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豫民终12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继峰，男，195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平，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系孙继峰所在社区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国，河南正义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卫星，男，197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宇，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争艳，女，197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河南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河南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继峰与被上诉人董卫星、刘争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安中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董卫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6）豫民终126号民事裁定，准许董卫星撤回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争艳、董卫星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8）豫05民申36号民事裁定，驳回刘争艳、董卫星的再审申请。刘争艳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豫民监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豫民再97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5）安中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董卫星、刘争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监2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2019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37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豫民再973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2018）豫05民申36号民事裁定、本院（2016）豫民终126号民事裁定、一审法院（2015）安中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2020）豫05民初30号之一民事裁定，上诉人孙继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继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平、赵卫国，被上诉人董卫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宇，被上诉人刘争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霞、张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继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5民初30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有误。（一）本案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是董卫星个人。2011年董卫星以开发安阳市红旗渠广场项目为由向孙继峰提出借款，孙继峰出于对董卫星的信任同意向其出借款项，借款形式为孙继峰借用安阳鑫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鑫鼎公司）的名义向董卫星出借款项。董卫星提供的《借款合同》复印件第一页写的借款人就是董卫星个人，最后一页的借款人住址是董卫星个人的住址。董卫星提供的五份借据复印件，借款人签名是董卫星个人。董卫星提供的收款收据，也是今收到董卫星个人还款。2014年3月23日1070万元的借据是董卫星个人出具，2013年3月23日1352万元的借据也是董卫星个人出具。（二）本案借款出借人是孙继峰个人。孙继峰向董卫星出借款项后感到不放心，同时考虑到借用安阳鑫鼎公司名义不妥，因此于2013年3月24日和2014年3月23日与董卫星对账，董卫星向孙继峰出具了借据，恢复了真正的借款关系。就是一种债权转让的行为，安阳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出庭证明其同意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孙继峰，并且明确表示安阳鑫鼎公司以后不会再向董卫星主张该笔债权，董卫星不会重复还款。董卫星称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到他不生效，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裁定根据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属认定错误。（一）孙继峰出借给董卫星的1352万元资金来源合法。孙继峰通过本人尾号8809的建行卡给董卫星尾号为4102的建行卡转款680万元。孙继峰通过案外人孙某银行卡给董卫星尾号为4102的建行卡转款1520万元。其中孙某卡转给董卫星的钱均是孙继峰亲朋好友的分别转入的。（二）本案借款和河南鑫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款项没有任何关系。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3）西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孙某非吸案件截止2012年2月未兑付金额94098900元，截止2014年12月9日，西工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共收到该案追缴资金36622835元，被告王彦飞家属主动退缴赃款40000元。剩余57436065元，有5500万元经公安机关查证全部转给了田君爽。至此，河南鑫鼎公司所有集资款项的去向均已明，孙继峰使用孙某银行卡转给董卫星的款项均系孙继峰的个人款项。（三）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合法。孙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无权再进行侦查、无权出具证明。该情况说明只有印章，没有负责人、经办人签字，没有指向单位，不知向何单位出具，证据形式不合法。