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3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潍潍，男，195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共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委党史研究室，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魏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惟红，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潍潍因与被上诉人中共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委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长清党史室）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4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潍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驳回丁潍潍诉求的理由并没有相关法律支持，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的证据、证人证言没有通过庭审全面完整地调查并将相关证据（互联网上传电子版）出示双方以质证，没有组织充分的法庭辩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某些证据及长清党史室的某些没有证据支持的说法认定的事实，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举证责任应由丁潍潍承担，据驳回丁潍潍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长清党史室的“行业内部相关的文件规定及标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查、认定和裁判范围，丁潍潍的诉求“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及权威机构作出结论”，并以此为由驳回丁潍潍诉求，也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驳回丁潍潍的诉求并无法律支持。一审判决首先认定“本案案由为名誉权纠纷”，对本案纠纷争议的性质，做了确认。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二条、第三条、第一百零九条等条款的规定，也合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释法规定。但是一审法院接下来又否定了自己确认的本案案由，认为“根据相关文件，长清党史研究室的职责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清历史进行征集、整理、编篆，对于其编写内容是否有违历史史实……均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查认定范围，亦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裁判范围”。相关判词，非常明显的，人为地将一个逻辑概念有机包容的名誉权案件概念和实体割裂成两个互不相容的独立概念和实体。因此，丁潍潍认为一审法院的相关判词，并没有国家法律支持。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制定颁布的具体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包含三种法律，即调整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法人、法人与法入之间关系的《民法总则》；惩罚自然人、法人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刑法》；调整自然人、法人与政府关系的行政诉讼法律。在这些法律中，都不包含关于法人的“行业内部的相关文件规定及标准”可以以自身的特殊地位对抗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的规定。一审法院相关判词的理由因此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并不能得到国家法律的支持。丁潍潍认为：一审法院这样驳回丁潍潍的诉求，意图是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找借口将本案往上级法院推。丁潍潍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在一审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第五段落中，认定了丁潍潍当时申请立案的过程。即丁潍潍向一审法院申请立案，被一审法院以长清党史室是党的“内部机构”，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丁潍潍的起诉(2017)鲁0113民初4480号)。其实法院核实法律诉讼原被告双方的身份，现在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法院如同公安部门一样，有强大的数据库，只要输入正确的自然人姓名或法人正确的单位名称，可以秒速查清当事人的身份或单位性质。丁潍潍虽然不了解一审法院在受理起诉时，是否根据丁潍潍的起诉的被告，核查过长清党史室单位的性质，一审法院立案庭还是以长清党史室是党的“内部机构“为由裁定驳回丁潍潍的起诉申请。丁潍潍起诉申请被驳回后，为了立案，历时两年，走了山东省三级法院，最后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提审，撤销一审、终审两级法院的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受理立案，结束了丁潍潍申请起诉的被告，即长清党史室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相关法律程序的审查。