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16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新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燕，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中心（原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绿洲二路50号。 法定代表人：苟宏水，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玮，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胜跃，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正大桑田（东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永青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正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前，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77号。 法定代表人：陈必昌，该市副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众华，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醒儒，东营市司法局职员。 上诉人王新海因与被上诉人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正大桑田（东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东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营市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鲁民初6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新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涛、肖燕，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胜跃，正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前，东营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众华、董醒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新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判决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停止对王新海涉案土地的侵权；并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共同赔偿王新海2012年至2018年因无法使用案涉土地导致的经济损失98289870.14元【具体计算：2号地1548.3亩+5号地1330亩+14号地4565.2亩+16号地4958.1亩+水库588亩+刘四处转包558亩=13547.6亩（此面积为净种植面积）*1036.45元/亩/年（鉴定结论每亩每年金额）*7年】；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均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新海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1.政府投入资金进行整理不能作为不停止侵权的理由。《东营市未利用地开发利用专项规划2011-2020年》显示，该种投资是一种趋利的行为，按照保守估计，仅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指标收益一项就可达3万元/亩，涉案的八宗土地合计13547.6亩，仅此一项就可获得收益4亿余元。法律并未规定在侵权方有投入且获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不停止侵权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2号判决）及（2016）最高法民申3263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3263号裁定）也已经确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未被解除，应当继续履行。2.本案存在返还的可能。根据前述判决的认定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政府的投入只是通过基础保障等工程的建设达到土壤质地的提高。正大公司获得土地后，从事的是与王新海一样的种植业务，可以进行返还。3.按照一审判决，虽然侵权成立，但无需停止侵权，王新海的利益将得不到法律保护。即使本案确有无法返还的事实存在，法院也应当向王新海释明，并告知其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进行释明直接判决驳回该请求错误。4.自涉案土地被侵占后，王新海就通过各种渠道主张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要求返还，即使按照起诉之日计算也已近6年。即使存在投入，也不能因此阻碍停止侵权的后果。（二）一审判决关于王新海所受经济损失的计算错误。1.本案应当以水稻作为计算品种。（1）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认定错误。王新海提交的中科院中科遥感科技中心所作《东营市黄河口土地地理信息处理》2002-2011年土地开发、土地平整、土地灌溉分析图等证据，系具有甲级资质的地理信息处理机构所做出。其依据《东营市示范区土地利用现状图》、涉案八宗土地的承包合同，相应的卫星遥感原图，经过其专业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一审法院以系单方委托不予认定错误。（2）王新海具有对涉案土地进行改造的能力，且已经实际进行了改造。王新海自2002年开始，自东营市一品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品园公司）签订合同承包土地，逐步承包土地共计15000余亩（共涉及八宗土地），租赁期限至2032年左右不等。2005年1月份开始，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原东营市国土资源局）根据生效的东营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收回一品园公司的部分土地，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委托方，委托东营市国营黄河农场（以下简称黄河农场）作为代管方，管理收回的土地。对于已经在2014年前与一品园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的单位和个人，在保持承包期限、收费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承包合同变更为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王新海的五份合同于2005年变更为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另三份合同因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并未收回，所以继续与一品园公司租赁。自2002年承包合同签订后，王新海四处筹集投入巨资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王新海提交的证据证实在2002年涉案八宗土地没有人工沟、渠、水库；2011年八宗土地经过土地开发、土地整平，每年都进行灌溉，也证实王新海具有相应的开发能力。（3）涉案土地在侵权前已经具备直接种植水稻的条件。特别是16号土地，大部分规划成物流园，从2012年至2016年被弃种，小部分没有改造土壤即种植了水稻且达到高产。（4）并非只有经过东营市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改造、增加水利配套设施才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东营市政府的投入功能上和王新海相同。而利用原有条件，可直接种植水稻。不在正大公司范围的土地均没有经过所谓的政府巨资投入，但依然是高产的水稻田，足以说明涉案土地在被侵权期间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5）2012年东营市政府将涉案土地承包给正大公司后，其自认74800亩土地几乎都是用于水稻种植，涉案土地在被侵占期间正大公司也一直种植水稻。（6）2011年之后，在种植棉花明显亏损且全国范围大面积减少种植的情况下，作为专业种植户的王新海不可能去亏损种植棉花。（7）32号判决认定涉案土地上王新海种植了棉花、水稻等作物，而非仅仅是棉花，且之前的种植情况，只能是依据当时的市场条件下的种植情况。2.关于赔偿数额，应按照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按照1036元/年/亩计算。（1）本案系因侵权导致的未能种植损失问题，在王新海无直接证据证明受损失具体数额的情况下，损失应当通过鉴定结论予以确定。（2）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应当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鉴定中心具有省级农业鉴定资质，本案的鉴定专家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分，科学、公正、客观。一审法院委托的目的是“王新海承包的14、16号土地2012年至2016年未种植造成的损失”，不应限定以何品种作为鉴定依据。一审法院限定的种植品种棉花不能客观、科学的反映委托目的。涉案土地在侵权期间实际种植的品种是水稻，鉴定机构以种植水稻计算合理。鉴定机关进行了现场勘验，不存在未考虑土地实际情况的事实。如何确定鉴定未能种植损失的品种，属于专业问题，应由鉴定机构确定。涉案土地的相关情况，包括申请的专家证人的观点均应当由鉴定机关确定。（3）一审法院自行调查取证违反法律规定，该部分证据不能使用，更不能据此推翻鉴定结论。（4）对于司法鉴定结论是否采信及以及不采信后的法律程序，都有法律规定，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抛开鉴定结论，仅根据生活常识，自行现场勘查和收集、分析资料自行计算赔偿金额没有法律依据。（5）管理中心和正大公司提供的专家意见与王新海提交证据的结论不符，与事实不符，不足以推翻鉴定结论。（6）鉴定结论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自行计算与实际不符。