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002行初60号 原告翟园园，女，汉族，现住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合庆村。 委托代理人张传军，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海洋发展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002MB2858027L，住所地威海市渔港路**。 负责人刘瑞宾，局长。 出庭负责人焦鹏，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云川，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顾晓波，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翟园园与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海洋发展局渔业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20年11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张传军、被告负责人焦鹏及其委托代理人胡云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鲁威（环）渔（渔政）罚（2020）0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船冒用“鲁威渔62418”号船名船号行为；无有效的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涉渔“三无”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涉渔“三无”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的，没收该渔业船舶”之规定。本机关于2020年4月22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你做出的处罚决定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后，当事人委托律师提交书面申辩意见。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申辩意见中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在案证据不符，不予采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和《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没收冒用“鲁威渔62418”船名船号的涉渔“三无”船舶。 原告翟园园诉称，被告下属部门威海市环翠区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大队于2020年4月2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和《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认定原告是“鲁威渔62418”船只所有人，认定该船系“三无”船舶，擅自下水作业，对该船只作出没收决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书处罚主体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处罚依据部分不当，理由如下：1、原告不是适格被罚主体。原告只是一名家庭妇女，负责照顾两个孩子（一个未成年），四个老人，船只是原告的老公王在欢于2019年9月份购买，实际的船只都是王在欢在购买、管理。原告只是作为王在欢的妻子，大概知道一些情况，有时候王在欢只是大概的告诉原告购买了一条船，带手续买的，看船时看过手续，去把船赶回来时又说手续被他人借走，等过段时间给，原来把船员也找好了，因为手续问题一直未能出海，为防船只丢失，王在欢把自己原有的船号标到新购船上。原告在被告调查时，将知道问题进行陈述，但不是船只所有人，故被告处罚主体不当。2、被告处罚依据事实不足。被告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没收船舶的规定是“三无船舶”和“下水作业”二者均具备才可以，而原告老公的船舶仅是因为购买过程中被欺骗，购买了“三无船舶”，但没有下水作业，因此被告处罚依据事实不足。3、被告处罚依据的规定部分不当。被告处罚依据两个规定，其中《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明显不当，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是2020年。《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2020）》已于2020年1月开始实施，其中第十五条第（二）项明确规定，不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者相近，行政处罚不应处罚差别较大。被告在2020年7-8月份相继抓获50条左右“三无”船舶，禁渔期间下水作业，却无一没收。因此，被告适用处罚依据不当，相近违法行为处罚差别很大。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鲁威（环）渔（渔政）罚（2020）0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庭审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照片2张，该照片系王在欢于2020年4月12日在被告扣押船只（其中一只船的船号为辽营渔55305）的码头拍摄的照片，证明由王在欢到被告处反映涉案船只的问题，并了解到当时被告已经扣押了两艘渔船，要求和本案涉案船只处罚具有一致性，但是该两艘船据原告了解后来被告处罚了40000元，对该两艘船予以放行，被告对同期发生相同或相近行为的处罚与原告不同； 2、照片6张及视频资料，该照片是由原告于2020年7月15日拍摄的威海市海洋水产渔业局扣押了40余艘三无船舶禁渔期间下水作业的情况，后来该40余艘船舶没有一艘进行没收，证明威海市海洋水产渔业局对同期发生相同或相近行为的处罚与被告对原告进行的处罚不同。 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海洋发展局（以下简称区海洋发展局）辩称，一、办案程序方面。2020年3月21日，被告接群众举报，称环翠区海域内有“黑船”停靠。接到举报后，被告执法人员于2020年3月24日前往合庆湾进行核实，发现悬挂“鲁威渔62418”船名牌渔船存在船型与档案登记不符、不能提供船舶证书、涉嫌冒用船号等违法行为，遂将渔船拖至远遥中心渔港执法码头进行进一步查证核实，经现场勘查、询问相关当事人，最终确认该渔船系违法建造的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籍港的“三无”渔业船舶，且存在冒用他人船牌号的违法行为。经被告会议集体讨论，认定案涉船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对违法船舶予以没收。