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29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城西平南街东侧秦泽路北侧金都花城小区。 法定代表人：周献革，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献革，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宝忠，男，196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胜辉，男，197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屹，男，199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 上述五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涛，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西大街107号。 法定代表人：李瀛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益众，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称：杭州颐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黄姑山路29号颐高创业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虞艇，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张光英，男，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 上诉人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建公司）、上诉人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因与被上诉人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原审被告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高公司）、原审被告张光英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颐建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涛，被上诉人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瀛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王益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颐高公司、张光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颐建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具体理由是：一、被上诉人在颐建公司的49%股权已经于2020年6月16日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其提起本案上诉时，周献革已将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的49%股权向其返还，工商登记状态也已经恢复原状，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第1、2、4项不具有诉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二、2018年3月2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内容以及对李瀛洲的免职文件、对周献革和刘屹的任职文件等均依法成立，具备法律效力。 建设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当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为：一、答辩人提出的本案诉请，一审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证实为了切实维护答辩人的利益。（2019）冀0529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结果及颐建公司49%股权已实际恢复至答辩人名下，仅仅是维护了部分利益，涉及到颐建公司管理控制权包括法人代表李瀛洲担任颐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的权力等并没有一并恢复，本案诉讼对答辩人来说意义重大，关乎答辩人的切身利益。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已恢复持有颐建公司49%股权，对本案没有诉的利益是错误的；二、2018年3月2日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相关决议及文件均系伪造，依法不成立；三、考察上诉人伪造2018年3月2日以及2019年相关决议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答辩人的股权、剥夺答辩人对项目的管理控制权，从案涉项目的由来及进展来看，答辩人不会放弃相关权利，上诉人的说法违背事实和常理。 建设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各被告将原告在颐建公司49%股权转让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2、确认颐建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材料中2019年8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无效，并确认《公司章程》相应内容无效；3、确认颐建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显示的2018年3月2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以及对李瀛洲的免职文件、对周献革和刘屹的任职文件等不成立；4、判决责令颐建公司向巨鹿县行政审批局提出撤销颐建公司2018年3月30日、2019年8月17日变更登记的申请；5、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建设公司与周献革、范胜辉、杨宝忠等人签订《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对项目地块进行开发，并依法设立项目公司即颐建公司。建设公司享有颐建公司49%股权，并且由建设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瀛洲出任颐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3月1日，召开首次股东会、首次董事会，形成公司章程，并向登记机关申请核准，于2017年3月8日完成登记。2017年6月19日，颐建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新增股东刘屹，修正公司章程，2017年7月5日巨鹿县行政审批局准予变更登记。2018年3月9日建设公司与颐高公司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约定由颐高公司代为持有建设公司所有的颐建公司49%股权（股权计980万元）。建设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日的颐建公司文件及有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董事长免职文件、法定代表人免职文件、董事免职文件、董事长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董事任职文件等，也系颐建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股东会决议载“颐建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在公司住所召开股东会。会议于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会议由李瀛洲召集和主持，当日参加会议人员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建设公司（委托人李瀛洲）和颐高公司（委托代表人虞艇），会议形成以下决议：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出资980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49%，现将全部股权计980万元转让给颐高公司，颐高公司成为该公司新股东；二、股东会一致决定免去李瀛洲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三、股东会根据董事会议选举的结果决定周献革为本公司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任期三年，届满可以连选连任。刘屹为本公司董事，在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后可连选连任；四、股东会一致通过本公司修改后的章程并在申请公司注册变更时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备案；五、股东一致同意，委托白晓瑜为代理人，并颁发委托书，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董事会决议载“颐建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在公司住所召开首次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周献革、范胜辉、刘屹和李瀛洲参加，会议于10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李瀛洲召集和主持，会议并形成决议如下：一、选举周献革为董事长，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任期三年，届满可以连选连任；二、选举刘屹为本公司董事，在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后可连选连任；三、讨论了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并由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免职文件免去李瀛洲颐建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任职文件则是周献革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屹为公司董事。同日，颐建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018年3月30日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2018年3月至4月间，颐建公司、颐高公司、周献革、张光英等将颐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监事予以更换，修正颐建公司《公司章程》，变更登记。