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499号原告：鲍训方，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占海里，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新民，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曾新民，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鲍训方与被告曾新民、被告占海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张毅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甘源远、娄志杰参加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训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被告曾新民同时作为占海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后变更审判组织，依法组成由法官张毅担任审判长，法官冒智桥、法官陈访雄参加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训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梁静波，被告曾新民同时作为占海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训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所欠原告人民币2200万元；2.被告向原告方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以被告尚未偿还的借款金额2200万为基数，从2019年1月14日起至被告偿还全部借款为止，月息按1.5%计算；3.保全费用5000元、保函费用50600元由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900万元，借期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4月23日。为担保到期偿付，双方于2016年3月24日签订了房屋抵押合同，以占海里名下房屋作为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此后，被告又多次向原告借款，累计欠款已达2200万元。除900万元借款合同以外的1300万元，系鲍训方分四次转账汇入占海里账户。鲍训方认为，该部分款项系对借款合同约定900万元的延续，因为出于信任就没有签书面合同。在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中，北京金嘉富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资产公司）仅充当居间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被告主张的利用鲍训方账户走账的事实。占海里、曾新民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鲍训方是吴宗迪公司员工，同时也是吴宗迪的集资对象。吴宗迪公司根据鲍训方在公司的投资款和协议向鲍训方支付约定利息，吴宗迪公司并非居间人。被告方与原告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所以，从2016年4月至今，被告方从未向鲍训方支付过利息，三年间也从未联系过。作为专业放贷的人，因为信誉好仅抵押1100万元左右的房屋，出借2200万元，不合常理。鲍训方主张的本案涉及的6笔2200万元资金都是吴宗迪公司先给鲍训方转过去，随后通过鲍训方账户转给占海里账户。而吴宗迪公司账户转出的款项都是吴宗迪公司与占海里公司的往来款。2016年4月29日，占海里借给鲍训方一笔450万元，鲍训方按月息3.5%向占海里支付利息157500元，用款一个月，鲍训方于同年5月30日归还占海里本金450万元。如果按鲍训方所说，其4月19日借给占海里900万元，月息2%，在没有还款的情况下时隔10天，占海里借给鲍训方450万元，按月息3.5%计息，不符合常理，鲍训方作为放贷人员，不可能做这种赔本的事。鲍训方提供的材料中也故意隐瞒了该笔借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3日，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占海里、曾新民向鲍训方借款90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4月23日止（实际放款日期与约定不一致的，以实际放款日期为起算期限），月利率2%。2016年3月24日，鲍训方与占海里签订主债权及房屋抵押合同，约定：占海里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209号楼21层2502房屋作为借款900万元的担保，债务履行期限1个月，担保范围本金及利息。双方于同日，就上述抵押房产办理抵押登记，被担保数额900万元。2016年4月19日，北京聚城伟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城公司）向北京博富畅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富公司）汇款2000万元，备注“划款”。同日，博富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还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6年4月20日，北京荣海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诚国贸公司）向北京金嘉富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商贸公司）汇款8618380.14元，备注“货款”。同日，金嘉商贸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2016年4月29日，占海里向鲍训方汇款450万元。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分四笔汇款157500元。2016年5月30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50万元。2017年1月10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600万元。同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200万元，备注“往来”。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200万元。2017年1月11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往来”。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2017年4月18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占海里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7年5月2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资产公司汇款500万元，备注“借款”。2017年5月19日，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200万元，备注“占海里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200万元。除上述资金往来外，鲍训方提供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统计表显示：鲍训方、高珊及其家人与金嘉资产公司、吴宗迪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占海里、曾新民提供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统计表显示：占荣海、荣海成国贸公司、占海里、曾新民与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长期、频繁、高额资金往来。