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2民初4415号原告：李金保，男，194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浦秀英，女，195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老铁，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治安（曾用名李志安），男，195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李芝兰，女，195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茹贤，河南君召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晶，河南君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李福涛，男，197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涛（系李福涛哥哥），男，196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李彩红，女，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第三人：中原区大李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西流湖街道办事处院内。负责人：刘永超，职务：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超，郑州市中原区流湖街道社会事务办科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林，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金保、浦秀英因李治安、李芝兰与李福涛、李彩红、中原区大李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确认合同有效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生效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黎青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金保、浦秀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老铁，被告李治安、李芝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茹贤、李晶晶，被告李福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涛，被告李彩红，第三人指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超、王洪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李金保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大李村民委员会于2002年1月1日签订《租赁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李金保租赁大李村四组位于李金保宅基地东，原李秀婷宅基地北空闲荒地处，该空闲地东西长6.3米(外加南北路2米)，南北长27米，计170.1平方米。协议签订后，原告依据该协议第4条一次性向村委会交款4000元。后原告李金保一直使用该空闲院并建房居住。2013年11月份，大李村整村拆迁，原告李金保租赁的该处空闲院被认定为高价院，可获得安置面积252平方米。2013年12月27日，原告李金保委托李彩红作为李金保的代理人于2013年12月30日与指挥部签订协议编号: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基于该协议获得的拆迁利益归二原告所有，属于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2020年1月16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李治安、李芝兰与李福涛双方于2014年元月1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2.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归李治安、李芝兰所有;3、李福涛、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上述贰套C型户型房屋建成交付给李福涛、李彩红之日起十五日内，李福涛、李彩红向李治安、李芝兰交付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上述裁判结果，将归二原告所有的170平方拆迁权益裁判归李治安、李芝兰所有，严重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且整个诉讼没有人通知二原告参加庭审，判决书裁决结果严重错误，故为维护二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本诉。被告李治安、李芝兰辩称：李金保与大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租赁协议涉及到的土地，经大李村民委员会认定该土地的使用权人是李彩红，指挥部与李彩红签订该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拆迁补偿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李彩红是拆迁补偿权利人，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所以，李金保以其本人是租赁协议的承租人为由、浦秀英以拆迁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关于原审李治安、李芝兰与李福涛、李彩红、第三人指挥部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中原区人民法院已经做出(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与原审案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不是原审案件的适格第三人，无权作为原审案件的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原审案件为协议效力确认之诉，本案的二原告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且在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福涛、李彩红也未提及二原告，所以，原审案件的结果对二原告没有任何影响。