2019年8月15日，颐高公司将代持建设公司的股权，转让于周献革，同日形成颐建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载有参会人员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和颐高公司（委托代表人李立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颐高公司（委托代表人李立森）在颐建公司出资980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49%，转让给周献革，周献革同意接受，颐高公司（委托代表人李立森）不再是股东；二、公司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三、股东会一致通过本公司修改后的章程并在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备案；四、股东一致同意，委托马兆园为代理人，并颁发委托书，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当日，颐高公司与周献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颐高公司代持的49%股权以980万元转让给周献革。同日，颐建公司修正公司章程。2019年8月17日，颐建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将建设公司股权变更到周献革名下。2019年11月，建设公司起诉颐建公司、颐高公司、周献革、张光英，要求依法解除建设公司与颐高公司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判决颐高公司和周献革立即返还其违法转（受）让的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并由颐建公司将工商登记恢复至代持股之前的工商登记原状。2020年4月21日，本院作出（2019）冀0529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判令周献革返还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并与颐建公司共同将工商登记中颐建公司49%股权变更到建设公司名下，驳回了建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所判令的事项已经履行。 被告主张在2018年3月2日召开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应由被告举证证明，被告不能要求原告就没有召开这两个会议的情形进行举证。2018年3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所列股东有颐高公司，而此时颐高公司还没有代持建设公司股份，却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决议形式存在重大瑕疵，而且被告不能就召开会议提供会议表决记录、会议通知股东等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认定2018年3月2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虽然股东会决议形式上有建设公司盖章，但结合2018年3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盖章，更有2018年3月9日的代持协议，不能认定建设公司在2018年3月2日有在股东会决议文件上盖章，再则公司也没有召开股东会，更没有形成决议；董事会决议显示召集人李瀛洲，但是却没有李瀛洲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盖章，被告也未提交会议表决记录、会议通知股东等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认定2018年3月2日召开了董事会并形成了决议。双方所争议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系根据股东会决议，也不能认定其具有真实性，即不能认定在2018年3月2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原审认为，2019年11月，建设公司起诉颐建公司、颐高公司、周献革、张光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建设公司要求依法解除建设公司与颐高公司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判决颐高公司和周献革立即返还其违法转（受）让的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并由颐建公司将工商登记恢复至代持股之前的工商登记原状。本院（2019）冀0529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判令周献革返还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并与颐建公司共同将工商登记中颐建公司49%股权变更到建设公司名下，驳回了建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显然，此前的转（受）让行为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而被判令无效。虽然，49%股权已返还建设公司，但现在原告要求确认颐高公司、颐建公司、周献革、范胜辉、刘屹、杨宝忠等将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转让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并无不当，可予支持；2019年8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代持人颐高公司系无权处分建设公司财产和周献革等股东侵害了建设公司的权益，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2019）冀0529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的确认，其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应予无效，据此形成的《公司章程》修正的相应内容也应无效；公司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对公司事项作出决议，其实质是通过参会行使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因此实际参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2018年3月2日颐建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在此情况下，建设公司要求确认虚构的股东会议及其决议、董事会议及其决议不成立，可予支持。当然，根据不成立的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公司任免文件也不能成立，据以修改的《公司章程》、据以变更登记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也不能成立。鉴于2018年3月2日股东会决议等不成立、2019年8月15日股东会决议等无效情形，基于上述不成立、无效决议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应由被告予以办理撤销，这与被告主张的一事不再审原则无关。张光英非颐建公司股东、董事，颐建公司形成的决议不成立或无效，不再由张光英负责。判决：一、确认被告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等将原告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转让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二、确认被告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材料中2019年8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章程》修正内容无效；三、确认被告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显示的2018年3月2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内容以及对李瀛洲的免职文件、对周献革和刘屹的任职文件等不成立；四、被告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撤销2018年3月30日、2019年8月17日的变更登记；五、驳回原告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保全申请费30元，由被告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建设公司提交证据一份，2017年1月20日，其与周献革、范胜辉、杨宝忠等三人签订的《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简称《协议书》），该《协议书》证实建设公司以及本案的上诉人合作开发案涉项目，以此作为基础性协议，发起成立了颐建公司，其中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占股49%，其他人占股51%，51%当中还有2%是建设公司的暗股，张光英是暗股代持。《协议书》是颐建公司成立的基础，确立了建设公司在项目公司、案涉项目及颐建公司的权利和地位。建设公司作为对案涉项目及项目公司投资作价6000万元的一个主要的大股东，不可能将自己的股份交由颐高公司代持后，还将自己的管理控制权全部放弃，也不可能将自己苦心经营投资了6000多万的项目完全放任不管。对于该证据，上诉人颐建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查明，颐建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8日，建设公司作为该公司股东之一，投资比例为49%。《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在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建设公司作为颐建公司的股东，与其他股东以及颐建公司之间产生的一系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的其中一起案件，结合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19）冀0529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原审被告颐高公司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超越代理权限，将代持的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周献革。周献革在明知颐高公司超越代理权限仍与其签订转让合同，受让该股份的行为无效。该判决对于上述行为是否对建设公司构成侵权并未提及。本案中建设公司诉请的内容，虽然在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方面与前案有交叉重复的情况，但两案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有所不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上诉人提出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予以驳回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判确认各上诉人将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转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是否恰当的问题。