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8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英，女，汉族，1978年1月14日出生，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浩，重庆浩邦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斌，男，汉族，1962年8月21日出生，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数英，重庆钜沃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重庆钜沃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王英因与被上诉人陈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斌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斌承担。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陈斌与案外人宜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高山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程序性违法，一是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书面通知其他股东，二是《转让协议》加盖的宜优公司公章及法人签字系伪造，陈斌与宜优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与陈斌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陈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与王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应为合法有效；王英拖欠股权转让价款，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价款及承担违约责任。陈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王英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王英支付其股权转让款135万元及违约金（从2017年10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13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王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山公司是于2002年4月10日成立的一家以通信系统设计、安装、维修等为经营范围的股份有限公司。王英系其现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1日，股东由案外人邓诗袆、邓志强变更为王英、邓小青。同日，负责人由邓诗袆变更为王英。2015年10月14日，王英代表高山公司与案外人宜优公司签订了《关于高山公司之增资协议》约定高山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至1800万，新增注册资本1000万元。宜优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250万元，其余部分由王英认缴，增资后高山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宜优公司出资5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44%，王英出资12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9.17%；邓晓青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9%。同月15日，高山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确认了高山公司股东王英、邓晓青和宜优公司的上述持股比例。同日，高山公司办理了工商信息变更，投资人由王英、邓晓青变更为王英、邓晓青、宜优公司。2015年12月29日，宜优公司与陈斌签订了《高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宜优公司持有的高山公司21.67%的股权转让给陈斌，转让价格为390万，宜优公司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陈斌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股权转让完成后，陈斌即成为高山公司股东，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同日，陈斌向宜优公司转账支付30万、次日，转账支付5万元、同月31日，转账支付5万元，此后2016和2017年均有陈斌向宜优公司转账支付的交易记录。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进行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投资人由王英、邓晓青、宜优公司变更为王英、邓晓青和陈斌。2017年6月22日，陈斌（甲方）与王英（乙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高山公司的21.67%股份（出资额390万元），其中11.39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205万元，乙方应于2017年9月30日前付第一期人民币100万元转让款，第二期于2017年10月30日前付清其余105万元转让款，乙方支付甲方全部股份转让款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期限付款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一次性付清款项，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同时，该约定还明确了截止2017年6月22日止，重庆市工商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信息显示：高山公司总计有三个股东，均为自然人股东，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为：陈斌，出资额390万元，出资比例为21.67%；邓晓青，出资额25万元，出资比例1.39%；王英，出资额1385万元，出资比例为76.94%。陈斌与王英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王英共计共向陈斌支付了股权转让款70万元。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王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效力待定的原因及理由？王英称：陈斌为名义股东，并未获得实际股东的授权。陈斌对此否认，认为其持有高山公司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王英与陈斌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是王英是否应向陈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王英辩称，陈斌持有的高山公司股权为代持股权，实为宜优公司持有，且是根据高山公司新三板上市作出的股权转让安排，故认为陈斌处分股权为无权处分，该《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待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四十五条“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使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陈斌与王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英也未举示足够证据能够证明陈斌为代持高山公司股份，庭审中，王英亦认可陈斌与宜优公司签订了关于《高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其辩称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宜优公司的持股安排，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使用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从王英在高山公司一系列股权转让行为来看，王英一直参与并推动高山公司股权在宜优公司、陈斌和其自身之间进行多次股权转让，虽然根据查明的事实，尚不能确认宜优公司是否为高山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即使宜优公司与陈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王英对此明知且默认的，王英在一审中向法庭陈述“知晓陈斌系代持股”，但却仍然与陈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善意且不知情，其受让陈斌股权应视为王英自身行为所追求的法律后果，是其与陈斌协商一致自愿达成的约定，现王英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述约定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因此认定该协议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义务。王英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可受让协议约定的陈斌转让的高山公司股权份额，因此对于陈斌主张的确认其与王英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鉴于陈斌与王英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已经确认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现已查明王英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70万元，尚有股权转让款205万-70万=135万元未付，王英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了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陈斌支付违约金，因此对于陈斌主张王英从2017年10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13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斌与王英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王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35万元和违约金（以13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王英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英围绕上诉请求举示了一份证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的结果是：2015年12月29日宜优公司与陈斌所签订的高山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宜优公司的印章，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全程服务委托协议补充协议书和关于高山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中介费用的说明中的宜优公司的印章同一性不一致，拟证明2015年12月29日陈斌所使用的公章是伪造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陈斌的质证意见：对该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王英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真实可信，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斌举示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王英及其他股东对宜优公司转让股权给陈斌的事项均签字确认。证据二：宜优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在文汇报刊登的遗失声明，主要载明宜优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拟证明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所盖的印章和宜优公司与陈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所盖的印章是新刻印章。王英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上宜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如新的签字非本人签字；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宜优公司的公章在2015年12月22日前遗失，不能证明宜优公司此后使用了新刻公章。对于陈斌举示的上述两份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合法真实，能够证明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股东会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真实可信，能够证明宜优公司的公章在2015年12月22日前遗失，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主持人是王英，参加人员是王英、邓晓青、宜优公司法人章如新、陈斌，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主要内容：一、同意将公司股东由王英、邓晓青、宜优公司变更为王英、邓晓青和陈斌；二、同意宜优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7.78%的股权（出资额140万元）转让给王英，同意宜优公司将其持有公司21.67%的股权（出资额390万元）转让给陈彬，股权转让后，股东及其认缴出资情况为：王英认缴出资1385万元，占注册资本76.94%，邓晓青认缴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1.39%，陈彬认缴出资390万元，占注册资本21.67%；三、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四、委派费鸿灵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12月22日，宜优公司在文汇报刊登遗失声明，声称宜优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是王英与陈斌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2015年12月29日，高山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主持人是王英，其他参加人员是邓晓青、宜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如新及陈斌，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宜优公司将其持有的高山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彬，王英、邓晓青和陈斌均在该决议上手书签字，为此，高山公司股东宜优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人陈彬的相关转让事宜，除宜优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王英和邓晓青均知悉，且王英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宜优公司与陈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陈斌是代持股，故宜优公司与陈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因宜优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宜优公司在2015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上使用新刻印章，符合商事主体运行规程。基于2015年12月29日宜优公司与陈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2017年6月22日陈斌与王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亦无违法需宣告无效的事由，故陈斌与王英于2017年6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王英上诉称，因2015年12月29日宜优公司与陈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2017年6月22日陈斌与王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其不担责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不恰当，本院予以纠正。为此，王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王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章若微审 判 员 吴宝山审 判 员 吴贵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傅 沿书 记 员 卢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