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4381号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南双玉村环村路201号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28L4W。法定代表人：黄丁，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军，系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国良，男，汉族，1979年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乐昌市。被告：华参亮，男，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邓国良、华参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军，被告邓国良、华参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华参亮与被告邓国良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511538.67元及利息（利息以511538.67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6个月为15346.16元；2、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起，被告邓国良与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认识合作。从2016年原告成立之日起，被告就长期向原告采购铝单板转卖给被告华参亮用于大庆项目、无锡项目、莆田项目、鄂尔多斯项目等工程建设，合计欠款511538.67元。后双方对帐确认，被告实际尚欠原告货款511538.67元。经原告多次催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货款。甚至于2020年2月7日，原告实际股东到被告邓国良家中讨要货款，邓国良当场从二楼翻窗逃走赖帐。当天被告邓国良所在的村委会领导都过来了。原告起诉后，被告邓国良一方面辩解称其本人只是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与华参亮的相关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本案货款不应当由邓国良本人承担支付义务。另一方面，邓国良又在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参亮支付上述工程的铝单板货款。邓国良的主张显然自相矛盾。邓国良向原告购买的铝单板等货物卖给了华参亮，华参亮还欠邓国良五十多万货款，原告有权依据代位权直接要求华参亮向原告支付货款，且华参亮作为案涉货物的实际使用人，其也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邓国良辩称，原告的诉请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本人没有跟原告签有任何供货合同，也没有写任何欠条，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只是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代表原告与各建设项目施工方（即铝板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货款不应由其支付。其与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建子从2009年认识，同在一个行业，2016年黄建子成立原告公司，刚开始只有零星的铝板需求方找原告加工。从2017年底开始，因邓国良认识的人开始做万达影城的装修，需用到铝板，遂由原告加工供货，邓国良则提供技术、到工地量尺寸下单、跟项目公司签合同、跟单、送货、以及催款。原告不给邓国良发工资。双方的合作模式是原告给邓国良一个出厂价，邓国良出去跟项目公司谈价，邓国良与项目公司谈妥的价格会高于原告的出厂价，其中高出的差价作为邓国良的利润，归邓国良所有。从2018年开始，基本所有项目国家税务管控很严，所有项目供货都要提供税票。经邓国良手的项目，原告与项目公司都有供货合同，但原告跟邓国良没有签合同，因此，原告与邓国良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事实如下：一、莆田万达项目是由原告与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09日签的购销合同，预付款30万，尾款20.157万，预付款在4月25日及5月6日由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账付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公账253125.25元及46847.75元，尾款8月22日支付到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公账200157.00元，有支付到账的短信，且原告已经开具发票快递到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邓国良在该项目中负责交换两边需要的文件、到工地量尺寸下单、跟单、送货，以及催款。合同和发票则由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老婆周程全程负责。二、大庆万达项目是由原告与凯基鼎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的购销合同，合同价347888元。3月12日付了预付款2万，4月4日付8万，均已汇入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公账，原告开了10万的发票邮寄到凯基鼎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4月18日汇入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公账10万，6月6日汇入了5万，原告开了20万发票。