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力凯路**。负责人：赵亦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旭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羽中，河南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浩德（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金融贸易中心**1-1-1307法定代表人：张振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马瑞，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建工）因与被上诉人浩德（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建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783814.39元，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钢材销售合同》共7份，合计金额1064131.7元。上诉人为确保款项回收安全，通过先打一笔款，看能否回款的方式进行测试。2019年1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7分合同后，上诉人将其中的一份合同编号：HDGQXS201911150170，合同金额280317.31元的款项汇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后被上诉人在扣除约定税点后，将251584.79元退还给了上诉人指定的斯炜茹中信银行绍兴诸暨支行账户。上诉人经测试可以回款后，又将其它6份合同金额783814.39元款项汇给了被上诉人。在上述回款测试过程中，上诉人只知道第一笔款项已安全退还到了其指定账户，但并不知道该款项是从被上诉人汇入刘梅花账户，由刘梅花账户汇入到林萍账户，再由林萍账户汇入到上诉人指定的斯炜茹账户。这些转账路径上诉人是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才知晓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为调剂发票。案涉业务洽谈过程中，上诉人是向被上诉人提了“委托书”，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林素娟办理案涉业务，无转委托。李骏是被上诉人的前员工，双方之间的真实关系为调剂发票，李骏只是案涉业务的居间人，并非上诉人的员工或代理人。根据委托书内容，被上诉人应根据林素娟指示回款。被上诉人在明知不能按李骏指示回款而为之，具有明显错误。因此，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3.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刘梅花账户的明细，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刘梅花账户系李骏提供的，而银行账户明细只能由本人向银行调取或由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没有申请调取的情况下，提供了刘梅花的账户，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与李骏等人是串通一起的，作为被上诉人是可以管控刘梅花账户的。4.根据案涉业务操作流程，款项被转走的事实来看，可能涉嫌诈骗犯罪。根据《刑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因上诉人已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退款过程中，因上诉人已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退款过程中，款项被骗的事实分析，说明本案中被诈骗的对象为被上诉人。因此，从民事责任分析，被上诉人不能因自己被骗，不将款项退还给上诉人。5.造成被上诉人退款被他人转走，原因系被上诉人未按照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书约定操作，在明知李骏不是上诉人代理人，也不是员工，仍按李骏指使回款导致的，该过错在被上诉人。上诉人对收到的回款转账路径并不清楚，更不能管控。综上，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认可第一笔货款已回流到上诉人指定的斯炜茹账户，而第一笔款是通过刘梅花回流的，以此认定上诉人对款项通过刘梅花账户进行回款路径是明知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因其它款项也是回流到刘梅花账户的，以此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不能退款的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很多，但法庭只允许双方发表书面质证意见，没有再开庭审理，一审法院没有告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导致上诉人无法充分发表针对性的意见。根据证据规则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要求以书面形式发表质证意见的法院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法院应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根据该规定对有新证据通过开庭质证，当事人申请以书面形式为例外。