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1305号原告：赵某1，女，198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河，河北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某1，男，1955年7月23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告：姜某2，女，195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告：姜某3，女，1964年6月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张某1，女，1982年3月11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被告：张某2，女，1990年3月1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告：赵某2，男，195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海（兼被告赵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7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赵某3，女，195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姜某4，女，1988年9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姜某5，女，1985年9月16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姜某6，男，1975年11月4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玲，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1与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张某1、张某2、赵某2、赵某3、姜某4、姜某5、姜某6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和曹永河、被告姜某1、被告姜某3、被告张某1、被告张某2、被告赵某2和赵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海、被告姜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姜某2、被告姜某4、被告姜某5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姜某6给付原告赵某1搬迁腾退补偿款829427.15元（以姜某6名义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编号为SC-F-2046《非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个人）》确定的搬迁腾退补偿款中的829427.1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为焦某的外孙女，焦某为原告的姥姥，原告自幼3岁（1989年起）便随姥姥焦某和继姥爷赵德功在北京市大兴区生活直至成年上大学及工作。原告父母为解决原告与姥姥的居住问题，于1995年5月12日在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处为原告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批发市场东至贸易场西端、西至门前1.5米处、南至修配厂房北端、北至张金友房南端商用房屋四间瓦房（以下简称四间瓦房)，建筑面积为122.4平方米。为此，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出具书写《证明》一份。因购房时原告年少，购房全过程由原告父母委托焦某和赵德功完成，在办理房屋许可证过程中，为方便办理手续，姥姥将房屋许可证办理为自己的名字“焦某”。此后，原告和姥姥、继姥爷三人在四间瓦房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05年的时候，姥姥不幸患脑出血住院，出院后，左半身行动不便，不能完全自理，医疗费用大部分由原告妈妈支付，姥姥平日里的生活由继姥爷赵德功和原告照顾，原告周末及寒暑假回家负责洗洗涮涮，帮姥姥洗头洗澡，做饭收拾屋子，买药和生活用品。姥姥出院后，就把房屋许可证与购房证明交给了原告保管。2005年至2011年这不到7年的时间里，焦某曾经三次住院，两次脑出血，一次腰椎骨折，赵德功也多次因为脑出血去医院，都是由原告陪着。2010年，礼贤都在传言要拆迁，姥姥焦某和继姥爷赵德功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都不好，想尽快把房子过户到原告名下，怕拆迁的时候有麻烦，所以两位老人带着原告几次找到礼贤政府的农建科要求过户，农建科的人都答复说这种产权的房子无法过户了，所以没能正式过户，去咨询北京的公证处也被告知这样产权的房子无法公证，于是，焦某和赵德功签了一份《赠与和赡养协议书》和《遗嘱》给原告作为保证，以防将来有其他人和赵某1争夺房产。