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73行初5168号原告：海特斯艾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维利希市雅各布凯撒大街12号。法定代表人：布尔汗·阿桑，首席执行官。（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凡，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向辉，该局审查员。（未到庭）第三人：爱斯兰耐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未到庭）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被诉裁定：商评字[2018]第1794号关于国际注册第1067696号“W.BESTECKHAUSSCHAFER”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被诉裁定作出时间：2018年1月8日本院受理时间：2018年5月24日开庭审理时间：2020年12月15日被诉裁定认定：第一，结合商标注册授权书且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原告与OMS不锈钢厨具工贸有限公司（简称OMS公司）存在代理关系，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OMS公司与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亦即本案无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系代理关系或代表关系，原告依据2001年8月30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提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第二，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截图、发票、装箱单等证据表明其委托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均运往中国境外，且无其他证据证明标有原告商标的商品已在中国市场销售、推广宣传或为投入市场进行了其他实际准备活动，不能证明原告商标在诉争商标注册前已在中国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诉争商标未构成对原告在先商标的抢注，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第三，诉争商标本身不属于具有不良影响的文字或图形，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在案证据亦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存在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第四，鉴于201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款在2001年商标法中并不存在对应条款，故对原告据此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不予支持。综上，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原告不服被诉裁定，诉称：第一，认可被诉裁定中原告与OMS公司存在代理关系的认定，原告通过OMS公司与第三人建立起商业往来，第三人是原告在土耳其的二级分销商，属于原告的代理人，对原告商标早已知悉，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第二，原告商标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已经在中国市场使用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诉争商标与前述商标高度近似，且核定使用商品与前述商标使用的商品密切相关，是对原告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商标的抢注，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第三，第三人在明知原告商标存在的情况下，在多个类别对原告商标进行规模性的抢注，破坏诚实经营的市场环境和正常的商标管理秩序，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综上，被诉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撤销被诉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被告书面答辩称：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在法定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第三人2.注册号：G10676963.申请领土延伸保护日期：2011年3月14日4.核定使用商品（第11类）：供暖设备等二、原告主张被第三人抢注的三枚未注册商标2016年6月13日，原告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原告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委托南海汇江餐具有限公司（简称汇江公司）生产“SCH??FER”系列品牌产品并供货给OMS公司的交易证据；原告委托OMS公司在土耳其注册“SCH??FER”商标的证明文件；2003年9月期间，OMS公司销售“SCH??FER”产品的销售发票；2014年2月27日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决书；原告委托汇江公司生产“SCH??FER”系列品牌产品并向OMS公司供货的交易证据及翻译；原告委托汇江公司生产“SCH??FER”系列品牌产品并向欧洲供货的交易证据及翻译；“HATEXSCH??FER”标志在土耳其的注册证明及翻译；OMS公司将“HATEXSCH??FER”商标转让给第三人的证明及翻译件；原告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摘译；原告在德国的商标注册情况；原告在境外商标注册情况；原告与广东鸿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装运单及翻译件；原告与其他企业就“SCH??FER”品牌产品交易发票及翻译件；第三人在中国的商标注册情况；双方商标实际使用情况；原告产品的认证证书；（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6180、26181号公证书等。第三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土耳其专利局复审委员会决定书；土耳其法院临时禁令及法庭决定；土耳其专家委员会报告。诉讼中，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OMS公司出具的关于其与第三人间业务往来关系的声明，相关公证认证手续及翻译件；原告与其他中国企业就“SCH??FER”品牌产品交易产生的发票及翻译件；原告“SCH??FER”品牌产品的认证证书及翻译件。庭审中，原告认可本案实体问题应适用2001年商标法，其仅对被诉裁定中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后半段、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评述有异议，对被诉裁定中的其他评述不持异议。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原告自认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其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代理或代表关系，也不存在直接商业往来。同时，原告主张诉争商标违反该条款是由于OMS公司曾经在土耳其向第三人销售过标注有原告未注册商标的商品，第三人在购买后又在土耳其向进行了再次销售。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原告认可在中国领域内从未销售过带有其未注册商标的商品，但认为定牌加工的生产商也是相关公众的一部分，故其委托他人定牌加工的行为使其未注册商标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关于2001年商标法四十一条第一款，原告认为第三人违反该条款的行为在于在多个商品类别上大量抢注原告的未注册商标。