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22刑初89号公诉机关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水菊，女，1961年7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浮梁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人员，户籍地及居住地浮梁县。因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于2019年3月26日被浮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9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景德镇市看守所。辩护人郝振河、鲁小良，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水菊被控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已作出（2019）赣0222刑初13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刘水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未依法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为由依法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于秀晃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汪秀清、姚永安参加评议，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浮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泉清、蒋纪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水菊及其辩护人郝振河、鲁小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浮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1991年，被告人刘水菊进行了计划生育结扎手术，1998年3月，刘水菊因患盆腔淤血症在浮梁县中医院进行治疗。1998年7月浮梁县节育并发症鉴定小组鉴定刘水菊为绝育术后并发盆腔淤血症。1998年至2008年，刘水菊就以政府计划生育手术造成后遗症为由多次带领亲属到江西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中央机关越级上访要求进行相关补偿。2008年3月7日，鹅湖镇政府与被告人刘水菊签订并履行了上访调处等协议，双方约定鹅湖镇人民政府一次性补偿医药费及困难补助费合计人民币10万元，并每年补助其困难生活补助以及医药费各7200元人民币，终身享受；被告人刘水菊及其丈夫汪某2签订停访息诉保证书，承诺不再以上述事由进行上访活动。2012年，被告人刘水菊违背上述协议，又以上述事由多次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并提出无理要求。鹅湖镇人民政府、浮梁县人民政府、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依据相关信访法规对刘水菊的信访事项作出三级终结。2012年11月至2019年3月5日，被告人刘水菊多次在国家重要活动期间到北京越级向中央国家机关上访进而向鹅湖镇政府索要相关困难补助款项。期间，被告人刘水菊因违法上访活动扰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5次。2004年，经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指导所终极鉴定，认定刘水菊所患的盆腔静脉淤血症及神经症与施行的绝育手术无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2008年至2019年3月期间，鹅湖镇政府为做好被告人刘水菊的维稳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鹅湖镇政府支付给刘水菊各项补助费用为人民币300627元；鹅湖镇政府处理被告人刘水菊及其亲属上访支出维稳费用为人民币582458.11元。因处理被告人刘水菊信访工作不力，鹅湖镇政府先后多次被浮梁县综治部门进行通报批评；鹅湖镇政府信访工作人员张某、盛某某、李某被浮梁县监察委员会处以纪律处分。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一）书证1.报案报告、受案登记表，证明浮梁县鹅湖镇人民政府先后于2012年12月27日、2014年8月2日、2015年9月1日、9月6日、2016年10月20日、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2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刘水菊从2008年至2019年十一年间在国家重要会议期间50次非法上访，并提出无理要求，致使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劝返、接访，花费的接访及补助等费用共计90余万元，期间于2014年两会间敲诈政府2万元，2015年春节敲诈政府0.5万元，2015年两会间敲诈政府3万元，并在收到上述钱款后，依旧去北京上访，严重扰乱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请求县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2.浮梁县人民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行政裁定书，证明刘水菊将原浮梁县计划生育委员、鹅湖镇人民政府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因节育致残所产生的医药费等经济损失，经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终审裁定驳回刘水菊的起诉。3.劳动教养决定书、撤销劳动教养案件决定书、不予赔偿决定书、浮梁县公安局的情况说明、关于刘水菊信访情况的报告，证明因刘水菊多年来不断上访，经多次教育劝导后仍不改正，2006年9月12日再次赴京上访，扬言要炸政府大楼等，景德镇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9月20日决定对刘水菊劳动教养一年，执行期限2006年9月21日至2007年9月20日止。在执行教养期间，刘水菊向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申请复议，在复议审查期间，景德镇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22日作出撤销对刘水菊的劳动教养的决定。