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56民初3732号 原告（案外人）：刘安芳，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静，重庆市武隆区江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申请执行人）：陶绍林，男，1974年2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被告（被执行人）：重庆金寺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城口县明通镇大塘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9073684677T。 法定代表人：王精，该公司经理。 被告（被执行人）：王精，男，1950年2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被告（被执行人）：石洪波，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告(被执行人)：袁学峰，男，1965年12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 原告刘安芳与被告陶绍林、重庆金寺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寺山公司）、王精、石洪波、袁学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林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伟、李春华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本案的审理。本案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安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静、被告陶绍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金寺山公司、王精、石洪波、袁学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安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7）渝0156执79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2.解除对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号X幢XX-X（产权证号：XX房地证XX字第XX号）房屋的查封，并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78年9月15日，原告与王精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一女王凌燕。2010年5月21日，原告与王精共同在重庆市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房屋一套，总价款248085元，首付158085元，余款90000元由银行按揭贷款支付。2010年6月11日，原告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重庆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同时办理了土地房屋抵押登记。2012年5月9日，原告与王精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2014年5月4日，原告与王精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房产证号为XX房地证XX字第XX号的房屋归原告所有。2020年7月，该房屋的按揭贷款归还完毕后房屋抵押登记被解除，同年7月20日，原告通知王精办理过户登记时发现，该房屋已经被武隆区人民法院予以查封，停止办理过户手续。武隆区人民法院是因陶绍林与金寺山公司、王精、石洪波、袁雪峰的民间借贷案件生效判决对前述房屋予以查封，王精为金寺山公司、石洪波在陶绍林处的借款130万元提供担保，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20年7月17日，武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56执795号之二执行裁定，续行查封王精名下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号X幢XX-X的房屋。2020年10月20日，原告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武隆区人民法院以（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虽然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但根据原告与王精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原告即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因双方离婚时，该房屋尚有按揭贷款未偿还，房屋处于被抵押状态，无法申请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原告对此并无主观过错，属于非因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原告与王精协议离婚时对前述房屋的分割早于王精为金寺山公司、石洪波的借款提供担保，可以合理排除原告与王精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因此，原告对前述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诉请如上。 被告陶绍林辩称，原告诉称的案件由来基本属实，但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王精与原告离婚和王精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间隔时间不长，原告与王精离婚后仍居住在一起。借款时陶绍林并不认识王精，只认识袁学峰，王精是金寺山公司的财务总监，故借款时提出让王精和袁学峰连带担保。按照物权法等法律规定，房屋产权应当以登记为准，原告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金寺山公司、王精、石洪波、袁学峰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刘安芳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离婚证》《离婚协议书》《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个人贷款合同》《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户室详细情况》、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私客户账户明细等证据材料，被告袁雪峰向本院提交了（2020）渝0156执恢22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及《收条》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安芳与王精原系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于2010年5月21日与重庆市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其共同购买位于重庆市原武隆县XX号“XXXX”小区XX幢XX-X的商品房，购房总价款248085元，首付158085元，余款90000元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2010年6月11日，王精、刘安芳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个人贷款合同》，约定王精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90000元用于购房，并由王精、刘安芳以其购买的商品房作为抵押担保。2010年6月13日，王精、刘安芳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重庆市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合同》，约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将王精贷款的90000元全数以购房款名义转入重庆市荣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同时该合同还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重庆市预购商品房抵押合同》经原武隆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准登记。前述房屋交付使用后，原武隆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5月9日向王精、刘安芳颁发房地产权证书，产权证号为307房地证2012字第2994号，证载权利人为王精、刘安芳，并备注该房屋产权系王精、刘安芳共同共有。2014年5月4日，王精与刘安芳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其中位于原武隆县XX号X幢XX-X房产证号为XX房地证XX字第XX号的房屋归刘安芳所有。离婚后，王精和刘安芳一直未就该房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按揭贷款清偿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于2020年7月16日办理了土地房屋抵押权注销登记。 2016年6月17日，陶绍林以民间借贷纠纷将金寺山公司、石洪波、王精、袁学峰诉至本院，本院在审理中查明2014年7月28日金寺山公司、石洪波向陶绍林借款13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王精、袁学峰自愿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此以（2016）渝0232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确认由金寺山公司、石洪波共同偿还陶绍林借款130万元及利息，同时由王精、袁学峰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因金寺山公司、石洪波及王精、袁学峰均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陶绍林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6月5日以（2017）渝0156执795号民事裁定对登记在王精、刘安芳名下的案涉房屋予以查封。