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桂学达，男，195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身份证登记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现珍，女，1965年9月4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志强，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许现珍、高志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捷，广西旺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学达因与被上诉人许现珍、高志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202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于2020年12月4日组织各方进行询问。上诉人桂学达，被上诉人许现珍、高志强及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捷，均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学达的上诉请求：1.许现珍、高志强返还桂学达结伴AA制出国旅游中以欺骗方式多收取的机票款、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等，共计26000元，利息400元；2.诉讼费由许现珍、高志强承担。 桂学达的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桂学达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真实、明确、清楚，充分说明案涉美洲自由行活动是“费用风险AA,预收费用会多还少补”的结伴自由行之旅。桂学达及许现珍、高志强等六人，以及之后增至的七人队伍，于2019年9月29日开始预交款后才确定参与人数，但只有大概的行程没具体排序,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10月2日，许现珍才开始购买广州至洛杉矶的往返机票，并为这次旅游建了名为“美洲自由行”的微信群，许现珍的微信名为“瑞雪”，高志强的微信名为“星光闪闪”。许现珍在群里多次注明“美洲之旅费用风险AA,预收费用会多还少补”，没有提到有服务公司这一说法,若有服务公司参与服务则其应在结伴前予以说明，但许现珍自始至终就没有提过另有其他服务公司的存在，且在多次公布的支出账目中也从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服务费用”。在整个行程中，都是由许现珍用她的手机在网上订机票，其它车船票也是许现珍与高志强在当地车站、船港码头订的票，未出现向服务公司购票的情况，二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对此亦可予以证实，但在行程过程中票据从未公开，只在群里公布票价费用，桂学达及团友均不知晓真实的价格。 二、从桂学达对许现珍、高志强在一审中提交的机票订单等证据可以明显看出，二人存在伪造虚报机票的事实，对比许现珍、高志强出具的“旅游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单”，更能一目了然的看出，二人在群中公布的机票与实际票价差距之大，全程共12个航程，经对比，机票价格就多收了每人13329元。 许现珍、高志强在原审提供的证据清单中有“支付代理公司代理费”—项，但该项目完全是为了拼凑真假机票价差的行为。“美洲自由行”自前述时间确定结伴的人数后，许现珍于10月2日才用手机以网上支付方式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订了六人广州与洛杉矶之间的往返机票。但许现珍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结伴人数未定之前，于2019年9月26日就用手机支付了服务费5000元，且没有付款人名和付款内容，收款人也不是服务公司而是“转账-转给浩”，则从付款时间以及转、付款信息来看，均未能显示与桂学达的行程有任何关联。在一审庭时，许现珍、高志强和证人黄某都承认，在“美洲自由行”群里和旅游途中，均没有提到过服务合同和服务内容之事，且56800元巨额服务费比例也高得让人惊恐，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此外，许现珍、高志强在一审庭上提供的证据“旅游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单”中写有“一，机票款：131879.00元（6人费用中介公司通过许现珍授权直接从许的银行卡中转给航空公司）”但前述描述的授权付款方式本身在逻辑上不可行，且广州星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创公司”）不是旅游公司，更不知究竟能提供何种境外旅行服务，一审法院用“结合机票购买的日常经验法则”对该服务代理费予以采信的说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许现珍、高志强在原审中提供的“机场行李费”也完全是为了拼凑机票差价的行为，一行12个航程中10个航班都含有免费托运行李23公斤，只有2个航班机票价不含托运行李，可携带随身小行李，大行李需要另付托运行李费。