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0行初15号原告天津市澳川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47275258289），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盛字营村1号（津港公路与葛万公路交口）。法定代表人靳秀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田宝，该公司董事。委托代理人张婷婷，天津德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境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MB1617504D），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增48号。法定代表人王志超，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含荣。委托代理人崔雅琼，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MB1923237B），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14号。法定代表人许金来，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志军。委托代理人孙连永，天津得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应急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MB1502272Y），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津塘二线武装部旁。法定代表人王金辉，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凌。委托代理人李娜，天津天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00017684XY），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开发区一经路与二纬路交口科技金融大厦。法定代表人边仕苓，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健伟，天津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东丽区消防救援支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000MB1148891B），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1号。法定代表人刘俊祥，支队长。委托代理人尹振中，天津显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10000179119U），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7号。法定代表人韩宝星，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娜，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睢红娟，天津鼎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澳川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川公司”）诉被告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东丽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局”）、天津市东丽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区工信局”）、天津市东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天津市东丽区消防救援支队（以下简称“区消防支队”）、第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立街道”）确认查封行为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向五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追加第三人新立街道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6月30日的庭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靳秀云及委托代理人田宝、张婷婷，被告区生态环境局正职负责人王志超及委托代理人周含荣、崔雅琼，区应急局正职负责人王金辉及委托代理人刘凌、李娜，区工信局正职负责人边仕苓及委托代理人张健伟，区市监局副职负责人刘宝成及委托代理人李志军、孙连永，区消防支队副职负责人王翼飞及委托代理人尹振中，第三人新立街道副职负责人张梦军及委托代理人王娜、睢红娟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7月10日的庭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靳秀云及委托代理人田宝、张婷婷，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副职负责人李绍学及委托代理人周含荣、崔雅琼，区应急局副职负责人杨瑞军及委托代理人刘凌、李娜，区工信局副职负责人若文刚及委托代理人张健伟，区市监局副职负责人刘宝成及委托代理人李志军、孙连永，区消防支队副职负责人王翼飞及委托代理人尹振中，第三人新立街道副职负责人张梦军及委托代理人王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始建于2000年，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成为一家业内知名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连续多年获得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授予的中国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示范企业、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的荣誉称号。以及天津市混凝土行业协会授予的天津市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的荣誉称号。2016年原告还获得了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2014-2015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荣誉称号。2014年通过东丽区人民政府招商引资的方式，原告从天津市南开区迁移至东丽区新立街，并按照天津市建设交通委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控尘改造的通知的要求，投资一千两百万对新立街的厂区进行提升改造。2014年6月9日，原告通过了天津市建交委建筑业办、天津市预拌混凝土管理中心、天津市质安监管总队、天津市混凝土协会、预拌混凝土企业控尘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合验收。2017年7月，五个被告的工作人员突然对原告经营用房及机器设备采取了强制措施，强制原告停产停业。