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高丽，男，198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201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法定代理人：李艳侠（系刘某2、刘某1之母，刘高丽之妻），女，197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学得，男，194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珍，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河南洺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北延伸以西北外环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张良，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强，安徽赵长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莹，安徽赵长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因与上诉人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3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高丽、刘某1、刘某2的法定代理人李艳侠及上诉人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珍、张慧、上诉人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强、孔凡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高丽诉请的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护理费等费用；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高丽诉求的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刘高丽在一审中提交了驾驶证、行驶证、道路从业人员资格证以及购买的保险单，以上证据显示刘高丽本人具有驾驶资质，且其驾驶的车辆经年审检验合格，年审有效期限至2019年7月，该车辆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际上处于正常运输运营状态下。另外，刘高丽的微信账单可以证实其与物流公司有长期的合作，一直都在从事物流运输行业，有稳定的收入。实际上刘高丽在住院之前完全具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收入。单凭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诊断就否定刘高丽在事发前后的劳动能力，缺乏事实依据，与常理不符，也损害了其被扶养人的合法权益。刘高丽在案发之前具有劳动能力，刘高丽得病后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并无证据证明刘高丽所得疾病是无法治愈的，更不能断定刘高丽今后无劳动能力、无抚养能力。二、一审判决刘高丽的护理费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错误，应予改判。1.刘高丽定残前支出的21000元专人护工护理费应予支持。因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没有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刘高丽从四楼坠落，造成骨盆骨折、双侧髋臼骨折、颅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颅骨骨折、右眼损伤、右侧眼眶壁骨折、胸部闭合伤、双肺挫伤、肋骨骨折（右侧第4、5、6、7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腹部闭合伤、肝挫伤、右肾挫伤、腹腔积液、腰1、5椎体压缩骨折、骶骨骨折伴尾骨脱位、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刘高丽身体多处骨折，病历中也证实其本人身材较胖，结合实际的伤情、医嘱单、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所出具的2人陪护证明、陪护人身份证、收据，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达到了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足以证明刘高丽住院期间2人陪护的事实。一审判决仅支持1人护理，显然与事实不符。2.刘高丽经司法鉴定护理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应当按照护理20年的50%标准计算护理费用。刘高丽所受伤经安徽恒信司法所鉴定为部分护理依赖。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ＧＢ／Ｔ31147-2014）附录Ｂ（资料性附录）护理依赖赔付比例是指各护理依赖程度等级所需要护理费用的比例，分为以下三等：ａ）完全护理依赖100%;ｂ）大部分护理依赖80%;ｃ）部分护理依赖50%。刘高丽受伤时年仅37周岁，定残之后护理期限应当为20年，护理费用的赔偿比例应为50%。一审判决赔偿比例为20%，严重缺乏事实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定残后的护理费用应为450700元（45070元／年×20年×50%）。三、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适用错误，应当按照37540元／年进行计算。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根据2020年3月11日，安徽省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数据第九项显示2019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37540元。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数额应为240256元（37540元／年×20年×32%）。四、一审判决后续治疗费超出了刘高丽等的诉讼请求范围，判决后续治疗费错误，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原则。刘高丽等在民事诉状中及庭审中明确表示保留后续治疗费的诉权，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 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辩称，一、一审根据证据和事实认定刘高丽存在××三年有余，符合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机动车驾驶人不能驾驶机动车，刘高丽患有××不具有从事道路运输业的资格。