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5669号原告：郑学良，男，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瑛，男，195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天通正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天通正元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影，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闯闯，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邵瑜，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永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影，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逢柱，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学良与被告王瑛、被告邵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学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源，被告王瑛、被告邵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瑛返还原告欠款300000元；2.判令被告邵瑜返还原告欠款200000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0元；4.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及案外人天通正元公司、金瑾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于2016年11月18日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下称东城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东城法院于当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75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天通正元公司偿还郑学良借款3000000元及利息，王瑛、邵瑜、金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天通正元公司、王瑛、邵瑜、金瑾未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向东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告与二被告于2017年6月13日在东城法院进行谈话，二被告提出由原告先撤销执行案件，解除已查封的房屋，以便二被告使用房屋抵押申请贷款，否则无力还款。双方经协商后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6月30日给付原告3500000元，原告收款后申请法院终结执行程序并解封房屋。同日，原告与二被告又签订和解协议，约定二被告于2017年9月内给付原告剩余款项500000元，其中被告王瑛给付300000元，邵瑜给付200000元。但在二被告向东城法院支付款项3500000元并由东城法院终结案件执行后，二被告并未按约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5000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二被告辩称，（2016）京0101民初17593号民事调解书已按执行协议履行完毕，该案已经执行终结，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基础；至于原告与二被告于2017年6月13日签署的庭外和解协议，则系因原告出借的款项来源于第三方且利息很高，二被告出于友情并在原告再三要求下，承诺向原告另付款项500000元，该协议系赠与合同，而赠与合同系实践合同，合同未履行即未生效，即便该协议有效，二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也超过了法律保护的年利率24%的上限。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8日，东城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17593号民事调解书（下称民事调解书），确认天通正元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前偿还郑学良借款30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扣除已付利息700000元）；王瑛、邵瑜、金瑾对天通正元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天通正元公司、王瑛、邵瑜、金瑾未按民事调解书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于2017年3月17日向东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件案号为（2017）京0101执2122号（下称执行案件）。2017年6月21日，执行案件结案，执行结果和结案方式均为执行完毕。同年7月19日、8月9日，东城法院向原告分别发放案款3000000元、500000元。2017年6月13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7593号民事调解书中，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郑学良与王瑛、邵瑜达成和解，1、2017年6月30日前王瑛、邵瑜支付350万元整，包含执行费37912.40元，郑学良撤销执行程序；2、剩余王瑛、邵瑜确认还需要支付50万元整给郑学良，期限为2017年9月内，其中王瑛承担30万元，邵瑜承担20万元，双方就此给郑学良出具借条；3、上述全部结清后，本案立可了结，逾期未付，月息2%照常计算；4、对剩余的上述50万元若发生任何纠纷诉讼，相关律师费、诉讼费由欠款人全部承担；5、2017年6月30日双方至东城法院执行庭办理上述手续，王瑛、邵瑜付款350万元，并出具剩余50万元借条凭证，郑学良收款收条后办理撤案手续；6、本协议一式三份，原件同等法律效力。庭审中，原告称其之所以在执行案件的谈话笔录中认可二被告于2017年6月30日支付3500000元后尚欠款项300000元，且其同意放弃剩余款项的主张，系因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查封了被告名下房产，二被告当时提出将房屋解封以贷出款项用于还款，故原告同意按照执行法官的要求在谈话笔录中签字确认，以便于执行案件按照执行完毕结案；据原告本人计算二被告尚欠款项应为30余万元，因原告系出于帮忙而向案外人借款出借给二被告，二被告对此知情并同意在未还款项基础上增加部分款项，再向原告给付500000元，执行法官建议双方另行签订和解协议解决，故原、被告在谈话笔录签字当日又就此签订了涉案和解协议，谈话笔录中显示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但该日期应系笔误，谈话笔录的实际时间应系2017年6月13日。原告同时强调其与二被告签署涉案和解协议后，双方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系债权人，二被告系债务人，原告于涉案和解协议签订后一直在向二被告催要款项。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加以佐证。二被告对原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二被告坚持认为涉案和解协议系其在原告威逼利诱下所签署，协议所涉款项亦系二被告基于同情额外赠与原告，现赠与合同并未履行故并未生效。二被告同时表示其与原告在执行案件的谈话笔录中签字确认可以证明双方争议已解决完毕，涉案和解协议仅系二被告出于道义所签署，并非基于之前合同计算的延续，原告按照涉案和解协议主张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另，谈话笔录的签订时间应系笔录中载明的时间即2017年6月12日，谈话笔录之后双方签订了涉案和解协议。二被告提供了（2017）京0101执2122号案件执行卷宗材料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原告对二被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另查，2019年11月15日，原告（甲方）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甲方与邵瑜、王瑛有关合同纠纷一案中担任甲方在一审诉讼阶段委托代理人；双方签署本协议后3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一审阶段人民币30000元以便正式启动本案。同年11月18日，原告向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汇款30000元。同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出具了收取律师费30000元的收据。2020年8月7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了收取律师费30000元的发票。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6）京0101民初17593号民事调解书、和解协议、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凭证、收据和发票、微信聊天记录，二被告提供的（2017）京0101执2122号案件执行卷宗材料及原告与二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虽然原告与二被告在执行案件的谈话笔录中签字确认原告仅向二被告主张还款3500000元，剩余款项不再主张，但在谈话笔录签字确认后，原告与二被告又另行签订了涉案和解协议，二被告在协议中认可除向原告还款3500000元外，还需向原告支付款项500000元，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处，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己方义务，由此可以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因签订涉案和解协议而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二被告应向原告清偿欠款500000元，其中被告王瑛还款300000元，被告邵瑜还款200000元。因涉案和解协议中对于律师费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亦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因涉案款项产生了相应律师费损失，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3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二被告所述涉案和解协议系其在原告威逼利诱下所签署，协议所涉款项亦系二被告基于同情额外赠与原告，赠与合同并未履行故并未生效的抗辩意见，因二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学良欠款三十万元；二、被告邵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学良欠款二十万元；三、被告王瑛、被告邵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郑学良律师费损失三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四千五百五十元，由被告王瑛负担二千七百三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邵瑜负担一千八百二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 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姜 宁书 记 员  郭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