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初502号原告：王红玉，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斾，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永军，男，1969年6月20日出生，回族。被告：赵鹏飞，男，1960年6月1日出生，汉族。被告：谭建国，男，196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洋，男，198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原告王红玉与被告李永军、被告赵鹏飞、被告谭建国、被告刘洋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王红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连带将神池县斗沟煤矿（以下简称斗沟煤矿）改制后的山西邦达神龙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神龙公司）70%股权的转让款6700万元返还给王红玉，并承担利息损失（自2008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20日为4696.17万元）；2.确认斗沟煤矿改制后公司剩余30%的股权转让款4800万元属于王红玉所有；3.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斗沟煤矿性质为国有企业，由李永军受托经营。2006年下半年，神池县委、县政府根据山西省政府关于对国有煤矿改制精神的要求对斗沟煤矿实施改制，李永军经人介绍找到王红玉作为投资人。2006年10月17日，李永军以美国邦达资源（亚洲）有限公司的名义（合同甲方，以下简称美国邦达公司），王红玉以阳泉市宏基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乙方，以下简称宏基苑公司）就斗沟煤矿的企业改制和经营有关问题签订《合同书》，约定：一、1.宏基苑公司应于本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3000万元分笔划入双方共同指定的账户中，上述资金的使用和支配由双方协商。2.双方应以合作体的名义与县政府就斗沟煤矿的改制、经营有关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谈判。3.美国邦达公司负责成功办理煤矿30万吨证照（包括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矿长资质证）并协助办理煤矿90万吨证照。4.前款规定的证照办理完毕后，美国邦达公司应向宏基苑公司交付上述证照。证照交付后三个月内，宏基苑公司应于每满一个月向美国邦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共计3000万元，同时美国邦达公司应将所拥有的斗沟煤矿的全部权益转移给宏基苑公司。权益转移的相关协议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约定。5.若宏基苑公司按前款约定交付了相应款项，则自宏基苑公司根据本条第1款约定将3000万元划入双方共同指定的账户之日起，享有斗沟煤矿全部权益。若宏基苑公司在证件交付后约定的期限内，不能按约定交付前述款项，则双方自动转为合作关系。二、合作关系的约定：1.美国邦达公司以斗沟煤矿的设备作价总计3000万元作为出资，宏基苑公司以已经划付至专用资金账户的3000万元作为出资。2.本次合作期间各方对煤矿事务的表决权为：美国邦达公司、宏基苑公司各享有50%的表决权。根据约定，双方拟以山西邦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公司）的名义对斗沟煤矿进行改制，为此，2006年11月1日，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将邦达公司50%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至王红玉之父王银林名下，王红玉通过邦达公司向神池县财政局支付斗沟煤矿资源价款及企业改制职工安置等费用2580万元，向李永军支付其他款项451.32万元，合计共投资3031.32万元。但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却在王红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另行于2006年12月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赵鹏飞、谭建国、刘洋的名义作为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为李永军）办理了两字之差的邦达神龙公司的名称预核准手续，并陆续将斗沟煤矿改制后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证等证件办理在邦达神龙公司名下。2007年6月12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斗沟煤矿改制变更为邦达神龙公司。根据《合同书》第一条第四款的约定，斗沟煤矿改制后，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应将相关的煤矿证件交付王红玉，但是，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不仅隐瞒改制已经全部完成的相关事实，反而私自将改制后的邦达神龙公司70%的股权以1.12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山西中电燃料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中电燃料公司），中电燃料公司按李永军要求陆续向邦达公司付款9000万元，该款均由李永军通过私刻的印鉴转移或者提取。2008年6月，王红玉得知上述情况后，向公安机关报案。2009年11月19日，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忻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判决李永军等犯合同诈骗罪，其中李永军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万元。该案一审判决后，李永军等人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此期间，李永军等人委托的律师多次找王红玉协商要求和解。2009年12月9日，王红玉与李永军等人签署《民事调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中电燃料公司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支付王红玉；李永军等收取的9000万元中被法院冻结的2500万元以及被公安机关扣押的奔驰车归王红玉；谭建国将其持有的邦达神龙公司未转让的30%的股权转让给王红玉。上述协议签订后，中电燃料公司依约支付王红玉2000万元，谭建国持有的邦达神龙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王红玉（后王红玉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1月，王红玉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撤回对李永军等人的刑事控告，后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李永军等作出了不起诉决定。2010年12月22日，李永军等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乘人之危、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2009年12月9日签订的《民事调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3份协议，并要求王红玉返还中电燃料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该案历经六年多的审理，2017年12月1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民终39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上述3份协议，同时认定“王红玉已收取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宜与王红玉和李永军争议的投资权益纠纷一并处理，而投资权益纠纷与本案撤销权之诉非同一案由，王红玉、李永军可就双方投资权益纠纷另行主张解决”。2019年12月31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2672号指令再审裁定，作出（2019）晋民再308号民事判决，在判决维持撤销上述3份协议判项的同时，判决王红玉返还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2000万元。同时该判决也认定王红玉与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之间的投资或股权纠纷应另行解决。王红玉认为，根据王红玉与李永军之间2006年10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的约定以及对于斗沟煤矿改制费用全部由王红玉投入的实际情况，改制后的斗沟煤矿的全部权益应属于王红玉所有。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私自将煤矿改制至李永军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并将改制后的公司70%的股权进行处置，严重违反了双方的合作合同约定，侵害了王红玉的合法权益。王红玉认为，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处置的70%的股权转让款1.12亿元除支付王红玉1500万元，以及扣除王红玉应支付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的3000万元证件办理费用外，剩余6700万元应归王红玉所有，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应予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剩余的已经转让至王红玉名下的30%的股权权益应属于王红玉所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王红玉提起本案诉讼，提出两项诉讼请求：第一，要求李永军、赵鹏飞、谭建国、刘洋连带返还转让邦达神龙公司70%股权的转让款67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第二，要求确认转让邦达神龙公司30%股权的转让款4800万元属于王红玉所有。关于第一项诉讼请求，王红玉依据《合同书》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但该《合同书》的缔约主体为美国邦达公司与宏基苑公司，王红玉并非《合同书》的当事人，因此，针对该项诉讼请求，王红玉并非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王红玉提出其受让邦达神龙公司30%的股权后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他人，对应股权转让款为4800万元，并主张该4800万元转让款属于王红玉所有，但针对前述股权转让行为及股权转让款，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李永军针对王红军、谭建国及相关股权受让方提起的诉讼，案号为（2018）晋09民初64号，在该案中，李永军针对前述4800万元款项提出了给付的请求，由此，就邦达神龙公司30%的股权转让对应的4800万元转让款，李永军与王红玉之间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在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也就是说，王红玉在本案中提出第二项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红玉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洋审 判 员  韩耀斌人民陪审员  张 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赵 越书 记 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