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524民初1302号 原告：李游，男，198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维星，四川结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宏旺道2号11号楼306室。 法定代表人：陈钢。 被告：汪凯梦，女，199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舟，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 被告：刘卫，男，198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被告：王玉琳，女，198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 第三人：陈佳美，女，199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原告李游与被告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第三人陈佳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陈佳美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维星、被告王玉琳、第三人陈佳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共同退还原告货款434000元并支付从2020年2月2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退清货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共同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保险费3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急需购买额温枪，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王玉琳（微信名王雪澄）。通过被告王玉琳，原告又认识了被告汪凯梦、刘卫。原告与被告王玉琳、汪凯梦、刘卫通过微信、电话交流、沟通，被告王玉琳通过微信向原告出示了额温枪图片、生产商营业执照、经营备案凭证。经过磋商确定由四被告向原告出售额温枪，由被告惠尔曼公司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被告王玉琳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供了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原告按被告指示于2020年2月19日转款220000元到该基本账户，委托朋友陈佳美分别于2020年2月20日、21日转款110000元、144000元到该基本账户。另外，原告于2020年2月20日通过微信转款30000元给被告王玉琳。前后几次转款共计504000元。原告要求前述被告于2020年2月27日之前交付额温枪，但被告收款后一直未向原告交付。经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同意按原交款途径退还货款。至今，仅被告王玉琳于2020年2月28日通过微信退还了原告30000元，被告惠尔曼公司于2020年3月5日、3月17日分别退还了30000元和10000元。还有余款434000元未退还。原告为此诉至法院。 被告惠尔曼公司辩称：惠尔曼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钢在本案发生之前就与被告汪凯梦认识。2020年2月份，被告汪凯梦联系陈钢说有买方要购买额温枪，货源、交货等事项都已和买方谈好，但买方需要走对公账户，需要惠尔曼公司提供公司账户。因为系疫情防控期间，买方是为卫健委买防疫物资，且与汪凯梦是朋友，就帮了这个忙。惠尔曼公司没有参与合作及促成交易，与原告李游无真实买卖关系。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是假合同，该合同上无公司印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且授权代表人电话是被告汪凯梦的电话，不是公司的电话。 被告刘卫辩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由于口罩、额温枪等防疫物资供不应求，刘卫便在电商平台为客户及公司提供产品推介服务，为买卖双方达成购销业务后从中依法提取点佣金。被告汪凯梦发送信息给刘卫，告诉刘卫有额温枪渠道，刘卫因从事电商工作便在朋友圈发布了信息。被告王玉琳看到后要被告汪凯梦的信息，刘卫就把被告汪凯梦提供的产品信息及资质发送给了被告王玉琳。原告李游并未与刘卫订立购买额温枪合约，而是与被告惠尔曼公司订立合约。刘卫最多就是起中介服务作用，与原告未发生任何业务联系。纵观整个案件发生与发展过程，刘卫只是通过汪凯梦在促成原告与被告惠尔曼公司达成额温枪买卖过程中起了一点推介作用，原告的全部货款也是按照汪凯梦提供的对公账号汇入被告惠尔曼公司的基本账户。由于惠尔曼公司违约不能交货，也是惠尔曼公司先后退了40000元，被告王玉琳退了30000元，没有显示刘卫插手货款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卫在该业务中收取过佣金。证明刘卫不是被告角色，只是一个证明人角色，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汪凯梦辩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由于口罩、额温枪等防控物资供不应求，汪凯梦为买卖双方就前述物资等达成购销业务后从中依法取得点佣金，在电商平台为客户及公司提供产品推介服务。原告李游未与汪凯梦订立购买额温枪的合同，而是与被告惠尔曼公司订立合约。汪凯梦最多起到中介作用，与原告并未发生任何业务联系，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与原告也无买卖关系。