其一是卡尔加里至多伦多的航班，桂学达、高志强、黄某、周显平以及另一团友，均在机场托运时个人支付26美元现金购买了行李票，现场买行李票比订票时一起买行李票要贵些，机场也会出具行李票据及提取行李的依据，且在登机人的机票信息上有记录。其二是利马至库斯科的航班，吸取上次的经验，桂学达、周显平、高志强、黄某要求许现珍在网上购机票时一并支付行李费，故票面上就有107元行李费的字样。因此，关于购买行李票的情形并非如许现珍、高志强在其提供的证据中自行书写每人承担的价格且无票作为依据。从所举证据来看“机场行李费”中有9个航班共花费14568元行李费用，但都没有收据，故桂学达认为此部分全是拼凑真假机票价差的行为，均不符合事实。 三、整个“美洲自由行”过程中，许现珍、高志强在群中报的费用支出,都没有具体票据公布予以佐证，桂学达等随行者多次提出疑问，但许现珍、高志强不仅不回答而且多次大发脾气，双方多次争吵，故而并非无异议，是因为钱都交给许现珍、高志强了也不可能退回，并且基于异国他乡、走完行程的事实，只能按照许现珍、高志强的要求考虑多少就先交而已，无奈之下只能回国后再细算。因此回国后，周显平、桂学达就以要个人发票报销为由，向高志强、许现珍提出索要全部发票，而高志强、许现珍一方当时所提供的机票都是伪造的机票订单,订单上的价格都是按照“旅游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单”上高志强公布的价格编造出来。周显平、桂学达为此打电话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去哪儿旅游网、携程旅游网三个网站电话查询，经查实的机票价格全部不属实，其后，才向许现珍微信询问原因，原想得到合理解释，但被许现珍在群中拉黑并不予理睬。至于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桂学达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在原起诉书中就向法官提出要求“特向法院提交诉讼，恳请法院查清事实，要求被告人提供全部旅游行程中的一切真实票据,往来支付账目清单及手机、银行收付款凭证，以便核实多收款数，返还原告，并依法判决”因此，此部分费用依据，应由高志强、许现珍作为证据提交，但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四、一审证人黄某，在庭上的证词没有证据支撑，且言语证词不符合逻辑。证人自称知道有服务公司订票一事，但又称不知服务内容、也不知道是否签过服务合同，更不知道代购机票是买便宜了还是贵了、有何服务。此外，证人黄某也表示，桂学达和周显平不清楚服务公司之事，亦自认整个行程中和“美洲自由行”群里从未有人说过有第三方服务之事。而相应作为考虑是否结伴出行的原则事宜，如此高额的服务费用，在整个行程都未告知，且在多次公布的支出费用中亦从没报过，则足以证明行程期间根本没有该笔费用的产生，也没任何项目服务提供，但原审法院对前述费用予以采信，则属于不尊重事实的表现。 据此，一审判决对未能尊重本案基础事实，亦未依照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分析判案，桂学达恳望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桂学达的诉讼请求。 许现珍、高志强答辩称，不认可桂学达的上诉请求。针对桂学达所述的费用，机票费用只是按照航空公司收取的机票费用计算在旅游费用中，没有将因许现珍、高志强通过代理机构利用高科技软件抢购机票及因抢购机票录入个人信息错误承担经济损失风险的代理费计算在内。至于桂学达所述的租车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其表示系依据网上报价进行比较后得出的差价，则其观点无依据，网上没有这些价格的比较，且不同城市、不同等级酒店的住宿费用不一样，旅途远近的费用也不相同，所以桂学达用网上报价来比较本案所主张金额的方式不符合本案实际。桂学达在一审诉请中列举的事实理由与其在二审上诉状的事实理由几乎一致，没有新的内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桂学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现珍、高志强返还桂学达结伴AA制出国旅游中以欺骗方式多收取的机票款、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等，共计26000元，利息400元，合计26400元；2.判令许现珍、高志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桂学达、许现珍、高志强与周显平、黄某、兰志红、于兰七人约定组团去往美洲旅行（自由行），许现珍、高志强为该旅行团组织者，并组建了“美洲自由行”微信群。2019年9月25日，许现珍在微信群中发布“美国阿根廷这条线时间大约45天左右，费用约5万。加拿大秘鲁大约35天，费用约4万。大约10月20日出发”，“一切费用和风险都是ＡＡ”。2019年9月26日，许现珍在微信群中发布“各位，美洲之旅基本准备就绪，计划10月20日左右出发。跟美国-阿根廷这套线的，预收4万元定全程机票住宿交通。走加拿大这条线的预收3万元，定全程机票住宿交通等。个人准备兑换2000美元。备1-2张多币种信用卡。美洲之旅费用风险ＡＡ，预收费用会多还少补”。旅行团成员各自向许现珍预交了费用。2019年10月18日，旅行团从广州出发去往洛杉矶；2019年12月10日从洛杉矶出发返回广州。旅行途经9个国家30个城市，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机票、住宿、交通、食品、门票等费用采取ＡＡ制分摊，每游玩一个城市后进行结算，并由高志强在微信群中公布。旅行过程中，旅行团成员对微信群中公布的费用分摊均无异议。2019年12月10日，高志强在微信群中公布“美洲旅行个人开支”收支总账单，载明每人总付款、总开支及其构成、应退款项等情况，其中，黄某、兰志红、桂学达、周显平的总开支为各56587元，高志强、许现珍的总开支为各57587元。