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22民初1899号 原告：张世乐，男，汉族，1978年3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芳、贾明月，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冠海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海海运公司)，住连江县琯头镇连江路**。 法定代表人：林财龙，董事长兼总经理。 负责人：陈坚斯，冠海海运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枫、林枫。 被告：福建省冠海造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海造船公司），住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 法定代表人：林财龙，董事长兼总经理。 负责人：陈坚斯，冠海造船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枫、林枫。 原告张世乐与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世乐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芳、贾明月、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调解无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世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享有3253999元的职工集资款债权，其中，本金为1508414元，利息为1745585元。二、请求确认原告的上述3253999元职工集资款属于职工债权，原告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清偿顺序优先受偿。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冠海海运公司成立于1990年9月6日，2010年至2011年航运市场低迷，被告冠海海运公司资金紧张，生产面临停滞，陷入经营危机，其为了扭亏为盈，计划通过购船扩大船队，以期在航运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但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而在公司内部通知以职工集资形式募资购买“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原告作为普通职工，为了公司能继续生存、保住就业机会,遂用自己的多年工资积蓄积极参与集资。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将原告所交纳的集资款项用于购买“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开展生产经营，集资资金的用途特定，且增加了被告冠海海运公司的企业资产价值。2014年11月28日，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召开关于还款的会议，其同意将卖船余款以及自出售日起的利息转为借款，利息按照月息1分计算。2015年9月16日，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再次召开会议，同意将卖船余款及时结清。因贵院已裁定受理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破产清算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原告的职工集资款本金和利息均应依法被认定为职工债权，以第一顺序优先清偿。原告已依法向被告冠海海运公司管理人、冠海造船公司管理人申报上述债权，但管理人未全部认可。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诉至贵院，望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辩称：原告张世乐诉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2020）闽0122民初1899号】，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一、投资人投资购买船舶的款项不是集资借款而是投资款 2011年之前，海运市场较好的时期，海运公司主要股东在香港设立了几家关联公司购买船舶开展航运业务（主要走国际线路），之前部分职工、壶江村村民与海运公司股东投资购买的一些船舶营利都非常理想，年年有分红。正因如此，也仅有职位较高的海运公司部分职工以及与股东关系较为亲密的壶江村、长乐梅花镇村民才有资格投资入股，形成“单船单股”。投资款项均由具体的投资人账户转入林财龙指定的个人账户后，再汇往林财龙在香港设立的公司购船。船舶运营如有营利会根据当年盈利情况进行分红，分红与盈利多少直接对应。因此，投资人都是基于对此前船舶投资的盈利判断而积极参与了宝珠海、宝金海、宝昌海的船舶投资，且每艘船所属公司均非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 因此，所有参与船舶投资的投资人都是该船舶的股东，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分享收益。 二、原告主张的债权不符合职工集资款的要件 首先，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转账给被告，收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否有实际转款。因此，我们要求原告提供转账记录。以下的答辩意见是建立在原告提供了转账记录的情况下。 职工集资款，是指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为了自身生产、经营、运营等需要，向职工借款或者融资而发生的负债。职工集资属于借贷范畴。但本案中，投资人并不特定为职工，还包含债务人的股东、股东的亲友、周边村民等，对象不符合职工集资的主体要件。其次，职工集资款应由职工直接汇款给企业，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案涉船舶投资款，是由投资人汇入个人账户，并直接转往海外，并且是投资于海外企业所购船舶，募集投资款的行为与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无关。每艘拟购买的船舶均按固定单位金额确定投资份额后由投资人认购，并成立了相应的公司。原告认可该行为为投资行为，并认可承担投资风险，且该风险是所投资购买的船舶所产生的经营风险，而非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从职工投资的行为来看，并不存在向债务人提供借款的主观意愿，其目的是向第三方投资。 三、船舶清算余款转借款不属于职工集资款 投资人投资船舶后，因亏损而变卖了船舶，并进行了清算，投资人本可分配清算后的余款，但并未获得分配，而是在款项被转入冠海投资公司后，又被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分别占用。这不属于职工主动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行为。相反，从职工与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的会议来看，职工及其他投资人并不同意该款项被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挪用，并要求及时分配。因此，原告与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之间即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基于投资的船舶清算余款被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占用而形成的债务，而非资集借款而形成的债务。从投资的职工仅主张清算余款的行为分析，亦可认定原告方也认可其投资是对第三方的投资，而非职工集资款。否则，原告方不会仅向清算余款占用方（即两家冠海公司）主张船舶清算余款，而应是全部投资款。 四、收款收据的部分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提供了两份《会议纪要》作为主张利息的依据，管理人经审核后认为，《会议纪要》仅体现了职工与两被告就应分配的投资余款（2014年12月10日）按1分计息的意思表示，并约定还款日为2015年2月10日。然而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再未向被两告主张过利息，即使在还款期满后再次召开的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的会议上，职工也再未提过。至2018年5月8日，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款的收款收据，也未记载任何利息，而原告当时对此未得过任何异议。原告提供了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向其出具的《欠款确认函》，明确记载了计息方式，管理人也予以确认利息自2018年4月26日起按12%利率计算。因此，原告对收款收据的部分利息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五、管理人严格区分船舶投资款债权与民间借贷债权，债权审查标准与审核结论并无不当。 投资人所投资的船舶变卖后，变卖款项本应按照投资比例返还投资人，仅是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占用了该款项，此类债务从本质而言仍属于投资款项的返还问题。海运公司及造船公司虽出具款项内容为“投资款转借款”的《收款收据》，但不能以此认定成立借贷关系。而对于民间借贷债权，两被告与出借方均在出借当时就形成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管理人根据债权形成原因未将船舶投资余款认定为借款，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 六、原告与冠海造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职工集资款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原告与冠海造船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不能主张对造船公司的职工集资款。 综上所述，管理人认为，原告主张该债权为职工集资款性质，要求优先受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张世乐系被告冠海海运公司的职工。2010年至2012年间，原告张世乐参与“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舶的投资。庭审中，原告张世乐自述其于2010年4月1日向俞宝钗转账168万元，于2010年12月13日向俞宝钗转账36万元，于2011年3月1日汇入卓孝宜账户55万元，以上转账事实原告张世乐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后船舶卖出，卖船余款部分未归还原告。2018年5月8日，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内写明“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清算余款转借款（之前所有与该船相关的书面收据全部作废）人民币1020562元。 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购买“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舶的公司系在香港注册的高捷船务有限公司等，并非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 本院认为，职工集资款是企业为了生产需求，对单位职工进行集资的行为。但是企业与职工的投资行为，并不能认定为集资行为。本案中，原告张世乐投资“宝珠海”、“宝昌海”“宝金海”三艘船舶，后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提供《收款收据》将船清算余款转借款，系企业借款行为，而非职工集资款。因此，原告张世乐主张确认其对被告冠海海运公司、冠海造船公司享有职工集资款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世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415元，由原告张世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程 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 璐 书 记 员  詹伟强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