丁潍潍因而认为，本案案由是否属于《民法总则》调整的法律程序问题，当时在山东高院裁定后已经完全解决。然而在一审法院立案审查本案后，一审法院第二次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谓长清党史室“行业内部的文件规定及标准”为借口，判决驳回丁潍潍的诉求。这其实是把本案从实体审判阶段再次推回到本案民事诉讼程序是否符合《民法总则》调整的法律程序审查阶段去。一审法院相关的两次驳回，所用方式是一样的，内在逻辑关系相同。丁潍潍因而认为一审法院两次以类似相同理由，裁决或判决，驳回丁潍潍的起诉申请和相关诉求，其依据的并非国家相关法律的条款，而是因为某种因素的原因，再次认定本案丁潍潍的诉求与长清党史室的“‘行业内部的规定及标准’存在必然关系，‘应该由上级单位和权威部门作出结论’”，因而不是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查、认定、裁判的范围，并作出相应判决。丁潍潍请求二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不要再次以第一次审查丁潍潍起诉申请是否合乎《民诉法》法律程序相关规定的方式，只经过书面审查，就以一审法院相关判决书的理由无错，驳回丁潍潍的起诉申请。丁潍潍请求二审法院立案后主持庭审，审查此案，以全部证据为事实基础，经过所有庭审程序，查清相关事实，再作出公正民事判决。2．一审判决虽然以丁潍潍相关诉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审查、认定、裁判范围的理由，驳回了丁潍潍的诉求，但是又对一审原被告双方的部分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了认定。然而丁潍潍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全面、完整、准确，认定的事实中有不符合事实的误认。1)关于“对日军工作队”的组成信息等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的第一段落中，认定“对日军工作队”的组成等基本事实，相关信息不完整：缺少对这支工作队由哪一上级组成的事实；缺少对这支工作队全部成员名单的掌握；没有查清、认定一审被告证人，原长清党史研究室主任赵明刚同志出庭作证的证词中，关于陶洪修当年是否具有对日军工作队队员身份的证言和其随后答复丁潍潍相关质问，为何先后矛盾的原因：在第一次庭审质证中，丁潍潍质问赵明刚同志称陶当年具有该队队员身份是否有根据时，赵明刚同志立即回答丁潍潍，否认自己刚刚在作证时说过陶为该队队员，本案审判长当庭根据记录，向其复述了赵自己刚刚陈述过的相关证言，指出其说过陶洪修为该队队员。但是判决书没有对此两种先后矛盾的说法的原因作认定。然而搞清楚陶洪修当年工作经历，是本案应该调查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牵涉到证实李洛夫材料是否存在诬陷行为的关键证据之一。因为在先父的相关资料中，对日军工作队一共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不脱产的工作员。陶洪修从来没有出现在丁潍潍掌握的所有证据中。丁潍潍只是从2013年去过长清党史研究室后，才知道还存在这样一个人与对日军工作队有关，与官庄事件有关。但是这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是：陶是李洛夫为了诬陷队长丁宁而设置的角色，称陶洪修当年为该队队员，与李洛夫一起“经历相关事件”(一审判决摘引的长清党史室答辩内容)等工作经历，均为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陶给李写私信，其实是李自己唆使的，陶的相关回忆文章并无自己真实的相关经历，是以李的多篇回忆文章内容为母本，抄写组织成文的。2)关于认定李洛夫任职该队副队长先父任职该队队长，通过从相关档案部门复印，提交法庭的先父《干部履历表》，李洛夫各篇回忆录的相关内容，可以证实。但是李洛夫担任副队长的事实，却是没有证明人证明的，即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李洛夫的相关自称。李洛夫在1980年代写的回忆录《分化瓦解敌伪军、扩大抗日战线》(该文已经提交一审法院)中回忆，自己只是调到该队，并没有讲到自己任职该队副队长。先父在自己的相关资料中讲到对日军工作队成立和人员组成及任职时，称李洛夫为“工作员”。但是为何丁潍潍没有将先父相关资料提交一审法院?主要是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应该由长清党史室举证证明李洛夫确实任职该队副队长。但是长清党史室并没有拿出相关证据，也就没有经过庭审质证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这个事实，因而是缺少证据证明的。3)关于该队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谁配合谁开展工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第一段落中，引述到：“……由丁宁任队长，李洛夫任副队长，配合日籍抗日战士宫川英男开展工作”。然而这个被认定为事实的说法，是具有性质错误的表述：其大到颠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具体到这支工作队，则颠倒了该队真实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审判决认可出自李洛夫之口，关于上级上级任命的队长、“副队长”，只是配合一个特殊队员（日籍抗日战士）开展工作，这种关系不合常理。一审判决的认定，是被李洛夫说法诱导而形成的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特征的认定。应该指出，这是李洛夫有意而为之的说法。是以此说法吹嘘抬高自己：能和“日籍抗日战士”一起工作的抗日人员不多；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有意以此说法贬低队长丁宁。需要补充的是，将当年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称为“日籍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说法，始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于l963年出版的《反战士兵物语》由中国学者翻译，于2005年1月出版的中文版(中国文史出版社)，该书籍中文版书名，形象地称这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的经历，是一个“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的变化过程。