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民终2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舟山弘源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集中办公）。 法定代表人：鲁浩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艇，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万强船业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住所地舟，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螺门渔业公司后沙洋v> 负责人：郑国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北京中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凯，北京中盾（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鲁浩楠，男，199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舟山弘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万强船业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强公司）、原审第三人鲁浩楠委托合同纠纷，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弘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鲁浩楠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艇，被上诉人万强公司负责人郑国庆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弘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1589万元及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支付诉讼保全费5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判对案件实体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核心问题，是确认2017年8月22日弘源公司向万强公司转账1889万元是否是履行同日签订的《三方转账协议》。《三方转账协议》签订与转账均发生于2017年8月22日，因上诉人账户余额不足，实际转账1889万元，基本接近于约定的2000万元。1889万的转账就是为了履行《三方转账协议》。在此前的2017年7月26日，弘源公司、万强公司、鲁浩楠也同样签订了一份《三方转账协议》，金额为100万元，其他内容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那份一致。与此份协议对应的是，2017年7月25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10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26日转账给原审第三人1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上的摘要记载也为“设备款”。故不可否认该《三方转账协议》的委托事项就是转账行为的事实。2017年7月26日协议项下的100万元已完成了转账，2017年8月22日协议项下的1889万元未能全部完成转账，对于剩余未完成部分，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同意解除委托，剩余款项应当退还给上诉人。2.被上诉人主张该笔1889万元系支付工程款，并非是履行2017年8月22日《三方转账协议》的理由并不充分。被上诉人主张该笔1889万系工程款的依据仅为银行交易凭证的摘要备注为“工程款”。但要认定该笔1889万元是否系“工程款”，应当结合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来判断，即在2017年8月22日，上诉人是否需要支付造船合同项下款项。为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造船合同项下进度款的支付凭证，总计2250万元。根据造船合同约定，在2017年12月10日之前，上诉人需支付的造船款仅为合同总价的35%，即1942.5万元，最多不超过2114万元，而截止2017年6月15日，上诉人支付的造船进度款为2250万元。根据造船合同关于进度款的约定，上诉人在2017年8月22日无需支付进度款，所以将2017年8月22日转账的1889万元纳入工程款，依据不充分。对证据的认定，不应仅凭表象做出判断，应当结合背景因素来综合判断。所以就2017年8月22日转账1889万元是否系履行同日签订《三方转账协议》，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而言，显然应当做出肯定的评判。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万强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于1889万元的转账即是对《三方转账协议》履行的推断缺乏基本逻辑。上诉人割裂整个造船的进程，仅在局限的时间段内肆意理解款项性质，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案件审理程序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鲁浩楠述称，弘源公司诉称属实。2017年8月22日，三方曾签订《三方转账协议》，约定由弘源公司通过万强公司出借给本人2000万元，因账户余额不足，弘源公司实际只转给万强公司1889万元。2017年8月24日，万强公司转给本人300万元，剩余资金被公安机关冻结，未完成转账。2017年7月26日，三方曾就一笔100万元借款，办理过同样的手续。针对剩余的1589万元，本人之前已同意不再借款，款项由万强公司退还给弘源公司。 弘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弘源公司与万强公司及鲁浩楠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三方转账协议；2.万强公司返还弘源公司1589万元及自2017年8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万强公司支付诉讼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8月22日，万强公司（甲方）、鲁浩楠（乙方）、弘源公司（丙方）签署《三方转账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与丙方存在长期船舶修造业务，2017年8月份由于丙方资金紧张，就本次甲方代丙方支付乙方借款事宜经三方共同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代丙方向乙方支付借款人民币贰千万元整，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收款人鲁浩楠，收款账号……；2.通过本次协议进行转账，用以处理上述三家公司的往来账务问题……。同日，弘源公司向万强公司汇款1889万元。诉讼中，弘源公司提交其与万强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签署的造船合同一份，载明万强公司建造、交付（弘源公司）5艘4000吨级散货船，固定合同价格为人民币5500万元等；万强公司也提交一份其与万强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签署的造船合同，载明万强公司建造、交付（弘源公司）5艘4000吨级散货船，固定合同价格为人民币6040万元等。