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4083号原告：王睿，男，198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子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山大街59号院1号楼21层2105室。法定代表人：霍大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强,北京市大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睿与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杨、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11日，原被告签订投资协议，由原告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向被告投资1000000元，投资期限五年，被告承诺前两年按被告年度净利润的10%向原告支付投资回报，并保证两年内原告收回投资成本，后三年将该投资资金作为原告资产，后三年按被告年度净利润的8%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协议还规定，若前两年内原告分得净利润总额达不到原告投资成本（即两年内分红总额小于100万元），被告除按合约支付原告两年应得净利润分红外，应无条件返还原告投资成本，且原告有权选择是否终止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1000000元。被告违背承诺未向原告公开财务账目和支付收益，经多次催要，被告分四次向原告支付了124000元。原告认为，双方所签投资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答辩称，原被告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投资协议对盈余分配、权利义务、风险承担均作了明确约定，且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投资协议并不具有借款合同或民间借贷的属性，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霍大伟系朋友关系。2016年11月10日，原告以手机转帐的方式向霍大伟转款5万元，转账附言载明“霍大伟7979合同意向金”。2016年11月11日，原被告签订投资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原告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向被告投资1000000元，并于2016年12月28日以前交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28日为投资期限，期满协议终止；被告每年按照公司年度净利润向原告进行分红，原告前两年（2017年和2018年）按被告年度净利润的10%收取投资回报，作为第一阶段投资收益，后三年降至按年度净利润的8%收取投资回报，作为第二阶段投资收益；投资方式为原告一次性投资，投资期间内原告不允许增资以及撤资，被告保障原告2017、2018两年内收回投资成本，而后该笔投资转化为被告固定资产（即此后三年原告转为零投资，先前投资资金所有权归被告所有，投资资金不再退回），后续三年原告按照第二阶段利润分红比例分红；若2017、2018两年内原告分得净利润总额达不到投资成本（即两年内分红总额小于100万元），被告除按合约支付原告两年应得经利润分红外并保证两年内原告收回投资成本，后三年将该投资资金作为原告资产。协议还规定，若前两年内原告分得净利润总额达不到原告投资成本（即两年内分红总额小于1000000元），被告除按合约支付原告两年应得净利润分红外，应无条件返还原告投资成本，且原告有权选择是否终止协议；原告在未经被告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对外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分摊并开展有关被告业务方面的任何活动；被告每年年底结算期间向原告回报并展示年度盈亏账务明细；原被告双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8日通过微信向霍大伟转款950000元。2017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被告任命原告为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载明，被告为原告缴纳自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险。2018年9月10日，原告给霍大伟发送微信称，“大伟，很遗憾也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提出此番申请，来到御相近两年有余……故此我不得不这样说,也只好选择作出这样决定,退出现有职务,不再参与管理运营等公司内部系列事务,仅以最初投资人的身份出现……”。2019年1月23日，原告给霍大伟发送微信称，“……既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把约定时间落实到书面文字上,也是双方平等的前提更为了跟家里能有交待.我草拟一份退款补充协议,你看一下,没有异议的话签字盖合同章并回传我一份……。”2019年2月27日霍大伟给发送原告微信称，“哪句话没说给你退？共负盈亏呢？让你出一分了？你找了几万我有没有给你还回去？我要真正按合同共负盈亏你自己说你该掏多少？现在跟我讲事儿上见。”“我也不跟你扯别的，答应全款退回，我开了口您就等着吧，合同说了给你写，没说不写吧？……”2019年7月25日霍大伟给原告发送微信称，“我们定八月十五号办理退出手续，到时候你来工作室吧，记得把那个合同带过来，那天是周四，大额转帐应该没事，我能力也只限这样了，以后我们再看”。此后，被告霍大伟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9年8月15日、8月16日、12月22日、2020年4月7日，向原告转款共计124000元，转款备注载明“退还入股费用”。另查，被告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4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投资协议、转账记录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提供的年度审计报告、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社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名片复印件等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投资合同是原被告为了实现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公司收益增长，同时实现个人资金增值为目的的合同；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投资合同的性质属于投资还是借贷。被告认为投资合同的本质是合作投资性质，并提出双方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和事实上的履约行为，特别是原告担任被告公司的副总经理一职，更证明了原告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对此原告表示，只是参与了被告公司部分项目运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为了缴纳社会保险。本院认为,双方虽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这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隶属关系，即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的投资关系。原告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并不是认定原被告系投资关系的前提。本案中,案涉合同约定了若2017、2018两年内原告分得利润达不到1000000元，则被告应无条件返还原告投资成本，该约定在双方之间构成借贷合同关系，故本院依法认定原被告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被告订立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款项，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针对原告的利息主张，本院认为，案涉投资协议约定的被告每年按公司年度净利润以前两年10%，后三年8%的比例向原告分红，该约定中分红的基数为公司的年度净利润，因该利润在合同成立时尚未确定，公司可能没有任何利润且可能长期亏损，故应认定作为计息标准的利润无法确定，借款合同利息约定不明。在合同两年期限到期时原告所获得的年度分红利润未超出1000000元时，仅达成返还本金的条件。依据投资协议中双方的意思表示，案涉款项应系有偿使用，因利息约定不明，且无法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依照公平原则，本院依法对原告关于利息的主张进行调整，仅支持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先抵充利息，后抵充主债务。经计算，截至2020年4月7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1000000元，利息27024.6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睿借款1000000元；二、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睿利息（截至2020年4月7日的利息为27024.66元，自2020年4月8日起的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1元，由被告北京御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姜在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邵一峰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