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97民终19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亿里，男，195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铭，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郜功臣，男，197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东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杰，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亿里与被上诉人郜功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7民初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亿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琼9027民初892号判决；2.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中的证据并不能判断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一审中的送货单不能替代买卖合同，仅能证明本案农资的交付情况，不能以此推断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事实上，双方于2020年初合作种植哈密瓜。被上诉人违反合伙协议造成了投资损失之后，混淆事实，将双方合作曲解为买卖关系，意图逃避合伙责任，并依据送货单向法院提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内容，“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法院并没有厘清整体事实，而是简单机械的依据送货单孤证做出判断。属于事实不清，依据不明。第二，双方实为合伙协议纠纷，上诉人已提请诉讼并被受理。一审双方在农资买卖过程中结识，达成口头协议决定共同投资哈密瓜种植，盈利共享，风险共担。被上诉人方负责技术、肥、药的投资，其他由上诉人负责。在上诉人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双方的谈话录音记录中，可以清楚的分辨被上诉人对双方合伙事宜的认可。在双方的实际合作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合伙经营中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身为农资销售人员，没有种瓜经验却毛遂自荐伪造自身“专家”身份，采用虚标价格、滥用肥料等手段，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造成了共同投资损失。上诉人已经另行提请合伙协议纠纷之诉并已被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立案，案号（2020）琼9027民初1687号。此案的审理将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况。第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的中止申请未作出正确处理为了厘清事实，上诉人将合伙纠纷之诉提请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此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翔实的证据，可以厘清案件的基本事实。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在2020年6月27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止案件审理的书面申请。但是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的申请不置可否，在未作出书面裁定与口头裁定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判决书。第四，被上诉人主体并不适格，无权以个人身份向上诉人索要款项，原因如下：1.送货单所示的送货方为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而非被上诉人，送货单下部的欠条内容也有类似表述，欠条内容是资欠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货款，买卖合同是指一方转移标的物给另一方，另一方支付价款的合同，转移所有权的一方为出卖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送货单上明显可见买卖双方为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与上诉人赵亿里，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人格权及公司财产，农资不同于生活用品，其经营具有特殊性，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主体是本案农资的出卖人，任何个人和企业不具备销售许可资格，以牟利为目的的帮忙购买农资，均违反我国现行强制法规，所以被上诉人个人不具有农料、肥料的经营许可，无权以个人身份售卖农资，也无权以个人身份向上诉人主张该款项。2.本案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的理由：双方的合伙协议纠纷之诉（2020）琼9027民初1687号已经审结，法院认定双方的关系为合伙协议，在（2020）琼9027民初1687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组微信记录截图，自认如下内容：“郜功臣只是负责垫付款项，并按赵亿里的要求记账。赵亿里只是管理人员。”由此可以判断二人在合伙团队中各有分工，被上诉人作为农资采购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农资采购记账情况，上诉人作为田间管理人员，在送货单签字确认农资交付情况，合伙团体中对农资采购情况并没有另外记录，送货单是唯一记账凭证，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中的送货单是交付记录，也是购买账单，但是不能视为买卖合同，也不能凭送货单说明二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双方合伙协议纠纷之诉法院确定事实如下：赵亿里、丁长岭以及郜功臣三人进行协商，由郜功臣以技术作为出资加入到合伙中来，农药肥料先由郜功臣提供，待卖瓜后对农药肥料价格进行结算后再支付，为何被上诉人避而不谈合伙关系，只要求确认买卖关系，作为合伙团体中的农资采购人，被上诉人超量采购农资，采购三无农资，向自己的关联公司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采购了大量并不适用的农资，以至于在哈密瓜上市时仍剩余有货值20454元的肥料未使用，后因哈密瓜长势不好双方产生分歧，被上诉人眼见盈利无望，便意图逃避合伙责任，讨要农资款项。综上，被上诉人获益套路为合伙盈利及主张合伙权益要求分红，合伙亏损即主张买卖关系要求价款，这是否是坑农行为有待商榷，上诉人对于向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购买农资一事并不否认，上诉人认为应该由合伙人对卖瓜款项进行结算，补足亏损数额，之后统一向东方市大用农业公司发起结算。   郜功臣辩称，一、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但与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无关。上诉人在一审的答辩状中也承认当时被上诉人是以技术出资，占20%的份额。因被上诉人是销售化肥为业，因此上诉人才让被上诉人帮忙供应化肥农药，最后进行结算。虽然后来上诉人不满被上诉人的技术而发生纠纷，与被上诉人解除了合伙关系，但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每张销售单上都有上诉人的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相符。