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再134号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内**。法定代表人：张志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珂萱，辽宁光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戚俐，女，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凯，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铭基，男，197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系戚俐女婿。原审被告：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法定代表人：徐留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发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健翔，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裕迪）与二审被上诉人戚俐、原审被告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大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7）鲁06民终412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鲁06民监6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中升裕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珂萱，二审被上诉人戚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凯、孙铭基，原审被告一汽大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健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审被上诉人戚俐称，二审存在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依法申请再审。二审上诉人中升裕迪辩称，坚持上诉人意见。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中升裕迪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解除；2、被告中升裕迪返还原告购车款24.6万元及利息损失；3、被告中升裕迪赔偿原告税费、保险费等损失共计28728.97元；4、被告一汽大众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中升裕迪经销被告一汽大众生产的汽车。2016年9月份，原告与被告中升裕迪签订《奥迪汽车销售专用合同》，原告从被告中升裕迪处购买由被告一汽大众生产的奥迪Q3车一辆（2.0T时尚型），价款为246,000元。2016年10月31日，原告支付了全额购车款，被告中升裕迪将一辆奥迪Q3车辆交付给原告。庭审中二被告确认涉案车辆的发动机编码和车驾号应为该车合格证所记载DBRA03021（发动机编码）、LFV3B28U2G3056873（车架号），但该车发动机上粘贴的发动机号为CSSS38481、车辆前盖内粘贴的车辆铭牌载明的车架号为LFV2B28U4G3056837，与合格证记载不一致。二被告称系由于操作人员失误将LFV2B28U4G3056837车辆的铭牌贴到了涉案车辆上。涉案车辆现由原告控制，原告称自驾驶至车管所无法上牌后一直停放在原告在龙口市的车库内。原告取得了涉案车辆后，交纳车辆购置税21,000元、车船税105元，并购买商业保险6673.97元、交强险950元，共计28,728.97元。后到烟台市公安局龙口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业务，交警部门不予办理，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了退办告知书，载明原因为：“车辆铭牌内容与合格证信息及车辆自身信息不符，请说明原因。”后出具了一份要求一汽大众说明信息不一致的原因的函件，交给了原告，该函件中载有“根据GB7258规定，汽车铭牌标注信息应与车辆自身合格证及车辆自身打刻信息一致，现车辆铭牌信息均不一致，请你公司说明原因。车辆铭牌不经人为破坏不能取下，请说明新铭牌的来源”的内容。2017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中升裕迪发出通知函一份，要求被告中升裕迪七日内解决挂牌问题，保证原告可以使用该车辆。2017年1月14日，原告再次向被告中升裕迪发出函件，称被告中升裕迪未解决挂牌使用问题，也没有对铭牌信息作出合理解释，要求被告中升裕迪于三日内解决上述问题，逾期将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2017年2月5日，原告再次向被告中升裕迪发函，通知被告中升裕迪由于未解决挂牌，无法正常使用车辆，现通知解除合同，请于两日内返还购车款24.6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赔偿保险费附加税等本息28,728.97元。被告中升裕迪于2017年2月7日进行回函，载明：不同意原告解除合同的要求，并称因当地车管所不认可一汽大众的落款，被告中升裕迪积极协调厂家为原告提供证明，由于厂家春节期间休班原因，需要以快递形式递送。2017年2月14日，被告中升裕迪将被告一汽大众出具的“说明材料”寄给原告，该“说明材料”系针对烟台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内容为：因两辆车辆的车辆号十分相近，在生产车间内贴铭牌时将铭牌贴串，对两辆相近车的铭牌进行了重新打印。打印后，将正确的铭牌邮寄给奥迪特许经销商即本案被告中升裕迪和奥迪用户即本案原告。请车辆管理所根据提供的情况，给予该车办理上牌手续。2017年3月7日，被告中升裕迪又将一汽大众出具的委托函寄送给原告，该函件也是针对烟台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内容除“情况说明”所载内容外，还记载了特委托奥迪特许经销商即本案被告中升裕迪派人进行更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从被告中升裕迪购买了涉案车辆，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购买汽车用于生活消费，其与被告中升裕迪属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原告支付了价款，被告中升裕迪向原告交付的车辆不能上牌，即不能正常上路行驶，因此该车辆不具备其应有的实际使用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被告中升裕迪提供的商品不符合合同要求和产品的基本功用，原告作为消费者本身并无责任。原告要求二被告限期解决，二被告至今未能实际予以解决，且至今仍不能确保能够上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也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故原告向被告中升裕迪通知解除合同，于法有据，应予确认。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被告中升裕迪，被告中升裕迪应将价款返还给原告并承担利息损失；原告另要求中升裕迪赔偿税费和保险费损失28,728.97元，应予支持。