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91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世雄，男，1990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洛阳市洛龙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赤冉，男，1969年8月8日生，汉族，住洛阳市洛龙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崔帅武，河南品缔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永军，男，1974年8月1日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峰、李瑶，河南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崔元红，男，1970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因与被上诉人陈永军、崔元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被上诉人陈永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崔元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4月陈永军委托崔元红交付给李赤冉的600万元银行汇票,全部都是用于偿还本案650万元股权转让款,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以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多笔债务时,清偿哪笔债务,债务人有选择的权利为由,认定崔元红所陈述的600万元银行汇票的还款用途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在李赤冉只认可200万元汇票是偿还股权转让款、陈永军否认该600万元汇票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以崔元红个人的表述,就认定600万元承兑汇票全部都是用于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600万元承兑汇票是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款,违反了《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崔元红担保的杨卫营200万元借款和郑小波200万元借款,债务到期日为2016年7月15日。本案所涉欠款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务到期日为2016年7月31日。因此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在双方没有约定清偿顺序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崔元红交付给李赤冉的600万元银行汇票,优先抵偿崔元红担保的杨卫营200万元借款和郑小波200万元借款,剩余的200万元才能认定是用于清偿本案所涉的650万元款项中的一部分。因此原审法院判令被告陈永军、崔元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世雄、李赤冉股份转让款50万元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没有约定逾期利息,仅按照年利率6%从逾期还款之日起分段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是错误的,应当纠正。1、崔元红作为涉案股权转让过程的参与人,虽非直接的当事人,但因该股权转让交易的行为是由崔元红居中协调促成的,因此,崔元红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付款时间、逾期利息等均是完全知情的,所以,崔元红在本案原审、执行过程中的关于逾期利息的陈述符合本案客观事实。2、本案原审中,陈永军委托崔元红作为代理人参与原审法院调解,授权委托书也明确写明了授权代理的权限和范围,崔元红依照陈永军的授权,在征求陈永军同意的情况下,代理陈永军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认可自逾期之日起至调解协议作出是的利息104万元(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双方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明确约定了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3、执行过程中,陈永军也没有对逾期付款支付利息问题提出过异议,更加充分证明了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利息约定不明,仅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存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陈永军辩称：一、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1、二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诉答辩人及崔元红股权转让纠纷案,经洛龙区法院审理作出(2020)豫0311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答辩人虽对判决书中部分认定事实不认可,但因本案历经一审、申请再审、执行、提出执行异议、提请检察院监督、启动再审等多个诉讼程序,诉讼周期漫长,答辩人为此已耗费大量精力,同时考虑到二上诉人是否具备执行能力,执行回转的目的能否实现等多重因素,答辩人为了及时止损,对一审判决不再提起上诉,服从一审判决。2、二上诉人提供的案外人杨卫营、郑小波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的两份《借据》,金额均为200万元,系之前两笔借款(共计2150万元)产生的利息,还款期限均为7月31日前。被上诉人崔元红作为保证人在两份《借据》上签字。二上诉人引用《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第一,适用该条法条的前提,首先应为债权人享有的债权为合法债权。李赤冉对案外人杨卫营、郑小波享有的1150万元、1000万元借款,是否为其合法自有资金,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借款交付时有无砍头息的预先扣除,借款利率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均不可得知。李赤冉对此也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加以印证,故李赤冉对案外人享有两份《借据》中所载明的债权为合法债权不能确定。第《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抵充已到期的债务”,该法条系对债务人在向同一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时具体情形的约定。首先,上述两份《借据》中载明的债权人为李赤冉一人,而本案涉及的债权人为郑世雄、李赤冉两人。其次,上述两份《借据》与本案涉及的被上诉人崔元红出具的650万元《借据》,还款日期均为2016年7月31日前,三份《借据》载明的款项到期日相同,系同时到期债务。同时,被上诉人崔元红已明确表示,案涉400万元款项非代替案外人杨卫营、郑小波还款,故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崔元红交付给李赤冉的600万元银行汇票,系优先偿还案外人借款,没有法律依据。第三、在不确定上述两份《借据》所载明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崔元红仅为担保人,而非债务人。在被上诉人崔元红对李赤冉负有65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而优先去偿还其提供担保的债务,明显不符合常理。对此,二被上诉人也未进行合理解释。