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施甸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521行初1号原告：吴菁，女，194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代理人：李应宏，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施甸县甸阳镇甸阳东路027号。法定代表人：郭兴伟，系施甸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荣华，云南单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段利军，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施甸县。第三人：赵承治，女，193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施甸县。委托代理人：何兴旭。委托代理人：吴艳（系第三人赵承治之女），女，196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原告吴菁诉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其他（城建）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赵承治与本案涉案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赵承治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应宏、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段利军、徐荣华、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吴艳、何兴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因吴某申请，经审核于2000年12月11日将坐落于施甸县甸阳镇沙坝办事处白龙水一社的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共有人登记为“吴某、赵成治”，不动产权证号为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原告吴菁诉称，原告父亲吴某为本案涉案房屋载明的所有权人，原告母亲段瑞珍已于1949年病逝，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的共有权人赵承治（证件载明为赵成治）为原告继母。1944年初，经过原告大家庭成员的共同打拼积攒下一定的家产后，到白龙水村购买田地并建盖房屋多幢，建成后于1944年下旬搬到新宅居住，后经过分家，吴某和吴学宽两兄弟各自分得一半的房屋和田地，涉案房屋就是吴某分得的一部分（结构如图所示）。1950年，吴某被施甸县人民政府分到甸头寨碧霞寺小学教书，1951年，赵承治被分到万兴小学教书，后双方于1953年调到摆马小学任教至退休。适时恰逢“土地改革”政策，土改时期，仅有吴菁一人在家并且参与了土改，当时涉案房屋被政府没收一部分，留给原告家居住一部分。1987年“落实华侨私房产权政策”时归还给原告父亲吴某。1995年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吴某一人名下，2000年12月11日经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确认，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吴某，共有人登记为“吴某和赵成治”。至今为止涉案房屋的主体框架结构没有改变，仅对房屋的部分及墙体进行过维修。涉案房屋的权属追根溯源系原告母亲段瑞珍和父亲吴某共同共有，1949年段瑞珍去世后，应当是原告和父亲吴某共同共有。1951年赵承治与原告父亲吴某结婚时，产权并未改变，后被没收又于1987年归还给吴某，该归还行为只是吴某作为所有权人对财产的重新占有，换言之，房屋所有权本来就属于吴某所有，是政府通过落实政策将其归还，这一行为并不改变所有权属，故而后续所有关于房屋的“变迁”均未改变该套房屋的所有权。直至2000年，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进行权属登记时，将赵承治登记为共有人，原告认为该登记行为存在行政程序严重不合法且登记事项与客观事实相悖，侵犯了原告权利之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通过查阅本次房产登记的“原始资料”可知，《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有普查员签字，没有复核人签字，且普查的家庭成员信息不完整；《城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发证面积计算表》既无调查人签字，也无复核人签字，实属一页“草稿纸”；《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的审查意见一栏处有复审人盖章，但未签署复审意见也没有落款复审时间；根据原施行有效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的规定，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在收到吴某的初始登记申请后应当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受理、审核、公告、核发权属证书等，但通过查阅登记的“原始资料”存在的以上几点问题足以说明被告并未按照该条规定进行办理，其行政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撤销。2.原始资料中的《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和《私有房产申请书》的填写内容为他人代为填写，且有涂改痕迹，明显看出该笔迹与申请书中“吴某”签字的笔迹非同一人，且经原告确认该“吴某”签名也非生父之亲笔签名，加之在《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领证人签章处，签署的是吴艳之名，又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的领证人签字处签署“段春艳代”，这几点足以认定所有材料的填写并非“吴某”本人填写，从提交到领证都是由他人代理所为，根据原《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第十三条“权利人（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单位或者相关人的有效证件。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之规定，本次无论是吴艳代理填写表格、提交申请的行为还是段春艳代为领证的行为都属于本法规定的代理行为，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向登记机关提交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和权利人签署的“书面委托书”，但通过查阅“原始资料”，原告发现根本没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在此情况下，被告即同意发证，系行政程序严重不合法，应当予以撤销。3.