任枷锁永不可脱。使保证人可能永远处于将来的、无期限的、不可预见的他人之某项债务而处于保证期间之内，承担不可能预期保证责任，显然有悖于法、有悖于情理。人民法院对此情形不应当给予法律肯定性评价。综上答辩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量，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娄翔承担保证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之公平、公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4日，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达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翔达公司向原告采购纸制品，合同对标的、质量要求、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中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以原告《销货凭证》为依据，违约责任约定如翔达公司逾期付款，按日息万分之五标准计付违约金，违约责任约定违约方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通讯费等。同日，被告娄翔出具《连带责任担保书》，为前述《购销合同》中翔达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连带责任担保书》载明：连带保证人娄翔今以个人所有财产（包括个人财产及个人在企业中的财产）向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甲方）保证，凡被保证人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乙方）于现在及将来所欠甲方之全部货款、违约金（包括罚金）、赔偿金以及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等其它一切乙方对甲方所负之债务，保证人愿与乙方负连带责任；若乙方在货款到期后不依约清偿或不依约全部清偿时，保证人应立即按约定之保证代为清偿全额贷款及延迟之利息，违约金等各项有关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履行；本保证书效力独立于销售合同之外，销售主合同无效、部分无效或是被撤销、终止、解除，并不影响本保证书的效力，保证人仍需对甲方承担本保证书项下的保证义务，保证人的连带保证责任不因主合同无效而免除；本保证期间自2015年9月15日至乙方清偿全部货款及延迟之利息、违约金等各项有关费用之日止；甲方与乙方在保证期间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合同（含订货单、确认单、出货单、确认函、收据、授信合同等）都是本保证书的主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合同。2019年10月10日，原告向翔达公司交付货物的《销货凭证》载明货款为178893.05元，结算方式为货到45天，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4日。后经原告与翔达公司进行对账，翔达公司确认截至2019年10月31日，欠款合计178893.05元；逾期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翔达公司在原告出具的《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后翔达公司未能全部支付上述货款，拖欠原告货款178893.05元未付，原告诉至本院。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律师代理并支付律师费8300元。另查明，被告翔达公司、娄翔确认娄翔为翔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娄渊博之子，娄翔于2016年底设立广州市光惠纸制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从翔达公司离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翔达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法律效力。经审查，《购销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包括附随义务。翔达公司、娄翔均辩称上述《购销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所欠货款的产生依据并非该《购销合同》，而是原告与翔达公司新达成的买卖货物的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翔达公司、娄翔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购销合同》存在上述法定的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故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原告诉请翔达公司支付的货款应为履行《购销合同》所负的债务。原告诉请翔达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78893.05元，及以178893.05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自2019年11月25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购销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以《销货凭证》为准，《销货凭证》上载明货款到期日为2019年11月24日，《对账单》上翔达公司确认所欠货款合计178893.05元，逾期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故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翔达公司对所欠货款金额无异议，但辩称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有误。经核算，原告诉请的至2020年6月15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确有计算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但因逾期付款违约金计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具体的金额应以实际清偿情况为准。翔达公司还辩称以库存货物抵销涉案债务，原告不予认可，对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原告为实现上述债权而支出律师费8300元，该款也应依约由翔达纸业公司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娄翔是否应对翔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关于《连带责任担保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可见，有关担保合同的成立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对于形式要件，依法应当是书面形式；对于实质要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约内容是否具体、确定须具备两点：一是要有明确的订立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二是要约的内容须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内容的规定。但同时也规定，保证合同内容不全时可以补正。因此，要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可以补正，并不必然影响保证合同效力。《连带责任担保书》虽未约定主债权的数额及履行债务的期限等条款，但载明娄翔自愿为翔达公司履行《购销合同》中的债务向原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该意思表示清晰明确，故本院依法确认《连带责任担保书》合法有效。娄翔辩称《连带责任担保书》属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为缺乏最高额保证合同必备的金额、期限等条款而不成立。本院认为，从《连带责任担保书》的名称来看，形式上并未涉及最高额保证；从内容来看，也只是约定了娄翔自愿为翔达公司在履行与原告的买卖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并无限定最高额保证之内涵，故《连带责任担保书》并非典型意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娄翔的该项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2.《连带责任担保书》是否为娄翔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本院认为，担保合同的作用在于提升债权人对债务人履行债务能力的信赖程度，使得债权人愿意与债务人交易。《连带责任担保书》的条款已明确约定保证期间和金额均具有不确定性，娄翔为促使原告与翔达公司交易而自愿签订《连带责任担保书》，为翔达公司提供保证，其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能够对利益与风险作出利弊权衡，也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故娄翔辩称签订《连带责任担保书》对其义务的约定过于苛责，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纳。3.娄翔的离职是否会影响《连带责任担保书》的履行。娄翔在签订《连带责任担保书》时，并未对其身份做明确的限定，即其作为自然人以其财产为翔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并非作为翔达公司的相关人员提供的担保。而且，娄翔在离职后，如认为不应再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应及时与原告及翔达公司沟通，清理已发生的交易，厘清自己的担保责任。同时，娄翔作为翔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也具备沟通的条件，翔达公司可选择是否另行提供适格的担保人，原告也可视新的担保人是否符合要求或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选择是否继续与翔达公司交易。故娄翔辩称其已从翔达公司离职，不应对离职后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娄翔对翔达纸业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78893.05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逾期还款违约金以178893.05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9年11月25日起计付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8300元；三、被告娄翔就上述第一、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向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广州市高华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22元，由被告广州翔达纸业有限公司、娄翔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培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郭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