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权，男，土家族，1969年11月17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良林，女，汉族，1967年9月21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玲，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禾韬，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成渝，男，汉族，1972年4月9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黄纯仙，女，汉族，1979年12月10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李红权因与被上诉人陈良林、原审第三人刘成渝、黄纯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8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3.李红权有权在租赁期内不向受让人移交占有的贵阳市乌当区房屋。事实和理由：1.2012年1月4日李红权和刘成渝签订《借贷合同》，如约李红权借给刘成渝70万元，同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在未能归还借款的情况下以物抵债，但因该房屋有银行抵押贷款，以房屋买卖方式（以宋相豫购买本案涉案房屋抵扣李红权债务）抵偿债务无法履行，于是在2014年4月经协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减掉50万元的债务，算作支付20年租金，剩余债务另外追偿。房屋租赁合同生效并履行，其依租赁合同约定将房屋交付给李红权占用使用至今。2016年12月宋相豫诉刘成渝的房屋买卖诉讼也未得到支持。2019年3月因云岩法院执行陈良林一案要求李红权腾房，遂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法院驳回。李红权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而且已经实际履行。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李红权与刘成渝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有《借贷合同》、借据、银行流水予以证明。虽然在《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宋相豫以购买本案涉案房屋抵扣李红权债务的诉讼，但法院并未支持，并认定《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所以以购买本案涉案房屋抵扣李红权债务的协议未能成立，故不能排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李红权从提出执行异议到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的都是租赁权，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作出认定。陈良林辩称，1.李红权与刘成渝之间的真实借贷关系无法确定，《借贷合同》金额有涂改且未经刘成渝确认。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李红权并未实际承租人而是通过民间借贷的债权转化为承租权，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宋相豫在2014年起诉到法院主张房屋买卖，理由是宋相豫与刘成渝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但在该案未生效前，李红权又与刘成渝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那么宋相豫使用该房屋是基于宋相豫与刘成渝之间的以物抵债还是基于李红权与刘成渝之间的租赁抵债关系无法确定且相互矛盾。3.根据李红权提交的与刘成渝签订的租赁合同，租金明显属于不合理的低价。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李红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红权在租赁期内不向受让人移交占有的贵阳市乌当区房产；二、确认李红权与刘成渝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刘成渝、黄纯仙系夫妻关系。2014年，陈良林作为原告，将刘成渝、黄纯仙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刘成渝、黄纯仙偿还其借款85万元。2014年12月19日，云岩法院作出（2014）云民一（二）初字第730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刘成渝、黄纯仙于2015年3月15日之前一次性归还陈良林借款人民币85万元。”根据该案原告陈良林申请，云岩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查封了刘成渝名下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房屋。腾房过程中，2019年4月17日，李红权向云岩法院提出书面异议，（2019）黔01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李红权的异议请求。李红权不服该裁定，诉至法院提出请求如前。庭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的表述为：不得执行贵阳市乌当区房产。庭审中，李红权提交2012年1月4日，李红权作为甲方（放款人）、刘成渝作为乙方（借款人》签订的《借贷合同》一份，主要约定：“一、甲方贷给乙方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整，于2012年1月4日前交付乙方。二、贷款利息：按月计息。三、借款期限：2个月。从2012年1月4日至2012年3月3日止。四、还款方式：一次性还款：于2012年2月2日前一次性归还本金80万元……六、担保条款：为保证本合同的履行，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则房屋买卖合同生效。本合同的借款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全部价款，房屋所有权归甲方所有。违约金甲方有权另行追偿。”该《借贷合同》原件两处借款金额部分均有涂改，涂改前的金额无法识别，且涂改处无手印及签字确认，无法证实第三人对涂改后的内容进行过确认。同时，李红权提交2012年1月4日工商银行流水，欲证实李红权同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刘成渝转账人民币70万元。庭审中，李红权又提交刘成渝《承诺书》及其2014年4月5日与刘成渝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载明：“本人刘成渝与李红权对账核算到2014年5月4日止，共应归还李红权借款本息共计壹佰万元整。