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219号原告北京宇泰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9号8层905。法定代表人郑灿，总经理。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法定代表人刘立新，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琼，男，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文星，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宇泰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称被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7月9日、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郑灿，被告委托代理人李琼、李文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分别于2019年11月5日、2019年11月26日作出京朝市监异列字〔2019〕47031号和京朝市监异列字〔2019〕49983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以下分别称47031号《决定》、49983号《决定》），认定原告因市场监督管理（工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其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违反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现决定将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告不服诉称，被告分别在2019年11月5日和2019年11月26日在北京信用网、国家信用网将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均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2020年3月13日原告到被告所属高碑店工商所提出异议，要求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并清除原告在北京信用网、国家信用网中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记录。通过与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到以下事实：被告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26日15:45在原告办公室门外拍摄了一张照片，当时办公室门口公司LOGO灯和办公室照明灯是开着的状态，门是正常反锁的状态，被告工作人员称只是在门口敲门时室内无人响应，没有通过登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司电话联系原告，没有通过原告经营场所所在地物业公司联系原告，没有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联系原告，就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原因将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且，仅仅根据一张照片，就将原告两次而不是一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上事实说明，被告仅仅用一张照片是无法证明其“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以此错误结论作出的将原告列入北京信用网、国家信用网的经营异常名录是无效行政行为，应当更正其错误，在北京信用网、国家信用网中清除原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记录，使原告能够消除因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故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47031号《决定》和49983号《决定》。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共两页，聊天当事人为编辑杨晓波和原告股东李红，证明2019年9月26日即被告检查当日，原告员工李红从早晨7时至20时在公司上班，在被告所谓到现场调查的时间段内，公司有人员在办公；2.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检查当天原告在住所地办公；3.2020年7月9日拍摄的视频，证明被告可以随时联系物业人员查询该公司是否在该地址经营，公司水牌不在大厅悬挂也不能证明原告不在住所地经营；4.2020年7月9日在公司经营地的9层拍摄的视频，证明营业执照未悬挂在门口不能证明原告不在住所地经营；5.2020年3月1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工作人员谈话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被告检查人员确认的检查方式，仅凭一张照片、一次检查即作出两次决定，属于程序违法；6.公司LOGO墙照片、公司在网站上的宣传材料以及公司产品挂卡照片，证明该公司使用WOOTEX标志，LOGO墙上有明显标注，表明原告在住所地经营，并非无法取得联系；7.《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该公司缴纳物业费的证明，证明该公司在被告检查的时间段内仍在缴纳物业费；8.企业年报信息网页打印件，证明原告2018年度报告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不在被告2019年度“小个专”抽查任务范围内。被告辩称，一、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原告登记住所地辖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依法对原告信息进行实地检查，并作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政主体资格。二、被告依法履行职责，作出47031号《决定》和49983号《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该局接到2019年度“小个专”重点调查暨2018年度企业个体年报公示信息抽查的任务，抽查时间为2019年9月2日至10月31日。抽查对象为：2018年6月30日前已经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年度年报且有党员未建立党组织的主体，依据名单抽取，抽查比例100%。原告在抽查名单之列。同时，该局接到2019年度开展移除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抽查的任务，并相应作出工作方案。抽查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至11月18日。抽查对象为：2018年1月1日至今，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情形被列入企业异常名录后又履行相关义务被移除异常名录的企业，依据市局核查名单抽取比例100%。原告亦在抽查名单之列。根据上述两项任务要求，被告执法人员于2019年9月26日下午15点45分左右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9号检查，经现场检查，八里庄西里99号楼宇大厅设有水牌，但是八里庄99号8层905注册的三家公司均未在物业一层大厅设置公司的水牌名称。执法人员在八里庄西里99号8层905进行现场检查时，门口未发现屋内注册的三家公司水牌名称，也未发现原告的牌匾或者简称，现场门口处未在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信息或其他临时提示信息，现场未发现有安装门铃，执法人员在敲门数次无人应答后离开。