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瑞添，男，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运森，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焕瑜，男，195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结，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梓盈，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钰钊，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上诉人黄瑞添因与被上诉人黄焕瑜、黄钰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3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瑞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焕瑜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黄瑞添与黄焕瑜、黄钰钊于1995年与中山市******委会签订《鱼塘租赁合同》，共同承包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下地名为“鱼栏角”的鱼塘64.9亩。刚开始时，由于三人不懂经营，只能合伙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慢慢掌握养殖技术后，由于各自产生较大分歧。三人于1998年开始分开三份各自独立经营，并明确划分了各自经营的界限（即划分为各自21.3亩）。之后，三人名为合伙，实则各自投资、独立经营、各担风险、自享盈余。三人之间并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共同投资和共同分配行为。只是按照出租方的要求由三人按各自份额统一缴纳租金。期间，三人商议同意拿出一部分鱼塘用于出租他人使用，租金所得并入交纳总租金之中。直到2019年，因政府要求办理水产养殖许可证，三人才正式签订了书面的《租用土地分割协议》。2019年5月，三人租赁的鱼塘因政府公共事业需要进行征收，但黄焕瑜和黄钰钊不同意政府的征收方案。因此，黄焕瑜和黄钰钊所经营的鱼塘留归其继续经营，黄瑞添经营的鱼塘则全部被征收，黄钰钊所经营的鱼塘被部分征收。其中，黄瑞添租赁的鱼塘被征收后，实际获得补偿款766260元，其中分给黄钰钊被征收部分款项44559元，另外还分给黄瑞添原来的拍档黄永森100000元。该款后来用于支付黄焕瑜所欠的租金。黄瑞添实得政府征收补偿款621701元。而其他经营者黄焕瑜、黄钰钊则继续经营其租赁的鱼塘。黄焕瑜以该征收款属于三人共同合伙经营所得的款项为由，要求按照当初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分配二分之一的政府征收款。但三人早已在1998年之后便分开各自独立经营长达二十多年。在二十多年中，三人从未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和共同分配，属于事实上的分伙。同时，三人在2019年已经正式签订书面分伙协议。所以，该征收款属于黄瑞添自行经营范围内的征收补偿所得，属于其个人收入，与他人无关。而且，黄瑞添经营鱼塘被征收的事实对于黄焕瑜、黄钰钊的生产经营活动未造成影响，政府部门也未对他们之间所经营的鱼塘进行征收，他们的权益并未受到侵害和影响，故黄焕瑜无权要求分配该征收款。一审法院无视三合伙人早已分开经营二十多年的事实，仅凭三人一起交纳租金的事实即认定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继续存在，黄焕瑜有权按照二分之一的份额分配黄瑞添所经营鱼塘的征收款35380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焕瑜的全部诉讼请求。黄焕瑜辩称：一、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只是各方为了办理养殖证的需要，满足政府部门的强制要求所签订的协议，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述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黄焕瑜即和黄钰钊就草拟了一份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的协议，协议的内容说明了当时签订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养殖证。三、根据本案涉及的征收范围，黄焕瑜的土地不在征收的范围内，但在征收谈判开始时，政府部门也是直接找黄焕瑜进行谈判。这说明各方在租用土地分割协议后，仍按三方2005年签订的协议履行。四、即使在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签订后，各方对土地进行分割，但始终还是按照原来的土地使用面积和方位进行使用，说明各方没有对土地进行分割。五、在土地分割协议签订后，黄瑞添也并非按照其所称的三分之一的比例缴纳租金。六、即使租用土地分割协议是有效的，也仅仅证明各方分开经营，其与2005年的协议属于两份独立的协议，故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不能排除2005年协议书的内容，2005年协议书关于征收问题的约定仍然是有效的，该协议的有效期从2005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17日，故本案征收的行为发生在该协议书的有效期内，相关补偿款也应该按照协议书进行分配。综上，请求驳回黄瑞添的诉讼请求。黄钰钊辩称：一、2005年的协议依然有效，征收所得应当按照2005年协议约定分配，黄焕瑜应当分得50%的补偿款，黄钰钊应当分得四分之一的补偿款。二、黄钰钊已退出经营，将承租鱼塘退出给他人承租。三、三人在1998年之后一起对外承租涉案土地，然后各自承租分割后的土地。三人具体的合作方式为各自经营各自负责经营范围内的盈亏，三人在1998年各自分开经营后就没有分红了，2005年的协议针对的是征收补偿的问题。四、三人签订分割协议是为了办理水产证。黄焕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瑞添、黄钰钊连带向黄焕瑜返还征收款453806元及支付利息（以45380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返还款项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四人大约自1995年起开始合伙经营虾场养殖。