在前述查封过程中，被告没有听取原告陈述申辩，未向原告下发任何书面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决定书，也未告知原告享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以及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期限。对此，原告认为五个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行政权力。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原告的经营用房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查封，强制原告停产停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起诉请求：1.确认五被告对原告采取的查封行为违法；2.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2017年7月2日封条照片14张。证明五被告在2017年7月对原告的生产厂房、配电箱、设备实验室设备、标准养护室、调度室进行了查封，并对原告进行了断电。2017年8月18日、2018年9月5日又对原告进行了同样的查封。2.市建设交通委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控尘改造的通知、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控尘改造竣工验收表格。证明原告按照2014年文件要求，完成了控尘改造，各项检查均合格，不属于散乱污企业。被告区生态环境局辩称，依据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部、财政部、能源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及京津冀及周边2017年大气防治污染工作方案的要求，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要求各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小散乱污企业的专项治理行动。东丽区政府各职能部门按照区政府的要求履行相应的职责，生态环境局与本案的其他四行政机关按照要求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该通告中明确了小散乱污企业的认定标准以及认定主体，同时要求被认定的企业于2017年4月16日之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根据工作安排的部署，各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排查，负责小散乱污企业的清理改造的具体工作。本案当中原告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即开展生产活动以及未安装配套的废水处理设施的违法行为，根据五机关下发的通告规定，联合治理取缔的企业范围包括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不齐全的企业。据了解，原告除存在前述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外，还存在如下应当关停的情形，包括原告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无取用水手续以及排水去向手续，另外本案当中对散乱污企业进行认定的主体以及进行查封工作的主体均非被告，被告认为五机关下发的通告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街道办事处清理改造散乱污企业的过程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津丽环通【2017】1号。证明五被告为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联合向小散乱污企业下发通告，另外，该通告中明确了符合小散乱污企业的条件，包括不符合企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存在安全消防隐患和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以及土地、环保、质监等手续不齐全的企业。2.天津市澳川混凝土有限公司原地改造提升工作方案、东丽区“散乱污”企业原地改造提升方案审核表。证明多部门对散乱污企业原地改造提升方案审核时，原告有多项不合规情形，多部门对其提升方案予以否定，其中包括未进行环评、无环评手续、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水不合规，排水去向也不合规，以及工信委认定属于产品生产工艺装备，是属于淘汰的产能等，再次证明原告存在多处违法违规的情形。3.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调查取证终结审批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回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存在违法行为情形，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区市监局辩称，一、2017年2月27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制发《关于印发的通知》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方案要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违法小散乱污企业取缔工作。相关地方各级政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小散乱污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专项取缔行动，采取拆除生产设施、断水断电等措施，确保小散乱污企业整改到位。依据方案和市区两级政府的要求，按照东丽区散乱污企业整治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由政府环保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国土房管、综合执法、市场监管、水务、安全监管、发展改革、人社、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各司其职。本次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工作由各级街道办具体实施，被告并非牵头组织部门。二、被告是法律规定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依法负责辖区内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工作，被告依法享有对辖区内的市场主体进行登记管理的权力，具有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三、原告天津市澳川混凝土有限公司是注册在南开区的一家混凝土生产企业。实际经营地在东丽区，工商登记手续不全。同时该企业被发现还存在：1.现生产地址没有环评、审批、验收手续；2.坐落于新立街窑上村，其点位属于复垦区；3.没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用水水源为地下水，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的问题。因此该企业被列入了散乱污整治范围并予以取缔。四、依据市、区两级政府的要求和东丽区散乱污企业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被告的主要职责和义务是：履行依法查处、取缔无证无照散乱污企业违法经营行为，对生产经营者涉嫌的无证无照行为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及时抄告；根据政府对僵尸企业、空壳企业的认定及停业、关闭的决定，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的责任和义务。