因原告供货金额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金额，需要重新签一份补充协议。但凯基鼎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不肯签订补充协议，且仅只付了25万。还有合同约定的尾款及超额发货的货款共计154357.83元没有支付。邓国良在本项目中交换两边需要的文件、到工地量尺寸下单、跟单、送货，以及催款。合同和发票由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老婆周程全程负责。三、鄂尔多斯万达项目是由北京天文弘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的铝单板发包合同，该合同是由邓国良以原告签约代理人完成签订，北京天文弘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向邓国良支付了月20多万货款还欠约32000元左右未付。邓国良已经支付了18万到黄建子个人私账及微信账户。四、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的实际施工方是被告华参亮。由于华参亮就该项目未与发包方签合同，货款无法支付。因华参亮还有其他项目，所以后来就从华参亮的东莞项目走账付款的方式支付了该项目款。苏州万达签了504166.67元的合同，2019年1月22日已经预付了204166.67元到原告公账上，有30万未支付。由于无锡万达项目最后结算时华参亮发现原告提供的面积清单存在多算面积弄虚作假的情况，故华参亮开始核查其它项目，发现也存在多算面积弄虚作假的情况，最后没有支付尾款。华参亮反馈的面积多算情况，邓国良及时反馈给了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并让他查清情况。最后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委派法定代表人黄丁跟邓国良一起去项目公司找项目经理对账，后来黄丁没到，原告让邓国良跟项目经理对账就行了，最后项目负责人以多算面积弄虚作假对以往所做的项目都要进行减扣，并列出减扣清单，对于减扣的金额邓国良也发给了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确认，减扣金额理应由原告负责。邓国良在该项目中交换两边需要的文件、到工地量尺寸下单、跟单、送货，以及催款。合同和发票由实控黄健子老婆周程全程负责。五、呼和浩特万达项目是由原告与北京东豪建设集团签定合同，并已经付款，原告已经提供发票和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完税证明给北京东豪建设集团财务。具体开票和收款公司到账时间周程清楚。本人在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的业务还有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的项目尚有175285.54元没付。合同是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与深圳海大下面的项目公司2018年签订的。邓国良多次让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拿出合同来起诉对方公司。邓国良本人也于2019年国庆代表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去讨要欠款。此欠款不应由邓国良本人来负责。综上所述，邓国良没有跟原告签有任何供货合同，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合同纠纷。各项目的欠款应由原告向项目公司催收，邓国良可以从中协助追欠款。无锡万达项目欠款是因原告多算面积弄虚作假，导致项目公司要求减扣货款，减扣的金额不应由邓国良负担。如果原告对项目公司减扣的金额不同意，可以找项目公司和邓国良三方重新对账。被告华参亮辩称，其承包的工程中有十几个工程所需要的铝板材料是邓国良供货的，其中邓国良上述提到的莆田万达项目、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以及呼和浩特万达项目的实际施工方也是华参亮。经过其于2019年11月12日与邓国良结算，确认就全部工程，其欠邓国良738000元货款，当时出具了一份欠条给邓国良。后在今年春节前支付了20万元，现在尚欠538000元。就该欠款邓国良已另案起诉华参亮。但因为邓国良欠原告货款，导致华参亮出具给邓国良的上述欠条被原告拿去。现在原告和邓国良都分别起诉要华参亮付款，华参亮不知道应该付给谁。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保全被告邓国良名下价值526884.83元的财产，本院依法作出（2020）粤0113民初14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邓国良名下价值526884.83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开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为证实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莆田万达、苏州和无锡万达、呼和浩特万达及鄂尔多斯万达五个项目的对账单和对应各项目的发货清单、该五个项目的总对账单（包括截止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和截止2020年3月20日的总对账单），以及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建子与被告邓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各项目发货清单均详细列明了发货日期、铝板编号、规格型号、单件铝板面积、数量等。有些发货清单是邓国良自己签收，有些是项目方的现场工作人员签收。邓国良称，由于每次所发货品种多、数量多，其在签收时不会对发货清单中的数目进行核实，而是待原告向其发对账单后，其再将对账单发给项目方，由项目方核对。莆田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5月至6月期间，原告就该项目一共发了231200.81元货物，实收货款为0元。