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1831号原告：上海福加德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一路**全幢楼****。法定代表人：周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由，上海市万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牧华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北，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通惠河南街**君天大厦****iv>法定代表人：何影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哲，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福加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牧华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张由，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MHY-20180612的《销售合同》；2、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32074.5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MHY-20180612《销售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A.原告向被告购买产地为美国的苜蓿草，数量为750吨，抵达港为天津、上海。B.单价为每吨328美元。C.费用估算以实际发生的汇率结算，汇率暂按6.4预估。D.交货时间和地点：按具体船期明细。此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合同总价的50%的货款865554元。自此，原告已全面履行了涉案合同约定的义务，2018年9月3日，被告以关税上调为由毁约，经原告多次交涉，被告仍拒不供货至今，并将原告的已付货款归还原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1.涉案合同约定的有效期是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8月30日，故合同已经终止，不存在解除的问题。2.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同意支付。3.造成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系我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上调进口关税的反制措施，并且该措施包含了涉案合同的买卖标的物，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限内，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合同无法履行双方都不需要承担责任。4.涉案合同费用结算条款明确约定了价格包含关税，在关税上调后，原告和被告对此进行了协商，原告始终不愿意承担增加的关税，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除了不可抗力外主要责任亦在原告。5.双方在2018年7月19日被告通知原告关税调整事宜后，被告一直和原告在协商，并且被告在同年9月3日向原告退还了预付款，并且发了商函，给了原告合理期限答复，原告没有答复，应视为原告默认涉案合同终止。6.根据苜蓿草交易习惯，无论关税是多少买方应当承担全额关税，原告不愿意承担上调的关税，结果不能归责于被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约定：1、被告向原告采购约750吨的苜蓿草，交货港口为天津交货约250吨、上海交货约500吨，单价328美元每吨，合计金额246000美元，最终金额以实际货物重量为准。2、费用结算以实际发生汇率结算，汇率暂按6.4预估：关税：750*328美元*6.4*0.07=110208元；港口费用：天津港：清关费78元/吨，250吨，小计19500元；上海港：1350元/柜（包含修洗箱费），20柜，小计27000元；合同总金额预计约246000*6.4+110208+19500+27000=1731108元。3、饲料基本情况本合同总计金额约：1731108元（注：由于饲料产品的市场特性，本合同产品单价只限原告指定到货港口的价格），结算价格：中国主港自提价。4、交货方式：天律港口、上海港口自提。5、交货时间和地点：时间：按具体船期明细。6、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原告向被告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款项，在中方消关完成后，3日内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50%款项。若由于原告原因导致未能按时提货，所产生的港口相应费用由原告自行负责。7、由于自然灾害、春运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被告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的，经原告同意，被告不承担违约责任。8、本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0日。就涉案合同中有效期至2018年8月30日的含义，原告称此为在有效期内签约即可履行，而非指到2018年8月30日未履行即合同终止。被告称涉案合同报价有效期截止2018年8月30日，在该期限内原告应当付货款，被告发货，如果过了该时间，原告没有支付货款，则该报价即不发生效果了。2018年6月1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预付款865554元。2018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显示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同时就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美方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有悖于中美双方磋商已达成的共识，严重侵犯我方的合法权益，威胁我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经询，原被告均认可涉案商品属于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按照该政策涉案商品关税会上涨约61500美元。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是否曾就涉案货品进入我国海关具体时间达成明确约定，双方均答复没有。庭审中，被告提交其职工与微信号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职工2018年6月19日询问“上海的30个柜子，关税我们怎么算？”，对方答复“还能发上海么”，被告职工回复“可以晚点发，但是关税怎么算？25%呢，你能接受吗”，对方答复“外方能便宜点么”，被告职工回复“那个价格变不了”。