针对原告的本次行为系五部门联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执法行为，被告并不是认定散乱污企业的直接部门和机关，也不是本次关停原告的直接部门和机关。被告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在联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执法行动中，应当履行赋予被告的职责与义务，因此被告在本案中并无违法行为，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区市监局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天津市澳川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户卡。证明该公司注册地为南开区。2.《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津丽环通【2017】1号。证明被告按照政策要求履行了责任和义务。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证明被告按照政策要求履行了责任和义务。被告区应急局辩称，一、被告具有对东丽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二、2017年2月17日，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部、天津市人民政府等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通知及方案要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违法小散乱污企业取缔工作，要求相关地方各级政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小散乱污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专项取缔行动，采取拆除生产设施、断水断电等措施，确保小散乱污企业整改到位。依据通知及方案的要求，依据市委市政府治理散乱污企业的相关精神，2017年4月16日由被告在内的五家行政单位进行了联合检查，并下发了津丽环通【2017】1号《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要求辖区内小散乱污企业于2017年4月16日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凡逾期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的，将采取取缔措施。该通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该通告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三、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及行政机关职责划分，本案第三人依据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防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的规定及要求，对辖区内的散乱污企业即原告进行了取缔，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于法有据，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形。四、针对原告本次行动系五部门联合执法行为，被告并非牵头机关，被告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仅对原告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本案中，原告最终并非因安全生产问题被查处，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即查封强制措施并非被告作出、实施。故被告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并非适格主体，理应驳回针对被告的起诉。被告区应急局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津丽环通【2017】1号。证明本次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市级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对原告下发的通知，区应急局仅是在通告上进行了盖章，通告本身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本身不可诉，和被告区应急局没有关联性。被告区工信局辩称，工信局是按照东丽区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参加治理活动。本次联合行动的主导单位是生态环境局，工信局仅仅是进行辅助配合工作，工信局的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区工信局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区消防支队辩称，一、本案不属于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2013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2月17日，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能源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为贯彻上述方案要求，切实改善东丽区环境质量，彻底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东丽区人民政府2017年4月6日印发《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2017年4月19日东丽区人民政府印发《东丽区2017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通知要求在当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违法“小散乱污”企业取缔工作，整治情况纳入环境保护部信息平台和执法监管平台，完成东丽区关停淘汰落后企业任务。2017年9月18日东丽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的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对列入东丽区提升改造类“散乱污”企业，各街道、功能区加强巡查，监督企业保持停产状态。提升改造类企业未能通过市整改办会审的，2017年底前一律实现“两断三清”。因此，本案行政强制行为系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的行为，不属于可诉讼的行政行为。