该情况说明交给刘争艳个人，证据来源不合法，原审法院不应当认定其效力。刑事判决书中从未认定安阳鑫鼎公司涉及河南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执复286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说明孙继峰与董卫星借款合同纠纷与孙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该情况说明不能推翻生效刑事判决书和执行裁定书。综上所述，原审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 董卫星辩称，一、安阳中院认定孙继峰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正确。董卫星提供的河南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昊公司）与安阳鑫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管理费暨手续费收取协议、借据、还款收据等证据，足于证明案涉1352万元属于广昊公司与安阳鑫鼎公司借款合同项下款项，出借人为安阳鑫鼎公司，不是孙继峰又向董卫星出借了1352万元。二、孙继峰关于其本人借用安阳鑫鼎公司名义出借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出借及提供借款的事实，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孙继峰一直主张是其本人向董卫星提供的1853万元借款，后又主张是其“借用安阳鑫鼎公司名义”向董卫星出借的借款。孙继峰修改后的该理由，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不应当采信。三、孙继峰关于其本人是案涉款项出借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一是借款合同、2000万元借据与银行卡转账流水的高度关联性，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属于借款合同项下款项，不属于孙继峰又向董卫星提供的借款。二是孙继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董卫星提供了1352万元借款，孙继峰之前提供的1853万元银行卡转账流水，属于借款合同项下款项的转账流水，不能证明孙继峰向董卫星实际提供了借款。三是孙继峰的该主张与收据存在矛盾。广昊公司按照约定向安阳鑫鼎公司在借款后返还了部分借款并支付了利息共1600多万元。这些款项的38份收据，都是安阳鑫鼎公司出具的。故孙继峰关于其本人属于案涉款项出借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四、孙继峰上诉所称的债权转让不应当采信。本案中，孙继峰是基于其本人向董卫星出借的事实提出的起诉。在安阳中院本次进行再审的庭审中，孙继峰明确否认了债权受让的事实。故孙继峰上诉所称债权转让的理由不能成立。五、安阳中院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认定并无不当。河南鑫鼎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3）西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所认定。同时，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的情况说明，也可以证实河南鑫鼎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流向安阳鑫鼎公司。另外，根据2020年10月9日林州市公安局发布的《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案件核准登记公告》，公安机关对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已经立案侦查。这样，无论案涉款项是否来源于河南鑫鼎公司，安阳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继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刘争艳辩称，一、孙继峰上诉称自己是出借人，董卫星是借款人，该理由不成立。出借款主体不是孙继峰和董卫星。有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的借款合同为证，广昊公司是借款人，出借人是安阳鑫鼎公司。二、借款资金的来源。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案卷中审计报告显示，河南鑫鼎公司应收安阳鑫鼎公司1600万元，而在王合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材料中，安阳鑫鼎公司提交的公司帐页显示，广昊公司借款1400万元（帐页显示1600万元，还款200万元）。而该1600万元包括本案的诉讼款项。三、孙继峰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请。1352万元的借据所谓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该借据不能否定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的原始出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孙继峰提供借款资金来源，不能证明该借款与本案借款有关，更不能否认原始的借款合同以及两个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一审裁定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依法驳回孙继峰的上诉请求。 孙继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卫星、刘争艳偿还其借款135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1.8%从2013年3月24日计算至付清之日）。 一审法院原一审查明：原告孙继峰起诉主张被告董卫星借取其款项13520000元，要求董卫星、刘争艳夫妻二人偿还借款。为证实其主张，孙继峰主要提供董卫星于2013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据、转款手续、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2013年3月23日借据的主要内容为：“今董卫星（借款人）借到孙继峰（出借人）人民币13520000元，该借款已经收到，立此为据，借款期限为2013年3月24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共21个月，利率为每月1.8%，本息于2014年12月30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则按约定利息继续计算，并追缴违约金。注：1、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2、此借款用于安阳市红旗渠广场东北角开发改造项目；3、以前的借款收据与本借款收据有冲突的以本借款收据为准。借款人董卫星，出借人孙继峰，证明人王某。签约地址：安阳市××小区××室。”董卫星、孙继峰均在该借据上签字。在该借据上作为证明人签字的王某在本案庭审时出庭证明董卫星借款事实，并出具证明材料，内容为：“我叫王某，女，现年52岁。