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23民初1729号 原告：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宣县三里镇勒马远风坳。 法定代表人：廖献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正平，广西思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宇翔，广西思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许光权，男，196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章，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耀，广西华尚（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佳生，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耐光，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濠丰公司）与被告许光权、第三人何佳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依法就何佳生的诉讼地位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原告濠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正平、韦宇翔，被告许光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耀、蒋文章，被告何佳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耐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濠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武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1323执989号之一的执行裁定错误；2.判决武宣县人民法院解除对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宣县支行20×××64账户（以下简称案涉账户）的查封冻结；3.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不得执行原告的征收补偿收益款；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收到武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1323执9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得知该裁定书对案涉账户进行了查封冻结。2020年6月5日，原告向武宣县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申请，2020年9月29日，原告收到武宣县人民法院的（2020)桂1323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认为武宣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案涉账户的查封冻结是错误的，应当予以解除查封冻结。理由如下：原告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是廖献宁和何佳生，其中廖献宁占有50%的股份，何佳生占有50%的股份。但是到2014年3月5日公司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廖献宁和覃福，其中廖献宁占有50%的股份，覃福占有50%的股份，在2014年3月5日之后何佳生已经不是异议人登记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是依公司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原告的财产独立于任何人，因此原告的法人财产，并不是原告股东的财产，原告股东所欠的债务，债权人无权要求由原告来偿还，法院无权直接执行原告的法人财产来偿还原告股东的个人债务。武宣县人民法院错误地将原告独立的法人财产当成是原告股东的个人财产，而且还将原告独立的法人财产当成已经不是原告登记股东的何佳生的个人财产，所作出的(2018)桂1323执9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错误地查封冻结原告的银行账户，拟用属于原告的法人财产用于清偿何佳生的个人债务，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另外，武宣县人民法院还在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审理的情况之下，跳出异议申请审查的范围之外，胡乱在(2020)桂1323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中作出廖献宁不具有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50%股权的极端错误的认定，严重侵犯了原告股东的合法权益。特此，原告提出诉讼，恳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公正判决。 许光权辩称，原告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起诉本被告，没有真实的事实理由和有效的法律依据，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合法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何佳生辩称，一、原告所列当事人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7条的规定，本案中，廖献宁并非原告的股东，其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系根据何佳生与廖献宁2011年10月25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廖献宁仅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拥有的是对濠丰公司古立铅锌矿的“该矿山的勘查证面积、范围和开证及开采的矿产品……50%的股权”，并非拥有濠丰公司50%股权。同时，根据何佳生与廖献宁2011年3月24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协议》第18条的约定，廖献宁拥有的是“甲方正在申请办理的以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名义扩增面积为0.67平方公里的采矿证……35%的股份”。也就是说，廖献宁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其担任濠丰公司股东系根据《矿山合作开发协议书》第6条的约定。正因如此，对于廖献宁以何佳生名义提出的执行异议，何佳生依法提出了反对。