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81民初7970号原告：欧阳雪妹，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春燕，湖南湘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新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尤会，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欧阳淑芳，女。原告欧阳雪妹为与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耒阳农商行）、第三人欧阳淑芳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志慧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开生、徐明哲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召集了庭前会议、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张沅沅担任记录。原告欧阳雪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春燕、被告耒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尤会、第三人欧阳淑芳（视频方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57000元整，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本金实际支付完毕日止的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三人欧阳淑芳在2008年前系被告耒阳农商行（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聘用的代办员（信贷员），以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架信用社的名义，代为办理耒阳市青麓村、白洋渡村周边村落农户的个人活期储蓄、短期储蓄及贷款业务。原告经第三人欧阳淑芳之手在其所在的青麓信用站办理了存款业务，第三人欧阳淑芳向原告出具了存款凭条，虽未加盖被告的公章，但加盖了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雕刻的第三人欧阳淑芳的私章（阳淑芳）。事后，原告持自己所有的存款凭条到被告处兑取存款时，被告以存款凭条未加盖公章为由拒不兑付。原告认为，第三人欧阳淑芳所在的青麓信用站，虽然于2006年被撤销，但被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履行了银行部门的公示、监督、监管的义务，撤站时，被告亦未收回青麓信用站的招牌及第三人欧阳淑芳在代办期间尚未使用完毕的存单。青麓信用站（代办点）的地址虽有所变更，但距离非常近，代办员欧阳淑芳、负责人邓先芽、主管刘轼森、贺红琼等人均未变更，在2018年之前，村民存取款也未出现异常，导致村民依然认为被告设立的青麓信用站（代办点）合法存在。期间耒阳市三架信用社的主管刘轼森、负责人邓先芽及其配偶贺红琼都知情且协助欧阳淑芳办理贷款业务，并开具单据。在青麓信用站（代办点）设立期间，由时任耒阳市三架信用社负责人邓先芽租赁村民的房屋作为代办点，以上这些行为导致村民对被告设立的代办点深信不疑。无论是邓先芽还是其他主管人员都从未向原告等表明，欧阳淑芳不是青麓信用站的员工。邓先芽作为耒阳市三架信用社的负责人，根本没有对欧阳淑芳承办业务的存单进行过核实、回访、质疑，没有尽到监督监管的义务。被告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何时与欧阳淑芳解除了聘用关系。综上，原告作为善意相对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阳淑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原、被告之间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兑付存款。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证据1、欧阳淑芳案卷材料：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于2019年2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于2019年2月21日出具的《说明》；欧阳淑芳讯问笔录、庭审笔录、刑事判决书，证实欧阳淑芳系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前的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合作联三架信用社青鹿信用站临时聘用的业务联络员，办理当地村民的存、贷款业务。被告出具说明，声明无法查实欧阳淑芳与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的聘用关系及清退手续等相关证据；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公示公告其员工欧阳淑芳被清退的事实，反而遗留部分银行重要的存款凭条以及“耒阳市农村信用社青麓信用站”的招牌在欧阳淑芳处，未予以收回，且没有报失，使得欧阳淑芳仍用原信贷员的身份为原告等长期办理存款业务，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原告将存款交付给欧阳淑芳，基于对被告的存款凭条、招牌等确信，更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等有充分理由认为欧阳淑芳仍然是被告的信贷员，也就是欧阳淑芳长期代办村民存取业务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从而原、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应当履行付款的义务。证据2、欧阳本桂、谢秋英、李治雄的存折，证实原告欧阳本桂、谢秋英以及李治雄分别于2015年、2016年在被告处办理存折开户手续时，其本人均未到被告处，也未签署本人名字申请办理，而是经由第三人欧阳淑芳到被告处办理好，再将已办好的开户存折直接交给上述人员，进而再存入上述等人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仍存在职务行为。即使退一步讲，被告存在重要过错，兼严重的监管不力的责任，导致原告等有充分理由认为欧阳淑芳仍然是被告的信贷员，其长期代办村民存取款业务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从而原、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应当履行付款的义务。