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7268号原告：牛玉英，女，193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衬衫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筠，北京市恒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丽洁，女，1972年8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戎国媛，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牛玉英（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付丽洁（以下简称被告）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88万元；判决撤销2018年12月12日的《赠与协议》。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告的二儿子付某东被害身亡，经和儿媳协商，原告分得了二儿子的遗产327万元。因为年岁大身体不好，遗产的事情都由被告帮我办理，包括银行开户，接收儿媳转款等等。款到账以后（327万元中有大概156万余元直接转到了被告银行卡上，剩余部分则转到我的银行卡上）。被告借口原告年岁大了，拒绝把原告的银行卡和钱给原告，说帮原告保管全部的钱，等原告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和她说，由她给我取。但是被告做的和说的不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给原告钱，再后来见原告催急了就给了我几次钱，但是给钱的时候态度极其恶劣，最后干脆就拒绝接原告的电话。后来原告到银行查询才发现，原告银行卡里的钱，在到账以后的十几天时间里，被告通过手机转账几乎都转到了她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更让原告气愤的是，被告不但把原告的钱转走，把原告的户口本拿走，拒绝给原告。作为女儿还对原告极其不孝顺，不但对原告恶语相加，不见原告，还把原告老伴偷偷带走，至今不告诉原告下落。甚至今年春节的时候都不让原告的老伴回家，让原告一人冷冷清清过春节，让老两口老了还被迫分开。原告今年已经85岁了，身体不好时常生病，很多地方需要用钱，但是原告每个月的退休金才四千多元。原告二儿子生前对老两口很孝顺，老两口的花销几乎都由他承担，他被害身亡让原告伤心欲绝，他留给原告的遗产不但是原告对他的念想，也是原告的重要生活来源。被告的所作所为，不但造成原告生活不便和困难，更是向原告的伤口撒盐，让原告心寒。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被告没有非法占有原告钱款的事实，我们不清楚原告如何计算返还的款项的。原告在2018年12月12日赠与被告的钱款已履行完毕，依据法律规定，权利赠与完毕前可撤销，权利转移后不能撤销，不存在返还的问题。被告在原告赠与前后均承担了原告及被告父亲的生活支出，无论租赁房屋还是聘请保姆，全部属于高标准赡养，每月生活支出20000元左右。被告父亲于2020年10月21日去世，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的。被告的二哥付某东去世前，原告及被告父亲均由被告以及被告的二哥付某东共同赡养，付某东去世后由被告负责赡养二老。原告赠与后以各种理由向被告索要金钱，且是大额，被告考虑到原告年事已高，每次都会给其转账。通过被告计算，目前给原告生活支出的费用及转账金额已经超出获赠金额的30万元左右，即使赠与不成立或被撤销，该赠与金额也已返还给原告。原告要求返还的金额并非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而是受到其大儿子付某明的压力。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其配偶付某华（2020年10月21日去世）共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付某明，次子付某东，女儿付丽洁。付某东因故去世，原告、付某华与付某东的配偶、子女就付某东的遗产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与付某华共获得遗产折价款411．18万元。其中，250万元打入原告个人账户；其余161．18万元打入被告的账户，由被告代收。2018年4月8日，原告、付某华分别书写代管委托书，明确表明：将我已逝二儿子付某东留给我的全部遗产，交由我的女儿付丽洁代为保管。代管期间所产生的利息部分由付丽洁全权处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2018年4月10日，原告账户通过手机银行转账至付某华个人账户20万元；2018年4月11日至4月28日，先后分11笔，每笔20万元转入被告账户合计220万元。2018年4月27日，向原告自己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款6．5万元。其余费用中17400元在2018年4月12日向本院消费，其余费用用于支付个人通信服务费。原告指认被告侵占了其中的220万元和转入付某华个人账户内的20万元。被告否认原告的主张，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落款为2018年12月12日的《赠予协议书》两份、《2017年6月6日至今费用明细表》及办理《赠予协议书》时的录像。两份《赠予协议书》的赠予人分别为原告及其配偶付某华，受赠人为付丽洁，见证人为董某伟和李某某。赠予人为原告的《赠予协议书》内容为：本人牛玉英（身份证号：×××）将我已逝的二儿子付某东留给我的遗产，扣除从案发至今所发生的费用，并且扣除已经付给我的长子付某明的款项，余下的部分全部赠予我女儿付丽洁（身份证号：×××）。赠予人为付某华的《赠予协议书》内容除赠予人身份为付某华之外，其余内容与赠予人为原告的《赠予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2017年6月6日至今费用明细表》中，确认的费用明细如下：望京明苑房租7500*10=75000，给付某明租房房租3000*10=30000，保姆费4000*12=48000+2000=50000，鲁能7号院房租5000*12=60000+5000押金，付某东继承案律师费50000，告付某迪继承按诉讼费17400，付某明以海淀房子为由借款7800，DNA鉴定费7500，付某东案子请客50000，住院手术红包30000，住院各项费用30000，鲁能家具8000，杨某借款300000，付某明第一笔加第二笔转款400000，之后付某明又取走如下：60000+1000+500+1000+20000+5000+10000+5000+10000+10000+20000+5000=88500，转牛玉英邮政储蓄卡400000，阿姨来了公司签一年4000，新保姆费4000，总共1617200。录像光盘中，原告及付某华分别宣读了《赠予协议书》及代管委托书。原告在宣读过程中，在宣读到被赠予人的身份证号时进行了特别询问；宣读后，被告询问其是否清醒，原告回复“清醒”、“不打爬了”。