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婷，女，199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佳佳，江苏漫修（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爽，江苏漫修（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西梅，女，197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敬，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席主胜，男，197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上诉人范婷因与被上诉人李西梅、原审被告席主胜财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3民初6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后转为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西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西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李西梅与席主胜在2018年8月29日办理的是结婚登记而非补办结婚登记，在形式要件上二人婚姻关系不能溯及于本次登记之前。结婚登记和申请补办结婚登记的程序并不相同，结婚登记填写的是《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补办结婚登记填写的是《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声明书》。本案中，根据李西梅提供的证据《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提供证据材料”一栏中显示，本次登记李西梅与席主胜提供的是《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可以证明二人本次办理的是结婚登记，而非补办结婚登记，不符合婚姻关系溯及既往的形式要件。二、补办结婚登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实质条件，且在此之前任何一方未与第三方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李西梅与席主胜不符合补办结婚登记的实质要件。在2010年至2019年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不论李西梅与席主胜是以何名义生活，范婷与席主胜在此期间同居并生育两个儿子是不争的事实。在《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声明书》中明确规定需要申请人承诺双方均未再与第三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故李西梅与席主胜也不具有补办结婚登记的实质条件。被上诉人李西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席主胜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范婷的上诉没有道理，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李西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婷、席主胜返还李西梅425728元，并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利息至财产返还完毕止（李西梅保留追究范婷、席主胜返还其他财产的权利）；2.本案诉讼费用由范婷、席主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西梅与席主胜共同确认，二人是打工的时候认识的，1995年农历八月十六在老家举行结婚仪式同居生活，当时年龄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在1997年腊月，席主胜从外地务工回老家之后在户籍所在地的乡村办理结婚登记，发有结婚证。因长期在外务工，家里的老房子坍塌，结婚证遗失。李西梅与席主胜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是:长子席光跃（1998年12月9日出生）、长女席锐(1995年11月18日出生）、次女席文文（2001年12月10日出生）。李西梅、席主胜及二人生育的三名子女的户籍住址均为安徽省阜南县龙王乡杨村杨****，席主胜为户主。李西梅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其于2007年8月2日从河南省淮滨县迁入该住址。安徽省阜南县公安局龙王派出所于2020年3月24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我辖区居民李西梅，女，身份证号码：，家住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龙王乡杨郢村杨****。经。经常住系统查询西梅户口户口于2007年8月2日因结婚从河南省淮滨县迁到席主胜户下”。户籍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安徽省阜南县龙王乡杨郢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7月23日出具一份证明，：“兹有我龙王乡杨郢村杨东组1号村民李西梅与席主胜，经走访了解到：其二人于1995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在我村按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生活，后于1997年满足结婚条件后及时在我们乡镇办理结婚登记，由于当时条件限制，结婚登记档案遗失。二人从举行结婚仪式后至2018年8月30日同居生活，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离婚前补办了结婚登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先后生育三个子女，取名席光跃、席锐、席文文。席主胜常年在外务工、李西梅与二个女儿、二个孙子生活一起、居、居住在其二人自建房中我村的贫困户”。2018年8月29日，李西梅与席主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二人签署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2018年8月30日，李西梅与席主胜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二人当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问题进行了约定。李西梅陈述实际是由于席主胜与范婷之间长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导致其与席主胜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故协议离婚，其曾前往阜南县婚姻登记机关及档案局查询婚姻登记情况，但没有相关记录，根据民政局的要求，前日办理结婚登记，次日办理离婚手续。