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3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法定代表人：黄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腓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法定代表人：吕苏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跃萍，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家住上海市杨浦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法定代表人：向春，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少波，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家住青海省格尔木市。系该中心员工。原审支持起诉人：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伟，该院检察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婉露，该院书记员。原审支持起诉人：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住所地：江西省南昌经开区。法定代表人：刘明珠，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彬，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安钢公司）、上诉人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中心）、原审支持起诉人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萍乡检察院）、原审支持起诉人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以下简称青赣中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萍安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骏、郭腓力，上诉人宝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张跃萍，被上诉人两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少波，原审支持起诉人萍乡检察院的出庭人员吴雄伟、戴婉露，原审支持起诉人青赣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李俊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萍安钢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并驳回两江中心对萍安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由两江中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萍安钢公司堆放瓦斯灰的行为与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不存在因果关系。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原萍乡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萍乡市环保局）、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原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作出的调查报告、评估报告等文件依据不足、结论错误。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文件，直接认定萍安钢公司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导致渌江河铊浓度超标，属认定事实错误。（1）调查报告、评估报告等文件对萍安钢公司堆放的瓦斯灰受冲刷进入河流导致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这一认定，缺乏基本的证据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认定萍安钢公司堆存的瓦斯灰被冲刷导致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2）华南所出具的《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后评估报告》)所载数据，足以证明五十年一遇的干旱是本案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后评估报告》所作结论存在错误。根据《后评估报告》载明的数据，单就历史的日常性铊排放，在2018年干旱的情形下，便足以导致铊浓度超标。故萍安钢公司瓦斯灰堆放与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不存在因果关系。（3）萍安钢公司安源厂区堆放的瓦斯灰受雨水冲刷，不足以导致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本案事件发生后，萍安钢公司清除了堆放的全部瓦斯灰及底土，而根据萍安钢公司对外委托检测的铊含量数据计算，不可能产生14.8kg的新增排铊量。（4）萍乡市环保局《关于渌江河水质铊浓度异常偏高应急调查处置情况的报告》、《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等文件已经证明，就历史的日常性铊排放，还存在其他铊排放源。历史排铊是由众多主体共同造成，且萍安钢公司并非主要责任主体。2.两江中心不具有主张应急处置费、评估费的主体资格，且应急处置费计算存在明显错误。（1）本案中，两江中心并未支付应急处置费及评估费。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急处置费及评估费应属于普通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应由政府部门等实际支出费用的主体主张。在相关单位未起诉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代为主张并受领款项，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和处分原则。（2）《后评估报告》对应急处置费用的计算及依据在一审时未经质证，且经萍安钢公司初步核对，共计4857372.35元应予扣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了法定程序。3.三刀石段水质已经恢复，无需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费，且《后评估报告》对生态环境损害费的评估计算存在错误。（1）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以下简称《推荐方法》）第9.4.2条第二款的规定，《后评估报告》作出时，三刀石段面的水质已经恢复。《后评估报告》并未对其他损害进行认定，故萍安钢公司无需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费。（2）即便需要评估修复费用，《后评估报告》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法得出“稀释14.8kg铊污染物至0.1μg/L约需1.48亿方水资源”，与本案事件实际只调用了250万立方水资源相差巨大。《后评估报告》由此得出生态环境损害费为888万元，与实际不符，该评估方式明显错误。（3）即便需要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裁判观点，就萍安钢公司技术改造已经实际支出的数千万元改造费用，法院也应考虑抵扣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费用。4.两江中心不具有主张评估费的主体资格，评估费并未全部实际支付，且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的原件。一审法院认定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赔偿全部350万元评估费，并酌定支付两江中心为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8000元，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萍安钢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85%，且未考虑萍安钢公司提出的免责或减轻责任事由，存在错误。（1）萍安钢公司堆放瓦斯灰等行为，与本次事件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历史排铊而言，萍安钢公司亦非主要责任者。（2）历史排铊是由其他主体共同造成，依法应当减轻萍安钢公司的责任。（3）五十年一遇的干旱是本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干旱属于不可抗力，即便不能免除责任，亦应当减轻萍安钢公司的赔偿责任。（4）醴陵市政府等部门对本案事件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减免萍安钢公司的责任。6.本案不存在侵权行为或危险状态仍持续的问题，一审法院在认可萍安钢公司完成整改的同时，仍判决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进一步排查危险废物堆放情况，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7.萍安钢公司对案涉事件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萍安钢公司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萍安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两江中心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萍乡市环保局（2018）323号《关于湘赣两省渌江河铊浓度偏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情况的报告》、萍乡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检查（勘察）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现场光盘、萍环监字（2018）第W187号监测报告等证据证实，萍安钢公司在明知瓦斯灰为危险废物的情况下，未对瓦斯灰进行严格管理，擅自将超大吨量的危险废物瓦斯灰在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情况下随意堆存。而瓦斯灰中含有污染因子铊，其向外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因子铊与三刀石水源地的污染因子具有同源性，且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合理的污染迁移路径。故萍安钢公司堆放瓦斯灰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主观上亦存在明显过错。2.萍安钢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华南所具有鉴定评估的法定资质，其通过现场踏勘采样检测、模拟分析等多种手段，依据客观数据及事实作出的两期评估报告，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此外，《后评估报告》采纳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数据具有法律依据。虽然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没有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铊浓度的资质，但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第7.2.4条的规定，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没有“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铊浓度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是可以开展该项监测的。（2）A.根据《推荐方法》的规定，《后评估报告》对损失的计算并未超出直接经济损失的界定。B.该应急处置损失费的全部票据已全部作为《后评估报告》的附件提供。C.应急供水保障费的其它费用为：投药费、水源检测费、应急工程建造费中除人员费、材料费、设备费、土建施工费、检测费以外的餐费、交通费等其他必要费用。《后评估报告》将投药费、水源检测费、应急工程建造费中的“其他费用”进行加和统计，事实上均已分别归属到投药费、水源检测费中，不存在与《推荐方法》规定的具体项目不对应的问题。D.更换滤料是因425吨滤料和不锈钢内衬板材料均是对受到污染所作的清理处置，是为保障后续水源安全所进行的更换。E.水电费用及水口清理费是为加快消除水体污染影响，降低污染程度，连续几天开闸放水以加快渌江河下泄的流速，因水位降低造成醴陵市自来水公司取水电费增加。F.由于铊污染事件中往往不纯粹只有污染因子铊，根据污染来源不同往往伴有其它污染因子存在。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在未完全掌握污染排放特征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用水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增加相关检测因子是科学合理的。故监测或检测铊以外的重金属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案铊浓度超标有关，属于必要的应急处置费用。G.萍安钢公司虽主张高锰酸钾以外的药剂不属于《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药剂，但萍安钢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投放这些药剂为不合理的应急费用。（3）铊元素是一种稀有元素。鑫业公司、工业园杞木河交界断面、金宜混凝土搅拌站、湘安混凝土搅拌站、新纪元混凝土搅拌站等断面监测出铊元素，并不能证明上述企业与污染事件中的特征因子铊具有同源性和污染路径，更不能证明上述企业实施了违法排放含铊废水的行为。《后评估报告》中所载明上述企业排铊情况，仅是对这些企业的环境风险提出了警示，并作出风险评估，为地方政府对流域重金属风险防控提供支撑，并非认定上述企业实施了此次的环境污染行为。3.萍安钢公司在该环境损害事实上存在违法行为，且损害的事实危险仍在继续，萍安钢公司应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1）萍安钢公司违法堆放瓦斯灰，主观上有过错，行为上违法，且侵犯了公众的精神性权益和环境物质性的人格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2）萍安钢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建设的雨污分流系统已通过验收。萍安钢公司违法堆放瓦斯灰的行为，造成土壤及地下水处于持续污染的风险之中，加之重金属难降解的特性，瓦斯灰中的铊及伴生的其它重金属污染物一旦进入水环境，风险势必长期存在。因此，危险状态并没有消除。4.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1）萍安钢公司非法排铊行为，损害了公众生命健康及生态环境安全。为此，萍乡、醴陵两地人民政府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置，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处置费用以及生态损害修复费用，构成本案环境侵权公益诉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根据法律规定，两江中心具有提起该案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定资格及法律赋予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追偿权。（2）在评估项目启动前，评估费就已经合同双方当事人对该费用予以确定。在合同履行中，当一方履行完合同义务后，相对方即具有按约给付评估费的义务。因此，无论该评估费是否付清，均不影响两江中心对该实际损失的索赔。（3）两江中心因本次诉讼所产生的各项差旅费用票据，原始票据均已分别全部装订成册，确实无法来回搬运。在诉讼举证质证中，两江中心已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票据全部的复印件，在萍安钢公司未指出该票据不合法及单张票据存在真伪问题或不实等情况下，该复印件具有客观证明力。宝海公司辩称，1、同意萍安钢公司的以下意见：（1）两江中心不具有主张应急处置费、评估费的主体资格，且应急处置费和生态环境损害费计算错误；评估费并未全部实际支付，两江中心亦未提供相关票据的原件。（2）萍乡市环保局、华南所作出的调查报告、评估报告等文件依据不足，结论错误。（3）《后评估报告》载明的数据，足以证明五十年一遇的干旱导致了本案事件的发生，故《后评故报告》结论存在错误。2、根据萍乡市环保局的调查和萍安钢公司的环评文件等材料，可以印证萍安钢公司存在排铊行为。宝海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两江中心对宝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两江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经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函确认，宝海公司的生产废水、地面冲洗水和雨水（包括初期雨水）全部进入沉淀池收集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1）萍乡市湘东区生态环境局（原萍乡市湘东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湘东区环保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针对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没有自主监测进行的处罚，不是超标排放处罚。没有监测不能等同于排放了铊污染物。（2）所谓的“锅炉软水池返洗水”，既不是生产废水也不是生活污水，实际上是河流本身的水。（3）《后评估报告》亦明确，“宝海公司在事件发生前后均正常生产，并未发现有异常生产或偷排、漏排情况”。2.《后评估报告》对新龙江的流量和新增排铊量计算错误，且自相矛盾。（1）大量照片、视频、证人证言等确凿证据显示，整个铊超标事件期间新龙江完全断流，没有水流入渌江河，新龙江没有任何向渌江河排放铊的可能。该事实在萍乡市环保局萍环字[2018]323号、287号报告中也有明确体现。在新龙江完全断流的情况下，华南所在《后评估报告》中设定新龙江0.1m3/s（360m3/h）的流量并按此流量得出新龙江排入萍水河铊总量4.96kg，是毫无根据的。相反，本案事件发生期间，新龙江不但没有水流入渌江河，新龙江下游河段的水，还是地方政府实施抗旱工程从渌江河反向逐级返水引流到新龙江用于灌溉的。（2）华南所忽视宝海公司生产废水不外排的前提，得出“每日随外排水排放铊约0.15kg（占25%）”的数据，没有事实和科学依据。（3）《后评估报告》对宝海公司的历史排铊情况计算出的数据忽视了背景值，计算方法违反常识，缺乏科学根据。（4）《后评估报告》在确认老关小河于2018年8月4日完全断流后，仍然将宝海公司的铊排放计算至2018年8月22日此次事件响应结束。