一审判决按照135.5元/年/亩计算经济损失赔偿明显过低，鉴定结论1036元/年/亩符合客观实际。3.一审法院关于王新海土地范围的认定错误，应当对八宗土地全部处理、赔偿。（1）王新海提交四份公证书证实四份合同的真实性。公证书所涉合同、协议均为原件，应据此认定王新海是涉案土地合法承包人。（2）前述四份公证书可以证实王新海的承包权合法有效。土地1由王新海与一品园公司直接签订《土地联合开发合同》，租赁期限至2032年，王新海一直正常承包种植，按约履行且缴纳租赁费。土地2是由刘四自一品园公司租赁，之后经历2次转让给王新海经营，每次转让均有一品园公司盖章确认。王新海提交的刘四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合同》、刘四与孟春霖及孟春霖与王新海签署的《协议》可以证明上述流转过程及一品园公司确认的事实。土地3（水库）由邓乃龙、胡玉国自一品园公司承包后，转让给王新海、薛中华、周玉明3人；之后薛中华、周玉明自该土地退出，由王新海自行租赁，每次转让均有一品园公司盖章确认。王新海提交的邓乃龙、胡玉国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邓乃龙、胡玉国与王新海、薛中华、周玉明签订的《水库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王新海、薛中华、周玉明签订的《水库转让协议书》可以证明上述转让过程及一品园公司确认的事实。土地4与一审法院已经处理的14号、16号土地一致，由张立元、刘春才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经黄河农场同意，由王新海转包。王新海提交的张立元、刘春才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张立元、刘春才与王新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东营市金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地公司）的说明可以证明。（3）一审法院以管理中心提交的2012年2月28日与张立元、刘春才签订《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否定土地4错误，前述《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不影响王新海。32号判决认定，管理中心无权解除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在黄河农场已经确认王新海承包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以与张立元、刘春才签订合同的形式，对抗王新海的承包权。（4）一审法院回避管理中心直接向王新海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及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等事实，王新海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述4宗土地王新海享有承包权，系同时被侵占，均属于东营市政府与正大公司约定的78000亩土地范围，侵权事实、法律关系一致，应当一并处理，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错误。（5）一审法院依据王中安的收条及信访函来作为依据不成立。王中安的收条已经32号判决认定“不能作为合同解除的依据”，信访函并非王新海所提交、王新海也从未认可。审查王新海是否具有前述土地的租赁权，应以租赁（转包）等合同为准。且信访件及王中安的收条并没有否认王新海对于前述土地的租赁权，更无法得出王新海不具有租赁权的结论。4.一审法院关于赔偿年限认定错误，涉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双方正在诉讼中，应对2018年的诉讼请求一并处理。（三）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1.对相关证据的认定、处理不当。如依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分析图认定：“涉案16号土地2008至2011土地碱化程度严重”错误。土壤碱化的程度是否严重只有通过土壤化验得出结论，卫星遥感不能判断土壤的结构。2.被调查人员多为对方当事人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采信这些证言，显属不当。3.一审法院实地调查的结论与鉴定结论相反，与事实不符。4.一审法院认为，东营市政府、管理中心投入巨额资金对涉案土地进行改造，增加水利设施，并认定这些使得正大公司具备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水稻的条件。但对于政府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政府的投入建设是否是涉案土地种植水稻的必须条件等没有查明清楚。5.对于损失问题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王新海只是将土地转包他人并收取转包费，应当限制赔偿损失数额错误。客观上王新海无法种植一万多亩土地，因此与种植农民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耕种土地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由王新海出资，正大公司也是如此，并非如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新海转包他人仅收取转包费。无论是转包还是直接种植，均不应影响土地未能种植收益的计算，且无论是转包还是承包都不能成为限定种植植物的条件。在对涉案土地十年的改造中，王新海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及人力、物力；涉案土地具有符合水稻种植的平整条件和水利配套设施。一审法院认为“王新海没有对涉案土地投入资金改造”据此认为应对王新海少赔偿，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因为承包费低推断“土地种植条件较差、收益不高”，继而在赔偿损失的问题上认为应对王新海少赔偿错误。（2）一审法院明知种植水稻符合实际，但因为种植棉花计算出的赔偿金额比种植水稻低，所以最终以其自行计算的棉花得出错误结论。（四）正大公司亦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1.有合同依据并不代表不构成侵权。合同依据必须是来源于合法的、有权的合同，涉案土地系王新海享有合法承包权的土地，且并未被解除，东营市政府与正大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具有合法的来源。2.没有证据证明正大公司审查过东营市政府与其签订合同的权利来源，足以证实其不是善意的、无过失的。3.自土地被强行收回后，王新海就以不同形式要求返还土地，相关机关也进行多次处理，正大公司应与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一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五）本案系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侵权引发的纠纷，王新海不具有任何过错，由此引发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均应当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承担。 管理中心辩称：（一）王新海要求停止侵权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1.王新海主张的承担侵权责任的首选方式是停止侵权，判决侵权就须判决停止侵权是片面和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多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是并存的，均可单独适用，并不存在首选的问题。2.涉案土地的现实状态已因巨额投资而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王新海主张停止侵权实际上是要求土地使用权的返还，财产的返还义务应以原财产本来的状态予以返还为原则，即返还原物请求权须以特定原物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管理中心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基于对涉案土地改造、水利建设等工程已投入资金合计61635万元，整个土地的灌排条件、土壤肥力、平整程度、交通环境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原一审《调查笔录》中相关人员的表述是一致的。3.涉案的14号地已由第三方实际占有、使用数年，返还将导致第三方财产价值及社会经济的双重重大损失。在（2017）鲁民初71号案件中王新海主张1.1亿元经济损失，其中8000万是16号地恢复地力需要的费用，即继续履行就要支付，不继续履行则不存在8000万恢复地力的问题。管理中心虽然不予认可该主张，但是也可以从反面充分证明，返还土地将造成巨大的、不必要的社会经济损失。4.32号判决、3262号裁定并未对侵权事实进行认定，王新海关于侵权事实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的主张不能成立。该两份文书针对的是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王新海签订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其中主要的裁判理由为管理中心不是《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不是解除合同的适当主体。（二）王新海关于要求管理中心向其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1.关于土地范围。（1）王新海上诉请求第二项要求主张的是六宗土地的经济损失不包括干渠和林带。且王新海在庭审过程中亦明确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是以占用的亩数为基础，第3宗土地干渠、第4宗土地林带并没有面积。第4宗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签字页上由承包方东营市星海农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加盖公章，王新海只是以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其并非合同主体，在未获得合同相对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的同意和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产生合同主体的变更和合同义务的转移。因此，王新海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无权向管理中心主张任何侵权责任。