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3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洁，女，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河，男，196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身份信息同上，系黄河之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聚林，男，193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玉红、徐晓娟，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凤英，女，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国庆，男，195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玉珍，女，196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国珍，女，196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国明，男，196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丽莉，女，194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黄洁、黄河因与被上诉人黄聚林、黄凤英、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徐丽莉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洁、上诉人黄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被上诉人黄凤英、被上诉人黄聚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玉红、徐晓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金根与徐宝奶系夫妻，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即长子黄聚林、次子黄聚良、小女黄凤英。黄聚良与徐丽莉婚后生育了儿子黄河、女儿黄洁。徐宝香系徐宝奶之妹。黄金根于1965年去世。徐宝奶于1989年10月向原建德县房地产管理处申请对其居住的位于建德市××路××号××层房屋进行产权登记，在其填写的《建德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记载：“申请登记人”徐宝奶，“产权共有人”一栏中有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徐宝香4人，“经协商推定所有权证持证人”一栏为徐宝奶；房产来源“土改”。原审法院从建德市档案馆查询了黄金根户1951年“土改”档案，在原建德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记载：黄金根户参加“土改”的人口为6人，分得楼房二间。该6人中其中的5人是黄金根、徐宝奶夫妻和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三子女，自无异议。因各方均确认，徐宝香幼年父母双亡投靠姐姐徐宝奶，直至1950年代结婚前均跟随徐宝奶、黄金根夫妻生活的事实，可以推定另1人口为徐宝香。1991年12月，徐宝奶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建梅字第01656号，2间2层，建筑面积102.34平方米。1992年8月，徐宝奶向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1998年1月18日，建德市土地管理局颁发了国用（建）字第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徐宝奶，用地面积51.6平方米。黄聚林代表徐宝奶领取了该国有土地使用证。黄聚良于1994年1月去世。徐宝奶于1998年1月15日去世。黄金根、徐宝奶生前未立遗嘱。1998年4月5日，黄聚林与徐丽莉、黄凤英三方签署《协约》一份，载明：“家母徐宝奶于1998年1月15日病故后，就有关房屋处理问题，经被继承人的长子黄聚林、女儿黄凤英及丧偶二儿媳徐丽莉三方共同磋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为维护、珍视祖传遗产，有利生活，保管遗产着想。一致同意将一幢木结构二层楼房（见《房屋所有权证》建梅字第01656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建字第9××3号），由长子黄聚林继承所有。日后，只许让有血缘关系的黄聚林子女继承。除国家征用外，不得转让他人（如果要转让，原三方再协商，后代不得干涉）。现经三方协约：即由黄聚林一次性补偿价款16667元整给未继承该项遗产的人，即黄凤英8333元整，徐丽莉8334元。”黄聚林、徐丽莉、黄凤英在该《协约》落款处签字捺印。1999年2月19日，黄凤英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大哥黄聚林送来老屋补偿费捌仟叁佰叁拾叁元整”。之后，黄聚林及其儿子黄剑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翻修，一直出租他人用于经营。因梅城镇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棚户区改造）项目需要对案涉房屋实施征收。