2011年10月份，原告继姥爷赵德功因脑血栓治疗后不能完全自理了，两位老人均需要有人能够全天陪同照顾，当时原告母亲又查出癌症，在北京治疗，原告白天还需上班养家，无法同时照顾到最亲的人，两位老人便商量回了各自老家，姥姥回了河北围场，继姥爷回到了大兴西里河赵某2家。姜某1接原告姥姥的时候，姥姥曾当着原告的面对姜某1说“这个房子是丽丽的，你将来不要和她争”。两位老人离开礼贤之前，将房屋钥匙交给了原告。后来，姥姥焦某于2013年2月20日病故，继姥爷赵德功于2014年去世，各被告为二老的继承人，姜荣起与焦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姜某1、姜某2、姜文珍、姜文春、姜某3，其中，姜文珍于2012年1月25日去世，其子女为赵某1、张某1、张某2；姜文春于1999年去世，其子女为姜某4、姜某5；姜某6为姜某1之子。焦某与赵德功自1981年在北京大兴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赵德功有两个子女，为赵某2和赵某3。2018年11月，北京大兴礼贤市场因礼贤镇大礼路、青礼路及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项目而搬迁腾退，四间瓦房被拆除，姜某6以被搬迁腾退人的名义代表与搬迁腾退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编号为SC-F-2046《非住宅房屋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个人）》，该补偿协议确定四间瓦房搬迁腾退补偿款为881632元。原告认为，姥姥焦某作为四间瓦房的挂名人，原告作为实际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四间瓦房的搬迁腾退补偿利益及依法继承属于焦某和赵德功份额的补偿利益。姜某1辩称，我妈妈的房屋是通过生前财产公证遗嘱的方式公证给姜某6了，这些材料应是有效的，应归姜某6所有，四间瓦房的所有拆迁利益都是焦某的，焦某在生前立遗嘱都给了姜某6。姜某3辩称，四间瓦房就是我母亲的，后来我母亲留遗嘱给姜某6，我没有意见，我母亲想给谁就给谁我也不争，我遵从我母亲的遗嘱。姜某2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某1辩称，四间瓦房是我爸妈买给赵某1的，这点我们从小都知道，所以房屋的全部拆迁利益应归原告所有，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法院认定存在遗产，要求依法继承。张某2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四间瓦房就是买给原告的，原告从小都是跟随我姥姥生活的，我姥姥生病都是原告在照顾。赵某2、赵某3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存在赵德功的遗产，我们同意把继承赵德功的份额都留给原告，因为毕竟原告赡养了老人。姜某4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姜某5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姜某6辩称，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房屋的拆迁利益归我方所有。一、四间瓦房系焦某的女儿姜某3出资为焦某购买，登记在焦某名下，属于焦某与姜荣起的夫妻共同财产。1994年焦某退休，1995年其三女儿姜某3所工作的农机配件门市部经销的机油业务分给焦某经营，并由该门市部为焦某垫资拉回机油2吨，焦某将机油卖给修配厂，收回款项后未偿还门市部的垫资，姜某3又凑了一点现金支付了四间瓦房的购房款，门市部的垫资是由姜某3每月的工资偿还的。四间瓦房购买后，1995年11月焦某办理了《建房许可证》，后找不到该许可证，1999年4月焦某又补办了新的《建房许可证》。姜某3认可该房屋是她出资帮助母亲购买，是母亲的财产。因此该房屋的产权人系焦某，而非赵某1。焦某与姜荣起系夫妻关系，因姜荣起被炸药炸伤双眼，无奈焦某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二人从未解除婚姻关系，自始至终属于合法夫妻，而且姜荣起系在焦某之后去世，因此，原告所述焦某与姜荣起原系夫妻关系，后来与赵德功系夫妻关系，赵德功是其继姥爷不成立；二、原告主张四间瓦房是其父母出资为其购买，借名登记在焦某名下的事实不成立。原告称四间瓦房的出资来源为其父亲张墨林不是事实，虽然四间瓦房自从购买后，赵某1在此一直居住，是因为她自幼由姥姥焦某抚养，只能住在焦某家里，直到出嫁。在其出嫁后，焦某回到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儿子姜某1家，该房屋一直由焦某的三女儿姜某3作为装家具的库房使用多年至拆迁，并由姜某3维护、修缮。因为该房屋属于焦某的财产，在焦某去世后，遗产未分割前，任何子女均有使用的权利。多年来，赵某1从未主张过该房屋的任何权利。因此，赵某1不具备其主张借名买房对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控制权的要件。