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传春，男，汉族，1970年6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现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盛华，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爱，男，汉族，1965年10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平潭县，现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明、张骞之，云南轩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林传春与被上诉人杨光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12月2日依法组织林传春及其代理人韦盛华，杨光爱代理人简明、张骞之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传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杨光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2016年3月2日林传春转给杨光爱的20万元的不是借款，而是杨光爱应得的分红，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错误。一审杨光爱提交的《协议书》明确了2017年以前应得的分红是65万元，协议并没有记载除65万元之外还有其他分红。林传春转给的20万元是在协议签订之前，杨光爱向文山市人民法院另案起诉也是以65万元作为诉讼标的。文山市人民法院判决亦认定2017年以前其应得分红是65万元。现该判决书已经生效，林传春已经兑现了30万元，余下部分正在执行中。为此，2016年3月2日林传春转给杨光爱的2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与利润分红没有任何关系。二、杨光爱在法庭上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利润分红是85万元。其次，杨光爱在法庭上陈述自己不是专业人员，协议书才出现了瑕疵。但协议是在其代理人律师事务所签订。再次，杨光爱在一审中提交的第4组证据9份借条，均发生在富鑫公司成立之前，待证双方有经济往来，争议的20万元是林传春应当还给他的借款。但有一份是杨钦签字的，其余的性质无法认定。同一个案件事实，杨光爱在法庭上就虚拟了两种抗辩理由，并提交了不同的证据证实。前者主张收到的20万元是利润分红，后者主张是林传春偿还的借款20万元。一审法院还认定这样的抗辩和证据可信度高，符合逻辑错误！最后，这些经济往来是用于南皮石场周转（杨钦、杨光爱是股东之一）的，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林传春已于2012年1月21日已经偿还了。三、杨光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林传春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3月2日的银行转账凭条，其对凭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认可收到了20万元，其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抗辩理由自相矛盾，证据之间不能印证其应当得到85万元的利润分红，更不能证实涉案的20万元是偿还借款。为此，林传春对双方存在的借贷关系完成了举证的责任。杨光爱答辩称：一、该案20万元争议款项非借款，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准确，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林传春根据(2018)云2601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主张其与杨光爱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已明确双方自2013年3月6日富鑫公司成立以来至2017年，杨光爱作为该公司股东，应得分红款项为65万元。因此，林传春以2016年3月2日向杨光爱转款的20万元银行转账凭据为证，认为20万元并不包含在65万元分红款项内，系借款，要求予以偿还。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本案证据相互矛盾。首先(2018)云2601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事实为：“林传春自愿支付杨光爱65万元，作为杨光爱在富鑫公司2017年以前的股东利润分红。”该事实认定是指，除了林传春向杨光爱已经支付的分红款项外，现根据协议约定，其自愿将65万元作为杨光爱在富鑫公司2017年以前的股东利润分红款项支付予对方。而非林传春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的分红款项仅有65万元。其次，在该案发回重审的二审法庭调查中，林传春已承认在2016年有向杨光爱做过分红但并未分红完毕。该事实说明，因双经济往来频繁，林传春应举出直接、明确的证据证明本案20万元争议款项系属于双方的借款，非高度盖然性的假设与推定。因此，《协议书》系作为双方在富鑫公司成立至2017年，除去林传春已支付过的分红款项后，林传春又自愿将65万元作为分红款项支付予杨光爱。综上，该案20万元争议款项非借款。二、林传春未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证明其与杨光爱达成借贷合意，不能证明双方为借贷关系。首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包括两个要素，即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了款项，林传春仅提供了转款凭证，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林传春应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林传春提供了转账凭证，但对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及该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为借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无法判定该20万元争议款项为借款，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在杨光爱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争议款项非借款而是利润分红的抗辩主张后，林传春仍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生活经验法则，并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十七条规定内容，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民间借贷案件纠纷案件中，若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的，原、被告对该借款关系成立或不成立都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双方的举证责任力度不同。