（5）《后评估报告》在计算三条污染支流铊排放总量时，方法不一致。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湘东生产区所在的支流白源小河、日星小河均是采用支流入河口（萍水河）的铊浓度来计算，而计算宝海公司所在的支流新龙江铊排放总量时，却是采用支流新龙江上游的铊浓度来计算，并未采用新龙江入渌江河入河口的铊浓度计算。（6）新龙江排入渌江河的铊总量，应根据新龙江入渌江口的浓度和流量来计算。即使按华南所设定的新龙江0.1m3/s的流量来计算，铊总量也只有62.79g即0.06279kg，这个量也只有三刀石铊总量的0.25%，而非华南所认定的占比18.6%。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龙江汇入渌江河后铊含量有任何增加。（1）对比两江中心提供的新龙江汇入口下游三刀石断面和上游金鱼石断面数据，没有一天的数据表明，新龙江汇入后渌江河（三刀石断面）的铊含量超过汇入前的（金鱼石断面）数值。恰恰相反，新龙江汇入后的渌江河（三刀石断面）平均数值0.00014mg/L，比新龙江汇入前的（金鱼石断面）平均数值0.00024mg/L反而是下降的。（2）金鱼石断面的铊总量为27.942kg，与三刀石断面的铊总量25kg大致相当，上游金鱼石断面总量略高于下游三刀石断面总量，位于渌江河下游的支流新龙江对此次铊浓度超标事件没有任何影响。（3）《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1592.62万元和生态环境损害费，其中899.23万元和生态环境损害费465.5万元是发生在萍水河内，系由萍安钢公司造成的，与宝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4.萍乡市环保局、华南所判定新龙江（老关小河）的铊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宝海公司的结论是错误的。（1）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没有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铊浓度的资质，其所出具的监测结果不能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2）萍环监字（2018）第W252号报告和数据汇总中，宝海公司附近的监测数据报告，均未加盖CMA标志，且也不属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中规定可以不盖CMA章的情况，其监测结果无效，在此依据上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5.新龙江中段（楚东桥）的旗滨玻璃公司在事件应急处置期间有排铊并超标的事实，华南所和两江中心对此却视而不见，有失公允。6.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已经建设完成了雨污分流系统，清除、处置了危险废物，一审法院仍作出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进一步排查危险废物堆放情况的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7.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违规采信证据，扩大了审理范围，且改写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宝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两江中心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湘东区环保局于2018年4月8日、6月1日、8月6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证据表明，宝海公司不仅有历史排铊行为，且有将含铊污染物废水经其生活污水排口及雨水径流排放至老关小河，后汇入萍水河（渌江河），导致三刀石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的违法行为。宝海公司所排放的特征性污染物铊元素，与三刀石饮用水水源地受到污染的特征性污染物具有同源性，且具有合理的排放路径，与三刀石饮用水水源地所遭受的污染具有高度盖然性和因果关系。（2）宝海公司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行为上具有明确的违法事实。宝海公司明知机头灰和瓦斯灰属危险废物，却不严格依法管理，且其储存区、生产区管理严重混乱，在雨水冲刷下遍地溢流，存在长期、持续的历史性排铊行为和事实。经行政执法部门多次查处后，仍没有进行有效整改，最终造成本次污染事件。2.宝海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1）宝海公司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对时间、地点、事情经过等要素叙述不明；照片、视频均是在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所拍摄的，不能客观、完整地反映整条河流的真实状况；老关小河在事件发生后排查阶段前期、中期都没有断流。（2）老关小河的筑坝，并不意味着下游新龙江的存水不再继续流动，该事实在宝海公司提交的视频中也能证实。因此，《后评估报告》仅用了0.1m3/s这一个很小的流量进行计算。3.宝海公司在本案环境损害事实上存在违法行为，其没有证据证实其建设的雨污分流系统已进行整改并通过验收，且损害的事实危险仍在继续，宝海公司应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4.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1）两江中心具有提起该案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定资格及法律赋予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追偿权。（2）无论评估费是否付清，均不影响对该实际损失的索赔。萍安钢公司辩称，1.同意宝海公司以下意见：（1）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没有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铊浓度的资质，其以该方法所出具的监测结果不能作为调查报告、评估报告的依据。（3）事发期间，其他主体有排铊的可能和排铊的事实。2.宝海锌公司主张其没有向外排放铊污染物的废水，没有事实依据。一方面，宝海公司的环评批复以及环保验收仅能说明环评验收时的情况，不能证明案发时实际情况，无法证明宝海公司日常生产废水、地面冲洗水和雨水不外排。另一方面，宝海锌公司主张其排放的“锅炉软水池反洗水”既不是生产废水也不是生活污水，没有事实依据。本次事件处置期间，宝海公司污水外排口、新龙江老关小河交界处以及新龙江入渌江口均监测到铊浓度超标。3.宝海公司主张2018年7月至8月新龙江上游、下游完全断流，故其与本次事件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4.宝海公司存在历史排铊情况。新龙江的铊污染物与萍水河的铊污染物，共同造成了三刀石段的铊浓度超标。5.宝海公司主张新龙江铊排放总量只有62.79g，没有事实依据。一方面，新龙江入渌江河口铊浓度平均值0.0001425mg/L，该数据是2018年8月4日之后的数据，而宝海公司在2018年7月23日之后已经停产并进行整治。因此，该数据无法体现宝海公司正常生产状态下的铊浓度情况。另一方面，华南所适用的0.1m3/s是在新龙江断流情形下适用的非常低的估算数值。针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支持起诉人萍乡市检察院称，1.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违法排放铊元素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萍安钢公司厂区雨污分流设施不完善、违法堆放含铊瓦斯灰的事实，以及宝海公司环保设施不完善、无组织排放粉尘等事实，有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多次行政处理决定等予以证实。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行政处罚决定均未提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应视为对调查核实的违法事实予以认可。2.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违法排放铊元素与渌江河铊浓度超标因果关系清晰明确。三刀石断面铊超标事件调查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经过了层层审核确认，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华南所作为环保部第一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对事件污染路径的分析、因果关系的确认、环境损害的量化等作出的评估结论并无不当。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其提出的质疑，仅为某个时间点上的情况，并不能客观反映事件的整个过程。二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评估结论，亦不能达到其与该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3.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不具有减轻或者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按照评估结论可知，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旱情导致的河道流量大幅下降，以及萍安钢公司和宝海公司历史排铊、萍安钢公司新增排铊等因素叠加后造成的结果。旱情导致的河道流量大幅下降是“天灾”，萍安钢公司和宝海公司历史排铊、萍安钢公司新增排铊则是“人祸”。“天灾”不受人控制，“人祸”则可避免。故不能因为河道流量大幅下降的客观原因而免除或者减轻二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至于是否存在其他污染源，应当以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结论为依据。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科学性，不足以推翻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对本次事件的调查结论。4.一审判决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分配公平合理。本次事件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泄漏至渌江河中铊的总量为25kg，其中历史本底铊排放量为10.2kg、新增排放为14.8kg。按照本次历史本底排放量与新增排放量的比例，综合考虑二上诉人对本次事件的直接影响情况，一审判决萍安钢公司对损害承担85%、宝海公司承担15%，并无不当。针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支持起诉人青赣中心称，1.一审判决关于萍钢公司、宝海公司侵权事实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根据事件处置阶段的监测结果显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均存在违法排铊的行为。（2）宝海公司称因新龙江断流，其无法将废水排入渌水河理由不成立。根据宝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在真实性无误的基础上，也只能证明在2018年7月31日新龙江断流。但本次污染事件系发生在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30日萍乡市环保局经三次排查已确定宝海公司为铊污染源，2018年7月31日新龙江断流是相关部门截流治污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宝海公司无法向渌水河排污。2.一审判决关于《后评估报告》及《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工作总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总评估报告》）证据效力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3.一审判决关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承担方式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关于应急处置费、评估费、生态环境损害费等费用及责任承担比例的认定。上述均为两份评估报告的内容，且附有对应的费用明细和计算过程，若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鉴定意见内容有异议，应当提出书面异议及相应证据并依法申请重新鉴定，但二上诉人未提出有效证据，也未提出重新鉴定。此外，一审判决已经明确上述费用系转入法院专用账户，其后向实际支出人支付。两江中心并未因此获利，实际支出人的权益也未受到侵害。（2）关于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进一步排查潜在危险的问题。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和进一步排查危废堆放情况，本身就是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义务，一审判决并未加重其负担。（3）关于向公众赔礼道歉的问题。学理上认为因污染者侵害了公众环境权，因此应当依法在公众媒体中赔礼道歉。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均知道或应当知道废渣、废水中铊含量过高，仍未采取有效措施，存在主观过错。因污染结果涉及湘、赣两省，故应当在国家级媒体中赔礼道歉。两江中心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立即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停止对河流等外环境的侵权行为；2.判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立即依法清除、处置堆存的危险废物，消除对土壤、河流及地下水生态环境的危险；3.判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赔偿因非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应急处置费1592.62万元，赔偿渌江河生态环境损害费888万元；4.判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分别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家级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5.判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赔偿鉴定评估费、专家咨询费、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实际发生的为准）；6.由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渌江属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江西省杨岐山千拉岭南麓，在江西省境内称为萍水河，西流经过湖南省醴陵市渌口区，在汇入湘江，流域面积5675平方公里，干流长度168公里。位于江西省萍乡内的白源河、日星小河、老关小河均为该河的三条支流。渌江河三刀石饮用水源断面为湖南省醴陵市自来水厂的饮用水源取水点，距渌江干流金鱼石省界断面约23公里。2018年7月3日，湖南省醴陵市环境监测站在对三刀石饮用水水源地开展109项水质全分析监测时，发现水质中铊元素浓度值超过饮用水源水质控制标准0.065μg/L（标准限值为0.1μg/L）。同年7月20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原醴陵市环境保护局）致函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即萍乡市环保局），请求协助排查污染源。萍乡市立即组织人员力量开展铊污染源排查工作，分别对萍水河金鱼石段面上游主河道及萍水河11条支流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沿线排查至湖南省醴陵市新龙江。至同年7月23日，通过对萍水河、老关小河、日星小河、杞木小河以及萍安钢公司、市污水处理厂等8家企业废水排放口进行采样监测，初步判定萍水河、老关小河中的铊污染物主要来源于钢铁和硫酸锌生产企业。2018年7月23日，萍乡市环保局对存在排放铊风险的宝海公司下达停产通知，责令停产整治，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对危废储存场地进行改造；对萍安钢公司责令禁排，对该公司安源生产区光明小区水渠进行改道，并对原有渠道进行封堵，对湘东生产区加强原料堆场的地表径流收集。至同年7月30日，萍乡市环保局先后对萍水河及其包括白源河在内的11条主要支流和沿线企业废水排放口进行采样监测。萍乡市环境监测站针对白源小河水质调查出具的报告显示：2018年7月22日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废水总排口铊浓度为3.35ug/L、2018年7月28日光明小区生活废水经萍安钢公司厂区入白源河排口铊浓度为15.40ug/L、2018年7月26日白源小河鱼陂上铊浓度为37.8ug/L、2018年7月26日白源河汇入萍水河前100米铊浓度为7.27ug/L、2018年7月23日白源河入萍水河河口铊浓度为10.86ug/L。萍乡市环境监测站针对老关小河水质调查出具的报告显示：2018年7月20日老关小河宝海公司排口下游约10米处铊浓度为12.7ug/L、2018年7月21日老关小河宝海公司下游约600米处铊浓度为8.51ug/L、2018年7月30日老关小河出境断面铊浓度为8.16ug/L（另外根据监测结果显示，2018年7月31日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排口前6米处铊浓度为14.2ug/L、生活污水排口铊浓度为2.72ug/L、生活污水排口下游5米处铊浓度为19.7ug/L，2018年8月3日宝海公司1号排放口铊浓度为6.12ug/L、2018年8月3日宝海公司2号排放口铊浓度为29.88ug/L）。萍乡市环境监测站针对日星小河水质调查出具的报告显示：2018年7月21日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2号排口铊浓度为0.55ug/L、2018年7月26日厂区围墙外废水排口铊浓度为0.78ug/L、2018年7月26日1号废水排口下游铊浓度为0.78ug/L、2018年7月21日日星小河入河口铊浓度为0.52ug/L、2018年7月26日日星小河入河口铊浓度为0.77ug/L。萍乡市环保局进一步判定萍安钢公司（包括安源生产区、湘东生产区）、宝海公司为涉事企业，受污染水体四条（分别是：萍水河、白源河、日星小何、老关小河）。2018年7月30日，萍乡市环保局向江西省环境监察局报告了萍水河铊浓度偏高的情况。同年8月1日，萍乡市启动突发环境事件重大（II级）应急响应。同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派出应急处置工作组前来萍乡市。