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5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时秀，女，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华，广西网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格格，广西网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融，女，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矗云，柳州市万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来，男，1955年11月9日出生，侗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上诉人付时秀因与被上诉人苏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时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华、严格格，被上诉人苏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矗云、黄荣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时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２.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转账凭证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错误。本案双方转账往来频繁，案涉转账发生在2013年3月20日至2014年1月28日期间，时间跨度达10个月，总共11笔，金额为150万元，长时间的频繁借贷却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过利息，而且从转账至起诉之日己达五年以上，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催讨过还款，明显不合常理。 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己经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资对外出借款项，双方的合资出借既有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也有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案涉1500000元中有两笔为153000元、一笔为15300元，该数额有特殊含义，不能排除上诉人所述购买衣服支付的款项、好处费、转账用于出借款项给他人。 三、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7）桂0202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1年8月至2015年2月，泽鑫公司、益嘉公司、莫志伟以月利息4%-5%不等向苏融融资并先后出具1740万元借据给苏融，苏融提供的转款凭证显示转入莫志伟及上述公司账户12901000元，经鉴定已收回本息6846250元，其中1000000元系泽鑫公司的财务人员阎晗帮该公司转的完成银行存款业务的劳务费，包括有上诉人的本息。 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述“以原告名义对外出借款项后原告没有向被告归还过一分钱”是错误的，这仅是开庭中上诉人代理人所述意见，并非客观事实。事实上，苏融已经收回了684.625万元还款。 被上诉人苏融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恶意诉讼无证据证实，付时秀已经从莫志伟处收回了借款本息；2.上诉人提及的684.625万元均是苏融个人出借给莫志伟后莫志伟偿还的款项，与付时秀无关。上诉人转账支付给苏融、以苏融的名义出借的款项对应的借条仍由苏融保管，借款人尚未还款。因此，本案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苏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付时秀偿还借款1500000元整;2.判令付时秀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每月0.5%支付借款利息（从2019年4月1日到实际偿还完所有借款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中，苏融提交了农行转款交易流水，主张其在本案诉请的150万元系基于该证据而产生，包含在该证据流水中。庭后苏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明确其诉请的150万元具体包括该农行转款交易流水中的如下几笔：2013年3月20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50000元；2013年3月26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42500元；2013年4月16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60500元；2013年5月20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50000元；2013年7月16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153000元；2013年9月4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153000元；2013年9月25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20万元；2013年10月25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15300元；2013年10月25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137700元；2013年11月1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28万元；2014年1月28日，苏融向付时秀转账358000元。以上苏融合计向付时秀转账150万元。庭审中，苏融明确该笔20万元不包含在其诉请的150万元内，而是其支付的2013年9月25日以付时秀名义借款110万元给何汉章中的苏融的出资款20万元，但庭后苏融又提交情况说明，称何汉章已将该笔借款偿还给了付时秀，但付时秀未将苏融的这笔20万元出资款归还给苏融，并口头表示作为向苏融的借款。 