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504民初3478号 原告：弥勒市信达汽车修理厂。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二环南路。 经营者：张勇弼，系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兴，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维，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弥勒市新哨镇夸竹村民委员会山心村煤矿。 法定代表人：钟雨初，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雪，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奥，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弥勒市信达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信达修理厂”）与被告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达修理厂的经营者张勇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兴、谢光维，被告国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雪、林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达修理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自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的修理费（劳务费、材料费）1654684.25元，并以所欠款项1654684.2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62016.66元；自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未结算修理费金额435792.50元，并以所欠款项435792.5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支付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9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3295.30元，所欠修理费总计2090476.75元，本息合计2155788.71元。2.判决被告以实际所欠款项2090476.7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支付2020年9月1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厂系专门从事汽车修理与维护的个体工商户，被告专门从事煤矿开采工作。2019年1月，我厂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由我厂长期为被告的运煤用车提供专门维修服务。合作以来，我厂克服各种困难保障了被告矿运车辆的正常使用，同时配合厂家做好通运矿用车的售后服务。我厂本着友好合作的理念和对客户负责的态度，积极响应，协调各类配套资源，长期驻点进行维修服务，力保被告所有车辆正常、稳定使用，被告年度生产任务也得以超额完成。但是，被告总是拖延支付相关款项，我厂多次向被告催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告分别支付我厂40780元、44599.5元、101995.75元，仍尚欠我厂自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的劳务费、材料费1654684.25元，以及自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未结算款项435792.5元，以上款项总计2090476.75元。尽管我厂多次致电、发函催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导致我厂资金周转困难，严重影响我厂正常生产和商业信誉。我厂因此资金严重短缺，拖欠员工工资和工厂材料费，现已无法正常经营。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为维护我厂自身合法权益，恳请法院支持我厂诉讼请求！ 被告国能公司辩称：一、我司与信达修理厂未建立修理合同关系，信达修理厂系我司与陕西通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通运公司”）之间采购合同项下受托代为承担三包服务的主体。1.信达修理厂主张的修理费对应的维修项目属于我司与案外人陕西通运公司之间采购合同项下三包范围内的维修项目，我司不应支付该费用。我司与陕西通运公司于2018年11月签订《陕西通运重工有限公司60台宽体矿用车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约定陕西通运公司向我司销售60台定制宽体矿用车，为履行《采购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三包义务，陕西通运公司授权信达修理厂作为三包服务期内的修理厂家，且信达修理厂在起诉状中明确其系“配合厂家做好通运矿用车的售后服务”，因此，原告主张的修理合同关系不成立。2.原告主张的费用全部为修理通运汽车中心螺丝、钢板、钢盆、钢圈、离合器、刹车、传动轴、变速箱等发生的费用，属于三包范围，不应当由我司承担。3.非三包范围，如保养、易损件的更换所产生的费用，我司均予以支付，从未拖欠任何一笔款项。因此，我司并非原告所称拖延付款，而是原告主张的费用均属于三包范围，原告向我司主张无请求权基础。4.原告与我司签署销货清单、委托修理单系为记录陕西通运公司交付车辆的维修情况，便于信达修理厂向陕西通运公司主张其负责三包服务而产生的费用。5.因通运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我司与陕西通运公司之间关于通运车辆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经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司的一项反诉请求就是要求陕西通运公司承担因维修车辆导致我司支付的修理费用，原告在本案主张的费用因属于三包范围，由谁承担将与质量认定结果直接相关，因此，我司将在前述案件中追加原告为案件第三人，以确认原告所主张费用的承担主体。若本案认定我司与原告之间构成修理合同关系，将导致我司无法再向陕西通运公司追偿。二、原告主张的302142元，系弥勒市欧阳汽车电器维修店（以下简称“欧阳汽修”）发生的工时费，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的工时费全部系案外人进行维修产生的人工费用，且亦属于三包范围。