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82民初2622号原告：高媛，女，1986年12月19日生，户籍地江苏省靖江市，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来，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汉城，男，1978年6月29日生，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被告:史永杰，男，1974年3月13日生，住河北省新乐市。原告高媛与被告徐汉城、史永杰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苏1282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20）苏12民终332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为由，撤销本院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来，被告徐汉城、史永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65万元、承担逾期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我系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常泰公司）职工，从2015年开始负责常泰公司万达项目管理工作。2016年9月，常泰公司接到业主方投诉，称公司承接的六安万达广场内装项目上工人闹事，围堵项目方讨薪，要求常泰公司派人到场处理。常泰公司安排我到现场处理。处理过程中发现，安徽凯易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凯易公司）分包常泰公司该项目后又将工程转包给了史永杰（与徐汉城合伙承包）。由于项目存在管理等问题，现场缺材料、缺资金，不具备按照合同节点完工的条件。考虑到工程若不能按期完工对常泰公司有影响，在凯易公司负责人不出面处理的情况下，我直接和史永杰对接，史永杰表示愿意将项目施工完，但是缺资金。我为了能顺利推动项目完工，于2016年9月30日转账给徐汉城17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于2016年10月21日转账给徐汉城20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转账给史永杰10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10万元（用于购买材料）。10月22日下午，两被告向我出具了《借款承诺书》，载明向我借款58万元。当日下午五点多临下班，我从银行取现金20万元交给徐汉城到派出所发放工人工资。后又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徐汉城8万元。综上，徐汉城实际收到我借款65万元。两被告系合伙承包人，且出具了借款承诺，史永杰另在2017年5月19日补出具了《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所借金额169万元包含了上述徐汉城经手的65万元借款。虽然承诺书载明借款在工程款中支付，由于工人闹事，工程款不够支付农民工工资，且常泰公司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故我无权也未能从工程款中得到清偿。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我借款65万元。史永杰收到的款项另案处理，不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徐汉城辩称，我与史永杰系常泰公司承接的六安万达广场内装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我们与原告是2016年9月在项目上认识的，双方间并无民间借贷的基础。该工程实际就是原告夫妇具体负责的，与凯易公司的章凯的分包合同也是原告老公俞建芳签订的，我们只认识原告，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常泰公司其他人。事实上，我们施工的该项目上的资金大部分系原告的银行卡支出，原告系工程款支付的审核人。而且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看，支付我们大笔款项前其均收到了劳务公司或者常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原告支付给我们的系工程款，并不是借款，承诺书明确载明支付的款项在工程款中扣减，原告称常泰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工程款不是事实。原告在本案原审立案时主张借款49万元，后又主张65万元，可见金额系拼凑而成。原告提供的《借款承诺书》中的“借款”“现金已收20万”“2016.10.22”均系原告事后添加。《承诺书》是应原告要求出具的，系向常泰公司作出说明和保证，只是支取工程款的手续，并不是借款。承诺书出具后，原告事实上仅于2016年10月21日、22日转账给我28万元，10月22日我没有收到原告的现金20万元，也没有到派出所现场发放现金。请求驳回原告要求我们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被告史永杰辩称，我和徐汉城系六安万达广场内装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我们出具的是《承诺书》并不是《借款承诺书》。《承诺书》明确载明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且在工程款中扣除，原告转账时亦备注“六安木工吴长利撤场费”“六安章五劳务派遣费”“章五工人工资”等，也说明支付的系工程款。原告在原审上诉中称“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即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审理”，进一步说明原告也不确定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由于该施工项目尚未结算，原告若按照建设工程纠纷主张权利，可能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出具《承诺书》时常泰公司还应支付我们工程款五百多万。我们并不是向原告借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两被告的辩称，原告陈述：我收到常泰公司或劳务公司的工程款后，均已经用于支付常泰公司应付工程款。