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8民初5038号原告：吴某，女，1982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泰德龙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鼓楼东大街3号山水大厦3层313室-93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法定代表人：吕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罡，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9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法定代表人：冯某，总经理。被告：冯某，男，1972年9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冯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冯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张翼，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男，1982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尚某1，女，1977年6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尚某2，男，1947年2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吴某与被告北京泰德龙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龙公司）、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华公司）、冯某、王某、尚某1、尚某2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于立华担任审判长，法官曲爽、寻朝兰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陈伟克，被告泰德龙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罡，被告益华公司、冯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冯张翼，被告王某、尚某1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尚某2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我与泰德龙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王某、尚某1、尚某2、冯某共同连带向我返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3.判令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王某、尚某1、尚某2、冯某连带赔偿利息损失（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律师费、证人出庭费由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王某、尚某1、尚某2、冯某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22日，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泰德龙公司将其持有的益华公司3%的股权以人民币140万元的价格转给吴某。王某是泰德龙公司的员工，在签订上述协议的过程中，王某又以益华公司顾问的身份从中斡旋。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王某称益华公司已经完成和上市公司股东的谈判，益华公司即将挂牌新三板。同时，为骗取吴某的信任，王某通过微信向吴某出示了一份在骑缝和落款处盖有益华公司公章以及泰德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尚某2亲属尚某1签字的《投资协议》的图片，让吴某误以为泰德龙公司确为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益华公司还给泰德龙公司出具了《回购承诺》，承诺益华公司自2016年12月31日起，12个月内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则承诺将回购泰德龙公司及其指定的自然人股东投资款共计90万元。上述《投资协议》载明：2016年4月14日，在益华公司会议室，益华公司和泰德龙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到2方，实到2方，益华公司与泰德龙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泰德龙公司投入价值14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到益华公司，其指定的自然人成为益华公司的新股东。该协议还记载：益华公司增资后的股本结构为泰德龙公司指定的自然人，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4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3%。然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益华公司在2016年4月14日前后并无任何相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相反，2016年4月20日益华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原公司400万元的注册资本减至120万元。同时，无论是《股权转让协议》还是《投资协议》中的标的股权，其所对应的益华公司出资额比例亦非3%，而是35%。更重要的是泰德龙公司并非益华公司的股东。2016年4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吴某向泰德龙公司支付130万元。2019年3月2日，吴某才开始意识到整个股权转让交易是一场骗局。在调阅益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后，吴某才恍然发现泰德龙公司从未持有益华公司股份，更过分的是益华公司工商登记文件中所有有关“吴某”的签字均系伪造，包括孙某与吴某的《转让协议》上吴某的签字。吴某从未出席过益华公司任何一次股东会会议，而益华公司的其他股东却在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一份记载吴某出席并本人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文件。与此同时，益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有一份伪造的由股东孙某以3.6万元对价向吴某转让益华公司3%股权的《转让协议》，却没有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至此，吴某终于发现所谓的股权转让竟是一场有众多人参与的骗局。尚某2所代表的泰德龙公司在不持有任何益华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与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受人民币130万元转让款，泰德龙公司在向吴某转让股权时进行了虚假宣传，而益华公司却通过王某和尚某1配合泰德龙公司提供盖有公司公章的《投资协议》，并向泰德龙公司出具《回购承诺》，王某亦称益华公司已经完成和上市公司股东的谈判，即将挂牌新三板，并谎称有股权回购协议，有退出渠道。