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初79号原告于光霞，女，1965年11月20日出生，蒙古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居民，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南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293212。法定代表人王雪岩，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晓，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吕立秋，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光霞起诉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履行监督司法鉴定机构法定职责一案，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光霞，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陈晓、吕立秋到庭参加诉讼。因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本案自2020年3月6日至2020年7月21日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2019）顺司鉴投05号《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关于于光霞投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大鉴定中心）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被诉《答复》），主要内容是：一、关于“确定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关于本案不存在因鉴定材料而退鉴的问题，理由如下：1．本次鉴定所用的材料是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对送鉴材料进行了密封、签名，即经过双方确认过；2．密封的材料为复印件，患方知情；3．听证会上患方再提用原件，经与法官联系后，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依据；4．患方所提的鉴定材料真实性、合法性不是我机构能够解决的问题，法官答复如病历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应由制作方承担不利后果。患方亦提出医方应对其提供的鉴定材料之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综上情况，本案不存在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而存在法定终止鉴定的情形。”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第十二条“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本案委托方为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中已写明病历、片子由法院提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委托方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二、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在出具鉴定文书后，鉴定人员按照法院的要求出庭接受了双方的提问，法官经审查鉴定文书后采信了鉴定意见，该案件已经被法官审理并判决。故此，不存在错误鉴定或虚假鉴定一说。”经查，原告反映的这个问题北京市司法局已在2017年11月9日作出的〔2017〕京司鉴投103号第二部分中进行了答复。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一）投诉事项已经司机[法]行政机关处理，或者经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案，且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因此，被告不予受理此问题。三、关于华大鉴定中心伪造听证会笔录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于2012年9月13日召开了本案的听证会，并在开会同时对听证会作了如实记录，形成了听证会笔录，听证会正常进行，不存在终止听证的情况，故听证会笔录上就没有终止听证的记载。会后给法院的公函（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03号）反映听证的过程已经完成，需要法院继续补充材料。如果终止听证会，我机构会在给法院的公函中注明，并通知再次开会的时间。所以，投诉人所称的听证会笔录系后期制作是编造行为。”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鉴定机构提供的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中记录的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9时，其中月份‘9’和日期‘13’存在描涂行为，但无法认定鉴定机构存在伪造听证笔录的情形。”四、关于华大鉴定中心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关于病历材料真实性的问题，是由委托单位解决的，我机构以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鉴定，在召开听证会时已经向医患双方告知了鉴定相关事项，患方签字同意以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鉴定。我机构给法院的公函亦要求法院对患方质疑的材料进行质证后移送我机构。”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五、关于华大鉴定中心未经质证的病历复印件及原件不能作为鉴定的检查[检材]使用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六、关于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部分存在违规情形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严格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进行鉴定，依据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分析评定。该鉴定材料是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对送鉴材料进行了密封、签名，即经过双方确认过；听证会上患方再提用原件，经与法官联系后，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依据；患方同意我机构使用法院移送的材料，我机构的鉴定行为合法，分析说明客观、科学，不存在违规情形。”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未发现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存在违规情形。”七、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王某身份没有审查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王某系投诉人在本案的代理人，在我机构听证会上以患方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听证，按照我机构的要求，在本案的听证人员登记表中作了登记。其代理的合法性是由法庭审查，没有规定必须由鉴定机构进行审查。此案我机构鉴定人曾出庭接受质询，法庭上也是这位代理人进行的质询发问，由此可见法庭已经对此人的代理资格进行了审查。”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目前未有相应规定要求鉴定机构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负有审查义务。”八、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剥夺了申请人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问题。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剥夺投诉人参与鉴定程序权利的行为。”九、关于华大鉴定中心未告知被鉴定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本案鉴定过程中不存在投诉人所述的中止鉴定情形。而且，在投诉人所填写的表格中有相关内容的告知，故不存在投诉人所说的情况。”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未告知投诉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违规情形。”综上，被告未发现华大鉴定中心出具错误鉴定意见的情形，也未发现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存在违法的情形，原告的投诉请求，被告无法支持。如不服本答复，可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司法局或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答复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2019年4月7日，原告依法投诉华大鉴定中心。2019年7月21日，原告收到被告邮寄的答复。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服，认为被告没有履行职责，即便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答复的结果也是错误的。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委托人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按其意图或者特定目的提供鉴定意见。但实际鉴定活动中，委托人通过信函向鉴定机构提出要求按照没有经过质证的病历复印件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坚持原则，却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做了。第二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照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也是规范之一，鉴定人首先要做的是详阅病历，包括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家论证都要以详阅送检病历为前提，法院委托鉴定的送检材料，原告经专家指点分析发现，医方书写的病历还是暴露了该医院所犯下的错误，可见该医院管理严重混乱，该医院没有执行分级手术管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手术批准权限，技术审核机构工作人员在技术审核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技术审核程序的规定，所以存在虚假或错误鉴定，被告应予以确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的被诉《答复》；2．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职责，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的证据是：1．证据1京司复〔2018〕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第501页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内容相同，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表示认可。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后，北京市司法局受理并答复。2．证据2投诉华大鉴定中心的投诉书，证明原告在2019年4月7日对华大鉴定中心出具虚假、伪造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向被告进行了投诉。被告受理并答复。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服。被告没有实际调查，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系行政不作为，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重新作出答复。鉴定机构还没有取得委托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无权进入鉴定程序，更无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入鉴定程序就是违法。退一步说，即便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要求以病历原件作为鉴定依据，但封存的病历是复印件，未经法庭质证。法律有规定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鉴定案件事实根据，鉴定机构违反法律。被告作为鉴定机构的主管部门，对鉴定机构违法出具鉴定结论应进行改正，对错误的答复应予以撤销。3．证据3被诉《答复》，证明原告对被诉《答复》有意见，所以起诉。4．