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7民初7988号原告：左香云，女，1941年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帅（系左香云外孙），男，1996年4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兢，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涛，男，1970年2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陶辉，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远卫民，男，1973年1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左香云诉被告姜涛、陶辉、远卫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香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帅、张兢，被告姜涛、陶辉、远卫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香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三被告向原告赔偿王红刚的丧葬费61500元、王红刚的死亡赔偿金1476980元；2、三被告赔偿因抢救而产生的抢救费、医疗费以及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合计10000元；3、三被告承担王红刚的尸体拉运及检验费3000元，停尸费（100元/天）、费用合计暂时按2万元计算（以海淀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汉河路101号实际收费为准）；4、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系王红刚的母亲。2020年1月21日，在被告二的邀请和组织下，王红刚与三被告前往原永定门电烤串（玉泉路店）饮酒聚餐。23点20分左右，王红刚搀扶已经醉酒的被告一出店，被告一在店前的台阶上未能站稳，后仰倒下，致使王红刚因其倚靠而后退，摔倒后脑着地，王红刚摔倒后的15分钟内，三被告无一人询问或检查王红刚的身体状态，直至23点35分左右才有人拨打急救电话。23点40分左右，急救车赶来并将王红刚送到医院，后经确认，王红刚已经死亡。以上事实过程有监控视频及王红刚的死亡证明为证。原告认为，被告一在台阶上未能站稳后仰倒下是导致王红刚死亡的直接原因，故被告一应对王红刚的死亡承担责任；被告二和被告三作为聚会的参与者（且被告二作为聚会的组织者），放任饮酒而不加劝阻，致使参与者醉酒，又没有安全护送醉酒者。在王红刚后脑着地摔倒后，更无一人询问或检查王红刚的身体状态，因此，被告二和被告三也应对王红刚的死亡承担责任，故诉至法院。被告姜涛辩称：事发当天我因为喝多了被送至医院，出院后记不清事发经过，不清楚就此纠纷是否存在过错。我曾一直在与原告协商，但原告的情绪激烈。被告陶辉辩称：对王红刚死亡虽感遗憾与痛心，但是原告起诉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王红刚因饮酒过量发生意外死亡，与我无关。我无法预知其发生意外死亡，事发后我已尽到救治义务。一、我并未主动邀请和组织王红刚聚会喝酒，是王红刚本人自愿而来、自愿饮酒，我未进行劝酒。王红刚平时酒量很大，按照经验我无法判断其是否饮酒过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王红刚应根据自身情况控制饮酒，应对自身健康安全负主要义务。二、王红刚外出去洗手间有姜涛陪同，并非独自前往，我无法预知也不能避免王红刚发生意外。三、王红刚倒地后，我和远卫民第一时间进行救治并打电话报警，已尽到了救治义务。四、原告主张43天的停尸费费用不合理，是原告自己造成的，玉泉医院的票据系手写，不认可该笔费用。被告远卫民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我与陶辉系同事，通过陶辉认识的王红刚。我与王红刚不熟，事发当晚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二、发生意外后，我积极应对，现场救治和事后处理都尽到了责任，不存在疏忽和过错。三、为了表达心意，我已向王红刚的爱人张伟转账500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希周与左香云系夫妻关系，王红刚系二人之子。王红刚与张伟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6年×月×日离婚。王红刚无子女。王希周于1998年因死亡注销户口，王红刚于2020年1月21日死亡。2020年1月21日晚，王红刚、远卫民、姜涛、陶辉在位于海淀区永定路23号院内烧烤店内聚餐饮酒。依据事发当天的监控，23时20分左右，在饭店门口，王红刚右手搭在姜涛肩上，二人交谈中，姜涛站立不稳倒地，王红刚顺势搀扶，二人分别站立不稳后仰倒地。23时23分，远卫民至饭店门口，后返回饭店拿物品垫在王红刚身下。23时28分，陶辉来到饭店门口。23时43分，远卫民陪同王红刚乘救护车离开。在此过程中，姜涛或在周围走路或独坐饭店门口，未对王红刚予以查看、救助。王红刚被送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花费医事服务费70元，张伟支付医疗费1626．