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部分证据证实赵某1认可该房屋属于焦某的财产，而且其多次起诉陈述的事实不一致，与事实不符，恰恰证明她不是产权人；三、退一万步讲，即便原告的主张成立，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间瓦房的购买时间是1995年5月，距离赵某12018年11月20日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长达23年之久，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证实2014年2月赵某1就已经知道焦某、姜荣起夫妇将四间瓦房立遗嘱进行处分的事实，如果该房屋系其财产，从其当时知道该事实之日就明知了其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应该在当时法律规定的2年内主张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时至2018年11月20日，长达4年半之久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当时法定的短期2年（现为3年）的诉讼时效；四、原告主张四间瓦房的全部补偿款829427.15元归其所有，并主张判决姜某6向其支付此款项无事实依据。四间瓦房在1995年购买时是4间房屋，建筑面积122.4㎡，后姜某3出资为母亲自建北房2间，房屋面积增加为151.02㎡。上述房屋均列入了该院落的拆迁范围，因此所得补偿利益除了建房许可证上的4间房屋之外还有自建房屋的补偿款项和其他所属利益。因此，原告主张涉案院落的全部拆迁利益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另，该房屋虽然已经被拆除，姜某6已签署了补偿协议，但在诉讼中原告已经申请法院将此笔款项进行了冻结，故此款未能支付给姜某6；五、焦某与姜荣起于2012年9月25日立有公证遗嘱，指定四间瓦房由姜某6继承。原告所述2018年11月姜某6以被腾退人名义代表签署补偿协议不成立。姜某6被认定为被腾退人是依据姜某6提交的1999年的《建房许可证》、《遗嘱公证书》和姜荣起的《授权委托书》。所有拆迁档案材料中都是姜某6签署，只有拆房条上有赵某1签名，是因为在拆迁过程中，赵某1多次到拆迁办捣乱，并通过各种关系干扰拆迁，无奈在姜某6签完字后，让其在不重要的文件上补签了一个名字才罢休；六、原告多次陈述不一致，与事实不符，证明其陈述是不真实的。本案起诉是原告针对此争议第三次向法院起诉。第一次起诉因为房屋已经被拆，尚未签署补偿协议，利益尚不确定，被驳回起诉。第二次起诉后撤诉。关于房屋手续的交接时间，原告第一次起诉时称“在我上大学之后我姥姥给我的”，在《致法官的一封信》中第一页称“姥姥出院后，就把房屋许可证与买房证明交给了我保管”，第二页称“两位老人走之前，把房本和钥匙交给了我，让我看管好房子”，根据原告的上述陈述，证明原告手里所持有的《建房许可证》多年来直到交付给原告之前，应该一直都在焦某手里，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因为找不到第一份《建房许可证》而补办第二份《建房许可证》的事实。事实是1999年焦某发现第一本《建房许可证》找不到了，当年补办了第二本《建房许可证》。因为姜某3和母亲商量的是虽然房屋是姜某3出资买的，将来谁给焦某养老送终，房屋给谁。在赵某1决定结婚不带姥姥后，焦某决定回老家找儿子姜某1养老。在姜某1来接焦某之前，焦某收拾东西时，发现房屋的手续没了，找赵某1要房本，赵某1把第二本《建房许可证》交给的焦某。原告所述“姜某1接原告姥姥的时候，姥姥当着原告的面对姜某1说这个房子是丽丽的，你将来不要和她争”不是事实。综上，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其主张四间瓦房的全部拆迁补偿利益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焦某（2013年2月20日去世）与姜荣起（2020年去世）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姜某1、长女姜某2、次女姜文珍（2012年1月25日去世）、次子姜文春（1999年去世）、三女姜某3。赵某1、张某1、张某2系姜文珍之子女，姜某4、姜某5系姜文春之子女，姜某6系姜某1之子。赵某2、赵某3系赵德功之子女，赵德功于2014年去世。上世纪八十年代，姜荣起身体遭遇变故，焦某离开河北承德老家前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在当地农机站工作谋生并认识了同在农机站上班的赵德功（赵德功妻子已去世），之后与赵德功开始共同生活。1989年，赵某1被送往姥姥焦某处与焦某共同生活；1992年，姜某3亦迁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在他处居住生活，姜某3亦在该农机站上班。1994年左右，赵德功、焦某均已退休，因无法在单位宿舍居住，遂领着赵某1迁至四间瓦房租房居住（四间瓦房彼时属北京市大兴电碳厂所有，李绍起系该厂厂长）。1995年5月，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将四间瓦房予以出售（庭审中，双方就实际购买人存有明显分歧），四间瓦房买卖时共有南北走向临街房屋4间，门向西开面对马路。此后，在该临街房屋4间东侧小院加盖了两小排房屋，以及东北角、东南角附属设施各一个小棚子。赵德功、焦某带着赵某1即长期稳定在此居住生活。期间，赵德功、焦某均患有不同程度疾病。2010年，焦某、赵德功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赵某1签订《赠与和赡养协议书》：“甲方焦某与赵德功系夫妻关系，乙方系甲方二人的外孙女，乙方自小与甲方二人共同生活。1999年甲方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市场自建商用房屋四间（以下简称该房屋），甲乙双方共同拥有该房屋产权。甲方同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乙方，乙方同意赡养甲方二人。