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6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梅，女，汉族，1980年10月1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景强，广东无忧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谦禄，男，汉族，1971年5月2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年根，男，汉族，1975年2月1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公民身份号码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加维，广东苏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勇，男，汉族，1977年3月1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南县南洲镇翻身堤**附**，公民身份号码为************。上诉人陈春梅因与被上诉人朱谦禄、刘年根、原审第三人胡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陈春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陈春梅与刘年根、朱谦禄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判令朱谦禄向陈春梅返还507000元；3.判令刘年根向陈春梅返还507000元；4.判令陈春梅与朱谦禄继续履行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5.判令陈春梅与刘年根继续履行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6.诉讼费用由刘年根、朱谦禄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春梅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270元，由陈春梅承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20989号民事判决。陈春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陈春梅与朱谦禄、刘年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3.判令朱谦禄向陈春梅返还507000元；4.判令刘年根向陈春梅返还507000元；5.判令朱谦禄继续履行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6.判令刘年根继续履行于2018年9月25日签订的《东莞大朗大润发美食儿童城项目投资协议》；7.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谦禄、刘年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为陈春梅主张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理据不足，这个认定是错误的。原审对胁迫的理解是片面的，仅把胁迫理解为是签订协议的现场胁迫，且理解成是采用硬性手段等强制性胁迫。胁迫可以是现场胁迫，也可以是非现场胁迫，可以是硬性胁迫，也可以是软性胁迫。只要是产生胁迫的效果，就应认定为胁迫。在本案中，朱谦禄、刘年根为达到迫使陈春梅与其签订撤资退股协议，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前，在东莞市永合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合源公司）经营的场所挂横幅，并要胁租户将租金交给朱谦禄、刘年根，同时还在陈春梅居住的物业小区挂横幅，并在陈春梅和陈春梅配偶皆不在家的情况下到陈春梅家里恐吓陈春梅的老人和小孩，不仅如此，在2019年4月3日晚上在永合源公司办公室与陈春梅配偶罗迪波和胡勇谈判时，还言语恐吓罗迪波、胡勇，如果不满足朱谦禄、刘年根撤资退股要求，就要搞死永合源公司，并扬言要罗迪波家人永不得安。在罗迪波、胡勇没有答应朱谦禄、刘年根要求时，朱谦禄、刘年根还强行破开永合源公司的抽屉抢夺永合源公司的公章、合同资料和财务资料，并说不答应，就不还回公章和资料。胡勇报警后，朱谦禄、刘年根仍未给回公章和资料，在人民调解员调解时公章和资料仍在朱谦禄、刘年根手上，且朱谦禄、刘年根一再表示，不签撤资退股协议，就不给回公章和上述资料。在签了人民调解协议后，朱谦禄、刘年根在2019年6月6日又在永合源公司经营场所挂横幅，逼迫陈春梅给钱。上述事实构成了胁迫。陈春梅之所以认为朱谦禄、刘年根到永合源公司闹事、挂横幅，和强夺永合源公司公章、资料的行为是胁迫行为，是因为陈春梅是永合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朱谦禄、刘年根的行为必然影响到永合源公司的经营。如果因此导致租户不交租，永合源公司不仅会丧失租金收益、还会造成向场地出租人支付租金的损失、还有支付永合源公司工人工资的损失。永合源公司承租场地支付每月租金为313000元。永合源公司的损失最终转化为陈春梅与其他股东的利益损失。所以朱谦禄、刘年根对永合源公司采取的上述行为，实质就是胁迫陈春梅。二、原审认为陈春梅没有寻求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员的救助，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胡勇报了警，已经是寻求公权力救助，可是派出所经办警察认为这是民事纠纷，不予干预，不作任何处理，甚至对于朱谦禄、刘年根强夺的永合源公司的公章、合同资料和财务资料行为视而不见，没有强行制止并强制朱谦禄、刘年根交还公章及上述资料，只是叫来人民调解员来调解。而人民调解员也只是一味想着促使双方签订协议，也没有要求朱谦禄、刘年根返还永合源公司的公章、合同资料和财务资料。所以，不是陈春梅没有寻求救助，而是派出所经办人员和人民调解员以属民事纠纷为由拒绝陈春梅救助。