次日，生态环境部下达了《关于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督查通知》，并于同年8月3日派出应急人员进驻萍乡市帮助、指导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从2018年8月4日至21日，通过截断污染源、控制污染物扩散、增大生态流量、工程治理等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污染物扩散，平稳、妥善处置了此次事件。2018年8月21日，应急响应终止。2018年8月6日，萍乡市环保局会同萍乡市公安局、江西省环境监察局对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进行现场检查，认定现场情况如下：1.2018年6月25日晚间开始至7月23日，萍安钢公司将总量为1926.06吨的高炉瓦斯灰临时露天堆放在该公司厂区西南侧水渠旁。2.露天临时堆场只采取了简易的防风抑尘网遮盖，未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采取防渗漏、防流失等其他环境污染放置措施。3.未建设废水集中收集设施、未实施雨污分流，废水随地面径流通过堆场边的排水渠直排白源小河。取样监测结果表明，外排废水中含铊等污染因子。针对上述环境违法事实，萍乡市环保局于2018年9月8日作出（萍）环行罚字[2018]67号行政处罚（停产整治）决定书，对萍安钢公司作出责令相关设施停产整治，并处罚款100万元的行政处罚。另外，2018年7月16日，萍乡市环保局对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公司原料堆场棚化改造的工程废水、块矿装卸时夹带的卸矿槽废水未被有效收集，渗流至原料堆场旁边的雨水沟，经泄洪闸排入白源小河，造成白源小河河水变红。针对上述环境违法事实，萍乡市环保局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萍)环行罚字[2018]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萍安钢公司作出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8月9日，萍乡市环保局会同湘东区环保局对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进行检查。认定现场情况如下：1.该单位未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擅自将2461吨高炉瓦斯灰堆存在阳干600米货场。2.高炉瓦斯灰堆场未采取防渗漏、防流失等防治污染措施。3.堆场未建设雨篷防雨，地面未硬化等污染防治设施。4.未完善雨污分流，雨水冲刷、淋溶废水及地面径流废水通过自然形成的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泥土沟渠进污水处理站，未建设高炉瓦斯灰堆场废水集中导流沟渠、车辆运输进出夹带含瓦斯灰的泥水在厂区道路，大雨时有部分废水排入日星河。通过执法人员对萍安钢公司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该工作人员表示堆存的瓦斯灰是2018年6月26日开始转移到这里堆存，在对外排废水的检查中没有对铊成分进行检测。针对上述环境违法事实，萍乡市环保局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萍)环行罚字[2018]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萍安钢公司作出处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另外，2018年6月27日，湘东区环保局曾作出湘环罚[2018]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存在4号高炉瓦斯灰灰仓处未采取防扬撒、防渗漏措施，瓦斯灰洒落地面，地面有裂痕，有渗漏的环境违法事实为由，对萍安钢公司处罚款两万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8月7日，湘东区环保局对宝海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宝海公司有生活污水排放，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该公司锅炉软水池的返洗水未经处置，通过生活污水排口直接排入外环境。同日，湘东区环保局作出湘环改字[2018]21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宝海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开展生活污水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数据。针对上述环境违法事实，湘东区环保局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湘环罚[2018]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宝海公司罚款20万元。另外，2018年6月1日，湘东区环保局曾对宝海公司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1.公司部分厂房未密闭，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2.原料堆场未按管理规范要求堆存，地面扬尘严重；堆场地面、回转窑炉地面精细化管理措施未实施。3.风干系统和抑尘措施不到位，粉尘无组织排放。4.原料下料口振动筛收尘不彻底，粉尘无组织排放，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2018年8月20日，宝海公司制定停产整改方案。2018年9月17日，萍乡市环保局对宝海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确认现场情况，1.宝海公司自2018年7月23日停产至今，进行铊污染事件环境整改情况。2.宝海公司正对厂区雨污分流系统升级完善，彻底分开屋面雨水与地面雨水，雨水收集池检查并作防渗升级改造。水系统管理升级改造；改造升级作业区屋面水收集系统；完善和升级地面水收集系统；建立初期雨水铊等重金属处置装置；新建设3t/h生活污水处理站。2018年8月16日，萍乡市环保局向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即华南所）致函；2018年8月20日，醴陵市人民政府向华南所致函。两单位均以湘赣两省跨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异常事件急需开展应急响应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工作为由，委托华南所按国家相关要求，联合相关单位，抓紧开展应急评估相关工作。2018年8月23日，醴陵市人民政府与华南所签订《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项目合同书》，项目名称为：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项目经费350万元。2019年1月31日，醴陵市人民政府通过醴陵市财政局预算内存款户向华南所支付评估费300万元。2018年10月，华南所作出《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结算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后评估报告》）。该报告根据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的三刀石断面的监测数据和大西滩水文站提供的水文数据，通过插值法将缺失水质数据补全，计算得出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泄露至萍水河中铊的总量约为25kg（其中包含历史本底排放量约10.2kg），新增排放量约14.8kg。并通过插值法和比拟法得出白源小河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共计排放铊的总量约为14.48kg，日星小河2018年7月3日至8月10日共计排放铊的总量约为0.94kg，新龙江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8月22日排入萍水河铊总量约为4.96kg，萍乡生活污水厂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排放铊约2.27kg。该报告认定，1.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宝海公司存在历史排铊情况；2018年6月7日渌江河流域遭遇五十年一遇旱情，河道流量大幅下降；2018年6月25日起，由于萍安钢公司安源厂区随意堆存含高铊瓦斯灰等危险废物，导致瓦斯灰受冲刷经厂内明渠进入白源小河，此次违法排污与历史排污以及流域旱情严重等综合叠加后造成本次铊污染事件。2.本次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92.62万元，其中，湖南省境内直接经济损失527.65万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1064.97万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中肇事企业已经支付899.23万元。此外，事件还造成渌江河生态环境损害约888万元（计算方式为，稀释14.8kg的铊污染物至0.1ug/L，约需1.48亿方水资源，以当地渌江河水资源费按0.06元/方计算），其中湖南境内422.5万元，江西省境内465.5万元。3.根据2018年8月12-14日水生态环境调查结果，受事件影响河段干流水体铊浓度低于支流，且从上游至下游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渌江仙井段面下游河段水体铊浓度均低于GB3838-2002中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标准，支流水体铊浓度较高，其中浓度最高的是白源小河汇入萍水河前200米断面，随着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水体铊浓度逐渐下降；萍水河干流沉积物铊污染水平处于偏中至中度，潜在生态风险较高，但从上游至下游逐渐下降，渌江干流三刀石饮用水源地及其下游河段沉积物中铊含量低于检出限，支流沉积物铊污染较重，其中白源小河汇入萍水河前100米沉积物铊含量为调查范围内最高值，处于严重污染水平，潜在风险高。4.本次评估期间，调查范围内广泛分布的沉水植物狐尾藻中铊含量在不同河段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支流白源小河汇入萍水河前200米采集的狐尾藻中铊含量为0.355mg/kg，是评估范围内最高值。干流萍麻桥采集的狐尾藻中铊含量远远高于背景值，但由于渌江河流域内水产养殖较少，水生植物中累积的重金属通过食物链传递至水产品中的风险较低;支流新龙江流域内用于农业灌溉的铜楚桥断面铊浓度高于背景值,应急期间已及时取用上游未检测出铊河段水体作为农灌用水,降低受事件影响的水体对农作物的影响;距离新龙江14米和40米的农田土壤中铊含量为0.60mg/kg，虽高于流域内背景值，但与我国土壤铊元素背景值相当，农作物种植铊污染风险低。5.根据水生态环境影响初步评估结果，本次水污染事件造成萍水河及渌江河部分河段特征污染物在水生生物中累积，潜在生态风险升高，因此，需启动中长期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观测流域内不同水生物种群结构变化情况，评估沉积物资源的恢复情况，监控农业灌溉用水、农田土壤及农作物中污染物迁移转化特征，严格防控农产品食用风险。《后评估报告》认定的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具体明细如下，湖南省直接经济损失：一、应急监测费用。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294862元、醴陵市环境监测站503200元。二、应急投药费用。醴陵市自来水公司769870元、株洲县自来水有限公司63008元、株洲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424872元。三、水源检测费。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480元、醴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3468元、醴陵市自来水公司494030元、株洲县自来水有限公司16200元、株洲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66300元。四、应急工程建造费用。湖南省官庄灌区醴陵管理处336000元、醴陵市望仙桥水库管理所48390元、醴陵市自来水公司460385元、株洲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185000元。五、行政支出费用。湖南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18229.2元、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3700元、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9936元、株洲市环境监察支队6270元、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114269元、中共醴陵市委宣传部12700元、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4764元、醴陵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38350元、醴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450元、醴陵市自来水公司67787元。六、专家咨询费。醴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2692元、醴陵市自来水公司1600元。七、清除污染额外支出费。醴陵市自来水公司151800元。八、财产损失。醴陵市自来水公司108.88万元。以上合计为5276412.2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一、材料和药剂费用。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85896元、安源区水务局3600元、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工作管理三局15160元、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215150元、宝海公司7840元、萍安钢公司1264212.83元。二、设备或房屋租赁费。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28030元、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工作管理三局18340元、宝海公司19350元、湘东区老关镇人民政府57850元、峡山口街道办事处16138元、萍安钢公司7485787.28元。三、行政支出费。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42928元、萍乡市安源区环保局6650元、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工作管理三局59360元、萍乡市环境监察支队6425元、萍乡市环境监测站4710元、萍乡市环保局53895元、宝海公司2100元、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55200元、萍乡市水务局7600元、湘东区老关镇人民政府14400元、湘东区环保局5000元、峡山口街道办事处31200元、江西省环境监察局49096元、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20117元、江西省环科院3624元。四、应急监测费萍。萍乡市安源区环保局1000元、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29293元、萍乡市环境监测站1015319元、湘东区环境监测站2000元。五、专家咨询费。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责任公司22400元。以上合计为10649671.11元，其中萍安钢公司支出8750000.11元、宝海公司支出29290元。2019年2月，华南所作出《湘赣两省交界区域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结算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工作总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总评估报告》），该报告对于环境损害量化的评估结果与《后评估报告》一致。同时，该报告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相应整改情况进行了明确。在事件发生之后，萍安钢公司采取了调整采购计划、加强固体废物管理、雨污分流工程整改、污水处理能量提升工程建设等一系列整改措施，宝海公司采取了排水系统管理升级改造、强化工厂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整改举措。2019年4月28日，华南所就醴陵市人民政府《关于按照合同约定对渌江河铊超标事件进行生态修复评估的函》予以复函，对醴陵市人民政府提出的“需提出生态修复方案并估算修复费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主要说明情况为：1.本次事件应急处置阶段已采取了减轻铊污染对渌江河生态环境的危害而发生的阻断、调水稀释、清理河道底泥处置等一部分恢复和修复措施，并将该部分费用计入直接经济损失。2.渌江河受污染影响水体中的生物种类和丰度未观测到明显改变，初步判断本次污染事件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年，因此将本次事件恢复目标确定为将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状态，并且仅开展基本恢复，无需开展补偿性恢复和补充性恢复。本次事件基本恢复方案选择自然性恢复措施。3.本次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采用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中的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即将本次事件的生态环境损益以稀释渌江河受污染的水量所消耗的水资源来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本次污染事件造成渌江河生态环境损害888万元。该损害费用即为生态环境修复或恢复费用。4.渌江河受损的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通过事件应急处置阶段人工恢复措施和应急响应结束后自然恢复措施达到基本恢复，无需采取进一步修复措施。另查明，2016年7月以来，醴陵季度饮用水水源地常规项监测结果显示，三刀石断面大部分时间都检测出铊，2016年7月5日铊浓度为0.000046mg/L、2016年12月7日铊浓度为0.000084mg/L、2017年1月4日铊浓度为0.00005mg/L、2017年4月5日铊浓度为0.00006mg/L、2017年7月11日铊浓度为0.00002mg/L、2017年10月12日铊浓度为0.00006mg/L、2018年1月8日铊浓度为0.00002mg/L、2018年4月9日为0.00007mg/L。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12月29日发布，并于2007年7月1日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水质非常规指标及限值中铊元素的限值为0.0001mg/L。