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737号原告江发青，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法定代表人肖亚庆，部长。委托代理人梅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顾玲，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法定代表人詹榜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苏海萍，女，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代理人蔡京露，男，198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江发青因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发青，被告工信部的委托代理人梅扬、顾玲，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海萍、蔡京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6月11日，工信部作出信访答复（工信信访〔2020〕2434号，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内容为：一、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科技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为其提供相关产品并签发事件型证书，用于固化业务场景信息。经调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为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过程中，遵守了《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和《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事件型证书策略（CP2）（1.0.1版）》，不存在违反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二、2018年12月，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根据平安科技公司申请，出具了相应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上述报告指定场景中，平安科技公司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为“电子签名人”,报告中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江发青’”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定义的“电子签名人”。因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问题，我部已责令其进行整改并向相关方书面说明。原告不服被诉答复，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工信复驳字〔2020〕第131号，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主要内容为：被告作为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具有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平安科技公司签发“事件型证书”并提供认证服务，是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平安科技公司持有“事件型证书”并对10份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进行电子签名，是电子签名法规定的“电子签名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电子认证服务合同关系，未向原告提供“事件型证书”及电子认证服务，原告并不是“事件型证书”的“证书持有人”。平安科技公司使用“事件型证书”对10份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实施电子签名，表明平安科技公司认可上述电子合同业务场景的内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为平安科技公司持有该“事件型证书”实施的电子签名提供认证服务，验证了该“事件型证书”的真实性和电子签名人平安科技公司的真实身份，表明了平安科技公司曾在该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上签名、平安科技公司认可经“事件型证书”签名后固化的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内容且该业务场景的内容完整、未发生篡改。但是，对于该业务场景所固化的电子合同上载明的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出借人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投保人“江发青”等主体，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没有向其提供电子签名制作数据、没有提供认证服务。原告关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为其电子签名提供认证服务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平安科技公司是否伪造原告签名，属于双方关于保险投保合同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行政复议的审理范围。被诉答复内容并无不当，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江发青诉称：原告于2020年3月26日向被告邮寄《关于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违反的投诉举报信》（以下简称投诉举报信），举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为案外人出具了针对原告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该报告将案外人冒充原告进行的电子签名验证为原告的电子签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针对原告的举报作出被诉答复，认定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的事实，将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认定为“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属认定错误。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恰能证明10份PDF文档上的电子签名为原告所签。《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所表述的“证书持有者”和每份验证报告对应的附件一所载明的原告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均一致，特指原告本人，不存在措辞和表述上的歧义。每份验证报告的附件二的“验证过程”中还特别作了描述，指出“该电子合同中‘客户签名’电子签名‘江发青’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故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自认对原告签发了数字证书，而被告却认定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没有向原告签发数字证书，曲意解释成电子签名是为了“场景固化”而作的认证。因此，被诉答复和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被告存在履职不尽责、行政答复虚假等行政不作为的过错，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答复，被诉复议决定的认定于法无据，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纠正。综上，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答复和被诉复议决定，判令被告对原告的实名投诉举报事项重新进行调查和作出合法正确的答复；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诉答复，证明被告履职失责；2.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诉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投诉举报信，证明被告未针对原告的举报作出针对性的调查和答复；4.《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违法违规，被告行政不作为；5.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客服的通话录音文字摘录，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客服查不到数据；6.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给出的电子签名验证查询链接及查询结果，证明验证结果和《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的结果一致，被告行政不作为；7.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被诉复议决定未针对原告的申请书作出回复，行政不作为；8.2020年5月21日原告和被告信发司周先生通话录音文字整理内容，证明原告与被告沟通的相关情况；9.电子认证业务规则（CPS）和事件型证书策略（CP）新旧版本比较表，证明《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违反了电子认证业务规则（CPS）和事件型证书策略（CP）的规定；10.