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女，196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益杰，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小涵，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惠英，女，197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付建军，男，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吕惠英,原审第三人付建军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益杰、卞小涵，被上诉人吕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尚绪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付建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改判驳回吕惠英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吕惠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转账到王伟账户的资金在没有证据证明全部转交给第三人付建军或由付建军完全支配使用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只能认定转账到王伟账户的款项系由第三人付建军转借给王伟实际使用。这种长期的资金借用关系已经超出合理的还款期限，应视为该债务早已到期。”该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王伟不是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与付建军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伟及原审第三人付建军均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在此情况下，吕惠英认为王伟与付建军之间系借贷关系，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吕惠英仅提交了转账凭证，此不能证明上述借贷关系的成立。并且，吕惠英提交的所有证据，在（2017）鲁02民再37号、（2017）鲁02民再73号、（2018）鲁02民再7号案件中均已提交，而三案依据上述相同的转账凭证、笔录及情况核实等，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2010年4月30日王伟收到吕惠英汇入100万元的当天，同时转出资金165万元，不能认定王伟系1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最后，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吕惠英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载于（2017）鲁02民再37号判决17页第11行]；“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吕惠英以此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审认定王伟系18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应与付建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载于（2017）鲁02民再73号判决22页第3行]；“吕惠英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载于（2018）鲁02民再7号判决19页倒数第二行]。即，在判决已生效的三件再审案件中，依据同样的证据，中院生效判决已作出判定——不能认定王伟是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人。王伟已做出说明，系将账户出借给付建军使用，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不但认定王伟系款项的实际使用人，还认定涉案款项系由第三人付建军“转借”给王伟。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伟与付建军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驳回吕惠英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吕惠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具体如下：一、王伟上诉状称一审法院认定“转账到王伟账户的资金在没有证据证明全部转交给付建军或由付建军完全支配使用的情形下，法院只能认定转账款系由王伟实际使用。且超过合理还款期限，应视为债务已到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不是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与付建军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吕惠英认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因另案民间借贷案中已经查明吕惠英出借给付建军的款转账至王伟账户，这是客观事实，则王伟收到款后自然应全部转交付建军或由付建军实际支配使用借款，现王伟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非其所用，则应认定为其使用了该部分资金，现其长期使用资金不归还，则对付建军负有返还义务，即负有债务，至于该债务性质，在吕惠英证明次债务存在而王伟、付建军未举证情形下，应认定为是借款关系，原审法院正是基于该法律逻辑认定王伟对付建军负有债务，符合事实和法律逻辑。二、证据方面。王伟在上诉状中称吕惠英在原审中为证明王伟与付建军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仅提供了转账凭证，又称吕惠英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包括转账凭证、笔录、情况核实等均在另案民间借贷纠纷再审中提交过，且是相同证据，不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吕惠英认为王伟未完全清楚吕惠英提供了何证据，实际上虽然本案以及前期的民间借贷案中均提交了转账凭证，但本案提交的仅是一部分收款人为王伟的转账凭证，证明事项也不相同，民间借贷案是证明付建军收到借款，而本案是证明该部分款项转给了王伟；此外虽然本案与民间借贷案均提交了银行明细，但民间借贷再审案中的银行明细无交易对手、备注，且仅有农行账户，而本案提交的银行明细中含有交易对手，且除农行外还有工行账户，明显证据不同，且证明事项不同；另吕惠英提交了王伟分别与案外人韩龙、谭联群的账户往来明细、谭联群的社保记录、其他案件笔录等均是前期民间借贷案中未提供的证据。另案为民间借贷案由，审查重点是借贷合意是否存在、借款是否发放，而本案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审查的是次债权是否成立、债务人是否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等，二者明显不同，故当事人所举证据、证明目的、法院审查证据的重点在两类案件中均不相同，不能因民间借贷案中部分证据已经质证而否认其在本案中的证明力和证明事项。三、另案再审判决问题。王伟断章取义，曲解另案再审判决，理由：其一，王伟认为民间借贷案再审中已经查明王伟是出借账户，而非借款使用人，且其在上诉状中援引“王伟收到100万元的当天转出165万元，不能认定王伟系1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但该句再审论述的意思是仅凭王伟账户收到款再从该账户转出，不能证明王伟是款项实际使用人，但再审并未肯定王伟不是借款实际使用人，仅表述账户一进一出不能证明王伟是资金实际使用人，换言之再审判决也未否认王伟不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其还包含王伟是否为实际使用人还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的意思。结合本案，吕惠英已经证明了资金使用人，如2010年4月16日收到80万元后柜台现金取款8万元、2011年1月10日收到60万元，同日柜台现金取款19万余元、柜台转账52万余元，均须凭王伟身份证原件办理，只能由王伟本人或其委托别人办理；特别是2010年3月30日转账12.26万、10月21日转账2.6万、11月1日转账25万元，还有数笔转账均是直接转账给了王伟本人的其他账户（见一审判决第7页）。此外，吕惠英还举证证明了款项直接被王伟用于经营其控制并任法定代表人的瑞和祥公司，即用于购买货物和发放员工工资，如2010年4月2日收款80万元，当日即转账40万元给谭联群，同时给谭联群的转账也有备注工资的2600元，而社保记录证明谭联群是瑞和祥员工，即该40万元实际上是由王伟付给其公司员工。以上足以证明王伟实际使用了借款，与再审判决并不矛盾。