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24刑初79号公诉机关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名生，男，194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原英山县畜牧局）退休职工，湖北省英山县人，户籍所在地英山县，住英山县杨柳湾镇黄家湾村。被告人余名生因犯失火罪，2012年7月5日被英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因本案，于2019年8月12日被英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23日被英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20年10月28日被英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英山县看守所。辩护人吴昭，湖北泛爱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11200010922392。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英检一部刑诉[2020]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名生犯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英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汪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名生及其辩护人吴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名生系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杨柳畜牧站退休职工，自1997年退休后，余名生因工资、劳动争议、医保、承包费用等问题多次上访。针对余名生的信访问题，英山县畜牧兽医局于2007年8月6日作出书面答复，余名生不服答复意见，提出复查。2007年11月6日，英山县人民政府作出复查意见，决定维持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对余名生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2007年11月6日，黄冈市人民政府复核后，决定维持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复查意见。2011年9月，湖北省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2007年至2011年，英山县畜牧兽医局为接访余名生支出67627元费用；2012年至2019年，英山县畜牧兽医局为接访余名生支出457612.1元费用。被告人余名生的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后，仍多次进京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6次。2012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余名生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火车票等费用共计4013元。为指控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宣读以下证据：1、户籍证明、到案经过、北京非访证据材料及前科证明、英山县信访局出具的余名生进京非访及赴省进京越级访基本情况、英山县机关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出具证明、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及杨柳兽医站提供的票据、领条、信访维稳费用清单、英山县医疗保障局出具证明等书证及其他证明材料；2、证人陈某、周某、沈某、吴某、郭某、马某、徐某、姜某、何某、秦某的证言；3、被告人余名生的供述与辩解。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名生在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后，仍然多次进京在中南海、天安门等地区非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多次任意占用公私财物，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被告人余名生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请依法判处。被告人余名生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护意见如下：其到北京上访是法定程序，其反应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信访、走访合理合法，没有要求畜牧局接访和报销费用，自己不构成犯罪。请依法判处。被告人余名生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余名生不构成犯罪，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余名生去北京上访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也没有证据证实在北京造成公共秩序混乱；2、上访是公民权利，不能轻易按照犯罪行为进行处置；3、被告人余名生已年满80周岁，请从轻处罚；4、信访终结报告是单方行为，其内容没有告知或送达被告人，不能以此排除或阻止信访人正常的信访活动。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名生系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原英山县畜牧局）杨柳湾镇畜牧站退休职工，于1997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在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因欠款、工资等问题与杨柳湾镇畜牧站产生争议，1997年9月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达成协议后反悔，又于1998年向英山县人民法院起诉，经法院判决后不服提出上诉，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9日作出（1999）黄民终字第229号裁定。同年5月，余名生又因停薪留职的处理及管理费等问题向英山县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经英山县仲裁委仲裁后，其不服裁决又向英山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申请撤诉。2002年5月，余名生再次因工资、退休费等劳动争议问题向英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后，余名生不服，向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名生不服，向中院申请再审，被中院驳回。驳回后，余名生仍不服，多次上访，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听证复查后于2005年致函维持原判。后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省高院于2006年10月向其下达通知书，认为原审处理并无不当，不受理其申诉，并告知其服判息诉。然被告人余名生并未服判息诉，而是不断信访，并开始进京上访。由于其不断信访上访，针对其信访问题事项，英山县畜牧兽医局于2007年8月6日作出书面答复，余名生不服答复意见，提出复查。同年9月7日，英山县人民政府作出复查意见，维持英山县畜牧兽医局的答复意见。同年11月6日，经黄冈市人民政府复核，维持英山县人民政府复查意见。2011年9月，湖北省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认定，余名生信访事项依法按政策进行了处理、复查、复核，并已在实体和程序上全部落实到位，认为符合“三级终结”要求，并报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此后，被告人余名生仍多次到北京非访，自2011年10月至2019年6月，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公安分局认定为到中南海周边非访，训诫5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公安分局认定为到天安门地区非访，训诫1次。