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柏金壮，男，1986年10月27日生，彝族，小学文化，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冲，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斌，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富荣，男，1967年9月9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霞，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山大同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市开化北路三鑫建材机电城****。法定代表人：范小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茜，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柏金壮因与被上诉人张富荣、文山大同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12月4日组织上诉人柏金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冲，被上诉人张富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霞、被上诉人文山大同建材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茜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柏金壮上诉请求：一、请依法判决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2601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书；二、请依法改判驳回张富荣对柏金壮的诉讼请求；三、判决由张富荣、大同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定性。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民事案由不当，本案应当以“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定性而不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定性，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本案中存在四方主体，即：柏金壮、张富荣以及大同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依据本案的客观实际，各主体间相应地建立不同的法律关系：1.大同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大同公司系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订立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购销和安装合同，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安装工程属建筑施工主体工程的一部分，需要相应的施工资质进行安装施工。因此，大同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实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关系。虽然大同公司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以“承揽合同”的名义（《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承揽安装协议》）订立双方之间的合同，由大同公司将其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接的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安装工程交由柏金壮承做，并由大同公司支付承做报酬，但是由于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安装工程属于建筑施工主体工程的一部分，需要相应的施工资质进行安装施工（特别是防火门安装），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关系。3.张富荣与柏金壮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张富荣系由柏金壮找来从事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搬运和安装工作，双方之间属于雇请与被雇请的关系。4.张富荣与大同公司之间同样属于雇佣关系（有柏金壮与大同公司的电话通话录音予以证实）。搬运和安装过程中，张富荣等工人嫌工钱太低不愿继续做，柏金壮遂联系大同公司，大同公司承诺自愿另行增加支付张富荣等工人搬运费用，在此条件下，张富荣等工人才继续承做搬运劳务，大同公司也实际兑现支付给张富荣等每一位工人增加的劳务费用。因此，大同公司也系共同的雇主。（二）本案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8条的规定将案件定性为“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而不是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导致张富荣受害的直接民事侵权行为是大同公司在建筑工地的过错堆放行为，引发本案侵权责任的民事行为是堆放行为而不是雇佣行为，从侵权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来说，民事侵权案件应当审查的是致害的侵权行为本身，而不是相关联的雇佣行为等其他竞合的民事行为。因此，本案应当以“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审查，而不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审查。二、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作为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堆放物的堆放人）大同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由张富荣承担次要责任，柏金壮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堆放物是指堆放在土地上或者其他地方的物品。堆放物须是非固定在其他物体上，例如，建材场堆放的木料、原材料等。倒塌，包括堆放物整体的倒塌和部分的脱落、坠落、滑落、滚落等。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是指由于堆放物倒塌，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推定堆放人存在过错，由堆放人对受害人人身和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大同公司为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供货人和堆放人，对其在建筑工地地下室堆放的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并且对所存在的可能垮塌的安全隐患有及时消除的义务。首先，该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是由大同公司所有并销售，大同公司系该堆放的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次，在张富荣搬运前，该批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已经由大同公司事先搬运堆放在建筑工地地下室，即大同公司是该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实际堆放人。