颐建公司由建设公司发起成立，建设公司合法持有其49%的股份，随后建设公司将其股份交由颐高公司代持，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兼具资合和人合性，其人合特性表现在股东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而集合在一起的，股东间的关系较为紧密，股份的转让，必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对于颐高公司只是代持建设公司股份的实情，颐建公司的其他股东应当是明知的，且上诉人对此并未否认。上诉人在建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颐高公司代持股份转到周献革名下，并实际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行为符合民事侵权行为性质，上诉人的行为侵犯了建设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共同侵权。建设公司提起该项确认之诉，必须具有需要诉讼救济或保护的法律利益，即确认之诉的利益，目前49%股权已实际恢复到建设公司名下，因该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已不复存在,并且建设公司在本案中也未主张损失赔偿，故建设公司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各上诉人将建设公司在颐建公司49%股权转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已无诉的利益，原审作出第一项判决不妥，应予撤销。 关于原审判决确认2019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相应修正内容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结合本案，上诉人颐建公司在明知建设公司持有颐建公司49%股份，颐高公司只是股权代持人的情况下，隐瞒建设公司，将股份转到周献革名下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建设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因该款规定的无效情形仅限定为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认定无效的适用范围不宜随意扩大化。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颐建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材料中2019年8月15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章程》修正内容无效不妥，本院予以变更。 关于2018年3月2日《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相应修正内容是否成立的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体现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行使的职权一般是涉及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决策机构，向股东会负责。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本案中2018年3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所涉内容囊括了公司高管人员任免、公司章程修订等公司重大活动事项，颐建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会议，根据会议内容作出合法有效的决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颐建公司举证证明。依据颐建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该公司在没有提交会议通知股东记录、会议表决记录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会召开的情况下，不能要求被上诉人就没有召开会议进行举证。从股东会决议的签章看，所列股东有颐高公司，而此时颐高公司尚未代持建设公司股份，却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决议形式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2018年3月2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从决议的内容看，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免去李瀛洲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事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属于股东会行使职权的范围。颐建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会议的召集和主持人为李瀛洲，该决议没有李瀛洲签字，决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2018年3月2日召开了董事会并形成了决议。 原审中颐建公司辩称当日召开会议，但始终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提出本案中存在即使没有召开会议情况下相关决议依然成立的相应主张和证据，原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认定2018年3月2日并没有实际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进而依法判决确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不成立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认定《公司章程》相应修正内容不成立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但书条款，与本案情形不吻合，并不适用本案：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涉及“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与本案争议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免无关，适用范围不宜随意扩大化；二是颐建公司公司章程并没有“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相关规定。对于上诉人在主张实际召开会议而不能举证证实的情况下，又提出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是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判决确认2018年3月2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以及对李瀛洲的免职文件、对周献革和刘屹的任职文件不成立的问题。该申请书及任免职文件均在《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不成立的前提下作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原审判决确认上述文件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2018年3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建设公司将其股份交由颐高公司代持情形下，颐建公司为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现建设公司已实际恢复股东身份，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失去其存在价值，原审判决其不成立，于法无据，本院予以变更。 关于原审判决由颐建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撤销2018年3月30日、2019年8月17日变更登记的申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依据该款，两次变更登记所依据的登记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工商变更登记结果不具有合法性，结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颐建公司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申请主体，应当对公司登记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负责，应当在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该两次工商变更登记。原审判决上诉人颐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撤销2018年3月30日、2019年8月17日的变更登记并无不妥，对该判项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被告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撤销2018年3月30日、2019年8月17日的变更登记； 二、撤销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即确认被告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等将原告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转让至周献革名下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驳回原告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变更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确认上诉人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材料中2019年8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四、变更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20）冀0529民初6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确认上诉人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2018年3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不成立； 五、驳回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邢台颐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献革、杨宝忠、范胜辉、刘屹负担60元，由被上诉人邢台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明达 审判员  张 杰 审判员  刘登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赵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