即当时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军部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是制止战争，结束战争而从事瓦解日军工作的斗士。相关专著书名的这个评价，可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的宫川英男是“日籍抗日战士”的表述是不准确的。这种说法是改革时期，一些既想炒作宫川英男事迹，又缺乏关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历史知识的人，人为拔高作为“反战斗士”的宫川英男烈士历史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行为。4)关于官庄事件现场该队在场队员名单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第一段落中认定，“1945年6月7日，在对日军工作队工作期间，被日伪军包围在官庄村，当时丁宁与李洛夫、陶洪修均在官庄村。战斗中，宫川英男牺牲”。当时先父丁宁、李洛夫在场，是没有异议的，因为他们是相关党史相关条目的当事人，不可能不在官庄村。但是认定陶洪修当时在官庄村，则是没有证据证实的。陶洪修刊登在《长清党史资料》第十集(1988年5月发行)中的回忆文章《在津浦铁路万德镇对瓦解敌军斗争的回忆片段》中提到，自己在官庄事件发生当天，是和另外几个同志(其中没有李洛夫，也没有称自己和另外几个同志都是对日军工作队队员)被敌人包围在大侯集村(该刊物第l34页)。他是在当年大侯集村的村长蒋玉山的指点下隐蔽在一堆木板下而脱险的。然而李洛夫材料对于陶洪修在大侯集村隐蔽脱险方式的交代则是陶是在大侯集村躲在一个大水缸中脱险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陶洪修当时在官庄村现场，如同空穴来风，一点根据都没有，因而这个认定是误认。一审法院同时认定：“战斗中，宫川英男牺牲”。从现有证据看，“战斗中牺牲”的说法来自李洛夫文章，但是其他现在找得到的第三人相关记述：秋山良照回忆录《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的相关记载引用后来的调查者记录复述，宫川英男是在麦秸垛中隐藏时，敌人搜查时被敌人刺刀刺伤后，“受伤的宫川君被日军捕获”。当时有在现场的村民，亲眼他见“用刀自杀”；中国中日友好协会原会长，当年l29师敌工部长张香山在自己的文集《回首东瀛》之《突围》篇中写到：“听说他后来自杀了”；当年冀鲁豫军区联络部长李一非(先父的领导)的回忆录：《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中描述两位反战同盟盟员的牺牲时称：“在战斗中黑田嗣彦英勇牺牲了，宫川英男也牺牲了”(从中可见李部长对于两人牺牲的表现是褒扬不一的)。从这些第三人的记述可见，宫川英男牺牲的场景有好几个版本。其中李洛夫的说法其实是在宫川英男自戕牺牲后，李为了称宫川英男牺牲得有价值而拔高宫川英男的说法。因为宫川英男烈士已经不可能再对官庄事件发言了。官庄事件成为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历史故事。5)关于解放军电视艺术中心的栏目和相关专题片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第四段落关于栏目和相关专题片的关系要更正：解放军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相关专题片的专题栏目是《军事纪实》，该栏目所拍相关专题片片名为《一个日本八路轶事》。一审法院认定该中心该栏目当时在丁潍潍质疑相关专题片存在关于对日军工作队队长丁宁的不实之词后回邮件称该片编辑后的成片中“没有任何涉及到丁宁的文字”。但是丁潍潍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专题片视频复制件时附言说明，该片中先后两次出现《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的特写画面。一般观众由于不了解情况，对出现的相关画面不会有特殊感观，但是对于知晓相关情况的丁潍潍，看到与上下情节没有关系，两次突兀出现相同的长清县党史大事记的特写画面，马上就明白这是《军事纪实》栏目并未真正情愿地删去相关专题片中关于先父的文字，而是继续相信长清党史室发给他们的传真件关于先父相关经历的结论。但是，丁潍潍在审判长就相关电视艺术片进行法庭调查时，丁潍潍请求法庭调取长清党史室当年根据《军事记事》栏目的查询函发给《军事纪实》栏目的相关传真件，和《军事纪实》栏目的相关查询函，审判长当庭让长清党史室在三天内提交相关资料，但是至今也没有见到过相关资料出现。丁潍潍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实长清党史室自称的“……经过核实，关于丁宁的结论不能改变”的证据，只存在于李洛夫材料。但是长清党史室至今始终没有拿出过相关旁证来直接证实李洛夫材料的真实性。长清党史室的这种行为，只能证实他们是以别人无法与其对抗的权力而强词夺理。6)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均提出档案调档调取申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第六段落叙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提出档案调取申请，亦提交了相关人员的某些档案材料。因民事诉讼中不能对该问题进行定性，所以对上述申请及材料，本院不作调查与认定”。丁潍潍认为，其实一审法院是可以根据民诉法进行相关材料调取和审查的。但是一审法院已经明确讲明不作调查的理由，丁潍潍只从原被告为何调取档案材料的意图指出自己认为的不妥。丁潍潍申请相关人员档案中的相关材料，与长清党史室申请调取他们所要先父档案材料性质不同，目的不同：丁潍潍申请调取的李洛夫、陶洪修、刘岱宗档案材料，指的是他们档案中保存的由个人填写或撰写的材料，主要是《干部履历表》和自传；而长清党史室要求调取的则是先父1956年所在南京空军党委审查干部参加革命经历、核实党员个人撰写的自传相关内容所做的组织结论。两种材料性质不同。丁潍潍申请调取的相关档案材料，是个人填写的，性质属于个人材料，因此也属于民事行为材料，档案部门允许档案相关人的后人前往复印、留存。