刘水菊被释放后于2007年4月11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景德镇市公安局经调查后认为刘水菊主张的国家赔偿请求，证据不足，于2007年6月19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2016年6月28日，景德镇市政法委对刘水菊被劳动教养一事进行评查，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对刘水菊进行赔偿，刘水菊实际执行劳动教养123天，应赔偿数额本息合计人民币12071.58元。4.调处协议书、补充议项协议书、收条、停访息诉保证书、关于刘水菊取得信访救助款项请款说明，证明2008年3月7日，鹅湖镇政府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话》要求，同刘水菊签订协议，约定政府一次性支付刘水菊困难补助等费用共计10万元，另每年补给刘水菊医疗费7200元、政府补助2400元、生活费4800元，刘水菊及其家属不再就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事项上访，保证停访息诉。如刘水菊就此事继续上访，应退回该10万元。签订协议当日，刘水菊便收到了前述一次性补助款10万元。汪某2在上述协议、收条、保证书上均有签名。5.鹅湖镇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办理意见书、浮梁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证明2012年，刘水菊以信访方式向鹅湖镇政府提出要求按照节育手术并发症享受相关待遇，鹅湖镇政府认为根据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刘水菊所患盆腔瘀血症与绝育手术无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2011］85号文件《关于将三级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纳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工作的通知》将计划生育并发症扶助对象明确为：“现已通过县级以上并发症鉴定专家组鉴定为三级以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并按规定鉴定了等级且并发症尚未治愈或康复人员”，故此，刘水菊不符合节育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对象的条件，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刘水菊对该办理意见不服，经逐级复查、复核，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13日对前述办理意见作出了予以维持的复核意见。6.承诺书、银行存款业务回单，证明（1）2012年11月9日，时任鹅湖镇党委书记的汪某1以鹅湖镇政府名义签下承诺书，承诺书内容：承诺刘水菊依法按2004年12月30日江西计划生育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依法处理；同意依法赔偿刘水菊劳动教养期间的损失；本人承诺在2013年2月20日之前依法兑现承诺，承诺兑现后本承诺书归还承诺人。（2）2012年11月10日，鹅湖镇政府汇款人民币10000元至刘水菊账户。7.鹅湖镇政府关于刘水菊到省委上访的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12月27日，刘水菊以申请国家赔偿为由到省委上访。8.训诫书，证明2014年8月1日，2015年4月29日、2015年8月31日、2016年3月14日、2016年5月29日、2016年10月1日、2日、3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先后共九次对非法上访的刘水菊下达训诫书。9.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2016年10月1日13时许，该所民警在中南海周边执勤时，发现上访人员刘水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训诫刘水菊后将该人送至北京市接济中心。刘水菊于2013年9月7日至2016年10月1日期间共计12次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共计12次。10.呈批单八份，证明刘水菊于2016年7月18日、21日、25日、26日、2016年10月13日、2017年2月23日、3月21日、2018年1月25日先后八次在江西信访网上投诉，称自己于1991年接受结扎手术，1998年行子宫切除术，认为系计划生育并发症，要求按照节育手术并发症享受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政策。另刘水菊还反映对劳动教养不服，要求赔偿。11.国家信访局信访查询平台截图，证明2015年至2019年7月29日间，刘水菊曾先后79次以来信、来访、网上投诉的方式向国家信访局反映要求按照节育手术并发症享受相关待遇等，国家信访局于2016年3月、5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2017年2月、4月、2018年1月已先后多次答复称刘水菊提出的信访事项已有复核意见，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不再受理。12.全国妇联信访信息管理系统个案登记表，证明刘水菊曾于2016年7月27日、2017年4月12日、2018年1月17日到全国妇联上访。13.关于刘水菊信访问题的办理情况汇报、上访经过的情况汇报，网上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网页截图、信访及控诉材料等书证，证明多年来刘水菊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上访，要求相关部门对其被拘留与被劳教问题进行赔偿，同时按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政策享受相关待遇。期间，刘水菊还曾借助网络发布消息称自己遭到拘留与劳教，政府工作人员派人对其家属进行人身伤害等。14.浮梁县信访局和浮梁县信访工作联席办公室各自关于刘水菊信访积案办理情况的汇报，证明该两家单位于2016年7月出具文件汇报称，刘水菊以其1998年盆腔瘀血症系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为由，多年来反复赴省进京上访。2006年9月因扰乱信访工作秩序、不听劝阻，多次进京上访而被景德镇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一年，刘水菊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省劳教委考虑刘水菊上访特殊原因责成景德镇市劳教委作出撤销劳动教养的决定。