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2184号原告：广州蓝花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配套服务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37。法定代表人：黄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聪，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男，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96Ｗ。法定代表人：邓冠华，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蓝花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蓝花瓷公司）诉被告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阳普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蓝花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男和被告广州阳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蓝花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用36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律师费损失450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700元(以36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算至2020年3月31日为27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8日上午，被告公司员工曹新杰因被告公司电脑遭受病毒入侵联系原告，要求原告进行应急技术支持服务，原告按照服务流程要求先出具了《应急服务支持工程单201812281200》，向被告报价本次应急技术支持服务费用为36000元，于解决问题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曹新杰表示被告公司已同意该报价，但需两天后才可以补盖章，由于情况紧急要求原告先进行技术支持服务，原告遂紧急调度两名应急工程师，当天下午前往被告公司进行现场技术支持服务，进行病毒取样，并将病毒取样传送到应急团队进行病毒分析，并指导被告公司对公司电脑进行病毒抑制操作，防止病毒扩散，于次日指导被告公司将公司电脑病毒清除。另外，28日18点左右，曹新杰担心被告公司电脑联网会引发大规模病毒感染，要求原告(安排出5位国家级专业技术安全应急人员加班至23点)分析病毒样本并出具应急报告，原告又于当天晚上向被告公司出具了《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急响应报告》及《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病毒处理及防护解决方案》。原告提供完成应急技术服务后，被告以元旦假期前繁忙，节后再支付服务费用为由一直未支付上述服务费用。原告遂于2019年7月8日分别向被告及曹新杰发出《关于催促支付服务费用的律师函》，要求被告于收函3日内支付36000元服务费用，否则被告将承担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在内的一切法律后果，被告及曹新杰于2019年7月9日签收后，既未履行付款义务，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后经原告多次催促，仍未果。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广州阳普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在上门检测前，双方多次确认上门检测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原告作出承诺根据不解决不收费，先检测再评估再收费的流程进行工作，被告没义务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总结如下：被告首先向原告确认上门检测是否不收取费用，原告回复需要公司确认支付应急费用，但被告明确告知，根据公司领导的意思需要先看下问题，确认解决方案，双方就服务内容签订正式合同，之后才涉及到付费环节。在原告发出工程单后，被告再次通过语音强调需要原告上门检测，确认达成合意，签订合同后才具有付款义务。在原告得知被告要求其免费上门服务后，未提出任何异议，而是说“好的，我再协调下”，被告再次询问“上门检测需要费用吗？”，原告承诺“不解决不收费，先检测再评估再收费”。通过以上对话可看出双方在上门检测前已确定上门检测是免费的，被告已明确表明立场，被告并非一定会与原告签订服务合同，而是希望原告免费上门对病毒进行初步检测及报价，由被告决定是否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明知被告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同意并作出了上门检测不收费的承诺，因此被告不具有支付费用的义务。2、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出具任何服务方案或文件，仅提出让原告先看下，原告检测病毒后自行出具应急响应报告及病毒解决方案，均为其自愿自发的行为，也是希望与被告签订合同而单方发出的要约，被告既未要求其出具书面材料，也未对该要约作出承诺。首先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应急服务支持，曹新杰表示被告公司已同意报价，但需两天后才可盖章，曹新杰要求原告安排5倍应急人员加班到11点出具应急报告，以及被告说节后再支付服务费用”均与事实不符，被告对此不认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其以上说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可看出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出具任何报告，原告自行制作报告及方案发送给被告是其单方面自愿自发的行为，不能根据此要求被被告支付费用。再次，原告制作的报告及方案均为其希望与被告签订合同而单方发出的要约，被告未对该要约作出承诺，双方未就签订合同达成合意，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不具备支付费用的义务。另外，原告提交的证据《应急响应服务工作确认单》，被告员工曹新杰仅对该证据上半部分服务同意书的内容进行确认，而该部分内容中并未涉及任何费用，与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前后呼应，可证明原告承诺及书面均明确表示本次上门检测是免费的。3、被告的电脑病毒是由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处理解决的，且双方就该服务签订了合同，该合同已履行完毕。2019年4月被告联系到之前合作过的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询问其是否可解决案涉电脑病毒，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远程检测可消除病毒后，被告与其签订了合同，购买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杀毒软件。双方的合同价款28000元远远低于原告给出的报价，现被告的电脑病毒已被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消除解决，其双方的合同也履行完毕。