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刑初822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志军，男，1965年4月18日出生于北京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案发前系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2月24日被羁押，同年3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辩护人石红英、冷玉峰，北京英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9]6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志军犯敲诈勒索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张志军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志军不服，提出上诉，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新审判。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段冉出庭支持公诉，被害单位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雷鸣宇，被告人张志军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莫玉（已判决）因私自拷贝、删除被害单位某建筑公司财务数据被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莫玉于同年5月起多次向税务机关举报被害单位存在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税务机关遂对被害单位进行调查。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间，被告人张志军伙同莫玉在本市海淀区等地，以能阻止税务机关继续调查、减少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归还财务数据相要挟，向被害单位索要钱款人民币150万元，后于2017年2月21日实际索得现金人民币50万元。经被害单位报案，被告人张志军于2017年2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涉案钱款已起获并发还被害单位。针对上述指控，检察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张志军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法对被告人张志军定罪处罚。被告人张志军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提出异议，辩称公司违法解除莫玉的劳动合同，有侵权行为在先，之后给付的150万元是公司对莫玉进行的赔偿款，和税务检查无关，其无罪。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志军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据6月26日的谈话录音中，杨某某承认公司对莫玉造成了伤害，也表示愿意赔偿，且仲裁仅处理劳动争议问题，不包含公司对莫玉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故张志军随后与对方协商，主张的是仲裁未能解决的精神损害赔偿，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莫玉仅工资补偿一项就至少可以获得20余万元的赔偿，故张志军所主张的杨某某等人为避免莫玉的劳动仲裁获得高额赔偿，导致公司在其他仲裁案件中受损，进而与张志军二人约定庭外补偿是存在的；其次，在双方确定具体的150万元赔偿额前，涉案公司已经知晓税务部门将进行全面核查，双方已无阻止税务部门继续调查的可能性；再次，在公司提及要求莫玉一方归还财务数据时，张志军、莫玉都表示愿意配合，此前也是因为涉案公司拒绝向莫玉提供交接单，限期离开公司，才导致莫玉未能完成交接；另涉案单位作为机构没有人身权利，精神上不会受到强制，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对象；涉案公司的涉事人员还存在犯意引诱、贿买举报人等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肯定；本案接受税务稽查的单位是某展柜公司，而支付款项的是某建筑公司，也可以说明不存在张志军一方能够配合撤销举报的问题，故张志军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使最终法庭认定其构成犯罪，张志军也具有如下从轻、减轻情节：一、涉案公司存在过错，其违法开除莫玉的行为给莫玉造成了伤害，且曾承诺仲裁之外赔偿又反悔，此后的行为存在犯意引诱；二、张志军主观恶性较小，其本意是因莫玉造成的伤害而向单位索赔；三、涉案赃款已经起获，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四、社会影响小，危害性不大；五、税务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导致张志军后续做出不理智行为；六、张志军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张志军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至4月间，莫玉（已判决）因与被害单位某建筑公司就是否变更原劳动合同而存在争议，后某建筑公司以莫玉私自拷贝、删除重要财务数据等为由解除其与莫玉之间的劳动合同。莫玉于同年5月3日起多次向税务机关举报被害单位及其关联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并于同年5月17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以被害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付未休年假工资、奖金、保密费等为由要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63万余元。被害单位亦以莫玉私自删除数据、未办理离职手续、违反保守商业秘密事项等为由反诉莫玉，要求其赔偿5万余元。同年6月起，被告人张志军伙同莫玉在本市海淀区等地，开始向被害单位索要巨额赔偿。同年8月16日，莫玉与被害单位之间的劳动仲裁经仲裁委调解，由被害单位一次性向莫玉支付补偿款人民币10万元，莫玉放弃其他仲裁请求，被害单位放弃全部仲裁请求，上述10万元已实际赔付，但此后被告人张志军、莫玉仍向被害单位主张赔偿要求。