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8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晓雷，男，汉族，1964年7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超，重庆海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旭扬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环球锦标建材交易市场B区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60521676B。法定代表人：张朝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弋，男，汉族，1980年10月28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审第三人：重庆臻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89号Ａ幢15-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733937772。法定代表人：陈德伍。上诉人常晓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旭扬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扬公司）、原审第三人重庆臻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7民初8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晓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旭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旭扬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是常晓雷与旭扬公司，而是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一审法院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定。1.富州北郡装饰工程项目系2017年3月20日臻达公司承包的重庆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装饰工程，常晓雷系臻达公司指派的驻该项目代表。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是长期的合作关系，除案涉项目外，旭扬公司长期为臻达公司供应石材，在长期合作期间有些项目也是常晓雷代表臻达公司进行行为。旭扬公司知晓其系臻达公司的员工，亦知晓其行为系臻达公司的行为。2．从《定货合同》的形式上看，该《定货合同》名为合同实为送货单，定货单位处“富州北郡(常总)”，对于常总的称呼亦表明其系职务行为。《定货合同》右下的“收货单位负责人”亦表明其系职务行为。3.在案涉项目的施工过程中，臻达公司已经支付了旭扬公司部分货款，支付货款的义务一直是臻达公司在履行。旭扬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买卖合同主体是常晓雷与旭扬公司，而并非是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是常晓雷签订的《定货合同》，臻达公司与旭扬公司没有签合同，没有任何买卖关系。2.《定货合同》中定货单位处为富州北郡(常总)，更进一步反映了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常晓雷与旭扬公司，而非臻达公司。3.常晓雷与臻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另案处理，与旭扬公司诉常晓雷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关联。原审第三人臻达公司二审未陈述意见。旭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常晓雷支付其货款23802元，及以2380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从2017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该笔货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常晓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2日，旭扬公司向富州北郡项目供应石材，并出具《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合同中载明定货单位为：“常总-富州北郡”，货值共计23802元，收货单位负责人处有李建禹和常晓雷的签字。旭扬公司向富州北郡项目供应石材，还出具了另外6份《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0、0002921、0002923、0001947、0001953、0001972）。该6份《订货合同》中，2017年11月12日供货的《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0、0002921、0002923）3份，收货单位负责人处同样是李建禹和常晓雷的签字，其余3份为常晓雷所签。《定货合同》中有货物的品名、规格、单价等项目。2017年3月20日，作为发包方的重庆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作为承包方的臻达公司签订《富州·北郡2、3#楼公区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二项载明指派常晓雷为臻达公司驻工地代表，负责按要求组织施工。2017年7月3日，臻达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何治友就富州·北郡2、3#楼公区装饰工程签订《施工协议》，约定由乙方对该工程进行施工。该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载明臻达公司委派常晓雷为项目经理，负责工程全面管理。庭审中，常晓雷举示了进账单回单、付款申请单、计划付款表的复印件。进账单回单复印件显示重庆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臻达公司打款的事实。付款申请单复印件显示常晓雷于2017年12月6日就富州北郡2、3号楼申请6万元用于支付旭扬公司的材料款，及常晓雷作为经办人于2018年9月3日申请向旭扬公司支付石材货款5500元。计划付款表复印件的抬头为臻达公司，该表显示向旭扬公司采购石材用于富州北郡2、3号楼公区装饰工程，合同金额为15万元，已累计支付6万元，本次付款5500元，支付至旭扬公司平安银行高新支行的账户。该计划付款表有工程部和项目经理的签字。常晓雷认为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常晓雷向旭扬公司支付的货款是从臻达公司账户支出的，旭扬公司也是向臻达公司开具的发票。旭扬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故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但认可收到5500元，但该5500元不是常晓雷支付的货款，而是臻达公司偿还旭扬公司的借款。旭扬公司举示了其与臻达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书和借款合同。借款协议书由臻达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签署，载明臻达公司借到代弋2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6月30日。借款合同由臻达公司和代弋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合同约定臻达公司向代弋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6月23日。