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82民初110号原告：曹江奎，男，1991年7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雷（系原告叔叔），男，1974年7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华，江苏省新沂市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吴福娣，女，1969年10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浪，江苏汉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振，男，1968年6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第三人：陆亚楠，男，1989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第三人：汪斌，男，1977年6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原告曹江奎与被告吴福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根据被告吴福娣的申请，本院依法通知曹振、陆亚楠、汪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江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华、被告吴福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浪，第三人曹振、陆亚楠、汪斌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4日和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江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华，被告吴福娣到庭参加了庭审。原告曹江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雷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吴福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浪到庭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庭审。第三人曹振、汪斌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庭审。第三人陆亚楠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江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约定的协调费45万元；2.判令因诉讼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就信号塔塔基工程每一个点位涉及青苗等补偿与被征迁人进行协调，原告每完成一个点位协调工作，被告向原告支付一个点位的协调费15000元。原告共计完成30个点位，且被告已经支付了30个信号塔塔基工程款，但没有依约向原告支付协调费45万元，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吴福娣辩称：原告向被告主张45万元协调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经朋友孙桂兰介绍认识原告父亲曹振承接信号塔施工合同，合同前期口头约定被告负责投资，曹振负责对接点位、施工队落实、跟踪施工进度、施工验收及催款工作。2018年11月15日，被告与原告、陆亚楠签订“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协议中确有协调费一事。2.因被告未能向原告、陆亚楠支付全部费用，以陆亚楠为代表将被告诉至新沂市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施工费用。后经法院调解、当事人自行调解形成新的调解协议，被告向原告、陆亚楠等支付了全部施工费用，并于2019年9月25日与原告、曹振、汪斌签订了费用结算说明，陆亚楠于2019年10月16日补签，该结算说明载明关于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项目不存在经济纠纷（含协调费）。曹振曾表态，未收到灌云恒瑞款项，不考虑协调费，故在双方协商时对于协调费曹振等人已明确予以放弃，在2019年9月25日结算说明中也已明确。3.原告在新沂市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中自认其在2018年11月15日“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的履行中只是提供账户走账，不参与协议具体的施工和实际履行，故2018年11月15日“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的实际合同主体为被告与陆亚楠。协议中并未特别约定协调费归属于哪一方，只是强调汇入指定账户，陆亚楠已出具放弃向被告主张其他权利的情况说明，表明陆亚楠实际放弃了向被告主张协调费的权利，而原告不属于合同真正的主体，无依据向被告要求支付相应的协调费。4.即使协调费存在，费用由恒瑞公司与龙马公司支付，曹振与两公司直接洽谈，费用直接打给曹振，也与被告无关。且根据2018年11月15日施工协议，仅就灌云恒瑞项目中所涉及的塔基协调费的数额、数量以及汇款进行了约定，恒瑞项目与龙马项目系先后进行的，恒瑞项目关于协调费的约定不能当然视为双方对龙马项目的协调费约定。被告与陆亚楠案件中确定的30个点位数量或者实际施工的24个，只是确定陆亚楠施工完成的数量，不能当然地认为是原告协调的点位量，恒瑞项目只有10个点位，原告即使能够主张协调费，只能主张10个点位的协调费。5.