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6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明石路。 法定代表人张军根，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洋，男，198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云成，男，195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吴雨浓，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野风现代中心****。 负责人王辉，经理。 上诉人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以下简称急救中心）因与被上诉人赵洋、赵云成，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17日10时许，张飞驾驶急救中心所有的浙ＡＤ××××号小型专用客车（系120救护车）在下沙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到幸福南路路口掉头过程中操作不当，车辆与绿化隔离带相撞，造成浙ＡＤ××××号小型专用客车车上因病需送邵逸夫医院治疗的乘车人李某受伤，浙ＡＤ××××号小型专用客车损坏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李某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21天，之后转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51天，后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22天。李某因病救治无效于2017年8月26日死亡。张飞与李某家属于2017年10月19日到下沙交警大队报案。李某家属于2018年2月1日、3月8日分别将李某病史资料提供给下沙交警大队。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认定，由张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事故责任。死者李某系赵洋的母亲，赵云成的妻子。张飞系急救中心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行为。急救中心所有的浙ＡＤ××××号车辆在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乘客座位责任险共6位，每位7万元，上述险种均投保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急救中心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对损伤在死亡结果中的参与度及医疗费用合理性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20年6月24日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如下：被鉴定人李某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晚期，多个主要脏器累及，致严重并发症，最终致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死亡，其死亡结果符合与自身免疫疾病存在主要、直接的因果关系；2017年4月17日的车祸损伤可加速其死亡进程、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参与度拟5-15%范畴考虑）。被鉴定人李某，其医疗费用合理性经审核如下：2017年4月17日门诊收费票据共4页合计医疗费2018.40元，该费用为外伤住院常规进行的检查项目，与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予认定；其余浙江省医疗收费票据共29页、北京协和医院收费票据共5页合计医疗费155307.53元，上述票据中含的床位费共计3256元（邵逸夫医院急诊观察床位费166元和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床位费3090元），上述费用为重复检查及抗感染项目等，与治疗自身疾病需求费用存在重复交叉、难以明确区分，酌情确定参与度在5-15%范畴认定。 赵洋、赵云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急救中心赔偿赵洋、赵云成医疗费210873.61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丧葬费36039元、护理费25869.09元、住宿费23581元、交通费1020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564910.70元；2.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与商业险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急救中心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其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事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张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张飞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急救中心应承担替代赔偿的责任。浙ＡＤ××××号车辆已向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乘客座位责任险每位7万元，投保有不计免赔险，但因死者李某系浙ＡＤ××××号车辆上的乘客，不适用该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只适用乘客座位责任险，故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依法应在乘客座位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明确死者李某因其死亡结果符合与自身免疫疾病存在主要、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车祸损伤加速其死亡进程、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飞驾驶的车辆与绿化隔离带相撞而发生的系单方交通事故，故张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因此李某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存在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依法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遭受侵害的，赔偿义务人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急救中心辩称的本次交通事故在李某死亡结果中的参与度是5%，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赵洋、赵云成要求急救中心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赵洋、赵云成主张了医疗费210873.61元，但针对赵洋、赵云成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经过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和原审法院核算，医疗费仅有157325.93元，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交通费和住宿费是患者看病所必要的开支，但应考虑其合理性，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4000元。