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9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英，女，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32************326。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舸，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仅限办公用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4C。法定代表人：覃介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惠，女，公司业务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自编之一(仅限办公用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Q。法定代表人：郑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峰，男，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康，男，公司职工。上诉人周桂英、上诉人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园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桂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政方公司、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周桂英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018年12月2日-2019年9月30日）；2.政方公司、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周桂英医疗费44961.09元；3.政方公司、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周桂英2019年高温津贴585元（2019年6月1日-2019年9月27日）；4.政方公司、恒大园林公司支付本案受理费。一审庭审中，周桂英变更医疗费为14432.09元。政方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桂英之子唐高祥与政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政方公司无需支付周桂英之子唐高祥2018年12月3日至12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8765元、2019年1月二倍工资差额8380.45元、2月二倍工资差额5690.19元、3月二倍工资差额10258.86元、4月二倍工资差额10610元、5月二倍工资差额9415.17元、6月二倍工资差额10254.73元、7月二倍工资差额9585.86元、8月二倍工资差额10430.37元、9月二倍工资差额7199.28元，合计90589.91元。原审法院判决：一、限政方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周桂英支付唐高祥自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高温津贴585元、医疗费用14432.09元；二、驳回周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政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元，由政方公司负担。周桂英上诉请求：1.判令恒大园林公司和政方公司支付周桂英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判令恒大园林公司和政方公司支付周桂英医疗费14432.09元；3.判令恒大园林公司和政方公司支付周桂英2019年高温津贴585元；4.判令恒大园林公司和政方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受理费。主要事实与理由：在原审中，恒大园林公司认可考勤表真实性，给唐高祥发放通行卡，进行请假管理，指示政方公司每月定期发放工资，唐高祥的工作是恒大园林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应当认为是劳动关系，原审在判词中也已否认劳务关系。据政方公司提交的劳务服务合同，政方公司只是代发工资，据合同第4条，人员的输送、工资、管理、清退等劳动用工之权，由恒大园林公司行使，据恒大园林公司自认，唐高祥是经人介绍过来工作，根本不是原审所认定的政方公司向恒大园林公司输送人员。原审认定唐高祥与政方公司是劳动关系，然唐高祥从未接触过政方公司，也不接受其管理，更非经其安排进入恒大园林公司工作，政方公司发放工资也明确注明是补发恒大员工工资。原审在本院认为部分第二段表述如下：“被告恒大园林公司主张与唐高祥双方是劳务关系，但未举证，本院不予采信”，但随后原审认定唐高祥与政方公司是劳动关系，前后矛盾。政方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与政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判决政方公司无须支付周桂英家属唐高祥自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高温补贴585元、医疗费用14432.09元；3.根据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签署的《劳务服务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周桂英家属唐高祥自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高温补贴585元、医疗费用14432.09元均应由恒大园林公司支付。主要事实与理由：一、政方公司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工资的原因，原审法院判决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与政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仅为政方公司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了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工资。政方公司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该期间的工资，是依据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签署的《劳务服务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恒园它合字2017【0.0】042、恒园它合字2018【0.0】012），合同甲方：恒大园林公司，乙方：政方公司；合同第一条服务内容，“根据甲方需要，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代发工资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劳务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及本合同所约定的其它费用。”政方公司在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工资时有如实备注：代发恒大员工工资。