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25433号原告：陶秉银，男，194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吉家庄镇堡里头村**农民，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陶永红，男，197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河，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吉家庄镇堡里头村**农民，京市丰台区。原告：张海霞，女，1977年5月8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吉家庄镇堡里头村**农民，丰台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赞祥，北京欣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利，北京欣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文体路**。法定代表人：李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北京市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宝库，男，196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陈秀兰，女，195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南苑街道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陈媛俐，女，199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在读学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赵燃，女，198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热力集团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爱利，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艳，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与被告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下称丰台房管中心）、被告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赞祥、杨小利，被告丰台房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被告陈宝库、陈秀兰及被告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爱利、刘红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丰台房管中心于2018年5月30日与被告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四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陶秉银与陶永红系父子，陶永红与张海霞系夫妻，原告三人居住在丰台区南苑镇井泉胡同43号房屋（下称井泉胡同43号房屋）内。被告陈秀兰与陈宝库系姐弟，陈宝库与陈媛俐系父女，陈秀兰与赵燃系母子。丰台区南苑镇井泉胡同43号房屋系解放前的合伙企业“和义成”的财产。依据崇郁文、蒋桂轩、任勉、陶文會四人于1941年正月初六签订的合同，可以证实“和义成”的股东为崇郁文、蒋桂轩、任勉、陶文会四人。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井泉胡同43号房屋进行登记，在“户主”栏目中，以合伙企业“和义成”名义进行登记，在“男女”人口栏目中，登记为“男四人”，即四位股东。文革期间，井泉胡同43号房屋收归国有。1987年政府发还给“和义成”股东。原告陶秉银作为股东陶文會（当时已去世）的儿子接管该房南房三间，一直居住至今。同时，陈志林居住了北房三间，陈志林于2006年11月8日去世，其后代即被告陈秀兰、赵燃居住至2010年搬走。最近，诉争房屋被列入丰台区人民政府拆迁范围，丰台房管中心于2018年5月30日擅自与不是“和义成”股东的陈志林后人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原告三人在2018年8月28日信访材料中才得知这一情况。原告认为，虽然文革后无新房屋登记信息，但是有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确认房屋的所有人之一为陶文會。依据至今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8月3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登载的六间房，户主为“和义成”，人口为“男四人”。因解放前“和义成”相当于今天的合伙企业，四个男人可以理解为四个股东崇郁文、蒋桂轩、任勉、陶文會四人。为此，井泉胡同43号房屋应属四位股东所有。原告陶秉银作为股东陶文会儿子，享有合法继承权。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四人没有继承权，亦不享有43号房屋所有权。由此可见，丰台房管中心于2018年5月30日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四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丰台房管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中心曾拟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协商订立《南苑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我中心知晓涉案井泉胡同43号房屋存在争议，即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无法确认井泉胡同43号房屋的产权归属，故我中心出于避免矛盾激化的考量，在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字后，未在该补偿协议上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具体到本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我中心未在该补偿协议上盖章，故该补偿协议尚未成立。