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7民初5622号原告：张排钱，男，197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菁华，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健均，男，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志军，广东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排钱与被告余健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排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菁华，被告余健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志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排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订机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170000元人民币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20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约为4363元；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运费1200元、维修费9800元；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放置口罩打片机的场地租金损失6530元/月（自2020年3月17日计算至被告取回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约为50000元；5、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到原告处取回涉案口罩打片机，并由被告自行支付运费；6、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五项诉讼请求为：因合同解除我方自愿退还货物，但运费应当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3月，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带领原告到口罩打片机厂家选购一台口罩打片机，并达成购买该指定打片机的合意。同年3月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订机合同》，合同总价为170000元人民币，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当日支付100000元整，交货日期为2020年3月15日，约定整机保修期为三个月。签订合同当天原告向被告支付现金100000元整，被告确认收到原告100000元的订金，但在约定的交货期限，被告仍未向原告交货。在被告的催促下，原告于3月16日、3月17日分别向被告的合伙人支付口罩打片机尾款50000元、向被告支付20000元以及运费1200元，直至3月17日晚上10点多原告才收到打片机。收货时，原告发现收到的打片机并非是自己预定的一台，并于当天要求被告进行更换，被告却推搪说之前预定的机器是厂家生产的旧货，已经不再生产，现在发货的是新款，比旧款更加好用。原告信以为真并急于投入生产，便先行使用涉案打片机。3月18日，原告准备将该打片机投入生产，却发现该打片机配件不齐、花轴损坏，完全不能投入生产。故原告只能向被告要求换打片机，要求更换为当初预定的一台，但是被告仍然一再推塘。直至3月21日，被告才介绍厂家的梁老板给原告，对该打片机进行维修，随后原告向梁老板支付维修费2600元。3月22日打片机再次出现故障，原告与被告沟通更换机器。但被告没有正面回答，经过多次催促，被告安排厂家的孙师傅进行维修，原告向孙师傅支付维修费1000元。3月23日，打片机又再次出现故障，原告通知孙师傅过来维修，于3月24日晚上维修到次日，原告向孙师傅再次支付维修费1000元。3月31日打片机再次出故障，原告与被告、孙师傅沟通维修事宜，直至4月4日原告才联系上孙师傅帮忙维修，原告向孙师傅再次支付维修费1300元。4月4日，打片机维修后继续故障，原告给被告发信息、打电话，被告一概不回复，原告无奈之下只能直接找到厂家梁老板沟通维修，直至4月10日，梁老板才叫何师傅过来维修至4月11日，经调试完毕，原告向何师傅支付维修费1000元。维修未果后，梁老板再次安排自己工厂小师傅来维修了一下午，结果还是无法修复。后来于6月23日、6月28日两次找到孙师傅维修打片机，支付维修费用共3200元，但该打片机仍不能投入使用。最后，原告一直联系被告更换打片机未果，只能一直租用场地放置该口罩打片机至今。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口罩打片机，且交付的打片机货不对版，该打片机为不合格产品，原告在收到涉案打片机后不能正常生产口罩，造成订单损失。原告多次与被告要求退换货，双方协商未果，但被告在4月4日后一直不予理睬。原告为保障正常生产经营，多次对打片机进行维修，前后花费9800元维修费，仍不能修复。且原告为投入生产投入大量资金，产生包括租赁厂房、原材料购买、工人工资等损失。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更换无法使用的打片机给原告，被告存在根本违约，使原告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且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余健均辩称，1、我方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我方的机械没有出现质量问题，不能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原告没有技术人员，导致了其生产断续的情况出现。原告与厂家直接联系的支付的费用都是调试的费用，也就是说因为原告没有生产的能力与资质，导致原告不能使用该机械，需要厂家派师傅去调试，每次都是调试成功可以生产的，原告生产产品后又不会用，所以才会出现原告陈述的情况。原告每次都支付调试的费用，因为被告提供的机械是没有问题，经过调试可以使用。原告在诉状中所讲的不是事实；2、本案的口罩打片机实质为口罩的生产线，这个生产线不是单纯的机械，是被告向第三方定作的机械，有关的协议和转账的记录我方已经在庭前提交给法院，我方要求追加第三方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因为有关的口罩生产线是原告生产的，后来调试的师傅也是该加工店派出师傅参加调试的，费用也是他们收取的。