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5907号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源盛鞋厂（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东海北路103号自编三层2号。经营者：罗继焕。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锋，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森，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志超，男，197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被告：翁志英，女，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奇卿，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源盛鞋厂诉被告王志超、翁志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红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经营者罗继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锋、刘德森，被告王志超、翁志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奇卿、王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源盛鞋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志超向原告支付货款994483元及利息（利息应以未付货款994483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11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计算为268673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26日计算为42401元；暂计利息合计为311074元）；本息暂合计为1305557元。2.判令被告翁志英对第1项诉讼请求中被告王志超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994483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2日间，原告与被告王志超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存在主要的交易习惯为：被告王志超到原告工厂或通过电话、微信下达鞋类产品订单，原告按被告王志超的要求将货物送到指定的仓库。期间，双方虽然达成货到付款的口头约定，但被告王志超长期拖欠较大数额的货款未向原告支付。2015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王志超就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期间未支付的货款进行对账。经双方对账并由被告王志超在对账单尾页签名确认的未向原告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94483元。因被告王志超拖欠原告的货款金额较大，自2015年6月15日后，原告要求被告王志超就2015年6月15日后的货款采用即时结算的方式，实际上被告王志超就这一时间后的购货基本上在一个星期左右支付了，故2015年6月15日后的货款双方未有对账，但原告自行通过核查，确认被告王志超在2015年8月8日至2016年7月2日期间的未支付货款约29000元（对于未对账确认的未付货款，原告保留依法追究被告王志超支付款项及利息等相关责任的权利）。原告方就拖欠的货款多次向被告王志超催讨。2018年12月7日，原告的经营者在被告王志超的经常居住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庆丰三栋桥街2号802房附近遇到被告王志超，并催促其支付货款。因被告王志超没有就货款支付期限及支付方式给予原告满意的答复，导致双方发生僵持。被告王志超为达到摆脱原告讨货款的目的而拨打了110报警。随后双方随同出警民警一同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石井派出所协调处理，但协调未果。原告认为，被告王志超除应当支付已对账确认但未支付的货款金额994483元外，还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主张损失按利息计算，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及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规定，原告认为利息应以994483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11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计算为268673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26日计算为42401元。2015年11月5日至2020年4月26日暂计利息合计为311074元。被告翁志英为被告王志超的配偶，且原告与被告王志超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于被告王志超、被告翁志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被告翁志英对被告王志超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994483元及利息31107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因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货款未果，为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王志超、翁志英答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王志超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主张的债权并非王志超个人所负债务，也并非被告王志超与翁志英夫妻的共同债务，原告在诉状中隐瞒了两个基本并且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个是本案当中所涉的收货单位陈总档口、米兰，其实际上为一个购货人，即陈卫良、米兰并非依法注册的经营实体，陈总档口为买卖双方的习惯性称谓，陈卫良为实际的经营者与投资者，陈卫良本人是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2年2月成立之后就与原告建立了合作关系，被告王志超在2013年7月份开始为该公司的职工，陈卫良于2014年4月带被告王志超到广州与原告的经营业主罗继焕认识，并由陈卫良在广州白云区凰岗国大鞋城开办设立了陈总档口，也就是发票中的另外一个称谓米兰，陈卫良指派被告王志超在该档口全面负责经营管理，陈卫良同时雇佣了王伟、王意涵负责具体经营事务，这是原告隐瞒的第一个重要基本事实。