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32926号原告：张玉平，男，195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健，江苏清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宗伦，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本茂，天津津滨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房间。法定代表人:段宝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元，该公司职员。原告张玉平与被告韩宗伦、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六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健，被告韩宗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本茂，被告中建六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玉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欠付工程款992000元。事实与理由：在被告中建六局公司总包的天津临港东方星城施工项目期间，被告韩宗伦系该工程项目经理。韩宗伦及其合伙人将该工程中的土建施工分包给原告施工。后原告组织人员施工，2011年6月施工结束，至2011年6月23日韩宗伦共支付原告工程款1582.68万元。2013年6月27日，韩宗伦以现金、支票形式向原告支付工程尾款1121000元,其中熊振山、戴某、张殿林、宋建兵、叶某拿到的支票面额总计为992000元。之后，这五份支票到期后未能兑现。2018年11月7日，原告向韩宗伦催要款项并要求赔偿损失，韩宗伦与原告协商后,双方达成了赔偿书。之后,原告向韩宗伦催要损失,但韩宗伦称应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原告于2019年曾起诉要求二被告赔偿包括工程款992000元在内的损失,因法律关系问题,未得到法院支持。现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故原告无奈只得再次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韩宗伦辩称，一、本案构成重复起诉。2019年，原告曾以返还纠纷起诉二被告至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告。本诉与前诉的原被告相同、诉讼标的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47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起诉。二、原告、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在涉案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总包方系中建六局公司，劳务承包方系南通建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建总公司），韩宗伦是总包方的经理，张玉平是劳务方的经理，现原告以其个人名义起诉，主体不适格。原告在诉状中称，涉案欠付工程款系熊振山、戴某、张殿林、宋建兵、叶某的支票未能兑付的数额，这五个人的持票权利为何由原告行使？原告在诉状中已明确韩宗伦系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且韩宗伦作为中建六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相关仲裁活动，故付款义务主体并非被告韩宗伦。三、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已于2013年全部结清，至2019年原告提起诉讼前，无人向二被告主张过欠付工程款。退一步讲，即使原被告主体适格，其涉案诉讼请求也超过2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建六局公司辩称，一、中建六局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是否在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被告不清楚。二、中建六局公司只是涉案工程名义上的总包，但具体施工均是由被告在涉案项目的合作方天津澳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负责。韩宗伦并非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也不是被告的员工，被告对韩宗伦所有的行为都不认可。关于相关仲裁裁决书载明韩宗伦系被告项目经理的问题，因被告系总包，与发包人进行仲裁必须以被告名义进行，韩宗伦作为实际施工人的项目经理，比较了解该项目的情况，被告为了方便仲裁才出具了该份授权，但这并不能证明其系被告项目经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9日，中建六局公司与案外人天津东方星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星城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合同，约定中建六局公司承建由东方星城公司发包的天津临港工业区东方仓储物流工程，合同价款为91880462元，承包范围为土建、给排水、采暖、电气、施工图纸等全部内容，同时约定了工程款支付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中建六局公司依约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涉案工程于2012年3月20日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82478088元。因东方星城公司部分工程款未支付，中建六局公司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该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申请人信息部分载明委托代理人之一系“韩宗伦项目经理”。2010年8月10日，中建六局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天津澳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联营承包协议书》，约定为优先加强对本工程的管理、全面履行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甲乙双方就本工程施工等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联营承包协议。