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4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住太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贺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某、孙某1与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孙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某、孙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主任贺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被上诉人孙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耿某、孙某1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后沟村卧虎山路小返南街沿线征地补偿协议无效;3、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现有有效的法律凭证、文件,能够充分证明后沟村委会与孙某2签订的××村沿线征地补偿协议,侵害了耿某、孙某1的合法权利,将征收耿某、孙某1所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的补偿金违法给了孙某2。(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确定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是承包经营合同,孙根新签署的依然有效的承包经营协议明确规定“十亩只”土地为孙根新一家拥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可知,获得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是承包合同,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则是对已经获得的承包经营权的记载。孙根新于1995年与后沟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明确记载“十亩只”土地1.5亩为孙根新一家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由区政府为孙根新一家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也明确记载“十亩只”土地1.5亩为孙根新一家拥有承包经营权。而被上诉人孙某2与后沟村委会于2017年9月1日签署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里也没有将“十亩只”列入其承包地范围内。(二)孙某2与后沟村委会于2017年10月18日签署后沟村卧虎山路小返南街沿线征地补偿协议时,上诉人是十亩只土地的唯一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因此根据现有有效的法律文件,能够清楚地判明在孙某2与后沟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时,孙某2对所征收的“十亩只”土地没有承包经营权,对该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的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后沟村委会与不具有承包经营权的孙某2签订补偿协议,并向孙某2支付补偿款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根据合同法、民法通则的规定,该协议应当无效。二、原审判决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上诉人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判决以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此后一直承包经营涉案土地为由驳回上诉人起诉,实属违反法律规定。如果上诉人不具有承包资格,首先应当由村委会、县政府解除与上诉人的承包经营合同,以及撤销承包经营权证。三、耿某虽与孙根新离婚，但不因此丧失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仍在原居住地生活、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虽然孙根新与耿某离婚，但不影响耿某依然拥有承包经营权，对此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上诉人是十亩只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被上诉人后沟村委会将该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给予不具有承包经营权的被上诉人孙某2，所签订的补偿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耿某的合法利益，因此应当无效。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1988年土地一轮承包时，孙某2代表孙家与后沟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1995年土地二轮延包时，孙根新代表孙家全家与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因此，自始至终涉案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户成员为包括孙某2一家在内的全家人。2006年3月15日，孙某2、孙根新达成了十亩只1.5亩、三角只2.2亩土地归孙某2，坟后头2.32亩、朝天坡1.2亩土地归孙根新的协议，且村委会依职责对该协议进行了审核确认，此后涉案十亩只土地一直是由孙某2家耕种，且领取农业补贴等。在长达十几年里，上诉人等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后因修卧虎山公路，涉案土地十亩只被占用，村委会依法与实际承包人孙某2签订涉案征地补偿协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孙某2与后沟村于2017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没有将十亩只土地列入其承包地范围，这是因为该地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征收占用，不存在了，村委会在2017年不可能再将其重新发包。综上，后沟村委会根据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签订的涉案征地补偿协议合法、合规、有效。被上诉人孙某2辩称，本案的基本事实为1988年的6月1日在包产到户的背景下，孙某2代表孙家以户为单位与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原名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朝天坡等在内的8.7亩土地由孙家经营，承包期为15年，从1988年的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施办法的通知（1994年18号），文件明确规定山西省范围内现有耕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土地原定承包期现不到的也统一延长到30年或50年；后沟村委会根据上述上级文件精神，在1995年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在此背景下，因孙某2在外打工，1995年村委会对土地进行了微调的基础上，由其二弟孙根新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代表了孙家与后沟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所承包土地的面积由原来的8.7亩调整为7.2亩，承包地点由原来的五处调整为四处，同时为了与合同主体一致，以便于管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也办在了孙根新的名下。