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7137号原告：何某1，女，195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何某2，女，1955年3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沈昉，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某3，男，195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何某1与被告何某2、何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职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1，被告何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沈昉，被告何某3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继承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原被告各继承三分之一份额；2、依法继承付某名下位于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原被告各继承三分之一份额；3、依法继承何某4、付某存款。事实和理由：何某4与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个子女，即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于2018年10月12日去世，付某于2019年8月19日去世。何某4、付某遗留有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及存款若干，现因原被告就遗产继承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我诉至法院，望法院依法分割上述遗产。何某2辩称，原告所述的身份关系及被继承人死亡情况属实。诉争两套房产及存款确系我父母共同财产，但我母亲留有遗嘱，将东城区×号房产一套由我继承，将东城区×号房产由我和何某1继承，故上述两套房产我认为应按我母亲的遗嘱继承，存款可以按照法定继承。何某3辩称，原告所述的身份关系及被继承人死亡情况属实。诉争两套房产及存款确系我父母共同财产。我系父母独子，对我父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我父母给我留有遗嘱，将东城区×号房产一套由我继承，东城区×号房产由何某1、何某2继承，何某2所述的遗嘱属于无效遗嘱，故我认为诉争房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存款可以按照法定继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何某4与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个子女，即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于2018年10月12日去世，付某于2019年8月19日去世。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一套及付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一套，均系何某4与付某夫妻共同财产。何某1、何某2、何某3均认可何某4、付某遗留有存款105万元，其中何某1处有75万元，何某3处有30万元。何某1、何某2、何某3均同意存款的继承方案，何某1给付何某245万元，何某1给付何某315万元。庭审中，何某1向本院提交《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付某，女，出生日期1929年4月8日，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号，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丧偶。为了防止本人身后发生财产纠纷，特立遗嘱如下：本遗嘱受益人：我的大女儿何某2，小女儿何某1。一、北京市西城区×号原为民建分配给吴太选的住房。吴太选去世后，经其子、本人的长女婿吴某（香港身份证号码×）委托，本人代表吴某办理购买该房屋的有关手续，由于政策原因，本人让孙子何某6（身份证号码：×××）代替购买了上述住房，购房款二十万元人民币由吴某所支付。二、如果今后吴某与何某6对该房产有任何争议或无法将该房产过户给吴某或其亲属，本人拥有以财产或北京市东城区×号楼由本人的女儿何某2（香港身份证号码×）继承。上述做法是基于上述两处房产置换来考虑的。对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仍由本人的女儿何某2、何某1（身份证号：×××）各一半来继承。三、本遗嘱为最终遗嘱，若本人身后发现有其他遗嘱，一律视为无效。立遗嘱人：付某，2018年10月27号。”何某1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希望法院依法处理遗产。何某3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但主张其母付某自2017年住院已经神志不清，故不认可上述遗嘱的证明目的。庭审中，何某3向本院提交《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和我丈夫何某4（在他意识还清醒时商定）我们去逝后，关于现有房产与资产分配按以下分配：一、我名下在东城区×号房屋（东字第33418号东更字6718号地号I-1-3-67（2））的房产归我儿何某3所有。二、我丈夫何某4名下位于东城区×号房屋（东字第33257号东更字第6791号地号I-5-3-67（2））的房产归我女儿何某2、何某1所有。三、我与何某4去逝后的现金由何某3、何某2、何某1平均分配。四、另×号房屋户口中有我侄子付某2及其子付某3，因为付某2当年北大毕后，学校要求户口从大集体迁出，所以将户口落于我处，付某2、付某3均不参与房产与资产的分配，为此立此遗嘱。立遗人：付某，2017年6月16日。”何某1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希望法院依法处理遗产。何某2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但主张因为付某2018年已重新订立遗嘱，所以该遗嘱应为无效，故不认可上述遗嘱的证明目的。庭审中，何某3主张其对何某4、付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向本院提交了荣誉证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何某1、何某2认可何某3照顾老人较多，但主张何某1、何某2也在尽力照顾老人，并不属于不尽赡养义务的情形，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何某3、何某2、何某1系何某4、付某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权继承何某4、付某遗产。何某3、何某2、何某1就何某4、付某的存款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予以确认。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本案中，何某3向本院提交了其母付某于2017年6月16日所做的《遗嘱》一份。何某1、何某2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何某3提交的《遗嘱》予以采信。同时，何某2向本院提交了其母付某于2018年10月27日所做的《遗嘱》一份。何某1、何某3认可上述遗嘱的真实性，虽何某3辩称其母做遗嘱时神志不清，但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何某2提交的《遗嘱》亦予以采信。根据何某2提交的付某于2018年10月27日所做的《遗嘱》，遗嘱人已明确表示以此次遗嘱为准，其他遗嘱均为无效，故何某3提交的其母付某于2017年6月16日所做的《遗嘱》，因已被遗嘱人撤销而无效。综上，付某的遗产部分应以其2018年10月27日所做的《遗嘱》为准，何某4的遗产部分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付某于2018年10月27日所做的《遗嘱》中已明确了北京市东城区×号房产的继承方案，故上述房产中付某的遗产部分应按付某的遗嘱办理。付某于2018年10月27日所做的《遗嘱》中就北京市东城区×号楼的继承设立了条件，现何某2并无证据证明条件已成就，且根据遗嘱文义，并不能确定付某已明确将诉争房产由何某2继承，故本院对何某2关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楼由其继承的主张，不予采信。故上述房产的继承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另查，根据当事人陈述及何某3提交的证据，何某3确对何某4、付某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故本院在分配遗产时对何某3酌情予以多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一套，由何某1、何某2、何某3继承所有，何某1、何某2各继承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五份额，何某3继承百分之十二点五份额；二、付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一套，由何某1、何某2、何某3继承所有，何某3继承百分之四十份额，何某1、何某2各继承百分之三十份额；三、何某4、付某存款一百零五万元由何某1继承所有，何某1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何某3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付何某2人民币四十五万元。案件受理费二万零三百六十元，由原告何某1负担六千七百八十元（已交纳）；由被告何某3负担六千八百元，被告何某2负担六千七百八十元，均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何某2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何某1、何某3某2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