在抽查任务中，勾选未能检查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原告作为两次抽查任务被抽查范围内企业，经被告具体工作部门的调查，存在违反《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规定，故该局以“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理由，分别作出47031号和49983号《决定》，原告被统一录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被告作出的上述《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属于有效行政行为。三、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行为符合法律程序。原告诉称被告执法人员没有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等方式联系原告，仅用一张照片，得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错误结论，从而导致列入异常名录无效，应当清除记录。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执法人员通过实地核查的方式，在到原告登记住所现场检查时，发现不仅楼宇大厅内物业未设置公司水牌提示，也未在公司注册地址的房屋门口设置水牌或者公司名称信息以及其他提示信息，更未见到有悬挂原告公司营业执照等信息，原告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要求，现场外观无明显标识，无法看出是原告登记的住所地。执法人员现场敲门后无人应答，无法联系到原告；同时，《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二款与第一款规定的是两种不同的确认“无法取得联系”方式。被告已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查明通过原告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无需再通过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进行再次确认。因此，被告现场检查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情形，将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为是有效行政行为。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列入异常名录决定的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一）被告作出被诉列入异常名录决定的证据1.《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小个专”重点调查暨2018年度企业个体年报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方案》《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抽查工作方案》《实地检查记录表》，证明被告作出被诉两次决定的案件来源；2.《现场笔录》、现场拍摄照片打印件，证明被告通过对原告登记住所进行实地检查，原告不在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3.47031号《决定》和49983号《决定》，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被诉决定书；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原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历史记录信息打印件，证明被告依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安排年度工作任务，根据原告列入异常名录历史记录，再次对原告注册地址进行核查。（二）被告作出被诉列入异常名录决定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十四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被告以此说明其具有作出被诉列入异常名录决定的法定职权，其事实认定清楚、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查明案件事实，经本院准许，被告补充提交如下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及针对原告诉讼理由和提交证据的辩驳性证据：5.被告内网数据中心查询原告列入、移出异常名录信息截图打印件，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11月26日分别将原告列入异常名录，2020年3月20日将原告移出异常名录；6.《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审批表》两份及附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5日、11月26日分别经过领导审批将列入异常名录信息进行公示，两次审批为批量审批，后附的表格中包含原告；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被诉列入异常名录决定公示信息截图打印件，证明被告向原告公告的情况；8.《经营异常名录移出申请表》及其他相关申请材料，证明被告应原告申请将原告移出了异常名录，就列入异常名录的情况，原告说明2019年9月26日因为原告公司人员外出导致被告检查时无人在场；9.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物业公司对原告自有房屋是认可的，但是对于原告是否在现场办公是不知情的，该公司此前出具的证明只能够证明原告在此地注册。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4系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决定前制作的书证或者电子证据，具有真实性、形式合法性及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基本事实依据；证据5、6、7系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责令被告补充提交，能够证明原告被列入异常名录及移出的基本事实以及被告经审批在相关网站上公示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的情况；证据8、9系被告补充提交的辩驳性证据，分别能够证明被告应原告申请将其移出异常名录及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就其为原告出具《说明》的证明力所做的进一步说明；上述证据及其相应的证明力本院均予以采纳。2.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系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打印件，由于微信账号的建立具有虚拟性，在原告并未提交聊天记录中聊天人真实身份信息与微信账号的关联性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纳；证据2与被告提交的证据9均系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原告以证据2主张被告检查当日该公司有人办公，被告以证据9驳斥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不具有其主张的证明力，本院认为两份证明在原告注册地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9号905室这一证明事项上并无差别，但对于被告检查当日原告是否有人办公这一事项并无证明力；证据3、4的视频内容能客观反映出原告公司门口未悬挂营业执照且物业大堂公司水牌处无原告；证据6能够证明该公司LOGO墙及有关宣传材料上使用WOOTEX标志的情况；证据7能够证明该公司在被告检查的时间段内缴纳物业费情况；原告以上述3、4、6、7号证据欲证明，在被告检查当日该公司实际在注册地经营，而该事项并非本案对被诉《决定》审查时需查明的客观事实，故对原告主张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案不予采纳；证据5的录音内容具有真实性，系被告工作人员对执法检查方式的自认，其自认的内容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基于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依据证据的审查认定，故原告以该录音直接主张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不成立；证据8本案所涉及的执法检查活动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开展的，原告是否属于被检查范围应由行政机关认定，故证据8与本案被诉《决定》合法性的审查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的公司登记机关为被告，登记的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9号8层905。