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7民初8736号原告：蒋成清，男，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八一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73389946R。法定代表人：刘元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舒，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蒋成清与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区饮食服务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成清及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舒、李霖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会表决通过的那份修改出的《公司章程》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自愿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判决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全部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18章程”）的修改，既违反法律规定，又损害和侵犯了公司与原告等其他股东的权（利）益等。原告曾找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指出该章程条款违反法律规定的具体事例，要求被告自行予以纠正，确认该章程无效，并指出章程中修改条款的不当理解之处。被告法定代表人告知原告需法院判决无效才行，故原告诉至贵院。审理中，原告明确2018章程无效的理由如下：2018章程取消责任股规定，并2005年9月前共有11人完成责任股股权交割，原告认为该股权交割实为股东抽逃出资；2018章程将“资产收益”改成“受益”，此前章程均规定责任股持有者不参与资产收益，现股权交割协议显示工会持有责任股，那么工会就会参与资产收益，会造成股东利益受损；2018章程将“当年发生亏损”改成“损失”，原告认为亏损是可以通过内容财务报表直接反映出来，而损失则未可，并此前章程明确公司亏损，董事长要承担相应责任，但现改成损失，则董事长规避了该项责任；2018章程取消了工资增长的“2个低于”，会造成管理者侵蚀股东利益；原告参与了2018章程的股东大会，原告认为章程确有修改的必要，但本次修改应当增加的内容未增加，修改的地方掩盖了被告肮脏的行为，原告曾口头提出异议，但被告回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被告辩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责任股是企业改制前的产物，在当时具有指导性意义，但确实存在侵害公司职工利益的情况，故依据公司法以及公司自治原则，通过股东大会修改章程而取消责任股的规定，并且原告所述亦非事实，退出的责任股只暂时挂在工会名下，以便对外公示。《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可以不设立监事会，取消监事会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合法，修改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并在2018章程通过后60日内未曾有股东向公司提出异议。综上，原告所述2018章程未侵犯股东的合法权益，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并召集、表决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故不应当认定为无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01年9月4日制定《公司章程》并在工商机关备案。2018年11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修改公司章程，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复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章程》（即2018章程），2018章程对原公司章程进行条款修改。原告向法庭举示《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公司企业职工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章程（1998年8月6日通过和2001年9月4日通过），拟证明责任股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符合政府的文件精神，并在被告1998章程和2001章程中体现；举示股权交割协议书及审计报告，拟证明2005年9月前有11人已对责任股完成股权交割，该交割属抽逃资金，是违法行为；举示九府函（1998）17号文件、九财政（1998）102号文件、《关于企业转制时累计亏损的说明（1998-11-12）》、章程（1998年12月通过和2000年3月14日）、《股权证》（持有人杨庆芳）、《股权出资证》（持有人蒋成清）、（2005）九民初字第1352号民事判决书、九饮有限（1996）6号申请书及审计报告，拟证明公司此前章程均规定“公司若发生非人力不可抗因素的亏损……董事长应按当年亏损总额的30%，由股东出任的总经理按10%，其他董事和监事会主席按每人3%，监事按每人1.5%承担弥补亏损的责任……”，2018章程第35条修改该规定，实际上违反法律规定，有损公司及股东利益。原告陈述2018章程通过后仅口头提出异议。对此，被告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2018章程通过后60日内未有股东对该章程提出异议；取消责任股符合公司发展需要，被告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取消责任股不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无效情形；公司法明确规定被告属于小规模公司，可以不设立监事会，取消监事会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司管理层个人不具有对公司亏损时弥补亏损的法定义务，公司已经改制成有限公司，应按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制运行。关于股东大会召集、统票及决议形成流程，被告向法庭举示：（1）邮寄单、《股东会通知》，拟证明2018年11月1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刘元福向原告邮寄《股东会通知》，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提前15日发送通知，通知股东2018年11月28日9时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是审议表决新公司章程。（2）《股东大会复会股东报到》，拟证明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原告在表格中序号66号蒋成清处签名确认。（3）《股东大会议程》《股东大会记录》《修改章程的说明》，拟证明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议程，对公司章程修改的书面说明发至到会股东，当日股东大会记录载明“应到259人、应到股份3469664，实到233人、实到股份3233188.52”，表决结果处载明“同意股份：2916157.82占表决权股份84.47%；反对股份：49964.48占表决权股份1.44%；在表决票中书写其他文字的表决股份242498.62占表决权股份6.98%”。