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金某1，男，195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浙江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金某2，男，196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国琴，女，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系金某2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幼蓝，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某1因与被上诉人金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5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金正水与李慧霞系夫妻，育有金某1、金某2两个儿子。金正水于2019年3月11日死亡。李慧霞于2010年3月19日死亡。李慧霞户经拆迁安置取得案涉房屋。填发日期为2008年11月4日的杭房权证西移字第0××5号房屋所有权证显示，案涉房屋建筑面积为257.43平方米，由李慧霞、金正水、金某1、高爱月共同共有；根据杭府纪要〔2006〕182号文件精神，该房为景区撤村建居用房，不得上市交易。2005年1月31日，金正水、李慧霞立下《遗嘱》，载明：“位于杭州市九里××幢××号的房产一处，是原由位于杭州市××路××号××房子拆迁安置的，安置的时候是按照我们两老以及儿子金某1他们一家三口共五人标准安置。现考虑我们的年纪大，为防止今后子女之间出现纠纷，立下遗嘱：上述房产中属于我们两老的份额，如我们两老任何一人过世，由在世的一人全部继承，其他人及各子女均无权继承并进行干涉。在世的一人继承后，有权决定上述房产中属于我们两老的份额如何处理。”当日，杭州市公证处就上述内容出具（2005）杭证民字第690号《公证书》。2011年11月27日，申请人金正水因继承被继承人李慧霞的遗产，向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2012年12月18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2）杭证民字第7302号《公证书》，载明：“一、被继承人李慧霞于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因在杭州死亡。二、继承人金正水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李慧霞遗留的财产：坐落在杭州市九里××幢××＃室的房屋中的共有份额，《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杭房权证西移字第0××4号。该房屋为李慧霞与金正水、金某1、高爱月共有，其中属于被继承人的份额为其遗产。三、据被继承人李慧霞的丈夫金正水、儿子金某1称，被继承人李慧霞生前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李慧霞生前与丈夫金正水立有共同遗嘱并经公证［公证书编号：（2005）杭证民字第690号公证书］，遗嘱中指定立遗嘱人任何一人过世，由在世一方全部继承杭州市九里××幢××＃室房屋。被继承人的丈夫金正水、儿子金某1对该遗嘱效力予以确认。四、本处根据申请人金正水提供的被继承人李慧霞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名址清单，向李慧霞的其他法定继承人邮寄了《确认遗嘱生效通知函》。截止公证书出具之日未收到他人对该遗嘱提出异议。兹证明被继承人李慧霞生前所立遗嘱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真实、有效。根据李慧霞的遗嘱，李慧霞死亡时遗留的上述个人合法财产应由其配偶金正水继承。”2012年3月，金正水左侧顶叶出血性脑梗塞。2012年9月29日，金正水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在姚振松、胡春艳的见证下订立代书遗嘱一份，载明：“我今年83岁，在立遗嘱时神智清醒，精神很好，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为避免今后子女之间出现纠纷，故立此遗嘱。因为我写字较困难，所以由我口述，严强代我书写本遗嘱，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振松律师、胡春艳律师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1、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路××号九里××幢××号××房产中属于我的财产份额（包括我继承妻子李慧霞的财产份额）由大儿子金某1继承，其他任何人均无权继承，亦不得干涉。2、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本人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各保管一份，继承开始时以该份遗嘱为准。”金正水作为立遗嘱人，姚振松、胡春艳作为见证人，严强作为代书人签字确认。订立遗嘱的过程进行了录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2012）见证字第35号《律师见证书》。2012年12月31日，案涉房屋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该房屋登记的权利人变更为金某1、高爱月、金正水（金正水占有50%，金某1和高爱月共同共有50%）。另查明，1.李慧霞杭州银行账号为1121××××0412账户余额为419.64元；2.金正水杭州银行账号为1121××××1026账户余额为0；3.金正水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1010××××4697账户余额为52.63元；4.