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甘行赔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英。委托代理人梁强。委托代理人王某，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渭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通渭县平襄镇西街64号。法定代表人谢某，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崔某，该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孙某，甘肃秉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通生。上诉人刘某因诉被上诉人通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通渭县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水中院）(2019)甘05行赔初14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王鹏，被上诉人通渭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崔某、孙某，原审第三人梁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赔偿时效的起算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应当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的职权行为、赔偿请求人有实际的损害结果、违法的职权行为与实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明确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三个方面。在本案中，2015年12月20日天水中院（2015）天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通渭县政府于2006年5月19日作出的通政土建字[2006]11号《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行为违法。后续还有牛伟霞取得土地证并转让刘旭江，刘旭江取得涉案土地证等系列行为。究竟是哪一行政行为是最终造成上诉人损害结果尚不明确，故不能依据2015年生效判决确定赔偿时效的起算。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等相关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前提必定是先确定明确的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上诉人为了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先后历经四年八次诉讼，直至2018年8月6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行终60号行政判决书后，被上诉人的上述违法行政行为均被确定违法，至此赔偿义务机关及申请赔偿的理由予以确定，应按照2018年8月6日开始计算赔偿时效。（二）通渭县政府不执行生效判决确定内容，上诉人行使诉权是实现生效判决的内容，赔偿时效应当以生效判决内容实现不能为起算点。天水中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通渭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通渭县政府并没有按照生效判决内容主动撤销出让土地行为，也没有将上诉人重新变更登记为案涉土地的权利人。基于通渭县政府怠于履行生效判决，上诉人连续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和撤销之诉，均是实现生效判决的内容，该期间属于行使权利救济期间，不应计入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征收上诉人享有使用权的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的行为、征收后又向牛伟霞出让的行为以及核准牛伟霞向刘旭江转让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已被天水中院（2015）天行初字第13号、（2017）甘05行初24号、（2017）甘05行初25号生效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或确认违法，这一系列连续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了上诉人的土地及地上房屋被他人长期占有、使用并无法收回的损害事实，其直接财产损失2762200元应当依法予以赔偿，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梁某2的行为并不能免除或减轻通渭县政府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通渭县政府答辩称，一、赔偿时效应当从2015年10月20日开始计算，天水中院（2015）天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政府出让土地行为违法，对其土地权利造成损害的就是该判决，故应当以该生效判决作为赔偿请求的时效起算点。刘某2019年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6月4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明显超过赔偿时效。其主张应当按照省高院（2018）甘行终60号行政判决生效时间确认起算点是完全错误的。二、上诉人的损失是由其子梁某2造成的，应当由梁某2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梁某2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三人梁某2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其本人也是涉案土地的共有人，将房产处分后，又主张土地出让行为违法要求国家赔偿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梁某2当庭辩称，其为了偿还赌博债务，将家中土地证偷出与别人达成土地出让协议，在土地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之后又将地上房屋以27万元左右买与刘旭江的父亲，以刘旭江的名义办理了土地登记，现在房屋由刘旭江叔叔占有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某于2015年4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通渭县土地管理局于2006年5月19日作出的通政土建字〔2006〕11号《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2015年10月20日，天水中院作出(2015)天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了该通知。该判决现已生效。2017年7月11日，刘某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通渭县自然资源局将涉案土地出让给牛伟霞并颁发通国用(2006)第46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和撤销给刘旭江颁发的通国用(2010)第566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7年9月25日，天水中院作出生效的(2017)甘05行初25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通渭县自然资源局给牛伟霞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违法。天水中院(2017)甘05行初24号行政判决确认刘旭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违法，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甘行终6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刘某申请国家赔偿，通渭县政府未予赔偿，刘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土地行政赔偿案件，一审法院以超过赔偿时效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未进入实体审理。关于是否超过赔偿时效是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对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赔偿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赔偿时效是两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继续计算。本案通渭县政府违法出让土地的行为是在2015年经天水中院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因土地权属发生转移，上诉人刘某为了追回涉案土地，继续通过提起诉讼确认牛伟霞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违法和撤销刘旭江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最终经2018年8月6日本院作出的（2018）甘行终60号行政判决后，才明确因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刘某不可能再次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为此，上诉人刘某提起后续诉讼的期间属于赔偿时效中止情形，应当予以扣除。故上诉人刘某于2019年1月22日向通渭县政府申请国家赔偿，之后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未超过赔偿请求时效。关于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根据的问题，也即土地赔偿问题。经生效的天水中院（2017）甘05行初24号行政判决查明通渭县政府违法出让的土地面积是28平米。上诉人刘某只能对28平米土地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其主张46.3平米的土地无事实依据。鉴于刘某在一审期间已经对其赔偿请求数额申请鉴定或者评估，一审法院应当对28平米土地通过法定程序确定实际价值，再根据通渭县政府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大小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据此，就土地赔偿问题一审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综上，上诉人刘某的赔偿请求未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5行赔初146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本案发回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审判长 姚振勇审判员 徐文娟审判员 朵利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周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