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91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华，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民身份号码：411************015。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旭豪，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锐，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13************510。上诉人刘爱华与被上诉人樊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2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华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樊锐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刘爱华与樊锐存在款项往来且已结清，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侯公司）多次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往来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查明樊锐与刘爱华在2008年9月11日至2012年4月22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均没有刘爱华向樊锐转账的记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除了樊锐主张与刘爱华发生的四笔转账记录（2018年9月11日、2008年11月10日、2009年3月11日、2010年4月22日）以外，智建侯公司同样与樊锐存在几笔的款项往来的转账记录，分别是2009年9月10日、11日、14日、18日，该款项均是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的往来款。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11日替刘爱华向樊锐支付另案中不良债权投资的往来款，该事实经深圳中院作出（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而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18日向樊锐支付共100000元款项，是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的往来款。对此智建侯公司也出具了《说明》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而剩余的往来款项刘爱华也以现金形式向樊锐支付完毕，双方之间的往来款已经结清。原审法院不应仅凭樊锐所支出的银行流水，就认定刘爱华与樊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樊锐的主张与其转账交易习惯明显相违背，原审法院未查明下列事实。根据刘爱华调取樊锐在招商银行的《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樊锐的在其对外转账时的交易习惯是注明具体的用途，如2008年11月21日摘要显示为“往来款”、2009年3月17日显示为“房租”、“管理费”及“水电费”、2009年3月10日显示为“还款”、2009年7月22日显示为“代付款”、2009年12月22日显示为“借款”、2009年12月29日显示“代购买款”等等。而樊锐主张的转账记录所注明的摘要为“建侯款”、“中侨款”，却未明确注明为“借款”或借款相应的意思表示。如认定该几笔转账为“借款”性质明显不符合樊锐交易习惯，更不符合法律事实，且双方之间也从未签订过任何借贷合同。显然，以上四笔转账记录系双方发生的往来款，而非借款。(三）关于四笔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未查明下列事实。1.2008年9月11日一笔款项显示“转账”，而非双方发生的借款。就樊锐主张刘爱华购买深圳海龙王公司债权，其提供的（2017)粤03执恢225号执四及（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广州市鑫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并非刘爱华。樊锐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刘爱华曾购买过上述债权，更不能证明刘爱华购买上述债权向樊锐借款，而仅仅是双方发生的往来款。2.2008年11月10日和2009年3月11日两笔款项显示“中侨款”，系樊锐作的备注，而不能证明双方发生借款。就樊锐主张刘爱华购买深圳中侨实业公司债权，其提供的（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7号、388号民事判决书，既不能证明刘爱华曾购买过上述债权，更不能证明刘爱华购买上述债权向樊锐借款，刘爱华也从未购买过以上的不良债权，该款项仅仅是双方发生的往来款。而根据刘爱华向高士通中国投资3有限公司调取的证据可知,樊锐曾作为案外人罗晋欢的代理律师，代理其收购并处置对深圳中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5号、386号债权。如樊锐称（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7号、第388号民事判决书系刘爱华购买的债权，樊锐应当提供证据如债权转让协议或变更执行主体的民事裁定书等证明或者请贵院发函至执行法院档案室调取387号、388号两案的执行案卷，该两案债权的转让、处置与刘爱华均无任何关联。3.2010年4月22日一笔转账显示“建侯款”，系樊锐作的备注，而不能证明双方发生借款。樊锐提交一张显示为“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公司广州办事处”的名片，跟其主张刘爱华向其借款用于房屋租赁费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该名片的真实性存疑。所以，其提交的该笔转账说明不能证明刘爱华曾租赁过房屋，更不能证明刘爱华为北京公司租赁房屋向其借款。而“建侯款”指的是智建侯公司与樊锐的款项往来，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之间存在许多业务合作，因此而产生多笔的往来款。