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1512号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蓝天路西21号汇亘大厦1302室。法定代表人：卞洪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加芬，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沿江东三路大龙别墅B-15幢。法定代表人：石勇，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青创业有限公司（已吊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10号12楼。法定代表人：张宗文。被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26层。法定代表人：卫凯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改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卫凯征，女，1955年10月25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革，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妍，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贝公司）与被告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被告中青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公司）、被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卫凯征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解加芬，被告长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被告凯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改凤，被告卫凯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青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逾期未申明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宝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长江公司、中青公司连带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6699732.06元（其中，导致原告债权无法及时实现的利息损失12802327.08元，执行款差额损失3897404.88元）；2、判令凯立公司、卫凯征对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保全费5000元及财产保全担保的保险费9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中青公司在没有事实基础和权利基础的情况下，向执行法院提出确权申请；并在执行法院已告知其和63983部队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确权的情况下，抛开63983部队，和长江公司恶意串通达成14号调解书，导致原告的执行被拖延长达十年之久，阻碍了原告强制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其行为已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恶意串通，共同实施了前述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以及两公司达成14号调解书具有违法性，已经（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在执行法院已明确通知中青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63983部队（以下简称：“63983部队”）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的情况下，中青公司抛开63983部队，单独在海口中院起诉，仅以国交接办【1999】19号文为证据，与长江公司一起将有争议的执行标的物通过调解的形式确认属于中青公司，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从起诉到达成14号调解书，明显有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意图，程序违法。在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达成14号调解书后，后续进行的（2008）海中法民再第17号案、（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案、以及（2013）民再申字第13号案，均是针对14号调解书进行再审的再审一审、二审、最高院再审程序，均是为了推翻14号调解书的法律效力而进行的后续一系列诉讼程序。执行法院在14号调解书所引起的前述系列诉讼程序全部完结后，才开始进行旭龙大厦的评估/拍卖/变卖/作价处置等执行程序。原告于2006年7月18日继受由（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对长江公司的债权时，法院已查封了长江公司名下的旭龙大厦和凯立公司名下的凯立大厦。此前，长江公司的另外两名债权人西北实业海南公司和63983部队已先行向执行法院申请查封了旭龙大厦地下第二层和地面1-3层。在执行法院提交给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报告中，明确指出：因申请执行人63983部队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格存在争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尚未作出最后结论。而旭龙国际大厦（五层）属半拉子工程，应整体拍卖处置，无法分层拍卖处置，且本案所【指：原告的执行案】查封的是该大厦地下室第一层，从地下室第二层（也就是最底层）算起为第二层，地下室目前两层均积满水，若不整体处置该幢楼（五层），只对该楼某层进行拍卖，也很难拍卖成交。故应等待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63983部队是否具有申请执行人主体资格作出意见后，才能统一对“旭龙国际大厦”进行处置。如果没有中青公司通过与长江公司恶意串通、利用违法程序达成14号调解书、以及因此引起的后续诉讼，即使扣除了正常的评估/拍卖/变卖/作价处置等全部执行程序所需的一年多的时间，原告也可于2007年下半年执行到位，至少是对旭龙大厦执行到位；即使扣除凯立公司应当承担40%部分的金额的计算时间，原告也至少可于随后不久时间对凯立公司承担40%部分金额执行到位。直至在14号调解书所引起的前述系列诉讼程序全部完结后，海口海事法院才于2014年8月19日开始启动旭龙大厦的拍卖前评估，并于2015年5月12日裁定拍卖，历经拍卖/变卖/作价处置【评估、拍卖、变卖、作价处置，这一全部执行程序历时17个月左右】，于2016年2月1日将长江公司所有的旭龙大厦67.402%份额作价2359.057922万元，交付原告抵偿债务，原告的债权才得以部分执行；鉴于凯立公司承担的是（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中长江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40%，在对长江公司的旭龙大厦执行完毕（长江公司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后，凯立公司依据海口海事法院（2017）琼72执异64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1月5日向原告偿还了9253015.32元。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通过恶意串通、利用违法程序达成14号调解书，也属于虚假诉讼的行为；两公司之间的前述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第2条、第6条中虚假诉讼的要素和特征。因虚假诉讼引起的侵权赔偿案件，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畴。长江公司和中青公司之间存在自始至终的恶意串通，因此，才会有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对14号调解书的迅速达成、长江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中青公司的高度协同性和对63983部队的激烈对抗性、以及长江公司在最高院再审后仍然单独以其名义申请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进行检察监督。