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甘0702刑初221号公诉机关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高某1，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住张掖市，曾任甘州区动物检疫站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甘州区第八、九、十、十一届政协委员、政协张掖市甘州区委员会机关原党组成员、提案委员会原主任（正科级）。2020年4月14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张掖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6月2日解除留置，同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张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辩护人王某1，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高某2，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住张掖市。2020年4月28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张掖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6月2日解除留置，同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张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辩护人杨某，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某1，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住张掖市，曾任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中天检疫科负责人。2020年5月19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张掖市甘州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7月16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辩护人黄某，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韦某，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住张掖市。2020年4月13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张掖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7月16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辩护人张某3，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某4，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住张掖市。2020年4月13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张掖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7月16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现羁押于甘州区看守所。辩护人秦某，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甘区检刑检刑诉（2020）2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某1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被告人高某2、张某1、韦某、张某3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于2020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甘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房某、李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某1及其辩护人王某1，被告人高某2及其辩护人杨某，被告人张某1及其辩护人黄某，被告人韦某及其辩护人张某3，被告人张某4及其辩护人秦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在落实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政策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财政补贴资金被骗，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007年10月，财政部印发《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予以补助，该补贴包括病害猪损失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病害猪损失补贴的对象为提供病害猪的货主和自宰经营的企业，补贴标准为500元/头（2011年8月起标准提高到800元/头）；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对象为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补贴标准为80元/头。2008年7月，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出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申报程序为检疫人员或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填写《无害化处理记录表》并签字确认，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按照《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的要求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头数及处理情况，报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提供病害猪的货主填写《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负责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申领表》，由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确认后转报同级财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同级商务部门确认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数量，安排应负担的补贴资金，并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病害猪货主或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该办法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如实上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和信息。2007年至2013年，甘州区猪、牛、羊、家禽定点屠宰行业由甘州区商务局监督管理，2014年至今由甘州区畜牧兽医局、甘州区农业农村局监督管理。张掖市甘州区中天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肉业公司）于2004年注册成立，该公司是张晓龙、吴某231等人黑恶势力控制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也是全区唯一承担生猪定点屠宰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企业。被告人高某1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甘州区动物检疫站（以下简称动检站）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动监所）所长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仍通过会议安排或单独安排等方式，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驻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检疫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316万余元被骗。被告人高某2在2009年1月至7月、2016年1月至8月担任动检站驻中天肉业检疫组组长和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屠宰办）副主任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98万余元被骗。被告人韦某在2016年1月至10月担任动监所所长、畜产品安全监测中心主任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伪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的情况下，授意、指使动监所检疫人员或者自己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74万余元被骗。被告人张某1在2013年1月至12月、2016年1月至10月担任动监所中天检疫科负责人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的情况下，仍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屠宰台账、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表册上签字确认，并要求检疫组工作人员在虚假的《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月统计报表》、《无害化处理登记本》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160万余元被骗。被告人张某4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甘州区商务局副局长期间，未按照规定对中天肉业公司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现场监督、核实病害猪数量。在明知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生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造假的情况下，仍同意并在中天肉业公司虚报的经动监所检疫人员签字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统计表》上加盖个人印章和单位公章，并报送财政部门为中天肉业公司申请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致使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专项补贴资金316万余元被骗。2.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不正确履行监管职责，配合、授意、指使执法人员参与中天肉业公司非法执法活动，致使中天肉业公司垄断甘州区猪肉市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站）负责本区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外地经检疫和肉品品质合格的生猪产品进入本地市场。2009年，中天肉业公司成为甘州区唯一一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后，张晓龙、吴某1等人成立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2009年至2015年，被告人高某1担任动检站站长（动监所所长）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人员无执法资格，无权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仍通过会议或单独安排等方式，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检疫执法人员高某2、张某1等人乘坐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车辆，按照中天肉业公司安排的时间、地点及指定路线，参与、配合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对甘州区除平山湖乡以外的乡镇及城区近千家猪肉经销门店进行非法巡查。