因此，也就不存在道路运输工资及误工费的计算。对于这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从事交通运输的违法行为不应予以认可和保护，一审对误工费不予认定合法合理。且刘高丽本身就是××人，由其妻子李艳侠作为监护人，对刘高丽履行夫妻的扶养义务，刘高丽没有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能力，一审不予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二、关于护理费的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即“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安徽恒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证据种类中的言词证据，间接证据。一审法院可以采信也可以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做出的护理费的认定，属于法院根据刘高丽的洛阳正骨医院出院病例显示其已经能够下床，其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已经部分恢复生活能力进行判断所做出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一审法院的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应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该条立法本意是指按照受伤和定残前一年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因为每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标准都会增加，如果受害人在诉讼时效规定的三年的最后一年起诉，岂不是按照起诉年度的上一年的标准进行计算。因此，刘高丽等提出的残疾赔偿金按照2020年上年度即2019年的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还不包括受害人采取起诉后（2019年5月29日已经起诉后又撤诉）又撤诉后再起诉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刘高丽受伤和定残后前一年的标准34393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合法有据。四、后续治疗费，经刘高丽申请进行鉴定为12000元，是其诉讼主张，否则为何又对此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从而增加不必要费用的开支，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认定符合其诉讼请求。如刘高丽不要求后续治疗费，后续治疗费的鉴定费用，应由刘高丽承担。 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或改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部分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高丽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确定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和刘高丽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责任划分不当，判决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显失公平，证据不足。一、刘高丽故意自杀导致自身伤害，其作为被侵权人和其家属都存在过错。2018年10月25日，刘高丽被其妻李艳侠以及妹妹等人送来本院就诊，在刘高丽跳楼事发时间段，处于正在办理入院手续阶段，尚未完成办理全部入院手续。刘高丽被约束在床后，偷偷解除约束带，下床后看到有医务人员经过时，又急忙上床佯装被约束状态，以免引起医务人员的注意。看到医务人员离开视线后，又下床并向同病房的人员拱手示意拜托不要声张，随后在无法打开病房窗户的情况下迅速奔向病房外东侧附近的餐厅窗台，其跑出病房前整个行为过程属于故意掩饰，隐蔽了其偷偷解除约束的情况。刘高丽随后立即迅速跑向餐厅跳窗事发突然，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无法立即作出反应，属于刘高丽故意为之，刘高丽本身存在主要过错。另外，当时其监护人和家属也在现场，并未失去对监护人的控制，仍有必要实施对监护人的监护职责。然而，现场中监护人和家属并未采取任何阻拦和救助措施。刘高丽的监护人李艳侠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没有及时充分履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的义务，导致被监护人跳楼时没有给予及时的阻拦和救助，其本身也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刘高丽故意解除约束，躲避看护，采取跳楼自杀行为导致自身伤害，是损害后果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场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的行为也存在过错，因此刘高丽和其家属对此次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责任。二、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依法采取了保护、预防和安全措施。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接诊后，鉴于刘高丽当时的状况采取了三根约束带对其保护并固定在床位上，已经采取了必要的保护和预防措施。但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鉴于是国家医疗机构，不是司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只能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不能采取更严厉的人身控制措施，否则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不得虐待、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规定，涉嫌侵犯其人身权利。再者，刘高丽所在的四楼病区，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对本病区通往上下楼的门口处均设置了门禁，这也是刘高丽无法跑向其他病区的原因。同时，病区的窗户上也都安装了限位器和防护金属格栅，但该金属格栅也不能过于坚硬，否则也不利于消防规范的要求，因此金属格栅只是所有预防保护措施的一个环节，不是唯一。因此，上述防护的预防措施是一个整体用来发挥作用，以预防病人发生不利的损害后果。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对上述预防措施的设置，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尽到了保护、预防的安全义务。