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1220号原告杨素贞，女，汉族，1946年12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李伟，男，汉族，1971年7月22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李娜，女，汉族，1972年8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李静，女，汉族，1974年12月23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李兰香，女，汉族，1953年1月25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李俊梅，女，汉族，1949年7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述六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连中，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200号。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区长。委托代理人王振鹏，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委托代理人王辉，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中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郑上路中段1号。法定代表人杜建强，主任。委托代理人姬静明，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冠玉，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立，男，汉族，1982年12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杨素贞、李伟、李娜、李静、李俊梅、李兰香诉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郑州中原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原新区管委会”）、第三人李立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原告于2020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连中，被告中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振鹏、王辉，被告中原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姬静明、郭冠玉，第三人李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素贞、李伟、李娜、李静、李俊梅、李兰香诉称：被拆迁宅基地位于郑州市须水镇李岗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中集建（91）字第01627号，土地使用者为李其运。李其运（于1998年1月31日去世）与张玉花（于1983年7月28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二女，分别为李炳忠（于2000年1月27日去世）、李建州、李俊梅、李兰香。原告杨素贞系李炳忠之妻，原告李伟、李娜、李静系李炳忠之子女，第三人李立系李建州之子。该处宅基地于2016年初被拆迁时，被告郑州市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与李立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其他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补偿的财产全部分配给李立所有。原告认为，李其运去世后，宅基地上的附属物及宅基地拆迁补偿利益应当由所有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法定继承权及其他权益，经多次协商无果，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3月14日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依法判决原告享有拆迁安置补偿分配权并重新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是：选择确认协议无效，因为撤销协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享有拆迁利益，原告对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约定的拆迁利益没有争议，原告认为应当和所有继承人签订协议。原告起诉确认协议编号为2-019-1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对编号为2-019-2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保留起诉权。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一份、郑州伟中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证明》一份、户口登记簿一份、《遗体火化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之间的关系，并享有法定继承权。李其运与张玉花育有2子2女，分别为李炳忠(于2000年1月27日去世)、李建州、李俊梅、李兰香。原告杨素贞系李炳忠之妻，原告李伟、李娜、李静系李炳忠之子女，第三人李立系李建州之子，第三人李立并不享有继承权。第二组证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证明：被告与第三人李立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其他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补偿的财产全部分配给不具有继承权及分配权的第三人李立所有。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属无效的协议，剥夺了共有人（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中原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所列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1、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经核实，案涉的中集建（91）字第001627号宅基证对应的宅基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由第三人李立于2016年3月14日与被告设立的中原新区管理委员会（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所成立的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下称指挥部）签订，编号为2—019。但是，在2018年9月27日，第三人李立与案外人李存英经须水社会法庭调解并签署《纠纷和解协议书》，对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权益进行分割，后指挥部依据《纠纷和解协议书》分别与李立签订了2—019—1号协议、与案外人李存英签订了2—019—2号协议，2—019号协议已由2—019—1号协议和2—019—2号协议替代。因此，案涉宅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际是2份，原告仅要求确认第三人李立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请求是不明确的，与安置协议签订实际情况不相符。2、关于原告请求第二项，要求判决“享有安置补偿分配权利”。被告认为，依据拆迁安置方案中关于“安置标准”的规定，安置补偿的前提是持有或依据“合法有效的宅基证”，原告是要求“依据哪个宅基证”继而想“享有安置补偿分配权利”没有表述清楚，请求不明确不具体。并且，是否符合规定能否享有安置补偿权利属于行政审查确认的范围，不属于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请求后半部分是要求“重新签署协议”，该请求是履行职责安置补偿，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应当一案一诉另行起诉解决。二、指挥部就案涉宅基院与第三人李立、案外人李存英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有事实根据和合法依据，案涉宅基院的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对于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1、经核实，本案涉案宅基院对应宅基证为中集建（91）字第001627号，登记使用人是李其运，系第三人李立的爷爷。截止2016年3月三十里铺村改造拆迁时，原告等人户籍及居住地均不在三十里铺村。2、2016年3月，三十里铺村开始改造拆迁，村“两委”制定通过了《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补偿安置方案》（下称方案），依据方案第四条（二）项“安置标准”规定，村（居）民安置以“合法有效宅基证为依据”，可选择按证或人口方式”计算回迁安置面积，安置补偿的对象是本村村民或居民。同时，在拆迁普查中，经村民代表、村民组长、村委会签字盖章及房屋附属物业主签字确认，村委会出具“宅基使用”证明，涉案宅基院的实际占有居住使用人及房屋附属物所有人均是第三人李立家庭，随后李立将涉案宅基证原件上缴，出具申请承诺书，选择宅基证方式安置，2016年3月14日，指挥部与李立签订了编号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就案涉宅院安置补偿而言，指挥部在审慎调查基础上，与第三人李立签订安置协议程序合法，证据确实，有事实根据和合法依据。2018年9月27日，第三人李立与案外人李存英经须水社会法庭调解并签署《纠纷和解协议书》，对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权益进行分割，后指挥部依据《纠纷和解协议书》分别与李立签订了2—019—1号协议、与案外人李存英签订了2—019—2号协议，也是有合法依据的，案涉的2—019—1号协议、2—019—2号协议合法有效。综上，被告认为，拆迁补偿安置，从本质上讲，应是对村民或居民所建房屋的补偿和安置。依据方案关于安置补偿对象是“村民或居民”的规定，结合本案，原告等人户籍不在三十里铺村，不是村民，又不是涉案宅基院的实际占有居住使用人，不是居民，同时还不是该宅基院的房屋附属物所有人，因此，依据方案规定，原告等人不符合安置补偿的条件，不能成为拆迁安置补偿的对象，也不能享有该宅基院房屋的安置补偿。