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7800号原告：金军，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北京实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定代表人：叶子，执行董事。被告：王建华，男，196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佛峪口村南50米。法定代表人：王建华，执行董事。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军与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王建华、北京宝都煤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都公司）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霞，被告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科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金军与金诚公司签订的《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2、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退还协议保证金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为金军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发票；4、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退还金军多付的费用42567.6元；5、判令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赔偿金军迟延一个月发货的损失104076.8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9日，金军与王建华在金诚公司的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乙18号院3号楼17层1901签订??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合同约定金军负责组织煤源，金诚公司负责协调铁路运输相关工作，金军将运输相关费用预付汇入金诚公司账户后，金诚公司代付运输相关的站台费、装卸费、铁路运费等相关费用。集装箱使用费暂定20元每吨。合同签订后，金军支付保证金40万元，宝都公司以自己名义为金军发送煤炭集装箱，金军支付运输相关的费用。王建华为宝都公司的法人，且为金诚公司、宝都公司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军应王建华的要求，多次将支付的款项打入王建华个人账户。协议期间，金军共支付保证金40万，运费相关费用341万。2018年8月份以后，三被告就没有能力为金军组织集装箱，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为此，金军与王建华多次沟通，要求解除合作协议，退还40万元保证金，但王建华却总是推脱，金军在无奈之下，只有起诉到人民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支持金军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金诚公司、王建华、宝都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金军的诉请。金军作为违约方没有解除权，金军对协议条款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相对性，适格被告只有金诚公司，金军主张三被告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保证金的性质是履约保证金，要交纳100万元，累加到合同期满后一次性返还的目的为保证金保证合同的事宜顺利进行，担保金军完整的交纳一年的费用。保证金是金军能否使用集装箱的保障。金军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强制法律规范，应属于无效。真实的交易过程中，已经将不含税的票开具给了金军。不同意金军主张的应退还多付的费用42567.6元。目前并没有显示迟延发货的情况及造成迟延发货的原因由哪方造成，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金军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涉案主体身份情况金诚公司成立时间为2011年2月16日，曾用名北京宝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王建华曾为金诚公司原始股东（持股比例95%，另一股东为王**）、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13日王建华将其股权转让给鲍丽莎，并由鲍丽莎担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宝都公司成立日期为1999年12月6日，股东王建华持股53%，法定代表人由王建华担任。金诚公司曾为宝都公司股东，2014年3月12日，金诚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王建华个人。二、涉案合同约定情况2018年4月19日，金诚公司（甲方）与金军签订《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一、乙方负责组织煤源，甲方负责协调铁路运输相关工作，保障乙方煤炭均衡有序发运到达(包含列车的回空)。与运输相关的站台费、装卸费、铁路运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将运输相关费用预付汇入甲方账户后，由甲方代付相关费用，甲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不含本合同第一条第四项的服务费)。二、合作期限一年。发站：内蒙新街；到站：江西八景。三、运输方式及集装箱数量:35吨敞口集装箱火车运输。500箱。四、集装箱使用费：使用费暂定20元/吨；因市场变化价格随行就市。五、结算方式：每月30日前，按双方确认的实际发运量结算当月集装箱使用费。第二条：合同期内若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列车到站无法正常装运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如遇铁路政策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遇到铁路运价调整，运费以调整后价格为准。甲方要积极申请点对点下浮业务，下浮利润甲乙双方协商分成。第三条：为保障此合同约定事项顺利进行，乙方应共向甲方预付100万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保证金支付方式：集装箱到达新街站后每列(50车100箱)一次预付二十万元。累计支付保证金100万元。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100万元……。合同落款甲方处显示有金诚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显示有王建华签字。乙方处显示有金军签字，日期显示为2018年4月19日。另经询问，金军称上述《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再本案中要求确认解除该合作协议。三被告对此不持异议。诉讼中，金军表示鉴于《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再要求确认解除。