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621民初2352号（2020）内0621民初2352号原告：贾某1，现住鄂尔多斯市。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52700462240500P。法定代表人：王某，身份证号码：×××，院长。委托代理人：贾某2，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某，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负责人：关某，主任。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国弘商贸有限公司，长胜街西，政府招待所1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MA13NLF261。法定代表人：李某，汉族，1985年3月26日出生，现××区，身份证号码×××。原告贾某1与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学院）、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驾驶员培训中心）、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国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弘商贸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马云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某1委托代理人胡琼、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委托代理人贾某2、黄某、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负责人关某、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开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马云、张瑶、人民陪审员刘博男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贾某1与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贾某1从2012年6月即开始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原鄂尔多斯市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从事教练员工作，每年签订劳动合同一次。2018年年底，合同到期后，二被告未再与原告续签劳动合同，但原告仍在被告处培训未完成培训的学员，且被告在2019年期间也在给原告发放工资。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的9年多时间内，原告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工作时间为早6时至12时，下午13时至20时，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全年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为10个小时，比国家正常的工作时间多了2小时。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中约定，2015年至2017年被告每月只给原告二天的休息时间，2018年约定每月给原告三天的休息时间，但实际工作中，原告连三天的休息时间也没有，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和节假日均在加班工作，但被告从未按国家规定给原告支付过任何的加班工资，也从未享受过年假，未享受过未休年假工资。原告通过之前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与教练员之间的诉讼，知道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系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以下简称驾驶员培训中心）是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申请设立的，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职能科室、内设机构，不具有民法上法人主体资格，不能对外行使法人的相关权限，驾驶员培训中心所做的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权利义务的承担都应该是申请设立他的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与教练员所签订的《临时用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也都应该由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承担。据此，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以上事实及法律规定，原告向贵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生态环境学院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经验，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般考察以下要件：1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或者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互相履行劳动权利义务，即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4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本案中答辩人属于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相应的规章制度没有适用于被答辩人，所以，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二、即使认定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也于2018年5月离职，双方互不履行权利义务多年，劳动关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应认定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原告离职时已事实解除。贾某1于2018年5月离职，与被告双方互不履行权利义务，劳动关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故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事实解除，劳动者相应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自离职之日起，就知道其权利被侵犯，超过1年的劳动仲裁时效未向相关机关主张，应认定为已过诉讼时效。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的答辩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辩称，与国弘商贸公司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围绕本案事实，原、被告举证、质证如下。原告提供下列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据1、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向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过立案，仲裁委员会裁定不予受理，且不予受理的理由仅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能说明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9条的规定，原告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的程序，向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起诉合法合理。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仲裁委不予受理了原告的仲裁请求，证明其不属于劳动关系，如果是属于劳动关系，应仲裁前置，而不是直接向法院起诉，所以原告与生态环境学院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起诉的驾校主体不适格。