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1行初595号原告杨波，男，197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外民主北街26号。负责人王佳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潘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副队长。委托代理人王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民警。原告杨波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以下简称天坛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波，被告天坛大队的负责人王佳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杨、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坛大队于2020年10月13日对原告杨波作出第110110110191740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杨波于2020年10月13日9时53分在天桥南大街天桥路口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原告杨波诉称，2020年10月13日原告驾驶×××号牌摩托车沿天桥南大街由西向东行驶至十字路口处被交警拦下，交警以京B号牌摩托车违规进入四环以内道路行驶为由，当场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原告认为，处罚地点及附近周边路口未设立禁止摩托车行驶的标志，也未见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行驶的标志，原告不存在不按交警指示通行、闯红灯等其他违法行为；且四环内并无禁行标志，无论其通过何种方式将京B号牌摩托车带入四环内，均不能对其在四环内驾驶京B号牌摩托车的行为予以处罚。同时，经查询北京市政府官网以及北京市公安局规范性文件库显示《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对本市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查无此文；经查阅司法部网站法律法规数据库显示《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已被废止。《通告》以废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作为依据，属于不同文件对同一事项重复要求、规定不一致的情形，被告以《通告》处罚和强制公民依法驾驶机动车辆的行驶范围的行为存在违法。综上，原告认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处罚依据不当、处罚不合理，故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诉处罚决定；2.被告退还100元罚款及清除驾驶证3分处罚；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鉴定费以及赔偿原告的误工和交通费用。原告杨波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被告天坛大队辩称，2020年10月13日9时53分，原告杨波驾驶号牌为×××的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至东城区天桥南大街天桥路口，因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天坛大队民警当场查获。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及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被告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交管部门已在进入北京市四环路（不含辅路）道路入口处设置了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驶入的禁令标志，原告当日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坛大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诉处罚决定，证明违法事实及程序。2.民警执法工作记录，证明事实及程序。3.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车辆登记住所。4.四环路内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禁令标志统计，证明事实及程序。5.人民警察证，证明民警身份。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天坛大队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此不予认证；证据2-5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交证据的形式要求，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10月13日9时53分，杨波驾驶×××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至东城区天桥南大街天桥路口，因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天坛大队民警当场查处。民警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并听取了杨波的陈述和申辩，但未予采纳，后当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给杨波。另查，北京市公安局于2001年6月14日发布了二〇〇一年第9号《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对本市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的通告》，其中第二条内容为：自2001年7月1日起，四环路（不含辅路）以内道路，禁止京B号牌的摩托车和外省号牌的摩托车行驶。再查，2019年11月19日，原告杨波曾因驾驶京B号牌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为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予以现场行政处罚。庭审中，原告杨波亦表示在办理京B摩托车号牌时已知晓北京地区京B号牌摩托车的申请人住所地需在四环外远郊区县。本院认为，对于被告的法定职责，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诉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原告虽存异议，但被告适用简易程序，在履行了告知、听取原告陈述和申辩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本院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被告没有采纳其申辩意见并据此主张执法程序违法并不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事实，以及被告以《通告》作为处罚依据、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于事实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在涉案地点未见任何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通行标志、也并不知晓相关禁行规定，因而不存在不按交通指示通行等违法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天坛大队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本市进入四环路内入口处设置了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驶入的禁令标志，原告作为具有摩托车驾驶资格、且在申请办理京B摩托车号牌时已明确知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该类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地具有相关限制条件的驾驶员，理应知晓并有义务遵守有关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及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对其所驾驶的车型及牌号号段所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在其曾因同样行为被予以现场行政处罚后，更应主动了解学习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并在日后的交通出行中对此施以较高的注意义务。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告当庭自述，本院可以确认原告在应当并实际知晓四环路（不含辅路）以内道路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行驶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仍然驾驶京B号牌摩托车在四环路内涉案地点行驶的事实。对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法律适用争议的焦点在于《通告》的合法性。原告庭审中主张，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所依据的《通告》的制定依据为已废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因而被诉处罚决定存在违法。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依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有权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对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措施，以改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其所发布的公告对机动车驾驶人具有拘束力，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予以遵守。虽然北京市公安局于2001年6月14日发布的《通告》所依据的原《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已被替代，但该《通告》系北京市公安局依据其制定时有效的交通法规并履行公开发布程序所制定，且自2001年发布之日起未被有权机关废止，北京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22日发布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2019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中对《通告》明确予以保留，其与现行有效的交通法律法规亦不冲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该《通告》仍为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被告据此认定原告驾驶京B号牌摩托车在四环路内涉案地点行驶的行为构成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北京市实施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驾驶机动车未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行驶的，处100元罚款。被告天坛大队对原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100元罚款的处罚并无不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附件4《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三条第（八）项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3分。本案中，被告天坛大队在对原告进行罚款处罚的同时并作记3分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处罚地点及附近周边路口未设立禁止摩托车行驶标志、也未见禁止京B号牌摩托车行驶标志，因而被告处罚无依据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第6.6.2条第2项的规定，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止范围内宜重复设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在进入四环路内入口处设置了禁令标志，符合上述标准规范要求，具有相应功能，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述无论其通过何种方式将京B号牌摩托车带入四环内，均不能对其在四环内驾驶京B号牌摩托车的行为予以处罚的主张，亦明显不符合逻辑及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本案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本院注意到，原告在庭审中提出标志指示设置不合理、法律规范更新不及时、其他无牌照机动车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被告当庭给予积极回应，并表示会改进执法工作，依法治理辖区内的违法行为，本院对原告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建设、被告积极回应行政相对人诉求的态度予以肯定。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事关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唯有公民、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方能实现首都公共交通秩序的有效治理。同时，本院认为，原告提出的问题，虽然不能否认本案违法事实的存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告对于行政执法的可接受度，希望被告在日后的执法工作中能够进一步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并向有权主体积极反馈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相关法律问题，以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特定类型机动车号牌的申领告知、无牌无证机动车辆的管理等方面予以科学完善，在实现行政执法规范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交通行政执法的公信力。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并要求退还罚款、清除记分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波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行审 判 员 杨 莹人民陪审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