常泰公司亦认为我支付给两被告的本案所涉款项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无关。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常泰公司承接了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发包的“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常泰公司将该装修工程交章凯施工，章凯又将工程交史永杰实际施工。原告系常泰公司该装修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两被告系该装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6年9月30日，原告高媛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徐汉城17万元。2016年10月14日，六安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函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常泰公司，称：项目进度严重滞后，要求在2016年10月20日前完成，逾期未完成，将按照总包合同约定处罚及列入黑名单等。2016年10月21日，吴长利班组、章五班组围堵总包方项目部等讨薪，原告高媛作为常泰公司代表到场处理。当日其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徐汉城20万元，附言“六安木工吴长利撤场费”；转账给史永杰10万元，附言“六安章五木工班组遣散费”；同日，另转账给史永杰10万元。2016年10月22日17:16时，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六安皋城支行取款20万元；2016年10月22日19:25时、19:27时，原告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徐汉城4万元、4万元。同日，徐汉城、史永杰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将工资领用单，由工人签字按手印并附身份证号码提交到公司，班组有吴长利班组20万元整，章五班组约38万元整，合计58万元，发放清单提交到公司（于10月23日前提交）。本人因资金问题，请求向高媛借款58万元整，用于支付民工工资，将于工程款中扣除。上述承诺书系原告高媛书写，两被告签名。承诺书前“借款”、落款时间“2016.10.22”、承诺书下方“现金已收。（20万元）”均系原告在《承诺书》形成后添加。另查明，2016年10月14日，史永杰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常泰公司高媛现金100万元，此借款下次工程款扣除，用于工程用款，六安万达项目。2016年10月15日，原告转账给史永杰20万元，备注“六安材料备用金”。2017年10月23日、26日、31日、11月10日、12日、19日、23日、29日、12月1日原告先后转账给史永杰5万元、3万元、5万元、3万元、1万元、2万元、0.5万元、3万元、1万元。其中10月23日借款、11月19日后的借款均备注“六安借款”或“六安项目部借款”，其中2016年11月29日、12月1日借款3万元、1万元计入了常泰公司已付工程款内。2017年5月19日，史永杰与高媛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史永杰因个人资金所需，向高媛借款169万元，按借款人指定账户支付，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借款利息按月息1.5%计算……原借条作废，此据后补。该合同背面载明：收到六安万达项目账目明细单共8页，本人于下周日之前反馈确认信息，逾期视为本人认可。史永杰2017.5.19原告在史永杰签名上方添加“账目明细2016.5.09-2017.5.10（用款金额21544208.74）”。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与两被告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围绕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6年4月20日，章凯与史永杰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约定：章凯承接的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内装工程交史永杰施工，本合同造价为1000万元，甲方（章凯）确保工程款专项使用，在到账款金额范围内及时审批乙方（史永杰）所需的工程款，项目所用主要材料原则上由甲方直接采购，乙方负责按合同约定向建设方申请领取工程款，乙方在请款流程完成后将每笔款项汇入甲方账号……。2016年5月16日，常泰公司与章凯签订《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室内精装修工程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常泰公司中标签约的工程合同造价约3000万元，章凯投资项目启动资金预计为合同价的5%，划入常泰公司指定账户，第一笔资金50万元于签订本协议后的一周内进账，用于工程先期用款如投标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等；章凯在与常泰公司签订合同时，向常泰公司缴纳信誉保证金50万元……如果预计投资额在实际项目施工运作中出现缺口，章凯按实增资，如果不再增资，则由常泰公司补足资金缺口，但项目利润须根据实际投资比例分配；章凯属于常泰公司组织机构中的一个项目部，不得以任何形式办理与常泰公司有关的二级法人证件，不得擅自与任何业务单位签订其他借款、借物以及其他合作协议等。项目实行独立核算的基本原则，工程款使用以建设方的工程款到账额扣除以上各项税费（管理费3.61%、资料保证金1%、安全质量保证金1%）……。2016年6月21日，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常泰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常泰公司分包六安万达广场项目中的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室内步行街公共区域精装修工程，合同固定总价金额为2496万余元。2016年11月30日，常泰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沪）六安万达广场项目部作为总包单位，安徽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六安万达广场工程监理项目部作为监理单位在六安万达广场大商业内装工程一标段《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上盖章。