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18045号原告：李有良，男，1985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张华，女，198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李有良与被告张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有良、张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有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华偿还李有良借款本金15万元；2.张华给付李有良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7年9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华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28日，张华向李有良借款16万元，约定借款期限2个月。基于信任关系李有良通过转账方式向张华交付借款本金16万元。经李有良多次催要，张华至今未偿还上述借款。张华辩称，不同意李有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争15万元并非李有良出借给张华的款项，而是李有良对张华出借给李有良款项的偿还。张华出借给李有良的款项包括：2017年4月24日的5万元、2017年5月9日的10万元、2017年6月22日的19510元、2017年7月25日的7549元。2017年至2018年，李有良向张华借款20多笔，张华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以及委托雍荣华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荣华业公司）转账的方式向李有良交付借款。李有良主张其与张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其仅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还应当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张华认可与李有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李有良应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诉争15万元系其出借给张华的款项。如果按照李有良所述本案15万元为张华的借款，则2017年8月24日至2017年8月25日张华陆续出借给李有良26万元，足以充抵李有良出借给张华的15万元，故李有良的陈述不符合逻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有良与张华于2015年秋天认识，二人原系平安普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普惠公司）同事，负责介绍客户办理贷款业务，贷款办理成功后从平安普惠公司领取佣金。2016年11月份至2017年1月份期间，李有良向张华转账5万元。李有良称该款项系其出借给张华的款项，一个月之后张华偿还李有良上述款项并多支付不到一千元；张华称因为其购买一支股票走势良好，李有良要求张华帮忙购买股票故转账给张华5万元，一个月之后张华觉得这样做有风险就将股票本金和盈利的几百元钱还给了李有良。2017年4月27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5万元，双方均认可该款项为张华出借给李有良的款项。李有良称该笔款项是因为李有良的朋友王霆向李有良借款，但当时李有良资金不足向张华借款，张华转账给李有良后李有良再转账给王霆，该笔5万元的实际使用人为王霆并非李有良；现李有良联系不上王霆，不清楚王霆是否已经向张华还款，或者是王霆使用其父亲王和永的银行卡向张华还款；也有可能是2017年5月份雍荣华业公司应给付李有良佣金但是没有实际支付，而是以佣金充抵了借款。经本院询问，李有良明确表示对于其上述陈述无法提交相应证据。张华对于李有良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该笔款项为李有良向张华的借款，且李有良至今未偿还该笔借款。李有良和张华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双方存在多笔资金拆借行为，双方均认可资金拆借并未约定利息。李有良表示其与张华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从未互相出具过借据。张华称小额、临时的、10万元以下的资金拆借没有出具借据，10万元以上的出具借据，即本案中2017年8月24日、2017年8月2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两笔13万元李有良向张华出具了借据；李有良还款后张华将借据销毁、拍视频并通过电话方式告诉李有良，并未当着李有良的面将借据销毁。本院询问告知李有良销毁借条的方式是拍视频还是打电话，张华表示其记不清楚。李有良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5月5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2017年5月9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10万元，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三笔5万元和一笔1万元共计16万元，2017年8月24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两笔5万元和一笔3万元共计13万元，2017年8月25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13万元，2017年8月2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13万元，2017年9月4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13万元，2018年10月20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2万元，2017年11月17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3万元。