许现珍、高志强称该收支总账单中载明的各行程机票费用为机票票价与代理费、行李费加总后分摊的金额。许现珍、高志强为此次行程共支出旅行团6人的机票费用131897元，其中8314元为高志强、许现珍二人自纽约-达拉斯-拉伯克的机票费用，许现珍、高志强称该行程的主要目的是带领其他成员旅游，故在扣除2000元后，剩余6314元由旅行团6人分摊，分摊费用包括在旅行总支出中，结算时各成员均无异议。许现珍、高志强另支出代理费51165元，2020年7月27日，星创公司向许现珍开具发票6张，开票项目说明为“旅游服务费”，发票总金额为56800元，许现珍、高志强称尚欠5635元（56800元-51165元）代理费仍未支付。此外，许现珍、高志强称行程共产生行李费14568元、住宿费55692元、交通费62891元、食品和其他费7590元、门票费11664元、电话流量费438元，合计152843元。桂学达称在旅行过程中对代理费用毫不知情，行李费已经包含在机票票价内，无需另外支付，许现珍、高志强公布的机票费用已经超出机票实际票价，公布的住宿费及交通费亦没有附带支出明细，无法核实，存在虚报、多报可能，故诉至法院酿成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桂学达与许现珍、高志强等人约定结伴组团出发旅行，该约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桂学达应当预见旅行中可能产生的费用和风险。旅行前，许现珍、高志强作为组织者在微信群中公布了美国-阿根廷行程的预算：时间约45天、费用约5万元，各旅行团成员在知晓预算的情况下自愿报名并及时预交了费用。旅行实际行程56天，自2019年10月17日开始至2019年12月12日结束，途径9个国家30个城市，产生的总费用经分摊后周显平与黄某、兰志红、桂学达四人各负担56587元，该实际负担金额未超出预算的合理浮动范围，经同行团员黄某作为证人出庭证实其与妻子兰志红对该费用负担无异议。关于服务代理费，桂学达称自始至终对代理费毫不知情，亦未享受过该公司的任何服务，许现珍、高志强辩称该代理费系机票代理公司代买机票产生的费用，若无代理商代买机票个人很难买到此次旅行中该价格的机票，并提交了证据证实其服务代理费的实际支出，结合机票购买的日常经验法则，一审法院对该服务代理费予以采信。关于行李费、住宿费、交通费，桂学达、许现珍、高志强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费用的实际支出，结合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证人黄某的证言，旅行过程中确存在多次现金支付行李费、住宿费、交通费的情况，每个城市的旅行行程结束后，许现珍、高志强将支出的的士、门票、食品、住宿等费用公布在微信群中，旅行团成员亦均未表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费用予以采信。经核算，此次旅行的费用经分摊后由桂学达负担56587元，不存在被多收取费用的情况，故对于桂学达要求许现珍、高志强退还旅行过程中多收取的机票费、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等共计26000元及支付利息4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桂学达诉请许现珍、高志强承担因诉讼从武汉至柳州往返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桂学达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许现珍、高志强已就上述费用的承担达成约定，且本案不存在许现珍、高志强多收取桂学达费用的情形，故桂学达诉请许现珍、高志强承担交通、住宿等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驳回桂学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元（已减半收取，桂学达已预交），由桂学达负担。 关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桂学达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桂学达已经在微信中向高志强提出要求其出具相应票据；许现珍与高志强表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二审期间，桂学达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及所附书面文字材料一份，桂学达解释称录音内容系2020年8月4日与携程公司等的通话录音，拟证明高志强所报机票的价格虚高，案涉机票的购买是通过电话买票付款而不是由代理公司付款，许现珍、高志强所称中介代理费并不存在，且录音显示，所购买机票中只有二张机票是附有行李票，其余的机票有些是没有附有行李票。 许现珍与高志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1.微信支付记录截屏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20年8月10日，许现珍向代理公司支付尚欠的款项5635元。 2.桂学达与黄某于2020年8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桂学平辱骂和威胁证人。 