2011年7月至9月间，经孙继峰批准，由我向董卫星银行账户办理了借款和转账手续，约定使用半年，可到2013年仍未还款，经多次向董卫星催要并经多次对账，董卫星同意重新签订借据。经核对确定欠孙继峰13520000元本金，月息按1.8%使用到2014年12月30日，本金利息一次付清。我当时在签字现场，并作为证明人在借据上签了字。如有不实，我愿负法律责任。” 对于孙继峰是否向董卫星实际提供借款，原告孙继峰举证证明孙继峰通过自己尾号为8809的建行银行卡分别于2011年7月8日、2011年7月19日转往董卫星尾号为4102的银行账户6000000元、800000元。原告孙继峰主张其用案外人孙某尾号为0409的建设银行卡于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25日期间给被告董卫星尾号为4102的银行账户转款11笔，共计11730000元。经一审法院调取孙某该期间的银行转款流水，证实孙某确实在该期间向董卫星转款11笔，共计11730000元。孙某于2015年5月21日在其服刑的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出具证明，证明内容如下：“我叫孙某，女，52岁。我在建设银行安阳××路××号为……0409的银行卡（现场辨认银行卡）。2011年元月，孙继峰说有事用我的卡，我就将该银行卡给了孙继峰。我一直没有再用这张卡，也没有跟孙继峰要回，直到目前该卡仍由孙继峰掌控使用。该卡2011年元月之后的所有的资金与我无关，因该银行卡资金的变动引起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均由孙继峰去追要，与我个人没有法律关系。特此证明。证明人孙某。2015年5月21日。注：本证明在郑州女子监狱书写。”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2015年5月21日上午，由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桑擎华来到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对服刑罪犯孙某进行调查。特此证明。”孙继峰诉称其在2011年7月8日至2011年7月25日期间，共计向董卫星个人转款18530000元。后经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3年3月24日董卫星共欠孙继峰13520000元。 董卫星对此辩称董卫星是广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尾号为4102的银行账户是广昊公司以董卫星的名字申请的刷卡机，该刷卡机是由广昊公司而非董卫星个人在使用。孙某实际参与安阳鑫鼎公司经营，安阳鑫鼎公司在经营中除了使用尾号为0409的卡外，还有尾号为5182的卡。这两张卡都开具网银，都有转账资金流动，都由公司财务人员持有，不是孙某私下借给孙继峰个人使用的。董卫星提供2011年7月6日和2011年7月25日董卫星作为借款人与投资人安阳鑫鼎公司所签的两份管理费暨手续费收取协议复印件及一份借款合同复印件（该两份费用收取协议复印件系由已被撕成碎片的原件拼接后复印而成，借款合同原件仅剩最后一页，也已被撕毁）、还款收据、租赁协议、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欲证明孙继峰提供的2011年其和孙某向董卫星转账明细是广昊公司和安阳鑫鼎公司之间的借款，本案中的借款当事人应为两家公司，而非董卫星与孙继峰，并申请调取安阳鑫鼎公司税务报表及王某报警记录以证明王某的安阳鑫鼎公司财务人员身份。孙继峰对此不予认可，孙继峰质证称董卫星提供的费用收取协议及借款合同原件均已撕毁，说明上述协议及合同已经作废，不应采信，其他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否定不了董卫星是本案债务人这一事实，证人王某的身份与本案无关。 另查明，董卫星与刘争艳于1997年10月6日登记结婚。2013年12月份，董卫星与刘争艳办理协议离婚手续。2010年3月8日，孙某注册成立安阳鑫鼎公司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孙某（出资比例70%）、王淑芹（出资比例30%，系孙继峰之妻），注册资本10000000元，实收资本3000000元。目前企业状态为在业。2010年8月3日，孙某在洛阳市西工区注册成立河南鑫鼎公司，孙某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该公司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孙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目前孙某在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服刑。 一审法院原一审认为，民间借贷中的借据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要凭证，本案中被告董卫星向原告孙继峰借款13520000元，有董卫星出具的借据、银行转款手续、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董卫星向原告孙继峰出具的借据明确记载被告董卫星向原告孙继峰借款13520000元并注明双方以前的借款收据与本借款收据有冲突的以本借款收据为准，该借据与证人证言、银行转款手续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董卫星在借据中确认的13520000元债务系对其2011年7月以来多次借款所欠孙继峰款项的汇总，该借据系其与孙继峰总算账后形成的借据，原告孙继峰已对本案中的借款款项的实际交付进行了举证，对孙继峰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和经由案外人孙某银行卡向董卫星个人账户支付本案诉争借款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董卫星与原告孙继峰在本案中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被告董卫星未按借据上约定的还款期限及时向孙继峰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及时偿付本息。董卫星辩称本案中的借款关系当事人应为安阳鑫鼎公司和广昊公司，但其该项主张与其出具的借据内容相矛盾，且其提供的管理费暨手续费收取协议、借款合同原件均已撕毁，无法采信，董卫星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董卫星的该项答辩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董卫星要求调取安阳鑫鼎公司税务报表及证人王某报警记录的申请，该院不予准许。因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董卫星、刘争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刘争艳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综上，对原告孙继峰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安中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一、限被告董卫星、刘争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孙继峰偿还借款本金13520000元及利息（以上述1352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3月24日起至本判决限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月息1.8分标准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孙继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619.6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44619.66元，由原告孙继峰负担14619.66元，由被告董卫星、刘争艳共同负担130000元。 