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58号原告（反诉被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镇羊山村山南。法定代表人：徐根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秀婷，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宁西中元村大窝社背夫山（土名）（厂房B4、B5）。法定代表人：郑旭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栋，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郑红梅，女，197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栋，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国伟，男，197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栋，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基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被告（反诉第三人）郑红梅、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国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兆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根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何秀婷，杨国伟以及鑫达公司、郑红梅和杨国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华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兆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鑫达公司向兆基公司双倍返还定金3780000元；2.被告郑红梅、杨国伟对鑫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3日，兆基公司与鑫达公司签订《织布机销售合同》，鑫达公司出售织布机给兆基公司，合同约定的价款总额为1890万元，定金10%，为189万元。兆基公司已支付了189万元定金。截止至起诉之日，鑫达公司仅交付了部分织布机，已交付机器的价款兆基公司已付清。因鑫达公司内部股东纠纷导致机器被查封变卖，鑫达公司违约无法继续向兆基公司交付机器，剩余织布机鑫达公司客观上已无法交付，鑫达公司已收取的定金至今也仍未返还。鑫达公司仅交付部分机器，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严重违约，长期占用兆基公司巨额资金，导致兆基公司损失，应向兆基公司双倍返还定金。郑红梅、杨国伟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经营鑫达公司，鑫达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三被告之间财务混乱，故郑红梅、杨国伟均应对鑫达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被告鑫达公司、郑红梅、杨国伟共同辩称：一、鑫达公司已经按照《织布机销售合同》的约定将全部织布机交付给兆基公司，鑫达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在本案中没有违约行为。本案的事实是：鑫达公司与兆基公司签订《织布机销售合同》后，鑫达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织布机备好货（因为案涉织布机全部为旧机械，无需生产），随时可以交付给兆基公司，但是兆基公司自行提走45台织布机后，一直没有提走剩余的53台型号为OP1.9米的织布机，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解释不能提货的原因是资金不足，因此兆基公司主动要求引入第三方关玄储购买提走剩余的53台织布机，提货价格降为16万元一台。当时鑫达公司是不同意的，该价格与《织布机销售合同》中17万元一台的约定不符，违反了约定，造成了鑫达公司的损失，后来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承诺一万元的差价损失由其支付，即剩余的53台织布机的价格仍然是17万一台，但是关玄储提货单上注明16万元一台，l万元一台的差价损失由兆基公司补上。可是，鑫达公司将剩余织布机全部交付后，兆基公司至今没向鑫达公司支付差价，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并导致了鑫达公司的损失。此后，鑫达公司要求与兆基公司结算《织布机销售合同》，结算金额包括兆基公司补齐差价和按合同约定支付开发票的税费，兆基公司却拒绝结算付款，反而谎称鑫达公司没有全部交付织布机，并提起了本案诉讼，恶人先告状地诉称鑫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要求鑫达公司双倍返还定金。鑫达公司恳请法院查明以上事实后，认定鑫达公司没有违约行为，驳回兆基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中只是兆基公司与鑫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由鑫达公司单方承受合同的权利与义务，本案与郑红梅、杨国伟无关。虽然本案的《织布机销售合同》签名处甲方是由杨国伟签名，乙方是由兆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根云签名的，但是鑫达公司与兆基公司均确认是该合同的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织布机销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当由鑫达公司和兆基公司承担，与其他人无关。