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8601行初1342号原告周润淮，男，193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代理人李荣，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晓红，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浏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浏阳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陈国强，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高志，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钟辉平，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润淮不服被告浏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浏阳市人社局）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于2020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润淮的委托代理人李荣、梁晓红，被告浏阳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高志、钟辉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润淮诉称，一、原告退休时系国家干部，应按干部身份办理退休并按干部身份享受退休待遇。首先，原告部队复员（后改办为转业）时已是干部身份。原告1953年参加乡村粮食“三定”工作，1954年参加乡“夏借”、“秋征”工作，1955年经“招干”至浏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事务中心（原浏阳县粮食局）工作，为行政24级。1955年10月，原告经“招飞”而参军，至1969年底转业时，拥有15年军龄、系中尉军衔军官（即行政21级干部），后于1969年12月至镇头粮管站工作。根据规定，原告转业，应当改办转业手续，恢复在部队时的工资级别，享受地方同等级别干部的工资待遇。原告在部队时为干部身份，转业后同样为干部身份，且有权享受地方同等级别干部的工资待遇；根据规定，原告系改办转业的干部，于1980年改办转业后应为国家干部；其次，从档案记载确认，原告系国家干部身份。根据《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1980年8月24日）的名称、内容及填表说明：“此为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自1980年起，原告工资级别系按干部工资标准执行；该登记表用于填写干部工资级别变动情况”。从原告的档案记载确认，原告系国家干部身份，其工资标准也属于干部工资;最后，被告给予原告的答复也可确认原告系国家干部身份。2019年12月12日，被告出具《关于周润淮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提出“原告的退休费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发给，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适用对象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被告依据该规定作出回复并发放原告退休待遇，系再次确认原告的国家干部身份。综上，原告系国家干部身份，应按该身份办理退休并享受相应退休待遇；但原告实际享受到的待遇是普通职工身份，领取的是“职工退休证”，故被告应当按国家干部身份重新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并换发干部退休证。二、原告原干级应为“国家行政9级”或“企业干部1级”（以下简称“行政9级”或“企干1级”），被告应当予以纠正。原告1955年10月参军，1960年系部队排长，行政21级；1969年12月回镇头粮站工作，级别为企职8级；1992年8月退休，级别为企干8级。档案记录，原告工资自1992年5月30日至1993年7月15日共调级6次，最后工资为5-级。档案记载的调级是因原告所在企业被评为省的先进企业后将全厂职工一道提级。省各有关部门根据各项政策规定和文件精神，以奖励的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了多次调级，并都已执行到位。原告作为该厂的老“职工”、老厂长，并在厂被授予“先进企业”的同时，原告个人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原告与全厂职工一道得到提级原本是理所应当的事，但结果与其相反，唯独原告的调级仅被填入档案并被填入“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就是未执行兑现。原告在粮食系统工作23年所形成的级别、级差（1970年的企职8级升为1990年的企干8-级），结合档案记载的六次调级（最终级别为行政5-级），同时基于原告回镇头粮站工作时本已是行政21级（同档案记载），通过级别对照，原告退休时级别应当为“国家行政9级”或“企业干部1级”。三、被告应按原告应定干级与现行相对应的级别及工资标准115%的比例发放退休待遇。首先，如上述第二点所述，原告退休时级别应为“行政9级”或“企干1级”，对应的工资标准为350元，原告当时有权以350元为计算基准享受退休待遇；其次，《关于周润淮同志退休待遇的批复》提到，原告退休费按本人工资75%支付，生活补助费按本人工资的20%计；除此，1955年前参加革命工作或1956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前的独子参军应按工资的20%计发特殊贡献费。原告1955年参军、在职37年，退休待遇应当包含“退休费（月工资75%）＋生活补助费（月工资20%）＋特殊贡献费（月工资20%）”，合计本人月工资的115%。现被告仅以企干8级（工资标准139元）为计算基准、按95%的比例计发原告退休待遇，系明显错误，应当依法纠正。四、原告因未享受到国家干部身份、合理的职级与退休待遇遭受的工资差额、退休金差额等经济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补发与补偿。第一，根据原告实际享受到的级别、工资与档案记录的级别、工资做逐年对比核算，自1970年1月至1992年8月，应补工资差额为15210元；原告本系国家干部，其相应的工资待遇组成不但包括级别工资还有职务工资，故核算补充工资应将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一并计入；第二，根据原告实际享受到的级别、退休待遇与应当享受的行政9级或企干1级退休待遇对比核算，自1992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止，应补退休金差额为100808.5元（298.25元＊338个月）；第三，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后的市场经济，物价明显提高，工资差额必然引起因物价增长、人民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参考《分时段物价变化采集表》，工资差额计划经济时段增长倍数系数为24、退休费差额市场经济初期增长倍数系数为2.7。故截至2020年10月，被告应支付其工资差额补偿金为365040元（15210元＊24）、退休费差额补偿金为272182.95元（100808.5元＊2.7）。综上所述，原告就身份、级别和退休待遇等相关合法权益，自1969年起至今多次向被告等相关单位提出主张、申诉，但均未得到有效解决。2020年8月5日，原告通过ＥＭＳ（单号114794315××××）向被告递交《要求浏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法定职责的报告》，提出“要求被告履行职责，依法确认原告干部身份、换发干部退休证、纠正职级、补发工资与退休待遇差额”等请求，被告在2020年8月13日签收该报告后既未给予任何回复，也未履行相应职责为原告解决相应问题。请求法院：1.判令浏阳市人社局按国家干部身份重新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并换发干部退休证；2.