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3079号原告：张某1，男，195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昌，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某1，女，1935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于某2，男，196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某1，男，196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某2，男，198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3（于某2之女），198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某3，女，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某4，男，198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张某1与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昌、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3、被告王某3、王某4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昌、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3、王某4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王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由原告、被告于某1、王某3、王某4依法继承，其中原告继承六分之一份额；2．判令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王某5的丧葬费5000元和一次性抚恤金20010元，其中原告应分得6252．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王某5与贾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两名子女，张某1和王某6。王某6与王某7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内生育两名子女，即王某3、王某4。王某6于2009年6月17日去世，王某5于2010年2月9日去世。因王某6先于王某5去世，王某3、王某4应代位继承。王某5与贾某于1965年离婚，后与于某1再婚，双方均系再婚。于某1与前夫所生子女于某2、于某4同王某5形成继子女关系。于某4于2017年10月30日去世，于某4的配偶系王某1，二人婚生子女为王某2。王某5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留的遗产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一套。另有王某5生前所在单位粮食部（现更名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放的丧葬补助费5000元和一次性抚恤金20010元，均应在上述继承人间分割。同时我方认为于某2和于某4虽然在法律上与王某5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但并无证据证实双方实际形成抚养关系，故于某2和王某1、王某2并不直接对王某5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辩称，认可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及被继承人去世情况。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不认可原告张某1的继承人身份。张某1已被送养至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张新村村民张某2，作为收养人张某2之子。于某1的姥姥是大兴人，了解当地情况，大兴农民张某2膝下无儿女，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收养了张某1。此事也是通过王某6从中介绍的。根据张某1的户籍信息和户口本显示，张某1在收养关系成立后已经完成了户口登记手续和姓名变更手续，可以说明张某1和张某2的收养关系成立，并且张某1本人明确知晓收养关系的存在。张某1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中户口迁入本市的原因也注明了“收养”。根据王某5的干部履历表显示，王某5并未在其本人的亲属关系中列出张某1或其曾用名王xx，说明王某5已明确表示其与张某1无自然血缘外的任何关系。故我方认为张某1与王某5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在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消除，张某1不是王某5的法定继承人。同时，张某1在被收养后一直与张某2共同生活，从未对王某5尽任何赡养义务，不应当分得王某5的遗产。于某2和于某4在于某1与其前夫的离婚判决中判定抚养权归于某1。自于某1与王某5再婚开始，于某2和于某4一直与于某1和王某5共同生活，由于某1和王某5共同抚养。在于某2和于某4成年后，也与王某5一直保持着家人来往。在王某5晚年，于某2和于某4一直悉心照料，病重期间也未曾间断，直到养老送终。在王某5过世后，每逢清明节都前去扫墓。因我方对王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在法定继承时对我方多分份额。王某3、王某4之母王某6对王某5所尽赡养义务较少，要求对其少分份额。抚恤金和丧葬费均由于某1取走，均已用于弥补王某5生前的医药费用以及用于办理后事花销，已无剩余。被告王某3、王某4辩称，认可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及被继承人去世情况。认可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所述事实。要求涉案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要求依法分割抚恤金、丧葬费。针对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的意见，原告张某1辩称，我并非被张某2收养。王某5和贾某离婚后，我和王某6由王某5抚养，一直在老家与奶奶共同生活。后来由于奶奶年纪大了，以及王某5将老家的房子出售，我和王某6只能到北京找父亲解决居住和生活。为解决我落户的问题，王某5曾两次找单位领导，但因于某1的干预未能解决。之后王某5只能托人找关系将我的户籍落到庞各庄乡张某2处。当时只是单纯为了解决落户问题，并非收养，且当时我已超过二十周岁，并不符合收养要求。庞各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以及张新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均客观证实当时我户口迁入的原因为“招子”，也就是认为义子，只是为了落户。我在落户后也一直看望和照顾王某5的生活，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每月都给父亲送些农产品。父亲还亲自在1979年帮助操办我的婚事。在父亲病重期间是由于于某1的干预导致我无法经常探视王某5。故不应当减少我的继承份额。2011年时被告曾要求我协助办理遗产继承公证的相关工作，并交给我一张盖有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章的档案摘抄表，后由于被告反悔拒绝给付相应补偿款而未能完成公证，说明对方当时是认可我的继承人身份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1提交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财务处出具的《关于王某5同志抚恤金等情况的回复》、王某5和于某1的干部履历、王某6常住人口信息打印表、广内派出所证明信、兴丰派出所证明信、房屋登记档案、张某1的户口本、阜外大街派出所证明信、渠县贵福镇八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北京市燕京公证处2011年5月16日王xx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庞各庄派出所证明信、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张新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照片、个人购买国家国内贸易局机关公有住房申请表。