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120行初83号原告重庆发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景阳路26号15幢8-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RYBIC。法定代表人罗发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连芳，重庆长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万鹏，重庆墨尔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市璧山区应急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璧永路211号附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7MB1665071K。法定代表人陈文，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宁，重庆奥嘉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发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发淳环保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璧山区应急管理局（简称璧山区应急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又于同月3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发淳环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连芳、蔡万鹏，被告璧山区应急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陈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8日，璧山区应急局作出(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发淳环保公司罚款人民币35万元。原告发淳环保公司诉称，一、李祖良死因不明，本案违法事实不清。(一)死亡证明记载的“溺亡？”系医院120医护人员根据死者是从事发现场水中捞出的过程所作的推断。（二）本案处罚决定书极大程度上依赖事故调查组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多处出现前后矛盾。1、依据报告中“案发地点没有照明”记载，李祖良在池子中“不漏”的时间只能是白天，而污水池注水是晚上，故不可能是溺亡。2、报告中认为直接死因是“未采取防止坠落的安全措施”，如李祖良系坠落至2.6米深的干池子，理应有外伤，故不具坠落的可能性。（三）原告在管理上存在疏漏，但与李祖良死亡不具因果关系，故不符合定性为安全事故的条件。（四）被告将溺亡原因的证明责任错误分配给了原告。原告作为企业无法证明李祖良的死因。（五）原告同意不作尸检并不代表李祖良死亡就是安全责任事故。二、原告依据相关证言认为李祖良因病死亡的可能性极大，但这并不代表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三、被告处罚主体错误。因原告无土建资质才将承包的土建工程转包给李祖良。被告认为原告依法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依此逻辑，应当受到处罚的主体也不应是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原告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1、(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查明李祖良死因及死亡过程，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2、(2017)吉0381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判决书认为死者死因不明属于事实不清，不应对生产经营单位予以处罚。被告璧山区应急局辩称，一、原告的违法事实和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2018年12月27日，原告承建的污水处理站发生淹溺事故，造成作业人员李祖良死亡。经璧山区人民政府批复认定该事故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对此，被告依法立案调查。经查，原告承包重庆莹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简称莹帆公司)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后，将其中的土建施工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李祖良。李祖良在施工作业中坠落至隔油池，且长时间无人知晓。在本次事故中，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和行为：一是原告未在污水处理站施工现场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施工人员未使用安全防护装备，擅自将水泵电气控制器置于自动开启状态，形成安全隐患；二是原告对施工现场管控不到位，将其承包的建设项目土建部分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自然人，且未对承包人安全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三是原告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档案资料缺失，未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档案资料管理制度，未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四是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观念淡漠，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安全检查缺位，未能对污水处理站工程项目安全情况实施检查；五是原告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安排专门人员对危险作业现场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识，更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由于原告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导致事故隐患未能得到有效排除而引发本次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据此，原告存在违法事实和违法行为，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二、原告依法属于应当受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原告作为企业法人承包案涉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后，将承包工程中的土建部分发包给李祖良，造成李祖良在施工作业中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原告作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的规定，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三、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四、被告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承建污水处理站内发生的淹溺事故，经璧山区人民政府批复认定系责任事故。为此，被告于2019年3月4日依法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并向原告发送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同年3月12日，被告作出（璧山）应急罚［202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35万元。原告对此不服向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该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渝0120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璧山）应急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此，被告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并在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后，作出（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35万元。故行政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对本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按法定程序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认，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拟证明：原告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工程承包合同。拟证明：原告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有资质的李祖良；3、莹帆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原告与莹帆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具有合法性；4、原告与莹帆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拟证明：原告取得案涉建设工程项目；5、现场检查笔录。拟证明：经检查发现原告施工现场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擅自将污水处理项目承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未建立安全生产台账；6、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拟证明：被告责令原告暂停事故区域生产经营活动；7、勘验笔录。拟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对原告施工现场进行勘验，原告工作人员罗发燕在笔录上签名确认；8、整改复查意见。拟证明：原告已在事故现场建立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9、现场勘验照片3张。拟证明：事故现场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从而导致李祖良在作业过程中死亡的安全责任事故，现场照片中显示施工现场确实未设置任何安全防护装置、标识等；10、罗发淳询问笔录、身份证。拟证明：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行为；11、罗发燕询问笔录、身份证。拟证明：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行为；12、杨秀珍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行为；13、黄永钊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行为；14、李洁询问笔录、身份证等。