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002行初49号 原告裴向芹，女，汉族，现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刘琦，山东寒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0000930450631，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路106号。 负责人于政涛，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锐，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段炳巨，山东德衡（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单燕群，该局信用监管科科长。 第三人威海科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334596211F，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南路-55号嘉和国际大厦-1317号。 法定代表人夏鲁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斌，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夏鲁兴，男，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第三人戚海青，女，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原告裴向芹与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威海科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夏鲁兴、戚海青行政撤销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1月5日和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裴向芹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琦，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经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王锐及委托代理人段炳巨、单燕群，第三人威海科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委托代理人梁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夏鲁兴、戚海青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经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3月11日对第三人科源公司作出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决定书》），内容如下：2018年11月7日，被告收到戚海青《撤销申请书》，称在未经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科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于2016年10月26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请求撤销该次变更登记。经查,2016年10月26日，在未经时任公司股东、监事戚海青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科源公司由他人冒充股东本人签名，提供虚假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对此事实，时任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夏鲁兴予以确认。科源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和《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法认定为系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的规定，2019年1月31日，被告向科源公司送达了（威经）市场监责改[2019]0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科源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前予以改正。但科源公司逾期未改正。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的，应当予以撤销”的规定，鉴于利害关系人的撤销请求及公司登记机关的法定职责，被告决定撤销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办理的变更登记。 原告裴向芹诉称，2019年3月19日之前，原告在第三人科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且为该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合法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且原告享有的前述各项权益均依法经由被告进行了行政许可登记。然，2019年3月19日，被告在第三人夏鲁兴和威海青夫妇的恶意欺瞒串通下，违法将原告的上述登记权益私自变更到了夏鲁兴和威海青名下。2020年4月28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鲁10行终55号行政裁定书中查明的事实为，被告曾在2019年3月19日之前的2019年3月11日作出过一个行政许可撤销决定行为（案号：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系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且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行为；同时责令被告将原告享有的科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股东身份权益以及10%股权财产权益等公示登记信息立即恢复，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0行终55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为，2019年3月11日被告作出的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撤销决定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进而证明原告是受本案行政撤销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且本案因为原告之前提起了行政诉讼，中院认定的是2019年3月11日的行政撤销决定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并非之前起诉的2019年3月19日的行政许可登记。原告也是于本次诉讼当中才得知，之前有过2019年3月11日的行政撤销决定，所以并不构成重复诉讼； 2、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单燕群于2019年7月2日的通话录音（单15615116387）及书面文字记录资料一份，证明被告在[2019]003号行政撤销行为作出的整个过程中直接违法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程序严重违法，且从未对原告依法履行调查职责，最终导致该次撤销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3、2018年7月17日原告报警处警现场录音及书面文字记录一份，地点科源公司，在场人员有原告、夏鲁兴，处警的于警官等，证明被告知道戚海青在认可2016年10月26日其参与变更登记事实的前提下，又于2018年6月29日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变更登记的事实； 4、2018年7月2日科源公司财务办公室现场录音一份，在场人裴向芹、戚海青、谷颖、丛雅丽等公司员工，证明第三人戚海青明确知道2016年10月其授权变更股权转让登记一事是真实的，故戚声称“你（裴）已经不是法人代表了”一说；戚海青一直在科源公司上班，主管财务管理工作，故其明确知道2016年10月变更登记的一揽子事实； 5、原告与被告办案人单燕群、衣树源通话记录截屏打印件及面谈次数统计表格一份，证明2018年11月至12月，原告合计共去单燕群、衣树源处面谈8次，原告和单燕群通话11次，主动给衣树源打过18次电话，但二人从未告知原告需要接受询问，或当面将询问通知书等必要的程序性文件交给原告，被告的办案行为明显是隐瞒并故意剥夺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程序存在严重违法； 6、科源公司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据来源是被告的企业公示信息系统，证明2018年6月29日科源公司的虚假变更行为，被告因为科源公司的该次行为系戚海青伪造全部的虚假资料，故于2019年1月9日将科源公司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证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事实。 被告经区市场监管局辩称，一、原告裴向芹不具备适格原告的主体身份。在本案中，被告基于2019年3月19日第三人科源公司的申请，对科源公司2016年10月26日申请的登记事项做出撤销登记。工商登记系根据公司申请进行的登记行为，裴向芹并非登记申请人，其无权就被告的撤销与否提起诉讼。如果第三人科源公司申请登记错误，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另案向第三人主张。故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主体地位，应当驳回其起诉。 二、原告属于重复诉讼。