在被释放后，刘水菊于2007年4月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景德镇市公安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刘水菊不同意不予赔偿的决定，自2012年11月始多次以此为由到京、省、市、县上访。15.浮梁县委信访局出具的关于刘水菊的情况说明，证明浮梁县政府在得知刘水菊赴京的消息后，责成鹅湖镇政府指派干部赴京查找，并通过公安机关以技术手段24小时全方位查找。2019年3月5日，刘水菊在天安门作为社会面清查被送往马家楼，当晚鹅湖镇镇长程某3带队进京，次日接离刘水菊返回浮梁。16.到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刘水菊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3月14日鹅湖镇工作人员到北京将刘水菊等人接回浮梁县。同年3月16日，浮梁县公安局传唤刘水菊到办案中心接受询问并对其行政拘留十日。3月26日，刘水菊因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刑事拘留，当日被送至景德镇市看守所羁押。17.铁路部门出具的乘车详情单，证明刘水菊、汪某2、汪某3、汪某4、胡某、汪某5、刘某近两年在铁路部门的乘车记录。18.户籍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浮梁县公安局鹅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残疾人证，证明被告人刘水菊出生于1961年7月29日，系二级肢体残疾人，2006年7月18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五日，2006年9月16日因在北京途中，扬言在回鹅湖后要用炸弹炸政府大楼，用毒药毒害百姓，以此报复社会而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2007年10月17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2012年12月28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8月2日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5年9月1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10月21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9年3月16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19.鹅湖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称刘水菊信访问题给鹅湖镇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刘水菊通过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时期赴京访而给地方政府施压，以达到其不合理诉求；二、每年两会期间，鹅湖镇为做好刘水菊的稳控工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干部心理压力大，严重影响政府正常工作；三、刘水菊长期信访问题导致部分群众在信访问题上找刘水菊讨教上访经验，给政府施压，导致政府工作开展困难；四、刘水菊长期赴京访导致鹅湖镇信访工作多年在全县落后，其中在2019年3月的赴京非访问题导致镇、村三名干部受到纪律处分。20.张某、盛某某、李某三人的纪律处分材料，证明因2019年3月刘水菊非访一事，鹅湖镇党委副书记张某受到浮梁县纪委诫勉谈话，刘水菊稳控工作包案组组长盛某某受到浮梁县监察委政务警告处分、副组长李某受到浮梁县监察委诫勉谈话处理。21.信访工作考核结果表、综治工作考评排名，证明鹅湖镇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排名靠后，2019年上半年综治工作考评全县倒数第一。22.鹅湖镇政府民政办出具的刘水菊享受低保情况说明、低保救助金发放记录、低保对象基本信息表，证明刘水菊因实行结扎手术后身体不好，向镇政府申请低保待遇。镇政府于2003年8月批准同意刘水菊本人享受城镇低保待遇。23.鹅湖镇政府出具的关于刘水菊补助费用的情况说明，证明（1）经刘水菊本人要求以及政府出于维稳需要，鹅湖镇政府于2012年支付一万元，2014年两会期间支付二万元，2015年农历新年支付五千元，2015年两会期间支付三万元，2018年两会期间支付四万元，共计向刘水菊支付的前述十万五千元并没有相关政策依据。（2）本案审计报告中302335元的补助费用中，其他生活补助231518元没有政策依据。24.专项审计报告及被告人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相关票据，证明（1）2008年4月至2012年12月，鹅湖镇政府已经按照协议支付给了被告人刘水菊相关补助；（2）2008年至2019年3月，鹅湖镇政府因刘水菊及其家属上访而支付维稳费用58.25元；（3）2007年1月至2019年3月，鹅湖镇政府向刘水菊支付补助费共计30.23万元。（二）证人证言1.刘某（刘水菊的哥哥）的证言，证明2019年3月12日，其从外甥女汪某3处得知汪某3的父亲汪某2在北京被人抓了，遂同汪某3等共五人乘坐当日火车于次日早上赶到北京。其向北京公安报了案，警察将其几人带至马家楼休息，直至鹅湖的村干部出现将其几人带回。2.汪某1（曾任鹅湖镇党委书记）的证言，证明其任鹅湖镇党委书记期间，鹅湖镇村民刘水菊因计划生育后遗症问题多次赴京上访，常到政府找其，要求解决计划生育后遗症及生活困难等问题。鹅湖镇除按2008年的协议给付刘水菊补助之外，逢两会或重大活动、节日时，刘水菊均会向政府提出要求，若政府不满足刘水菊要求，刘水菊便会去北京上访。其印象中有一年中秋节时，政府给了刘水菊三万元，刘水菊保证当年不去北京。十八大期间，刘水菊又到了北京准备上访，其连同民警严光明赶到北京，刘水菊没有露面，通过汪某2与政府谈不上访的条件，提出的条件一是依法处理2004年12月30日江西计划生育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二是同意依法赔偿刘水菊因上访被劳教期间的损失，三是付给刘水菊身体检查费一万元。如不答应，刘水菊便立即在北京进行上访登记。其出于全面考虑便将上述一、二条写进了承诺书，几日后一万元现金也通过农行转至刘水菊账户。3.程某1（曾任鹅湖镇镇长）的证言，证明其任鹅湖镇镇长期间，刘水菊曾多次去北京上访，一般都是汪某1书记带领同事去北京将刘水菊接回。刘水菊隔三岔五还会去政府找其，要求政府为其解决治病费用与困难补助等费用，还曾说如果政府不给其解决问题，便要向上反映（指去北京上访）。政府按照与刘水菊之间签订的协议支付了补助，但刘水菊仍旧到处上访，2013年年初时，政府停止发放协议中的补助费用，保留了低保补助。十八大期间，刘水菊到北京上访，在汪某1签署了承诺书、政府支付了一万元给刘水菊后，刘水菊才露面回到浮梁县。4.盛某某（鹅湖镇信访办主任）、王某某（鹅湖镇综治办主任）、方某某（鹅湖镇党政办主任）、王某1（鹅湖镇政府工作人员）、左某（鹅湖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徐某某（2014年时受指派到北京维稳）、苏某某（浮梁县信访局督查员）的证言，证明：（1）2008年时，刘水菊到北京上访，要求解决计划生育补偿等问题。