丁潍潍是为了对比自己提交一审法院的相关客观材料和李洛夫材料说法的真实性与否，如李洛夫是否任职该队副队长，证明人是谁；如陶洪修个人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是否有在该队工作的履历，证明人是谁；如刘岱宗在官庄事件宫川英男牺牲现场脱险，其个人自传中是否有相关经历的记述。这些保存在相关人档案中的个人材料，具有证实官庄事件面貌及其历史细节的“珍贵”历史价值。然而长清党史室申请调取的先父档案材料，是关于先父所在党组织的结论。长清党史室的意图是想以此反证李洛夫材料所述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这就违背了《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长清党史室自己引用李洛夫材料，应该自己举证引用李洛夫材料的合法性(核实李材料真实与否的证据)，但是长清党史室在引用相关材料之前，并未核实，现在却要被动成为(先父和所有亲属均对长清党史室编著的相关党史条目内容一无所知)该条目主要历史人物之一，官庄事件当事人，该队队长丁宁的子女举证证明(丁潍潍在与长清党史室沟通时，长清党史室表达了要求丁潍潍举证证明，才能改正相关党史条目中关于先父的内容)。长清党史室在庭审时再次错误应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申请调取先父档案中的组织结论以反证自己的说法，这十分荒唐，不合相关法律规定。这两种档案材料的成文年代不同、性质不同。先父相关组织结论是在1956年，而李洛夫材料是以个人名义在1987年成文提交长清党史室，两种材料之间没有内在因果关系。长清党史室硬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是长清党史室缺少核实李洛夫材料的相关证据所致。一审法院认为申请调取相关档案材料，因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定性，“……本院不作调查与认定。”实际是在推脱审查清楚相关事实的国家审判机关的法定职责。然而缺少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在对某些事实做认定时，就会出现不全面，不完整、不准确、误认的情况。7)关于长清党史室提交法庭的证据从一审判决摘引认定的长清党史室答辩内容及证据看，其摘录的三个党内关于征集党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中心意思表达的是要抓紧征集老干部们头脑中记忆的历史经历，是党史工作指导性文件，讲的是全局性、原则性的工作意见，不可能为“老干部”李洛夫写党史回忆材料，专门作出具体要求。长清党史室将党史征集工作的原则性文件套在李洛夫个人材料头上，一是太大了，二是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丁潍潍认为，参与长清党史室党史征集活动的“老干部"们的回忆，写的相关材料当然“珍贵”，但是被这个材料诬陷的丁潍潍的父亲难道不是“老干部”?难道他的相关回忆和陈述就不“珍贵”吗?长清党史室的答辩逻辑存在严重问题，而且如此在答辩中用“珍贵”修辞辩词，其真实意图是挖苦丁潍潍。丁潍潍认为，其实利用党史实现自己诬陷人的阴谋是违背党史征集工作原则的犯罪行为。如果李洛夫还在世，他的这份诬陷材料被丁潍潍方知道，丁潍潍方会直接到法院自诉李洛夫的诬陷陷害刑事罪。看到长清党史室答辩中称李洛夫材料，是自己根据三个党史工作征集工作文件“落实”的珍贵材料。但是，你哪怕拿出被“据”说人一句话的书证、证言，丁潍潍都会相信这是“珍贵的老干部回忆材料”，只是长清党史室能够证实李洛夫材料真实的证据一字一言都没有。这样的答辩和证据，无法证实李洛夫材料的真实性。单凭自己口说，是没法证实李洛夫材料的“珍贵”性。总之，以上书状内容，是丁潍潍根据大量相关客观材料和丁潍潍方保有的先父档案中与个人相关的材料，对一审判决所做的辨析。由于一审法院庭审，没有组织充分的庭辩，请二审法院在受理本案时，也可以把此上诉状内容作为一审庭辩的书面内容，以了解一审法院庭审的相关情况。长清党史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维持原判。丁潍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根据相关事实和相关法律，判令长清党史室撤销由该室编撰的，1990年10月出版的《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1922-1949（以下称“该大事记”）相关条目（以下称“该条目”）以及由该室编撰的其他党史著作中关于当事人丁宁的不实内容；撤销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5月编写出版的《济南革命斗争史话》丛书第14分册，由该室编写的《长清革命斗争史话》中相关章节关于当事人丁宁的不实内容；2.公开道歉；3.赔偿精神损害和相关经济损失；4.诉讼费由该室承担。诉讼中，丁潍潍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原请求第一项中撤销长清党史室编撰的两部专著中相关内容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撤销长清党史室编撰的所有党史专著中与《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1922-1949））相关条目相同的内容；2.请求增加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长清党史室向解放军电视艺术中心发文，撤销2009年4月（具体日期不详）发往该中心的确认《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1922-1949）中相关条目内容无误的传真件；2）请求判令长清党史室通过中共济南市长清区委组织部向中共山东省淄博市委组织部发文，安排协同调查李洛夫相关行为性质（丁潍潍2015年去淄博市委组织科反映相关情况时，该科接待人称需要两地组织部门配合，一起调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潍潍系丁宁之子。1944年7月，当时为做好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组成“对日军工作队”（也有称为“日军工作队”），由丁宁任队长，李洛夫任副队长，配合日籍抗日战士宫川英男开展工作。1945年6月7日，在对日军工作队工作期间，被日伪军包围在官庄村，当时丁宁与李洛夫、陶洪修均在官庄。战斗中，宫川英男牺牲。