检疫执法人员对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辱骂、殴打、威胁、强行拿肉、让经销户写保证书、交保证金等暴力阻止外地检疫合格猪肉进入甘州区市场销售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放任不管，导致中天肉业公司垄断甘州区猪肉市场长达数年之久，甘州区猪肉价格长期高于周边县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5年9月,被告人韦某担任动监所所长后，不但未制止屠宰办执法人员参与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非法巡查猪肉市场，反而默许、纵容该违法行为，仍然长期直接参与并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人员参与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2009年、2013年至2016年8月，被告人高某2在驻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期间，多次收受吴某231所送礼品礼金，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没有执法资格，无权进行市场巡查，仍然长期直接参与并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人员与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2013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某1任中天检疫科负责人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没有执法资格，无权进行市场巡查，仍长期直接参与并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检疫人员参与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综上，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不正确履行职责，为张晓龙、吴某1等人黑恶势力坐大成势提供帮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二、受贿罪2005年至2019年，被告人高某1利用其先后担任甘州区动检站站长、动监所所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甘州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以及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吴某1、张某3等人在公司经营发展、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吴某231、张某3等9人贿赂共计35万元人民币。1.2005年至2015年期间，高某1接受中天肉业公司负责人吴某1请托，为中天肉业公司在骗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及该公司“地下执法队”非法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中天肉业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先后16次收受吴某231现金共计13万元。其中：2005年与2006年春节前，吴某231以拜年名义在高某1办公室送给高某1现金各0.5万元，共计1万元；2008年至2013年春节前，吴某231均以拜年名义先后在高某1办公室、北环路区动检站（动监所）大门口、民主西街高某1住所附近各送给高某1现金1万元，共计6万元；2017年春节前，吴某231为感谢高某1对中天肉业公司的长期帮助，以拜年名义在甘州区政府办公楼下送给高某1现金1万元。2008年至2012年、2014年中秋节前，吴某1均以过节名义先后在高某1办公室、北环路区动检站（动监所）大门口、民主西街高某1住所附近送给高某1现金各0.5万元，共计3万元。2013年10月5日，高某1为其子高翔举办婚礼时，吴某1在甘州区食膳盛宴酒店送给高某1现金2万元。2.2004年11月12日，张掖市双华清真牛羊肉有限公司在屠宰活动中与甘州区南关穆斯林信教群众发生冲突，引发少数民族群体性打砸事件。高某1作为动检站执法人员及时制止了穆斯林信教群众（多数为动检站管理相对人）的不法行为，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保护了双华清真牛羊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3的人身安全及该公司财产安全。为感谢高某1对其公司经营活动的帮助，2008年8月的一天，张某3在其公司院内送给高某1现金10万元。3.2009年、2012年，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先后两次为甘州区动检站、动监所订做检疫制服，为感谢高某1对其业务的关照并希望在业务上继续得到高某1的帮助，该公司甘肃区域经理谭某于2009年11月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0.5万元；2012年国庆节前，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共计1.5万元。4.2012年3月，高某1受其侄子高某3请托，帮忙为高某3之子高某4调动工作。高某3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3万元。后高某1通过时任甘州区水务局局长曾某，将高某4从区花寨水管所借调至区水务局机关工作。5.2013年3月，高某1利用其职权将甘州区三闸镇畜牧站干部徐某133借调至区动监所工作。2013年底的一天，徐某3母亲曹某请托高某1帮忙为徐某133调动工作，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6.2015年3月，甘州区沙井镇畜牧站干部吴某3借调至区畜禽屠宰监督管理办公室（区畜牧局内部成立机构，以下简称屠宰办）工作。为了在工作上得到高某1的关照，2015年4月上旬的一天，吴某3在甘州区北环路北辰丽家小区门口送给高某1现金0.5万元。7.2014年，高某1受其堂哥高某5请托，为高某5儿媳胡某调动工作。2015年4月，高某5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2015年6月，高某5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共计2万元。后高某1通过时任甘州区卫计委主任李某，将胡某从区明永镇卫生院借调至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8.2015年3月，甘州区明永镇畜牧站干部祁某借调至屠宰办工作。为了在工作调动方面得到高某1的帮助，2015年7、8月份的一天，祁某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2万元。9.2019年1月22日凌晨，甘州区动监所职工张某3的儿子王浩臻在区北辰丽家小区酒后殴打值班保安，并顶撞北街派出所出警民警，后北街派出所受理王浩臻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并进行调查。同年1月28日，张某3请托时任政协甘州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高某1为其帮忙，协调公安机关对王浩臻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并在区政府办公楼下送其现金1万元；同日下午，张某3通过手机微信转账方式给其转账1万元，共计2万元。后高某1与时任北街派出所所长穆某协调，2019年4月8日，北街派出所对王浩臻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终止调查。调查期间，被告人高某1亲属退回赃款人民币35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明知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正确履行职责，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巨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长期垄断甘州区猪肉市场，严重破坏猪肉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三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某1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某1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高某1对指控其犯行贿罪的罪名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解其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应以玩忽职守罪对其定罪处罚。其不知道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申领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没有授意、指使动检站工作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统计报表上签字。动检站工作人员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市场是政府决定，其不知道巡查市场时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对受贿罪，辩解其利用职权收受吴某231的现金只有3.5万元，其余部分是双方之间的人情往来。其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符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资格，被告人主观上不明知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客观方面没有实施包庇、纵容的行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担任动检站站长期间财政补贴资金被骗数额不属实，指控的数额中没有扣除真实处理病害猪后应补贴的部分和生猪不能食用的折合部分；3.指控的受贿罪中被告人利用其职务便利收受吴某231的现金只有15000元，其余部分是双方之间的人情往来；被告人收受张某3的现金100000元，系被告人在依法正确处理张某3及双华公司被穆斯林群众围攻事件四年后，张某3为表示感谢所送财物，被告人并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该起指控不应认定为受贿；被告人高某1收受其侄子高某3现金30000元，其堂哥高某5现金20000元，张某3现金20000元，被告人并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是为自己的亲戚、同事帮忙后他们为表示感谢自愿送的感谢费，不应认定为受贿；4.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主动交代了受贿的事实，并主动全额退赃，依法应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某2辩解其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只是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起诉书指控其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在相关统计报表上签字确认，致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98万余元被骗不属实，其签字是畜牧局和动检站领导安排的，签字时不知道数据是虚假的，其本人签字被骗的资金没有98万元。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符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资格，被告人参与中天肉业公司的查肉行为，是受单位领导的指派，被告人不知道存在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故意包庇、纵容张晓龙的犯罪行为，被告人高某2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在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申报表中签字是集体决定后由单位领导交办，国家补贴资金被骗的责任应由集体承担，被告人个人不承担责任。被告人张某1辩解其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应以渎职罪对其定罪处罚。起诉书指控其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在相关统计报表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160万余元被骗不属实，其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统计报表上签字是畜牧局和动检站领导安排的，其不知道数据是虚假的，本人签字被骗的资金没有160万元。