现就房屋赠与和赡养具体事宜，经自愿、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保证在签订本协议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三人包括甲方二人的子女对该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二、甲方同意将该房屋无偿赠与乙方。该房屋建筑面积122.4平米，该房屋四至为：东至贸易场西端，西至中心街东端，南至修配厂房北端，北至张金友房南端；三、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该房屋所有权即归乙方所有；该房屋产生的所有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补偿）均归乙方个人所有；四、乙方至今一直与甲方二人共同生活，乙方同意承担赡养甲方二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生活费、医疗费；五、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对该房屋只享有居住权，不享有除居住权外的其他任何权利；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焦某、赵德功与赵某1分别在该协议首部及落款处各自位置签字摁手印，高岩、胡金磊分别在见证人处签字摁手印。2011年2月28日，焦某签订《遗嘱》，“订立遗嘱人：焦某，女，汉族，住大兴区礼贤市场，身份证号：×××，为了解决遗产继承问题，特订立遗嘱如下：我和丈夫赵德功在大兴区礼贤市场有四间房屋（东至贸易所西端，中心街东端，修配厂房北端，张金友房南端。东西长7.5米，南北长13.6米，122.4平方米，门前1.5米），我决定，在我去世后，四间房屋中我享有的财产份额及该房屋产生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补偿）全部由我的外孙女赵某1一人继承，订立遗嘱地点：大兴区礼贤市场我居住的房屋内，订立时间：2011年2月28日”，焦某在落款订立遗嘱人处签字摁手印，高岩在代书人处签字摁手印，胡金磊在见证人处签字摁手印。同时，赵德功签订《遗嘱》，“订立遗嘱人：赵德功，男，汉族，住大兴区礼贤市场，身份证号：×××，为了解决遗产继承问题，特订立遗嘱如下：我和我妻子焦某在大兴区礼贤市场有四间房屋（东至贸易所西端，中心街东端，修配厂房北端，张金友房南端。东西长7.5米，南北长13.6米，122.4平方米，门前1.5米），我决定，在我去世后，四间房屋中我享有的财产份额及该房屋产生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补偿）全部由我的外孙女赵某1一人继承，订立遗嘱地点：大兴区礼贤市场我居住的房屋内，订立时间：2011年2月28日”，赵德功在落款订立遗嘱人处摁手印，高岩在代书人处签字摁手印，胡金磊在见证人处签字摁手印。同年，赵德功、焦某回到各自老家，即赵德功被孙子赵东海接至礼贤镇西里河村居住生活，焦某被长子姜某1接至河北承德老家居住生活。2012年9月25日，姜荣起、焦某前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遗嘱》内容为“我们分别叫姜荣起、焦某是原配夫妻。我们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子姜某1、次子姜文春于十多年前交通事故去世了，长女姜某2、次女姜文珍去年因病去世了，三女姜某3现住在北京大兴。我们老两口于九九年在北京大兴买了四间房屋，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只有大兴县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建房许可证。我们现在全靠孙子姜某6及大儿子姜某1养老，所以我们老两口共同立一份遗嘱，我们去世后，上述房屋全部留给孙子姜某6。”2018年，四间瓦房及此后加盖房屋因礼贤镇大礼路、青礼路及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项目面临拆迁，经北京世诚嘉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清登，此处房屋占地面积222.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1.02平方米、营业面积151.02平方米，其中四间瓦房建筑面积96.94平方米、此后加盖房屋建筑面积54.08平方米，经评估，总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26625元（其中四间瓦房对应的部分为97134元、此后加盖房屋对应的部分为29491元），总的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为20926元。之后，姜某6作为被搬迁腾退人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搬迁腾退补偿款总额为881632元，除上述两项费用外，还包括搬迁补助费7551元、停产停业补助费22653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00元。庭审中，围绕着四间瓦房的实际购买人这一争议焦点，赵某1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95年的《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建房许可证》，用于证明四间瓦房由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政府规划批准，房屋挂名登记为姥姥焦某。