一审法院只允许书面质证没有将质证意见送交对方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因为没有通过开庭的方式进行质证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浩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决结果合法合理，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本案中李骏对被上诉人而言具有代表上诉人的表见代理外观。首先，在案涉业务之前的洽谈及合同的签订、沟通、联络中，被上诉人仅对接李骏；被上诉人根据与李骏的沟通进程，与上诉人同时进行案涉合同签署、传递及付款进程相一致，从而判断李骏能够代表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被上诉人员工林国赟与斯国林沟通，系与案涉业务出现问题后进行的协商处理，并非于案涉业务出现问题前就业务本身进行洽谈。其次，上诉人认为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案涉业务的委托书，但根据该委托书记载内容显示，受委托人仅填写为“林”字，授权期限并不涵盖案涉业务发生的时间，本质上讲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委托林素娟就案涉业务与被上诉人进行了洽谈。被上诉人在案涉业务发生时，也从来未向林素娟联络过，并不认识林素娟。二、案涉款项在刘梅花账户的风险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已查明事实，双方于2019年11月15日共计签订七份《钢材销售合同》，被上诉人员工已先就《钢材销售合同》（HDGQXS201911150170）按李骏的指示将约定的251584.79元汇至李骏指定的刘梅花账户，上诉人也承认收到该笔款项，即表明上诉人对回款系通过李骏指定的账户进行回款是明知的。在后续的六份《钢材销售合同》回款中，林国贇同样通过案外人将约定的款项汇入李骏指定的刘梅花账户是符合双方约定的。因李骏在案涉业务中的行为足以使被上诉人认为其能够代表上诉人洽谈案涉业务，刘梅花账户亦系其指定，故案涉款项在该账户出现的风险应由上诉人承担。三、关于刘梅花的账户明细。一审中，被上诉人最初提供的向刘梅花转账的账户明细是林国赟通过案外人丁瑞英、张缘缘向刘梅花转账的转账明细，因丁瑞英、张缘缘向刘梅花转账系根据林国赟的指示而向刘梅花账户转账，故申请人能够得到丁瑞英、张缘缘向刘梅花转账的账户明细。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调取刘梅花账户明细的申请，被一审法院准许，故刘梅花账户明细系通过被上诉人合法的申请调取证据而得，并非被上诉人自行提供。被上诉人亦并不能控制刘梅花账户。综上所述，因案涉业务系调剂发票而致使上诉人据以主张的《钢材销售合同》无效，而被上诉人应向其退还合同货款。案涉业务中李骏具有足以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员工林国赟将合同部分款项通过案外人丁瑞英、张缘缘向李骏指定的刘梅花账户汇款，汇款完毕被上诉人即已完成本案中该部分款项的退还义务。因此一审法院所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杭州建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杭州建工、浩德公司双方签订的6份《钢材购销合同》;二、判令浩德公司退还杭州建工货款783814.39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1月15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三、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浩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骏与林国赟通过微信联系，在双方的洽谈下，2019年11月15日，杭州建工作为需方（乙方）与作为供方（甲方）的浩德公司分别签订七份《钢材销售合同》，分别购买螺纹钢价税合计总价款280317.31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248068.42元，税金为32248.89元）；螺纹钢价税合计总价款63550.30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56239.20元，税金为7311.10元）；螺纹钢价税合计总价款280317.31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248068.42元，税金为32248.89元）；盘螺、螺纹钢价税合计总价款70289.44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62203.04元，税金为8086.40元）；螺纹钢价税合计总价款54223.06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47985.01元，税金为6238.05元）；盘螺价税合计总价款65494.97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57960.15元，税金为7534.82元）；盘螺价税合计总价款263884.84元（其中包含不含税货款233526.41元，税金为30358.43元），合同总金额为1064131.71元。上述合同内容均为：“交货地为供方货场。需方应在供方要求时间内提货完毕，逾期提货产生的仓储费及货物风险由需方承担。乙方车辆到供方货场提货的，应遵守货场管理规定，否则因违反管理规定引起的安全事故和造成的其他损失由乙方承担。付款方式：预付全款。货物异议：货物数量和外观异议，乙方应于收到货物后2日内向甲方提出，过磅计量的实际收货重量与发货重量误差在3‰以内的，以甲方出库单为准，超过3‰的，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货物质量异议，乙方于收到货物后5日内提出，完好保留实物和厂标，由厂家验证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后等待协商解决，解决办法以厂家处理意见为准。