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民终2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志华，男，1967年3月22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兴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笔秀，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功玉，女，1945年7月15日生，布依族，居民，住贵州省望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正碧，贵州甲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许袁，男，1992年4月18日生，布依族，住兴义市，现住望谟县。上诉人罗志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功玉及原审第三人罗许袁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6民初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志华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事实不清，案件事实逻辑推理混乱，不科学、不符合生活常识。仅依据一审王功玉的意思及双方所述的字面意思进行臆测判断案件事实，枉顾上诉人的意思及合同签订的客观事实。2019年8月份，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海代本所律师胡峰到州司法局值班，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联系说上诉人的兄弟（罗志勇）一直在向被上诉人要钱，被上诉人想将该笔钱直接拿给上诉人，反过来跟罗志勇说该笔钱已经拿给你哥了，让罗志勇不要再向被上诉人要钱。因上诉人不知采用何种方式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目的，故到州司法局咨询遗嘱事宜。袁海向上诉人解释了遗嘱需被上诉人过世后才能生效，产生物权转移效果，采用赠与方式可以立马产生物权转移效果，同时也能达到被上诉人的意思。2019年8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外人王志雪一起带上所有拆迁文件资料到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请袁海律师代书赠与协议。袁海提出5,000元代书费代书该赠与协议，案外人王志雪当时还说太贵了，后来袁海与其三位达成了3,000元的代书费。在详细了解被上诉人家庭拆迁情况、家庭情况及其现有财产后，袁海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在场三位解释了为什么被上诉人有权处置的财产为拆迁款项的5/8等情况后，拟定了案涉赠与协议书。签订该赠与协议书时，袁海还向在场三位解释了合同内容，并叫在场三位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因被上诉人年纪较大，袁海还特意用一句本地话：“老人，你一旦在该协议上签字后，该笔钱就不是你的了，就是你儿子罗志华的了，除非你儿子不按照合同约定赡养你的义务你才可拿得回来，你想好哈”。然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在案涉赠与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将签订时间写在了自己名字后面，袁海在案涉赠与协议书末尾的年月日格式处填写上签订合同的日期，后各自拿着一份协议书一起离开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为将企图发生一定的私法上效果的内心意思，表示于外部，内心的意思因外部表示而客观，合为一体的行为。意思表示的要素：一、外部表示（客观要件）为被上诉人在经国家司法机关登记备案的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案外人王志雪的在场的情况下亲自签字捺印认可该赠与协议；二、内心意思（主观要件）为在律师充分解释该赠与协议内容及想将该笔钱拿给上诉人。内心意思又分行为意思、表示意思、效果意思。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意思是在其联系上诉人表达想将钱拿给上诉人，上诉人再找律师咨询意见，几天后被上诉人将其户拆迁文件资料及指示第三人将该笔钱打入上诉人账户，再与王志雪、上诉人一起到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找律师代书赠与协议及亲自签订赠与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表意人即被上诉人都是自由自觉的从事赠与行为。被上诉人的表示意思是“把这笔钱拿给上诉人，这笔钱只要不是我的，小儿子就无法再天天问我要钱。”这种具有产生物权转移效果的意思。被上诉人的效果意思是知晓存在赠与的方式后，想通过赠与的方式产生该笔钱的物权转移效果。意思表示的形成的过程是动机——效果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行为。一审法院错误将上诉人的动机混同上诉人的效果意思。退一步来说，被上诉人一开始的动机是转移该笔钱的物权，但在经过知晓有赠与的方式存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即想通过赠与的方式产生该笔钱的物权转移效果。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作出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客观时间节点。被上诉人作出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客观时间节点应为其积极提供拆迁文件资料并与案外人王志雪、上诉人一起自由自愿到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之时，而非一审法院根据事前及事后上诉人歪曲事实的意思推断的时间节点。