三、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刘高丽入院时已经履行风险知情告知义务，刘高丽的致伤后果属于告知事项之一。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接诊时，医务人员和其监护人李艳侠进行了医患沟通，告知其“患者住院期间仍有可能出现不可防范的，因疾病本身所导致的猝死、自缢、致伤等可能性”，并作出医患沟通记录，经刘高丽监护人李艳侠同意并签字。因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依法履行了风险知情告知义务，刘高丽因故意躲避看护，造成损害后果，且事发突然，超出了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风险防范的限度。根据以上风险事项的告知情况，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不应承担其致伤后果的全部责任。四、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采取了相应的阻止和救助措施。从事发视频中可以看出，刘高丽偷偷解除约束带，后在看到有医务人员经过时，又急忙上床佯装被约束状态，以免引起医务人员的注意。在看到医务人员离开视线后，又下床并向同病房的人员拱手示意拜托不要声张，随后在无法打开病房窗户的情况下迅速跑向病房外东侧附近的餐厅窗台，在窗户安装有护栏的情况下，用脚踹开护栏并在仅能穿出身体的情况下钻出窗户跳下。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护士人员此时正在和其家属办理入院手续，看到后也迅速跑向窗户，企图抓住不让其从窗户跳下。从这些客观情况可以看出，损害后果并不是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直接导致，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尽力抓住不让其跳下，客观上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对其跳楼的行为也采取了阻拦的措施，尽到了救助义务。刘高丽跳下楼后，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先将其送往就近的亳州市华佗中医院进行救治，紧急处理后又送往市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为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还及时和市医院沟通为其开辟绿色通道，保证其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帮助其垫付了在市人民医院的全部医疗费107719元，从救治行为和经济上尽全力挽救了其生命。五、刘高丽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采信有误。刘高丽等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刘高丽从窗口跳下的照片一张、三楼以下没有防盗窗的照片一张、刘高丽摔伤后重新安装防盗窗的照片三张、视频光盘一份”。上述证据中跳窗后的照片只是现场的反映，三楼以下没有防盗窗是因三楼以下不是封闭病区也和刘高丽所在的四病区没有关联。刘高丽所跳的窗户，在其跳窗前就安装有金属防护窗栅栏，并进行了窗户打开程度限位处理，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提供的刘高丽强力踹防护窗栅栏时的视频足以证明。刘高丽摔伤后由于防护窗被其踹坏，又重新安装了防护窗是对损坏的防护窗进行维修更换，并不能证明之前没有安装防护窗，跟责任的承担没有关联性。另外，视频光盘中可以看出医务人员试图努力抓住刘高丽，试图阻止住其跳下。至于视频中存在的保洁人员，并不是医院的员工，其作为第三方院外人员对住院病人并没有管理的权利义务，只负责卫生保洁。因此，刘高丽等人的证据虽然反映了当时或事发后的情况，但并不能证明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对此全部予以认定，并据此判决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属于采信不当，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对刘高丽在入院时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因刘高丽自己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损害后果的发生，自身存在主要过错，监护人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接诊后，已经依据医疗规范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性约束和预防措施，医院病区内也设置了相应的安全设施，且事发突然，医务人员也对刘高丽的跳楼行为尽力给予了阻拦，并及时全力进行了救助。根据《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的规定，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只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让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显失公平，同时加重了医疗机构在诊疗行为外的风险责任，亦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导向。请二审法院重新审查上述事实和理由，支持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 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辩称，一、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存在重大过错，对刘高丽的各项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刘高丽不存在自杀的故意，坠楼系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错误安置方法刺激下的无意识行为。2018年10月，刘高丽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处就诊，入院诊断为“存在妄想、关系妄想、被控制感、情感不协调，情绪显烦躁、焦虑不安，意志活动减退、存在冲动怪异行为，存在咬舌、咬手等严重自伤行为”，且院方在刘高丽住院告示牌上标注：“防自杀：刘高丽”“自杀评估量表：33床刘高丽（周四）”，表明院方已经注意到刘高丽有被迫害妄想症，伴有自杀倾向。事实上，被迫害妄想症患者通常表现为思维认知障碍，常处于强迫和恐惧状态，主观臆断、多疑敏感、胡乱猜测、害怕遭人暗算。安置被迫害妄想症的患者本应当采取药物治疗以及心理疏导的方式，但院方采取的安置手法是最为简单粗暴的三条约束带约束，期间相关的医务人员完全没有发现或者安抚刘高丽的情绪，也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护理。