因原告与欧阳汽修为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主张欧阳汽修的工时费无主体资格，且我司已于2020年9月7日至2020年9月29日分五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欧阳汽修支付了工时费合计72413.75元，该部分已支付的费用应当予以扣减。三、经核实原告主张的维修费用共计1664950.25元，超出部分属于计算错误应当扣除。综上，原告系陕西通运公司授权代为履行三包义务的修理厂家，其在本案主张的费用均为三包范围内的维修费用，因此，原告主张的修理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告的主张无请求权基础。原告主张的302142元均为欧阳汽修对属于三包范围的故障进行维修产生的人工费，原告向我司主张该费用无主体资格。 原告信达修理厂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原告及经营者的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 2.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欠弥勒信达修理厂车辆维修工时材料费明细表一份、关于再次要求支付维修费用的函二份（复印件一份），欲证实1、被告欠原告车辆维修工时材料费2054939元；2、原告于2020年8月3日、2020年9月7日两次找被告催收维修费，被告均未支付。 3.民事裁定书、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原告为实现债权申请保全被告财产，支付保全费5000元。 4.材料工时费清单一份（其中2019年2月份共7单、2019年3月份共146单、2019年4月份共219单、2019年5月份共156单、2019年6月份共122单、2019年7月份共81单、2019年8月份共156单、2019年9月份共198单、2019年10月份共235单、2019年11月份共365单、2019年12月份共259单、2020年1月份共44单），欲证实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被告在原告处维修车辆应支付材料工时费共计1604297元。 5.送（销）货清单一份（632张），欲证实被告欠原告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的工时费、材料费435792.50元。 6.张某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实证人系原告信达汽修厂新哨分厂的厂长，2018年10月底开始进驻被告公司负责维护、维修矿用车，直到2020年7月30日被告公司都没有支付修理费，新哨分厂就撤回弥勒，未继续为被告公司驻厂维修、维护。被告所欠维修费不在陕西通运公司三包范围内，是被告公司应该支付原告的修理费，陕西通运公司也有四人驻厂负责三包修理。 7.郭某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实证人在原告信达修理厂修车，原告信达修理厂在被告国能公司有个分厂，2019年证人到被告公司修理通运车到2019年年底没有修。 8.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欲证实证人在原告信达修理厂修车，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人事调动后证人被原告信达修理厂安排到被告国能公司修理车辆。 9.证明一份，欲证实欧阳汽修代原告收取维修被告公司车辆产生的工时费。 经质证，被告国能公司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车辆维修工时材料费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应当以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清单为准，被告统计的信达汽车修理厂的材料费为1664950.25元，欧阳汽修的工时费为302142元，但是欧阳汽修与本案无关，不应将工时费计算在内；对要求维修费用的函的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费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修理关系，对标注文件已收到的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签名的仅是被告公司修理工。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双方未建立修理合同关系，保全费不应由被告承担。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证据4的部分单据、金额错误。其中2019年2月、10月、11月的单据数量及金额正确；2019年3月份共146单，金额为80555元；2019年4月份共218单，金额为188048元；2019年5月份金额为84215元；2019年6月份共121单，金额为82355元；2019年7月份金额为45782元；2019年8月份金额为120275元；2019年9月份金额为144472元；2019年12月份共258单，金额为154593元；2020年1月份共41单，金额为22381元。但是，证据4、5的材料费在三包范围内，应向陕西通运公司主张；工时费系欧阳汽修产生，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证人坐在法庭后门外，能够听到整个庭审过程，程序不合法，且证人系原告的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中证人张某陈述2018年10月，原告开始维修、维护矿运车，而通运车是2018年11月才陆续进厂，所以原告修的不是通运车；2019年3月29日，Ｋ61维修工单上填写的是欧阳汽修；张某陈述欧阳汽修是受原告的委托开具普通发票，增值税发票也是可以抵扣的，所以证人证言不真实；信达汽修就是陕西通运公司的三包方。证人郭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人梁某的证言，能证实陕西通运公司委托信达修理厂负责三包维修，原、被告没有建立修理合同关系。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信达修理厂要求欧阳汽修出具的，原告提交的维修工单载明维修单位为欧阳汽修，能证明欧阳汽车是维修通运车辆的主体，工时费实际应当由欧阳汽修收取，不是欧阳汽修代为收取。 被告国能公司就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采购合同、云南国能煤电矿区首次售后回访问题处理方案、工作联系函、有关轮辋磨子口问题分析沟通会会议纪要、K27剥离一科委托修理清单销货清单、K28一科委托修理单、销货清单、收据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1、被告与陕西通运公司于2018年11月签订采购合同，约定被告购买陕西通运公司60辆矿车，即涉案车辆，同时陕西通运公司确定三包范围；2、陕西通运公司在方案中明确原告信达修理厂为通运车辆三大件的特约维修站、在2019年6月5日有关轮辋磨子口问题分析沟通会上，原告信达修理厂的法人作为陕西通运公司代表参加会议；3、陕西通运公司交付车辆后，原告信达修理厂开始对通运车进行维修。 