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6875号原告：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法定代表人：杨兵，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宇，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峻松，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郝臻朝，男，197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邓洲，北京市扬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以下简称机关服务中心）与被告郝臻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宇，被告郝臻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邓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机关服务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郝臻朝向机关服务中心支付2336534.06元；2.郝臻朝向机关服务中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36534.0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7年6月2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郝臻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4日，全国政协文化餐厅（以下简称文化餐厅、甲方）与郝臻朝（乙方）签署《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甲23号院的“文化餐厅”委托给乙方经营。2014年1月8日，文化餐厅与郝臻朝签署《解除协议书》，约定解除《委托经营协议书》，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由郝臻朝负责处理。协议签署后，文化餐厅多次向郝臻朝主张对账结算，均未果。后应上级要求办理文化餐厅注销手续的需要，文化餐厅委托中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出具中逸专审字（2017）167号《清算资产负债审核报告》。2017年12月19日，文化餐厅办理了注销手续。文化餐厅为全国政协办公厅服务开发中心的下属分支机构，其企业类型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2017年1月17日，全国政协办公厅服务开发中心更名为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被注销登记的企业为债权人的，如有权利义务承受人，可应其申请直接变更其为诉讼主体。本案中，郝臻朝经多次催告，一直未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承担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亦未支付税费等费用。机关服务中心作为文化餐厅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为维护合法权益只得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第一项诉讼请求2336534.06元的构成为：郝臻朝从文化餐厅提走的预存餐费4073750.22元，扣除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资产总额与负债合计的差额。机关服务中心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委托经营协议书》；证据2，《解除协议书》；证据3，《清算资产负债审核报告》；证据4，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据5，工商档案材料；证据6，注销核准通知书、企业名称核准通知函、工商局的登记材料、政协的文件；证据7，《备忘录》《备忘录（二）》；证据8，《承诺书》《郝臻朝委托经营文化餐厅至协议解除后相关事务处理的合议》；证据9，《司法鉴定意见书》。郝臻朝辩称，依据法院委托北京高商万达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的结论，在郝臻朝承包经营期间总资产与负债的差额是盈利，不欠机关服务中心任何费用。涉及到的预存餐费，本身也不是机关服务中心的财产，不存在任何返还的问题，所以不同意机关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15日，郝臻朝到文化餐厅对账，机关服务中心说为了要注销文化餐厅需要我配合签署文件，但是郝臻朝实际上并没有收到这400多万的款项。郝臻朝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2，《聘用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认证确认以下事实：文化餐厅成立于1992年3月17日，企业类型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于2017年12月19日注销。2009年，文化餐厅划归全国政协办公厅服务开发中心管理，全国政协办公厅服务开发中心后更名为机关服务中心。2012年9月4日，文化餐厅（甲方）与郝臻朝（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甲23号院的文化餐厅委托乙方经营。二、委托经营期限及责任：1.甲、乙双方委托经营期限，即从2011年10月1日起，到2016年12月31日止。三、资产使用费：1.乙方在经营期内应向甲方支付资产使用费，双方协商确定：每年向甲方缴纳220万元的资产使用费。在委托经营期间，文化餐厅全部税费由乙方承担。2.资产使用费按季度支付，每季度资产使用费为55万元，每度资产使用费须在下一季度前十日内支付。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8.乙方自行负责并按时交纳经营期内因经营而发生的各项税费包括水、电、燃气等费用。11.乙方应独立承担其经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2014年1月8日，文化餐厅（甲方）与郝臻朝（乙方）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一、甲乙方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乙方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处理。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同日，文化餐厅（甲方）与郝臻朝（乙方）签订《备忘录》，约定：2014年4月，甲方对文化餐厅装修结束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及其指定第三方对文化餐厅有优先委托经营权。