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9367号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法定代表人：赵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宗垣，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若，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龚丽君，女，198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萧炜耀，男，1993年1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桦，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文敏，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湖公司）诉被告龚丽君、萧炜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宗垣，被告萧炜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丹桦、施文敏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龚丽君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龚丽君向南湖公司支付门票款总额人民币1051433元；2.判令龚丽君向南湖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7年3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1月20日为人民币19014.18元，诉请至龚丽君实际支付货款总额之日止）；3.判令萧炜耀对龚丽君的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龚丽君、萧炜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南湖国旅天猫旗舰店是南湖公司在天猫网开设和经营的网店。萧炜耀自2015年8月13日入职南湖公司起至2017年2月28日被停职之日止，任职天猫旗舰店的售前客服。龚丽君自2016年9月开始在南湖公司的天猫旗舰店持续购买上海迪士尼门票，因此与南湖公司天猫旗舰店的客服人员（即萧炜耀）建立联系并逐渐熟悉。2016年底开始，龚丽君与萧炜耀串通，利用南湖公司天猫旗舰店数据与上海迪士尼出票系统没有建立系统联网、需要人工二次录入的操作方式，违反天猫旗舰店的交易规定，避开天猫旗舰店进行违规线下买卖上海迪士尼门票。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2017年1月28日期间，在龚丽君尚未在南湖公司天猫旗舰店拍下上海迪士尼门票并以支付宝足额支付票据（即未形成有效的天猫旗舰店订单）的情况下，萧炜耀根据龚丽君的购买要求，私自向龚丽君指定的游客交付价值总计人民币1580433元的上海迪士尼门票。2017年2月21日，萧炜耀向南湖公司出具《保证书》，确认因其违规操作导致龚丽君拖欠上海迪士尼门票款1429119元，并承诺向龚丽君追讨欠款，同时，萧炜耀保证其本人于2017年2月28日前向南湖公司支付龚丽君所欠门票款1429119元。但自2017年1月20日起截止至南湖公司起诉之日，龚丽君仅向南湖公司累计支付门票款529000元，仍拖欠门票款1051433元未向南湖公司支付；而萧炜耀也未向南湖公司支付所欠门票款。南湖公司与龚丽君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南湖公司已向龚丽君指定的游客交付了门票，龚丽君未按时足额向南湖公司支付门票款已构成了违约。龚丽君除应依法向南湖公司支付所欠门票款1051433元外，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利率向南湖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3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1月20日为人民币19014.18元，诉请至实际付清所欠门票款之日止）。因萧炜耀自愿在1429119元范围内向南湖公司还款，故萧炜耀应在1429119元的范围内对龚丽君的欠款向南湖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龚丽君未答辩。被告萧炜耀辩称：一、本案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管辖。（一）萧炜耀与南湖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买卖合同是南湖公司与龚丽君签订的。（二）涉案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2017年01月20日至2017年01月28日期间）均发生在萧炜耀和南湖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三）案涉买卖合同系萧炜耀在任职期间根据部门主管指示与部门同事共同经手的交易。南湖公司称萧炜耀与龚丽君串通、违规线下买卖上海迪士尼门票，与事实不符。第一，根据南湖公司提交的证据《访谈笔录》第2页天猫运营经理刘巧的陈述，使用淘宝下单方式与龚丽君合作是刘巧为提高天猫交易量而作的决定，而非萧炜耀私下与龚丽君串通。