证据3、2007年7月21日、2007年10月25日出具的《湖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2008年10月30日出具的《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按期计息清单》、2013年4月25日出具的《湖南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以及支付利息票据，证实第三人欧阳淑芳系被告的信贷员，截止至2008年10月30日以信贷员身份办理储户存、取、贷款业务，直至2013年4月25日，第三人欧阳淑芳仍以原信贷员身份在清收责任人处签名，原告等有充分理由认为欧阳淑芳仍然是被告的信贷员，其后长期代办村民存取款业务的行为也构成了表见代理，从而原、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应当履行付款的义务。证据4、证人李治雄陈述的证言，证实欧阳淑芳系被告的信贷员，李治雄多次经由欧阳淑芳处办理被告的存、贷款业务，2016年1月12日欧阳淑芳办理好李治雄的存折开户手续，再将存折直接发放给李治雄，该行为已构成职务行为。退一步讲，被告存在重要过错，兼严重的监管不力的责任，导致原告等有充分理由认为欧阳淑芳仍然是被告的信贷员，其长期代办村民存取款业务的行为也构成了表见代理，从而原、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被告应当履行付款的义务。证据5、耒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档案资料查询出具的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架支行的企业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系邓先芽，成立日期为2013年9月13日。证据6、现场勘验笔录、勘验制图、照相，证实第三人欧阳淑芳保留大量被告重要的原件存储、利息、存折等单据，被告并没有对这些单据进行收缴或者报失，对此造成储户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证据7、存款凭条《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复印件，证实原告欧阳雪妹通过第三人欧阳淑芳向被告存款，于2017年8月31日存入42000元，账号为：643369，期限为壹年，按年息3.5%计算，户名：欧阳雪妹，身份证号码：430419195412057949；于2017年8月31日存入15000元，账号为：643370，期限为壹年，按年息3.5%计算，户名：欧阳雪妹，身份证号码：430419195412057949；共存入人民币57000元，第三人欧阳淑芳出具该存款凭条，并在出纳、记账处盖“阳淑芳”印章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提出，证据1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019年2月18日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类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公安办案人员不是案件事实的亲历者，在情况说明中关于“信用社当年未及时公示公告欧阳淑芳被清退”等内容，没有证据支持，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欧阳淑芳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审，其中欧阳淑芳的陈述内容，属于当事人陈述，应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欧阳淑芳在供述中讲，青麓信用站撤销后，“耒阳市农村信用社青麓信用站”的招牌没有收回去，不是事实，这是欧阳淑芳的片面之言。事实上，原来刑事案件的全部被害人以及欧阳淑芳均反映，欧阳淑芳被清退后没有挂招牌，而且办案过程中没有搜查出所谓的招牌。至于欧阳淑芳向原告出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不是原信用社遗留的，均是欧阳淑芳伪造的，欧阳淑芳已经予以供述。耒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欧阳淑芳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审，均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作出综合认定，应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需要说明的是，欧阳淑芳的供述中还证实以下事实：青麓信用站撤销后，2006年欧阳淑芳将办公地点搬到李志成家的房屋，2016年搬至李运生家的房屋（第一次供述第8页第12-15行）；2006年青麓信用站撤销后，当时信用社发布了公告粘贴在办公地点前的电杆树上（第一次供述第9页第1-5行）。请法庭予以重视和认定。证据2、欧阳本桂（已核对原件）、谢秋英、李治雄的存折（已核对原件）,欧阳本桂该存折开户是正规的开户，但后面手写的均是第三人个人所写，与原告无关。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原告称办理存折本人没有到场，由欧阳淑芳到被告处办理好，没有事实依据，仅是原告单方陈述，证据根本不能反映，不能成立。其中欧阳本桂的存折，我方将举证证明是其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银行办理开户的。谢秋英的存折，恰恰说明谢秋英在2015年已经到农商银行开户账户，明知要到正规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却在2017年7月5日将10000元交由欧阳淑芳个人，由欧阳淑芳开具伪造的凭条，不构成善意并无过失的情形。至于李治雄的存折，因李治雄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证据3（已核对原件）、借款借据、计息清单、支付利息票据等，对有原件的票据等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些单据是当事人持有的，阳淑芳的名字是否她本人所签，何时签的，均不清楚。这些单据均是案外人的，且非公开业务，与本案无关。这些单据的发生时间，均在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全部业务联系员于2008年12月解聘之前，原告款项被骗在此之后几年，说明与原告款项被骗无关。2013年4月25日的借据中“原业务员阳淑芳”的内容，只是一项标注内容，明显不是欧阳淑芳的签名，更不代表欧阳淑芳为清收责任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李治雄的证人证言,李治雄系欧阳淑芳诈骗案中的被害人，刑事判决书体现其以民间借贷方式被骗4万元，系利害关系人。李治雄不是本案原告，系案外人，其开办存折和贷款非公开业务，与本案无关。证据5，三架支行的企业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邓先芽曾经担任过三架支行行长，现在已到其他支行工作，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照片中的存折系欧阳淑芳私人正规存折，没有被告的重要空白凭据，至于中信银行的客户回单、圆通快递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均与本案无关。