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82民初2287号 原告（反诉被告）：谢永生，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沅陵县，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玲，湖南如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宏，湖南理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西区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706847012。 法定代表人：曾文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意，福建携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雅玲，福建携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谢永生与被告（反诉原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涛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谢永生的起诉后，雷涛公司提起反诉。本院对该反诉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谢永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永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雷涛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谢永生的承包款共计45276.36元(即2019年12月承包款35911元、2020年1月的承包款3365.36元、1年按5个工人计算的房屋补贴60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雷涛公司支付违约金45276.36元。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2月开始，谢永生承包雷涛公司的冲裁车间，双方每年签订书面《合同书》1份。2016年2月至2019年2月，雷涛公司均有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谢永生依约完工，双方合作很愉快。2019年2月17日，双方再次签订《合同书》1份，约定“本人（谢永生，乙方）受聘雷涛公司(甲方)，承包其冲裁车间一切事务：1.甲方在生产过程中如期如数给予乙方所需，(生产指令单、确认样、冲刀、材料等一切与制鞋操作相关的物件)；2.工价：1双通算：8层10层0.02元1个版，皮和改刀每版0.1元1双，棉毛1个版算2个版，大面刀(0.15m×0.18m)1个版做2个版算；3.‘工资’按月发放，押1个月，年底全部结清，年保‘工资’每人每年50000元整；4.公司业务繁忙时乙方自己找人，做完后甲方应立即以现金方式计算结清，不得拖欠；5.外租房屋补贴每人每月100元整；以上协议是双方共同达成，如有违背，按双倍经济支付”。在2019年2月17日的《合同书》签订之后，谢永生依约履行合同，尽职尽责，每个月均按雷涛公司的生产下料单完工，并统计数额上报给雷涛公司，由雷涛公司依约按月发放承包款。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雷涛公司均有依约付款，但2019年12月的承包款35911元和2020年1月的承包款3365.36元，以及约定的每人每月100元的一整年的房屋补贴计6000元，雷涛公司至今未付。谢永生多次催讨，雷涛公司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拖延。因此，在双方的《合同书》到期后，谢永生未再继续承包雷涛公司的冲裁车间。综上，雷涛公司未依约支付谢永生2019年12月的承包款35911元、2020年1月的承包款3365.36元和约定的每人每月100元的一整年的房屋补贴计6000元，已构成违约，雷涛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且依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约定，雷涛公司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双倍经济的违约金。 被告雷涛公司辩称：1.依法应驳回谢永生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谢永生所谓12月份、1月份的“工资”合计39276.36元，因其故意虚增制鞋开版数的行为被察觉，当时其就自行离开，没有将12月份、1月份剩余的鞋材加工完毕。为此，雷涛公司将剩余的鞋材交由另一员工张某完成加工，产生的冲裁费用是8525元。因此，谢永生所谓的“工资”扣除该8525元，仅剩30751.36元，而该30751.36元里面含有虚报的金额。2.谢永生因虚报制鞋版数，自2019年2月17日到2019年的11月份从雷涛公司处多领取款项，其虚报制鞋版数多骗取55996.95元，雷涛公司为此提起反诉。3.从谢永生在张某确认的“工资”单8525元的款码，核对的虚报数达26717元，故可见谢永生所述并不属实，且雷涛公司主张在反诉中予以扣除。4.不能支持谢永生关于按5个人计算住房补贴的主张。谢永生带领员工给雷涛公司加工，包括其在内也就2个人，最多是3个，大部分是2个，故其主张的住房补贴数额不属实，且该房屋补贴是在年终时一并计算的。5.雷涛公司没有给付的原因，是谢永生在被发现骗取款项时，雷涛公司要求与其协商，其心虚而没有协商，故雷涛公司没有违约行为。“工资”部分，雷涛公司会和谢永生协商，但虚报的要退给雷涛公司。因此，雷涛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谢永生主张的违约金不能成立。 被告（反诉原告）雷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谢永生向雷涛公司返还因其故意虚增制鞋开版数所造成雷涛公司损失的款项55996.95元。事实和理由：谢永生自2019年2月份开始承包雷涛公司的冲裁车间，双方于2019年2月17日签订案涉的《合同书》。嗣后，雷涛公司经调查才知晓，谢永生与雷涛公司的员工刘某自2019年2月份至2020年1月份的这一合作期间一直存在恶意串通，通过虚增加工鞋材的版数，造成了加工款虚高的情形，导致雷涛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根据计算，自2019年2月份至2020年1月份加工款虚高的金额达到58000元，谢永生应返还该款项。同时，雷涛公司在2020年1月知晓了谢永生虚增加工鞋材的版数，破坏了雷涛公司对谢永生的信任，故雷涛公司将冲裁的部分业务直接交由谢永生雇佣的张某负责，并支付了加工款8525元。而谢永生在计算承包加工款的金额时，仍就该款项予以重复计算，故不应得到支持。鉴于谢永生采取上述不正当的手段骗取雷涛公司的信任，恶意造成雷涛公司的经济损失，故雷涛公司具状提起反诉。 原告（反诉被告）谢永生针对被告（反诉原告）雷涛公司的反诉辩称：1.