纵观整个案件发生发展过程，原告的全部货款都是按被告王玉琳、刘卫等人要求汇入被告惠尔曼公司的基本账户；从原告诉状可以看出原告是因被告惠尔曼公司违约不能交货后要求退款；被告惠尔曼公司先后退了40000元，被告王玉琳退了30000元，汪凯梦并没有插手货款。综上，原告是对被告惠尔曼公司、刘卫、王玉琳等充分信任才与惠尔曼公司达成购销合同并转款，汪凯梦只是知情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王玉琳辩称：此前与原告李游根本不认识，是通过朋友在微信上认识的。通过王玉琳，原告又认识了被告汪凯梦和刘卫。原告需要额温枪，王玉琳作为中介人就在中间撮合，原告是知道此事的，不能就此认定原告与王玉琳存在买卖关系。货源信息和提出签订合同的被告惠尔曼公司是被告汪凯梦提供的，货款是被告汪凯梦要求汇入被告惠尔曼公司账户的。被告惠尔曼公司的信息是被告刘卫发给王玉琳，再由王玉琳转发给原告，再由原告与被告惠尔曼公司订立合同。合同当事人是原告与被告汪凯梦、惠尔曼公司。王玉琳收到原告的微信转款30000元后，马止转给了被告刘卫，被告刘卫又将转款转给了被告汪凯梦，说明王玉琳不是合同当事人。如果王玉琳是合同当事人，不可能收到款后再转给刘卫，再转给汪凯梦。综上，王玉琳不是合同当事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王玉琳的请求。 第三人陈佳美向本院提出如下请求：判决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退还原告李游434000元货款中的254000元返还给第三人，并支付从2020年2月2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系合伙关系，原告起诉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一案中，2020年2月20日、21日转款的110000元、144000元，系第三人账户转出，应当将款直接退还给第三人。 原告李游对第三人陈佳美提出的请求表示认可。被告惠尔曼公司、汪凯梦、刘卫、王玉琳对第三人的请求均未发表意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原告李游因购买体温计事宜，通过他人介绍添加了被告王玉琳的微信。原告告知被告王玉琳需要购买体温计，双方为此进行了详细洽谈。被告王玉琳向原告表示不管体温计如何报价，每把体温计均增加5元作为其赚取的款项。价格及数量确定后，被告王玉琳向原告发了一份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供销合同，原告按被告王玉琳提供的账户转了货款。2020年2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王玉琳联系再次购买体温计，洽谈后共同约定原告购买体温计1000台共360000元，并商议了货款支付的具体方式及签订合同有相关事宜。被告王玉琳与原告进行洽谈的同时，将与原告洽谈的内容及要求转给微信名为蔡蔡的人。蔡蔡又将被告王玉琳提出的要求转给被告刘卫，被告刘卫又联系被告汪凯梦并提出相应要求。被告汪凯梦向被告刘卫发送了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账户信息，营业执照载明惠尔曼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钢，经营范围为“医药制造、生物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医疗器械、食品（具体项目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准）、化妆品、卫生用品批发兼零售，货物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账户信息为“法人陈钢建设银行浙江义乌江滨支行6236××××7609”。被告刘卫又将前述内容转发给蔡蔡，蔡蔡收取相应内容后又转给被告王玉琳，被告王玉琳又将其收到的前述内容转发给原告。按前述方式，原告还收到了被告转发的账户信息“6217996020017553189邮政储蓄吕旭彦。”原告问被告王玉琳是对公账户时，被告王玉琳称要再问。原告向被告王玉琳讲19位是私人账户，17位是对公账户。被告王玉琳回复原告“我让她再要。”被告王玉琳又通知蔡蔡，蔡蔡又通知被告刘卫，被告刘卫又向被告汪凯梦发出“对公发过来，要对公的，迅速”。被告汪凯梦又向被告刘卫发出“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天津武清开发区支行1205××××0427”，被告刘卫又向被告汪凯梦发出“合同准备好，跟陈钢公司的合同。”被告刘卫将前述账户信息转发蔡蔡，蔡蔡将信息转给被告王玉琳，被告王玉琳又将此信息转发给原告。原告从其账户向被告惠尔曼公司账户转款220000元。2月20日，被告王玉琳向原告发出《购销合同》，载明原告为订货单位、被告惠尔曼公司为供货单位，除对相关内容进行约定外，还列明了原告及被告惠尔曼公司的信息，但未加盖公司的印章。原告向被告王玉琳支付30000元。被告王玉琳通过蔡蔡直接添加了被告刘卫的微信，并向被告刘卫转了原告所转的30000元。第三人陈佳美按原告要求于当日16时24分向被告惠尔曼公司转入货款110000元。21日，原告与被告王玉琳洽谈另购买400台体温计，并确定价款为144000元，转入被告惠尔曼公司账户。当日20时32分，第三人按原告要求直接向被告惠尔曼公司转款144000元。22日，原告到广东省东莞市××次洽谈的体温计时，因没有接到货便多次与被告王玉琳联系。被告王玉琳向原告提供了被告刘卫、汪凯梦、李雪等人的联系信息。最后，原告没有收到第一次洽谈的体温计，但退回了货款。26日，原告同样没有收到第二次洽谈涉及的体温计，向被告汪凯梦提出退还货款。27日，原告与被告惠尔曼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钢等人商议退款事宜。此后，被告惠尔曼公司向原告退款40000元，被告王玉琳向原告退款30000元。至今，原告交付的剩余货款434000元未退回。