故《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不能约束被上诉人崔元红。第四、被上诉人崔元红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已经经过,依法对上述两份《借据》中所载明的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上述两份《借据》载明,被上诉人崔元红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对保证期间并未约定。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崔元红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依法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6个月内,即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止。至被上诉人崔元红向李赤冉交付600万元银行汇票时,保证期间早已经过,其保证责任也依法免除。在被上诉人崔元红未明确表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下,二上诉人无权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二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采信。二、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对利息判罚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崔元红作为答辩人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行为,经洛龙区人民检察院监督,认为被上诉人崔元红的代理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洛龙区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存在诉讼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并作出洛龙检民(行)违监(2019)41030700000号《检察建议书》,建议洛龙区法院依照民事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经洛龙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进行再审。据此,被上诉人崔元红的代理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亦依法不能认定。故被上诉人崔元红作为答辩人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及其作出的104万元利息及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行为,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二上诉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原告郑世雄、李赤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二被告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6日，在郑小波办公室，李赤冉、陈永军、崔元红等人协商，将李赤冉实际持有的郑世雄名下恒万荣公司股份转让至冀松涛名下，实际由陈永军持有，当日并给李赤然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李赤冉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整，2016年7月31日前付清。借款人：崔元红，担保人：陈永军”。当日和次日，被告陈永军通过他人账户转给原告李赤冉1200万元，2016年6月17日，原告郑世雄与冀松涛签订《洛阳恒万荣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名下的60%股权以1200万元转让给冀松涛，并于同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3月21日本院调解书送达双方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4月7日，原告李赤然（冉）收到崔元红给付的两张各200万元承兑汇票计400万元；2017年4月25日收到崔元红给付的一张200万元承兑汇票。2018年5月29日李赤然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2018）豫0311执942号。2019年6月，陈永军提出执行异议，理由是在2018年4月份委托崔元红将600万元银行汇票付给李赤然，李赤然出有收据，认为本院超值冻结、查封被执行人房产。我院于2019年8月15日以（2019）豫0311执异147号执行裁定驳回了陈永军的异议请求。2019年11月10日，案外人张雯（陈永军妻子）认为该案在审理中存在违法情形，向洛龙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洛龙区人民检察院向我院发出检察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认为（2017）豫0311民初758号案件中，崔元红代理陈永军、李赤冉代理郑世雄参与诉讼活动过程中仅提交授权委托书，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8条规定，向洛龙区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洛龙区人民法院未严格审查二人的代理人资格，即准许参与诉讼活动的行为显属不当，调解书存在诉讼活动违反法律情形的规定，建议我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本院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对双方有争执的股份转让款的数额、600万元承兑汇票是否与本案有关，双方分别提交了证据，原告称双方股份转让款是2150万元，2017年4月收到的600万元承兑，有一张200万元承兑汇票是偿还本案所欠的股份转让金，另外二张计400万元是偿还由崔元红担保的杨卫营200万元借款和郑小波200万元借款，提交签名为崔元红的《情况说明》和陈永军《执行异议书》一份。其中崔元红《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6月16日，李赤冉、陈永军、郑小波、杨卫营、崔元红共五人在郑小波办公室（博然铝业公司）商谈李赤冉将其在恒万荣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永军一事，事情的经过如下：恒万荣公司名义股东郑世雄和刘杰，而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赤冉（郑世雄的亲戚）和郑小波（刘杰是郑小波的司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陈永军请求，由我出面协调将李赤冉名下股权转让给陈永军，转让价是2150万元，扣除李赤冉先期借陈永军的300万元，剩余转让款1850万元分两次付清，第一次转让款在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陈永军应先支付1200万元，剩余650万元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付清，逾期则按月息2%计息。同时陈永军还让我出面以我的名义给李赤冉出具650万元的借据，陈永军做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执行异议书》系本院执行（2017）豫0311民初758号调解书案件中，陈永军所提异议，内容有：“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民初758号调解书生效后，异议人已经于2018年4月份委托崔元红将600万银行汇票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李赤冉，李赤冉收到600万元汇票后出具了收据”。