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刑初677号公诉机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毕泽桥，男，1962年8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4月10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5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辩护人陈庆东，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公诉机关以穗荔检诉刑诉[2020]25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泽桥犯诈骗罪，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20年8月14日以穗荔检诉刑追诉[2020]Z7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毕泽桥犯行贿罪，向本院提起追加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张薇、佘淡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毕泽桥及其辩护人陈庆东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诈骗罪2005年至2008年期间，从化市开展非自营客车清理和客运企业改制工作。挂靠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经营的车主所组成的联合大车队（以下简称安顺）内部也开始实施股份制经营。2008年期间，同案人赖某1（另案起诉）在安顺公司与安顺就安顺下属车辆及线路经营权脱离安顺公司转至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途公司）开展谈判的过程中，伙同同案人丘家存（另案起诉）及代表安顺参与谈判的被告人毕泽桥，在未与安顺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虚构已经达成合议，向安顺股东会宣称安顺增发内部股份850股给安顺公司即可脱离挂靠关系的事实，获得与会股东的同意。其后，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及被告人毕泽桥依托时任从化市交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钟某5（另案起诉）向安顺公司进行施压，将最终谈判价格压低至人民币390万元。被告人毕泽桥对安顺股东会隐瞒上述情况，并于2008年9月25日由被告人毕泽桥代表安顺与安顺公司签订合同，后再由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等人私下筹集390万元以安顺的名义交给安顺公司，完成脱离。2009年1月，被告人毕泽桥仍旧向安顺董事会、监事会虚构需增发850股（经审计，当时股价不应低于1万元/股）内部股份给安顺公司，使得安顺的股东被害人朱某1、梁某1、陈某1等人对合同的交易价格产生错误认识，增发了850股内部股份，并登记在李志辉（另案处理）名下。即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以人民币390万元的低价骗得增发的上述850股。在李志辉持有850股内部股份期间，经审计，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等人获得股份分红共计人民币3291594.50元。二、行贿罪1、2009年至2015年的中秋节和春节期间，被告人毕泽桥为感谢和得到赖某1（另案起诉）、钟某5（已判决）在从化交通领域对其提供的帮助，多次向两人贿送现金人民币共28万元。2、2005年至2008年，从化市开展非自营客车清理和客运企业改制工作。被告人毕泽桥伙同赖某1、丘家存(另案起诉)为感谢时任从化市交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钟某5在“安顺”下属车辆及线路经营权从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转至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改制过程中提供帮助，以人民币200万元的低价，将“安顺”内部股份435股（经审计，当时股价不应低于1万元/股）出售给钟某5的方式，向其输送利益人民币235万元。2009年3月至2012年2月，被告人毕泽桥等人帮钟某5将上述435股卖出，得款人民币450万元，钟某5获利人民币250万元并获得股份分红人民币61.668万元。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认为被告人毕泽桥无视国家法律，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数罪并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建议对犯诈骗罪在有期徒刑十年到十三年的幅度内对被告人毕泽桥量刑。请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毕泽桥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有异议，认为没有参与诈骗；对指控的行贿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认为行贿金额只有28万元。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泽桥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1、本案中，被告人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2、被告人没有采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以390万元的低价骗得增发的850股;二、关于起诉书所指控的第1宗行贿事实与被告人赖某1、钟某5贿送28万元礼金的事实无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而应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三、起诉书所指控的第2宗行贿不成立，被告人不构成行贿罪；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在改制过程中，以200万元的低价，将安顺内部股份435股出售给钟某5的方式向其输送利益235万元并获利分红的行贿行为不成立，指控被告人向赖某1、钟某5贿送28万元礼金的行为应定性为单位行贿罪。经审理查明：一、诈骗罪2005年至2008年期间，从化市开展非自营客车清理和客运企业改制工作。挂靠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经营的车主所组成的联合大车队（以下简称安顺）内部也开始实施股份制经营。2008年期间，同案人赖某1（已判决）在安顺公司与安顺就安顺下属车辆及线路经营权脱离安顺公司转至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途公司）开展谈判的过程中，伙同同案人丘家存（已判决）及代表安顺参与谈判的被告人毕泽桥，在未与安顺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虚构已经达成合议，向安顺股东会宣称安顺增发内部股份850股给安顺公司即可脱离挂靠关系的事实，获得与会股东的同意。其后，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及被告人毕泽桥依托时任从化市交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钟某5（已判决）向安顺公司进行施压，将最终谈判价格压低至人民币390万元。被告人毕泽桥对安顺股东会隐瞒上述情况，并于2008年9月25日由被告人毕泽桥代表安顺与安顺公司签订合同，后再由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等人私下筹集390万元以安顺的名义交给安顺公司，完成脱离。2009年1月，被告人毕泽桥仍旧向安顺董事会、监事会虚构需增发850股（经审计，当时股价不应低于1万元/股）内部股份给安顺公司，使得安顺的股东被害人朱某1、梁某1、陈某1等人对合同的交易价格产生错误认识，增发了850股内部股份，并登记在李志辉（已判决）名下。即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以人民币390万元的低价骗得增发的上述850股。在李志辉持有850股内部股份期间，经审计，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等人获得股份分红共计人民币3291594.5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物证（1）董事、监事联席会议会议记录，证实该会议主题为2008年12月工作总结及2009年春运等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时间为2009年1月6日，由毕泽桥主持，包含7个议题，其中一个议题为车辆过户到顺途公司分红100股，加上原安顺公司分750股共850股参与分红，可向市场流通。因过户车辆到顺途公司，其提出要求分领200股份红，经会议讨论同意分给其100股，包括从化市运输公司，可向社会流通。参加人员有梁某2基、钟某1、陈某2、冼某桦、张某2新、李某1、邝某锋、朱某4。（2）分公司第二季度股东代表会议记录，证实毕泽桥于2008年5月24日主持会议，会议通报投资220万公交情况以及同意将公交股份转让等内容。（3）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证实2008年5月27日，甲方安顺客运分公司（毕泽桥、徐某1）向乙方广州市翔程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将原出资220万元（占顺途公司注册资本40%，所值股数440股）全部转让给广州市翔程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352万元。（4）从化市安顺客运公司章程、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车辆评估方案征求意见及各车队车主意向书，证实安顺公司97个股东的出资情况、持股数量情况，股东将个人名下的客车按评估折价所值金额为股金入股，以9000元为1股，经2005年12月25日全体车主会议一致通过，总股本为5995股，安顺客运公司从2006年1月16日起实施股份经营，在2006年1月16日前，各股东按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车辆评估方案征求意见稿认缴出资，有96名股东签名同意该章程。