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7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解放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诚，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堂，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通中天恒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纬14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露，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炎，男，197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坤，江苏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通炎黄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石西村十一组。 法定代表人：边照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春雷，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静涛，男，1987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坤，江苏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科右中旗兴旺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扎拉嘎工作部甲哈达嘎查新发屯。 法定代表人：刘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开发区中天恒达矿产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8-501。 法定代表人：李世长，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坤，江苏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通鑫磊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石东村。 法定代表人：丁吉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坤，江苏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中天恒利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恒利达公司）、王炎、南通炎黄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科右中旗兴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右兴旺公司）、天津开发区中天恒达矿产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鑫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民初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南京华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诚、朱**堂，被上诉人南通恒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露，王炎、王静涛、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坤，南通炎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春雷到庭参加诉讼。科右兴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华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南京华能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南通恒利达公司、王炎、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科右兴旺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南京华能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担保合同关系。1.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确实、充分，且不因被上诉人在诉讼中的反悔而改变。一审判决已查明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签订了三份《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及项下若干份单批次买卖合同，且对每份年度合同均签订有担保合同。南通恒利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认了若干份《销售结算单》《收货确认单》，并向南京华能公司多次支付货款，南京华能公司亦向其开具若干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财务调账函》，对买卖合同产生的货款债权进行确认，其后又三次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货款支付承诺书》承诺付款。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合同各方履行了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案涉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一审中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系恶意逃避债务的不诚信的行为，一审判决应当根据上述事实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不应当因南通恒利达公司的反悔而否定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违反了“合同自治”原则，不当干预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导致了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合同签订的时点、内容均反映出各方受买卖合同约束的意思表示，在合同内容明确具体，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当否定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南京华能公司对各项合同具有信赖利益，一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否则有损市场秩序及交易安全。3.一审判决对大宗商品交易法律关系的认定不符合司法审判的实践。“走单走款不走货”是大宗商品交易中惯常的表现形式之一，合同法没有对买卖合同履行中货物的交付凭证有强制性规定，收货确认单系买受人出具给出卖人的确认收货证明即货权转移的表现形式。买受人向出卖人出具收货确认单并支付货款，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之间“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封闭式循环买卖链条”认定错误。（1）案涉交易不构成封闭式循环买卖，从形式上看有将近300万吨煤炭没有形成封闭式循环，且南京华能公司不知情，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采用“封闭式循环买卖”的形式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证据不足。