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102行初172号原告重庆市南川区开联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0756753872，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龙腾大道11号金山丽苑11幢负1-10号。法定代表人江东帝，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邹兰平，重庆星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40086822374，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金山大道31号。法定代表人张训芳，局长。出庭负责人卢达，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程仲生，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梅歧，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第三人金善容，女，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武隆区。第三人任桂宏，女，199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武隆区。委托代理人张春梅，重庆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小强，重庆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益平，男，汉族，1967年12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县。原告重庆市开联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联劳务公司)诉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川区人社局）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7日立案，于2020年10月23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开联劳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兰平、被告南川区人社局的副职负责人卢达及委托代理人程仲生、梅歧，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春梅、刘小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6日追加黄益平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开联劳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兰平，被告南川区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卢达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仲生、梅歧，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小强和第三人黄益平均到庭参加了本案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南川人社局于2020年4月9日作出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20〕183号《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2020〕183号《决定书》)，认定:2018年4月21日17：00左右，任本国在开联劳务公司承包的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能集团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武隆鸭江电站）中进行除草作业时，突发疾病摔倒在地，急送武隆区鸭江中心卫生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4月21日18时13分死亡，死亡原因：脑出血，急性心肌梗死。任本国同志于2018年4月21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一款（一）项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以下简称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用人单位为开联劳务公司。原告开联劳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1日，任本国在重庆市武隆区鸭江电站除草时突发疾病摔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20年4月9日，被告作出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20〕183号《决定书》，原告认为任本国在为原告除草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不应认定为视同工伤，理由如下：1.任本国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月至任本国去世之前，原告只聘请过任本国三次，前两次均是为渝能公司下属的鸭江电站除渣，每次时间不超过半天，劳务费当日结清，在除渣过程中，原告对任本国不进行任何管理和安排。本次除草也是一样，原告只要求任本国等人在限定的时间之前将一定范围内的草清理干净，对于任本国等人何时去除草，是否本人除草均无要求，任本国和原告之间无管理上的隶属关系，也未形成持续稳定的用工关系，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2.2017年9月11日，原告从渝能公司承包的业务内容是为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的电站除草、除渣以及零星修补，并无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承揽此业务的单位或自然人必须具有一定资质、此类业务不能转包和分包，自然人不能成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因此，原告不存在违法分包或转包行为。3.任本国是因自身疾病突发抢救无效死亡，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致死，也不是因患职业病致死。4.被告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视同工伤决定的前提条件是死者系用人单位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任本国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在双方无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规定作出视同工伤的决定，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用工单位存在违法分包和转包的行为；其二是职工在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死亡。本案中原告不存在将其承揽的业务违法分包或转包给第三人的行为，任本国也不是在除草过程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致死。因此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视同工伤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被告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事实采信有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予以撤销。被告南川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作出〔2020〕183号《决定书》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1月15日金善容向被告提交丈夫任本国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于同月23日受理。同年3月8日，被告作出《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19)133号）。同年9月原告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渝0102行初15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019年11月，原告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同年12月1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3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以任本国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撤销了《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19)133号）。2020年2月27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撤销通知书》（南川人社伤险认撤字〔2020)1号），恢复调查核实，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183号《决定书》,并依法送给原告和第三人。二、被告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且理由充分，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正确。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任本国系开联劳务公司承建的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工地的农民工，2018年4月21日，任本国在（武隆区鸭江电站）进行除草（绿化工程）作业时突发疾病摔倒在地，送重庆市武隆区鸭江中心卫生院急救，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4月21日18时13分死亡。任本国突发疾病之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其理由如下：首先，2018年4月26日鸭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此书载明任本国突发疾病时的时间地点和当时从事的工作任务，证明任本国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突发疾病；其次，《安全协议书》和原告举证回复《关于任本国申请工伤的情况说明》，载明了黄益平系原告承建的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项目的安全负责人和项目承包人，而任本国是承包人黄益平聘请的临时工人，任本国在从事该原告承榄业务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其三，任本国与原告虽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但根据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之规定，任本国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之情形，原告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三、原告起诉理由不成立。