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皖02民再32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霞，女，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仙强，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康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 法定代表人：朱桂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哨龙，安徽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鹏飞，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朱桂高，男，196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申诉人陈霞因与被申诉人安徽康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蓝光电公司）、被申诉人朱桂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皖02民终219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皖检民（行）监[2019]34000000121号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皖民抗1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屠源出庭履行职责。申诉人陈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仙强，被申诉人康蓝光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鹏飞、周哨龙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朱桂高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陈霞与朱桂高签订的《投资约定协议书》，其内容为陈霞投资康蓝光电公司的股权2%金额为200万元，朱桂高承诺该笔投资两年期的回报率为100%，若到期回报率低于100%则由朱桂高补齐，超出部分归陈霞所有，投资回报周期为2016年10月底。该协议书中没有关于公司管理、股权登记或代持、收益和风险的规定，也没有证据证实陈霞曾经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康蓝光电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陈霞列入股东名册。陈霞在该份投资协议中，仅仅承担提供200万元的义务，但享有协议到期后获取固定回报的权利，故该投资协议的性质宜确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二审判决认为该投资协议不具有借贷性质，应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还告知陈霞可就收益保底条款另行主张权利，实际并未对陈霞依据投资协议的有关约定要求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进行处理，应属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综上，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2民终219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遗漏诉讼请求。 陈霞申诉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中《会议通知》、《大会议案》均是打印件，无任何人员签字，无任何单位盖章，是否为2014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文件无从考证。其中《签到册》、《表决票》、《决议》有相关人员签字但无实质性内容，无从考证会议讨论和决议的事项。根据《公司法》和《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和决议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康蓝光电公司二审中提供的这些证据并非工商备案登记的证据，而是其私下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股东签到册》、《表决票》和《决议》上均没有申诉人的签字，说明申诉人不是康蓝光电公司的股东。《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因此，股东大会的决议不是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必要条件，相反的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倒是必要条件，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恰恰证明康蓝光电公司并未将申诉人列入股东名册。因此，二审判决依据“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认定申诉人与康蓝光电公司是股份转让关系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第2款规定“二审程序中新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二审法院未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错误地采信了康蓝光电公司提交的“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等证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记载有股东姓名、住所、持股额、比例等数据的股东名册才是确认股份转让关系的证据，二审仅依据“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就认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存在股份转让法律关系，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三、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康蓝光电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公示的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连续三个年度的企业年报均未将陈霞列为公司股东，也未将《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中所述的余春平、朱朝阳、李国权、陈锋、王小明、孟庆荣、吴光东等人列为公司股东。康蓝光电公司在二审阶段提交的“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是虚假的，康蓝光电公司及朱桂高并未将“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中所述的股份转让给陈霞等人。《公司法》第139条和14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权转让的应当以交付股票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为准”。申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康蓝光电公司并未变更股东名册，公开证据显示申诉人并未列入康蓝光电公司的股东名册中，康蓝光电公司及朱桂高并无意让陈霞成为公司股东，双方的真实合意并非股权转让而是借贷关系。综上，二审判决采信康蓝光电公司在二审阶段提交的“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股东签到册、议案、表决表、决议”等证据，并据此认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朱桂高之间是股份转让法律关系是错误的。请求再审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康蓝光电公司再审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在案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申诉人陈霞与被申诉人朱桂高确系股权转让关系。1、陈霞和朱桂高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投资约定协议书》中明确载明，由陈霞投资康蓝光电公司股权2%的投资款200万元，当时康蓝光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对应的2%的股权转让款应当是200万元，所以上述约定是具体而明确的，即由陈霞以200万元的对价，从朱桂高处受让康蓝光电公司的2%的股权，系典型的一个股权转让关系。2、签订《投资约定协议书》的次日，陈霞按照协议的约定，向朱桂高的账户转账200万元，转账用途备注为“股权转让款”，再次印证了双方系股权转让关系。3、原审中陈霞和康蓝光电公司各自提交了自已持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名称相同，协议书的最后一页的签署页也相同。陈霞对于康蓝光电公司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签署页的真实性也是不持异议的。