三、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一）关于实际合作模式金军主张，涉案合同以金诚公司名义签订，实际履行为宝都公司，王建华为宝都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金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合同涉及的运输货物为煤炭，煤炭由金军一方自行采购，采用铁路集装箱方式运输，集装箱由宝都公司提供，列车、站台装卸等由宝都公司联系，相关费用由金军预付，宝都公司再代付，代付的费用包括站台费、箱使用费、铁路使用费。三被告对此持有部分异议，主张并非三方合同，先是金军和金诚公司签订合同，金诚公司再把签约的内容反馈给宝都公司，金诚公司与宝都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宝都公司按照金诚公司反馈的吨数，去租赁集装箱提供给金军使用，金诚公司和宝都公司是合作关系，双方没有关联关系，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鲍丽莎与王建华也没有关系。为证明其主张，三被告提供了《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货物运输代理合同》显示甲方为金诚公司，乙方为宝都公司，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20]英尺[35吨敞顶]集装箱，装运块煤。金军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实际发车情况1、发车时间第一列于2018年5月12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第二列于2018年6月10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第三列于2018年7月29日发车，从鄂尔多斯新街站至南昌八景站。2、发车箱数、吨数第一列共50车，100集装箱，3200吨；第二列共48车，96集装箱，3072吨；第三列共47车，94集装箱，3008吨。（三）应付费用情况：金军主张，铁路运费为20282.1元/车、站台费为25.1元/吨、集装箱使用费为20元/吨，三列车的应付费用为：第一列运费1014105元，站台费80320元、箱使用费64000元；第二列运费973540.8元，站台费77107.2元、箱使用费61440元；第三列运费953258.7元，站台费75500.8元、箱使用费60160元，上述费用合计3359432.5元。为证明其主张，金军提交了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与王建华2018年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张某与王**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金军主张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来自于其与王建华2018年6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并当庭演示了手机微信相关内容。同时，金军主张王**为王建华侄子，亦为宝都公司股东，负责公司发货，王**通过微信向张某告知了第三列车的信息。在证人张某作证期间，本院当庭组织核实了张某手机微信中所载的上述内容。三被告主张王建华并未通过手机微信向金军发送过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经本院组织当庭核验，确认金军手机微信中的“心自在”微信号为王建华，点击金军手机与“心自在”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载有与2018年金总05月-6月结算单内容一致的微信图片。关于张某与王**微信聊天记录，三被告对真实性认可，称王**是金诚公司派到站台上看管集装箱的人员。（四）实际付费情况：庭审中，金军方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其与金军合伙做生意，在2018年4月与王建华签署协议时，王建华口头说金诚公司及宝都公司均是其个人的，以宝都公司名义发货，可以提供500个集装箱循环利用，每月跑7-8趟，每次50节车，每节车2个集装箱，共100个集装箱，需每次交20万元保证金，先交5列次攻击100万元定金，2018年4月、5月只发了两列车，其交纳了40万保证金，在第2列发车时，其将第3列的货物已经准备完毕，王建华直到2018年6月才给装箱，并在2018年7月20日左右发送对账单，称前两列存在欠款7万多，其随后给王建华打款13万，包括了第3列可能的欠款。2018年7月29日列车发车，王建华一直未让其交纳第3列的保证金，第3列在货场装了96个集装箱，但实际仅发货47组共94个集装箱，剩余2个集装箱在2018年11月清空后，其通过其他列车运回。同时，双方口头协商铁路运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宝都公司，宝都公司按照9%的税点返给其与金军。三被告主张证人张某与金军在案涉利益分配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真实性不具有可信度。另经核实金军提交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张某在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28日分别向金诚公司支付20万元，共计40万元。金军主张该款项为其向金诚公司支付的40万元保证金。三被告对该付款事实不持异议。此外，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4月28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10万元；2018年5月23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0万元；2018年5月25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100万元；2018年6月20日，张某向金诚公司账户转款8万元；2018年6月21日，张某向王建华账户转款100万元；2018年7月27日，张某向王建华账户转款13万元。金军主张：三被告为其发运三列煤炭，其共支付铁路运输费、站台费、集装箱使用费等共计341万元，即为前述转账款项。三被告对该付款总额不持异议。金军主张，其应付的费用总计为3359432.5元，实际向三被告支付341万元，存在差额50567.5元，其要求按照诉请金额42567.6元予以退还。三被告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上述费用并不完整，还有站台上的堆存费尚未计算，堆存费是站台费超过15天之后发生的费用，是否能在15天之内发货，涉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何时发货由铁路方面进行安排，并不能保证一定在15天之内发出。为证明其主张，三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其中，《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显示合同甲方为鄂尔多斯市鑫聚源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聚源公司），乙方为宝都公司。关于“仓储服务费收取”部分约定：“自乙方集装箱卸入甲方园区第1天至第15天，甲方免收仓储服务费；乙方集装箱卸入甲方园区第16天至第25天，甲方按照4元/箱.天收取仓储服务费……”。《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显示为复印件加盖宝都公司印章形式。另，三被告主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规格型号”所载的两行“仓储服务费”是鑫聚源公司站台上金军货物超期装运的堆存费用。金军对《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主张即使属实，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并不能约束金军一方，在涉案合作协议中并未也定堆存费一项；对《北京宝都敞顶箱堆存费明细（六月份、七月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持有异议，主张所载仓储服务费并不只是针对金军，数量也不一致。