经本院组织质证，各方质证意见如下：关于桂学达提交的证据，许现珍、高志强认为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桂学达称没有发生行李费用，或者行李费用由各自支付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关于许现珍、高志强提交的证据，桂学达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予认可，桂学达在全程中没有受到代理公司的服务，高志强所报机票费用过高，许现珍、高志强的行为本身已经存在虚报，并且该费用是向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不是向公司转账；对证据2认可真实性，桂学达还表示，之前与黄某关系还蛮熟，后因黄某做假证桂学达为此发出该微信。 关于各方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1.桂学达提交的证据显示为与客服的通话记录，但对话的对方身份情况是否真实尚无法核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2.许现珍、高志强提交的证据1为向个人转款，确实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证据2，因桂学达均认可真实性，亦认可是由桂学达向黄某发出，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关于桂学达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桂学达确实通过微信向许现珍、高志强提出要求提供相关发票的主张，本院对此在二审另查明中予以记载。 据此，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法院查明未详尽的部分，本院在二审另查明中一并予以明确。 二审另查明： 高志强于2019年12月10日在“美洲自由行”微信群公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中关于机票的部分合计33874元，具体显示为： 1.广州（中国）至洛杉矶（美国）来回机票4889元； 2.卡尔加里至多伦多（加拿大）机票2660元； 3.多伦多至巴拿马机票2560元； 4.巴拿马至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机票1982元； 5.圣何塞至墨西哥机票2538元； 6.墨西哥至利马（秘鲁）机票3105元； 7.利马至库斯科机票2568元； 8.利马至圣地亚哥（智利）机票2366元； 9.圣地亚哥至蓬塔阿雷纳机票1497元； 10.乌斯怀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机票1567元； 11.“蒙纽”机票6555元； 12.纽约至拉斯维加斯机票1587元。 在前述公布的开支中还包括了“行李432元”，但并无代理费一项的分摊内容。 许现珍与高志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旅游相关费用支出明细”显示，第一项机票款6人合计为131879.00元，第二项代理费为56800元，第三项行李费为14568元，前三项合计203247.00元，黄某、兰志红、周显平、桂学达每个人分摊33541元，许现珍、高志强分摊34541元。许现珍、高志强表示，所列的行李费包括行李托运费、行李超重费以及需要给予的小费，在旅行过程中，所有行李托运等事宜均系由高志强处理，对此，证人黄某在一审中予以确认。 2019年12月13日之后至2020年1月期间，高志强应桂学达的要求通过微信向其发送机票电子行程单，相应形成单中记载各航程段的明细及机票费用，此外，在本案一审期间，高志强、许现珍提交了购买机票的部分发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经携程财务部盖章的电子行程单等等。二审期间，周显平与桂学达将两者中记载的机票费用予以对比，并结合高志强于2019年12月10日在“美洲自由行”微信群中公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中记载的机票开支，提出前者比后者高出13329元/人。 经本院组织各方核对，高志强认可周显平、桂学达提交予以对比价格的电子行程单系由代理公司即星创公司向其发出后再通过微信转发，所有机票均系通过代理公司购买，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发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经携程财务部盖章的电子行程单等等亦是由代理公司发给高志强，高志强还表示，其系事后才知晓实际购票价格与原有行程单中所列价格存在如此大的差价。许现珍与高志强还表示，关于通过代理公司购买机票且须花费一定代理费用的事宜，在周显平、桂学达加入微信群之前曾在群内告知，之后虽未在群内再次提及，但曾在周显平参与的早茶饭局中予以提出，各团友对此均知晓，且无人提出异议。关于部分代理费的形成高志强进一步解释称，由于系委托代理机构办理三个国家的签证，故在办理签证时提交使领馆的辅助材料中须有机票和酒店订单，故而形成了第一次的电子行程单，但办好签证后会涉及退票和退酒店等相应费用，因此关于差价以及委托代办费等均纳入给予代理公司的代理费中，高志强强调，即便加上支付代理公司的代理费，现分摊至各团员所负担的机票费用也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周显平、桂学达自认二人关于阿根廷国家的签证是随同团友经许现珍、高志强委托代理机构一同办理，对于集体统一对外委托办理阿根廷国家的签证，二人并未提出异议。 经本院核对高志强通过微信转发的代理公司第一次电子行程单后发现，此种类行程单中记载的机票费用与高志强于2019年12月10日在“美洲自由行”微信群中公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列明机票价格一致。