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6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祝精隆，男，汉族，1975年5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传秋，女，汉族，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原审原告）：吴传海，男，汉族，1971年7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环城北路62号1栋2号。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仙丹，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贵州迪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审第三人：田小平，男，汉族，1953年5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祝精隆诉与吴传秋、吴传海、第三人田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1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法官联席会议讨论、审委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祝精隆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12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祝精隆偿还两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3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第二笔2000万元的借款以现金交付964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两原告未举证证明向上诉人实际交付现金964万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两原告仅能举证证明其在2013年8月20日、8月21日、8月22日分五次取现964万元，该现金是否实际交付上诉人，两原告仅向法庭举示了取现凭证及三位证人证言予以作证，且该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要求。上诉人认为，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刑终30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吴传海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开设赌场，在两被上诉人未举示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证明其将现金964万元交付上诉人的情形下，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吴传海将其主张的现金作为赌博资金或者筹码用于赌博，并未实际交付上诉人。两被上诉人举示的取现凭证仅能证明其在该时段有取现的行为，不能证明已向上诉人履行了实际出借义务，通过双方对第一笔200万元借款的实际履行情况，被上诉人吴传海向上诉人出借200万元（实际支付195万元）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吴传海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均是通过转账交易，说明双方之间没有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同时，从交易的金额可以看出，200万元的出借款项及60万元的归还款项均是通过转账支付，原告主张现金交付1200万元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同时，无论是1200万元现金还是964万元现金，都是巨款，两被上诉人劳神费力从银行取现，上诉人又冒着极大风险驱车几百公里去运钱，都有违常理常情。无论是两被上诉人主张现金交付1200万元还是一审判决认定现金交付964万元均在事实上不可能履行。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曾自行实验，1万元（100元面值）的现金的质量大概为100克（即0.2斤），则1200万元现金的质量为120千克（即240斤），964万元约200斤。因此，两上诉人主张现金交付1200万元或者一审法院认定现金交付964万元无论是从质量、体积等均非被上诉人吴传海一人能够搬动，也即被上诉人吴传海不可能向上诉人交付1200万元现金或者964万元现金。文某等三位证人的证言不应该被采信。证人文某、向某系被上诉人吴传秋经营的爱康医院的员工，其与被上诉人吴传秋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又有利于被上诉人，同时三位证人均在作证前就待证事实准备了书面材料，其出庭作证不过是对其事先准备的书面的宣读，其陈述的事实也不是其亲身感知的事实。2．田小平于2013年8月28日向祝精隆转款800万元与两被上诉人无关。田小平在本案的诉讼地位为第三人，根据两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田小平在本案中的作用相当于证人，但田小平未出庭参加诉讼，仅向两被上诉人出具转款说明提交法庭，该转款说明在证据种类上属于证人证言。两被上诉人提交的转款说明不能作为认定田小平向上诉人转款800万元。根据两上诉人的陈述，田小平系基于吴传海的委托向上诉人转款，但两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明其与田小平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田小平与上诉人祝精隆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与本案无关。3．一审判决认定第二笔2000万元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构成法律适用错误。案涉第二笔2000万元的借条的出具时间2013年8月22日，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则该笔借款的期限自2013年8月22日起至2013年11月21日止，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11月21日届满，两被上诉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还款，也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者仲裁。该2000万元的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变成自然债务。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吴传海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涉嫌刑事案件被逮捕，借条原件被办案机关扣押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吴传海在客观上不能主张债权，构成诉讼时效中止，一是构成法律适用错误，二是对法律的不当理解，同时也与客观事实相悖。借条原件被办案机关扣押不构成因客观原因不能主张权利。吴传秋、吴传海二审答辩：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吴传秋、吴传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2000000元及利息7986666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1月12日（详见后附清单）），本息总计29986666元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传海与祝精隆于2013年在广州学习时相识，后双方成为朋友。吴传秋与吴传海系姐弟关系。2013年8月12日，祝精隆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提出向吴传海借款200万元，吴传海同意后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195万元转入祝精隆账户。