方某某与王某某一同到北京将刘水菊接回；（2）2012年12月27日下午，盛某某与王某某等人曾一同到江西省委接回上访的刘水菊；（3）2013年5月北京举办园艺博览会期间，刘水菊又去了北京，鹅湖镇政府安排了方某某、王某某等人到京寻找刘水菊，直到5月17日在园博会会长外找到刘水菊将其带回浮梁县；（4）2014年8月，刘水菊因在北京非法上访被送至马家楼，徐某某将刘水菊接出来后，将刘水菊送上北京至南昌的货车，盛某某与王某某一同到南昌接回了刘水菊；（5）2015年4月30日，王某某与派出所民警一同到北京接回上访的刘水菊，信访局派驻在北京的工作人员还一同移交了一份公安机关对刘水菊的训诫书；（6）2015年8月，苏某某与王某某一同到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将非访的刘水菊接回；（7）2016年3月，王某某、王某1一同将刘水菊从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接回，并从驻京办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一份对刘水菊的训诫书；（8）2016年5月29日，盛某某、左某一同将刘水菊从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接回，并从驻京办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一份对刘水菊的训诫书；（9）2016年国庆期间，刘水菊又再次赴京上访；（10）2012年11月十八大期间，刘水菊向鹅湖镇索要1万元；2014年两会期间、2015年2月、2015年两会期间三次以去北京上访相要挟，向鹅湖镇索要2万元、0.5万元、3万元。另，盛某某的证言还证明2014年两会期间，鹅湖镇领导对刘水菊做工作，让她不要去北京，刘水菊提出给两万元就不去北京上访，后政府让桃源公司的曹某1给了刘水菊两万元。2015年2月，其按照鹅湖镇徐书记的指示先行垫付了5000元给刘水菊。2015年两会期间，其与程某2、王某某到刘水菊家做工作，刘水菊不听劝，扬言要去北京上访，并提出叫鹅湖镇政府满足她的要求，后镇政府又给了刘水菊三万余元。方某某的证言还证明2017年10月，刘水菊到南京看病，为稳控刘水菊，其与张某、周某等人一同到南京对刘水菊进行稳控。5.胡某1（鹅湖镇人大主席）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至2018年7月间，其曾四次接访过刘水菊。其中2017年2月杭州举办Ｇ20峰会期间，刘水菊称要去杭州游玩，其与曹某2为了维稳需要陪同刘水菊在杭州周边游玩数日；2018年7月，刘水菊去北京治病，其与张某等人因维稳需要到北京照顾刘水菊20余日，相关费用均由鹅湖镇政府报销。6.李某（鹅湖镇京山村书记）的证言，证明（1）刘水菊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其曾与鹅湖镇工作人员到北京对刘水菊进行接访达七八次。有几次在马家楼或九敬庄接访时，刘水菊哭闹，不肯被接回。（2）2019年3月9日，鹅湖镇政府安排其与张某等人到北京寻找刘水菊，直至3月13日在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找到刘水菊，带回浮梁县。此次去北京上访，刘水菊的儿子、女儿、哥哥以及刘水菊丈夫汪某2的三个姐姐、汪某2的外甥女都去了北京。7.徐某（曾任鹅湖镇党委书记）的证言，证明（1）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其与村里的书记不断做刘水菊的稳控工作，最终刘水菊仍到了北京上访，后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其在任期间，刘水菊在敏感时期会到鹅湖镇找其，明确的要钱没有，但多次向政府提出要求为她解决计划生育导致后遗症的问题，称如若不给解决，便会上访。（2）2015年农历新年前，刘水菊到政府提要求，称如不解决经济问题，年后便会去上访，其与周某镇长商议后，考虑到春节期间稳定以及刘水菊个人情况，遂以慰问名义给予刘水菊5000元。（3）2015年两会前期，政府工作人员到刘水菊家做稳控工作，刘水菊反倒多次到政府扬言不解决计划生育结扎赔偿问题，边去北京非访，两会召开前两日，刘水菊称2014年两会给了她2万元，今年要3万，没有3万元便会去北京非访，镇政府迫于维稳，答应了刘水菊要求，通过桃源农业开发公司曹某1垫付的方式，给了刘水菊3万元。刘水菊在收到政府款项后，仍于当年的4月、8月去了北京非访，并被北京相关部门登记，受到了行政处罚。刘水菊的行为促使许多已经得到解决的信访问题都纷纷来向政府提经济要求，使得政府工作很被动。8.周某（现任鹅湖镇党委书记）的证言，证明（1）2014年两会期间，其与汪某1到刘水菊家做思想工作，刘水菊提出要政府一次性补偿70万元（包括计划生育后遗症补偿、劳教赔偿及其他费用），扬言不达到她要求便去上访。后经其与汪某1商议，同意给付刘水菊2万元，刘水菊答应当年两会期间不去北京上访。（2）2015年农历年前，其按徐书记指示给刘水菊送去5000元。（3）2015年两会前期，刘水菊又玩失踪，回到景德镇后，徐书记与张某到景德镇市区找到刘水菊，谈好给付刘水菊3万元，刘水菊遂答应2015年两会期间不到北京非法上访。上述共计5万元均通过桃源公司垫付。刘水菊每次来政府都是讲生活困难，要求政府给其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如政府没有满足她要求，她便会吵闹、叫嚣。（4）2015年至2019年两会期间，其曾三次到北京接刘水菊。（5）鹅湖镇政府在与刘水菊签订协议后，均按协议给付刘水菊补助，刘水菊家有红白喜事，政府都会到刘水菊家，年底春节时，政府都都会到刘水菊家慰问，送上慰问金，但刘水菊仍旧继续赴省赴京上访。多年来鹅湖镇为维稳，派出二十人次耗费在刘水菊非访事件上，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扰乱了鹅湖镇政府正常工作秩序。9.程某2（鹅湖镇党委委员）的证言，证明其所知道的刘水菊以非法上访相要挟敲诈勒索鹅湖镇政府的情况有三次：（1）2012年底时，刘水菊人已到北京，扬言到北京进行非法上访，要鹅湖镇政府答应其相关条件。政府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接访。刘水菊没有露面，由她丈夫汪某2出面与政府谈判，后政府出于维稳需要，无奈给刘水菊指定的账号汇款1万元，刘水菊才回到了北京。（2）2014农历年底，刘水菊以家庭困难为由要求政府补助5000元现金，考虑到刘水菊是老信访户，出于维稳需要，由盛某某先行垫付给刘水菊5000元，后鹅湖镇政府再付给盛某某5000元。（3）2015年两会期间，为维稳需要，其带着村干部李某、俞某某到刘水菊家做工作，但刘水菊根本不听，扬言两会期间回去北京上访，后经其与徐某不断做工作，徐某书记为了维护两会期间稳定，又给了刘水菊2万元，刘水菊才没有去北京。10.曹某1（浮梁县桃源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2014年至2015年两会期间，其曾受鹅湖镇政府之托，两次共计交付5.3万元现金（当时周某镇长说刘水菊明确提出只要现金）给刘水菊（其中2015年两会期间的3万元，是汪某2收的钱），鹅湖镇政府的领导称刘水菊以上访相要挟，称只有拿钱才肯不去北京，政府出于维稳需要，答应了她的要求。