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34613号原告：盛空军,男,198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当代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法定代表人：岳清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芳,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静,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盛空军（以下称盛空军）与被告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冶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中的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阳，被告京冶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芳、李旻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京冶公司向我：1、支付2017年6月6日以后施工的工程款1084981元（依据鉴定意见第8条第1款第二项）；2、支付已施工未确认的工程款386262.5元；3、支付合同约定外工程施工任务单内容工程款241612.09元；4、支付因施工图纸变更引起的二次施工的工程款4228元；5、支付施工图变更引起的窝工费43890元；6、支付因大块混凝土拉出造成的损失156000元；7、支付自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228479.3元（以1916973.59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28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12月3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京冶公司是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承包方,针对该项目改造中核心桶(电梯井)、墙、坡道、开洞等拆除、清运工程，京冶公司委托我自行召集人员进行施工。我作为该拆除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自2017年2月施工以来，对方除向我预支劳务人员生活费及劳务人员部分工资外，仍欠付我工程款未支付。故此，我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京冶公司辩称：不同意盛空军的所有诉讼请求。就本案的事实，我司认为：1、我司并未与盛空军建立所谓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盛空军并非我司直接找的施工人，因此无需支付所谓工程款，盛空军无权主张案涉工程工程款。2、盛空军在起诉书中称其是实际施工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第24条，明确实际施工人概括为三类：转包合同的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缺乏相应资质而借用有资质企业的单位或个人。也就是说，实际施工人都是无效建设工程承包人。本案盛空军明确否认其与保定旭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旭阳公司）有任何关系，而我司与保定旭阳公司建立、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因此，盛空军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我司与保定旭阳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附件都可以看出本案盛空军是以保定旭阳公司项目副总经理的身份签字并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因此，盛空军无权索要属于保定旭阳公司的工程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各方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13日，京冶公司（作为发包方）与保定旭阳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一期B座及地下部分）-结构拆除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书》，约定京冶公司将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一期B座及地下部分）结构拆除工程交由保定旭阳公司施工，工程内容为：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项目内甲方图纸范围内全部楼板、梁、柱、墙、楼梯、坡道、开洞等结构拆除内容（详见附图），屋面做法拆除，首层至屋面所有现有机电管道等。包括但不限于……。该合同及附件落款处承包人签章为保定旭阳公司，授权代表处有“邓如强、盛空军”签字。