原告于2019年就本案诉争的登记行为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经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9）鲁1092行初14号。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确认被告（本案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变更登记行为违法；2、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变更登记行为；3、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在该案中，经区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在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行为；同时责令被告将原告享有的科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股东身份权益以及10%股权权益等公示登记信息立即恢复。原告在经区法院（2019）鲁1092行初14号案中的诉讼请求包含于本案诉讼请求，被告2019年3月19日的登记行为来源于科源公司的申请，经查证科源公司原2016年10月26日的登记申请存在错误，故2019年3月11日撤销了该错误登记，于2019年3月19日恢复了2016年10月26日之前的登记内容，2019年3月19日的恢复登记行为是3月11日撤销错误登记决定的必然承接与结果，是实质的一个行为。《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角度看，两案诉讼标的相同，两项诉讼请求存在实质性的一致，构成重复诉讼。应当驳回原告的重复诉讼。 三、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的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暂且不论，原告与第三人纠纷后，多次到被告单位主张其与第三人的纠纷，在（2019）鲁1092行初14号案中，原告已经知晓2019年3月11日的撤销登记行为，该事实被该案裁定认定记载，至少说明在该案审理中原告已经知晓有关事实，完全可以就该撤销决定提起诉讼。原告另行向贵院提起诉讼，明显是规避管辖，回避有关事实，请求法院查明该事实，驳回其起诉。 四、被告的撤销登记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关于撤销登记行为的事实方面。申请撤销行政许可的过程：第三人戚海青于2018年7月向被告提交《撤销申请书》，称在未经其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于2016年10月26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戚海青请求撤销该次变更登记，同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科源公司2018年6月29日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科源公司2015年3月9日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3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附件。在登记机关着手调查过程中，2018年9月份，戚海青主动撤回投诉，称要协商解决。2018年11月7日，第三人戚海青再次向被告提出申请，请求撤销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申请办理的涉嫌虚假变更登记，并对科源公司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有其本人签名的地方，逐一予以否认知悉该对应事实及非本人签名的声明，被告于2018年11月9日予以受理。被告调查认定事实：经过调查，第三人科源公司在未经时任公司股东、监事戚海青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由他人冒充股东本人签名，提交虚假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对此事实，时任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夏鲁兴予以确认。（二）关于撤销登记行为的程序及适用法律方面。第三人科源公司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条二款和《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依法认定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的申请变更登记行为，系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项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2019年1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科源公司下达了（威经）市场监责改[2019]0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限其于2019年2月20日前予以改正。上述期限届满后，第三人科源公司未予更正其错误行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鉴于利害关系人的撤销请求及公司登记机关的法定职责，2019年3月11日被告决定撤销第三人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申请办理的变更登记，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邮寄送达第三人科源公司。2019年3月19日被告在工商业务系统对第三人科源公司2016年10月26日虚假变更登记进行了撤销登记。 五、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争议应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被告认为，第三人科源公司曾两次申请变更登记，均被投诉，包括本案原告自己的投诉，足以说明该公司依法办事意识不强，对公司登记的法律法规学习不够。该公司无视股东权益，在不依法召开股东会、未征求股东本人同意并签字的情况下，提交虚假材料欺骗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第三人夏鲁兴作为主要责任人，如果对原告、第三人戚海青因股权转让纠纷，造成各方经济利益和名誉损失，应依法承担必要的责任。但无论是原告提起的是侵权之诉，还是合同之诉，该责任形式为民事责任，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被告撤销第三人科源公司两次虚假变更登记，均是因投诉人申请而启动，投诉内容属实，法律依据明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庭审中，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09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该裁定的第三页法院审理部分认定，2019年3月11日被告作出了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认定2016年10月26日在未经时任公司股东监事戚海青本人同意，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虚假变更登记等有关事实，证明该案诉讼中，原告已经知晓了被告作出的具体时间，已经具备了起诉的条件。 2、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撤销行为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3、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邮政专递存根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作出该行为，并向科源公司进行了送达，由科源公司予以签收，而原告本人作为第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事实也是知晓的； 4、投诉人戚海青撤销申请书一份，证明本案是由第三人戚海青向被告提出撤销申请，并申诉了事实经过； 5、投诉人戚海青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戚海青的主体身份问题； 6、投诉人戚海青提供科源公司2018年6月29日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2015年3月9日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科源公司的相关主体资格问题； 7、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案涉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并非是戚海青本人所签； 8、投诉人戚海青对科源公司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档案材料否认知悉材料一份，证明戚海青陈述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并非是戚海青本人所签，其对该股权转让的事实不知情； 9、投诉人戚海青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在事实调查过程中，被告对戚海青进行了调查询问； 10、科源公司就戚海青投诉内容作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科源公司承认自己提供的虚假材料进行了错误登记，与戚海青的陈述内容以及永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能够相互印证； 11、科源公司2016年10月26日变更前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股东夏鲁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夏鲁兴的主体身份问题； 