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7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福权，男，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8。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勤，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广进创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广进商业中心售楼部一楼、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97954E。法定代表人：黄桂球。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军，陕西缔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裕科，男，197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6。原审第三人：何满忠，男，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3。原审第三人：陈伟明，男，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0。上诉人邓福权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广进创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进公司）、原审第三人卢裕科、何满忠、陈伟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7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福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广进公司偿还邓福权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邓福权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广进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邓福权与广进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邓福权二审可提供《借款协议》予以证明。2013年初，邓福权经朋友介绍认识时任佛山市广进创富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的卢裕科。2014年7月25日，佛山市广进创富汽车有限公司经工商核准变更名称为广进公司（后经查才得知2014年12月29日，广进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也发生变更，其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何满忠）。2018年6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以广进公司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邓福权提出借款，邓福权基于对广进公司的公司规模、实力的信任，遂同意向广进公司出借款项。因时间较仓促，当时双方仅口头约定邓福权向广进公司出借款项800万元，并未签署书面借款协议。邓福权于2018年6月26日向广进公司的银行账户汇款共计800万元（共分四笔转账，分别为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550万元）。2018年8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向邓福权提出广进公司还需要借款6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并愿意提供广进公司名下的广进商业中心13座2楼的部分商铺（共计价值15155775元）对上述借款1400万元（800万元+600万元）和利息作担保。邓福权表示同意，但要求双方签署书面的借款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当天，邓福权与广进公司（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约定了借款数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人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广进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还特别约定：为保障广进公司到期还款，广进公司必须将其获得的资产转让收益优先清偿其拖欠邓福权的借款本息；为保障到期还款，广进公司自愿提供广进商业中心13座2楼的部分商铺作为借款本息的担保。而且双方同意于本借款协议签订后签订担保商铺的《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如广进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清偿完毕全部借款本息，则有关提供商铺作担保的《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及《合作经营协议书》自行作废。另外，该借款合同有两份附件：附件一记载了为上述借款本息做担保的共计20个商铺的单元号以及每个商铺对应的面积、合同价、单价，共计合同价款为15155775元；附件二记载了广进国际商业中心13栋物业的平面图。广进公司在上述借款协议及上述两份附件上以加盖骑缝章的形式加盖公章。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2018年8月27日，邓福权按照上述《借款协议》的约定将600万元汇至广进公司的账户。至此，上述《借款协议》已生效。邓福权向广进公司出借上述两笔借款的时间仅相隔两个月，上述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转账的方式和收款账户相同，完全可以推断双方第一次口头约定的借款合同实际存在且与双方第二次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类似。广进公司在《借款协议》中明确以价值15155775元的商铺作为担保，该担保物的价值与上述1400万元的借款本息相当。从该担保物的价值来看，也能推断出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为1400万元，而非仅是600万元。（二）广进公司与邓福权签订《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系为借款1400万元本息作担保。2018年8月26日，即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的当天，双方按照《借款协议》第三条的约定随即签署《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作为对借款1400万元的担保，而不是商铺的定制款。因为广进公司没有就其收到的1400万元款项开具商铺定制款发票或者收据交付给邓福权，双方后来也没有就《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涉及的商铺办理过户登记，也未实际交付，更无合作经营的相关证据（包括合作经营情况的回报或者合作经营收益分配等），这些情况与社会上的正常房屋买卖交易商业习惯不符。