对于上述150万元，苏融主张是其向付时秀出借的借款。付时秀需要资金时就和苏融口头沟通需要多少资金，苏融就向付时秀汇款，均没有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因为出于朋友的信任，故没有让付时秀写书面的借款凭证。对苏融的该主张，付时秀不予认可。付时秀认为上述苏融主张的150万元不是其向苏融的借款，而包含了有苏融向付时秀买衣服支付的款项、付时秀帮苏融拉存款苏融支付的好处费以及双方以付时秀名义对外放贷苏融向付时秀支付的出借款。至于各笔款项的具体性质，付时秀称因时间太久、太多款项了其无法分得清。 经查，苏融和付时秀之间存在以付时秀名义合资对外放贷的情况，也存在以苏融名义合资对外放贷的情况。从现有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存在以下情形：1.2012年12月11日，苏融、付时秀等人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借款150万元给莫志伟，协议载明苏融出资65万元，付时秀出资35万元，其余人出资50万元，同日莫志伟、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苏融出具150万元的借条；2.2012年12月19日，苏融、付时秀等人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借款160万元给莫志伟，协议载明苏融出资60万元，付时秀出资35万元，其余人出资65万元，同日莫志伟、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苏融出具160万元的借条；3.2013年1月9日，苏融、付时秀等人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借款120万元给莫志伟，协议载明苏融出资10万元，付时秀出资40万元，其余人出资70万元，同日莫志伟、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苏融出具120万元的借条；4.2013年9月3日，苏融、付时秀等人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借款270万元给莫志伟，债权确认说明书载明苏融出资200万元，付时秀出资10万元，其余人出资60万元，同日莫志伟、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益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苏融出具270万元的借条；5.2013年9月25日，苏融、付时秀等人共同出资以付时秀名义借款110万元给何汉章，债权确认说明书载明其中苏融出资20万元，同日何汉章出具借条载明借到付时秀110万元。 另查明,（2017）桂0202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阎晗系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该判决已生效。阎晗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证明材料，载明：阎晗原是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长，负责莫志伟向柳州市民间借贷的到账核实、转付本金、利息，莫志伟规定用他本人及阎晗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向民间借款及转付本金及利息的专用账户，阎晗与黄润荣、苏融、付时秀、黄荣来等人没有债务往来的经济纠纷......苏融代付时秀转款三笔共计635000元借给莫志伟，莫志伟写借条给付时秀，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12月5日，阎晗从农行个人账户分五笔还给付时秀3275000元（其中含苏融代付时秀转的635000元），三笔分别为（1）2012年6月24日，苏融从农行转款135000元到阎晗农行账户；（2）2012年7月10日，苏融从建行转给莫志伟200000元；（3）2012年7月10日，苏融从工行转给莫志伟300000元。对于阎晗在上述证明材料中提到的苏融代付时秀转款的三笔款项，苏融均提供了转款记录，载明了确实存在该三笔转款。为核实苏融提及的上述三笔代付款情况，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传唤阎晗到庭核实。阎晗到庭陈述，上述证明材料确系其本人所写，关于三笔代付款项的情况，其系经莫志伟交代，钱是付时秀的，利息亦是付给付时秀的，且跟苏融和付时秀核实过，故知晓上述三笔款项当时的情况。苏融对阎晗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付时秀对阎晗陈述的上述情况先是表示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后又称其没有让苏融代付过款项，苏融主张的代付款635000元不属实。 又查明，苏融提交的农行转款交易流水中亦载明如下付时秀向苏融支付的款项：2012年10月29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7500元；2012年12月6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17500元及90000元；2013年12月6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150000元。同时，付时秀提交了相关银行流水，载明其向苏融亦存在上述四笔转款，另还有如下转款：2012年11月24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27500元；2012年12月8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550000元；2012年12月11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807500元；2012年12月19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950000元；2013年9月3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665000元；2014年4月1日，付时秀向苏融转账5125元。 对于上述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款项，其中对2012年10月29日的7500元、2012年11月24日的27500元、2012年12月6日的17500元及90000元、2012年12月8日的550000元、2013年12月6日的150000元，苏融均主张系付时秀针对苏融代付时秀向莫志伟支付635000元而偿还的本息，付时秀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存在苏融为其代付635000元给莫志伟。