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 法定代表人洪腾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治国，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飞，男，197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娄志强，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8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加都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治国、被上诉人陈飞委托代理人娄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加都公司原名杭州佳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洪保华原系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7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洪腾蛟。2016年4月1日、5月6日，洪保华账户曾向陈飞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现加都公司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要求陈飞归还上述款项。庭审中，陈飞提交说明一份，辩称其与洪保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已于2016年5月3日结算，其中2016年5月6日所转10万元系支付结算余款。另查明，原审法院曾于2016年5月11日受理祝宇虹诉杭州佳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110民初6297号。祝宇虹起诉要求该公司归还借款350万元并承担利息、逾期违约金等。杭州佳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辩称其法定代表人洪保华曾于2016年4月1日、5月6日归还本金20万元，由于洪保华一直认为出借人是陈飞，故款项转入陈飞账户，并提交了银行交易凭证。因祝宇虹不认可该抗辩意见，又无其他证据证实该款项系归还该案所涉借款，故原审法院在该案中未采信该抗辩意见。后原审法院又于2018年6月27日受理了杭州江都装饰建材商城有限公司诉陈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18）浙0110民初10538号。该公司起诉要求陈飞返还款项141.7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原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洪保华与陈飞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陈飞自2015年上半年至2016年4月期间，多次以短信方式向洪保华催要债务，洪保华陆续通过个人账户向陈飞付款132.7万等。2016年5月3日，洪保华向陈飞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4月30日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加都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陈飞返还加都公司款项2000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陈飞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陈飞对洪保华向其汇款20万元并无异议，但不认可该款项与加都公司有关联，不构成不当得利。经查，案涉款项系从洪保华账户转入陈飞账户，加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其委托洪保华转账或存在借用洪保华账户等情形，结合洪保华与陈飞之间曾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加都公司未能证明陈飞收到案涉款项无合法依据且造成其损失，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陈飞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加都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改判。一、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即《说明》，即便（此为假设，不代表上诉人承认）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洪保华个人与被上诉人陈飞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早于2016年4月30日前全部结清。而案涉款项中的一笔10万元是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洪保华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转给陈飞的。也就是说，二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在前，案涉的2016年5月16日的款项发生在后。因此，该《说明》不能对抗2016年5月16日这笔款项。一审判决依据洪保华与陈飞之间曾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驳回了上诉人2016年5月16日这笔款项的诉请是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洪保华个人与陈飞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陈飞涉嫌诈骗，洪保华及案外人杭州江都装饰建材商城有限公司已经向余杭区公安局五常派出所报案，但尚未涉及本案所涉的20万元款项。二、案涉诉请款项系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洪保华代上诉人打给被上诉人陈飞的，该打款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洪保华的个人行为。在（2016）浙0110民初6297号案件中，陈飞是本案的上诉人，该案判决作为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本案所涉的20万元系上诉人支付给陈飞的款项，而不是洪保华个人支付给陈飞的款项。此外，上诉人在2020年8月12日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证据，也能证明案涉20万元款项系洪保华代上诉人支付给陈飞的。案涉20万元款项的打款凭证被装订在上诉人的会计凭证中，且（领）付款凭证上还有洪保华本人的签名。这说明洪保华的打款行为系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退一万步讲，即便该会计凭证由上诉人自行制作，存在洪保华将本案所涉的2016年4月1日那笔10万元款项，从其个人与陈飞的债权债务中再单独领出来，在本案当中重复主张的可能（该句话系假设，不代表上诉人承认)。但无论如何，2016年5月16日这笔10万元款项应当构成不当得利，除非陈飞能举证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或者其与洪保华之间除了2016年4月30日已结清的以外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款项200000元及利息损失。 被上诉人陈飞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两者之间没有不当得利。二、陈飞与洪保华之间债权债务纠纷已经有生效的法院判决所认定。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构成不当得利的，但是该笔款项是在结算之后支付的余款，当时双方已经约定好了，结算在5月3号，打款是5月6号，所以这笔10万元钱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加都公司向本院提交会计凭证装订封面、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领付款凭证，用于证明其上有法定代表人洪保华的签字确认，故案涉款项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代表上诉人支付给陈飞的款项。被上诉人陈飞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对会计凭证装订封面、领付款凭证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都是自行制作的，对发票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对电子回单三性认可，确实收到上述款项。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对于发票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会计凭证装订封面、领付款凭证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陈飞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2016年4月1日、5月6日，洪保华账户曾向陈飞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双方已于2016年5月3日结算，其中2016年5月6日所转10万元系支付结算余款”、“杭州佳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辩称其法定代表人洪保华曾于2016年4月1日、5月6日归还本金20万元”中的“5月6日”均应为“5月16日”。其余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加都公司主张洪保华从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陈飞转账20万元系职务行为，陈飞取得该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由陈飞返还加都公司。二审中，上诉人确认加都公司并未实际给付洪保华20万元用于转账，并表示该笔20万元目前在该公司财务上作为欠款处理，但对于该节陈述，加都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且考虑到洪保华个人与陈飞之间曾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洪保华未确认上述转账系其代加都公司所转的情况下，加都公司提供的领付款凭证等均不足以证明洪保华的转账行为系代加都公司所为，故加都公司主张陈飞取得20万元使加都公司受有损失，陈飞应向加都公司返还不当得利，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浙江加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