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0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魏云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曼，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凯，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华夏艺术谷陶艺村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工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慧,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曼，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凯，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华夏艺术谷民俗村艺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工业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王慧,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曼，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凯，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昌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工业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王慧,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曼，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凯，江西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南昌东方新官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西路**中山佳苑****iv> 法定代表人:刘小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震，北京市尚公(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祥忠，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苑工业村****楼****> 法定代表人:谭华。 一审被告:张波，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昌市东湖区。 一审被告:江西省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民德路**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巩克平。 一审被告: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莲塘北大道**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张波。 再审申请人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文化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民俗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俗村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陶艺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艺村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视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南昌永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瑞公司）、二审被上诉人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昌公司）、一审被告张波、江西省宝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华公司）、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以下合称华夏四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向本院申请再审。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中“华夏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永瑞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以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改判维持一审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永瑞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 2011年8月8日，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张波参与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的土地项目投资，张波应在2012年8月30日出资1.1亿元，据此可获得陶艺村公司49%的股权。在张波开始投资但投资尚未达到1.1亿元之前，将陶艺村公司的49%的股权过户至张波或者张波指定的人名下，但张波或者其指定人不享有陶艺村公司49%的实际股权。协议同时约定张波如未在2012年8月30日前完成约定的1.1亿元投资义务，华夏文化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张波已转入的投资款由华夏文化公司给返还张波，不计利息，张波应将其或其指定人持有的49%股权全部转回给陶艺村公司。 2012年2月15日，陶艺村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依约将49%股权转至张波指定的虞鑫国名下。因张波未在约定的时间履行《投资合作协议》投资义务，双方就解除合作投资事项签订了《协议书》，华夏文化公司返还张波已投入的资金2950万元，陶艺村公司的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由虞鑫国转回魏云辉，合作投资事项终止。永瑞公司2012年3月8日向张波出借的1500万元，该款项打入华夏文化公司的账户。因张波未能归还，永瑞公司起诉张波及华夏四公司等。 原判决在认定张波在与华夏文化公司投资合作期间的投资是否超过2950万元、张波对永瑞公司的债务是否是华夏文化公司的合伙债务、华夏文化公司是否授权张波对永瑞公司进行融资借款、华夏四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等问题上，存在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错误，且华夏四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现分述如下： （一）华夏四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张波2015年12月31日从华夏四公司获取回报290余万元的事实。 