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渝0152行初50号 原告杜中英，女，196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 委托代理人龙章福，广安市前锋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旗龙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670604W。 法定代表人黄明会，主任。 出庭负责人赵世利，二级巡视员。 委托代理人程雪莲，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敏璇，重庆坤源衡泰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000007178369727。 法定代表人马晓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龚向光，二级巡视员。 委托代理人张安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05726W。 法定代表人罗勇，院长。 委托代理人汪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启明，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中英诉被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健委）行政回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11月6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渝01行辖562号行政裁定，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月7日受理，于2020年3月3日作出（2020）渝0152行初9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杜中英的起诉。原告杜中英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渝01行终234号行政裁定，撤销（2020）渝0152行初9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市卫健委于2020年8月27日向本院申请追加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重医附一院）作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重医附一院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中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龙章福，被告市卫健委的行政负责人赵世利、委托代理人程雪莲和王敏璇，被告国家卫健委的委托代理人龚向光、张安灏，第三人重医附一院委托代理人汪艳、陈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6月4日，市卫健委作出《关于杜中英来信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内容为：关于“投诉人之子患者黎义生诉重医附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于2012年10月25日开庭审理，重医附一院交渝中区法院(2012)中区民初字第8519号卷中……患者黎义生在2011年8月15日只做了头颅CT检查。而并非‘三维重建胸部平扫’检查”“2016年4月18日重医附一院诉黎文成、杜中英(患者父母)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21日开庭审理，被投诉医院交渝中区法院(2016)渝0103民初6055号案2011年8月15日患者黎义生在重医附一院放射科CT检查报告单是‘三维重建胸部平扫’，但2011年8月15日没有《三维重建胸部平扫》的收费，也没有临时医嘱，而2015年9月6日有《三维重建胸部平扫》的收费……检查编号与检查日期不相吻合……检查报告单没有审核人的手写签名；也没有重医附一院放射科的印章，更没有条形码……将普通病房改为ICU病房，把30床改为06床，明显违法”“请贵委依法对被投诉人出具‘CT检查报告单’的真实性查处并书面答复”等相关问题。经了解，在您提供的相关材料中，2011年8月15日CT检查报告(病人ID:P000038249，CT号：201108150249)由医院放射系统打印生成，另一份CT检查报告(检查编号ZHCT201509061303)由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自动打印生成，两份检查报告来自不同的系统路径。在打印时，重医附一院电子病历系统和放射系统可能存在部分字段信息对接不准确的情况，导致2015年9月6日的检查报告无放射科的印章和条码，且检查时间默认为2011年8月15日。经进一步核实，两次检查记录与您提供的费用清单均能对应。就该问题，我委已责成重医附一院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电子病历基本规范》等要求，加强病历管理，不断完善电子病历系统，查找存在的问题并立即整改，同时就相关情况主动和您联系做好解释答疑工作。您所反映的“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等相关问题，系您与重医附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2012）中区民初字第8519号】和医疗服务合同案【（2016）渝0103民初6055号）】中，重医附一院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和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的规定，关于您反映的“CT检查单”等相关问题，您可以申请鉴定，还可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由法院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采纳的结论。杜中英不服，向国家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卫建委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卫健委于2019年6月4日所作《回复》。 原告杜中英诉称，原告于2019年4月8日向市卫健委提交了《对重医附一院“文明”医师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投诉书》（以下简称《投诉书》），请求市卫健委对被投诉人重庆附一院的放射科医生文明，在为原告之子黎义生住院治疗时出具不真实的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报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同年6月4日，市卫健委作出涉案《回复》，原告对《回复》不服，于同年8月12日向国家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后按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提交了补正材料。同年10月12日，国家卫健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卫健委的《回复》。原告认为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和国家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存在错误。首先，原告要求市卫健委对投诉中涉及的有关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认定核实并处理，市卫健委未正面答复认定是否存在“真实性”问题，即未对原告的投诉事项是否属实作出明确判断，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市卫健委是对原告所投诉的事项具有管辖权的机关，其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与法院各司其职，然而，《回复》要求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去履行本来应该由市卫健委履行的职责，市卫健委系推卸责任，其行为明显不当。再次，市卫健委只是卫生行政部门，不是司法审判机关，却以《民事诉讼法》来为其不当行为找借口。市卫健委错误滥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市卫健委未告知原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显属程序违法。市卫健委所作回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国家卫健委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能依法正确审查认定市卫健委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错误。综上所述，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均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恳请贵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撤销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就投诉的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及答复；2.