各被上诉人之间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关联关系，即使被上诉人个别股东之间有亲属关系，也不构成关联关系，且南京华能公司无法识别该关系；（3）商事主体的逐利性不等同于每一笔业务的盈利性，南通恒利达公司高买低卖有其特定的目的，一审判决关于南通恒利达公司“高买低卖违反商业经营的逐利动机”的认定错误。（4）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用自己的债权代南通恒利达公司抵销欠南京华能公司的款项，属于当事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评价其“明显不符合商业逻辑”是极为片面的。（5）一审判决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实质系以封闭式循环买卖的形式融通资金”错误。南京华能公司没有向他人借入或出借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与其他各方之间不存在被隐藏的民事行为。2.一审判决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举证不能是错误的。在多环节买卖中，货物的现实流转不是法律关系成立的必备要素。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多环节买卖合同的认定均坚持观念交付的原则。案涉交易中的货物签收单即为观念交付的凭证，一审法院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举证不能背离了闭环贸易的实践。3.一审判决未能查明和明确具体债权人和债权数额。（三）一审法院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一审过程中，合议庭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可能与南京华能公司主张不一致时，既没有查明资金的出借方、借款方、过桥方等事实，也没有以庭审方式向各方当事人公开其心证，仅单方面找南京华能公司谈话，要求南京华能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未将案涉法律关系作为争议焦点，损害了南京华能公司此焦点问题充分辩论的程序权利，存在重大程序瑕疵。（四）南通恒利达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1.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2.南京华能公司系基于南通恒利达公司出具的《货款支付承诺书》要求南通恒利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即使一审法院对交易性质重新定性，也不影响南通恒利达公司基于《货款支付承诺书》承担付款责任，故无需变更诉请。 南通恒利达公司答辩称：（一）案涉交易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南通恒利达公司也并未在诉讼中反悔。1.南京华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南京华能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销售结算单、收货确认单等，均只是证明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有账面上的买卖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南京华能公司既不关心货物是否真实存在，也不清楚货物的物流和仓储情况，案涉交易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2.南京华能公司未能提交例如提货单等能够证明货物所有权的凭证，也未能提供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相关凭证。但在大宗买卖交易中，仅凭收货确认单无法提取货物，更不可能使货物在买卖中流转。3.本案实际上是相互认识的关联公司通过上下游的闭环贸易来达到配合上诉人完成业绩指标的目的，即由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将煤炭“卖给”南京华能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将该煤炭加价后“卖给”南通恒利达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再将该批煤炭低价回卖给天津恒达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如此循环交易以保证南京华能公司的销售利润，而这中间产生的利差就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的所谓的“货款”。在交易后期，买卖各方甚至没有基本的资金流动，仅通过上下游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来互相冲抵款项。这种非常态的交易行为根本不能称之为“买卖合同关系”。（二）“走单走款不走货”的前提是有货物的真实存在，案涉交易没有真实的货物存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各方已经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天津南疆散货物流中心编号M112库不可能存放如此巨大量的煤炭，并且南京华能公司始终未能证明有这批货物的存在，因此不能套用“走单走款不走货”的交易方式去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三）一审判决并非不当干预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有权利、有义务查清事实、还原真相，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性质作出认定。如果一切以意思自治为审理标准，将导致大量虚假贸易的出现，反而有违公平公正原则，损害经济市场秩序，危害正常交易行为。（四）一审法院未查清具体债务人及债权数额，系因一审法院查明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向南京华能公司释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可能不一致，从而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南京华能公司本可在一审中变更诉求，则一审法院必然会查明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数额，但其拒不更改。综上，本案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实质上是各方的资金融通行为，请求法庭驳回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 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王炎、王静涛共同辩称：（一）案涉交易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审法院查明的因资金融通产生的纠纷。1.南京华能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买卖合同、销售结算单、收货确认单等，仅能从书面上证明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存在“形式上的买卖关系”。但其既不关心货物是否真实存在，也不清楚货物的物流和仓储情况，更没有任何实际的验货质检手续及行为。前述种种行为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习惯和特征。2.南京华能公司一直未提交任何提货凭证，且其明确表述不存在提货单，不符合商业常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没有提货单的仓储商品买卖。在涉及仓储货物交易时，任何流转环节必然采用转移、背书提货单方式进行，收货确认单根本无法从第三方进行管理的仓库提取货物。3.案涉纠纷实际上是被上诉人为配合上诉人南京华能公司完成业绩指标，采用闭环贸易进行虚假买卖所产生的。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将煤炭“卖给”南京华能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将该煤炭加价后“卖给”南通恒利达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再将该批煤炭低价回卖给天津恒达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各方通过如此循环贸易来虚增南京华能公司的利润。