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坚称自己在宣读系晚上，且服用影响其精神的药物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后精神不清醒的情况下所签，其并不理解赠予的意思，认为是其可以随时向被告索要上述款项，被告亦随时可以返还款项，赠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属重大误解。据此，原告坚持要求撤销《赠予协议书》。2、保姆费专用收据、微信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阿姨来了合同变更单、付某华的医药费票据、银行支付凭证，主张已为原告及付某华支付房屋租金、生活费、保姆费用、付某华的医药费及丧葬费等。现已超出原告及付某华的赠与金额。原告认可被告为其和付某华承担了上述费用，但表示上述费用虽是由被告负责支出，但全部为原告及付某华的财产，是原告自己养自己。3、被告和付某明的聊天记录、原告与付某明之间的对话录音、付某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查询记录。上述证据显示，付某明因未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其曾多次向被告索要钱款，认可从原告的账户内取款，收到付某华账户内的款项，并要求原告向被告索要钱款。据此，被告主张原告索要款项系因付某明的压力。原告则表示这是被告与付某明之间的经济往来，原告并非基于付某明的压力而向被告索要款项。4、被告与保姆李某某之间的聊天记录。记录中，被告多次向李某某转款，用于支付原告及付某华的生活费、医药费，且李某某称付某明多次向原告索要款项。5、律师费发票、委托协议书、银行明细、诉讼费发票。被告指认原告及付某华夫妇因付某东的遗产问题起诉过付某东的配偶及女儿，产生了诉讼费、律师费及相应开销的费用支出。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6、被告个人名下招商银行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银行流水，与李某梅和“从金凤阿姨来了”、魏某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以此证明被告一直赡养原告，原告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一般生活水平。原告称被告给付的款项为原告所属的款项。7、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12月30日的电话录音。该录音中，原告提出付某明需要钱，向被告索要。被告询问原告“您要给他多少钱啊”，原告回复“他这回需要4到5万”，被告称“您扔进去这钱就没了”，原告回复“我跟你说小洁，这就这一回啊，我这跟你说，就这一回给他，不管怎么说在外地”，被告告知原告“我这儿刚跟别人借了40000给您打到卡上了啊”、“我跟您说您的钱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我爸的钱管您呢啊，没有钱了”，原告回复“好好好，嗯，明白了”。原告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8、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落款人为原告的撤诉申请。该申请中，原告自认受到了付某明的指使，起诉了被告，现弄清了事实，决定撤诉。原告对撤诉申请的真实性认可，但否认撤诉的事实。9、原告的户口本。该户口本上标注原告的学历是初中文化。被告同时指认原告原为北京衬衫厂的职工，曾外出给外贸公司做技术指导，能够理解赠与的含义。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10、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9日、承诺人为原告的《赠与承诺书》，《赠与承诺书》内容如下：本人牛玉英（身份证号：×××）为了保障我今后的养老生活，我已将我已逝的二儿子付某东留给我的所有遗产都赠与（该字划掉后手写改为予字，并按捺）我的女儿付丽洁（身份证号：×××）。由我女儿付丽洁保障我今后的养老生活，我二儿子付某东的遗产不再向我女儿付丽洁索要。原告称不记得曾签署过《赠与承诺书》，提出要求对《赠与承诺书》的签名及“予”字是否为其书写进行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另查，盐酸羟考酮为吗啡类的纯阿片类物质激动剂，主要作用为镇痛。本案审理中，付某华在去世前曾到庭并提交了书面意见。该意见中付某华表示：付某明多次向付某华及原告索要付某东的遗产，为索要欠款多次威胁父母、被告，原告起诉系受付某明蛊惑，不希望原告诉讼。以上事实有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原、被告双方之间所签署的《赠予协议书》虽名为赠予，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之间实际为赠与合同关系。从实际情况看，原告及其配偶付某华的款项部分款项在2018年4月11日至4月28日已实际转至被告的名下，原告及付某华在2018年12月12日的《赠予协议书》，赠与行为已实际履行完毕。当事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与义务。原告自述签署《赠予协议书》为其服用药物后处于不清醒的状态作出的行为，目前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原告的主张；且根据录像，原告在签署《赠予协议书》时从直观上判断应属意识清醒。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有明确的规定，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被告至今仍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原告称其签署《赠予协议书》属于重大误解，亦否认其曾签署《赠与承诺书》；原告在申请进行《赠与承诺书》的笔迹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9日的《赠与承诺书》，原告对于赠与的后果是明知的，亦明确表态不再索要付某东的遗产。根据两份文件的先后形成顺序，可以确认，原告对于赠与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其所述的在重大误解情况下签署《赠予协议书》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赠与协议书，并要求被告返还赠与款项的主张，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需另指出的，被告作为子女，在父母年老的情况下，对于父母应有更多的耐心，除了在生活上应照料好父母外，在精神上应给父母更多的关心与照料，以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牛玉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原告牛玉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