其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张某1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尚未被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客观要件不符，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2.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在本案中属从犯，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因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已在其他案件中挽回，指控的财政补贴数据一部分不真实，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韦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应以滥用职权罪对其定罪处罚。起诉书指控其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伪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仍授意、指使动监所检疫人员或者自己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致使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74万余元被骗不属实。其知道中天肉业公司伪造数据申领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后，就向畜牧局领导进行了汇报，但局长安排其在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2016年1月至10月的统计报表上签字，2016年10月以后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病害猪数量都是属实的，其本人签字被骗的资金没有74万元。其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韦某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主观上对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明知，不存在对该组织及其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予以包庇、纵容的事实和行为；2.被告人韦某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但被告人韦某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适格主体；3.张晓龙等人骗取财政补贴时，被告人韦某只是负责执行、落实单位集体会议研究决定，起次要、辅助作用；4.公诉机关指控的被骗数额不确定，计算时未扣除真实存在的经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5.屠宰办和中天肉业公司一起查肉在被告人韦某担任动监所所长前已经形成惯例，且巡查市场并非韦某分管工作；6.被告人韦某自愿认罪认罚，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大，有悔罪态度，建议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张某4辩解其行为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但不构成犯罪。起诉书指控其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同意并在相关统计报表上加盖个人印章和单位公章，致使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316万余元被骗不属实，其审核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统计报表是经动检站工作人员签字的，不知道报表中的数据是虚假的，因申报手续符合规定，就安排工作人员在统计报表上盖章。其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4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能成立：1.张某4分管无害化处理工作是自2010年7月开始，公诉机关指控张某32007年起就在无害化处理申报表中签字盖章不实；2.张某4对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生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造假的情况并不明知，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3.商务局加盖公章的行为证明同意为中天肉业公司申报并拨付资金不是张某3个人决定的，是商务局的集体决策行为；4.公诉机关指控张某3分管无害化处理工作期间造成国家资金316万余元被骗无事实依据；5.张某4不明知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更没有包庇、放纵、放任不管，不予制止、不予查处的行为。被告人的行为属渎职行为，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经审理查明：一、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2007年10月起，国家财政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予以补助，该补贴包括病害猪损失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病害猪损失补贴的对象为提供病害猪的货主和自宰经营的企业，补贴标准为500元/头（2011年8月起标准提高到800元/头）；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对象为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补贴标准为80元/头。2008年7月，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出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申报程序为检疫人员或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填写《无害化处理记录表》并签字确认，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按照《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的要求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头数及处理情况，报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提供病害猪的货主填写《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负责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申领表》，由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确认后转报同级财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同级商务部门确认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处理病害猪的数量，将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病害猪货主或生猪定点屠宰厂（场）。2007年至2013年，甘州区猪、牛、羊、家禽定点屠宰行业由甘州区商务局监督管理，2014年至今由甘州区畜牧兽医局、甘州区农业农村局监督管理。张掖市甘州区中天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肉业公司）于2004年注册成立，该公司是以张晓龙、吴某1为首的黑恶势力控制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也是全区唯一承担生猪定点屠宰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企业。被告人高某1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甘州区动物检疫站（以下简称动检站）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动监所）所长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仍通过会议安排或单独安排等方式，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驻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以下简称中天检疫组）检疫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自2007年至2013年，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316万余元被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被告人高某2在2009年1月至7月、2016年1月至8月担任中天检疫组组长和畜禽屠宰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屠宰办）副主任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在此期间，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98万余元。被告人韦某在2016年1月至9月担任动监所所长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伪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仍授意、指使动监所检疫人员或者自己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等相关统计表上签字确认。在此期间，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74万余元。被告人张某1在2013年1月至12月、2016年1月至10月担任甘州区动监所中天检疫科负责人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仍在中天肉业公司编造的屠宰台账、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表册上签字确认，并要求检疫组工作人员在虚假的《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月统计报表》、《无害化处理登记本》上签字确认。在此期间，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160万余元。被告人张某4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甘州区商务局副局长期间，未按照规定对中天肉业公司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现场监督、核实病害猪数量。在明知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生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造假的情况下，仍同意在中天肉业公司虚报经动监所检疫人员签字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统计表》上加盖个人印章和单位公章，并报送财政部门为中天肉业公司申请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自2007年至2013年，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资金316万余元被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规定，动监所（动检站）负责本区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外地经检疫和肉品品质合格的生猪产品进入本地市场。2009年，中天肉业公司成为甘州区唯一一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后，张晓龙、吴某231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了“地下执法队”，对甘州区猪肉市场长期进行非法巡查，辱骂、威胁、殴打猪肉经销户不得销售外地猪肉，发现外地猪肉就强行扣走。