南京华能公司主张的欠付货款实际上就是虚假贸易所带来的虚假利润。（二）案涉交易不属于“走单走款不走货”的贸易形式，故不能以此认为本案存在真实贸易。1.案涉交易为仓储商品交易，“走单”应为“提货单”，而非收货确认单。2.“走单走款不走货”中，款项的流动是必要条件。但案涉交易后期，南京华能公司通过书面对账方式将其欠付上游供货方的货款直接冲抵下游采购方对其的欠付货款。由此可见，案涉交易也不存在标准意义上的“走款”行为。3.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天津南疆散货物流中心编号M112库不可能存放案涉交易的煤炭，并且南京华能公司未能证明货物存在。由此可见，案涉交易根本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三）一审法院查明了案涉法律关系，维护了各方的合法权益。1.南京华能公司未对案涉贸易的基本事实完成举证义务，理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及法律后果。2.庭审过程中，主要围绕是否存在真实贸易这一事实进行举证及辩论，各方均充分行使应有法律权利，并无任何权利被限制或剥夺。一审法院向南京华能公司释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可能不一致，从而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南京华能公司本可在一审中变更诉求，则一审法院必然会查明债权债务相关各方的关系及具体的债权数额，但其拒不更改，一审法院并非剥夺了南京华能公司的权利，而是不支持以买卖法律关系来主张各被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或货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南京华能公司仍然可以依据真实法律关系主张其合法权益。综上，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实质上是部分当事人之间的虚增业绩及资金融通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南通炎黄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 南京华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通恒利达公司支付南京华能公司货款372529823.0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南京华能公司对王炎持有的南通炎黄公司48%的股权在118658965.03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南京华能公司对王炎持有的青海省海德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海德公司）30%的股权在136224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科右兴旺公司在128007070.28元范围内向南京华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南京华能公司对王静涛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28007070.28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对第一项诉请债务向南京华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由南通恒利达公司、王炎、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科右兴旺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南通恒利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4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东为丁德华、朱慧芳、韩莉，法定代表人为丁德华；2015年1月13日，股东变更为丁德华、王芬；2016年5月18日，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有生。南通炎黄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为王炎（出资3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8%）、边照亮、郭少东，法定代表人为边照亮。科右兴旺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19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为天津恒达公司（出资1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刘斌，法定代表人为刘斌。天津恒达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23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为王炎（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韩翠兰（出资1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王静涛（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法定代表人为王炎；2017年10月31日，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世长（持股100%）。南通鑫磊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28日，注册资本为8500万元，股东为王霞、韩红、柴金华、韩华、王金峰，法定代表人为王霞；2015年10月27日，股东变更为王霞、韩红、柴金华、韩华；2016年7月25日，股东和法定代表变更为丁吉祥（持股100%）。王炎与韩翠兰系夫妻关系，王静涛系韩翠兰之子、王炎之继子。南通恒利达公司、王炎、王静涛、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另陈述，南通恒利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的部分股东与王炎、韩翠兰系亲属关系。 二、2011年12月22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签订《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XS-2012-N-01），约定：一、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购买煤炭500万吨。二、交（提）货方式：天津港、京唐港、曹妃甸、秦皇岛港场地交货，交货地点须经双方确认，交货时间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三、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数量以铁路到港轨道衡计量为准，质量按国家标准以双方确定的港口检验机构检验为准。四、煤炭单价：按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后，在月度销售合同中确定。五、付款与结算方式：以出卖方开具结算为时点60天内付清，每月23日开全额增值税发票结算一次。其后，在该合同项下双方又签订36份单批次买卖合同；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136份收货确认单，其中确认运输方式均为汽运出入库，交货地为双方约定交货地点，到达港为客户自提；双方为此共同盖章确认了131张销售结算单；南京华能公司并向南通恒利达公司开具了2008张增值税发票。据此计算，南京华能公司向南通恒利达公司销售煤炭3597395.7吨，货值：2473120667.3元，扣除南通恒利达公司的已支付货款后，在该合同项下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货款156790387.19元。 