席主胜表示因老结婚证找不到了，必须要补办结婚证才能离婚。李西梅据此认为其与席主胜是1995年农历8月16日举行的结婚仪式，同居生活至2018年8月30日，其婚姻关系自双方满足婚姻登记的实质要件即1997年腊月起算。一审另查明：席主胜与被告范婷于2010年相识，之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范婷称其自2011年上半年怀孕后至2019年5月13日一直与席主胜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上海及昆山两地。席主胜则否认二人曾以夫妻关系为名义同居，同居是从2010年到2018年11月份。席主胜与范婷共生育两名子女，分别是：长子席俊翔（2012年3月20日出生）、次子席才博（2016年7月4日出生）。其中，长子席俊翔的户口户口随席主胜落户。梅称席主胜与范婷刚认识的时候，其是不知道，后来二人同居之后才知道范婷的存在，具体时间不清楚。范婷称其与席主胜相识时不知道李西梅的存在，但在其怀孕后有一次在朋友家碰到了李西梅，然后才知道李西梅与席主胜生育过三个子女的事实，李西梅当时也见到了范婷，双方在那时就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当时李西梅在上海与亲戚同住务工，在2011年2012年前后就回到了老家且经常居住在老家。席主胜则称范婷知道李西梅的存在，二人认识第二天就告诉她了，其一直没敢和李西梅讲过二人的关系，在2017、2018年其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刑11个月，范婷不让李西梅去看其，李西梅就知道范婷与其之间的关系了。一审再查明：2014年，范婷与江苏嘉景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范婷购买位于昆山市房屋，总价款为806000元。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于2016年10月12日登记至范婷名下。李西梅与席主胜均称该套房屋实际系由席主胜出资购买，每月的按揭贷款均是由席主胜打款给范婷，再由范婷还贷。范婷则称该套房屋系其与席主胜同居期间取得，购买房屋的资金均应为其与席主胜所有，与李西梅无关。关于购买该套房屋的房款来源，范婷陈述：2010年春节，席主胜从监狱释放，前案是故意伤害罪，坐牢两年多，出狱后在上海结识了范婷，当时席主胜也没有什么钱，就是跟着朋友做点小的建筑垃圾回收的小生意，然后双方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有一个叫范和平的人将上海的一块荒地租给了范婷、席主胜，然后范婷、席主胜将这块地分成小块进行出租做厂房收租金维持生活，2016年这块地被拆迁，拆迁款1000多万元，席主胜拿到了500万左右，用该款购置了花桥镇中科创新广场9号楼12室商铺，涉案嘉景丽都花园79号楼805室房屋的首付款也是在这块出租用地期间的收益购置的，该款项是在其二人同居期间取得，与李西梅无任何关系。对此，席主胜称范和平有一块空地是租给其和其一个朋友的，与范婷无关。范婷表示租赁合同上应该只有席主胜一个人，但他们的财产确实是由这块地的收益产生的。关于购买涉案房屋的付款情况，席主胜称首付款及住房贷款每月3500元均是由其支付。范婷对此予以否认，并称房屋首付款部分因为时间过长，其找不到相应的付款资料，但即便首付款是由席主胜支付，由于双方对首付款的取得属于共同经营获取，即便是从席主胜处支付，也不能得出款项归席主胜所有的结论，那么房屋贷款是由范婷名义贷款，贷款均是从范婷的卡上进行扣款，绝大部分贷款都是由范婷支付，而并不像席主胜陈述的每月支付3500元，首付款相应的付款记录范婷无法提供，月供记录从范婷尾号为4079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扣款并不存在席主胜将款项付给范婷，再从范婷卡上扣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要求范婷对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情况及与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后每月还贷情况进行明确说明，并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后范婷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关于鑫苑世家房屋首付款和还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首付款的说明。房屋首付款部分由于时间过长，范婷找不到相应的付款资料。首付时间是在2014年下半年，首付金额是24万6千，其中10万元左右是由范婷现金支付的，剩余部分是由席主胜刷卡支付。二、关于银行还贷部分的说明。1.从范婷提供的尾号为4079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流水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贷款都是从范婷卡上直接扣款。涉案房屋从2015年2月28日开始还贷截至2019年10月29日，总共还贷57个月，还贷总金额是179728.7元，还贷时间是每月的29号，2015年每月还贷金额是3523.94元，2016-2019年每月的还贷金额是3064.83元，其中有44个月的贷款在整个还贷月期间并没有出现席主胜向范婷转款的记录，而是由范婷用自己的收入偿还，与席主胜无关。2.从范婷提供的尾号为4079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流水中整理出来的席主胜向范婷所有的转款记录可以看出，席主胜的转款时间集中在2016年4月-2017年4月期间，转款的总金额为47500元，每次转款金额也并不是3500元。范婷与席主胜的第二个孩子在2016年7月份出生，在这期间，范婷需要备孕、安胎、照顾刚出生的小孩，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席主胜的转款主要是用来分担范婷怀孕、抚养小孩等期间增加的家庭开销。3.根据席主胜提供的尾号1171、4176、4374三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表面上席主胜向范婷银行卡尾号4079和8770转款总计23笔。其中尾号4176的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是从2016年3月22日-2016年8月15日，尾号1171的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是从2015年10月23日-2017年7月8日，尾号4176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在相同的交易日期，与尾号1171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在交易金额、余额、交易地点、对方账户和户名方面完全一致，在此提请法院注意，席主胜提供的尾号4176银行卡的交易记录与尾号1171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是同一笔交易，席主胜故意提供不连贯的交易记录，以此来混滑视听，虚增向范婷转款的记录，席主胜实际向范婷两张银行卡转款共计18笔。尾号1171和尾号4374两张银行卡向范婷尾号8770的银行卡转账时间是集中在2016年6月-2016年10月，如前所述，范婷和席主胜第二儿子出生日期是2016年7月，在出生日期前后范婷需要住院、请月嫂、办满月酒、给孩子看病等一系列开销。