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3604号原告：闫恒，男，193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美兰（闫恒之女），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美英（闫恒之女），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闫印新，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第三人：闫雨（闫印新之女），199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闫印新、第三人闫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北京所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恒与被告闫印新、第三人闫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美兰、闫美英，被告闫印新及其与第三人闫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恒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闫印新给付闫恒售房款50万元；2.判令闫印新承担违约金9.8万元，罚金39.2万元（计49万元）给付闫恒；3.判令第三人闫雨承担给付房价款50万元，赔偿损失49万元的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闫恒原在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工作，因家中五个孩子，住房困难，单位租其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建国街一里×栋×号（以下简称×号房屋）与其老伴张××及五个儿女共同居住。大女儿闫美英1983年结婚后离家；二女儿闫×11985年结婚离家：三女儿闫美兰1987年4月结婚离家；老伴张××1988年5月25日病逝；1993年6月3日闫恒与张×1登记结婚；1993年大儿子闫×2结婚离家。至此，闫恒与张×1、小儿子闫印新及其妻儿共同居住。2006年3月31日，闫恒单位房改时，将闫恒所住上述房屋改变为闫恒个人所有，闫恒单位于2013年1月4日为闫恒办理了个人房屋所有权证书：“房产证丰字第XXXX号”。2016年6月27日，闫印新带闫恒到丰台房屋交易大厅买房时，让闫恒在买卖房屋合同书及相关文书中签署了闫恒的名字，自认为闫印新买房与己无关。此后闫恒与闫印新及其妻、儿依然同居一起，相安无事。2019年12月26日，闫恒得知与其同住一栋楼房的大女儿闫美英家签订了《丰台站改建工程住宅搬迁安置协议》，闫恒找到丰台站征地拆迁项目指挥部得知其已不是被拆迁楼房的产权人。闫恒万分火急，方知自己的房产权益被他人占有。即与闫印新联系不予应答。又与女儿闫美兰联系并与其于2020年6月12日到闫恒单位、丰台房屋交易大厅进行查询并调取了相关证据，方知闫印新在2016年6月27日带闫恒在丰台房屋交易大厅买的房是闫恒的房屋。闫恒与闫印新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登记文书中的签名是闫恒亲笔所写，闫恒追认所签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登记文书的有效性，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该合同编号CW××。合同共计9页。合同书第四条约定“成交价款50万元；具体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约定见附件四”。附件四：空白。未有填写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而在《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约定“经双方协商决定自行划转交易结算资金”。闫印新于2016年7月27日将闫恒的房产登记在闫印新名下，其不动产证书是：京（2016）丰台不动产权第××××号。闫印新获得了房产权，享受了房产权利本应积极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而闫印新拖至此时长达近五年，未有给付分文价款。闫印新未有给付闫恒分文售房价款的情况下，又于同年8月15日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其女儿闫雨，登记变更房屋产权人为闫雨单独所有。其房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闫雨与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火车站征地拆迁项目指挥部签订了《丰台站改建工程住宅搬迁安置协议》，闫雨获得拆迁补偿款约200万元。闫雨应对闫印新不给付房价款及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故列其为本案的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的解释》第24条第4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闫恒对赔偿损失计算数额计49万元是依上述解释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现行利率标准计算的，其请求具有合法性。《民法总则》第188条第二款明确“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闫恒提起此民事诉讼是在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事实理由、相关证据及法律法规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闫恒的诉讼请求事项。闫印新辩称：不同意闫恒的诉讼请求。一是本案中闫雨不是适格第三人，不是买卖合同相对人，起诉闫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闫雨的起诉。二是本次起诉不是闫恒真实意思表示，闫恒今年已85岁高龄，多年来一直和闫印新共同居住生活，2020年春节左右开始，闫恒受其他人控制，所以才在2020年8月份提起本诉，老人根本就不清楚、不明白本诉是怎么回事，请求法院依法详查。三是闫恒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2016年6月27日至今已达4年多时间，闫恒起诉时间是2020年8月，此前闫恒从未提出过本诉的任何主张。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6月27日。