本人承诺在2014年5月4日前一次性还清。若越期，该款中50万元作为租保利房产20年的租金，以租赁合同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出租方：刘成渝（甲方），承租方：李红权（乙方）……双方商定租金为人民币50万元，乙方在2014年5月4日前一次付清，付款方式：从借款中抵扣。甲方在2014年5月4日将上述房屋交付给乙方。租赁期限20年。”经依法询问，李红权明确表示签订上述租赁合同后，其本人未在房屋内居住，房屋由其表弟宋相豫居住，并强调房子是李红权租的，只是租来之后拿给宋相豫住。另查明；2016年，案外人宋相豫曾作为原告将刘成渝、黄纯仙作为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作为第三人，向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之诉，要求被告依《房屋买卖合同》配合宋相豫办理本案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该院经公告传唤刘成渝、黄纯仙后缺席审理，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21日，被告刘成渝、黄纯仙与保利贵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两被告购买该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乌当区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164.57平方米，总价款671446元。签订合同当天，两被告支付了购房款201446元，余款47万元拟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2011年6月8日，两被告与第三人农行云岩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两被告向第三人借款47万元用于支付前述购房余款，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8日至2031年6月7日。借款合同还约定两被告用涉案房屋为第三人设定抵押，同年7月27日，涉案商品房办理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第三人依约向两被告发放了贷款，但截止2016年6月6日，除去涉案房屋开发商代偿的银行借款本息56988.06元（其中本金18090.37元，利息38897.69元）外，两被告尚欠第三人借款本息417687.18元（其中贷款余额413640.37元，应收未收利息4046.81元）未偿还。2014年2月10日，被告刘成渝、黄纯仙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宋相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一、甲方自愿将下列房屋卖给乙方所有:1、房屋状况:乌当区顺海中路88号保利温泉新城紫园12栋Ｂ单元18层2号，房屋建筑面积164.57ｍ＇;2、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二、甲乙双方商定成交价格为人民币￥70万元（大写柒拾零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银行按揭贷款由甲方承担。保证在收到购房款后三日内还清银行贷款。乙方在2014年3月15日前一次付清。三、甲方在2014年5月15日将上述房屋交付给乙方。该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并在三日内配合乙方办理房产过户登记……五、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并对双方有约束力，应严格履行。如有违约，违约方承担房价款30%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费用……’。原、被告均在该合同中签名捺印。同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到原告支付定金10万元的收据，在收据的收款人处有两被告的签名捺印。2014年3月6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到原告支付购房款15万元的收据，并在收款人处捺印。3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到原告购房款合计70万元的收据，被告在收款人处签名捺印。三份收据均系填充式收据，除手写的部分内容外，其余打印部分的内容完全一致。因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是其与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彩色复印件，未提交该合同的原件，庭审结束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该份合同的原件供本院核实，经核对，该合同原件约定的第二项内容中:‘70万元’的‘7’、大写金额的‘柒’、‘银行按揭贷款由甲方承担”的‘甲’、‘乙方在2014年3月15日……’的‘3’以及落款处合同签订时间‘2014年2月10日’的‘2’等五处均系用修正液涂改后再添加的内容，但涂改处未加盖甲、乙双方的任何指印。在原告提交的2014年2月10日、3月6日加盖了两被告红色指印的两份收据原件中，经辨认，日期为3月6日的收据原件中两被告的签名笔迹‘刘成渝、黄纯仙”为复印效果，但加盖了红色指印，而除签名外的其余手写部分内容却为黑色书写笔迹，该收据明显系两被告在其他空白收据上签字后再次复印并加盖指印，同时填写相关内容而形成，且该复印效果签名笔迹与2月10日收据中两被告的签名笔迹一致，庭审中，针对案件承办人提出的笔迹书写问题，原告未当庭否认。另查明，3月14日，案外人李红权通过其银行卡向被告黄纯仙的银行卡转入人民币45万元，在电子回单中，被告刘成渝签字认可已收到该45万元。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向被告两次累计支付的25万元房款系现金交付给被告，且交付房款时仅有其与被告刘成渝在场，另外45万元房款系其委托表哥李红权交付被告。同时，原告还称其已于2014年5月收到被告交付的钥匙，并于2014年1月之前搬进涉案房屋居住。”因此，乌当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涂改且支付房款证据不足，故2016年6月27日驳回宋相豫的诉讼请求。宋相豫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但补充查明：“2011年6月8日与农行云岩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系黄纯仙，抵押人为黄纯仙、刘成渝。再查明，宋相豫原审中提交电子回单号码为:0012-3108-4897-0157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收款人户名为黄纯仙（账号62×××78）,付款人户名为李红权（账号为62×××75），金额为45万元，交易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12时31分，该回单右下方有‘已收到刘成渝2014.3.14’字样。