因意思表示的方法有明示及默示，显然本案中的赠与协议上的签字捺印可看出上诉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为明示，该赠与意思表示属于有相对人的需要受领的对话性质的意思表示，其生效应是以发出时认定及要件，即应使该赠与意思表示在客观上可能了解并进入得预期该赠与意思表示到达受领者即上诉人的过程之时。被上诉人从想转移该笔钱的所有权的意思开始到亲自在多位在场人在场的情况下在赠与协议书上签字捺印之时，该赠与意思表示即已经进入上诉人的支配范围并置于上诉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了解及知悉该赠与意思表示内容的状态。根据意思表示的解释，被上诉人的赠与意思表示应按照该赠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合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来确定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的含义，而不是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一个“保管”的语句就能确定上诉人违背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从而认定上诉人构成“欺诈”。再根据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及规范意义的确定原则，“错误的表示无害真意”，根据案涉赠与合同的签订时间、被上诉人签字捺印、合同签订环境等来看，被上诉人的真意就是将该笔钱赠与上诉人，即使被上诉人起初不知有赠与方式存在而想转移该笔钱的所有权，也不影响被上诉人在签订该赠与合同时的真意。在审查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时，既要考虑上诉人的理解可能性，也要考虑被上诉人对其表示应得到正确理解并产生效力的利益，而非一审法院只考虑被上诉人对其表示的理解，强行剥离上诉人对该赠与意思表示的理解可能性。关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确定，首先应以一般的语言用法、表达方式在交易中的普通意义以及普通的参与人对该意思表示的理解为准，只要上诉人在尽了充分的注意之后，根据上诉人能够认识的所有情形，应该就要认为上诉人所理解的意思表示就是被上诉人所指的意义。上诉人理解的被上诉人的意思就是赠与该笔钱给自己，其负责被上诉人的生老病死，而非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主观上的“保管”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就是违背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根据意思表示适用双方的可归责性原则，被上诉人应努力将其意志以他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怠于为之，就必须接受将上诉人所理解的意义归责于自己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歪曲事实、自圆其说的把赠与的事实说成保管，被上诉人签订赠与合同、提供拆迁文件资料等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及行为即是采用赠与的方式转移该笔钱的占有及所有权。上诉人因知晓有赠与方式可达到被上诉人的意图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即理解为赠与而非保管，被上诉人也应该能够认识到其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会被他人作出赠与的理解，即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就是赠与该笔钱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该赠与意思表示在其提供拆迁文件资料并与其他在场人一起到律师事务所签订赠与合同时成立并生效，被上诉人及上诉人都应该受到该赠与意思表示的约束，非依法律，不得撤回或变更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欺诈行为，那请问之前被上诉人将钱存在第三人处都无需签订保管合同，为什么到上诉人这里拥有更大信赖利益时需要签订保管合同，而且还需要那么多拆迁文件资料?上诉人完全可以将钱放在自己这里直接使用，为何要大费周章到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呢?这么多年了，钱一直都是放在第三人处，上诉人也没有提过叫被上诉人将钱拿给自己，为何现在要提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根据其一直的习惯、日常生活的性格，上诉人会考虑这个事情吗?难道经国家司法局批准登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为了3,000元的代书费欺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上诉人得到这笔钱，其也没有拿一分钱及利益给律师，怎么就不能考虑该赠与合同签订的环境呢?一审法院的事实逻辑明显偏离常识及常理。被上诉人起诉严重歪曲事实，经不住推敲。赠与协议书是在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会议室签订，并非被上诉人所诉说的在上诉人家中签订，也并非如被上诉人所诉说的是欺骗及隐瞒真相。被上诉人陈述为保管，根据赠与财产的交付情况来看，赠与人所赠与的财产在第三人罗许袁处存放保管，由第三人罗许袁交付赠与人，如若是代为保管，在财产存于罗许袁处时，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保管协议。若上诉人替代保管财产却要求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保管合同，就会引起足够的注意，再加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亲母子关系，作为成年人，即使不识字，都会引起注意。被上诉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上诉人施以“要求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保管合同”这种平常注意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当时不产生误解?怎么可能不作出任何反映?