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5民初3315号原告：王建明，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两湖大道庙山管委会。诉讼代表人：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系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力，男，系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原告王建明与被告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星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告荣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申报的191680元债权系职工债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荣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00年5月荣星公司成立时，其就在荣星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负责销售工作，工资从起初的每月5000元涨到后来的每月10000元。2006年3月，王建明从荣星公司离职。在2002年至2006年3月期间，王建明还曾代袁荣形持有荣星公司10.1%的股份。荣星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一直资金紧张，加上对员工实行包吃包住，所以要求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工资实行记账，每月发300元或400元生活费，逢节假日时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再结算发放。王建明离职时，经结算，尚有17万多元工资未发放，荣星公司当时同意在资金宽裕时会发放，同时，要求王建明不能到其它家具公司任职，在荣星公司有需要时应提供市场资源，荣星公司每年向王建明支付12000元作为补偿。王建明考虑到尚需向荣星公司追要欠付的17万多元工资，加上其与袁荣形又是上下楼邻居关系，就同意了荣星公司的要求。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王建明向荣星公司追要欠薪，公司总是以资金紧张、王建明的工资都有记账为由进行推脱。直到2012年11月，在王建明多次催要下，荣星公司又提出先向王建明支付36000元、剩余工资以后支付，但是今后不再每年给12000元补偿的要求，为了尽快拿到欠薪，王建明被迫同意了荣星公司的要求。在此之后，荣星公司又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支付欠薪。2015年年底，荣星公司向王建明提出现在确实无钱支付欠薪，但是承诺每年给予其20%的利息作为欠薪的补偿，待公司有钱时会一次性付清，王建明考虑到自己年过六旬，精力有限和荣星公司的财务情况，无奈只得被迫答应。经核算，荣星公司欠薪还有191680元。2017年1月1日，荣星公司按照承诺内容向王建明出具了收据。2019年8月16日，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荣星公司的破产清算。2019年12月，王建明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2020年6月14日，管理人将王建明申报的债权认定为普通债权，王建明对债权性质提出异议，2020年6月15日，管理人作出《债权复核通知书》，认定“由于工资己转成借款，故仍按普通债权全额确认您的债权”。王建明认为自己申报的债权中191680元部分是荣星公司欠付的工资，其性质应该是工资债权，对管理人的复核结果不服，故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荣星公司辩称，一、王建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荣星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及欠薪的事实。王建明提交的主要证据是2017年1月1日印有“袁荣形”字样的两份收据，标注了利息年息20%，并对2016年至2017年的利息做了结算。上述收据只能证据王建明与袁荣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法证明王建明与荣星公司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更无法证实荣星公司与王建明存在劳务关系已经欠薪的事实。二、根据荣星公司账目的记录，王建明与荣星公司存在多笔债务往来，并无职工工资的记载，无法认定王建明对荣星公司享有劳务工资。三、即使认定王建明与荣星公司存在劳务关系，那么根据两张收据的记载，表明王建明与荣星公司已经形成新的法律关系，构成了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且2017年1月11日，王建明在未付款的前提下购买了荣星公司的一套家具，应视为债务的履行，因此双方形成了确定性的借贷关系。四、王建明若申报的是借款等普通债权，则时效没有问题，但王建明申报的职工债权，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即使王建明当时是被迫收下的收据，但当时仍存在多种合法途径求偿，王建明却没有提起仲裁或诉讼，而是安然收下了收据，可以视为王建明认可了借款合同。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建明所有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荣星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24日，住所地在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两湖大道庙山管委会，注册资本99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袁荣形。现任股东有两个，袁荣形，出资980万元，出资比例约99%；熊建国，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约1%。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家具、办公家具、实木制品；销售木材、装饰材料。2002年6月20日至2006年12月24日期间，王建明在工商部门登记显示为荣星公司的股东，持有10.1%的股份。王建明于2000年至2006年3月期间在荣星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负责销售工作。2006年3月，王建明从荣星公司离职后，荣星公司尚有17万多元工资未向其发放，同时荣星公司为了行业保密要求，承诺每年向王建明支付12000元作为补偿。此后，因荣星公司一直未予给付任何费用，荣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荣形向王建明提出，将欠付的17万多元工资和每年12000元的保密补偿费用作为公司的借款处理，两项费用合计为191680元，并以191680元为基数，每年再支付20%的利息。荣星公司的财务人员核算数据后，通知了王建明，王建明便去荣星公司拿了两张收据。两张收据载明的日期均是2017年1月1日，盖了刻有“袁荣形”字样的私人印章，编号为0006567的收据写的借款金额是46680元（年息20%），借款利息48139元（2006.1.1-2007.1.1）；编号为0006568的收据写的借款金额是145000元（年息20%），借款利息36200元（2006.1.1-2007.1.1）。荣星公司此后仍未支付相关款项。2019年8月16日，本院作出（2019）鄂0115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王清白对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11月14日指定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为湖北荣星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2019年12月，王建明就荣星公司欠付的工资向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管理人认定王建明申报的工资债权已转为借款类的普通债权，王建明对债权性质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一、关于王建明与荣星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庭审时向荣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荣形本人调查得知，王建明在2006年之前确实在荣星公司工作，且袁荣形认可系在没有征得王建明同意的情况下，将欠薪转为公司借款，并向王建明出具收据，而王建明也没有向荣星公司转账或出借过款项，故对王建明提出其于2000年至2006年期间在荣星工作，收据中大部分款项系荣星公司对其欠付的工资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二、关于王建明申报的191680元债权能否认定为职工债权的问题。第一，虽然王建明提出其是被迫接受的荣星公司出具的收据，但其在接受收据之前未提起仲裁或诉讼，此后一年多时间也未提起仲裁或诉讼，来表示异议，在其离职到荣星公司被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时间里，王建明无任何正当理由不能行使仲裁或诉讼权利，故王建明并非不能通过仲裁或诉讼来解决双方的纠纷，相反正是以自己的行为认可了荣星公司提出的欠薪转债权的做法。第二，2006年3月王建明离职时，即已知荣星公司欠付其工资，在明知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长时间未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对荣星公司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王建明申报的191680元债权不应认定为职工债权，即职工工资。综上所述，王建明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建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4元，由王建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莉娜人民陪审员  何 欢人民陪审员  李晓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陈竹书记员余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