2017年，被害单位因迫于税务检查压力，于2017年1月开始再次与被告人张志军、莫玉讨论所谓的赔偿问题，后与张志军、莫玉达成协议，向其二人支付人民币150万元，约定以现金的形式先期支付50万元，归还财务数据后同时交付20万元，剩余80万元待张志军、莫玉配合此后的税务检查工作完结后再行支付。同年2月20日，被害单位某建筑公司向负责谈判的胡某账户内转账100万元，同日胡某取款100万元。后胡某于次日交付给张志军人民币50万元。后经胡某报案，于同年2月24日，在被告人张志军二人依约与胡某见面交还财务数据并准备收取约定的20万元时，公安人员将其二人抓获归案。涉案钱款已起获并发还被害单位，并同时扣押了莫玉此前未能归还被害单位的笔记本电脑1部。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宣读并出示了由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调取的下列证据：1、被告人张志军的供述，证实其曾供称不知道为何被带到公安机关，被抓当天其和妻子莫玉一起到海淀区西三环附近一个咖啡厅见莫玉原公司的老总胡某，当时莫玉离开原公司，要将公司的财务数据、电脑还给公司。此前和胡某见过几次面记不清了，每次见面就是谈公司给莫玉补偿的问题，双方在枣林前街的茶馆、咖啡厅等地都谈过，莫玉并不是每次都去，其曾单独和胡某谈过。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2月中旬，在枣林前街的茶馆，胡某当时让莫玉将公司的财务数据归还公司，另外让其二人在税务的稽查结果签字，胡某说公司愿意支付150万元的补偿金给莫玉，当天胡某给了其50万元。公司给钱是因为做过对不起莫玉的事情，此前公司非法解除了莫玉的劳动合同，并且对莫玉进行精神折磨。双方的劳动争议问题曾经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调解结果是公司支付给莫玉10万元赔偿款，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后来向莫玉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仲裁之后公司赔偿的150万元是为了不让其二人到税务部门上告。公司的人曾提出给其30万元的补偿，其二人不同意，其提出在这个基础上再乘以5，要150万元，当时公司没有同意。后来因为莫玉向税务部门举报公司，公司就又和其二人谈，并同意了这个条件。此前公司不同意之后，其二人一直向税务部门反映公司偷税漏税的问题，在大兴区国税局没有立案的情况下，莫玉又找了上级机关，具体情况其不清楚。2016年底，国税局对公司方面立案调查。2017年春节前，公司又找其二人谈，这一次公司同意赔偿150万元，但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莫玉将公司的财务数据归还公司，第二让其二人认可税务的稽核的结果，不再找税务，其二人同意了。双方约定，先给其50万元，然后再给20万元，其将公司的财务数据交回公司，剩下的80万元，等税务稽核的结果出来以后，其二人确认了再给。其收到公司50万元现金后，把钱拿回家后交给了莫玉，莫玉就把钱放在家里。其不清楚莫玉下载了公司什么数据，公司后来主动找其谈赔偿的问题，其认为跟其向税务部门举报有关。2016年6月时，其和莫玉曾和公司的胡某还有杨董事长一起谈赔偿的问题，当时莫玉情绪激动，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公司杨总提出赔偿30万元，其当时提出在这个基础上乘以十，公司后来又提出来60万元，其没有同意，双方不欢而散。之所以向税务部门举报，就是想在劳动仲裁中占据主动。后来公司找其，其觉得之前提的赔偿数额公司不可能接受，所以将钱数降了一半。向税务机关举报后又和公司谈赔偿问题，就是因为其爱人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在劳动仲裁中达不到其二人的预期，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多一些的赔偿。其觉得在这件事中其冲动了，不应该这么做。拿到50万元当天，莫玉曾对胡某说这钱如果是补偿她的钱，她就拿着，胡某当时是表示认可的。其妻子知道其拿到了胡某给的50万元，后来莫玉应该是将钱放进一个行李箱里。其二人举报公司税务问题有六七次，很多次都是莫玉去举报的。莫玉说公司的数据有问题，但是具体的问题还需要仔细的看，仔细的找才能找出来。其二人和胡某几次谈补偿的事情，都是其陪着莫玉去的，其都是按照莫玉的想法和胡某谈的。其向某建筑公司要了150万元人民币，50万元是给莫玉的劳动补偿，20万元是公司买莫玉手上的公司财务数据，剩下的80万元是让莫玉在税务部门检查公司税务的结果上确认签字。其还供称向公司索要150万元是因为莫玉受到不公正待遇，这是公司给的补偿，与莫玉举报该公司税务问题没关系。其不知道为何公司要求莫玉在税务稽查结果上签字。其要求公司按每年10万元人民币赔偿莫玉，一共赔偿15年，所以向公司要了150万元。但是公司提出条件，50万元支付赔偿，20万元买公司数据，最后80万元是要求莫玉确认税务调查结果，其同意了这个方案，莫玉知道150万的赔偿数额，但具体的情况她不知道。2、同案犯莫玉的供述，证实其曾供认2017年2月24日22时左右，在海淀区西三环国际财经中心的一间咖啡厅里，民警将其和丈夫张志军一起带到了派出所。其当时要和前领导胡某见面。其离职的时候，有1台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交给公司，因为当时公司限其3个小时离开公司，笔记本电脑在家里，所以没有交。这个笔记本电脑上有公司一些财务数据，里面有一些公司偷税漏税的证据，其当日是要将笔记本电脑还给公司。这个笔记本电脑内的数据是其在工作中正常获取的，这些数据公司也都有。当时公司联系张志军，向其要这些数据，说这些数据公司都没有了。其没有恶意删除过公司的财务数据。其现在思维比较混乱，无法清楚的表达问题。其曾是某建筑公司的报表会计，和公司之间有过劳动纠纷，当时劳动仲裁已经完了，其还在准备上诉。其记不清楚和公司的工作人员见过几次。其不记得2017年2月20日是否见过胡某。其不想回答是否拿到过一笔50万元的现金。其不清楚家中是否有50万元的现金。其拒绝回答是否到税务部门举报过公司的财务问题，其觉得税务部门应该保密。其现在思维混乱，记性不好，要求会见律师。其没有其他移动设备存储这些财务数据。公司没有向其索要过这些财务数据，其没有收到公司的50万元人民币。其不知道丈夫张志军收取公司50万元人民币的事情。其记不清楚将财务数据还给公司是否有（附带）要求。2016年3月，某建筑公司要和员工变更合同，大幅度降低员工基本工资，其当时不愿签署变更合同。三四月期间，公司对其进行各种精神折磨，包括不让其他员工和其说话，不让其正常工作等。2016年4月29日，公司以其拷贝、删除公司财务数据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限期3个小时让其离开，致使之前公司配发给其使用的1台笔记本电脑无法返还给公司。2016年5月初，其发现公司有偷税漏税的问题，于是到北京市国税局举报公司的税务问题，为了在以后劳动仲裁中掌握优势，5月中旬，其到海淀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6月时公司主动找其商谈劳动仲裁赔偿的问题，最终同意支付其劳动仲裁申请书上写的赔偿总金额。