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3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华，女，194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听，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娜娜，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成安，男，195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英，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丽华因与黄成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黄丽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浙03民终1802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19）浙0303民初4507号民事判决，黄丽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丽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丽华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上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1、黄成安提供《卖契》并主张合同关系成立，依法应对产生该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案件中，黄成安对基本事实不能举证，又拒不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反而强令黄丽华申请鉴定，将举证责任强加于黄丽华。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光华鉴定中心）作出《051号笔迹鉴定》，认为《卖契》中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不是黄丽华书写，又因指纹鉴定不符合条件而退回，已证明《卖契》虚假的事实。黄成安申请补充鉴定，通过作弊，光华鉴定中心又作出《051Ｂ补充笔迹鉴定》。后在上级机关监查下，光华鉴定中心依法撤销《051Ｂ补充笔迹鉴定》，纠正了错误，但法院仍认可该证据。该案一审判决后，黄丽华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民终1802号裁定，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重审期间，一审法院违反规定，准许黄成安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在《051号笔迹鉴定》依法有效的情形下，本案并不具备重新鉴定的条件。且黄丽华曾于2019年7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2019）浙0303民初4507号案件重新鉴定的意见》，一审法院未对重新鉴定进行任何说明，也未告知黄丽华反对重新鉴定的不利后果，并在未征得黄丽华同意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28日召集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童鉴定中心）、黄成安及其代理人，拟对黄丽华实施强制重新采样。虽然黄丽华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天童鉴定中心也已调取了同期的自然样本，只是由于未能找到相同点的验证才作退案处理。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因黄丽华不配合采样，致使鉴定程序无法正常启动，鉴定机构对《卖契》真实性无法做出检验，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黄丽华承担。并在判决书上捏造黄丽华拒绝书写并当庭确认签字的事实。2019年10月28日法庭采样时，黄丽华提出了答辩意见，并提交了书面材料。一审法院未回复黄丽华重新鉴定的理由、《051号笔迹鉴定》未失效、一审中黄成安前后陈述不一致，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卖契》真实性不明的不利后果由黄丽华承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卖契》是伪造的。1、光华鉴定中心《051号笔迹鉴定》证明该《卖契》是虚假的。2、《卖契》执笔人王德桃证明《卖契》是黄成安母亲叫其抄写，说明该《卖契》是在黄丽华不在场、不知情时确立的，是黄成安的单方行为，不具备双方自愿买卖的真实性。3、根据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黄成安已于2005年对二间1981年改建的房屋（占地80平方米），办理了土地登记。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卖契》未经登记，应属无效。三、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和0.7间偏房倒塌重建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1、《卖契》上没有公社大队干部或房族的签名，黄成安也始终没有提供有关公社大队干部或房族参与房屋买卖事宜的证据。2、1981年，黄成安将自有的1.5间厢房老屋拆除改建成160平方米的楼房，当时其上有父母二老，下有五个女儿、妻子有孕在身，生活的重担及建房资金困难已不堪重负，故将持有的0.66间老屋出卖给范德道，现黄成安称自己同年购买了黄丽华的老屋，明显不符合常理。3、1983年，黄成安母亲叶氏亡故，1986年开始，黄成安的四名子女及妻子陆续出国居住，还有一名女儿出嫁，其一家只有黄成安与其父亲黄一良两人居住在160平方米的房屋里。其自家房屋空置，不可能还有家人居住在黄丽华的老屋，更无须在1987年对西边偏房出资重建。4、偏房只是比较简旧，并未坍塌过。2005年，黄成安的妻子回国后，其夫妻将父亲黄一良送往养老院。黄一良在养老院住一段时间后，要求回家居住，但黄成安夫妻拒绝其父亲回家居住新屋。黄一良向黄丽华求助，黄丽华出于亲情，出资2000元交给叔父黄一良，将偏房漏水的简易瓦橼进行修缮，改用水泥板，供黄一良安度晚年直至其2011年3月亡故。四、黄成安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手段捏造分家析产、房屋买卖的事实，侵害黄丽华的合法权益，是严重的违法行为。1、黄丽华父亲黄一朋持有1.7间房产和黄成安父亲黄一良持有2间房产的事实已经50年代土改政策和农税分产清册登记确认。在1949年，父辈已各自独立门户、分家析产清楚，不存在分家析产的纠纷。黄成安出生于1950年3月，其父黄一良于1955年被判刑入狱15年，祖父黄昌棠于1956年亡故，祖母林氏于1962年亡故，黄成安生活无依，靠着黄丽华父亲救助，祖父祖母的生活赡养及身后的安葬坟墓之事一概由黄丽华父亲承担。黄丽华父亲1962年亡故时，黄丽华已经20岁，不可能将父亲的身后安葬推给12岁的黄成安去承担。