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83民初7532号原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883004326542F。法定代表人：刘书寅，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福，男，辅警管理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萌，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孔德健，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先朋，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与被告（原告）孔德健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本院分别于2020年11月12日和13日立案受理。2020年11月24日，本院作出“（2020）鲁0883民初7548号”裁定，将“（2020）鲁0883民初7548号”案件并入“（2020）鲁0883民初7532号”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福、周萌、被告（原告）孔德健、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先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邹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邹城市公安局与孔德健自2008年1月至2020年8月不存在劳动关系；2.不支付孔德健工资差额；3.诉讼费由孔德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邹城市公安局与孔德健不存在劳动关系。1.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孔德健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意。公安局作为政府机关，招收工作人员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孔德健主张自1990年4月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工作，而邹城市公安局从来没有发布过招聘要约。孔德健没有履行合法入职手续，没有与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邹城市公安局没有与孔德健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对此不知情。也就是说，孔德健到站东派出所工作，由时任派出所领导同意即可，不是正式在编人员，不需要由公安局招聘。另外，孔德健的工资由站东派出所自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是判断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孔德健与邹城市公安局不存在劳动关系。2.孔德健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成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孔德健由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安排工作，站东派出所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站东派出所与孔德健不能建立劳动关系，邹城市公安局与孔德健也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二、邹城市公安局不应支付孔德健工资差额。1.孔德健进入站东派出所工作时，邹城市公安局不知情，工资由站东派出所与孔德健协商确定，孔德健也是认可的，不存在欺诈胁迫。2.孔德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力，存在重大过错，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责任不应由公安局承担。孔德健辩称，1.邹城市公安局认为与孔德健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成立。虽然孔德健的直接招聘单位和服务对象是站东派出所，工资由站东派出所发放，但是因为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所以孔德健的实际服务对象就是邹城市公安局，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邹城市公安局作为用人单位应当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遵守最低工资标准。孔德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与邹城市公安局自1990年4月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为孔德健补交1990年4月至今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3.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补发1990年4月至今的工资差额155,600.80元；4.补发1990年4月至今的加班工资284,827.20元；5.补偿与孔德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9,030元；6.与孔德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7.邹城市公安局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孔德健放弃第2、4、5、6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孔德健自1990年4月至今一直在邹城市公安局从事辅警工作，双方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孔德健在职期间，邹城市公安局未与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予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因工作原因，孔德健长期加班加点，法定节假日值班备勤，发放工资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邹城市公安局的行为已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邹城市公安局的答辩意见除与诉称的事实和理由相一致外，还认为孔德健请求确认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予否定。邹城市公安局举证如下：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15号］（以下简称《意见》）；2.济宁市公安局《转发省厅关于加快推进现有警务辅助人员过渡和规范招聘备案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3.《邹城市公安局机关、派出所辅警过渡工作实施方案》；4.邹城市公安局《关于局机关、派出所辅警过渡程序的有关说明》；5.《邹城市公安局机关、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过渡理论考试、面试测评实施方案》；6.孔德健填写的《警务辅助人员过渡个人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7.邹城市公安局《考场纪律》；8.邹城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过渡理论考试监考记录；9.孔德健的《邹城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过渡理论试卷》；10.邹城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过渡理论《面试题》；11.邹城市公安局《局机关、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过渡面试测评顺序号签字表》。以上证据证明，邹城市公安局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案对警务辅助人员进行过渡，程序合法，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2020年5月份，邹城市公安局告知孔德健要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否则就没有办法发工资。由于孔德健没有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2020年6月邹城市公安局没有再给孔德健代发工资。2020年8月发放的两笔工资，没有经过公安局的代发模式。孔德健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效力低于法律，应以法律为准。