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24民初95号 原告：韦进礼（系受害者韦永余父亲），男，1949年9月19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原告：肖细英（系受害者韦永余母亲），女，1951年6月24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原告：李荣花（系受害者韦永余妻子），女，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原告：韦某1（系受害者韦永余女儿），女，2007年12月6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学生，住广西融安县。 原告：韦某2（系受害者韦永余女儿），女，2013年9月9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学生，住广西融安县。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显明，融安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韦世芳，男，1979年12月11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韦德金，男，1978年3月10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广西桔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韦恩余，男，1989年9月13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第三人：韦峰余，男，1977年8月24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第三人：韦世仑，男，1985年1月15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第三人：韦世帮，男，1981年5月29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融安县。 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李荣花、韦某1、韦某2诉被告韦世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2020年2月28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原、被告双方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2020年4月14日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追加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五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2020年9月2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荣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显明、被告韦世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第三人韦德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第三人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李荣花、韦某1、韦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医疗费3500元、死亡赔偿金648720元、丧葬费16774元、赡养费（父母）41522.80元、抚养费（两个女儿）849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825449.8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9日，韦永余受被告雇请到“六木”山场砍树，在砍树过程中被倒下的树木砸伤头部，当即昏迷，一起砍树的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等人把韦永余护送到融安县人民医院救治，2019年11月10日，韦永余经治疗无效死亡，花去医药费3500元，被告已支付20000元作为丧葬费。因赔偿问题原告与被告协商无果，故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韦世芳辩称：一、韦永余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当然也不存在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被告从未联系韦永余，双方不存在任何意思表示，不存在意思表示则不存在法律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与承揽合同关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被告与第三人韦德金之间存在合同关系。1、从工作性质看。承揽合同关系的目的是以其特有的技能提供工作成果；而劳务关系、雇佣关系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提供劳动，满足雇主的需要；2、从人身依附关系角度看，承揽合同关系的定做人与承揽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自始至终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承揽人对工作如何安排完全有自主性；3、从劳动设施依赖性角度看，承揽人要自己提供设备，以便于完成劳动成果，定作人不须提供劳动设备；劳务关系和雇佣关系中，雇员一般不需要提供劳动设备，主要由其提供劳动力；4、从报酬确定的基础和风险角度看，承揽合同关系的劳动报酬是基于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以及自身的技能或原材料的价格等确定的，承揽人有可能承担潜在风险；而劳务关系及雇佣关系中，报酬的确定是根据市场劳动力的价格结合相应的行业标准确定的，报酬一经确定后，雇主一般能在长时间内取得稳定的报酬数额。二、第三人韦德金对韦永余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前述，韦德金与韦永余存在合同关系，并且，韦德金与韦永余共在一组，因为操作不慎导致事故发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对韦永余的死亡承担责任。