祝精隆于当日出具了借条一份，后吴传海又要求祝精隆将出借人更换成吴传秋，祝精隆同意后将原出具的借条收回，重新出具了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吴传秋现金人民币200万（￥贰佰万元整）。此据，借款：祝精隆。2013.8.12”。时隔几天后，祝精隆又联系吴传海称因所做项目太多，资金周转困难，再次提出向吴传海借款2000万元。吴传海同意祝精隆的借款请求后，为了筹集出借资金，吴传海提出向其姐吴传秋、姐夫田小平出借部分资金，吴传秋、田小平同意了吴传海的借款请求。吴传海于2013年8月20日在其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251-9-0100-01-0201-050046-92的银行卡内分四次共支取现金400万元，于2013年8月22日分两次共支取现金200万元；于2013年8月21日在其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55×××98的银行卡内支取现金74万元；于2013年8月22日在其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55×××98的银行卡内支取现金30万元，共计支取现金704万元。吴传秋于2013年8月22日在其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2的银行卡内分两次共支取现金260万元。田小平于2013年8月28日通过其贵阳银行账户向祝精隆转款800万元。祝精隆于2013年8月22日在凯里大十字原凯里大酒店门口处与吴传海、吴传秋见面收取借款，并向吴传海出具了借条一份。后吴传海又要求祝精隆将出借人更换成吴传秋，祝精隆同意后将原出具的借条收回，重新出具了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吴传秋现金贰仟万（￥2000万元整）。用款三月归还！此据，借款人：祝精隆。2013.8.22”。2013年11月1日，祝精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吴传海支付60万元款项。涉案借款发生后，吴传海于2014年8月10日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吴传海总和刑期九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三万元的判决。2018年12月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26刑更128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对吴传海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自假释之日起至2022年8月9日止。2019年4月17日，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出具一份《关于罪犯吴传海涉案财物及罚金执行情况》的说明，内容为：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受理的罪犯吴传海、龙胜凡等人开设赌场等罪一案，2016年1月14日判处罪犯吴传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总和刑期九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及罪犯吴传海涉案财物：贵州省凯里市韶山北路大地广场Ａ座5层1504.58平米办公用房、贵州省凯里市韶山北路大地广场负一层1号至17号门面，共1998.69平米、车牌号贵Ｈ×××××宝马车一辆、车牌号贵Ｈ×××××雷克萨斯车一辆、车牌号贵Ｈ×××××大众途锐越野车一辆、现金人民币11.09万元（11.09万元本院财务已上缴区财政。），均系犯罪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移送本院执行局执行，经核实，罪犯吴传海的涉案财物及罚金已执行完毕。特此说明。案涉的两份《借条》被该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被办案部门扣押，在本案立案受理前吴传海已领回原件。吴传秋于2016年先后两次以祝精隆为被告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9日作出（2016）黔01民初8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撤诉处理，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黔01民初10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吴传秋撤诉。2019年12月12日，吴传海、吴传秋到贵阳与祝精隆沟通案涉借款的还款及其他事宜。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祝精隆两次庭审均未到庭，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吴传海、吴传秋与被告祝精隆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本案中，虽然借条上载明的内容系祝精隆向吴传秋借款，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出借的款项中不仅有吴传秋的，也有吴传海的，归还的60万元款项也发生在祝精隆与吴传海之间，且吴传秋、吴传海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说明吴传秋、吴传海之间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吴传海与涉案借款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吴传海作为共同原告之一提起诉讼，依法予以准许。案涉借条虽被公安机关扣押，但吴传海所涉的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该生效裁判并未将本案所涉借款纳入吴传海的犯罪事实中，因此不能说明原告的资金来源存在非法性。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200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是否超过?2、本案借款本金是多少?关于焦点1，案涉的该笔借款，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为三个月，但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吴传海涉嫌刑事案件被逮捕，案涉的借条原件被办案机关扣押，客观上导致其不能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止。吴传秋于2016年先后两次以祝精隆为被告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第二次诉讼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其诉讼时效中断，并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在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吴传海、吴传秋于2019年12月20日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凯里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加盖了印章，于2019年12月12日与祝精隆沟通案涉借款的还款及其他事宜，其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现吴传海、吴传秋于2020年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被告抗辩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焦点2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对于2013年8月12日的借款，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但借款本金应当以实际出借的金额为准，吴传海实际转账金额为195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实际借款本金为195万元。