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4322号原告：刘红东，男，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刘东红，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洪涛，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凌菲，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兴健，男，1998年7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深州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王俊锡，男，196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现茹，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瑞铭，女，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通州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现茹，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红东、刘东红（以下分别称姓名，合称二原告）与被告温兴健（以下简称姓名）、被告王俊锡（以下简称姓名）、被告张瑞铭（以下简称姓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洪涛、石凌菲，王俊锡，张瑞铭，王俊锡和张瑞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普、马现茹到庭参加诉讼，温兴健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和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医疗费5792.91元、死亡赔偿金886188元、丧葬费530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家属处理丧葬的交通费和误工费4000元，以上共计1050262.91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8日16时49分，在朝阳区东坝乡坝鑫家园小区南口，温兴健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与骑自行车的薛某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薛某某受伤，事发后温兴健驾车逃逸。2016年11月8日，薛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交管部门认定温兴健为全部责任。2017年10月13日，朝阳法院作出（2017）京0105刑初127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温兴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该判决已经生效。经了解，温兴健受雇于王俊锡和张瑞铭，事发时驾驶电动三轮车送货，故将三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相关损失。温兴健未作答辩。王俊锡和张瑞铭共同辩称，我二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针对我二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我二人与温兴健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温兴健亦非从事我二人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其与我二人之间的关系仅为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一方面，二原告未向法院提交任何可以证明温兴健系我二人员工或雇员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温兴健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供述其系魏某介绍到王俊锡处，而本案中魏某已经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和原被告双方的询问和质询。魏某已证实他和温兴健都不是王俊锡的员工，而是自己拉货卖给自己的客户，他介绍温兴健到我二人处拉货，温兴健的三轮车是自己买的，他和温兴健都是单干，他把自己客户介绍给温兴健，温兴健自己也找客户。魏某接受原告询问时，明确表示“我的客户忙不过来，把我客户给他（即温兴健）。在王俊锡那儿拉货便宜，（温兴健）跟我住了一周”。我二人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以及魏某某的证人证言均能与上述情况相互印证。由此可见，我二人与温兴健之间仅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要求我二人承担雇主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我二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均明显大于二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根据证据规则，综合本案全案证据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即温兴健与我二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通过比较二原告与我二人提供的证据可知，二原告证据只有效力较低的言词证据，而我二人提供的证据除了言词证据之外，还有来自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单，还有魏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员工劳动合同等。温兴健的讯问笔录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供述，例如，温兴健从第二次讯问开始，供述便由“先打电话给魏某某”变为“给王俊锡打电话告诉他……王俊锡让我在现场等”、“王俊锡用手机(139XXXXXXXX)给我打电话，让我先回来”，但王俊锡从电信公司调取并提交法院的事发当日其手机号139XXXXXXXX的通话记录单中，并无与温兴健事发时手机号136XXXXXXXX的通话记录，这足以推翻温兴健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同时魏某某已经作证温兴健并非王俊锡的员工并明确表示其在警方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当庭陈述不一致之处，均以当庭陈述为准。