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75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树基，男，汉族，1973年7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1************81X。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银丰，系广东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晓敏，系广东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柱坚，男，汉族，1974年8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1************21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武，系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树基因与被上诉人叶柱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树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晓敏、被上诉人叶柱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树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11日转账给上诉人的25万元系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第一，被上诉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借款。1、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本案，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的责任，包括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方面的事实。而且，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也非常明确地陈述到，被上诉人在转账给上诉人之前，已经与上诉人洽谈好案涉款项要么是借款，要么是投资款，现被上诉人既然主张是借款，就更加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已形成借贷合意。而本案，被上诉人唯一的证据是银行转账记录，该转账行为存在多种缘由可能性，特别是可能存在投资的可能性，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属于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对法律条文错误运用，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目的是在于明晰起诉人与被起诉人对自己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即被上诉人应对自己主张是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对自己抗辩主张是投资款承担举证责任，二者的举证对象是不同的，被上诉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被起诉人没有抗辩的情况下，起诉人主张借贷事实都负有举证借贷合意的责任，举轻明重，在被起诉人抗辩转账记录是其他款项时，不管被起诉人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其他款项，此时，法律依然未免除起诉人的举证义务。本案，一审法院从认定上诉人不能举证其所抗辩案涉款项是投资款一事实后，直接倒推支持原告的主张，认定案涉款项属于借款，没有法律依据，也严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第二，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案件事实来看，案涉款项为投资款。1、上诉人已申请证人潘某1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投资款。证人潘某1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为同学关系，且证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两人在开庭前时常相聚，上诉人也是多次请求，被上诉人方同意出庭作证。且被上诉人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曾让潘某1帮其联系上诉人，但也无法联系上，由此可见，证人与上诉人并无密切关系，双方基本无联系，双方的同学关系仅为曾经的身份之称，况且，证人也同样向上诉人投资了捷信公司并亏本，更不可能偏袒上诉人。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证人潘某1所作出的证言证人不会影响到案件审理的公正，其不属于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其所作出的证人证言可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参股协议》可看出，被上诉人曾与上诉人治谈投资捷信公司事宜，同时，被上诉人也承认，曾在捷信公司亏损后与证人潘某1共同处理上诉人提供的成衣，而潘某1恰好也是捷信公司的投资人之一，这更加能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仅存在投资的合意。3、实际上，被上诉人起诉本案的目的是以其他借口要求上诉人退还亏损的投资款。从被上诉人的起诉内容可看出，被上诉人陈述，其与上诉人未发生任何经济来往，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并由此主张上诉人占有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直至庭审结束前，在法官当庭要求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方改口称是借款。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陈述显然不具有借贷合意事实的高度盖然性，更何况其也确实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负有不可卸除的举证借贷合意的责任，而本案，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恰恰相反，本案众多证据与事实都指向双方存在投资的合意，双方更加符合投资合作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11日转账给上诉人的25万元系借款，完全颠倒了事实，上诉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叶柱坚辩称，一，本案现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参股协议上看，只有上诉人的签名和捷信公司的盖章，但没有证人潘某1和被上诉人的签名，也就是说该参股协议是没有生效的，更无法说明是股权转让或者是投资款。二，证人潘某1在一审开庭时陈述，其以投资的捷信公司为此是存在利害关系的，所做的证人证言是不能采信的。三，被上诉人根据一审开庭情况，明确了涉案款项是借款，并不违反程序或者法律的规定。四，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为投资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说理部分合情合理，且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叶柱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25万元及支付利息40500元（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款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9日为405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1日，原告叶柱坚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向被告蔡树基转账25万元。原告主张上述款项为借款，被告认为系原告向其经营的捷信公司投资的款项，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庭审中，被告蔡树基申请的证人潘某1出庭作证。