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2841号原告：颜金英，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玮群，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高琳，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梅，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忠财，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梅，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颜金英与被告刘高琳、郭忠财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19日起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根据颜金英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粤0115民初28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或者扣押刘高琳、郭忠财名下价值共计384446.6元的财产，并对该裁定予以执行。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颜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玮群，刘高琳、郭忠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颜金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高琳、郭忠财向颜金英赔偿款项381928元；2.刘高琳、郭忠财向原告颜金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518.6元（以381928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刘高琳、郭忠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颜金英经朋友张立宪介绍认识了刘高琳、郭忠财。刘高琳、郭忠财自称专门帮客户炒股、炒期货，在股票、期货的操作上非常厉害。后颜金英基于对张立宪的信任，通过张立宪委托刘高琳、郭忠财操作其期货账户。颜金英于2019年1月25日在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开通期货账户，客户号为10×××28，通过张立宪直接将该账户的用户名及密码交给刘高琳、郭忠财进行操作。颜金英于2019年1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该账户分三笔共转入500000元。刘高琳、郭忠财口头承诺保本，并且赚到的收益按3:7分配。刘高琳、郭忠财接手后即对颜金英的账户进行操作，因刘高琳、郭忠财未控制好风险，致使该账户亏损严重。颜金英发现后，不想让刘高琳、郭忠财继续操作其账户，刘高琳、郭忠财为了能继续操作颜金英的账户，于2019年7月14日向颜金英出具承诺书，明确：“颜金英于2019年2月20日委托500000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指期货账户（账号：10×××28)给刘高琳、郭忠财操作，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刘高琳、郭忠财承诺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账户资金不低于500000元人民币，若低于500000元人民币其差额由承诺人赔偿。”截至2020年1月21日，颜金英发现其期货账户余额仅剩118072元，账户亏损严重。后颜金英多次找张立宪，让其找刘高琳、郭忠财赔偿损失，但刘高琳、郭忠财多次拒不偿还，严重损害颜金英的利益。诉讼中，颜金英明确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刘高琳、郭忠财辩称：颜金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风险意识，颜金英自行开设期货账户并决定购买期货时就应当预见需要承担高风险。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项的进展，刘高琳、郭忠财作为受托人负责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本案的结果应由颜金英自行承担。三、颜金英可随时解除委托关系，案涉期货账户以及密码均为颜金英自行开通，户主为颜金英，颜金英知悉其期货账户密码，可随时解除委托，自行收回期货账户内款项。根据颜金英提供的《中信期货出入金明细》可见，2019年3月15日，原告自行从其账户转出150000元。根据颜金英提交的案涉期货账户成交记录，颜金英系知悉其名下期货账户处于亏损状态，但是颜金英放任其损失的扩大，因此颜金英应自行承担损失；由于账户不断亏损，颜金英于2020年3月3日自行将账户内剩余款项转出。可见案涉期货账户一直处于颜金英的掌控中，颜金英可自主决定账户内金额的出入，并知悉其名下期货账户的操作状态，刘高琳、郭忠财作为受托人只能听从颜金英的指示。刘高琳、郭忠财作为受托人，未从中获取任何报酬，在案涉期货账户操作期间，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颜金英亦没有证据证明在期货账户操作过程中刘高琳、郭忠财存在任何违规或损害颜金英利益的操作。关于收益分配，并非颜金英所称的3:7分配，事实上系案涉期货账户存在收益的情况下，颜金英将收益的20%支付给刘高琳、郭忠财作为委托报酬，如果没有收益的情兄下，则没有委托报酬。即便法庭认为刘高琳、郭忠财需承担责任，也应根据刘高琳、郭忠财的收入比例进行分配。根据期货市场的惯例，不可能存在保本收入。刘高琳、郭忠财并非期货从业人员，颜金英与刘高琳、郭忠财形成的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或者以行为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作为其补充内容的承诺函，亦应均属于无效。根据刘高琳、郭忠财提交于2019年3月7日签署的《承诺书》，由刘高琳、郭忠财与张立宪、蔡景春共同签署，以及根据颜金英诉状的事实理由可见，代为操作期货账户的还有张立宪以及蔡景春，刘高琳、郭忠财已向法庭申请追加张立宪以及蔡景春作为共同被告，如法庭认为刘高琳、郭忠财需承担责任的，亦应由张立宪、蔡景春与刘高琳、郭忠财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5日，颜金英在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开通客户号为10×××28的期货账户（以下简称案涉期货账户）。2019年1月29日，颜金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笔向案涉期货账户共转入500000元。2019年7月14日，刘高琳、郭忠财签署《承诺书》（以下简称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载明：因颜金英于2019年2月20日，委托50万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指期货账户（账号：10×××28)给刘高琳、郭忠财操作，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刘高琳、郭忠财承诺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账户资金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若低于50万元人民币其差额由承诺人赔偿。诉讼中，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均确认郭忠财、刘高琳自2019年2月20日起开始操作案涉期货账户，2020年1月20日当日结束时案涉期货账户余额为118072元。2020年3月3日，前述余额118072元全部从案涉期货账户转出。另查明，诉讼中，颜金英主张，其基于对朋友张立宪的信任，通过张立宪将案涉期货账户的用户名及密码交给刘高琳、郭忠财，委托刘高琳、郭忠财操作账户，其与刘高琳、郭忠财未见过面，亦未通过任何方式联系，仅仅是通过张立宪传递信息；案涉期货账户自2019年2月20日起由刘高琳、郭忠财操作，其不清楚刘高琳、郭忠财如何操作账户，除了将款项转入以外的操作都非其实施；案涉期货账户从交给刘高琳、郭忠财开始操作至全部余额转出这一期间内，账户密码无发生过更改；在委托操作案涉期货账户时，刘高琳、郭忠财承诺保本，且声称非常有经验；后其发现账户中的资金亏损很严重，要求刘高琳、郭忠财作出承诺，于是张立宪向颜金英转交了前述由刘高琳、郭忠财出具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由于刘高琳、郭忠财承诺要在2020年1月20日前确保账户资金不低于500000元，所以其比较关注2020年1月20日这一时间节点的账户情况；经张立宪告知其才知悉截止至2020年1月20日账户余额仅为118072元；2020年3月3日从期货账户转出全部余额118072元的操作系其通知张立宪转出余额后再由张立宪通知刘高琳、郭忠财实施。