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0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原名苍南县龙港杨子电动车商行），住所地浙江省龙港市通港路****。经营者：杨立地，男，194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玉，女，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通港路**。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智创（曾用名：林智串），男，197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该商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阿花，女，198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表，浙江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原名苍南县龙港杨子电动车商行，该原名以下简称杨子商行）、杨秀玉因与被上诉人吕阿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3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原名苍南县龙港杨子电动车商行，为判决书简略起见，本判决以下部分在不会引起歧义的情况下使用杨子商行指代该主体）、杨秀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吕阿花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阿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杨子商行、杨秀玉“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未能充分提示案涉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可能存在被依法处罚的风险，存在过失，构成违约”，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1.杨子商行与吕阿花之间的电动车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有效的合同。根据合同严守的原则，除一方根本性违约外，一般不应轻易解除合同。本案中，吕阿花以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合同目的是当事人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想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在买卖合同中，卖方提供的产品如果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致使买方不能实现购买产品想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则构成根本违约，买方可以解除合同。而吕阿花购买电动车的目的，是让电动车成为代步工具，方便生活生产。而本案诉争的电动车不存在质量瑕疵，且一直正常使用，没有影响电动车的代步功能。故在我国没有明文禁止电动车流通的情况下，杨子商行没有构成根本违约，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2.一审法院对杨子商行、杨秀玉提供的证据4-9，认为系相关部门的建议、意见、答复或者计划、目标等，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系错误的认定。特别是杨子商行、杨秀玉的证据5，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文件，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该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且能够证实电动车不属于法律禁止上路的车辆事实。首先，下发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这种形式发布最高行政机关的政令，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可以快速对社会管理事项作出反映。其次，上述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文件是经国务院同意，以六部委联合的形式发布的，其效力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行政法规的效力，但其效力应当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依法有效。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3.目前我国电动车市场确实存在管理不规范，有待立法和行政管理的进一步规范统一。但是，电动车不能上牌的现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且吕阿花作为持有驾驶证的公民，应当知道车辆未上牌不能上路的事实，其正是利用电动车市场管理不规范的漏洞，在购买并使用一段时间后，又认为不能上牌，以不能达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以苍南县交警大队的行政处罚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显然存在错误，且依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定吕阿花存在过错，双方对合同的解除均有责任，但既未区分具体的过错比例，也未明确折旧的具体截止时间点，更未明确电动车返还的标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电动车能否上路行驶的现状早在全国人大会议中作为热议的议题进行讨论，有关部门作出答复，媒体进行过报道，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况且，吕阿花作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公民，其应当知道案涉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更应该知道不能上牌的车辆不能上路的常识。退一步讲，就算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买卖合同，吕阿花基于目前电动车市场行政管理的混乱以及车辆使用方便、省钱等等优势予以购买，其主观上是明知的，应当对合同的解除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即承担80%的责任。2.案涉车辆折旧未经评估，未确定车辆折旧的具体截止时间点，且本案虽在诉讼过程中，但吕阿花仍在使用该车辆，未交付给杨子商行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明确车辆折价的时间截止点、未明确车辆行驶的公里数等情况下，仅凭主观意思酌情核减的金额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倘若诉讼、执行程序仍然持续，车辆仍由吕阿花使用，该折价款合理吗？3.一审判决虽认定吕阿花存在过错，但在车辆折旧后的价格中又未要求吕阿花承担过错责任，显然，该判决划分责任不清，且有违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4.一审判决结果未明确吕阿花应返还车辆的标准，将导致执行难。一审判决既然确定了合同解除的时间，但该时间应当返还的车辆处于何种状态，一审却未予查清，更未予以确定。电动车的核心部位及价值系电池，而车辆的使用年限、行驶的里程数都直接关系到电池的寿命和车辆的价值。因此，一审虽判决吕阿花返还车辆，但因在审理中未查清和确定车辆的状态，将造成本案无法执行的困境，判决将难以履行。另外，吕阿花在收到判决书后，如果还继续使用案涉车辆，也无法排除吕阿花故意损坏或意外损坏车辆的可能，那么如何交割合同解除时的车辆状况。