撇开两个版本《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不谈，仅就协议名称和协议签署页所载内容而言，也能够证实双方事实上是签署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达成过股权转让的合意，只不过是因为双方签署形式不严谨，导致各方都无法有效举证而已。4、再结合康蓝光电公司提交的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股东签到册、议案、表决票、决议来看，该组证据能够证实被申诉人康蓝光电公司同意朱桂高将其原始股转让给陈霞，同意陈霞成为康蓝光电公司新股东，享受股东权利和义务。陈霞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完全是有保障的，同时该组证据还能证实康蓝光电公司当时正在准备新三板上市，与陈霞在起诉状中诉称的这个公司即将挂牌上市是相符的。5、《投资约定协议书》、转账用途备注为“股权转让款”的转账凭证，双方签字确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康蓝光电公司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资料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陈霞与朱桂高之间确系股权转让关系。相反，对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负有举证责任的陈霞未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行有效举证，仅凭借《投资约定协议书》中百分之百的固定回报率便认为双方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陈霞受让康蓝光电2%股份时，康蓝公司其实是一家准备新三板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两年百分之百的回报率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也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6、关于抗诉书中提到《投资约定协议书》中缺少公司管理股权登记，或者代持收益和风险的规定，陈霞参与经营、共担风险的证据缺失，陈霞未列入股东名册的问题。被申诉人认为在陈霞和朱桂高签字确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有关公司管理股权登记或者代持收益和风险的规定已有约定。股东登记与否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康蓝光电公司作为一个资合公司，并非所有的股东，都需要实际参与经营。共担风险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主体应有的义务，所有股东都应当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和风险。康蓝光电公司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对于陈霞股东身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确认，之后公司年报未显示陈霞股东身份，申诉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都要在工商登记中显示，即便没有将陈霞登记为股东，损害了其利益，陈霞也应当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主张相应的股东权利，而不是请求公司返还投资款。且是否载入股东名册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在我们已经确认陈霞和朱桂高之间的协议是一个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上，有没有登记她的股东身份，仅仅是合同有没有完全履行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合同本身的性质，不能因为这个合同履行没有到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股权转让关系，而变成民间借贷关系，这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二、抗诉意见书认为的二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的意见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已经对陈霞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其中就包括要求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在内，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问题。综上，被申诉人认为抗诉机关的意见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被申诉人朱桂高再审中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陈霞向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康蓝光电公司清偿陈霞投资本金200万元、利息88万元，并自2016年9月1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陈霞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朱桂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康蓝光电公司、朱桂高共同承担。 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陈霞和朱桂高系朋友关系。朱桂高系康蓝光电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23日，陈霞与朱桂高签订一份《投资约定协议书》，协议约定：“2014年10月23日由陈霞投资康蓝光电公司股权2%的投资款200万元，朱桂高承诺二年内投资如低于100%的部分由朱桂高补足，超过投资回报由陈霞所得，双方同意投资回报周期为2016年10月底”。2014年10月24日，陈霞向朱桂高汇款200万元，朱桂高将该200万元用于被告康蓝光电公司经营。后康蓝光电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2014年到2015年以后生产经营活动基本停滞，并于2016年7月14日被芜湖市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在法院执行案件中亦有多起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正在执行中。陈霞察觉异常后，多次联系朱桂高要求其返还投资款及利息均未果。2016年8月31日，陈霞诉至法院。 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陈霞与朱桂高签订的《投资约定协议书》的性质。该协议书内容为陈霞投资康蓝光电的股权2％，金额为200万元，朱桂高承诺该笔投资两年期的回报率为100％，若到期回报率低于100％则由朱桂高补齐，超出部分归陈霞所有，投资回报周期为2016年10月底。虽此处使用了“投资”一词，但“投资”并非严谨的法律用语，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其实际的法律性质。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陈霞出资后已载入了康蓝光电公司的股东名册，也无证据显示康蓝光电公司向陈霞签发了出资证明书。陈霞的出资并不具有让其成为康兰光电公司股东的目的，其投资款不能视为入股资金。同时，该协议书中没有关于公司管理、股权登记或代持、收益和风险的规定，而实际上陈霞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没有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只是根据协议约定享有保底的投资收益的权利，故其出资不符合法律关于股权投资的定义。陈霞向朱桂高提供款项，到期后返还并按约定的回报率支付收益，陈霞只负责收益而不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对公司经营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见，陈霞给付朱桂高200万元并约定到期后收回不低于100％的回报的内容更符合借款合同的要求，该投资协议实际上应为借款合同，在双方之间产生的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股权投资法律关系。