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6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敦健，男，汉族，1973年1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桢茹，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凌香，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ＹＵＡＮＬＩＡＮＹＥ（袁连业），男，新加坡共和国居民，1965年11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毓斌，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墩健因与被上诉人袁连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粵0391民初2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郑墩健上诉请求判令：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7）粤0391民初2271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第一、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袁连业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袁连业承担。事实与理由：鉴于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2271号民事判决书，主要依据（2017）粤03民终18523号案件[以下简称：18523号案,原一审案号为：（2016）粤0391民初555号]认定的错误事实进行裁判。为便于二审能够快速明了的理清本案与18523号案的区别及关联性,请允许郑敦健作出如下简要介绍：1、18523号案件的涉案电站名称为“黄草电站”,袁连业在诉讼18523号案的过程中,撤回了有关本案的电站即“大黎一级电站”的相关诉求，故18523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只对黄草电站的权属及双方的履行情况进行针对性调查,并没有涉及“大黎一级电站”的相关问题。2、18523号案件正是因为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现正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审理过程中[案号为：（2018）粤民申5820号]。3、郑敦健与袁连业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正是因为18523号案件毫无依据的错误认定,导致即使明显有相反证据证明大黎一级电站的权属不是长兴公司所有的,但无论郑敦健怎么抗辩,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审法院依然无视相反证据的存在,执意机械适用18523号案件的错误认定,继续在原错误认定的基础上,作出错误的原审判决。现针对上述错误判决的具体错误,详列如下：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的权属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袁连业提交的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等权属证书显示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单位均是长兴公司,相关权益由长兴公司享有,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是向长兴公司发出同意其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批复和函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8523号民事判决书亦已经明确认定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但郑敦健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上述权属证书以及18523号民事判决书”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罗列的上述证书，其作为表面的权属证据，均发生在2015年1月9日之前，即郑郭健与袁连业认识之前。上述证据已被（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1号判决书”）的出现而覆盖,故上述权属证据不能够证明长兴公司拥有大黎一级电站。2、原审法院所谓已经发生效力的18523号《民事判决书》亦已经明确认定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实属“断章取义”的认定。18523号《民事判决书》称“袁连业与郑敦健签署《框架协议》,既包括了长兴公司49%股权的转让,也包括了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部分权益的转让,袁连业有权处分其股权和资产”。显然,18523号案件对于大黎一级的权益认定是因为大黎一级电站是袁连业的，而不是长兴公司的。而郑敦健与袁连业之间签订的《框架协议》却只有一个转让标的,即包含黄草电站及大黎一级电站的长兴公司项下49%的股权，而不是如18523号案件认定的“既包括了长兴公司49%股权的转让,也包括了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部分权益的转让,袁连业有权处分其股权和资产”,故原审法院对于该项认定明显属于断章取义。3、关于大黎一级电站的权属相反证据。（1）郑敦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袁连业自己的证据即由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于2012年12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显示涉案的大黎一级电站因没有成立法人公司,不具备开发基础。（2）郑敦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31号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出具时间是2015年11月20日,而郑敦健知情上述判决书却是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很明显,《证明》覆盖和否定了原审法院用以认定的所有权属证据,31号判决书加强肯定了大黎一级电站不是长兴公司的事实。（3）郑敦健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无权属争议的黄草电站项目主体公司,“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黄草电站分公司”的工商主体登记资料,以证明涉案的大黎一级电站与其相关的法人单位是“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二、原审法院认定郑敦健在本案的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的情形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郑敦健认为,即便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大黎一级电站权属是长兴公司名下,郑敦健也不存在违约。诚如郑敦健所称,2015年1月9日郑敦健与袁连业认识,此时的袁连业隐瞒了涉案大黎一级电站与吴国全存在纠纷的重要事实,袁连业自始至终也未提供郑敦健所需要知悉的相关权属凭证,即便到了双方对薄公堂,袁连业在18523号案件中提交证据时,都尚且无法提供原件,加之上述《证明》、31号判决书的认定以及袁连业“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失踪，均足以让郑敦健产生不安抗辩,且原审法院很多所谓的事实,均是郑敦健在诉讼过程中才知情的。原审法院把事后知情与履行过程中的因被欺瞒后而作出的行为完全割裂，对郑敦健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客观真实，依法维护郑敦健的合法权益,并支持郑敦健的二审请求。