2019年8月30日，被告制定《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小个专”重点调查暨2018年度企业个体年报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方案》，要求原区属各工商所在2019年9月2日至10月31日期间，对2019年6月30日前已经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年度年报且有党员未建立党组织的主体进行抽查，抽查事项为公示信息检查和登记事项检查。2019年9月18日，被告制定《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抽查工作方案》，要求对2018年1月1日至今，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情形被列入企业异常名录后又履行过相关义务被移出异常名录的企业进行抽查，抽查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至11月18日。原告在上述两次抽查名单中。两项抽查任务中均要求，对检查中发现存在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的，按照市局关于企业公示信息抽查的文件要求办理，对符合列入异常名录条件的要及时录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接到上述抽查工作要求后，被告所属高碑店工商所于2019年9月26日对原告登记的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99号8层905进行实地现场检查，拍摄了公司门口的现场照片并制作了《现场笔录》。《现场笔录》记载：当事人未在现场，检查情况为“经现场检查，当事人现场锁门，敲门无人应答，该地的门口未见相关牌匾信息，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到一楼大厅查看企业水牌信息，未见悬挂当事人名称的水牌”。执法人员遂在《实地检查记录表》中标注未能检查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告按照两次抽查工作要求，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分别于2019年11月5日、11月26日作出47031号《决定》和49983号《决定》，并于作出决定当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分别发布《关于北京宇泰阳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告》。另查，2020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列入异常情况说明》，称“该公司于2019年9月底部分人员外出，有高碑店工商所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到该公司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时，敲门时无人应答，以‘无法联系’原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提交了《经营异常名录移出申请表》、注册地址的房屋所有权证等移出异常名录申请材料。被告经审核并经现场检查后，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场所重新取得联系”为由，于2020年3月20日分别将原告从2019年11月5日、11月26日列入异常名录的记录中作移出异常名录处理。再查，应本院要求，被告对该局提交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小个专”重点调查暨2018年度企业个体年报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方案》中抽查对象“1.2018年6月30日前已经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8年度年报且有党员未建立党组织的主体，依据名单抽取，抽取比例100%”的内容进行了书面说明，指出“2018年6月30日”应为“2019年6月30日”，该局提交材料的上述部分系笔误。本院认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有经营异常情形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登记的企业的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工作。本案中，原告的注册登记机关为被告，被告作为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其负责登记企业的经营异常名录管理的法定职责。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对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并予以公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5日，不得超过30日。本案中，被告以原告存在“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形为由，决定将原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该局系通过现场检查时，“现场锁门”“敲门无人应答”“门口未见相关牌匾信息”等事实的确认并得出“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结论。因此，本案的焦点在于被告凭借上述事实即确认通过原告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是否适当，也即行政机关在将企业列入异常名录时检查方式的选择和证据认定的标准是否适当。对上述问题的认定应依据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综合考量制度设立目的，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的性质、产生的法律后果等因素予以评判。第一，从制度设立目的看。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目标、原则和具体规划。2014年8月7日，国务院颁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8月19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上述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于2014年10月1日同步实施，为企业信用监管奠定了制度基础。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是我国实行企业信用监管制度的一种手段，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达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降低交易成本、防范经济风险的制度建立初衷。其目的在于改变以往传统的政府过度干预方式，取而代之以信息共享、信息公示，以促进企业自律、强化信用约束，从而达到信用监管的方式。