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0103行初387号原告济南铸管厂，住所地济南市白马山火车站北。法定代表人冷同河，职务不详。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男，1956年12月24日生，汉族，济南铸管厂股东，董事会董事、清算组组长，现住济南市市中区。委托代理人王祥福，济南市中圣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8-1号。法定代表人徐波，局长。委托代理人蔡世超，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胜利大街51号。负责人鲍季生，正处级领导干部。委托代理人郭彬，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伯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铸管厂诉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济南铸管厂的委托代理人王长松、王祥福，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的法定代表人徐波、委托代理人蔡世超，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郭彬、赵伯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济南铸管厂诉称，一、原告诉讼主体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六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起诉”的规定。济南铸管厂职工股东大会工作机构工会在2017年4月29日在济南《生活日报》(证据1号)刊登通知，告知企业职工股东于2017年5月14日回厂参加股东大会，2017年5月14日大会如期进行(见证据2号)《济南铸管厂告知书》，按照会议议程(见证据3号)，258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应到372人)，247名(11票废票)职工选举产生了由副董事长、董事、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监事、车间科室主要负责人和职工代表11人组成的清算组即王长松、赵炳月、季世忠、张坤、刘爱国、孙明、陈红卫、潘光临、王厚亮、王景芳、王启福11名股东代表组成，并通过了四项决议即(1)关于成立清算组的决议；(2)关于宣布市中区国资委任免无效的决议；(3)关于依法收回企业公章的决议；(4)关于为王长松办理延缓退休的决议(见证据4号)。会后11人股东代表召开了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清算组组长、副组长，并形成了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清算组成立备案的《济南铸管厂清算组成立的情况报告》(见证据5-1号、5-2号)及(证据6号)《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会议纪要》。2017年5月16日至6月2日，股东代表向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网络预审平台上进行了注销企业成立清算组的(备案)申请书，并获得预审通过。(见证据7-1号、7-2号)即《业务办理通知书》。依据2020年7月2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见证据8号)第14页确认没有换届的济南铸管厂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成员存在。同理，没有换届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届股东(代表)大会仍然存在。股东大会选举出的代表为落实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内容，故提起该行政诉讼。根据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市中发(2019)20号)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市中区区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见证据9号)文件，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在2019年3月被撤销，将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划入区财政局，依据2019年11月14日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出具的(2019)第4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见证据10号)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承担的职能由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被告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承担。故提起该行政诉讼。二、济南铸管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行为违法。(1)依据济南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济体改股合字(1995)2号)《关于济南铸管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批复》(见证据11号)、依据济南市机械工业局(济机企字(1998)29号)《关于济南铸管厂优化企业股本结构的请示》(见证据12号)和济南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济体改城字(1998)3号)《关于济南铸管厂调整股本结构的批复》(见证据13号)显示，济南铸管厂是职工私人募股已经超过总股本51%以上，是归股东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资产达到100%的股份合作制企企业。依据2004年12月24日济南铸管厂被属地管理移交市中区政府后，被中共市中区区委组织部按照企业性质将企业移交市中区民营企业管理局及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见证据14号)《党组织介绍信》和2005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市中新经党工字(2005)11号)【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关于表彰济南药业集团等先进党组织杨鹤平同志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见证据15号)。文件显示包括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等12个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归属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而依据2011年8月11日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市中组发(2011)17号)《关于区属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所属企业党组织划归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通知》(见证据16号)的文件规定，将民营企业局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包括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内的20家非公有制企业被移交市中区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至今的文件与落实《中共济南市委关于成立中共济南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济普发(2010)22号)吻合一致；与2014年4月16日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市中非公发(2014)6号)《区非公党工委委员建立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有关工作安排的意见》(见证据17号)中济南铸管厂、济南木器一厂等18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归属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文件是吻合一致的。被告应当拿出证据证明至今归属市中区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16家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或者是集体企业。依据2020年9月4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给企业董事王长松同志关于济南铸管厂究竟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答复》(见证据18-1号)载明：“1995年6月27日经原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经济性了质(类型)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建议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有关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见证据18-2号)”。