（5）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文件于2008年9月24日印发的穗交[2018]796号关于对从化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及股份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证实广州市交通委员会于2008年9月13日对从化交通局复函，其中提出改制的几个原则：要争取改制后的安顺公司由国有或集体企业控股；改制前应当完成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工作；考虑改制后经营主体的安排，从化市不增加新的道路客运经营主体。（6）从化市交通局2008年9月28日召开的关于安顺公司股份制改革的会议纪要，证实从化交通局由时任钟某3局长主持会议，通过了安顺公司股份制改革情况：从化市安顺公司、安顺联合车队、广州顺途公司在9月27日正式达成股份制改革方案。具体方案为：由安顺公司联合车队和从化市运输公司一次性出资390万元给安顺公司，作为安顺公司部分职业下岗费和再就业补偿。安顺同年以将62辆客车的经营权以及对应的线路牌合并到广州顺途公司。安顺公司联合车队以信托形式，授权毕泽桥、钟某1、徐某1等三名股东代表293名股东在广州顺途公司占股，实行工商登记。安顺公司与顺途业务兼并后，安顺公司申请注销其《道路运输许可证》，安顺在合并前客运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处置及责任安全全部由安顺联合车队全体车主承担。参加该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赖某1、蔡某1等人。（7）安顺公司股份制经营征求意见稿2及双方意向书，证实其内容为在安顺公司名下设立一个客运分公司，隶属安顺公司管理以及明白并赞成前述意见稿2的车主签名情况。（8）于2008年9月2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证实安顺公司全体股东授权蔡某1董事长将毕泽桥为代表的联合车队全额出资购买并挂靠在安顺公司中的117辆客车及对应的117块线路牌全部迁出，其中62辆县际、市际线路迁出到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其中51块县际线路牌，11块市际线路牌）的客车经营权和线路牌迁出到顺途公司，由毕泽桥代表的联合车队与顺途公司实行股份制经营，广州市运输公司和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安顺公司的股东，同意全力配合上述客车及线路牌的变更手续。（9）车辆产权牌证过户协议及附件安顺公司整合所涉及县际、市际车辆和线路牌列表、客运班线合作经营协议书、车辆资产证明、委托授权书、关于要求道路运输业务整合的请示，证实2008年9月25日，甲方安顺公司、乙方毕泽桥、丙方顺途公司三方共同协商，甲方同意将乙方代表的联合车队挂靠于甲方名下62辆客车和62块线路牌和所有权过户到顺途公司名下，因本次车辆产权牌证过户、变更营运客车的客运班线经营主体造成甲方一定的损失，乙方和丙方同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90万元作为甲方的补充费用；甲方已停止营运的55台中巴车辆产权和对应的线路牌归乙方及乙方代表的联合车队所有，甲方协助办理该55台中巴车辆的报废或迁出手续；乙方代表的联合车队负责甲方所有营运车辆过户前所发生交通事故的法律和经济责任。（10）车辆产权牌证过户协议，证实2008年10月25日甲方安顺公司与乙方顺途公司共同协商，甲方同意将名下55辆实际产权属于乙方的农村客运车辆过户回乙方名下，并协助乙方办理经营主体变更手续。（11）从化市交通局关于农村客运车辆的转出证明，证实从化市交通局关于同意道路运输业务整合的批示及附件车牌、线路牌列表，证实2008年8月25日，从化市交通局同意安顺公司55辆县内班车及对应线路牌整体过户到顺途公司，有顺途公司统一经营。（12）广东省交通厅关于同意安顺公司道路运输业务整合的批复，证实广东省交通厅于2008年12月9日同意安顺公司与顺途公司道路运输业务进行整合，将安顺公司117辆客车和线路牌统一过户给顺途公司，同意增加顺途公司“市际班车客运”经营资格。（13）股份转让合同，证实股权人同意将持有的安顺公司所有股份无偿转让给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原甲乙方注册资本50万撤资，由丙方重新注资）。（14）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实顺途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2.被害人陈述（1）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证实其曾经持有过顺途客运公司的股份60股，2009年1月，有出售过股份，出售价格大约1.1万元每股，2009年年初，开股东会的时候毕泽桥宣布公司新增股850股，其没有分到，当时股份市值1万元左右。（2）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实其于2008年12月8日，从陈某2处购买了2股顺途公司的股份，购买的价格为每股1.25万元。（3）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其在2008年12月左右卖了2股安顺大车队的股份，卖出价为1.25万每股，顺途公司新增850股是在2008年，具体时间不记得。（4）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2005年，很多挂靠在安顺公司的车队联合组成大车队并实行股份制来经营。大车队选举出了总经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人选，毕泽桥被选为了总经理。毕泽桥多次和钟某1、张某2新、陈某2、邝某锋等人去广州找广州市交通集团去谈判，最后由大车队增设850股，其中750股给回安顺公司当作要回线路经营权的条件，另外还有100股是给顺途公共汽车公司作为挂靠费用问，增设850股没有经过全体股东同意。850股在当时折价价值约1000万元。（5）被害人邓某1的陈述，证实其是顺途公司的股东，2004年左右政府有文件说要取消客车挂靠经营，自负盈亏，大车队就想脱离安顺公司，成立股份制经营模式，但安顺公司一直不同意，所以车主先在内部成立了大车队实行股份制经营权，但经营权还是在安顺公司，所以还是每个月交挂靠费。内部推举了大车队董事会成员、监事成员，毕泽桥任大车队副总经理，大车队管理层就组织大家将经营权从安顺公司争取回来，于是就通过集体上访等去表达了诉求。最后安顺公司把经营权交出来了，其听说条件是要赔偿390万元或850股给安顺公司，其没有参与谈判，后面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记得有开会说过这个事，是事后听说的。（6）被害人冯某1的陈述，证实其原来是顺途公司的股东，据其所知，原先安顺公司持有汽车路线经营权，安顺公司以390万元将经营权卖了出去。然后顺途公司增设850股，以850股换回经营权，具体情况当时有无召开股东大会增设850股不记得了。（7）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关于大车队从安顺公司转制经营权和线路牌时，有开过几次开会讨论过，每一次都是毕泽桥主持。记得其中一次会议决议通过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作为将经营权和路线牌整体转制到顺途公司的条件。当时大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赞成这个条件。大概记得有毕泽桥、徐某1、朱某4、梁某2基、陈某2、李某1、邝某锋、冼某桦、张某2新和其及部分大股东等人参加。大车队从安顺公司转制到顺途公司，是否最终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其不清楚，不知道该850股的去向，也没听过安顺公司只是要了390万元而不要该850股的事情。（8）被害人方某1的陈述，证实于2006年，其出资购买了安顺运输有限公司的股权，后来因挂靠的公司脱挂改制，持有安顺运输有限公司的股权转变为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公司的管理层与股东开会时，称是大车队需要成立自己的公司当家做主，不受挂靠公司的限制。会议是由毕泽桥主持的，会议后面部分说到大车队要脱离安顺公司的挂靠关系，这样就不需要交挂靠费，毕泽桥也说到大车队增加850股权来寻求自己经营的一个合法身份，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交通局会协助改制，这850股权是属于虚增的，当时毕泽桥提出来时大家股东之间的意见都很大，但毕泽桥说到不增加这850股权改制，公司日后也经营不去，后来会上表决是否同意增股只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所有股东同意，但其实增加850股权开会前毕泽桥等管理层已经是决定了的，开股东会只是知会股东而已。安顺大车队改制的事应该是毕泽桥、徐某1等人去谈的。毕泽桥当时提到有交通局什么人协助，这850股权是要分给协助的人，不清楚这850股权是谁拿去了。毕泽桥等管理层后期也没有解析过850股权的去向情况。毕泽桥没有提出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增加850股权才能解决。改制时大车队在韶关发生了一宗翻车的特大交通事故，这辆车是挂靠大车队的，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与增加850股权是没有关系的。按当时的股价大约每股是1.25万元，这850股权价值最少1000万元以上。（9）被害人肖某1的陈述，证实其是以车入股的形式挂靠安顺公司，大概于2009年的时候，车队有人通知其开会，会议是由毕泽桥主持，会上毕泽桥向与会的股东宣布大车队要脱离安顺公司，重新成立顺途公司，但安顺公司要求赔偿850股车队股份才同意车队脱离，车队管理层决定在车队总股数的基础上虚增850股给安顺公司，要求其与会股东投票通过。当时与会的股东是举手表决同意增发这850股的，印象中绝大部分的股东都是表决同意。其一直都认为是用新增的850股来换取了安顺公司的经营权的。（10）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证实其大约2006年，有一辆客车挂靠安顺公司，持有了安顺公司的65股，大约2008年，大车队改制要挂靠顺途公交公司，安顺大车队改制挂靠顺途公司组织的股东大约有四、五次，但其只参加过一次会议。会议是当时毕泽桥经理组织的，会议的内容大约是大车队改制挂靠到顺途公司需要一笔费用，但大车队不够钱周转，需要虚增大车队的850股权出售获得资金周转，会议上其也举手同意增加850股权。后来这850股权是谁买了，共卖了多少钱都不清楚。股东会议上没有提出有其他解决方案，召开股东大会大约意思是已经决定增加这850股，召开股东会议也只是告知股东而已，而不是真正征求股东意见。（11）被害人陈某3的陈述，证实其为安顺大车队的股东，记得参加过一次改制挂靠顺途运输公司的股东会议，大概是关于大车队需通过挂靠顺途公司取得合法的运营资质。会议当时由毕泽桥经理主持，会上通报了转制挂靠顺途运输公司要增资850股，会议最后也跟住大部分股东举手通过该决议。当时会议上只是说改制挂靠要增股850股，不知道由谁持有，850股增资了多少资金也不清楚。当时改制挂靠顺途公司时，850股大概的市值，当时每股值1.2万，所以850股总市值约1000万元。