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5630号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平街5号院1号楼1F10-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CUAF1X。法定代表人：廖淑珍，经理。被告：刘荡尘，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沈阳市铁西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凌菲，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芬特丽公司）与被告刘荡尘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芬特丽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廖淑珍，被告刘荡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凌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芬特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0000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担任销售，原告为其缴纳社保。原告与员工均有《劳动合同》，没有理由不与被告签订。但原告的所有员工合同均放于保险箱内，且无备份。2020年5月，原告发现保险箱内合同丢失，于是立即报警，此案正在侦查中。此外，被告知悉公司保险箱密码，原告合理怀疑合同丢失与被告有关。因合同丢失，原告组织员工补签，被告拒绝。新冠疫情发生，政府号召延迟复工，减少聚集，装修行业暂停，公司安排员工有序待岗公司财务延迟复工，仅2月份工资延迟二个月支付，合理合法，不属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一、劳动仲裁片面地认定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书第八页第八行“刘荡尘表示仅签订过一份未盖章的空白劳动合同，该情况不符合劳动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裁决书第八页第十行“芬特丽公司虽表示与刘荡尘订的并非空白劳动合同，并加盖有公章，但该公司申请的证人张某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庭审陈述相互矛盾，且证人张某和王某均系芬特丽公司员工，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裁决书第八页第十六行“王某与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体现就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进行沟通，具体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无从查证”。裁决书第八页第十五行“芬特丽公司主张与刘荡尘签订的合同丢失，但受案回执并未显示处理结果”。综上所述，劳动仲裁委员会对该事实分析认定错误：第一，有证据表明，5月初公司劳动合同失窃，公司组织员工补签劳动合同，所有员工都回复同意，唯有刘荡尘在公司微信工作群当即表示“从未签过劳动合同，哪来的补签啊”。但在劳动仲裁法庭开庭时，刘荡尘由从未签过劳动合同，改口为签过空白劳动合同，这明显就是在撒谎。刘荡尘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什么要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荡尘跟公司签订的是空白合同。况且，她如果签的是空白合同，芬特丽公司只要在空白合同上填上相应的信息，就能解决其诉与公司无劳动合同这一问题。公司劳动合同失窃，无法拿出刘荡尘所称其所签的空白劳动合同，但是刘荡尘更是无法拿出公司与其签订的是空白劳动合同的证据。只有通过证人及佐证去证明，王某与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恰恰佐证了公司有签订劳动合同，且不是空白合同这一事实。且现在的劳动法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公司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需要双倍赔偿工资的，从公司对刘荡尘的工资付款记录显示，公司有能力按约定支付员工工资，没有任何理由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公司证人张某为新入职员工，提供证言证明知晓公司所有员工都签署过劳动合同，陈述了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是由王某与其签订合同，签订时还未盖章，签订后交给行政王某了”。公司证人王某陈述“是我与员工签署了劳动合同，有内容的，我手里没有公章，合同签完之后交由法人盖章了”。任何的合同签署都是先签字后盖章的，证人张某如实陈述事实，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庭审并不矛盾。张某为公司员工，王某为负责签合同的行政人员，只有他们清楚公司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且非凭空作证，劳动仲裁裁定其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第三、劳动合同丢失后，公司到顺义报警公司劳动合同失窃一事，怀疑刘荡尘有盗窃动机，顺义后沙峪派出所出警，做了笔录备案。派出所表示，丢失的是纸质文件，无法判断其经济损失，先给予立案，等产生损失后才能进一步受理，并非无处理结果。事实是新冠疫情期间，刘荡尘对公司对待岗员工每月发放2000元待岗工资不满，遂窃取了公司的劳动合同，且在正常上班期间，个人拒绝补签劳动合同，并以从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恶意索赔三万元。公司有理由怀疑刘荡尘有条件、有动机窃取公司劳动合同进行恶意敲诈，属于盗窃及敲诈勒索，且数额巨大。综上，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窃取合同后，为获取不当利益，明显前后矛盾的撒谎，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片面的认定公司未与刘荡尘签订劳动合同，判公司支付其双倍工资三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劳动仲裁片面地认定公司有未及时支付工资的情形，属认定事实错误。劳动仲裁委员会对该事实分析认定错误：第一、2020年2月新冠疫情发生，北京市政府发布，通知要求“安排职工工作应当采取错时、弹性等灵活计算工作时间的方式，不得造成人员汇聚、集中”；国门一号商场限制，一周只允许一人值班。公司属装修行业，疫情期间无法全面开展业务，北京市政府2020年4月14日才会议宣布对装修有序开放；综上，疫情期间财务2-3月合法待岗，4月复工后，4月7日给刘荡尘发放2020年2、3月份待岗工资共计4000元。