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04民初2842号原告：黄含书，女，汉族，1962年4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公民身份号码512×××××××********。原告：吴兴琼，女，汉族，1929年6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公民身份号码512×××××××********。原告：夏雪林，女，汉族，1984年2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公民身份号码511×××××××********。原告：夏星，男，汉族，1992年8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公民身份号码511×××××××********。以上四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穆娟、陈葆盈，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禄明，男，汉族，1969年1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公民身份号码512×××××××********。委托代理人：张新权，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永林，男，汉族，1970年9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公民身份号码512×××××××********。委托代理人：张新权，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华金，男，汉族，1983年3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区**镇****号，公民身份号码510×××××××********。委托代理人：吴娟，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华辉，男，汉族，1981年8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区**镇****号，公民身份号码510×××××××********。委托代理人：钟萍，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住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32。负责人：罗活佳。委托代理人：彭继海、周燕红，广东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52429W。负责人：何政力。委托代理人：肖冠荣，广东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诉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雪林、夏星及四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穆娟、陈葆盈，被告黄禄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新权、被告廖永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新权，被告刘华金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娟，被告刘华辉的委托代理人钟萍，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的委托代理人彭继海、周燕红，被告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肖冠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诉称：受害人夏云灿在被告黄禄明承包的工地（肇庆市高要区*****工地）为被告黄禄明提供建筑劳务工作。2020年8月25日下午，由于工地停电，被告黄禄明便提议受害人夏云灿、被告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等五人到工地旁的宋隆河捞鱼，被告黄禄明准备了捕鱼工具后一行人搭乘被告黄禄明的车辆来到宋隆河进行捕鱼。2020年8月25日17点许，受害人夏云灿在捞鱼过程中不幸溺亡，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打120急救及110进行报案，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受害人属于溺水死亡。2020年8月29日，受害人被火化处理。二、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的侵权赔偿责任。首先，被告黄禄明作为受害人雇主，在工作时间对受害人具有一定的管理责任，而且其雇主身份，对受害人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其怂恿受害人前往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河流捞鱼，对受害人的溺亡具有放任态度。再者，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与受害人共同做出前往河流捞鱼这一危险行为，彼此之间因此而互相负有共同注意安全及协助的义务，任何一方发生危险，另外一方就应当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救助。但事发时，四被告均无对受害人进行及时的救助，甚至在岸上观看的被告黄禄明也没有及时发现受害人遇险，导致受害人失救。最后，因为四被告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致使受害人遇溺身亡，其四人应对受害人的溺亡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主管部门。”涉案肇庆市高要区宋隆河白土镇河段，由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主管，同时白土镇河段由被告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指派的河长具体履行河道管理的有关职责。