2020年4月3日，黄剑代表其父亲黄聚林与梅城镇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梅城镇人民政府应补偿黄聚林共计1072681元。协议签订后，黄聚林、黄剑已将案涉房屋移交梅城镇人民政府处置。另查明，案涉房产现门牌号已由梅城镇市民路16号变更为市民路22-24号。徐宝香与蔡根宝结婚后生育了蔡国庆、蔡国明、蔡玉珍、蔡国珍四子女。徐宝香于2007年去世，蔡根宝于2011年去世。黄洁、黄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分割建德市梅城镇市民路22-24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072681元，按黄洁、黄河占4／15份额286048.2元，黄聚林占4／15份额286048.2元，黄凤英占4／15份额286048.2元，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共占1／5的份额214536.4元进行分配；2.请求分割建德市梅城镇市民路22-24号房屋自1998年至2020年4月期间出租产生的租金33万元，由黄聚林分别向黄洁、黄河按4／15份额88000元，向黄凤英按4／15份额88000元，向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按1／5的份额66000元支付租金收益。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案涉登记在徐宝奶名下的房产有哪些共有人，各共有权人的份额各是多少。黄洁、黄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徐丽莉将其家庭继承取得的房产份额转让给黄聚林，对黄河、黄洁是否发生效力。原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关于案涉登记在徐宝奶名下的房产有哪些共有人，各共有权人的份额问题。1991年12月，徐宝奶通过申请登记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申请登记材料中明确记载，徐宝奶为“经协商推定所有权证持证人”，共有人包括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徐宝香。表明案涉房产为5人共有。但案已查明，案涉房屋实际系在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取得，当年参加“土改”有黄金根、徐宝奶、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及徐宝香6人，该房屋为家庭6人共有。黄金根于1965年去世后，因其未订立遗嘱，其对房产享有的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由其妻子徐宝奶和子女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4人继承。故实际上各共有人的份额并不均等，徐宝奶、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的份额各为5／24（即1／6＋1／24）份额，徐宝香为1／6份额。二、关于黄洁、黄河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黄聚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黄洁、黄河于2020年4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距其被继承人黄聚良和代位被继承人徐宝奶死亡均已超过20年，即使按照最宽限的诉讼时效起点算，黄洁、黄河也已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关于请求分割不动产遗产纠纷的请求权本质上是物权请求权还是债权请求权，在学理上及司法实践中存有较大争议。如是物权请求权则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若是债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10月1日实施）第八条的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而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根据《民通意见》的该条规定，一般认为，只要遗产未分割且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根据2008年12月1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民通意见》第177条因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冲突，已被废止。此后，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是否仍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及相关法条，尚得不出《民通意见》第177条中“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内容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取代的结论。而且，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对继承纠纷中，针对“对继承人资格不存在异议，只是涉及遗产分割的”问题，仍持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指出：“关于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争议也比较大，涉及对继承法第八条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要考虑继承法出台的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不能机械适用。