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2424号原告：何亚哲，男，199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方园，河北品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建宾，男，198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被告：邓富军，男，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芬，河北领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周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国，男，该公司员工。原告何亚哲与被告郭建宾、被告邓富军、被告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何亚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方园到庭参加诉讼，郭建宾到庭参加诉讼，邓富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芬到庭参加诉讼，加多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亚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加多宝公司给付何亚哲货款143162元及利息，利息以14316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7年2月24日起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判令加多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至2017年期间，郭建宾、邓富军作为加多宝公司职员，以加多宝公司名义从何亚哲处购买加多宝饮料产品，用于节假日宣传促销活动。加多宝公司本应即时向何亚哲支付货款，但加多宝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货款后，便以种种理由拒绝还款，至今仍有143162元未付。何亚哲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郭建宾辩称，不同意何亚哲的诉讼请求，郭建宾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应承担给付责任。首先，何亚哲系加多宝公司在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地区的经销商，何亚哲从加多宝公司购买了加多宝饮料后再分销给当地的营销点，而郭建宾原系加多宝公司员工，职务为廊坊地区文安组市场负责人，执行加多宝公司的规定，郭建宾个人并未与何亚哲之间存在任何经济往来，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关系。从何亚哲提交的诉状中可以看出何亚哲明知郭建宾系加多宝公司职员，其与加多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郭建宾与何亚哲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其次，郭建宾原系加多宝公司的职工，2017年7月份之前任职廊坊市文安市场负责人，2017年7月份离职。在郭建宾任期履行的行为均为加多宝公司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加多宝公司承担。关于何亚哲出具欠条的由来，当时郭建宾是当地加多宝公司指定负责人，负责客户与公司业务和费用来往，欠条不是货款买卖，而是与加多宝公司的费用明细。费用是2017年2月份产生（加多宝公司称2016年春节大战），当时与分销商和终端客户产生费用，费用达到42万左右。在2017年3月至2017年5月份兑付8万左右，后由加多宝公司领导邓富军和渠道管理处负责人协商于2017年12月兑付19万，后续加多宝公司领导继续协商处理。因加多宝公司在2019年5月仍没有兑现完毕，何亚哲找郭建宾出具费用明细（指欠条），由于郭建宾一直帮原客户（何亚哲）追加多宝公司费用问题，且郭建宾当时也是负责人和加多宝公司员工，所以打了欠条。由于加多宝公司频繁换人导致费用问题拖至现在。综上，郭建宾在任职期间的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所欠货款应当由加多宝公司承担。被告邓富军辩称，邓富军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给付责任。邓富军系加多宝公司在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地区的经销商，何亚哲从加多宝公司购买了加多宝饮料后再分销给当地的营销点，而邓富军原系加多宝公司员工，职务为廊坊地区城市经理，执行加多宝公司的规定，邓富军与何亚哲之间并未存在任何经济往来，不存在任何的买卖关系。从何亚哲提交的起诉状可以看出，何亚哲明知邓富军系加多宝公司职员，其与加多宝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因此，邓富军与何亚哲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邓富军原系加多宝公司的职工，2017年3月份之前任职廊坊地区城市经理，2017年3月份之后被调到华北销。邓富军任期履行的行为均为加多宝公司的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加多宝公司承担。加多宝公司辩称：何亚哲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郭建宾、邓富军打借条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系二人个人行为。加多宝公司《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员工直接或间接向往来客户挪用借款等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一经发现给予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处分。郭建宾、邓富军二人入职时就接受过《员工手册》的培训和测试，明确知悉加多宝公司的规章制度。