该许可证载明“姓名焦某，住址大兴县礼贤批发市场，建房间数四间，用途商用，东至贸易区西端、西至门前1.5米处、南至修配厂房北端、北至张金友房南端，东西长7.5米、南北长13.6米、建筑面积122.4㎡、门前1.5米，房屋类别瓦房、高度3.7米、柱高3米，批准单位由大兴县礼贤镇人民政府盖章，批准人由丁志明盖章，日期92年5月15日，签发机关由大兴县礼贤镇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筹建办公室盖章，签发人由毕洪峰签字，日期95年11月1日”。姜某6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四间瓦房合法有效的许可证为1999年4月20日所颁发，该许可证日期与事实不符、四至与有效证件不符，被新的许可证所取代，属无效证件；更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挂名登记为焦某”的事实，该许可证与新的许可证均登记为焦某，恰恰证明四间瓦房的实际权利人就是焦某。证据2.北京市大兴电碳厂《证明》、售房时的法定代表人和厂长李绍起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现场录像、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工商档案材料及工商信息，用于证明四间瓦房实际所有人为赵某1，因购房时赵某1未成年，房屋挂名在焦某名下，故当时售房人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出具此证明，此证明上的公章与工商备案公章一致。该《证明》书写于北京市大兴电碳厂信笺纸上，载明“我厂于1995年5月12号，将礼贤乡市场房四间卖给西里河村赵某1，计款壹万伍仟元整，特此证明。经办人赵德功、李绍起，证明人吴××、桂德胜，落款处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并加盖该厂公章，落款日期95年5月12号”。姜某6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上的经办人应是赵德功和李绍起，没有李海祥三字，证明上说的4间房屋不能确定是本案四间瓦房，更不能证明因原告未成年挂名到焦某名下的事实，证明全文系一人所写，不具有真实性，即便当时有一份这样的证明，我方认为也是没有实际履行，事实上房屋的产权人就是焦某；李绍起出具的材料是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的有效要件，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两份材料均不是李绍起本人所写，不是李绍起真实意思表示；工商档案材料所记载的是1996年企业申请变更登记和2003年变更登记的公章模板，不能证明在1995年是单位的备案公章，根据档案材料显示，工商登记档案上李绍起的签名与原告提交的《证明》中李绍起的签名明显不是一人书写，恰恰证实其不真实性。证据3.丁志明（时任主管规划的副镇长）书面证明并申请丁志明出庭作证，丁志明陈述：“我当时参与了大兴电碳厂卖给赵某1礼贤市场4间房屋的事情，对此比较清楚，当时办证的时候原则上要求年满十八周岁，因赵某1年龄较小，当时直接办给赵某1政策上是不允许的，所以挂在了其姥姥名下，当时由大兴电碳厂开具了证明；当时我见过大兴电碳厂的证明，我是依据这个证明办理的，没有这个证明我们不会给办理；当时办证是赵德功和焦某一起来的”，用于证明作为1995年许可证批准人的丁志明经历了购房和办证经过，当时看到了北京市大兴电碳厂的《证明》，说明四间瓦房的实际购买人为赵某1，焦某系暂时挂名。姜某6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不认可，当时统一办理了一批空白的许可证，之后买了才补填的内容，证言不具备真实性，不能证明房子的归属。证据4.赵某2证明及录像、赵某3证明、张墨林和王林证明（张墨林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四间瓦房系原告父母卖的松木杆子出资购买，是原告父母为原告购买，挂名在姥姥名下。姜某6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5.张某1与姜某2平时聊天的通话录音，姜某2陈述“嗯，小丽丽也说，大姨我要不挑头，你们就认了，那你说，我们不认咋着？我干不过他俩，我也没啥证据，我也没在那买房子，房子不是我买的，我没啥优势，你们这占啥，你妈买的房子，有优势，不是我买的；再说了，咱们就这么说这话，那个房子明明是你妈给丽丽买的，我能说是文芳买的吗？；我能说吗？我都给她证明了是你妈买的，小丽丽再要不出来，我心都亏得慌，那我就实话实说，咱们就讲说实话；我知道的事就是，他立遗嘱时没经过我，我二妹没了，我们没在场，老太太稀里糊涂了，那回我回去我问她，我说妈你立遗嘱干啥？你咋立给他了？她舌头不好使了，那时候也没有录音啊，咱也不懂得这玩意，她说不立不行了，不让吃饭，饿，你老姨在跟前呢，我俩都在跟前来，你老姨肯定不承认这句话；后来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你们，咋就把这个玩意立他身上了？他管你吗？我爸你姥爷那会不糊涂，他说，嗨，没说让我们立这个去，说文芳回来了，从北京回来了，接我们来了，让我们上围场，到围场把我们弄那边去了，我就是，他们说，我在那拽着我手摁的手印，这你老姨都听着来，我说文芳，咱们应该去把它翻过来；对对对，她说，我不跟他讲和，她说，我就折腾，折腾到最后都落到小清海手，我也高高兴兴的过日子，我认了，我就看看小清海能拿多少。