万强公司、弘源公司对双方间存在船舶修造合同且尚未履行完毕的事实没有争议，可予确认。 各方有争议的主要是《三方转账协议》签订的目的和实际是否履行。弘源公司认为，《三方转账协议》是其委托万强公司代为向鲁浩楠支付借款的委托合同，其已实际支付了1889万元。万强公司则认为，签署《三方转账协议》系为处理各方往来账目需要，并非委托代为支付借款的合同，《三方转账协议》所指向的款项实际为弘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 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对于鲁浩楠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的《关于2017.8.22借款后续处理事宜的声明》，因万强公司有异议，鉴于鲁浩楠是本案当事人之一，但未到庭陈述意见，且其诉讼利益与弘源公司存在一致性，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万强公司与其他公司往来转账凭证、电费凭证、合同以及造船款增值税票据等，弘源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其对委托万强公司建造船舶且尚未完成的事实无异议，而船舶建造方面的纠纷并非案件审理范围，故该部分证据以及弘源公司为反驳该部分证据补充的与船舶建造有关的证据，不作为单独证明相关事实的依据认定。对于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因对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一审法院结合各证据的内容及相互印证关系进行综合评判认为：首先，《三方转账协议》中虽有“甲方代丙方支付乙方借款事宜”“甲方代丙方向乙方支付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表述，但同时该协议第二条又明确约定“通过本协议进行转账，用以处理上述三家公司的往来账务问题”，从上述表述来看，三方签定协议的目的是“处理上述三家公司的往来账务问题”，并非委托借款。其次，根据双方的一致陈述，协议所涉2000万元款项的具体支付方式为弘源公司先将款项转账给万强公司，然后万强公司再转账给鲁浩楠。鲁浩楠本身就是弘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其需要向公司借款，完全可以由弘源公司直接支付给鲁浩楠。因此，弘源公司陈述的委托借款不符常理。再次，庭审中，弘源公司自述公司借款给法定代表人鲁浩楠没有股东会决议，且对于釆取该不符常理的借款操作方式，也未向法庭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该协议各方真实意思确实表示为委托借款，也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公司借款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悖。最后，双方均确认弘源公司与万强公司之间存在修造船舶合同关系，且1889万元银行转账发生在造船合同履行期间，万强公司提供的1889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备注栏显示款项为“工程款”。虽然，弘源公司提供了一份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以证明《三方转账协议》签订时弘源公司账户余额不足2000万元。但从账户余额来看，也并非仅有1889万元，该笔款项汇付后弘源公司账户上仍余十几万元，故凭《三方转账协议》签订时弘源公司账户余额不足2000万元而推断1889万元就是履行《三方转账协议》的款项过于牵强。考虑案涉款项发生时两公司之间尚有较多的工程款往来，弘源公司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否定银行转账凭证备注栏上记载的“工程款”性质。综合以上几方面考量，万强公司关于《三方转账协议》目的及所涉款项性质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故对于该争议事实，采信万强公司的意见，即认定各方签订《三方转账协议》真实目的并非委托借款，弘源公司转账给万强公司的1889万元款项也非该《三方转帐协议》所指向委托万强公司支付给鲁浩楠的2000万元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一、从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刑事案件侦查相关材料看，案件当事人均非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且从现有证据也尚不足以证明案件所涉款项系犯罪组成部分，故对于弘源公司认为案件与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立案侦查相关联而要求中止案件审理的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弘源公司要求解除《三方转帐协议》的诉请。弘源公司与万强公司、鲁浩楠于2017年8月22日签署的《三方转账协议》，其真实目的并非弘源公司委托万强公司代为向鲁浩楠支付借款。但从《三方转账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各方的陈述看，《三方转账协议》仍具有委托支付相关款项的委托合同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均享有单方任意解除权。而弘源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应当理解为是其行使解除权的一种意思表示方式。因此，弘源公司该项诉请有法律依据，可予以支持。因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弘源公司作出解除意思表示即合同解除，故《三方转账协议》解除时间为弘源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即2019年9月10日）。三、关于弘源公司要求万强公司返还1589万元的诉请。弘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万强公司关于1889万元转账系支付工程款的抗辩,且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诉讼的1589万元系履行《三方转账协议》而支付给万强公司的款项。故弘源公司要求万强公司返还1589万元（自认扣除已经支付给鲁浩楠的300万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而弘源公司支付给万强公司的造船工程款是否超付需要返还或者未足额支付需要补足等问题，属于对造船工程款争议，并非案件审理的范围，故不予理涉，各方可另行主张。四、关于弘源公司要求万强公司承担保全费的诉请。该诉请获得支持的前提是弘源公司第二项请求得以支持，现该前提不存在，故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弘源公司与万强公司及第三人鲁浩楠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三方转账协议》于2019年9月10日解除；二、驳回弘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170元，由弘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出具调查令，由弘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浙江舟山普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家门支行调取了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解除对万强公司账户款项冻结通知书，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调取了该局受理的案外人鲁行阳涉嫌挪用资金罪案中，该局对案外人郑国庆所作的询问笔录；由万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调取了该局受理的案外人鲁行阳涉嫌挪用资金罪案中，该局对案外人鲁行阳所作的讯问笔录。