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02民初4950号 原告：高某，男，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原告：刘某，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岭县。 原告：郑某，男，198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 原告：夏某，男，198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赫，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宫某，女，198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被告：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法定代表人：徐某，经理。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东，长春市朝阳区相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徐某，男，198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 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礼生，男，195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 高某、刘某、郑某、夏某诉宫某、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徐某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某、刘某、夏某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赫，二被告宫某、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东、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礼生、徐某暨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刘某、郑某、夏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将四名原告登记在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予以撤销、变更；2.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7月初，宫某、徐某以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存在困难为由，陆续向四原告每人借款2万元，随后又以要用所持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抵押借款为由，将四原告的身份证借走，说要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徐某、宫某却迟迟不与四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随后，四原告陆续明确表态，要求徐某、宫某将借款返还，但二人不仅拒绝返还借款，还恶意冒用四原告的身份证，在没有经过四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四原告注册登记为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经核查，徐某、宫某二人将四原告的身份证借走后，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原来的实缴200万元变为认缴5000万元，四原告每人认缴高达400万元，严重侵犯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宫某、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股东身份确认纷争有必要搞清楚。目前无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四原告作为全城公司的入股股东，因对公司的亏损不愿担责而引发的纠纷。本案所列的第三被告在2017年12月15日己更名为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全城公司）。四原告在2017年7月份每人出资2万元系履行的股东出资义务，而非四原告所称的是全城公司向四原告的借款。四原告称三被告因“资金周转存在困难为由，陆续向四名原告每人借款2万元”属不实之词，若双方真实的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四原告不可能在诉请中对8万元的债权及利息放弃主张，而仅要求对股东身份予以撤销与变更。四原告又称三被告以“股权抵偿借款为由，将四名原告身份证借走，说要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等说辞，更是荒谬，不符合常理，四原告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付的四张身份证复印件用于干什么，心中完全清楚，绝不是用于办理所谓借贷抵偿登记，而是用于入股股东身份的工商备案登记。现四原告将两种法律关系故意混淆，意在制造混乱，规避股东应履行的出资及承担债务的义务，已构成虚假诉讼，请人民法院査明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院解释》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对相关人员给予必要的处罚，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否为适格的公司股东只能依据事实及法律规定确认。依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通常是以认缴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原始取得，还有是通过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方式继受取得；而股东资格的确认，对内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对外是以工商登记为准。本案四原告的股东资格己满足了上述规定的各项法定要件，除此之外，四原告自入股后还频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并分别担任过公司各部门的负责人，并在多种场合下四原告也均自认是全城公司的股东。而在今天当公司出现阶段性亏损时，四股东却一致矢口否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其目的就是逃避股东应履行的义务。工商档案记载显示，2014年10月9日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徐某、宫某夫妻二人，注册资本金200万元，夫妻各占50%股份；2017年7月28日企业名称更名为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变为6人，其中徐某持股51%，宫某持股17%、四原告各持股8%，此次办理变更登记的委托代理人为公司员工孔雪；2017年12月15日企业名称变更为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人员及股东所持比例无变化，办理此次变更登记的委托代理人为公司股东刘某。本案四原告提起的是股东身份撤销与变更之诉，四原告成为全城公司股东达三年多之久，按2020年8月12日起诉之日计算，己超过法定的撤销之诉时效一年时间，其权利己不能得到保护，另依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本案也不能满足撤销之诉的法定构成要件。三、有限公司是资合与人合性质的公司，不能简单的认为在工商登记文件上四人没有签字为由，而否认四原告股东资格身份。依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均有类似相同规定。2017年7月28日全城公司委托公司员工孔雪办理股东变更及公司注册资本金，企业名称的变更登记，此代理行为已得到工商登记机关的认可，并己完成变更登记；2017年12月15日前，四原告之一刘某又受公司委托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同样此代理行为也得到工商登记机关的认可，并完成变更登记；上述代理活动，四原告是否在相关文件上真实签字，徐、宫二人均不清楚，也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四被告对代理行为及股东名字己被登记的事实是否知情，徐某、宫某的签字，也非本人签字，但二人对孔雪与刘某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另依徐某陈述，其在2018年4月28日从海南飞回长春又到工商机关补办了签名手续，当日四原告也与其同去，当时工商机关拍摄了现场录像，还有四原告频繁参与全城公司经营活动的事实，也可证明其对孔雪、刘某当时的的代理活动是知情与认可的。因此，四原告以未签字为由否认股东身份的说辞，依事实与法律无据。此前徐某与四原告系好朋友关系，与另一原告刘某还有亲属关系，2017年上半年被告一研发了“扫码挪车”“即时上班”等系列软件，四原告当时认为这些软件在市场上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多次主动要求入股全城公司，以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而宫某当时坚决反对外来人加入本公司，夫妻为此险些离婚，这些事实四原告均是清楚的。