其次，王伟上诉状中称再审判决已经查明其是出借账户，违反金融法规，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并援引（2017）鲁02民再37号、（2017）鲁02民再73号的记载“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吕惠英以此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结合该两份再审判决的前后文义来看，此处是论述王伟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时的表述，应从有无共同借款合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论述，故再审法院认为：一方面，王伟没有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也没有让付建军代表其借款签字，故其不是合同当事人；另一方面，借款发生时王伟与付建军已经离婚，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不能单凭账户进入王伟账户就证明其使用了借款。在这种情形下不能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或共同借款人，故未判决王伟在民间借贷案中承担还款责任。该判决只是在此基础上再顺带提及王伟出借账户的客观事实，裁判表述的言外之意是“即便”王伟出借了账户，违反金融法规，也不能证明是款项使用人，因账户和资金使用是区分开来的。吕惠英认为，民间借贷案再审重点审查的是借款发放与否和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至于收取借款后款项使用情况不是审查重点，亦无审查必要，也就不可能深入调查、论述借款实际使用情况，而王伟则故意曲解法律。实际上，对借款实际使用人是谁，再审并未查清，也未肯定王伟仅是借用账户、未使用资金，故在（2018）鲁02民再7号再审判决书第18页最后一行、第19页第一行记载“再审另查明……；银行提取的交易明细无法区分每笔业务具体属于付建军还是瑞和祥公司（即王伟控制、经营的公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可见三件再审案中并未查清资金使用人是谁，也无审查必要。而本案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审查重点正是借款后资金的真实使用流向情况，而吕惠英的诸多证据已经证明王伟使用了资金，故其对付建军负有债务，吕惠英可以提起代位权诉讼。另外，必须说明的是，王伟所引用的该三份再审判决书中的内容，均非“判决事项”，而系“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吕惠英认为，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免证事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但该效力仅限于生效裁判的判项，对于“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如有证据可以推翻的，在后裁判不受在先裁判的影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做出独立认定（该观点业经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84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可）。同时，2020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免证事项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即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变更为“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只有基本事实才属于免证事项，而王伟所援引的事项也非民间借贷案的“基本事实”——民间借贷案的基本事实是付建军是否与吕惠英形成借款关系、王伟是否属于共同借款人或夫妻债务。因此，王伟所援引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其不是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其与付建军之间仅仅是借用账户关系。再者，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上述免证事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吕惠英在本案中又提交了其他证据证明王伟确实使用了该款项，足以认定其实际使用了借款、对付建军负有债务。四、本案王伟、原审第三人付建军原系夫妻关系，借各种理由长期向吕惠英借款，在借款时实际“假离婚”并隐瞒离婚事实，并协议将全部房产、证券等财产转至王伟及孩子名下，而房贷、对外借款等全部债务转至付建军名下，同时公安人员现场发现二人仍居住在一起，且另案进入执行阶段，付建军及家人仍数次乘飞机外出旅游，故王伟、付建军规避债务、抗拒执行意图明显，极不诚信，法院应依法维护社会诚信，维护法律权威。 吕惠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王伟支付吕惠英款项人民币43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惠英于2010年4月2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80万元，于2010年4月16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80万元，于2010年4月30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100万元，于2010年5月11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70万元，于2010年6月28日向王伟工行账户转账20万元，于2010年7月2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20万元，于2011年1月10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60万元，上述转账共计430万元。2014年9月23日，吕惠英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付建军、傅勇军、王伟、于正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诉讼标的为166万元，包含吕惠英于2010年3月22日向付建军账户转账的50万元及2010年4月30日，吕惠英转入王伟账户的100万元。该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2014)南商初字第2087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所诉150万元的性质为付建军向吕惠英的借款”，“傅勇军应依据协议约定对付建军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关于王伟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未有王伟的签字，也没有证据显示付建军在借款时有代表王伟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则王伟并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其次，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付建军与王伟已离婚近一年，吕惠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建军与王伟在借款时仍共同生活且借款系用于二人的共同生活，不能依据夫妻共同债务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再次，根据王伟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2010年4月30日王伟收到吕惠英汇入100万元的当天，同时转出资金165万元，不能认定王伟系1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最后，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在民事责任上，其可能承担的责任应是一种侵权责任，而王伟既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又非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即吕惠英是否出借款项、是否能收回借款均与王伟出借账户没有必然的联系，则王伟不承担赔偿责任。”吕惠英不服该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6）鲁02民终43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持《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借款合同》以及转账凭证，向付建军、傅勇军主张返还借款150万元，付建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认可其收到了款项，故原审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并无不当。