3.保养费用单据复印件一份（35张），欲证实非三包范围内，被告委托原告对通运车辆进行保养，原、被告确实建立合同关系，配件材料采购所发生的费用，被告已经全部支付。 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反诉状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被告与陕西通运公司就通运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在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因通运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被告要求通运公司承担车辆维修产生的费用，原告主张的费用因属于三包范围，由谁承担将与质量认定结果直接相关。 5.弥勒市欧阳汽车电器维修店、弥勒市信达汽修厂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各一份、账户交易明细回单打印件一份（5张），欲证实被告已向欧阳汽修支付2019年10月工时费及保证金33709.25元、2020年6月工时费23692.5元、2020年7月工时费15012元；欧阳汽修与原告属于两个独立主体，被告一直支付欧阳汽修的费用，原告无权主张。 6.关于三包费用扣除的说明一份、U盘表格一份，欲证实属于通运车辆三包保修范围内的费用有188092元，应在原告起诉的金额中扣除。 经质证，原告信达修理厂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委托修理清单、销货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能够反证原、被告为修理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维修车辆产生的费用，并不是陕西通运公司委托修理的，且修理单中有原、被告双方负责人签名确认；对采购合同、处理方案、工作联系函、有关轮辋磨子问题分析沟通会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且未经原告签字盖章。对证据3中的32-34页、59、62、64页无异议，其中32-34页能证实原、被告存在修理合同关系，被告支付的修理费已经扣减，没有包含在原告起诉的金额中；64页能证实原告修理的车辆不只是通运车，还有客车；被告仅支付了部分修理费，且支付的费用不在三包范围内；对30-31、35-58页、60、61、63、65页不发表质证意见，是被告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原告的签字盖章。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的企业信息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欧阳汽修是代原告收取工时费，且是被告公司向欧阳汽修转账，并不是陕西通运公司支付工时费。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维修工单不包含“三包”范围，就是原告为被告修理车辆产生的材料费，维修工单是按照被告的要求签字认可的。“三包”是被告与陕西通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不是“三包”的承担主体。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弥勒市欧阳汽车电器维修店（以下简称“欧阳汽修”）的经营者欧阳继承了解情况、释明法律规定，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欧阳汽修是独立的经营者，从2016年10月左右起，欧阳汽修租用原告的场地开展车辆电气系统维修。欧阳汽修与原告口头约定，到原告处修理电气系统的车辆，均由欧阳汽修负责，修理费用由原告支付，欧阳汽修不直接对接修车客户。被告公司的维修工单记载欧阳汽修为维修单位，但不是欧阳汽修修理，也没有在维修工单中签过字。以欧阳汽修的名义开增值税发票，是因原告无法开具涉及被告公司的普通增值税发票（税率是3%），应原告要求由欧阳汽修代开。2018年至2019年8月以前，经原告方的张某要求，欧阳汽修为被告公司修理过拉土的大翻斗车的电路，修理费已由原告支付。修理过程中，得知修理电路的车辆是“三包”车辆，但不知属于哪家公司的三包范围。维修工单的报修项目不属于三包范围。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欧阳汽修无关，欧阳汽修无实体权利，不作为原告参与诉讼。 经质证，原告对询问笔录无异议。被告认为欧阳继承在笔录中陈述未在维修工单中签字，只是帮原告开具税费发票，能够反映原告与欧阳汽修是委托关系，工时费是被告直接支付给欧阳汽修，缴税发票也是欧阳汽修开具，被告与欧阳汽修是直接修理合同关系，与原告无合同关系。如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时费，就应该向被告出具发票，但是原告现在不能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 2020年12月1日，原、被告共同作出材料费、工时费数据核对明细一份，主要内容为：1、原告承认被告支付给欧阳汽修的工时费72413.75元，已由原告收取，并同意在本案中扣减；2、原告主张的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的材料费、工时费，金额存在误差，扣减被告支付给欧阳汽修的工时费72413.75元后，实际金额为2008737元。 经举证、质证，结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本院认定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证实待证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4、5、9，能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中的K27剥离一科委托修理清单销货清单、K28一科委托修理单、销货清单、收据，证据3、5，原、被告于2020年12月1日共同作出的材料费、工时费数据核对明细，本院依职权向欧阳汽修的经营者欧阳继承制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共同证实，欧阳汽修不是维修被告车辆的主体，被告尚欠原告的工时费与欧阳汽修无关；被告尚欠原告修理材料费、工时费合计2008737元，原告向被告催讨费用的事实，采信能证实的部分。证据3，能证实待证事实，予以采信。证据6、7、8，能相互印证共同证实原告进驻被告负责维护、维修被告车辆的事实，采信能证实的部分。