03元。此后，王红刚乘救护车转院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花费救护车费用170元，医疗费87元。其中，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医疗费票据为手写，三被告不认可该票据。2020年1月26日，经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红刚血液酒精含量为298mg/100ml；王红刚主要损伤为额部大片状头皮下血肿、枕顶部多处挫伤和一处头皮创口；CT检验显示颅骨多发骨折，颅内出血，脑挫裂伤；符合颅脑损伤死亡。依据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陶辉陈述：1月21日下午四点多在饭馆吃饭时，我给王红刚打了一个电话，王红刚回复正在跟朋友喝酒谈事情，现在不方便。后王红刚回电话，问我是不是想喝酒了。我说没有，就是刚刚找到一个想一起合作饮水机的人，想问一下具体应该怎么操作。王红刚听后要主动过来找我，同时跟我说刚才谈事情已经喝了八两白酒了，一会过来就喝点啤酒就行。因王红刚平时喝酒，酒量特别大。我就没在意。王红刚来后说远卫民有可能在饮水机合作上帮忙，我就给远卫民打了电话。远卫民大概9点多到了酒店，4人继续吃饭聊天。整个席间无人劝酒，王红刚因心情愉悦，主动饮酒，期间他还主动叫了白酒自饮。期间，姜涛和王红刚出去上了两趟厕所，搂搂抱抱非常开心，因两人结伴出去，我不能预料也没法预料意外发生。当时我和远卫民在餐桌上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服务员跑过来说外面有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我出了饭馆看见姜涛在饭馆台阶上抽着烟嘴里还骂骂咧咧，王红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和远卫民跑到王红刚身边时，我一边喊他的名字让周围人打电话报警救人，后救护车将王红刚拉走。远卫民陈述：当晚五点多，陶辉打电话约我聚一下，九点多我才到。我们点了一瓶42度的白酒和几瓶啤酒。期间姜涛、王红刚一起去厕所。听陶辉说姜涛、王红刚之前因为眼镜发生争执，是由陶辉出钱替姜涛赔偿了王红刚。事发时，服务员叫我们出去看看，我发现王红刚躺在地上，姜涛坐在门口台阶上。我回酒店找了东西垫在王红刚身下，以免冻坏王红刚。救护车来了后，我随救护车到了武警医院。陶辉陈述：自己喝多了，记不清事情经过。在询问笔录中，各被告均称呼死者叫王煜程，庭审中，陶辉、姜涛认可日常称呼王红刚为王煜程。王红刚死亡后，因丧葬以及尸检等产生的费用如下：存尸费4300元（43天×100元/天），抬运尸费袋子费1000元，尸检材料费2000元，全身擦洗穿衣化妆费1800元，一次性卫生袋150元，抬尸费400元，尸体焚烧费用160元、殡葬服务费1040元，丧葬服务费810元、葬品费用1150元。另查，姜涛在事故发生后经医院诊断为酒精中毒。再查，王红刚死亡后，远卫民向王红刚前妻张伟转账5000元，陶辉向王红刚前妻张伟转账20000元。庭审中，二人表示上述转账系对王红刚死亡的慰问金。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亲属关系证明、鉴定意见书、监控视频光盘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姜涛、陶辉、远卫民是否应对王红刚的死亡负相应的侵权责任；如果成立侵权责任，则姜涛、陶辉、远卫民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就此，本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姜涛、陶辉、远卫民是否应对王红刚的死亡负侵权责任在共同饮酒的行为导致饮酒人处于危险状态时，共同饮酒人负有消除危险以及危险发生后救助的义务。本案中，被告三人与王红刚基于共同饮酒产生了比一般注意义务更高的注意义务，即损害发生之前的提醒、劝告、帮助、扶持等义务以及损害发生之后积极救助义务。本院依据上述义务的内容并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首先，姜涛与王红刚共同外出时，二人明显均处于醉酒状态，王红刚右手搭在姜涛肩上，二人交谈中，姜涛站立不稳倒地，王红刚顺势搀扶，二人分别站立不稳后仰倒地导致王红刚死亡。且在王红刚倒地不起后，姜涛并未搀扶亦未查看王红刚伤情，而是在周围走路、独坐，长时间未进行救助，致使错过了抢救时机，最终导致王红刚颅脑损伤死亡。姜涛就王红刚的死亡明显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其次，陶辉主张此次饮酒活动是自发参与，自己并非是组织者。但结合其邀约王红刚、远卫民的情况，可以认定陶辉为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在陶辉明知王红刚已饮酒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大家共同饮酒使得王红刚发生危险性增加。陶辉作为组织者至少应对王红刚进行善意的提醒或规劝。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陶辉履行了提醒和劝告的义务，反而是陶辉自己也和大家一起饮酒。同时，王红刚、姜涛均醉酒的情况下，作为组织者的陶辉放任两名醉酒者外出，并未提醒二人注意或者进行照看，致使发生事故后没有人在现场以致耽搁了黄金救助时间。