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8889号原告：郭志刚，男，195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器件五厂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郭志华，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浴，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根花，女，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七心云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甘肃省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涛（郭根花之子），住甘肃省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思齐，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七心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30号院6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陈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圣，北京东辩方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志刚、郭志华与被告郭根华、北京七心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心云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志刚、郭志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浴，被告郭根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涛、靳思齐，被告七心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志刚、郭志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郭根花赔偿原告丧葬费50582元、死亡赔偿金369245元、家属误工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告郭根花退还护理费10000元，被告七心云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七心云公司退还平台管理费988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寻找护理员的背景和经过。受害人郭盛林和穆桂芹系夫妻，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言志胡同6号1门112号已经几十年。二人育有三子，已分别成家。长子郭志刚、次子郭志华、三子郭志明（2016年5月22日去世）。穆桂芹于2019年1月7日去世。郭盛林年事已高，不能自理，又不同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坚持独居。于是长子、长孙女郭丽、次子以及三儿媳妇（以下统称家人）经过考虑，决定找一个专业的、安全的护理员。直到看到七心云公司经营的名为“一号护工”的APP。该APP首页就赫然写着实名认证、专业培训、高额保险、全程管理的宣传字样，平台上提供有短期应急和长期照护两个专业护理需求，打开长期照护的界面，又细分居家术后照护和慢病照护、康复照护、认知症照护以及渐进性肌无力照护等5种照护选择。家人打开了居家术后照护界面，里面不仅对护理需求、手术类型做了细致的列举，还对护理项目进行了细分，比如生活照护、专业护理、尿管护理、吸痰护理等内容，每个内容后面又进行具体区分，如晨晚间护理、协助饮食等。介绍完护理相关内容界面下方，平台又特别标注了“专注养老、全程监管、高额保险、背景认证、专业培训”等宣传字样。家人认为这是理想的安全又专业的平台，最终选择了长期照护慢病服务类型。家人按照该平台的客服指示，2020年2月24日和一号护工管理老师姜老师（微信名称：一号护工管理老师182XXXXXXXX）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家人向客服以及姜老师明确了用工需求和老人的身体状况，明确表示老人头脑清楚、因为之前住院半个月所以下床比较困难，正在练习走路。根据管理老师介绍，需要每月支付护工费用5000元、平台信息费499元，平台可派驻居家长期护理员，提供24小时照护服务，主要护理内容是陪护老人，照料其身体和简单的日常家务。服务月结，以26天为一个周期，4天休息时间。如果家人和护理员协商一致，可以选择不休息滚动下单。2020年5月3日，姜老师根据家人的需求在后台健康档案里录入老人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范畴，同时匹配了护理员郭根花。2020年5月4日，郭根花上门照护了一天（俗称上户），家人满意，遂与郭根花及七心云公司正式建立服务关系，5月5日向姜老师的微信账户上支付了5499元的护理费和平台管理费，6月5日同样支付了5499元。