被告提交的证据1，能证实待证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中的采购合同、云南国能煤电矿区首次售后回访问题处理方案、工作联系函、有关轮辋磨子口问题分析沟通会会议纪要及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证。证据6，不能证实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信达修理厂系2005年8月20日登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勇弼，经营范围为汽车修理与维护。被告国能公司系2006年7月5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钟雨初，经营范围为煤炭的开采、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项目的投资、管理等。2016年10月左右，欧阳汽修租用原告信达修理厂的场地开展车辆电气系统维修，并负责修理到原告信达修理厂修理电气系统的车辆，修理费用由原告信达汽车修理厂转付给欧阳汽修。自2019年1月起至2020年7月止，原告信达修理厂为被告国能公司维修车辆，因原告信达修理厂无法开具被告国能公司的普通增值税发票，原告信达修理厂即在原、被告双方签名的维修工单中标注维修单位为欧阳汽修，并以欧阳汽修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国能公司根据发票名称分别于2020年9月7日、9月24日、9月29日，向欧阳汽修支付2019年10月保养工时费15710元、2019年1月至12月安全保证金17999.25元、保养工时费38704.50元，合计72413.75元，欧阳汽修收款后再转付原告信达修理厂。2020年11月27日，本院依职权与案外人欧阳汽修的经营者欧阳继成进行谈话，向其释明原告信达修理厂提交的维修工单记载的维修单位系欧阳汽修，如被告国能公司未支付车辆工时费，可以参与本案的诉讼，但欧阳继成明确表示被告国能公司尚欠的工时费，应由原告信达修理厂收取，与欧阳汽修无关，不参与本案诉讼，并确认放弃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2020年12月1日，经原、被告共同核对，自2019年2月起至2020年7月止，被告国能公司在原告信达修理厂修理车辆，扣减被告国能公司已支付的工时费72413.75元，现尚欠原告信达修理厂车辆修理材料费、工时费2008737元未予支付。 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 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被告国能公司将车辆交付原告信达修理厂维修保养，并由原、被告双方的工作人员在维修工单中签名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修理合同，但已形成修理合同关系，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二百六十一条“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本案原告信达修理厂已履行了维修保养被告国能公司车辆的义务，被告国能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原告信达修理厂修理费用。被告国能公司辩称原、被告核对的材料费、工时费包含原告信达修理厂接受陕西通运重工有限公司委托为被告国能公司履行“三包”义务产生的维修维护费188092元，应予扣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现被告国能公司对其辩称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国能公司欠原告信达修理厂车辆维修材料费、工时费合计2008737元。原告信达修理厂主张被告国能公司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9月15日的利息合计65311.96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原告信达修理厂主张的利息，实际是对被告国能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而要求被告国能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付款期限，但是被告国能公司在2020年9月7日收到原告信达修理厂送达的要求支付维修费用的函后，仍未及时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具体如何承担，则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综合考虑。2020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现原告信达修理厂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该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6%，并未高于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支付时间应自被告国能公司收到原告信达修理厂送达支付函的次日起算，即自2020年9月8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并以未付款项2008737元为基数计算，其中自2020年9月8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起诉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1557元（2008737元×6%×÷365天×35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弥勒市信达汽车修理厂车辆修理费用2008737元，支付自2020年9月8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1557元，二项合计2020294元；并以欠付修理费用20087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自2020年10月13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二、驳回原告弥勒市信达汽车修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046元，减半收取计12023元，由原告弥勒市信达汽车修理厂负担756元，由被告云南国能煤电有限公司负担112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建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段永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