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男，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07138301。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桂珍，广东锦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烨怡，广东锦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强，男，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春怀，男，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明，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邓强因与被上诉人邓春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2民初6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制决第一项为：邓强、邓春怀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陈某支付货款1987761元及利息（其中从2017年3月至2017年7月约定的200万元欠款利息为15万元，1987761元的利息从2017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2、一审诉讼费根据最终的判决结果合理分担，二审诉讼费由邓强、邓春怀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据邓强于2017年1月5日立下的《欠条》内容可知，案涉货款200万元是有约定利息的，每月利息3万元，应于每月月初支付，3月至7月共计15万元。由上述约定可知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18%。从2017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应参照双方约定的利息即年利率18%计算。邓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某对邓强的诉讼请求；2、陈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陈某主张案涉货款的依据是数份《销售协议》，但上述《销售协议》中并没有邓强的签名，邓强不是陈某所主张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邓强向陈某出具《欠条》，其法律关系为债务转移。邓强、邓春怀在一审中已向法庭进行了陈述，因其系堂兄弟关系，相互间有资金往来，邓春怀将对陈某的三百万元债务转移给邓强，因此，邓强向陈某出具《欠条》。《欠条》并未有邓强与陈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表述。陈某收下《欠条》并陆续接受邓强的分期付款，是对债务转移的认可。债务转移后，邓强已通过银行转款的方式向陈某偿还270万元，仅欠陈某30万元。（三）陈某提供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认定邓强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综上所述，邓强与陈某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邓春怀辩称：陈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邓强和邓春怀作为买卖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错误，案涉买卖合同的另一方是邓春怀，邓强与陈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某对邓强的上诉答辩称：虽然《销售协议》甲方只有邓春怀签名，但事实上邓强是作为邓春怀的合作伙伴与陈某进行生意往来。邓春怀负责合同签订、验收货物，而邓强则负责货款的筹备与支付，因此，一直以来所有货款的支付均是由邓强负责，且有相关银行流水为证。邓强与陈某之间关于买卖合同的事宜也有经常沟通联系。陈某与邓春怀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某多次要求邓春怀催促邓强支付货款。本案不存在邓春怀将债务转移给邓强这一情况。陈某与邓强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均可印证邓强承认与陈某的买卖关系。结合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两份《销售协议》约定预付款合计90万元，以及陈某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从而印证手机号139*****316确实是邓强的，也印证邓强与陈某的买卖关系。陈某二审才提交的电话录音亦可证实邓强是本案的合同相对方。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强、邓春怀支付陈某货款2137761元及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其中从2017年3月至2017年7月约定的200万元欠款利息为15万元；2137761元的利息从2017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利息为448929.81元）。合计2736690.8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邓强、邓春怀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陈某为证明其与邓强、邓春怀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分别签订于2014年12月14日、2015年7月6日、2016年9月18日的三份《销售协议》及一份签订于2017年1月5日的《欠条》。《销售协议》均约定了乙方（出卖人）向甲方（买受人）出售粗铜砖，并约定了粗铜砖的重量、作价方式及付款方式等，邓春怀在甲方处签名，乙方的签名处空白。《欠条》载明：借款人邓强向陈某借款叁佰万元，并答应于2017年7月底前还清前款。还款计划如下：2017年1月底前还伍拾万元，2017年2月底前还伍拾万元，剩余贰佰万于2017年7月底前分期付款，并答应于3月至7月之月初付利息叁万元正。陈某主张，其为前述三份《销售协议》的出卖人乙方，邓强及邓春怀为买受人，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月5日对三份《销售协议》的货款进行了结算，确认邓强、邓春怀欠付陈某300万元货款。邓强、邓春怀对《销售协议》及《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抗辩认为，邓强并不是涉案货物的买受人，涉案货物的买受人仅为邓春怀，经与陈某结算，确认《三份协议》的货款共300万元，该债务转移至邓强，由邓强向陈某偿还。另外，陈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一份于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和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微信账号为“dengchunhuai”）。第一份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约定乙方（出卖人）向甲方（买受人）出售粗铜砖，重量为15.488吨，并约定了作价方式及付款方式等，其中预付款为50万元。第二份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约定，乙方（出卖人）向甲方（买受人）出售粗铜砖，重量为10.905吨，并约定了作价方式及付款方式等，其中预付款为40万元。两份《销售协议》的落款处甲方的签名为邓春怀，乙方处空白。2017年3月19日的《销售协议》约定，乙方（出卖人）向甲方（买受人）出售粗铜砖，重量为9.201吨，并约定了作价方式及付款方式等，其中预付款为40万元。落款处甲方的签名邓春怀，乙方为陈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3月10日，陈某向对方发送信息“结算单还没发给我”，对方随即向陈某发送了一份《结算单》；2017年6月15日，陈某向对方发送信息：“结算单今天要记得发过来”，对方随即向陈某发送了一份《结算单》。2017年3月10日发送的《结算单》上有两项结算内容，第一项结算内容中的铜重量为15.488吨，每吨单价41283元，合计货款639391元，已付500000元，余额139391元。