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0472号原告：李某1，女，195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舫，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2，男，195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设备启动安装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李某3，男，195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电车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5（被告李某3之女），女，198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沣邦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李某4，男，196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中国铁路文工团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1诉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舫，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霞，被告李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张某1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幢号：X、X，共计四间，方向：北）的房屋（以下简称XXX号房屋）归原告李某1继承并所有，被告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李某6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李某2、女儿李某1、次子李某3、三子李某4。被继承人李某6与张某1名下有XXX号房屋四间（房产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该房屋属于李某6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位老人几十年来一直由原告赡养，被继承人张某1在2009年下半年因中风丧失部分自理能力，2010年原告为此聘请了保姆照顾张某1的日常生活。原告本身就从事医务工作，平日里对两位老人的日常护理、饮食起居管理都非常到位，两位老人生病住院，也是原告忙前跑后的照料。由于两位老人退休工资不多，所以日常生活、保姆工资及住院护工费用等都是原告承担，两位老人对原告非常认可。2016年，两位老人突然交给原告两份公证书，公证书是在2001年时做的两份公证遗嘱，内容是将XXX号房屋留给原告继承。原告当即向父母表示，这样不好，会影响兄妹姐弟间的关系。但被继承人李某6说千万要留好。李某6于2016年4月26日去世，张某1于2018年10月20日去世。两位被继承人去世后，原告依照父母留下的公证遗嘱依法继承XXX号房屋，因三被告不配合办理房产继承公证，故诉至法院。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李某6有两次婚姻，与前妻育有一子，三岁时去世，后前妻也去世。李某6与张某1系再婚，现原、被告均为二人再婚后生育的子女，李某6的父母均先于李某6去世，张某1的父母均先于张某1去世。XXX号房屋系祖产，原产权登记在张某1的父亲名下，后该房屋通过析产继承，现登记在张某1名下。李某1称几十年来一直由她赡养父母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四个子女共同赡养。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述2009年下半年张某1因中风丧失部分自理能力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是张某1在1982年突发中风，1990年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很少出门，一直在家活动，必须出门时需要用轮椅推着，即从1990年起张某1已经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对自身重大资产进行处分。该事实能够通过积水潭医院住院病历进行证明。李某1称保姆费、住院护工费、住院费均是由其承担，所说不全面。李某1住在XXX号房屋内，却将其自有的房屋出租，租金并没有交给父母。李某1所述2016年两位老人交给其两份公证书且李某6说千万要收好是错误的，本案的遗嘱公证书是2001年原告自己领取。XXX号房屋是张某1个人财产，而非张某1与李某6夫妻共同财产，李某6对XXX号房屋没有处分权，李某6在公证遗嘱上的表述是无效行为。公证书存在多处错误，不合法，不能作为XXX号房屋分割的依据。XXX号房屋涉及两份公证书，一份公证书是析产公证，另一份是遗嘱公证书，均是同一天在北京国立公证处所作。析产公证明确了XXX号房屋归张某1个人所有，XXX号房屋的相关产权人均参与了公证，并没有李某6，XXX号房屋与李某6无关，属于张某1单独所有，故李某6所作的公证遗嘱无效。两位公证员认为李某6、张某1思维及表达能力均正常是错误的，因为被告曾向专业鉴定机构申请对张某1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作为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据已有材料，尚且不能认定张某1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非专业的公证人员更无法判断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立公证遗嘱的前提条件是张某1本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公证遗嘱不能作为XXX号房屋的继承依据，该公证遗嘱无效。立公证遗嘱时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不能将公证遗嘱作为XXX号房屋的继承依据。公证录音中仅有公证员询问张某1“你是否是张某1？”，张某1回答“恩”，此外没有其他任何言语表达。接待笔录中的文字表述与录音内容是矛盾的，接待笔录没有将录音中真实的询问过程记录下来。录音中张某1并未表述由公证员代为填写申请表。公证处的答复中所述经申请人李某6、张某1确认后加盖印章并按捺指印是错误的。立遗嘱公证时，整个遗嘱公证进行了录音，在整个接待过程中除了询问张某1自己名字外，整个录音中张某1都没有任何表述。关于是否有录像，公证处没有任何答复。录音中张某1仅回答了自己名字，对于张某1本人是否在场，公证处对此没有任何答复。