上述合同附件中显示张同忠系发包人京冶公司在合同项目中担任现场代表，在上述合同范围内，行使现场管理职权；邓如强系承包人项目总经理，盛空军系承包人项目经理，赵刚系技术负责人。在该合同附件8《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协议书》中显示，保定旭阳公司管理安全责任人：邓如强；消防、安保负责人：盛空军；……2017年3月7日，京冶公司张同忠主持的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一期B座及地下部分）会议纪要显示的每个班组的安全员及技术员名单中，无“盛空军”，在结构拆除班组中，对应的安全员为：王晓东，技术员为：赵刚。盛空军主张，京冶公司张同忠在上述项目中因涉及破碎、开洞、拆除、切割、切块、清运等劳务工程找到盛空军，并于2017年6月6日签订了《主体结构拆除补充协议》，其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完毕后，京冶公司未付工程款，其所实施工程与保定旭阳公司的上述合同内容无关。保定旭阳公司与京冶公司的上述合同系2017年6月6日之前的工程，其施工完毕，且保定旭阳公司已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盛空军，2017年6月6日之后的工程是盛空军与京冶公司直接的合同关系。为此，盛空军提交了《主体结构拆除补充协议》1页，该协议内容中未显示合同主体，亦未表明甲方与乙方指代主体，其内容为：“一、工作范围：盛空军工作范围为全部的核心筒切割拆除、全部剪力墙的洞口切割拆除及甲方提出要求完成的其他切割拆除工作（包含垃圾外运、钢筋切割、安全文明施工、现场措施施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工作内容……四、奖罚制度：1、乙方拖延工期及安全文明施工不合格时有权对其进行罚款；盛空军班组因5月1日按甲方要求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奖励20000元整，特此说明；五、工期要求：1、盛空军必须于2017年7月10日前完成1-5层甲方要求其工作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如未能完成甲方有权对其进行罚款；六、其他1、甲方为乙方提供所需的工作场地，例如：破碎大块、垃圾堆放；如乙方未能及时使用提供场地则与甲方无关；2、墙体或洞口的切割允许偏差1cm，否则乙方需及时对其进行剔凿整改）。”该协议页面下方有“盛空军、2017.6.16”字样手写签名及日期，有“上述价格中含相关税金，并签订合同，开具合格发票后方可审请正规工程款。张同忠2017.6.6”字样的手写内容，及“李飞2017.6.6”字样手写签名。京冶公司认可上述协议真实性，但认为协议主体不明确，底部手写内容注明应签订合同，但实际并未签订，故该协议并未成立；京冶公司还主张该协议上也无京冶公司印章，相关施工也并非盛空军所为，而是保定旭阳公司所属的赵刚班组所做。盛空军称赵刚是盛空军班组成员之一，是盛空军的一名管理人员。上述补充协议不是对其他合同的补充，就是其与京冶公司之间的主合同。保定旭阳公司是为了走账由张同忠找来的公司,但其在本案中所涉的协议与保定旭阳无关。另，2017年4月，本案的北化商住区北区公建改造工程，绳锯切割班组的名单中，盛空军为队长，赵刚为组长，赵刚作为班组长签字，盛空军作为用工企业劳动力管理员签字。经询，盛空军当庭表示，赵刚已有两三年不跟着盛空军干活儿了，也无法联系其到庭说明情况。盛空军为证明其就上述《主体结构拆除补充协议》进行了施工，提交了《保定旭阳剪力墙拆除完成情况及图纸工程量》明细（即盛空军证据目录中的证据4，页面下方有手书内容“保定旭阳和中国京冶根据协议核算，现场不到位情况据实扣除”“邓如强、赵刚、王杰”字样签名）及其自行制作的已施工未确认的施工量明细（即盛空军证据目录中的证据5，页面上无任何签章）、施工图纸变更施工量（即盛空军证据目录中的证据6，页面上无任何签章）及标题为《赵刚工程量审核》明细（即盛空军证据目录中的证据7，页面下方有“赵刚、王杰2018.2.1、邓如强”书写字样）。京冶公司认可《保定旭阳剪力墙拆除完成情况及图纸工程量》、《赵刚工程量审核》真实性，但认为按照页面备注情况，相关工程结算由其与保定旭阳公司结算，且内容中无任何盛空军的签名，签名的邓如强是保定旭阳公司邓如强、赵刚和京冶公司的王杰，而《赵刚工程量审核》中是保定旭阳公司就赵刚班组的施工部分内容于2018年1月31日核算时遗漏统计的工程量与京冶公司进行的结算，上述资料均未体现或涉及盛空军，其无权据此向京冶公司主张工程款。诉讼中，盛空军主张其在本案中主张2017年6月6日以后的工程款，2017年6月6日以前的工程款已由保定旭阳公司向其支付完毕。盛空军提交的《施工任务单》（证据8）显示：盛空军拆除班组，施工日期2017.6.2。盛空军提交了三层-五层剪力墙拆除现状及工程量统计表（证据9），但其表示该内容是其与京冶公司对2017年6月6日前的施工量进行的确认。盛空军为证明其主张的误工补偿，提交了自行列出的《误工补偿事宜》（证据10）、盛空军为证明其主张的大块混泥土被私自拉出损失，提交其自行编制的《大块拉出赔偿事宜》（证据11）、盛空军还提交了变更前/后施工图电子版（证据12）、施工后现状视频（证据13）。京冶公司对上述证据10、11、13均不认可，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图纸显示的出图时间为2016年10月及2017年2月，而本工程开工时间是2017年3月，无证据证明开工后因图纸变更所致窝工。诉讼中，盛空军坚持申请对完成的拆除、清运等相关施工部分及劳务费金额、施工图变更期间导致班组人员误工费、大块混泥土被私自拉走导致其损失等进行鉴定，但京冶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并非盛空军施工，盛空军是作为保定旭阳公司的项目副经理签字的，且不认可盛空军提供的鉴定鉴材。