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7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忠，男，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蓉，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浦上大道198号爱琴海购物公园六层601。 法定代表人：刘其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朦，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万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瀛洲街道江滨中大道188号福州世茂外滩花园南江滨商铺B段1层06店。 法定代表人：刘其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朦，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忠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福建省万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锦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2018)闽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建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刘兆蓉，红星美凯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蔡朦，万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雷、蔡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忠不服原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并改判支持刘建忠的一审诉讼请求；2.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受理刘建忠在一审提交的反驳证据，存在程序违法和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为确认涉及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效力之诉，而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是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履行，转让方是否同意股权交割的重要依据。在原审中，刘建忠提交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验证报告、银行进账单等相关证据，证明刘建忠以自己的名义出资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在红星美凯龙公司成立后由其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根据红星美凯龙公司股东会决议缴纳了2.4亿元认缴出资款。因此，刘建忠与万锦公司签订《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是以实缴出资额2.4亿元为对价将讼争股权以2.4亿元转让给万锦公司，并约定万锦公司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转让款。但万锦公司一直未支付2.4亿元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刘建忠不可能同意交割股权，即将该股权转让协议提交股东会表决并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手续。由于讼争股东会决议上的“刘建忠”签名并非刘建忠所签，该股东会决议并非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伪造的，应属无效。对于上述刘建忠的出资事实，红星美凯龙应当知悉。然而，其在原审开庭时，却当庭提交补充证据，证明刘建忠在支付2.4亿元认缴出资款的同时，红星美凯龙向刘建忠转账7笔共计2.4亿元，表明刘建忠的2.4亿元出资是通过“走账”的方式完成，误导法庭认为刘建忠并无实际出资，万锦公司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影响讼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为了反驳红星美凯龙的上述抗辩主张，也便于法庭查明事实。刘建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刘建忠于2010年6月16日向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拍卖保证金1亿元(合同签订后转为土地款);同年8月-11月向红星美凯龙汇款8121.6万元，用于支付土地款，共计18121.6万元;2011年4月刘建忠缴纳2.4亿元认缴出资款。表明刘建忠在缴纳出资后，其之前支付用于土地款的18121.6万元转为红星美凯龙借款。因此，上述红星美凯龙向刘建忠转账7笔共计2.4亿元，其中5笔转账共计18121.6万元的凭证上明确注明为“还款”，显然是红星美凯龙向刘建忠归还其已支付的土地款。然而，刘建忠提交证据后，一审判决中也只字未提刘建忠提交的反驳证据及主张，表明原审法院不予受理、采纳刘建忠的反驳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五十八条也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驳证据需要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交换。”刘建忠针对红星美凯龙在原审当庭提交的证据，而在庭后提交反驳证据，符合证据规则。原审法院不予受理、采纳刘建忠的反驳证据，是违法的。而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即使刘建忠是逾期提供反驳证据，鉴于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十分重要，而原审法院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消极方式，也是违法的，并有违公平公正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表述为:“2011年4月25日、26日，刘建忠向红星美凯龙转账两笔共2.4亿元，备注为投资款。2011年4月26日，红星美凯龙向刘建忠转账三笔共计1.2亿元，备注为还借款。2011年4月27日，红星美凯龙又向刘建忠转账四笔共计1.2亿元，备注为还款。”这一表述方式让人误认为刘建忠已通过借款的方式抽回2.4亿元出资，甚至误认为万锦公司未支付2.4亿元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未考虑万锦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这一事实，仅以《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即使讼争《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上刘建忠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也应当认定讼争《股东会决议》是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这一认定，不合常理，与其上述错误事实认定有关。 （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讼争《股东会决议》符合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一，讼争股东会会议的召开是虚构的。讼争《股东会决议》显示，该股东会于2011年11月8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公司股东刘建忠、上海红星美凯龙及万锦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其财)，会议由刘建忠主持，议题是表决公司股东变更事宜。事实上，刘建忠并不知道曾召开过上述股东会会议，更没有参加并主持该股东会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红星美凯龙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对于是否召开过股东会会议，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负有举证责任。然而，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召开过上述股东会会议，以及证明刘建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召开过上述股东会会议，或者授权他人参加该股东会会议。需要说明的是，《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仅涉及董事长的任免，不是办理股东变动登记的法定文书。法律也无规定办理股东变动登记应当提交董事会决议。一审判决认定“讼争《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均是股权转让过程中为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而由红星美凯龙形成的决议”是错误的。而且，在公司未依法召开股东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情况下，无法律规定作为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应当知道公司是否真实发生股东变更的情况。本案也无证据证明红星美凯龙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集过有关股权转让、股东变更的会议，并且已经通知刘建忠，刘建忠作为股东、董事、监事应当参加而未参加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以“刘建忠同时具有红星美凯龙的董事、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方、受让方万锦公司的监事等多重身份”为由，认定刘建忠“理应参与讼争《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并且“对红星美凯龙股权变更事项应当是清楚的”，缺乏依据。 第二，讼争《股东会决议》上所谓“刘建忠”签名并非刘建忠本人签名，也非刘建忠授权他人代签，是伪造的。讼争《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刘建忠”签名并非刘建忠本人所为，刘建忠提供的笔迹鉴定报告也证明该签名并非本人笔迹。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刘建忠授权他人代为签名。讼争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需要说明的是,《股东会决议》是由红星美凯龙作出的，红星美凯龙应当承担该决议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在刘建忠提供笔迹鉴定报告证明讼争《股东会决议》上“刘建忠”签名并非本人笔迹，而红星美凯龙却未能举证证明召开过作出该决议的股东会会议，也未能证明该决议上的“刘建忠”签字确为刘建忠本人所为，或刘建忠授权他人代为签名。也就是说，红星美凯龙虽然对刘建忠的鉴定报告提出异议，但不能履行证明该决议真实性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建忠单方委托鉴定，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更不影响鉴定报告的证明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建忠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其单方委托，红星美凯龙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股东会决议》上刘建忠的签名是伪造的”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其作出的该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在刘建忠提供司法鉴定报告证明签名并非本人笔迹的情况，原审法院可以依职权对讼争《股东会决议》的笔迹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以查明事实真相。 第三，讼争股东会决议内容并非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2011年11月8日，刘建忠与万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建忠“同意将持有红星美凯龙40％的股权共24000万元出资额(实缴24000万元)，以24000万元转让给”万锦公司，万锦公司“同意在协议签定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24000万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刘建忠，并明确约定“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万锦公司)即成为红星美凯龙的股东”。表明万锦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先履行义务,刘建忠在收到转让款后承担办理股权交割、股东变更的后履行义务。这也符合股权转让的交易习惯。鉴于讼争《股东会决议》是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手续的法定文书，其形成的时间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意味着刘建忠在签订协议当日即同意股权交割、股东变更，不符合协议约定和股权交易习惯。鉴于万锦公司一直未支付2.4亿元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刘建忠不可能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手续。因此，并非刘建忠本人签名的讼争《股东会决议》，不可能是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一审判决却忽视上述事实，尤其是在认定中只字未提万锦公司一直未支付2.4亿元股权转让款这一重大事实，仅以刘建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就认定讼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也符合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刘建忠在原审中己向法庭说明其之所以在2011年11月辞去红星美凯龙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改由其指派的董事刘其财担任，并且长时间不再参与公司管理的原因。除因为刘其财是刘建忠的嫡亲哥哥，刘建忠本来就已指派他担任红星美凯龙的董事外，直接的原因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福州房地产业很不景气，刘建忠其他房地产项日遇到困难需要经营管理，而当时红星美凯龙的房地产项目正在建设中。