付建军主张该款项是其与于正琪合伙的投资款，上述《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借款合同系受于正琪等胁迫签订，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王伟对于汇入自己帐户的100万元的资金使用情况是知情的，其应作为实际资金使用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伟辩称其只是将银行账户借给付建军使用，其对于借款不知情的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该判决第二项载明：变更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2087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王伟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中的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付建军、王伟不服生效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鲁02民申59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7）鲁02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均明确上述款项为付建军的借款，付建军称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确认书上签字，但其提交的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均发生于2014年，且案件未有任何结论，无法证明2012年12月15日付建军、傅勇军被非法拘禁的事实，付建军的该再审申请理由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正确。其次，再审申请人付建军主张涉案款项系于正琪的投资款，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成立，且与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证明的事实存在矛盾，因此，本院对再审申请人付建军主张涉案案款系投资款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未有王伟的签字，也没有证据显示付建军在借款时有代表王伟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王伟并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其次，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付建军与王伟已离婚近一年，吕惠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建军与王伟在借款时仍共同生活且借款系用于二人的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根据王伟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2010年4月30日王伟收到吕惠英汇入100万元的当天，同时转出资金165万元，不能认定王伟系1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最后，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吕惠英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该判决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4324号民事判决，维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20876号民事判决。 2014年10月22日，吕惠英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付建军、王伟、第三人于正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诉讼标的为150万元，包含吕惠英于2010年4月2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80万元，于2010年5月11日向王伟农行账户转账70万元。该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4)南商初字第203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主张系借款，并提供了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债权债务确认书等予以证明。付建军则提交了外国人投资企业注册证明书、营业申告证、事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证明其与于正琪之间系合伙关系，本案诉争的系于正琪的投资款。付建军并申请法院调取了公安询问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吕惠英提交的证据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诉争的系借款。付建军虽然提交了外国人投资企业注册证明书、营业申告证、事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证据证明其与于正琪存在合伙关系，但以上证据除营业申告证外皆为复印件，且未经公证认证，该组证据除营业申告证外，在形式上就不合法，吕惠英亦对此不予认可，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付建军和于正琪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公安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在2014年8月20日双方因故到公安机关做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付建军在2012年12月15日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系被逼迫的。从付建军提交的协议书看，亦能证明付建军欠吕惠英借款的事实。故对付建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从吕惠英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王伟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吕惠英将借款汇入王伟银行卡的事实也不能推定王伟借款的事实，因为存在吕惠英按照付建军的指示汇款的可能。……王伟允许付建军使用其银行卡，同时，其亦使用该银行卡，这就在事实上产生了二当事人在该银行账户内资产混同的情况，但这并不能成为王伟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理由，因为王伟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判决付建军承担还款责任，驳回吕惠英对王伟的诉讼请求。吕惠英不服该民事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鲁02民终74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以转账凭证及付建军出具的借条、《债权债务确认书》，主张付建军向其借款150万元而要求付建军偿还借款本息。