郭建宾、邓富军二人打借条的行为，属于加多宝公司明确禁止的行为，加多宝公司既未授权从事该等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已超出郭建宾、邓富军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同时郭建宾、邓富军并未以加多宝公司的名义实施打借条的行为，而是以个人名义打借条，该等行为属于二人的个人行为。何亚哲与加多宝公司签订的15-17年度《经销合同》第三条货款结算与费用代垫2约定，加多宝公司因市场运作需要何亚哲代为垫付本品，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必须出具经代垫费用签批权限人和财务人员签字确认的《代垫费用申请表》，何亚哲签名核对无误后给予办理。何亚哲在未见有效《代垫申请表》的情况下借货给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的，由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与加多宝公司无关。何亚哲作为加多宝公司多年的经销商，熟知加多宝公司的经销模式与费用结算模式，何亚哲违反了《经销合同》该项约定，在明知没有有效《代垫费用申请表》的情况下，仍借货给郭建宾、邓富军，何亚哲明显非善意相对人，由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与加多宝公司无关，其应向郭建宾、邓富军主张。何亚哲据以主张诉讼请求的证据为2017年2月24日出具的借条和郭建宾2019年5月13日出具的借条。加多宝公司因郭建宾直接或间接向往来客户挪用借款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于2017年7月12日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郭建宾2019年5月13日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郭建宾作为与何亚哲直接对接经销相关业务的人员，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内，何亚哲不可能不知道郭建宾已经被加多宝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因此，何亚哲对郭建宾被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是明知的，故郭建宾2019年5月13日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而在2017年2月24日至2020年2月24日期间，何亚哲从未向加多宝公司就此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郭建宾2019年5月13日出具借条的行为不构成2017年2月24日出具的借条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2017年2月24日的借条，其诉讼时效至2020年2月24日，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1026民初1341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记载，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因此，何亚哲在立案时，诉讼时效已过。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亚哲为加多宝公司的经销商，在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销售加多宝公司饮料产品。2015年春节至2017年7月份期间，郭建宾系负责上述销售区域的加多宝公司业务员；邓富军当时是加多宝公司的区域经理，2017年3月份，邓富军调至加多宝公司华北销工作。关于代垫费用，何亚哲、郭建宾、邓富军、加多宝公司均认可：在作为经销商的何亚哲销售货物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销售商品，会有促销费用的产生，比如促销员费用等，该费用应由加多宝公司负担。在实际业务往来过程中，加多宝公司要求何亚哲预先垫付该笔费用，然后加多宝公司再以货物的形式将相应垫付费用返给何亚哲。每个销售活动都有一定的销售方案，在确定销售方案后，执行销售政策，在销售活动期间产生的代垫费用，经过加多宝公司业务员和经销商对账确认后，加多宝公司业务员向加多宝公司上报垫付费用申请表，加多宝公司按照垫付申请表中载明的金额向经销商挂账返还货物。加多宝公司与何亚哲未约定代垫费用的返还时间。何亚哲（乙方）与加多宝公司（甲方）最后一次签订的经销合同的期限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该合同中关于货款结算与费用代垫约定：1.款到发货，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指定的账户向甲方支付货款。乙方以传真或电子扫描的形式将订货单发给甲方。甲方收到乙方确认的订货单（粘贴付款凭证）后开始备货，当次订货单全部货款到账后即开单发货给乙方。2.甲方因市场运作需要乙方代为垫付本品，甲方工作人员必须出具经代垫费用签批权限人和财务人员签字确认的《代垫申请表》，乙方核对签名无误后给予办理。乙方在未见有效《代垫申请表》的情况下借货给甲方工作人员的，由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与甲方无关。3.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进行市场开拓，为甲方垫付实物费用，并由乙方出具人力、车辆派发至市场，发放到位，甲方人员负责协助及监督。4.乙方需严格按照甲方要求为甲方代垫实物，同时按甲方要求的换货方式完成费用结算，该代垫实物方可计算入乙方的全年销售达成数量，以及乙方的分销达成数量。5.甲方根据市场需求，要求乙方的分销商或邮差商负责代垫实物，乙方应及时安排其分销商或邮差商履行代垫事宜，由此产生的代垫费用由甲方与乙方结算，分销商或邮差商发生的代垫费用由乙方与其结算，如因乙方分销商或邮差商就该代垫事宜发生任何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经销合同第七条第5项约定，甲方业务人员，属甲方协助乙方（包括协助乙方的分销商及邮差商）拓展和管理市场所用，乙方应支持其工作，且不得与其有任何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或弄虚作假行为。甲方禁止在职员工接触乙方货款，如果乙方授权甲方在职员工收取货款，视为乙方与该员工之间的私人行为，甲方不予承担责任。