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2000号归谷大厦三层3F-21号。 法定代表人冯仁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少军、徐宇晴，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启龙，男，196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颜泽慧、潘敏祥，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小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启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13日，汪启龙（乙方）、芙小蕾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授权并委托乙方在授权区域内为“芙蕾小姐”品牌招商提供服务，促成该代理区域内的单店经营者与甲方签署该品牌的单店合作协议。甲方授权乙方为福建省福州市（包括六区、六县，包括福清市，其中鼓楼区代理返现14万元折算到区域代理费）的独家代理商，甲方许可乙方使用“芙蕾小姐”品牌开展该区域内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未经允许，乙方不得跨区域进行上述服务工作、经销“芙蕾小姐”产品及发展第三方投资开店，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没收保证金。区域代理费58万元，该项费用由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非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该项费用不予退还；保证金1万元，该项费用由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该费用于双方协议到期或终止时未出现违规、违约、违法情形，甲方在乙方结清相关费用并履行合同终止后相关义务的，由甲方无息退还给乙方。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6月13日至2022年6月12日。“合作方式”约定乙方接受甲方授权，在授权区域范围内推广“芙蕾小姐”品牌及产品、推荐合适的单店经营者并促成与甲方的合作。乙方需要开设自营单店或乙方招商的单店经营者均应与甲方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代理服务费”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品牌使用费”约定新发展的单店经营者应按照甲方规定缴纳品牌使用费，包括由乙方独立开发、甲方配合签约的单店经营者以及甲方独立开发的合作商等，单店品牌使用费8万元，甲方分成30%，乙方分成70%；其中“管理费”约定本协议约定的区域内代理商及单店经营者所缴纳的管理费，双方各分配50%；其中“原物料返点”约定本协议约定的代理区域内的门店与公司订货所产生的金额，乙方均享受原物料10%的原物料返点等。“双方权利义务”约定在乙方提供服务过程中，甲方应真诚高效配合乙方，并按乙方要求提供相关的招商材料，以协助乙方有效地提供服务，推进招商工作；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反馈单店经营者分布信息；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招商工作进行监督与辅助；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结算代理服务费。“违约责任”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对方因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合理必要费用。“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经对方书面催告两次后仍不改正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合同尾部加盖芙小蕾公司印章，并由王慧（系芙小蕾公司当时的招商总监）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字。2019年6月13日，汪启龙、王慧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并由汪启龙以个人名义与芙小蕾公司签订案涉《合作协议》，出资总额为59万元，汪启龙出资39万元，占出资总额的66%，王慧出资2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4%，汪启龙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负责门店管理、市场选址当地协助评估，王慧负责福州市招商单店、代理，双方并对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等事项作出约定。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后，汪启龙于当天向芙小蕾公司支付区域代理费58万元及保证金1万元，上述59万元中的20万元系王慧支付给汪启龙。因汪启龙未有单店实际返现，汪启龙、芙小蕾公司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品牌变更，并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芙蕾小姐”福州市级代理更换为“鲍江南”南京四区（鼓楼、秦淮、建邺、玄武）代理及南京任意区域两个单店名额（“遇花溪”品牌单店、“鲍江南”品牌单店），本次品牌变更为免费，双方签订“鲍江南”代理协议后，汪启龙不得要求再次变更，因品牌变更产生的纠纷，芙小蕾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双方并对分成比例等事项作出约定。2019年11月24日至25日，芙小蕾公司员工微信告知汪启龙南京区域内有单店签约，汪启龙询问具体的店铺位置，并要求芙小蕾公司提供招商材料及询问返现进展。原审庭审中，芙小蕾公司提供了案外人与厚茶公司签订的《鲍江南单店合作协议》，店铺位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另查明，2019年6月28日，杭州飞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标公司）取得第34526487、34144663、34144699号“芙蕾小姐”商标所有权，芙小蕾公司通过与其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方式，取得商标标识排他使用许可，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可将授权商标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招商及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等。飞标公司经受让取得第28519901号“鲍江南”商标所有权，飞标公司与杭州厚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茶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将上述商标标识以排他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厚茶公司使用，期限自2018年12月28日至2023年12月27日，可将授权商标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招商及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等，并在协议约定的授权范围内许可被特许人使用。厚茶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确认厚茶公司、芙小蕾公司系关联企业，芙小蕾公司为“鲍江南”餐饮品牌对外招募的“品牌区域招商代理商”。