试想，刘高丽在陌生环境下本就紧张、恐惧，院方粗暴、冷漠的安置方法更是对刘高丽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刘高丽以为自己要被伤害才剧烈反抗、本能企图躲避。所以坠楼行为并不是刘高丽本人主观上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去自杀，而是由于院方不合理安置手法的刺激下才产生。2.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监管方面存在严重的不作为。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四层护士站视频资料显示，四楼病区呈开放状态，没有医务人员巡视，病人随意走动。刘高丽被院方采用粗暴的约束带安置后，整个护士站（且与病区用玻璃隔开）也仅仅只有一名护士，整个走廊中也没有医务人员进行巡视。实际上，约束带只要不是过松是很难挣脱的，就算挣脱也需要时间，并且挣脱的动作幅度也都比较大。刘高丽在挣脱的过程中被同病房的患者发现，且视频中也显示其他患者一直喊着“护士、护士，跑了、跑了，快，快”来提示护士站的护士。在此种紧急情况下，该名护士从座位上站起缓慢走到进入病区的门口（仅有两米远的距离），在进入病区前还在整理衣服，根本就没有及时去阻拦刘高丽。如果事发时，院方在病房中或者走廊中有医务人员进行巡视，及时发现了刘高丽的反抗挣脱行为，完全可以避免此次事故的发生。3.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刘高丽被安置在病房区，随后却在活动区坠楼，除了医务人员监管外，更重要的是病房区和活动区是联通的，两个区域之间没有设立门禁。另外，刘高丽等一审中提供的事发现场照片以及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提供的视频资料可以显示：刘高丽用脚踹了该餐厅的防盗窗几下后，该防盗窗便出现毁损破裂，才致使刘高丽从破裂处坠楼。显然可以证实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安装的防盗窗不符合安全标准，质量极差。刘高丽所住的病房位于神志病科四病区四楼，该病区是××人专区，需要对患者加强防范，特别对于有自杀倾向的刘高丽更要加强防范。如果院方安装的防盗窗达到安全标准，不容易被破坏的话，也不导致本事故的发生。综上，院方作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公共服务机构，在接收患者时应综合考虑其自身状况予以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但本案中院方并未尽到法定应尽的义务。院方在诊疗过程中应当具有与普通病院不同的专门监管、看护和安全管理职责和更加谨慎的注意义务，并配备适宜的设施、设备，保护××患者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受到伤害。综合以上事实可以推断，院方对于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二、监护责任已经完全转移给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刘高丽的家属并不存在过错。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对于就诊的××人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刘高丽的家属为刘高丽办好入院手续后，院方将刘高丽安排到具体的科室及病床，并嘱咐刘高丽的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休息。由于病区与外界是完全隔离开的，刘高丽已经完全脱离了家属的控制，进入到院方完全控制的区域，此时刘高丽的监护人便将自己的监护职责全部转移给了院方。刘高丽的家属一直都在病区外等候，后听到喊叫，立即到达护士站。由于当时并不知道是谁跑出病房，想进入病区却被医生阻拦，禁止进入病区并要求在病区外等待。刘高丽坠楼后，医生才告知家属是刘高丽坠楼，让其去楼下看看。此种情况下，刘高丽的家属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阻拦或者协助救助。刘高丽的家属一直都是配合医生的安排，不存在过错。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所提供的视频也充分证实医院没有尽到看管、监护的义务，在院方的控制区域中，让刘高丽处于无人看管的环境下，致使坠楼摔伤。院方未尽到应尽的职责，还企图推卸责任，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刘高丽诉求的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刘高丽在一审中提交了驾驶证、行驶证、道路从业人员资格证以及购买的保险单，以上证据显示刘高丽本人具有驾驶资格，且其驾驶的车辆经年审检验合格，年审有效期限至2019年7月，该车辆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际上处于正常运输运营状态下。另外，刘高丽的微信账单可以证实其与物流公司有长期的合作，一直都在从事物流运输行业，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以上证据相互印证，都可以证明刘高丽在住院之前完全具有劳动能力，且一直从事运输工作并有劳动收入，家中未成年孩子以及年迈的父亲一直都是由刘高丽扶养的。一审法院以刘高丽的病症为由不支持误工费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刘高丽在2018年10月25日被院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在病历上也显示刘高丽的入院精神检查结果：意识清晰、年貌相称、仪表尚整洁，一问一答、对答尚切题。这些也说明刘高丽在住院时并非完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精神状况不佳并不意味着刘高丽就必然丧失了劳动能力。因为精神分裂症不是突发形成的，而是精神状态长时间持续性的恶化才造成的。该病症的早期表现是焦虑、情绪不稳、出现感知和行为改变，食欲改变、睡眠障碍、乏力，但这些症状并不影响刘高丽的运输驾驶工作。而且刘高丽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住院时，诊断结果是反应性××。反应性××与精神分裂症不同，是由于剧烈或持续的精神创伤性刺激直接引起，其临床表现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创伤密切相关，并伴有相应的情感体验，容易被人所理解。致病因素一旦消除或环境改变，并经适当的治疗，精神状态即可恢复正常，病程一般较短，这就说明相比于在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医院就诊时，实际上刘高丽的××症是在好转，也说明刘高丽的××症完全有治愈的可能。根据刘高丽的驾驶证显示刘高丽的准驾车型是Ａ2Ｄ，初次领证日期是2004年11月15日，刘高丽在住院前已经开了14年的货车，年复一年的工作经历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驾驶员在驾驶时根本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思考和判断，轻微的精神症状根本不足以影响刘高丽进行工作，且院方也没有证据证明刘高丽的精神症状是无法治愈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患者必然没有劳动能力。