李有良称2017年5月5日张华向其借款10万元，张华于2017年5月9日以转账方式还款10万元；2017年7月28日张华向李有良借款16万元并表示其将该笔款项出借给某客户，两个月左右偿还；2017年8月24日李有良向张华借款13万元并于2017年9月4日偿还张华13万元；2017年8月2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13万元，但当天没过多久就要求李有良转回13万元；2018年10月20日张华要求李有良向其转账2万元；2017年11月17日张华从客户处收回部分借款并偿还李有良3万元；上述借款和还款核算后张华尚欠李有良借款本金15万元，故李有良在本案中要求张华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面对李有良的诉讼请求和上述陈述，张华表示：张华于2016年4月份从平安普惠公司离职之后与李有良并无联系，2017年3、4月份李有良联系张华表示借款18万元，张华并未同意，后李有良以各种理由向张华提出借款，故张华同意向李有良出借小额资金；2017年5月5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10万元的性质张华记不清，2017年5月9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10万元是张华的借款，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转账给张华的16万元系偿还李有良之前向张华的借款，包括2017年4月24日的5万元、2017年5月9日的10万元、2017年6月25日的19510元、2017年7月28日的3900元。经本院询问张华关于还款的表述与答辩意见中的表述并不一致，张华表示2017年7月28日的16万元还款不包括2017年7月28日的3900元，李有良当天向张华转账16万元后又以各种理由向张华借款3900元，张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交付李有良；2017年8月25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13万元为偿还张华于2017年8月24日、2017年8月25日向李有良转账的两笔13万元；2018年10月20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2万元系偿还2017年11月17日张华出借给李有良的3万元。张华针对其上述陈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华工商银行账户的电子银行回单，显示张华于2016年7月1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一笔4万元和一笔1万元共计5万元，2017年4月24日向李有良转账5万元，2017年5月9日向李有良转账10万元，2017年8月24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两笔5万元和一笔3万元共计13万元；2017年8月2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13万元，2017年6月22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19510元；2017年7月25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7579元，2017年11月17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3万元，2018年1月11日张华向荣甲（雍荣华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账10万元，2018年1月13日张华向荣甲转账808元；2.张华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显示张华于2017年7月28日向李有良转账3900元；3.雍荣华业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及雍荣华业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证明，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显示2017年8月23日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9.1万元，2017年10月27日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71293元，2017年11月24日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29635元；雍荣华业公司针对71293元和29635元出具了代付款证明，内容为雍荣华业公司代张华向李有良支付上述两笔款项。代付款证明落款处加盖了雍荣华业公司的公章。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张华表示2017年8月23日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9.1万元与张华无关，只有71293元和29635元与张华有关。经本院再次询问，张华表示记不清楚该笔9.1万元是否与张华有关。本院询问张华在提交证据时表示提交的所有交易明细均为张华与李有良之间的资金往来，为何在李有良发表质证意见后又表示不确定该笔款项是否与张华有关。张华称时间太长记不清楚，其与李有良之间的资金往来太多。本院询问2017年至今时间并非过长，张华记得39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却不记得9.1万元的转账记录不符合常理，张华表示所有的转账记录是其通过查询明细逐笔进行核算，因为张华并不欠李有良钱所以没有把所有的转账记录放在心上，并表示该笔9.1万元为其要求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该笔9.1万元属于张华。在本院要求张华通知荣甲出庭作证后，荣甲向本院提交证明一份，载明其因现在在江苏工作、疫情原因、身体不适等理由无法出庭作证，并表示雍荣华业公司代张华向李有良支付9.1万元、71293元及29635元，上述款项张华已经归还雍荣华业公司。