原告在灌云恒瑞项目中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报验和催款的义务，其主张相应费用的条件尚未成就，且被告未能取得合同款项，无法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协调费。第三人曹振述称：1.我们未放弃协调费，协调费并非小数目，应有双方协议协商过程。2019年9月25日的结算说明中仅以“（含协调费）”表述为结束，显然是后加的，当时签字时没有“（含协调费）”的字样，且此结算说明是施工费用，仅指施工费用结算不存在经济纠纷，不包含协调费。从项目开始被告与灌云恒瑞、龙马公司之间签约成功，到与村民商谈青苗补偿等事宜，我与原告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此居间费用。2.恒瑞公司与龙马公司支付的费用系青苗补偿费与土地征用费，与协调费不是一回事，具体协调的费用是与被告先前有约定的，与恒瑞、龙马公司给付的点位赔偿费不一样。3.协调费应为恒瑞与龙马两个项目的协调费，我与原告共协调了30个塔基，虽只施工了24个，恒瑞项目10个，龙马项目14个，但龙马公司20个点位的协调验收单上有我的签名，且合格验收单据已证明此20个点位协调已完成并且施工完成，为合格产品，故此20个点位的协调费用亦应给付。4.我与原告实际完成了协调、施工、报验工作，催款亦一直在催，但我们只负责催款，未约定必须将款项催到位，不清楚被告是否已经收到款项。第三人陆亚楠述称：1.我与原告为合伙人，签订2018年11月15日施工协议时，因我未带银行卡，用的原告账户。协调费与施工费确实是分开的，协调费不包含在施工费中，当时签字时我只关注协议上半部分，因下半部分也要落款签我的名字，我就只管签了字，但当时他们洽谈协调费时我并不在场。2.关于被告提供的2019年9月25日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施工费结算说明，因当时工程款已结清，剩下的事情与我无关，故我未看内容便直接签了字，不清楚协议上有无“（含协调费）”的字样，此协议并未给我副本。具体协调费原告、曹振应履行何种义务，当时亦未提及，且因时间久，对此没有印象。3.新沂市人民法院调解书确认的基塔为30个，我实际施工完成的信号塔为24个，支付工程款时亦是按照实际工程量24个支付的，还有6个是龙马公司的责任，尚未完成。4.我自愿放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也不会授权或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代表我向被告主张权利。第三人汪斌述称：1.我与原告、曹振、陆亚楠均系朋友关系，与陆亚楠共同承建了龙马公司和恒瑞公司项目，我负责施工，具体事项由陆亚楠负责。2.协调费是曹振与被告协商的，是龙马公司与恒瑞公司两个项目，协调是曹振与原告协调的，当时说协调费是15000元一个塔基。3.签订2019年9月25日结算说明时，因被告需给付我们施工方费用，故我也在上面签了名。签名时仔细阅读了协议内容，当时并无关于“协调费”相关的字样，约定的是施工费用全部结清。此协议由被告起草，当时就一份，我没有副本。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陆亚楠于2019年11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新沂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1民初4853号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证人陆某,4和朱某,4的证言；被告提供的2019年10月16日其与陆亚楠签订的费用结算协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即：1.原告提交新沂市棋盘镇毛林村村民委员会、金李村村民委员会、双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三份，拟证明原告、曹振出面协调将被征迁人占有范围的土地交由被告进行施工，协调中产生的费用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被告应当支付。被告质证认为，对新沂市棋盘镇毛林村村民委员会、金李村村民委员会、双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相应的证明制作人未按照新证据规则规定到庭对证明内容予以证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三份证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虽然说明中有经办人员签名，但证明出具的相关经办人未出庭作证，故仅凭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被告提交其与灌云恒瑞公司人员微信对话截图共4页、与曹振微信对话截图共21页，拟证明灌云恒瑞项目点位协调实际由曹振负责，由曹振直接与灌云恒瑞公司交涉每个点位协调费多少，灌云恒瑞项目曹振协调点位数量10个，该部分协调费由灌云恒瑞公司直接支付给曹振；龙马项目中涉及的点位协调费亦是曹振与龙马公司直接协商确定，由龙马公司直接付给曹振，与被告无关，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对此二组证据均有异议，表示不清楚相关人员提到的曹振是否案涉第三人，且该微信聊天是否经过剪辑、重新编排亦不清楚，认为即便给了费用，也是青苗补助费用，而非原告与被告协议中涉及的协调费。第三人曹振认为龙马公司、恒瑞公司给的费用只是青苗补偿费和土地征用费，与协调费不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符合证据形式，对上述微信聊天截图予以采信。2.第三人陆亚楠提交2019年10月16日结算说明一份，并在该说明中重新加注载明“对于以上内容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自愿放弃向吴福娣主张任何权利，也不会授权或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代表我向吴福娣主张权利。”被告对此份结算说明中陆亚楠手写部分无异议。