本院进一步将此类电子行程单与许现珍、高志强在一审中提交各阶段行程的发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经携程财务部盖章的电子行程单等予以对比后发现，前后两种行程单中所记载的航空公司、出票代理、预定编号、具体票号号码、出票时间，以及乘机人个人信息等均一致，并且，前后两次行程相应序号6至序号12阶段机票的出票时间，均显示为2019年11月。结合周显平、桂学达对列表中所提出异议行程，并根据许现珍、高志强在一审中提交各行程的发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经携程财务部盖章的电子行程单记载机票费用，经计算周显平、桂学达每人各阶段票价，明细如下： 1.广州（中国）至洛杉矶（美国）来回机票2189元； 2.卡尔加里至多伦多（加拿大）机票1105元； 3.多伦多至巴拿马机票1696元； 4.巴拿马至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机票1582元； 5.圣何塞至墨西哥机票1538元； 6.墨西哥至利马（秘鲁）机票1905元； 7.利马至库斯科机票720元，行李107元，税费231元，合计1058元； 8.利马至圣地亚哥（智利）机票1166元； 9.圣地亚哥至蓬塔阿雷纳机票697元； 10.乌斯怀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机票1067元； 11.乌拉圭至纽约机票5355元； 12.纽约至拉斯维加斯机票1187元。 前述序号11对应行程，实为高志强于2019年12月10日在“美洲自由行”微信群中公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中关于机票部分行程序号11，即“蒙纽”机票6555元。 在二审询问中，桂学达表示其诉请主张予以返还的26000元包括机票差价款13329元，以及多支付的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等，至于后一种费用桂学达表示系参照网上报价自行估算得出；关于诉请主张的400元利息系其按照26000元为基数，参照半年存款利率计算。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桂学达就案涉自由行旅行已向许现珍、高志强交付56587元予以认可，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部分予以确认，现根据桂学达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结合许现珍、高志强的答辩意见，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桂学达要求许现珍、高志强退还多交付的机票款、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等合计26000元并承担400元利息的主张，是否合理有据？ 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桂学达二审期间关于诉请数额构成的解释来看，其要求返还的款项包括主张属于多交纳12个行程阶段的机票款合计13329元，以及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此外，桂学达对所交纳的行李费亦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将逐层分析。 第一，从本案已查明事实及各方的自认来看，案涉旅行行程系经自行组团至美洲各国进行自由行，费用及风险均采取“AA”制的方式予以分摊，而高志强、许现珍作为组团者，在旅行过程中对发生的费用确实已先行垫付，则各参团的团友应依据约定对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分摊。 第二，本案中，计算周显平、桂学达等应分摊的费用并确认要求其个人各自分摊金额为56587元的依据，系高志强于2019年12月10日在“美洲自由行”微信群中公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其中所列12个阶段机票合计个人分摊为33874元，且诚如二审查明，前述机票费用与高志强转发代理公司第一次报送的行程单中记载机票价格一致，可知该12个行程阶段个人费用33874元均明确系以支付“机票”的名义予以实际承担，并无记载包含“代理费”的相关内容。但从许现珍、高志强二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旅游相关费用支出明细”中重新列明的费用详情来看，在此次支出明细中对“机票款”的数额进行了降低调整，并以“代理费”等项目就两次计算的差价予以记账。再结合购票费用的查实情况来看，因购买各团友12个行程阶段机票的费用，确实并非“美洲旅行个人开支”所列12个阶段机票合计个人费用33874元，在此分摊部分的计算中包含了高志强、许现珍所称向代理公司支付的代理费用，而针对12个存在争议的行程，实际因购买机票以及购票时一并向航空公司支付的费用，合计仅为20545元。 第三，关于桂学达主张的交通费、租车费、住宿费提出予以扣减的问题，以及关于行李费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桂学达关于前者提出扣减的数额均系其参考网站的费用后自行评估获得，则其主张的费用计算方式实际并无充足的计算依据，并且，本案一审已查明，在每个行程结束后团员之间均有公布花费与开销，在境外行程中因交通、住宿，以及处理登机、另行购买行李托运费、支付超重费等发生的费用，已实际消耗在旅途过程之中，且并无人提出异议，现桂学达就数额提出的异议并无充足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以支持的观点，并无不当。 