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73行初7678号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777号。法定代表人：方树安，执行董事。（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雪萍，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标，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到庭）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垒，该局审查员。（到庭）第三人：丹乔有限公司，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奥林匹克大街11400号。法定代表人：霍兰·坎贝尔，授权代表。（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芷葳，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到庭）案由：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被诉决定：商评字[2020］第99171号关于第9249257号“占士邦”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撤销复审决定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20年4月28日本院受理时间：2020年6月23日本院开庭时间：2020年12月14日被诉决定内容：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6日期间（简称指定期间）在其核定使用的“钱包”等商品（简称复审商品）上进行了使用，故决定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撤销。原告不服被诉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称：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进行了合法使用，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复审决定。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述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原告2.注册号：92492573.申请日期：2011年3月23日4.专用权期限至：2022年4月13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18类）：钱包；书包；手提包；伞等二、其他事实诉讼阶段，原告向本院提交商标许可授权书、销售合同、发票、产品照片、宣传品照片等作为证据。1.注册商标使用授权书显示：2016年1月1日原告授权浙江龙威服装有限公司（简称龙威公司）使用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多枚商标；2016年3月1日，原告授权金华福七老有所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福七公司）使用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16枚商标。变更登记情况显示，2017年6月2日龙威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龙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龙珠公司），2017年2月15日福七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福七老有所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月28日变更为浙江福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2017年3月10日《销售合同》显示，龙威公司向金华米高时装有限公司（简称米高公司）出售的内裤、服装、皮具、辅料（赠品伞）产品，商标注册号为包含本案诉争商标注册号的8个商标注册号；相对应发票开票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销售发货单日期2017年3月15日，发票与销售发货单的金额、数量与合同相同。3.2016年11月1日，福七公司与金华日报商务彩印有限公司（简称金华日报彩印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显示，按照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18枚商标印刷三折页，价款人民币1650元，相对应发票显示款项为“三折页印刷费”；送货单显示“福七三折页”；照片显示罗列多枚商标及“全品类招商”。2018年3月6日，福七公司与金华日报彩印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显示，按照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18枚商标印刷“福七健康报”，价款人民币6000元，相对应发票显示款项为“印刷费”；送货单显示“福七报”；印刷品照片显示“007全国招商”，标注占士邦公司和浙江龙威服装有限公司（简称龙威公司），有“加盟热线400-665-2007”字样。2017年4月29日福七公司与金华市闪易广告有限公司（简称闪易公司）签订的《单次物料制作/布展合同》显示，福七公司委托闪易公司进行占士邦招商手册制作，价款合计人民币2900元；所附发票显示销售方为金华市开发区联合办税防伪税控代开02，服务内容是广告制作费，金额人民币2900元；送货单为招商手册；招商手册照片为占士邦公司介绍。2015年9月1日福七公司与金华市超越广告有限公司（简称超越公司）签订的《单次物料制作/布展合同》显示，福七公司委托超越公司进行世贸体验店正门外墙右侧画布制作安装及其他广告，内容是007画布制作安装，价款合计人民币3099元；所附发票显示销售方为超越公司，服务内容是喷绘写真，金额人民币3099元；送货单显示展架KT板；所附照片为“007及图”店铺及广告牌显示“零零柒”字样，广告牌内容无法辨识。被告向本院提交诉争商标档案、答辩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复印件、原告及第三人在评审程序中提交的申请书、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作为证据。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注册商标使用授权书显示：2016年1月1日原告授权龙威公司使用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多枚商标；2017年5月10日《采购合同》及清单显示，原告向占士邦公司采购包括带有诉争商标在内的多枚商标的皮具产品，产品包括钱包、皮夹、公文包、手提包及书包，附有出库单及照片。原告开具给刘建军的销售单显示“007詹士邦”手提包等多种产品；刘建军出具的消费证明自称其于2017年12月15日、12月4日等时间在金华江南福泰隆商场购买到“007詹士邦”“007JAMESBAND”等品牌的手提包等商品。淘宝订单及销售出库单显示短柄折伞，未显示诉争商标；原告与占士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对双方转让商标的介绍说明。占士邦公司《金华银行明细对账单》未显示诉争商标及商品等信息。第三人向本院提交诉争商标转让公告页、公司企业信息等7份证据。其中，诉争商标等商标于2016年3月20日由占士邦公司转让至原告。天眼查及企查查网站信息查询显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方树安，其曾为占士邦公司股东。占士邦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李婺罕，公司股东包括盛国荣和李婺罕，方树安曾任公司股东。龙珠公司原名龙威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盛国荣，李婺罕曾任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福七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李婺罕，盛国荣为公司股东，同时任监事。此外，李婺罕曾任庞德公司经理，盛国荣曾任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因此，前述原告、占士邦公司、龙珠公司、庞德公司、米高公司、福七公司为关联公司。以上事实，有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评审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诉争商标是否于指定期间在复审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关于产品销售合同。商标与核定使用商品的具体结合是商标发挥区分商品来源作用的前提，商标注册号的使用不能视为商标使用。在案证据中，龙威公司与米高公司主体之间的销售合同，出现一份合同中罗列多个商标注册号的情形，即使部分合同罗列出了商标标志，但无法清晰反映具体某个商标使用的具体商品、具体数量和具体形式，结合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原告另注册有“007”系列其他商标的事实，难以确认相关合同内容即为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因此，本院对该类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商品采购合同。原告与占士邦公司的采购合同属于商品生产制作阶段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相关商品实际进入市场，而且结合原告与占士邦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两者之间的交易不符合市场惯常交易习惯，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刘建军出具的消费者证明属证人证言，其本人并未出庭陈述证言，也缺乏主体身份真实性证明，且原告出具的销售单是自制证据，在缺乏发票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类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宣传证据。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宣传品实际进入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其宣传品照片显示的主要是占士邦等相关主体的招商广告，采取罗列商标的方式展示其商标注册情况，不能反映出商标和具体商品的真实结合使用情况，并非商标性使用。另外，本院考虑到原告及关联公司注册大量007、詹姆斯邦德等系列商标，并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商标转让和商品交易，以及寻求加盟招商等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构成以维持注册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而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业使用。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或相关交易发生在关联主体之间，或难以证明诉争商标与核定使用商品的具体结合使用形式，或不能证明实际投入市场的事实，总体上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丹乔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 栋审判员 侯 艳审判员 干立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全春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