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何佳生在本案中的地位应为被告，不是第三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5条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且该诉讼请求必须是“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三、廖献宁并非濠丰公司股东，廖献宁以濠丰公司名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何佳生系武宣县侨联于2000年从北海招商引资进来武宣投资的外来企业家，开始是租用武宣县二塘镇企业办风门坳的山地从事种植业，后从事矿产资源开发。2006年与时称武宣农场的部分从国外回国定居的归侨利用国外亲戚的资金合资注册成立了侨资企业─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并依法办理和取得了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风门坳锌矿的开采证。后何佳生及归侨又收购了濠丰公司及其下属的濠丰公司古立铅锌矿。何佳生与廖献山、廖献宁两兄弟原来并不认识。后在廖献山强行撮合下，何佳生、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甲方）与廖献宁（乙方）于2011年3月24日签订《矿山合作协议》。2011年10月25日，何佳生作为甲方、廖献宁作为乙方签订了《矿山合作开发协议书》。2012年重晶石市场需求旺盛，按照原定的设想以及2011年3月24日甲乙双方签订的《矿山合作协议》第18条的约定，廖献宁对于计划在原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风门坳锌矿范围北边扩大开采的矿区占有35%的干股，需新办一本“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采矿证”，按照协议应以何佳生的名义办理，但廖献宁再次欺骗何佳生说他哥在当地有权势，让他做法人代表没人敢欺负以及利用他哥的社会关系协调办理该采矿证更为方便。何佳生不知是计就同意了廖献宁的做法。这造成了目前该采矿证办在了廖献宁名下（该证于2014年5月办理取得）。因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风门坳锌矿的采矿权证于2015年年底到期、该处矿产早已开采完毕，以后的重晶石开采主要是以“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采矿证”所在矿区范围为主。根据《矿山合作开发协议书》第5条“对该矿山的勘查证面积、范围和开采证及开采的矿产品，甲乙双方各拥有50%的股权”、第6条“在甲乙双方合作后，该矿山勘查证（金秀县观音岩铜铅锌普查探矿证和武宣县河马保村探矿证除外）、开采证、公司企业由乙方担任法人代表，在签订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办完变更手续，便于乙方履行法人职责”，廖献宁只是对濠丰公司古立铅锌矿的勘查证面积、范围和开采证及开采的矿产品拥有50%股权。同时，根据何佳生与廖献宁2011年3月24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协议》第18条的约定，廖献宁拥有的是“甲方正在申请办理的以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名义扩增面积为0.67平方公里的采矿证……35%的股份”。廖献宁并非濠丰公司股东；廖献宁仅是濠丰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何佳生，廖献宁称其在濠丰公司有50%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濠丰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在由何佳生收购后，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没有开发利用，后该矿区由于被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全部覆盖，经有关部门评估该矿区可得补偿为1300万元。因濠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登记为廖献宁，廖献宁于2017年7月份左右私自雕刻了何佳生的个人印章去武宣县农业银行领取了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给予淹没“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区”的97.8万元的补偿款，事发后廖献宁将此款退了回去。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公司的股东，不能仅依据商事外观主义来作出判断，必须依据是否出资、是否在工商资料上进行过公示、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等形式要件是否有记载、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实、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情况等综合作出评判。本案中，廖献宁担任濠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依据其与何佳生签订的系列协议，廖献宁并没有对濠丰公司进行过出资。目前公司的经营管理全部是由何佳生在负责，廖献宁在濠丰公司没有一丝半毫的股东权利义务，廖献宁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四、覃福（廖献宁小舅子）并非濠丰公司股东，廖献宁以覃福是濠丰公司股东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014年2月份，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濠丰公司古立铅锌矿的采矿权证需要年检费用大概是66.046万元左右，无法筹够。廖献宁知道后扬言称，如果采矿证被废要找何佳生麻烦；要何佳生拿濠丰公司50%的股份来押，他负责调钱。何佳生马上说“你想吃掉我的股份”廖献宁说“我想吃掉你股份全家死绝，调70万按5分月息收，借期8个月，你就写借98万、押50%的股份”。何佳生在已被廖献宁榨干的情况下只好以该采矿证的50%股权作抵押向廖献宁的内弟覃福借了高利贷70万元来进行年检（本金70万、月息5分、借期8个月（3.5万/月，8个月借期，利息是28万，70万+28万=98万,这就是2014.2.28“借条”98万的具体来源）。廖献宁先期收取了一个月的砍头息3.5万元，廖献宁给了何佳生66万及0.5万元现金，实际何佳生得到的真实借款数额为66.5万），在何佳生如期归还本金利息98万元后，覃福却没有如约将抵押的50%股权返还给何佳生（在何佳生借款发生之后廖献宁等即通过关系私下违规将本属于何佳生的股份转登记到覃福名下）。2015年2月份，濠丰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采矿证需要缴款领证（已于2014年5月份办好）。同样的，何佳生只能再次向覃福借款80万（月息5分、借期6个月（4万/月，6个月借期,利息是24万，80万+24万=104万,这就是2015.2.4“借条”104万的具体来源）。廖献宁先期收取了一个月的砍头息4万元并要求何佳生在借条上写收到现金28万（包含6个月的利息）。在廖献宁、覃福转款给何佳生76万后，又马上叫何佳生转20万给廖献宁，说是还之前所欠利息。所以实际上何佳生只借到本金56万）并以濠丰公司50%股权作担保。为讨回用作担保的公司股权，何佳生于2017年6月28日提出诉讼，后被武宣县人民法院驳回；2019年12月16日，何佳生委托律师向廖献宁、覃福发出《接收债权通知》，覃福于2019年12月28日给与《回复函》，确认何佳生与覃福间的借款关系及股权担保事实。