12、夏鲁兴就戚海青投诉内容作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夏鲁兴自认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提供的虚假材料以及登记过登记过程，与戚海青的陈述相互一致； 13、夏鲁兴委托谷颖接受工商情况调查委托书一份，证明夏鲁兴因个人原因不能参与被告组织的调查过程，委托第三人参与手续合法； 14、夏鲁兴委托人谷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谷颖的主体身份问题； 15、谷颖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谷颖的陈述与夏鲁兴之前的陈述，以及与戚海青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相互认定一致； 16、受委托人谷颖对2016年10月25日科源公司股东签名否认件一份，证明夏鲁兴委托人再次否认了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包括股东会签字不是他们本人所签，这个签字包括了夏鲁兴、戚海青都不是他们本人所签； 17、经区市场监管局发给公司利害关系人2016年10月26日变更后的法人、股东裴向芹《询问及申诉通知书》及邮递单各一份，证明在本案的行政调查过程中，被告曾向本案原告送达了调查询问的通知书，但被告两次拒绝签收，结合原告之前到被告反复投诉夏鲁兴与戚海青本人的行为，原告对本案的行政撤销行为，是有预见的，是应当知道的； 18、被告发给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委托代理人周璇《询问及申诉通知书》及邮递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相关行政行为时履行了通知告知义务； 19、被告因科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公司变更登记作出（威经）市场监责改[2019]0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邮递单各一份，证明在被告撤销变更登记之前，曾要求科源公司进行重新登记，科源公司作为登记申请人并没有申请登记；被告作为登记机关在发现有虚假登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有责任对虚假登记予以撤销。 以上证据能够证实涉案撤销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20、2018年8月14日由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衣树源与原告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当日衣树源电话告知原告，戚海青向被告提出要求查明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当中的虚假情况，并申请撤销，要求本案原告到被告单位配合调查，原告告诉他不在威海，元旦后才能回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九十八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第三人科源公司、夏鲁兴、戚海青未陈述答辩意见。 庭审中，第三人科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3月、2018年6月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夏鲁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因夏鲁兴本人不在威海无法提供原始载体，证明2018年原告多次向被告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事项，公司于2018年6月进行工商登记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虽然原告于该次诉讼当中（2019年12月份经区法院将答辩状送达原告时）才得知，被告作出了2019年3月11日的行政撤销决定，但是本案起诉时，只是从企业登记信息网中得知，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了变更登记。原告当时认为侵犯自己权益的就是3月19日这次变更登记行为，所以不服经区一审法院的裁定，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作出裁定，且指明原告应当对2019年3月11日的行政撤销决定享有诉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一份行政许可撤销决定原件，原告是本次庭审第一次见，虽然第二页送达回证处盖有科源公司印章，收件人是丛雅丽，见证人谷颖，但该送达回证中没有原告的签字，进而证明被告并未依法向原告送达涉案的必要的法律文书。对证据3的真实性暂不确认，该证据邮政专递当中显示的收件人签名是空白。对证据4-9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只能是戚海青单方作出的陈述和提交的资料，不能证明2016年10月26日发生公司变更登记是虚假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出具时间是2018年12月18日，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1月9日期间科源公司是由戚海青直接掌控，所以说盖有科源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系戚海青个人的意思表示，其他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9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无异议。对证据12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从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是以夏鲁兴个人身份出具的情况说明，但加盖了科源公司的公章，该份情况说明的时间是2019年1月4日，恰恰证明夏鲁兴、戚海青夫妇存在恶意串通，将原告的一系列权益通过被告作出虚假的更改。对证据13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4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5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假设该份询问笔录是真实的，被告应当依法调查的是夏鲁兴本人，而不应当是其代理人，原告认为涉案重要的相关事实，应当由被告对本人依法展开调查询问。对证据16的真实性原告不予认可，是否是夏鲁兴、戚海青本人的签名不能仅靠谷颖的陈述予以否认。对证据17不予认可，原告对文书的内容于本次庭审前一无所知，并不知晓，但能够证明被告是在明知原告是本案利害关系人的前提下，并未依法对原告进行调查，或者送达相关涉案资料。对证据18有异议，该证据并无签收人周璇的签收信息，所以原告认为被告对本案的事实并未充分调查涉案的必要当事人，只有戚海青，夏鲁兴的代理人谷颖参与。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0通话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准确的通话时间应该是2018年12月份，且结合原告的证据，2018年的11月份、12月份，都有过同衣树源、单燕群的面谈或者通话，被告完全可以联系，或者当面向原告了解调查案情，其他意见同上面的意见。 第三人科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20的内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2018年7月份戚海青向被告提交要求撤销变更登记的申请之后，又撤回该申请。2018年11月份戚海青再次提交撤销变更登记申请，首先被告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公司的变更予以审查，戚海青的申请与本案原告无利害关系，被告并无义务向原告送达相关材料，而且被告也已送达。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通过该份裁定可以看出，原告在该案当中诉讼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具有实质性的一致，系重复诉讼。在该份裁定的第二页下半部分，该裁定书第五页最后两行及第六页明确记载，2019年的3月11日被告作出了威经市监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在该案一审起诉的时候，原告已经知晓了该撤销决定，原告没有就该撤销决定起诉被告，所以原告起诉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证据2的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他主张的内容有异议。被告提交向原告发送调查询问的调查通知书原告拒收，并非被告没有向原告调查。该份录音是2019年7月2日作出的，说明在此之前原告已经知道了2019年3月19日的行政撤销行为，从2019年7月2日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间，根据该条解释即便被告没有告诉原告起诉的期限，从他应当知道或应当知道起最长不超过一年，通过该录音可以恰恰证实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 对于证据3、4的录音被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连续三次向裴向芹的居住地址，向公司所在地邮寄送达有关文字材料，均被拒绝签收。快递上都留存的原告本人的电话，这说明当时的EMS电话联系过原告本人，原告本人拒绝签收，然后由EMS送达人员在上面作标注。对被告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 第三人科源公司对原告提交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不能确认，但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于2018年12月立案审查，而原告提交的证据多集中在12月份之前，所以原告的该份证据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被告未及时向原告送达，且结合本案被告多次邮寄的事实，也足以证明被告已按程序履行相应义务。