双方合作已经长达4年时间，刘某是雷涛公司的员工，并不存在谢永生恶意串通虚增加工的鞋材版数的情形，谢永生所加工的数额及金额均有经过管理人员刘某的统计和确认，刘某的行为如果存在雷涛公司所说的虚增版数的情况，也与谢永生无关。谢永生与雷涛公司长达4年的合作期间，均是通过雷涛公司下单给谢永生承包做工，《合同书》中也明确约定计算方式和单价金额，谢永生提供了下料单、冲床单、《合同书》来证明雷涛公司在2019年12月份和2020年1月份期间尚欠谢永生加工款45276.36元未支付。雷涛公司现在以虚增鞋材的版数所提起的反诉，是雷涛公司的恶意诉讼。由于谢永生曾多次找雷涛公司催讨拖欠的加工款，雷涛公司拒不支付且蛮不讲理，谢永生才不得不提起诉讼。雷涛公司的反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关于雷涛公司陈述的其向张某所支付的加工款，雷涛公司是应将加工款支付给合同的相对方谢永生，但谢永生实际并没有收到该8525元。对于雷涛公司支付给张某的款项，谢永生不清楚，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除。 在审理过程中，谢永生在本诉阶段向本院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Ａ1.居民身份证，用以证明谢永生的诉讼主体资格。Ａ2.企业登记信息，用以证明雷涛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Ａ3.《合同书》1份，用以证明谢永生承包雷涛公司的冲裁车间；约定工价、工资、房屋补贴的事实；合同第3点约定工资按月发放，押1个月工资，年底全部结清；合同第5点约定不得拖欠；合同第6点约定外租房屋补贴每人每月100元；雷涛公司存在恶意拖欠加工款及房屋补贴的事实，应当承担约为责任，按合同约定应支付双倍经济赔偿的违约金。Ａ4.下料单，用以证明雷涛公司下单给谢永生承包及做工的事实。Ａ5.冲床单，由刘某统计并书写金额，后交给谢永生一份，由雷涛公司持有另一份并按另一份发放加工款，用以证明谢永生自2019年2月份至2020年1月份为雷涛公司做工的数量、单价及金额（承包款）的事实。 雷涛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Ａ1、Ａ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对证据Ａ3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合同中有约定结算工资、每人补贴100元，但是该份合同中也约定了工价按1双板鞋多少钱来计算，是根据鞋的版数来计算工钱；由于谢永生虚增版数而不与雷涛公司核对工资，双方有未了结的事项才没有结算，不存在违约行为；谢永生没有提供其员工人数及由实际外租的相关证据，关于外租补贴谢永生应提供证据证明。对证据Ａ4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是雷涛公司下单给谢永生的。对证据Ａ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谢永生自行制作的，由于谢永生所制作的金额中有虚报的版数，实际的加工款并不属实。从谢永生提供的证据看出，在12月份的工资单中，第1页型号为1810的，版数写13刀，但事实上，在2020年1月16日雷涛公司结算张某的单据中，1810号的实际刀数才9刀，是经谢永生确认的，故单单这个型号谢永生就多报了4刀。从谢永生确认的型号来核对，就多出了26000多元。因而，谢永生提供的证据Ａ5冲床单都是单方制作的，并不属实，几乎每个型号都多开，并不能反映本案的加工款。关于证据Ａ5中的2019年2月份到11月份的冲床单，雷涛公司对真实性确认，但是该冲床单体现的加工款并不属实，所有的单据都是谢永生利用雷涛公司的信任，雷涛公司根据其结算的金额支付加工款，所有金额里面包括了虚增版数产生的加工款，故雷涛公司主张对里面的加工款予以扣除。 雷涛公司在本诉阶段未提供证据材料。 在审理过程中，雷涛公司在反诉阶段向本院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Ｂ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用以证明雷涛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Ｂ2.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谢永生基本情况和主体资格。Ｂ3.2019年2月至2020年元月谢永生虚增加工款计算清单及部分累计清单、Ｂ4.案涉加工鞋材的各型号的数量及虚增版数统计、Ｂ5.2020年元月已付款的部分加工鞋材的数量及金额、Ｂ6.录音光盘及通话录音文字资料（刘某与谢永生的录音），用以证明因故意虚增制鞋开版数，由此造成雷涛公司损失以及支付了加工款8525元，雷涛公司累加计算的事实。Ｂ7.案涉各型号加工鞋材版数图示及鞋材成果图，用以证明案涉各型号鞋材加工的版数，以及谢永生虚增制鞋版数的事实。 谢永生质证认为：对证据Ｂ1、Ｂ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Ｂ3、Ｂ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个是雷涛公司单方制作的，谢永生并没有虚增加工款和虚增版数，是雷涛公司为了赖掉加工款而单方制作的数据。对证据Ｂ5上面谢永生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谢永生有备注开庭张某要出庭作证，数据都是雷涛公司制作的，而谢永生签字确认的是8525元有没有支付的情况，谢永生至今没有收到款项，但不清楚张某是否收到款项。对证据Ｂ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谢永生和刘某的对话，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是在谢永生起诉后，刘某打电话给谢永生的，是雷涛公司与刘某恶意串通，故意与谢永生通话，想通过录音方式获取对谢永生不利的证据来赖掉加工款，但实际上录音并不能证明谢永生有虚报版数，反而能够证明刘某是雷涛公司的管理员工，谢永生加工的数额和金额每次都是经过刘某的统计确认后，刘某才上报的，因此能够证明谢永生上报的版数是属实的，是经过雷涛公司确认的。对证据Ｂ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是雷涛公司单方制作和拍摄的图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另，雷涛公司申请证人刘某、黄某出庭作证，被告主张：刘某系雷涛公司的职员，在雷涛公司不知晓的情况下自2019年2月份起至2020年2月份期间与谢永生恶意串通，通过虚增加工鞋材的版数，由此造成加工款的虚高，造成了雷涛公司严重的经济损失；黄某作为晋江市池店镇的驻村干部，案涉纠纷曾与司法所进行协调，谢永生对于因故意虚增制鞋开版数及由此造成雷涛公司损失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 谢永生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关于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与雷涛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在纠纷发生之后，其目前还在雷涛公司任职的情况下，为雷涛公司说话，证言不可信，作为雷涛公司的管理，在谢永生与其长达4年的工作中，从未提到版数的纠纷问题；从程序上，每次都是其统计下料出单，统计数额上报到雷涛公司的，为何之前从未提过？