以上证据中，北京市燕京公证处2011年5月16日王xx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不能证明系由于某1等交给张某1，本院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他证据，因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交了王某5的干部履历、张某1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张某1户口本、王某5的户口本、广内派出所证明信、照片、丧葬费用票据、于某1和王某5的结婚证、王某5和贾某的离婚判决书、于某1和孙某的离婚调解书、王某5的死亡证明、于某4的死亡证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回复调查王某5工资信息的函》、庞各庄派出所出具的张某2一户的户口登记簿。以上证据，因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或当事人提交了证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王某5名下北京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于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本院对以上账户交易明细均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王某5与于某1于1968年4月26日结婚，双方均系再婚。王某5与前妻贾某于1965年4月15日经渠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女王某6、王xx由王某5抚养。于某1与前夫孙某于1962年10月11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子女孙xx、孙x由于某1抚养。王某6于2009年6月17日去世，其生前与王某7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二名子女，即王某3和王某4。王xx即本案原告张某1。孙xx即于某2，孙x即于某4。于某4于2016年11月16日去世，其生前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名子女，即王某2。王某5于2010年2月9日去世，其父母先于其去世，其去世时未留有遗嘱。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张某1已被他人收养，不是王某5的法定继承人。经查，庞各庄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中记载，张某1曾用名王xx，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大兴区xxx，在表中“何时何因由何地前来本市”一栏中登记为“1974年10月23日四川省渠县贵福一大队收养（市县外迁入）”。另有庞各庄派出所2020年8月26日出具的（2020）兴公庞所字第241号证明信的内容为“王xx（别名：张某1）男，1954年2月15日出生，该人于1974年10月23日由原籍迁入。备考：招子。”庞各庄派出所出具的张某2的户口登记簿中的记载与该证明信相同。2020年9月2日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张新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村张某1男出生于1954年2月15日，身份证号：×××，户口登记地址（现住址）北京大兴区xxx，现名：张某1，曾用名：王xx因招子，于1974年10月23日由四川省渠县贵福区一大队四队迁入北京市大兴区xxx。”张某1提出于某2和于某4未与王某5实际形成抚养关系，并提交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服务中心提供的《个人购买国家国内贸易局机关公有住房申请表》，其中显示王某5作为购房人参加房改，根据《国家国内贸易局机关一九九七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实施办法》按成本价购买住房。该申请表中王某5填写的家庭人口是3人。填表日期为1998年5月24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系王某5于2001年3月30日与国家国内贸易局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登记在王某5名下，系王某5和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次诉讼中，经张某1申请，本院调取了王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于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王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王某5去世后的2010年2月12日取款3027．65元、2010年3月31日取款3350元，张某1要求将其中的一半份额作为王某5的遗产分割；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认可以上取款系于某1取出，称已用于王某5的丧葬费和购买墓地使用，无剩余。王某5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双方均不要求分割。于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10年2月9日的余额为19891．41元，张某1要求将其中的一半份额作为王某5的遗产分割。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主张其对王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交了于某1、于某2、于某4、于某3等人与王某5的日常生活照片，显示其与王某5共同生活的情况。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交了王某5的火化证明，由于某2签字；北京市昌平区殡仪馆收敛、整容类收费收据545元、接尸车运输费等收费收据512元、尸袋等收费发票300元、刻碑等收费收据750元、龙德园树葬区墓穴款5800元、骨灰袋等收费收据50元；于某2与北京市昌平区德陵公墓签订的购买墓穴协议书；下葬照片及墓碑照片。张某1对以上证据不认可，认为继父母抚养子女是在子女未成年时，即使子女赡养了也是替于某1尽义务；其是瓜农，经常给父亲送瓜、看望父亲；据其了解，于某2、于某4没有对王某5尽赡养义务。张某1称其与王某5及其家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提交了王某5与王某6、王某7及王某5与其兄弟姐妹的照片。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认为照片中没有一张是张某1和王某5的合影，不能确定拍照时张某1是否在场。王某3、王某4对王某5后事处理情况不清楚；称在王某5生病期间，王某6经常带其去看望王某5，其在看望王某5时见到过于某2；在王某5瘫痪后，主要是于某1、于某2、于某4照顾。关于丧葬费用，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主张系由于某1、于某2、于某4出资；张某1认可其没有出资；王某3、王某4表示不清楚。王某5去世后，其生前所在单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其发放了一次性抚恤金20010元，已存入其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后于2010年5月13日被取出；丧葬费5000元现金。于某1认可以上抚恤金系由其取出，丧葬费亦由其领取，称均已用于王某5的丧葬花费，以及弥补王某5的医药费用，王某5生前医药费用其本人不足以负担，系由于某1、于某2、于某4补足或向他人借款。