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1023民初877号原告：刘某，男被告：某公司， 被告：唐某，。原告刘某与被告某公司（简称“某工贸”）、唐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被告某工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某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某工贸、唐某连带支付结算款45万元及自2017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27日，刘某与某工贸签订了《某合同》，约定承包期三年，因承包模式及某工贸发展规划原因，合同实际履行三个月后停产。2017年6月7日，刘某与某工贸签订《某协议书》，解除了前述合同，某工贸根据《某协议书》约定，向刘某出具了三份欠条。前两次某工贸法定代表人唐某及股东分五次给付刘某结算款96万元，刘某将前两张欠条退还某工贸；因某工贸尚欠45万元未付，故第三份欠条仍由刘某持有。2017年7月5日，某工贸进行股权变更，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刘某向被告某工贸主张还款遭拒，故诉至法院。被告某工贸辩称：1.某工贸账户收入仅有2016年9月至12月130万主营业务收入，均为公司销售黄金所得，无其他入账款项，刘某所称承包选矿厂保证金及预付款从未支付到公司账户；2.2017年6月7日至今，某工贸未向刘某支付过任何费用；3.2017年6月5日，某工贸的法定代表人由唐某变更为马某，刘某与唐某2017年6月7日签订的《某协议书》甲方落款系唐某签名、捺印，唐某既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无法定代表人授权，该协议效力待定，从款项支付情况可看出，此系唐某的个人行为；4.刘某提交的50万元欠条仅加盖了公章，没有任何经办人员、财务人员或单位领导签字，与某工贸无关联；5.自某工贸变更法定代表人至今，刘某从未向某工贸主张过债权，其也清楚本案所涉141万元系唐某的个人债务；6.2017年某工贸股权转让时，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债务清偿要约，受让方按转让方提供的债务，前期支付了3500万元费用，用于受让方清偿标的物所有债务，原股东唐某、唐某、宋某按照约定，清偿了全部标的物所承担的债务，并提供了清偿清单，某工贸与刘某无资金往来；7.唐某、唐某、宋某因涉嫌股权交易诈骗罪，现由某县公安局立案侦办，刘某与唐某签订的《某协议书》是否涉及损害第三方利益，需公安机关在侦办诈骗案件中查实。被告唐某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刘某提交的证据：1.《某合同》、《某协议书》、欠条，证明双方债权债务产生的过程及所欠款项的总金额、未付金额。2.借记卡交易明细5份，证明某工贸的股东唐某、唐某、宋某先后五次向刘某付款96万元。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2017年6月5日某工贸法定代表人变更，2017年7月5日变更高层管理人员，唐某与刘某签订解除协议时仍是某工贸的董事长，可以代表公司签订协议。被告某工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某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唐某在签订《某协议书》时不是某工贸法定代表人，签字未经法人授权，效力待定，公司未收到刘某缴纳的保证金、预付款，唐某、唐某、宋某向刘某付款系个人行为；唐某个人给刘某出具欠条，公司不知情，亦不认可。对证据2无异议，但均系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某工贸提交的证据：1.记账凭证复印件和收款收据各一张、会计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了某工贸自成立以来所有的收支情况，公司账户没有刘某的转账收入或支出。2.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和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某工贸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及高层管理人员变更的时间。原告刘某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记账凭证复印件和收款收据均系某工贸内部记录，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会计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某工贸的内部问题，刘某是按照某工贸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要求汇款、转账，至于公司内部账务，刘某不清楚。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完整，没有确切日期，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该协议是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内部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对公司登记基本情况无异议。本院依职权，调查了某工贸原股东唐某、宋某，二人均证明对刘某的转账和收支未移交某工贸财务。本院对以上原告刘某提交的《某合同》复印件1份，借记卡交易明细5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某工贸提交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某协议书》1份，该合同虽系某与刘某签订，但加盖某工贸印章，予以认定；2.对原告提交的欠条1张，因注明欠款单位为某工贸，并加盖印章，予以认定；3.对被告某工贸提交的记账凭证复印件和收款收据复印件各1张，会计公司鉴定意见书1份，《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与本院调查的唐某、宋某的笔录相互印证，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27日，刘某与某工贸就该公司某事宜签订《某合同》，合同对矿石计量、取样、金属量计算及异常品位处理办法、生产计价标准等作出约定，合同约定有效期三年。