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02民初5803号 原告：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冯家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6705234768。 法定代表人：厉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贤，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茹，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孙运华，女，198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告：任某1，女，200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告：任某2，女，2018年8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告：周加明，男，195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告：刘汉娥，女，195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月华，山东周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锐，山东周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孙运华、任某1、任某2、周加明、刘汉娥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贤、高文茹，被告孙运华及被告孙运华、任某1、任某2、周加明、刘汉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月华、侯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和任某3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裁决书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裁决书认定原告和任某3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之间在劳动关系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是任某3在此期间和原告之间的银行流水出现“工资”字样，但仅仅据此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1.原告给任某3支付劳务费时财务人员一般备注是工资或人工费等字样，但从付款的金额看，明显和一般情况下支付工资不同，裁决书载明的“工资”字样的资金往来，数额为1万、2万、4万的整数，通常情况下工资不太可能都是整数，任某3的工资也不可能达到4万。2.被告提供的证人辛某证言：“。工资发放给项目经理(任某3)，项目经理再给我，通过微信、现金、转账。和我一样发放工资的人有7、8个。”。根据证人所说，任某3和其他7、8个人的工资是由任某3发放，从该情况看，证人和任某3存在劳务关系，任某3不可能和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原告和任某3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贵院依法判决原告和任某3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工资发放有明确的银行记录“工资”字样，至于发放方式1万元，2万元，4万元，并不能由此否认发放工资的事实；且工资的发放系由原告主导，不能因原告管理不规范而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至于2018年12月26日之后未出现工资发放记录，只能证实原告拖欠任某3工资的事实，双方并未就劳动关系终止达成一致约定，也不存在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终止事由。且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九周华健笔录可见，任某3直至去世前仍跟原告法定代表人工作。其次，中安公司提到的辛某的证人证言系其截取东劳人仲案字（2019）第1430号中的辛某部分证言，在仲裁案件中辛某明确提到自己与任某3都服从原告的管理，工资实际由原告发放，任某3代发工资仅为避免公司混乱。最后，原告主张与任某3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三份，证实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安消防）和任某3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情况，中安消防和任某3存在劳务分包关系。 证据二、用款申请单复印件14份；证据三、日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跨行转账回单复印件五份；证据二、证据三证实中安消防向任某3支付蓝天国贸、凤凰花园、冯家沟安置区等处的劳务费（人工费）的情况，时间跨度为2008年至2019年9月21日，证实中安消防和任某3之间属于劳务分包关系。 证据四、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10月30日证明复印件（原件在东港区仲裁委）一份、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孙运华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一份（原件在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孙运华处），欠条一份复印件一份（原件在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证实中安消防用房屋向任某3抵顶劳务款的事实。 证据五、厉彦明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三份，证实任某3雇佣厉彦明且向厉彦明发放劳动报酬的事实。 证据六、证人厉彦明证言，厉彦明陈述主要内容：因任某3在其村干活其经常去溜达相识。2017年在冯家沟安置区、2018年到科技馆那边干活，任某3给其发放报酬。2017年每天150元，2018年每天180元，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任某3让其到哪里去干就去哪里干，其不知道任某3跟着谁干活。从2017年10月开始，任某3给其开工资，开始每月都是预支，没有固定时间预支。用钱时候跟任某3说，任某3给其转钱，时间不确定。原告提交证据五银行转账记录由其提供给原告。当时干消防弱电，干到2019年5月。具体干活的人都来自不同地方，工钱不一样。其不清楚中安消防公司的具体情况，没有去过中安消防公司领取工资。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劳务分包合同真实性有异议，按协议内容约定，该劳务分包合同为一式两份，但经与任某3家属核实，其家属从未见到过该三份协议；从关联性上看，即便该三份劳务合同真实，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其得到了实际履行，无法据此判断双方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另外该三份分包合同形成的最晚时间截止于2011年5月30日，此后双方无任何协议，无法据此认定在这之后任某3与原告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现实中，企业经常采取签订虚假劳务分包合同的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和转移用工风险。