2、黄成安对黄丽华持有0.7间偏房，多次进行虚假陈述。黄成安在2015年9月15日的《报告》中称黄丽华将0.7间房屋典当给他人，后由其出资赎回。在一审答辨状中又称该0.7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年久失修早已塌坍，由其于1987年后重建。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五、一审法院对黄丽华发表的意见一概不予采纳，而对黄成安则采取包容和袒护的态度，对事实证据的采信和认定存在偏向。1、一审法院以黄成安提供的与范德道签订的《0.66间卖契》和共墙《合同协议》为依据，推断黄丽华的七间头房屋已经出卖给黄成安，明显错误。上述证据只能证明黄成安出卖五间头房屋的事实，而王得桃、范德道也已经提供证言，证明其二人并不知道黄丽华有否将七间头卖给黄成安。2、一审法院采纳黄某的虚假证明，论证黄丽华长时间没有居住1.7间房屋，放任黄成安居住或出租不符常理，推论该房屋已出卖或倒塌。对黄丽华基于在方山头有1.7间房屋，而于2012年、2015年向方山头老人协会、俱乐部与村民活动中心出资4000元的事实和证据，却不予采信。3、一审判决书中出现多处错误，如被谈话人凭空出现“黄成山”的名字，认定偏房“大概在1981年被黄成安与黄成安一起拆了”等。六、对黄成安串通黄某，张雪花作伪证，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七、一审法院认为黄丽华主张偏房依据不足，该认定严重错误。黄丽华一共提供4份证据证明东边厢房属于黄成安所有，证据之一是2016年1月11日《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载明“小儿子黄益良（黄成安父亲）居住1间厢房”。证据之二是一审法院2019年12月10日《谈话笔录》2中证人黄某的证言，其证明1958年的时候厢房是黄成安或其上辈的。证据之三是2016年7月21日土地部门的《调查（询问）笔录》，黄成安称因其与黄成山改建需要，共同拆除东边厢房1.5间并进行位置调整，同时由于房屋东移留出了中间七间头和北边偏房的道路空间。证据之四是黄成安提供的《王德桃的谈话笔录》，王德桃证实东边原先有个厢房，后来拆掉了，在黄瑞林的东边建造了房屋。此外，被一审法院排除的范德道《谈话笔录》也证明黄成安住其东边。黄丽华提供的证据证明黄成安将厢房拆除，重新在东边建造新屋，可以得出东边厢房属于黄成安，由此可推断出北边偏房属于黄丽华。八、黄丽华的行为符合常理，黄成安的行为不符合常理。黄丽华2012年、2015年仍作为村集体一员为村设施建设出资，说明黄丽华至今仍与苏川村存在渊源，该渊源与黄丽华享有房产的事实密不可分。而黄成安在2005年对其1981年建造的房屋进行登记，却没有对本案所涉房屋进行登记，不符常理。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屋土地系根据个人报备和政府部门调查来进行确认。涉案房屋在1996年政府部门调查时为空白，而东边黄成安现居住的房屋上却登记了黄成安的名字，证明黄成安从未申报过涉案房屋，政府部门经调查也认为涉案房屋不属于黄成安。黄成安辩称，一、一审法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正确，黄丽华关于重新鉴定《卖契》的相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黄丽华为否定《卖契》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鉴定机构未通知黄成安提供自然样本即直接采用实验样本作出《051号笔迹鉴定》，鉴定意见倾向认为不是黄丽华书写。但鉴定人已经到庭作出说明，表示“倾向认为”代表有不确定性。此后，黄成安提交了自然样本，黄丽华同意进行补充鉴定。鉴定机构又作出《051Ｂ补充笔迹鉴定》，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是黄丽华书写。后因鉴定程序和鉴定规范存在瑕疵，鉴定机构撤销了《051Ｂ补充笔迹鉴定》。黄成安在重审一审中，重新申请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由于黄丽华拒不配合鉴定取样，鉴定机构退回鉴定，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黄丽华承担。二、黄丽华关于《卖契》是伪造的观点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黄丽华曾于1981年将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出售给黄成安的事实，有证据支持。1、1981年的《卖契》载明黄丽华将涉案七间头房屋及附属猪栏一个转卖给黄成安，立凭款清，今后该产业永属黄成安所有。2、1982年《0.66间卖契》及黄成安与邻居范某在1983年《合同协议》中的约定内容，可以反映作为邻居的范某认可与其买下的五间头相邻的七间头已属于黄成安。3、2016年1月14日，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龙湾分局对王德桃的谈话笔录，可以证实黄丽华、黄成安对诉争七间头房屋买卖的情况。4、通过庭审可知，黄丽华未对涉案房屋实施修缮及出资进行维护，结合房屋现状，该房屋由黄成安进行过修缮、接水电，由黄成安使用并进行出租收益。双方均承认1981年就房屋问题发生激烈的争吵，黄丽华此后却任由黄成安使用、出租诉争房屋，有悖常理。5、七间头及猪栏的买卖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成安支付转让款，黄丽华将房屋交给黄成安管业已经39年。6、《卖契》形成时间久远，黄成安在39年前根本不会预料到如今会发生纠纷，不可能未卜先知在《卖契》上伪造黄丽华的签字。三、诉争七间头房屋的北面偏房系黄成安所有，黄成安的举证已达高度盖然性标准。1、黄成安提供的证据证明偏房归其持续占有、安装水电、修缮、收取租金，黄丽华从未占有过，也未主张过租金。尤其是1981年双方发激烈争执后，黄丽华从未主张过权利。2、黄丽华称其将偏房借给黄成安父亲居住，与事实不符。黄成安妻子出国一年后，黄成安将父亲送到了敬老院。黄成安妻子回国后，父亲即回家在涉案房屋居住，由黄成安雇佣保姆照顾其生活，直至其去世。3、《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中记载黄丽华的父亲分得1.7间房屋，黄丽华主张偏房就是该0.7间，与事实不符。根据地基现状，七间头长11.25米，宽3.3米面积37.1平方米；偏房长12.55米，窄处为1.55米，宽处为4.2米，呈梯形，面积为36.08平方米，两者面积相差仅1平方米，可见偏房是一间房屋，而非0.7间。4、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成安对偏房进行了翻修，因时间久远，黄成安记错翻修的时间也属正常。5、黄丽华在庭审中陈述1981年双方发生争执时黄成安说到“你这些房子反正都没有住，都卖给我，以后你也没有用了”，说明当时黄成安就向黄丽华提出买尽全部房屋的要求，结合《卖契》，可证明黄丽华对偏房不享有权利。黄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街道××村××.7间房屋（原地号：2916-2，约85平方米）所有权由黄丽华继承所有，该房屋占有的土地使用权归黄丽华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昌棠（1956年去世）与林氏（1962年去世）夫妻共生育四子，黄一均（1939年去世，无子女）、黄一朋（1962年去世）、黄一鸿（1943年去世，无子女）、黄一良（2011年去世）。