11.张某（曾任鹅湖镇副书记）、叶某（鹅湖镇综治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1）2017年两会期间，张某、叶某等人到北京对上访的刘水菊进行劝返，刘水菊不肯，还在北京西站大喊大叫，说政府工作人员对她进行绑架。（2）2017年6月十九大召开前期，政府安张某与盛某某到九江火车站对刘水菊进行劝返，刘水菊不听劝阻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并称自己是到北京看病。通过做工作，刘水菊同意去上海看病，在上海看病的费用全是鹅湖镇政府支出。（3）2017年十九大期间，为稳控刘水菊，鹅湖镇政府安排张某与吴某1带刘水菊到南京看病，对刘水菊进行稳控，费用均由鹅湖镇支出。（4）2018年两会期间，为稳控刘水菊，鹅湖镇政府补助刘水菊4万元。5月时，刘水菊再次去北京，为稳控刘水菊，张某与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找到刘水菊陪同她看病，看病费用均由鹅湖镇支出。（5）2019年两会期间，刘水菊等人到北京上访，后被鹅湖镇政府程某3、吴某1等人接回浮梁县，3月8日再次失控，政府安排其与派出所人员到北京四处寻找。3月13日，刘水菊再次到北京进行非访，后被接回浮梁县。另，张某的证言还证明2012年十八大期间，汪某1书记曾带领镇综治办主任到北京接访，其还曾按汪某1书记的指示汇款一万元至刘水菊本人账户。12.程某3（曾任鹅湖镇镇长）的证言，证明（1）2019年两会期间，刘水菊到北京上访，被公安局查获后，其带领吴某1等人到北京将刘水菊接回。同年3月8日，刘水菊再次失联。3月13日，刘水菊煽动家属再次到北京上访，其又与同事到北京将刘水菊接回。（2）其在任期间，鹅湖镇政府给刘水菊解决过一次两万多元的医疗费，给过刘水菊一次困难补助4万元。每年两会或重大活动期间，刘水菊都会给政府信号，她要去上访，要求政府给她解决医疗费及生活困难补助。13.吴某1、吴某2（均为鹅湖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吴某1与程某3、宁某某、吴某2与2019年3月5日乘坐飞机赶到北京对刘水菊进行劝返，并答应刘水菊待返回景德镇后协商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3月7日四人将刘水菊带回浮梁县。14.林某（鹅湖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其曾三次到北京接刘水菊。2019年3月14日，其被安排与程某3等人一同将刘水菊接回浮梁县。15.胡某2（鹅湖镇财物办主任）的证言，证明鹅湖镇政府与刘水菊签订调处协议后，政府一次性给了刘水菊10万元，之后自2008年3月至2012年12月，每月补助600元生活费，每年补助7200元医药费，共计支付了170800元。后因刘水菊再次上访，鹅湖镇遂于2013年停掉了医药费补助和生活补助。16.胡某3（鹅湖镇民政办主任）的证言，证明自2007年至今，鹅湖镇民政办一共向刘水菊发放城镇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医疗救助、生活补助、危房改造资金共计71817元。刘水菊的家庭情况不符合城镇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只能享受其中一项，每年只有600元。医疗救助也不符合条件，但因刘水菊上访一事，政府在经济方面照顾刘水菊。17.程某4（鹅湖镇信访办工作人员）、曹某2（鹅湖镇政府工作人员）、程某5（鹅湖镇规划办工作人员）、朱某（鹅湖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上述四人在鹅湖镇政府工作期间，均因刘水菊上访一事，到南昌进行维稳、接访，产生的路费、住宿费等费用均由政府报销。18.刘某（景德镇兴瓷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的证言，证实专项审计报告中所反映的生活困难补助不全，系当时鹅湖镇政府没有提供给其，这些补充的票据材料，有相关经办人的签字，应计入已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中。（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刘水菊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其1991年结扎后，长期生病，卧床8年直至1998年被查出患有盆腔瘀血综合症，后行子宫切除术后并发了多钟疾病。从1998年至2000年间其到浮梁县景德镇市计生委等部门反映问题，2000年时还去法院起诉要求民事赔偿，无果。2003年9月，其到国家卫计委反映结扎致残问题，回到鹅湖镇后，政府给其办了低保。2008年政府和其签订协议。其从2012年开始又到北京上访，当时鹅湖镇汪书记打电话给其让其回家，承诺待其回来后按省里计划生育科学鉴定处理，并依法赔偿2006年劳动教养的损失，但政府未兑现承诺，后还停止发放2008年协议中约定的困难补助。2015年4月，其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计生委、残联等部门反映问题，包括计划生育致残问题、劳动教养未赔偿问题、北京公安对其故意伤害致肋骨骨折问题，还到北京协和医院看了病。2016年国庆期间，其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计生委等部门上访。（四）鉴定意见景德镇市节育并发症鉴定证书、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结论，证明（1）1998年7月27日，浮梁县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鉴定小组作出鉴定结论：刘水菊属节育手术后遗症“远期并发症”；（2）2002年11月14日，景德镇市节育并发症技术鉴定小组作出鉴定结论：刘水菊所患盆腔瘀血症与91年施行的绝育手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3）2004年12月，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指导所作出终极鉴定结论：刘水菊所患盆腔静脉瘀血症及神经症与1991年试行的绝育手术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属于计划生育并发症。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水菊在与政府签订息诉罢访协议并取得相关补偿款项后背弃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应当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水菊当庭辩称：针对起诉书指控的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公诉机关指控不属实，其并没有在上访的时候扰乱国家秩序，而是逐步依法反映问题。2008年其与鹅湖镇政府签订协议以后，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助。