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川，男，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寿兵，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住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东七路366号。 法定代表人：安聪慧，职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银，男，住四川省西充县，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浩，男，住安徽省巢湖市，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唐川与被上诉人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原汽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唐川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民初3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川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原 汽车公司支付唐川加班工资104468.53元（2018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支付经济补偿金51676.8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延时和节假日工作报酬不是工资,劳动者追偿要受诉讼时效限制错误，依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二章第四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加班加点工资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应认定为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二））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高原汽车公司没有举证拒付,唐川起诉支付加班工资没有超过仲裁时效。2.一审没有查清唐川在高原汽车公司单位工作以来的加班时间和报酬支付明细数据，这些证据能够反映出唐川正常上班工资标准,以及被要求加班后的基本工资是否依法计算支付。3.一审对高原汽车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作片面曲解，不结合当时情况分析辨别，一审判决第四页认为唐川在2019年3月制定的《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和2019度考勤表上签字，从而认定唐川同意高原汽车公司支付工资是错误，高原汽车公司开会时称，将严格执行加班工资150%工资标准，但其仍加班不给钱。高原汽车公司提交的考勤表，只能显示出总的加班时间，不能排除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情形，一审均未查明。4.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高原汽车公司哪条规章制度违反了法律法规，以此认定高原汽车公司不承担经济补偿金，根据高原汽车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相关规定，高原汽车公司要求的加班时间严重违法，而高原汽车公司强迫唐川超时加班的命令，就是约束唐川的的规章制度。5.唐川起诉高原汽车公司承担经济补偿金的另一个理由是高原汽车公司未依法为唐川缴纳社保费，法律规定在劳动者工资超过社保缴费基数工资时，在不超过基准缴费工资300%时，以劳动者实际工资为准缴纳社保费，而以2019年下半年为例，高原汽车公司支付唐川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但高原汽车公司只按照公布的当年社保缴费基准工资2697元/月的标准为唐川缴纳社保费，降低了唐川的退休工资标准，一审时未查清评判，书面判决也遗漏不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多处遗漏，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决。 高原汽车公司辩称，1.唐川超出时效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唐川仅对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申请劳动仲裁，唐川却对2014年11月5日至2020年2月20日主张权利，部分时间超出仲裁范围并具有可分性，不应得到支持；其次，唐川2019年2月28日前主张的加班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最后仲裁委及一审法院已就此作出公正裁决。2.高原汽车公司已足额支付全部工资。唐川所在岗位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工时制；其次，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唐川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项补贴+其他激励，实行绩效工资制，随产量浮动，实际为计件工资制，加班工资计算方式为：（个人实际产量-劳动定额产量）×单价×岗位系数×法定倍数；劳动定额产量（指在单位时间内规定的应生产产品的数量）=当月实际平均节拍×出勤天数×日出勤小时数8小时。其中，当月实际节拍=当月厂部下线产量/当月生产下线产量所耗费的生产时长。该计算方式记载于《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中，且唐川接受培训并签字确认。最后，唐川签字确认的考勤明细表详细记载其工作时长与产量。综上高原汽车公司依据唐川的工资构成、加班费计方式、在工作产量、工作时长已依法支付全部工资，唐川主张的加班费无事实依据。3.唐川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依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四款约定“唐川同意接受高原汽车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所做的加班安排，唐川认为高原汽车公司违法强迫加班的，有权先提出书面异议。唐川对高原汽车公司的加班安排已经接受并实际已经执行的，视为唐川自愿接受加班安排”，唐川既没有提出异议，亦无证据证明高原汽车公司存在强迫劳动者加班的事实，不存在其所述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同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高原汽车公司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依法缴纳社保，唐川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综上，唐川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秉公处理，依法驳回唐川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判令唐川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唐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高原汽车公司向唐川支付加班费230812.33元，经济补偿54630.4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唐川与高原汽车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建立劳动关系后，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1月5日至2020年11月4日，约定唐川从事点焊工工作。