2012年4月12日，王炎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质权合同》（合同编号：MTGQZY-2012-N-02），约定王炎对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货款支付义务在5亿元范围内用其持有的南通炎黄公司384万元（占注册资本48%）股权向南京华能公司作股权质押担保。双方于2012年5月8日在南通市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三、2013年1月1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签订《2013-2016年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XS-2013-N-01），约定：一、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购买煤炭500万吨。二、交（提）货方式：交货时间及交货港口（或场地）以出卖方、买受方在月度销售合同（或订单）中的约定为准。三、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煤炭的质、数量以交货港口（或场地）的第三方验收报告为准。双方可派员监督采制样及化验工作过程。四、煤炭单价：按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后，在月度销售合同中或订单确定。出卖方、买受方双方通过开票体现。五、付款与结算方式：以出卖方开具结算为时点90天内，买受方向出卖方付清全部货款。出卖方和买受方于每月23日开全额增值税发票结算一次。其后，该合同项下双方又签订了25份单批次买卖合同；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132份收货确认单，其中确认运输方式均为汽运出入库，交货地为双方约定交货地点，到达港为客户自提；双方为此共同盖章确认了132张销售结算单；并且南京华能公司向南通恒利达公司开具了1680张增值税发票。据此计算，南京华能公司向南通恒利达公司销售煤炭3151191.5吨，货值：1950398328.83元，在该合同项下，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货款350013075.7元。 2013年1月15日，王炎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质权合同》，约定王炎对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3-2016年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货款支付义务在1.8亿元范围内用其持有的青海海德公司180万元（占注册资本30%）股权向南京华能公司作股权质押担保。双方于2013年11月21日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四、2013年12月25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签订《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XS-2014-N-01），约定：一、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购买煤炭200万吨，每月煤炭供应量不低于15万吨。二、合作方式：按照框架协议原则，每月末签署下一个月的执行合同（或订单），执行合同（或订单）应将买卖煤炭的数量、质量指标、价格、交货地点做详尽约定，双方严格执行。三、交货方式：南京华能公司保障每月交货给南通恒利达公司，具体交货地点、交货时间、执行数量在双方月度合同（或订单）中商定。四、价格及付款、结算方式：价格由双方在月度销售合同（或订单）中商定，一票含税价结算，具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其后，该合同项下双方又签订了3份单批次买卖合同；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12份收货确认单，其中确认运输方式均为汽运出入库，交货地为双方约定交货地点，到达港为客户自提；双方亦为此共同盖章确认了24张销售结算单；南京华能公司并向南通恒利达公司开具了266张增值税发票。据此计算，南京华能公司向南通恒利达公司销售煤炭276100.9吨，在该合同项下，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货款179934255.35元。 2013年12月25日，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ＭＴＤＢ-2014-Ｎ-01），约定南通炎黄公司、王静涛对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货款支付义务在6亿元范围内向南京华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约定王静涛用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南京华能公司就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2号楼13层4单元1603室房屋领取的他项权证号为Ｘ京房他证朝字第××号，债权数额为460万元。南京华能公司就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8-501室房屋领取的他项权证号为房地他证津字第××号，债权数额为1000万元。 2013年12月25日，科右兴旺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MTDB-2014-N-02），约定科右兴旺公司对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货款支付义务在5亿元范围内向南京华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3年12月25日，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MTDB-2014-N-05），约定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对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货款支付义务在6亿元范围内向南京华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2011年1月12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天津恒达公司签订《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CG-2012-N-03），约定天津恒达公司至2012年12月31日向南京华能公司销售确保120万吨以上的煤炭。2011年1月12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签订《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CG-2012-N-04），约定南通鑫磊公司至2012年12月31日向南京华能公司销售确保120万吨以上的煤炭。 六、2014年3月20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签订《财务调账函》，约定确认：1.截止至2014年3月20日，南通恒利达公司对南京华能公司负有煤炭货款债务共计686737718.24元；2.截止至2014年3月20日，天津恒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对南京华能公司享有煤炭货款债权共计303857895.15元；3.上述各方经过财务对账及债权债务转让抵销后，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债务382879823.09元。 2014年4月18日，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货款支付承诺书》，确认截止至2014年3月20日，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煤炭货款382879823.09元，并承诺：一、按以下时间和金额付清所欠货款：1.2014年8月30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2.2014年12月25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3.2015年6月30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4.2015年12月25日前通过向南京华能公司返销煤炭或支付货款的形式，与南京华能公司结清全部欠付货款。