大庆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3月至5月期间，原告就该项目一共发了292604.01元货物，实收货款为25万元，其中2019年3月12日收20000元、4月4日收80000元、4月18日收100000，6月6日收50000元，还欠42604.01元。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原告就该项目一共发了744043.97元货物，实收货款为800157元，其中2019年4月26日收253125.25元、5月6日收46874.75元、7月19日收30万元、8月22日收200157元。货款多收了56113.03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6月期间，原告就该项目一共发了309127.73元货物，实收货款为15万元，其中2019年6月4日收5万元、6月10日收5万、6月20日收5万，还欠159127.73元。呼和浩特万达项目对账单显示：2019年6月期间，原告就该项目一共发了963.74元货物，实收货款为0元。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中各项目的应收货款、实收货款和欠付货款金额与上述各项目对账单一致。此外，该总对账单还列明2020年1月24日收到了30000元货款。合计栏载明五个项目的总应收货款为1577940.25元、总已收货款为1230157元。另外，该总对账单还列明五项目总欠付税款135015.70元，其中大庆万达项目欠税款25000元、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欠税款80015.70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欠税款30000元。2020年3月20日的总对账单与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数据有少许出入，其中苏州和无锡万达项目应收款为762532.10元，鄂尔多斯万达项目应收货款为319379.33元，另外三个项目的应收货款没有出入。合计栏载明五项目总应收货款为1606679.98元。各项目总已收货款和总欠税款与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一致，分别为1230157元和135015.70元。欠款总金额为511538.68元。但该对账单最后又载明“截止2020年3月20日，最终结算金额：511538.68-28739.72元=482798.96元”。原告解释扣减的28739.72元是邓国良提出的面积多算的款项。邓国良确认原告有将上述五个项目的对账单，以及截止2019年9月27日的总对账单通过微信发给其本人，因为其本人只是居间人或原告方的代理人，实际购买和使用铝板的是项目施工方，所以其无法对原告的对账单内容进行核实，其已经将对账单全部发给相应的铝板购买客户核实。但各项目客户均没有回复，故其无法确认上述对账单的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邓国良向本院提交了原告就莆田万达项目与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就大庆万达项目与凯基鼎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的购销合同，就鄂尔多斯万达项目与北京天文弘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就呼和浩特万达项目与北京东豪建设集团签定的合同，以及原告开具发票给上述公司、上述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的相关证据，拟证实邓国良不是原告货物的购买方，购买方是上述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其只是作为上述合同签订的居间人，或代表原告签订上述合同。原告确认上述合同确为原告盖章签订，也开具了相应的货款发票。但上述合同均是为了走账才虚假签订，因为税务管理严格。华参亮也称就莆田万达项目原告与深圳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为了走账而签订，该项目的实际施工方是华参亮本人，项目所需的铝板也是华参亮向邓国良购买。邓国良在华参亮质证后，又改口确认莆田万达、苏州无锡万达和呼和浩特万达三个由华参亮作为实际施工人的项目原告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确是为了走账，但否认其他两个项目所签合同是为了走账。庭审中，邓国良陈述，购买铝板的客户都是其个人联系到的，客户信息都是其个人单独掌握，原告不掌握，合同履行过程中，客户也只认邓国良，不认其他人。另查明，邓国良已起诉华参亮，要求华参亮支付欠付的铝板货款。该欠付货款是邓国良就华参亮实际施工的十多个项目结算结果，包括了本案中的莆田万达项目、苏州无锡万达项目、呼和浩特万达项目在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邓国良与原告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主张与邓国良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邓国良则主张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或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第一，邓国良自认客户信息仅由他个人掌握，原告并不掌握。若邓国良仅为居间人，或原告方的代理人，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才是实际买受人的话，那么原告签合同时就会知道实际买方。由此表明其提交的购销合同载明的买家并非实际买家。第二，原告发货后，除项目现场工作人员签收外，邓国良也有签收。邓国良签收货物的行为，更符合货物买受人的行为。第三，邓国良陈述实际交易情况为原告给其一个出厂价，其以出厂价更高的价格跟客户洽谈，高出的差价作为其利润。由此表明邓国良在交易链条中的角色实际就是赚取差价的中间商。