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4年11月27日发布，并于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涉铊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的限值为0.005mg/L，所有涉铊工业企业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废水一律按照该规定执行。萍乡市环保局向萍安钢公司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湘东环保局向宝海公司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均未涉及铊的排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是否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并导致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发生；二、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损害后果应如何确定；三、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以及承担方式应如何确定。焦点一：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是否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并导致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发生。（一）本案中，萍安钢公司是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大型钢铁企业，根据生产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机头灰尘、瓦斯灰等废渣，而宝海公司的企业原料主要为瓦斯灰。两被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含铊废水并外排，即存在历史排铊的情形。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之前，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将1926.06吨高炉瓦斯灰露天堆存于原料堆场西南侧排水渠旁，湘东生产区擅自将2461吨高炉瓦斯灰堆存在阳干600米货场，两处堆放场地均未采取防渗漏、防流失等防治污染措施，且厂区雨污分流系统不完善，遇雨水天气、生产区内部分车辆冲洗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原料及废渣溶水存在随雨水地表径流排入外环境的现象。宝海公司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公司锅炉软水池的返洗水未经处置，通过生活污水排口直接排入宝海小河。根据事件处置阶段的监测结果显示，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内排水渠（铊浓度最高为43.5ug/L），白源小河入河口（铊浓度最高为15ug/L），湘东生产区废水排口（铊浓度最高为0.64ug/L）,日星小河入河口（铊浓度最高为1.45ug/L）、宝海公司锅炉软水池（铊浓度为6.12ug/L）等相应监测点位均监测出铊因子。而根据水流路径显示，萍安钢公司两个厂区含铊废水经过厂区排污口分别进入白源小河、日星小河后将直接进入萍水河干流后向下游迁移汇入渌江河。宝海公司含铊废水随后进入新龙江，最终汇入渌江河。由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均存在排放含铊废水的情形，且该铊因子将通过水流路径到达三刀石饮用水水源断面。（二）本案中，萍乡市环保局作为依法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参与了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污染源排查，掌握事件处置的相应基础数据，其在针对本次事件所作出的调查报告、应急处置报告中，均明确了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为涉事企业，亦针对两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华南所实质上亦参与了本案铊浓度超标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对于污染源排查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形成的相应监测数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础。华南所接受政府部门委托作出的《后评估报告》，对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存在历史排铊以及新增排铊的事实予以了明确，认定了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此次违法排污与历史排污以及流域旱情严重等因素综合叠加后，造成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三）本案中，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外，渌江河三刀石饮用水源断面为醴陵市自来水厂的饮用水源取水点，对水源监测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为依据并无不当，其设置是否符合饮用水水源地设置条件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畴。萍安钢公司提出的渌江河三刀石段不符合饮用水水源地设置条件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提出的未实施污染环境行为且和本案所涉渌江河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焦点二：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损害后果应如何确定。（一）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因本案铊浓度超标事件，湖南省、江西省均遭受损失，相关损失申报分别由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院、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院负责收集整理，且经过华南所依据完整性、规范性、逻辑性原则进行了审核，剔除了重复申报、逻辑错误的相关信息，对此应予确认。根据评估报告显示，本次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926083.31元，其中，湖南省境内直接经济损失为5276412.2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10649671.11元。该部分损失主要是为了防止污染扩散、保障饮水、污染源排查等而支出的相应费用，属于因该铊浓度超标事件而造成的直接损失。（二）生态环境损害费的认定。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的最直接的后果表象为水源中铊元素浓度值超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0.0001mg/L，而降低该浓度值最直接的方式为阻断污染源、水源稀释，而该稀释行为，即萍安钢公司所认为的实际应急过程中调水250万立方的行为实质是应急处置的相应手段，由此产生的水资源费用并非生态环境损害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第8.2.1规定，替代等值分析法包括资源等值分析法、服务等值分析法和价值等值分析法。第8.2.2规定，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资源为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或兼具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采用服务等值分析法。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造成萍水河及渌江河部分河段特征污染物在水生生物中累积，潜在生态风险升高，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参照值，新增加排铊量进入渌江河，实质上造成了生态环境提供水资源的能力受损。评估机构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通过确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向渌江河新增铊排放量，以稀释受污染的水量所消耗的水资源来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并无不当。另外，评估报告确认了本次事件仅开展基本恢复，无需开展补偿性恢复和补充性恢复，且基本恢复方案选择自然恢复措施，但自然修复并不代表污染行为并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基于此，对评估报告认定的事件造成渌江河生态环境损害约888万元（其中湖南境内422.5万元，江西省境内465.5万元）予以认定，该生态环境损害费888万元即为生态环境修复或恢复费用。（三）鉴定评估费、专家咨询费、原告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的问题。2018年8月23日，醴陵市人民政府与华南所签订《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项目合同书》，该委托事项系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与影响后评估，属于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所造成的侵权损失范畴。虽然醴陵市人民政府暂未全部付清该款项，但根据项目合同书的约定，支付评估费属于醴陵市人民政府的应负义务，且金额350万元已经明确，对此予以认定。对于专家咨询费，两江中心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本案系公益诉讼案件，两江中心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多为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检察院移交，且其提交的部分差旅费票据产生于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之前，故两江中心的部分差旅费票据不能证明与本案诉讼的关联，考虑到两江中心需到萍乡市接收相应证据、参加庭前会议、现场查看、开庭而确需支出相应的费用并有相应发票佐证，且同时考虑到两江中心在一审法院还提起有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结合两江中心出庭人数、重庆市往返萍乡市的高铁票、机票价格等，两江中心为本案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认定为8000元。综上，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后果中直接经济损失为15926083.31元、生态环境损害为888万元、评估费350万元、两江中心为调查及本案诉讼所支出的费用8000元，以上合计28314083.31元。焦点三：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以及承担方式应如何确定。（一）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责任承担比例。华南所通过对本次事件铊浓度对比分析，认定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此次违法排污与历史排污以及流域旱情严重等因素综合叠加后，造成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在旱情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历史排铊量和新增排铊量导致了案涉事件的发生。正常情形下，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排铊量将直接影响到水流中铊浓度的变动，华南所建议以企业铊排放通量来划分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考虑萍安钢公司安源厂区新增铊排放量对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的直接影响。综合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排放通量、历史铊排放量对河流中铊浓度的影响等因素，萍安钢公司对于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比例为85％、宝海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15％。（二）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责任承担方式和金额。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立即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停止对河流等外环境的侵权行为的请求。雨污分流系一种排水体制,指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各用一条管道输送,进行排放或后续处理的排污模式,可以避免污水直接进入河道造成污染。具体到本案中，在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进行了相应整改，应予肯定。但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努力过程。源头预防是根本之策，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作为生产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废水排放、危废管理、生产资料存储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行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节点，雨污分流系统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污水处理和水资源再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基于此，对两江中心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的主张，予以支持。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目前继续存在对河流等外环境的侵权行为，根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整改情况，其已经建立了雨污分流系统并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但完善指待完备美好、使趋于完美，应是持续和不断增进的过程。由此，结合两江中心该项诉讼请求，在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整改举措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仍有必要以判决的形式提示和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避免对河流等外环境造成损害。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立即依法清除、处置堆存的危险废物，消除对土壤、河流及地下水生态环境的危险的请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在应急处置阶段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对于堆存的相应瓦斯灰亦进行了处置。2019年7月25日，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安源生产区，宝海公司生产厂区进行现场查看，可以明确萍安钢公司对于湘东生产区、安源生产区原堆存的瓦斯灰已经进行了处置，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排口已经用水泥封住。由此，针对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已经清除、处置了堆存的危险废物。但相应的环境保护举措，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事件发生之后的补救，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持续性，在生产过程中仍存在生产资料或者生产废料的堆积、存放，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加强危废管理，进一步排查危废堆放情况，消除对土壤、河流及地下水生态环境存在的潜在危险。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支付应急处置费（直接经济损失费）的请求。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等均是企业为了降低环境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应予支持和鼓励。但作为环境侵权案件，在事件发生之后所进行的相应技术改造等，并不能减少已发生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故对于萍安钢公司主张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抵扣环境损害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渌江河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江西、湖南两省多个单位参与了该次事件的应急处置，由此支出的工程建造费用、行政支出费、设备设施受到污染的更换费等均是为了尽快使醴陵市三刀石饮用水水源恢复饮用水源各项检测标准而产生，该费用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基于此，对于该次事件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在本案中集中进行处理亦有助于损失的统一确认，两江中心作为公益组织提起该主张并无不当，但两江中心并非该费用的支出主体，其不具有接受该赔偿费用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经济损失费的支出单位包含了醴陵市自来水公司等多个单位，故对于该费用，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该支付给法院指定账户，后续根据案件执行情况结合查明的应急单位支出情况再行处理。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作为侵权主体，同时在事件发生后开展了应急处置工作，对其支出的费用应放在整个直接经济损失中综合进行评价。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经济损失为15926083.31元，根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承担比例，萍安钢公司应承担的金额为13537170.81元、宝海公司应承担的金额为2388912.50元，其中萍安钢公司在应急中支出8750000.11元、宝海公司支出29290元，故对于直接经济损失费萍安钢公司还需支付4787170.70元、宝海公司还需支付2359622.50元。