她说，我就不信这事儿了呢，她说，我去我也没说旁的，我说怎么着你们得经过我，我在这从小住到大，住了这么些年，我妈给我买的房子。她说，坐一块商量商量，大家一人闹三万五万的，咱们一分得了。她说，他们不干。她说，我不是非缺这两个钱走的法律，让他痛痛快快的，我要不挑这个头谁挑？小丽丽这么说。我说，也对，哪有人挑？我挑不起来，我没理啊，我没证据，房不是我买的，是不？我咋说？我说话腰杆都不硬。她说，你到时候就实话实说，你知道我妈给我买的房子。我说，那倒是，你妈拉一车杆子，说没拿回来钱，在那买房子了，你妈就跟我这么说的，说拉一车杆子，到那敛钱都买房子了，那房子不贵，才一万五；对，小丽丽在那拉把着，那是我二妹供的钱，买的房子，反正拉一车杆子，钱没往回拿，就买这房子了，那我这是实话。通你老姨面，你老姨说她买的，那我听你二姐说拉那一车杆子没往回拿，钱留给妈那买房子了；现在我就不管谁啥样了，我就实话实说，对小丽丽有用就有用，没用呢我也不亏得慌”。证明录音中姜某2叙述四间瓦房是原告母亲姜文珍卖松木杆子出资为原告购买的。姜某6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所整理的文字部分只是挑捡了对其有利的内容，不符合录音证据的形式，应是完整的录音版，录音从一开始是在原告和姜某2的多次沟通之后才出具的，录音是张某1和姜某2的通话，拉拢姜某2的事实，从录音内容看，姜某2陈述房子是焦某的财产，在焦某回老家的时候原告将房产证交给了焦某，原告维权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公证遗嘱的事情明确和原告说过，录音中姜某2叙述说是听姜文珍说的有一车杆子留给母亲来买房，只是听说。就上述争议焦点，姜某6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99年的《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建房许可证》，用于证明四间瓦房的所有权人为焦某，原告所提供的许可证属于无效证件。该许可证载明“姓名焦玉環，住址大兴县礼贤市场，建房间数四间，用途商用，东至贸易区西端、西至中心街东端、南至修配厂房北端、北至张金友房南端，东西长7.5米、南北长13.6米、建筑面积122.4㎡、门前1.5，批准单位由大兴县礼贤镇人民政府农建规划科盖章，日期空白，签发机关盖章处空白，签发人由毕洪峰签字，日期99年4月20日”。赵某1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批准人没有印签，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据，也没有大兴礼贤政府的公章，这个章是无效的章，以我方提交的许可证为准。证据2.王艳军书面证言，用于证明在1992年-2004年期间，用大货车拉一车松木杆子最多卖到4000元左右，因此张墨林所述拉一车松木杆子卖16000元不是事实。赵某1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没有到庭，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据3.礼贤派出所的证明信，根据证明信内容和户籍政策，赵某1的名字应不是这个名字，是赵新立，我方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明》中名字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具备真实性。赵某1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因户籍管理制度比较僵化，户籍材料有些与事实不一致，当时的户籍人员可能会有户籍登记上的笔误，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量存在，所以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庭审中，围绕着购买四间瓦房后另加盖的房屋出资情况，姜某6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姚钢的书面证言，用于证明1995年秋为焦某在礼贤市场建房2间及车棚、厕所，是姜某3找他盖的，姜某3给付的工程款，材料是姜某3买的。证实被拆迁的房屋除了四间瓦房之外，还有自建房，并非赵某1建造，原告主张全部拆迁款没有事实根据。赵某1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根据我方的了解，姚钢已经半身不遂很多年了，对这个书面证人证言不认可，买房后盖房也是姥姥、继姥爷建房的，不是姜某3盖的。姜某3向本院申请乔俊立出庭作证，用于证明此后加盖的房屋系姜某3出资为焦某所建，多年来姜某3对焦某尽到了赡养照顾的义务。赵某1对该证言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证人所作陈述，与加盖房屋有关的陈述都没有客观的证据，不认可。另，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赵某1申请，本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将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应发放给姜某6的搬迁腾退补偿款881632元予以冻结，赵某1为此交纳保全费2464元。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姜某2、姜某4、姜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诉讼权利。