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7民初407号原告：苏建立，男，196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华（苏建立之妻），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升，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国军，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拾玲，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佟海涛，男，197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岫，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庆梅，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建立与被告张国军、佟海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建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张国军、佟海涛向其支付货款589630元。事实及理由：苏建立经营桃筐生意。2018年苏建立与张国军、佟海涛口头订立桃筐买卖合同。后，苏建立通过张国军向佟海涛出售桃筐，货款总额1365000元，张国军已支付苏建立货款709000元。2019年3月份后，张国军又通过微信转账向苏建立支付货款34000元，并用料顶账2000元、筐子顶帐12370元，等于又向苏建立支付货款共66370元，现尚欠苏建立货款589630元。张国军辩称，拖欠的货款与佟海涛无关，应由张国军偿还，但现尚欠的货款为330742元。2013年佟海涛在平谷建塑料生产厂，2017年张国军到佟海涛处工作，张国军的工作内容是在三个月的桃子收获季将生产的桃筐送到购买的客户处。2018年3月底佟海涛的厂房租赁合同到期，5月初佟海涛撤场，5月中旬张国军开始自主做桃筐买卖生意，其中一部分是从苏建立处进货。每次张国军从苏建立处购买桃筐时，均是在库房进货，但出库单上仅写数量，单价则由张国军与苏建立按照市场批发价来口头商定。苏建立与张国军就货款进行过几次对账，张国军也结了部分货款。后来，张国军发现苏建立所提供的进货数量与实际不符，单价也并非双方商定的金额，且苏建立每次都在单据上写上佟海涛的名字，更让张国军不解。2019年3月5日欠条上苏建立还写了佟海涛委托张国军卖桃筐，张国军提出异议后，苏建立说没关系，称数量和单价不对可以事后再对账并要求张国军先签字。就本案所涉及的桃筐买卖，苏建立从未就单价与佟海涛进行过协商，从未向佟海涛要过账，也从未要求张国军向佟海涛转达要账的意思，已支付的货款也全部是由张国军支付。佟海涛辩称，张国军只有在桃子成熟时才在佟海涛手下工作，而2017年桃子收获季节之后双方就不再存在雇佣关系。2018年3月佟海涛所租赁的场地到期后，佟海涛便开始撤场，此时桃子还未成熟，所以也不存在买卖桃筐的生意。2018年5月底佟海涛撤场完成。2018年苏建立与佟海涛之间并不存在桃筐买卖合同关系，苏建立请求佟海涛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苏建立为桃筐生产者。佟海涛在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前北宫大桃市场设有经营场所，进行桃筐生产和销售。2017年开始苏建立与佟海涛产生业务往来，双方较为熟识。2017年桃子收获季节张国军到佟海涛处工作，负责将桃筐送到购买的客户手中。2018年3月佟海涛所承租的前北宫大桃市场场地到期后便着手撤场，2018年5月底佟海涛便不在该大桃市场经营，张国军接手佟海涛的桃筐生意。2018年6月22日至9月23日张国军对外销售桃筐时部分自苏建立大桃市场库房提货。2018年12月21日苏建立与张国军就2018年双方之间的桃筐买卖进行对账，张国军在苏建立所书写的五张汇总的出库单上签字。2019年1月22日张国军在苏建立所书写的欠款条上签字，其中写明“佟海涛2018年总货款136万伍仟元正，壹佰叁拾陆万伍仟元正，已付伍拾贰万元正，下欠捌拾肆万伍仟元正。经手人：张三”。之后，张国军又偿还苏建立部分货款。2019年3月5日张国军在苏建立再次书写的欠条上签字，其中写明“我叫张国军，佟海涛委托我卖苏建立桃筐，时间是2018年，经过双方对账确认，欠苏建立桃筐款陆拾伍万陆仟元正：￥656000.00元。经办人：张国军”。2019年9月26日张国军在苏建立所书写的证明上签字，其中写明“我叫张国军，大桃市场都叫我张三，张三和张国军是同一个人，特此证明。证明人：张国军”。