第一，劳动关系不成立不予认为工伤理由不成立。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第二，原告主张本单位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行为的理由不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十六章第二百七十二条“……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之规定，原告将承包工程业务转包给黄益平之情形，属于承包单位违反法津、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原告举证提交的《职工工资表》可以说明黄益平不属于原告公司员工，黄益平与原告属于承包合同关系。第三，因工伤亡和事故伤害排除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情形，原告法律理解错误，人社部[2013]34号文件第七条所载明的“因工伤亡”未排除“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情形，而《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认定情形包含“突发疾病48小时死亡”，前者属规范性文件，后者属于行政法规，应以《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范围认定为视同工伤。综上，被告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黄益平述称，同意原告意见，不是工程转包。我是在现场负责，公司也是以普通工205元的单价给我，让我找人临时除草除渣。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南川区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性质认定的时间、事实。2.重庆市南川区开联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信息；证明用人单位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3.任本国身份证复印件，金善容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证明：金善容与任本国的关系及各自的身份信息。4.任本国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死亡殡葬证；5.任本国的重庆市武隆区鸭江中心卫生院（急诊）病历；6.抢救记录；7.死亡注销户口证明；4-7证明：任本国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及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8.《人民调解协议书》；证明：任本国是原告承接业务项目承包人黄益平聘请的工人及突发疾病时从事的工作。9.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承揽协议、安全协议书；证明：任本国突发疾病时从事的工作系原告公司承接的工程业务。特别说明协议当中第一条工程范围是凡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按照甲方要求派出相应人员完成承建及承修。第三条合同价款技工计时工单价215元、普通工单价205元。10.证明；证明任本国未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内的人员。11.工友任忠全的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任本国从事除草工作是由项目承包人黄益平安排，及任本国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12.委托相关材料；证明程序合法。13.《情况说明》；证明黄益平是项目承包人而不是该项目的管理人员及任本国是黄益平聘请的临时工。14.原告的员工工资表；证明原告职工人员情况，该工资表是由原告提供，上面没有黄益平的名字，证明黄益平不属于公司职工，黄益平与原告公司是合同承包关系。15.任忠全、梁光文、熊桂摸的证词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任本国突发疾病是在从事除草工作时发生的，且任本国从事的工作是由黄益平所安排与被告核实的相关证据一致。16.人社局两次对任忠全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任本国从事工作的管理、工资待遇及从事工作时突发疾病的事实。17.一审判决书；证明程序合法。18.二审判决书；证明被告作出的【2019】133《视同工伤决定书》被三中院撤销后被告重新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审判决书否认了开联劳务公司与任本国的劳动关系，被告重新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以开联劳务公司违法转分包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为理由作出是正确的。19.工伤认定文书及送达登记表（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2019】133号《工伤决定书》、撤销通知书【2020】1号、〔2020〕183号《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及依法送达情况。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七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被告在工伤认定书载明的事实部分认可黄益平是开联公司员工的身份。2-7三性无异议。证据8调解书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调解书上明确记明了黄益平是原告公司安全负责人，不能证明黄益平是项目负责人，黄益平是代表原告公司的去参加调解的。证据9三性无异议，该承揽协议是一个劳务承揽合同，电站的零星工程就是指出渣除草修修补补，不需要专门资质，需要资质的原告需和其他电站另行签订施工合同，黄益平作为原告公司员工用公司设备进行施工，因此零星工程并不是指建筑法上面的建筑工程，也不是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对象。证据10三性无异议。证据11只能证明任本国是在除草过程中死亡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他内容。证据12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13无异议，黄益平是片区负责人，但是自己也在做小工程，有双重身份，在判决书也查明了这一事实。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5三性无异议。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工资是按天计算，不是建筑行业的工地，第二份笔录有异议，任忠全与任本国他们是属于亲属关系，且两次陈述不一样，第一次较为客观。证据17.1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证明黄益平是原告公司员工，任本国与原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19三性无异议。法律依据不应该适用（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黄益平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有异议，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任本国是当地农民，因当地企业必须照顾当地农民，所以找的当地农民除草除渣。证据2-13无异议。证据14无异议，工资表是开联劳务公司的工资表，我的工资是鸭江项目单独造工资表，在哪个项目就在哪个项目单独核算，包括工人也是。证据15无异议，三份证言证明目的有异议，与原告不是承包关系。证据16-18无异议。证据19有异议，不应该认定为工伤，第一任本国年龄超龄，但当地农民工不是体力劳动都对年龄没有要求。证据20法律依据有异议，零星除草不应该属于工程。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20〕183号《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2.（2019）渝03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①原告不存在违法分包和转包行为，②任本国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武隆区鸭江中心卫生院门（急）诊病历；证明任本国是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4.泥塘电站捞渣机段渠道家装栏杆及雨棚施工合同。5.泥塘电站进坝公路水毁部分改造工程施工合同。6.大溪河三级站取水口栏杆增加钢管施工合同。证明需要资质的是由原告公司与电站另行签订施工合同，进一步证实与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零星工程承揽协议中是不需要有资质的。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证据2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及证明不了原告不存在违法转分包行为。证据3三性予以认可。证据4-6真实性无从查证，被告不予认可，因为是原告公司自己的行为，且这三份合同并未在行政机关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即使这三份合同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并补充意见如下：从安全协议书总则第三大点5.6.7.8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临时还是长期用工，都要进行安全管理，也都应该按照安全协议进行备案。施工合同当中对用工专门作出了约定，原告应该予以完善，并且这也不是原件。第三人黄益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黄益平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施工人员情况登记表及原告开联劳务公司向渝能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被告的质证意见为：施工人员情况登记表是打印件，没有任何签字盖章，无从得知此表产生的时间及制作人，三性不予认可。