原告质证认为，此说明系复印件，来源不清楚，不知是否为陆亚楠所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结算说明系第三人陆亚楠向本院提供，本院对该结算说明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经朋友孙桂兰介绍认识原告父亲曹振承接信号塔施工合同，合同前期口头约定被告负责投资，曹振负责对接点位、施工队落实、跟踪施工进度、施工验收及付款工作。2018年11月15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和陆亚楠作为乙方，共同签订《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灌云恒瑞铁塔项目合同已签，目前塔基的施工委托乙方全权负责，甲方负责货款的及时支付。……乙方负责甲方签订及投入的塔基的施工，施工范围含材料、人工及验收，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由乙方负责，甲方不参与施工的全过程。……打款账号：曹江奎6228。797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新沂市支行。甲方：吴福娣（捺印）乙方：陆亚楠曹江奎（捺印）2018年11月15日在甲方付给乙方货款时，必须将每台壹万伍仟元的协调费一起汇入以上乙方指定帐户，打款以银行打款记录为准。陆亚楠曹江奎（捺印）吴福娣（捺印）2018年11月15日”。此后，因被告未能按时给付施工费用，陆亚楠于2019年5月13日将本案被告诉至新沂市人民法院，诉请被告支付工程款。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在谈话笔录中阐明“协议上是我的签名，当时陆亚楠用的是我的卡，要求我在协议上签字。涉案工程都是陆亚楠负责的，与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投资，我同意由陆亚楠来单独主张涉案工程款。”在经新沂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后，该案当事人又自行于2019年8月25日形成新的调解协议，约定：施工队（陆亚楠为代表）所签订的合同，至目前为止共24只，按原合同约定应付壹佰叁拾肆万肆仟元，已付款伍拾柒万元，尚欠柒拾柒万肆仟元，双方约定2019年9月25日前付清。诉讼费捌仟元当日付清。今日调解协议签字生效后，原调解协议自动作废（经新沂市人民法院调解形成的2019年6月25日调解协议），以此协议为准。利息按中国银行利息及实际付款情况结算。吴福娣、曹江奎、陆亚楠、汪斌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2019年9月25日，被告与原告、曹振、汪斌共同签订《关于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施工费结算说明》一份，陆亚楠于2019年10月16日在该结算说明上补签字，该结算说明载明：“针对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公司信号塔合同，至2019年6月25日前尚欠施工方材料款及工人工资，陆亚楠、曹江奎将吴福娣起诉至新沂法院，根据新沂法院2019年6月25日形成的（2019）苏0381民初4843号民事调解书的意见，吴福娣与陆亚楠、曹江奎及汪斌形成了8月25日的调解协议，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2019年9月25日前将材料款、工人工资及诉讼费、银行利息全部结清（至8月25日前尚欠材料款77.4万元，诉讼费8000元，银行利息2.6万元）。至2019年9月25日以上费用合计捌拾万捌仟元全部支付完毕，吴福娣与陆亚楠、曹江奎、汪斌就此项目不存在经济纠纷（含协议费）。后期施工方尚存在的部分二次施工工作量听吴福娣通知后完成（费用已结清）。”审理中，被告认为，该结算协议明确载明“不存在经济纠纷（含协议费）”，故本案原、被告就协调费不存在任何纠纷，原告起诉没有依据。原告和第三人曹振、汪彬则均陈述签署说明时并无“（含协调费）”的字样，该文字系被告事后添加。2019年10月16日，被告与陆亚楠签订《关于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费用结算说明》一份，该结算说明载明：“1.针对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公司信号塔合同，至2019年10月16日所有费用已全部结清，新沂法院2019年6月25日形成的（2019）苏0381民初4843号民事调解书及2019年8月25日形成的调解协议已执行完毕，与陆亚楠的施工队再无欠款。2.2018年11月15日所签合同已随之执行结束，不存在任何费用。3.陆亚楠无权再针对此协议起诉吴福娣或授权委托他人起诉吴福娣（2018年11月15日所签《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被告及陆亚楠在该结算说明中签字并捺印。2020年7月20日，陆亚楠在该结算说明中重新加注载明“对于以上内容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自愿放弃向吴福娣主张任何权利，也不会授权或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代表我向吴福娣主张权利。”另查明，塔基实际施工24个，其中恒瑞公司项目10个，龙马公司项目14个。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协调费的取得除介绍、签订合同外，还包括协调各个点位，将点位的建立交由被告施工；第三人曹振在庭审中陈述，协调、报验、催款等事项由其与原告负责。龙马公司项目原告及曹振已完成报验工作，但尚未完成催款任务；恒瑞公司项目因报验手续尚未齐全，原告及曹振尚未完成报验事项，款项亦未催缴到位。原告认为，2018年11月15日签订的《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陆亚楠和原告均是合同相对方，现陆亚楠放弃该合同权利，原告作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告主张全部的权利。龙马公司与恒瑞公司虽支付原告费用，但该费用系青苗补偿费与土地征用费，与《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中约定的协调费不一致,被告在庭审中对此亦予以了认可。