证据4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03号公函，证明：该证据来源为海州区法院，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公函的合法性及内容不认可，鉴定中心的委托协议尚未完成，司法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受托权，无权对本案进行鉴定，法院也无权与没有获得委托权的鉴定机构沟通鉴定事宜，因此，所有函件都是违法形成的。退一万步来讲，即便鉴定中心得到了法院的受托权，协议即便合法有效，程序也是违法的。原告对公函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被诉《答复》中，鉴定人答辩时特别强调了公函，在第3页第7行中提到“会后给法院的公函（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03号）反映听证的过程已经完成，需要法院继续补充材料”。这段答辩恰恰证明鉴定人承认给法院发公函的这一事实，那么被告调查时，是否发现鉴定中心与法院双方的协议尚未完成，是否发现手术术者出现了三个人，是否发现没有资格的洪明才是真正的术者，法院接到公函后，是否通知医患双方到法院对患方不认可的检材进行了质证、签名、确认，是否有法院的书面记录？没有事实根据，只用嘴说空口无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事实被告并没有调查和确认。第二，原告从海州区法院获取的“公函”（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03号）虽然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13日，法院贾兰美是在2012年10月8日签收的，下方有注明日期、贾兰美签字，明显看出“公函”是后期制作违法形成的。而且法院收到公函后，并没有通知医患双方当事人到法院对患方不认可的检材进行质证。鉴定中心明知道法院既没质证，也没纠错，仍然故意采用患方不认可未经质证的检材进行鉴定，并强行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必然是虚假伪造。这些事实被告也没有调查并确认。第三，在本案审理中，如果法院认定该“公函”是合法有效的，即便有效，鉴定程序也是违法的，该“公函”第3行中称“于2012年9月13日上午9时召开本案的听证会，会上患方提出应以病历原件作为鉴定依据（封存的病历为复印件），并对吴桂兰住院期间的护理记录、死亡记录及死亡讨论等材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请贵院对以上材料进行质证后移送至我中心。特此函告”。该公函恰恰证明患方要求应以病历原件作为鉴定依据，未经法庭质证的复印件病历作为鉴定使用患方并不认可，并且也得到了鉴定中心的认可，并中途停止了听证。鉴定中心也向法院发出公函，并要求法院对患方不认可的检材进行质证后再移送鉴定中心，原告有证据证明鉴定中心鉴定时没有使用病历原件。原告提供的证据36第81页是法院给鉴定机构的函，在该函第7行有记载，委托法院在质问鉴定机构说：“此意见承办法官通过电话多次与你中心工作人员作过说明。并称何时需原件，通知我院，但至你方出具鉴定结论，并未向我院要求提交病历原件，故我院认为关于病历部分应以原件为依据”。这段话恰恰证明法院并没有同意鉴定机构使用病历复印件作为鉴定依据，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采用的是患方不认可的复印件病历作出的。对这些程序违法的事实被告并没有调查清楚，也没确认，故意袒护包庇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逃避法律责任，系行政不作为。5．证据5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及证据目录中的证据35法医临床检验记录表为一组证据，证明：该证据来源于被告处，原告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法院与鉴定中心的协议尚未完成，还没有获得受托权，既无权受理该案，也无权对该案进行鉴定，因此“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和“法医临床检验记录表”是伪造违法形成，也是无效的。退一步讲，即便协议合法有效，出具的“法医临床检验记录表”也不合法。从该记录表所书写的实质性内容可见，文证审查一栏空白尚未完成，没有体现对送检材料的审查。文证审查是对法医学的鉴定方法之一，在法医临床和法医病理学鉴定经常遇到。法医学文证审查，是指法医学鉴定人根据案件中有关文证内容进行审查和研究。本案由于条件所限，原告母亲尸体已火化，文证审查是唯一的鉴定方法，但鉴定机构却在没有进行该项工作的前提下出具了鉴定结论，显见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缺乏相关依据，站不住脚，同时也严重违反鉴定程序，鉴定结论失去了客观性、真实性及科学可靠性。鉴定人还说“我机构鉴定行为合法，分析说明客观科学，不存在违规情形”，文证审查一栏空白没有记录分析内容，这不是骗人的鬼话吗？所以“听证会记录表”就是虚假伪造，不存在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作为鉴定机构的上一级主管部门，还帮助他们掩盖程序违法的事实，帮助他们逃避法律责任，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系行政不作为。6．证据6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临鉴字第2069号），证明：该证据来源阜新市海州区法院，对该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及内容原告均不认可。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属违法出具，在没有得到法院授权的前提下，鉴定机构不具备进入鉴定程序的条件，更不具备出具鉴定意见书。第一，法院与鉴定机构的委托协议尚未完成，鉴定机构还没有获得委托法院的受托权。第二，鉴定材料未经质证，不能作为鉴定依据，患方要求是以病历原件作为鉴定依据，病历存在严重缺失。第三，本案所涉及的医方没有给患者做胃镜、没有做病理，不能确定是癌。第四，本案没有护理记录，没有尸检报告，病历体现医方故意未尽告知义务，死因不明确不符合鉴定条件。第五，鉴定人违法认定医方在造影过程中进行了动态观察是错误的，病历中该项术后复查文字描述没有影像证据支持。第六，根据病历记载，手术术者是三个人，一个姜军、一个尚悦、一个洪明，正常的手术术者只有一个人，出现三个不符合常理，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规定，同时姜军、尚悦的签名是伪造的，所以伪造姜军、尚悦签名的病历是虚假的，未经质证不能作为鉴定的检材使用。退一步说，如果鉴定机构获得受托权，该鉴定也不应该进入鉴定程序，只有退鉴才是正确的。第七，原告的证据43病历第105页“辅助检查”确诊医师、修订医师姜军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均为伪造签名，因此修订诊断不真实、不客观，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第八，原告的证据10“手术清点记录单”记载术者是姜军的助手尚悦，原告的证据17“手术记录”术者是姜军，但术者签名及书写是尚悦，被告对以上事实都没有调查清楚，委托的司法鉴定业协会专家也没有调查清楚，显然被告所出具的答复是错误的。7．证据7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3〕法临函字第46号《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与原告证据目录中的证据16①②第53-54页“放射科报告单”和“上消化道造影”复印的图片、证据目录中的证据39第85页“上腹部CT平扫”复印的图片、证据目录中的证据40第86页“胸片”复印的图片，该四份证据为一组证据，证明：证据7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3〕法临函字第46号《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证据来源海州区法院，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内容原告不认可。鉴定机构还没有得到法院的受托权，三份协议均是无效的。与法院互相沟通形成的函件均是违法形成的，作出的说明就是行为违法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便得到法院的受托权，协议合法有效，制作的说明程序也是违法的，鉴定人鉴定时把患者的三张胶片上消化道造影片、胸片、上腹部ct平扫，抛一边未采信，行为可恶，是故意行为。因为鉴定人阅片后发现2010年7月8日，片号5011744上消化道造影无法明确吻合口位置，故无法判断吻合口是否通畅，为此静态观察。由于上消化道造影是透视与摄片相结合的动态观察过程，根据医方病历材料中放射科报告单记载：2010年7月8日上消化道造影，食道与胃吻合术后复查，口服造影剂后可见吻合口通畅顺利。之后用动态解释为医方掩盖病历的不足之处，实际上关于吻合口是否通畅，完全可以由进行尸检来判断。原告向医方多次提过要求尸检，均遭到拒绝，尸体存放殡仪馆长达一个月之久后才火化，让原告母亲入土为安。那么本案没有尸检报告，鉴定机构即便获得授托权，应当不予受理才对，如果用推测，患方也可以推测医方是故意不拍摄吻合口堵塞，故意不出片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故意掩盖患者是医源性的死亡原因，怎么说鉴定都需要证据，鉴定结论没有证据的支撑是站不住脚的，鉴定人只能凭猜测出具鉴定意见书无疑是错误的。鉴定人阅片与医方病历中记载的说法不同，所以2010年7月8日上消化道造影片绝对影响该案鉴定，鉴定人故意帮助医方王庆辉掩盖拍片时拍错部位的违法事实。王庆辉参加听证是有目的的，鉴定人不排除收取医方好处，在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证据当中隐匿了该份说明，恰恰证明对这些事实没有进行调查，显见没有履行职责，系行政不作为。8．证据8依申请公开的答复意见，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予以认可，证据来源阜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来源合法，医师执业证书是原告以政府信息公开方式获取的。洪明，临床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10210000009661，颁发日期：2009年7月27日。证明原告母亲吴桂兰是在2010年6月25日在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实施的手术。从获取信息上来看，当时给原告母亲做手术时洪明刚拿到医师证才11个月，还不到一年。那么洪明根本不具备做三级以上的复杂手术（患者手术属于四级剖腹探查术），洪明超级手术是不争的事实。9．证据9麻醉记录，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无异议，根据麻醉记录单书写要求，麻醉记录是指麻醉医师在麻醉实施中书写的麻醉经过及处理措施的记录。因这个记录是及时的，所以相对来说真实性、客观性较好，从该麻醉记录单上的记载内容来看，记载手术者尚悦、洪明，可见姜军没有参与这台手术，没有在现场。但紧接着病历证据10第27页《手术清点记录单》记载的术者是姜军、助手是尚悦，明显两份记录相互矛盾。病历证据42第104页《手术安全核查记录》的手术医生签名是尚悦，但该签名是别人仿冒，因此可明确尚悦也没有参与这台手术、没在现场，那么实施手术的术者只剩下洪明一个人了，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在审查鉴定检材的时候，连手术的术者是谁都弄不清楚，检材是否完整都没有确认，鉴定意见结论错误是必然的，但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体现术者洪明，鉴定人规避了医生超级手术是不争的事实，出具鉴定意见书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被告委托专家讨论，到底讨论了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哪些人参与讨论，是否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是否形成了书面材料，这些都需要被告来证明，否则，其作出的答复没有相关依据、证据支持，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专家讨论，完全是被告捏造出来的，目的是干扰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帮助鉴定机构逃避责任。10．证据10手术清点记录单，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从该“手术清点记录单”上来看，记载为剖腹探查术及胃肠姑息吻合术，术者签名是姜军，助手是尚悦，但从字迹来看并不是姜军与尚悦本人签字，住院病历当中存在姜军与尚悦真实的签名，可核对。原告母亲的主刀医生是资质还不到一年的洪明，是术者，那么其无疑是拿患者练手、练刀，不顾及患者的生命，鉴定人对病历中这么明显的书写硬伤难道都没有看出来？谁是术者都没弄清楚，所以，华大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客观、不科学，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对此也没有详阅审查，让人感觉实在愧对专家的称呼，也让人感觉无比遗憾，同时也证明了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不具备该行业的专业水平，论证意见“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是错误的，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是不争的事实。11．证据11病例续页（手机病程记录）（16张），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病历存在伪造的情形。从该项证据来看“病历续页”存在伪造。第一，证明：病历续页第28页，时间为2010年6月21日，医方书写的病历存在伪造，专科检查确诊医师签名不是姜军本人签字，是医生尚悦仿冒的，实际主任医师姜军并没有对患者（原告母亲）吴桂兰的疾病进行确诊。