由此可见，席主胜向范婷的转款是用于两个人及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医疗开销，并不是用来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为证明其前述主张，范婷提交了其名下尾号为4079和8770两个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并将还贷记录进行了标明。对此，席主胜表示其是按照范婷的指示将每月还贷的款项打入前述两个账户，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名下尾号为1171、4176、4374的三个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经核实，席主胜确有多笔向范婷转账的记录。范婷对其用于归还贷款的款项来源解释称：此前其和席主胜一起经营上海出租的土地，到花桥之后，双方还短暂的开过足疗店，范婷又去做房产中介，其和席主胜长期长达10余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共同经营，双方在收入上已经混同，且双方又共同抚养两个儿子，在双方分居前双方收入无法明确的进行剥离，应该是双方的合法收入。截止目前，涉案房屋上的按揭贷款尚未还清。本案中，李西梅主张的425728元即是前述房屋首付款246000元和还贷款项179728.7元之和。一审再查明：2019年5月13日，范婷与席主胜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书，对二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对于涉案房屋的约定如下：女方范婷名下的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苏(2016)昆山市不动产权第0054471号】，用途城镇住宅的房屋所有权归女方范婷所有，男方席主胜不得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一切权利。对此，席主胜表示该调解协议是当时范婷找到其，说李西梅起诉两个人了，要求其赶快把财产转移给她，她找律师写的这份协议，其不识字，就签名了。李西梅则认为该协议书是在其向法院起诉之后范婷、席主胜所签署，存在故意转移财产的违法事由，特别是财产分割部分严重危害其合法权益，不能对其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又查明：2019年6月12日，李西梅曾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范婷、席主胜，要求：1.依法确认范婷、席主胜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2.依法判令范婷返还李西梅财产：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鑫苑世家****、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中科苑创新广场**商铺、路虎轿车一辆；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该案一审法院曾组织双方进行了两次庭审，原、被告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后因李西梅未交纳诉讼费，一审法院出具（2019）苏0583民初121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本案庭审中，李西梅、范婷、席主胜均表示前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庭审中的相关陈述都作为本案的证据及陈述意见。现因李西梅以席主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其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犯其权利为由要求范婷返还购房款，为此诉至法院。以上事实，有户口本、结婚证、离婚证、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不动产权证、席主胜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9）苏0583民初12177号案件庭审笔录、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席主胜对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金额；二、范婷是否应当向李西梅返还购买涉案房屋的房款。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范婷虽称购买涉案房屋的首付款246000元中有10万元左右系其以现金支付，余款系席主胜刷卡支付，但其未能提交对首付款出资的相关证据，且此前其已认可首付款来源系席主胜出租土地的收入，故一审法院能够认定首付款246000元均系席主胜出资。关于各方争议的还贷款项179728.7元中由席主胜出资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范婷和席主胜分别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二人存在多笔资金往来。经核实，范婷统计的其用于还贷的尾号为4079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中属席主胜转入的款项总金额为47500元属实。这些由席主胜转入的款项的时间均在银行从该账户扣款之前，转入的款项金额也与银行扣款的金额相近。故，该笔47500元还贷款项应当认定为席主胜对还贷的出资。至于席主胜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其余向范婷银行账户的转账的款项，因该些转账的金额、时间与范婷每期还贷金额、还贷时间均存在出入，二者的联系并不紧密，席主胜亦未能举证证明该些款项实际均用于归还房屋贷款。加之席主胜与范婷同居期间较长，期间会产生生活费用和二人所生育子女的抚养费用。故该些转账记录不足以被认定为席主胜对还贷的出资。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席主胜对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为293500元（首付款246000元+还贷475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李西梅与席主胜虽于2018年8月29日办理结婚登记，但根据二人户籍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所出具的证明，结合二人长期在农村共同生活并共同育有三名子女的事实，能够认定李西梅与席主胜至少在长子席光跃1998年12月9日出生前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二人于2018年8月29日登记结婚的本意实为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反观范婷与席主胜之间的关系，二人于2010年才相识，且年龄相差17岁。二人虽有同居事实，但席主胜否认是以夫妻名义同居。从社会的善良风俗来看，二人的关系也明显有违公序良俗。