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行终17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良，男，196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路××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6号。 法定代表人高健，区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6号。 法定代表人钮本兵，局长。 孙永良因诉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南区政府）、青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市南建设局）确认违法及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的（2020）鲁02行初41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在本案中，原告孙永良起诉称，在2020年6月24日，青岛市市南区开发建设局（现更名为市南建设局）工作人员告知，“和上次巡视组的答复是一样的”，原告问“上次巡视组的答复”。2020年7月20日再次给原告打电话，告知原告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市南区政府以旧城改造名义将原告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的住房动迁，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已定性为格式化协议，而两被告今天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对原告的答复就是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在2002年云南路旧城改造中，没有按照2000年8月1日起实施的《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拆迁补偿违法；2、依法判令两被告行政行为不作为、乱作为；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原告孙永良诉讼请求不明确且涉及两个行政机关，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3日对孙永良进行了调查询问。原告孙永良称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是指两被告没有按照《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0年8月1日起施行）规定对原告原来位于青岛市市南区××路××号××号××房屋进行拆迁补偿的行为违法；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经原审法院释明，孙永良未明确指向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为。原告孙永良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投诉信一封和《不予受理告知书》一份，《不予受理告知书》的落款单位为市南建设局，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15日。 此外，原告孙永良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围绕房屋拆迁曾数次提起行政诉讼，如原告以本案两被告及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为共同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2018）鲁02行初205号行政诉讼，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在2002年云南路旧城改造拆迁中侵犯其选择权构成违法”。在该案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时解释称“诉讼请求指向的是三被告侵犯了原告选择权，2002年原告房屋所在片区要拆迁，当时签订的协议有问题，协议是逼迫原告签订的，侵犯了原告选择房屋的权利，只有货币，没有房屋，三被告没有履行《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再如，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3日就孙永良诉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及第三人市南建设局一案作出(2013)青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原告孙永良该案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告和第三人对汶上路、云南路、濮县路围成的街坊实施拆迁改造时只有货币没有房屋补偿的行政行为违法；2、按照2002年的拆迁补偿标准在原地进行房屋补偿；3、赔偿因拆迁造成停业的营业损失；4、赔偿因拆迁造成的过渡费、搬家费；5、赔偿因拆迁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因拆迁上访、投诉产生的交通费、误餐费、误工费；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对此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2013）鲁行终字第113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诉讼请求具体明确是当事人的起诉得以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的前提，且人民法院可以行使释明权，要求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指向的是其诉称的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未明确指向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为，经原审法院释明，原告对其诉讼请求仍无法明确，在起诉状中原告称两被告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对其进行答复就是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但是，原告提交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落款单位仅为市南建设局，原告对该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被告应为市南建设局，管辖法院应为基层人民法院。因此，原告孙永良的两个诉讼请求涉及多个主体多个不同法律关系，属于不同性质的行为，且属于不同管辖法院，原告一并在同一个案件中提出不符合“一行为一诉”的受理原则，也不符合诉讼请求具体明确的起诉条件，故对原告起诉应予驳回。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该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六项规定，重复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第一项诉求表述与（2018）鲁02行初205号、(2013)青行初字第5号案件中第一项诉求的实质基本一致。原告此前针对2002年涉案房屋拆迁不满，以各种表述方式提起过多起行政诉讼，原告本案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和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孙永良的起诉。 孙永良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认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行初415号行政裁定错误，并撤销；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2002年云南路拆迁没有依据2000年《青岛巿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执行的行政行为违法；三、依法认定被上诉人对刘家义书记和省委巡视组信访转办事项不答复，行政不作为违法；四、原审遗漏诉讼请求；五、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是重复诉讼错误。本案诉求是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在2002年云南路旧城改造拆迁没有按照2000年8月1日施行的《青岛巿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原审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在没有开庭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驳回起诉违法，对事实认定错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一）(二）(三）之规定，本案与前案的当事人不相同，与前案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不相同。二、原审法官刘力铭、李玉兰分别是（2018）鲁02行初205号、(2013)青行初字第5号案件的法官，对该案相关情况先入为主，应予回避而未回避。原审未开庭审理程序错误。三、被上诉人违法拆迁。四、原审遗漏诉讼请求。五、上诉人在2019年8月2日在青岛市档案馆查到被上诉人下发的执行青政发[2002］74号、青政发[2002］103号两个通知违法。 被上诉人市南区政府、市南建设局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提交。经审理，本院同意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两被上诉人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对其进行答复就是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根据原审查明，《不予受理告知书》落款单位系市南建设局，并非市南区政府。根据“谁行为，谁被告”的原则，上诉人应以市南建设局为被告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以市南区政府为被告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提起关于确认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条件。关于房屋拆迁补偿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审查明，上诉人此前针对2002年涉案房屋拆迁不满提起（2018）鲁02行初205号、(2013)青行初字第5号案件中的诉求与本案诉求实质基本一致。且（2018）鲁02行初205号案件被告包括本案被上诉人，(2013)青行初字第5号案件要求判令确认被告及本案被上诉人市南建设局对涉案房屋拆迁只有货币没有房屋补偿的行为违法并赔偿相应损失。可以认定本案与前述案件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重复起诉，并进行书面审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亦无不当。现上诉人主张原审遗漏诉讼请求，但未明确遗漏哪项诉讼请求，称原审剥夺其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经查，上诉人原审期间仅提出两项诉求，原审法院均予以审查。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回避问题。上诉人原审期间对原审法官刘力铭提出回避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的申请，法庭可以依法当庭驳回”。上诉人以刘力铭审理过其前述等其他案件为由申请回避，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郝万莹 审判员  王修晖 审判员  李莉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