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011民初3944号 原告：黄本先，女，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内江市东兴区人，住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中军（特别授权），内江市市中区玉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长桥村村民委员会。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长桥村8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11011ME13498381。 法定代表人：周飞，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宇（普通授权），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本先与被告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长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桥村委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本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中军、被告长桥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周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本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间关于林地2亩、耕地2.7亩的租赁关系成立；2.判令被告支付土地2.7亩及林地2亩的租赁费共计52650.00元（截至2020年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土地2.7亩及林地2亩的租赁费共计42660.00元（截至2020年为止）。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被告租赁原告承包的位于内江市东兴区××村××组的耕地1亩（小地名为大烂包）。2016年6月，被告租赁原告承包的位于内江市东兴区××村××组的耕地1.7亩（小地名为卷子土）、林地2亩（小地名为狮子大土）。被告租赁前述土地用于水库建设用地，均未签订租赁合同。被告于2016年向原告租赁了其他土地，约定的租金标准为：耕地租金2700.00元／亩，非耕地租金1350.00元／亩。被告租赁的4.7亩土地应参照其他土地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虽经多次协商，被告至今未支付4.7亩土地的租金。 被告长桥村委会辩称,原告不是案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也不是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家庭成员，对案涉土地不享有任何权利；原告与村委会之间不成立租赁关系；原告在长桥村1组之外的其他村民小组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再在第一村民小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原、被告身份信息各一份、李某某户口页及火化证各一份、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三份［1999年、2008年、2018年（东府发农地承包权证（2018）第041893号）］、林权证［（内东兴区）林证字（2008）第283660号］、土地租用协议一份、田家镇长桥村1组联合水库征地面积公示表两份。被告长桥村委会所举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9年）、情况说明、《土地租用协议》、《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长桥村1组黄本先联合水库建设租用地租金发放明细》、长桥村联合水库1组341线内实测责任地面积公示表、柳桥镇长桥村八组联合水库征地两补资金发放表、东兴区联合水库农村移民安置申请书复印件、联合水库农村移民自谋出路安置协议复印件、黄本先社保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 前述证据，均具客观性。但1999年的土地经营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李加良，原告并未证明该李加良即系其前夫李某某，故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确定。2008年的土地经营权证登记的地块名称为“与原土地承包证的土块名称及面积相近”，但原承包证记载的土块是什么，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因其不具备证据的确定性，且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虽举证但不能使人明了，即证而不明，不予采信。2008年的林地经营权证载明了原告享有“狮子大土”2亩林地的经营权，但要证明租赁关系成立，尚需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8年的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地块明确载明“大烂包”与“卷子土”的面积均为0，表明原告已不再享有该两块土地的经营权，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前述其余证据均具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黄本先与李某某于1995年登记结婚。2009年，李某某死亡。1999年9月，李加良作以“户主”身份在内江市东兴区柳桥乡（现属田家镇管辖）长桥村1社承包经营土地3.27亩，其中包括：小弯田、大烂巴田、蚕基土、香灰田、店子土、庐皮大土。2008年10月，李某某作为“承包方”在内江市东兴区柳桥乡（现属田家镇管辖）长桥村1社承包经营土地3.28亩，地块名称登记为“与原土地承包证的土块名称及面积相近”。2018年8月，黄本先以“承包方代表”的身份在内江市东兴区柳桥乡（现属田家镇管辖）长桥村1组承包土地2.45亩，其中包括：大烂包面积0亩，弯田0.74亩，折皮大土2块0.55亩，卷子土0亩，坳田0.35亩，花园土0.42亩，堰塘边0.23亩。2008年12月，黄本先以“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身份取得狮子大土2亩地的林木的林权证。 2016年6月7日，原、被告签订《土地租用协议》，约定：为修建联合水库，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国家政策征用土地为止，被告租用原告的0.472亩的土地，租金标准为耕地2700.00元/亩，非耕地租金1350.00元/亩。被告对该土地及该村其余租赁土的租金发放进行了公示。 2019年11月14日，原告黄本先向被告村委会所在的镇政府递交了《东兴区联合水库农村移民安置申请表》，申请自谋出路安置。当月19日，原告与被告村委会所在的柳桥镇政府（乡镇区划调整前为柳桥镇，调整后为田家镇）签订《联合水库农村移民自谋出路安置协议》，载明：根据东兴区联合水库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规划和内东区府发［2015］68号文件，乙方自愿选择到东兴区××镇××村××组××路安置，自愿不要生产用地和宅基地。2020年8月，被告已将征用村民的土地的面积等情况进行了公示。原告黄本先在长桥村八组亦领取了征地两补资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否因原、被告间成立其他的土地租赁关系即可认定双方就本案争议的土地也成立租赁关系；二、原、被告间是否成立租赁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是否因原、被告间成立其他的土地租赁关系即可认定双方就本案争议的土地也成立租赁关系）。原、被告间确就0.472亩的土地成立租赁关系，但并不能就以此推论原、被告间就其他土地亦成立租赁关系。因为，原、被告间可能就其他土地并未形成租赁关系，亦可能形成了原告所举证部分证据中载明的与其他主体间形成的征地关系。原告的其他土地亦成立租赁关系的推论，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律，其推论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问题（原、被告间是否成立租赁关系）。成立农村土地租赁关系的前提条件为：一、出租人享有出租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双方形成了租赁关系并实际履行。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是三块地，即：大烂包、卷子土、狮子大土。 在李加良作户主的经营权证中，一方面，李加良与李某某是否同一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且现实生活中不排除系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在李加良的经营权证中也无与本案争议的三块土地相关的承包地，即使其中之一的大烂巴与本案中的大烂包名称近似，也应由原告举证予以证明系同一块地，更何况现实中也不排除同时存在大烂巴与大烂包两块不同的田。故李加良作为户主的承包经营权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使理论上存在可能性，也需由原告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补强，但原告并未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大烂包与卷子土，在李某某作为承包人的经营权证并未明确记载；黄本先以“承包方代表”的身份取得的经营权证中明确载明大烂包与卷子土的承包面积均为0，故原告未能证明其现在仍对大烂包与卷子土享有经营权，其对大烂包与卷子土享有租赁关系的请求的前提条件不成立。 关于狮子大土，虽然原告黄本先取得了其中2亩林地的林权证，但未能举证其与被告达成了租赁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并且，原告黄本先自己申请自谋出路安置，并与政府部门达成移民自谋出路安置协议，且在安置协议中原告明确表示“自愿不要生产用地和宅基地”，加之相关部门已对征地情况进行了公示。表明原告已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征地的协议并已实施，并且是彻底实施，因为原告明确表明“自愿不要生产用地和宅基地”，其行为已将租赁的前提条件否定，故原、被告间已不应再成立租赁关系。若系征地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畴。 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诉求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本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8.00元,由原告黄本先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启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肖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