公司还表示为了有利于以后和其他员工打仲裁官司，可以在庭内赔偿少部分，庭外赔偿大部分。2016年七八月，劳动仲裁结果是公司赔偿其10万元。后其联系公司，希望公司赔偿之前答应的庭外赔偿部分，但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其很生气，此后就再未联系公司。2017年2月，张志军跟其说公司找他谈赔偿问题了，其当时不太理解为何隔了这么久公司再次谈赔偿的问题。后其咨询了相关法律人士，获悉若公司真心和其谈之前答应的庭外赔偿部分的话，是不违法的，但这个赔偿需要有合法的依据，这可能是公司给其设置的一个圈套，对其做的税务举报进行打击报复，如果商谈内容涉及税务问题，可能涉嫌欺诈，其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其就坚决反对其丈夫和公司继续沟通赔偿的问题，但是他不听，其二人产生了分歧。因为公司直接约谈的其丈夫，其阻拦不住张志军去和公司的人商谈，其就说必须是以劳动赔偿为目的去谈，赔偿金额不能超出劳动仲裁申请书的上限。即使这样其还是不放心，于是其就亲自和张志军一起去和公司的人谈。其当时明确表示如果是劳动赔偿的钱其接受，如果是和税务有关的钱其一分也不要，表完态其就走了。后公司的人和其丈夫怎么谈的其就不清楚了。张志军回来说公司有些财务数据丢失希望其将数据归还公司，虽然其不相信公司会真的丢失数据，但是其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归还之前公司的电脑。2017年2月24日，公司约其二人见面归还数据，其和张志军一起去了海淀区西三环一间咖啡厅，其当时正和公司的胡某讲解笔记本电脑内的数据时，民警进来把其抓了。2016年5月初，其向税务部门举报公司有税务问题，举报过三次，税务部门应该立案了。其不清楚丈夫张志军和公司商谈赔偿150万元的情况，也不知道张志军收钱的情况，2017年2月21日其没注意张志军是否拿回来一个黑色运动单肩背包，民警在其家起获的50万元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没有向税务部门提供电子数据。莫玉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曾供称由于其认为公司重新搞竞聘侵犯其权益，所以没有参加，并且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后公司要求其交接工作，其按照朋友的建议去上班后，把电脑交给了新上岗的同事，并且整理电脑里的数据。其将一部分数据拷贝到笔记本电脑上，然后把其中一部分没用的删除，成本数据交给了成本会计。后其上班时，发现台式电脑不见了，经报警，查实是公司收走了。警察走了以后，洪某等人找其谈话，其看他们举着摄像机，就懵了，也没有谈成。后来人事部的人找其谈话，说有关删除数据的事情，其答复说都是正常的，然后（公司）就不让办公室的人和其说话。4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公司通知和其解除合同，限期3小时离开，不许再回公司。其回家后发现公司配发的1台笔记本电脑还在其手里。经咨询律师朋友，建议其看一下公司有没有偷税漏税的情况，让其可以去举报公司，电脑可以作为证据。5月某日，其向大兴区国税局举报，对方答复称不管。其又去了北京市税务举报中心，对方接收了材料。当时其没有给他们公司财务数据。5月到8月，其到海淀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则提起反诉，大约8月，仲裁委做了调解，公司赔付其10万元。其认为仲裁委的调解不合理、不公正，是公司买通了关系，仲裁就这样结束了。在这期间，胡某主动加其微信，要求其见面谈。其回复说只谈劳动纠纷，不谈其他。其和胡某在咖啡厅谈了大概三次，因为其害怕他们打击报复，就叫着张志军一起去。其只和胡某谈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情，没谈要钱的事情。6月中下旬，胡某约其见面，其觉得谈来谈去没结果，不想谈了，张志军说约好了不见面不合适，后来因为公司的杨总来了，其就到场说了情况。这一次谈话，公司提到了仲裁庭内调解一部分，庭外再支付一大部分，这样有利于后面其他员工仲裁案件的处理。其印象里在谈判的过程中没有提公司税务问题的事情，其谈的目的不是钱，是他们在讨价还价，他们说给钱，其就想着要公司的几个人受到惩罚，他们又不能处理员工，其只能考虑税务举报，他们偷税漏税很多，税务罚款就很多，就会心疼。仲裁之后，其就不想着处理这几个人了，就想着这是有钱人的社会，其也就拿点钱，其就认了。经向其出示2016年9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其称这个是其微信头像，但上面那段话是张志军编辑发送的，下面的是其自己编辑发送的。这里面提到的“不是从未停止，而是还没有真正开始”是当时还没有向税务递交材料，所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其没想威胁对方。其向税务举报一个是因为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在其处，如果其举报公司偷税漏税，就可以做出合理解释，不至于被公司说其盗窃公司财物。另外就是仲裁的时候，公司反诉其拷贝、删除数据，其举报了就能有个合理的解释，这样有利于仲裁结果。第一次6个小时的谈话中，张志军提出要300万的数额，其当时没有反对，但其当时的真实想法不是要钱，只是其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们既然提出来，其也就没说什么。后来其觉得不对劲，就不想谈了，主动要求离开。后来张志军和胡某再谈150万元赔偿的事情的时候，其并不知道，张志军也没有和其说过。3、证人胡某（某建筑公司副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10日，其公司确认员工莫玉私自下载和删除公司重要级财务资料，4月20日左右公司单方面将莫玉开除，后莫玉以公司将其开除为由到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2016年8月16日仲裁委员会进行了调解，后其公司一次性补偿莫玉10万元，并于2016年8月25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了莫玉的个人账户内。2016年5月上旬，公司接到大兴区税务稽查局通知，说有人举报其公司税务上有问题，其怀疑是莫玉所为。6月26日其和公司法人杨某某与莫玉及她丈夫张志军在西城区南线阁茶馆进行了一次6个小时左右谈话（其有录音），莫玉夫妻的目的就是以掌握的公司财务数据要挟公司，索要300万元，若公司不给钱莫玉就到税务部门去告公司。2017年1月22日，其再次和张志军相约到那个茶馆谈话，张志军说向公司索要150万元了结此事，还说公司给了钱风险就会降低，钱给的越多风险就越低（有录音）。2月20日其又和莫玉夫妇在上述地方商谈，由于莫玉一直到税务部门告公司，税务部门给其公司很大压力。为了尽快了结此事，这一次其准备按照他们的意思给钱就算完了，见面后将准备好的50万元现金交给了张志军，张志军说若想要回财务数据就要再付20万元。