合同不成立，更无从谈及合同效力的问题。截至答辩之日，我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仍未订立补偿协议，亦未办理交付被拆迁房屋及结算手续。我中心认为，如原告认为其享有井泉胡同43号房屋的相关权益，应当积极搜集证据，证明己方有资格享有拆迁利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辩称：一、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井泉胡同43号房屋系1984年政府发还给陈志林所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53）规定“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没收、征收的房屋，已确权给他人或归集体所有的，应依法保护”。因此，根据该规定，1984年就已经确定该权利归陈志林所有，故原告强占房屋于法无据。二、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且没有任何利益受损的情况，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首先，原告不是涉诉合同当事人，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无权要求确认我方与丰台房管中心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其次，原告没有因为我方与丰台房管中心签订合同而遭受任何损失。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丰台房管中心并没有履行协议相关内容，我方更没有取得协议的任何利益，因此，现在该合同并未损害案外人利益，倒是因为原告多次干涉导致我方的拆迁利益并未实际取得，我方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三、我方与丰台房管中心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我方与丰台房管中心签订协议系因我方的房屋符合征收政策，经过拆迁单位的入户调查、材料审核等相关程序后，履行了自己的全部配合义务后签订的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我方与丰台房管中心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井泉胡同43号（旧18号、35号）原房屋于1966年9月文革期间交公。1984年4月2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发放《发还私房产权通知》，通知将交公的私房六间半予以发还，产权人可持通知到房产所在区房地产管理局换领房产所有证。该通知下方手签有“和义成”三字并加盖有陈志林人名章。同年5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落实房屋政策办公室发放丰落南字第00212号《落实私房政策通知》，载明：和义成代理人陈志林同志，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抓紧落实私房政策的指示精神，您在我区南苑井泉胡同18的房产共6.5间，我们已根据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的有关规定做了结算：请您于1984年6月13日以前到南苑房管所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办的，我们既按（84）市落房办字005号文件《关于落实“文革”中接管的私房政策（实施细则）的补充规定》处理。同年5月17日，陈志林代理办理涉诉房屋的发还手续，应交大、中、小维修费用、管理费及房地产税共1865.87元，应得款2140.48元，扣除应交款实得274.61元。陈志林接管后，对房屋以“和义成”名义进行了出租、修缮和管理。另查，中华民国三十年正月初六，崇郁文、蒋桂軒、任勉、陶文會四人签订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崇郁文、蒋桂軒、任勉及合同执事人陶文會议定在京南南苑开设麻铺一处字号和义成，三家共出资本洋三千元整共作财股拾佰整，崇郁文四百整，蒋桂轩一百整，任勉一百整，执事人与众伙共顶身股四百整，永久按东六伙四结算。每份年终核算清理一次，待至三年大算一次，若有盈余按股均分，设有亏累亦当照股公认自用。1951年京郊十一字第1381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南苑（行政村名）西新华（自然村名），户主“和义成”，人口“男四口”，房产坐落、间数、、地基亩数西头道街二十三号灰房壹间叁厘捌毫、井泉胡同十八号灰房陆间贰分玖厘贰毫。庭审中，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主张“和义成”共有9人经营，其中陈志林、陶文會、高星三、刘思贵、杨占时、杨振庭6人系以身作股，50年代陶文會去世，另外三位股东结算退出，陶文會后代没有参与，就由以身作股的陈志林接管，1984年政府也发还给了陈志林，还获得了以身作股的其余5人及后代的同意书。针对其主张，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提交陶秉臣、刘思贵、杨间云、杨志才、高丕元、高丕荣6人于80年代出具的证明、委托书。具体如下：1、陶秉臣于1984年10月24日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陶文会之子陶秉臣将原和義成座落在南苑井泉胡同“旧牌”18号小院一所计房屋院内房屋六间半同意将六人的产权改为陈志林壹人名下，特此证明。该证明加盖了蔚县吉家庄镇堡里头村村民委员会公章；2、高丕元于1984年10月25日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高星三之子高丕元将原和义成座落在南苑井泉胡同“旧门牌”18号小院一所计房屋陆间，同意将六人的产权改为陈志林壹人名下，特此证明。该证明加盖有尉县西合营镇北留庄村村民委员会公章；3、刘思贵19**年12月2日的证明、杨建云19**年12月3日的证明及杨志才1985年12月4日内容均与上述陶秉臣、高丕元出具的证明内容基本一致，杨志才的证明中显示杨志才系杨振庭之子；4、高丕荣于1986年2月1日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兹有已故人高星三之女高丕荣委托胞兄高丕元办理座落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镇井泉胡同新门牌35（旧18）号小院一所计房陆间半出售手续，并同意卖与陈志林名下，特此立书。该证明签有高丕荣姓名并加盖有蔚县西合营镇北留庄村村民委员会及蔚县西合营镇人民政府公章。