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0921号原告：梁俊添，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宇，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震，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仲强，男，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法定代表人：李秉伦。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荣，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俊添与被告李仲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水门村经济社）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俊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宙、陈震，被告李仲强，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荣，均到庭参加诉讼。其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俊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宙，被告李仲强，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俊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李仲强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3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梁俊添追加水门村经济社为共同被告，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李仲强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664265元；2.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向原告支付青苗补偿款28468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17日，被告李仲强与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签订了《鱼塘承包协议》，约定被告李仲强承租位于水门村土名大博鱼塘，发展养殖业。承包面积为60亩，承包时间为5年，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2016年3月，原告与被告李仲强签订《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约定被告将位于水门村大博玉雕的欢乐钓鱼场转租给原告，每年租金45000元，至2019年2月28日止。协议第七条约定：“在承租期间，如遇政府征地，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属甲方所有，水面补偿属乙方所有”。协议签订之后，被告李仲强将该钓鱼场交付给原告使用，原告亦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支付租金，原告系该钓鱼场的实际使用人。在经营钓鱼场过程中，原告投入了大量的鱼苗、设备等，并在钓鱼场旁建设了广州市番禺区化龙梁添饮食店。2017年年底，番禺区化龙镇政府对涉案钓鱼场进行征收，两被告却将该补偿费用全部占为己有，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原告认为，原告系涉案钓鱼场的承租人和实际使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第七条约定：“在承租期内，如遇政府征地，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属甲方所有，水面补偿属乙方所有。”故该钓鱼场的征收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但该笔补偿款共948950元由李仲强分取了70%，即664265元，由水门村经济社分取了30%,即284685元。现双方协商不成，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至贵院，堉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仲强辩称，因为我方与原告的鱼场承包协议在2019年2月28日到期，到期后原告已将场地交还给我，在合同期内我方一直不知道有征收，一直没有任何部门上门通知我有征收以及通知我方应搬离。承租期内原告弄烂了我方的设施，原告承诺会帮我维修好场内设施，但是一直没有履行承诺，期间还将我通讯拉黑无法联系，据我所知在2019年1月左右，原告就转给了其他人承租。2019年3月份，征收办通知我去签名办理补偿手续。原告知道有征收之后就主动联系我以及主张权利。我和村总承包面积是60多亩，本次征收面积是涉及我承租的地块总共18亩多，但是涉及原告承包的面积是10亩左右，由于我方设施都有损坏，所以我就只能签订包干金额5万元/亩来补偿，连设施、水面打包价五万元/亩，总共90多万。其中我和生产队按照原来的承包协议约定三七分，我总共领取了664265元。被告水门村经济社辩称，一、我社成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我社与原告梁俊添没有合同关系，本案处理结果与我社没有利害关系。如果被告李仲强无需向原告梁俊添承担责任，我社自然不用向原告承担责任；如果被告李仲强要对原告梁俊添承担责任，也不能作出要求我社向原告承担责任的判决。理由：1.我社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向我社主张权利；2.我社取得涉案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有合同依据，根据我社与被告李仲强的《鱼塘承包协议》第九条约定“因征用及临时租用引起的青苗、鱼塘、地上附着物补偿，按补偿金额甲方占三成，乙方占七成来分配补偿款。”该协议明确了因征收引起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分配方案。该约定是当事人自行处分财产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原告主张的补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青苗费的补偿是对土地被征造成土地使用者青苗损失的补偿，本案虽然土地被征，但政府并未实际收地，原告完全有时间、有可能将农作物或鱼苗收成，不会造成原告任何经济损失。另外，涉案土地被征收时，该地已转包他人。三、原告主张的补偿标准有误。原告依《化龙新城征地拆迁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覆（总表）》主张青苗补偿费无理。该表是按青苗和附着物、构筑物总包干的形式计算的。原告对李仲强仅享有实际承租鱼塘水面面积的青苗补偿费。但《化龙新城祉地拆迁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表（总表）》未能反映出青苗（水面）补偿费标准。因此，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番府[2018]37号《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确定本案青苗（水面）的补偿标准。该通知附件三《水产品（养殖业）类补偿标准》中“一般鱼类”的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可见，原告以5万元／亩主张权利没有依据。也即，如果原告可以获得补偿也是以其租赁面积乘以8000元／亩计算。综上所述，原告向水门村经济社主张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对水门村经济社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7日，被告李仲强与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签订一份《鱼塘承包协议》，约定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将位于土名大博鱼塘发包给被告李仲强发展养殖业，承包面积60亩，承包时间为五年，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租金每年每亩1800元，在承包期内，如国家征用及临时租用要服从安排，按当时政策规定给予补偿给双方，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费归被告水门村经济社所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归双方所有，按补偿金额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占三成，被告李仲强占七成来分配补偿款。被告李仲强承包上述鱼塘期间，开办欢乐钓鱼场经营。2016年3月，被告李仲强与原告梁俊添签订一份《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约定被告李仲强将欢乐钓鱼场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租给原告梁俊添使用，其中灰油场和餐厅及设施除外，本协议至2019年2月28日终止，每年租金45000元整，在承租期内，如遇政府征地，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属被告李仲强所有，水门补偿属原告所有。