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陶辉作为组织者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事故发生后，远卫民、陶辉在事故现场均积极履行了施救，本院判定侵权责任亦综合考虑当事人积极施救的行为。但是，这些积极施救行为都是在损害事故发生之后，且上述积极的补救行为也并未能阻止王红刚的死亡，无法弥补之前的过失行为。第三，远卫民仅仅是参与者，且对王红刚不甚了解。王红刚、姜涛均醉酒的情况下，发生损害的危险因素增加。远卫民作为在场人，虽然现有证据并未表明远卫民在事故发生前进行了提醒、规劝，其主观上对他人可能出现的危害存有漠视，但从一般社会人的注意义务角度，远卫民的上述行为并非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并未达到法律上的过错行为。且在事故发生后，远卫民积极履行了施救。因此，本院认为远卫民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二、姜涛、陶辉的责任应如何划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红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就自身是否应当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具有判断力和控制力。王红刚在已经饮酒的情况下，仍漠视过度饮酒会对其健康、生命产生不利后果，再次与被告共同饮酒，且其死亡后血液酒精含量达298mg/100ml，可见，王红刚饮酒时体内酒精含量应更高。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控制能力下降，最终导致王红刚死亡。据此，王红刚应当对其死亡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鉴于王红刚的死亡结果主要因搀扶姜涛时倒地以及自身过量饮酒共同作用造成，陶辉的过失行为对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非常小，且陶辉事发后积极参与救助。故本院综合上述情况酌情确定各方的责任比例。其中，王红刚承担40%的责任比例，姜涛承担57%的责任比例，陶辉因作为组织者承担3%的责任比例。三、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经核算，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为1476980元（73849×20年）。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此，左香云主张的丧葬费数额应为53084元。就存尸费，抬运尸费袋子费、全身擦洗穿衣化妆费、一次性卫生袋、抬尸费等均包含在丧葬费中，左香云另主张实际发生的丧葬费属于重复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尸检材料费2000元，系为查明王红刚死因而花费的鉴定费，属于必要支出，本院予以支持。就左香云主张之医疗费，经查明，其中部分费用并非由左香云支付，本院不予支持，就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发生的87元医疗费，该票据为手写，本院不予采信。左香云所主张的合理费用240元（医事服务费70元、救护车费用170元），本院予以支持。就左香云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左香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的发生，本院不予支持。就左香云主张王红刚的尸体拉运及检验费、停尸费等，并非法定赔偿项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合理费用，由各被告按照责任比例予以承担。就左香云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予以酌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姜涛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30413．28元；二、陶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左香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尸检材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8969．12元；三、驳回左香云其他之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12元，由左香云负担592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姜涛负担1326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陶辉负担6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却拒不交纳或逾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判长  陈石磊审判员  吴朝辉审判员  赵 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