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民终4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前郭县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凤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锋，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野，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景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新，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前郭县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与被上诉人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投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锋、王晋野，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宇公司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省投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于《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及省投公司是否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等事实均未予以认定。《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且省投公司是明知的，故其不具有善意，应认定《保证合同》无效。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违法。证人荀某、王某的证言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一审判决采信李婷的证言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九民会议纪要没有要求债权人在善意的同时不能存在轻过失完全混淆了概念。省投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应导致合同无效。华宇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省投公司辩称，一、华宇公司为借款提供担保时已经提供了符合形式要求的《股东会决议》。虽然华宇公司主张《股东会决议》是其法定代表人崔凤江伪造的，但省投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不影响华宇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并判决华宇公司对借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认定事实清楚。二、华宇公司提供的荀某、王某的证言，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并且证言内容并不能证明省投公司知道《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三、一审法院对公证员李婷进行询问符合法律规定，李婷是否出庭均不影响其证明效力。四、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华宇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使《保证合同》无效，华宇公司应就润兴公司债务向省投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省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省投公司、华宇公司双方于2015年8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JTHT-2015225-TZ-117号《保证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华宇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3日，期内利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扣除掉已偿还的期内利息2672.35元，逾期利息从2016年7月4日按照年利率22.5%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应当按月支付，每月20日计息；3.违约金计算方式为自应付利息之日起至利息支付之日止，以每期应付的利息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4.判令华宇公司承担省投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华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7日，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出具一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吉长信维证字第36198号)，公证内容为证明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与省投公司、润兴公司于2015年8月3日在长春市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编号为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2015年委贷第61号），省投公司与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凤江于2015年8月3日在长春市签订了《保证合同》。《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省投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委托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向润兴公司发放贷款30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5年8月4日至2016年2月3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5%，逾期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即为22.5%。逾期支付利息按应付未付利息金额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保证合同》约定华宇公司为润兴公司在省投公司借款3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5年8月4日，九台农商行向润兴公司支付借款3000万元。2015年9月18日，润兴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0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1300万元。2017年9月14日，因省投公司申请，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出具了上述《委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执行证书》(2017吉长信维证字第21484号)，执行标的为截止至2017年8月20日润兴公司应给付欠款本金1300万元，利息4532861.01元（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差旅费、律师费、处置费用、税费、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2017年10月27日，因省投公司申请，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执行证书》(2017吉长信维证字第21484号)进行了立案，案号为（2017）吉07执130号。2018年10月20日，因华宇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7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及（2018）吉07执异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华宇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为由，裁定不予执行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2015）吉长信维证字第36198号《公证债权文书》和2017吉长信维证字第21484号《执行证书》中关于华宇公司承担保证责任部分。另查明，华宇公司的股东之一王桐海已经于2013年去世。至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华宇公司并未对其工商登记股东情况进行变更，仍将王桐海登记为股东。再查明，因华宇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对于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公证员李婷本人进行了调查。李婷表示办理保证合同的公证手续时并不要求股东到公证处现场签字，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真实性并非公证处应予公证的内容，对于华宇公司所提交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为自然人股东在公证处签字并不记得了。又查明，省投公司为本案与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已经支付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省投公司所提交的《保证合同》《委托贷款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吉长信维证字第36198号)调取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卷宗，均加盖有该院的档案证明专用章，且对于债务人润兴公司及其他保证人的债务已经在该院立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故对于以上几份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案涉《保证合同》效力问题。