2020年7月17日，本院作出（2017）渝0156执79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并于2020年7月22日对案涉房屋续行查封。刘安芳以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以刘安芳与王精对案涉房屋的处分未经产权变更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为由，驳回了刘安芳的异议申请。刘安芳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撤销（2017）渝0156执79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位于重庆市武隆区XX号X幢XX-X（产权证号：XX房地证XX字第XX号）房屋的查封，并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 另查明，袁学峰于2020年10月20日在执行过程中向陶绍林支付了执行标的款100000元，袁学峰申请并经陶绍林同意后，本院裁定解除了袁学峰名下相应财产的查封或冻结。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避免其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刘安芳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而判断刘安芳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当从其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民事权利，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综合评判。 首先，刘安芳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民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的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可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协议处分。案涉房屋为刘安芳与王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且在离婚时已取得产权的共同财产，因此，二人在离婚时对该财产协议约定归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二人已依该协议登记离婚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故应认定二人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真实有效。王精和刘安芳签署《离婚协议书》，早于陶绍林与王精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发生，亦早于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执行措施，初步可排除王精与刘安芳具有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刘安芳作为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之一，对其名下登记的该房产本身享有共有权，而基于《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刘安芳享有要求王精将名下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 其次，刘安芳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否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本院认为，刘安芳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与陶绍林对王精的保证债权虽为平等债权，但陶绍林享有的债权不能优先于刘安芳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理由如下： 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来看，刘安芳与王精于2014年5月4日协议离婚，双方约定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刘安芳，刘安芳据此已经取得请求王精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到其名下的请求权，而王精于2014年7月28日为陶绍林出借给金寺山公司、石洪波的借款13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保证担保，陶绍林对王精享有的因该民间借贷纠纷形成的金钱债权产生于2014年7月28日。因此，刘安芳的请求权成立在前，早于陶绍林享有的请求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一定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会产生影响，本案中，权利的形成时间至少在客观上排除了刘安芳与王精故意通过离婚协议逃避保证债务的可能性。 从权利的性质和内容看，王精与陶绍林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在王精与刘安芳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王精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案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王精与刘安芳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王精的责任财产。因此，陶绍林对王精享有的保证债权的实现系以王精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而在王精为陶绍林出借的款项提供保证担保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案涉房产都未影响到王精的责任财产。而刘安芳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虽属于债权范畴但与一般债权不同，据此针对特定房产享有的权利本质属于物权期待权，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 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来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双方的付出程度、各自的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或婚姻中付出较多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从本案来看，刘安芳与王精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刘安芳所有，故案涉房产具有为刘安芳提供离婚后的生活保障之功能。而陶绍林对王精享有的债权系保证债权，保证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等因素，故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 综上所述，刘安芳与王精在《离婚协议书》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有效，陶绍林认为刘安芳与王精之间的离婚协议属恶意逃避债务的理由缺乏证据及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刘安芳所有，系刘安芳与王精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案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刘安芳享有的是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刘安芳在与王精离婚后，本应积极主动要求对方履行协议约定，通过法律规定的物权公示方法，实现物的流转与安定，维护自身权益及交易安全。但因按揭贷款未清偿完毕，案涉房屋上仍附有抵押权，客观上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刘安芳对此并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使刘安芳在此期间内并未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也不宜认定系可归责于刘安芳的原因导致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如前所述，刘安芳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请求权与陶绍林的债权请求权在形成时间、性质、内容及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存在不同，应当能够阻却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故刘安芳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案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应当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并停止执行。刘安芳主张撤销（2017）渝0156执79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2020）渝0156执异122号执行裁定书，并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的诉讼请求，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停止对位于原武隆县XX号X幢XX-X（房产证号为XX房地证XX字第XX号）房屋的执行； 二、驳回原告刘安芳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21.2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重庆金寺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王精、石洪波、袁学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林妍 人民陪审员  陈 伟 人民陪审员  李春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周之平 书 记 员  黄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