2002年8月1日因坟后头被征用，孙家内部因补偿款领取发生纠纷，为维护家庭和睦，其父母于2006年的3月15日组织了全部家庭成员对1995年由孙根新代表孙家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分家析产，并签订了土地析产协议。析产过程中孙某2分得了十亩只和三角只，孙根新分得了坟后头，朝天坡，兄弟俩人每人各2块，该析产协议向村委会提交并经村委会确认，其父母向村委会提交证明对土地析产情况进行了说明。此后一直按析产结果执行了数十年，双方各自领取各自的农业补贴，享受各自土地带来的利益，期间各方无任何争议。2017年10月18日，因十亩只土地被征用，后沟村委会依法也就依照上述的××村沿线征地补偿协议。基于上述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一、按照山西省晋政发1994年18号文件的规定，1995年孙根新签署的承包协议，实际是1988年合同的延续，根据文件精神指示，合同承包期的延长，合同的相对方并没有进行改变，而且土地的地块也不进行调整，结合两份土地承包协议，就相同地块在1988年协议承包期仍未届满的情况下就签订了1995年的协议，且二轮土地承包时，后沟村实际操作均为每家出一人代表全家签订协议。孙家全家除上述土地外，再无任何土地。通过以上事实足以证明1995年的合同是对1988年合同的延续，故涉案土地原本属于孙家有权主体共同共有的状态。而且在1995年的合同中写明，根据党的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签订本合同，也就是说他签订合同的前提是因为孙某2已经代表孙家全家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二、孙家全家经协商一致，于2006年签订土地析产协议，约定十亩只、三角只归孙某2，该协议及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且未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理应对全部家庭成员具有约束效力，协议签订后双方一直按照协议执行，各自种植管理各自的土地，并各自领取土地上的农业补贴。后沟村委会也一直按照协议执行，长达数十年之久，已经形成了新的稳定的权利秩序，且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村沿线征地补偿协议于法有理，应予保护。上诉人耿某、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孙某2签订的《后沟村卧虎山路小返南街沿线征地补偿协议》无效；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某于1986年1月6日与孙根新（又名孙更新）登记结婚，1987年5月20日将户口迁入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同日与孙根新单独立户，户籍登记在太原市××区。耿某与孙根新于1987年4月27日生育有一女孙燕、于1990年8月20日育一子孙某1。1995年1月1日，孙根新与后沟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编号01079），合同约定后沟村委会将坟后头2.32亩、十亩只1.5亩、朝天坡1.2亩、三角只2.2亩承包给孙根新一户，承包期限30年不变，由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并在1995年1月，原北郊区人民政府给孙根新颁发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编号）：北郊集农用（1995）字第131203072号。1997年7月2日耿某与孙根新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约定全部财产归孙根新所有，孙某1由耿某抚养。2013年11月1日孙根新死亡。2017年10月18日后沟村委会与孙某2签署了《后沟村卧虎山路小返南街沿线征地补偿协议》，将涉案“十亩只”1.5亩土地的补偿款219000元补偿给孙某2。另查明，孙某2系后沟村村民，其户籍地位于太原市××区，与孙根新并非同一户口，分别属于独立的户籍登记。其父亲孙静生系非农业户口，母亲白莲英原为农业户口，户籍在后沟村，但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已将户籍迁出后沟村，现为非农业户口。1988年6月1日，孙某2与后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15年，即从1988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承包耕地8.7亩，承包地块分别是坟后头1.7亩、三角只2.2亩、朝天坡1.2亩、大咀3.6亩、十八亩1.5亩。2006年3月15日孙根新与孙某2签订协议，经双方家庭协商，达成协议：1、位于十亩只1.5亩和三角只2.2亩的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某2所有。2、位于坟后头2.32亩和朝天坡1.2亩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根新所有。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证明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人有其弟弟孙忠新、孙永新的签字，有时任村主任牛文才签字及后沟村委会公章。本案一审审理中，原告孙燕撤回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虽与孙根新存在身份关系，但1997年7月2日，耿某即与孙根新协议离婚，原告孙某1随耿某生活。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此后一直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其以二被告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侵犯其合法承包经营权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证据不足，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耿某、孙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孙某2于1988年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自留地为十八亩，口粮地为坟后头、十亩只、朝天坡、大咀；孙根新于1995年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果园）承包合同中承包地名为坟后头、十亩只、朝天坡、三角只；孙某2、孙根新为后沟村村民，后沟村2015年度种地补贴面积汇总申报表、种植面积统计表、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表、杏花岭区农业支持村户补贴面积上报表、后沟村2018年“一减五增”补贴公示表、2019年玉米（桔杆）种植面积统计表中，孙某2、耿禅林相对应的面积（除征地补偿面积外）与孙某2、孙根新在2006年中签订协议所分土地面积基本一致；农村土地面积随测量技术的更新而精确，故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根据《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国发（1995）7号）和《关于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意见》（晋法[2020]20号文件）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30年不变，继续实行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意见，与孙某2、耿禅林实际使用土地的状况相符；结合上述事实，后沟村委员会提出的案涉十亩只地块为耕地（口粮地），是农村集体组织以农户为单位，在区分耕地性质，结合人口数量后，给孙某2、孙根新等全体集体成员分配使用的土地的理由，本院予以采纳，故上诉人耿某、孙某1请求确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无效的主张，与事实和国家土地政策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耿禅林、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耿禅林、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丰毅审判员 申延艳审判员 张璟芳 二O二O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