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生态环境学院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国弘商贸公司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2、（1）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主办的官方网站事业单位在线查询到鄂尔多斯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一份以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基本信息一份；（2）鄂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达拉特旗分局提供的鄂尔多斯农牧学校（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申办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的相关手续，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字【2014】3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批复》同意在鄂尔多斯市农牧学校的基础上组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申请变更企业法人、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名称变更等、以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委托张利光负责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全面管理工作，并对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党委负责等相关资料25页；（3）2017年9月10日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为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颁发的二0一七年度先进科室牌匾打印照片一张；（4）根据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档案室所调取的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所提供的部分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委托鄂尔多斯银行银泉支行代付业务数据处理结果登记单以及代付月份的驾校教练员工资表5份共10页；上述证据原件在法院相关案卷中保存。证明目的：（1）证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系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是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申请设立的，是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职能科室、内设机构，不具有民法上法人主体资格，不能对外行使法人的相关权限，即使有鄂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也只能证明其具有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三级的资格，而不能证明其具有民法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也就是说鄂尔多斯市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所做的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权利义务的承担都应该是申请设立他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与原告所签订的《临时用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也都应该由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承担；（2）证明原告有部分月份工资系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委托鄂尔多斯银行代付，且职业学院交给鄂尔多斯银行作为发放依据的即是驾校教练员工资表，说明职业学院自认给原告发放的亦是工资，原告工资的实际发放单位是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原告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该组证据的（1）、（2）、（3）的真实性认可，对要证明的驾校设立过程认可，对驾校的责任由生态环境学院承担的证明目的不认可，驾校无权代表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对该组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生态环境学院成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贾某1自2018年5月4日发放最后一笔工资后，被告再未向其发放过工资。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国弘商贸公司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3、达拉特旗总工会出具的《介绍信》一份。证明：1、以马文军、张挨虎为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等19名教练一直向被告要求补发工资、确认劳动关系等事项，被告一直未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向达拉特旗总工会也反映相关问题，未得到解决，后达拉特旗总工会于2020年1月6日给出具介绍信，开始走法律程序。驾校在最多的时候只有43个教练，2019年4月份已有23名教练申请仲裁诉讼，剩余全部教练也只有20名。2019年驾校的教练已不足43人，该19人已包括2019年未申请仲裁诉讼的所有教练；2、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应从每次主张权利时中断，从中断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人主体在出具证明时，应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及联系方式以便进行查验出具内容的真实性。该介绍信中无相关人员签字及联系方式，无法进行查验，对真实性不认可。该介绍信中仅有马文军、张挨虎身份信息字样，并未说明与本案原告有关。即使本案原告在向达旗总工会提出援助的申请，也不能视为向被告提出其相关诉讼请求的主张，不能中止、中断诉讼时效。原告认可2019年4月份已有23名教练申请仲裁诉讼，介绍信中19名代表向工会提出援助申请，说明可能当时23名教练包含了该19名代表。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国弘商贸公司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4、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作为甲方与原告所签订的2017年、2018年《临时用工合同书》两份，1、证明原告在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从事的是教练岗位，2018年以前每月休息2天，2018年每月休息3天，无其他休息日，也无节假日，全年的休息日和节假日都在加班工作，也未给原告休过年假，被告理应支付原告休息日、节假日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2、证明被告与原告约定了基础工资、效益工资的数额、发放标准以及时间等，并且还约定了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地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职业培训、合同的履行、变更、续订、解除和终止以及劳动争议处理等事项，双方之间签订的是一个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任何约定事项。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临时用工合同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两份临时用工合同是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根据贾某1诉状中自认每年签订劳动合同一次可知，原告提供的两份临时用工合同的起止时间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仅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驾校的劳务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同时结合贾某1的对账单显示，贾某1最后一次发放工资时间为2018年5月，证明被告驾校与贾某1事实上2018年5月已事实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于2018年5月已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其应在一年的时效内主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劳动仲裁期限。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五、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状》2018年一份，证明：1、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系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鄂尔多斯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即变更后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严格要求作为乙方的原告应该遵守的教练员行为规范、安全责任，并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条例。至于规章制度中是否几乎全部为经济性处罚措施，则是由处于领导地位、管理地位的被告决定的，而非由处于被领导、被管理地位的原告决定。因被告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处罚权利，能对原告进行经济性处罚，只因为原告是受被告管理、领导。2、证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而非是第二被告所述的双方之间仅仅是合作关系；如是合作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理应有对利润的分配约定，但实际情况是，学员的培训费是统一交给驾驶员培训中心，驾驶员培训中心又全部上交给了职业学院，原告作为教练员领取的只是付出劳动所获得的工资。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该份证据属于劳务处分，不属于劳动法里规定的处分，都是经济的处分，而且是驾校对其处分，没有任何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处分的字样。