二、被告并未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国务院公安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针对原告的本次行政强制行为，被告并非牵头机关，原告最终系因环保问题被查出，而环保问题并非被告的职责范围，所作出的处罚决定系由相关职能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综上，原告起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区消防支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第三人新立街道述称，2017年4月6日，本案五被告联合下达了《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委托第三人对澳川公司进行该文件送达，因为原告公司地点位于××街道××村，属于新立街道行政辖区内。2017年4月12日第三人工作人员将该文件送达原告，原告公司杨杰签收，并在送达回执上签名。该通知中明确告知原告应于2017年4月16日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逾期的将依法予以取缔。2017年7月，五被告委托第三人到原告公司断电贴封条，第三人在原告公司配电箱上张贴了封条，形式上拉断电源线。查封设施的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该行为是市政府的专项行动，不应被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主张其对厂房的改造、通过了联合验收，但验收单位并不具备环评资质。第三人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关于开展取缔“小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津丽环通【2017】1号、送达回执。证明2017年4月12日原告单位杨杰签收该通告的事实。2.美丽天津“一号工程”清新空气行动分指挥部督办单。证明环保部督察组，对我市督查，发现原告等27家企业存在大气污染类问题，督促于7月24日前将整改情况报送清新空气指挥部，指挥部将上报市政府并国家督查组。3.散乱污企业汇总台账。证明原告被列入散乱污企业整改提升类，要求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整改。4.东丽区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清单。证明原告未完成原地提升改造，要求在2018年12月关停取缔。5.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证明要求各街道、功能区认真研究落实本通知，对散乱污企业全面关停取缔、做到两断三清。6.关于制定并上报散乱污企业拟搬迁改造提升方案的通知。证明要求各街道、功能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党政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先停后治原则，制定搬迁改造方案。7.东丽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证明东丽区政府要求对还未关停的散乱污企业，在24小时之内核查关停、以两断三清的方式加以清理，杜绝私自开工，严肃问责。8.关于全面加强环保督查问题和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紧急通知。证明区政府要求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坚决采取两断三清的方式，关停散乱污企业，确保6月底前彻底关停散乱污企业，不违规复产。9.关于立即开展被关停散乱污企业大检查的紧急通知。证明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个街道、功能区组织专门队伍对擅自撕毁封条、开工的企业，立即采取两断三清的方式查封处理，严肃教育企业负责人。10.天津市东丽区清新空气行动指挥部文件。证明要求对已纳入关停取缔范围的，确保严格落实两断三清，依法依规全面关停取缔，同时要求对于新发现的散乱污企业要立即实现两断三清。11.东丽区散乱污企业集中治理现场联合检查记录表。12.东丽区散乱污企业四级联签报告单。证据11-12，证明2018年6月20日市环保督导八组对我区散乱污企业两断三清进行验收检查。确定原告企业在2018年6月检查的时候完成了两断三清，并有当时的企业负责人、街道负责人、区政府负责人、驻区现场检查督办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13.关于印发《集中开展小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证明小散乱污企业整治，是市政府要求的专项行动，总体要求、任务工作都有明确的部署。14.证人出庭证言（刘某）。证明2017年4月向原告送达通告并对通告进行说明，现场负责人签收，7月张贴断电封条前，企业工作人员已经把电闸拉下来了，表明原告对送达通告产生的权利义务及贴封条的后果是认可的。15.证人出庭证言（崔某）及照片。证明2018年对企业巡查回头看，是文件要求，证明第三人执行散乱污治理专项行动。经庭审质证，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拍摄地点，封条时间是手写的，不是被告生态环境局的行为，张贴行为也不是被告生态环境局实施，被告生态环境局向小组提交的封条没有书写日期；对证据2文件形式真实性认可，验收表格为复印件，且企业名称与原告名称不一致，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该文件只能证明当时企业按照市建委要求完成控尘改造，不能证明企业在环评方面符合要求，且验收表格上显示的验收内容，只是形式的技术性上的要求，并不能证明其环境是符合要求的，只有具备环评才能证明企业是具备生产资格，故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区市监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区市监局只是在区政府办公室对空白封条盖章，封条如何处理的，被告区市监局不清楚；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区生态环境局。被告区应急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封条看不出张贴在哪里，看不出是否为原告生产场地，且查封行为、张贴行为被告区应急局均未参与，与区应急局无关；对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区工信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区工信局仅在区政府对封条进行盖章，没有参与其他行为；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区生态环境局。被告区消防支队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区消防支队没有参与查封；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区生态环境局。第三人新立街道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可配电箱处查封的封条，门的部分，第三人去现场没有看到，且在电箱处封条被人为地撕毁，其他部分不清楚；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区生态环境局。原告对被告区生态环境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直接对原告作出；对证据2，对改造提升方案是2017年10月6日作出的，没有加盖公章、没有向原告送达，是在被告查封行为作出后进行的，不能作为本案查明查封行为是否违法的证据；对证据3，是2017年9月12日作出的，在查封行为之后，与本案无关。被告区市监局、区应急局、区工信局、区消防支队对被告区生态环境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新立街道对被告区生态环境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认可，2017年10月，根据环保部的要求，对企业进行提升改造，第三人对原告进行申报，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改造企业的条件。