（2）第5-8宗土地不应纳入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存在未审理的情形。王新海在2016年7月1日增加诉讼请求后，在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均不认可合同真实性且提出一品园公司作为发包方与王新海签订的三宗合同（含流转的合同）涉嫌私刻公章、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为、要求法院对原件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王新海提交的《公证书》不能证明合同的真实性。王新海主张的是自2012年起无法使用土地的损失，而其2016年7月才在增加诉讼请求中提及5-8宗土地，王新海的诉讼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关于第5宗土地，王新海已于2011年12月13日收到了一品园公司的解除合同《告知函》，王新海据此向东营市垦利区法院起诉，后该案因王新海“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以撤诉处理。王新海明知该合同已解除，仍以虚假诉讼主张巨额赔偿。关于第8宗土地，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张立元、刘春才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依法解除，王新海不是合同相对方，无权向管理中心主张侵权责任。2.关于计算损失的土地面积。《土地承包合同》所涉及的“土地亩数”根据合同中“土地座落”“四至”确定，包括全部的土地亩数，与实际的可耕种面积不是一个概念。原一审庭审时水稻和土壤专家都提到，土地总面积中包含生产道路（田间路、生产路）、灌水渠道、排水沟、田埂等，这些土地不能耕种。根据原一审法院调取的山东省气候中心《土地利用分类示意图（卫星遥感数据分析）》显示的2005年至2011年涉案14号、16号地棉花种植面积比例，涉案土地的合同土地亩数与实际能种植的面积有巨大差异，能种植的面积才可能有经济收益。因此，经济损失的计算必须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基数，王新海主张以合同四至所确定的面积计算损失错误。3.关于损失发生的时间。（2017）鲁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于2017年5月解除，因此，王新海主张的2018年度损失没有法律依据。4.关于计算损失的依据。（1）王新海主张按照鉴定意见书作为损失计算的依据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论是重新鉴定还是补充鉴定均须由案件当事人先行申请。在本案的原一审和重一审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申请。鉴定意见与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不一致，法院已明确委托事项为“种植棉花”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而鉴定意见却以水稻为种植物进行的鉴定，侵害了管理中心的权益。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方法有明显缺陷且结论的依据不真实。鉴定意见书与管理中心提供的证据、三位专家的意见明显相矛盾。（2）王新海主张以水稻作为计算损失的种植品种不能成立。王新海承包土地期间种植的作物品种是棉花。王新海在原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供的信访件中明确土地为“万亩棉田”，其申请的四位证人当庭均表示一直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棉花。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卫星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结果》及原一审法院调取的山东省气候中心《土地利用分类示意图（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均显示，2005年至2011年涉案土地种植的是棉花。原一审法官实地走访形成的《调查笔录》也对种植棉花的事实予以了印证。2012年之前涉案土地不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2012年10月,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开发项目一二期工程土壤及地下水基本理化性状调查报告》显示，涉案土壤属于典型较重盐碱耕地。东营市气象局出具的《2005-2016年垦利区降水量（mm）和蒸发量（mm）统计》显示：涉案的垦利区2005年至2016年降水量远远低于蒸发量。自然降水不可能满足普通农作物生长，更不可能满足需要大量淡水的水稻种植。山东同正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垦利区分局、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具的《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用地示意图》《黄河农场用地示意图》和《东营市地图》显示，涉案三宗土地是原黄河农场的近海土地，盐碱严重，在没有整体规划和巨资投入的情况下，涉案土地不可能有充足的水源满足水稻种植。原一审庭审时，土壤、水利、水稻专家均明确了棉田改造成水稻田的相关技术要求，棉田改种水稻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种一次性投入只有政府投入改造才能做到。2012年后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对涉案土地进行平整、修建水利等工程，累计投入资金合计人民币61635万元，修通垦东干渠、平整土地、配套建设灌排体系，才有可能引入黄河水进行土地压三碱、浇灌并改种水稻。5.一般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原则，本案中，王新海自始至终未能对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和王新海作为自然人的举证能力，基于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考虑，综合王新海实际承包土地期间的种植收益等情况，参照物价部门的统计数据等各方面情况和档案材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原则，酌定王新海的经济损失”是正确且公平的。 正大公司辩称：同意管理中心的答辩意见。一审判决正大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 东营市政府辩称：（一）一审认定“棉花作为王新海承包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正确，与客观实际情况相符。1.涉案土地在2012年收回之前一直种植棉花。原审中，王新海申请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的证言与卫星遥感影像图显示内容相一致，能够证实涉案土地在2012年收回之前一直种植棉花。2.一审法院现场勘查和实地调查走访情况反映涉案土地性质只适宜种植棉花。政府对土地进行改造之前，涉案土地性质及水利配套设施条件不能种植水稻。一审中，管理中心和正大公司分别申请土壤、水利、水稻种植方面的专家到庭，对涉案土地的土壤性质、土壤肥力、净地种植面积、农作物灌溉、棉花改种水稻的条件等方面提出意见，专家意见与原审法院实地勘查、调查走访情况相一致，涉案土地存在土质不好，盐碱度高，肥力条件差，水利配套设施差的问题，而王新海在耕种期间又未能对涉案土地进行实质性改造，涉案土地不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王新海上诉称“涉案土地在未经政府改造前就已经具备直接种植水稻的条件”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对于王新海承包土地范围的认定正确。1.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王新海承包土地范围为14号、16号地，面积为9523.3亩。《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土地面积与王新海在信访函、收到条中对于土地面积的表述一致。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证据，依据合同约定认定承包土地亩数为9523.3亩正确。2.王新海主张对于其余4宗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新海在原审中提交的2005年4月5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林带），承包方为星海公司，王新海不是合同主体，不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无权向东营市政府主张侵权损失。（2）关于王新海主张的其转承包孙立元、刘春才的土地问题，东营市政府在庭审中提交的2012年2月28日《解除（与孙立元、刘春才）土地承包合同协议书》，证明孙立元、刘春才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王新海在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主张对该地块具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法律依据。（3）对于其余地块，王新海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全部为复印件，东营市政府无法确认合同的真实性。合同中的承包方为一品园公司，王新海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涉案合同土地存在关联关系，无法证实其为涉案合同土地的权利人，王新海据此主张土地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于土地收益损失数额的认定正确。1.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认定为棉花，土地面积认定为9523.3亩正确。一审法院在确定了涉案土地面积及种植作物品种的情况下，根据卫星遥感地图的测算数据，以王新海承包土地期间种植棉花面积比例最大的一年的种植面积和棉花亩产最高年份的亩产量为基数计算其承包土地的实际损失，对于作为承包人的王新海最有利，也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计算方法公平、适当。2.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意见书以种植水稻为标准鉴定损失，而一审法院委托内容是以种植棉花为标准计算损失，鉴定意见与委托事项不符。庭审中，各方均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员承认现场勘验中未对涉案土地排水沟里的水做抽样检测，庭后也未对鉴定结论作出调整。