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02行初210号 原告：黄国安，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荣，四川点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夹江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夹江县迎春东路263号。 法定代表人：季孟伦，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盖煦，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强，四川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国安诉被告夹江县自然资源局（简称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照法〔2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川高法〔2014〕198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县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国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荣，被告县自然资源局的负责人盖煦副局长及该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国安诉称：原告父母黄安银、翟淑芳遗留位于四川省夹江县××村（简称杨浩村）3社房屋（简称案涉房屋）一处，该房屋主体部分为砖木结构，面积141.9㎡。2016年5月，原告与其妹妹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黄利容协商，由原告继承案涉房屋。2016年，因“千佛大道”建设项目征用杨浩村3社的集体土地，并对征地范围内的村民房屋（包括案涉房屋）进行拆迁安置补偿。2017年3月27日，原告与原夹江县国土事务管理所（简称原县国土所）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简称《黄国安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款102874元，安置方式为统拆统建，具体安置办法按夹江县人民政府令第48号《夹江县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办法》（简称第48号令）执行。原告依约将案涉房屋拆除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对原告进行现房安置。被告将项目拆迁范围内的现房安置变更为货币安置，对其他拆迁户实施了货币安置，但拒绝对原告进行货币安置。原告请求变更《黄国安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拆迁补偿标准，由约定的作价补偿标准600元／㎡变更为价购补偿标准1500元／㎡，被告应补偿原告价差104722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依法变更原告与原县国土所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的《黄国安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拆迁补偿标准，由约定的作价补偿标准600元／㎡变更为价购补偿标准1500元／㎡（简称变更协议第一条约定）；2.责令被告支付原告拆迁补偿差额10472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县自然资源局辩称：1.被告依法具有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的职权。2.案涉征地补偿安置程序合法。3.被告已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迁补偿，并按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全额支付给了原告。4.被告已对原告进行了安置，不应再次安置补偿，也不存在补差的问题。5.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2020年6月4日，原告与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已就案涉房屋提起了行政诉讼，案号为（2020）川1102行初101号，与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是完全一样。6.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黄国安补偿协议》签订于2017年3月27日，至原告2020年6月4日提起诉讼，已远远超过起诉期限。7.被告认可原县国土所系受原夹江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与原告签订《黄国安补偿协议》，现被告承继原夹江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黄安银（已故）与翟淑芳（已故）共育五个子女，分别是黄国安、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黄利容。二人位于杨浩村3社的案涉房屋由黄国安继承。 2011年8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对夹江县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1〕626号《关于夹江县2011年第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简称川府土〔2011〕626号批复），同意将包括但不限于杨浩村3社在内的27.3768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建设用地13.2191公顷，合计40.5959公顷土地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作为夹江县2017年第1批城市建设用地。黄国安继承的案涉房屋在该征地批文范围内。 2012年2月20日，夹江县人民政府和原夹江县国土资源局分别作出夹府公〔2012〕1号《征收土地公告》和《关于2011年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2017年1月16日，原县国土所与杨浩村3社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 2017年3月27日，原县国土所（拆迁单位，甲方）与原告（被拆迁人，乙方）签订《黄国安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建、构筑物和附属物搬迁补偿费为102874元（含过渡费和搬迁费，详见调查情况表和补偿结算清单）。按第48号令规定，乙方房屋拆迁安置方式为统拆统建。该协议还对拆迁时间与奖励、付款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对应的《建筑物、附着物、拆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简称《结算清单一》）载明的主体砖木一栏为141.9×600=85140。同年5月10日，原县国土所向原告转款117348元（补偿费102874元+房屋拆迁过渡费10217元+房屋拆迁奖励4257元）。 2019年11月12日，原县国土所（拆迁单位，甲方）与黄利蓉（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简称《黄利容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建、构筑物和附属物搬迁补偿费为22988元（含过渡费和搬迁费，详见调查情况表和补偿结算清单）。该协议“其它”部分约定为：该房屋为祖业，由黄国安、黄利蓉、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五兄妹继承，现黄利蓉申请对本人所属部分进行产权价购，不享受其他安置政策。该协议对应的《建筑物、附着物、拆迁安置补偿结算清单》（简称《结算清单二》）载明的主体砖木一栏为补价购28.38×（1500-600)=25542,应补过渡费28.38×6×6+28.38×6×9＝2554。该协议及清单均由原告代签。2020年1月9日，原县国土所向原告转款22988元。 另查明：2018年9月5日，原告与夹江县拓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原告位于夹江县××路××号房屋签订《夹江县城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模拟搬迁北街片区货币化安置补偿协议书》。 2020年6月4日，原告及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起诉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在该审理过程中，原告及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自愿撤回起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20）川1102行初101号行政裁定，裁定准予原告及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撤回起诉。 