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的后期业务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二、天津恒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作为保证人，自愿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履行本承诺书的上述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欠付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保证期间为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至南通恒利达公司清偿完毕南京华能公司全部货款债务时止。保证人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本承诺书中提供共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完全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并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取得公司权力机关（股权会或董事会）的批准。三、本承诺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2014年3月至5月，南通炎黄公司代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还款1035万元。 2014年12月31日，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货款支付承诺书》，确认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煤炭货款372529823.09元，并承诺：一、按以下时间和金额付清所欠货款：1.2015年3月31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2.2015年6月30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3.2015年12月25日前通过向南京华能公司返销煤炭或支付货款的形式，与南京华能公司结清全部欠付货款。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的后期业务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二、天津恒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作为保证人，自愿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履行本承诺书的上述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欠付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保证期间为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至南通恒利达公司清偿完毕南京华能公司全部货款债务时止。保证人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本承诺书中提供共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完全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并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取得公司权力机关（股权会或董事会）的批准。三、本承诺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2015年12月31日，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货款支付承诺书》，确认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南通恒利达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煤炭货款372529823.09元，并承诺：一、按以下时间和金额付清所欠货款：1.2016年6月30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3000万元；2.2016年8月31日前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5000万元；3.2016年12月25日前通过向南京华能公司返销煤炭或支付货款的形式，与南京华能公司结清全部欠付货款；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的后期业务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二、天津恒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作为保证人，自愿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履行本承诺书的上述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欠付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保证期间为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至南通恒利达公司清偿完毕南京华能公司全部货款债务时止。保证人为南通恒利达公司在本承诺书中提供共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完全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并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取得公司权力机关（股权会或董事会）的批准。三、本承诺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七、本案中，南京华能公司陈述，其销售给南通恒利达公司的案涉煤炭货物系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处购买，并称煤炭存放地点位于天津南疆散货物流中心编号M112库（以下简称M112库）。 八、南京华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南京华能公司分别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发货确认单、结算单、付款凭证，并提交了单方制作的汇总表。南京华能公司陈述，其自2009年开始向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购买煤炭。2012年至2014年的采购价值是4472451038.05元，总付款金额是4222682125.19元，存在未支付的款项，加上前年度南京华能公司欠付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的未结款项，共计303857895.15元。南京华能公司并称其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购买的煤炭均存放于M112库，但均没有提单或仓单。一审法院认证意见为，对于南京华能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双方争议的关键在于交易事实是否真实有效的存在，故对证据的关联性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进行评判。 九、王炎、王静涛、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南京华能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天津恒达公司之间自2010年8月19日至2014年11月28日的买卖合同、发票及部分结算单；2.