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6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增喜，男，195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良，浙江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成亚，男，197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梦园，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宇，男，198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移、巩国朋，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增喜因与被上诉人卢成亚、洪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3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增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良、被上诉人卢成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梦园、被上诉人洪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卢成亚曾为某银行工作人员。章增喜公司在该银行曾有贷款。2011年5月，章增喜公司在该行贷款需展期，章增喜与卢成亚沟通相应事宜。卢成亚提出，因银行“存贷比”考核，章增喜需“拉存款”，方可展期。对此，章增喜表示没有相应资源或渠道获取存款。卢成亚表示，洪宇有相应渠道，可以帮助章增喜“拉存款”，章增喜可与洪宇联系。2011年5月27日，章增喜向洪宇转账27万元。此后，章增喜公司贷款顺利展期。2016年5月15日，章增喜就该27万元与卢成亚沟通。卢成亚表示，当时其给章增喜介绍了洪宇，让章增喜找洪宇帮助“拉存款”，具体事宜是章增喜与洪宇谈的；章增喜提出，其不认识洪宇，是卢成亚把洪宇账号告诉他的。庭审中，章增喜陈述，该27万元为“拉存款”，具体用途不清楚，其系按卢成亚指示转账；洪宇陈述，该27万系其帮助章增喜“拉存款”，章增喜向其支付的费用（报酬）。另认定，2016年5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信访局向章增喜出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一份。该告知单主要内容有，章增喜于2016年5月20日向西湖区信访局提出“我是杭州正玺电子有限公司法人。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求是支行贷款600万。2011年5月27日，银行副行长卢成亚（电话：135××××9065）让我打27万元借给一个叫洪宇的人。现在我向卢成亚提出还款，卢成亚告知我这批款项当初是存款，不是借账。要求政府介入让卢成亚还款”的事项，依法应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章增喜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卢成亚、洪宇共同返还章增喜不当得利款270000元，并支付2011年5月27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暂算止2019年9月，为188244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卢成亚、洪宇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1、关于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章增喜于2011年5月27日向洪宇转账，2016年5月20日西湖信访局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根据章增喜自书的诉状其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无论是从转账之日还是信访不予受理之日起算，章增喜起诉时已超过三年。卢成亚、洪宇主张章增喜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章增喜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在不考虑诉讼时效情况下，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关于诉争的27万元。章增喜此前主张为“借款”，诉状中陈述为“存款”，庭审中其认为是用于“拉存款”，但具体用途不清楚。原审法院认为，章增喜经商多年，其无故向他人付款，显然不合常理。不论上述何种用途，洪宇取得上述款项，并非没有法律根据。即使本案“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洪宇关于该27万系章增喜支付的“拉存款”费用（报酬）的主张，与章增喜提供的录音及章增喜公司确有贷款需展期等事实能相互印证。章增喜不当得利的主张，难以成立。3、关于该27万元的给付，章增喜此前已要求公安、信访等部门处置，但并无相应处理结果。章增喜转而以民事案件为由，起诉至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关于该27万元系不当得利的主张，依据不足。综上，章增喜的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章增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4087元，由章增喜负担。 宣判后，章增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对诉讼时效已超过三年事实认定错误。原审认为，上诉人于2011年5月27日向被上诉人洪宇转账，2016年5月20日西湖信访局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而上诉人起诉在2019年10月15日，无论从转账之日还是信访之日起算，己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对此，上诉人认为，原审对诉讼时效未经法庭调查和询问，就罔顾事实加以主观认定，显然于法不符。事实上，在上诉人在2016年信访后，又于2018年12月3日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释明起诉的案由不对后，才于2019年10月15日起诉到原审法院。在桐庐县人民法院起诉，应属于诉讼时效中断。显然，无论是从2016年到2018年再到2019年起算，都没有超过三年的时效。（二）原审认定银行的“存贷比”考核和“拉存款”缺乏必要证据支撑。原审完全听信于被上诉人单方面的说词，以捏造出银行有“存贷比”而需要上诉人“拉存款”这一理由，来支持其荒唐判决，是完全不能成立的。2010年，上诉人与时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求是支行副行长的卢成亚商谈600万元贷款展期时，被上诉人卢成亚并未谈到要拉存款之事，更没有说起过银行里有“存贷比”考核的事情。到2011年5月份，贷款出来已经一年多，卢成亚才开口说要拉存款业务，并指令上诉人将钱打入被上诉人洪宇账户，当时，上诉人以为其银行想拉一笔存款业务。事后，上诉人向卢成亚所在银行查询这笔27万元的存款去向时才了解到：上诉人的600万元贷款展期，银行里根本不存在“存贷比”考核和“拉存款”的行业规定（这一点与上诉人在庭审发问被上诉人卢成亚代理律师时其承认没有这一规定相一致）。更何况，上诉人与银行发生600万元展期贷款，属于抵押贷款，上诉人将土地和厂房都抵押在该银行，首次贷款也没有说起过要“拉存款”，本次更不需要去“拉存款”。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上诉人就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总部反映，要求处理此事。