如果对继承人资格不存在异议，只是涉及遗产分割的，可以根据《民通意见》处理”。本案中，黄金根、黄聚良、徐宝奶去世后，其相应的继承人均未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接受继承。黄聚林对黄洁、黄河的继承人资格并不存在异议，争议内容只是涉及遗产分割的问题。而且，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本来就是案涉房产的原始共有权人，黄河、黄洁作为黄聚良的继承人，其诉请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实际上既包含了要求将黄聚良作为原始共有权人将其份额从整体房产的征用款中分割出来，也包含了要求代位继承黄聚良有权继承徐宝奶的遗产份额的征收补偿款。虽然前后两部分的诉请的请求权基础均为法定继承权，但实质上应有所区别，前部分的继承权发生在黄河、黄洁与其母亲徐丽莉之间，黄河、黄洁的继承权是否受到侵害、继承权诉讼时效是否已届满，与黄聚林之间并无争议，自然也无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基础。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黄河、黄洁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享有份额的主张，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黄聚林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徐丽莉将其家庭继承取得的房产份额转让给黄聚林，对黄河、黄洁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黄聚良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为5／24。1994年1月黄聚良去世后，如无遗嘱，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继承，则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各继承得房产的5／96。徐宝奶于1998年1月15日去世后，黄河、黄洁作为黄聚良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黄聚良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徐宝奶在继承黄聚良遗产后，对案涉房产享有25／96的份额，则黄河、黄洁通过代位继承获得25／288的份额。经计算，徐丽莉、黄河、黄洁对案涉房产最终的份额分别是5／96、55／576、55／576。徐丽莉于1998年4月5日与黄聚林、黄凤英签订《协约》，将其家庭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以8334元的对价转让给黄聚林。从性质上讲，这是在徐宝奶死亡后，作为继承人的徐丽莉、黄聚林、黄凤英就遗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即将房产分作三份，三家各分得三分之一，然后徐丽莉、黄凤英将其各三分之一份额作价转让给黄聚林。可能当时三方并不清楚徐宝香也是案涉房产的共有权人，而没考虑徐宝香享有的房产份额，对于该纰漏，原审法院在此暂不作分析评判。因徐丽莉本人对案涉房产也享有5／96的份额，其对自己享有份额的处分是有效的，应无异议。黄河、黄洁与黄聚林之间争议的实质是，徐丽莉能否代表家庭作出处分决定或者说对子女黄河、黄洁享有的份额的处分是否有代理权。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第一，本案徐丽莉与黄聚林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黄河、黄洁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发生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后果。第二，本案的遗产分割发生在1998年，根据行为时的法律政策及司法解释，徐丽莉可分得的份额远大于子女黄河、黄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该两条规定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被废止，但在1998年是有效的，根据上述规定，在确定黄聚良遗产时，应先将黄聚良名下对案涉房产享有的5／24分出一半归徐丽莉，剩余一半才由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四人继承，徐丽莉享有的份额明显大于子女黄河、黄洁。因此，在遗产分割时，黄聚林有理由相信徐丽莉有权代表其家庭作出转让房产份额的决定。作为行为人的徐丽莉，也自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子女作出处分决定。第三，徐丽莉与黄聚林的转让行为是有偿转让。当时将案涉房产作价25000元，并不明显低于市场价值，按三兄妹各占三分之一来分配，徐丽莉得款8334元，符合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至于黄河、黄洁称，徐丽莉未收到转让款8334元，黄聚林仅能提供黄凤英收款的收条，而提供不了徐丽莉的收款凭据，但并不能就此认定黄聚林未支付转让款。即使未付款，也不影响《协约》的效力。