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5579号原告：王晓慧，女，1981年8月1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广英，女，197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榆树市。原告王晓慧（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韩广英（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收到诉状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87495．88元；2、判令被告支付以187495．88元借款本金为基数的，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息2%标准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被告作为借款人和原告（出借人）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借人民币13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月利率为2%。双方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该《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合同签订后，原告如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于2016年8月22日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130万元，被告仅支付了部分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未能给付其余本息。原告于2017年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就被告的该笔债务出具《执行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2020年1月出具了《决定书》，决定对此不出具《执行证书》。原告特起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借款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我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在2016年委托我爱人贾某某联系韩某做房屋抵押贷款，韩某是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介绍了李某某给我们认识，李某某负责我们此次的贷款业务。李某某是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我们想要将我大兴的房屋做抵押贷款，但是大兴的房屋在交通银行已经有一次抵押贷款了，李某某说可以先向银行提出解押，然后再去其他银行抵押贷款。2016年6-7月，李某某帮我们运作这个事情，在其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李某某在中信信托办理了抵押贷款，给我们贷了110万元，但是李某某本来承诺可以贷款140-145万元。但是我始终不认识王晓慧，也没有见过她。我认为李某某和王晓慧是在给我设圈套，是诈骗，李某某还拿走了我所有的证件。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19日，被告（借款人/甲方）与原告（出借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同意出借金额为人民币1300000元（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甲方收款账户【户名：韩广英，账号：xxx，开户行：交通银行】，乙方收款账户【户名：王晓慧，账号：xxxx，开户行：招商银行】。合同双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本次借款月利率为2%，甲方承诺每月的18日之前向乙方支付当月的借款利息。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2016年8月19日至2016年10月18日止（自银行实际转账之日起计算）。《借款合同》签订后，原、被告于2016年8月22日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就该《借款合同》申请办理了公证，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6）京中信内民证字89611号公证书，赋予《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载明：经查，上述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借款合同》。当事人各方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各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借款人有关到期不能履行该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时，无须经过诉讼程序，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甲方韩广英与乙方王晓慧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在北京，签署了签名的《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均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自前面的《借款合同》生效即该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当日，原告向被告收款账号xxxxxx转账汇款1300000元。就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的原因，原告称其与被告所提到的华信(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简称华信公司）有业务合作往来，原告是个人资方，华信公司是做银行贷款的。在有客户需要贷款过桥时，原告如果认为华信公司提供的借款人资质和条件均符合要求，就会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且都会经过公证，之后再提供借款。简而言之，就本案而言，原告向被告出借的借款是用于帮助被告办理房屋解抵押用的。原告另称在向被告实际出借借款后，被告于当日偿还原告36400元，于2016年9月27日偿还32500元，并于2016年10月28日偿还1100000元，剩余借款未还。被告称1100000元是在银行划扣的，利息是其交给李某某处理的，但每次金额都不一样，具体金额与原告所述金额不一致，但未就具体金额进行说明，仅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李某某向其出具的三张收条及被告向李某某转账的电子银行回单两张。就被告实际偿还具体本息金额，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三张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户名均为案外人刘某。根据该三张交易明细表显示，案外人李某某于2016年8月22日向刘某转账36400元，于2016年9月27日向刘某转账32500元，于2016年10月28日向刘某转账汇款1100000元，原告确认以上三笔转账系其委托案外人刘某代收的被告的还款。2017年7月31日，原告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对尚未偿还本金20万元及自2016年10月20日起直至实际清偿之日应支付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申请强制执行。原告称因被告向公证处提出了异议，后因无法与被告取得联系，公证处无法核实具体剩余本息，故原告于2020年1月13日以向法院起诉为由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提出了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申请，公证处作出（2020）京中信执字00062号决定书，认为申请执行人王晓慧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向公证处申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该申请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决定对（2016）京中信内民证字89611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被告称原告与案外人李某某共同欺骗被告，并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9月20日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提交的《韩广英借款说明》及李某某向其书写的贷款流程及所需总费用的书面说明。在《韩广英借款说明》中倒数第二段提到：“申请书中提到的20万元本金，和2%的利息，本金我可以归还，但现在没钱，正积极筹备钱，2%的利息我不认可，太高，我承受不了。而且我原来已经多付了利息，我要求李某某和公司马上归还我所有证件”。原告对该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告虽辩称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未真实发生，但根据原告提交的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及审理中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原告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归还剩余借款本息。就剩余借款金额，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被告实际偿还本息后的剩余本金金额即原告所主张的187495．88元，虽然被告称其实际偿还借款本息与原告所述金额不符，但本院无法采信被告的意见，理由如下：1、双方《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甲方收款账户【户名：韩广英，账号：xxx，开户行：交通银行】，乙方收款账户【户名：王晓慧，账号：xxxxx，开户行：招商银行】。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的凭证。在此约定情形下，原告已经认可案外人刘某的三笔收款系被告偿还的部分本息，具备自认的法律效果；2、对于被告而言，证明偿还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为积极事实，被告作为还款人，应对该积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在被告未能就具体偿还本息金额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不利后果应由被告自行承担，故本院对被告尚欠本金金额确认为187495．88元。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所约定的利息标准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还剩余本息，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需要额外说明的是，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与案外人李某某之间的纠纷或其他法律关系并非本案的审理对象，如被告认为其存在多余偿还本息的情况，可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广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王晓慧借款一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元八角八分；二、被告韩广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晓慧支付以一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元八角八分为本金的，自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按照月息百分之二标准计算的利息。如被告韩广英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8元，由被告韩广英负担（原告王晓慧已预交，被告韩广英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王晓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伟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