对2012年12月11日的807500元，苏融主张系付时秀就2012年12月11日以苏融名义共同向莫志伟等人出借150万元而支付的出资款，807500元包括了除苏融以外其他人的所有出借份额，且扣除了月利率5%一个月的利息，付时秀对此予以确认。对2012年12月19日的950000元，苏融主张系付时秀就2012年12月19日以苏融名义共同向莫志伟等人出借160万元而支付的出资款，950000元包括付时秀、王伟、陈乐燕、黄艳四人的出资份额，且扣除了月利率5%一个月的利息，付时秀对此予以确认。对2013年9月3日的665000元，苏融主张系付时秀就2013年9月3日以苏融名义共同向莫志伟等人出借270万元而支付的出资款,665000元系付时秀的出资份额700000元扣除月利率5%一个月的利息后的金额，付时秀对此予以确认；对2014年4月1日的5125元，苏融主张系付时秀就双方原来另外债权债务而偿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除上述付时秀确认的款项以外，付时秀主张其向苏融支付的款项为以付时秀名义对外共同放贷而收回来的借款本息。庭审过程中，付时秀又称，以其名义向何汉章出借的110万元借款，其并未向苏融归还苏融的出借本金，也没有向苏融支付过利息。 再查明，苏融与黄荣来于2006年3月31日登记离婚。 现苏融以经多次催收付时秀仍未偿还尚欠借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酿成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苏融诉请的150万元的款项性质如何认定；二、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款项性质如何认定；三、若苏融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则本案尚欠款项如何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苏融以其向付时秀转账的150万元转账凭证主张是借款，付时秀则辩称苏融主张的150万元不是借款，而包含了有苏融向付时秀买衣服支付的款项、付时秀帮苏融拉存款苏融支付的好处费以及双方以付时秀名义对外放贷苏融向付时秀支付的利息。对此，一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首先，付时秀辩称苏融诉请的款项是苏融向付时秀买衣服支付的款项以及付时秀帮苏融拉存款苏融支付的好处费，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其次，付时秀还辩称苏融诉请的款项系付时秀支付的双方以付时秀名义共同对外放贷的出资款，从现有证据来看，原付时秀双方以付时秀的名义共同对外放贷仅有2013年9月25日以付时秀名义借款110万元给何汉章这一笔，该笔出借款中苏融的出资份额系20万元，而苏融亦认可其主张的150万元借款中包含了2013年9月25日向付时秀转账的20万元出资款，故苏融主张该笔20万元系借款不能成立。苏融又称，该20万元系何汉章向付时秀还款后付时秀未将苏融出资款归还苏融而作为借款，但苏融并未就双方对该笔出资款转为借款予以举证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对苏融的意见不予采纳。如苏融认为付时秀未返还苏融的出资款，系另外的法律关系，可另行解决，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至于付时秀辩称苏融向其支付的还有黄荣来与付时秀等人共同对外放贷中黄荣来的出资份额款，一审法院认为，苏融与黄荣来已于2006年3月31日离婚，在黄荣来否认其与付时秀之间的资金往来与苏融有关的情况下，付时秀主张苏融所付款项与黄荣来有关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后，退一步分析，基于原付时秀之间存在以互相名义共同出资对外放贷的情形，那么苏融向付时秀转账的款项除了上述付时秀主张的款项性质之外，还有可能是共同以苏融名义对外放贷后收回的借款本息由苏融转给付时秀的款项，对此，苏融于庭审中明确表示以苏融名义对外出借后均没有得到本金和利息，亦没有将付时秀相应份额的出资款本息归还过付时秀，付时秀则先是表示记不清楚了，后又陈述就以苏融名义对外出借款项后苏融没有向付时秀归还过一分钱，一审法院认为，苏融做出的该陈述属于其对双方另外法律关系中于己不利的意思确认，付时秀作为事件当事人却前后陈述不一，故一审法院采纳苏融的陈述意见，同时确认苏融在本案中诉请的150万元亦不是双方以苏融名义对外放贷后由苏融收回借款本息而转给付时秀的款项。以上，除却上文认定2013年9月25日20万元这一笔系苏融支付给付时秀的出资款外，付时秀对其主张的其余抗辩事由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苏融诉请剩余的13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上述规定，付时秀未完成其应负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综合采纳苏融的陈述，确认苏融诉请150万元中的130万元为付时秀向苏融的借款。双方之间就13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在苏融主张的1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下，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款项性质如何确认呢。对此，结合本案案情，付时秀向苏融的转款应存在四种可能，其一为付时秀就双方以付时秀名义对外放贷收回借款本息后而向苏融支付的本息份额，其二为付时秀就双方以苏融名义对外放贷而向苏融支付的出资款，其三为本案的还款，其四为苏融主张的付时秀系归还苏融为付时秀代付的635000元款项。首先，是否是第一种可能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付时秀于庭审中虽主张其向苏融转账的款项系其向苏融支付的以付时秀名义对外放贷而收回来的借款本息，但如上文分析，本案现有证据仅反映以付时秀名义对外放贷的只有借给何汉章110万元这一笔，而付时秀又于庭审中明确称以其名义向何汉章出借的110万元，其并未向苏融归还过苏融的出借本金，也没有支付过利息，苏融亦主张付时秀未就该笔款项中苏融的出资款份额向苏融归还过款项，因此，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款项不会是上述第一种可能之情形。那么，是否是上述第二、第三、第四种可能之情形？