针对起诉书指控的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被告人刘水菊的辩护人提出该指控不成立。理由为：1、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本案证据不能真实刘水菊存在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行为；2、上访并不违法，而且刘水菊并不是就同一实施上访，2011年又去上访系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而1998年的鉴定是根据节育并发症。刘水菊走访是看到新文件后向政府了解相关概念，因此具有合法形式。其行为可能给当地政府的维稳造成了影响，但并不是扰乱国家机关秩序，且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刘水菊的行为不构成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3、就书面客观证据来说，现有证据只有行政处罚决定书，而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有北京朝阳的一份是站得住脚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合理、合法；4、审计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其主要证实的是维稳费用了多少钱，给了刘水菊多少钱，根据之前的协议，其部分费用是合法的。这些损失费用和刘水菊所谓的扰乱国家机关秩序工作秩序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同概念，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针对认定刘水菊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不持异议。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水菊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其理由如下：1．刘水菊绝非无端上访，其是因曾经的计划生育后遗症和被劳动教养问题上访，是有其自身理由和原因，是正当的，不属无事生非，在上访过程中只是将其信访的事项和理由到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一般性登记，并没有过激行为，没有侵犯公共场所秩序。刘水菊于2008年与鹅湖镇政府签订协议后，没得到相应补助，属鹅湖镇政府违约在先。2．刘水菊没有强拿要他人财物。刘水菊上访只是表达合理诉求，没有以此为由向他人索要财物，刘水菊依法上访维权不应理解为会对政府被迫给付财物的强制力。3．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三级信访终结后，刘水菊仅就被劳动教养一事进行上访，使得景德镇市政法委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应对刘水菊被劳动教养进行国家赔偿的决定。此后，刘水菊四处看病，并非是上访，其中2017年、2018年去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看病，鹅湖镇政府也派人陪同。这有刘水菊看病的部分材料及张某的证言为证。4．刘水菊于2003年11月与汪某2办理了离婚手续，刘水菊不可能再通过汪某2与政府谈条件索取财物；2014年刘水菊没有以上访相威胁向政府索要过财物。为此，辩护人当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离婚证，拟证明刘水菊与汪某2已于2003年11月26日离婚。2．刘水菊的就诊材料：第三○七医院的检测报告、CT诊断报告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MRI检查报告单，上海徐浦中医医院的彩超检查报告单、病理诊断及处方；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出医记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出院记录，其内容为刘水菊因身体不适于2017年3月12日在北京市前述二家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2017年9月24-25日，在上海徐浦中医医院进行治疗，2017年10月9日至23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6月25日至7月9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住院治疗。拟证明刘水菊在2017年至2019年是去看病，不是上访。经审理查明：1991年，被告人刘水菊被行绝育手术，1998年被诊断出患上盆腔瘀血综合症并行子宫切术手术。浮梁县计划生育后遗症鉴定小组于1998年7月作出鉴定结论：刘水菊所患盆腔瘀血综合症属节育手术后遗症“远期并发症”。自此，刘水菊便开始多次到中央相关部门越级上访要求进行补偿，还曾先后两次分别以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的方式，将浮梁县鹅湖镇人民政府和原浮梁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诉至法院，2003年10月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刘水菊的起诉。2004年12月，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指导所作出终极鉴定结论：刘水菊所患盆腔静脉瘀血症及神经症与1991年试行的绝育手术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属于计划生育并发症。2008年3月7日，鹅湖镇政府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同刘水菊签订协议，约定政府一次性支付刘水菊困难补助等费用共计10万元，另每年补给刘水菊医疗费7200元、政府补助2400元、生活费4800元，终身享受，刘水菊签订停访息诉保证书，承诺不再就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或与之相关的问题上访，保证停访息诉，如继续上访，应退回前述10万元（汪某2在协议、保证书及收条上均签名）。签订协议当日，刘水菊便收到了前述一次性补助款10万元。至2012年底，鹅湖镇人民政府均按协议支付补助款等费用。2012年，刘水菊向鹅湖镇人民政府提出要求按照节育手术并发症享受相关待遇的信访事项，鹅湖镇人民政府依照相关法规作出对刘水菊诉求不予支持的办理意见，并经浮梁县人民政府复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复核，至2012年8月，已三级信访终结。