唐某某的询问笔录，也不能证明温兴健是我二人的员工。从交通事故前后魏某某的电话记录单来看，亦足以证明温兴健不是我二人的员工：1．魏某某居住在员工宿舍，员工宿舍为上下铺的大间房屋，二人通过电话沟通的行为足以证明温兴健并没有住在员工宿舍；2．事故发生当晚，温兴健与魏某某的电话沟通，也足以证明温兴健称事故发生后回到批发部系虚假供述；3．事故发生后，温兴健与我二人之间未进行任何电话沟通，亦证明温兴健与我二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由此可见，本案中我二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均明显大于二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三、二原告及温兴健的种种有悖常理的行为，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二原告与温兴健恶意串通、虚构事实，进而损害我二人利益的可能。警方对温兴健第一次讯问发生在温兴健交通肇事逃逸后的数月之后，在长时间逃逸的过程中，温兴健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如何减轻刑罚和赔偿责任，在被抓捕当晚，温兴健明确表示知道当时应该立即停车、报警、抢救伤者，逃逸是因为担心出事后会承担赔偿责任和法律制裁，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积极赔偿”。从前后数次的讯问笔录对比也可以看出，其欲获得较轻刑罚以及向王俊锡转嫁赔偿责任的意图。本案中，二原告曾提供所谓温兴健之母的通话录音，但二原告却未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又拒不联系所谓温兴健之母出庭接受质询，无法确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同时，该证据系二原告提供给法院，而据二原告所述，该证据又是温兴健提供给二原告的，温兴健与二原告之间原本是对立的双方，但温兴健却帮着二原告收集证据，这显然有悖常理。同时，假如二原告所述属实，则表明二原告有能力联系到温兴健、有能力向法院提供录音原始载体及联系所谓温兴健之母出庭，但二原告却表示没有温兴健的联系方式，明显前后矛盾。四、“老板”、“老板娘”是普通民众对商业经营者的一种俗称，不能据此认定称呼者与被称呼者之间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在相关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中，关于老板、老板娘的称呼，即为相关人员对于我二人的习惯性称谓，并不能因此引申为温兴健与我二人之间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五、二原告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款项，明显有误。根据二原告的询问笔录，薛某某系农村居民，庭审期间，二原告未对此举出相反证据，因此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款项。六、二原告无权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温兴健己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温兴健承担刑事责任后无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刘敬仁与薛某某（1947年11月18日出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刘红东、刘东红二子女。刘敬仁于2015年病故。2016年10月28日16时49分，在朝阳区东坝乡坝鑫家园小区南口，温兴健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转弯时与薛某某所骑自行车发生接触，造成薛某某倒地受伤。事发后温兴健驾车逃逸，薛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11月8日死亡。2017年3月31日，民警将温兴健抓获。2017年4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以下简称交管部门）出具京公交（朝）认字【2016】第165号事故认定书，认定温兴健负事故全部责任。2017年6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温兴健犯交通肇事罪，向本院提起公诉。2017年10月13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5刑初127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温兴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原告就医疗费提交了薛某某的救护车收费收据、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门诊收费票据、望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华信医院门诊收费票据、陆军总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合计金额5695.91元）佐证。住院伙食补助费，二原告主张按每天100元标准计算12天，并提交薛某某在陆军总医院住院病案佐证。就死亡赔偿金，二原告主张按2019年度北京市城镇标准计算12年。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原告表示为估算。丧葬费，原告主张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就家属处理丧葬的交通费和误工费，二原告表示交通费部分估算1000元，误工费部分按每天500元标准及2名家属计算3天。王俊锡、张瑞铭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一饮料批发部。二原告主张温兴健系王俊锡和张瑞铭的雇员，事发时温兴健驾驶三轮车为二人送货。二原告为证明温兴健与王俊锡、张瑞铭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向本院申请调取了交管部门事故卷宗中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本院依申请调取了事故卷宗中对二原告、王俊锡、张瑞铭、薛某某、唐某某、魏某某的询问笔录以及交管部门对温兴健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唐某某在2016年11月1日询问笔录中就其看到的事故情况陈述：“2016年10月28日17时0分左右，我由北向南步行至坝鑫家园南口，看见一辆自行车倒在路的中间，旁边躺着一个老年女子，自行车压着一条腿，另一条腿还在大梁上搭着，旁边就站着一个小伙子，我就走到跟前，问小伙怎么回事儿，他说他躲自行车来的，旁边还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头朝西南方向，我问他怎么不报警，他不说话。