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42民初350号原告：任江东，男，1973年9月24日生，住酉阳县。原告：余大贵，男，1974年12月26日生，住酉阳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景涛，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廷芳，男，1983年8月5日生，现住酉阳县。原告任江东、余大贵与被告黄廷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被告下落不明，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2日及2020年9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江东、余大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景涛，被告黄廷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江东、余大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从原告处多领取的款项335295元，并以335295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资金占用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因垫付了工人工资，增加29547元的费用，诉讼请求变更为364842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8日，二原告与被告共同签订了一份《内部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合作泉孔张家坪退耕还林工程项目。该协议第二条第4项约定，甲方（任江东）、乙方（余大贵）按100亩以60万的单价交给丙方处理，亏赚均由丙方（黄廷芳）负责，若超出1000亩按实际苗子及人工费补算。第二条第5项约定，丙方必须保证工程验收合格。第二条第8项约定，丙方负责5年之内管理及调解。目前为止，该退耕还林项目验收合格面积为475.8亩。因此，二原告仅应当支付被告285480元，但截止2016年12月10日被告在二原告处累计领取620775元，多领取335295元。对此，原告认为三方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诚信履行合同，据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被告返还原告335295元。被告黄廷芳辩称，其已经退出了合作，原告自己找工人做的，并且给工人承诺以后工资找他们；领条出具实际上是为了计算，但是原告并没有把钱打给我，实际上也没有领到领条上载明的全部款项；我领到了第一部分工程款，用来支付民工工资、买苗子的钱、土地款，还有几个组长的好处费。当事人围绕事实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由原告提交的内部合作协议、领条、（2018）渝0242民初65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被告黄廷芳提交的工人领取工资的领取表13张及证明，拟证明黄廷芳退出后第二次除草的工人是原告自己请的，工资是由原告自己支付的，第一次的工资被告已经付清。原告任江东、余大贵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黄廷芳也没有没有证据证明退出合伙。“证明”实际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否则证据资格丧失。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如下：领取表13张均为复印件，未提交原件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明”实际上系李怀生等人的证人证言，由于李怀生等人未出庭作证，并且被告黄廷芳也未提出证据证明证人未出庭作证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对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任江东、余大贵提交的收条，拟证明二原告支付了农民工工资29547元。被告黄廷芳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如下：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9日，酉阳县桃花源街道办人民政府（甲方）与原告余大贵（乙方）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书》，约定：为落实退耕还林责任，保障退耕农户利益，保障退耕还林质量和进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双方自愿原则，商订协议如下：一、退耕还林地点及规模……注：耕地类型，填写25度以上坡耕地或15-25度坡耕地。二、补助政策：每退耕还林一亩，国家补助资金1500元，分三次兑现：第一年800元（其中，种苗造林费3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年400元。三、各方权利义务：（一）甲方权利和义务：1.负责退耕还林农民意愿的普查和登记汇总工作……（二）乙方权利和义务：1.按照作业设计的要求，在2016年3月20日之前完成退耕还林任务；……5.经林业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乙方有权领取国家发放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应暂缓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待补植补造合格后再领取该补助资金……”。酉阳县桃花源街道办人民政府（甲方）与原告余大贵（乙方）均在该《退耕还林合同书》签字或盖章确认。