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01民初4864号原告：曹浩，男，1992年10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印江县人，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告：孙同芳，女，1987年11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原告：袁诗军，男，1989年7月23日生，汉族，广西永福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延翰，云南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慧，云南千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沈伟超，男，1998年9月27日生，汉族，云南省祥云县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峰，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诉被告沈伟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延翰、赵文慧，被告沈伟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原告与被告之间解除合伙关系；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20年5月14日，三原告与被告四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作经营大理梵木摄影工作室，同时约定除名合伙人条款。在三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期间，被告未能履行职务，担任销售一职业绩平平，未能给合伙经营的工作室带来收益，经合伙人协商决定将其岗位调换至后勤，但因多次出现失误经提醒仍屡次犯错，最终导致被多名客户投诉。另外被告平时工作期间工作状态懒散，经常迟到早退并且经常向员工传播负能量，诋毁三原告，对工作室的声誉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协议共同经营、共同繁荣的经营理念，给其他合伙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符合《合伙协议》中对于除名合伙人的约定。2020年8月28日四名合伙人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将被告沈伟超除名，2020年9月3日向被告沈伟超寄送《除名通知书》告知对其除名处理。2020年9月26日三原告签字确认《关于对合伙人沈伟超的除名决议书》，被告沈伟超收到《除名通知书》后仍然到工作室寻衅滋事，扰乱工作室的正常经营，三原告报警处理被告知是经济纠纷，让其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原告无奈之下只能起诉到法院。综上所述，被告的所作所为已经破坏了双方的信用基础，无继续合伙的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至56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被告沈伟超辩称，本案中不存在原告诉称的除名事由，三原告私自合意将答辩人除名不合法，《合作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各司其职，工作井然有序的开展。而答辩人也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与同事相处的也十分融洽。但答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2020年8月底三原告突然开始对答辩人不满，甚至在私下低毁答辩人，在工作室内散布答辩人的负面消息。刚开始答辩人为了工作室的和睦没有与三原告理论，而是继续认真工作，但到了2020年9月3日答辩人被三原告从各个工作群中移除，并且向答辩人送达了除名通知书告知答辩人其已经被除名，这个时候答辩人才知道三原告不是对答辩人不满，而是早已计划将自己踢出大理市梵木摄影工作室。答辩人找到三原告理论，三原告不仅不予理会，又于2020年9月6日发出了《关于对合伙人沈伟超的除名决议书》，理由是因答辩人不能胜任答辩人在合伙事务中的工作，所以将答辩人除名。上述所有行为均出自三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三原告以简单的“不能胜任在合伙事务中的工作”为说辞，完成了一次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审判”，这显然已经违背了《合作协议》订立的初衷。根据《合作协议》除名合伙人的约定，任何一个合伙人只有出现了约定中六种情况之一才能将其除名。在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约定中任何一种行为，因此，三原告私自决议将答辩人除名是不合法的；三原告所列举的客户投诉与答辩人无关，三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答辩人因工作失误遭到客户投诉，但事实上，客户投诉是因为客户对产品的质量不满，或者因为服务不到位而导致。而答辩人在案涉的工作室中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工作，不接触产品的制作，也不参与客户的服务，客户的投诉并非针对答辩人。众所周知，任何一家摄影店，均不可能做到客户百分之百的满意，遇到刁钻的客户也是常有的事，而三原告却将所有的客户投诉归因于负责后勤工作的答辩人，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三原告所述的答辩人工作态度懒散、迟到早退、传播负能量、给合伙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等情形均属于捏造事实，子虚乌有。答辩人自入伙以来认真工作，与同事相处和睦，按时上班，甚至还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行为，更谈不上给合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本案中并不存在《合作协议》中约定除名事由，三原告的诉讼主张均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A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A2.《合作协议》，证明2020年5月14日三原告与被告四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经营大理梵木摄影工作室，如协议各方有以下情形的，经其他协议方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并追究违约责任，未履行出资义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本合作企业造成损失；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外设立他项物权、用工作室名义与第三方发生经营范围之外的民事纠纷的）；合作方出现违法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合作方严重影响工作室声誉的；合作方从事与工作室经营范围相竞争的行业；A3.股东会议记录，证明2020年8月28日四名合伙人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将被告沈伟超除名；A4.除名通知书，证明2020年9月3日向被告寄送了《除名通知书》告知对其除名处理；A5.关于合伙人除名决议书，证明2020年9月26日签订《关于对合伙人沈伟超的除名决议书》由三原告签字确认；A6.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份，证明在三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期间被告未能履行职务，未能给合伙经营的工作室带来收益，因多次出现失误经提醒仍屡次犯错，最终导致被多名客户投诉；A7.考勤表，证明被告平时工作期间工作状态懒散，经常迟到早退。