其认为这是个无底洞，就来派出所报案了。莫玉私自下载删除的是2009年至2016年公司所有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是公司机密，删除这些数据公司无法再进行报税。其公司是否存在税务问题要由税务部门给出结论，但是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在税务上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走捷径的情况。由于莫玉去税务部门反映，大兴国税局让其公司配合问询，后认为其公司在税务方面没有什么实质的问题，就没有立案，所以公司之前也没有理睬莫玉提出的赔偿要求。但莫玉见税务部门没有对公司进行制裁，后期又向大兴国税局监察科反应国税局不作为，2016年12月公司收到大兴区税务部门的立案通知。给莫玉钱是因为莫玉不断到税务部门去上告，税务稽查部门从去年开始不断到其公司来核查账目，有些帐目已经被莫玉删除，这样其公司出大量人力、物力配合税务稽查部门的调查，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行。张志军提出先给50万元，之后交还公司财务数据再付20万元，等税务调查结果结束之后再将剩下的80万元付清，其同意了，后将50万元现金交给了张志军。其和莫玉总共谈了3次话，都是在西城区贵士茶道进行的，分别是2016年6月26日，其和董事长杨某某、莫玉、张志军；2017年1月22日其和张志军；2017年2月20日，其和莫玉、张志军；谈话的中途，莫玉离开了，张志军提出三次付款的要求。同年2月24日17时许，其和张志军约在晚上9点在海淀区西三环1家咖啡馆见面，约好再给他们20万元，他们将公司的财务数据给其。约好后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民警。晚上21时25分许，张志军给其发微信说他们到了，其就通知了民警，见面后其就边清点财务数据边等民警，过了十来分钟，民警赶到，将其一行人带到了派出所。给莫玉的50万元是公司的钱，公司筹集的，在海淀区一家交通银行转到其个人卡里，一共转了100万人民币。公司之前曾给莫玉配发过笔记本电脑，现该电脑由公司其他财务人员在使用。案发当日其在咖啡馆约见莫玉时，她使用的电脑是她自己的。在莫玉的劳动仲裁案结束后，其公司和莫玉、张志军谈的时候，所谈的内容都是针对莫玉手中持有的公司财务数据和莫玉到税务部门举报公司相关的事情。其公司和其个人没有和莫玉、张志军达成过劳动仲裁以外的赔偿协议。2月21日之所以跟莫玉夫妇谈判是因为税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出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应对检查，且之前他们说要在税务稽查中作出对公司不利的事情，为了息事宁人，尽快解决被税务稽查的问题，所以就再次谈判。4、证人洪某(某建筑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初，公司财务总监马某找到，其说因为公司总账会计莫玉没有把公司报税的数据报给报税员，导致公司无法申报纳税。其找到莫玉了解情况，莫玉要求公司维持她原来的劳动合同，她就是在公司待着不干活，也不配合其他人工作。其想让她把数据交出来，让别人做，莫玉也不配合。2016年4月10日，公司IT部门使用技术手段解密了莫玉使用的工作电脑，但未在电脑里发现相关财务数据。后又通过公司使用的MCAFEEDLP数据防泄露软件对莫玉的工作电脑监控记录（检查）发现，莫玉使用的工作电脑（计算机名称：莫玉M，保管人：公司员工莫玉）进行了两项操作，一是在2016年3月1日至4月1日期间，共下载了270笔财务资料到个人移动硬盘内；二是将工作电脑内所下载的260笔财务资料删除。后其公司找到第三方某联通公司对莫玉的工作电脑进行了技术检测，第三方也出具了相关检测报告。因莫玉一直说要维持她原来的劳动合同，且不配合公司工作，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将其开除。后来公司接到劳动仲裁部门的电话，说莫玉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等费用。经仲裁调解，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她10万元，莫玉放弃了其他仲裁请求，但她一直未将此前所下载的财务资料还给公司。2016年4月29日之前，公司按照与莫玉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给她发工资，没有任何拖欠工资的行为。5、证人张某1（大兴区国税稽查局副科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12月14日，其接到莫玉举报的案源，12月26日通知她于次日来接受询问，27日对她举报的情况做了笔录。12月29日其对她所举报的公司进行了突击查账，调取了该公司自2009年1月至2015年12月31日的电子账簿和纸质账簿，现此案正在调查中。此案在其接受案源时就已经立案。6、证人张某2（大兴区国税局科员）的证言，证实莫玉于2016年7月4日向大兴区国税局举报某建筑公司存在税务问题，莫玉先后共提供过3次举报件。莫玉还向北京市国税局反映过大兴区国税局办案效率低下等问题，后大兴区国税局于2016年12月决定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涉案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税务问题，但没有恶意偷税漏税的行为。其会通知举报人稽查结果，如果不认可，可以继续提供相关材料到相关部门举报，此案当时还在调查中。7、受案登记表、被害单位营业执照、法人企业证明、租赁合同，证实本案报案情况及被害单位的注册情况。8、莫玉毕业证书、竞聘公告、公司内部人员管理办法及解决办法，证实莫玉的受教育情况，某建筑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发布竞聘公告，模块名称为财务模块，要求竞聘员工在2016年3月7日前报名，及相关管理办法。9、某建筑公司重要级财务资料被下载和删除报告、财务数据丢失损失评估报告，数据恢复项目交付实施报告，某联通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证实被告人莫玉在2016年3月1日至4月1日期间，共下载270笔财务资料到个人移动硬盘中，并将自工作电脑中下载到个人移动硬盘中的260笔财务数据资料从工作电脑上删除。某联通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出具报告，报告的项目结论为此电脑D、E、F盘内容确实被删除，据从业经验（判断）系为手动删除，根据某建筑公司自有的MCAFEE安全保护软件记录，被删除数据于3月至4月初存在下载记录。现已恢复70%左右内容，仍有20%复杂文件无法恢复到正常使用状态。10、某建筑公司员工过失单、严重违纪通报单，证实2016年4月12日，某建筑公司发布通报，称因莫玉在进行联合工作问询时，情绪激烈，言语中伤，并拒绝进行一切工作配合，期间还公然报警，严重扰乱公司正常工作秩序，有损公司形象，情节严重，对其严重违纪通报一次。