臻达公司对进账单、付款申请单、计划付款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定流程是否完善，且常晓雷没有提供银行回单，不清楚是否在付款申请表中向旭扬公司支付了5500元，对借款协议书和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认5500元的性质。常晓雷陈述对借款协议书和借款合同并不知情。常晓雷还举示了编号为0001950、0001953、0001947的3份订货合同，拟证明常晓雷的行为是代表项目部，非私人行为。旭扬公司对该3份订货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合同均系复印件，合同上的章也看不清，且常晓雷举示的3份合同中编号为0001950的合同并不在旭扬公司的起诉金额中，另外两份编号为0001953、0001947的合同的复印件与旭扬公司举示的原件不一致，原件上无项目章，复印件上的章是常晓雷自己盖上去的。臻达公司对3份订货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项目章可以随意刻制。经比对，旭扬公司举示的订货合同为“第三联回单”，常晓雷举示的订货合同为“第二联顾客”。常晓雷认可该3份合同上的项目章是事后补上去的，且没有告知旭扬公司需要加盖公章。臻达公司举示了富洲新城二期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责任书载明常晓雷是作为该项目的承包人，承包经营期间，项目由常晓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包括在经营期满后发生，但是由于常晓雷承包经营时的权利、义务所引起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均由常晓雷承担，如因常晓雷原因而造成臻达公司和项目承担任何责任的，所有损失和责任由臻达公司赔偿。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的期限为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涉及工程为富洲新城二期7号地块6-8#楼公区装饰工程项目。旭扬公司对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认为该责任书可以印证常晓雷是挂靠在臻达公司名下做富洲新城二期项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常晓雷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述没有就涉案项目与臻达公司签订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臻达公司陈述旭扬公司起诉的订货合同上是富州北郡项目，常晓雷举示的是富州北郡二、三号工区，臻达公司提供的是富州北郡新城二期项目的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但是上面备注过承包期满后由于常晓雷承包经营时所产生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均由常晓雷承担，常晓雷后期是没有就涉案项目与臻达公司签订项目管理协议责任书，但是有之前的项目责任书相印证。臻达公司还举示了2017年的6份工资表（分别为2017年1月、4月、7月、9月、11月、12月），证明常晓雷不是臻达公司的员工。旭扬公司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常晓雷对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常晓雷并没有挂靠在臻达公司名下，也没有在臻达公司处领取工资。臻达公司陈述常晓雷挂靠在臻达公司名下要收取挂靠费，收取方式为算账的时候会有一个电子表格，按开给房产公司发票的金额来计算费用，上面有明确的管理费是多少个点、税金是多少个点，臻达公司是将管理费和税金直接扣款后再打钱给常晓雷。常晓雷认可要收取管理费和税金。针对项目管理责任制，常晓雷陈述2016年10月以后由于经营状况不好，一部分人员转为项目责任管理制，臻达公司将业务交给常晓雷做，自负盈亏，包括本案所涉项目，所有项目是臻达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签订。开发商将款项打给臻达公司，常晓雷和臻达公司签订了项目管理责任书，臻达公司扣除十个点的利润后把款打给常晓雷，但是开发商将款项打给臻达公司后，臻达公司没有将款项打给常晓雷。2017年常晓雷就没有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但是继续执行项目责任管理书上的相关约定。臻达公司陈述十个点的利润就是常晓雷支付给其的管理费和税金，常晓雷是以私人名义与旭扬公司签订的石材合同，至于臻达公司有无将工程款打给常晓雷与本案无关。旭扬公司陈述其是向常晓雷供货，旭扬公司从未与臻达公司或其他人签过《订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订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相对方为常晓雷，常晓雷并未告知过旭扬公司其代表臻达公司做项目，而是告知旭扬公司是常晓雷自己私人接的项目，但旭扬公司清楚接项目必须挂靠公司，但不清楚常晓雷挂靠的具体是哪家公司，是起诉之后才知道。石材款是由常晓雷支付，臻达公司没有支付过。关于《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收货负责人的签字，旭扬公司陈述不认识李建禹，当时常晓雷不在工地，常晓雷就让李建禹签字，旭扬公司事后让常晓雷在《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进行了补签。常晓雷陈述《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李建禹是实际签字人，李建禹的父亲是班组的负责人，该款项应由班组支付给旭扬公司，但一直是由臻达公司代付，常晓雷在《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的签字是代表项目部确认事实而补签的。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庭审质证，归纳争议焦点如下：1、旭扬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常晓雷还是臻达公司；2、旭扬公司收到的5500元是否为货款。关于旭扬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常晓雷还是臻达公司的问题。旭扬公司举示的《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订货单位为“常总-富州北郡”，收货单位负责人处为常晓雷和李建禹签字。常晓雷陈述合同实际签字的人为李建禹，自己只是代表项目部确认事实而补签，李建禹的父亲是班组的负责人，该款项应由班组支付给旭扬公司，但一直是由臻达公司代付。但旭扬公司陈述石材是供应给常晓雷的，且旭扬公司不认识李建禹，当时常晓雷不在工地，常晓雷就让李建禹签字，事后旭扬公司让常晓雷在《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中进行了补签。同时，旭扬公司开庭时举示的7份《定货合同》，除2017年11月12日的4份《定货合同》有常晓雷和李建禹共同签字，其余均为常晓雷所签。如果按照常晓雷所述李建禹是实际签字人，李建禹不在其余的《定货合同》中进行签字，与常理不符。常晓雷举示了编号为0001950、0001953、0001947的3份订货合同，但认可该3份合同上的项目章是事后补上去的，且没有告知旭扬公司需要加盖公章。因此，常晓雷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是以项目部的名义与旭扬公司签订的《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且在签订《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时旭扬公司知道常晓雷是代项目部行为，故对常晓雷陈述李建禹是合同实际签字的人，而常晓雷是代表项目部签订《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常晓雷抗辩其是臻达公司的驻工地代表及项目经理，负责工程全面管理，且常晓雷向旭扬公司支付的货款是从臻达公司账户支出的，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但常晓雷也认可本案所涉项目继续执行项目责任管理书上的相关约定，自负盈亏，由臻达公司收取管理费和税金，且常晓雷没有在臻达公司处领取工资。