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02行初253号 原告孙正博，男，汉族，1951年8月15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南区，身份证号码×××1218. 委托代理人张延明，山东中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栖霞路1号。 法定代表人荆会平，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淳平，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德洪，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卫民，该局金门路派出所工作人员。 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6号。 法定代表人高健，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毛幸海，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伊希文，山东劳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正博不服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经各方当事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正博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延明，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出庭负责人张淳平及该局委托代理人陈德洪、王卫民，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毛幸海、尹希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正博诉称，一、被告作出的青南公（门）行罚决字【2020】第3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合法性问题（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事实确实充分的标准。1.未成年人张某某（以下简称：第三人）的陈述不稳定，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2.第三人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3.小区内事发地点的监控摄像头，可以让当时的情景重现。4.被告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是第三人的陈述，没有客观证据佐证。5.第三人与原告对关键事实的陈述，彼此存在着矛盾，不能排出合理怀疑。（二）适用法律不当。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2.行政拘留是一个较重的行政处罚，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二、被告作出的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复议程序合法性问题。被告没有对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合法要件，进行审查。综上所述，原告对青南公（门）行罚决字【2020】第319号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以及对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复议决定均不服，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贵法院提出行政诉讼，1.请求依法撤销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青南公（门）行罚决字【2020】第317号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现场照片，证明事发现场的情况，与第三人所描述的现场环境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区别； 二、品格证据，证明原告孙正博始终从事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没有违法犯罪的任何前科和劣迹。 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辩称，一、孙正博猥亵张某某（女，13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20年6月10日20时许，孙正博酒后在本市市南区银川西路7号小区内喷泉附近的椅子上坐着，见到张某某（女，13岁）独自一人玩滑板，孙正博以谈话为由将张某某叫至身边，以搂抱、亲吻的方式对张某某实施猥亵行为。以上事实有孙正博的陈述与辩解、张某某的陈述、证人证言、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二、对孙正博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我局金门路派出所经依法调查后，认定孙正博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7月1日对孙正博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履行了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我局对孙正博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内容适当。因此，请求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孙正博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 2、到案经过，证明依法查获违法行为人； 3、孙正博询问笔录4份，自述材料1份， 4、张某某（被侵害人）询问笔录， 5、张林（张某某之父）询问笔录， 6、辨认笔录， 7、手机短信照片、现场照片，以上证明被告依法调查； 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对孙正博作出行政处罚。 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于2020年7月7日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材料，2020年7月9日依法予以受理，并于同日将《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分别送达给原告和公安市南分局，公安市南分局于2020年7月16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被告于2020年8月4日向原告和公安市南分局送达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于2020年8月12日组织双方进行听证。后被告于2020年8月27日依法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于2020年8月27日和2020年8月28日送达给行政复议双方。