郑墩健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涉案电站已经不具备履行基础，理由如下：（1）涉案电站从袁连业提交的《贺州市水利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中可以看到，涉案电站已经不存在。其装机规模已经从原来的1500KW变成1890KW，装机规模的改变，意味着原电站已经不存在，而是一个全新的项目。需要经过完整的立项审批流程才能继续开发，且该全新项目已然不属于被上诉人，即上诉人郑敦建与被上诉人袁连业在2015年4月7日所达成的《框架协议》中达成的合意基础（如电站的作价、投入建设的金额等核心内容）已经不存在。（2）上诉人郑敦健拥有的长兴电力公司49%的股权已经于2019年10月17日开始被被上诉人袁连业进行持有，现被上诉人袁连业是长兴公司100%的自然人外资独资企业。故涉案电站的股权款已经没有履行基础。（3）退一步讲，即便涉案电站还在，涉案电站的付款条件至今没有成就。2015年4月7日至今，涉案电站未完成上游证件的办理，不具备开工条件。袁连业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判。理由如下：我国法律规定，个人不能作为电站的开发主体，必须成立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水电资源的开发。涉案大黎一级电站各项立项审批文件均是登记在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在股权转让给郑敦健之前系袁连业一人持有股权的独资企业，之后变更登记股东为郑敦健和袁连业，郑敦健取得了公司49%的股权，通过持有股权的方式享有了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益。至今没有任何的障碍或者案外人对大黎一级的所有权提出过任何异议，我方会提供贺州市水力局有关文函作为新证据。该文函是专门针对一审判决后，郑敦健向贺州市水力部门大黎一级是否属于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进行的答复，明确告知大黎一级就是属于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的。另补充一点，在本案一审判决后，由于另案中郑敦健欠袁连业黄草电站的股权转让款，前海合作区法院已经拍卖了郑敦健名下持有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49%的股权，买受人是袁连业。袁连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郑敦健向袁连业支付大黎一级电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4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4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0月18日起算，暂计至2017年8月17日为122500元，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郑敦健向袁连业支付违约金1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郑敦健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下列事实当事人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1.2015年4月7日，袁连业与郑敦健签订涉案《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为：经袁连业和郑敦健充分协商，长兴公司（含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整体作价1150万元，袁连业转让给郑敦健49%的股权（折563.5万元）。一、支付方式：双方约定黄草电站整体作价650万元，袁连业占331.5万元即51%的股份，郑敦健占318.5万元即49%的股份。大黎一级电站资源整体作价500万元，袁连业占255万元即51%的股份，郑敦健占245万元即49%的股份。黄草电站款项在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变更后三天内支付黄草电站余款168.5万元，如逾期不支付余款，作自动放弃股权处理，150万元定金不退还。大黎一级电站袁连业占255万元，郑敦健占245万元，郑敦健暂不支付袁连业245万元的转让款，留作建设大黎一级电站用，但郑敦健需写245万元的欠条给袁连业。大黎一级电站建设时，由郑敦健出资建设，袁连业的建设资金在郑敦健的欠款中扣减，扣减完所有欠款后，建设所有资金按持股比例分摊。二、签订此协议起长兴公司的所有收入和费用按持股比例分配。三、长兴公司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袁连业承担。四、长兴公司变更的工商执照由双方共同领取，共同更换新公章。五、袁连业负责开工许可证上游的所有证件、开工许可证下游的证件办理按持股比例承担。因开工许可的上游证件影响施工由袁连业承担，开工许可的下游证件影响施工由双方共同承担。施工期预计从开工之日起计算，施工期为18个月并完成发电，如果遇到困难，经双方同意顺延六个月的工期，如超过此期间，资金问题由郑敦健承担，证件问题（开工许可证的上游证件）由袁连业承担。六、大黎一级电站计划投资建设资金500-600万元。七、双方详细协议在签订此框架协议一个月内补充完成，此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违约方赔偿对方150万元的违约金。2.根据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真实性的打印日期为2017年7月7日的电脑咨询单显示，长兴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住所地为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股东为袁连业和郑敦健，法定代表人为郑敦健。3.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391民初55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长兴公司于2007年8月31日成立，系外国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6月12日之前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袁连业。长兴公司名下有两个电站：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2015年1月12日，长兴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新的章程记载了以下事项：袁连业与郑敦健共同出资成立本公司，股东郑敦健出资比例为49%,股东袁连业出资比例为51%；发出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任职书，选举郑敦健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通过了首次股东会决议，再次对上述变更予以确认。2015年6月12日，长兴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和营业执照的变更，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由袁连业变更为郑敦健。其中，袁连业占股51%，郑敦健占股49%。2015年6月25日，长兴公司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变更。5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郑敦健需向袁连业支付转让黄草电站的股权转让款168.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同时，郑敦健还需向袁连业支付违约金63.7万元。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3民终1852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8523号民事判决书）进行了以下内容的判定：《框架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长兴公司（含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整体作价1150万元，袁连业转让给郑敦健49%的股权（折563.5万元）”，因此涉案股权转让是在对包括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整体作价的基础上而达成的，郑敦健通过受让长兴公司的股权而受让了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在内的长兴公司的部分权益。