《意见》第4部分也规定了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用工方式。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孔德健不属于新的警务人员。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系邹城市公安局单方作出。对证据4和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考试目的主要是考核，对不符合条件人员，并非与公安局不能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申请表》仅代表孔德健申请加入警务辅助人员，但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进行处置，公安局也没有依法与孔德健解除劳动合同。另外，《申请表》显示孔德健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时间是1990年4月，岗位为“勤务”，能够说明双方认可工作时间从1990年4月开始。孔德健属于工勤人员。对证据7、8、9、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仅证明孔德健按照邹城市公安局的要求参加了考核，对于劳动合同关系是否解除不具有意义。同时孔德健认可没有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孔德健举证如下：1.邹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97号”《仲裁裁决书》1份、《送达回证》1份，证明孔德健已经申请劳动仲裁，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孔德健系在法定期间起诉。附：“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97号”《仲裁裁决书》中孔德健的仲裁请求是：⑴申请人（孔德健，下同）与被申请人（邹城市公安局，下同）1990年4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⑵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1990年4月至今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⑶被申请人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补发1990年4月至今的工资差额155,600.8元；⑷被申请人补发申请人2012年6月至今的加班工资284,827.2元；⑸被申请人补偿与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19,030元；⑹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裁决主文内容是：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08年1月至2020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08年1月至2020年8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差35,485元；三、申请人的第2、5、6项仲裁申请，予以驳回；四、申请人的其他仲裁申请，不予支持。2.于1999年4月1日在站东派出所填写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1份，站东派出所的审批日期是1999年4月3日，2002年1月1日站东派出所与孔德健的《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1份，证明孔德健于1999年4月被录用上班的事实。3.孔德健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7月25日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流水》1份、起止日期为2016年8月1日至2020年9月16日的中国工商银行《工资明细清单》1份，证明孔德健2014年7月至2020年8月期间工作及由邹城市公安局发放工资的事实，同时也证明孔德健部分月份工资达不到当年最低工资标准。4.站东派出所填报的《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登记表》复印件1份，证明2015年7月邹城市公安局统计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情况时，认可孔德健的工作开始时间为1990年4月1日（在本单位工作月数236）。5.发证日期为1992年5月6日的《山东省公安道路检查证》1份，发证日期为2001年12月1日的《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检查证》1份，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编号为054的《执勤证》（胸牌）1份，站东派出所编号为№024的《工作证》（胸牌）1份，站东派出所2000年6月刊印的工作剪影内部刊物1份，证明孔德健从1992年开始持续在邹城市公安局工作。6.根据邹城市公安局在劳动仲裁时提供的2008年1月至2014年5月的《工资发放凭证》（工资发放表及会签单）制作的电子表格1份，证明该期间低于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月份的工资差额是19,910元；对于邹城市公安局未提供《工资发放凭证》月份的工资差，请求根据工资发放规律酌情认定；同时证明双方已建立劳动合同关系。邹城市公安局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没有邹城市公安局的印章和负责人的签名；二是不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条款内容。也就是说该份证据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性质。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孔德健达不到当年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由邹城市公安局造成的，其工资由派出所自有资金发放，并不是由公安局财政资金支付，邹城市公安局只负责有正式编制人员的工资。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邹城市公安局未见过该《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未纳入正式职工管理人员登记表》。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根据孔德健的陈述，该表格是其自行填写。对证据5中编号为№024的《工作证》（胸牌），因没有照片和名字错误（孔德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山东省公安道路检查证》的真实性无法辨别；对《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检查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站东派出所工作剪影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孔德健的主张。因孔德健未提供编号为054的《执勤证》（胸牌）原件，对该证件未发表质证意见。证据6是孔德健根据邹城市公安局在仲裁时提供的《工资发放凭证》制作的，我方已核对，无异议，但对于工资差请求法庭依法处理。对孔德健自2008年1月1日后一直在站东派出所工作无异议。孔德健在接受法庭询问时陈述的事实是：1990年4月到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1995年9月离开交警大队，大约是在1995年12月或者是1996年1月到站东派出所；到站东派出所后，开始在站前社区负责警务，2012年被调到站东派出所110机动队负责接、出警，直到现在；离开交警大队时，没有给予经济补偿或者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离开交警队后直到去站东派出所前，在家帮忙经营店铺。邹城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是：一是，孔德健的身份是联防队员，也就是临时工，并非其所称的社区民警和辅警；二是，其陈述没有证据支持；三是，因时间久远，代理人不清楚，但是孔德健已陈述说明，自离开交警队后直到去站东派出所前，存在工作中断。开庭后，本院责成双方对邹城市公安局存档的《工资发放凭证》和孔德健提供的《银行流水》、《工资明细清单》进行核对统计，形成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孔德健工资情况》表1份。双方均同意孔德健的月度工资按照表格记载数额处理。因表格核实统计到2020年5月，孔德健同意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差的诉讼请求计算至2020年5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焦点是：1.