第三，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系临时存放于建筑工地地下室，并且是可移动的物，其现状为一道道防盗门随意挨着堆放在地下室墙面，根本不稳固，大同公司既未统一、整齐堆放，也未设置围栏、捆绑等任何加固措施，更未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结合本案实际，正是因为大同公司堆放的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不稳定性、不安全性发生倒塌，加之张富荣的疏忽，最终才引发了本案，而不是由于柏金壮的雇佣行为导致受害行为的发生。因此，作为堆放人的大同公司应当对本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张富荣因自己的疏忽大意承担次要责任，柏金壮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退一步说，即便假设本案就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张富荣等工人后来继续提供搬运劳务的原因系大同公司同意自愿增加并实际支付搬运劳务报酬，大同公司接受劳务，享受收益，与柏金壮系共同的雇主，应当与柏金壮共同对张富荣的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四、再退一步说，即便假设本案就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同时将柏金壮定性为唯一的雇主，那么也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作为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安装业务发包人的大同公司与无承包资质的柏金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行业规范，金属门、窗（特别是防火门）的安装属于建筑物主体建设施工部分，需要具备相对应的专业施工资质、经营范围才能予以施工，但在本案中，大同公司在明知上述法律、行业规定和要求的情形下，以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为幌子，将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的安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柏金壮个人进行承包，对雇员张富荣的损害，依法应当与柏金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案由不当，本案应当定性为“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而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这一基本错误定性致使本案无法得到客观、公平、合理的裁判，为维护柏金壮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恳请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柏金壮的上诉请求。张富荣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柏金壮的上诉请求。大同公司答辩称，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审判的范围应与原告起诉的范围相一致，法院不得对原告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本案中张富荣系柏金壮的雇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他们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张富荣在做工过程中受伤，张富荣作为原告选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进行起诉，一审法院根据张富荣的诉求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故本案案由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大同公司与柏金壮签订的《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承揽安装协议》属于承揽合同，双方系承揽关系。承揽合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但定做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程，而是工作成果。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是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承揽人一般必须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完成工作或工程，并承担风险，因此，根据承揽合同的性质，柏金壮应对完成《承揽安装协议》过程中其雇佣的雇员遭受的意外风险负责。三、大同公司与张富荣之间无任何关系，大同公司并没有指示张富荣进行任何工作，对于承揽价格的调整系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基于承揽合同对合同价款的调整，至于柏金壮将要支付多少劳务工资给张富荣等人与大同公司无任何关系。大同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柏金壮在履行承揽合同过程中，将辅助性的搬运工作交由张富荣等人共同完成，柏金壮与张富荣等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张富荣在搬运过程中因受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其雇主即柏金壮承担，与大同公司无关。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张富荣不是大同公司的员工，大同公司也没有雇佣张富荣做搬运工作，大同公司与张富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大同公司不应对张富荣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大同公司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张富荣的诉求将本案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大同公司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相对方，判决大同公司不承担责任于法有据，柏金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张富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大同公司、柏金壮连带赔偿张富荣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费、伤残鉴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58300.8元；2.请求判令大同公司、柏金壮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张富荣增加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大同公司、柏金壮连带赔偿张富荣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费、伤残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0830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0日，柏金壮与大同公司签订《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承揽安装协议》，约定柏金壮承揽大同公司对外销售的所有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等门类产品的测量（协助测量）、安装、安装后验收、维修、维护的售后服务项目，工程单价等，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工程单价包含了“搬楼费”。