第二，证明：病历续页第29页，时间为2010年6月23日，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尚悦书写、伪造。第三，证明：病历续页第30页，时间为2010年6月24日，麻醉术前访视记录，该记录应属于客观病历，医方却添加到主观病历当中，不排除该记录为后期制作伪造，真实的记录单被销毁。第四，证明：病历续页第32页，时间为2010年6月27日，主任医师姜军的查房记录，签名是洪明书写，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洪明书写、伪造。第五，证明：病历续页第32页，时间为2010年6月28日，麻醉术后访视记录，该记录应属于客观病历，医方却添加到主观病历当中，不排除该记录为后期制作伪造，真实的记录单被销毁。第六，证明：病历续页第36-37页，时间为2010年7月18日，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尚悦书写、伪造。第七，证明：病历续页第38页，时间为2010年7月24日，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尚悦书写、伪造。第八，证明：病历续页第40页，2010年7月30日，主任医师查房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尚悦书写、伪造。以上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到鉴定结论，鉴定机构与法院勾兑，连原告在法庭上质证的机会都给驳夺了，故意出具虚假鉴定意见书。被告作为鉴定机构的主管部门，故意帮助逃避法律责任，故意帮助掩盖鉴定人的违法事实，系行政不作为。12．证据12手术同意书（记载术后由病理确诊），证明：对病历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予以认可，从该项“手术同意书”中看签名是尚悦本人真实签名，证明证据10第27页“手术清点记录单”中的签名尚悦是别人伪造仿冒，“证据12与证据10”比对不是同一人之笔，医方伪造病历事实存在，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是不争的事实。“手术同意书”中第12款术前医嘱下达术后做病理，但术后病历中不存在病理报告，如果做了属于隐匿销毁，如若没做属于故意隐瞒术中视诊结果，故意导致原告母亲死亡，草菅人命。鉴定中心故意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是不争的事实。退一步来说，即便三份协议合法有效，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结果也是错误的。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没有详阅病历，连病历是否符合书写规范都没有甄别出来，这样的专家不具备该行业的专业水准，专家讨论意见是错误的，所以专家意见不能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被告的答复也是错误的。13．证据13入院记录，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从该项“入院记录”来看，原告母亲在2010年6月21日到阜新矿总医院检查身体，各项检查都正常，没有依据体现是癌症患者，术前没有做胃镜检查，就不能确定是癌。14．证据14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检验报告单四项检查，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从该项证据来看，原告认为四项检查中有两项糖类抗原199、CA153Ⅱ两项检查在正常值范围内，CA125Ⅱ（肿瘤标志物）化验结果稍高、糖类抗原CA724化验结果稍高。原告曾咨询过专家，专家称：炎症本指标也会高，但不能证明是肿瘤或癌。炎症消失了，指标也就自然下去了。15．证据15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检验报告单，证明：对该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从该项证据来看，检验报告单癌胚抗原参考值为0-5．5，原告母亲的检验结果是1．56，在参考值范围内，所以不能确定为癌症。术前应做胃镜检查，盲目手术导致原告母亲死亡，医院严重不负责任。16．证据17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手术记录，证明：对病历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病历存在伪造。从该手术记录来看，医方把手术记录竟然弄到了主观病历当中（即便是客观病历当中也是伪造的），字迹与签名书写流畅，自然很容易甄别，内容同样是没有参加手术的尚悦书写，但是原告的证据9第26页“麻醉记录、手术清点记录单”这两份记录单术者签名均不是尚悦本人签名，也就是术者不是尚悦，既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更缺乏客观性、真实性，无疑是为了摆脱责任后期伪造，真实的手术记录被销毁。鉴定人对如此明显的差异难道都没有看出来？对于存在这么严重问题的未经法庭质证的检材还出具鉴定意见书明显就是错误的，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即便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协议书合法有效，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结果也是错误的。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没有详阅病历，连病历是否符合书写规范都没有甄别出来，讨论会无疑是走过场，专家讨论意见是错误的，所以专家意见不能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更证明了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不具备该行业的专业水平，论证意见“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是错误的，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是不争的事实。17．证据19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证明被告的基本情况。18．证据20不能超级手术的案例，证明：该图片是原告从网络上截取的，因为原告母亲在2010年6月21日步行进入阜新矿总医院去检查身体时，只是胃有点疼，不影响吃喝，并不像医生所说的原告母亲吃不了、喝不了、走不了才进医院的。检查后医生说考虑胃癌，说原告母亲胃上长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瘤，切了就没事了，原告也要求做胃镜，费用交了，但为何没给做胃镜原告至今不理解，术后病理也没有做，做病理是确定到底是否为癌，中期、晚期是通过做病理来确定的。告知书里第十二项有记载，进医院都是要听医生的，损害后果就是超级手术导致的。原告母亲的案例与此例超级手术非常接近，法院判定全责，同样超级手术，鉴定机构鉴定人违背道德做虚假鉴定与医院勾兑，属实让原告无法接受。其实医院就是为了骗手术赚钱为目的，术者竟然是一个资质还不到一年的医生洪明做三级以上手术剖腹探查术，无疑是在拿原告母亲练手，超级手术是不争的事实，鉴定机构隐瞒病历造假，却没有认定超级手术，应该推定全责，却勾兑成次责，医方全责才是正确的。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是不争的事实。医方书写的病历还是暴露了该医院所犯下的错误，可见该医院管理严重混乱，该医院没有执行分级手术管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手术批准权限，技术审核机构工作人员在技术审核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严重违反技术审核程序，导致取得医师执业证不到一年的低年资医生洪明给投诉人母亲做了四级复杂的手术，导致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洪明对患者吴桂兰实施超级手术是不争的事实，应予以确认。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鉴定机构是在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做出的结论，鉴定人也不应该怕患者三张胶片影响鉴定就给抛弃一边，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7第24页“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2013年11月29日补充说明就是鉴定机构行为违法的证据，并且鉴定人未向他们上一级主管部门提供这份证据，且隐匿该份证据，被告未作调查，作为主管部门竟然还帮助鉴定机构逃避法律责任，系行政不作为。19．证据2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20．证据2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报告。21．证据23顺义区司法局（2019）第2号-回《登记回执》。证据22、23为一组证据，证明：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无异议，且证明原告存在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行为，被告亦认可及受理并答复。22．证据24顺义区司法局（2019）第2号-答《答复告知书》，证明：证据来源为被告，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无异议，对答复内容存异议，该《答复告知书》是在没有发现医方是超级手术的前提下作出的，该答复书第8-9行明确“两个问题均为鉴定人根据病历资料及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的论证过程，您所需的上述证据均为论证思维”是错误的。常用的论证方法有五种：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归纳论证、因果论证，其中最常见的是归纳论证（事实论证）。但鉴定机构没有认真查阅病历，文证审查一栏都是空白的，连该案事实都没有看清，谈何论证？理论论证是指从具体的材料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其实质是归纳法，鉴定机构一是拒收患方提供的三张术后胶片；二是没有发现手术医生是不够资格的低年资医生；三是对病历存在多项问题没有重视。那么能用什么理论加以衡量呢？怎么能够保证其可靠性呢？医学理论在哪里？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此，被告的答复无疑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被告难道没有发现华大鉴定中心还没有得到法院的受托权，就进入了鉴定程序？恰恰说明被告袒护包庇鉴定机构，帮助鉴定机构逃避法律责任。鉴定意见书也是强行违法出具的，被告作为鉴定机构的主管部门，即便知道协议程序违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23．证据25华大方瑞法临鉴字〔2012〕第2069号“法医学鉴定卷”，与原告证据目录中的证据2“告知笔录”为一组证据。证明：证据来源为海州区法院调卷获取的，来源合法，对告知笔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予以认可，该证据是原告与哥哥于2011年6月13日在海州区法院第十法庭，巴险峰亲自给做的笔录，是他本人的真实笔迹。该“告知笔录”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据28司法鉴定协议书，委托人（机构）（签名或者盖章）处冒充法官签名另有其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5第65页“法医学鉴定卷”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不予认可，从书写文字习惯、结构、特征、运笔速度等可明确。特别注意一下证据28与证据25写的日期2012年9月13日进行对比，就可确定，冒充巴险峰法官签名人就是李文桃，恰恰证明“司法鉴定协议书”是伪造的，三份协议都是无效的。24．证据26档案目录，证明：该证据来源于被告，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认可，因司法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受托权，制作档案目录行为也是违法的。该档案目录第5项送检病历材料及相关材料（16-178），这一数据为163页纸质材料，证明鉴定机构拒绝接受患方提交的术后影像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档案目录”中没有记载三张胶片。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27第67页“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司法鉴定委托书”一栏内容上有记载“病历、片子已封存”，委托方表述明确。这3张术后的影像材料是决定手术是否成功的关键性证据。鉴定人故意不采信影像材料，抛出去，就是为了替放射科的医生王庆辉造假片子和对术者洪明超级手术失败掩盖他的违法事实。而且王庆辉也参与了听证，原告认为其目的就是想让鉴定中心对其作出有利的鉴定结论。三张胶片没有存档，被告根本没有调查清楚，未尽职责，系行政不作为。25．证据27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司法鉴定委托书，证明：该证据来源于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该鉴定资料一栏内容为：“病历、片子已封存”，委托方表述明确，说明片子也是该案鉴定材料重要部分，但鉴定机构还没有得到法院的受托权，进入鉴定程序行为违法。强行出具鉴定结论时还将片子抛扔一边，行为可恶。原告有证据证明事实存在，原告提供的证据26第66页“档案目录”第5项中没有记录片子，鉴定机构鉴定人拒绝重要鉴定材料是故意行为。