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同时期之间的买卖合同、发票及部分结算单；3.单方制作的走账贸易汇总及明细表。证明目的：从贸易结算的角度看，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销售给南京华能公司的煤炭之后再转卖给南通恒利达公司的煤炭有约70%是直接通过南通恒利达公司反向销售给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由此构成交易闭环。另外30%煤炭是由南京华能公司向案外人阳信炎焱贸易中心等以同样方式进行交易。从证据汇总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共销售煤炭10412194.41吨，总价款6536656156.07元，平均单价每吨627.78元；南京华能公司向南通恒利达公司共销售煤炭10355086.24吨，总价款6721943638.01元，平均单价每吨649.14元；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共销售煤炭7546074.04吨，总价款4573534520.25元，平均单价每吨606.08元。此种交易走单走票不走货，也存在真实的付款行为，但是无需真实的货物交接，目的为了配合南京华能公司完成经营业绩的需求。一审法院认证意见为，对于王炎、王静涛、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双方争议的关键在于交易事实是否真实有效的存在，故对证据的关联性将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进行评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南通恒利达公司是否应当向南京华能公司支付货款及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2.各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南京华能公司是以其和南通恒利达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且已经真实履行完毕而提起诉讼，但南通恒利达公司抗辩买卖合同仅系形式，虽然存在货款给付行为但货物并非真实存在、货权并未真实流转。因此，当事人争议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的先行厘定，即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认定货款金额是否支付及由此产生的担保责任承担才有必要。综合考察各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与交易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南京华能公司要求南通恒利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进而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天津恒达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天津恒达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以顺次分别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方式，在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封闭式循环买卖链条。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事实，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直接联络不存在障碍，南通恒利达公司如需购买或销售煤炭，完全可以直接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进行洽谈，但早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的2010年8月19日开始至最终的2014年11月28日，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即采取了签订与本案合同主要条款基本相同的合同的方式进行了频繁的长期交易，交货方式、检验标准、付款方式亦基本一致。南通恒利达公司在交易中均既是出卖人也是买受人，且从长期交易过程反映的价格而言，南通恒利达公司的交易是高价买入后低价卖出后造成亏损。南通恒利达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以经营行为获利，追逐经济利益应该才是其正常认知，而南通恒利达公司明知以此方式开展煤炭买卖业务会导致亏损且交易越多则亏损越大，却仍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常年采购协议，并依约向南京华能公司采购后者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买入的煤炭，其交易行为明显与营利法人的身份不符，有违商业经营的逐利动机。另外，在2014年3月20日，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以盖章确认《财务调账函》的方式，由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将对南京华能公司享有的巨额债权直接转移给南通恒利达公司，以此抵销南通恒利达公司拖欠南京华能公司因本案交易而产生的货款，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并对于债务抵销之后南通恒利达公司尚应支付给南京华能公司的剩余货款继续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此明显不符合商业逻辑，足以使人对于四当事人彼此之间是否具备真实的买卖交易目的产生怀疑。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对于本案货物存放地点应为M112库无异议，但对货物是否与约定的真实数量相一致及是否真实流转存在根本分歧。从案涉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的实际流转情况看，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的合同中均约定是买受人自行提货，但无论合同对交货方式如何约定，均应存在物权凭证交付或者真实的货物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在标的物采取仓储保管的情形下，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通过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方式，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案涉煤炭为大宗货物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有从事该行业销售的长期经验和专业能力，如上所述，在循环交易过程中各方均既是出卖人也是买受人，但各方当事人却从未自行就本案交易前往M112库提货，此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在未真实提货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也从不关心是否取得仓单等物权凭证，实际上本案中从无仓单存在，相关标的物均是通过出卖人、买受人直接签订收货确认单的形式进行交接，此与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特征明显相违背。尽管南京华能公司称其是从事中间贸易而获利，但即便如此，买卖合同的履行必须有实际的交付才能确认，在货物未现实交付的情况下，南京华能公司应明知其和前后手之间自行盖章确认的收货确认单的效力与法定的货权凭证和流转手续不能完全等同，其可能因此存在因标的物不存在故所有权不能真实转移的商业风险。况且，如本案巨大吨位、体积的煤炭交易，当事人所盖章的收货确认单中涉及的交货方式均为汽运，但均无任何的车辆进出仓库记录和运输信息，亦可以印证当事人并不关心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案涉交易并未真实流转。