所以第三方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庭前被告以案涉口罩打片机生产线是由被告向第三方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生产为由，申请追加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及其负责人李源鑫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7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订机合同》，内容为：“今收到东莞新寇科技有限公司口罩机打片机一台170000元，订金人民币100000元，整机保修期为3个月（不包括耗件）。2020年3月15日交货。”以上有原被告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转账支付170000元货款、运费1000元和无纺布材料费200元。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17日交付案涉口罩机打片机，原被告因产品质量问题多次通过微信进行沟通，根据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3月15日，被告：“这个机器在调，可能晚一点你才过来，我看调的差不多，再叫你过来好不好？现在查了有一点点问题，可能要晚一点点。”原告：“好的。”3月18日，原告：“他昨天寄送来的少了几个螺丝，还有那个配件，我那个鼻梁条老是断，鼻梁、转盘、还有个什么东西，他没放进去，还有螺丝少了几个她也知道了。”3月19日，原告发送口罩打片机视频给被告，被告：“是什么回事，如果是花轴坏了，就麻烦了。”3月22日，原告：“余总，可以把那个老款给我吗？这个新款都用不了的。”3月31日，原告：“机器花轴又对不上了，今天搞了一个下午怎么也搞不起来……本来这里面设计有两个超声波，只装了一个头，本来有两个……今天花轴还对不上，用螺丝松掉又卡住了。”4月3日，被告：“你就打这个电话，找那个老板姓梁的，直接找他就可以了。”4月4日，原告发送口罩打片机视频并告知被告：“这个机器真的用不了，你应该把我定的那个给我，这个不是我要的机器。”另查，2020年3月21日原告向“源达机械加工梁炳华”支付2600元，4月11日向“口罩机何师傅厂家派来的”支付1000元，向“孙成刚口罩机厂家技术”支付记录具体为：2020年3月23日转账1000元、3月25日转账1000元、4月4日转账1300元、6月23日转账1000元、6月23日转账2000元、7月4日转账200元，以上原告共计支付10100元，庭审中原告称该款项为案涉口罩打片机的维修费，调试时维修师傅告知其需要更换配件，该款项包括更改机器配件的费用，且更换后原来的配件也未交还给原告。再查，2020年3月份，原告与广州上智一号创意园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承租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金狮大道东53号C-501物业，用途为厂房，租期自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每月租金为6530元。2020年3月13日原告按约支付C-501物业押金及一个月租金共计19630元。2020年4月19日，原告与广州上智一号创意园有限公司又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承租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金狮大道东53号C-3A01、C-3A02、C-3A03物业，用途为口罩工厂，租期自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每月租金为37500元。同日原告按约支付C-3A01、C-3A02、C-3A03物业押金12000元及一个月租金37500元。又查，2020年3月8日，从化健鹏五金加工店（定作方、甲方）与源达五金加工店（承接方、乙方）签订《五金加工协议》，约定由乙方按甲方要求加工零件，零件尺寸及要求另附图，加工费150000元，预收定金50000元，余款100000元在2020年3月16日前结清。附图：口罩机一台，三个月保修主件，易损件不包。该协议有甲方代理人陈赛芬、乙方代理人梁炳华签名。3月16日，被告向李源鑫支付100000元，被告称该款项为《五金加工协议》口罩机的定金。庭审中被告称其委托源达五金加工店的梁炳华定作案涉口罩打片机后再出售给原告，机器是由梁炳华交给被告后再由被告直接交付给原告，且案涉口罩打片机的生产过程也有发送视频给原告。原告则称签订合同时仅知道口罩打片机并非被告生产，但被告未告知其具体生产方，在维修后才知道案涉口罩打片机是被告从梁炳华处购买的。另被告称第三方与其沟通过因案涉口罩打片机是人为损坏的才要求原告自行承担维修费，并提出其收到的案涉货款是东莞新寇科技公司的款项，同时表示若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其要求原告履行退货义务，但不同意承担退货运费。广州寇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排钱，经营范围为非许可类医疗机械经营等。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订机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原被告签订《订机合同》后，原告依约支付货款170000元，另原告系广州寇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订机合同》中也载明收到该公司口罩机打片机货款及订金，后被告亦依约交付案涉口罩打片机给原告。现原告主张口罩打片机存在质量问题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微信中多次沟通过口罩打片机的质量问题，原告在3月17日收到口罩打片机后，在3月18日即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口罩打片机配件存在问题，符合合理的质量异议期间规定；其次，原被告多次沟通后，经由被告告知的维修师傅多次对案涉口罩打片机进行维修仍无法使用，且至今原被告未就如何维修口罩打片机达成一致意见；再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被告交付的案涉口罩打片机与签订《订机合同》时原告选定的口罩打片机并非同一台，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也多次要求被告更换回其原先选定的口罩打片机，但被告未予回应；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被告交付的口罩打片机与《订机合同》约定的口罩打片机并不一致，且其未提交证据证实有向原告提供案涉口罩打片机的合格证及该设备使用说明书等资料，不足以证明案涉口罩打片机属于符合要求的合格产品。