同时，宅基地并非遗产，案涉宅基地上的房屋截止2016年3月拆迁改造时，也不是案外人李其运的房屋，原告等人主张的宅基地继承和房屋继承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案涉宅基院的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对于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案涉的2—019—1号协议、2—019—2号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和民事法律规范确定的法定无效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恳请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补充：第三人李立所签订的2-019号安置协议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3月14日，在2018年9月27日经过须水社会法庭对2-019号的安置协议进行了分割权益，分别形成了2-019-1号和2-019-2号协议。1、2号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已经替代了先前签订的2-019号协议。由于2-019号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3月14日，为了保证村民拆迁安置的权益不受损害，所以后两份协议的时间也是按照2016年3月14日签订。另外关于2-019-1号协议的内容是纯粹的货币补偿，没有安置面积。2-019-2号协议涉及的安置面积只有160平方，因为案涉的宅基院最终总共得到的安置面积是823.44平方。第三人李立将其中的663.44平方卖给了拆迁指挥部得到的货币补偿，只剩余160平方，所以说2-019-1号安置协议是纯粹的货币补偿协议。被告中原区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补偿安置方案，8页。证明：2016年3月，三十里铺村开始改造拆迁，依据改造方案第四条（二）项“安置标准”规定，村（居）民安置以“合法有效宅基证为依据”，“可选择按证或人口方式”计算回迁安置面积，安置补偿的对象是本村村民或居民。第二组证据：1.中集建（91）字第00162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3页；2.三十里铺村委会（宅基使用）证明，1页；3.李立户口本复印件及三十里铺村委会（关系证明）证明，2页；4.宅基附属物清查登记表，1页；5.申请承诺书（一），1页；6.编号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5页；7.须水社会法庭纠纷和解协议书，1页；8.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2—019—1、2—019—2号，9页。证明：涉案宅基院对应宅基证的登记使用人是李其运，系第三人李立的爷爷。涉案宅基院的实际占有居住使用人及房屋附属物所有人均是第三人李立家庭。原告等人不是该村村（居）民，案涉房屋截止拆迁时也不是李其运的遗产。在拆迁中，李立将涉案宅基证原件上缴，出具申请承诺书，选择宅基证方式安置，2016年3月14日，指挥部与李立签订了编号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8年9月27日，第三人李立与案外人李存英经须水社会法庭调解并签署《纠纷和解协议书》，对2—019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权益进行分割，后指挥部依据《纠纷和解协议书》分别与李立签订了2—019—1号协议、与案外人李存英签订了2—019—2号协议。2—019号协议的签订及案涉的2—019—1号协议、2—019—2号协议签订均有事实及合法依据且对于原告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中原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中原新区管委会为中原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非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也非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中原新区管委会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1.郑州市中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中原编〔2013〕24号文件、郑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郑编〔2013〕34号文件及郑编〔2015〕47号文件确定，中原新区管委会为中原区委、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非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也非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规定，中原新区管委会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是由中原区政府成立。三、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的法定主体为县级人民政府。综上，答辩人请求贵院驳回被答辩人（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或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中原新区管委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郑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郑编〔2013〕34号文一份；2.郑州市中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中编〔2013〕24号文一份；3.郑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郑编〔2015〕47号文一份。证明：1.中原新区管委会为中原区政府的派出机构，非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也非法律、法规、规定授权的组织；2.中原新区管委会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第三人李立的意见同中原区政府的意见一致。第三人李立提交证据如下：证明一份（复印件）。房子是2003年我父母盖的，当时宅基地上什么都没有，是个空地，我们盖完房子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居住使用。原告很多年都没有回来过。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中原区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及对被告中原新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中原区政府、中原新区管委会、李立对彼此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中原区政府、中原新区管委会、李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中原区政府提交的其余证据及第三人李立提交的证据，原告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李其运（已去世）在中原区三十里铺村有宅基地一处，证号为中集建（91）字第001627号。李其运（已去世）与张玉花（已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二女，分别为李炳忠（已去世）、李建州、李俊梅、李兰香。原告杨素贞系李炳忠之妻，原告李伟、李娜、李静系李炳忠之子女，第三人李立系李建州之子。李其运、张玉花去世后，李立家庭于2003年在上述宅基地上出资建造房屋使用。中共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三十里铺村支部委员会、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三十里铺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3月5日发布《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补偿安置方案》，李立与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于2016年3月14日签订协议编号为2-019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根据须水社会法庭（2018）须社字第92号纠纷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李立、案外人李存英分别与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签订协议编号为2-019-1、2-019-2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3月14日。其中李立（乙方）与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甲方）签订的编号为2-019-1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乙方自愿选择以合法有效宅基地使用证为依据，核算回迁安置面积为823.44平方米。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回迁安置面积663.44平方米。原告主张被告中原区政府应当与全部继承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中原区政府与李立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明确出于起诉期限的考虑，其未提出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第三人李立家庭建造并使用，李立代表其家庭与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中原新区三十里铺片区改造指挥部与李立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具有损害国家利益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其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另外，庭审中原告明确其对涉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拆迁利益并无争议，故原告认为其作为继承人应享有相应拆迁利益份额，可另行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素贞、李伟、李娜、李静、李俊梅、李兰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素贞、李伟、李娜、李静、李俊梅、李兰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同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胡 涛审判员 耿 立审判员 付保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胜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