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9347号 原告：张某1，女，194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贞，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雨雷，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女，195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霞，四川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2，男，198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霞，四川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1与被告王某、张某2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及委托代理人王志贞、武雨雷，被告王某、张某2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霞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经过庭外和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某2、王某在继承张五星遗产的范围内向张某1清偿出借款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6月22日为150000元）；2.张某2、王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张五星（张某1的弟弟，王某的丈夫、张某2的父亲）因投资新项目需要资金，向张某1借款。2015年6月23日，张某1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张五星出借500000元，约定借款时间为1年，年利率为10%。张某1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张某1与张五星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张某1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张某3的证言，张某3作为借款过程中的知情者和部分事实的参与人,对本案涉及的款项资金性质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其描述能与张某1陈述相吻合。证人秦某、刘某对于张某1与张五星之间是如何谈论案涉资金的，其并没有参与。证人秦某、刘某知晓的是事件的结果即钱到了张五星的账户，其对款项的性质仅仅是通过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来推论了张跃旗、张某1、张锋锐的行为也是属于投资，系一种猜测性的定义。证人秦某、刘某与王某、张某2有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关于资金的追偿，张某1在之前不认识项目介绍人方略，在张五星去世后，才通过张某2等人得知的方略。如果能通过张某2、秦某将钱款从方略处追回是最好的，所以张某1才会去关注张五星投资款。张某1也不愿意直接向张某2追要这个钱，因为双方存在亲属关系，如果这种方式不成立，张某1也只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起诉。不能以张某1善意的追偿方式来否认张五星与张某1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的基本事实。关于张家人讨论款项涉嫌集资诈骗的问题，是认为张五星受了方略的欺骗，张五星也是受害人讨论该问题只是为了张五星投资款能更快的从方略处收回，不影响借款关系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张某2、王某虽然认为张某1和张五星之间系投资关系，但并没有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投资法律关系的存在。所以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张某1与继承人张五星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包括王某、张某2在内的人都不清楚张五星与张某1达成合意时的具体情况以及资金所投向项目的情况，王某、张某2和秦某、刘某都不是知情者和参与人。录音是秦某与另案原告张锋锐的通话录音，和本案无关联性。该录音的来源不合法，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是秦某与张锋锐私人通话且是在张锋锐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秦某的立场和身份都是不中立的。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关于张锋锐、张某1、张跃旗向张五星转款性质的问题，张锋锐都很明确说了是借款，不是投资款。因为秦某在讲项目和投资款的问题，张锋锐在回应秦某问话时说话的场景已经变了，整个对话是有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的。王某、张某2是张五星的法定继承人，并继承了部分遗产。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应当优先偿还张五星生前的债务。因为双方是亲属关系，为避免矛盾升级，希望法院能够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 被告张某2、王某辩称：1.本案中张某1与张五星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其转账是张某1参与投资，张五星收到款项后，也将其款项通过证人刘某转给了被投资企业指定的账户。2015年，张跃旗、谢越等人委托张五星帮忙投资某拟上市公司的项目，当时张五星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张五星、张某2、王某包括证人秦某、刘某都参与了此次投资，秦某还陈述他听见张五星给张某1打电话明确说了投资，收益高。该项目后期没有实现逾期回报产生争议。由于双方是近亲，投资事宜均通过口头沟通。刘某和秦某虽然系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股东，但其也是项目投资人，如果认定是借款反而对证人刘某和秦某更有利。