鉴定没有考虑承包土地存在盐碱度高、肥力差、水利灌溉条件不配套等情况，直接以种植水稻为标准计算损失，不符合涉案土地实际情况。（四）王新海主张2018年的土地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王新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东营市政府与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停止对王新海的侵权；2.判令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共同向王新海赔偿2012年度至2016年度因其无法使用承包土地导致的经济损失312261742元；3.所有的诉讼费用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新海于2019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东营市政府与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停止对王新海所承包的涉案土地的侵权；2.请求判令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共同赔偿王新海2012年至2018年因无法使用涉案承包土地导致的经济损失312261742元；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均由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3月29日，发包方（甲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与承包方（乙方）王新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甲方土地。主要内容：一、标的。甲方所管理使用的位于黄河农场农业开发区农业土地承包经营区。土地坐落：壹拾陆号地，南支排以南，一品干渠以东，南界沟以北，南独池以西。土地亩数：肆仟玖佰伍拾捌点壹亩（4958.1亩）。二、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32年12月30日止，共计28年。三、承包费。1.土地单价：2007年8元/亩。2.共计：2007年承包费叁万玖仟陆佰陆拾肆元捌角整。四、承包费支付方式。2005年承包费零元，由乙方到甲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缴纳，凭银行收款收据及代管方和乙方签字盖章后到甲方签订本合同；2008年至2011年，在2007年基础上每年5%递增，即2008年41648.04元，2009年43730.44元，2010年45916.96元，2011年48212.81元。2012年至2032年在2011年基础上每年10%递增，以此类推至合同结束。每年承包费在每年的壹月壹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足。五、甲方权利。1.合同到期后，甲方无偿收回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归甲方所有。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合理利用保护土地。3.本合同期内，如遇司法行为、招商引资、国家建设和公益事业需要、区域整体开发等原因需要提前解除合同或者调整合同的，甲方依法通知乙方终止本合同。原已缴纳承包费的，征收单位按剩余期限退回剩余承包费给乙方，有青苗补偿相应的青苗补偿费，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4.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和未交清土地承包费的，甲方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六、甲方义务。1.维护乙方在本合同约定且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不干涉乙方的承包经营权及正常的承包经营活动。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七、代管方权利。1.代理甲方监督、管理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合理利用保护土地。2.代理甲方维护乙方在本合同约定且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八、代管方的义务。1.负责将征收的土地承包费交纳到甲方指定的账户。2.不干涉乙方的承包经营权和正常的承包经营权活动。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九、乙方权利。1.本合同期内依法享有该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承包的土地，如遇本合同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乙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青苗补偿。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十、乙方义务。1.维护土地的农业种植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2.乙方只有在征得甲方允许后才能进行开发及建设，相关费用自行承担，合同到期后无偿交还甲方。3.依照合同约定按期缴纳承包费，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发包方土地，已预交的承包费及押金不再退还，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相关费用及损失。4.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5.生产、生活用水用电及其他费用自行承担。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十一、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认真履行，不得违约，如甲方违反第六条一、二款规定，退回相应承包费，并赔偿乙方相应经济损失。若乙方违反第十条1、4款的，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合同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依法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违反第十条2、3款，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乙方承担由此所造成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十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十三、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达成的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2005年10月10日，发包方（甲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与承包方（乙方）王新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甲方的农业开发区境内三干排水沟和二干排水沟。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共计14年。承包费：2005年承包费陆仟元整，2006至2018年每年陆仟元。每年承包费在每年壹月壹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足。合同的其他内容与2005年3月29日三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基本一致。 2005年12月14日，发包方（甲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与承包方（乙方）王新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甲方的原黄牛队驻地以北壹拾肆号地，土地亩数为肆仟伍佰陆拾伍点贰亩（4565.2亩）。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共计14年。承包费：1.土地单价：2005年11.03元/亩。2.共计：2005年承包费伍万零叁佰伍拾肆元壹角陆分。承包费支付方式：2005年承包费50,354.16元，由乙方到甲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缴纳，凭银行收款收据及代管方和乙方签字盖章后到甲方签订本合同；2006年至2007年，在2005年基础上每年5%递增，即2006年52811.87元，2007年55515.46元。2008年至2018年在2007年基础上每年10%递增，以此类推至合同结束。每年承包费在每年的壹月壹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足。合同的其他内容与2005年3月29日三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基本一致。 2005年1月18日、2008年1月10日和2013年7月2日，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甲方）与黄河农场（乙方）分别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土地委托代管补充协议》两份，约定黄河农场在维持农业用地情况不变的前提下，暂管理该片土地，收取土地承包费用，全权处理与代管宗地有关的纠纷；负责代管土地的发包及解除承包合同收回土地；若遇规划调整、招商引资等情形解除《委托协议书》，并由乙方负责处理代管土地承包合同的解除、补偿等有关事宜；委托代管期限至2018年1月17日。 2010年8月10日，东营市委办公室印发《东营市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东办字（2010）37号]，意见决定以黄河农场、市畜禽良种场现有权属面积为界，设立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并成立管理委员会，保留黄河农场牌子。2011年11月14日，管理中心向东营市政府提交《关于批复〈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的请示》。2011年12月13日，东营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2011—2020年）的批复》，规划范围包括整个现代畜牧业示范区，面积约128平方公里，形成综合服务区、现代畜牧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兴低碳产业园及现代物流产业园。 