金军主张，站台费是双方认可的按照吨数的方式计算，并不是按天计算的堆存费。（五）关于保证金事项张某在2018年4月26日和2018年5月28日向金诚公司各支付20万元，共计40万元。金军主张该款项为其向金诚公司支付的40万元保证金。三被告对此不持异议。金军主张，在涉案合作协议中约定“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故现要求三被告返还保证金40万元。三被告对此持有异议，主张40万元是金军用满一年的保证金，作为违约担保，理应不予返还。四、其他（一）关于损失赔偿的主张金军主张，其第三列车所涉的货物在2018年6月21日已经装箱付款，但被告没有及时向铁路方付款，最后发货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导致延迟发货一个多月，其因此被下家扣款，三被告应赔偿迟延发货造成的损失104076.8元。为证明其主张，金军提交了2018年9月11日、11月19日与王建华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记录显示为金军单方发信内容“王总！什么情况？站台有两箱块煤，三列火车大票，40万压金。你怎么解决？”“王总！在你办公室，你安排会计算一下账，我们见一下面。”三被告主张无法确认微信相对方为王建华。经本院组织当庭核验，确认金军手机微信中的“心自在”微信号为王建华，点击金军手机与“心自在”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打印件内容一致。三被告主张，涉案合作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发车时间，受铁路发车计划调整，被告没有能力影响，金军方支付款项后其转付给铁路方，但金军方在2018年7月27日才将款项付齐，故因金军方付款延迟导致发货迟延，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本院当庭询问，关于发车时间双方是否有明确的约定，原被告均称没有相关约定。（二）关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主张金军依据涉案合作协议要求三被告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发票。关于涉案合作协议第一条所涉及的“增值税发票”性质，金军首次庭审中称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三被告对此持有异议，主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向个人开具。后在二次庭审中，金军变更主张为增值税普通发票。金诚公司表示可以按照实际金额向金军开具服务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军对此予以同意。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35吨敞口集装箱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应属合法有效。该合作协议虽首部显示的甲方为金诚公司，但落款甲方处加盖有金诚公司印章及王建华签字，同时该合同履行过程中王建华亦是实际收款主体和履约主体之一，故在无相反证据反驳情况下，本院认定该合作协议的甲方为金诚公司及王建华。关于宝都公司，其虽实际提供了涉案运输服务部分内容，但鉴于被告提交了金诚公司与宝都公司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且宝都公司并未记载为合作协议中的签约方，故本院认定宝都公司并非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受涉案合作协议的约定内容约束，其无需就涉案合作协议承担合同责任。诉讼中，金军表示鉴于涉案合作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再要求确认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不再另行处理。金军向金诚公司支付保证金40万元，根据涉案合作协议约定“合同期满，保证金一次性甲方返还给乙方……”，该条款中并无关于合同期满后退还保证金的特殊约定，鉴于涉案合作协议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合作期限为一年，合作协议在2019年4月18日到期终止，故金诚公司及王建军应在合同终止后向金军退还该40万元保证金，同时鉴于延迟退还必然会导致相应的资金利息损失，故本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息的相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确定相应利息计算方式。根据在案证据查证情况，通过王建军向金军发送的金总05月-6月结算单，可以确定前两列车的相关车数、吨数及结算数据，同时结合双方无争议的第三列的相关车数、吨数数据，并结合前两列的费用名目及费价数据，亦可确认第三列的结算数据。经核算，本院对金军主张的三列车共计应付费用为3359432.5元予以采信。关于被告抗辩的堆存费用，首先并未在涉案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同时，在宝都公司与鑫聚源公司签订的《集装箱装卸服务合同》中，金军并非合同相对方，宝都公司亦未被本院认定为涉案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三被告要求金军方承担堆存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考虑金军业已支付的费用为341万元，实际应付金额为3359432.5元，故金军要求金诚公司及王建军退还费用42567.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金军涉案发票诉请一项，其原诉请主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请求，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性规定相悖，后金军调整为要求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金诚公司亦表示同意开具服务费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军不持异议。鉴此，本院对金军要求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诉请内容予以支持。关于金军主张的延迟发货的损失一项，鉴于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发货的具体期限，且金军无确凿证据证实金诚公司及王建军存在迟延发货的过错，故本院对金军主张的迟延发货损失一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向金军退还保证金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息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向金军退还费用42567.6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为金军开具294091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四、驳回原告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66元，由原告金军负担2382元，已交纳；由被告金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负担688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江洲人民陪审员  马仲兰人民陪审员  肖淑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