被告对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审查、送达以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被告作出的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安市南分局于2020年6月11日受理张某某（13周岁）的报警，通过原告的《询问笔录》，张某某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指认现场照片、原告发送的短信，证人张某的证言等证据材料可见，原告酒后主动搭讪并不认识的张某某，在原告明知张某某年仅13岁（未满十四周岁）时，仍然存在拉张某某的手、亲吻张某某的手、面部、搂抱张某某的行为，公安市南分局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猥亵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公安市南分局作出的青南公（门）行罚决字[2020]3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1、原告称张某某的陈述不稳定，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张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原告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吻合的，足以认定原告对张某某存在亲吻手、面部、搂抱等行为，原告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猥亵未满十四周岁人员的违法行为。2、原告称公安市南分局认定案件事实，仅是第三人的陈述，且第三人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公安局市南分局向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除了张某的《询问笔录》外，还有原告的《询问笔录》，张某某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因此，公安局市南分局是根据上述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未仅根据第三人的陈述。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提交如下证据： 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委托书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 二、《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三、《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等； 四、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及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市南分局提交的证据材料； 五、行政复议听证意见； 六、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七、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5行终161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427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行终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受案登记表》合法性没异议。证据2《到案经过》第一，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第二，对证据证明的“依法查获违法行为人”的内容有异议，理由如下：到案经过中表述的“用手环抱肩膀，并亲吻了该脸颊”的陈述，只是未成年人张某某（以下简称：第三人）的主观单方面推定，没有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所以，该证据效力比较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证据3《询问笔录》几点意见（一）第一份询问原告的《询问笔录》时间2020年6月10日21时44分至2020年6月10日21时44分。6月1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1、询问人是衣警官，穿警服二杠三星，记录人是没穿警服的一位年青同志姓王，询问笔录上询问人签字是衣警官和王卫民，记录人是衣警官，当在司法局复议后，看到复议记录上王卫民的签字时，才知道6月10日的询问记录上人员签名与事实不符，后到询问，证实当时记录人叫王盛，是辅警。2、询问笔录上有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比如：（1）“拒不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因为为没要我家属的联系方式。（2）“我就右臂抱着她的右肩膀从她身后环抱她……”实际上我就是用右手拥着她的右后肩部拥着她去拿滑板劝她别玩了早点回家，我没有环抱，也想不到这个词。在小王同志从电脑上打印下笔录让我看完签字时，我说有些话不是我的原话，要注明，小王同志说不能写，只能按我说的签字，他说：“以上笔录我已看过，和我说的相符。”我不情愿，所以在按他说的话签上字以后，在下面狠狠地划了一笔横杠。对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工作人员，王卫民警官在某同一时间段，有同时询问原告和未成年人张某某（第三人）的现象。2020年06月10日21时22分至2020年6月10日22时40分，第一次询问第三人时的询问人是王卫民警官，在22分钟后的2020年06月10日21时44分至2020年6月10日23时50分，首次询问原告时的询问人，还是王卫民警官，其中，从2020年06月10日21时44分至2020年6月10日22时40分止，王卫民警官有56分钟是在同一时间段，同时询问原告和第三人，明显属于客观不能。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辅警王盛同志作为《询问笔录》的实际记录人，不仅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不符合；也与《山东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辅警不用从事以下工作，“（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规定相悖。所以，该《询问笔录》存在严重地合法性和客观性的问题，而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第二份询问原告《询问笔录》时间2020年6月11日10时13分至2020年6月11日11时15分，对你的第二次《询问笔录》1、询问人是衣警官，穿警服二杠三星，记录人是没穿警服的小王同志，而询问笔录上记录人的签名是王卫民，这与事实不符。2、询问笔录是小王同志从电脑上打印下来让我看后签字，我看笔录内容里又是和我所说有很多不符，且和上次询问笔录所记录语言相似，比如“搂抱”“环抱”等等，我要在上面签：以上内容我已看过，与我所说基本不相符时，小王同志看到后马上制止我，让我把“基本不符”划掉，改写“相符”，从笔录签字上可以看出我写的“基本”二字划掉和把“不”字改成“相”字的痕迹。