四是本案真实事实情况如下：本案涉诉的房屋是原闫恒单位的房改房，1998年时住房改革，闫恒决定由闫印新出资购买，闫恒与老伴及闫印新一家人共同居住，房屋所有权归闫印新所有，在1998年5月11日闫恒本人签署了相关证明，1998年闫印新就出资购买了该住房，后来由于同产权单位发生其母亲工龄的认定问题，又将房屋所有权退还给单位，直到2006年在住房改革的最后阶段才再次由闫印新出资购买了此房。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房屋只能登记在闫恒名下，到了2016年，由于闫恒和闫印新担心以后其他子女出现争议，所以双方决定共同到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于是在2016年6月27日闫恒、闫印新双方共同到丰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房地局工作人员详细履行了工作职责，并进行了询问、录音、录像，办理过户时出于该房屋实际由闫印新出资购买、装修，老人同闫印新共同居住，闫恒也早已认可该房屋归闫印新所有等实际情况，在工作人员建议下，以买卖形式办理完了过户手续。在买卖合同中也只约定了50万元的房价，其他方面也未做任何约定。后闫印新取得了房屋产权证书。大约在2018年闫印新将此房登记到女儿闫雨名下，2019年底房屋拆迁，闫印新又为闫恒租赁了房屋，与闫恒共同居住。闫印新认为闫恒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闫雨辩称：不同意闫恒的诉讼请求。同闫印新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闫恒与张××原系夫妻，双方共生育五个子女，分别为长女闫美英、次女闫×1、三女闫美兰、长子闫×2、次子闫印新。张××于1988年5月25日病逝。闫恒于1993年6月3日与张×1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闫雨系闫印新之女。闫恒是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兴公司）的退休职工。1982年，三兴公司将×号房屋出租给闫恒及家人居住。闫美英、闫×1、闫美兰、闫×2成家后陆续从×号房屋搬离。自1993年起，闫恒与闫印新及其家人共同在×号房屋居住生活。1998年5月11日，闫恒亲笔立下字据，内容为：“因有闫恒现住此楼房，多怎闫恒和你二妈不再世后此楼房由次子闫印新应有，因为是闫印新付款买的此楼房，别人不应该有认何争意。特此证明”。2006年3月31日，三兴公司（甲方）与闫恒（乙方）签订《住房出售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号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为59.35平方米，房屋售价按房改房成本价确定为35996元。在《工厂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记载，计算×号房屋的房价时使用了闫恒36年工龄，未使用张××的工龄。合同签订后，闫印新于2006年8月28日向三兴公司支付购房款35996元、公共维修基金720元。2013年1月4日，闫恒取得×号房屋的房产证。2016年6月27日，闫恒与闫印新共同到北京市丰台区不动产登记大厅，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提交相关手续，将×号房屋过户登记至闫印新名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合同中约定：闫恒为出卖人，闫印新为买受人，闫恒将×号房屋出售给闫印新，房屋成交价格为50万元，合同中关于房屋交付、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权属转移登记等具体事项的填空处均为空白。2016年8月15日，闫印新与闫雨通过存量房屋买卖的方式，将×号房屋从闫印新名下过户登记至闫雨名下。庭审中，闫印新陈述，×号房屋由其出资购买，闫恒一直表示×号房屋属于闫印新所有，为避免产生争议，双方于2016年6月27日办理房屋过户；签订买卖合同只是为了办理房屋过户，并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闫印新无须支付房款；现×号房屋已被拆迁，其租赁了一套住房供闫恒居住，其与闫雨此后仍会继续保证闫恒、张×1的居住权益。闫恒认可曾经表示要把×号房屋给闫印新，但2016年6月27日房屋过户时自己并不知情，没看合同和相关材料内容就签字了；闫印新曾表示要对其好，但2020年春节前，闫印新怠于对其进行照料，与其发生冲突，后其查询房产情况，才知道房屋已办理过户，现其追认合同效力，要求闫印新付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不足的，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2016年6月27日，闫恒将其所有的×号房屋过户至闫印新名下。现闫恒主张其与闫印新系房屋买卖关系，而闫印新则认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双方产生争议。首先，闫恒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仅有《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中仅约定房屋情况和房屋价格，关于房屋交付、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权属转移登记等具体事项均未约定，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其次，结合闫恒于1998年5月11日所立字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闫恒确实做出过将×号房屋赠与闫印新的意思表示，只是该赠与存在附随义务，即闫印新要保证闫恒的居住权益。而从×号房屋的使用情况来看，闫恒一直与闫印新一家共同居住，×号房屋被拆迁后，闫印新亦为闫恒租赁了房屋，上述情况亦与双方陈述相互吻合。再次，闫恒称其对房屋过户不知情，但在办理房屋过户的过程中，其签署了包括买卖合同在内的多份材料，其在签字时应尽谨慎注意义务，现闫恒主张其不知道签字文件的内容，亦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综上所述，闫恒主张其与闫印新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对闫恒要求闫印新支付房屋价款、违约金和罚金，以及要求闫雨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闫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闫恒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培松书 记 员  刘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