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王秀丽，女，1980年4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鸟兰浩特市幸福嘎查152副1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内蒙古嶔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内蒙古常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内蒙古兴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经营者：柳玉山，1960年11月15日出生，个体，内蒙古自治区××区。上诉人梁某、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因与被上诉人刘某、原审被告马某及原审被告乌兰浩特市好力保基地水稻种子经销处（以下简称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2020）内222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刘某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梁某对于忠全（另案当事人）的土地亩数和检斤数量无异议，是因为上诉人梁某亲自参与，但一审法院在双方既没有到现场核实也没有经过第三方鉴定，被上诉人刘某土地亩数、检斤数量均无法确定情况下，以于忠全的用种量为参考计算被上诉人刘某的损失，不符合事实；2.原审被告马某在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购买大量种子，以赚取差价的方式转手卖给被上诉人刘某，因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上诉人梁某以1.4元/斤回收农户的水稻，是以双方友好合作为前提，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减产水稻的价格，违背公平原则，应参照市场价格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辩称，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采用于忠全用种量、检斤数票据为依据衡量其他当事人的损失符合实际，且单价1.4元/斤也是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可的，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验的种子进行销售，上述事实上诉人在种子站所做的笔录及一审庭审中均予以认可，造成被上诉人刘某损失是有因果关系的。一审认定事实符合实际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马某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刘某的意见。原审被告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未进行答辩。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赔偿水稻减产损失14426元；2.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退还及赔偿种子款1890元；3.要求赔偿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以上合计：19316元；4.案件受理费由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梁某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经营者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为柳玉山，梁某自认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由其实际经营。并认可梁某于2019年初与泰来县维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瑞龙2号”水稻种子购销合同，并向该公司提供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相关信息，后与该公司共同到刘某所在村进行广告宣传。刘某于2019年3月10日以每市斤4.2元的价格购买“瑞龙2号”水稻种子150市斤，马某将水稻种子送至刘某家，刘某将种子款交付给马某，马某将其本人购买种子时梁某给他出具的《种子购销信誉合同凭证》修改后出具给了刘某。刘某种植该水稻种子后发现水稻生长质量不佳，因此向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进行报案，后与梁某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二）有争议的事实：马某认为，其为经手人，并非销售主体，其未谋取任何利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认为，刘某与马某交易购买，与其无关；梁某认为，其将涉案水稻种子销售给马某，马某转卖给刘某，谋取差价，因此应由马某承担赔偿责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认为其未出售该水稻种子，且该经销处系经营者王秀丽单独经营，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5月6日，科右前旗农牧和科技局作出旗种罚字（2020）第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罚款80000元；一审法院向国家统计局科右前旗调查队调取了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反馈数据显示，2017年水稻单产为583公斤/亩，2018年水稻单产为596公斤/亩，2019年水稻单产为615公斤/亩。该数据证实，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量平均值为598公斤/亩（1196斤/亩）；梁某自认对其他购买水稻种子并种植水稻农户的水稻以每斤1.4元的价格进行了回收；梁某及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涉案“瑞龙2号”水稻种子出售给了刘某所在村的多名农户，农户耕种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减产损失，大部分农户均与梁某达成了赔偿协议。但一审法院受理的六起案件中的张子才、邢盛奎、于忠全、黄喜军、刘某、秦立宏等人与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未达成一致意见。经统计，以上六人对其每亩损失主张的赔偿金额不相同，购买同量种子的几人所主张的金额也相差甚远。庭后一审法院向梁某询问其对以上六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索赔的亩数和检斤数的意见，梁某只认可于忠全的检斤数和实际亩数，认为其对于忠全的收割、运输、检斤过程全程参与，未参与其他人的检斤过程。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推广、销售。”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明知涉案水稻种子未经审定的情况下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出现种子质量问题，导致刘某减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刘某要求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损失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马某、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梁某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处理：1.关于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与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梁某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发布广告，又以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名义在《种子购销信用凭证》上加盖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公章，因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商号名称高度相似，所以造成名称“混同”，为充分保护刘某的信赖利益，一审法院由刘某对其主张的赔偿主体作出选择，刘某选择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作为销售单位主张权利，放弃追究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刘某的选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刘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之间发生种子买卖法律关系，故乌市好力保基地种子经销处不承担责任；2.