根据原《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权利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使用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的规定，本案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共有人为“吴某和赵成治”，但通过查阅《私有房产申请书》可知，申请人仅有吴某一人，共有人并没有作为申请人签署申请书共同申请，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不诉不理”的行政许可基本原则，既无申请，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就不能将赵承治登记为共有人，另外，在所有材料中载明赵承治的“承”为“成”字，并非赵承治本人身份证上的姓名，这也有违法律的规定，以上两点再一次说明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本次房产登记的行政程序违法。4.通过查阅《施甸县建委房地产管理所收验证件收据（存根）》可知，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收集的证件不齐全，且所收集的证件不足以认定赵承治可以登记为共有人，若进行登记至少要收集赵承治与吴某的结婚证，也需要向当地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但该所未进行任何调查即将其登记为共有人，系登记依据不充分。另外，作为代理人的吴艳知道原告属于吴某和已故妻子段瑞珍的婚生女，本次申报的房屋明确载明“建造年代为解放前、权属来源为祖遗产业”，如此之下，申请人应当据实告知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原告的情况，以免在共有人登记上发生争议，但在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即申请办理，与客观事实相悖。综上所述，2000年12月5日，相关人员向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申请登记房屋所有权，该所工作人员当日普查、当日调查、当日计算面积且当日初审通过呈批，印有“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的公章进行审查，但未签署审核意见也未落款审核时间，又印有“施甸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专用章”的公章于2000年12月8日进行批准发证，这一系列程序完结仅用时四天，据前所述，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收到登记申请后，在权属审核、复核时未签署审核意见，未依法收集委托书、代理人证件和相关证明权属的必要材料，且收集的现有材料也无调查人和复核人的签名，加之在没有收到共有人赵承治的申请和未进行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即将赵承治填写为共有人，其作出施政房（2000）字第A-A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主要证据不足，行政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另外，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的不动产登记职能由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继续行使，因此列为被告。原告于2019年9月与赵承治等人因所有权确认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通过向施甸县县城项目建设指挥部调取材料后，方才知道本案诉争的房屋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故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26条、第46条、第70条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2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持如前所请，并给与及时、公正的判处！原告吴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Ｂ1、《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一份，欲证实起诉待撤销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登记信息。Ｂ2、《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私有房产申请书》《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城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发证面积计算表》《收验证件收据（存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吴某个人教师档案信息》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1.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在权属审核、复核时未签署审核意见，其中：《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的审查意见一栏处有复审人盖章，但未签署复审意见也没有落款复审时间、收集的《分户普查表》只有普查员签字，没有复核人签署复核意见、收集的《面积计算表》无调查人、复核人的签名；2.未依法收集委托书、代理人证件和相关证明权属的必要材料；3.在没有收到共有人赵承治的申请和未进行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即将赵承治填写为共有人。我们向施甸县教育局调取了吴某个人的教师档案。该档案上有吴某1957年书写的保山县中小学教师学习八大文件体会，1960年书写的整风思想总结以及1954年书写的学校教职工情况登记表，教师简历以及1957年书写的肃反运动，思想建设总结，以及1960年、1963年书写的干部鉴定表，我们发现从1954年到1963年，所有档案的笔记都是基本保持一致。特别是在1954年和1957年整风和肃反运动这特殊时期的总结，可以认定为是吴某本人的笔迹，通过对比，该笔迹和私有房产申请书上“吴某”的签名与原告所举证据上面所载明吴某的签名都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私有房产申请书上“吴某”的签名并非是吴某本人所为。鉴于此，被告所作出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登记颁发应当是依据原告父亲吴某的申请，但是如果该签名并非是吴某的本人签字的话，直接可以定性为是他人代理所为。如果被告或者第三人认可该资料，我们可以撤回鉴定申请。如果被告或第三人不认可，我们向法庭申请鉴定。Ｂ3、《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一份，欲证实该鉴定程序正当，被告提交的私有房产申请书上申请人吴某的签名并非为本人书写，就意味着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本人申请进行房产登记的行为。没有经过本人的申请，法庭应当要查明是否是由他人代理。结合第一次开庭，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在领证的时候也并非吴某本人所领，换句话说，整个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其无法证实该申请行为是由吴某追认过，或者说由其授权的代理人进行认可过。