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3年12月30日，李彩红作为户主与指挥部签订协议编号为动4-091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加盖有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大李村民委员会公章的大李村第四村民组宅基地认定单中显示:经确认该处宅基地面积为0.25亩，现归李彩红所有;编号为4-091号的领据显示大李村拆迁补偿及奖励334876元，领款人是李彩红，主管人、部门负责人均签字确认。李金保虽与大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协议，但租赁协议并不能对拆迁权益的归属造成影响，拆迁权益是根据权属登记来确认的，和租赁关系无关。原告作为租赁关系的当事人和原审案件涉及的拆迁权益无关。编号为动4-091的拆迁档案显示李金保委托李彩红全权办理拆迁事宜;经村小组组长李保国、村土地管理员李福涛、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大李村民委员会盖章签字确认的大李村第四村民组宅基地认定单，认定李彩红为涉案宅基地的所有权人，依法应享有相应的拆迁权益，二原告虽与李彩红为公婆媳关系，但是并不存在任何法定或者登记的财务共有关系。协议编号为动4-017的拆迁档案中的郑州市郊区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中显示，宅基地证号为0004999号，使用权人为李金保，面积为零亩伍分陆厘四豪。经授权，李彩红中原区大李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动4-017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确认回迁安置面积为1135平方米;李金保作为0004999号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已经得到相应的安置补偿，对于动4-091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任何诉求权益。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李治安、李芝兰其辩称林权证登记的四至有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三、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原审中李福涛与李治安、李芝兰签订的协议，经大李村书记李某2、李某1作为见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彩红与李福涛虽离过婚，但是一直处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所以原审判决书李福涛与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综上，原审案件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正确，也没有漏掉的第三人。本案二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起诉，维护法律正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提出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二原告作为李福涛的父母，作为和李彩红、李福涛共同生活的家人，其应当知道案号为（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案件的存在，如果其认为该案件民事判决书中所涉及的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申请参加该案件审判，而不是等该案件判决书出来近半年之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被告李福涛辩称：我同意我父母李金保、浦秀英的诉讼请求。对于动4-091协议上的拆迁补偿安置房我无处分权。（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判决书遗漏重要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侵犯我父母权利，应当撤销。动4-091协议的土地队空闲院(又叫空闲荒地)与李治安没有纠纷。李治安诉求在队空闲院上的纠纷，是李治安用李云山宅基地上的林权证套用在队空闲院上编造的。判决书遗漏的证据能证明队空闲院的具体位置与李云山宅基地位置不同。我与李治安签订的纠纷协议我父母不知道，诉讼期间我也没告诉过我父母。一、我与李治安都认同动4-091协议是依据租赁协议、收据及我父亲李金保的委托书签订的。(见(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案件庭审笔录第50页记载)。租赁协议是我父亲与村集体签订的，租赁费也是我父亲交的，所以动4-091协议上的拆迁收益的权利人也应该是我父亲。在我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无权处分动4-091协议上的拆迁收益，所以我同意我父母李金保、浦秀英的诉讼请求。李治安的诉讼包括了两块地:一块是李云山宅基地(李云山、李治安父子共用)，一块是队空闲院(又叫空闲荒地)。李治安批了新宅基地另立新户后，依据“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李治安失去李云山宅基地使用权。动4-091协议对应的是队空闲院土地，林权证对应的是李云山宅基地。二、(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判决书遗漏了重要证据，并且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了侵犯我父母的判决书结果。该遗漏的证据能证明李治安要求拆迁收益的林权证所在地(李云山宅基地)与动4-091协议所在地(队空闲院)不是同一个地方。所谓在动4-091协议处的纠纷，是李治安编造出来的。判决书遗漏了大李村委会出具的证据:“证明”。1.在“证明”上有村民代表及村民组长李宝国和村长李真亮签字，并由大李村委会盖章。2.在“证明”上显示空闲荒地不是宅基地，这与李治安和我所签订的协议中的“宅基地纠纷”相矛盾。这证明协议中的“宅基地纠纷”地点不在队空闲院上，而在李云山宅基地上。3.在“证明”上显示“李金保签订租赁协议，使用空闲荒地”。