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费888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的请求。本案中已对该888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的性质以及金额予以了认定，其中萍安钢公司应承担的金额754.8万元、宝海公司应承担的金额为133.2万元。由于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造成的生态损害跨江西、湖南两省，故该888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应用于两省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和保护，对于该款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该支付给法院指定账户，后续根据案件执行情况结合查明的两省所受生态环境损害情况予以处理。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鉴定评估费、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费用的问题。本案评估费350万元，应由萍安钢公司支付297.5万元，宝海公司支付52.5万元。该评估费的实际支出主体和负担主体为醴陵市人民政府，两江中心不具有接受该费用的权利。该款项应由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支付至法院指定账户，后续根据案件执行情况予以处理。两江中心为本案诉讼支出的费用8000元，由萍安钢公司向其支付6800元、宝海公司向其支付1200元。关于两江中心提出的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家级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本案所涉铊浓度超标事件跨江西、湖南两省，且醴陵市三刀石等饮用水水源地受到影响，影响范围较广，较大的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两江中心可以请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对该请求予以支持，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通过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综上，两江中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避免对河流等外环境造成损害；二、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进一步排查危废堆放情况，消除对土壤、河流及地下水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三、萍安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萍乡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直接经济损失费4787170.70元、生态环境损害费7548000元、评估费2975000元，合计15310170.70元；四、宝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萍乡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直接经济损失费2359622.50元、生态环境损害费1332000元、评估费525000元，合计4216622.50元；五、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两江中心支付其为本案调查和诉讼所支出的费用6800元、1200元；六、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国家级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定）；七、驳回两江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9008元，由萍安钢公司负担118156.80元、宝海公司负担20851.20元。二审举证期限内，萍安钢公司提供了三组证据以证明其上诉主张。第一组证据：萍安钢公司（安源厂区瓦斯灰）转移联单一份。证明目的：2018年8月至9月，萍安钢公司清除了堆放于安源厂区的全部瓦斯灰及底土。瓦斯灰及底土共计处理2819.04吨，由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处理。第二组证据：《检测报告》一份。证明目的：萍安钢公司堆放的瓦斯灰，铊含量为5.46-7.2mg/kg。第三组证据：萍乡市2018年4月-10月降水量表一份。证明目的：萍乡市在2018年7月12日曾下过暴雨，单日降水量达53.3mm，2018年7月降水量总计为107.6mm。重庆两江中心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只是一份统计表，不是转移联单。该统计表不能证明转移的瓦斯灰即原堆积在该厂区的瓦斯灰，且转移单里面也没有包含底土，无法达到萍安钢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检测报告》没有采样地和采样点的记录，不能证明是对萍安钢公司堆积的瓦斯灰所进行的检测。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8年7月12日单日降水量、以及2018年7月降水总量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宝海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后评估报告》第28页瓦斯灰检测值是错误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中关于2018年6月份的降水数据，与宝海公司提供的该月份降水量不一致。且该份证据载明的降水数据是一种预测，不一定是当地实际的降水量，恰恰说明2018年6、7、8月份的降雨量很小。针对萍安钢公司二审所举以上证据，结合重庆两江中心、宝海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1.第一组转移联单虽载明该证据来源于江西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但未提供原始载体，不符合电子数据的证据形式。且该份证据无法证明2819.04吨瓦斯灰系来源于萍安钢公司安源厂区，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2.第二组证据《检测报告》的样品瓦斯灰1#、瓦斯灰2#，无法证实上述样品是否来源于萍安钢公司堆存的瓦斯灰，无法还原样品采集过程，本院不予采信。3.第三组证据由萍乡市气象局提供，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中所载2018年6月24日的降水量，与宝海公司提供的醴陵市2018年6月气象情况相比，同日降水量萍乡市（降水量40.4mm）与醴陵市（降水量0mm）两地相差较大。鉴于双方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该日数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除2018年6月24日以外的数据）部分采信。二审举证期限内，宝海公司向本院提供七组证据以证明其上诉主张。第一组证据：2018年7月-8月新龙江断流视频（12段）及书面《说明》一组。证明目的：2018年7月-8月新龙江完全断流，《后评估报告》所载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该报告对宝海公司的结论错误，渌江河铊超标事件与宝海公司完全无关。第二组证据：2018年7月-8月新龙江断流照片（34张）及书面《说明》一组。证明目的：同第一组证据。第三组证据：渌水河引水逐级返水灌溉的《说明》一组。证明目的：2018年7月-8月新龙江断流。2018年8月4日后，新龙江不但没有水流入渌江河，反倒是渌江河的水反向引流到了新龙江。该组证据可佐证第一、二组证据。第四组证据：《公证书》两份；黄金明、刘某、罗某《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目的：2018年7月-8月，新龙江断流。该组证据可佐证第一、二、三组证据。第五组证据：河流关系图一张。证明目的：上游萍安钢公司污染产生的应急处置等费用与宝海公司无关。第六组证据：醴陵市2018年6月降水气象实况资料一份。证明目的：醴陵市2018年6月降水量少、干旱。第七组证据：湘东区环保局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目的：锅炉软水池的返洗水不是生产废水。重庆两江中心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该组证据中的视频没有拍摄时间，不能证明其所拍摄的时间地点以及拍摄人的真实性。（2）上述视频是在宝海公司事件处置之后自行拍摄的，该视频不能证明该日之前的水流情况，更不能证明2018年7月份河流的情况。（3）视频中反映出该河道里有水，且下游部分河流处于流动状态，反而证明了该河道并没有断流。（4）视频是有选择地分段拍摄的，不是对河流进行整体拍摄，不能反映整条河流的真实状况，不具有客观真实性。（5）视频无法证明长时间断流的事实。视频中有民工在拦水筑坝，反而证明了河道还没有断流，否则就没必要进行筑坝拦水。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中李梁本人在一审时作为证人已经接受过质询，其拍摄的照片不应作为新证据提供。其他同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从《说明》的内容上看，不能证明宝海公司向石里浦村村委会告知该份说明的用途及村委会作证的法律后果等。（2）从该《说明》载明的“2018年6月新龙江河段开始断流，到2018年7月15日左右多处河段断流，石里浦村从2018年7月20日开始筑坝截流拦水”等内容可以看出，表述相互矛盾。如果新龙江河段断流，就没有必要筑坝。（3）从该份《说明》后面所附《关于请求解决我村水利设施建设部分缺口资金的申请报告》可知，石里浦村该份《说明》实质上是该村向醴陵市水利局申请资金的报告，本身不具有客观性，该报告也没有证明新龙江断流的具体时间和程度。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4）该村委会出具的《说明》，不符合单位提供证据材料的形式和实质要件。（5）该《说明》实际上是证人证言，相关人员应当出庭接受质证。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证人刘某和罗某均为宝海公司的员工，其二人拍摄视频及照片的行为系宝海公司的职务行为，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和实质要件。（2）证人刘某、罗某在证言中仅对宝海公司有利的部分进行了陈述，没有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做出客观真实的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达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5.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关系图来源何处没有说明，不能证明该关系图与实际位置一致。（2）从关系图上看，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分别造成了渌江河水源污染的损害，一审判决系根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各自排铊行为对河流的影响进行责任划分，该关系图不能达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6.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气象情况表与萍安钢公司提供的气象表内容不一致。其中，醴陵市2018年6月24日标注的是晴天，而萍乡市该日的单日降水量却达到了40.4ｍｍ，证明醴陵市的气象实况资料不属实。（2）该组证据只能证明醴陵市2018年6月份的降水量较少，但并不能证明是干旱。7.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份《说明》提及的肖继刚、李梅球二人的真实身份不能确定。（2）该《说明》并不能证明返洗水不是生产废水。湘东区环保局仅仅是通过员工口述了解的情况，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在现场发现这种行为之后应当取样做检测，不能根据员工的陈述来确定。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萍安钢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组证据中的视频和照片均无法确认拍摄的时间和地点。（2）宝海公司用以证明2018年7月31日之前新龙江完全断流的证据，全部是村民的陈述，系传来证据，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3）该组证据中视频和照片拍摄时间最早是在2018年7月31日，不能证明2018年7月31日之前新龙江存在断流，且案涉事件发生之前老关小河已经进行了筑坝而被阻断。（4）上述视频和照片无法证明拍摄之后该河段也始终保持断流状态。因此，宝海公司无法证明其与本次铊污染事件无关。2.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新龙江2018年7月至8月完全断流。即便存在渌江河水反向引流新龙江的情况，也不能证明新龙江未向渌江河输入铊污染物，无法证明渌江河三刀石段铊污染与宝海公司无关。3.对第四组证据中刘某、曹正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黄金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新龙江2018年7月至8月完全断流，无法证明宝海公司与本次铊污染事件无关。4.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宝海公司存在历史日常性铊排放，与本案事件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本案相关主体分别实施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同一的，即共同造成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故应当由各方按照排放铊污染物的比例来共同承担损失。5.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与萍安钢公司提交的降水量不一致。较大的差别在于2018年6月24日。6.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湘东区环保局只是认定锅炉软水池的返洗水不属生产废水，不能证明宝海公司有关“返洗水既不是生产废水也不是生活污水，实际上是河流本身的水”这一主张，亦无法证明锅炉软水池返洗水不含有铊污染物。针对宝海公司二审所举以上证据，结合重庆两江中心、萍安钢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1.第一、二组证据能够反映2018年7月31日至8月15日新龙江部分河段存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但无法证明新龙江在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2018年7月3日）前已完全断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部分采信。2.第三组证据仅能反映醴陵市石里浦村抗旱的过程，但对2018年6月至7月新龙江是否断流以及断流程度等情况无其他证据佐证，所附照片亦未提供原始载体及拍摄时间、地点等，无法达到宝海公司关于新龙江于2018年7月断流的目的。但该组证据与宝海公司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能够印证2018年8月4日后新龙江省界下游水流减少、部分河段断流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部分采信。3.第四组证据中证人刘某、罗某的证言，经萍乡市湘东公证处公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人黄金明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4.第五组证据与华南所出具的《总评估报告》水生态环境调查采样点位示意图相互印证，予以采信。5.第六组证据中的2018年6月24日降水量，因与萍乡市气象局出具的萍乡市气象数据相差较大，对该日数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他时间段的降水量情况与萍乡市气象局出具的萍乡市气象数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6.第七组证据虽由湘东区环保局出具，但该证据未能反映宝海公司软水池水质的真实情况，不能达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萍安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补强证据。第一组证据：关于污水除铊相关工程合同及费用支出凭证。1.湘东生产区工业废水铊离子处理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PAG-N-SY2018036）及付款凭证；2.安源炼铁厂2×90和180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合同（PAG-N-QT2019001）及付款凭证；3.湘东炼铁厂108烧结脱硫喷淋液废水应急除铊处理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合同（PAG-N-QT2019002）及付款凭证；4.安源生产区原水预处理工程总承包合同（PAG-N-GJ2018036）及付款凭证；5.安源生产区废水集中处理扩容改造（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合同（PAG-N-GJ2018023）及付款凭证；6.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8HS1101）及付款凭证；7.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8HS11/02）及付款凭证；8.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8HS11/03）及付款凭证；9.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9HS11/01）及付款凭证；10.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9HS11/02）及付款凭证；11.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9HS11/03）及付款凭证；12.购销合同（除铊药剂）（PAG-S-L2019HS11/04）及付款凭证；13.购销合同（重金属离子捕捉剂、铊离子去除剂）（PAG-S-L2019HS17/02）及付款凭证。证明目的：1.案涉事件发生后，萍安钢公司进行了技术改造，建设废水处理及除铊工程，配合使用除铊药剂，综合建设完善除铊设备，以提升污水处理能力、避免铊排放，明显降低了环境风险。2.该部分相关合同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萍安钢公司目前已实际支出3600多万元。