金正水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1010××××8609账户余额为1915.66元；5.金正水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22××××3399账户余额为0.66元；6.金正水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1202××××7197账户余额为0；7.金正水杭州银行账号为1202××××3078账户余额为8881.02元；8.金正水杭州银行账号为1301××××2662账户余额为5621.40元；上述合计16891.01元。杭州市西湖街道灵隐九里松股份经济合作社2011-2019年股份分红均汇入金正水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1010××××4697账户。2019年3月11日，金正水死亡后，其遗体运回金某1家。当晚及次日上午，金某2及其妻田国琴与金某1发生争执，情绪较为激动，要求先处理遗产再办理丧葬事宜。2019年3月12日，金某1（甲方）与金某2（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杭州市九里××幢××号的房产权问题，乙方应享有六分之一产权，双方同意折合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付款方式：1、先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正；2、余款在三个月内付清。今后该房产属甲方所有。”金正惠、李某、任某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金某2的申请，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29日遗嘱落款处“金正水”的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后金某2申请撤回鉴定申请。金某2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金某2依法继承被继承人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九里××幢××＃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产权，金某1折价补偿给金某2房屋产权1／4份额对应的价值150万元；2.金某2依法分割现金遗产8446.3元及被继承人李慧霞分红1859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金某1负担。金某1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反诉案件诉讼费由金某2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本案争议的遗产包括两个部分：（一）案涉房屋中李慧霞、金正水的份额。（二）李慧霞、金正水的现金遗产。关于房屋部分，李慧霞、金正水于2005年1月31日共同订立公证遗嘱，载明案涉房屋中属于李慧霞、金正水的份额，如李慧霞、金正水任何一人过世，由在世的一人全部继承。该公证遗嘱内容明确，系李慧霞、金正水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李慧霞死亡后，金正水有权依据上述遗嘱继承案涉房屋中属于李慧霞的份额。金正水于2012年9月29日在律师的见证下订立代书遗嘱，载明案涉房屋中属于金正水的份额（50%）由金某1继承。金某2对该遗嘱效力有异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虽金正水在订立该遗嘱前半年左右发生过左侧脑梗塞，但从现有的录音等证据来看，金正水在订立该遗嘱时神智清醒、思路基本清晰，意思表示明确，且有两位律师见证，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该代书遗嘱为有效遗嘱。金某1有权依据该遗嘱继承案涉房屋中属于金正水的份额（50%）。金某2、金某1在金正水死亡的次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金某2享有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九里××幢××＃××的产权，金某1折价支付给金某2100万元。现金某1主张该协议系在胁迫情况下签订故要求撤销《协议书》。关于该《协议书》的效力，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金某2在被继承人金正水死亡后办理丧事期间因遗产分割问题发生争执，情绪激动，言辞不当，上述行为确有不妥，应予批评，但除言语外，并无其他暴力行为，尚不构成胁迫。金某1提供的监控视频并不完整，尤其缺少双方签订《协议书》前数小时的关键内容，无法反映整个纠纷的全貌。金某2、金某1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对于被继承人遗产的自由处分分配，双方均应按约履行。金某1亦无权以属于赠与为由要求撤销。故金某1要求撤销《协议书》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定案涉房屋中金正水的份额（50%）由金某1继承，金某1支付给金某2100万元。关于现金部分（存款、分红），现有证据显示，金正水、李慧萍的遗产中现金存款总额为16891.01元。金正水、李慧萍生前未就上述遗产订立遗嘱，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原、被告继承。原审法院确定上述银行存款由金某1继承，金某1支付给金某28445.5元。