对于上述过失描述及处分，受处分人莫玉拒不签字。同年4月28日，某建筑公司发布通报，称因莫玉在2016年3月1日至4月1日期间，私自下载、拷贝、占有该公司财务数据，私自清空重要财务数据，对其进行严重违纪通报，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对于上述过失描述及处分，受处分人莫玉拒不签字。11、仲裁申请书、仲裁反诉申请书、调解书、交通银行电子交易凭证，证实被告人莫玉于2016年5月17日申请劳动仲裁，自述2009年3月入职某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3月4日公司公告竞聘并变更劳动合同，莫玉认为这是公司变相变更劳动合同，遂多次与单位协商要求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后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将其辞退。其要求公司赔付赔偿金、未付年假工资、保密费、未发奖金共计63万余元。某建筑公司因劳动争议一事对莫玉进行反诉，要求归还财务数据，并赔偿公司损失5万余元。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16日做出调解书，确认莫玉向某建筑公司申请赔偿金、某建筑公司申请莫玉归还财务数据两案，调解为解除劳动合同，某建筑公司向莫玉支付10万元赔偿款，莫玉和某建筑公司放弃各自的其他仲裁请求。同年8月25日，某建筑公司向莫玉转帐10万元。12、录音资料主要内容摘要：2016年6月26日疑似参与人为杨某某、莫玉、张志军谈话的主要内容摘要为：谈话5时18分左右开始，莫玉说：“我受了很多气，要让杨总能有感到心疼的实际损失，要让杨总感觉也是笔钱才行。”杨某某问：“你们的想法是多少？”莫玉说：“税务局能罚多少我不知道，您跟我这儿有了赔偿，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损失，让你觉得能往心里去了，心里觉得疼了，想起我就觉得别扭，就去怪罪洪总。”杨某某问：“你们的目标是多少，30万行吗？”莫玉称：“您每月亏损都500万，30万算什么，过俩个月就忘了。”张志军说：“你要非让我说个数，那就乘个十倍。”杨某某问：“乘个十？300万？”张志军称：“对，虽然公司经营现在有问题，但我觉得钱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怎么能保住公司，我觉得对你来讲更关键。”杨某某说：“那双方再考虑下，这个数超出了坐下来谈的诚意。”张志军说：“30万我们仲裁都可以拿到这个数，都不用谈。”莫玉说：“我就这么说吧，三五十万根本就不是钱，对于杨总来说，对公司来说不是钱，绝对要乘十倍的，目前已举报这个项目，给你损失不了多少，但是我要告诉公司知道我懂。还有后面呢。……如果三五十万能解决，你们就回去庆祝了，现在三五十万，买个厕所都买不了。杨某某说：“如果我们达成你说的数字，你就会停止对公司的一切伤害吗？”莫玉说：“我觉得应该可以，我觉得我要的东西吧，虽然让你有感觉了，但不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顺着现在的形势走下去，我感觉将来的形式是不可控的。2017年1月22日疑似胡某与张志军的谈话录音的主要内容摘要为：张志军说：“莫玉的确对这个事儿很生气……我们要杨总的态度，几百万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大数目……咱们现在二三百万不算什么，现在一套房子随便一出手就一千多万……上次聊完就停滞了，莫玉绝对是要往前走，非要走到那步才觉得是事儿，我觉得肯定对杨总不好……莫玉现在气还没消呢……她现在也不上班了，她就继续呗。”后张志军说：“那我不敢保证，只能说大家相互信任……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想法？你们还在算经济账吗？不会有好的结果，会增加莫玉往下做的决心……”胡某说：“咱们就痛快点说怎么解决……”张志军说：“就按上次咱俩又见一面时说的，打个五折。”胡某说：“150万？”张志军说：“对，我觉得你们要还在数目上计算，可以说有很大风险，就杨总的身份地位上我觉得犯不着……现在不能按仲裁那个时候算了。”胡某说：“我回去和杨总汇报下。”张志军说：“这点钱还要再去算吗，那我估计莫玉回去还会继续的……上次我在微信提醒你说天已凉了，你都没在意吧……”胡某说：“上次税务局说把账都拿走了，说莫玉会配合他们调查，还会有其他材料吗？”张志军说：“还会有的……现在你们可以主动跟你决定以后的方向……”胡某说：“给钱？后续的事情你们敢不敢保证？”张志军说：“钱越多肯定保险系数越大，你觉得还用去想去商量嘛？……谈好了肯定双方有回旋的余地，你要给300万你们的保险系数肯定更大。”胡某问：“能不能让莫玉配合把现有的税务机关拿走的查完得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后来又举报什么内容……，如果谈好了的话，钱怎么付啊？”后张志军说：“最佳的方式肯定是给现金啊。这样咱们两家都好说，咱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谁也不用写东西，这样咱俩都没事，对吧？别的对你对我都不好！”胡某说：“行吧，那这样也知道你具体数了，我把我们顾忌的东西也说了，我回去给杨总汇报……”张志军说：“税务那边也是有时间的，如果过了时间咱们都不好说了……”2017年2月21日疑似胡某与莫玉、张志军三人的谈话录音主要内容为：28分52秒莫玉说：“我觉得具体的数儿，你和我老公再谈。”29分39秒时莫玉说：“既然你们这样对我，我只能用我的方法去做，我就是想让杨总知道他们做错事儿了，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48分39秒时莫玉说：“如果说你们的赔偿我接受了，第一我不会再去法院上诉了，也不会再做任何对公司不利，或对你们不利的事情。”1时9分1秒胡某说：“这50万现金你数一下。”张志军说：“我没有别的袋装。”胡某说：“没关系，这个包也给你了，这是我家小孩儿打球的包。”张志军说：“那咱们下次的时间我就听你联系。”13、微信聊天记录，疑似张志军与胡某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证实2016年8月4日下午4:31分张志军发送的内容为：胡总，情况想必你也知道，如果咱们能见面协商，都冷静些，或许对各方都是不错的交代。是否同意望与杨总商议给个意见。2016年8月5日下午12时34分胡某回复内容为：说实话，我真不知怎么回复你们。真没想到上次你们的诉求如此过分，一方面你们把所有的矛盾都指向公司和杨总了，他有什么错吗？况且那天他还真诚向你们道歉和表明态度了。另一方面你们索要的金额完全不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已经变性质了。张总，你也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我相信这些道理你应该明白。杨总最近在美国，我也不知道他的明确态度，我是可以联系他，其实最终的态度还在于你们。