Ｂ4、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一份，欲证实原告为委托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花费的鉴定费6000元。我们认为该鉴定费应当是由被告及第三人按比例或者说全部由一方来承担。理由是我们已经征求了第三人的意见，但是第三人坚持认为签名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某，而且也不认可我们所主张的事实。是基于此才发生的鉴定事项，因此我们认为鉴定费应当是由被告和第三人来承担。被告施甸县国土资源局辩称，1.原告起诉请求撤销产权证的涉案房屋已经被政府征收，补偿款已经支付，不动产产权现归政府所有，根据棚改政策时间要求，不动产将被统一拆除，相关产权证将统一注销。根据施甸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的需要，原告起诉请求撤销房屋所有权证涉及的不动产，属于施甸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不动产，按照征收的程序，2018年9月30日，施甸县人民政府与被征收人签署了《施甸县2017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被征收人的土地使用证号为施集建（甸土）字第838-1号，认定土地总面积504.82㎡（其中证载面积456.64㎡、非证载面积48.18㎡）；被征收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认定房屋2套，总建筑面积362.93㎡（其中证载面积273.36㎡）。按照协议被征收人共应领取各种补偿、补助及奖励款项合计1888881.15元。2018年10月22日，县政府指定县城投公司将全部款项支付给被征收人。被告认为，在县政府与被征收人签署了《施甸县2017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支付了全部应付款项后，被征收的不动产产权，已经变更为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六条（国有财产保护）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本案原告要求撤销已经被征收为国有资产的房产证，并在《行政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出该不动产“应当是原告和生父吴某共同共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不动产现在虽然还未被拆除，是因为被征收区域的不动产拆除需要统一安排施工。按照棚改政策要求，不动产被征收后，相关产权证将统一注销。因此，原告现在起诉要求撤销证号为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原告已经在县法院另案起诉不动产征收后补偿款的分配纠纷，本案的关键实际上也是补偿款的分配问题。2.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是2000年12月13日领取的，这次发证是全县普查发证，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是依据1997年11月12日《建设部关于制作颁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的通知》建房［1997］178号、1997年11月18日《建设部关于颁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的公告》及云南省建设厅《关于我省执行〈建设部关于颁发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的公告〉的情况通报》云建房（2000）第1203号文件的要求，经报请施甸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对全县的房屋进行普查发证。建设部和省建设厅的文件是公开发布的，当时的普查发证行为，也是全县居民户户皆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释〔2018〕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此，本案原告的起诉，均已经超过以上关于“六个月”“一年”的起诉期限规定，应依法驳回本案原告的起诉。3.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发放符合规定，具备不动产权属来源基础，在程序上虽然有一定瑕疵，但发证行为不构成违法。根据建设部建房［1997］178号和省建设厅云建房（2000）第1203号文件要求，在2000年的全县房产普查登记中，根据吴某户提交的《私有房产申请书》，县政府房产登记主管部门组织对吴某户的房产进行了普查登记发证。吴某户是施甸县甸阳镇白龙水一组的居民，《私有房产申请书》载明产权共有人为2人，房屋共有2幢10间。《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载明家庭成员有“户主吴某和妻子赵成治”。普查工作组在对吴某户的房产进行登记丈量后，产权人申报产权源为祖遗产业，交验了1995年4月4日颁发的施集建（甸土）字第838-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吴某一人，土地类别注明为（老宅）。经对调查情况进行审查后，县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发了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经调查落实，2000年的房产普查登记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是聘用了一些临时工作人员参与进行全县房屋普查，然后进行统一发证。吴某户在甸阳镇房普办的普查领域内，办理房屋产权需要的资料都是现场询问当事人后填写的，房屋所在地及建筑面积都是现场画草图计算，并作为留存档案。由于临时普查员业务不熟练及工作疏漏，出现代当事人填写两份表格、误将“赵承治”，填写为“赵成治”、无复核人签字及施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所的审查意见情况。普查数据汇总到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后，统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再统一发放到房屋产权人手中。这才会出现段春艳代领的情况，登记发证过程确有瑕疵。但同时，被告也注意看到，原告的母亲于1949年病逝，赵承治与吴某于1951年结婚，土地改革时，吴某户的房屋自己留用一部分，被政府改革没收了一部分，1987年落实政策将房屋予以发还给吴某。2000年吴某和赵成（承）治是夫妻关系，房屋属于夫妻两人共同共有，根据该户档案中私有房产申请书和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的原始资料，产权人吴某已签字确认该宗房屋产权共有人应为吴某、赵成（承）治2人共有。因此，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发放，不存在办理证据不足及行政程序违法的问题。4.本案原告未依照法律程序申请变更登记和异议登记，直接起诉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必要材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异议登记申请的，应当将异议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向申请人出具异议登记证明。