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驳回起诉用）(2020)鲁0103行初385号原告济南铸管厂，住所地济南市白马山火车站北。法定代表人冷同河，职务不详。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男，1956年12月24日生，汉族。济南铸管厂股东，董事会董事、清算组组长，现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代理人王祥福，济南市中圣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8-1号。法定代表人徐波，局长。委托代理人蔡世超，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胜利大街51号。负责人鲍季生，正处级领导干部。委托代理人郭彬，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伯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铸管厂不服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将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当作集体所有制企业列入“僵尸企业“的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济南铸管厂的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王祥福，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的委托代理人蔡世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郭彬、赵伯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济南铸管厂诉称，一、原告诉讼主体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六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起诉”的规定。济南铸管厂职工股东大会工作机构工会在2017年4月29日在济南《生活日报》(证据1号)刊登通知，告知企业职工股东于2017年5月14日回厂参加股东大会，2017年5月14日大会如期进行(见证据2号)《济南铸管厂告知书》，按照会议议程(见证据3号)，258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应到372人)，247名(11票废票)职工选举产生了由副董事长、董事、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监事、车间科室主要负责人和职工代表11人组成的清算组即王长松、赵炳月、季世忠、张坤、刘爱国、孙明、陈红卫、潘光临、王厚亮、王景芳、王启福11名股东代表组成，并通过了四项决议即(1)关于成立清算组的决议；(2)关于宣布市中区国资委任免无效的决议：(3)关于依法收回企业公章的决议；(4)关于为王长松办理延缓退休的决议(见证据4号)。会后11人股东代表召开了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清算组组长、副组长，并形成了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清算组成立备案的《济南铸管厂清算组成立的情况报告》(见证据5-1号、5-2号)及(证据6号)《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会议纪要》。2017年5月16日至6月2日，股东代表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网络预审平台上进行了注销企业成立清算组的(备案)申请书，并获得预审通过。(见证据7-1号、7-2号)即《业务办理通知书》。依据2020年7月2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8号)第14页确认没有换届的济南铸管厂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成员存在。同理，没有换届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届股东(代表)大会仍然存在。股东大会选举出的代表为落实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内容，故提起该行政诉讼。根据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市中发(2019)20号)【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市中区区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见证据9号)文件，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在2019年3月被撤销，将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划入区财政局，依据2019年11月14日被告一出具的(2019)第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见证据10号)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承担的职能由被告一下属的事业单位被告二即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承担。故提起该行政诉讼。1、济南铸管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在被告监管职权范围。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行终515号《行政判决书》(见证据11号)第4页法院已经认定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依据2020年7月28日(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8号)第10页第2自然段第1行法院已经认定“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依据中共依据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9年11月27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2020年6月15日出具的济南铸管厂《非公司法人信息》(见证据12-1号、12-2号)载明，济南铸管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文件还显示：企业的主管部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即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自管”企业，与被告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被告无权管理济南铸管厂的内部事务。依据2020年9月4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给企业董事王长松同志关于济南铸管厂究竟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答复》(见证据13-1号)载明：“1995年6月27日经原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经济性质(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建议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有关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见证据13-2号)”。上述《答复》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济南铸管厂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而是地地道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把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没有法律、政策依据。2、无论是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或者是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的职责范围中都不包括对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监管职能。被告作为市中区财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市中区财政局的职能中不包括对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要求被告出具其职能中有管理监管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能。即便是被告承担了原区国资委的职能，但是，市中区政府授权中没有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的管理权限。依据2018年3月23日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索引号12370103780647621J/2018-00047《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见证据14号)文件显示，市中区政府授权原市中区国资委滥管指导的企业是国有、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公有制)”，以管理者的身份将济南铸管厂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名义列入“僵尸企业”名单，属于超越职权行为，而且已经涉嫌非法改变企业所有制性质，已经干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内政，属于明显的违反党和政府制定的保护民营企业、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路线方针政策。应当立即进行制止。3、济南铸管厂不符合被告制定的“僵尸企业”的标准。被告欺上瞒下，超越职权，把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混淆了不同所有制概念，在区政府没有授权其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在完全不符合山东省政府、济南市政府关于“资不抵债、靠政府出资、靠银行贷款”的“僵尸企业”标准的情况下，在完全不符合被告2019年12月颁布的《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监管“僵尸企业处置情况”》(见证据15号)制定的三无即无资产、无收入、无办公地点即“僵尸企业”标准的情况下，把有资金(拆迁补偿款2500多万元)、有收入(后续补偿款资金即将到位）、××办公地点（××后××至××市中区经××院××楼××单元××室）××济南铸管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即在被告自2018年6月就控制企业第一批拆迁补偿款(见证据16号)即2020年7月22日被告出具的(2020)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的25129348.55元资金到账的一年半后的2019年12月，以济南铸管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名义向区发改委申报“僵尸企业”名单的行为是错误的，其不按照《企业章程》第55条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应当由股东大会确定”的规定，企图不按民主程序，并借用行政手段，采取强制注销“僵尸企业”的行为，以达到侵吞侵占属于股东所有资产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并严重侵害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权利与利益，被告实施的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列入“僵尸企业”名单的行为，属于违法、无效的行为，依据法律规定，无效的自始至终无效，应当予以撤出名单。