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2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利川市国泰广场A1区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2751049120D。法定代表人：王道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训宽，利川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娟，湖北太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杰，男，1968年10月4日出生，苗族，住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凤朝元，湖北圣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益贵，男，1955年7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艺，利川市都亭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胜，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上诉人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杰、孙益贵、刘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2802民初3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杨杰与原东鑫房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项目利川市财苑广场系商业开发错误。2011年3月1日利川市政府出台旧城改造文件，2013年11月24日利川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将案涉项目纳入旧城改造项目，2015年利川市发改局将利川市财苑广场工程项目纳入棚户区改造项目。案涉项目系规划开发，不是商业开发。2、一审判决认定国泰公司与原东鑫房产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没有商定安置补偿标准错误。该《联合开发协议》所依据的文件是利政办发[2011]第10号文件，该文件就是针对在旧城改造中，被拆迁人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该协议第3条约定清楚。3、一审判决认定杨杰与原东鑫房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即使对上诉人的利益有损，同时也损害了原东鑫房产公司或孙益贵自身的利益，不能据此证明原东鑫房产公司与杨杰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杨杰与原东鑫房产公司没有恶意串通行为错误，其恶意串通行为表现在：合同上虚构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借此增加还建面积；杨杰的被拆迁房屋实际只有一层，被拆迁房屋的房产证也能证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将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反复使用，借此扩大置换面积；任意扩大还建比例；财苑广场是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应以上诉人名义开发，原东鑫房产公司绕开上诉人直接与杨杰签订合同，系恶意而为。5、上诉人与原东鑫房产公司仅是合作关系，按照出资额分配利润，出资额不是股份。6、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避而不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强制性规定。杨杰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项目利川市财苑广场虽名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仍属房地产商业开发完全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国泰公司与原东鑫房产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没有商定安置补偿标准，原东鑫房产公司可根据被拆迁人的具体情形自主决定相应的安置补偿方案，完全符合客观实际。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杨杰与原东鑫房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时没有恶意串通，即使对上诉人的利益有损，同时也损害了原东鑫房产公司或孙益贵的自身利益，该认定完全正确。一审中，上诉人均未提交被上诉人与孙益贵等人有恶意串通的任何证据。4、上诉人以推断的方式列举被上诉人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不能成立。5、出资额是否是股份对本案没有直接影响。6、一审中，上诉人只主张了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主张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对未请求的事项未经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孙益贵辩称，一审认定案涉项目名为棚户区改造实为房地产开发错误，本争议项目不属于纯商业项目，属于棚户区改造。本案属于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刘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被告杨杰与原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鑫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登记成立，股东为孙益贵、刘胜二人。2012年9月16日，国泰公司（甲方）与东鑫房地产公司（乙方）签订《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联合拆迁开发协议》，其中约定：为了改善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地块的居住环境，塑造利川城市新形象，按照利政办发[2011]1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搞好旧城改造工作的通知》，经市财政局同意，甲、乙双方经协商决定共同出资开发该地块，甲方负责与烟叶复烤厂宿舍相连的32户的拆迁事宜，乙方负责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69户的拆迁事宜；双方同意以甲方公司名义进行项目开发，由甲方负责办理规划报建等相关手续，该地块改造项目暂命名为财苑广场项目；双方约定按市政府相关规定，做好被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拟定合情合理的补偿办法和安全搬迁措施，争取在2013年8月底完成拆迁，2013年9月办理相关开工手续。杨杰在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内建有私房一栋，登记在其子杨丕名下，其《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总层数为1层，建筑面积47.57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建筑占地面积为78.46平方米，用途为住宅。2014年5月24日，东鑫房地产公司（甲方）与杨杰（乙方）签订《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其中约定：乙方将其拥有的位于市财政局（原函授站）片区的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须提供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的房屋与拟新建商品房进行置换，乙方一楼房屋建筑面积计80平方米按照50%比例置换在拟新建商品房一楼（乙方所得一楼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乙方剩余一楼房屋建筑面积计40平方米可以按照1∶1.2比例置换在拟新建商品房2楼，置换后乙方所得楼房屋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该户建筑面积80平方米，置换增加面积240平方米，使用于五至二十层住房，开盘后自选房号，乙方不补偿建筑造价，该平方是二户户主，甲方负责办理房产、土地相关手续，费用由甲方负责。