另原审和再审中，原告均提交了郑小波《证明》，内容为：恒万荣公司显名股东是冀松涛与段义浩，但实际股东为陈永军与郑小波，其中冀松涛代表陈永军的股权。段义浩代表郑小波股权，冀松涛名下的股权份额实际上系陈永军从公司原实际股东李赤冉处转让取得。经询问郑小波，其同意双方之间的股份转让。被告陈永军为证明股份转让金为1200万元，向本院提交来源于新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2016年6月17日《洛阳恒万荣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转让方为郑世雄，受让方为冀松涛，转让方同意将持有的洛阳恒万荣商贸有限公司60%的股权共1200万元认缴出资额，以120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出资转让于2016年6月17日完成。本院对股份转让款数额及三张承兑汇票是否与本案相关，询问了被告崔元红，崔元红称：股份转让款大概是2150万元，由于大家都信任我，让我出头打了借条，陈永军做了担保。我和陈永军合伙做生意收到600万元的承兑汇票货款，陈永军要求我把600万元承兑汇票还给李赤然，履行调解书上的650万元，当时已经和李赤然说清是还调解书上的650万元，李赤然当时没有异议。申请执行时我和陈永军到法院才知道李赤然说该笔款项用于还之前杨卫营和郑小波欠的各200万元利息，因为这也是我做的担保。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崔元红《情况说明》、650万元《借据》、陈永军《执行异议书》、郑小波《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提交的《洛阳恒万荣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调取的（2019）豫0311执民147号卷宗中2016年6月15日杨卫营、郑小波两张《借据》和三张各200万元《承兑汇票》、询问崔元红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提交授权委托书外，如委托当事人的近亲属、工作人员、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人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与委托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劳动合同、推荐材料和证明材料。本案原审中原告郑世雄、被告陈永军均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代理人以上资料，仅有授权委托书，李赤然和崔元红的代理人身份不符合规定，且调解书认定的股份转让份额与再审查明的份额不同，有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故再审认为，原审依据李赤然和崔元红达成的协调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应予撤销。关于借据上的650万元是否为股份转让款，虽再审中被告陈永军辩称双方股份款为1200万元并已履行完毕，提交有股份转让协议，但在本案调解书执行中，陈永军向本院提交的执行异议书称：调解书生效后，已于2018年4月份委托崔元红将600万元银行汇票交付给李赤冉。结合庭审笔录、本院为核实该证据询问崔元红的笔录和三张汇票于2017年4月交付给李赤然的事实，本院认为协商股份转让当日出具的650万元借条与股份转让有关，为陈永军欠付的股份转让款。原告李赤然称收到的三张承兑汇票中有400万元系收取崔元红担保的杨卫营借款和郑小波借款利息，与崔元红所述600万元系其与陈永军合伙做生意收到的货款、按陈永军的要求偿还本案债务相矛盾，崔元红是本案650万元借据的借款人，而在杨卫营和郑小波的借款中则是担保人，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本院认为在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多笔债务时，清偿哪笔债务，债务人有选择的权利，故本院对崔元红所称的600万承兑汇票是偿还本案650万元股份款的陈述予以采信；调解书生效后至原告申请执行前，陈永军已自动履行600万元，尚有股份转让款50万元应当给付原告。案件执行中已执行的款项，本再审不作处理。另该650万元借条上仅约定还款日期，没有约定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原告诉状中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法院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按照年利率6%从逾期还款之日起分段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该部分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称双方约定逾期按月息2%计息，证据不足，过高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豫0311民初758号民事调解书；二、被告陈永军、崔元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世雄、李赤冉股份转让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4月7日以650万元为基数计息，从2017年4月8日至2017年6月6日以250万元为基数计息，从2017年6月7日至还清之日以50万元为基数计息）。三、驳回原告郑世雄、李赤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7300元由被告陈永军、崔元红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答辩以及二审庭审查明情况，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争议的400万元银行汇票是否系偿还2016年6月16日崔元红出具的借据载明款项。二、关于逾期利息如何计算。一、争议的400万元银行汇票是否系偿还2016年6月16日崔元红出具的借据载明款项。本案中，李赤冉认可已收到崔元红交付的600万元银行汇票，但只认可其中200万元系偿还案涉借据款项，称其中400万元系优先抵偿崔元红担保的杨卫营借款的利息200万元和郑小波借款的利息200万元。崔元红、陈永军则辩称案涉600万元银行汇票全部系偿还案涉借据款项。因崔元红在案涉借据中系直接借款人身份，而在杨卫营200万元借款和郑小波借款利息200万元中系担保人身份，故虽均系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债务，但因债务种类不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二十条规定的“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情形。因双方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当时交付600万元银行汇票时已对款项清偿冲抵顺序认定达成合意，故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崔元红在自身对李赤冉存在到期未还债务的情况下，所偿还的款项应视为优先偿还自身债务，只有在偿还款项超出自身债务之余才可视为超出部分是对所付担保责任部分债务的偿还。一审法院对于事实以及责任划分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关于逾期利息如何计算。郑世雄、李赤冉上诉称崔元红依据陈永军授权在调解协议上对逾期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这一事实已签字确认，应视为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已作出明确约定，但因该调解协议程序方面存在瑕疵，应依法予以撤销，故对郑世雄、李赤冉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郑世雄、李赤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翟 涛审判员 胡豫勇审判员 张予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白璐书记员岳瑞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