长江公司前述不符常理的表现说明，中青公司是否能作为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权利义务承继人与长江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这足以说明，两公司存在通过捏造的债权提起确权争议、以此达到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阻碍执行、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之恶意串通，其恶意串通是贯穿始终的，不仅仅是从达成14号调解书才开始的。中青公司作为主张是申请执行人的一方，先后委托的三位律师均与被执行人长江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凯立公司、实际控制人卫凯征之间存在关联，这绝非巧合。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均可通过被诉侵权行为获利：对于中青公司而言，其可通过实施侵权行为攫取（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判决书中无锡工程部对长江公司的债权；对于长江公司而言，其可通过串通中青公司实施侵权行为拖延对其名下的旭龙大厦的执行，从而获得旭龙大厦的升值收益。因此，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均具有实施侵权行为的非法目的。长江公司在中青公司提出确权争议之前，就于2002年率先对63983部队的申请执行人资格提出异议；其在与中青公司共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又单独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在2015年7月15日海口海事法院已开始拍卖程序时，其又以“已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申请监督、以及其已起诉要求确认宝贝公司经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办事处受让该债权包的拍卖行为无效”为由，要求海口海事法院暂缓拍卖。长江公司前述行为表现出其具有拖延对旭龙大厦的强制执行的明显主观故意。如果长江公司、中青公司不实施被诉侵权行为，原告于2006年继受涉案债权并成为申请执行人后，即可在2006年-2007年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以下述两种方式之一实现债权：通过对旭龙大厦和凯立大厦拍卖或变卖，获得执行款项；即使旭龙大厦和凯立大厦拍卖或变卖失败，仍可通过作价处置获得旭龙大厦、凯立大厦的部分物权，并获得实际产生的相应升值，以及基于对旭龙大厦、凯立大厦物权的占有而产生的资产使用收益（如：租金收益）。二、原告以利息损失方式、以（2008）海执字第123号《通知书》中确定的债权总额及海南汇德（2007）房（估）字第1249号《致委托鉴定方函》及《估价鉴定结果报告》为计算依据、以2007年11月29日为损失计算时间起点，来计算侵权损失，是合理的。原告以利息损失方式计算长江公司和中青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执行迟缓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据该损失计算方式所主张的损失金额远远低于原告以升值损失和房地产使用损失主张的金额，其损失计算方式是合理的；而以利息损失为计算方式计算执行中债权未获清偿所产生的损失，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支持。原告计算侵权损失的方式为：（1）以2007年11月29日为损失计算起点，计算了对旭龙大厦的执行得以实现的该部分债权的利息损失、对凯立公司应承担40%的部分得以执行的该部分债权的利息损失、以及凯立公司在该时点应承担40%的执行款13150420.2元与因本案侵权行为导致最终凯立公司承担执行款9253015.32元之间的差额损失。（2）另外，鉴于以2007年11月29日为计算日的可并行执行的本金12441141元已在（2008）海执字123号《通知书》中计算了自2007年11月29日至2009年3月30日加倍利息，因此对该加倍利息与本案主张的利息损失的重复部分进行了扣减。原告因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提起本案诉讼，并实际发生了保全费和保险费损失，该两部分损失也属于因被告侵权行为产生的实际损失，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该两项损失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凯立公司和长江公司的关联关系、卫凯征作为两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以及两公司人格混同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2020）京02民终2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两公司在卫凯征的实际控制下实施的资产转移，减弱了长江公司的偿债能力，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凯立公司应对长江公司的本案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卫凯征虽非长江公司股东，但通过操作或控制长江公司而损害原告利益，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具有同质性，卫凯征也应对长江公司的本案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凯立公司和长江公司无论是从股权关系角度、实际控制人角度、还是从董事角度来看，均构成关联公司。两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卫凯征作为两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2020）京02民终2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二）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以及过度支配与控制的滥用控制权的情形；两公司人格混同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2020）京02民终2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除前述2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人格混同事实外，原告认为，两公司还存在如下人格混同事实：1、通过假以儋州木棠开发区项目的承包权入股出资的方式，将长江公司在该项目中的工程款收入2.66亿元转移到凯立公司。2、通过假以出资的方式，将大龙别墅B-10、凯立商业城D座转移至凯立公司。3、通过增资及减资操作将长江公司2亿元增资款转移至凯立公司。4、在合同签署中以长江公司名义，履行中却以凯立公司名义，使交易对方在履行过程中将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不加以区分。5、凯立公司收取长江公司的售房款。6、凯立公司为长江公司人员支付社保。（三）长江公司、凯立公司账户与实际控制人卫凯征的个人账户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卫凯征不能提供如此大量频繁资金往来的正当理由，长江公司、凯立公司财产与卫凯征的个人财产无法进行区分，故长江公司、凯立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卫凯征之间构成人格混同。（四）凯立公司、卫凯征通过与长江公司人格混同，转移长江公司资产，导致长江公司偿债能力严重不足，长江公司已不能偿还原告自海南交行受让的全部债权，更不能清偿本案侵权债务，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凯立公司、卫凯征应就长江公司的本案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并非中青公司、63983部队、长江公司之间的（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案等系列案件的当事人，原告在2016年后才发现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侵权的行为，提起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凯立公司、卫凯征与长江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凯立公司、卫凯征应对长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对凯立公司、卫凯征提起本案也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长江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诉讼的方式实施侵权的行为与事实不符且没有事实依据。（一）2006年7月18日宝贝公司受让债权后，同年11月28日，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海南执字第14-4号通知书，要求63983部队和中青公司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确权，故宝贝公司执行案的中止系无锡工程部债权继受人有待确权确认导致，原告起诉书称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实施虚假诉讼的侵权行为对法院执行恶意阻挠，与事实严重不符。