关于金某2主张的李慧霞死亡后其股份分红，因上述股份分红均汇入金正水杭州联合银行账号为1010××××4697账户，上述款项在金正水死亡前均已支取，而该账户余额金某2已在本案中要求作为金正水的遗产分割，故金某2要求分割该部分遗产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九里××幢××＃房屋（杭房权证西移字第1××0-1××2号）中金正水的份额（50%）由金某1继承，金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金某21000000元；二、李慧霞杭州银行账号为1121××××0412账户、金正水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1010××××4697账户、金正水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1010××××8609账户、金正水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22××××3399账户、金正水杭州银行账号为1202××××3078账户、金正水杭州银行账号为1301××××2662账户内余额由金某1继承，金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金某28445.5元；三、驳回金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金某1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30935元，由金某2负担10341元，由金某1负担2059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金某1负担。 宣判后，金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被上诉人“除语言外，并无其他暴力行为，尚不构成胁迫”，显然对民事胁迫的构成标准认识有误。（一）民法上的胁迫并不要求必须是“暴力行为”，恰恰相反，大量的民事胁迫表现为非暴力。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恐吓等不法手段对他人思想上施加强制，由此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民法总则》第150条释义）。即：行为人采用的不法手段，只需达到对受胁迫人造成思想强制，令其产生恐惧即可，不以“暴力行为”为要件。（二）民法上的胁迫不要求胁迫行为达到压制相对人的程度，且以受胁迫人自身个体而非任何其他人为标准（《民法总则》第150条释义）。是否构成胁迫，应以相对人是否陷入不自由的意思表示状态而定，针对相对人的个体情况考察，而不以他人的反抗能力、承受能力、心理素质、权重倾向等为参照，更不以强者为标准。胁迫行为不需要达到压制相对人的程度，不要求相对人处于不能求助、不能报警的状态，不能带着对“不完美受害人”的偏见去要求受胁迫人：一定要反抗，反抗要及时，要及时寻求帮助，要报警……（三）从检索到的构成胁迫的所有民事类案看，无一要求行为人实施暴力，无一要求行为强度达到压制相对人的程度，也无一要求相对人严重丧失意思自由，无一不是双方“和平”地、“顺利”地完成交接。总之，民事胁迫的构成标准在法律上是有定论的，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尺度也是统一的。如果胁迫行为必须是暴力，行为强度要达到完全压制相对人的程度，那是刑事要件中的胁迫标准；如果要求相对人丧失完全的意思自由、穷尽报警等救济手段，那么民事胁迫也早已终结，单纯的民事胁迫案件几乎不会出现。二、被上诉人的行为足以构成胁迫，且胁迫的严重程度超过所有认定胁迫成立的类案。本案中的胁迫严重性，不仅表现为行为人以将要给公民及其亲友造成损害为要挟，而且表现为客观上已经对死者的遗体、尊严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并持续恶化之中。（一）金某2夫妇的庭审陈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声称是因办丧事的方式没有跟其协商而起争议，事实是其在明知财产已由金某1按照遗嘱合法继承的情况下，赤裸裸地以语言威胁、以持续的加害行为及其持续恶化的损害后果为不法手段，索要钱财。1、两天完整的监控视频，清楚地再现了两人一左一右把守在金某1家唯一的门口，持续谩骂、威胁，没有一句不涉钱财，没有一句涉及丧事。2、声称冰棺本没到场，事实是拦阻搭丧棚、拦阻冰棺进场。需要说明的是，金正水2017年第二次中风后，已不能自主吞咽，全靠鼻食管提供养分，加上生前大量输液，以至全身浮肿。死后两天气温反常（最高气温超过20度，来往人员都着单衣），冰棺未及时进场，尸体腐化出水不可避免。3、声称3月26日（半个月之后）才知有遗嘱，事实是早就知道，且正因为知道遗嘱的法律效力才来闹丧。（二）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均由证人陈述，全程录音；金某1女儿文字记录，证人签字确认。虽然证人出庭时表述不完整，但金某2夫妇闹丧、阻拦搭棚、拦阻冰棺进场、让尸体发臭等基本事实，均与监控视频一致。（三）《协议书》上的两见证人（李某、任某）知道有遗嘱，而仍然要“见证”这个违背死者意愿的协议，显然不是为了尊重死者，不是出于跟死者的师徒之情，而纯粹是为了帮金某2要财。（四）本案2天的监控视频，金某1说话不超过10句，都是金某2夫妇在谩骂、威胁，阻挠冰棺入内，其他亲戚怎么劝都没有用。参加丧事的这么多人除了好言相劝，竟无可奈何，没法制止。可见，金某2夫妇一贯强霸，不仅金某1被其要挟，一众亲友也都被其捆住了手脚。综上，本案《协议书》完全是金某1因惧怕金某2的极端行为，眼看着父亲遗体和尊严被金某2损害，不忍父亲一生和善、死了还要被其侮辱，丧事被其搅停，在其恶行恶言之下被迫签下。金某1有权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三、退一步讲，即使胁迫不构成，金某1签下的《协议书》是一份赠与合同，其有权予以撤销。（一）《继承法》第二条、《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死者去世之时，便是金某1合法取得房屋之日。金某1签下《协议书》，实质是“被迫”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赠与对方。