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4453号原告：张进军，男，1960年1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计全，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亮，男，196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杨华，女，1963年10月16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荣，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城建弘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诉讼代表人：赵文娜，女，北京城建弘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男，该公司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小利，男，该公司副经理。原告张进军与被告陈亮、杨华及第三人北京城建弘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弘城公司）参加诉讼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曲育京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进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张计全，被告杨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刘晓荣，第三人城建弘城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赵文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白小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亮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进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陈亮与杨华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杨华退还张进军股权转让款36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3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2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杨华系城建弘城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2%股份。2017年9月，张进军经案外人王书军介绍，与杨华达成了股权转让意向，因张进军并非城建弘城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情况，转让程序复杂过程缓慢，为加快转让进程，经双方协商一致，由该公司股东陈亮作为张进军的股权代持人，张进军与陈亮签订《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后，再由陈亮与杨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全部由张进军支付。2017年7月8日，张进军与陈亮签订《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2017年9月1日，张进军、杨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36万元受让杨华所持城建弘城公司2%股份，协议签订后张进军依约向杨华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杨华至今不能配合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致使张进军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遭受巨大经济损失。陈亮未参加诉讼。杨华辩称，杨华不认识张进军，对陈亮与张进军是否存在委托代持股权一事完全不知情，杨华不清楚王书军与张进军的关系，杨华与陈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不知道张进军与陈亮签订过委托代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杨华只是将股权转让给同公司的股东陈亮，与他人无关。张进军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杨华与陈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杨华不存在不配合变更登记的情形，双方协议不应当被解除。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陈亮明知城建弘城公司现状，不得以任何方式索要股金，即便不能变更工商登记也不能索回股金，陈亮没有解除权，转让款不应当退还陈亮，更不能退给张进军。杨华从未表示不配合办理股权转移登记手续，杨华可以随时配合。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即便公司清算期间也能进行股权转让，协议不应当被解除。张进军与陈亮、李伟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一审二审定案依据不同于本案，不能依据该判决结果作为本案定案根据。本案与上述案件存在本质区别，上述案件中，李伟一审未到庭，未发表意见，因此在事实和证据方面无法核实。二审到庭后也没有对其是否明知陈亮代持的情况发表意见，也没有否认退股一事，没有表示拒不办理变更手续，也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定案事实与本案不同，不能以他案判决结果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杨华通过张进军提供的李伟的判决书内容来看，判决中存在不符合逻辑的情形，张进军、李伟、王书军涉及虚假诉讼，请求法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从一审判决来看，李伟不到庭，他是城建弘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一直帮助王书军工作，不可能收不到传票。二审其也是以没有收到传票而上诉，但是对诉讼请求没有反对意见，是不符合逻辑的。李伟仅对程序性问题提出意见，没有对事实情况提出意见。在二审中，李伟对退股的情况没有发表意见。对张进军有无委托陈亮代持的情况也没有发表意见。对证据也不提供原件，不符合逻辑。可以看出张进军用李伟的判决书应对本次的诉讼。一审判决中，陈亮表面说不同意张进军诉讼请求，但是他说李伟、王书军、张进军对退股达成一致，是有利于张进军的事实认定，不符合逻辑。王书军针对张进军起诉退还股权转让款一事，主动与张进军达成调解，主动解除双方签署的协议及退股权转让款。针对张进军提出李伟的涉案金额，王书军主动承担下来了。但是本案杨华与王书军无关，既然王书军承担下来就应当还钱，但是王书军拒不执行，紧接着张进军就诉讼陈亮和李伟，且胜诉。所以这些行为都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陈亮与张进军签订的协议书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享受权利的一方是张进军，由陈亮承担全部义务。张进军不承担破产法律责任等，都是陈亮承担责任，但是协议约定中，陈亮不收取任何费用，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陈亮签署这样的协议是不合理的。陈亮和杨华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陈亮承担全部责任，陈亮今日也不到庭，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不论本案是否涉及刑事，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从实体来说，相关人员应当是涉及虚假诉讼。城建弘城公司述称，与城建弘城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根据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城建弘城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其2013年1月登记备案章程显示，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袁义清、赵文娜、谭娜、张云、李伟、贺余良、乔华斌、贾保荣、陈亮、王福顺、王云寿、姜呈红、王庆荣、袁德芬、黄斌、任希彪、刘长飞、何蓉、王俊广、李新荣、袁春雨、马静、赫永成、王咏宏、袁愈顺、赵京晶、徐志喜、杨加珍、郭庆、李兴荣、张玉秀、白小利、张洪军、雷达、姜敏、杨华、殷宏、张文等38人。其中，杨华实缴出资6万元。2016年4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23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城建弘城公司解散。城建弘城公司、陈亮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9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民终578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2月，城建弘城公司成立清算组，并进行登记备案，赵文娜为清算组负责人，全体股东为清算组成员。其中，因原股东王福顺2013年10月死亡，其在城建弘城公司股份由宋桂萍、王佩君继承，故清算组成员包括宋桂萍、王佩君共计39人。2017年7月8日，张进军（甲方、委托人）与陈亮（乙方、受托人）签订《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拟收购城建弘城公司100%的股权（实际股权数额以成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比例为准），并委托乙方作为上述股权的名义持有人，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代持股权下的相关股东权益。