第二项结算内容中的铜重量为10.905吨，每吨单价52371元，合计货款571105元，已付400000元，余额171105元。2017年6月15日发送的《结算单》记载的铜重量为9.201吨，每吨单价51871元，合计货款477265元，已付400000元，余额77265元。两份《结算单》的货款总额合计1687761元。陈某主张，其为前述三份《销售协议》的出卖人乙方，邓强及邓春怀为买受人。签订合同后，其依约履行了供货的义务。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相对方为邓春怀，邓春怀微信中发送的《结算单》是双方对前述三份《销售协议》的结算，第一份《结算单》上记载的“已付500000元”以及“已付400000元”，邓强已于签订《销售协议》的当天即2017年2月24日向其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但第二份《结算单》上记载的已付“400000”万，仅是《销售协议》约定的预付款数额，邓强、邓春怀并未在相应的时间支付。邓强抗辩认为，其不是三份《销售协议》的相对人。邓春怀则抗辩认为，两份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没有陈某的签名，故对此不予认可；对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对微信聊天记录和2017年6月15日发送《结算单》予以认可，但因2017年3月4日发送的《结算单》没有其本人的签名，故不予认可。陈某为证明涉案货款的支付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九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了邓强向陈某转账的记录，分别于2017年1月26日转账了20万元、2017年2月8日转账了15万元，2017年2月24日转账了90万元，2017年3月3日转账了20万元，2017年3月17日转账了25万元，2017年3月22日转账了28万元，2017年4月18日转账了30万元，2017年6月19日转账了15万元，2017年8月3日转账了15万元，2018年2月14日转账了12万元，合计270万元。陈某主张，陈某与邓强、邓春怀签订了共六份《销售协议》后，陈某依约履行了供货的义务，但邓强、邓春怀未按照《欠条》确定的300万元及两份《结算单》记载的总货款1687761元如期支付款项，仅支付了前述的270万元，故应支付剩余款项。邓强、邓春怀对邓强向陈某支付了27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抗辩认为，邓强并非《销售协议》的买受人，邓春怀与陈某签订2014年12月14日、2015年7月6日、2016年9月18日的三份《销售协议》后，经结算总货款为300万元，并将该债务转移至邓强，邓强向陈某支付的270万元是用于偿还《欠条》确定的债务；其后，邓春怀只于2017年3月19日与陈某签订《销售协议》，根据邓春怀2017年6月15日向陈某发送的《结算单》显示，被告邓春怀已支付了40万元，故只欠陈某77265元。诉讼中，邓春怀未向法院提交其向陈某支付货款的证据材料。陈某为证明邓强为涉案《销售协议》的买受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手机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并主张其一直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向邓强协商涉案《销售协议》事宜。陈某提供的手机短信显示，对方的手机号码为139*****316。2017年2月24日，陈某向对方发送信息：“我爸妈对你没按约定补上很不满意，你那努力点月底补上约定的金额，让我好交代，而且我台湾这买卖货的金很不够，最近也是一堆货要进，麻烦一下，不然我真的很难做事。”对方回复：“我为了先开工，今天借了100，我下午与邓春怀说了打90与你，不打不装货。”陈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方的微信号通过手机号码139*****316注册，账号为a****1。2017年3月13日，陈某问对方：“今天有吗?我那批铜砖最晚就只能等到明天，你那还没有办法的话，我只能很无奈问问其他人，出给其他人了，也等你一个星期了，还有前结算款尽快搞定吧。我只能等你们到明天。”对方回复：“谢谢你的支持，最后等一天，没办法我只有叫你出，我也在想办法。”陈某又表示：“你努力吧，不管这批有没有出给你们，记得别拖我前批的结算款”。对方回复：“好”。同年3月15日，陈某向对方发信息：“记得3月底前要努力给我1、2月那些款项，这是我爸还能接受的底线，我也需要这钱让我的资金好周转一些”，对方回复“好，”并于同年3月16日回复：“结算款可以，货我的借款现在还没确定。再晚一点。”同年3月22日，陈某向对方发送信息：“等会打给我，今天只收到28万，这我无法接受。说好的50万又给我打折，你这样是越欠越多只会害死我”。对方回复“这个28万只是预付款，你压了那么久，只是先想办法直接帮你处理了。”随后陈某称：“你没办法给那么多钱都应该说清楚，我可以出给其他人，我是希望你该减少欠的，不是越欠越多。你不该说那么好听可以给到50万。”对方回复：“我预算认为可以的，我把这个数想办法搞好再说。”同年6月25日，对方向陈某发送信息：“我这段时间是没办法见你，你其他不用担心，时间问题，都会好的”，并发送了一张自己现状的照片。邓强对手机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均不予认可，但确认前述照片是其本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陈某是台湾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台商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因此一审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本案合同履行地及陈某的住所地均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故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是中国内地法律，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总货款为多少；2.邓强是否为涉案《销售协议》的买受人；3、涉案《销售协议》的未付货款应为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邓春怀对2014年12月14日、2015年7月6日、2016年9月18日的《销售协议》无异议，并认可2017年1月5日的《欠条》上载明的“借款人邓强向陈某借款叁佰万元”为前述三份《销售协议》的总货款，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邓春怀对两份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及2017年3月10日的《结算单》不予认可，只对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微信账号为“dengchunhuai”）及2017年6月15日的《结算单》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邓春怀对微信聊天记录并无异议，而2017年3月10日的《结算单》是由其微信号向陈某发送，故一审法院对2017年3月10日的《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结算单》上显示的两项结算内容，第一项结算内容中的铜重量15.488吨及已付500000元以及第二项结算内容中的铜重量10.905吨以及已付400000元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两份《销售协议》中铜的重量、预付款等内容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前述两份《销售协议》予以认可。根据《结算书》的内容显示，两份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及2017年3月19日签订的《销售协议》的总货款为1687761元（639391元+571105元+477265元）。综上，涉案六份《销售协议》总货款为4687761元（300万元+1687761元）。关于第二个焦点。如前所述，邓春怀在《销售协议》签名并对其为涉案货物的买受人没有异议，但邓强否认其为《销售协议》的买受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邓春怀抗辩认为其将对陈某欠付的300万元货款通过《欠条》的形式转移至邓强，由邓强偿还，但债务转移应得到债权人即陈某的同意，该《欠条》并没有陈某的签名，该《欠条》的内容只是确认了邓强欠陈某300万元并承诺向陈某偿还。