因此，常晓雷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常晓雷具有代理臻达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也不足以证明常晓雷是以臻达公司的名义与旭扬公司签订的《定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且旭扬公司知道合同相对人为臻达公司。常晓雷举示的付款申请单、计划付款表的复印件，能够证明常晓雷申请向旭扬公司支付石材货款，且旭扬公司认可收到了5500元，但不足以证明旭扬公司与臻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旭扬公司陈述其是向常晓雷供货，《订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相对方为常晓雷，旭扬公司是在起诉后才知道常晓雷为臻达公司做项目。故对常晓雷的前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常晓雷在《订货合同》（编号为0002922）上签字，且旭扬公司已经向常晓雷履行石材交付义务，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常晓雷应当按约向旭扬公司支付货款，现常晓雷逾期付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旭扬公司收到的5500元是否为货款的问题。常晓雷举示的付款申请表、计划付款表系复印件，上面也没有臻达公司的盖章签字，旭扬公司虽认可收到了臻达公司支付的5500元，但认为该5500元是属于偿还借款，臻达公司也不清楚该5500元的性质，在常晓雷未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5500元属于常晓雷支付旭扬公司的货款。旭扬公司与常晓雷未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常晓雷应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向旭扬公司支付货款。现旭扬公司主张常晓雷以2380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向旭扬公司支付从2017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该笔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19日之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故一审法院调整旭扬公司的该项请求为常晓雷以238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向旭扬公司支付从2017年11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2380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上浮50%向旭扬公司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货款付清为止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常晓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旭扬公司支付货款23802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23802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货款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3元，由常晓雷负担。本院二审中，常晓雷举示如下证据：1.2019年6月30日的《供销合同》一份。拟证明2016或更早时间臻达公司和旭扬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旭扬公司陈述其不知道是向哪家公司供货是不真实的。旭扬公司质证意见：对于这份合同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臻达公司没有盖章，这份合同未履行，就算这份合同有签订的意愿，合同载明项目是大竹林龙湖售楼处，与本案无关联性。2.《外出经营活动报告表》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备案表》各一份。拟证明常晓雷在负责案涉项目，有权代表臻达公司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旭扬公司质证意见：《外出经营活动报告表》有税务机关的公章，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恰好反映了常晓雷挂靠臻达公司的关系；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备案表》与《外出经营活动报告表》的质证意见一致。3.2017年11月《富洲北郡项目2、3#楼公区装饰工程进度审核确认表》和《进账单》（复印件）。拟证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全部是由臻达公司领取的，所以履行与旭扬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也应当由臻达公司承担。旭扬公司质证意见：《进账单》因为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于《富洲北郡项目2、3#楼公区装饰工程进度审核确认表》可以证明常晓雷是在挂靠臻达公司接富洲北郡项目，常晓雷和臻达公司在一审审理的时候就向法院陈述了挂靠的事实，这些证据只是能够进一步证明常晓雷挂靠臻达公司，但是与本案无关。臻达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以上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案涉《定货合同》中常晓雷是否是旭扬公司的相对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照此规定，旭扬公司认为常晓雷系合同的相对方应当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旭扬公司举示的《定货合同》上常晓雷在收货单位负责人处签名，而《定货合同》上载明了品名、规格、数量、单价等，表明其收到了案涉货物，确认了货款，旭扬公司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常晓雷反驳认为其只是臻达公司的员工，在案涉《定货合同》签字系履行职务，依照前述规定亦应负有举证责任。从常晓雷一审举示的证据看，尚不能证明其主张，一审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论证，在此不再赘述。常晓雷二审举示了部分证据，即使该证据属实，亦仅能证明臻达公司委托其作为富州·北郡2、3#楼公区装饰工程的外出经营地联系人，不能直接证明其系臻达公司员工。相反，在一审中，臻达公司陈述常晓雷是挂靠在该公司名下要收取挂靠费，而常晓雷亦确认要收取管理费和税金，且其2017年就没有与臻达公司签订项目管理责任书，但是继续执行原项目责任管理书上的相关约定，且没有在臻达公司领取工资。结合臻达公司和常晓雷的陈述可见，常晓雷在案涉项目上并非系以臻达公司员工的身份从事相关工作且其后果由臻达公司承担。至于常晓雷所称旭扬公司应当知道其系臻达公司职工、其行为系臻达公司的行为的问题。审理中，旭扬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依照法律规定，常晓雷亦应举示在案涉货物买卖关系发生时，其向旭扬公司出示了其系代表臻达公司购货，或其他足以使旭扬公司相信其行为可以代表臻达公司的证据，但从常晓雷一、二审举示的证据看，不足以证明以上主张。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定货合同》中旭扬公司的相对方应当是常晓雷，而非臻达公司。综上所述,常晓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6元，由常晓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章若微审 判 员 吴宝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跃辉书 记 员 卢秋君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