（12）被害人吴某1的陈述，证实2008年，其所在的大车队只是缴纳挂靠费挂靠在安顺公司经营，为了拥有自己的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权，就成立了“顺途公司”。为了收回挂靠安顺公司的车辆和线路牌，公司还召开了会议，商定新增850股股份给安顺公司。参加过两次股东会议，2008年许的一天，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上总经理毕泽桥就说了关于收回挂靠在安顺公司的车辆和线路牌而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的事情，当时也不是叫商议，他们公司的领导层已经议定了需要新增850股给“广州安顺公司”，会议上只是通报给股东知悉。之后就参加第二次全体股东大会了，会议上总经理也说了要收回挂靠在安顺公司的车辆和线路牌而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当时经过大部分股东同意，就通过了新增850股股份给安顺公司。其一直都是认为安顺公司也是提出要顺途公司850股股份这个条件。2008年的时候，顺途公司每股价值12000元许，850股股份共价值千万元左右。（13）被害人朱某2的陈述，证实其2006年以车入股挂靠安顺公司，在安顺公司改制成立顺途公司过程中，开过几次股东大会（持股20股以上的股东就有资格参加会议）。当时会议是由时任顺途公司的总经理毕泽桥主持的，会议的大概内容是公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须向股东们筹集资金，而筹集的方式就是虚增公司股份，然后把虚增的股份摊派给股东们，时增股8.5股的。当时除了虚增股份这个方式外，公司没有提出用其他方式解决。其花了约10万元买在这8.5股，这样算下来，当时一股约是1.1万元人民币。（14）被害人陈某4的陈述，证实从2006年开始安顺公司转制的时候，其就带车入股持有顺途公司35股。在2006年安顺公司转制前增发的，当时有开过股东大会讨论要增发850股顺途公司干股。当时参会人数是肯定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签名同意的也有超过百分之五十，其也有去开会。当时增发850干股，是为了以这850干股来跟广州市运输公司（当时是蔡某1做经理的，广州市运输公司也是属于安顺公司六车队）换取线路牌，从而成立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所以大家都是同意。据其所知韶关车祸赔偿款跟这850股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当时顺途公司的股份市场价约为13000元每股，这850股按当时市场价格约值1105万元。3.证人证言（1）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至2008年担任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运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以及法人代表，当时政府有文件下来要求政企分开，于2003年10月许从化交通局经过从化区政府批准将旗下经营的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移交给广州市运输公司经营，广州市运输公司就委托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管理安顺公司的这100多台车辆。到了2005年左右，毕泽桥作为车主代表组织司机到广州市运输公司总部和从化分公司闹事，要求将他们车的线路牌和经营权转让给他们经营，公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当时从化交通局的领导钟某3、赖某1等人向其公司施压说一定要转让，否则就不再支持其运输公司的工作，迫于这些压力总公司就委托从化分公司的领导班子与毕泽桥等人谈判将这些车的线路牌和经营权转让给顺途公司经营，于是在从化交通局组织下在交通局二楼的办公室开了个会议。在场交通局的有钟某3、赖某1等人，总公司来了骆某1等人，分公司有其、潘某1、朱某3等人，大车队代表的有毕泽桥等人，钟某3就提出要运输公司将原安顺公司的100多台车的线路牌和经营权转让给顺途公司经营，实行股份制经营，给公司850股的干股以及享受分红，但其这一方提出至少要1000股，大家谈不拢不欢而散了。过了一段时间钟某3就约其到广州总公司找老总谈转让的事情，当时就其三人在郑某办公室谈，钟某3要求一定要他们转让，否则不再支持他们工作，双方不欢而散。到了2008年运输总公司迫于多方的压力就同意转让的事情委托从化分公司和大车队代表的有毕泽桥等人谈判，当时谈判在从化分公司的办公室谈，参与谈判其这一方有其、潘某1、朱某3等人，对方的有毕泽桥等人，总公司考虑到他们是国有企业，不能持有公司的股权，于是就要求对方赔现金500万元，谈了两三次才谈拢，最后提出要390万，他们给齐了运输总公司390万元，双方就签订了合同，总公司将这些车的线路牌和经营权转让给顺途公司经营。后期参与现金转让的问题时，一共谈了两三次。其这一方的有其、潘某1、朱某3等人，对方的有毕泽桥等人、有一次交通局的赖某1也有参与谈判。钟某3没有参加现金转让的会议，但整个谈判达成的条件都有向他汇报的，他要求不能要那么多钱，原来提出要500万元的，但迫于钟某3、毕泽桥等人给的压力，最终只要了390万元。谈判过程中要求的850股变为500万又变为390万元的整个过程分公司都要向广州市运输公司总公司汇报的。（2）证人潘某1的证言，证实其时任安顺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左右，公司内有110多台车自主实行股份制经营，内称联合车队。2008年，联合车队借故提出要改制，要求公司交出经营权和线路牌，让他们自主经营，但公司不同意。当时联合车队的经理毕泽桥和朱某4等人就组织联合车队的各车队长、车主代表不断到广州市运输公司上访，不断骚扰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从化交通局局长钟某3也不断施压分公司经理蔡某1，要求安顺公司必须做出让步，哪怕损失一点利益，也要配合搞好转制工作，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话，他以后将不会支持安顺公司的工作。公司董事长才被迫同意跟联合车队谈判改制的问题，当时谈判一般都由其和蔡某1俩人参加，对方一般都是赖某1、毕泽桥、朱某4等参加。当时公司原想提出要联合车队的股份1100-1200股，这是按之前收取管理费的比例定出来的，但联合车队不同意。后来公司提出不要股份要钱。公司本想按当时联合车队的股价市价每股约12000元，将联合车队拟的那600股折为500万或600万元（具体不记得），让联合车队给现金，但毕泽桥、朱某4等不同意给那么多，但又不说具体的价钱，只是说太多不同意，同时，钟某3亦打电话给公司董事长压价。就在那时，交通局借更新车辆之机，将50多台“区间车”（指走镇线路的中巴）的线路牌强行从公司分走，因当时“区间车”的线路牌是由从化交通局审批的，在谈判约大半年的过程中，毕泽桥和朱某4等仍不断组织人到其公司上访，向公司董事长施压，其和毕泽桥和朱某4等最终谈好以390万元成交，将经营权和线路牌打包转让给联合车队，联合车队挂在之前成立的从化顺途公共汽车公司经营。自从联合车队从安顺公司脱离出去后，造成公司管理人员约40人下岗，公司还要赔偿给这批下岗职工下岗费，每人几万元到20多万元之间，联合车队给那390万元转让金，远远不够公司赔偿这些下岗职工的下岗费。（3）证人朱某3的证言，证实其2005年开始任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经营科科长，2003年因政企分家，交通局将其下属的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转交给公司管理，当中包括安顺公司有117台车辆，其中50多台是“区间车”（指走镇线路的中巴）和60多台走广州线路的大巴车，以及上述车辆的线路牌经营权。到了2005年，省交通厅出台一份文件，内容是要清理非自营挂靠车辆。后来那些车主就自发联营，即所有车辆实行内部股份制，称联合车队，并成立一间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这样表面上就完成了省厅的文件要求。到了2007年，因要创建文明城市，交通局要求公司的50多台“区间车”更新车辆，当时联合车队要求以他们“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的名义来更新车辆，意思是要从公司脱离出去，独立经营，公司当然不同意。加上按以往的做法，每更新一次车辆，肯定要上涨一次挂靠费的，因此联合车队的车主们有很大意见，慢慢，整个联合车队的所有车主都开始闹“独立”，要求将线路牌经营权转给他们自主经营。2007年底，联合车的毕泽桥和朱某4带着几个车主代表来公司办公室找蔡某1谈，蔡某1就召集了其和潘某1等中层领导去会见毕泽桥等人，蔡某1不同意他们自己经营。过了几天，毕泽桥又带着那班人来公司谈要转制的问题，毕泽桥他们开价500万元，要求公司将车及线路牌经营权卖给他们，蔡某1说拿不了主意，要请示总公司才能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毕泽桥再次带联合车队的人来，蔡某1答复他们说总公司要求600万元才能交易，毕泽桥那班人嫌贵，谈不拢，毕泽桥就带领那班车主去广州的总公司闹，这些其是听同事讲的。闹了一段时间，且在交通局的介入下，大约在2008年总公司才派人来跟联合车队就转制的问题进行正式的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后，最后谈妥以390万元成交，之后公司收了钱，将那117台车和线路牌全部转了出去。后来的正式谈判其没有参与过，蔡某1说，从化交通局极力要求公司配合转制，如果不配合的话，将会收回那50多台“区间车”线路牌，不再批给公司使用，总公司迫于压力，才同意以390万元的低价跟联合车队成交。联合车队闹“独立”并从公司脱离出去，第一是对公司的收入造成影响，第二是造成约30多名工作人员下岗，公司还要对下岗人员进行下岗补偿。（4）证人朱某4的证言，证实其是顺途大车队的创建人和原始股东，大车队是在2006年的时候由在安顺公司名下的跑客运的车主成立的，成立时车主有97名，车辆有117台，原始股份5955股。因安顺公司不同意转让给大车队来自主股份制经营，于是车主就计划自行筹备股份公司经营，然后和安顺公司商谈线路牌转让给大车队的事宜，当时大车队车主成立了筹备小组，并选举了董事：毕泽桥、徐某1、肖某2焕、梁某2基（已过世）陈某2及监事：其本人、邝某锋、张某2新等，作为谈判成员参与和安顺公司谈判，但是主要谈判工作就是由毕泽桥人负责去和安顺公司总经理蔡某1谈，毕泽桥谈后就会回来和他们说下谈判结果。在2009年的时候，毕泽桥通过和安顺公司蔡某1谈判后，决定在大车队增设850股出来，其中750股给安顺公司作为线路牌经营权交换的条件，另100股就是作为挂靠到顺途公司的费用，将100股给顺途，名义上将大车队整体入股到顺途公司，脱离安顺公司。顺途公司只是一个大车队挂靠公司，不干涉大车队经营。增设850股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是董事及监事商议定了事，参与增设850股会议的人员有董事及总经理毕泽桥、徐某1、其、钟某1、邝某锋、张某2新、钟某2等。毕泽桥提出增设850股，大家也没反对，都有签名。当时在谈判期间一直都是谈的是以股权来换取。