2018年4月19日，柏金壮雇佣张富荣等人为其在文山市“中天豪庭”小区的安装门工地把需要安装的门从地下室搬运到各户室内。张富荣在搬运门的过程中，在地下室背门时，因堆放的门倒塌致伤，经“120”急救车送到文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文山市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1.腹腔脏器破裂，失血性休克；2.急性腹膜炎；3.左侧髋臼粉碎性骨折并髋关节脱位并坐骨神经损伤（左侧股神经损伤可能）；4.左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5.骨盆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住院期间行两次手术治疗：2018年4月19日行剖腹探查坏死肠管切除术、肠系膜修补止血术、腹腔冲洗引流术；2018年5月13日行左髋白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左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共住院治疗94天（2018年4月19日入院，于2018年7月21日出院），产生医疗费（含药店购药费）130294.11元，该费用由柏金壮垫付。出院诊断为：1.腹腔脏器破裂，失血性休克（肠断裂，多发性）；2.急性腹膜炎；3.左侧髋臼粉碎性骨折并髋关节脱位并坐骨神经损伤、股神经损伤；4.左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5.骨盆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出院医嘱：1.院外定期摄片复查（术后3，4，6，12月），术后3月禁止负重，届时根据摄片结果指导患肢功能锻炼；2.院外继续加强患肢功能锻炼；3.定期门诊随访，院外如有不适，及时随访；4.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物。经云南文山七都司法鉴定，张富荣的伤构成三个伤残（1.一足全肌瘫肌力II级以下伤残程度鉴定为七级；2.肠部分切除术后伤残程度鉴定为九级；3.骨盆骨折畸形愈合伤残程度鉴定为十级）；误工期为365日、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为90日，需后续治疗费22536元。张富荣为此支付鉴定费2600元。期间，张富荣进行复查，产生医疗费900.4元（张富荣垫付）。另查明，事故发生后，柏金壮除为张富荣垫付医疗费130294.11元外，还另支付张富荣现金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张富荣受雇于柏金壮从事搬门的工作，双方的雇佣关系受法律保护，柏金壮辩解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据本条规定，张富荣作为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受伤，若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其可以选择请求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选择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富荣选择了既向雇主柏金壮主张权利，也向其认为有责任的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大同公司主张权利，不符合本条规定。经原审法院释明，张富荣选择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只对雇主责任进行审理，大同公司不是雇佣关系的相对方，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张富荣在完成柏金壮安排的搬门工作中受伤，柏金壮未为张富荣提供规范的安全生产防护措施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应在雇主责任范围内对张富荣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张富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在搬门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未采取有效安全的措施对自身风险做到有效防范或避免，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酌定柏金壮承担70%的责任，张富荣自行承担30%的责任。张富荣居住于文山市区，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赔偿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因本次事故，张富荣共产生医疗费131194.51元（柏金壮垫付130294.11元+张富荣垫付900.4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张富荣主张护理费为120天×(81648元÷365天)=26843元，结合张富荣受伤情况及住院94天的实际，其主张护理期为120天，属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标准应参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9426元”计算，为120天×(79426元÷365天)=26113元；主张误工费为365天×(104077元÷365天)=104025.00元，结合张富荣无固定收入，以及住院天数、医嘱，原审法院酌定其误工期为184天（住院天数+医嘱“术后3月禁止负重”），参照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9268元”计算，为184天×(49268元÷365天)=24836元；主张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为94天×100元/天=9400元，计算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主张营养费为90天×100元=9000元，因并无加强营养方面的医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主张残疾赔偿金为33488元×20年×(40%+2%+1%)=287996.8元，计算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主张后续治疗费22536元，因尚未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待实际发生后可另行主张；主张鉴定费2600元，系为查明案情实际产生的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张富荣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131194.51元；2.护理费26113元；3.误工费24836元；4.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9400元；5.残疾赔偿金287996.8元；6.鉴定费2600元，共计482140.31元，柏金壮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337498.22元（482140.31元×70%），扣减柏金壮已垫付的医疗费130294.11元及已支付的现金5000元，柏金壮还应赔偿张富荣202204.11元（337498.22元-130294.11元-5000元）。综上所述，张富荣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柏金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张富荣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共计202204.11元；二、驳回张富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70元，由柏金壮负担3605元，张富荣负担456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富荣、大同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柏金壮提交了三组证据：1.