二、郭盛林及家人和睦的日常。长子郭志刚、长孙女郭丽以及次子郭志华配偶、三弟媳妇，每家每户轮流每日去看望郭盛林，陪老人说话、吃饭，以及做饭，天气好的情况下，带老人出去散步、上公园、晒太阳和邻居聊天。同时微信建群“一家亲”，每天看望的家庭成员要在群里汇报老人当天心情和身体状况。而郭盛林老人耳聪目明，精神状态也很好，除了需要导尿管进行排尿，此外没有任何异常。郭盛林作为一位享受国家离休待遇的老红军，一生戎马，参加过抗美援朝，一辈子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也经历了亲人的过早离世，这些都没能打败老人。郭盛林凭借坚强的意志，依然积极向上享受晚年生活，虽然年事已高，但生活质量没有降低，家庭和睦，街道小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纷纷夸赞老人及家人。郭盛林也期盼自己能过上百年大寿。三、本案发生的时间和经过细节。但是一切在2020年6月30日发生了变化。早上一切如常，郭盛林在七点进行养生泡脚。这一天轮到长子郭志刚去看望老人。郭志刚陪老人吃了早饭并且更换完尿管，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郭盛林担心疫情毕竟没有完全消退，谨慎起见，让郭志刚早点回去。回到家以后，郭志刚在微信群和家人汇报情况，说郭盛林心情很好，一片祥和。直到下午3时14分，三儿媳妇接到郭根花微信视频电话，声音慌慌张张，说“三嫂子，三嫂子，老爷子不行了，上吊了！”。三儿媳妇一听顿时脑中一片空白，就急忙叫郭根花把郭盛林救下来，如果一个人抬不动就去找保安。随即两人挂断电话，用时1分21秒。三儿媳妇火速拨打急救电话120，自己也急忙赶往郭盛林家中。根据小区保安王庆国回忆，郭根花慌张来找自己，说郭盛林不行了，等保安与其一起赶到家中时，郭盛林并未在绳索上，而是已经躺在了阳台的平台上，于是上去敲了敲窗户看看郭盛林还有没有意识，发现老人留了满脸的鼻涕，身体尚有余温，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下午3时24分，郭根花再次拨打了微信视频电话给三儿媳妇，通话时间仍然是1分29秒。3时35分，郭根花拨打微信电话给长孙女郭丽，说老人不行了，上吊了。郭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立马拨打电话给110。120急救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支队先后到达现场，但是郭盛林已经没有生命迹象。7月1日，公安分局出具了内容是“根据所获证据，得出如下结论：1、该人系缢死死亡……”的死亡证明。家人对郭盛林的突然离世感到莫大的伤心和痛苦，头脑一片混沌，以至于没想过老人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杀，最终按照流程将老人火化安葬。四、本案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家人在结束郭盛林葬礼等事宜后，一起细谈当日情景以及上吊的现场，越来越感觉其死亡并不正常。1、郭盛林当日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自杀的征兆，家庭和睦更没有自杀的理由。2020年6月30日当天，郭志刚陪老人吃早饭，老人还在筹划明天七一建党节要如何过。且疫情期间老人为了害怕感染病毒，将防盗门通风处做了密封处理，不让子女每天前去看望，直到疫情缓和后才允许子女轮流看望老人，一个刚刚还在筹划未来且惜命的老人怎会在儿子离开几小时后就选择上吊自杀？2、郭盛林腿脚不便，无法顺利实施上吊自杀这一行为。死亡现场显示老人要完成自杀需要搬着椅子到阳台，在阳台的晾衣架上系上绳索，再实施自杀行为。这些行为对于正常人十分容易，但是老人已经90高龄，行动都需要轮椅，别说搬椅子到阳台，即使走路都非常困难，又如何搬运椅子到阳台，站到椅子上完成上吊的？3、郭盛林上吊现场的工具存在疑点。老人上吊的地点是自建阳台上，踩着椅子在晾衣架上系上绳索，踢倒椅子窒息完成自杀。而疑点在于椅子。阳台是通铺的平台，距离晾衣架不过1.69米的高度。老人身高1.72米，如果真的需要实施自杀，并不需要椅子的帮助，直接就可以够到晾衣架。老人在房子里住了几十年，又怎么会不了解阳台构造而费尽地站在椅子上自杀？先不说老人是否能顺利站到40多公分高的椅子上并保持不摔下来，即便如果老人真是站在椅子上了，其身高会使得他屈身站立，反而十分不便。所以椅子画蛇添足，显得很多余。4、郭盛林一辈子爱干净，出门都利利索索，为何自杀之时只是简单穿了平时穿的秋衣秋裤，未梳洗打扮拿了一条布绳就上吊自杀，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这不符合老人的行事风格。况且老人经历过亲人早逝都没能打倒自己，现在家庭和睦又怎么会选择自杀？即便老人想自杀，因为年事已高，每一天都是在延续生命，终止任何一种续命方式都可能导致死亡，老人怎么会选择上吊这种令家人痛苦也让自己难受的方式？5、自始至终没人看见郭盛林上吊的情景。因家人不想老人死后不得安歇并未进行尸检，公安分局也只是根据郭根花口供（死亡证明上写着根据所获证据，指护理员口供）出具了自缢的死亡证明。郭根花3时14分左右微信视频给三儿媳妇，说老人上吊，但是三儿媳妇并未在视频中看到老人上吊的情节。之后保安来到现场也没有看到老人吊在绳索上，郭根花不让家人看自杀的情景，又为何特意视频而不是语音通话？难道只是为了让家人看到她对此事如何着急的表情？此处蹊跷。6、三儿媳妇说的是如果老人救不下来去找保安，而保安赶到时，老人已经在地上躺着，那郭根花为什么不拨打急救电话抢救老人而是去找保安？