虽然涉案商品系由被告一汽大众生产，但被告一汽大众仅与被告中升裕迪之间存在追偿关系，而与原告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原告也未因商品存在缺陷造成其人身和财产损害，故原告无权直接向被告一汽大众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原告戚俐与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已经解除；二、原告戚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一辆奥迪Q3车（车辆的具体发动机号和车架号详见前文）；三、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戚俐购车款24.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四、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戚俐税费、保险费等损失共计28728.97元；五、驳回原告戚俐对被告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起诉。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11元，由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中升裕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继续履行合同。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2016年9月被上诉人戚俐从上诉人处签订了奥迪Q3汽车2.0T时尚版轿车一辆，价格是24.6万元。10月31日支付了全款，并交付了奥迪车，买卖合同履行完毕。2016年11月27日上诉人接到被上诉人戚俐函件，告知该车铭牌与合格证不一样。该车合格证记载发动机编码DBRA03021，车架号为LFV3B28U2G3056873。但该机动车上粘贴的发动机是CSSS38481,车辆前盖内粘贴车辆铭牌车架号为LFV2B28U4G3056837。11月28日上诉人就向厂家发送了[异议信函]厂家经过审查，回复说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错将6837与6873尾数近似的铭牌贴错了。上诉人要求厂家重新发更正后的铭牌过来，并寄给客户。上诉人在收到客户寄来的烟台公安局龙口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告知书后，第一时间跟客户联系，于1月3号上午给客户发过第一版情况说明书，同时与厂家积极沟通，于1月4号下午把盖有一汽大众公章的委托书和说明材料发给了客户，委托上诉人派人进行更换铭牌。后来龙口车管所要求必须是一汽大众出具说明，由于上诉人联系不上一汽大众生产厂家，只能跟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沟通，生产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出具说明情况书，发给客户。直至2月5号，被上诉人才告知上诉人情况说明书车管所不认可，还需生产厂家出具授权书，上诉人第一时间跟厂家联系，2月6号一汽大众生产公司出具了授权说明。由于春节期间，只能节后快递，上诉人在节后2月13号收到了厂家向烟台交管部门出具的内容为“铭牌不符是因为两辆车号相近，在生产车间内贴牌贴串，现己经重新打印，并将正确的车牌已经寄到奥迪特许经营的4S店协助办理”。上诉人收到后就将一汽大众的委托函寄给了被上诉人，为保证使用，上诉人还提出了延长临时号牌，派专人前去协助办理更换和上牌事宜，但被上诉人拒绝。2017年3月1日，根据车管所的要求，上诉人又以快递方式向被上诉人发送授权，并告知问题己解决，车管所己经明确争议车辆具备上牌条件，可以办理上牌，但被上诉人迟迟不予配合，不予办理。（二）本案不存在本质缺陷，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决解除合同，但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条款，那就要适用法定解除的条款。所谓法定解除，是指合同生效后，没有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关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预期违约不能履行；对因迟延履行而解除合同的，法律还有明确的条件限制，那就是必须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因迟延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的才可以解除合同。法律虽然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但并不是说具备这些条件，当事人必须解除合同。之所以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就是要对任意解除合同给予限制。结合本案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就要看是否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具备解除合同的条件，还要看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本案中被上诉人买车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铭牌贴错虽然影响了上牌照的时间，给当事人增加了麻烦，铭牌错误不属于车辆质量问题，没有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另外上诉人主动为被上诉人提供了临时号牌，没有影响车辆功能的使用。除此上诉人还积极履行义务，在并非自己过错的情况下，积极想办法与厂家联系解决问题，态度积极，方法到位，没有过错。（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40条的规定，也不应直接解除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40条指的都是质量问题，而且就是质量问题，对于大宗商品也要求要本着履行更换、修理义务为前提，而不是上来就解除合同退车。本案争议标的物不涉及质量问题，因此既不符合法定事实，也不符合约定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在一审诉讼期间，争议车辆已经具备上牌的条件，因此不同意解除合同。当前是市场经济，作为经营者也很不容易，法官应当公平、公正，依法有据，尤其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为了鼓励交易，避免资源浪费，合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不应当解除的合同，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没有必要必须解除合同，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继续履行合同。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被上诉人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33条的相关规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应是交付时就发生转移，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合同义务，不存在是否解除合同的问题。2、上诉人没有代为办理车辆登记的义务，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即使因生产厂家贴错铭牌，但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已经将更换的新铭牌和车管所所需要提供的所有资料均交付给被上诉人。至于车辆是否办理登记以及何时办理登记均是被上诉人单方自行决定的问题，车辆至今未办理登记系被上诉人单方原因自愿不去办理导致的，与上诉人无关。