因此，谢永生有理由怀疑其和雷涛公司恶意串通，包括起诉后刘某故意找谢永生录音，都是雷涛公司和刘某恶意串通想要赖掉谢永生的加工款。关于证人黄某的证言，谢永生认为部分不可信，其所提到的没有威胁谢永生，是不属实的，其所陈述的情况都是听雷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文春说的，其站在本村干部维护本村人员的角度，才导致没有办法调解，后来谢永生也没有去调解。 谢永生在反诉阶段未提供证据材料。 在庭审中，经微信（微信号：×××22，微信昵称：张俊恒150××××2236）视频连线张某，张某阐述了案涉相关内容。 本院认为，证据Ａ1、Ａ2、Ｂ1、Ｂ2体现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经对方质证无异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Ａ3、Ａ4，体现有双方的相关签名、盖章，雷涛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来源及形式未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内容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可作为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根据。关于证据Ｂ3、Ｂ4、Ｂ7，鉴于雷涛公司提供的该清单、图片系由其单方制作，谢永生对此未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清单不直接采纳为定案的依据。关于证据Ｂ5、Ｂ6，谢永生对证据Ｂ5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Ｂ6的真实性也无异议，该证据来源及形式未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内容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可作为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Ａ5及证人的证言、张某的相关阐述，结合双方讼争的焦点一并予以相应分析。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为：刘某针对双方冲裁的加工合同，有出具2019年12月份、2020年1月份的2份冲床单，共39276.36元，其中有包括张某的8525元，扣掉后是30751.36元。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加工合同中具体到哪些型号、刀数，是否有虚报？雷涛公司主张的谢永生应当承担损失，是否应予以支持？2.谢永生提出的房屋补贴6000元，是否应予以支持？3.谢永生提出的违约金，是否应予以支持？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 关于双方在加工合同中具体到哪些型号、刀数，是否有多报，雷涛公司主张谢永生应当承担损失，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 谢永生主张：1.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第2条“工价”中明确的约定“棉毛一个版算两个版，大面刀（0.15ｍ×0.18ｍ），—个版做两个版算”，谢永生所加工的鞋的版数均是在雷涛公司下单后、加工之前，经过雷涛公司的管理人员刘某确认，再由刘某报备至雷涛公司确认可以下刀之后，谢永生才开始下刀做的。谢永生做完后，再由雷涛公司的管理人员刘某按月统计出谢永生及谢永生的工人所加工的金额（详细列明，每款鞋子的型号、双数、刀数、单价0.023元，每款该月所做的金额，该月总金额等数据），制作成“冲床单”（该“冲床单”一式两份，谢永生1份，雷涛公司1份），上报给雷涛公司确认后，雷涛公司再按其确认的“冲床单”按月发放给谢永生加工款（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合作长达4年的时间里，都是通过这种流程和方式去做的），这些事实证人刘某都有确认，雷涛公司也有确认该流程。因此，这4年以来，版数（刀数）及“冲床单”一直均是经过雷涛公司管理人员的确认以及雷涛公司确认的，不存在虚增的问题。雷涛公司现提出版数（刀数）有虚增，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根据的，是雷涛公司想要赖掉谢永生加工款的一种说辞。2.雷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谢永生有版数（刀数）虚增及虚增多少的事实。（1）关于证人刘某的证言和录音证据。证人刘某现仍在雷涛公司任职，与雷涛公司有利害关系，其所述的谢永生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虚增版数的说法，完全不可信。4年来，为什么刘某和雷涛公司均未曾提过虚增版数？如果有，为什么当时不提出来做相应的更改？为什么这4年一直都是按照刘某自己（作为雷涛公司的管理）统计的型号、双数、刀数、单价而做出加工款统计表（“冲床单”）来结算和发放的加工款？完全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由此，可以证实刘某现仍作为雷涛公司的员工，可能在雷涛公司的威胁下，在帮雷涛公司想赖掉谢永生的加工款。至于证人刘某与谢永生的录音证据，该录音是在谢永生起诉后，雷涛公司刻意要刘某与谢永生通话和录制的，是刘某自己在陈述虚增版数，想以此诱使谢永生承认后作为证据，但实际上录音并不能证明虚增版数和虚增多少的事实，反而能证实版数均是通过刘某统计确认的，不存在虚增的情况。（2）另一证人系驻村干部，其证言也不能证明虚增版数的事实。因其所了解的有虚增版数等事实，也均是听雷涛公司一方陈述的，属雷涛公司自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陈述谢永生曾说有虚增版数，但谢永生予以否认,其也不能证明虚增版数以及虚增多少的事实。（3）雷涛公司反诉提供的证据Ｂ3、Ｂ4、Ｂ7,均是雷涛公司为了诉讼并赖掉加工款而单方制作的，未经谢永生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应予以采信。3.雷涛公司主张的虚增版数问题是不存在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虚增版数给雷涛公司造成损失55996.95元的说法。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虚增事实，也是经过雷涛公司的管理人员刘某和雷涛公司核对、确认和统计过的，且雷涛公司也无法证明虚增的数额（其单方制作的刀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所谓的虚增数额55996.95元，明显是雷涛公司为了不支付谢永生本诉的加工款所制作出来的与本诉相接近的数额。