2009年至2015年，被告人高某1担任动检站站长（动监所所长）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人员无执法资格，无权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仍通过会议或单独安排等方式，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检疫执法人员高某2、张某1等人乘坐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车辆，按照中天肉业公司安排的时间、地点及指定路线，参与、配合“地下执法队”对甘州区除平山湖乡以外的乡镇及城区近千家猪肉经销门店进行非法巡查。检疫执法人员对“地下执法队”辱骂、殴打、威胁、强行拿肉、让经销户写保证书、交保证金等暴力阻止外地检疫合格猪肉进入甘州区市场销售的违法行为不加制止，放任不管，导致中天肉业公司垄断甘州区猪肉市场，甘州区猪肉价格长期高于周边县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5年9月,被告人韦某担任动监所所长后，不但未制止屠宰办执法人员参与“地下执法队”非法巡查猪肉市场的活动，反而默许、纵容该违法行为，仍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人员参与“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2009年、2013年至2016年8月，被告人高某2在驻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期间，多次收受吴某231所送礼品礼金，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没有执法资格，无权进行市场巡查，仍长期直接参与并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屠宰办工作人员参与“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2013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某1任中天检疫科负责人期间，明知中天肉业公司没有执法资格，无权进行市场巡查，仍长期直接参与并多次安排中天检疫组检疫人员参与“地下执法队”的非法巡查。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我于2003年6月起担任动检站站长。中天肉业公司是2002年由张晓龙、吴某231等人出资成立的，是甘州区唯一一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动检站成立了中天检疫组，派检疫人员到中天肉业公司驻场检疫。检疫人员对生猪检疫后收取检疫费加盖验讫印章，并出具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对检出的不合格的猪酮体和下水及不可食用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检疫人员每天都对检出的病害猪数量、病害名称进行登记，每月25号由检疫科负责人将数据汇总审核后上报动检站。2013年12月31日之前，生猪屠宰企业由商务局监管，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也由商务局监督。2008年左右，商务局局长黄邦建说国家出台了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申报补贴资金需上报相关资料，屠宰场要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报表，报表需检疫人员签字确认，让我安排驻场检疫人员签字。动检站没有收到无害化补贴的文件和规定，具体流程我不清楚，但中天肉业公司的吴某1给我说销毁一头病害猪国家给屠宰场补贴焚烧费用80元。我就在动检站的领导会上安排，要求中天检疫组的检疫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报表上签字，这项工作成了检疫组的常规工作。后中天检疫组换了几任组长，每次换组长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安排要配合好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期间有人要对数据提出异议，我就说以前都是这么安排的，继续签字就行了。我没有见过申报表，表上的数据是谁填的我不清楚，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病害猪数据与检疫人员上报的数据不一致，申报数据远大于实际数据，中天肉业公司捏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是为了多套取国家补贴资金。2009年的一天，吴某1给我说检疫人员不在屠宰场填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报表上签字，让我给安排一下。吴某1说把数字报大就能多报些补贴资金，我就让高某2安排检疫人员签字。2014年朱某给我汇报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无害化补贴数据比实际数据大，工作人员不在上面签字，我把朱某骂了一顿，让他自己处理好。2002年，政府组织8家单位成立生猪定点屠宰办公室，主要整治私屠乱宰的现象。2008年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吴某1找我商量，由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车辆，让动检站工作人员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我知道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不具有执法资格，没有巡查猪肉市场的权力，一起巡查猪肉市场不合适，我就回绝了。后畜牧局局长王正荣让我安排动检站派人与中天肉业公司一起巡查猪肉市场，车辆由中天肉业公司提供。我就安排中天检疫组每天派一名工作人员乘坐中天肉业公司的车辆与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猪肉市场，查肉以中天肉业公司为主，动检站的人配合。2008年至2015年3月期间，除周末和节假日外，正常工作时间的每天上午，动检站工作人员都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除平山湖乡以外，其他所有乡镇及城区销售猪肉的场所都巡查过。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主要检查猪肉经销户销售的是不是私屠乱宰的肉和在周边县屠宰的猪肉，他们的目的是让经销户只能销售中天肉业公司的猪肉。最初巡查工作是正常的，查肉时没有过激行为，2010年张某3到中天肉业公司参与查肉后，巡查时他们就到猪肉经销户店铺翻箱倒柜的检查，发现经销户售卖外地肉，就辱骂甚至殴打经销户，威胁、恐吓经销户不能销售外地肉，并强行扣押和抢夺外地猪肉。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执法主体，动检站的工作人员成了给他们撑腰壮胆的人，有动检站人员的参与，他们的底气更足，胆子更大，形成了中天肉业公司垄断甘州区猪肉市场的局面。根据规定，外地肉在本地市场只要向动检站申报，检疫手续合格就能销售。但我为了不让销售外地肉，就要求对销售的外地肉进行复检，复检时要提供原猪的尿液、血液、淋巴结等，猪肉经销户无法提供这些样品，动检站就不给复检，外地肉也就无法销售。另外中天肉业公司在屠宰生猪后，把猪下水强行收购，把猪脖子连在猪头上切下当猪下水卖，致使猪净肉减少，猪贩子受了损失后就将猪肉价格上提，造成甘州区猪肉价格一直比邻县高。我知道查肉过程中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与猪肉经销户发生冲突，打骂经销户、强行拿走外地猪肉的情况后，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治，没有尽到动检站站长的职责。2.被告人高某2的供述。其供称我2002年6月至2011年8月在动检站工作，其中2008年6月至2011年5月在中天检疫组工作，2011年8月至2019年在动监所工作，2015年7月任屠宰办副主任。2008年6月由政府各部门联合关停屠宰场的整治行动结束后，我到中天检疫组任组长，主要负责生猪检疫，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监督和生猪市场监管工作，每月向动检站汇总上报检疫数据，检疫组负责人对上报的检疫数据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进行监督管理，负全部责任。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是检疫人员发现病害猪后，填写《检疫处理登记本》，并在《无害化处理登记本》上登记，再填写《无害化处理通知单》，出具给检出病害猪的货主，然后由检疫人员监督货主将病害猪掩埋，后来中天肉业公司建了一个焚烧炉，我们就将病害猪焚烧。我在检疫组工作期间，中天肉业公司的韩会计每一到两周要拿好几种表格让检疫人员签字，其中一张是《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但他们填写的表中记录的病害猪数量要比检出的病害猪数量大好多，因为数据不一致，刚开始我没有签字，但动检站站长高某1说中天肉业公司填报数据是为了申报修建焚烧炉的资金，焚烧炉建好后检疫人员就不用辛苦的找地方掩埋病害猪了，我就在中天肉业公司的报表上签字了。我当时不知道中天肉业公司填报假数据是为了骗钱，后来我知道补贴资金是发给病害猪货主的，但钱都被中天肉业公司拿了，没有给货主发。2015年后，我继续在申报表上签字，签字时主要审核有无检疫人员的签字，填报的病害猪数量是否在检疫生猪数量的千分之五范围内，符合这两点，我就签字。2016年后我发现检出的真实病害猪数量和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的数据不符，就给畜牧局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但畜牧局的张某227局长说2016年1至9月的报表原来怎么签就怎么签，钱发给中天肉业公司，10月以后钱必须发到货主手中，我就在中天肉业公司2016年1至9月的申报表上签字了。2015年8、9月份，我听猪贩子说以前张某1上报的无害化补贴数据是他自己编造的，我在2016年发现张某1将同一头病害猪和不同的屠宰户放在一起拍多张照片后上报申领补贴资金。2015年9月以前高某1在动检站工作时，我给他汇报了中天肉业公司申报数据不实的问题，但他说以前都是这样干的。2015年9月以后韦某任动监所所长，我也给他汇报了申报数据有水分，补贴资金没有发到货主手中的情况，但韦某让我干好自己的事，不要说别人的事。2015年我给畜牧局的王全业副局长汇报过多次，2016年，我给畜牧局张某25局长也汇报过。中天肉业公司虚报数据就是为了骗取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2011年之前补贴资金为每头580元，2011年之后为每头880元，2009年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经我签字确认的病害猪是340头，我们检疫记载的实际病害猪是23头，虚报317头，2016年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经我签字确认的病害猪是929头，我们检疫出的实际病害猪不超过300头，虚报629头。2007年开始我和动检站的徐某3与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及其他七家单位的人一起巡查市场，当时政府要求关闭全区其他18个乡镇的屠宰企业，只保留中天肉业公司一家。专项整治持续了一年半时间，到2008年5、6月份结束。2008年6月我被调整到中天检疫组，高某1说为了巩固巡查成果，让我们检疫组的工作人员轮流排班每天派一个人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乘他们公司的车继续巡查市场，巡查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期间我因工作调整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巡查。2009年以前巡查主要查私屠乱宰的白条肉，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主要查猪肉批发户是否按照他们规定的每斤猪肉不高于批发价的3毛钱卖给猪肉经销户。2011年后甘州区市场上出现了外地肉，动检站主要查猪肉证章是否齐全，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查出售的外地肉，发现外地肉他们就强行拿走。外地肉只要动物检验合格证、质量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章、屠宰定点章齐全就能销售，如果证章不齐全，我们会要求经销户复检，但对经销户提出的复检申请，高某1安排不让复检，千方百计为难经销户，不让他们销售外地肉。我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在除平山湖乡外的甘州区城乡的猪肉经销店、卖肉的超市、蔬菜店、商店全部巡查过，每周除周一和周六、周天外，其他四天每天都要巡查，一周就能将所有猪肉经销户的摊店巡查一遍。巡查时发现外地肉，中天肉业公司的张某3等人就将肉扣走，他们对经销户非打即骂，有殴打、辱骂、威胁经销户并抢肉的行为。扣来的肉由中天肉业公司处理了，有被扣肉的经销户到动检站处理，我们就让他写保证书，或者交一部分保证金后就帮他们将肉从中天肉业公司要回来返还给经销户。巡查市场如果动检站的人不去，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没办法单独巡查，就因为我们在场，他们才那么放肆、嚣张，才能随意打骂经销户，强行拿走外地肉，我们是给他们当招牌，撑腰的。