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9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奇珍，男，197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国，浙江研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蕾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70号701室-1。 法定代表人：汪娅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婷、王会贤，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奇珍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蕾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3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秦海龙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8月23日，蕾蕾公司向王奇珍出具《入职通知书》，载明：决定聘请王奇珍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职人力行政总监一职（分管公司人力资源、行政及法务等方面工作）；请于2019年10月8日前准时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道；首次劳动合同期限为五年，免除试用期；薪酬为年度基本工资为税后50万元，每月税后4.16万元；入职满三个月时，授予你公司5%股份的购买权，价格按照2018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价值；2021年1月31日前，完成双方确认过的工作任务及年度考核任务指标后，可增加5%以内的股份购买权，价格按照2019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价值；购买公司股权之后，按照同股同权，享受相关待遇；如因各种原因，公司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则按照税后100万元年薪的标准，自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补发；等等。 2019年10月8日，王奇珍入职蕾蕾公司。同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从2019年10月8日至2024年10月7日止，无试用期，王奇珍的月工资为不低于杭州市最低标准（包括岗位工资、非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和其他福利）；等等。 此后，蕾蕾公司按月支付王奇珍工资，其中2019年10月8日至10月31日的工资及福利实际发放34619元、2019年11月份工资及福利实际发放44818元、2019年12月份的工资及福利实际发放44818元、2020年1月份的工资及福利实际发放44673元。 2020年2月份，受新冠疫情影响，蕾蕾公司未复工复产，王奇珍居家办公。2020年2月27日，王奇珍办理离职交接手续。蕾蕾公司已为王奇珍缴纳2月份社会保险，其中社会保险个人部分金额为348.77元。 2020年3月25日，王奇珍作为申请人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蕾蕾公司作为被申请人，该委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浙杭下城劳人仲案（2020）2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蕾蕾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向王奇珍支付2020年2月份工资25478.52元；二、驳回王奇珍的其他仲裁请求。2020年6月3日，蕾蕾公司依据上述仲裁裁决书向王奇珍支付25478.52元。 王奇珍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蕾蕾公司按1000000元年薪的标准，支付王奇珍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27日的工资79166.67元；2.蕾蕾公司按1000000元年薪标准，补发王奇珍2019年10月8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工资156963.67元；3.诉讼费由蕾蕾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因起诉之后蕾蕾公司已按仲裁裁决书履行，故王奇珍变更第1项诉请的工资金额为53688.15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奇珍、蕾蕾公司之间关于工资如何约定。关于王奇珍主张的按年薪100万元计算工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入职通知书》约定，如公司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则需按100万元年薪补发工资。但王奇珍未能举证证明蕾蕾公司取消其入股权利，故其主张按年薪100万元补发工资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2月份工资，王奇珍2月份实际居家办公，2月27日办理离职，故蕾蕾公司应当发放2月份工资。对于月工资标准，双方在《入职通知书》中约定为“每月税后4.16万元”，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明确，结合双方之前月工资发放情况，确定月工资标准为41600元。王奇珍2月份实际出勤天数按照工作日核算为19天，考虑到2月份因新冠疫情影响蕾蕾公司实际未复工，居家办公的工作量与到岗工作量有差异，故酌情确定2月份工资应为28723.41元（41600/21.75*19*80%-社保个人部分348.77）。蕾蕾公司已实际支付25478.52元，还应支付3244.89元，对王奇珍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8日判决：一、蕾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奇珍2020年2月份剩余工资3244.89元；二、驳回王奇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蕾蕾公司负担。 宣判后，王奇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王奇珍的劳动报酬为年薪税后100万元没有任何争议。首先，《入职通知书》第2条明确约定，王奇珍的劳动报酬为年薪税后不低于100万元，并由基本年薪税后50万元、福利社保、股权激励和其他报酬构成。其次，《入职通知书》第2条第（4）款B项明文约定，“由于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期，需要进行较大额度的投资，所以具体分配总额由公司决定，但给王奇珍的发放标准不低于年薪税后100万元”。再次，《入职通知书》第2条第（4）款C项由明文约定，“如因各种原因，公司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则按照税后100万元年薪标准，自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补发”。二、股权激励不以王奇珍是否实际购买股权为前提，本质是王奇珍的劳动报酬为年薪税后100万元。《入职通知书》第2条第3款约定“入职满三个月时，授予你（即王奇珍）公司5%的股权购买权”，而王奇珍于2019年10月8日入职，显然2019年12月31日前王奇珍不具备购买该部分股权条件。但蕾蕾公司仍在《入职通知书》第2条第（4）款B项承诺，“2019年与2020年的分红…分红款在2020年3月31日前发给王奇珍…给王奇珍的发放标准不低于年薪税后100万元”。即2019年度，王奇珍在不具备购买、也无需购买该部分股权的情况下，蕾蕾公司仍然承诺给王奇珍的发放标准不低于年薪税后100万元。足以说明，股权激励不以王奇珍实际购买股权为承兑条件，本质是劳动报酬为年薪税后100万元。三、蕾蕾公司授予王奇珍股权购买权的承诺无效，但给予王奇珍年薪税后100万元的承诺有效，恰恰证明股权激励的实质是给予王奇珍年薪税后100万元的承诺。