刘高琳、郭忠财主张，颜金英自行在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开设账户，其完全可交由期货公司有牌照的职业人员对其期货账户进行操作，颜金英仅听从其朋友张立宪的描述即向案涉期货账户转入500000元并交由刘高琳、郭忠财操作，颜金英具有重大过错；案涉期货账户实际系由张立宪操作，刘高琳、郭忠财只进行分析并提供意见；颜金英承诺在有收益的前提下进行2:8分成，刘高琳、郭忠财不存在任何恶意或者违规的操作导致案涉期货账户亏损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交易风险导致的结果；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从事期货理财操作需要由证监会审批并发出牌照的专门期货公司以及在期货公司取得从业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进行被委托理财才有效，而刘高琳、郭忠财无相应的资格，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应无效，作为该法律关系补充内容的《承诺书》也应无效。再查明，刘高琳、郭忠财主张张立宪、蔡景春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并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7日的《承诺书》（以下简称2019年3月7日《承诺书》）原件作为依据。该《承诺书》内容为“本团队四人（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承诺帮助操作颜金英的期货账户（账户号：10×××28中信期货）在四个月内（2019年3月7日到2019年7月7日）做回到账户资产达到40万，如果期满后账户资金少于40万，则由团队四人补回直到账户里的资金达到40万。”该《承诺书》落款日期处有“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字样签名。刘高琳、郭忠财另主张，2019年3月9日《承诺书》与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在内容上大体相同，均系在颜金英的要求及胁迫下签署；作为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签署人之一的张立宪亦为操作案涉期货账户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均没有期货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均应对签字行为负责；刘高琳、郭忠财之所以还持有2019年3月9日《承诺书》的原件是因为该《承诺书》为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张立宪，一份由刘高琳、郭忠财留存，至于张立宪是否将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给到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不清楚。颜金英则否认其有见过2019年3月7日《承诺书》，主张其不清楚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即便该《承诺书》真实，张立宪、蔡景春是否应承担责任系刘高琳、郭忠财、张立宪、蔡景春之间应处理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刘高琳、郭忠财赔偿后可以再向张立宪、蔡景春追偿；刘高琳、郭忠财确认自己没有期货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却对外宣称系专业人员，专门帮客户炒股炒期货，在股票期货的操作上非常有经验，骗取颜金英的信任，后又操作不当，导致颜金英资金亏损，加之刘高琳、郭忠财系为了获利而从事期货行为，以及从承诺书确定的事实，均说明刘高琳、郭忠财应对颜金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的陈述以及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的内容，足以证明颜金英与刘高琳、郭忠财之间就案涉期货账户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规定，期货公司从业人员应当具有期货从业资格，期货公司不得对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但是，该些规定系以期货公司从事期货交易的行为为调整对象，不适用于民间委托理财场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自然人委托其他不具备期货从业资格的自然人操作期货账户等民间委托理财行为，也未禁止受托人对委托人作出填补本金损失的承诺。刘高琳、郭忠财主张案涉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高琳、郭忠财主张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系在颜金英胁迫下出具，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及刘高琳、郭忠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具的2019年7月14日均合法有效，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的内容是刘高琳、郭忠财的真实意思表示，刘高琳、郭忠财应依约兑现承诺。颜金英、刘高琳、郭忠财均确认案涉期货账户在2020年1月20日当日结束时的余额仅为118072元，故刘高琳、郭忠财应承担向颜金英赔偿案涉期货账户本金损失381928元（本金500000元减去账户余额118072元）。对于颜金英要求刘高琳、郭忠财赔偿381928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颜金英亦有权要求刘高琳、郭忠财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9年7月14日《承诺书》未明确刘高琳、郭忠财履行赔偿义务的期限，故本院酌情认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19日起算。至于利息损失的赔偿标准，颜金英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刘高琳、郭忠财主张张立宪、蔡景春亦属于代为操作期货账户的受托人，但该说法并未得到颜金英的认可，颜金英亦明确否认其知晓2019年3月7日《承诺书》的存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立宪、蔡景春属于颜金英的受托人。张立宪、蔡景春与刘高琳、郭忠财之间是何关系，以及2019年3月7日《承诺书》是否真实，均不影响颜金英以刘高琳、郭忠财为对象主张权利。如刘高琳、郭忠财认为张立宪、蔡景春应当就颜金英的损失分担责任，可在向颜金英承担赔偿责任后另循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高琳、郭忠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原告颜金英赔偿本金损失381928元；二、被告刘高琳、郭忠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原告颜金英支付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8192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颜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逾期付款违约金。案件受理费7067元，由原告颜金英负担46元，由刘高琳、郭忠财负担702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442.23元，由原告颜金英负担16元，被告刘高琳、郭忠财负担2426.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袁微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