2012年2月19日，东营市人民政府（甲方）与泰国正大集团（乙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开发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园，甲方交付乙方开发建设的生态园土地总面积79800亩，生态园中的农业种植用地为74800亩，主要用于水稻种植、蔬菜种植、优质水果及花卉栽培、种子种苗培育、农业观光等。 2012年2月25日，管理中心向王新海发出《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通知书》，通知其承包的土地在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范围内，因黄蓝经济区整体开发需要，依据合同约定解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发包土地。王新海认可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但称其坚决反对解除合同，农民们系被强行驱逐出涉案土地的。王新海与农民们多次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对此事件进行了协调。2012年11月4日和同年12月3日，王新海委托王中安（王新海之父）收取管理中心支付的款项。王中安于2012年12月3日出具了收到条：“今收到江苏王新海（身份证号082219742260019）在山东东营市黄河农场承包的玖仟陆佰余亩土地回收补偿预支款伍佰万元整（500.00万元）。” 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东营市财政局先后四次联合下发文件，分期分批下达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未利用地开发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期间，东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东营市水利局、东营市水利局向管理中心作出批复，同意实施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东干渠节水改造工程。基于正大项目政府投入资金合计61635万元。 2013年11月20日，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分别以星海公司和王新海为被告，向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之诉，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王新海签订三份、与星海公司签订一份）已解除，案号分别为（2013）东民初字第3052、3053号。2014年9月，一审法院决定将上述两起案件提级审理。2015年9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鲁民一初字第34号和（2014）鲁民一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均判决驳回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31号和（2016）最高法民终32号民事判决，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3237号和3263号裁定，驳回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的再审申请。 本案原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王新海申请证人王中山、胡平涛、胡洪志、胡平海出庭作证。四位证人陈述的主要内容：一、四人身份均为农民，自2003年开始，在王新海承包的土地上种植棉花，与王新海签订过合同并向其缴纳费用，他们分别承包土地200多亩或300多亩，2011年种植棉花没有收入。二、大约2011年10月份或者年底，来了上百名警察，将他们强行赶出种植的土地，他们组织起来多次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上访信访，但问题均未得到解决。三、四人均认可从王新海处收取过临时安抚费2万元至3万元不等。经质证，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对于上述四位证人的陈述均不予认可：一是上述四位证人陈述的被赶出黄河农场的时间与王新海主张的时间不一致；二是上述四位证人是从王新海处承包的土地，但王新海作为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无权进行转租，这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王新海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是四位证人均表述知晓王新海从管理中心领取过款项，但王新海向农户的表述与其实际领取的是土地补偿款的事实不符；四是上述四位证人陈述种植的是棉花，王新海举证的损失依据是种植菊芋收益估算表，明确不符，该证据是虚假证据；五是正大公司自2012年2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在该土地上进行沟渠路建设、种植收获第一季水稻，并未受到王新海以及农户的阻碍，其行为是公开的、善意的，不存在侵权行为。 根据王新海的申请，原一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分别对王新海2012年至2014年、2012年至2016年无法使用其承包的16号土地（4958.1亩）、14号土地（4565.2亩）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因王新海不配合通过摇号的方式进行排序选择鉴定机构，并中途离场，致使选定鉴定机构工作不能进行；且经过对各方当事人推荐的鉴定机构资料审查，鉴定机构的资质均不符合鉴定项目的要求，遂决定终止该案鉴定。 2017年5月27日，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向王新海寄送《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通知》，通知与其解除上述土地承包合同，如有异议，可依法主张权利。王新海于2017年7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三份《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通知》无效，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1.1亿元。2018年1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民初7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王新海的诉讼请求。王新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54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9日受理该案，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鲁民初74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新海的诉讼请求。 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原一审期间第二次启动鉴定程序，委托鉴定中心对王新海2012年至2016年无法使用（种植棉花）其承包的16号土地（4958.1亩）、排水沟、14号土地（4565.2亩）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2017年11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20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案涉承包地如果种植棉花是亏损状态，故损失以种植水稻计算较为合理，鉴定结论为2012年至2016年王新海无法使用其承包的16号土地（4958.1亩）、14号土地（4565.2亩）导致的经济损失为1036.45元/亩，共计49352121.43元。王新海为此交纳鉴定费312000元。 针对该鉴定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提出书面异议，鉴定机构给予了书面答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询。王新海对鉴定农作物的品种、亩产量等问题提出异议；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和东营市政府对鉴定意见与委托事项不一致、可种植作物的品种、产量水平、种植成本、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资质等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无效。庭审中，管理中心和正大公司分别申请土壤、水利、水稻种植方面的专家到庭，就涉案土地的土壤性质、土壤肥力、净地种植面积、农作物灌溉、灌溉水源、灌溉模式、棉花改种水稻的条件、水稻的亩产量等方面提出意见：一是涉案土地盐碱度严重、系肥力最低的6级土地，二是涉案土地灌溉沟渠不配套，水沟内是盐水不能用于灌溉，而种植水稻必须用大水洗盐压碱，土壤养分损失大，第一、二年种植水稻产量较低，三是鉴定报告中未减去沟、渠、路等实际不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四是水稻种植还必须具备有水源灌溉、能灌能排、土地平整的三个条件，否则无法种植水稻。上述因素均严重影响水稻的产量，具备完善的水稻种植条件的土地租金一般在500—600元／亩，政府统计部门2012—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地符合种植水稻条件的土地实际亩产量大约为400公斤左右，鉴定结论为550公斤／亩，与客观实际严重不符。当庭，鉴定人员未对上述问题给予答复，但承认现场勘验中未对案涉土地排水沟里的水做抽样检测。庭后，鉴定中心再次出具说明对相关问题进行答复，但并未对鉴定结论进行调整，亦未对管理中心、正大公司提出的意见作正面回复。 2018年4月26日至27日，原一审承办法官到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对案涉14号、16号土地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土地大片荒芜，泛着白碱，只有14号土地上长出小部分绿色的小麦，大部分沟渠干涸，部分沟渠里存有较为混浊的黄黑色水体。期间，分别向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直属分局、东营市水利局垦东灌溉管理所、垦利区农业局农技站、垦利区黄河口镇政府农林站、垦利区统计局等工作人员，案涉14号、16号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以及案涉14号、16号土地相邻的种植农户和黄河农场职工代表等进行大量调查走访，调取了相关资料，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调查笔录及调取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质证。 