（二）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达成的涉案调解书并非虚假诉讼，更非侵权行为。1、针对原告引用的（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虽表述“明显有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意图”，但该表述不等于确认了双方曾经实施过恶意串通的行为。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达成的涉案调解是一个虚假诉讼，在该诉讼中，中青公司提供的其为无锡经营部债权继受人的证据系真实的，长江公司基于中青公司提供的证据认可中青公司债权继受人的身份并与之达成和解也是真实意思表示。无论长江公司认可中青公司债权继受人的身份是否正确，都不能否认本案为真实案件，更不能由此认定长江公司和中青公司之间进行过恶意串通。2、根据海南中院（2006）海南执字第14-4号通知书，63983部队与中青公司应在接到该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确认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后长江公司仅收到了中青公司的起诉材料，作为被告的长江公司根据法院要求参与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按照自己对债权继受人的理解做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经法院确认后出具了（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长江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符合常理。且因始终未收到63983部队起诉的相关文件，亦使得长江公司有理由认为63983部队已经放弃了对于该债权的主张。3、（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长江公司债务金额，只是就债权承受人产生的争议，债务人被动接受承受人——即债务人长江公司对于承受人的认定并不会影响法律上对于债权承受人的认定，且无论向哪一个承受人履行债务对债务人来讲都是没有影响的。根据（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内容，长江公司应偿还的债务与确认债务的判决书完全一致，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中青公司在由海南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再审二审中答辩称：中青公司是团中央的公司，不是私营企业，与长江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公司，主张权利不需要与任何单位串通，完全是根据国家文件的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正因长江公司不存在获利动机，更未实际获利。所以长江公司不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宝贝公司利益的故意。4、关于无锡经营部债权应当由63839部队还是中青公司享有的问题，从在案不同法院作出的若干不同认定结果的法律文书来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比如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63983部队的主张多份裁决未予支持，海口中院在63983部队对调解书提起的再审的一审中仍将无锡经营部债权继受人认定为中青公司，只是在由海南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再审二审中，在双方都提供了证据仍无法确定继受人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若干新证据后，才依据证据优势的认定确认了63983部队系债权继受人。因此，长江公司在涉案调解时认可提起诉讼的中青公司为债权继受人，没有过错。5、2006年11月28日，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通知书要求63983部队、中青公司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确权。2008年2月4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结果为驳回63983部队诉讼请求。2009年12月22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结果为驳回63983部队之起诉。2010年4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结果为驳回63983部队之上诉，维持原裁定。综上，即使长江公司未与中青公司达成调解，截止至2010年4月22日，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仍未确定。而在此前的2007年6月21日，63983部队即作为案外人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如不存在（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63983部队在2010年4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崇文法院驳回其起诉的裁定后，重新提起另外的诉讼将花费更长时间。由此可见，正是由于（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的存在，才使得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更快的得以确认。综上所述，在法院确定的确权期限内，长江公司是在未接到63983部队起诉材料、仅收到中青公司起诉材料的情况下，根据中青公司提供的证据，作出了符合其内心确信的意思表示。无锡经营部债权人的确认，不同的法院都曾做出过不同的认定，无论长江公司内心确信是否正确，本案都与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无关，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原告系侵权行为。除此之外，由于（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的存在，才使得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更快的得以确认，故本案更不存在因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执行延迟。（三）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之间的行为与原告诉称的所谓损失无关：1、原告诉称的所谓损失于法无据。（1）根据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迟延履行期间已计算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原告宝贝公司在此之外主张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2）2009年3月30日，《海南会议纪要》发布之日起，非金融机构受让生效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不再计付利息，故自2009年3月30日起已不应再计算上述利息。2、原告诉称的所谓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仅是主观假设。（1）宝贝公司与信达公司债权转让支付的对价为2000万元，已执行回款3284余万元，尚有3940余万元债权待执行，仅已执行回款额部分已超额覆盖了原告支付对价，故原告所称的所谓损失纯属其主观臆想。（2）截止至2010年4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63983部队之上诉，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尚未确定，由此可见，原告主张自2007年11月29日作为其损失计算的起始日，与事实情况相悖。3、如前所述，由于不存在长江公司与中青公司达成调解书导致执行延迟的事实，故长江公司的行为与原告的所谓“损失”也毫无因果关系。二、原告诉称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卫凯征人格混同不成立。1、原告针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卫凯征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相关证据集中在2000年之前，而本案中存在争议的诉讼案件发生于2007年，由此可见，原告提交的人格混同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因果关系，亦不具有关联性。