我问躺在地上的老年女子住哪，她当时一动不动，不能讲话。我继续让小伙报警，他说正在通知他老板。这时来了许多人，过一会儿，我发现电动三轮车不知道被谁挪到了路口西侧，小伙一直站在路口南侧大树下。随后救护车到了现场，围观的路人把自行车立了起来，推到了路口东南侧人行道上，有路人把伤者抬上救护车，我随后把自行车又推到了常青藤小区北墙外，靠在北墙上，我就从现场离开了。”2016年11月7日魏某某询问笔录中，民警询问其工作单位及职务，魏称：“我在东坝乡西北门村一个批发饮料的商店打工”；民警询问其电话，魏称“186XXXXXXXX”；民警问：“2016年10月28日16时49分，在朝阳区东坝坝鑫家园小区南口，发生一起电动三轮车与自行车的交通事故，造成骑自行车老年女子受伤。事故后驾驶电动三轮车男子在现场停留一段时间后逃逸。我们经过调查走访，了解一辆黑色小客车曾经路过现场，然后停在路边，下来两个人，在现场曾和肇事电动三轮车驾驶人交谈。我们调取了现场录像，发现2016年10月28日17时2分，一辆黑色本田×××号车从现场经过，经找该车驾驶人张瑞铭了解，当时是她驾车带着你路过，然后下车？”魏答：“当时，张瑞铭驾车带着我去办事，途径坝鑫家园小区南口，看到一起交通事故，站在路口中间的小伙去过我们店批发饮料，看着眼熟。张瑞铭就和我下车，走到路口中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路口中间听着，旁边倒着一辆自行车，一老年女子在路上躺着。张瑞铭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当时老人驾驶自行车撞的他的三轮车。过一会儿，张瑞铭就驾车从现场离开了。我留在了现场没有走。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老年女子驾驶自行车撞的他驾驶的三轮车。我在现场又和他聊了聊给哪里送货什么的。过了一段时间，救护车到了现场，把伤者抬上救护车，这时我们老板张瑞铭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我和他说了一声，就从现场离开了。当时他还在路边站着”；民警问魏是否知道电动三轮车驾驶人的姓名、哪里人、住哪里，魏均称“不知道”；民警问：“知道他给哪里批发饮料吗？”魏答：“我在现场和他聊天时，他说给小店送，具体给哪送他没说”；民警问温兴健是否经常去饮料批发部批发饮料，魏答：“只去过几次”。2017年2月7日魏某某询问笔录中，魏对事情经过的陈述为“我在工作的批发部上班，温兴健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事故了，让我过去一下。我刚出门见到老板张瑞铭，她问我去干嘛？我说温兴健出事故了让我去看看，张瑞铭说我开车带你过去吧。我和张瑞铭就去事故现场了”；民警问魏与温兴健的关系，魏答：“我和他都在张瑞铭的批发部上班”；民警问：“温兴健在批发部负责什么工作？”魏答：“往周边的小店送货”；民警问：“你知道温兴健出事时去干什么吗？”魏答：“不知道”；民警问：“温兴健在批发部工作多长时间了？”魏答：“不到一年”；民警问：“第一次笔录你为什么不说你认识温兴健”，魏答：“怕给自己找事，都是老乡怕到时候见面不好交代”。2016年11月7日张瑞铭询问笔录中，张瑞铭陈述事情经过为：“是我驾驶的这辆车，我看到了这起事故，看着站在路口中间的小伙眼熟，他去过我们那里批发过饮料，我就和我伙计魏某某下车问了问他情况”；民警询问张瑞铭是否知道温兴健的姓名、籍贯、住址、给哪里批发饮料，张均称：“不知道”；民警问温兴健是否经常去批发饮料，张答：“不经常，只去过几次”。2017年2月20日张瑞铭询问笔录中，张瑞铭对事故当天与魏某某去现场的过程陈述为“事发当天，我要开车出去办事，在批发部院门口，正好看到魏某某往外走，我问他干什么去，他对我说来我批发部拉货的一个人出事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对我说在单店那边，我说我正好往那边去，就让魏某某上了我的车，我们一起去了现场”；民警问：“魏某某是否对你说过出事那人的名字？”张答：“没有”；民警问：“再问一次，出事的那个男孩是不是你的雇员？”张答：“不是”；民警问：“你是否认识出事的那个小男孩？”张答：“我认识，我见过他，他经常来我批发部拉货，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连姓什么我都不知道”。2017年2月22日张瑞铭询问笔录中，民警问：“魏某某说他和温兴健都在你那里上班，你怎么解释？”张答：“我不知道。温兴健不是我的员工，不在我这里上班”；民警问：“温兴健出事时所开的三轮车是谁的？”张答：“我不知道，不是我家的”。2017年3月31日温兴健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天在深州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的讯问笔录中供述：“2016年10月28日下午5点左右，我从老板王骏希（音译）的库房拉饮料给客户送，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当我车行驶到朝阳区东坝乡单店汽车站口时，与一辆自行车发生事故，造成骑自行车老太太受伤，事故后，我给同事魏某某打电话说发生事故了，他和老板的爱人（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赶到现场，老板的爱人让我走，剩下的事情她处理，我就离开了现场回到库房，等老板的爱人和同事魏某某回到库房后，我把经过跟他们讲了一下，然后躲了起来，过了三、四天我回到老家，一直到今天被抓”。2017年3月31日温兴健在交管部门讯问笔录中对事发经过的陈述为：“201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下午5点左右，我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从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319号，王俊锡开的批发部拉的听装可口可乐去朝阳区六里屯给一个客户送货。我不知道我走的路叫什么名字，我由东向西走到恒大华府小区左转弯向南行驶时，在我左侧有一女子骑着自行车过来，我当时向右侧躲了一下，没躲开我们两车还是撞上了，我就马上停车了，下车去看倒地的老太太，我先给王俊锡打电话告诉他，我撞了一个老太太让他过来一下。王俊锡让我在现场等着。然我我就报了120，我听见有路人正在打110我就没打。我就一直在现场。一会儿老板娘和魏某某就来了，我跟他们说了一下经过，老板娘问我打没打报警电话，我说打了。老板娘在现场呆了一会儿就走了，120急救车来了以后，把老太太抬上了车，护士问我是不是当事人，我说是。我就把经过告诉了他。护士问110为什么还没到，然后就上车了，这时王俊锡用手机（139XXXXXXXX）给我打电话，让我先回来，这事由他处理，你照常做事。我就骑着三轮车就直接回批发部了。”民警问电动三轮车的来历，温答：“老板王俊锡的”；民警问温兴健如何去批发部工作，温答：“我的一个亲戚大雷通过王俊锡的一个员工魏某给我介绍过去的”；民警问王俊锡有几辆车，温答：“三、四辆三轮车，其中有两辆车是业务员的，平时也用，但是很少。出事那天的三轮车是专门送货的，谁都可以骑”；民警问其工资待遇情况，温答：“一个月3000左右。