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3366号原告：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尹艾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凡勋，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CiaranMichaelLally，男，爱尔兰国籍，1972年6月26日出生，无业，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娜，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耐德公司）与被告CiaranMichaelLally（以下简称Ciaran）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耐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凡勋，被告Ciaran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耐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戴耐德公司无需支付Ciaran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9544.25元；2.Ciaran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戴耐德公司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开劳人仲委）作出的京开劳人仲字[2020]第775号裁决书的裁决事项不服。戴耐德公司认为其与Ciaran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戴耐德公司不应当向Ciaran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Ciaran在仲裁申请中陈述：“我于2014年5月10日、11日收到戴耐德公司CEO尹艾德发出的入职邀请和入职通知书，2019年10月28日，尹艾德通知我到酒店讨论成本消减问题，但是，尹艾德向我出示了一份辞退通知，通知我劳动关系将于2019年10月28日终止，原因是我未能控制员工成本，维护好客户关系，不良行为，不能胜任总经理职务，同时表示辞退决定是不可逆转的。尹艾德让我签署确认退出戴耐德公司职位和董事会的文件和一份终止劳动关系协议，告知我将得到一个月的代通知金和中国法律规定的遣散费。考虑到戴耐德公司已作出决定并同意给我代通知金和法定补偿，以及我的本能善意和职位应有的格局，我配合签署了退出戴耐德公司职位和董事会的文件，由于终止劳动关系协议的补偿计算方法错误，所以我没有签署。”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显示：“Ciaran当日遂签署书面文书，表示其辞去戴耐德公司总经理职务并立即生效，卸任包括戴耐德公司在内的所有戴耐德实体中担任的董事职务”，Ciaran提交上述文书后的当日，戴耐德公司要求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Ciaran拒绝签订。戴耐德公司认为从上述陈述内容及查明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已经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劳动关系解除，属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关于补偿标准产生的争议属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戴耐德公司认为，双方经协商均同意解除劳动关系事项没有异议，是已经完成的事项。双方有异议的是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法律上如何计算戴耐德公司应当支付Ciaran补偿金的问题。本案涉及的争议应该是补偿金标准的计算问题。由于对于补偿金标准的计算方法存在异议，所以仲裁机关应当仅仅就补偿金计算标准的问题作出裁决，而不应该就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合法协商还是违法解除作出裁决。故戴耐德公司认为，双方属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非违法解除，戴耐德公司不应向Ciaran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Ciaran辩称，不同意戴耐德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戴耐德公司应就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戴耐德公司在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28日单方解除与Ciaran的劳动合同。Ciaran虽然在戴耐德公司的诱骗下签署了辞去职务文件，但该文件并非Ciaran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具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首先该文件显示辞职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即Ciaran的劳动合同已经被解除后；其次，该文件是Ciaran应集团公司要求向集团公司提供用于办理Ciaran退出集团董事会手续及个人档案用途；最后，Ciaran是基于戴耐德公司明确告知不因此影响其应得补偿而配合签署。戴耐德公司所述“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不成立。首先，戴耐德公司在辞退通知及面谈中明确了其辞退决定是最终而且不可逆转的，并于当天收回Ciaran钥匙及门禁、关闭了Ciaran的工作权限，在解除与Ciaran的劳动合同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其次，在戴耐德公司应支付补偿的问题上，Ciaran自始至终坚持要求戴耐德公司就其单方解除合同行为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戴耐德公司诱骗Ciaran签署辞职文件前，告知不会因该文件改变补偿标准，Ciaran签署后，戴耐德公司立即歪曲事实，以Ciaran自愿离职为由，将其应支付Ciaran的经济补偿减半，并以Ciaran的工作签证注销、养老保险金清算等问题要挟Ciaran接受其补偿标准；再次，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所谓“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必然是双方就劳动关系解除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补偿等重要问题的全面、同步一致，戴耐德公司所述分阶段，先就劳动关系解除达成一致，再就补偿标准协商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及逻辑；最后，正因双方并非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才未达成任何协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Ciaran于2014年6月3日入职戴耐德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至2017年6月3日，担任总经理工作，约定每月工资为35000元，每月住房补贴20000元。2014年8月29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将劳动报酬中月度补贴从20000元变更为26000元，自2014年9月1日实行。2017年5月15日，双方再次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将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从2017年6月3日延长至2020年6月2日。戴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尹艾德与Ciaran交涉离职事项，告知Ciaran可以选择提交辞职信或被辞退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向其出示包含辞退通知、辞职信、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内的相关材料。其中，辞退通知载明，因Ciaran工作表现不佳、存在不良行为，“戴耐德公司决定于2019年10月28日终止劳动关系，公司将支付一个月中国工资的代通知工资及中国法律规定的遣散费，并要求其交还相关物品，该决定是最终决定，不可逆转，时间标注为2019年10月29日。落款处有尹艾德签字”；辞职信载明：“戴耐德国际公司的CEO尹艾德：本人特辞去戴耐德国际公司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及所有其他相关职务，包括戴耐德中国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和戴耐德日本株式会社社长职务，立即生效。