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4民初16171号原告：杭州临安高乐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密礼，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洛莱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陆某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煜章，上海国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临安高乐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洛莱进出口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78,817.05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7日为49,665.13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间具有业务关系，由被告向原告购买节能灯。截至2017年7月底，被告尚有855,379元货款未支付，其中已开票金额619,817.05元，后被告陆续支付141,000元，尚欠开票金额中的478,817.05元未支付。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进出口代理关系。双方的买卖都是由原告先与案外人协商好之后，再委托被告办理出口。对此原告是明知的。故原、被告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交了对账单，经质证，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因为对账单上的应收款对象并不明确。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代理出口合同，系被告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旨在证明被告仅是代理出口，而非原告货物的买受人。经质证，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否认关联性，系被告与案外人刘某某的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也未进行过相关委托。2、(1)案外人刘安民身份证复印件、(2)刘某某手机号截屏之一、(3)刘某某手机号截屏之二、(4)张树林手机号截屏、(5)巴西方微信号截屏、(6)刘某某与张树林通话截屏、(7)刘某某与张树林通话记录拍摄照片、(8)张树林与刘某某催款截屏、(9)刘某某提供巴西付款凭证微信截屏、(10)巴西方付原告付款凭证、(11)巴西方与原告财务微信截屏、(12)巴西方与刘某某以及被告微信截屏、(13)刘某某视频、(14)张树林与被告通话录音。旨在证明原告明知被告仅是货物出口的代理人，原告出口货物都是先与刘某某事先商量好，原告货款是直接向刘某某及境外买受方催讨，涉案货物由原告先与案外人确定货物的规格等后再通知被告代理出口，出口退税由原告收取。付款凭证体现货款由案外人向原告支付。视频说明原告与案外人存在买卖关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的经办人的通话录音，原告最先认识案外人，与案外人之间建立买卖关系后，再找被告代理进出口，第三方都认可的。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2中的(1)-(5)，对刘某某的身份不否认，但是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2中的(6)-(7)，货物的包装按照刘某某的要求定，刘某某与张树林间的通话，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2中的(8)-(9)，原告一直向被告催款，被告没有钱付给原告，原告也向第三方催讨过的，被告有钱才付给原告。关于证据2中的(10)-(12)，三性均不认可，原告财务的手机上没有这些聊天记录。关于证据2中的(13)，对三性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某某出庭作证。关于证据2中的(14)，对其三性有异议，通话录音是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份录音整个过程都是被告在陈述，被告一再强调其是代理的，没有承认原告委托被告代理的事实。3、购销合同，旨在证明双方的交易按此合同履行，产品的外包装由刘某某确定。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在提起管辖权异议时提交，合同约定交货除了外包装，都是按被告的要求，被告直接要求按照第三方的要求来确定外包装是符合常理的，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代理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的供方为原告，需方为被告，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各类规格的节能灯，总金额92,250元，交货时间2017年4月25日。正唛(本院注：正唛包括客户名称缩写或者标示，订单号，目的港，本件包装编号和总数，生产批号)由刘某某通知，侧唛(本院注：侧唛包括品名、规格、数量、毛重、净重、体积)由刘某某通知。合同还约定了质量要求、交货地点、验收、结算等内容。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双方约定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需方所在地法院处理。上述合同签订前，双方已发生一段时间的业务往来，之后被告出具对账单：2016年至2017年7月被告和原告应收款应开票金额907,729元(包括未开票235,561.65元)，已付52,350元，余未付855,379元。被告在对账单落款处加盖公章。被告于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分多次共向原告支付141,000元。余款未支付，原告遂于2020年5月诉至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未付货款478,817.05元。被告在答辩期间向临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如双方发生纠纷，应当由需方所在地法院处理，而合同明确的需方为被告。临安法院认为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故依法裁定将案件移送至需方所在地法院即本院进行处理。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工矿产品采购合同》，供方为原告，需方为被告，可初步判定原、被告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被告在庭审中反复强调，其系受案外人刘某某委托，代理刘某某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故原告仅系代理人，而非买受人。假定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被告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在临安法院应诉时，直接向法院明确表示签订《工矿产品采购合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办理报关、开具发票等，与原告间不存在真正的买卖关系，不应受到合同的制约，其向临安法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就不能成立。然而，被告坚称自己为需方，按合同约定，临安法院支持了被告提出的移送需方所在地法院审理的请求，且临安法院移送的理由是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管辖，故本院应当按此请求权基础进行审理。因此，本案中，被告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已经完全承认了自己为买受方，而认可自己为买受方，将在本案中承担支付价款的不利后果，系于己不利的事实，故即便原告不举证证明该节事实，都不能推翻被告系买受人而非代理人的事实。故本院最终认定，原、被告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至于合同中出现的“刘某某”。合同法尚且规定当事人还能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而本案合同中只是约定产品外包装由案外人刘某某确认，并不表明刘某某系委托人，买卖双方仍系原、被告双方。刘某某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更无必要将刘某某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被告理应支付尚欠价款，现被告对尚余货款拖欠不付，显属违约，应承担给付价款及偿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民事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账单确认的欠款时间至2017年7月，故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从2018年1月1日起算，可予准许，利息计算的标准可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LPR利率。被告于2019年2月尚在支付欠款，故不存在超出法定诉讼时效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洛莱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杭州临安高乐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价款478,817.05元；二、被告上海洛莱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杭州临安高乐电子电器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78,817.05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82元，减半收取4,241元，保全费3,220元，合计诉讼费7,461元，由被告负担。被告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沙黎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施彩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