邹城市公安局与孔德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邹城市公安局应否补发孔德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以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充分考虑其历史和发展。在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实施前，劳动关系主要受国家政策和用工计划调整，对于某些用工形式还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虽然孔德健在《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中所填报的个人简历以及提供的《山东省公安道路检查证》，能够证明其在1995年1月1日前曾在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但是其未提供劳动行政部门的招工档案或者人事部门的人事档案，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孔德健的用工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部门审批，其在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工作经历尚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依照上述规定，在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之后，到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只有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才能认定为已建立劳动关系。虽然现有证据证明孔德健在1995年底或者1996年初就已经到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工作，但是其所提供的《录用联防队员审批表》以及《录用联防队员协议书》，既无邹城市公安局印章和邹城市公安局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也不具备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条款内容，不能认定孔德健已与邹城市公安局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其所持有的相关证件，也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合同的依据。因此，依照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应认定孔德健自1995年底或者1996年初至2007年12月31日与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建立劳务关系。孔德健请求确认1990年4月至2007年12月31日与邹城市公安局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认定支持。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家在立法层面对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用工主体的事实劳动关系予以承认。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邹城市公安局默许站东派出所继续留任孔德健，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对孔德健的用工符合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由于站东派出所是邹城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应认定孔德健自2008年1月1日起与邹城市公安局建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孔德健至今仍在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工作，并未因为参加邹城市公安局组织的考试而与邹城市公安局解除劳动合同，孔德健请求确认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应予以认定支持。邹城市公安局请求确认与孔德健自2008年1月至2020年8月不存在劳动关系，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支持。另外，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6］15号”《意见》以及上级公安机关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并未排除公安机关通过依法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等方式招聘使用警务辅助人员。关于第2个焦问题。2008年1月1日前，孔德健与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或者邹城市公安局交警队之间系劳务关系，非劳动关系，本院对孔德健请求邹城市公安局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补发1990年4月至2007年12月的工资差，不予支持。2008年1月1日之后，孔德健与邹城市公安局已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对于邹城市公安局站东派出所或邹城市公安局向孔德健发放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月份，邹城市公安局应当向孔德健补发该相应月份的工资差额。根据双方庭后核对统计形成的《孔德健工资情况》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同期邹城市历史最低工资标准，经计算，本院认定孔德健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低于同期邹城市历史最低工资标准月份的工资差额总计为35,335元（详见本院电子统计表格），邹城市公安局应当予以补发。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参照上述规定，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期间为两年以上，即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的最短期间为两年。因邹城市公安局未能查找到孔德健2010年12月、2011年8月、2012年8月、9月和2013年12月5个月的《工资支付凭证》，致《孔德健工资情况》表缺少上述月份的工资发放数额，但上述月份的《工资支付凭证》均已超出2年保存期间，邹城市公安局不再负有举证义务，孔德健请求本院酌情认定上述月份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邹城市公安局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孔德健关于确认1990年4月至2007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补发1990年4月至2007年12月最低工资标准差以及2010年12月、2011年8月、2012年8月、9月和2013年12月因邹城市公安局未能查找到工资支付凭证酌情补发该5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孔德健在诉讼过程中放弃了其第2、4、5、6项诉讼请求，但是因为双方起诉致“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97号”《仲裁裁决书》不生效，所以对于裁决未予支持的孔德健的其他仲裁申请，即未予支持的孔德健关于加班费的仲裁请求，本院应当一并判决确认。对于仲裁裁决予以驳回的孔德健的第2、5、6项仲裁申请，属于仲裁不予受理理涉的程序事项，本院在判决主文中可以不再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孔德健与邹城市公安局自2008年1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二、邹城市公安局补发孔德健2008年1月至2020年5月最低工资标准差35,335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孔德健的其余诉讼请求；四、孔德健关于加班费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20）鲁0883民初7532号案件受理费10元和（2020）鲁0883民初7548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邹城市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中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盛兆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