本院原再审认为，董卫星向孙继峰借款13520000元的事实，有董卫星出具的借据、银行转款手续、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为证，足以证明。董卫星未按借据上约定的还款期限及时向孙继峰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原审认定董卫星应及时向孙继峰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关于刘争艳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本案借款发生在董卫星与刘争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原审判决刘争艳与董卫星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案再审期间，刘争艳提供了2014年3月24日董卫星出具的借据、董卫星的还款凭证、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以证明原审认定的借款数额错误，刘争艳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是，刘争艳、董卫星对于董卫星为何持有2014年3月24日的借据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董卫星的还款凭证与2014年3月24日董卫星出具的借据相矛盾，且本案借款纠纷与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涉及的非法集资犯罪不是同一事实，故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争艳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139619.66元，由刘争艳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关于涉案借款关系的主体认定问题。首先，案涉借条系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等多笔借款对账而来，本案主体涉及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根据董卫星、刘争艳提交的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2011年7月8日、2011年7月19日的短期借据来看。孙继峰认可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均已经向董卫星支付，共计2200万元，但认为是其以安阳鑫鼎公司的名义向董卫星出借的款项，且在2013年3月23日双方对账后，2014年10月24日下午董卫星向其出具了1352万元借条，双方即将之前的合同及借据撕毁，故应当以1352万元的借条为准。通过孙继峰的上述陈述，可以确定涉案借款是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出借人涉及安阳鑫鼎公司、借款人涉及广昊公司。其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期间，刘争艳提交了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以下简称车站分局）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明确记载“根据洛阳敬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显示，河南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某）应收账款中有16728657.83元流向安阳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某），该笔款项属于赃款，应予以追缴。现查明2011年7月12日至7月25日期间，孙某通过名下建设银行卡（卡号：62×××09,62×××82）分多次向董卫星（广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62×××02）转款共计1173万元，该笔款项不属于个人借贷，而是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通过安阳鑫鼎公司流入广昊公司，属于应追缴的赃款。”针对该份情况说明河南省高院前往洛阳西工区“处非办”及洛阳中院进行了调查，“处非办”的张瑞全局长陈述“河南鑫鼎公司与安阳鑫鼎公司关系密切，安阳鑫鼎公司由孙某成立后，在安阳找了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孙继峰作为公司实际负责人”，经与洛阳公安局车站分局负责孙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承办人张辉（经侦队长）核实，张辉确认刘争艳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属实。而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3）西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即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刑事判决，以下简称刑事判决书）认定：孙某注册了河南鑫鼎公司并为法定代表人，孔波等五人是主要负责人员，该公司注册后超出其经营范围通过报纸、广告等形式公开宣传，以高额利息回报为条件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经审计在2010年9月15日至2012年2月14日期间累计吸收四百余名受害人存款184901900元，至案发时尚未兑付金额达94098900元。截止2014年12月9日，西工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共收到该案追缴资金36622835元，被告人王彦飞家属主动退缴赃款40000元。从该认定事实来看，该份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具体流向。且在该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孙某的辩护人邵正罡律师对孙某的会见笔录中，孙某陈述：广昊公司因红旗渠项目借了一千万，合同存放在安阳鑫鼎公司财务王某处，安阳鑫鼎公司由孙继峰实际负责。汤阴县公安局对王某的询问笔录中，王某陈述“我公司的资金都投到了广昊公司和北关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林州巴黎香榭项目上了，其中投到安阳市广昊公司1400万元……”。