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鲁行终17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洪合，男，汉族，1938年7月6日出生，住郯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郯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郯城县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王立军，县长。 上诉人陈洪合诉被上诉人郯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7月28日作出的（2020）鲁13行初5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陈洪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的两处房屋位于郯城县郯城街道汪卸村，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还有位于××路××段的0.6亩承包地。自2016年1月25日至2019年11月16日期间，原告的上述房屋和承包地多次遭遇一伙不明身份人的毁坏，直至拆除并侵占承包地，家中财产也不翼而飞，损失惨重，强占了原告赖以生存的承包地，造成原告全家人员无家可归且无生活来源。2017年1月9日，被告发布的《郯城县人民政府2016年第九批次征地土地方案》（2016年第11号）载明原告的房屋所在地在征收范围内。据此，依法应当推断被告强制拆除了原告的房屋、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地。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侵占承包地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2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政土字〔2016〕905号文件批复同意将郯城县郯城街道西城社区、东城社区等部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后被告郯城县人民政府发布2016年第11号征收土地公告，组织实施土地征收。2017年1月23日，被告以郯政土〔2016〕17号文件批复同意挂牌出让上述部分地块。2017年2月24日，临沂市城市资产经营开发有限公司摘牌并签订《成交确认书》。因不服上述山东省人民政府征地批复、被告土地征收等行为，原告陈洪合之子陈金桥于2017年至2019年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渠道寻求救济。2020年，原告以被告强制拆除房屋、侵占承包地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庭审中，经释明，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称原告房屋于2016年11月25日被强制拆除。另查明，原告主张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汪卸村地面附属物拆迁补偿明细表中“序号247、户主孙宗叶（陈金田卖）”所指向的房屋即涉案的原告房屋。就涉案房屋的补偿问题，原告选择了房屋产权调换，陈金桥之妻徐祗（止）兰代领了相应的补偿、补助和奖励等款项。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鲁政土字〔2016〕905号文件、郯政土〔2016〕17号文件、征收土地公告、成交确认书、247号补偿明细表、发放明细表、付款凭证、选房示意图、郯城县××街道××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1546号行政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7271号行政裁定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一、原告是否与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 无论是集体土地征收，还是城市房屋拆迁，都是关系到被征收人重大利益的民生问题。实施行政征收，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或可采取其他必要、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如动员群众自治、预付补偿款项、合意拆除房屋等。但是，行政机关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何种方式的便宜从事，都应当符合立法宗旨，遵循比例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否则，将为法律所不容许。就本案而言，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诉争行为并非行政征收，而是行政强制，即原告诉称的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相形之下，行政征收比行政强制的审查要素、强度更全面、严苛，不宜简单混淆，甚至径行替代。人民法院审理涉行政征收的拆除房屋类案件，应当尊让合法、合理的便宜从事、意思自治，以强制性、损害性为审查重点，其中，强制性主要是评价拆除行为的违法性问题，损害性主要是评价诉的利益保护问题。本案中，暂且不论涉案房屋的权利状况等尚待查证的事实，原告已经实际选择了房屋产权调换，领取了补助、奖励等款项，亦未提出其他应当被特别考量的诉的利益。于此情形下，原告与涉案房屋拆除行为原则上不再具有利害关系。 二、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涉案房屋被拆除的时间，被告主张2016年1月25日，与郯城县郯城街道东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原告在诉状中称自2016年1月25日至2019年11月16日期间，在庭审中称2016年11月25日，同时主张直至2019年11月16日才彻底清除，但提供的2018年、2019年的接处警材料中报警内容多为损毁树木等，现场处理仅提及陈金桥的房屋已于2016年拆迁，无关涉案房屋。此外，从土地征收、出让惯例和现状来看，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至2019年11月16日明显不合常理，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因此，依在案证据和举证责任，本院确认涉案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至于精确时间暂不作认定，这是因为，不论具体到2016年的1月25日、11月25日或者其他任何时间节点，原告于2020年才提起的本案诉讼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综上，原告与被诉房屋拆除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即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洪合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陈洪合。 上诉人陈洪合不服原审法院裁定，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理由：1.被上诉人强拆在前，所谓“选择了房屋产权调换，领取了补助、奖励等款项”在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能免除先前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因强拆行为导致上诉人房屋内财产及其土地使用权的损失，故本案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2.本案未超过20年，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被上诉人从没有告知其行政行为内容，即不能证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故本案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上诉人的房屋遭遇多次强拆，每次强拆一部分，直到2019年11月16日才强拆了全部房屋，故上诉人2020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也未超过起诉期限。3.原审法院未在审理期限内结案，属于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郯城县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述规定中的“知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起诉人知道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而上述规定中的“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起诉人知道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庭审调查情况，可以看出，2020年4月30日，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中上诉人自述房屋强拆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其提供的2018年、2019年的接处警材料中报警内容多为损毁树木等，未涉及案涉房屋；其主张涉案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6年起，持续至2019年11月16日缺乏有力证据支撑，且有悖土地征收的一般惯例。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可以判定上诉人于2016年11月25日，应已知道涉案房屋拆除事宜，其迟至2019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最长1年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两款规定的关系应当是：在当事人自始至终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情况下，适用第二款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在最长起诉期限内，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但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适用第一款规定。上诉人所述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云阁 审判员  许 琳 审判员  李 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