泰德龙公司、王某、尚某1在这场所谓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均存在欺诈行为，而益华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冯某也在其中予以配合。同时，吴某亦对《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重大误解，误以为该协议是增资投资中的一环。此外，吴某是完全不具备投资判断能力的家庭主妇，在王某的诱使下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显失公平。综上，涉诉《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吴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吴某与泰德龙公司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该协议记载泰德龙公司保证其对转让标的股权合法拥有并享有完全处分权，让吴某误以为其是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2.《益华公司投资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益华公司配合泰德龙公司签订了此协议，协议记载泰德龙公司投资了益华公司，让吴某误以为泰德龙公司是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然而，该协议本身并不能证明泰德龙公司是益华公司的股东，反而可以证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当时，泰德龙公司并未持有益华公司股份，事实上泰德龙公司和益华公司签订该投资协议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尚某2作为泰德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尚某1作为尚某2亲属在该协议上签字，其二人对股权转让交易中的欺诈环节负有责任；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复印件）：用以证明吴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向泰德龙公司支付了130万元股权转让款；4.《档案查询登记表（票号XXX）》（复印件）：用以证明吴某直至2019年4月10日才确认整个股权转让交易是一场骗局；5.2016年4月20日益华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2017年1月4日益华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复印件）：用以证明在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益华公司便已将注册资本从400万元减至120万元，并无证据2《投资协议》中所述存在增资决议，因此益华公司与泰德龙公司就吴某股权转让交易均存在欺诈恶意；6.2017年3月27日孙某与吴某《转让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该《转让协议》落款并非吴某签字，合同系伪造，吴某股权交易系骗局；7.2017年3月27日益华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用以证明决议中有关吴某部分的内容以及签字系伪造，益华公司及其股东对吴某股权转让交易实际情况知情并配合；8.《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证据6和证据7中的签字并非吴某本人所签；9．微信群聊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王某主导整个股权转让交易，对欺诈负有主要责任；10.吴某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回购承诺》（打印件）：用以证明王某在主导整个股权转让交易，在吴某提出希望退出投资后，王某再018年期间一直虚构退出投资进度；11.李某与尚某1微信聊天记录、李某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与吴某构成共同投资关系的李某在2019年3月2日正式发现股权交易存在重大问题，开始追查情况；12.《收据》、录音：用以证明关于合同价款140万元，王某和吴某等投资者说他本人出10万元，与吴某的130万元形成共同投资，但实际上泰德龙公司在出具股权转让款收据的同时，王某又给泰德龙公司出具了10万元欠条，王某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王某通过营造共同出资购买益华公司股权的假象以赢得吴某的信任，增加了王某对股权标的价值描述的可信度。同时，根据电话录音，泰德龙公司先前默认王某代为负责整个股权转让事宜，王某作为代理人，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泰德龙公司承担。王某欺骗吴某等投资者股权转让协议附有股权回购承诺，在吴某等人请求王某和益华公司履行回购承诺时，提供虚假信息拖延时间。13.尚某1律师执业信息（打印件）、王某律师执业信息（打印件）：用以证明尚某1及王某作为执业多年的律师，却在股权转让协议订立过程及之后利用投资者对商法的不了解，未准确提供交易信息，存在欺诈故意。14.泰德龙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用以证明泰德龙公司2017年年报企业联系人电话为尚某1的电话，可以说明尚某1是泰德龙公司的实际管理人；15.转账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吴某与董某、贺某、严某、李某共同出资购买的益华公司股权，由吴某代持；16.2019年11月24日吴某与冯某短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益华公司包括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指使其员工伪造吴某签字，违法进行股权转让，因此益华公司和冯某明显存在欺诈行为；17.李某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尚某1、王某在与吴某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存在欺诈；18.益华电商大数据营销服务云平台项目简介（PPT）及电子邮件记录：用以证明吴某于2015年11月15日收到该PPT，该时间是在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王某通过该PPT造成吴某误以为益华公司新三板即将上市，属于虚假宣传，该行为构成欺诈。19.（2020）京01行终328号行政裁定书。泰德龙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第一，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已履行完毕；第二，泰德龙公司和益华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也是真实有效的，根据该协议泰德龙公司有权要求益华公司将其3%的股份转让至泰德龙公司指定的自然人名下，因此泰德龙公司有能力履行其与吴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泰德龙公司是否为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并不影响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能力；第三，益华公司确实在新三板进行挂牌，益华公司已经与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了服务协议并支付了服务费，挂牌工作已经开展，目前股改已经完成；第四，关于伪造签名进行股权转让，泰德龙公司并未参与，而且该行为的实施是有合法依据的，即依据泰德龙公司与吴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泰德龙公司与益华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