二、关于康兰光电公司、朱桂高是否应对陈霞承担给付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朱桂高系康蓝光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虽与陈霞签订的协议只有朱桂高个人签名，但庭审中康蓝光电公司亦陈述该款是用于公司经营，而如前所述，陈霞与朱桂高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陈霞现诉请要求朱桂高、康蓝光电公司还款，朱桂高、康蓝光电公司应当对陈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陈霞于2016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此时康蓝光电公司已经处于经营异常状态，且在法院有多起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正在执行之中，截至本案开庭审理时，朱桂高、康蓝光电公司均未按照《投资约定协议书》的约定向陈霞履行给付义务，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虽协议书约定两年投资期的回报率不低于100％，但该约定明显过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现陈霞自愿将利率调整为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朱桂高、康蓝光电公司应共同归还陈霞借款本金200万元，并自2014年10月24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陈霞支付借款利息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遂作出（2016）皖0207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一、安徽康蓝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朱桂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陈霞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24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陈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康蓝光电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霞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以及提交的证据。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二审认定如下：康蓝光电公司二审提交的两组证据，该两组证据虽在程序上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但均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这一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故二审依法对该两组证据进行认证。对于第一组证据，即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股东签到册、议案、表决票、决议，陈霞质证称上述通知、议案均为打印件，无任何人员和单位签章，而股东签到册、表决票、决议虽有签字，但无实质性内容，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并未依法经过工商登记备案，不具有合法性；股东签到册、表决、决议均无陈霞签名，股东大会决议并非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必要条件，康蓝光电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上述股东会召开通知、议案、表决票和决议均载有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或内容，议案落款处均加盖有康蓝光电公司公章，股东会召开通知所载五项议案与表决票、决议所载内容相互一致，签到册所载股东名称与表决票所载内容亦相互一致，且上述证据材料反映出的康蓝光电公司增加股东人数、制定新三板上市进度计划等事实与陈霞一审起诉状所称的上市事宜相符。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故二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康蓝光电公司召开此次临时股东大会系为了审议表决朱桂高将部分股份转让给陈霞等事项，故陈霞并未参加，符合逻辑，且召开程序和会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会议之后有无将陈霞载入股东名册系属实际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行为，并不能以此当然推定在先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与否，故二审对陈霞就此提出的质证异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为与案外人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两份，该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与本案涉及的股份转让并无直接关联，仅以此推定陈霞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真实与否，欠缺逻辑和法律上的关联性。故二审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11月2日，康蓝光电公司董事会向其股东发出将于2014年11月18日召开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将审议表决有关朱桂高等四人向陈霞等人转让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工作时间表”等五项议题。其中有关新三板上市的议题载明了包括增资扩股在内的三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节点。后上述五项议题均获得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一审中，陈霞与康蓝光电公司均提交了一份就案涉200万元款项发生的《股份转让协议书》，陈霞提交的版本系复印件，其在一审庭审中对此解释称上述协议书签订在《投资约定协议书》之前，原件已由朱桂高收回。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最后一页格式和内容相互一致，该页抬头均载明“此页无正文，仅为《股份转让协议书之签署页》”，下方为陈霞与朱桂高签名。除此之外，两份协议书在页数、内容上均不一致。陈霞向一审提交的案涉200万元款项的银行汇款凭证在用途一栏载明“股权转让款”，汇款日期为《投资约定协议书》签订日期后一日，即2014年10月24日。陈霞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载明“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一致，二审对其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陈霞与朱桂高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是如陈霞与朱桂高之间为股份转让法律关系，案涉“投资回报”保底约定对其效力是否产生影响。 一、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中，就案涉200万元款项所发生的法律关系，陈霞主张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康蓝光电公司、朱桂高主张系股份转让法律关系。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陈霞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对有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需要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故陈霞应当对双方之间就案涉200万元款项存在借贷合意这一基本事实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为证明上述待证事实，陈霞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投资协议约定书》原件、《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银行汇款凭证原件。《投资协议约定书》直接载明了陈霞与朱桂高之间就200万元款项所达成的“投资约定”，银行汇款凭证直接载明了陈霞向朱桂高汇款200万元时的意图。故《投资协议约定书》和银行汇款凭证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有关证据证明力的规定，上述两份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基本依据，较其他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具有更高的证明力。从上述两份直接证据的内容上来看，《投资协议约定书》有关“投资回报”的保底约定并未涉及案涉200万元款项的返还问题，故以此约定无法当然推定双方之间具有借期一定、到期返还的民间借贷合意。该约定书约定了陈霞向朱桂高支付的200万元系对后者持有的康蓝光电公司股份的“投资”，虽然“投资”一词尚无法当然、直接确定该笔款项的法律性质，但陈霞在此之后的汇款，明确备注款项用途为“股权转让款”。两份证据内容相互佐证，证明了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10月形式上达成了以200万元为对价转让康蓝光电公司2%股份的合意。陈霞在一审中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系传来证据，与康蓝光电公司、朱桂高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原件内容并不一致，且陈霞在一审中对无法提供原件的解释，与该复印件第四条所载的“双方各执一份”内容相冲突，本院难以采信其理由，故上述复印件的正文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性质的依据。而无论是陈霞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还是康蓝光电公司、朱桂高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原件，其名称和最后一页所载内容均显示双方形式上达成的系股份转让合意，与上述两份直接证据的内容相互印证。