同年8月5日下午8时1分张志军发送内容为：胡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的出发点不同，想法有差异，我们并没有伤害杨总的意思。如方便，可否（后内容不全）。同年8月16日下午5时19分张志军发送内容为：胡总，上次谈完，您那里有何考虑？同年8月16日下午9时26分胡某回复内容为：等杨总月底回国后再商定吧，另外税务方面现在也不知情形怎样，我想也要等一下结果。9月7日下午6时张志军发送内容为：胡总，杨总回来吗？同日下午9时15分胡某回复内容为：刚回，我把情况汇报一下。张志军回复：好，等你消息。同年9月9日下午11时8分，张志军发送内容为：秋天到了，天已经变冷。疑似2017年2月9日下午9时34分，张志军发送的内容为：胡总，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你们怎么考虑的。同年2月10日上午8时27分，胡某回复的内容为：节前同杨总汇报了，他基本上同意。他这两周就回国，然后就办这事。另外他提到一个问题，财务数据必须要归还。同日上午10时27分，张志军回复内容为：没问题。到时联系。同年2月19日下午3时15分开始，胡某发送的内容为：咱们把一些细节再商量一下，这两天时间方便吗？上岛太嘈杂，要不咱们还找家茶馆，订个包间。后经双方交流，还是约在上岛见面。张志军被抓当天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胡某与张志军相约见面，并提醒张志军的人员带上财务数据，张志军回复放心。疑似莫玉的聊天记录证实2016年9月11日下午3时52分莫玉发送的内容为：给公司造成损失从洪某对我的不当处理就注定无法改变了。我只是被迫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减小公司的损失是您和杨总的事情。其实结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你们的态度和做法。我想您和杨总比我更清楚。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看问题和行动。时间越久，你们的风险越大。洪某开始的行为如果有人制止不至于走到今天。如果现在你们不能当机立断。也许很难收场。希望杨总能清楚，不是从未停止，而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您的介入，大量税务让我提供的线索还都暂时没有提供！继续下去公司的损失应该还会继续扩大下去！洪某、马某错误判断了我的能力，杨总也可以继续小瞧我无视我受的委屈！无论怎样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您！让我认为可以值得信任沟通感谢的人公司里也就是您一个人而以！下午4时36分，莫玉发送的内容为：公司不能两边受损失，而税务稽查不可能没有损失！所以咱们也没必要再沟通了！杨总的意思我明白了！最后一次谢谢胡总！打扰了。同年9月24日上午8时29分，莫玉发送的内容为：胡总，我本来对杨总的不沟通态度很气愤也不想再谈什么。但是昨天跟朋友的一次谈话认为我们也许还是相互有误解，为了不让事情更加的恶化，让我愿意再次给大家一个机会当面沟通一下。不谈钱只谈真实想法！如果你们认为除了谈钱其他没什么可谈的，就当我没说！我想杨总应该不知道上次谈话最后我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目的不是要钱，而是要的是杨总的态度。要的是真心觉得公司错误对待了我，愿意真心对我做出补偿！如果认为我是敲诈公司，这样的钱我根本不会接受！同日上午11时44分，胡某回复的内容为：很高兴看到你们能这么想！毕竟事情已过了这么久了，大家再去纠缠以前也毫无意义了。沟通可以，我认为等税务稽查完结后再谈吧！同日上午11时59分莫玉回复内容为:稽查完再谈还有什么意义？事情是对于加害者发生过就算过去了，而对于受害者也许永远都不会过去！同日下午12时23分，胡某撤回一条信息。2017年2月22日上午10时7分，莫玉发送的内容为：说到赔偿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感受，车祸发生瞬间变残废。谈赔偿只能是跟家属才能沟通。跟瞬间由正常人变成残废的当事人怎么谈？问他少了一条腿给五万？您看能不能打个折？估计对方也许会说，我一分（后面内容不全）。14、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涉税检举来访记录单、某建筑公司偷税问题举报信、涉税检举受理中心交办函、大兴区国税局税务检查通知书和调取账薄资料通知书、复制企业涉税电子数据资料通知书，证实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分别于2016年5月3日、5月17日、7月8日接莫玉举报，检举某建筑公司及其子公司某建筑展柜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展柜公司）偷漏税问题；2016年5月12日、5月19日、7月11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涉税检举受理中心将某建筑展柜公司涉税举报线索转交大兴区国税局核查处理；大兴区国税局分别于2016年6月6日通知某建筑展柜公司，要求其配合调查取证工作，并提供相关资料及证明文件；于同年12月28日再次通知某建筑展柜公司将进行检查，要求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12月29日，大兴区国税局要求相关单位提供财务资料，涉及7项，包含2009年至2015年的《生产成本收入明细表》、《原材料收发结存流水表》、原材料出入库单据、项目成本流水等等财务资料；同日，大兴区国税局派员前往某建筑展柜公司复制2009年至2015年的涉税电子数据；12月30日，大兴区国税局要求某建筑展柜公司提供2009年至2015年的账簿、记账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进行检查。15、某建筑公司加班情况、税务稽查发生费用汇总表，证实2016年3月至4月间，某建筑公司财务部及预算统计部的加班情况，加班原因为准备审计资料、结账、重点税源报表、大兴国税报税、收入、财务处理、税务稽查等等。某建筑公司还出具应对税务稽查发生费用汇总表，合计费用为586057.2元。16、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取款单据，证实某建筑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向胡某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胡某取款100万元。1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抓获被告人张志军时扣押了涉案赃款现金人民币50万元，以及其个人持有的笔记本电脑、包。18、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2月24日，公安机关接胡某报警称其公司遭公司前员工莫玉及其丈夫敲诈勒索150万元，已先期支付50万元。当日与张志军二人约定再行交付20万元。后民警根据胡某的举报，将莫玉、张志军抓获归案。