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终8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龙，男，196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川，河北谦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迁安镇于家村。 法定代表人：刘小雷，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海，河北王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思华，女，1969年10月14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双喜，河北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太阳城25栋1-1603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海龙因与被上诉人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原审被告张思华、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之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3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海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川，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小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海，张思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双喜，捷之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海龙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冀03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2、依法改判四通公司对张思华的借款人民币本息400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对张思华的借款本息4000万元不承担清偿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不应依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18号、第32号]作为确定四通公司是否曾系捷之瑞公司股东身份的基本依据。经鉴定，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捷之瑞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落款日期为“2013.7.24”的《股东会议决定》及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四通公司档案中“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上“杨士伟”签名字迹，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四通公司档案中杨士伟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首先，鉴定检材是被上诉人提交的捷之瑞担保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的第42页2013.7.24《股东会议决定》、第99页2018.1.12《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工商档案并不完整，没有提交第73页，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五即被上诉人未提交的该73页，该73页上有被上诉人的盖章及杨士伟的签字，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不完整的工商档案是有意而为，故意将有可能为杨士伟本人签字、被上诉人盖章的材料剔除，目的就是干扰法院查明事实。上诉人认为，工商档案的第73页也应当作为鉴定检材，如鉴定出该页上的印章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印章一致，“杨士伟”签名也一致，足以证明杨士伟以实际行动认可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交工商档案第73页后，未查明事实，直接以凭借片面检材作为依据的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系认定事实不清。其次，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假公章，发生纠纷后公司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盖章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且工商登记存在普遍代办情形，尤其是注册公司时并不一定是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在工商档案中的签字存在由他人代签的可能。而且，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只是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会议决定》、《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印章与签字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印章、签字不一致，不能证明工商登记档案中的盖章与签字系伪造的。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明被上诉人曾为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证明工商档案中的盖章及签字系伪造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不能予以证明，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却以“刘海龙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上四通公司印章曾在其他场合被四通公司所使用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士伟曾同意或追认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由，认定上诉人刘海龙未尽到证明责任，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中上诉人还提交了其他有被上诉人盖章和杨士伟签字的证据，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交的鉴定检材作为定案依据，过于片面。且杨士伟代表被上诉人在秦皇岛有多次诉讼，（2018）冀03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秦仲裁字第125号仲裁裁决书确认了盖章及签字效力，审判和仲裁机关的签字和盖章应视为日常使用和客观的，应当以审判或仲裁时确认的盖章和签字为准。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其他盖章及签字的材料不予认可，却没有鉴定，仅将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进行鉴定，明显有失公平。2、原审判决应当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而原审判决未予适用，系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以看出，公司的股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善意第三人可以合理信赖，基于公司的公示信息与公司进行相应的民事活动，因此被上诉人主张不是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系其与捷之瑞公司之间的另案纠纷，被上诉人不能以此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在工商登记未被撤销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作为曾经的股东，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被上诉人注册资金为5449万元，本案债务金额为4000万元，债务数额小于被上诉人未履行的出资金额，被上诉人应当对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被上诉人对作为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股东是知晓并认可的。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秦皇岛鑫瑞担保有限公司，系特许的金融担保公司，股东变更需要由工信局进行审核，对股东资格及其财务状况都需要进行审核，被上诉人财务审计后通过工信部门的审批才能成为股东，对被上诉人的财务审计是其成为股东的前提条件。