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313民初1058号 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盛达街9号金融广场8层inq，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200003567316722。 法定代表人：张君婷，职务：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欣，女，汉族，系该公司法务。 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湘**腊市镇腊市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13MA38CMEF7E。 法定代表人：彭唯，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明，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鑫，男，汉族，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与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鑫、杨宇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采购款209050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准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17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26日，原告向被告采购N90消毒外科口罩10万个，这批口罩为原告捐赠给天津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的防疫物资。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已向被告支付全部采购款209050元。2020年1月26日17:02分，该批口罩由口罩生产厂家骏盛口罩制品有限公司从广东佛山通过顺丰快递直接发货至红十字会指定的收货地点天津市防控指挥中心（即市防疫用品仓库）。2020年1月29日，该批口罩到达指定收货地点（即市防疫用品仓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吴军在验货时，发现口罩规格与原约定的捐赠口罩规格不符。2020年1月29日，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监委”）进入市防疫用品仓库，对该物资进行入库质量验收，发现该批物资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厂名、厂址、出厂合格证等基本质量信息（只有英文或日文标识）。经抽样检验质量均不合格，其中8.6万只英文标识口罩严重不合格。市监委发现前述质量问题后，于2020年2月3日，向红十字会正式出具《建议函》。同期，市监委向被告所属的江西省萍乡市市场监督委员会通报该案，萍乡市市场监督委员会已确认被告的违法事实，并向被告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对被告给予相应行政处罚。鉴于上述情况，由于本案涉诉口罩存在与采购约定不符，且经市监委抽检属三无产品，口罩质量严重不合格，被告已严重违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应向原告退还全部采购款209050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故原告特诉至贵院，请贵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理由如下：1、本案法律关系，原告起诉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建议变更为买卖合同引起的产品质量纠纷更有利于本案的解决；2、原告没有提供存在问题的口罩系骏盛口罩制品有限公司发出的证明，红十字会指定收货地每天都会接收大量口罩，在原告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问题口罩可能是来源于其他渠道；3、原告没有证明口罩质量规格不符合规定，原告提出的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答辩人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未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4、原告起诉状争议的标的物是N90消毒外科口罩，而实际双方在微信中达成的合意的是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所以原告起诉的标的物与双方达成合意的标的物不是同一标的物；5、争议的产品应该归还给被告，原告既不能不归还货物，而又主张货款；6、被告只是买卖合同中的中间商，并非产品的供货商和生产商，所以供货商和生产商不到庭，本案的事实难以查清，鉴于这种情况，请求追加深圳市荣立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份、电汇凭证单，分别证明原告向被告订购口罩10万只且原告已于2020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全部采购款209050元，同时被告也于付款当天发出货物，但经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吴军在验货时发现口罩规格与约定的捐赠口罩规格不符，有很多口罩都是日本品牌。经质证，被告认为，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到的图案样品和资质文件无异议，但对两组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认为聊天记录不完整，且该货物是被告按照约定发的货物，天津市红十字会认为该批货物不符合要求，系第三方单方面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查证。对原告提供的电汇凭证单，被告对其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两组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通过微信存在口头协商约定口罩规格、数量、价款、产品的资质文件，天津市红十字会在收货验收口罩时发现口罩有问题。电汇凭证单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了采购款209050元。 2、对原告提交的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议函、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证明、以及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验收该批口罩时发现属于“三无”产品，抽样检验质量均不合格，其中8.6万只英文标识口罩严重不合格，且得到了天津市红十字会的证实，同时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确认被告违法的事实，并已给予被告相应的行政处罚。经质证，对原告提交的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议函，被告认为仅是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单方面意思，不是建立在被告及其他供货商、制造商共同确认的基础上的意见，截至到今天，包括被告及其他涉案主体还没看到该批货物；对原告提交的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证明和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认为并没有得到被告及其他涉案主体的确认，该批货物是不是被告与原告约定的货物必须进一步查实。综上，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建议函，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证明，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国家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在调查核实之后依法定程序出具的文书，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且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所载内容的法律效力予以采信。 3、对原告提交的照片一组、天津市防疫物资生产保障组空港专库出具的反馈验收结果函、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关于部分捐赠物资处置结果函和原告出具的收货证明，拟证明争议货物的现存情况和该批货物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封存后解封由原告保管。经质证，被告对这两组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争议货物的现存情况照片，被告认为深圳市荣立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发的微信中作出了表态，不认可该批货物系其提供的货物，而且被告也未见过这些货物；对原告提交的天津市防疫物资生产保障组空港专库出具的反馈验收结果函、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关于部分捐赠物资处置结果函和原告出具的收货证明，被告认为：1、该产品是否合格需要涉案各方的确认，甚至不排除需要进行司法鉴定。