民事诉讼中，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具有隐藏的法律关系时，不宜轻易否定由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所表现出来的外化法律关系。本案中，陈霞主张股份转让法律关系是“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实”，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在案证据可知，陈霞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书面证据证明其主张。在无有效的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履行行为只有在与前述书面证据表现出显著差异时，才可推翻书面证据所表现出的法律关系性质。具体到本案，上述协议签订和银行汇款后，康蓝光电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对案涉股份转让、准备新三板挂牌上市等事项进行了审议表决，该行为既与前述书面证据所显示的法律关系相吻合,亦与陈霞一审诉状提及的上市事宜相符。而载入股东名册应发生在陈霞与朱桂高达成股份转让合意、完成股份转让后由康蓝光电公司作出，仅以康蓝光电公司未履行这一登记股东信息的行为，即推断陈霞与朱桂高之间达成的系民间借贷合意，明显缺乏逻辑支持。至于有无向陈霞出具出资证明书并不影响本案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股份的规定，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系对有限公司的法定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并无此项程序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陈霞的举证显然并未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优势证据标准，一审认定陈霞与朱桂高之间名为股份转让、实为借贷，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予以更正。二、关于案涉法律关系的效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法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本案中，朱桂高向陈霞转让其持有的2%比例的康蓝光电公司股份，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有关股份转让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案涉《投资约定协议书》的约定，朱桂高承诺陈霞通过这一股份受让的“投资行为”在两年期限内获得至少100%的“投资回报”，即至少取得200万元收益。该条款涉及陈霞在成为康蓝光电公司股东后所获得的收益多寡，系案涉股份转让法律关系的附属条款，而非前置性条件，无论其效力如何均不影响朱桂高和陈霞之间股份转让法律关系的效力。根据在案证据可知，案涉股份转让法律关系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陈霞一审起诉主张返还投资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保底约定条款，陈霞可依法另行向朱桂高主张。综上所述，康蓝光电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二审遂作出（2018）皖02民终21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2017）皖0207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陈霞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30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840元，合计60240元，由被上诉人陈霞负担。 本院再审庭审中，申诉人陈霞提交康蓝光电公司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康蓝光电公司2014-2019年年报中均未记载陈霞为公司股东。 被申诉人康蓝光电公司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首先由于康蓝公司经营出现异常，不存在康蓝公司2016-2019申报过企业年报。其次股东变更不是都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再次协议的后续履行是否到位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 再审认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申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本院再审对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陈霞与朱桂高之间所签《投资约定协议书》的性质。一、陈霞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其与朱桂高所签协议的名称即为《投资约定协议书》，案涉款项的银行汇款凭证上也注明案涉款项的用途为“股权转让款”，故其应当预见投资风险的存在，对自己行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应当有所认知。二、陈霞就案涉200万元款项主张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对有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陈霞虽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投资协议约定书》和银行汇款凭证原件以及《股份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但《投资协议约定书》直接载明了陈霞与朱桂高之间就200万元款项所达成的是“投资约定”，银行汇款凭证也直接载明了陈霞向朱桂高汇款200万元时的意图为“股权转让款”。《投资协议约定书》和银行汇款凭证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有关证据证明力的规定，上述两份证据较其他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应具有更高的证明力，且上述两份证据内容能相互佐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10月形式上达成了以200万元为对价转让康蓝光电公司2%股份的合意，而非借贷合意。二审将上述两份证据作为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主要依据，再审认为并无不当。三、在完成《投资约定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银行汇款后，康蓝光电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对案涉股份转让、准备新三板挂牌上市等事项进行了审议表决，该行为既与《投资约定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所显示的法律关系相吻合,亦与陈霞一审诉状提及的上市事宜相符。该行为可以佐证陈霞与朱桂高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四、是否将陈霞载入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书，应发生在陈霞与朱桂高达成股份转让合意、完成股份转让后由康蓝光电公司作出，不能因为事后康蓝光电公司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而否认陈霞与朱桂高达成的股份转让合意；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股份的规定，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系对有限公司的法定要求，而对股份有限公司并无此项程序性要求。一审判决仅以康蓝光电公司未履行股东信息登记，未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以及陈霞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推断陈霞与朱桂高之间达成的是名为股份转让，实为民间借贷，二审认为不符合逻辑且缺乏证据支持，再审认为二审认定并无不当，且《投资约定协议书》中对投资款没有约定返还期限，二审认为本案性质应为股份转让，再审认为适用法律正确。至于朱桂高对陈霞所作的承诺应为案涉股份转让法律关系的附属条款，而非前置性条件，该承诺的效力如何并不影响朱桂高和陈霞之间股份转让法律关系的效力。若陈霞认为朱桂高未能兑现保底条款的约定，再审认为陈霞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抗诉机关及申诉人认为本案应为名为股份转让，实为民间借贷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且缺乏证据证明，再审不予采纳；申诉人请求再审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皖02民终21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承荣 审判员  傅少农 审判员  王习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施玛 书记员丁春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