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8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建宏，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爱芬，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水琴，女，1934年6月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公民330104193406053024，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美仙，女，195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建社，男，195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建国，男，195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雅仙，女，196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君，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钰堂，男，194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晓颖，浙江朗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俞建新，男，196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上诉人俞建宏因与被上诉人王水琴、俞美仙、俞建社、俞建国、俞雅仙（以下简称王水琴五人）、俞钰堂、原审原告俞建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建宏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均由俞钰堂、王水琴五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俞钰顺享有××街××号房屋的所有权，宗淑玲未放弃该房屋的所有权。1、一审法院对俞建宏提交的证据5《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杭州市房屋四至墙界申请表》，证据6《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证据7《查档证明书》、《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申请书并非产权证明，且证明俞钰顺放弃了继承权。一审法院孤立、单一看待问题，仅仅停留在证据名称表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书是在1988年12月28日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这从申请书第一句“兹遵章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如下，如有不实，申请人愿负法律责任”中清楚地看出，申请的是房屋所有权。1988年12月29日，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人民政府在该申请书上加盖了镇政府的公章，这足以证明政府批准了俞钰顺该房屋所有权的登记，俞钰顺因此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施行，本案中不能适用物权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实施日期为2008年5月6日，《房屋登记办法》实施日期为2008年7月1日。因此，当时没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现在形式的房产证。本案中俞钰顺按规定程序办理了所有权登记申请，已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2、对于证据8《干部自传》，一审法院以不足以证明相应产权状况不以确认，而对其真实性没有进行认定。该自传形成于1957年1月6日，是俞钰顺亲笔所书，真实性无任何虚假。3、对证据14书信，该书信落款日期是早于《继承权公证书》，事实上继承权公证书之前，俞钰顺取得了该房屋，宗淑玲作为其妻子，一直就要保留自己的房屋，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宗淑玲没有赠与给俞钰龙和俞钰堂的意思表示，这从书信中完全能得到证实的。而且，俞钰龙和俞钰堂也没有证据充分证明宗淑玲把该房屋赠与给他们。4、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第14页最后一段至第15页第一段，论证错误导致本案判决错误。1988年俞钰顺提交《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并取得了彭埠镇人民政府的批准，当时就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而且1996年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还有，从《继承权公证书》及附图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坐落在杭州市江干区××街××号平房四间，这里显而易见是房屋，附图表明对四间平房的遗产的具体继承方法为，前间（37.2平方米）、东间（50.84平方米）和中间的南半间（21平方米）由俞钰堂继承。这也是判决书第10页第二段后半段中认定的。这足以证实，土地使用人为俞钰顺的土地上是有其所有的房屋的。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该土地上建有房屋是错误的。俞钰龙和俞钰堂《产权调换协议》中有一部分就是基于其非法侵占了俞钰顺和宗淑玲共同所有的房屋签订的，一审法院也认为（见判决书第14页中间部分）“本案中，俞钰龙、俞钰堂与拆迁部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载明的被征收房屋坐落分别为××街××号和××街××号，房产证件名称均为房产所有权证、未登记建筑决定书。”这里可以看出，房屋所有权证只是产权调换协议的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另一情形未登记建筑决定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俞建宏未提供证据证明俞钰顺已取得47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并已被纳入到两份《产权调换协议》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之内是错误的。俞钰龙不能证明其对非法继承的房屋进行过翻建，其非法继承房屋不能成为其占有房屋的法律事由，也不能由此享有由该房屋进行调换的相应产权，非法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5、一审法院认为宗淑玲并非俞康荣、张小贞的继承人，其意志不影响《继承公证书》的效力。这是一审法院割裂了本案的事实，该房屋在1988年就归属于俞钰顺所有，于1996年领取了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而宗淑玲与俞钰顺于1966年结婚，该房屋为婚后共同财产，宗淑玲不是继承人，而是房屋所有权人，所以说，俞钰顺单方面放弃，并是以放弃继承权的形式放弃的，该放弃行为因为侵犯了夫妻之间重大财产平等的处理权，继承公证因此无效。