宋相豫主张该45万元是其支付刘成渝、黄纯仙购房款中的一部分。经本院二审查明在原告周平与被告刘成渝、黄纯仙、第三人李红权（系周平之夫）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本院于2016年月11日作出的（2016）黔01民终354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该笔转账款为周平购买刘成渝、黄纯仙坐落于贵阳市云岩区房屋房价款50万元的组成部分。本院责令宋相豫对此作出解释。宋相豫称刘成渝向李红权借款80万元，其中实际借款70万元，另10万元作为利息没有实际支付，如果刘成渝不能还款，按照李红权与刘成渝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李红权和刘成渝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借款冲抵房款;后在2014年2月6日李红权、刘成渝、宋相豫三方签订《协议》，约定由宋相豫购买本案诉争房屋，抵扣李红权欠宋相豫的70万元，由此了断三方债务;为归还本案诉争房屋的银行按揭，刘成渝还出售了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华珠花园的房屋，因刘成渝一直未归还银行按揭，2014年5月宋相豫找到刘成渝，为证明70万元已给付刘成渝，宋相豫要求刘成渝多给其写几张收据，刘成渝遂出具两张收据，一张10万元、一张15万元，以及一张45万元电子银行回单作为宋相豫支付购房款的依据；该电子银行回单是刘成渝给宋相豫的，至于周平起诉时为什么持有该电子银行回单，宋相豫不清楚。宋相豫为此提交了2012年1月4日李红权与刘成渝签订的《借贷合同》，李红权在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75）的流水明细、刘成渝向李红权出具的80万元的借据、2014年2月6日李红权、刘成渝、宋相豫签订的《协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有真实陈述的义务。当事人不得在诉讼活动中提供虚假证据，不得在诉讼中虚假陈述。宋相豫向一审法院提交三份收据及一份金额为45万元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主张其通过现金及银行转账方式向黄纯仙、刘成渝支付70万元购房款，直到本院查明其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已在其他案件中认定为购买其他房屋的购房款，宋相豫才转而陈述其并未实际向刘成渝支付购房款，而是在2014年2月6日李红权、刘成渝、宋相豫三方签订《协议》，约定由宋相豫购买本案诉争房屋，抵扣李红权欠宋相豫的70万元，由此了断三方债务。宋相豫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判未采信宋相豫提交的三份收据及一份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宋相豫提交的其与刘成渝、黄纯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存在多处涂改内容，而宋相豫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涂改后的内容已经得到刘成渝、黄纯仙认可，因此无法体现该涂改后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刘成渝、黄纯仙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存在疑点，故本院对该涂改后的《房屋买卖合同》不予采信。对宋相豫以该《房屋买卖合同》为据要求将诉争房屋过户给其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为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30日驳回宋相豫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对前述宋相豫判决质证时，李红权强调，因为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因此主张租赁关系。同时明确表示，其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享有承租人排除执行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李红权是否能基于承租人的身份享有排除本案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租赁合同的性质上看，租赁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将其一定财产交付另一方使用，另一方为此支付报酬并于使用完毕后归还原物的协议。但本案中，李红权从未使用涉案房屋，故其并无租赁需要及租赁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李红权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涉案房屋是其向刘成渝租赁后，拿给其表弟宋相豫居住。但是，本案中针对同一套房屋刘成渝与宋相豫的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2月10日，刘成渝与李红权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14年4月5日，宋相豫据该房屋买卖合同已向乌当区法院提起诉讼，虽因宋相豫对法院虚假陈述及提交虚假证据导致败诉，但其在该案中已明确表示系基于房屋买卖关系住进该房屋，故宋相豫并非基于李红权与刘成渝的房屋租赁关系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再次，李红权在庭审中强调“因为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因此主张租赁关系”，其陈述本身即表明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的租赁意愿，而是在李红权对刘成渝债权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签订其他合同作为债的担保，该担保未经抵押登记，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亦不具有对抗执行的效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相豫与刘成渝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10日，该房屋买卖合同被驳回的生效判决落款时间是2016年12月30日，即至少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并未有生效判决确定宋相豫与刘成渝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李红权作为该案的一个案外人如何提前得知买卖合同不能履行，为此与刘成渝在2014年4月5日针对同一套房屋又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因本案第三人刘成渝、黄纯仙在乌当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本院审理中均是公告送达，无法核实签字情况。