以前上诉人都是在回家看望被上诉人的时候，给予被上诉人礼物及金钱，而在签订案涉赠与协议书后，上诉人每月都按时通过第三人罗许袁微信向被上诉人履行赡养被上诉人的义务，即履行赠与合同义务。再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每次微信支付赡养费用时均明确是被上诉人的生活费用及生活额外开支。第三人及被上诉人辩称不知晓赠与协议书内容及被上诉人辩称受欺诈才签订了案涉赠与协议书完全不符合事实。构成欺诈应满足四要素：欺诈故意、欺诈行为、受欺诈方的错误意思表示、因果关系。从案涉赠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地点、上诉人履行该协议书约定赡养义务及负担被上诉人额外生活开支、上诉人与第三人每月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的行为来看，上诉人根本不具备欺诈的主观故意及实施欺诈行为。从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来看，签订案涉赠与协议书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赠与协议书时并不存在任何错误意思表示。以客观标准来判断，若被上诉人签订案涉赠与协议书是其错误意思表示的话，那被上诉人后面的行为均违背了一个理性普通人在施以平常注意力的情况下该有的行为模式及常识逻辑。在本案中，显然不满足构成欺诈的四要素中的因果关系这一要素。故签订案涉赠与协议书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赠与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年龄大及不识字来判定上诉人的行为存在欺诈，一审法院是如何知晓被上诉人不识字这一事实的?赠与合同上的签字捺印是谁写的?被上诉人的户口本上的小学文化怎么来的?一审法院是以什么标准认定被上诉人的认知能力下降的?是否有医学鉴证?我国70周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驾驶机动车，更何况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这一行为目的的认知能力及辨识能力呢?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1、被上诉人自愿将其依法享有的房屋拆迁款部分份额赠与上诉人，其处分本人私有财产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依法不能被撤销。上诉人罗志华为被上诉人王功玉之子，被上诉人王功玉与其丈夫罗跃齐共同生育了三个子女，即罗志华、罗志勇、罗志丹三人。罗跃齐于2018年7月过世，其生前与被上诉人王功玉共同拥有位于望谟县，于2018年11月被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2238234．0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房屋拆迁款应为上诉人父母即王功玉与罗跃齐共同享有，因罗跃齐已经过世，罗跃齐享有的拆迁款份额在法律上发生了继承，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王功玉、罗志华、罗志勇、罗志丹均等继承。根据婚姻法及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王功玉享有的拆迁款份额为1398896．3元（2238234.09÷2＋2238234.09÷2÷4）。因被上诉人年事已高，自愿将其财产部分份额即人民币776619.75元赠与上诉人，且于2019年8月28日指示第三人罗许袁将其存放在第三人罗许袁处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转到了上诉人的账户中，完成赠与财产的交付，并于2019年8月29日与上诉人签订赠与协议书。该赠与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2、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合同法特别规定赠与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撤销权。在财产未发生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本案案涉赠与协议书涉及的是房屋拆迁款项，是货币，且已经以转账的形式完成交付，赠与财产已发生权利转移，上诉人已表示接受，赠与人即被上诉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在2019年8月29日签订赠与协议书后，上诉人根据该赠与协议书的约定，每月都通过第三人罗许袁微信向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1500元。若被上诉人有其他额外生活开支时，上诉人也通过第三人罗许袁微信向被上诉人支付额外开支费用。上诉人已在履行案涉赠与协议书约定的赡养被上诉人的义务，没有出现上诉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形，被上诉人不享有法定撤销权。3、案涉赠与协议是在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海、案外人王志雪在场的情况下，于2019年8月29日在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会议室签订。在被上诉人将赠与财产交付上诉人后，特意与上诉人到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请律师代为书写赠与协议书。律师袁海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意思代书了案涉赠与协议书。袁海律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反复向被上诉人及上诉人解释了案涉赠与协议书的内容及意思。被上诉人在理解案涉赠与协议书的内容及真实意思后，自愿在案涉赠与协议书签字捺印。案涉赠与协议书的签订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受胁迫、欺诈所为。综上所述，案涉赠与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赠与协议书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逻辑错误，强行不准许影响本案案件结果的证人出庭作证。