庭审中，原告确认用于证明OMS公司曾经在土耳其向第三人销售过标注有原告未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证据，为原告证据2、证据19。经查，第一，证据2为在土耳其形成的发票及对应运单，未经我国使领馆认证，原告在证据19中补充了证据2的使领馆认证的手续及中文翻译，上述发票和运单显示OMS公司曾经向第三人出售“刀叉套件”，但没有显示该“刀叉套件”的对应商标。第二，除证据2的使领馆认证的手续及中文翻译外，证据19还包括OMS公司出具的声明，声称其“从中国进口品牌的刀叉套件并销售给爱斯兰耐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庭审中，原告还确认了用于证明第三人在购买到标注有原告未注册商标的商品后，又在土耳其再次销售的证据，为证据3、4、5。经查，第一，证据3为（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6180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了打开一个土耳其文网站，并复制其页面的过程。证据4为（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6181号公证书，对于证据3公证的网页中一篇文章的中文翻译，该公证书载有“兹证明前面的复印件与（2017）京长安内经证字26180号《公证书》附件中第1页至第4页的原件相符；前面的复印件所附的中文译本与土耳其文本内容相符”字样。证据3、4中网页记载了名为MuratArslan的人接受采访的文章，该文章介绍MuratArslan是“Schafer”董事会成员，他表示：“Schafer的发源地是德国，但我们购买了Schafer在土耳其的经销权，现在Schafer百分百是一个土耳其公司”。第二，证据3、4中的网站为土耳其网站，没有在案证据说明该网站性质，该网站的相关页面打印件也未经过我国使领馆的认证程序。第三，证据5系原告所声称的由德国一家地方法院所做出的判决，该判决主要内容是原告起诉第三人在德国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认为该判决中记录了第三人使用其未注册商标，以及原告曾经在2011年、2012年向第三人发送警告函的事实。另查，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现已由被告统一行使。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商标档案、被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原告在诉讼阶段补充的新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本案中，原告自认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其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代理或代表关系，也不存在直接商业往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本案中，原告证据2、3均在土耳其形成，在未经使领馆认证程序的情况下，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故本院对此两份证据不予采纳。证据4系对证据3的中文翻译，在证据3未经使领馆认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证据4亦不予采纳。况且，证据3、4的内容为MuratArslan接受采访的内容，但在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MuratArslan是否为第三人公司人员及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的或者其他翻译准确的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本案中，原告声称证据5系德国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证据属于书证，原告并未提交该判决书原件以供核查。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文翻译件上并无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该材料确系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翻译形成，故无法以该证据作为认定原告所主张事实的依据。最后，证据5的判决内容关于一起原告在德国起诉第三人侵犯其商标专用权的案件，即使内容真实，亦与原告和第三人是否存在代理或代表关系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鉴此，本院对证据5不予采信。关于证据19。首先，OMS公司出具的声明属于案外人出具的证人证言，在OMS公司未派员出庭作证，且未接受本院及对方当事人质询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难以独立证明其所陈述事实的存在。其次，关于OMS公司与第三人的运单和发票，由于均未显示原告所主张的三枚未注册商标，故无法证明OMS公司销售给第三人的“刀叉套件”来源于原告，无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代理或代表关系。因此，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被诉决定相关结论并无不当。二、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后半段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案中，原告自认其在中国领域内从未销售过带有其未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在中国定牌加工的产品均未在中国境内流通且直接出口，故不足以认定其未注册商标在中国范围内已为相关公众所知晓。另外，原告主张定牌加工的生产商即属于相关公众，故委托多家厂商进行定牌加工即可认定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被诉决定关于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后半段的结论并无不当。三、关于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案中，原告明确其主张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本款的理由，系第三人在多个商品类别上大量抢注原告的未注册商标。对此，本院认为，本条款系商标禁注事由的绝对条款，主要用于制止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原告仅以其自身商标遭第三人抢注为由，主张以本条款宣告诉争商标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且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诉争商标的注册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在此基础上原告关于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告对被诉裁定中其他内容不持异议，故本院不再予以评述。综上，被诉裁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特斯艾思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海特斯艾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海特斯艾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爱斯兰耐用品贸易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冰青人民陪审员  张 峰人民陪审员  李 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梁 晨书 记 员  张靖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