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8336号原告：李树贵，男，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兼原告李树贵的法定代理人兼原告李某2、张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兰，女，1964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兼原告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2，男，198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兼原告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某某，女，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李某1，男，201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区镇东环路**。法定代表人：曾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晶，女，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本公司员工。原告周玉兰、李树贵、李某2、张某某、李某1与被告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房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兼原告李树贵的法定代理人兼原告李某2、张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兰、原告兼原告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2，被告昌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玉兰、李某2、张某某、李树贵、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拆字第298号，补偿款共计1270368元）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0月25日，被告拆迁人、甲方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在己更名为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被拆迁人乙方李树贵独自一人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拆字第298号）存在丢项落项、评估漏评、丢补漏补重大错误的实际问题。李树贵19**年患有精神病至今31年，常年医治、服药至今（沙河镇精神病人管理8个部门监督、管理）身份证号：×××，残疾证号：（×××64、×××62）；精神病防保站档案编号：（××××）。拆迁项目是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对象为拆迁范围内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集体土地上的住宅、非住宅房屋及附属物。1.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被拆迁对象。（1）昌平区沙河镇××村××11号（宅基地红本）（李树贵户主、周玉兰户主）；（2）昌平区沙河镇××村××甲11号（有公证书、结婚自然分户）（李某2户主、张某某）；（3）被拆××村××11号、甲11号，宅基地面积336.47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466.79平方米，其中，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建筑面积为311平方米；宅基地范围外房屋建筑面积为155.79平方米。乙方营业性用房屋建筑面积305.79平方米（宅基地范围内营业房屋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宅基地范围外营业屋建筑面积155.79平方米）。(3—1)《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拆字第××号）被拆××村××11号，宅基地面积311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336.47平方米，其中（宅基地内房屋建筑面积为/////平方米；宅基地外房屋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乙方营业性用房屋建筑面积150平方米。2.精神残疾人李树贵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拆字第××号）；独自一人签订空白协议。（1）从协议开始至现在没有法定监护人周玉兰的追认签字；（2）从协议开始至现在没有法定监护人周玉兰的补充协议；（3）从协议开始至现在没有协议的相对方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总（有限责任）公司催告精神病人法定代理人周玉兰共有人的确认，也没有催告明示的方式作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根据《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五、第一百三十七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根据宅基地房屋自身实际，拆迁权限和程序、权利、法律责任。请求昌平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拆字第××号）协议无效。请求贵院依法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昌房公司辩称：第一，周玉兰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协议中的被拆迁人是李树贵，而不是周玉兰，因此应当是合同相对方请求。第二，拆迁协议和货币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无法实现，无法双向返还，涉案宅基地地上物已被拆除，并且现在原宅基地上已经建了安置房。第三，原告所主张不属于无效合同的情形，如果像原告所述，李树贵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该合同应该是效力待定，在2011年选房时原告一家并未提出异议，并且在选房协议上签字确认，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对合同效力的追认，从原告提供的一系列住院记录来看，李树贵每次出院后都恢复至可以清晰表达自己的状态，并且在签订货币补偿协议时，李树贵的精神状态是良好的，完全可以代表自己签订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周玉兰与李树贵系夫妻关系，李某2系周玉兰、李树贵之子；张某某与李某2系夫妻关系，李某1系张某某与李某2之子。周玉兰、李树贵户籍所在地为昌平区沙河镇××村××**，李某2、张某某、李某1户户籍所在地为昌平区沙河镇××村××**。案涉案宅基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昌集建（93宅地）字第××××，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李树贵，，地址为村中街东头路南用地面积为311平方米，用途为居住。