（二）金某2夫妇清楚地知道遗嘱的法律效力、知道必须通过非法律的极端方式才能把金某1手里的钱财变为自己的钱财，才如此不计后果地闹丧，以达到迫使金某1将财产“合法赠送”给他们的目的。故金某2夫妇对《协议书》的赠与性质是清楚的，是事先精准评估过和设计好的目标追求。《协议书》的性质由法律关系的内容实质所决定，《协议书》系金某2起草，“乙方应享有六分之一产权”即为金某1被迫“赠与”的结果。（三）原判认定“《协议书》……双方均应按约履行。金某1亦无权以属于赠与为由撤销”，意即：既然达成协议，就当按约履行，就无权以赠与为由撤销。该认定犯了常识性错误：赠与合同原则上是实践性合同，既是学理上的典型例子，也一直为我国法律所确认。《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针对的正是双方已达成的赠与合同。原判系对赠与合同特性的颠覆，是对赠与合同撤销法律制度的彻底否定。四、“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意情理法的交融平衡……注意辩证理解并准确把握……公序良俗等民商事审判基本原则”（《九民纪要》）。房产归金某1继承，是基于父亲的遗嘱；父亲立下这样遗嘱，是出于金某2带给他们的伤害（父母死后，仍遭他的难，就是明证）。金某2以闹丧的手段，以不惜对父亲的遗体和尊严造成实际且持续的损害相要挟，以达到索要钱财的目的，实属有违人伦，违背公序良俗，理应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迁就”了金某2夫妇的所作所为，表面上似乎只是维护了某项协议而已，实则损害了真正的意思自由，损害了整个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同时也是对赠与合同的性质和法律规定的违反），必然产生极为负面的社会效果。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金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金某1的一审反诉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金某2承担。 被上诉人金某2答辩称：一、金某2与金某1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民事法律中“胁迫”的构成要件有四点：第一，胁迫人主观上有胁迫的故意，即故意实施胁迫行为使他人陷入恐惧以及基于此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第二，胁迫人客观上实施了胁迫的行为，即以将要实施某种加害行为威胁受胁迫人，以此使受胁迫人产生心理恐惧；第三，胁迫须具有不法性，包括手段或者目的的不法性，反之则不成立胁迫；最后，受胁迫人基于胁迫产生的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即受胁迫人意思表示的作出与胁迫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金某1认为受胁迫的证据，仅仅是视频中的一些言语，并非如金某1所陈述是完整的，视频是不连贯的，中间有好几个小时是中断的，依法应当不予采信。金某1断章取义摘取的内容与实际视频内容存在出入，有部分言语并不存在，事实上，在办理丧事的整个过程中，金某2并没有说什么过激的语言，金某2的爱人确实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言语，而这些言语是因为金某1不尊重金某2，并且虚构一些事实所引起的不满才说的。人在情绪激动或发泄不满时说出一些不合适不得体的言语是人之常情，这也是我们常说生气时说的“气话”，而这些言语不可能让人产生恐惧心理，也不可能构成胁迫。更为关键的是：双方签订协议之前，金某2并不知道遗嘱的存在，作为被继承人金正水的法定继承人，签订协议分配遗产本来就是他的权利，而这份协议又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反而是吃亏的，那么金某2胁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金某1称金某2对于金正水把房产留给金某1是明知的，不是事实。金某2不知道遗嘱的存在，是协议签订后金某1未按约定支付，金某2多次催讨后，4月14日金某1才告知说有遗嘱（该证据被一审法院认定），但同时又不给金某2看。真正看到遗嘱，是在向法院起诉后，通过金某1递交给法院的证据清单中，才第一次看到。对于该事实，金某2在一审庭审时反复强调，金某1作为案件当事人自始至终参与了一审庭审，但对金某2所陈述的该事实从来予以否认或反驳，并且其自认了第一次告知金某2有遗嘱存在，是在头七结束的第二天，一审判决书中也明确：“头七结束的第二天，金某1主动打电话和短信联系金某2，告知有被继承人金正水的遗嘱，希望去公证处处理……”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金某2在办理丧事，签订协议之前对于遗嘱完全不知情，继承是行使自己正当的权利，不需要胁迫。在一审庭审中，无论是金某1还是证人，都一致确认金某2夫妇没有对金某1实施任何暴力行为，客观上也没有任何胁迫行为。此外，双方签订协议的地点为金某1的住所，当时也有其他亲友在场，金某1又从未失去人身自由，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形下，金某1没有理由害怕，故不存在胁迫的可能性。退一万步讲，即使金某1产生恐惧心理，其完全可以反抗、报警或向他人求助，金某1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主动找来见证人，一起协商房产折价的价格，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是基于恐惧心理而做出的意思表示。金某2夫妇已年近六旬，当时手无寸铁，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不存在任何手段上的非法性。而关于签订的协议，金某2作为合法的继承人，本就享有继承的权利，不存在任何目的上的非法性。综上，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金某2均没有胁迫的必要，也不存在胁迫的事实，金某2与金某1所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合法有效。