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TelefonaktiebolagetLMEricsson）。住所地：瑞典王国斯德哥尔摩16483（16483Stockholm,Sweden）。 授权代表：维达尔·莫哈马尔（VidarMohammar），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办公室财务主管。 授权代表：安内莉·阿曼（AnneliAhman），该公司北、中欧及中亚公司控制中心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进文，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街5号爱立信大厦6层6B19S。 法定代表人：柯瑞东（CHRISTOPHERJOHNHOUGHTON），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雯，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宁，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十九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李东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COMMUNICATIONTECHNOLOGYHOLDINGSLIMITED）。住所地：英属开曼群岛哈钦斯大道板球广场KY1-1111号科丹信托（开曼）有限公司，邮编2681。（CodanTrustCompany(Cayman)Limited,CricketSquare,HutchinsDrive,POBox2681,GrandCayman,KY1-1111,CaymanIslands）。 授权代表：郭爱平，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三期F4栋TCL通讯科技大厦6楼。 法定代表人：杨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七路西86号。 法定代表人：吕小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信中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集团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控股公司）、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深圳公司）、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惠州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2018）粤03民初30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爱立信瑞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驳回TCL集团公司、TCL控股公司、TCL深圳公司、TCL惠州公司（以下合称TCL方）的起诉，或者将本案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将深圳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1.TCL方在本案中所诉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与深圳地区无涉，不应单从原告受损这一主张推定原告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中，TCL方未能证明其信赖利益损失、预期销售损失及商誉损失实际存在，也无法证明前述损失发生在深圳。TCL方唯一举证的为应对和制止被告垄断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发生于境外。故原审法院将深圳市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法院认为TCL方四公司、爱立信瑞典公司和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爱立信方）分别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基于TCL深圳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仅因TCL方四公司共同开展手机等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共同获取经济利益，就认定TCL方四公司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进而忽略爱立信方所主张的TCL深圳公司与本案缺乏关联，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于法无据。爱立信中国公司是爱立信瑞典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独立对外从事业务活动和承担民事责任，其并非本案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也未从事与TCL方之间的专利许可谈判活动，与TCL方诉称的垄断行为及其损害结果毫无关联。原审法院同样以爱立信瑞典公司和爱立信中国公司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理由确定其具有管辖权，于法无据。3.原审裁定认定的可能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并非实际存在，且未涉及深圳地区，故不符合直接性与显著性的标准，原审裁定的相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误。根据立法精神和反垄断执法实践，就境外的垄断行为适用反垄断法必须符合直接性与显著性的标准。原审裁定认为，TCL方所称爱立信方的垄断行为可能会对相关市场竞争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故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同时，TCL方没有提交证据证明TCL深圳公司实施了本案所涉标准必要专利，该公司也并未参与许可谈判，TCL方主张的损害结果与TCL深圳公司毫无关联。即便依据原审裁定的思路，认定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该影响与TCL深圳公司无关，原审法院亦无管辖权。 （二）本案诉争实为追索诉讼费，而非垄断纠纷，且属重复诉讼。1.本案诉争实质为追索美国加州诉讼之诉讼开支，案件定性有误，依法应予驳回。2.TCL方明知美国加州诉讼仍处上诉阶段，仍故意在中国借“反垄断”之名提起本案追索美国加州诉讼费，且所诉事项涉嫌重复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由于本案诉争实质为追讨境外诉讼费，应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故应驳回TCL方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三）TCL方恶意滥诉，且应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为宜。1.TCL方具有明确的恶意滥诉的目的。TCL方既在深圳人为炮制管辖连结点，又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基本相同事实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时，法院应当重点考虑TCL方恶意滥诉的目的，驳回其起诉。2.即使认可TCL方人为建立管辖连结点的行为，在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地不在中国境内或者无证据证实中国境内的具体侵权行为地时，本案亦应由原审被告住所地法院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爱立信中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驳回TCL方的起诉，或者将本案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将深圳市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不能仅从原告所谓受损这一单方主张，推定原告住所地即侵权结果发生地，而应该结合直接侵权事实之初步认定以及该侵权结果之实际发生地，精确地判断侵权结果发生地，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就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相关问题承担举证责任，以避免恶意滥诉、浪费司法资源。2.本案中，TCL方明确主张的垄断行为包括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三种主要类型，并声称上述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包括信赖利益损失、预期销售损失、商誉损失和应对、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其中不存在实际信赖利益损失、预期销售损失、商誉损失，且与深圳地区无涉。为应对和制止垄断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发生于境外，并非属于深圳地区。 （二）原审法院认定“可能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在案证据不足以达到真实性、直接性与显著性的证明标准，证明爱立信方的行为对整个国内行业的市场竞争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2.“可能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并非实际存在，且未涉及深圳地区。