被告对鉴定机构存在程序违法行为没有调查核实，不认真履职，还故意帮助鉴定人逃避法律责任，属于行政不作为。26．证据28、30、31“司法鉴定协议书”三份协议为一组证据，证明：原告对通过合法方式获取的三份《司法鉴定协议书》存在异议，恰恰证明了司法鉴定协议尚未完成，进入司法鉴定程序违法。被告作为其监管机构没有认真调查，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故意推卸责任，委托鉴定业协会调查论证的行为违法。从三份协议书的字迹来看，是三个不同的人书写，书写的时间也不同，内容也存在差异。第一，证据28第68、69、70页“司法鉴定协议书”（法院）内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原告均不认可，华大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与法院签的协议字迹与其他两份相比差别巨大，字迹犹如小学生水平，最为关键的是委托人（机构）巴险峰的签名是别人仿冒伪造，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签署时间与委托方的签署时间都是同一个人所写，受托方没有签字，只有一枚无法确定真实性的法医门诊章印痕，属无效法律文书。该公章怎么形成的，鉴定中心的人当日没有去法院，2012年9月13日，医患双方都在鉴定机构，现场填写的《司法鉴定协议书》并没有加盖公章，如果是真实的，这枚公章就是在法官手里，是法官盖上去的，那么，法院与鉴定机构关系非同一般，鉴定机构替法官签字，法官替鉴定机构盖章，难怪司法鉴定中心胆敢违法出具鉴定意见书，他们关系已经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了。被告对如此明显的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视而不见，足见是故意不履行职责。第二，原告提交的证据31第75、76页“司法鉴定协议书”（患方）后两张内容一致，这是一份缺少首页的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原告均不认可，该协议写的内容不完整，尚未完成，缺少鉴字编号、缺少委托单位、缺少委托日期、缺少委托方的联系电话，鉴定费缴纳方式没有确定，鉴定费缴纳标准没有确定，鉴定费缴费项目金额没有填写，委托人被改成联系人，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受托机构签字盖章，属无效法律文书。第三，原告提交的证据30第72、73、74页“司法鉴定协议书”（医方）内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原告均不认可，华大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与医方签的协议书写内容不完整，尚未完成，缺少委托单位、缺少委托日期、委托方的委托人是医生王萍，是错误的，医生无权委托，鉴定费缴纳方式没有确定，鉴定费缴纳标准没有确定，鉴定费缴费项目金额没有填写，委托人被改成联系人，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受托机构签字盖章，属无效法律文书。所以只有法院才有委托权。第四，从这些没有书写完成、伪造法官签名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书的时间来看，书写时间是2012年9月13日，那么9月13日以前华大鉴定中心还没有受托权，可在11日以前就非法行使了受托权通知医患双方，欺骗到北京开鉴定听证会，这不但不符合常理，也于法无据，患方保留的2012年9月11日的火车票足以证明这一点，华大鉴定中心在没有获得委托权的情况下将患方骗到北京，违法召开听证会，对于华大鉴定中心如此明显的严重违法行为，被告作为其监管机构没有认真调查，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故意推卸责任，委托鉴定业协会去调查论证，帮助鉴定机构逃避法律责任，帮助掩盖出具虚假鉴定意见书的事实，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系行政不作为。27．证据32《关于送往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材料等有关问题的说明》，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来源于海州区法院，该材料是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原告律师在写材料当中出现了笔误，原告在本次庭审中对民事一审患方律师写的材料出现的笔误进行纠证：“1．我方再次重申，在法院主持下经‘双方’签名密封的鉴定材料之外，我方不同意被告增加任何其他鉴定材料”纠正为“1．我方再次重申，在法院主持下经‘患方’签名密封的鉴定材料之外，我方不同意被告增加任何其他鉴定材料”。由于律师写材料出现笔误，鉴定人以此为借口不但钻了法律空子，还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原告有证据证明只有“患方”密封而并不是医患双方密封、签名、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6第81页法院给鉴定机构的函第5-6行中有记载“上述材料在我院向你方邮寄的并经患方在场密封的复印件中”，这段话恰恰证明是患方密封而并不是双方。28．证据33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公函，证明：该证据来源于海州区法院，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所有函件都是违法形成的，因法院与鉴定中心的协议尚未完成，司法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受托权，既无权受理该案，法院也无权与没有获得委托权的鉴定机构沟通鉴定事宜，所有函件的内容都是行为违法的证据。退一万步讲，即便三份协议合法有效，对该函内容原告也有异议，该函第5-6行“因我院在患方监督下将复印的病历材料邮送你中心”，恰恰暴露和证明了鉴定材料是“患方”密封的并不是医患双方密封。之后继续写道“现向你方询问吴桂兰的护理记录、死亡记录及死亡讨论材料是否在我院邮寄的复印件中，请予函告。”这又恰恰说明了法官没有按程序规定制作封存清单、笔录，连邮寄的是什么材料都记不清楚，面对这样的公函内容，鉴定机构完全可以领悟送检的鉴定检材不符合鉴定条件，明知道未经法庭质证的鉴定材料不能作为鉴定依据，鉴定机构违反法律，一再地抗拒法律规定，强行违法出具鉴定意见书的行为可恶，被告没有认真审查，更是令人费解。29．证据34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公函，证明：对该函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内容有异议，双方所有的函件都是违法形成的，因法院与鉴定中心的协议尚未完成，司法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受托权，法院也无权与没有获得委托权的鉴定机构沟通鉴定事宜。退一步说，即便三份协议合法有效，法院出具该函就是行为违法的证据，这是一份非常露骨的公函，涵盖了几层意思，要求鉴定机构以法院邮寄复印材料作为鉴定意见，鉴定机构必须做，自己还无需承担后果，如果有涂改、伪造、篡改，鉴定机构还要告诉原告。这不露声色的明示暗示都有了，鉴定机构做了也无需承担责任，因为法官最后说了由病历制作方承担责任，这是多么明显地干预鉴定机构独立鉴定的行为，但鉴定人没有坚持自已的原则，没有遵守法律、法规，没有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没有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鉴定人应独立办案，不受外界干扰。但鉴定人与法院背后勾兑，所以法官与鉴定人不排除收取医方好处。30．证据36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公函（2013年7月2日），证明：华大鉴定中心隐匿了该证据，没有提交法庭，原告通过阜新市海州区法院档案室调卷获取，来源合法，原告对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内容存异议，因为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法院的受托权，既无权受理本案进行鉴定，更无权出具与本案有关的涉及的各种函件。法院也无权与没有获得受托权的鉴定机构沟通鉴定事宜，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所有函件的内容都是违法的。退一万步来讲，即便三份协议合法有效，该函洽洽暴露了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书不合法，鉴定机构鉴定时并没有通知法院要求提交病历原件。该函第7行有记载，委托法院质问鉴定机构说：“此意见承办法官通过电话多次与你中心工作人员作过说明，并称何时需原件，通知我院，但至你方出具鉴定结论，并未向我院要求提交病历原件，故我院认为关于病历部分应以原件为依据”。这段话恰恰证明法院并没有同意鉴定机构使用病历复印件作为鉴定依据，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采用的是患方不认可的复印件病历作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华大鉴定中心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对鉴定机构程序违法的事实没有认真调查，故意袒护包庇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逃避法律责任，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1．证据37“死亡记录”与证据38“死亡病历[例]讨论记录”为一组证据，证明：原告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从该二项证据来看，证据37“死亡记录”抢救经过：原告母亲在2010年8月2日晚上20点19分死亡，因死亡原因不明确，患方提出尸检有记载，最下面第二行，“问患者家属支持行尸检以明确病因，经考虑后要求行尸检”。恰恰证明患方在法定时限内依法要求尸检，被告在调查过程中，鉴定人王岩答辩时撒谎说患方拒绝尸检，这种说辞是虚假编造的。证据38死亡病例讨论记录中的2010年8月3日，主持人综合意见，意见不是姜军本人书写，从内容到签名完全是尚悦书写，因此，可证明姜军并没有参与原告母亲死亡原因的讨论，主持人综合意见完全是尚悦臆造、虚构，没有根据的编造，以上伪造病历事实明确，鉴定机构存在使用未经法庭质证、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对原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结果也是错误的。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专家没有详阅病历，连病历是否符合书写规范都没有甄别出来，专家讨论意见是错误的，所以专家意见不能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被告的答复也是错误的。32．证据41：（1）原告从2018年3月22日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的告知书后向被告再次投诉华大鉴定中心期间所有发生邮寄的票据、打印、复印材料票据等费用，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赔偿。（2）向顺义法院起诉被告提交的起诉状、证据邮寄的票据单。（3）重新修改2020年1月3日邮寄的起诉状并邮寄给顺义法院的票据。（4）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移交给被告的告知书后，于2018年3月30日向被告邮寄的再次投诉材料及邮寄的票据单。（5）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虚假鉴定及邮寄票据单。（6）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虚假鉴定第二次补充材料及邮寄票据单。（7）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8）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鉴定问题的补充说明。（9）原告针对2018年11月11日邮寄的材料笔误向被告进行更正。（10）向被告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邮寄票据。（11）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材料的邮寄票据。（12）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材料的票据。（13）向被告投诉华大鉴定中心材料的票据。（14）向被告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的邮寄票据。（15）向被告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的邮寄票据。（16）4月20日向顺义区法院邮寄证据的票据。上诉证据证明：对关联性及真实性原告均予以认可，证明原告在举报涉嫌违法鉴定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要求被告赔偿合情、合理、合法，请求法院支持。33．证据42阜矿集团总医院手术安全核查记录，证明：对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病历存在伪造签名。从该项记录来看，2010年6月25日《阜矿集团总医院手术安全核查记录》手术医生签名是尚悦，但从书写痕迹、习惯、结构、运笔速度等可明确判断不是尚悦书写，完全是别人仿冒，这无疑是违反了《手术安全核查制度》的规定，更证明了尚悦没有参与这台手术，实际有人故意伪造是尚悦做的。关于术者问题直接影响鉴定结论意见，鉴定机构的专家没有参照这一事实，所以，做出的鉴定结论意见是错误的。被告对这些均未调查，属行政不作为，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34．证据43病例专科检查、辅助检查，证明：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予认可，病历存在伪造。