在采矿证领回来后，何佳生本以为可以顺利开工，但廖献宁却找到何佳生，以他是法定代表人为由强行叫停矿区生产，声称不满足他的条件（指要拿250万来赎回濠丰公司二塘镇根界山重晶石矿采矿证的35%干股）矿山就永远停工，而且廖献宁扬言“何佳生找谁（指上级领导）他都不怕”。在廖献宁的干涉下，矿区生产一直无法正常进行。何佳生两次因采矿证问题而向覃福（实际上是廖献宁）借款，并以濠丰公司50%股权作抵押，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这是让与担保。对于让与担保的判断，应结合当事人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或书面材料，加上签订协议后的履行情况等作出判断。本案中，何佳生因故向覃福借款，并出具有借条，在借条上明确写明系用股权作为担保并将抵押股权过户到覃福名下，这就是典型的让与担保，属于其他权利移转型担保。覃福在收到何佳生的《接收债权通知》后的《回复函》再次明确了覃福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所以，覃福只是何佳生的债权人,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廖献宁以覃福是濠丰公司股东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五、涉案的财产系濠丰公司合法的征收补偿收益，属濠丰公司的合法财产。如前所述，廖献宁、覃福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对于濠丰公司如何处置公司财产或有关机关依法处置濠丰公司的财产，廖献宁和覃福无权干涉。综上，廖献宁通过签订协议取得的仅是该矿山的勘查证面积、范围和开采证及开采的矿产品的股权，廖献宁并非取得濠丰公司的股权，廖献宁不是濠丰公司的股东；覃福通过借款、担保登记成为濠丰公司股东，系让与担保，覃福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原告以何佳生已不是濠丰公司股东、廖献宁和覃福是濠丰公司股东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8)桂1323执9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20)桂1323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武宣县人民法院查封冻结原告的案涉账户，原告对此提出的执行异议被武宣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2.营业执照副本、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企业变更登记查询单，证明原告是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原是廖献宁和何佳生（各占有50%的股份），2014年3月5日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廖献宁（占有50%的股份）和覃福（占有50%的股份）。 3.2011年12月8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材料，证明2011年12月8日何佳生将其在原告的50%股份转让给廖献宁，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何佳生、廖献宁，该二人各占有公司50%股份。 4.2014年3月5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材料，证明2014年3月5日何佳生将其在原告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覃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廖献宁、覃福，该二人各占有公司50%股份。 许光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廖献宁是公司的法人，对外履行公司职责，但对公司内要受到合法生效的矿山合作协议书的制约，即按该协议约定，廖献宁只是享受古立铅锌矿的50%股权，不享有整体公司的50%股权，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廖献宁、覃福实际缴纳或接受股权转让25万元，二人只是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何佳生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出资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何佳生享有投资股权、收益权。对证据3、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何佳生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认为廖献宁与覃福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对股东的判定不能仅仅依靠商事外观主义；对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认为这些资料中，并没有验资报告，不能证明廖献宁实际出资，结合当事人间签订的相关矿山合作协议书，可以得出廖献宁与覃福并非濠丰公司的股东。 许光权提出的证据为（2018）桂1323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何佳生对许光权有欠款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是何佳生欠款不是原告欠款。 何佳生对许光权所提出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何佳生提出如下证据： 1.矿山合作开发协议书，证明何佳生与廖献宁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的事实； 2.借条，证明何佳生借款及用股权担保的事实； 3.民事判决书，证明何佳生诉讼的事实； 4.接收债权通知，证明何佳生催促覃福接收还款； 5.回复函，证明覃福回复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 许光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3、4，为武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提供，予以采信。被告许光权、何佳生所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参考。 综合上述证据认定以及原告、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许光权与何佳生、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的（2018）桂1323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何佳生、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许光权借款本金3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300000元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判决生效后，何佳生、武宣县二塘东山佳益矿场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许光权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2018）桂1323执9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明何佳生持有濠丰公司50%股权、濠丰公司属于武宣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征收范围，裁定冻结濠丰公司的征收补偿收益款350万元，冻结期限三年。 