第四，关于各团员是否应承担高志强、许现珍所主张向代理公司支付高于实际购票款等相关代理费的问题。许现珍在二审中自认，周显平、桂学达成为团友之后，确实未就此部分费用的承担在微信群中再次提及，但抗辩称曾在饭局中已当面告知周显平。对此，各团友观点不一，黄某在一审作证时明确表示其与兰志红同意承担高志强、许现珍所称向代理公司支付的一定费用，愿意按照高志强发布的“美洲旅行个人开支”分摊费用，但周显平与桂学达表示从不知晓须支付代理费的事宜，亦不同意支付该笔费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许现珍与高志强作为组团者，本应就相关费用支付明细、分摊事宜向团员予以明确告知，结合高志强的自认来看，二人系因获得购买机票的相关凭证后，亦才发现第一次获得的行程单中记载机票价格与实际购买价格差距较大，则二人实际对所谓“代理费”费用具体为多少并不清楚，且鉴于高志强、许现珍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已就相应代理费的分摊事先进行明确的告知，二人作为组团人员及事实主张提出方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高志强、许现珍虽主张已向代理公司实际支付了相关代理费费用，并为此提交了星创公司出具的发票，但从二人提交的支付记录来看，均系将款项支付至个人账户并非所主张的公司，故二人对此部分费用已实际支付的相关事实亦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高志强、许现珍抗辩称，代理费系因办理签证而产生的退票、退订单等相关费用，但其二人并未就相应费用的实际发生以及具体数额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反而经二审核对两种类型的行程单发现，前后行程单中所记载的具体信息乃至出票时间完全相同，无重新订票的体现，并且序号6至序号12阶段机票的出票时间均显示为2019年11月，即系在境外时才予以购买，不可能成为事前办理签证的辅助材料予以考虑，则高志强、许现珍的抗辩观点与本案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相符，且二人亦未能就此提供充足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高志强、许现珍未能证实关于行程中代理费的发生及承担，已经告知各团友且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予以分摊，二人亦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所主张对外支付的“代理费”均实际交予所称的代理公司，则在桂学达明确对此部分费用承担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高志强、许现珍要求桂学达继续分摊全部费用的观点，并无各方的约定作为基础。 第五，本案中，各团友基于各自真实意愿，采取自由行的方式自愿结伴出境旅行，在旅途过程中，组团人员高志强、许现珍运用自身的资源，负责整个行程安排、票务、交通、食宿，乃至具体事项、突发事件的处理等等，二人亦在行程过程中为团友先行垫付了大量的费用，带领全团共同完成长达59天的行程，高志强、许现珍的付出无形间凝聚在整个旅行团的全部行程之中。并且，从已查明事实来看，直至周显平、桂学达在2019年12月之后因机票等购买费用而引发本案争议，即使结束旅行回到国内，各方均未就本次行程具体事宜对高志强、许现珍的付出提出异议或发生纠纷，足以体现在实际旅途过程中对二人的认可，周显平、桂学达所称的欺诈事由，并无事实依据。此外，基于各自真实意愿结伴成团的自由行，如非各方自愿不能成团，行程中所一同经历的点滴更是只有同行人员才能体会，故各方在出行前本应谨慎选择结伴人员，而自成团且一同出行后，组织团者与团员更应彼此尊重相互间的付出与配合，并基于诚信原则履行各自的承诺。本院综合考虑高志强、许现珍的实际付出、其他同行团员的现有态度，以及整个团队途径美洲数个国家长达59天后具体计算的实际分摊费用的结果，并考虑组团之初原有预计成本，酌定桂学达前述12个阶段行程中涉及机票差价部分分摊50%的费用，据此，高志强、许现珍共同向桂学达退还原以“机票”名义收取的6664.5元，对超过前述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桂学达提出的利息400元的主张并合同及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桂学达上诉请求与事实主张合理有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缺乏事实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并根据二审中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202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许现珍、高志强向上诉人桂学达返还6664.5元； 三、驳回上诉人桂学达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5元，已减半收取（上诉人桂学达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上诉人桂学达已预交），以上费用合计765元，由被上诉人许现珍、高志强共同负担191.25元，由上诉人桂学达负担573.75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苏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