再者，谢永生起诉的是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的加工款，而雷涛公司所主张的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的虚增版数造成的损失55996.95元中，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的是雷涛公司己经确认并支付完毕了的，双方已经结算完，说明雷涛公司对刘某制作的冲床单没有异议，不能再以所谓的虚增版数为由要求在本案中予以扣除。而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的数据，是刘某跟往常一样自行确认、统计出来的数额，不存在虚增，雷涛公司应予以支付。综上，谢永生不存在虚增版数的事实，版数均是经过刘某和雷涛公司统计确认的,雷涛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版数虚增以及虚增多少版数的事实。4.关于谢永生主张的加工款39276.36元，有《合同书》、下料单、被告雷涛公司对接人员刘某确认的冲床单等可以证明，张某、刘某的部分证言可以证实合同有约定增加版数，所有的数据都是雷涛公司的管理统计确认之后上报给公司，一式两份，在长达4年时间里，雷涛公司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故应当根据职务行为来认定雷涛公司尚欠谢永生12月份、1月份的加工款30751.36元，对于该结算金额，应当依法确定。双方的交易流程和交易习惯，是雷涛公司指定的刘某向谢永生下单，并确认加工流程，加工完成后，由刘某商量谢永生确定加工数量并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确定结算金额，再由刘某向雷涛公司报请付款，这是双方自2017年至2020年的交易习惯。雷涛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虚报版面的事实，首先，所谓的虚报版面，是根据《合同书》第2条约定的加版计费规则，在双方已经结算之后，雷涛公司再提出虚报版面问题，仅仅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刘某和不清楚交易过程的黄某的证言，达不到雷涛公司的证明目的。其次，雷涛公司没有指出虚报加工款的确切数字，其提交的图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是雷涛公司单方制作，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雷涛公司陈述称刘某与谢永生合谋骗取雷涛公司的财产，不符合常理，在整个付款流程中，请款的冲床单所载的结算金额是由刘某确定的，谢永生只是根据自己的加工数量和版数进行正常申报。雷涛公司提出反诉所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所说的虚增版数，是在谢永生向其催要加工款的情况下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其为了赖账的说辞，恶意和刘某串通来损害谢永生的合法权利，故其所提出的损失主张不应当支持。因而，雷涛公司反诉谢永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雷涛公司主张，庭审过程可以反映本案，存在谢永生虚增版数的事实。谢永生认为刘某系雷涛公司的员工，就可以确认版数，是不合理的。刘某和谢永生串通损害雷涛公司的利益，利益的既得者是谢永生，故雷涛公司有权要求谢永生返还虚报的款项。关于双方的交易过程，确实是刘某下单给谢永生，但刘某在庭审中作为证人作证，其是存在串通、虚报版数以骗取雷涛公司的加工款，而谢永生给予了小恩小惠的回报。结合刘某的证言、录音以及雷涛公司提供的版数照片，与谢永生提供的鞋型号的版数对比，可以证实确实存在虚增版数的事实，几乎每双都存在虚增版数。本案的证据是可以证实谢永生存在虚报版数的，例如，在谢永生提交的证据中的12月份冲床单，结合雷涛公司提供的版数图示及鞋材成果图，其中里面的1908号，谢永生报的刀数是36刀，而实际是24刀，虚报的刀数达到12刀，谢永生对此有确认，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谢永生确实存在虚报骗取雷涛公司加工款的行为。雷涛公司所主张的55996元，是根据谢永生所提交的证据Ａ5中的2019年2月份到11月份的冲床单，里面记载的型号、刀数和图片的型号、刀数进行比较而得出虚报的数量。因为是在雷涛公司发现问题后才向谢永生主张权利的，双方也就没有对虚增版数约定怎么扣除或约定虚报的刀数如何退款，但谢永生应当根据实报的数量向雷涛公司主张加工款，所以雷涛公司有理由要求其退还多收取刀数相应的加工款。谢永生说的所报刀数有经过雷涛公司员工刘某的确认，但是刘某在电话中说的是没有确认，双方所发生的交易是根据鞋的版数来进行的交易，而不是根据谢永生报的数额后由刘某进行确认就可以认定的实际情况，且在录音中刘某是没有确认的。2.谢永生在录音中（第一页第11行）承认有多开版，但是谢永生说是他应得的，而双方的交易是根据合同和实际产生的版数来进行结算，而不是根据他应得的就可以多写。谢永生签名确认的金额8525元，是张某根据其加工金额得出的，确定了该金额就是确认了版数，和谢永生实际报的版数是不一致的。 关于双方交易的具体模式。 谢永生述称，雷涛公司给谢永生下单以交给车间做，下料单中载明鞋的型号、下单日期、尺码、数量、颜色，“总合计”的数是指双数，每张下料单“制表人”处都有“小刘”即雷涛公司管理人员刘某的签字确认；下单后，谢永生开始让工人加工，加工后由刘某以冲床单的形式统计确认，刘某制作每个月的冲床单均载明这个月鞋的型号以及每个型号所做的双数、版数、单价，最后计算出该型号鞋材的加工款，再统计出整个月加工款的总额；统计后，由刘某确认后上报给雷涛公司，由雷涛公司发放加工款；在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合作的4年中，冲床单是每个月按月统计数额以发放加工款，雷涛公司自2019年2月份至11月份均有按冲床单支付加工款，例如2月份的加工款是在4月份发放的，因为双方约定要押1个月。 雷涛公司认为，是根据所需鞋的款式型号提供给谢永生加工冲压，具体是由刘某下料给谢永生冲压的，谢永生每个月会自己制作加工的数量、每个型号的刀数给刘某，刘某根据谢永生报的每个版型的刀数来制作工资单，但后来发现两个人串通的事实。 在诉讼中，虽然雷涛公司对证据Ａ5冲床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雷涛公司所申请的证人即其职员刘某对此作证称“是我让原告自己对好后才拿给老板的，我写的冲床单（证据Ａ5）是一式两份，一份给原告，一份给被告。是我自己对好后拿给老板，老板再拿钱给他”，谢永生、雷涛公司对该冲床单相关流程的表述均予以认可。刘某就冲床单还作证称“他（谢永生）报给我，我写上去的，款号（型号）、双数、价格、钱是我写的，刀数是谢永生自己写的”“除了版数（刀数）是他（谢永生）报给我，其他的都是我写上去的”，并表示冲床单上的金额都是其计算出来上报到公司的，公司也是一直按照这个金额发放的。