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03民初13282号原告：王毅桓，男，196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雅晴，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庆伟，男，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莉娜，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男，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毅桓诉被告于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毅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已向被告还清了50000元的借款；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款项45211.47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支付自2019年2月28日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底，原告王毅桓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6年11月25日向被告借款50000元整，被告通过案外人于亮的账户于2016年11月25日转款50000元至原告的账户，原告确认50000元的款项为原告向被告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及第32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之规定，原告支付的99500元还款不仅远远超过了原借款，即便按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年利率3.85%*4=15.4%)来计算利息，该部分还款也已远远超过了法定最高额的利息，据原告统计，除去借款的本息外，原告多支付的款项合计45211.47元，按照上述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但被告仍多次骚扰原告，向原告追索还款，甚至到原告工作的厂房胡搅蛮缠，致使原告损失严重。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款项，被告多次骚扰原告，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于庆伟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答辩人不是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适格主体，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1.2016年11月25日，答辩人于庆伟与广州广利金融设备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毅桓，以下简称“广利公司”）签订《广州市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广利公司将荔湾区芳村沙尾桥西海工业区A幢7楼出租给于庆伟使用，租赁期限20年，租金10万元（实际租金是20万元，其中10万元是通过案外人于亮支付，10万元是现金支付）。2.被答辩人作为广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用个人账户代表公司进行收款、付款的行为，对相对方而言，具有常见一般生活情形的合理相信基础，即使被答辩人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也不影响租赁关系的性质。同时，原告作为广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使原告个人的行为与广利公司的行为存在相互代表、相互替代，对于相对方而言也难以辨认，基于一般常识加之以原告本人的表述，被告完全有理由认为两者的行为具有同一性。3.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提到的案外人于亮在2016年11月25日转账到被答辩人账户的5万元款项，并非是借款，而是上述租金的一部分，这通过于亮转账的时间与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相一致也可以相互印证。4.案外人于亮在2016年11月25日代答辩人转账给被答辩人的租金数额井非只有一笔5万元，而是2笔共计10万元，均是按照租赁合同中约定中的一笔转入被答辩人卡号为62×××75的账户、一笔转入被答辩人卡号为62×××84的账户。5.答辩人从未借款给被答辩人，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因为被答辩人作为广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产生的租赁关系导致的资金往来，再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既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也没有借款的记录，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借款关系。二、退一步讲，即使被答辩人坚称其与答辩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借贷关系，那么被答辩人借款的数额也并非是5万元，而是30万元，其转账给答辩人的款项尚且不足以支付本金，更不用提利息了。首先，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已经确认，案外人于亮在2016年11月25日转账给被答辩人5万元款项的行为是代答辩人行使的。其次，案外人于亮在2016年11月25日转账给被答辩人的款项并非只有一笔5万元，而是2笔共计10万元，均是按照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一笔转入被答辩人卡号为62×××75的账户、一笔转入被答辩人卡号为62×××84的账户。对于这一点，答辩人要特别提出：①答辩人与广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毅桓）签订《广州市厂房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5日，案外人代答辩人转账的时间也是2016年11月25日，两者在时间上可以相互印证；②转账的金额、次数、收款卡号均是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写明的，均相互一致：③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也承认，案外人于亮在2016年11月25日转账给被答辩人5万元款项的行为是代答辩人行使，也许是因为接收款项的卡号不同，其并未完全提供证据。再次，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实际租金是20万元，其中10万元是通过案外人于亮支付，10万元是现金支付。对于这一点，答辩人要特别提出：2017年5月15日，答辩人多次找到被答辩人维权要求交付租赁厂房无果的情况下，广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毅桓）与答辩人签订了《合约条款》一份，广利公司确认了尚欠答辩人20万元，特抵押A幢7楼给答辩人，但因被答辩人个人原因又抵押他人，所以自愿把B幢7楼交于答辩人使用，期限20年，同时又在下方备注：如果A憧7楼能让答辩人正常收取租金，则不使用B幢7楼，因此通过《合约条款》也可以印证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实际租金是20万元。最后，2018年6月20日，被答辩人提出因为B幢厂房水电费都是预交的，因此要求答辩人另付水电费押金10万元，同日，广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毅桓）出具《收条》份，确认收到了答辩人支付的水电费押金10万元。综合以上几点可知，即使被答辩人坚称其与答辩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借贷关系，那么被答辩人借款的数额也并非是5万元，而是30万元，其转账给答辩人的款项尚且不足以支付本金，更不用提利息了。三、签订租赁合同后，答辩人支付了20万租金，但是被答辩人却迟迟不交付租赁的厂房，因为答辩人多次到厂房处找被答辩人维权无果，也曾多次主动报警要求处理。因为被答辩人多次切断B幢7楼的水、电，导致答辩人无法正常使用厂房，所以答辩人又继续多次找到被答辩人维权，期间也多次主动报警希望得到公正处理，其中2019年3月19日，中南派出所出具《报警回执》。被答辩人提交的答辩人部分维权照片，也是答辩人自己主动拍照，并且主动发送给被答辩人的，都是希望被答辩人出面妥善处理租赁厂房一事，而不能避而不见。另补充：1.关于被答辩人转账给答辩人款项的说明，2016年11月25日广利公司和答辩人签订广州市厂房租赁合同，但是实际的出租人和收款人都是被答辩人王毅桓，因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厂房属于违建，并且被答辩人还将厂房出租给了其他人，所以无法交付给答辩人。在此背景下，被答辩人提出由其代收租金，每月7000元，扣掉每月1000元的管理费后，将每月剩余租金6000元交付给答辩人，因此产生了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转账记录。在此答辩人也提出几点：1.被答辩人将案涉厂房一房多租存在故意坑骗答辩人的情形。2.无法交付厂房后，被答辩人承诺的代收租金收益6000元每月，也没有按时支付，存在延期和未支付的情况。2.本案被答辩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实际不符且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形式，在外在方面没有借款合同或者其他存在借款的相关记录。在内在方面双方也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起诉认为被告通过案外人于亮的账户于2016年11月25日向其账户转款的50000元是其向被告的借款，但被告认为并非借款，而是被告委托案外人于亮向原告支付的租金。对此争议，从原告举证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显示的2016年11月25日于亮向原告账户转存的50000元的摘要/附言为“租金”来看，表面证据已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为租金，也与被告的主张相吻合。原告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款项是借款，原告也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及不能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的法律后果。由于原告主张的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毅桓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红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任 越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