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7084号原告：谢湘龙，男，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新华，系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芷雅，系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冬坪，男，196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被告：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韦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88164607A。法定代表人：刘冬坪，系该公司总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浦、林安琪，均系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湘龙诉被告刘冬坪、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湘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新华、杨芷雅,被告刘冬坪、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安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湘龙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2017年1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合作协议书》；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退还入股款700000元及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1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退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为：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退还入股款7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2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刘冬坪、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总投资人民币800万元，注册资本10万元。原告作为新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金合作，占总投资股的10%。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10月23日、11月20日、11月24日、1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入股款68万元至刘冬坪个人账户，另2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共计70万元。被告刘冬坪亦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原告入股款69万元。事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被告刘冬坪却多次借口推卸。后来又口头答复称已将其股份分配给了其他人，已无股份给原告。被告刘科坪在电话和微信中曾承诺退还原告上述股款。虽然原告多次追讨，至今无果。原告认为，原告依约缴纳入股出资款项，理应享有股东资格。但被告拒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拒绝原告参与公司管理，已构违约。鉴于原告并未获得股东身份，原告入股经营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因此遭受经济损失。依《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合作协议书》并请求被告退还投资款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刘冬坪、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共同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产生的是个人合伙合作的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并无在《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时间，被告并不负有办理工商登记之合同义务，原告以此为由解除《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是《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双方之间产生的是个人合伙合作的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约定原告出资70万元，与被告共同合作经营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如果原告是以股东身份参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认缴的出资额根本无须达到70万元。其次，被告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中并无任何关于股权转让事宜之约定，合作协议书中既无约定被告须在何时将股权转让给原告，亦无约定被告须向原告转让多少份额的股权，更无约定逾期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之违约责任，被告以此为由要求判令解除2017年1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合作协议书》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再次，现被告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仍在持续经营当中，双方的合作关系仍然存在，并无终止，原告要求被告退回700000元投资款项及利息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二、被告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自2017年11月21日至今一直处于亏损阶段，故一直没有任何盈余可供分配，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合作关系，双方共享投资盈利，共担投资风险，对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亏损，原告应当以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经营亏损。依据损益表(公司经营收支账目情况)可知，被告与原告共同投资合作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自2017年底起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公司并无任何盈利可供双方分配，故原告的投资款项一直未得到投资成效，但并不代表双方投资合作的项目已经终止，目前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仍在积极经营中，亦未发生任何应当解除双方合作关系的情形，投资双方对投资项目应当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故对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自2017年11月21日至今所产生的经营亏损，原告应当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积极承担经营亏损，而非直接要求解除《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三、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没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合同的事由出现，原则上原告要求退出合作应当与被告协商解决。依据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之约定，如有任意一方想退股，应当提前一个月与大股东商量退股而原告并无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大股东协商退股事宜，即径直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现无出现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之解除合同事由，原告诉请的解除《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及退回入股款7000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贵院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登记设立，2017年6月9日至2018年3月27日期间，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刘冬坪。2018年3月27日，该公司登记股东变更刘冬坪、陈俊、刘震，2018年5月29日又变更为刘冬坪、陈俊、刘军，其中刘冬坪占股78%，陈俊占股10%、刘军占股12%。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和刘冬坪共同作为合同甲方，谢湘龙作为合同乙方（合作出资方），签订《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出资合作宗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经营，共同发展。第三条约定合作盈余分配方式为以出资合作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第五条出资合作金额、方式、期限约定，公司拟总投资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万元；出资合作期间股东的出资合作为共有财产，出资合作终止后，根据财务清算，对公司剩余资产按比例予以返还；股东谢湘龙以现金方式出资合作，计人民币七十万元，占总投资股的10%；如有股东退股，则需提前1个月与大股东商量退股，大股东按股东投资总金额无偿返还给股东。第六条盈余分配与责任承担约定盈余分配以出资合作额比例按比例分配，每月15号前公布及按出资比例分配上月经营所得；债务承担以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七条入资条款约定，新股东签署本出资合作协议，按股份注入资金，除出资合作协议另有约定外，入资的新股东与原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资的新股东对入资前出资合作企业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第八条股东的权利约定，出资合作事务的经营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出资合作的经营活动由股东共同决定，无论出资金额多少，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表决权；股东有退资权利。该《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针对上述《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履行时间及合同性质，原告谢湘龙做如下陈述：《合作协议书》签订时，刘冬坪持有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合作协议书》实际约定刘冬坪向原告转让其所持有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10%的股权。该股权转让事宜在上述合同签订前就已经谈妥，原告并且已经按双方口头谈妥的方案陆续向刘冬坪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合作协议书》是在70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转让给刘冬坪后倒签的，实际签订时间并非2017年11月21日。