最后，李红权在本案中提交的《借贷合同》借款金额处均有涂改，且涂改后的金额未经刘成渝确认。李红权与刘成渝的民间借贷未经法院处理，本院无法核实该民间借贷的真实性及具体金额。且经生效判决查明“2014年2月6日，李红权、刘成渝、宋相豫三方签订《协议》，约定由宋相豫购买本案涉案房屋，抵扣李红权欠宋相豫的70万元，由此了断三方债务”。故即使假设李红权与刘成渝70万元的民间借贷真实，三方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李红权对刘成渝享有的70万元债权转让给宋相豫，因此李红权对刘成渝之间70万元债权已经消灭，李红权不能基于一个不存在的债权享有对刘成渝房屋的租赁权。综上，李红权不能举证其与刘成渝之间存在基于房屋租赁这一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租赁合同，其本人亦从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且李红权对第三人刘成渝不享有任何债权，又未支付本案涉案房屋的任何租金。故李红权不享有作为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的权利，因此原告要求不得执行贵阳市乌当区房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李红权要求确认李红权与刘成渝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非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审理范围，不予处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红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李红权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红权向本院提交2016年-2018年部分月份的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费、宽带费等的微信缴费记录截图及相应的银行流水，欲证明宋相豫一直在居住使用案涉房屋。陈良林质证称，缴费记录只证明2016年1月以后宋相豫以刘成渝名义缴纳水电费，不能证明该房被法院查封之前宋相豫就已入住使用，且该缴费记录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也不能证明连续入住的真实情况。李红权还提交其个人中国工商银行ＡＰＰ截图，欲证明5309887033794584卡号就是刘成渝的，其在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是真实的。陈良林质证称，对于卡号本身没有意见，但一审中所提到的转款70万元与刘成渝签订的《借贷合同》中的金额不符，故对该笔转款与借款之间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经本院通知，宋相豫到庭陈述，宋相豫是从2014年6、7月份开始入住案涉房屋，当时是因为借给刘成渝的钱很多是宋相豫的，宋相豫想把房屋过户，所以就以《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去法院起诉，后李红权担心因房屋过不了户该房屋又有银行贷款，所以李红权就与刘成渝又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陈良林认为，宋相豫的陈述不真实，李红权自述的租赁合同的来源与宋相豫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李红权所主张的租赁权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承租人要排除执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必须是实际的承租人进行主张并实际在占有使用；二因为查封具有公示的效力，所以必须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本案中，第一，李红权主张与刘成渝于2014年4月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针对本案涉案房屋宋相豫又曾主张与刘成渝于2014年2月10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宋相豫以签订有《房屋买卖合同》为由于2016年向法院起诉，法院的生效判决中认定“涂改后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刘成渝、黄成仙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存在疑点……对宋相豫以该《房屋买卖合同》为据要求将诉争房屋过户给其的主张，不予支持”。鉴于李红权与宋相豫之间的关系及宋相豫曾对案涉房屋主张过权利，本院通知宋相豫到庭，对为什么在相差两个月的时间内签订有前述两份合同以及在签了《租赁合同》后为什么宋相豫又会去以《房屋买卖合同》起诉，李红权陈述“担心房屋买卖合同可能得不到法律支持，履行不了，为了保障债权又签订了租赁合同”，宋相豫陈述“该房屋有银行贷款，过不了户，李红权是我表哥，我就同意他又去签了租赁合同，后我想要房子就去法院以房屋买卖为由起诉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之规定，李红权要主张权利必须是权利合法且真实存在，在宋相豫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16年才被法院驳回的情况下，李红权是怎么会在2014年就会去签订《租赁合同》，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是租赁权，李红权在本案中又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而刘成渝在与宋相豫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和本案中均没有到庭，故李红权是否真实存在租赁权存疑。第二，关于涉案房屋，李红权主张实际居住使用的为宋相豫，并提交物业开具的宋相豫于2014年6月开始居住的《入住证明》和2014年8月至2016年1月的物业费收据和2016年之后宋相豫缴纳的部分水电费等缴费记录。在陈良林诉刘成渝、黄成仙民间借贷案中，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了（2014）云民一（二）730裁定对该房屋进行保全查封。李红权虽提交2016年之后的部分水电费缴费依据，但李红权并未提交查封之前的水电费缴费依据，而仅凭物业的证据不能单独证明在法院查封之前李红权或宋相豫已实际居住使用。综上所述，李红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李红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王 晨审判员  田由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徐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