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2631行初71号原告杨焕村，男，1975年2月28日出生，侗族，住天柱县。委托代理人江佳文，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柱县林业局,地址天柱县凤城街道大花园。法定代表人宋涛，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廷安，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先鹏，男，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杨绍治，男，1957年8月26日出生，侗族，住天柱县。委托代理人杨绍台，男，1969年11月11日，侗族，住天柱县，与第三人系兄弟关系。委托代理人袁再芳，贵州清水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柱县瓮洞镇聚溪村村民委员会，地址天柱县瓮洞镇聚溪村。法定代表人杨焕腾，男，该村主任。原告杨焕村诉被告天柱县林业局林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20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等诉讼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焕村及其委托代理人江佳文，被告天柱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先鹏、杨廷安，第三人杨绍治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再芳、杨绍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天柱县瓮洞镇聚溪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焕村诉称，原告系天柱县村民，1986年，原告杨焕村的继父杨克彬分得“冲张老”、“贵竹冲岩板外”、“高罗空弯左边偏坡”、“大劭元头”四幅山林，并领取了天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承包使用证》（使用证0842号）。2009年，天柱县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因杨克彬过世，天柱县人民政府向杨克彬的继承人即原告颁发了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但其中仅包括三幅林地，未将《山林承包使用证》中详细地名为“高罗空弯左边偏坡”（上登顶，下顺长培竹田坎，左克全山，右克聪山）的地划给原告，原告多次向天柱县人民政府反映均未果。其后，因第三人在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上寨二组村民的责任山中作业，屡次因山林纠纷问题发生争议，2020年2月27日天柱县瓮洞镇人民政府对上述纠纷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第三人出示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8月30日颁发给其的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证明其对争议山林享有林地使用权，原告这才知晓天柱县人民政府已将原告“高罗空弯左边偏坡”地块的责任山划给第三人。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与原告的《山林承包使用证》（使用证0842号）林地范围重合，第三人依据被告所发的林权证在原告的责任山上作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天柱县人民政府在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时没有履行《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登记前的摸底调查、公示、签字等法定程序履行，致使原告至今才知晓自身权益被侵害。天柱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杨绍治颁发《林权证》权属来源不清且颁证程序违法，应当由被告撤销。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诉至贵院，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请求撤销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8月30日颁发的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天柱县林业局辩称，案涉林地权属来源合法，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客观存在，因原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不具有该林地所有权，故原告提出被告对案涉林地进行林权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不具，人民法院应以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其诉讼请求。案涉林地权属争议产生于1981年至1982年，天柱县大段乡人民政府在天柱县人民检察院的协助下，于1984年7月30日对案涉林地作出了处理决定。明确案涉林地所有权为聚溪村中寨组，使用权归杨克鹏户。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四）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之规定，该处理决定就是杨克鹏依法行使案涉林地管理使用权的权源凭证。第三人系杨克鹏儿子，作为杨克鹏户成员，现继续管理该案涉林地符合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规定。林地所有权是林地使用权取得的法定基础，被答辩人所在聚溪村上寨二组与第三人所在聚溪村中一组分属两个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原告在诉讼中未能提举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于案涉林地所有权的有效证据主张其使用权，其所诉权利属无源之水，致其主体不适格。被告对案涉林地作出的林权登记仅在第三人原权利基础上按照贵州省林权制度改革的要求，以颁发《林权证》的方式对第三人原权利加以证明和赋予公信。无论《林权证》颁发与否，都不导致第三人原实体权利的消灭。案涉林地林权登记程序合法。一是实施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期间，第三人提出了《关于明确杨克鹏责任山的决定》文书，被告依该文书所载事实审核后，作出的登记行为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的规定；二是实施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期间，案涉林地的各项内容己按林改规定进行了张榜公示。原告所提出《天柱县人民委员会山林所有证存根》(63)天人林字第一号证据包含着已对案涉林地权属进行了明确确定的内容，只不过是原告基于对所记录案涉林地内容的曲解，甚至置l984年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明确杨克鹏责任山的决定》的行政裁决事实不顾才错误挑起争端。从存根内容可知原告所在上寨大队的第三幅山林内含第三人林地即案涉林地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该事实的具体内容在1984年的处理决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澄清。人民法院不应当然撤销本案涉案林地的行政登记。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记载和确认，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属行政裁决之列。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不同，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后者具有授予权利、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于本案而言，涉案林地的权属纠纷已有定论，其权利的授予和归属的确定已产生法律效力，属于确权在先、登记在后，事实上对原告的权利不构成侵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绍治述称，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权利所有人都是杨克彬，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于杨克彬是共同家庭成员，所以杨焕村不具有诉权。在庭审中原告陈述的争议地四抵范围与其提供的承包经营证互相矛盾冲突，而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2009年颁发的1××2号《林权证》侵犯其权利，所以不是本案中适格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天柱县瓮洞镇聚溪村村民委员会述称，1963年天柱县聚溪村在“三包四固定”时进行山林权属划归界线登记，但聚溪村委自2008年来未曾见过登记原件，只见过复印件。经审理查明，双方争议的黄柏寨（地名）山场位于天柱县瓮洞镇聚溪村的山场范围。2009年，天柱县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告依据第三人杨绍治申请和林业“三定”山林证，经被告进行核实、公示、审批等程序后，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8月30日为第三人颁发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将黄柏寨（地名）山场登记给第三人，该《林权证》登记有两宗地，小地名均叫黄柏寨，其中第一宗地面积为116.46平方米，林地所有权人聚溪村，林地使用权人和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所有权人为杨绍治，其四至：东抵山脊，南抵山脊，西抵上寨组山林，北抵田湾。2020年2月27日原告与杨绍治发生林地纠纷，杨绍治以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来主张对争议林地享有使用权的依据。故原告以天柱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颁发给其继父杨克彬的《山林承包使用证》（使用证0842号）中记载地名为“高罗空弯左边偏坡”，其四抵：上登项，下顶长培竹田坎，左克会山，右克聪山，面积有8亩，在这次林改过程中，被告将该山场划归给第三人所有为由，于2020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只要求撤销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的第一宗地黄柏寨（地名）的林地使用权和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所有权等三项权利的登记。同时，本案原告对杨克彬是否已去世以及原告与杨克彬是否为共同家庭成员的事实，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庭审的陈述、辩解等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主张撤销被告于2009年8月30日为第三人颁发的天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登记的黄柏寨（地名）宗地，原告使用天柱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颁发的《山林承包使用证》（使用证0842号）作为其主张争议林地权属来源的依据，因林地的承包人为杨克彬，不是原告本人，原告对杨克彬是否已去世以及原告与杨克彬是否为近亲属关系的事实，未能举证证明，故原告不是本案的相对人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理由充分，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采信。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焕村的起诉。原告杨焕村已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义杰人民陪审员  吴国红人民陪审员  罗锦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宋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