2、关于日本产的这些口罩，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明确说明了该批口罩已经被红十字会征用，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产品质量问题，也不会进行追责。3、假如这批货物是日本产的，不一定就是假货或者伪劣产品，因此进行查实和核实是必要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照片一组，天津市防疫物资生产保障组空港专库出具的反馈验收结果函，天津市红十字会出具的关于部分捐赠物资处置结果函和原告出具的收货证明能够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该批口罩现存情况及口罩质量情况，且已由天津红十字会解封返还由原告保管并处理。同时，被告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其质证意见，亦未提出鉴定申请。因此对原告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对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复印件），荣立志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上游供货商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争议产品的图样样品是经过三方确认的。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证实了原告在微信采购中约定的口罩是合格口罩，有资质证明的，但是我方实际收到的是三无产品，而且没有相关质量检验证明，被告实际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经本院询问被告该组证据的来源，被告表示该组证据系深圳市荣立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郑荣和建立的一个“全球采购”微信群中打印出来的，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交该组证据的原件，此组复印件仅能证明双方约定交易的口罩，要求达到检验报告中的质量和规格，但不能证明实际供货的质量和规格，故对该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 5、对被告提交的荣程采购群与胡鑫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拟证明：1、荣程采购群中高铮想购买一次性医用外科等口罩，而将被告原法定代表人胡鑫拉入荣程采购群；2、荣立志公司把口罩的图样、检验报告、资质文件和文字描述给了胡鑫，胡鑫将有关信息转发至原告和被告都在的群，原告的几个基金会代表表示全部接受；3、双方沟通交流的全部过程。对被告提交的荣程基金会程鸣和胡鑫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拟证明2020年2月2日，基金会程鸣明确表态这批口罩已被天津红十字会征用，且该口罩不存在质量问题，也不存在追责问题，且谈及了税率问题，说明了该口罩系合格产品。对被告提交的“关于口罩采购纠纷问题的处理逻辑”（打印件），拟证明双方对问题口罩进行了协调处理，但双方对口罩本身是否属于双方约定的口罩存在争议，而且原告也承认了货源有问题，天津市红十字会收货后拒不退还，也不出具相关凭据。经质证，原告称：1、我方已提交了采购10万只口罩的全部过程记录，被告提交的其他部分与本案无关；2、被告称的全部接受是因原告开始是说有36万只口罩，总价68万元，我方表示全部要，但后来存货仅有10万只，我方接受的是10万只口罩，单价1.85元/只和税率13%，总价209050元；3、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证实我方工作人员接受质量有问题的口罩；4、程鸣系基金会实习人员，其态度并不能代表基金会的意思，且程鸣的回复仅限于与被告的合同签署问题，并不存在认可接受有质量问题的口罩；5、“关于口罩采购纠纷问题的处理逻辑”（打印件）恰恰证明了被告认可10万只问题口罩系被告销售给原告的，才与我方积极协商解决，只是对方强调退货才能退款，但因该批口罩属于质量不合格产品，基于疫情该批口罩已被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员会扣押，不能流入市场；6、池洋不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微信群我方只认可刘潇蔚是基金会理事长，微信名是LSABLLA。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仅证明了被告销售原告口罩时的协商过程，及双方在口罩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后的协商解决过程，但被告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排除自己责任的证明目的。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0年1月26日，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通过微信沟通，向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采购口罩10万个，这批口罩为原告捐赠给天津市红十字会的防疫物资。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全部口罩采购款209050元。2020年1月26日17时02分，该批口罩由口罩从广东通过顺丰快递直接发货至天津市红十字会指定报备的收货地点天津市防控指挥中心（即天津市防疫用品仓库）。2020年1月29日，该批口罩到达指定收货地点天津市防疫用品仓库。天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吴军在验货时，发现口罩规格与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约定的捐赠口罩规格不符。同日，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员会进入市防疫用品仓库，对该批9万只口罩进行入库质量验收，发现该批口罩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厂名、厂址、出厂合格证等基本质量信息（只有英文或日文标识）。经抽样检验质量均不合格，其中8.6万只英文标识口罩严重不合格。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员会发现前述口罩质量问题后，2020年2月3日，向天津市红十字会正式出具《建议函》。同期，天津市市场监督委员会向被告所属的江西省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口罩问题质量情况后，经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核查，认定被告所售产品被认定为“三无”产品，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向被告作出了（萍）市监（产）罚决[2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对被告没收违法所得59050元及罚款62715元总计121765元。原告因被告销售其“三无”产品，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经双方协商无效，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全部口罩采购款209050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与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口罩买卖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按约定预付了10万只口罩全部采购款的义务，而被告销售给原告的口罩系“三无”产品，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退还货款及赔偿经济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损失赔偿，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计算合计617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天津市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口罩采购款计人民币20905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6178元。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28元，减半收取2264元，由被告萍乡市好时期大药房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开户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萍乡市分行营业部；账号：30×××78）。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书，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曾 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刘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