第二个被原告所隐瞒的重要事实是2015年6月份，因原告发给陈总档口的货物涉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石井派出所对陈总档口涉案货物大概8400双，大约价值120万元的鞋子进行了扣留，并对原告厂里的员工杨波进行刑事拘留，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案并未进入公诉程序，而扣留陈总档口的货物也未退还，公安也未出具任何收据，因此，在2015年11月5日，原告担心陈总档口被白云警方所扣货物的余下货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之下，将被告王志超强行带至原告厂区，签订了源盛鞋厂对账单，特别在对账单的开头注明米兰鞋柜/王总，这个表示收货单位的称谓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218份送货单的称谓完全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原告在2015年11月5日，当时强行要求被告王志超签订这样的确认函的时候，是有意把这个债务强行加于被告王志超的意思，然后在原告提供的所谓送货单中，收货单位一栏仅有陈总档口，米兰这样的称谓，而并无王志超、王总档口这样的收货单位。另外，被告方需要说明的是，代理人向原告、贵院提交的218份送货单中仅有经手人王志超签字的33份，其余都不是王志超签收，另外我们进行了分类，对账单中的送货单为陈总档口的共计71份，金额为534220元，送货单中收货单位为米兰的147份，金额为1097947元，标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王志超的金额仅有155510元，另外我方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11月5日强制要求王志超签订的确认函中的对账单据都在原告所提供的收货单之中，同时，代理人通过对原告强制要求被告王志超签订的对账单与提交给法院的送货单对比发现，对账单中有46笔没有送货单，共计金额398945元。第二，即便原告认为被告王志超于2015年11月5日签订的源盛鞋厂对账单是王志超对其个人债务的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支持。1.原告在其诉状中已自认买卖双方口头约定了货款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同时原告在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也即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原告也没有相关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2.2015年11月5日被告王志超被原告强行要求在对账单签字之后，截止2018年12月7日原告组织人员对被告王志超进行非法拦截之时，原告并未向被告王志超催讨。尽管原告在及诉状中称多次向被告催讨，但目前我方从法院看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当中并无证明催讨事实存在，2015年11月5日至2018年12月7日，也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已过；3.原告于2018年12月7日先后组织人员两次对被告王志超进行非法拦截，被告王志超为防止遭遇不测，只能选择拨打110报警，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石井派出所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原告在其诉状中称2018年12月7日被告王志超没有就货款支付期限及支付方式给原告满意答复，被告王志超之所以不能给原告所谓的满意答复，是因为被告王志超认为该笔债务不是其个人债务，不应当由其承担，这里我方要说明的是2020年9月3日根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持贵院的通知律师调查函向警方调查了解被告王志超2018年12月7日报警的相关资料以及2015年6月警方对陈总档口进行查扣的相关资料史，被警方拒绝。因此，我方认为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恳请贵院依法驳回。第三，原告在诉状中请求判令被告翁志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王志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同时，案涉债务也并非被告王志超与翁志英夫妻的共同债务，因此，原告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翁志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是不应支持的。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诉讼当事人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送货单，证明2014年4月15日至2016年7月2日间，原告与被告王志超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并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续期限，是由一系列的，订货、送货组成的。4.对账单、送货单，证明2015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王志超就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期间未支付的货款进行对账。根据对账单与送货单，证明被告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94483元。补充证据1.收支记录表，证明原告在2016年1-5月王志超连续向原告方经营者或经营者的配偶转账支付对账之后发生的买卖合同的货款款项;2.王志超与罗继焕的笔录，证明在2018年12月7日，原告有找到王志超向其主张支付货款的权利。原告是在笔录的时间才是得知王志超开始声称其不是老板，是帮别人打工的，也是从这个时间段才开始意识到王志超开始拒付款项。