2005年10月18日，黄焕瑜（甲方）与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乙方）签订了《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俩场总面积共投资8股份，甲方黄焕瑜占4股，乙方占4股（4股之中黄钰钊占2股，黄瑞添占1股，黄永森占1股）；该面积合同签16年期，8股共享补偿及各等赔偿资产责任，到时补偿及赔偿责任共同商量，但一定由大股决定，小股无条件服从；该面积除去景顺场尾自己投资10亩外，不关黄焕瑜其总面积共同分享，此据。四人均在该协议书落款处签字确认。2006年左右，黄永森退伙，其个人所占部分全部转由黄瑞添继续经营。2015年12月10日，黄焕瑜与黄瑞添、黄钰钊（乙方）与石井经联社（甲方）签订了《鱼塘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土名“鱼栏角”鱼塘，面积64.9亩出租给乙方作水产养殖；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为期五年；全年租金为97350元；租赁期间，如国家、政府或集体需要征用该鱼塘用地时，乙方首先要服从退出，如上级有经济补偿，生产损失补偿归乙方（必须是直接养殖的承包户），土地补偿归甲方，同时甲方按照实际被征用面积减除乙方的租金。该合同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1月30日，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签订一份《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以下简称分割协议），约定“兹有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三人于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鱼栏角租用土地公64.9亩用于水产苗种生产，现分开三份各自己经营，每人用地面积应21.6亩，特此协议”。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民委员会在该协议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19年3月13日，黄焕瑜获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2019年3月14日，黄焕瑜、黄钰钊签订《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约定：一、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于2019年1月30日在石井社区写；二、写租用土地分割协议前三天经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商量拿到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之后即时废除，三人同意后上石井社区签写；三、在申请水产苗种许可证过程，到大涌农办搞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很多商量办法都不能够申请得到，只有用土地分割先可以申请得到。黄焕瑜、黄钰钊两人在该协议签字确认，黄瑞添在“作废协议签名人”处未签字。2019年5月，南部供水公司对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三人租赁的鱼塘中的部分鱼塘进行征收，对于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所涉及征收的虾塘及青苗补偿费用以及相关设施等补偿评估为907612元。上述虾塘中，黄瑞添所经营的范围全部被征收，黄钰钊经营的范围仅部分被征收，黄焕瑜所经营的范围未被征收。黄瑞添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个人收到征收款766260元，但其中将44559元转给了黄钰钊。黄钰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其个人另外还收到青苗征收补偿款198104元。黄瑞添基于曾经双方的合作关系另分配给了10万元征收款给黄永森。黄永森将该款用于支付黄焕瑜拖欠村委的鱼塘租金。黄焕瑜对此予以认可，并同意将上述10万元在本案诉求中予以扣除。一审庭审中，三方确认承租的“鱼栏角”鱼塘有部分出租给他人，每年收取租金45000元，所以三人共需承担每年租金52530元。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均确认，2019年之前是按照黄焕瑜缴纳二分之一，黄钰钊、黄瑞添各缴纳四分之一承担涉案鱼塘租金，黄瑞添代表整个合伙体向村委缴纳每年租金。而对于2019年后的租金，黄钰钊称因征收减少租金后其实际缴纳租金为10500元/年。黄瑞添则称签订分割协议后，减去出租部分的租金，剩余的租金由其三人按各三分之一的比例缴纳，即每人18300元，黄焕瑜称很难计算，同意其与黄钰钊各支付16500元，剩余的款项由黄焕瑜负责。对黄瑞添该陈述，黄焕瑜、黄钰钊均不予确认，且黄瑞添对其该陈述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另，黄瑞添提交的收款收据显示：2019年12月27日，石井经联社收取黄焕瑜、黄瑞添、黄钰钊鱼栏角64.9亩鱼塘2019年部分租金16500元和35300元，两笔合计51800元。关于分割协议，黄焕瑜、黄钰钊均称签订该协议并非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才签订的，签订该协议并不是为了真正分割财产，事后需要再签一份作废协议；黄瑞添则认为签订该协议后彼此已经分开经营，对于废除分割的协议其本人未签字，故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四人共同经营虾场，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四人于2005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其性质应为合伙协议。该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四人合伙期间，黄永森退伙，变更为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三人继续合伙经营，在未重新签订新的合伙协议情况下，该协议书对其三人依然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合伙是否在签订分割协议时已散伙；二、征收款应如何分割。关于焦点一。黄焕瑜、黄钰钊主张签订分割协议只是为了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并未实际履行；黄瑞添则抗辩分割协议真实有效，三方已各自分开经营。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按照常理，散伙应对合伙财产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处理，而分割协议除了约定将租用土地分开三份各自经营每人用地21.6亩外，再无其他约定，对三方合伙的其他财产及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根本没有作出任何约定，完全不符合常理。