疫情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政府扣缴社保都出了延期政策，所以财务2、3月合法待岗，待岗工资延迟到4月发放，属于合理合法。第二、公司付款记录显示，刘荡尘5月18日离职之前，公司足额为其发放了工资，不存在恶意拖欠的行为。第三、刘荡尘2020年5月18日之前在公司正常工作，19日上午11：56分，投寄出恶意捏造的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多次无故、多次未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主动提出辞职。其未履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辞职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公司的义务。随后罔顾事实、随意捏造，将公司诉至劳动仲裁法庭，索要高额赔偿，进行敲诈勒索，给公司造成损失及恶劣影响。综上，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有拖欠刘荡尘工资的情形，并判公司支付刘荡尘离职补偿一万六千元，属认定事实错误。被告刘荡尘辩称，我方认可仲裁裁决，不认可原告起诉状所列诉求、事实以及理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荡尘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芬特丽公司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2.芬特丽公司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拖欠工资28597.7元；3.芬特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4.芬特丽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未休年假工资18390元；5.芬特丽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延时加班费6896.55元；6.确认双方自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7.芬特丽公司支付2020年5月份销售提成2800元。该委作出了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3440号裁决:1.芬特丽公司自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与刘荡尘存在劳动关系；2.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3.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工资1904.8元；4.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758.6元；5.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2020年5月提成2800元；6.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000元；7.驳回刘荡尘其他仲裁请求。芬特丽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刘荡尘于2018年8月1日入职芬特丽公司，在国门商场担任销售岗位。2020年1月28日开始芬特丽公司通过“A芬特丽2019工作沟通群”（以下简称微信工作群）通知全体员工推迟上班；2020年2月25日，芬特丽公司再次通过微信工作群通知全体员工“国门场馆2月29日开始开业，允许一人值班，之后按商场要求安排复工”，该公司未安排刘荡尘值班；2020年5月5日，芬特丽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淑珍私信刘荡尘，表示“现在没什么客户，公司资金压力太大，还会是继续缩减状态度过困难期。”2020年5月15日芬特丽公司复工，刘荡尘正式上班。2020年5月19日，刘荡尘以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为由，向芬特丽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芬特丽公司于次日签收。刘荡尘月工资为10000元，2019年7月之后开始分两笔发放，由芬特丽公司对公账户发放3600元，由法定代表人廖淑珍发放另外一部分，发放时间为次月上旬。2020年2月8日和3月2日向刘荡尘支付了2020年1月工资3600元和6108元，2020年4月7日向刘荡尘支付了2020年2月和3月“疫情期间待岗工资”各2000元，共4000元；2020年5月3日向刘荡尘支付了2020年4月待岗工资2000元。刘荡尘主张自2020年2月29日，芬特丽公司具备复工条件，却恶意停工停产拖延复工，以新冠疫情为由拒绝员工复工要求，通知员工在家待岗，其2020年2月至4月期间在家办公，对于待岗工资支付周期、支付标准芬特丽公司均未明确告知，2020年1月工资中廖淑珍私人账户发放的部分6018元在其催促下于2020年3月2日进行了补发，2020年2月和3月工资各存在差额8000元。刘荡尘与廖淑珍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17日刘荡尘就4月7日打卡4000元询问是几月份工资，廖淑珍答复称是2月和3月的待岗工资，刘荡尘提出异议，表示其是按照公司通知要求疫情期间待岗，待岗工资应该协商，不能单方决定，且提出复工要求，廖淑珍则表示已经跟其打电话沟通协商过。芬特丽公司表示待岗工资符合法律规定，工资发放延时是因为疫情期间财务合法待岗。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刘荡尘表示签订过一份未盖章的空白劳动合同，没有给其一份，并提交与同事张某、靳某的录音记录予以证明。芬特丽公司认可录音记录真实性，但表示其公司负责行政财务的王某找员工签完字之后再找法定代表人廖淑珍盖章，因为疫情所以二人的劳动合同没有盖章，是刘荡尘将劳动合同拿走才知道二人的劳动合同没有盖章才去询问二人，恰好可以证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被刘荡尘拿走了，不然刘荡尘不会知道劳动合同未盖章的事实。芬特丽公司称王某2019年7月入职后与刘荡尘签订了劳动合同，后来劳动合同失窃，公司报案，公司请其补签，其表示拒绝。就此主张，芬特丽公司提交了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廖淑珍与刘荡尘的微信聊天记录、廖淑珍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受案回执予以证明，并申请了证人王某、张某和靳某出庭作证。廖淑珍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询问廖淑珍：“刘姐2018年7月15来的，这次合同签两年的？2018年7月15-2020年7月14日？”廖淑珍回复：“可以。”