如果是害怕，又怎么会一个人把老人解下来，很矛盾。7、如果郭根花已经把老人从上吊位置搬下来，那么按照正常逻辑和一般人反应，郭根花应该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更何况作为一个专业护理员应该懂得基础的急救知识和应急措施，但是自始至终，郭根花从未拨打急救电话，也未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8、事后家人找郭根花了解细节，郭根花一反常态，说老人之所以上吊是家庭不和睦，儿子不孝殴打老人导致的。这一点是家人怀疑郭根花的重要原因，因为郭根花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如果老人的死和郭根花没有关系，其作为一个护理员，仅仅服务了两个月时间，并未产生多深的感情，事不关已，怎么可能会对家人如此说话。相反正是有关联，郭根花才要摆脱嫌疑，将矛盾转嫁到家属身上。9、郭盛林自杀之时郭根花在睡觉，要么是撒谎要么严重失职。首先，发现老人上吊自杀的时间如郭根花所说时下午3时十几分，而作为24小时护理员的郭根花确在屋外睡觉。对于老人搬椅子，攀爬阳台，登上椅子，踢翻椅子，发出窒息的声音丝毫没有察觉，显然不符合逻辑。护理员作为特殊的职业，需要敏锐的听力，一旦听到什么声音会立即醒来并及时排查，所以通常会将室内声音降噪处理，以免影响听力。同时，为了能清楚看到老人的一举一动，通常会打开房门以便于观察。再有，老人到底是死于自缢引起的窒息还是在郭根花往下解老人的时候撞到窗台玻璃导致老人重创而亡，现在已经没法验证，但是至少阳台玻璃的那道裂痕能够证明郭根花作为护理员根本不具备护理资质，而且隐瞒其不具备资质的重大事实，对老人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七心云公司声称的专业培训何在？10、郭盛林去世当天，郭根花未及时向七心云公司上报，相反谎称正常下户，直到公安分局找到公司了解案情时方才知道此案。所以郭根花故意隐瞒不说，透露着心机，难以和本案摆脱嫌疑。11、郭根花曾在第二次签约付费时想要跳过公司走私单，被七心云公司发现而未果，家人判断是否郭根花记恨在心。五、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分队以没有新的证据提供不予立案，但本案至少能够认定郭根花对郭盛林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侵害了郭盛林的生命权，隐瞒自己不具备专业护理资质的重大事实，该事实与郭盛林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甚至是故意或过失造成，单从民事赔偿角度也应待依法进行赔偿。七心云公司虚假宣传，推荐了不专业的护理员，对郭盛林实施侵害，对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痛苦，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应当和郭根花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现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郭根花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郭根花按照七心云公司安排为郭盛林进行养老服务，郭根花的所有工作均符合公司及郭盛林家人要求。2019年8月，郭根花经人介绍到七心云公司面试。七心云公司在确认其有家政经验、家政技术及培训经历后予以录用。七心云公司的工作模式是：公司为每位家政人员制作简历，并公布在公司线上平台；平台接单后通知管理老师，管理老师按照客户需求为其安排陪护人员；客户向公司缴纳服务费后公司安排护理人员下户，客户当面考察满意后开始服务；服务期间如出现问题需报告公司，由公司与客户沟通，禁止私下沟通；每月中下旬公司发放上月工资。2020年5月3日，郭根花收到公司通知，安排其到郭盛林家工作，并告诉其郭盛林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但是年纪较大，需要做饭，防止摔倒。郭根花于5月4日到郭盛林家服务，当日郭盛林的两个儿媳妇都在并询问郭根花做饭情况及会不会吸痰、倒尿袋等问题。郭根花回答后，郭盛林家人很满意，告知了郭根花习惯后告诉其主要工作就是做饭；因郭盛林患有前列腺癌必须夜里倒尿袋，要求郭根花平时多冲洗尿袋，叮嘱郭盛林按时服药多喝水。所以夜里郭根花无法正常睡觉，白天需要休息。此后郭根花开始在郭盛林家中居住并服务，每日早晨5点到5点半到郭盛林房中为其倒尿袋并冲洗尿袋，为其倒好洗脸水，郭盛林可以自己洗脸；郭盛林看电视时郭根花做饭；郭根花吃过早饭收拾房间后陪郭盛林看电视；疫情不严重期间与家属一起带郭盛林出门散心；郭根花中午11点开始做午饭，吃完午饭后收拾厨房；郭盛林午休时郭根花也会在厨房休息一会；午休后照顾郭盛林吃水果、喝水，陪老人看电视；下午5点半左右做晚饭，吃完饭后收拾厨房。郭盛林患有前列腺癌，每日需大量饮水，日常饮水量高达6壶，故每天晚上郭盛林休息时，郭根花夜里还要为其至少倒三次尿袋。2020年6月30日，郭盛林无任何征兆自杀，后经公安部门认定为自缢，该行为与郭根花无关。当天早上五点半，郭根花照常起床照顾郭盛林，做早饭时郭志刚前来看望，在为郭盛林换好导尿管后就走了。郭盛林继续看电视、喝水。午间，郭根花陪郭盛林吃饭后看电视，下午1点半左右，郭盛林说有些困，就让郭根花关电视并去厨房休息。郭根花遂回厨房休息，下午3时左右郭根花起床给老人打果汁，推开门后发现床上没人，随后看到窗外阳台上上吊自杀的郭盛林。