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02民初3231号原告：李月芳，女，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云，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付康，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云，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陈英，女，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云，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陈思，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付某（系李月芳、付康次子），男，198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与被告陈英、第三人付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云、被告陈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云、王陈思、第三人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⒈判令被告陈英返还宅基地、房屋、附属物的征地补偿款、租房补助共计人民币409600元；⒉判令被告陈英支付自2017年8月21日起至上述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⒊判令被告陈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李月芳与原告付康共同生育二子，长子付俊榕，次子第三人付某，原告李月芳申请得到思茅镇三家村嘎龙小组的宅基地一块，经分家后，长子付俊榕妻儿四口自成一户，长子付俊榕系户主。次子付某与原告李月芳一个户，原告李月芳将宅基地划分成两块，其中一块归长子付俊榕使用。2016年8月22日原告次子付某与被告陈英登记结婚。2017年7月17日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思茅镇政府）与原告李月芳签订了《宅基地、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由思茅镇政府征收原告李月芳位于思茅房屋及附属物。之后，思茅镇政府向原告李月芳支付了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10148.45元，并让原告李月芳在安置点另行选定宅基地。2017年8月21日被告陈英以自己患有产后抑郁为由，要求原告李月芳将征地补偿款中的人民币40万元交付给被告陈英保管，起初原告李月芳不同意，但在被告陈英多次哭闹相逼的情况下，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为维护家庭和睦便将人民币40万元转给被告陈英。同时，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将人民币40万元交付给被告陈英时，将政府补贴的征地重建期间的租房补助款人民币9600元一并交付了被告陈英。在次子第三人付某与被告陈英离婚后，被告陈英仍不愿返还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万元及房租补助款人民币9600元。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认为征收补偿款带有属人的特征，现被告陈英已丧失了与自己的亲属关系，同时被告陈英不是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的户籍成员，被告陈英在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未授权的情况下仍然占有上述两笔款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故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陈英辩称，⒈认可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在诉状上写明：“与原告付康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二子，长子付俊榕，次子第三人付某。……之后思茅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31日向原告李月芳支付了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10148.45元。”的上述事实，但据被告陈英调查，原告李月芳宅基地被征收的同时，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的长子付俊榕的宅基地也被征收，得到思茅镇政府支付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至此两户宅基地被征收后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53100.49元，原告李月芳当时的意思表示为把征地补偿款分配给两个儿子的家庭使用，每家各分得人民币409600元，故原告李月芳于2017年7月31日向长子付俊榕转账支付了人民币66647.96元，加上长子付俊榕得到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两项共计人民币409600元，该款项与原告李月芳支付给被告陈英的金额一致。⒉原告李月芳向被告陈英支付人民币409600元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该笔款项是思茅镇政府直接转入原告李月芳的银行卡账户中，再由其本人以分家为由转给了被告陈英，明显区别于原告李月芳授权委托被告陈英代为收取征地补偿款后被告陈英拒绝返还的不当得利情形；其次，原告李月芳向被告陈英转账的行为自始都是具有合理的事由，且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疏忽、误解或者过错的情形。最后，针对涉案人民币40万元标的额，原告李月芳曾于2018年7月16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人民币40万元系被告陈英因投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李月芳所借的款项，但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李月芳的诉请；之后，原告李月芳又于2019年4月15日以共有纠纷为由起诉至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称人民币40万元系因被告陈英患产后抑郁，原告李月芳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向其转账用于理财，但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撤诉，而在本案的起诉状中，原告李月芳称人民币40万元是原告李月芳应被告陈英的要求转交其保管。由此可见，原告李月芳前后三次以不同的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对其向被告陈英转账人民币40万元的事由叙述都不相同，前后矛盾且不符合逻辑，故原告李月芳对其转账给被告陈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所隐瞒。⒊原告李月芳向被告陈英转账的性质系赠与。原告李月芳除了向被告陈英支付人民币409600元的同时也向其长子付俊榕转账人民币66647.96元，加之长子付俊榕的宅基地被征收后从思茅镇政府得到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共计人民币409600元，充分说明原告李月芳转账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赠与，就赠与而言，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行为，故该款项已于2017年8月21日赠与了被告陈英（即次子付某家庭）。⒋原告付康主体不适格。无论原告李月芳向被告陈英转账的性质如何界定，原告付康与陈英之间自始至终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不发生任何法律关系，故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综上，应驳回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付某陈述，认可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提出诉讼请求及所根据的事实及理由，提出涉案款项是其父母的合法财产，当时被告陈英知道有这笔款项后就和原告李月芳协商让其保管，不给就又吵又闹且不喂养尚在哺乳期的孩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被告陈英保管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万元是迫于无奈才转账给被告陈英的。