此后，自2012年11月至2019年3月间，被告人刘水菊仍多次找到鹅湖镇领导要求解决“计划生育后遗症”问题及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问题，越级到北京中央机关、天安门、中南海等重要地区和敏感部位上访滞留，其中不乏有国家重大活动等非常时期，为此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8次，被浮梁公安局行政处罚5次。其中，1．因十八大期间到北京上访，被劝返时向鹅湖镇政府索要1万元作为医疗费，以及2012年12月27日到江西省人民政府上访，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2.2014年8月1日因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同年8月2日因此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3.2015年4月29日、8月31日，因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信访、滞留，分别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因此于2015年9月1日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4.2016年3月14日、5月29日，因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信访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5.2016年10月1日到中南海周边信访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6年10月2日、3日到天安门地区信访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二次，因此于2016年10月21日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6、2019年3月5日两会期间到天安门地区信访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传唤到该局天安门派出所接受询问，因此于2019年3月16日被浮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被告人刘水菊以前述方式向鹅湖镇人民政府施压，如若不满足其要求，便去北京上访，鹅湖镇政府迫于信访压力，多年来向刘水菊支付了大量补助费用，其中，包括多笔依照相关规定刘水菊本无法获得的补助款，如2012年11月支付的1万元、2014年两会期间支付的2万元等。此外还先后指派工作人员数十人次对赴省赴京上访的刘水菊进行劝返。经景德镇兴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08年至2019年3月鹅湖镇政府实际支出刘水菊的维稳费用58.25万元；2007年1月至2019年3月实际支付给刘水菊的各项补助费用30.23万元。前述补助费用中，有23万余元的费用没有政策依据，系出于维稳需要而支付。另，2006年9月20日，景德镇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刘水菊以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不断进京上访，且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后，于2006年9月12日再次赴京上访，并扬言要炸政府大楼为由，决定对刘水菊劳动教养一年。2007年1月22日，景德镇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对刘水菊劳动教养决定。刘水菊被释放后，为此于2007年4月11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景德镇市公安局于2007年6月19日作出不予国家行政赔偿决定，并告知刘水菊，如不服该决定，三个月内可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一、被告人刘水菊的行为不满足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犯罪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侵犯法益是国家机关充分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正常的、稳定的工作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行为”多表现为如冲击国家机关所在地；在国家机关门前或院内喧哗、吵闹；向国家机关抛掷石块、杂物；占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公场所；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出入或上下班；辱骂、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一些极端行为。第一，本案从现有证据看，仅周某的证言中提到刘水菊经常会到鹅湖镇政府叫嚣、吵闹，然则叫嚣、吵闹的程度亦未可知，公安机关对刘水菊行政处罚的原因也并非因为刘水菊在政府内叫嚣吵闹。其余证人证言中均未反映出刘水菊在鹅湖镇政府办公场所内有过激行为，进而影响鹅湖镇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第二，关于两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2006年7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系因刘水菊在北京某便道上，以手举上访材料的方式上访，公安机关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其进行处罚；2006年9月16日浮梁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系因刘水菊在北京途中扬言要用炸弹炸鹅湖镇政府大楼，要投毒；其余行政处罚决定，均缘起刘水菊到北京上访，训诫书显示，刘水菊系在中南海周边滞留，并无过激行为，并未扰乱中南海周边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刘水菊的行为对鹅湖镇政府的影响，表现在使鹅湖镇政府每到国家重要活动时，便指派人员上门对刘水菊进行稳控，并在上访情况发生后，指派人员到北京对刘水菊进行劝返。刘水菊的行为实际是增加了政府的工作量及开支，并未使政府的工作秩序从有序性变为无序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水菊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该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刘水菊的行为不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二、被告人刘水菊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刘水菊在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后，多年来仍就相关事项不断赴京非正常上访，并多次在全国两会等国家重大活动期间向政府释放信号，如若不满足其要求，解决生活困难补助等问题，其便会去北京上访，该事实有证人汪某1、程某1、徐某、曹某1、程某3等人的证言予以证实。