这证明了该队空闲院由我父亲使用，队空闲院上的收益应该由我父亲所有，别人无权处理，与李治安也无纠纷。4.在“证明”上显示了队空闲院的东西南北四个邻居，它与李治安诉求拆迁收益的林权证的四个邻居不同。这证明了队空闲院和林权证对应的地理位置是两个地块，同时也证明了队空闲院上的拆迁收益(动4-091)与李治安诉求的林权证上的拆迁收益不是在同一块地块上，所以两者就不存在纠纷。李治安诉讼在队空闲院上的纠纷是编造出来的。在判决书书的第7页3、4条中NO.4990和N0.4991号宅基地使用证及NO.0048525号李治安诉求的林权证上，显示三个证件的四个邻居及尺寸和面积完全一样，这证明了三个证件所指的是同一个地块即李云山的宅基地。三个证件也均显示宅基地的北邻是队空闲院。李治安是拿着宅基地上的林权证来诉求在队空闲院的拆迁收益，而判决书又把能证明队空闲院的使用权人和具体位置的证据遗漏了，这也导致了判决书侵犯了我父母的权利，所以我父母李金保、浦秀英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三、租赁协议。1.我父亲于2002年与村集体签订了“租赁协议”，使用空闲荒地(队空闲院)，这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一致。2.我父亲租赁了该村空闲荒地，李治安作为村民组代表，在“租赁协议”上签字，是李治安确认该队空闲院是村集体空闲荒地，确认租赁给我父亲使用。现在李治安拿着宅基地上的林权证套用到队空闲院上，要求拆迁收益，这是无赖行为，是搞诈骗。3.判决书依据李云山宅基地上的林权证，把李治安经手租赁给我父亲村集体的空闲荒地，且村委会也证明我父亲有使用权的土地，认定给李治安有林地使用权，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它也必然造成错误的判决书，因此，该判决书应撤销。四、我与李治安其实在动4-091协议所指的土地队空闲院上并没有纠纷，李治安在诉讼期间发现他的第一次诉讼请求在李云山宅基地上对其不利，就又追加诉讼到队空闲院上，由于李治安没有队空闲院的使用权，所以追加在队空闲院的“宅基地纠纷”是不存在的，是李治安把原本在李云山宅基地上的纠纷强加到队空闲院上(见卷宗中证人李某1询问笔录，纠纷地点是宅基地)，这才变成了在队空闲院上的诉讼纠纷，但这个诉讼纠纷并不是事实上的纠纷，是李治安编造出来的，显然李治安的追加诉求侵犯了我父母的权利。另外在我与李治安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就宅基地纠纷。达成共识。”，如果宅基地纠纷这个前因不存在了，共识的结果也就不成立了。所以原判决应撤销，我父母的诉求应得到支持。五、我与李治安协议的经过。本村拆迁，李治安拿着宅基证要求得到宅基地的拆迁收益，指挥部调查后发现:1.这个宅基地以前是李治安和其父亲李云山共用。2.上世纪80年代李治安另批新宅基地搬出该院居住，新宅基地的门牌号是××。该新宅基地在本村拆迁时享受了拆迁补偿。3.李云山李治安共用的宅基地(李治安第一次起诉的)在1990年由村集体调整给了李云山的女儿、李治安的妹妹李秀婷使用。(原件在卷宗中)。4.1999年李秀婷与我妹妹李福红互换宅基地使用，李治安在换院协议书上签字。5.李治安兄妹自1999年后不再使用该院，拆迁普查时该院内没有李治安任何财产。针对以上情况，指挥部依法依规没有办法就该宅基地对李治安进行补偿，但李治安就到指挥部不走，使工作无法进行。为了开展工作，让李治安离开指挥部，书记李某2通知我在协议上签的字。没有人进行过协调，直接写好让我签的字。我只是配合工作，目的是让李治安离开指挥部，使工作顺利开展。总之，纠纷是在宅基地上，不是在租赁的队空闲院上。不论是在李云山宅基地上还是队空闲院上，我都没有处分权利，我同意我父母李金保浦秀英的诉求。被告李彩红辩称：一、2013年12月30日，我与拆迁指挥部签订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依据是“租赁协议”、"收据”和李金保的授权委托书。在((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庭审笔录第50页记载中，李治安和李福涛均认可上述事实。这证明了动4-091协议与李治安没有任何关系。二、“租赁协议”是李金保与村集体签订的，“收据”上的钱也是李金保交的，动4-091协议是我受李金保的委托签订的。动4-091协议上的收益是李金保的，而不是我的，更不是李福涛的，李福涛无权对动4-091协议上的拆迁收益进行处分。三、李福涛与李治安签订宅基纠纷协议时我并不知道，我也是在接到法院的通知时才知道的。四、动4-091协议是队空闲院(空闲荒地)的补偿，李治安的林权证对应的是李云山宅基地，两者不是同一块土地，不可能有纠纷。李治安在队空闲院内诉讼的纠纷，是李治安编造的纠纷。五、李福涛与李治安在没有经过李金保同意的情况下处分了李金保在动4-091协议上的收益，是侵犯了李金保的权利，我同意李金保、浦秀英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2013年12月30日，指挥部根据《中原区大李村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在审查李彩红所持大李村第四村民组与李金保《租赁协议》、收据及李金保出具的公媳关系委托书以及大李村第四村民组宅基地认定单的基础上，与李彩红签订了编号为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签订过程中第三人己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理的关于李治安家庭与李福涛家庭的民事纠纷，指挥部并不知情，亦与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工作无关，故指挥部与本案所涉纠纷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本案的第三人。经审理查明：原告李金保与浦秀英存在事实婚姻关系。被告李福涛系二原告的儿子，被告李福涛与被告李彩红系夫妻关系。被告李治安与被告李芝兰系夫妻关系。本案被告李治安与其父亲李云山曾共同使用同一块宅基地。1982年3月1日，郑州市郊区须水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就这同一块宅基地分别向户主李云山、李志安（即本案被告李治安）颁发郑郊宅字N0.0004990、NO.0004991宅基地使用证，两个宅基证均载明：住址须水公社××大队××第四生产队，坐落村西，四至东李发保、西李金保、南大路、北队空院，尺度东10.25公尺西10.25公尺南28.60公尺北28.60公尺，面积零亩肆分肆厘零毫，备注中载明此宅基地是李云山与李志安共同使用。1982年3月1日，郑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就上述宅基地的树木权属颁发郑郊林字第N0.0048525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户主（或单位）李志安，住址须水公社大李大队第四生产队，项目宅基地，坐落村西，四至及长宽尺度东10.25李发保、西10.25李金保、南28.60大路、北28.60队空闲院、数量面积肆分肆厘、株数叁、备考一院俩户本宅与李云山共同使用。