如果乙方未按约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或已经使用，视为甲方所交货物数量、规格、质量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结算及开票：本合同以实际提货量办理结算，多退少补；货款两清后，由甲方向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合同签订后，2019年11月15日，杭州建工通过在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账户（账号20×××41）向浩德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的账户（账号28×××34）转款280317.32元。2019年11月15日，杭州建工通过在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账户（账号20×××41）向浩德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营业部的账户（账号15×××06）转款783814.39元。2019年11月15日户名为林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的账户（账号62×××51）向户名为斯炜茹的中信银行绍兴诸暨支行（账号62×××26）转款251584.79元。对于该251584.79元转款，审理中杭州建工认可该部分退款系第一份合同的退款，之后六份合同款没有退还，自认收到该部分款项，理由为本来就是发票调剂的业务，钱不能再打到公司账户上；杭州建工认可斯炜茹是其工作人员，且陈述“我们签订合同是根据双方口头约定，我们付款当天，浩德公司收款后扣掉税点后将款项退还给我们指定的斯炜茹账户上”。对于该251584.79元回款银行回单上收款人和付款人均不显示杭州建工和浩德公司的原因，杭州建工陈述“我们自认是收到了，因为本来就是发票调剂的业务，钱不能再打到公司账户上了”。针对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杭州建工方认为真实目的是调剂发票；浩德公司方认为“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该合同是购买发票的，是出现问题后才知道的，我们刚开始以为杭州建工就是买货的，我们也已经向上游进行了采购”。对于上述双方回款扣除的比率，杭州建工方认为基于开发票的前提扣除10.1%予以认可，浩德公司方认为“是李骏和林国赟在微信沟通中进行的约定，扣回款的行为是林国赟擅自操作，浩德公司当时并不知情”。经查明，双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完成合同中约定货物的交付。浩德公司提交有《钢材购销框架合同》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浩德公司为履行合同向上游采购货物106万余元；杭州建工对此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我们认为浩德公司上游的采购货物与本案是没有关系的，其有没有履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没有收到浩德公司的货物”。杭州建工提交的《林潇翔与斯国林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2日并加盖其公章的委托书内容为：“浩德(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我公司委托业务员:林，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50××******，到贵公司办理钢材采购、提货、结算、领取发票等相关手续。上述手机号发送的提货车辆信息和进行的收货确认，均为我公司行为，我公司均予以认可。如提货过程中为我司自派车辆提货的，车辆提货完毕后即视为贵司履行完毕对应货物的交付义务。我公司对提货司机在提货过程中所签署的与提货有关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与之有关的事务均予以承认，由此引起的相关风险由我公司承担。委托期限为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3日，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对此浩德公司质证认为：该聊天记录是2019年11月16日开始，内容是关于交易出现问题后协商如何解决，并不能证明杭州建工委托林素娟与浩德公司办理案涉交易，要求浩德公司还款是交易发生后与林国赟的协商过程，与本案交易过程无关;委托书中被授权人仅为“林”，没有明确的受委托人，载明的授权委托期限为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3日，案涉交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案涉交易期限不在授权委托期限中，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同时杭州建工提交2019年11月19日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向浩德公司出具的一份《律师函》，内容为要求浩德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三日内向建工建材司交付约定钢材或退还货款783814.39元，并通过邮寄通知浩德公司。但其一并提交的投递行程单显示，该律师函未被浩德公司接收。浩德公司亦称从未见过该律师函。审理中，浩德公司提交有李骏与林国赟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1.