4、济南铸管厂是归属中共济南市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非公有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企业2004年12月24日济南铸管厂被属地管理移交市中区政府后，被中共市中区区委组织部按照企业性质将企业移交市中区民营企业管理局及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见证据17号)《党组织介绍信》和2005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市中新经党工字(2005)11号)【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关于表彰济南药业集团等先进党组织杨鹤平同志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见证据18号)。文件显示包括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等12个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归属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而依据2011年8月23日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市中组发(2011)17号)《关于区属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所属企业党组织划归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通知》(见证据19号)的文件规定，将民营企业局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包括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内的20家非公有制企业被移交市中区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至今的文件与落实《中共济南市委关于成立中共济南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济普发(2010)22号)吻合一致；与2014年4月16日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市中非公发(2014)6号)《区非公党工委委员建立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有关工作安排的意见》(见证据20号)中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等18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归属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文件是吻合一致的。被告应当拿出证据证明至今归属市中区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16家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或者是集体企业。依据2020年9月4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给企业董事王长松同志关于济南铸管厂究竟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答复》(见证据21-1号)载明：“1995年6月27日经原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经济性质(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建议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有关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见证据21-2号)”。上述《答复》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济南铸管厂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而是地地道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说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没有法律依据。依据2004年9月1日(济政办发(2004)66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暂行规定》(见证据22号)显示，国资委监管的是国有、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依据济南市人民政府索引号1137010000418859XL/2017-13625(济政发(2017))7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人民政府部分工作部门整合调整方案的通知》(见证据23号)总体要求的第(二)基本原则部分的第2项转变政府职能，作出了“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的规定，被告管理济南铸管厂已经越权。依据2017年9月25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索引号1137010000418859XL/2017-13718(济政办发(2017)48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见证据24号)，国资委、信息化委的职能是指导集体企业，而不是对其实施管理、干涉。依据2015年10月15日国务院(股份(2015)63号)《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见证据25号)显示，国家为改变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越位、错位的问题作出了：国资监管职能由过去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变为只管资本的规定。依据2019年11月7日国家国资委(国资发法规(2019)114号)《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见证据26号)，国资委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已经被废止，变为以管资本为主，济南铸管厂不是被告履行职能管理范围的国有企业、也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告与济南铸管厂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被告不是济南铸管厂的行政主管部门。故，被告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以根本不存在的主管部门自居，超越管理权限，非法任命济南铸管厂负责人并控制企业公章，把企业列入“僵尸企业”名单，企图通过绕过企业股东大会进行注销企业的做法违法。故起诉，1.请求判定被告把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列入“僵尸企业”名单的行为违法、无效，予以撤销;2.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若案涉相关行政行为存有争议，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另外，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于起诉状中签章，亦不具备认定为本案诉讼原告的形式要件。其次，济南铸管厂股东会的意志应以会议决议来体现，王长松、刘爱国并非济南铸管厂股东，亦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不具备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或身份，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诉的利益。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其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同时，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企业各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并且，其二人亦未举证证明已获得企业股东会决议授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并非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无权代表企业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诉讼权利，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首选应具备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采用了列举式，对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做了界定，本案中，原告不属于该解释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基于前述，原告于本案中亦不具备诉的利益。其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于本案中一再阐述“被告行为违法”却不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答辩人举证范围难以明确，严重侵害答辩人诉讼程序权益，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再者，原告诉称系答辩人将济南铸管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根据相关授权对涉案企业实施监管，但案涉企业是否为僵尸企业并非答辩人进行认定并列入相关名单。如该认定行为侵害企业权益，如前所述，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而非原告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且本案被告应为将涉案企业列入僵尸企业名单的认定主体，而非答辩人。况且，该认定行为并非向原告作出，原告并非行政相对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依法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若案涉相关行政行为存有争议，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另外，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于起诉状中签章，亦不具备认定为本案诉讼原告的形式要件。其次，济南铸管厂股东会的意志应以会议决议来体现，王长松、刘爱国并非济南铸管厂股东，亦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不具备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或身份，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诉的利益。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其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同时，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企业各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并且，其二人亦未举证证明已获得企业股东会决议授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并非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无权代表企业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诉讼权利，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首选应具备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采用了列举式，对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做了界定，本案中，原告不属于该解释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基于前述，原告于本案中亦不具备诉的利益。