被调查人员普遍反映的情况：一、关于案涉14号、16号土地的情况。该部分土地全部为旱田盐碱地，原是农场黄牛队放牛的地方，盐碱度高，肥力差，出苗率低，只能种棉花；王新海承包土地自己并不从事农业种植，而是转包给他人种植；承包户亏本的多，基本上一年换一批人；黄河农场在黄河入海口最下游，没有灌溉水源；旱田改成水田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普通农户财力根本不可能达到，仅垦东灌区工程政府累计投入7403万余元，而且为了黄河的安全，修建水利设施等需要黄河管理部门的审批，一般乡镇政府也不可能达到修建能力；种植水稻需要从黄河引水，要经水利部黄河委员会进行用水许可审批，案涉土地2005年至今均未取得用水许可；灌区泵站水从黄河出来之后，水利部黄河委员会就开始计费，向水田用户收取水费是每方0.552元（按国务院统一规定），2015年每亩用水2000方左右（100元左右），2016年是1800方（90元左右），2017年1500方左右（80元左右）。二、关于相关土地种植品种及成本收益情况。在当地，此种土地一般是种植棉花，2012年以前，籽棉亩产量能达到200斤至300斤，地质差的能产100斤，地质好的最多400斤；生产总成本很高，生产资料成本（化肥、种子、地膜、农药等）和人工成本合计基本在800元／亩至1000元／亩，市场单价约3元／斤至5元／斤，棉花补贴标准按实际出苗面积进行补贴，而不是根据播种情况测算。当地种植棉花多数年份是亏本状态，承包户基本不挣钱，甚至赔钱。在降水充沛的条件下，地质好的地块种植棉花的利润能达到200元／亩至300元／亩。 原一审期间调取的相关资料情况如下：一、山东省气候中心《土地利用分类示意图（卫星遥感数据分析）》显示，2005年至2011年，案涉14号地棉花种植面积比例分别为31.70%、35.30%、29.10%、19.02%、36.88%、27.86%、45.76%，16号地棉花种植面积比例分别为67.01%、50.20%、20.10%、12.75%、31.08%、18.05%、46.74%。二、山东省物价局《全省主要农副产品成本与收益资料汇编》中东营市辖区内的利津县、广饶县（无垦利区统计数据）2005年至2016年棉花亩产值、总成本、净利润情况（详见附表）显示，2011年以前，利津县、广饶县种植棉花大多能取得利润，2012年以后，种植棉花的净利润均为负数，处于亏损状态。三、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局出具的《棉花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载明，1.2010年至2014年，根据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鲁农财字[2010]8号《关于印发山东省2010年中央财政棉花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植棉农户在种植棉花良种的情况下，本辖区内棉花良种补贴执行标准15元／亩。2.根据鲁财建（2015）19号《关于拨付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资金抓紧做好补贴兑付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财政补贴面积，统一按照2014年棉花良种补贴面积进行补贴，补贴执行标准235元／亩。2015年至2016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执行标准150元／亩。 另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中心。 根据2018年5月28日垦财基（2018）1号《东营市垦利区2017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2017年棉花每亩补贴150元。2018年的棉花种植补贴文件尚未下发。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和东营市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王新海主张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王新海主张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和东营市政府将其承包的土地强行侵占，构成侵权。管理中心、正大公司和东营市政府辩称，管理中心已与王新海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正大公司依据新的承包合同使用土地，不构成侵权，且本案与东营市政府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一）32号判决认定，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并未解除。在管理中心发出解除通知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并未成就，只有作为发包方的东营市自然资源局才具有合同解除权，管理中心不是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管理中心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王新海无从知晓，且即使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管理中心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在未告知王新海的情况下，该协议对王新海不发生法律效力。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对该案的再审申请亦被3263号裁定予以驳回。因此，管理中心在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又将案涉土地交由正大公司使用，侵害了王新海的合法权益，构成侵权。（二）2012年2月29日，东营市政府与泰国正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开发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园，东营市政府交付泰国正大集团开发建设生态园土地，用于水稻种植等。虽然正大公司未提交其占有、使用（耕种）案涉土地的具体依据，但其承认于2012年开始使用案涉14号土地，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也认可正大公司是在泰国正大集团与东营市政府签订上述框架协议的前提下，承包案涉土地进行农业种植的，故正大公司使用案涉土地具有合同依据，且是善意、无过失的，不构成侵权。（三）32号判决认定，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王新海一直依约交纳承包费用，而东营市政府将案涉土地又承包给正大公司，王新海主张东营市政府侵权的事实，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王新海主张东营市政府侵犯其合法权益，具有事实依据。鉴于本案实际，东营市政府已对案涉土地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整理，且已交由正大公司占有、使用数年，客观上已不具有返还土地的条件。因此，对于王新海要求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在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又将案涉土地交由正大公司使用，均存在过错，侵害了王新海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王新海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新海承包土地后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种植，而是转包给他人种植，由王新海收取转包费。因此王新海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应以在承包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收益为限。具体而言： （一）关于王新海承包土地的范围。1.王新海起诉时提交四份《土地承包合同》，四份合同中约定的发包方均为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均为东营市国营黄河农场，其中有三份合同（16号地、排水沟、14号地）约定的承包方为王新海，而另一份2005年4月5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林带），约定的承包方为星海公司。虽然星海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该合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由王新海享有和承担，但王新海或者星海公司均无证据证明上述合同主体的变更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经过了合同相对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的同意和认可，故星海公司的该情况说明依法不能产生合同义务转移的法律效力，王新海无权在本案中以其个人名义向管理中心等被告主张权利，星海公司可另行主张。2.王新海提交2004年8月25日一品园公司与王新海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合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现金过付清单、收取土地承包费清单；刘四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合同》及公证书，刘四与孟宪霖、孟宪霖与王新海签订的《协议》；2004年3月10日邓乃龙、胡玉国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及公证书，邓乃龙、胡玉国与王新海等签订的《水库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等；2005年3月23日发包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与承包方张立元、刘春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公证书，2005年10月28日张立元、刘春才与金大地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016年7月18日金大地公司出具的《说明》，黄河农场用地示意图等。王新海提出，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侵权的范围还包含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土地范围。