第二，萧炜耀在南湖公司就职期间，根据运营经理刘巧和客服主管陈德诚的指示，与全部门同事共同经办案涉买卖合同。萧炜耀及其同事以南湖天猫客服的身份向龚丽君出售门票，通过天猫或微信收取的费用均入南湖公司的账。因此，萧炜耀是以员工身份经办案涉买卖合同，是在履行劳动合同。第三，2017年1月20日之后由于龚丽君买的票量非常大，部门主管陈德诚把售前客服的工作流程调整了，售前客服不需要了解龚丽君的付款情况，而只负责出票；且2017年1月20日之后所出的金额达100多万的门票中，大部分是由周中亮所出。因此，龚丽君未能按时支付费用并非萧炜耀的过错，且萧炜耀并没有从案涉买卖合同中获取过任何不当利益。萧炜耀与南湖公司之间的纠纷在本质上属于劳动纠纷。（四）萧炜耀系基于劳动关系以员工身份向南湖公司出具《保证书》。且《保证书》是天猫运营经理刘巧、客服主管陈德诚作为一种内部管理处罚手段诱导、胁迫萧炜耀出具的。如果不是身为南湖公司的员工，若没有上级主管的要求，作为基本工资为1895元/月且与龚丽君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的普通人，萧炜耀没有理由主动向南湖公司出具《保证书》，主动对远超其支付能力的1429119元人民币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五）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即便劳动者向用人单位出具了欠款凭证，但该争议性质仍属劳动争议。如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5454号案件。（六）萧炜耀与南湖公司之间为劳动纠纷关系，依法应先交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七）萧炜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应依法驳回南湖公司对萧炜耀的起诉。二、《保证书》不构成债务加入，故即便法院认为萧炜耀与南湖公司之间的纠纷应由法院管辖，萧炜耀也无需向南湖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67号民事判决书，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为：（1）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债务加入达成了合意（意思表示标准）；或（2）承担人对于既存债务的履行是否具有直接且实际的经济利益（利益标准）。法院审理的同类案件应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进行裁判。故本案应以意思表示标准和利益标准作为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一）本案《保证书》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标准。第一，根据文义解释，《保证书》确定的是萧炜耀追讨案涉款项的责任，而非萧炜耀的还款责任。首先，“现在客人拖欠款不还，导致本人欠公司”的表述属于萧炜耀对法律关系认知的错误。萧炜耀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合同方，并没有从案涉买卖合同中获得任何不当利益，龚丽君拖欠南湖公司款项并不会直接导致萧炜耀欠南湖公司任何款项。该陈述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该表述不应被视为萧炜耀加入南湖公司与龚丽君间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其次，从“现在本人将到上海追讨欠款，我无论通过任何方法，我都会还款给公司”一句来看，萧炜耀是要去向龚丽君追讨案涉款项，根据上下文理解，所谓“还款给公司”是指将追讨回来的欠款给公司，而非要与龚丽君共同偿还案涉款项。最后，《保证书》全文都没有出现过类似“本人将与龚丽君共同偿还”或“本人将代替龚丽君偿还”的表述，《保证书》中没有明确的萧炜耀意图加入债务的表述。第二，南湖公司法务吴聪多次向萧炜耀表示停职是让萧炜耀去追回案涉票款，萧炜耀也表示其承诺是全力协助公司追讨，可见南湖公司与萧炜耀达成的合意为由萧炜耀代表南湖公司向龚丽君追索案涉款项，而非萧炜耀与龚丽君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故《保证书》不符合意思表示标准，不应被视为萧炜耀对南湖公司与龚丽君之间的债务的加入。（二）《保证书》不符合债务加入的利益标准。案涉买卖合同的受益方是南湖公司与龚丽君，而非萧炜耀。萧炜耀只是经手案涉买卖合同众多的售前客服其中一名，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未曾从案涉买卖合同中获得过任何不当利益。萧炜耀与案涉买卖合同之间无直接利益关联，萧炜耀对龚丽君欠南湖公司的债务没有直接且实际的经济利益。所以《保证书》不应被视为萧炜耀对南湖公司与龚丽君之间的债务的加入。三、《保证书》不构成借条。萧炜耀与南湖公司之间没有借贷法律关系，南湖公司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无权依据《保证书》要求萧炜耀承担还款责任。四、《保证书》不构成担保合同。《保证书》确定的是萧炜耀的追讨责任而非担保责任。即便认定《保证书》构成担保合同，鉴于萧炜耀与南湖公司未就保证方式进行明确约定，《保证书》将构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书》中“保证还款日期：2017年02月28日”的表述可视为保证期间。