捷之瑞公司提交的2019年6月9日秦皇岛求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2013年6月求实会计师事务所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财务审计，并作出了（2013）求实审字第01253号审计报告。如果没有被上诉人的配合，无法完成审计，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成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是知晓并认可的，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且该审计报告已经在工信局备案，而一审法院没有到工信局核实真伪，就直接判决，过于草率。且据了解，杨士伟生前也享受到捷之瑞公司的股东分红。4、上诉人不应负担“案件受理费2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00000元”中的50000元。本案上诉人起诉金额为40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张思华偿还，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请。首先，如果该50000元系诉讼费用，法院是按照4000万元的标的收取的，而一审法院判令张思华及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即诉讼费应由二者承担。其次，如果该50000元系鉴定费用，鉴定程序是被上诉人提起，鉴定的检材也是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提交的材料一审未做鉴定，却让上诉人承担费用，明显不合理。因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该50000元。综上，依法提起上诉。 四通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四通公司对案涉借款不承担清偿责任是正确的。二、刘海龙与原审被告张思华及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简称“捷之瑞公司”）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且其要求四通公司对张思华的借款400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任何道理。刘海龙诉称自2013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原审被告张思华分7笔向其借款人民币1730万元，捷之瑞公司承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海龙与张思华约定以上借款自借款之日起从原来的月息3%现调整为2%。2018年11月20日，刘海龙、张思华、捷之瑞公司三方签订了《借款担保书承诺书》，张思华承诺每月还款100万元，捷之瑞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刘海龙提供了汇款记录、借款担保承诺书。但结合刘海龙的陈述及提供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为一起虚假诉讼案。案涉借款发生于2013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数额1730万元，共7笔，张思华从未向刘海龙偿还过借款。由此可证，刘海龙与张思华之间借款时间长达两年，张思华连续借款而不还款，刘海龙还向张思华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二、刘海龙共提供7张汇款凭证，其中涉及张思华姓名的两张，即（1）2013年5月28日的400万元；（2）2014年7月16日的200万元。其余5笔与张思华无关联。第三、刘海龙起诉状存在明显错误，（1）将张思华性别错写为“男”；（2）起诉状载明“2015年5月19日的借款人民币470万元”，但提供的《借款担保书承诺书》中的数额为“460万元”。第四、刘海龙原诉讼代理人郭建华与被告捷之瑞公司有利害关系，其曾作为捷之瑞公司的代理人和本案中原捷之瑞公司的代理人张建华共同至四通公司处理过法律事务，四通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授权书及照片可证。另在四通公司在对代理人的资格提出提出异议后，刘海龙的代理人及捷之瑞公司的代理人均更换的事实足以证实。第五、刘海龙未向法庭说明借贷发生的原因、款项来源、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第六、捷之瑞为张思华借款提供担保未提供股东决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七、根据借款担保承诺书，捷之瑞公司自2013年5月28日起为张思华向刘海龙的借款提供担保，共7笔，刘海龙未能提供每笔借款担保的合同，显然无担保之事实。第八、刘海龙提供捷之瑞公司工商档案中2013年7月24日《股东会议决定》、2018年1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加盖的四通公司的印章和杨士伟的签名是虚假的，四通公司没有受让捷之瑞股权的情况。张思华和捷之瑞公司作为原审被告，面临承担巨大的债务责任，在原审中不仅不提出任何抗辩的理由，且对刘海龙的主张及陈述的内容均无异议，更为蹊跷的是与刘海龙前后呼应，联手要求四通公司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而忘记了自己是债务的承担者，原审笔录足以证实。与本案如出一辙，在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一名叫钟华的人将张思华、捷之瑞公司、四通公司一并起诉，要求四通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和本案相同，无疑问说明此案与本案均系张思华、捷之瑞与原告方共同炮制的。更为荒唐的是，原告钟华立案时是按简易程序交纳的一半诉讼费，因开庭时已转为普通程序，法庭要求钟华补交另一半诉讼费时，钟华因担心败诉，至今不敢交纳。由此可证，此案明显是虚假诉讼，推定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并不奇怪。第九、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四通公司为查明事实，原审中多次要求刘海龙、张思华出庭，但该二人未曾露面。第十、原审中依据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18号、第32号】判决四通公司不承担案涉借款清偿责任是正确的，刘海龙予以否定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程序、结果等符合法律的规定，鉴定检材系原审法院、鉴定机构按规范要求于工商档案中提取，而非四通公司提交，且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刘海龙认为四通公司提交的工商档案并不完整，纯属无稽之谈。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捷之瑞公司工商档案中《股东会议决定》《股东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四通公司及杨士伟的签名均虚假的，四通公司自然不应对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根据刘海龙提交捷之瑞公司2012年3月22日的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银行询证函等，足以证明捷之瑞的股东已全部出资到位。刘海龙要求捷之瑞公司的股东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没有依据。综上，刘海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根本不成立，本案是刘海龙、张思华、捷之瑞公司恶意串通，故意坑害四通公司一起虚假诉讼案，故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海龙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为严肃法律，打击虚假诉讼，请求法院对刘海龙、以及张思华、捷之瑞公司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依法惩处。 张思华述称，张思华是捷之瑞公司（原鑫瑞担保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其借款还债行为系职务行为。且偿还的债务确系四通公司不履行出资而造成的。一审法院将两份鉴定结论作为确定四通公司是否曾系捷之瑞公司（原鑫瑞担保公司）股东身份的基本依据是错误的。首先，两份鉴定只是确认了来自不同行政单位存档的部分档案材料上关于“杨士伟”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但并没有鉴定确认那一份为真，那一份为假。“样本”和“检材”均是行政机关存档材料，公信力和真实可靠性相同。其次，“样本”和“检材”均是节选的档案材料里一小部分，小部分不能代替全部。一审法院仅以小部分不同推定全部不同的逻辑推理有违客观规律和公众的认知。此种做法显然是以点概面的、片面的认定案件事实。