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此条判决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与政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二、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弄反了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中的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该合同中的甲方为恒大园林公司，乙方为政方公司。该合同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权自行决定输送人员的人数及工资额度，行使输送人员管理、清退等劳动用工方面权利，并独立承担劳动用工过程的风险责任。2、甲方应于每月15日将输送人员名单及帐户信息，工资数据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数据信息完成委托服务，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合同第五条乙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输送人员名单及其帐户信息、工资数据等必要信息后，2个日历天内通过电子邮件向甲方确认。乙方不得更改甲方所提供的信息。”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中己明确了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甲方(恒大园林公司向乙方(政方公司)输送人员，提供工资发放人员信息、发放额度等信息，而不是一审判决中所说的：“被告广州政方公司与被告恒大园林公司约定为被告恒大园林公司输送人员并定期向唐高祥足额发放工资，被告广州政方公司与唐高祥之间已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故唐高祥与被告广州政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周桂英与恒大园林公司对周桂英家属唐高祥所入职的事实无争议，双方对入职主张均与政方公司无关。在一审判决中载明，政方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周桂英之子唐高祥与政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政方公司无需支付周桂英之子唐高祥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合计90589.91元。周桂英辩称，应由恒大园林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周桂英主张儿子唐高祥经人介绍于2018年11月3日入职恒大园林公司承包的松山湖华为终端2号基地负责水电技术工作，有办理入职手续，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恒大园林公司也未为周桂英购买社保。恒大园林公司主张唐高祥经人介绍入职提供技术和劳务，双方口头约定建立劳务关系。根据双方的主张内容，双方均认可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入职的是恒大园林公司，并非政方公司。周桂英与恒大园林公司的焦点在于双方存在得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并各自提供了相关证据。因此，政方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与政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不符合周桂英与恒大园林公司的主张内容且是不合理及不符合事实的。四、周桂英无法提供与政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政方公司与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从未签订任何协议(或合同)及任何口头约定，周桂英家属唐高祥不由政方公司招聘，主张中并非入职于政方公司，在工作上也不由政方公司进行安排与管理，其所从事的园林绿化工作也并非政方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工资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只能证明政方公司已按与恒大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足额每月为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发放工资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且周桂英家属唐高祥每月工资额度及收工资银行资料均由恒大园林公司提供给政方公司。代发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属于人力资源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范围。因此，原审法院在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中仅依据工资发放记录，且工资发放记录已备注清楚是“代发恒大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仅依据这一项证据判定政方公司与周桂英家属唐高祥存在劳动关系，该院应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所有证据综合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五、恒大园林公司每月付到政方公司的费用里不含恒大园林公司输送人员社保费、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等费用，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其中合同编号：恒园它合字2017【0.0】042第三条费用计算及支付方式，“2、输送人员工资（含个人所得税）额度以甲方发放为准，乙方服务费（含税）标准为：2.3元/人。”合同编号：恒园它合字2018【0.0】012第三条费用计算及支付方式及支付方式，“2、输送人员工资（含个人所得税）额度以甲方发放为准，乙方服务费（含税）标准为：2.0元/人。”两份合同中均未提及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到政方公司的费用中含有恒大园林公司所输送人员的社保费、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等费用，恒大园林公司每月实际支付到政方公司的费用仅为合同中约定支付的费用：输入人员的工资、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合同中约定的政方公司完成服务内容应得的服务费，加上双方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恒大园林公司独立承输送人员劳动用工过程中的风险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为由政方公司支付周桂英的诉求，承担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是不合理的，是与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中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不相符的。政方公司补充：一、政方公司与周桂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周桂英本人自己主张：“他仅与恒大园林集团存有劳动关系”。周桂英是经人推荐到恒大园林公司那里工作的，并接受恒大园林公司的用工安排和日常管理。2.恒大园林公司(在东莞工作)从未见过政方公司(位于广州)，本人主张没有与政方公司签订过任何《劳务合同》或协议等文书,也没有接受过政方公司的管理和工作安排。3.恒大园林公司本人主张与周桂英存在“劳务关系”。二、恒大园林公司承认与政方公司之间签订有《劳务服务合同》，政方公司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签订有有效的《劳务服务合同》，对这一点，恒大园林公司从未否定。