受害人溺水的河流在高要区白土镇，被告区水利局、镇政府作为河道管理者，对宋隆河负有管理职责，对存在潜在的危险因受害人事发前，并未对受害人溺水河段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安装警示标识，存在过错，故二被告应当对受害人的溺亡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突然死亡给四原告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四原告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向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综上，为维护四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一、判令六被告共同赔偿四原告因夏云灿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的70%为910313.13元（具体赔偿清单：1、丧葬费：127600元/年÷2=63800元；2、死亡赔偿金：48118元/年×18年=86612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272523.33元；其中吴兴琼赡养费：34424元/年×5年÷4=43030元，黄含书抚养费：34424元×20年÷3=229493.33元；4、家属误工费：5000元；5、家属交通费：8000元；6、家属住宿伙食费：5000；7、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1300447.33元。因夏云灿自身有过错，四原告认为夏云灿承担30%责任，六被告承担70%责任，则赔偿额为1300447.33元×70%=910313.13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六被告承担。被告黄禄明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事实的陈述方面的错误。1、答辩人相约几个同案被告去河里捕鱼并非是在工作时间，而是在工程停工之后，属于非工作时间。2020年8月25日，由于工地停电导致不能正常开工。按照建筑行业惯例，没有工作可作，就是大家的休息时间，任何人员均可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既然是在非工作时间，答辩人对自己所雇佣的人员是不负管理职责，从而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对其进行一定的控制力。事实的真相，答辩人从未主动邀请受害人去捕鱼，是受害人跟随同案被告刘华金、刘华辉一起来。2、答辩人已经对受害人进行注意的义务及救助义务。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答辩人与同案被告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及救助义务，完全是不顾事实，胡乱编造的。案情的经过:大约下午2:00左右答辩人与同案被告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和受害人到达捕鱼地点后，下水捕鱼。由于未捕到鱼，答辩人及同案被告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于是在上岸进行其他娱乐活动，但受害人不听劝阻，脱离团队，自己一人去游泳。直到下午5:00右，本案被告分批多次喊受害人上岸，但是受害人仍在水里游玩不肯上岸。大约5:10-5:20左右，答辩人最后一次叫受害人上岸收拾一下准备返程，受害人还是在河水里玩水。当答辩人黄禄明发现受害人面朝下仅屁股浮在水面，立即将受害者背上岸。且同案被告刘华金第一时间为其人工呼吸进行施救，答辩人采取按压胸腔及人工呼吸方式进行紧急施救。同时，答辩人黄禄明紧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并拨打110电话报警。同案被告为了确保受害人能在救护车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能抢救，合伙将受害人抬到了路边，确保方便救护车救治。答辩人黄禄明为了尽快引导救护车到达现场，开车到路口进行引导救护车。而且在处理丧事的过程中，答辩人本着人道主义已经垫付了一部分费用。这些事实都说明，答辩人及其他同案被告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已经尽到对受害人的注意义务。且在溺水事件发生后，以最快的方式进行救助，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二、受害人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受害人死亡所在地河流水深仅60—70公分，站立时不足以淹到成年人的上半身。在这样的水深下，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溺水事件的。但是，死亡还是降临到受害人身上。死亡事件的发生，既不是答辩人及同案被告所为的故意行为，也不是答辩人及同案被告过失行为所致，而是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比如受害人的疾病突发或长时间泡在时间突然无力等，属于意外事件。三、受害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责。受害者62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自主意志，不受他人胁迫或诱导。他可以决定是否与他人共同去捕鱼，他可以决定是否独自离开同行者去游泳。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是受害者独自决定去离开同行者游泳。而不是在与同行者在捕鱼或共同游泳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应对自己的所有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综上，受害人在本案中不幸身亡属于意外事件。在该意外事件过程中，答辩人黄禄明并没有不当作为导致的受害人发生死亡结果，也没有消极的不作为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答辩人黄禄明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告廖永林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事实的陈述方面的错误。1、是受害人自己主动参与大家的出外打鱼活动。在受害者遭遇死亡的当天，由于工地停电，不能上班。其他被告在闲聊中，被告黄禄明提议去河里捕鱼，于是，答辩人与被告刘华金、刘华辉便同意。当时，答辩人与其他被告都没有主动邀请受害者去，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作为同事，大家也不好拒绝。于是受害人跟随同案被告刘华金、刘华辉等一起来。其他意见与被告黄禄明的答辩一致。被告刘华金辩称：刘华金与死者夏云灿只是认识，两人并非朋友或者有其他关系，虽然刘华金在****工地工作，但因该工地很大，刘华金与夏云灿是属于不同的建筑公司，两人的老板并非同一人。2020年8月25日，刘华金和哥哥刘华辉吃饭后在工地旁边散步时，碰到了黄禄明、夏云灿、廖永林，黄禄明当时说要去捕鱼，刘华金和刘华辉想到当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就一起去了，当刘华金刘华辉、廖永林坐到黄禄明车上准备出发时，夏云灿要一起去，就坐上了黄禄明的车，当黄禄明开车到宋隆河附近后，刘华金、刘华辉、廖永林、黄禄明下车到河边，夏云灿留在车上没有下车，后廖永林、黄禄明就到河里去捕鱼了，刘华金和刘华辉就站在岸边没去参与捕鱼，只是站在河边看，没过多久夏云灿从车上下来衣服也没有脱直接就跑到河里，廖永林和黄禄明当时就去把他拖起来，拖到岸边然后夏云灿死活不愿意走，黄禄明和廖永林再去拖他，他还用捡起旁边的石头之类的东西扔来拉他的人，不愿意走，所以他们都不敢去拖了，后面隔半个小时后黄禄明就叫夏云灿起来他也不起来，叫了三四次他都不愿意起来，后面喊他走，他也不愿意走，他说水里面凉快，不愿意走。