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84民初1507号原告: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6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Ｊ。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女，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王**强，男，199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8）鄂0684民初3085号民事判决。王**强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19）鄂06民终225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审中，原告以其注册登记的企业名称已经变更为由，申请将其名称由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农牧公司）。原告襄大农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被告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大农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养殖亏损263548.86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79064.66元。本案重审期间，襄大农牧公司自愿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委托被告养殖（即把猪仔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甲方回收，并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并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猪苗、药品及饲料（猪苗600头价值320100元、饲料164吨价值686100元、药品价值26901.8元）。上述猪苗饲养达到原告回收商品猪标准后，原告收回商品猪532头（其中正品商品猪359头、次品猪173头），销售金额共计778370.24元。由于被告在养殖过程中管理不当，造成生猪死亡68头，另外12头没有合理解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故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王**强在庭审中辩称，1.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不认可死亡生猪68头，因为部分单据上的签名不是我本人所签；2.对原告回收生猪的价格有异议，因为合同约定的回收价格只有正品猪和次品猪之分，但原告实际给我的价格不一样，待原告举证后再予以说明；3.我以前未曾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我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了养殖合同，因为该合同约定不平等，将所有风险都约定由我承担。襄大农牧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8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一是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二是《养殖回收合同》《生猪养殖合同附件》，证明原、被告之间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约定了应履行的权利义务；三是领取猪苗单据，证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委托饲养的猪苗600头；四是领取药品单据和明细，证明原告在被告代养生猪期间提供了价值26901.8元的药品；五是领取饲料单据和明细表，证明原告在被告代养生猪期间提供了164吨饲料，价值686100元；六是领取冰柜单据、领取燃煤单据和生猪免疫登记表，证明原告在被告代养生猪期间提供了价值1510元的药品储藏冰柜一台，提供了燃煤4.24吨，价值5724元，原告为被告代养的生猪进行免疫注射，被告应负担手续费519.3元；七是生猪销售单，证明原告从被告处收回代养的生猪532头，价值778370.24元；八是死猪明细、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及死猪照片，证明被告在履行生猪代养义务过程中因过错导致68头生猪死亡，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证据，王**强对证据1、3、5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该合同及其附件，是在原告的业务员的忽悠下签订的，原告的业务员说所有养殖回收合同都一样，没得事儿，公司不会损害养殖户的利益。对证据4，认为2017年12月12日的单据不是其签收的，另外还有几张看不清。对证据6，认可冰柜和免疫登记表的真实性，但对燃煤块有异议，主张原告供应的煤块质量太差，根本不能燃烧，至今仍然堆在养猪场。对证据7，主张原告收回生猪时没有经其现场确认，对原告单方区分的正、次品猪不予认可。对证据8，主张部分生猪在原告收走时并没有死亡，而是原告工作人员暴力处死的，所以有4张死亡无害化处理票不是其本人签名，认可死亡并经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只有56头。本院认为，对当事人的自认，对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襄大农牧公司在辩论中明确表示同意以王**强在质证阶段的自认为裁判依据，该意见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本院予以准许。为此，对王**强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是，王**强在代养生猪期间使用的药品，有王**强2018年1月22日在药品明细表上的签名为证。为此，对原告主张的药品金额，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31日，襄大农牧公司与王**强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合同约定，襄大农牧公司向王**强提供仔猪及养猪饲料、药品等，并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王**强负责提供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力为襄大农牧公司代养生猪。饲养过程中，襄大农牧公司按饲养阶段和用量派送养猪饲料及相关饲养物品，饲养期限届满后，王**强向襄大农牧公司交售毛猪，重量达到170-220斤的为正品猪，回收价为每斤8.56元，重量在170斤以下的为次品猪，按屠宰价回收。同时，双方还约定，襄大农牧公司承担市场价格变动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养户负责自进猪到毛猪出栏时的一切费用和责任，费用包括饲养员费用、抓猪人工费、运输费、接种疫苗费、装卸费、水电费、检疫费以及出栏后空舍期的清洁费用等。如果王**强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及质量交付成品生猪的，襄大农牧公司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除应支付未支付、私卖或用于其他用途的肉猪的总价值外，养殖户另行支付上述肉猪总价值的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襄大农牧公司将600头生猪送给王**强代养，仔猪价值320100元。