郑敦健称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并非长兴公司所有，但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项目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电力业务许可证、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权益证书上的持证单位为长兴公司，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应属于长兴公司。郑敦健对这些证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故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这些证书的真实性。即使如（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相关证书只是电站权属的表面证据，但（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仍然确认了吴国全已经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给袁连业的事实，而袁连业与郑敦健签署《框架协议》，既包括了长兴公司49%股权的转让，也包括了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部分权益的转让，袁连业有权处分其股权和资产，郑敦健实现合同目的并无任何障碍。5.2012年12月19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向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经贸局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贺州市八步区大黎一级水电项目是我局批准由新加坡投资商袁连业先生负责投资开发建设的水电项目，根据水电建设项目法人制有关规定，水能资源开发权许可前需由投资商注册成立公司具体负责项目投资建设”。6.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真实性的形成于2018年5月22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25日，2018年3月19日核准注销，住所地在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股东为袁连业和贺州市桂岭七里水库电站。7.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系关于案外人吴国全与袁连业之间因买卖大黎一级电站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该案中，吴国全诉请袁连业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170万元，该案判决袁连业应支付吴国全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70万元，对吴国全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对于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资产还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问题，该判决认为“本案中，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应认定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吴国全的个人财产。……袁连业主张根据大黎一级电站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相关证书认定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但相关证书只是电站权属的表面证据，如有充分证据证实实际权属情况，相关证书不能成为认定权属情况的判定依据。……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吴国全个人出资购买，没有证据证明吴国全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为长兴公司的资产，因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吴国全所有。……”8.根据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真实性的袁连业提交的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作出的贺八水政函【2007】20号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贺州市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的批复、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作出的贺八水电函【2008】2号《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贺州市水利局作出的贺水行审【2018】10号《贺州市水利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显示的内容，上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等权属证书上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相关建设开发的单位均是长兴公司，上述贺八水政函【2007】20号的批复、贺水行审【2018】10号的批复以及贺八水电函【2008】2号函均是相关政府部门向长兴公司发出的其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函件和批复。9.双方当事人确认长兴公司在2011年10月26日进行了企业名称变更手续，变更前的名称是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名称是长兴公司。双方当事人亦已确认涉案黄草电站的所有权在长兴公司名下。10.涉案《框架协议》签订后，郑敦健没有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进行大黎一级电站的出资和建设。一审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如下：1.涉案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是否在长兴公司名下；2.涉案《框架协议》未能按约定履行的原因。对于以上争议事实，一审法院依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庭审质证情况，依照相关证据规则，分析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是否在长兴公司名下的问题袁连业主张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一直是长兴公司名下的资产，袁连业从吴国全处购买长兴公司100%的股权后，就享有长兴公司名下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益，大黎一级电站尚未开发，只是一个资源开发权，长兴公司就是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主体，不需要再另外成立负责开发的公司。袁连业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贺八水政函【2007】20号的批复、贺水行审【2018】10号的批复、贺八水电函【2008】2号函、贺州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月11日发出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及555号民事判决书、18523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郑敦健除对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外，对袁连业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关联性。