张某2和王某提交的银行明细也可以看出张五星收款后及时将款项转至给刘某，刘某也转给了被投资企业指定的账户，张某2和王某提交的《付款协议》中被投资企业收款账户所有人明确了此次投资并作出相应的承诺。张五星只是个人认为项目较好收益高，希望帮助身边的亲人获得利益而告知并接受投资的转款。在张五星去世的情况下要认定张跃旗、谢越与张五星之间的借贷关系，就应当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张跃旗、谢越只提供了转账凭证和与张跃旗、张某1、张锋锐有亲属关系的张某3的证人证言，其提供的证据是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张跃旗应当证明借款金额、借款时间、资金利息约定、期间有无偿还利息等。王某、张某2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的来因并不是借贷关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张跃旗、谢越另行提供或继续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张跃旗、谢越的证人张某3提交的证明文件中，已明确其和项目介绍人方略有过联系，在其证言中也明确证人张某3是根本不会去投资的，张某3也将对于投资的顾虑告知了张跃旗，张某3是知道投资有风险的，也是知道张某2、证人刘某曾向方略要求退还投资。张某3证言的证明力不足，因为张某3与张跃旗、张某1、张锋锐系兄弟姐妹关系，感情较深，加之张五星去世后，与王某、张某2关系疏远，所以张某3的证言具有一定的偏向性。3.被继承人张五星所留下的不单单是财产，也留下了债务。因此，张某1要求王某、张某2在其继承的范围内优先偿还张跃旗、谢越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如果按张某1所称2015年6月借款给张五星，按照所谓的借款期限，其起诉时间是2019年，张跃旗、谢越也未提供其向张五星主张的书面证据，张跃旗、谢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张五星的父亲张之俭于2006年5月22日去世，母亲刘纯秀于2017年10月30日去世。王某与张五星系夫妻关系，张某2系张五星与王某之子，张五星与张某1、张锋锐、张某3、张锋光系兄弟姊妹关系。张五星于2017年11月6日去世。 2015年6月23日，张某1向张五星转账支付500000元。 2015年6月26日，张五星向刘某转账支付2700000元，刘某向案外人潘珽璇转账支付9200000元。2015年6月29日，刘某向潘珽璇转账支付1200000元。2015年6月29日，案外人胡桃源向张某2转款100000元，徐澈向张某2转款50000元。 2015年6月30日，张某2向张五星转款1000000元， 2020年6月15日，秦某与张锋锐通电话，与张锋锐就款项进行沟通，张锋锐陈述到“这是我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呢，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大姐并不清楚这个钱去干什么了，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弟弟张五星是完全的信任，对不对，你爱怎么做我们问都没问过。”“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事情不管那个谁，王某还是张某2，都没有同意把大姐的事情先解决了额，因此这件事情，我的态度不能改变，我会和大姐站在一起”、“因此，我，你这件事情，你要投到哪里去，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对不对？你情况有变化，你没有告诉我，对不对？你没有履行你告知的责任，那对我，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因此你们和那个谁怎么去协调，方略怎么去协调，这个事情我真的管不着，我也不想去多问，这问题怎么解决，我知道最为难的是你，过来过去都是你在那跑来跑去，为了大家的利益在那跑来跑去办这个事情”“这件困难能不能留给就是条件好一点的人，我们先把大姐、大姑的问题解决了，大姐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更人道一些，对不对？不能说大姑你，大姨或者是大姐，你去投资，损失了你就该赔，你就应该认账，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没有大姐并不知道她要投到哪里去，可能王家的人，包括小秦你在这一边，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信息，但是我们见五星的机会都很少，平时也没有什么电话往来，也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回了家，见两面，他回来了见两面说说寒淡话，对不对？这个事情，从把这个钱给他，到他去世，我和大姐连一句都没有问过，你知道吧？”。 另查明，2008年12月17日，成都市锦江公证处作出（2008）成锦证民字第691号《公证书》，内容为：王某从杨瑾处继承取得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街××号××幢××楼××号房屋。2019年4月19日，成都市锦江公证处作出（2019）川成锦证民字第429号《公证书》，内容为：成都市锦江区××街××号××幢××楼××号房屋系王某单独所有，王某将该房屋赠与张某2单独所有。 2018年11月8日，成都市锦江公证处作出（2018）川成锦证民字第1394号《公证书》载明，张之俭、刘纯秀留有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路××号××幢××单元××楼××号房屋中应当由张五星继承的份额转为王某、张某2继承。2018年12月12日，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路××号××幢××单元××楼××号房屋登记在张某2、王某、张某1、张锋锐、张某3、张锋光、张跃旗名下，2019年5月27日，案外人熊亚伦应存量房买卖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登记。 2012年12月20日，王某与四川艺朗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某购买蔚蓝卡地亚项目房屋，总价款为9852000元。2015年2月11日，案外人王小康向王某转账支付6000000元，备注为购房。2015年2月12日，该款项自动购买了理财产品。2015年5月19日，四川伊朗事业有限公司向王某出具了金额为9852000元的发票。2018年3月14日，王某与案外人雷长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上述蔚蓝卡地亚房屋，约定售房金额为10000000元。