在《保证书》出具至2017年02月28日期间，或案涉买卖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南湖公司均未曾向萧炜耀提起过诉讼或申请过仲裁，未要求保证人萧炜耀承担过保证责任，故即便法院认定萧炜耀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责任亦已依法被免除。五、南湖公司怠于行使其权利，没有及时防止损失的无法挽回。龚丽君自2017年01月20日起即开始拖欠南湖公司款项，但直至2020年2月14日本案起诉之前，南湖公司并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法律手段追究龚丽君的责任，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损失的无法挽回。南湖公司对其员工萧炜耀采取停职停薪措施并一味无理地要求萧炜耀向龚丽君进行追讨，该种救济手段并不是适当有效的救济途径。且南湖公司怠于行使其诉讼权利，未及时追究刘巧和陈德诚的管理责任，而是将他们的管理责任推卸到萧炜耀身上，拒绝追加该二人为共同被告。对于因南湖公司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扩大的损失，南湖公司不得请求赔偿。六、萧炜耀已依约履行向龚丽君追讨案涉款项的义务。在签订《保证书》后，萧炜耀已经通过微信催收的方式多次向龚丽君催收欠款，履行了《保证书》中约定的追讨案涉款项的义务。2017年2月28日，龚丽君曾向萧炜耀表明可以向南湖公司出具欠条，但需要南湖公司派人到上海与她进行协商。萧炜耀向南湖公司转述了龚丽君提出的该方案，南湖公司表示不接受该方案。此后，萧炜耀多次向龚丽君催款，龚丽君均表示没有钱可以还给南湖公司，并表示如果南湖公司报案或者起诉，她会按照公安处理结果或法院判决向南湖公司还钱。七、萧炜耀对案涉款项的数额存疑。南湖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显示，截至2017年2月28日，龚丽君确认其拖欠南湖公司的款项为人民币1017410元。南湖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龚丽君拖欠南湖公司1429119元的门票款，也不足以证明龚丽君目前尚欠南湖公司1051433元的门票款。龚丽君的实际欠款金额应以案涉买卖合同标的金额与南湖公司银行账户收款记录的差额为准，该差额应由南湖公司举证证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龚丽君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龚丽君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向南湖公司购买上海迪士尼门票。萧炜耀作为南湖公司的员工（具体职位为天猫售前客服），与龚丽君接洽订票具体事宜。南湖公司主张龚丽君于2017年1月20日至1月28日期间共向南湖公司订票价值1580433元，但龚丽君仅支付529000元，尚欠1051433元未付。南湖公司向本院提交广州市广州公证处（2019）粤广广州第030121号公证书，载明南湖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申请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萧炜耀手机内微信软件中的萧炜耀（微信号：×××）与龚丽君（微信号：×××）的聊天记录内容进行保全，保全内容显示：2016年12月25日至2017年1月28日期间，龚丽君持续通过微信向萧炜耀发送购票名单要求购买迪士尼门票，支付票款的方式为龚丽君或其指定的案外人在南湖国旅天猫旗舰店拍下订单付款，双方未明确具体付款期限，多次出现先出票、后付款的情形，但2017年1月19日（含）以前的购票款均能在出票后1-2日内付清，2017年1月20日（含）以后出现龚丽君未及时付清票款的情形，萧炜耀自2017年1月21日起多次催促龚丽君向南湖公司支付已出票的票款。2017年2月7日11时左右，萧炜耀说：“巧姐说，能不能一次性全部转公账过来啊？”龚丽君答复表示其账户不能大金额交易、只能每天拍5万元的订单付款；11时24分，龚丽君向萧炜耀发送龚丽君身份证的照片，让萧炜耀交给其上司。2017年2月14日至15日，龚丽君与萧炜耀对账，2月15日10时26分，萧炜耀与龚丽君一致确认订票金额减去已付款金额后的余额为1038802元，同时确认该金额还需扣减没出票、出错票、少出票的金额。2017年2月15日18时24分，萧炜耀确认龚丽君拍下20000元的淘宝订单。2017年2月17日23时53分，龚丽君表示其已指定他人拍下10000元的淘宝订单，萧炜耀予以确认。2017年2月19日14时11分，萧炜耀询问龚丽君是否对已拍下的订单申请退款，龚丽君未予明确答复。2017年2月28日16时59分，萧炜耀向龚丽君发送一张订单截图；龚丽君确认该订单是其找他人代拍用于偿还此前的门票款，并表示代拍人坚持要求退款，南湖公司退款后可将该笔金额计入龚丽君欠款金额；随后龚丽君于17时05分确认上述订单涉及的金额为30000元。同日17时许，萧炜耀与龚丽君核对欠款明细，双方确认：2017年1月20日至1月28日出票金额合计1580910元，1月20日至该次对账时止龚丽君共付款559000元，扣减应由南湖公司承担的1月30日9位客人出错票金额4293元以及30日入园差价207元后，龚丽君尚欠票款金额为1017410元。当日对账后，萧炜耀表示其已被南湖公司停职、南湖公司要求龚丽君尽快还清欠款，要求与龚丽君协商还款方式及还款期限；龚丽君答复将在2年按月分期还款；同日19时23分，萧炜耀说：“刚刚跟老板开完会，这是我们以下协商结果：1.我们不会去上海协商具体的情况，如果想协商，不介意过来我们公司进行商讨；2.账款2年内还清，这个我们也不能接受；3.这件事会继续交由公安机关去处理。”龚丽君回复：“嗯，那就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吧。”