郑敦健则主张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根本不在长兴公司名下，涉案《框架协议》在签订之时就根本上履行不能，其主要理由有：第一，根据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于2015年12月19日出具的涉案《证明》，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开发前需要进行法人制改革，需成立专门的公司具体负责项目投资建设，但截至目前，大黎一级电站至今没有进行资产转让，更没有将资产转入长兴公司名下。第二，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上述《证明》出具六天以后的2012年12月25日，且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安和村，与涉案大黎一级电站选址一致，郑敦健有高度理由怀疑涉案大黎一级电站在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名下，再加上（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袁连业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权属证书只是表面证明，相关证书并不能成为判断权属情况的依据，且该判决清晰的认定大黎一级电站不属于长兴公司名下，而属于吴国全的个人资产，因此，综合上述的证据足以证明大黎一级电站根本不属于长兴公司的资产。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确定的事实属于当事人无须举证的范围，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袁连业提交的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等权属证书显示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单位均是长兴公司，相关权益由长兴公司享有，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是向长兴公司发出同意其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批复和函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8523号民事判决书亦已经明确认定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郑敦健虽然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袁连业提交的权属证书仅是表面证据，但郑敦健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上述权属证书以及1852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的事实。其次，郑敦健虽然高度怀疑大黎一级电站是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所有，但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已经于2018年3月19日注销，从郑敦健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来看，大黎一级电站并未注册在该公司名下，故在郑敦健仅提交涉案《证明》而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情况下，郑敦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再次，虽然（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属于吴国全个人所有，但该判决亦认定吴国全已经将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出卖给袁连业，袁连业从吴国全处购买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时，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权益本质上属于一种资源开发权，并由长兴公司实际进行大黎一级电站的建设开发，且至今相关建设开发的权益仍由长兴公司享有，按照涉案《框架协议》的约定，袁连业向郑敦健转让长兴公司49%的股权时，同时将其享有的对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相对应的权益一并转让给郑敦健，郑敦健也因此获得对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的部分权益，郑敦健在履行涉案《框架协议》时并无任何实质障碍。综上所述，在郑敦健未能提交充分且有效的证据足以推翻1852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且在郑敦健已经实际获得长兴公司49%的股权以及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相应权益的情况下，其以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没有登记在长兴公司名下而不履行涉案《框架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涉案《框架协议》未能按约定履行的原因袁连业主张，涉案《框架协议》签订后，因郑敦健没有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出资建设大黎一级电站，导致无法选择施工方进行后续的开发，涉案《框架协议》没有履行的原因是郑敦健的根本违约行为所致。郑敦健则主张，因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不在长兴公司名下，且权属不明，导致涉案《框架协议》在签订之时就履行不能，再加上《框架协议》明确约定由袁连业办理上游的施工许可证，因袁连业没有按照约定办理完毕施工所需要的上游许可证件，导致郑敦健没有办法履行涉案《框架协议》，该协议未能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袁连业的根本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国务院于2013年5月15日公开发布的国发【2013】19号《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中的附件一第36项规定取消水利工程开工审批，袁连业提交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等证据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已经进行了前期建设的许可审批，并主张因郑敦健未按照约定出资建设大黎一级电站，才造成项目停滞，无法联系施工队，进而无法办理后续的施工审批，郑敦健虽然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且郑敦健也无法举证证明袁连业没有办理齐备开工所需的何种上游证件，依法应由郑敦健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郑敦健主张因袁连业没有办理完毕涉案大黎一级电站开工所需的上游许可证件而导致其无法履行《框架协议》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另外，郑敦健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本案，理由在于：1.（2017）粤03民终18523号案件正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案中涉及到大黎一级电站的权属问题，本案应等该再审案件审理完毕后再处理；2.郑敦健于2018年7月19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解散长兴公司之诉，案号为（2018）桂11民初19号，郑敦健认为，长兴公司是否解散是判定涉案《框架协议》能否履行的基础，故本案应等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第一，因（2017）粤03民终18523号案件是双方当事人关于黄草电站股权转让款产生的争议，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相关的联系，虽然郑敦健目前正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本案并没有证据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提审或者指令再审（2017）粤03民终18523号案件的情形，（2017）粤03民终18523号案件是已生效案件，本案的审理无需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第二，虽然郑敦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解散长兴公司之诉，但该案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对于解散长兴公司，双方当事人可以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的审理亦无需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当庭对郑敦健提出的中止审理本案的申请不予准许。