黄一朋与董秀莲（1954年去世）生育一女黄丽华。黄一良与叶玉英（1982年去世）生育黄成安等三名子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黄昌棠在原滨江乡东安村方山头（现为温州市龙湾区）有3.7间房屋，分别有北面偏房、中间七间头（1间）、南边五间头（0.5间）、东边厢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载明“东安村，黄一朋，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一间七勺（即1.7间），面积0.25亩”、“东安村，黄一良，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二间（即2间），面积0.25亩”等，但无房屋具体坐落或四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丽华在温州市园林管理处开始参加工作，后调整工作单位至温州棉纺织厂。1966年至1972年，黄丽华一家有在鹿城区租房居住的记录。1981年农历十月十一日，黄丽华因在温州市区建房需要，至上述方山头房屋中的七间头拆取木料，黄成安表示异议，双方曾经发生争执。1982年农历十二月初十，由王德桃代笔，黄成安向案外人范德道出售房产，并向范德道出具了《0.66间卖契》，卖契载明“卖契人黄成安今因缺用，情愿将自己有房屋一座五间头前六勺六厘（即0.66间）及屋前空坦（至成山交界三米二十厘米地）在内（五间头及空坦应供卖方七间头出入）……卖给德道所有。坐落苏川大队方山头村南首，土名南座屋，坐西朝东……实计卖价550元整……如果卖方七间头要搭三层墙，其墙价应按现时价格给买方付清，然后搭墙……东至黄成山界，南至德道自界，西至自界，北至黄成安界”等。该卖契载明的立卖契人为黄成安，落款处另有黄益良签名。2015年3月15日，范德道在《0.66间卖契》的复印件上书写“该原件在我处，情况属实。”1983年农历十一月初三，黄成安与范德道订立《合同协议》，载明立合同双方为甲方范德道、乙方黄成安，落款处另有“范德道”、“黄益良”签名。协议约定，甲方要将老屋抬高重建，其左首和乙方相连搭墙相关事项双方协商。在乙方未搭墙时，应给甲方开风角窗，待乙方搭墙时，甲方应堵塞其窗给乙方搭墙造屋……。1996年的丘形图显示登记有范德道姓名房屋的北面房屋即双方诉争的七间头、偏房，但该房屋未登记有姓名。2005年8月，黄成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证号为温集用（2005）第2-6437号，土地坐落于龙湾区××镇××村××路××号，土地用途为住宅，使用类型为批准拨用。2008年12月，黄成安申请对其建造于1981年，坐落于××镇××村××路××号，建筑面积为160.27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进行登记，房屋来源载明为自建，四至载明为东墙路、西墙黄瑞林自墙、南墙坦、北墙路。2009年，黄成安与其妻子邵阿平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2015年4月18日，黄丽华向瑶溪镇苏川村方山头百花观管理组缴纳百花庙修理乐助金2000元。2016年1月11日，黄成安做了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其陈述的内容包括：爷爷黄昌棠生了四个儿子，听上辈讲解放前大儿子住5间头（0.66间）、二儿子（黄丽华父亲）住七间头（1间）、三儿子住偏房、小儿子（黄成安父亲）住厢房。解放前，由于大伯、三伯死亡，三伯无子嗣，由其弟弟黄成庚承嗣，黄成庚十岁死亡，黄成庚承嗣的财产由其继承。大伯子女夭折，后来房屋由双方的父亲及奶奶居住。1981年古历10月，二伯所有的七间头及猪栏经公社、大队和房族协商裁定，黄丽华将七间头及猪栏卖给其。二伯于上世纪60年代死亡，无钱建坟墓，黄丽华将5间头典给邻居范德道，后来由其出钱赎回。大伯无子女，由其承嗣。1983年，其与父亲黄益良将5间头转让给范德道。偏房因倒塌，1983年其原拆原建，现为一层砖混结构平房。2016年1月14日，王德桃做了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陈述的内容包括：黄丽华的祖房（七间头）是转卖给堂弟黄成安，具体卖契是其写的。早上黄丽华要自己抄卖契，故其回家了。下午，黄成安母亲叫其帮她抄一下，至于黄丽华本人签字，按手印是真是假，请上级法院给予鉴定。2016年7月21日，温州市国土资源局龙湾分局（以下简称龙湾国土分局）对黄成安做了一份谈话笔录，黄成安陈述的内容包括：对偏房属于其的证据，提供方崇龙、方某的谈话笔录，将七间头、偏房东面房屋拆除的原因是挡住了七间头、偏房的光线，该处房屋已很能破旧又漏水，大概在1981年黄成安（应为“黄成山”）与黄成安一起拆了，没有重建，作通道使用。2015年3月，黄丽华曾向龙湾国土分局提出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因黄成安提出异议，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未能办理。2015年11月24日，黄丽华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湾区政府）提出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2016年2月1日，龙湾区政府作出温龙地权决[2016]1号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的决定。2016年2月29日，黄丽华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审理期间，龙湾区政府于2016年6月27日以需进一步调查为由撤销了上述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决定。黄丽华申请撤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29日裁定准予黄丽华撤诉。2016年7月19日，黄丽华重新向龙湾国土分局递交请求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龙湾国土分局对黄丽华及黄成安分别进行调查询问，双方对诉争房屋系祖父黄昌棠所建没有争议，但对祖父是否有对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过分家析产、诉争房屋是否分给黄丽华父母及双方之间是否发生过部分诉争房屋的买卖等事实存在争议。2016年8月9日，龙湾国土分局向龙湾区政府上报处理意见。同年8月19日，龙湾区政府作出温龙地权决[2016]2号土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的决定。