事实上，原告出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系第三人伪造的。关于证据7，原告的存款凭条均系欧阳淑芳个人仿制、伪造的，不是被告银行有效凭证，该凭证属欧阳淑芳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有部分的原告的款项已经偿还部分，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查明。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提出，关于证据1，给原告开具的卡片存款凭条均是我个人利用信用社留下的凭条复印的。对证据2无异议，这些存折均是我帮其到被告处办理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是银行叫我临时帮其收贷款，信贷员栏“阳淑芳”的签名是我签的。信贷主管处签名“刘轼森”其以前是三架信用社的主任。当时银行临时叫我去收贷款时没有给我银行代码，但支付了我报酬。存款上的信贷主管邓先芽也是三架信用社主任。对证据5无异议。证据6中定期存款凭条卡片是我根据之前遗留卡片打印的，活期存折是做代办员时遗留下的，私章是我做代办员时由信用社统一雕刻的。营业执照、圆通快递不是我的。关于证据7，票据凭证上的“阳淑芳”是我加盖的印章，对凭证上载明已经支付的金额予以确认，我还支付了一些储户的钱，但未及时更改票据。被告辩称：1、第三人欧阳淑芳收取原告款项，不具有职务或者代理人身份。欧阳淑芳不是耒阳农商银行员工，曾任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临时的业务联络员。2006年4月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被撤销，欧阳淑芳亦被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清退。信用站撤销后，当时信用社发布了公告，并将公告粘贴在电杆等处，青麓居委会及时召开了全体组干部及党员大会，宣布青麓信用站已被撤销，大家存款要到正规的银行。此后，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全部业务联系员于2008年12月解聘。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8年12月、2009年6月两次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张贴《公告》予以公示，并声明和请相互转告：“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信用合作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并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和员工私章，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面出具的凭证与办理的业务，我联社概不负责。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农村信用社业务。”2013年8月，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终止，不存在信用社的形式。2、第三人欧阳淑芳收取原告款项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该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可见，表见代理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不能随意扩大适用，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相对人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的，不构成表见代理；同时，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的情况看，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3、原告没有向被告交付凭条所记载的款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如果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本案中，第三人欧阳淑芳出具的凭条系伪造，由第三人欧阳淑芳个人出具，不是被告耒阳农商银行下辖机构办理和出具的，也没有加盖被告耒阳农商银行原下辖机构的储蓄业务专用章。更重要的是，原告没有到被告的营业网点办理，更没有将凭条记载的款项交到被告下辖网点，而是将款项交给第三人欧阳淑芳个人。因此，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耒阳农商银行形成储蓄存款关系。4、第三人欧阳淑芳收取原告款项系诈骗犯罪行为，应由欧阳淑芳向原告承担法律责任。欧阳淑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刻制“阳淑芳”字样的私章，伪造“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已由耒阳市人民法院判决：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欧阳淑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人。可见，欧阳淑芳收取原告款项系诈骗犯罪行为，应由欧阳淑芳承担法律责任。5、从程序上，原告的款项应按刑事诉讼程序，通过依法追缴、退赔方式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欧阳淑芳诈骗的部分被害人已到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已查明涉案被害人的名单及被骗金额，并且已经判决处理，即将欧阳淑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人（详见判决书附表）。此后，被害人应通过执行程序向欧阳淑芳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第九条规定：“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有关当事人如有违法行为，依法应给予民事制裁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有关当事人实施民事制裁。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犯罪线索，人民法院应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并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而且，欧阳淑芳诈骗案的案卷材料中反映，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通过三架办事处、青麓居委会、白洋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告知村民，如有被欧阳淑芳诈骗而未报案的受害人，请到耒阳市公安局报案。