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斌，男，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胜，浙江学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贤，男，197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红，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佳佳，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斌因与被上诉人黄永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20）浙0329民初1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永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黄永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款型系投资款，黄永贤为了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曾某、孔某、李某出庭作证，黄永贤与胡昌拥的通话录音，周伟红与徐伯生通话录音，黄永贤与孙斌通话录音，照片五份、视频光盘等证据：1、证人曾某、孔某证言的证明效力低，真实性存疑，且陈述的内容也是传来证据。黄永贤系其二人老板，证人与黄永贤间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陈述“孙斌系投资人”也是听人所说，具体是听谁所说，均无法答复。因此，该证人证言不能采信。2、证人李某的证言的证明效力低，真实性存疑。证人系黄永贤的姑姑，且双方合伙参与投资足浴店，还是孙斌另一案件的被执行人，其与孙斌、黄永贤均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作为投资人参与经营，在庭审中却对具体经营事宜一问三不知，与常理不符，该证人证言不能采信。3、黄永贤与胡昌拥的通话录音应属于证人证言，未经法庭质询不能采信。庭审中，孙斌对该录音中的谈话人的身份提出了质疑，真实性无法确认。退一步讲，该通话录音也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投资款，仅能证明双方有过调解的事实，这也是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4、孙斌与黄永贤的录音，不能证明孙斌曾要求黄永贤就投资经营五马易和足浴堂进行结算等事实，而恰恰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录音中提到“那个时候不是还了6-7万元给你吗”，而黄永贤的还款是发生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当时五马易和足浴堂尚在经营中，且存在亏损，黄永贤的还款不可能是投资款及相应的利润，只可能是借款，这与（2020）浙03民终8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永贤向孙斌父亲孙小华借款15万元能够相互印证，均是由于黄永贤资金周转困难找孙斌及家人借钱，故一审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是错误的。5、照片五份、视频光盘也不能证明孙斌在五马易和足浴堂进行对账的事实，一审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是错误的。6、周伟红与徐伯生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存疑，不能采信，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不予采信。综上，黄永贤提供给的证据要么真实性存疑、证明力低，要么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黄永贤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认为孙斌将公务卡交给黄永贤使用有出具借条，而本案交付款项没有出具借条，故对本案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产生怀疑，认为不符合常理，该观点是错误的。不管是交付公务卡使用还是转账给黄永贤，当时均是没有出具借条的，事后黄永贤也是不愿意出具借条的。后来由于孙斌及家人经常去催要，黄永贤才会在各方压力下出具了交付公务卡使用消费15万元的借条，至于本案所涉款项有转账凭证为据，故黄永贤没有出具借条。三、五马易和足浴堂后来转让给他人，转让费是三十多万元，如果孙斌真的是投资人之一的话，怎么会没有分到该部分笔转让费。从这也能反映出孙斌不是五马易和足浴堂的投资人，与黄永贤不存在投资合伙关系。黄永贤辩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首先，2014年9月5日黄永贤之配偶李海颖与李某等人共同投资成立了温州市鹿城区五马易和足浴堂，后孙斌要求投资入股，黄永贤考虑到孙斌有一定的公安人脉关系，故本来30多万一股，给予孙斌一定的优惠，孙斌于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月29日期间共向黄永贤转账167000元的投作资款，由于资金短缺，孙斌另拿了一张信用额度为10万元的公务卡供足浴店周转需要，作为投资款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涉案的款项是投资款。其次，从款项交付的状况看也比较符合投资款的情况，而并非借款。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孙斌分4次交付167000元，如果是借款的话，不可能没有借条。另案孙斌放在足浴店经营周转使用的信用卡，孙斌就通过其父亲来吵闹的形式，于2015年12月9日要求黄永贤写了一张15万元的借条，既然双方进行了结算，如果167000元是借款，孙斌当时为什么不在借条中将167000元直接加进去，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结合孙斌为五马易和足浴堂借款3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信用卡交付黄永贤使用并出具借条进行结算，涉案转账系投资款更符合常理。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孙斌仅凭银行转账就主张是借贷关系，明显证据不足，要求黄永贤偿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黄永贤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证明涉案款项系投资款。在黄永贤提供了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投资款的情况下，孙斌仍主张系借贷关系的，需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得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孙斌提及的录音中的6.7万元，我方认为系偿还案外人孙小华诉讼案件中的款项。在另案中孙小华是不承认该笔6.7万元的。孙斌在一审主张该笔6.7万系偿还他父亲孙小华的款项，二人陈述相矛盾，我方观点与孙斌观点一致。当时由于租金未交付，房东结算后很多钱由房东直接扣走，不存在我方拿到30多万元转让费的问题。孙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永贤归还借款167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金167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斌与黄永贤原系同事关系。2014年9月5日，温州市鹿城区五马易和足浴堂注册成立，经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李某，实际经营人李海颖（系黄永贤配偶）、黄永贤等。孙斌于2014年12月9日、12月15日、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分别向黄永贤银行账户（账号6210××××4887）转账汇款50000元、17000元、50000元、50000元，合计汇款167000元。黄永贤未向孙斌出具借据。