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打骂经销户、强扣外地肉的事情我给高某1汇报过，他让我别管。我还给王全业、韦某、徐某3汇报过，但王全业都被吴某1打过，他也没有办法，韦某和徐某3也都不管，所以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扣外地肉时，我们没有制止过，就站在旁边看着。2009年开始每年过年的时候，中天肉业公司的人都给检疫组工作人员送猪蹄、猪肚、猪尾巴等礼品。2010年，吴某1给了我一个300元的红包，2014年给了我一个2000元的红包，还给过我一些猪蹄和5000元钱，我将钱退给他了，2018年，吴某231的司机给了我四条黑兰州香烟。3.被告人韦某的供述。其供称我于2015年9月担任动监所所长，负责动监所全面工作。从2016年9月开始，我在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登记本上签字，因当时畜牧局张某5局长要求动监所所长要在报表上签字，我签字时就问一下数据对不对，检疫科的人和分管领导签字了没有等事项，没有核对驻场兽医登记的处理病害猪数量和中天肉业公司的申报数据是否一致。2016年5月我听朱某说后才知道中天肉业公司捏造数据骗取国家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我给高某2、彭某等人安排过在无害化处理表上签字，没有安排张某1、张乐年签字，高某2、张乐年也没有给我汇报过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无害化处理数据比实际数据大，猪贩子没有收到过补贴资金的情况。2015年我到动监所工作之前屠宰办就一直和中天肉业公司一起查肉，我当所长后沿用了之前的查肉模式，查肉的目的是防止私屠乱宰的情况和病害猪肉流入市场。张某5局长在2016年底，2017年9月两次让我派人参与中天肉业公司查肉，我就给朱某说让他安排工作人员配合查肉。4.被告人张某1的供述。其供称我于2004年到甘州区畜牧局工作，2017年退休。2012年12月至2017年11月，我任中天检疫组组长，主要负责与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市场，并在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报表上签字,签字是动检站站长高某1安排的。2013年，中天肉业公司的张某3拿报表让我签字，我发现中天肉业公司的报表中病害猪的数据与检疫组的数据相差太大，我拒绝签字。请示高某1时他说以前就这样干，让我在报表上签字，并说签字和我没有责任，我就在报表上签字了。2013年至2017年，只要是中天肉业公司让我签字的表我都签了，报表中除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是真实的，2013年、2014年、2016年的数据都是虚假的，申报数据比真实数据翻了几倍。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是补给猪贩子的，我不知道中天肉业公司实际给猪贩子发放了没有。生猪产品折合是对生猪不可食用的部分进行折合，每头猪能剔除出几两肉，剔除的部分每90公斤折合一头猪给予补贴，但2017年之前检疫组不统计生猪折合部分，2017年之后才开始统计。2012年下半年开始，根据高某1的安排，我和中天肉业公司的张某3、张某8、张某8、张某8、张某8、张某、张某8、张某坐周登卫开的车进行猪肉市场巡查。除周末和特殊情况外，每天都要巡查，除平山湖乡外，甘州区其他乡镇和城区猪肉市场都巡查过，主要查白条肉、私屠乱宰的情况和外地肉。没有规定外地肉不能在甘州区市场销售，但高某1安排让我跟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查外地肉，查下外地肉后由张某3作主处理，巡查时我基本不管。巡查时，中天肉业公司的人进到经销户的店里就翻箱倒柜的搜外地肉，查见外地肉就辱骂，威胁经销户，将外地肉强行扣走。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查外地肉、扣肉的情况高某1都知道，他没有制止，还继续安排动检站和中天肉业公司一起查肉。5.被告人张某4的供述。其供称2002年起我在甘州区商务局工作，任副局长，分管办公室、市场监督管理科、行政执法科，负责市场监管、规整、食品安全等工作。2007年至2013年，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由商务局负责，由我分管。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时，商务局只是看一下动检部门的数据，没有核实数据的真实性，也没有派人到现场监督处理病害猪的过程，履行工作有失职的责任。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的数据不真实，病害猪没有那么多，但查看后发现每头猪的补贴资金只有80元打入了中天肉业公司的账户，其余的钱都打入了病害猪货主的账户，认为有动检部门的人监督，我们就再没有核实。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报表中所盖的印章是我的，但不是我亲自盖的。当时我对动检部门出具的病害猪所有者签字的记录表、屠宰企业出具的检疫人员签字的月报表，屠宰企业和检疫人员签字的处理记录，动检部门出具的病害猪检验报告审核后，授权工作人员在每年年底一次性盖了我的印章。中天肉业公司在2007年申报处理病害猪298头、2008年288头、2009年812头、2010年1262头、2011年1086头、2012年954头、2013年990头都不属实，都有虚报的成分。6.孟某、郭敏、汪龙、张乐年、温兵、高芳、朱海涛、汪龙等动检站驻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组长和检疫人员的证言。证明他们在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工作期间，主要负责生猪检疫，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对检出的病害猪检疫人员都要进行登记，月底汇总后由负责人签字后上报动检站。自2008年起，动检站站长高某1或检疫组负责人高某2、张某1等人就让他们在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报表上签字，中天肉业公司的申报数据与检疫人员记载的真实数据不一致，申报数据远大于真实数据。他们发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就不在申报表上签字，但高某1安排他们必须签字。病害猪无害化补贴有800元是补给猪贩子的，有80元是补给屠宰企业的，但中天肉业公司将全部补贴领取后没有给猪贩子发放，全被公司私吞了。2016年9月，韦某到动监所当所长后，继续安排检疫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的申报表上签字。他们工作期间，高某1、高某2、张某1还安排他们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猪肉市场，主要检查白条肉和外地肉，不让卖外地肉是领导安排的。巡查以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为主，巡查路线和地点由公司的人说了算，发现外地肉他们就辱骂经销户并强行将肉扣走，如有人不让扣肉他们还要殴打经销户。动检站的工作人员成了配合中天肉业公司查肉，给公司站台撑腰的人。因不让经销户卖外地肉，导致中天肉业公司垄断了甘州区猪肉市场，造成了猪肉价格上涨。7.证人张某26的证言。证明我2000年到甘州区动检站工作，2015年任动监所副所长。动检站的职能是从事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主管部门是畜牧局。2013年左右，畜牧局安排动检站和中天肉业公司一起巡查市场，巡查工作主要由驻中天肉业公司的官方兽医张某1、高某2、孟某负责，主要检查私屠乱宰的情况和未经检疫销售的白条肉。我听说巡查时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和卖猪肉的商贩发生冲突还报警处理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情况。8.证人张某25的证言。证明我2016年9月到甘州区畜牧局任局长，上任后听说畜牧局动监所的人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猪肉市场，我规定以后动监所的人不能坐中天肉业公司的车和他们一起巡查市场。对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事情，我上任后改变了以前的申报审核方法，要求补助款直接打到生猪贩子的银行卡上，将不能食用的折合补贴部分也平均发放给了生猪贩子。9.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我2006年至2017年在甘州区商务局行政执法科工作期间，负责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主管副局长是张某3，我在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报表上签过字，签字时没有核实数据的真实性。10.证人张某10、何某、王某222、张某11、丁某等人的证言。证明他们在销售猪肉期间，动检站的工作人员经常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到他们的肉店巡查，主要检查他们售卖的是不是中天肉业公司的猪肉，发现外地猪肉就强行拿走，有人不同意拿肉，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就与他们厮打将肉抢走，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和动检站的工作人员还让他们写保证书，交保证金、罚款，辱骂、恐吓他们不能再售卖外地肉，吴某2、张某3、张某8威胁他们，如果再卖外地肉就要卸胳膊、卸腿，杀他们的家人。自2009年至2018年，查肉的人多次强拿了他们售卖的外地猪肉。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之所以能强拿他们的外地肉，主要是因为动检站的人在场，如果他们不同意让拿肉，动检站的人就劝他们先让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将肉拿走，之后再去动检站处理。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动检站的人，只有让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将肉拿走。十几年来，因为动检站工作人员的庇护，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才胆大妄为，大肆巡查猪肉市场，随便强行拿走外地肉，经销户只能出售中天肉业公司的猪肉，造成了中天肉业公司垄断猪肉市场的局面。11.证人苟某、朱某、徐某133、吴某3吴某2、祁某、张某12、彭某、许某、赵某、袁某的证言。证明他们是甘州区动监所或屠宰办工作人员，动监所所长先后是高某1和韦某，屠宰办主任是高某2，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巡查市场，检查市场销售的肉类产品检疫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属于私屠乱宰的白条肉。巡查市场是动监所所长高某1、韦某先后安排的，他们乘坐中天肉业公司的车辆与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屠宰办工作人员主要检查私屠乱宰未经检疫的猪肉，只要检疫手续齐全的猪肉，就可以在市场销售。但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在检查时只要发现外地猪肉就强行扣走。除了平山湖乡外，甘州区的其他乡镇及城区猪肉市场都巡查过，甘州区大概有1000多户经销猪肉的摊店，98%的都检查过。除节假日和每周星期五外，其他时间都去巡查，一天要巡查三、四个乡镇，巡查路线由中天肉业公司的张某3、张某8决定。到猪肉经销户的摊店，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就去搜、翻肉案及冰柜、冷库，发现外地肉由张某3决定扣押，并授意司机拿肉。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在检查时经常辱骂、警告、威胁猪肉经销户，让他们写保证书，交保证金，不让销售外地肉，还与几个猪肉经销户发生过争执、打架。猪肉经销户不让扣肉时，屠宰办工作人员就以售卖的外地肉需要复检为由将肉扣走，扣押的外地肉都存放到了中天肉业公司的冷库。肉扣押后，有个别经销户到屠宰办处理，屠宰办工作人员就对经销户处以罚款，或让其书写保证书，交纳保证金后将肉返还，但大部分肉被扣押的经销户都没有来领肉，扣来的肉由中天肉业公司处理了。因为动检站的人和中天肉业公司的人一起巡查市场，老百姓认为中天肉业公司的人有权检查并没收他们售卖的外地猪肉，造成甘州区猪肉销售市场只能售卖中天肉业公司的猪肉，不能卖外地肉的潜规则，导致中天肉业公司垄断了市场。证人朱某、徐某3同时证明高某1给驻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的人安排要在中天肉业公司填写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报表中签字，他们听检疫人员说填报的数据远大于真实销毁的病害猪数据，但高某1让检疫人员继续签字。病害猪补贴中的800元是补给病害猪货主的，但中天肉业公司将补贴申领后没有给货主发放，高某1知道补贴没有给货主发放的事情。12.