二、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樊锐未能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樊锐在提交了109860元的转账记录后，刘爱华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属于其他款项往来，刘爱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该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在一审庭审前，刘爱华已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樊锐于招商银行的银行流水，用以证明樊锐的转账为双方其他款项的业务往来款，而原审法院却认定刘爱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存在错误。根据刘爱华所调取的银行流水记录，对于樊锐提出性质为借款的四笔转账记录显示的摘要分别为“建侯款”、“中侨款”，该银行摘要结合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之间的往来款流水记录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许多的业务合作，樊锐向刘爱华所转账的几笔款项并非为借款，而是各种业务的往来款，且已结清。樊锐原审庭审中所补充的证据不良债权项目详细资产情况、（2017)粤03执恢225号之四及(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7号、第388号民事判决书、刘德健名片，刘爱华对其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些证据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无法证明任何事实。因此，樊锐在刘爱华举证抗辩后并未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认定存在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三、刘爱华与樊锐之间曾存在多项业务合作并产生多笔往来款，智建侯公司多次替刘爱华向樊锐代支付往来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11日替刘爱华向樊锐支付了往来款，2009年9月14日、18日两次共100000元也是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的往来款项。剩余的往来款项刘爱华已以现金形式向樊锐支付完毕，双方之间的往来款已经结清。樊锐的主张完全于法无据，法院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刘爱华的上诉，樊锐答辩称：一、刘爱华限期内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一审依法作出的相应判决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二、刘爱华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提交的材料均不是新证据，而是与本案无关其他材料及其利用智建侯公司的名义所做的辩解《说明》。刘爱华故意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三、刘爱华二审提交的材料，不是法律规定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证据，也不是其抗辩的双方的其他款项往来证据，其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中樊锐对刘爱华四笔转账所据以产生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证明作用。1.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证据一、二、三所涉及的债权与刘爱华向樊锐借款时声称要购买的债权不同，该三份证据与刘爱华上诉主张无关。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证据一、二、三是案外人罗晋欣所购买的债权文书编号为(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5号、386号，债务人均为深圳市中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刘爱华向樊锐借款时声称要购买的债权文书编号为（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7号、388号，借款人分别为深圳市中侨实业有限公司（387号）和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侨实业有限公司（388号），二者有明显区别。2.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证据四（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系案外人黄蕾与刘爱华投资合作法律关系，与刘爱华上诉主张无关。17700号民事判决书反映的事实系案外人黄蕾与刘爱华之间投资合作法律关系，与樊锐没有关系，樊锐只是作为黄蕾的代理人参与该案，刘爱华为了管辖需要，将樊锐作为被告，该判决法院一审、二审都没有确认樊锐与刘爱华产生合作。该判决不能证明刘爱华的上诉主张。该判决拒不调取智建侯公司银行流水、仅依据有利害关系的智建候公司单方出具的属于言辞证据的《说明》，就将证据证明的“往来款”性质认定为“债权出资款”而作出的错误判决，相关当事人在调取到了智建侯公司的银行流水后，正循审判监督程序对此予以纠正。3.刘爱华二审提交《说明》所涉及的事实，属于其他案件正在审理的事实。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说明》，将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智建侯公司对樊锐的两笔转账称为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往来款。该《说明》所涉及的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智建侯公司对樊锐的两笔转账，属于樊锐与北京智建侯之间直接的法律关系，属于正在审理的（2019)粤1971民初33773号案件所涉及的事实。刘爱华二审利用担任智建侯公司法人职务便利，以智建侯公司名义，出具虚假说明改变转账备注的用途；4.刘爱华二审上诉主张双方存在往来款项往来且已结清，智建侯公司多次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往来款，但刘爱华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刘爱华二审对往来款的内容、主体、性质、数额、期限等，均不能举证说明，应承担不利后果。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至四法律关系主体均非发生于樊锐与刘爱华之间，不能佐证刘爱华的主张。刘爱华二审抗辩存在往来款项且已结清，缺乏依据。刘爱华上诉状称剩余往来款项以现金形式支付完毕，双方之间往来款已经结清，缺乏事实依据。刘爱华主张智建侯公司多次代刘爱华向樊锐支付往来款项，应提交证据证明。刘爱华只提交了《说明》，该说明系刘爱华利用职务之便加盖了智建侯公司的公章，缺乏证明力。