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6111号 原告：王建国，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杭州富阳之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583240961W。 法定代表人：金敏燕。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霞、陈伟。 原告王建国为与被告杭州富阳之菱汽车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由审判员傅红盛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国，被告杭州富阳之菱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霞、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国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撤回“通知函”并向原告致歉；2、补偿原告在于杭州明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仲裁中的损失200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于2020年7月9日在原告与杭州明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邦公司）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中出具原告“随便带员工快递回家”的伪证，即所谓的“通知函”。因为当庭出具，加上一审终审，使原告损失了反证时机和时间，造成原告应的赔偿款由14617.49元降至1000元（注：2018年12月5日至2020年3月底，原告被明邦公司劳务输出到被告公司任保安，在此期间被告曾多次散布原告关于快递的谣言）。 庭审中，原告要求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撤回”进一步明确为“书面撤回”，将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2000元”变更为“13617.49元”。 被告答辩称，原告经明邦公司派遣到被告单位当保安。原告在工作中于2020年1月将被告公司员工杨雅媛购买的价值260元的铁皮文件柜擅自拿走。2020年1月8日，杨雅媛根据快递到货信息到公司快递投放区域寻找并未发现，经与快递员反复确认并查找多日后无果，最后通过调取保安亭监控发现该文件柜被原告拿走，向原告询问后，原告从家中将该文件柜拿回。之后于2020年2月，杨雅媛因购买的温度计型号错误，将温度计暂时存放于保安亭；数天后杨雅媛欲将该温度计退还，结果多人寻找一天也未找到；后原告告知该温度计被其邮寄走了，而当时杨雅媛并未告知原告任何回寄信息；数天后原告称将温度计从快递员处拿回并还给杨雅媛。根据明邦公司的要求被告出具通知函，是正常行使合同权利的行为；函件中所作的表述为“随便带员工快递回家”，而并不是原告主张的“偷”。该通知函被明邦公司在劳动争议案件仲裁过程中使用，被告并不知情；不存在所谓的“散布”行为。在仲裁过程中，原告与明邦公司达成了协议，其主观上放弃了相应的权利。因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了由被告于2020年3月15日出具的“通知函”（复印件）1份，拟证明明邦公司在仲裁案中作为辞退原告的依据。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当初正处于疫情期间，明邦公司到被告公司询问所派员工工作表现情况，被告公司根据原告的表现，向明邦公司出具了这份函件，但在仲裁过程中被明邦公司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并不知情。本院审核后予以确认。 2、原告提交了其于2020年5月20日向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交的要素式仲裁申请书、仲裁委出具的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调解书各1份（均系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与明邦公司之间的纠纷。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与明邦公司之间的纠纷，被告直到法院通知领取诉讼文书才知道。本院审核后予以确认。 3、原告提交了购货记录20页（打印件），拟证明原告购买相似的箱子。被告质证认为，原告购买的具体时间不明，且所购买的箱子与被告公司员工杨雅媛购买的箱子在尺寸等上均不一致，相应的货物上应有快递面单，完全可以区分。本院审核认为，从交易记录看，原告购买的为“分体五节柜档案柜铁皮文件柜”，原告有“年前第一组刚送到货的时候，你说了好几遍，怎可能忘记？”、“可你发来的宽度少了3公分，厚度少了10公分”、“我收到货后就马上给你打电话过去，你就说了不止一遍下面的话”以及2020年3月16日晚上原告“赠送的那一节柜子怎么还没有送达？”之类的话语；至于原告实际购买时间，经再三询问，原告称从其手机中可以查找，但最终仍未明确；因此，即使原告主张的其也曾购买文件柜的事实客观存在，从快递面单信息中也可以作出区分，原告微信中所说的“宽度、厚度”等，也说明其“实际收到”的货物与其购买的货物存在着不一致，故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12月5日，原告被明邦公司通过劳务派遣方式派遣到被告公司担任保安。 2020年3月15日，被告向明邦公司出具《通知函》一份，载明：我公司通知明邦公司，要求调换早班保安王建国；原因是工作不认真、不仔细，随便带员工快递回家，影响公司的正常形象，建议调换。 