综上，公证处所作的公证遗嘱存在多处不当之处，应予以撤销，不能作为本案XXX号房屋继承分割的依据。张某1根本就写不出这份遗嘱的主文，她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将遗嘱写的那么好，而且张某1的遗嘱和李某6的遗嘱内容相同，跟一个人写的一样，因此有理由怀疑遗嘱就是李某1自己打印。李某6和张某1在世时，李某1多次表示XXX号房屋中西屋由李某2所有，这种情况下，双方没有产生任何纠纷，被告也相信李某1。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死亡证明、厂桥派出所证明信、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服务合同、公证书及公证档案、积水潭医院病历档案、房屋档案材料等证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张某1、李某6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即长子李某2、女儿李某1、次子李某3、三子李某4。李某6于2017年9月21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张某1于2018年10月20日死亡。原、被告一致陈述李某6的父母均先于李某6死亡、张某1的父母均先于张某1死亡。审理中，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均称李某6有两次婚姻，李某6的前妻已去世，李某6与前妻生有一子，三岁时死亡。原告称对此不知情。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均未就其所述举证证明，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关线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XXX号房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幢号：X、X，共计四间，方向：北）的房屋原系张某1于2001年6月27日通过析产所得,于2001年12月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产权登记在张某1名下，此前的产权人为张某2等七人，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审理中，三被告称该房屋原产权登记在张某1的父亲名下，后该房屋通过析产继承，现登记在张某1名下。原告认为该房屋为李某6和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均认为该房屋是张某1的个人财产，没有李某6的份额，不属于李某6、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2、关于公证遗嘱。2001年6月27日，李某6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李某6，男，一九二二年四月五日出生，现住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我立本遗嘱，对属于我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在妻子张某1名下，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有房产四间，此房系夫妻共产，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由我所有的份额遗留女儿李某1继承。本遗嘱一式两份，一份由我本人收执，一份由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存档。立遗嘱人：李某6（此处为手写签名）二00一年六月二十七日”。2001年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01）西证字第1937号公证书。2001年6月27日，张某1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张某1，女，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现住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我立本遗嘱，对属于我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有房产四间，此房系夫妻共产，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由我所有的份额遗留女儿李某1继承。本遗嘱一式两份，一份由我本人收执，一份由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存档。立遗嘱人：（此处为张某1名章及指纹一枚）二00一年六月二十七日”。2001年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01）西证字第1936号公证书。审理中，原告提交了上述两份公证书，用于证明被继承人张某1、李某6生前留有公证遗嘱，将XXX号房屋留给原告继承。三被告不认可李某6所立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认可张某1所立公证遗嘱的真实性。三被告认为公证档案中只有张某1领取公证遗嘱的送达回证，没有李某6领取公证遗嘱的送达回证，不知李某6的公证书是何处而来。XXX号房屋张某1单独所有，李某6无权作为代理人对张某1的财产订立公证遗嘱。对于张某1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据《公证暂行条例》第18条明确规定，公证员必须审查当事人的身份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公证处应要求张某1出示相关证明，但公证处并没有依法审查张某1是否具有行使权利的能力。公证处未审查XXX号房屋是否为张某1个人财产，而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遗嘱公证。张某1本人能够书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公证遗嘱上却没有张某1本人的签名，仅仅是按了手印，无法证明遗嘱内容是张某1本人的真实意愿。在诉讼过程中，依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上述公证遗嘱的档案材料（含录音资料）。三被告对上述公证书及公证档案提出异议，三被告称公证遗嘱做出时二位被继承人年龄较大，均已经糊涂，录音证据中李某6表示涉案房屋是购买所得，与房屋登记情况不符，能够证明当时李某6已经糊涂，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公证处的接谈笔录与录音内容不符，录音中没有张某1对问题的回答，但是笔录中明确有张某1的陈述内容。