关于刀数，刘某称“谢永生报给我版数后，我就直接往上报了”，谢永生称“版数写的时候是经过他（刘某）同意的，每个都是经过他（刘某）给老板报备的”；对于新型号的刀数，刘某称“新款下来他（谢永生）没有和我说，确认颜色了，他就开始做”，谢永生称“我和刘某说，让他给老板报备，我才开始做的，我们要确认刀数，他说可以做了我才开始做的”。 本院认为，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所记载的内容，体现了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就鞋材的冲裁加工进行了相关约定，该加工合同关系的定作方为雷涛公司，加工方为谢永生。在本案中，刘某作为雷涛公司的职员，刘某确认系以证据Ａ4下料单的形式下单由谢永生加工，并承认其在证据Ａ5冲床单上书写金额等相关内容的形式统计加工交易的相应承揽报酬。因而，证据Ａ5上的统计金额等项内容系雷涛公司的职员所写，并非由谢永生单方制作，该证据内容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双方无争议的事实：针对双方冲裁的加工合同，刘某出具的2019年12月份、2020年1月份共2份冲床单，加工款金额合计39276.36元。根据冲床单所体现的内容，包含了型号、双数、刀数、单价、合计金额等内容，且每张的落款处均有该张的总金额，体现了相应的加工交易已直接结算为尚未支付的报酬金额。虽然刘某称冲床单上的刀数是由谢永生填写或报数的，但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刘某在书写该冲床单即计算相应报酬金额时，就该刀数提出异议并重新核算。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上的第3条“工资按月发放”，体现了双方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但现有证据材料并未明确约定检验期限，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和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雷涛公司作为该加工合同的定作人应及时检验并对加工工作的计数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承揽人即谢永生。在本案中，虽然雷涛公司现就2019年2月份至11月份的加工款提出虚高的主张，即对有关谢永生加工鞋材的相应报酬的计算提出异议，但谢永生对雷涛公司的该项主张未予以认可，并对证据Ｂ3、Ｂ4、Ｂ7等提出异议，结合上述有关不采纳证据Ｂ3、Ｂ4、Ｂ7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分析，鉴于雷涛公司已就该期间的相应加工款支付给谢永生，且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雷涛公司及时地将谢永生就其加工刀数不符、存在虚高的情形通知谢永生，故在没有确实充分的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雷涛公司关于该期间加工款存在虚高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雷涛公司就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1月份的加工款提出虚高的主张。在本案中，雷涛公司提供了证据Ｂ5.2020年元月已付款的部分加工鞋材的数量及金额，并主张该清单原件由其持有的行为，说明是由张某和谢永生共同签署确认交给雷涛公司的。雷涛公司表示，该清单上黑色的字要么是张某写的，要么就是刘某写的，张某是谢永生的员工，他向谢永生讨要时，谢永生不给他，他就来找雷涛公司要工资，在对账后，雷涛公司就叫谢永生过来签字，雷涛公司就把工资给张某，是于2020年1月16日下午16:03转账给张某8525元的，当时就有说要告来告去，所以雷涛公司就让谢永生写上开庭要让张某作证收到8525元的事实，谢永生也就在上面写上“开庭一定要出庭做证”。 谢永生表示，该证据Ｂ5清单上的黑色的字并不是其书写的，并不清楚具体是谁写的，当看到这张清单的时候，上面有这些型号、双数、数量、金额，落款的“谢永生”签名是其签名的，一并书写了“开庭一定要出庭做证”，当时张某还没有在上面签名，也没有日期，就只有核对的8525元，按照以前的程序，是要雷涛公司将加工款发到其账上，其再转给员工的。谢永生还表示，并不清楚该清单为何最后会在雷涛公司手中，不同意雷涛公司关于该清单形成过程的说法，当时张某拿过来叫其签字的，是张某先发位置给其，其再过去该地址签字的，其曾付款2000元给张某，但该款已退还了。 在庭审中，经微信视频连线张某，张某表示，这张清单（证据Ｂ5）上的刀数等黑色笔迹是其写的，当时谢永生和雷涛公司产生矛盾后是由其做工的，其是从2019年12月份做到2020年1月16日，其结这张单时谢永生已经没有做工了，其拿这张8525元的单给谢永生，谢永生说明年再给其钱，其没有收下谢永生所付的2000元，已退给谢永生了，谢永生要求其开庭要作证，但其现已在广东惠州，其给谢永生做雷涛公司的就做这一单，其有收到雷涛公司支付的8525元并签名。 本院认为，虽然证据Ｂ5的落款处体现有谢永生和张某的签名确认，但双方对该清单的形成过程各执一词。关于谢永生本人实际干活到什么时候，谢永生表示在2020年1月8日打扫卫生后，后面的单是让工人做的，其没有做，在2020年1月8日其清理完毕后，雷涛公司叫张某继续加工；雷涛公司表示，在2020年1月10日之前，其发现虚增开版，要扣除时，谢永生就不做了，也叫张某不做。结合证据Ｂ5落款处体现的日期“2020年1月16日”，体现了在谢永生和张某就该清单落款签名前，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已产生纠纷，谢永生已先行离开，张某继续进行加工鞋材。根据张某所述，该张清单上黑色笔迹为有关其本人工作量的明细，包含型号、双数、刀数、报酬单价及相应的结算报酬等内容，在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发生纠纷后，张某书写该清单并先向其原雇主即谢永生出示该清单以要求就其工作量支付相应报酬，谢永生对此予以签名确认，但谢永生说明年再给钱并要求其开庭要作证，其没有收下谢永生所付的2000元并已退还了，其曾拿该份清单找雷涛公司老板，后其收到雷涛公司所付的该笔8525元。本院认为，根据证据Ｂ5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谢永生自2019年12月份雇请张某进行冲裁，张某将该份清单交予谢永生签名，体现了被雇佣者与雇佣者就雇佣活动对尚未支付的报酬金额进行结算确认，相较于雷涛公司与谢永生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张某与谢永生就该清单的结算确认行为属于加工方内部工作量核算的行为。后来，张某收到雷涛公司支付的该笔8525元，并将该份清单交给雷涛公司，系作为其直接从雷涛公司处得到该份清单上所载相应款项的凭据。在本案中，张某列出工作量明细并报谢永生确认金额8525元，但张某未能从谢永生处得到该笔全部金额，后张某凭此单从雷涛公司得到了该笔金额8525元。该份清单上虽然体现有谢永生的签名确认，但系谢永生基于雇佣者身份就雇佣关系内部的工作报酬进行确认，而谢永生对雷涛公司取得该清单的过程提出异议，表明其并不认同该份清单也是其作为承揽加工方对外与雷涛公司就加工合同相关债务的结算确认。