异议登记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等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的材料；逾期不提交的，异议登记失效。据查，本案原告未向施甸县人民政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过申请变更登记的主张，现直接起诉到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被告依法审批，程序正当，未侵犯本案原告的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不动产已经被政府征收，原告诉请没有任何法律意义，被告请求法庭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Ａ1、《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私有房产申请书》《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施集建（甸土）字第838-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施甸县建委房地产管理所验证件收据（存根）》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1.涉案房屋经查询相关原始档案资料，产权人吴某已签字确认该宗房屋产权共有人为吴某、赵承治2人共有。因此，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发放，不存在办理证据不足及行政程序违法的问题。2.房产证的发放在土地证基础上发放，而案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只有吴某一人。3.填发机关是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发证机关是施甸县人民政府，请法庭帮助审查是否应该立县政府作为被告还是立现自然资源局作为被告。Ａ2、《编号为Ｉ-Ｉ4-838-1号〈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为Ｉ-Ｉ4-838-2号〈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为Ｉ-Ｉ4-838-3号〈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为Ｉ-Ｉ4-838-1-2-3号〈土地登记审批表〉》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编号为Ｉ-Ｉ4-838-1号《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了土地使用者为吴某一人，土地权属注明为（老宅），与相邻的吴强、赵赛光户无权属争议。Ａ3、《施甸县落实退还华侨吴某房屋的相关资料》复印件一份，欲证实施甸县人民政府将土改时期没收的涉案房屋于1987年返还给侨民吴某。Ａ4、《情况说明》《施甸县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施甸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2016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的通告》《施甸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2017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档案号：2017-7Ｚ-006号〈施甸县2017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回单）》《委托书》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涉案房屋已经被施甸县人民政府通过合法程序依法进行征收，征收补偿款1888881.15元也于2018年10月22日打入被征收人赵承治的委托代理人吴黎的账户上，原告现在起诉要求撤销证号为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按照棚改的统一安排，本案要求撤销的房产证、土地证已经被征收，下一步要统一进行注销。本案实际上是补偿款的分配问题。Ａ5、《中共施甸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整合全县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施机编办｛2015｝16号）》《中共施甸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应罚〈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施编委办｛2019｝12号）》《中共施甸县委办公室、施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施甸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施办字（2019）57号）》《施甸县自然资源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被告主体适格。第三人述称，1.原告生母段瑞珍与吴某大约于1942年结婚，婚后生育原告。原告生母段瑞珍于1949年病故。第三人与吴某于1951年结婚后与原告形成继母女关系。第三人与吴某结婚时原告仅6岁多，婚后原告随第三人在其所任教的万兴小学、摆马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到施甸、保山读初中、高中，直至1963年从保一中高中毕业并参加工作。第三人的丈夫吴某于2006年11月离世。土改时原告才7岁多，属未成年人，并且与第三人及丈夫在其任教的小学读书。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仅有原告一人在家并且参加了土改”,从而想达到土改分得财产属于其所有与客观事实不符。施甸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存档资料《吴某户土改时人口》载明第三人属于土改人口，恰好原告不属于土改人口，况且土改时原告在校读书何来参加土改。2.原告在诉状中所述房屋“建成后于1944年下旬搬到新宅居住，后大家庭经过分家，吴某和吴学宽两兄弟各分的一半的房屋和田地”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三人与丈夫吴某1951年结婚时还是大家庭，大家庭共有房屋大小37格，土改时按政策没收24格，留给自住房13格。一直到1974年上半年都没有进行过分家析产，既然没有进行分家析产，那么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属于其母段瑞珍、其父吴某的财产也就不存在，房屋依然属于大家庭。直至1974年下半年（公婆都已去世）由当时的生产队干部张能相、王凤书主持，在家族代表的参与下，吴某、吴学宽两兄弟才分家，对大家庭当时所持有的房产进行了分割。第三人和丈夫吴某分得坐西朝东正面房2格（楼上楼下4格）、南边藏头1格（楼上楼下2格）；大哥吴学宽家分得坐西朝东正面房1格（楼上楼下2格）、南厢房1格（楼上楼下2格）、南边藏头1格（楼上楼下2格）、猪圈1格。直到1974年的分家析产，才明确财产权属，而1974年原告生母段瑞珍已经离世多年不存在参与分割。第三人因与吴某属于夫妻关系参与大家庭的分家析产，原告在起诉状所称的属于生母的财产也就无从谈起。3.涉案房屋均是第三人与丈夫吴某婚后获得，具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1974年下半年分家所得的坐西朝东正面房2格、南边藏头1格。第二部分：1987年2月施甸县人民政府按国家政策落实华侨私房产权，把北厢房3格和北面的藏头房2格（共5格），返回给吴某和第三人组成的家庭中。