三、一审判决认定杨秀玉系实际经营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秀玉不是杨子商行的实际经营者，仅仅是商行的工作人员，其代商行收取车款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在无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杨玉秀系实际经营者缺乏证据支持。针对杨子商行、杨秀玉的上诉，吕阿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杨子商行、杨秀玉未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未尽到告知风险义务，未能充分提示案涉电动车上路行驶可能存在被依法处罚的风险，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吕阿花购车目的在于能够用该车辆代步出行，即该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必须能够正常上路行驶。而依据相关规定，案涉电动车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产品目录中无信息，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条件，不能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依法不能上路行驶，吕阿花购买案涉电动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杨子商行、杨秀玉在出卖案涉车辆时未能明确告知买受人案涉车辆是机动车，且该类型的机动车既不能办理牌照也不能上路的实情。相反，杨子商行、杨秀玉为吕阿花办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行为足以使吕阿花对案涉车辆的性质陷入错误认识，结合杨子商行、杨秀玉与其他买受人的微信及其电动车商铺门口的可上牌照的宣传语，可以知道杨子商行、杨秀玉在销售过程中有对外承诺其销售的电动车可上牌上路的事实。现杨子商行、杨秀玉出售的案涉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该类型的机动车既不能办理牌照，也不能在公共道路上合法行驶，一审法院认定杨子商行、杨秀玉违约并据此解除合同完全正确。3.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应当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案涉电动车无法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不能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道路上行驶，不具备上路行驶的基本使用性能，吕阿花购买案涉电动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合同目的也不能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解除合同。4.一审法院认为杨子商行、杨秀玉提供的证据4-9，系相关部门的建议、意见、答复或者计划、目标等，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上述所有的通知和意见稿等文件均没有表示杨子商行、杨秀玉销售的四轮电动车可以上路行驶，相反，这些文件和答复计划表示的是将电动车淘汰一批或升级一批，让不合格的电动车及生产企业淘汰出局，并非允许四轮电动车上牌、上路。二、一审认定吕阿花在签订合同时未能充分了解情况存在过错，以及双方对合同解除均存在过错，该认定不妥。吕阿花购买案涉电动车是因为杨子商行、杨秀玉的故意诱导所致，一审法院认定吕阿花对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解除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过错责任有失妥当。在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有明令禁止杨子商行、杨秀玉的四轮电动车在本地销售以及杨子商行、杨秀玉故意诱导、虚假宣传可以上路等情形下，作为普通消费者是难以辨别经营者承诺的真伪的。如果杨子商行、杨秀玉明确告知案涉四轮电动车不能上路，吕阿花不可能购买。经营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却由消费者来买单是明显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一审法院判决酌情核减相应金额后返还吕阿花购车款实际上是将案涉四轮电动车折旧的损失完全由吕阿花承担。三、一审法院认定杨秀玉为实际经营者完全正确。根据吕阿花提供的收款凭证、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杨子商行的经营登记情况，可以认定杨子商行实际上由杨秀玉管理和控制，吕阿花也有充分理由相信杨秀玉为该商行的经营者。吕阿花于2020年4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吕阿花与杨子商行、杨秀玉于2019年9月28日签订的四轮电动车买卖合同(车辆车架号LDFGD04JXKFL01301)；2.判令吕阿花返还杨子商行、杨秀玉四轮电动车，杨子商行、杨秀玉返还吕阿花购车款208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子商行、杨秀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9年9月28日，吕阿花在杨子商行处购买生产厂家为山东德州富路车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ＧＤ04Ｊ的富路牌电动四轮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ＬＤＦＧＤ04ＪＸＫＦＬ01301），价格为20800元，并于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公司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二、案涉四轮电动车由德州富路车业有限公司生产，并由该公司出具产品合格证。三、杨子商行经营者为杨立地，注册日期为2019年3月21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龙港市××路××号××层杨立地与被告杨秀玉系父女关系。苍南县富路电动车商行经营者林智创，成立日期为2017年12月14日，2019年3月21日，该商行住所地由浙江省龙港市西一路**变更为浙江省龙港市花园三街****。龙港市杨子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杨秀玉，登记地址为浙江省龙港市××路××号。四、吕阿花自认已驾驶案涉四轮电动车行驶315公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吕阿花购买车辆的目的在于能够用该车辆代步出行，即该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必须能正常上路行驶。而依据相关规定，案涉车辆属于机动车范畴，目前不具备能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之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杨子商行作为案涉车辆的经营者，对案涉车辆尚无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无法登记上牌，不能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情况了解较为充分、深入，但杨子商行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未能充分提示案涉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可能存在被依法处罚的风险，杨子商行存在过失，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杨子商行的上述违约行为，导致吕阿花购买该车辆代步出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案涉合同具备法定解除事由，吕阿花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成立，该院认定合同解除之日为吕阿花提出要求解除合同之日即2020年4月8日。