其次，三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分割协议，黄焕瑜在2019年3月13日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后的次日即立下《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并说明签订上述分割协议是为了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而不得已为之，黄钰钊亦在废除协议上签字确认。倘若签订分割协议时已经散伙，黄焕瑜、黄钰钊则完全没有必要另行制作签订废除分割协议的协议。结合三方签订分割协议时间以及办证的时间，黄焕瑜、黄钰钊的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最后,根据三方对于租金的承担，石井经联社的收据显示涉案合伙承租鱼塘2019年已交租金部分为51800元。若按照分割协议约定，三方应按照各三分之一承担租金。但是，黄钰钊却称其2019年应交纳租金为10500元，黄瑞添则称黄焕瑜口头要求其与黄钰钊各交纳16500元，两人陈述完全不一致。即使按照黄瑞添的陈述，其个人交纳部分亦并非是已付租金的三分之一，可见三人并非按照分割协议的土地面积交纳租金。因此，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采信黄焕瑜、黄瑞添的主张，认定三方签订分割协议只是为了办证，涉案合伙并未散伙。关于焦点二。虽然涉案被征收的鱼塘主要是黄瑞添、黄钰钊经营的部分，但由于上述已认定涉案合伙尚未散伙，亦未有证据证黄瑞添已退伙，故涉案征收款的处理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处理。协议书已经约定“8股共享补偿及各等赔偿资产责任”，故涉案征收款应按照合伙比例2:1:1进行分配。鉴于黄钰钊已收取征收款242663元（含黄瑞添给付的44559元），黄瑞添收取征收款721701元，合计964364元，现黄焕瑜诉请要求按照征收评估价格907612元予以分配，系其自由权利处分，未损害他人权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黄焕瑜应分得涉案征收款为453806元（907612元×½）。鉴于黄瑞添分配给黄永森的征收款10万元已用于代黄焕瑜支付应付鱼塘租金，黄焕瑜亦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故黄瑞添在本案中应收取的征收款为353806元（453806元-100000元），该款应由黄瑞添直接返还给黄焕瑜。另，黄焕瑜诉请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返还款的占有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黄焕瑜诉请要求黄钰钊对返还上述征收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于黄钰钊并未多收征收款，故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焕瑜诉求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钰钊抗辩合理之处，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黄瑞添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黄焕瑜征收款353806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53806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黄焕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8.59元（黄焕瑜已预交），由黄焕瑜负担1501.59元，黄瑞添负担6607元（黄瑞添负担的部分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黄焕瑜）。二审期间，黄焕瑜、黄钰钊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黄瑞添向本院提交了承诺函作为新证据，拟证明在涉案土地征收期间，大涌镇政府为了防止合伙人之间产生争议，由另一个人在政府签下了承诺函；鱼塘在1995年由本案三个当事人一起承租，后在1998年分开三份各自经营，三人在2019年1月30日签订租用土地分割协议，明确各人用地界址；该征收范围的青苗及第三人附着物属于黄瑞添所有，其他人没有意见；由此说明三人在1998年就分开各自经营，不存在合伙的事实。经庭审质证，黄焕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并认为该承诺书为黄钰钊单方所出具。黄钰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确认。本院另查明：1.黄钰钊于2019年11月20日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本人黄钰钊……为大涌镇石井社区土名‘鱼栏角’鱼塘（面积64.9亩）承租户之一。‘鱼栏角’鱼塘由黄焕瑜、黄瑞添及本人于1995年开始共同承租，由于各种原因，于1998年已对原租用土地平均分为三份（每份用地为21.6亩）各自经营，同时于2019年1月30日签署《租用土地分割协议》，明确个人用地界址。本人承诺，本次南部三镇取水口项目征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为黄瑞添所有，清晰无争议。”该承诺函上还加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存放于大涌镇征管中心”的内容，并加盖有中山市***********的印章。2．黄焕瑜获得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载明场址位于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鱼栏角，法人代表为黄焕瑜，总面积为21.6亩。3.二审庭审时，各方均确认：三人在1998年分开经营，各自负责自己经营范围内的盈亏；黄瑞添、黄钰钊已退出涉案鱼塘的经营，现涉案鱼塘由黄焕瑜与案外人经营。4.黄焕瑜在一审中提交的虾塘及青苗征收补偿费用评估明细表显示补偿的范围包括果树、虾塘、棚房、独立虾池等。5.黄焕瑜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本案涉及的合伙财产补偿主要是1995年后，大家按照黄焕瑜占50%的比例进行投资而形成的地上建筑物，而该建筑物在本次征收中获得相应的补偿，根据双方的约定，黄焕瑜享有补偿款50%的收益。