以上事实均证明：原告所诉涉及的房产获得时间分别为第三人与丈夫吴某结婚后的第23年即1974年、第36年即落实华侨私房产权的1987年才真正的获得所有权。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原司法解释规定的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经过8年，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中载有的房产属第三人和丈夫吴某共同共有。综上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所载明的房屋属于吴某与第三人共同共有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的房产属于其生母段瑞珍与吴某共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规定的支持。第三人与吴某于2000年12月取得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办理及办理该权属证书程序合法，未侵犯原告的权益。1974年第三人与丈夫吴某经大家庭分家析产获得房屋和1987年落实华侨私房产权之后，在2000年施甸县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及要求，对全县房屋进行普查登记发证。其普查、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是公开发布的，登记发证行为也是公开进行的。政府依据规定及程序，结合申请人的意思表示进行了登记发证，整个过程未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第三人获得权属证书未违反法律规定，政府的颁证程序同时也符合相关要求。4.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依法不予支持。涉案房产从分家获得46年、华侨返还33年、权属证书的取得是在2000年，2018年房屋被征收，权属证书移交。依据《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自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的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房屋登记颁证是2000年，房屋征收是在2018年9月30日不论从2000年计算还是从2018年计算，均超过六个月，超过1年的起诉期限。况且该房屋从分家析产到现在为止40多年的时间,作为继女的原告都是尽知应知，从未对房屋提出过任何主张及权属异议，也未向任何机构及相关部门主张过任何权利。涉案房屋分家析产获得到现在为止40多年的时间经历过地震、洪灾等诸多自然灾害，案外人对房屋、对墙体、屋面、屋顶、楞柱、木制板壁等多次的全面修建及藏头房的重建等,原告均未过问及关注，客观上早已认可该房屋的权属属于他人，用行为告知该房与己无关。5.请求撤销的房屋所有权证书项下的房屋已被征收属于国有资产，原告、第三人对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房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2018年9月30日,第三人与施甸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之后,房屋已被征收,相应的产权证书已移交施甸县人民政府持有，随之而来的就是产权证被注销，房屋移交政府处置。故原告请求撤销权属证书所依据的客观事实不存在。综上案房屋的权属证明是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无证据支持，同时也不符法律规定。请求法院裁定予以驳回。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Ｃ1、《房屋所有权证4页》复印件一份，欲证实1.吴某在2000年12月11日获得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2.载明赵承治与吴某是该房屋的共有人。Ｃ2、《被征收房屋腾空催告书2页》复印件一份，欲证实1.施甸县人民政府对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进行征收，于2020年3月31日前腾空并移交房屋。2.该房屋现已经属于施甸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Ｃ3、《施甸县落实华侨私有房产权证明书存根2页》复印件一份，欲证实1、登记在吴某、赵承治名下的房屋5格是在1987年2月28日政府落实华侨私有产权退还给吴某，吴某与赵承治在1987年才获得5格房屋实际所有权。Ｃ4、《吴某户土改时人口1页》复印件一份，欲证实赵承治与吴某在土改前属于夫妻关系，吴某、赵承治参与土改，并获得相应的房产。即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部分房产赵承治在土改时就拥有所有权。Ｃ5、《关于落实华侨私房向侨户调查记录1页、王国安、吴凤书、吴凤安、杨品菊的〈证明〉各1页、共计5页》复印件一份，欲证实吴某与吴学宽在1974年分家析产，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产在1974年才属于吴某、赵承治所有。Ｃ6、《1、吴菁在民事一案中的〈民事起诉状〉5页》《施甸县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3页》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1.白龙水片区的房屋于2018年6月18日宣告被征收，原告应当在此期间知晓房屋登记在谁的名下的事实，到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最迟于2018年7月12日知晓《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吴某、赵承治名下，迄今为止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民事起诉状》第三页倒数第四行。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Ａ1证据中第一项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第二项的合法性、关某都持有异议。第三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都有异议。第四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有异议。第五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第六项的真实性、关某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理由是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在权属的复核审核尚未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来进行。只落了公章没有签署意见。私有房产申请书不是吴某本人填写，是由他人代理所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持有异议，赵承治没有作为共有申请人，但又将赵承治作为共有权人。分户普查表按照法定程序需要2人普查，1人作为普查员，1人作为监督复核员，普查表只有普查员杨发旭的签名，没有复核人的签字，行政程序也不符合规定。