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4民初5398号原告：何萍，女，197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华，辽宁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晓雨，女，198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大连星光教育咨询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真哲，辽宁添赢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88号金玉星海2号楼2单元601，执业许可证号：22102200910214331。负责人：刘岭，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威，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汐，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张凤歧，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双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萍与被告刘晓雨、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张凤歧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华、被告刘晓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真哲、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威、刘美汐、第三人张凤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元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尚欠律师费27.2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律师费的利息（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根据2019年12月7日与债权转让人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及相关凭证对被告享有的受让权。一、律师所把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转让给非律师身份的自然人合法有效。二、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已给付了律师费就应按律师业务收费办法依法给付。三、委托人与律师所没有委托律师合同也应依法支付律师费。四、通过直接起诉的方法，也依法视为通知了债务人债权已转让给原告的事实。五、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被告在离婚诉讼一案中的财产暂定为500万元（其中4套房产，2台车）。律师费的计算是参照被告委托的律师所上报司法局并在所内公示的收费标准为根据（收费标准附后）。5万以下代理费是5000元；5万元-10万元代理费是按10%计算，即5000元；10万元-50万元代理费是按8%计算，即32000元；50万元-100万元是按6%计算，即30000元；100万元-500万元是按5%计算，即200000元。若原被告对财产争议标的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可待评估机构评估后，根据评估价格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刘晓雨辩称，本案的实际事实经过为：2016年9月25日前，被告与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维权部主任张凤歧（有权代理人）以口头形式对被告委托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代理被告与其前夫于文成离婚案件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以口头形式商定律师代理费一次性支付，金额为10000元，代理期限直至法院判决被告与其前夫于文成离婚，得到生效的法律文书为止。被告基于以上事实，于2016年9月25日将10000元律师代理费交付至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出具了盖有其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被告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其所的李子倩及白恩惠律师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了（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至此被告与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完毕。结合以上案件事实，在不考虑案外人张凤歧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雇佣或者合作关系合法性的情况下，本案中原告基于案外人张凤歧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的雇佣或者合作关系以及原告向法庭出示的签订的《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主张第三人张凤歧有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又依据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原告名义向被告主张债权属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有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的主体应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而非第三人张凤歧，因此第三人张凤歧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基于无债权而对被告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即使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对《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委托人尚欠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的约定认可，被告也因不存在拖欠律师费的情况，无需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的律师费。理由：被告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并无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而是以口头形式与社和所维权部主任张凤歧在洽谈案件时对律师费的金额为10000元进行了明确约定，被告也按约定于2016年9月25日将10000元律师代理费交付至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也据此向被告出具了盖有其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因此，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向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全额支付了律师代理费，不存在拖欠律师费的情况。最后，律师费之所以约定为10000元，是因为被告与其前夫于文成离婚诉讼纠纷一案中双方对财产分割方面无争议，只是对子女抚养权方面存在争议，并未按照涉案财产金额收取律师费。该节事实有调解书及庭审笔录加以证明，稍后举证。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且案涉律师费早已结清，不存在拖欠律师费的情形。在被告与张凤歧对律师费为10000元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主张依据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张贴的《辽宁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以其估算的离婚案件涉案财产金额为基数计算律师费并向被告主张权利于法无据。请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认为原告及案外人张凤岐的行为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请法院查清以上事实，将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述称，1.我方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的合作终止与后续工作安排协议是我律所与张凤歧之间签订的，约束的是张凤歧和我律所。2.案涉协议并非债权转让协议。3.我律所并不欠张凤歧个人任何费用。相反，自签订后续工作安排协议以来，我律所已为张凤歧本人垫付100多万，用于返还给张凤歧所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第三人张凤歧述称，我方系社和所市场部部长。