2020年4月22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鲁威（环）渔（渔政）罚告[2020]0010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被告处罚内容及依据的事实、理由，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经对原告申辩意见的审核，被告认为申辩意见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与原告前期供述及相关在案证据不符，不予采纳。2020年4月29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鲁威（环）渔（渔政）罚[2020]0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案涉“三无”渔船予以没收。 二、违法事实及法律依据。经对原告及其配偶王在欢、案外人陈学政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结合被告对案涉“套号”渔船进行的现场检查勘验及对真实的“鲁威渔62418”号船舶登记情况的查证，认定以下事实：案涉渔船系原告及其配偶王在欢所有，由王在欢于2019年购置，用于出海捕捞作业并将渔获出售给第三方代理人，系非法建造，系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籍港的“三无”渔业船舶。虽然原告在4月22日委托律师起草、递送的《申辩意见书》中对案涉渔船捕捞作业的事实又矢口否认，但结合其前期供述及现场勘验发现渔船上有大量渔网、渔具、存放渔获的箱子及箱中水渍、零星渔获残留、被褥、炉灶等生活用品足以证明捕捞作业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的，没收该渔业船舶。”本案中，原告所有的“三无”渔船符合上述规定的处罚条件，被告适用该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有效。 三、原告系适格的被处罚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渔业船舶只要符合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且擅自下水作业等条件，即应当予以没收；其次，“没收”这一行政处罚方式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对违反行政法有关规定的相对人所采取的强制性无偿取得其财产所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到本案，其所针对的是渔船的所有权人，而非渔船的购买人、驾驶人、使用人。本案原告与王在欢系夫妻关系，育有两名子女，案涉渔船购置于2019年9月份，出海捕捞后将渔获出售给鱼贩及代理，系原告家庭的谋生工具，该渔船系原告与其配偶王在欢的财产。综上，原告系案涉渔船的所有权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处罚人。 四、关于是否“下水作业”的认定。首先，2020年3月26日，原告在询问中述称“船上网具为其作业时使用；所获渔获出售给合庆鱼贩子；作业期间一般为早上2-4点出海、下午2-3点回来”。2020年3月31日，王在欢在询问中述称“该船购买于2019年，无任何证书证件且未经检验；所获渔获卖给代理人王运良”。前述供述与被告经现场勘验所发现的渔船上的渔网、存放渔获的箱子及箱中水渍、零星渔获残留、被褥炉灶等生活用品足以证明捕捞作业事实。其次，原告在其提交的《申辩意见书》称“船上放置的网具是以前船卖掉之后的网具，该网具确实准备用于新渔船作业使用，但在旧船上作业使用过，现在放置在新船上没有使用”；其在行政起诉状中亦否认曾下水作业。被告认为：即使前述情况属实，也不影响对本案“下水作业”的违法事实的认定。渔业执法环境显著区别于陆上，执法难度较大。渔业捕捞包括捕捞准备行为、实施行为，前者系后者必经阶段。自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角度出发，通过实施行政处罚将违法行为遏制在捕捞准备阶段，更利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综上，即使认为案涉渔船未实际下水作业，根据船上的渔网渔具、生活物品及原告在《申辩意见书》中“该网具确实准备用于新渔船作业使用”的表述，从事非法捕捞的准备行为亦应当认定为非法捕捞行为。 五、清理、取缔“三无”船舶的政策背景。当前，我国渔业资源接近枯竭，非法捕捞猖獗是一个重要原因。渔业执法活动中，常会出现相对人未取得捕捞许可证，实施非法捕捞行为并存在多项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情形。对此，农业部、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等国务院五部委早在1994年即发布了《关于清理、取缔“三无”船舶的通告》，同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发布实施。《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舶通告的批复》第二项明确指出：“港监和渔政渔监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对船舶进出港的签证管理。对停靠在港口的“三无”船舶，港监和渔政渔监部门应禁止其离港，予以没收，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２倍以下的罚款”。而山东省自2015年4月6日起即在全省沿海各地组织开展了以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拆解或其他措施处置了大量涉渔“三无”船舶，有效地打击了各类涉渔违法违规和非法捕捞行为。 综上所述，原告系案涉“三无”渔船的所有人，且案涉渔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区海洋发展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现场检查（勘验）照片、录像光盘一张； 证据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一份； 证据3、翟园园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4、王在欢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5、陈学政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1-5共同证明涉案渔船系违法建造的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籍港的“三无”渔业船舶，且存在冒用他人船牌号的违法行为；原告翟园园及其配偶王在欢在询问笔录中承认案涉渔船购置于2019年，无有效船舶证书证件且未经检验，出海捕捞所得渔获出售给合庆湾鱼贩及代理，所得用于家庭生活。希望政府考虑其家庭状况及有两个子女要抚养，请求不要没收渔船。 