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112民初3610号 原告：李福祥，男，196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树金（特别授权代理），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德胜（特别授权代理），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祝甸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住济南市历城区。 被告：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祝甸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370112B484682430。 法定代表人：杨国君，该居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东亮（特别授权代理），男，197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系该居委会工作人员，住济南市历城区。 被告：王长勇，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刚（特别授权代理），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福祥与被告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祝甸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祝甸居委会）、被告王长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案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福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树金、徐德胜，被告祝甸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东亮，被告王长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福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确认祝甸居委会与王长勇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祝甸居委会双方于2006年8月10日签订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租赁合同，至今合同正常履行无欠费。2019年5月，祝甸清产核资小组徐德胜在稽查社区租赁合同时发现，2013年祝甸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长勇，利用职务之便，伪造2006年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的虚假租赁合同，意图替换赶走原告取而代之。假合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经营，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祝甸居委会辩称，一、经调查了解，2006年8月10日，时任社区资产租赁的分管领导张玉水书记，只与李福祥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至2010年底卸任，期间未将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租与他人。二、祝甸居委会与原告李福祥于2006年8月10日签暑的《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租赁合同》，祝甸居委会从未否认其合同效力，租赁物按期交付，租金按时收取，合同正常履行，原告无违约行为。三、祝甸居委会与王长勇于2006年8月10日签署的《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租赁合同》，未交付租赁物，未收取租金，未按合同履行。该合同于何年何月在何地由何人签署，公章由何人加盖，祝甸居委会并无经办人、负责人知晓，属当事人个人行为。该合同导致的法律后果，对他人造成的侵权责任及经济损失，应由当事人本人承担，与祝甸居委会无关。综上所述，祝甸居委会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王长勇辩称，1、李福祥与本案诉争的《租赁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2006年6月29日，王长勇与李福祥签订《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合伙关系），约定双方共同承租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用于经营。2006年8月10日，由李福祥出面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长勇发现李福祥存在毁坏账务账簿，私吞合伙款项的重大嫌疑，双方已无继续合作的可能。最后经协商，双方经过对账，王长勇给予李福祥一定经济补偿，李福祥自愿退出合伙。2017年12月3日，王长勇与李福祥签订《协议保证书》，载明：关于原祝甸小学，王长勇、李福祥俩人经过协商处理达成协议，原祝甸居委会签订祝甸小学及院落合同，李福祥自愿退出，一切事宜由王长勇来处理，承担一切事宜，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与李福祥无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至此，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完全解除，李福祥已完全退出，对原祝甸小学房屋院落的租赁经营事宜已不享有任何权利。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12民初982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长勇与李福祥之间合伙协议有效，判决确认王长勇与李福祥关于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合伙经营的合伙关系于2017年12月3日解除，李福祥退出合伙行为有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40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协议保证书》的约定，李福祥自愿退出合伙并对合伙事宜作出处理，故李福祥自愿退出合伙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李福祥退伙后，祝甸居委会是否认可《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由王长勇履行，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如祝甸居委会不认可由王长勇继续履行，受影响的系王长勇的利益，但不影响李福祥的退伙行为。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两份生效判决的认定，李福祥已退出合伙，双方之间从二人合伙转变为一人退出合伙，另一人单独经营，即租赁合同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由二人共有转变为王长勇独有。至于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是王长勇与祝甸村委会之间的事情，与李福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李福祥与本案诉争的《租赁合同》已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其起诉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李福祥的起诉。2、无论是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还是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两份合同都是有效合同。两份合同的唯一区别是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有重大瑕疵，而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修正了这些瑕疵。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二条关于租金及租金基数的调整时间约定“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实际年应交租金35万元;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租金调为40万元加35万元的8％28000元，实际年应交租金4280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每年应交租金428000元加10％4280元，实际每年应交金470800元。”由于工作疏忽，这里面的租金交纳年度出现了重叠，所以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对这些瑕疵进行了修正。自从2017年12月8日李福祥退出合伙以后，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之间一直正常履行修正后的《租赁合同》。综上答辩理由，李福祥对本案根本不享有诉权，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李福祥的起诉。 