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44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冕，男，197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国，广西和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吉荣，男，196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良，男，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麻丘镇商贸城1号楼11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5560195323。 法定代表人：周银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楠，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冕、易吉荣、王桂良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循翔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人民法院（2020）桂0223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国，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及该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被上诉人循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冕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人民法院(2020)桂0223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易吉荣、王桂良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循翔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认定循翔公司被胁迫的情况下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循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存在胁迫行为。 二、一审认定循翔公司撤回了要约，《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缺乏生效要件，属无效协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循翔公司与易吉荣、王桂良均在《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签字盖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协议。该两份协议对周冕无不利，无需周冕的同意作为生效要件。2.一审诉讼过程中，周冕已经认可同意易吉荣、王桂良的主张，认可《退还投资款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效力。3.撤回要约需向正确的主体作出，循翔公司仅仅告知周冕不要签字，并未撕毁合约，亦未向易吉荣、王桂良作出撤回要约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的撤回要约之说没有事实依据。更重要的是，循翔公司电话要求上诉人周冕不要在《退出投资协议书》上签字，并不是针对《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即使存在撤回亦仅仅针对《退出投资协议书》，而非《退还投资款协议书》。4.案涉《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并不包括上诉人周冕，故无需取得上诉人周冕的同意。 三、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认定循翔公司与上诉人周冕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是错误的。本案系因循翔公司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的《退还投资款协议书》而引起的纠纷，未涉及周冕与循翔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一审迳行认定《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并且，一审法院的(2020)桂0223民初48号民事判决书与(2020)桂0223民初398号民事判决书对于《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的认定事实相互矛盾。 四、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判决认定循翔公司与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签订的《退出投资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是错误的。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确认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的《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无效，并未诉请确认《退出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亦存在超出诉请范围裁判的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周冕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循翔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周冕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辩称，同意上诉人周冕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人民法院（2020)桂0223民初39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易吉荣、王桂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由循翔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易吉荣、王桂良与循翔公司签订的《退出投资协议书》及《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2017年1月22日易吉荣、王桂良与周冕就共同投资导江经江口至柳州公路（含江口大桥)工程江口大桥施工建设工程达成合意，并签订《项目共同投资协议》。在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易吉荣、王桂良与周冕协商但未能解决内部问题，为避免易吉荣、王桂良损失扩大，经与循翔公司协商一致，于2019年6月23日与循翔公司签订《退出投资协议书》，退出上述工程的施工。其次，虽然周冕没有在《退出投资协议书》上签字，但是其事后对该协议予以追认，故该《退出投资协议书》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另，易吉荣、王桂良与循翔公司于2019年6月23日达成《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属循翔公司自愿加入承担退还易吉荣、王桂良投资款的义务。该两份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一审法院认定循翔公司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退还投资款协议书》，从而判决该协议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循翔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因受到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签订该两份协议。其次，王桂良与循翔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机械租赁法律关系，且签订《江口大桥机械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按月结算，但是塔吊和混凝土泵机的租金只支付至2019年5月31日。之后由于易吉荣、王桂良和周冕之间合作出现了问题，而周冕有意逃避解决问题，王桂良为了避免己方损失的扩大，不得已采取自救行为，即在2019年6月20日自行拆除建设工地的塔吊和地泵控制器。倘若循翔公司认为王桂良该行为影响了项目的施工，其应当根据《江口大桥机械租赁合同》，要求王桂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仅凭王桂良拆除塔吊和地泵控制器的行为就推定胁迫存在，不合理不公平。再者，王桂良2019年6月20日拆除塔吊和地泵控制器后，循翔公司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派出所出警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并未追究王桂良法律责任，表明王桂良的拆除行为并没有违法。