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502行初108号 原告袁玉江，男，汉族，1988年8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 委托代理人张爱慧，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平，该乡乡长。 出庭负责人王云贵，该乡副乡长。 委托代理人张尧，贵州赫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会春，男，汉族，1964年3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 原告袁玉江不服被告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黔0502行初10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到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黔050行终145号行政裁定书，撤销了本院（2019）黔0502行初109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爱慧，被告负责人王云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尧，第三人袁会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1年结婚生子,现已生育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无房居住,只能与父母(共14人)共同居住在父亲三十年前修建的破旧的砖混结构的不足100平方米老房内,人均住房不足10平方米。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父母也嫌家里人口太多,要求原告分家另过。原告只得带着妻儿在外租房居住。原告于2012年到可乐乡派出所办理了分户手续。原告多次给村、镇领导反映,要求修建属于自己的住房,但他们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没有办法,听人说本乡郭昌盛，熊江两人能帮助协调,无计可施的原告找到他们,他们要原告拿43,530.00元给他们,用于协调乡里领导,保证我能修建住房。于是原告就支付了两人43,530.00元现金,之后就开始修建住房。在整个修建过程中,无论是村委会、还是乡政府,均没有人来阻止过原告修建。该房屋主体工程于2018年12月14日完工。原告家正准备搞外装和装修居住,2019年1月30日,被告未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将原告的住房强拆了,其行为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且不给原告一分钱的补偿。原告害怕政府报复,不敢到法院去告政府,只好走上漫长的上访路。直到2019年5月27日,赫章县自然资源局才答复原告,认为被告的强拆行为合法,要求原告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来法院,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了证明： 1、原告身份证； 2、原告家户口本复印件； 上述1、2号证据证明原告的家庭成员情况及原告主体适格，按规定可修建住房。 3、被告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 4、赫章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袁玉江反映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 5、被拆除房屋照片； 上述3至5号证据一是证明2018年10月12日被告向原告父亲下达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二是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修建，被告未向原告下任何通知和决定。三是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出资修建，原告未接到被告任何通知，被告就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剥夺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被告的强拆行为违法。 6、原告修建房屋的造价单据；证明原告修建房屋用去人民币2,911,872元，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7、证人郑某1出庭证明，袁玉江于2018年8、9月份找我给他修房子、当时是原告把涉案房屋包给我和郑某2、郑基亮、陈绍海四个人修建，涉案房屋是在2018年12月份修建完毕，我们只做主体工程，只包做工不包料，最后原告给了我们104000元工钱。我们做工的时候、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过，口头叫我们不要再修了、没有书面的停建通知。当时乡政府打招呼后我们就停工了，等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走了，我们就晚上加班修。 8、证人郑某2出庭证明，涉案房屋是原告请我和郑基亮、郑基奇、陈绍海、郑某1五个人修的，是2018年国庆节期间开始修建的，大概是2018年11月份左右完工的，我们只负责修建主体工程，修完后，原告总的付给我们149000多元的工钱。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修建房屋的过程中，乡政府的人员来打过招呼不要修了，我们就没修了，等政府的人走后，我们又接着修。乡政府来打招呼的时候原告家没有人在，过后我们也没有给原告家讲过政府来人说不能修房。 被告辩称，被告对涉案房屋实施的强制行政行为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之规定,被告具备实施房屋强制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涉案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基于《赫章县人民政府文件》赫府发(2017)6号、《赫章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赫章县可乐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房屋进行征收的公告》2017年13号政府文件的工作安排而作出的行政行为。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统一社会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刘平的身份证，证明可乐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第二组、《赫章县人民政府关于可乐乡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用地拟征土地公告公示图片》、赫府发【2017】6号《赫章县人民政府文件》、《赫章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赫章县可乐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房屋进行征收的公告》、2017年13号《可乐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纪要》、《可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可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证明原告父亲袁会春修建房屋的地块系行政规划区内及原告父亲袁会春修建房屋系违章建筑。 第三组、《规划行政案件卷宗》、《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大田村村委会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是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袁玉江的父亲袁会春修建，而非原告袁玉江修建。二是证明涉案地块的合法承包人为翁洪文而非袁玉江。三是证明涉案房屋系袁会春修建，不是袁玉江所建。四是证明被告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对原告袁玉江的父亲袁会春修建的涉案房屋事实行政强制行为的程序合法。 第四组、袁玉江《人员基本信息》，证明袁玉江与袁会春不是同一户口之中，袁玉江系另一独立家庭的户主，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第三人发表参诉意见称，涉案的房子是袁玉江（袁玉江是我的大儿子）修的，不是我修的，我们分家已经有八年了。 当庭出示二审中，法院依职权向赫章县公安局调取的袁玉江，熊江、郭昌胜的询问笔录，该三份笔录记录了原告在修房子时请熊江、郭昌胜帮忙找乡政府相关人员疏通关系，避免被查的过程。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被告没有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权利。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是袁会春修建。对2016年第57号征收公告，赫府发（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2017年13号公告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的土地并未合法征收，不能作为原告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征收区域，不能证明房屋由本案第三人袁会春修建，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是违章建筑。