2018年7月5日双方签订了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合作关系，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应严格按照该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据该约定，我方取得了向被告追讨拖欠律师费的权利，取得权利后，我方将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本案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市场部部长张凤歧2016年收案表、社和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刘晓雨之间的委托律师合同（复印件加盖社和律所的公章）及社和律所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共7份、（2016）辽0204民初4721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2020）辽0204民初444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6228号民事判决书、张凤歧与何萍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一份、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26198号案件与京山市人民法院案件中第三人社和律所提供的意见书2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4678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提供的2016年10月26日被告父亲及被告本人与第三人张凤歧谈话录音、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专用收款收据》、2020年3月30日被告及其父亲与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岭谈话录音、2016年9月25日张凤歧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及庭审笔录、大律纪字（2018）第003号文件及辽律复字02号文件组织质证并进行审查。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关联，本院予以在卷佐证。通过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张凤歧曾为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刘晓雨因与前夫于文成的离婚案件通过第三人张凤歧委托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对该案件进行代理。2016年9月25日，案外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刘晓雨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10000元，收款事由为律师费。同日，第三人张凤歧向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保证把孩子判到女方名下，否则，律师费全部退回。承诺人：张凤歧。2016.9.25”。2016年10月25日，就被告刘晓雨（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铁男及实习人员刁梦）与案外人于文成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6）辽0204民初4721号民事判决书，不准刘晓雨及于文成离婚。2017年8月30日，就被告刘晓雨（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子倩及白恩惠）与案外人于文成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二人离婚，婚生女随被告刘晓雨生活，于文成自2017年9月起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其独立生活，同时还确认了双方财产归属（双方各分得两套房屋一辆车）。在第三人张凤歧曾为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双方曾共同确认一份“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6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共18页，其中第13页标注有：“9.25，刘晓雨、原告、离婚、10000、按诉标的标准比例的8折收取、2017年9月已归档、沙区法院”。2018年7月25日，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甲方）与案外人张凤歧（乙方）签订合作终止及后续工作安排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合作多年，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前双方曾于2015年6月15日签定《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签定《继续合作补充协议书》、于2017年1月10日签定《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等，现除《新增办公室补充协议书》以外，其他两份协议书履行期限均已届满。2018年，因司法局和大连市律协原因，甲、乙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下去，合作只能终止。此前，经甲、乙双方共同整理已形成《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收取案件明细表》，确认了本协议签订前乙方2015-2018年所有的案件收取和承办情况。有鉴于上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终止合作以及后续工作安排一事达成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签定本协议时，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二、甲、乙双方应对《市场部部长张凤歧(原维权部主任)2015-2018年度收取案件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进行签字确认。三、后续工作安排：1.《明细表》中应由乙方和乙方授薪律师代理的未审结或未完结的工作，由乙方继续聘请律师按《委托代理合同》直至代理完毕。2.委托人尚欠的律师费由乙方个人追讨后归乙方个人所有，如需甲方开具发票，则扣除15%税点后归乙方所有。3.应该退费的，也应由乙方承担退费责任并进行退费。4.乙方应保证乙方所有收取的案件不再出现投诉甲方的情况。四、乙方自2018年5月22日期，不得再以甲方的任何名义收取新的案件。五、甲方可帮助乙方进行后续代理工作的完成，具体为乙方可聘请甲方的律师继续完成乙方所收取案件的后续代理工作，费用由乙方缴纳。六、乙方尚欠的管理费、律师费等由乙方与甲方财务人员结清。七、今后如双方协商后，可继续探讨可能的合作(如个案进行合作)。八、本协议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2019年11月10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债务人刘晓雨尚欠的律师费全部转让给何”，所欠律师费的金额以（2017）辽0204民初4055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标的为根据。2019年11月24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载明：“债权人张凤歧同意把以下五个债务人尚欠的律师费全部转让给何萍所有。债务人：李婷。刘晓雨、孙慧秋。债权转让人：张凤歧。债权受让人：何萍。2019年11月24日”。2019年12月7日，第三人张凤歧与本案原告何萍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将被告刘晓雨所欠代理费27.2万元转让给原告何萍。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被告刘晓雨与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究竟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双方之间约定的律师费金额是多少。对此，原告何萍提交了社和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刘晓雨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但该合同系复印件，虽然该复印件上加盖有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但无法作为原件使用，最起码该复印件对被告刘晓雨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同时，该复印件中并无第三人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印章的复印影像，该盖章处为空白，在该空白处加盖了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的公章，故即便该复印件的原件存在，也无法证实双方就代理费用一事达成合议。原告并未提供最基本的证据证实双方对代理费用有任何约定，其仅凭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推断被告刘晓雨应当支付的代理费用为27.2万元显然不能成立，并且考虑离婚案件的特殊性，原告的主张亦甚不合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