对于第二笔涉及200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吴传海、吴传秋主张与被告祝精隆成立2000万元的借贷关系，借款中有1200万元系现金支付，其在第一次庭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祝精隆出具的借条和田小平800万元的转账凭证、吴传海704万元的取现凭证、吴传秋260万元的取现凭证，在被告祝精隆代理人对现金交付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对于现今交付借款本金的认定，应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原告吴传海、吴传秋提交的银行提现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出借大额款项的支付能力。其次，银行提现凭证虽不能直接证明吴传海、吴传秋向祝精隆交付借款，但从提交的证据借条及证人证言来看，出借人支取款项的时间、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时间等能一一对应，能形成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吴传海、吴传秋在支取现金后，将该笔款项交付给了借款人祝精隆。再结合被告祝精隆经一审法院传唤两次庭审其本人拒不到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为964万元。吴传海、吴传秋主张其他236万元也系现金交付，但其未对这部分款项的资金来源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第二笔涉及2000万元的借款的实际借款本金为1764万元。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对于第一笔本金认定为195万元的借款，因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吴传海、吴传秋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进行过明确约定，且双方对借款期限没有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支持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对于第二笔本金认定为1764万元的借款，因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吴传海、吴传秋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进行过明确约定，故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原告主张自2013年11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计算2013年11月28日至2020年1月12日的利息为6486687元。关于祝精隆已支付的60万元，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双方也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故一审法院认定为偿还本金。因祝精隆支付该笔款项时，第二笔借款尚未到期，故一审法院认定为系偿还第一笔借款本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祝精隆尚未偿还的本金为1899万元，截至2020年1月12日的利息为648.6687万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祝精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吴传秋、吴传海借款本金1899万元、截至2020年1月12日的利息648.6687万元，共计2547.6687万元，并支付以189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1月1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吴传秋、吴传海的其余诉讼请求。若义务人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1734元，由原告吴传秋、吴传海负担28837元，被告祝精隆负担162897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为，第一、祝精隆向吴传海、吴传秋实际借款的金额是多少？第二、该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上诉人祝精隆共向吴传秋书写借条两张，一张是2013年8月12日的借据，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但实际转款金额为19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195万元，符合客观事实；2013年8月22日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被上诉人吴传海、吴传秋主张与祝精隆成立2000万元的借贷关系中有1200万元系现金支付，800万元是由田小平账户转账，其中，现金支付有吴传海704万元取现凭证、有吴传秋260万元取现凭证，还有一审法院庭审时吴传海、吴传秋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的交付事实。另外，236万元吴传秋、吴传海主张现金支付，但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据，一审不予支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现金交付借款本金的认定，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认定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为964万元。对吴传海、吴传秋主张其他236万元虽系现金交付，但未对这部分款项的资金来源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元不当。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吴传海、吴传秋所提供的证据认定2000万元的借款的实际借款本金为1764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案涉的200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为三个月，但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吴传海涉嫌刑事案件被逮捕，案涉的借条原件被办案机关扣押，客观上导致其不能主张债权，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止。吴传秋于2016年先后两次以祝精隆为被告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第二次诉讼中，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其诉讼时效中断，并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在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吴传海、吴传秋于2019年12月20日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凯里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加盖了印章，于2019年12月12日与祝精隆沟通案涉借款的还款及其他事宜，其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吴传海、吴传秋于2020年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上诉人抗辩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祝精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640元，由上诉人祝精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欧阳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杨建书记员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