加盖有彭埠镇人民政府公章的《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以及加盖杭州市土地管理局公证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具有政府公信力，相比杭州市江干区公证处《继承权公证书》就有更强的证明力。所以说，一审法院认为俞钰顺放弃的系其与宗淑玲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这种认定，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法律规定。 王水琴五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一、俞建宏提供的《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不能证明俞钰顺已取得××街××号房屋所有权。俞建宏在上诉状中所述的“申请表足以证明政府批准了俞钰顺该房屋的登记，俞钰顺因此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根据在一审中从杭州市房产档案馆调取的材料可知，俞钰龙对××街××号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是经过了继承权公证、房地产管理局测绘、产权异议公告等一系列相关流程和手续，才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因此俞钰顺如果要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也同样应按法律规定的相应程序办理，而与物权法、《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是否实施无关。二、俞建宏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上继承权公证之前，俞钰顺就取得了房屋”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前后自相矛盾。试问俞钰顺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的原始权源是什么？如果不是本案《继承权公证书》中所涉的范围，那么俞建宏提起的诉求则与本案无关联，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果是《继承权公证书》中载明的相应房产，那么就应该按《继承法》的相应规定合法取得。××街××号的房产系俞康荣和张小贞的遗产。继承人有俞钰龙、俞钰顺、俞钰堂、俞雪芬、俞思一共五人。在1998年做公证继承前，继承人之间并未达成过任何遗产分割的意向。虽然俞钰顺于1986年、1989年两次立字据表明自己放弃继承的想法。但因该房产还涉及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分割需要全体继承人对遗产进行具体的析产分配。因此1998年的继承公证，在所有继承人都作出了真实的意思表示（俞钰顺、俞雪芬、俞思一均自愿放弃遗产的继承权）遗产才得以分割。俞钰顺在继承公证之前是无法也无权取得该房屋的份额。而宗淑玲并非俞建荣、张小贞的继承人，俞钰顺放弃继承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俞建宏所说的侵犯夫妻重大财产平等处理权的行为。因此俞建宏所说的继承权公证之前，该房屋已分割，俞钰顺已取得了该房产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更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三、俞钰龙是历经翻修并重新办理××街××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享有对该房产征收的补偿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的取得以登记为准。俞钰顺对江干区××街××号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是经过杭州市江干区公证处继承公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测绘、征询产权异议公告等合法程序取得的。其后于2002年翻建的房屋也是依法经过政府批准并颁发房产所有权证，因此因该房屋征收与征收部门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项下涉及的补偿利益应归俞钰龙所有，俞建宏无权主张。 俞钰堂辩称：一、关于××街××号房屋所有权。首先，从俞钰顺于1989年6月21日出具给俞钰龙的《立据为证》载明，“祖上的遗产被强台风吹倒，由我兄出资重建。因此，该间房我妻儿均无权继承”。俞钰堂认为原为俞康荣、张小贞的遗产已经不存在，该物理建筑已灭失，已无财产可继承。其次，后建的房屋俞钰顺并未参与建造，相应的财产处分与俞钰顺无关。第三、俞钰顺在1998年《继承公证书》中自愿放弃对遗产的继承权，但且不论其有无财产可继承，俞钰顺对其遗产主客观均是放弃继承，财产与他无关。第四、俞建宏所主张的应享有征收补偿的主要依据是《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杭州市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及《国有土地使用证》等多份文书，《杭州市擅自搭建房登记申请书》、《杭州市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为俞钰顺单方的申请，虽有单位、签章但也不能改变财产所有权归属，该申请行为始终是书面的材料，不能推定现实中财产的合法占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基本内容地址及面积都与案涉争议内容不符，显然不能成为法律认定事实依据。另《干部自传》更不能成为认定成为产权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俞建宏未提供证据证明俞钰顺填报申请的擅自搭建的47平方米确已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并已纳入两份《产权调换协议》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范围之内。宗淑玲并非俞康荣、张小贞的继承人，其意志不影响《继承公证书》的效力等内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俞钰堂被拆的房屋为其自己合法的财产必然享有征收补偿全部利益。2001年4月6日俞钰堂对于私有房屋翻建申请，翻建完成后产权登记为64.61平方米（一层47.12平方米、二层17.49平方米），合法取得产权。俞建宏所主张的房屋，俞钰堂并未进行使用、也未侵占。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俞建宏的上诉请求。 俞建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室××室房屋共计39.56平方米归俞建宏所有。二、王水琴五人、俞钰堂按照拆迁政策享有的剩余可安置房屋面积中的45.66平方米归俞建宏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俞康荣与张小贞夫妇育有俞菊鹏、俞菊根两子。俞菊鹏育有俞钰龙、俞钰堂、俞钰顺三子。俞菊根与杨舒青夫妇育有俞思一、俞雪芬两子女。俞钰龙与王水琴夫妇育有俞美仙、俞建社、俞建国、俞雅仙四子女。俞钰顺与宗淑玲夫妇于1966年登记结婚，育有俞建宏、俞建新两子。