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营业执照、原告李游与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陈钢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王玉琳与刘卫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刘卫与汪凯梦的微信聊天记录、陈钢与被告汪凯梦的微信聊天记录、《购销合同》、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李游通过微信方式购买体温计而引发的纠纷，应当认定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提供的微信内容等电子数据证明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均参与了买卖体温计的洽谈事宜，系体温计买卖合同的参与者。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惠尔曼公司对原告通过微信洽谈体温计买卖事宜及转款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本院作如下评议：首先，原告、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提供的微信内容等电子数据与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辩驳意见相互佐证，证明原告从被告王玉琳处获得的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账户信息得到了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许可，原告获得账户信息属于善意。其次，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提供给原告的营业执照明确载明被告惠尔曼公司具有经营体温计的相关许可，增强了原告对体温计交易的信任。再次，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提供给原告的《购销合同》对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标的物、数量、价款等进行明确约定，且与原告从被告王玉琳处获得的账户信息、营业执照相互佐证，足以让微信交易的当事人认可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最后，原告及其通知转款的第三人陈佳美所转的大部分款项系转入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账户，符合《购销合同》的约定，尽到了常人应尽的注意义务。综上，证明原告系基于对被告惠尔曼公司的账户信息、营业执照、《购销合同》的信任进行转款和交易，应当认定被告惠尔曼公司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购销合同》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惠尔曼公司收取货款后未按约定向原告交付体温计，原告请求被告惠尔曼公司退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扣除被告惠尔曼公司已退还原告的40000元货款，被告惠尔曼公司还应退还货款434000元（220000元＋110000元＋144000元－40000元）。第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证明其向被告惠尔曼公司转款254000元，原告也认可退还货款中的254000元退给第三人，且退还给谁并不影响退款人的利益，故本院确定被告惠尔曼公司应退还的货款中的254000元退给第三人，余款180000元退给原告。《购销合同》未约定违约内容，且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有违约的约定，故本院对原告及第三人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购销合同》未约定保全担保费用的承担，且提供保全担保系申请保全人的义务，故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惠尔曼公司承担保全担保费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王玉琳虽然直接与原告进行洽谈，并收取了原告所转的30000元款项，但其并非以销售者的身份与原告进行洽谈，且明确向原告表明在交易中系以每台体温计报价增加5元作为赚取报酬，不足以认定其系与原告形成体温计买卖的相对人。被告王玉琳已将原告交付的30000元款项退还给原告，原告及第三人再要求被告王玉琳退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刘卫、汪凯梦虽参与了体温计买卖事宜，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认定其系买卖体温计的相对人，故本院对原告及第三人请求该二人退还货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在本案中未承担责任，故本院对原告请求该三位被告承担保全担保费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惠尔曼公司与被告王玉琳、刘卫、汪凯梦之间的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依法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游货款180000元； 二、被告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第三人陈佳美货款254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第三人陈佳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10元，保全费2770元，共计10580元；由被告天津惠尔曼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扣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葛一波 人民陪审员  陈玉武 人民陪审员  刘润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张 琴 书 记 员  李俣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