2016年10月19日，黄丽华再次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黄成安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2017年2月14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3行初22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龙湾区政府以“因房产买卖、赠与、分家析产等引起的房产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申请受理范围”为由对黄丽华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正确，但因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行政程序违法，故判决确认龙湾区政府不予受理决定违法，并指出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黄丽华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浙行终38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证人方某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漏写“出”字）庭作证，称其与黄成安是工友，其是泥水工，黄成安是木工。黄成安于1987年下半年叫其去方山头建房，原来的房屋塌掉了，不三不加（应为“四”字）了。参与建房的还有方崇龙及几个工友，建了三天左右，盖一层，砌砖墙，屋顶是水泥板。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及本案中有关《卖契》鉴定过程如下：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黄丽华申请对《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其书写、指印是否其所按进行鉴定；黄成安申请对《卖契》第四列“转卖”是否黄丽华书写、第五列涂改处指印是否黄丽华所按进行鉴定。经随机摇号选定光华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3月22日，光华鉴定中心致函法院（以下简称《指纹退件函》），载明“现因检材《卖契》中指印的纹线清晰度差，特征点反映不充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关规定，本中心不受理指纹鉴定，退回委托，笔迹鉴定如期进行”。2018年4月24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即《051号笔迹鉴定》），载明“检材《卖契》是原件，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为黑色软笔书写形成，其中转卖是竖写字迹，转字与卖字的笔画粗细有差异，运笔较自然，笔迹特征反映较好，具备鉴定条件；黄丽华签字为竖写签名，运笔较自然，笔画连贯性较差，笔迹特征反映较好，具备鉴定条件。样本是原件，为实验样本，为黄丽华硬笔及软笔书写的字迹各5页，运笔较自然，其中卖字均为繁体字写法，且其书写时间与检材标称日期相距约37年，特征反映具有局限性，比对条件较差……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日期一九八一年古历十月十一日的《卖契》中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不是黄丽华书写形成”。黄丽华质证无异议，认为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而笔迹鉴定可证实黄成安提交的《卖契》第四列转卖、落款处黄丽华均非黄丽华书写。黄成安质证认为，指纹具备鉴定条件，笔迹鉴定使用的样本为实验样本且时隔三十七年，鉴定机构未通知补充同期自然样本，导致鉴定意见错误，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陈斌出庭作证称“倾向认为，代表有不确定性，因为时隔37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有变化；作为案后实验样本，鉴定条件够，但有不确定性，最好是案前同期自然样本”。黄成安补充提供了证据：1、（1988）瓯刑申字第4号案件中的《为要求纠正我父黄益朋历史冤案的申诉报告》（以下简称《1983年申诉报告》）；2、《为要求对我父黄益朋历史冤案平反的报告》（以下简称《1987年平反报告》）；3、《谈话记录》（以下简称《1987年谈谈笔录》）；4、《干部履历表》（以下简称《1964年履历表》）；5、《干部履历表》（以下简称《1992年履历表》），认为均系黄丽华本人书写，可作为案前同期自然样本，并申请对指纹和笔迹进行重新鉴定；如法院不准许重新鉴定，则申请补充鉴定，并提出《卖契》上落款处“林炳铮”亦系黄丽华书写，补充鉴定时应一并鉴定，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从手写内容到落款处签名均为黄丽华书写，应连同手写内容一并作为样本比对。黄丽华质证认为，证据2、3、5中落款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证据1、4中落款处签名是否其本人书写无法确认，内容是否其书写无法确认，不同意重新鉴定，同意补充鉴定。对黄成安就指纹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因《指纹退件函》已明确指出“纹线清晰度差，特征点反映不充分”，黄成安未提供证据证明指纹具体鉴定条件，故不予准许。对黄成安就笔迹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因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法定条件，故不予准许。对黄成安就笔迹进行补充鉴定的申请，符合补充鉴定的法定条件，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光华鉴定中心补充鉴定。2018年8月30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浙光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051B号《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即《051B补充笔迹鉴定》），载明“补充样本：1、《1964年履历表》、2、《1987年平反报告》、3、《1987年谈话笔录》（以上样本我所鉴定人员已于2018年8月9日至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及温州市技术工程交流服务中心勘验原件）。经勘验原件发现，补充样本2中黄丽华书写字迹均为硬笔书写工具书写形成字迹的复印件，其他2份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均为蓝色圆珠笔或黑色硬笔形成的原件，运笔均较为自然，补充样本中未发现黄丽华软笔书写的自然样本笔迹，笔迹特征反映仍具有局限性，但具备一定的比对条件……鉴定意见：1、《卖契》第四列最下方卖字，与补充样本中无相同字，不具备检验条件；2、倾向认为《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与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3、根据现有补充样本，无法判断《卖契》落款处林炳铮签字是否为黄丽华书写形成”等。黄丽华质证认为，程序上，补充鉴定中，黄成安补充样本五份，黄丽华确认样本三份，但光华鉴定中心采用的三份样本中只有两份是黄丽华确认的，另一份即《1964年履历表》黄丽华未确认，且鉴定人2018年8月9日在法院门口单方会见黄成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无理要求黄丽华再次书写取样，遭到黄丽华拒绝。