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渝0108行初125号原告邓循，女，汉族，1982年8月出生，住重庆市江**。委托代理人唐城（系原告配偶），男，汉族，1975年10月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金紫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8531440。法定代表人齐琦，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艾渝，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迟**，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该单位员工。原告邓循请求撤销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通知一案，于2020年8月14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循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城，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艾渝及其委托代理人迟**、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家具送检过程中存在通知书无效、适用法规错误等问题，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复议时没有纠正该问题。该局发出通知书上家具品牌为“谷丰”，与合同上“谷风”家具不符，要求送检的家具名称错误致使该通知书无效。另外，根据重庆市产品质量条例13条，19条第3款规定，被告只能对销售者（被检查人）进行监督抽查，不能对消费者实施监督检查，被告用送检通知书的方式混淆了消费者和销售者（被检查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无效行为。被告用带有强制性的文书对消费者做出送检要求是不合理的。同时根据重庆市产品质量条例33条规定，实施监督抽查所需费用由财政支取，不得向消费者收取，被告在发限期送检通知书时没有告知是由消费者承担或者是由被告承担，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是违法的，根据（2020年1月失效）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13条的规定，第8条规定，被告通过向黄静（音）调查得知，黄静无法提供所售家具的厂名厂址，以及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实践，不应将这批来源不明的家具纳入检测范围，同样（2020年1月1日时失效）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第5条规定，不得向经营者收取费用，根据第13条规定，被告在发出限期通知书时，不仅将家具名字写错，还没告知原告，如果原告申请检验，费用由原告承担。还以原告没有产品保证文件为由不同意家具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仍然强制要求原告提供鉴定的申请，实际上是让原告承担鉴定费用，且被告在2019年11月发出限期通知书之前，被告的集体审议记录，被告的副局长在审议记录说不鉴定，就不能认定欺诈，这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在限期通知书中，没有告诉原告，原告如果不申请鉴定，就不能认定黄静欺诈的这一重要信息，且将其视为不利后果，要原告承担，原告认为不合法不合理，应予以纠正。同时被告辩称家具名称属于笔误，但是经过原告提出笔误意见后，该局没有主动改正，在原告复议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没有让被告更改，知道原告起诉后，被告才承认是笔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笔误，即使是笔误，也是笔误造成的错误，笔误是可以改正，错误是不能改正的，一旦法律文书出现申请鉴定的名称都错误，该文书还有效吗？同时送检通知书会移送给鉴定机构，家具名称都错误了，鉴定机构出具的证书也会错误，得出的鉴定结论黄静是不会认可的。故起诉来院，请求撤销渝南岸市监通知字[2019]1104号《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送检通知书》。原告提供并经过当庭质证的证据有：1、复议决定书，证明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认定黄静销售的红木不是红木，原告认为不需要再鉴定了。2、被告的回复函，证明被告认为黄静在出售家具给原告时没有出示红木的一证一书一卡，按照红木通用技术条件，因为家具没有任何标识和标准和产地的显示，无法进行红木检测。3、被告的限期送检通知书，证明被告做出的行政行为涉及鉴定家具名称错误、要原告承担不利后果等一系列问题，是错误的。4、被告做出的投诉告知书[2018]1113号，5、12315网上举报内容，证明原告不止向被告举报黄静所卖给原告的家具不但有产品质量问题，且还是禁止售卖的家具等一系列欺诈消费者的问题。6、个体工商户管理登记卡，证明黄静没有销售家具的经营范围，不能在红星美凯龙商场销售红木家具，按照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这是被告的执法实践，如果他没有经营资质，就不需要检验鉴定即可认定为不合格产品。同时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13条的规定，这批家具属于来源不明商品，也不需要鉴定。被告辩称，被告向其送达《限期送检通知书》是立案调查过程性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合理体现。原告未按被告指导建议行事，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原告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对原告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被告依据调查中已收集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决定不予处罚后送达原告的回复函以及市局的维持复议决定，原告已将上述二具体行政行为诉至贵院，该案正在审理中，原告提起此次诉讼不任何意义，实属浪费司法资源。《限期送检通知书》指向明确，即使存在将“谷风”误写为“谷丰”的笔误也不会产生岐义，未影响文书指导、建议的效果。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真实的、合法，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原告邓循在重庆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生活广场购买了一批家具。2018年5月26日，商家交付原告邓循所购家具。2018年11月，原告邓循分两次通过12315平台投诉重庆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生活广场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2018年11月13日，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作出《受理消费者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邓循对其11月10日及11月12日的投诉举报一并受理。随后，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对原告邓循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并于2019年11月4日，向原告邓循发出渝南岸市监通知字[2019]1104号《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送检通知书》，主要内容为：请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3日内书面向本机关提出鉴定申请，鉴定涉案家具材质是否属于红木中的刺猬紫檀，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鉴定，不利后果自行承担。原告邓循收该通知书，未向被告提出鉴定申请。调查完结后，2019年12月25日，被告作出南岸市监函[2019]287号《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重庆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家具产品结果调查处理的回复函》。原告邓循收到后不服提起了行政复议。2020年6月22日，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作出渝市监复[2020]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邓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故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渝南岸市监通知字[2019]1104号《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送检通知书》。另查明，原告邓循对2019年12月25日，被告作出的南岸市监函[2019]287号《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重庆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家具产品结果调查处理的回复函》和2020年6月22日，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渝市监复[2020]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也另行提起了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提起的行政诉讼应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本案中，原告认为重庆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生活广场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向被告进行投诉，被告受理后对该举报事项进行调查，调查中，向原告发出了《限期送检通知书》，该《限期送检通知书》是被告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过程性行为。针对原告的投诉，被告对原告作出了相应的回复函，最终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该回复函。同时，原告已经对被告作出的回复函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起诉，法院会对被告作出的回复函进行全面性审理，包括调查的过程，原告通过该诉讼已经对权利实施了救济。故，本案中原告起诉的《限期送检通知书》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不应该受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邓循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左杨琴人民陪审员  张 敏人民陪审员  唐惠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张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