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皖1203行初4号 原告郎在波，男，汉族，1980年6月7日出生，住安徽省太和县。 委托代理人曾庆超，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太和县马集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2003174604R。 法定代表人李秀岭，乡长。 委托代理人夏彩英，安徽浩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和县水利局，住所地安徽省太和县健康东路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2003174794Q。 法定代表人李和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寅，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刘永利，安徽浩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郎在波诉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太和县水利局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于2019年9月20日向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9月23日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皖12行辖16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郎在波于2020年3月23日在界首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知、太和县水利局河道管理行政通知案，界首市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需以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遂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本案中止诉讼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6月20日界首市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20）皖1282行初8号、（2020）皖1282行初10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对原告郎在波作出的《责令整改通知书》、撤销被告太和县水利局对原告郎在波作出的太水责通字（2019）第22号《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和太水通字（2019）第22号《限期清除河道行洪障碍物的通知书》。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皖12行终309号行政裁定，以太和县农业农村局系属案涉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主体，原告以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为被告属起诉主体不适格为由，一、撤销界首市人民法院（2020）皖1282行初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郎在波的起诉。本案中止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郎在波诉称，二被告借口原告在未取得养殖证情况下进行养殖行为（养鱼），影响黑茨河河道正常航行、造成事发水域环境污染和影响行洪，于2019年8月30日组织人力对原告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等进行野蛮拆除、破坏行动（太和县赵集乡人民政府为主要组织者），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持其做法的现实科学依据，其行为明显违法。实际上，涉案水域从来没有利用其水运价值，其主要功能在于防洪灌溉，在水面航行的都是附近渔民自然船只，对河道通行和行洪没有任何妨碍之虞；原告所养鱼种主要为“花白鲢”，较喜欢肥沃水体，以水藻等粘稠性食物为主，不仅不会造成水体污染，还起到净化水体作用；至于被告太和县赵集乡人民政府借口原告未取得养殖证问题，原告在涉案水域养鱼多年，得到相关部门默许和支持（有太和县水产局给其颁发的养殖培训合格证，同时，原告办有养殖场“营业执照”），原告养鱼行为早已符合颁发养殖证条件，即使原告养殖行为存在一点瑕疵，也是由太和县渔业主管部门不作为所致。二被告对原告养鱼设施联合野蛮强拆行为纯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事找事”的做法。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通知》相关规定可知，原告渔业养殖属于设施农业，其用地即使在地面也不要规划审批，何况原告渔场位于自然水域（本质是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合理利用），没有对土地资源造成任何妨碍，本来一直为当地政府鼓励支持产业，却莫名其妙成为违法行为，实在不可思议！根据《阜阳市农业委员会阜阳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9-2030年）》相关规定，原告养殖区域和水域及养殖种类符合该规划，位于养殖区范围内（属于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以外的河流、大中沟）。原告养殖行为没有任何违法情形，被告在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对原告养鱼设施实施拆除（拆除过程中还不准原告进行录像等取证行为），纯属于“野蛮执法”行为，该行为直接对原告重大财产权益造成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及《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三十八条第九款都规定，对于未取得养殖证的养殖户可以责令改正、补办证件或者限期拆除等多种方式，而被告直接对原告进行拆除，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原告养鱼多年，全家人就指望其营生，又有相关部门支持，没有对社会及环境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必须拆除的程度，被告行为也明显违背行政行为“比例原则”基本原则。原告养殖行为属于“大农业”范畴，即使存在“违法”情形，也主要应该由农业农村部门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处理。《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根据此两条规定可知，行政机关的处罚权要么由法律直接规定，要么由有权机关决定，而本案被告不能说明其具体权利来源，纯粹属于越俎代庖，明显不具备主体资格。原告在涉案水域进行渔业养殖达多年，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期间却没有对其制止或拆除，如果原告行为涉嫌违法的话，那么被告行为明显涉嫌“不作为”违法。程序方面，即使原告行为有所谓的违法之处，但被告在程序方面也严重甚至完全违法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本案中被告根本就没有履行“调查”这个必须的基本职责，更谈不上程序合法问题了。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被告根本没有对原告发出书面“催告”，更没有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被告根本没有履行此规定，在作出“限拆通知”后，就直接将原告设施强制拆除，根本都没下“强拆”的处罚决定，当然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本案原告全家就指望养鱼谋生，被告对其拆除，原告全家面临生存危机。《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本案中被告的“通知”不管是强制措施还是强制执行，都没有告知原告任何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综合以上，二被告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执法主体错误，违法执法，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不管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不管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完全是违法的。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对原告养鱼设施（渔网、渔具、房舍、渔船、冷库等）进行拆除、破坏的行为违法；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太和县马集乡人民政府辩称，一、认定事实方面，原告诉称被告“组织人力对其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进行拆除，明显违法”的说法,不成立。