李骏找到林国赟，代理杭州建工先是要向浩德公司购买货物，之后又不要货物；2.在浩德公司和杭州建工的业务往来中，浩德公司仅对接李骏，未与其他人联络；3.合同回款信息为李骏指定的刘梅花账户。对该部分证据杭州建工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林国赟是浩德公司的员工，李骏我们也不认识，其身份我们不清楚，因此他们双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浩德公司提交的系截图的打印件，没有原件；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李骏是代理杭州建工的事实”。浩德公司提交有林国赟与斯国林的聊天记录，证明林国赟按照李骏指示将货物转卖第三方，将货款汇至刘梅花账户后，杭州建工确认收货，杭州建工追认李骏的代理权。对该部分证据杭州建工的质证意见为“对林国赟与斯国林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我们认为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证明李骏是杭州建工的代理人，也无法证明杭州建工是委托李骏处理钢材销售合同当中的相关事宜，我们认为根据聊天记录恰恰能说明浩德公司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浩德公司只对李骏，未与其他人联络，浩德公司的证明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实际上浩德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与杭州建工的工作人员斯国林在联系的，上述证据也不能证明浩德公司要求证明李骏构成杭州建工的表见代理的依据”。浩德公司提交有李骏与林国赟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林国赟根据李骏指示，将货物专卖给第三方后，将货款扣除10.1%后，汇至李骏指定的刘梅花账户，浩德公司已完成对杭州建工的交货义务。对该部分证据杭州建工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林国赟是浩德公司的员工，李骏我们也不认识，其身份我们不清楚，因此，他们双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浩德公司提交的系截图的打印件，没有原件；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李骏是代理杭州建工公司的事实，另外我们认为达不到浩德公司的证明目的”；“首先我们认为通过聊天记录不能达到浩德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李骏系杭州建工的代理人，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2019年11月15日之前，林国赟与李骏一直有聊天，而且一直在发生钢材买卖方面的合作业务，通过聊天内容也可以证明浩德公司方在实施出卖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该行为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浩德公司方还一直在坚持杭州建工涉嫌刑事犯罪，实际是浩德公司自己在刑事犯罪，因此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审理中，对于双方的此笔业务的业务员，杭州建工陈述斯国林是其工作人员并由其经办，并陈述“代表杭州建工方的确实只有斯国林，但是业务发生过程当中，斯国林是通过林素娟取得与浩德公司之间的联系”，并认可林素娟与浩德公司进行了联络，但未提及与谁进行了联络。浩德公司否认收到杭州建工所说斯国林是经办人员的材料，认为其只对接李骏。对于李骏的身份，杭州建工认为李骏是浩德公司的前员工后来辞职了，浩德公司认可系其公司前员工，2019年办理离职；对于林国赟的身份，浩德公司认可事发时系其公司员工，现在已经离职。经询问林国赟，其向该院陈述2019年4月到2019年11月在浩德公司工作，负责福建区域的钢筋、钢材销售，款项管理都是总公司负责，是按照完成的业绩量发工资的，与杭州建工的涉案业务系其在职期间经办，并陈述：“当时是我一个前同事李骏，他给我联系说他现在是杭州建工的员工，他们公司要采购钢筋联系我和我们做这笔业务，我要求他将款项打给我们，合同盖章后传给我（当时是微信图片传给我的），他办好之后我就去找货源，购买钢筋。当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说货他们不要了，让我把货卖了，把钱给转到他指定的账号也就是刘梅花的账户，第一笔转到刘梅花的账户之后李俊说这笔款他们收到了，第二笔款转完之后李骏也说他们收到了，第二天一个女的叫林素娟说杭州建工没有收到第二笔转款。事后我和李骏联系，李俊说转到刘梅花账户上的钱被一个叫宁军毅的卷着钱跑路了。后来杭州建工就起诉我们了”；“第一笔款退了之后李骏说收到了款，就把杭州建工的结算单通过微信传给我了，第二笔还没有办理”；“做这笔业务的时候我就和李骏联系，后来发生纠纷了，我到杭州建工说明情况，他们给我联系的人是斯国林”；“同一天签了七份，都是我把已经加盖过我们公司章的合同文本发到李骏的微信上，他加盖公章之后再回传给我，我把微信图片传给公司，公司再确认合同成立”。对于退款的事由，林国赟陈述：“款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钱到账之后系统上会有提示；李骏通知我说货不要了，让我帮助处理掉，他款到了之后我负责给他找货源，货源找到了之后我们已经把货款支付给上家了，但李骏说不要货了，让退款，叫我帮忙把货处理掉，我就把这些货在当地给卖掉了，收的都是转账，钱转到张缘缘和丁瑞英账户上了，然后我通过他们两个的账户把钱转给刘梅花账户了，刘梅花的账户是李骏提供的，他让我转到这个账户”。