黄丽华与鉴定人发生纠纷，鉴定人应当回避，其未回避导致补充鉴定意见不公。实体上，《卖契》落款处黄丽华明显不是黄丽华书写，鉴定人仅凭一点点类似就做出倾向性意见错误。黄成安认可补充鉴定，认为可证实《卖契》落款处黄丽华为其亲笔书写。黄丽华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陈斌出庭作证称“补充样本原件取样我没有去，是葛天生去的；我是第二鉴定人，主要是葛天生老师作，我同意他的意见”。鉴定人葛天生出庭作证称“2018年8月9日，应法院通知过来补充鉴定，准备到档案保管机构提取样本的原件。当天在法院门口有碰到黄成安一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本案当事人，因为第一次鉴定人出庭我没有来。补充鉴定主要是取同期样本，为使鉴定依据更加充分，鉴定人带了软笔和纸想让黄丽华再写几个字，黄丽华拒绝，法院做了笔录，没有争吵。补充鉴定，法院移交了五份材料，我们将黄丽华确认的三份作为补充样本。采用的三份，其中一份《1964年履历表》黄丽华没有确认，应该是疏忽看错了，但还有两份黄丽华是确认的，我们是整体比对，再得出结论。书写工具不同，书写速度会不一样，连笔会不一样，但这些差异非本质差异，笔顺一致，黄中的田字不封口，即使用错了一个补充样本，还有两个补充样本，我们是综合判断”。黄丽华质证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承认其因疏忽采用了错误样本，故《051B补充笔迹鉴定》是无效的，不应采纳。黄成安质证认为，虽鉴定人确因疏忽采用了一份错误样本，但还有两份样本正确，且鉴定人是综合判断。2018年10月10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关于051B补充笔迹鉴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载明“1、补充鉴定意见书仅凭已被认可的两份样本字迹与检材字迹比对，不影响补充鉴定结论。2、采用其认可的《1992年履历表》中黄丽华字迹与检材字迹比对检验，两者的相符反映更加明显、稳定。由此，我中心出具的《051B补充笔迹鉴定》是客观、科学、准确的”。黄丽华认为《补充说明》不是鉴定结论，不能将无效的鉴定结论加以说明即产生法律效力，其已向台州市司法局投诉光华鉴定中心并要求其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黄成安对《补充说明》无异议，认为可进一步证实《卖契》落款黄丽华签名真实。2018年12月5日，光华鉴定中心作出《关于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并终止本案补充鉴定的函》（以下简称《撤销终止函》），载明“本中心收到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25日台州市司法局就黄丽华案的投诉调查函……自收到投诉意见后，本中心高度重视，重新启动各项审核机制对本案件程序上及规范上进行重新审核及自查自纠。发现在规范及程序存在下述问题：1、本次鉴定因疏忽大意，将黄丽华不认可的样本在本案鉴定文书中出现。2、2018年8月9日补充样本调查取证中，提取了黄丽华不认可的样本材料作为参考样本，未在《现场提取鉴定材料记录》中做记录。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做好诉讼中司法鉴定的纠纷预防处置工作的通知》的相关条款规定，由于本鉴定在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本中心研究决定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并终止法院委托的补充鉴定”等。黄丽华对《撤销终止函》表示赞同，并认为《051B补充笔迹鉴定》已经撤销，《051号笔迹鉴定》是本案唯一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应作为定案依据，不需要再作补充鉴定。黄成安认为，本案《051B补充笔迹鉴定》虽有瑕疵，但鉴定人已出庭作证并作出合理解释，后鉴定机构又出具《补充说明》更加表明《051B补充笔迹鉴定》正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并无任何条款规定鉴定机构可以在鉴定意见作出后自行单方撤销，而终止鉴定只能是在鉴定过程中，而非鉴定意见作出后，鉴定机构不得因当事人缠闹而不予受理鉴定、撤销鉴定意见，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鉴定。退一步说，如法院允许鉴定机构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也不能直接采用《051号笔迹鉴定》，而应启动补充鉴定。（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作出后，黄丽华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民终1802号民事裁定，认为涉案《卖契》系本案的关键证据，直接关系到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启动对该《卖契》真实性的鉴定程序，在鉴定机构撤销鉴定意见后，仍对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据此裁定撤销（2017）浙0303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在本案中，黄成安申请重新鉴定，并补充提交了《职工登记表》作为样本。黄丽华不同意重新鉴定，认为《051号笔迹鉴定》合法有效，《051B补充笔迹鉴定》已被撤销，本案仅剩《051号笔迹鉴定》作为定案依据，并认为《卖契》本身属非法证据，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使用。合议庭经合议后，同意黄成安的重新鉴定申请。庭审中，双方将鉴定样本进行归纳，黄丽华确认系其本人书写样本为（第一组）：1、《1992年履历表》第13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2、《1987年平反报告》第3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3、《1987年谈谈笔录》第2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黄丽华未确认，而黄成安要求作为鉴定的样本为（第二组）：1、《1992年履历表》第1页、第3页“黄丽华”字样；2、《1987年平反报告》第1页第二行报告人处“黄丽华”字样；3、《1964年履历表》第12页落款处黄丽华签名；4、本案中提交的《职工登记表》两处“黄丽华”字样。黄成安明确其鉴定要求为：1、《卖契》上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系黄丽华书写（比对样本为第一组）；2、第二组样本与《卖契》上落款处“黄丽华”签名是否同一人书写（比对样本为第二组）；3、第二组样本与《卖契》上“见中林柄铮”下方指印是否原告黄丽华所捺。经双方一致确认要求排除原鉴定机构光华鉴定中心及温州地区的鉴定机构后，经随机摇号选定天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0月21日，天童鉴定中心致函法院，载明“1、需检材料“黄丽华”签名字迹系软笔（毛笔）纵向书写，因此需要提取其同种书写工具、同种书写形态的字迹作为样本以供比对；2、需检指印条件差，不具备鉴定条件，故委托中第三项指印鉴定不予受理。