针对张华提交的上述证据，李有良表示对于所有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并非张华与李有良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产生，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有零有整的款项亦非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产生；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三笔款项以及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19510元和7579元均系李有良通过雍荣华业公司报单雍荣华业公司应支付给李有良的佣金；2017年7月28日张华通过微信方式转账给李有良的3900元系李有良为张华介绍客户张华支付的佣金；其他张华与李有良之间的转账记录所涉及的款项系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往来。李有良称李有良于2016年6月份从平安普惠公司离职后张华知道李有良的客户比较多就找到李有良，张华称其设立了雍荣华业公司并介绍法定代表人荣甲与李有良认识，荣甲系雍荣华业公司的员工，张华表示其本人系雍荣华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且雍荣华业公司与平安普惠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要求李有良发展客户后使用雍荣华业公司渠道平安普惠公司报单，因为使用雍荣华业公司的渠道报单佣金提成高于使用平安普惠公司员工号报单的佣金提成，故李有良表示同意；本月产生的客户佣金次月25日平安普惠公司支付给雍荣华业公司后雍荣华业公司扣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将剩余部分全额支付给李有良；李有良于2017年4月份与张华协商报单事宜并于2017年4月份开始使用雍荣华业公司渠道报单，2017年5月份平安普惠公司向客户发放贷款，2017年6月份李有良领取第一笔佣金；李有良通过雍荣华业公司渠道报单直到2017年9月份左右，最后一笔佣金于2017年10月27日发放，金额为71293元，关于平安普惠公司相应款项的支付最后时间为2017年11月24日，平安普惠公司激励方案第三季度满3000万元支付0.2%的奖励，故该笔29635元系李有良做业务的奖金；每次佣金支付之前都是张华与李有良联系，为何部分款项通过雍荣华业公司支付、部分款项通过张华个人账户支付李有良表示不清楚，认为只要按时支付佣金即可，其只注意转账金额并未注意付款方的名称。李有良为了证明其关于平安普惠公司佣金和奖金的陈述，向本院提交了报单客户情况说明、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李有良向为其介绍客户的人员支付佣金的交易凭证以及郭自广和侯文龙（均为为李有良介绍客户的人员）的证人证言。李有良同时申请本院调取雍荣华业公司与平安普惠公司签订的对公渠道合同（渠道号为5909）以及雍荣华业公司自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在平安普惠公司的放款客户名单。平安普惠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其与雍荣华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雍荣华业公司向平安普惠公司开具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平安普惠公司与雍荣华业公司结算佣金的截图。其中合作协议的合同编号尾号为5909。2020年12月23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于平安普惠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质证，并通知李有良将郭自广、侯文龙，张华将荣甲带至法庭接受询问。郭自广、侯文龙到庭接受询问，荣甲并未到庭。侯文龙称其自2015年开始就职平安普惠公司，与李有良、张华系同事关系，其与李有良属于同一工作小组负责办理贷款业务，与张华不属于同一工作小组不太熟悉，雍荣华业公司为平安普惠公司的第三方代理公司之一；2017年侯文龙有个客户需要办理抵押贷款，如果侯文龙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做业务提成较高，因为李有良通过雍荣华业公司渠道做过业务其比较相信李有良，相信通过李有良找到的第三方公司能够顺利拿到提成，故侯文龙找到李有良询问能否通过雍荣华业公司的渠道办理该笔业务，李有良表示可以，后来侯文龙通过雍荣华业公司的渠道办理成功该笔业务，平安普惠公司将佣金支付给雍荣华业公司，雍荣华业公司支付给李有良，李有良于2017年10月25日向侯文龙转账2.5万元，于2017年10月27日向侯文龙转账4.6万元；侯文龙并不清楚李有良与雍荣华业公司的具体关系，李有良说雍荣华业公司属于他们自己，让郭自广正常做业务不会有问题，侯文龙并未多问，后来产生诉讼之后李有良告知侯文龙张华与雍荣华业公司有关系，但具体关系并未告知侯文龙。郭自广称其于2014年认识李有良并于2016年入职平安普惠公司，但郭自广并不认识张华，李有良告知郭自广雍荣华业公司为平安普惠公司的第三方代理公司；2017年郭自广的客户高女士需要办理房屋抵押贷款，郭自广之前听李有良表示通过第三方渠道办理贷款佣金较高，故郭自广找到李有良帮助郭自广通过第三方渠道办理了报单业务，后郭自广收到了李有良转账支付的佣金；李有良告知郭自广李有良与雍荣华业公司系合作关系，业务员自己做业务平安普惠公司支付的佣金较少，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做业务佣金较高，李有良一直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进行报单；李有良告知郭自广张华为雍荣华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华与李有良原系同事关系。李有良对于郭自广、侯文龙的证人证言真实性表示认可，张华对于郭自广、侯文龙的证人证言表示不认可，原因是郭自广、侯文龙为李有良寻找的证人。李有良、张华对于平安普惠公司提供的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张华称其并未通过雍荣华业公司渠道为平安普惠公司做业务，张华就职于平安普惠公司期间并不知道雍荣华业公司；因为张华与荣甲系老乡关系，荣甲设立了雍荣华业公司故张华知道雍荣华业公司，张华与雍荣华业公司并无关系。张华称其向本院提交的荣甲、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均与本案无关，之所以提交上述证据并在庭审中陈述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为代张华偿还借款，是因为李有良起诉的事实不存在。