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7473号原告：宗某，女，1993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刘某，男，1994年1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宗某与被告刘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宗某及被告刘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刘某承担1.宗某看病费用100000元，后续再产生费用亦由其支付，直到痊愈；2.强迫宗某怀孕后打胎导致其抑郁的精神损失费100000元；3.九个月误工费31500元；4.10个月营养费，每天按50元计算共计15000元；5.60天护理费，每天200元共计12000元；6.8次打车（每次30元）就医交通费及公交费合计290元；7.本案诉讼费用，以上各项共计258790元。事实和理由：宗某和刘某系男女朋友关系，相处12年，期间有同居。2012年3月，宗某意外怀孕14周，刘某认为年龄小，要求宗某打胎，打胎后无人照顾，第三天就开始上班。2019年8月宗某再次怀孕，刘某以宗某吃过抗生素药为由，要求其打胎，这次打胎致使宗某抑郁。后宗某要求刘某陪其看病，但均被拒绝。2020年9月3日上午10时，宗某到刘某住处找他时，被刘某故意开车刮伤，宗某报警处理。刘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宗某精神及生活。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查明事实。刘某辩称，不同意宗某全部诉讼请求。刘某认为宗某就医与自己无关，打胎是宗某主动提出的，刘某不存在强迫行为。并且宗某也不可能花费100000元医药费。宗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不存在误工费。其所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和交通费均是刘某支付，宗某在刘某家做的月子，由刘某及其家人护理，就医大多由刘某开车送，偶尔几次打车也是刘某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宗某与刘某系初中同学，二人在2008年确立男女朋友关系。2011年二人发生关系，2012年3月宗某发现怀孕，并于同年7月6日住院，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进行终止妊娠手术，7月11日出院，证明书出院建议有“全休1月”记载，此次住院宗某未提供任何医疗票据。2019年8月宗某再次怀孕，同年11月30日住院，在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药物流产，12月6日出院，出院医嘱载有“建议休息两周”，此次住院共花费1886.4元。2020年9月8日宗某主诉“间断心情不好8年伴自杀行为”至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门诊病历载有“诊治意见：患者拒绝药物治疗，已向其告知服药利弊，患者仍拒绝；注意情绪变化；必要时住院治疗；建议心理疏导；院外做好看护，严防自杀”。2020年9月16日宗某主诉“两次流产史，要求孕前健康检查”至北京丰台区妇幼保健院检查；2020年9月25日宗某主诉“白带多有异味”至北京丰台妇幼保健院就诊。后两次检查宗某均未提供相关诊断证明。2.宗某为证明其误工损失，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微信昵称“××”给宗某的微信转账记录，交易金额为1320元，交易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转账备注“10.13-10.20保利拍卖工资”。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宗某没有正式工作，但刘某认为其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宗某主张自己一直有兼职，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考虑宗某自身劳动能力、微信截图及兼职工作的不稳定性，本院认定宗某月收入3000元。庭审中宗某提供一份银行转账记录截图，显示其曾于2019年6月20日向刘某尾号为××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转账69800元，证明宗某已还清刘某为自己看病的花费，故宗某看病的钱都是自己支付的。对此刘某表示不认可，称69800元是自己之前给宗某的，是宗某让刘某参加传销缴纳的入伙费，由于刘某没有参加传销，因此宗某退回该笔款项。后刘某提供一份微信聊天截图，包含一张手机备忘录截图，载有：“刘某，（指2019年）7月以前给我15000元；8月底22000元还贷款；9月2000元；10月5000元；11月10000元做手术；12月21500（元）”。在聊天记录中宗某表示会慢慢还给刘某，并附有详细计算方式，宗某表示从3月开始，两年每月还4051元，截图显示聊天记录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宗某承认该备忘录截图是自己所发，但称是在自己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编写的，是因为赌气所发。上述事实有诊断证明书、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病人全程分类费用清单、微信聊天截图、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认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及身体权应受法律保护。宗某与和刘某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对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实及后果有明确认知。现双方均不以怀孕为目的发生性关系，宗某怀孕后，双方均无主动承担后果的意思表示，故双方对结果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刘某在发生性行为前，应知道采取避孕措施可以避免女方因发生性行为遭受身体伤害。但刘某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最终导致宗某两次意外怀孕并均进行人工终止妊娠，对其身体造成伤害，应承担相应责任。宗某明知不采取避孕措施会存在怀孕风险，人工终止妊娠会造成身体伤害，行为上未拒绝亦未采取避孕措施而导致怀孕流产，对结果的发生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考虑双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判定，对于宗某要求的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及护理费等损失的合理部分，刘某应予承担二分之一的责任，因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负有责任，宗某也应承担二分之一的责任。宗某主张两次人工终止妊娠所产生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9年第二次人工终止妊娠宗某花费1886.4元；但其无法提供2012年终止妊娠手术的单据证明，本院依据其2019年第二次人工终止妊娠所花费用考虑两次手术的类似性，酌定2012年手术费用亦为1886.4元，因此宗某两次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合计花费医药费3772.8元。宗某主张后续看病产生的费用亦由刘某支付，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医药费，且对于将来将要发生的医药费刘某明确表示拒绝，故对于宗某主张刘某赔偿后续医药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误工费是赔偿义务人应当向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即误工时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宗某2012年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时尚是学生，没有工作，不存在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收入减少。2019年药物引产期间共住院6天，出院医嘱休息14天合计20天，根据宗某实际工作收入本院酌定宗某两次人工终止妊娠所造成的误工费共计2000元。考虑宗某身体遭受两次流产手术，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平常饮食以外的营养品作为对身体补充，结合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习惯，本院酌定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是针对生活需要特殊照顾或无法自理的人所产生的费用，宗某两次流产虽然对其身体产生影响，但并未达到需要特殊照顾或者无法自理的程度，但考虑宗某2012年第一次人工终止妊娠时刚满18周岁，仍是在校学生，其住院5天时间内需要人护理，故本院酌定护理费500元。宗某主张交通费，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不予支持。宗某作为成年人，拥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并预见发生性关系的后果及风险，其主张刘某赔偿10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宗某后续产生的医疗费用尚未明确，其亦未提供相关诊断证明，故本案只对其两次人工终止妊娠手术产生的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费用进行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刘某赔偿宗某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共计3636.4元；二、驳回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1元，由宗某负担2555元（已交纳），刘某负担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唐为强书 记 员  李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