2、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卫凯征之间不存在原告所称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公司与公司间、公司与个人间发生业务往来、财务往来是很常见的，因为存在业务、财务往来即被认定为人格混同，是对人格混同的曲解。故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卫凯征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凯立公司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针对凯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原告不具有诉权。2002年10月21日，原债权人海南交行向原执行法院海口中院对长江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并查封了长江公司所有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及公寓的部分房产以及相应土地，该案即已进入原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经原告申请该案于2006年8月18日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原告。原执行法院海口中院于2008年4月23日按照《海南省高院关于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不良贷款案件暂不受理、中止诉讼、中止执行的通知》规定对该案裁定中止执行。之后该案又经海南高院指定由海口海事法院执行。海口海事法院作为执行法院随后一直在行使着该案的相应司法执行权，因此，该案能否继续执行，执行时间多长，以及执行过程中是否损害其他人利益，均属于执行法院司法执行范畴，执行时间较长并不构成所谓侵权，也并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原告不具有诉权。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无权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追究长江公司或者中青公司的侵权责任，原告更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5条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而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如果说在执行中存在案外人串通被执行人以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情况，首先应当由执行法院对此进行认定并予以处罚。但在本案中，执行法院海口海事法院并未认定中青公司与长江公司有任何妨害执行的行为。原告更无权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3款规定主张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并要求凯立公司对长江公司的所谓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凯立公司不是长江公司的股东，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没有任何股权上的关系。三、海南高院（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生效判决执行时间较长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特别是原告一手造成的，与中青公司诉长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1、原告受让债权后一直对生效判决不服，一再申诉，直接导致了执行法院中止执行，因此原判执行时间较长是原告主动追求的结果。原告于2006年8月18日成为该案申请执行人之后，对生效判决不服，一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这充分表明其不认可生效判决，其也不希望生效判决顺利执行。在原告的一再申诉之下，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于2009年6月1日作出了（2009）民监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可见，在原告的一再申诉之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执行程序延缓是原告主动追求的结果。2、由于原告对执行法院依法作出的其对长江公司享有的债权总额为72246987.2元的裁定一再不服，不断异议、复议、申诉，从而导致执行程序无法进行，进而延缓。原告故意一再牵强提出不合理理由要求改变执行法院认定的债权总额，一再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向海南高院提出复议，向最高法院不断申诉，从而导致执行程序无法进行，执行迟缓，原告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执行延缓与中青公司的诉讼没有关系。3、执行法院依法作出的变更凯立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故意提出复议、不断申诉，导致执行程序延缓。4、凯立公司属于补充责任承担方，在并不具备执行凯立公司的条件时，由于原告故意超额和错误查封凯立公司资产，客观上造成了执行程序的延缓，这都是原告主观上的故意行为导致的，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5、由于原告对凯立公司所有的凯立大厦的超额和错误查封，给凯立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同时也造成执行程序延缓。6、执行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变更、长江公司资产情况复杂，评估、拍卖、变卖难度很大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执行延缓。四、原告受让债权之后其支付的对价已全部收回且已获取巨额利益，其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损失。五、原告主张的所谓利息损失及执行款差额损失前提根本不能成立、没有依据且不具有合法性。六、凯立公司与长江公司不是关联公司，更没有构成混同。七、卫凯征不是长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凯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八、原告在本案中所举的所谓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存在混同的证据皆为2000年之前，根本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存在混同，更不能证明长江公司与凯立公司在2007年之后存在混同，原告完全是属于不实指控。九、中青公司与长江公司的诉讼根本不属于虚假诉讼。十、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卫凯征辩称：卫凯征不是长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凯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长江公司的唯一股东为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而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卫凯征。卫凯征早在2001年1月18日就已经完成股权转让。自2001年至今，不再是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更不担任香港凯立集团有限公司的任何职务。因此，卫凯征不是长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凯立公司的大股东为儋州佳明，而儋州佳明的大股东为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创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卫凯征。因此，卫凯征也不是凯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卫凯征不是长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凯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中青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10月8日，长江公司、凯立公司与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书》，合同约定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借款35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后经多次展期，还款期限至1999年8月11日，期限届满后，长江公司未能全部清偿。