郑红梅是鑫达公司的股东，鑫达公司是有限公司，在法律上是法人，法人以自身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并且鑫达公司有自己的存款账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的财产一直没有与股东混同，鑫达公司的债权债务与郑红梅无关，郑红梅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杨国伟是鑫达公司的员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杨国伟在本案中是以鑫达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以及与兆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洽谈，因此杨国伟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三、根据销售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约定，第三条交货日期是生效之后两个月分批提机。该条款在履行过程中兆基公司在2018年8月15日开始提取机器，后来有53台机器一直没有通知提机。双方没有履行合同完毕。第四条付款方式、定金，兆基公司按约定支付给鑫达公司，余下支付全款，原告也做到了，按照合同约定，兆基公司一直没有提完机器，所以定金没有到返还的时间。双方没有对此进行结算。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驳回兆基公司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鑫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530000元；2.本案反诉诉讼费用由兆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3日，鑫达公司与兆基公司签订《织布机销售合同》，合同约定鑫达公司出售98台织布机给兆基公司，总价款为1890万元（不含税），每提一次货就要付清实际提货的货款。合同签订后鑫达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织布机备好货，随时可以交付给兆基公司，但是兆基公司自行提走45台织布机后，一直没有提走剩余的53台型号为OPl.9米的织布机，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解释不能提货的原因是资金不足，兆基公司要求引入第三方关玄储购买提走剩余的53台织布机，提货价格降为16万元一台。当时鑫达公司是不同意的，该价格与《织布机销售合同》中17万元一台的约定不符，违反了约定，造成了鑫达公司的损失，后来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承诺一万元的差价损失由兆基公司支付，即关玄储提货的价格仍然是17万一台，但是关玄储提货单上注明16万元一台，差价损失由兆基公司补上。可是，《织布机销售合同》约定的织布机全部交付后，兆基公司至今没向鑫达公司支付差价，违反了合同约定并导致了鑫达公司的损失，根据《织布机销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兆基公司应当赔偿鑫达公司的损失。兆基公司却恶人先告状，起诉说鑫达公司未交付剩余的53台织布机，鑫达公司因此提起本次反诉。反诉被告兆基公司辩称：1.兆基公司于关玄储不存在委托关系，也不存在业务的合作关系，相反的是，关玄储是对方引荐给兆基公司认识的，系因为鑫达公司股东之间产生了纠纷导致本案机械设备被查封后，鑫达公司自行与关玄储联系。53台中有13台由鑫达公司第一次变卖给关玄储，鑫达公司不知情，卖了之后也没有通知兆基公司，兆基公司是后来才了解到的。2.兆基公司已经提取的设备，所有款项已经付清，鑫达公司也向兆基公司出具了相应收据，并且兆基公司也提供了完整的银行流水予以对应，同时因为税费已经结清，双方也办理了手续。反诉第三人郑红梅、杨国伟共同述称：同意鑫达公司的反诉。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3日，兆基公司（买方、乙方）与鑫达公司（卖方、甲方）签订《织布机销售合同》，约定：一、甲方向乙方出售OP1.9米，2012年份，60台，单价17万元/台，金额1020万元；OP2.2米，2014年份，20台，单价21万元/台，金额420万元；伽玛2.2米，2016年末，18台，25万元/台，金额450万元。合计总金额18900000元（不含税），乙方需配合甲方开发票，开发票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二、运输方式及费用：出售的织布机存放在甲方位于增城区永宁街宁西厂区内，由买方自提，费用自理。三、交货日期：自合同生效起2月后乙方分批提机，每次提机前1个月通知甲方。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时付定金10%即付1890000元，余下每次拉机时付全款，定金提最后一批提机时结算。七、违约责任：如乙方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十、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合同还指定甲方收款账户为郑红梅银行账户。另，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在合同下方“甲方（签名盖章）：”后方由杨国伟签名，“乙方（签名盖章）：”后方由徐根云签名。2018年6月14日，兆基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徐根云银行账户向郑红梅银行账户转款189万元。2018年8月15日，徐根云向郑红梅账户转账支付119万元，并于当日在鑫达公司提走OP1.9米2012年份机7台。