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渝0101行初141号原告谭佐平，男，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代理人倪世钧，重庆妙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万州区走马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走马镇明星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0086406190。法定代表人张向阳，镇长。出庭负责人何芳生,系该府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李建伟，重庆渝万（利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佐平诉被告重庆市万州区走马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走马镇政府）行政其他一案，于2020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走马镇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佐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倪世钧，被告走马镇政府副镇长何芳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建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佐平诉称，2019年8月10日上午，原告因生猪疑似病死8头，报告于被告的畜牧办公室，该办工作人员随即以笔录的形式告知原告“在检测结果出来以后，不管任何结果，你都要正确对待，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按上级要求处理”。同日21时许，被告分管农业工作的副镇长王绍山，带领该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当地派出所、社区等单位工作人员，前往原告猪场，在原告未在场，且未出示任何检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将原告正常的生猪269头，全部电击扑杀，然后虚假登记成“病死畜禽”，扣押拖走，进行无害化处理。2019年10月8日，原告就前述事实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万州区政府）申请复议，该机关作出万州府复[2019]78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20年8月12日，该院以其中一诉求无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现前述无管辖权的诉求已经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解决，本案就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原告认为，走马镇政府在未经检验检疫的情况下，强制扑杀原告正常的生猪，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且该行为违法，现起诉来院，请求确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即扑杀原告生猪，以及将扑杀后的猪扣押拖走、无害化处置等行为违法。原告当庭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职责职权方面的证据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证明被告具有防控非洲猪瘟的行政职责，且其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2、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年版）。证明：1、组织扑杀的权力归县级人民政府，被告超越职权；2、非洲猪瘟的认定与发布权归农业农村部，被告无权擅自采取强制措施，其行政程序不合法；3、非洲猪瘟的检测权归省级防控机构，本案涉及到的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不具有合法性；4、被告没有将相关情况上报，属于失职。3、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通报和发布的通知，证明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由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发布，被告没有告知原告检测结果，也无权告知。第二组有关检测不真实不合法的证据4、青岛立见诊断技术发展中心网页关于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的介绍，证明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仅供兽医诊断用，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不合规。5、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证明：1、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仅供兽医诊断用，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不合规；2、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故意提供不完整的资料扰乱诉讼秩序，应处罚。6、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非洲猪瘟病毒检测试剂盒有关事宜的通知，证明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使用已禁用的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检测，不合法。7、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工作的通知，证明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属于检测非洲猪瘟的法定单位，无权检测非洲猪瘟病毒。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38号，证明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属于检测非洲猪瘟的法定单位，无权检测非洲猪瘟病毒。第三组现场照片9、现场照片三张，证实被告强制扑杀原告的生猪。被告走马镇政府辩称，首先，本次处置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走马镇政府是协助处置。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26条规定，动物饲养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相关机构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因此，原告本身负有防止动物疫情扩散的法定义务。2、《动物防疫法》第6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群众协助做好本管辖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因此走马镇政府是协助原告进行相关的处置。3、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年版）的规定，确诊疫情的处置，由区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建议，由区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万州区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是万州区政府成立的临时机构，指挥部根据防控需要，指示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技术指导，走马镇政府予以协助处置。处置过程中，镇政府只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其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更不是违法行为。其次，本次处置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且没有任何不当之处。1、2019年8月10日上午，原告亲自到走马镇政府畜牧办公室反映疫情，工作人员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告知原告要严格遵守法律，按上级要求处置，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该笔录的文字表述并未包含任何行政强制的意思表示。2、被告工作人员在当天下午6时左右，口头告知检验结果为非洲猪瘟阳性，按照动物疫情防控要求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置。基于原告饲养场地的疫情特别严重，为防止疫情扩散，政府工作人员与原告进行沟通和协商，工作人员告知原告，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应立即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明确说明了国家对生猪的补偿标准。原告自愿对生猪进行处理，亲自指引工作人员对大小猪进行分类统计，并对统计结果签字确认。基于原告无法进行科学处置，工作人员采取周边区县和乡镇的统一办法，协助原告对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双方的这种协商处置方式，不是行政行为，而是民事行为。综上，原告是自愿进行相关处置，并亲自带头处置。镇政府告知原告现行的补偿标准，原告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整个处置过程，镇政府和相关人员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其协助处置行为没有任何不当之处。