甲方作为该收购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股东权益；应甲方要求，乙方配合甲方行使属于股东的相关股东权利；甲方可随时解除本股权代持协议。乙方代持甲方股权，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代持费用。2017年9月1日，杨华（转让方、甲方）与陈亮（受让方、乙方）就内部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条款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城建弘城公司2%的股权，原始出资额6万元，以3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乙方于2017年9月1日，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甲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日内，将持有股权转让给乙方，并配合乙方及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的工商登记工作。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城建弘城公司的真实出资，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城建弘城公司原享有的权利，随权转让至乙方享有。当日，杨华在收到陈亮股权转让款36万元的收条上签字，在收款方式（二选一）1、现金、2、银行转账项下留下银行账户。同日，杨华收到张进军账户转入36万元。庭审中，张进军代理人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中签订地点、股权比例、原始出资额、转让价款等横线上内容均由张进军代理人手写，表明张进军参与了股权转让过程。诉讼中，杨华提交了其与陈亮签订的补充协议，张进军以其对补充协议不知情为由不予认可。2018年1月，张进军持其与王书军签订的《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补充）》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张进军与王书军签订的上述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779.4万元及定金400万元。《框架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7月6日，该协议载明，就购买城建弘城公司位于朝阳区商业房一事达成如下协议：商业房的房屋总面积为1059平方米，交易总价2800万元。王书军负责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由张进军取得城建弘城公司的全部股权；取得股权后，王书军负责以1400万元的价格将商业房过户至张进军指定人员名下，并在过户当日将1400万元转付给张进军指定人员。除股权转让款、过户税费以外的650万元（暂估）在1400万元退还给张进军后的当日支付给王书军指定人账户内。1400万元的账目安排由王书军负责。王书军负责从现有股东中为张进军选定股权代持人，由代持人通过内部收购股权的方式（张进军与王书军指定代购人另行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收购城建弘城公司全部股权。收购股权的总价款为1950万元。张进军以定金方式向王书军支付200万元，由王书军支配使用。股权转让款根据王书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由张进军直接向被收购人支付。待张进军累计付款至1750万元时，后续款项由王书军从定金中支付。王书军承诺取得股权的期限截止至2017年7月20日。《框架协议（补充）》内容为：就购买城建弘城公司位于朝阳区商业房未尽事宜，王书军承诺整个商铺转让的交易期为60日，自双方签订《框架协议》之日起计算；此期间包含办理股权转让、商业房屋买卖合同及房产过户等所有时间。因王书军原因未能在60日内完成交易，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自买卖合同签订后30日内，王书军保证将1059平方米商铺内的一切单位及经营者清退，由张进军接收，因王书军原因造成张进军不能按时顺利接收商铺和正常经营，由王书军赔偿一切损失。该协议（补充）仅有王书军书写的签名及2017、7、8日期。2018年12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1795号民事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2017年7月，张进军与王书军签订《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补充）》，约定张进军委托王书军安排案外人代为收购城建弘城公司的全部股权，协议签订后张进军支付股权转让款，但王书军未完成城建弘城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原告张进军与被告王书军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补充）》自2018年12月3日解除；二、被告王书军退还原告张进军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三、被告王书军向原告张进军付清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后，原告张进军将全部股权收购资料（全部股权资料原件包括原告提交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收据》、《网银转账回单》、《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全部移交给被告王书军。2019年5月，张进军以陈亮、李伟为被告、城建弘城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2020年4月6日，本院作出（2019）京0108民初324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陈亮与李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并判令李伟返还张进军股权转让款114万元及利息。陈亮、李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8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民终53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合同系缔约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体现，且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所决定的。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的义务。张进军虽提交其与李伟、陈亮、城建弘城公司已生效的一、二审判决，用以证明本案与该案系同一种类案件，希望本院采用同案同判标准裁判本案。但在涉陈亮与李伟股权转让案件中，陈亮、李伟在审理过程中，均未就张进军主张的陈亮代表张进军与李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提出抗辩；在二审诉讼中，亦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张进军与李伟实际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认定提起上诉。但本案中，杨华并不认可其与张进军之间存在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故不应认为本案与涉李伟案事实相同，该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及裁判结果，并不当然同样适用本案。杨华虽称涉李伟案涉嫌虚假诉讼，但应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并非本案需裁处事项。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杨华只有在订立合同时知道陈亮与张进军的代理关系，股权转让协议才能直接约束张进军与杨华。陈亮与杨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系就内部股权转让事宜订立协议，且未约定陈亮系受张进军委托、代张进军受让或代持等字样。张进军或陈亮亦未将《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或二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向杨华披露。张进军虽称协议上大部分横线上内容为其代理人手书，但没有证据表明手书人在签约时声明其系代表张进军，杨华收取款项虽由张进军转款付款，但应系依杨华收条上书写账户付款，故不足以说明系张进军受让股权或杨华缔约时知道陈亮与张进军之间的代理关系。即便陈亮与杨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基于张进军与陈亮之间签订的《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的委托，亦不产生直接约束杨华的法律后果。张进军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杨华知道陈亮与张进军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将其与陈亮之间签订的《委托收购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置于不顾，直接要求解除陈亮与杨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杨华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缺乏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亮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其抗辩权，不影响本院依据认定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进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原告张进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曲育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