首先，华宇公司提出《保证合同》先于《委托贷款合同》成立，故其不能成为对案涉借款合同的担保。一审法院认为，华宇公司认可《保证合同》的订立时间为2015年8月3日，省投公司所提交的《委托贷款合同》中没有标明日期，但是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出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5吉长信维证字第36198号)证明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与省投公司、润兴公司于2015年8月3日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而且《保证合同》第一章即标明提供担保的主合同编号为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2015年委贷第61号，与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的编号一致，综上，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华宇公司与省投公司所签订的《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合同为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与省投公司、润兴公司签订于2015年8月3日的《委托贷款合同》。其次，省投公司所提交的华宇公司《股东会决议》虽然为复印件，但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凤江表示其于2015年8月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与省投公司所提交证据一致，故对于省投公司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华宇公司主张股东会决议系法定代表人崔凤江和公司司机在公证处伪造而成，股东之一王桐海已经去世，但是，华宇公司在王桐海去世后没有及时变更工商登记，仍在公示可见的登记中记载王桐海为股东，省投公司对于王桐海的去世无法了解。同时，华宇公司主张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李婷明知崔凤江未携带股东会决议并将此情况电话告知省投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应华宇公司申请，经法院对公证员李婷本人进行调查，李婷对于华宇公司的主张未予认可，故华宇公司提出的省投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股东会决议》系伪造并无证据予以支持。最后，华宇公司提出公司章程中股东的签字与《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字明显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为《会议纪要》）第18条规定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虽然案涉《保证合同》约定华宇公司提交公司章程，但实际上华宇公司并未向省投公司提交公司章程。省投公司未按合同约定要求华宇公司提供公司章程，但并不能因此推定省投公司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字与公司章程签字并不一致。《会议纪要》的规定旨在维护善意债权人的权益，但并没有要求债权人在善意的同时不能存在轻过失，即只有在债权人为恶意或是疏忽大意的重过失的情况下，保证合同存在无效情形。省投公司已经要求华宇公司提交股东会决议，再严苛要求其必须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审查，并不符合《会议纪要》第17条和第18条规定的内容。同时，作为保证人的华宇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伪造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又在诉讼中辩称省投公司应当具有异于常人的股东会决议审查能力和加重义务，是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与其所主张的《会议纪要》“（六）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精神并不相符。综上，华宇公司针对案涉《保证合同》已经提交形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股东会决议，且其不能证明省投公司存在恶意，故案涉《保证合同》为有效的保证合同，华宇公司应当对润兴公司所欠省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第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因《保证合同》第八章第8条约定保证人要向债权人支付为实现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而发生的律师费，故华宇公司应当赔偿省投公司为本案所支出的合理律师费5万元。关于省投公司所提出的支付给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该部分律师费发生于另案对润兴公司等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中，故应包括于主债务数额之中，如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另案执行案件中包括于被执行标的，则应当为华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之内。综上所述，省投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省投公司与华宇公司于2015年8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JTHT-2015225-TZ-117号《保证合同》有效；二、华宇公司对吉林省润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省投公司所承担的《委托贷款合同》（编号为九台农商行高新支行2015年委贷第61号）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债务数额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7执130号案件执行范围为限]，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三、华宇公司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省投公司赔偿律师费5万元；四、驳回省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242元，保全费5000元，由华宇公司负担165000元，由省投公司负担1242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华宇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崔凤江伪造《股东会协议》并无异议，但主张省投公司对此明知，亦或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省投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故导致《担保合同》无效。鉴于华宇公司的上述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省投公司是否为善意相对人。一方面，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为《会议纪要》）第18条规定，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从华宇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和相关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认定省投公司明知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越权代表的情形；另一方面，华宇公司主张省投公司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如果进行审查，则会轻易发现《股东会决议》系伪造，即省投公司应当知道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本案中，省投公司确有未要求华宇公司按照《保证合同约定》提供公司章程的疏忽行为，但在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需经公证处公证，省投公司由此产生信赖的情况下，仅以省投公司存在疏忽行为认定其应当知道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伪造《股东会协议》的情形，未免加重了省投公司的审查义务，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故华宇公司关于省投公司应当知道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伪造《股东会决议》的主张不成立。鉴于省投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过程中，对于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提供担保的行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故应认定其未善意相对人。华宇公司以省投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而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华宇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0元，由前郭县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阳审判员 杨丽娜审判员 谷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