付建军认可收到此150万元，但主张该款系其与于正琪合伙的投资款，上述借条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系其受于正琪胁迫所签，但其在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后既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提起撤销之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令付建军向吕惠英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王伟对于汇入自己账户的150万元的资金使用情况是知情的，其应作为实际资金使用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付建军及王伟不服生效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鲁02民申74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鲁02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均明确上述款项为付建军的借款，付建军称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确认书上签字，因案件未有结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2012年12月15日其被非法拘禁的事实，付建军主张的受胁迫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付建军主张涉案款项系于正琪的投资款，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成立，且与其签字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证明的事实存在矛盾，因此，对付建军主张涉案款项系投资款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王伟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1、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没有王伟的签字，也没有证据显示付建军在借款时有代表王伟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王伟并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2、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付建军与王伟已离婚近一年，吕惠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建军与王伟在借款时仍共同生活，且借款用于二人的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吕惠英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判决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7432号民事判决，维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20320号民事判决。 2014年12月12日，吕惠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付建军、王伟、第三人于正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诉讼标的为375万元，包含吕惠英转入付建军账户的160万元，及转入王伟账户的共计180万元（即吕惠英于2010年4月16日转入王伟账户的80万元，2010年6月28日转入王伟账户的20万元，2010年7月2日转入王伟账户的20万元，2011年1月10日转入王伟账户的60万元），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城民初字第2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付建军抗辩本案不是借贷关系，其与第三人于正琪之间应为合伙投资纠纷，涉案款项应为投资款的理由缺乏证据佐证”，认定付建军与吕惠英之间系借贷关系，同时认定，王伟“对吕惠英主张的汇入其个人两个账户的180万元应为实际的借款资金使用人，对该180万元借款应当与付建军共同向吕惠英承担还款责任”。付建军及王伟不服该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鲁02民终72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持《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借款合同》以及转账凭证，向付建军主张返还借款365万元，付建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也认可其收到了款项，故原审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并无不当”，“王伟对于汇入自己账户的180万元的资金使用情况是知情的，其应作为实际资金使用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付建军及王伟不服生效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3月24日作出（2017）鲁02民申11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鲁02民再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均明确上述款项为付建军的借款，付建军称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确认书上签字，但其提交的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均发生于2014年，且案件未有任何结论，无法证明2012年12月15日付建军被非法拘禁的事实，付建军的该再审理由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正确。其次，付建军主张涉案款项系于正琪的投资款，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成立，且与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借款合同》证明的事实存在矛盾”，因此，该院对付建军主张涉案案款系投资款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其该再审主张不予支持。而“吕惠英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未有王伟的签字，也没有证据显示付建军在借款时有代表王伟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王伟并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其次，本案所涉借款均发生在付建军与王伟离婚之后，吕惠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建军与王伟将借款用于二人的共同生活，故涉案借款不能认定为二人的共同债务。再次，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吕惠英以此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审认定王伟系18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应与付建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该判决第四项载明，变更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5）城民初字第2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付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吕惠英借款本金人民币180万元，并承担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8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本案中，吕惠英称，系第三人付建军向其借款，系按照第三人付建军的要求汇款至王伟的账户，其对第三人付建军享有合法债权，但第三人付建军怠于行使其对王伟的到期债权，并因此对吕惠英造成损害，吕惠英有权代为行使第三人付建军对王伟的债权。王伟及第三人付建军均辩称，该款项系吕惠英的配偶于正琪的投资款，并非借款，王伟与付建军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吕惠英无权提起代为诉讼。原审法院依吕惠英申请调取了王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由该交易明细，原审法院无法区分每笔业务具体属于由第三人付建军还是王伟操作。就转账到王伟账户上的资金的具体流转，王伟陈述只是账户借用关系，该笔款项大部分用于付建军与吕惠英的丈夫共同经营的辣椒业务，但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另查明，吕惠英依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7432号民事判决及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20876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均未发现付建军、付勇军的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程序终结。