接谈笔录中张某1说不会，由你写，而录音中张某1并没有说这句话。公证笔录中记载公证书是原告领取，与原告起诉书中陈述的内容不符。公证档案中没有记载李某6对接谈笔录中的内容进行核对，故李某6在公证书中的签字并不是李某6本人的签字，通过公证录音无法体现张某1是否到场，对遗嘱中是否是张某1的捺印也无法确定。公证处的录音录像中仅仅有一小部分录像，仅记录了公证员打开录音机的过程，之后全部是黑屏，并无张某1和李某6的任何影像，且公证员问张某1叫什么，张某1回答完自己的名字后再无任何言语，无法证明立公证遗嘱时张某1本人是否在现场。张某1能自己书写名字，其在领取工资时一直是自己签名，但是公证书仅仅是捺印盖章，无法证明是张某1本人的真实意愿。张某1是坐着轮椅去的公证处，立公证遗嘱的时间是2001年6月27日，时年张某1已经68周岁，张某1有脑血栓病史近20年，无证据表明张某1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按照《公证暂行条例》第18条，公证员必须审查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实和文书以及有关文件是否真实、合法。而公证处未审查XXX号房屋的继承依据，当时公证处给张某1做了析产公证，XXX号房屋应为张某1单独所有，所以公证遗嘱错误，公证程序违规，没有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在审批栏中没有领导签字，完全是公证员的个人行为。在公证卷宗第21页，公证书最后一页上只是领取了张某1的公证书，而没有李某6的公证书，不知李某6的公证书是何处而来。在录音中李某6说把其爱人的四间北房送给其女儿，李某6无权作为代理人对张某1的遗产进行遗嘱公证，《公证暂行条例》第16条的规定，不得委托他人代理。故李某6的上述表述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李某1手里有李某6和张某1立遗嘱的原件，还有公证书的原件。关于被告对公证程序事项提出的以上异议，经本院释明，被告于2020年6月2日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提出公证复查申请。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京国立证决字第0008号《的答复》，主要内容为：“经查，李某6、张某1贰人向本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我处负责接待办理的公证员在为李某6、张某1办理遗嘱公证手续时，严格执行办证程序，由两名公证人员为其办理；李某6、张某1贰人神志清晰，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均正常，公证人员询问李某6、张某1身体状况，并记录；李某6本人填写《公证申请表》，张某1由公证员代为填写《公证申请表》；《遗嘱》文本由公证人员代书打印，接待公证人员当场制作《公证处接谈笔录》壹份（共贰页），经申请人李某6、张某1确认后，李某6分别在《公证申请表》、《遗嘱》文本、《公证处接谈笔录》上签名，张某1在《公证申请表》、《遗嘱》文本、《公证处接谈笔录》加盖印章并捺指印。之后我处承办人员采取录音方式留取了李某6、张某1的声音资料，并采集张某1的指纹制作了《指纹卡》。综上，经本处研究决定：我处出具的（2001）西证字第1936、1937号遗嘱公证书无不当之处，故不予撤销。”三被告对上述答复不予认可，三被告认为：1、XXX号房屋涉及两份公证书，第一份公证书是析产公证，第二份公证书是公证遗嘱，均为同一天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所作，析产公证明确了XXX号房屋归张某1个人所有，因李某6与XXX号房屋无关，所以没有作为共有产权人参与析产公证。XXX号房屋属于张某1单独所有，故李某6立的公证遗嘱无效；2、答复中所述两名公证人员认为李某6、张某1思维及表达能力均正常是错误的，因为被告曾向专业鉴定机构申请对张某1立公证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作为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据已有材料，尚且不能认定张某1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非专业的公证人员对此更无法判断。公证遗嘱的前提条件是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证据证明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本案的公证遗嘱不能作为XXX号房屋的继承依据，该公证遗嘱无效。对于公证遗嘱中张某1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告不能证明张某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证遗嘱不能作为XXX号房屋的继承依据；3、答复中所述公证员询问李某6、张某1的身体状况并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公证录音中，仅有公证员问张某1“你是否是张某1？”张某1回答“恩”，之后没有其他任何言语。接待笔录中记录的内容与录音的内同相矛盾，接待笔录没有将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4、答复中所述张某1由公证员代为填写申请表，该答复是错误的，理由同上，录音中张某1没有表述由公证员代为填写申请表；5、答复中所述遗嘱文本由公证人员代书打印，接待公证人员当场制作公证处接谈笔录，经申请人李某6、张某1确认后，李某6分别签名，张某1加盖印章并捺指印。该答复是错误的，理由同上；6、答复中所述承办人员采取录音方式留取了张某1的声音材料，该答复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立公证遗嘱时，整个过程做了录音，在接待过程中张某1除了回答公证员询问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表述；7、公证处对三被告提出的公证时是否有录像没有任何答复；8、张某1在录音中回答完自己名字之后，张某1本人是否仍在场，公证处对此也没有任何答复。另外，立公证遗嘱应当提供房产证，而本案公证处仅凭房屋析产公证书就作了遗产继承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公证遗嘱的公证书有多处不当之处，应予以撤销，不能作为本案遗产继承的依据。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张某1的2011年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病案档案及2018年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病历档案，用于证明张某1在立公证遗嘱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1年的住院病案中记载：2011年2月19日住院记录：“发病以来无进行性意识障碍及肢体麻木不适”，“脑血栓病史20年，最近几年尚需扶拐走路”，神经内科专科体检：“神志清楚，言语欠流利，查体合作，自动体位。