因此，未报案的被害人，欧阳淑芳涉嫌诈骗犯罪，存在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管辖问题，法院审理后发现构成犯罪线索，依法应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应继续通过刑事追诉方式处理。综上，原告与被告耒阳农商银行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第三人欧阳淑芳收取原告款项系诈骗犯罪行为，应由欧阳淑芳向原告承担法律责任；第三人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应按刑事诉讼程序，通过依法追缴、退赔方式处理。因此，请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以支持其主张：证据1、2013年8月6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报复》（湘银监复【2013】245号），证实：2013年8月，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终止，相关债权债务由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证据2、定期储蓄存款凭证使用说明及样式，证实：（1）、2005-2006年期间耒阳农村信用合作社信用站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凭证为一式三联卡片帐式裁剪存单，有印刷的唯一编号，第一联存入时作为定期储蓄存款开户记账联，第二联存入后由经办人填写并裁剪体现相应金额，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和员工私章，交客户作为存款依据，支取时作为取款凭证，第三联作为信用站留存联。（2）、欧阳淑芳原作为信用站经办人办理的正规业务，须按规范要求开具正式存单，并加盖公章。(3)、欧阳淑芳向他人出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帐（副本）”系其伪造的样式，不是有效存单。证据3、《公告》照片，证实：欧阳淑芳所在的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于2006年4月撤销后，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全部业务联系员于2008年12月解聘。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8年12月、2009年6月两次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张贴《公告》，予以公示，并声明和请相互转告：“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信用合作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并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和员工私章，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面出具的凭证与办理的业务，我联社概不负责。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农村信用社业务。”证据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利率表》及耒阳农商银行《历年存款利率》，证实历年银行存款利率情况，欧阳淑芳向他人出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帐（副本）”上的利率较高，不符合耒阳农商银行执行的利率。证据5、耒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书及相关案卷证据材料，证实：（1）、欧阳淑芳不是耒阳农商银行员工，曾任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三架信用社青麓站临时的业务联络员。2006年5月三架信用社青麓站被撤销，欧阳淑芳亦被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清退。信用站撤销后，当时信用社发布了公告，并将公告粘贴在电杆等处，青麓居委会及时召开了全体组干部及党员大会，宣布青麓信用站已被撤销，大家存款要到正规的银行。欧阳淑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刻制“阳淑芳”字样的私章，伪造“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已由耒阳市人民法院判决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欧阳淑芳诈骗的部分被害人已到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已查明涉案被害人的名单及被骗金额，并且已经判决处理，即将欧阳淑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人（详见判决书附表）。（3）、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通过三架办事处、青麓居委会、白洋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告知村民，如有被欧阳淑芳诈骗而未报案的受害人，请到耒阳市公安局报案，将通过刑事追诉处理。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证明目的（1）无异议，表明耒阳农村信用合作社在2000-2006年在这个时间段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凭证的柜台操作。关于证明目的（2），被告对正式的员工（包括欧阳淑芳在内）要求，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员工欧阳淑芳是否应当按银行要求去做，这份证据不能证实。证明目的（3），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持有的存单系伪造，非有效存单，首先，是否伪造应当由专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予以证实，其次，原告等不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没有能力辨认第三人欧阳淑芳出具的存单真伪，责任不在原告方。最后，本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由公安机关及欧阳淑芳表明其持有的是耒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单原件。关于证据3、“欧阳淑芳所在的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于2006年4月撤销后，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全部业务联系员于2008年12月解聘”，该公告只证明这个事情的书面含义，就欧阳淑芳作为其员工是否被解聘、清退、具体何时予以清退，耒阳市农村合作联社没有提供清退手续予以确认，不能明确表明欧阳淑芳已清退。