大概五点一十多的时候，大家准备回去，黄禄明就又去叫夏云灿走，夏云灿还回答了黄禄明，然后黄禄明、廖永林就去收网，刘华金和刘华辉在边上看到他们收网，大概十来分钟后发现夏云灿不见了，然后黄禄明就赶快跑过去看，发现在水里面的，黄禄明把他拉上岸，大家对他进行抢救，也立即报警及报120。二、夏云灿的不幸身亡，不是刘华金未履行有关义务的结果，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民事主体对相关民事义务的违反，刘华金没有违反任何对夏云灿的民事义务，事实上，夏云灿与刘华金这两个民事主体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及义务，夏云灿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事实情况是夏云灿自己下水冲到河里，并不顾他人劝阻不愿离开河边，发现夏云灿溺水后被告刘华金也尽力进行了救助，被告对于夏云灿的死亡并没有过错。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条是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过错责任的精神实质在于，无过错则无责任。被告刘华金从未邀约夏云灿一起去河边，死者夏云灿自愿与几个被告共同到河边的，死者夏云灿并不是在捕鱼过程中出现溺水，反而是夏云灿在到达河边后不顾被告劝阻直接冲到河里，且不愿从河边离开，被告最终并不清楚夏云灿到底因何原因而溺亡，夏云灿死亡的结果并不是被告意图追求的结果，被告不存在过错行为。夏云灿系成年人，其本然应当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并且河水也不深，依据常识判断一般正常掉到水里也不会被淹死。被告刘华金仅仅只是与死者夏云灿一起坐车来到了河边而已，刘华金没有保障他人人身安全的义务，刘华金本人也没有相关保障他人人身安全的能力，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案完全系意外，刘华金理应无任何民事或其他的法律责任。刘华金的如上答辩，并非为推卸法律责任，亦非对不幸身亡的夏云灿事件无动于衷。相反，刘华金对夏云灿的意外身亡，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理解和同情，不能成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依据。本案中就刘华金与夏云灿之间的关系而言，刘华金仅仅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夏云灿同行了而已，同行并不能算是过错，并不能仅以同行来要求同行者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刘华金对于夏云灿的死亡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四原告对刘华金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华辉辩称：一、答辩人刘华辉对夏云灿的死亡深感惋惜，但是被答辩人的诉求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答辩人刘华辉不应当对夏云灿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答辩人对夏云灿并不具有法定监管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夏云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其自行下水游泳导致溺水身亡，本身未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本案而言，事发地的河流深度不及一般成年人的大腿高度，对在水中游泳的夏云灿并不当然构成致命危险，且夏云灿曾多次前往该地捕鱼，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所以答辩人不应当预见夏云灿在水中游玩具有溺水身亡的可能性；同时，答辩人及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到达宋隆河后，答辩人刘华辉及被告刘华金因不会游泳一直未下水，夏云灿也未参与被告黄禄明等人的捕鱼行为，而是自行在水中游玩最终导致溺水身亡，所以答辩人刘华辉对夏云灿的死亡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或者过失。再者，答辩人刘华辉及其余被告在夏云灿下水游泳过程中也多次进行了口头提醒，中途再三叫夏云灿回家，均未奏效；答辩人刘华辉及被告刘华金无奈只有继续在岸边等待。当黄禄明等人没有看到夏云灿后也积极找寻、救助，并拨打了110和120救助电话。即：答辩人等人已尽同行的救助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被答辩人诉求的赔偿金额问题。1、丧葬费计算标准错误，应以肇庆市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粤人社发［2020］118号“关于公布2019年全省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载明肇庆市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689元。2、死亡赔偿金:夏云灿为农村户口，被答辩人诉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粤高法（2020）86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中，2019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18元/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夏云灿及其被扶养人母亲均为农村户口，被答辩人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黄含书虽然属于退休年龄，但并不当然丧失劳动能力且两个成年子女对其具有法定赡养义务，黄含书具有生活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粤高法（2020）86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2019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949元/年。