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振钢，男，197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照，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翔翔，男，199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淑冬，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思，女，198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玉凤，女，198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烨，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德良，男，198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上诉人林振钢、陈翔翔因与被上诉人陈思思、程玉凤、原审被告陈德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20）浙0327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振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陈思思、程玉凤对林振钢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思思、程玉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林振钢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承担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和责任。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是陈思思、程玉凤与陈德良，林振钢并不是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林振钢与陈思思、程玉凤从未就买卖耳温枪事宜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过。陈思思、程玉凤诉称与林振钢达成额温枪买卖协议根本不属实，其自始至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林振钢是买方的事实。为此，一审法院也只认定陈思思、程玉凤与陈德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既然林振钢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买方），那么林振钢提供银行账号收款和转款的行为，印证了本案陈德良借用林振钢银行账号收款并指示林振钢汇款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林振钢于2020年2月份陆续进行了退款”系认定事实错误，这种退款行为应认定为陈德良的退款行为。因此，林振钢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林振钢与陈德良、陈翔翔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明林振钢与陈德良、陈翔翔存在合伙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陈思思、程玉凤，而不是林振钢自证没有合伙关系。1.本案中，陈思思、程玉凤称陈德良向其披露过三人合伙的事实并没有证据证明；2.陈德良在微信中发送“2.12苍南林振钢现货，1点15分”的视频不能说明三人就有合伙关系。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购货人和付款人一般是同一人，而双方在微信中也未告知对方真实姓名，因此供货商误以为购买人、汇款人都是林振钢。但是这样的字条未必就是客观事实，况且该视频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至于一审法院认定，林振钢在得知陈德良对外披露“2.12苍南林振钢现货”后，仍继续以自己的名义收取并退还货款，已构成合伙之表象特征，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第一，林振钢对陈德良发给陈思思、程玉凤该视频并不知情；第二，假如货是林振钢的，也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林振钢与陈德良系合伙关系，也可以是上下家关系；第三，收取、退还货款系受陈德良指示，应视作陈德良的收款、退款行为，这与前期收款和退款性质一样，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的行为，都是为陈德良收款汇款提供帮助的行为，而款项的所有权人自始至终都是陈德良。因此，这些行为并不具备合伙的特征。也因此，陈思思、程玉凤对其主张的林振钢等三人存在合伙事实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本案林正刚、陈翔翔及陈德良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应该是他们三人内部的事情，应另案查明。这个产品是不应该在本案买卖合同中直接认定后判决。陈翔翔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陈思思、程玉凤对陈翔翔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翔翔与陈德良、林振钢系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陈思思、程玉凤对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明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为陈翔翔应对代为签订合同的事实提供证据违反举证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陈思思、程玉凤在一审仅向法庭提交一份《协议》作为证据，证明陈翔翔为合伙人之一的事实。合伙是二人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实现经济目的的经济共同体。陈思思、程玉凤没有证据证明陈翔翔与陈德良、林振钢存在共同出资、并分取利润的事实，陈德良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明，陈翔翔只是代其签订合同，本案与陈翔翔及林振钢没有关系，且否认其向陈思思、程玉凤披露过其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陈思思、程玉凤不仅没有证据证明陈翔翔与陈德良、林振钢之间系合伙关系，亦没有证据证明三人之间系平均分取利润，一审法院仅凭陈德良在微信中称自己赚取5元利润，便推断陈德良与林振钢及陈翔翔为三人合伙过于草率。2020年2月13日正是疫情期间，全国各个城市限制出行，林剑萍与陈翔翔均居住于厦门市，陈德良居住于苍南县灵溪镇。耳温枪的购买均是由陈德良与林剑萍在微信上谈好，沟通好，为了谨慎起见，陈德良委托陈翔翔代其与林剑萍见面签订合同。陈翔翔不知道陈德良如何向林剑萍付款，陈德良从来没有跟陈翔翔说过将该批耳温枪卖给谁、获得多少利润。基于疫情当时的特殊情况，陈翔翔的陈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2.退一万步说，《协议》仅体现陈翔翔作为乙方向林剑萍购买耳温枪，即便存在合伙，也是陈翔翔与陈德良合伙向林剑萍购买耳温枪，亦不能证明陈翔翔与陈德良合伙向陈思思、程玉凤出售耳温枪。陈翔翔受陈德良委托代为签订合同后，将合同以微信方式发送给陈德良符合常理，至于陈德良将该合同发送给其他人，陈翔翔无法限制，法院亦不能凭此认定陈翔翔与陈德良系合伙关系，况且陈翔翔与林振钢根本不认识。3.根据陈翔翔事后了解的情况，2020年2月13日晚9点多，陈翔翔代陈德良与林剑萍签订《协议》后，陈德良将《协议》中林剑萍指定的账户发送给林振钢，并指示林振钢将64万元款项支付给林剑萍。也就是说，《协议》中向林剑萍购买64万元耳温枪，是指林振钢于2月13日17点48分收到的案外人王科洲的36万元及2月13日21点19分收到的陈思思的33.5万元，不包括程玉凤于2月14日转账给林振钢的35.5万元。陈翔翔代陈德良签订《协议》约定的耳温枪数量是2000只，合同货款64万元。协议签订后，陈翔翔将协议发送给陈德良便离开了，林振钢依陈德良指示于当晚21点59分将64万元货款转账支付给林剑萍。事情发生后，林剑萍陆陆续续向陈德良退款65万元，陈德良收到退款后，依时间先后退还了王科洲和陈思思交付的货款，将陈翔翔签订《协议》中有关的货款已经全部还清，并解除协议了。程玉凤于2月14日转账给陈德良的35.5万元不属于《协议》约定的购货范围之内，即便陈翔翔应对签订《协议》承担责任，程玉凤于2月14日转账给陈德良的35.5万元款项也属于合同之外的款项，系签订《协议》之后与陈德良个人的交易。林剑萍将《协议》中约定的款项退还给陈德良，陈德良也已经退还给陈思思和案外人王科洲，陈翔翔也不应当对程玉凤与陈德良的交易承担责任。