另，汪启龙为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5000元。汪启龙于2019年12月2日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汪启龙、芙小蕾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2.芙小蕾公司退还区域代理费58万元及保证金1万元，支付此款自起诉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退还之日的利息损失；3.芙小蕾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对芙小蕾公司方的具体经办人王慧进行调查。王慧陈述案涉《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并明确就案涉《合作协议》放弃实体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其本质在于被特许人以特定经营模式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并支付费用。针对本案争议点，一、关于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性质的认定。从约定的服务事项来看，双方不仅仅约定授权区域内代理招商的相关合作条件和报酬等内容，还约定了品牌使用费及管理费的分成比例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故《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应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且芙小蕾公司提供了芙蕾小姐品牌手册及宣传资料、鲍江南品牌手册；此外，汪启龙及合伙人王慧也交纳了区域代理费58万元及保证金1万元，若按协议约定芙小蕾公司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而芙小蕾公司收取前述代理费，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故可认定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且双方已实际履行部分义务。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首先，按特许经营合同性质来分析，汪启龙以芙小蕾公司隐瞒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至今未取得相应资质并办理备案手续并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之规定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因该规定系行政管理性规范，且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前述情形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业已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其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芙小蕾公司员工微信告知汪启龙南京区域内有单店签约，但原审庭审中芙小蕾公司提供的是案外人与厚茶公司签订的《鲍江南单店合作协议》，芙小蕾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汪启龙明确知晓厚茶公司、芙小蕾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内容可以涵盖上述单店协议的签订，故原审法院认定芙小蕾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并认定汪启龙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案涉协议难以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协议对汪启龙显失公平，故对汪启龙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退一步讲，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事后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约定冷静期，汪启龙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即提出解除合同，可视为其在合理期限内已提出相应主张。合同解除后，基于芙小蕾公司已提供部分协助招商服务，考虑本案义务履行及违约情形、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点等因素，且王慧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芙小蕾公司应返还汪启龙区域代理费36万元及保证金1万元，对汪启龙该项主张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至于汪启龙提出的利息主张及律师代理费主张，因合同解除的原因无法完全归责一方，故该项主张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汪启龙与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签订的《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福州芙蕾小姐市级代理补充协议》，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汪启龙区域代理费36万元及保证金1万元，合计37万元；三、驳回汪启龙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00元，减半收取9750元，汪启龙负担3750元，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 宣判后，芙小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关于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性质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判决以“从约定的服务事项来看，双方不仅仅约定授权区域内代理招商的相关合作条件和报酬等内容，还约定了品牌使用费及管理费的分成比例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及“芙小蕾公司提供了芙蕾小姐品牌手册及宣传资料、鲍江南品牌手册”为由，作出了“《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应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的案涉合同性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书》（下称“《合作协议》”）及《福州芙蕾小姐市级代理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的合同文本中未涉及到特许经营服务的内容约定。根据《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书》（下称“《合作协议》”）第1章“服务内容”的第“1.1”条“服务事项”的约定，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在授权区域内为“笑蕾小姐”品牌招商提供“撮合服务”，促成该代理区域内的单店经营者与上诉人达成单店合作协议；另外，根据第“1.3”条“权限范围”的约定，上诉人许可被上诉人使用“英蕾小姐”品牌开展该区域内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上述两项“服务内容”中均不涉及到“特许经营服务”的任何内容约定。