因此，刘建忠辞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交由刘其财担任，代为管理。对上述事实，刘建忠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和《关于金融街D6地块“华班国际大厦”开发建设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证明刘建忠于2010年就设立福建华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华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11年刘建忠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存在困难，其辞去红星美凯龙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实属正常。至于万锦公司，其成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承接刘建忠转让的股权，因此公司成立后当天就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协议》。后因股权转让款一直没有支付，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所以刘建忠也从未参与该公司的管理。 上述事实表明，讼争《股东会会议》是虚构、伪造的，并非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之一。讼争《股东会决议》违反了法津强制性规定，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讼争《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 （三）一审判决认定在本案中万锦公司只能作为第三人，被告主体不适格，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撒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的规定，并未规定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被告只能是公司，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只能列为第三人而不能列为被告。其次，讼争《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列明万锦公司参加会议，并盖有其公章。鉴于讼争《股东会会议》为虚构，万锦公司也以此将刘建忠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成为红星美凯龙的股东，充分表明万锦公司与红星美凯龙共同伪造讼争《股东会决议》，共同侵犯刘建忠的合法权益，万锦公司应当与红星美凯龙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在本案中万锦公司不仅仅是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还是直接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因此，刘建忠将万锦公司与红星美凯龙列为共同被告，诉请承担共同法律责任，并无不当。 （四）一审判决对刘建忠的民事裁定复议申请不予答复，程序违法。刘建忠在本案起诉后，为防止万锦公司转移案涉股权，依法向一审判决申请对万锦公司持有红星美凯龙40％的股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按要求提供了2.4亿元的保函作为担保和缴纳诉讼保全费。原审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闽民初142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请。刘建忠不服，于2019年1月30日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然而，原审法院却对刘建忠的复议申请不予答复，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在刘建忠提起保全申请后，万锦公司将案涉股权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股权质押。表明刘建忠提起保全申请不仅合法，也十分必要。 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辩称，一、案涉股东会确已召开，所形成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刘建忠签署，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董事会决议》相互印证；三、股东会内容实质优于召开形式，讼争《股东会决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有效，如果刘建忠认为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存在瑕疵，依法仅属于可撤销情形，且本案除斥期间已经届满；四、刘建忠多次就同一事实恶意起诉红星美凯龙、万锦公司及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其财，扰乱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五、《股东会决议》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刘建忠要求恢复股权及获得经济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刘建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1年11月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红星美凯龙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其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进行的股东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恢复刘建忠持有红星美凯龙40%股权；3.红星美凯龙和万锦公司赔偿刘建忠经济损失（暂定6000万元，以实际损失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红星美凯龙成立于2010年8月20日,发起股东为上海红星美凯龙和刘建忠，注册资本6亿元，刘建忠认缴出资2.4亿元。2010年8月19日，红星美凯龙召开首次股东会决议，选举车建兴、刘建忠、潘平、谌俊宇、刘其财担任首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2.2011年4月25日、26日，刘建忠向红星美凯龙转账两笔共2.4亿元，备注为投资款。2011年4月26日，红星美凯龙向刘建忠转账三笔共计1.2亿元，备注为还借款。2011年4月27日，红星美凯龙又向刘建忠转账四笔共计1.2亿元，备注为还款。 3.2011年12月1日，红星美凯龙法定代表人由刘建忠变更为刘其财，股东刘建忠变更为万锦公司。2015年3月13日，刘建忠不再担任红星美凯龙董事。 4.万锦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8日，发起股东为刘其财、刘建忠、刘泰凡。自万锦公司成立至今，刘建忠在万锦公司担任监事一职。 5.2011年11月8日，刘建忠与万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建忠同意将持有红星美凯龙40%的股权共2.4亿元出资额（实缴2.4亿元），以2.4亿元转让给万锦公司，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6.2011年11月8日，红星美凯龙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载明：出席会议人员：车建兴、刘建忠、潘平、谌俊宇、刘其财。