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981民初495号 原告：宁德市顺安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北路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5917235414。 法定代表人：黄震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良福，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莹，福建凡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星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罗江工业路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81315337935F。 法定代表人：付国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述星、蔡作斌，福建黎明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德市顺安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司”）与被告福建省星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案由原定为追偿权纠纷有所不当，现予以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告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良福、刘莹莹，被告星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述星、蔡作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星源公司返还顺安公司代垫的3万元赔偿金；2.本案的诉讼费由星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20日9时45分许，案外人张炜炜驾驶闽Ｊ-Ｈ××××考试专车参加由宁德市交警支队罗江考试中心组织的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由星源公司临时聘用的翁华春担任闽ＪＴ××××跟车安全员。张炜炜在考试指定路段福安市××镇牛柏洋附近路段停车开门时，事故受害者郭某1驾驶电动助力车从考试车后方左侧经过时碰撞打开的车门，导致郭某1摔倒，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取证，但由于此类交通事故在全国尚属首例，交警部门对肇事方责任认定一时无法作出结论，使得保险公司理赔费用不能及时赔偿给死者家属。后在交警考试中心的协调下，由顺安公司先行代垫死者丧葬费等事故赔偿金以安抚死者家属，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作出后，由相应的责任主体进行赔付及返还垫付的钱款。顺安公司前后两次垫付给死者家属人民币30000元（第一次10000元，第二次20000元，合计30000元）。2019年1月16日，福安交警大队作出第350981120180000198号事故认定书，认定在本起事故中，翁华春与张炜炜共同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后，2019年5月24日，星源公司与案外人（死者郭某1家属）郭某2、郭某3、张某、郭某4、郭某5达成了（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由星源公司赔付负责死者及其家属各项经济损失501017.79元。故此，前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赔偿数额已确定，现顺安公司要求星源公司返还为处理事故代垫的3万元赔偿金，特提起诉讼。 星源公司辩称，一、顺安公司所诉与事实不符。其对交警认定的事故发生过程无异议，但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之确定应以检察机关的认定为准。这是因为翁华春并非其临时聘用的人员，其系顺安公司聘用的教练，根据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制定的《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跟车安全员管理办法》和《加强罗江考试中心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监管工作的规定》，跟车安全员是具备相应的教练资格，由顺安公司提供为其培训的学员（机动车驾驶人）配备并向交警部门推荐产生的，其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交通事故的，所属驾校及该跟车安全员应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顺安公司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翁华春和张炜炜共同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但经张炜炜申请复核，交警大队的认定已经改变，最终体现在福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翁华春所作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即“经福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不起诉人翁华春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在顺安公司推荐的安全员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交通事故的，顺安公司和安全员应当负相应法律责任，故该案事故责任主体是顺安公司及翁华春。 二、顺安公司声称其有先后两次分别垫付赔偿款1万元和2万元，应当举证证实其确实有付款，且是垫付款项，否则，该主张是不能被确认的。 三、顺安公司以星源公司与案外人（死者家属）达成（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由星源公司赔付负责死者及其家属各项经济损失501017.79元为理由，认为已经确定了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和数额，所以要求答辩人返还其代垫的3万元赔偿金，这是错误的。因为案涉事故发生后，各方之间的调解经过了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事故刚发生时，顺安公司支付了1万元，星源公司支付了2万元。第二阶段是在交警部门进行，包括翁华春一方在内的三方（交警调解书中的表述为两方：闽ＪＨ××××号车方、郭某1家属方）的调解。调解达成的协议第二项内容是，车方应于调解当日支付赔偿款30万元（包含于2018年12月20日先行预付的叁万元）。也就是当日，顺安公司已经随带现金7万元（包含翁华春的4万元，张炜炜的1万元和顺安公司的2万元）交由星源公司代收（星源公司向顺安公司出具了收据，注明顺安公司交付的赔偿款2万元），星源公司加上自己所带来的20万元现金，合计27万元一同赔偿给死者家属，死者家属出具了收条。确认，其中贰拾万元是星源款，七万（元）是顺安驾校款。第三阶段才是在前述交警主持调解，各方均已履行调解协议的基础上展开的，是为了完成交警调解协议第三项关于保险赔偿的内容，由相应义务方（死者家属与星源公司）在福安市法院交通法庭的调解，此时的调解已经与顺安公司无关。顺安公司在前两个阶段的调解过程中，从未推卸责任，也从未说及所付款项是代垫款，以及为谁代垫，如何返还，而是按照调解的结果先后两次支付现金。这足以说明顺安公司是在调解过程中愿意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不存在由其代垫款项的事实。另外案涉调解书，并非判决书，是适用简易程序制作的，其没有对责任方作出法律上的认定，星源公司也只是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真正的责任主体检察机关已经依法确认。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星源公司虽是肇事车车主，但该车辆是正常使用，已购买了相关的保险，对整个事故又不存在过错，是无需承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事故责任是在顺安公司（肇事司机是顺安公司驾校学员、翁华春是驾校教练、跟车安全员），所以星源公司此次也是为了安抚死者家属，尽快恢复考试中心的秩序，才被要求承担责任，而这也是有前提的。即在死者家属起诉之前已经由各方测算最终需要支付的赔偿款，及保险公司确认能够赔付的保险金金额之后，各方经过协商，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担。在这些相应付款义务由各方履行完毕后，星源公司才与死者家属进行调解，而后据此向保险公司索赔。这种调解是在交警调解协议基础上进行的，是为保险理赔提供法律文书依据，并不能认为最终责任是确定给星源公司。 综上所述，顺安公司的诉请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均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可认定本案无争议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0日9时45分许，案外人张炜炜驾驶闽ＪＨ××××号小型轿车（考试车）在案外人翁华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跟车安全员）的陪同下进行科目三考试，将车停靠于京福线104线2163ＫＭ＋650Ｍ处路段自北往南方向的道路右侧。