上述《答复》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济南铸管厂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而是地地道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说济南铸管厂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没有法律依据。(3)依据2004年12月济南铸管厂归属市中区民营企业局和2011年8月被移交市中区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及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证据显示：企业的主管部门不是被告，市、区政府授权显示被告管理的是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行为属于超越职权。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把归职工股东所有的资产当做国有资产并在2014年6月30日颁布(市中国资字(2014)5号)《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见证据19号)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无效行为。继续履行国资职能的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在2019年12月31日继续做出《关于聘任王玉强同志的决定》(见证据20号)的行政行为违法、无效。二、被告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任免企业负责人，与产权改制文件的规定抵触。干涉了企业经营自主权。被告任免行为与济南铸管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济南市人51q民政府(济政发(1993)87号)《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城乡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意见》(见证据21号)中第四条第(四)项：“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权归股东，决策权归董事会，经营权归总经理。各级政府、村委会可以选派股东代表或董事，但不能任命厂长或者经理”的规定明显抵触；被告任免行为与上述文件的附件：《济南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规定》中第二十三条“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股东(代表)会制度，股东会是企业最高权利机构”的规定明显抵触；与第二十六条：“企业的厂长(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规定明显抵触，被告行为践踏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见证据22号)第十二条规定的“企业实行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厂长的领导体制”的民主权利规定、践踏了第十三条“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和进行选举和更换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办法”的规定。侵犯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自主经营的合法权益，属于超越职权违法的无效行政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无效的自始至终无效，被告行为导致了2010年12月13日《济南铸管厂关于实施企业改制预案和职工安置预案的几条意见》(见证据23号)在第3条第3项“成立企业善后工作处理小组，具体负责留守工作，成员有目前企业3名董事会董事组成”的决定无法实行，企业董事会3人留守人员的决定被改变；导致企业董事会作出的给职工解决遗留问题的各项决定、决议、意见无法执行，导致依法履行董事职务的王长松自2017年1月至今没有任何工资收入，经济损失达58.9万余元(见损失清单)，被告应当对此负6/9相关赔偿责任。如果被告不违法任免(被任免人要听从任免人的意见)，而由企业董事会决定负责人，就不会出现拒绝给履行董事职务的王长松董事发放职务工资的问题，也不会造成不给王长松董事盖章办理延缓退休的问题，被告应当承担由此给履行董事职务的企业董事的经济损失的相关责任。被告应当把被其控制的企业公章归还原告管理。三、市、区政府授权监管的是国有、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行为属于超越职权。(1)依据2004年9月1日(济政办发(2004)66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暂规定》(见证据24号)显示，国资委监管的是国有、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依据济南市人民政府索引号1137010000418859XL/2017-13625(济政发(2017))7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人民政府部分工作部门整合调整方案的通知》(见证据25号)总体要求的第(二)基本原则部分的第2项转变政府职能，作出了“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的规定，被告管理企业并任命越权。依据2017年9月25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索引号1137010000418859XL/2017-13718(济政办发(2017)48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见证据26号)，国资委、信息化委的职能是指导集体企业，而不是对其实施管理、干涉。依据2015年10月15日国务院(股份(2015)63号)《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见证据27号)显示，国家为改变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越位、错位的问题作出了：国资监管职能由过去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变为只管资本的规定。依据2018年3月23日原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索引号12370103780647621J/2018-00047《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见证据28号)显示，市中区政府授权原市中区国资委监管指导的企业是国有、集体企业，不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被告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依据2019年11月7日国家国资委(国资发法规(2019)114号)《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见证据29号)，国资委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已经被废止，变为以管资本为主，济南铸管厂不是被告履行职能管理范围的国有企业、也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告与济南铸管厂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被告不是济南铸管厂的行政主管部门。故，被告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以根本不存在的主管部门自居，超越管理权限，干涉企业内政任命和控制企业公章行为违法。依据2016年7月12日工商局、2019年11月27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济南铸管厂《非公司法人信息》(见证据30-1号、30-2号)显示：济南铸管厂的主管部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即自管企业。被告不是济南铸管厂的主管部门。(2)济南铸管厂是《非公司法人企业》。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非公司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提交材料》(见证据31-1号、31-2号)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被告出具济南铸管厂已经由“资产自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济性质变回到原来的“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企业的(1)股东大会同意变更企业经济性质的《股东大会决议》；(2)被告收购济南铸管厂全部股权资金到位的《资金鉴定书》；(3)济南市工商局、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同意企业经济性质变更的《批复》，以证明济南铸管厂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适用法律的规定(见证据32号)：“目前我国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法规。