被告称“×××”系原告法人之子，亦系原告业务部经理周智杰，此时其已经与被告协商关税承担问题，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原告认可周智杰系其法人之子，但称周智杰并非被告职工。庭审中，被告提交其职工与微信号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职工2018年8月24日微信询问该微信“那你能否付加关税？”，对方回复“合同中指明关税按7，汇率我司承担”，被告职工回复“但是关税的变动是国家出台的政策，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方回复“这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啊”“我们公司合同签掉了，已经付了50%的款了”，被告职工回复“你们不承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执行的”。2018年8月31日，被告职工再次询问“你们能承担32的关税吗？”对方答复“合同的话，我有2个方案：1、取消合同的话，按照合同法赔偿我的损失；2、继续发货，关税我承担12%的关税，你承担20%的关税”。被告称微信号为“×××”的微信的使用人为原告职工王子健，经过磋商原被告就加增税费承担无法达成一致，原告认可王子健系其职工，此系王子健微信，但表示根据聊天记录也可以显示原告也在积极承担关税增加部分，但是被告不同意。2018年8月3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称“关于我司与贵司签订的30个柜子进口美国苜蓿草合同，由于关税突然增加到32%，在与贵司协商后，双方都不能承担此关税成本，另外国外苜蓿草成本已增加高于与贵司签订的合同，我司一直以最低价销售给贵司，再帮贵司承担关税及额外增加的成本实在不能操作，在我司商议后，决定不再执行此合同，我司将于近日将贵司所支付定金865554元退还至贵公司账户！请知悉以上事宜，希望与贵司后期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谢谢！”同日，原告回复被告称“你好！我司在向贵司采购的同时，已经把此合同的项下销售合同背靠背签订了。我司秉着诚信第一的角度希望贵司能够继续执行此合同。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协商解决这32%的关税分配问题。在此同时，望贵司能有一定的契约精神，完成此合同。谢谢！”2018年9月3日，被告回复原告称“上海福加德进出口有限公司：你好，王总！贵我双方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了关于苜蓿草的《销售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7月初关税突然增加到32%，致使贵我双方至今未实际履行上述合同，对此我司函告如下：1、根据《销售合同》费用结算条款，关税应当由作为该笔交易买方的贵司承担；2、贵我双方之《销售合同》所约定的合同总金额并非“大包干”价，而是货款、关税、港口费用累计价款。因此，增加部分的关税应当计入合同总金额；3、7月初关税上调后，贵我双方就该事宜进行了反复磋商，但由于贵司始终不愿意承担关税，贵我双方又不能就关税分担一事达成协议。现《销售合同》约定之合同有效期届满，该合同已于2018年8月30日终止。4、贵司因上述合同向我司支付的全部款项，我司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请贵司查收。贵司收到全部款项后，贵我双方就上述合同不存在任何争议。5、如贵司对本函之内容存有异议的，可于收函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皆可）。如贵司未在三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的，视为贵司同意本函中我司的全部意见。”同日，原告回复被告“你好！贵公司的此封邮件涉及重大事件，我需要向我司总经理汇报，由于总经理近期出差在国外，我需要做汇报流程，预计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特此回复！”2018年9月3日，被告回复原告称“早上好，王总，我司已按贵司原账户退回定金，请查收，谢谢！贵司收到全部款项后，贵我双方就合同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希望与贵司今后依然保持良好合作，谢谢！”2018年9月12日，被告向原告退回了预付款865554元。庭审中，本庭询问涉案合同签署时双方是否约定涉案货物是尚在美国货物、在途货物还是已在国内货物，原告答复货物在哪里原告不清楚，也与其无关。被告答复系在美货物。就涉案货物走海运从美国运至国内所需时间，原告答复为25天至30天，被告答复为3个月。庭审中，原告提交2018年7月12日的苜蓿草报关单一份，以证明被告在此时在国内有重约70吨的苜蓿草，但亦未用于履行涉案合同。就此被告不认可报关单真实性，且称即便此时其国内有70吨苜蓿草，因其与很多其他公司有苜蓿草交易，部分公司同意承担增加关税，故苜蓿草并非必须交付原告。经询，原告表示其主张的损失为涉案合同签订时即2019年10月8日第一次庭审时的苜蓿草每吨单价350美金与涉案合同约定328美金每吨单价差以及汇率6.4变更为7.18的差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以关税增加为由不再履行涉案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就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订立3日后即遇关税调整，上涨幅度占货款的25%，且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涉案合同签署时货物所在位置，根据原被告陈述的货物自美国海运至国内所需时长，被告无法在关税上涨正式生效前将货物运抵国内并完成清关，并不构成违约。同时在案证据显示在被告退还预付款前已就增加关税承担问题与原告进行了协商，但是双方就增加的税费如何负担无法达成一致，属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难以履行，被告据此退回原告预付款并无不当。就原告判令解除涉案合同之诉求，被告主张合同有效期截止2018年8月30日，即此时合同自动终止。但被告自行在庭陈述的有效期含义为如原告在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货款，则合同约定的单价有效，结合涉案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进度，本院认为原告在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完毕预付款即合同有效，现原告已经按约支付了50%的预付款，故被告主张2018年8月30日合同已经自动终止缺乏依据。但2018年8月31日及2018年9月3日被告已经两次通知原告因为关税承担事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故将退回预付款，其行为实质系行使解除权，基于此前所述理由，双方此时已经就增加税费负担问题进行了协商，且无法达成一致，被告行使解除权，退回预付款，于法有据，故本院认为涉案合同此时已经解除，无再行判令解除之必要。就原告主张损失，如前所述涉案合同解除并非被告违约所致，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福加德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81.12元，由原告上海福加德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青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