当日，张国军用料和桃筐向苏建立顶账32370元，又向苏建立转账支付货款34000元。本案庭审中，苏建立以佟海涛、张国军之间系委托关系且二人之间的授权不明为由，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判令张国军、佟海涛连带给付拖欠的货款589630元。张国军、佟海涛各持答辩意见，不同意苏建立的诉讼请求。另查一，苏建立在前北宫大桃市场设有库房，该库房原由佟海涛承租，苏建立占用后给付佟海涛使用费。2018年4月10日至20日苏建立每日将生产的桃筐交由其司机送至大桃市场库房存放，佟海涛代为点收并在司机所持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4月21日至5月13日苏建立的司机向大桃市场库房送桃筐时，均由张国军点收并在司机所持送货单上签字。上述桃筐种类均为月牙平板，且均为整车运送。经询，苏建立称进入库房后丢失的风险由其自己承担。庭审中苏建立提交佟海涛于2018年7月29日向其发送的手机短信，用以证明其与佟海涛之间2018年还有业务往来，该短信内容为“159XXXXXXXX，这是黑豆峪电话，5点前给送700中筐。”就该手机短信，张国军称如果其与佟海涛之间系苏建立所主张的关系，佟海涛应把短信发给张国军而非苏建立；佟海涛称其撤场后，若有老客户需要桃筐时，其便将业务介绍给苏建立。苏建立提交2018年6月22日至9月23日零散出售桃筐的单据（送货单或出库单），每张票据上桃筐数量不等，且种类亦非月牙平板一种；该零散单据中7月23日之前部分均由张国军签字，之后张国军、佟海涛均未签字。苏建立提交2018年12月21日其与张国军对账后由张国军签字的汇总出库单。苏建立称上述零散出售单据上的桃筐均由张国军经手卖出，汇总出库单的货款总数为1365000元，且零散出售单据中的月牙平板型桃筐累计数量与汇总出库单一致，2018年7月29日的700中筐的货款并不包含在汇总出库单货款1365000元中。另查二，庭审中苏建立提交张国军书写的支付清单，苏建立称此系2018年张国军与佟海涛之间相互资金往来，用以证明张国军系受佟海涛委托经营桃筐生意。就此佟海涛、张国军称，因佟海涛撤场时留下了部分料和筐，张国军接收后没有现金给付，所以双方约定张国军出货后或由客户直接向佟海涛付款或由张国军将收取的货款再支付给佟海涛。另查三，苏建立提交其与张国军于2019年2月26日和2019年3月2日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张国军系受佟海涛委托经营桃筐生意。2019年2月26日的电话录音，其中有如此对答：“苏：你经手出去的货，谁没有给你钱，谁直接给小佟打的钱，你应该有数啊？张：嗯，有。苏：谁给他打过去了，你自己本身得对对账吧。张：等他三月份过来，肯定得把这账对了，他也得有数。苏：因为这货都是经过你手的，是吧？张：对，就是说他那边结的帐。苏：他那边大概能结多少？张：反正我算着得在五十左右吧，五十有可能稍微冒点儿。”2019年3月2日的电话录音，其中有如下对答：“苏：你抓紧给小佟打一电话，你说现在都一九年三月多少号了？张：三月二号吧。苏：说实在的，咱们从三月开始生产，说实在的，咱们要贷款利息咋弄？张：明儿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下礼拜他过不过来。苏：你说现在都忙了，他要忙忙叨叨验完车就走，也来不及那啥事，赶明我过去以后，把那啥的那个再捋吧捋吧，不是还有些废筐吗，把那个再弄弄，来了以后嘁哩喀喳告诉他多少钱，到时候就得了。张：行。苏：老三，年前我还跟立国，十来天来电话，他说小佟也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那个他说，我就说那事儿，他说老三这人没事，老三这人挺正直的，他也不会坑人，不会那啥的，他说你抓紧要要，跟他打个电话。就是那个上回你打完电话，我又给他打电话，还没有接，你说这事，你就说那个那啥这事你说你一手托我们两家，老三你说实在的，小佟他一走，让你管，当时他咋跟你说的，连送货，连立国那事？张：他走就说让我俩在这边管着。苏：是让立国你俩管着？张：主要是让立国找人管，找人干活啥的。苏：你管业务，他管人？张：对。苏：可不得明确一下，是吧？张：是，没错，我下礼拜我问问，明儿我问问他，明儿礼拜日我问问他。苏：咱俩把这账弄清了，就是他的事儿了，是吧？张：是，我问问他。苏：你说电话也不接，不哼不哈的，我那个料钱肯定是有十几万，有条，手续我俩都做过了，你说从你手就给他打过去二十多万，再有直接给他打的，五十万还冒出去点儿呢，是吧？张：冒出去呢。苏：你说你把着那钱，你赶紧给结了比啥不强。张：行，明儿我问问他，我给他打电话，咋着他也得过来是不？苏：横这事儿也得有个交代，不能把这事撇给你呀。张：行。苏：比如说他要万一不过来，他让我找你，你说这事咋弄？张：肯定我得找，让他过来啊！苏：你这算替他管事是呗，这事肯定我还得找他，是呗？张：我给他打电话。”