2019年3月15日，兆基公司向鑫达公司账户转账180万元，徐根云向杨国伟银行账户分别转账72万元和168万元，合计420万元，当天兆基公司提走伽玛2.2米2016年末机18台；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兆基公司通过徐根云或其他个人账户向杨国伟账户及鑫达公司指定收款人账户转账合计支付了450万元，2019年3月19日，兆基公司提走伽玛2.2米机18台。鑫达公司提交的《出售机台明细表》显示，2018年8月15日、2019年3月15日和2019年3月19日期间提走的设备签收人（或买方）处均由何海清签名。兆基公司对上述表中由何海清代表兆基公司提走织布机并无异议。鑫达公司还提交了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30日《出售机台明细表》，由关玄储在表下方买方处签名，其中2019年3月20日《出售机台明细表》列明了13台剑杆织机详细信息，并在下方写明1.9米织布机13台×16万元/台，2019年4月30日《出售机台明细表》载明40台剑杆织机，并在下方写明1.9米织布机40台×16万元/台。为此，证明关玄储系受兆基公司委托提走了合计53台剑杆织机。兆基公司否认关玄储系受其委托提走设备，并主张系由鑫达公司自行出售给关玄储。2019年3月15日，兆基公司与鑫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就案涉《织布机销售合同》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出售的所有机台由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税金甲乙双方各承担一半，即出售机台总金额的8%（公账的8%）。并由“何林军”在鑫达公司签章处签名，徐根云在兆基公司签章处签名确认。后兆基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通过徐根云向杨国伟账户转入了上述180万元货款的税款140400元，鑫达公司向兆基公司开具了相应发票。鑫达公司未向兆基公司开具其他发票。2019年3月16日，杨国伟将关玄储的手机号码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送给徐根云。2019年3月20日，徐根云向杨国伟发送短信“杨总晚上几点有空一道同关老板聊一下”。杨国伟答复“你先约下吧”。徐根云回复“关老板说你几点到公司他可以过来”。杨国伟发送“在聚福吧”。徐根云回复“在”“关老板马上到聚福酒店”。2019年4月16日，徐根云再次微信询问杨国伟“杨总，法院里事情有没有搞好，机台是不是可以拉了”。2019年5月4日，杨国伟发送“徐总，我在外地出差，信号不好，周一上班再联系吧。”徐根云回复“好”。2019年5月14日，徐根云发送“杨总，法院手续有没有办好，老关钱付了没有”。2019年6月12日，徐根云微信约杨国伟见面，杨国伟表示其在美国，下周才能回来。2019年6月18日徐根云再次约杨国伟见面，杨国伟表示还在美国，事情没有办好，忙完马上回来，电话联系。2019年8月15日，徐根云发送“你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机器你也卖掉了，钱不退，你要赔偿违约金的”。2019年9月11日，杨国伟发送“我一直在国外出差，刚刚才收到您的信息，一切按照以前谈好的，以及合同规定执行。谢谢”。徐根云回复“你自己说的8月15日给的，我8月15日来你公司你去国外了，怎么去之前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我打了多少次电话和微信”“你什么时候回来”。2019年9月29日，徐根云发送“杨总，你还在美国？”“杨总，就兆基与鑫达公司签订的《织布机销售合同》，因贵司现在已经无法交付机器完成后续交易，现我司通知贵司，该合同从本日开始正式解除”。徐根云称杨国伟跟其沟通过，表示案涉设备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解封的话需要一次性处理，所以要求其一次性购买，但其表示需要找到客户才能一次性提走，所以答复无法一次性购买。后杨国伟于2019年3月16日将关玄储的手机号码发给徐根云，表示关玄储可以一次性购买，并让其与关玄储联系一下。2019年3月20日，其联系了关玄储并约杨国伟在2019年3月20日在凤凰城见面，但见面后仅是关玄储向杨国伟了解法院查封的设备能否解封并提货，并未商谈设备价格。其表示价格合适的话也可以，其赚一点就行。杨国伟确认三人在凤凰城进行了商谈，商谈的内容是关玄储提出设备价格只能出到16万元/台并要开发票，其提出徐根云是17万元/台，只要徐根云同意就可以。后三方就协商卖给关玄储，徐根云表示同意以16万元/台卖给关玄储，就涉及损失问题，其提出应该由徐根云承担差价、税费，因为之前徐根云已经赚钱了，这里亏点也没问题。徐根云则主张当时其对关玄储购买设备并没有表态，其根本不认识关玄储，当天只是谈了设备核实解封的问题。同时，徐根云确认三方见面的目的是关玄储要买案涉设备。鑫达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22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郑红梅。郑红梅与杨国伟承认两人系夫妻关系，本院要求两人提交结婚证到庭，并告知其不提交的，如果本院认定郑红梅需要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的话，将直接认定由杨国伟对郑红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国伟在表示清楚后，以未能找到结婚证为由，未在指定期限向本院提交结婚证到庭。庭审后，鑫达公司表示其与关玄储协商后，其可以继续履行案涉《织布机销售合同》，将已经交付给关玄储的53台织布机再次交付给兆基公司。诉前，兆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鑫达公司、郑红梅名下财产进行保全，本院予以准许，并作出（2019）粤0118财保404号民事裁定书，为此，兆基公司缴纳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本院认为：兆基公司与鑫达公司签订的案涉《织布机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兆基公司依约向鑫达公司支付了189万元定金。