晕轮效应的思想方法在作祟，推导出的结论势必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通过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捷之瑞公司的工商档案，可知四通公司确系原鑫瑞担保公司（现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但四通公司未按照约定出资，并且在一分未出的情况下转让了股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订)》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四通公司作为鑫瑞担保公司的大股东，有保持鑫瑞担保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刘海龙提起本案之诉时，四通公司未履行了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即将其股权转让给杨立财等。直至现在，出资部分亦未缴纳，导致捷之瑞公司出现资本“空洞”。现捷之瑞公司欠付刘海龙借款，且经催要至本案起诉之时仍未归还，故应当认定四通公司因出资不到位已经导致公司债务不能清偿。刘海龙主张四通公司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刘海龙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依法应当得到支持。 捷之瑞公司述称，《河北省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第12条第7项规定，融资性担保机构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同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批准，其中第7项是指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也就是说股东的变更是需要行政许可的，而行政许可的时候需要提交受让方的资金来源构成、企业最近三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以及股权受让方信用证明等材料。本案中，四通公司成为鑫瑞担保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需要向行政部门提交只有其公司内部才有其他人无法获得的部分资料，而该行政许可是其进行工商登记的前置程序，所以四通公司认为其对于鑫瑞公司的股东不知情逻辑上不通。 刘海龙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张思华偿还刘海龙借款本息4000万元；2、判令捷之瑞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四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思华、捷之瑞公司、四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8日刘海龙向张思华转款400万元，2014年7月16日刘海龙通过银行向张思华转款200万元，2014年9月4日刘海龙分别向张思华任法定代表人的秦皇岛鑫瑞担保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更名为捷之瑞公司）的财务人员马立秋账户转款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2015年5月18日、5月19日刘海龙分别向马立秋账户转款170万元、460万元，以上共计转款1730万元。 2018年11月20日，刘海龙与张思华、捷之瑞公司签订《借款担保承诺书》，载明：“甲方：（担保方）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乙方：（出借方）刘海龙，身份证号码2310051962××××××××，丙方：（借款方）张思华，身份证号码1303021969××××××××。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还款协议，自2013年5月28日起。由秦皇岛鑫瑞担保有限公司为张思华借款提供连带责任的担保公司，现更名为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担保借款共计（1730万元）。第一笔借款数额2013年5月28日400万，第二笔借款数额2014年9月4日200万，第三笔借款数额2014年9月4日200万，第四笔借款数额2014年9月4日100万，第五笔借款数额2014年7月16日200万，第六笔借款数额2015年5月18日170万，第七笔借款数额2015年5月19日460万，以上借款数额自借款之日起从原来的月息百分之三现调整为月息百分之二。每月按三方协商一致的约定还款一百万元，担保方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发生纠纷在秦皇岛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过程中，由于双方对四通公司是否曾系捷之瑞公司股东身份存在争议，四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18号】，载明“检材：1.落款日期为“2013.7.24”的《股东会议决定》1张，股东签字处“杨士伟”签名字迹为检材字迹；2.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张，甲方签字处“杨士伟”签名字迹为检材字迹。注：上述检材原件于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档获取。样本：1.2011年6月24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1张；2.2011年6月24日《新股东会决议》1张；3.2011年6月24日《章程修正案》1张；4.2011年6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1张。上述样本原件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查档获取”。鉴定意见为，2份检材上的“杨士伟”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杨士伟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同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32号】，载明“检材：1.落款日期为“2013.7.24”的《股东会议决定》1张，股东签字处盖印有“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检材印文；2.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张，甲方签字处盖印有“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检材印文。注：上述检材原件于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档获取。样本：1.2011年6月24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1张；2.2011年6月24日《新股东会决议》1张；3.2011年6月24日《章程修正案》1张；4.2011年6月24日《换照申请书》1张。上述样本原件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查档获取”。鉴定意见为，2份检材上的“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相同内容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2020年3月19日，为进行本案鉴定，四通公司支付鉴定费100000元。 刘海龙以三方签订协议后张思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张思华偿还借款本息，判令捷之瑞公司、四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思华、捷之瑞公司、四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海龙与张思华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问题。2013年5月28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张思华向刘海龙借款1730万元，刘海龙通过银行分七笔向张思华、马立秋账户共计转款1730万元，张思华亦承认已收到上述借款。2018年11月20日，刘海龙与张思华、捷之瑞公司签订《借款担保承诺书》，对上述借款事实再次进行了确认，并约定借款利息自借款之日起从原来的月息百分之三调整为月息百分之二。至此，刘海龙与张思华已形成借款合意，且刘海龙已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已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二、关于张思华应否承担还本付息责任、本息如何计算问题。债务应当清偿。如上所述，本案张思华作为借款人与刘海龙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张思华未按照约定还本付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刘海龙与张思华、捷之瑞公司均认可，张思华未归还过本案借款。刘海龙主张按照《借款担保承诺书》之约定自每笔借款之日起按月息百分之二给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张思华、捷之瑞公司亦予认可，一审予以采信。经计算，分别自本案七笔借款每笔借款之日起，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张思华所欠本息数额已超过4000万元。现刘海龙诉请主张张思华偿还借款本息4000万元，属于对其权利的放弃，张思华、捷之瑞公司亦对欠付4000万元予以认可，一审予以确认。三、关于捷之瑞公司、四通纸业公司对上述债务应否以及如何承担责任问题。