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四间瓦房的实际权利人是赵某1还是焦某。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不动产通常以登记作为物权公示方法，然涉案四间瓦房取得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且属于建造于农村地区的房屋，农村地区甚至直到当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一些以使用证、建房许可证等名义存在的证件，并不能当然理解为物权法意义上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进而具有不动产物权公示公信的法定效力。本案中，通过庭审，赵某1所提交的1995年的《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建房许可证》以及姜某6所提交的1999年《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建房许可证》真实性应当均予以确认，从该两份许可证本身内容可知，姓名、房屋四至、类型、批准单位、签发机关等前后均不完全一致，该类证件本身即缺失相关的登记制度规范，包括登记机关、登记内容、登记程序、档案留存等，考虑到彼时农村地区不动产登记现状，该许可证并不具有物权公示公信的作用，即并不能当然据此认定焦某系四间瓦房的权利人，仅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证据材料予以对待。在此情况下，确定四间瓦房的实际权利人应着重审查权利来源的基础法律关系：如系新建而来，审查房屋建造时出资出力情况；如系买卖而来，则审查实际购买人、购房资金来源等。本案所涉四间瓦房系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且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彼时的出卖人为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厂长和经手人为李绍起，围绕着实际购买人一事，赵某1提交了1995年5月12日的北京市大兴电碳厂《证明》，该证明系形成于房屋买卖之时，加盖有北京市大兴电碳厂的公章，时任厂长和经手人李绍起现亦对此予以确认，姜某6等虽对《证明》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对公章申请鉴定亦或提交其他充分相反证据推翻该项关键性证据，本院依法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项证据载明内容，《证明》本身起到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作用，包含了出卖人、买受人、买卖时间、房屋状况、房屋价款等信息，《证明》明确显示房屋买受人为赵某1。姜某6、姜某3等主张四间瓦房买房款15000元系姜某3出资为焦某购买，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赵某1就其系四间瓦房实际购买人所提交的北京市大兴电碳厂《证明》、李绍起出具材料及所作陈述、北京市大兴电碳厂工商档案、许可证经手人丁志明就《证明》所作陈述、姜某2在平常聊天时与张某1所陈述内容，以及庭审中所查明的赵某1自幼跟随焦某生活、一直在四间瓦房处居住、1995年许可证和北京市大兴电碳厂《证明》由赵某1实际保管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赵某1为四间瓦房的实际购买人”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赵某1所陈述的“未成年人无法办理许可证”符合当时礼贤市场房屋许可证的相关做法，所陈述的“在无法办理许可证更名手续的情况下，通过赠与和赡养协议书、遗嘱的方式对自己的房屋权利起到保障作用”亦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依法对“赵某1为四间瓦房的实际购买人”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四间瓦房购买后于东侧新加盖的房屋权属如何认定。对该问题的评判，应首先明确焦某与赵德功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在案证据材料及庭审中双方对于焦某、赵德功生活情况的陈述，可以认定焦某来到北京后与赵德功一起长期共同生活，但焦某并未与姜荣起离婚，直到去世与姜荣起均系夫妻，赵某1所主张的焦某与赵德功系夫妻关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焦某与赵德功之间应系非法同居关系。就新加盖房屋的出资，姜某3陈述系其出资为焦某建房，其就此事实亦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事实上，焦某、赵德功均一同长期在农机站上班直至1994年左右退休，而姜某3于1992年才来北京，且其系在母亲焦某多次劝说“北京条件好”的情况下一家人来北京谋生，来京后亦在农机站上班，收入情况应与焦某、赵德功工作时相当，然其在工作仅两三年且其本身亦需出资买房的情况下，既出资为工作多年的焦某（以及赵德功）买房，紧接着又出资为焦某加盖房屋，客观上亦不在该处房屋内居住生活，姜某3的此类事实主张在无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本院均不予确认。