录音光碟一张。用以证明张富荣等几人不愿意继续提供劳务，是周凤军同意增加劳务费用，张富荣等人才未离开施工工地，继续提供劳务。2.证人郭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导致张富荣受伤的侵权行为是大同公司堆放行为所致，大同公司堆放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对所堆放的门没有采取任何的加固措施和防护措施，也未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3.证人骆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大同公司堆放的门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加固措施行为是导致张富荣受伤的直接行为。经质证，张富荣对柏金壮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予以认可。大同公司对柏金壮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是2018年4月20日录音的，事发是在2018年4月19日，是事后周凤军个人的电话沟通，周凤军的回答并没有像柏金壮所说的在施工当天答应了增加张富荣等人的劳务费，柏金壮与周凤军的谈话内容仅仅是对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签订的价款进行讨论，并不能证实柏金壮的证明观点，且该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所以不应当得到采信。对柏金壮提交的第2组证据不认可，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证人与柏金壮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除了案发当天，并未到过工地现场，并不清楚门堆放的现状。证人是案发后听说有人受伤才到工地，当时所堆放的门已经被其他工人搬动过，无法说明大同公司堆放门存在过错。对柏金壮提交的第3组证据不认可，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本案事发当天证人并不在场，不能反映本案的案件事实，并且证人称在案发前多次去过工地，不排除在事发之前有人去搬动过门，导致事故发生。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与大同公司堆放门有无过错不是本案主要审查的事实。本院认为，柏金壮提交的第1组证据，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该录音光碟的内容是柏金壮与周凤军于2018年4月20日的对话，从该份录音内容并不能反映柏金壮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柏金壮提交的第2组证据，郭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郭某在庭审时陈述其不知道门是哪天堆放的，是在事发以后才去到事发现场，其证言不能证明柏金壮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柏金壮提交的第3组证据，骆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骆某在庭审时陈述其不知道门是谁堆放的，其证言不能证明柏金壮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张富荣、大同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柏金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了门倒塌的原因是由于大同公司没有统一堆放，未设置围栏等加固措施，也未设置警示标志。2.张富荣等人确实是由柏金壮先雇佣的，在这过程中，张富荣等人提出工程量太大，工资太低，因此柏金壮联系大同公司负责人周凤军，周凤军同意增加张富荣等人的工钱，在此情况下，张富荣等人在为其提供安装劳务。本院认为，对于大同公司提出的第1点异议正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的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评述。对于柏金壮提出的第2点异议，柏金壮提交的录音光碟是事发之后与周凤军的通话录音，且该录音内容中周凤军并未说要将钱加给张富荣等人，让张富荣等人为其提供劳务安装，柏金壮未提交证据证明大同公司加钱给张富荣等人，让张富荣等人为大同公司提供劳务，柏金壮所提该项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本案的定性问题？2.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的关系？3.大同公司是否与柏金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中，张富荣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提起诉讼，柏金壮上诉提出应当为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张富荣于事发当天受雇于柏金壮到中天豪庭小区从事搬门的工作，双方谈好搬运一道门报酬为25元，张富荣按照柏金壮的指示进行搬运，其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并无不当。柏金壮主张张富荣与大同公司之间也存在雇佣关系，经审查，张富荣是柏金壮叫去搬运门，柏金壮指示张富荣怎么搬运并进行操作示范，柏金壮与大同公司签订《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承揽安装协议》，协议约定的工程单价包含“搬楼费”，张富荣不受大同公司雇佣，柏金壮提交的录音资料，周凤军表明的加钱是对柏金壮，未提及直接加给张富荣等人。柏金壮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张富荣与大同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大同公司与柏金壮之间的关系。柏金壮与大同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签订了《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承揽安装协议》，协议约定柏金壮承揽大同公司对外销售的所有防盗门、防火门、卫浴门等门类产品的测量（协助测量），安装、安装后验收、维修、维护的售后服务项目及安装价格，在安装价格中包含了“搬楼费”。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关系，柏金壮主张其与大同公司之间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大同公司是否与柏金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富荣在二审庭审时陈述：“我才把门捆了背着走了两步，就倒下来砸到我，我顺着背，倒下来的这堆门是我正在搬运的这堆，我当天已经从这堆门中背了5、6道门”，根据张富荣的陈述，张富荣搬运了5、6道门后堆放的门倒塌，倒塌的这堆门是其正在搬运的这堆，倒塌是发生在搬运过程中，柏金壮未提供证据证明大同公司的堆放行为致门倒塌，柏金壮要求大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张富荣在完成柏金壮安排的搬运门工作过程中受伤，柏金壮对搬运现场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柏金壮要求驳回张富荣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柏金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70元，由柏金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何文丽审判员  郭 琴审判员  贺雯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