兆基公司亦向鑫达公司支付了20台OP2.2米织布机、18台伽玛2.2米织布机以及7台OP1.9米织布机的货款后，鑫达公司亦向兆基公司交付了相应织布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鑫达公司与鑫达公司对剩余53台OP1.9米织布机是否达成由关玄储进行购买的合意。对此，2019年3月20日三方进行商谈的背景及目的是关玄储提出购买案涉53台织布机，徐根云主张在当天仅是由关玄储提出设备何时能解封提货并未提及购买设备及设备价格，但该陈述与当天鑫达公司即向关玄储交付了13台织布机的事实存在矛盾，结合2019年4月16日，徐根云微信询问杨国伟“杨总，法院里事情有没有搞好，机台是不是可以拉了”。2019年5月14日，徐根云发送“杨总，法院手续有没有办好，老关钱付了没有”的记录，可见，徐根云对由关玄储购买设备并支付货款的事实是同意并认可的，为此，对兆基公司提出其并未同意由关玄储购买设备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而对鑫达公司主张的关玄储购买（提取）设备价格为16万元/台，兆基公司由其向鑫达公司补齐差价1万元/台，合计53万元的意见，鑫达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应由鑫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结合之后徐根云通过微信要求杨国伟退回定金等事实，本院认定，兆基公司和鑫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如下合意：同意剩余53台织布机由关玄储购买，并在关玄储支付款项后，由鑫达公司向兆基公司退回189万元保证金。现根据鑫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见，关玄储已经于2019年4月30日前提取了全部53台织布机，其亦应已经收取了相应的货款，而案涉189万元定金系作为双方依约履行案涉合同义务的担保，现案涉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案涉189万元定金目的已经实现，兆基公司要求鑫达公司退回定金189万元的条件成就，但鑫达公司一直拖延未向兆基公司退回定金，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兆基公司仅是逾期退回定金，并未触发双倍返还定金的违约责任条款，原告要求其双倍返还定金（即赔偿189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但兆基公司逾期退回定金给兆基公司造成损失，兆基公司可要求鑫达公司赔偿逾期退回定金行为造成的损失，根据违约情况，本院认定由鑫达公司向兆基公司返还1890000元定金并支付逾期退回定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未退还定金18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且利息损失总金额以1890000元为限）。对兆基公司超出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鑫达公司要求继续将已经交付给关玄储的53台织布机交付兆基公司，继续按照原协议履行，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郑红梅作为鑫达公司的一人股东，未举证证明鑫达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兆基公司要求郑红梅对鑫达公司案涉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杨国伟承认其与郑红梅系夫妻关系，且杨国伟代表鑫达公司与兆基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大部分货款亦通过杨国伟银行账户收取。而在本院明确告知杨国伟不提交结婚证到庭的相关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杨国伟仍以未找到为由拒不提交证据到庭，应由杨国伟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兆基公司要求杨国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论述，鑫达公司要求兆基公司赔偿530000元损失，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返还定金189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未退还定金18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付清款日止，利息损失总金额以1890000元为限）；二、被告郑红梅、杨国伟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的被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7040元及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均已预交），由原告绍兴市兆基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9801元，被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郑红梅、杨国伟负担2223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50元，由反诉原告广州鑫达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金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子晴王莉珊本案引用及参考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