也就是在原告、邓国良和下一手买家之间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的相对方是邓国良，邓国良下一手的相对方是他找到的客户。第四，就莆田万达、苏州无锡万达和呼和浩特万达三个项目，邓国良最初也抗辩称其仅为居间人或签约代理人，买受人是相应购销合同约定的买家。但当原告申请追加华参亮参与诉讼，并提交邓国良起诉华参亮要求支付货款的相关证据，加之华参亮在庭审中陈述所签购销合同仅为走账而签订，并非真实买卖合同后，邓国良才承认就这三个项目原告方所签合同的确仅为走账合同，非真实合同。由此可以说明邓国良不诚信，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虽然其不承认大庆万达和鄂尔多斯万达两个项目所签购销合同系为走账而签订，但从其他三个项目都是为走账而签订虚假买卖合同的做法来看，为走账签订虚假买卖合同是邓国良常用的方式。且邓国良在答辩时也提到“从2018年开始，基本所有项目国家税务管控很严，所有项目供货都要提供税票”，由此可以进一步佐证案涉各项目原告签订的所谓购销合同是为了走账而签订的可能性很大。综合以上分析可见，邓国良抗辩自己不是实际买受人，仅为居间人或原告代理人，购销合同约定的买方才是实际买受人的抗辩主张不足以采信，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邓国良之间成立了事实买卖合同关系，邓国良为案涉铝板的实际买受人。关于邓国良就案涉五个项目总欠付原告货款金额问题。邓国良确认收到了原告就五个项目制作的对账单和总对账单，但称铝板是直接由原告发货给其客户，其并不知道客户实际收到的铝板数量，而其将原告发给其的对账单发给相应客户后，客户没有反馈核对结果，故其无法确认对账单的数据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同时邓国良还提出有客户提出实际测量的铝板面积与原告对账单中的铝板面积小，所以导致客户扣减了其货款，但未明确具体扣款项目和扣款金额。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与邓国良之间其他的项目货款都已结清，仅剩下本案货款未结清。根据原告提交的全部对账单（两张总对对账单虽个别数据有差别，但总已收货款和总欠付货款并无差别），邓国良总欠付货款为482798.96元。而邓国良答辩意见和庭审中自认的已付货款和具体付款时间、金额与原告对账单中的记录基本吻合。就各项目未付货款问题，邓国良自认大庆万达项目有154357.83元未付，鄂尔多斯万达约有5-6万未付，苏州无锡万达有30万未付，乌鲁木齐万达有175285.54元未付。邓国良自认的各项目欠款金额虽与原告主张不一致，但因双方已无其他项目货款未了结，所以双方就各项目所欠货款陈述不一致，可能是双方对已付货款对应的项目归集不一致导致。但就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若算上苏州无锡万达项目，邓国良自认还有约68万多货款未付。就苏州无锡万达项目，邓国良称因客户华参亮认为实际铝板面积比对账单记录的面积小，并发现之前其他的项目也存在面积不符情况，故不同意支付尾款30万，最后其在与华参亮对总账时扣减了这30万元，故其认为对原告的应付货款中应扣减该30万。而原告陈述其对账单中的数据是按邓国良扣减要求进行相应扣减后得出。且原告对账单记录的总欠付货款确比邓国良自认的欠付货款少了约20万元。考虑到邓国良在诉讼中存在多处虚假陈述，且邓国良有向华参亮的十多个项目供货，即使最终两人在结算时扣减了30多万，邓国良也没有明确其中有多少扣减货款对应货物是由原告提供的。现原告自己提交的欠款金额482798.96元较邓国良自认的欠款金额低约20万，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欠款金额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邓国良支付511538.67元货款，该数额与其提交的对账单不一致，故对超出482798.96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邓国良应向原告支付货款482798.96元。因原告与邓国良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从2019年6月开始一直催促邓国良付款，邓国良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故原告要求邓国良支付从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华参亮并未与原告直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华参亮是向邓国良购买的铝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以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向华参亮主张货款。至于原告主张的代位权，首先，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并非代位权纠纷。其次，邓国良已经就对华参亮的债权提起诉讼，并未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原告依法无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因此，原告要求华参亮与邓国良一起共同支付邓国良欠付的货款，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国良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82798.96元和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82798.96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9068元，由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承担495元，被告邓国良承担8573元；保全费3154元，由原告广州市汇致建材有限公司承担143元，被告邓国良承担301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会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