证人吴某231、张某3、张某8、王某3、尹某、韩某、吴某3吴某2、武某、张某3、闫某等中天肉业公司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从2007年开始，张晓龙安排中天肉业公司的财务人员制作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的报表，她们按吴某1的意思捏造数字填表申报。中天肉业公司申报表中的数据都是假的，远大于真实的数据，病害猪补贴本来是发放给猪贩子的，但公司领取后没有给猪贩子发放，而是据为己有。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申报流程是中天肉业公司将表填好后，找检疫人员和检疫组组长签字，然后找畜牧局的主管局长和局长签字，有时候检疫人员不签字，他们就找检疫组组长，动检站站长协调，最后相关人员都把字签了。2008年开始，张晓龙和动检站的高某1、高某2协商，由中天肉业公司派车、派人和动检站工作人员一起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2013年前主要查私屠乱宰和未经检疫的白条肉，2013年后外地肉流入甘州区市场，主要查外地肉，因为中天肉业公司没有查肉的权利，所以才找高某1等人协调和动检站的人一起查肉。为了阻止外地肉进入甘州区市场，查肉时发现外地肉就由中天肉业公司的人强行扣走，有经销户不让扣肉，动检站的人就给经销户说一下，以外地肉需要复检等理由扣走。十几年来，他们每周除周末外，每天都要和动检站的人一起巡查，除平山湖乡外，甘州区所有经销猪肉的摊店都巡查过。13.张掖市财政局下达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的通知、甘州区畜牧兽医局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直接支付的报告以及甘州区财政局记账凭证相关附件。证明2008年-2019年甘州区财政局拨付、商务局向中天肉业公司支付补贴资金的情况。14.从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调取的甘州区畜牧局关于成立甘州区畜禽屠宰办的通知、2008年至2019年生猪屠宰检疫组（检疫科）数据总表及检疫登记本原始凭证数据表。证明2003年至2016年检疫组登记的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数量。15.从农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调取的韩某、吴某1等个人和中天肉业公司、润康公司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及相关交易凭证。证明中天肉业公司领取补贴资金交易往来情况。16.中天肉业公司的记账凭证及补贴款领条、回单、支票存根等附件。证明中天肉业公司伪造无害化补贴资金领款凭证的情况。17.2008年至2016年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台账，情况说明。证明相关人员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表单签字、盖章的情况。二、受贿罪2005年至2019年，被告人高某1利用其先后担任甘州区动检站站长、区动监所所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甘州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以及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吴某1、张某3等人在公司经营发展、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吴某1、张某3等9人贿赂共计35万元人民币。1.2005年至2015年期间，高某1接受中天肉业公司负责人吴某231请托，为中天肉业公司在骗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及该公司“地下执法队”非法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中天肉业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先后16次收受吴某231现金共计13万元。其中：2005年至2006年春节前，吴某231以拜年名义在高某1办公室送给高某1现金各0.5万元，共计1万元；2008年至2013年春节前，吴某1均以拜年名义先后在高某1办公室、北环路区动检站（动监所）大门口、民主西街高某1住所附近各送给高某1现金1万元，共计6万元；2017年春节前，吴某1为感谢高某1对中天肉业公司的长期帮助，以拜年名义在甘州区政府办公楼下送给高某1现金1万元。2008年至2012年、2014年中秋节前，吴某1均以过节名义先后在高某1办公室、北环路动检站（动监所）大门口、民主西街高某1住所附近送给高某1现金各0.5万元，共计3万元。2013年10月5日，高某1为其子高翔举办婚礼时，吴某231在甘州区食膳盛宴酒店送给高某1现金2万元。2.2004年11月12日，张掖市双华清真牛羊肉有限公司在屠宰活动中与甘州区部分穆斯林信教群众发生冲突，引发群体性打砸事件。高某1作为动检站执法人员及时制止了穆斯林信教群众的不法行为，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保护了双华清真牛羊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3的人身及该公司财产安全。为感谢高某1对其公司经营活动的帮助，2008年8月的一天，张某3在其公司院内送给高某1现金10万元。3.2009年、2012年，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先后两次为甘州区动检站、动监所订做制服，为感谢高某1对其业务的关照并希望在业务上继续得到高某1的帮助，该公司甘肃区域经理谭某于2009年11月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0.5万元；2012年国庆节前，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共计1.5万元。4.2012年3月，高某1受其侄子高某3请托，帮忙为高某3之子高某4调动工作。高某3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3万元。后高某1通过时任甘州区水务局局长曾某，将高某4从区花寨水管所借调至区水务局机关工作。5.2013年3月，高某1受甘州区三闸镇畜牧站干部徐某133母亲曹某请托，利用其职权将徐某133借调至区动监所工作。2013年底的一天，曹某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6.2015年3月，甘州区沙井镇畜牧站干部吴某233借调至屠宰办工作。为了在工作上得到高某1的关照，2015年4月上旬的一天，吴某233在甘州区北环路北辰丽家小区门口送给高某1现金0.5万元。7.2014年，高某1受其堂哥高某5请托，为高某5儿媳胡某调动工作。2015年4月，高某5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2015年6月，高某5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1万元，共计2万元。后高某1通过时任甘州区卫计委主任李某，将胡某从甘州区明永镇卫生院借调至甘州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8.2015年3月，甘州区明永镇畜牧站干部祁某借调至屠宰办工作。为了在工作调动方面得到高某1的帮助，2015年7、8月份的一天，祁某在高某1办公室送其现金2万元。9.2019年1月22日凌晨，动监所职工张某3的儿子王浩臻在甘州区北辰丽家小区酒后殴打值班保安，并顶撞北街派出所出警民警，后北街派出所受理王浩臻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并进行调查。同年1月28日，张某3请托时任政协甘州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高某1为其帮忙，协调公安机关对王浩臻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并在区政府办公楼下送其现金1万元；同日下午，张某3又通过手机微信转账方式给其转账1万元，共计2万元。后高某1与时任北街派出所所长穆某协调，2019年4月8日，北街派出所对王浩臻涉嫌寻衅滋事一案终止调查。在张掖市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被告人高某1亲属退回赃款人民币35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收受吴某1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2003年至2015年期间，我任甘州区动物检疫站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畜产品安全监测中心主任，吴某231是中天肉业公司的负责人。中天肉业公司成立后，吴某231给我送钱希望我们加大对猪肉市场的检查力度，增大他们公司的屠宰量，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我安排动检站的工作人员和中天肉业公司的吴某231、张某3、张某8等人在甘州区城乡市场查肉。2008年以后，吴某1给我送钱让我协调安排动检站工作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申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报表上签字。我先后16次收受吴某1送的现金130000元。其中2005年、2006年每年春节前，吴某1以拜年的名义在我的办公室给我各送5000元现金，2008年至2013年这六年的春节前，吴某1都以拜年的名义给我各送现金10000元，2017年春节前，吴某1以拜年的名义在甘州区政府办公楼下的东侧停车场给我送现金10000元，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这六年每年中秋节前，吴某1都以过节的名义给我各送现金5000元，2013年10月5日我儿子结婚，吴某1在酒店给我送现金20000元。(2)证人吴某231的证言。证明我是中天肉业公司的负责人，高某1任甘州区畜牧局动检站站长，直接管理中天肉业公司。2007年，我们公司开始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国家专项补贴资金，2008年开始和动检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查肉，都需要高某1的协调和帮助。2005年、2006年春节前，我以拜年的名义给高某1各送了5000元现金。2008年至2015年连续八年，除有两年高某1在重庆等地过春节我没有给他送钱，其他六年每年春节前，我都以拜年的名义给高某1各送了10000元现金。2017年春节前，我在甘州区政府办公楼下给高某1送了10000元现金。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每年中秋节前，为了请高某1关照我们公司，我每年都给高某1送了5000元现金。2013年国庆节期间，高某1的儿子结婚，我给高某1送了20000元。(3)证人王某4、高某6、王某225的证言及存款凭条。证明高某1让他们在银行卡上存过钱。2.收受张某3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双华公司是张掖市清真牛羊肉定点屠宰公司，2004年11月的一天早上6点左右，两三个汉族屠户将两头牛屠宰，当时正在做礼拜的阿訇和其他穆斯林信教群众认为冒犯了他们的民族习惯，集体到双华公司闹事，大约三四百人持木棍、石头打砸双华公司，并对张某3进行围殴。我得知此事后赶到现场保护张某3，呵斥闹事的穆斯林群众，因闹事的人大多在回民街贩卖牛羊肉，是动检站的管理、服务对象，我教训和劝说后，他们就住手了，警察出警后我借机把张某3送走。2008年8月的一天，张某3为感谢我及时出面制止了事态恶化，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使他们公司免受更大损失，给我送了10万元现金。(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2004年11月12日几个汉族人到我们屠宰场自己持刀将待阿訇屠宰的牛杀死，之后大约三四百穆斯林群众赶到屠宰场，部分人手提棍棒围攻屠宰场并扬言要打我。后高某1和动检站的工作人员身穿制服赶到现场，高某1大声呵斥穆斯林群众并和动检站的工作人员在我的周围保护我。因高某1及时出面阻止事态恶化，我没有受到伤害，我们公司减少了损失，我为了感谢他在2008年8月给他送了10万元现金，同时因动检站在我公司驻点检疫，为我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起了帮助作用，我给他送钱也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3)张掖市双华清真牛羊肉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及相关材料。证明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等情况。3.收受谭某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2009年，谭某所在的服饰公司为动检站订做了一批标志服，2009年11月的一天，谭某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公司业务的关照并希望以后继续能在业务上合作，在我办公室给我送了5000元现金。2012年该服饰公司再次为我们做了一批制服，当年国庆节前的一天，谭某再次在我办公室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2)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经我和高某1洽谈，动检站决定在我们公司订购制服，双方签订了订购合同，价款11万余元。