第四，徐丽莉代表家庭将子女黄河、黄洁继承取得的份额一并转让他人，它有别于将登记在黄河、黄洁名下的不动产进行处分的效力判断。如果是登记在黄河、黄洁名下的不动产，常人均知道需要登记的权利人本人签字确认或代理人取得授权，而家庭成员通过继承取得的动产、不动产或非登记的财产，由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代表家庭做出决定，符合常情常理和习惯，不应要求行为人或相对人具有很高的注意义务。而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民间，父母（或户主）代表家庭作出财产赠与、买卖的决定，亦较为普遍，普通社会大众均能接受。第五，退一步说，即使徐丽莉在签订《协约》时没有取得黄河、黄剑的授权，即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但从黄河、黄洁事后对案涉房产的行为和态度，可以认定对母亲徐丽莉的处分行为已经追认。黄聚林从黄凤英、徐丽莉处受让他们的份额后，即同儿子黄剑对房屋进行了翻修，之后作为店铺出租他人用于商业经营，收取租金，直至2020年4月被征收。经查，黄洁与其母亲徐丽莉的住所在一起，均居住在建德市××街道××路××号××室。庭审中，黄洁向法庭陈述其每年清明、冬至等时节会同母亲、哥哥来梅城给祖父母上坟。如果黄河、黄洁不知道母亲徐丽莉已将自己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已有偿转让给大伯黄聚林，会不关心案涉房产是谁在占有使用吗？况且黄洁提供证据证明其同学胡某曾在2000年至2003年承租案涉房产中的一间开店，也就是说黄洁明知黄聚林、黄剑将案涉房产用于出租，有不菲的租金收入，如果她认为自己仍享有案涉房产的产权，会在二十多年里不向黄聚林主张分割租金收益吗？如果此次不是因为案涉房产被政府征收可获得较大金额的补偿，黄河、黄洁会在距遗产分割完毕后22年再来主张继承份额吗？所以，综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原审法院确信，黄河、黄洁早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母亲徐丽莉已将其家庭对案涉房产继承取得的份额转让给大伯黄聚林，并以自己的行为对徐丽莉的处分行为予以默认。综上，黄河、黄洁主张自己对母亲徐丽莉的转让行为毫不知情，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情理，违反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徐丽莉代表家庭将子女黄河、黄洁继承取得的份额一并转让给黄聚林，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因此，黄河、黄洁在已将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转让他人后，再诉请要求分割房产的征收补偿款及该房产自1998年至2020年4月的租金收益，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至于黄洁、黄河诉请要求黄凤英按4／15份额，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按1／5的份额分配案涉房产的征收补偿款和租金收益，超出了其自身的权利范围。审理中，黄剑代表其父亲黄聚林与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由黄聚林支付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蔡国明案涉房产的征收补偿款180000元。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原审法院予以认可。黄凤英、徐丽莉未到庭，原审法院可以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河、黄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28元，减半收取871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3712元，由黄河、黄洁负担。 宣判后，黄洁、黄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黄聚林与黄凤英、徐丽莉于1998年4月5日签署的《协约》，上诉人并不知情，徐丽莉不能代表家庭作出处分的决定。一、上诉人父亲黄聚良对涉案房产享有的份额为5/24，1994年1月黄聚良去世后，没有遗嘱，由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继承，则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各继承房产的5/96；徐宝奶于1998年1月15日去世，黄河、黄洁作为黄聚良子女有权继承遗产份额，通过代位继承获得25/288的份额。徐丽莉、黄河、黄洁对案涉房产的份额分别是5/96、55/576、55/576。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徐丽莉与黄聚林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黄河、黄洁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发生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1998年签署《协约》时，黄洁、黄河均已成年，已参加工作，各自成家生活，并且为家庭当中的主要经济支柱。该份《协约》中并无上诉人的签字，也没有其委托母亲徐丽莉代为处分的授权委托书，且在签署《协约》时，上诉人并不在场。上诉人直到2017年底才知道该份《协约》的存在，且在知道后也并未对该《协约》进行追认。故《协约》并不对上诉人产生任何效力。