TCL方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TCL深圳公司已实施本案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TCL深圳公司并非与爱立信瑞典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一方，没有支付专利许可费给爱立信瑞典公司，不受所指控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等垄断侵权行为的影响。TCL深圳公司不是爱立信方域外相关诉讼的当事人，不受其声称的滥用禁令请求的行为的影响。TCL方提交的关于损害结果的证据不能证明TCL深圳公司受到了相关的损害。 （三）原审法院认为TCL方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此基础上肯定TCL深圳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认为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公司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TCL方指控爱立信瑞典公司的垄断行为与爱立信中国公司无直接关系。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关联公司之间诉讼地位不能混同。 （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与当事人在国外发生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属于对上诉人主张的错误理解，以及法律适用错误。TCL方在本案中的基本主张在其与爱立信瑞典公司之间在美国的诉讼中已被覆盖，与本案属于针对同一事实的重复主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明确的恶意滥诉的目的，应当驳回起诉。 （五）即使认可TCL方人为建立管辖连结点的行为，本案系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提起的垄断纠纷，在性质上为民事侵权纠纷，在地域管辖上，应当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被诉行为的侵权行为地不在中国境内或者无证据证实中国境内具体的侵权行为地时，即便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也应当由爱立信中国公司住所地北京地区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TCL方答辩称：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爱立信方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原审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TCL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深圳市为本案可争辩的侵权结果发生地，深圳是TCL方研发、生产、销售无线通讯产品的一个重要地点，受到爱立信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影响，以TCL深圳公司的住所地深圳市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二）本案为垄断纠纷之诉，与双方在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合同纠纷之诉及其他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尽管本案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所受理的案件、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在事实方面有一定牵连性，但是各案当事人不完全相同、诉由不同且诉讼请求亦存在明显区别。 （三）TCL方提起的民事诉讼具有事实依据及正当理由，不构成恶意诉讼。TCL方为了维护自身在通讯业务正常运营过程中的合法权益，针对爱立信方各种明显的专利劫持行为（例如以不公平和歧视性高价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2年内在7个司法辖区发起12起禁令之诉等）提起垄断民事侵权之诉，是正当的维权行动。 （四）爱立信方要求将本案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缺乏正当理由。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之一，选择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TCL方的权利。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TCL方诉称，TCL集团公司1982年3月在广东惠州成立，2004年在深圳证交所上市，主要从事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TCL控股公司2004年4月在开曼群岛成立，主要负责TCL集团手机板块业务，包括旗下三大国际手机品牌TCL、Alcatel以及BlackBerry的总体运营。TCL深圳公司2014年12月在广东深圳成立，主要从事手机、平板电脑、通讯产品、智能终端设备及与各产品相关附件和关联产品的研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TCL惠州公司1999年3月在广东惠州成立，主要从事移动通信数字终端设备、平板电脑等产品及相关附件和关联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TCL集团公司持有TCL控股公司51%的股权，TCL控股公司持有TCL深圳公司和TCL惠州公司100%的股权，TCL集团公司是TCL控股公司、TCL深圳公司、TCL惠州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从高管任职情况看，TCL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李东生兼任TCL控股公司的董事长，TCL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杨进兼任TCL深圳公司的董事长，TCL控股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吕小斌兼任TCL惠州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TCL控股公司的董事郭爱平兼任TCL惠州公司的董事。 TCL方提交的初步证据显示，四原审原告共同开展手机等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共同获取经济利益，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TCL官网显示，通讯业务是TCL集团核心产业之一，在全球拥有九大产品创新中心，分别位于美国硅谷，法国巴黎，中国北京、上海、宁波、成都、深圳、惠州以及中国香港，产品和服务销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雇员达1.2万多名。 爱立信瑞典公司在其官网www.ericsson.com显示，其在中国的办公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街5号爱立信大厦。爱立信中国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在企业类型上为外国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瑞典公司对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投资比例为100%。 爱立信中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显示，从事与通讯技术有关的产品研究和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从事与通讯技术有关的培训、市场和咨询服务，并提供产品和系统的安装、维修、适配和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受投资公司的委托从事为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售后服务；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为公司投资服务提供咨询服务等。爱立信中国公司主营业务活动为，移动通信系统、多业务网络、消费通信产品等。公司网址为www.ericsson.com。爱立信中国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街5号爱立信大厦6层6B19S。本案爱立信方为经济利益共同体。 爱立信方声称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2G、3G、4G标准必要专利，同时，亦在中国拥有2G、3G、4G标准必要专利。爱立信方从事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业务。 2011年7月开始，TCL方与爱立信方开始进行涉及3G、4G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但至今未就许可费率达成一致意见。在TCL方与爱立信方谈判期间，爱立信方曾向美国等七个国家的司法机关起诉TCL方。TCL方认为，爱立信方存在共同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要求爱立信方承担垄断侵权的法律责任。 二审程序中，爱立信方向本院提交了三组共计18份证据。第一组：1.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2.