俞菊鹏于1950年去世，俞康荣于1968年去世，张小贞于1971年去世，杨舒青于1997年去世，俞菊根于1998年去世，俞钰顺于2011年去世，宗淑玲于2017年去世，俞钰龙于2019年去世。1998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公证处出具了（98）杭江证字第1054号《继承权公证书》一份，载明，被继承人俞康荣、张小贞，继承人俞钰龙、俞钰堂。查明被继承人俞康荣、张小贞夫妇分别于1968年1月30日和1971年12月2日因病在杭州死亡，死亡后遗留有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街××号（原新塘乡新塘村，地号五都八图第7109号）平房四间，建筑面积185.22平方米。死者生前均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被继承人俞康荣、张小贞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俞康荣、张小贞的父母均已早亡，其长子俞菊鹏于1950年4月6日先于其死亡，根据《继承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俞菊鹏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俞钰龙、俞钰顺、俞钰堂三人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次子俞菊根于1998年2月2日死亡（其妻杨舒青于1997年1月24日死亡），实际尚未取得遗产，其应得到的遗产份额转由其女儿俞雪芬和儿子俞思一继承。现俞钰顺、俞雪芬和俞思一均自愿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故俞康荣和张小贞的遗产应由其孙子俞钰龙、俞钰堂二人共同代位继承。现两继承人协商一致，对四间平房的遗产的具体继承方法为前间（37.2平方米）、东间（50.84平方米）和中间的南半间（21平方米）由俞钰龙继承，西间（45.1平方米）和中间的北半间（31.08平方米）由俞钰堂继承。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征询产权异议公告（99）第11号载明，产权人俞钰龙，房屋坐落××街××号，确权建筑面积103.13平方米。《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载明，房屋坐落彭埠××街××号，砖木结构总层数1层，建筑面积30.1平方米，砖木结构总层数1层，建筑面积73.03平方米，权利人俞钰龙，登记日期为1999年9月6日。经俞钰龙申请，××街××号房屋于2002年进行了翻建，此后俞钰龙取得了杭房权证江字第0××6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俞钰龙，房屋坐落××街××号，丘（地）号1-505-7-101-1，产别私有，房屋状况1幢混合结构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132.49平方米，2幢混合结构总层数1层，建筑面积30.75平方米。2013年9月17日，杭州市江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征收部门）与俞钰龙（乙方，被征收人）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非租赁房屋适用）》一份，约定，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达成协议；乙方房屋坐落在××街××号（房产证件名称：房屋所有权证、未登记建筑决定书，证件号：杭房权证江字第0××6号，地籍号：1-505-101-1），建筑面积132.49＋45平方米，其中房屋用途为住宅177.49平方米，该房屋同意由甲方征收。房屋补偿金额合法面积互不折算差价，装修补偿金额122807元，附属物补偿金额92774元，房屋残值75525.7元，搬迁费1200元等等；甲方在2015年10月4日前，将坐落在新塘安置区块及其他房源的房屋作为安置用房交付给乙方，房屋用途为住宅；等等。附件一中约定，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77.49平方米，不结算差价；安置高层、小高层的因高层系数增加安置房建筑面积17.75平方米；在安置房源允许的情况下，同意扩面建筑面积50平方米；等等。附件二中约定，对积极配合房屋征收、拆除违法建筑的被征收户，一次性奖励建筑面积35.43平方米；等等。2013年，俞钰龙就上述协议项下取得坐落于新塘家园东区15-1-1102室的回迁安置房一套，建筑面积136.29平方米，剩余未安置面积144.379平方米。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征询产权异议公告（99）第11号载明，产权人俞钰堂，房屋坐落××街××号，确权建筑面积58.96平方米。杭房权证江移字第0××4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彭埠××街××号，砖木结构总层数1层，建筑面积58.96平方米，权利人俞钰堂，登记日期为1999年9月6日。经俞钰堂申请，××街××号房屋于2002年进行了翻建，此后俞钰堂取得了杭房权证江更字第0××9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所有权证载明，权利人俞钰堂，房屋坐落××街××号，混合结构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64.61平方米，登记日期2002年9月9日。2013年9月11日，杭州市江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征收部门）与俞钰堂（乙方，被征收人）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非租赁房屋适用）》一份，约定，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达成协议；乙方房屋坐落在××街××号（房产证件名称：房屋所有权证、未登记建筑决定书，证件号：杭房权证江更字第0××9号，地籍号：1-505-7-101-2），建筑面积64.61＋39.40平方米，其中房屋用途为住宅104.01平方米，该房屋同意由甲方征收。房屋补偿金额合法面积互不折算差价，装修补偿金额20228元，附属物补偿金额11309元，房屋残值11237元，搬迁费1200元，乙方依法占有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杭江国用（96）字第235号，用途：住宅］，扣除按规定计算的土地面积后单独补偿的面积11.6平方米，补偿金额39556元；等等。甲方在2015年9月12日前，将坐落在新塘社区安置区块及其他房源的房屋作为安置用房交付给乙方，房屋用途为住宅；等等。附件一中约定，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04.01平方米，不结算差价；安置高层、小高层的因高层系数增加安置房建筑面积10.40平方米；在安置房源允许的情况下，同意扩面建筑面积50平方米；等等。2013年，俞钰堂就上述协议项下取得坐落于新塘家园西4-1-1003室的回迁安置房一套，建筑面积70.33平方米，剩余未安置面积94.081平方米。另查明，俞建宏在杭州房产档案馆查询到有填表日期为1988年12月28日的《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一份，申请人为俞钰顺，载明，兹遵章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如下，房屋坐落旧地址江干区××组，新地址江干区××组，旧地号5都8图7110号左右，1间，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47平方米，清朝建，1962年改修。