之后，因宅基地被征收，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一家一开始便到被告陈英娘家暂住，因此交付了被告陈英政府补助的周转房租金人民币9600元用于家庭生活诸如房租、买菜等开支使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提交的《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期—普洱市思茅区南部区棚户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原告李月芳户）》《房屋及附属物认证和补偿金额汇总表》《宅基地选定结果认定书》《思茅区南部区棚户区项目补偿领款单（原告李月芳户）》《农村合作社进账单（原告李月芳户）》《原告李月芳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流水明细表》《户口登记表》《户口册》《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结婚证》《证明》《本院（2020）云08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英提交的《云南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期）—普洱市思茅区南部区棚户区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付俊榕户）》《思茅区南部区棚户区项目补偿领款单（付俊榕户）》《领款单及农村合作信用社进账单（付俊榕户）》《民事起诉状》《本院（2019）云0802民初1153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被告陈英提交的相同证据材料《原告李月芳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流水明细表》《本院（2018）云0802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因双方当事人相互质证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上述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提交的，被告陈英质证有异议的下列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材料：《红旗三队发票》，用以证明：被征收的土地、房屋系原告付康购买的事实。被告陈英质证不予认可，认为该发票上无任何公章，且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三人付某质证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与《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社区嘎龙居民小组证明》形成证据锁链，均能证实当时原告李月芳户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材料：《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社区嘎龙居民小组证明》，用以证明：涉案宅基地系原告付康于1983年8月9日出资购买，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对该笔补偿款享有权利的事实。被告陈英质证不予认可，认为征地补偿款给付原告李月芳时是属于给付补偿款，但原告李月芳给付被告陈英该笔款项时其性质已经转变为赠与，且原告李月芳与被告陈英属于婆媳关系，原告李月芳赠与该笔款项是经过家庭商议且得到同意的，该笔款项已经用于被告陈英与第三人付某的共同生活开支。该案涉及款项性质是赠与，已不涉及宅基地征地补偿款性质。第三人付某质证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明写有“情况属实，周伟”，经核实“周伟”系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社区嘎龙居民小组组长，且该证明与上述第一组证据材料形成证据锁链，均能证实当时原告李月芳户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和建盖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付某未向本院举证。庭审中因被告陈英提出“原告李月芳宅基地被征收的同时，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的长子付俊榕的宅基地也被征收，得到思茅镇政府支付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至此两户宅基地被征收后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53100.49元，原告李月芳当时的意思表示为把征地补偿款分配给两个儿子的家庭使用，每家各分得人民币409600元，故原告李月芳于2017年7月31日向长子付俊榕转账支付了人民币66647.96元，加上长子付俊榕得到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两项共计人民币409600元，该款项与原告李月芳支付给被告陈英的金额一致。”的主张，庭后，本院向案外人付俊榕及其妻子余波进行调查，案外人付俊榕陈述政府向付俊榕支付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是政府对付俊榕户的补偿，原告李月芳转给付俊榕的款项人民币66647.96元是让其代为保管而非赠与；余波陈述其对原告李月芳向付俊榕转账支付的款项人民币66647.96元不知情。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质证予以认可。被告陈英质证不予认可，认为：①因付俊榕与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是亲属关系，其所作出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案外人付俊榕称原告李月芳转账支付人民币66647.96元款项是让其保管不是事实，因一般保管不可能精确到分，只可能到整数；②案外人付俊榕的征地补偿款加上原告李月芳转账的人民币66647.96元，共计人民币409600元，该数额与原告李月芳向被告陈英主张的金额是一致的，不可能是巧合，故从这个金额上可以看出人民币409600元款项是原告李月芳在分家时对于儿子两个家庭的赠与。本院认为，合同合意必须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意，被告陈英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告李月芳对两个儿子赠与人民币409600元的事实，故对案外人付俊榕的调查陈述，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月芳与其丈夫原告付康于1983年4月16日登记结婚。原告付康户籍所在地为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但原告付康婚后一直与原告李月芳共同生活居住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嘎龙小组，两人共同生育二子，长子付俊榕，次子第三人付某。1983年8月9日原告付康出资向同组村民李金林购买了涉案宅基地的地上建筑物、附属物，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嘎龙小组也同意原告李月芳户使用涉案宅基地至征用前，2006年原告李月芳户在该宅基地上建盖了挡墙及房屋。长子付俊榕成年后与原告李月芳分家单独生活，分为两个户头，即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一个户头，长子付俊榕一个户头；原告李月芳将宅基地分成两块，其中一块归长子付俊榕使用。第三人付某与被告陈英于2016年8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20年10月9日离婚。2017年7月17日原告李月芳与思茅镇政府签订了《宅基地、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由思茅镇政府征收原告李月芳位于思茅房屋及附属物，并支付原告李月芳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10148.45元，原告李月芳可在安置点另行选定宅基地。之后，思茅镇政府于2017年7月31日向原告李月芳支付了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10148.45元。2017年8月21日原告李月芳通过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户向被告陈英转账支付了人民币40万元。之后，因宅基地被征用，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到被告陈英娘家居住，原告李月芳将政府补偿的周转房租金人民币9600元以现金的方式交付被告陈英作为房租及生活开支费用。另查明：⒈被告陈英与原告李月芳、第三人付某系同一村民组织成员，被告陈英户籍所在地在其母亲陈永兰户内，同属于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⒉思茅镇政府在征用原告李月芳户的宅基地的同时也征用了付俊榕户的宅基地，并支付了付俊榕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2017年7月31日原告李月芳通过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户向长子付俊榕转账支付了人民币66647.96元，付俊榕在本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其母亲转账支付的人民币66647.96元是其母亲让其保管并非赠与。⒊2019年4月15日第三人付某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云0802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许离婚。