4、家属误工费，家属交通费，家属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过高，于法无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辩称：答辩人对夏云灿溺水死亡的损害结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夏云灿与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相约前往宋隆河捕鱼，在捕鱼过程中不幸溺亡。夏云灿在溺水身亡时，享年62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在宋隆河捕鱼的危险性，而未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主动下河导致溺水身亡的意外发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夏云灿是成年人，应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无时无刻的提醒下，其主动下河道捕鱼导致溺水身亡，该损害结果与是否在河道上设置防护措施或安全警示标志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答辩人对夏云灿溺水死亡的损害结果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答辩人对本次事故造成夏云灿溺水死亡深表同情和遗憾，但答辩人与本案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受害人溺亡的具体位置无法确认，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该具体位置属于答辩人的河道管理范围，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受害人溺亡的具体位置根本无法确认，更谈不上案发地点是否属于答辩人的河道管理范围。现有证据仅能推断出发现尸体的位置，但并不等同于溺亡事故发生地。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溺亡的具体位置属于答辩人的河道管理范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退一万步讲，即使受害人溺亡的具体位置属于答辩人的河道管理范围，答辩人依法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是一起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2）行为具有违法性；（3）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4）不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答辩人的行为不符合以上任何一个要件，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答辩人不存在不法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答辩人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亦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案涉河道是自然河道，属于天然形成的开放式自然水域，主要功能为主汛期行洪输水，并非是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以及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与水库、游泳馆等水域不同。案涉河道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答辩人不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职责和义务，法律上亦没有规定答辩人有在开放的河道上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设立警示标志的义务。虽然答辩人无义务在案涉河道上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设立警示标志，但在案发前，肇庆市高要区×××××××民委员会仍自发在案涉河道附近设立了写有“水深危险，严禁在水边捕鱼及玩耍，注意安全！”字句的警示牌进行安全告示。该警示牌的设立位置是位于当地居民经过案涉河道的必经路口，已起到充分的警示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可知，“河长制”的推行是为了落实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河长具体履行河道管理职责，仅指环保方面的治水管理职责，并非指人身安全保护职责。案发前，答辩人在案涉河道边设立“严禁在河道倒垃圾、排放污水、丢弃禽畜尸体，违者从严处罚”警示牌，足以证明答辩人已履行“河长制”的河道管理职责因此，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对河道管理不到位，显然是超出法律规定而对答辩人创设职责和义务。综上，答辩人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损害结果与答辩人之间无因果关系，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案发时年满62周岁，作为一名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在自然河道捕鱼这一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充分认知，并应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受害人明知在自然河道捕鱼会产生危险，仍将自己处于危险环境中，从而导致不慎溺水身亡的损害结果的发生。该损害结果是其自身行为所致，与答辩人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因此，答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次事故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20年8月25日中午，受害人夏云灿与被告廖永林喝酒吃饭后，与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一起前往白土镇大旗村大旗农贸合作附近河涌捕鱼，于下午5：00左右被发现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受害人夏云灿属溺水死亡。受害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认为同行四人及河涌所在的镇政府及区水利局应对夏云灿的溺亡负赔偿责任，遂于2020年9月27日向本院起诉。又查明，在处理丧事过程中，被告黄禄明已垫付了19339元，其中丧葬服务发票13159元，微信支付3笔（3000元，700元，600元）。