范婷虽提交其与席主胜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其与席主胜已约定涉案房屋归其个人所有，但该调解协议书签订于李西梅向一审法院起诉前案之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西梅合法权益的情形，故该约定对李西梅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席主胜为范婷购买涉案房屋实际出资293500元是处分其与李西梅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席主胜向范婷赠与大额财产，显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其未经李西梅同意赠与范婷293500元款项，侵犯了李西梅的财产权益，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赠与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受赠人应返还赠与物。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受赠人范婷应当返还席主胜赠与的购房款293500元。李西梅主张返还款项的利息，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席主胜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范婷返还李西梅价款2935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李西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843元，财产保全费2649元，两项合计6492元，由李西梅承担1652元，由范婷承担4840元。二审中，范婷向本院提交（2018）沪0115民初78451号民事判决书和土地租赁合同，拟证明范婷与席主胜共同经营上海土地租赁事宜，租金收益属于范婷与席主胜的共同财产。涉案房屋首付款并非均由席主胜个人所出。李西梅质证认为，首先，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载明的范婷答辩意见为：“1.合同是席主胜让范婷签的，范婷什么都不知道；2.范婷与席主胜是同居关系，非结婚关系，并一直带孩子，没有参与这些事；3.席主胜有无拿到拆迁款、拿到多少范婷不清楚，就算拿到也没有给范婷；4.同居关系期间养小孩席主胜给的生活费不一定来自租金或拆迁款”。由此可见，租赁合同以及租赁事宜的相关经营是席主胜本人负责，范婷并没有实质参与，范婷在法庭上的陈述，应当推定为其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结合判决书载明的相关事实可以认定，该协议的签署以及实际的执行，均由席主胜本人负责，范婷并不知情也未参与。席主胜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李西梅对范婷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判决查明土地租赁合同系由夏登元、张洪西作为承租方与席主胜、范婷作为出租方所签，合同内容也与本案中范婷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内容一致，故本院对范婷提交的（2018）沪0115民初78451号民事判决书和土地租赁合同予以认定。以上事实，由（2018）沪0115民初78451号民事判决、土地租赁合同、本院调查笔录予以证明。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范婷上诉主张李西梅与席主胜在2018年8月29日办理的是结婚登记而非补办结婚登记，二人婚姻关系不能溯及于本次登记之前。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两人户籍户籍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梅、席主胜于1995年按照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生活，于1997年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育了三名子女；又根据李西梅常驻人口登记卡、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李西梅户口户口系因结婚从河南省淮滨县迁到席主胜户下，法院认定李西梅与席主胜至少在长子席光跃1998年12月9日出生前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已符合结婚实质条件，并无不当。李西梅与席主胜于2018年8月29日办理的虽是结婚登记手续，但实为补办结婚登记，两人婚姻关系的效力应从两人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故对范婷的前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范婷提交了席主胜与范婷共同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再结合双方从2010年到2018年11月份共同居住生活且共同生育子女的事实，本院认为席主胜、范婷作为出租人共同经营上海土地租赁事宜具有高度盖然性，租金收益应属于范婷与席主胜的共同财产。关于涉案房屋首付款的出资情况，一审中范婷表示涉案房屋首付款的来源是其与席主胜共同经营上海土地租赁事宜所得的收益；席主胜对首付款来源于土地租金收入并未提出异议，但称该地块是其与一个朋友共同经营的，与范婷无关，二审中范婷提供的民事判决书以及土地租赁合同足以证明上述租金收益属于两人的共同收入。一审认定首付款246000元均系席主胜出资，依据不足。本院认定涉案房屋首付款系席主胜与范婷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各占50%，即首付款范婷出资123000元，席主胜出资123000元。席主胜对涉案房屋的出资应为170500元（首付款123000元+归还贷款47500元），该出资行为发生于席主胜与李西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席主胜未经李西梅的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170500元赠与范婷，侵犯李西梅财产所有权的金额应为85250元，该部分赠与行为无效。至于席主胜将自己的财产份额85250元赠与范婷的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故一审认定全部赠与行为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范婷应当向李西梅返还85250元。综上，二审中出现新情况，一审认定范婷向李西梅返还的财产金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3民初6219号民事判决；二、范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西梅85250元；三、驳回李西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843元，财产保全费2649元，两项合计6492元，由李西梅负担5192元，由范婷负担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86元，由李西梅负担6149元，由范婷负担15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红审 判 员  赵 东审 判 员  沈军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史学树书 记 员  蔡胤骏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