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81民初6783号原告：王家安，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被告：李洪彬，男，197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效国，河北秦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家安与被告李洪彬买卖合同纠纷（原定案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妥，故改为现案由）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王家安、被告李洪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效国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王家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洪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家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判决被告返还地瓜苗款1，350.00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00.00元（具体损失待鉴定后追加，损失包括栽植地瓜苗的人工费、农药化肥费用、田间管理的人工费、减产的损失等）。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原告于2020年5月3日至5月6日分两次向被告购买20，000.00棵龙薯601地瓜苗，给付被告购苗款1，350.00元。购买地瓜苗后原告花1，600.00元雇工将地瓜苗栽到地里，大约栽了六、七亩。原告自家有深水井、池塘，旱天能灌溉、雨天能排水，并投入了大量的投资，精细管理。秋收时，上面的叶子非常茂盛、长势喜人，但用出地瓜的机器收获时却发现结薯量非常少，几乎绝收，并且不是龙薯601。龙薯601特征是：薯块下纺锤形，薯皮红色，薯肉桔红色，每亩产量六、七千斤。按此产量计算大约每亩应获得七、八千元。该地瓜红皮、白皮都有，形状不一，质量特差，产量极低，根本没有人收购，至今还在家中放着。为了证明被告卖给我的地瓜苗是假的，我留下了约一亩地的地瓜未收用以证明。事后，我找被告要求处理此事，被告答复：我对龙薯601也不了解，让我多担待，但一直没向我赔偿。被告李洪彬辩称，原、被告买卖关系成立。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出产的地瓜系被告所售的地瓜苗结出的地瓜。对于原告自行扩大损失部分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3日，原、被告通过微信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红薯苗的合同。合同内容如下：品种龙薯601，数量10，000.00棵，单价0.07元，款到发货。当日订立合同后，原告付给被告红薯苗款700.00元和运输费用50.00元，被告通过秦皇岛到大连的大客车发给原告10，000.00棵红薯苗。2020年5月6日，原、被告通过微信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红薯苗的合同。合同内容如下：品种龙薯601，数量10，000.00棵，单价0.06元，款到发货。当日订立合同后，原告付给被告红薯苗款600.00元，被告通过秦皇岛到大连的大客车发给原告10，000.00棵红薯苗。在每次收到红薯苗后，原告均立即雇人帮忙将所买的红薯苗全部栽植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用于栽植20，000.00棵红薯苗的土地约有六、七亩。在栽植后，原告通过拼多多网站多次向线上的农药、化肥卖主购买农药、化肥。原告将多次在线上所购买的农药、化肥用于红薯秧除害、增肥上。到秋收时，原告所栽植红薯的叶子茂盛，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有红皮的、白皮的；都是圆形的，没有长形的。2020年10月16日、2020年10月20日，原告分别将当天录制的反映收获红薯非常少的现场实况视频通过微信发给被告。2020年10月2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提出被告卖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红薯601及原告栽植被告所卖的红薯苗造成结薯产量非常少，并向被告提出了赔偿请求。被告回复原告：红薯苗品种肯定没错。对赔偿事宜，原、被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27日，原告分别将收获后放在原告家里的红薯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被告。为了证明被告卖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红薯601，原告留下了约一亩地的红薯未收获。在起诉时，原告向本院提出了关于法院委托有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红薯具体损失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的申请。在第一次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了关于法院委托有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所买被告所卖的红薯苗是否为龙薯601司法鉴定，如果确定原告购买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那么对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在该次法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经协商达成了关于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摇号选定有关司法鉴定机构的协议。本院及时将载有上述鉴定事项的《委托鉴定移送表》上传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审批立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委托鉴定移送表》后没有审批立案。以上事实，有双方出庭人员在法庭开庭审理过程中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及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四张被告照片、一张《机动车驾驶证》照片、关于原、被告协商订立买卖红薯601红薯苗及原告付给被告货款的六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打印件、原告分别于2020年10月16日、2020年10月20日录制的反映当天收获现场实况的两张视频截图的打印件、被告于2020年10月20日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所付的红薯苗不是红薯601及赔偿损失要求的四张微信回复记录截图的打印件、原告分别于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27日对收获后放在原告家里的红薯拍摄后打印的两张照片、原告于2020年11月11日对未收获的一亩红薯地的实况拍摄后打印的五张照片、本院制作并上传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网桌面上的一份《委托鉴定移送表》打印件、原告通过拼多多网站与各卖主分别订立的订单、原告证人张泽辉、郭启超在法庭开庭调查过程中对案件有关事实分别所作的陈述为证。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真实、与本案事实有关联，足资认定。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用于证明他赊购阎店乡和平村农资商店二胺、钾肥、复合肥料的三张《欠据》系复印件，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因此，对该《欠据》（复印件）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事实是被告付给原告的红薯苗是否为龙薯601及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是多少。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只能证明原、被告订立了关于原告购买被告20，000.00棵龙薯601红薯苗的合同的事实、原告及时付款、被告按约付苗的事实及在买回后原告将红薯苗全部栽植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的事实、在秋收时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事实，既不能证明被告付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在秋收时原告所栽植的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原因。原告2020年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的原因既可能是红薯秧苗本身结瓜率太低，也可能是不合适红薯秧结瓜的温度、湿度、土壤、农药、肥料、虫菌等外在因素的严重影响（原告应当注意通过网络所买的农药、化肥的质量问题），还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方面原因。红薯产量非常少、几乎绝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当根据科学知识确定，而不能依据主观想象确定。在原、被告个人均不能通过根据科学知识确定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有关司法鉴定意见弄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鉴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对原告申请司法鉴定的事项，现在既没有能够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应法定鉴定部门，也没有能够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应指定鉴定部门。因此，本院无法委托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对原告申请鉴定的事项进行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对其提出的关于被告所付给原告的红薯苗不是龙薯601的事实及原告6.5亩地内的红薯损失是多少的事实应当举证证明，而原告举证不能。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关于本院判决被告返还购买地瓜苗款的请求及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家安提出的关于判令被告李洪彬赔返还地瓜苗款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王家安提出的关于判令被告李洪彬赔偿其栽植地瓜苗的人工费、农药化肥费用、田间管理的人工费、减产的损失等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00元，由原告王家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天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新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