从该项证据来看，2010年6月25日对患者专科检查确诊医师签名并不是姜军本人签字，而是医生尚悦仿冒的，实际主任医师姜军并没有对患者吴桂兰的疾病进行确诊及手术，也就是患者病情还没有确诊。关于术者问题直接影响鉴定结论意见，鉴定机构的专家没有参照这一事实，所以，做出的鉴定结论意见是错误的，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35．证据44“关于使用复印件作出的鉴定报告无效的质证意见”和证据45“关于不同意再次使用未经质证的病历原件对本案进行鉴定补正的意见”为一组证据，证明：原告通过调卷获取的，来源合法，是原告对鉴定中心在2013年2月9日强行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之后不满，向鉴定机构和法院都提交过意见材料，患方始终对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是不予认可的。2013年7月23日，患方向华大鉴定中心邮寄了“关于不同意再次使用未经质证的病历原件对本案进行鉴定补正的意见”，该意见是患方写给鉴定机构的，原告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鉴定中心对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进行解释说明，但鉴定中心从始至终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在该意见第9行中患方质疑鉴定中心。“该法院并未同意贵鉴定中心使用病历复印件作为鉴定材料使用”恰恰证明原告是不认可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使用。原告要求应以病历原件作为鉴定依据。但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时，并未向法院要求提交病历原件。原告提交的证据36法院给鉴定机构的函，在该函第7行中有记载。委托法院质问鉴定机构说：“此意见承办法官通过电话多次与你中心工作人员作过说明，并称何时需原件，通知我院，但至你方出具鉴定结论，并未向我院要求提交病历原件，故我院认为关于病历部分应以原件为依据”。这段话恰恰证明法院并没有同意鉴定机构使用病历复印件作鉴定使用，证明法院是不知情的，鉴定中心没有通知法院提交病历原件是不争的事实。患方对未经质证的检材是不认可的，鉴定中心也认可了患方的要求听证并中途停止。听证会中途停止后，鉴定中心向法院发出了公函，法院接到公函后并没有通知医患双方到法院进行质证，那么鉴定中心明知道法院对患方不认可的检材既没质证，也没纠错，鉴定中心仍然故意采用患方不认可的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依据使用，并作出鉴定意见书，作出的鉴定结论内容必然虚假不公正，原告当然不认可，他们双方都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36．证据46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58号公函。证明：该证据来源于海州区法院，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法院与鉴定中心的协议尚未完成，司法鉴定中心还没有获得受托权，法院也无权与没有获得委托权的鉴定机构沟通鉴定事宜，因此，所有函件的内容都是违法的。退一步讲，即便三份协议合法有效，进入鉴定程序也是违法的。该函中鉴定机构再次提到“患方对吴桂兰住院期间的护理记录，死亡记录，死亡讨论等材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要求予以质证”。从该函中还可发现一个问题，法官连给鉴定机构邮寄什么鉴定材料都记不清了，那么患方单方封存复印病历是事实。恰恰证明了鉴定材料未经法庭质证是事实，即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鉴定机构理应退鉴，但其不但不退鉴，在2013年2月9日还强行出具鉴定结论，驳夺了患方在法庭上质证的权利，违反法律，属于故意行为。37．证据47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函（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3〕法临函字第024号），证明：华大鉴定中心隐匿了该份证据，没有提交法庭，是鉴定机构给委托法院的函，原告对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函的合法性及内容原告不予认可，该证据来源于海州区法院档案室，是原告通过调卷获取的。鉴定中心没有得到法院的受托权，进入鉴定程序也是违法的。所有双方出具的公函均证明行为违法。退一万步讲，即便司法鉴定协议合法有效，该函也彻底暴露了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合法，彻底暴露了鉴定时所使用的鉴定材料未经法庭质证。证明作出鉴定意见书时仍然采用的是患方不认可的鉴定材料，那么鉴定中心自己明知道法院对检材既没质证，也没纠错，鉴定意见书不合法应该撤销，但其不但不撤销，还和法院在背后勾兑补充材料，患方却全然不知人权已被剥夺。患方对鉴定中心违法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凭什么认可？证据47是2013年7月29日制作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2013年2月9日作出的，从时间上算，该函恰恰证明鉴定中心程序违法。38．证据48“对《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质证意见”和证据49第“关于未经质证的复印病历不能作为鉴定材料的意见”为一组证据。证明：该证据来源于阜新市海州区法院，原告通过调卷获取，来源合法。该两份证据均能证明华大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之后，患方提出强烈不满，并向法院递交了材料意见。恰恰说明患方从始至终从未认可过2013年2月9日华大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法院在2012年10月8日贾兰美签收到公函后，并没有通知医患双方到法院对患方不认可的检材进行质证。那么鉴定中心明知道法院既不质正，也不纠错，但仍然采用的是患方不认可未经质证的检材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是无效的。法院与华大鉴定中心及原告律师都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排除三家背后勾兑，更不排除收取医方好处。39．证据50“2012年9月11日原告火车票”与证据51“2012年9月13日鉴定机构收鉴定费的票据”为一组证据，证明：原告举证证明司法鉴定机构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通知、听证、中止、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行为违法，结论意见是虚假的、错误的，毋庸置疑。鉴定机构违法行为非常严重，鉴定机构还没有取得委托法院的授权，还伪造法官签名欺上瞒下，书写协议书的时间为2012年9月13日，那么9月13日以前华大鉴定中心还没有受托权，但在11日以前就非法行使了受托权通知，欺骗医患双方到北京召开司法鉴定听证会，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于法无据，患方保留的2012年9月11日的火车票足以证明这一点，在2012年9月11日之前就采取了欺骗行为。证据50第112页2012年9月11日于光霞和于光宏的火车票就是到北京参加听证会的证据，这是其一。其二，证据51第113页2012年9月13日鉴定机构收取原告鉴定费8650元票据就是鉴定机构行为违法的证据，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就收取原告费用也是违法的，不管中止与不中止，没得到受托权进入鉴定程序就是违法，司法鉴定听证会记录表也是伪造的，是违法形成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是不争的事实。被告作为其监管机构，没有认真调查鉴定机构的协议程序违法，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故意推卸责任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去调查论证，与鉴定机构一同犯错，替鉴定机构掩盖违法出具鉴定意见的事实，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系行政不作为。被告辩称：一、基本事实情况。2012年9月13日，因办案需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投诉人华大鉴定中心委托该中心就以下事项进行鉴定：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吴桂兰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与死亡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双方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同日，华大鉴定中心向各方当事人作出《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华大鉴定中心受理后开展了鉴定工作，于2013年2月9日出具了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临鉴字第2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年9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针对华大鉴定中心的投诉。2018年11月1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2018〕顺司鉴投17号《司法鉴定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2月26日，北京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8〕95号）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2018〕顺司鉴投17号《司法鉴定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2月27日，被告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3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明确投诉事项的通知》，请原告对投诉事项进行确认，并于同日邮寄原告。2019年3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延期申请。2019年4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送达的投诉材料，原告对华大鉴定中心的主要投诉事项为：1．确定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2．出具虚假鉴定意见；3．伪造听证笔录；4．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5．未经质证的病历复印件及原件不能作为鉴定的检材使用；6．鉴定意见“分析说明”部分存在违规情形；7．对陪同申请人的公民王某身份没有审查；8．剥夺了申请人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9．未告知被鉴定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要求被告对华大鉴定中心及鉴定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2019年4月9日，被告告知原告补充材料。2019年4月15日，收到原告补充材料后，被告制作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登记表》。2019年4月19日，被告决定予以受理，向原告作出（2019）顺司鉴投05号《司法鉴定投诉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邮寄给原告。经调查、委托北京市司法鉴定业协会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分析研究及延期等程序，2019年7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原告：“未发现华大鉴定中心出具错误鉴定意见的情形，也未发现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存在违法情形，您的投诉请求，无法支持。”被告将被诉《答复》于当日邮寄给原告与华大鉴定中心。二、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具有法定职权、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三十三条、《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及第二十五条、《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以及《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全面试行司法鉴定分级管理的通知》的规定，被告作为顺义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答复》的程序合法。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3号，2010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施行）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履行了下列程序：2019年2月27日，被告收到北京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8〕95号）。