原告李福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李福祥和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王长勇和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证明村委会小学院落租赁出现两份租赁合同；2、收款收据3份，证明祝甸村委会关于涉案小学和院落履行的是李福祥和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三份收款收据交款人名字都是李福祥，2016年8月4日交的收据是租金214000元，这是半年的，乘以2正好是李福祥合同中约定的428000元；2020年交款发票1份，李福祥交纳224190.40元租金，也是半年的，乘以2是李福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470800元，。第三份收款收据是2006年也是李福祥交的。证明居委会一直履行的是李福祥签订的合同，数额也完全一致；3、证明1份，证明原告提交的署有原告姓名的合同是代表居委会的副书记张玉水与李福祥签订的合同，另外张玉水还出具了一份证人证言，这份证言与该证据相互印证，王长勇签订的这份合同可以说是虚假的。4、租赁费发票1份，证明被告祝甸居委会一直认可李福祥与居委会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一直在履行过程中。 被告祝甸居委会向本院递交以下证据：1、被告工作人员侯东亮和张玉水的通话录音1份，证明祝甸居委会和李福祥只签订过一份合同。 被告王长勇向本院递交以下证据：1、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112民初9825号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民终4003号判决书各1份，证明李福祥与王长勇系合伙关系，合伙行为有效，合伙内容为承租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2017年12月3日李福祥和王长勇签订《协议保证书》一份，双方的合伙关系于2017年12月3日解除，李福祥退出合伙行为有效，李福祥与涉案租赁合同自2017年12月3日起已经无任何利害关系。2、祝甸居委会开具的租赁费发票8张，证明王长勇自2017年底至2020年上半年一直向祝甸居委会正常缴纳租金。3、2013年7月20日祝甸居委会与王长勇签订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租赁合同中租金缴纳时间有误，双方重新签订协议进行更正，其他内容不变。4、被告祝甸居委会于2020年11月25日向王长勇出具的租赁费发票一张，证明王长勇已经按照租赁合同缴纳全年租赁费。 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0日，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祝甸居委会将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位于历城区祝甸路西首路北），其中教学楼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院落一处对外出租，李福祥经过考察、了解、自愿租赁。租赁期限20年，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双方并就租金的数额及支付、合同解除、纠纷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的出租方加盖了祝甸居委会的公章，张玉水签名，承租方李福祥签名并捺印。2016年8月10日，王长勇亦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一份，除第二条租金及租金基数的调整时间条款外合同内容均与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一致。该租赁合同出租方只加盖了祝甸居委会的公章，承租方王长勇签名并捺印。2013年7月20日，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条款进行了修订。房屋租赁期间，李福祥与王长勇均在不同期间向祝甸居委会支付了房屋租金。 2019年11月13日王长勇以李福祥为被告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12月3日解除，李福祥退出合伙行为有效。经本院审理查明：2006年6月29日，王长勇与李福祥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由王长勇及李福祥二人将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合力租赁下来，租期20年，两人各投资50%建设，各受益50%。同年8月10日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1份，约定祝甸居委会将原小学教学楼及院落一处对外出租，李福祥自愿租赁，租赁期限20年。租赁合同签订后，祝甸居委会向政府及建设部门申请在上述租赁院落范围内建设沿街商业楼。经批复同意建设后，王长勇、李福祥共同修建了沿街商业楼对外出租经营。王长勇、李福祥在共同经营过程中，因缺乏信任等原因，李福祥欲退出合伙经营。2017年12月3日，李福祥与王长勇签订《协议保证书》一份，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李福祥自愿退出合伙经营。王长勇向李福祥支付合伙期间的收益，双方合伙关系解除。因李福祥对退出合伙不予认可。王长勇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长勇与李福祥就租赁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合伙经营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认定该合作协议为有效的个人合伙协议。李福祥通过案外人斡旋并与王长勇达成退出合伙一致意见，双方签订了协议保证书，记载了李福祥退伙事宜。该协议保证书有合伙人王长勇、李福祥及证明人的签字捺印。足以认定李福祥已经退出合伙经营。因此，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鲁0112民初98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王长勇与李福祥关于原祝甸小学及院落合伙经营的合伙关系于2017年12月3日解除，李福祥退出合伙行为有效。李福祥不服一审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鲁01民终4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现李福祥诉来本院要求确认被告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无效。原告认为，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他利用担任祝甸村委会主任的方便条件自己伪造的合同，祝甸居委会从来没有与王长勇签订过这份租赁合同，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于无效。关于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形成时间，王长勇称，都是2013年7月20日由祝甸党委分管成员术洪涛和分管成员韩学峰签的，他们是当事人。我当时担任居委会主任。对此，原告及祝甸居委会均不认可。审理中，被告祝甸居委会辩解，被告王长勇的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租赁合同，是在王长勇任祝甸居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2013年签订，并非合同本身标明的2006年8月10日签订，违背了真实性原则。该虚假合同，未开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研究，也未解除李福祥正常履行的合同，签订后居委会也从未执行过，客观事实非常简单明确，即该虚假合同从未生效过，从未履行过，租赁物也从未交付过。祝甸居委会只与李福祥签订过一份合同。被告王长勇辩解，两份租赁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均是李福祥与王长勇合伙期间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协议，后李福祥退出合伙，李福祥与涉案租赁合同无利害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006年6月29日，李福祥与王长勇签订的《合作协议》确立了双方关于原祝甸小学教学楼及院落合伙经营的合伙关系，后为执行合伙事务代表合伙人（即其本人和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租赁协议，无论该行为以任何合伙人名义作出均系合伙行为，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2017年12月3日，李福祥退出合伙，并与王长勇解除合伙关系，李福祥不再享有作为合伙人的权利，其因合伙经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已无直接利害还关系。祝甸居委会与王长勇之间具体应该履行李福祥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还是履行王长勇与祝甸居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两份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应当由祝甸居委会主张，李福祥对两份租赁合同均已没有利害关系。因此，其提起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福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福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海勇 人民陪审员  薛箐华 人民陪审员  李 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崔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