2019年6月30日，因余名生非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扰乱北京地区的公共秩序，英山县公安局对余名生作出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因年满70周岁，未执行）。上访期间，余名生以滞留北京、非法上访给单位及维稳人员施加压力，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共报销、索要车票等费用共计4013元，具体如下：1、2012年3月20日，被告人余名生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其2010年6月1日北京到黄州的车票150元，2010年3月24日北京到黄州的车票150元。2、2014年9月28日，被告人余名生要求英山县信访局接访人员秦某为其购买从北京西回武昌的火车票427元，2014年12月30日秦某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3、2015年10月30日，被告人余名生以进京上访的方式要挟英山县畜牧兽医局，迫使该单位报销其历年来上访的火车票11张共计2465.5元。4、2016年11月3日，英山县畜牧兽医局马某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其2016年6月3日为被告人余名生购买的从北京到武汉的火车票520.5元。5、2017年5月7日，被告人余名生到湖北省信访局上访，2017年5月18日强行向英山县畜牧兽医局索要现金300元。余名生反复缠访，影响英山县畜牧兽医局的正常办公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另查明，被告人余名生因非法上访所受的行政处罚如下：1、2007年9月29日，因2007年3月以来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进行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2008年3月6日，因2007年11月27日、2007年12月12日和2008年1月8日、2008年2月29日到北京非法上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3、2008年10月31日，因其到北京天安门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一次；4、2009年1月4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5、2009年1月15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6、2009年3月21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7、2010年7月31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8、2010年8月2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9、2010年9月30日，因其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一次；10.2011年10月10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11、2011年10月20日，因其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一次；12、2011年12月8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13、2017年6月29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14、2018年11月1日，因其到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15、2019年6月28日，因其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一次；16、2019年6月30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因余名生年满70周岁，不执行。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及其他证明材料1、2019年8月16日，英山县公安局杨柳湾镇派出所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余名生的身份信息，出生日期为1942年2月27日。2、2019年8月12日，英山县公安局温泉镇派出所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余名生系2019年8月12日书面传唤归案。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余名生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情况，证实被告人余名生2011年10月至2019年6月，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公安分局认定为到中南海周边非访，训诫5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公安分局认定为到天安门地区非访，训诫1次。2019年6月30日，因余名生非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扰乱北京地区的公共秩序，英山县公安局对余名生作出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因年满70周岁，不执行行政拘留）。落地交接单及劝反接回人员落地报告单，证实被告人余名生2018至2019年四次被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接访人员劝返。英山县信访局出具的余名生进京非访及赴省进京越级访基本情况，附余名生赴省进京越级访情况统计表，证实被告人余名生2008年-2019年进京非访共计12次，2015年度至2019年度进京越级访29次、省信访局登记7次，共计36次。2019年8月28日英山县机关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出具的证明，附退休待遇明细，证实2006年1月至2019年8月被告人余名生领取退休待遇。英山县畜牧兽医局记账凭证、报销单及车票，证实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余名生往返北京的车票费用共计3713元。领条一张，证实被告人余名生2017年5月18日从英山县畜牧兽医局领取信访维稳费用300元。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支付余名生信访维稳费用清单及相关票据，证实自2007年1月4日至2019年8月12日支付余名生信访维稳费用的情况。照片两张，系英山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2017年9月对余名生进行看护稳控。11、2019年8月21日，英山县医疗保障局证明，证实被告人余名生2008年1月-2019年12月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并于2014年6月26日至2018年11月24日报销结算12次。12、2019年6月30日英山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余名生进京非接待场所涉访情况的通报”，证实2019年1至6月，被告人余名生在全国两会期间、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建党98周年期间先后3次到北京地区上访。13、被告人余名生与英山县杨柳湾兽医站劳动争议一案的劳动争议调解书及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不予受理通知书，证实该劳动争议处置情况。14、杨柳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与被告人余名生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及协商意见，证实2004年、2006年双方协商解决上访反映的工资待遇、医疗保险等问题，被告人余名生承诺不再上访。15、已依法终结信访事项备案表及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证实被告人余名生的信访事项，已经依法三级终结，并告知被告人余名生。二、证人证言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余名生提出的基本都是无理要求，合理部分全部依法依规解决了，不合理的部分我们单位迫于无奈也解决不少。余名生从上访开始，就会时不时的来找我要点费用，我们单位对余名生所用的每一笔钱都有账。