但是一年才发。如果需要钱可以提前预支。王俊锡管吃管住”；民警问送货任务如何安排，温答：“魏某某给我派货单，我拿到单子后装车就送”；民警问出事后离开北京前在做什么，温答：“王俊锡给我关起来了，不让我出去，怕家属找到”；民警问离京后的去向，温答：“魏某把我送到了通州一个家具厂，干了两个月，后来魏某来到家具厂问我想回家还是去天津，我说我想回家，魏某就说如果回家，在家里抓到你，你家里人在村里怎么混。我就去了天津。王俊锡侄子王宗林的工厂，就是给饭店送啤酒和饮料。直到2017年过年前，王宗林找人把我送回了老家”。2017年3月31日王俊锡在其询问笔录中称“我和温兴健没有关系，只是有人介绍到我这里拉货，挣点差价”，同时王俊锡还在该笔录中否认了与温兴健的雇佣关系，亦否认电动三轮车由其提供给温兴健。王俊锡向本院提交了其手机号139XXXXXXXX在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查询的通话记录，该手机号2016年10月28日通话记录中没有与温兴健事发时使用的手机号136XXXXXXXX的通话记录。王俊锡、张瑞铭据此主张温兴健在上述询问笔录中针对雇佣关系作出了虚假陈述，王俊锡、张瑞铭还提交了张瑞铭与魏某某等多名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据此主张二人雇佣的员工均签订书面合同，而温兴健并未在公安机关陈述签订合同的事实，故亦可证明温兴健与其二人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为进一步佐证与温兴健不存在雇佣关系，经王俊锡、张瑞铭申请，本院通知了魏某某、魏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魏某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称其在王俊锡和张瑞铭经营的批发部上班，温兴健不在该批发部上班，本院询问魏某某出庭陈述与2017年2月7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相矛盾的原因，魏某某称“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说的”。魏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称其在事故发生前经常去王俊锡、张瑞铭的批发部拉货，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温兴健，并将温兴健介绍至批发部拉货，魏某称据其了解温兴健并非批发部员工，温兴健有自己的客户。王俊锡、张瑞铭主张上述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温兴健并非二人的雇员，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一段录音，二原告主张录音内容为王俊锡与温兴健之母的通话录音，但未出示该录音的原始载体，亦未明确该录音的来源。本院认为，交管部门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就本案事故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其记载内容推定为真实，各方未就事故认定书提出反证，故本院采信该事故认定书，并据此确定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就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医疗费，本院以票据金额为限认定为5695.9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以住院病案记载的住院天数，按每天100元标准支持1100元。就死亡赔偿金，二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和赔偿年限于法有据，本院支持。丧葬费，二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于法有据，本院支持530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温兴健已经承担刑事责任，故本院对二原告的本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家属处理丧葬的交通费和误工费，二原告主张的数额属于合理范围，故本院予以支持。就二原告上述合理合法损失的赔偿义务人问题，双方就事发时温兴健是否受雇于王俊锡和张瑞铭、事发时是否为二人执行工作任务各执一词并各自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审查认为，魏某某作为王俊锡和张瑞铭所经营批发部的工作人员，其在接受交管部门调查询问过程中首先否认与温兴健的关系，随后又承认认识温兴健且陈述其与温兴健均在批发部工作，其中温兴健负责送货，虽然魏某某作为证人在本案出庭作证过程中转而否认温兴健与王俊锡、张瑞铭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其无法对上述前后矛盾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根据其2016年2月7日在交管部门询问中的陈述，认定温兴健受雇于王俊锡、张瑞铭二人；同时，根据魏某某在该次询问中对温兴健工作内容的陈述、事发时温兴健驾驶电动三轮车的事实以及温兴健到案后的供述，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事发时温兴健为王俊锡和张瑞铭执行工作任务，王俊锡虽提交了其手机号的通话记录并据此主张事故当天并无与温兴健的通话记录，但该证据不足以否定魏某某2016年2月7日在交管部门询问笔录的证明力，故本院认定的二原告上述合理合法损失，应由王俊锡和张瑞铭承担赔偿责任。温兴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俊锡、张瑞铭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刘红东、刘东红医疗费5695.9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死亡赔偿金886188元、丧葬费53082元、家属处理丧葬的交通费及误工费4000元，以上共计950065.91元；二、驳回原告刘红东、刘东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温兴健负担（原告刘红东、刘东红已预交，被告温兴健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刘红东、刘东红）。案件受理费14252元，由原告刘红东、刘东红负担1360元（已交纳），由被告王俊锡、张瑞铭负担1289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郝 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唐 舒书 记 员  王兆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