决议内容：同意刘建忠辞去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选举刘其财为公司董事长，并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7.红星美凯龙提供2011年11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参加会议人员：1.原股东：刘建忠、上海红星美凯龙。2.万锦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其财）。会议议题：协商表决本公司股东变更事宜。决议内容：一、同意原股东刘建忠将所持有公司4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2.4亿元实缴出资额为2.4亿元，以2.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万锦公司。股东转让后，现有股东出资情况如下：1.股东上海红星美凯龙，认缴注册资本3.6亿元，占注册资本60%；实缴注册资本3.6亿元。2.股东万锦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4亿元，占注册资本40%；实缴注册资本2.4亿元。二、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附同意通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刘建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8.刘其财与刘建忠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刘建忠向刘其财借款9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借款利率按2%每月计息。该笔借款刘建忠确认已于2010年3月1日收到刘其财出借的9600万元。如刘建忠逾期未返还上述借款，刘建忠同意以其通过万锦公司投资红星美凯龙的股权折价及其产生的收益优先偿还刘其财的借款，该优先权由刘其财自行行使，必要时刘建忠予以配合。 9.刘建忠于2019年1月2日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万锦公司名下的红星美凯龙40%的股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自愿对财产保全提供2.4亿元的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裁定，驳回刘建忠的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2011年11月8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2.红星美凯龙和万锦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刘建忠经济损失及数额认定。 （一）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的规定，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被告应当是红星美凯龙。刘建忠将万锦公司也列为被告，但万锦公司仅是股东之一，其仅是决议涉及的其他利益关系人，只能作为第三人，故刘建忠对万锦公司的起诉，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 刘建忠以红星美凯龙虚构股东会及伪造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2011年11月8日《股东会决议》无效。各方当事人在2011年11月8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董事会决议》及讼争《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万锦公司也于同日成立。从讼争《股东会决议》内容看，决议同意刘建忠将红星美凯龙40%股权以2.4亿元转让给万锦公司，确认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出资情况，并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刘建忠对《股权转让协议》不持异议，其内容与讼争《股东会决议》可以相互印证。刘建忠在2011年11月8日前担任红星美凯龙法定代表人，其后也长期担任红星美凯龙董事，其对红星美凯龙股权变更事项应当是清楚的；从万锦公司成立的时间看，其设立目的是为了受让红星美凯龙股权，刘建忠作为万锦公司的股东兼监事，对万锦公司受让讼争股权事项也应当是清楚的；刘建忠与刘其财签订《借款协议》进一步确认其通过万锦公司投资红星美凯龙的股权。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讼争股权转让是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建忠对《董事会决议》不持异议，该决议同意刘建忠不再担任红星美凯龙法定代表人。讼争《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均是股权转让过程中为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而由红星美凯龙形成的决议，刘建忠同时具有红星美凯龙的董事、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方、受让方万锦公司的监事等多重身份，其理应参与讼争《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刘建忠主张股东会是虚构的理由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刘建忠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其单方委托，红星美凯龙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股东会决议》上刘建忠的签名是伪造的。即使讼争《股东会决议》上刘建忠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从决议内容和决议形成过程看，应当认定讼争《股东会决议》是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足以否定讼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综上所述，讼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刘建忠主张讼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红星美凯龙依据讼争《股东会决议》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刘建忠主张恢复其持有红星美凯龙40%股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红星美凯龙和万锦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刘建忠经济损失及数额认定的问题 如前所述，讼争《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红星美凯龙依据讼争《股东会决议》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刘建忠主张红星美凯龙和万锦公司侵犯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刘建忠也无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故对刘建忠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刘建忠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建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1800元，由刘建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建忠向本院申请出具调查令，向有关单位调取案涉股权质押的相关资料，后又申请调查案涉签名真伪情况。