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辅警王盛同志作为《询问笔录》的实际记录人，不仅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不符合；也与《山东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辅警不用从事以下工作，“（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规定相悖。所以，该《询问笔录》存在严重地合法性和客观性的问题，而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三）第三次询问原告《询问笔录》2020年6月14日14时37分至2020年6月14日15时27分，询问人是衣警官，记录人是小王，而询问人和记录人的签名是衣警官和王卫民。1、我到衣警官的办公室后，衣警官说他有事情，让小王同志先带我到负一层询问室做笔录，王同志边问边记，后来衣警来到询问室。整个询问过程，王卫民都未到场，而记录人签名是王卫民。询问人签名是衣冠顺和王卫民，在几次询问笔录中王盛的名字从未出现过。2、这次询问过程中，半路进来一位领导，穿便衣，（后来听说是所长）问了我几句话并和我谈到“不是自己的孩子亲了手背额头，人家接受不了，也可以理解吧”我认可他说的话就说我可以向对方道歉，如果孩子受到很大的刺激，我也可以配合治疗，后来这位领导说，你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弄完了回去吧，然后他就离开了询问室。第三次的询问记录所记，和我说的话基本相符，但对询问话中再次提到的“抚摸”，“搂抱”等用语提出了异议。并和衣警官演示了一下，是怎么把手扶在小姑娘的后背肩膀处拥她离开的情形，衣警官表示了理解。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辅警王盛同志作为《询问笔录》的实际记录人，不仅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不符合；也与《山东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辅警不用从事以下工作，“（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规定相悖。所以，该《询问笔录》存在严重地合法性和客观性的问题，而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四）第四次询问原告《询问笔录》2020年6月14日14时37分至2020年6月14日15时27分，询问人是衣警官，记录人是小王同志，但询问笔录上询问人和记录人的签名是王卫民和衣冠顺。因为笔录上写着“公安机关认为提出的陈述和申辩的理由不成立”所以答复了“我希望公安机关能够依法来处理”。因为我只是亲了一下小孩的手背和额头上面的头发处并非出于淫秽的目的和满足性欲或寻求刺激。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辅警王盛同志作为《询问笔录》的实际记录人，不仅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不符合；也与《山东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辅警不用从事以下工作，“（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规定相悖。所以，该《询问笔录》存在严重地合法性和客观性的问题，而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6月22日，衣警官把我叫去派出所，让我看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且说如有不服可以申诉。因为我认为几次询问笔录上的内容，好些不是我的原话，并且对当时的情况过程描述的不清不准确。所以，回去后写了申诉的几点意见。把当时与小女孩的谈话过程，详细准确地阐述了一遍。23号把这份材料交到了派出所。24号又递交了一份申诉材料，更加详细一些，但派出所没有向复议办提交。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有异议，1.原告只是“因背后有个大花坛就把手放她背后拥她往前站些，以免被花坛里的小树刮到她，我拉起她的左手，放在嘴边轻轻地亲了一下就松开了”、“聊完后我站起身来，右手拥着她说孩子别玩了吧该回家了，太晚了家长要不放心了……临了在她头发和额头之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因此，还不能证明原告，在主观上有以性刺激或满足性欲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等行为。2.原告明确向第一被告指明“小区内有监控镜头，可以查看是否我侵了孩子。”3.原告表示“确实没有搂抱、抚摸、强行侵犯孩子”。综上，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社会一般行为准则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治安处罚法中猥亵行为的证明标准。对证据4，第三人张××《询问笔录》她的笔录内容我看到后，感觉所说内容和实际情况有很多处不相符。当时，我回到院子里后，坐在喷泉旁休闲小区域吸烟，她玩滑板在离我三四米远的地方停着，井盖在她背后，并不是她所说的因有井盖过不去了，并且井盖在她背后，我看她和我儿子的年龄相仿，首先问她读几年了，她说读六年级，正好我儿子也是六年级，这样才有了后面的对话，因为我儿子比较叛逆，我想问问她们这个年龄是否都这样。此前并没有我说我的手机坏了让她看看的过程。我看她当时是一只脚踏着滑板，一只脚踩在地面，还在晃动，怕她不安全才叫她过我身边来。她说自己读六年级，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儿子这个名字，她说不认识，因为不是一个小学的。她到我身旁后在我的右侧，旁边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大花坛，上面种着小树，在她回答我问她这个年龄是不是也很叛逆，和家长顶嘴时，她晃头说我们也有点，但不厉害，我看她晃头时头发会挂到花坛上的小树，所以我伸手在她背后拥她，让她离花坛远一点，我没拍她的屁股。我说我儿子不大听话，喜欢玩手机，眼睛都看坏了，宁可不接爸爸的班，不当飞行员可以去做编程，她就笑了，当时几天我儿子正在商量电脑排位报考中学的事，所以我问了她是不是也电脑排位，她说是，并告诉我她报考的几个学校名字，我说等发榜后看看是否分在一个别学校，如分到一个中学，你们是同学，也可认做朋友，互相帮助一下，也可以一齐接送，以后也可以和家长之间联系一下。她说行，我问她有微信吗，她说没有，我说那就算了，但她马上又说我有手机，并告诉了我她的手机号码，是她一个号一个号的看着我把她的号码输在我的手机上并告诉我她叫张某。我并没有说过“一个老头给你打电话，你爸妈会怎么想？”这种话，在我拿手机输她号码时，我手机页面上是我儿子的照片，就顺便让她看了一下。之后我说孩子不早了回家吧，她说想再玩会儿，这时我从一直未离开过的坐着椅子上站起来，右手扶在她的后背肩部上下的位置，拥着她往离我们三四米的滑板处走，边走边说：“回家吧，不玩了，太晚家长会不放心”。她说行，我就低头在她额头上边的头发上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孩子真听话，谢谢。我并没有搂抱，环抱，没有亲她鼻子和脸部。对该证据的客观性有异议，1．第三人的陈述与涉案现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例如“当时对方一边与我聊天一边用手拍我屁股（具体用哪只手我记不清了）他拍我一下我就往后退一步，他就让我往前站继续与他聊天。