此外，王桂良的拆除行为是在2019年6月20日，而双方签订协议是在2019年6月23日，这期间间隔了三天时间，在这期间内，易吉荣、王桂良并没有对循翔公司采取过任何行为。退而言之，即使如循翔公司所言存在胁迫，也仅仅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情形，而不能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无效。 三、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的行为属于要约，在其告知周冕不要在《退出投资协议书》上签字后可以撤回，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019年6月23日《退出投资协议书》和《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的签订，是循翔公司作出自愿加入退还易吉荣、王桂良投资款的意思表示（此系要约)，易吉荣、王桂良表示接受（此系承诺），并且双方就该合意签订了《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此时要约已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能再撤回。循翔公司自愿承担退还投资款义务的行为并不是债务的转移，而是债务加入，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 综上，《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循翔公司表示不履行的行为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易吉荣、王桂良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循翔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周冕辩称，同意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的上诉请求，涉案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循翔公司应根据协议的约定向易吉荣、王桂良退还资金款项。 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易吉荣、王桂良与循翔公司签订的《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合法有效，循翔公司退还易吉荣、王桂良120万元（利息从2019年6月23日起算按月利息2%，直到本金偿还完毕止，暂算至起诉时利息为25.2万元）；2.循翔公司向易吉荣、王桂良支付律师费合计98000元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2日，易吉荣、王桂良与周冕签订了《项目共同投资协议》，约定易吉荣、王桂良与周冕共同出资200万元及本项目与业主签订合同所需的合同履约定金及农民工工资履约金，甲方（周冕）出资包括实物占出资总额的50%，乙方（易吉荣）出资1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7.5%，丙方（王桂良）出资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2.5%。合作项目名称为：导江经江口至柳州公路（含江口大桥）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易吉荣在2017年1月24日转款80万元、1月25日转款20万元给周冕，王桂良在2017年2月28日转了50万元给周冕。2017年4月24日，循翔公司与周冕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由周冕缴纳3%的管理费给循翔公司，挂靠循翔公司施工经营导江经江口至柳州公路（含江口大桥）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因周冕住院和缺少资金，循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银凤过去协调。2019年6月20日，王桂良拆掉了建设工地的塔吊和地泵的控制器，导致工地停工，循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银凤于当天向鹿寨县公安局江口派出所报警，江口派出所于当日对周银凤和王桂良分别作了询问，王桂良自认与易吉荣、周冕股东之间出现资金问题，建设工地的塔吊和地泵都是王桂良的，江口大桥项目部付租金到2019年5月31日，租期到后想先解决股东之间的问题，但周冕没有回应，叫项目部停工，但项目部不停工，项目部不停工亏的就是股东的钱，于是王桂良和易吉荣就去拆机器的控制器。循翔公司为了不影响工程的进度在周冕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了《退出投资协议书》与《退还投资款协议书》。2019年8月2日，循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银凤打电话给周冕，讲明了签订《退出投资协议书》与《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是因为王桂良要拆掉塔吊和地泵的控制器，报警没有用才被迫签的，叫周冕不要在协议书上签字。周冕于2019年12月2日才在《退出投资协议书》上签字，并写了“本人因病住院，于2019年12月1日才看到此协议，工程已被甲方未通知本人情况下进场且与丙方签订本协议，本人同意丙方退出工程，但本人认为甲方损害了本人利益。”2020年1月7日，易吉荣、王桂良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项目共同投资协议》《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电话录音、鹿寨县公安局江口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两份、周冕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循翔公司与周冕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实际是由周冕挂靠循翔公司实际施工本案工程，由周冕向循翔公司缴纳管理费，挂靠施工违反法律规定，循翔公司与周冕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易吉荣、王桂良与周冕签订的《项目共同投资协议》是在签订《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之前签订的，在签订《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之前，周冕已将易吉荣、王桂良转给他的200万元基本用完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循翔公司被迫无奈在周冕不在场的情况下才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了《退出投资协议书》与《退还投资款协议书》，且在签完之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已电话告知周冕不要在协议上签字，撤回了代周冕退还易吉荣、王桂良投资款的要约。虽然周冕在几个月之后在协议上补签了字，亦不影响循翔公司撤回要约。综上，循翔公司与易吉荣、王桂良签订《退出投资协议书》与《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并不是循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签订之后也电话告知周冕撤回要约，该两份协议书缺乏生效要件，为无效协议。易吉荣、王桂良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易吉荣、王桂良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75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375元，由易吉荣、王桂良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冕提交证据如下： 1.被上诉人循翔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关于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项目部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循翔公司任命周冕为涉案项目副经理。 2.被上诉人循翔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周冕在与循翔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之前已经介入涉案工程的前期预备施工工作，涉案项目从开始至涉案《退出投资协议书》签订之前这个时间段系由周冕组织项目施工，一审亦遗漏查明了涉案项目实际开工时间。 3.形成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的《关于临时用电施工费用增加的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工程在周冕与循翔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之前已经开始施工作业。 上诉人周冕称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循翔公司作出，原件存于鹿寨县联城市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处，上诉人周冕所提交的复印件系由办公室工作人员提供，当时该公司管公章的工作人员不在公司，故无法盖章。 