后因被上诉人卢成亚离职他去，浦发银行也不予处理，无奈上诉人只得向相关部门投诉。上诉人所说的这些事实，都有据可查。原审认定的银行“存贷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为，被上诉人洪宇取得27万元款项，并非没有法律根据，并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洪宇的27万元系“拉存款”费用和报酬。但“拉存款”费用和报酬并无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相关行业规定。被上诉人以“拉存款”为名收取的27万费用和报酬，必然是不合法的。原审对该27万元费用和报酬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以及计算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等均未加以说明。所谓“拉存款”是银行贷款行业的不正之风，原审判决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我国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相违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卢成亚答辩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多次反言、恶意诉讼，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一、上诉人起诉不当得利已过诉讼时效。（一）根据上诉人的起诉内容及其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于2011年5月27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桐庐春江支行转账洪宇27万元。如果本案成立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应当从知晓打款事实和对方当事人之日起算，上诉人自2011年5月27日就已经明确知晓款项转账给洪宇的相关事实，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应从打款之日起算，早已超过。（二）上诉人起诉不当得利不具备任何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相关情形。首先，上诉人于2016年5月20日向西湖区信访局提起信访、2018年12月3日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均是民间借贷，这与上诉人本次起诉的不当得利是两个法律关系；且上诉人起诉民间借贷的事实理由与本案截然不同，不能形成当事人对本次不当得利案件的权利主张。其次，上诉人于2016年5月20日欲以主张权利的机构是信访部门，其主张当时案件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信访单位主张权利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其于2018年12月3日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诉，但是被上诉人卢成亚从未收到过该民事诉讼案件的有关案件材料或者通知。撤诉是当事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起诉讼权利的处分，撤诉按照诉讼法之规定应当视同未起诉，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且上诉人主张的权利未向被上诉人卢成亚送达，亦不构成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导致的诉讼时效中断。二、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卢成亚不当得利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卢成亚并非不当得利的受益人，非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卢成亚并非上诉人所主张款项的接收人。对于不当得利成立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卢成亚取得了该笔款项。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卢成亚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洪宇之间的交易不清楚，也没有就上诉人转账的27万元收到过任何款项。（二）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前后矛盾。上诉人在信访和民间借贷诉讼过程中对于事实部分均陈述均为“借贷”、“因被上诉人卢成亚称其朋友洪宇需要资金周转，提出向上诉人借款”，这一有关事实的陈述和上诉人在不当得利案件中的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截然不同。上诉人对于案涉款项的用途以及其与洪宇之间的交涉信息是明知的，一笔款项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说法，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就推翻前案进行举证。（三）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对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但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洪宇已就27万元款项的用途说明并举证，上诉人承认当时找被上诉人洪宇是因为“拉存款”。（四）上诉人主张共同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当得利是债的一种。先不提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是否成立，被上诉人卢成亚和洪宇系两个独立的主体，两人之间既没有共同共有的财产，与上诉人之间更没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约定，对于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由上诉人举证，但是截至二审，被上诉人卢成亚并未看到上诉人主张共同责任的事实和理由。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洪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关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具体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卢成亚成的答辩意见。二、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不当得利的主张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所谓不当得利指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获得财产而使他人遭受损失。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27万元，实际上就是服务费，是基于被上诉人洪宇帮助上诉人进行了拉存款600万元的费用报酬。且27万元也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当时就是上诉人打电话给被上诉人洪宇，说他是由卢成亚介绍的，想拉一笔存款，大概金额在600万元左右，就问洪宇有没有渠道帮他拉点存款，并且称就拉存款的报酬他也是可以出的。