同时，《合作协议》第4章“代理服务费”第“4.2.1”条、第13章“特别约定”第2条及《补充协议》第5条对品牌使用费、管理费分成和物料返点等代理服务费的约定，是在被上诉人完成每一家单店代理招商后，上诉人给予被上诉人的服务费用，相关费用也不涉及任何“特许经营服务”的内容。2、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没有改变《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性质。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为了在授权区域内开展招商代理活动，主动向上诉人工作人员索要招商材料，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其知晓品牌手册系该品牌的宣传材料，并非商业特许经营资料。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品牌宣传手册和宣传资料，目的是便于被上诉人更好地了解品牌以便于其在授权区域内开展招商代理活动，是上诉人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该行为并未改变《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代理招商合同的合同性质。因此，《合作协议》并无原判决认定的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性质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内容，并非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二）原判决认定“若按协议约定芙小蕾公司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而芙小蕾公司收取前述代理费，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故可认定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收取代理费后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系列合同义务。根据《合作协议》第“5.1”条的约定，上诉人合同义务为提供相关招商材料、协助推进招商、统一投放广告及销售宣传策划等多项合同义务，并非原判决认定的“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2、支付代理费后被上诉人享有多项对等的权利并享有高比例的回报收益。根据《合作协议》第“4.2.1”条及第“13.2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在授权区域内开展独家招商工作，成功招商后可以获得由三块费用组成的“代理服务费”作为其合作回报：（1）单店加盟商支付的56000元/店（单店品牌使用费80000元，被上诉人分配70%、上诉人分配30%）的品牌使用费；（2）品牌管理费2500元/店/年（单店品牌管理费5000元/店/年，双方各分配50%）；（3）单店加盟商向上诉人采购物料金额10%返点。同时，《补充协议》第5条补充约定：当返现总金额超过50万元时，被上诉人可以享受分配单店加盟商支付的品牌使用费80%的高额分配比例。《补充协议》第4条也给予了被上诉人额外的优惠政策：（1）上诉人给予的单店名额若被上诉人转介绍他人开店，可以获得单店品牌使用费的75%；若被上诉人自行开店，上诉人给予减少或免除品牌使用费的优惠。因此，上诉人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收取代理费，并不会导致原判决推定的“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事实发生，原审判决更不应该基于此推论而作出“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的认定。三、原判决关于合同解除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一）原判决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支持合同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判决认定“芙小蕾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并认定汪启龙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案涉协议难以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协议对汪启龙显失公平，故对汪启龙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不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商业特许经营”有三个基本特征：（1）特许人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2）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3）要求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未约定有关“特许经营资源”的内容，未约定上诉人将特许经营资源许可给作为经营者的被上诉人使用的内容、未约定被上诉人基于特许经营资源的许可支付特许使用费的内容、更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活动的内容。2、上诉人无需提供特许经营相关服务且已经履行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合同义务、首先，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并非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且合同中也并未约定上诉人需要为被上诉人提供特许经营服务的任何内容，因此上诉人无需为被上诉人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其所需的招商资料，同时上诉人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投放广告、进行销售宣传策划，协助推进招商工作。另外，目前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并未到期，被上诉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开展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活动，并根据招商情况取得代理服务费收益，同时也可以在选择合适的店铺地址后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并通过经营自营单店获得收益。上诉人提交的《鲍江南单店合作协议》也可以证明，目前被上诉人区域内已有新签约客户，只要该单店加盟商正式开店营业，相应的品牌使用费、品牌管理费分成就可以支付给被上诉人。因此，在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上诉人迟延履行、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也不存在导致被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形，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可以继续履行。（二）原判决适用“冷静期”的规定支持合同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原判决认定“双方并未约定冷静期，汪启龙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即提出解除合同，可视为其在合理期限内已提出相应主张”，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关于“冷静期”的适用前提。