刘荡尘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仅能证明芬特丽公司有过想签署劳动合同这一工作沟通并不能证明芬特丽公司实际上与刘荡尘签署过劳动合同，且聊天记录可明确显示在2019年7月22日芬特丽公司还就2018年劳动合同签署进行沟通，可证明芬特丽公司在一开始即没有劳动合同签署及成文规定，受案回执只载明了廖淑珍对合同被盗一事进行报案，具体合同内容和处理结果、丢失合同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显示。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我在芬特丽公司属于兼职，北京正和天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也是廖淑珍的，我的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都在北京正和天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我自2019年7月1日在芬特丽公司任行政财务，我入职后跟刘荡尘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与廖淑珍进行了沟通，签完之后把合同交给廖淑珍，由廖淑珍审核盖章。我于2019年12月外地出差，12月底1月初时芬特丽公司需要保险柜钥匙，我就把保险柜钥匙闪送到芬特丽公司。后来发生疫情，到2020年5月份上班就发现劳动合同丢失，因为廖淑珍问我劳动合同在哪，我印象中是放在保险柜里，发现丢失了，就组织大家重新签署劳动合同，其他同事都补签了劳动合同，刘荡尘没有补签。与刘荡尘签订了二份劳动合同，刘荡尘在劳动合同上签完字后，由我交由廖淑珍签字盖章，我有看到廖淑珍签字，但没有看到她当场盖章。保险柜钥匙在我去之前由刘荡尘保管，我从刘荡尘手里接的钥匙和密码，保险柜存放与客户的销售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保险箱钥匙由其和廖淑珍共同保管，公章由廖淑珍保管，芬特丽公司没有用章流程和规定，劳动合同的后续保管以及发放登记均不负责，交由廖淑珍后应当由其负责。我知道劳动合同存放在保险柜里，我在保险柜里见到过，只看到过劳动合同的封面，没看到内容，具体是谁的劳动合同不知道。证人靳某出庭作证称：我在芬特丽公司担任设计助理，录音是在地库帮刘荡尘搬东西时，刘荡尘问了句，当时签劳动合同时盖没盖章，我签的时候确实没盖，然后行政王某拿给廖淑珍去盖的，王某跟我签合同时说了让我到廖淑珍处去领取合同，但是后来有疫情，到年底了也没时间去拿，后来劳动合同丢失，补签的劳动合同。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我在芬特丽公司担任设计师。我和芬特丽公司正常签署了劳动合同，王某将保险柜钥匙快递给我后，我放在了王某办公桌的桌子上，压在文件夹下了，刘荡尘来拿个人物品时，在地下车库，反复问了我几次劳动合同的事，王某和我签订劳动合同时不是空白的，只是没有盖章，王某说拿给老板盖章，让我过几天到他那领，但年底有事，就没领，廖淑珍之后并未通知我何时领取劳动合同。芬特丽公司认可证人证言。刘荡尘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三名证人均在职或受雇于其关联公司，与芬特丽公司存在直接利益关系，三名证人在证言大致内容上高度重合，细节部分含糊不清，有足够理由怀疑系芬特丽公司统一安排。另查，王某在仲裁开庭过程中表示其与刘荡尘签订过一份两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对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芬特丽公司支付刘荡尘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工资1904.8元、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758.6元、2020年5月提成28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首先，王某与廖淑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体现就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进行过沟通，具体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无从查证。其次，证人王某仅能证明廖淑珍在劳动合同上签字，但并未看到廖淑珍在上面盖章，王某在保险柜中看到的劳动合同仅为封面并不清楚内容，王某在仲裁和在法庭陈述的签订劳动合同的份数相矛盾。最后，芬特丽公司主张与刘荡尘签订的劳动合同丢失，但受案回执并未显示处理结果。综上，芬特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也不足以证明刘荡尘拿走了劳动合同，故刘荡尘要求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管理,且芬特丽公司属于家装行业，对其生产经营影响较大，故安排员工待岗，属芬特丽公司用工自主权的体现。顺义区仲裁委认定芬特丽公司支付给刘荡尘2020年2月至4月的工资不存在差额，刘荡尘并未对此提起诉讼，视为其认可裁决结果。关于芬特丽公司是否存在未及时支付工资之情形，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原因，芬特丽公司虽有延时发放工资之情形，但并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结合当时特殊情况，芬特丽公司延迟发放工资行为并不具有主观恶意，因此，本院对刘荡尘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自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与被告刘荡尘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刘荡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三、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刘荡尘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工资1904.8元；四、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刘荡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758.6元；五、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被告刘荡尘2020年5月提成2800元；六、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刘荡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000元；七、驳回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北京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庆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