被告在举证时，只要达至中高度盖然性标准就已经完成其举证责任，而原告在举证时应举出直接、明确的证据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否则根据优势证据规则、生活经验法则，原告证据在不足以推翻被告抗辩理由时，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双方经济往来频繁，常有款项发生，而林传春提交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有过款项往来的事实，但不能据此就能证明双方之间就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综上所述，双方之间并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上诉，维持原判。林传春向一审法院诉请：1.判决杨光爱赔还借款23万元，支付利息14.4万元，共计37.4万元给林传春；2.案件受理费由杨光爱承担。在审理过程中，林传春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杨光爱偿还借款20万元，利息不予主张。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林传春与杨光爱两人系同乡，均系富宁县富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富宁县富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6日，林传春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执行董事，并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公司经营管理期间，股东之间资金往来频繁。2016年3月2日，林传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杨光爱的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17年1月11日，杨光爱向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富宁县富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林传春、农某及第三人杨钦，要求进行公司盈余分配，在审理过程中，林传春与杨光爱于2017年4月11日达成《协议书》，约定“林传春自愿支付杨光爱65万元作为杨光爱在公司2017年以前的股东利润分红；分两期支付，2017年4月20日前支付35万元，剩余30万元在2017年5月20日前支付。如林传春未按照协议如期支付，林传春自愿在65万元的基础上增加20万元，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等一切费用由林传春承担。并约定因协议产生的纠纷由文山市法院管辖。”同年4月12日，杨光爱撤回起诉。后林传春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杨光爱35万元，剩余30万元未按期支付。双方因此发生纠纷。2017年7月13日，杨光爱以合同纠纷向文山市人民法院起诉林传春，2018年9月17日，文山市人民法院判决林传春支付杨光爱利润分红及律师费合计52.18万元；林传春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2月28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改判林传春支付杨光爱利润分红50万元。林传春认为其于2016年3月2日向杨光爱转账20万元为借款，应当在支付利润分红作出相应的扣减，但杨光爱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为此，林传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杨光爱偿还2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林传春向杨光爱转账200000元是股东利润分红还是借款的问题？首先，对杨光爱收到林传春转账的2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在本案中，林传春主张其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转账给杨光爱20万元属于借款，杨光爱对于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自认收到了林传春转账的20万元，林传春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第三，杨光爱抗辩主张案涉20万元转款是富宁县富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利润分红，而并非其向林传春的借款，其提交两份公司股东的《调查笔录》予以证明，同时申请《调查笔录》中的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与《调查笔录》的内容能够基本印证；林传春与杨光爱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书》、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6民终108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了林传春作为富宁富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其在该公司遭到起诉时可以个人身份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具有债权债务性质的协议，且已按照协议约定自愿自付了35万元给杨光爱，可推定林传春的账户与公司账户混同，该事实与本案证人证言相符。案涉20万元的转账时间是在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前，如果林传春确与杨光爱存在案涉20万元借贷关系的事实，则在双方签订协议时，林传春理应积极主张其权利，但协议中并未涉及案涉20万元的相关内容，而是在其自行支付杨光爱35万元后拒付剩余30万元分红款。导致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时才答辩主张提出进行相应抵扣，明显不符合常理逻辑，本院认定杨光爱提交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的可能性较高。第五，在此情况下，林传春应当进一步针对自己主张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林传春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本案实际，林传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对林传春要求杨光爱偿还借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林传春的诉讼请求，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林传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0元，由林传春负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是一份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林传春于2012年1月21日转账给杨光爱38万元，用于偿还经营南皮石场向杨光爱所借的款项。