后萧炜耀数次向龚丽君催款，龚丽君均表示其暂无法还款。南湖公司向本院提交其自行制作的对账单表格一份，载明：根据萧炜耀统计的原始账单计算1月20日至28日的出票金额合计1580433元，对方支付金额为559000元，欠账（原始账单金额-支付金额）为1021433元；根据旅游易后台统计的入单金额合计1580433元，旅游易代收款金额合计1019297元；说明：入单金额和原始账单金额已经匹配，但欠款公式的1021433元，和系统代收款1019297元有差异（2136元），客人还欠2136元，由于萧炜耀补交时候不是按客人所拍当日支付订单补交，导致有错乱。该对账单表格下方“经办人及提交人”一栏有萧炜耀的签名，“售后核对”“客服主管”“运营经理”栏分别由南湖公司员工傅静娴、陈德诚、刘巧签名确认。上述四人签名时间均为2017年2月25日。南湖公司向本院提交2017年1月20日至2月17日期间的22个淘宝订单截图，主张系龚丽君用于支付1月20日至28日购票款的订单。该22个订单金额合计559000元。其中2017年2月15日、2月17日的两个订单（订单号分别为3060260031123624、3067963626383624）金额分别20000元、10000元，状态均为退款成功，退款金额分别为20000元、10000元。2017年2月21日，萧炜耀向南湖公司出具《保证书》，内容为：“由于本人未收齐款就帮客人（龚丽君）出上海迪士尼门票，现在客人拖欠款不还，导致本人欠公司：￥1429119元（壹佰肆拾贰万玖仟壹佰壹拾玖元）。现在本人将到上海追讨欠款。我无论通过任何方法，我都会还款给公司。保证还款日期：2017年2月28日前。本人所属公司：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南湖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胡国樑、吴聪于2017年2月23日询问萧炜耀的记录，其中记载萧炜耀的陈述内容包括：龚丽君自2017年1月20日晚上开始找理由拖延尾款，直至26日刘巧经理要求停止出票，28日龚丽君给了萧炜耀四百多人的客人名单，没有付款，萧炜耀出于信任还是帮其出票；萧炜耀出于对龚丽君的信任在票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帮其出票，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萧炜耀于2017年2月27日在该询问记录中签名确认。萧炜耀提交2017年9月6日萧炜耀与南湖公司员工吴聪的谈话录音及音频内容文字记录，显示：吴聪说：“……我们现在是要求你追索回来，赔偿公司的损失，现在是你自己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去相信龚丽君你所谓那个，我们有证据，你自己去卖人情给别人，你自己用公司的资源去卖人情给别人，然后造成公司的损失，你好意思说我们对你有什么任何的一个做法，而且事发之后我们就对你没有做任何的处罚，只是就进行了一个停职，让你去追讨这些钱。这也是一个，我们算是一个工作的要求，你去完成你未完成的工作吧。……今天我们审计部叫你过来，就是说对于你现在这个情况，我现在要对于这笔100多万的债务，公司的损失，我要确定一个责任人，不是责任人，就是说一个追讨的一个人。对，这个肯定是要跟我负责任、无限负责任的。……不是说要让你背负多少责任，我只是让你负责追讨这个事情。因为你要通过有效的手段，就包括以前让你去追这些钱一样，而不是说一句话你联系不上了，那我这个钱就没了？……反正你就是要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包括你之前跟我们说的这些保证书，这里，类型的，这种，你就需要对龚丽君进行一个追索，个人方式，你自己的个人方式。然后，刚才也说了，钱还回来到公司账上那天，你该算的我们都会给你算过去，明白吧？……”吴聪要求萧炜耀对于龚丽君以个人手段通过萧炜耀从南湖公司套走1051433元的事件作出承诺，萧炜耀表示：“我的承诺就是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协助公司去追讨，去帮助公司去跟进这件案子情况。”吴聪说：“对于你这个承诺，我这边也是给回一个承诺，就是说现在公司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处理方式，公司没有对你进行任何的处罚，也没有对你，包括经济处罚，什么都没有……”另查明，2015年8月13日，南湖公司（甲方、用人单位）与萧炜耀（乙方、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3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乙方工作内容为销售，乙方基本工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895元/月。南湖公司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期间为萧炜耀缴纳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最低为1895元、最高为4058元。2017年9月6日，南湖公司人力资源部向萧炜耀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载明萧炜耀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于2017年6月25日起离职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南湖公司于2020年3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南湖公司与萧炜耀均确认：刘巧是南湖公司天猫部门的经理；萧炜耀出具《保证书》的地点在南湖公司。