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3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玮，男，196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涵予，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艺，男，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筠、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泉，云南大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昭通九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处水平社区**。法定代表人：文吉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吉典，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涛，男，1988年3月24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上诉人高玮、刘艺因与被上诉人昭通九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九牛公司）、文吉典、周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郑涵予，上诉人刘艺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懿筠、陈荣泉，被上诉人昭通九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吉典，被上诉人文吉典，被上诉人周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玮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五项，判令若刘艺不履行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确定的义务，其可以申请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的昭通九牛公司股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偿还高玮；2.判令刘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刘艺将其持有的昭通九牛公司股权通过让以担保的形式转让至高玮指定第三人名下，双方间存在让以担保的合意，一审未认可双方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高玮已实际履行合同并向刘艺出借1.5亿元，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艺与高玮具备转让案涉股权的外观。根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昭通九牛公司90%、10%的股权分别转让至高玮指定股权代持人周涛、文吉典名下，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双方约定刘艺归还借款后，高玮将归还股权的条款，存在担保的意思表示。综上，案涉股权的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应当认定双方让与担保有效。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高玮应当享有针对股权变价的优先权。刘艺辩称，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有这样的约定才构成让与担保。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这样的约定，故高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昭通九牛公司、文吉典、周涛均称，同意高玮的上诉请求。刘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玮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高玮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补充协议（2）》除确认借款本金总额外，还约定了还款条件，即该款的归还无需由刘艺从其他方面筹措，而是由高玮全面接管九牛公司经营开发，自行通过房屋销售或者其他方式收回前期借款本息。一审判令刘艺承担合同签订之日起月息2%的利息与双方约定不符。该协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并不是双方的遗漏而是约定了还款条件。一审判决刘艺向高玮偿还3千万以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该笔款项系高玮出借给九牛公司的借款，协议中没有明确由刘艺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认定该协议中约定的是还款方式，并不是还款条件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合同可以附条件。该协议明确公司由高玮管理，项目由高玮开发；刘艺承担1.2亿本金，九牛公司承担0.3亿本金；开发经营过程中，债权由高玮通过房屋销售或其他方式收回；本金及利息收回后，才将公司生产经营以及项目开发权交回刘艺，在交回刘艺后，其余的利息由刘艺通过销售回款支付给高玮，且高玮将视刘艺经营情况是否主张。3.一审认为九牛公司担保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案《担保函》，九牛公司本身就是3000万元的借款人，又出具担保函对自己的借款提供担保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常理。九牛公司的实际股东应是刘艺，而文吉典是代表高玮自持股的第三人，受高玮指挥。在此情形下，文吉典出具担保函是无效的，因非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高玮不是善意第三人，其不仅知情且担保函也受其指令出具的。高玮辩称，1.《补充协议（2）》第四条约定双方以通过房屋销售及其他方式归还欠款，故房屋销售并非还款条件，只是还款方式之一。双方未在该协议中对还款期限进行约定，故高玮可随时向刘艺主张归还全部借款本息。第一条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的表述，以及第二条对于无息的3000万元借款约定可得知双方对于2013年9月18日《补充协议》中确定的月利息2分并没有进行调整，从2015年2月1日起1.2亿元的借款仍要按月息2分计取直至款项付清。2.刘艺作为借款人一方签署《补充协议（2）》，在一审庭审中，刘艺对由其还款也予以接受，故刘艺作为借款主体承担3000万元的还款责任，符合合同相对性及各方的意愿。其中载明的用于九牛公司的项目开发是借款用途的表述，而非借款主体变更为九牛公司。3.高玮、刘艺双方共同取出九牛公司公章签订了《担保函》，故该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借款协议》第八条约定，刘艺未能归还借款的情况下，高玮有权行使股东权利，故该函是合法有效的，九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昭通九牛公司、文吉典、周涛均称，同意高玮的答辩意见。