原判决依据江西鹰潭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周赣湘涉嫌非法倒卖土地犯罪所作的《鉴证报告》认定，华夏四公司应当对张波与永瑞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所谓的“张波2015年12月31日从华夏文化公司、三村公司获取回报290余万元”。根据华夏四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 1.《鉴证报告》结论是截止2015年12月31日张波获得的项目开发借款利息的回报，并不是2015年12月31日华夏文化公司还在向张波支付“投资回报”。根据华夏四公司2020年5月获得的该鉴定机构出具的解释说明及所附的财务凭证，以及华夏文化公司财务负责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上述290余万元中的242.5万元发生在2012年12月19日，是张波退出投资合作时，公司支付2012年1月到2012年8月期间周赣湘向张波借款485万元的利息金额，并不是基于《投资合作协议》向张波支付的投资回报。另外的50万元回报是华夏文化公司在张波退出投资时向其支付的资金补偿款，即表现为张波汇入2950万元投资款，华夏文化公司2012年12月26日、27日退回张波3000万元款项。 2.根据该鉴定机构出具的说明证实，上述292.5万元是鉴定报告统计案涉土地资金情况时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开发成本-借款回报利息”累计发生金额的统计，不代表该款项是2015年12月31日支付的金额。 3.《鉴证报告》是鉴定机构根据鹰潭市公安局的聘请，对周赣湘等人涉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过程中获利情况等内容进行审计鉴证。其“真实完整地编制会计凭证、编制会计报表是被见证单位管理层的责任”“鉴证报告的结论是依据上述见证依据的基础上作出的，如鉴证依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瑕疵，直接影响到鉴证报告的结论”。显然，鉴证方式、鉴证目的均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根本差异。《鉴证报告》内容反映的仅是涉及土地资金来源以及使用情况，在财务科目上属于应收应付往来款，不涉及提供资金、使用资金的各收、付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设立、成立以及债权债务的具体数额。 4.原判决大篇幅采用《鉴证报告》作为判决依据，但《鉴证报告》既不是依当事人申请、也不是法院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所作出；同时，《鉴证报告》也没有提出针对案涉争议事实的鉴定意见。原判决不是基于生效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作出，而是对《鉴证报告》分析推理的结果，因此也没有把《鉴证报告》作为鉴定意见对待。鉴定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华夏四公司无法行使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权利。原判决采用《鉴证报告》作为主要的判决依据违反民诉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二）原判决认定张波“在涉案土地项目的投资款已超出300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且与已有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 原判决认定“因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在张波刑事案件中提供的多份证据即《投资进账确认书》、华夏文化公司、三家村公司的《进账明细》、公安部门根据侦查情况出具的《购买土地情况说明》，在张波投资款的具体构成上存在多笔不一致，如将上述证据中认可的张波每笔投资款算上，张波在涉案土地项目的投资款已超出3000万元”。华夏四公司认为，原判决的上述认定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理由如下： （1）《投资进账确认书》（证据来源：永瑞公司、华夏文化公司提交）是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对投资金额的确认，证据形成于2012年3月16日，是证明张波投资金额的直接的原始的证据，具有最强的证明力。（2）《进账明细》（证据来源：永瑞公司申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波刑事案卷中调取）记载自2011年12月20日张波以及张波以其他人名义进资为：50+150+200+100+200+750+100+100+150+900+50=2950万元，与《投资进账确认书》一致。（3）《购买土地情况说明》（证据来源：永瑞公司申请南昌中院从上饶中院张波刑事案卷中调取）系2015年7月29日上饶市公安局侦办张波诈骗一案中所制作。该证据载明，“张波所出款共计3000万元”。虽然金额以及计算方法与《投资进账确认书》《进账明细》略有不同，但至少证明张波的出资没有超过3000万元，无法得出“张波在涉案土地项目的投资款已超出3000万元”的结论。 上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讼成之前，均为直接证据，任一份证据的编制目的都是为了核查张波的投资款金额，事关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才是最真实准确的。从这一点看，上述每份证据均足以证实张波支付投资金额从未超过3000万元。至于每份证据在具体构成上的差异，是由于不同制作主体，使用了不同的财务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原判决将上述证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简单相加，便认定张波的投资超过3000万元，既与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也不符合经验判断，尤其是“超过3000万元”是一个不确定的表述，到底认为张波在案涉项目上投资多少钱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属事实认定错误。 （三）原判决以“《协议书》《确认书》《告知函》均无落款日期，其内容是否真实无法确定”为由否定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之间投资合作关系的终止，与事实不符。 1.原判决割裂完整的证据链条，无视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仅以无签署时间为由否定书证的真实性，否定张波与华夏公司投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关于张波在案涉土地项目与华夏文化公司的投资合作过程中签署有如下文件：（1）2011年8月8日，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与张波签订《投资合作协议》。（2）2012年2月15日，张波向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登记持有49%陶艺村公司股权的人为虞鑫国。（3）陶艺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12年2月15日，陶艺村公司依约将49%股权转至虞鑫国名下。