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7732号原告：广州中凯飞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联边彭上致富路**致胜广场****。法定代表人：余志波，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乔凯，华商林李黎（前海·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哲，华商林李黎（前海·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苏爱珑，女，1995年9月10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南宁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存冰，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中凯飞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与被告苏爱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乔凯、张哲，被告苏爱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存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艺人演艺经纪合作协议》；2、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违约金700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3月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艺人演艺经纪合作协议》以及《艺人收益协议附件》，合同约定由原告代理被告在全球范围内的演艺直播活动，并且为被告提供有关于直播电商以及演艺等相关培训，被告应全力配合原告安排的一切与原告工作有关的制作会议、拍摄演出、幕后制作，同时《艺人收益协议附件》中已明确约定被告应履行的义务，包括每天固定直播时限等。自双方签订合同以来，原告已为被告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包括人设打造、直播定位、货品销售等内容，并且在被告的直播平台为其打造良好的直播氛围，为了让被告直播间点击量达到直播平台的热度要求，原告为其进行包装并在各渠道对被告进行宣传和推广，已经切实履行了全力协助被告在直播演艺事业上的发展的义务。合同明确约定合作期限为3年，但被告在接受培训的一个月后，未经原告同意拒绝履行直播义务，并且在没有向原告提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公司。原告从硬件方面、推广培养、专业的直播指导等各方面对被告投入了巨大的前期商业成本，所有的付出、成本全部付诸流水。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且主观恶意较大，给原告造成了高额损失。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违约方赔偿最后两个月的收益作为补偿金，并需一次性赔偿在此之前培训价值59800元+扶持+推广资金累积总和十倍的违约金，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艺人演艺经纪合作协议》，被告擅自离开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苏爱珑辩称：被告对于原告所提的合同纠纷案由是有异议的，因为在原告起诉之前被告已经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仲裁，并且经过仲裁委确认，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被告并非是拒绝履行直播义务，而是在上班一个月满之后，原告认为被告不具备直播的能力而进行调岗，2020年4月9日上午被告正常上班，原告让被告调岗，说被告不适合该岗位要被告做客服，被告不同意并提出离职，双方进行了协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3000元的解约费，当天晚上被告把3000元的解约费转给了管理被告的组长。因此，双方经过协商一致于2020年4月9日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并没有擅自离职。2020年4月28日，被告问了对接的龙总且告诉其3000元解约费已经支付，解约流程该如何走，其回应说不需要走流程，直接走就可以了。原告声称为被告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并且为原告进行包装和在各渠道对被告进行宣传和推广，实际上原告并没有对被告进行任何的培训和宣传推广，被告只是原告所聘请的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售货的工作人员。根据合同约定，违约方违约金约定不合法，也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被告并没有违约，也没有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协议甲方）与被告（协议乙方）于2020年3月7日签订《艺人演艺经纪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乙方自愿签约成为甲方的直播艺人，甲方为乙方全球范围内唯一合法的直播演艺经纪人。合作期限3年，从2020年3月7日至2023年3月6日止。合作内容由甲方代理乙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演艺直播活动……，并免费为乙方提供相关艺能培训及商业推广，但有权获取相应报酬分成。甲、乙双方根据不同的平台及演出方式，签署不同的《艺人收益协议附件》。甲方依据……《艺人收益协议附件》为乙方支付相应的提成收益、底薪收益、额外奖励和商业活动分成等费用。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协议期内，甲方有权安排、接洽、签署一切与乙方有关的直播演艺活动事宜的权利。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开展演艺活动的支持，乙方因开展甲方活动的相关费用（如活动个人经费、交通费、通讯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有权监督指导乙方工作，协助乙方完成所定的任务指标。