被上诉人洪宇才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子，为上诉人拉到了大约600万元左右的存款。因此，该27万元并非是上诉人所说的存款，而是其支付给被上诉人洪宇的费用报酬。三、本案中上诉人的主张存在多处前后矛盾的地方。上诉人所阐述的情况完全是在捏造、扭曲事实，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在一审起诉状中，上诉人已经自认是2011年被上诉人卢成亚告知其拉存款，为了保证贷款的顺利发放，其答应卢成亚拉存款，但在上诉状中却否认该事实，称被上诉人卢成亚成根本没有谈到要拉存款的事情。故从这两处对比，能够发现上诉人是明知道有拉存款的事情，且其从始至终都是知情的，但其两次表述却是前后矛盾。在2016年信访时上诉人已经自认这笔钱是借款，其主张是借给被上诉人洪宇的，但在本案起诉时，上诉人又称该27万元是自己拉来的存款，前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实际上，这笔钱当时是上诉人自己支付给被上诉人洪宇的。四、关于款项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是存款，而被上诉人洪宇认为该款项是服务报酬和服务费用，这笔钱是上诉人自己支付给被上诉人洪宇的，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从一、二审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来看，其并无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存款。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章增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民事诉状及口头裁定笔录各一份（加盖档案章的复印件），欲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12月3日向二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后撤诉，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2、银监局文件及通知各一份（复印件），欲证明银监局规定银行工作人员不得“拉存款”，揽存行为是违法的；3、视频光盘一份（附对话誊本），欲证明被上诉人卢成亚成所在银行严禁工作人员向客户“拉存款”，也不存在所谓“存贷比”的情况。经质证，被上诉人卢成亚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范畴，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为民间借贷而非不当得利，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因被上诉人洪宇需要资金周转故借款给洪宇27万元，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且上诉人起诉又撤诉，相关诉讼材料并未送达被上诉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另，起诉状中卢成亚的身份信息与被上诉人卢成亚除名字一致以外，其他均不一致；证据2，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依法核实，该两份文件的性质为通知，系银行内部的管理性文件，银行储蓄业务是一项正常开展的业务，揽储本身就是银行业务工作人员正常的业务范围，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3，对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无法判断上诉人所录视频中的对象是谁，亦不清楚两人的对话是在何种情况下形成，即使是上诉人与银行工作人员之间的对话，也是该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被上诉人洪宇认为：证据1，对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起诉状的案由是民间借贷，与本案不当得利并无关系，即使该组证据属实，也可以反映上诉人对于该款项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且起诉状和口头裁定笔录并未送达给被上诉人洪宇，其对此事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打款之日即2011年5月左右开始计算，该组证据不能起到阻断诉讼时效的作用；证据2，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也与被上诉人洪宇无关，洪宇并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证据3，对三性均有异议，录音中对方人员的身份无法确定，其陈述的事情与被上诉人洪宇无关。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2，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认定；证据3，对话主体的身份不能确认，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故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卢成亚、洪宇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章增喜于2018年12月3日以卢成亚、洪宇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后于2019年4月9日撤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之获利在类型上属于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上诉人应当对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即给付无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在2016年信访时、2018年另案诉讼时以及本案二审庭审中均称案涉27万元是借款，在本案一审起诉时又主张该27万元是为了保证贷款顺利发放拉来的存款，存在前后说法不一，而无论是何种给付原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洪宇汇款27万元均是在其对自身行为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发生，其未能就本案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完成举证责任。至于该笔款项的收取是否合法合规，并非构成不当得利的判断要素，也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据此，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关于诉讼时效一节，根据二审新证据，上诉人在2016年5月20日信访不予受理之后曾于2018年12月3日就案涉款项提起民间借贷纠纷，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宜认定为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章增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73元（预交4087元），由章增喜负担，并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02××××29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