“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8年12月、2009年6月两次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张贴《公告》，予以公示，并声明和请相互转告：......”首先，对被告所称的两个时间段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足以证实在这两个时间点，被告完成了声明的行为；其次，对被告所称的“全市范围内”也有异议，就算被告曾粘贴过书面公示，由被告的所有证据体现，屈指可数的某些墙面，没有具体的地点，甚至是在一个电线杆上显得也极为偏僻，根本不可能达到被告所称的“全市范围内”；最后，就“并声明和请相互转告”，这个公告的用词显然推卸了被告作为银行应当予以公示到位的义务，把这个责任强加了给部分公民去完成银行的义务，就本案，在欧阳淑芳作为信贷员设立，从事存、取款业务，储蓄用户的人群，被告也清晰明确的知道为小学文化、大部分文盲的老年人，就该文字表述根本没有完成被告所公示的义务。就此项，欧阳淑芳于2000-2008年确是耒阳市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长期以收、存、贷款的形式从事存蓄业务，2013年仍在清偿责任人上签署“原信贷员欧阳淑芳”，耒阳市农村信用社。证据4、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不影响原告等与被告的储蓄合同的成立。证据五、“欧阳淑芳不是耒阳农商银行员工，曾任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三架信用社青麓站临时的业务联络员。2006年5月三架信用社青麓站被撤销，欧阳淑芳亦被原耒阳市农村信用社清退”，这个不是事实，就原告提供的证据，欧阳淑芳于2008年10月30日在李治雄的贷款票据上，在信贷员、出纳、会计处签名确定，上面由耒阳市农村信用社的盖章以及主管签名确定，其后，又在李康平所提供票据上，以“原信贷员欧阳淑芳”在清偿责任人处签名，银行主管也予以签名确认，以上均证明欧阳淑芳系被告的员工。对欧阳淑芳诈骗罪的刑事认定，并不能免除被告的民事责任，本案所审理确认的是原告等与被告的储蓄合同纠纷，因欧阳淑芳的之前职务行为以及后续表见代理行为，造成原告等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第三人欧阳淑芳对被告耒阳农商行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我不清楚，请法庭依法审核。当时信用站撤销后，我又继续为被告代办了半年，半年之后被告也没有明确通知我叫我不要代办了，开始我代办的业务的存款均交到银行去了，换了正式的存单，后来代办的人多了，我就没有分哪个人的存款了，统一都是以我的名义存到银行去了。第三人陈述称：我于1994年受聘任青麓信用站信贷员，一直至2005年5月信用站撤销，均是该信用社的信贷员。2005年5月信用站撤销后我继续为被告开展业务有半年多时间，之后就是我个人向原告开具存单、收取存款。不管是我个人的责任，还是被告的责任，我愿意积极的向原告返还存款。第三人未提交证据。经过双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证据6中的存款凭条卡片、活期存折、阳淑芳的私章、证据7、被告提交证据1、2、3、4、5，形式、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2013年8月6日作出湘银监复[2013]245号文件，同意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47个分支机构开业，该行开业的同时，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分社）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在1995年以前，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设立了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办理存款、小额贷款等业务，并为此制作了“耒阳市农村信用作联社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的招牌，为聘请的信用站代办员统一雕刻了私章用于开展业务。第三人欧阳淑芳于1995年受聘入职青麓信用站，任业务联络员即代办员，职责为该信用站会计，办理业务所使用的统一雕刻的代办员私章名为“阳淑芳”。第三人欧阳淑芳未与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或其下属的三架信用社签订委托代理业务合同，既未经过上岗培训，亦未取得信用业务代办员资格证或会计从业资格证。第三人欧阳淑芳进入青麓信用站工作后，期间有一、两年被调至白洋信用站工作。2003年青麓村搞开发，业务量大，第三人欧阳淑芳又调到青麓信用站工作。为开展业务，自2003年起，三架信用社租用青麓村21组村民李治雄的房屋供该信用站办公，房租由三架信用社委托第三人欧阳淑芳向李治雄支付。第三人欧阳淑芳在青麓信用站任会计期间，起初由一姓曹的人任出纳，此后由贺红琼（时任三架信用社主任邓先芽之妻）任出纳。所使用的整存整取定期存单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卡片式，另一种是裁剪式，所需存单由第三人欧阳淑芳从三架信用社登记领取，庭审中，被告称相关登记簿已无法找到，不能向法庭提交。当时按照三架信用社的规定，信用站每10天轧账一次。2003年至2006年5月期间，青麓村村民的征地补偿款由负责征地的耒阳市经济开发区按当时的征地补偿标准拨款，从其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公账户拨付到各村组的农村信用社个人（组上会计或当地信用站驻点工作人员）账户，再由青麓村各组集体发放给其组上村民。因当时欧阳淑芳系青麓信用站的代办员，青麓村组集体的财务基本是通过第三人欧阳淑芳经手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储和取现使用。对于青麓村村民的征地补偿款，也是按照以往村集体财务习惯及当时任职村干部的同意的情况下，用欧阳淑芳提供的账户接收耒阳市经济开发区划拨给青麓村的征地款，村组集体提供有资格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村民的花名册给欧阳淑芳，由欧阳淑芳按花名册和人均补偿标准按户写好领取补偿款的领条，领条上加盖了农村信用社的公章。欧阳淑芳分清并填写好每户领征地款的领条后，就按村组把领条给各组会计。之后各组集体就通知村民开会按户领征地补偿款领条，并在会上告知村民凭征地补偿款领条各自去找欧阳淑芳领征地补偿款现金。在村民凭征地补偿款领条找欧阳淑芳领款时，存在有少部分村民被欧阳淑芳说服，不当场领取现金，而是转为定期存款存入欧阳淑芳所在的青麓信用站的情况。在该期间，青麓信用站还开展了其他相关业务。但因监督管理不力，未建立健全的稽核制度，对欧阳淑芳在职期间挪用储户存款以致短款的情形未能发现。2006年5月，青麓信用站被撤销，信用社发了几张撤站公告给欧阳淑芳所在的信用站，信用站人员将公告张贴在站门口电线杆和墙壁上。