本次事故导致李某死亡，确给赵洋、赵云成造成了较大的精神痛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可以确定的赵洋、赵云成损失有医药费157325.93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丧葬费36039元、护理费25869.09元、住宿费4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484574.02元，其中由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乘客座位责任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给赵洋、赵云成款项70000元，余款1414574.02元由急救中心直接赔偿给赵洋、赵云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乘客座位责任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赵洋、赵云成款项7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急救中心赔偿赵洋、赵云成款项1414574.0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赵洋、赵云成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急救中心、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9443元，由赵洋、赵云成承担362.50元，急救中心承担9080.50元。急救中心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急救中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事实不清。1.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系车上人员李某受伤，并非死亡。根据一审确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2018年3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作出的杭公交认字【2018】第090071916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驾驶员在掉头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车辆撞上隔离花坛，造成车上人员李某受伤及小型专用客车损坏的事故。2.上诉人对李某受伤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一审确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损害后果系李某受伤，上诉人依法对李某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3.交警是在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死亡原因文证审査”司法鉴定后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4.被上诉人始终未对司法鉴定以及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2018年3月19日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浙迪司鉴【2018】病鉴字第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年3月27日，交警大队作出杭公交认字【2018】第090071916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上诉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二、确定上诉人责任的证据。1.根据一审确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李某受伤。2.根据一审确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李某符合因自身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并累及多脏器病变最终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3.根据2020年6月24日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20】病鉴字第0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李某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晚期，多个主要脏器累及致严重并发症，最终致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死亡，其死亡结果符合与自身免疫疾病存在主要、直接的因果关系；车祸损伤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结果的参与度中拟5%-15%范畴考虑。综上，交通事故所致损害后果系受伤非死亡，对此，被上诉人未提出过异议。一审中，上诉人主动提出车祸与死亡结果参与度鉴定。即使按该鉴定意见，上诉人对死亡后果的责任承担仅限于5%参与度范围内。三、一审责任认定错误。1.车祸与李某受伤存在因果关系，与死亡后果无关。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8】病鉴字第14号鉴定意见书：被鉴定人李某符合因自身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并累及多脏器病变最终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据此上诉人对死亡后果无参与度。2.患者死亡，系二因一果。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20】病鉴字第0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晚期，多个主要脏器累及致严重并发症，最终致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死亡，其死亡结果符合与自身免疫疾病存在主要、直接的因果关系；2017年4月17日的车祸损伤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结果的参与度中拟5%-15%范畴考虑。显然，死亡后果系两个因素所致：因素1：患者自身疾病：根据上述两个鉴定意见书可知，患者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狼疮性脑病、脑梗死（症状性癫痫）、心肌损害、腺癌、原发性甲状腺机能减退等大量基础疾病，以上疾病并非此次车祸造成，与此次车祸无关，且这些自身疾病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素2：车祸造成的结果系李某受伤并非死亡。据鉴定意见书可知：本次车祸给患者李某造成的损害结果为脾破裂（考虑）、肋骨骨折，并非致命伤，也未严重到威胁患者的生命，最多属于导致死亡极其轻微的间接因素。综上，本案中患者死亡属于两因一果的情形，且各“因”皆可分，上诉人仅承担车祸对死亡后果5%参与度部分的赔偿责任。四、本案不存在“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一审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同意承担车祸致伤的全部责任。根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同意承担因伤相关的医疗费支出。根据鉴定意见，该笔医疗费为总额的5%，上诉人同意对此承担，即承担车祸致伤的全部责任。2.上诉人同意承担车祸对死亡后果参与度对应责任。根据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于上诉人车祸在死亡后果的参与度为5%，上诉人依法承担的责任为被上诉人合理损失的5%，上诉人责任仅限于此。3.上述责任，上诉人从没有要求减轻。4.疾病所致的死亡损害后果由患者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将应由患者自行承担的自身疾病死亡损害后果责任转嫁至上诉人，并错误作为责任减轻的事由，属于逻辑混乱、责任认定混淆。5.上诉人无法定义务承担患者疾病所致的死亡后果。