2001年7月16日，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江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2001年12月14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海中法民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等。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8月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长江公司向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偿付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自1994年10月17日至1998年8月11日），并支付逾期还款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利率计算，自1999年8月11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长江公司已付的利息从以上应付的利息中扣除，如其已付的利息多出应付的利息，多出部分应冲抵其借款本金；凯立公司对长江公司所欠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2002年10月31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2003年5月9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长江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的地下室第1层（即底层的上一层，面积为1894.97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查封“旭龙国际大厦”公寓楼的第1层（面积568.44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2003年7月4日，依据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2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凯立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的凯立大厦共24546.61平方米的房产。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后变更为信达海南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公司。2006年2月27日，根据信达海南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5号民事裁定，将信达海南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2006年7月18日，信达海南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对长江公司、凯立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宝贝公司。在执行过程中，经宝贝公司申请该案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宝贝公司。2006年8月18日，根据宝贝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海中法执字第195-6号民事裁定，将宝贝公司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依宝贝公司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已查封的财产进行了续行查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7日、2007年4月21日分别向海南省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海南交行查封旭龙国际大厦地下室第一层前，已有西北实业海南公司、63983部队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长江公司。上述两案在执行过程中分别查封了长江公司所有的旭龙国际大厦的地下室第二层及地面以上三层。旭龙国际大厦属于半拉子工程，只建了地下两层及地面以上三层共五层。因申请执行人63983部队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格存在争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尚未作出最后结论。而旭龙国际大厦（五层）属半拉子工程，应整体拍卖处置，无法分层拍卖处置，且本案所查封的是该大厦地下室第一层，从地下室第二层（也就是最底层）算起为第二层，地下室目前两层均积满水，若不整体处置该幢楼（五层），只对该楼某层进行拍卖，也很难拍卖成交。故应等待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63983部队是否具有申请执行人主体资格作出意见之后，才能统一对“旭龙国际大厦”进行处置。原执行法院海口中院于2008年4月23日按照《海南省高院关于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不良贷款案件暂不受理、中止诉讼、中止执行的通知》规定对该案裁定中止执行。2008年4月21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海口海事法院执行上述执行案件，海口海事法院继续延续海口中院的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控制措施。(2008)海法执第123号案原申请执行人为海南交行，经债权两次转让后现申请执行人为宝贝公司。（2008)海法执第124号案件原申请执行人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按照1999年3月10日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军队武警部队和中央政法机关移交企业中划归大型企业、企业集团或国有单位的企业名单的通知》（国交接办［1999]19号文件）规定，应移交地方。之后63983部队及中青公司有限公司就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权利义务继承主体资格进行确权诉讼。(2013)琼海法执第104号案原申请执行人为西北实业海南公司，后因企业改制更名，申请执行人名称变更为海南焱方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诉长江公司工程款欠款案，海口中院于1996年12月12日作出（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主要内容为：被告长江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尚欠无锡工程部的工程款3107903.80元及法定孳息给无锡工程部。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要求非作战部队不搞经营性生产，现有的部队企业该撤销的就撤销，需移交地方的就移交。当年11月3日，无锡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工商局办理无锡工程部的注销手续。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与长江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中，查封了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旭龙国际大厦主楼第一至三层及附楼第二层整层和第九层半层(自北向南计312平方米)的房产。案外人海南凯立中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于2002年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称法院查封的上述财产已由长江公司作为投资投入到其公司，故法院的查封侵犯了其公司的财产权，请求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被执行人长江公司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人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已经被撤销，其上级主管单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而中国人民解放军63983部队不具备申请执行人的资格和身份。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查明认为：虽然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工商材料中的主管单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但实际的投资人是89001部队，其番号现改为63983部队。