鉴于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谢永生的该项签名行为并不等于是谢永生与雷涛公司之间据此清单就型号、刀数、单价进行结算。虽然该份清单后来由雷涛公司持有，但系其代替履行向张某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就该部分张某主张并经谢永生确认的工作量对应的报酬，客观上张某已得到偿付。因而，该份清单上虽记载了型号、双数、刀数、报酬单价，但并不是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协议共同确认的结果。 关于雷涛公司就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1月份的加工刀数提出了异议，结合双方约定的“押1个月”的付款期限，虽然雷涛公司未能及时就2019年11月份之前的加工刀数提出异议，但并不能以雷涛公司对11月份之前的未及时提出异议而排除雷涛公司就2019年12月份以后的加工刀数提出异议的权利。本院认为，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上的第1条“甲方（雷涛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如期如数给予乙方（谢永生）所需，（生产指令单、确认样、冲刀、材料等一切与制鞋操作相关的物件）”，双方约定了按样品加工生产，但雷涛公司并未能提供经双方确认的封存样品，且雷涛公司所提供的证据Ｂ7各型号刀数图示及鞋材成果图也未能得到谢永生的确认，故在雷涛公司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事前已对各款型鞋材的刀数进行确认或有明确的刀数约定。根据证据Ａ5冲床单所记载的内容，每种型号后书写有双数、刀数、单价相乘的算式及最后的得数即合计金额，该冲床单上并未体现雷涛公司的职员刘某在统计该金额时对刀数提出异议，且刘某已结算出相应的总金额，并依双方确认的该冲床单相关流程将其中1份交由谢永生持有。本院认为，虽然雷涛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对刀数提出异议，但并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职员刘某在计算每个型号的鞋材加工款时意思表示不真实。支付加工报酬作为定作方的基本义务，是一种为了使合同目的得以实现的履行行为，而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雷涛公司与谢永生的冲裁加工交易流程中负有相应的职责，属于代表雷涛公司进行相应的经营活动，其对于统计并书写相关加工报酬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清楚的，其虽称该单上的刀数是由谢永生填写或报数的，但其在书写该冲床单时并没有否认或者提出其他异议，则其书写出具该冲床单给谢永生的行为，应视为其对该冲床单上的统计金额的意思表示真实负责。 关于该冲床单上的刀数是否属于虚报，双方各执一词。结合上述分析，现有证据并未体现双方事前已对各型号鞋材的刀数进行确认或有明确的刀数约定，而雷涛公司的职员刘某已就双方加工交易的各型号鞋材的加工报酬金额进行统计并将相应的冲床单交给谢永生，本院认为，在此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雷涛公司欲否定其职员统计的相关加工交易的报酬金额所依据的包括刀数在内的参数，负有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根据雷涛公司提供证据Ｂ6录音资料，刘某说“你多开的版，查出来是你多开啊”，谢永生回复“我合同上都有啊，我可以去法院跟他们证词啊，我多开的版，我开了我应该得的啊”；刘某说“就老板要告我啊，告我职务侵占啊，跟你开的版报上去要告我啊”，谢永生回复“那没关系啊，大家话说回来，你也是听他说啊，实实在在…每个事情你同意的啊”；刘某说“问题是我们确实有多报啊”，谢永生回复“我多报…合同上是我写了的啊，多大的，合同上全部都用啊，他要去法院去讲呗，我们当面去量呗”“我合同上做的全部有，有什么关系呢”。本院认为，从该刘某与谢永生通话录音内容的整体来看，并未涉及具体型号鞋材的刀数比对以及相应差数，该录音资料谢永生在对话里的表述，尚不足以构成对其与雷涛公司冲裁加工交易存在虚报刀数的全面明确的认可。在本案中，雷涛公司提供了证据Ｂ5.2020年元月已付款的部分加工鞋材的数量及金额，张某在该份清单上所列的刀数与证据Ａ5冲床单上的刀数存在差距，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分析，但该份清单并不是谢永生与雷涛公司协议共同确认的结果，且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谢永生与雷涛公司约定将该份清单所载的刀数作为双方之间加工交易的核算报酬的基准，鉴于谢永生与雷涛公司之间、谢永生与张某之间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合同的相对方也不相同，故本院认为，在缺乏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以该份清单与冲床单之间的刀数差作为认定谢永生所报刀数不符合相应的计数规则约定。因而，鉴于现双方对刀数是否虚增产生争议，而雷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封存样品，也未提出鉴定申请以确定各型号鞋材的所应计算的刀数，故本院认为，雷涛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反驳其职员统计加工报酬时所依据的刀数，则雷涛公司应就该证据Ａ5冲床单上所载刀数所提出的异议，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雷涛公司所提出的恶意串通的主张，谢永生不予认可。在本案中，雷涛公司申请刘某出庭就其主张的恶意串通进行作证，但谢永生对该部分证言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恶意串通中的通谋虚伪行为即虚伪的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都知道表示的意思非自己真意，而双方串通为与真意不一致的意思表示。结合上述分析，鉴于加工合同的双方对于刀数的计算存在争议，而仅凭现有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刀数的不同主张确系一方存在虚伪的意思表示，且刀数争议发生后，双方并未协商一致来确定刀数或通过彼此认可的第三方依其行业相关标准或交易习惯来认定，故本院认为，在雷涛公司未能提供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或相应申请的情况下，雷涛公司对其员工结算金额的冲床单所载的刀数所提出的异议，尚显证据不足。进而，以此刀数差异系由谢永生与刘某之间的恶意串通形成的，证据不足，故现尚且不足以认定谢永生所报刀数构成足以否定合同效力的恶意串通。结合上述分析，雷涛公司作为定作方对加工方的工作成果负有检验的义务，也是一项权利，而刘某系其职员，按其说法，其统计谢永生的加工工作相应的报酬时，并未及时有效地核对刀数。