19、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犯莫玉被刑事处理的情况，莫玉当庭表示认罪。20、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接受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委托，对同案犯莫玉的精神状态、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进行鉴定，2018年6月5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莫玉为双相情感障碍，具备受审能力，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人为某、黄某。21、身份信息，证实被告人张志军的身份状况。经当庭质证，被害单位的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被告人张志军对其在侦查阶段所做认罪供述提出异议，辩称其虽然没有遭受刑讯逼供，但侦查人员对其有诱供行为，侦查人员问的那些带有诱导性的问题导致其做出了违背内心和客观事实的供述，比如说对方为什么找其谈这类问题。当时其刚被抓脑子混乱，都不知道回答的是什么，其有未成年的女儿在家，其担心她的安全，以为把事情说清楚就能回家，笔录其没有仔细看就签字了；对莫玉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所做供述提出异议，认为当时莫玉的神智不正常，说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对胡某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当时莫玉已经向税务部门举报，不存在以不给钱就去举报相要挟，300万元的数额是对莫玉精神伤害的补偿款，胡某说为了息事宁人才找其二人谈判，但是否偷漏税是税务机关作出结论，找其无用；对洪某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由于公司调整，莫玉的岗位已经没有了，但公司仍向莫玉提出按照原岗位工作等不合理要求，并给予不公正待遇，导致莫玉受到极大伤害，所以才有赔偿的问题；对张某2的证言提出异议，辩称莫玉早在5月就进行了举报，他所说的公司有税务问题，但又没有恶意偷税漏税相矛盾，和胡某所说的有时候公司会走捷径口吻相一致，证言真实性值得怀疑，当时张某2不查处案件，莫玉找到局长才立案，但是避开了有问题的年份，认为张某2有包庇行为；对过失通报单、重要级财务资料下载、删除报告等相关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莫玉当时只是拷贝了部分数据，便于交接工作，并不是他们说的私自删除数据，他们开除莫玉是违法行为；对微信聊天记录提出异议，辩称其本人发送的其认可，但莫玉发送的其不清楚，调解之后对方长时间拖延，这时莫玉的精神有很大问题，导致说的话和做出的行为不符，其和对方联系只是催促对方兑现此前的承诺；对加班统计及税务稽查费汇总提出异议认为和其无关；对刑事判决书提出异议，认为其和莫玉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公司谈赔偿，反而遭到公司的打击报复，不存在非法目的，莫玉的判决有误。对其余证据未提出异议。其辩护人申请排除被告人张志军的认罪供述，认为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存在诱供的可能性，张志军的供述前后矛盾，供述中有关赔偿和税务举报相关联等内容不属实，其本人供述亦供称如果50万元是给莫玉不公正待遇的补偿款可以接受；申请排除2017年1月22日及2月21日的录音，认为上述录音的电子文件不是原始文件，不完整，存在剪辑、编辑的可能性；对胡某、洪某的证言所提异议与张志军一致；对张某2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该份笔录在关键语句上有涂改，导致文意发生变化；对过失通报单、重要级财务资料下载、删除报告等相关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相关鉴定并非在刑事诉讼中由有权机关进行委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被害单位应有整套数据，即使莫玉删除了本人电脑中的数据，也不影响其他员工电脑上和服务器上的数据，公司只是找个理由开除莫玉而已；对微信聊天记录提出异议，认为调取的程序和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聊天记录不完整；对加班统计及税务稽查费汇总提出异议，认为和本案无关联性，亦不具备真实性，税务咨询的费用也过高，不符合常理；对国税局的稽查工作提出异议，认为税务机关没有核查某建筑公司，且立案时间过长，举报时间为5月4日，但立案时间为12月；对刑事判决书提出异议，认为莫玉的判决有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录像提出异议，认为当时莫玉想完成交接工作，是公司不配合导致没有进行交接；对莫玉的检提笔录提出异议，认为在莫玉涉嫌犯罪一案中，该份笔录未出示，未得到莫玉本人的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莫玉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接受委托的是范华及朱明霞，但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字的是范华和黄某，且经辩护人在北京市司法局官方网站上查询，未查找到范华和黄某的人员信息，认为相关鉴定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被告人张志军及其辩护人对相关证据所提质证意见，经查，被告人张志军在侦查阶段所做认罪供述均有其签字认可，且其亦供认并未遭到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或严重的威胁等非法讯问手段，且其供述内容可以与在案的同案犯供述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谓的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诱供而违背真实意愿做出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胡某偷录的标注为2017年的2段录音因证据调取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排除曾被他人编辑、剪辑的可能性，内容不能完整反映客观情况，本院予以排除。被害单位为确认莫玉是否存在拷贝、删除数据而委托某联通公司进行的检测报告、交付实施报告等并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对其证明效力及证实的相关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莫玉是否有私自拷贝、删除数据的行为，以及是否因上述行为及税务举报行为给被害单位造成损失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确认。