2019年3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明确投诉事项的通知》，请原告对投诉事项进行确认，并于同日邮寄给原告。2019年3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延期申请。2019年4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投诉材料，经审查后发现缺少相关投诉材料，被告于2019年4月9日向投诉人邮寄送达补充材料通知书。2019年4月15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补充材料。经审查后符合受理条件，于2019年4月19日决定受理投诉，同日向原告、被投诉人分别发送了《司法鉴定投诉受理通知书》和《调查通知书》。2019年5月5日，华大鉴定中心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及本案鉴定档案等有关材料。2019年4月29日，被告向北京市司法鉴定业协会发送了委托函，就原告投诉事项委托协会进行论证。2019年5月20日，被告收到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回函，提出了专家论证意见。因本案情况复杂，经审批，被告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并于2019年6月14日向原告发送了《司法鉴定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2019年7月18日，被告将被诉《答复》分别邮寄送达给原告和被投诉人。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审查、受理、调查，处理程序符合上述规定。（三）被告作出《答复》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华大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为：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鉴定人员具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王岩执业类别为法医临床、法医病理鉴定，乔世明执业类别为法医临床鉴定，葛亚男执业类别为法医临床鉴定，且职业机构为华大鉴定中心。根据《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五条规定，本案属法医临床鉴定，华大鉴定中心及本案鉴定人均已在北京市司法局备案，执业范围包括法医临床鉴定。被告在受理原告的投诉后，调查的事实为：2012年9月13日，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其委托的华大鉴定中心就以下事项进行鉴定：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吴桂兰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若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该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吴桂兰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多少？华大鉴定中心于2013年2月9日出具了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临鉴字第2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本案涉及专业性较强，2019年4月29日，被告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发出委托函，就此案委托协会专家进行论证。2019年5月20日，该协会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为：“1．本案委托方为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中已写明病历、片子由法院提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2．未发现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虚假鉴定等情形。3．鉴定机构提供的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中记录的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9时，其中月份‘9’和日期‘13’存在描涂行为，但无法认定鉴定机构存在伪造听证笔录的情形。4．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5．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6．未发现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存在违规情形。7．目前未有相应规定要求鉴定机构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负有审查的义务。8．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剥夺投诉人参与鉴定程序权利的行为。9．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未告知投诉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违规情形。”故，被告依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规定作出的被诉《答复》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三、原告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关于“确定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关于本案不存在因鉴定材料而退鉴的问题，理由如下：1．本次鉴定所用的材料是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对送鉴材料进行了密封、签名，即经过双方确认过；2．密封的材料为复印件，患方知情；3．听证会上患方再提用原件，经与法官联系后，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依据；4．患方所提的鉴定材料真实性、合法性不是我机构能够解决的问题，法官答复如病历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应由制作方承担不利后果。患方亦提出被告应对其提供的鉴定材料之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综上情况，本案不存在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而存在法定终止鉴定的情形。”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第十二条：“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本案委托方为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中已写明病历、片子由法院提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二）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在出具鉴定文书后，鉴定人员按照法院的要求出庭接受了双方的提问，法官经审查鉴定文书后采信了鉴定意见，该案件已经被法官审理并判决。故此，不存在错误鉴定或虚假鉴定一说。”经查，原告反映的此问题北京市司法局已在2017年11月9日作出的〔2017〕京司鉴投103号第二部分中进行了答复。根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一）投诉事项已经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或者经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案，且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因此，被告答复不予受理此问题，并无不妥。（三）关于华大鉴定中心伪造听证会笔录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于2012年9月13日召开了本案的听证会，并在开会同时对听证会作了如实记录，形成了听证会笔录，听证会正常进行，不存在终止听证的情况，故听证会笔录上就没有终止听证的记载。会后给法院的公函（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医函字第03号）反映听证的过程已经完成，需要法院继续补充材料。如果终止听证会，我机构会在给法院的公函中注明，并通知再次开会的时间。所以，投诉人所称的听证会笔录系后期制作是编造行为。”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鉴定机构提供的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中记录的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9时，其中月份‘9’和日期‘13’存在描涂行为，但无法认定鉴定机构存在伪造听证笔录的情形。”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四）关于华大鉴定中心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关于病历材料真实性的问题，是由委托单位解决的，我机构以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鉴定，在召开听证会时已经向医患双方告知了鉴定相关事项，患方签字同意以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鉴定。我机构给法院的公函亦要求法院对患方质疑的材料进行质证后移送我机构。”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五）关于华大鉴定中心未经质证的病历复印件及原件不能作为鉴定的检材使用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六）关于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部分存在违规情形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我机构严格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进行鉴定，依据法院移送的材料进行分析评定。该鉴定材料是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对送鉴定材料进行了密封、签名，即经过双方确认过；听证会上患方再提用原件，经与法官联系后，复印件材料作为鉴定依据；患方同意我机构使用法院移送的材料，我机构的鉴定行为合法，分析说明客观、科学，不存在违规情形。”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未发现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存在违规情形。”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七）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王某身份没有审查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王某系投诉人在本案的代理人，在我机构听证会上以患方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听证，按照我机构的要求，在本案的听证人员登记表中作了登记。其代理的合法性是由法庭审查，没有规定必须由鉴定机构进行审查。此案我机构鉴定人曾出庭接受质询，法庭上也是这位代理人进行的质询发问，由此可见法庭已经对此人的代理资格进行了审查。”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目前未有相应规定要求鉴定机构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负有审查义务。”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八）关于华大鉴定中心剥夺了申请人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问题。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剥夺投诉人参与鉴定程序权利的行为。”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九）关于华大鉴定中心未告知被鉴定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问题。华大鉴定中心鉴定人答辩称：“本案鉴定过程中不存在投诉人所述的中止鉴定情形。而且，在投诉人所填写的表格中有相关内容的告知，故不存在投诉人所说的情况。”被告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就此问题进行论证，论证意见为：“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未告知投诉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违规情形。”被告上述答复并无不妥。（十）关于原告的投诉请求。被告未发现华大鉴定中心出具错误鉴定意见的情形，也未发现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存在违法的情形，对原告的投诉请求，无法支持。因此，在被诉《答复》中告知原告其投诉请求无法支持，并无不妥。