杨子商行辩称案涉车辆能否上牌及上路系众所周知的事实，缺乏依据，不予采信。合同解除后，吕阿花作为买方，在购买车辆这种大额消费品时也应进行相应了解并对选择该车有一定考量，继而应承担相应的使用风险，吕阿花在签订合同前未能充分了解情况，亦存在过错。综上，双方对合同的解除均有责任。该院根据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支出和实际损失、结合合同解除的原因、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过错责任及平衡双方利益，依据公平原则，同时考虑杨子商行已于2019年9月25日将车辆交付吕阿花，吕阿花亦已使用一段时间，并参考我国关于运输工具计算折旧最低年限的规定、案涉车辆所使用的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及案涉车辆具体使用状况、里程数等因素，酌情核减7488元，故杨子商行应当返还吕阿花的购车款为13312元（20800元-7488元）；同时，吕阿花应返还案涉四轮电动车。根据吕阿花提供的收款凭证、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结合该院查明的经营登记情况等信息，可以认定杨子商行实际上由杨秀玉管理和控制，吕阿花亦有充分理由相信杨秀玉即为该电动车商行的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之规定，因实际经营者和个体工商户具有民事权利和义务上的利害关系，故实际经营者应承担连带责任。杨子商行、杨秀玉辩称杨秀玉仅是履行职务行为，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故吕阿花主张由杨子商行、杨秀玉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该院予以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吕阿花与杨子商行、杨秀玉于2019年9月25日订立的富路牌电动四轮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DFGD04JXKFL01301）买卖合同关系；二、吕阿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子商行、杨秀玉富路牌电动四轮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DFGD04JXKFL01301）；三、杨子商行、杨秀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吕阿花购车款13312元；四、驳回吕阿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0元，减半收取160元，由吕阿花负担58元，杨子商行、杨秀玉负担102元。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及系列案件中的陈述补充认定：1.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于2018年11月2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该文件载明“……为从源头上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开展低速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清理整顿……清理整顿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8年11月）为调查摸底阶段……第二阶段（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为整改阶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对在摸底调查中发现的借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或借用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生产许可名义超范围生产销售低速电动车产品的企业，责令企业制定整改计划，停止生产销售违规产品……第三阶段为清理整顿阶段……二、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该项工作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切实抓好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及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要及时商有关方面妥善处置相关风险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既要保证低速电动车治理工作有序进行，也要保护合法合规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生产、销售、使用的正当权益，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订在用低速电动车处置办法，研究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低速电动车在用产品……要按照‘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总体思路，加快制定发布《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2.经杨子商行与保险公司协商，由杨子商行代收客户的保险费和客户提交的身份证等资料并向保险公司转交，以及由杨子商行向客户转交保险单、保险牌。3.杨子商行于2020年1月7日名称变更为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住所变更为浙，住所变更为浙江省龙港市××路××号××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需要解决三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案涉合同解除的相关问题，二是案涉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及损失承担问题，三是杨秀玉是否为杨子商行的实际经营者的问题。本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案涉合同解除的相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本法中“道路”的含义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本判决以下所称的“道路”均指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案涉四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因为该种四轮电动车未进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产品目录，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条件，不能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所以不能上机动车号牌（以下简称上牌）上道路行驶，即使在不违反有关机动车生产、销售的规定允许生产、销售的情况下，也只能在道路以外的区域（如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景区、厂区、其他单位内部区域、私人院子等）行驶（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除外）。