本院询问，如果张华认为李有良不应起诉张华，张华应当直接进行答辩，而不是陈述已经偿还李有良全部借款。张华称之前法庭要求其进行答辩，其便作出如此陈述；张华提交的交易凭证只有2017年4月24日其向李有良转账的5万元、2017年7月28日其向李有良转账的3900元以及2017年年11月17日其向李有良转账的3万元与本案有关，其他款项均与本案无关，且3900元实际为5000元，另外1100元为李琨支付给李有良，但张华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张华称2017年李有良向张华介绍了李琨并表示李琨需要资金周转，故张华与李有良共同出借给李琨70万元，李有良出资16万元，张华出资54万元；2017年7月28日，张华、李有良、李琨与荣甲都在公证处就借款合同进行公证，但张华并未携带身份证故以荣甲的名义向李琨出借款项并办理公证；李有良将16万元转账给张华，张华将70万元转账给荣甲，荣甲又转账给李琨；2018年3月份荣甲将李琨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李琨偿还借款，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执行回款20余万元；张华认为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16万元并非张华向李有良借款，而是其与李有良共同向李琨出借款项，执行回款应扣除诉讼成本后返还李有良；针对70万元借款李琨并未向张华或者李有良出具借据。张华向本院提交荣甲与李琨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公证书一份以及张华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以证明其与李有良共同向李琨出借款项。张华称李琨针对70万元借款曾还款6万元，转账至李有良之妻李梅的账户，并备注偿还张华5万元、李有良1万元。李有良称李琨系张斌介绍的客户，其将李琨介绍给张华，张华所述的出借给李琨的70万元与李有良无关，李有良将16万元出借给张华，张华将70万元转账给荣甲，由荣甲与李琨签订了借款合同；李琨确实于2017年8月23日向李梅转账5万元，但并非偿还张华所述的70万元借款。李琨于2017年6月19日向李有良借款6万元出具借条一张，承诺两个月之内偿还；2017年8月23日李琨向李梅转账5万元系偿还该笔借款的一部分，李琨在转账时明确备注“还李有良的借款5万，还欠1万”。李有良当庭向本院提交了该笔款项的电子回单，张华对此表示认可，但其称李有良向其陈述李琨偿还6万元到李梅的账户并备注偿还张华5万元。另查，李有良于2020年7月28日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上述事实，有李有良向本院提交的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平安银行个人网银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张华向本院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本院调取的平安普惠公司与雍荣华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有良与张华之间存在多笔资金拆借行为，李有良表示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并未出具过任何借据，张华称小额、短期资金拆借互不出具借据，但金额10万元以上的借款出具收据，并表示李有良针对2017年8月24日、2017年8月25日的两笔13万元出具了借据，在李有良还款后张华进行了销毁处理。张华对其所述的10万元以上的资金拆借出具借据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关于借据销毁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根据李有良和张华的资金拆借习惯可以认定双方针对资金拆借行为并不出具借据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张华在庭审中对于李有良提交的交易明细中其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均认为系其出借给李有良的款项，对于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款项或者表述为其记不清楚，或者表述为李有良偿还张华之前出借给李有良的款项，并且称雍荣华业公司代张华偿还李有良部分款项，包括7.1万元、71293元以及29635元，将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19510元、3900元等非整数的款项表述为李有良的借款。针对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其中71293元和29635元张华提交了加盖雍荣华业公司公章的代付款证明，另外7.1万元并未提交雍荣华业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证明，且张华关于7.1万元的性质多次陈述不一致。庭审中，张华对于其与李有良之间资金往来的陈述前后矛盾，多处陈述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且只做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对于无法合理说明的款项以记不清楚为由进行搪塞。针对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以及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非整数部分的款项，本院向平安普惠公司调取了合作协议等材料，并且应李有良的申请传唤郭自广、侯文龙到庭陈述相关事实。在本院出示平安普惠公司提供的材料以及郭自广、侯文龙陈述相关事实之后，张华又表示雍荣华业公司向李有良转账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只有2017年4月27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5万元、2017年11月19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3万元以及2017年7月28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3900元与本案有关，并且表示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转账的16万元并非张华的借款，而是李有良与张华共同向李琨出借款项70万元的一部分。