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规章制度不适用于原告；安全生产责任状仅是为了驾校的安全管理，安全生产责任系基于培训安全、风险防范、车辆维护等方面考虑，并非用工管理，其中也未明确约定劳动规章制度要求原告遵守，被告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有事业单位专门的规章制度，从未适用于原告。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六、1、达拉特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商城街分社提供的《明细账查询》正反面7页；2、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个人存款账户交易明细》1页；3、个人所得税系统收入及申报税额即税务部门退还税款的手机截图1页。证明1、证明原告2019年的实发工资应为已发放到工资卡里的工资加上未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准税务部门所退还的税款，税务部门退还税款的明细完全可以和教练员工资表以及工资交易明细相互印证，原告2019年的实际工资。贾某12019年最后一次发放工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2、证明第二被告系从2013年2月份，统一为教练员办理了银行卡开始往银行卡里发放工资，以前的工资发放形式为现金发放；且从2018年9月份开始，由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通过鄂尔多斯市财政国库支付管理局在鄂尔多斯银行所开具的账户并委托鄂尔多斯银行向原告代为支付工资。银行流水的备注表明，发放的为工资，证明二被告也是认可对原告发放的为工资，劳动关系存在。且发放工资的对方账户与驾校其他教练员的账户为同一账户。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个人所得税系统收入及申报税额即税务部门退还税款的手机截图1页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对帐明细查询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贾某1的对账单显示，贾某1最后一次发放工资时间为2018年5月，证明被告驾校与贾某1事实上2018年5月已事实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至于2019年8月发放的工资实际并非贾某1当时在驾校工作的报酬，而是2019年6月14日驾校开会变更工资发放方式对于之前工作的通过学员的绩效进行的补发。从对账单可以明显看出自2018年5月到2019年8月，原告未收到驾校任何工资，所以事实上双方已于2018年5月互不履行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劳动关系事实解除。原告于2018年5月已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其应在一年的时效内主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劳动仲裁期限；对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个人存款账户交易明细》1页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日，鄂尔多斯市财政国库支付管理局向贾海支付3435.60元，贾某1一年的工资不可能仅领取3435.60元的工资。该笔款项实际为对教练员2018年5月1日之前的学员完成培训发放的绩效工资。实际贾某1于2018年4月22日离职。即使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确认到2019年8月22日，原告于2020年9月3日起诉，也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七、内蒙古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证明原告支付方依法代扣代缴的是个人所得税，购买方是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增值税发票上明确个人申报3%的是工资的个人所得税，且增值税发票上的数额与原告所提交的驾校教练员工资表上的四月与五月的应发工资以及退税手机截图是完全相符的。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主要区别即是，劳动合同约定的是工资，同时按工资、薪酬所得缴纳的是个人所得税，而劳务合同是劳务费，劳务费是按劳务所得缴纳税款。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发票是2016年2月26日、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付款方名称是鄂尔多斯市农牧学校驾驶员培训中心，无法证明与被告学院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证据八、证人郭在柱出庭证实，其与原告贾某1是叔伯姑舅，是在驾校的同事。从2019年的4、5月份开始，驾校就不再招收新学员了，培训的也基本是老学员。贾某12019年的学员不多，有时培训学员会借其的车，共借过六七次。教练车用油是驾校统一支付加油费，不需要各教练员垫付，基本是自己给自己的车加油，有时候教练之间互相帮忙加油，谁加油票据上就写的谁的名字。原告对该证言认可。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证言不认可，证人郭在柱与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和驾校有过诉讼纠纷，对驾校有积怨，另外郭在柱与原告贾某1存在亲属关系，郭在柱的证言与其原诉状内容相互矛盾，且其证言描述不清。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被告生态环境学院。被告生态环境学院提供如下证据证实自己的辩称，证据一、内蒙古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管理服务系统（驾校端）打印件，证明自2018年4月21日起，贾某1未在驾校进行培训工作。证据二、会议记录，证明：（1）、2019年6月14日鄂尔多斯生态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开会决定改变教练员工资发放方式，2019年6月、7月之后发放的工资并非是原告2019年度在职的工资，而是补发原告离职前的历年欠发的工资，实际原告事实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下发解除通知书，也有以不发放工资解除劳动关系，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及个人存款明细可知，被告驾校自2018年5月不再向贾某1发放工资。所以，自2018年5月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事实解除。自不发放工资之日起，原告知道其相应权利受到侵犯，所以，其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对内蒙古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管理服务系统（驾校端）打印件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为打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2、从之前的同类案件中被告方在庭审中承认并非所有学员培训均需在服务系统上预约、有系统使用之前报名的学员，未培训完成拿到驾驶证，驾校一直负责培训，该部分学员的培训不在系统上预约，由学员直接联系教练，进行培训即可。因此系统即使没有原告的预约信息，也不能证明原告贾某1在2019年未进行过培训学员；从原告提供的鄂尔多斯银行流水可知，被告在2019年8月22日尚为原告贾某1发放工资，说明原告在2019年确有培训学员。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会议记录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且也没有参加人员签字，无法证明是否真实有过该次会议，更无法证明会议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被告要证明改变了工资发放方式。更无法证明原告在2019年6月14日以后发放的工资并非是原告2019年度在职的工资，而是补发原告离职前的历年欠发的工资；解除劳动关系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以及法定形式，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合法解除了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合法存续，且2019年8月22日，被告学院尚在给原告贾某1发放工资，证明学院认可与原告尚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且未给上述原告出具过任何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以及介绍信可知，原告的请求均未超过诉讼时效、仲裁时效。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质证意见同驾校对该证据认可。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不清楚。三、贾某1的内蒙古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及加油小票，共2张；证明：贾某1最后一次加油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结合最后一次预约记录的时间，2018年4月22日，最后一次发放工资的时间是2018年5月。被告认为对比陈述不清的证人证言结合安安易驾、加油小票、工资发放记录等书面证据更具有说服力，足以说明贾某1最后离职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原告质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贾某12018年4月16日8点加了一次300元的油，同时2018年4月16日8点还加了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教练之间存在互相帮忙加油。