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27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晋宝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西安市莲湖区土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秀峰，西安市莲湖区土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劲岩。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丽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年，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万革。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年，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海龙。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长东。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加军。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万通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 法定代表人：史长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年，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宋惠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雷，陕西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陕西好运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法定代表人：宋惠萍，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雷，陕西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晋宝华因与被申请人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王海龙、史长东、郑加军、陕西万通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一审第三人宋惠萍、陕西好运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民终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晋宝华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王海龙、史长东、郑加军、万通公司按约定支付晋宝华2018年股东固定分红款8万元整。3.本案的诉讼费由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王海龙、史长东、郑加军、万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事实错误。一、2014年1月19日宋惠萍和好运公司将在万通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姚丽杰、李万革、张劲岩及晋宝华，虽然以宋惠萍和好运公司名义与姚丽杰、李万革、张劲岩签订了固定分红协议，但当日宋惠萍和好运公司签署的《声明》内容，姚丽杰等三人是清楚的，并未提出异议，而且在其后三年中自觉履行了《固定分红协议》的义务。二、由于万通公司股东变更，在2017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次股东会的决议第七条重申了2015年万通公司与晋宝华的父亲晋森签订的公司办公场地《租赁合同》不变；2014年1月19日与晋宝华的母亲宋惠萍、好运公司（晋宝华也系好运公司股东）签订的《固定分红协议》不变；2014年1月19日宋惠萍、好运公司、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与陕西浩元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专项法律事务服务协议》不变。而其中的《固定分红协议》约定的每年固定分红8万元是明确的。三、万通公司第十次股东会决议第七条确定今后股东会依法坚持超半数通过制度，姚丽杰、张劲岩、李万革、王海龙、郑加军、姜海生均在该份决议上签字同意。故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即使姚丽杰委托史长东签字不成立，也不影响第十一次股东会议决议有效。综上所述，晋宝华认为宋惠萍、好运公司与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签订的《固定分红协议》，宋惠萍、好运公司与晋宝华签订的《声明》并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因而是合法有效的，且被申请人已自觉履行了三年。万通公司第十次股东会决议和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故晋宝华主张固定分红的请求是有依据的。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因此，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本案申请再审。 姚丽杰提交意见称：一、晋宝华要求享有万通公司“固定分红”8万元的理由不成立。张劲岩、李万革和姚丽杰受让的万通公司90%股份相应的资产是701、702、703、723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和132台运营车辆，剩余10%的股份对应的资产是356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及车辆，权属归于好运公司，基于356路公交经营会给公司带来利润，张劲岩、李万革、姚丽杰才同意签订《固定分红协议》，后来好运公司将该10%的股权转让给晋宝华，现在356公交线路已经不再运行，没有收益，故不应再对晋宝华进行分红。二、固定分红协议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和万通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股东应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晋宝华作为万通公司股东之一，其只能按照其持有万通公司的10%股份（即356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及车辆）比例享有公司的利润分红，同时也应承担相应比例公司经营的亏损。三、万通公司股东多次变更，第十一次股东会开会未通知姚丽杰，姚丽杰也未委托他人代签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提前一日通知股东，违反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决议应当无效。四、郑加军与晋宝华父亲恶意串通，未经股东会决议私自向晋宝华分红，不代表公司意思。姚丽杰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向股东分红是公司的义务，姚丽杰并不负有此项义务。 王海龙提交意见称：一、晋宝华要求享有万通公司“固定分红”的理由不成立。1.万通公司的利润是公司所有车辆上交的管理费，晋宝华所持有的万通公司10%股份是从好运公司处受让的。2.张劲岩、姚丽杰和李万革与宋惠萍签订的《固定分红协议》，在2017年底前王海龙并不知情。且按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和万通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股东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晋宝华作为万通公司股东之一，其只能按照其持有万通公司的10%股份（即356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及车辆）比例享有公司的利润分红，同时也应承担相应比例公司经营的亏损。但自王海龙2015年11月16日入股万通公司成为公司股东至今，晋宝华所有的356公交线路车辆从未向万通公司交纳过管理费。其请求分红于法无据。3.至于郑加军在2017年1月11日支付给晋森（宋惠萍的丈夫、晋宝华的父亲）2016年分红款8万元和2017年3月29日提前支付2017年分红款8万元，王海龙认为属于郑加军的个人行为，其直至2017年10月初才得知此事。4.王海龙自2015年11月成为万通公司的股东以来，万通公司的股东经历数次变更，历次股东变更后均没有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给晋宝华“固定分红”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至于晋宝华诉称的2017年4月27日股东会是郑加军在股东会召开前一日临时通知部分股东的，该次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一条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且没有通知股东姚丽杰参加，应当无效。王海龙之所以在股东会决议签字，是因为当时已经发现郑加军挪用公司公款，侵害公司股东权益，为了减少郑加军的股份，以便罢免郑加军法人职务才签字的。二、王海龙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向股东分红是公司的义务，王海龙并不负有此项义务。 李万革提交意见称：一、晋宝华要求享有万通公司“固定分红”8万元的理由不成立。该《固定分红协议》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和万通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股东应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依法享有公司的利润分红，同时也应承担公司经营的亏损。