高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刘艺偿还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1.5亿元；二、判令刘艺支付高玮自2015年1月30日前双方结算利息1亿元及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2亿元计算按月利率2%计的利息，三、判令刘艺支付高玮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00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的逾期利息；四、若刘艺不履行前述三项诉请的义务，高玮可以申请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五、判令刘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和保全担保的费用；六、判令昭通九牛公司对前述第一、二、三、五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经审理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1年9月2日，高玮与刘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高玮向刘艺出借1.2亿元人民币。高玮受让昭通九牛公司90%的股权，刘艺受让10%的股权。2013年9月28日，高玮与刘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本息2.2亿元将按月利率2%自2013年9月20日起计收利息。同时，若刘艺未能在2013年12月前完成九牛公司“北城逸景”项目1000套房屋的销售目标，则将其持有的剩余10%股权转让给高玮并配合完成工商登记。2015年1月30日高玮与刘艺签订《补充协议（2）》，双方确认截止该协议签订之日，刘艺尚欠借款本金1.2亿元人民币，利息1亿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高玮不计息的向昭通九牛公司再提供3000万元借款用于项目开发。2019年1月8日，昭通九牛公司出具《担保函》，确认对前述《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中刘艺尚欠高玮的未偿还借款本息、诉讼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于借款本金1.2亿元及2015年1月30日前的1亿元利息并无异议，但此1亿元利息已经超过了年利率24%的上限，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仅支持刘艺应按照约定归还高玮借款本金1.2亿元及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9760万元（1.2亿×2%=240万元/月×40个月零20天）。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有四，一是2015年2月1日起的利息是否应当支付？二是3000万元无息借款实际出借金额是多少？三是昭通九牛公司担保能否成立？四是高玮是否可以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并享有价款优先受偿权？对于争议焦点一，在双方2013年9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自2013年9月20日起计算利息，利息标准为月利率2%，现刘艺以在《补充协议（2）》没有约定利息为由，主张不应支付2015年2月之后的利息，《补充协议（2）》是对之前借款合同的延续，其中并没有载明不再需要支付利息，也没有对之前的利息约定进行变更，故刘艺依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支付自2015年2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计算的利息。对于争议焦点二，刘艺仅认可收到2550万元，但高玮已经提交转款凭证证实其已经如约提供了3000万元借款，此笔3000万元款项虽然实际收款人为昭通九牛公司，但是在《补充协议（2）》刘艺也明确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支持刘艺向高玮返还借款3000万元的诉讼主张。至于高玮主张的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昭通九牛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在《担保函》中加盖公章的行为能够代表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文吉典亦出庭对担保行为予以认可。刘艺抗辩担保并非该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并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能够推翻《担保函》的证明效力，也无法推翻法定代表人文吉典的意思表示，故对于昭通九牛公司的担保行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至于刘艺所提担保未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主张，该法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此法条系约束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规范，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对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四，高玮与刘艺约定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均系转给高玮，并没有载明指定代持股行为，也没有对文吉典、周涛持股系代表高玮进行明确约定，而高玮主张本案构成让与担保，对此，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但本案中，并没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约定，现高玮主张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并享有价款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诉讼保全担保费，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约定，故高玮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刘艺主张还款条件未能成就，故不应还款。在双方的《补充协议（2）》中约定的刘艺可以卖房款来偿还款项，此约定仅仅是还款方式，并不是还款条件，刘艺以此抗辩不应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1.2亿元及截止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9760万元，两项合计217,600,000元；二、被告刘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1.2亿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按月利率2%计算）；三、被告刘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8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四、被告昭通九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被告昭通九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刘艺追偿；五、驳回原告高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0,39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刘艺、昭通九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高玮为证明其上诉主张重新提交原一审已有的证据三组6份证据及补充新提交证据13份；刘艺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新提交3份证据及补充16份证据。