另外，从孙某尾号0409建行卡转至董卫星尾号4102账户的11笔借款共计1173万银行交易记录来看，在0409号银行卡向董卫星尾号4102银行卡转账前均有孙某尾号5182银行卡相同金额或相近金额的款项汇入。该银行交易记录与车站分局的“情况说明”内容一致，而与孙继峰陈述其通过孙某0409银行卡转给董卫星的1173万元资金来源于其亲戚朋友的情况不符。从车站分局的“情况说明”及孙某、王某的陈述、孙某尾号0409号银行转账记录均可确认涉案款项出借人涉及安阳鑫鼎公司、借款人涉及广昊公司，且结合刑事判决书未认定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具体流向的情况，涉案的1173万元款项涉嫌与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有关，该事实原审未予查明。再次，庭审中孙继峰认可由其尾号8809银行卡向董卫星尾号4102银行卡两笔转账共计680万中有600万元是其在案外人张树录处借来，再出借给董卫星的。因案外人张树录在2017年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广昊公司偿还该600万元借款中尚欠的100万元（（2017）豫0503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书），虽该案目前仍在审理中，但可以确定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涉及广昊公司。且根据孙继峰庭审陈述，涉案的1352万元借条是2014年10月24日经其与董卫星最终对账的结果，但张树录主张的100万元是否包含在孙继峰陈述的最终对账数额中，原审未予查明。根据刘争艳再审提供的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濮中法民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原告安阳鑫鼎公司请求被告牛永梅、牛佳佳偿还尚欠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可以确定孙继峰是安阳鑫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且安阳鑫鼎公司以借款人牛永梅、牛佳佳向孙继峰个人出具的“欠孙继峰345万”的情况说明主张债权，并认可债务人牛永梅、牛佳佳汇入孙继峰个人账户的款项是向其公司偿还的部分借款。基于该份判决中安阳鑫鼎公司的主张，及孙继峰是安阳鑫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的事实，董卫星向孙继峰个人出具的借条，亦不能确定涉案款项的出借人是孙继峰个人。且孙继峰尾号8809银行卡2011年7月19日转给董卫星的80万款项，与当日由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给董卫星的420万元合计500万元，由董卫星于当日向安阳鑫鼎公司出具了500万元短期借款借据，该80万元款项来源于孙继峰个人还是安阳鑫鼎公司的事实原审未予查明。 最后，董卫星亦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合同项下的借款实行分期分批支付，实际借款日期、还款日期与借据不一致的，以借据为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1年7月8日、2011年7月19日、2011年7月25日安阳鑫鼎公司的短期借款借据上借款人均是董卫星个人签字。在河南省高院再审期间，董卫星对其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1070万元借条的陈述为“这个是真实的……”，在最高院2019年6月18日组织刘争艳、董卫星听证时，董卫星也认可该107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而该借条是董卫星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综上，是否应视为董卫星作为广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愿加入广昊公司涉案债务。 关于刘争艳是否应当承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涉案借款实际发生在刘争艳与董卫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董卫星是共同借款人。因涉案借款用途约定为安阳红旗渠广场项目开发，根据原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安阳红旗渠广场项目尚待开发，涉案借款是否均投入该项目开发尚不明确；若涉案借款均已用于安阳红旗渠广场项目开发，则应当认定刘争艳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若涉案借款未用于安阳红旗渠广场项目开发，鉴于董卫星、刘争艳均是北京安容达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且2011年11月11日以刘争艳名义购买的国泰办公楼是广昊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和实际办公地址，涉案款项可能涉及用于董卫星、刘争艳共同经营的项目，即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原审对涉案借款主体、数额、款项的性质及是否属于董卫星与刘争艳共同债务的事实均未查清。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973号民事判决、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5民申36号民事裁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126号民事裁定、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一初字3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条形成是从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河南广昊公司签订的2000万元借款合同开始，该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是从2011年7月6日到2012年1月5日止，借款分期、分批履行：1、2011年7月6日从孙某尾号（5182）银行卡转到董树华（4162）银行账户100万元。2、7月8日从孙继峰尾号（88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600万元。3、7月12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两笔款项分别是96万元、145万元。4、7月13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50万元。5、7月19日从孙继峰尾号（88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80万元。6、7月19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两笔款项分别是400万元、20万元。7、7月21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330万元。