南湖公司主张其从未要求萧炜耀出具《保证书》，《保证书》中的欠款金额是萧炜耀单方承诺，其无法核实。萧炜耀则主张《保证书》是其根据刘巧的口述内容出具的，其中的欠款金额是刘巧在系统中查看数据后告知萧炜耀的。本院依据萧炜耀的申请，通知证人吴某1（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为南湖公司员工）、吴某2（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为南湖公司员工）出庭作证。吴某1作证称：其曾在南湖公司天猫部门工作，与萧炜耀是平级同事关系；同部门多个同事均经手过龚丽君的购票业务；吴某1曾遇到过龚丽君未足额付款就出票的情况，在龚丽君未足额付款情况下，吴某1当面请示上级刘巧，经刘巧同意才给龚丽君出票；龚丽君一开始通过萧炜耀发送订票名单，后建立一个微信群用于发送订票名单给南湖公司工作人员。吴某2作证称：龚丽君是南湖公司的大客户，向南湖公司订上海迪士尼门票；一开始龚丽君都是先给钱，后出票，后来有一次不知道如何沟通，就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出票，后来龚丽君一共欠了100多万元的票款；龚丽君第一次先出票、后付款的订单是经刘巧同意的，后来龚丽君补足了该次票款；龚丽君所欠100多万元票款的业务主要是周中亮、萧炜耀负责；订票的微信群中都是周中亮与龚丽君在沟通。本院认为，龚丽君通过微信向南湖公司的员工萧炜耀发送订票信息、确认订票需求，并根据南湖公司的要求以拍下淘宝订单的方式付款，龚丽君与南湖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南湖公司依约出票后，龚丽君理应支付相关票款。现南湖公司提交了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龚丽君与萧炜耀于2017年2月28日经对账确认龚丽君尚欠南湖公司票款1017410元。龚丽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无提出答辩意见或反驳证据，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依法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予以确认。龚丽君用于付款的淘宝订单中有两笔金额合计30000元的订单已全额退款，该事实与萧炜耀和龚丽君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2月19日14时11分、2017年2月28日16时59分至17时05分的对话内容相互印证，且龚丽君已明确表示南湖公司退款后可将相关订单金额计入其本人欠款金额，故本院认定龚丽君拖欠票款金额为1017410+30000=1047410元，龚丽君应向南湖公司支付该款。南湖公司依据其自行制作的对账单表格主张龚丽君欠款金额为1021433+30000=1051433元，但该对账单表格中签名人员均为南湖公司员工，未经龚丽君确认，且南湖公司员工签名的时间（2017年2月25日）早于萧炜耀与龚丽君通过微信进行最后对账的时间（2017年2月28日），故南湖公司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南湖公司主张龚丽君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从双方交易习惯看，2017年1月19日（含）以前的购票款均是在出票后1-2日内付清，且萧炜耀自2017年1月21日起已多次催促龚丽君支付票款，双方亦已于2017年2月28日对账确认欠款金额，故本院酌情确定龚丽君应于双方对账后10日内（即2017年3月10日前）向南湖公司付清欠款。龚丽君至今未付构成违约，南湖公司主张龚丽君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理合法，但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7年3月11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标准相应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关于南湖公司主张萧炜耀对案涉债务承责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交易发生于萧炜耀在南湖公司任职期间，萧炜耀是以南湖公司员工的身份与龚丽君接洽交易事宜。萧炜耀向南湖公司出具《保证书》时，其仍是南湖公司员工，对南湖公司存在人身隶属性。从《保证书》的用语亦可体现萧炜耀是以员工身份向南湖公司作出承诺。因此，南湖公司与萧炜耀之间纠纷性质实为劳动争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龚丽君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门票款1047410元；二、被告龚丽君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47410元为基准，自2017年3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34元，由原告广东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85元，被告龚丽君负担141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嘉娴人民陪审员  胡秀芳人民陪审员  张友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