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文件主要针对的是低速电动车的生产、销售问题，并没有规定在用低速电动车可以登记上牌上道路行驶，对设置一定时间过渡期的问题也是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研究决定。而目前我省、我市及我市所有县市区均没有对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该种四轮电动车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至少在温州市范围内，该种四轮电动车不能上道路行驶。故工信部联装﹝2018﹞227号文件的内容不能证明杨子商行、杨秀玉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不能支持杨子商行、杨秀玉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杨子商行、杨秀玉以该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证明其待证事实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吕阿花购买案涉车辆的目的在于能够用该车辆代步出行（至少能在本地上道路行驶）。杨子商行作为案涉车辆的销售者，对案涉车辆属于机动车，但未进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产品目录，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条件，无法登记上牌，以及目前我省、我市及我市所有县市区均没有对该种四轮电动车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该种四轮电动车不能在本地上道路行驶的情况应当了解较为充分、深入，其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未向消费者充分提示案涉车辆目前不能在本地上道路行驶等风险，并且，其协助办理保险的行为也对消费者产生误解的结果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故杨子商行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条中的“其他违约行为”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合同义务的行为。由于杨子商行的上述违约行为，导致吕阿花购买案涉车辆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吕阿花有权主张解除案涉合同。至于杨子商行、杨秀玉在一审举证的温馨提示，除一审判决中已经指出的形成时间不明之外，内容中也未清晰表述其销售的案涉车辆等四轮电动车目前不能在本地上道路行驶等风险相关事实，故不能支持其上诉主张。另外，杨子商行、杨秀玉在一、二审答辩及上诉中所称的案涉车辆能否上牌及上道路行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吕阿花在购买时就应当知晓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杨子商行、杨秀玉在本系列案件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始终认为交警部门的相关处罚不当，并在二审期间陈述应当认为案涉车辆是可以在温州上道路行驶的，这也印证了其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案涉合同自吕阿花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之日（即本案一审起诉状送达之日2020年4月28日）起解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解除之日为吕阿花提出要求解除合同之日，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案涉合同解除后的处理及损失承担问题吕阿花作为买方，在购买车辆这种大额消费品时也应进行相应了解并对选择该车有一定考量，其在签订合同前未能充分了解情况，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吕阿花亦存在过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案涉合同解除后，针对吕阿花的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需要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包括合同解除的时间）、合同性质以及吕阿花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等事实解决退货退款与损失承担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支出和实际损失、结合合同解除的原因、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过错及平衡双方利益，依据公平原则，同时考虑杨子商行已于2019年9月25日将车辆交付吕阿花，吕阿花亦已使用一段时间，并参考我国关于运输工具计算折旧最低年限的规定、案涉车辆所使用的蓄电池的使用寿命等因素，酌情核减7488元，确定杨子商行应当返还吕阿花的购车款为13312元（20800元-7488元），其酌定的返还金额没有超出自由裁量的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杨子商行、杨秀玉上诉所称的合同解除后的车辆折旧问题、吕阿花可能继续使用案涉车辆以及可能意外损坏或故意损坏车辆等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本案属于因出卖人存在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解除合同，可以参照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吕阿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杨子商行、杨秀玉不予同意，诉讼期间案涉车辆毁损、灭失的风险包括案涉车辆的正常折旧应由出卖人杨子商行、杨秀玉承担。其次，杨子商行、杨秀玉如认为吕阿花在合同解除后仍有继续使用案涉车辆事实的，应当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并且，案涉合同于2020年4月28日解除，吕阿花没有主张解除日之后应返还款项的利息损失，已经有利于杨子商行、杨秀玉或者与一定的使用利益相抵而仍然属于利益平衡。最后，杨子商行、杨秀玉如认为吕阿花在合同解除后存在意外损坏或故意损坏案涉车辆事实的，亦应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并另行主张损害赔偿，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综上，杨子商行、杨秀玉的上述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杨秀玉是否为杨子商行的实际经营者的问题根据杨秀玉收取案涉购车款与其他购车人的购车款以及在微信聊天中以经营者的身份发言，结合杨子商行登记的经营者杨立地与杨秀玉系父女关系，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成立的法定代表人为杨秀玉的龙港市杨子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其住所与杨子，其住所与杨子商行的原住所存在重合，杨子商行更名为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时的新住所为杨秀玉的住址等事实杨秀玉为杨子商行的实际经营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杨子商行、杨秀玉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元，由苍南县龙港杨立地电动车商行、杨秀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孙镇代书记员 朱筱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