四、刘爱华二审提交的《说明》，不属于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规定，单位提出证明材料，必须要求单位负责人及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说明的陈述与智建侯公司2009年9月14日、18日银行流水备注的转账用途相悖，备注用途为“往来款”，该份说明属于虚假说明。从智建侯公司工商登记来看，刘爱华于2016年11月17日才被变更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爱华在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利用掌管公司印章的便利，于2020年7月6日出具该份《说明》。樊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爱华归还向樊锐借款共计10986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借款实际全部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樊锐于2008年9月11日向刘爱华转账20000元，于2008年11月10日向刘爱华转账30000元、摘要“中侨款”，于2009年3月11日向刘爱华转账52660元、摘要“中侨款”，于2010年4月22日向刘爱华转账7200元、摘要“建侯款”，共计109860元。樊锐和刘爱华在2008年9月11日至2012年4月22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均没有刘爱华向樊锐转账的记录。樊锐主张刘爱华于2008年9月11日的借款是为了购买原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对深圳市海龙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不良债权，2008年11月10日和2009年3月11日借款是为了购买原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对深圳市中侨实业有限公司的不良债权，2010年4月22日借款是为了支付刘爱华经营的智建侯公司在广州租赁办公室费用，为此提交不良债权项目资产情况、（2017）粤03执恢225号之四及（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228号、（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387号、388号民事判决为证。刘爱华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称刘爱华从未以任何理由向樊锐借款，樊锐是律师，刘爱华从事不良资产业务的投资，双方存在多项业务合作并按比例分配所得利益，因时间久远且文件丢失，刘爱华对“中侨款”、“建侯款”两个项目的内容记不清楚。樊锐则称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合作，樊锐与刘爱华经营的智建侯公司有一笔投资纠纷，案号为（2019）粤1971民初33773号，但与案件款项无关，因樊锐希望与刘爱华在不良债权方面合作，所以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利息，樊锐也没有向刘爱华催收过借款。刘爱华未在限期内向法院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业务合作往来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樊锐基于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案件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樊锐已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向刘爱华出借款项共计109860元，刘爱华抗辩该转账是双方的其他款项往来，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刘爱华的抗辩不予采纳。案涉款项与（2019）粤1971民初33773号一案的纠纷也没有关联或重合，樊锐在起诉前没有向刘爱华追讨借款不能视为放弃权利或同意免除刘爱华的债务。樊锐诉请刘爱华偿还款项10986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利息以10986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刘爱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樊锐偿还款项109860元及利息（以109860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48.6元（樊锐已预交），由刘爱华负担。二审期间，刘爱华提交七份证据。一、证据一债权转让协议，证据二（2006）和执字第128-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三（2006）和执字第116-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中侨款”的性质并非为樊锐所称的刘爱华借款购买中侨公司的不良债权，实际为案外人罗晋欢购买的不良债权，而樊锐是作为罗晋欢的代理律师，备注为“中侨款”的款项仅仅为了双方之间的往来款。二、证据四（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11日替刘爱华支付了另案不良债权购买投资的往来款。刘爱华及其关联公司智建侯公司与樊锐之间存在多项业务合作，因此产生了多笔往来款。三、证据五《说明》，拟证明于智建侯公司替刘爱华于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向樊锐支付了100000元款项作为往来款。四、证据六（2019）粤1971民初3377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七（2016）深仲裁字第2197号裁决书，拟证明在33773号案件中，樊锐声称该100000元（2009年9月14、18日）为智建侯公司与樊锐合作投资东振债权所获得的执行和解款，该说法仅是樊锐一面之词。在33773号案件的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该款项属于樊锐的投资收益款，且樊锐为东振债权处置的代理律师，更不可能享有投资收益款。另外，樊锐作为东振债权处置的代理律师，也曾以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向深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刘爱华支付其处置东振债权的律师代理费，但最终被仲裁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樊锐作为处置东振债权的律师不可能既主张要求律师代理费，同时又主张要求债权投资收益款。樊锐针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二审期间，樊锐提交三份证据。