甲方在协助乙方分销商或邮差商拓展和管理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费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结算，若乙方分销商或邮差商若因此与甲方发生纠纷，乙方应负责处理，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何亚哲提交对账明细两份，证明加多宝公司拖欠款项的事实。其中，第一份对账明细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第二份对账明细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第一份对账明细上有何亚哲、邓富军、郭建宾的签名，第二份对账明细上有郭建宾的签名。郭建宾认可两份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邓富军认可第一份对账明细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对第二份对账明细的真实性称无法核实。加多宝公司对两份对账明细上何亚哲、郭建宾、邓富军的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对账明细载明的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关于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的对账明细的形成过程，何亚哲、邓富军、郭建宾均认可：郭建宾2017年7月份前系加多宝公司文安县市场负责人；2017年何亚哲与郭建宾对何亚哲代垫费用情况进行数次核对后，最终于2017年2月24日形成了对账明细。邓富军其原系加多宝公司廊坊市地区城市经理，2017年3月份被调至华北销工作，2017年5月份，加多宝公司派邓富军盘点文安市场存在的问题，在盘点过程中，何亚哲将郭建宾与何亚哲于2017年2月份的对账明细提交给邓富军核对，邓富军在核对后，对有些项目予以了签字确认，对不知情的款项情况未签字。关于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的对账明细的形成过程，何亚哲与郭建宾称，该份对账明细记载的内容与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的对账明细的内容一致，仅是对货物金额及数量进一步明确，且对总金额进行汇总，并由郭建宾于2019年5月13日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的对账明细记载的内容为：1.瓶装加多宝饮料旧货处理25件赠25件（清5件），差800元。该记载内容处有邓富军的签名。何亚哲、郭建宾与邓富军均称，该笔款项800元的产生原因为：2016年6月份至2016年7月份，何亚哲销售了临期商品25件，按照当时加多宝公司的销售政策，何亚哲每售出一件临期商品，加多公司应给予与何亚哲40元，该费用以货物形式返还给何亚哲。加多宝公司以货物形式返还了其中的5件商品的费用，仍有20件商品费用未返还。加多宝公司认可何亚哲主张的上述销售政策，但不认可何亚哲主张的20件商品费用尚未返还的事实。2.“满祥欠280件”。何亚哲和郭建宾称，2016年春节，加多宝公司举办促销活动，购买听装饮料赠送罐装饮料，但当时文安县城缺少作为赠品的瓶装饮料，所以郭建宾从何亚哲处调配了280箱瓶装加多宝饮料。邓富军未在该笔事项记载处签字，称其表对该款项的事实不知情。郭建宾称，其离职交接时已将此事项告知给加多宝公司员工曹宇，加多宝公司已调查核实了该280箱货物的去向。加多宝公司称对上述调配货物的事项不知情。3.“2016年中秋节老日期C20的1050件”。何亚哲和郭建宾称，2016年春节，按加多宝公司当时的销售政策，因何亚哲销售临期货品，根据销售情况核算，加多宝公司应返还何亚哲50505元金额的货物（48.1元/件×1055件=50505元）。邓富军未在该笔款项记载处签字。邓富军与郭建宾均表示对该笔款项的事情不知情。4.“未清355件”。何亚哲和郭建宾称，2016年中秋节，按加多宝公司当时销售的政策，因何亚哲销售临期货品，根据销售情况核算，加多宝公司应返还何亚哲17075.5元金额的货物（48.1元/件×355件=17075.5元）。邓富军未在该笔款项记载处签字。邓富军与郭建宾均表示对该笔款项的事情不知情。5.“2016年春节322件、2016年中秋节1559件、邮差2379件，共4260件，以冲2676件，剩余1584件”。何亚哲和郭建宾称，2016年春节和中秋节期间，何亚哲及其下游经销商销售货物时将一部分货物作为赠品赠送给客户，根据加多宝公司当时的销售政策，加多宝公司应返还何亚哲与赠品金额相同的货物（单价61元），但加多宝公司尚有1584件赠品未返还。邓富军在该笔款项记载处签名并注明“2017年4月份郭建宾告诉我”。邓富军称，邓富军在核对该笔款项时，郭建宾与何亚哲均向其表示已经核对过，故邓富军予以签字并标注。加多宝公司称，对于上述款项情况不知情。6.“2015年春节欠款40148元”。何亚哲和郭建宾称，该笔费用是2015年春节，何亚哲的下游经销商在促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促销费用，下游经销商在向何亚哲支付货款时已经扣减了该笔促销费用。邓富军在该笔款项处签字并注明“有外欠帐，欠条郭建宾负责要帐”。邓富军称，看到过该笔款项对应的下游商家相应货物单据，该金额40148元系郭建宾与何亚哲核实确定的金额。加多宝公司称，对上述款项情况不知情。7.“未清22032元”。何亚哲和郭建宾称，该笔款项是2015年春节，何亚哲的下游经销商在促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促销费用，下游经销商在向何亚哲支付货款时已经扣减了该笔促销费用。邓富军未在该笔款项处签字，其表示对该笔货物销售情况不知情。加多宝公司称对该笔货物销售情况不知情。8.“拿走2015年7月份德归海达欠条伍仟元，未清5000元”。何亚哲和郭建宾称，该笔费用是何亚哲的下游经销商执行加多宝公司促销政策时产生的促销费用，何亚哲已经向下游经销商结算该笔费用，但加多宝公司未向何亚哲返还该笔费用。邓富军未在该笔款项记载处签字，表示不清楚该笔款项情况。加多宝公司称对该笔款项情况不知情。9.“永昌欠29900元”、“天昌批发欠货2430件=150660元”。何亚哲和郭建宾称，该笔款项是2016年中秋节，何亚哲的下游经销商执行加多宝公司销售政策时产生的代垫费用，根据加多宝公司当时销售政策，代垫费用由何亚哲预先垫付后，应由加多宝公司予以返还。邓富军在“永昌欠29900元”处签字并注明“2017年4月份郭建宾告诉我”。邓富军称，其于2017年4月份听郭建宾说过“永昌欠29900元”的事情，但不清楚“天昌批发欠货2430件=150660元”的事情。