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被告乡级人民政府对案涉房屋是否违法建设没有认定并拆除的权利。对第三组证据中王艳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该笔录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2日，而其作出涉案房屋拆除决定的时间是2018年9月29日，程序倒置。对责令限期拆除的公告和决定有异议，认为主体错误，袁会春并未修建房屋，房屋系袁玉江修建，袁玉江未收到过责令限期拆除的决定，公告和决定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提交的所有照片均没有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被告也未提供原始的拍摄载体，依法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不能达到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案件审结表载明立案时间是2018年9月29日，而拆除时间是2019年1月30日，一共只有四个月的间，违反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程序违法。认为袁会春的调查询问笔录，本人并未签字，当时袁会春说过房子是儿子袁玉江修的，但是没有被记录在案，笔录没有向袁会春宣读，所以这份笔录也不能证明袁会春是房屋的产权人。认为强制执行决定，未保障当事人行政诉讼的权利，程序违法。对村委会证明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涉嫌被告在诉讼中诱导村委会作出。对第四组证据原告身份信息无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相反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原告，程序违法。对证人郑某1、郑某2的证明无异议。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袁玉江、熊江、郭昌盛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认为能证明袁玉江一直与熊江、郭昌盛联系建房事宜，能证明涉案房屋系袁玉江所建。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原告与袁会春系不同的独立户口。认为3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乡政府已经尽到送达告知义务，同时可以证明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是袁会春。认为4号证据自然资源局文件，可以证明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主体是赫章县自然资源局，而不是被告。认为6号证据的三性均不合法，且是原告方的单方行为，对收款收据、销货清单等票据的三性均持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其中对农村土地调换协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为无效协议。对证人郑某1、郑某2的证明有异，认为不真实，且相互矛盾。认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袁玉江、熊江、郭昌盛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袁玉江联系相关人员帮助其修建涉案房屋，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2号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可以采信，但达不到原告按规定可以建房的证明目的。3、4、5号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6号证据不客观、真实，依法不予采信。证人郑某1、郑某2的证明客观、真实，依法应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但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证明涉案房屋系袁会春修建目的。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但该组证据达不到证明涉案房屋系袁会春修建和被告强制行为合法的目的。第四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达不到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目的。本院出示的中级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袁玉江、熊江、郭昌胜的询问笔录符合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原则，依法应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9日,原赫章县城乡规划局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在赫章县在建一违法建筑，后由被告于当日以袁会春涉嫌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法修建建筑物（涉案房屋），占地面积292.95平方米，立案查处。调查终了，被告当日对袁会春作出赫可乡府限拆字（2018）101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袁会春于2018年10月2日前自行拆除其所建违法建筑,并于当日送达袁会春，同时张贴了《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公告》。2018年10月12日，被告又向袁会春下达了赫可乡府拆催字（2018）101号《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其接到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拆除其违法建筑。因袁会春未在催告的期限内拆除其违法建筑，2019年1月30日，被告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将涉案房屋拆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涉案房屋为袁玉江采取包工方式请郑某1、郑某2、郑基亮、陈绍海等人修建（主体房屋），在修建中，袁玉江为了不被查处，找了熊江、郭昌胜为其找乡政府相关人员协调关系帮助修建。袁玉江为袁会春长子，各为户主进行户口登记，袁会春为户主的登记有其妻陈绍粉、三子袁玉亮、长女袁玉敏、二女袁玉姣，袁玉江为户主的登记有其妻舒优翠、长子袁嘉豪、次子袁嘉奇。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原、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的强拆行为是否合法。 一、关于原、被告的主体问题。本案中，被告辩称其所作出的行政强拆行为是根据赫章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的安排而为，但本案向袁会春作出赫可乡府限拆字（2018）101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赫可乡府拆催字（2018）101号《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均为被告，且被告又提不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体不适格，因此，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就原告主体问题，在庭审中，证人郑某1、郑某2都证明涉案建筑的主体部分是袁玉江找他们所建。另处，从公安机关对熊江、郭昌胜的询问笔录中也证明了袁玉江为建房找他们协调关系，帮助建房。因此，涉案房屋应为袁玉江所建，本案原告袁玉江主体适格。 二、被告的强拆行为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中，被告对涉案违法建筑未查明涉违法建筑行为人，即以袁会春为行为人作出赫可乡府限拆字(2018)101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赫可乡府拆催字（2018）101号《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属认定违法主体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政；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的规定，对违法建筑的拆除应先向行为人发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通知书后，行为人逾期不改正的，才能依法强制拆除。本案被告在未向原告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情况下，直接将原告房屋拆除，其行为违反了前述条款的规定，程序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2019年1月30日强制拆除原告袁玉江房屋的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家琪 人民陪审员  范贤跃 人民陪审员  王丽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段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