关于梁某和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梁某及王秀丽系夫妻关系，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是王秀丽，庭审期间王秀丽称其本人单独经营该经销处，但本案中的《广告宣传单》是以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名义发布推广，且庭审时梁某自认：“宣传单是我们自己提供信息给种子厂家印发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确定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是梁某和其妻子王秀丽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梁某和王秀丽应对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的债务以其家庭财产承担责任；3.关于马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刘某在得知其购买的种子无合同凭证时，其前往马某处索要合同凭证，因此马某将梁某出具给自己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涂改为刘某，提供给了刘某，对此刘某是知晓的，刘某明知马某不属于销售种子主体的事实，因此马某与刘某未建立起买卖合同关系，故马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梁某虽提出刘某出示的《种子购销信用凭证》经过改动，对刘某购种的事实不知情的抗辩，但马某认可刘某购买150斤瑞龙2号水稻种子的事实，且在《检斤数额记录》及在农牧业和科技局的询问笔录、协商会议记录中梁某均认可刘某购买种子的事实，因此其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赔偿数额方面。刘某要求根据科右前旗近三年水稻单产平均数据每亩1196斤主张权利的诉请，具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的水稻价格每斤为1.4元，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按每斤1.4元的价格计算刘某的减产损失。一审法院对同类六起案件各原告所主张的数据归纳后的内容如下：姓名起诉亩数（小亩）购种斤数平均每亩用种量双方检斤斤数（市斤）无参照情况下的计算结果（元）参照后的计算结果（元）于忠全48500斤4.2元10.42斤3704028515.2028515.20刘某15150斤4.2元10斤816012855.998554.56黄喜军18150斤4.2元8.3斤106409439.508554.56秦立宏16.5150斤4.2元9.09斤120407429.88554.56张子才30300斤4.2元10斤211202066417109.12邢盛奎36.45250斤3.8元6.86斤1816035607.8814257.60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刘某等六人对其每亩损失的主张数额差距较大，如购买250斤种子的邢盛奎的索赔数额远远超出了购买500斤种子的于忠全索赔数额；同样购买150斤种子的刘某、黄喜军、秦立宏所主张的数额也相差甚远。因刘某的损失除了种子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外也关乎气候、土质状况和刘某自身经营状况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不同经营主体损失状态不统一，且梁某对于忠全的用种量及检斤数额予以认可，为了统一裁判尺度一审法院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结合六起案件中的平均用种量最高的主体的损失作为参照标准计算其他主体的损失，即以于忠全（10.42斤/每亩）的损失数额28515.20元〔（48亩×1196斤/亩-37040斤）×1.4元〕为参照来确定其他主体的损失。这样确定的理由如下：1.梁某对刘某所购买的种子斤数无异议，对刘某起诉亩数和检斤数均有争议，且有争议的数字均由刘某单方提供，所以只有每亩用种量的数字才可以作为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切入点；2.不应以刘某提交的《检斤数额记录》作为唯一依据，也不应完全否定其价值。事实上，梁某对同类六起案件中，除于忠全的以外，其他人的检斤数额不认可，也无中立的第三方在场参与检斤过程，所以《检斤数额记录》上虽有梁某的签名，但该数字无法完全客观地证实本案事实，且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不同主体间的主张数额相差较大。如果以该《检斤数额记录》完全为依据，无形中会助长“懒人”多受益和“假数字”多回报的歪风邪气，也有损诚实守信的公序良俗；3.根据刘某提交的《赔偿协议》内容来看，在农牧业和科技局种子管理站的调解下，王秀丽与其他农民达成每亩地损失100元的赔偿标准。而本案中，以于忠全的用种量作为参考，以每亩594.06元作为标准计算刘某的损失，既不拔高标准也未降低标准，基本符合双方签订的《检斤数额记录》等内容。刘某要求赔偿种子价款的三倍金额1890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刘某另主张掉秤损失、出售水稻差价损失、交通费及误工费等损失，但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维护刘某的损失如下：1.可得利益损失8554.56元[28515.20元（参照于忠全500斤种子的损失）×0.3（刘某购买的150斤种子÷于忠全购买的500斤种子）]；2.购种价款630元，两项合计9184.5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梁某、王秀丽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损失款8554.56元，购种价款630元，两项合计9184.56元；二、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3元，由乌兰浩特市好力保水稻种子经销处负担50元，由刘某负担233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将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侵犯刘某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上诉人应否赔偿刘某可得利益损失款8554.56元；2.原审被告马某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梁某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无法确定刘某实际土地亩数和检斤数量的情况下，以购买种子的数量计算损失，于法无据。因本次购买种子涉及较多农户，梁某仅参与于忠全收割、运输、检斤等过程，对于忠全（另案原告）用种量及检斤数额予以认可。基于此，一审法院计算出每亩损失为594.06元，并综合考虑到每位农户平均每亩用种量、实际耕种亩数、土质状况、自身耕种情况等均不一致，因而以于忠全可得利益损失、购种斤数及刘某的购种斤数为基数计算损失，较为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以梁某认可2019年回收其他农户水稻1.4元/斤，判令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赔偿刘某损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同类六起案件情况经计算并以于忠全的损失为参考，依法判令刘某可得利益损失款8554.5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刘某在购买种子时曾向马某索要《种子购销信用凭证》，马某将梁某为其出具《种子购销信用凭证》涂改后转给刘某，可见，马某未以自己名义将种子出售给刘某并非种子销售者，因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关于马某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某如认为马某的行为导致其财产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某、乌市好力保种子经销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孟海晶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