当时他动作显得很正常，我也就没多想，就没走”，从聊天现场照片（详见现场照片）后面就是一堵墙，如果拍一下就往后退一步，显然是客观不能的。2．第三人的陈述与涉案现场的客观环境，存在明显的矛盾。涉案现场位于小区内中心花园喷水池旁，不仅四周有灯光，还有其他邻居也在喷水池旁打扑克牌、压腿、遛弯等休闲活动，而且喷水池在预设的监控视频监控之下，北面的高层住宅上的南面窗口也可以清楚地看见喷水池周围环境。3.涉案现场是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居住的封闭小区。只有三个进出口，每一个进出口都有门禁，非小区人员非经许可，不得入内，小区安全系数较高。可见，该证据在客观真实性方面，存在重大瑕疵，证据效力较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张某第二次询问记录的质证：第二份张某的询问记录所记内容，与当时情况有更多，更大的不符，我和她谈话的过程和内容真实情况如我在第一次张宁的询问记录质证是一样的，就是我儿子比较叛逆，我怎么会问一个孩子我儿子不好好学习应该怎么办？我也没拍她的屁股，也没有追着她拍一下她往后退一步的情况，小孩说在20点20分左右看到对方手机亮了，她就说与她妈妈说好了8点20要回家，好像我的手机是她妈妈给给定的时间在8点20分亮起？小孩说在她要走的时候我又把她叫过去，我过去后对方面对我，用双手环抱住我的肩膀，搂抱我，一只手放在后背上，另一只手按在我的头后部用嘴亲我的左侧脸颊和鼻子，亲了两三下，还告诉她父亲当时脸上还有那个老年人的口水……。这与她第一次所说又有不同。真实情况就是我看她离花坛太近，手放在她背部拥她离花坛远一点，并没有拍她屁股，也更没有摸她屁股。在我劝她回家时，低头在她额头上面的头发上亲了一下，并没有用双手抱住她，搂抱她也没有亲她鼻子和脸颊，何来亲了两三下。何来在她脸上留有口水。亲了这么多下鼻子和脸颊，还没闻到酒味，这些语言能真实可信吗？（二）第三人张××的第二份《询问笔录》对该证据的客观性有异议，第三人的陈述“那个地方比较隐蔽，也没有灯光，我们聊天的时候周边七八米都没有人，旁边也没有其他邻居注意到我们”。与客观现场存在众多明显的矛盾。第一、涉案现场喷水池旁，不存在隐蔽地带，且四周有预设的多处景观灯光，涉案现场就有二盏固定在地面的景观灯；第二、涉案现场喷水池旁，有监控摄像头；第三、涉案现场喷水池旁，有其他邻居在遛弯、压腿、打扑克牌等；第四、能练习学滑板，足以证明喷水池的光线，能够充分满足学习滑板的能见度。第五、那个地方比较隐蔽，也没有灯光，就不可能看清楚在路边桌子旁坐着一名60多岁的白衣男子（男，170Ｃｍ，较瘦）。“我滑到喷水池南测附近有个井盖我过不去就停下来，在路边桌子旁坐着一名60多岁的白衣男子（男，170Ｃｍ，较瘦）”。第三人怎么看得如此清楚明了？第六、“我也没有闻到对方身上有酒味”的陈述，与原告当晚在新宜美菜馆喝了6瓶青岛啤酒后客观反映，明显严重地不相符合。第七、“嘴亲了左脸颊和鼻子”与“我也没有闻到对方身上有酒味”，明显存在矛盾。第八、第三人前后陈述不稳定，且有矛盾之处存在。在该份笔录中陈述“……用嘴亲我的左侧脸颊和鼻子，亲了两三下，……有个老年男人搂抱、亲我还摸了我屁股。当时我脸上还有那个老年男人的口水，我觉得很脏”与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当时对方一边与我聊天一边用手拍我屁股（具体用哪只手我记不清了）”、“嘴亲的左脸颊和鼻子”相矛盾，明显比第一份笔录增加了“亲了两三下”、“我脸上还有那个老年男人的口水，我觉得很脏”同时，由“拍屁股”变成“摸屁股”。可见，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证据效力、证明力较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证据5监护人张林《询问笔录》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张林是第三人张××的法定监护人，当下并不在涉案现场，不符合证人的身份条件；2．张林在询问笔录的陈述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只是对被监护人的陈述，重新复述一遍而已，不属于行政诉讼法中证人证言。3．张林不具备证人证言的法定要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只是对被监护人的陈述重新复述，不具备客观性，且与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综上，该证人证言，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于证据6《辩认笔录》的合法性、客观性有异议1．该询问笔录从2020年6月19日21时24分至2020年6月19日21时28分，整个过程只用了4分钟的时间，仅作笔录所用时间，客观上恐怕一般人也不可能在4分钟完成，明显与客观实际不符。2．辨认照片列表中，办案人只有一名办案人签名，而不是两名签名，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不相符。3．辨认照片列表中，有见证人一栏，但没有见证人出现，也没有见证人签名。七、证据七，《短信》和《现场照片》（一）对《短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从短信内容上看，不能证明原告主观上有性刺激或满足性欲的流氓动机；客观上，实施了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等行为。2.证明原告事后向第三人表达其没有恶意。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二）对《现场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1.没有拍摄人员的签名，也没有见证人当场见证。2.照片不能显示涉案现场的真实面貌，且不是事发当晚拍摄，与原告提供真实的现场照片进行比对，明显不符合，与第三人陈述的现场也不符合。所以，该照片不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因此，该证据不具备证据资格，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对证据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客观性、关联性有异议。1．“用右手环抱肩膀和亲吻第三人面部”，只有第三人单方陈述，却没有客观证据证明。2．原告曾向第一被告提出，涉案现场有视频监控设备可以还原当下的事实，但至今没有向法庭提交，不知是没调取或调取后没提供。3.本案只有原告与第三人的陈述，都是言词证据，且双方在行为的内容、性质方面的表述，存在程度明显的不同。因此，在没有调取视频监控录像或者案外人证人证言进行佐证的前提下，还不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标准。关于现场照片，警方提供的照片是一片漆黑，按说警方使用的照像设备和拍摄技术都优于常人，但照片显示是一片黑暗之中与事实不符。环境没变，照明灯还在，任何时候晚上八点去拍一张都不会是那么黑暗。为什么警方拍的那么黑，不得而知。警方的两张灯光照片好似是一个地点。但“抓获”现场不在谈话地点，而是喷泉的另一个侧面。 原告对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的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委托书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没异议。证据二《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没异议。