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渝0103行赔初15号原告艾宏，男，汉族，1961年10月14日出生，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管家巷7号。法定代表人鲁荣锋，局长。原告艾宏请求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以下简称渝中区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艾宏诉称，第一，被告为“甄真”制作发放多重户籍信息及身份证严重违法。2000年4月26日，被告对其辖区居民毛见梅的身份信息作出了以下完全违背事实的更改：“姓名由毛见梅变更为甄真、出生年月由1968年5月20日变更为1977年5月20日、身份证号码由X1变更为X2、婚姻状况由已婚变更为未婚，且婚史复杂，至少有3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已经32岁，籍贯由贵州省赤水县变更为重庆市渝北区。”被告用变更后的以上身份信息，作为“甄真”的个人身份信息，并为“甄真”建立了户籍档案。2000年5月25日，被告为“甄真”发放了居民身份证。在原告与“甄真”诉讼期间，冒名“甄真”的毛见梅当庭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承认，她持有5个居民身份证，号码分别为：X1、X3、X4、X2、X5（广东省河源市号码），这5个身份证处于可同时使用状态。毛见梅在不同的时间段，根据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身份证。例如，毛见梅用身份证X3，与重庆人段声强结婚，育有段佑华和段富义。1994年7月4日，毛见梅用身份证X1，与台湾人霜鸿章在台湾结婚，育有一子霜浩帆。2006年2月13日，毛见梅用“甄真”的身份证与原告结婚。2018年3月，毛见梅赴台办理与台湾人霜鸿章的离婚手续。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被告已不是为毛见梅变更身份信息，而是创造了一个自然人“甄真”。因为毛见梅与“甄真”的个人信息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联系。毛见梅以多重身份从事民事行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也证明，毛见梅与“甄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自然人，否则，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绝不可能为原告和“甄真”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滥用职权，作出的上述违法行为，直到2019年3月才以“纠错”为名，予以撤销更正，同时，为毛见梅重新建立户口，发放了新的身份证，号码为X6。对被告上述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或法律程序，确认其违法。第二，被告作出驳回原告行政赔偿申请的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为毛见梅发放甄真的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极大损失。为此，原告在被告作出纠错行为后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9年11月5日，被告作出渝中公行驳赔字[2019]第3号《驳回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书》，认为原告已就“确认被告为甄真建立假户籍和假身份证的行为违法”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应予驳回。原告认为，被告对《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的理解错误。首先，原告于2018年4月10日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变更甄真身份信息违法，并不是要求被告给予国家行政赔偿。可见原告根本就没有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其次，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以原告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和超出诉讼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根本就没有作出予以赔偿或不予赔偿的结论。对照《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内容，结合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显然原告的申请与第十一条规定的内容不相符，被告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完全错误。第三，被告认为原告不是被告违法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及行政行为相对人，原告作为行政赔偿请求人不适格，因此驳回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上述认定不符合基本法律常识。原告认为，原告是被告为甄真建立假户籍和发放假身份证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也是被告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人。首先，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一经作出，不论是否合法，在未经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之前，都推定为合法，并对行政机关、组织、个人，包括利害关系人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均产生约束力。公安机关为公民建立户籍和发放身份证的行为更是如此。尽管被告为“甄真”建立的户籍和发放的身份证都尽皆虚假，但该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即发效力。2006年2月13日，甄真向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提交了被告为其建立的假户籍和假身份证后，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据此为甄真与原告办理了结婚登记。其次，通常判断与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主要考量其权利义务是否受到某一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如果受到实际影响，个人或者组织就是利害关系人，就具有原告资格。“甄真”在更换身份及户籍信息前，与他人存在若干婚姻关系，且至少有3名子女，如果没有被告为“甄真”建立假户籍和发放假身份证的违法行为，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不会据此为原告和“甄真”办理结婚登记，否则“甄真”构成重婚。所以，被告的违法行为对原告产生了实际影响，原告是被告违法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再次，在原告与“甄真”的婚姻存续期间，“甄真”从不就业，其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原告的钱财，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同时，该欺诈婚姻也给原告造成很大精神伤害，原告就是被告为“甄真”建立假户籍和发放假身份证这一违法行为的受害人。“甄真”的具体欺诈行为包括：1.伪造原告签名，变卖共同财产，并将变卖财产所得据为己有。2.将原告多处房产的租金据为己有。3.2017年9月，“甄真”制造“虐待”借口对原告提起离婚析产诉讼。此后，“甄真”勾结黑社会人员，长期在原告住所附近蹲守，借原告出差之机，将原告家里的红木家具和艺术品等洗劫一空，价值1000多万元。在离婚诉讼中，“甄真”提出要分得原告的2套房产（总价值超过3000万元），并给付800万元现金。4.“甄真”同时持有至少5个居民“身份证”，根据不同目的，在不同时段以不同身份从事民事行为，包括结婚、借贷、购房、生育。原告既不知情，也无从查证，但却要承担法律风险及后果。5.被告将毛见梅变更为“甄真”后，形成了“甄真”分别在11岁、16岁、18岁时进行生育，因为“甄真”1977年出生，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和婚姻法，而原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甄真”结婚，“甄真”的3个孩子又变成了原告的法定继子女。6.被告将毛见梅变更为“甄真”后，导致的结果是原告与虚构的“甄真”有结婚证但无法律婚姻，原告与毛见梅有事实婚姻但没有结婚证的荒唐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有权提出国家赔偿的赔偿请求人应为行政行为的受害人。原告就是被告为甄真建立假户籍和发放假身份证行为的受害人，然而，被告认为原告作为赔偿请求人不适格，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赔偿申请。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有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错误。被告驳回原告赔偿申请的行政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故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被告于2000年4月16日为辖区内居民毛见梅编造并发放甄真的居民身份证和户籍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给予原告行政赔偿一千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艾宏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渝中区公安分局于2000年4月16日为辖区内居民毛见梅编造并发放甄真的居民身份证和户籍的行政行为违法一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艾宏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相应的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的事实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经审查查明，原告艾宏曾于2018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渝中区公安分局于2000年变更甄真的公民身份号码、出生日期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于同年6月11日已作出（2018）渝0103行初第117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艾宏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艾宏的起诉。据此，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渝0103行初346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艾宏的起诉属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艾宏的确认违法之诉。同时，原告艾宏于2019年11月5日起诉请求撤销被告渝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渝中公行驳赔字[2019]第3号《驳回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书》，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渝0103行初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艾宏的起诉。因此，原告艾宏针对被告渝中区公安分局提起的本案赔偿诉讼显然缺乏法定前提条件,应予裁定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艾宏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晓川审 判 员 叶 伟审 判 员 赵利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郭海玲书 记 员 冉韵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