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陈述，足以证明被告余健均出售给原告的口罩打片机没有检验合格证书，且存在一定质量问题，原告合同目的确已无法实现，现原告要求解除《订机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订机合同》，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被告，故双方的《订机合同》于2020年11月11日解除。关于货款及利息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货款170000元，现双方之间的《订机合同》已经解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货款17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同时主张被告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未按约定交付检验合格的口罩打片机，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但双方未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自2020年3月7日起计算利息，于法无据，因案涉订机合同于2020年11月11日解除，故利息应自2020年11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关于退还案涉口罩打片机的问题。原被告之间的《订机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应向原告退还货款170000元，原告也应将其接收的案涉口罩打片机退还给被告。案涉口罩打片机因维修部分配件已更换，被告以此为由要求原告退还口罩打片机原来的样式，但口罩打片机系因质量问题才更换配件，被告作为卖方，有责任保证出售的口罩打片机的质量合格，故被告理应接收原告退还的已更换配件的案涉口罩打片机。由于被告交付的口罩打片机不符合质量要求，因此退货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也应由被告自行承担。但因现双方尚未完成退货，未产生因退还案涉口罩打片机的实际费用，因此对退货产生的实际运费，本院不予确认和处理。关于维修费9800元、运费1000元和无纺布材料费200元的问题。原被告签订的《订机合同》约定口罩打片机整修期为三个月（不包括耗件），因案涉口罩打片机配件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为维修案涉口罩打片机、更换配件等支出的费用共计10100元。被告辩称案涉口罩打片机是人为损坏，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维修费。但根据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多次提及案涉口罩打片机缺少配件及配件存在质量问题，且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口罩打片机是人为损坏的，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维修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案涉口罩打片机在3月17日已经交付，根据合同约定整修期至6月17日，在该期间发生的维修费应由被告承担。经核算，原告在3月17日至6月17日支付维修案涉口罩打片机的费用为6900元，故对原告主张维修费9800元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运费1000元、无纺布材料费200元，合同并未约定运费由谁承担，而无纺布材料费与本案口罩打片机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原告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租金损失的问题。原告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约定用途为厂房、口罩工厂，属于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支付的租金亦并非被告的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因此原告主张租金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及其负责人李源鑫是否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为原告张排钱与被告余健均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被告称案涉口罩打片机是其委托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生产，但本案与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李源鑫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申请追加广州市从化源达五金加工店、李源鑫作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排钱与被告余健均之间的《订机合同》于2020年11月11日解除；二、被告余健均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排钱返还货款17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17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原告张排钱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余健均退还原告张排钱于2020年3月17日收到的案涉口罩机打片机一台；四、被告余健均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排钱支付维修费用6900元；五、驳回原告张排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1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余健均负担1854元，原告张排钱负担5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何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