拟证明：原告对施工现场管理缺失，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1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拟证明：该次事故导致李祖良死亡。李祖良的死亡原因对本案的处理不产生实质性影响；16、赔偿协议书、李祖良身份证。拟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对李祖良承担了民事损害赔偿责任；17、事故现场施工草图(罗发燕提供)。拟证明：李祖良在施工现场死亡位置等状况。如果原告方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等措施，李祖良即使有摔倒等行为，也不至于出现死亡的必然结果；18、公司人员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公司只有罗发淳和罗发燕两名人员，足以证明原告在人员配置上严重不足；19、罗发淳收入证明(原告公司提供)。拟证明：被告依据罗发淳的年收入对其作出的处罚；20、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璧山高新区重庆莹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10.27”淹溺事故的批复》(璧山府[2019]15号)。拟证明：此次事故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21、立案审批表。拟证明：立案程序合法；22、行政处罚告知书(璧山)应急罚告[2019]4号。拟证明：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23、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璧山)应急听告[2019]4号。拟证明：告知了原告其享有的权利；24、行政处罚决定书(璧山)应急罚[2019]4号。拟证明：被告作出了处罚决定；25、文书送达回执。拟证明：处罚程序合法；26、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璧山）应急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27、立案审批表。拟证明：被告从新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8、行政处罚告知书(璧山)应急罚告[2020]5号。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合法的；29、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璧山)应急听告[2019]5号。拟证明：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合法的；30、听证申请书、听证委托书、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听证会笔录。拟证明：被告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原告进行了听证，保障了原告的听证权利。31、听证会报告书、呈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璧山)应急罚[2019]5号。拟证明：被告依照相关规定对原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罗发淳实施了行政处罚。32、邮政送达回单及收件流程。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并举示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举示的证据1、2系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司法裁判文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2、3、4系其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明原告属于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原告与莹帆公司、李祖良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其来源和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5、6、7、8、9系李祖良在原告承建的污水处理站工程项目作业死亡后，被告对该工程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和采取相关措施所形成的材料，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0、11、12、13、14系被告就原告公司生产经营及李祖良死亡等情况对罗发淳、罗发燕、杨秀珍、黄永钊等知情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5系医疗机构出具的里祖良死亡证明书，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6系李祖良死亡后原告与其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17系原告工作人员绘制的污水处理站土建施工图，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证据18、19系原告公司出具的员工情况说明和法定代表人收入证明，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20系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对璧山高新区重庆莹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10.27”淹溺事故调查组的事故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复，与本案事实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21、22、23、24、25系被告2019年作出的应急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性材料，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26系本案关联行政判决书，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举示的证据27、28、29、30、31、32系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性材料，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发淳环保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罗发淳。原告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环保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生产、设计、销售、安装环保设备、水处理设备等。2018年7月10日，莹帆公司与发淳环保公司签订《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发淳环保公司承包莹帆公司的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承包范围为：污水处理站的设计、土建施工、工艺设备及电器安装、工艺调试等。2018年7月12日，发淳环保公司与李祖良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发淳环保公司将其承包的污水处理站土建工程发包给李祖良负责施工。2018年9月20日左右，发淳环保公司承建的污水处理站工程主体基本完工。其间，原告公司工作人员罗发燕安排人员对该工程污水处理池进行注水检测，发现十个污水处理池均存在渗漏现象。2018年9月24日，罗发燕电话通知李祖良对污水处理池渗漏问题进行处理。次日，李祖良对污水处理池渗漏情况进行了现场查看，并于同月26日将之前注入污水处理池中的水排除。2018年9月27日8时许，罗发燕与李祖良前往案涉污水处理站，由李祖良对污水处理池进行防渗漏作业。随后，罗发燕离开作业现场。再后，罗发燕分别于当日9时许和10时许两次前往施工作业现场见李祖良仍在正常作业，便自行离开。当日13时许，罗发燕电话联系李祖良无果，直至9月28日9时30分许李祖良之子李洁电话告知罗发燕其父失联。其间，李洁于9月27日晚电话告知罗发淳拨打其父电话无法接通。9月28日早上，李洁再次电话告知罗发淳其父电话仍无法接通，要求派人现场查看。由此，罗发淳将罗发燕的联系方式告知李洁。双方电话联系后，罗发燕随即前往污水处理站施工作业现场查看，未见李祖良本人，只见现场遗留有鞋子等物品，遂对污水处理池逐个进行检查至最小的一个池子时，见该污水处理池内有一米多深的污水及施工作业使用的梯子，水面还漂浮着一个桶。罗发燕见此情形，即从另一工地喊来工人用水管在水底探索，确认污水池底有人后当即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处警民警到达事发现场安排人员将污水池中污水排除后，发现李祖良躺在污水池里，经“120”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死亡。对此，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同时查明，发淳环保公司因莹帆公司生产需要安装并管理有一个污水储罐。该污水储罐安装的电动水泵被设置为自动模式，致使污水被自动泵入污水池中。另，发淳环保公司未在案涉施工作业现场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和建立安全防护措施。发现李祖良死亡之前，在事故现场作业的只有李祖良一人。李祖良在案涉污水处理站死亡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璧山区应急局牵头，重庆市璧山区公安局、重庆市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璧山区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10.27”事故调查组对该淹溺事故进行调查。2018年10月29日，被告执法人员会同重庆市璧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对案涉污水处理站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勘验笔录。勘验情况为：1、污水处理站占地约66平方米、处理池10个及一台设备；2、发生事故污水处理池深约2.62米，系0.8×0.8米的立方体结构，…。罗发燕等在场人员在该笔录上签名确认。2018年11月，被告执法人员先后就案涉污水处理站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作业、安全生产和李祖良在施工作业中死亡等情况向莹帆公司总经理杨秀珍及其工作人员黄永钊、发淳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发淳及其工作人员罗发燕、李祖良之子李洁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月29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发淳环保公司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检查情况为：１、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２、将污水处理池项目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３、未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此，发淳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发淳表示属实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针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隐患，现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发淳环保公司暂停事故区域生产经营活动。