信用社撤站时并未告知对欧阳淑芳如何安排，还继续给欧阳淑芳发放了两个月工资，欧阳淑芳仍在信用社原承租的李治雄家为信用社代办业务。撤站后，村组发放的土地征收款仍然由欧阳淑芳代办存折，村民愿意存的，就存在欧阳淑芳处。2010年欧阳淑芳将办公点从原李治雄家搬到青麓村李志成家，2016年又将办公点搬至青麓村李运生家，对外以代办员的身份吸收原告等人的存款。信用社在撤销青麓信用站的当年未及时公示公告欧阳淑芳被清退的情况，直至2008年底才以在《衡阳日报》上登报、耒阳电视台播放、在青麓村和白洋村电线杆上张贴公告等方式公布代办员被清退的消息。2008年12月20日，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印发“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清退农村信用社业务联络员的公告”内容如下：为了适应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和科技网络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促进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经联社研究决定，到2008年12月29日止，我市农村信用社原有业务联络员（曾称信用站代办员）全部予以清退，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农村信用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出具的统一格式凭证，我联社概不负责任。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理农村信用社业务。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2009年6月20日，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印发公告，内容如下：为了适应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和科技网络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促进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指示精神，我市农村信用社原有业务联络员（曾称信用站代办员）已于2008年12月29日前全部清退。为了防止极少数已清退的原业务联络员利用无效凭证和伪造印章非法向群众吸储和收贷等违法现象的发生，保障广大群众的资金安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再次郑重声明：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农村信用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并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和正式员工私章，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面出具的凭证与办理的业务，我联社概不负责。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农村信用社业务。监督及咨询电话：（0734）43340194368020，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关于上述两份公告是以何种形式、在哪些地域公示的情况，被告在诉讼过程未提供证据证实。但从78案原告提供的共同证据3可以看出，欧阳淑芳至2009年10月25日止，仍然以信贷员的身份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为信用社收取欧阳淑芳此前于2007年10月25日发放的贷款，信用社的信贷主管刘轼森在信用社贷款债权凭证（会计部门保管）联签了名。至2013年4月25日时，欧阳淑芳仍被确定为贷款清收责任人。耒阳市信用合作联社作出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信用站代办员的决定后，未对青麓站开展业务期间的财务会计等提交审计，就撤站时是否办理移交手续或怎样移交、移交时是否做到了“人到、钱到、账到、重要空白凭证到”，被告在本案中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说明。而事实上，在撤站时，尚有部分未使用完毕的空白凭证仍由欧阳淑芳保存，既未收回原信用社为青麓信用站制作的招牌，亦未收回信用站存续期间为欧阳淑芳雕刻的并用于办理业务的私章。撤站后，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三架信用社是否组织人员对被撤信用站予以清查、延伸检查、定期回访已撤销信用站服务辖区村民、开展撤站后续监督工作等，被告在本案中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告在欧阳淑芳处办理了两笔存款手续，其中，于2017年8月31日存入15000元，期限1年，2017年8月31日起息2018年8月31日到期，年息3.5%；2017年8月31日存入42000元，期限1年，2017年8月31日起息2018年8月31日到期，年息3.5%。欧阳淑芳向原告出具了存单，并加盖“阳淑芳”私章。本金、利息至今未予兑付。另查明：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耒检公诉刑诉[2019]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于2019年3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同年8月28日耒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裁定准许撤回起诉。2019年10月9日，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耒检公诉刑诉[2019]2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再次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19）湘0481民初295号刑事判决书：一、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2033年10月8日止。）二、被告人欧阳淑芳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元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人（详见附表）。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欧阳淑芳现在湖南省女子监狱服刑。经公安机关侦查，未能查获被告人欧阳淑芳的违法所得的去向，故未能向被害人返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欧阳淑芳后，欧阳淑芳签字、盖章出具的存款凭证、收取原告等公众存款的行为，对外是否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还是系欧阳淑芳的个人行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应否向原告兑付存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具体金额？