同日填报有《杭州市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四至均为自墙。查询到杭江国用（96）字第2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载明，土地使用者俞钰顺，地址江干新塘73-2号，图号1-505-7，地号9-15-3-49，用途住宅，四至为东面俞钰龙，南面赵金根，西面俞钰堂，北面俞钰龙，填发日期1996年3月21日，城镇土地用地面积53.9平方米。俞建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俞建新签名捺印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4日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份，载明，声明人俞建新，母亲宗淑玲于2017年4月3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区××镇××，系母亲遗留的房产，对于母亲所遗房产中其应继承的份额，其自愿放弃继承权。父母其他遗产均一并无条件放弃。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本案中，俞钰龙、俞钰堂与拆迁部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载明的被征收房屋坐落分别为××街××号和××街××号，房产证件名称均为房屋所有权证、未登记建筑决定书。其中俞钰龙被征收的房屋证件号为杭房权证江字第0××6号，登记权利人为俞钰龙，俞钰堂被征收房屋证件号为杭房权证江更字第0××9号，登记权利人为俞钰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系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两份《产权调换协议》项下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分别为俞钰龙、俞钰堂，补偿利益亦分别归属该两人所有。而俞建宏据以主张俞钰顺应享有征收补偿利益的依据主要为俞钰顺于1988年12月28日填报的《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书》以及填发日期为1996年3月21日土地使用权人为俞钰顺的杭江国用（96）字第2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就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俞建宏未提供证据证明俞钰顺填报申请的擅自搭建的47平方米房屋确已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并已被纳入到两份《产权调换协议》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范围之内。其次，征收补偿对象系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而非土地使用权人。俞建宏未提供证据证明登记土地使用人为俞钰顺的土地上确有属于俞钰顺所有的房屋，并已被纳入到了两份《产权调换协议》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范围之内。再次，××街××号房屋历经翻修并重新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现并无证据表明所谓俞康荣、张小贞遗产的四间平房仍然存在，并已被纳入到了两份《产权调换协议》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范围之内。两份《产权调换协议》与俞钰顺放弃继承俞康荣、张小贞遗产的声明并无关联性，俞建宏以声明无效为由，主张俞建宏的被征收补偿利益被俞钰龙、俞钰堂侵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况且《继承权公证书》足以表明相关继承人对俞康荣、张小贞遗产分割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宗淑玲并非俞康荣、张小贞的继承人，其意志不影响《继承权公证书》的效力。俞建宏以上述两份在房产档案中的材料为依据，主张俞康荣、张小贞的遗产在1988年、1996年已分割完毕，俞钰顺放弃的系其与宗淑玲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俞建宏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俞建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俞建宏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俞钰顺于1988年12月28日向相关部门提交的《杭州市擅自搭建房屋登记申请表》，申请对五都八图7110号左右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47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所有权登记，同时注明该房屋系1962年改修。但根据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俞建宏所主张的俞钰顺已经取得了相应房屋的所有权。首先，无相应证据证明俞钰顺提交上述申请以及包括居委会、彭埠镇人民政府的相关证明材料后，房地产管理部门对俞钰顺主张的房产进行了所有权确认。从俞建宏提交的证据看，彭埠镇人民政府仅仅系为俞钰顺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进行证明，并非确认所有权的主体。俞建宏认为俞钰顺因为彭埠镇人民政府批准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之观点不能成立。其次，俞钰龙、俞钰堂经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登记确认，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对××街××号房屋享有所有权。后，俞钰龙、俞钰堂分别就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和杭州市江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产权调换协议》，并获取相应利益。俞建宏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俞钰龙、俞钰堂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其利益。至于俞建宏所称俞钰顺于1996年取得上述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对比俞钰顺申请房屋所有权提交的材料和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四至、坐落位置等不一致，无法判断房屋和土地一一对应。综上，俞建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俞建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韩圣超 审 判 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郭泽夏 书 记 员 王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