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73行初12162号原告:耿天勇，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家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铁兵，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未到庭）第三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法定代表人：李秋喜，董事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军福，北京市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杰，北京市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被诉裁定：商评字［2020］第189316号关于第11994648号图形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本院受理时间：2020年9月10日开庭审理时间：2020年11月20日被诉裁定认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原告诉称：诉争商标并未违反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三人主张原告恶意抢注诉争商标，这属于特定民事主体间的利益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原告是1919年创立的晋裕汾酒公司股东的直系血亲后代，是继承人，原告是基于发扬继承和真实经营使用才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不是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原告是十一家酒类关联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诉争商标是经过原告十多年的持续不断的使用和推广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可期待性。原告是有正常经营需要申请商标的。原告投入大量真实的使用，诉争商标已经与原告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经营性防御性、联合性商标的申请并不属于恶意申请、囤积注册的范围。裁定书认定原告申请注册九十多件商标，其中不乏与第三人在先知名商标或者与第三人有历史关系的商标近似册商标，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告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仅通过转让取得一枚商标。并且原告后期申请的商标均是与自身间关联的，与民国年间的“晋裕汾酒公司”“义泉永”酒坊历史等相关的商标。诉争商标应当予以注册。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被告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第三人陈述：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本院经审理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原告2.注册号：119946483.申请日期：2013年1月5日4.注册日期:2015年12月21日5.专用权期限至：2024年6月20日6.标志：7.核定使用商品（第33类）：烧酒、黄酒、葡萄酒等商品。二、其他事实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复印件形式）：“晋裕”商标相关无效宣传裁定及法院行政判决材料、山西晋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企业公示信息材料、“晋裕酒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晋裕”商标使用宣传材料、“高粱穗图形”商标使用宣传材料、山西文史材料、《汾酒史话》等材料截取部分、原告主体资格证明材料等。第三人在行政阶段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光盘）：第三人所获荣誉材料、第三人申请注册的中国第一枚白酒商标的相关报道。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恶意情况的介绍材料、原告及其关联主体恶意摹仿的产品图片、相关民事判决书、第三人及其商标荣誉材料等。原告在诉讼阶段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山西晋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裕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晋裕陈醋有限公司、太原晋裕百年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裕汾酒厂销售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登记信息报告、《汾酒史话》内容复印件、《对话山西民企探寻山西40家民营企业品牌成长之路》、汾阳市杏花村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证明、郭德润、郝承廉证明、《汾阳张堡丰里四甲南垣寨王氏家族新编家谱》、汾阳市栗家庄乡南垣寨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吕梁汾阳义安村张文福族谱志》复印件、汾阳市肖家庄镇义安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古镇青堆村志》《汾阳大会头村田氏家谱》、汾阳青堆村支部委员会证明、《酒乡阁文集》《汾酒人的故事》、孝义市下栅乡下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杏花村村志杏花村东堡》、杏花村镇东堡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汾阳西河乡大向善存村民委员会关于郭元寿为郭永华嫡子的证明、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政府槐底街道办事处证明、石家庄市裕华区石府社区居委会证明、《我们的父亲傅瑶》文章、《城子村郝氏家谱》、村委会证明等；第二组证据：太原市档案馆保存的晋裕公司档案资料、原告与《汾阳县志》编辑之一王希良微信聊天截图、《中外经纪周刊之中国之酿酒业》《汾酒史话》《山西造产年鉴》等；第三组证据：（2020）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6881号公证书、（2020）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7446号公证书、（2018）晋并南证民字第13796号公证书。第四组证据：产品检验报告、晋裕会馆习馆合同、原告的部分销售截图及发票、发货证据、部分产品的活动推广、部分荣誉、原告个体户的纳税申报表、审计报告及完税证明。第三人在诉讼阶段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汾酒史话叁清香风骨》节选内容、晋裕汾酒公司“高粱穗”图形商标注册证；证据3-4.（2018）晋11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2019）晋民终34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5.“晋裕汾”、“晋裕汾酒”“义泉永汾”“义泉永”“晋裕杏花邨”“晋裕汾清”等一百多件商标信息。第二组：茅台、红星二锅头、汾酒、宝丰酒等产品的信息、“红高粱”商标申请注册信息。第三组：《汾酒史话叁清香风骨》内容、汾酒集团档案馆文件。以上事实，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评审程序、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3年修正的商标法已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2019年4月23日修正的商标法已于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因诉争商标系在2013年修正的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经核准注册，被告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无效宣告裁定，故本案对诉争商标是否应当宣告无效的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定应为2013年修正的商标法，程序方面法律规定应为2019年修正的商标法。本案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以其他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中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是指诉争商标注册人采用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公共利益。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为1919年创立的晋裕汾酒公司股东的直系血亲后代，基于发扬继承和真实经营使用的目的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不属于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为证明原告系耿翔凤嫡孙，原告提交了加盖汾阳市杏花村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关于永安村耿家与杏花村“义泉泳”酒坊及太原“晋裕汾酒公司”关系的证明》及署名为郭德润、郝承廉的证人证言，除此之外，原告未能提供户籍档案、公司档案、官方史料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与耿翔凤、耿翔凤与晋裕汾酒公司之间存在何种事实上的联系。而且，晋裕汾酒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已经倒闭，即使如原告所称其为晋裕汾酒公司股东的后人，其承继原公司注册商标标识、商号等权益亦应当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相反，根据《汾阳县志》记载：1948年汾阳县解放，中共晋中地委即派侯晓东、杨汉三（杨得龄之子）来汾筹备恢复汾酒生产；1949年2月，晋中军分区派靳汝明等4名干部来到杏花村，利用原德厚成旧厂址建立晋泉公酒厂；同年5月2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以1.76亿元购买的晋裕汾酒公司和德厚成全部产业，并将义泉泳和晋泉公两厂合并，并于6月1日成立国营杏花村酒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340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1949年人民政权在收购了晋裕汾酒公司及厚德成的产业后，合并义泉泳和晋泉公两厂，成立了国营杏花村汾酒厂，该厂成为了汾酒公司的前身”。同时，原告注册的第6178340号、第11994648号“高粱穗”图形商标、第10634617“巴拿马奖章”图形商标、“晋裕”文字商标，均来源于晋裕汾酒公司的字号和商标，与汾酒的历史具有密切关系。在被诉裁定作出时，原告以个体工商户身份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申请注册了90余件商标，其中多件包括与第三人在先知名商标或者与第三人具有历史关系的商标构成近似的商标，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其正常经营使用需要，恶意注册行为不仅会导致相关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也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商标注册秩序，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以其他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耿天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耿天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绍煜人民陪审员  邢伟利人民陪审员  周军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董 红书 记 员  杨柳青书 记 员  于汭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