黄焕瑜在二审中明确《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涉及倾丰虾场及景顺虾场，本案并不涉及景顺虾场。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黄瑞添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焕瑜是否有权向黄瑞添主张分配涉案的征收补偿款。本院认为，黄焕瑜无权向黄瑞添主张涉案的征收补偿款，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三方当事人均确认三人自1998年即分开经营涉案鱼塘，期间，虽然三人共同向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交纳所租赁鱼塘的租金，但三人均系独立经营自己占有的鱼塘，并自负盈亏。故三人的关系自1998年起即不符合合伙所要求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要求，三人并非合伙关系。此从三人在二审中已确认黄钰钊、黄瑞添已实际退出涉案鱼塘的经营而三人并未对黄钰钊、黄瑞添退出经营前的债权债务等事宜进行清算的情况，亦能印证三人自1998年起即不存在合伙关系。同时，因三人原系共同向中山市大涌镇石井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承租涉案的鱼塘，基于该对外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三人在分开经营后，仍共同向出租方交纳租金，符合常理，但不能据此认定三人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三人共同向出租方交纳租金的情况，认定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并据此认定黄焕瑜有权向黄瑞添主张涉案补偿款，理据不足。第二，根据三人签订的《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的内容可知，三人在2019年1月30日即明确三人分开经营，每人各用地21.6亩的事实，且该协议上有当地居委会加注的情况属实的意见及印章，证明效力较强。虽然黄焕瑜主张该分割协议系为了办理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并提交了其与黄钰钊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废除租用土地分割协议》，但该废除协议上并无黄瑞添的签名确认。同时，黄焕瑜亦未举证证明其所称的，其取得上述许可证必须签订上述《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的事实，故黄焕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同时，黄钰钊在2019年11月20日出具的承诺函已明确涉案“鱼栏角”鱼塘由三人各自经营，每人经营土地为21.6亩，并明确此次征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为黄瑞添所有，清晰无争议。黄钰钊出具的该承诺函的内容与三人在庭审中所述的三人各自经营鱼塘的事实基本吻合，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在该承诺函中，黄钰钊并未提及三人签订上述分割协议系为了让黄焕瑜取得上述许可证。故黄焕瑜所称上述分割协议并非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三人签订的涉案《租用土地分割协议》系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对于三方权利义务的明确和约定。而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三人各自占用21.6亩土地用于生产经营。现黄瑞添经营的鱼塘被征收，则因三人并不存在合伙关系，故相应的补偿款理应由黄瑞添所得。第三，虽然涉案的《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约定了黄焕瑜、黄钰钊、黄瑞添、黄永森各自的占股比例，但该协议约定内容涉及倾丰虾场及与本案无关的景顺虾场，无法确认该占股比例与涉案虾场的对应关系。同时，该协议一方面约定“共享补偿及各等赔偿资金责任，到时补偿及赔偿责任共同商量”，另一方面又约定“但一定由大股决定，小股无条件服从”，可见该协议对于补偿问题约定不明。此外，如前所述，三人在2019年已签订分割协议，明确三人各自经营范围，故分割协议已改变上述《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约定的内容，黄焕瑜无权以该协议书的约定主张黄瑞添向其分配补偿款。第四，虽然黄焕瑜主张上述《倾丰虾场景顺虾场协议书》约定的补偿分配问题针对的系三人按原有投资比例兴建的地上建筑物的补偿。但黄瑞添获得补偿的范围包括其经营土地上的果树、虾塘、棚房、独立虾池等，并非全部均为地上建筑物。同时，从二审庭审时三人共同确认的事实来看，黄瑞添、黄钰钊已退出涉案土地的经营，剩下黄焕瑜与案外人继续在涉案土地上共同经营，按照黄焕瑜的说法，黄焕瑜现与案外人占有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等物品，则黄瑞添、黄钰钊退出经营时，三人应对共同投资的地上的建筑物进行清算并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相应的补偿款。但黄焕瑜并未举证证明黄瑞添、黄钰钊退出经营时，三人已进行了上述清算或黄瑞添、黄钰钊已取得了相应的地上建筑物的补偿款。因此，从公平的角度而言，黄焕瑜亦不能向黄瑞添主张分配涉案的补偿款。此处理方法亦与黄钰钊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的“本次南部三镇取水口项目征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为黄瑞添所有，清晰无争议”的内容相符。综上所述，上诉人黄瑞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33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焕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08.59元（黄焕瑜已预交），由黄焕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08.59元（黄瑞添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黄焕瑜负担（该款黄焕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迳付黄瑞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岳文审判员  吴合波审判员  马燕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