2009年10月25日，李树贵（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拆迁人、甲方，现名称变更为昌房公司）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为××拆字第××号，以下简称《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坐落于××村××11号，宅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其中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267平方米，超出宅基地控制标准的面积44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336.47平方米，其中宅基地范围内的建筑面积为/平方米，宅基地范围外的房屋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乙方营业性用房建筑面积150平方米；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户口的共4人，李树贵（户主）、周玉兰（户主）、李某2（户主）、张某某（之妻）；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1270368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价489512元（宅基地面积控制内区位补偿款459240元、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外区位补偿款30272元）、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526474元、其他各项补助费及奖励费254382元【其中提前搬家奖10000元、工程配合奖30000元、周转费38400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20000元、搬迁补助费5047元、其它（含残疾、空、有、电）50935元】；乙方应在2009年10月2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宅基地上房屋和附属物交甲方拆除；如果乙方对已作价房屋及其附属物擅自处理，甲方将把相应部分的价值从补偿款中扣除；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421000元，差价款849368元在乙方完成搬迁并将原宅基地上房屋和附属物交付给甲方后7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9年10月25日，昌房公司（出卖人、甲方）与李树贵（买受人、乙方）签订《昌平区沙河巩华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编号为：××房字第**，以下简称《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约定：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户口的共4人，：李树贵（户主）、周玉兰（户主）、李某2（户主）、张某某（之妻）；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200平方米，其中购买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的为200平方米；乙方选择一居室1套（面积约为50平方米）、二居室2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因户型原因超出的面积为10平方米，购买单价为2100元/平方米；乙方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总金额为421000元。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1年4月11日，昌房公司（甲方）与李树贵（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家庭成员（以下简称胎儿）李某1已出生，甲方同意确认其购房资格；胎儿可认购房屋面积为40平方米，购房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五条变更为“拆迁补偿、补助款总额共计1270368元，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为501000元，差价款769368元”；因原协议已履行完毕，乙方需再交纳购房款80000元；《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变更为“乙方可认购安置房面积共计240平方米”；《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四款变更为“……乙方选择一居室1套（面积约为50平方米）、二居室1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三居室1套（面积约为120平方米）；胎儿出生后按照600元/月/人的标准支付周转费。2011年6月20日，昌房公司（甲方）与李树贵（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家园选房确认协议》，选定：一居室1套，位于××家园**楼****（建筑面积54.28平方米），产权人为李树贵；二居室1套，位于，位于××家园**楼****面积83.73平方米），产权人为周玉兰；三居室1套，位于××家园，位于××家园**楼****1.48平方米），产权人为李某2。该协议周玉兰、李某2亦予以签字捺印确认。现周玉兰、李树贵居住在××家园6号楼3单元1303号房屋，李某2、张某某、李某1居住在××家园4号楼3单元602号房屋。2009年11月10日，昌房公司向李树贵发放补偿款849368元。周玉兰曾代李树贵两次分别领取补偿款（周转费）19800元、12000元。2011年11月10日，李某2代李树贵领取拆迁补偿款（胎儿周转费）3000元。庭审中，昌房公司称周玉兰、李某2、李树贵一起签订《××家园选房确认协议》后，应视为对李树贵所签订的协议予以追认；周玉兰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本案申请的是确认《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并没有否认《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的效力。周玉兰称李树贵签订完上述协议后，自己一直持有异议，并一直在找昌房公司、沙河镇政府、昌平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北京市残联等部门要求解决问题，还拨打过12345热线反应要求解决拆迁问题。同时，周玉兰对昌房公司在拆迁过程中的评估、测绘、拆迁补偿的依据等均存在重大异议，对昌房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丈量数据等不予认可，认为评估报告存在漏项太多，且补偿价款不合理。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昌房公司认为合同无效后应当双返，但实际上无法实现，因为涉案宅基地所在位置已经新建回迁安置房；周玉兰坚持认为合同无效后，昌房公司应该给予赔偿，并且必须得有自己的住处。另查明：李树贵于1988年2月25日因患有精神分裂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住院治疗，于1988年6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100天。2002年7月1日，李树贵因精神问题到北京民康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未定型分裂症；于2002年7月5日出院，并于同日入住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分裂情感性精神病，于2002年9月6日出院，住院62天。2004年6月14日，李树贵因精神问题到北京民康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诊断为有精神病症状的躁狂症，并于2004年7月6日出院，住院22天。2006年4月27日，李树贵再次因精神问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躁狂症，并于2006年6月7日出院，住院41天。