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34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晓丰，男，1989年6月21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芳，河北尚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旭，男，1993年12月29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升，河北坤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晓丰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6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晓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芳，被上诉人李国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晓丰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26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购买口罩款19万元并支付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是委托合同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2020年2月上诉人想大量购买医用外科口罩，但当时由于疫情原因致使口罩脱销，无法通过正规厂家购买口罩。上诉人通过沈某介绍认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称有口罩，能出卖给上诉人。起初被上诉人说以每片口罩4.2元的价格出卖给上诉人，经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讨价还价，最终以每片4元的价格成交（被上诉人称他是以3.8元一片的价格拿货，以4元一片出卖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他哥们一人一片口罩挣一毛钱）。2020年2月24日下午4点54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次微信确认，上诉人以20万元的价格在被上诉人处订购5万个医用外科口罩，并给被上诉人发了口罩外包装图样。2020年2月26日上诉人收到不合格口罩后报案，警察接警后电话联系李国旭并用执法记录仪录音。李国旭在电话里承认出卖给上诉人的口罩不合格，并承诺给上诉人退款，故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综合上述内容，能够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不是医用外科口罩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为由就武断的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法律并未限定只有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才能成为买卖合同的主体，被上诉人从他人处以低于出卖给上诉人的价格取得口罩的所有权后又加价卖给上诉人，从中赚取利润，属于被上诉人购买了他人的货物后又出卖给上诉人，上诉人支付价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特点，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典型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提交了转账凭证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标的不符合约定标准，己由上诉人拒收并将货物退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等违约责任”。故原审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购买口罩款19万元并支付利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26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购买口罩款19万元并支付利息，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李国旭辩称，首先，上诉人与我只是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判。案件事实是：2020年春天我在网上购买口罩时，网上有一个购买口罩群，原告也加入该群，原告通过别人介绍微信与我联系让我帮他联系内蒙古通辽市的苏腰力吐、安徽省天长市滁州市的李正军，原告委托我将口罩款打给他们。2020年2月19日上诉人通过转账转给我20000元，当日我将此款转给廖佳星，因廖佳星没有弄到口罩分三笔将货款返还，我于2020年2月22日和2月26日将此款返还原告。后上诉人还让给联系口罩，又于2020年2月23日和2月24日分7笔打款20万元，我将此款打给李正军6万，打给苏腰力吐14万，打完款后原告直接单独和李正军联系，并且李正军直接将口罩发给上诉人，后来上诉人说口罩不合格退货了，因这次打完款后原告就直接与李正军他们单独联系了，我就再没参与，包括后来上诉人自己直接去安徽找李正军协商退款事宜，至于李正军是否给上诉人退款，退多少我也不清楚。因后来我没参与，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都是后来听上诉人说的。其次，上诉人20万元口罩款直接转给安徽李正军6万元，转给内蒙古苏腰力吐（微信名）14万元，苏腰力吐又将此款转给沈阳的李陶宇，李陶宇也将此款转给安徽的李正军了，上诉人去安徽找李正军协商退款事宜包括向公安部门报案时，是上诉人自己向沈阳的李陶宇要了李陶宇给李正军的转款记录后才去安徽的。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佐证，就本案事实而言上诉人明知我既不生产口罩也不经营口罩，所以他让我给联系购买口罩，与我只是委托合同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发货人李正军直接将口罩发给上诉人，包括发生争议后都是上诉人直接和李正军沟通协商。故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判。 郭晓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口罩款19万元并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23日，原告郭晓丰与被告李国旭通过微信联系，原告让被告联系为其购买医用外科口罩，共计购买5万只，合款20万元，被告同意为原告联系购买口罩。2020年2月23日-24日，原告分九笔向被告转款20万元。2020年2月23日-24日，被告李国旭将此款中133000.00元分六笔转给苏腰力吐（微信名）；苏腰力吐将此款转给沈阳的李陶宇；李陶宇又将此款转给安徽李正军。2020年2月24日将此款中60000.00元转给安徽李正军，共计转出193000.00元，用于为原告购买口罩。2020年2月26日，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提货单，到北京广渠门提货（因原告与他人合伙在北京有公司），共计8000只口罩，发货人为安徽李正军。原告称这8000只口罩为“三无”产品，随即向北京市朝阳区龙潭社区派出所报警，但未立案。2020年2月26日被告退还原告口罩款10000.00元。此后，原告通过微信及亲自到安徽找到李正军，李正军同意退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郭晓丰与被告李国旭通过微信联系，原告让被告为其购买5万只医用外科口罩，原告明知被告不是医用外科口罩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将原告支付的口罩款60000.00元直接转给案外人李正军；133000.00元分六笔转给苏腰力吐（微信名）；苏腰力吐将此款转给沈阳的李陶宇；李陶宇又将此款转给安徽李正军。