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3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东亮，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银锁（所在单位推荐），男，195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井陉县上安镇武家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上安镇武家庄村。 法定代表人：武进义，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刘东亮因与被上诉人井陉县上安镇武家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家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1民初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东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银锁、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武进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东亮上诉请求：l、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1民初50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据以认定的事实不正确，不一致、自相矛盾。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庭审中再三出具了原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续承包的井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书”红本册上载明的所承包的地块、亩数，明确地写着东南场房边地0.2亩的存在，系是我家所承包的地亩数的一部分。从1985年1月1日大包干开始至1999年第一轮期满连续第二轮承包30年至今，在这期间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一直没有重大调整和变更。在2020年3月25日村委通知发放土地确权承包合同时，上诉人领取后认为下发的承包证书载明的土地原合同登记的亩数不符，相差上诉人在原审法院诉求的东南场0.2亩土地（在确权登记审报时村委会电脑显示的所有地市册载明的土地范围和具体亩数）。当时村委会是认可的，并且电脑上显示、大队院内大报小报张榜公示公布的数据证实的。而新颁发证书上没有上诉人经营几十年的东南场0.2亩土地。当时由村支委干部李海霞证明0.2亩经过确认应该予以确权。受法律保护。二、因为上诉人所诉的0.2亩土地在当时是500斤的产量地块之一，同时每年都还缴纳了农业税在其中；诉求的庭审中，上诉人同时提交了在前任村干部给过的证言证明。上诉人认为：1、被上诉人作为村级干部说该土地有纠纷收归集体。有悖于法律；2、被上诉人作出收归集体的决定，为什么在几次的庭审要求出具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被上诉人而在原审法院开庭中一直没有出具提供。这充分说明了子虚乌有，牛马不及。三、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各农户的地亩册中，井陉县人民政府颁发注册并备案延用至今的，在该地亩册中所经调整的地块红笔勾划，上诉人是认可的，更不是被上诉人这届才办理的，原审法院庭审中问及此事。这一点被上诉人也是认同的。而在2018年12月13日村委会却又作出该东南场0.2亩土地纠纷收归集体的决定是多么地荒唐和无聊啊。四、原审法院称涉案土地有纠纷，上诉人认为承包的土地自主经营权系上诉人几十年所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予以干涉，更不能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若有纠纷就收归集体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五、再者说来，原审法院认定武会同在本案中一人做了两面的证人（武会同给上诉人写的证明在先），而被起诉立案后被上诉人才买通作的伪证，这一点应当予以驳回。六、原审法院运用法律错误，所依据的根本与上诉人诉求的土地经营权确认牛马不及，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也不得因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7条、第28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综上所述，种种铁般的事实和理由，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据实予以撤销河北省井陉县法院（2020）冀0121民初502号判决书，同时依法请求改判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停止侵害、返还土地、准予确权。 武家庄村委会答辩称，本案涉及的0.2亩土地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收回来的，因为离上诉人家较近所以让其继续种着，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归村集体所有。 刘东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依法确认承包的武家庄村东岸场0.2亩土地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永兴系原告刘东亮的祖父，刘彦兵系原告刘东亮的父亲，均系井陉县上安镇武家庄村民。1985年刘永兴代表全家5口人承包了包括涉案土地即东岸场0.2亩土地在内的土地承包期限自1985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止15年。承包期间，因建设用地，经村委与承包户同意，将部分土地变更为免产地，收归村集体所有后，经承包户同意村委将其土地使用证上的耕地用红笔划去。涉及原告的土地为，顺序号中的3、4、5、9、10、11、11共6块土地被划掉。承包期满后，武家庄村委在保持原承包土地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对部分土地进行了调整，但武家庄村委未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 被告称涉案土地上有纠纷，为此村委进行多次调解未果，于2018年12月12日召开村民委员会议。就刘东亮、武四若东南场0.2亩土地纠纷形成“关于纠纷土地0.2亩，此地块属集体所有，不属于任何一人，不能进行土地登记。2018年12月31日前两家把土地上个人所有物品全部移除，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的决议。2018年12月13日被告出具了“武家庄关于武四若、刘东亮东岸场争议土地一事”的处理意见：1.限双方在2018年12月31日前，把该地块上的所有覆盖物全部清理，否则收归集体所有。2.自即日起，双方均不得占用或耕种该块土地，否则由此而引发的纠纷及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2016年进行土地确权时，根据被告提供的地亩册中的“土地使用登记帐”，对登记在刘彦兵名下的（除建房用地菜地0.23亩外）8块土地确权到原告刘东亮名下。刘彦兵名下地亩册登记账上最后两块土地，即满峪印印地0.57亩、东南场房边地0.20亩被划去。对此，被告称，在办理土地确权时，村民武会同、刘东亮是第一队的村民代表，他们将上述两块土地填写到地亩册中，后经村委发现后责令将新填写的划掉，而且此现象有好几户，均被责令划掉。被告提供了武会同出具“我叫武会同，男。65岁，身份证号1301211955××××××××。2016年我和刘东亮任武家庄村第一生产队土地确权代表，管理登记每户土地确权账表等，拿到大队土地账时，看到土地账上的土地和第一轮承包的土地不一样，土块亩数不符。我和刘东亮商议后，就把坐落在满峪账上没有的土地补写在土地账上，事后，村领导不同意，无奈，我拿笔又在账上划去”的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承包不是对土地的私有化，农民对承包的土地不具有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原告要求依法确认承包的武家庄村东岸场0.2亩土地归其所有，有悖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原告的诉状虽要求确认承包的武家庄村东岸场0.2亩土地归其所有，但通过庭审其诉讼的目的实为要求确认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是发包给了原告祖父刘永兴，但原告所持的“土地使用证”已被多处勾划，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和被告提交的“土地使用登记帐”，说明被告在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对第一轮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原告再要求按照“土地使用证”确认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符合实际情况，不予支持。原、被告虽未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但被告制作的“土地使用登记帐”，是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调整土地的情况进行的记载，该“土地使用登记帐”中没有涉案土地。说明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发包给原告，原告现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东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东亮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武家庄村委会会议纪要。上诉人刘东亮质证称，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议纪要是假的，一是时间不对，二是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字同意，只是被上诉人的单方行为。 本院认为，本案涉案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是发包给了上诉人祖父刘永兴，但上诉人所持的“土地使用证”已被多处勾划，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陈述和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使用登记帐”，说明被上诉人在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对第一轮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调整。上诉人再要求按照“土地使用证”确认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被上诉人虽未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但被上诉人制作的“土地使用登记帐”，是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调整土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记载，该“土地使用登记帐”中没有涉案土地，证明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发包给上诉人，上诉人现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原判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东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东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于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