2008年10月13日，李树贵因精神问题再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住院治疗，于2008年11月14日出院，住院32天，出院诊断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躁狂型，出院医嘱为坚持遵医嘱服用药物巩固治疗，并每月来院复查，不适随时来诊。2009年9月9日、2009年10月7日、2009年10月23日、2009年11月17日，李树贵因精神疾病多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门诊就诊。2011年7月19日，李树贵再次因精神问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门诊就诊，被诊断为躁狂症。2011年8月2日，李树贵再次到北京民康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复发性躁狂症，于2011年9月5日出院，住院34天。2012年7月5日，李树贵再次因精神问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门诊就诊。2012年7月8日，李树贵到北京市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轻躁狂，并于2012年7月27日出院，住院19天。同日，李树贵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轻躁狂发作，于2012年8月24日出院，住院28天。再查明：李树贵于2009年8月鉴定为精神残疾×1级，于2015年7月重新鉴定为精神残疾×2级。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村民委员会曾于2019年8月出具证明，周玉兰系李树贵的法定监护人，李某2对此无异议。现李树贵日常生活、服药等均由监护人周玉兰予以看护管理。本院工作人员曾到周玉兰家，与李树贵试图交流，但李树贵无任何有效回应，不久即自行离开；本院工作人员亦曾多次电话联系民政、残联、社区医院等单位，核实李树贵精神状态，并曾到社区医院调取李树贵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档案材料显示李树贵于2009年7月20日已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本院亦曾多次电话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周玉兰曾两次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并坚持要求昌房公司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上述事实，有《货币补偿协议书》《安置房认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家园选房确认协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村镇宅基地登记审批表、户口本、结婚证、残疾人证、证明、精神病人监护责任书、住院病历病案、看护管理记录手册、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李树贵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在案证据，李树贵自1988年2月即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此后亦曾多次因精神问题到医院住院治疗，在2009年更是多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门诊就诊，且长期服用精神方面药物，故相对方在与李树贵从事民事法律活动时应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昌房公司在与李树贵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书》中其它补助包括残疾补助，本院足以推断昌房公司在与李树贵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时知道李树贵患有精神残疾，故昌房公司在与李树贵签订上述协议时，应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虽然李树贵为涉案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但是涉案宅基地为李树贵一家（含李树贵、周玉兰、李某2、张某某）共同使用，故昌房公司应当与涉案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进行沟通协商，确认李树贵的精神状态，并决定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相对方。昌房公司并未注意到上述审慎义务，即与李树贵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欠妥。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涉案协议已经签订多年，要对李树贵当年签订协议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存在较大困难，且依据现有的医院检查材料、住院档案、社区医院的精神卫生健康档案等，本院认为李树贵在签订协议时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李树贵精神存在疾病的情形下，本院认为其无法从事协商拆迁等涉及全体共同居住人利益且数额巨大的行为，即使李树贵不构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至少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周玉兰在李树贵签订协议后并未对此追认，且其一直通过信访、投诉等方式寻求解决问题，故本院对于昌房公司辩称周玉兰事后予以追认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于周玉兰要求确认李树贵与昌房公司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后，周玉兰应当将补偿款交还昌房公司，昌房公司亦应当将涉案宅基地（含房屋和附属物）返还周玉兰一家，因涉案宅基地上房屋、附属物已经被依法拆除，且涉案土地已经被用来建设回迁安置房，故昌房公司无法返还宅基地，周玉兰亦曾表示无法返还补偿款，故本院认为涉案宅基地在无法返还的情形下，昌房公司应与周玉兰、李某2、张某某等共同协商，重新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周玉兰在庭审过程前及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法院所提交的材料均表示要求昌房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亦应当通过与昌房公司签订新的货币补偿协议方式实现，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名称变更为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李树贵于2009年10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为××拆字第××号）无效；二、驳回周玉兰、李树贵、李某2、张某某、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33元，由北京市昌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徐连森人民陪审员  王亚军人民陪审员  王俊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 华书 记 员  田 媛书 记 员  翟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