管理所验证件收据（存根）是真实的，但对其合法性持有异议，理由是作出该房屋所有权证书所依据的内容太少，收集的证件不齐全，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对Ａ2证据无异议。对Ａ3证中32、33、34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持异议，由王国孝、杨保元2人将房屋退还给吴某，然后吴某做了补偿无异议。对于其中关于落实华侨吴某私房的审批，还有调查记录。证明人这块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如果仅仅只是用于证明该套房屋于1987年通过落实政策，从王国孝和杨保元的手中退还给吴某予以认可，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Ａ4证据真实性、关某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主要理由：首先本案的征收行为或者说征收的过程，本身我们是没有意见，但根据《征收补偿办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征收房屋土地的应当要调查清楚权属的来源。房屋已经被征收并不妨害人民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审核被征收房屋的权属的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该组证据所载明的补偿协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委托书，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持有异议，该套房屋的征收补偿对象应当是原告而非是赵承治因此所产生的补偿款应当是由原告领取。本案的实质还是原告作为所有权人对被告作出2000年12月11日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非针对该套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对Ａ5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持异议，至于是否有遗漏的诉讼主体问题，我们做简单的陈述。因为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的机构职责职能是由现自然资源管理局完全承接。虽然说原来的发证加盖的是施甸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专用章，但是并不影响单独起诉自然资源管理局。因为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自然资源管理局也是一个登记职能部门，虽然最后的发证机关是施甸县人民政府，但是我们所起诉的是一个登记过程的程序。对Ｃ1证据持有异议，对Ｃ2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某有异议。该房屋已经被征收是事实，但征收后应当查明权属来确定被补偿人。对Ｃ3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部分有异议，涉案房屋来源首先是祖遗；其次是土改被没收部分房产；三是1987年落实华侨私有房产又退还的房产。首先它的来源是祖遗是双方都认可的，包括被告所提供证据上也显示，也就是说1944年前后所建盖的，这个是没有意见的。在1952年土地改革的时候被没收，1987年的时候落实华侨私房房产，这个政策归还的是侨户，那么首先要先认定谁是侨户，侨户有几人？在本案当中，侨户很明显是吴某，也就是说通过政策归还吴某，并没有说归还赵承治而且归还的房屋是其祖遗产业，因此我们认为以此来证明该归还行为已经认定属于吴某和赵承治共同共有的财产是达不到的。因为政策只归还给侨户本人，没有说归还给侨户的配偶或者子女。对Ｃ4、Ｃ5证据中关于吴某土改时候人口的证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持有异议。理由：1.该证明是1997年4月2日补的，由谁补的？土改的人口是补不出来的，它是当时形成的客观资料所确定的。而且上面所载明的内容与被告所提供的书证载明的内容是有矛盾的。土改是1952年，1951年吴某和赵承治是在甸头小学教书，当时恰恰本案的原告吴菁是在老家和吴学宽也就是大伯共同生活。土改的人口应当由施甸县人民政府所有的1952年时候载明客观事实的书面证据才能证明。载明的土改人口吴某、吴学宽，吴学宽的子女都没有包括是不符合逻辑的。对落实华侨私房向侨户调查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某都持有异议。理由：首先该调查记录是谁调查的？我们可以确定签名绝对不是吴某所签，所以这不是吴某的个人陈述。该调查记录只是关于华侨调户的相关情况，但不能证实1974年来分家的现有人口是14人。对王国安、吴凤书、吴凤安、杨品菊该四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都持有异议。首先真实性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般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证人应当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询，但证人没有到庭。该四份证人证言与吴某的大哥吴学宽的长子吴仁的陈述是有矛盾的，吴仁是除了原告吴菁以外比较了解本案客观事实的人。1974年，吴学宽还在坐牢是无法和吴某分家的。特别杨品菊的证人证言，它都是我听说我猜测，我认为其无法作为证人证言来使用。对Ｃ6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以民事起诉状第五页以及施甸县2018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决定公告第三页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时限。因为原告说的很清楚，她一直认为房子是其父亲的，她父亲生前也跟原告说，你随时想回来住就回来住，他也没有跟原告提过什么办证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合法的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吴某没有看到过房屋所有权证书。2018年7月12日原告知道的是房屋被征收的事情，当时赵承治的女儿吴萍也就是吴菁的妹妹拿着授权委托书到昆明原告的家中，让其签字，说是要去领钱。如果你不签字的话，可能就领不了钱，因为吴菁也是属于吴某的女儿，当时他们还口头承诺给吴菁属于她的份额。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事情。之后就给吴菁支付了10万元。支付了以后，双方就一直有争议，2019年的7月份到8月份期间，吴菁才决定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2019年的11月5日，委托代理人向施甸县县城项目建设指挥部调取了相关的证据，才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办了房屋所有权证书，原告才知晓此事，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起诉时限最长20年来说，还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六个月，甚至于一年来说，我们都没有超过。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对Ｂ1证据无异议，该证的发证机关是县政府，请查明主体适格问题。对Ｂ2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1.