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价值五万九千八百元的有利于乙方直播电商培训或直播演艺事业的歌唱、形体等专业训练及其他各种培训，如乙方自行安排的训练则由乙方自行承担。无条件接受甲方末位淘汰制度，每月收益最低的甲方有权单方解约淘汰，且不视为违约。甲方拥有乙方一切关于直播演艺事宜的最终决定权和解释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承诺并保证，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无论是否收取报酬，都不可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者承诺并签订、参与任何与本协议有抵触或损害甲方利益的任何活动、文件或演艺事宜；协议期内，乙方承诺不得私开任何平台的小号进行直播、宣传或转移粉丝。违约责任：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失方承担一切违约责任。如双方均有过失，则由双方各自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及赔偿最后两个月的收益作为补偿金，并需一次性赔偿在此之前培训价值五万九千八百元+扶持+推广资金累积总和十倍的违约金。另，原、被告签署《艺人收益协议附件》，约定：被告的薪酬方案采取全职有底薪合作模式：有责底薪8000元/月（其中基本底薪为3000元/月，岗位津贴为1000元/月，全勤为1000元/月，住宿补贴1000元/月，当月净销售额超过20万以上时，额外再加社保补贴2000元/月）+净销售额提成；月休4天，根据公司实时规章制度而定；每天在公司10小时以上，直播4小时以上，除休息日外，每月超过3天以上因个人情况开播时长不足或单月净销售额不足五万的，取消底薪资格。同时约定了考勤方式：约定每月休息4天，休息时间可以自己选定，但需按公司规定提前申请排休。关于时长，每日在公司时长10小时（含1小时就餐时间），直播时长4-6小时，每月允许3次不超过5分钟的迟到、早退，超过3次以上或1次超过5分钟以上，罚款50元/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当天时长少3小时以上者按旷工计算，旷工罚款1000元/天，累计旷工3天视为自动违约，公司有权直接单方解除协议且不发放任何收益，以此抵作对公司损失的补偿。关于请假:事假扣罚500元/天；病假或特殊事件不扣罚，但需出示正规病历作为依据。所有非正常的迟到、早退、事假、病假、旷工均需另罚全勤奖1000元/月。关于年假：每年农历新年期间，按公司规定的放假日休假，放假期间的月份排休规则为工作日满7天安排1天休假。公司年假放假前/后需提前停工不开播且未请假的，按旷工计算。因原、被告就劳动关系、工资等发生争议，2020年4月28日，被告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为：1、原告支付2020年3月7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的工资8533元；2、原告退还解约赔偿款3000元。2020年8月11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20]29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2020年3月7日至2020年4月7日期间的工资8092元；二、原告一次性退还被告“自离赔款”3000元；三、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该仲裁案件中，本案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据，证明原告已经收到其“自离赔款”3000元。原告法定代表人到庭对于上述证据予以认可。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粤0111民初30525号，被告未提起诉讼。本案诉讼中，原告确认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进入其司，担任带货主播，但主张其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实为合作关系；双方的合作模式为原告对被告进行直播培训，一般培训7天至1个月时间，待被告培训合格后，原告提供产品供被告选择进行直播卖货，平台账户也由原告提供和管理，卖货所得收益双方按约定共享；原告会根据艺人直播技能的熟练度安排他们进行直播，如果技能熟练就直接直播，如果技能不熟练就要跟随其他成熟的主播继续学习；原告虽对被告直播的时长有约定，但被告如果迟到或者早退，原告仅是打电话催告，并没有管理的权限；原告给予被告培训后，认为被告还不具备独立直播的技能，因此安排被告作为助播跟随其他主播学习，但被告拒绝了，拒绝时间是2020年4月9日；原告提供的平台账号属原告所有，被告离开时交还，即使被告离开，原告仍可以继续使用该平台账号。原告为证实被告在接受培训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离开公司，给其司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向本院提交了《通知》、快手平台充值记录、收据、支付宝转账明细予以佐证。其中《通知》显示，2020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一份《通知》，内容为：鉴于你与本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你已经超过15天未到公司履行合约和说明情况，也未和公司法人把合作协议解除，你已实质违约，如继续不到公司履行合约或解除合约，本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快手平台充值记录为一份截图，显示某账户于2020年3月6日充值100000元，2020年3月6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向若干主播送礼，但是并未显示被告或“苏婷”的名称。收据中记载快手充值记录，但是属于原告内部的费用报销单，其中记载的用途处也未显示被告的名称，但显示“苏小婷快手充值”、“苏婷快手充值”的内容，收据中无被告签名。支付宝转账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20年3月6日向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宝转账10000元，并未显示该账户的所有人姓名及款项用途。经质证，被告确认在2020年6月8日通过微信收到上述通知，但认为双方实际已经在2020年4月9日解除合同关系；对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快手平台收支账户属于公司，不管是对外刷礼物或者打榜都是原告公司的行为，被告并未从中取得任何利益。