毕泽桥没有向股东提到安顺公司不要850股换取线路牌，850股是在大概2009年增设的，当时每股市值大概12000至13000元。（5）证人钟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2008年1月25日任大车队监事长，顺途与安顺公司谈转制事宜时，毕泽桥任顺途公司总经理，是由他负责转制事务的。当时有开过几次会讨论过，每一次都是毕泽桥主持的。关于大车队从安顺公司转制经营权和线路牌时，最初开会讨论是确定班子成员毕泽桥、徐某1、朱某4、梁某2基、陈某2等人负责跟安顺公司谈转制条件，其中毕泽桥作为总经理带领班子成员跟安顺公司谈判，安顺公司最初提出的条件是要1200股，后来双方谈成的条件是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于是开会讨论通过大车队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作为转制条件，其大概记得有其和毕泽桥、徐某1、朱某4、梁某2基、陈某2、李某1、邝某锋、冼某桦、张某2新及部分大股东等人。同意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作为转制条件是因为大车队挂靠在安顺公司一直存在诸多问题，他们都希望能够从安顺公司取回大车队的117台车的线路牌和经营权。毕泽桥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告知大家他和安顺谈下来是850股顺途股份去和安顺交换线路经营权，之后毕泽桥没有召开股东会说明作价390万元购买安顺的线路经营权，没有召开会议告知相关股东那850股的去向。后大车队班子成员通过决议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6）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其之前是大车队中的车主，现在是顺途公司的副总经理。2005年左右，广东省交通厅有文件指示要取缔挂靠经营，所以像其这样的私人车主就想一起实行股份制经营，推举了毕泽桥为代表跟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谈改制的事情，从化分公司一直不同意他们独立出来成立股份制公司，于是他们有人就去从化市信访局，双方通过多次协商谈判，直到2008年双方达成协议，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同意大车队成立股份制公司经营，但要给850股让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持有，850股是按照当时收取的挂靠管理费折算出来的，另外，117台车是按照车辆、年份、线路收益等各方面折算成5000多股。850股是在这5000多股的基础上新增给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的。有开股东大会股东通过的，说要给850股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当时开会的时候有说过对方想直接要钱，因为当时大车队刚成立股份制公司，没那么多钱，所以就还是决定给股份给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当时好像毕泽桥组织他们管理员以及一些大股东召开过会议，说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想卖掉这850股，会上一些大股东说公司刚成立不久，手上没什么钱，还有换一部分新车，所以提议不要购买。管理员有其、陈某2、朱某4等人，大股东有毕泽桥等参会了。（7）证人萧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安顺公司的职工，2007年左右，当时挂靠在安顺公司的司机们成立了顺途公司股份制经营，管理层是时任交通局要职的钟某3、赖某1，以及车队代表毕泽桥等人，后来经营市内公交线的车辆都归顺途公司管理了。顺途公司成立后，司机们为了不交挂靠费，要求安顺公司将名下车辆运营权移交给顺途公司，安顺公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时任交通局要职的钟某3、赖某1就向公司施压，在政策上打压，不给公司派线路牌和营运资格，另外以车队代表毕泽桥等人多次组织司机和家属们到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和从化分公司找主要领导争吵，采取围、堵领导层办公室等方式，要求公司交出他们的车辆管理权，后来领导层迫于压力，就派了蔡某1、其等人和顺途公司谈判移交的事情，于2009年两家公司达成协议，顺途公司赔偿总公司390万元，公司就将名下100多台车辆的运营权移交给顺途公司管理。总公司一开始要求顺途公司给其800多的股权，享有股权分红（按照当时股值分红约10多万元），但顺途公司不同意，后来其这一方要求赔偿现金500多万元，对方又不同意，最终达成协议赔偿390万元。（8）证人徐某2的证言，证实毕泽桥在从化以其名义在很多公司持有股份，还开了很多张银行卡都不是其本人持有的，其并不知情。毕泽桥没有与其商量购买顺途股份的事情，他只是借用了其身份去购买，有一次毕泽桥拿股权证给其看，说以其的名义在顺途购买了约70多股，其才知道此事。股权证应该是毕泽桥拿着的。大概是2008年左右，毕泽桥就问其拿身份证来用。其本人没有投资入股翔程公司、中旅公司、顺途公交车队等。（9）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是丘家存让其帮忙代持顺途股份，自己没有出钱买过顺途股份，认识黄某3开，不认识徐某2。（10）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通过丘家存介绍购买了顺途公司股份，2010年10月份左右丘家存告诉其有人要出售30股，每股的价钱是14000元，其购买了这30股，共计42万元。大概2018年年初的时候，转账15万给丘家存增持了20股，两次均不知道是谁转让股份的。（11）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其2010年开始通过亲戚多次买入顺途公司股份，购买顺途公司的股份不同时期的价格不同，最高的时候是14300元每股，低的时候9千多也买过。（12）证人卢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得知丘家存有股份想抛售，就跟丘家存买了30股，每股约14000元左右，不清楚丘家存出售股份的来历，当时谈价钱是丘家存跟其谈的，钱也是转给丘家存的。（13）证人徐某3的证言，证实其在2010年左右，叫其大舅子徐某4源买了姓杜或姓刘的股份，价格约1.3万元每股。（14）证人邝某尧的证言，证实在2010年11月份，其去到丘家存的五金档口进货，丘家存告知其顺途公司有股份出卖，还说买入顺途公司股票是值得投资的，每股的价格是11000元左右，于是其拿了22万元左右的现金和身份证等资料交给丘家存，由丘家存帮其办理购买顺途公司20股。其不知道是谁卖出的，整个购入顺途公司20股的事都是交由丘家存办理的。（15）证人严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2009年1月从梁某2明处购买了5股顺途客运分公司股份。价格为1.2万元左右每股。（16）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2008年底卖给钟某22股顺途客运分公司股份，价格为1万元每股。（17）证人钟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2009年1月从邓某2处购买了2股顺途公司，价格约为1万元每股。（18）证人钟某3的证言，证实2007年初，主要是由赖某1在里面操作让其入股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大概在2008年3、4月，第一次是给了赖某170多万现金让他帮忙投资入股，当时是占股300股。后公司增股，又陆续投资了70多万现金增了100股，共计440股，2009年，其看到很多人在从化坐公交车，又要求赖某1增加了100股，共计持有顺途公司公交车队540股份。当时权属人写的其外甥孔某通的名字，签发人是李某3。当时涉及到客车改制，由安顺公司的线路牌转到顺途公司，并且不再另外交挂靠费。当时赖某1是改革小组的副组长，起主导作用的也是赖某1。因为改制和交通事故的问题，安顺公司的代表蔡某1跟顺途公司的毕泽桥一直谈不拢，毕泽桥跟其及赖某1汇报后，其跟赖某1介入才谈拢，并且当时交通事故赔偿金由安顺公司的曹某1自己赔偿，至于线路牌的问题提出给390万元蔡某1，另外顺途公司增股850股当作是赔偿给蔡某1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其实事故赔偿金不用叠加到850股这边，赖某1跟其汇报过这个事，因为当时顺途公司大车队股票的市场价是10000元一股左右，但是通过改制390万元就可以购买850股，于是赖某1让其投资入股。2008年下半年，赖某1让其投资200万元到顺途大客车，其就把200万元现金拿给赖某1，赖某1告诉其在顺途大客车里面占400多股，但是没有挂在其名下，至于挂在谁名下其不清楚，由赖某1去操作。（19）证人曾某1的证言，证实其2003-2008年期间在广州市运输公司安全技术部担任副部长，记得是在2008年七八月份的十号，见过毕泽桥等人在广州市运输公司总部“搞事”，他们并没有出现打砸等过激行为，最多的一次他带了10多个人，最少也有四五个，其见过两次，他们目的就是想脱离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的管理，不想交经营挂靠费，想独立经营。安顺公司有开会研究，不清楚390万元转让等情况。（20）证人骆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广州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大约在2007年，挂靠在安顺公司的司机毕泽桥等人提出要将车辆挂靠权转移到顺途公司，但是挂靠车辆要转移到顺途公司就需要将线路牌照一起转移到顺途公司，于是他们多次要求安顺公司将线路牌照转让给顺途公司。公司一直没有同意，毕泽桥等人多次到安顺公司争吵，后来经公司研究决定，将情况汇报给了广州交通集团，经集团同意后将安顺公司挂靠的线路牌照转让给了顺途公司，但是要求顺途公司赔偿，当时公司委托了法人蔡某1与毕泽桥等人协商赔偿事宜，后来他将谈判结果汇报给广州市总公司老总，经过多次谈判最后答应顺途公司赔偿390万元费用，公司将线路牌照转让给顺途公司。转让事宜过程中，从化交通局有介入。（21）证人曾某2、曹某1、蔡某2的证言，证实其三人共同承包了一辆大巴挂靠在安顺公司，是跑从化至韶关市线路的。于2008年8月份，所承包的大巴（车牌：粤Ａ×××××）在途经翁源县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伤26人。由于三人手头的现金有限，就向安顺公司借了几十万元用于垫付伤者的治疗费用和死者的前期费用，事后再由其三人出资归还安顺公司，那件事最终结案是2010年。在赔偿死伤者方面总共赔了120万元左右。该事故的所有赔偿由其三人者承担，安顺公司无须承担任何的责任。（22）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其以前是挂靠在安顺公司下面运营，后面是加入顺途公司占股经营。