三、证据三《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等；1.对《行政复议答复书》有异议。所谓的“违法实事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的仅是“孙正博的陈述与辩解、张某某的陈述、证人证言、到案经过等证据”，却没有客观证据证明。2.对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等，均有异议，异议具体内容，详见：第一部分对被告市南分局行政诉讼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四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及行政复议听证笔录、提交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对证据五没有异议。对证据六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一）对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有异议，因此，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送达回证没有异议。证据七，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5行终161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427号行政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行终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一、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第二、三份行政判决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并不是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不具有指导作用；第三、三份判决书中，三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的手段、性质、程度均与本案有不同性质的区别。其中：1.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5行终16号行政判决书中，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与万某发生性关系的故意，客观上对万某实施了“脱受害人裤子”等持续时间达2小时的猥亵行为；2.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427号行政判决书中，行为人故意实施了抚摸被害人阴部的行为；3.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行终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中，对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不仅有行为人与被害人的陈述，而且还有在场多位证人的询问笔录，更为重中之重的是有客观证据监控录像佐证。由此可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5行终161号行政判决书中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终427号行政判决书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性质、行为手段、行为结果，均与本案有本质的区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行终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中的证据体系与本案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第二被告出具的三份判决书，依法不能证明其分别主张的“两人陈述主要内容吻合即可”、“受害者不反抗不等于默认”和“以长辈对晚辈的喜爱为由不成立”的观点成立。 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照片不认可，所谓的现场照片不是案发时，原告所提供的照片应该是白天，与案发时间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提交所谓的品格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院认为，原告证据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被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的事实认定、程序，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20年6月10日20时许，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的金门路派出所根据所接到报警，将原告孙正博抓获。经询问、辨认、事先告知等调查处罚程序，被告于2020年7月1日对原告孙正博作出青南公（门）行罚决字【2020】3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20年6月10日20时许，孙正博酒后在市南区银川西路7号中海银海一号小区喷水池附近圆桌椅子处坐着，见未成年少女张某某（13岁）独自一人在玩滑板，后孙正博招手让张某某都其身旁椅子坐下时亲了张某某左手背一下，在该准备离开时用右手环抱张某某肩膀，并亲吻了她面部，猥亵张某某，后孙正博在小区内被抓获。原告猥亵的违法行为成立，决定给予孙正博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青南政复决字【2020】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规定，因原告居住地和行为发生地均在青岛市市南区，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二、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接到报警查获原告后，对其及时进行了询问，并通过调查辨认等程序，对定原告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认定，该事实认定清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猥亵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以拘留十日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原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事实、理由、依据，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正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 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费立杰 速录员 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