同年11月我在高某1办公室给他送了5000元现金。2012年上半年我和高某1洽谈后动检站订了15万多元的制服。当年国庆节前我代表公司感谢高某1，在他的办公室给他送了1万元现金。(3)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该公司的基本信息。(4)甘州区动监所调取的2009年、2012至2013年订购检疫制服的合同及付款账务资料。证明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订购检疫制服并付款的情况。4.收受高某3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高某3是我的本家侄子，2012年3月，高某3让我将他儿子高某4从花寨水管所调到城里上班。我给水务局局长曾某说了后他答应了。后高某3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3万元现金，2014年曾某将高某4借调到水务局。(2)证人高某3的证言。证明我儿子高某4想调动工作，2012年3月的一天，我到高某1办公室找他，让他帮忙将高某4调到城里。3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到高某1办公室，把装有3万元现金的信封放在他办公桌上后就离开了。2014年高某4被借调到区委组织部，后被借调到区水务局。(3)证人高某4的证言。证明我以前在花寨水管所工作，2014年3月抽调到区委工作，2014年5月借调到甘州区水务局机关工作。我调工作时没有找人帮忙，2019年下半年我父亲高某3喝酒后对我说为了将我调回城里，他找过高某1，但没有说给高某1送钱的事。(4)证人张某14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为了给我儿子高某4调动工作，高某3给高某1送了3万元现金。(5)证人曾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或2013年高某1让我帮忙把高某4调到水务局工作。2014年因水务局缺司机，我就将高某4借调到水务局机关办公室当司机。(6)甘州区水务局证明。证明高某4的工作变动情况。(7)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人事档案资料。证明高某4的任职及工作变动情况。5.收受曹某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2012年7、8月的一天，我经朋友魏学义介绍认识了徐某133和她母亲曹某，2012年底徐某133到三闸镇畜牧站工作后，魏学义、曹某先后让我给徐某133调动工作。经我和畜牧局局长王正荣协调，2013年3、4月份，徐某133被借调到动监所上班。后曹某让我将徐某133留在动监所，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2)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我女儿徐某133毕业后想在城里工作，我通过魏学义介绍认识了高某1，高某1同意帮忙。后徐某133就到甘州区动检站实习，2012年11月被分配到三闸镇畜牧站工作，我找了高某1后，他把徐某133借调到动检站工作。为了将徐某133正式调到动检站，2013年11月或12月的一天早上10点左右，我到高某1办公室把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给了高某1。高某1被调到食药局后说要把钱退给我，因当时我在外地，直到现在钱也没有退还。(3)证人徐某133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为了给我女儿徐某133调动工作，经魏学义介绍认识了高某1，我妻子曹某给高某1送了现金1万元。后高某1说要退钱，因我们在外地钱一直没有退。(4)证人徐某133的证言。证明我父母经人介绍请高某1吃饭后他让我到动检站实习。后我到三闸畜牧站上班，为了将我调到市区，我听我妈说给高某1送了10000元钱。(5)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证明徐某133的任职及工作调动情况。6.收受吴某3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吴某3是沙井镇畜牧站干部，2015年3月抽调到屠宰办工作。4月上旬的一天早上11点左右，吴某233在北辰丽家小区门口给我送了5000元现金。(2)证人吴某3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底我从沙井镇畜牧站被借调到屠宰办工作，听人说要被派到中天肉业公司或者双华公司当兽医，我不想去，镇政府又经常打电话让我回镇里上班，我就想和高某1搞好关系。2015年4月10日左右，我给高某1送了5000元现金。(3)甘州区畜牧兽医局文件。证明屠宰办抽调吴某3吴某2的情况。(4)干部履历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证明吴某3吴某2的任职及工作调动情况。7.收受高某5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高某5是我堂哥，他儿媳胡某在明永卫生院工作，他让我帮忙把胡某调到城里。2015年4月的一天，高某5在我办公室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6月的一天高某5又到我办公室给我送了1万元现金。后我找人协调将胡某借调到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2)证人高某5的证言。证明为了给我儿媳胡某调动工作，2015年4、5月的一天，我拿了1万元现金装到一个信封里去高某1办公室，将信封放到他办公桌上就离开了。6、7月份我又到高某1办公室给他送了10000元钱。(3)证人高某6的证言。证明为了给我妻子胡某调动工作，我父亲找了高某1。2015年底胡某被调到北街社区卫生所工作，我父亲说是高某1办的，他给高某1送了2万元钱。(4)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我被借调到北街社区卫生所上班后，我丈夫高某6说我公公高某5为了给我调动工作，给高某1送了2万元现金。(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左右高某1找我，说他亲戚胡某在明永卫生院工作，想调到城区医疗机构。2015年下半年高某1又来找我，当时正好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紧张，经卫计委主任办公会研究，将胡某借调到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6)甘州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卫计委办公室通知，胡某于2015年12月21日借调到该中心工作。(7)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证明胡某任职及工作变动情况。8.收受祁某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2014年底动监所集中整治南关牛羊肉市场时人员紧张，就从乡镇畜牧站抽调了祁某等十几名干部。因祁某工作表现较好，2015年3月底成立屠宰办时，我推荐祁某到屠宰办工作。2015年7、8月的一天，祁某在我办公桌抽屉放了2万元现金，让我给他解决工作调动问题。(2)证人祁某的证言。证明我抽调到动检站工作后认识了高某1，后高某1主动将我抽调到屠宰办工作，为了让高某1帮我把工作调到上秦或梁家墩镇畜牧站，我将2万元现金装在信封里放到高某1办公桌抽屉里，高某1说他会尽力帮我，但没有办成。(3)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证明祁某的任职、工作变动情况。9.收受张某3财物的事实(1)被告人高某1的供述。其供称2019年1月的一天张某3和他儿子王浩臻在北辰丽家小区因琐事与保安发生争执，后北街派出所出警调查，王浩臻对民警出言不逊还顶撞民警。事情发生后张某3让我帮忙给派出所民警说一下，不要处理他的儿子，并给了我1万元现金。我到派出所协调后，张某3于当天下午又通过微信给我转帐1万元。后我带张某3和王浩臻给派出所民警、保安赔礼道歉并进行了赔偿，得到了被害人谅解，几个月后派出所对这个案件作了终止调查。(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我儿子王浩臻和小区保安发生争执后打了保安，公安民警出警时他又顶撞了民警，我怕处理孩子影响他的前途，就找高某1协调。在区政府楼下，我给高某1送了1万元现金让他帮忙，后我又通过微信给高某1转账1万元。(3)证人穆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1月北街派出所民警出警调查处理王浩臻的案件，案件调查期间的一天早上，高某1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信封，被我回绝了，我将高某1带到办案民警的办公室后就离开了。后被害人到派出所申请撤案，我们调查后认为该案系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社会危害性小，情节轻微，根据法律规定终止案件调查。(4)手机转帐记录及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注册信息。证明张某3通过微信给高某1转账1万元。(5)甘州区北街派出所调取的王浩臻殴打他人的案卷材料。证明公安机关对王浩臻殴打他人案件进行调查的情况。(6)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分配文件等。证明张某3的任职、工作情况。与本案事实有关的其他证据1.立案决定书。证明被告人高某1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被张掖市监察委立案调查。其他各被告人因滥用职权罪被立案调查。2.从甘州区委组织部调取的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个人事项报告、个人履历、社会关系表等书证。证明上述五名被告人的任职情况及工作变动、社会关系情况。其中被告人高某1于1983年参加工作，历任原张掖市动物检疫站副站长，甘州区动物检疫站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甘州区畜产品安全检查中心主任，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案发时任十一届政协张掖市甘州区委员会委员，甘州区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公务员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告人高某2于1998年8月在原张掖市动物检疫站参加工作，为事业编制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告人韦某于1985年在张掖市××区参加工作，历任原张掖市畜牧站副站长，张掖市甘州区畜牧兽医站副站长，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畜产品安全检查中心主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级兽医师，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告人张某1于1978年参加工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兽医师。被告人张某4于1986年参加工作，甘州区商务局干部、副局长，公务员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3.张掖市、甘州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系事业单位，隶属甘州区农牧局管理，主要职责是：（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动物防疫、兽药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并对动物防疫，兽药生产经营使用活动进行监督管理；……（3）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对象，依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包括实验室检验；……（6）依法对违反《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的行为予以处罚。4.张掖市甘州区监察委员会文件。证明甘州区监察委员会给予甘州区商务局行政执法科科长刘某行政记大过处分。5.搜查笔录及查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解除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等书证。证明张掖市监察委员会对被告人高某1住所、车辆、办公场所进行搜查，并对相关财物、文件进行扣押，后对部分财物解除扣押返还的情况。6.张掖市纪委、监委调取的被告人高某1在建设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及交易凭证、存款凭条等。证明高某1银行账户明细及资金情况。7.缴款凭证及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明高某1亲属向张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两次缴款共计35万元。8.户籍证明。