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约定，高原汽车公司现行的主要工时制为标准工时制，高原汽车公司可以报经劳动部门批准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唐川同意接受高原汽车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所作的加班安排，唐川认为高原汽车公司违法强迫安排加班的，有权事先提出书面异议。唐川对高原汽车公司的加班安排已经接受并实际已经执行的，视为唐川自愿接受加班的安排。劳动报酬及计算标准约定，唐川的工资待遇在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实行绩效工资制，随产量浮动，在次月25日前发放上月工资。唐川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月收入在不低于实际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随量浮动，具体工资结构根据高原汽车公司制定的薪酬制度执行。每月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项补贴+其它激励。唐川、高原汽车公司在建立劳动关系后，高原汽车公司对唐川进行了相关培训。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8日，2019年5月28日至2020年5月27日期间，唐川所在岗位经审批实行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9年3月7日，高原汽车公司发布了《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该通知于2019年2月份工资时实施。其中加班工资核算超产能加班为，基于当月实际生产节拍，超出劳动定额的部分，折算为加班工资。加班工资=（个人实际产量-劳动定额产量）*单价*岗位系数*法定倍数（1.5）。该通知发布后，高原汽车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培训。高原汽车公司每月均对员工工作情况制作考勤明细表，由员工本人签字确认，该表包括应出勤小时数，实际出勤小时数，当月总产量，周末结算小时数，轮休小时数等内容，高原汽车公司据此核算唐川工资并通过银行代发，唐川可通过高原汽车公司提供的软件查询自己的工资组成，包括应收工资、实收工资、具体工资项目及金额等。其中工资项目中的其他-工作补贴对应超定额加班费，其计算方式为：超产能产量*岗位系数*单价*1.5。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唐川实际出勤分别为180小时、210小时、213.5小时、181小时、260.5小时、192.5小时、155.5小时、216.5小时、253小时、245小时、211小时、164.5小时，合计2483小时，平均每季度为620.75小时。 （二）2020年1月20日，高原汽车公司开始放2020年春节假，次日，唐川向高原汽车公司人力主管文银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电子邮件，以高原汽车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严重侵犯唐川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高原汽车公司提出于2020年1月2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文银在收到唐川的电子邮件后，未予回复。2020年春节假期结束后，因高原汽车公司未对唐川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复，唐川于2020年2月15日回到高原汽车公司处继续工作，2020年2月20日，唐川通过快递的方式向高原汽车公司邮寄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此后未再到高原汽车公司处工作。 （三）2020年2月28日，唐川向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高原汽车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2056.84元，支付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加班费63073.84元。仲裁委审理后裁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驳回了唐川的其他仲裁请求。唐川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一审诉讼。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劳动合同，考勤明细表，《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部门培训登记卡及培训照片，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部分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仲裁裁决书等在案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高原汽车公司是否拖欠唐川加班工资未支付；（二）高原汽车公司应否支付唐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一）高原汽车公司是否拖欠唐川加班工资未支付。唐川在申请仲裁时主张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加班工资，但在一审诉讼中主张的加班工资时间段为自劳动关系建立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2014年11月5日至2020年2月20日）。唐川主张2017年12月之前及2019年之后的加班工资，未经仲裁程序，且唐川这一请求与一审案件具有可分性，一审案件应不予处理。另唐川主张2017年12月之前的加班工资，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其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因此一审仅就唐川主张的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之间的加班工资予以处理。唐川于2020年2月28日提起仲裁，其主张2019年2月28日前的加班工资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唐川主张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高原汽车公司实行的是标准工时制，但未按劳动法的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其加班工资。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实行何种工时制，但高原汽车公司经劳动行政部门对唐川所在岗位实行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因此应认定双方实行的是以季度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而不是标准工时工作制。唐川的工资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项补贴+其它激励，实际以计件工资为主，高原汽车公司按唐川每月完成的定额工作量计算唐川的绩效奖金，按超定额工作量部分计算唐川加班工资（在工资项目中体现为“其他-工作补贴”），而高原汽车公司的计算依据为高原汽车公司制订的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中关于加班工资的规定，这一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高原汽车公司据此计发唐川加班工资，依据充分。