综上，被告针对原告的投诉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所作被诉《答复》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内容适当、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其中证据是：1．投诉书及投诉材料。2．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3．鉴定意见书复印件。4．邮寄信封。证据1-4证明原告投诉事项、投诉时间、投诉请求及投诉材料。5．被投诉人的答辩意见。6．鉴定档案。7．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复印件。8．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9．委托函、快递单及专家论证意见。证据5-9证明被投诉人否认存在原告反映的问题。经调查，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华大鉴定中心存在原告所反映的问题。10．《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8〕95号），证明2019年2月26日，北京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8〕95号），2月27日被告收到。11．《关于明确投诉事项的通知》及邮寄凭证、投诉人提出的延期申请及邮寄凭证、补充投诉材料通知书及快递单，证明2019年3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明确投诉事项的通知》，请原告对投诉事项进行确认，并于同日邮寄原告。2019年3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延期申请。2019年4月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补充投诉材料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原告。12．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登记表，证明2019年4月15日，被告收到原告补充材料；2019年4月19日，被告决定予以受理。13．司法鉴定投诉受理通知书、调查通知书及快递单，证明2019年4月1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司法鉴定投诉受理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给原告；被告对华大鉴定中心作出《调查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给被投诉人。14．司法鉴定投诉处理延期申请表、延期通知书及快递单，证明2019年6月14日，因本案情况复杂，经审批，被告对原告作出了司法鉴定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给原告。15．被诉《答复》及快递单，证明2019年7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并于当日邮寄给投诉人与被投诉人。16．北京市司法局（2017）京司鉴投103号答复，证明2017年11月9日，北京市司法局对原告针对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作出过处理及告知。17．快递查询详单，证明快递签收及发送日期。法律依据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4．《司法鉴定程序通则》。5．《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3号，2010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施行）。6．《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2019年6月1日起施行）。7．《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全面试行司法鉴定分级管理的通知》。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一，原告提交的证据3和被告提交的证据15中的被诉《答复》均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在此不予评价。第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2、4-17、19、21-40、42-49，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被告作出的答复被复议机关依法撤销后，被告重新向原告核实投诉事项，原告提交相应的证据、被告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作出被诉《答复》的过程，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均予以采纳；但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华大鉴定中心及被告存在违法情形，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第三，原告提交的证据20、41、50、51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接纳。经审理查明：吴桂兰系原告之母。2010年8月2日，吴桂兰因病在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住院治疗时，经救治无效死亡。原告认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对吴桂兰的死亡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遂向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赔偿一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鉴定的事项为：1．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在对吴桂兰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2．若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该过错行为与吴桂兰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多少？2012年6月11日，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华大鉴定中心就原告申请鉴定的事项进行鉴定。2012年9月13日，双方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同日，原告在医疗损害责任赔偿一案中的委托代理人王某以及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的代表王洪林均在法院填写的《当事人（双方）对医疗司法鉴定封存病历材料及相关资料起封确认书》上签字确认，该确认书中记载了封存的住院病历为复印件一份。经过鉴定，华大鉴定中心于2013年2月9日出具了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2〕临鉴字第20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一）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吴桂兰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医疗过错行为：1．医方的病历书写不规范。2．术前未行胃镜检查，对患者的检查不完善。3．术后未及时检查，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未请会诊。4．对尸检事宜告知不充分，病历中未见患者家属同意或拒绝尸检的签字。（二）医方上述医疗过错行为的第1项、第4项与被鉴定人吴桂兰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述医疗过错行为的第2项、第3项与被鉴定人吴桂兰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负次要责任，参与度为C级（赔偿参考范围20～40%）。因认为华大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原告多次向被告及北京市司法局进行投诉。2018年9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投诉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原告的投诉事项为：1．确认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2．出具虚假鉴定意见；3．伪造听证笔录；4．伪造病历；5．未经质证病历“原件”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2018年11月19日，被告针对上述投诉事项向原告作出〔2018〕顺司鉴投17号《司法鉴定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京司复〔2018〕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告作出的上述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为由，撤销了被告作出的该《司法鉴定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2月27日，被告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3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明确投诉事项的通知》，要求原告自收到该通知起七日内对本次投诉事项进行确认，并于同日将该通知邮寄给原告。2019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延期提交申请书》，请求将明确投诉事项的期限自该邮寄时间起再延期20天。2019年4月8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送达的投诉书及证据材料。原告将对华大鉴定中心的投诉事项明确为：1．确定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2．出具虚假鉴定意见；3．伪造听证笔录；4．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5．未经质证的病历“复印件”及“原件”不能作为鉴定的检材使用；6．鉴定意见四，“分析说明”部分存在违规情形；7．对陪同申请人的公民王某身份没有审查；8．剥夺了申请人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9．未告知申请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因原告邮寄的材料中没有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于2019年4月9日作出《补充投诉材料通知书》，要求原告将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准备齐全后，邮寄给被告。同日，被告将该《补充投诉材料通知书》邮寄给原告。2019年4月15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4月19日，被告制作（2019）顺司鉴投05号《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登记表》，认为原告的投诉事项符合受理条件，于同日予以受理，且向原告作出并邮寄送达（2019）顺司鉴投05号《司法鉴定投诉受理通知书》，告知原告该案将于即日起60日内办结，并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2019年4月19日，被告亦向华大鉴定中心作出并邮寄送达（2019）顺司鉴投05号《调查通知书》，要求华大鉴定中心自收到该《调查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进行书面陈述和说明。如期未提交，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华大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签收。2019年5月5日，华大鉴定中心向被告提交华大方瑞鉴定中心〔2019〕鉴函字第01号《关于吴桂兰鉴定案件的说明》，并提交了鉴定档案、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复印件、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等材料。因涉及专业问题，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向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作出并邮寄送达（2019）顺司鉴投05号《委托函》，请求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针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分析、研究，并于2019年5月10日前反馈相关意见。2019年5月20日，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向被告作出《回函》，主要内容为：“根据贵局相关委托内容，我会组织业内专家对专业性问题进行了论证，意见如下：1．本案委托方为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中已写明病历、片子由法院提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委托方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2．