从这三份分包合同内容看，任某3接受原告公司管理，主材料由原告公司提供，与建设方协调由原告公司负责，任某3实质上就是原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虽然任某3与原告公司名义上签订了分包合同，但从权利义务关系看，双方之间实质上还是劳动合同关系。 对证据二用款申请单、证据三转账回单质证意见同证据一，需要补充的是，一般的劳务分包关系，工程款是按照工程进度按比例结算，工程款数额按照工程量结算审计确定，原告公司提供的证据一的分包合同内容也是如此约定，但是从原告公司提供的用款申请单看，任某3领取人工费是采用公司内部的报销领款程序，先填写公司内部员工使用的《用款申请单》，然后交由领导审批，再到财务处领款，这种操作模式明显属于企业内部员工管理模式，这也体现出任某3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也证实证据一分包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4年前后，原告公司老板厉伟欠任某3一笔钱大约20万，经双方协商，任某3另外支付给厉伟现金12万左右后，厉伟将该房屋转让给任某3。2019年任某3意外去世后，其家属孙运华通过物业将该房屋变更登记到了自己名下。从该份证据内容看，也无法证实厉伟将该房屋转给任某3是抵顶劳务款，即便是抵顶劳务款，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劳务款形成时间为被告要求确认的劳动关系期间。相反，从大成建筑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欠条看，建筑方只承认将工程发包给原告公司，认可厉伟是其发包工程项目的老板，并不认可任某3是所谓的承包人，否则大成建筑公司将房屋直接抵顶给任某3即可。 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交易明细未显示任某3向厉彦明转账的用途，不能证实发放的是原告主张的劳务费；其次，即使这些款项是厉彦明的劳务费用，但任某3代原告公司向其发放劳务费的行为也不能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现实中，企业为了避免与临时工作人员认定劳动合同关系，经常采用这种通过个人发放工资的形式来降低用工风险和成本。任某3作为原告公司经理向劳务人员发放人工费符合常理；且通过与证据二对比，也能看出任某3从原告公司领款后便立即将款项发放到员工账户，厉彦明等人领到的劳务费实质上都是原告公司发放，仅仅是走了一遍任某3账户，明显不是由任某3雇佣。原告提交的证据七证人辛某等人也提到由任某3代公司发放工资，任某3出事后由公司继续发放，可见任某3代原告公司发放劳务费的行为属于履行管理职责，证实其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对证据六，首先，证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系同宗同村，且根据双方身份证住址显示，原告法定代表人为冯家沟村46号，证人为冯家沟村36号，相距很近，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在同村同宗的情况下，反而受雇于任某3，与常理不符。其次，证人陈述自己的工资是每天150元或每天180元，但提交给法庭的银行转账记录多达九笔，却只有两笔能够与其日工资成倍数；且在2019年3月11日转账记录显示为3495元，明显与证人陈述的工资数额无法形成关联性，说明证人与任某3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再次，证人也无法证实与任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最后，证人并不知道任某3跟谁干活，即便该证人与任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也无法证实其从事的雇佣活动与本案有关联性，现实中，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揽私活挣外快的形式获取额外的经济收入，并不影响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针对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原告补充如下意见：对于证据一报告和任某3是劳务分包关系，在劳务分包关系中，中安消防提供主材料理所当然，如果按照对方的主张主材料也由任某3提供，那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筑工程分包关系，而不是劳务分包关系。对于证据四对方主张大成公司不认可任某3是工程承包人，中安消防多次强调中安消防与任某3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大成公司将工程承包给中安消防，中安消防将劳务部分分包给任某3。另外，对方主张任某3代发工资与事实不符，如果辛某等人是中安消防的员工，中安消防不可能将资金交由任某3让其代发，对方所说的事发后中安消防向辛某等人发放劳务报酬的原因是任某3出事后，其分包的劳务无法完成，中安消防找辛某等人完成部分工作。证据六证人证言明确的说明证人与任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其从事的工作场所之一为冯家沟村民安置区，该安置区的消防工程劳务部分中安消防分包给任某3，结合中安消防提供的证据五可以证实证人和任某3存在雇佣关系。同时，被告在质证过程中主张任某3向辛某和证人等代发工资。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公证书》一份，证明五被告系任某3的直系亲属，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企业简介》一份，证明事项1.莱芜中安消防设施维修有限公司授权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为日照地区分公司，双方合作密切，业务往来频繁；证明事项2.任某3的《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附在《简介》之中，证明2008年4月21日起，任某3便在原告处担任消防工程技术员工作。 证据三、市委党校学术报告厅消防工程施工文件一份，文件内容为2012年期间，原告公司承包的市委党校学术报告厅消防工程。其中，《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名单》载明原告企业负责人为厉伟，技术部门负责人为任某3，其中有原告公司加盖印章确认的任某3资格证书编号刚好与证据二任某3《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编号一致，相互印证，证实任某3资格证书的真实性，证明任某3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四、《工作联系单》、《销、送货清单》、《收款凭证》一组，证据内容为2019年期间，任某3以原告公司经理身份与日照永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日照市东港区优科建材经销处、建荣建材进行工作协调、材料采购等工作，证明2019年期间，任某3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五、任某3微信聊天截图一份，任某3与“泫”的聊天载明9月28日任某3告诉“泫”第二天可能和厉总一起到莱芜谈业务，9月29日中午12：35分，任某3将业务材料发给“泫”。结合证据九厉伟证言，“泫”为莱芜总公司的经理。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显示莱芜公司与原告公司紧密的业务关系，可以证明：1.