3、一审判决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上诉人于2017年3月7日将车管所所需要提交的最后的资料交付给被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在此之后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之前的资料不符合要求，上诉人也再没有收到车管所的任何意见。所以，在此之后涉案车辆是否能进行挂牌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但是一审的判决理由仅仅是依据车辆没有挂牌的这一事实状态做出的认定，却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实际占有车辆，手中实际持有所有的挂牌手续，以及因自行的原因自己不愿意挂牌的行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条件，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车辆的主要合同义务，不存在该条中关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相关情形，本案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车辆本身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手续已经全部交付，车辆现在也有临时牌照，临时牌照可以正常的行使，所以一审判决以此为依据，判决解除合同是没有顾及合同的履行情况。4、原审判决的结果已经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范围，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2016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并全额支付了购车款。同日，上诉人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依法向烟台市公安局龙口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交警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业务。在审核车辆时，交警部门发现车辆发动机上粘贴的发动机号、车辆前盖内粘贴的铭牌载明的车架号与车辆合格证不一致，便要求被上诉人说明车辆来源，并拒绝办理注册登记。2、出现上述情况后，被上诉人积极联系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解决问题，但上诉人态度傲慢、极不负责，仅答复说车辆没有问题，厂家也不能开具任何证明。3、2016年12月27日，交警部门正式向被上诉人出具了退办通知书，载明退办登记的原因为：“车辆铭牌内容与合格证信息及车辆信息不符，请说明原因。”2016年12月28日，交警部门出具说明信息不一致的函件一份，该函件明确载明“根据GB7258规定，汽车铭牌标注信息应与车辆自身合格证及车辆自身打刻信息一致，现车辆铭牌信息均不一致，请你公司说明原因。车辆铭牌不经人为破坏不能取下，请说明新铭牌的来源”。4、被上诉人将上述情况反馈上诉人后，上诉人作为销售者，态度傲慢，一直迟延履行义务，没有釆取任何有效措施解决问题，致使被上诉人一直无法正常使用车辆。迫于无奈，2017年1月4日，被上诉人以书面方式正式向上诉人发出通知函一份，要求上诉人于七日内解决挂牌问题，保证被上诉人可以正常使用车辆，但上诉人于限期内并未解决涉案车辆无法挂牌使用的问题，也未作出合理解释。2017年1月14日，被上诉人无奈再次向上诉人发函要求其限期解决问题，要求三日内解决上述问题，逾期将解除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至2017年2月5日，上诉人仍未解决涉案车辆存在的问题，至此被上诉人已经购车达三个多月，仍无法正常使用车辆，无奈之下，被上诉人才发函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并要求其返还购车款、赔偿损失。5、在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并提起诉讼之后，上诉人才开始“积极”的为被上诉人解决问题，向被上诉人邮寄厂家出具的说明材料等。（二）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同解除，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销售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销售者，有义务向被上诉人交付一辆能够正常使用的车辆，在其交付的车辆出现问题后，上诉人有义务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更换车辆、向车管所出具证明等等），以保证其主要合同义务的履行。上诉人延迟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经被上诉人多次书面催告仍不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被上诉人自然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有多处谬误：1、上诉人作为销售者，向被上诉人交付可使用的车辆是其基本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交付的车辆不能正常挂牌使用，自然意味着其没有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出现上述问题后，应当是作为销售者的上诉人积极寻找解决方案，解决问题，以保证其主要合同义务的履行，而不应当是作为消费者的被上诉人奔波于交警、4S店之间，“求着”销售者解决。2、涉案车辆出现问题后，上诉人有多种方式可以解决挂牌问题，既可以积极与交警部门沟通，协调厂家出具证明；也可以直接更换一辆没有问题的车辆交付。但上诉人一直延迟履行其合同义务，自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本案的销售合同发生在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厂家是否配合、是否放假，铭牌贴错是厂家的问题还是4S店的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4、本案的关键在于上诉人是否及时解决了交付车辆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是否及时的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如果上诉人真的积极解决问题，被上诉人又何至于采用诉讼的方式维护权利？（三）目前仍无法确认涉案车辆现是否能够办理挂牌及车辆行驶证，完成注册登记。交警部门在发现涉案车辆铭牌等信息与车辆合格证不一致后，便将涉案车辆存在的异常状况录入业务办理系统。上诉人提供的说明材料内容系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单方制作，无法确认该材料是否符合交警部门的要求。交警部门的函件仅要求一汽大众说明信息不一致的原因，并未明确具备上述材料后，能否办理车辆挂牌及行驶证。另外，交警部门出具的通知函中明确说明“车辆铭牌不经人为破坏不能取下”，表明车辆铭牌具有极强的专属性、身份性，车辆铭牌载明了大量的车辆信息，不可以轻易更换。因此现在涉案车辆能否更换车辆铭牌等无法确认，如无法更换涉案车辆的铭牌，涉案车辆仍无法办理挂牌及车辆行驶证，被上诉人便仍无法正常使用涉案车辆。（四）被上诉人自发现涉案车辆瑕疵后，便妥善保管涉案车辆，涉案车辆完全具备返还的条件，并且，在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时，被上诉人已经明确告知，如需返还车辆，请明确通知返还地点、时间，但上诉人放弃上述权利，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购买汽车已1年有余，自购买了涉案车辆后便无法正常使用。在购买涉案车辆后，由于根本无法使用该车辆，被上诉人只能将购买的车辆停放于龙口市的自家车库内。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进行了妥善保管，完全具备返还的可能。