根据上述二份协议，益华公司有义务将3%的股权过户到泰德龙公司指定的自然人名下，因此该股权转让的办理，符合吴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吴某的自身利益；第五，关于虚假宣传，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及履行的过程中，泰德龙公司从未向吴某做过任何虚假宣传；第六，关于益华公司减资一事，益华公司进行减资的时间是2016年4月20日，并依法进行了公告，属公开信息，而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6年4月22日，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益华公司减资之后，因此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吴某对减资一事应是明知的，吴某对此亦不存在任何错误的认识；第七，吴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益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是公开的，吴某作为益华公司的股东，随时可以以股东身份调取该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现吴某称其直至2019年4月10日才知晓股权交易是一场骗局，明显违背常理，因此吴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泰德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新三板顾问协议书》（含附件）、《新三板挂牌综合服务合同》：用以证明益华公司新三板挂牌是真实的，泰德龙公司在此过程中是综合服务提供商，也就是咨询公司，作用在于沟通挂牌公司和中介机构，压缩挂牌费用，这也是泰德龙公司能够以较低价格获得益华公司股权的事实依据；2.尚某2和张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收条二张：用以证明泰德龙公司已将股权转让款25万元交给了张某，泰德龙公司可以履行其与吴某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不存在欺诈行为。益华公司、冯某辩称：第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的，益华公司和冯某并非合同相对方，与该协议没有关系，益华公司和冯某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因此应依法驳回吴某对益华公司和冯某的起诉；第二，不同意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益华公司确实在2015年进行新三板挂牌相关操作，签订了相关的服务合同和协议，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至今仍未在新三板挂牌成功，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虚假；其次，益华公司和冯某从未向吴某提供过任何材料，更没有任何欺诈行为，无论吴某是否受到欺骗，均与益华公司、冯某没有关系；再次，吴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自身应该审慎完成尽调，亦应自行承担投资产生的后果；最后，益华公司减资行为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进行的，如果确实存在欺诈，无论是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开始计算，还是从股权变更登记时间开始计算，吴某主张的撤销权均已超过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吴某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益华公司、冯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新三板综合挂牌服务合同》、《财务顾问协议》、《业务约定书》、《法律服务合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发票：证明益华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委托泰德龙公司为其提供新三板挂牌全流程服务，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尚某2，实际控制人为尚某2之女尚某1。《新三板综合挂牌服务合同》中约定，在泰德龙公司的协助下，益华公司完成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等各处的项目立项工作，益华公司已依约支付了服务费用。2.2016年4月14日QQ邮件：证明该邮件的附件《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益华公司盖章签字后，泰德龙公司未将合同返回，亦未实际履行。后尚某1决定以其父亲尚某2名义入股，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替代了《北京益华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3.尚某2和张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3月26日，在泰德龙公司、尚某2、尚某1的共同要求下，益华公司股东张某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某将3%的股权转让给尚某2，价款25万元；4.张某交通银行银行流水：证明尚某2分别于2017年3月27日、4月7日通过银行转款共计10万元；5.2017年3月15日QQ邮件：证明邮件附件《原始股份数分配方案》、《工商变更方案》中仅显示“吴XX”，在实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益华公司才知晓该指定人为吴某；6.2017年3月22日邮件：证明2017年3月22日，尚某1、尚某2、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等人会议讨论，由益华公司职员整理汇总会议结果，其中附件二《北京益华鼎泰增资方案和期权计划》以及附件三《股权结构表》中均显示“吴XX持股3%”；7.2018年3月29日QQ邮件：用以证明因益华公司从未实际接触过吴某，因此益华公司员工丁某于2018年3月28日要求尚某1提供吴某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年审材料。尚某1于2018年3月29日回复称“你打电话183XXXXXXXX，找王律师要一下”。王律师即为本案被告王某，尚某1知悉并实际操作将吴某变更为股东事宜。尚某1辩称：第一，本案诉讼主体均不适格。吴某提供的证据显示，本案存在多个共同投资人，其他投资人未授权吴某起诉撤销股权投资协议，吴某一人无权作为原告。第二，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应当列转让方为原告，受让方为被告，标的股权公司为第三人，而本案却将标的股权公司益华公司、转让方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尚某2、标的股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某均列为被告。第三，本案没有明确的被告。本案起诉书中所列尚某258岁，尚某133岁，这些主体信息均不正确，故应裁定驳回起诉。