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4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云建，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鸥，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友维，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国，男，197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韵皎，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凤凰镇安庆村。法定代表人：张建国。上诉人徐云建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国及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亿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5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云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建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建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徐云建已经实际出资。徐云建于2002年9月10日将20万元现金存入国亿公司账户，有现金解款单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予以证实。二、公司法虽然规定有限公司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但很多公司都不会签发，徐云建未收到出资证明书，但张建国也不能提供出资证明书，故不能以未收到出资证明书否认徐云建股东资格。三、如果徐云建和张建国之间系借款关系，张建国没有必要让徐建国作名义股东，完全可以找近亲属来代持，更有利于控制公司。双方也不可能签订《本金红利分配协议》，只需按照双方约定还本付息即可。国亿公司2002年9月设立，而《本金红利分配协议》2004年1月签订，用《本金红利分配协议》来推定双方在设立公司时即为借款关系是不合逻辑的。《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表明张建国认可徐云建是国亿公司股东，至于徐云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盈亏不承担责任，是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对具体权利义务作出的自由约定，不能因为表现出一些类似借款关系的特征就认定是借款关系。即便这类约定可能违反公司法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也仅产生条款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法律后果，不影响徐云建股东身份。四、《本金红利分配协议》是张建国主导签订的，当时纺织辅料行业行情极好，利润极高，利润率远远超过30%，张建国提出徐云建按固定比例分红，徐云建考虑到自己不参与经营，少拿一点也可以接受，故张建国的陈述存在漏洞和矛盾，不应被采信。五、国亿公司成立时，双方并未签订由徐云建担任名义股东的合同，在公司存续过程中也未签订任何类似合同，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张建国辩称，一、徐云建并未实际向国亿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即2002年9月10日国亿公司设立时，登记在徐云建名下的20万元并非徐云建出资，系代验资机构验资后抽回的。二、徐云建在上诉状中称自己实际出资20万元，明显与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徐云建一审已经确认的事实矛盾。根据现有证据，徐云建实际提供的资金是10万元，剩余20万元向陶某,4借款给张建国，且该借款时间是在2002年11月和12月，远在国亿公司设立之后，因此，徐云建称其在2002年9月10日将20万元汇入国亿公司账户，与事实不符。根据现有证据，应认定徐云建和张建国之间系借款关系。三、根据每年30%红利分配的约定，也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系借款关系，特别是国亿公司于2004年11月被吊销营业执照，未再产生正常经营和收益的情况下，徐云建仍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陆续收取张建国固定分红，亦印证实际是借款关系。张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云建不具有张家港市国亿公司的股东资格；2.确认徐云建持有的国亿公司40%股权(对应出资额2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为张建国；3.判令国亿公司、徐云建共同配合将登记在徐云建名下的40%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建国名下；4.本案的诉讼费由徐云建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张建国撤回了第1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9月8日，张建国作为租用方向张家港市西张镇安庆村民委员会租用房屋、土地，作为国亿公司的经营场所。2002年9月11日，国亿公司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设立时登记股东张建国、徐云建，分别出资30万元、20万元，占股60%、40%，公司营业期限为10年，至2012年9月11日，国亿公司因未依法参加2003年的工商年检，于2004年11月26日被吊销，尚未依法清算，徐云建在本案起诉前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国亿公司强制清算。2004年1月20日，国亿公司（甲方）与陶某,4、徐云建（乙方）签订《本金红利分配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甲方在经营过程中，盈亏与乙方无任何连带责任关系；甲方按乙方所投资的叁拾万元本金，每年支付投入的30%的红利分配（陆万元、叁万元），在每年的一月底付清本金的红利（陆万元、叁万元）；甲方确保乙方在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捌年内有30%的本金红利分配。如甲方向乙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捌年内不能支付30%的本金红利，甲方应一次性退还乙方股本金……该协议尾部甲方处由张建国署名，乙方处由陶某,4、徐云建分别署名。