加多宝公司称对上述两笔款项的事实均不知情。10.“未清48件”，何亚哲和郭建宾称，该笔款项是2016年春节期间，何亚哲执行加多宝公司销售政策中所产生的商品陈列费，每件商品陈列费48.1元，合计2304元。邓富军未在该笔款项处签字。邓富军称其认可当时的销售政策，但对该笔陈列费的情况不知情。加多宝公司称对上述陈列费的事项不知情。何亚哲称，2015年春节至2016年中秋节期间，加多宝公司欠付其代垫费用共计426248元。加多宝公司以代垫上账形式冲抵114680元，2017年3、4月份，加多宝公司又从何亚哲处调配354件货物给下游经销商（柒星楼批发站）用以返还代垫费用。上述合计，2017年至2018年期间，加多宝公司通过上账形式为何亚哲上账1526件（金额为1526件×61元/件=93086元）。2018年初，加多宝公司廊坊地区负责人更换为曹宇后，加多宝公司通过上账形式为何亚哲上账19万元。庭审中，何亚哲与郭建宾称，关于代垫申请表，因为加多宝公司当时的政策并不是每一笔代垫费用即时报销即时返还，而是根据当时的购入货物数量搭配一定比例货物作为返还，代垫费用申请表是加多宝公司决定返还货物给经销商时，才要求经销商补填该表，所以在郭建宾离职前，仍有大部分费用未提交代垫申请表。加多宝公司认可，在曹宇担任廊坊地区负责人后，其公司以上涨形式补贴何亚哲19万元。另，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何亚哲诉郭建宾、邓富军、加多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20年6月3日向加多宝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材料，后于2020年6月11日裁定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处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本案。本院认为，何亚哲与加多宝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郭建宾、邓富军在涉案经销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相关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加多宝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从以下几点论述：首先，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的对账明细单形成时，郭建宾、邓富军系加多宝公司的员工，且郭建宾是加多宝公司负责何亚哲销售区域的业务员，故郭建宾、邓富军在本案涉案经销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何亚哲所实施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加多宝公司承担，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加多宝公司。其次，根据《经销合同》的约定，何亚哲需严格按照加多宝公司要求为加多宝公司垫付实物，同时按加多宝公司要求的还货方式完成费用结算，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必须出具经加多宝公司的代垫费用签批权限人和财务人员签字的《代垫申请表》，何亚哲核对签名无误后予以办理。根据《经销合同》的约定，代垫申请表应由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出具，且根据庭审过程中各方关于代垫费用流程的陈述，代垫费用发生后，加多宝公司业务员与经销商对账确认金额后，再向加多宝公司上报。本案中，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未上报何亚哲的代垫费用的相关申请表的责任并不在于何亚哲，故对于加多宝公司关于何亚哲在未见有效《代垫申请表》的情况下借货给加多宝公司工作人员，由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与加多宝公司无关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案中，何亚哲依据加多宝公司业务员郭建宾的指示，为加多宝公司垫付了代垫费用，故郭建宾对何亚哲的代垫货物的指示行为及代垫费用金额确认行为系其履行的职务行为，加多宝公司应向何亚哲返还相应的代垫费用。何亚哲关于郭建宾、邓富军对加多宝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的对账明细形成时，郭建宾系加多宝公司负责何亚哲销售区域的业务员，故本院对该对账明细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进而对该对账明细确认的垫付费用的金额426248元予以采信。加多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返还代垫费用的情况，何亚哲自认加多宝公司已返还代垫费用283086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何亚哲关于加多宝公司支付其代垫费用143162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何亚哲与加多宝公司并未约定代垫费用的返还时间，故何亚哲有权随时主张，结合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给加多宝公司的时间为2020年6月3日的事实，本院确认加多宝公司应自2020年6月5日向何亚哲支付代垫费用143162元的利息，利息以14316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何亚哲超出上述范围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因何亚哲与加多宝公司并未约定本案款项的支付时间，故何亚哲有权随时主张。故加多宝公司关于何亚哲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何亚哲支付货款143162元及利息（利息以143162元为基数，自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亚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3163元，由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