陈思思、程玉凤答辩称：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林振钢、陈翔翔与陈德良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陈德良陈述称：没有意见。陈思思、程玉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共同返还32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2万元为基数，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共同负担。诉讼过程中，陈思思、程玉凤增加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份，陈思思、程玉凤与被告达成有关耳温枪的买卖协议，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20年2月13日，陈思思转账支付给林振钢货款335000元，2020年2月14日，程玉凤转账支付给林振钢货款355000元。后被告未能如约发货，退还陈思思、程玉凤货款37万元，剩余32万元未退还。一审法院认为：陈思思、程玉凤与陈德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告未按约提供货物，林振钢于2020年2月份陆续进行了退款，且被告现仍无法继续提供货物，应视为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故关于陈思思、程玉凤主张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及被告继续退还货款的主张，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诉辩意见，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林振钢、陈翔翔与陈德良是否系合伙关系。陈思思、程玉凤诉称陈德良向其披露过三人合伙的事实，并以收款人为林振钢、陈德良在微信中发送“2.12号苍南林振钢现货，1点15分”的视频以及陈翔翔与供货商的买卖协议为凭，主张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系合伙关系，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林振钢辩称其仅提供了银行账户，并无合伙行为，但即便如其所述，其得知陈德良对外披露“2.12号苍南林振钢现货”后，仍继续以自己名义收取并退还货款，已构成合伙之表象特征，该院认为，林振钢未能对自己抗辩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对其仅系提供银行转账便利的答辩，不予采纳。陈翔翔对陈德良向陈思思、程玉凤发送的《协议》真实性并无异议，辩称其仅系代陈德良与供应商签订协议，但此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抗辩事实，该院实难采信。陈德良否认向陈思思、程玉凤披露过三人合伙的事实，并辩称本案系其个人与陈思思、程玉凤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与林振钢、陈翔翔无关。但关于陈德良与原告的微信聊天内容中，陈德良向原告发送陈翔翔签订的买卖协议后，告知原告其个人仅赚取利润5元，结合协议内容，供应商以单价320元出售给陈翔翔，陈德良以335元出售给原告，若三人未合伙出售，则陈德良应赚取差额15元，现陈德良无法合理说明其为何向原告发送协议内容并宣称自己仅赚取5元，该院对其答辩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定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系合伙关系，其与陈思思、程玉凤解除买卖合同后，应返还货款，现剩余货款32万元未予退还，陈思思、程玉凤主张其继续履行退款义务，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7月3日判决：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退还陈思思、程玉凤货款32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32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5月12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100元，减半收取计3050元，由陈德良、林振钢、陈翔翔共同负担。林振钢在二审中提供了其与陈德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在涉案买卖合同前后，林振刚提供账户供陈德良长期使用，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林振钢没有参与包括陈德良在内与他人进行合伙买卖耳温枪的事实。陈思思、程玉凤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林振钢是否真的参与耳温枪买卖。陈翔翔、陈德良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林振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故不予认定。陈翔翔在二审中提供了林振钢与陈德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银行交易短信记录复印件及转账记录复印件，拟证明林振钢受陈德良指示转账汇款，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没有关于合伙的意思表示及陈德良依据协议指示林振钢转账的64万元款项不包括程玉凤于2月14日交付的35.5万元。陈思思、程玉凤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质证意见与林振钢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转账记录不能够证明该笔交易与程玉凤无关。林振钢、陈德良没有意见。本院认为，陈翔翔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实质影响，故不予认定。陈思思、程玉凤在二审中提供了陈思思丈夫与陈翔翔的通话录音记录、陈思思与陈德良的通话录音记录，拟证明陈德良、陈翔翔和林振钢存在合伙，林振钢、陈翔翔存在恶意逃避还款责任的事实。陈德良质证认为，录音内容真实，合法，但都是对方说林振钢、陈翔翔与本案有关系，陈德良认为没有关系。陈翔翔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与陈翔翔的录音内容是真实的，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陈思思、程玉凤所要证明的待证内容，对与陈德良的录音内容真实性不知道，陈德良在录音中其实也没有对陈思思确认是三人合伙的。林振钢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陈思思、程玉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予认定。陈德良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林振钢、陈翔翔与陈德良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林振钢、陈翔翔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陈述内容，林振钢对陈德良买卖涉案耳温枪的事实系知情的，结合其与陈德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审法院认定林振钢在得知陈德良对外披露买卖耳温枪的相关事实后仍继续以自己名义收取并退还货款，已构成合伙之表象特征并无不当。陈翔翔对签订协议的事实并无异议，结合涉案货物未能交付后陈翔翔曾与案外人进行交涉等情形，原审法院对陈翔翔主张其仅代陈德良签订协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并根据协议的内容及陈德良在与陈思思的微信聊天中告知其仅赚取利润5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林振钢、陈翔翔与陈德良是合伙关系，应与陈德良共同退还陈思思、程玉凤货款32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林振钢主张其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与陈德良、陈翔翔不存在合伙关系及陈翔翔主张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即便其对签订协议承担责任，也不应对程玉凤与陈德良的交易承担责任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林振钢负担3050元，上诉人陈翔翔负担3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代书记员 沈敏怡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