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此两份合同实质上是广进公司用上述商铺为1400万元借款本息作担保而与邓福权签订买卖合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邓福权有合理和充分的理由相信卢裕科是广进公司受托人，且该1400万元借款系用于广进公司的生产经营。卢裕科是广进公司的创始人，在企业成立之初担任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获取了《借款协议》附件中担保的商铺平面图、具体商铺单元号对应的面积、合同价和单价等内部信息，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广进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与邓福权订立借款合同，然后让广进公司在《借款协议》中加盖公章确认。广进公司在上述《借款协议》及两份附件上以骑缝章的形式加盖公章应视为上述《借款协议》及两份附件记载的具体内容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广进公司的授权范围。邓福权在订立该借款合同时看到了广进公司加盖的公章和卢裕科的签名，并通过整个签订该《借款协议》的过程知道受托人卢裕科与委托人广进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该借款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广进公司和邓福权。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一审法院应查明本案事实和认定邓福权与广进公司之间签署的《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的性质是否系为借款担保而签订，并查明两份协议对应的履行情况等事实。广进公司答辩称：一、邓福权上诉称有《借款协议》证明借款事实与其一审时的陈述相矛盾，邓福权存在虚假陈述。邓福权在一审时述称，案涉1400万元实际发生在2013年，2018年6月28日、2018年8月27日共计发生的1400万元的银行转账是为了重新确认2013年卢裕科所借的1400万元款项。当法庭询问为何大额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时，邓福权回答是卢裕科以广进公司名义所借，后来广进公司也确认此事，所以也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邓福权上诉称《借款协议》是卢裕科代表广进公司与邓福权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与其一审所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存在故意虚假陈述。《最高人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二、对邓福权二审提交的《借款协议》的辨析。从邓福权在上诉状中陈述《借款协议》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该《借款协议》既不符合常理，又自相矛盾，存在恶意串通的成分，事后伪造证据的痕迹明显。一审诉讼中，法院要求邓福权必须出庭接受调查，但是邓福权以各种理由拒不出庭，邓福权一审庭审时述称诉争的1400万元借款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一审判决后，邓福权又以存在《借款协议》为由提出上诉。如果诉争的1400万元《借款协议》真实存在，邓福权无论从诉讼方向还是从诉讼结果判断，向法院提交《借款协议》对于其主张1400万元系借款而言都更为有利，而且从《借款协议》约定来看，该证据如果存在，一式两份的《借款协议》也只存在于邓福权和卢裕科手中，广进公司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不持有该证据，故邓福权提交该证据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邓福权在一审时向法院明确陈述不存在借款合同，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的证据就是2018年6月28日、2018年8月27日共计发生的1400万元银行转账，而且该1400万元还是对2013年发生的1400万元借款的确认。由此可见，该证据属于事后伪造或者事后恶意串通形成。据了解，卢裕科于2019年初已经出境，至今未归，卢裕科夫妇属于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其夫妇均被法院认定为失信人。由于邓福权确信卢裕科肯定不会出庭，而广进公司又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该《借款协议》的解释权仅属于邓福权，故邓福权二审提供《借款协议》来支持其诉讼请求，既可以将债务从失信人卢裕科身上转嫁给广进公司，免除了卢裕科的责任，又可以确保邓福权的债权有可靠的承担者，卢裕科和邓福权均为该证据的获益者，而唯一不能摆脱责任的就是广进公司。1.邓福权陈述的《借款协议》形成过程违背常理。邓福权声称2018年6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向邓福权提出借款，因时间仓促仅口头约定出借款项800万元并未签订借款协议，2018年8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向邓福权提出还需再借600万元，邓福权表示同意，但要求双方签署书面借款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于是签署了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款协议》，该协议实际是对1400万元的确认。即使2018年6月26日的800万元借款由于时间仓促没有订立《借款协议》，但在2018年8月26日再借600万元借款时，既然能签署600万元的借款协议，为何不将此前发生的800万元借款一并签署《借款协议》。在600万元借款未借出前都先要签订《借款协议》，说明邓福权是一个谨慎之人，而800万元的所谓借款已经借出2个月，在邓福权与卢裕科签署《借款协议》时，既然在该协议都能加盖骑缝章，但何不让广进公司向其出具一份借据，明显违背一般常理和商业交易惯例。2.既然《借款协议》有到期还清本息的约定，利率约定应当是基本的条款，而《借款协议》却没有约定借款利率，该协议明显违背一般常理。3.《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主体与邓福权上诉主张的借款主体明显不一致。邓福权上诉称2018年6月26日、2018年8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向邓福权借款，基于对广进公司的公司规模、实力的信任，遂同意向广进公司出借款项。由此可见，邓福权出借对象是广进公司，卢裕科仅是广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从《借款协议》的约定看，不能得出借款主体是广进公司的结论。《借款协议》中没有卢裕科是代表广进公司借款的任何意思表示，既没有委托代理的表述，也没有委托书作为附件予以佐证，该《借款协议》第二条约定“为保障到期还款，卢裕科必须将其从广进公司获得的资产转让收益中优先清还甲方借款本息”，从本条约定可以明确看出，广进公司不是借款主体也不是还款义务人，还款来源为卢裕科从广进公司处获得资产转让收益。邓福权对广进公司除提起本案诉讼以外，还提起另一诉讼。