此后，王**强领取了相应的饲料、药品等，并依约饲养生猪。其中，冰柜一台，价值1510元，煤块4.24吨，价值5724元，各类兽药价值26901.8元，饲料164吨，价值686100元。2018年1月，襄大农牧公司分批回收了王**强代养的生猪，产生抬猪费1064元，共回收商品猪532头，净重50218公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先后有56头生猪死亡，由襄大农牧公司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另外12头被襄大农牧公司回收处死。此后，襄大农牧公司认为王**强应赔偿其代养亏损损失，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襄大农牧公司与王**强自愿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其附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审理中，原告自愿放弃违约金主张，本院应予支持。其他诉请，主要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代养生猪亏损应当如何计算；二是代养生猪亏损应由谁负担。关于代养生猪亏损问题。王**强与襄大农牧公司签订《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后，襄大农牧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王**强交付猪苗600头，价值320100元，饲料164吨，价值686100元，药品价值26901.8元，冰柜一台，价值1510元，煤块4.24吨，价值5724元，回收生猪产生抬猪费1064元，合计1041399.8元。除冰柜应按返还原物主张，抬猪费1064元应由王**强承担外，代养总支出为1038825.8元。庭审中，王**强主张煤块没有使用，但没有提交证据，导致法庭不能确认其是否能够返还原物，只能依法计入损失。根据襄大农牧公司提供的生猪销售单，以及王**强在庭审中的自认，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生猪的数量为532头，重量共计50218公斤，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公斤17.12元计算，共计859732.16元。但是，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生猪时，没有与王**强办理交接手续，王**强主张是襄大农牧公司回收后处死，而襄大农牧公司没有相关证据反驳。依据公平原则，襄大农牧公司应当按照532头生猪的平均重量计算这12头生猪的重量，即每头94.39公斤，按每公斤17.12元计算，12头生猪的总价款为19391.48元。生猪价款与总支出相抵后，损失为159702.16元。庭审中，襄大农牧公司主张其回收的532头生猪中有次品猪173头，但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襄大农牧公司区分正品猪和次品猪的标准是生猪的重量，但双方回收生猪时并未对每头重量分别进行称重确认，襄大农牧公司对正品猪和次品猪的区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证据规则，本院认定襄大农牧公司从王**强处回收的532头生猪均为正品猪，襄大农牧公司回收的生猪价款应按照合同约定每公斤17.12元计算。关于养殖亏损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约定，襄大农牧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生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但是，生猪养殖的成活率及生长质量，与仔猪苗的质量、养殖户饲养过程、养殖技术保障、生猪生长环境等因素均有关联，合同约定将所有养殖过程中的风险均由养殖户承担，明显加重了养殖户王**强的责任和风险，有违公平原则。同时，根据《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亦有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襄大农牧公司除了向养殖户提供猪苗、饲料、药品，还应当给予养殖户技术指导和支持，襄大农牧公司在养殖过程中所提供的技术指导对于猪苗能否成活，以及成品猪最终的重量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养殖户王**强来说，其也应当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饲养不当而达不到回收标准造成的损失。具体到本案中，王**强养殖的600头猪苗，其中共有56头猪苗未长成而死亡，另外12头被处死，但是对于56头生猪死亡的原因，王**强及襄大农牧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常理，生猪死亡的原因既有可能是襄大农牧公司提供的猪苗不合格、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亦有可能是王**强在养殖过程中管理失误、饲养不当导致。因此，在王**强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无过失，而襄大农牧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本院推定56头生猪死亡系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即双方对养殖亏损均存在过错。同时，由于襄大农牧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其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挑选合格猪苗、保证药品质量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在养殖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王**强承担亏损金额30%的责任，即47910.65元（159702.16元×30%），襄大农牧公司承担亏损金额70%的责任。又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襄大农牧公司为王**强垫付抬猪费1064元，该部分费用应当由王**强承担。因此王**强共计应当向襄大农牧公司支付的养殖亏损费用总计为48974.65元（47910.65元+1064元）。综上所述，襄大农牧公司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其他损失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由襄大农牧公司自己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由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猪代养损失48974.65元；驳回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9元，由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由王**强负担43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松郁审 判 员  李学锐人民陪审员  周祥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张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