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民申5237号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得生，男，汉族，1970年7月9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丰晓萌，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曹绍威，男，汉族，1964年7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义，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驻马店市红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驻马店市白桥路一巷。法定代表人：张连柱，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余娟，女，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再审申请人蔡得生因与被申请人曹绍威及一审被告驻马店市红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余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7民终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蔡得生申请再审称，一、原一审、二审判决混淆了蔡得生与河南亿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诺公司）的法律地位，将亿诺公司的民事行为错误的认定为蔡得生的行为。蔡得生虽然任亿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但是在法律上蔡得生与亿诺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民事主体。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各投资人的投资款均转入亿诺公司的账户，作为股权转让款由亿诺公司转给红星公司的原始股东，以及红星公司的退伙协议书可以充分证明，与曹绍威及其他合伙人共同向红星公司投资的主体为亿诺公司，而非蔡得生。一审判决混淆了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和蔡得生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把一个企业法人行为毫无事实依据地认定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在没有证据证明蔡得生与亿诺公司之间存在主体身份混同的情形下，判决蔡得生承担亿诺公司的法律责任，属于典型的认定法律事实错误。提交证据亿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亿诺公司与陈金华签订的退伙协议书。二、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曹绍威与其他共同投资人之间为合伙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个人合伙的规定作为判决的依据，属于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亿诺公司与曹绍威及其他合伙人共同出资进行经营，并非是成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合伙组织，而是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成为红星公司的股东，经营红星公司开发恒基名都项目。在原审中，曹绍威也认可其资金是投入了红星公司，所以其才主张分配红星公司的利润。红星公司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人，几位共同投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虽然是民间俗称的“合伙关系”，但是并非法律上的合伙关系。其共同作为红星公司的股东，对红星公司的法律责任只承担了有限责任，而非连带法律责任，对其之间权利义务的调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三、案涉退资协议书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为无效协议。曹绍威主张诉讼请求的依据为《红星退资协议》，作为红星公司的股东，曹绍威要求退回其出资的行为实质应为公司收购股权退股。《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回购股权退股的条件，而本案中红星公司的经营没有出现七十五条规定的内容，案涉退资协议书在签订时也未经过红星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为无效协议。且案涉退资协议书还对红星公司的利润进行了分配，在没有股东会决议且没有对红星公司的利润进行清算的情况下，退资协议书关于利润分配的内容为无效约定。综上所述，蔡得生在退资协议上的签字，只是作为红星公司的股东亿诺公司的代表进行的签字，原一审、二审均在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的基础上，适用错误的法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请求依法予以再审。曹绍威提交意见称，一、原审法院不存在混淆蔡得生与亿诺公司法律地位的问题，蔡得生在一审答辩时和二审上诉时均没有对该问题提出意见，足以证明蔡得生在原审期间对其诉讼主体无任何异议，其从未提出其是作为亿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行为。二、原审法院将蔡得生与曹绍威之间定性为合伙关系，符合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曹绍威、蔡得生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2015年6月9日双方签订《红星退资协议》及2015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的《曹绍威协议分配房源》协议，能够证实双方合伙关系成立。二人在合伙期间，曹绍威投资本金2000万元用于蔡得生、红星公司开发的恒基名都项目。双方虽对合伙账目没有清算，但依据双方于2015年6月9日签订的《红星退资协议》，该协议实际系双方散伙协议。并且双方均已按协议约定实际履行，蔡得生已向曹绍威支付420万元的利润。蔡得生的妻子余娟答辩时也认可曹绍威与蔡得生合伙投资一事。《红星退资协议》中明确载明曹绍威投资的是蔡得生、红星公司开发的恒基名都项目，而非红星公司，双方并非股东关系。三、曹绍威与蔡得生系合伙关系，不存在适用《公司法》的问题。即使双方是股东关系，《红星退资协议》也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更不存在法律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在二审过程中，各方达成调解协议，虽然红星公司未盖章，但蔡得生已经签署该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应该对蔡得生、曹绍威产生法律约束力。综上，请求驳回蔡得生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6月9日签订的《红星退资协议》载明：“甲方蔡得生、红星公司，乙方曹绍威，乙方于2011年3月16日向甲方驻马店恒基名都地产项目投资2000万元，2012年3月9日退回本金500万元，2012年10月11日退回本金1500万元，现因乙方公司出现资金困难，甲乙双方就乙方收取投资回报及投资本金的利息（月息3％），达成协议如下：一、乙方投进甲方恒基名都项目的2000万元本金2011年1月13日投入，2012年3月9日收回500万元，2012年10月11日收回1500万元，期间3％利息919万元，此2000万元投资利润甲方按2000万元（税后）标准支付给乙方。利息和利润共计2919万元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开始用恒基名都项目售房款支付至支付完毕止。二、上述履行完毕之后，乙方在上述地产项目因投资所产生的权益全部终结，将来上述地产项目实际清算时不管实际利润多或少，乙方概不主张权利也不承担义务。甲方蔡得生签名捺印，加盖红星公司印章，乙方曹绍威签名捺印。”协议签订后，蔡得生给付曹绍威利润420万元。2015年12月18日红星公司与曹绍威签订《曹绍威协议分配房源》，将价值共15421248元的房产分配由曹绍威进行处置；后红星公司又擅自将协议约定的房产出售和抵押给银行，导致该协议未实际履行。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蔡得生、红星公司达成支付曹绍威900万元的协议，但红星公司未签章。关于蔡得生在《红星退资协议》上签字是否系代表亿诺公司的问题，蔡得生虽系亿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两者属于两个主体，从退资协议上并未加盖亿诺公司印章、协议签订后系蔡得生支付曹绍威420万元、蔡得生在本案原审期间从未主张系代表亿诺公司签字等情况来看，蔡得生申请再审时仅以投资款转入亿诺公司账户为由主张其签字系代表亿诺公司，应由亿诺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及退资协议的效力问题，蔡得生主张曹绍威系红星公司的股东、本案系公司回购股权退股关系、退资协议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无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曹绍威并非红星公司的股东，也未与红星公司的股东存在代持股关系，蔡得生的上述主张均缺乏依据，且红星公司并未提出上诉，也未申请再审，认可本案判决；原生效判决根据《红星退资协议》、《曹绍威协议分配房源》等证据，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并无不当。综上，蔡得生申请再审的事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蔡得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秦世飞审判员  魏一凡审判员  李智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翟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