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王某5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对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王某5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其父母已先于其去世，其配偶系于某1，其与于某1无婚生子女。张某1提出于某2、于某4未与王某5形成抚养关系。经查，根据于某1与前夫孙某的离婚调解书显示，二人离婚后，于某2、于某4由于某1抚养。于某1与王某5结婚时，于某2和于某4分别为8岁和6岁，应系与二人共同生活。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交的照片等亦证明于某2、于某4和于某1、王某5共同生活的情况。故应认定为于某2、于某4与王某5形成了抚养关系，二人系王某5的法定继承人。张某1称于某2、于某4未与王某5形成抚养关系，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于某4于王某5之后去世，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由其继承人王某1、王某2、于某1继承。王某6系王某5与前妻之女，其先于王某5去世，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由其子女王某3、王某4代位继承。张某1系王某5与前妻之子，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张某1已被张某2收养，不是王某5的继承人。经查，张某1落户登记为张某2之子时已年满20周岁，根据我国收养法相关规定，被收养人应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对张某1的落户不宜认定为收养。故本院认为张某1与王某5之间的生父子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消除。对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张某1仍应作为王某5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王某5的遗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系王某5和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属于王某5的份额在其去世后系其遗产，依法应予继承分割。王某5去世时所遗留的银行存款亦系王某5和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属于王某5的份额在其去世后系其遗产，依法应予继承分割。关于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其对王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继承遗产时应予多分的意见。经查，张某1自1974年落户后，一直与张某2共同生活。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称张某1与王某5从无来往，张某1称其每月看望王某5，给王某5送瓜。张某1提交的王某5的照片均系王某5与王某6或其他亲属的合影，并无其本人与王某5的合影，可证明其与王某5或其亲属并无断绝往来，不能证明其对王某5赡养的情况。即使根据张某1的陈述，其对王某5有看望，但并无经济帮助及日常照顾，可以认定张某1对王某5所尽赡养义务较少，在继承遗产时对张某1应予少分。王某6在王某5和于某1结婚时已17岁，即将成年，后结婚生子独立生活，未长期与王某5共同生活。王某3、王某4亦认可其母亲常看望王某5，但在王某5生病及病重时是由于某1、于某2、于某4照顾，故亦可认定王某6对王某5所尽赡养义务较少，在继承遗产时应予少分。于某1、于某2、于某4长期与王某5共同生活，对王某5所尽赡养义务较多，在继承遗产时应予多分。各方具体继承份额，由本院酌定为于某1、于某2、于某4各占26%份额，王某6占14%份额，张某1占8%份额。关于王某5所遗留的银行存款。王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在王某5去世后的2010年2月12日取款3027．65元、2010年3月31日取款3350元、于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10年2月9日的余额19891．41元，以上共计26269．06元，其中一半份额13134．53元系王某5的遗产，依法应予继承分割。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王某5所遗留存款已用于其丧葬花费，并提交了丧葬费用票据共计7957元。张某1、王某3、王某4均认可其未支付过王某5的丧葬费用，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认可该部分丧葬费用由于某1使用王某5账户取款支付，故本院认可该7957元丧葬费用应自王某5所留存款中扣除，归于某1所有。其余部分，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用于王某5所需花费，仍应作为王某5的遗产分割；该部分款项归于某1所有，由于某1支付其他继承人相应份额的折价款。王某5去世后，其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不是王某5的遗产，但亦可在本案中一并分割。因该部分款项不是遗产，不与遗产以同一标准分割。其中抚恤金系公民去世后其所在单位给予其亲属的财产利益，是对死者近亲属的金钱形式抚慰，本案中由王某5的配偶和子女平均分割为宜。王某5的丧葬费用花销已在其所留存款中扣除，故其单位发放的丧葬费亦由其配偶和子女平均分割。关于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提出抚恤金和丧葬费已用于弥补王某5生前医药费用的意见，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抚恤金和丧葬费已均由于某1取出，归于某1所有，由于某1支付其他继承人相应份额的折价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王某5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中属于王某5的份额由原告张某1、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继承，该房屋由原告张某1、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所有，其中原告张某1占4%份额，被告于某1占67．4%份额，被告于某2占13%份额，被告王某1、王某2各占4．3%份额，被告王某3、王某4各占3．5%份额；二、被告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1存款折价款414元，支付被告于某2存款折价款1346元，支付被告王某1、王某2存款折价款各449元，支付被告王某3、王某4存款折价款各362元；三、王某5的抚恤金20010元和丧葬费5000元均归被告于某1所有，被告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1、被告于某2折价款各5002元，支付被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折价款各2501元；四、驳回原告张某1和被告于某1、于某2、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76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870元（已交纳），被告于某1负担3764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于某2各负担2828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王某1、王某2各负担94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王某3、王某4各负担761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冰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露范书 记 员 马丽娜赵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