其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于本案中一再阐述“被告行为违法”却不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答辩人举证范围难以明确，严重侵害答辩人诉讼程序权益，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再者，原告诉称系答辩人将济南铸管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与事实不符，案涉企业是否为僵尸企业并非答辩人进行认定并列入相关名单。如该认定行为侵害企业权益，如前所述，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而非原告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且本案被告应为将涉案企业列入僵尸企业名单的认定主体，而非答辩人。况且，该认定行为并非向原告作出，原告并非行政相对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依法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经审查，济南铸管厂成立于1989年9月29日，1995年3月4日，济南铸管厂召开了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章程，将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选举了董事会及监事会。《企业章程》第五条规定，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第六条规定，企业总股本663.2万元。其中企业集体股511.2万元（量化内部员工基本股149.9万元），内部员工普通股151万元，法人股1万元。第七条规定，企业的股份采取股权证形式，分为企业集体股、法人股、员工普通股、员工基本股，由企业向股东签发股权证。第八条规定，员工基本股为集体资产按不同类别量化分配股份，分配额由股东代表大会商定。基本股量化到个人后，员工只享有收益权，股权归企业集体所有，不得转让和继承。第九条规定，员工普通股，只对本企业员工发行，不上市交易，可在企业内部转让买卖。员工普通股原则上不得退股，特殊情况须按章程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第十一条规定，股东按其持股份份额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包括：1、按规定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2、按规定享有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的基本股分得红利、优先承购新股；3、有权监督企业合法经营，查阅企业财务决算报告；4、企业终止清理后按股份比例取得企业剩余财产。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实行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厂长的领导体制。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选举组成，每十名股东选派一名代表，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并行使下列权利：……2、选举和更换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任期四年，最少每年召开一次，由董事会召集，必要时可由代表股东百分之十五（含百分之十五）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代表大会，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由企业发起人负责召集。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分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普通决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由出席股东代表大会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并由到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代表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第十九条规定，董事会是股东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股东代表大会闭会后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由五人或者七人组成，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十四条规定，董事长由董事担任，由全部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或罢免。第二十六条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1995年3月《济南铸管厂股东姓名、股金登记表》及王长松股权证均显示，王长松最初入股出资金额为12412元。王长松现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出资金额66945元，济南铸管厂的股本总额仍然是663.2万元。除王长松外，原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的股东均已退股。济南铸管厂历届董事会成员为：第一届董事会于1995年3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于1999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于2003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为：“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函[2017]62号《关于申请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的函》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济南铸管厂为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管理的企业。济南铸管厂引进外资组建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后，全部经营业务转入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上报材料报表以及主管部门日常管理时通常使用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形成两块牌子一个运营实体的关系。2004年8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市国资委，承担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监管职责，同时撤销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所管理的企业移交市国资委监管。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向我委移交企业时使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2005年5月，市政府决定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向贵区移交企业时也使用了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我们认为，2004年和2005年移交企业时虽然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但包含着济南铸管厂，望贵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2014年6月30日，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作出市中国资字[2014]5号《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内容为：“济南铸管厂：根据相关要求，依据企业领导人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区属企业实际，经研究决定：冷同河同志不再担任济南铸管厂厂长、董事长职务；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本院认为，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济南铸管厂于2003年1月确定的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此后未再改选。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于2014年6月30日任命王玉强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王长松请求王玉强返还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是否合法的问题。《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以及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作出的《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明确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同时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复函与通知的内容详实，形式合法，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并且王长松无证据证实王玉强持有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有损济南铸管厂利益”，据此判决驳回了王长松要求王玉强返还公章、证照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2020年12月17日，本院收到济南铸管厂提交的说明一份，称本案系王长松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其他职工股东均已退股，上述人员均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意志和利益，该说明有冷同河、王玉强签字确认并加盖有济南铸管厂公章。本院认为，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在法律上与公司属于不同主体，在行政行为对特定团体及其成员的利益造成普遍影响的情况下，应首先赋予其中影响最深，事实上蒙受最大不利的主体以诉权，才能充分发挥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更好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一个针对公司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也会对公司的相关人员产生一定影响，但应当首先考虑由公司提起诉讼。王长松作为本案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其员工普通股金额仅占股本总金额比例1.01%，其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其所提交的股东大会相关材料非经法定程序，本院不予认可。故王长松作为诉讼委托代理人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本次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萍人民陪审员  周宏雁人民陪审员  王益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高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