无锡工程部与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是挂靠关系，中国四海工程公司对无锡工程部既未投资，也不管理经营方面的事务。1998年，中央军委要求非作战部队不搞经营性生产，现有的部队企业该撤销的就撤销。而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属于须注销的企业，故该部向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中国人民解放军89001部队负责债权债务的处理，即由现在的63983部队负责。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对海南凯立中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的出资至今仍未办理相应的产权过户手续，海南凯立中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不能取得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6日作出(1997)海中法执字第277-6号执行裁定，驳回海南凯立中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异议，认为被执行人长江公司关于63983部队无权承继无锡工程部权利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并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63983部队。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20日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称：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系其于1992年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该机构已于1998年被其撤销。该机构撤销后，其权利义务均由申请人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承受。故请求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将（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判决中属于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权利义务，改由其承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查明认为：无锡工程部在名义上的开办单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其实际的出资人、财产所有权人、经营管理人、债权债务的承担人均为总装工程兵科研一所，即现在的63983部队。中国四海工程公司与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在企业名称上虽然近似，但其实际上完全不同。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的债权债务在法律上的承受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1997）海中法执字第277-7号执行裁定，驳回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16日作出（1997）海中法执字第277-8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旭龙大厦。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1日作出（1997）海中法执字第27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77-6第二项变更63983部队为申请执行人的裁定；撤销277-7裁定。2006年4月12日和13日，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原中国四海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63983部队出具证明，确认其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债务承受人。2006年8月14日，海南高院作出（2006）琼执复字第23号批复，认为中国四海控股有限公司已确认其不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债务承受人，要求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2006年8月30日，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海南执字第14-3号听证通知书，就63983部队要求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向63983部队、长江公司发出听证通知。在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30日向63983部队、长江公司发出前述听证通知后，2006年9月26日中青公司向执行法院提交申请，主张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债务承受人，申请将其变更为申请执行人。2006年11月28日，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海南执字第14-4号通知书，要求63983部队和中青公司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确权。2006年12月12日，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海南执字第14-5号执行裁定，基于63983部队和中青公司均主张权利，法院通知双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确权，故裁定中止第290号判决的执行。2006年12月12日，中青公司以长江公司为被告，在海口中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中无锡工程部的民事权利义务归其所有，案件诉讼费由长江公司负担。长江公司对中青公司陈述及诉讼请求均予以认可。该案经海口中院审理于2007年3月13日作出（2007）海中法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一、长江公司认可290号民事判决中的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属于中青公司；二、案件受理费由中青公司负担。2007年6月21日，63983部队申请对14号调解书再审。2007年12月24日海口中院作出（2007）海中法民监字第61号民事裁定，对14号调解书进行再审。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启动再审后于2012年3月13日作出（2008）海中法民再字第17号民事判决，驳回63983部队的诉讼请求，维持14号调解书。63983部队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12年11月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判决，撤销（2008）海中法民再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和14号调解书、驳回中青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63983部队为无锡工程部债权债务承受人。在该判决书中，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青公司仅以国交接办[1999]19号及国经贸企改[1999]536号文件主张其接收无锡工程部，所举证据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债务不应由中青公司承继。故海口中院14号调解书的基本事实不能成立。此外，从调解程序本身而言，中青公司明知根据2006年11月28日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6）海南执字第14—4号通知书，其与63983部队均对无锡工程部债权继受提出主张，执行法院已通知双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的情况下，中青公司抛开63983部队，单独在海口中院起诉，仅以国交接办[1999]19号文为证据，与长江旅业一起将有争议的执行标的物通过调解的形式确认属于中青公司，该调解书明显有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意图，程序违法。