现需贵院协助：1、通知黄丽华本人持身份证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九点半到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配合现场书写笔迹样本，并通知黄成安到场见证；2、通知黄丽华及黄成安前往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与温州市社保局到场见证调取其余比对样本资料，在约定时间到场见证。”法院收函后，依法通知双方于2019年10月28日到场进行取样，黄丽华拒绝采样，并认为第一次鉴定结论有效，重新鉴定违法。2019年11月4日，天童鉴定中心向法院发来《退案函》，载明“2019年10月28日赴当地取样，在黄丽华不予配合提取软笔书写实验样本的情况下，我中心鉴定人员于当日在贵院的配合下提取到申请鉴定中所述的第一组与第二组签名字迹（硬笔书写）。现通过仪器设备对检材与样本进行细致观察，发现书写字迹所体现的差异点极有可能是由于书写工具不同所致，而样本中又没有软笔纵向书写的自然样本与实验样本进行比对，且黄丽华也拒绝书写并当庭确认签字。故本中心鉴定人员依据《笔迹鉴定技术规范》之规定，因样本字迹不具备比对条件，作退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一致确认祖父黄昌棠（1956年去世）与林氏（1962年去世）生育四子，黄一均（1939年去世，无子女）、黄一朋（1962年去世）、黄一鸿（1943年去世，无子女）、黄一良（2011年去世）。黄一朋与董秀莲（1954年去世）生育一女黄丽华。黄一良与叶玉英（1982年去世）生育黄成安等三名子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前，黄昌棠在原滨江乡东安村方山头（现为温州市龙湾区）有3.7间房屋，分别有北面偏房、中间七间头（1间）、南边五间头（0.5间）、东边厢房。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及现场查看情况并拍摄照片显示，除东边厢房现已不存在外，其余房屋情况与双方陈述一致。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载明“东安村，黄一朋，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一间七勺（即1.7间），面积0.25亩”、“东安村，黄一良，地号2916-2，地目宅，间数二间（即2间），面积0.25亩”等，该证据所载明的房屋地点及间数亦基本与双方陈述一致。因此，结合黄一均、黄一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已去世及前述已确认的房屋情况，以及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的记载，黄丽华认为祖父黄昌棠曾就上述房屋进行分家析产并经《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登记确认，其父亲黄一朋分家析产分得的1.7间房屋，黄成安父亲黄一良分得2间房屋符合历史客观情况，予以采信。黄丽华主张在分家析产中，其父亲黄一朋分得其中偏房0.7间和七间头1间共计1.7间，黄成安父亲黄一良分得其中五间头0.5间和厢房1.5间共计2间。黄成安认为其当时对分家析产并不清楚，而在黄丽华提交了《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才知道。因《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仅载明房屋数量，未载明四至等具体房屋坐落情况，在黄丽华对当时的分家情况未提交进一步证据予以印证房屋具体如何分配的情况下，应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及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关于诉争的中间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原属黄丽华所有，1981年黄丽华及其家人到七间头折木料回市区建房时双方发生争执的事实，双方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是此后黄丽华有无将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出售给黄成安，及黄丽华现主张该部分房屋归其所有有无依据。因发生争执的1981年距今历史久远，法院仅能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分析事实是否存在。首先，黄成安提交《卖契》用以证明黄丽华出售房屋一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卖契》的鉴定情况已如上文所载，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光华鉴定中心作出《051号笔迹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标称日期一九八一年古历十月十一日的《卖契》中正文第四列转卖字迹及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不是黄丽华书写形成。就此，鉴定人到庭陈述“倾向认为，代表有不确定性，因为时隔37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有变化；作为案后实验样本，鉴定条件够，但有不确定性，最好是案前同期自然样本。”此后，黄成安补充了自然样本，再次进行补充鉴定，光华鉴定中心作出了《051B补充笔迹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第2项为倾向认为《卖契》落款处黄丽华签字，与补充样本中黄丽华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此后，鉴定人到庭陈述“即使用错了一个补充样本，还有两个补充样本，我们是综合判断。”最后，光华鉴定中心以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决定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在本案中，黄成安再次补充了一个自然样本，并申请重新鉴定，黄丽华不同意重新鉴定，并要求将《051号笔迹鉴定》作为定案依据。因在（2017）浙0303民初4819号一案中，光华鉴定中心以程序上及规范上存在瑕疵与不足要求撤销《051B补充笔迹鉴定》，及鉴定人出庭陈述因样本问题所作出的前份《051号笔迹鉴定》的结论存在不确定性，亦认为最好有案前同期自然样本比对。故黄成安的重新鉴定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可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形，应予以准许。在双方当事人确认排除原鉴定机构光华鉴定中心及温州地区的鉴定机构后，经随机摇号选定天童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在鉴定机构要求对黄丽华提取与需检材料“黄丽华”签名字迹同种的书写工具、同种书写形态的软笔（毛笔）纵向书写字迹作为样本以供比对的情况下，因黄丽华不予配合，导致样本中没有软笔纵向书写的自然样本与实验样本进行比对，鉴定机构作退案处理。