到了2005左右，国家出文要求取消客运车辆挂靠经营，从化交通局派了赖某1任安顺公司下面挂靠车辆改制工作组组长，在赖某1的协调下，所有挂靠安顺公司的车主都同意内部股份制（统称“大车队”），在内部股份制之后，在赖某1的组织下，大车队所有股东在从化交通局召开股东会议，选举大车队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当时选举结果是肖某2焕得票最多，毕泽桥得票第二，后来的结果是赖某1兼任大车队的总经理，肖某2焕和毕泽桥任副总经理。后来毕泽桥继任了总经理的职位。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毕泽桥提出大车队要自己成立一家公司，不用继续挂靠在安顺公司下面，不用继续交挂靠费用，大车队的管理领导层都同意了，但必须要有线路经营权，线路经营权是属于广州市运输公司。因此毕泽桥就组织人员去广州市运输公司上访，要求线路经营权交还给大车队，还去了广州市运输公司五六次。后面不知道毕泽桥是如何和广州市运输公司谈的，同意将线路经营权交还车主们，条件是大车队要在原有的股份数上增加850股，将新增的850股交给广州市运输公司，当时其已经是大车队的董事，大车队的管理层领导同意增加850股给广州市运输公司换回线路经营权，毕泽桥在大车队增设850股给广州市运输公司换回线路经营权是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征求所有股东意见的，毕泽桥只是和当时大车队的管理层领导商量过。毕泽桥当时是以大车队总经理的身份去谈的。在2008年12月左右，其卖了2股给一个叫张某1的花都男子，当时卖出价是每股12500元。（23）证人冼某桦的证言，证实在2006年的时候，从化的个体经营客车成立了联合大车队，内部实行股份制经营。由于安顺公司当时还不肯把大车队的经营权交出来，所以对外是要交挂靠费给安顺公司。到了2008年的时候，其参选了顺途公司的监事并当选，当时已经成立顺途公司了，但大车队的经营权还在安顺公司手上，顺途公司为经营权的事情跟安顺公司谈了很长时间，去谈的都是上层的毕泽桥等人，后来毕泽桥组织顺途公司的管理人员开会，包括董事会人员、监事会人员以及各车队长参加会议，说已经达成协议，安顺公司同意把经营权交回给顺途公司，但要800股顺途公司的股份作为挂靠费补偿给安顺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议表决，只记得毕泽桥和管理层人员以及车队长开会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其对390万元是怎么回事也毫不知情。（24）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其2007年与丘家存、徐某2等人成立了广州市翔程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是100万，其出资5万，丘家存出资75万，毕泽桥出资20万，其是法定代表人。2008年，毕泽桥将其占有的20%股份转让给了徐某2，其从来没有见过徐某2，办理股权变更的时候是毕泽桥拿徐某2的资料过来办理相关手续的。没有参与安顺公司与顺途公司的谈判过程，丘家存说谈判结果出来了，390万赔偿款由广州市翔程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分四次垫付给安顺公司。第一次丘家存说其已存了100万到翔程公司账户，通过支票的方式转账100万到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的账户；第二次是赖某1电话其，要其和丘家存去银行把150万现金存入翔程公司账户，通过支票的方式转账到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的账户；第三次，丘家存拿了50万现金让其存了，转到对方账户；第四次，是2009年3月5日，丘家存与其说公司有90万，事后查公司账时得知丘家存在他个人及其档口账户转钱进来的，其当时与丘家存一起去取现的，拿给了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财务。2012年2月9日，丘家存以其名义持有顺途公司股权数115股，其没有出钱购买过，股权证和股权分红银行存折一直都是丘家存拿着，听丘家存说这115股是850股中的一部分。（25）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实其2009年应赖某1的请求帮助赖某1挂名担任顺途公司的法人及帮忙持有顺途公司股份，因为赖某1说他是公务员身份，不适合任法人及持有股份，与赖某1是比较好的朋友。其本人没有参与过顺途公司的股份买卖、变更股权，有先后给过身份证以及银行卡赖某1做持股使用。4.同案人供述与辩解（1）同案人赖某1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广州顺途公司的前身是安顺公司，安顺公司原来是从化市交通局的下属公司。2003年，由于要求政企分开，从化市交通局就将安顺公司无偿转让给广州运输公司，由广州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管理。由于个人车辆是没有资质上路某的，所以个人车主是挂靠到安顺公司名下经营的，每年交给安顺公司管理费。而大客车的车主主要都是顺途公司的股东，由大客车车主单独成立的顺途公司购买安顺公司的壳资源（即安顺公司的营业资质），这样就从原来的广州运输公司剥离出来，转制为民营企业，不再像之前挂靠在广州运输公司名下且每年还要缴纳挂靠费。顺途公司购买安顺公司壳资源的方案最终得到了广东省交通厅、广州市交委等单位的同意。2008年8月份开始商谈顺途公司购买安顺公司壳资源的事情，顺途公司谈判代表是毕泽桥，安顺公司谈判代表是蔡某1，他是广州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的负责人。谈判期间，安顺公司跑韶关线路的一台大客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涉及到几百万的事故赔偿金。因为车辆是挂靠在安顺公司名下的，所以安顺公司也成为事故赔偿的责任方。如果车主不赔偿，安顺公司则要对事故买单。顺途公司提前垫付了部分事故处理金，并且当时毕泽桥提出来用大车队1000股融资，融资金额包括390万购买安顺公司的壳资源以及300万的事故赔偿金。其跟钟某3商量之后觉得这样处理不行，交通事故由承包的曹某2铃、蔡某2、曾某2等人负责。他们三个人完全有能力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金，之后毕泽桥和曹某2铃等人签订了事故赔偿合同，曹某2铃还将之前毕泽桥垫付的部分赔偿定金交给他。但整个事故赔偿金是一年以后才全部赔付完毕，最后的赔偿金300万元多一点。赔偿的问题谈妥后，毕泽桥就同广州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的蔡某1提出一个方案，顺途公司拿出850股面向社会融资，购买条件附加了承担事故的赔偿金。这个方案最终得到广州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的蔡某1同意，其他股东并不知道不用顺途公司支付事故赔偿金，只有其、钟某3、毕泽桥、丘家存、李某3（他是后期要他帮忙存钱才知道）等人知道，毕泽桥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吓跑其他顺途股东优先购买，因为赔偿的问题毕泽桥已经差不多解决了，但是其他股东并不知道。在这期间，其与钟某3讲了上述顺途公司募资和事故赔偿问题，以及390万能够买到顺途公司850股，利润肯定丰厚，一转手就能赚钱，非常值得投资。钟某3就说他拿200万元人民币购买顺途公司435股。同时其跟毕泽桥、丘家存说该850股的一半已经有人认购了，剩下的股份他们分。钟某3交给其用来购买顺途公司大客车（即：大车队）股份的钱，是其让丘家存存入广州市翔程投资有限公司账号中，有时候是其和他们一起，每次丘家存及李某3都一起。该850股都是以李某4名义持有，李某4是没有出钱购买这850股的。他是如何持有顺途公司这850股的，具体操作过程是毕泽桥和丘家存去和李某4沟通协商的。实际持股人是钟某3、丘家存、毕泽桥、李某3。因为李某4承包了顺途公司的车身广告，而且之前公交股也是他出面去谈的，对其他股东都隐瞒了该850股只需要390万就可以认购，并不需要支付事故赔偿金的事实。假如用毕泽桥等的名义就会引起其他股东怀疑，因此其提出用李某4的名义代持，李某4也同意。从2009年年初开始，850股除了钟某3的435股之外，剩余的股份就由毕泽桥（其外甥徐某2代持）、丘家存、李某3购买了，不过对其他股东及社会上全部都是以李某4的名义代持，其他三个人每个人占股都差不多。当初毕泽桥找其汇报的时候，商量的是对其他股东都是说以390万元加上事故赔偿金300万元左右的价格，总共700多万元融资购买850股，看到这么高价很多股东都吓跑了不敢买，他们根本不知道实情，因此也不会跟毕泽桥他们竞争。大概是2009年下半年，钟某3就追着其要卖掉他持有的顺途公司的股份。之后一年间，其帮助钟某3先后卖掉375股，最后还剩余60股。其中最低10800元每股，最高13800每股，卖掉的375股总计450万元左右。当时卖股时钟某3跟其提出，购买他股份的人必须可靠，不能对外，以免别人知道是他持股了。所以其就跟丘家存和毕泽桥商量后，由丘家存几兄弟和毕泽桥找其他人购买了。其自己在顺途公司没有占股份，因为丘家存占有较多顺途股，这就当是其的股份，丘家存赚了就是其赚了，其对那部分钱就有支配权，其再用个人名义去占股，人家会觉得其太贪太过分了。当时蔡某1最终答应把安顺公司在从化的运营资质交公司，主要有几方面：1.迫于相关政策文件压力；2.迫于某桥等人上访的压力；3.迫于从化市交通局的压力。当时钟某3任从化市交通局的局长，钟某3一方面以改制的文件给压力蔡某1，另一方面以局长的身份给压力蔡某1，威胁蔡某1如果不交出营运资质从化交通局就不再支持安顺公司的工作；4.迫于广州市交委、广州运输公司的压力；5.是其和毕泽桥利用挂靠安顺公司的车辆在韶关出了交通事故，会追究法人责任的心理对他进行吓唬，逼迫他尽快交出安顺的经营权，这样交通事故的责任就不用他负责，赔偿问题交给顺途公司负责就行了。迫于以上几点，蔡某1最终同意安顺把经营权交给顺途。（2）同案人丘家存的供述及辩解，证实其于2003年购买了一辆大巴加入了安顺的大车队。大约在2008年，政府要规范从化客车运输市场，力推车主脱离挂靠，成立公司实行股份制经营。当时这事由从化交通局来主导，钟某3等交通局领导指派赖某1下来安顺公司，代表政府负责协调、指导安顺公司完成股份改制经营。此时，安顺公司车主仍是个体经营模式，只是挂靠在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蔡某1为法人代表），要缴纳挂靠费。但是，很多车主早就不想交挂靠费了。这次正好遇到政府要在客车运输市场实施股份制经营，很多车主都响应从化交通局的号召。于是，赖某1就推举车主代表毕泽桥组织车主筹备成立顺途公司，准备进行股份制经营。在从化交通局钟某3、赖某1局长主导下，毕泽桥等人带领原安顺公司的车主组建了顺途筹备公司，推举车主代表毕泽桥、曹某1等人担任公司高层，推动安顺内部实行股份制，使得原本个体经营的车主带车入股折算为股份，成为顺途大车队股东。接着，车主代表毕泽桥等人就开始跟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法人代表蔡某1谈判，要从化分公司将安顺110多台车的经营管理权转交给顺途公司，脱离挂靠，不再交挂靠费。刚开始，广州市运输公司总公司和从化分公司均坚决不同意转交安顺，于是毕泽桥等代表就组织部分车主去广州市运输公司总部表达诉求，甚至还去政府部门上访，要求脱离挂靠、独立成立顺途公司。