其中，频繁出现双方之间当日或几日内转入转出大额资金的情况。鲍训方共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投资管理合同。一份为高珊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另一份为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其中高珊（甲方）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约定有如下内容：投资金额170万元；投资周期6个月；该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在理财产品投资运作期间内，甲方不可提前终止该理财产品；金嘉资产公司（乙方）提供信用管理服务，有权向出借人和借款人收取相关服务费用；根据甲方与特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相关协议文件的规定，借款人有义务对甲方定期还本付息，甲方委托乙方利用其与银行的合作系统先代为收取借款人每期偿还的本息，乙方系统代收款项后，在每期收款后二个工作日内与甲方进行结算，根据甲方在每笔出借资金对应签署的资金出借及回收方式中的选择，甲方当月有资金需要回收到本人账户的，甲方指定账户作为资金回收专用账户；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甲方选择如下之一的方式处置回款风险，甲乙双方共同努力追款，由甲方自行承担损失和风险，同时自行享有借款人违约所支付的罚息、违约金等，或由还款风险金专用账户进行借款人回款风险的共担。该合同后附投资确认书：金嘉资产公司确认高珊该次投资资金为170万元，产品起息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投资期限6个月，逾期收益为年化18%，每月付息，到期还本。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除金额、期限外，其余内容与上述合同一致。该合同后附投资确认书：金嘉资产公司确认高珊该次投资资金为170万元，产品起息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投资期限6个月，逾期收益为年化18%，每月付息，到期还本。庭审中，吴宗迪作为证人出庭过程中发表证人证言称，其为博富公司、金嘉商贸公司、金嘉资产公司、北京金嘉富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鲍训方为该公司员工。占荣海系聚城公司、荣海诚国贸公司实际控制人，占海里系占荣海妹妹。鲍训方在本案中主张的2200万元，系吴宗迪安排公司员工鲍训方通过个人账户转至占海里个人账户，上述款项系吴宗迪与占荣海之间的资金往来，并非鲍训方与占海里的个人借款。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金嘉资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均为吴宗迪。金嘉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姚雪，股东为吴宗迪、姚雪。金嘉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宗迪，股东为吴宗迪、姚雪。博富公司原名称北京赢励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天下人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2月22日，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吴宗迪、姚雪、高阳，2017年7月25日，投资人变更为贾玉兰、姚雪、高阳。荣海诚国贸公司股东为荣海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诚建筑集团），荣海诚建筑集团股东为占荣海、曾新民。聚城公司股东为付洪志、杨伟，该公司于2016年9月5日注销。鲍训方认可：2016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鲍训方在金嘉资产公司及金嘉基金公司缴纳社保。其中，2016年3月、4月在金嘉资产公司缴纳。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的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鲍训方主张双方在2200万元范围内均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占海里、曾新民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就2016年4月19日、20日汇款的共计900万元，鲍训方提供了鲍训方与曾新民、占海里之间的借款合同、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的抵押合同。鲍训方在签订借款合同后，按照借款合同约定金额向占海里账户分两次汇入500万元、400万元，共计90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曾新民、占海里称，上述900万元并非双方之间的借款，系其家族与吴宗迪之间的往来款。对此，被告方提供吴宗迪证言和转账记录，证明上述900万元的系来自被告方家族企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19日，聚城公司向博富公司汇款2000万元，备注“划款”。同日，博富公司向鲍训方汇款500万元，备注“还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500万元。2016年4月20日，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8618380.14元，备注“货款”。同日，金嘉商贸公司向鲍训方汇款400万元，备注“借款”。同日，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400万元。其中，聚城公司股东为付洪志、杨伟，该公司于2016年9月5日注销。并无证据显示该公司与被告方家族有关，仅凭吴宗迪证言，无法证明聚城公司系被告方家族实际控制的企业。且聚城公司向博富公司汇款的数额为2000万元，荣海诚国贸公司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的数额为8618380.14元，备注“货款”，与本案其他争议汇款在鲍训方账户汇入、汇出相同数额款项的事实有明显差异。被告方及吴宗迪均未就上述汇款与鲍训方汇入占海里账户的500万元、400万元差额部分进行说明，本院无法确认被告方就该900万元主张的相关事实。吴宗迪作为证人，明确表示全部2200万元汇款均非鲍训方与被告方之间的借款，但就该900万元而言，从证明效力和发生可能性来看，鲍训方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更高，发生可能性更大。综上，本院确认，鲍训方与曾新民、占海里之间的借款合同、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的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曾新民、占海里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曾新民、占海里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鲍训方有权要求返还借款本金90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鲍训方主张返还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9年的1月14日起，由于曾新民、占海里未举证其就该笔借款有过还款，鲍训方主张的起算时间晚于借款期限届满的时间，视为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对此不持异议。