2015年11月18日，原告任江东（甲方）、原告余大贵（乙方）与被告黄廷芳（丙方）签订《内部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共同合作泉孔张家坪退耕还林工程项目，经三方商议共同达成如下协议：一、工程地点：重庆市酉阳县泉孔张家坪。二、甲、乙、丙三方主要责任：1.甲、乙双方主要负责前期资金投入；2.甲、乙双方负责公司结账。3.丙方负责联系工队，负责现场管理，处理，调解现场问题。4.甲、乙方按1000亩以60万的单价交给丙方处理，亏赚均由丙方负责，若超出1000亩按实际苗子费及人工费补算。5.丙方必须保证工程验收合格。6.资金结算后应扣除甲乙双方前期所投入的资金在分取利润。7.甲、乙、丙三方的利润按每人一股均分，共同承担盈利及亏损。8.丙方负责5年之内管理及调解。以上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被告黄廷芳于2016年12月10日向原告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张家坪退耕还林总额620775.00元（大写：陆拾柒万柒佰柒拾伍元），以前领条作废处理。以这领条为准。”诉讼过程中，原告任江东、余大贵陈述上述款项系以转账或者现金方式给被告黄廷芳。2018年6月14日，酉阳县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余大贵（身份证号：（51352419741226XXXX），2015年在桃花源街道城北社区实施退耕还林，经县退耕还林办组织验收，合格面积475.8亩。”2020年10月15日，本院到酉阳县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出具证明载明：“业主余大贵在桃花源街道实施2015年度新一轮退耕还林，经第一次县级自查验收总面积为498.6亩。其中合格面积为475.8亩，已兑付237900元（500元/亩）；不合格面积为22.8亩，未兑付资金，不合格原因是造林密度不达标准。因纠纷，对其未开展第二次县级自查验收。”被告黄廷芳对其出具的《领条》不持异议，但辩称原告未支付全部款项，并且对于第二次的工人工资等均由原告支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任江东、余大贵主张被告黄廷芳返还款项335295元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2.原告任江东、余大贵因垫付了工人工资29547元，向被告黄廷芳追偿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原、被告三方签订《内部合作协议》，《内部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共同合作泉孔张家坪退耕还林工程项目，经三方商议共同达成如下协议：一、工程地点：重庆市酉阳县泉孔张家坪。二、甲、乙、丙三方主要责任：……5.丙方必须保证工程验收合格”，因此被告黄廷芳必须保证工程验收合格。结合原告提交的酉阳县桃花源街道办人民政府（甲方）与原告余大贵（乙方）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书》中约定“二、补助政策：每退耕还林一亩，国家补助资金1500元，分三次兑现：第一年800元（其中，种苗造林费300元）、第三年300元、第五年400元……（二）乙方权利和义务：1.按照作业设计的要求，在2016年3月20日之前完成退耕还林(树种黄柏初植密度110根/亩）任务；……3.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造林，并保证造林质量符合国家验收标准；4.负责幼林的抚育和管护工作，并保证保存率达到国家验收标准（造林三年后株树率达到85%以上、造林五年后株树保存率达到85%以上）。5.经林业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乙方有权领取国家发放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应暂缓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待补植补造合格后再领取该补助资金……”，以及经本院依法到酉阳县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其出具证明载明“在上述退耕还林工程项目中，被告黄廷芳实际做工498.6亩，其中475.8亩经酉阳县退耕还林办验收合格，因纠纷，对其未开展第二次县级自查验收”，虽然黄廷芳实际做工中的475.8亩经酉阳县退耕还林办验收合格，按照《内部合作协议》中三方约定的单价（600元/亩），其实际做工总金额应为285480元（600元/亩×475.8亩），但根据《退耕还林合同书》及《内部合作协议》的约定，对于案涉的退耕还林项目需经酉阳县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的验收，经本院依法核实现该项目仅实现第一年验收且原告未提交该工程已经经过酉阳县退耕还林办第三年及第五年的验收及均验收合格的面积或者未合格的证据，且原、被告三方签订《内部合作协议》未实际解除，原告要求返还款项335295元的前提条件亦未成就，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黄廷芳返还款项335295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余大贵、任江东主张其垫付了工人工资29547元，因该款项涉及到原告余大贵、任江东与被告黄廷芳之间另一种法律关系以及三方承担的连带责任涉及的追偿权等纠纷，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大贵、任江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329元，由原告余大贵、任江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锋人民陪审员  冉隆忠人民陪审员  周翠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 珊书 记 员  王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