2014年1月9日，文化餐厅（甲方）与郝臻朝（乙方）签订《备忘录（二）》，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文化餐厅及返还固定资产、附属设施。乙方自购的设备、餐具（除书籍外）等其它物品归甲方所有。关于乙方欠付甲方的资产使用费及经营而发生的各项税费包括水、电、燃气等费用的支付，待甲乙方对账后另行协商。2016年11月15日，保证人郝臻朝出具《承诺书》，内容为：二、关于预存餐费，其中4073750.22元由本人提走，该预存餐费的返还及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2016年12月6日，在《郝臻朝委托经营文化餐厅至协议解除后相关事务处理的合议》中记载：三、财务账务的合议，郝臻朝在委托经营文化餐厅期间产生的400万左右的预存餐费......的相关责任，依据委托经营协议书的规定，由郝臻朝本人承担，同时郝臻朝出具相关承诺书留于文化餐厅。2017年12月1日，文化餐厅向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务局交纳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1065778.56元。另查，2019年12月23日，北京高商万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2013年12月31日文化餐厅的资产总额为13140226.92元，负债总额为11403010.76元。......2019年12月13日，我司收到北京市西城法院寄送的于2019年12月11日经质证后的补充鉴定材料，其中2016年11月15日由郝臻朝签字后的承诺书中有如下意思表达“关于预存餐费，其中4073750.22元由本人提走......”。2020年10月27日，北京高商万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本院复函称：对于2019年12月13日收到寄送的补充质证材料——郝臻朝于2016年11月15日签署的《承诺书》中“关于预存餐费，其中4073750.22元由本人提走”的协查事项，我们受托鉴定期限是2006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机关服务中心提供的经法院质证的会计材料中，没有发现与该事项有关的会计记录和该金额挂账的会计凭证。上述事实有《委托经营协议书》《解除协议书》《备忘录》《备忘录（二）》《承诺书》《郝臻朝委托经营文化餐厅至协议解除后相关事务处理的合议》《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函、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工商档案材料、批复、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涉案《委托经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涉案《解除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机关服务中心诉请要求郝臻朝向其支付2336534.06元，该款项的构成为：郝臻朝从文化餐厅提走的预存餐费4073750.22元，扣除《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资产总额13140226.92元与负债合计11403010.76元的差额1737216.16元。机关服务中心认为预存餐费是第三方预存的餐费，如果第三方向机关服务中心主张返还，将有可能成为机关服务中心的损失，故应在扣除郝臻朝营业期间的盈利1737216.16元后，向机关服务中心返还。关于预存餐费是否应在扣除营业期间的盈利后返还的问题，机关服务中心主张应予返还，是将该款项的性质定义为损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院认为，本案中机关服务中心要求郝臻朝返还上述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从损失的性质来看：如果合同解除后，确因一方的过错，造成另一方的损害则有过错的一方应向受害方赔偿，这种损害赔偿应当是明确的、必然会发生的损失。首先，依据《委托经营协议书》的约定，郝臻朝独立承担其经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自负盈亏，《鉴定意见书》记载的资产总额与负债合计的差额1737216.16元，应为郝臻朝负责经营期间的盈利，对此机关服务中心与郝臻朝均认可。其次，本案中涉及的4073750.22元的预存餐费，系郝臻朝经营期间收取的预存餐费，其权利人为预存餐费的第三方，并非机关服务中心。经庭审询问，机关服务中心认可上述预存餐费的缴纳时间均发生在2014年之前，截至目前，并未有相关第三方向机关服务中心主张返还上述款项。综上，截至目前，机关服务中心并未实际对外承担返还预存餐费的责任，预存餐费是否会成为机关服务中心的实际损失并不明确、且不必然会发生，故机关服务中心主张郝臻朝应向其返还上述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从本案的时间线来看：2012年9月4日，文化餐厅与郝臻朝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由郝臻朝经营文化餐厅，自负盈亏。2014年1月8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书》后，郝臻朝不再独立经营文化餐厅。预存餐费的缴纳时间均发生在2014年之前郝臻朝经营文化餐厅期间。2016年11月15日，郝臻朝出具《承诺书》时，记载预存餐费4073750.22元由本人提走。2017年6月19日，文化餐厅注销。本案中，双方于2014年协议解除了委托经营合同关系，至2016年期间，双方曾多次协商并就解除后的相关事宜签订了两份《备忘录》，即使2016年郝臻朝从文化餐厅提走预存餐费，亦应视为双方在合同解除后账目清理过程中的合意。且文化餐厅在2017年注销前的清算过程中亦未就该笔款项主张返还，故现机关服务中心主张返还该笔款项，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关于预存餐费是否由郝臻朝实际提走的问题，郝臻朝在庭审过程中称之所以签写《承诺书》是配合工作，但其并未收到该笔款项。文化餐厅的经营应当符合相关会计管理规定，400余万元的支出应当具有明确的财务记载及支付凭证，机关服务中心未能向法院提供上述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且在两次庭审时对该款项支付方式的表述不一致。亦鉴于北京高商万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亦在复函中明确表示，在鉴定过程中，没有发现与该事项有关的会计记录和该金额挂账的会计凭证。综上，本院认为，郝臻朝是否实际收取到4073750.22元为存疑事实。综上所述，机关服务中心要求郝臻朝支付2336534.0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92元，由原告全国政协机关服务中心（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杨惠惠书 记 员  索 倩书 记 员  张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