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9656号原告：李宪铭，男，197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户籍地黑龙江省克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97号南楼2层。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宪铭与被告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李宪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被告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宪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04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9年最低工资差额21576.32元。3、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9160元。4、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12月至2011年6月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5000元。5、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12月至2011年6月未缴纳养老保险的经济补偿金6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4年12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投递员。原告一般早晨5点半去报刊站点取报，将报纸的不同版面“套插”成一份完整的报纸，6点到6点半开始发报纸、杂志，大约10点半到11点送完。下午1点半左右在报刊点取法制晚报，将报纸的不同版面“套插”成一份完整的报纸，将广告夹入报纸中，然后取牛奶。2点开始送法制晚报和牛奶，大约4点半送完。送完后在小区宣传第二年的报刊征订工作至下午6点半左右下班。原告于2015年4月开始下午不再配送法制晚报，2015年底开始下午不再配送牛奶。2017年开始，受订报数量减少的影响，原告上午10点即可完成工作，下午主要是报刊征订工作。2018年12月31日，被告告知原告投递的报纸不归被告负责，将原告解雇，此后原告便不再上班。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的保底工资为300余元，另以发放报纸的份数计发计件工资，发放广告、宣传征订成功有奖金。自2014年8月起，原告的工资经常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故原告要求被告补齐工资差额。原告系外埠农业户口，被告未为原告缴纳过社保，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经济补偿金和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原告于2019年9月26日申请劳动仲裁，现对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685号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我公司认可2004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双方为此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在原告主张的其他时间段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2012年4月1日起原告与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4月1日起原告与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我公司在与原告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期间，已经依法足额发放了原告的工资，不存在差额。我公司只负责北京青年报的投递工作，要求八点半入户，原告从5点半开始工作，其投递完报纸后不需要再回到公司。原告所述下午投递的法制晚报和牛奶并非是我公司的业务，与我公司无关，而且报刊征订也不是贯穿全年的工作，可能仅集中在一个月，即使存在征订工作基本也是与投递工作同步进行的，不存在上午送报下午征订的情况，双方只是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既超过了仲裁时效又没有法律依据，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4年12月1日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发行公司）作为甲方与李宪铭（即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非全日制）》。该合同约定，本合同于2004年12月1日生效；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以下工作：投递《北京青年报》等甲方承接投递的报纸、物品，乙方应保证所投递的报纸、物品到甲方指定地点；乙方的工作时间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后，甲方应当以货币形式向乙方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标准执行甲方的薪资制度，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结算周期按法定周期结算；乙方可以和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不得影响本合同的履行。2012年3月31日，李宪铭作为乙方与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即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甲方派遣乙方工作的用工单位名称为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股份公司）,乙方根据用工单位工作需要担任发行员岗位工作；用工单位安排乙方执行不定时工时工作制。2014年4月1日，李宪铭作为乙方与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即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甲方派遣乙方工作至小红帽股份公司从事发行员岗位工作；乙方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执行用工单位的不定时工时工作制。2015年4月1日，李宪铭作为乙方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再次签订同样内容的《劳动合同书（非全日制）》。李宪铭认可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小红帽股份公司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关系，因此主张自2004年12月1日起即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发行公司只认可双方在2004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李宪铭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已解除劳动关系。李宪铭提交的2012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显示，同年4月至12月期间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为其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小红帽发行公司提交的李宪铭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2015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该公司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李宪铭提交了2010年2月20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的银行工资明细单,显示小红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在2015年4月23日、5月15日为其发放工资，注释为“代发”。2015年7月15日、8月14日为其发放工资，注释为“代发工资”。2017年11月17日起小红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按月为李宪铭支付工资。小红帽报刊公司对该银行工资流水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该公司为小红帽股份公司代发报纸，小红帽股份公司为小红帽发行公司代发工资、代付房租。小红帽发行公司向本院提交2018年1月至12月期间李宪铭的工资明细表显示：2018年1月至8月小时工资标准为22元，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小时工资标准为24元；每月工作时长42小时至58小时不等；部分月份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记录；李宪铭的工资构成为小时工资、部分月份的加班工资及奖励，应发数额为934.42元至1491.95元不等，实发数额为930.42元至1487.95元不等。上述实发数额与李宪铭提交的银行工资流水中每月实际到账的工资数额均一致。李宪铭同期的小时工资标准未低于同期本市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另查，小红帽股份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2日，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小红帽发行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3日，其股东为小红帽股份公司。2005年1月2日小红帽发行公司作为乙方与小红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即甲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对乙方的经济成本（人工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行管理，管理的内容为支付人员工资、支付房屋租金等；本协议自2005年1月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协议期满任何一方不同意续签的，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本合同自动延续一年，以此类推。同时小红帽发行公司提供了双方之间在2005年1月1日至2018月12月31日的委托合同，上述合同均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北京市城八区发行投递《北京青年报》；委托范围为代理甲方授权范围内报刊的发行与投递、报款收取和零售、夹报、直投类广告发送等；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代为收取出版物款项的发票和出版物以及其他服务项目。2019年9月26日，李宪铭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小红帽发行公司自2004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发行公司支付最低工资差额21576.32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9160元、支付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5000元、未缴纳养老保险经济补偿金60000元。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7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685号裁决书，裁决确认2004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李宪铭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驳回李宪铭的其他仲裁请求。李宪铭对该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685号裁决书、劳动合同书、银行明细单、工资表、考勤表、社保记录、协议书、委托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李宪铭先后两次与小红帽发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均写明“非全日制”,合同中对于工作时间的约定均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该约定与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一致。从实际用工来看，李宪铭与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2012年3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后,该公司即为李宪铭缴纳了社会保险，2015年4月1日李宪铭与小红帽发行公司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后，该公司即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李宪铭提交的银行明细单中每月实际到账的工资数额与小红帽发行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单中记载的实发工资数额均一致，本院对此均不持异议。工资明细表中记载了小时工资标准、工作时长等内容，可以证明李宪铭的工资是以小时计薪，经核算李宪铭的小时工资标准均未低于本市历年发布的关于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李宪铭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之间符合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解除劳动合同时间等，本院确认李宪铭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之间在2004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小红帽股份公司虽系小红帽发行公司的法人股东，但各自均为独立法人，且双方之间签有协议书及委托合同，李宪铭仅以部分小红帽股份公司的征订单为据主张双方存在混同用工一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李宪铭先后与北京友邦汇众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被派遣至小红帽股份公司工作，在此期间其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要求确认此期间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李宪铭依据劳动关系要求小红帽发行公司为其补足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故李宪铭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李宪铭主张2011年6月30日之前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宪铭与被告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2004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李宪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宪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 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许 赫书 记 员  单腾跃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