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管辖权异议裁定书，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知民辖终字第84号管辖权异议裁定书，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8〕65号），5.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224号民事裁定书，6.发改办价监处罚〔2015〕1号决定书，7.TCL集团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8.TCL深圳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9.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10.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56号民事裁定书，11.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TCL方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 第二组：12.美国加州中区法院一审法律意见书（即判决）节选，13.美国法院禁诉令及其中文翻译，14.美国法院关于不正当竞争主张的简易判决及其中文翻译，15.巴西反垄断机构的相关裁判说明，16.关于美国法院禁诉令最新发展的法律备忘录。证明本案本质与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许可费率直接相关，关于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美国法院已经作出审理，若中国法律再行审理，存在重复审查，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容易造成两国法院冲突。 第三组：17.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正当竞争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起诉状。证明TCL方在广州就基本相同的事实又提起了不正当竞争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TCL方对爱立信方提交的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所涉案件及情形与本案不同，不具有参考价值。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9-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所涉案件分别为买卖合同纠纷、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与本案不同，不具有关联性，对本案没有参考价值。对证据12-14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中证据13-14未经认证，三份证据中文部分为爱立信方自制翻译且无法核实完整内容，不能证明本案构成重复诉讼。对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为爱立信方自制证据，属于境外执法机构行政决定，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对证据16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为爱立信方自制证据，不具有可信性。对证据17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为重复诉讼及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本院对爱立信方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6、9-11，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会议纪要及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涉及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有关法律问题将根据本案事实予以判定。关于证据7、8，为TCL集团公司公告、TCL深圳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因用于说明本案原审原告之间的关系，TCL方认可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故该两份证据可以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连结点的证据，本院将结合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关于证据12-15，为爱立信方提交与TCL方及关联公司在域外司法辖区诉讼材料翻译及说明，TCL方否定其真实性的主要理由是未经公证、认证，且为自制证据，因所涉案件与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相关内容可以作为提交方用于解释说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当事人陈述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关于证据16，因不涉及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17，TCL方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实质是否定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将结合相关事实对本案管辖权争议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TCL方向本院提交了7份证据：1.TCL深圳公司2015-2018年手机产品销售发票，证明其从事无线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住所地为深圳市，深圳市构成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2.TCL控股公司2017年财报节选—附属公司有关资料，3-6.TCL方公司关系说明材料，证明TCL控股公司、TCL深圳公司、TCL惠州公司具有关联关系。7.TCL深圳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其从事无线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住所地为深圳市，深圳市构成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 爱立信方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发票开具时间均晚于TCL方在本案中主张“滥用行为”实施时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TCL方各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TCL深圳公司实际经营内容。 本院对TCL方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关于证据1，爱立信方不认可其真实性的主要理由为无法在深圳市国税局进行线下核验，因该证据原件与电子扫描件一致，且爱立信方认可其形式合法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关于证据2-6因用于说明TCL方主体关系，爱立信方虽质疑其真实性，但并未提交反证，故本院对证据2-6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将结合相关事实对本案管辖权争议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关于证据7，爱立信方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因与TCL深圳公司经营范围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将结合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结合上述证据以及原审材料，本院另查明：2014年3月5日，TCL控股公司等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爱立信瑞典公司等被告，主要诉讼请求包括要求认定爱立信瑞典公司等未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报价，确定TCL控股公司等分别就2G、3G、4G标准应得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许可费率等，同时指控爱立信方等行为违反了加州反不正当竞争法。2012年至2014年间，爱立信瑞典公司在法国、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和德国等司法辖区对TCL控股公司及关联公司发起专利侵权诉讼并寻求禁令，指控TCL控股公司及关联公司的行为侵害其标准必要专利权。 2018年8月9日TCL集团公司、TCL控股公司和TCL惠州公司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公司，以及本案案外人（美国）爱立信公司（EricssonInc.），案号为（2018）粤73民初2537号，主要诉讼请求为认定爱立信瑞典公司等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过程中停止对TCL集团公司、TCL控股公司和TCL惠州公司寻求和维持禁令等。