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公证书显示系证明复印件与王新海出示给公证员的原件相符，但无法证明原件中一品园公司的印章及相关人员的签字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合同合法有效，且因合同或协议系王新海与案外人签订，有的合同没有注明具体的签订时间，因此要求王新海提供原件，并对原件中所有的印鉴和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合同或协议均为复印件，虽然王新海提交了四份公证书，但公证书仅能证明王新海提交的复印件与其出示给公证员的原件一致，不能证明该原件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与张立元、刘春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被管理中心提交的2012年2月28日解除（与张立元、刘春才）土地承包合同协议书（原件）所解除，王新海据此主张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新海提交的垦利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等证据系原件，但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垦利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因此，结合王新海提交的信访函件中提到的“万亩棉田”被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侵占的记载，以及王新海的父亲王中安受其委托收取款项并于2012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条中关于“今收到江苏王新海在山东东营市黄河农场承包的玖仟陆佰余亩土地回收补偿预支款伍佰万元整”的内容，确定王新海承包土地的范围为14号、16号土地，承包土地面积为9523.3亩。 （二）关于承包土地种植的作物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新海诉称，其在案涉土地上从事高粱、棉花、大豆、水稻等常规作物的种植，并对高效经济作物“菊芋”进行试种。原一审时，王新海主张以“菊芋”作为计算损失的作物品种，并提交南京农业大学隆小华教授、南京农业大学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工程中心出具的《东营王新海菊芋种植收益评估表》作为证据。但隆小华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工程中心均称其不认识王新海，从未办理过该收益评估表，也未在该收益评估表上签名、盖章。故对王新海主张以“菊芋”作为确认经济损失的作物品种的主张，因无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期间，王新海主张应以水稻作为确认经济损失的作物品种，并提交中科院遥感中心提供的《东营市黄河口土地地理信息处理—八宗土地及周边区域卫星数据采集处理》、2016年卫星遥感图等证据，证明2002年案涉土地没有人工沟、渠、水库，经过王新海的不断投入，2011年土地经过开发、每年进行灌溉、具备种植棉花、水稻、菊芋的条件，且与王新海同样情况的土地，农户也从种植棉花改为种植水稻。经质证，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均不认可王新海提交的证据及主张，主张2002年时案涉土地上的水是盐碱水，不能用于灌溉，2012年以后能种植水稻是由于政府6亿元的投资。一审法院认为，王新海提交《东营市黄河口土地地理信息处理—八宗土地及周边区域卫星数据采集处理》等系其单方委托制作，且其并未提交对承包土地进行改造投入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综合转包农户证实承包土地上一直种植棉花的事实，王新海承包土地附近区域的实际状况，以及原一审期间法院调查走访的实际情况，确定棉花作为王新海承包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与客观实际情况较为相符。 （三）关于收益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因管理中心的侵权行为，导致王新海无法使用案涉土地，对其损失应予赔偿。根据王新海的申请，原一审期间，经法院委托，鉴定中心对王新海2012年—2016年无法使用（种植棉花）其承包的16号土地（4958.1亩）、14号土地（4565.2亩）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2017年11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202号鉴定意见书，认为期间种植棉花亏损，遂以种植水稻为标准作出鉴定意见，认定2012年—2016年王新海无法使用其承包的16号土地（4958.1亩）、14号土地（4565.2亩）导致的经济损失为1036.45元/亩，共计49352121.43元。针对该鉴定意见，各方当事人均提出书面异议，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申请土壤、农业、水利方面的专家证人到庭质询，鉴定中心均给予书面答复并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审理期间，王新海又主张认可鉴定中心以水稻为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山东省气候中心提供的《卫星遥感影像图》《土地利用分类示意图（卫星遥感数据分析）》显示，涉案16号土地自2008年8月至2011年9月（无2012年的示意图）期间，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王新海承包该土地时仅零星种植棉花，没有种植水稻的情况。2.王新海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案涉14号土地自2008年8月至2011年9月期间，王新海利用部分土地种植棉花，2013年该土地未用于种植，全部是盐碱地；2011年农民种植棉花基本没有收入，且其相邻的其他地块于2010年、2011年仅有小部分种植棉花和水稻。2013年9月至2016年7月期间，该16号土地一直处于撂荒状态，全部是盐碱地，其相邻的其他地块多用于种植水稻。3.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较低，每亩8元、11.03元不等，说明土地种植条件较差、收益不高；管理中心、正大公司申请到庭的土壤、农业、水利方面的专家证人，王新海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原一审期间调查的东营市及垦利区自然资源、农技、农林、水利等方面的工作人员，案涉14号、16号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案涉土地相邻的种植农户和黄河农场的职工代表，均反映案涉土地存在土质不好、肥力条件较差的问题，不能种植水稻；同时，王新海承包案涉土地后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转包给其他农民耕种，农民多是分散性种植，其各自的种植水平，管理能力、生产规模等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没有能力对土地进行大规模平整改造和水利配套设施建设，对种植作物的经济收益稳定性均有较大影响。4.鉴定中心根据2017年9月现场勘验及其他相邻土地的情况，结合其他鉴定资料，得出“案涉承包地如经过十年的改良，应能够满足棉花、水稻等农作物种植的基本条件，种植这些常规作物一般能够达到中等以上产量”的结论，但却直接以种植水稻为依据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既与法院委托以种植棉花为标准计算损失的鉴定要求明显不符，没有充分考虑王新海承包的土地存在土质贫瘠、肥力较差、水利灌溉条件不配套等实际情况，也与原一审期间实地调查走访的事实也存在较大差距，故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能作定案依据，王新海提交的南京农业大学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工程中心出具的种植收益评估表亦系虚假证据，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确定实际损失数额。然而，本案中，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确已实施了侵权行为，导致王新海无法使用涉案土地，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和王新海作为自然人的举证能力，基于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考虑，综合王新海实际承包土地期间的种植收益情况等情况，参照物价部门的统计数据等各方面情况和档案资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按照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原则，酌定王新海的经济损失，对于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当事人权益和兼顾社会效果，更为公平和适当。而鉴于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已于2017年解除，故对王新海关于2018年无法使用涉案土地的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2012年至2017年无法使用涉案14号、16号土地的实际损失，应根据卫星遥感地图的测算数据，以王新海承包涉案土地期间（2005年至2011年）种植棉花面积比例最大的一年，即2011年的实际种植面积为基数，以2012年之前棉花亩产最高年份的亩产量（300斤），按平均市场单价（4元／斤）为参照标准，减去最低的生产总成本数据（800元／亩＋承包费）予以确定。计算方式为：每年净利润＝[每亩总产值（亩产量×市场单价）－每亩总成本（生产资料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即承包费）]×实际种植面积，另外还包括每年的棉花补贴费用，共计算5年的损失。具体分述如下：1.每亩总产值：300斤／亩×4元／斤＝1200元；2.每亩总成本，包括生产资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合计800元／亩、土地承包费13.74元／亩（按土地承包合同约定，2012年至2017年，王新海土地承包费分别为10.69元／亩、11.76元／亩、12.94元／亩、14.23元／亩、15.65元／亩、17.21元／亩，平均为13.74元／亩），合计813.74元／亩；3.实际种植面积，2011年14号、16号土地棉花种植面积比例分别为45.76%和46.74%，14号地实际种植面积为2089.03亩（4565.2亩×45.76%）；16号地实际种植面积为2317.41亩（4958.1亩×46.74%），共计4406.44亩；4.