被上诉人循翔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周冕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能证明上诉人周冕的证明目的。证据1不能充分证明周冕为被上诉人的员工，周冕是否系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副经理，周冕需要提供证据进一步证实。证据2写明了授权内容，仅要求周冕为被上诉人代理安装变压器，不能证明周冕全程负责我方在鹿寨县联项目。证据3整个文书中没有提到上诉人周冕的名字。故以上三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周冕的证明目的。 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质证称，对上诉人周冕提交的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亦认可周冕的证明目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提交《江口大桥机械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2019年6月1日上诉人王桂良与被上诉人签订江口大桥机械租赁合同，约定由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向被上诉人提供机械设备，被上诉人按月向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支付租金，租期从2019年6月1日至工程完工之日。此外，在本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从案涉项目开工之日及提供租赁设备给被上诉人使用，租金支付至2019年5月31日。在新的租赁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未按先支付租金后使用设备的约定向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支付机械设备租金，被上诉人存在违约情形，故易吉荣、王桂良二人于2019年6月20日拆除并收回该设备。 被上诉人循翔公司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如果认为被上诉人拖欠设备租金，应另案诉讼。 上诉人周冕质证称，对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与认定：上诉人周冕与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提交的证据所反映情况的均是与工程建设施工有关，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该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事实如下： 上诉人周冕、易吉荣、王桂良认为一审判决对易吉荣、王桂良支付给周冕的200万元款项的构成表述有误。本院经核实，一审判决对涉案200万元的构成的认定有误，现纠正如下：易吉荣在2017年1月24日转款80万元、2017年1月25日转款20万元给上诉人周冕，易吉荣在2017年2月28日转了50万元给上诉人周冕，上诉人王桂良在2017年3月6日转账50万元给周冕。 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存在笔误，本院纠正如下：“2017年4月24日，原告与第三人周冕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由第三人周冕缴纳3%的管理费给原告，挂靠原告施工经营导江经江口至柳州公路（含江口大桥）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更正为“2017年4月24日，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周冕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项目内部协议书》，由周冕缴纳3%的管理费给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挂靠江西循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经营导江经江口至柳州公路（含江口大桥）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除上述需纠正的查明外，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事实与一审其他事实查明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案涉《退出投资协议书》第三条第1点载明：“甲方（循翔公司）、乙方（周冕）同意丙方（易吉荣、王桂良）退出江口工程的投资承包。”第三条第3点载明：“甲方、乙方不对丙方在本协议签字盖章之前江口工程进行清算，有关丙方投资款退还由甲方与丙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2019年8月2日循翔公司代表与周冕通电话，要求周冕不要在《退还投资协议书》上签字，周冕电话中表示同意。 2019年12月2日，周冕在易吉荣、王桂良执有《退还投资协议书》中乙方落款处签字。 《退还投资款协议书》载明“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与周冕签订《退出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本院认为，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本案中，首先，涉案《退出投资协议书》存在三方当事人，即甲方循翔公司，乙方周冕，丙方易吉荣、王桂良。在协议签订当日即2019年6月23日周冕并不在场，亦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签订该协议之时周冕已同意协议条款内容，上诉人周冕庭审中虽认可该协议内容，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循翔公司工作人员打电话表示不同意签订该协议并要求周冕不要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时间（2019年8月2日）之前已经作出认可协议条款的意思表示。因此，截至2019年8月2日，涉案《退出投资协议书》因缺乏一方当事人周冕的意思表示而未成立。其次，被上诉人循翔公司在合同成立之前（亦即周冕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之前）电话通知上诉人周冕撤销了其签订该协议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周冕亦收该意思表示内容并表示同意。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循翔公司在合同成立之前撤销其签订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撤销行为依法有效，故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失去法律效力。上诉人周冕即使之后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因循翔公司此前已经明确表示不愿继续签订协议，三方当事人最终未能在《退出投资协议书》达成合意。《退出投资协议书》因缺乏循翔公司的意思表示而未成立。 循翔公司与易吉荣、王桂良在《退还投资款协议书》中明确该协议是《退出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实际上，《退还投资款协议书》是《退出投资协议书》中“有关丙方投资款退还由甲方与丙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条款内容的细化，仅仅系对款项数额及还款日期的确定，其效力基础源于《退出投资协议书》。本院认为，只有三方当事人在退出投资问题上达成合意，才能存在后续具体退还投资款的情况。本案中，《退出投资协议书》未成立，其条款授权签订的《退还投资款协议书》亦不成立。本院认为，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是否有效系受不同的法律制度所规制，本案中，《退出投资协议书》《退还投资款协议书》均未成立，自然不存在是否有效的问题，故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据该两份协要求循翔公司偿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未能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法律制度，亦未能厘清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维持。上诉人周冕的上诉请求亦因缺乏事实基础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冕、易吉荣、王桂良的上诉请求未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500元（上诉人周冕预交18750元，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预交18750元），由上诉人周冕负担18750元，上诉人易吉荣、王桂良负担18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丘洪兵 审 判 员 周慧冰 审 判 员 朱立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周学健 书 记 员 韦霁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