三、韦永余是一名成年人，受第三人韦德金邀请自愿参与砍树工作，其对于自身的生命安全有自我保护的义务，但其未佩戴安全帽，亦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所以韦永余对死亡后果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综上，韦世芳与韦永余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三人韦德金述称：一、被告韦世芳与第三人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1、本案第三人的工作内容是帮被告砍树，直接向被告提供劳务，不符合承揽合同的情形。双方在电话中只是约定如何计算劳动报酬一事，合同标的没有明确约定，第三人可以做一天也可以做三天或五天，第三人没有义务为被告韦世芳砍完全部杉树，双方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2、被告韦世芳与第三人韦德金等人约定杉树砍完堆好，以每立方米140元计算工钱，第三人如何安排工作时间并不影响与被告韦世芳的雇佣关系，第三人也是按被告韦世芳的指示工作，作为雇主的被告韦世芳应当对受害人韦永余的死亡承担责任。二、第三人韦德金对韦永余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11月6日，被告韦世芳打电话给第三人韦德金委托第三人韦德金帮忙找人砍树，当时韦永余在第三人韦德金身边，知道情况后同意与第三人韦德金一起找人砍树，之后两人找到韦恩余、韦峰余、韦世帮、韦世仑等人，六人协商后同意接受被告韦世芳的雇请为其砍树。由此可知，韦永余与第三人之间是一种合伙法律关系。砍树时共分三组，韦永余与韦德金一组，韦永余负责砍，韦德金发现将要砍伐的树木有压倒前面板栗树反弹危险，要求其先砍倒板栗树排除安全隐患，但受害者韦永余没有接受提醒，继续砍伐，导致砍伐的树木被板栗树反弹回来，后又没有再次接受韦德金的提醒，退到安全的位置躲避，最终导致韦永余被砍伐的树木反弹砸中头部受伤，因此，由于韦永余本人疏忽大意，安全意识淡薄，是造成自己受伤死亡的直接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第三人及韦永余等人是受被告韦世芳雇佣，被告韦世芳应当对原告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韦德金对本案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第三人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共同述称：同意第三人韦德金陈述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韦进礼等人提供小律村民委2019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两份，欲证明韦永余受伤经过与被告韦世芳是雇佣关系，在场人有韦世仑、韦世帮、韦恩余、韦峰余、韦德金，以及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情况。经审查，对该证据证实韦永余受伤的经过，原告韦进礼、肖细英生育小孩情况的观点，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于证实被告与韦永余存在雇佣关系的观点，因该证据属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双方成立雇佣关系，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2、被告韦世芳提供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帮、韦世仑等人出具的《关于韦永余砍树被压死的过程》，欲证明2019年11月9日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帮、韦世仑、韦永余到“六木”山场砍树分为三个小组，韦德金、韦永余为一组，韦峰余、韦恩余为一组，韦世仑、韦世帮为一组，砍树过程中，韦德金负责帮拉，韦永余负责砍树，因处理不当，导致事故发生，韦永余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本院对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帮、韦世仑等人询问，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及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采信。 3.被告韦世芳提供移动通信记录，欲证明2019年11月6日被告通过电话方式与第三人韦德金商量砍树事宜，双方达成口头的承揽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证实被告将需要砍伐的杉树位置、砍伐价格、砍伐要求的意思表示通过电话方式告知第三人韦金德帮找人，属合同要约，对该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庭审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9年11月6日，被告韦世芳与第三人韦德金手机联系，叫韦德金帮找人砍伐“六木”山场的杉树，砍伐价格为每立方米140元，具体要求是砍完树后堆放好，第三人韦德金接被告的电话时韦永余在场，第三人韦德金与韦永余商量愿不愿做，韦永余表示愿意做，并提议需要多找一些人手，于是第三人韦德金电话邀请韦峰余参加，韦永余电话邀请韦恩余参加，第三人韦德金和韦永余去实地察看被告要求砍树的山场时碰见韦世仑，得知情况后，韦世仑也讲愿意做，之后韦世仑又邀请韦世帮参加。韦永余和第三人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等人经协商后，愿意接受被告韦世芳的条件为其砍树，所得劳务费大家平分。2019年11月7日，第三人韦德金答复被告韦世芳同意帮砍树。 2019年11月8日，韦永余与第三人韦德金、韦恩余、韦峰余、韦世仑、韦世帮等人到“六木”山场砍树，砍树前分三个小组，韦德金、韦永余为一组，韦峰余、韦恩余为一组，韦世仑、韦世帮为一组。砍树工具、中餐六人自备。2019年11月9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砍树过程中，与其一组的韦德金发现将要被砍伐的树木有压倒前面板栗树反弹危险，要求韦永余先砍倒板栗树排除安全隐患，韦永余没有接受提醒，继续砍伐，导致砍伐的树木被板栗树反弹回来，后又没有再次接受韦德金的提醒，退到安全的位置躲避，最终导致韦永余被砍伐的树木反弹砸中头部受伤，当即被送往融安县人民医院救治，当日16时29分住院，住院诊断:一、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1、右侧额颞骨骨折伴硬膜外血肿；2、右侧额叶区脑挫裂伤＋少许出血；3、蛛网膜下腔出血；4、头皮损伤；5脑疝；二、中速功能衰竭；三、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2019年11月10日4时31分，韦永余因中枢功能衰竭在医院不幸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韦世芳给付韦永余的亲属20000元作为丧葬费。 韦永余与第三人韦德金等人在砍树过程中，被告韦世芳于2019年11月9日到砍树现场一次，并未对六人的砍树行为进行指挥和干预。 