对于《合作协议书》性质，两被告则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而是谢湘龙和刘冬坪之间关于共同合伙经营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合伙协议，约定原告占10%的合伙份额，刘冬坪占90%的合伙份额，故双方并未约定股权变更登记时间。就原告实际支付款项的金额问题，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实：1、《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民族支行汇款凭证》12张，显示案外人覃江玲分别于2017年9月30、11月20日、11月24日分多笔向刘冬坪共计转款56万元，均备注“代谢湘龙转款”；2、《广西北部湾银行电子交易回单1张，显示案外人覃江玲于2017年10月23向梁伟广转款2万元；3、《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1张，显示谢湘龙于2017年12月14日转款10万元；4、覃江玲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覃江玲受谢湘龙委托于2017年9月30、11月20日、11月24日向刘冬坪银行账户汇款56万元，于2017年10月23向梁伟广银行账户汇款2万元”；5、梁伟广出具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谢湘龙代刘冬坪支付2万元”；6、刘冬坪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谢湘龙入股君润酒店人民币69万元整”。原告称，实际向刘冬坪支付了70万元转让款，其中有2万元是签订《合作协议书》当天通过现金支付给刘冬坪的，刘冬坪出具《收条》时只肯写收到69万元，《收条》出具时间与《合作协议书》签订是同一天，都不是2017年11月21日，都是倒签的。刘冬坪抗辩称：1、覃江玲与其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覃江玲所转58万元并非代谢湘龙支付的案涉款项，覃江玲所转款项中有45万元在案涉合同签订前，由此可以佐证与本案无关；2、梁伟广并非刘冬坪指定的收款人，梁伟广收到的2万元与本案无关；3、其没有收到原告所谓的20000元现金。本院认为，关于覃江玲向刘冬坪所转的56万元，以及覃江玲转给梁伟广的2万元，是否为谢湘龙支付的合同款项的问题。首先，覃江玲在汇款时均备注了是代谢湘龙汇款；其次，原告提交了覃江玲出具的《证明》进一步证实是代谢湘龙转款；另外，原告提交了梁伟广出具的《收据》证实梁伟广收到的2万元是谢湘龙代刘冬坪支付；最后，刘冬坪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的覃江玲支付的56万元款项是其他往来款。且收到谢湘龙合同款69万元的《收条》是刘冬坪本人出具，其虽主张仅收到10万元，却未对为何仅收10万而出具69万收条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刘冬坪的抗辩不予采信，确认原告支付了69万元合同款项。至于原告主张还支付了1万现金，因刘冬坪不肯写入收条故而未写的主张，因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未实际参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陈述其也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毫不知情。被告称自双方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书》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一直亏损，无利润可分。并提交了其自制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损益表、利润表等予以佐证。同时被告还陈述，原告谢湘龙曾于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9月15日期间到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消费，一共消费了25406元，但未实际消费款项，即使要返还合伙投资款项，也应扣减其消费的费用。原告认为损益表和利润表均为被告自制，故不予认可，而谢湘龙到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消费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被告应另行主张。另外，原告曾于2019年11月19日通过微信要求刘冬坪返还其投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款项，称家里因经济困难已导致家庭矛盾，并且发送催款内容时，原告向刘冬坪发送了一条内容为“我倾尽全力支持你，但是我真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我到底算个什么样的角色？”的微信，刘冬坪当时回复“这个月尽全力安排一下，你也知道我的开支也大……”。庭审中，本院询问刘冬坪，其向陈俊、刘震出让部分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股份时，有无告知谢湘龙，并征得其同意？刘冬坪回答：有告知谢湘龙，且谢湘龙同意。谢湘龙则回复：在转让前根本不知道转让事宜，到其催促刘冬坪变更股权登记时，刘冬坪才告知其股权已经转给其他人了，无法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了。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刘冬坪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内容来看，首先，合同名称为“合作协议书”，首部载明的谢湘龙的身份是“合作出资方”，且主要内容中有关于双方如何合作、盈余如何分配、退股如何操作等内容的约定，没有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更没有有关股权转移变更登记的约定。故从整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完全看不出双方之间有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而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原告虽称多次催促被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双方之间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虽有关于双方合作的内容，但个人合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各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但从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完全未实际参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不仅如此，而且刘冬坪在将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陈俊和刘震时也没有告知谢湘龙，更加未征得谢湘龙的同意。在谢湘龙要求刘冬坪退还案涉款项时，谢湘龙曾向刘冬坪说“我倾尽全力的支持你”。刘冬坪当时回复“这个月尽全力安排一下”。若双方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谢湘龙不可能完全不理会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若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确如刘冬坪所述，一直处于亏损，在谢湘龙要求退款时，即意味着要求退伙，刘冬坪不会在没有清算且亏损的情况下就答应退还原告的全部出资款。所以，从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和沟通情况来看，双方之间亦不符合合伙经营的特征。谢湘龙的出资行为，更符合现行市场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融资投资行为特征，即刘冬坪因经营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资金短缺，请求谢湘龙融资，谢湘龙既不是合伙人，也不是股东，不参与经营，届时，刘冬坪只需向谢湘龙返还投资款并支付约定的投资收益即可。这一点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甲方为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和刘冬坪可以进一步印证。若为股权转让合同或合伙协议，股权出让方或合伙一方只可能是刘冬坪，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不能作为其自己公司股份的出让方。而作为合伙经营的项目本身，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也不可能成为合伙人。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关系实际为投融资关系。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投资期限，原告曾向刘冬坪提出返还投资款，刘冬坪回复尽力安排，即意味着同意返还，因此原告请求解除其与两被告签订的案涉《合作协议书》，并要求两被告返还投资款的主张，符合双方的意思，本院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本案系被告主张的合伙关系，由于在合伙项目经营期间，刘冬坪未经原告同意，即已经将双方合伙经营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的股权擅自转让给案外人，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根本利益，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也同样理据充分。至于原告谢湘龙到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消费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被告应另循法律途径向谢湘龙主张消费款。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和本案证据，无法明确双方约定的投资收益率。但原告向两被告投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且两被告也实际占用了原告的资金，故原告要求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现有证据反映，原告最后出资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故利息应从2017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出资款支付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谢湘龙与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和刘冬坪签订的《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合作协议书》；二、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和刘冬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谢湘龙退还投资款项69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9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谢湘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0800元，由谢湘龙负担154元，广州市君润酒店有限公司和刘冬坪负担106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会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佩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