2015年6月19日，五马易和足浴堂向龙湾农商行扶贫开发区支行借款300000元并由孙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李某、包立远、黄永贤、李海颖作为保证人分别向龙湾农商行扶贫开发区支行出具了《保证函》，同意为五马易和足浴堂于2015年6月18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300000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后，债务人未履行债务，龙湾农商行扶贫开发区支行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03民初56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五马易和足浴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龙湾农商行扶贫开发区支行借款本金288707.1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299999.38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7日起按月利率14.46‰计算至2017年7月29日，以本金288707.1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30日起按月利率14.4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扣除已支付的709.48元）；二、孙斌对上述第一项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五马易和足浴堂追偿；三、李某、包立远、黄永贤、李海颖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包括其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的《保证函》项下含本案在内的所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各自以最高人民币300000元为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五马易和足浴堂追偿。孙斌不服一审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浙03民终1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66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变更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66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李某、包立远、黄永贤、李海颖分别对上述第一项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包括其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的《保证函》项下含本案在内的所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各自以最高人民币300000元为限】。包立远、黄永贤、李海颖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五马易和足浴堂追偿”。黄永贤因资金周转需要，2014年由孙斌将自己的信用卡（公务卡）交付给黄永贤使用。黄永贤共透支消费150000元后未按期归还。后在催讨过程中，黄永贤于2015年12月9日出具借条一份给孙小华，确认向孙小华借款150000元。未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因黄永贤未归还借款，孙小华2019年9月29日向该院起诉。该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浙03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永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孙小华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15年12月9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黄永贤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2020）浙03民终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二、黄永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孙小华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9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ＬＰＲ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孙小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孙斌主张借款关系及借款金额，提供的证据是银行转账明细，黄永贤否认借贷关系并认为系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黄永贤提供证据能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黄永贤已举证证明了本案诉争款项系投资款，完成了相应举证，结合该时间段孙斌为五马易和足浴堂借款300000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信用卡（公务卡）交付给黄永贤使用并出具《借条》进行结算，已经让法院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产生了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再次转移给孙斌，孙斌应当对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证明。孙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借款项给别人时应当知晓不立借条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大笔款项支出却不立借条，更何况同期间孙斌信用卡（公务卡）交付给黄永贤使用均有出具《借条》进行结算，如涉案转账系借款而未出具借据，不符合常理。孙斌的举证未能证明双方就涉案款项达成借贷合意，亦未达到使法院确信借贷关系存在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孙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黄永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即借贷合意，其要求黄永贤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事实根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斌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240元，减半收取2120元，由孙斌负担。本院二审举证期限内，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斌于2014年12月9日、12月15日、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分别向黄永贤银行账户转账汇款50000元、17000元、50000元、50000元，合计汇款167000元，孙斌主张上述款项系借款而黄永贤抗辩系投资款。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孙斌向黄永贤所汇的款项即使是投资也属于投资意向，双方并未形成具体的投资协议，即黄永贤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关于具体投资比例和盈亏分担的协议与约定，在此情况下会造成无法按投资进行决算情形，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收款一方承担，故孙斌以民间借贷要求黄永贤返还相应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即孙斌有权要求黄永贤偿还167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赔偿其利息损失。综上，孙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20）浙0329民初1318号民事判决；二、黄永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斌16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6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752元，减半收取18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52元，均由黄永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劼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曾庆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