另，具体批次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对于质量标准和检测要求均有约定，而各方从未就此提交履行的证据，不符合买卖合同当事人对于标的物质量是否合格的正常预期判断和迫切关注。综上，南京华能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M112库存放有与合同履行期间约定的数量、质量相对应的煤炭真实存在且货物已经真实交付或者货权已经真实流转，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在案涉交易过程中，虽然天津恒达公司和南通鑫磊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顺次循环签订了买卖合同，且具体批次的买卖合同确实也存在付款行为，但每份合同项下的货物均未实际发生流转，案涉封闭式循环买卖具有典型的“走单走款不走货”的特征。在此情形下，不能仅单纯针对南京华能公司起诉所依据的证据进行审查，而应结合当事人之间循环交易的完整过程，在揭示交易模式的基础之上，探究当事人真实交易目的，根据真实的权利义务认定交易的性质。南京华能公司长期以往与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采用类似本案的方式开展煤炭贸易，各方当事人对此种交易行为有违商业逻辑及相关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不存在真实流转的情况均应知晓，对于以此形式所掩盖的真实交易目的亦有充分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因此，本案当事人之间实质系以封闭式循环买卖的形式融通资金，其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南京华能公司主张其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向南京华能公司释明，其仍然坚持以买卖合同进行主张，不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形下，其本案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南京华能公司可就真实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权利另行主张，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南京华能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南京华能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044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910009元，由南京华能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2011年1月12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天津恒达公司签订《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CG-2012-N-03），除约定天津恒达公司至2012年12月31日向南京华能公司销售确保120万吨以上的煤炭外，还约定：验收标准为煤炭的质、数量以交货港口的第三方验收或客户到厂检验为准（月度合同中确定）。交货方式为卖方组织煤炭运抵买方指定港口。采购资金与货款支付方式为买方采购煤炭资金总额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买方以预付全额采购资金的方式支付货款，并在合同生效5天内付款至卖方指定的预付货款账户。结算方式为买方所供应的客户出具结算单后，卖方按照月度买卖合同和客户验收结果，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买方（一票结算）。 2011年1月12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签订《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编号：MTCG-2012-N-04），除约定南通鑫磊公司至2012年12月31日向南京华能公司销售确保120万吨以上的煤炭外，还约定验收标准为煤炭的质、数量以交货港口的第三方验收为准。交货方式为卖方组织煤炭运抵买方指定港口。采购资金与货款支付方式为买方采购煤炭资金总额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买方以预付全额采购资金的方式支付货款，并在合同生效5天内付款至卖方指定的预付货款账户。结算方式为买方所供应的客户出具结算单后，卖方按照月度买卖合同和客户验收结果，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买方（一票结算）。 2011年9月27日至2014年11月28日，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天津恒达公司签订若干份煤炭买卖合同，向天津恒达公司共销售煤炭5274827.9吨；2010年11月30日至2013年11月30日，南通恒利达公司与南通鑫磊公司签订若干份煤炭买卖合同，向南通鑫磊公司共销售煤炭2271246.14吨。上述期间内南通恒利达公司向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共销售煤炭7546074.04吨。 本院另查明，2020年3月25日，原审法院与南京华能公司代理人进行谈话并记录在案，该笔录显示“本院向南京华能公司释明，如果你方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可能不一致的，南京华能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南京华能公司代理人明确表述不变更诉讼请求。 二审中，南京华能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案涉煤炭存放于M112库。南京华能公司在本院庭审中陈述，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仅需双方签署收货确认单即完成，并不需要货物的现实交付。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案涉法律关系性质是买卖关系还是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及是否应当查明本案具体债权债务关系；（三）南通恒利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性质是买卖关系还是借贷关系的问题。南京华能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是以其和南通恒利达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且已经真实履行完毕而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南京华能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 第一，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南京华能公司关于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语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首先，案涉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交易时间基本不确定。本案中，《2012年度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提）货方式为天津港、京唐港、曹妃甸、秦皇岛港场地交货，交货地点须经双方确认，交货时间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2013年-2016年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货时间及交货港口（或场地）以出卖方、买受方在月度销售合同（或订单）中约定为准；《2014年度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具体交货地点、交货时间、执行数量在双方月度合同（或订单）中商定，但是在双方签订的月度买卖合同中交货地点多为约定仓储地点，交易时间横跨整个月，约定并不明确。