委托书不予认可，其原因是该委托书证明的内容黄益平是开联公司的项目经理，与本案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证据原告的情况说明和原告提供过的工资表所显示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如果黄益平是原告的项目经理那么原告的工资表中就应该由黄益平的工资金额及领取情况，且原告公司向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这一份委托书完全不一样，请求法庭不予采信。很显然是为了应付渝能公司规范管理，因此这一委托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的质证意见为：根据委托书结合向被告提交的情况说明，黄益平是找原告挂靠在渝能公司，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原告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了黄益平。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黄益平是原告公司员工，与判决书陈述的事实一致。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开联劳务公司公司是2013年8月22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为从成立之日至永久。经营范围为：劳务承揽；劳务外包；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7年9月11日，开联劳务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渝能公司签订了《渝能集团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承揽协议》，工程名称“渝能（集团）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工程范围：凡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按照甲方工程需求乙方派出具备相应工作能力及资质的人员完成承建、承修；承包方式：人工单价承包，技工计日工单价295元，普工计日工单价205元；工程期限自2017年9月15日起至2018年9月14日止。2018年4月20日，案外人任忠全受开联劳务公司鸭江负责人黄益平的通知，需要对鸭江电站除草。任忠全雇请任本国（出生于1957年5月28日）到重庆市武隆区鸭江电站进行除草工作。2018年4月21日17：00时许，任本国在鸭江电站除草过程中，突发疾病摔倒在地，经他人送到重庆市武隆区鸭江镇中心卫生院救治，于当日18：13时许死亡，死亡原因为：脑出血，急性心肌梗死。2018年4月26日，经重庆市武隆区鸭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任本国之妻金善容、女儿任桂宏与第三人黄益平达成调解协议：由黄益平垫付任本国12万元（丧葬费等费用）给任本国家属；任本国家属收到后立即将任本国予以安葬；任本国家属采取法律途径维权，不再扰乱企业及社会正常秩序；经法律途径处理后，裁判结果超过12万元，黄益平按照判决结果补足差额，如少于12万元，则任本国家属不予退还。2019年1月8日，任本国得到了安葬。2018年4月28日，第三人金善容向南川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要求对其丈夫任本国因工死亡进行工伤认定。南川区人社局于同月23日受理，于同月29日向开联劳务公司送达了南川人社伤险举字﹝2019﹞2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开联劳务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南川区人社局提供相关证据。南川区人社局经审查和调查后，于2019年3月8日作出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19)133号《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并将决定书送迗给原告和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2019年9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月29日，本院作出(2019)渝0102行初15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于同年11月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任本国死亡前，曾3次受雇于开联劳务公司，到重庆市武隆区鸭江电站零星务工，务工内容为除草、清渣等，其报酬为150元/天，均按日结算支付，由开联劳务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黄益平支付。其在务工期间，开联劳务公司不对其进行管理，其自行完成任务即可。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南川区人社局认定任本国与开联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是金善容、任桂宏与开联劳务公司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南川区人社局调查任忠全的证言笔录。对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虽然协议载明任本国受开联劳务公司职工任忠全受黄益平安排，雇请任本国进行除草作业的内容，但仅凭该内容不能认定任本国受开联劳务公司的劳动管理，双方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用工关系。同样，南川区人社局调查任忠全的证言笔录亦不能证实任本国受开联劳务公司的劳动管理，双方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用工关系。结合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开联劳务公司一审举示的任忠全、熊桂模、梁光文的证言笔录，可以认定，任本国不定时到开联劳务公司务工，双方报酬系按日结算支付，双方未能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用工关系，任本国也不接受开联劳务公司的劳动管理。因此，南川区人社局认定任本国与开联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认定任本国死亡系工伤(亡)缺乏依据，依法应予撤销。2019年12月1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3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依法判决撤销了重庆市涪陵区(2019)渝0102行初157号《行政判决书》和被告2019年3月8日作出的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19)133号《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2020年2月27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撤销通知书》（南川人社伤险认撤字〔2020)1号）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同时被告恢复调查核实，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183号《决定书》，并分别于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8日依法送给第三人金善容、任桂宏和原告。另查明，黄益平系原告承建的渝能公司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项目的安全负责人和项目承包人，任本国是黄益平聘请的临时工人，任本国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本院认为，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县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具有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工伤认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通常情况下，将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的一般前提条件。但针对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从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工市场和用工关系，避免用工单位通过非法转包行为逃避所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部发[2013]34号）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上述规定，是针对虽然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发生工伤时的特别规定，是对违法转包业务的用工主体工伤责任作出的特别规定。由此可见，认定用工单位是否应当对职工所受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其前提是职工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本案中，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3行终165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己经认定任本国与原告开联劳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现有证据证实，渝能公司将其下属各流域电站零星工程承包给原告开联公司，原告开联劳务公司再转包给第三人黄益平个人组织实施，第三人黄益平虽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但对此并未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的转包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系其他法律规范评价（包括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的范畴，而确定其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因此，本案情况亦不符合被诉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的情形。综上，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一款（一）项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之规定，作出的〔2020〕183号《决定书》，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4月9日作出的南川人社伤险认字[2020]183号《认定视同工伤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杨怡人民陪审员  陈玲人民陪审员  刘汀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吴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