涉案房屋产权证当时不是依申请进行登记，不动产产权证的登记一种是依申请，一种是普查，当时是全国范围内要对城镇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普查。当然普查的行为是普查到哪一家的时候有一个申请书，一个申请表，但是大政策和大环境这个是一个方面。2.当时进行普查登记的依据就是1987年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以及建设部公告、通知和省建设厅的情况通报，材料已经提交给法庭。这些规范性文件当中对整个普查的程序没有严格的规定，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本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仅针对国有土地城市规划范围内的国有土地，集体土地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发证时的依据，是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的。3.该房产证是在土地证基础上发证，而土地证登记在吴某一人名下，普查吴某户的房屋的时候，作为当时的产权人，吴某他申报房屋产权是2人共有，所以只有吴某的申请，没有配偶的申请也非常正常。4.不管签名是不是吴某所签，我们认为是他的签名就是他本人的申请，不是他的签名，就是委托代理，这个代理行为根据1987年的城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他本人不能申请办理的可委托代理人代办，并未要求一定要提交授权委托书。一定要提交授权委托书的规定是原告在起诉状当中的陈述。房屋产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不是城镇房屋产权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当然从规范性上和严谨性来讲，登记部门应该是要求提交委托书。但是事后房产证发放给产权申请人后，申请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实际上我们认为吴某老人家是事后追认，也构成对代理行为的追认。因为发放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常理上分析，他也不可能提出异议，所以说被告的登记资料在普查的过程当中是存在着一些瑕疵。具体行政行为构成违法有两种情形：严重违法、程序存在瑕疵，我们认为刚才原告方所说的这些情形，只能构成一定的瑕疵，不能构成违法，更不可能构成严重违法。5.关于教育资料，我们认可他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比对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即使不是吴某签字，他也对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更主要的涉案房产已经被收缴，马上要注销，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Ｂ3、Ｂ4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合法性、关某持有异议，主要是对于鉴定过程中检材的提取，鉴定意见书中注明吴某已经离世，无法提取吴某现场实验样本，经法院确认，当事人无法提交吴某离世前签名；司法鉴定意见书与本案无关某，私有房产申请是不是本人签署不重要，该房屋所有权证实属吴某生前一直持有，是从其遗物中找到的，多年来未提出过异议，其已经认可登记状态；涉案房屋已经被政府征收，补偿款已经发放，不动产权归政府，本案实质上是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与私有房产申请书是谁写没有关系。对Ｃ1、Ｃ2、Ｃ3、Ｃ4、Ｃ5、Ｃ6证据无异议。经庭审质证，第三人认为，对Ａ1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同意被告的意见，我们做一些补充说明，私有房产登记书上共有人是两人，房屋普查表也说明是吴某和赵承治两人，虽然程序上有一定瑕疵，但是根据被告在所说的暂行办法，所有的程序上对两人都要签字没有详细规定，所以我们认为原告的证据无法律依据。对Ａ2证据无异议，补充一点是土地登记了吴某一个人，但是由家里人均分，只是证上只有他一人名字。对Ａ3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我们想补充说明一个事实，在53页证据中，土改时的人口包含了吴某父母以及妻子赵承治，说明当时土改时赵承治已经参与。对Ａ4证据无异议，但要说明一个问题征收面积围墙出现差异，当时退还了6000多元，所以征收补偿款实际没有1888881.15元，这个情况在民事一案中有具体的解释。对Ａ5证据无异议。对Ｂ1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办证机关是人民政府，发这个证是人民政府发给赵承治，而不是房地产管理所，我们认为原告所诉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对Ｂ2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1.办证在吴某名下，不是吴某主动申请的，是施甸县人民政府对全县普查，是政府主动介入的，不是吴某主动申请，当时吴某已经年纪大了，年老眼花，可能存在代签情况，是否与当时的法律规定相违背，如果原告主张适用法律错误，我们认为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暂行办法规定上写着可以代办，但是没有写明一定要委托书才可以，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代表了他本人的意思，现在吴某已经去世，对签名真实与否，他本人已经不能认定，笔迹鉴定是需要吴某提交笔迹对比，原告不能以笔迹不一致，以此否定办证行为合法。2.房子产权人有两人，在分户表也载明吴某和赵承治，这些表载明的信息是吴某的真实意思，也就是房子是吴某和赵承治的，不管吴某的笔迹是否一致，都说明是吴某的真实意思。对Ｂ3、Ｂ4证据的合法性、关某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涉及吴某签名不是同一个人书写我们认可，样本与申请表中不是两个人同时书写，有三个可能，样本是吴某书写，检材是吴某书写，两者都不是吴某书写，三种存在加上吴某已经离世不能进一步确认哪个是吴某书写，无法排除还有其他可能，真实性无法保障，合法性也就得不到进一步保证。鉴定意见书的证明目的，证明申请书签字应该由本人书写，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并未规定必须本人亲自签名以及亲自申请，当时允许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不是吴某本人领取，可以委托他人领取，我们均不认可，鉴定费是原告主张自己权利产生的费用，与本案被告、第三人无关，应该由申请人承担。发票是本案的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主张，按照谁申请谁承担。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Ａ1证据中《私有房产申请书》《施甸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施甸县城镇住房情况分户普查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合法性不予确认，对《施集建（甸土）字第838-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施甸县建委房地产管理所验证件收据（存根）》予以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均对Ａ2证据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Ａ3、Ａ5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Ａ4证据的关某本院不予确认。