2017年6月7日，刘某与某工贸签订《某协议书》，约定：“……因为承包模式及甲方公司发展规划原因，双方签订合同后实际生产了3个来月就停产至今，现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一、双方协商一致均同意解除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某合同》。二、解除合同时由甲方（某工贸）赔偿乙方（刘某）赔偿金30万元；甲方现有存放在小仓库中的含金冶炼炉渣和电解炉中的贫碳归乙方所有。三、乙方所购买的维修选矿设备的配件及材料和相关用品归甲方所有。四、双方解除合同时经甲、乙双方共同结算，甲方应当退还乙方的保证金50万元，预付款61万元，本次解除合同赔偿金30万元，共计141万元。由甲方分三期付给乙方，本协议签订之日付给乙方41万元，2017年7月30日前付给乙方50万元，8月30日前付给乙方50万元。逾期未付，拖欠金额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五、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原来双方签订的《某合同》废除，自签字之日三日内乙方自动撤离甲方公司，乙方的债权、债务及劳工工资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该解除协议中，甲方唐某签字，并加盖某工贸的印章，乙方刘某签字捺印。2017年6月7日，某工贸向刘某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刘某（身份证……）解除《选厂承包合同》结算款（第三笔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于2017年8月30日前付清，若逾期未付，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利息。欠款单位：某公司。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加盖某工贸的印章）”2017年6月8日唐某三次向刘某转账41万元，2017年7月18日唐某向刘某转账50万元，2017年9月18日宋某向刘某转账5万元，共计96万元。另查明，2016年10月唐某与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联系协商由某公司收购某工贸，某公司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对某工贸开展考察收购工作。2017年6月5日，某工贸法定代表人由唐某变更为马某（原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17年7月5日，某工贸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资料发生变更，由马某、唐某、宋某、唐某、宋山变更为马某、党中卿。期间，唐某、宋某、唐某与某公司发起成立的杭州某矿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唐某、乙方宋某、丙方唐某将其持有的某工贸100%的股权及项下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丁方杭州某矿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协议尾部载明：“丁方（签章）：暂由某公司代签章（加盖印章）”。还查明，唐某涉嫌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在逃，马某、宋某、唐某等人涉嫌合同诈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刑事犯罪案件正在审理中。本院认为，2017年6月5日，某工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由唐某变更为马某，2017年6月7日，唐某仍持有某工贸的印章、以某工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某协议书》、出具欠条，刘某有理由相信唐某以上行为有代理权，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某工贸应按约向相对人刘某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实际欠款人追偿。刘某在庭审后以起诉时把唐某列为被告是为了让法院查明事实，便于审理案件为由申请撤回对唐某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准许。某工贸辩称，双方所争议的欠款是刘某与唐某个人之间的债务，唐某在签订《某协议书》时已经不是某工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某工贸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刘某对变更法人是否知悉，但公安部门调查诈骗案中，能够证明刘某知道某工贸法人变更的时间，唐某无权代表某工贸签订《某协议书》和出具欠条，且某工贸原股东唐某、唐某、宋某因涉嫌合同诈骗案刑事犯罪，刘某与唐某签订的《某协议书》是否涉及损害第三人利益，需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的观点，由于被告某工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唐某签订《某协议书》、出具欠条时知道唐某不是某工贸法定代表人，同时本案是因履行解除合同协议引起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涉嫌经济犯罪，故对被告某工贸所辩称的观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刘某要求某工贸支付结算款4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某解除合同欠款450000元，并自2017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被告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二年内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逾期申请的由申请人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审  判  长     梁洪君 人民陪审员     孙华鑫人民陪审员     李  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何  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