原告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在涉案水域擅自设置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安省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九)款之规定，原告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在涉案水域擅自设置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条的规定，以及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太和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太和县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太环委(2019)4号】》的要求,向原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原告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在原告逾期未改正的情况下，组织人力对原告违法设置的养殖设施及渔网具进行拆除，是维护法律得以实施的合法行为。因此，原告诉称被告“组织人力对其的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进行拆除，明显违法”的说法，不成立。原告诉称其“在涉案水域养鱼多年，得到相关部门默许和支持”，这一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其有太和县水产局颁发的养殖培训合格证，以及其办有养殖场“营业执照”，这些证件，均不能证明其有权在涉案水域享有设置养鱼设施的权利，更不能作为其在涉案水域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养殖的根据。二、适用法律方面，原告提及的《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农业健康发展通知》、《阜阳市农业委员会阜阳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9-2030)》，均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原告可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九)款之规定，在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涉案水域擅自设置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事实上，任何文件均不会允许任何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诉称其“在涉案水域进行渔业养殖多年,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期间却没有对其制止或拆除”，这一说法，并不能成为原告违法行为可以持续的理由。按照原告的上述说法恰好证明其违法行为一直在持续，作为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而且应当依法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因此，在适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三、在程序方面，原告未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在涉案水域擅自设置养殖设施及渔网渔具，并且影响航运和行洪。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九)款之规定，在2019年7月23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原告在29日前自行拆除养殖设施，并告知逾期不拆除的，有关部门将依法处理。尽管如此，原告未在限期内进行自行拆除，属地政府委托公证处对证据公证进行拆除。上述事实，有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以及原告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时的照片为证，证明被告马集乡人民政府已经履行了送达及告知义务，因此，程序合法。综上，原告擅自设置养鱼网箱影响航运和行洪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依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太和县水利局辩称，一被告具有依法作出《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和《限期清除河道行洪障碍物的通知书》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44条、第45条之规定，被告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作出以上《通知书》的执法主体。二、原告在黑茨河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养鱼网箱阻碍行洪的行为及违法建设房屋，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25条之规定。经查,原告在位于赵集乡××北黑茨河内共设置其他结构网箱13个，该网箱未经太和县水产管理局办理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并且严重影响了河势的稳定及妨碍河道行洪活动，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25条之规定在2019年8月23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太水责通字（2019）第18号和《限期清除河道行洪障碍物的通知书》太水责通字（2019）第18号，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该违法行为，并限三日内清除阻碍河道行洪的养鱼网箱及房屋，否则，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原告全额承担。三、被告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太水责通字（2019）第22号和《限期清除河道行洪障碍物的通知书》太水责通字（2019）第22号之前,属地政府（马集乡人民政府）已经根据阜阳市生态区域违法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太和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及太和县环境保护委员会太环委（2019）4号文件的要求在2019年7月5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在2019年7月20日之前自行拆除养殖设施,后原告自行拆除12个网箱，下余一个网箱由属地政府（马集乡）进行拆除。因此，原告所述强制拆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该拆除行为系原告自行自愿拆除。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违法擅自设置养鱼网箱阻碍行洪的行为及违法建设房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所述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且拆除行为系原告自愿自行拆除。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太和县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太环委（2019）4号）载明：县农业农村局是清理整治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水域内从事养殖生产的行政执法主体，负责核查沙颍河、黑茨河、谷河流域范围养殖证发放情况，对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从事养殖的养殖户，制定限期自行拆除告知书样式，由属地政府下达；在自行拆除时限内没有拆除的，要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下达强制拆除通知书，制定强制拆除工作方案，在属地政府配合下，依法予以强制拆除。据此，于2019年8月份组织人员对原告的养鱼设施进行拆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太和县农业农村局系属案涉行政行为执法主体。原告诉称案涉行政行为系被告组织实施，未能提供出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其养鱼设施行为违法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郎在波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登俭 人民陪审员  赵友坤 人民陪审员  范晓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朱伟红 书记员周梅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 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