经二审庭审询问，其并不能提供出具调查令的法律依据。而且，就其申请调查的对象案涉股权质押情况而言，均发生在案涉股权变更登记之后，本身也与变更登记之前的案涉协议效力等问题没有直接关联。故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规定，对刘建忠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案涉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东会决议》性质、成立及效力问题；（二）一审判决是否程序违法问题 （一）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性质、成立及效力问题。 刘建忠上诉认为，案涉2011年11月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上其所谓本人签名为伪造，故该协议为虚构、伪造，并非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经本院查明，该决议的参与及签名主体为“原股东：刘建忠、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新股东“万锦公司”。决议内容包括两项：一是同意刘建忠转让案涉股权给新股东万锦公司并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出资情况；二是同意就股权转让相关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附同意通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依照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可知，公司股东会作为公司内设的权力机构，决议事项为公司自身事项且有权参与决议主体为全体股东。而案涉《股东会决议》参与主体包括了当时尚未成为股东的万锦公司，且决议内容包括了同意股东刘建忠转让其个人持有的案涉股权。故从决议形式和决议内容而言，该决议都有与公司法对股东会的规定不一致之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规定，应依法将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性质作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但也均未就其真正法律性质发表明确观点。要判断案涉《股东会决议》性质，应结合该缔约背景、缔约主体身份、决议主要内容等综合考量。根据已查明事实，该决议与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主体和受让主体、股权转让比例、股权所在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等方面均相同。再结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对股权转让的程序要求，可以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实质就是其他股东书面共同同意刘建忠转让案涉股权给万锦公司并确认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并以股东会决议方式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其既有其他股东均以个人名义书面同意案涉股权转让，也有以红星美凯龙股东会作出决议形式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也即该协议兼具其他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的书面同意和股东会决议两重属性，而非单纯的股东会决议。 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刘建忠上诉主张，决议上的本人签名是他人伪造，故该决议为无效。由于决议一方是否在决议上签名涉及到其是否作为决议一方参与表决该决议记载的决议内容，该决议是否因缺少决议一方的签名，从而未形成对决议内容的共同意思表示，从而导致决议未成立这一基本事实问题，本院在二审庭审中让各方当事人对此充分发表了意见。刘建忠当庭表示该决议没有成立，而且从该决议向工商部门提交导致股权变更登记结果角度看，该决议应当是无效的。而万锦公司、红星美凯龙则认为该决议已经成立生效，否则刘建忠的一审、二审诉讼请求都是错误的。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应结合案件相关事实综合判断。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刘建忠有转让案涉股权给万锦公司的意图并已经着手实施相关转让行为。根据已查明事实，刘建忠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主体和受让主体、股权转让比例、股权所在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等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内容一致，这说明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刘建忠已同意该《股东会决议》内容。第二，刘建忠认可的与案涉《股东会决议》同日签订的案涉《董事会决议》已经同意刘建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不再担任红星美凯龙的法定代表人，并选举了代表万锦公司的刘其财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建忠上诉称，之所以转让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职务，是因为其名下公司众多，精力有限，故交由其嫡亲刘其财管理。但从《董事会决议》签订时间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刚好吻合，以及转让全部股权后即退出公司，不再担任公司重要职务并选举新股东或其代表担任该职务这一商业惯例角度而言，如果刘建忠不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中转让案涉股权给万锦公司，不再担任红星美凯龙公司股东的内容，则一般不会主动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这一重要的职务。而同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则印证了上述转让股权、交出公司重要职务的商业惯例。第三，在案涉股权变更登记到万锦公司名下后，刘建忠长时间并未提出异议，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虽然刘建忠上诉主张其仅为万锦公司监事，并不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对案涉股权转让并不知情。但从案涉《股东会决议》签订同日提交的万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所列股东可知，刘建忠当时还具有万锦公司的股东身份。因此，刘建忠当时既是万锦公司股东，又是万锦公司的监事，同时还是万锦公司受让的案涉股权出让人。故刘建忠关于其因不参与万锦公司生产经营，不了解股权已经变更到万锦公司名下的情况的陈述，与其当时兼具的三重身份对案涉股权交易履行情况的应有认知相悖。第四，刘建忠上诉称在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不会同意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的观点与已查明事实不符。