郭根花看到后立刻通知其三儿媳，对方知情后立刻拨打120电话。郭根花抱着郭盛林解开绳子放在地上，其已经脸色蜡黄失去知觉。为了方便120施救，郭根花叫来保安将郭盛林抬到床上。120赶到后，郭盛林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北京市西城分局治安支队现场调查后，排除他杀可能，得出郭盛林自缢身亡的结论。原告赶到后让郭根花拿东西离开，离开时郭盛林的三儿媳还安慰郭根花不要害怕，与她无关。现郭盛林死亡原因由公安部门认定为自缢身亡，死亡结果与郭根花无因果关系。七心云公司及原告均未要求郭根花具备专业的医学护理及抢救技能，郭根花在郭盛林家服务期间尽职尽责，郭根花对其死亡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不应为自杀承担赔偿责任。郭根花是家庭护理员，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夜间也不能正常休息，工作时间跨度长，种类繁杂，存在需要灵活休息的特点。故郭根花在完成日常照料工作，并在郭盛林午休时也享有休息的权利，而每日午休也是郭根花的正常生理需求，并非偷懒、失职。原告及家人自始至终均未提到郭盛林有自杀倾向，也没有要求24小时贴身陪伴，郭盛林趁郭根花正常午休时上吊自杀，并非郭根花照顾不周，而是郭盛林自己的选择。按照七心云公司护工APP平台的宣传，家庭养老护理员的职责是生活照顾、陪同就医、血压血糖测量、提醒按时服药、跌倒及烧烫伤、噎食防范等非专业医学护理工作。原告家属在联系七心云公司客服时，也没有提出要求护理人员具有医学需求，同时也明知郭根花并非专业医护人员，对其要求只是按时做饭，照顾老人。郭根花在发现郭盛林上吊自杀后，及时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抱下老人，并没有造成二次伤害，同时配合120急救工作，已尽职尽责。原告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要求郭根花作为保姆在遇到自杀这一罕见状况时，迅速开展专业的医学急救。原告家属是通过七心云公司APP选择护理员签订护理合同并交纳服务费，与郭根花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也没有向郭根花支付费用，郭根花是按照公司安排提供服务，服务工作都在要求范围内，原告无权要求郭根花承担赔偿责任及退还服务费。另外，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有误，请法院进行核实。二原告已到退休年龄，无证据证明还在工作，故其误工费计算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与郭根花无关，不应赔偿。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七心云公司辩称，首先请法院核实二原告的主体资格。我公司与七心云公司及原告之间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我公司与郭根花之间没有劳务关系，对郭根花也没有管理职责。郭盛林的死亡原因经查实是自缢身亡，与我公司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另外，退还平台管理费属于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郭盛林与穆桂芹（已故）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三人，即长子郭志刚、次子郭志华、三子郭志明（已故）。郭丽系郭盛林孙女。郭盛林于1930年1月25日出生，2020年6月30日死亡。郭盛林生前患前列腺癌、肺积水等疾病，根据原告及郭根花所述，郭盛林生前每隔1或2天要进行膀胱冲洗，每个月需换一次导尿管。七心云公司系“一号护工”APP的经营者。根据其宣传资料，七心云公司可提供含短期护理、长期照护等专业护理工作，护理人员专业护理、经验丰富；严格考核、持证上岗。2020年2月24日，郭丽与“一号护工”工作人员询问老人护工价格等情况。根据双方聊天记录，郭丽表示老人情况为：“90岁头脑清楚，最近住院是因为肺部积液”，“一号护工”工作人员表示工作内容以陪护老人为主，家务是简单的做饭做家务。2020年5月2日、5月3日，双方再次联系聘请护理人员事宜。2020年5月5日，郭丽下单为郭盛林聘请护理人员并支付5499元费用，其中含护工工资及平台信息费。根据订单显示，郭盛林护理类型为：慢病照护，被护理人员信息为：92岁、不能自理。2020年6月5日，郭盛林家属再次支付5499元费用。2020年5月4日，郭根花按照七心云公司安排开始到郭盛林家中为其提供慢病陪护服务。郭根花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专业护理、安全用药、风险防范及急症处理等内容。庭审中，郭根花陈述其日常工作是照护老人及做饭，工作时间安排为：每日早晨5时许为郭盛林倒尿袋、冲洗尿袋、准备洗脸水、做早饭；吃过早饭后陪同郭盛林看电视或外出散步；上午11时许做午饭，午饭后郭盛林在房间午休，郭根花在厨房午休；下午3时照顾郭盛林吃水果、喝水；下午5：30做晚饭；晚上约起夜3次为郭盛林倒尿袋。2020年6月30日上午，郭志刚看望郭盛林并为其冲完尿管后离开。下午3时许，郭根花发现郭盛林在阳台自缢。根据郭根花陈述，当日下午1:30左右，郭盛林表示有些困，后让郭根花关了电视并去厨房休息；3时左右，郭根花起床给郭盛林打果汁，但发现郭盛林并不在床上，后发现郭盛林在窗外的阳台上吊自杀。