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328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高顺才，男，1965年5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周仕翠，女，1966年2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昭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骏，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翟绪明，女，1953年7月8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农转城，住昭阳区。委托代理人：钟大伟，云南泓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高顺才、周仕翠因与被上诉人翟绪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3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顺才、周仕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翟绪明与高顺才、周仕翠2011年8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的土地为农村宅基地系错误认定。上诉人为失地农民，属于安置对象，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处2号地安置地块性质已经通过征收，并且办理了转用审批手续，双方转让的安置建设用地，已经在安置过程中由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流转。二、上诉人依法即将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可以进行转让，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昭阳区人政府昭区政复[2008]30号文件已经对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处太政字[2008]15号请示进行了批复，批复对请示方案中“（三）失地农民安置……安置点建设……安置用地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过程中，相关规费给予减免，并允许安置区内房地产流转。”的规定作了批准回复，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在2011年8月14日知道上诉人将即将安置给自己的建设用地以308000元转让给被上诉人，划拨给安置户修建房屋的土地已经通过国家征收，从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土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一审违背法律规定，将已经变为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买卖认定为农村宅基地买卖，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判令上诉人一次性返还被上诉人308000元，并支付自2011年8月16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支付），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翟绪明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翟绪明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土地转让合同；2、判决高顺才、周仕翠返还308,000元以及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1年8月15日至还清之日止（暂按九年计）的资金占用利息166,320元，共计474,32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高顺才、周仕翠承担。一审确认如下法律事实：高顺才、周仕翠系夫妻关系。2011年8月14日，翟绪明与高顺才、周仕翠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高顺才、周仕翠将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平方米的地基（具体位置抽签定）转让给翟绪明，转让价格为每平方米2566.666元，总价款为人民币308000元。合同签订后，翟绪明于合同签订当日通过银行转账付给高顺才、周仕翠250000元；于合同签订次日支付现金58000元给高顺才、周仕翠。高顺才、周仕翠出具《收条》二份给翟绪明。合同签订后至今，高顺才、周仕翠尚未将该合同约定的120平方米地基交付给翟绪明。现翟绪明以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解除与高顺才、周仕翠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返还308000元款项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者个人为了修建住房而占有、使用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个人使用，但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高顺才、周仕翠将宅基地转让给翟绪明，并未取得高顺才、周仕翠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之规定，双方转让宅基地的行为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双方于2011年8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高顺才、周仕翠应将从翟绪明处取得的308,000元宅基地转让款返还给翟绪明。由于高顺才、周仕翠自2011年8月14日起就占用翟绪明的308,000元人民币，给翟绪明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对此项损失，本院根据双方的缔约过错，确定由双方各承担50%。关于高顺才、周仕翠占用翟绪明308,000元资金造成的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翟绪明与高顺才、周仕翠于2011年8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由高顺才、周仕翠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内，一次性返还翟绪明人民币308,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8月1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计付）；三、驳回翟绪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15元，由高顺才、周仕翠负担。二审中，高顺才、周仕翠向本提交如下证据：１、《土地转让合同》1份，证明2份，昭区政复[2008]30号文件、太政请[2008]15号文件、昭区政字[2010]62号文件、昭政请[2010]52号文件、昭区城管委通[2018]4号文件各一份，共5份；欲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土地为农村宅基地系错误认定，昭旭区太平街道办事处2号安置地块土地性质已经通过征收，昭区政复[2008]30号文件对太政请[2008]15号文件中“（三）失地农民安置３.安置点建设……安置用地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过程中，相关规费给予减免，并允许安置区内房地产流转”的规定，可以证实上诉人在2011年8月4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前，就已经知道因为政府征收土地，对失地农民进行实物安置补偿，安置给上诉人的昭通中心城市北部新区2号安置地块内的土地，已经通过政府的征收，划拨安置户修建房屋的土地，已经从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建设土地，一审双方转让的安置建设用地，已经在安置过程中由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流转。二、昭区政发[2020]4号文件、太政请[2020]16号文件、昭区城管委复[2020]3号文件各一份，共3份；欲证实：上诉人转让给被上诉人的用于安置的地块，太平街道办事处已经发文启动土地换安置点建设的工作，并且得到昭阳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委员会的同意，一审双方在2011年8月4日知道自己因为政府征收土地，属于安置对象征地后的实物安置补偿，上诉人将政府即将安置给自己的建设用地以30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划拨给安置户修建房屋的土地已经通过国家征收，从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已经转变为国有土地，一审双方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三、(2018)云0602民初440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云06民终742号民事判决书、（2020）云06民申44号裁定书；欲证实：同样性质的安置地款建设用地的买卖行为。昭阳区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用于安置的地块已经从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的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和流转。同理，本案上诉人高顺才、周仕翠玉被上诉人翟绪明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现请翟绪明方发表质证意见。经本院组织双方质证，翟绪明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土地转让合同》1份，无异议。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明2份，仅视为上诉人系征地拆迁安置人，通知证明上诉人系征地拆迁安置对象，但并未证明上诉人具体安置的土地地块，且两份证明征地的主体是政府，不是出具证明的社区。第一组证据中的5份文件和第二组证据中的3份文件；上诉人提供的该8份文件仅是政府出具的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文件，该系列文件中并未明确上诉人具体享有哪块土地。第三组证据，首先，对人民法院的认定无异议，(2018)云0602民初440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云06民终742号民事判决书是同一法官承办；其次，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拥有政府拆迁安置的相关土地，和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判决的法律事实相违背；第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案与上诉人提交的案件法律事实上也不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高顺才、周仕翠二审提交的证据，除两份《证明》外，其余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两份《证明》也只能证实上诉人属于征地拆迁安置对象；8份文件也只能证明上诉人属于安置对象，享受一次划给宅基地的权利，而不能证实安置地块已经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的事实；而提交的判决书中的安置对象已经取得安置土地，与本案事实并不一致；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诉人高顺才、周仕翠除对原审认定的案涉土地为农村宅基地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无异议，对于上诉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结合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评判如下：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者个人为了修建住房而占有、使用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且使用权主体必须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且宅基地的取得、使用、转让具有严格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范围也仅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而且需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和批准。本案中，高顺才、周仕翠依据2008年安置文件规定，属于安置对象且享有划给宅基地的权利，后于2011年8月与翟绪明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将其享有的安置宅基地120平方米转让给翟绪明，翟绪明向高顺才、周仕翠支付转让款308000元，但至今高顺才、周仕翠均未依法取得安置的宅基地。虽然高顺才、周仕翠辩称安置宅基地已经被政府征收且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二审提交的石渣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昭阳区太平街道办理事处出具的《证明》，均不能证明本案转让的宅基地已经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同时，双方均认可翟绪明与高顺才、周仕翠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其转让行为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批准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故双方签订的案涉《土地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本案中高顺才、周仕翠和翟绪明签订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无效，合同无效的责任双方均有过错，应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高顺才、周仕翠应返还翟绪明支付的转让款308000元，翟绪明明知购买的是高顺才、周仕翠的安置宅基地，且其多年来不积极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款项，放任损失扩大，其自身过错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判由高顺才、周仕翠向翟绪明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高顺才、周仕翠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36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翟绪明与高顺才、周仕翠于2011年8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363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由高顺才、周仕翠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内，一次性返还翟绪明人民币308,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8月1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二倍计付）；驳回翟绪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由高顺才、周仕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翟绪明人民币308000元；四、驳回翟绪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15元，由高顺才、周仕翠负担5464元；由翟绪明负责29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15元，由高顺才、周仕翠负担5464元；由翟绪明负责29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马 春审判员 杨稳香审判员 王正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霍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