因此海口中院14号调解书确认该院（1996）海中法经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中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属于中青公司的事实依据不足，调解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63983部队确为无锡工程部的实际出资人、管理人、和撤销人，于2013年5月8日作出（2013）民再申字第13号民事裁定，驳回中青公司和长江公司的再审申请。长江公司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判决不服，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5年9月25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琼检民（行）监【2015】46000000067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63983部队为无锡工程部债权债务承受人并无不当，决定不支持长江公司的监督申请。另，2006年11月28日，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海南执字第14-4号通知书，通知63983部队与中青公司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确认无锡工程部的债权继受人后，63983部队随即以中青公司为被告，在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2008年2月4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崇民初字第1149号民事判决，驳回63983部队的诉讼请求。63983部队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8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2007）崇民初字第1149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重审。2009年12月22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崇民初字第9072号民事裁定，驳回63983部队的起诉。理由是：根据国经贸企改[1999]536号文件的批复，中国四海工程公司并没有移交给被告中青公司，中青公司与无锡工程部或是中国四海工程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中青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驳回63983部队的起诉。63983部队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0年4月22日，该院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0913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理由是：海口中院14号调解书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虽然海口中院已裁定对该调解书进行再审，但并未改变原调解书确定的诉讼标的和认定，63983部队对同一诉讼标的主张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63983部队的起诉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另查。宝贝公司于2006年8月18日成为该案申请执行人之后，其作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交通银行海南分行的权利继受人，对已生效的（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于2009年6月1日作出了（2009）民监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0年12月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琼民再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诉，维持（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再查，执行法院海口海事法院以通知形式确定了长江公司对宝贝公司负有的债务总额72246987.2元，但宝贝公司对海口海事法院作出的（2008）海执字第123号通知书中关于债权总额72246987.2元的计算不服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以其异议不成立驳回了其异议申请，宝贝公司不服海口海事法院作出的(2016)琼72执异93号执行裁定，向海南高院申请复议，海南高院认定宝贝公司申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宝贝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海口海事法院（2016）琼72执异93号执行裁定。宝贝公司还不服海南高院（2017）琼执复8号执行裁定，又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认定海南高院（2017）琼执复8号裁定，所做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宝贝公司申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裁定驳回了宝贝公司的申诉请求。执行法院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08）海执字123号执行通知书，认定凯立公司向宝贝公司承担长江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40%的赔偿责任为19462563.19元，凯立公司不服提出异议，执行法院以（2017）琼72执异64号执行裁定依法裁定凯立公司应承担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为23132538.30元的40%，即9253015.32元。宝贝公司不服执行法院的上述执行裁定，向海南高院申请复议。海南高院认定宝贝公司关于凯立公司应自执行依据指定履行期间届满时起承担义务并承担相应部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宝贝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海口海事法院(2017)琼72执异64号执行裁定。宝贝公司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执复56号执行裁定，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认定海南高院（2017）琼执复56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宝贝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宝贝公司的申诉请求。海口海事法院（2008）海执字第123-2号执行裁定认定，长江公司不仅有一定财产，而且其财产已被法院查封，因此只有将其已被查封的财产进行拍卖，用拍卖款偿付其所欠债款，才能最后确定其未能清偿部分的具体数额，进一步确定凯立公司应当承担该未能清偿部分的40%的具体赔偿数额，故在对凯立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条件尚未具备时，宝贝公司申请续封凯立公司的凯立大厦应当提供价值相当的担保。宝贝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又向海南高院提出复议，海南高院（2010）琼执复议字第13号裁定认定，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应首先执行长江公司的财产，只有长江公司没有财产或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方可执行凯立公司的财产。在长江公司财产没有执行完毕，凯立公司应承担长江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40%的赔偿责任又没有具体明确的情况下，查封凯立公司的巨额财产是不当的，宝贝公司应当为其申请续封凯立公司的凯立大厦提供担保。之后，执行法院根据海南高院（2010）琼执复议字第13号执行裁定通知要求宝贝公司声明其请求凯立公司履行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并提供价值相当的担保，但宝贝公司未能提供。海口中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海中法民环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宝贝公司申请查封凯立公司的凯立大厦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是错误的，因错误查封给凯立公司造成的损失为2387786675元，法院判决宝贝公司承担20%的责任，即赔偿凯立公司4775573.35元。海南高院又于2016年2月14日作出（2015）琼民一终字第90号民事判决，认定2006年至2010年期间凯立大厦存在被超额查封。