被告则认为其与原告成立的是劳动关系，表示合作协议中针对考勤、考核、工资待遇等进行约定，符合劳动合同的基本要素，直播的产品也是原告特别指定，其无权自行选择直播带货的产品；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要求其每天准时上班，进行考勤打卡，向其提供一个手机和一个直播账号，安排其在平台上看其他主播的视频进行学习，然后再自己练习如何直播卖货，期间没有任何老师培训，在原告处开播时使用该手机及账号，下班后不能使用，离职时向原告交还手机和账号；每个人都有一个管理组长，由组长在平台上选择流量比较高的主播，组长给这些主播刷礼物，这些主播会与被告连接视频，让被告在视频中向其粉丝介绍和销售产品，但是涉案合作协议签订一个月后，原告要求其调岗做客服，工作性质类似于淘宝客服，负责客户的咨询、售后、物流等方面工作，其于2020年4月9日按照原告的要求支付离职赔款3000元后离职。被告在本案中亦提交了与上述劳动仲裁案件中相同的证据，即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及收据，证明原告已经收到其“自离赔款”3000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9日，被告在微信中向“汤志伟”转款3000元，“汤志伟”称：“收到了，我等下跟龙总说一下，明天给财务转过去就可以了。”2020年4月28日，被告在微信中问“果嘟大叔”：“龙总，我4月9日走的时候，公司要求我赔偿的三千块钱的解约费用，我已经转给汤志伟了，公司收到了也没给我开收据，那解约流程怎么走的呢？”“果嘟大叔”回复：“或者这边让财务给你开个收据。你那边直接跟志伟那边对接就可以啦。”收据显示开具时间为2020年4月10日，经手人为汤志伟，内容为“今收到苏婷主播自理赔款3000元。”经质证，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中对于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表示至于原告为何在劳动仲裁案件中对于上述证据认可，其没有代理仲裁案件。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拒绝履行直播义务，擅自离开公司，其为被告提供了价值59800元的培训，教授被告如何直播，如何带货，并对被告进行扶持和推广，为被告的平台账户中充值10000元，二者之和的十倍即为698000元，再加上原告预期直播带货收益2000元，故向被告主张违约金700000元。被告表示原告没有提供培训，其也未参与视频谈论，无需支付违约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一、关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原、被告签订了《艺人演艺经纪合作协议》、《艺人收益协议附件》，从原告的运营模式和被告的工作过程来看，被告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均不受自己支配，均需听从原告的安排和管理，受原告的规章制度制约，且被告的工作内容属于原告的主营业务，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劳动关系特征的规定，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原、被告于2020年3月7日签订协议，被告主张其在2020年4月9日离职，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收据予以佐证。原告在与被告的劳动仲裁案件中认可上述证据，虽在本案中不予认可，但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于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虽原告认为其是在2020年6月8日发出解除通知给被告，但原告发出解约通知是在被告提起劳动仲裁之后，且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被告已在2020年4月9日协商一致，原告同意被告离职，因此，本院对被告主张的离职时间予以采信，即原告与被告在2020年3月7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中原告再主张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亦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调处。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除专项培训违约金及保密和竞业限制违约金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虽涉案合作协议中约定合同期限及“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及赔偿最后两个月的收益作为补偿金，并需一次性赔偿在此之前培训价值五万九千八百元+扶持+推广资金累积总和十倍的违约金”，但就签订合同的主体上来看，原告作为用人单位系管理一方，其签订合同当时处于主动地位，在签订合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选择权。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培训的具体时间、具体内容、培训效果等培训内容。原告主张被告的离职对其造成了损失，但原告提供的直播平台充值方面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与原告提供给被告使用的直播平台账号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使原告确有向其司提供给被告使用的直播平台账户中充值，但是该款项并未由被告取得，且在被告离职后，直播账号已交还原告，由原告继续管理使用，故原告充值至相关直播账户中的款项不应视为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另，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司因被告在工作中的重大过错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7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州中凯飞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800元，由广州中凯飞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