发票和加油小票没有显示该小票加油的车牌号，无法证明加油的车是哪辆车。教练即使有自己的教练车，平时也是给自己教练车加油，但也会有其他教练帮忙加油的情况。加油发票只能证明在该时间加油，但无法证明这是教练员的最后一次加油或之后没加过油。更无法证明后期教练员没有培训学员，不能证明教练员在该加油时间已经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对于工资发放情况，原告对被告陈述的时间不认可，以我们提供的银行流水为准。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被告在2019年还给三原告发放工资，与被告所述的离职时间不符，与被告所说的离职相矛盾。被告驾校认可学院的意见。四、证人李茂胜出庭证实，其原为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员工，在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工作，且与原告认识，当时分管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的被告生态环境学院领导组织了2019年6月14日的会议，驾驶员培训中心全部职工参会，会议记录是由李茂胜记录，内容真实。会议内容也决定了对之前培训通过学员的教练员补发绩效的事实。2016年有了安安E驾之后所有的教练员都要通过安安E驾预约学员。原告认为证人为被告学院的工作人员，与被告学院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证明效力低。根据之前庭审中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负责人的意见，不是一定要在安安E驾上预约才可以给学员练车。安安E驾的学时记录情况不能实际反映教练员的练车情况。证人无法证明原告离职时间。会议记录中参加人员是全体教练人员，但并非全体教练员参会，原告未参会。而且没有参会人员签字，无法证明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证人证言认可。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对证人证言认可，驾驶员培训中心停止招生的时间为2019年5月。第三人认为证人的证言与其无关。五、证人李建军出庭证实：其是被告学院的工作人员，原告在2019年已不在驾校工作，其不知原告是否离职，2019年是否培训过学员。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其与学院存在利害关系。二被告均认可该证人证言。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提供如下证据证实自己的辩称，证据1：鄂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达拉特旗分局出具（2020）13号鄂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达拉特旗分局关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变更名称的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因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变更为鄂尔多斯市国弘商贸有限公司（国弘驾校），原法人韩广源变更为李某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1、该份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无法证明其真实性。2、该份证据仅是鄂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达拉特旗分局向市运管局培训中心的出具的一份函，仅是驾校人员去培训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无法确定驾校与国弘驾校的关系。3、驾校仅为学院的内设机构，用人单位内设机构的名称变更不影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确认。无论用人单位将内设机构市承包、租赁、托管给第三方，用人单位与第三方之间都是合同关系，其承包、租赁、托管的都是实际场所、附属设施或经营权等，不存在托管劳动者的情况，且劳动者也不能承包、租赁、托管等。因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与内设机构的名称变更无任何关联性，也不因此受影响，除非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依法进行补偿，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生态环境学院对该证据认可。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无法与原件核对。国弘商贸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是国资委委托国弘商贸公司使用被告驾驶员培训中心之前的场地、设备。经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原告贾某1入职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从事教练员工作，2018年1月1日，原告贾某1与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签订了最后一份临时用工合同书，合同书对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职业培训等做出了约定。合同期限为1年。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至2018年5月，之后至2019年7月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仅在2019年8月22日，支付原告一笔工资3435.60元。2020年8月4日，原告向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8月5日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查以主体不适格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被告从2012年6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另查明，鄂尔多斯农牧学校于2014年更名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为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的内设科室，无法人资格。第三人国弘商贸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驾驶员培训中心将培训中心之前的场地、设备在2020年1月份交由第三人使用。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贾某1确认2012年6月至今与被告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是否适用仲裁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该法所规定的“劳动争议”显然包括该法第二条因“确认劳动关系”引发的纠纷,并没有以例外规定的形式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引发的争议不适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限制,说明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应受到劳动争议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本案中原告贾某1在2018年5月被告给其发放完工资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被告没有给其发放工资，仅在2019年8月22日发放了一笔工资，结合被告提供的会议纪要，认定该笔工资为补发的工资。且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再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也未给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于2020年8月4日向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明显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原告提供的2020年1月6日达拉特旗总工会出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标明劳动者是在2020年1月6日向工会反映单位未与职工确立劳动关系，是在超过仲裁时效后向有关部门反映。且介绍信也未标明原告属19人之一，故不能证实引起仲裁时效中断。原告主张确认劳动关系不适用仲裁时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律之所以设定时效制度,其核心本质就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且被告提出时效抗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提供郭在柱的证言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贾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贾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马云审判员张瑶人民陪审员刘博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袁玲书记员 霍蓉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