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情况及案件事实，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是：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本案是否应驳回起诉，并告知原审原告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一）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上述规定明确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原则。同时，上述规定也表明，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可以被诉垄断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结果地作为管辖连结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确定。”本案中，TCL方起诉主张爱立信方存在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对TCL方在中国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造成经济损失，中国法院对此具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据此，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当事人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实体内容进行审查。 本案中，TCL方提交的初步证据能够证明TCL深圳公司与本案有关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及损害结果的关联关系具有形式上的可争辩性，爱立信方可能存在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市场支配地位，并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鉴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特殊性，结合相关谈判及域外司法辖区诉讼纠纷情况，可能对TCL方参与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能力造成直接、实质、显著地排除与限制竞争效果，TCL深圳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 在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已经受理的情况下，爱立信方关于本案应依据被告住所地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分别构成实质意义上经济共同关系，进而影响涉案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认定，可以在本案实体审理中予以查明，在管辖权程序阶段不再予以评述。 （二）本案是否应驳回起诉，并告知原审原告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起诉 爱立信方主张，本案诉争实为追索诉讼费，而非垄断纠纷，且属重复诉讼。TCL方在本案中的基本主张在其与爱立信瑞典公司之间在美国的诉讼中已被覆盖，与本案属于针对同一事实的重复主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驳回起诉。经查，TCL控股公司于2014年3月5日起诉爱立信瑞典公司等，要求美国法院认定爱立信方未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报价，并确认符合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条款的许可费率，同时指控爱立信方等行为违反了加州反不正当竞争法。2012年至2014年间，爱立信瑞典公司在法国、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和德国等司法辖区对TCL控股公司及关联公司发起专利侵权诉讼并寻求禁令，指控TCL控股公司及关联公司的行为侵害其标准必要专利权。而本案为TCL方对爱立信方提起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主要诉讼请求包括判令爱立信方存在共同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并承担垄断侵权的法律责任。本案与爱立信方所称域外诉讼的涉诉当事人不完全相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及事实理由亦有所不同，TCL控股公司在域外司法辖区提起有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诉讼、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以及爱立信方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根据上述规定，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需要同时满足上述六个条件，且主张适用该原则的被告应对此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本院注意到：（1）TCL集团公司、TCL深圳公司、TCL惠州公司注册地址和主要经营场所均在中国，本案涉及中国法人利益。（2）争议的主要事实之一TCL方受到的损害结果地发生在中国境内。（3）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国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4）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美国法院等外国法院审理本案更为便利。爱立信方关于本案应当驳回起诉并告知原审原告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起诉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爱立信方上诉主张TCL方是否属于恶意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鉴于前已述及TCL方提交的证据能够确定本案管辖连结点，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73民初2537号案件与本案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及事实理由亦有所不同，不足以证明本案系恶意诉讼。TCL方诉讼请求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而能否得到支持，应当由实体审理后认定，本院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不予理涉。 综上，爱立信瑞典公司、爱立信中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朱 理 审判员 傅 蕾 审判员 张晓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廖继博                                                    书记员谢思琳 裁判要点                            案  号                       （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2号                               案  由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合 议 庭                       审判长：朱理             审判员：傅蕾、张晓阳                                                     法官助理：廖继博                       书记员：谢思琳                               裁判日期                       2020年12月30日                               关 键 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管辖；不方便法院原则                               当 事 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CL通讯（深圳）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裁定主文：驳回瑞典爱立信有限公司、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涉案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五百三十二条。                               法律问题                       1.垄断纠纷案件一般地域管辖确定原则。             2.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标准。                               裁判观点                       1.垄断纠纷案件的管辖可以被诉垄断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结果地作为管辖连结点。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             2.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需要同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六个条件，且主张适用该原则的被告应对此承担证明责任。                               注：本摘要并非裁定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