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04民初15267号原告：邓敏，女，汉族，1936年7月2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桓（邓敏之表弟），住广州市海珠区福南新街14号403房。原告：何柏桓，男，1951年1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桓（何柏桓之胞兄），住广州市海珠区福南新街14号403房。原告：黄嫣梨，女，1951年10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桓（黄嫣梨之表哥），住广州市海珠区福南新街14号403房。原告：陆瑞华，女，汉族，1956年10月19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桓（陆瑞华之夫兄），住广州市海珠区福南新街14号403房。原告：何国桓，男，汉族，1947年6月19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被告：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313号302房。法定代表人：田全蓝，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宾，男，该司职员。原告邓敏、何柏桓、黄嫣梨、陆瑞华、何国桓与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强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邓敏、何柏桓、黄嫣梨、陆瑞华、何国桓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按全体共有人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书》和何叶慈签订的《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规定，由房屋代理人何国桓代已死亡的共有人何叶慈签订何叶慈的“回迁安置协议”。事实与理由：位于广州市越秀区XXXXXX339号房屋原屋主是徐永，徐永于1961年死亡。之后，339号房屋全屋被“经租”，1982年房管部门以发还“双代房”的名义，把339号后座发还给屋主徐永的代理人何国桓。1987年，房屋代理人何国桓终于找齐了徐永的继承人，其中包括此前从未见面的黄嫣梨和20多年未见面的何叶慈。后，何国桓以房屋代理人名义率众继承人到越秀区公证处办理了徐永房屋的继承公证。1995年，因该地段房屋需要拆迁，众原告及何叶慈先后各自与开发商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后又共同与拆迁人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共有人何叶慈与开发商广协房地产公司于1995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第三条“回迁办法”第一项规定：甲方应在大新路回迁楼南向二十二层、建筑面积38.6933平方米的套间给乙方回迁居住。协议签订后，何叶慈在1996年2月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私下把自己的共有份额卖给不是共有人的伍佩兰后，又到荔湾公证处办理“赠与证明书”，把自己的共有份额“赠与”给伍佩兰。其他共有人得悉后，把伍佩兰告上越秀法院。2018年8月5日，越秀法院判决：“确认何叶慈其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XXXXXX339号后座房屋九分之二产权份额赠与伍佩兰无效”;伍佩兰不服上诉，后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何叶慈的共有份额重新回归何叶慈所有。但因何叶慈死亡，现暂未找到她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又因越秀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原告“与何叶慈处分涉案房屋具有利害关系”，同理，何叶慈与众原告共有同一本房地产证和同一份回迁补偿协议，原告与何叶慈份额的回迁同样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在2018年8月，被告承诺在房屋代理人何国桓提供法院判决书、全体共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何叶慈的拆迁安置协议、何叶慈的死亡证等复印件后，即可由何国桓代何叶慈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但经过一年多时间，被告至今还未安排何国桓代何叶慈签订回迁安置协议。在这段时间里，被告已经陆续安排拆迁户回迁入住回迁楼。综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嘉强公司答辩称：请求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五原告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五原告起诉要求嘉强公司同意由何国桓代持房屋真正份额的何叶慈（已经死亡）签订何叶慈的回迁安置协议，但嘉强公司认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应是何叶慈的合法继承人。五原告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无管理权或处分权，五原告与何叶慈也无利害关系。