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5892号原告：刘爱卫，男，195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出租运营者，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云见，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建军，男，197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万小伟，女，1974年5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刘爱卫与被告张建军、被告万小伟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邹冉独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刘爱卫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云见、被告张建军、被告万小伟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刘爱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云见、被告张建军、被告万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爱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0元、医疗费2904.92元、误工费12600元；2、二被告通过刊登报刊公告或在原告居住地广播、张贴公告的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22日晚12时，原告在居住地北京市西城区大耳胡同13号处，发现放有写有原告及原告妻子名字的花圈。事发后，原告随即报警，经公安机关查明，涉案花圈系被告张建军在被告万小伟的帮助下，偷送至原告住处。原告系个体出租经营者，因事件发生时常噩梦和烦恼，精神状态不佳，只能停止工作养病治疗。现原告认为，二被告对侵权事件的发生存在共同故意，因此应当对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就赔偿事宜无法与二被告协商一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张建军辩称，认可原告所述摆放花圈的事实，但该行为是我个人意愿和行为，与被告万小伟事前没有沟通。事发后，我曾携带礼物到原告家道歉，但均被原告拒绝，也因侵权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现同意给付原告适当精神抚慰金，数额不超过1000元；事发时系凌晨，看见、知晓的人不多，影响不大，因此仅同意以口头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原告主张的失眠病症与本案侵权行为无关联，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病症是因涉案侵权行为导致的，故不同意赔偿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原告从事个体出租运营，成本较低、工作时间自由，且事发前已将车辆承包给他人营运，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损失，故不同意赔偿其主张的误工费。被告万小伟辩称，我与被告张建军是朋友关系，张建军摆放花圈的事情我不知情，是公安机关找到我才知道的。事发后，张建军曾多次找原告道歉，也想给予原告补偿，但原告均予以拒绝，张建军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罚。现我认为，涉案侵权行为与我无关，不同意原告要求我赔偿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大栅栏派出所治安卷宗、法院工作记录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出示北京市第二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收据及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处方、费用清单、费用发票，期间自2019年11月21日至2020年3月27日，证明因被告侵权行为导致失眠进行治疗的花费。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在对证据形式、来源审查后，确认真实性。2、原告出示打车票、患者请假书，证明因生病休假产生的误工损失，按照正常营运的日均收入计算。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因侵权行为导致休假和存在实际损失。现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在对证据的形式、来源审查后，确认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真实性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22日0时许，被告张建军在北京市西城区大耳胡同13号院内西屋楼梯口摆放一花圈，所附挽联载有“好友王凤霞千古、朋友刘爱卫敬挽”。同年1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京公西行罚决字（2019）0041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寻衅滋事给予被告张建军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根据调取的治安卷宗询问笔录：张建军表示：朋友万小伟经常向其倾诉与原告家的矛盾，2019年10月21日下午其通过微信（微信号为：×××，昵称为：虎妞）语音与万小伟（微信号为：×××，昵称为：超越平凡）聊天时，万小伟再次抱怨恐遭原告再次起诉，为替朋友打抱不平而摆放花圈；由于去过万小伟家，看过万小伟与原告家之间的诉讼判决并聊起过原告名字，故知晓原告住所位置及名字；怕给万小伟添麻烦删除其微信；否认就摆放花圈事宜与万小伟协商。寿衣店主徐建波表示：2019年10月21日18时左右一男子购买花圈，并打有挽联。万小伟表示：张建军摆放花圈一事与其没有协商，其也没有指使张建军去做，事后才知晓此事。另查，原告刘爱卫与王凤霞系夫妻关系；被告张建军与被告万小伟系朋友关系。原告刘爱卫与被告万小伟系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大耳胡同13号院的邻居，两家曾因相邻关系问题存在纠纷和诉讼。诉讼中，就二被告是否存在共同侵权一节，原告表示：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记载，事发当日二被告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张建军系在万小伟向其抱怨原告行为后实施的侵权行为，且事发后二人删除了相关微信记录，如二人欲证明不存在共同侵权，应当提供事发当日微信记录证明，否则应当认定共同侵权成立；另外，根据询问笔录记载，万小伟曾让张建军看过与原告家的判决书、透露过原告家的住址，但判决中并未出现过原告刘爱卫的名字，而花圈所附挽联上却写有刘爱卫的名字，因此可以判断万小伟对张建军侵权行为的实施负有过错。原告就主张的医疗费出示2019年11月21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和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诊断证明、处方、收费清单及票据，治疗病症为：失眠、焦虑，心悸、气血亏虚，经医保结算后金额共计1412.33元。原告就主张的误工费出示北京市第二医院请假书、出租车票（2020年6月2日、6月3日、6月10日），证明因失眠休假21天，误工损失按照每日收入600元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万小伟、张建军对涉案侵权行为的实施是否存在共同的故意，或万小伟对张建军涉案侵权行为的实施是否存在教唆、帮助？申言之，即能否以张建军、万小伟删除事发当日的微信记录，做出不利于二人的过错推定，认定原告主张的共同侵权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张建军自述系在事发当日与万小伟微信聊天过程中，因万小伟抱怨恐遭原告再次起诉后，才引发为其打抱不平的想法，故原告怀疑二人曾在事发当日的微信交流中，有过对涉案侵权行为实施的沟通，存在共同侵权，有迹可循。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经过，在张建军实施侵权行为的整个过程中，未有证据证明万小伟进行参与、给予帮助，因此原告只有证明二人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才能主张二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举证上确存在一定困难。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增加了书证提出命令的相关规定，原告据此要求二被告出示事发当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并表示因被告已删除相关微信记录，故应当认定二人对侵权行为的实施有过沟通、共同侵权成立。书证提出命令中的“书证”，应当是指：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记录了有利于申请人诉讼主张事实的材料。本案中，原告仅为推测二被告有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意思联络，但并不知晓或能够通过间接证据证明二人微信沟通的大致内容，亦不能说明二人微信沟通的形式（语音或文字），不能证明所指“书证”（即：实施侵权行为意思联络的微信）的真实存在，不符合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条件；对于信息持有的双方，二被告享有保存或删除信息的自由，故不能以信息删除为由适用不遵守书证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作出不利于二人的过错推定。现原告要求万小伟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建军的侵权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给原告造成一定精神痛苦，故原告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结合涉案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范围及程度，确定公开赔礼道歉的形式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原告在事发近一个月后就诊陈述存在失眠病症，且未有相关检查，不能充分证明病症的真实性及与涉案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对应医疗费、误工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建军向原告刘爱卫书面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张贴于北京市西城区大耳胡同13号院内，如被告张建军逾期未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法院将在相关报刊上登载本判决书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张建军负担；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建军赔偿原告刘爱卫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驳回原告刘爱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原告刘爱卫负担275元（已交纳）；由被告张建军负担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邹 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岳佩柔书 记 员  林 彤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