未发现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虚假鉴定等情形。3．鉴定机构提供的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中记录的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9时，其中月份‘9’和日期‘13’存在描涂行为，但无法认定鉴定机构存在伪造听证笔录的情形。4．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5．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鉴定机构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6．未发现鉴定意见书四中的‘分析说明’存在违法情形。7．目前未有相应规定要求鉴定机构对被鉴定人的陪同人员负有审查义务。8．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剥夺投诉人参与鉴定程序权利的行为。9．经查鉴定档案，未发现鉴定机构存在未告知投诉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违规情形。”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收到上述《回函》。因案件情况复杂，被告在规定期限内无法作出答复。2019年6月11日，经被告负责人批准，被告将原告投诉案件的投诉处理期限延长30日。2019年6月1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邮寄送达（2019）顺司鉴投05号《司法鉴定投诉处理延期通知书》，告知原告将案件办理期限延长30日。原告于2019年6月16日签收。2019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原告其未发现华大鉴定中心出具错误鉴定意见的情形，也未发现鉴定机构及相关鉴定人存在违法的情形，原告的投诉请求，被告无法支持。同日，被告将上述答复分别向原告和华大鉴定中心邮寄送达，华大鉴定中心于次日签收，原告于2019年7月21日签收。因不服被告作出的上述答复，原告遂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本院提起涉案之诉。另，2017年9月4日，原告曾针对华大鉴定中心“虚假鉴定的问题”向北京市司法局进行过投诉，北京市司法局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7）京司鉴投103号《北京市司法局关于于光霞投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问题的答复》，认定其未发现鉴定中心的相关鉴定人存在故意作虚假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第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认为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违规情形的，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住所地或者司法鉴定人执业机构住所地的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一）司法鉴定机构组织未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人员违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二）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三）司法鉴定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司法鉴定委托的；（四）司法鉴定人私自接受司法鉴定委托的；（五）违反司法鉴定收费管理规定的；（六）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的；（七）支付回扣、介绍费以及进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行为的；（八）因不负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九）司法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十）司法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的；（十一）其他违反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的行为。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到投诉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直接处理。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北京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针对其辖区内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的投诉予以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针对华大鉴定中心投诉的九项违法行为是否实际存在。第一，关于原告主张的确定送检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不应受理的问题以及鉴定中心使用医方伪造的病历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修订）（司法部令第132号）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核对并记录鉴定材料的名称、种类、数量、性状、保存状况、收到时间等。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第十四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鉴定事项、鉴定材料等进行审查。对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鉴定用途合法，提供的鉴定材料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对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经补充后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本案中，鉴定事项的委托方系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且该院在《司法鉴定委托书》中亦注明病历、片子已经封存，故根据上述规定，本案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应当由委托方即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虽然华大鉴定中心具有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的职责，但如果确定鉴定材料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其应当依法受理委托人委托的鉴定事项。因此，华大鉴定中心在确定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送检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且能够满足鉴定需要后，依法受理委托鉴定事项，其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华大鉴定中心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4号，2019年6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一）投诉事项已经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或者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案，且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针对原告反映的华大鉴定中心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问题，原告曾向北京市司法局进行过投诉，北京市司法局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的〔2017〕京司鉴投103号《北京市司法局关于于光霞投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问题的答复》已经针对该事项作出了答复，故被告根据上述规章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的该项投诉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华大鉴定中心伪造听证会笔录以及鉴定意见“四、分析说明”部分存在违规情形的问题。虽然华大鉴定中心制作的《医疗纠纷听证会记录表》中记录的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9时，其中月份“9”和日期“13”存在描涂行为，但是，经过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家的分析、论证，结论为：无法认定华大鉴定中心存在伪造听证会笔录以及未发现鉴定意见书中的“四、分析说明”存在违规情形。因此，原告认为华大鉴定中心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缺乏事实根据。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未经质证的病历“复印件”及“原件”不能作为鉴定检材使用的问题。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大鉴定中心提供的病历及片子均已封存，且原告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的委托代理人王某亦在《当事人（双方）对医疗司法鉴定封存病历材料及相关资料起封确认书》上“患方签字”处签名确认，即王某知道并认可封存的鉴定材料情况，则代表原告亦知道并认可封存的鉴定材料情况。根据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专家的分析、论证，结论为：委托方提供的病历及片子为封存件，视为在送鉴定机构前医患双方已在法院进行过质证。因此，华大鉴定中心使用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检材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并无不当。第五，关于原告主张的华大鉴定中心对陪同申请人的公民王某身份没有审查以及剥夺原告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问题。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可知，王某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参加了2012年9月13日的听证会，华大鉴定中心在《参加听证人员登记表》中对王某的身份进行了登记，且患方在《听证注意事项》中记载了“对听证流程无异议”，在落款“当事人代表签名”处，原告本人、于光宏和王某均签字确认。上述证据证明华大鉴定中心已对王某的身份进行了审查，且得到了原告的认可。至于王某的代理手续是否合法问题，应由相关法院进行审查。另，原告亦参加了此次听证会，且多次向华大鉴定中心提交书面陈述、答辩意见，其相关权利并未被剥夺。故，原告反映华大鉴定中心对王某的身份没有审查以及剥夺原告参与鉴定程序的权利问题，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六，关于华大鉴定中心未告知被鉴定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问题。首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并没有原告所称的“中止”鉴定的相关规定。其次，本案鉴定档案中亦没有“中止”的相关记录。因此，华大鉴定中心在对原告申请的鉴定过程中并未“中止”鉴定程序，故不存在告知投诉人填写、完善中止鉴定相关申请书的问题，即原告反映的华大鉴定中心存在此项违法行为亦不成立。从以上分析可知，原告针对华大鉴定中心投诉的九项违法行为并不存在。在执法程序上，被告为依法履行北京市司法局作出的京司复〔2018〕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时与原告针对投诉事项进行了确认，并依法重新履行了受理、调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分析研究、延长办案期限、作出被诉《答复》并向原告和华大鉴定中心送达的程序，其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针对原告的投诉事项作出的被诉《答复》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并要求被告针对其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光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于光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颖人民陪审员 马 静人民陪审员 冯建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黄 荣书 记 员 高建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