刘高丽等一审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此次事故给刘高丽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刘高丽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今后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复原。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由于高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大多数现代人的精神都处于亚健康状态，焦虑、睡眠障碍困扰着许多人，但这些通常都会被忽视，纵然是情绪精神状态不佳，但没有人会因为这些就停下自己工作，都在为了家庭强撑着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所以，单凭院方的诊断结果就否认刘高丽在住院前后的劳动能力与事实严重不符，缺乏事实依据，与常理不符，也损害了其被扶养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支持刘高丽的误工损失78901.3元（80896元／年÷365天×356天），被扶养人生活费66589.6元。其余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意见第二、三、四点。 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73937.74元（不包含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垫付的医疗费，垫付款15万元已扣除）；2.本案诉讼费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后一审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02061.74元；2.保留后续治疗相关费用的诉权，待实际发生后另行提起诉讼；3.本案诉讼费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5日，刘高丽因精神疾病到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神志病科四病区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检查结束后，医护人员将刘高丽安置在监护病房，并以三根约束带保护性约束在床。后刘高丽趁值班护士在护士站完善护理病历资料时，挣脱约束带从监护室跑到四楼病区餐厅跳下受伤。刘高丽随即被送往亳州市华佗中医院急诊科治疗，支付医疗费3874.87元；此后，刘高丽被转入亳州市人民医院，自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住院治疗20天，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07719元；自2018年11月14日至2019年3月21日转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住院治疗127天，支付医疗费260849.4元；自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5月3日在郸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天，支付医疗费1922.14元；在洛阳东都医院支付药费309.45元。刘高丽另支付打印服务费1050元、外购药品费11197.92元，合计386922.78元。2019年10月16日，安徽恒信司法鉴定所对刘高丽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及营养期进行鉴定，出具皖恒信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鉴定人刘高丽因从高处坠落致左髋关节功能障碍，构成八级伤残；腰1、5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九级伤残。损伤后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应为损伤后至伤残评定前一日。再次手术后续医疗费用，约为12000元；需要部分护理依赖。刘高丽支付鉴定检查费2708元。经查，刘高丽事发时36周岁。刘某1、刘某2为刘高丽的儿子，刘学得为刘高丽的父亲。2018年11月14日，甲方刘高丽、李艳侠（刘高丽的妻子）、张道财（刘高丽的妹夫）与乙方蒋亚林（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授权代理人）经过亳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亳州市调解，达成协议:甲方请求乙方借垫部分医疗费用共计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后期通过司法途径划定双方责任后统一结算，“多退少补”。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2018年11月14日分两笔转账150000元至李艳侠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刘高丽在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作为专业医院，在收治患者并以三根约束带将其保护性约束在床的情况下，未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致患者挣脱约束带跑出监护室从四楼病区餐厅跳下受伤，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刘高丽的损失包括：医疗费386922.78元、定残前的护理费43958.88元（123.48元／天×356天）、定残后的护理费180280元（45070元／年×20年×20%）、营养费10680元（30元／天×356天）、交通费4620元（30元／天×154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5400元（100元／天×154天）、残疾赔偿金220115.2元（34393元×20年×32%）、鉴定检查费2708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906684.86元。扣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垫付的257719元（107719元＋150000元），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案中应赔偿刘高丽各项损失648965.86元（734571.38元-150000元）。四原告要求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支付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原告刘高丽在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处住院前已精神异常三年有余，无能力进行相应的工作，不存在实际误工损失，其亦属于需要被扶养的对象，故对该诉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刘高丽各项损失共计648965.86元。