说明：①此证包括：荒地、四旁隙地、宅基地等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栽植的树木。②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个人，树木谁栽归谁所有，允许继承。③此证不准涂改、转借、买卖。”。李云山在世时，为了使用方便，村里给李治安批了一块2分5厘的新宅基地。1990年8月20日，大李村四组造册的“须水乡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中将上述宅基地登记到李秀婷（系李云山的女儿，亦即本案被告李治安的妹妹）名下，载明：“四至为东李发保、西穆桂枝、南路、北空院，长宽尺度东10.25m西10.25m南28.60m北28.60m，面积零亩肆分肆厘零毫。”。1999年5月3日，李秀婷、李宝安、李金保、李治安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金保之女李福红和李云山之女李秀婷，将李云山与李福红的宅基院相互调换使用，协议包括李云山宅基院后的队空院。证明人李春发、李留保亦在协议上签名。2013年12月10日，李秀婷作为委托人，委托李福红办理宅基地证号为0004990的拆迁安置所有事宜。2013年12月11日，李福红委托李红涛（二人系兄妹关系）办理宅基地证号为0004990大李村拆迁安置所有事宜，李红涛与本案第三人指挥部签订协议编号为动4-007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2年1月1日，大李村第四村民组（甲方）与李金保（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位置面积，该宗空闲地位于李金保宅基地东，原李秀婷宅基地北一处四周无路空闲荒地。该空闲地东西长6.3米（外加南北路2米）南北长27米，计170.1平方米。2.合同期限五十年，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51年12月31日止。3.乙方每年上交甲方每平方米1.12元，每年共应上交191元。4.乙方一次性共交4000元（大写肆仟元整）。……甲方：大李村第四村民组代表：李中彦、李定国、李治安，乙方：李金保，甲方代表：李中彦、朱玉祥，加盖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大李村民委员会公章。2002年1月30日，大李村四组出具N0.0009503收据，收到李金保肆仟元一次性承包地上交款。2013年12月30日，李彩红依据上述《租赁协议》、收据及李金保出具的公媳关系的委托书与本案第三人指挥部签订了协议编号为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最终实际回迁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含公摊面积），本次拆迁李彩红应领取相关补偿334876元。大李村第四村民组宅基地认定单显示：宅基地证号（编号）：票号0009503，面积0.25亩。宅基地原户主姓名李金保，现户主姓名：李彩红。组长李保国，村土地管理员签字李福涛。2014年1月12日，被告李治安与被告李福涛签订协议一份，载明：“李治安与李福涛就宅基纠纷一事，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李福涛同意给李治安和李芝兰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双方协议人签字生效，永不反悔。2014年元月12日”。见证人李某1、李某2亦在协议上签名。另查明，2013年12月14日，第三人发布“通知”，主要内容如下：“各动迁组：一、在签订协议时，要认真对照宅基地底册，若82年和90年底册中均登记在册的，以82年底册为准；若82年底册中未登记，90年底册中登记的，以90年底册为准（必须是本人）。二、82年底册有登记，涉及弟兄2人以上的，必须都在场并认可，弟兄各方签订承诺认可老院给XXX。……九、宅基院名字与实际居住人不符，原则上要有宅基院的所有人委托书，找不到所有人的，村组出具相关证明，可以办理相关手续，但实际居住人必须注明“该宅院无任何纠纷，一旦发生纠纷等，一切法律责任及连带责任全由我本人承担”，同时对房屋现状进行拍照存档。……”。2019年10月16日李治安、李芝兰向本院提起诉李福涛(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李治安、李芝兰向本院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2014年元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归二原告所有；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李治安、李芝兰申请追加李彩红为被告、指挥部为第三人，要求李福涛、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向李治安、李芝兰交付协议书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事实与理由：李治安、李治安系夫妻关系,1982年李治安与其父亲李云山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乡大李村有一处四分四厘的宅基地院，因为李治安与其父亲同时在该院居住生活不方便，李治安批了一个二分五厘的新院。其父亲李云山去世后，其中的二分五厘宅基地院由四妹李秀婷居住使用，剩下的一分九厘仍归李治安所有使用。李治安、李芝兰原来四分四厘的宅基地院与李福涛家是邻居，在四妹李秀婷翻新房屋的时候，由于李福涛家人各种阻挠，逼得李秀婷一家四口人没法活下去了，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在1997年左右与李福涛妹妹李福红交换二分五厘的宅基地使用。2013年村庄被拆迁，李治安名下的一分九厘的宅基地院，李治安享有拆迁收益；被告李福涛想享有李治安应享有的拆迁收益，需要李治安向李福涛出具委托书后，李福涛才可以和拆迁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所以2014年1月12日在村委会的主持下，李福涛与李治安、李芝兰经过协商，在当时的村书记李某2、四组的党小组长李某1签字见证下签订涉案协议，李治安、李芝兰向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协议书载明：李治安与李福涛就宅基地纠纷一事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李福涛同意给李治安和李芝兰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双方协议人签字生效，永不反悔，时至今日，李福涛也没有按照双方约定履行协议，侵犯了李治安、李芝兰的拆迁收益。