第四，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吴某认为王某在2016年4月通过微信向其出示了一份在骑缝和落款处盖有益华公司公章和泰德龙公司公章的《投资协议》的图片，让吴某误以为泰德龙公司是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吴某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而吴某直至2019年4月19日才起诉，所以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第五，本案已经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吴某和泰德龙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6年4月签署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如无法完成协议约定的股东变更登记，泰德龙公司有义务将全部投资款退还给吴某，这意味着只要吴某不是益华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吴某随时可以找泰德龙公司要回投资款。而根据吴某的自述，吴某自2017年10月开始想退股退钱，假如当时吴某知道自己还不是益华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股东，那么完全可以拿着《股权转让协议》找泰德龙公司退回投资款，而没有必要让李某等人去沟通退股退钱，可见吴某最迟在2017年10月就已经知道自己是益华公司的登记股东。因此，本案已经超过合同法所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第六，我不认识吴某，也没有参与吴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欺诈吴某。第七，吴某签署完《股权转让协议》后所进行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不是我的行为，而且这些后续行为不能说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不是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八，我既不是泰德龙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法人，更不是与吴某的签约主体，没有收到过吴某的股权转让款，因此不应该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也不应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第九，吴某亲自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也成为了益华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根本没有人欺诈她，只是因为益华公司没有挂牌成功，吴某没有获得超额利益，觉得吃亏了，才编造出多方联合欺诈的理由，以便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李某作为注册会计师，是吴某一方的共同投资人，无权作为本案的证人。综上，不同意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尚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7年3月9日冯某发送给尚某1的邮件：证明益华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15日QQ邮件，这个邮件最早来源于2017年3月9日冯某发给我的股份计划，同时也抄送给张某了，因此这个邮件其实是冯某发给我的；2.2017年3月23日张某发给尚某1的邮件：证明益华公司的股份归谁所有，基本上都是冯某决定；3.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打印件）：证明李某是注册会计师，是一个专业投资人士；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需要的文件（网上查询打印件）：证明股东变更登记需要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因此吴某变更成为益华公司的股东，是经过益华公司以及其法人冯某认可的。5.2015年11月13日邮件：证明当时沈巍确实给我发过一份益华电商大数据营销服务云平台项目简介（PPT）的录演。王某辩称：第一，我不是泰德龙公司的员工，与泰德龙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我与吴某是共同投资关系，因此我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二，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主体有误。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人，即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如涉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纠纷，可以将公司列为第三人。第三，关于吴某要求撤销其与泰德龙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吴某是2016年4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她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既没有说服吴某签约，签约时我也不在现场。这次共同投资的人还有李某和他的几个朋友。2013年左右，李某就和泰德龙公司合作过几个新三板项目，泰德龙公司通过李某找注册会计师，李某还拿了项目提成。就益华公司这个项目，李某从2015年8、9月份就介入了。吴某、李某和我三人是高中同学，经常讨论投资理财，李某是注册会计师，又在央企工作，我们都很信任他的财务专业能力。吴某自己平时也炒股、投资房产。吴某也找专业的投资新三板的朋友分析过益华公司，也是比较看好和认可益华公司。我本人并没有投资新三板公司的经验，更没有什么建议给吴某。2015年9月左右，券商、会计师、律师都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后，就建立了一个益华公司的工作群，李某也在这个群里，各个中介机构都会在这个群里分享关于尽职调查的情况，李某都是知情的。李某觉得益华公司前景很好，他认为如果按照净资产800万到1000万折股来算，益华公司的估值卖每股两三块钱是比较便宜的。于是2015年底到2016年初，李某就开始联络身边的朋友准备购买益华公司的股份。我听了李某的分析觉得不错，吴某也听过他的分析也觉得不错。吴某、李某就让我有空把了解到的益华公司的信息及时发给他们。我确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过益华公司和泰德龙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当时的情况是这两个公司在益华公司的会议室开股东会，我作为国舜的律师列席会议，他们双方盖章后我就拍了照片发到微信群，其他的话我在群里什么也没说。之后李某拉着几个以前提过益华公司项目的朋友和吴某商讨股份的事。2016年4月，吴某和泰德龙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第四，针对吴某要求我们共同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的诉讼请求，对此我不应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我既不是股权转让的合同相对方，也没有收取吴某任何一分股权转让款。吴某要求我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针对吴某要求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我认为不应由我承担利息损失。缔约过失责任只产生在合同双方缔约阶段。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二者是合同的相对方。我不是签约主体，股权转让款也是打给了泰德龙公司。李某作为注册会计师，也总说益华公司非常有价值，关于益华公司的估值我和吴某都是听李某说的。李某与吴某也是同学关系，亦进行过多次沟通。协议签不签完全是吴某自己自愿和决定。因此，吴某要求我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应予以驳回。