二、驳回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19元，由刘高丽的法定代理人李艳侠、刘学得负担4429元，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1029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二审举证的医患沟通记录和非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医院对刘高丽已尽到治疗义务，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查明同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高丽的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二、一审认定刘高丽的护理费数额及残疾赔偿金标准是否正确。三、刘高丽的后续治疗费是否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四、一审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恰当。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刘高丽系××人，其起诉状也将其妻子李艳侠列为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本案系刘高丽××期间自伤，其提供的2019年5月3日在郸城县人民医院的诊断病例显示出院时仍患有××，目前刘高丽及其家人也未提供刘高丽××已经治愈的证明，故一审对误工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陪护证明“患者刘高丽住院期间留陪护贰人，陪护127天。（2018.11.14-2019.3.21）”的内容，但该证明仅为对刘高丽陪护人员情况的证明，该院并未出具刘高丽需二人陪护的明确意见。目前，并无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证明刘高丽需二人护理，一审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结合鉴定意见认定为一人护理并无不当。 确定《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级别时，可以根据受害人在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等五个方面的护理依赖程度，并考虑受害人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将护理级别确定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对应的护理费赔偿比例分别为100％、50％以上和50％以下。刘高丽的伤情构成部分护理依赖，一审酌定为20%并未明显超出合理范畴，本院对此不再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辩论终结为2020年6月20日，2019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540元/年。刘高丽伤情构成一处八级、一处九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应为240256元（37540元×20年×32%）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刘高丽一审已变更诉求，要求依法保留后续治疗费用的诉权，待实际发生后另行提起诉讼，该行为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后续治疗费用超出当事人的诉求，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四、关于争议焦点四，刘高丽系××人，对其不应视为非××的普通病人，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住院记录中记载患者有明显自杀自伤风险，院方对刘高丽自伤的可能有充分认识，刘高丽挣脱约束带的自伤行为，不具有过错。刘高丽的家人将刘高丽交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办理入院手续时刘高丽跳楼自伤，院方并未要求刘高丽的家人陪护，事发突然，院方的工作人员都未能及时有效的阻止刘高丽自伤，要求作为不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刘高丽的家人及时作出有效反应不合理，刘高丽的家人并无过错。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要求刘高丽及其家人自行承担部分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五、各方对一审认定刘高丽的其余损失数额均未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刘高丽的损失共计914825.66元，（医疗费386922.78元+定残前的护理费43958.88元+定残后的护理费180280元+营养费10680元+交通费46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400元+残疾赔偿金240256元+鉴定检查费27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扣除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垫付的257719元，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案中应赔偿刘高丽各项损失657106.66元（914825.66元-257719元）。 综上，上诉人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3493号民事判决； 二、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刘高丽各项损失共计657106.66元； 三、驳回刘高丽、刘某1、刘某2、刘学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719元，由刘学得负担5943元，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87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625元，由刘学得负担8098元，由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102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亮 审判员 王桂燕 审判员 陈 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郜志鹏 书记员梁子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