棉花补贴费用，2012年和2013年合计132193.20元（15元／亩×4406.44亩×2），2014年为1035513.40元（235元／亩×4406.44亩），2015年和2016年合计1321932.00元（150元／亩×4406.44亩×2），2017年为660966.00元（150元／亩×4406.44亩）,6年共计3150604.6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定王新海2012年至2017年无法使用涉案14号、16号土地的实际损失为13362793.68元[（1－2)×3×5年＋4]。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王新海要求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要求正大公司赔偿损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新海2012年至2017年无法使用涉案土地导致的经济损失13362793.68元；二、驳回王新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3109元，由王新海负担1546519元，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负担56590元；鉴定费312000元，由王新海负担。 本院查明，一审判决第33、34页存在笔误。其中第33页最后一行“共计算5年的损失”应为“共计算6年的损失”；第34页第一段最后一行的损失计算公式“[（1－2)×3×5年＋4]”应为“[（1－2)×3×6年＋4]”，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及答辩情况，当事人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王新海要求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停止侵权的主张应否支持；二、王新海关于向其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应否支持。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王新海要求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停止侵权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 首先，关于管理中心是否侵权的问题。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知，2010年8月，东营市政府决定在包括案涉范围土地在内的特定区域设立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对2012年管理中心向王新海通知解除案涉合同的行为，32号判决一案以管理中心不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人故无权解除合同等事由为据，认定合同未解除。2017年5月27日，作为发包方的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又向王新海寄送《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通知》，双方再次引发诉讼，现案件已由最高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3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自2017年5月27日东营市自然资源局解除通知到达王新海时起，双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解除。综上，管理中心一方自2012年从王新海处收回土地时起到2017年5月27日合同被解除之前的期间内，在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未解除情况下将土地交由正大公司使用的行为，损害了王新海的权益，一审法院认定管理中心在此期间内对王新海构成侵权，并无不当。其次，王新海要求停止侵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自2017年5月27日案涉合同解除之后，王新海基于土地承包合同所享有的使用案涉土地的权利后续已不再享有。而且，案涉土地已被当地政府纳入战略合作开发范畴，从王新海处收回土地后，政府已经陆续投入了数亿元资金，新的合作方也已经进驻多年。王新海在本案以及另案中关于停止侵权、继续履行合同等主张，与实际情况和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另外，关于正大公司是否对王新海构成侵权的问题。正大公司是在泰国正大集团与东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前提下，承包了涉案土地。正大公司使用涉案土地有合同依据，自身并无过错，王新海主张其侵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关于正大公司不构成侵权的认定，结论正确。 二、关于王新海要求管理中心、正大公司、东营市政府共同向其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 如前所述，自2012年从王新海处收回土地时起至2017年5月27日合同解除为止，管理中心、东营市政府的行为构成侵权，对王新海在此期间内产生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因正大公司的行为对王新海不构成侵权，故对王新海要求正大公司与管理中心等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王新海承包土地后，并未直接种植，而是转包给他人种植并收取转包费。 关于王新海承包土地的范围。王新海主张一审法院关于土地范围的认定有误，应认定实际承包了八宗土地，即：起诉时提交的四份《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的16号地、排水沟、14号地、林带；四份公证书涉及的四宗土地（公证书涉及的合同具体指一品园公司与王新海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合同》，刘四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合同》，邓乃龙、胡玉国与一品园公司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发包方东营市自然资源局、代管方黄河农场与承包方张立元、刘春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王新海于起诉时提交的四份《土地承包合同》中，有三份合同（承包16号地、排水沟、14号地）约定的承包方为王新海，可以确定属于本案承包地范围。排水沟无种植面积，核定损失时对此部分未予认定，符合实际。另一份承包林带的合同中，承包方为星海公司。星海公司关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情况说明未得到东营市自然资源局的同意，因此不能产生合同义务转移的法律效力，故王新海无权在本案中以其个人名义向管理中心等主张权利，星海公司可对此另行主张。关于公证书涉及的四份合同，有的为王新海与案外人签订，有的经转包后由王新海承包，王新海均未提供合同原件，无法证明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公证书所涉合同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王新海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系该四宗土地的承包方。结合王新海提交的信访函件及其父王中安受其委托收取款项并于2012年12月3日出具的收条中的内容，一审法院确定王新海承包土地的范围为14号、16号地，承包土地面积为9523.3亩，结论正确。 关于如何认定承包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问题。本案第一次一审、二审期间，王新海不同意鉴定意见按照种植水稻计算得出的损失数额，认为应当按照种植“菊芋”计算其所受损失。此次上诉，王新海不同意一审法院按照种植棉花的标准计算，主张以水稻作为计算损失的种植品种。本案审理期间，王新海提交的证据始终不能证明其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作物系水稻。根据转包农户的证言及原一审期间法院调查走访的实际情况，可以证明涉案土地上当时一直在种植棉花而没有种过水稻。因此，一审法院以棉花作为王新海承包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品种，符合客观情况，并无不当。 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2012年王新海承包的案涉土地被收回，案涉土地承包合同于2017年5月27日解除。因此，王新海无法使用14号、16号土地的时间应为2012年至2017年。王新海上诉主张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后的2018年无法使用涉案土地的损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王新海上诉主张应以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水稻为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原一审法院明确委托事项为对“种植棉花”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而鉴定意见却是以水稻为作物品种进行的鉴定。该鉴定意见既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不一致，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能作为确定损失数额的依据。在王新海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能确定其实际损失数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王新海实际承包土地期间的种植收益情况等情况，按照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原则，对王新海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无法使用14号、16号土地的实际损失，以王新海承包涉案土地期间种植棉花面积比例最大的2011年的实际种植面积为基数，以2012年之前棉花亩产最高年份的亩产量300斤，按平均市场单价4元／斤为参照标准，减去最低的生产总成本数据予以确定，符合实际情况，也充分保护了王新海的权益。 综上所述，王新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3249元，由王新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银春 审判员  汪治平 审判员  谢爱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柳凝 书记员武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