以上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实认定后的事实构成了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所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袁连业是新加坡公民，本案属于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明确约定法律适用，涉案《框架协议》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框架协议》未能按照约定履行的根本违约方以及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判断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涉案的《框架协议》是袁连业和郑敦健真实的意思表示，因袁连业系新加坡公民，1852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涉案《框架协议》在签订之前已经获得外商投资审批机关的批准，该《框架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袁连业已经将其享有的长兴公司49%的股权以及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的相关权益转让给郑敦健，并于2015年6月12日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郑敦健已经成为长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享有长兴公司49%的股权。郑敦健则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支付黄草电站的股权转让款和大黎一级电站的出资款，但郑敦健却主张因大黎一级电站的所有权不在长兴公司名下和因袁连业未办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所需的上游许可证件导致其无法履行涉案《框架协议》，如一审法院之前的分析，郑敦健的上述抗辩理由均不成立，故本案中因郑敦健违反涉案《框架协议》的约定未出资建设大黎一级电站，导致大黎一级电站无法按期开发完成，该协议的目的已无法实现，郑敦健系履行涉案《框架协议》的根本违约方，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其次，涉案《框架协议》约定袁连业转让股权后，郑敦健先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将其用作投入到大黎一级电站的出资款，现郑敦健已经远超合同约定的期限未履行出资建设的义务，且亦提出解散长兴公司之诉，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继续合作的基础，涉案《框架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袁连业现诉请郑敦健返还股权转让款245万元以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袁连业主张因涉案《框架协议》于2015年4月7日签订，双方约定大黎一级电站的建设期限预计为18个月，故从2015年4月7日起往后推迟18个月，再加上给郑敦健10天的宽限期，故从2016年10月18日起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框架协议》约定大黎一级电站的施工期预计从开工之日起计算，施工期为18个月，2015年6月12日，在长兴公司49%的股权变更到郑敦健名下后，袁连业已经完成其合同义务，郑敦健此时理应出资建设大黎一级电站，但大黎一级电站却因郑敦健的未出资行为而迟迟未能正式开工，故郑敦健从2015年6月12日起往后推迟18个月都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袁连业诉请郑敦健支付股权转让款合法有据，且袁连业在本案中自愿多给郑敦健10天宽限期，故一审法院认定利息的计算为以24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6年12月23日起算并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再次，关于袁连业诉请的违约金应否支持。袁连业主张涉案《框架协议》约定违约方应支付150万元的违约金，因郑敦健未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开工建设大黎一级电站，造成大黎一级电站的盈利损失，郑敦健应向其支付150万元违约金。郑敦健则主张，在555号案件中，袁连业已经主张了违约金损失，其在本案中再主张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框架协议》约定的违约金150万元是关于履行该协议涉及大黎一级电站和黄草电站的相关事项而约定的违约金，袁连业在555号案件中主张的违约金是因为郑敦健违反约定未按时支付黄草电站的股权转让款而产生的违约金，而本案中诉请的违约金是关于郑敦健因违反《框架协议》的约定未出资建设大黎一级电站而造成其分红权益的损失，并不属于同一事项，故因郑敦健违反合同约定，依法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但本案中，郑敦健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共计245万元，袁连业主张15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本案的违约金数额为标的额即大黎一级电站股权转让款的20%，因此违约金确定为245万元×20%=49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敦健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连业支付大黎一级电站的股权转让款24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45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3日起算，按照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郑敦健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连业支付违约金49万元；三、驳回原告袁连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380元（袁连业已预交），由袁连业负担10024元，由郑敦健负担29356元。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向本院提交了证据。郑墩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明：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已于2012年12月12日终止了与佛山市华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关于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合同，并收回了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证明长兴公司根本不享有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第一组证据如下：证据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处理笺。证据二、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终止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合同的请示。证据三、合同书。