被告在处置过程中实施的是协助处置行为，不属具体行政行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询问笔录证明1、2019年8月10日，谭佐平亲自向走马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畜牧办公室反映疫情；2、谭佐平养殖场的生猪已经死亡8头，且有约30头生猪已经感染疫病；3、工作人员告知谭佐平要依法进行处置，谭佐平没有提出异议，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确认。证据二、动物疫病抽样与流行病学调查表证明：1、2019年8月10日，相关人员到谭佐平养殖场进行了采样；2、谭佐平在调查表上签字确认。证据三、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及附件证明：1、2019年8月11日，相关人员对谭佐平养殖场的生猪情况进行了统计；2、谭佐平在生猪统计表上签字确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证据四、现场照片证明：1、谭佐平亲自指引工作人员对大小生猪进行相关处置，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不当行为；2、自始至终，谭佐平都在处置现场，没有任何异议。证据五、化验单、检验接样单、动物疫病抽样与流行病学调查表及附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登记表、非洲猪瘟试剂盒说明书。证明：1、2019年8月10日，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谭佐平养殖场送检的样品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阳性；2、谭佐平在动物疫病抽样与流行病学调查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登记表上签字认可相关事实。证据六：王莉霞、詹智毅、周洪的调查笔录。证明：1、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谭佐平养殖场的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阳性。2、该中心向万州区动物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向走马镇政府发出防控指示，并派员到谭佐平养殖场协同进行相关处置；3、因保密需要，之前未提供书面检测报告；4、因（2020）渝0101行初15号行政案件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上述证据五、六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明当时必须对谭佐平养殖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因保密需要，未提供书面检测报告。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举示的第一组证据中相关通知和意见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其效力没有《动物防疫法》的效力高。不能通过这一系列的文件来认定区政府没有相关的处置权以及走马镇政府负有何种义务。证据4-5是技术说明，不是本案需要证实的内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谭佐平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三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无害化处理表上的签字是原告本人所签，无害化处理表其中有一份不是加盖的走马镇政府的公章，所以实施无害化处理不是被告进行，被告的主要行为只是扑杀；证据四的照片，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五、六不具有合法性，不能因为经过了质证就具有了合法性。案外人提交的复印件材料有异议。三位证人的调查笔录系人民法院非法调取，不具有合法性。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举示的证据1、2、3系规范性文件，不属证据；证据4－8系检测的相关材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9真实、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举示的证据一至四真实、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五、六系本院在（2020）渝0101行初15号案中依职权调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能够证明2019年8月10日上午被告工作人员在原告的配合下在其养殖场采集2份样本送到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下午五点左右检验结论为非洲猪瘟阳性，该中心立即上报万州区动物疫情防控指挥部，万州区动物疫情防控指挥部向走马镇政府发出防控指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涉及本案事实的认定，并非为证明被告行为合法性而调取收集。经审理查明，原告谭佐平在万州区××镇××社区经营养猪场。2019年8月10日上午，谭佐平向走马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走马镇农服中心）反映其养猪场的猪出现异常，已死亡8头，尚有约30头发病。走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将此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同时告知谭佐平要采样送检，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不管任何结果，要正确对待，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按上级要求进行处置。走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随同原告到其养殖场进行抽样与流行病学调查，填写了《重庆市动物疫病抽样与流行病学调查表》，对样品信息，采样点基本信息、采样动物来源、采样动物信息等项目进行了填写，原告谭佐平作为畜主在该表上签字确认。工作人员同时对原告养殖场周边养殖情况及原告养殖场的猪发病时间、死亡头数及养猪场内人员流动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日上午11时被告工作人员将采集的样品送至万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经过5小时左右的实验和复核，检验结论为非洲猪瘟阳性。该中心主任立即向万州区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向走马镇政府发出防控指示。为了避免引起恐慌，检验结论未对外公开。同日18时左右，走马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将检验结论告知原告谭佐平，称检验结论为非洲猪瘟阳性，要求其尽快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帮助联系无害化处理专业公司。之后，被告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原告养猪场，再次告知检验结论系非洲猪瘟阳性，建议原告对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在原告同意扑杀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对原告猪场的269头猪进行了扑杀，相关人员对扑杀的生猪规格进行了统计，原告谭佐平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登记表中作为畜主签字确认，被告工作人员谭属优作为监管兽医在表中签字，收集员在此表签字，无害化处理中心在表中加盖公章。原告认为被告处置行为违法，于2019年10月8日向万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万州区政府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万州府复[2019]78号《驳回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原告行政复议申请。谭佐平不服，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渝0101行初1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谭佐平的起诉。谭佐平遂于2020年8月25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从被告举示的证据1、2、3、4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证明谭佐平在得知其养猪场送检的样品检验结论为非洲猪瘟阳性，政府建议其尽快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原告同意将养殖场的生猪予以处理。在这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指导并协助原告对生猪进行扑杀，被告为了防控需要进行的指导、协助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原告也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扑杀行为。如果被告进行强制扑杀，原告不可能在无害化处理登记表上作为畜主签字，其签字的目的是今后按此表中记载的数量获得相应补偿。故被告前述行为系行政指导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本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依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告养猪场的猪被确认为非洲猪瘟疫病后，其自愿进行处理的同时，被告走马镇政府指导其处理的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谭佐平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亚飞人民陪审员  李 霞人民陪审员  张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魏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