故因黄丽华不配合采样致使鉴定程序无法正常启动，鉴定机构对《卖契》真实性无法做出检验，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虽然黄丽华提交了专家分析意见、卖契书法相同点对照、笔迹特征对照表、检材字体分解图标、样本字体分解图标、实况透析片等证据为证明《卖契》签字非其本人书写，但因上述证据非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故不予采纳。该份《卖契》载明，黄丽华将其先父黄益朋所有的坐落于永强方山头地方南头屋左首七间头房屋及附属猪栏一个，经公社及大队干部并房族协商裁定，将该房屋以500元转卖给堂弟黄成安，立凭款清，今后该产业永属黄成安所有。其次，双方对于黄成安将南边五间头于1982年出售给邻居范德道无争议，故根据《0.66间卖契》及此后黄成安与邻居范德道在《合同协议》中的包括抬楼、搭墙、出入等约定来看，当时作为邻居的范德道系认可与其买下的南边五间头相邻的七间头已属于黄成安所有。且《0.66间卖契》所载的代笔人王德桃也曾在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称《卖契》是其抄写，结合黄丽华陈述黄成安曾叫过王德桃来写《卖契》但其不同意，黄成安陈述《卖契》为王德桃代笔，可判断至少王德桃对1981年双方就买卖七间头发生争执一事知情，并据此对七间头的归属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代笔书写《0.66间卖契》。以上情况表明由王德桃代笔的《0.66间卖契》与证据《合同协议》、《卖契》的内容均不矛盾，能够互相印证。再次，黄丽华陈述其在1981年至2013年的周未仍有回七间头居住，但与其陈述在2007年发现黄成安的父亲将七间头出租的情况存在矛盾。同时黄丽华认可其从未对诉争房屋接过水电，亦未收取过租金。上述情形并不符合一般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管理、居住习惯，黄丽华对其在1981年后仍有居住诉争房屋无法举证证明，其在1981年双方对诉争房屋权属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仍放任黄成安使用、出租诉争房屋而长期未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综上，对黄丽华曾于1981年将七间头及其附属猪栏出售给黄成安的事实予以认定，对黄丽华现主张该部分房屋归其所有不予采纳。关于黄丽华主张的北边偏房属其所有的问题。虽然根据《卖契》及双方一致确认诉争七间头房屋为1间，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黄丽华父亲分得1.7间房屋，但诉争的偏房是否即余下的0.7间，当时是否分给黄丽华父亲，现有依据并不充分。首先，黄丽华对其陈述的偏房、七间头原为一体由其一家使用，及偏房面积应当为0.7间，以及现七间头、偏房的共墙被黄成安移动导致面积变化等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印证，黄丽华自行绘制的房屋原状及现状况图不足以印证其观点。其次，黄丽华对于其曾向黄成安父亲支付2000元用于修缮偏房亦未提交证据予以印证。而黄成安曾于80年代对房屋进行修缮的事实，有证人方某的证言及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在现场时，黄成安能够对黄丽华认为没有修缮的墙体部分刮开墙体水泥露出红砖予以印证。黄丽华认为黄成安曾在谈话中陈述修缮时间是1983年与庭审陈述的修缮时间1987年不符，据此否认黄成安的修缮行为，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黄成安曾修缮房屋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再次，黄丽华陈述，黄成安在1981年双方发生争执时曾讲到“你这些房子反正都没有住，都卖给我，以后你也没有用了。”也表明争执发生时黄成安提出对黄丽华全部房屋尽买的要求，而黄丽华在争执发生后出售七间头及附属猪栏经过公社及大队干部并房族协商裁定而确定，因此均难以确认黄丽华在出售其所述与偏房一体的七间头房屋后还保留有偏房。而在争执发生之后，黄丽华又放任黄成安对诉争偏房使用、安装水电、修缮、收取租金，均未及时主张权利，显然也不符常理，也进一步印证其主张诉争偏房属其所有的依据不足。因此，对于黄丽华主张北边偏房属其所有，不予采纳。关于黄丽华认为东面厢房原为1.5间属黄成安告所有，从而推定偏房属于黄丽华所有的问题。如同上文所述，虽然根据《卖契》及双方一致确认五间头为0.5间，根据《滨江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黄成安父亲分得2间房屋，但厢房即余下的1.5间，当时是否分给黄成安父亲，现有依据并不充分。首先，厢房现已不存在，对其原来的面积双方存有争议，并均向法院提交了各自行绘制的房屋状况图，但均不足以印证各自所述面积。其次，黄丽华认为黄成安对厢房拆除即表明厢房属黄成安所有。据本案审理查明，黄成安在2016年7月21日国土局谈话中陈述因房屋破旧、漏水而约在1981年拆除。在庭审中陈述因70年代漏水倒塌，当时以为房子归双方共有，故经询问黄丽华得到同意后拆除。因黄成安已于1981年建造现有的龙湾区××镇××村××路××号房屋，故此前厢房已由黄成安拆除，但不论上述拆除的过程及原因，均不足以推定厢房必然属于黄成安所有。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黄成安于1981年建造现有的龙湾区××镇××村××路××号房屋权源于厢房，双方提交的房屋状况图也均表明两者位置不同，故也不能据此判定厢房的归属。再次，黄丽华认为厢房属黄成安所有还基于黄成安在2016年1月11日的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中陈述厢房由其父亲居住与其庭审中陈述厢房由三伯居住存在矛盾，及黄某于2019年12月10日在法院现场谈话中陈述厢房属黄成安所有。在黄成安的三伯去世时，黄成安当时还未出生，黄成安在土地地籍登记谈话笔录中陈述居住情况时已明确表示所述是根据上辈讲的解放前的情况，因其所述的是当时四子仍健在的居住情况。因此，即使当时其父亲曾居住厢房，当二子去世后至分家时居住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也不能就此确认在分家时厢房必然分给其父亲。至于黄某的谈话内容，如上分析，因黄丽华质证认为黄某陈述的时间点上存在矛盾，并要求法院对其陈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故如上分析，对其谈话内容未予采纳。且黄某陈述厢房于58年至61年用于吃大锅饭时属黄成安所有时，法院继续发问要求其明确时，其并未回答。因此，以上不足以判断厢房在分家时分给黄成安父亲所有。综上，对于黄丽华主张东面厢房原为1.5间属黄成安所有，从而推定偏房属于其所有的观点，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丽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黄丽华负担；光华鉴定中心收取的司法鉴定费48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2000元（黄丽华预缴），由黄丽华负担；光华鉴定中心收取的取样费1500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1500元（黄成安预缴），由黄成安负担；天童鉴定中心收取的取样费1200元（黄成安预缴），由黄成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黄丽华提供了如下证据：1、2020年5月6日，黄丽华的代理人对范德道所作的谈话笔录（包括录音光盘）。