经质证：杨光爱认为1.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直接证明该38万元是用于偿还经营南皮石场的借款；2.该组证据同时证明双方账目往来频繁的事实；3.该组证据发生的时间与杨光爱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因部分条子重复，不能作为本案中的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杨光爱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共同证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之前的借款均有借条且均已偿还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同时林传春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农某、段某分别出庭，欲证明：林传春、杨光爱双方签协议书（还款协议）之前是公司是没有分红过的。案涉转款属借款。经质证，杨光爱对证人的陈述三性都不予认可：1.两个证人出庭违反了民诉法的相关规定；2.农某陈述双方在签订协议书之前没有分红是不客观的，因为在683号的庭审中林传春承认之前是分过红的；3.对于段某的陈述，他不是本案的股东，他只是工作人员，他亲自转账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他要证实20万元属于借款，其只听了林传春的单方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他不能提供相关转账凭证；4.林传春的私人卡按照常理来说不会在段某手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对其证据不予采纳。首先，经审查，林传春对于在一审没有申请两证人出庭是认为其起诉主张的是民间借贷，其认为已经充分举证了，不需要其他的证据，且认为在一审庭审时才知道对方抗辩是分红款。其理由明显不成立，本案属发回重审案件，在原一、二审时杨光爱已经明确提出争议款项是分红款，故该证言不属二审中的新证据。其次，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林传春的待证观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在庭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3月2日，林传春向杨光爱转账2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杨光爱向林传春借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一条：“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查明事实真相。”本案中，林传春主张该20万元属于借款，其提供了2016年3月2日的银行转账凭证，无借条等其他债权凭证。杨光爱主张该款项是支付其在富鑫公司的股东分红款，其在一审中提供了富鑫公司股东薛来雄、杨钦的《调查笔录》及出庭证言、《协议书》。本院现已查明：1.双方均系富鑫公司股东，也系福建省平潭县同乡，林传春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均认可富鑫公司2017年前处于盈利状态；2.2016年3月2日前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相互借贷等经济往来，但已经互相清偿完毕，当时的借贷均写有借条；3.双方因富鑫公司的分红问题，杨光爱于2017年1月11日向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因林传春与杨光爱于2017年4月11日达成《协议书》，约定“林传春自愿支付杨光爱65万元作为杨光爱在公司2017年以前的股东利润分红，后杨光爱撤回起诉。该笔65万元款项后经文山市人民法院及本院审理后尚有20万元处于执行中。对于分红问题，在本案原二审庭审中林传春陈述“分过两次，一次大概是在2014年……还有一次大概是2015或者2016年。有的分到两次，有的分到三次，是在开股东会之前分的，不是统一分，有的有借支情况，分红时拿分红款抵消借支。”故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查明的事实、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及前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林传春主张该20万元属于借款，但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仅完成了款项交付的举证，在杨光爱主张该款属于分红款后，其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民间借贷，故此林传春主张该20万元属于借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阐述如下：林传春主张的借款时间是2016年3月2日，双方于2017年4月11日达成分红款《协议书》，但其在该协议中未提出抵扣该20万元的问题，而其在本案原二审庭审中陈述：大概是2015或者2016年有过分红。有的有借支情况，分红时拿分红款抵消借支。按常理，以林传春作为富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身份及其认知能力，如双方存在20万元借款，双方在达成前述分红款协议时理应将该借款扣除，但事实上林传春在明知如有借支情形时可以进行抵扣的情况下仍然与杨光爱达成65万元分红款《协议书》，而在该协议履行30万元后才提出20万元的借贷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生活常理常识。同时，薛来雄、杨钦作为富鑫公司的股东均清楚公司的运作及分红情况，林传春在原二审中亦陈述“大概是2015或2016年有过分红”，且在一审法院向林传春核实“杨光爱向你联系借款时是否有其他人知晓或在场”，其陈述“没有人在场”，但其在二审中又申请证人段某欲证明段某知晓该20万元属于借款，申请证人农某欲证明2017年前富鑫公司没有进行过分红，其行为与其自认的事实互相矛盾。故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各自的陈述及事实行为，本案所诉争的20万元款项不能确认为是借款。因此，一审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20万元款项是借款并判决驳回林传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林传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0元，由林传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沈昌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侬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