二审开庭后高玮提交七组16份证据；刘艺提交六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审中，根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查明：2011年9月2日，高玮（甲方）与刘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其中第七条约定如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向甲方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资金使用费，则甲方有权继续持有九牛公司股权并可行使股东权力，且乙方需无条件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九牛公司10%的股权。2013年9月2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2015年1月30日高玮（甲方）与刘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2）》约定，一、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确认欠甲方款项本金1.2亿元，利息1亿元整。二、乙方承诺，昭通九牛公司除工程欠款外，没有其他任何债务。若乙方为虚假承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在此基础上，甲方同意不计息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给昭通九牛公司，以便对公司所有的项目进行开发。三、乙方同意将在昭通九牛公司的全部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并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转让公司的总经理，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并对公司的财务有知情权。四、在对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通过房屋销售或者其他方式，甲方后期借贷的资金及前期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1.5亿元）收回后，甲方无条件将公司股权的90%转让给乙方，但甲方指定的第三人仍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乙方不得免除。五、甲方收到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利息后，将在公司持有的剩余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给乙方，甲方指定的第三人也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六条剩余5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利息由乙方通过房屋销售的回款支付给甲方，本部分款项甲方视乙方经营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向乙方主张。2011年5月19日，九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周涛持有90%股权。2015年3月16日，九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文吉典持有10%股权。2015年2月9日，九牛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为文吉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且于2015年3月之后停发刘艺的工资。2019年8月，高玮、周涛与文吉典书面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情况说明》载明，股权代持人周涛代高玮持有九牛公司90%的股权，股权代持人文吉典代高玮持有九牛公司10%的股权。股权代持人仅为让与担保，股权持有人并不实际管理公司，股权代持人文吉典同时受高玮委托对刘艺进行债权催收。2019年10月16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高玮起诉要求九牛公司支付借款本金84,508,000元及相应利息案件，案号为（2019）云25民初356号。在该案中，高玮与九牛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据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民事调解书。2020年5月21日，刘艺经公证向高玮邮寄《告知书》《委托代建代售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告知书》载明：“现告知你方在接本《告知书》三日内提供昭通九牛公司公章对上述《委托代建代售协议》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盖章。望贵方不要再继续阻止我方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高玮认可收到该《告知书》《委托代建代售协议》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20年5月28日，九牛公司发出《公告》载明，昭通九牛公司“北城逸景”项目现不具备复工条件，故其未与任何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未授权任何个人代表九牛公司签署合同。对于任何未经九牛公司允许，擅自进入“北城逸景”施工现场强行施工的行为，我公司均不认可。必要时我公司将采取报警等方式维护施工现场秩序，若对我公司财产造成损失的，将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2020年6月30日，九牛公司在云南日报上作出如上内容相同的《声明》。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予以评述；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高玮申请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的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诉讼主张是否应予以支持；2.一审判决刘艺偿还高玮以借款本金1.2亿元为基数截止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9760万元，以及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率2%计算的利息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刘艺偿还高玮借款本金3,000万以及相应利息是否正确；4.一审判决九牛公司对诉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正确。第一，高玮申请拍卖文吉典、周涛名下的昭通九牛公司的股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诉讼主张是否应予以支持问题。本案中，高玮此项上诉请求的主要理由是双方存在让与担保的合意，且根据公司法股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已经公示、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在外观上实现了股权的权利转移。本院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商事交易的日益创新，以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来达成担保目的的让与担保纷争逐渐在担保实务中多有发生；通常让与担保是指在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应当认定让与担保有效。本案中，高玮与刘艺之间就诉争1.5亿借款及利息分别于2011年9月2日，2013年9月28日，2015年1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2）》，这三份合同、协议应作为整体进行考虑。