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1565号原告：王学俊，男，199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太林，广州昂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维扬健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负**全层。法定代表人：王飞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学俊诉被告广州维扬健身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学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太林，被告广州维扬健身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支付2019年6月20日至2020年4月7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19086.56元（计算方式：22936.86×9+22936.86/21.75×12）；二、被告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4月8日的工资6300元（2100×3）；三、被告向原告经济补偿金22936.86元；四、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20年1月1日至1月7日工资5272.84元（22936.86/21.75×5）；五、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5月19日至2020年4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19日，原告入职被告处担任健身教练一职，原告正常上班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原告在职期间没有工资底薪，其工资构成是提成加上课的提点。被告每月工资分两笔发放，一般都是在每月10号、20号。入职前两个月，因被告财务吴艺梅忘记要求原告提供银行卡号，在此期间均是被告的财务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发放工资，此后都是被告财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工资。疫情期间被告没有正常营业。2020年4月，被告通知原告回去上班，双方通话时，原告以被告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及购买社保为由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至今没有回去上班，被告至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此外在疫情期间被告也未按广州最低工资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且也未为原告购买社保，故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仅为劳务关系，故原告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要求被告支付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已口头约定订立劳务协议。2.双方不存在从属关系，被告也未对原告行使管理权。二、原告在为被告兼职期间，同时为中山市帕赖斯塔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股东兼教练，可见其在被告处兼职主要目的是学习原告的经营、管理经验，并无要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三、原告在2020年1月已返回电白县统筹婚礼相关事宜，在4月中旬才返回被告处继续学习运营、管理经验和兼职，且被告已按时按约支付了原告的劳务报酬，故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报酬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并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的法定义务。原告真正离职的原因是其伪造业绩数据，私自刷单后，因款项问题与被告协商不成，私自解除劳务合同后自行离职，故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8日，原告曾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经审理，该委员会于2020年8月4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8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上述仲裁结果，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2.简历表（原告表示该份证据为被告仲裁时提交证据，显示由原告填写的个人信息）；3.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聊天对方为微信名“维扬财务吴亦梅”）；4.工作照片（显示原告个人照片及简介）；5.私人教练协议（显示原告与案外人订立购买教练服务的协议）；6.微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转账认为“吴*梅”）；7.发放明细表（原告表示其自行整理的工资发放记录）；8.教练部排班表（为照片，抬头显示“11月份教练部排班表”、“12月份教练部排班表”）；9.私教小组业绩；10.公司转让合同书。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我方认为仲裁裁决书是完全正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根据劳动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原、被告已经达成担任兼职健身教练一职，双方按照私教课程的课时计算劳务报酬无试用期，工资构成为无底薪，入职时间、所属部门均体现在入职简历表中，并且实际双方每月于10日、20日发放劳务报酬，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相比较劳动仲裁阶段故意没有提交双方对于相关课时报酬的聊天记录，仅截取只言片语，省略了对一部分劳务报酬，从双方2019年6月7日22点的对话内容，财务明确告知其没有底薪，原告23点11分回复表示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未经公证，无法证明其是否存在，而且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没有直接证明作用。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事实即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为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发放劳务报酬的明细恰恰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报酬发放的频率，直接证明了被告的兼职身份。对证据7，工资发放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表为自制证据，而且存在逻辑错误，兼职教练以课时结算劳务报酬，多劳多得，从表中2019年5月课时费用只有483元可以看出原告若不是兼职教练不可能接受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当月报酬。