二、《协议书》的性质不是赠与合同，而系双方对被继承人遗产自由处分分配的约定，金某1无权以属于赠与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该赠与的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单务合同。金某2与金某1签订的协议书并不是赠与合同。首先，金某1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其陪同被继承人去办理遗嘱见证的，遗嘱也在他手上，其自始至终清楚遗嘱内容，但在办理丧事及与金某2协商及签订协议的整个过程中，却从未提出过案涉房产有遗嘱，更没有表示接受遗嘱，更不要说表示愿意赠与金某2100万元；金某1从未有赠与表示，金某2更不可能有接受赠与的表示，双方之间完全没有赠与和受赠的合意。其次，从协议的内容上看，《协议书》上载明“杭州市九里松花苑32幢2单元的房产权问题，金某2应享有六分之一产权，双方同意折合100万元。今后该房产属于金某1所有。”该协议约定明显不符合赠与合同的表述，系双方协商一致对今后房屋的归属、份额的确认和折价补偿等进行了书面约定，金某1无权以赠与为由要求撤销。三、金某2有权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向金某1主张房屋折价款100万元。原审法院根据录音等证据认定金某1提供的遗嘱系有效遗嘱，金某2对此存在异议：遗嘱没有视频，仅有录音，该录音是否为被继承人金正水本人存疑，且录音是不连贯的，存在部分删除或截取的可能性，并且无法得知律师和代书人是否全程参与见证及代书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金正水立遗嘱时已是83岁高龄，立该遗嘱之前患有出血性脑梗塞并住院数月之久（脑梗死旧称脑梗塞，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指因脑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临床表现以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智力障碍为主要特征），录音中回答问题也是前后矛盾，同时金某1提供的材料及证据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订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亦不能证明该遗嘱内容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法理上而言，被继承人的见证遗嘱是否有效存在疑问，在没有有效遗嘱的前提下，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金某2之所以未提起上诉：是考虑到与金某1是血缘至亲，不想反目成仇，也是念及兄弟情谊而愿意退让一步；此外，也是不想再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审判人员的工作负担，因此，虽然金某2对原判对遗嘱效力的认定存在异议，但没有提起上诉。不论遗嘱是否有效，金某1均没有接受遗嘱，而是与金某2协商一致，对于房屋的归属及折价进行了约定。该约定不是赠与，也没有侵害国家和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情形，其性质也不是赠与合同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金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金某1、金某2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下午在金某1家中签订《协议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金某2及其妻田国琴在被继承人金正水死亡后办理丧事期间因遗产分割问题与金某1发生争执，部分言论确有不当，应予否定性评价，但并不能就此当然认定金某2一方构成胁迫。从本案的具体情况看，首先，金某1仅提供了2019年3月11日晚上与次日上午监控视频，而缺失最能反映双方之间真实情况的3月12日下午签订《协议书》前数小时的监控视频，金某1对该节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一审中相关证人证言也基本陈述对双方签订协议之事不清楚，由此可见目前的在案证据无法完整反映整个纠纷的过程；其次，考虑到双方签订协议的地点为金某1的住所，协议签订当时金某1一方仅有其夫妻二人，且有其他亲友在场作为见证人，在并无证据证明金某2一方存在其他施加压力的行为的情况下，仅依据金某2一方的相关过激言辞，难以认定已达到迫使金某1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程度。再次，在协议签订后，金某1也未通过报警或诉讼来依法维权，直至金某2提起本案诉讼后才以受到胁迫为由进行抗辩并要求撤销《协议书》。因此，承上分析，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书》系金某1在受胁迫状态下签订的事实，原审法院对金某1以此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另，金某1、金某2为继承分割父母遗产事宜经交涉后以《协议书》的形式确认金某2应得的房屋产权份额以及所对应的折价款，属于双方对被继承人遗产分配的约定，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金某1主张其有权撤销赠与的上诉理由亦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金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76元，由金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