造成原告不能兑取存款的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三、本院作出的（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追缴、退赔后，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诉讼？该刑事判决未涉及的存款问题，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主张权利？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欧阳淑芳后，欧阳淑芳签字、盖章出具的存款凭证、收取原告等公众存款的行为，对外是否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还是系欧阳淑芳的个人行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行为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首先，欧阳淑芳在1995年至2006年5月期间系被告前身即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聘请的信用站代办员，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欧阳淑芳具有代理权，对于该事实，各方均予认可。其次，相对人即原告信赖行为人即欧阳淑芳有代理权且信赖是有理由的。行为人欧阳淑芳在撤站、清退后，所使用的办公地点虽几经搬迁，但最初仍然是使用原信用站所承租的李治雄的房屋，信用社未收回为欧阳淑芳雕刻的原用于办理业务的私章（阳淑芳）、信用站招牌，尤其是未收回当时尚未使用完毕的空白存款凭证，欧阳淑芳任代办员已有多年，信用社关于撤站、清退的宣传力度不够，对已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的情况，未及时公告、公示，未发挥村委会、居委会密切联系村民的作用，未确保每一户村民知晓，未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导致储户不知道欧阳淑芳被解聘的情况，深信欧阳淑芳仍然有代办资格。再次，原告将存款存入欧阳淑芳处，在主观上是善意的，并无过失。欧阳淑芳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虽有伪造存单的情形，但储户不具备识别真假的能力，撤站后的当初，欧阳淑芳仍在原信用站所在办公点办理业务，尤其是在撤站后，至2009年10月25日止，欧阳淑芳仍然以信贷员的身份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收取贷款。另经公安机关侦查及刑事判决确认，欧阳淑芳使用的凭证中有部分是信用社的制式凭证。因此，欧阳淑芳的行为对被告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二、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应否向原告兑付存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具体金额、造成原告不能兑取存款的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的问题。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责任。本案中，欧阳淑芳的代理权虽已终止，但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前文已论述），那么被告作为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权利义务承受者，与原告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应当向原告兑付本金57000元，利息自2017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从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还是被告，在处理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的工作中，未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18号]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已撤销代办站的案件风险，因此，在认定欧阳淑芳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下，考虑到欧阳淑芳尚在服刑，不具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情况，应先由被告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从另一方面讲，欧阳淑芳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刑事判决亦责令其退赔，因此，在被告承担责任后，可向欧阳淑芳追偿。三、关于本院作出的（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追缴、退赔后，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诉讼、该刑事判决未涉及的存款，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主张权利的问题。按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之规定，原告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欧阳雪妹存款本金57000元，并自2017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实际清算完毕日止，限判决生效后2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觉履行的，可将标的款付至耒阳市人民法院标的款账户，户名：耒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案款专户；账号：83350311000001366；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耒阳支行。付款时需注明案号）。本案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志慧人民陪审员  王开生人民陪审员  徐明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张沅沅                校对责任人：周志慧            打印责任人：张沅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