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6287号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吴世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婷，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女，196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培华，男，196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徐海庚，男，197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娟，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刘培华（以下称姓名）、徐海庚（以下称姓名）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高磊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婷、王静，刘培华，徐海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车辆被扣期间营运损失3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接受徐海庚预定车辆搬家，于2018年11月5日早5时到达朝阳区垂杨柳中里3号楼2门3层两房屋提供搬运服务。徐海庚开门让原告搬运人员进入，确定搬运物品并签订服务合同单后，徐海庚指挥原告将物品打包搬出。物品装车后，徐海庚称目的地为本院9号楼一房屋，并让原告与刘培华联系。之后，徐海庚便称要赶飞机，将门锁上后离开。原告当即联系刘培华。刘培华赶到后称物品是他的，但没有地方存放，并告知搬出物品的房屋系其出卖给徐海庚的，现已过户，其无法在将物品放回屋内。此时已无法联系上徐海庚，刘培华便将原告车辆扣下，原告报警后调解无果。此后原告一直联系不上徐海庚，要求刘培华找地方存放物品并放行原告车辆，刘培华以联系不上徐海庚为由，强行扣押原告车辆，直至2018年11月20日才让原告将物品搬入朝阳区垂杨柳中里9号楼某房屋内。徐海庚明知与刘培华存在纠纷，在未约定好的情况下预约原告搬家，产生纠纷后逃避置之不理，造成刘培华扣押原告车辆，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刘培华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和徐海庚来搬家没有事先通知我。在派出所的时候原告称不起诉我，仅起诉徐海庚。我问过原告的搬家工人，搬家工人说没活干，不认可损失。原告未经我同意就要将已经装车的东西搬到库房去，所以当时我才没有允许把东西搬走。原告主张损失过高，不符合实际。徐海庚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与我是服务合同关系，我支付了原告2200元搬家服务费完成了合同义务。刘培华扣押原告车辆，原告因扣押车辆遭受的损失与我无关。我在搬家前即2018年11月3日通过短信方式告知刘培华，搬家公司会将垂杨柳中里3号楼某房屋内刘培华的物品送到刘培华手中，刘培华也同意并告知物品搬运地址为垂杨柳中里9号楼3层。我对刘培华履行了告知义务，对扣押车辆没有过错，损失不是我造成，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5日5时许，原告按此前徐海庚预定，来到朝阳区垂杨柳中里3号楼2门3层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为徐海庚提供搬运服务。徐海庚将涉案房屋房门打开，并与原告确认屋内搬运物品后，开始打包搬运装车工作。物品装车后，徐海庚向原告提供了垂杨柳中里9号楼3层某房屋（以下简称周转房屋）地址及刘培华电话，告知原告将物品搬至该房屋并与刘培华联系接收。此后，徐海庚便以要出国赶飞机为由，将涉案房屋房门锁上后离开现场。原告与刘培华联系后，刘培华约7时许赶到现场，并指出原告所搬运的物品均是其所有，涉案房屋已出售给徐海庚配偶并完成过户，其无法将物品搬回涉案房屋，也没有其他地方存放搬运的物品。原告则坚持要求刘培华寻找地方存放物品并放行车辆。刘培华将原告箱式货车前后用金杯车及残疾摩托车堵住，并用车轮夹锁将原告车辆车轮锁住。原告于当日14时许报警。双井派出所民警到场后调解无果，原告未能将车辆驶离现场。直至2018年11月20日，刘培华在公安机关协调下，让原告将其物品搬运至周转房屋后才将原告车辆放行离开现场。徐海庚与刘培华均认可涉案房屋于事发当日已出售给徐海庚配偶辛岚岚，并已过户完毕，且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日期已届至。刘培华称其并未与徐海庚完成涉案房屋的交接，双方曾于2018年11月1日在中介的组织下协商交接房屋事宜，其承诺三、四天内找房周转后再联系徐海庚搬家，但听说当日晚上徐海庚便撬锁进入屋内。另查，徐海庚曾于2018年10月29日15时许报警，就涉案房屋开锁问题求助，民警到场后了解系房屋纠纷，建议协商处理。