首先，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需要经得被转让股东的同意和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为前提，这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体现。蕾蕾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转让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蕾蕾公司无权授予股东以外的人购买其股权。蕾蕾公司仅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的承办主体，其作出授予王奇珍股权购买权的承诺当然无效。其次，虽然蕾蕾公司授予王奇珍股权购买权的承诺无效，但按《入职通知书》第2条第（4）款C项约定，蕾蕾公司给予王奇珍年薪税后100万元的承诺有效。正如蕾蕾公司承诺给王奇珍100万元年薪，却想拿着案外第三人（即股东）财产利益当作其给到王奇珍，蕾蕾公司侵害第三人的利益无效，但其应兑现给王奇珍年薪税后100万元的承诺。四、王奇珍无需承担蕾蕾公司是否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的举证责任。是否决定给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应当由蕾蕾公司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既然蕾蕾公司无权授予王奇珍股权，其给予王奇珍股权购买权的承诺无效，王奇珍无需对蕾蕾公司是否决定取消入股权利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蕾蕾公司如果主张决定给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其应当举证在王奇珍工作满三个月，即2020年1月8日前，其履行了决定给予王奇珍入股权利，由蕾蕾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实际上，蕾蕾公司至今未能对股权进行评估、也未通知王奇珍购买股权、更未取得公司股东同意，蕾蕾公司没有履行授予王奇珍购买股权的任何行为。综上所述，王奇珍的劳动报酬为年薪税后100万元没有任何争议，股权激励不以王奇珍是否实际购买股权为前提，蕾蕾公司授予王奇珍股权购买权的承诺无效，而给予王奇珍年薪税后100万元的承诺有效，而且王奇珍无需承担蕾蕾公司是否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的举证责任。因此，一审逻辑不清，判决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支持王奇珍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蕾蕾公司承担。 针对王奇珍的上诉，蕾蕾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极大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奇珍上诉的理由不成立。首先，王奇珍综合年薪50万元，而非其单方面主张的100万元。入职通知书明确约定，王奇珍年度基本工资税后50万元，每月税后4.16万元。王奇珍在职期间，蕾蕾公司按照此约定计发工资，王奇珍并未提出过异议。其次，根据入职通知书王奇珍入职满3个月后，享有购买公司5%股权的权利。如果蕾蕾公司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则有惩罚性的后果即按税后100万元年薪的标准自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补发。换句话讲，王奇珍要求蕾蕾公司按照100万元年薪标准补发工资的前提条件是蕾蕾公司向其作出取消其入股权利的决定。但蕾蕾公司从未做出相关决定，所以根本没有惩罚基础。所以王奇珍要求公司按照100万元年薪标准补发工资的条件尚未成就。事实上，王奇珍因自身原因，工作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服众，始终无法推动本职工作，且工作成果创造的价值与年薪50万元的人才价值期许相差甚远。因此，其在1月25日主动向蕾蕾公司提出离职，于2020年2月1日办理离职手续，仅因为疫情爆发的客观原因中止，于2020年2月27日才办理交接手续。而发送离职通知是行使解除劳动合同权利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权利是一种形成权，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20年1月25日已经解除。第三，股权激励主要是企业以股权作为手段和工具，激励员工长期为企业尽职尽责的服务。本质上不是一种劳动报酬，而是一项长期福利。本案中，王奇珍享有股权购买权的基础前提，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王奇珍具备了入职满3个月。第二，王奇珍在任职期间明确向蕾蕾公司主张购买股权。第三，王奇珍向蕾蕾公司支付对价。但在本案中，王奇珍这三项条件均没有具备，所以其主张根本没有事实与法律基础。第四，蕾蕾公司授予王其珍5%股权的承诺，是参照一般公司的通常做法及表达方式，只是确认公司存在这项激励政策，并非承诺蕾蕾公司直接转让股权给员工。假如王奇珍在职期间享有股权购买权利的条件全部成就，而且王奇珍向蕾蕾公司行使了这项权利，蕾蕾公司自然会通过合法合规的程序保障王奇珍实现购买权利。但王奇珍根本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现却要求相应后果由蕾蕾公司承担，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第五，王奇珍享有附条件的股权购买权，但其在入职满3个月以后，从未主动行使这项权利，更未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却要求蕾蕾公司为其行为后果买单，于情于理于法均没有根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其珍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奇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二审期间，王奇珍、蕾蕾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王奇珍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对王奇珍工资标准的认定。对此，王奇珍主张按照年薪100万元的标准计发工资。而蕾蕾公司则认为，根据入职通知书明确约定王奇珍年度基本工资为税后50万元，每月税后4.16万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依据入职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王奇珍在入职满三个月时，授予其5%公司股份的购买权；如因各种原因，公司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则按照税后100万元年薪的标准，自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补发。由此可见，按照税后100万元年薪标准补发的前提条件是蕾蕾公司决定取消王奇珍的入股权利。现王奇珍主张按照年薪100万元的标准计发工资，则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前提条件已成就。也即，王奇珍应举证证明蕾蕾公司取消了其入股的权利。但本案中王奇珍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蕾蕾公司实施了取消其入股权利的行为，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此情形下，王奇珍关于年薪100万元的主张，依据不足，无法予以采信。结合入职通知书的相关约定，原审法院采信蕾蕾公司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所酌情确定的由蕾蕾公司向王奇珍支付的2020年2月份工资，数额在合理范围内。在扣减蕾蕾公司已支付工资数额后，原审法院判定蕾蕾公司尚应向王奇珍支付的工资，亦无不当。综前所述，王奇珍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无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奇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董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