对此，一审法院对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每一笔款项逐一分析如下：首先，对2012年12月11日付时秀转账的807500元、2012年12月19日付时秀转账的950000元、2013年9月3日付时秀转账的665000元这三笔，双方均确认系付时秀就以苏融名义对外放贷而分别支付的出资款，故不能认定为本案借款的还款，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对2012年10月29日付时秀转账的7500元、2012年11月24日付时秀转账的27500元、2012年12月6日付时秀转账的17500元及90000元、2012年12月8日付时秀转账的550000元、2013年12月6日付时秀转账的150000元，以上共计842500元，苏融均主张系付时秀针对苏融代付时秀向莫志伟支付635000元而偿还的本息，一审法院认为，苏融代付时秀向莫志伟支付635000元的事实有阎晗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其本人出庭作证的陈述以及相关转款记录予以证实，付时秀对此事实一下表示记不清楚一下又否认，应作出对付时秀不利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对苏融主张的代付款635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苏融未能举证证实双方对该笔代付款的还款约定有利息，故付时秀向苏融转账的上述842500元，扣除苏融主张的代付款635000元的还款后，仍剩余207500元（842500-635000），而苏融未对该207500元作出合理陈述，故该207500元应认定为本案的还款。最后，对2014年4月1日付时秀转账的5125元，苏融主张系付时秀就双方原来另外债权债务而偿还的款项，但苏融未能明确具体系就哪一笔债权债务的还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无其他意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笔5125元为本案的还款。以上，一审法院综合确认付时秀对本案的还款数额为212625元（207500+5125）。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尚欠款项的问题。如上所述，付时秀向苏融借款13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现苏融于2019年4月25日诉至法院，视为催告，付时秀应履行还款义务。尚欠本金方面，因本案未约定利息，故上文认定的还款数额212625元应视为对本金的偿还，故本案尚欠本金应为1087375元（1300000-212625）。对苏融诉请的本金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利息应以1087375元中未偿还的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苏融诉请的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付时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融偿还借款本金1087375元；二、付时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融支付利息（该利以1087375元中未偿还的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苏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苏融已预交），由付时秀负担13266元，由苏融自行负担5034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付时秀提交证据：1.付时秀6228450850039348218（6228460856002533460）农行账户的转账凭据，拟证明2013年3月20日至2014年9月4日期间，出现7次金额为153000元的转账，其中有1次是由5万元、42500元、60500元合计为153000元；有1次是15300元、137700元合计为153000元。这些数额具有规律性，可以看出这些款项是苏融主动向付时秀支付的款项，与苏融向莫志伟出借的款项的利息相对应。因此，转账流水中的苏融支付给付时秀的款项并不属于民间借贷。 2.付时秀农行账户流水，拟证明付时秀收到苏融支付的款项后，将这些款项取出并存入另外的工商银行账户，并支付给其他合伙人利息。因为付时秀和苏融共同合伙出借款项时，付时秀所代表的人有案外人黄艳、王伟、付如意、陈素珥、付鸭意、欧惠园、陈乐燕、雷莉、谭国艳、何晓滨等人，故付时秀将苏融转入的利息分别支付给这些人。 3.付时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1）2013年3月20日苏融5万元给付时秀，付时秀提现之后存入其尾号为995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并将33000元汇给黄艳，31000元汇给王伟；（2）2013年3月26日苏融转42500元给付时秀，付时秀提现之后存入其尾号为995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将21200元汇给付如意，将10000元汇给黄艳；（3）2013年4月16日苏融转给付时秀60500元，付时秀将35500元转到黄艳尾号为4867的的账户，将16000元转入了弓明账户；（4）2013年5月20日苏融转5万元给付时秀，33000元转入黄艳尾号为4867账户，16000元转入弓明尾号为1518账户；（5）2013年7月16日苏融转给付时秀153000元,2013年7月17日将16000转入弓明1518账户，17000元转入付如意6939账户，58000元汇入黄艳4867账户，123500元汇入王伟9798账户；（6）2013年9月4日苏融转给付时秀153000元，2013年9月5日付时秀转给王伟7052账户20万元；（7）2013年9月25日苏融转给付时秀20万元，当天付时秀将195000元转给何汉章，该笔款项一审没有认定为借款；2013年11月25日苏融转给付时秀15300元、137700元，合计为153000元，该笔款项属于付时秀收回的利息；（8）2013年11月1日苏融转给付时秀28万元，当天就通过工商银行转给陈晓波9350元，转给郑静17100元，转给雷莉236100元；（9）2014年1月28日苏融转给付时秀358000元，2014年1月29日付时秀转给雷莉28368元，转给桂玙茜5000元，何政一25000元，何晓滨16500元，黄荣来96000元，陈晓波9350元，黄艳89000元。即证明苏融这些转款并非借款，付时秀收到款项后拆散发给其他的出借人，让他们回收本息。 4.情况说明，拟证明案外人黄艳收到的付时秀转给她的款项是共同出借所获得的利息，且黄艳收购了案外人陈素珥的15万元、欧惠园的5万元、陈乐燕的10万元，黄艳自己本身就有5万元。在一审的证据中可以查实以上的人员的出资份额。 被上诉人苏融质证称：证据1一审时已经提交过，双方之间的转账发生在多家银行，与该证据反映的转账时间是同一期间，双方之间的转账没有规律可循。