证据四、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政府关于八步区电站项目合同的批复。证据五、八步区法制办公室关于区水电局请求终止大黎一级电站开发合同的审查意见。证据六、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合同到期终止合同的函及签收单。证据一到证据六共同证明2003年3月18日，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与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大黎一级等9座电站项目合同，2005年4月29日获批，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获得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初始取得人。2012年12月12日，因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进行电站建设，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根据合同约定终止了与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黎一级电站开发合同，并收回该电站的开发权。证据七、八步区水利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有效情况的说明。（证据第13页）证明合同终止后，政府收回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并且未列入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同时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还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发利用，有关部门不得审批。因此该证据足以作为长兴公司权属证据的相反印证。第二组证据证明：涉案电站并非长兴公司所有，而且袁连业拟将涉案的电站登记在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名下，并将涉案电站的权属材料作为大黎一级电站前置审批材料，其主观上在签订涉案《框架协议》时就存在恶意欺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约在先，破坏了双方的合作基础。第二组证据如下：证据八、袁连业本人的承诺书。证据九、证明书。证据八、九共同证明袁连业拟在贺州市成立新公司开发建设大黎一级电站。新公司的名称是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证据十、贺州市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档案材料目录表。证明袁连业成立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证据十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证据十二、关于调整贺贺计基（1999）40号文大黎一、二级电站建设规模的批复。证据十、十一、十二是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的前置审批文件、许可证。该两份证据是经过贺州市工商局查询档案章加注，两证据也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涉案电站权属证明的证据。证据来源是调取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的企业内档资料所得。第三组证据证明：退一步讲，即使大黎一级电站项目可以合法开发，但直到2017年10月11日仍无任何报建审批手续，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涉案的股权款支付条件也未成就。第三组证据如下：证据十三、农村电站安全隐患停工通知书。证据十四、贺州市水利局关于责令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停止施工的通知。证据十五、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转发贺州市水利局关于责令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停止施工的通知。证据十三、十四、十五证明大黎一级电站2017年仍未获得水行政部门初步设计批复等相关基建手续。证据十六、关于违法占地建设拦河坝的情况报告。证据十七、（2018）桂110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十六、十七证明袁连业以开发大黎一级电站为由与案外人李自雄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后因工程款支付问题诉至法院。从该案相关证据及判决中也可以明确看到，至2018年12月20日仍不具备开工建设条件。证据十八、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关于郑敦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据十九、贺州市水利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项目建设的复函。证据十八、十九共同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到2019年6月11日仍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证据十三、十四、十五通过政府公开信息取得，我方有盖章的文件。证据十六是另案李自雄与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的纠纷中取得的。证据十七是在裁判文书网上打印。证据十八是政府公开信息取得，也有盖章。第四组证据证明：长兴公司的股权已于2019年10月17日进行了工商变更，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袁连业100%持股，郑敦健245万元投资款已无支付基础。第四组证据如下：证据二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证据二十一、电脑咨询单。证据二十、二十一共同证明长兴公司的股权已于2019年10月17日进行了工商变更，袁连业100%持股。袁连业二审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贺州市水力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时间是2018年2月13日，出具人是贺州市水力局，证明目的因郑敦健明确不再履行出资义务，袁连业自行筹集资金，重新完善手续，贺州市水力局准予开发。证据二、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批复的答复。该文在最后一行表述“大黎一级电站规划装机容量1500KW，根据管理权限，该项目由市水力局进行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即表明大黎一级不归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管辖，其出具给郑敦健的文件没有任何行政权限。证据三、贺州市水力局关于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是否符合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意见。证据四、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关于确认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是否符合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请示。证据三、四共同证明：证据三是贺州市水力局对证据四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请示的答复，证据四中注明“八步区大黎一级电站为在建电站，经自治区水利厅水电发展局查阅，建设情况为在建，因此八步区大黎一级符合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项目”。