另，被告陈述公司针对原告采取邮寄《股东会通知》方式通知开会时间、地点、讨论内容，对其他股东采取电话通知或者让股东自行到公司领取《股东会通知》的方式进行送达。召开当日，股东现场签到，公司向到场股东发送《修改章程的说明》、会议议程、表决票及餐券。股东大会召开时根据会议议程，由总经理桑力平向大会作公司章程修改的说明；由法定代表人刘元福向大会宣读公司章程草案，请股东审议；股东举手或者鼓掌通过计票员、总计票、监票员和总监票名单；股东继续审议表决新公司章程（2018年11月28日股东会复会），审议后由股东填写选票，由监票人查验票箱，并将票箱加封上锁，接着先由计票员和监票员投票，后由到会股东投票，投票结束后由监票员开箱点票，由总监票员报告回收票数及发出票数核对情况，回收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票数为有效票，多于则无效，总监票员宣布计票结果，计票打包封存，所有的监票员、计票员、总监票员和总计票员在封签包上签字确认，股东大会结束后，股东凭此前发送的餐券领取50元/人餐费。被告称开箱点票、计票都是现场、公开进行的；2018年11月28日对公司章程修改进行第一次审议，2018年12月11日是第二次审议。对此，原告认可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在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召开前15日收到邮寄单及《股东会通知》，提出原告在签到表格上签名是为了拿到《修改章程的说明》，该说明缺少修改条款的理由，原告认为如果2001年公司章程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没有影响公司经营的内容，股东大会就不应该将其内容删除，特别是责任股的规定。原告参加了2次股东大会且会上发表意见后离开而未投票，对所有召集和表决流程未在意。2018年11月28日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修改公司章程但未通过，确有被告前述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流程，但完全是走流程，没有章程条款讨论时间，审议环节讨论时间不足30分钟，大会召开当日发送修改说明，故无法进行认真审议。股东大会投票时会在《股东会复会表决票》上股份处填写表决权股份数，《股东大会记录》载明同意、不同意等所占表决权股份数均无相应的证据材料相佐证，原告认为被告在该记录上记载的数据均系被告自行添加而非真实的。2017年被告公司工商登记查询股东人数2人（刘远富和曹兴），而非259人，原告向被告提出查询刘元福和曹兴等人在该次股东大会上投票情况，被告拒绝提供，对此，被告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无证据证实其向被告要求调取投票，也无证据证实被告拒绝出具，且原告也没有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身的知情权。关于工商登记股东人数问题，原告向法庭提交：（1）《要求回复贵局2017年以前核准的出资者股东的情况》，系被告于2019年2月22日向区工商局出具，并加盖被告公章，内容申请区工商局恢复2017年以前核准的登记。（2）《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本情况》材料各1套，打印自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档案信息服务中心。（3）本院（2019）渝0107行初138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05行终281号行政判决书及企查查查询截图。原告认为证据（1）（2）能证实被告知晓工商登记股东人数是2人，工商登记原告持有公司90866股，而被告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减少原告所持股份是违法的，证据（3）证实股东人数只有2人，其他股东是在2019年3月29日核准登记的新股东，因此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当日其他股东表决均无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渝0107行初138号蒋成清、龙秀海作为原告，诉作为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刘元福、曹兴工商登记一案，本院判决后蒋成清、龙秀海不服，提出上诉，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20）渝05行终28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书载明：“被告在其内部工作系统中对饮食公司的登记情况作出了警示，警示原因为：该公司系改制企业，股东人数太多（262人）且出资情况复杂，数据录入不能确保完全准确，仅录入两名股东信息作为代表……区饮食服务公司仅向被告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未向被告申请股东变更。被告于2017年5月24日对饮食公司作出的股东变更登记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2019年3月29日，饮食公司申请股东变更登记，现股东情况已经再次发生变更，故原告要求撤销的2017年5月24日作出的投资人变更登记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对此，被告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所持84749股已有生效判决书明确；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股东的具体情况，被告作为改制企业、有二百多名股东属客观事实，不能因工商部门的错误登记发生变化，而且该错误在2019年已经发生变更。关于原告蒋成清持股数，本院于2006年6月12日作出（2005）九民初字第1352号民事判决书，蒋成清作为原告起诉作为被告的区饮食服务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一案，后区饮食服务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6）渝五中民终字第2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书载明：“1998年8月，国有企业重庆九龙坡区饮食服务公司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的批准进行改制，成立了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450万元，原企业职工通过入股成为被告公司的股东，原告也是被告的股东，持有22179股份，并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从1998年12月起，被告的部分股东（也是公司职工）在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向被告提出退股的申请，被告在与该部分解除劳动合同的股东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对退股事宜进行了约定，即由被告按1股1元的价格一次性现金收购该股东的退股。被告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同时，向退股职工支付了该退股款。但被告公司对该部分职工的退股，未在其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上作相应的变更……原告分三次用61170元现金购得了其中的67287股。1999年4月19日、6月8日、7月12日，被告分别在原告的普通股股权证上对原告的该三次购股进行了确认。通过该三次购股，原告的普通股股权证上记载的原告所持股份为89466股。同年8月1日，原告又受让了1400股，其普通股股权证上记载的持股数达到90866股。对于原告的四次股权变动，被告在其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上也作了相应的变更，该变更即包括原告名下股份的增加，也包括以前退股的股东名下的股份的减少。