撤销国家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杜中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 第二组证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杜中英来信的回复》，拟证明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无视原告提供的直接证据，故意包庇重医附一院的违法违规行为，在给重医附一院的通知中明确了医院的问题和责任，但在《回复》中却称：“2011年8月15日CT检查报告(病人ID:P000038249，CT号：201108150249)由医院放射系统打印生成，另一份CT检查报告(检查编号ZHCT201509061303)由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自动打印生成，两份检查报告来自不同的系统路径。在打印时，重医附一院电子病历系统和放射系统可能存在部分字段信息对接不准确的情况，导致2015年9月6日的检查报告无放射科的印章和条码，且检查时间默认为2011年8月15日。”与原告的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矛盾。原告于2019年3月11日11时20分在重医附一院病案科电子病历系统打印的2015年9月6日黎义生的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报告上时间是2015年9月6日，有医生的手写签名、病人ID号、条码、重医附一院病案科的专用章。市卫健委仅凭重医附一院的自查回复作出涉案《回复》，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第三组证据：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国家卫健委未进行实体审查，程序违法，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明显错误。 第四组证据：《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信封，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10月17日收到复议决定书。 第五组证据：2015年9月6日《CT检查报告单》，拟证明被投诉人将黎义生2015年9月6日的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报告改为2011年8月15日的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报告。市卫健委依据重医附一院作出的《关于渝卫健信访字[2019]5321号杜中英信访投诉“重医附一院文明医师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的回复》作出涉案回复，与原告2019年3月11日11时20分在重医附一院病案科电子病历系统打印的证据矛盾。 第六组证据：2011年8月15日颅脑平扫《CT检查报告单》，拟证明黎义生在2011年8月15日作的是颅脑平扫CT检查，而非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 第七组证据：2011年8月15日三维重建、胸部平扫《检查报告单》，拟证明被告调查事实不清，此报告是2015年9月6日的检查报告改为2011年8月15日的报告，被投诉人称是其病案科和放射科系统对接不准确，但原告在重医附一院病案科打印的2011年8月15日的颅脑平扫CT检查报告均是准确的，因此涉案《回复》及复议决定均应被撤销。 被告市卫健委辩称，一、市卫健委所作《回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可以被撤销的任何事由。在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书》后，市卫健委向重医附一院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确认：2011年8月15日CT检查报告(病人ID：P000038249，CT号:201108150249)由医院放射系统打印生成，另一份CT检查报告(检查编号ZHCT201509061303)由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自动打印生成，两份检查报告来自不同的系统路径。在打印时，重医附一院电子病历系统和放射系统可能存在部分字段信息对接不准确的情况，导致2015年9月6日的检查报告无放射科的印章和条码，且检查时间默认为2011年8月15日。经进一步核实。两次检查记录与原告提供的费用清单均能对应。结合调查情况，市卫健委已责成重医附一院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电子病历基本规范》等要求，加强病历管理，不断完善电子病历系统，查找存在的问题并立即整改，同时就相关情况主动和原告联系做好解释答疑工作。市卫健委据此于2019年6月4日以书面形式向原告回复并依法进行送达，合法履行了相应职责。综上所述，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且程序合法，市卫健委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回复》不存在可以被撤销的任何事由。二、《回复》与原告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对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的理解，应当从原告是否具有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及其行政行为是否对该合法权益造成了影响进行判断。即如果没有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但是有了行政行为，一般都会产生这种损害，即可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该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而即使该行政行为存在，通常也不会发生这种损害，可认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中，重医附一院在2015年9月6日对黎义生进行了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其《检查报告单》上的“检查编号”为ZHCT201509061303，“检查日期”误落成了2011年8月15日。该错误系重医附一院电子病历系统缺陷，而非医院工作人员故意篡改，该错误不影响其检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亦未对重医附一院的诊疗行为和黎义生的生命及健康情况产生实际影响，故而原告并无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即便原告有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市卫健委对原告作出的《回复》也并未对原告主张的损害产生影响，市卫健委的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回复》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且与原告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卫健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杜中英提交的《对重医附一院“文明”医师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投诉书》及材料；2.《关于杜中英来信的回复》；3.EMS快递单。拟证明2019年4月10日，市卫健委信访办收到杜中英案涉来信;2020年6月4日，市卫健委向杜中英作出《回复》，并于2019年6月5日通过EMS向杜中英邮寄送达该《回复》。市卫健委按法定程序，以书面方式回复了杜中英的来信，已合法履行了相应职责。 第二组证据：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于渝卫健信访字[2019]5321号杜中英信访投诉“重医附一院文明医师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的回复》；2.2011年8月15日颅脑平扫《CT检查报告单》；3.2011年8月15日三维重建、胸部平扫《检查报告单》；4.2015年9月6日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检查报告单》；5.《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费用明细清单》；6.重庆市卫健委办公室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病案管理的通知》。拟证明市卫健委在收到杜中英来信后，根据杜中英所反映问题，对重医附一院展开调查，重医附一院通过书面回复方式说明了情况。在查明事实后，市卫健委办公室以书面形式要求重医附一院加强病案管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市卫健委已合法履行了相应职责。 被告国家卫健委辩称，本案中，杜中英不服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理，国家卫健委认为《回复》认定事实清楚，内容并无不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杜中英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9月3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9〕103号)要求市卫健委提交答复材料。后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决定书交寄发出，程序合法。复议期限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综上，国家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杜中英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卫健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挂号信复印件。