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来源于与另外一个案外人的对话，并非来自被告本身，不可作为证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在健身行业所谓的排班表为健身教练为学员上课的班次表，班级的“班”和班次的“班”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健身教练与私教会员之间相约适合的时间来到被告场地进行现场教学。对证据9，为原告与案外人私人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非来自被告本身，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合同书为原告与案外其他方签署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我方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可以看出，原告投资成立的中山市帕莱斯塔健身有限公司，实际股东王学俊退出时间登记在2020年9月8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证明力显著大于原告的证据10，通过原告提供的中山市帕莱斯塔健身有限公司其名下享有社保人员为两名，揭示了健身行业的行业惯例，诺大的健身房健身教练来来往往，并且健身教练流动性极高，所以健身行业的健身教练并非与雇主之间形成一一对应的绑定关系，双方均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愿。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简历表；2.教练业绩提成方案；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报告；4.合同解除通知书；5.2019年12月29日、2020年1月25日和4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报酬发放明细表；7.银行流水帐单；8.2020年1月1日、4月8日和5月1、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9.刷单签订的相关《私人教练服务协议》与收据；10.刷单月份应、实得报酬资对比明细表；11.会员退费工单及消委约谈材料；12.健身私教课程转让协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被告要求原告填写，但填表人申请第2项说明并非所谓劳务，规章制度就是劳动，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对证据2，自制证据，这是一个报酬的计算方式，但是原告还要受被告的管理规定，提成方式我方确认。对证据3，打印件，我方已经签订了股权转让，也就退出了，与事实不一致。对证据4，合同解除通知书发函事实存在，但是原告2018年9月离开了迪飞公司。对证据5，微信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由于今年疫情期间，被告没有安排原告工作，属于待工，待工也应当支付工资。对证据6、7，证明被告发放工资的情况，根据被告答辩状所称不到15天发放，非全日制工资不超过15天，但是恰恰超过了15天，并非被告所称的非全日制用工。对证据8-10，真实性无异议，一个会员买了私教课，当时已经签订协议，领导让我帮代刷，后来再把钱给我，两天之后反悔了，但是钱我已经刷进公司，我一直追着私教会员让其把钱给我，之后会员也把钱给我了，双方已经签订了私教协议，而且也签名，会员答应买课，但也还给我了，我是帮他垫钱，当时会员没有带钱，教练帮会员先刷，后来再由会员给回教练。对证据10，基于是否有约谈我方不清楚，钱也是交给公司，但是公司因为原告离职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对证据11、12，双方是一种劳动关系，收钱属于职务行为。关于劳动情况，原告表示：原告2019年5月17日去被告处沟通，看了环境。5月19日被财务要求填写简历表，也就是我方的入职表，之后开始在被告处上班。上班内容是在场地服务锻炼人群，跟锻炼人群沟通让其购买我方的私教课拿私教费。上班时间：晚班下午2点-晚上10点。早班早上10点-下午6点。月休4天，其他时间都要上班，分早晚班，基本上我在早上10点去上班。工资由财务吴艺梅发放，每月10日发放业绩提成，20日发放课时提成。工资构成：业绩提成加课时提成，无底薪。2020年1月7日原告自己请假，领导准假，回去后一直没有通知上班，也因为移疫情就没有上班。2020年4月10日个人过去公司上班跟领导说离职，因为工作无保障，也没有买社保，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天时间交接工作。关于劳动情况，被告则表示：原告拒绝在简历表填表人处签字，也没有签字。2019年5月21日原告入职到被告处担任兼职健身教练，工作时间为他与会员的约定，因为被告不对其的授课时间进行控制，完全由其与会员各自约定即可。至于其入职是因与被告法人代表之间的朋友关系，因当时原告自身经营两家健身房管理经验欠缺，需要向被告的健身需要健身和管理经验，基于朋友关系才让原告来到自己的健身房边学习边实践。通过聊天记录证明并非是因为被告不给原告购买社保才提出离职，是因为原告透支信用卡刷单之后伪造交易记录，并且骗取了被告课时提成，之后再让当时的会员来到被告处办理课程退款，刚才原告已经强调会员当时的退回款已经给回原告，证明被告经过原告的刷单行为损失了课时提成款，至于另外的刷单提成款相关会员还在与被告沟通办理退款事情。因这里套现的款，被告没有办法配合原告进行刷卡套现，原告才威胁如果你不给刷卡款，我只能走法律程序，所以提出本案前序仲裁程序以及本次诉讼程序。这些制度并非我司公司制度，对健身教练不进行约束，完全有自由与会员约课来现场进行教学，所以所谓的班次完全是其自制和臆想的证据。不用打卡，不用考勤，教练太多，我方不控制也不清楚原告的上班时间，因为会员什么时候有空不受健身房控制。兼职是劳务费，由我方公司财务人员吴艺梅每月10、20日发放，20日到下月10日少于15天，只是当月的10日到20日少了15天作了均衡处理。10、20日发放均是课时费和提成，只是在不同的统计周期。按照教练业绩提成方案及课时提成，会员购课及上课均有提成。原告实际的工作是给会员上私教课，没有其他的课程。因为原告是兼职教练，2020年1月7日原告需回家结婚，对健身教练健身房没有权利控制，原告回家之后迟迟不回上课，被告法人代表于2020年4月8日微信询问家庭情况，2020年1月7日完成私教课程后原告不再上课，询问原告后面的私教课，4月8日原告约本案被告法定代表人询问私教课程刷单要求套现的事情。我方疫情期间1月25日放假至3月31日才恢复营业。除了少数股东教练，八成教练都是兼职，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与此同时，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其中转账记录显示为“吴*梅”对私汇款，不足以证明系被告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简历、微信聊天记录、照片以及私人教练服务协议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接受被告的用工管理从而形成劳动关系中特有的人身隶属性；排班表、业绩表仅为手机照片无提供原件或原始载体查核，而被告不予认可，在证据形式上无法采信，故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在本案主张被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额外一倍工资、工资、经济补偿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学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学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昇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曹祖麟法庭记录杨水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