2、2016年9月2日《用款申请单》，载明项目负责人章凯，审批：高媛；徐汉城签名的《付款明细》。以证明支付工程款均以申请单、付款明细等形式，而不是借条。3、常泰公司2020年4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与总包方工程结算额为22228000元，实际施工人徐汉城等人结算的工程款应为21307209.12元。由于实际施工人没有将收取的工程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围堵、上访，为维护和万达公司及总包等各方的关系，我公司在政府及劳动大队通知后，不得不提前超额支付了工程款，实际支付23045738.74元。此外，由于实际施工人未能履行维修义务，我公司另找人维修，支付了维修费207万元。我公司项目负责人高媛个人为了推进项目，以个人名义向史永杰、徐汉城出借的款项，该款项属于其个人出借。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无关。4、常泰公司已支付两被告工程款明细表及支付凭证。明细表反映：自2016年5月9日至2018年2月14日，共支付23045738.74元（其中2016年11月29日、11月30日支付史永杰借款3万元、1万元）；2016年9月14日至2018年2月14日大部分款项均通过原告高媛的工商银行手机银行账户转账。5、2018年2月，史永杰以分包方凯易公司代表身份在《六安万达结算报告》上签字，该结算报告载明：该项目已于2016年11月竣工并交付使用，分包方确认该项目实际最终审计价为21307209.12元，总包方已支付分包方价款23045738.74元，超付部分由分包方另办理借条。6、2016年9月24日至2017年12月7日间，原告与被告史永杰的聊天记录。其中2016年11月25日史永杰称：“徐总让我给你要钱说项目部正常开销，我说你已经个人借款给我们一百多万了，实在无能为力了”；2017年12月5日原告称“其实大家心里也清楚，主要是你问我个人借款金额太高”“如果没有出借这么多资金给你，我也可以不在低谷”，史永杰称“我也知道，我是还款心切，才想做个整的，这样利润也大一点，还款不是也快一点吗”“谢谢，连累你了，高总”。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常泰公司与章凯签订的合同上甲方“俞建方”系原告之夫；对原告提供的常泰公司情况说明、已付工程款账目不予认可；被告史永杰认为其不能代表凯易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已经借款一百多万是对徐汉城讲的，还款心切是指归还工程欠款而不是归还原告借款。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主要是看双方是否有借贷合意及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首先，本案原告既是自然人也是常泰公司本案所涉装修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从原告提供的常泰公司支付工程款明细及支付凭证看，相当一部分工程款系从原告银行账户支出，但除2016年11月29日、12月1日支付史永杰借款3万元、1万元外，其余款项均未直接支付给两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材料供应方、班组长、提供劳务的民工等。也就是原告代表常泰公司并无直接支付工程款给实际施工人两被告的习惯做法。其次，从原告提供的章凯与常泰公司的合同、章凯与被告史永杰的合同及史永杰签字的结算报告看，施工过程中，实际施工人可用工程款范围为不超过到账工程款，在常泰公司认为到账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的情况下，继续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的可能性较小。第三，在工程未完工、工人讨薪、工程尚未结算的情况下，两被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为完成工程、支付上访讨薪民工工资等，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明确向原告借款58万元，承诺在工程款中扣除。存在借款的可能与必要。即便原告未在“承诺书”前添加借款两字，从承诺书载明的“向高媛借款58万元整，用于支付民工工资”，亦应认定原告与两被告间存在借款58万元的合意。再结合原告的转账说明看，2016年10月21日转账给两被告的20万元、10万元备注与承诺书相印证。《承诺书》出具后原告又转账给了被告徐汉城8万元。因此，应认定原告与两被告间存在借款58万元用于支付吴长利班组、章五班组工资的合意、原告已转账交付两被告38万元。原告另主张《承诺书》出具当天交付了被告徐汉城20万现金并提供了取款记录，然两被告否认收到该现金，亦否认当日发放了讨薪工人现金，现原告又未能举证证明。故仅依据原告提供的取现记录不能认定原告交付了被告徐汉城20万元现金。综上，已交付的38万元中2016年10月21日转账给史永杰的章五班组遣散费10万元，原告不在本案中主张，本院照准。故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28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另主张2016年9月30日转账给被告徐汉城的17万元亦系借款，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两被告尤其是被告徐汉城间存在该笔款项的借款合意。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该17万元借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汉城、史永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高媛借款28万元、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2月1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公告费260元，原告负担7580元、两被告负担6000元（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5740元，向被告支付260元；原告预交的受理费11670元由本院退还40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玲审 判 员  孙 斌人民陪审员  苏竹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郑 慧本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