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20）琼97行赔终4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邵明春，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凡，海南天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承严，海南天赐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胜利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曾刚，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该支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明春因与被上诉人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儋州市交警支队）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的（2020）琼90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邵明春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儋州市交警支队退还非法收取的停车费5600元，并赔偿原告营运损失163000元（最终以鉴定结果为准）以及车辆损坏修理费12365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9月6日，邵明春驾驶涉案×××轻型仓栅式货车途经海榆西线178公里加230米路段时，与行人李开炳发生碰撞，造成李开炳受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儋州市交警支队指派警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于当日作出《证据保全决定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涉案车辆进行扣押、扣留30日（自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6日），制作《证据保存清单》。邵明春在《证据保全决定书》和《证据保存清单》上签名捺印。在交通事故处理期间，安微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受儋州市交警支队委托，对涉案车辆与李开炳的接触部位以及涉案车辆的性能进行鉴定，并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天正司鉴[2016]痕迹鉴字第199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第199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内容为涉案车辆前桥及转向横拉杆左侧与行人（卧躺状态）发生过接触。该中心又于2016年10月7日作出天正司鉴[2016]痕迹鉴字第19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第19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内容为涉案车辆转向性能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要求，灯光装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条件要求，其制动性能不良。2017年1月10日，林海丰（邵明春朋友）以及李应海（李开炳家属）代为签收第19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1月20日，林海丰以及李应海代为签收第199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年1月23日，儋州市交警支队作出[2016]第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邵明春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7年3月22日，邵明春签收[2016]第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7年3月23日，儋州市交警支队向李应海送达《诉前财产保全告知单》，告知涉案车辆虽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但交通事故赔偿数额可能超过保险责任，其可以在2017年3月28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将依法发放肇事车辆。2017年3月2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李应海等人诉邵明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2017）琼9003民初1298号]。2017年3月28日，李应海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对涉案车辆进行诉讼保全。2017年4月10日，李应海等人以变更追加当事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同日裁定准予撤诉。同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李应海等人诉邵明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2017）琼9003民初1552号]，并于4月21日作出裁定，冻结、扣押涉案车辆。2018年1月12日，邵明春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对涉案车辆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裁定解除对涉案车辆的冻结、扣押。2018年3月20日，儋州市交警支队向邵明春出具了《肇事车辆放行条》，内容为同意放行×××轻型仓栅式货车。邵明春持《肇事车辆放行条》到停车场取车，因邵明春不同意缴交停车费，停车场不予放车。2018年5月16日，儋州市交警支队向邵明春送达《车辆领取通知书》，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19日，儋州市人民法院解除冻结、扣押×××轻型仓栅式货车，本支队于当月20日放行该车辆，至今你仍未领取放行车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对驾驶人逃逸的无主车辆或者经通知当事人三十日后仍不领取的车辆，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之规定，请你于规定时间内领取车辆，否则将对你的车辆依法处理。   2018年4月9日，邵明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在扣押涉案车辆行为时程序违法；2、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作出[2016]第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程序违法；3、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4月20日继续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违法；4、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必须缴纳2018年3月30日至今的停车费才放车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和（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书》，其中判决：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扣留邵明春×××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裁定：驳回邵明春要求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在扣押×××轻型仓栅式货车时程序违法、作出[2016]第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要求必须缴纳2018年3月30日至今的停车费才放车的行为违法的起诉。双方对上述判决均未上诉，邵明春对上述裁定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限内，邵明春于2018年9月2日向儋州那大玉城停车场缴交5600元，该停车场放行涉案×××轻型仓栅式货车。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琼97行终93号行政裁定：1.维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中驳回邵明春要求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在扣押邵明春×××轻型仓栅式货车时程序违法、作出[2016]第0005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的起诉；2.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中驳回邵明春要求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必须缴纳2018年3月30日至今的停车费才放车的行为违法的起诉。3.指令儋州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邵明春要求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缴纳停车费用才能放行涉案车辆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经审理作出（2019）琼9003行初6号行政判决：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儋州市交警支队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97行终18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明春认为儋州市交警支队违法扣押涉案车辆，造成其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特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另查，邵明春于2018年9月2日取回涉案车辆时，因车辆无法启动，而将车辆拖到儋州宝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修理费用共计6415元。   再查，儋州那大玉城停车场系儋州市交警支队委托保管查扣车辆的第三方单位，儋州市交警支队与儋州那大玉城停车场之间为行政委托关系。儋州那大玉城停车场收取邵明春5600元，其中停车费5000元，拖车费600元。   又查，邵明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车辆被扣押而停止营运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邵明春诉请儋州市交警支队退还收取涉案车辆停车费5600元及赔偿涉案车辆损坏修理费12365元、营运损失163000元（以鉴定结果为准）是否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在本案中，儋州市交警支队与那大玉城停车场之间为行政委托关系，故邵明春以儋州市交警支队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和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儋州市交警支队自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扣留涉案车辆以及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邵明春对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害有权取得赔偿权利，但是儋州市交警支队于2018年4月23日通知邵明春领取涉案车辆，邵明春未领回车辆，致车辆损害发生，儋州市交警支队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行政行为违法造成邵明春损害应予国家赔偿有两项：第一，那大玉城停车场收取邵明春停车费5000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因扣留车辆发生的费用由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的规定，不得收取该费用，儋州市交警支队应予返还。第二，涉案车辆领回时无法启动以及损坏，拖车费600元、修理费6415元，共计7015元。该项直接损失由儋州市交警支队扣车违法行为与邵明春未按通知领回车辆行为共同造成，责任由两者共同承担，根据公平原则，应当各分担二之一损失，儋州市交警支队应予赔偿邵明春该项损失3507.5元。邵明春主张儋州市交警支队赔偿涉案车辆营运损失，属于其预期可得利益，并非直接损失，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一审法院对邵明春请求儋州市交警支队赔偿涉案车辆营运损失，不予支持。