徐海庚曾于2018年11月1日8时许给刘培华发送短信：“你如果要拿走剩在我房里的东西，把你的地址用短信发给我，我让搬家公司全部给你送过去，不需要你自己搬。”刘培华于11月3日回复短信称：“垂杨柳中里9号楼东门”。徐海庚随即回复短信：“收到了，我联系人看他们时间情况，这几天订好后到时让搬家公司跟你联系对接。”经询，徐海庚称其未告知刘培华具体搬家时间，只说这几天联系好搬家公司后让其与刘培华联系对接，徐海庚在搬完东西后才给原告电话让其与刘培华联系。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其与刘培华于2018年11月15日的通话录音，证明刘培华扣押车辆持续的时间及解决办法。录音中，原告询问刘培华何时可放行车辆，刘培华均不予正面回答，后一林姓男子接过电话称刘培华一直在通过官方联系徐海庚解决此事，但徐海庚关机联系不上，并提出其让出的时间差不多了，准备撬开涉案房屋门锁并请原告见证，指出是徐海庚导致原告车辆押在现场遭受损失，到时可给原告证明损失以起诉徐海庚。原告还提交了2018年9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的《搬运服务合同单》若干，以证明原告车辆该月营业收入为62299元。原告还提交其综合管理系统统计表格截图，以证明原告车辆2018年7月至12月期间的营业收入情况。该表显示，原告车辆除11月外，其余各月接单数均为50至70单不等，接单金额为5万余元至7万余元不等，11月接单数为32单，接单金额为38385元。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徐海庚及刘培华分别实施了原因力竞合的侵权行为，两个原因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后果的发生。即徐海庚在未与刘培华事先联系确认搬家时间及是否具备搬家条件的情况下，便与原告订立合同，要求原告于事发当日凌晨5时左右至涉案房屋搬家，且未如实向原告说明搬运物品的所有人情况及搬家背景，而是在物品装车后才让原告自行与刘培华联系搬至周转房屋，但仍未揭示物主为刘培华这一事实便锁门离开现场且长期失去联系。徐海庚作为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应对原告负有善良注意义务，其应合理预见到上述所为将可能导致刘培华在尚未准备或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阻拦原告搬运其物品并发生纠纷冲突，致使原告遭受损失。在此意义上，原告上述行为不仅系合同行为，同时也已构成侵权行为。也正是原告的上述作为，致使原告陷入与刘培华对峙的不利境地。此可谓损害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刘培华到场后，以无处安放搬运物品为由，拒绝放行原告车辆，并通过在原告车辆前后停放车辆及锁止原告车辆轮胎的方式，阻止原告车辆离开。即便原告报警，刘培华仍未同意原告车辆离开现场。乃至原告于2018年11月15日电话联系刘培华之时，刘培华仍以联系不上徐海庚无法解决为由对原告放行车辆的要求置之不理。如果说刘培华面对突如其来的搬家，因一时手足无措，采取自力救济措施，尚情有可原，但至报警后乃至几日内仍无法联系徐海庚解决之时，刘培华仍不考虑通过将物品暂存于亲友处或原告仓库等方式，拒绝放行原告车辆，则已明显超出自助范畴。故其在超出的范围已构成侵权。此可谓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原告提交证据基本能够证明其被困车辆在对应期间的营收损失。但如前所述，还应扣除属于原告合理自助、双方共同联系徐海庚解决的期间，并考虑扣除原告正常运营成本等因素，本院认定原告因二被告侵权行为所受经济损失为2万元。本院结合二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原因力大小，认定徐海庚应承担40%的责任，刘培华应承担60%的责任。二人应按照上述比例分别对原告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培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一万二千元。二、被告徐海庚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八千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原告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25元（已交纳），被告刘培华负担2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交纳），被告徐海庚负担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高 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 辰书 记 员  王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