在《劳务服务合同》中约定，双方的合作内容是：“恒大园林公司委托政方公司为其提供代发工资和代缴个税的服务。在原审中，政方公司曾提供代发工资的基本资料和银行流水的原始记录材料，恒大园林公司予以认定为政方公司是“代发工资”行为。三、在《劳务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政方公司和恒大园林公司的责任范围。在该《劳务服务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1.恒大园林公司有权自行决定输送人员的人数及工资额度，行使输送人员管理、清退等劳动用工方面权利。2.恒大园林公司独立承担劳动用工过程的风险责任。3.恒大园林公司于每月15日将输送人员名单及帐号信息，工资数据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政方公司……。4.政方公司须按照恒大园林公司提供的数据信息完成委托的代发工资和代缴个税服务，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由恒大园林公司承担，政方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双方诚信经营，以上约定得到了双方的严格执行。恒大园林公司对两个企业之间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以及该合同的内容，从未否定。综上，周桂英和恒大园林公司双方都已认定之间是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政方公司仅仅是执行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受托为周桂英发放工资和申报个税而已。政方公司没有责任和义务承担本案中周桂英提出的主张。恒大园林公司答辩称：一、唐高祥与恒大园林公司为劳务关系，周桂英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缺乏依据。华为松山湖项目为恒大园林公司承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招标项目，原竣工期为2018年8月30日，后因工期延后，唐高祥自2018年11月起经人介绍到华为松山湖项目负责水电技术的收尾工作，双方经口头约定建立劳务关系，其为华为松山湖项目提供水电专业技术及劳务成果，恒大园林公司按其技术水平及贡献支付报酬，其不受恒大园林公司入职及考勤等基本规章制度约束，其工作内容及安排具有高度自主性、不受恒大园林公司直接指令，其与恒大园林公司并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其用工本质从恒大园林公司承接该项目开始就非长期用工，故唐高祥与恒大园林公司为劳务关系，周桂英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缺乏依据。二、周桂英主张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医疗费缺乏依据。唐高祥所患疾病并非职业病，恒大园林公司在其疾病中不存在过错，且其已自行在老家购买新农保，其主张恒大园林公司支付医疗费缺乏依据，恒大园林公司不予认可。三、周桂英主张恒大园林公司支付2019年高温津贴缺乏依据。根据《广东省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第三条，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不含33℃）的，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周桂英未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唐高祥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且恒大园林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C以下，也未提供高温津贴的计算方式，其主张的高温津贴金额缺乏依据，恒大园林公司不予认可。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恒大园林公司主张唐高祥是其聘请的人员，但其主张其与唐高祥之间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唐高祥则主张自己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周桂英、政方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围绕周桂英、政方公司的上诉，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与谁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周桂英与恒大园林公司均确认唐高祥生前在恒大园林公司承包的工地上负责水电技术工作。2019年9月28日，唐高祥因肝病住院治疗，2019年10月28日通过微信向恒大园林公司承包的华为项目经理黄绍峰申请延长请假到年底，黄绍峰回复无法做主，需要总部回复，故可见唐高祥需要接受恒大园林公司的管理，唐高祥的工资发放亦呈稳定性及规律性。恒大园林公司与政方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皆确认是恒大园林公司聘请了唐高祥，政方公司仅是代恒大园林公司发放工资，但恒大园林公司认为其与唐高祥之间是劳务关系。周桂英确认唐高祥是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合以上分析及各方在庭审中皆认为与唐高祥建立关系的是恒大园林公司，本院认为，唐高祥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结合各方在庭审中的主张，本院认定唐高祥与恒大园林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唐高祥与政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恒大园林公司主张其与唐高祥之间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承前所述，因与唐高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体是恒大园林公司，故相应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医疗费、高温津贴等，应由恒大园林公司进行支付。综上所述，上诉人政方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周桂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唐高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限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周桂英支付唐高祥自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589.91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高温津贴585元、医疗费用14432.09元；四、确认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无需支付上述金额；五、驳回周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元，由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周桂英负担10元（已预交），上诉人广州政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勇刚审判员  陈美苑审判员  黄宇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善华黄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