三、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认为在确定黄聚良遗产时，“应先将黄聚良名下对案涉房产享有的5/24分出一半归为徐丽莉，剩余一半才由徐丽莉、黄河、黄洁和徐宝奶继承，因此，徐丽莉享有的份额明显大于子女黄河、黄洁”，存在严重错误。（一）上述两条规定已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后被废止。退一步说，即使在1998年是有效的，但对于黄聚良、徐丽莉并不适用，二人于1963年结婚，双方结婚后就生活在建德新安江，并未对案涉房屋共同使用、经营和管理，该房屋一直由徐宝奶生活居住和管理。黄聚良、徐丽莉并不符合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条件。该规定系当时针对夫妻双方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的意见，徐丽莉从未按此进行主张，也未对此进行过分割。黄聚良在案涉房产中的份额，仍属于其个人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原审错误依据已经废止且并不适用的规定，认定徐丽莉享有的份额大于黄洁、黄河，以此得出“在遗产分割时，黄聚林有理由相信徐丽莉有权代表其家庭作出转让房产份额的决定”的结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前述认定冲突。且不论徐丽莉的份额是否真的多于其子女，按照此逻辑，共有状态下个人的财产权益将无法获得保障。被上诉人黄聚林自认徐丽莉份额大于其子女黄河、黄洁，则其应该知道黄河、黄洁是拥有财产份额，其在未获得上诉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属未尽到注意义务。四、原审判决认定“徐丽莉与黄聚林的转让行为是有偿转让”，不符合事实。徐丽莉并未收到转让款，徐丽莉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曾经多次告知法庭可以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询问，但均未被采纳。被上诉人黄聚林提供黄凤英收款的收条，却无法提供徐丽莉的收款凭证，在无收款凭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徐丽莉收到转让款。而原审认为即使没有收款凭证也不能就此认定黄聚林未支付转让款，仅靠主观推断，无任何法律依据。五、原审判决认定“家庭成员通过继承取得的动产、不动产或者非登记的财产，由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代表家庭做出决定，符合常情常理和习惯，不应要求行为人或者相对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而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民间，父母（户主）代表家庭作出财产赠与、买卖的决定，亦较为普遍，普通大众均能接受”，与法律相背离，是法律及道德均不能接受的。个人的财产，不管是否动产、不动产或者是非登记的财产，均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未经个人同意或者授权均无法作出处分决定，他人的无权处分的行为对所有权人均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母亲徐丽莉在《协约》中处分了自己对房屋的份额，但对黄洁、黄河的份额无法产生法律效力。六、原审判决认定“即使在徐丽莉在签订《协约》时没有取得黄河、黄洁的授权，即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但从黄河、黄洁事后对涉案房产的行为和态度，可以认定对母亲徐丽莉的处分行为已经追认”，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所谓追认是指权利人事后同意该处分财产行为的意思表示。追认可以直接向买受人作出，也可以向处分人作出；可以用口头形式作出，也可以用书面形式作出，不管用何种形式，追认都应当以明显的方式作出，但上诉人均未做出过追认的行为。黄洁、黄河一直生活在新安江城区，黄河在读书后一直在外地生活，鲜少回到梅城，即使在回去扫墓时经过梅城，知道老房子出租的状态，也从来不知道房产份额存在转让的情况。原审判决采用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反问句式认为上诉人知道母亲徐丽莉已将自己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转让给黄聚林，仅靠主观臆想，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至于为何现在来起诉，不是因为遗产分割后二十多年的房屋征迁可获得较大金额补偿再来主张，而是因为上诉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享有案涉房产份额的，直到2020年4月该房产被征迁，黄聚林单独与指挥部签署征迁协议，上诉人的权益被侵犯后，才即时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综上，上诉人在《协约》签署时并不在场，直至2017年底得知有该份《协约》后，也均未对该份协议内容进行追认，徐丽莉在该《协约》签署时及签署后均未获得上诉人的授权，故该《协约》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徐丽莉无权处分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的财产份额，并不属于表见代理，而是无权处分的行为。