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6119号原告：程晗，男，195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坦，原告程晗之子，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明，北京市圣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路**xx。法定代表人：赵培英，经理。被告：孔建伟，男，197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世科，河南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晗与被告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惠农公司）、被告孔建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程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坦与王均明，被告中京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培英及其与被告孔建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世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返还原告400万元及贷款利息与罚息；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被告公司负责人张建合、刘芳淑以及所在公司法人代表赵培英（刘芳淑之女）。双方拟沟通合作事宜，并于2017年被聘为董事局主席。2018年原告因个人原因需要大量资金，本拟向银行贷款，但原告名下另一公司不具备贷款条件，且不知道银行贷款的相应流程以及不知道能否贷出相应款项。被告负责人刘芳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合（隐名股东、股份由赵培英代持、财务总监）称可以通过朋友关系帮忙贷款，但需要用原告的房产做抵押，而且贷款放款后先打入被告账户，被告再将该款转给本人，作为条件需要利用原告的职称和学历为高新企业认证作为保证，同时成为法人也是贷款的条件之一，出于对其信任，原告便同意了，以此方式作为贷款方案。2018年5月24日为了满足贷款条件，本人同意作为中京惠农法人代表，并做了工商登记。2018年7月19日，原告与宁波银行签订了编号为xx号《最高额借款合同》，宁波银行与原告签订合同后，于2018年7月24日向原告放款400万元。同时，该笔款项由受托人孔建伟代收，孔建伟代收后打入中京惠农公司对公账户（账号：×××），开户行：兴业银行昌平支行。但被告在收到该款后，并未按双方的约定将该款给付原告。原告认为，该款是宁波银行发放给原告的贷款，应由原告使用，被告的截留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应及时给付原告，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被告拒不给付该款，并将该款项挪作他用。不仅使原告经济负担加重，每月需要支付高额利息。现贷款已经到期，原告遭受银行追讨贷款，严重影响了原告的个人信誉，造成原告生活极为困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中京惠农公司辩称，原告所述400万元系原告作为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孔建伟辩称，我并不是该笔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原告诉求中明确写明我是原告贷款的指定收款人，该笔款项我代原告支付给了中京惠农公司，我不应承担返还的义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19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作为贷款人）与程晗（作为借款人）签订了《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合同附属条款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为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2021年7月19日。最高贷款限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附属条款还约定了违约金、逾期罚息、借款人的送达地址等内容。2018年7月6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与程晗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程晗以其名下坐落于西城区广安门大街xx号xx层xx房屋作为抵押担保。2018年7月24日，程晗签订《支付委托书》，载明程晗作为委托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作为受托人，双方已经签订了编号为xx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本次提款符合受托支付条件，因此，委托人不可撤销的委托银行通过以下确定的条件进行支付：收款人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辛房路支行，收款人为孔建伟，收款账号为×××。委托人承诺，银行先将贷款划入委托人账户（委托人账户为：×××），然后再由上述委托人账户直接划入上述收款人账户。随后，银行将贷款400万元划入孔建伟的银行账户。2018年7月24日，孔建伟将400万元转入中京惠农公司的银行账户。该笔钱款汇入中京惠农公司后，被兴业银行自动划走，以及用于中京惠农公司偿还欠款。2018年8月4日，中京惠农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形成了两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增加新股东程晗、李杰、赵培英；2．同意原股东刘虹秀等人退出股东会；3．同意田野将其持有的出资100万元转让给程晗，同意郑凤升将其持有的出资400万元转让给程晗；4、同意免去程晗的执行董事职务；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二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同意由程晗、李杰、赵培英组成新的股东会；2、同意选举赵培英为执行董事；3、同意修改公司的章程。同时，形成一份《执行董事决定》，内容为：同意解聘程晗的经理职务。经查，中京惠农公司现行的章程第七条显示，股东为三人，分别为李杰、程晗、赵培英，李杰的出资数额为1400万元、程晗的出资数额为500万元、赵培英的出资数额为8100万元，出资时间皆为2033年2月3日，出资方式为货币。2019年5月24日，宁波银行将程晗及其妻子郭喜青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程晗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要求郭喜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要求将坐落于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xx号xx层xx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方面：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必须三个要件同时成就才能构成不当得利。经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中京惠农公司获得400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将400万元返还给程晗，理由如下：首先，中京惠农公司利用400万元钱款偿还了银行的贷款并将剩余钱款用于公司经营使用，其获得了利益。其次，对于400万元的归属问题，因程晗与宁波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程晗向宁波银行贷款400万元，并指定孔建伟作为收款人，孔建伟在收到宁波银行打入其账户的400万元后，于同日将该笔款项转入中京惠农公司的账户，因银行的放款时间同孔建伟的转款时间的间隔较短，故本院认定孔建伟打入中京惠农公司的400万元即系程晗向宁波银行贷款的400万元。现宁波银行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程晗偿还400万元的借款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故本院认为中京惠农公司的获利同程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后，中京惠农公司获取400万元钱款无法律依据。程晗与宁波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获得了宁波银行的贷款400万元，并指定孔建伟为收款人，孔建伟在获取该笔钱款后将钱款打入了中京惠农公司的账户。中京惠农公司因孔建伟的转款行为获得了利益，应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行为，应由中京惠农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孔建伟的转账行为存在法律依据。中京惠农公司称，该400万元系程晗的注册资本金，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第一、在中京惠农公司章程中，程晗的出资数额为500万元，且出资时间为2033年2月3日，从注册出资数额、注册资金缴纳时间等因素上看同中京惠农公司获取400万元的事实存在出入。第二、中京惠农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程晗有过授意孔建伟转账的事实，且程晗对于孔建伟将400万元转账给中京惠农公司作为注册资本金的行为并不认可。第三、中京惠农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程晗系从田野与郑凤升二人处受让了500万元的公司股份，其应将对应的股权折价款支付给田野及郑凤升二人，而非之间将钱款转入中京惠农公司名下。第四、赵培英、李杰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股份占比远高于程晗，但中京惠农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二人存在缴纳注册资本金的事实，在其他股东未实缴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程晗却以货币4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金，不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综上，中京惠农公司获取400万元钱款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将相应的钱款返还给程晗。关于程晗诉求利息及罚息的诉求，应孔建伟系程晗自行指定的收款人，程晗理应对孔建伟的行为进行合理的管理，对于孔建伟打款给中京惠农公司的行为程晗应附有监管义务，故对于程晗要求的利息与罚息，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因孔建伟并未实际获取利益，故其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负相应的返还义务，故对于程晗要求孔建伟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原告程晗4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二、驳回原告程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被告北京中京惠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余 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文龙书 记 员  许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