2015年12月11日，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国泰公司建设财苑广场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东鑫房地产公司于2018年2月6日经利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同年3月22日孙益贵以东鑫房地产公司（乙方）名义与国泰公司（甲方）签订《关于财苑广场合伙分配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按51%的股份分配，乙方按49%的股份进行分配。2019年6月22日，国泰公司发布《关于办理财苑广场拆迁还建安置的公告》，其中称“财苑广场由我公司开发建设，原与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还建户需重新与我公司签订旧房改造置换协议，才能办理还房办证。”此后，国泰公司与杨杰发生纠纷，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公司与东鑫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联合拆迁开发协议》，约定双方联合拆迁开发利川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地块房地产项目，由东鑫房地产公司负责市财政局（原函授站）宿舍院69户的拆迁事宜，但该协议中没有商定对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标准，则东鑫房地产公司可根据被拆迁人的具体情形自主决定相应的安置补偿方案，其与杨杰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应不具有恶意串通情形。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虽批复同意国泰公司建设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但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盈亏由国泰公司与孙益贵按股份比例分配，故该项目虽名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质仍属房地产商业开发。东鑫房地产公司与国泰公司联合开发涉案房地产项目，其与杨杰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即使对国泰公司的利益有损，但同时也损害了东鑫房地产公司或孙益贵、刘胜的利益，不能据此证明东鑫房地产公司与杨杰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主观故意。因此，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刘胜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利川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当事人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焦点为涉案《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是否有效。对此，分析评判如下：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当事人可以依其意愿塑造法律关系，然而这种法律上的自由，必须在法律及普遍承认的秩序原则内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公序良俗原则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及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可见，公序良俗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重要影响，案涉利川市财苑广场项目系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目的是让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利川市发展和改革局针对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复中明确该项目住宅面积46788.63㎡（棚户区改造还建面积24200㎡、保障性住房3520㎡），商业建筑面积13396.55㎡（含棚户区还建商业建筑面积5200㎡），该项目具有公益性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拆迁协议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针对同一项目拆迁户在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上更应体现公平性。杨杰与东鑫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其内容对其他拆迁户明显不公，严重偏离通常补偿标准，扰乱了拆迁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虚报房屋面积。涉案《房屋拆迁置换合同》中明确杨杰拥有的房屋一楼建筑面积为80㎡。但是实际上杨杰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其房屋建筑面积为47.57㎡，层数只有一层；其《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建筑面积为78.46㎡。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杨杰为了追求其安置利益最大化，提供的房屋面积信息与实际不符。2.产权置换标准远高于政府文件规定。关于利川市财苑广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拆迁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利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利政办发[2011]1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搞好旧城改造工作的通知》规定“补偿方式可由开发商自行与原权利人协商，补偿标准不得突破本通知规定的情形”，该文件的拆迁安置补偿部分规定二楼及以上两证齐全的按1：1.2比例还建。杨杰与东鑫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开篇即载明：“按照市政府办公室文件‘利政办发[2011]1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搞好旧城改造工作的通知》’等老城改造文件精神……”，但是双方却约定，杨杰拥有的房屋建筑面积78.46㎡（证载层数为一层）置换增加面积240㎡，置换比例远超前述文件规定的1：1.2的比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标准》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第三条规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正的原则。”拆迁补偿的公平公正性不仅要每个拆迁户得到公平补偿，还要求补偿标准统一、透明。棚户区改造是推进城镇化、提升城区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同一棚户区改造项目但补偿标准严重失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征地拆迁秩序。综上，杨杰与东鑫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一审判决驳回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综上，国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标准》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2802民初3190号民事判决；二、2014年5月24日杨杰与利川市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置换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杨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杨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胡 明审判员  张成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依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