五、一审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作为侵权人的责任是明确的，根据鉴定意见参与度，最多只承担5%的责任，此5%的责任即“侵权人的责任”；其余的95%不是“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不存在减轻的情形，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6条。显然，减轻仅限于责任范围内。一审法院任性、无限、无任何依据跨越责任范围，任意分配赔偿责任，是对侵权责任法责任相应原则的明确否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不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各项损失70728.7元（1414574.02×5%）；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赵洋、赵云成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一、关于上诉人所谓的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李某的死亡结果无关，案涉车祸的损害后果仅为李某受伤的理由。被上诉人认为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采纳。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对侵权行为与死亡结果是否有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按相当因果关系予以认定，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构成了适当的条件，就被认定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负责。根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载明的鉴定结论，案涉的车祸损伤可以加速受害人李某的死亡进程，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据此可以认定案涉交通事故与李某的死亡后果存在民事侵权责任上的因果关系。即使仅仅是次要的、轻微的因果关系，也依法构成民事责任上的因果关系。此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三部分也自认了患者死亡系二因一果，其实上诉人也认可案涉车祸是导致李某死亡的原因之一。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案涉交通事故所致外伤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参与度的情况下，上诉人还以对死亡结果无参与度这样的理由提起上诉，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系车上人员李某受伤，但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李某当天受伤和导致李某经医治无效后死亡并不矛盾。更何况车祸损伤还实际加速了李某的死亡。李某在事故当天并非处于病危、病重的状态，仅仅是因为腹痛打120急救电话，去医院之前尚在陪孙女玩耍。众所周知，李某所患的红斑狼疮是属于慢性疾病，平时仅需要较少的药物就可以控制病情。如果没有案涉交通事故，李某根本不会短时间内死亡。从这个角度上，甚至完全可以说案涉交通事故是导致李某短时间内死亡的根本原因。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李某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上诉人上诉提出，依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载的参与度5%确定上诉人仅需要对李某的死亡后果承担5%的赔偿责任。其实，之所以上诉人会有这样的理解是上诉人将过错责任与因果关系的参与度进行了概念混同，依据侵权责任法的法理，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应当混同，更不应当替换。所谓的过错责任是依照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对相关人员的过错责任进行认定，本案中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由司机张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事故责任。该过错的认定是归责的基础。据此可以说明，在过错责任上，受害人李某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上诉人应该就其过错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因果关系依据，本案中，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也明确载明2017年4月17日的车祸损伤可加速李某死亡进程，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参与度拟5%到15%范畴考虑，据此案涉交通事故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要注意的是，鉴定意见并未表示上诉人仅需要就死亡后果承担5%的赔偿责任。鉴定意见只是对案涉车祸损伤在死亡结果的参与度中进行了客观的鉴定，表明车祸损伤对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参与度按照5%到15%考虑。这仅仅可以说明车祸损伤与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交通事故中，在计算赔偿款项是否扣减时，仅仅应当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交通事故的赔偿是按照过错责任认定的。至于因果关系的参与度，则与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比例无关。我国也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赔偿的金额要与因果关系的参与度相关。上诉人偷换了概念，直接以因果关系大小等同于过错大小计算其应当在本案中承担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此外，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这一裁判规则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24号指导案例确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各级法院多个案件均采纳该裁判规则，遵照同案同判之原则，法院应当参照适用。综上，一审法院严格依据过错原则，不予支持上诉人所谓的参照参与度比例对赔偿额进行扣减，系依法适用法律作出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急救中心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赵洋、赵云成可获赔的损失是否应按交通事故在受害人李某死亡结果中的参与度予以确定。受害人李某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此系患者自身免疫疾病，同时，交通事故亦导致李某多处肋骨骨折、脾破裂等损伤。根据浙江绿城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李某的死亡结果虽与其自身免疫疾病存在主要、直接的因果关系，但鉴定意见亦明确车祸损伤在死亡结果中存在次要和轻微的因果关系。据此，受害人是否存在自身疾病等交通事故以外的情形与交通事故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李某在案涉交通事故中不负事故责任，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并不存在过错。在受害人李某的死亡结果为本次交通事故外伤所致不能排除的情况下，不应由此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以外伤参与度确定受害人李某的损失，并无不当。急救中心上诉提出应以车祸导致的损伤在死亡结果中的参与度确定其应负的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890元，由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负担。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