工程名称：天津临港工业区东方仓储物流工程；工程内容：建筑面积74000㎡，钢结构（单层）9栋、钢结构（两层）1栋、框架结构（三层）2栋、框架结构（五层）2栋、框架结构（六层）3栋、砖混结构单层3栋，共20栋；承包范围：土建、给排水、采暖、电气、施工图纸等全部内容；承包价格：91880462元（扣除甲指分包，实际合同金额为55060600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期为2010年7月13日至2011年5月29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1年6月23日，原告张玉平与被告韩宗伦签订了一份《天津临港工业区东方仓储物流工程分包付款情况》，载明：“由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的天津临港工业区东方仓储物流工程，截至目前（2011年6月23日）已付给分包单位南通建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玉平劳务队工程款总计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贰万捌仟陆百元整。即1582.86万元。双方委托代理人予以签字确认。分包单位：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韩宗伦，分包单位：南通建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张玉平。”“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处均无盖章。庭审中，张玉平陈述其系该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系以个人名义参与施工，从被告韩宗伦处揽来涉案工程，并由韩宗伦对其结算、支付工程款。韩宗伦陈述其系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但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或授权委托书，中建六局公司也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中建六局公司陈述，韩宗伦并非其公司项目经理，其就涉案工程与南通建总公司不存在劳务分包关系。2013年6月27日，张玉平在一份收条“收款人”后签名，韩宗伦也签“情况属实”并签名。该收条载明：“今收到东方仓储物流工地工程尾款计壹佰壹拾贰万贰仟元整，工程款全部结清，明细如下：2014.5.30支票号：0744450860000元吊车；07444504225000元（＋2000现金）戴某；07444503330000元熊士国；07444502125000张殿林；07444501250000宋建兵，其他略”。韩宗伦认可收条中载明的支票号都是用支票付款，支票均由其给付，并陈述上述支票的出票人是天津开发区津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工程发包人东方星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述支票均系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出票人均系天津开发区津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韩宗伦，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载明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中国工商银行临港商务中心支行查询记录显示上述五张支票均未使用。07444502、07444503、07444504号支票在2014年6月份使用时被退票，理由为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07444501号支票在中国人民银行退票系统查询无信息。张玉平解释称，其当时接到韩宗伦电话称账户没钱，通知支票持有人不要使用，故其通知支票持有人不要去银行承兑，但还是部分人使用了，只用07444501、07444508号支票未使用。2018年11月7日，张玉平与韩宗伦签订了《赔偿书》，载明：“天津市临港东方星城施工项目，中建六局总承包项目经理是韩宗伦。邀请张玉平负责组织人员施工，赊账周转材料进场（含：木材、模板、钢脚手架等）。付款时由韩宗伦直接开给应收款人，张玉平只是二者中间办理转户签字。最后一次韩宗伦开出的支票空头了，其中有戴某：227000元，张殿林：125000元，宋建兵：250000元，熊振山：330000元，汽车吊：60000元。为此以上持票人将张玉平告上法庭，塘沽执行庭已把张玉平在金海花园4-1-701一套房产拍卖还账了，房内器物也全部无处查找。因韩宗伦开出的支票空头造成张玉平现无家可归，这些损失都应由中建六局东方新城项目负责人韩宗伦赔偿给张玉平，立此为证。”被告韩宗伦未在“应赔人签字”处签字，而在“受损失人签字”下方写有“支票由建设单位东方星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韩宗伦2018.10.7”字样。2019年3月12日，张玉平就返还纠纷一案起诉韩宗伦、中建六局公司至本院，以韩宗伦提供给张玉平的992000元转账支票不能兑现，致使相关持票人将其诉至法院，致使其被法院实际执行1231100元为由，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1231100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9）津0116民初23569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返还的损失与支票未兑现之间具有关联性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津03民终127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述，维持原判，在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另载明“关于未能兑付的票据问题，工程款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原告提供了证人戴某、叶某出庭作证。证人戴某陈述，其曾为张玉平在天津临港工业区的工地运送木材、模板，张玉平应支付给其的工程款中，有一张是张玉平带其去韩宗伦处由韩宗伦开给他的支票，金额为225000元，因在2014年该支票未能兑付，其之后每年都与张玉平一起找韩宗伦讨要。证人叶某陈述，其曾为张玉平在天津临港工业区的工地开吊车，张玉平给其支付的工程款中，由一张由韩宗伦给的支票，金额为6万元，2014年支票支付期限到期时候，张玉平电话通知支票账户没有钱，让其不要使用了，其就将该支票还给了张玉平，之后每年与张玉平等人向韩宗伦讨要该笔款项。韩宗伦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的本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原告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3.原告诉请的992000元工程款应否支付；4.二被告是否系涉案欠付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主体；5.原告的本次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的本次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节。