1999年12月15日，被告董事会作出决议，其主要内容为：1999年底前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其股本问题，由本人委托公司董事会转让，按1比1的比例，由公司先付钱给职工，该规定执行至1999年年底；以后解除合同的职工委托公司董事会转让股本，要待股本转让出去后才能付钱。2000年9月起，原告不再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3月，被告对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的股权变动情况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作了变更登记。在变更登记后，原告在工商部门的登记股份数为90866股。”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渡法民初字第1725号民事判决书，杨国忠等31人作为原告起诉作为被告的区饮食服务公司和蒋成清，后杨国忠等31人与蒋成清不服，提出上诉，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9）渝五中民终字第22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蒋成清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渝高法民申字第10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蒋成清的再审申请。一审判决书载明：“一、蒋成清购买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62570股有效，蒋成清获得的量化股6117股无效；二、驳回原告杨忠国、孙婉卿等31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书载明：“关于蒋成清在购买61170股的同时获配6117股的效力问题，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按其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享有股东权，饮食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已按规定进行了量化，股本总额已确定，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对蒋成清按每购10股送1股的比例进行无偿配送，增大了公司的股本，而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未同时增加，这必然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另外，经审查，本院2006年11月14日作出的（2006）渝五中民终字第207号民事判决，只是针对饮食公司2004年12月2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饮食公司取消蒋成清持有的饮食公司股权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作出审理，并没有对蒋成清购买股权的法律性质和行为效力作出确认。”原告认为对于量化股6117股的认定有两份相左的民事判决书，认为应采纳（2005）九民初字第1352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以上事实，有《重庆市九龙坡区饮食服务公司企业职工共有资产量化配股实施细则》、章程（1998年8月6日通过和2001年9月4日通过）、《要求回复贵局2017年以前核准的出资者股东的情况》、邮寄单、《股东会通知》、《股东大会复会股东报到》、《股东大会议程》、《股东大会记录》、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对自己的主张、被告对自己的辩称意见均应当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人数2人故而该次股东大会系违法召集，经查，本院作出（2019）渝0107行初138号行政判决书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5行终28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于2017年5月24日对区饮食服务公司核准股东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反观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程序，被告公司按照实际股东人数而非登记股东人数2人进行召集、审议和表决，符合客观现实也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原告提出曾要求被告公司出具2名股东在该次大会上投票情况而遭到被告公司拒绝，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提出本人在该次股东大会上持股数减少及两份相左判决书情况，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渝五中民终字第2261号生效判决已对该问题进行详细阐释，原告在购股时获配量化股6117股无效，（2006）渝五中民终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中未对原告购买股权的法律性质和行为效力作出确认，故本院认为该次股东大会中依（2009）渝五中民终字第2261号生效判决书确定原告持股数并无不当。关于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召集、决议程序，被告举示相关证据材料，结合庭审查明内容，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2001年9月4日通过）关于股东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通知与记录、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规定，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程序上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原告明确诉求是2018章程违反法律规定而全部无效，但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章程存在违反法律以及行政法强制性规定之处。原告虽在庭审中阐述其认为无效的章程条款修改之处，如取消责任股规定、取消监事会、取消公司管理层对公司亏损的弥补义务，认为所修改之处均有损公司及股东利益，但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所修改内容确存在损害公司以及股东利益之处，而该公司章程恰是经股东大会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投票表决通过的，是被告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因此，原告主张的判决被告2018年12月11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全部无效的诉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成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0元，由原告蒋成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员  张 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罗开红书 记 员  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