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科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第三人夏鲁兴、戚海青夫妇。 被告对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基于原告本人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作出确认，被告认为该证据可以作为一个真实证据来认定，通过该份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本人提出了要求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那么第三人科源公司在2018年的6月份对此进行了变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生效法律文书，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并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4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5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多次通话，并不能证明其他欲证明的内容。证据6只能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9日将第三人科源公司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经区法院作出的一审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虽系生效法律文书，但并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且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需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证据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只能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该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明其合法与否的依据。结合证据2中的附送达回证，证据3只能证明被告将被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向科源公司送达。证据4-8系第三人戚海青向被告申请撤销登记时提供的材料，可以确认第三人戚海青申请撤销2016年10月26日科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15系被告分别对戚海青、谷颖所作作的询问笔录，该两份调查笔录系被告依职权对涉案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相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0、12，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时科源公司提供了虚假材料，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1、14因其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3系第三人夏鲁兴委托谷颖办理撤销股权事宜，有其本人签字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6虽然原告不认可，但该证据与证据7、10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17能够证明被告在对涉案进行调查过程中，向原告发出《询问及申诉通知书》，但原告均拒收。证据18系被告依职权作出，能够证明被告对周旋履行通知义务。证据19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合法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20系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衣树源的通话录音，原告及第三人科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实被告曾就涉案戚海青要求撤销2016年10月26日变更登记一事电话通知原告，要求原告进行配合调查，原告告知被告不在威海，需元旦后才能回来。 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科源公司于2015年3月9日成立，股东（发起人）为戚海青、夏鲁兴；夏鲁兴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戚海青担任监事。2016年10月26日，第三人科源公司委托案外人周璇向被告提出变更登记申请，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夏鲁兴变更为裴向芹；股东由夏鲁兴、戚海青变更为山东科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裴向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夏鲁兴变更为裴向芹。同时提交了《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公司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财务负责人信息》、2016年10月25日《科源公司股东会决议》2份、《公司章程修正案》、2016年10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2份等材料。被告审查上述材料后予以核准变更登记。2018年6月29日，第三人科源公司再次向被告提出变更登记申请，要求将股东由裴向芹、山东科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戚海青、山东科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裴向芹变更为戚海青。被告审查后予以核准作出变更登记。2018年7月2日，原告裴向芹就第三人科源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所作的变更登记向被告提出撤销登记申请，主张未经其本人同意且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人科源公司向被告提交虚假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后进行违法变更登记。被告经过调查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威经市监行撤字[2018]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9日在工商业务系统对2018年6月29日的变更登记行为予以撤销。 2018年7月18日，第三人戚海青就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所作的变更登记向被告提出撤销登记申请，主张在未经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下，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进行的变更登记。在被告进行调查过程中，戚海青于2018年9月主动撤回撤销申请。2018年11月7日，第三人戚海青再次向被告提出撤销登记申请，主张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所作的变更登记系在未经其本人同意，未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下，第三人科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进行的变更登记，要求被告予以撤销。同时提交了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3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2016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戚海青的签字及捺印均非本人所签及所捺。2018年12月18日，被告依职权对第三人戚海青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第三人科源公司向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2019年1月4日，第三人夏鲁兴向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上述两份《情况说明》中均载明，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所作的变更登记事项，事先未通知股东，未经股东同意，未依法召开股东会，所有登记材料均由他人代写代签，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材料对公司登记事项进行了变更，同意戚海青的撤销请求。 2019年1月10日，被告对夏鲁兴受委托人谷颖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告于2019年1月7日对裴向芹作出《关于戚海青投诉“威海科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进行变更登记”案的利害关系人询问及申诉通知书》，限裴向芹于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接受被告执法人员的询问调查，提供与本案的相关证据。若在期限内不接受询问调查或与其提供证据，视为自行放弃询问申诉权利，被告将依法作出撤销变更登记，造成一切法律后果与被告无关。被告于2019年1月7日将上述通知书向原告邮寄送达，EMS快递回执单上显示原告拒收。