其次，根据陈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微信账号为“a****1”，注册手机号码为139*****316）显示，对方曾向陈某发送了一张自己现状的照片，而邓强确认该照片为其本人，故一审法院确认前述的微信及手机号码139*****316的使用人为邓强。再次，邓强于2017年2月24日在手机短信中称向陈某支付90万元，与两份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上约定的预付款数额一致（40万元+50万元）。另外，结合陈某与邓强聊天记录中的相关内容：陈某在催促邓强支付“前期的结算款”、“1、2月款项”时，邓强均回复“好”，2017年3月22日回复陈某称“这个28万只是预付款”，以及陈某随后称“我是希望你该减少欠的，不是越欠越多。”等内容，让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邓强为涉案《销售协议》的买受人之一。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如前所述，涉案总货款为4687761元，根据查明的事实，邓强共向陈某支付了270万元，但邓春怀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向陈某支付过货款的证据，故邓强、邓春怀仍欠付陈某的货款为1987761元（4687761元-270万元）。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陈某主张按年利率18%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邓强、邓春怀应从邓春怀2017年6月15日向陈某发送最后一张《结算单》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陈某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邓强、邓春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陈某支付货款1987761元及利息（利息以1987761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货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694元，由邓强、邓春怀负担27690元，陈某负担6004元。二审中，陈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电话录音及文字稿，3、陈某与邓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上证据拟证明邓强为案涉买卖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邓强质证称：上述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于银行卡交易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反映邓强向陈某转账的事实；电话录音与文字稿基本一致，邓强说话的腔调与平时不一样；微信聊天记录打印版和手机上的记录基本一致，其证明力不强。邓春怀质证称：邓春怀与陈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邓春怀的资金都是通过邓强转给陈某。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陈某提供的账户名为其本人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邓强多次向陈某转账汇款。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陈某系台湾地区居民，各方当事人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故本案系涉台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管辖权及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各方当事人之间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主要针对上诉人陈某、邓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关于案涉货款利息的认定是否正确；2、邓强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其是否需要对案涉货款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邓强于2017年1月5日向陈某出具的《欠条》写明“剩余贰佰万元于2017年7月底前分期付款，并答应于3月至7月之月初付利息叁万元正”，上述“于3月至7月之月初付利息叁万元正”属于关于利息给付的约定，从字面含义理解应为：3月至7月每月的月初支付利息三万元。上述约定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超出法律所保护的最高利息额，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对陈某主张的上述2017年3月至7月的利息共计150000元不予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从上述《欠条》中关于利息的表述来看，每月30000元利息的支付期限仅为2017年3月至7月，双方对于2017年7月后逾期归还货款的违约金问题并无作出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一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7年8月1日起的案涉欠付货款利息并无不当。陈某主张从算2017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案涉欠付货款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案涉《销售协议》虽然没有邓强的签名，但陈某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欠条》、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证实，在案涉货物的买卖、结算以及付款等环节中均有邓强的参与，而且在买受人出现未及时支付货款情形后，陈某多次通过微信、手机短信等方式向邓强、邓春怀催促还款，无论是邓春怀还是邓强本人在与陈某的上述通讯中均未否认邓强为案涉货物的买受人。陈某提供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邓强为案涉货物的买受方，邓强应当对案涉欠付货款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邓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2民初67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2民初67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邓强、邓春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某支付货款1987761元及利息（其中2017年3月至7月的利息为150000元，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间的利息以198776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1987761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货款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6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694元，由邓强、邓春怀负担31000元，由陈某负担26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990元，由邓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永坚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王 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