证人潘某1陈述其是博罗县石湾镇人，自由职业，与原、被告均是同学关系；被告经营捷信公司做毛衣业务；原、被告曾协商投资捷信公司，案涉款项2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潘某1作为中间人介绍、促成原告投资捷信公司，潘某1曾于2017年7月中旬开车带原告到捷信公司实地考察，并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供被告东莞农商银行的账户；原告向被告转账后，大约是2017年8月份，潘某1与原、被告三人在饭店吃饭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一份投资协议，双方均签字，约定原告只投资，不参与经营，每半年视公司盈利状况分红，投资协议由原、被告各执一份，潘某1未在协议上签字，签订该协议时只有潘某1及原、被告在场；在原告向被告转账前，潘某1已投资了捷信公司20万元并占股10%，未参与经营，捷信公司除了潘某1和原告外没有其他投资人；2017年底捷信公司出现经营及资金周转困难，导致不能正常生产，后停止生产，被告未返还潘某1投资款；2018年3月份，被告将捷信公司的一批库存成衣抵给潘某1及原告，潘某1与原告共同处理这批成衣，每人分得33000元，潘某1将该33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原告主张被告有向其提供书面的投资协议，但原告并未实际签订，原告当庭提交一份《参股协议》。该《参股协议》有原件予以核对，内容大意为：捷信公司扩大经营，需要资金周转，经三方友好协商，潘某1投入20万元，叶柱坚投入25万元，两人各占股10%，两人只享有投资收益，不参与管理及经营；蔡树基负责管理运营，保证财务透明；收益以2017年8月12日开始的订单计算，分红需根据业绩及盈余情况而定，原则上每半年进行一次。该参股协议下方甲方处有“蔡树基”手写体签名及加盖捷信公司印章，乙方处及丙方处无任何签名或盖章。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将一部分成衣抵给其及潘某1，二人共同处理该批成衣，并分得33000元处理款，但认为该33000元是被告的还款；案涉款项25万元是借款，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一直有联系被告要求还款，但联系不上，原告也有让潘某1联系被告，但潘某1也联系不上被告。被告陈述捷信公司确实存在经营不善问题，但2017年9月的经营状况代理人不清楚，需庭后核实。另查，东莞市捷信针织有限公司系于2016年11月10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产销针织、梳织服装、毛衣、服装辅料，货物进出口。被告蔡树基系该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向被告转账25万元，原告据此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辩称双方系基于投资合作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并申请证人潘某1出庭作证。潘某1到庭陈述其与原、被告均是同学关系，潘某1此前曾向被告经营的捷信公司投资20万元，被告承诺其享有捷信公司10%股权，后潘某1促成原告向捷信公司投资，原、被告曾签署书面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案涉款项系原告的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证人与被告是同学关系，同时证人投资了被告经营的捷信公司，证人潘某1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外，根据原告当庭提交的《参股协议》，协议下方仅有被告的签名及捷信公司盖章，原告和证人潘某1均未签名确认。该事实与潘某1的证言不符，被告也至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原告签订了投资协议。因此该《参股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双方也未实际履行。第二，捷信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系唯一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存在退股，只存在股权转让，股东所持有的股权一旦全部转让，即丧失股东资格，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原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由受让人继受，受让人从而取得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都对股东的股权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不经法定程序，股权不能随便转让。本案的案情不具备股权转让所规定的条件，不属股权转让的情形。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原告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并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变更登记。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虽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就案涉25万元款项实质上存在的是投资合作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但除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潘某1的证言外，被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综合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转账给被告的25万元应为借款，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被告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责任承担问题。原告向被告出借25万元本金，原告确认被告将一批成衣交由其与证人潘某1处理，两人于2020年3月份处理完毕，原告分得处理款33000元。原告主张该款为被告的还款，本院予以采纳，故剩余借款本金为217000元。因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随时向被告主张，现原告于2020年5月6日向本院起诉，视为原告主张权利，被告应予清偿。原、被告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现原告请求被告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意见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可请求被告以剩余借款本金217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6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蔡树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叶柱坚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217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17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6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原告叶柱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返还217000元及相应逾期利息。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系投资款并有证人佐证。但一审证人出庭作证涉案款项系投资款时亦陈述其投资了上诉人经营的公司，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参股协议》中被上诉人并未签字确认，仅凭其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及涉案款项系投资款。上诉人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返还217000元及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有理，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蔡树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上诉人蔡树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