2019年1月31日，被告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科源公司对2016年10月26日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及公司董事、经理、监事、章程变更备案事项于2019年2月20日前予以改正。但科源公司逾期未改正。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并于3月19日通过工商业务系统将第三人科源公司的企业信息登记至成立时的登记内容。 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2019）鲁1092行初14号行政案件诉讼过程中，即2019年12月份经区法院将被告答辩状向其送达时），其才知晓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了涉案《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 另查，原告因不服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故诉至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并撤销该变更登记行为。经区法院于2019年12月31作出（2019）鲁109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19年3月11日，被告作出了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并以原告与被告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登记行为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鲁10行终5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行政撤销行为，故以原告所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有四方面：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2、裴向芹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3、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4、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的行为是否合法。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所谓重复诉讼是指，当事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其特点是原告和被诉行政行为均为同一个。原告于2019年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起诉的（2019）鲁1092行初14号案件，诉讼请求是要求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并要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变更登记行为。后该案经一审、二审，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20）鲁10行终55号终审裁定，认定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将科源公司的企业信息登记至成立时的登记状态的行为并非独立的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行政撤销行为，并以原告所诉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显然，原告本案的诉讼标的不同于原告此前的（2019）鲁1092行初14号案件，原告在两案中的所诉行为并不相同，故本案不能视为重复诉讼。 （二）关于裴向芹是否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了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撤销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办理的变更登记，使科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发起人、经理、董事及监事等的登记状态恢复至其成立时的登记状态。该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将科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裴向芹变更为夏鲁兴；股东由裴向芹、山东科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夏鲁兴、裴向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裴向芹变更为夏鲁兴。可见，被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原告与该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上述规定，裴向芹有权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 （三）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被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时，并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故原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主张原告理应对被诉许可撤销决定书知情，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知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时间，但从原告庭审自认及（2019）鲁1092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原告于2019年12月份已知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本案起诉期限应从2019年12月份起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于2020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一年，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本案应对被诉行政许可撤销行为进行实体审理并做出相应的裁判。 （四）关于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依法设立以后的存续期间,因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变化,公司登记机关会对公司登记事项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作为公司登记的一种法定种类,公司变更登记的性质取决于公司登记的性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可知,我国法律明确了公司登记的行政许可性质,故对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登记原则上亦属于行政许可。本案中，被告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其为纠正其核准变更登记行为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应当适用《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虽然《行政许可法》对撤销行政许可的程序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一旦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收回或撤销，故撤销许可直接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遵守程序正当原则,即程序应当公正、合法、合理,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且《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九条亦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可能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除法定情形外，应当书面告知其事实、理由、依据，陈述权、申辩权，以及行政救济的途径、方式和期限。本案中，被告以科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为由，撤销科源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办理的变更登记,该撤销行为对原告的利益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被告提交的证据虽能证实其在作出涉案决定前对原告作出了《询问及申诉通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但在快递回执显示原告拒收的情况下，并未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将该通知书进行送达，未充分保障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程序违法，故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的威经市监行撤字[2019]003号《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艳茹 人民陪审员  宋宗强 人民陪审员  王焕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马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