后来广州市运输公司指派由从化分公司法人代表蔡某1与毕泽桥等人商谈，经过讨价还价，2008年9月左右最终广州市运输公司和从化分公司同意将安顺公司110多台客车（大车队）的经营管理权转交给安顺公司，但是要顺途公司补偿390万元给他们。毕泽桥等代表同意。双方谈成了之后，赖某1或者毕泽桥打电话通知其去当时顺途的办公室（蓝田路）去谈，其和赖某1、毕泽桥三人一起在商谈，赖某1就说安顺大车队转制到顺途公司的事已经谈妥了，安顺大车队新增850股给安顺公司作为带线路经营权转制顺途公司的代价，而安顺公司那边只是要390万，因此赖某1说大家几个出钱凑390万买下安顺公司大车队的850股，然后赖某1就说要其和毕泽桥各自出70万，每人分得150股，剩下的550股已经有人认购了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钟某3和赖某1认购的）。其认为能赚钱，就同意了赖某1的方案。其先筹集了30万元，毕泽桥也拿了70万元给其，凑齐100万后其存入翔程公司，而赖某1和钟某3他们通过赖某1拿了200万元现金给其和李某3，让其二人存进翔程公司。这300万元通过翔程分三次转到了广州市运输公司公账。虽然广州市运输公司已经收了300万元补偿费，但该公司从化分公司蔡某1还是一直拖延办理转制手续。后来，经过交通局钟某3、赖某1不断对蔡某1进行施压，蔡某1在交通局会议室上才同意尽快办手续，并提出剩余90万元得用现金支付给他们。赖某1就分别叫其去银行提取40万元和叫李某3去银行取50万元，然后将这90万元拿到交通局会议室当场点给蔡某1，转制的事情才顺利办下来。顺途这850股都是挂在李某4的名下，到了2010年的时候，赖某1找到其说那550股想要卖出去，叫其帮忙找人购买，其先后找到黄某2（朋友）、邝某尧（朋友）、黄某3开（其舅仔赖某桂的老婆）等人来购买这些股份，到后来这550股卖剩115股时，由其出资买了下来，将这115股挂在李某3的名下，由李某3代持；而其自己的150股转去刘某的名下由刘某帮其代持，还有40股是挂在徐某2名下。另外登记在其名下的50股不记得是由其自己的150股转出来的还是购买钟某3、赖某1那550股的了，其知道徐某2名下的股份有31.5股是毕泽桥的那150股其中一部分。5.被告人供述及辩解被告人毕泽桥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交通局领导钟某3、赖某1的帮助与主导下当上了顺途公司总经理，2008年左右，大车队想脱离安顺，所以想要安顺的线路牌经营权，就想拿大车队的股份去交换安顺的线路牌，于是其就跟管理层朱某4、徐某1等人去到蔡某1办公室商谈，蔡某1当时开口要1000股的大车队股份，就差不多是原来安顺每月收的挂靠费数额，赖某1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说给1000股大多了，再压压价格。其召开了大车队股东会，最终决定只给850股给安顺，由于其不同意给1000股，后来蔡某1居然主动降价说只要850股，于是双方约定去交通局商谈，由交通局领导钟某3、赖某1等人主持这个会议，安顺公司一方蔡某1、潘某1、朱某3以及广州总公司的几个领导也参与这个会议，其带了朱某4等人去参加，最终蔡某1不同意接受850股这个交换条件。过了一段时间，蔡某1叫其去安顺谈专线路牌的事，其带了朱某4、徐某1、钟某1等人去商谈，蔡某1一方有潘某1、朱某3在场，蔡某1当场开价说要480还是500万元，其回去后只是跟当时的管理层说了这件开价的事情，管理层没什么意见，但是赖某1、钟某3知道这件事之后要其继续压价，因为850股当时市值850万元以上，中间肯定存在差价的，赖某1、钟某3估计是想压低一些价格，吃掉这850股，多赚一些差价。因此，其只能回复蔡某1说500万太高，不能接受。又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赖某1还是钟某3电话告诉其说已经跟蔡某1谈妥了以390万元的价格来交换安顺的线路牌。之后赖某1和丘家存带着李某4来到其办公室，赖某1和丘家存说他们要原本大车队拿来交换安顺线路的850股挂去李某4名下。实际上是李某4、丘家存、赖某1和钟某3等人购买的，以翔程公司的名义转给安顺公司。其中300万元是转账的，90万元是给现金，其没有参与去操作赔偿390万元。当时在交通局赔偿90万元现金给对方，其有在现场。程某公司股东有丘家存、李某3以及其等人，其当时是以其舅子徐某2名义占股的。这个用390万元交换安顺线路牌的事情有钟某3、赖某1、丘家存、其和顺途管理层朱某4、徐某1、钟某1等人知情。以徐某2的名义持有的71.5股车队股份不清楚是谁转让出来的，其只知道是丘家存的，是丘家存叫其买的，他说有人急着要退出这些股，要其帮忙买了这些股份，其中的31.5股是其是以一万元左右一股的价格向丘家存买的，剩下的40股是丘家存的。赖某1找到其说钟某3要将顺途大车队的股份抛售，要其去找一些买家来接手，当时是答应了赖某1，之后具体的买卖事项都是丘家存找其办理的。钟某3持有多少大车队股份其不记得，但肯定在李某4名下那850股里面的。6.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2009年1月股价及李某4持股情况其他专项审计报告，证实根据顺途客运分公司（安顺客运分公司）增资配股股价、新增股同期股份交易调查、持股期间收益等资料情况，从分析来看，2006至2009年增资配股股价、新增股同期股价交易调查等股价为不低于1万元每股。2009年1月新增加的股份价格参考价不应低于顺途客运分公司（安顺客运分公司）原始股价1万元每股计算；顺途客运分公司2009年1月第二次增资配股，参考原始股价1万元每股计算，增资配股850股，总价850万元；实际以390万元取得850股，与参考价差额为460万元；从2009年1月起，李某4持顺途客运分公司股份850股，参与分红，至2012年1月最后一次持107股参加分红为止，李某4持顺途客运分公司付费共获得分红（孳息）为3291594.50元。经计算，其中460股的分红为1781333.49元，390股的分红为1510261.01元。二、行贿罪（一）2009年至2015年的中秋节和春节期间，被告人毕泽桥为感谢和得到赖某1、钟某5在从化交通领域对其提供的帮助，多次向两人贿送现金人民币共28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钟某3的证言，证实从2007年至2018年，赖某1在逢年过节共分19次送给其人民币85万元。这些钱都是赖某1为了感谢其对他的提拔重用送给其的，每次给钱的时候都是说：“老板，过节了，我送给你点过节费用”，没通过其他什么名义。其没有以送上级单位领导“节日慰问金”等名义要求赖某1套现给其使用。2.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安顺联合车队改制成顺途公司，2009年至2018年顺途公司总经理是毕泽桥，朱某5和其是副经理，监事长钟某4，财务是钟某7，出纳是罗某，2009年至2015年，每年的重大节日前（春节、中秋节等），毕泽桥部会约从化市交通局相关领导（钟某5和赖某1等人）一起吃饭，然后吃饭前都会把其、朱某5、钟某4等顺途公司管理层叫到一起，说今晚约了交通局一起吃饭，然后就一起过去吃饭喝酒了，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前，毕泽桥也会把顺途公司管理层这几个人叫到一起，说快过节了，其去给从化市交通局领导送礼，打点关系。至于具体送什么礼，送多少钱过节礼金这些，毕泽桥没有提起，而且也是他负责去送礼，其没有参与其中。其不知道毕泽桥送现金还是送物品。但回来报账则都是开特产、礼品、烟酒等发票回来报账的。顺途公司的票据都是公司出纳拿相关票据给毕泽桥、钟某4、朱某5和我审批签名，然后再进行报销，报销大多都是现金支付方式。毕泽桥送给钟某5、赖某1等人过节礼金，大多是开土特产、烟酒和礼品发票或收据来冲抵的，具体什么票我不记得了，具体需要问顺途公司财务人员才知道。送过节礼金的报销流程也是跟上述说的报销流程是一祥的，通常是毕泽桥或者出纳罗某拿票据给顺途公司管理层签名，这些票据金额大多是两三万，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些票据都是毕泽桥去给相关领导送过节礼金的钱。这部分账簿凭证还在不在，要问出纳罗某才知道。因为从化市交通局是我们的上级部门，顺途公司受他们管理，钟某5和赖某1都是交通局的领导，需要跟他们打好关系，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3.证人朱某5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5年其在顺途公司负责任副总经理，管安全方面的工作。其任职期间，公司管理层没有商量要在节日期间送礼给钟某5、赖某1等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当时毕泽桥会拿些吃饭的发票、特产发票回来顺途公司大车队报销，说是招待领导的，叫其签名，其也会签名，但至于他是怎么招待的，他没有说，也不清楚。毕泽桥没有告知其送礼金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事情。顺途公司大车队的报销流程，一般由经手人填写费用核销单，经部门负责人签字证明费用支出，再经监事部门人员核实报销费用金额，最后经毕泽桥签批后，经办人把核销单及票据交到出纳人员钟某7，以现金形式报销费用。4.证人钟某4的证言，证实2009年，以安顺公司联合大车队为基础改制成为顺途公司，顺途公司后来又吸收了名仕车队、越秀南车队进来，后来又成立了公交车队，名义上统称顺途公司，但其实分开核算做账。2009年至2018年顺途公司总经理是毕泽桥（并兼着联合大车队的负责人），管理联合大车队的副总经理是朱某5、徐某5，其挂任顺途公司的监事长，实际只是联合大车队的监事长，联合大车队的会计是钟某7，出纳是罗某；管理名仕车队的副总经理是曹镜玲，财务人员另有人员；管理越秀南车队的是蔡某4其财务人员也是独立的。毕泽桥没有向其商量和通报过年节期间给有关人员送礼的事情。其不知道他有没有向有关人员送礼。顺途公司联合大车队的报销都是大车队出纳罗某拿相关票据给徐某5、朱某5、其和毕泽桥审批签名，然后再进行报销，报销大多都是现金支付方式。毕泽桥都会有经手的票据报销，没有发现其直接以白条单支出现金情况，但会有餐费、烟酒、特产、礼品发票或收据，但这些用途具体用于哪我不知道。5.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其2007年至2019年在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任出纳，主要负责顺途日常的报销工作，公司的报销流程首先是由经手人填写费用核销单，经部门负责人及监事长签名核实，最后由毕泽桥签批，经办人再把核销单及票据交到其这里，由其机制交给公司会计钟某7。公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现金形式报销费用。顺途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平时比如过节期间，私下跟钟某5、赖某1有无经济往来其不清楚，但约在2009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中秋期间，毕泽桥都拿来其这里支取现金，每次支取的金额都在几万元之内，基本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然后在其那里写一张借支单，后续他再拿一些收据来报销，主要是员工礼品、土特产等方面的票据，票据上都有经手人、监事长及毕泽桥等人的签名。6.同案人赖某1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钟某3任从化交通局局长，其任交管站站长时，在其跟钟某3的帮助下，2009年春节前顺途公司已经成功收购安顺公司的资源，毕泽桥也成功掌控了顺途公司大车队并且通过顺途公司赚了钱。