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裁判观点，即便本案萍安钢公司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就技术改造降低环境风险所支出的费用，也应抵扣环境损害赔偿相关费用。第二组证据：关于雨污分流相关工程合同及费用支出凭证。1.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1#、4#调蓄池基坑支护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95）及付款凭证；2.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1#、4#调蓄池护壁桩建设工程设计合同（PAG-N-GJ2018072）及付款凭证；3.安源生产区安源炼铁厂烧结高炉区域水沟改造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92）及付款凭证；4.安源生产区安源炼铁厂原料场雨污分流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93）及付款凭证；5.安源生产区安源行政办公楼区域雨污分流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94）及付款凭证；6.雨污分流工程项目地形测量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52）及付款凭证；7.湘东生产区老区至阳干区雨水沟改造工程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87）及付款凭证；8.湘东生产区雨污分流建设工程设计合同（PAG-N-GJ2018102）及付款凭证；9.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工程建设工程设计合同（PAG-N-GJ2018009）及付款凭证；10.湘东炼铁厂雨污分流项目雨水调蓄池土建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PAG-N-GJ2018063）及付款凭证；11.制氧厂（湘东片）雨污分流项目雨水调蓄池土建工程总承包工程（PAG-N-GJ2018088）及付款凭证；12.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工程雨水箱涵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57）及付款凭证；13.湘东炼铁厂雨污分流项目雨水沟改造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83）及付款凭证；14.制氧厂（湘东片）雨污分流项目雨水沟改造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85）及付款凭证；15.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工程1#、2#、3#雨水调蓄池土建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74）及付款凭证；16.湘东炼钢厂雨污分流项目雨水沟改造施工总承包合同（PAG-N-GJ2018084）及付款凭证；17.湘东轧钢雨污分流项目雨水沟改造施工总承包合同（PAG-N-GJ2018086）及付款凭证；18.安源生产区雨污分流工程4#雨水调蓄池土建项目工程承包合同（PAG-N-GJ2018075）及付款凭证。证明目的：1.案涉事件发生后，萍安钢公司进行了技术改造，建设雨污分流工程，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避免铊排放，明显降低了环境风险。2.雨污分流工程相关合同金额高达2300多万元，萍安钢公司目前已实际支出近2000万元。结合萍安钢公司因除铊工程设备支出3000多万元，因全厂堆场规范化整改支出1.7亿余元（见《总评估报告》第25页）等等，萍安钢公司综合技术改造已支出数亿元。3.即便本案萍安钢公司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就技术改造降低环境风险所支出的费用也应抵扣环境损害赔偿相关费用。4.萍安钢公司已经建设完善雨污分流系统，故无需再判决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及进一步排查危废堆放情况。第三组证据：关于萍安钢公司环境整治效果的报道。1.《江西日报》、《萍乡日报》报道；2.《方大文化》、《方大萍乡钢铁》报道。证明目的：经过综合整治，萍安钢公司的环保水平与企业效益得到双提升，废水实现不外排，吨钢耗水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同时也证明，萍安钢公司就本案事件已经完成整改工作，前述技术改造也使得环境风险极大降低，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故萍安钢公司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两江中心认为，萍安钢公司上述证据均为二审前即已成立并自行保存的证据，其在二审庭审辩论终结后才予以提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有关“客观障碍”等情形。对此，萍安钢公司说明如下：上述证据中，大部分的合同在一审时已提交。费用支出凭证等证据，是对相关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明，属于辅助性的补强证明文件。鉴于合同对应的费用支出一直持续发生至今，故导致逾期提交。经本院释明，两江中心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第一、第二组证据系铊离子处理工程及雨污分流建设项目，其证明萍安钢公司在此之前没有安装或完善脱硫废水的处理设施、没有建设雨污分流设施。2.对第一组证据中的承包合同及加盖公章的申请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付款凭证中的增值税发票部分及加盖了银行印章的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萍安钢公司作为一个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长流程大型钢铁企业，在生产经营时，应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建设和完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而处置和消除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污染物，是萍安钢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该组证据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所述的建设项目已通过环评报批和环保验收，不能证明其降低了风险。（2）本案是因萍安钢公司违法堆存含铊瓦斯灰而导致的铊超标事件。违法堆存是本案的重点和直接原因，其应当承担违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的损害赔偿费用均属该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属萍安钢公司必须承担的损失费用。（3）萍安钢公司的上述合同行为，均是在案涉铊污染物污染了三刀石饮用水水源地而被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停产整治后实施的，属事后的整改，与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并不相对应。（4）合同标的额并没有萍安钢公司所称的4500万元。3.对第二组证据中相关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中第4点证明目的异议如下：（1）萍安钢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雨污分流建设项目已通过环评报批和环保验收，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雨污分流系统已建设完善。（2）萍安钢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堆存的土壤进行了整治和修复。作为剧毒的铊污染物，由于大量堆存、富集，在雨水的淋溶和渗滤液的作用下，将逐步向土壤深处迁移、渗透，最终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而萍安钢公司仅是将所堆存的危险废物进行了转移，并未对堆存的土壤进行排查、监测。因此，污染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消除，危险仍在持续。4.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相关新闻报道中并无“萍安钢公司前述技术改造也使得环境风险极大降低，环境整治取得显著成效”的表述，该证明目的实为萍安钢公司的错误解读。（2）相关新闻报道并不能免除萍安钢公司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进一步排查和整治危废堆放对土壤危害的责任。宝海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发表意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萍安钢公司污水除铊、雨污分流工程投入6800多万元，说明2018年铊超标事件前后，萍安钢公司铊排放问题严重，风险确实大，但其为解决问题作了努力。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铊超标事件后，萍安钢公司解决了废水排放问题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应予肯定。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宝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补强证据，包括：1.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购销合同（合同编号BO201808020JW01）及付款凭证；2.零星工程合同（合同编号B20180901GC01）及付款凭证；3.宝海老关工厂氧化锌、成品车间天沟水槽更换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编号B20181126GC01）及付款凭证；4.车间厕所排污改造合同（合同编号BO20181119ZG01）及付款凭证。证明目的：1.2018年铊事件发生后,宝海公司按照当地环保部门要求，对唯一外排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雨水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2.宝海公司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包括雨水系统升级改造后，生活污水也不外排，铊从生活污水中污染环境的可能已不存在。3.宝海公司为预防环境污染增加支出21323元。对逾期提交证据一事，宝海公司说明如下：为帮助法院查明事实，进一步佐证本公司生产行为对环境没有危险，故提交该组补强材料。经本院释明，两江中心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1.对零星工程合同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环境保护建设的改、扩建项目均应进行环评报批并通过工程验收。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宝海公司的10000吨/年饲料级一水硫酸锌项目本身就是未批先建项目，在验收中被要求完善清污分流措施，但宝海公司却不予整改，致使污染事件发生。即便现在进行了整改，也是在弥补之前的过错。对零星工程的建设和完善，是宝海公司作为生产企业所必须建设的环保设施。2.氧化锌、成品车间天沟水槽更换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与本案无关。水槽及相应水管的更换安装属企业所必须进行的基本建设投入。3.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购销合同、车间厕所排污改造合同与本案无关。该两份合同均是对自身的生活污水所进行的处理改造项目，属生产企业必须建设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萍安钢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萍安钢公司无直接关系。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提交的上述补强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鉴于两江中心对萍安钢公司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中的合同、申请报告及付款凭证中增值税发票、银行业务回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萍安钢公司所提交补强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两江中心对宝海公司所提交零星工程合同的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对其所提交氧化锌、成品车间天沟水槽更换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以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购销合同、车间厕所排污改造合同的关联性亦均有异议。经查，上述合同所涉项目，系宝海公司作为生产企业建设的基础环保设施及基本建设投入，不能实现宝海公司的证明目的。在综合审查认证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对两江中心一审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核后，就《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问题，以及湘东区环保局针对宝海公司有关违法行为所作处罚情况，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关于《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问题。二审中，萍安钢公司主张《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中，有4857372.35元款项不应计入；宝海公司主张有2971027元明显不合理，有9162607.11元不应计入宝海公司的分摊总额中。本院在充分听取华南所回应意见后，结合现有证据材料，对各方有争议的应急处置费用款项分析认定如下：1.湖南省官庄灌区醴陵管理处：《官庄102泵站维护检修承包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12.6万元，《后评估报告》认定泵站维护费16万元缺乏依据，核减36000元。2.醴陵市环境保护局：根据餐费发票核算，实际支出餐费9376.16元，《后评估报告》认定餐费33045元缺乏依据，核减23668.84元；其他费用43977元，醴陵市环境保护局自认尚未结账，未提供任何凭证且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核减43977元。3.醴陵市环境监测站：交通费按1000元/趟计算过高，根据路程估算，交通费调整为500元/趟，核减500×133趟=66500元。4.醴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行政支出中人员非临聘，不予计算人员费，核减7350元；其他费用2000元未说明情况亦无票据支持，核减2000元。5.醴陵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其他费用16900元未说明情况亦无票据支持，核减16900元。6.醴陵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交通费均无证明材料，根据路程估算，送株洲的交通费按300元/趟计算，核减220趟×（600-300）=66000元；送长沙的交通费按500元/趟计算，核减15趟×（1000-500）=7500元；应急投药费《后评估报告》计算错误，核减2600元；坳冲泵站至望仙桥水库调水300万立方，单价按0.09元/立方计算，与《后评估报告》认定的按0.06元/立方计算不符，且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核减（0.09-0.06）×300万立方=90000元。7.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根据该中心站提供的《株洲环境监测快报》，检测样品数量调整为2000个，核减65元/个×（2846-2000）=54990元。8.株洲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投药费中次氯酸钠单价（1670元/吨）与醴陵市自来水有限公司（995元/吨，有票据证明）相差较大，因该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明，参照醴陵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提供的单价，次氯酸钠单价按995元/吨计算，核减180吨×（1670-995）=121500元。9.株洲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次氯酸钠单价未提供相关证明，亦调整为995元/吨，核减13.2吨×（1200-995）=2706元。10.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人员费按150元/天计算，核减（200-150）×148人=7400元。11.萍乡市经开区社会工作管理三局：人员费按150元/天计算，核减（200-150）×255人=12750元。12.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检测样品数量3234个未提供说明，根据本案现有检测数据统计，样品数量调整为2000个，核减310元/个×（3234-2000）=382540元。13.萍乡市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人员费按150元/天计算，核减（200-150）×276人=13800元；过硫酸氢钾按12万元/吨计算无依据，按市场估价调整为5万元/吨，核减70000元；聚合氯化铝2700元/吨无依据，参照株洲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报价，调整为按960元/吨计算，核减30吨×（2700-960）元/吨=52200元。以上共计核减1080381.84元，其中湖南省核减541691.84元，江西省核减538690元。故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4845701.47元（15926083.31元-1080381.84元）。其中，湖南省直接经济损失为4734720.36元（5276412.2元-541691.84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为10110981.11元（10649671.11元-538690元）。关于湘东区环保局针对宝海公司有关违法行为所作处罚情况。2018年1月25日，湘东区环保局对宝海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危险废物储存间不规范（未做防腐、防渗、密闭、混搭）；未建设事故应急收集池；原料车间原材料储存堆放不规范（部分原料混搭）；压榨工序产生的含有污料的滤布露天堆放；氧化一置换工序有跑、冒、滴、漏；原料车间道路、成品车间扬尘较大，未洒水抑尘；回转窑窑尾与沉降室连接处未密闭等问题。