丁宁后于1958年自部队转业至地方工作，1984年在杭州萧山湘湖农场离休，1987年11月7日去世。对于1945年6月7日宫川英男的就义过程，在长清党史室编著的《长清革命斗争史话》（2006年编）、《中共长清地方史》（2002年编）、中共长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90年10月编《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上述书中涉及丁宁的表述均为“对日工作队队长丁宁被捕叛变”。2009年，丁潍潍看到上述书籍后认为描述不实，与长清党史室联系多次。长清党史室告知其书中描述内容出自李洛夫与陶洪修的回忆与书信内容。丁潍潍主张，在此期间，因解放军电视艺术中心《日本八路轶事》栏目中涉及到了丁宁的内容，其向该中心提出异议。该中心给其回函告知丁潍潍，该节目编辑成片中没有任何涉及到丁宁的文字；而且，长清党史办给中心发传真，传真中指出经过核实，关于丁宁的结论不能改变。双方多次沟通无果后，丁潍潍以长清党史室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名誉权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以被告作为党的机关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为由，对丁潍潍的起诉不予受理。丁潍潍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法院裁定。后丁潍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长清党史室系事业单位法人，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于是作出（2019）鲁民再584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127号民事裁定和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3民初448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一审法院对本案立案受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提出档案调取申请，亦提交了相关人员的某些档案材料。因民事诉讼中不能对该问题进行定性，所以对上述申请及材料，一审法院不作调查与认定。另查，长清党史室是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长清区委文件及单位宗旨与业务范围，其职责主要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长清历史、长清地方史志；征集、整理中国共产党长清历史、长清地方史志重要资料，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长清历史、长清区志长清年鉴等书刊资料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名誉权纠纷，由丁潍潍的诉讼请求可以看出，其首先要求法院确认长清党史室对于某些历史史实的认定、定性不实，并要求对某些材料提供者的行为予以认定。而在上述基础上，要求长清党史室给予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和相关经济损失。根据相关文件，长清党史室的职责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清历史进行征集、整理、编纂，而对于这些资料的审核编写均有其行业内部相关的文件规定及标准。对于其编写内容是否有违历史史实、在此过程中某些材料提供人的行为是否妥当准确、是否符合组织部门的结论认定，均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查认定范围，亦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裁判范围，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及权威机构作出结论。所以丁潍潍主张的第一项请求、变更后请求及增加的请求不属于民事审判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能在民事诉讼中对此作出结论。因双方对相关史实存在争议，而该事实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审查范围，所以，对丁潍潍主张因长清党史室编著书籍中对相关史实认定内容不实给其造成名誉侵权而主张的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丁潍潍主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丁潍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丁潍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长清党史办在编撰《中共长清县党史大事记》以及由该室编撰的其他党史著作中关于当事人丁宁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侵犯了丁潍潍的名誉权。上述党史著作中关于“对日工作队队长丁宁被捕叛变”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定及裁决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认定的范围。相关主管部门对上述内容是否属实的认定，是人民法院判断长清党史办是否构成名誉权的基础。对此，丁潍潍未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对上述内容的认定结论，丁潍潍认为长清党史办对其父亲丁宁的不实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证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潍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丁潍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琴审判员 刘彦亭审判员 明 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