第二，从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的情形和性质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和《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分别规定了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具体情形。企业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未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和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无法联系，均属于前述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具体情形。要求企业将年度报告及企业信息向社会公示，是为促进企业经营“阳光化”，促进市场经营主体互信，加强社会监管的有效方式。由于市场经营主体负有按时公布年度报告和企业信息并确保公布、公示信息真实性的义务，因此在出现信息公布不及时、内容不真实等情形时，市场监管部门才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从而达到提醒其履行公示义务的目的。可以说，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属于一种信用约束监管方式，是政府转变对市场经营主体监管思路的体现。第三，从将企业列入异常名录的法律后果及对企业产生的影响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出异常名录；满3年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可见，如果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对企业参与某些市场经营活动的资格或对企业的商誉评价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需要说明，尽管上述规定中设置了经营异常名录的移出程序，但从移出的条件看，均属于企业在法定时限内履行了市场监管部门限定的义务，修正了违法状态情形下作出的处理，其前提是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存在上述规定中列举的不诚信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亦自述即使对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作了移出处理，该记录在系统中仍然存在，即被列入的痕迹仍然无法消除。综上，经营异常名录是我国实行企业信用监管的一种手段，从该手段实施的条件以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看，只有在企业出现法定不履行诚信义务的行为时才会导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后果，从而使企业信用评价降低，甚至从事某些经营活动的资格受限。鉴于以上因素的考量，本院认为市场监管部门在作出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时，应采取“高度审慎”的标准，避免因审查标准过低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干预，从而抑制市场经营主体活力。而这种理解也直接决定了对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方式和执法标准的评价。具体而言，仅从规章文义上理解，市场监管部门在现场无法联系到企业即符合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条件。但综合上述因素深入分析，“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情形，亦旨在针对企业存在提供虚假地址注册登记、变更企业经营场所不依规办理变更登记等不诚信行为，从而促进真正“异常”的企业积极履行法定义务。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实地查看或者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后者产生的是拟制效果，即经两次邮寄送达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而且两次邮寄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5日，不得超过30日。因此，无论采取现场查验还是邮寄的方式，都应在查实企业属于不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无法联系的认定，避免因企业合理的暂时性“缺位”导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不利境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执法时还应考虑到在大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自主创新、自主创业的大背景下，很多中小型企业进入市场，基于管理方式、经营业务、人员规模等需要，可能采取非常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不可能确保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实地检查时都在现场候检。充分考虑合理因素，结合现场检查的实际情况，在充分核实基础上如确有初步证据证明企业不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经营的情形下再作出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认定，是符合现代市场监管方式的审慎选择。本案中，被告赴原告注册地检查时，通过“现场锁门”“敲门无人应答”“未见相关牌匾”“大堂水牌区无该公司水牌”等因素作出该公司不在检查地点经营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所考量的因素、依据的证据并未达到初步证明企业不在检查地点经营的证明标准，混淆了“检查时企业无人”与“不在此地经营”的情形，作出将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行政决定缺乏事实根据、法律适用错误。尽管被告已经基于原告的申请将列入信息作移出处理，但由于移出是在确认企业存在异常情况基础上作出的，并非被告在撤销其决定基础上的移出，与不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处理产生的后果不同，故本院仍应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应做到有法可依且引述法律依据清晰准确。被告作出的被诉决定在法律依据引用部分表述为“……违反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并未勾选本案应适用的具体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另外，关于被告基于执行两次检查任务、进行一次检查即分别作出两次列入异常名录决定的做法，本院认为，行政机关进行执法检查后依据调查收集的证据作出的事实认定属于一个法律事实，基于行政任务的不同，依据一个法律事实作出两个内容相同的行政决定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亦对原告的权益构成了损害。一般认为，行政诉讼应遵循“一行为一诉”的原则。考虑到本案被诉两个行政决定是基于一个基础事实作出的，具有牵连因素，为避免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本院在一案中径行针对行政机关的两个行政决定一并作出裁判。综上，被告作出的47031号《决定》和49983号《决定》缺乏事实根据、法律适用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于2019年11月5日和2019年11月26日作出的京朝市监异列字〔2019〕47031号和京朝市监异列字〔2019〕49983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郭 佳人民陪审员  高亚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刘会霞书 记 员  商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