原审法院未尊重案件客观事实，仅凭个人观点进行臆测推断，导致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聚林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对本案总结的三个争议焦点也非常正确和到位；针对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的论述，被上诉人黄聚林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因本案的一审判决结果是驳回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被上诉人黄聚林没有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一、根据本案事实，徐丽莉将其家庭继承取得的房产份额转让给黄聚林，对上诉人发生效力，一审判决认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998年1月徐宝奶去世后，黄聚林、黄凤英和黄聚良的妻子徐丽莉（上诉人的母亲）于1998年4月5日签订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作价25000元（该价格是按照市场价进行的估价），由黄聚林收购，为此，黄聚林分别向徐丽莉、黄凤英支付了整个房屋总价款的三分之一款项，即8334元、8333元，且在协议中约定后代不得干涉。上述协议签订系黄聚林、黄凤英和徐丽莉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内容也已于协议签订后全部履行完毕（即黄聚林各支付给黄凤英、徐丽莉三分之一的总房价款，黄聚林取得房屋所有权后，进行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大修缮和装修），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黄聚林善意有偿取得该房产所有权。根据协议约定，房产价款是以高于市场价款作价进行转让，只要是具备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以得出有偿转让的结论。上诉人认为徐丽莉未收到转让款就不属于有偿转让，与法理不符，也仅是上诉人的单方假想，假设徐丽莉这么多年没有收到房款，而又明知黄聚林将房屋装修后出租他人产生收益，却既不向黄聚林主张房款，也不主张租金，显然是违背常理的。退一步讲，假设徐丽莉没有收到钱，也仅是徐丽莉对黄聚林享有债权，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1998年4月5日，签订的人员为黄聚林、黄凤英和徐丽莉，根据该三人当时的法律意识，均认为房屋所有权人是徐宝奶一个人的，而徐宝奶去世后，即将房产分作三份，由黄聚林、黄凤英和徐丽莉三家各分得三分之一，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前述协议内容，约定黄凤英、徐丽莉将其各享有的三分之一份额全部转让给黄聚林，房屋总价商定作价为25000元，黄聚林支付房款总额的三分之二给黄凤英和徐丽莉。因此，签订协议的本意是黄聚林在支付房屋总价款三分之二后获得该房屋全部的所有权，被上诉人黄聚林有理由相信，黄凤英和徐丽莉在各自得到三分之一的房价款后，已经处分了对房屋享有的全部份额，而徐丽莉的处分中当然已包括处分了其子女享有的房产份额。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六条之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黄聚良生前的案涉房产，在其去世前已是黄聚良与徐丽莉的夫妻共同财产，徐丽莉享有该份额的二分之一，在黄聚良去世后，徐丽莉又享有1/4的继承权，两项相加已然超过黄洁、黄河的份额，因此徐丽莉依法享有处分该房产的权利。事实上，黄聚林、黄凤英和徐丽莉签署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后代不得干涉，也即代表着徐丽莉是代表自己和子女签订的协议，故黄聚林在签署协议时有理由相信徐丽莉已征得子女同意并有权作为代表处分房产份额并签署协议的。黄聚林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案涉房产完全属于善意取得，并未侵犯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诉人对徐丽莉签署协议不知情，其主张侵权和请求赔偿损失的对象也应当是其母亲徐丽莉，而不是本案善意取得房产的黄聚林。且上诉人在黄聚林于1998年4月9日之后对房屋进行装修、占有使用（出租）均知晓的情况下，始终未向黄聚林提出过侵权主张和维权，显然应当认定为是认同母亲徐丽莉的处分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徐丽莉代表家庭将子女黄河、黄洁继承取得的份额一并转让给黄聚林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二、撇开本案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各当事人享有的财产份额分阶段分析如下：案涉房屋的原始共有人为黄金根、徐宝奶、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徐宝香，每人各占六分之一。①1965年黄金根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徐宝奶、黄聚林、黄聚良、黄凤英各占5/24，徐宝香1/6。②1994年黄聚良去世，没有留下遭嘱。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黄聚良享有的案涉房产份额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黄聚良的5/24房产份额，在黄聚良去世后，徐丽莉享有1/2+1/2x1/4=5/8的份额，黄洁、黄河各占1/8.