原告对被告区市监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该方案是内部文书，对于文件精神没有异议，但是行政机关在落实文件精神时应依法行政，不得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该文件只是指导文件，没有细化的规定。被告区应急局对被告区市监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实际经营地和注册地不是同一地点，实际上也应该属于认定散乱污企业的其中条件之一；对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3是作为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附件存在的，该通知是面向社会公布，不属于内部文件，该方案中明确界定了小散乱污企业的认定标准，原告符合该标准。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区工信局、区消防支队、第三人对被告区市监局提供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区应急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区市监局提供的证据2的质证意见，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区市监局、区工信局、区消防支队、第三人对被告区应急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新立街道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即使送达了通告，也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原告所做出的，不能因为有这个文件就让原告自己判断是否属于散乱污企业，且原告不符合文件中第一项所列的散乱污企业范围；对证据2，督办单只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需要原件或者其他材料证明其真实性，上面的日期是2017年7月13日；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抬头写的是X省X市散乱污企业汇总台账，原告不认为一个政府机关在自己做台账的时候抬头都是这样写的。原告认为真实性值得怀疑，而且没有办法证明这证据的形成时间；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没有对原告做原地改造提升；对证据5，与原告无关，只是第三人内部工作文件，根据工作要求，要有一个散乱污企业排查登记表，企业填写，第三人没有找到原告填写，原告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能证明第三人程序不合法；对证据6，是内部工作文件，与本案无关，与原告无关；对证据7，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具有完整性，不应当被采纳，附件有一份目前发现尚未关停散乱污企业名单，第三人没有提供，说明原告企业不在该名单之中，证据不能选择性提交；对证据8-10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时间是2018年6月20日，原告在2018年6月4日已经从东丽区搬走，该证据形成在查封行为后，不能作为证明其合法性的证据；对证据12，未在法庭要求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不予质证；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4，证人意见没有证明效力，该证人是第三人处工作人员，具有利害关系，由于时间较长，回答问题时比较犹豫，没有办法证明其真实性；对证据15，从照片中只能看出封条损毁，不能看出是自然还是人为损毁，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对第三人新立街道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原告陈述不知道其为散乱污企业，但是通告中明确说明了土地、环保、工商、质监手续不齐全的企业也属于此次散乱污清理的认定企业，原告明知自己没有手续，故对此应当是明确认知的；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该文件与散乱污清理是不同的治理行动，从该行动上来说，是环保部门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监察，其中也包括对散乱污清理的回头看，可以看出原告被认定环保方面不符合要求；对证据3-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认可，可以证明这是一次有专项部署、有工作目标的专项行动，对证据4原告提到没有原地提升改造，结合区生态环境局提交的证据，原告的情况不符合提升改造的条件，按照文件要求，只能关停、取缔；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证明第三人在执行专项治理行动，按照要求送达了通告，贴封条时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对证据15无异议。被告区应急局对第三人新立街道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与被告区应急局没有关系，原告属于散乱污企业范畴；对证据3-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可以证明原告被纳入散乱污治理范围，本案是专项治理行动，不应依据行政强制法规定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对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可以证明原告应当知道被认定为散乱污企业，第三人履行了程序义务，对于查封行为，区应急局未参与；对证据15无异议。被告区工信局对第三人新立街道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称不是散乱污企业应提交环评报告。被告区市监局、区消防支队对第三人新立街道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涉案查封行为存在，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将加盖五被告的封条于2017年7月2日在原告生产厂房、配电箱等地方进行了张贴；原告提供的证据2不能证明其不是散乱污企业，其是否属于散乱污企业应当根据方案、由有权组织进行认定。被告区生态环境局提供了证据1-3均具有真实性，其中证据2工作方案和审核表、证据3行政处罚卷宗均系查封后作出，不能作为查封行为合法的证据，但其能证明后续原告因不符合条件未能进行提升改造，且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事实。被告区市监局提供的证据1-3，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五被告作出了“要求小散乱污企业于2017年4月16日前自行停产停业，并自2017年4月17日开始，对相关企业采取两断三清措施”的通告，及相关部委做出的大气污染整治方案。被告区应急局提供的证据1，认证意见同上。