经质证，被告沈伟超对A1、A2三性及证明方向均无异议；认为A3无合伙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被告从未参与会议，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A4形式要件不合法，三性及证明方向不认可；A5仅是三原告单方意思表示，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A6中，客户的不满及投诉未提及被告、与被告无关，其中提及的成本价155.3元、327.6元对摄影工作室不属于重大经济损失；A7无法看出是指纹打卡还是手动签字，且原告只提交了被告的考勤表，在合伙企业中不仅仅只有被告一个人在上班，从考勤表可看出被告只是在9点前后几分钟的时间到达摄影工作室，且考勤表也可看出被告有加班的行为，对该组证据证明方向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沈伟超就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B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身份信息；B2.微信截图打印件4份，证明三原告在被告没有确定被正式除名前，就将被告移除了从事大理梵木工作室的各个工作群。经质证，三原告对B1无异议；对B2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属于电子数据，被告不提交原始载体故形式要件不合法，被告的证明方向恰巧说明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出现重大失误被除名的事实。本院认为，A1、A2及B1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A3、A4、A7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采信；A5系三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性予以确认；A6结合被告陈述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方向不予采信；B2形式要件不合法，不予采信。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及到庭当事人无争议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2020年5月14日，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被告沈伟超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经营大理市梵木摄影工作室，经营范围为摄影摄像服务，合作期限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4年5月14日。其中《合作协议》第6.4条载明：“协议各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并追究违约责任：（1）未履行出资义务；(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本合作企业造成损失；（3）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当行为；（4）合作方出现违法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5）合作方严重影响工作室声誉的；（6）合作方从事与工作室经营范围相竞争的行业”。《合作协议》签订当日，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被告沈伟超均已完成出资，其中曹浩认缴出资额55,760元，持股比例34%；孙同芳认缴出资额49,200元，持股比例30%；袁诗军认缴出资额30,340元，持股比例18.5%；沈伟超认缴出资额28,700元，持股比例17.5%。合伙经营期间，合伙事务执行人系原告曹浩，被告主要负责产品发件给厂家制作，同时在合伙经营初期负责销售工作，后期负责后勤工作。原告孙同芳负责管理合伙财务，合伙无对公账户，截止2020年11月3日尚有90万元左右的合伙资金在孙同芳个人账户。合伙约定按照合同中持股比例分配利润，合伙经营期间未分配过利润。2020年8月29日三原告通知被告沈伟超将其除名，2020年9月6日三原告签字确认《关于对合伙人沈伟超的除名决议书》，后原告前往合伙工作室上班过程中，三原告以被告扰乱工作、经营秩序为由曾于2020年9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警。诉讼中，三原告认为合伙经营期间被告未履行职务亦未给合伙事务带来收益，其在工作中的重大过失致使合伙工作室遭到投诉，给工作室造成重大损失并影响工作室的声誉，被告的行为符合《合作协议》除名合伙人的事由，三原告已召开合伙人会议作出除名决定且已通知被告，现合伙已经清算，故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合伙关系。被告则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涉及两次投诉的内容均无法客观真实直接反应被告在合伙中存在重大过失，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不存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除名事由，三原告的诉讼主张均不成立，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三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合伙经营过程中，三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职务亦未给合伙事务带来收益，其在工作中的重大过失致使合伙工作室遭到投诉，给工作室造成重大损失并影响工作室的声誉，符合《合作协议》除名合伙人的事由，但结合在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被告存在符合《合作协议》6.4条约定的情形，三原告先后采取通知被告沈伟超将其除名、作出《关于对合伙人沈伟超的除名决议书》的方式将被告从合伙人中除名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亦违背了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以及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现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合伙关系，实质是三原告要求被告退出四人合伙经营的大理市梵木摄影工作室的合伙事务，终止与被告的合伙关系。但无论是合伙关系终止还是一方退伙时，全体合伙人应对合伙的财产、盈利亏损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财产、盈亏做出合理公平的分配。庭审中，三原告主张已对合伙进行清算故诉请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三原告应当就合伙进行清算的事实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至裁判前，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合伙人已对合伙财产、盈利亏损等进行合法有效的清算的事实，在合伙财产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解除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不利于合伙人对合伙期间事务作出合理公平的处理。故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关系的请求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曹浩、孙同芳、袁诗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先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沈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