考虑到焦某、赵德功工作多年且在四间瓦房处共同居住生活的客观实际，本院认定该东侧新加盖房屋系焦某、赵德功共同出资建造，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确认焦某、赵德功各享有该部分房屋的一半财产份额，因该房屋产生于焦某与姜荣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焦某所享有的财产份额应系其与姜荣起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四间瓦房及此后加盖房屋因搬迁腾退所对应的补偿款项如何进行分割、继承。如上文所述，四间瓦房实际系赵某1所有，姜荣起、焦某虽就该部分房屋立有公证遗嘱，但该遗嘱处分的并非该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而系处分了他人的财产，因此该遗嘱并不能就四间瓦房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四间瓦房所对应的补偿款项应系实际权利人赵某1所有，该部分款项为97134＋20926×（96.94÷151.02）＋（7551＋226530＋500000）×（96.94÷151.02）＝581774.31元。关于此后加盖房屋所对应的补偿款项。该部分款项的实际数额为881632﹣581774.31＝299857.69元。该部分款项的一半即149928.84元系赵德功的遗产，庭审中，赵德功的全部继承人均同意该款项归赵某1一人所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就焦某、姜荣起所享有的另一半即149928.85元，系焦某、姜荣起的遗产，应由该二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不管是赵某1所提交的《赠与和赡养协议书》、《遗嘱》，还是姜某6所提交的公证《遗嘱》，均系对四间瓦房的处分，并未包含此后加盖房屋部分，因此，该部分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赵某1要求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缺乏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焦某、姜荣起共有子女五人，其中姜文珍、姜文春先于二人去世，姜文珍、姜文春的子女即赵某1、张某1、张某2及姜某4、姜某5作为代为继承人参与继承。姜某1、姜某2、姜某3三人每人可继承的补偿款项数额为149928.85÷5＝29985.77元；赵某1、张某1、张某2三人每人可继承的补偿款项数额为149928.85÷5÷3＝9995.26元；姜某4、姜某5二人每人可继承的补偿款数额为149928.85÷5÷2＝14992.88元。目前，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已就涉案房屋搬迁腾退与姜某6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搬迁腾退补偿款项系以姜某6的名义实际领取，姜某6理应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实际权利人。关于姜某6所辩称的赵某1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当事人因物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涉及四间瓦房的物权确认，物权作为支配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某1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741698.41元；二、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某1、姜某2、姜某3三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每人29985.77元；三、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1、张某2二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每人9995.26元；四、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某4、姜某5二人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综合批发市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款每人14992.88元；五、驳回赵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94元，由赵某1负担1330元（已交纳），由姜某6负担10764元（已由赵某1预交，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赵某1）；保全费2464元，由姜某6负担（已由赵某1预交，姜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赵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樊振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纪云书 记 员 杨 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