第六，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我没有提供过任何虚假信息，也没有隐瞒过任何事实真相。我没有说服或诱导吴某签约，大家买股权都是自愿的。李某作为注册会计师，从益华公司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签订三方上市辅导时就在辅导群里，他对于益华公司的相关财务情况以及估值是非常清楚的。李某与吴某也是同学关系，亦进行了长期沟通。而且其他的投资人都是李某找的，我全部不认识，不存在我欺诈吴某的情况。第七，《投资协议》和《回购承诺》是泰德龙公司与益华公司签订的，是真实的协议和真实发生的，我没有任何篡改和隐瞒内容。这两份协议只针对泰德龙公司和益华公司，不涉及第三方任何权利义务。投资协议双方公司也不针对吴某，不可能误导她。是当初大家对投资益华公司感兴趣，想多了解益华公司。益华公司确实要挂牌新三板，而且支付了辅导费用。但事实是益华公司挂牌新三板进度慢，短时间内没有迅速成功挂牌，而吴某起诉后以这一事实内容声称误导她。第八，李某还投资其他新三板项目、炒股，对资本投资很感兴趣，才撮合大家一起投资益华公司的事，包括购买P2P股票、XX买房等都是李某提供信息。李某作为注册会计师，精通财务，是XXX集团分公司的财务总监，有多年的财务经验。在投资益华公司的过程中，李某经过对益华公司财务数据、行业分析、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估值数据等都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而且李某从益华公司新三板项目之初，就在券商、会计师、律师、益华公司负责人组成的工作微信群里，他对益华公司了如指掌。李某最终决定拉几个他的同事、吴某和我凑钱投资益华公司。财务是李某分析的，人也是他找的，他了解益华公司挂牌新三板的全部内容，我不可能隐瞒或欺诈。第九，吴某毕业于XX经济学院，在北京生活居住多年，也在北京投资过其他项目，并买卖股票，是非常有投资经验的。吴某曾说过多次询问有新三板投资经验的朋友，也认可益华公司的价值。结合李某财务把关和建议，此事完全是吴某个人自愿和决定购买益华公司股权。最初大家有投资益华公司的意愿，后来参与人众多，我不想投了。2016年4月22日前一天晚上，我在深圳出差，吴某给我打电话说她钱没凑够，希望我也一起加入，我才认投了10万元。后来泰德龙公司财务一直催我付款，我就给泰德龙公司打了欠条。吴某如果不认可我的股东身份，那么她应该自己给泰德龙公司10万元。综上所述，因为股权不是我所有，我也没有收取股权转让款，所以我没有与任何人串通和欺诈的故意。欺诈没有任何目的，不符合逻辑和事实，我很难理解自己从股东变成了被告。起诉的前几天我和吴某还去过益华公司谈退股的事。我不同意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王某向本院提交一下证据予以证明：1.助力益华迎接资本盛宴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自2015年起，李某就在益华迎接资本盛宴微信群里，李某作为注册会计师，对于益华公司的发展情况、财务情况以及公司潜力都是非常认可的，基于上述事实，李某对投资益华公司很感兴趣，后来又找到三个同事以及吴某等人一起投资益华公司，在购买益华公司股权的过程中，李某起到决定性作用；2.王某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某对投资比较感兴趣，介绍过XXX项目，想让我跟他一起投资。李某对新三板也比较关注，投资了XXX新三板公司，李某对益华公司挂牌情况很了解，很熟悉投资过程，很想购买益华公司股权。此外，李某还介绍我和吴某购买XX房产；3.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打印件）：证明李某是注册会计师，精通财务和金融投资，其利用自身财务知识和身份与吴某投资益华公司；4.2015年11月23日李某向王某发送的邮件：证明李某于2015年11月23日通过邮箱发给我关于益华谈判方案的调查问卷，可见李某主导购买益华公司股权；5.照片：证明李某对新三板很熟悉。尚某2未参加本院庭审，但其书面答辩称：我不认识吴某，我跟吴某没有签过合同，亦未收取过吴某的款项；泰德龙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我现在既不是该公司股东，亦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上，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我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请求裁定驳回吴某的起诉。尚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益华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25日，股东为冯某、孙某、张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400万元。2016年4月22日，转让方（甲方）泰德龙公司与受让方（乙方）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就益华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订立本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同意将持有益华公司3%的股权，以14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2.付款方式为转账支付至甲方账户。第二条保证：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第三条工商登记：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为益华公司的股东。如因甲方原因，无法完成本条所述之股东变更登记，甲方有义务将全部投资款退还给乙方。泰德龙公司在该协议落款甲方处盖章，吴某在该协议落款乙方处签字。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当天，吴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泰德龙公司支付130万元。同日，泰德龙公司出具收据两份，其中一份载明收到吴某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另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王某10万元。2017年4月7日，益华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益华公司原股东孙某退出，新增两名自然人股东吴某、安某，变更后的股东为冯某、张某、吴某、安某，其中吴某持股3%。工商登记档案中显示，孙某与吴某签订了《转让协议》，孙某将其持有的股权3.6万元转让给吴某。吴某称其并未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转让协议》上吴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吴某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9年11月24日，益华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冯某给吴某发送短信称：“吴总晚上好，法院的传票孙某收到了！我们会配合做好取消变更工作！我们庭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办事人员（几年前已经离职）在转让协议上代你签了字，属于益华内部管理不严谨，我向你道歉！同时，希望你理解这件事益华是受害者，我最初和李总明确表达了我的意见，我给李总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天地可鉴，没有任何想欺骗你或者李总的意思！我收到的泰德龙25万投资款可以退泰德龙，任何时候都可以！我也多次联系泰德龙，希望你们可以达成和解！”