原告梁俊添承租上述欢乐钓鱼场后，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向水门村委会申请出具《住所（经营场所）场地使用证明》，该村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相应证明，载明：“梁俊添使用的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化龙大道自编14号，李仲强（出租方）出租的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民委员会（产权方）的房屋，可临时作为生产（经营性）场所使用。”其后，原告梁俊添在上述场地及鱼塘开办广州市番禺区化龙梁添饮食店，并继续经营钓鱼场。2018年4月，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的集体土地，被告水门村经济社于2018年4月22日召开股东户代表会议，其中73.66%的股东户同意化龙新城征地项目及分配方案，被告水门村经济社于2018年5月19日就表决结果进行了公示。2018年12月26日，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和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人民政府签订《番禺区化龙镇化龙新城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征地面积252.1815亩，包干价补偿单价4万元/亩，包干补偿金额为10087260元，另外给予被告水门村经济社1万元/亩的奖励费，奖励费2521815元。被告李仲强向被告水门村经济社承包的大博鱼塘部分在本次征收范围内。2019年3月、4月左右，被告李仲强和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四队按7:3的比例领取了大博鱼塘18.979亩相应的征地拆迁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948950元，其中补偿单价为50000元，李仲强领取664265元（占比70%），水门村经济社四队领取284685元（占比30%）。原告梁俊添称其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完全不知情，故在合同期满后撤场，其认为本次征地发生于其承租欢乐钓鱼场期间，相应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应由其享有，经与被告李仲强协商未果，致引发纠纷。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发函查询如下情况：一、化龙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在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过程中，有无对梁俊添承租的“欢乐钓鱼场”及李俊强承包的大博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进行详查，如有详查，请向本院提供具体详查情况；如无详查，能否协助本院对上述“欢乐钓鱼场”及大博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进行详查？二、你办在本次征地补偿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于被征土地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是否以包干价补偿单价为4万元/亩及1万元/亩作为补偿标准，不考虑被征土地内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价值情况？是否执行番府[2018]37号《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办于2020年11月25日向本院复函称：1.经过与村委、李仲强、梁俊添核实并确认大博玉雕的钓鱼场水面的范围，并经测量队的复测，李仲强承包的该鱼塘在本次征地范围内所涉区域的水面面积为12.6158亩（红线内12.1926亩，红线外0.4232亩）；2.我办在征地补偿工作开展过程中，在详查时是按照被征村与承包户（李仲强）的意愿，选择以包干补偿方式（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奖励费：1万元/亩）执行，是按照《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标准进行补偿。该复函所附的《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载明：若被征地村同意实施包干方式补偿，则按包干价补偿单价4万元/亩标准执行，以征地项目用地涉及的行政村为单位开展补偿工作，如果是“二级经济”的村，可按村民小组（生产队）为单位执行。同时为了促进被征地村自觉控制抢种抢建现象，另外给予实行包干补偿的村1万元的奖励费，该款项拨付给属地镇、街统筹用于对被征地村进行奖励，由区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结算评审工作组对使用情况。原、被告三方一致确认上述复函所称的“红线外0.4232亩”不在上述征地范围内。被告李仲强称原告梁俊添在承租期间损坏其鱼塘设施，仅提交若干现场照片证实。原告梁俊添对此予以否认，称其在承租期间加建了钓鱼台并改造了鱼塘周边的设施，并未损坏被告李仲强原有设施。另被告李仲强称原告梁俊添逾期缴交水电、后期转租他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原告梁俊添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梁俊添与被告李仲强签订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合同约束。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合同履行期间遇到政府征收，而相应的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在合同期满后发放的情况下补偿款归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之规定，本次征收发生在《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合同履行期间，化龙镇政府与被告水门村经济社签订的《番禺区化龙镇化龙新城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亦签订于上述《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合同期内，相应的鱼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按原告梁俊添和被告李仲强的约定处理。原告梁俊添和被告李仲强约定钓鱼场的一切基础设施补偿归李仲强所有，水面补偿属原告梁俊添所有，现已查明本次涉讼场地被征收的水面面积为12.1926亩，该12.1926亩鱼塘的青苗补偿款应归属原告梁俊添所有。关于补偿标准问题，化龙镇拆迁办复函表示本次征地补偿执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12号）的规定，其中包干补偿单价：4万元/亩，奖励费：1万元/亩。上述包干补偿办法明确规定“另外给予实行包干补偿的村1万元的奖励费，该款项拨付给属地镇、街统筹用于对被征地村进行奖励”，可见奖励费1万元的给付对象为被征地村，被征地村有权进行支配使用，故被告水门村经济社辩称涉案征地补偿标准为40000元/亩，另外10000元/亩的奖励费是其与村民之间的处分行为，与原告梁俊添无关的抗辩意见，合法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确认原告梁俊添的征地青苗补偿款应按40000元/亩处理，共计487704元（12.1926亩×40000元/亩）。被告李仲强将应属于原告梁俊添所有的鱼塘青苗补偿款据为己有，违反了《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损害了原告梁俊添的合法权益，原告梁俊添起诉要求被告李仲强返还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水门村经济社应否承担向原告梁俊添返还青苗补偿款的问题，被告水门村经济社作为被征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将集体组织的土地发包予本村村民李仲强发展养殖业，并约定相应的征收补偿分配比例。本次征收过程中，被告水门村经济社根据其与被告李仲强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之约定领取了30%的补偿款，是其合法权利。而从目前实际征收土地中水面面积的占比来看，水面面积并未超出征地面积的70%，原告梁俊添与被告李仲强之间关于征地补偿归属的约定并无突破《鱼塘承包协议》的约定，即使突破了《鱼塘承包协议》的约定，其中的差额亦应由被告李仲强支付给原告梁俊添。综上，被告水门村经济社与原告梁俊添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梁俊添根据其与被告李仲强之间的《欢乐钓鱼场承租协议》的约定要求被告水门村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仲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梁俊添返还征地拆迁补偿款487704元；二、驳回原告梁俊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0元（原告梁俊添已预付），由原告梁俊添负担6460元，被告李仲强负担68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剑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温敏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