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9630号原告：刘金生，男，196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荣兴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李家桥村顺通路李家桥段4号1幢102室。法定代表人：蓝柳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盛，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金生与被告北京荣兴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兴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生，被告荣兴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盛、王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金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对方，1、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工资差额4710元(按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4555元/月,4555-2200乘2)；2、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我2018年9月1日入职对方公司,担任库房管理员岗位,自入职以来,对方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2020年3月18日,对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于同年3月24日向我出具《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对方没有遵守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也没有遵守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单位并没有停工停产),应按国家劳动法规定支付标准支付职工工资。再有提前辞退员工也应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发放标准工资,双方协商无果,我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因不服仲裁裁决,故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被告荣兴行公司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其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解除时已经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列明了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方案。我方向对方支付工资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2200元每月发放，该标准考虑了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27条，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多支付了每个月2200元与1540元的差额。由于对方在疫情期间没有到岗，双方已经完全履行了该协议，我方依照协议给其补足了最后费用，其进行确认，视为对协议的二次确认。双方就劳动关系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再无任何纠纷，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对方诉讼请求，两个月每个月实发工资均为220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6月3日，刘金生向丰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荣兴行公司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工资差额4710元。同年8月20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341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刘金生的仲裁请求。后刘金生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刘金生还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银行工资明细，证明工资实际发放情况，2、12月份工资单，其上载明实发工资4805元，证明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555元。荣兴行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中数据内容认可，但对工资构成不认可，主张刘金生工资为4000元左右，多出几百元为其申请不予上社保的现金形式发放。对此，荣兴行公司提交以下主要证据予以反驳，1、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证明双方于2020年3月24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经济纠纷，且在疫情期间，刘金生一直在家待岗，公司按照规定只需支付北京市最低工资的70%，即1540元，考虑到双方协议，多支付了部分工资。其上载明，日期为2020年3月24日，标题为“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姓名刘金生，离职类型辞退，离职原因，“因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不善，现提出与刘金生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工作交接已完成，无任何问题”，下方有所属部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签名确认，下方注释部分，“1、因新冠疫情原因，2020年3月工资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200/月发放，已于2020年3月24日全额发放到账；2.库房物品数目已清点，已交接完毕；3.此员工与公司无经济纠纷，工作已交接完毕”。下方有荣兴行公司合同专用章、刘金生签名予以确认。2、工资明细，证明刘金生工资构成。3、社保截屏照片，证明刘金生在社保局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待遇，入职时声明无需公司缴纳社保，以工资形式按约发放刘金生。4、2200元支付清单、银行汇款记录，证明按照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约定支付相应费用。5、停业、搬迁通知，证明公司接到汽车园区通知要求限期搬离原办公地址。刘金生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表示协议没有说最低标准，直接说2200元；对证据2不认可，实发金额与工资条一致，但对里面内容不认可，其上没有审核人、制表人及当事人签字；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未声明不用上社保；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且主张搬迁不是倒闭。经双方确认，2020年2月、3月，刘金生未到岗上班，该两个月实发工资2200元。对此，刘金生表示不是不想去上班，是为了控制疫情，公司领导让等通知，根据需要通知人员到岗，而事实上，2月16日公司已经复工，3月24日去的时候已经在营业。荣兴行公司表示2020年2月、3月停产停业，3月底后勤人员到岗办理搬迁事宜，没有正常营业，所以没有通知刘金生到岗。另查，本案之前，刘金生曾于2020年3月26日向丰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荣兴行公司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2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6545元等，同年6月1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2074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刘金生的各项仲裁请求。后刘金生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相应诉讼。2020年8月21日，本院作出（2020）京0106民初16632号民事判决，驳回刘金生全部诉讼请求。后刘金生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1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2民终94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6632号民事判决；二、北京荣兴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金生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8570.5元；三、驳回刘金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在（2020）京02民终9440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刘金生于2018年9月1日入职荣兴行公司担任库房管理员。在案2020年3月24日签订的《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因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不善，现提出与刘金生提前解除劳动关系。荣兴行公司在上述通知书中签章、刘金生亦予以签字，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明确具体的，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已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刘金生要求荣兴行公司给付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一个月工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经济补偿、赔偿等问题是否协商一致的问题，刘金生与荣兴行公司各执己见，在案《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注释部分载有……荣兴行公司据此主张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已经协商一致，刘金生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并未协商达成一致。上述注释部分虽然载有“此员工与公司无经济纠纷”，但此表述并未具体明确“经济纠纷”的内容为与解除劳动关系相关的给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且该部分内容仅以“注释”的形式进行标注而非作为协议主要条款予以明确，刘金生作为普通劳动者，在与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对于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确存在不完全了解的可能性，其嗣后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的行为亦能说明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双方就相关文字表述含义存在争议时，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应当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故本院对荣兴行公司有关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的主张不予采纳，本院推定双方就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问题未协商达成一致。……在本案诉讼中，刘金生提交其2018年10月至2020年3月工资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刘金生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415.5元，故荣兴行公司依法应当给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共计48570.5元，刘金生此项诉讼请求超出法院核算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再查，2020年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京人社劳字[2020]11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在“二、企业要妥善安置因疫情被隔离人员和未及时返京复工人员”部分，有内容，“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未复工时间较长的，企业经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安排职工待岗。待岗期间，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事实，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20年3月24日，双方签署“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根据生效法院判决可以认定，双方已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但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问题未协商达成一致。本案争议焦点为，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工资是否足额发放。根据查明，刘金生该两个月实发工资均为2200元，刘金生该期间未到岗工作。刘金生表示为控制疫情，按照公司通知未去公司上班，但公司已于2月16日复工，荣兴行公司对此不认可，表示公司停止经营，只是安排后勤人员处理搬迁事宜，故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发放待岗工资，并提交了停业、搬迁通知佐证。本案中，刘金生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已于2月16日复工，而在“提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载明“因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不善”，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期间荣兴行公司已复工经营，且系其原因导致刘金生待岗在家。故荣兴行公司主张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安排刘金生待岗，并无不当。《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或者本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而按照待岗工资发放相关规定以及疫情期间相关通知要求，刘金生起诉要求荣兴行公司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应予支持，至于具体金额，本院依法计算予以确定；对于3月1日至3月1日期间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难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一条，《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荣兴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刘金生二〇二〇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期间工资差额2215.5元；二、驳回刘金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刘金生负担2.5元（已交纳），北京荣兴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洪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