又查明：2018年5月16日，为确保成昆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和规划区城建项目安置补偿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夹江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曾玉超在县政府第二会议室组织专题研究安置补偿的相关政策事宜，并于同月30日形成《议事纪要》，该纪要载明：针对唐世华、黄玉华、黄国安等拆迁户集体土地上存在两处合法宅基地及房产，分别在北街片区棚改范围内和其他项目征地拆迁范围内，坚持不重复安置原则，明确只能选择在一个项目中对房屋拆迁人员进行安置。如北街片区房屋选择棚改货币化安置补偿方式的，在其他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时按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进行，不再享受人口安置。 再查明：第48号令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各类合法建（构）筑物的补偿标准：（一）选择现房（期房）安置的，按附件4执行；（二）选择货币安置的，按附件5、6执行；……。附件4为《搬迁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作价补偿标准》，其中主体砖木建筑结构（砖柱或砖墙体代柱承重）为600元/㎡。附件5为《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拆迁主体房屋货币安置补偿标准》，其中主体砖木建筑结构（砖柱或砖墙体代柱承重）为1500元/㎡。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计入被拆迁安置对象：（二）通过继承、转让、赠送等形式取得的房产，在征地拆迁范围内取得常住户口、没有承包地、不参加分配的非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货币安置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一）凡未被计入拆迁安置对象的，对被拆迁人房屋拆迁实行货币安置。货币安置标准：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按附件5执行，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外按附件6执行。拆迁主体房以外的建、构筑物按附件4执行。……。” 上述事实，有被告县自然资源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川府土〔2011〕626号批复、《征收土地公告》《关于2011年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征收土地协议书》《黄国安补偿协议》《结算清单一》《黄利容补偿协议》《结算清单二》《议事纪要》《行政诉讼状》《夹江县城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模拟搬迁北街片区货币化安置补偿协议书》、（2020）川1102行初101号行政裁定书；原告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房屋继承协议》《证明》《履行〈黄国安补偿协议〉申请书》《接收单》《关于黄国安反映拆迁补偿问题的回复意见》《拆迁房屋勘丈调查记录》《建筑物、附着物清点情况统计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被告因“千佛大道”建设项目需要征用杨浩村3社的集体土地，与辖区内的村民即原告就房屋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黄国安补偿协议》，故该协议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对于行政协议的订立和履行产生争议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本案原告诉请变更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拆迁补偿标准，实质是请求撤销协议第一条约定，故应当参照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被告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3月27日在《黄国安补偿协议》上签字、捺印，且于同年5月10日领取的拆迁补偿款数额与涉案协议载明的金额一致，可以认定原告在2017年3月27日签订涉案协议时，对补偿各项明细内容已经知晓，但未对补偿内容提出异议，自愿签订了涉案协议。故应认定签订涉案协议及协议约定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履行。 对于行政协议的变更，除当事人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外，原告单方变更即便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判决变更协议，也应当具有如情势变更等法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否则不能变更协议。本案中，原告请求变更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拆迁补偿标准，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黄国安补偿协议》符合变更协议的法律规定。同时，即便原告请求变更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拆迁补偿标准包含有撤销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意思表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的规定，经本院审理，原告同样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案涉协议条款存在上述法定可撤销的情形。并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有关可撤销合同的规定来判断，原告已经超过了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权利人行使撤销权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期间系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情形，超出该期间即丧失撤销权的行使权利。在案证据表明，案涉项目征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后，夹江县的相关职能部门启动了征地程序，并就征地批复及补偿标准进行了公告，案涉协议涉及的核心问题是补偿标准问题，该标准已在协议中已明确载明，且《结算清单一》中也明确记载了补偿的各项明细，可以认定原告在涉案协议签订前对涉案项目及补偿情况明确知晓。在此基础上，原告才可能与原县国土所自愿达成协议。因此，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应从涉案协议订立时即2017年3月27日起算，原告于2020年9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此外，即使存在原告所述，被告已将案涉征地范围内的现房安置政策变更为货币安置的情形，原告已于2018年9月5日与夹江县拓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原告位于夹江县××路××号房屋签订《夹江县城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模拟搬迁北街片区货币化安置补偿协议书》，享受了货币化安置的待遇。安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被拆迁人因房屋被拆除后的居住问题，将住房安置转化为货币化安置，也是住房安置的一种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在已经享受了货币化安置后，被安置人员即使还有其他被拆迁的房屋，也不能再次享受安置，包括享受货币安置，即原告不能再次享受案涉房屋的货币化安置待遇。《黄国安补偿协议》第一条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关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规定的可以变更情形。因此，对于原告请求变更协议第一条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拆迁补偿差额10472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提出原告系重复起诉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本案原告前一个行政诉讼是因其与黄芹香、黄琴红、黄利枝四人要求被告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系请求履职之诉。本案是原告认为拆迁安置补偿款计算标准错误而主张的变更之诉。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也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故被告提出原告系重复起诉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关于“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国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国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巨 审 判 员  曹银萍 人民陪审员  邓海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贺敬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