对上述录音，张国军称其系独立经营桃筐买卖，与佟海涛不存在共同经营关系，苏建立所述张国军与佟海涛之间的委托关系仅系苏建立的个人主观看法；佟海涛称该录音并不能证明张国军与佟海涛之间系共同经营或委托关系，具体张国军对外如何谈论二人之间关系，佟海涛无法干涉。另查四，庭审中佟海涛提交一份由苏建立于2019年3月5日书写再由其签字的欠条，内容为“我叫张国军，佟海涛委托我卖苏建立桃筐，时间是2018年。经过双方对账确认，还欠苏建立筐子款陆拾万陆仟元整。￥606000.00”。张国军称截止2019年3月5日其所欠苏建立的货款为606000元，张国军所持数额为606000元的欠条书写在苏建立所持记载为656000元的欠条之后且由苏建立交给张国军。就此，苏建立称数额为606000元欠条写在656000元欠条之前，张国军签署606000元欠条后，苏建立发现数额错误，又要求张国军重新签了数额为656000元的欠条，那张606000元欠条就扔在张国军处没有带走。佟海涛称双方之间的货款纠纷与其无关，其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苏建立主张2018年张国军系受佟海涛委托经营桃筐买卖生意，并据此要求双方连带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其对该主张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就苏建立所提交的证据而言，无论是前后两张由张国军签字的欠条还是其与张国军之间的电话录音，即使其中提及佟海涛与张国军之间存在委托事宜也系苏建立、张国军二人之间的意思沟通，现并无证据可证明佟海涛曾事先对苏建立表示过其与张国军之间系委托关系或事后对委托关系予以追认。苏建立所提交的整车运往库房的送货单虽由佟海涛签字，但苏建立亦认可送到库房后丢失的风险由其自负，双方以零散出售单据上记载的对方实际卖出的桃筐来结算，且其所主张的总货款系以零散出售单据累计得出，因此该签字仅能认定系佟海涛代其点数以监督司机的运货，并不能依此认定其与佟海涛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佟海涛与张国军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就苏建立所提交的由张国军书写的张国军与佟海涛之间的支付清单，因清单记载过于简略，并不能准确判断其内容，张国军、佟海涛所述系处理佟海涛撤场所留部分料筐的问题并非不具有可能性。就苏建立所提交的手机短信，若如苏建立所述2018年佟海涛仍在委托张国军买卖桃筐，那么佟海涛应把短信发给张国军，由张国军来送货更符合情理，而事实并非如此，故该短信仅能反映佟海涛曾向苏建立介绍业务。另外，苏建立、佟海涛同为当地桃筐生产经营者，2018年佟海涛撤场与否苏建立应较易获得相关信息；苏建立所持2018年6月22日至9月23日的零散出售单据上无一张有佟海涛的签字，之后与苏建立进行数次对账的亦并非佟海涛，苏建立所获付的所有货款无一笔直接来自佟海涛，且苏建立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就拖欠的货款曾直接向佟海涛进行追索，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上述种种情形均与苏建立所主张佟海涛与张国军之间系委托关系不相符。综上，苏建立主张佟海涛与张国军之间系委托关系，其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让人确信该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难以认定。鉴于张国军认可系其与苏建立发生买卖关系，且其亦认可尚拖欠苏建立货款，故本院判令由张国军给付。就张国军所提交的606000元的欠条内容来看，应系张国军签署而交给苏建立，综合张国军、苏建立各自的解释，苏建立所述更符合情理。张国军辩称苏建立所主张的货物数量有误且单价有误，其并无反证予以证实，且其在汇总出库单和欠条上均签字认可了苏建立所主张的数额，故本院对该辩称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国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苏建立支付桃筐款589630元；二、驳回苏建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96元，由苏建立负担4848元（已交纳），由张国军负担484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建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关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