2004年5月18日，徐云建、陶某,4分别出具载明“收到国亿公司本金红利”内容的《收条》各1份，金额分别为2万元、4万元。2005年5月29日，徐云建出具《凭证》1份，载明：今收到04年国亿公司股金红利9万元。2006年3月37（存在笔误）日，徐云建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张建国股金红利9万元（05年红利）。2007年2月8日，徐云建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张建国现金13万元，以前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该13万元为10万元本金，3万元红利。其余20万元本金及红利由陶某,4收取，陶某,4确认收到。上述《本金红利分配协议》30万元本金的形成过程如下：2002年11月19日、12月26日，张建国分别向陶某,4出具《借条》各1份，借款金额分别为15万元、5万元。借条下方均有徐云建签名，其中11月19日的借条“徐云建”签名前注明“公证人”三字。一审庭审中，经徐云建申请，证人陶某,4到庭陈述事情经过。其述称，其与徐云建系连襟关系。1.就《本金红利分配协议》，其并未看内容，看到他们两个都在上面签字了就直接签了字。2.其将20万元现金交给徐云建后，徐云建告知把他的钱借给了他朋友张建国两人开办公司，所以后来张建国向其出具借条。本金20万元应该是张建国还给他了，一共拿了多少利息记不清楚了，大概拿了三四次利息，每次6万元，一般都是徐元建给我，有的时候张建国给我。徐云建向其借款出资的20万元实际就是张建国向其出具借条的20万。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张建国与徐云建本人进行了调查。张建国述称：公司成立之前，我与老婆两个开了一个厂，叫张家港市国亿服饰辅料厂，主要做服装辅料的。为了将厂做做大，我通过朋友认识了徐云建，当时徐云建说可以给我借点钱，他介绍了连襟陶某,4借给了我20万元，这是在成立了公司之后，陶某,4借款之后，徐云建陆续借了我10万元，当时成立公司必须至少有两名股东，考虑到徐云建能融到资，我就让他成为挂名股东。设立公司的出资50万元，我与徐云建实际均未出资，系委托第三方代为办理，实际上股东均没有把30万元和20万元投到公司；签《本金红利分配协议》的前提是陶某,4和徐云建想对他们的这个30万元有旱涝保收的想法，当初我想三年一签，因为30%的利息太高了，我也有压力，当时因为张家港市区花园浜的小房子也只要两三万一套，压力比较大。徐云建和陶某,4主张要签八年，后来就签了八年。当时徐云建也比较大气，说如果你以后利息还不出，就把本金还给他就行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借30万元的借款协议，反正弄清楚就全部结束。2007年2月8日徐云建在收条上也写清楚了“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我写给陶某,4借条的时候，借条上面有徐云建签字，上面写明是公证人，如果是徐云建投资，没有必要写公证人。徐云建述称：该协议是张建国一手操办的，只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签个字，签字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了，我也没有去看内容，当时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陶某,4是后来去签字的。起诉之后我才看到这份协议的，上面陶某,4不应该签字，这20万元是陶某,4借给我的，我再投到公司里去的，这份协议和陶某,4根本就没有关系，当时内容我没有仔细看，协议内容都是张建国起草并一手操办的。关于2007年2月8日的收条，写清楚收到现金13万，后面的“以前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的内容是张建国让我补充写上去的。我是根据红利分配协议拿到的本金，拿到了13万元之后本金、红利全部拿到了，但是我还是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纠纷是由于徐云建作为登记股东在公司被吊销经营十多年后向一审法院提起强制清算，而张建国认为徐云建不具备股东资格而引发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虽然徐云建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也被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中，但工商登记材料仅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当出现股权归属纠纷时，股权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徐云建应认定为名义股东，理由如下：首先，徐云建未提供向国亿公司出资的依据，国亿公司也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本金红利分配协议》中涉及的30万元，其中有20万元为陶某,4所有，无法对应为徐云建的出资款。其次，张建国与陶某,4、徐云建签订的《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该协议甲方虽为国亿公司，但下方署名为张建国，且根据协议“甲方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可知，该协议的甲方应为张建国；根据陶某,4与张建国之间存在书面借条明确借款关系以及徐云建亦作为见证人签字这一节事实，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徐云建和与另一股东张建国存在借款关系的陶某,4，系协议的共同乙方，权利义务并无区别，且双方约定了30%的固定本金红利，另外，徐云建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与公司另一股东张建国签订分红协议，并明确约定张建国“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盈亏与乙方无任何连带责任关系”等相应内容，不符合通常理解的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可推断出张建国与徐云建、陶某,4之间所签订的该协议，名为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而实质为借款关系。再次，国亿公司于2004年11月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再经营后，徐云建仍继续收取固定分红。徐云建在此后出具的收条时将国亿划去具名收取张建国款项（“张建国”）以及“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的记载，均可表明徐云建明知公司已不再经营，收取的是张建国个人支付的款项。