李正军也向原告发了部分口罩，原告认为是“三无”产品，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与李正军之间形成了转委托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向原告披露了案外人李正军，此后，原告亲自到安徽找到李正军，并通过微信联系，李正军同意退款，应视为原告对被告转委托行为的认可。本案中，经本院释明，应追加李正军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而原告不同意追加。故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退还口罩款19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国旭与李正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国旭与郭晓丰是买卖合同关系，李国旭与李正军是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李国旭明确让李正军把钱退给李国旭；证据二、李国旭与郭晓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国旭向郭晓丰发送口罩生产厂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口罩包装袋等相关信息，并向上诉人承诺有现货，向上诉人发出买卖合同要约；证据三、李国旭与郭晓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国旭与郭晓丰商谈买卖口罩事宜时，李国旭向郭晓丰承诺有现货，郭晓丰打款后，不断要求李国旭发现货视频，李国旭发过视频后，又给郭晓丰发了顺丰单号，证明货已发出；证据四、东城龙潭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及执法仪记录出警视频。证明李国旭认可郭晓丰从李国旭处购买了口罩，并解释说货发错了，承诺给郭晓丰退款，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 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为：上诉人在朋友圈里说要买口罩，被上诉人在朋友圈里卖口罩，我就把被上诉人介绍给了上诉人，其二人互加了微信，开始联系。上诉人要给被上诉人打款买口罩还问过我被上诉人是否靠谱，我说没有问题。我知道上诉人先给被上诉人打款3万元，我问过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否给其发货，上诉人说有物流信息了。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1、上诉人一审时提交过聊天记录，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属实。2、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其中的发货单，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联系口罩，顺丰快递是李正军发给上诉人的，不是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3、证据四的视频，情况是当时北京公安局给被上诉人打过电话，向李国旭了解案件情况，公安局了解完情况以后，让上诉人到安徽去立案。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因证人在一审开庭时全程旁听庭审，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为，证据一至证据三的聊天记录只是记录片断，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四的东城龙潭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视频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因证人在一审中旁听庭审过程，其在二审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2月26日，上诉人郭晓丰因认为收到的口罩为不合格产品，存在诈骗行为，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龙潭派出所报警，工作人员出警了解情况时，与被上诉人李国旭通过电话联系后，派出所民警告知郭晓丰，李国旭在电话中称，是公司发错货了，并让上诉人把货退回去，其将口罩款退回。该派出所认为不构成诈骗案件，未予立案。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部分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上诉人郭晓丰与被上诉人李国旭通过微信联系，磋商购买口罩事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口罩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口罩包装等信息，并承诺有现货。上诉人基于上述情况同意购买口罩，于2020年2月23日至24日期间，分九笔向被上诉人转款20万元，向被上诉人订医用外科口罩50000只。被上诉人收款后，安排发货，并向上诉人告知已发货的货运单号。据此，可以确认双方交易行为历经磋商、达成合意，付款、发货几个阶段，双方买卖行为成立。故，被上诉人是否为医用外科口罩生产商以及货物从何处发出、被上诉人收款后将款项如何支配均不影响其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且上诉人在向公安机关报警后，警方出警时与被上诉人的通话情况及在双方后续的微信聊天中，被上诉人皆承诺给上诉人退款。被上诉人辩称是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代其购买口罩，不应由其向上诉人退还口罩款项，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与案外人李正军转款、交易行为并不符合转委托的法定构成要件。根据全案证据和事实，本院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口罩款项，而被上诉人未能向上诉人提供口罩，应将已付款项退还给上诉人。减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的10000.00元，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退还19000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口罩款后，可以向与其有买卖或者其他法律关系的案外人追偿。上诉人主张应支付190000.00元货款的利息，因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上诉人亦未提交存在损失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郭晓丰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826民初2155号民判决； 二、李国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郭晓丰购买口罩款190000.00元。 三、驳回郭晓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00元，由郭晓丰负担1120.00元，由李国旭负担3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0元，由郭晓丰负担1120.00元，由李国旭负担30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红梅 审 判 员 孙琳丽 审 判 员 钱丽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立娟 书 记 员 柳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