同时，也将卸任在所有戴耐德实体中担任的董事职务，包括戴耐德国际公司和戴耐德中国公司。落款处有Ciaran本人签字，时间标注为2019年10月29日。”尹艾德告知Ciaran可以选择被辞退或提交辞职信，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有5.5个月补偿。Ciaran当场在辞职信上签字确认，之后，Ciaran在查看公司出具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时，对戴耐德公司主张的N+1标准不予认可，称除公司遇到经济困难，否则遣散费应按照2N标准予以支付，要求戴耐德公司向其以2N标准支付补偿及解决签证问题，Ciaran询问关于取走辞退通知与协议书事宜，Ciaran经过尹艾德同意取走上述两份文件。关于上述劳动关系解除过程发生时间，戴耐德公司主张发生在2019年10月29日，并提交尹艾德与公司总经理高杰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予以证明，其中显示双方于10月29日就解除Ciaran劳动关系的相关文件进行提前核对。Ciaran称其与戴耐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发生在2019年10月28日，在戴耐德公司出示原始载体后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不申请鉴定，故本院采信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定戴耐德公司与Ciaran上述解除劳动关系过程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29日。戴耐德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Ciaran由于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与我公司的劳动合同已于2019年10月29日正式解除；《协议书》载明戴耐德公司将于2019年10月31日前向Ciaran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29日工资，由于Ciaran主动离职，戴耐德公司将于收到Ciaran应归还的属于戴耐德公司的财物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Ciaran相当于Ciaran1个月工资即补贴的代通知金，以及相当于Ciaran5.5个月的工资补偿金。Ciaran对离职证明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此不认可亦不接受。2019年11月，戴耐德公司与Ciaran就解除劳动关系及补偿一事进行多次沟通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12月18日，Ciaran向开发区劳仲委申请仲裁，要求：戴耐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9544.25元。2020年5月9日，开发区劳仲委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20]第775号裁决书，裁决：戴耐德公司支付Ciaran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9544.25元。Ciaran同意开发区劳仲委的上述裁决，戴耐德公司不同意开发区劳仲委作出的仲裁裁决，故诉至本院。本案审理中，Ciaran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冻结戴耐德公司名下银行存款349544.25元，并提供了担保。本院就此申请依法作出了保全裁定书。戴耐德公司和Ciaran对以上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为证明双方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戴耐德公司提交了辞职信、Ciaran和尹艾德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往来邮件。Ciaran对辞职信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文件是Ciaran被辞退后签的，是用于退出集团董事会以及个人档案的文件，Ciaran签署文件的前提是戴耐德公司按照2N标准支付补偿金；Ciaran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录音不是完整的，是在尹艾德和Ciaran谈话后出示辞退文件后才录音的；Ciaran对邮件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Ciaran提交了辞退信、辞去职务文件、协议书，欲证明戴耐德公司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不存在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戴耐德公司对辞退信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辞退信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尹艾德为Ciaran整理资料时给Ciaran的。戴耐德公司对辞去职务文件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文件明确显示Ciaran主动选择通过提交辞职信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戴耐德公司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文件是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就劳动合同解除后的各类事项的约定，但是由于Ciaran反悔没有最终签署，不表示双方没有就劳动合同的解除事项协商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解除劳动关系的提议首先由戴耐德公司提出，虽Ciaran在戴耐德公司事先准备的格式辞职信上签字，但考虑到其岗位、职级、辞职信抬头主体，以及Ciaran未同意协议书内容，本院认为，Ciaran签字确认辞职信的行为导致其在戴耐德实体卸任相关董事会职务的法律后果，但并不直接引发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戴耐德公司同意让Ciaran拿走辞退通知、协议书这两种相矛盾的解除劳动关系资料，由此导致解除劳动关系原因不明。结合解除劳动关系提议方系戴耐德公司、辞退通知经尹艾德签字确认并被Ciaran领取以及Ciaran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戴耐德公司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戴耐德公司未就解除与Ciaran的劳动关系事由提交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戴耐德公司解除与Ciaran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戴耐德公司需支付Ciaran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Ciaran月工资高于北京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戴耐德公司应按照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31776.75元作为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基数，经核算，戴耐德公司需支付Ciaran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9544.25元。故关于戴耐德公司主张的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CiaranMichaelLally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49544.25元；二、驳回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保全费用2267.72元，由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CiaranMichaelLally支付）。如不服本判决，CiaranMichaelLally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戴耐德语言软件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运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唐 玥书 记 员 杨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