即：黄聚林、黄凤英各占5/24，徐宝奶占45/192，徐丽莉占25/192，黄洁、黄河各占5/192，徐宝香占1/6。③1998年1月5日徐宝奶去世，没有留下遗嘱，按法定继承。黄聚林：5/24+45/192X1/3-165/576，黄凤英：165/576，徐丽莉25/192，黄洁、黄河各占：5/192+45/192X1/3X1/2-75/1152，徐宝香1/6。因此，上诉人上关于徐丽莉、黄河、黄洁对案涉财产份额分别为5/96、55/576、55/576的论述与事实不符。本案在徐丽莉将财产处分给黄聚林前，徐丽莉、黄河、黄洁对房产的份额应是25/192、75/1152、75/1152，且在徐丽莉将财产处分给黄聚林后，徐丽莉、黄河和黄洁均不再对案涉房产享有任何份额。④1998年4月5日，徐丽莉、黄凤英与黄聚林签订协议，签订协议时的本意是：黄凤英将其享有的全部份额（包括共有和继承部分）转让给黄聚林，徐丽莉将黄聚良的份额和子女继承份额全部转让给黄聚林，因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徐宝香的名字登记在内，协议签订后，黄聚林支付了房价总款的2/3对价，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但事实上徐宝香享有1/6，因此，该房产的份额应为：黄聚林5/6，徐宝香1/6。⑤2007年徐宝香去世，徐宝香的份额由其继承人蔡国庆、蔡玉珍、蔡国珍和蔡国明继承。一审法院在阐述第三个争议焦点时对房产份额的计算有误，但其论述理由完全成立，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律精神。三、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本案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上诉人的父亲和奶奶先后去世后，其母亲徐丽莉于1998年4月5日与黄聚林、黄凤英签订协议，将上述房产份额作出处置，根据协议约定，徐丽莉处置房产后代不得干涉，也就是说，徐丽莉在处置房产前已经跟子女协商过，子女是知情的，也是默认母亲来处理案涉房产，且协议签订后，黄聚林对房屋进行修缮和装修，连隔壁邻居都知道案涉房产是黄聚林已经全部买下，包括本案的蔡国庆在庭审中也陈述知道此事，而徐丽莉拿到这笔钱在当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作为徐丽莉子女的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母亲签订协议处置房屋之事实，因此可推定上诉人在1998年4月5日应当知道徐丽莉签订协议处置全部房屋份额之事实。两上诉人如对徐丽莉签订协议出售全部房屋份额认为侵犯其财产权益的，应当在两年内（即2000年4月4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今显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二）本案系上诉人请求分割不动产遗产纠纷，其请求分割物权的基础并非不动产及由此产生的物权请求权，而是继承权，其本质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因此请求分割不动产遗产属于继承纠纷，应主要适用继承法。为了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维护交易安全、避免证据灭失，使整个社会关系处于确定状态，我国法律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二年的诉讼时效可以因权利人主张权利等原因而中断、中止，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又称最长时效，为除斥期间，不适用时效中断、中止。既然本案是继承纠纷，则相据继承法第二条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上诉人的权利来源于从黄聚良处继承遗产和从徐宝奶处代位继承遗产，黄聚良于1994年死亡，其遗产继承时效自其死亡时开始：徐宝奶于1998年1月5日去世，其遗产代位继承的时效自1998年1月6日开始。两上诉人于2020年4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距其被继承人黄聚良和代位被继承人徐宝奶死亡均已超过22年，距离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上诉人黄聚林名下也已二十多年，即使按照最宽限的诉讼时效起点算，上诉人也已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由于根据2008年12月18日公布的《最高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七十七条因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冲突已废止，因此，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如二审法院认可被上诉人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观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如不认可被上诉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观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凤英答辩称：上诉人维护自己的继承权是有道理的。母亲徐宝奶去世两个多月时，黄聚林把黄凤英和徐丽莉叫到外面签订协议，上诉人不知情。由于父亲去世早，家里最有文化的就是黄聚林，相关事情都是黄聚林来主导的。当时签订协议时，黄聚林是说要有人管理房屋，但协议内容与其口头陈述不符，黄聚林强调不要告诉下一代。