高丕元1986年2月1日证明内容为：兹有已故人高星三之子高丕元受胞妹高丕荣委托和我本人同意将座落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镇井泉胡同新门牌35（旧18）小院壹所计房陆间半壹仟叁佰伍拾原人民币卖与陈志林名下永远为业，并勿反悔，特此立证。立证人：高丕元。该证明签有高丕元姓名并加盖有蔚县西合营镇北留庄村村民委员会及蔚县西合营镇人民政府公章。丰台房管中心认可上述证明、委托书的真实性。三原告均不认可，认为陶秉臣出具的证明中内容与时间是两个人的字迹，其他人不是股东或股东的后代。三原告表示不清楚“和义成”其他以身作股股东成员。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至丰台区档案馆查询1951年京郊十一字第1381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相关档案材料，未有相关档案。本院至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南苑派出所查询丰台区井泉胡同43号（旧18号、35号）户籍登记信息。在1949年的户籍档案（该派出所留存的最早户籍档案）中记载：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南郊分局南苑派出所户口登记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填，户别：铺户，名称：合義成蔴铺堆房，户次：正户，住址：井泉胡同**，迁入现址：一九四八八月二十，租赁或己产：己。户主：陈志林，男，三三，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生，未婚，汉族，察省蔚县，一九四六年开始在京居住，文化程度及毕业学校：小学一年，业别：蔴行，职位：店员，过去职位：在家种地，原籍黄村东，附注：堆房。（夥）伙：刘思贵，男，一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五生，一九四七年开始在京居住，文化程度：小学一年，业别：蔴行，职位：徒，过去职位：在家种地。学徒：高明星，男，二二，十一十六生，未婚，汉族，察省尉县，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开始在京居住，文化程度；私学五年，业别：商，职位：学徒，职业服务处所合义成蔴铺，过去职位：布商，附注（1952.2.24）。在1954年、1960年户籍档案中，未查询到井泉胡同43号（旧18号、35号）的相关户籍信息。再查，陶文會与乔国英夫妻共有三名子女，即长子陶秉银、次子陶秉臣、女儿陶秉春。陶秉臣、陶秉春均作出书面声明，放弃对父母在井泉胡同43号和西头道街23号合义成的两处房屋遗产的继承，其应享有的全部份额让给陶秉银继承。陶永红系陶秉银之女。陶永红与张海霞系夫妻。陈宝库、陈秀兰系陈志林子女。陈媛俐系陈宝库之女。陈秀兰与赵长义系夫妻，赵燃系二人之女。陶文會于1956年1月10日去世。陈志林于2006年11月8日去世。赵长义、陈秀兰、赵燃户籍均在井泉胡同**内。陈秀兰、赵长义户户籍迁入该地址时间为1986年11月1日，燃系1987年2月26日丰台报出生在此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西新华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西新华社区）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证明：兹证明社区居民陈秀兰、赵燃、陈宝库、陈媛俐居住在丰台区南苑井泉胡同43号（此证明仅限于提交拆迁办办理相关事宜使用，其他用途无效）特此证明。09年11月14日拆迁调查登记表载明：陈志林户主姓名赵长义，户户籍地址丰台区南苑井泉胡同**，册人口赵长义、陈秀兰、赵燃，长期居住不在册人口陈宝库、陈媛俐。三原告主张其长期居住在井泉胡同43号，并提交如下证据：1、暂住人口登记簿，显示：户主姓名陶秉寅，，住址井泉胡同35来客姓名:陶秉寅、石元梅、陶永清、陶永红，从何处来：河北蔚县吉家庄，登记日期：95年3月13日，暂住证延期登记：96.11，注销日期及去往何处97.4；2、西新华社区2006年6月12日出具的证明：兹有陶永红之子长住南苑井泉胡同43号，特此证明；3、西新华社区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证明：张海霞、陶永红及其子陶欣伟在我社区井泉胡同43号长期居住，特此证明；4、陶永红、张海霞居住证，显示其二人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9月29日居住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西南单街20号，2019年9月29日至2020年9月29日居住地址为井泉胡同43号。丰台房管中心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无法体现出与井泉胡同43号房屋关系。陈秀兰、陈宝库、陈媛俐、赵燃认为暂住人口登记情况应由派出所户籍户籍科开具，寅是否为陶秉银无法核实，西新华社区及居住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并非一直居住在井泉胡同43号。另，三原告户籍户籍均在河北。div>2018年5月20日，陈秀兰、陈宝库、陈媛俐、赵燃就井泉43号房屋共同签署《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房屋拆迁未进行产权登记房屋认定及分配承诺书》，承诺长期在此居住，不存在其他第三方对被拆迁房屋享有任何权利并对院内房屋进行了分配。同年5月30日、5月31日，四人根据上述分配承诺书分配房屋情况分别作为乙方与甲方丰台房管中心签署《南苑棚户区改造拆迁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乙方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房屋重置成新价、房屋附属物补偿价、各项拆迁奖励费及补助费。甲方按照不高于5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具体按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价格为准）向乙方提供相应安置房屋。四份协议甲方经办人处均已签名，但均未加盖丰台房管中心公章。四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六条6.1均约定：乙方应当于2018年6月14日前将被拆迁房屋腾空并通知甲方验收、交付甲方拆除。乙方向甲方交付被拆迁房屋前应结清水、电、燃气、通讯等与被拆迁房屋相关的各项费用，否则甲方有权从乙方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中予以扣除。6.2约定：乙方向甲方交付被拆迁房屋钥匙之日为乙方交付之日。乙方向甲方交付被拆迁房屋后不得再行主张房屋居住权利。