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当首先尊重企业内部规定、决定或者约定，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依据最高法上述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法规我国目前没有颁行实施，已经颁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是针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而颁布实施的，不适用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故，被告错误的把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使用《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的条文，属于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故起诉，1.请求法院判定被告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行为违法，判定被告任免、聘任及控制企业公章行为违法、无效；2.赔偿由于违法任免而导致不给企业董事盖章办理延缓退休而导致的经济损失58.9万余元；3.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被告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若案涉相关行政行为存有争议，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另外，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于起诉状中签章，亦不具备认定为本案诉讼原告的形式要件。其次，济南铸管厂股东会的意志应以会议决议来体现，王长松、刘爱国并非济南铸管厂股东，亦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不具备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或身份，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存在诉的利益。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其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同时，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企业各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并且，其二人亦未举证证明已获得企业股东会决议授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并非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无权代表企业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诉讼权利，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首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首选应具备诉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采用了列举式，对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做了界定，本案中，原告不属于该解释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基于前述，原告于本案中亦不具备诉的利益。其次，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于本案中一再阐述“被告行为违法”却不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答辩人举证范围难以明确，严重侵害答辩人诉讼程序权益，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再者，原告诉称系答辩人将济南铸管厂列入僵尸企业名单，与事实不符，答辩人根据相关授权对涉案企业实施监管，但案涉企业是否为僵尸企业并非答辩人进行认定并列入相关名单。如该认定行为侵害企业权益，如前所述，亦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而非原告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且本案被告应为将涉案企业列入僵尸企业名单的认定主体，而非答辩人。况且，该认定行为并非向原告作出，原告并非行政相对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依法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王玉强的人事任免问题依法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的主要诉求为对王玉强的任免问题，而该项具体行政行为已由王长松于2020年2月24日向市中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中区政府经审查认为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作为济南铸管厂监管部门，作出《关于聘请王玉强同志的决定》属于内部人事任免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王长松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济南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鲁7101行初147号行政判决，认定“市中区项目中心作为济南铸管厂监管部门，向其作出《聘请决定》属于内部人事任免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市中区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无不当”，驳回王长松诉讼请求，该判决亦经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鲁7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本案系王长松假借企业股东大会名义为其个人提起行政行政诉讼，就该企业人员任免问题，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且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对于原告要求确认答辩人及市中区财政局控制企业公章的行为无效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亦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中，济南铸管厂的公章及证照由企业负责人自行保管、控制，并非由答辩人及市中区服务中心控制，原告的诉求属于对事实的歪曲。同时，就济南铸管厂的公章及证照控制权问题，王长松曾以济南铸管厂的名义向贵院起诉，贵院以(2018)鲁0103民初9768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该案二审中以(2019)鲁01民终2号民事裁定驳回王长松的上诉，该案一、二审裁定亦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3149号民事裁定予以维持。另外，王长松也以个人名义就上述问题提起诉讼，贵院以(2019)鲁0103民初7133号民事判决予以驳回，王长松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法院以(2020)鲁01民终4616号行政判决予以驳回。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无权重新起诉。三、关于王长松延缓退休赔偿问题，与原告无关联，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王长松、刘爱国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名义提起诉讼，提出王长松的个人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与本案原告无利害关系，原告无权就王长松的个人赔偿问题提起诉讼。同时，王长松未能办理延迟退休，与答辩人行为无关。王长松申请延迟退休与是否获批，应由王长松依法向有权批准单位或部门提出，是否获批，应由相关单位或部门根据法律法规依法核定，答辩人未曾也无义务协助或决定王长松延迟退休，不是答辩人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部分诉请系重复起诉，陈述事实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个人赔偿要求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即便本案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或起诉条件，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亦应予驳回。被告济南市市中区政府项目资金服务中心辩称，一、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答辩人收到法院送达的“行政诉讼(案1)”(答辩人理解为本案起诉状)记载“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被委托股东会代表是王长松、刘爱国”，实际仅王长松、刘爱国签字，且为复印件。就此，答辩人认为：1、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未在起诉状中签章，实际也不可能签章，不具备认定为起诉状原告的形式要件。2、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不属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应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诉讼，而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原因同第1条。