另一案件案由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号为（2019）粤0606民初18117号，在该案中邓福权企图以虚构的33739324元转款将广进公司的31间物业占有，法院已作出判决认定邓福权存在虚假陈述，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法院可调取（2019）粤0606民初18117号案庭审笔录查实，在该案中邓福权将本案案涉款项陈述为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抵顶了物业，则本案就不存在借款的问题。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广进公司确认2018年邓福权转账给广进公司的1400万元款项为邓福权支付13座2层20座物业的购房款，邓福权尚欠付广进公司1155775元应付购房款，广进公司愿意在邓福权付清余款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照相关程序交付相应的物业。但就本案而言，邓福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卢裕科、何满忠、陈伟明在二审诉讼中均未作陈述。邓福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进公司偿还邓福权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邓福权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广进公司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广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6月26日、2018年8月27日邓福权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广进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共转账1400万元。（2）2018年8月26日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订《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约定“乙方本次定制部分为13座2层206-215,220-221,224-231号物业，建筑面积约667.23平方米”“签订本合同当日向甲方支付定制款人民币15155775元”“甲方按照定制物业的规划报建标准，依照国家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房屋建筑质量的规定，经有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后取得竣工备案综合验收表后30日内，通知乙方前往验收并实现交付。但乙方逾期足额支付定制价款的，甲方有权顺延交付定制物”；同日，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将其所购买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伦教13座2层206-2015,220-2212,24-231号物业，建筑面积为667.23平方米，商铺购房款为15155775元商铺作为合作条件交由乙方全面经营管理，双方开展深度合作经营，并按本协议之约定分配合作收益”。（3）经查询相关企业工商登记变更事项显示以下内容：2014年12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卢裕科”变更为“何满忠”，股东备案信息由“卢裕科，执行董事，经理”变更为“何满忠，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9月10日股东由“佛山市广进创富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佛山市优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5年1月23日佛山市广进创富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卢裕科”变更为“何满忠”，股东备案信息显示“卢裕科，经理（退出）”，佛山市广进创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佛山市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楠盛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进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股东及主要人员均为何满忠、卢某1；佛山市楠盛投资有限公司登记股东为杨某1，主要人员为杨某1、周某1。（4）《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约定“13座2层206-215,220-221,224-231号物业”已办理产权登记，上述物业现已在本案中予以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邓福权与广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一、无证据显示邓福权与广进公司在2013年存在借贷关系在一审庭审调查中，邓福权自述起诉要求偿还的借款发生在2013年卢裕科以广进公司的名义向邓福权借款，本金为1400万元，到期后卢裕科与广进公司约定商铺抵扣欠款，但是最后没有实现。邓福权所述的借款金额巨大，若真实发生应存有相关给付凭证。在本案中，邓福权并未对该发生于2013年卢裕科以广进公司名义向其借款的主张进行任何举证，且对于款项如何交付、有无约定利息亦无法清晰说明，广进公司与卢裕科并未认可存在借款的说法，邓福权应就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二、以重新汇款的方式确认债权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在一审庭审调查中，邓福权自述本案提交的2018年6月26日、8月27日的银行汇款记录共1400万元，是为了重新对借款进行确认而进行的转账。法院认为，若需要对2013年借款的事实进行重新确认，可以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确认，而未备注转账目的的汇款并无法达到重新确认债权的目的。且若在2018年6月26日、同年8月27日的汇款目的是为了进行重新确认借款事实，则资金应回流至邓福权账户才可符合逻辑，但并无证据显示上述资金在后期已返还给邓福权。三、案涉合同是否属于让与担保协议本案中，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订《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邓福权主张上述协议签订的目的为本案借贷关系提供担保。让与担保具有从属性，结合上述内容，邓福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从《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亦无法体现双方存在若无法偿还债务则以合同中约定的物业作为担保物的意思表示，对于邓福权主张上述合同的性质为担保合同，法院不予支持。四、案涉银行转账行为的性质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订的《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具有现实的履行条件，权利义务约定清晰，合同中对物业的交付使用了意思明确的条款进行约定。