证明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本院认为，以被告人张晓龙、吴某231为首的犯罪组织，利用中天肉业公司为甘州区唯一承担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强势地位，成立“地下执法队”，十几年来在甘州区动检站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不间断非法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通过实施辱骂、威胁、殴打猪肉经销户的违法犯罪行为，强迫猪肉经销户不得销售外地肉，强拿经销户售卖的外地猪肉，对甘州区猪肉行业的经营形成垄断，非法控制了甘州区猪肉市场，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被告人张晓龙、吴某231指使公司财务人员伪造虚假数据，在甘州区商务局、动检站工作人员的纵容下，骗取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致该犯罪组织不断坐大，最终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明知以张晓龙、吴某1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多年来长期实施的非法巡查猪肉市场、强拿猪肉经销户售卖的外地猪肉、不让销售外地肉、伪造数据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行为系违法犯罪活动，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放纵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该组织非法控制甘州区猪肉经营行业，骗得巨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严重破坏本区经济、社会秩序，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五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刑律，构成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高某1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认定如下：1.关于辩护人辩称本案部分被告人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符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体要件的辩护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案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所在单位动检站虽为事业单位，被告人高某2、韦某、张某1的身份也系事业单位编制，但动检站隶属甘州区农牧局管理，依照国家动物防疫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对动物防疫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并有权依法对违反《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处罚，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属于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张某4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五被告人的身份均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对各被告人及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均不明知以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各被告人在履行职务时有失职、渎职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不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仍对该组织及其成员予以包庇，或者纵容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即可认定本罪。至于行为人是否明知该组织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张某3明知张晓龙等人捏造数据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资金，仍自己或安排、指使、授意工作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报统计表上签名、盖章，致巨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被骗；被告人高某1、高某2、韦某、张某1明知中天肉业公司人员无执法资格，无权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仍通过会议安排或单独安排等方式，自己或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检疫执法人员乘坐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车辆，按照中天肉业公司安排的时间、地点及指定路线，参与、配合“地下执法队”进行非法巡查。巡查期间，检疫执法人员明知“地下执法队”采取辱骂、殴打、威胁猪肉经销户、让经销户写保证书、交保证金、强行拿肉等暴力或软暴力行为，阻止外地检疫合格猪肉进入甘州区市场销售系违法犯罪行为，仍不加制止，纵容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各被告人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帮助，各被告人均构成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对各被告人及辩护人辩称指控在各被告人任职期间，国家财政补贴资金被骗的数额不属实，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中没有扣除真实存在的病害猪补贴费用，被告人没有安排他人签字，自己签字系单位领导交办的履行工作职责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在各被告人任职期间，均为负责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的单位直接领导或责任人，因他们不依法履行职责，纵容张晓龙等人骗取巨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公诉机关根据各被告人负责国家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专项补贴的时间，计算在此期间国家财政补贴资金被骗的数额，计算时已扣除了国家给中天肉业公司焚烧处理真实病害猪后的补贴费用80元，虽然指控的数额中没有扣除真实处理的每头病害猪补贴款500元或800元，但该资金是补贴给病害猪货主的，各被告人明知张晓龙等人领取补贴款后据为己有没有给病害猪货主发放，仍纵容张晓龙等人领取并非法占有国家给病害猪货主的补贴资金，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4.对被告人高某1及其辩护人就指控的受贿罪辩称的理由。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1在2013年10月5日其儿子结婚时吴某1送的20000元现金，被告人在张掖市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的供述前后一致，与证人吴某231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支持。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第十五条规定：“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吴某1任负责人的中天肉业公司系甘州区动检站的行政管理对象，被告人高某1作为动检站站长，在过年、过节和其子结婚时多次收受被管理人吴某231送的财物，依法应以受贿论处。被告人高某1虽在依法正确处理张某3及双华公司被穆斯林群众围攻事件时未受张某3请托，但事后张某3基于高某1履职期间的行为给高某1送现金100000元以示感谢，被告人收受了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依法应以受贿论处。被告人利用其担任动检站站长(动监所所长)，政协张掖市甘州区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高某3、高某5、张某3等人财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的亲属在调动工作等事项提供帮助，依法应以受贿罪论处。5.对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本院认为，被告人高某1身为动检站站长（动监所所长），不依法履行职责，通过会议安排或者单独授意、指使动检站（动监所）、屠宰办工作人员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虚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报统计报表中签字，参与、配合中天肉业公司“地下执法队”非法巡查甘州区猪肉市场，帮助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骗取巨额国家财政补贴资金，致甘州区猪肉市场被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猪肉行业的经济、社会秩序被该组织严重破坏，放纵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被告人高某2、张某1身为动检站驻中天肉业公司检疫组负责人、屠宰办负责人期间，根据集体会议或单位直接主管领导的安排，不依法履行职责，在中天肉业公司提供的虚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报统计报表中签字，或参与非法市场巡查，放纵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被告人韦某继任动监所所长后，明知以前中天肉业公司提供虚假数据骗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行为系违法犯罪，动监所工作人员参与非法市场巡查的行为不符合规定，仍沿用之前的工作模式，继续纵容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被告人张某4明知经动物检疫部门工作人员签字的中天肉业公司填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统计报表中的数据虚假，不依法履行职责，仍安排工作人员签字盖章，不按规定派人监督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全过程，放纵张晓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本院将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对各被告人区别量刑。各被告人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提出异议，但在侦查及本院审理期间，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某1在张掖市监察委员会审查其犯滥用职权罪期间，主动交代了其收受张某3、高某5等人财物的事实，系坦白，并全额退缴受贿所得，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某1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高某1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总和刑期八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14日起至2027年4月13日止。罚金二十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缴纳，上缴国库。）二、被告人高某2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23年4月27日止。）三、被告人张某1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2023年1月15日止。）四、被告人韦某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五、被告人张某4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2022年1月15日止。）六、扣押的赃款35万元，依法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判长 张勤铭审判员 侯红梅审判员 马彩琴二○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郭 娜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