判令浏阳市人社局按原“行政9级”或“企干1级”与现行相对应的级别及工资标准115%的比例计发原告退休待遇；3.判令浏阳市人社局向原告补发工资（包括级别和职务工资）及退休金差额、支付工资及退休金差额补偿金（暂计算至2020年10月，金额合计753151.45元）；4.本案诉讼费由浏阳市人社局承担。原告周润淮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证明；2.干部提升、授衔、晋衔、晋级报告表；3.军衔（级别）登记；4.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5.关于周润淮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6.《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7.改办和改吃商品粮的意见；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军队复员干部改办转业的请示报告》（中发［1980］3号）；9.《关于贯彻执行中发［1980］3号文件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10.职工退休证；11.《一九九二年企业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增加待遇审批表》；12.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13.湖南省粮食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审批表；14.湖南省企业职工工资升级审批表；15.湖南省粮食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审批表；16.湖南省粮食企业职工工资标准浮动审批表；17.企业职工3%奖励晋级个人审批表；18.湖南省粮食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个人审批表；19.荣誉证书；20.浏阳县人事局关于周润淮同志退休待遇的批复；21.关于周润淮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22.关于周润淮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23.向人社局的再次申诉报告；24.关于周润淮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25.要求浏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法定职责的报告；26.EMS运输信息。被告浏阳市人社局辩称，一、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不予受理。本案原告主张1992年8月退休，2000年5月1日办理《退休证》，至今已逾20年，早已超过最长保护时效5年，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二、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原告的身份、工资级别、工资标准的问题。经查阅原告的档案，原告于1956年3月至1969年12月期间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工程学校和洛阳工程兵学校服役。1969年，原告复员回到浏阳市镇头粮站米厂工作，担任会计一职。1980年8月，经原告本人同意改办转业（见《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军队复员干部改办专业审批登记表》，且表中有填写本人对改办的意见），保持工作岗位未变，工资恢复原部队行政级别21级，月标准工资59元，从1980年4月起执行。此后，原告的工资级别调整都有档可查，相关单位和部门都是按照执行国家政策和文件规定，不存在违规行为；2.关于退休工资及退休待遇问题。第一，退休工资按照本人标准75%发给符合政策规定。经核查原告档案，原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最高按本人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发给。第二，原告退休工资发给本人标准工资的95%，其中包括了百分之二十的“特殊贡献待遇”，而原告主张按照115%发给违反政策规定。原告的退休审批中“按本人工资百分之九十五计发退休费”明确包含百分之二十的“特殊贡献待遇”符合政策规定，不能超过原标准工资。第三，原告退休后，1995年纳入企业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已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并按政策享受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贴。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浏阳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干部履历表；2.《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军队复员干部改办专业审批登记表》；3.1983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审批表；4.1985年10月企业职工调整工资类区审批表；5.1985年12月企业改革工资标准个人审批表；6.1986年湖南省一九八六年企业职工升级审批表；7.1987年企业职工工资“微调”升级审批表；8.1988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类区审批表；9.长沙市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企业使用效益工资升级增资审批表；10.湖南省企业职工工资情况清理表；11.湖南省浏阳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审批表；12.长沙市企业职工增加粮油差价补贴后的工资标准审批表；13.退休人员审批表；14.《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1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军队复员干部改办转业的请示报告》（中发［1980］3号）。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从原告的《退休人员审批表》中可知，原告于1992年8月3日被批准因病退休，工资级别为企干八级，按本人月工资95%计发退休费，从1992年9月起执行。原告的《职工退休证》签发日期为2000年5月1日。《一九九二企业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增加待遇审批表》于1992年12月24日被作出，该表中注明，原告按规定比例计发的基本离休、退休费、特殊贡献费和生活补助费，合计为本人原标准工资的95%（不得超过100%）。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对其于1992年办理退休审批的行政行为不服，包括对办理退休审批时所确定的退休身份、工资级别、核算的退休待遇等。但上述行政行为发生于1992年，依照上述规定，原告应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迟至2020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告周润淮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也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润淮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利君人民陪审员  王进林人民陪审员  黄辉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郝亚琴书记员李沐卿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