在《收货确认单》中载明交货地为约定地，运输方式为汽运出入库，到达港为客户自提。综上，分析案涉合同的相关约定，双方约定明显缺乏合同履行应当具有的确定性。其次，案涉买卖合同均约定了质量验收标准，但是根据合同履行情况，该条款与南京华能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仅需双方签署收货确认单即完成，并不需要货物的现实交付的合同履行方式相矛盾。再次，就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在上述合同条款完全没有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在案涉合同涉及的期间内，各方当事人一直不间断的签订内容近乎完全相同的合同，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行为习惯。 第二，案涉各方签订合同的市场行为明显不符合商业逻辑。 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内容及销售煤炭情形，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销售煤炭，南京华能公司加价后销售给南通恒利达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又以低于买入价销售给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各方签订合同的顺次、时间、价格等情形，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习惯。 根据南京华能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盖章确认的《财务调账函》，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自愿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将对南京华能公司享有的巨额债权直接转移给南通恒利达公司，以此抵销南通恒利达公司拖欠南京华能公司因本案交易而产生的货款。从正常的市场交易角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各方特别是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在没有任何事实理由的前提下主动放弃自己的巨额债权，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 本案中，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在放弃自己巨额债权的情形下，仍然自愿为根据《财务调账函》进行债务抵销之后的南通恒利达公司尚应支付给南京华能公司的剩余货款继续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此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第三，关于是否存在案涉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七条：“在标的物采取仓储保管的情形下，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通过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方式，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货物存放于M112库均无异议。南京华能公司、天津恒达公司、南通鑫磊公司、南通恒利达公司基于其长期从事该行业的商业经验和专业能力，理应知晓收货确认单的效力与法定的货权凭证和流转手续不能完全等同，仅凭南京华能公司所称的货物确认单无法从M112库中提取煤炭，并且可能出现因标的物不存在故所有权不能真实转移的商业风险。在从未提取煤炭的情况下，南京华能公司也没有准确核实过存放于M112库的煤炭数量是否与交易数量相吻合，也不清楚M112库的煤炭进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控制。其虽认为在连环买卖中无需货物的现实交付，但作为货物的买受人和出卖人完全不关注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显然与常理不符。另外，根据案涉合同，本案的煤炭交易数量巨大，但没有证据证明买受方对货物质检等关键环节履行相关手续，完全不符合买卖合同当事人对于买卖标的物质量是否合格的正常主观行为，亦可以印证当事人虽然签订了案涉合同，但并不关心案涉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案涉合同交易是否真实流转。综上，南京华能公司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无证据证明在M112库存放有与合同履行期间约定的数量、质量相对应的煤炭真实存在且货物已经真实交付或者货权已经真实流转，亦未提供其他仓单或者提货单等物权凭证证明案涉货物真实存在及货物流转过程。 综上，南京华能公司虽主张其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其亦称案涉交易为连环买卖，不需要物流运输及货物的现实交付，交易双方签收货物确认单即可，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约定与履行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习惯与商业规则要求，对南京华能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及是否应查明具体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南京华能公司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5日向南京华能公司代理人明确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南京华能公司代理人明确表示拒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行为性质的认定与南京华能公司主张不一致，并且已对南京华能公司予以释明，但南京华能公司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形下，南京华能公司仍坚持原诉讼请求，不变更其诉讼请求系其自行行使处分权。相应地，一审法院从尊重当事人诉权出发，基于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作出判断，故一审法院以南京华能公司主张其与南通恒利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所提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南京华能公司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亦无需查明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不存在程序不当。 （三）关于南通恒利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南京华能公司上诉认为即使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应当依据《货款支付承诺书》承担付款责任。因案涉买卖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应认定无效。本案中，《货款支付承诺书》系当事人依据案涉买卖合同而出具，且如前所述，本案不能脱离当事人原诉讼请求直接作出实体判决，故一审法院判决南京华能公司可就真实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权利另行主张，本案不予理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4449元，由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成玉 审判员  肖 峰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史锋华 书记员徐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