原告认为其与曹振共协调塔基30个，符合双方关于龙马公司与恒瑞公司信号塔塔基共30个的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协调费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依照协议约定及时给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抗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1.原告是否有权主张协调费；2.协调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3.如协调费应予支付，则原告可以获得的协调费金额。关于争议焦点1。原、被告及陆亚楠签订的《灌云恒瑞铁塔项目施工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正确履行各自义务。案涉施工协议中涉及被告应支付的费用包括施工工程款和协调费两部分。关于施工工程款，根据原告在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谈话笔录中关于涉案工程由陆亚楠负责、与原告无关的阐述，以及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调解书、被告与陆亚楠达成的2019年8月25日的调解协议及结算说明，工程款应属陆亚楠单独所有；关于协调费，一方面，案涉施工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调费一起汇入以上乙方指定账户”，另一方面，陆亚楠在庭审中当庭陈述协调费确与施工费分开，协调费不包含在施工费中，洽谈协调费时其本人并不在场，签字时其也并未关注与协调费相关的内容，仅是因协议需要其签字其便签了字。可见，陆亚楠与案涉施工协议中约定的协调费并无实质关联。虽然陆亚楠出具声明表明其自愿放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且不会授权或允许任何个人或单位代表其向被告主张权利，但此声明是建立在被告与陆亚楠的施工队已结清工程施工费的基础之上，与独立存在的协调费无关。事实上，塔基施工的相关协调事项系由曹振与原告共同完成，而曹振与原告系父子关系，其认可原告向被告主张协调费，且原告也是施工协议中关于协调费约定内容的实质相对方。因此，案涉协调费应当归原告所有，原告依法有权向被告主张。关于争议焦点2。案涉施工协议仅约定被告需在支付货款时一并支付每台15000元的协调费，但并未明确约定协调费的具体所指。本案中，原告陈述协调费的取得除介绍、签订合同外，还包括协调各个点位，将点位的建立交由被告施工；曹振陈述，协调、报验、催款都由其与原告负责。被告则提出在恒瑞项目中，原告及曹振并未完成相关报验、催款事项，故原告主张的协调费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对此，一方面，案涉施工协议并未未明确原告获得协调费所需完成的义务种类、范围、评判标准等事项，原、被告关于原告获得协调费应履行的义务的主张为各方的陈述，事实上缺乏量化标准；另一方面，根据案涉施工协议关于“在甲方付给乙方货款时，必须将每台壹万伍仟元的协调费一起汇入以上乙方指定账户，打款以银行打款记录为准”的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协调费并不存在额外附加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之所以应向原告支付协调费，就是基于双方之间的约定。目前灌云恒瑞铁塔项目的施工费被告已给付完毕，根据案涉施工协议约定，被告就应当一并向原告支付协调费，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协调费的条件已成就。此外，被告提供的《关于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施工费结算说明》中虽有“含协调费”的字样，但经查看，结算说明中“（含协调费）”字样的前半个括号明显系在句号上改动形成，且该结算说明系由被告起草，仅被告处保留一份，原告、曹振、陆亚楠、汪斌处均无副本，故应认定“（含协调费）”的字样系被告事后自行添加，被告据此抗辩其不需支付协调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本案的案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同纠纷。关于争议焦点3。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共协调了30个塔基，故被告应支付30个塔基的费用，被告则辩称原告仅能就恒瑞项目的塔基主张协调费。本院认为，协调费是否应当支付，应以原、被告双方对此有明确的约定为依据。本案中，协调费仅在灌云恒瑞铁塔项目中有明确书面约定，龙马公司项目中并未有关于协调费的约定。虽然被告在《关于龙马公司及灌云恒瑞信号塔施工费结算说明》中添加了“（含协调费）”的字样，但该文字实际系被告为免除其支付协调费的责任而事后单方添加，不能据此推定被告认可龙马项目也应当支付协调费。因此，本案中，原告只能就灌云恒瑞公司项目中10台塔基向被告主张协调费，共计1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福娣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曹江奎协调费150000元；二、驳回原告曹江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吴福娣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原告曹江奎负担5367元，被告吴福娣负担268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栾汉勤人民陪审员  赵晓美人民陪审员  丁亚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 助理  王双磊书 记 员  郭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