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万锦公司同意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2400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刘建忠。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如果刘建忠没有在约定时间内收到该笔巨款，则应会向万锦公司积极主张付款。但其在长时间没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都没有采取积极救济措施。对此，刘建忠的理由是，曾多次向万锦公司索要，但因为不知股权已变更登记，故没有及时起诉维权。由于刘建忠当时身兼三重身份，应当知道案涉股权已经变更登记到万锦公司名下。而且，常理而言，不管是否知道案涉股权已经变更登记，作为案涉股权转让方的刘建忠，在对方没有按约给付巨额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也应及时与受让股权方协商协议的下一步履行或解除等问题。故刘建忠上述长时间未积极主张合同权利的理由，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由上，刘建忠在同一天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参与《董事会决议》同意将其担任的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这一法定代表人职务转由股权受让方万锦公司的刘其财担任、刘建忠时任万锦公司股东和监事、刘建忠长时间未主张巨额股权转让款且未以红星美凯龙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等事实都说明刘建忠当时对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万锦公司名下事实上并无异议。也即，刘建忠已经与其他股东就案涉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事宜的意思表示一致。虽然，刘建忠一审提交了其单方委托的咨询意见作为证明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为伪造的证据，但该意见仅由刘建忠单方委托而形成，并非为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且一审查明的该决议签订前后的相关事实可以证明刘建忠应已事实上同意该决议内容，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刘建忠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既然刘建忠已与其他股东就《股东会决议》内容形成共同意思表示，那么可以认定该决议不管从案涉股权转让书面同意抑或股东会决议角度都已经成立。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由于其内容是刘建忠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刘建忠以该决议为伪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违反公司法规定从而主张无效的上诉主张，也不能得到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程序违法问题。刘建忠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依法受理刘建忠在一审提交的反驳证据，存在程序违法。对此，不予支持。虽然刘建忠为反驳红星美凯龙关于刘建忠的2.4亿元出资是通过“走账”的方式完成，并无实际出资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汇款凭证等反驳证据，但由于本案刘建忠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要求红星美凯龙撤销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恢复到刘建忠名下并赔偿损失等。这些诉讼请求并不涉及案涉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的问题。双方诉讼中的主要争议是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有瑕疵，从而影响到刘建忠持有的案涉红星美凯龙股权变更登记到万锦公司名下行为的合法有效，与红星美凯龙是否实际收到刘建忠的出资款无关。进而，一审判决关于刘建忠向红星美凯龙出资的相关表述，并不会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一审法院对刘建忠提交的上述反驳证据的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判决对本案中万锦公司诉讼主体地位的认定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首先，一审判决关于万锦公司为第三人的表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撒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的规定。该条之所以明确规定公司为被告，是因为决议不管是否成立、无效或撤销，都是以公司名义作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决议是否成立、无效或撤销都只影响到公司意思表示是否成立、无效或撤销，而与公司以外包括股东在内的他人无直接关系。因此，在涉及决议效力的纠纷中，一般只有公司才是适格的被告。而公司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虽然并非直接受该决议效力约束，但与该决议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故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让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本案中，万锦公司就是决议所涉内容的利害关系人，故原审从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这一争议事实角度将其认定为第三人并无不当。其次，一审判决最终将万锦公司列为被告，并无不当。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刘建忠还以红星美凯龙和万锦公司侵犯其股东权益为由，主张两者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也即，刘建忠一审还主张万锦公司侵害其股东权益。而其股东权益是否被万锦公司所侵害，万锦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则与万锦公司直接相关，故就此而言，万锦公司作为被告，主体适格。 至于一审法院关于刘建忠的民事裁定复议申请的处理是否程序违法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由于本院二审针对的是一审判决，而非财产保全这一复议事项，故刘建忠关于对案涉股权财产保全的复议争议，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刘建忠可另寻救济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刘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1800元，由刘建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爱珍 审判员  张 颖 审判员  肖 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