被告王志超、翁志英经质证，对证据1、2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送货单，首先原告给被告察看的原件与其提交的内容是不完整的，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上，到目前为止，三本送货单，有两本封面上写着陈总档口，另外一个写着米兰；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原告是明知该档口是陈卫良所开，王志超只是陈卫良的打工者或管理人员；对证据3送货单，首先原告给被告察看的原件与其提交的内容是不完整的，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上，到目前为止，三本送货单，有两本封面上写着陈总档口，另外一个写着米兰；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原告是明知该档口是陈卫良所开，王志超只是陈卫良的打工者或管理人员；根据2015年8月8日的送货单号为4353201，另外还有一份2016年6月3日的送货单号为6876501，送货人写着王，我方对这两张的签名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认定为是王志超所签，对该证据的两个收货单位是米兰并且该送货单的金额和时间也并非原告诉状中按对账单的金额所请求的送货单部分。被告强调，原告所提供的帐簿的封面都是写着陈总档口、米兰。对证据4的对账单最后一页王志超的签字被告代理人与被告王志超本人核对过，是被告王志超的签字，但是被告王志超说是对方强迫情形下签写的，同时单号这一页所对应的收货单都在原告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而这部分收货单中当中的收货单位为陈总档口或米兰，并非王志超或者王志超档口，刚才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提到陈卫良，认为陈卫良没有关系，我方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常理，如果说王志超为实际购货人，原告为何不直接写王志超，而写陈总档口或米兰，所以说从常理和逻辑关系上讲，陈卫良是实际的购货人，原告与被告王志超之间不存在合同买卖关系。对证据4中的送货单，第一，被告强调，原告所提供的帐簿的封面都是写着陈总档口、米兰。第二，原告主张的王志超在米兰的封面的送货单中并没有发现王志超在以米兰为封面的送货单的签字，而是王伟或王意涵的签字，根据证据可以看出，陈总档口实际上就是王志超负责铺面的管理和货款的支付，但货物是由其他人员来完成收货，其符合经营者陈卫良对该档口人员的管理分工的要求。对补充证据1，首先对手机上有关王志超的转账记录被告意见是一这上面只有王志超6690手机这样的信息，如此信息不完整，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此王志超与被告王志超是否为同一人，我方不清楚。二是原告在诉状第2页已经说的很清楚，本案所主张的是已经对账确认但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94483元；因此，即使原告补交的转账记录属实，也与原告诉讼所主张的金额没有关联性。对补充证据2，对公安的两份笔录的三性没有异议，然后，对王志超在派出所的笔录进一步证明被告第一次庭审所主张的意见，该债务不是王志超的个人债务，也非被告翁志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对罗继焕在公安的这份笔录的三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该债务属于被告王志超、翁志英的债务，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已经说了两个档口，无论是从被告方提供的意见还是原告提交的证据账页上的档口名称，都可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债务不是两被告的债务，原告刚才在举证时说看了笔录时才意识到被告帮他人打工这一事实，严重不符，上次庭审中提供的账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上次庭审时罗继焕的妻子也讲了王志超是与陈卫良认识的；从这个职务行为关系，王志超支付相应的款项，并不代表是王志超的债务，因王志超支付相应款项就认为属于王志超的个人债务缺少法律依据，也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第二关于时效问题，即使原告认为本案债务属于王志超的个人债务，本案诉讼所主张的金额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可以知道，主张的994483元货款金额是2015年11月5日确认的，同时根据罗继焕的笔录可以知道2015年6月15日以后双方的合作是现结方式，也就是说原告所提供的2016年1月至5月的转账收支记录，即使是被告王志超转款，也不能证明这些转款是货款，即使是货款，也与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994483元货款没有关系。在罗继焕、王志超的两份讯问记录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该时间已超过原告主张的金额的诉讼时效。同时，被告王志超的讯问笔录中也没有对该994483元的债务进行确认；也就是说即使该欠款金额成立，也因诉讼时效经过而导致原告丧失胜诉权。该两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想证明的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被告王志超针对其抗辩提交了如下证据：1.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证明王志超从2013年7月份入职陈卫良的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并在该公司参保。被告王志超受陈卫良的指派到广州陈总档口帮陈卫良进行管理。原告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确认被告的证明内容，实践中也可能存在一种代缴的可能性，如果王志超主张是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是劳动关系，应当举证工资发放记录，纳税清单，劳动合同等一系列等能证明劳动关系有确确实实履行的证据。第二，即使王志超与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也不必然否定王志超个人与其他主体的之间的形成的合同关系等其他法律关系。