对于向刘梅花账户转款，林国赟陈述：“第一次转了26万多，第二次转了71万多，因为货是分两批卖掉的，第一次卖了26万多我就把钱转过去了，第二次卖了71万多，当时李骏说把钢筋的货款扣十个点后现金转给他，我就扣了十个点；这十个点是含税和现金不含税之间的差价，当时杭州建工和李骏说不要货了，要把这批货折成现金，让我帮忙处理，所以我就降价处理了，幅度不超过十个点就行了，这十个点不是返点，我们也没得到；采购这个货之后李骏不要了，他让我把这批货处理掉，我就把这批货处理掉了，收回了现金，收现金就是不含税”。林国赟陈述上述做法未经过公司同意，“当时李骏说杭州建工不要了，要现金，让我帮忙给处理掉，当天就把现金打给他，所以我就这样给办了；当时我是在浩德公司，发票也是我们公司开的，后来因为这个事没有寄给他们”。林国赟陈述这笔生意公司能挣一吨两元的差价，其为这笔业务向上游采购钢材，上游供货的共四家，浩德公司把款转给他们了，他们开的票也都给浩德公司。对于林国赟是否知晓李骏是杭州建工的工作人员，林国赟陈述：“李骏给我联系的时候说的，并且把合同传给他他也都加盖公章了，而且杭州建工也很快把钱打过来了，杭州建工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开票资料也都是他通过微信发给我的”；其没有见到杭州建工给他出具的委托书，李骏和杭州建工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李骏让其帮他们卖货变现无书面的证据材料，“都是电话联系，后来我去找他他一直躲着我”。对于林素娟的身份，林国赟陈述：“第二批款转了之后第二天林素娟打电话说她是杭州建工的，说第一批款26万多到了，第二批款71万多没到，后来我给她联系她一直没接电话，我联系不上她了；出事之后我就去杭州诸暨，见到了杭州建工的斯国林，他是负责人，我把情况给他讲了之后让他一起去公安局报案，他不去，我让他一起杭州去找李骏，他也不去；我们转给刘梅花的账号是李骏提供的，林素娟也认可这个账号，我们转过之后是李俊和林素娟给我说现在款从刘梅花账户到了宁军毅账户，现在他们找宁军毅把款追回来就行了”。对于林国赟的陈述，杭州建工的质证意见为：1.林国赟陈述李骏是前同事内容属实，但对林国赟在笔录中陈述的其他内容有异议。林国赟陈述李骏说他现在是杭州建工的员工，杭州建工需要购买钢筋，合同签订当天，李骏打电话说货他们不要了，让他把货卖了把钱转到他指定的账户均作了虚假陈述。根据林国赟与斯国林的聊天记录显示，杭州建工是向其发送过委托书的，委托书内容显示，杭州建工是委托林素娟办理采购钢材的事宜的。根据林国赟与李俊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的真实关系不是购买钢材，而是倒卖增值税发票。如果是购买钢材，不可能签合同当天就退货，而且也不可第一笔钱付了，退回后又将其余货款付过去，又退回来。且庭审中浩德公司已认可双方之间实际是倒卖发票的关系。2.林国赟原系浩德公司的员工，与浩德公司有利害关系。案涉交易均由林国赟经办，后因本案被浩德公司停职，林国赟因怕承担责任被追责，故在笔录中做了虚假陈述，故林国赟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查明，2019年11月15日，丁瑞英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北尚支行的账户（账号62×××65）向刘梅花的账户62×××71分别转款252004元、500000元。同日，刘梅花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信和支行向林萍的账户62×××51汇入252005元。同日，张缘缘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荆溪支行的账户（账号62×××34）向刘梅花的账户62×××71转款204648元。一审法院认为，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杭州建工与浩德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经李骏与林国赟洽谈签订六份《钢材销售合同》，杭州建工在庭审中认可其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在于调剂发票，且原浩德公司双方之间也无真实的买卖货物交易，调剂发票的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自成立后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的条件，应属无效。杭州建工要求解除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因上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定解除及约定解除行使的条件，故杭州建工该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杭州建工与浩德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签订的六份《钢材销售合同》无效后，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对于783814.39元浩德公司应否返还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与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同日签订的另一份《钢材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280317.31元，林国赟在扣除10.1%后将剩余款项252004元汇款至刘梅花账户，刘梅花账户于当日将252005元汇款至林萍账户，林萍账户于当日将251584.79元汇款至斯炜茹账户，杭州建工认可林萍账户向斯炜茹账户汇款251584.79元为该合同货款的退款，且认可上述款项因属调剂发票不能通过公司账户，故对于在该合同退款的过程中，款项通过刘梅花账户回流到杭州建工认可的斯炜茹账户，足以表明杭州建工对款项通过刘梅花账户进行回款的回款路径是明知的。