二审期间，弘源公司还提交了一份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鲁行阳所作的询问笔录。弘源公司调取（提交）的证据拟证明案涉款项不涉及违法犯罪活动、郑国庆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推翻了其所称的2017年8月22日转账的1889万元系工程款的陈述。万强公司调取的证据拟证明鲁行阳在公安机关陈述案涉款项系工程款。 弘源公司质证后对上述证据来源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鲁行阳事后已否认其在公安机关就该1889万元系造船款的陈述，这与郑国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1889万元不是造船款是一致的，故鲁行阳的讯问笔录不应采信。万强公司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鲁行阳在公安机关已承认案涉款项系工程款，对公安机关对鲁行阳所作的讯问笔录应予采信，对弘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鲁行阳做的询问笔录不应采信。 对公安机关向鲁行阳、郑国庆所作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公安机关致银行解冻通知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及弘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鲁行阳做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举证质证意见、诉辩主张等综合判别后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7年8月22日弘源公司向万强公司转账的1889万元是否是其委托万强公司代为向鲁浩楠支付的借款。 弘源公司以其与万强公司、鲁浩楠于2017年8月22日签署《三方转账协议》，并于同日向万强公司汇款1889万元；且在此前的2017年7月25日，其也向万强公司转账1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上的摘要记载为“设备款”，而该款项实际系履行其与万强公司、鲁浩楠于2017年7月26日签订的《三方转账协议》为由，主张案涉款项系履行2017年8月22日的《三方转账协议》。而万强公司则以案涉款项汇款凭证摘要备注为“工程款”；弘源公司实际股东（控制人之一）的鲁行阳在2018年2月11日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对其讯问时，承认“……与万强公司老板郑国庆签订了一份造5艘4000吨的货船价值6040万元的协议，然后陆续给万强公司转款4239万元。转的是造船款”；2017年9月1日，万强公司负责人郑国庆在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对其询问时陈述“……（转入账户内的伍仟余万元人民币）是弘源公司委托我公司造船，打入的造船款”等为据，主张案涉款项系弘源公司支付的造船款。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7年8月22日，鲁浩楠与万强公司、弘源公司签署的《三方转账协议》约定，万强公司代弘源公司向鲁浩楠支付借款2000万元；（三方）通过本协议进行转账，用以处理三家公司的往来账务问题。庭审中，鲁浩楠确认讼争款项的借贷（汇付）并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同意，且该协议的签署系其按照弘源公司实际股东（控制人之一）、其父亲鲁行阳的指令所为，其并不知晓该协议签署的真实目的。鲁浩楠系弘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若其需向公司借款，完全可以直接操作，不需将公司款项转汇其他公司再由他人代付。诉讼中，弘源公司、鲁浩楠均未对案涉协议签订目的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在二审期间，弘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10月13日对鲁行阳询问时，鲁行阳虽对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案涉款项系造船款”的事实予以否定，但也未就“该2000万元不是造船款，是基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转账协议应当支付的，也就是实际转过去的1889万元”陈述，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且该询问笔录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而关于2017年7月25日弘源公司向万强公司转账100万元一节，弘源公司在一审时庭审中明确承认该100万元系支付其与万强公司间的造船款。故综合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结合案涉协议文意表达，本院认为三方签署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处理三家公司间的往来账务，其真实目的并非是委托付款。上诉人关于转款的1889万元就是履行《三方转账协议》转汇借款的理由证据不足。 同时，根据弘源公司一审提交的《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记载，在2017年8月22日弘源公司向万强公司汇付案涉款项前，弘源公司存款余额为19065843.8万元，转账后尚有存款余额175843.8万元。诉讼中，弘源公司也未对为何只转账1889万元、后续为何未补足2000万元以满足《三方转账协议》款项需要之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故依据现有证据，一审认定“弘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的1589万元系履行《三方转账协议》而支付给万强公司的款项，其要求万强公司返还1589万元（自认扣除已经支付给鲁浩楠的300万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进而判决驳回弘源公司要求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应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约定的造船工程款、及该造船工程款是否存在超付或欠付等问题，与本案弘源公司主张的委托合同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双方已就造船合同纠纷提起仲裁，该问题应在仲裁案件中予以处理，本案不予涉理认定。 综上所述，弘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170元，由舟山弘源海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邦良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刘燕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龚 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