鲍训方主张的计息标准为月息1.5%，即年利率18%，低于约定标准和法院能够支持的利率上限，本院亦不持异议。就另1300万元，鲍训方提供了转账凭证、高珊与吴宗迪之间微信记录、两份与金嘉投资公司的投资管理合同用以证明金嘉投资公司系居间人，鲍训方与收款人占海里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占海里、曾新民否认借款合同关系，并提供了鲍训方上游资金往来的银行记录及吴宗迪人证言、鲍训方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上述1300万元借款合同事实不予确认。理由如下：一、高珊和鲍训方均系多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属二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且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并不熟识，借款数额巨大，基于何种信任能够让其不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甚至不进行任何沟通即多次汇款，鲍训方对此并未提供充分且合理的说明。二、按照鲍训方的主张，金嘉资产公司仅为中介，其与占海里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但其并未提供和本案相关的2200万元汇款相关的任何一份投资管理合同。在其提供的从时间、金额上看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但用以证明鲍训方主张的投资管理协议内容中，亦未明确鲍训方与借款人形成简单的借款合同关系。一方面投资管理协议明确，鲍训方需要与借款人订立合同，“根据甲方与特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相关协议文件的规定”，即可佐证；另一方面，鲍训方与金嘉资产公司之间存在借款人违约时的两项选择，其中还包括用还款风险金专用账户进行借款人回款风险的共担，亦非简单的其与借款人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三、占海里提供的转账信息显示，鲍训方主张的1300万元借款，每一笔均系从金嘉资产公司汇入鲍训方账户，再由鲍训方账户汇入占海里账户。其中2017年1月10日的200万元、次日的400万元，共计600万元，荣海诚国贸公司亦于2017年1月10日向金嘉商贸公司汇款600万元，与上述汇款数额一致。2017年4月18日的500万元，2017年5月2日，荣海诚国贸公司亦向金嘉资产公司汇款500万元，与上述汇款数额一致。四、转账备注信息无法提现鲍训方与占海里之间借款关系。鲍训方主张转账备注信息可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分析以上事实，所有金嘉资产公司向鲍训方汇款均备注“往来”、“占海里借款”，但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时却无备注。如确系鲍训方所称，是其个人借款，更应该在鲍训方向占海里汇款是备注借款才更符合逻辑，而鲍训方汇款时，恰恰均未备注。五、鲍训方称其与吴宗迪的重要交易模式之一是吴宗迪方向其汇入资金，其再出借给借款人。但对此，鲍训方未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未提供其与众多借款人之间的任何借款协议，亦未提供相应资金的还款情况。本院对此无法采信。六、鲍训方提供的高珊与吴宗迪之间的微信记录无法证明鲍训方与被告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吴宗迪本人亦否认该事实。在微信记录中吴宗迪和高珊有如下表述：2019年2月2日吴宗迪：“一直没起诉占荣海就是觉得他能付利息还能帮新公司支应一段时间”，“我从没有逃避责任，也没有不表示诚意，我信用卡微粒贷能刷的都刷了，能抵的都抵了，占总没付我利息我都是和家里拿钱付的客户利息，我真是想平稳的解决这件事！”，2019年2月12日高珊“20多万他都付不出来，每月60多万利息和2000多万本金是更不可能了”吴宗迪：“他能付就是时间问题”，2019年2月25日高珊：“7800投资款，我占三分之一，利息我只有9/80，合理吗？”吴宗迪“之前为了还投资款还借了金主的钱没还上一直付着利息”，2019年4月4日高珊“占家给你的借条都可以随手给你写空白的，合同有啥不能假？”吴宗迪：“空白合同是我要求的，但是这个工程是我和财务也聊过都是他们主动说的”，2019年5月7日吴宗迪：“而且之前鲍训方也给占海里打过电话，我一直没说你俩是一起的，我还是想尽量站在你这边能缓和一下我一直都说是你的投资人”“这些事从头到尾不能推卸责任是我没做好，但是我也一直努力，车和房马上我都卖了，能做多少做多少”，2019年6月27日吴宗迪：“将台乡的合同7月底才能签回来，他还是有能力的，你告了他，对他，对我，对你都没有好处，这个事可以坐下来谈的，你是要钱我是还钱，如果你非要告就告我吧，我相信占总有这个实力”。通过上述信息记录可以看出，金嘉资产公司及吴宗迪并非如鲍训方所称仅仅是居间方，其承担的责任亦非仅仅居间合同居间人的责任。在双方微信记录中谈及的均是“投资”，没有涉及“借款”，涉及到占家的借条，亦是向吴宗迪出具，而非向鲍训方、高珊出具。综合以上信息，无法确认鲍训方与占海里、曾新民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七、占海里、曾新民称鲍训方于2016年4月29日向其借款450万元一个月，并支付高额利息157500元，而未选择抵销此前借款，与常理不符。对此，鲍训方先是否认存在该笔汇款，后亦未对此进行合理说明。上述事实亦显示，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寻常，不能简单以转账来判断资金性质。综上，针对除900万元以外的1300万元汇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占海里、曾新民提交的证据足以使动摇鲍训方的借款主张，鲍训方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被告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故对鲍训方关于该1300万元本息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鲍训方关于保函费用的诉讼请求，其在申请财产保全过程中提交过保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但本案进行过多次庭审、质证过程，鲍训方均未就其主张的保函费用提供证据原件交由对方质证，本院以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基于上述情况，另考虑到本院依据鲍训方申请对曾新民持有的荣海诚集团（注册资本23000万元）13%的股权予以冻结，而鲍训方的大部分诉讼请求被驳回，本院对鲍训方的保函费用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本次诉讼产生的相关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双方应按胜诉比例分别负担。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占海里、被告曾新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鲍训方借款本金9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鲍训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800元，由原告鲍训方负担89700元（已交纳），被告曾新民、被告占海里负担621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鲍训方负担2955元（已交纳），被告曾新民、被告占海里负担204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冒智桥审 判 员  陈访雄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房文晓书 记 员  张 杉书 记 员  赵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