同年１２月１２日，经执法人员对事故现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确认发淳环保公司已在事故区域建立了安全防护措施。“10.27”事故调查组调查终结后，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作出《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中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作了如下分析认定：(一)直接原因。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现场未采取防止坠落的安全措施，李祖良未使用安全防护装备，未交付使用的水泵电气控制器置于自动状态，致使污水被自动泵到隔油池中，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二）间接原因。1、发淳公司对相关方管控不到位，将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土建项目分包给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个人，未对承包单位安全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2、发淳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部分安全档案资料缺失，未建立员工培训资料档案，未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3、发淳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检查工作不细致，未能对污水处理站工程项目安全情况实施检查；4、发淳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安排专门人员对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涉及的危险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施工现场无安全警示标识。事故调查组通过对事故原因的综合分析，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和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发淳环保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施工现场未采取防止坠落的安全措施，事故隐患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置，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处罚。2019年2月27日，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璧山高新区重庆莹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10.27”淹溺事故的批复》（璧山府[2019]15号）。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故性质的认定。同时认为，鉴于该事故属于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由璧山区应急局对发淳环保公司处35万元罚款。上述批复作出后，被告于2019年3月4日对发淳环保公司立案查处。同月6日，被告作出（璧山）应急罚告[2019]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璧山）应急听告[2019]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同月12日，被告作出（璧山）应急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发淳环保公司罚款人民币35万元。同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同时送达了（璧山）应急罚告[2019]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璧山）应急听告[2019]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璧山）应急罚[201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予以撤销。经审理，本院作出（2019）渝0120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的行政处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判决撤销了前述行政处罚决定。2020年4月10日，被告对原告重新立案查处。同月13日，被告作出（璧山）应急听告[2019]5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璧山）应急罚告[2019]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依法向原告进行了送达。该告知书告知了原告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2020年4月30日，被告依法组织了原告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听证。原告在听证程序中就被告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陈述、申辩。2020年7月8日，被告作出（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发淳环保公司罚款人民币35万元。原告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规定，被告璧山区应急局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行政职权。本案中，被告提交并举示的工程承包合同、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原告在修建莹公司污水处理站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个人，且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违法事实。具体表现为：在事故现场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现场作业人员未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并将水泵电气控制器置于自动开启状态，形成安全隐患；将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项目土建部分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且未对承包人安全工作进行统一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缺失；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员工培训制度和档案资料管理制度，未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安全档案资料缺失；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观念淡漠，安全检查缺失，未对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实施检查；事故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安排专门人员对污水处理站建设工程涉及的危险作业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原告未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识，亦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由于原告存在上述违法事实以及安全生产观念淡漠、安全生产管理严重缺失等问题，造成李祖良一人在施工作业中死亡，并长达十几小时无人知晓的安全生产事故，原告对此负有责任。原告将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条件的个人以及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给予罚款人民币35万元的行政处罚正当、合法。关于原告提出李祖良死因不明的问题。本院认为，李祖良一人在施工作业中死亡，并长达十几小时无人知晓，已表明其死亡结果与原告安全生产管理缺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另，造成生产经营单位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事故一般是多种因素所致，并不能以死因未能彻底查清而否定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安全生产方面的违法事实。因此，死因仅是判断是否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的一个因素。本案中，如非原告安全生产管理缺失，并不足以导致李祖良死亡后果的发生。另因本案客观上存在李祖良尸体火化而无法查明其死因的情形，故不能因此免除原告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提出被告作出的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告提出本案事故调查组作出的调查报告多处存在矛盾的问题。因该调查报告已经过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璧山高新区重庆莹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10.27”淹溺事故的批复》同意，且该批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上述问题不作评述。原告提出被告处罚对象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身产经营单位将其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的情形，并不等同于生产经营单位将其生产经营项目发包给生产经营单位。且原告对案涉污水处理站的建设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定义务，其在该项目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因安全生产管理缺失，导致从业人员李祖良死亡后果的发生，于理于法均应承担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被告在本案行政程序中，依法履行了现场检查、立案、调查、勘验、行政处罚告知、送达等程序义务，其行政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璧山)应急罚［20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发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伟人民陪审员 聂 林人民陪审员 龙贻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罗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