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李治安、李芝兰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因为李彩红享有原告李治安队空闲院的拆迁补偿房的相关权益，所以在2014年1月12日由李福涛出面和李治安、李芝兰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李福涛同意给二申请人各一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后来李福涛没有协助李治安、李芝兰到拆迁部门办理170平方米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李治安、李芝兰为此起诉至法院。经了解进一步确认，在2013年12月30日，指挥部依据《中原区大李村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与李彩红签订动4-091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李彩红获得回迁安置面积252平方米，在十几天后，由李彩红的丈夫李福涛和李治安、李芝兰签订关于宅基纠纷的协议书。综上所述，尽管是李福涛与李治安、李芝兰签订的协议，但实际上是李福涛的妻子李彩红实际占有了李治安应当享有的拆迁补偿收益，所以李治安、李芝兰认为李彩红应当与李福涛承担共同向李治安、李芝兰支付拆迁补偿收益的法律责任：另外，李彩红是与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与指挥部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本院对(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案件审理后，认为：“二原告关于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首先，郑州市郊区须水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于1982年3月1日分别向户主李云山和李治安颁发郑郊宅字N0.0004990宅基地使用证和郑郊宅字N0.0004991宅基地使用证，该两份宅基证显示：面积零亩肆分肆厘零毫，由李云山与李治安共同使用，说明原告李治安对肆分肆厘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其次，郑州市郊区人民政府于1982年3月1日向李治安下发郑郊林字第N0.0048525林权证，根据该林权证载明的内容，且被告李福涛亦认可二原告管理过该院，说明李治安对其上述享有使用权的宅基证后的队空闲院享有林地使用权。再次，1990年8月20日大李村四组须水乡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显示的内容，并没有包含该宅基证后的队空闲院，李秀婷、李宝安、李金保、李治安作为双方协议人于1999年5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将李云山的宅基院和李福红的宅基院相互调换使用，李福红的宅基院面积为2分5厘，李云山的宅基院是与李治安共同使用，面积为4分4厘，双方协议包括李云山宅基院后的队空闲院，以及李福红、李红涛签订基地证号为0004990的拆迁安置协议均需李秀婷出具授权委托书才能办理。此外，原告李治安、李芝兰与被告李福涛均认2014年元月12日，原告与被告李福涛签订的协议所针对的宅基纠纷是指原告李治安名下林权证显示的位于须水公社××大队××第四生产队村西4分4厘的队空闲院，被告李福涛的妻子李彩红依据《租赁协议》、票号0009503收据以及李福涛的父亲李金保出具的委托书与中原区大李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了0.25亩对空院协议编号为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获得最终实际回迁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含公摊面积）及领取相关补偿334876元。最后，2020年1月15日，本院对原告李治安、李芝兰与被告李福涛签订协议的见证人李某1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关于该协议的签订情况，李某1陈述如下：都是名字的本人所签，我的名字也是我本人所签，协议的内容是我亲笔书写的。我没有参与协议内容的调解工作。协议签订时，李某2是大李村的书记，负责大李村第四村民组等几个组的拆迁工作，李治安的老院与李福涛家挨着，李治安和李福涛家有宅基交叉纠纷，好多事，工作一直开展不了，李某2与拆迁指挥部说过李治安和李福涛两家的事，最后李治安和李福涛同意才签了这个协议，我是根据李某2书记传达的意见，写的这个协议内容，李治安和李福涛看过之后签的字。协议上说的宅基纠纷一事是指李治安与李云山共用的那一块宅基。为啥会产生这个协议，是因为李治安说宅基院是和李云山共同使用的，有李治安的名字，所以一直不愿意，要求分一份，后来李某2书记与拆迁指挥部做工作，出了这个协议。基于以上事实，原告李治安与被告李福涛于2014年元月12日签订了协议，足见，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证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二原告关于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2014年元月1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李福涛关于签订上述协议的原因，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关于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归二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李治安与被告李福涛于2014年元月1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该协议，二原告依据上述协议获得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故二原告关于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归二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李福涛、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向二原告交付协议书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李治