其后在后续回款操作中，林国赟通过丁瑞英、张缘缘将案涉合同款项中的704648元汇款至刘梅花账户后，刘梅花未将该704648元回款给杭州建工方所控制的账户，刘梅花账户非浩德公司方所能控制的账户，对于该704648元未能回款于杭州建工方账户，杭州建工未能实现对该账户的有效管控对此具有过错，浩德公司没有管控义务对此无过错，该款项无法回款的风险应由杭州建工承担，且根据浩德公司提交的李骏与林国赟微信聊天记录、林国赟与斯国林的聊天记录、李骏与林国赟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11月15日，丁瑞英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北尚支行的账户（账号62×××65）向刘梅花的账户62×××71分别转款252004元、500000元；同日，刘梅花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信和支行向林萍的账户62×××51汇入252005元；同日，张缘缘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侯荆溪支行的账户（账号62×××34）向刘梅花的账户62×××71转款204648元的银行交易记录；林国赟的陈述等证据，已经形成优势证据，故杭州建工要求返还704648元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应不予支持，杭州建工主张的该权益可通过其他程序解决或者另行向第三人主张。对于林国赟扣除涉案合同金额10.1%的款项79166.39元，因双方签订的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属无效合同，该部分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系经李骏与林国赟洽谈所签订，林国赟作为事发时的浩德公司的员工，浩德公司对该员工的行为应承担管理责任，故该79166.39元浩德公司应予返还给杭州建工。对于杭州建工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系无效合同，杭州建工认可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调剂发票，对此有过错，该损失要求浩德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浩德（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返还货款79166.39元；二、驳回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工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19元，由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工司负担5231元，由浩浩德（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88元。保全费4439元，由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工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杭州建工与浩德公司所签订六份《钢材销售合同》，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调剂发票，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法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林国赟通过丁瑞英、张缘缘将案涉合同款项中的704648元汇款至刘梅花账户后，该款项无法回款的风险应由谁承担。首先，与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同日签订的另一份《钢材销售合同》，合同款项汇款路径为林国赟汇款至刘梅花账户，刘梅花账户汇款至林萍账户，林萍账户汇款至斯炜茹账户，杭州建工认可林萍账户向斯炜茹账户汇款的251584.79元为该合同货款的退款；其次，涉案六份《钢材销售合同》系经李骏与林国赟洽谈所签订，刘梅花账户系李骏向林国赟提供，从李骏与林国赟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骏向林国赟发送杭州建工的营业执照和开票资料，并由李骏向林国赟发送加盖杭州建工公章的合同和杭州建工的转账付款信息，且第一笔合同款项回款已得到杭州建工认可，故浩德公司、林国赟有理由相信李骏具有代理权；再者，杭州建工主张其代理人应为林素娟，因杭州建工提交的委托书上委托业务员仅为“林”，且委托期限为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3日，而涉案合同的签订日期均为2019年11月15日，杭州建工亦无证据证明林素娟实际参与案涉合同的洽谈、回款工作；最后，杭州建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浩德公司指定的账户为斯炜茹账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款项中的704648元汇款至刘梅花账户后，该款项无法回款的风险应由杭州建工承担，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杭州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38元，由上诉人杭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诸暨分工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蔡美丽审判员 王 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石昕书记员文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