同日，湘东区环保局作出湘环改字[2018]109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宝海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完善规范危险废物堆场。2018年4月8日，湘东区环保局对宝海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酸浸车间废水收集导流水渠防腐防渗严重破损；初级雨水收集池区域各种水管、自来水管、软管现场混乱；原料库四周围挡未密闭；原料库旁边道路未硬化，未修建雨水沟；盐酸储存罐区未作防腐防渗措施以及未建设盐酸事故应急池等问题。同日，湘东区环保局作出湘环改字[2018]140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宝海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18年6月1日，湘东区环保局经现场检查，发现宝海公司存在固体废物贮存功能不规范，危废固废混存；以及雨水管脱落，雨水长期渗入，管理严重混乱；粉尘无组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针对宝海公司上述违法行为，湘东区环保局于同日作出湘环改字[2018]177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宝海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2018年6月30日前完善固体废物堆场；危险废物按要求分类储存。针对宝海公司上述环境违法事实，湘东区环保局于2018年7月4日作出湘环罚[2018]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宝海公司罚款3万元。对一审法院查明且各方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否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该责任如何确定？2.案涉《后评估报告》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费金额及直接经济损失数额有无依据？3.评估费和应急处置费应否在本案中处理？4.两江中心的费用支出应如何认定？5.两江中心要求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的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判如下：一、关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应否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问题。（一）萍安钢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已查明，萍安钢公司作为大型钢铁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机头灰尘、瓦斯灰等含铊废渣，存在排铊风险。经萍乡市环保局现场了解，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于2018年6月25日至7月23日，将总量为1926.06吨的高炉瓦斯灰临时露天堆放,露天临时堆场未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采取防治措施，未建设废水集中收集设施，未实施雨污分流,废水随地面径流通过堆场边的排水渠直接排入白源小河。铊超标事件应急处置期间，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3日，光明小区生活废水经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入白源河排口的铊浓度值在4.22μg/L—43.5μg/L之间，与光明小区生活废水在流经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之前的铊浓度值相比，波动异常明显。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8月4日，流经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的白源河在汇入萍水河前100米处监测点位检测出的铊浓度值在3.34μg/L—16.9μg/L之间，仍远超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生活饮用水铊标准限值0.0001mg/L即0.1ug/L。萍安钢公司安源生产区的含铊废水排入白源小河后，汇入萍水河、进入渌江，流至三刀石断面。2018年8月9日，萍乡市环保局现场发现该公司湘东生产厂区将2461吨布袋除尘灰（瓦斯灰）露天堆存，该堆场未采取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未建设雨篷防雨，地面未硬化，未完善雨污分流，雨水冲刷、淋溶废水及地面径流废水通过自然形成的无任何防渗漏指施的泥土沟渠进入污水处理站,车辆运输进出夹带含瓦斯灰的泥水覆盖厂区道路,大雨时有部分废水排入日星河。事件应急处置阶段，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7月21日至2018年8月11日期间，日星小河入河口监测点检测的铊浓度平均值达0.6356μg/L（铊浓度最高为1.45μg/L），高于生活饮用水铊标准限值0.1ug/L。萍安钢公司湘东生产区的含铊废水注入日星小河后，汇入萍水河、进入渌江，流至三刀石断面。综上，两江中心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萍安钢公司存在违法排铊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事件，以及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各项经济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故两江中心关于萍安钢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理由成立。萍安钢公司所提萍乡市环保局调查报告、监测报告等未详细说明萍安钢公司堆存的瓦斯灰中铊元素的存在形式、浓度、溶解性、总量等问题，不属两江中心的举证责任范围。对萍安钢公司关于两江中心举证责任未完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宝海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宝海公司系一家以瓦斯灰、氧化渣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结合宝海公司2018年多次因环境违法行为被湘东区环保局责令整改的事实，表明宝海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违法排铊的风险。本次事件应急处置阶段，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2日，老关小河宝海公司厂区上游铊浓度值均未超过生活饮用水铊标准限值，但老关小河宝海公司厂区下游约10米处河段铊浓度值在0.13μg/L—12.7μg/L之间，平均值达5.06μg/L，老关小河流经宝海公司厂区前后的水体铊浓度值波动明显。2018年7月31日，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排口前6米处水体铊浓度值14.2μg/L，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排口水体铊浓度值2.72μg/L，宝海公司生活污水排口下游5米处水体铊浓度值19.7μg/L。2018年8月3日，宝海公司1#排放口水体铊浓度值6.12μg/L，宝海公司2#排放口水体铊浓度值29.88μg/L。宝海公司附近多个点位的监测数据显示铊浓度值均远超生活饮用水铊标准限值。根据水流路径显示，宝海公司含铊废水经老关小河汇入新龙江，而后进入渌江，流至三刀石断面。综上，两江中心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宝海公司存在违法排铊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事件，以及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各项经济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故两江中心关于宝海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理由成立。宝海公司所提其公司所有生产废水、地面冲洗水和雨水不外排，且生产工艺符合环评要求，锅炉软水池返洗水不是生产废水，老关小河早在2018年6月就已断流的抗辩，与事实不符。2018年8月4日老关小河部分河段断流系因事件应急处置期间采取筑坝方式人为强制截流所致。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于2018年7月3日，宝海公司提供的视频、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无法证明在2018年7月3日之前，老关小河存在持续断流的情形。对宝海公司关于其与本次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是否存在其他污染源。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7月30日，萍乡市环保局组织人员分别对萍水河金鱼石断面上游主河道、萍水河的11条支流及老关小河沿线污染源进行拉网式排查，共排查企业20余家，对120个监测点位开展12批次采样监测，获取监测数据183个。其中，虽有部分企业铊浓度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铊浓度限值0.1μg/L,但因没有直接排放路径进入本次事件污染水域，萍乡市环保局判定部分企业排铊行为与造成本次事件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并确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及萍乡市污水处理厂为污染企业。随后查明，萍乡市污水处理厂出水口铊浓度异常，系因铺设于白源河河床的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存在破损或渗漏情况，导致白源河含铊河水通过管网进入该厂而引起的。因此，本次事件污染企业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并不存在其他的污染源。此外，《总评估报告》中提及的萍乡市精锌化工有限公司等部分涉铊企业虽检测出铊浓度超标，但相关检测数据并非取自排水口，也无法证明上述企业有污染路径排放至本案所涉水域。故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认为本案存在其他污染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后评估报告》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费金额及直接经济损失数额有无依据问题。（一）《后评估报告》认定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新增排铊14.8kg是否准确。《后评估报告》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系依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在应急处置期间的新增排铊量计算得出的，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此均提出异议。对萍安钢公司所提异议，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第6.2条有关“为迅速查明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种类(或名称)、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污染发展趋势,在已有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和实验室现有的分析方法进行鉴别、确认”的规定，以及该技术规范第7.2.4有关“对已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宝认可的监测项目,监测报告应符合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相关要求；对未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的监测项目,可按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单位的要求进行报送”的规定，萍乡市环境监测站虽不具备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监测铊浓度的资质，但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因事态突发、污染物瞬变、数据采集时效等原因而必须采取应急监测的情况下，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根据萍乡市环保局要求采取的应急型监测行为及出具的检测报告，可以作为有关单位参考的依据。《后评估报告》根据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提供的监测数据所做出的相关结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萍安钢公司二审提供的其公司安源生产区瓦斯灰转移联单不足以采信。况且，该转移联单记载的瓦斯灰转移日期起始于2018年8月20日，而本次事件应急处置结束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萍安钢公司在2018年7月3日至8月20日长达五十天的时间内未转移瓦斯灰及底土，该证据无法证明萍安钢公司在应急处置期间无铊排放的主张。再次，华南所依据萍乡市环境监测站提供的白源小河入萍水河河口前100米、日星小河入河口共计100余项监测数据，结合日星小河8月10日断流及当地水文、气象基本情况，运用水文比拟法和插值法计算出萍安钢公司新增排铊总量为19.42kg（白源小河18.48kg，日星小河0.94kg），具有科学依据。萍安钢公司二审单方提供的瓦斯灰检测数据，因无法证明检材的特定性，其依据该检测数值计算出的排铊量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不予认可。对宝海公司所提异议，本院认为，首先，宝海公司无法证明2018年8月4日之前新龙江即已断流的情况。根据萍乡市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数据显示，老关小河出境断面直至2018年8月7日上午才断流，2018年7月30日至2018年8月6日持续监测到该断面铊浓度数值，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提供的《株洲环境监测报告》中新龙江省界监测点自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7日上午，仍持续监测到铊浓度数值。故宝海公司关于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8月22日新龙江断流的主张无法成立。其次，宝海公司以0.1ｍ3／ｓ的估算流量和新龙江入渌江河口的铊浓度值计算得出，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期间新龙江的铊浓度通量总额为0.06279ｋｇ，属于认识错误。鉴于在新龙江入渌江河口上游，湖南境内有一较大支流即澄潭江汇入渌江河，河水流至，稀释了水体的铊污染物浓度，故新龙江入渌江河口的铊浓度监测数据变化不明显。由此，新龙江入渌江河口的监测数据不具有代表性，无法真实反映宝海公司排铊量对造成新龙江污染的实际情况。故《后评估报告》以新龙江省界断面的监测数据为依据，运用水文比拟法、插值法补全缺失数据，计算得出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期间新龙江铊排放通量为4.9664ｋｇ，较为客观。此外，经本院审查,华南所系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第一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之一，具备司法鉴定评估资质。华南所接受醴陵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做出了《后评估报告》、《总评估报告》，评估人员一、二审均到庭接受了询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亦对两份评估报告进行了质证，故上述报告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费金额的依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对《后评估报告》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费金额所提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否合理。对《后评估报告》认定的直接经济损失即应急处置费用，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均有异议。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核查相关凭证后，本院认为，由于本次事件涉及湘赣两省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事发突然，时间紧急，且应急处置阶段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与单位多等原因，应急处置期间人员、物资等投入难以做到提供详细的证明材料。故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附则有关“对于各项应急处置费用或损害项的填报要求必须提供详细证明材料，提供详细证明材料确有困难的，由负责填写的单位加盖公章并对所填数据真实性负责”的规定，本院对华南所关于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92.6万余元的结论，采取兼顾完整性、规范性、逻辑性原则予以审核后，适当予以了核减。经审核，该核减额共1080381.84元，其中湖南省直接经济损失核减了541691.84元，江西省直接经济损失核减了538690元。核减后，本院确认本次事件应急处置阶段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4845701.47元。即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关于应核减部分直接经济损失费用的主张，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此外，对于宝海公司关于新龙江以外的相关应急处置费用与其无关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分别实施的违法排铊行为造成了本案同一损害后果即三刀石断面铊浓度超标事件的发生，各企业、单位为处置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均应列入损害后果范畴。基于环境污染的流动性、扩散性等特点，环境污染损害后果无法按水域范围严格划分责任，但可根据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各自的排铊量及各自对本次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区分责任大小，并按责任比例对共同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承担按份责任。故对宝海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新龙江以外的应急处置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生态环境损害费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法是否合理。