莫玉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某位大夫作为鉴定机构的经手人签字接受委托，并不意味着最终仍需该人参与鉴定工作，而经本院工作人员核实，在鉴定结论上签字的两名鉴定人均系该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并具有合法的鉴定资质，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证人张某2笔录涂改的问题，经查，该份笔录原文如下，侦查人员问：莫玉举报的问题是否核实？答：核实了，经过我们调查，该公司确在税务方面确有问题。问：该公司的税务问题是否为严重的犯罪行为？答：不是根据先期对该公司的调查，该公司没有恶意偷税、漏税的行为。问：举报人是否要求举报人在对稽查结果认可？答：我们只是会通知举报人稽查结果，他如果不认可，可以继续提供相关材料到相关部门举报。笔录结尾处有证人的签字认可，确认笔录内容与其所说相符，从上述文字的内容看，即使没有涂改，保持笔录原有样貌，也只是记录的文意不通顺，不会对文意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产生涉案单位存在严重偷税漏税的歧义，故该份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志军及辩护人对其余证据所提异议，及其据此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判，公诉人提供的其余证据的形式及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对其证明效力及证实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志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志军犯敲诈勒索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张志军及其辩护人对相关证据所提异议，及其据此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综合在案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2016年6月26日电话录音的主要内容可知，被告人张志军、莫玉在2016年6月26日曾向单位提出300万元的巨额赔偿要求，而该赔偿要求并未得到参与谈判的杨某某、胡某认可，现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双方曾达成过所谓庭外补偿的协议。且在双方的讨论过程中，公司所面临的税务检查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而在本次谈话结束之后，莫玉即再次向税务机关举报涉案单位的税务问题，继续对被害单位及相关人员施压。同年8月16日，莫玉与被害单位的劳动仲裁经仲裁委依法调解解决，被害单位亦根据调解书履行了赔付责任，该仲裁结果，是参与双方意思自治的调解结果，合法有效，且单位一方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此，综合在案证据判断，在此后能够另被害单位及谈判参与人产生向张志军、莫玉支付钱款的意愿及压力的，就仅剩下随后于12月到来的税务部门的稽查。证人张某2的证言亦证实如果举报人对稽查结果不认可，可以继续提供相关材料到相关部门举报，客观事实是胡某亦与张志军、莫玉相约以交付财务数据为条件支付第二部分的20万元，由此可见张志军、莫玉对税务检查的态度，以及其掌握的财务数据对于被害单位正在接受的税务稽查而言有着现实的压力及潜在的威胁，尤其是胡某再次启动与张志军一方的谈判并不是在仲裁调解之后，而是在税务机关立案调查之后，足以说明该150万元不是被害单位及参与谈判的人员自愿、真心、主动，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赔偿，而是受到源自外部的压迫被动做出。被害单位作为法人机构虽然不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但涉事人员由此产生恐惧及压力，而受迫对单位财产进行处分，并达成所谓150万元的巨额赔偿，当然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尤其是莫玉已经明确表示“与税务举报有关的钱不要”后，张志军仍单独与被害单位谈判，继续索要钱款，并利用税务稽查给被害单位造成的实际压力实际获得现金人民币50万元，另100万元因胡某报案而未能实际获取，可见，本案起因虽系莫玉与被害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但后期张志军的行为已经完全不具有合法性，应以敲诈勒索罪对其定罪惩处，且正在接受稽查的单位与被害单位有着隶属关系及利益上的牵连，由哪一个单位支付被勒索的财物，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被告人张志军亦在索要300万元的巨额赔偿时就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不存在所谓的犯意引诱。被告人张志军及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志军的勒索行为实际索得50万元，因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其勒索的另100万元未能得逞，依法应认定为犯罪既遂，且应该考虑其未遂部分的数额酌定从严考虑量刑。鉴于案发后涉案钱款已经全部起获并发还被害单位，但就敲诈勒索犯罪而言没，未给被害单位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且被告人张志军此次犯罪系初犯，本案案发亦是源于与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本院在量刑时对其亦酌予从轻处罚。辩护人有关被告人张志军罪轻的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但被告人张志军不符合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条件，辩护人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志军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尹鹏展人民陪审员  陈凤廷人民陪审员  吕晓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谢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