企业的职员代表企业进行相关的经营活动，在与合同相对方交易过程中未积极行使自己的职权而造成了不利的后果，相应的后果依法应由该企业直接承担。雷涛公司作为一家企业，依法享有经营权和管理权，至于企业对所造成损失的追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 综上，在本案中，雷涛公司主张谢永生在与其冲裁加工交易中存在虚报刀数并要求赔偿损失，雷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反驳谢永生的相关主张，应由雷涛公司继续举证，在雷涛公司未能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雷涛公司的该项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谢永生主张房屋补贴6000元，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 谢永生主张，根据证据A4的2019年12月和1月的下料单和证据A5的2019年2月至11月的冲床单，可以看出两三个人是完不成这个工作量的，按事实情况即5个工人，依《合同书》第6条的约定来主张外租房屋补贴6000元，是合理合法的，应予以支持。 雷涛公司主张，谢永生没有证据证明相应人数，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有外租的情况，故对于房屋补贴，并不应当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第6条“外租房屋补贴每人每月一百元整”的约定，从证据Ａ3《合同书》签约落款日期2019年2月17日至2020年1月份，按11个月计算，鉴于谢永生未能举证具体的工人人数，而证据Ａ4下料单所体现的工作量存在阶段性变化，结合张某的相关表述“一共有3个工人在给谢永生做事情，我、谢永生还有3个工人共5个人，当时我来的时候他们有3个工人，做了20天左右，他们就走了，最后剩下2个工人，我是从2019年12月份做到2020年1月16日”，体现了案涉加工工作确实需雇请其他工人，根据工作量变化酌定按平均每月3个人进行计算，则房屋补贴为100×3×11＝3300元，本院对谢永生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关于谢永生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 谢永生主张，雷涛公司虚构事实，恶意拖欠加工款，根据《合同书》的约定，本应在年底结清加工款，但是时至今日仍未支付，已经构成违约，故根据《合同书》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违约金是有约定从约定，现在雷涛公司以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调整违约金为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对违约金的承担应考虑谢永生的实际损失，谢永生的实际损失绝不只是银行利息损失，包括主张权利的必要费用所花去的其他时间精力，若法院认为需要调整，也应考虑谢永生主张权利遭受的各方面损失。雷涛公司在谢永生做完2019年12月加工的材料后，未依《合同书》第5条约定立即支付谢永生加工款，谢永生多次催讨并继续做至2020年1月后，雷涛公司为了拖甚至赖掉谢永生的加工款,故意以虚增版数为由找谢永生的麻烦，不支付拖欠谢永生的加工款，且至今未支付谢永生这两个月的加工款，雷涛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书》第5条的约定，构成违约。根据《合同书》最后一行的约定“以上协议双方共同达成，如有违背，按双倍经济支付。”该条约定便是约定违约金，雷涛公司违反《合同书》的约定，故应以此按双倍经济支付谢永生违约金。因此，谢永生主张的违约金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雷涛公司主张，其没有违约，而违约的是谢永生，且是谢永生在被发现虚报版数后，不与雷涛公司进行结算，故谢永生关于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能支持。谢永生串通雷涛公司员工以虚报刀数方式非法占用雷涛公司款项，其行为已经达到刑事程度，也可以说是因为谢永生的违约，导致雷涛公司无法按双方的约定支付加工款，根据结算，谢永生虚增刀数金额约有56000元，反过来是应当由谢永生承担责任，将其非法谋取的费用返还给雷涛公司，所以雷涛公司不用支付违约金。另，若应承担违约责任，雷涛公司认为双倍支付过高，谢永生的损失是30751元的加工款没有支付，若雷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话，应当按照这个款项的银行利息来计算违约金。 本院认为，谢永生与雷涛公司之间形成的加工合同关系未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根据证据Ａ3《合同书》第3条“工资按月发放。押一个月工资，年底全部结清”，体现了双方约定了付款期限，就案涉的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的加工款，雷涛公司未按约定及时支付，构成违约，则雷涛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雷涛公司尚欠谢永生的加工款金额，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双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Ａ5的2019年12月份、2020年1月份的2份冲床单的金额合计39276.36元。结合当事人的相关陈述，在2020年1月8日谢永生离开后，张某继续完成加工工作，张某同意按证据Ｂ5上的价款金额8525元接受雷涛公司相应的款项支付，客观上谢永生与张某间因雇佣活动所结算确认的相应债务已得以清偿。结合证据Ｂ5所载具体型号、双数和证据Ａ4下料单中2020年1月8日后的相关单据，本院认为，张某在谢永生离开后所进行的加工工作，实际上系与雷涛公司直接形成加工合同关系，故在计算谢永生的加工报酬时，在证据Ｂ5清单上张某于2020年1月8日后所承揽加工工作的刀数、单价，应比照2019年12月份、2020年1月份冲床单上同型号所列刀数、单价并相应扣除。具体如下：8702＃（1140＋4140＋580）×（11-9）×（0.023-0.02）＝35.16元，8877＃（90＋120）×（13-12）×（0.023-0.02）＝0.63元，合计35.79元。则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就证据Ａ5的2019年12月份、2020年1月份的2份冲床单，雷涛公司尚应支付给谢永生的加工款金额为39276.36元-8525元-35.79元＝30715.57元。 