濠丰公司不服该裁定，于2020年6月10日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并要求解除前述冻结。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桂1323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濠丰公司的异议请求。濠丰公司对该裁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7年6月28日，何佳生诉至本院，提出要求覃福向其返还股权并变更登记于自己名下等诉讼请求，本院于2017年10月22日作出（2017）桂1323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以何佳生无证据证实其履行了2015年2月4日这笔借款的还款义务等为由，驳回了何佳生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生效判决查明：濠丰公司位于武宣县三里镇勒马远风坳，原系由何佳生投资的一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2011年12月8日，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廖献宁新增为股东，公司股东人数变更为两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何佳生和廖献宁各占公司50%的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廖献宁。2014年2月28日，何佳生向覃福借款，经协商，何佳生以自己所拥有的濠丰公司的股权作为担保向覃福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覃福98万元，其中70万元是转帐、现金28万元，借期8个月(即2014年3月1日到2014年10月31日)，本人用濠丰公司50%股权转到覃福名下，到期还清以上借款，覃福无条件将濠丰公司50%的股权转回到何佳生名下”。廖献宁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内容为“廖献宁担保何佳生还清以上借款，并保证将覃福在濠丰公司50%的股权转回到何佳生名下”。随后濠丰公司于2014年3月5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将何佳生所拥有的濠丰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到覃福名下，股东由廖献宁、何佳生变更为廖献宁、覃福。截止2014年11月5日，何佳生总合计归还了覃福98万元。2015年2月4日，何佳生又向覃福借款，并向被告覃福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覃福104万元，其中76万元是转帐、现金28万元，借期6个月(即2015年2月4日到2015年8月4日)，本人用濠丰公司50%股权转到覃福名下，到期还清以上借款，覃福无条件将濠丰责任公司50%的股权转回到何佳生名下”。廖献宁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内容为“廖献宁担保何佳生还清以上借款，并保证将覃福在濠丰公司50%的股权转回到何佳生名下”。股权办理转让手续后，濠丰公司实际还由何佳生管理和控制。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告是否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标的的权利。 本院认为，1.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现本案原告濠丰公司的起诉符合上述条件，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原告是否具有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标的的权利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如果被执行财产不属于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之上拥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则人民法院应当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独立人格与股东人格是相分离的，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亦是相互独立的，公司财产只能偿还公司债务，公司不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本案原告濠丰公司的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该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其独立财产权来源于股东的出资。而股东一旦出资，就丧失了对其出资资产的所有权，仅是取得作为出资人所享有的股权，其仅在股权范围内承担风险和享受收益，但其股权并不能指向公司的具体财产。故此，本案中即便何佳生享有濠丰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在濠丰公司未进行清产核算之前，均无法确定何佳生的股权权利价值是多少。因为公司要向股东分配股权收益，是应在实际盈利后再行分配，而该股权权利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并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本案中原告濠丰公司未发生解散清算或破产的情形，其财产在未清偿债务前，依法不能分配给股东或清偿股东的个人债务，故此，在无法判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是否在何佳生的股权价值范围之内、是否确定可以清偿何佳生个人债务的情况下，如直接以濠丰公司的财产偿还何佳生个人债务，既违反了公司财产独立原则，也极可能损害濠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征收补偿收益款系濠丰公司的财产，濠丰公司就该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提出的异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不得执行原告武宣县濠丰矿业有限公司的征收补偿收益款。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何佳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杰 审 判 员 卓义林 人 民 陪 审 员 石际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12 法 官 助 理 覃荣利 书 记 员 李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