第十一条11.1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丰台房管中心主张双方所签订的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未加盖丰台房管中心公章而不成立。陈秀兰、陈宝库、陈媛俐、赵燃不认可，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丰台房管中心提供的格式版本，当时应该签字盖章，但工作人员说不能带公章，就把协议带回去了，且当时也搬离了井泉胡同43号房屋，房屋已经不再由其控制。后丰台房管中心在拆除过程中遇到原告暴力阻挠，双方均到相关部门多次信访，所有答复均说合同已经成立，只是在履行过程中遇到问题。陈秀兰、陈宝库、陈媛俐、赵燃提交2019年1月21日、2019年1月25日拆房视频及照片、2019年1月29日赵长义、徐晓艳与丰台房管中心尚主任对话录音、申请书（主要内容为：陈宝库等申请自愿雇佣保安及拆除公司对井泉胡同43号房屋进行拆除）、井泉胡同43号拆除方案、2019年5月20日录音、2019年5月22日视频、2019年6月13日录音、人民网2019年8月19日留言及解答，佐证井泉胡同43号房屋门窗户均被拆除，陈宝库等被告协同拆迁公司员工收房，门窗户壁落地算收房，四个人被告已经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义务，协议合法有效。丰台房管中心尚主任在录音中也多次认可与陈宝库等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有效。前述证据材料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陈宝库等个人被告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后搬离井泉胡同43号并配合丰台房管中心及相关拆迁单位将井泉胡同43号房屋门窗户拆除，部分墙体拆，双方所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处在实际履行阶段。丰台房管中心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但未就此提交相反证据。三原告认为前述证据只能证明交房的事实，但交房是否合法和原告所诉无关。另，三原告陈述其在井泉胡同43号房屋居住，陈秀兰等被告2009年搬走，2016年搬回来，2018年6月4日又搬走了。又查，井泉胡同43号房屋拆迁政策依据系《南苑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细则》。根据该细则规定：被拆迁人只能选择房屋安置或货币补偿的其中一种拆迁安置方式，选择房屋安置的被拆迁人按原房建筑面积8500元/平方米获得补偿，对私有住宅房屋的被拆迁人，另外按原房建筑面积的重置成新价格给予补偿。被拆迁人应安置面积按照被拆迁人原房建筑面积的1.7倍认定，即应安置建筑面积=原房建筑面积×1.7。本院认为：本案首先应审查的焦点问题系丰台房管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四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双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丰台房管中心作为拆迁主体已在甲方经办人处签名，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亦分别在乙方处签名，双方所签合同已经成立。虽然协议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陈宝库等个人被告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后搬离井泉胡同43号并配合丰台房管中心及相关拆迁单位将井泉胡同43号房屋门窗户拆除，部分墙体拆除，双方所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处在实际履行阶段，故双方所签协议已成立并生效。本案争议焦点之二系丰台房管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四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否因双方恶意串通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三原告主张丰台房管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违反上述第二项规定而要求确认无效，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而适用该项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效力，首先需要证明签订合同的双方恶意串通。就本案而言，三原告主张丰台房管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应首先证明该协议的订立系双方恶意串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1949年户籍户籍登记载明井泉胡同**的户主为陈志林，为店员，且陈志林20世纪80年代接管井泉胡同43号房屋，并在接管后长期对房屋进行出租、修缮、管理，其去世后，子女继续居住在此，部分子女户籍亦户籍亦在此，管中心依据井泉胡同43号房屋历史来源、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提供的相关人员证明、委托书、在册户籍情户籍情况、况等因素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订协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同时，涉诉协议并未使得井泉胡同43号房屋的财产价值发生贬损，涉诉协议的签订只是使井泉胡同43号的房屋财产价值转化为安置利益，如原告认为自己对井泉胡同43号房屋的安置利益享有权利可另行主张。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涉诉协议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对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要求确认丰台房管中心与陈宝库、陈秀兰、陈媛俐、赵燃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14.78元，由原告陶秉银、陶永红、张海霞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桂华审 判 员 牛瑾婧审 判 员 张习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弘川书 记 员 刘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