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239号原告：刘宝弟，女，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法定代表人：夏振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蕊，女，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连波，男，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员工。原告刘宝弟与被告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以下简称无线电二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宝弟，被告无线电二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蕊、徐连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无线电二厂出示“2010年2月3日与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的证据；2.确认2010年2月3日支付刘宝弟3万元经济补偿金为2006年3月至2010年2月3日的生活费；3.确认刘宝弟与无线电二厂在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过程中，刘宝弟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刘宝弟与无线电二厂在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无线电二厂在2018年9月3日的应诉书中第1条第3款中的“在法院的协调下与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这点，刘宝弟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或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2、在2018年9月6日的庭审中，当法官问无线电二厂2010年2月3日付给刘宝弟的3万元是哪类经济补偿时，无线电二厂答复“是因刘宝弟本人生活困难，无经济来源，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付给其本人的生活费”。3、无线电二厂在1989年9月12日将刘宝弟调入其单位“人才交流中心”，自那年起本人从未接到过无线电二厂给本人安排的任何岗位的通知，即“待岗状态”。2006年9月8日经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仲裁委裁定刘宝弟与无线电二厂在1975年5月至1994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在2018年9月6日庭审时，无线电二厂在“应诉书”中承认1994年12月开除刘宝弟的决定并未送达给本人，无法律效力，并承认在2010年2月3日前与刘宝弟存在劳动关系。朝阳社保中心打印的职工参保明细中，明确标注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缴纳社保至2011年3月。综上所述，刘宝弟在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与无线电二厂存在劳动关系，存续“待岗状态”。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无线电二厂辩称，不同意刘宝弟的诉讼请求。一、刘宝弟要求出示2010年2月3日与无线电二厂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的证据以及确认与无线电二厂在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事实和理由不成立。1994年10月刘宝弟因诈骗罪被判刑14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无线电二厂与刘宝弟解除劳动关系。1994年12月6日发布正式开除刘宝弟决定的文件，并将其档案移交到椿树街道社保所，此后无线电二厂与刘宝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无线电二厂与刘宝弟达成调解协议，二中院作出(2009)二中民终字18018号民事调解书，约定无线电二厂一次性支付给刘宝弟经济补偿金30000元，是对刘宝弟从2006年8月至能够领取退休金之日的退休金损失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且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1657号判决第3页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综上，刘宝弟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予以驳回。2018年10月9日，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请。同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8）第0175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刘宝弟的请求不予受理。刘宝弟不服，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关于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刘宝弟于1975年5月入职无线电二厂；1994年7月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后刘宝弟不服，上诉于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1994年10月7日作出（1994）中刑终字第187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宝弟于2006年3月被刑满释放。刘宝弟主张其刑满后回无线电二厂报到，单位让其回家等消息，之后未再工作，因其系干部身份，因此应于2011年7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因双方1975年5月至1994年12月期间劳动关系已经生效仲裁调解书确认，故现要求确认双方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线电二厂主张因刘宝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单位已于1994年12月6日对其作出除名处理。就此提交“关于开除刘宝娣厂籍的决定”（无线电二厂主张该决定中刘宝娣的“娣”字系笔误，应为刘宝弟）。刘宝弟表示其于本案开庭当天才收到“决定”，因该“决定”并没有送达到其本人，因此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无线电二厂在另案提交的“应诉书”中又自述2010年2月3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其主张相互矛盾，刘宝弟亦不认可双方曾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刘宝弟就其主张提交“应诉书”及社保缴费记录，“应诉书”显示有“……因做出开除决定期间刘宝弟尚在服刑，上述决定均未能送达至本人。为避免后续的法律风险，我单位于2010年2月3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在法院的协调下与其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并一次性支付3万元经济补偿金作为补偿”等内容；社保缴费记录显示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缴纳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无线电二厂表示当年因刘宝弟在服刑期间，因此“关于开除刘宝娣厂籍的决定”无法向其送达；对“应诉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单位如此表述只是为了避免后续的法律上的风险，亦是对中院调解书的误解，但实际上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4年12月解除；对社保缴费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因刘宝弟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够20年，为了协助其办理退休手续，因此单位多帮其缴纳了一年的医疗保险。2.另查，刘宝弟曾与无线电二厂存在多次诉讼。2006年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经朝阳仲裁委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无线电二厂认可双方自1975年5月至1994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06年12月3日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无线电二厂补发1990年1月至1994年12月的生活费，朝阳仲裁委出具朝劳裁不字（2007）第14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宝弟对该通知书不服，诉至我院。我院于2007年作出（2007）朝民初字第3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无线电二厂向刘宝弟补发自1990年1月至1994年12月的生活费。2009年3月30日刘宝弟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朝阳仲裁委于2009年4月13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宝弟不服，诉至我院，请求我院判令无线电二厂：1、补交1992年至1994年的养老保险；2、补发1990年至1994年的生活费7755元；3、补偿50岁至80岁（2006年至2036年）的医疗保险37200元；4、补偿2006年8月至能领取退休金日的退休金损失；5、补偿2007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36年调整退休金的损失127980元。2009年7月，我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18124号民事判决，判决：1、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补缴1992年10月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具体缴费金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个人应缴纳的费用由刘宝弟本人负担；2、驳回刘宝弟其他诉讼请求。刘宝弟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经二中院主持调解，二中院出具（2009）二中民终字第1801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无线电二厂于本调解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刘宝弟补缴1992年10月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并协助刘宝弟办理退休手续；2、无线电二厂一次性给付刘宝弟经济补偿30000元。本案审理中，无线电二厂表示上述经济补偿系对刘宝弟从2006年8月至能够领取退休金之日的退休金损失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刘宝弟于1994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此后未再向无线电二厂提供劳动，无线电二厂亦未向刘宝弟支付任何劳动报酬或福利待遇，可以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多年来不存在互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线电二厂做出的“开除厂籍决定”虽未能送达刘宝弟，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不能以此当然认定双方之后仍存在劳动关系。另，双方已经朝阳仲裁委调解确认劳动关系至1994年12月，二中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8018号民事调解书亦载明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补缴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无线电二厂此后协助刘宝弟办理退休手续等行为亦非基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无线电二厂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4年12月解除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刘宝弟要求确认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刘宝弟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宝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宝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巍人民陪审员  孙冀鹏人民陪审员  赵建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蒋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