安与被告李福涛于2014年元月1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该协议，二原告依据上述协议获得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且李福涛与李彩红系夫妻关系，二人复婚之前在一起共同生活，李彩红经李福涛之父李金保授权，以公媳关系签订编号为动4-091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二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李福涛、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向二原告交付协议书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原告李治安、李芝兰与被告李福涛双方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二、动4-0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归原告李治安、李芝兰所有；三、被告李福涛、李彩红共同履行协议，上述贰套C型户型房屋建成交付给被告李福涛、李彩红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福涛、李彩红向原告李治安、李芝兰交付协议中载明的“各壹套C型户型(85平方米)共计170平方米房”所对应的相关权益。”后本案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指挥部对各动迁组发布的通知、NO.0004990宅基地使用证存根、NO.0004991宅基地使用证存根、郑郊林字第N0.0048525林权证、大李村四组须水乡宅基地使用证登记表、协议书、租赁协议、N0.0009503收据、拆迁档案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二、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是否存在内容错误并损害了原告民事权益。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判决中认定了李治安、李芝兰请求确认的170平方米拆迁权益系李红彩与指挥部签订的4-09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应的250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其中的170平方米的拆迁权益，但是该4-09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基于原告李金保与大李村第四村民组签订的租赁协议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二原告系夫妻关系，故该判决内容与二原告有利害关系。因此本案二原告主张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同其二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二原告应系（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案件的第三人,且二原告并未被列为该案件当事人,亦没有证据证明二原告知晓该案的诉讼情况,其系因不可归责于其本人原因而未参加（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案件的诉讼。综上，二原告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二，首先，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确认房屋面积的依据是对应的宅基地使用证，而并非林权证。案涉《动4-09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应的土地系李金保2020年1月1日与大李村第四村民组签订租赁协议所租赁的土地，是大李村第四村民组空闲荒地即队空闲院。该空闲地东西长6.3米（外加南长路2米）、南北长27米，计170.1平方米。该块土地并非原NO.0004990宅基地使用证载明面积为4分4厘的宅基地，且原NO.0004990宅基地对应的土地已经通过协议调换给李福红使用，李福红已经在此次案涉大李村拆迁中与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获得了拆迁利益。李治安、李芝兰在（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案件中诉称以及案涉2014年1月12日李治安与李福涛签订的协议中，均显示案涉纠纷系是李福涛享有李治安名下的一分九厘宅基院的拆迁利益引起的纠纷，虽然李治安在（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案件中追加李彩红为被告时称李彩红享有队空闲院拆迁补偿房的相关利益，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彩红系作为本案二原告的委托人与指挥部签订的拆迁案涉《动4-09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享有利益的应为本案二原告。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二原告因租赁队空闲院拆迁获得的利益的一部分处置给本案被告李治安、李芝兰损害了二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请求撤销该判决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李治安、李芝兰辩称案涉纠纷利益系郑郊林字第N0.0048525林权证所对应土地产生的拆迁利益，林权证登记的四至有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对此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2民初11074号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20741元及原审案件受理费10584元，共计31325元，由被告李治安、李芝兰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二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刘黎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石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