张炜炜推开驾驶室车门时碰撞驾驶无牌二轮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方向直行）的郭某1，造成郭某1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福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翁华春负事故全部责任。肇事闽ＪＨ××××号小型轿车系星源公司所有，该车投有交强险及商业险。翁华春系顺安公司的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其按照宁德市交警支队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被顺安公司推荐为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跟车安全员，负责学员科目三路考的考试跟车工作。事故后，经福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组织调解，翁华春、郭某1家属及星源公司，三方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一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约定1.由肇事闽ＪＨ××××号车方一次性赔偿郭某1家属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总计501017.79元；2.其中于调解当日由肇事闽ＪＨ××××号车方支付郭某1家属方30万元（包含12月20日先行预付的3万元）；3.郭某1家属积极配合肇事闽ＪＨ××××号车方向其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事宜，……，经保险公司审核通过后将剩余的201017.79元支付郭某1家属方。2019年5月24日，经郭某1家属郭某2等5人起诉，郭某2等5人与星源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一、星源公司自愿赔偿郭某2等5人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01017.79元，其中扣除已支付的30万元，实际剩余201017.79元。该款在收到调解书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到郭某2等5人指定账号。二、本起事故造成的车损由双方自行交接处理。三、本起事故引起的保险理赔事宜由星源公司自行与投保机构协商解决。协议另约定了其他内容。本院于同日作出（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协议。此后，星源公司向郭某1家属全额支付了上述调解赔偿款。另查明，在本起事故的认定书出具前，郭某1家属陆续收到的30万元赔偿款中有3万元系顺安公司支付。现顺安公司认为其并非本起事故赔偿义务主体，要求星源公司返还其垫付赔偿款3万元，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顺安公司是否为本起事故的赔偿义务主体，其支付的3万元款项是何性质的问题。对此，本院结合双方有争议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一、顺安公司主张其并非本起事故的赔偿义务主体，其支付的3万元款项属于代垫款，星源公司应予返还，并据此提交福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第350981201800001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本院（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情况说明及收条等证据。星源公司质证认为，尾号0198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有效认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形式要件无异议，该调解书把星源公司、顺安公司、翁华春、张炜炜均作为肇事车方进行调解，认定了顺安公司此前已支付的1万元款项；对（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的三性无异议，但法院并未认定星源公司为本次事故承担主体；情况说明是顺安公司的自述，并非证据；收条没有原件，且与星源公司提供的不一致，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1.尾号0198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确未生效，公安交警部门对本起事故作出的生效认定是尾号为1981号的认定书，认定翁华春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故本院对尾号0198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2.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并未将顺安公司列为当事人，顺安公司亦未在该调解书中签章确认，该调解书虽有将此前顺安公司支付的1万元包含到“肇事车方”已付款，但顺安公司此前是将款项交付给星源公司，由星源公司直接支付给受害者家属的，故不能据此认定顺安公司是本起事故赔偿义务主体，或其自愿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因该份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可予采信。3.本院（2019）闽0981民初1604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予以采信。该调解书可以证实星源公司与受害者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自愿赔偿501017.79元的事实。4.情况说明，该材料是顺安公司自述，星源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5.收条，无原件核对，不予采信。二、星源公司认为顺安公司系本起事故赔偿义务主体之一，顺安公司在前期调解中是自愿支付3万元赔偿款给受害者家属的，并非垫付，故现要求星源公司返还该3万元，没有依据，并据此提交收条2份、郭某2银行卡及交易明细、收款收据、领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印发《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跟车安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加强罗江考试中心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监管工作的规定》的通知、翁华春教练员证、安全员名单、起诉意见书、不起诉决定书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星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中，2份收条没有原件核对，且顺安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可认定，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可予采信。 综上，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来看，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的是跟车安全员翁华春，翁华春虽系顺安公司的教练员，但在发生本起事故时，翁华春履行的是跟车安全员职责，故不能据此认定顺安公司为本起事故的赔偿义务主体。星源公司自愿承担本起事故赔偿责任，并赔偿受害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01017.79元，该赔偿款中有3万元系顺安公司所付，星源公司将顺安公司支付的该3万元计入自己应付赔偿款，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双方约定，故该款应属星源公司的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按前述认定，星源公司对于顺安公司支付的3万元赔偿款项构成不当得利，顺安公司依法有权要求星源公司返还，顺安公司相应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可予支持。星源公司虽抗辩主张，在本起事故交警责任认定作出之前，各方（即星源公司、顺安公司、张炜炜及翁华春）经过合意，自愿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各方存在相关约定，故其相应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诉讼费用的负担应由法院依职权认定，无须当事人作为诉讼请求进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建省星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宁德市顺安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3万元； 二、驳回宁德市顺安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福建省星源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福建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诉处理。） 审判员 李 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林津津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附注：义务人未履行法院判决确定义务，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