三、原审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考虑到了还有十多年的收益，并认为陈春梅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没有盖永合源公司公章，没有审计，不具证明力，这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原审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是在陈春梅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资产负债表有永合源公司盖的财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没有证明力吗？十多年的收益是个不确定之数，以此作为公平的根据毫无道理。陈春梅在原审时当庭表示，陈春梅可以协助朱谦禄、刘年根到永合源公司查财务资料，可以协助朱谦禄、刘年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其成为永合源公司的公开的正式的股东，朱谦禄、刘年根表示了拒绝。其拒绝的行为表明了朱谦禄、刘年根并不看好永合源公司的前景，也反过来证明了朱谦禄、刘年根在庭上陈述的永合源公司赚了很多钱而却没有分红、以及无权看财务资料情况完全不符合事实。朱谦禄、刘年根唯一目的就是迫使陈春梅按照要求给钱。朱谦禄、刘年根的行为实际上也表明了协议不可能是公平的。另外，原投资协议明确规定，朱谦禄、刘年根两年内不得退股。现在朱谦禄、刘年根强行要退股，这本身就是严重违约行为。严重违约却能多获得近一半的钱，这是不公平的。四、陈春梅提交的众多证据足以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是陈春梅被胁迫下签订的，是显失公平的，上诉的主张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五、对于陈春梅在人民调解回访笔录中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是陈春梅本人所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审中陈春梅对此签名提出异议，陈春梅确认该签名不是陈春梅本人所签，笔迹可以看出该笔迹不符合陈春梅签名的特征。另外，当时回访笔录中所显示的笔录的时间2019年4月5日，该日是清明节，属于公众假期，人民调解员不可能在那天拿笔录给陈春梅签，一审法院在陈春梅提出异议之后，仍然认为是陈春梅本人所签，该认定不正确。刘年根、朱谦禄答辩称，陈春梅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陈春梅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一、朱谦禄、刘年根与陈春梅等人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双方的多次协商，经过充分的讨论并各自权衡利弊后达成的，并不存在陈春梅所称的胁迫以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同时，陈春梅已经大部分履行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依法有效，理应得到双方的遵守。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完全是双方自愿签订，不存在胁迫。(1）朱谦禄、刘年根退出投资的原因。朱谦禄、刘年根委托陈春梅投资后，由于陈春梅弄虚作假、夸大投资项目的投入规模约（双方约定为1120万元，陈春梅夸大为1580万余元），不按约定提供真实的财务账目、不按约定分红。在朱谦禄、刘年根向陈春梅多次提出合理要求后，陈春梅要求朱谦禄、刘年根退出。朱谦禄、刘年根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与陈春梅协商退出投资的事宜。(2）双方协商的过程。双方在经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之前就有多次协商（包括去陈春梅的办公室、住处以及咖啡室等地），但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4月3日，朱谦禄、刘年根应罗迪波之约又前往罗迪波办公室与陈春梅等人协商退资的事宜，也没有达成协议。(3）2019年4月4日，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经过长时间（约12小时）的讨论、协商，人民调解员经过各种分析利弊、耐心劝说，在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经过五次的修改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当天双方的参与人员有刘年根、朱谦禄以及陈春梅、罗迪波、胡勇。(4）需要强调的是，朱谦禄、刘年根与陈春梅的多次协商时，虽然有时有激烈的言语交锋，但朱谦禄、刘年根从未对陈春梅有威胁或者胁迫。2.双方投资项目在当时是一直都有很高的盈利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1）双方在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时，案涉投资项目已经投资完毕（朱谦禄、刘年根也完全履行了投资义务）并且该投资项目已经于2018年11月开业正式营运。（2）该投资项目是向东莞市胜达贸易有限公司租赁铺位。装修后用于招租。该租赁合同租期为8年7个月，从2018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2月27日止。即投资完毕后，在扣除相应管理成本后赚取租金差价。该投资项目与东莞市胜达贸易有限公司约定的租金是40元每平方米，每月租金共为313000元，有7个月的免租期，并有12个月的设备垫资款抵扣期，实际起租期是从2020年3月份开始。所以，在2018年7月28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是不用交租的。同时，该投资项目在双方发生纠纷时，投资项目的招租面积为5523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月租金为162元，其出租情况也是十分理想的（全部满租），每月的租金收入约为89万余元；加上投资项目三楼还有一个自营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儿童园电玩城，其每月的收入约52万余元。因此，即使不算其他的收入（如两押一租、赚钱租户的水电费差价、广告牌位费、代办证件费等等）。该投资项目的每月总收入也不低于141万余元。