原告韦进礼、肖细英婚后生育五个儿女，分别为韦国余（1972年9月30日出生）、韦密群（1974年4月17日出生）、韦敏余（1976年12月29日出生），韦永余（1978年4月17日出生），韦眉芬（1981年6月28日出生）。韦永余、李荣花婚后生育两个女儿，分别为韦某1（2007年12月6日出生），韦某2（2013年9月9日出生）。 2020年1月13日，原告以被告与韦永余成立雇工关系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韦世芳赔偿各种经济损失共计825449.80元。 本案归纳争议焦点为：一.被告与第三人、韦永余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二.韦永余与第三人是何种法律关系；三.被告与第三人韦德金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四.原告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二、三的问题。首先，个人合伙应当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本案被告将砍伐地点、砍伐价格、树木需砍伐长度、树木怎样堆放等要求，通过电话方式联系第三人韦德金帮找工人，韦永余与第三人韦德金等六人协商后，自带工具为被告砍伐树木，平均分配劳务费，韦永余与第三人的行为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成立合伙关系；其次，劳务关系是劳务者向接受劳务者提供劳务，接受劳务者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一、韦永余与本案第三人为被告砍伐树木提供的只是普通劳动技能，而不是特殊技能；二、韦永余、第三人整个砍伐过程被告没有进行指挥和管理；三、韦永余与本案第三人按要求完成砍伐工作，不存在劳务费结算风险；四、韦永余与本案第三人获得的劳务费没有差额区别，均等分配。综上，韦永余与本案第三人为被告砍伐树木后，被告按砍伐树木的材积丈量向受害者韦永余、第三人结算劳务费，韦永余、本案第三人与被告成立劳务关系。被告辩称，被告与韦德金成立承揽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过错责任的认定，本院认为，韦永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砍伐树木具有危险性，事故发生前与其一组砍伐树木的韦德金发现将要被砍伐的树木有压倒前面板栗树有反弹的危险，要求韦永余先砍倒板栗树排除安全隐患，但韦永余没有接受提醒，继续砍伐，砍倒的树木被板栗树反弹，后又没有再次接受韦德金的提醒，退后到安全的位置躲避，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完全由于韦永余疏忽大意，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其本人存在重大过失，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70％过错责任。被告韦世芳没有为砍伐工人提供安全防护用品，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存在安全隐患，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30％过错责任。 关于赔偿范围及数额的确定，根据原告的诉请及相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计算标准》计算。 1、医疗费：原告诉请3500元，有医疗费发票为据，本院予以支持。 2、死亡赔偿金：受害者韦永余虽为农村居民，但根据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计算，32436元×20年=648720元，原告诉请648720元，本院予以支持。 3、丧葬费：按职工月平工资6个月计算即6129元×6个月=36774元，扣减被告已支付20000元，原告诉请16774元，本院予以支持。 4、被扶养人生活费：事故发生时受害者韦永余的父亲韦进礼71岁，母亲肖 -9- 细英69岁，女儿韦某112岁、二女韦某26岁。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计算，原告韦进礼、肖细英共生育五个子女，原告韦进礼、肖细英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年＋11年）×20159元÷5人＝80636元，原告韦某1、韦某2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年＋12年）×20159元＝362862元，共计443498元，原告诉请41522.80元、84933元，共计126455.8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5、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融安经济收入水平及韦永余在本次事故中的存在的过错责任，原告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过高，根据韦永余在事故中的过错责任，本院酌定3000元。 综上，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3500元、丧葬费16774元、死亡赔偿金6487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645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共计798449.8元，死者韦永余承担70％责任即558914.86元，被告韦世芳承担30％责任即239534.94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韦世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李荣花、韦某1、韦某2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告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239534.94元； 二、驳回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李荣花、韦某1、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以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2054元，由原告韦进礼、肖细英、李荣花、韦某1、韦某2负担11005元，被告韦世芳负担104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罗家宏 审判员  江世金 审判员  吴献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莫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