《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冷静期”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根据目前商业特许经营行业中被特许人相对弱势的客观情况而专门给予被特许人的保护性规定，以此来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给予其在合同签订后合理时间内单方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或“反悔”的特权，以保护其自身权益。但是，本条例在“冷静期”条款中给予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特殊权利”并不是没有边界的。上诉人认为，被特许人适用“冷静期条款”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双方之间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合同解除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被特许人尚未接触到或未使用过特许经营资源。（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认定，唯一法律依据为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关于“商业特许经营”三个特征的规定。在前面的内容中，上诉人已就双方之间关于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合同履行过程均不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特征、双方之间不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作了分析说理，在此不再赘述。（2）合同解除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对于“冷静期”的期限，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也无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商业特许经营纠纷解决的国际惯例中，认定“冷静期”的合理时间一般为7-15天。特许经营模式于19世纪中叶诞生在英美西方国家，我国的商业特许经营商业模式于20世纪90年来舶来于英美国家，西方国家及国际商业管理关于“冷静期”的合理期限的认定，也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本案中，双方于2019年6月13日签署《合作协议》，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前后时间相差6个月。（3）被特许人尚未接触到或未使用特许经营资源。特许经营合同的根本目的是被特许人在特许人的许可及指导下利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在特定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特许业务，特许人也因此而获得相应的给予特许经营资源以及提供后续经营指导服务的对价。与其他商业经营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中最具价值的便是商业特许经营资源。因此，未避免被特许人合同终止后继续使用特许经营资源的商业风险，冷静期的适用应当是被特许人还未接触到或未使用特许经营资源之前。2、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不适用“冷静期”的规定。本案中，双方之间系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合作关系，并非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也并不存在商业特许经营资源的特许和使用的事实。因此，原判决酌情认定被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合同解除，可以使用“冷静期”并支持合同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被上诉人违反契约精神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案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是一种商事合同，缔约各方都应该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精神，在缔约之前即应充分注意商业风险，尽到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对自己的商事行为负责。案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联系被上诉人并先后提供服务，在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违反了契约精神。如果诸如被上诉人此类违反契约精神的行为得到法律支持，这种价值导向将会导致合同签订后守约方无法形成合理预期，会严重破坏商事交易活动的稳定性。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汪启龙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准确。（一）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均有涉及特许经营内容。合作协议第七章7.2条约定“一年内被上诉人应在该代理区域内至少拥有1家正常营业的直营单店”。上诉人本身开设单店系采用特许经营业务模式，被上诉人开设单店务必要使用上诉人的商标、标志、外观设计、厂商信息等经营资源，在上诉人的统一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补充协议中第4、6点，上诉人除了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必须在2020年11月30日前在约定区域内开设一家自营单店外，更是对开设单店的品牌使用费、品牌管理费（即特许经营费用）做了明确。上述品牌使用费、品牌管理费是特许经营模式下被上诉人自行开店必须向上诉人缴纳的费用，而不是如上诉人在上诉状里和管理费分成、物料返点混为一谈，一刀切地认定系被上诉人完成每一家单店代理招商后，上诉人给予被上诉人的服务费用。而且上诉人提供的芙蕾小姐品牌手册及宣传资料、鲍江南品牌手册中已罗列了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特许经营费用收取标准以及对开设特许经营单店双方的权利义务。上述品牌手册及宣传资料的性质早已不是单纯的宣传资料，实质就是协议的附件，是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协议及相关附件均涉及了特许经营内容，双方之间的合同本身也就不是简单的招商代理合同，而是兼具了特许经营的性质，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没有改变协议的合同性质”这么一说了。（二）从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费用的约定中也明确案涉协议包含了特许经营的内容。1、上诉人收取费用仅需提供配合招商义务，权利义务不对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根据合作协议5.1条其收取代理费后需要履行系列义务，但被上诉人自行阅读该条款后也仅仅能得出如一审法院所说上诉人收取58万元后只需提供的是配合招商义务，被上诉人不知上诉人提及的统一投放广告、销售宣传策划等多项合同义务从何而来，而且哪怕就算是有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其已履行系列合同义务，上诉人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被上诉人实际根本不享有高比例回报收益，实属夸大宣传。