第三，被告王志超抗辩是属于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且抗辩说是档口代陈卫良管理经营，应当举证由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或陈卫良租赁档口的证据；第四，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为王志超缴纳社保，也不能够必然排除陈卫良与王志超可能存在合作甚至是合伙关系。第五，如果该缴费记录能够证明王志超是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且是代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在广州经营管理店铺，甚至代为支付款项，那么应当进一步补充证明对外支付款项的来源是源自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或者陈卫良。被告翁志英经质证，对被告王志超的证据予以认可，没有异议。被告翁志英没有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是个体工商户，经营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两被告是夫妻关系。2014年4月开始，被告王志超及档口人员王伟、王意涵等人在原告的抬头为“陈总档口”、“米兰”（同一档口，没有注册登记）的送货单上签收原告的货物皮鞋，由被告王志超通过银行卡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与被告王志超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5年11月5日，被告王志超在原告的《源盛鞋厂对帐单（TO：米兰鞋柜/王总）》上签字确认至2015年6月15日应付货款为994483元。之后，被告王志超没有再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但原告向被告王志超管理的“陈总档口”、“米兰”（同一档口）继续供应皮鞋，双方的合作是现结方式，原告补充提交的收支记录表中在2016年1月5日-5月28日期间被告王志超陆续向原告方经营者或经营者的配偶转账支付的款项均是2015年11月5日对账之后发生的买卖合同的货款款项。2018年12月7日，原告因向被告王志超追讨货款，在白云区石井找到被告王志超，被告王志超打110报警。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石井派出所接警后将原告经营者罗继焕及被告王志超带回派出所询问，并分别对两人做了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原告经营者罗继焕称一直到2015年6月15日为止王志超共欠下其工厂994483元人民币没有结清，2015年6月15日后因王志超与其的货款未结清，其与王志超就开始每次合作都是现结方式，一直到2016年1月20日后王志超就各种借口不将货款给其，打电话给王志超，王志超除了不接电话就是身体不舒服为由，后来直接消失了，其夫妻就四处寻找王志超，一直到2018年12月7日经同行告知，王志超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三栋桥附近见到王志超，就问王志超拿回货款，王志超称其不是老板，老板在上海，其只是打工的，但是原告一直跟王志超合作都是王志超本人用其自己的银行卡转账到银行卡上，但是王志超不承认是自己与原告合作。其现在的诉求是想王志超将货款结清，或者给原告写下欠条。而王志超在笔录中称其大概在2014年左右经其亲戚介绍认识了生产鞋子的罗总，当时是其亲戚带其认识，后来其亲戚看到国大鞋城生意好，就在国大租下了一个档口，因其亲戚在上海的生意比较忙，租下档口后就交给其打理，包括进货其他事情都是其亲戚陈总安排好，所有交接都是其亲戚陈总与原告交接，鞋子做好后就送货到陈总租下的档口里，由于其负责帮陈总打理档口的关系，签单也是其签的，所以现在原告来找其结清货款。其没有货物未对罗总公司结清，其是帮陈总打理档口而已。对其收到货签单是否有转账过给罗总，其称“以前是陈总交给我后来交给我，就开始由我转账给对方。”“罗总手上的单据是我的签名。”对现在对方找其何事称“他们称是我欠他们的货款，我只是帮陈总做打理档口而已。”称陈总的个人信息为“陈卫良，浙江人，年龄大约四十多岁，我没有其联系方式。”2020年6月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对被告王志超的答辩回应称，第一，被告提到的案外人陈卫良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不能阻断原告主张的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原告主张与被告王志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仅仅有对账单、送货单，只是考虑到交易时间比较长，没有一并举证被告王志超的付款记录，如果是根据送货单上虽然没有全部由王志超本人签字，但结合对账以及所涉及的陈总档口、米兰这些收货单位的付款，基本上是由王志超来进行支付的。所以原告不确认被告的答辩中陈述的其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第二，被告答辩提到的2015年6月份所谓的涉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事件，虽然具体的事实情况原告代理人不太清楚，但是，原告根据被告答辩的陈述，认为第一该事实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关联性的；第二，既然被告提到这个答辩事实，该举证责任应该由被告承担。第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认为原告多次向被告王志超催讨，这个既是事实，也可以根据原告在2018年12月7日找到被告王志超进行催款的这些情况来说明，原告不可能就是说找被告王志超一次就能够当面找到他的，尤其是在王志超刻意躲避的情况下；原告找被告王志超催款是在合法的范畴之内的，是合法的主张自己的权利，不存在非法拦截，也不存在说是派出所在接到110报案之后帮助王志超脱身这一说法，派出所在接到110报案以后没有对这个民事纠纷进行处理，不表示就是帮助王志超脱身，而事实的话，原告是合法主张的债权，没有脱身的必要。另外，被告答辩说是在2018年12月7日的原告经营者与被告王志超的碰面，他们认为是没有提到债权，但是根据一般的生活常理，在被告欠原告较大债务的情况下，原告好不容易找到被告，不可能只是约他谈心，或者是谈其他与债权、债务无关的事情。原告的经营者是认识陈卫良的，据原告了解的情况，陈卫良跟王志超是亲戚，陈卫良与王志超两人的妻子是亲姐妹。陈卫良本人或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也会向原告下单，但是不是本案的所主张的货款，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涉及的货物是不同的品牌。原告对刚才被告所称的由陈卫良或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委托王志超去管理陈总档口或米兰档口的事实不予确认。