被告人刘水菊在2008年领取10万元补助款，签订停访息诉保证书，承诺不再以“计划生育后遗症”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访后，于2012年又以相关类似的问题提出信访事项，并在信访事项已三级终结后，借故生非，反复不断地以相同事项持续多次到中南海周边等国家重点、敏感区域非法上访、滞留，且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多次对其进行训诫后仍持续前往，扰乱了国家正常的信访秩序；被告人刘水菊借上访为由向当地政府施压，多年来多次强拿硬要获取了依照相关规定其本不能获得的补助款至少3万元，情节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辩护人提出，三级信访终结后，刘水菊是以被劳动教养未获赔偿为由上访，不是以计划生育后遗症问题进行上访，没有违反其与鹅湖镇政府的协议内容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水菊上访事由主要为要求享受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相关待遇及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问题，有国家信访局信访查询平台截图、国家卫计委呈批单及多名证人证言为证。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人刘水菊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水菊于2008年与鹅湖镇政府签订调处协议后，刘水菊没有得到相关补助，属鹅湖镇政府违法在先的意见。在案证据显示，自刘水菊作出停访息诉保证后，至2012年底，浮梁县鹅湖镇人民政府均按协议支付了相关补助款项。在刘水菊要求按计划生育并发症享受相关待遇事项三级信访终结后，于2012年11月初、12月27日再以相同事由赴省进京上访，鹅湖镇人民政府始于2013年起停止向其发放相关困难补助，但仍保留其低保待遇。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刘水菊上访是有自身理由和原因，是依法维权，其没有无事生非，也没有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刘水菊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本院认为，刘水菊上访的主要事由是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和被劳动教养国家赔偿问题。就刘水菊上访反映的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问题，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指导所已作出终极鉴定结论，认定刘水菊所患疾病与绝育手术无直接因果关系，刘水菊提出的按照计划生育并发症享受相关待遇的信访事项已经三级信访终结；就被告人刘水菊上访反映的劳教赔偿问题在2007年景德镇市公安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后，有关单位曾引导被告人刘水菊通过合法途径向司法机关提出诉求。《国家信访条例》明确规定了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且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同时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但刘水菊不听劝导，仍以上述事由，屡次越级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重要地区和敏感部位且系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滞留，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另外，刘水菊以进京上访相要挟，迫使鹅湖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十八大会议期间、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分别给付其1万元、2万元，该事实有汪某1、程某1、程某某、王某某、周某、盛某某、曹某1的证言及中国农业银行回执单（1万元）证实。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刘水菊已于2003年11月与汪某2离婚，其不可能再通过汪某2与政府谈条件索取财物的意见，主审人认为，离婚只能证明两人已解除夫妻关系，并不能说明其中一人不可以委托对方办理其他事项。在案证据中，2008年3月7日刘水菊与鹅湖镇政府签订的调处协议、收条及停访息诉保证书中，均有汪某2的签名；2012年底也是汪某2出面就刘水菊赴京访问题与鹅湖镇政府有关人员交涉，事后，刘水菊以实际行动履行了汪某2与鹅湖镇政府谈妥的事项，并得到了1万元补助款。故该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2016年以后，被告人刘水菊只是四处看病，并不是上访，为此，其提交了刘水菊于2017年、2018年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就诊材料，并提及证人张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本院认为，就辩护人提交的刘水菊的就诊材料，只能证明该就诊材料记载的时间节点上，刘水菊确实是在就医，但不能说明刘水菊2016年以后一直在生病就医，不能达到其在其他时间不能或未上访的证明目的。至于证人张某的证言，其内容为：刘水菊于2017年去上海、南京看病，其相关费用是由鹅湖镇政府支付；但刘水菊于2018年5月、2019年3月仍在不断进京上访。故该意见不予采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水菊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2022年3月25日止）。二、被告人刘水菊向浮梁县鹅湖镇人民政府退赔人民币三万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于秀晃人民陪审员  汪秀清人民陪审员  姚永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吴嘉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罚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