根据房管部门房屋查册表可知，何叶慈与其余共有人为按份共有人，五原告中除了陆瑞华的自有份额（安置回迁）未完成外，其余五原告均已完成。邓敏于2019年12月12日收楼；何柏桓于2019年11月11日收楼；黄嫣梨于2019年10月25日收楼；何国桓于2020年5月13日收楼，而且各自的共有人完成安置回迁后（收楼后）都能办理各自的房产证，与何叶慈的安置回迁无影响、无冲突。二、一直以来，何国桓都以房屋代理人名义自居，邓敏、何柏桓、黄嫣梨曾经委托过何国桓办理领取临迁费的事宜，并没有委托过何国桓办理过房屋回迁安置。尤其是何叶慈，生前因为定居香港，不方便与嘉强公司方办理相关事宜，因此何叶慈先后委托过其胞妹何漱沂、伍佩兰办理遗产继承、房屋回迁安置等事务。何叶慈在1996年1月2日委托胞妹何漱沂的委托书上明确写明“全权为我办理继承上述遗产的一切事宜和向房管部门领取新的房产证。”写明全权、一切事宜，当然应包括房屋回安置的事务。何叶慈2002年7月10日已经死亡，其生前的委托已经失效，包括本案涉及何叶慈名下的财产应由何叶慈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人继承，轮不到何国桓，因为何国桓与何叶慈并不具备继承法规定的可继承关系。三、此前何国桓申请嘉强公司同意其代理何叶慈办理回迁安置，嘉强公司无同意的权限，嘉强公司也从未同意或承诺由何国桓或其余四原告签订回迁安置协议。退一步讲，即便何国桓以房屋代理人自居办理过些许事务，并不等于有权代理何叶慈办理房屋回迁安置。何国桓提供的证据中房屋发还租金结算表只是证明何国桓代理屋主收租。何国桓提供的证据中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也未显示日后必须要有补充协议中全体人员回迁后才能一起办理新房产证。事实上，回迁安置的共有人，各自可以办理各自的房产证。目前各原告回迁的房屋尚未能办证是因整体回迁项目尚未办理初始登记即大确权而已。本院经审查，经（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70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广州市越秀区XXXXXX（坊里巷）339号后座房屋，建筑面积174.12平方米，砖木结构2层，于1994年3月21日登记为何国桓（占1/9份额）、何柏桓（占1/9份额）、何铁桓（占1/9份额）、黄嫣梨（占2/9份额）、何叶慈（占2/9份额）、邓敏（占2/9份额）所共有。1995年8月31日，邓敏、何柏桓、黄嫣梨、何国桓、何铁桓、何叶慈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广州市广协房地产开发公司（甲方）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迁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濠畔街339号房屋，甲方安排邓敏回迁大新路十六层北向面积38.6933平方米，黄嫣梨十九层南向面积38.6933平方米，何国桓十三层西向面积28.0051平方米，何柏桓十三层西向面积28.0051平方米，何铁桓三十五层西向面积57.36平方米，何叶慈面积28.6934平方米。该份《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伍佩兰作为何叶慈的代理人。1995年10月10日，何叶慈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广州市广协房地产开发公司（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应于1998年10月31日前，在大新路回迁楼第南向二十二层产权属于自有的建筑面积38.6933平方米给乙方回迁居住，乙方何叶慈处由其代理人伍佩兰签名。诉讼中，原告确认六个共有人分别与被告嘉强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除了陆瑞华因存在增大面积争议外，其余四个原告均按约定接收回迁房屋。原告称其是作为何叶慈的代理人提起本案诉讼，代理依据一是《广州市房管局站发还双代房租金结算表》下方业主或代理人签章处有何国桓的印章，即房管局承认了何国桓是何叶慈的代理人；二是被告嘉强公司承诺由何国桓代理何叶慈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五原告主张由何国桓代理何叶慈，要求嘉强公司与何国桓签订何叶慈的回迁安置协议。因五原告无何叶慈的代理权，故五原告无权要求嘉强公司与何国桓签订关于何叶慈的拆迁安置协议。在嘉强公司已分别与五原告及何叶慈都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五原告也能实际回迁的情况下，五原告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何叶慈的回迁安置协议与五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邓敏、何柏桓、黄嫣梨、陆瑞华、何国桓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原告邓敏、陆瑞华、何国桓、被告广州嘉强投资有限公司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何柏桓、黄嫣梨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银桃人民陪审员  曲敏华人民陪审员  周 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刘晓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