按照盛空军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北京荣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荣价鉴（2019）016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2017年6月6日之前施工工程（证据9），工程造价为521669.5元；2）2017年6月6日之后施工工程（证据4中扣除证据9之外工程量）造价为1084981元；3）已施工未确认的部分（证据5），工程造价为386262.5元；（4）合同约定外施工工程（证据7），工程造价为241612.09元。……（5）施工图纸变更引起的二次施工内容（证据6），工程造价为4228元；2、根据双方确认的考勤表及工资公示表（证据3），因施工图变更引起的误工费用为43890元。其他意见为：证据11，京冶公司私自拉出大块混泥土600㎡，对盛空军造成损失。鉴定过程中，双方对大块混泥土外运的位置有争议，盛空军主张已从楼里清运到大块混泥土制定破碎场地，京冶公司主张盛空军未从楼里清运。针对争议，我司分别计算费用如下;1、盛空军主张大块混泥土清运至指定地点：应扣除盛空军45381.02元；2、京冶公司主张大块混泥土未从楼里清运：应扣除盛空军77433.02元。……”盛空军就上述鉴定预交鉴定费28600元。盛空军认可上述鉴定意见。京冶公司认为上述鉴定依据的检材均是盛空军单方提供，其不同意启动该鉴定，鉴定意见无依据，且鉴定意见中确定的第二项对应的工程款，其已支付给保定旭阳公司，盛空军无权主张。另，京冶公司称其就案涉工程支付给保定旭阳公司4195000元，其中60万元是2019年7月转账支付，但未提交票据；其余3595000元是2017年5月12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分9笔转账支付，并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京冶公司就上述款项以劳务费支付给保定旭阳公司。京冶公司还称其与保定旭阳公司无纠纷，且已结算。盛空军称京冶公司未向其支付款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曾通过双方当事人及本院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联系保定旭阳公司核实情况，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法联系保定旭阳公司到庭，本院按照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的保定旭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兵的电话联系后，对方表示是刘兵，但称其公司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盛空军主张其与京冶公司直接就北化商住区公建改造项目于2016年6月6日签订《主体结构拆除补充协议》，且其据此完成了协议内容，其提交的证据4《保定旭阳剪力墙拆除完成情况及图纸工程量》即其主张的工程量，但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有权直接向京冶公司主张工程款。理由如下:第一，证据材料中注明的结算人并非盛空军，而是保定旭阳公司。《保定旭阳剪力墙拆除完成情况及图纸工程量》页面手写内容显示，“保定旭阳和中国京冶根据协议核算，现场不到位情况据实扣除”，盛空军据此材料向京冶公司主张工程款无依据。第二、盛空军主张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并未成立。盛空军称其与京冶公司达成了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即2017年6月6日签订的《主体结构拆除补充协议》，但该协议并未经京冶公司签章，即使京冶公司项目经理张同忠在页面上签字，但其在页面上的手写内容中显示“上述价格中含相关税金，并签订合同，开具合格发票后方可审请正规工程款。张同忠2017.6.6”等，也明确需要签订合同，盛空军未能提交其与京冶公司之间的合同依据，本院难以据此协议认定其与京冶公司之间达成了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三、盛空军主张其是实际施工人，但其又主张其与保定旭阳公司之间无任何关联，本院难以认定其属于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再则，京冶公司称其就案涉工程与案外人保定旭阳公司达成了一致协议，并提交了协议及款项支付凭证。该协议内容上显示，盛空军一直以保定旭阳公司一方的代表出现。京冶公司据此与保定旭阳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的辩称意见合理，本院采信。综上，盛空军在本案中向京冶公司主张工程款，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盛空军的全部诉讼请求。司法鉴定费28600元，由原告盛空军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23963元，由原告盛空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晓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谭嘉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