毕泽桥为了感谢其跟钟某3的帮助，从2009年春节开始，毕泽桥就以节日慰问金的名义送钱给其和钟某3。第一次是在2009年春节前，其当时还是办公室主任，毕泽桥提个黑色皮包在春节前到其办公室，从包里拿出两个信封给其，里面各装有1万元现金，说是节日慰问金，一份给其，一份让其代转给钟某3，其说“钟局那份可以代为转送，但是我那份就不用了”。毕泽桥就说“那你代我安排吧”。就这样其就将这些钱转交给钟某3。以后每次逢年过节，毕泽桥都这样来其的办公室把钱交给其，前前后后毕泽桥一共转交给其28万元，其把这些钱都转交给钟某3了。7.被告人毕泽桥的供述，证实在2006年，因挂靠在安顺公司的联合车队转制，其作为车队的代表跟从化市交通局的钟某3、赖某1沟通转制的情况，2007年左右，在钟某3和赖某1的支持和指导下，成立了股份制的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在2009年春节前，为了感谢钟某3和赖某1对其公司的认同和工作上的支持，其逢春节、中秋节送过节礼金给他们两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次是在2009年春节前，赖某1当时还是从化交通局的办公室主任，其提个手提包到赖某1办公室，从包里拿出两个信封给赖某1，里面是各装有1万元现金，其对赖某1说这是春节慰问金，其中一个信封给钟某3，另一个给赖某1。其跟赖某1说因为平时其跟钟某3接触得少，就想让他代为将这个信封送给钟某3。当时赖某1说可以代其送给钟某3，但不用送过节费给他自己，如果坚持要送过节礼金给他，他就把自己这份一起送给钟某3。就这样，其就将这两个信封交给赖某1，然后再由赖某1处理，具体是怎么处理这两个信封的，其就不太清楚了。在2009年至2015年每逢春节、中秋节前，其带着两个装有礼金的信封来赖某1的办公室把信封交给赖某1自己处理。经其核算，其共送给钟某3人民币14万元，共送给赖某1人民币14万元，两人加起来28万元。钟某3和赖某1没有将钱退给其。其与钟某3和赖某1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二）2005年至2008年，从化市开展非自营客车清理和客运企业改制工作。为感谢时任从化市交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钟某3在安顺下属车辆及线路牌经营权从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转至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改制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向安顺公司施压，迫使安顺公司同意转制，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被告人毕泽桥等人将非法取得的安顺内部股份850股中的435股（经审计，当时股价不应低于1万元/股），以人民币200万元低价出售的方式，向钟某3行贿人民币235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物证（1）现场照片，证实安顺召开关于增股及股价的会议情况。（2）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集中记账明细清单、取款凭条、银行进账单、支票等银行单据，经被告人丘家存签认，是其交390万元给广州运输公司的银行凭证。（3）广州市翔程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李某4顺途客运分公司股份变动情况、李某4分红情况表、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经被告人丘家存签认，证实其出售的股份中含钟某3、赖某1的435股，出售款合计450万元已交给了赖某1。（4）从化市安顺客运公司章程、合作经营协议书，经被告人赖某1签认，证实是其于2005年12月拟定并用于安顺股份经营管理、股份评估及与安顺公司合作经营的材料。（5）市安顺客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议程、声明书、委托书、从化市交通管理总站证明、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材料，证实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登记资料以及股东的相关情况，其中股东等人签署了声明书，其本人自愿将名下的客运班车作为出资参股从化市安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愿意按评估方案认缴出资，现金出资时间为2006年1月16日前，否则本人自愿放弃增资入股的权利。2.证人证言（1）证人钟某3的证言，证实2005年，其被调到从化市交通局局长前后，广州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管理太差以及收取管理费太重，那些挂靠并缴纳管理费的大客车车主要求要脱离安顺公司管理想自己独立成立股份汽车运输公司。当时的从化市市长要求从化市交通局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将安顺公司车队改制任务尽快完成，减轻维稳压力。经朋友推荐并在其的支持下，赖某1被任命为从化市交通局个体客车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但实际是由赖某1主导改革和主导整个车队改革的。2007年，原挂靠安顺公司的大车队车主先行成立了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赖某1代表从化市交通局对当时的安顺公司经理蔡某1做了大量的工作，促使蔡某1同意这些挂靠安顺公司的大车队车主脱离安顺公司，并在2008年下半年将安顺公司的线路牌转到这些大车队车主新成立的顺途公司。在这期间，赖某1到其家中汇报了安顺公司大车队改制的情况后，跟其说这大车队改制到顺途公司后会留有850股原始股，未来的市场利润肯定丰厚，并说当时转制到顺途公司的大车队股市场价已经达10000元一股左右，问其要不要购买一些来投资，如果其要购买的话，给予大大优惠，估计四五千元一股左右。其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不错，如果一转手就能马上赚不少钱，就跟赖某1说其投资200万元到顺途大客车，后来其把200万元现金拿黄棕色软皮袋装着交给赖某1。赖某1告诉其在顺途大客车里面占435股，因为不能挂在其名下，所以将其的股份隐藏在别人名下，每年股份分红由赖某1负责交给其就行。其投资200万元购买顺途大车队435股主要目的是看它价格低可以转手就赚钱。2008年底至2009年初，其交待赖某1抓紧把其所持的股份分批卖掉，总共卖了450万元。按当时顺途大车队股份10000元一股的市场价格计算，其购买的435股应该得用435万元而非200万元这么低的购买成本，所以，赖某1实际通过顺途大车队股份买卖这种方式，送了235万元好处给其。（2）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大约在2008年，政府要规范从化客车运输市场，要求将非自营车辆脱离所挂靠的客运公司成立股份制公司去经营。当时在时任从化市交通局局长钟某3、办公室主任赖某1的主导下，毕泽桥等人召集联合车队的车主及越秀南车队、名仕车队等组建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毕泽桥希望将联合车队原来挂靠在安顺公司的90多台客运班车及线路牌转到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以便开展股份制经营。但毕泽桥如何与安顺公司负责人蔡某1协商联合车队脱钩管理的情况，其没具体参与，对情况不太了解。毕泽桥后来跟其说，与安顺公司的负责人蔡某1谈妥了联合车队90多台客运班车脱钩安顺公司管理并转入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旗下，条件是顺途公司支付390万元到广州运输公司作为脱钩费，但顺途公司旗下以毕泽桥为代表的联合车队由此在原有股数的基础上增加850股股份，相当于850股股份折价390万元。因毕泽桥需要筹集390万元给广州运输公司负责人蔡某1，故问其有无兴趣购买这新增的850股股份。其认为有利可图，所以其个人出资50万元购买了850股中的115股。由毕泽桥、赖某1和丘家存购买了剩下的735股，但赖某1购买的股份当中，钟某3也是有份出钱购买的。毕泽桥和丘家存各出资70万元购买了150股，赖某1出资200万元，购买了435股。如果没有依靠钟某3、赖某1的权力，其不可能以这样的低价购买到联合车队850股股份。3.被告人和同案人供述（1）同案人赖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850股是钟某3、毕泽桥、丘家存、李某3四个人分了，390万元也是他们四个人出。其只知道钟某3占435股，具体每个人多少其不清楚。2008年年底，其去钟某3办公室汇报工作，说“事故赔偿的事情基本解决了，390万能够买到顺途公司850股，利润肯定丰厚，只要转手就能赚钱，老板你要多少股”。钟某3就告诉其他出200万元。其计算了一下就说老板你占435股。过了几天，其告诉毕泽桥、丘家存、李某3该850股的435股已经有人认购了。后来据其了解，丘家存及毕泽桥各占150股，李某3占115股。过了一段时间，钟某3分了两三次拿现金给其，前后共计给了其200万元。对所有股东，该435股及丘家存、毕泽桥、李某3的持股共850股都是以李某4的名义持有，对知情的几个股东，钟某3的435股是其姐夫丘家存代持。因为股东都不知道390万就可以买到850股，如果丘家存、毕泽桥、李某3等人持有该股的话会引起其他股东怀疑，不用支付事故赔偿金的事也露馅，因此由其出面找到了李某4代持该850股。钟某3持有半年多就催其快点帮他卖掉这435股。至2012年底，全部帮他卖出435股，卖得490万，分红90万左右，共计580万元。这也是其输送利益给钟某3，为了钟某3对其的提拔多关照。其帮钟某3花了200万持有435股，按照市场价起码要435万元才能持有435股，因此相当于利用顺途公司的改制过程中，给钟某3输送了235万元的利益。2005年钟某3把其从偏远的地方调回局机关工作，并且任办公室副主任，至后来一步步提拔并且重用其，从办公室主任到党委委员、交管总站站长、执法局局长。（2）同案人丘家存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毕泽桥带领其他车队的负责人与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经理蔡某1谈判，要将安顺公司经营权转回给顺途公司，其没有参与。刚开始，广州市运输公司和从化分公司都坚决不同意转制，后来毕泽桥就通过多次去广州市运输总公司表达诉求，并经过多次协商，刚开始达成的条件是顺途公司大车队给广州市运输公司850股，但后来他们又不要股只要钱，在2008年9月左右，双方就谈判成功，转制的条件是：顺途公司大车队给390万元广州市运输公司作为补偿金，然后广州市运输公司就将安顺大车队117台车的经营权转回给从化顺途公司。之后，赖某1和毕泽桥就找其，称原来已经讲了在顺途公司大车队增加850股给广州市运输公司，而他们现在不要股只要390万元补偿，其就可以出资390万元把这850股买下来。赖某1叫其和毕泽桥各出资70万元购买850股中的300股，剩下的550股由他和钟某3买了。