2015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王志超对账之时，原告没有强迫被告王志超与原告对账。因为在对账之后，原告与被告还有生意往来，当时因为欠款巨大，所以当时约定拿货在一两天支付货款，所以才继续给被告供货的，一直供货到2016年7月2日，不可能原告逼迫被告签订的。2015年11月5日签订对账单之后，王志超没有向原告支付过对账单中的货款。在2015年11月5日之后，原告有向王志超要求支付货款，一直打电话催款，现在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被告王志超称在2015年11月5日至2018年12月7日之间，原告没有向被告王志超就本案所涉及的对账金额进行催款。之所以没有追讨，是因为这个债务本身就不是王志超的，然后在11月5日时签订时实际上原告也是这样跟王志超说的，之后为何来找王志超，是因为陈卫良被判刑，找不到陈卫良才来找王志超的。对于王志超是受陈卫良的委派去管理涉案的档口，被告有这方面的证据，王志超在陈卫良公司交社保的记录。由于时间太长，而且陈卫良服刑之后，很难找到相关的证据。陈卫良是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超在2013年7月份已经入职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并在该公司购买社保。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与被告王志超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虽然原告与被告王志超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告向“陈总档口”、“米兰”（同一档口，没有注册登记）所送的货物皮鞋是由被告王志超及档口人员王伟、王意涵等人签收，由被告王志超通过银行卡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且被告王志超也在原告的《源盛鞋厂对帐单（TO：米兰鞋柜/王总）》上签字确认至2015年6月15日应付货款为994483元。因此对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王志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表面证据成立，原告已初步完成举证责任。对于被告王志超认为其是在受原告胁迫而在原告的《源盛鞋厂对帐单（TO：米兰鞋柜/王总）》上签字，但未举证证明其签字时受到原告胁迫，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王志超抗辩认为涉案档口是其亲戚陈卫良租赁的，其是陈卫良开办经营的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员工，陈卫良指派其经营管理该档口，其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被告王志超只举证了其在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购买社保的证据，由于被告王志超的抗辩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得到案外人陈卫良或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的确认，被告王志超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仅凭被告在上海励志经点服饰有限公司购买社保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是受陈卫良的指派经营管理涉案档口，对被告王志超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在对账后，被告王志超与原告之间还实际发生了供货后即时结清货款的行为，可以相互佐证，本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王志超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王志超尚欠原告货款994483元未付，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994483元的民事责任。对于被告翁志英是否应当对被告王志超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因本案是商事纠纷，夫妻一方因商事纠纷所产生的债务应不属于夫妻债务，而且被告翁志英否认有与被告王志超共同经营涉案档口，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被告翁志英有与被告王志超共同经营涉案档口，被告翁志英不应当对被告王志超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翁志英对被告王志超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994483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两被告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应当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予以审查。2015年11月5日被告王志超签订对账单之后没有向原告支付过对账单中的货款，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为2015年11月5日，之后虽然原告称其有向被告王志超要求支付货款，一直打电话催款，但称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被告也予以否认原告有向其催款，故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而且在对账后虽然被告王志超曾有向原告支付货款，但双方均确认并非支付本案的货款，故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原告直到2018年12月7日找到被告王志超，才向被告王志超进行催款，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源盛鞋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50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广州市荔湾区源盛鞋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红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任 越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