2020年7月13日，王某向纵慧平转账支付6000000元，备注为还款。2020年7月22日，王某向纵慧平转账支付4000000元，备注为利息。纵慧平与王小康系夫妻关系，王某与王小康系姐弟关系。 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0年7月2日，实缴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2月1日由张五星变更为张某2，秦某、刘某为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张五星原系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股东，2013年7月9日实缴出资1350万元.张某2在2011年8月实缴出资10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张某2在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的时间出资额变更为2350万元。 2020年8月10日，张某2（丙方）、刘某（乙方）与案外人潘珽璇（甲方）签订了《付款协议书》，内容为：2015年甲方参与一个有关“可降解塑料薄膜”的投资项目，张五星委托甲方投资参与此项目，张五星连同丙方及亲属的投资款转入乙方账户，乙方收到张五星和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后连同自己的投资款全部转入了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述款项全部由甲方安排进行投资，但至今未收到过任何收益，直到甲方2018年告诉投资者项目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甲方自愿承担张五星的投资损失，退还投资款，不承担相应利息及损失，故与乙方、丙方协商后前行本协议。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乙、丙（该款项包含张五星账上转款）两方，共向甲方转款2280000元，甲方确认收到该款项。甲方按照上述投资本金的同等数额支付给乙方，由甲方同意收款2280000元，乙方应当按照比例向该项下的投资人支付，乙方收款账户户名为刘某，开户行为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账号6217××××3428，上述全部投资款在2022年12月30日前全部付清。 上述事实，有原告张某1提交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公示信息、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摘要、（2018）川成锦证民字第1394号《公证书》，被告王某、张某2提交的电话录音、转账记录、刘某的银行流水、张某2转账记录、编号为ＴＺ2020的《付款协议书》、（2019）川成锦证民字第429号《公证书》、（2008）川成锦证民字第691号《公证书》《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同意发票、纵慧平与王小康结婚证复印件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本案中，张某3与张跃旗有利害关系，且其证人证言与张锋锐与秦某的录音证据内容矛盾，故对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秦某、刘某系四川陆零酒业有限公司股东，与张某2有利害有关系，本案不予采纳。张旗跃提交的购房资料为境外取得且未提交翻译件，本案不予采纳。张某2、王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仅为要求案外人与本案当事人或证人沟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胡桃源、徐澈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系证人证言，其未出庭作证，本案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该文件系最高人民法院的1995年的批复，新的司法解释已对非法证据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也明确了该司法精神，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即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进行窃听）取得的证据外，其他情形不应当视为非法证据。本案中秦某与案外人张锋锐的录音证据没有采用了侵犯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取得，录音双方当事人谈话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录音完整真实，该录音证据应当予以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张某1向张五星转账50万元数额较大，在转账中并未备注为借款，也未出具借条；按照张五星的经济能力，如果是约定借款，其在2015年6月收到款项至2017年11月去世前，未按照张某1陈述的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过任何利息；张某1是张家大姐，从张锋锐与秦某的通话录音来看，张锋锐就“不能说大姑你，大姨或者是大姐，你去投资，损失了你就该赔，你就应该认账，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没有大姐并不知道她要投到哪里去”等陈述与主张借款的语言习惯不符，结合案涉款项的资金流向以及张某2、刘某与案外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张某2与王某关于投资款的辩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此时足以使人对借款关系产生合理怀疑，张某2与王某已经完成其举证责任，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张某1主张借款关系存在，应当对借贷的合意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跃旗、谢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詹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苏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