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6102号原告：邹长立，男，1980年7月17日出生，蒙古族，户籍地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红，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铭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路**院**楼**10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89619511F。法定代表人：周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邹长立与被告北京铭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诚物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长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红、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长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自2017年4月1日起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即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98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诉讼过程中，邹长立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双方自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并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工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邹长立与铭诚物流公司之间自2017年4月1日起至今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5月，原告邹长立被招聘入职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从事开车送货工作，工作时间一般为早6:00至晚5:00。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服从被告管理、调度，被告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原告，原告受被告的劳动管理，原告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在为被告提供劳动期间，未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18000元人民币。根据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就此，原告邹长立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应构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被告铭诚物流公司应向原告邹长立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因被告在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以现金形式发放劳动报酬，原告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自愿放弃该期间劳动合同关系项下权益，请求贵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自2017年4月1日起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二、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原告邹长立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自愿签订《租车合同》并非合意建立劳动关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原告邹长立一直以来均系按照《租车合同》约定模式履行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间的权利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告铭诚物流公司提供的《租车合同》无法推翻邹长立与铭诚物流公司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一）原告邹长立事实为被告铭诚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原告邹长立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不应当然以双方签署的《租车合同》予以认定，应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优先审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优先审查双方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括双方是否“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邹长立已经通过提交工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截图、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证明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为规避用人单位责任，利用用人单位优势地位，在原告邹长立为被告提供劳动期间要求其签署《租车合同》签署页的行为，一方面无法证明原告邹长立对其提供的《租车合同》全部内容的知晓与认可，除签署页之外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应不予认可；另一方面该份《租车合同》部分内容侵害了原告邹长立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侵害了原告邹长立劳动者权益部分的内容，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冲突，应认定为约定无效。（三）被告铭诚物流公司根据《租车合同》，主张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原告邹长立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仅存在租赁法律关系，但被告铭诚物流公司所提交的《租车合同》复印件未明确载明包车期限，而其提供的《租车合同》原件却载明包车期限，明显证明包车期限并非邹长立签字时已经协商确认并同意认可事项，且邹长立仅认可签署页的真实性，并不认可签署页之外内容的真实性，被告无法证明原告邹长立对被告提供的《租车合同》全部内容的知晓与认可。（四）原告邹长立请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今，被告铭诚物流公司提交的《租车合同》既无法证明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期间原告邹长立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2019年12月2日至今原告邹长立与被告铭诚物流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五）即使认定《租车合同》真实合法，但根据在案证据所证明的双方实际履行情况，该《租车合同》的合同标的应包括但不限于原告邹长立车辆使用权，及原告邹长立提供的劳动，而原告邹长立提供的劳动无法成为租赁合同的标的，且根据被告在仲裁中主张的租车合同第三条第一款，双方明确已经约定车辆驾驶员工资由乙方承担，而据此否认原告邹长立为被告提供了劳动，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与法律规定不符，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不予支持被告的该项主张，不应按照《租车合同》认定原告与被告基于邹长立提供的劳动而成立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认定双方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六）即使认定租车合同真实合法，根据被告在仲裁阶段所认可的租车合同款项18000元应包括车辆使用费、维修费、保险费、油费及驾驶员工资，那么被告已经认可每月定期向邹长立发放的18000元至少部分性质为工资。另外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中第454项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在转账时已明确标注发放款项性质为工资，所以被告即使认定18000元部分款项性质存在多种解释，也无法否认其中部分包括工资，具体分配金额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事项，请求法院根据原告为被告提供事实劳动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综上，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5310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铭诚物流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全部驳回，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与被告签署了租车协议，该份协议证明双方地位平等，不具备劳动关系所具备的人身隶属性，原告自带车辆×××履行租车协议所约定义务，而被告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包车费，该包车费用为18000元，而同一时期被告与其招聘的司机均签署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每月5000元，从劳动法规定的同工同酬的角度考虑，被告所取得的包车费远远超过同时期公司招聘的司机，而且自始至终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2017年12月1日以前以及2019年11月30日以后，双方均是按照租车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双方自始至终存在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邹长立就本案纠纷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与铭诚物流公司自2016年5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铭诚物流公司继续履行事实劳动合同；3.