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秀，女，197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正发（系李元秀之夫），男，196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豪，重庆市巴南区花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八运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花溪炒油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2142X2。法定代表人：邓婉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重庆市巴南区木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元秀因与上诉人重庆八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元秀上诉答辩称：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李元秀与八运公司从2010年至今具有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李元秀从2010年8月起就在八运公司上班，部门为生产部，职务为点焊工。李元秀以八运公司未购买社保、未安排年休申请仲裁，并提供了与八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话的录音光盘，该录音光盘记录了八运公司要求邵正发停止上班，双方就李元秀应当获得的经济补偿金协商的过程。一审法院以李元秀的报警记录认定李元秀报警时（即2020年1月10日）起双方具有劳动关系错误。八运公司上诉答辩称：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李元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元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所涉两个公司的情况。一审法院曾经走访过八运公司，也查看了八运公司与欧亚达公司的工资发放表、考勤表等情况，知晓八运公司因政府拆迁原因临时租赁欧亚达公司的厂房情况，即八运公司与欧亚达公司在一个厂区内生产且职工宿舍为同一栋楼。故李元秀持有八运公司的工作服有多种原因，且八运公司在近四年都没有发放过工作服了，李元秀持有八运公司的工作服并不能说明其就是八运公司员工，李元秀举示的也仅仅是八运公司工作服的照片，其应当对工作服的来源进行佐证。八运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公司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足以证明八运公司的注册地在巴南炒油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邓婉婷，一位女士，而李元秀在一审称播放的录音中的男士是八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二、2020年1月10日报警回执存在重大瑕疵，认定其效力错误。一是报警回执上所涉时间以及报警人身份表示混乱，内容不连贯，属明显错误。二是报警回执既没有确定刘霞的身份，也忽略了出警地两个企业共用场地的情况，报警信息表达混乱。三、一审法院明知李元秀与欧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未经实地调查，就判定李元秀与八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李元秀从事的工种是焊工，但是八运公司没有焊工这个工种。李元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李元秀与八运公司从2010年8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一审经审理查明：八运公司于2000年1月24日成立，其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通用汽油机零部件等内容。2018年1月23日，李元秀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23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工作岗位为焊工。2019年12月12日，原告向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南仲裁委）申请裁决确认李元秀与八运公司从2010年8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2月14日，巴南仲裁委作出巴南劳人仲案字[2020]第38号仲裁裁决书驳回李元秀的仲裁请求。另，2020年1月10日9时03分许，李元秀以发生劳务纠纷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民警到达现场后进行了处置。该局案（事）接报回执载明：邵正发与李元秀系八运公司员工，经民警向在场人员了解，双方系因保险购买问题发生纠纷，已告知当事人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存在是劳动者及用人单位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李元秀与八运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由主张劳动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即李元秀承担举证责任。该案中，李元秀举示了印有被告公司标志的工作服及工作证，以及李元秀的报警记录材料，对于李元秀与八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尽到了初步举证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李元秀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已经尽到了初步的举证义务，而八运公司仅举示了李元秀与欧亚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至同年8月的劳动合同，并不足以否认纠纷产生当前李元秀和八运公司间的劳动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因李元秀举示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建立的起始时间节点，一审法院通过现有证据仅能确认李元秀和八运公司从双方发生纠纷引起公安机关出警处置之日即2020年1月1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对于李元秀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部分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李元秀与重庆八运机械有限公司从2020年1月1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李元秀其他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重庆八运机械有限公司负担，该院决定予以免收。二审庭审中，八运公司举示了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参保人员明细，证明案外人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在2019年12月为李元秀、邵正发参加了社会保险；李元秀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两份，证明从2018年1月23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李元秀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邵正发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两份，证明从2018年1月23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邵正发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八运公司还举示了从2018年4月-2020年1月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的工资明细表，佐证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向李元秀、邵正发发放工资的事实。李元秀、邵正发认可上述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劳动合同系受案外人邓传友的欺骗而签订。二审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元秀主张其从2010年8月起与八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八运公司在二审举示的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参保人员明细，李元秀与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结合2019年12月-2020年1月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的工资明细表，可以证明李元秀、重庆欧亚达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2018年1月23日至2020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李元秀认可上述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劳动合同系受案外人邓传友的欺骗而签订的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前述证据，本院认定从2018年4月至今，李元秀与八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李元秀主张其从2010年8月起与八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李元秀应当证明从2010年8月至2018年4月间其与八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李元秀举示的工作证复印件、录音光盘均不足以证明其直接接受八运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八运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也不能证明八运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李元秀，故对李元秀关于确认自2010年8月至2018年4月与八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八运公司关于与李元秀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2932号；二、驳回李元秀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八运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申 威审 判 员  苏 渝审 判 员  韩 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一佳书 记 员  周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