而在2020年3月1日前，投资项目的支出主要是7、8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月的总支出约6万元。因此，该投资项目的净利润不低于135万元，净利润是十分可观的。（3）由此可见，朱谦禄、刘年根由于陈春梅的夸大投资额、夸大开支，不给看账、不分红等违约行为，已经难以达到投资目的，在陈春梅的要求下退出，实属无奈。陈春梅是完全占据主动一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对陈春梅完全不存在所谓的显失公平。二、陈春梅已经大部分履行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如果现在予以撤销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只会给双方制造无穷无尽的其他纠纷。三、针对陈春梅提到的签名的问题，一审时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做笔迹鉴定的申请，其实用肉眼看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提到清明节的法定节日不上班问题，调解员是住在派出所的，派出所的人员是一年365天都上班，所以人民调解协议回访记录不是陈春梅所签不属实。原审第三人胡勇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经过阅卷和法庭调查，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陈春梅向本院提交一份出租方为东莞市胜达贸易有限公司、承租方为东莞市永合源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方为胡勇的租赁合同，主张该份合同证明陈春梅在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如果不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就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导致其他租户退租，而永合源公司本身也需要每月支付租金313000元，证明胁迫行为对永合源公司造成损失。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对陈春梅在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审查。根据陈春梅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陈春梅主张其受到刘年根、朱谦禄的威胁，被迫签订了显失公平的案涉人民调解协议。对此，本院认为陈春梅的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陈春梅提交的照片、案外人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等均系单方制作，案外人亦未出庭作证，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退一步来说，即使如照片中所示，刘年根、朱谦禄存在拉横幅等不当行为，陈春梅已采取报警处理。公安机关派员到场后将陈春梅、罗迪波、刘年根、朱谦禄、胡勇等人带到公安机关办案场所进行协商，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此时，陈春梅并没有受到控制或威胁等，陈春梅、罗迪波、胡勇等人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可自由表达意思。从调取的资料来看，整个调解是在东莞市大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进行，整个过程均系在调解员的参与、协调之下由各方当事人充分、自由的表达意思，并未存在陈春梅所主张的胁迫行为。2.陈春梅主张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但其提交的2019年3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证据均未盖章，均系单方制作，且未有专业的审计机构予以审计确认，故陈春梅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陈春梅、罗迪波、胡勇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衡量利弊之后做出的一种妥当协商处理结果，如果陈春梅认为该协议明显不公，则其完全可以拒绝签订。如果存在无法拒绝的情形，陈春梅亦可当场求助公安机关或调解员等公力救济。但事实上，陈春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当时有公安机关派员、人民调解员参与协调、主持的情况下亦可自由表达意思，因此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各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并不存在受胁迫或显失公平等情形。3.案涉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陈春梅于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分7次分别向刘年根、朱谦禄各支付507000元，陈春梅以实际行动履行了案涉人民调解协议，该事实与其所述案涉人民调解协议存在受胁迫或显失公平的主张相悖。综上理由分析，本院认为陈春梅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人民调解协议并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本院对陈春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陈春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270元，由陈春梅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叶志超审判员  钟 雯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叶倩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