后经多方协商确定，四原告各持股8%、徐某持股51%、宫某持股17%，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5000万元，因徐某与宫某此前已足额缴纳了注册资本金200万元，按当时注册资本金200万元计算，约定四原告每人应交纳16万元股金，但四原告仅交付2万元，即不肯再交付，对公司现面临的亏损，也不愿按股权比例分担责任。因此引发股东间的争议，这就是本案的真实事实。股东应当履行法定的出资义务和按出资比例分担亏损，在无法定理由情况下，四原告无权要求撤销与变更股东身份，即使符合撤销与变更的情形，也应依法先行进行清算，不能规避股东法定的义务。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确认四原告为全城公司的适格股东，并驳回四原告的全部诉请。 徐某辩称，同意变更，但必须在股权清算之后，结算完毕，可以进行股权变更。四原告提出借款2万元，需要提供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徐某与宫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4年10月9日成立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各持股50%。 2017年7月，四原告与徐某初步达成协议，四人每人出资2万元，拟入股，并将钱款支付给徐某。但就四人持股比例、股权价值、公司亏损负担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7月27日，在并无四原告同意的情况向，徐某、宫某自行形成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2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徐某出资2550万元、占股51%，宫某出资850万元，占股17%，四原告各自出资变更为400万元，分别占股8%。并形成徐某、宫某及四原告六人名义的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股东会决议》一份及《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一份，形成选举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将公司名称由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等决议。但四原告均对《新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下方签名均表示否认，被告在指定期限内亦未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故认定《新股东决议》下方四原告的姓名均非四原告本人书写，且第二次庭审中，被告认可该日工商登记档案中所有人员签字均为孔雪代签。同日，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为孔雪出具《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事项及权限为：办理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2017年7月28日，孔雪到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对企业相应事项作出变更。 2017年12月15日，在徐某、宫某仍未与四原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向，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各一份，决定将公司名称由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并由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孔雪出具《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事项及权限为：办理长春市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仅郑某、刘某为本人签名，徐某、宫某表示对他人代为签名及决议内容予以认可，高某、夏某对他人代签行为不予确认，由谁代签郑、刘二人表示记不清楚了。2017年12月15日，刘某到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对企业相应事项作出变更。 本院认为，公司原有股东之外的人欲具备股东身份，应当与原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行为，该行为，应经双方就股权价款、履行方式、相应权利义务等方面协商一致，并未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方可成立。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等重大事项，应当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会按照法定程序表决，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四原告仅具有入股与徐某达成初步意向，徐某庭审时表示“原告想要公司控制权，我没同意，由案外人组织了一个会研究，后大家研究每人给了我2万元股权款，之后股权怎么分再研究。后来开会研究我曾经问过他们如果公司盈利300万如何分配，四原告表示按股权分配；我又问如果亏损300万如何处理，四人意见不一致”“他们想要10（%）或者以上，但是我没答应”，四人成为公司股东、每人8%的股份等事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与四原告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虽提供吉林省全程科技有限公司《分户账》（高某、夏某、郑某、刘某四人欠应交股权款每人14万元，合计56万元；高某等四人实收资本16万*4=64万元）用以证明四原告各持股8%，每人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6万元，已付2万元，各欠14万元。但四原告并非与徐某、宫某二人成立新公司，而是欲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方式取得他人股权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此种情况下，接受股权转让款一方应为股权出让方，而不应该是公司，即在股权转让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应该出现四原告的股权转让款直接成为公司的实收资本、四人拖欠公司应交股款的情况，此证据明显违反常理，不予采信。且并无证据证明四原告已经与徐某、宫某就四人每人出资16万元购买公司8%的股权，故本案中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行为，徐某转让宫某名下股权是否取得宫某同意，宫某向四原告每人转让股权份额、股权价格等基础问题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又未经四原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徐某利用掌控公司的优势地位私自将四原告列为持股8%的公司股东，并由孔雪直接代四人签名而形成的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吉林省全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四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应认定四原告已取得股东身份。同理，直至2017年12月15日时，亦无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已就转让股权份额、股权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六人之间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未能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又未能达成书面一致意见的《股东会决议》亦不成立，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对四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 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四原告已具备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资格，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应当将四原告登记的股东身份作出相应变更，取消四人股东身份。四人已向徐某支付的8万元及其他款项，由当事人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取消高某、刘某、郑某、夏某公司股东身份，并将登记的高某、刘某、郑某、夏某四人股东身份作出相应变更。 二、驳回高某、刘某、郑某、夏某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吉林省全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金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