唐川主张的加班时间与其签名确认的每月考勤明细表记载的相矛盾，一审法院对唐川主张的加班时间不予采信，其以此计算加班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高原汽车公司依据其制订的薪酬管理制度，根据唐川签名确认的考勤明细表，以此计算唐川的每月工资（包括加班工资）并发放，唐川对此并无异议，现唐川主张加班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高原汽车公司应否支付唐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在双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唐川于2020年1月21日向高原汽车公司的人力主管发送解除劳动通知书，其解除理由为高原汽车公司违反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提出于2020年1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虽高原汽车公司人力主管当日在收到唐川的电子邮件后未与答复，但高原汽车公司的人力主管有权收取相关邮件，在其收到唐川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电子邮件后，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即解除。仲裁裁决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对这一裁决，双方均未提起诉讼，应视为双方接受这一仲裁裁决，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双方劳动合同系唐川提出而解除，但唐川主张高原汽车公司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唐川的合法权益，但唐川对这一主张未明确高原汽车公司制定的何种规章制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唐川主张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高原汽车公司强迫唐川长时间加班，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从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经双方确认的唐川每季度的出勤时间为620.75小时，确实超过了国家法定工作时间（500小时）120.75小时，但从双方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唐川同意接受高原汽车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所作的加班安排，唐川认为高原汽车公司违法强迫安排加班的，有权事先提出书面异议。唐川对高原汽车公司的加班安排已经接受并实际已经执行的，视为唐川自愿接受加班的安排。”如唐川对高原汽车公司安排的加班有异议，其有权向高原汽车公司书面提出异议，而唐川并未对高原汽车公司安排的加班提出过书面异议。此外，唐川也可依据劳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由劳动行政部门对高原汽车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一审中，唐川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唐川与高原汽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二、驳回唐川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5元，由唐川负担。 二审中，唐川提交《建设银行工资明细表》的新证据，拟证明2018年春节后唐川有加班以及高原汽车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加班费的事实，高原汽车公司质证称，1.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存在异议。唐川所称的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其中2019年3月之前的这部分的时效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应该得到支持；2.唐川提交的银行工资流水与本案没有太大联系，唐川的工资并不是其所说的是产量和工作时间成正比的，其工资是计件工资所以与其产量是成正比的，一审时已经提交了唐川的考勤与产量表足以反映唐川的产量情况，高原汽车公司足额支付了工资。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唐川仲裁中对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未支付加班工资提出申请，二审中主张未支付加班工资时间段为2018年2月至2020年1月，本院对唐川提出的2020年1月部分未支付加班工资，不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从唐川的工资发放看，其工资收入均是按月结算，其主张的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加班费，应在未向其发放时即知晓其权利受损。唐川于2020年2月28日提起劳动仲裁，因此，一审认定2019年2月28日前超过时效，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9年3月至12月的加班工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唐川主张其应享有加班工资，但是，唐川的工时制度系根据产量计算的计件制工时制，其工作特性与其工作效率有关。唐川签字认可的《关于成都公司开展薪酬改革的通知》中对于按超定额工作量部分计算唐川加班工资不违反规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唐川既没有证据证明高原汽车公司的劳动定额规定不合理，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关于超产量的计算有误，因此唐川对其加班事实举证不足，唐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唐川主张其收入情况变化与工作时长发生变动，因其岗位特点，并不能必然说明其属于加班，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高原汽车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唐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唐川主张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与高原汽车公司的劳动合同，依据主要为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强迫延时工作、未足额缴纳社保。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体系解释，加班费与劳动报酬不属于同一概念，唐川主张未支付加班工资而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其主张高原汽车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保问题，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第三项，仅指没有缴纳社保的情况；唐川主张高原汽车公司强迫延时工作，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但其未阐明该规章制具体侵害其何种权益。虽然其认为加班时长过长，但此非规章制度所致。此外，唐川无证据证明高原汽车公司强迫加班。因此，唐川主张经济补偿金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唐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唐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罗健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