在本案中，虽然证据A3《合同书》最后一句记载为“以上协议是双方共同达成，如有违背，按双倍经济支付”，谢永生也就此提出另一倍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但雷涛公司提出其并不构成违约的辩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的规定，本院就是否需要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在本案中，谢永生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包括了45276.36元违约金和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等相关规定，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均属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证据A3《合同书》上的“以上协议是双方共同达成，如有违背，按双倍经济支付”系对违约金的金额和支付条件作出了约定，属于约定违约金。在本案中，至今雷涛公司也未能履行偿付欠款的义务，而谢永生已就逾期后相应的违约责任以支付违约金和赔偿利息损失的形式来进行主张，则该另一倍违约金虽系当事人约定，但鉴于谢永生现系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雷涛公司支付该违约金，故该违约金是否因存在约定过高的情形而需要被调减，应与谢永生自因雷涛公司未能按时支付该加工款30715.57元及房屋补贴3300元合计34015.57元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比较。因雷涛公司未能及时偿付该笔欠款，客观上造成了谢永生的损失，但双方现均未能举证证明该期间具体的实际损失金额。因而，谢永生作为价款接受方本可以获得由该笔款项所产生的法定孳息，但由于价款支付方未能及时支付即雷涛公司存在迟延履行债务的情形，实际上造成了谢永生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利息损失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并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来进行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故谢永生的利息损失可在该罚息利率区间内酌情按同期同类相应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0%予以确定。鉴于谢永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足以证实除利息损失之外确实存在其他损失，结合上述该违约金所涉相应期间的利率标准，谢永生所主张的该45276.36元违约金存在过分高于相应期间法定孳息损失的情形。结合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即雷涛公司经起诉催讨后仍未能及时偿付，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且雷涛公司的违约行为已造成谢永生的债权未能实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应以谢永生实际被拖欠期间的利息损失为基础，综合违约情形和预期利益等因素，对谢永生所主张的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等规定，鉴于谢永生的该项违约金诉讼请求过高，故本院在不超过上述规定的范围内酌情按130%的比例来确定违约金。进而，在本案中，参照上述对应期间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该34015.57元依此相应期间利率标准的150%×130%进行计算，据此进行衡量，至今该违约金45276.36元超过该金额的部分依法可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该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因而，对谢永生在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违约金按以34015.5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0%×130%进行计算，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谢永生在本案中提出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予以相应支持；其他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雷涛公司对其反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反驳谢永生诉讼请求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因雷涛公司未能提供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且雷涛公司的该项事实主张未能得到谢永生的确认，故本院认为，雷涛公司的相关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进而，对于雷涛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雷涛公司主张存在其款项被非法占用且已达到刑罚程度，可依法向相应的主管机关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谢永生加工款30715.57元； 二、被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谢永生房屋补贴3300元； 三、被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谢永生违约金（以34015.5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0%×130%自2020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上述债务之日止）； 四、驳回原告谢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反诉原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雷涛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的受理费2064元，由原告谢永生负担564元，由被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500元；反诉的受理费625元，由反诉原告晋江市雷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礼俊 人民陪审员  柳飞杨 人民陪审员  丁南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蔡婷英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九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