后，明邦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2020年5月20日，原告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请求明邦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600元、2020年2月份加班工资967.50元、2020年2月15日至2月底的伙食费50元、2020年4月3日至2020年5月6日的工资和伙食费（此为误工工资和伙食费）3966.66元、2020年4月1日至2日的工资差额33.33元；共计14617.49元。案经仲裁委调解，原告与明邦公司于2020年7月9日达成浙杭西湖劳人仲案（2020）1064号仲裁调解协议：1、原告与明邦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2日终止；2、明邦公司支付原告1000元，该款项应于2020年7月17日前一次性打入原告原工资卡账户；3、原告自愿放弃本案的所有申诉请求，并确认双方再无其他工资、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争议，双方互不追究其他经济责任。2020年7月17日，明邦公司按约向原告支付了1000元。 针对文件柜的问题，庭审中原告称，其于2019年11月或12月份时，通过网络先后购买了两组文件柜（每个规格约50×50×100，每组6个文件柜，外加赠送的一个，共13个），用于摆放在家中客厅当“条几”使用；快递于当天下午1时许送到时天正下着大雨，原告为防止快递被淋湿，要求快递员将相应的文件柜卸在快递堆放区的里侧，因该快递上并没有标签，误以为是其自己购买，于当天下午4时许其下班时，将该快递搬到车上，运回到家中；过了四五天左右，被告的一名行政人员前来询问是否看到“盒子”，其以为“盒子”与“箱子”（即文件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说没看到；后通过查看监控，才知被自己误拿了，便从家中将该快递交还给该员工。 针对温度计的问题，庭审中原告称，被告的员工将温度计的包裹放在保安亭，其将该包裹交给邮政特快专递的人员；后该员工前来寻找，原告就说已交给邮政快递人员，经联系后由该邮政快递人员拿回后交还给该员工。 所谓的多次散布，原告称2020年3月底，临近原告即将离开被告公司时，被告公司的保安队长陆生富在被告公司保安亭拍着桌子问原告“快递怎么回事？你不能做了”；此外其河南商丘老乡遇到原告说“听说”为了快递的事是否要“走”（指离开被告公司）了。 针对原告诉称的事实及其主张，本院就侵权责任纠纷为二级案由、该二级案由之下的31个三级案由，以及二级案由人格权纠纷之下的9个三级案由、名誉权纠纷及一般人格权纠纷的基本含义等向原告作了必要的解释。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案由，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本身不符合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要求，虽经较为详细的释明，原告并未作出变更与选择，但从原告主张的事实和其诉请分析，应指被告“在多个场合”称原告“偷拿”公司员工快递而使其社会评价受到影响，因此本院依职权将案由调整为名誉权纠纷。 关于《通知函》的内容是否侵犯原告名誉及由此是否造成原告损失的问题，首先，该通知函所用的表述为“工作不认真、不仔细，随便带员工快递回家，影响公司的正常形象”，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偷拿”；其次，结合原告对该两次事件的陈述及到达快递均有面单用以区分，交寄快递需明确所需寄往地址等信息分析，函件的该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原告所称的所收快件并无“标签”及装有温度计的包裹交给邮政特快人员并从邮政人员处拿回等，与事实不符或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第三，被告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就所接受派遣的员工在工作期间的表现，与作为派遣公司的明邦公司之间进行交流、对接，当属工作职责范围，被告公司保安队长作为原告当时的主管负责人，据此向原告进行必要的核实、了解也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至于原告所说的“河南商丘老乡”，并未作出具体解释，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第四，仲裁过程中，原告与明邦公司系“自愿”达成协议，即使案件适用“一裁终局”方式审理，针对明邦公司“当庭”提交的《通知函》，允许原告有针对性地补充提交抗辩证据，也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丧失“反证时机”，更无法证明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损失；综上，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因此提出的各项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国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原告王建国负担。 原告王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傅红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翰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