4、原告未提供股东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的合法有效决议，原告提供的“决议”均未经股东签章，且原告陈述的“258”名参会股东与济南铸管厂实际股东情况(除王长松外，自然人股东已于2014年全部退股)不符，不能证明认为答辩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的合法决策，与原告主张原告诉讼主体适格的依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符。5、作为原告签字的“王长松、刘爱国”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第一，王长松、刘爱国不是铸管厂股东。依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王长松已于2016年12月2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王长松与济南铸管厂的劳动关系已终止，故王长松不具有济南铸管厂股东资格；刘爱国已于2014年5月30日办理了济南铸管厂退股，交还了股权证、领取了退股金43，227元，不是济南铸管厂股东。第二，因王长松、刘爱国不是济南铸管厂的股东，被诉行政行为是否侵权与王长松、刘爱国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原告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没有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不是适格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二、原告未明确其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起诉状诉讼请求，原告未明确答辩人作出的哪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定哪项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答辩人不能针对性答辩并举证。现仅就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中涉及的行政行为做概括性答辩及举证，待原告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时，答辩人将针对原告明确的具体行政行为做针对性答辩及举证。(一)原告主张答辩人的违法行为，全部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起诉状，本案原告起诉之日是2020年10月30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结合(2019)鲁01民终6500号民事判决、王长松、刘爱国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的行为，均已超过上述法定起诉期限，故应驳回起诉。(二)原告起诉的部分行为，已经行政复议与诉讼，属重复起诉，应予驳回。1、原告的主要诉求为对王玉强的任免问题，而该项具体行政行为已由王长松于2020年2月24日向市中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中区政府经审查认为市中区项目中心作为济南铸管厂监管部门，作出《关于聘请王玉强同志的决定》属于内部人事任免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王长松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起诉至法院，济南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0)鲁7101行初147号行政判决，认为“市中区项目中心作为济南铸管厂监管部门，向其作出《聘请决定》属于内部人事任免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市中区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无不当”，驳回王长松诉讼请求，王长松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诉，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20)鲁71行终110号终审判决，驳回王长松上诉。就该任免问题，王长松构成重复起诉，且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2、就铸管厂的公章及证照控制权问题，王长松以济南铸管厂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市中区人民法院以(2018)鲁0103民初9768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王长松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鲁01民终2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王长松提出申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鲁民申3149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王长松以个人名义起诉，市中区人民法院以(2019)鲁0103民初7133号民事判决予以驳回，王长松上诉，济南中院以(2020)鲁01民终4616号终审判决予以驳回。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无权重新起诉。(三)原告起诉的部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诉讼理由中，关于铸管厂企业性质问题，属于信访事项的转送、复查意见，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诉讼理由中，关于对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市中区区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不服，属于政府职能调整，依法属于(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四)原告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真实情况及法律法规不符。原告陈述其系济南铸管厂股东及“济南铸管厂是职工私人募股已经超过总股本51%，是归股东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资产达到100%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与事实不符。原告对于铸管厂的股本结构，已在多次信访文件中提及，2018年4月25日，省信访局对王长松关于铸管厂企业性质问题的信访问题举行了专家听证，并作出了合法结论，济南铸管厂为公有制企业，且依据我国《宪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原告主张的铸管厂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理由不成立，股份合作制也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关于王长松延缓退休赔偿问题，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股东大会就王长松的个人赔偿无权主张王长松、刘爱国以铸管厂股东大会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本诉讼中，提出王长松的个人诉讼请求，本项诉讼请求与股东大会无利害关系，股东大会无权就该项提起诉讼。(二)王长松未能办理延迟退休，与答辩人行为无关。王长松申请延迟退休与是否获批，应由王长松依法向有权批准单位或部门提出，是否获批，应由相关单位或部门根据法律法规依法核定，答辩人未曾也无义务协助或决定王长松延迟退休，不是被告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责任。经审查，济南铸管厂成立于1989年9月29日，1995年3月4日，济南铸管厂召开了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章程，将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选举了董事会及监事会。《企业章程》第五条规定，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第六条规定，企业总股本663.2万元。其中企业集体股511.2万元（量化内部员工基本股149.9万元），内部员工普通股151万元，法人股1万元。第七条规定，企业的股份采取股权证形式，分为企业集体股、法人股、员工普通股、员工基本股，由企业向股东签发股权证。第八条规定，员工基本股为集体资产按不同类别量化分配股份，分配额由股东代表大会商定。基本股量化到个人后，员工只享有收益权，股权归企业集体所有，不得转让和继承。第九条规定，员工普通股，只对本企业员工发行，不上市交易，可在企业内部转让买卖。员工普通股原则上不得退股，特殊情况须按章程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第十一条规定，股东按其持股份份额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包括：1、按规定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2、按规定享有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的基本股分得红利、优先承购新股；3、有权监督企业合法经营，查阅企业财务决算报告；4、企业终止清理后按股份比例取得企业剩余财产。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实行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厂长的领导体制。