第三人新立街道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第三人送达了该通告；提供的证据2，能够证明7月2日-7月11日督察期间，原告仍旧处于生产状态，且存在料堆露天存放、南侧厂房未完全封闭的情况；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13，不能证明涉案行为的合法性，但能够证明原告企业经营及是否符合相关政策的情况；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4、15，证人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证言真实度较高，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关于“四清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原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委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集中开展“小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各区政府应全面取缔存在无环保设施、无组织排放严重、环保不达标等行为或环保手续不全的“小散乱污”企业；第六条第五款规定，各区政府应向社会发布“小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通告，并制定实施辖区“小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按照“先停后治”和“三个一批”的原则，整治一个、销号一个。2017年4月6日，五被告作出《关于开展取缔小散落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要求小散乱污企业于2017年4月16日前自行停产停业，并自2017年4月17日开始，对相关企业采取两断三清的措施。该通告于2017年4月12日，送达给原告工作人员杨杰，根据区生态环境局的证据显示，杨杰为现场负责人、原告副总经理。2017年5月14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7年5月上旬到1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其中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无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备的，属于依法停产关闭范围。第三条规定，对前期排查11826家“散乱污”企业采取停产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排查和关停取缔，在全面排查摸底和实施停产阶段，以各乡镇街道为单位...建档立卡，台账管理...；在分析评估和分类处置阶段，对“散乱污”企业逐一分析评估，实事求是、依法依规、集体审定...对其他“散乱污”企业，区别情况分类处置，坚决关闭和取缔、注销撤销或强制退出市场；之后依法取缔和搬迁改造，并检查验收和巩固成果，该文件附件3中，载明环境问题判别信息包括是否取得环评批复、是否取得环保验收、是否存在废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等项目。2017年5月16日，区“四清一绿”指挥部办公室转发了《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根据新立街道排查的结果，原告于2017年5月被列入“散乱污”企业台账，注明为提升改造类，提升改造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2017年6月21日，区政府办公室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采取两断三清方式关停“散乱污”企业，确保6月底前彻底关停各街道、功能区上报已关停的“散乱污”企业不违规复产。2017年6月27日，区政府办公室再次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街道办事处、东丽开发区管委会于24小时内，关停发现的尚未关停还在生产的企业。2017年7月2日，新立街道将原告电力设备、检验设备等张贴封条，禁止使用。因环保部2017-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察组在督察时发现，原告在现场检查时处于生产状态，厂区南侧料堆露天堆放，南侧厂房未完全封闭，故“美丽天津·一号工程”清新空气行动分指挥部于2017年7月13日向东丽区政府发出督办单，要求核实查处、立行立改、边督边改、动真碰硬。2017年9月12日，被告区生态环境局对原告进行检查，发现原告存在未采取防尘措施的情况，于2017年10月27日对原告进行处罚，该处罚决定已经生效。2017年10月6日，新立街道提交了《天津市澳川混凝土有限公司原地改造提升工作方案》，方案中指明该企业没有环保手续，也没有土地规划使用证，后期将配合补办土地使用手续，并要求添置环保设备达到排放标准，进一步购买污水处理设备等。但在会审中，规划局、水务局不同意整改方案，并指出该企业缺乏环评手续。新立街道提交的《东丽区“散乱污”企业清理整顿清单（原地改造提升）》显示，原告虽然在原地改造提升类名单中，但其改造具体措施变更为关停取缔，期限为2018年12月。2018年6月20日，新立街道负责人、区政府负责人、市驻区现场检查督办负责人对原告企业进行了现场联合检查，证明已经采取两断三清措施，原告企业已经被关停取缔。庭审中，原告自述企业未取得环评报告和验收。另外，就当天关停的具体情况，街道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证明当时系原告工作人员自行断电后，被告及第三人工作人员张贴了封条。本院认为，对散乱污企业采取“两断三清”措施，是事关生态和环境资源保护、安全生产和产业调整的专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当依法开展并注重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虽然当前立法对散乱污企业如何采取“两断三清”措施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亦应当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予以审查。为了做好本项工作，相关部委和组织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关于“四清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可以作为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合法的相关依据。纵观涉案行为，五部门在作出涉案行为前，基本履行了方案中要求的“先停后治”的基本原则，对于“散乱污”企业的认定履行了集体决策的程序，建立了台账。并且在断电之前，五部门委托街道向原告送达了《关于开展取缔小散落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关停，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张贴封条的具体过程，尚无证据证明被告执法存在故意破坏等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并无不当，整体上符合市区的相关规定。虽然整个执法过程存在个别瑕疵，但考虑到两断三清措施的紧迫性及本次治理活动社会意义，不应以上述个别瑕疵认定涉案行为违法，应当对涉案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肯定。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澳川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市澳川混凝土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作龙审 判 员  夏浩天人民陪审员  杨 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君怡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