证据6、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一份； 证据7、查封（扣押）现场笔录一份； 证据8、查封（扣押）审批表一份； 证据9、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清单、送达回证一份； 证据10、案件处理意见书一份； 证据11、案件集体讨论记录一份； 证据1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一份； 证据13、陈述、申辩笔录一份； 证据14、申辩意见书一份； 证据15、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一份； 证据16、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一份； 证据17、行政处罚结案报告一份； 证据6-17共同证明：本案的办案程序依法依规进行，不存在程序违法及损害原告程序性权益的行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现场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依据现场照片认定原告系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人及涉案船舶下水作业有异议。原告认为，王在欢也是船只共有人之一，但被告却将处罚主体认定为原告，而不对王在欢处理于法无据。对证据1视频资料中对于船只客观情况描述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完整。对证据2现场勘验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根据该笔录认定原告是涉案船只的唯一所有权人。证据3翟园园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内容有异议。翟园园并不了解涉案船只真实情况，其针对被告询问的陈述与王在欢陈述自相矛盾，且其陈述是关于原告以往船只的相关情况。证据4王在欢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王在欢相关陈述针对以往渔船所作陈述，并非针对涉案船只。对证据5陈学政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部分内容原告不了解，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6-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11内容不了解。对证据12-16无异议。对证据1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结案报告的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案与原告所涉案件无任何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任何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6-10、12-15，16中的送达回证，上述证据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1现场照片及录像，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原告虽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但未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现场检查笔录，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因其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3、4系被告依职权分别对翟园园及王在欢进行调查询问，对涉案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形成的笔录，形式上具有合法性，该两份笔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系被告对陈学政所作的询问笔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内容客观真实，并能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案件集体讨论记录，系被告在作出涉案处罚前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形成，能够证明被告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6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只能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该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其合法与否的依据。证据17行政处罚结案报告，能够证明涉案船只的目前执行情况。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作为法院审理涉案渔业行政处罚案件的依据。 原告提交的证据1、2，因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翟园园与王在欢系夫妻关系，涉案渔船系原告及其配偶王在欢所有，由王在欢于2019年从河北购置。2020年3月21日，被告接群众举报，称环翠区海域内有“黑船”停靠。接到举报后，被告执法人员于2020年3月24日前往合庆湾进行核实，发现悬挂“鲁威渔62418”船名牌渔船后，查验了该渔船档案登记情况，比对发现该渔船船型与档案记载的数据明显不符，决定将该船拖回远遥渔港进一步调查，并决定予以立案调查。2020年3月25日，被告对涉案船舶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发现该船渔船标识情况为悬挂鲁威渔62418船名牌，无电子身份标签；无证书证件；木质拖网渔船，船型与档案登记情况不符；网具为2盘拖网。同日，被告对涉案船舶作出查封扣押现场笔录，并于3月26日作出鲁威（环）渔（渔政）封（扣）（2020）0010号《查封扣押决定书》，决定对涉案船舶进行查封扣押。2020年3月26日，被告依职权对翟园园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翟园园在询问笔录中认可，其系悬挂鲁威渔62418船渔船所有人，该船船体材料木质，船籍港威海，拖网作业；被告执法时发现的船上网具为船作业时使用，渔获卖给合庆鱼贩子；出海作业早上2-4点出海，下午2-3点回来；船上有3名船员。且在询问过程中翟园园向被告出示的渔船捕捞许可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陈学政。后被告于3月28日对陈学政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陈学政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系鲁威渔62418船渔船持证人，但船早就卖了，一开始就是别人在使用，渔船捕捞许可证上并未过户；其并不知道该船的实际经营人。2020年3月31日，被告对王在欢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王在欢陈述，涉案渔船系其2019年9月在河北购买，花了40多万；鲁威渔62418船的证书证件是其买的，因其之前用的船就是鲁威渔62418，其买了涉案船舶后就把老船卖给别人，但证书没有卖，一直在用；涉案船舶没有经过船检检验，一直在合庆湾停靠，代理叫王云良，渔获都基本卖给他；选择合庆湾停靠的原因是出海作业比较方便，出海率比较高，效率比较好。同时，王在欢亦认可其知晓鲁威渔62418船证套在涉案船舶是违法的。被告于2020年4月7日在对案件调查终结后，针对原告的违法事实及证据进行了集体讨论，认为“鲁威渔”62418船未经检验下水，并从事渔业捕捞作业，实船无有效的船名船号、渔业登记证书和船检证书，拟作出没收该涉渔“三无”船舶的处罚。