截至2019年9月29日，任某3与原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任某3跟随原告公司老板厉伟到莱芜系出差谈业务。 证据六、任某3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交易流水截图一组，交易流水能够显示中安消防公司以备注“工资”“人工费”的形式为任某3发放工资，报销“差旅费”的事实，可以证实2019年9月29日任某3去世之前，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七、《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任某3一直在原告公司处担任项目经理等职务，负责公司施工、协调、业务等工作。 证据八、日照港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东港区检察院起诉书一份，两份法律文书明确确认任某3任职于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证明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九、厉伟、周华健在诸城市公安局贾悦派出所询问笔录一份，厉伟询问笔录显示任某3发生意外前在中安消防公司的工地工作，周华健的笔录显示任某3给中安消防公司的老板厉伟干活，能够证明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十、会议记录等工作记录，任某3的会议记录显示其参加中安消防公司会议的事实，证明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十一、《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任某3于2019年9月29日到莱芜出差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 证据十二、任某3与厉伟聊天记录，证明任某3在中安公司由厉伟领导，受厉伟管理，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 经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无异议。 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应提供任某3的《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原件核对。 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中安消防将劳务分包给任某3，施工过程中仍然以中安消防的名义施工，没有办法以任某3个人的名义施工，所以该证据不能证实中安消防与任某3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证实自2008年4月21日任某3在中安消防担任消防工程技术员的工作。 对于证据四有异议，一、任某3作为劳务分包人在工作现场接受建筑材料符合任某3劳务分包的法律关系；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四是在哪个工地形成是否属于中安消防的工程无法证实。 对于证据五真实性与证明事项均有异议，中安消防不了解该证据所说的“泫”的身份，以及任某3和“泫”的聊天内容。 对于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中安消防给任某3发放劳务费用时，由于财务人员疏忽，其中有三次备注为“工资”，但仅仅该备注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绝大多数发放劳务费时备注均为人工费或者劳务费。 对于证据七证明事项有异议，从辛某的证言可以看出辛某以及其他一起从事劳务工作的人员工资由任某3发放，证实辛某等人和任某3存在雇佣关系，从而证实任某3不可能和中安消防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两份法律文书所书写的任某3任职于中安消防仅仅是任某3的陈述，该两份法律文书并没有认定任某3和中安消防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权限和职能。 对于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任某3并不是中安消防的工作人员，当时去莱芜并不是基于工作关系，而是因为任某3和莱芜公司的人员有朋友关系，主动要求去看望朋友。 对于证据十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可以确定真实性也不能证实任某3和中安消防存在劳动关系，任某3作为劳务分包人，根据劳务分包事项也需要参加工作会议。 对于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仅证实任某3突发疾病的事实，不能证实任某32019年9月29日到莱芜出差的事实。 对证据十二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主张。 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如下意见：被告提交的证据二中任某3的《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虽然没有原件，但是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被告加盖印章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名单》当中记载的任某3的执业证号0082833，与上述《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编号一致，两者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对于《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四原告在本案前置仲裁阶段庭审笔录中明确对真实性以及证明任某3系从事原告安排的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工作联系单》等均无异议，与本案庭审发表的质证意见相矛盾，仲裁阶段的质证意见系原告自认事实。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六并非原告质证意见中提到的仅三次记载为工资，原告给任某3转账的款项、摘要及附言中记录了人工费、采购款、工资等，对于转账的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记录，其中工资转账共计18笔，原告陈述系财务人员失误与常理不符，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对此被告继续提交一份任某3与中安消防银行流水统计表，该份统计表系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手机交易流水统计得出，作为证据六的辅助证据提交法庭。对于证据八系司法机关根据自身调查得出的任某3系被告公司员工的结论，按照相关法律依据，取保候审决定书、起诉书中犯罪嫌疑人职业并不能够单纯根据个人陈述直接记载，应该是由办案机关依法核实；且相关法律文书形成时，任某3并不能预测后续会与中安公司发生法律纠纷，即便为个人陈述，也具有较强的真实性，由此原告陈述上述两份文书系任某3个人陈述不成立。另外在起诉书当中记载的任某3驾驶的鲁Ｌ×××××号牌车辆系原告所有；且原告方今天参与庭审所驾驶的车辆也为鲁Ｌ×××××，能够证实任某3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九系任某3突发疾病死亡后公安机关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及司机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两者为了规避承担责任，对部分内容作了虚假陈述，但从笔录内容中提到三人赶赴莱芜与业务关联单位人员聚餐，并非纯粹的玩耍，因为从日照到莱芜约四个小时车程，三人不可能仅仅为了聚餐，实际为工作。