2020年8月4日第三人付某再次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云0802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了第三人付某与被告陈英的婚姻关系。被告陈英提交了原告李月芳于2017年8月21日转账支付被告陈英人民币40万元款项的银行明细清单，用以证实该笔款项系原告李月芳赠与用以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陈英未举证证实该笔款项的性质，故认为被告陈英提交该份证据与该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被告陈英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⒋2018年7月16日原告李月芳以陈英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请求被告陈英归还借款人民币40万元，本院于2018年12月23日作出（2018）云0802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李月芳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陈英之间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及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原告李月芳于2017年8月21日转账支付被告陈英人民币40万元的行为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转账，并未违背常理，不能仅此推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月芳的诉讼请求。⒌2019年4月15日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以陈英、付钰馨为被告提起共有纠纷，但于2019年7月1日以证据不足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云0802民初115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一种身份取得的财产权，不需要以有劳动能力为前提，未成年人作为家庭成员，亦属于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之一，父母利用宅基地建房，作为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之一的未成年人，对该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拥有合法份额。结合本案，原告李月芳户取得涉案宅基地于2006年建房时，第三人付某尚未成年，但其也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原告付康是否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之一问题，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原始取得是指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祖辈辈生活在特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自然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生，父母双方均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出生人员，父母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依法登记本集体经济组成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出生人员，自其出生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加入取得是指原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然人，基于一定事由取得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主要包括婚姻、收养以及其他政策性迁入。结合本案，原告付康虽然户籍所在地并非在原告李月芳户口内，但也系农业人口，原告付康于1983年4月16日与原告李月芳结婚后至今一直与原告李月芳共同生活居住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嘎龙小组，且对涉案宅基地的取得和建设均具有很大贡献，故原告付康也属于原告李月芳户的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之一，对被告提出原告付康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答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涉案宅基地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9600元具有属人性的安置性质，是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基于身份取得的合法财产。关于被告占有涉案宅基地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9600元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本案，首先，虽然涉案宅基地征地补偿款是在被告与第三人婚后发放的，但该征地补偿款是由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搬迁奖励、搬迁费、装修补助、一年的周转房租金组成，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是在被告与第三人婚前就已经建成，被告对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的建设均未做出贡献，且搬迁奖励、搬迁费、装修补助、一年的周转房租金具有属人性的安置性质，故属于第三人应享有的份额系第三人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对于被告提出其占有的征地补偿款系原告李月芳的赠与不构成不当得利的答辩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的规定，赠与必须要有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被告主张的赠与，赠与人原告李月芳无赠与的意思表示，原告李月芳将涉案征地补偿款转账给被告时，被告与两原告及第三人均系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转账并未违背常理，不能仅以此推定原告李月芳与被告之间存在赠与法律关系，且原告李月芳与案外人付俊榕之间对原告李月芳转账支付案外人付俊榕人民币66647.96元无赠与合意，案外人付俊榕领取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42952.04元系思茅镇政府支付的，并非原告李月芳的赠与，故不能以上述两笔款项的合计数额与本案涉案标的数额的等同来推定原告李月芳与被告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现被告与第三人已经离婚，被告不再是两原告及第三人的家庭成员，故被告占有人民币40万元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两原告及第三人。对于被告占有的人民币9600元，虽然该款系政府支付给原告李月芳户的周转房租金，但第三人陈述因宅基地被征收，两原告及第三人便到被告娘家居住，该笔款项是交付被告作为房租及生活费开支，被告占有该笔款项具有合法依据，故被告占有该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7年8月21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两原告明确以被告无法律依据占有征地补偿款为由提出返还款项的主张是本案诉讼，被告在本院确定返还的期限届满后拒不返还，才将产生迟延履行的损失，而本院判决生效确定履行义务后的逾期损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金进行救济，故对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占有原告李月芳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万元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陈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第三人付某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40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444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722元，由原告李月芳、原告付康负担多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元，由被告陈英负担人民币36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海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尹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