8、7月22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卫星银行账户（4102）67万元。9、9月19日从孙某尾号（0409）银行卡转到董树华银行账户（9442）五笔款项分别是20万元、20万元、20万元、20万元20万元，共计100万元。 董卫星向安阳鑫鼎公司出具以下借据：1、2011年7月6日借据100万元。2、7月8日借据600万元。3、7月11日借据300万元。4、7月19日借据500万元。5、7月21日借据500万元。以上借据款项总额2000万元。2013年3月23日1352万元借据上的款项实际是安阳鑫鼎公司与河南广昊公司之间之前的借款双方对账得出的数额，并不是孙继峰又向董卫星出借上述金额的借款。董卫星出具借据的行为不能改变本案涉及款项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也不能改变涉案款项的性质。原告孙继峰提供的款项来源的证据不能证明与涉案的借款合同有关，孙继峰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问题。因本案争议款项的出借人是安阳鑫鼎公司，借款人是河南广昊公司，借款的来源系安阳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的银行卡转到河南广昊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董卫星的银行账户内，而孙某系河南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还是安阳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河南鑫鼎公司（法人代表为孙某）应收账款中有16728657.83元流向安阳鑫鼎公司（法人代表为孙某），而孙某名下尾号0409、5182银行卡向董卫星尾号4102银行账户在2011年7月12日至7月25日之间多次转款共计1173万元，该笔款项是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的存款，通过安阳鑫鼎公司流入河南广昊公司。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理范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孙继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39619.66元，退还给原告孙继峰。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孙继峰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林州市公安局于2020年10月9日发布《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案件核准登记公告》，公告显示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案件已由林州市公安局负责侦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继峰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以及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孙继峰认可本案1352万元借条系由2011年7月6日安阳鑫鼎公司与广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所涉借款对账而来。根据孙继峰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1年的借款中有1308万元系由安阳鑫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账户直接转账至董卫星指定收款账户，剩余的680万元虽然由孙继峰账户转出，但是根据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濮中法民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原告安阳鑫鼎公司请求被告牛永梅、牛佳佳偿还尚欠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中认定的事实，孙继峰是安阳鑫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安阳鑫鼎公司认可债务人牛永梅、牛佳佳向孙继峰个人账户的转款是向其公司偿还的借款。结合本案孙继峰向董卫星转款后，董卫星代表广昊公司与安阳鑫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向安阳鑫鼎公司出具了借据，可以认定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安阳鑫鼎公司。因安阳鑫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同时也是河南鑫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与河南鑫鼎公司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再结合洛阳市公安局车站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本案借款与孙某、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刑事案件有关。此外，安阳鑫鼎公司亦因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借款合同主体为安阳鑫鼎公司，因此本案借款亦涉嫌与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犯罪有关。因孙某、河南鑫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事判决书中并未认定涉案赃款的具体流向，安阳鑫鼎公司非法集资案件中的赃款流向亦未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孙继峰关于其使用孙某银行卡转给董卫星的款项均系孙继峰的个人款项，本案借款与刑事犯罪无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孙继峰另主张安阳鑫鼎公司已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其本人，其有权以本案原告身份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因本案借款与刑事犯罪有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以孙继峰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借款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孙继峰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孙继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永伟 审 判 员 杨 帆 审 判 员 常若琼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 秀 书 记 员 刘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