证据五、贺州市水力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建设的复函（【2019】-81），这是针对郑敦健的信访进行的回函，该回函第二条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建设主体的问题表明“因此，在条例实施以前，八步区水利局许可授权、终止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开发大黎一级电站，以及允许长兴公司续建开发大黎一级电站，都符合当时的相关管理规定”，“条例实施以后，大黎一级电站根据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到有管理权限的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管理权限在市级。”庭审之后，郑敦建又提交一份贺州市水利局的复函【2019】-158号），证明袁连业提交的证据五、贺州市水力局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建设的复函（【2019】-81）已作废，以2019年6月11日作出的【2019】-89号复函为准。袁连业又提交以下证据：1、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登记证、开工备案等级表、工程开工令，用以证明涉案工程已由贺州市水利局重新批准同意开工建设。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2012年12月，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因佛山市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横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下达《关于大黎以及电站开发合同到期终止合同的函》，终止合同并收回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2017年10月，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向长兴公司发出通知，要求长兴公司对大黎一级电站立即停止施工，在未获得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及相关基建手续完善前不得擅自违规施工建设，将对长兴公司的电站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整改完成后，方可申请复工。2018年2月2日，长兴公司在广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请建设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项目。2018年2月13日，贺州水利局对长兴公司作出《关于贺州市大黎一级电站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2019年1月30日，贺州市水利局作出《关于大黎一级电站是否符合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意见》，认为大黎一级电站已开展了部分的前期工作，该项目属于在建电站，符合水能源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项目。2019年2月28日，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向长兴公司作出《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批复的答复》，该项目由市水利局进行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另查明，2019年11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申582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郑墩健对本院（2017）粤03民终18523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各方对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2017）粤03民终1852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郑墩健的再审申请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故该生效判决可以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根据该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和本案证据，袁连业提交的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申请书等权属证书显示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单位均是长兴公司，相关权益由长兴公司享有，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是向长兴公司发出同意其对大黎一级电站进行建设开发的批复和函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8523号民事判决书亦已经明确认定涉案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2012年12月因最初的开发方华横公司违约，导致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收回大黎一级电站的开发权，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注销于2018年3月，虽然袁连业于2012年12月19日在《承诺书》中向贺州八步区水利局表示拟设立新公司开发建设运营大黎一级电站，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大黎一级电站项目由广西贺州大黎电力有限公司开发。2017年10月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责令长兴公司停工整改、完善手续，证明大黎一级电站项目虽开发权被收回，但一直系由长兴公司实际续建。贺州市水利局于2019年1月30日确认大黎一级电站已开展了部分的前期工作，该项目属于在建电站，符合水能源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项目，证明该项目一直未变更实际开发方。综上，可以认为袁连业转让长兴公司股权时，将大黎一级电站项目的权益整体作价，不构成违约。《框架协议》并未要求郑敦健直接支付转让款，而是“暂不支付”，约定的是“大黎一级电站项目建设时”支付，对该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本院认为，转让前的长兴公司由袁连业一人独资，袁连业已经为了大黎一级电站项目进行了前期投资，其个人应向郑敦健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约定“暂不支付”，目的是为了推进项目的建设，郑敦健二审提交的（2018）桂1102民初151号判决证明2017年2月长兴公司已将工程项目引水工程承包给案外人李自雄，2017年10月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责令长兴公司停工整改、完善手续，虽然长兴公司的建设未完善手续，但长兴公司系对原工程的续建，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局亦是要求整改后申请复工，故在郑敦健变更登记成为长兴公司股东后，不能以建设手续未完善而认为公司投入的建设尚未启动，这不符合《框架协议》约定暂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目的，开工许可的上游证件影响施工的问题，可以按照约定由袁连业承担相应责任，但不影响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故本案起诉时支付条件已成就，郑敦健应支付股权转让款。袁连业在本案主张的违约金，与另案黄草电站的违约金不构成重复，一审调整为按照转让款20%支付，并无不当。由于郑敦健根据《框架协议》受让的长兴公司股权因黄草电站案件被执行，郑敦健在支付本案股权转让款后，有权对大黎一级电站项目享有49%的权益。综上，郑敦健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320元，由郑敦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刘   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佳（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