萍安钢公司认为华南所采用的资源等值分析方法计算出的需水量，与应急处置期间恢复到标准水质实际调配的250万方水资源相差巨大。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第8.3.1.1的规定“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是将环境的损益以资源量为单位来表征,通过建立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致资源损失的折现量和恢复行动所恢复资源的折现量之间的等量关系来确定生态恢复的规模。资源等值分析方法的常用单位包括鱼或鸟的种群数量、水资源量等”。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第8.2.2提出“优先选择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资源为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生态环境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或兼具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采用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因此，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费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符合评估技术规范要求，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其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受损环境，维护社会公众环境权益。本案中，虽然案涉受污染河流经初步治理水质有所改善，但囿于环境修复的周期性、漫长性，已经排放至外环境的污染物，在短期内难以全面净化分解，原水域的生态环境系统仍需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平衡。本案应急处置期间，为了修复环境实际调配用水250万立方，只是实现了河水铊浓度指标不超标的基本要求，还不足以达到使周边生态环境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状态的水平。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功能损害仍然客观存在，其仍应对本次污染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故萍安钢公司认为应按实际调配水量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评估费和应急处置费应否在本案中处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被侵权人起诉请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环境污染损害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损害，其通常不是由污染物质直接作用于特定的人身和财产造成的，而是污染物经过迁移、转化、代谢、富集等一系列环节后，最终导致局部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所引起的损害。因此，因环境污染受害的主体不仅包括具体的单位或个人，还包括因污染行为导致生存环境利益受损的不特定多数人或单位。社会组织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代表社会公众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依法享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的社会组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被侵权人”。本案中，《后评估报告》及《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项目合同书》确认的应急处置费和评估费均系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环境侵权损害的赔偿范围。故两江中心依法享有向本案侵权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要求支付应急处置费及评估费的权利。此外，萍安钢公司以华南所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350万元评估费不应由其承担。本院认为，根据醴陵市人民政府与华南所签订的《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科研项目合同书》的合同约定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醴陵市人民政府虽有部分款项尚未支付，但其需向华南所支付350万元评估费的合同义务已经确定。因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侵权行为给醴陵市人民政府造成的损失，应由实际侵权人承担。故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认为两江中心不具备主张应急处置费及评估费的主体资格，且评估费350万元未实际支付不应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两江中心的费用支出应如何认定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两江中心提交的票据复印件，结合两江中心出庭人数、次数、时长以及重庆往返江西的高铁、飞机市场价格等实际情况，综合认定两江中心为本案调查及诉讼所支出的各项费用为8000元，并无不当。对萍安钢公司认为两江中心支出费用没有事实根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责任确定问题。（一）干旱能否成为免除或减轻责任的事由。萍安钢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存在五十年一遇的干旱等气象灾害，应适当减轻萍安钢公司的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萍乡市环保局、华南所等出具的调查报告、评估报告可知，2018年萍乡市降水较2017年大幅降低，2018年1-7月月均流量均小于2017年，其中2018年6月和7月仅占2017年同期的18.6%和22.9%。流域旱情严重导致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流域沿线企业与往年同等生产经营条件下排污的行为，在干旱年份更易引发环境污染风险。在此气候环境下，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理应采取减少污染排放、加大环境监测、改进生产工艺等必要措施预防或降低环境污染风险，但二公司仍实施非法堆存危险废物、违法排放含铊废水等行为，致使本次铊浓度超标事件发生，造成社会生产、生活巨大财产损失，也给民众生命安全带来潜在危险。因此，自然干旱不能成为是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免责事由，如无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新增排铊及历史排铊行为，仅在干旱条件下不足以发生本次事件；自然干旱亦不能成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减轻责任的事由，只有在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才能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认为干旱可以免除、减轻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技术改造费用能否抵扣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包括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环境修复是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防止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将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生态恢复是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将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状态，同时补偿期间损害而采取的各项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本案相关的生产设施设备、技术改造合同及付款凭证。本院认为，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为减少污染改进生产工艺和设施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其未提交行政主管部门或资质机构出具的项目环保验收意见，对其技术改造后的实际成效、环境影响等方面缺乏评判依据，无法证明其已履行了生态环境修复的主体责任。故对萍安钢公司要求在生态修复费用中抵扣技术改造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责任比例的分配。宝海公司以《后评估报告》对新龙江的流量和新增排铊量计算错误为由，主张其承担15%的责任比例过高。本院认为，一方面，宝海公司关于2018年7月3日至8月22日期间新龙江铊浓度通量的抗辩，经查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企业新增排铊量并非划分本案环境侵权责任大小的唯一依据。一审法院在综合考量各企业的历史排放量、环境影响程度、主观过错、责任承担能力等因素后，确认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分别按85%、15%的比例承担本次事件环境污染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本院二审确认，本次铊超标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费用14845701.47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888万元、评估费350万元、两江中心支出费用8000元。按照萍安钢公司承担85%、宝海公司承担15%的责任比例，萍安钢公司应负担直接经济损失费3868846.14元（14845701.47元×85%-其已支出的8750000.11元）、生态环境损害费7548000元、评估费2975000元、两江中心支出费用6800元；宝海公司应负担直接经济损失费2197565.22元（14845701.47元×15%-其已支出的29290元）、生态环境损害费1332000元、评估费525000元、两江中心支出费1200元。六、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是否需要继续完善雨污分流系统、消除危险、赔礼道歉。（一）上述二公司是否需继续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本次事件发生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根据相关整改要求，投入人力、物力建立或改善了厂区雨污分流系统，该行为值得肯定。但雨污分流系统建成后，实际投入使用的过程中，是否仍会产生生产废水、生活废水混流等情形，需要在日后生产经营活动中持续跟进并随顺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因此，为切实降低再污染风险，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仍有必要继续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二）上述二公司是否需要继续消除危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消除危险包括消除现实危险和消除潜在危险两种情形。本次事件应急处置阶段虽已结束，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亦采取了必要措施，本案现实危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本次事件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长期性、隐蔽性、潜伏性、不可逆转性等特点,且二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与铊元素紧密关联，潜在危险仍然存在。为此《总评估报告》亦针对多家涉铊企业提出了风险警示和防控要求，旨在避免类似环境污染事件的再次发生。与普通民事案件不同，环境保护案件的审理更应注重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法律原则的适用，因此，仍有必要以判决的方式提醒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继续排查危废管理、堆放、处置等情况，消除潜在危险，以持续有效地行动真正落实保护环境的主体责任。（三）上述二公司是否需要赔礼道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有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污染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规定，责任人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承担的法律责任方式有多种，赔礼道歉只是其中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应否适用，关键在于是否对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活的权益造成精神损害。本院认为，首先，自本次事件应急响应结束后至本案二审审理时，暂无证据证明因本次铊超标事件引发其他生态环境损害严重后果。故因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违规排铊的行为，给社会民众及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相对可控，未产生持续的不良影响。其次，本次事件的发生系因天气干旱、历史排铊、新增排铊等多种因素叠加引起的。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在本案中被判赔偿直接经济损失费、生态环境损害费等费用，系上述二公司对其新增排铊等违法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此情况下，要求二公司就本次事件造成的全部损害后果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过于严苛。再次，在事件应急处置期间及事后，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均积极配合整改，停产停业整顿，改进生产工艺，为此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消除事件造成的现实危险和潜在风险，以弥补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给生态环境及社会民众造成的不利影响，亦付出了相当代价。萍安钢公司在其安源厂区建设的方大萍安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已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该举措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满足社会公众生态需求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企业的实际行动相比赔礼道歉更能弥补民众的精神权益损害。此外，法院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既要考虑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利益，也应考虑企业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且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与企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社会进步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案中，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需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毋庸置疑。对本次事件给社会公众精神权益造成的损害，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已在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弥补。在此情况下，再以判决方式要求二公司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不利于企业的后续发展。故对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请求撤销赔礼道歉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但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仍应继续加大环保投入，规范自身经营行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综上所述，萍安钢公司、宝海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二、撤销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六项、第七项；三、变更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直接经济损失费3868846.14元、生态环境损害费7548000元、评估费2975000元，合计14391846.14元；四、变更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直接经济损失费2197565.22元、生态环境损害费1332000元、评估费525000元，合计4054565.22元；五、驳回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8698.8元，合计297706.8元，由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负担236271.1元，萍乡宝海锌营养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1385.7元，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训荣审判员  段亦枫审判员  王慧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余晴书记员万苗苗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