因为品牌变更，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就压根没明确过具体的收益分配，仅明确了根据返现金额对应的分成比例，但具体如何返现不清楚，鲍江南单店如何收费未明确，也未提及任何原合作协议中有的物料返点。上诉人说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当返现总金额超过50万元时，被上诉人可以享受分配单店加盟商支付的品牌使用费80%的高额分配比例”。但协议中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了“返现〉50万元，按照2：8分成，被上诉人20%，上诉人80%”。这恰恰证明了是上诉人才享有高比例收益，上诉人只要配合招商义务，就能收高额代理费并且享受高比例的返点。如果说这么简单提供下资料就能赚钱，还赚不少的钱，还能说是权利义务对等。3、被上诉人缴纳的区域代理费已包含特许经营的对价。从补充协议第4点约定的费用承担来看，上诉人必须要求被上诉人开设单店的品牌使用费实际包含在之前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区域代理费中。从支付的具体内容结合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已支付的58万元，虽名为“代理费”，但实际根本就是包含了特许经营的对价，涵盖了被上诉人后续自行开设单店的需利用上诉人经营资源的费用。因被上诉人已支付代理费实际已包含特许经营费用，加上根据协议约定上诉人收取高额费用只是提供配合招商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认定案涉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属于事实认定清楚，案涉协议就是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二、原判决判令解除合同有理有据。1、被上诉人有权依据冷静期规定解除案涉合同。因案涉协议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加上被上诉人系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解除，而且补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并未履行过任何义务，被上诉人实际根本就没接触使用过上诉人的任何特许经营资源，故被上诉人完全符合上诉人认为的被特许人适用“冷静期条款”需要具备的三个前提条件，完全有权依据冷静期的规定行使单方解除权，一审法院适用冷静期的规定支持合同解除有理有据，适用法律正确。而且上诉人以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来起算冷静期起始时间属于根本性错误，因为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变更了新的品牌，上诉人需提供新的特许经营资源，故应以补充协议的时间点来起算。双方是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签订补充协议至被上诉人提其诉讼最长不足25天，完全在合理期限内。2、除了冷静期条款外，就案涉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合同目的也早已无法实现，难以继续履行。上诉人补充协议后迟延履行义务，仅在被上诉人的多次催讨下向被上诉人提供了鲍江南的宣传资料，此外并未履行过其他义务，未提供过任何特许经营资源。甚至在被上诉人的区域内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案外人与杭州厚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单店合作协议，上诉人的行为已严重构成违约，侵犯了被上诉人合同项下的权利。同时因为案涉补充协议涉及的内容招商代理部分和特许经营部分是紧密相连的，无法通过区分招商代理是否可以继续来判断合同是否能继续履行，而且就算招商成功了根据上诉人的现状，从被上诉人多方了解上诉人芙蕾小姐自营店也早已关闭，现市场上几乎已无芙蕾小姐的踪影，鲍江南也是如此，从品牌成立到现在也就不到2年时间，所以说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实际经营特许经营品牌的能力，也没有履行后续特许经营合同的能力，只是表面进行了虚假包装，被上诉人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展后续招商工作，协议根本就已无法继续履行。最后，上诉人现在将一笔费用拆分成两个合同（区域加单店），实际就是为了规避风险被认定为特许经营的风险。现在暴露出来的纠纷已经不少了，后面还有很多尚未起诉的投资者，法律不应该纵容社会存在赚快钱的这类企业来破坏正常的商业环境，影响社会稳定。在多种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商业产品快速涌现、更迭的当下，应该给予普通的投资消费者冷静思考、缓冲投资的机会。综上，原判决判令解除合同有理有据。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经过对案涉协议的审查，该协议主要约定授权汪启龙以芙小蕾公司的“芙蕾小姐”品牌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还约定了协助选址、网络营销、赠送单店、店铺运营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其中对于赠送单店即允许汪启龙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芙蕾小姐”品牌，汪启龙获得此项权利在其向芙小蕾公司支付三年区域代理费580000元的情况下，亦存在对于上述品牌的有偿许可使用。原审法院根据对合同及履行合同事实的认定，将本案涉案合同性质界定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合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正确。其次，汪启龙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上述合同系双方自主签订，意思表示清楚，不违反法律法规，属有效合同，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案涉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芙小蕾公司仅协助进行一定程度的招商宣传，且芙小蕾公司未有效举证证明其已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存在违约行为。汪启龙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继续履行该协议对汪启龙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定汪启龙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条款的规定解除涉案合同正确。双方虽未约定冷静期，汪启龙在合同签订后不到六个月即提出退出合同，可视为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了相应主张，该主张亦防止合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原审法院在判令解除合同的同时，根据芙小蕾公司已收取三年的区域代理费但仅提供少量协助招商服务及双方均存在未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形，判令芙小蕾公司应返还全部区域代理费中的360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符合法律及公平原则。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上诉人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