被告韩宗伦主张，原告曾于2019年以返还纠纷起诉二被告至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二审维持，原告的本次起诉与前诉的原、被告相同，诉讼标的相同，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的本次起诉系根据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请求二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992000元，而原告的前诉系根据返还原物纠纷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1231100元，故原告的本次诉讼与前诉的诉讼请求、诉请标的明显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本院对被告韩宗伦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及二被告是否系涉案欠付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主体一节。被告韩宗伦主张，涉案工程系被告中建六局公司分包给案外人南通建总公司，其系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原告张玉平只是南通建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玉平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其在与原告的相关文书中签字系职务行为，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系中建六局公司，而非韩宗伦。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张玉平系从被告韩宗伦处取得涉案工程项目，并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其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涉案项目完工后由韩宗伦支付张玉平相关工程款项，故被告韩宗伦应为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被告韩宗伦主张涉案项目的施工人系南通建总公司而非原告张玉平，但其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且中建六局公司也否认其与该公司就涉案工程项目存在劳务分包关系，本院对被告韩宗伦关于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难以支持。被告韩宗伦主张，其在涉案项目中系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其相关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中建六局公司承担，中建六局公司系本案付款义务主体，天津仲裁委员会[2014]津仲裁自第521号裁决书在申请人信息部分也明确载明韩宗伦系中建六局公司项目经理。被告中建六局公司解释称，其系涉案项目的总包，之后将涉案项目转给合作方天津澳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因与发包人发生纠纷需以其名义进行，韩宗伦作为实际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比较了解情况，出于仲裁需要，才给其出了授权委托书，并非认可韩宗伦为中建六局公司的项目经理。因被告韩宗伦自认其与中建六局公司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或授权委托书，中建六局公司也未向其发放过劳动报酬，该情况能够与中建六局公司的解释相互印证，且涉案五张支票系发包人直接开付给韩宗伦，再转给张玉平指定的案外人，原告亦当庭明确韩宗伦与原告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而非中建六局公司，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其应为涉案项目的付款义务主体。关于原告诉请的992000元工程款应否支付一节。被告主抗辩称，涉案工程款已于2013支付完毕，双方签订的《收条》亦载明工程款全部结清。现原告提供《收条》、《赔偿书》、转账支票等证据显示，被告韩宗伦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原告张玉平支付了涉案工程的部分工程款，其中包括支票号为07444501、07444502、07444503、07444504、07444508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票面金额共计992000元，其中三张支票因“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被退票，两张未使用。张玉平解释称，其当时接到韩宗伦电话称账户没钱，通知支票持有人不要使用，故其通知支票持有人不要去银行承兑，但还是部分人使用了，只用07444501、07444508号支票未使用。张玉平与韩宗伦2018年10月7日签订的《赔偿书》中载明涉案韩宗伦开出五张支票“空头”了，韩宗伦虽未在“赔偿人签字处”签字，只是在“受损失人签字”处的下方写有“支票由建设单位东方星城实业发展公司出具韩宗伦”，可见韩宗伦对涉案五张支票不能兑付一事并不否认。综上，因涉案五张支票不能兑付，韩宗伦就涉案支票票面金额对应部分的工程款未支付完毕，其仍应就该部分工程款向原告张玉平承担支付义务。因中建六局公司并非本案付款义务主体，原告也自认其系与韩宗伦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请求中建六局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本次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涉案五张支票的出票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付款期限为自出票之日起十天，原告应在该期限后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原告自2014年起至2019年每一年都向韩宗伦主张该笔工程款，原告提供的《赔偿书》也证明其2018年双方就赔偿事宜又进行了磋商，且原告2019年就案涉纠纷已提起民事诉讼，因原告的诉讼时效自其每一次主张权利后重新起算，故原告于2020年11月4日提起本次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韩宗伦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宗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玉平支付工程款992000元；二、驳回原告张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6860元，由被告韩宗伦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清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宗 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