晋宝华所持有的10%股份（356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及车辆）是好运公司在2015年11月11日转让给他的，与宋惠萍无关。在李万革持有万通公司股份期间，均没有见到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给晋宝华“固定分红”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至于2015年11月初张劲岩、姚丽杰和李万革委托郑加军与宋惠萍及好运公司协商公司股份转让遗留事宜一事，原因是在2015年10底张劲岩、姚丽杰及李万革和郑加军、王海龙协商欲将各自持有的万通公司股份部分转让给郑加军、王海龙，万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郑加军、王海龙。郑加军为了取得法定代表人地位，隐瞒了其代表张劲岩、李万革和姚丽杰与宋惠萍及好运公司签订的2015年11月7日“协议”，该“协议”直到2017年12月晋宝华另案起诉开庭举证时其才得知。郑加军在2017年1月11日支付给晋森（宋惠萍的丈夫、晋宝华的父亲）2016年分红款8万元和2017年3月29日提前支付2017年分红款8万元之事，李万革是在2017年10初郑加军被罢免法人职务、公司股东查帐时才知道的。未经股东会决议怎能确定股东分红，年度分红提前8个月支付更不符合常理，这完全是郑加军和晋森恶意串通所为，故意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况且，万通公司近年来的经营均亏损，万通公司历次股东会均没有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给晋宝华“固定分红”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二、李万革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给股东分红利是公司的义务，李万革没有义务对公司其他股东支付红利。 史长东提交意见称：一、晋宝华要求享有万通公司“固定分红”的理由不成立。《固定分红协议》属于无效协议，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和万通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股东应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晋宝华只能按照其所持有的10%股份（356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及车辆）比例享有公司的分红，同时也应承担相应比例公司经营的亏损。晋宝华所有的356公交线路从未向万通公司交付管理费，也没有给万通公司带来任何利润，晋宝华要求固定分红不应得到支持。万通公司历次股东会均没有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给晋宝华“固定分红”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万通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一直亏损，史长东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分红。二、史长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给股东分红利是公司的义务，史长东没有义务对公司其他股东支付红利。 万通公司提交意见称：1、本案是股东权益纠纷。万通公司既不是《股份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本案的股东。晋宝华起诉万通公司没有法律依据。2.本案《固定分红协议》对万通公司没有约束力。本案《固定分红协议》是宋惠萍与张劲岩、姚丽杰和李万革在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是与《股份转让协议》同日签订的，签订时张劲岩、姚丽杰和李万革还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没有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其3人还不是万通公司的股东；万通公司也没有在该《固定分红协议》上盖章认可。《固定分红协议》并不是对万通公司章程的修订。万通公司从成立至今公司章程对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都明确约定的是：股东应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且从未变更过。《固定分红协议》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和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是无效协议。且晋宝华所有的356公交线路公交车辆并没有给万通公司缴纳任何费用。晋宝华要求万通公司支付固定分红权利的理由不成立。3.万通公司从未向晋宝华支付过固定分红款。晋宝华诉称的2015年度固定分红款8万元是谢圣君支付给晋森的；2016年度固定分红款8万元是郑巍巍支付给晋森的。万通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的经营都是亏损，尤其在2016年公司财务账显示亏损高达33.9万元，万通公司从来没有向公司股东分红过。综上，一审判决驳回晋宝华的诉讼请求及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是正确的。晋宝华申诉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郑加军提交意见称：郑加军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9月担任万通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在此期间严格执行万通公司第十次股东会决议、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包括固定分红协议，分三次共向晋宝华支付固定分红款24万元，不是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 宋惠萍及好运公司述称：其与张劲岩、姚丽杰、李万革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固定分红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之间对各自权益的让渡，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协议约定宋惠萍及好运公司对保留的10%股权享有固定分红权利，各方股东均认可，其后将该10%股权转让给晋宝华，由晋宝华享有固定分红协议的权利义务，应当合法有效。且根据万通公司第十次、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固定分红协议得到股东会同意，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晋宝华不是适格的固定分红款受益主体，显然违反了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及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驳回晋宝华要求固定分红的诉请是否适当。本案中，2014年，宋惠萍、好运公司与姚丽杰、李万革、张劲岩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固定分红协议》约定，宋惠萍、好运公司向姚丽杰、李万革、张劲岩转让所持有的万通公司90%股份，保留10%的股份，原则不参与经营，并对其实行每年固定分红8万元。该《固定分红协议》为万通公司当时全体股东同意，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同时，宋惠萍、好运公司向姚丽杰、李万革、张劲岩出具《声明》，将其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晋宝华，其后，万通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晋宝华提交的2015年11月17日万通公司第十次股东会决议第七条载明：“今后股东会议依法坚持超半数通过制和大股东表决权，议题超过半数人同意即可通过，相持不决时，由最大股东表决，不参加股东会议视为弃权”，全体股东在该决议上签署“同意”并签名，该股东会决议有效。晋宝华提交的2017年4月27日万通公司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第2条载明：“隐形股东李万革占股9.85%，史长东占股7.03%，姚丽杰占股5.65%（合计22.5%）。原由股东郑加军代持，现在工商局依法变更为显名股东，享受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第7条载明：“公司办公场地、股东固定分红协议、法律服务协议等不变。”此时的万通公司登记股东为王海龙、郑加军、晋宝华，其他人在该决议生效前暂无表决权，当时3名有表决权股东仅王海龙在该决议上签署“同意”并签名，其他2人仅签名并未签署“同意”，未达到第十次股东会决定的超过半数人同意即可通过的条件，故晋宝华提交的该股东会决议不足以证明股东会表决通过了继续履行固定分红协议的决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后全体股东认可固定分红协议。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之规定，认为晋宝华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故驳回其要求分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晋宝华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晋宝华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逄 东 审 判 员  路亚红 审 判 员  黄存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小伟 书 记 员  程才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