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吴某称其系与董某、贺某、严某、李某共同出资购买的益华公司股权，并向本院提交了董某、贺某、严某、李某的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其中董某的转账金额为10万元、贺某的转账金额为20万元、李某的转账金额为20万元，严某的转账金额为10万元。吴某称其于2019年4月10日才确认整个股权转让交易是一场骗局，并于2019年4月19日诉至本院。另查一：2015年8月12日，益华公司（甲方）与泰德龙公司（乙方）签订《新三板挂牌综合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公司将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乙方将为甲方公司新三板挂牌提供全流程服务，乙方服务费共计28万元，第一期服务费14万元于签订本合同3日内支付，第二期服务费8万元于甲方公司获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之日起3日内支付，第三期服务费6万元于甲方公司获得新三板挂牌之日起3日内支付。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益华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向泰德龙公司付款2万元、于2015年9月7日向泰德龙公司支付14万元。2015年8月31日，益华公司（甲方）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财务顾问协议》，约定了甲方委托乙方担任财务顾问，为甲方改制和新三板挂牌事宜提供相关顾问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财务顾问费用95万元，第一期费用16万元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费用31.5万元甲方应于股份制改制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费用47.5万元于双方签署推荐挂牌协议后转为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项下的推荐挂牌费，由甲方取得挂牌同意函之日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甲方对乙方协助实施的融资给予实际融资总额2%至5%的财务顾问费用，具体支付金额和方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7日，益华公司向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16万元。2015年8月31日，益华公司（甲方）与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乙方）签订《业务约定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提供审计、审核及其他鉴证和相关专业服务，本次服务总用总额为30万元，于审计人员进场时支付6万元、于出具股改报告时支付14万元、于挂牌申报成功时支付10万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10日，益华公司向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6万元。2015年8月31日，益华公司（甲方）与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拟进行改制并进行新三板挂牌，甲方特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本次发起改制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次法律顾问费用共计12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4万元；在甲方完成企业股份制，取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4万元；在本项目挂牌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4万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19日，益华公司向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支付4万元。2016年4月14日，益华公司（甲方）与泰德龙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载明：2016年4月14日，在益华公司会议室，益华公司和泰德龙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到2方，实到2方。会议在召集程序和表决程序上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股东达成如下协议。一、增加新股东：同意增加新股东泰德龙公司指定的自然人。二、增资扩股：益华公司与泰德龙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泰德龙公司投入140万元投资到益华公司，其指定的自然人成为益华公司的新股东。新股东加入后，投资双方的基本情况如下：甲方为益华公司，乙方为泰德龙公司。三、益华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新股东加入益华公司后，公司的投资总额约为430万元，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公司增资后的股本结构为甲方益华公司，出资金额400万，占注册资本比例97%，乙方泰德龙公司，出资金额140万，占注册资本比例3%。四、其他约定：1、经过上述增资后，益华公司企业性质预计于2016年6月30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股东双方同意成立新的董事会，并委派董事会成员。3、同意订立益华公司新的公司章程。2017年3月26日，转让方（甲方）张某与受让方（乙方）尚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占注册资本的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部分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25万元。乙方应于2017年3月27日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乙方最迟应于甲方向工商局提交股权变更登记材料当日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为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泰德龙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收条显示：张某于2017年3月27日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尚某2交来的股权转让款5万元；于2017年4月7日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股权款20万元。对此，泰德龙公司称其已将股权转让款25万元交给了张某，泰德龙公司可以履行其与吴某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此外，2017年1月5日，益华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变更为120万元。益华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显示：2016年4月20日益华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益华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同意注册资本减资280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益华公司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的说明中显示：益华公司已于2016年4月20日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另查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显示，李某于20XX年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证书。