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渝02委赔9号赔偿请求人：周祥宽，男，194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开州区。赔偿请求人：胡相春，女，195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金花，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住所地开州区文峰街道开州大道（东）13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40086462522。法定代表人：袁昌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该局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蒙，该局民警。赔偿请求人周祥宽、胡相春请求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以下简称区公安局）违法行使职权致死赔偿一案，该局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开公刑赔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决定（以下简称1号刑事赔偿决定）。周祥宽、胡相春不服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于同年9月11日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20〕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周祥宽、胡相春不服，于同年9月24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于同日受理其申请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周祥宽、胡相春申请称，周祥宽、胡相春二人系夫妻关系，二人之子周道成因涉嫌盗窃于2019年8月7日被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区公安局对周道成实施羁押前带其到开州区中医院进行健康检查，检查结论为正常。次日，开州区看守所通知区公安局赵家派出所将周道成接回，送至赵家卫生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10月21日不幸去世，住院期间医疗费由赵家派出所支付。周道成被羁押后身体出现异常，后经医治无效死亡，足以说明区公安局具有法律上的过错。申请人向区公安局申请赔偿后，该局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听取申请人的意见，足以说明程序违法。市公安局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区公安局决定，亦属错误。综上，区公安局应对周道成刑拘后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一、撤销区公安局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市公安局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区公安局赔偿一次性死亡赔偿金847180元，丧葬费40884元，生活补助费30万元。区公安局答辩称，2019年8月6日，该局民警在赵家街道蔡家村附近巡逻时，发现周道成涉嫌盗窃自行车，遂将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经审查，该局立为刑事案件侦查。次日，该局对周道成采取刑事拘留三日的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第七项之规定。2019年8月8日，该局在发现周道成疾病发作后，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并于同日送入医院住院治疗。在办理周道成涉嫌盗窃案中，无刑讯逼供或者殴打、虐待等行为，也无唆使、放纵他人殴打、虐待等行为；2020年1月16日，经重庆法医验伤所司法鉴定，周道成的死亡原因系急性脑梗死后继发恶病质、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脑梗死系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于该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因果关系。综上，区公安局作出的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市公安局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该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周祥宽、胡相春的赔偿申请。周祥宽、胡相春举示如下证据：1.身份、户口信息；2.拘留通知书；3.2019年10月19日赵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断情况；4.死亡医学证明；5.区公安局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和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周祥宽、胡相春以上述证据证明，其申请区公安局国家赔偿的理由成立，该局应当按照其申请事项予以赔偿。区公安局对周祥宽、胡相春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3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公安机关并非治疗机构，后期的治疗公安局也没有参与，是否转院是病人家属应该作的决定。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区公安局举示卷宗一册，以上述证据证明，周道成涉及刑事犯罪，该局作出的刑事强制拘留符合法律规定。周祥宽、胡相春对区公安局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刑事拘留本身无异议，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鉴定结论没有涉及因果关系的形成，无法证明周道成的死亡与开州公安局没有关系。市公安局未举示证据。本院赔偿委员会对上述经质证的证据认证认为，区公安局、周祥宽、胡相春举示的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6日，区公安局赵家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涉嫌盗窃自行车的周道成并将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8月7日，区公安局决定对周道成盗窃案立案侦查。同日，区公安局对周道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作出开州公（赵）拘字〔2019〕15号拘留证，同日19:30分，周道成被送至重庆市开州区看守所。2019年8月8日，因周道成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区公安局遂作出开州公（赵）监居字〔2019〕3号《监视居住决定书》，变更决定在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蔡家村9组20号对周道成监视居住。同日，区公安局作出开州公（赵）释字〔2019〕47号《释放通知书》，将周道成送入开州区赵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2019年10月21日，周道成因治疗无效宣告死亡。2020年1月16日，重庆法医验伤所司法鉴定作出重法〔2019〕A字第38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8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二、基本案情，据委托方及周道成家属介绍：······。既往：10余年前因摔伤致“肠穿孔”曾行手术治疗，10余年前颅脑外伤曾行开颅手术治疗。六、分析说明，（五）尸检主要发现周道成患有细小动脉硬化（累及脑、肾、脾等）伴脑梗死（左额颞顶叶脑梗死伴软化灶形成；神经细胞性坏死，脑组织淤血水肿），······，2019年8月7日周道成头部CT及MRI除右额叶软化灶伴胶质增生及右侧额部部分骨质缺失等以外，未见其他病变，2019年8月8日周道成突发肢体痉挛、不能言语2小时，查体见左侧肢体偏瘫（肌力1级），以上符合2019年8月8日发生左额颞顶叶脑梗死的临床表现，系因自身疾病引起。七、鉴定意见，周道成系因急性脑梗死后继发恶病质、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020年4月16日，周祥宽、胡相春向区公安局申请赔偿，请求区公安局赔偿一次性死亡赔偿金847180元，丧葬费40884元，生活补助费30万元。同月24日，区公安局受理周祥宽、胡相春的赔偿申请，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1号刑事赔偿决定，决定不予赔偿。周祥宽、胡相春不服，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于同年9月11日作出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区公安局的1号刑事赔偿决定。周祥宽、胡相春仍不服，于同年9月24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周祥宽、胡相春认为区公安局对周道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之后存在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并最终导致周道成死亡，依据上述规定，周祥宽、胡相春具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区公安局为本案赔偿义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本案中，区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经立案调查，认定周道成涉嫌盗自行车，遂对周道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区公安局举示的拘留证、监视居住决定书、释放证明书、犯罪嫌疑人供述、询问笔录、病例、38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周道成的死亡系自身疾病引起，与该局行使职权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该局在发现周道成出现症状时，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并采取了救治措施，该过程中并未发现明显违法行为。综上，区公安局作出的1号刑事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市公安局作出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综上，周祥宽、胡相春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作出的开公刑赔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决定及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20〕1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