2020年4月22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向原告送达，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罚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后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辩意见书，被告遂于2020年4月28日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并制作了陈述、申辩笔录。被告经审查原告提交的申辩意见，认为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在案证据不符，决定不予采纳。2020年4月29日，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涉案船舶已被被告予以没收，现吊至远遥中心渔港北面码头等待下一步处置。 本院认为，本案系渔业行政处罚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本案被告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渔业违法案件作出渔业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前，依法履行了调查、送达、告知义务，程序合法，且原告对被告作出涉案决定书的程序没有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原告是否为适格的被处罚主体。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渔业船舶是指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以及属于水产系统为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包括捕捞船、养殖船、水产运销船、冷藏加工船、油船、供应船、渔业指导船、科研调查船、教学实习船、渔港工程船、拖轮、交通船、驳船、渔政船和渔监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渔业船舶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自下水作业的,没收该渔业船舶。根据上述法规规定，渔业船舶只要符合未经检验，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且擅自下水作业的，即应当予以没收。本案中，原告对于涉案渔业船舶系非法建造，用于捕捞，属于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无船籍港的“三无”渔业船舶这一事实予以认可，但对涉案船舶是否下水作业存有异议，主张涉案船舶自购买后并未实际下水作业。本院认为，下水作业与实施捕捞行为的本质意义相同。被告在对涉案渔船进行现场勘验时发现渔船上有渔网、存放渔获的箱子及箱中水渍、零星渔获残留、被褥炉灶等生活用品，后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述称“被告执法时发现的船上网具为船作业时使用，渔获卖给合庆鱼贩子；出海作业早上2-4点出海，下午2-3点回来”。被告于2020年3月31日对王在欢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王在欢述称“该船购买于2019年，无任何证书证件且未经检验；所获渔获卖给代理人王云良”。上述现场勘验情况与原告及王在欢的询问笔录相结合，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涉案船舶进行下水捕捞作业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如原告在《申辩意见书》中所述，“船上放置的网具是以前船卖掉之后的网具，该网具确实准备用于新渔船作业使用，现在放置在新船上没有使用。”亦不影响对其“下水作业”违法事实的认定。这是因为，行政处罚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事后惩戒，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并通过实施行政处罚实现教育的作用。渔业捕捞是一个过程，包括捕捞准备行为及捕捞实施行为，捕捞准备行为系捕捞实施行为的必经阶段。通过实施行政处罚将违法行为遏制在捕捞准备阶段，更利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不能要求执法部门对下水作业实施捕捞行为当场抓获时才能处罚。故即使涉案渔船未实际下水作业，但其从事非法捕捞的准备行为亦可认定为非法捕捞行为，即下水作业行为。综上，被告根据其调查的事实，认定涉案渔船下水作业从事捕捞的事实并无不当。 （二）关于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处罚是否适当。如上述所述，原告的涉案船舶属于渔业船舶,从事下水捕捞,依法应当申报初次检验,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但涉案渔船系三无船舶，且擅自下水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据此作出没收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对于原告提出被告处罚依据规定部分不当，应当适用《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2020）》，被告对相近违法行为处罚差别很大的主张。本院认为，《山东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2020）》作为一般规范性文件，并非行政处罚所必须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只作为参照适用，被告并未援引该文件并无不当。且原告主张被告对于相近违法行为处罚差别很大，但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原告是否为适格的被处罚主体问题。原告主张涉案船舶系其丈夫王在欢于2019年9月购买，由王在欢管理，其并非船只所有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的被处罚主体错误。本院认为，没收行为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方式，针对的是渔船的所有权人，而非渔船的购买人、使用管理人等。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涉案渔船为原告与丈夫王在欢所有，为原告家庭的谋生工具，且被告于2020年3月26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自认其系悬挂鲁威渔62418船渔船所有人。被告据此认定原告系涉案渔船的实际所有人，对其作出没收涉案渔船的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翟园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艳茹 人民陪审员  刘美玲 人民陪审员  于洪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马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