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验证出来的数字证书的主体是原告，将该数字证书提供给平安科技公司违法违规；11.公证视频的截图，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验证出来的电子签名人是原告；12.通过编程工具解析出来的PDF文档中电子签名信息数据，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平安科技公司签发了原告的数字证书，再由平安科技公司使用原告的数字证书进行签名的事实；13.《信息安全技术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GB/T25056-2018），证明被告和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关于场景固化的主张不能成立；14.《基于SM2密码算法的数字证书格式规范》（GM/T0015—2012），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关于将原告的经平安科技公司实名认证过的身份信息、电子合同和手写笔迹写入证据扩展项的主张缺乏依据；15.被告官网的标准网站的截图，证明被告未查看数字证书系未履责；16.RA和CA关系的基本知识以及数字证书的作用知识，证明数字证书作用的核心是保证电子签名行为人的真实性；17.信手书验签的公证书，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主张采用信手书系统生成的PDF合同没有依据；18.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业务说明及图示，证明数字证书只能是平安科技公司客户的证书；19.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关于证书持有者信息的说明，证明数字证书持有者的信息是原告的信息；20.平安科技公司出具的关于江发青投保过程实名认证的情况说明，证明并非由平安科技公司申请了电子签名场景认证并进行了电子签名；21.手写信息数字签名系统产品白皮书，证明该系统是使用于平安集团和平安客户之间的电子合同的；22.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保险行业移动解决方案，证明事件型证书的作用是确保电子签名人的身份，而非场景固化；23.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司法服务网站截图，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将电子验证报告作为电子认证司法服务的一部分，而非固化业务场景；24.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签名有效性验证的服务说明，证明电子签名验证的作用是为了证实电子签名人的身份、签名时间以及签名后的合同内容没有被篡改，和场景固化没有关系；25.其他法院案例，证明多个法院采信了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26.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产品专家蔡先生在2018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可信云大会上的发言，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主张的场景固化缺乏依据。被告工信部辩称：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基于原告的举报线索，被告已经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向原告作出了被诉答复。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合法适当。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1.投诉举报信，2.《关于配合核实投诉举报问题的函》（工信发函〔2020〕223号），3.《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及所附材料，4.被告与原告的沟通记录截图，5.2020年5月21日电话记录单，6.《关于进一步核实举报问题的函》（工信发函〔2020〕432号），7.《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及所附材料，8.现场调查取证记录，9.《责令整改通知书》（工信发函〔2020〕474号），10.《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关于向平安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整改情况的报告》及附件，11.信访流转程序文件以及被诉答复及寄送凭证，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向原告作出了回复说明；12.行政复议申请文件，13.《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工信复受字〔2020〕第131号）及寄送凭证，1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工信复通字〔2020〕第131号），15.《关于行政复议答复和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函》（工信发函〔2020〕902号），16.《延期审理通知书》（工信复延字〔2020〕第131号）及寄送凭证，17.被诉复议决定及寄送凭证，证据12至证据17共同证明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8.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截图，证明原告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已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并不在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内。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答辩意见与被告工信部一致，其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5、证据7-证据11、证据13-证据15、证据18-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证据17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1-证据26的关联性不认可。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上述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12-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6、证据11、证据15-证据17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证据7的关联性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1中的被诉答复及证据17中的被诉复议决定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证据25、证据26与本案被诉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被诉答复及被诉复议决定违法的主张。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8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受平安科技公司的委托，对十份PDF格式电子合同进行电子签名验证并出具十份《电子签名验证报告》，除证书序列号不同外，验证结论的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对“江发青投保单”PDF格式电子合同进行电子签名验证后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1.该电子合同中“客户签名”电子签名使用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证书持有者信息：“江发青”，证书序列号111281000000F2E309。2.该电子签名验证有效，签名时间2018-01-1416:16:54，经过电子签名后的电子合同内容完整，未发生篡改。2020年3月30日，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诉举报信，主要内容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违法开展电子签名认证服务，为平安财险公司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保证保险投保单）等文件上伪造原告电子签名的行为，出具十份《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十份《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均载明“证书持有者信息：‘江发青’”，但该《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所涉保证保险投保单等文件上的电子签名并非原告所签。2020年4月2日，被告作出《关于配合核实投诉举报问题的函》，要求第三人核查原告投诉举报事项。同月7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及相关材料，主要内容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平安科技公司签订数字证书应用产品购销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和平安科技公司特定业务场景的签名需要，将业务场景中的电子文档、签名行为特征信息、手写笔迹等信息整合形成数字证书的扩展域信息并向平安科技公司签发数字证书、提供电子认证服务，不存在违法情形。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同年5月20日，被告通过其12381公共服务电话，向原告告知上述调查情况，并告知第三人将向原告解释《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的相关内容。