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买卖合同纠纷和合伙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混淆。上诉人一审是否提出中止诉讼申请被上诉人不知情，但是其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诉讼主体问题，1.被上诉人其职业是推销农药和化肥，是从公司里面拿货，自己垫钱给公司，然后再交付给上诉人，虽然在送货单是公司的送货单，但送货单上并未加盖公司公章，因为这个钱是被上诉人垫付，因此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是有完全的诉讼主体资格；2.合伙纠纷的判决书认定问题，这个认定事实与本案并无矛盾，在该判决书中所认定的是被上诉人是以技术20%入股，因此与本案上诉人所欠的肥料款不是一码事，而且之所以双方签署合伙协议也是上诉人强行被上诉人退出，从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录音光盘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一直在痛骂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是被迫退出，并非如上诉人所述做好两种准备，如果合伙盈利就主张合伙，如果不盈利就要农资款，上诉人的该主张完全违背事实真相，而且技术出资是双方利润分成的基础，不存在双方解除了合伙协议，被上诉人并没有主张分得其利益，只是向上诉人索要自己垫资的农资款，且上诉人也在送货单上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农资款与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   郜功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赵亿里支付化肥、农药款90000元；2.请求判令赵亿里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收取逾期贷款利息的1.5倍标准支付欠付款利息，直至赵亿里全部付清款项之日止；3.诉讼费由赵亿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郜功臣是农药、肥料经销商。赵亿里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高速路口旁种植哈密瓜。赵亿里让郜功臣帮忙购买肥料和农药。自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郜功臣帮赵亿里购买肥料、农药价值共计90000元。郜功臣将肥料、农药运到赵亿里的哈密瓜基地。赵亿里已经签收。但赵亿里至今没有支付肥料、农药款给郜功臣。郜功臣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赵亿里支付肥料、农药货款9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1.5倍的标准支付欠款利息，直至赵亿里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货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货款或者报酬。”本案中，郜功臣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赵亿里未能及时将货款支付给郜功臣，现郜功臣请求赵亿里支付货款9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郜功臣与赵亿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因此，郜功臣以逾期付款为由主张赵亿里自起诉之日（2020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现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取而代之）的1.5倍支付欠款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欠款止，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赵亿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支付货款90000及逾期利息给郜功臣；逾期利息以应付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0年5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的1.5倍计算，直至付清全部欠款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赵亿里负担。   二审中，郜功臣提交了其与赵亿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截屏，拟证明买卖的农资是由赵亿里决定购买他供货的。赵亿里质证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其认为聊天记录中的转账9600元和7590元这两笔款项是其支付郜功臣提供《送货单》2月1日9600元和2月6日7300元的货款。本院认证认为，本院采信微信聊天记录，但转账的时间、金额与赵亿里转账时备注的“露富达款”与送货单据载明的农资名称不符，因此对于赵亿里主张已经支付了2月1日9600元和2月6日7300元的货款不予认可。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赵亿里与郜功臣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赵亿里欠付的货款金额应如何确定。   争议焦点一，赵亿里与郜功臣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赵亿里与郜功臣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郜功臣以客户名称为赵亿里，填单人为郜功臣，欠款人为赵亿里的17张《送货单》来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赵亿里尚未支付货款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院认可赵亿里与郜功臣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赵亿里在《民事上诉状》中陈述其与郜功臣是在“农资买卖过程中结识”，其对郜功臣是从事农资买卖的事实予以认可。2.17张《送货单》虽然单据格式文本为《东方市大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送货单》，但是《送货单》上除了赵亿里和郜功臣的签名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且明确填单人为郜功臣，客户为赵亿里，欠款人为赵亿里，因此赵亿里主张出卖人是东方市大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赵亿里与郜功臣之间虽然存在合伙关系，但是双方的合伙中郜功臣只是技术入伙，占合伙的20%，郜功臣不是以提供农资的条件入伙，因此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双方另外的合伙关系无关。故，赵亿里与郜功臣之间存在农资的买卖合同关系。   争议焦点二，赵亿里欠付的货款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在17张《送货单》中，赵亿里均在欠款人处或者“欠条”区域签名，且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了案涉《送货单》上农资的货款。因此一审法院根据17张《送货单》中写明的金额及郜功臣诉讼请求的数额确定尚欠的货款为90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赵亿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长荣   审判员 叶玉华   审判员 万晓霞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雪娟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