对Ｂ1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被告与第三人对Ｂ2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其不能证实房屋是否是共有的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Ｂ3证据从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吴某从事的职业无异议，而原告提交的比对原本是吴某生前从事教师职业形成的档案，该档案上吴某的签名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来看能够认定为吴某书写，比对结果也显示原告提供的比对材料上吴某的签名是一致的，且诉讼过程中被告及第三人均未确认申请书是否吴某亲笔签名，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Ｂ4证据系原、被告及第三人协商一致后通过摇号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费正规发票凭证，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本案由于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在办理房屋登记过程中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未收集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和书面委托书颁发了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违反法定程序，原告因此申请鉴定产生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Ｃ1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对Ｃ2证据的关某不予确认，对Ｃ3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但其不能证明第三人陈述的全部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部分予以采信。对Ｃ4、Ｃ5、Ｃ6证据的关某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00年12月5日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依吴某的申请于2020年12月11日颁发了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吴某与赵承治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2018年该涉案房屋被政府征收，2019年9月原告与第三人因补偿款问题向我院提起民事诉讼，2020年2月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认为《私有房产申请书》上吴某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并向本院申请鉴定，鉴定结果为该签名并非吴某书写。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时应为吴某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但被告未收集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及书面委托书。被告与第三人认为当时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时是普查办理，不是权利人申请办理，《私有房产申请书》是否本人书写与本案无关，且根据1987年《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代理人无需提交书面授权委托材料，故原告诉至法院。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本案中，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作为本县确定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具有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法定职权，根据机构改革施甸县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被告。《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及第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的规定，本案《私有房产申请书》并非吴某本人签名，权利人吴某并非本人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则吴某是委托他人代为申请，但在办理过程中，代理人应当提交相关身份证明、书面委托书，而未提交，被告在未收取代理人相关身份证明、书面委托书就进行权属登记的行为程序违法。对于原告要求撤销产权证的诉讼请求,实际上的起因是征收款补偿款分配问题引发的，焦点在于母女、兄弟姊妹间分配多少补偿款的问题，家庭内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不至于“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亲情是用金钱买不回来的，以和为贵、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原告与第三人是家人,也是母女,更应该互谅互让,各退一步，和平化解矛盾纠纷。本案由于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在办理房屋登记过程中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未收集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和书面委托书颁发了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施政房（2000）字第Ａ-Ａ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原告因此申请鉴定产生的费用6000元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施甸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20年12月11日颁发的施政房（2000）字第A-A4-0650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本案鉴定费6000元由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负担。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施甸县自然资源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建成审 判 员  何 艳人民陪审员  段立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黄炜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