故邵明春申请对涉案车辆营运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不予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三、八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儋州市交警支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所收取的停车费5000元给邵明春；二、儋州市交警支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涉案车辆修理费3507.5元给邵明春。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琼90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的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涉案车辆损坏修理费12365元并赔偿营运损失163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车辆的损害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书中第十五页认定“......上诉人对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害有权取得赔偿权利，但是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3日通知上诉人领取涉案车辆，上诉人未领取车辆，致车辆损害发生，被上诉人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这样的认定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扣押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的（2018）琼9003行初36号判决书确认违法，该判决书由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上诉人于2018年9月2日领取该判决书，同时一审法院作出（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驳回邵明春要求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收取停车费才能放行车辆的行为违法的起诉。上诉人为了避免损失的扩大，在收到（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的当天，就将涉案车辆领了回去。又，上诉人对（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琼97行终93号行政裁定：撤销（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一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琼9003行初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11月7日二审法院作出（2019）琼97行终18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确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到2019年11月7日二审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上诉人在2018年9月2日领取（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的当天就将车辆领回来了，上诉人积极采取了避免损失扩大的措施，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领回涉案车辆，必然要缴纳停车费，现生效判决已确认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即涉案车辆损害的发生，系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上诉人并未有任何过错，其车辆的损害后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拖车费、修理费等全部费用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共同承担明显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应当赔偿营运损失。被上诉人自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扣留涉案车辆导致上诉人无法使用车辆，上诉人系一名货车司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以拉货为主，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损失巨大，这个损失广义上就是直接损失。（三）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存在重大问题。（2020）琼90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在判决赔偿上诉人部分损失后，并未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赔偿请求，且案件受理费也未作出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一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的，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可以就行政赔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就行政赔偿部分发回重审。......”的规定，该案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且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问题，敬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儋州市交警支队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关于上诉人要求赔偿营运损失163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是正确的，上诉人所主张的营运损失不是直接损失，不属于赔偿范围。（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车辆修理费12365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修理费为6415元，造成该损失的原因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和上诉人未按通知领回车辆的行为共同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各承担一半，一审认定的责任分担是正确的，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儋州市交警支队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如应当赔偿，赔偿项目和金额是否有依据，如何计算。   关于儋州市交警支队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琼9003行初36号行政判决已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扣留上诉人邵明春×××号江淮牌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作出的（2019）琼97行终186号行政判决已确认儋州市交警支队要求邵明春缴交停车费才能放行涉案×××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确认违法的理由本院不再重复论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儋州市交警支队的违法行为造成上诉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虽然邵明春持《肇事车辆放行条》到停车场领取车辆时，停车场以“缴交停车费再放行车辆”为由，拒绝放行涉案×××轻型仓栅式货车，构成违法，但邵明春因此就坚持拒不交费领取车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尽量使损失最小的适当选择。因此，上诉人对于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日车辆扣留期间的损失，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与儋州市交警支队应各承担50%的损失。   关于赔偿项目和金额是否有依据，如何计算的问题。1.对于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即儋州市交警支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所收取的停车费5000元给邵明春，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该项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2.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车辆修理费12365元的诉讼请求，虽然上诉人提交了两张发票，但由维修结算单印证的修理费实际金额为6415元，再加上拖车费用600元，共计7015元，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认为儋州市交警支队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邵明春该项损失3507.5元，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3.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营运损失163000元的诉讼请求，首先要确认上诉人主张的营运损失是否属于直接损失，本案中，上诉人系自然人，涉案货车仅是上诉人用于谋生的工具，货车被扣押期间，必然影响其正常收入，且货车被扣押期间也存在折旧损失，因此，营运损失应属于直接损失。至于营运损失如何计算问题，上诉人一审中主张按每天500元计算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一审中为此也申请了司法鉴定，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缺少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关资料，不适宜进行司法鉴定。根据公平原则，本案可参照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的2018年度海南省交通运输行业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6058元/年进行计算。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共计159天，经济损失为86058÷365×159=37488元。该部分损失是由儋州市交警支队一方过错造成的，其应承担该部分的损失。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9月2日车辆扣留期间共计167天，经济损失为86058÷365×167=39374元，对于该部分损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有过错，应各承担50%的经济损失为19687元。因此，儋州市交警支队应赔偿上诉人的营运损失为37488+19687=57175元。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营运损失属于预期可得利益，并非直接损失，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儋州市交警支队承担上述赔偿费用后，可依法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追偿相应的赔偿费用。   综上，上诉人邵明春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上诉人主张的营运损失完全不予支持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即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所收取的停车费5000元给邵明春；   二、维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即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涉案车辆修理费3507.5元给邵明春；   三、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涉案车辆营运损失57175元给邵明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文娟   审判员 郝良存   审判员 许杏花      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丽花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