一、证据一，2020年6月8日银行出具智建侯公司《企业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2009年9月14日、9月18日智建侯公司对樊锐转账用途备注为“往来款”，不是《说明》称“刘爱华与樊锐的往来款”，是智建侯公司与樊锐之间直接的往来款，其实是智建侯公司与樊锐合作投资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而从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转来的执行和解款，该事实属于（2019）粤1971民初33773号案件正在审理的事实。二、证据二，（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开庭笔录》，该开庭笔录第9页证实智建侯公司在另案庭审中确认该100000元是智建侯公司与樊锐直接的其他往来款，不是刘爱华提交的说明中所述的刘爱华与樊锐的往来款。证据三，智建侯公司登记查询，拟证明刘爱华至2016年11月17日始作为智建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爱华利用职务便利，用智建侯公司的印章于2020年7月6日替刘爱华出具《说明》，该说明不能改变2009年9月14、9月18日银行转账备注的用途；同理，刘爱华2016年11月17日始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爱华，不能代表2009年9月14日、9月18日转账时的智建侯公司。刘爱华针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刘爱华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确认案涉款项属于樊锐出借给刘爱华的借款，并主张智建侯公司已代刘爱华向樊锐返还了100000元。根据刘爱华二审期间提交的（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上诉人（原审原告）为刘爱华及智建侯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为黄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为樊锐，樊锐同时为黄蕾在该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案中，黄蕾在上诉状中陈述：“该200000元转账（即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分别向樊锐转账50000元，共计200000元）实际是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樊锐偿还借款以及支付樊锐的投资收益款”。樊锐在该案二审的答辩意见为：“樊锐与黄蕾的意见一致”。（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认定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向樊锐转账共100000元为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支付给樊锐的债权出资款，该案未对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的两笔转账的性质作出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期间，刘爱华确认案涉款项属于樊锐出借给刘爱华的借款，但主张智建侯公司已代刘爱华向樊锐返还100000元，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向樊锐分别转账50000元是否用于代刘爱华归还案涉借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向樊锐分别转账50000元是用于代刘爱华归还案涉借款，理由如下：首先，樊锐既是（2016）粤03民终17700号案件的当事人亦是该案当事人黄蕾的代理人。樊锐在该案中表示其同意黄蕾的上诉意见。黄蕾在上诉状中，确认“该200000元转账（即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分别向樊锐转账50000元，共计200000元）实际是智建侯公司代刘爱华向樊锐偿还借款以及支付樊锐的投资收益款”。因此，对樊锐在该案中作出的陈述属于对该款项性质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智建侯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出具说明，内容为：“本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向樊锐各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用途：往来款。特说明，该两笔往来款系本公司代刘爱华（身份证号：41112**8*********）向樊锐支付的往来款。”智建侯公司出具的该说明的内容与其在另案中的陈述并不矛盾。综合智建侯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樊锐在另案中对智建侯公司向樊锐四笔转账性质的自认，本院认定智建侯公司于2009年9月14日、2009年9月18日向樊锐分别转账50000元是用于代刘爱华归还案涉借款，刘爱华已向樊锐返还借款100000元。刘爱华未能举证证明已向樊锐返还剩余款项，因此，刘爱华仍欠樊锐借款9860元，应向樊锐返还。双方未约定借款的期限及利息，故刘爱华应自樊锐起诉之日起向樊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860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爱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2783号民事判决；二、限刘爱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樊锐偿还款项9860元及利息（利息以9860元为本金，自2019年1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樊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1248.6元，由樊锐负担1136.6元，刘爱华负担1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97.2元（樊锐已预交），由樊锐负担2273.2元，刘爱华负担224元。刘爱华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樊锐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黎淑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温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