依据这三份合同、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双方无争议的是高玮已实际履行借款合同并向刘艺出借1.2亿元，以及作为债务人的刘艺与作为债权人的高玮之间具有转让案涉股权的事实，即2011年5月19日九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周涛持有90%股权，2015年3月16日九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文吉典持有10%股权。但是，双方在签订的三份合同、协议中，均没有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约定内容。同时，对于股权让与是否基于担保目的，高玮存在自相矛盾的陈述与做法。高玮称周涛、文吉典系代债权人高玮持有名义上的股份，是名义股东。但是，高玮在实际履行中，却没有将刘艺作为九牛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对待；没有依照《补充协议（2）》第三条约定将刘艺转任为总经理，而是于2015年2月9日将工商登记变更为文吉典任九牛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且于2015年3月以后停发刘艺的工资；高玮认可刘艺是九牛公司的实际股东，但九牛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就诉争借款出具《担保函》，以及于2019年10月16日受到高玮起诉要求公司支付借款本金84,508,000元及相应利息，并达成调解协议的（2019）云25民初356号案件等等，却均无实际股东刘艺知晓并同意的相关证据材料。此外，实际股东刘艺签约引进施工单位及欲进行公司项目施工行为，但高玮作为名义股东却发出《公告》《声明》等予以否认、拒绝。故本案中让与担保并未成立，高玮无权对转移至周涛、文吉典名下的目标公司90%、10%的股权折价或申请拍卖、变卖，并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至于刘艺在本案中答辩认为的高玮没有依照双方约定转任其为总经理，或存在侵犯其作为九牛公司股东权利的行为，亦可经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第二，一审判决刘艺偿还高玮以借款本金1.2亿元为基数截止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9760万元，以及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率2%计算的利息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对于刘艺应偿还高玮借款本金1.2亿元均无异议，有异议的是相关利息应如何计付的问题。在双方之间，《补充协议》第3条明确约定借款本息2.2亿元将按月利率2%自2013年9月20日起计收利息；《补充协议（2）》第一条明确载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刘艺尚欠借款本金1.2亿元，及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1亿元，且其中没有调整变更或撤销之前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有关计息的约定。一审以查明的实际借款本金1.2亿元为基础，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评判双方在《补充协议（2）》第一条载明截止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1亿元已超过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上限，故予以调整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刘艺答辩称《补充协议（2）》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是因为约定了还款条件，现还款条件不具备的理由。双方在《补充协议（2）》第四条约定：“通过房屋销售及其他方式”，故从字面上进行文义解释还款的方式并不局限于房屋销售，还有其他方式，包括高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并且，该约定并不是还款条件的约定，而是返还刘艺股份的条件的约定，故刘艺的此项答辩理由与双方约定的内容不相符，不能成立。第三，一审判决刘艺偿还高玮借款本金3,000万以及相应利息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虽刘艺作为借款人一方签署《补充协议（2）》，但《补充协议（2）》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方（高玮）同意不计息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给昭通九牛公司，以便对公司所有的项目进行开发。”故是甲方不计息借款给九牛公司，而不是借款给刘艺个人，且该款实际亦转入九牛公司账户而非刘艺账户，故刘艺不是该3000万元的借款主体。高玮称在一审庭审中刘艺对由其还款予以接受。但是，刘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表示接受是附条件的，即九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地产项目顺利进行的条件下，现该条件不具备，故其不应承担该3000万元的偿还责任。本院根据双方之间书面《补充协议（2）》中具体明确的相关约定内容，以及高玮就该3000万元借款的真实意思表达，确认刘艺个人对该3000万元不负有偿还责任。一审判决刘艺向高玮偿还该3,000万以及相应利息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第四，一审判决九牛公司对诉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公司对外担保是公司的一种特殊行为活动，会对公司所有资产产生影响，可能会造成公司所有资产的减少，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如前所述，高玮主张其仅是九牛公司名义股东，且与刘艺在《补充协议（2）》中明确约定九牛公司的股份今后将返还刘艺；但在九牛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就诉争借款出具《担保函》时，却未提供告知且征得实际股东刘艺同意的相关资料，有悖于法律规定。同时，该《担保函》是向高玮出具的，担保高玮名下的本案诉争借款，而该《担保函》出具时，九牛公司的股份均由高玮指定的周涛、文吉典代持，高玮显然不是不知情的第三人。综上，本院确认在双方均认可高玮只是名义股东，而实际股东是刘艺的情形下，2019年1月8日《担保函》在知情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九牛公司对诉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查明的相关事实不符，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误，二审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被告刘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1.2亿元及截止2015年1月30日前的利息9760万元，两项合计217,600,000元；二、被告刘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高玮借款本金人民币1.2亿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按月利率2%计算）；”三、驳回高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392元，由高玮负担388,078元，刘艺负担1,552,314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由高玮负担1000元，刘艺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392元，由高玮负担388,078元，刘艺负担1,552,3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睿审判员 王 健审判员 赵思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