余名生就到单位来找我们，以上访的方式威胁我们要求为其报销费用，我就为余名生报销了这三张火车票费用共计761元。2、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3月20日的差旅费报销单共计1648元是我经手报销的,包括余名生2012年03月13日从北京西到黄州的火车票274元，余名生说不报销车票就不回来。如果不是余名生上访的话我们单位完全没有这笔支出,浪费了我们单位的人力、财力、精力。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一年(2015年),我在北京接访余名生住了二十多天,产生了两万多元的费用。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11月30日的记账凭证是我签字的,这些票据一共有2465.5元。余名生以上访的方式威胁我们单位,让吴某局长为其报销这些余名生自己上访所用的火车票费用。收条是余名生于2017年5月18日所写的“领到信访维稳(2017.5.7日到省信访局上访)收叁佰元整”,这个费用是余名生称自己的车票落了,找我们局强拿硬要的,余名生什么票据都没有,就是以上访要挟我们单位。2012年3月20日为余名生报销火车票274元,余名生说不为其报销的话,他就在北京继续上访不回来。4、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我就知道余名生已经三级信访终结了,但每逢有重大节日的时候,余名生必然到北京去非法上访。2015年10月30日所写的“依法有序文明维权上访到北京路某(车票11张)”收条是我经手审核的，余名生为了让我给他报销这些火车票,纠缠了我将近半个月,扬言要去北京上访,我迫于信访维稳的压力给他报销。5、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我去年到北京接访过余名生4次，今年去北京接访过余名生3次。我记得县信访局的人跟余名生说过其上访事项于2011年三级信访终结。余名生每次进京非法上访,找我们单位要往返的火车票、吃饭住宿等费用。不给余名生报销他上访费用的话,余名生就纠缠不休,威胁扬言去北京上访。余名生的行为影响了我们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6、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余名生要求过我们单位为其报销进京上访的往返路某,要求我们为其支付在北京吃饭住宿费用。余名生以进京上访作为要挟,对我们纠缠不休,逼迫我们为其报销费用。2016年10月份左右,我到北京去接访余名生为他报销的路某520.5元,票据中还有其他因为余名生吃饭住宿所支付的费用。余名生上访首先影响了我们单位的工作秩序,浪费单位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去北京接访余名生2次，余名生说畜牧兽医局还要给他两百多万。2011年12月3日的凭证系其本人签字，是和陈某一起接访余名生的费用。余名生通过上访的方式于2009年6月19日将其向杨柳畜牧站上交的1600元防疫费要回去了。余名生以进京上访、缠访、闹访、对工作人员纠缠不休、到单位闹等方式威胁其单位，单位迫于压力将钱给了余名生，后余名生依然进京上访,不停地到单位闹。8、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这些票据有部分是我负责结账的。2015年11月30日的记账凭证附有余名生历年来用于其进京上访的火车票11张,我看到手续都齐全之后,将2465.5元的现金给了余名生。秦某于2014年10月28日报销了一张余名生于2014年9月28日从北京西到武昌的火车票427元。2012年5月30日的记账凭证附有2010年6月1日北京西到黄州的火车票150元、2010年03月24日北京西到黄州的火车票150元,余名生到我手上拿的300元现金。2012年3月20日的差旅费报销单内有余名生2012年3月13日余名生北京西到黄州的火车票274元。余名生于2017年05月18日所写的“领导信访维稳(2017.5.7到省信访局上访)收叁佰元整”收条,以现金的方式直接给到余名生手上的。实际上我们局为余名生非法进京上访所用的费用、余名生个人强拿硬要的费用远不止这么多,我记得有一年为了信访维稳余名生所用的费用就有二十多万元。9、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我到北京接访过余名生有两、三次。余名生的行为对我们单位经济有影响,为余名生非法上访的是花了好多钱，严重影响了我们单位工作的工作秩序，还影响了社会秩序。10、证人秦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我们信访局按照省、市的要求,对余名生的信访事项做三级信访终结,而且经过了国家信访局的备案。我当面多次跟余名生说过他已经三级信访终结了。余名生在北京的时候食宿、路某不结账,要求单位为其报销。2014年09月28日余名生从北京西到武昌的火车票427元就是余名生到北京去非访,我们迫于无奈为余名生购买了火车票。余名生回来之后,我再将这张火车票拿着到县畜牧局去报销。自从我们到北京接访余名生开始,所用关于余名生的信访维稳费用就全部都在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余名生是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迫使单位为其报销食宿费、路某的。训诫书用来证明余名生在北京地区进行了非法上访,北京市公安机关下达了训诫书,就说明余明生去了北京不是上访接待场所的地方进行上访。三、被告人余名生的供述与辩解2019年8月11日我到北京上访,刚在公交站上完厕所,就被人带回来了。我要去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高院驻北京登记室上访,但是我还没到就被人带回来了。我没有寻衅滋事，我没有犯罪。字是我签的，2465.5元也是我领取的。领到信访维稳(2017.5.7日到省信访局上访）收叁佰元领条上字是我本人签的,里面的300元是我本人领取的。火车票上是我本人签的,里面的300元钱是我本人领取的。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这张2014年12月30日的火车票是秦某在北京接访我给我买的火车票,所以报销的钱也是给了秦某。合计为520.5元的火车票是马某进北京接访我,给我买火车票的钱,所以钱是报销给马某的。本院认为，被告人余名生在明知自己的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后，仍多次前往北京上访，并因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西城分局多次训诫，被英山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其在明知非正常上访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在政府及维稳单位、工作人员迫于信访维稳压力的情况下，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向英山县畜牧兽医局报销车票费用、索要现金共计4013元，被告人余名生以信访为名，强拿硬要、任意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余名生及辩护人提出其不知道信访终结，是正常上访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余名生在长达十几年的上访过程中（包括信访终结后），英山县信访局、畜牧局领导及维稳专班工作人员均在接访和协商时，与其见面，多次告知其已信访终结，且登记表上载明信访人意见为不接受，上述证据均能够证明余名生已明知信访终结，余名生及其辩护人提出余名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余名生已年满75周岁，依法可从轻处罚。违法所得的一切费用，依法应当予以追缴。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十七条之一、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名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被告人余名生在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12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20年10月28日起至2021年12月15日止。）二、追缴被告人余名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13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收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张山花审 判 员  叶峭峰人民陪审员  伍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姜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