广进公司就邓福权于2018年6月26日、同年8月27日的汇款行为提交了《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予以反驳，认为上述款项是邓福权履行上述合同而支付的合同价款，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上述合同中的物业已经达到交付条件，若邓福权按合同要求付清款项，广进公司可按上述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述证据结合案涉银行转账的时间及邓福权对转账行为陈述存在逻辑矛盾的情况，法院认为广进公司的反驳已达到证明标准，对广进公司主张案涉银行转账行为的性质为履行合同义务的观点予以采纳。在法院向邓福权释明后，邓福权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综上，对于邓福权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请求广进公司偿还欠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福权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财产保全受理费5000元，合共110800元，由邓福权负担。二审期间，邓福权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借款协议》、担保商铺的价值清单、担保商铺的平面图各1份，拟证明：1.2018年8月26日，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向邓福权提出再次借款6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并愿意用广进公司名下的广进商业中心13座2楼的部分商铺共计价值15155775元作为对借款140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担保。邓福权同意后，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广进公司在《借款协议》、担保商铺的价值清单、担保商铺的平面图三份文件上加盖骑缝章以表示确认。卢裕科作为广进公司的受托人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捺手印。2.根据上述《借款协议》，邓福权与广进公司签订的《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是用上述商铺作为归还上述借款及其利息提供的担保。案涉1400万元是邓福权出借给广进公司的借款本金，而非广进公司所称的购房款。第二组：《证明》以及卢裕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1.2019年6月13日，卢裕科向邓福权出具由其本人签字并捺手印的《证明》，记载案涉的1400万元是其受广进公司的委托，要求邓福权出借给广进公司，并且写明具体收款账户以及借款的具体用途；2.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案涉款项是借款，而不是购房款。邓福权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综合本案情况认定。其他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邓福权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福权与广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本案中，邓福权主张其于2018年6月26日、2018年8月27日分别汇入广进公司银行账户的800万元、600万元共计1400万元属于借款，故其仍应就该款项与广进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邓福权在一审时述称，其转账案涉的1400万元给广进公司是对2013年双方借贷关系的重新确认，但邓福权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于2013年存在借贷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广进公司收到案涉款项后有转回给邓福权。邓福权在一审时还述称双方并未就案涉1400万元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但其在二审中却提供了其与卢裕科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600万元《借款协议》。由此可见，邓福权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并不一致，有违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其次，邓福权在二审中仅提供了600万元的《借款协议》，未能就800万元的转账提供相应的借款合同，且案涉800万元转账在前，邓福权在随后转账600万元时，却未与广进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或对此前转账的800万元确认，不合情理。再次，邓福权主张广进公司是案涉款项的借款人，并用其名下的部分商铺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但从邓福权二审提供的案涉600万元《借款协议》来看，协议中记载的借款人是卢裕科，广进公司仅在该合同上加盖骑缝章，并未在借款人处盖章，亦未在《借款协议》中明确表示其是担保人的身份。邓福权述称卢裕科是接受广进公司的委托向邓福权借款，但根据广进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可知，卢裕科在与邓福权签订《借款协议》时，并非广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邓福权亦未能提供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卢裕科是受广进公司的委托向其借款。因此，本院对邓福权的该主张以及其二审的证据，不予采信。最后，广进公司述称其收取的案涉款项是基于其与邓福权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广进商业中心定制建设开发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而支付的合同价款，并提供了上述合同予以佐证。综上，结合本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邓福权主张其与广进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未能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而广进公司的反驳主张使得邓福权主张的借款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根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邓福权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邓福权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情况下，应判决驳回邓福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邓福权二审期间申请本院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乐从派出所调取其报案时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邓福权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邓福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