拟证明杜中英向国家卫健委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该申请。 第二组证据：1.国卫复议发﹝2019﹞98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2.EMS快递单。拟证明国家卫健委要求杜中英补正。 第三组证据：1.杜中英提交的补正材料；2.挂号信复印件。拟证明补正内容及国家卫健委签收时间。 第四组证据：国卫复议发﹝2019﹞103号《提出答复通知书》，拟证明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9月3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 第五组证据：行政复议答复材料，拟证明市卫健委提交了答复材料。 第六组证据：EMS快递单，拟证明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10月15日向杜中英邮寄送达了复议决定书。 第三人重医附一院陈述，同意二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重医附一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杜中英对市卫健委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市卫健委的证明目的。杜中英认为市卫健委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系本案诉争对象以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根据其他证据和程序来确定。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国家卫健委、重医附一院对市卫健委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杜中英对国家卫健委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国家卫健委的证明目的。对第四、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达到国家卫健委的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国家卫健委的证明目的。 市卫健委、重医附一院对国家卫健委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重医附一院对杜中英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重医附一院伪造病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市卫健委、国家卫健委提交的证据系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收集，来源真实、合法，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杜中英提交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杜中英系黎义生的母亲。2019年4月8日，杜中英向市卫健委邮寄了《投诉书》，请求被告市卫健委对被投诉人文明出具不真实CT检查报告进行查处，并将投诉的转办、受理、查处结果等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函寄投诉人。市卫健委收到《投诉书》后转至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一院于2019年4月26日出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于渝卫健信访字[2019]5321号杜中英信访投诉“重医附一院文明医师出具不真实CT检查单”的回复》，载明：经查信访人提供的2018年8月15日CT检查报告（IDP000038279，检查号201108151249）和2015年9月6日CT检查报告（三维重建、胸部平扫，检查编号ZHCT201509061303）均属实，来源于电子病历系统和放射系统两个不同的电子病历系统路径，故报告单上患者检查基本信息有误。因技术原因我院原电子病历系统和放射系统数据对接时，在报告打印的接口对接中，存在部分字段对接不准确的问题。两个系统区别在于姓名、检查编号、住院号和报告内容实现了正确的对接；而检查日期、报告日期、病区、病号、出生日期等信息未正确对接，导致两边系统打印出来的报告存在不一致问题。检查报告的唯一标识是检查编号，只要两份检查报告的检查编号一致，就说明两份为同一份报告；两份报告内容一致，说明报告内容不存在伪造问题。该患者住院期间分别于2011年8月15日颅脑平扫CT，2015年9月6日三维重建、胸部平扫CT属实。而信访件中出具的“检查编号ZHCT201509061303、检查日期2011-8-15”报告系患者住院期间由病案科在电子病历系统打印出具、因病历系统缺陷，报告信息有误，而非医务人员或工作人员人为或故意捏造虚假报告，收费记录可以佐证，不存在检查报告故意造假行为。 2019年5月28日，市卫健委作出《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病案管理的通知》，要求重医附一院高度重视就诊患者病案管理工作，强化院内病案质控，积极排查整改病案书写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格落实病案管理相关规定，持续提升病历书写质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2019年6月4日，市卫健委作出《回复》，于2019年6月5日向原告邮寄送达。杜中英收到《回复》后，向国家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复议申请。因杜中英提交的材料中缺少《行政复议申请书》第六页，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9﹞98号），并将通知书邮寄送达杜中英。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27日收到杜中英提交的补正材料，于2019年9月3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9﹞103号），要求市卫健委书面答复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复议审理，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卫健委于2019年6月4日所作《回复》，并向杜中英邮寄送达。杜中英不服，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和国家卫健委作出的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六条“市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区县（自治县）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十五条“市、区县（自治县）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举报投诉电话、信箱、电子邮箱等，接受对医疗机构管理服务活动的投诉，并及时处理和反馈”的规定，市卫健委有权就原告杜中英的投诉事项作出处理。本案中，市卫健委向重医附一院就涉案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核实，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病案管理的通知》，要求重医附一院加强病案管理工作，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根据重医附一院提交的书面调查结果，被告市卫健委于2019年6月4日作出涉案《回复》，该《回复》事实清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杜中英作为患者黎义生的家属，为其儿子的病历进行投诉，符合该条规定，故市卫健委提出的《回复》与原告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市卫健委在《回复》中未告知原告杜中英救济途径和期限，系程序瑕疵，但该瑕疵未对原告杜中英的实体权利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卫健委作为市卫健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对市卫健委作出的《回复》具有复议审查的法定职责。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杜中英的复议申请，因杜中英提交的材料不齐全，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9﹞98号），要求杜中英补正。2019年8月27日，国家卫健委收到杜中英提交的补正材料后，依法受理杜中英提起的行政复议，并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9﹞103号），要求市卫健委书面答复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复议审理，国家卫健委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国卫复决〔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履行了复议审查职责，并向杜中英邮寄送达，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告杜中英的起诉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中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杜中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扬 审 判 员  李 阳 人民陪审员  周建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张 明 书 记 员  陈钰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