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任某3于1984年9月10日出生，周加明系任某3继父。任某3之父任佰坤先于任某3死亡。刘汉娥系任某3之母。孙运华系任某3之妻。任某2系任某3之子。任某1系任某3之女。2019年9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厉伟前往莱芜沟通公司业务由任某3同行。当日中午，任某3饮酒后乘车返回途中，在诸城市医院死亡。经公安机关检验，分析任某3系潜在性疾病发作猝死。任某3生前在原告办公场所办公，并安排施工人员处理施工事宜。 同时查明，中安消防公司于2008年1月8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消防器材销售、安装、维修水电暖工程施工、防盗报警系统、监控系统安装等（上述范围涉及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任某3名下“消防安全重点岗位资格证书”（发证时间2008年4月21日）记载工作单位：日照中安消防有限公司。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于2009年5月25日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原告将华洋帝豪住楼消防工程劳务部分发包给任某3进行施工。2011年4月20日，任某3与中安消防公司签订蓝天国贸中心消防工程，由中安消防公司将该工程劳务部分承包给任某3施工。2011年5月31日，中安消防公司将其所承包的凤凰花园21、22号楼消防工程劳务分包给任某3组织施工。在任某3施工上述蓝天国贸消防工程期间，由任某3作为申请人“用款申请单”记载，申请用途为“蓝天人工费”，领导审批有中安消防公司法定代表人厉伟签名，后原告向任某3支付相应“人工费”。 2012年6月10日，原告承包中国共产党日照市委党校消防工程。根据该次承包工程的施工资料记载，任某3作为原告的项目经理在“开工报告”上签名，并加盖由“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在上述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审批表中，项目负责人为任某3，任某3作为技术负责人在“审批结论”处签名，并加盖有“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专用章”。该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名单、工程材料/构配件报审表，任某3均作为被告的项目经理签名。自 2011年8月5日至2012年5月5日，原告分12次向任某3支付“蓝天国贸”、“凤凰花园”、“冯家沟安置区”等工地“人工费”。 原告承包的冯家沟安置区消防灯具工程工作联系单中，联系人为任某3。2018年12月20日，冯家沟安置区消防灯具工程施工过程中，所购买灯具向出售人出具的单位客户名称“中安消防”，收货人为任某3。任某3组织施工上述消防工程项目期间，任某3经办采购施工用材料，交款单位为“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任某3支付上述货款，由原告以“货款”、“采购款”的方式支付任某3。任某3进行上述消防工程施工期间，曾向辛某、厉彦明等人发放报酬。任某3去世后，由原告向辛某发放报酬。 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9年9月21日，原告向任某3账户汇入款项37笔。其中，5笔为“人工费”；8笔为“采购款”；19笔为“工资”；4笔“货款”；1笔为“差旅费”。其中，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原告19次向任某3汇款备注“工资”。自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9月21日，原告向任某3汇款5笔备注为“人工费”；2笔为“采购款”。 还查明，2014年11月12日，因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欠原告消防工程款341316元，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大成公寓号1005房屋顶欠原告消防工程款。2019年10月30日，上述房产变更为原告孙运华名下。 原、被告之间劳动争议纠纷经日照市东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日劳人仲案字（2019）第1430号仲裁裁定书，裁决如下：任某3与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上述事实，有公证书、企业简介、市委党校学术报告厅消防工程施工文件、工作联系单位、销送货清单、微信聊天截图、任某3名下银行流水记录、证人证言、询问笔录、劳务分包合同、用款单申请书、银行转账记录、日照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证明等证据在卷为凭，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任某3与原告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最本质特征是从属性。从属性包括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从属性。“人格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时，将其人身一定限度内交给用人单位；“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劳动报酬，体现出劳动力与劳动报酬的交换关系；“组织从属性”是指劳动关系建立期间，劳动者始终作为用人单位一员而存在，接受单位规章制度的管理，受用人单位的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根据原告、被告庭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 被告虽未提供任某3与原告在该期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原告向任某3发放劳动报酬有19次备注为“工资”，结合任某3从事的劳动为原告经营范围的一部分，任某3在原告提供的办公场所工作，可以认定在此期间任某3为原告提供劳动，受原告管理，原告根据任某3提供的劳动为其发工资，充分说明此期间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任某3与原告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综上，任某3与原告在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期间建立事实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在上述期间与任某3不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日照市中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请求确认任福兵与其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仝桂香 人民陪审员  张美玲 人民陪审员  孙开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刘盼盼 书记员常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