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甘行申3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兵，男，汉族，现住甘肃省徽县。公民身份号码：×××。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甘肃省徽县公安局，住所地：陇南市徽县城关镇滨河路。法定代表人赵某，系该局局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徽县公安局泥阳派出所，住所地：甘肃省徽县泥阳镇李磨村。行政负责人周某，系该所所长。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孔某，男，汉族，生于1985年3月18日，现住徽县泥阳镇农贸商场5号楼3单元201室。再审申请人张某因诉徽县公安局泥阳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罚、徽县公安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甘肃省两当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8行初6号行政判决和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12行终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某申请再审称，首先，一审、二审认定事实不清，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泥阳派出所询问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申请人与第三人发生撕打。2018年9月3日傍晚，申请人与其村文书李某1确有到孔某家中索要借款一事，但当时，申请人刚进门第三人孔某便拽住领口，申请人在甩开其手的过程中被孔某狠狠的咬了一口，其后，大概晚上11点左右，申请人与其村文书李某1就离开孔某家，在此期间，申请人与第三人并未发生打架，证人雷某1与证人李某2出庭证明了申请人所说事实也出具了书面的证明材料加以佐证了未撕打的事实。反观，被申请人处罚申请人所依据的证人雷某2的询问笔录中写到“看见有四个人进了他家”的供述明显违背事实。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满十周岁的孩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未经法定监护人的允许和陪同下，公安机关作出的询问笔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申请人与第三人孔某撕打的证据，证人雷某1、李某1在被上诉人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上，出现撕打的表述，证人雷某1和李某1在出庭作证时已做了明确的解释和阐述，当时他俩已经明确告知办案民警，申请人与第三人没有发生撕打，而是第三人将上衣领扯住并将申请人的手致伤流血，办案警官告知证人说撕打是书面的表达意思，所以证人雷某1和李某1在笔录上签的字，申请人认为徽县泥阳派出所取证违背了证人的真实意思表达，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申请人撕打第三人的证据使用，应该以证人雷某1、李某1当庭陈述的证词认定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申请人提供的雷某1与李某1证明申请人撕打第三人孔某的笔录有违事实，应依法排除，除此之外，被申请人处罚申请人的证据仅有第三人孔某供述与成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及病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第三人孔某撕打的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从案发2018年9月4日到2019年6月17日作出处罚决定共计288天，被申请人明显超出了法定办案期限，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后，2019年10月11日，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未听取再审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便作出徽公复决字[2019]1号复议决定书，显然违反法定程序；第三，一审、二审应当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申请人认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再审。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泥阳派出所提交答辩意见称，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申请人殴打孔某的事实证人李某1、雷某1均证实申请人有殴打的行为，且有成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及本人提供的伤情照片证实孔某受伤，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因鉴定意见为不构成轻微伤，认定张某殴打他人的情节轻微，故被申请人作出徽公（泥）行罚字（2019）11号处罚决定对张某罚款三百元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一审、二审法院对被申请人提交证人证言的认定是否正确；第二，被申请人超过法定期限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属于应当撤销的情形；第三，一审、二审法院关于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裁判方式是否正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申请人张某主张证人雷某1、李某1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陈述了张某与孔某发生厮打并造成孔某受伤，但二人出庭作证时又否认张某与孔某相互厮打，出现反证。经查雷某1与第三人孔某系夫妻关系，李某1与申请人是同事关系，雷某1、李某2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二人在公安机关陈述内容相一致，但在庭审中却出现反证，且陈述理由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证人证言属于言辞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本案被申请人提交的雷某1、李某1证言形成时间离案发时间较近，且与石玉兰、雷某2的证言、被害人陈述、现场勘验记录、诊断证明、住院证明、伤情鉴定能够相互印证，一、二审法院对于雷某1、李某1证言的采信并无不当。关于证人雷某2证言效力的问题，根据《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本案雷某2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虽然年龄九岁，但不具有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情形，其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意见亦能相互印证，一、二审法院采信并无不当，申请人关于证人证言认定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予支持。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行政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办案期限系指公安机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立案受理后从调查取证到行政处罚需要的最长期限，其目的在于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办理治安案件，提高办案效率。2018年9月4日本案被申请人泥阳派出所接警后受理调查张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徽公(泥)行罚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办案期间被申请人对于第三人孔某的伤情委托鉴定，并对张某与孔某进行了治安调解，被申请人泥阳派出所为查明案件进行鉴定的期间依法不应计入办案期限，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被申请人办案期限应当从2018年10月26日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开始计算。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客观事实，违反办案期限不足以否定处罚决定本身的效力，即使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公安机关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仍然是违反办案期限，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再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一方面不利于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维护，反而形成被动的不作为；另一方面被殴打致伤的第三人也会因合法权益未受到保护继而引发新的行政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本案被申请人泥阳派出所虽然违反办案期限，但治安行政处罚结论正确，程序问题未实质影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一、二审法院裁判结果并无不当。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对于当事人要求当面听取意见、案情复杂、涉及赔偿等情形的，公安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当面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并保障当事人平等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本案申请人张某在提起行政复议期间并未提出当面听取意见的要求，案件也并非复杂疑难，被申请人根据采取书面审查并无不当，一、二审法院对于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复议行为合法性审查结果并无不当。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是以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取代另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对原行政行为法律效力加以认可，所以复议决定在内容上从属于原行政行为，具有统一性。本案被申请人徽县公安局经复议维持了被申请人泥阳派出所的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一致，对两者的判决也应当保持一致，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原则上应当同时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一、二审对于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裁判结果正确。综上，原一审判决结果部分正确，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并无不当。申请人张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张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金瑞审判员 吕 强审判员 赵静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周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