此外，吴某认可其毕业于XX经济学院。另查三：吴某向本院提交的李某与“小XX”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XX”于2019年3月2日向李某发送一张图片，该图片为《回购承诺》，《回购承诺》中的甲方为益华公司，乙方为泰德龙公司，内容为：如本公司自2016年12月31日起，12个月内甲方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则甲方承诺将回购乙方及其指定自然人股东投资款，共计人民币玖拾万元。除了乙方指定自然人股东以外的其它股东对该项回购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尚某1认可“小XX”是其本人的微信，但是该微信聊天内容不完整。益华公司称其确实给泰德龙公司出具过该《回购承诺》，但出具时间无法记清。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6年4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收条、《司法鉴定意见书》、短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新三板挂牌综合服务合同》、《财务顾问协议》、《业务约定书》、《法律服务合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发票、《投资协议》（复印件）、张某与尚某2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查询（打印件）、益华公司工商档案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民法总则》在认定合同能否撤销上的时间效力问题。二、涉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条件。三、吴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一、《民法总则》在认定合同能否撤销上的时间效力问题。我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是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性规定。本案中，涉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涉诉《股权转让协议》时，《民法总则》尚未实施，因此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民法总则》实施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因此，在合同能否撤销的认定上，原则上应当适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时的《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但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有例外情形，其中包括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发生纠纷后，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规则，可以将《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该例外情形亦包括《民法总则》实施前成立的合同，依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为合同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或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关于欺诈等合同可得撤销的情形，我国《民法总则》、《合同法》分别作出以下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要具备显失公平的情形，则可以引起撤销合同的法律效果。但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仅当乘人之危或恶意利用他人弱势导致显失公平，方可行使撤销权。因此，在显失公平对合同能否撤销的认定上，适用《民法总则》认定合同效力，相比适用《合同法》，将更加趋向于有效的结果，故应当溯及既往适用新法《民法总则》的规定，即仅当乘人之危或恶意利用他人弱势导致显失公平，方可行使撤销权。二、涉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的条件。（一）涉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欺诈。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同时,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泰德龙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非合同相对方的益华公司、王某等第三人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泰德龙公司在与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非益华公司的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但却与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泰德龙公司与益华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益华公司同意增加泰德龙公司指定的自然人为新股东，故依照此协议的约定，泰德龙公司虽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非益华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但可以履行与吴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吴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了获得益华公司3%的股权，而该《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也是就吴某获得益华公司3%股权进行的约定，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未违背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泰德龙公司的上述行为并未构成欺诈。基于上述分析，吴某称王某通过微信向其出示了涉诉《投资协议》，让吴某误以为泰德龙公司确为益华公司的真实股东，且益华公司配合泰德龙公司提供盖有公司公章的《投资协议》，王某和益华公司对此均存在欺诈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在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对益华公司的虚假宣传。本案中，吴某称泰德龙公司在向吴某转让股权时存在虚假宣传，在其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王某亦称益华公司已经完成和上市公司股东的谈判，益华公司即将挂牌新三板。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益华公司确实在2015年期间筹备公司新三板上市事宜并向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支付了相应服务费用，故泰德龙公司、王某就此不存在欺诈行为。