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提交了转账记录，对方提交的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一致的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双方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出借给案外人莫志伟的借款，没有收回任何利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达500多万元，被上诉人仅仅抽取农行的转账部分诉讼。证据2证明付时秀确实收到该款项，并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说明付时秀对外负有巨额债务，因此不断向被上诉人借款。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且黄艳本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无法确认，最多只能证明案外人黄艳收到付时秀的利息，该证据内容中称黄艳知晓苏融转款给付时秀，显然不符合常理。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与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系银行交易明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分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即案外人黄艳出具的《情况说明》因黄艳本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另查明：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7）桂0202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1年8月至2015年2月，泽鑫公司、益嘉公司、莫志伟以月利息4%-5%不等，向苏融融资，先后出具1740万元借据给苏融，苏融提供的转款凭证显示转入莫志伟、上述公司及账务账户1290.1万元。经鉴定已付本息684.625万元……”该刑事判决书附录载明广西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莫志伟应向苏融退赔的情况为：苏融出借额1290.1万元，已还款额6846250元，应退赔额6054750元。 上诉人付时秀二审时主张，被上诉人苏融所转入的本案款项系双方共同出资以苏融名义出借给案外人莫志伟所收回的利息，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共同出资借款给案外人莫志伟的借款的本息均没有收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涉1500000元款项的法律性质是否是民间借贷资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规定，在原告仅以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事诉讼的场合，实行举证责任的转换：先由被告对抗辩主张举证，如抗辩有理，则由原告继续举证，但该举证责任转换并非是民事诉讼中由原告对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分配规则的否定，就证明标准而言，被告对抗辩主张的举证，其证明标准低于原告，只要被告所举证据具有可采信度，即只要提交相应证据，即应转换为由原告继续对民间借贷的基础事实进一步举证，如果由被告对抗辩主张的举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可径直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无转换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转换后，应由原告对继续借贷关系的成立举证，如原告不能举证，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案中，经查实，双方当事人存在合伙向他人出借资金的法律关系，而合伙向他人出借资金有一部分是以苏融的名义进行，苏融收回款项后应当向付时秀分配本息。苏融主张其向案外人收回的6846250元均应由其个人享有，是其个人向他人出借资金后收回的款项，但苏融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个人出借的资金与以自己的名义出借的合伙资金作了严格区分，其亦无证据证实其收回的6846250元均应由其单独享有，故其陈述属于无证据佐证的单方陈述，不予采信。在不能排除案涉款项是苏融收回部分借款后分配本息给付时秀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付时秀的陈述具有合理性，其已经完成抗辩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换至苏融，应由苏融进一步对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且证明标准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然而，关于各笔借贷本金、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据、违约责任等典型的借贷要素，本案全部缺失。况且，经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双方长时间互相频繁转账且金额巨大，现苏融挑取部分转账并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主张性质是借贷资金，现有证据无法支持其主张，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付时秀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20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苏融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被上诉人苏融已预交），由被上诉人苏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586元（上诉人付时秀已预交），由被上诉人苏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慧冰 审 判 员 丘洪兵 审 判 员 朱立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周学健 书 记 员 韦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