根据原告承诺的不解决不收费，被告电脑中的案涉病毒是由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软件进行检测并消除的，原告仅仅上门提取病毒带回公司，并未解决被告电脑中的病毒，因此原告仅凭其已承诺过免费的上门服务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超过广州瑾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收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自行承诺上门检测为免费检测，双方也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的电脑病毒也不是原告消除解决，因此被告不具有支付费用的义务，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维护被告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庭审情况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8日中午，被告广州阳普公司因电脑及服务器等受计算机病毒感染缘故由其员工曹新杰联系咨询原告广州蓝花瓷公司员工。在沟通中，原告员工向曹新杰发送了《应急服务支持需求确认单》，载明：本次应急支持服务内容为安排工程师到阳普医疗现场，承诺消除因病毒给公司内网造成的影响，恢复公司内部正常办公网络环境（不包括病毒造成的文件损失/加密恢复情况）；应急支持服务费用为36000元/次，于解决问题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员工曹新杰对该文件未给予明确答复，表示应先上门检测，确定能解决问题再盖章及付款。在回答曹新杰关于检测费用问题时，原告员工明确表示“这个不解决不收费用；先检测再评估再解决的流程”。对此，曹新杰回复“好，那先来检测一下”。双方经沟通明确，本次技术服务的需求内容是解决电脑与服务器的中毒问题，消除被告公司内网的病毒；由原告先安排上门检测。当日下午，原告安排第三方工作人员到被告公司现场进行了检测，但没有当场消除病毒。检测前，曹新杰在原告方现场出示的《应急响应服务工作确认单》的前半部分“服务同意书”栏签名确认，但检测结束后未在上述文书后半部分的“服务工作量确认”与“服务内容确认”处签名。该“服务同意书”大致内容为对服务提供者责任免除的说明。同日晚23时许，原告员工通过微信向曹新杰发送《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急响应报告》（以下简称《响应报告》），载明工作目标为对感染的服务器或终端及样本进行分析找出病毒感染方法和途径，修复安全漏洞，并溯源攻击源；工作结果为成功确认病毒类型及其感染方式，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该文“应急响应总结”部分明确：“需在办公网对已感新型变种病毒染源进行隔离，进行PC定点清除后才可安全上线，针对样本提供专杀工具进行全网查漏补杀行动”。次日上午原告员工又发送《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病毒处理及防护解决方案》（以下简称《解决方案》）。该文件第五部分对上线综合杀毒防护系统的报价为：三年服务订阅期238665元，一年服务订阅期194565元。上述两份文件发送后，双方就原告的长期技术服务业务报价等进行了简单沟通。其中在回答曹新杰提出的“光处理这次问题，费用36000元？”的问题时，原告员工回答：“是的，这次应急是额外支出。”因未能得到被告的明确答复，原告未再安排技术人员上门处理病毒故障问题。此后在多次催讨技术服务费无果的情况下，原告委托律师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8日向被告发送《关于催促支付服务费用的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用36000元。但被告仍拒绝支付，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款“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的规定，本案应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是否成立及被告是否应予支付服务费。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第一，原、被告双方未就合同订立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原、被告双方工作人员主要通过微信方式对合同订立进行沟通磋商。从沟通的全过程来看，被告员工向原告员工描述电脑故障、提出技术服务需求是要约邀请，原告员工发送《应急服务支持需求确认单》载有明确的技术服务内容、价格以及支付方式，性质上属于要约。但对该《应急服务支持需求确认单》，原告员工当场反复表达了“先上门检查，确定能解决再盖章付款”的意见，此后也未给予任何具有承诺性质的明确意思表示；同时，被告员工同意原告安排人员上门检测、在检测前的《应急响应服务工作确认单》中“服务同意书”栏签名、接收原告员工发送的《响应报告》和《解决方案》均不能被认定为被告以实际行为作出了承诺。因此，从要约与承诺的合同订立方式角度来看，原、被告双方并未达成订立技术服务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第二，原告并未履行主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和第三百六十一条“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提出明确的技术服务需求，原告据此发送《应急服务支持需求确认单》，载明服务内容为“承诺消除因病毒给公司内网造成的影响，恢复公司内部办公网络环境”，随后发送的《响应报告》亦载明工作目标为“修复安全漏洞，并溯源攻击源”，由此可知，本案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目的为解决被告电脑与服务器的中毒问题、消除被告公司内网的病毒。作为技术服务的受托方，原告的合同主要义务应为完成服务内容以实现被告的上述合同目的，但原告事实上仅完成病毒检测、分析与解决方案建议。而原告发送的《响应报告》即已承认工作结果仅为“成功确认病毒类型及其感染方式，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庭审中，原告亦进一步确认并未实际消除被告电脑与服务器的病毒。本院认为，本案并非技术咨询合同纠纷，检测、分析与“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以及原告所主张的并无证据证明的“指导被告公司对公司电脑进行病毒抑制操作，防止病毒扩散”、“指导被告公司将公司电脑病毒清除”等均仅具有技术咨询性质，并不直接产生实际消除电脑病毒、恢复被告公司内部办公网络环境的技术服务效果。原告其后发送的《解决方案》的主要目的更仅是推销一年或更长期的技术服务业务，并非特别针对被告的该次技术服务需求，也与原告应予履行的上述主要义务相区别。故此，在原、被告双方并未达成订立合同的合意，且原告并未履行可使被告接受的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原告所主张的技术服务合同并未成立，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技术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关于被告应否支付服务费36000元及赔偿延迟付款损失的问题。本案中，原告虽确实提供了上门检测、分析与出具书面报告的技术咨询，但基于以上原、被告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并未成立的结论，结合原告承诺上门检测不收费及并无证据证明发送报告系被告要求且其愿意为此付费的事实，对于原告主张的服务费36000元以及因延迟付款所产生的律师费、利息等，因无合同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蓝花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元，由原告广州蓝花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学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张靖怡书记员叶丽仪附：本裁判所依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百五十六条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第三百六十一条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