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王伟及第三人付建军虽然否认吕惠英直接转入王伟账户的430万元系吕惠英借给第三人付建军的借款，声称该款项系吕惠英的配偶于正琪的投资款，但第三人付建军向吕惠英借款涉案款项430万元这一事实已经（2017）鲁02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02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02民再73号民事判决书等三份生效判决确认（100万元+150万元+80万元），本案中，王伟及第三人付建军均没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一事实，对其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就王伟抗辩所述“王伟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到期债权”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吕惠英应第三人付建军的借款要求将涉案款项转账至王伟的账户，即吕惠英按照第三人付建军的指示向王伟交付借款，王伟及第三人付建军虽然称第三人付建军只是临时借用王伟账户转账，王伟没有实际使用该款项，但是，由原审法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审法院无法查明王伟账户在收款后的每笔业务具体属于由第三人付建军还是王伟操作，且王伟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转账到王伟账户上的430万元资金的具体流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情况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转账到王伟账户的资金在没有证据证明全部转交给第三人付建军或由付建军完全支配使用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只能认定转账到王伟账户的款项系由第三人付建军转借给王伟，由账户所有人王伟实际使用。这种长期的资金借用关系，已超出合理的还款期限，应视为该债务早已到期。因此，对王伟及第三人所述的“王伟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到期债权”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现第三人付建军怠于向吕惠英履行还款义务，经被执行后依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其以借用账户为由否认其与王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认定第三人付建军怠于行使对王伟的430万元到期债权，对债权人吕惠英造成损害。综上，吕惠英主张代位行使第三人付建军对王伟的债权，要求王伟支付吕惠英借款本金人民币4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吕惠英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付建军与王伟之间就转借款项约定了利息，故其替代位权诉讼，要求王伟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吕惠英款项4300000元；二、吕惠英与第三人付建军之间、王伟与第三人付建军之间4300000元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三、驳回吕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6200元，由王伟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王伟提交证据一、宋道君、洮南市福顺镇宏联辣椒专业合作社的证明一份及该合作社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宋道君和付建军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从王伟账户向宋道君转账的款项均系付建军的业务。提交证据二、籍万伟证明一份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向籍万伟转款的款项均系基于付建军和籍万伟的业务往来，籍万伟是付建军的客户。提交证据三、苏东波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伟账户向苏东波转账的款项是基于付建军与其之间的业务往来，其是付建军的客户。 被上诉人吕惠英质证称：对证据一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洮南市福顺镇宏联辣椒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为2011年2月15日，而王伟转账给宋道君的时间为2010年4月2日、4月30日，在转账时洮南市福顺镇宏联辣椒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成立，其所出具的该证明必然是伪造，或证明内容不实。另外，单位出具的证明按照民诉法规定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材料制作人的签字并留有材料制作人的电话，该证据的形式不符合单位证明的要求。对证据二、三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如不能出庭该证据不能作为应定案依据。该三份证据在青岛中院（2018）鲁02民再7号案件中均有提交，法院对该三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已经进行了认定，详见判决书第18页，法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且认为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籍万伟等人具体是瑞和祥公司的客户还是付建军的客户。 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在本院（2018）鲁02民再7号案件中均已提交，且吕惠英在本案一审中已提交（2018）鲁02民再7号民事判决，故该三份证据在本案二审中不属于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在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时,得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须具备四个要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由此,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主要前提是:1.债权人对债务人债权合法、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明确的到期债权；2.债务人怠于行使该到期债权等。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依据查明的事实，经（2017）鲁02民再37号民事判决、（2018）鲁02民再7号民事判决、（2017）鲁02民再73号民事判决确认付建军向吕惠英借款430万元，据此债权人吕惠英对债务人付建军享有债权。 关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本案中，吕惠英依据付建军通过王伟的账户收取借款，据此主张王伟、付建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1.付建军与吕惠英的相关民间借贷案件中，付建军认可其借用王伟账户收取了吕惠英向其出借的款项、亦认可其使用了吕惠英汇入王伟账户的款项；2.（2017)鲁02民再37号民事判决中确认“根据王伟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2010年4月30日王伟收到吕惠英汇入100万元的当天，同时转出资金165万元，不能认定王伟系1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最后，王伟出借银行账户虽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但是被申请人吕惠英要求王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据此，王伟系出借账户。3.全面考量王伟收到吕惠英款项后的账户交易情况，转出款项的金额高于收到款项的金额，再结合付建军认可其使用了吕惠英汇入王伟账户的款项。综上,王伟就涉案款项系其将银行账户出借给付建军使用、而非王伟与付建军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进行了举证,本院认为王伟的抗辩主张成立，故本院对吕惠英主张付建军、王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吕惠英要向王伟主张债权人代位权,首先应满足付建军对于王伟的债权具有确定性且已到期这一条件。本案现无证据证明付建军对王伟享有到期的明确的债权,吕惠英自然不能对王伟行使代位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伟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吕惠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6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均由被上诉人吕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