2020年5月21日，原告向被告电话询问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同时否认第三人提供的电子认证服务为“事件型证书”服务，要求进一步调查并作出书面回复。同月22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关于进一步核实举报问题的函》，要求核实的主要内容为：第三人于2018年1月签发的10份电子签名证书，是否符合该公司的电子认证业务规则和证书策略；该公司于2018年12月出具的10份《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所载的“证书持有者”和“电子合同中‘客户签名’电子签名”是否是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2020年5月25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函》及相关材料，回函称：《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第1.4.1条和《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事件型证书策略（CP2）（1.0.1版）》第1.6.f）条将事件型证书定义为：“面向即时业务或者特定业务场景，数字认证公司创新出一类特殊的事件型证书。在业务过程中，自动将业务场景中相关信息（电子文档、签名行为特征信息和手写笔迹等）整合形成数字证书的扩展域信息，签发出事件型数字证书，实现业务过程中的可靠电子签名”。第三人于2018年1月为平安科技公司签发序列号为111281000000F2E309等10份事件型证书，通过证书签名固化平安科技公司与用户签署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信息，证明相关信息的完整性，相关证书服务符合上述规定。第三人根据平安科技公司的申请，对其提交的交验资料进行验视，出具10份《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该报告中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是平安科技公司与用户签署合同时经平安科技公司核验的用户身份信息，不是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使用第三人签发的事件型证书实施电子签名的主体是平安科技公司而不是用户。2020年5月26日，被告赴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同年6月1日，被告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对其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月5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被告提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关于向平安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整改情况的报告》。同月1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答复，并于同月15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同月17日签收。2020年7月3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诉答复，依法查处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违法行为，重新认定事实、作出答复，告知原告后续正确的救济途径。同年8月31日，被告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2020年9月30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年10月9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于同月11日签收。另查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为平安科技公司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具体过程是：当事人在平安普惠APP应用程序上对保证保险投保单等电子合同进行手写签名操作、产生手写签名笔迹数据之后，平安科技公司将当事人身份信息、手写签名笔迹数据、电子合同数据作为平安财险公司等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信息，向第三人申请签发关于该业务场景信息的“事件型证书”；随后，第三人依平安科技公司的申请，将上述当事人身份信息、手写签名笔迹数据、电子合同数据等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信息写入“事件型证书”的扩展域，并为平安科技公司签发含有该业务场景信息的“事件型证书”；此后，平安科技公司再使用该“事件型证书”，对上述业务场景的电子合同实施电子签名；第三人为平安科技公司使用该“事件型证书”实施的电子签名，提供电子认证服务；如果平安科技公司申请对其使用“事件型证书”实施的电子签名进行验证，第三人通过解析“事件型证书”的信息和数字签名验签运算对比等，验证相关“事件型证书”为第三人签发、由平安科技公司使用并进行电子签名、证明相关业务场景的电子合同内容自平安科技公司签名时起没有发生篡改。本院认为：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一条并参照《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不遵守业务规则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认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进而向被告进行投诉举报。上述《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实际上是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基于与平安科技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就相关文件签署时的业务场景信息有无发生改动等情况所作的第三方说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接受被告调查后，核实了相关情况，对上述电子文件颁发事件型证书的业务流程向被告作出了说明。上述说明能够合理解释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出具的过程以及结论。被告根据调查反馈情况得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为平安科技公司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过程中，遵守了《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和《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事件型证书策略（CP2）（1.0.1版）》，不存在违反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该结论并无不当之处。另外，平安科技公司作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客户，向该公司提交签名行为业务场景信息，该公司根据平安科技公司的请求签发出事件型证书，并将平安科技公司提交的用户身份信息作为业务场景特征写入证书甄别名中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实际上是平安科技公司与用户签署合同时经平安科技公司核验的用户身份信息。但该报告中有关“证书持有者信息：‘江发青’”的表述确有歧义。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电子签名人，是指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并以本人身份或者以其所代表的人的名义实施电子签名的人。本案中，平安科技公司接受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电子认证服务，使用该公司签发的事件型证书并实施电子签名，因此平安科技公司为电子签名人。被告将上述问题定性为“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并无不当之处。且针对上述问题，被告已经责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被告在被诉答复中将上述情况向原告进行告知，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调查处理职责。被告于2020年3月30日收到原告的举报后，经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调查，于同年5月20日将调查结果告知原告；2020年5月21日，原告与被告沟通后，被告再次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调查，于同年6月11日作出被诉答复，程序并无不当。被诉复议决定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决定的结论并无不当。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相应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复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发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发青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术伟审 判 员 何君慧审 判 员 张 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闵 雪书 记 员 王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