（4）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向张波发出，张波签收的《告知函》（无落款时间）。（5）张波、华夏文化公司、陶艺村公司签订的解除投资合作的《协议书》（无落款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张波在本案成讼之前已经被上饶市公安局羁押，不可能在永瑞公司提起诉讼后由张波补签，其真实性应当确认。仅以无签署时间为由否定书证的真实性，与证据规则的要求相背离。对方当事人及原审法院均无证据证明前述张波签名的文件为伪造证据。（6）2012年12月26日、27日张波向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指示退款账户的《委托付款函》。（7）华夏文化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27日向张波《委托付款函》指定的账户支付3000万元的《付款凭证》。（8）陶艺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12年12月26日，记名虞鑫国的陶艺村49%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魏云辉名下。 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协议书》《确认书》及《告知函》并非孤立的证据，其与《投资合作协议》《委托书》、陶艺村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是一个闭合的证据链，证据之间互相印证，不仅可以解释落款时间的问题，更足以证明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的从投资合作到终止合作、张波出局的全部事实。 原判决仅仅抽出证据链中的没有落款时间的《协议书》《确认书》《告知函》，割裂完整的证据链条，忽视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否定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投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与事实和法律不符。 2.（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认定，2012年12月26日、27日，华夏文化公司将张波的3000万元投资款予以返还，同时收回了陶艺村股权，张波退出了项目投资。 2017年10月17日，（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载明“原判认定……后因张波无力继续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出资义务以及因陶艺村公司为张波对外担保8000万元债务，导致陶艺村公司名下土地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等原因，2012年12月26日、27日，华夏艺术谷公司（即华夏文化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将张波已转入华夏文化公司的3000万元投资款予以返还，同时，收回了张波指定的虞鑫国持有陶艺村公司的49%股权，从此张波与华夏文化公司及公司土地无关。”并认为“张波在欠有巨额债务和华夏文化公司已将3000万元退还张波并解除合作协议，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以办理土地和解封土地需要资金为由骗取白省魁人民币13802万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属于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且刑事审判证据采信的标准要高于民事审判。原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华夏文化公司与张波的合伙关系尚未解除，导致裁判错误。 （四）张波从来没有向永瑞公司出示过（融资）《委托书》，华夏文化公司对张波的委托效力在张波向永瑞公司借款之前已经终结。原判决认定华夏文化公司授权张波对外（实际是对永瑞公司）融资没有证据证明，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1.原判决认定华夏文化公司授权张波对外（实际是对永瑞公司）融资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华夏文化公司确实出具过委托书供张波对外融资，但本案应当证明的不是是否对外融资，而是是否委托张波向永瑞公司融资。 （2）张波诈骗案（2017）赣刑终73号刑事裁定书涉该《委托书》的部分载明：张波在2012年1月已将其持有的华夏文化公司2012年1月18日出具的《委托书》原件提交给案外人白省魁，白省魁没有还给张波。因此，张波不可能在2012年3月6日向永瑞公司借款时向永瑞公司提供该《委托书》。 （3）永瑞公司自提起诉讼以来历经原一审、二审，无论是在诉状、举证、庭审辩论中从来没有提起过《委托书》，更没有主张张波在向永瑞公司借款时出示过《委托书》，永瑞公司并非基于《委托书》才向张波出借款项。永瑞公司在重审时通过调查令调取张波刑事案卷之前，不知道《委托书》的存在。永瑞公司在借款对于“在借款当时知晓张波有代理权”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本案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做了充分说理及认定。 （4）华夏文化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在张波向白省魁交付之后，该委托书融资对象已特定化，张波无法再基于委托书以受托人身份向永瑞公司借款。永瑞公司起诉时向法庭提交一系列证据包括《刑事控告状》《询问笔录》等也证明：永瑞公司王雪冬在2012年3月6日经领导介绍认识张波，张波以经营困难，向永瑞公司借款“过桥”，张波是本人借款，不是代理华夏文化公司融资。因此，原判决认定华夏文化公司委托张波向永瑞公司融资缺乏基本证据证明。 2.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错误。 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条件：一是存在代理关系；二是第三人不知道存在代理关系；三是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四是义务相对人二者只选其一。 其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托人所为民事行为的后果由委托人享有、承担。但本案中所有证据均证明，张波并不是代华夏文化公司向永瑞公司借款，而是为了投资1.1亿元向永瑞公司借款，并不存在与华夏文化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不具备适用合同法四百零三条的前提条件；其二，张波从未承认过是其代华夏文化公司借款，不存在披露委托人这一概念；其三，基于合作投资关系的终止，华夏文化公司已将张波的投资款全部退还，不存在张波因华夏文化公司而不履行义务的情形。款项退还后，张波也具备向永瑞公司履行债务的能力；其四，永瑞公司起诉时将张波、华夏四公司均列为本案被告，永瑞公司的诉讼行为表明，永瑞公司并不认为张波在本案中的借款是代为借款，从而选择张波或者华夏文化公司作为被告，说明永瑞公司也不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因此，原判决认定张波代华夏文化公司融资缺乏证据证明，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错误。 （五）原判决认定华夏四公司人格混同，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 1.原判决依据《鉴证报告》作出华夏文化公司与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鉴证报告》是为查证周赣湘非法倒卖土地获利情况作出的，其鉴证结果是该宗土地的成本、及（转让）收益的笼统情况，并不具有区分各公司之间的财产关系的鉴定目的。实际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与华夏文化公司均有各自独立的财务体系，公司资金来源于周赣湘、魏云辉等自筹（含多项融资借款）资金。公司之间虽有拆借，但财务核算关系清楚，不存在混同。原判决采用《鉴证报告》作为主要的判决依据违反民诉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规定。 2.数公司法人代表为同一人，涉案项目土地出让金均是股东及相关个人进行融资，均不是人格混同的法定条件。 3.同为土地项目，各自经营不同的地产品类，不是生产经营混同。 4.原判决不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列举的以下公司人格否定的法律特征：（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原判决认定华夏四公司人格混同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原判决所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且华夏四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对核心事实的认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华夏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华夏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申请再审阶段，华夏四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江西鹰潭同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20年5月29日出具的《关于本所涉及的有关张波投资回报利息事项的说明》，证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发生金额4383万元，不代表该款项是2015年12月31日当日支付的金额，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张波实际投资的2950万元已经全部退回。证据二，丁晓芳、林烨于2020年5月23日出具的《关于2012年12月19日向张波支付242.5万元款项的情况说明》，证明该笔242.5万元不是张波的投资回报款而是借款利息。 对此，证据一是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审证据《鉴证报告》作出的说明，相关记账凭证已在《鉴证报告》中有所反映，所涉款项在原始明细账上记载为“投资项目回报利”，这与原判决认定的“截止2015年12月31日，张波还从华夏文化公司、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处获取项目回报达290万元”并不矛盾，也不能实现华夏四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二是丁晓芳、林烨出具的情况说明，二人为华夏文化公司前员工，对于二人出具的证人证言，华夏文化公司未申请二人到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 （二）华夏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第一，原判决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华夏四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并无不当。根据《鉴证报告》，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实际上是华夏文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周赣湘、魏云辉仅代华夏文化公司持股。华夏文化公司设立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是为了参与案涉项目用地的招拍挂，事实上也与华夏文化公司进行了联合竞拍。华夏文化公司拍得土地后，将土地使用权分别登记在三家村公司名下。原判决从财产混同、生产经营混同、人员混同等方面进行了充分阐述，不再赘述。华夏四公司在案涉项目中符合人格混同特征，原判决依照公司人格否定法理认定华夏四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第二，原判决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华夏文化公司、张波、陶艺村公司基于2011年8月8日《投资合作协议》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结合华夏文化公司2012年1月18日向张波出具的《委托书》以及资金流向，可以证明案涉1500万元借款是张波为合伙事务向外融资并用于合伙事务的款项，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华夏文化公司应当对该笔15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而华夏四公司就案涉项目运营存在人格混同，因此对于该笔借款，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也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华夏四公司主张张波已经退出合作并已向张波返还相应款项，不影响永瑞公司向华夏四公司主张还款责任。 （三）华夏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如上所述，案涉1500万元借款是张波为合伙事务向外融资并用于合伙事务的款项，华夏文化公司作为合伙人应当对该笔15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民俗村公司、陶艺村公司、影视村公司因人格混同也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判决据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认定华夏四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华夏四公司主张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错误，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原判决是否适用该条款认定张波与华夏四公司共同还款均不影响最终判决结果，故对华夏四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南昌华夏艺术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民俗村艺术有限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陶艺村艺术有限公司、南昌华夏艺术谷影视村艺术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峰 审判员  何君 审判员  张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