（五）涉案汽车属缺陷产品汽车，存在安全隐患，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已发函进行召回。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2017年7月5日发函，对2015年11月7日后生产的缺陷汽车产品进行召回。被上诉人购买的Q3时尚型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内，涉案车辆存在网关控制单元内的软件错误，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使用电控机械式驻车制动器进行紧急制动时，制动灯不能被点亮，后方车辆无法得到本车辆制动的警示，增加了车辆被追尾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对上诉人补充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1、上诉人交付的车辆其铭牌和发动机上所粘贴的编号与车辆合格证上登记的信息不一致，导致车辆不能通过车管所审核。2、上诉人至今仍不能证明其交付的车辆通过何种方式可以确保符合车管所的规定并通过审核，即保证被上诉人实现合同目的，给付一辆可以正常挂牌行使的车辆。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车辆买卖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是否已经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车辆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法中规定了解除权，但解除权只有符合法定情形时才可以行使，当事人不得任意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交付了购车款，上诉人交付了车辆。因交付的车辆铭牌错误，被上诉人在办理牌照时，交警部门拒绝办理，并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了退办告知书，导致被上诉人未能及时挂牌。铭牌错误并非车辆本身存在产品缺陷或质量问题，亦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情况，故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上诉人经催告后，未及时给其更换铭牌，导致其不能挂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经查，2017年1月4日、1月14日被上诉人两次向上诉人出具通知函，要求上诉人更换铭牌，2月5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而上诉人是于2月14日向被上诉人寄送生产商出具的“说明材料”，该说明载明，“生产商将该车的铭牌进行了重新打印，将正确的铭牌邮寄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请车辆管理所根据提供的情况，给予该车办理上牌手续。”此时距被上诉人发出催告通知函的时间为40天，并且，这期间包含春节期间。从上述过程来看，上诉人并非不履行合同义务，而是迟延履行了更换铭牌的义务。上诉人迟延履行更换铭牌义务的行为仅构成轻微违约，只导致车辆暂时挂不上车牌，在铭牌更换之后，即符合挂牌条件，不会产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结果，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因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迟延更换铭牌导致不能挂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更与商事活动中鼓励交易、维护合同的稳定性的原则不符，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然，车辆铭牌错误，上诉人作为经销商负有联系更换的义务，且应保证更换铭牌之后车辆符合挂牌要求，能够挂牌上路。上诉人迟延履行更换铭牌的义务，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由上诉人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并不包含因铭牌未及时更换给其造成的损失，因此，本案不予一并审理，被上诉人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理由成立，其请求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69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戚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2元，由被上诉人戚俐负担。本院再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再审认为，二审上诉人与二审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签订的《奥迪汽车销售专用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二审被上诉人向二审上诉人支付了车款，二审上诉人将车辆交付二审被上诉人，但该车辆因发动机编码和车架号与合格证记载不一致，导致在车辆管理所不能办理注册登记。二审被上诉人购买车辆的目的，就是要在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取得牌照后上路行使。因二审上诉人提供的合格证上的发动机编码和车架号与实际不符，导致车辆不能挂牌上路，买卖车辆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条件，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并判令由二审被上诉人返还车辆给二审上诉人，二审上诉人返还二审被上诉人购车款并赔偿损失，并无不当。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一审判决第三项“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戚俐购车款24.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中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亦应随之变更，即自2016年11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鲁06民终412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69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三、变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69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戚俐购车款24.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为“被告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戚俐购车款24.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2元，均由二审上诉人烟台中升裕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晓静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郝严卫书记员张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