理解力、计算力、记忆力、判断力、定位、定向力粗查正常。”2011年2月22日影像学检查报告：“诊断意见：1、右侧放射冠脑梗塞。……3、脑白质变性；脑萎缩。”2018年的急诊病历中记载：2018年9月17日影像学检查报告：“诊断意见：颅内多发腔隙性梗塞，部分软化，双侧侧脑室旁白质变性。老年性脑改变。”原告认可上述病历档案的真实性，原告称在病历中，2018年9月17日病程记录中的查体一项，上面记载的是“神志清”，所以2018年张某1的意识不存在任何问题，且被告提交的是2011年和2018年的病历，而本案的公证遗嘱是在2001年作出的，故这两份病历不能证明张某1在神志方面存在问题。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对张某1在2001年6月27日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通过摇号程序确定了鉴定机构。委托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进行上述鉴定，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于2020年1月2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经审查，因鉴定要求超出该机构技术条件或着鉴定能力的，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款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被告申请对公证书中李某6的《遗嘱》中的签名“李某6”三个字与《公证处卷宗》中第4页、第7页、第7页背面、第15页、第16页中所有关于李某6书写的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对公证书中李某6的《遗嘱》中的签名“李某6”三个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通过摇号程序确定了鉴定机构，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2019年12月17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经该机构通知缴费义务人缴纳鉴定费，至今未果，该机构根据相关规定终止本案的鉴定。后被告以鉴定机构通知李某3缴费，而李某3受本案影响患有抑郁症，李某3向其他被告表述错误，导致没有及时交纳鉴定费用，该鉴定申请是由三被告同时申请，李某3的个人理解上的错误行为不能代表李某2、李连起的意愿，鉴定机构没有通知其他被告，鉴定机构侵犯了公平鉴定的权利为由申请重新鉴定。经本院核实，鉴定机构通知缴费的人为李某4，并非李某3，且以短信照片形式发出司法鉴定缴费通知书。鉴定机构表示司法鉴定缴费期限一般在7日内，本案应该通知了两次。三被告提交的2019年6月10日李某3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精神科门诊病历显示：李某3经诊断为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失眠。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相关情况的回函，并提供了鉴定信息、电话记录表，司法鉴定缴费通知书。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XXX号房屋系李某6与张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XXX号房屋属于李某6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死亡后转化为二人的遗产。现无证据证明二人对共同财产另有约定，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XXX号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分出为先死亡的李某6所有，其余的一半产权份额作为张某1的遗产予以分割。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主张该房屋是张某1的个人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某6与张某1于2001年6月27日所立遗嘱，该份遗嘱经公证机关办理，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应认定该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原告作为公证遗嘱的指定继承人，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李某6和张某1所有的XXX号房屋产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以李某6所立公证遗嘱不具有真实性、张某1所立公证遗嘱非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公证书及公证程序存在多次错误等理由主张两份公证遗嘱无效。但并未提供足以否定两份公证遗嘱效力的相应证据，三被告对两份遗嘱公证程序事项提出的种种质疑经公证处复查并未获得支持。据此，三被告提出的上述主张，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三被告申请重新进行笔迹鉴定一节，三被告所陈述的事实与本院核实的事实不符，在第一次笔迹鉴定时三被告未预交鉴定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的规定，应视为三被告放弃申请。现三被告又申请鉴定，其提出的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XXX号（幢号：X、X，共计四间，方向：北）的房屋由原告李某1继承，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配合原告李某1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被告李某2、李某3、李某4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64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霍艳平人民陪审员  刘玉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王 奇书 记 员  赵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