郭根花看到后通过微信视频联系郭盛林三儿媳，三儿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郭根花后将郭盛林放在地上，并去呼叫保安。郭根花亦将该情况通知了郭丽，郭丽报警。后急救车及西城分局治安支队先后到达现场，经查，郭盛林已无生命体征。2020年7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支队出具京公西死证﹝2020﹞第0630号死亡证明，载明郭盛林系缢死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本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依法调取了本次事件刑侦卷宗。经查，郭志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老人患有原肺积水、前列腺癌；老人经常说头悬梁的事情；老人最近无异常”。郭志华对于郭盛林的死亡无异议。郭根花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老人有前列腺癌，血压药一直吃；老人经常说不活了，还要悬梁自尽；老人当日无异常举动；老人说不活的话的时候，他的子女有在场”。原告及二被告对于刑侦卷宗的真实性认可，原告认为郭根花仅为小学文化，故应当不具备护理资质，七心云公司对此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郭盛林虽陈述不想活了，但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郭根花认为事发当日郭盛林确无异常征兆，所以郭根花无特别的注意义务。庭审中，原告及郭根花均表示郭盛林家庭和睦。原告提交小区保安王庆国证明，其上载明原告等人日常看望郭盛林的情况。二被告认为证人未能出庭作证，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另提交视频资料以证明郭盛林身体情况难以实施上吊自杀行为，对此二被告均不予认可。另查，郭根花于2019年8月经人介绍到七心云公司面试并被录用。根据七心云公司提交的服务协议等材料，公司与护理员并非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但七心云公司为郭根花安排培训、进行管理、提供工作，并于每月上旬发放上个月工资。经询，七心云公司表示事发当日，郭根花于当晚向公司报告郭盛林死亡事件。目前，公司尚未向郭根花发放2020年6月的工资。庭审中，原告就其主张的误工费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就原告主张的退还服务费及平台管理费的诉讼请求，已释明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原告坚持在本案中进行主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郭盛林于2020年6月30日死亡，根据公安机关死亡证明，郭盛林为自缢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原告对此虽存在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根花对于郭盛林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郭盛林虽身患疾病，但头脑清楚。根据郭志华刑侦笔录记载并结合原告当庭陈述，郭盛林虽有过自缢表示但家属均不认为该表示为其真实想法，家属对此未采取特殊措施或对护理人员有特别交待。而考虑到事发当日郭盛林亦无异常征兆，故本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要求郭根花对郭盛林的自缢行为作出预知并提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根据郭盛林身体及作息特点，郭根花白天需从事陪护及做饭等家务，晚间需多次起夜进行护理，故在郭盛林午休时，郭根花另在厨房休息并非属于履职不当。事发当日，郭盛林在郭根花午休时间自缢，郭根花发现后已及时通知家属，由家属拨打急救电话，后将郭盛林从绳索解下，寻找保安并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其行为处置合理，不应苛以责任。故郭根花在郭盛林死亡一事上不存在过错，七心云公司作为提供护理人员的平台，亦不存在过错。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本院对原告等人失去至亲一事深表惋惜，亦对其难以接受死亡事实予以理解，但无法因出现死亡结果而判令不构成侵权责任的郭根花及七心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主张郭根花及七心云公司退还服务费及平台管理费的请求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原告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志刚、郭志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31元，由原告郭志刚、郭志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冯海鑫书 记 员  王 溪书 记 员  郭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