原告方对3000元，700元无异议，对600元那笔，被告黄禄明陈述是给了殡仪馆化妆尸体的师傅，原告表示不清楚，由法院认定；被告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等人证实被告黄禄明确实是向化妆尸体的师傅支付了600元，结合当地民情风俗，本院采信被告黄禄明支出了该600元。再查明：受害人夏云灿的亲属关系为：父亲夏克情（已故）与母亲吴兴琼生育四个子女：夏云灿、夏春晖、夏茂轩、夏旭；其与妻子共生育两个子女：夏雪林、夏星（均已成年）。经核实计算，夏云灿溺亡造成损失为1267907.83元。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2020年8月25日中午，受害人夏云灿与被告廖永林喝酒吃饭后，与被告黄禄明、廖永林、刘华金、刘华辉一起前往白土镇***村*****附近河涌捕鱼，于下午5：00左右被发现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是不争的事实。经调阅同行四位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讯问笔录，可以采信同行四位被告已经履行共同注意安全及协助的义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受害人进行积极施救，但不能排除溺亡与当天中午的喝酒存在关联。饮酒人人身安全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同行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为补充，饮酒后下水易造成伤害，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应当认知和预见到自己酒后下水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明知酒后下水危险而下水或者轻信能够避免，是造成溺亡的最直接原因，是最主要的因果关系，受害者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溺亡后果负最主要的责任。同行四人，也负有相互保障安全的补充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及本案的具体情况，认定夏云灿负90%责任，其余10%责任由同行四人分担。被告黄禄明既是受害人的“老板”，也是捕鱼活动的倡议人，且知道受害人当天中午喝了酒，在四个人10%责任当中，其责及能力最大；被告廖永林是当天中午一起喝酒的人，最清楚受害人当天中午喝了酒，其责次之；刘华金、刘华辉间接知道受害人喝了酒，更次之；四个人10%责任进一步细分，由被告黄禄明负5%责任，被告廖永林负2.5%责任，刘华金和刘华辉各负1.25%责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水利局、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人民政府也对溺亡事故负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支持。对原告起诉请求的各项损失赔偿，本院作如下评析和认定：1、丧葬费63800元，按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50%计算，为62521元×50%=31260.5元，本项诉求，本院支持31260.5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2、死亡补偿金866124元，死亡补偿金为48118元/年×[20-（62-60）]年=866124元，本项诉求，本院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272523.33元，其中吴兴琼赡养费为34424元/年×5年÷4=43030元，黄含书扶养费为34424元/年×20年÷3=229493.33元；未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每年34424元，本项诉求，本院予以支持。4、处理丧葬误工费5000元；按受害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有2个子女，现起诉要求5000元，没有超出标准，本院予以支持。5、处理丧葬交通费8000元，原告没有提供交通费发票，考虑到受害人有2个子女，亲友有多人来往四川与肇庆处理丧葬的实际情况，该8000元，酌情予以支持。6、处理丧葬住宿伙食费5000元，原告没有提供相关发票，但被告黄禄明垫付的收据中，一张住宿费400元，两张餐费1480元，已经是1880元，考虑到受害人有2个子女，亲友有多人来往四川与肇庆处理丧葬确需住宿的实际情况，该5000元，酌情予以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符合当地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共计1267907.83元。，由受害人本身承担90%，余下10%即126790.78元，由被告黄禄明赔偿63395.39元，被告廖永林负赔偿31697.70元，刘华金赔偿15848.85元，刘华辉赔偿15848.85元。被告黄禄明在处理处理丧葬事务时，已经垫付了19339元，应予减出，即被告黄禄明应另支付赔偿款44056.3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禄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44056.39元给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二、被告廖永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31697.70元给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三、被告刘华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15848.85元给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四、被告刘华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天内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15848.85元给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五、驳回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52元，由原告黄含书、吴兴琼、夏雪林、夏星负担5509元，被告黄禄明负担451元，被告廖永林负担296元，被告刘华金负担98元，被告刘华辉负担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振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彦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