纵观本案审理的整个过程，张华关于其与李有良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多次陈述不一致、且互相矛盾，并且向本院提交了虚假的证据以证明其向李有良进行了还款，张华的行为违背了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李有良关于其与张华资金往来的陈述以及其与雍荣华业公司之间的佣金支付的陈述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李有良的相关陈述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张华是否尚欠李有良款项以及欠付款项的数额确定问题。首先，关于2017年4月27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5万元，李有良认可该笔款项系其向张华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该笔款项。经本院释明，李有良同意将该笔款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其次，关于2017年7月28日张华通过微信向李有良转账的3900元，张华称实际为5000元，但其针对余款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该笔3900元与李有良和张华之间的其他资金拆借行为均为整数金额不同，李有良称该笔款项为其向张华介绍客户张华支付的佣金。张华于2017年6月22日向李有良转账19510元，张华明确表示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由此可知张华与李有良之间除了资金拆借行为还有其他的资金往来；李有良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平安普惠公司的材料可以看出李有良确实通过雍荣华业公司的渠道为平安普惠公司办理贷款业务，确实存在雍荣华业公司收到平安普惠公司的佣金后支付给李有良的事实；张华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与雍荣华业公司或者荣甲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不排除通过雍荣华业公司及张华的个人账户向李有良支付佣金的可能。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张华于2019年7月28日向李有良微信转账的3900元不符合李有良与张华资金拆借的习惯，在张华与李有良同时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况下，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张华针对本案诉争款项向李有良的还款。再次，关于2017年11月17日张华向李有良转账的2万元，李有良认可该笔款项系针对本案诉争款项的还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最后，关于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向张华转账的16万元，张华称该笔款项系其与李有良共同向李琨出借款项，李有良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李有良与张华之间存在多笔资金拆借行为，2017年7月28日李有良将16万元转账给张华后张华向荣甲转账70万元，由荣甲与李琨签订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李琨并未向李有良出具借据予以确认，荣甲起诉李琨并获得执行回款20万元后张华并未与李有良进行分配，故对于张华所述的其与李有良共同向李琨出借款项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核算，自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11月20日李有良累计向张华转账54万元，张华自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11月17日累计向李有良转账44万元，张华尚欠李有良借款本金10万元未偿还。张华称李琨于2017年向李梅账户还款6万元并备注还张华5万元，李有良为此提交了李琨向李梅转账的交易凭证，李琨在备注中明确表示该笔款项系偿还李有良的借款，故本院对于张华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对于李有良要求张华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于其中的10万元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李有良主张的利息，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有良与张华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并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还款期限，故李有良有权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张华主张逾期利息，现李有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主张本院不持异议，但应以年利率6%为上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原告李有良借款本金10万元；二、被告张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李有良逾期利息（以10万元未给付金额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以年利率6%为上限，自2020年9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李有良负担600元（已交纳），由被告张华负担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于素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蔡 爽书 记 员 王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