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441号原告：朱灼恒，男，194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桃、陈伟杰，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锦华，男，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佩君，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广江路**之2。法定代表人：钟伟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权、柳灿，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灼恒与被告杨锦华、第三人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董斯颍独任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灼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桃，被告杨锦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佩君，第三人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权、柳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灼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并从逾期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2017年1月1日暂计至2019年10月23日为1015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事实和理由：为了生意上的资金周转，被告向原告提出借款150万元。被告在2017年6月17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借现金150万元，借期一年，月利息两分，利息每月结清。原告向被告出借150万元后，其中部分借款是通过第三人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交付给被告，被告未按借条约定每月支付利息。2018年1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承诺2018年1月30日前偿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36万元。虽经多次催款，被告仍拖欠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未偿还，遂成讼。被告杨锦华答辩称：被告不确认收到原告150万元借款本金，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现金借款，第三人穗业公司向被告支付了大概70-80万元的款项，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多年的经济往来，该款项是否属第三人代原告支付是不清楚的，第三人也没有明确该款项是借款，所以需第三人明确款项是否属于代原告支付。此外，被告并未收到原告的其他现金借款。第三人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述称：公司的现存资料当中没有发现与原告发生借款关系，对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第三人不清楚，也没有实际参与。本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兹借到朱灼恒先生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1500000元）时间壹年，利息为月息2分，利息每月结清，特此为据。”2018年1月3日，被告出具《欠条》，载明：“兹有欠朱灼恒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利息人民币叁拾陆万元（360000元）定于2018年1月30日前还，如逾期，朱灼恒先生可通过抵押公司向法院追讨。”对于150万元借款的构成，原告称92万元是被告代原告向第三人收取的货款，8万元是原告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5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原告提供其自行出具仅有其本人签名的《收据》，拟证明自2013年12月至2016年5月收到被告支付的利息共计90万元。其中2013年12月5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杨锦华8866船鸿达石场运石料到海外站共1584方每方13元，1584方×13元=20592元，当退利息数。”2015年2月11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杨锦华2013年9月-2014年12月31日止共欠借款利息345000元，现暂收杨老板170000元，余下款项日后归还，特此收据。”2015年6月26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杨锦华2014年借款利息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共175000元。”原告提供2017年1月25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杨锦华付2016年3月至12月借款利息共交来30万元正（其中一次10万元一次12万元，第三次8万元正，第三次扣除运费1.2万元实收6.8万元）”原告提供其名下广发银行流水，主张广州市增城泉森五金店于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11日向其转账合计10万元对应上述《收据》所载的10万元。原告提供一张由广州市增城泉森五金店于2017年2月28日开具的68000元支票，主张对应上述《收据》所载的68000元，但该支票被退票。另查，广州市增城泉森五金店系由被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五金零售。原告提供其银行流水，主张被告于2014年5月23日向其转账60000元系用于支付利息。原告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被告银行流水明细，主张被告分别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5月23日向案外人熊智君转账63000元、70000元、30000元；而熊智君分别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5月23日向原告转账50000元、50000元、20000元、30000元；拟证明被告委托案外人熊智君向原告支付利息。此外，案外人熊智君分别于2017年8月13日、2017年11月20日向原告支付30000元、38000元，原告亦主张系被告委托熊智君向其支付的利息。被告称与案外人熊智君是同学关系，但并未委托案外人熊智君向原告转账。对于上述向原告支付的款项，被告称均是向原告支付的石材货款。除石材买卖关系外，被告主张双方还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否认与被告存在石材买卖关系，但承认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是原告向被告支付运费，不存在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费的情形。被告提供一份《运输合同》，主张该合同是由原告实际控制的广州市番禺创益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前妻秦少红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州番禺新造航运有限公司签订的，当时签订借条和欠条是因为原告有运输业务打算给被告承接，被告想再买一艘运船承接运输业务，但因买船资金不足故向原告预支运费，也应原告要求以借资方式预支运费并出具借条，但后来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借款导致运输合同最终没有成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提交《借条》、《欠条》主张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抗辩称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对《借条》、《欠条》的出具作出了说明；原告应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然而，原告对借款的交付方式前后陈述不一：首先，原告主张借款中的92万元是被告代其向第三人收取的货款，却未提供其与第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第三人亦不确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原告主张50万元是银行转账给被告，经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查询无果后，又称系通过支票交付；再次，原告提供《收据》主张被告一直向其支付利息合计90万元，但《收据》系原告自行制作的证据，在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明力不足。原告主张熊智君系代被告向其支付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结合原告承认与被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部分《收据》有关运输石材抵利息的记载，被告抗辩称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货款，亦符合常理。综上所述，虽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及《欠条》，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能够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借条》也不是双方对前期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达成的协议，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借款已交付。故原告主张根据《借条》、《欠条》记载的金额要求被告返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之间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灼恒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20元，由原告朱灼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斯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彩茹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