另一出借人陶某,4亦当庭表示已自张建国处收回20万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结合以上细节，不难看出作为工商登记股东，徐云建对其与张建国之间就该30万元的认知更倾向于借款，而非共同投资人，在知晓国亿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徐云建（陶某,4）默认以收回本金及两年固定红利的方式即清洁其与张建国（国亿公司）的经济往来。加之之后长达十多年徐云建从未过问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符合常理。最后，从协议中约定的由张建国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及公司吊销之后支付的款项由张建国个人支付等情形，可以看出张建国是国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国亿公司的实际股东。综上，张建国的陈述更为可信，故一审法院认定国亿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张建国，张建国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徐云建持有的国亿公司名下的40%股权为张建国所有；二、徐云建、国亿公司应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张建国将徐云建持有的国亿公司名下的40%股权登记至张建国名下，相关费用由张建国负担。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徐云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徐云建向本院提交国亿公司工商内档验资报告、验资事项说明、现金解款单、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及股东名录各一份，证明徐云建2002年9月10日将20万元出资款缴存到了国亿公司账户，国亿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也记载徐云建是公司原始股东，持股40%，徐云建有实际出资，系公司登记原始股东。张建国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些材料并不能真实反映股东出资情况，股东名录也仅是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填写的股东信息，并非国亿公司的股东名册。验资账户上的20万元并非徐云建出资，且第二天就全部转出了。张建国向本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市支行沙州路分理处的对账单一份，证明国亿公司验资账户在2002年9月10日收到50万元验资款后，于2002年9月11日全部转出了，故国亿公司50万元注册资本是委托第三方代验资后转出的，徐云建并未真实出资。徐云建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徐云建未听说过代验资的事，徐云建将资金交付张建国，该50万元也很有可能是转入张建国账户由张建国支配。本院认证意见，就徐云建、张建国分别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因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1月9日庭审中，徐云建陈述其共出资30万元，其中20万元是作为股本，10万元是日常使用资金，故占股40%。二审中，徐云建确认，该投入的30万元包含两份借条中的20万元。一审法院2020年5月15日调查中，张建国及徐云建本人到庭接受调查，徐云建本人就“所有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的解释为：“当时写清楚收到现金13万元，后面的内容是张建国让我补写上去的，我是根据红利分配协议拿到的本金，拿到了13万元之后本金、红利全部拿到了，但我还是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本案系国亿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属于公司内部纠纷，故认定徐云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依据徐云建与张建国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关系来判断。第一，徐云建认为其向国亿公司投资30万元，但徐云建亦确认其投入的30万元中包含陶某,4的20万元。陶某,4投入的20万元，系由张建国向陶某,4出具了借条，且徐云建在借条落款的下方均签署了名字，其中一份15万元的借条注明徐云建为“公证人”，故徐云建对于张建国与陶某,4之间的借款关系是清楚的，且陶某,4已于一审中确认借款本息均已收回，徐云建主张其实际投入国亿公司30万元，依据并不充分。第二，关于2004年1月20日的《本金红利分配协议》，该协议甲方虽为国亿公司，但因公司法关于资本充实原则的规定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本质，股东应保障出资充实、合法，故股东不得与持股公司以注册资本为基数约定固定收益，在非经减资程序的情况下，更不得与公司约定退还股本金。因此，结合“甲方全权负责国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日常事务”的表述、结合陶某,4系出借款项给张建国，与国亿公司并无关联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系张建国与徐云建、陶某,4，并无不当。基于该《本金红利分配协议》，国亿公司盈亏均与徐云建无关，且如果张建国不能按期支付固定收益，张建国应一次性退还徐云建股本金，故徐云建就其投入款项并无股权投资的意思表示，该存在固定收益条款的投资行为，实质上属于借款。该《本金红利分配协议》中约定的30%收益率后面括号注明了“陆万元叁万元”，显然分别对应于陶某,4投入的20万元和徐云建投入的10万元，故至2004年1月20日该协议签订时，张建国、陶某,4及徐云建就陶某,4、徐云建投资的款项性质已经作出了确认，徐云建并未投入30万元，亦不存在40%的实缴出资。第三，2007年2月8日的《收条》中载明了“以前所有的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无任何经济往来”，徐云建本人对该收条载明的字样明确陈述系本金和红利全部拿到，仅在债权投资的情况下，才存在张建国需向徐云建返还投资本金的情形，故双方清结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指向的是徐云建交付张建国的10万元投资款的全部权利。综上所述，徐云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徐云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小安审 判 员 李晓琼审 判 员 姚栋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子悦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