再次，益华公司的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益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减少至120万元，但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约定购买益华公司3%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价款为140万元，该价款并非直接根据益华公司的注册资本计算而得。具体而言，即便益华公司未进行减资，按其原注册资本400万元为基数计算3%的股权价格，该价款应为12万元，并非吴某与泰德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140万元，因此，吴某购买益华公司3%的股权所对应的对价，并非直接依据益华公司的注册资本计算而得。故益华公司的减资行为不能成为欺诈的合理依据。最后，益华公司出具《回购承诺》，益华公司和王某是否构成对吴某的欺诈。本案中，吴某主张益华公司给泰德龙公司出具了《回购承诺》，王某亦谎称有退出渠道，上述行为构成欺诈。根据查明的事实，尚某1将《回购承诺》通过微信发送给李某的时间是2019年3月2日，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4月22日，吴某据此认为益华公司和王某对其《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欺诈，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外，吴某称冯某、尚某1、尚某2均存在欺诈行为，但未向本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二）涉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利用吴某缺乏判断能力导致显失公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一方利用对方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一方面，本案是否存在利用吴某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本案中按吴某所述，吴某与李某等案外人共同投资益华公司，吴某毕业于XX职业经济学院，李某亦在多年前即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故结合吴某和李某的文化水平和认知程度，无法认定本案存在泰德龙公司利用吴某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另一方面，涉诉《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时是否显失公平。本案中，泰德龙公司与益华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约定泰德龙公司投入140万元投资到益华公司，后尚某2与张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3%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5万元，虽然上述投资款与股权转让款存在差额，但吴某从泰德龙公司处购买益华公司的股权，其个人以及其共同投资人本应在审慎审查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交易价款，且在股权买卖交易中，本身即存在投资者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潜力的认可和对未来收益的期待，结合益华公司当时确实在计划新三板上市事宜，故无法认定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时显示公平。（三）涉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一般而言，重大误解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且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二是表意人须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三是表意人须无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之故意；四是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须具有因果关系；五是错误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大。本案中，同时，吴某称其误以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增资投资中的一环，故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涉诉《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以及股权转让份额、价款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吴某称其误以为该协议是增资投资的一环，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吴某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涉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不符合事实的认知错误，故吴某称其对涉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吴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吴某与泰德龙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益华公司于2017年4月7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吴某登记为益华公司股东。对此，本院认为，如果吴某认为涉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可撤销情形，那么行使该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至迟应该自2017年4月7日起开始计算。现吴某于2019年4月诉至本院要求行使撤销权，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吴某称其直至2019年4月10日才确认整个股权转让交易是一场骗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吴某要求撤销其与泰德龙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某要求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王某、尚某1、尚某2、冯某共同连带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泰德龙公司、益华公司、王某、尚某1、尚某2、冯某共同负担律师费、证人出庭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尚某2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万一千九百元、公告费九百六十元，均由吴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立华审 判 员 曲 爽审 判 员 寻朝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江 南书 记 员 王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