其当时认为可以如此低价买进大车队股份当然好，于是就同意赖某1的方案。其与毕泽桥、赖某1三个人在讲这个事的时候赖某1还说钟某3局长也有份。其是依靠钟某3、赖某1的权力，才能以明显低价买到这850股。当时钟某3、赖某1在安顺公司脱离广州市运输公司从化分公司挂靠的过程中，确实做了大量的、各层面的协调工作，甚至利用职权逼蔡某1同意大车队脱离安顺公司。毕泽桥作为车主代表与钟某3、赖某1的目标也一致，当然也会大力配合，否则改制不可能成功。因此，钟某3和赖某1认为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应该获得回报，而其也因为是赖某1姐夫这层关系，才与赖某1、钟某3、毕泽桥一起以明显低价购得850股。而且赖某1还要其帮助他将他和钟某3收取550股的分红并出售出去，赚取经济利益。（3）被告人毕泽桥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钟某3、赖某1看好客运市场，于是牵头其与这些车主成立了顺途公司，也帮助其将挂靠在安顺公司的线路牌拿回来给顺途公司经营。钟某3、赖某1让其当上总经理也是为了让其替他们谋私利以及控制从化的客运市场，后来他们侵占了顺途公司的850股，也入股了顺途公司的公交车股并且是大股东。其与安顺公司达成谈判的条件是赔偿对方850股的顺途股，后来钟某3、赖某1找蔡某1谈，迫使蔡某1放弃了要股，转为要390万元，于是赖某1、钟某3、丘家存、李某3集资了390万元赔偿蔡某1代表的广州市运输公司，他们四人就分了这850股，具体他们每人各出多少钱购买，以及各分多少股其不清楚。赖某1跟其讲过这850股是赖某1、钟某3和丘家存等人要的，所以其当时没有向股东通报这件事。这850股是挂在李某4的名下，具体李某4有无出钱购买其不清楚。赖某1、丘家存等人购得850股属于低价买卖，当时顺途公司的原始股每股是9000元，市面每股价值约1万多元，他们能以390万元购得850股，每股约4500多元，比原始股价还要低，这样明显属于低价买卖。这个用390万元交换安顺线路牌的事情有钟某3、赖某1、丘家存、其和顺途管理层朱某4、徐某1、钟某1、梁某2基等人知情。以徐某2的名义持有的71.5股车队股份不清楚是谁转让出来的，其只知道是丘家存叫其买的，他说有人急着要退出这些股出来，要其帮忙买了这些股份，其中的31.5股是其是以一万元左右一股的价格向丘家存买的，剩下的40股是丘家存的。4.审计报告：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2009年1月股价及李某4持股情况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根据顺途客运分公司（安顺客运分公司）增资配股股价、新增股同期股份交易调查、持股期间收益等资料情况，从分析来看，2006至2009年增资配股股价、新增股同期股价交易调查等股价为不低于1万元每股。2009年1月新增加的股份价格参考价不应低于顺途客运分公司（安顺客运分公司）原始股价1万元每股计算；顺途客运分公2009年1月第二次增资配股，参考原始股价1万元每股计算，增资配股850股，总价850万元；实际以390万元取得850股，与参考价差额为460万元。本案的公共证据还有：1.从化区监察委员会于2020年4月28日出具的关于原从化市交通运输协会会长、广州市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毕泽桥涉嫌违法问题的案件发现、调查经过，证实于2020年3月17日，对毕泽桥涉嫌违法问题进行监察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被调查人毕泽桥在核查组对其进行讯问期间，经过思想教育，其基本能配合组织调查，交待自己的违法问题，供述了其在担任从化市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顺途公司总经理兼联合大车队负责人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送节日礼金、低价转让顺途公司联合大车队股份的方式向钟某5、赖某1输送利益共计折合人民币263万元。2.毕泽桥的任职情况说明某任职通知书、从化市交通运输协会会议纪要，证实毕泽桥于2005年12月至2007年4月为大车队的总经理，2010年10月至2018年为顺途公司总经理，2014年9月11日任从化市交通运输协会会长。3.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毕泽桥于2019年4月10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经经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书面传唤到案。4.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毕泽桥的身份情况。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对于公诉机关的公诉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被告人毕泽桥及其辩护人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现有安顺公司于2008年9月2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从化市交通局2008年9月28日召开的关于安顺公司股份制改革的会议纪要，车辆产权牌证过户协议及附件安顺公司整合所涉及县际、市际车辆和线路牌列表、客运班线合作经营协议书、车辆资产证明、委托授权书、关于要求道路运输业务整合的请示，车辆产权牌证过户协议，董事、监事联席会议会议记录等书证，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蔡某1、潘某1、朱某3、李某4的证言、同案人钟某3、赖某1、丘家存的供述及被告人毕泽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等证据共同证实，同案人赖某1等利用其职权向安顺公司进行施压，使得安顺与顺途公司以390万元的对价获得安顺原来挂靠在安顺公司名下车辆所有权及对应线路牌经营权。而当时作为联合大车队谈判代表的被告人毕泽桥等人则对安顺股东隐瞒上述情况，使得安顺的股东朱某1、梁某1、陈某1等人对合同的交易价格产生错误认识，增发了850股内部股份，即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及被告人毕泽桥以人民币390万元的低价骗得增发的上述850股，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应认定为诈骗罪。二、被告人毕泽桥及其辩护人关于指控被告人向赖某1、钟某5贿送28万元礼金的行为应定性为单位行贿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至于被告人向赖某1、钟某5贿送28万元礼金的行为，现仅有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5年每年的重大节日前（春节、中秋节等），毕泽桥都会约从化市交通局相关领导（钟某5和赖某1等人）一起吃饭，然后吃饭前都会把其、朱某5、钟某4等顺途公司管理层叫到一起去吃饭喝酒，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前，毕泽桥也会把顺途公司管理层这几个人叫到一起，说快过节了，其去给从化市交通局领导送礼，打点关系，但徐某1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并未持有顺途公司股份，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毕泽桥的行为是经过顺途公司全体股东授意，代表顺途公司的意思表示，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人毕泽桥及其辩护人关于指控被告人在改制过程中，伙同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以200万元的低价，将安顺内部股份435股出售给钟某5的方式向其输送利益235万元并获利分红的行贿行为不成立，以及指控被告人向赖某1、钟某5贿送28万元礼金的行为应定性为单位行贿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同案人赖某1、丘家存及被告人毕泽桥等人，为了感谢钟某3在安顺下属车辆所有权及线路牌经营权从安顺公司转至顺途公司的改制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给予的帮助，将非法取得的安顺内部股份850股中的435股以人民币200万元低价出售给钟某3，其实质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应该认定为行贿。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在该宗行贿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毕泽桥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减轻处罚。本院认为，被告人毕泽桥无视国家法律，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分别构成诈骗罪、行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泽桥犯诈骗罪、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毕泽桥的行贿的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前，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所犯行贿罪适用修正以前的刑法规定，不并处罚金。关于本案中冻结的徐某6昌的银行卡（农商银行卡号为09×××14）内余额，经查，根据被告人毕泽桥以及徐某6昌的证言共同证实该卡为被告人毕泽桥实际持有并使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卡内余额为本案违法所得，但作为被告人毕泽桥的个人财产，可用于其相关财产刑的执行。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毕泽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1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0日起至2031年4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二、追缴被告人毕泽桥及同案人的诈骗所得460万元及其分红1781333.49元，按案发时持股比例发还给被害人安顺全体股东；诈骗违法所得1510261.0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廖秋平审 判 员  赵 丹人民陪审员  韦玉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罗燕娜郭淑慧彭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