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3504号原告：郭利，男，196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富，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丽平，女，196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男，沈丽平之丈夫，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富，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法定代表人：王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宪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春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利、沈丽平与被告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利及其与沈丽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焕富，被告五矿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宪英、高春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利、沈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郭利、沈丽平与五矿信托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五矿信托公司承担。诉讼中，郭利、沈丽平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郭利、沈丽平与五矿信托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的《抵押合同》。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案外人国民信和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和公司）委派公司业务员张xx与郭利、沈丽平洽商房屋抵押贷款事宜。此前，郭利、沈丽平与银行存在房屋抵押事宜，经国民信和公司操作与银行解除了房屋的抵押登记。此后，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共同编造事实，即国民信和公司用款370万元并要求五矿信托公司与郭利、沈丽平签订信托贷款合同，所贷款项实际由国民信和公司使用，亦由国民信和公司偿还利息，郭利、沈丽平提供房屋抵押。上述事实均由国民信和公司职员与五矿信托公司接洽办理，同时由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共同委托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公证员由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提前约好，公证内容也为虚假内容；在办理公证时，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公司，由郭利、沈丽平将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内容背熟后当场由公证员询问并记录在案，事实上郭利、沈丽平与五矿信托公司提供的虚假公司并无关联，也非此公司的股东。因五矿信托公司与国民信和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被告五矿信托公司辩称，不同意郭利、沈丽平的诉讼请求。第一，五矿信托公司与国民信和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五矿信托公司与国民信和公司未有过任何合作，未签署任何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第二，《信托贷款合同》项下资金应当用于生产经营。郭利、沈丽平与五矿信托公司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郭利、沈丽平应将贷款用于生产经营，且郭利、沈丽平于《信托贷款合同》第十五条亲笔抄写了关于借款资金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承诺。另外，五矿信托公司于放款前提供了郭利、沈丽平作为小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证明文件及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证明文件。因此，郭利、沈丽平应当知晓资金用途的约定。第三，公证手续为正常途经、正规程序办理。郭利、沈丽平所称公证员系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提前约好的，公证内容为虚假内容，与事实不符。五矿信托公司从未与国民信和公司或者公证员提前沟通公证虚假内容。第四，《信托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均有效。上述合同均于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且五矿信托公司与国民信和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第五，郭利、沈丽平提供的张xx的《证明》并非事实。五矿信托公司对张xx所称由国民信和公司代为偿还利息一事毫不知情，五矿信托公司也从未提供虚假公司的相关材料，也从未与国民信和公司有过合作。第六，郭利、沈丽平提起的撤销之诉时效为1年。第七，《信托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不能亦无法撤销。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30日，五矿信托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甲方）、郭利作为抵押人（乙方）、沈丽平作为抵押人配偶签订了《抵押合同》。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与郭利、沈丽平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向郭利、沈丽平发放贷款，郭利、沈丽平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向甲方偿还贷款本息；为确保债务人按时履行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保障甲方债权的实现，乙方（含抵押人配偶）自愿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指甲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对债务人享有的要求债务人偿还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款项的债权。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约定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提前还款补偿金、债务人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金，按照主合同由债务人承担而由债权人垫付的各项费用等。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370万元。2018年10月9日，郭利就其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房屋办理了五矿信托公司为抵押权人的登记，抵押权种类为一般抵押，被担保数额为37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12个月。另查，2018年9月21日，郭利填写借款申请表，申请借款400万元，借款用途处载明用于公司经营（名庄荟（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庄荟公司）、实际控制人。2018年10月11日，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出具（2018）京精诚内经证字第04989号公证书，公证事项为《信托贷款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包括申请人五矿信托公司与申请人郭利、沈丽平（二人系夫妻，并称债务人）于2018年9月30日在公证处办理《信托贷款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为证明郭利、沈丽平的贷款用途，五矿信托公司提交了名庄荟公司的证明，证明郭利为实际出资人之一；还提交了名庄荟公司与北京赛德利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诉讼中，本院应五矿信托公司申请向北京市精诚公证处调取了公证书的底档材料。其中，2018年9月30日，公证人员向郭利、沈丽平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及告知，其中提示“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他人投资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承诺，你希望获得高利息，不法分子觊觎的是你的房产；要相信正规金融机构，不要向不熟悉的个人或不了解的机构抵押房产进行借款。”郭利、沈丽平称“贷款用途名庄荟公司经营使用，郭利是实际出资人之一。”询问是否认识委托办理抵押登记的受托人，郭利、沈丽平称“五矿信托公司指定的专门办理抵押手续的”，问“是否信任上述受托人”，答“信任”。问“为何委托这么多人”，答“主要看谁有时间，都可以单独去办理”。笔录后郭利、沈丽平手写“知悉公证员告知的债权文书，委托（抵押）的法律意义和风险。”“已逐句阅读了本笔录并逐页签字，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及所述的内容均属实，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郭利、沈丽平提交了张xx的证人证言，以证明签订《抵押合同》的过程。张xx自称其为国民信和公司旗下的众联财富员工，主要负责客户的投资理财；2018年9月，介绍郭利投资国民信和公司，具体方式为郭利利用名下房产贷款370万元，投资国民信和公司，国民信和公司给予郭利年13%的回报，其向五矿信托公司借贷所产生的利息，由国民信和公司代为偿还；上述业务办理过程，全程由国民信和公司操办，国民信和公司工作人员程维、赵君与五矿信托公司提前联系好，为郭利提供虚假的公司，便于达到顺利贷款的目的；五矿信托公司找到相关的公证处，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内容，让郭利复述，再由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贷款批下来后，370万元进入郭利账户，直接由国民信和公司人员划至指定人员账户。张xx到庭称：当时与五矿信托公司的杨斌联系的，杨斌自称是五矿信托公司的人，办理公证的时候去的是佳隆国际大厦，先在楼下等，安排完了后再上楼办理；因张xx自己也以房产贷款获取收益，因此清楚利息实际由国民信和公司支付。五矿信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所称杨斌与五矿信托公司无任何关系，从证言反而可以看到，郭利、沈丽平以年利率7.82%自五矿信托公司取得贷款，然后转投国民信和公司获取年利率13%的利息，以此赚取利息差。郭利、沈丽平提交的郭利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10月12日，五矿信托公司向郭利发放贷款370万元，当日，郭利向韩秀梅账户转账360万元，向赵西杨分别转账50000元、24000元。郭利、沈丽平主张撤销《抵押合同》的主要理由为：办理贷款系国民信和公司所为，五矿信托公司与国民信和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合同中的空白文件可能对郭利、沈丽平造成重大影响，国民信和公司与郭利、沈丽平签订了理财合同，理财金额370万元，随后国民信和公司与五矿信托公司共同欺骗办理了抵押贷款。五矿信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郭利、沈丽平称五矿信托公司与案外人国民信和公司串通欺骗郭利、沈丽平签订了《抵押合同》，但从其目前提交的证据材料看，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从《抵押合同》签署的公证过程看，公证员对二人进行了风险提示，二人对此亦表示明知。故郭利、沈丽平要求撤销《抵押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利、沈丽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00元，由原告郭利、沈丽平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方审判员 李林强审判员 周裕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