宝贝公司在购买债权和申请续行查封时对此应有合理预判，宝贝公司在受让债权以及申请续行查封期间对凯立大厦可能存在超额查封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侵害了凯立公司的财产权。最高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94号民事判决，认定宝贝公司在受让债权以及申请续行查封期间对凯立大厦可能存在超额查封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判决认定宝贝公司在实现其债权过程中申请超额查封存在过错，并无不当。海口海事法院2015年1月5日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7号执行裁定，认定本案处置的旭龙国际大厦资产较为复杂，现旭龙国际大厦项目和公寓楼一层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尚在评估过程中，其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及价值如何不明，仍待评估机构对该旭龙大厦公寓楼报建资料进行评估。海口海事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发出(2014)琼海法技鉴委字第15-3号听证通知，执行法院已委托中联天目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对长江公司所有的旭龙国际大厦等相关资产进行评估鉴定，该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出具中联天目房估字【2014】第0057号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勘误稿，执行法院举行听证会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评估机构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意见进行答疑。海口海事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长江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地下室一层及相关土地使用权。海口海事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9号执行裁定，委托海南物质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联合拍卖长江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地下室一层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与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其他部分整体拍卖）。三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流拍，依宝贝公司的申请，执行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裁定变卖长江公司的上述资产。执行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登报公开对长江公司所有的旭龙国际大厦相关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整体变卖，变卖期限为60日，2016年1月11日变卖期限截止，仍无人报名竞买。经宝贝公司申请，执行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11号执行裁定，将长江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主楼地下一至二层及地上一至三层的房产及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的67.402%份额作价23590579.22元交付宝贝公司抵偿债务。海口海事法院2017年6月1日作出的（2017）琼72执异64号执行裁定，责令凯立公司向宝贝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变更为9253015.32元。凯立公司于2018年1月5日向宝贝公司支付了该款项。海口海事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3983部队。海口海事法院在后续对63983部队就旭龙大厦的执行处置与宝贝公司、海南焱方实业有限公司对旭龙大厦的执行处置进行合并，于2014年8月19日，委托中联天目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对旭龙大厦进行了整体评估，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08)海执字第123-8号、（2008)海执字第124-9号、（2013)琼海法执字第10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整体拍卖；分别于2015年7月7日、8月11日、9月23日三次登报公开对旭龙大厦和土地使用权整体拍卖，于2015年11月9日登报公开对旭龙大厦和土地使用权整体变卖，并在变卖期限截止仍无人报名竞买的情况下，将旭龙大厦按照份额先后抵债给63983部队、海南焱方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宝贝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中青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本案开庭审理，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处理本案争议的前提及关键在于，需要确定被告中青公司及长江公司就另案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注销后，就无锡工程部债权承继人进行诉讼并达成调解是否必然对原告执行权益构成侵权。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即本案原告宝贝公司申请执行长江公司的执行案件，与无锡工程部申请执行长江公司的执行案件，系相互独立的案件，案件合并执行的必要性、执行进展程度需要由执行法院进行综合考量和判断。因另案的就中国四海工程公司无锡工程部的权利义务继承主体资格存有争议，执行法院限期要求异议人进行确权诉讼。此后，中青公司向有权人民法院对债务人长江公司提起确权诉讼，系依法行使其诉讼权利。就中青公司与长江公司诉讼中所达成之调解，后经63983部队申请再审，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海中法民再字第17号民事判决驳回63983部队的诉讼请求，维持14号调解书。后又经63983部队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判决，撤销（2008）海中法民再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和14号调解书，驳回中青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确认63983部队为无锡工程部债权债务承受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琼民再终字第7号判决中除认为“该调解书明显有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意图，程序违法”外，其作出该份判决的主要依据在于同时对于无锡工程部的债权债务应当由谁来承继进行了全面的实体审查。原告现虽主张中青公司及长江公司达成调解构成虚假诉讼，但截至目前，相关有权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认定或作出处罚，执行法院亦未以相关主体存在妨害执行行为追究其相应责任。另需指出，在原告作为权利继受人申请执行（2002）琼民二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原告又对该生效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导致执行程序中止；原告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裁定不服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出申诉。原告自身的行为客观上亦导致了执行程序的延缓。综上，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568元，由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100831元，余款2173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公告费560元，由原告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2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晓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乔 宇书 记 员 果佳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