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选举组成，每十名股东选派一名代表，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并行使下列权利：……2、选举和更换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任期四年，最少每年召开一次，由董事会召集，必要时可由代表股东百分之十五（含百分之十五）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代表大会，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由企业发起人负责召集。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分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普通决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由出席股东代表大会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代表出席，并由到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代表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第十九条规定，董事会是股东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股东代表大会闭会后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由五人或者七人组成，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十四条规定，董事长由董事担任，由全部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或罢免。第二十六条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1995年3月《济南铸管厂股东姓名、股金登记表》及王长松股权证均显示，王长松最初入股出资金额为12412元。王长松现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出资金额66945元，济南铸管厂的股本总额仍然是663.2万元。除王长松外，原持有济南铸管厂员工普通股的股东均已退股。济南铸管厂历届董事会成员为：第一届董事会于1995年3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于1999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张东升、姚嘉文、张红松、赵炳月，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于2003年1月产生，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为：“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函[2017]62号《关于申请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的函》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济南铸管厂为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管理的企业。济南铸管厂引进外资组建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后，全部经营业务转入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上报材料报表以及主管部门日常管理时通常使用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形成两块牌子一个运营实体的关系。2004年8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市国资委，承担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监管职责，同时撤销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所管理的企业移交市国资委监管。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向我委移交企业时使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2005年5月，市政府决定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向贵区移交企业时也使用了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我们认为，2004年和2005年移交企业时虽然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但包含着济南铸管厂，望贵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2014年6月30日，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作出市中国资字[2014]5号《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内容为：“济南铸管厂：根据相关要求，依据企业领导人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区属企业实际，经研究决定：冷同河同志不再担任济南铸管厂厂长、董事长职务；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本院认为，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济南铸管厂于2003年1月确定的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为冷同河、赵炳月、王长松、王加武、王玉强，其中冷同河为董事长，此后未再改选。2017年10月26日，济南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于2014年6月30日任命王玉强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2020）鲁01民终46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王长松请求王玉强返还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是否合法的问题。《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铸管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以及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作出的《关于冷同河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明确济南市市中区国资委代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济南铸管厂的监管职责，同时由副厂长王玉强同志主持济南铸管厂日常工作，复函与通知的内容详实，形式合法，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并且王长松无证据证实王玉强持有济南铸管厂公章、证照有损济南铸管厂利益”，据此判决驳回了王长松要求王玉强返还公章、证照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联营企业、中外合资或者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资、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2020年12月17日，本院收到济南铸管厂提交的说明一份，称本案系王长松以济南铸管厂名义提起，其他职工股东均已退股，上述人员均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意志和利益，该说明有冷同河、王玉强签字确认并加盖有济南铸管厂公章。本院认为，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在法律上与公司属于不同主体，在行政行为对特定团体及其成员的利益造成普遍影响的情况下，应首先赋予其中影响最深，事实上蒙受最大不利的主体以诉权，才能充分发挥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更好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一个针对公司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也会对公司的相关人员产生一定影响，但应当首先考虑由公司提起诉讼。王长松作为本案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其员工普通股金额仅占股本总金额比例1.01%，其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代表济南铸管厂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其所提交的股东大会相关材料非经法定程序，本院不予认可。故，王长松作为诉讼委托代理人以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名义提起本次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济南铸管厂（股东大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萍人民陪审员  周宏雁人民陪审员  王益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高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