黄凤英对黄聚林翻修房屋、收取房租费是知情的，房屋由黄聚林管理并由其负责上述事宜也是理所当然的。2017年黄凤英把《协约》拿到公证处，公证处工作人员说徐丽莉的孩子已成年，徐丽莉不能代表孩子。上诉人作为黄聚良的子女，应该享受拆迁利益。综上，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徐丽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答辩称：在徐宝奶去世2个月后的清明节即1998年4月5日，黄聚林单独找到徐丽莉与黄凤英，其称梅城的老房子是徐宝奶留下的遗产，需要修缮保护，因其他人都不住在梅城，想由其负责管理、修缮，徐丽莉与黄凤英表示同意。当时约定的是：房屋由黄聚林居住并进行管理，其一次性补偿徐丽莉与黄凤英一点钱，但房子还是三兄妹的，绝不可以卖给其他人，祖上留下来的要一直延续下去，若国家征用，则三个人重新进行协商。之后徐丽莉与黄凤英在黄聚林提前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字。签好后，黄聚林提出迟些时间再将钱给徐丽莉与黄凤英，并一再强调叮嘱不要将此事告诉子女，还特别对徐丽莉说不能跟黄河、黄洁讲，钱拿到后自己留着用。签协议书的当天，黄河、黄洁以及黄凤英的子女也一同去上坟，徐丽莉与黄凤英是被黄聚林偷偷叫到房间里签字，徐丽莉与黄凤英的子女后代对此均不知情。黄聚林并未出示协议书所涉的房产证、土地证等，签协议书后的三四天即1998年4月9日，黄聚林给徐丽莉打电话要求到审批中心签字并付钱给徐丽莉，针对徐莉丽就再次签字提出的质疑，黄聚林称是房屋过户所需，徐丽莉才知道被欺骗，便告诉黄聚林不同意房产过户，不会来签字，钱也不会要。之后徐丽莉与黄凤英沟通后，认为黄聚林是为了独占祖屋故意布局，才不让徐丽莉与黄凤英告诉子女，徐丽莉与黄凤英一直认为钱不拿，协议书也就没用，故一直未将此事告诉子女。直到2017年底祖屋被政府征收，黄聚林以该份协议书作为其独占祖屋的理由并得逞，徐丽莉与黄凤英才将事情经过告诉子女，并发现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已于1998年1月18日变更至黄聚林名下，该日期距离徐宝奶去世才3天，徐丽莉与黄凤英完全不知情。在未经过所有共有人同意签字的情况下，黄聚林是如何变更土地证值得怀疑。徐丽莉被一审法院追加为第三人，虽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庭，但已让女儿黄洁转告法院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找徐丽莉了解情况，而一审法院从未与徐丽莉联系核实相关情况。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徐丽莉对其子女黄洁、黄河享有的房产份额作出处分决定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讼争《协约》形成于徐宝奶去世后不久，协议三方中黄聚林、黄凤英系徐宝奶的子女，徐丽莉系徐宝奶已故次子黄聚良的配偶，在上一辈均已去世的情况下，家庭内部对祖遗房产进行分割并按户协商符合社会习惯和常情常理，《协约》上签字的徐丽莉系黄洁、黄河的母亲，黄聚林有理由相信徐丽莉作为家长具有家事代理权，有权代表其家庭作出转让房产份额的决定。其次，根据《协约》中关于黄凤英得款8333元、徐丽莉得款8334元之约定，可以合理推断协议各方当时系商定案涉房产作价25000元，并按三兄妹各占三分之一进行分配，结合上述价款并未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徐丽莉与黄聚林之间的转让行为符合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虽然黄聚林仅能提供黄凤英收款的收条而未能提供徐丽莉的收款凭据，但考虑到《协约》签订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协议其他方对《协约》提出过异议，故难以据此认定黄聚林未向徐丽莉支付转让款，况且，价款的支付属于合同的履行范畴，付款与否并不影响《协约》本身的效力。再次，黄洁、黄河称对《协约》从不知情直到2017年年底，黄凤英、徐丽莉亦表示黄聚林要求其就《协议》事宜向子女保密，如若按照上述意见，则黄洁、黄河一直以来应当认知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份额。然本院注意到，黄洁、黄河在有能力知晓案涉房屋使用现状的情况下，在案涉房屋被拆迁征收前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从未对黄聚林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提出异议，亦未向黄聚林主张分割租金收益，这就房屋共有权人而言，显然不符合常理。基于黄洁、黄河与徐丽莉之间系父母子女关系、黄洁与其母亲徐丽莉又共同居住在建德市××街道××路××号××室，黄洁、黄河早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母亲将其家庭对案涉房产继承取得的份额转让给黄聚林更符合客观实际。即使黄洁、黄河事前未授权徐丽莉转让房屋份额，基于其在嗣后长期不作否认表示，也视为以自己的行为对徐丽莉的处分行为予以默认。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徐丽莉代表家庭将黄洁、黄河继承取得的房产份额一并转让给黄聚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黄洁、黄河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综上，黄洁、黄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11元，由黄洁、黄河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