证明：（1）黄成安原住东边厢房，后将房屋拆除重新在东边建新房。（2）范德道没有在五间头卖契上签字，没有确认卖契上的内容。（3）范德道不知道七间头是否出卖的事实。2、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黄丽华为了便于管理方山头的房屋，将原自办公企业的住所地从鹿城区迁入龙湾区瑶溪街道。3、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行初55号、（2016）浙03行初220号法庭笔录。证明黄成安在2016年便称东边厢房属于其自己所有，黄成安企图霸占黄丽华所有财产已经蓄谋已久。4、门牌调查登记表。证明黄丽华享有方山路21-1号房产，且村委会予以认可。黄成安对证据1范德道所述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公司登记情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能证明黄丽华的待证事实。对证据3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黄丽华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门牌调查登记表，表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形式上也无法确认，并认为该登记表无法证明黄丽华享有方山路21-1号的事实，而登记表上黄丽华是21-1号，与范某的门牌号一样，只能证明是五间头的号码，不能证明是七间头的号码，七间头与偏房没有门牌。本院认为，证据1系证人证言，黄丽华称证人范某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故申请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本院经核实，范某并不存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且其表示黄丽华的代理律师并未告知其要出庭作证。鉴于证人范某并不具有可以通过书面证言作证的法定条件和理由，其该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件，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系黄丽华作为投资人之一的温州市锦业纺织品洗染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证据3系法院行政诉讼的庭审笔录，对其形式真实性可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黄丽华的待证事实。证据4门牌调查登记表并非确认权属的依据，故不予确认。对该证据亦无必要核实其真实性。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一审认定事实部分的笔误，本院已予指出并纠正）。鉴于诉争《卖契》系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发生房屋买卖事实的最直接的证据，本院决定再次启动鉴定程序。经本院释明，黄丽华同意重新进行鉴定。黄成安表示若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其同意法院的决定。为此，本院通过摇号确定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并委托该所进行鉴定。该所经审查后，以无同期的自然样本，且提供比对的实验样本与检材的书写时间相隔近40年之久，现有材料条件无法满足鉴定需要为由，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在直接证据《卖契》无法通过鉴定确定是否黄丽华签署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应依据上述规定作出判断。其一，1981年农历十月十一日，黄丽华因在温州市区建房所需，至方山头房屋的七间头拆取木料，黄成安予以制止，为此双方发生争执。其二，黄丽华曾陈述黄成安在1981年双方发生争执时讲过“你这些房子反正都没有住，都卖给我，以后你也没有用了”，说明双方发生争执发生时，黄成安提出过买尽黄丽华全部房屋的要求。其三，现有证据未反映王德桃与本案及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或与其中一方当事人关系特别密切，且其证言内容较为客观，可性度较高。2016年1月14日，王德桃接受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调查时，所作的有关“黄丽华的祖房（七间头）是转卖给堂弟黄成安，具体卖契是我写的。早上黄丽华要自己抄卖契，由于中间发生争吵，我回家了。下午，黄成安母亲叫我帮她抄一下，至于黄丽华本人签字，按手印是真是假，请上级法院给予鉴定”陈述，可以证明双方当时有房屋买卖的合意，且王德桃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于当天下午抄写《卖契》。其四，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仍然属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而房屋买卖在农村亦属于一项重大事项，且黄丽华与黄成安发生过争执，作为相邻的范德道不可能不知情。其在此后与黄成安签订的《0.66间卖契》及《合同协议》均写明与五间头相邻并共墙的七间头系黄成安所有。其五，首次鉴定，光华鉴定中心仅采集黄丽华当前的书写样本即作出《051号笔迹鉴定》，其鉴定方法明显缺乏科学性。且该鉴定意见是倾向认为《卖契》上“黄丽华”签名不是黄丽华书写形成，鉴定人员亦承认“倾向认为”代表不确定性。因此，首次鉴定意见无法推导出《卖契》上“黄丽华”签名非黄丽华所写的结论。黄成安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首次鉴定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1981年农历10月双方发生争执到2015年双方发生诉讼，三十几年间，七间头及其北边偏间一直由黄成安一家占有、使用、管理，没有证据显示黄丽华对此提出过异议。相反，在此期间，因房屋老旧破损，黄成安还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上述事实进一步印证黄成安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认定黄丽华与黄成安之间的房屋买卖事实成立，具有合理性。经审查，本次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在启动重新鉴定程序的过程中并无不当之处。综上，黄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萌审 判 员  杨宗波审 判 员  刘宏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陈黛锦代书记员  胡珏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