铭诚物流公司支付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98000元；4.铭诚物流公司承担就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531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邹长立全部仲裁请求。邹长立不服该仲裁裁决书，持诉称事实与理由起诉至本院。邹长立称其于2017年4月1日入职铭诚物流公司，担任司机，工作内容为驾驶机动车向北京市各家医院及药店、药房送药，工作时间为早6点至下午5点，提供实际劳动至2020年3月26日发生交通事故的前一天。为了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邹长立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联系人照片打印件、车辆照片打印件、行车路线信息表照片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证人证言等证据。其中，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铭诚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祥自2017年4月28日开始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邹长立支付款项，且2018年9月26日支付29000元，摘要为“7月8月工资”。朋友圈截图显示邹长立参加了铭诚物流公司的年会。证人马某出庭作证称其与邹长立住的近，邹长立上班有活就让其去干，后经邹长立介绍入职的铭诚物流公司。其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在铭诚物流公司上班，邹长立是其同事，工作内容均为开车给医院和药房送药，铭诚物流公司调度方慧祥决定邹长立开什么车送货，并安排工作，工作时间为早6点至下午5点，邹长立的工作内容、时间与其、王增国、潘忠阳一致。库房的墙上贴着制度，如要准时上班，送货，每天安排的货送完，铭诚物流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其、邹长立、王增国、潘忠阳，提供的劳动也是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工资刚开始是3800元，后来涨到5500元，其跟邹长立干同样的活，邹长立的工资标准是18000元，之所以给的高，是因为公司用着邹长立的车。铭诚物流公司认可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截图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称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款项不是工资，是包车费用，摘要备注的“7月8月工资”是笔误，微信聊天记录和朋友圈截图显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邹长立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且证人马某陈述其与邹长立共同居住，邹长立介绍其入职等，说明双方不是普通的关系，包含朋友关系、师徒关系，因此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客观性，且证言不准确，证人入职后是司机，而非人力资源，其证明邹长立在其公司工作不具备可行性，邹长立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几乎是同一模板，均系口头陈述，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铭诚物流公司称其公司调度方慧祥直接管理并安排邹长立送货，李卫是方慧祥的上级领导，方慧祥记录考勤，然后反馈给李卫，邹长立不来需要向方慧祥请假，请假对每个月支付的费用有影响，邹长立基本没有请过假，司机需要服从甲方的要求，其公司对邹长立的要求就是服从甲方、调度要求，大家都是一样的，有事要提前请假，邹长立送货时开自己的车，是否开过公司的车不清楚，只有方慧祥清楚。邹长立确实给其公司送货，但不清楚所支付费用的具体构成，其公司包邹长立的车时就给18000元，邹长立可以自己开，也可以找人开，虽然双方没有约定工作时间，但其公司业务很多，邹长立差不多每天都需要送货，一般早上6点去仓库取货，回来时间根据货量多少确定，有时需要当天交单子，有时第二天交。因此双方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并提交了租车合同、劳动合同书等证据予以证明。租车合同载明甲方（承租方）为铭诚物流公司，乙方（出租方）为邹长立，约定甲方包车期限为二年，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甲方应如约按期足额支付包车等相关费用，不得无故拖延。如无特殊约定，延迟支付费用60日的，且经乙方合理催告仍拒不支付的，视为违约。维修费保险费用油费以及驾驶员工资等由乙方承担。甲方按其所使用的车辆箱货与乙方结算费用。具体收费标准为：人民币18000元/月等。落款处显示有甲方铭诚物流公司的盖章和乙方邹长立的签字确认，日期为2017年12月1日。劳动合同书系铭诚物流公司与马某、王增国、潘忠阳之间签订的，该三人均担任司机岗位，基本工资5000元。邹长立认可劳动合同书及租车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但不认可租车合同的内容，称租车合同是2019年末应公司要求补签的，且签署的是空白合同，落款日期及租车期限不真实，是后补的，不是其书写的。即使认定该租车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该协议的标的也应该包括其所有的车辆及提供的劳动，应成立两个法律关系，即基于车辆租赁的租车关系及其提供的驾驶存在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所支付的费用中也包括车辆使用费、劳动报酬等，铭诚物流公司以其他劳务合同的形式规避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且铭诚物流公司在庭审中已认可其接受公司的考勤管理，服从公司的制度管理，包括公司制度及其直接援用的甲方制度，其与公司其他从事司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及接受公司的管理上均一致，铭诚物流公司已在租车合同中明确约定驾驶员工资的条款，却将其提供的劳动解读为劳务关系，与法律强制性规定不符。另，铭诚物流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交的租车合同中租车具体期限处为空白。对此铭诚物流公司解释称两份合同其实是同一份合同，向仲裁提交时原件还没有填写包车期限，是公司根据当时的约定后填写的，当时忘填写了。另，本院依法对方慧祥进行了询问，方慧祥表示其系铭诚物流公司调度，安排并管理邹长立的工作，邹长立除了开其租给公司的车送货外，还开过铭诚物流公司的车送货。对此铭诚物流公司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车合同约定，其公司有权对邹长立提供的车辆进行核实，有监督权和建议权等，北京也有限号，需要邹长立提供其他车履行租车合同约定的包车义务，包括向其公司借用车辆，其公司对邹长立进行调度也是享有租车合同中约定权利的体现，为了履行合同义务，邹长立需受到其公司的约束，但不是劳动关系项下的约束。邹长立对此不予认可，称合同并没有约定车辆有限号时需要其提供其他车辆履行合同义务，铭诚物流公司以上所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不符，对于铭诚物流公司与其的劳动隶属关系，应优先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判断双方是否优先构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铭诚物流公司与邹长立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邹长立除以其车辆和驾驶技术为铭诚物流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外，还为铭诚物流公司提供送货的劳动，并由铭诚物流公司调度方慧祥直接管理、记录考勤并安排送货工作。邹长立除了开其租给公司的车送货外，还开过铭诚物流公司的车送货，且与其他人员一样，要服从甲方和调度的要求，铭诚物流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报酬，2018年9月26日支付的款项摘要为“7月8月工资”。因此，双方之间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要素特征。故对于邹长立要求确认双方自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邹长立自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与被告北京铭诚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铭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葛连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思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