2018年11月20日，刘海龙与张思华、捷之瑞公司签订《借款担保承诺书》，就其名称来看，有“担保承诺”字样，就首部和尾部来看，写明“甲方（担保方）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从内容来看，明确约定捷之瑞公司为张思华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捷之瑞公司应对张思华上述欠付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捷之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思华追偿。刘海龙在起诉状中主张，四通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说明理由。一审审理过程中，刘海龙进行了明确，认为四通公司是捷之瑞公司的股东，四通公司有出资不实的情况，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四通公司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在庭审辩论阶段，刘海龙主张根据《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工商的股权登记善意第三人可以合理信赖，且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需要特殊部门的审批以及必要的前置程序，四通公司否认股东身份，也未在行政诉讼最长时效五年的时间内提出撤销，应视为默认股东身份，因此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18号、第32号】，系本院依法委托的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所出具，应当作为确定四通公司是否曾系捷之瑞公司股东身份的基本依据。经鉴定，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捷之瑞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落款日期为“2013.7.24”的《股东会议决定》及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四通公司档案中“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上“杨士伟”签名字迹，与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存档的四通公司档案中杨士伟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刘海龙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上四通公司印章曾在其他场合被四通公司所使用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士伟曾同意或追认上述《股东会议决定》及《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亦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四通公司受让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股权的事实，故刘海龙称四通公司因受让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股权而成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进而主张四通公司应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海龙诉讼请求部分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思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刘海龙借款人民币本息4000万元；二、被告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被告张思华追偿；三、迁安市四通纸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不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刘海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00000元，由刘海龙负担50000元，张思华、秦皇岛捷之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96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纳。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四通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张思华的欠款承担还款责任。 从一审到二审，各方当事人始终对四通公司是否曾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存有争议。为解决该问题，一审对捷之瑞公司工商档案中落款日期为“2013.7.24”的《股东会议决定》以及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四通公司印章以及时任法定代表人杨士伟的签字与四通公司在迁安行政审批局档案中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否一致进行了委托鉴定，鉴定检材和对照样本的选取均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确定，鉴定结论显示均不一致。因此虽然四通公司确曾被工商登记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是四通公司的真实意思和民事行为。捷之瑞公司二审期间申请法院调取捷之瑞公司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发改局档案中秦皇岛求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四通公司财务账目等材料原件，欲证明会计师事务所对即将成为捷之瑞公司股东的四通公司进行了财务审计，进一步证明四通公司确实曾为捷之瑞公司股东。二审庭审中，捷之瑞公司称求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四通公司的审计为预先审计，发生在四通公司入股之前，因此即使审计属实，也不能证明此后确实发生了入股的事实，即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调证申请不予准许。 退一步讲，即使四通公司确曾为捷之瑞公司的股东，是否应对捷之瑞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需要进行依法审查。上诉人主张四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四通公司出资不实，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查，捷之瑞公司（原名为秦皇岛鑫瑞担保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设立，股东为秦皇岛市蜀川天府餐饮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张思华、张添聪，河北衡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证实各股东均已足额实缴出资。根据捷之瑞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2013年6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7月24日《股东会议决定》，四通公司系通过购买秦皇岛市天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成为捷之瑞公司新股东，其义务为向天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而非向捷之瑞公司再行出资，因此其作为股权受让一方不应存在是否出资到位的问题。且根据捷之瑞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2018年1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四通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秦皇岛市蜀川天府餐饮有限公司等，不再担任捷之瑞公司股东，2018年11月20日捷之瑞公司才作为担保人与刘海龙、张思华签订三方《借款担保承诺书》，即捷之瑞公司的担保义务发生于四通公司转让股权之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担任股东期间存在抽逃出资等情形的情况下，债权人要求四通公司就捷之瑞公司此后的债务承担责任亦缺乏依据。 关于诉讼费的负担问题，因一审法院未支持刘海龙要求四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其部分败诉。一审法院据此决定诉讼费的负担并无不妥。 综上，刘海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上诉人刘海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倩 审判员 马艳辉 审判员 叶 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