错误适用法律规定来判定被上诉人享有案涉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错误适用证据规则来判定上诉人庭审中的陈述是对其不利事实的确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只支付金钱，被上诉人现阶段没有与上诉人生活为依据来判定上诉人未完全履行赡养被上诉人的约定义务，哪条法律规定了尽赡养义务被赡养人一定要与赡养义务人一起居住?哪条法律规定了被赡养人在赠与财产给其他人后，不能自行或者与其他子女一起居住?现实生活中，在城市中生活的子女只有在老人身体欠佳的时候，老人才会来跟子女一起居住。平时老人身体好的时候，有自己的生活朋友圈，不习惯城市生活，不会与子女一起居住。是违背老人意愿强行要求其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对老人好还是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好?难道每次回去看望老人还需要老人签字给上诉人?一审法院的常识逻辑在哪里?再根据庭审时被上诉人的活力表现，被上诉人是身体欠佳的人吗?接地气接近普通百姓的生活是作为法律人办案的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关于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证人所证与待证事实无关时人民法院才可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每一个知晓案件事实的人都由出庭作证的权利及义务。而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的形式及内容并非是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要件。本案一审是上诉人委托有律师，如果是上诉人自己口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按照一审法院的法律逻辑是不是全部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案不需要充分了解案件事实就可以得出判决结果?关于一审判决书上所说的“上诉人对其不利的事实的确认”，上诉人在庭审中的原话根本不是一审判决书上的那句“为了妥善保管好母亲的钱，经咨询律师得到咨询意见后签订赠与协议。”即使庭审笔录上是这句话，但是可通过一审庭审的录音录像查证上诉人所说的话。退一步来说，即使这句话真的是上诉人所说的原话，该句话也非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的确认。一审法院截取其中“保管”二字就认定该句话是上诉人对己不利事实的确认属于断章取义。签订合同在前还是咨询律师在前?一审法院是以什么标准来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是保管?一审法院怎么知道上诉人咨询律师后律师给的意见是赠与还是保管，上诉人咨询律师后是否告知被上诉人可通过赠与或者保管的方式达到被上诉人的意图?一审法院通过断章取义截取上诉人整句话中的两个字就判定是上诉人对已不利的事实的确认，属于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判决的行为。综上所述，案涉赠与协议书涉及赠与财产明确，被上诉人所赠与给上诉人的现金财产属于有权处分，且协议双方当事人已实际履行了案涉赠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赠与人完成赠与财产交付，受赠人履行赡养义务。赠与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王功玉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外，审理过程中，法庭向案外人调取了录音证据，一审判决中没有写出来。在整个签署协议的过程中王志雪都在场，被上诉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罗许袁二审述称，只是将钱转出去，转出去的钱是替王功玉保管的，并非是赠与。王功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原被告签订的《赠与协议书》；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保管合同；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代其保管的776,619.75元。本案件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功玉与被告罗志华系母子关系。2018年原告王功玉位于望谟县拆迁而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后，原告王功玉将补偿款中的100万元存入孙子第三人罗许袁的账户。2019年8月28日第三人罗许袁受原告的指示，将776619.75元转入被告罗志华的账户。2019年8月29日原告王功玉与被告罗志华签订《赠与协议书》，协议第六条第一款约定“受赠人必须履行赡养赠与人的全部义务”。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一式贰份，赠与人保存一分，受赠人保存一份”，其余内容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法条。同时查明，《赠与协议书》系在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年成律所”）会议室签订，在场人有原被告双方、王志雪（案外人）、袁海（案外人，年成律所律师）。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未将《赠与协议书》交原告保存，而是将该协议交给王志雪（案外人）保存。另查明，原告指示第三人罗许袁将776,619.75元转给被告罗志华的初衷并非赠与，系为了保住该笔存款。被告罗志华收到第三人转入的776,619.75元后，于收到款项之次日通知原告从望谟前往兴义签订协议。同时，原被告双方在年成律所签订协议时，被告罗志华口头告知原告，今后案涉款项由其保管，原告的生老病死由其负责，但实则交给原告签字的系一份《赠与协议》。再查明，被告罗志华长期居住于兴义市，而原告王功玉在签订赠与协议的前后，均一直居住在望谟县城。王功玉年满75周岁且不识字。被告罗志华从2019年9月开始至2020年5月每月支付1,500.00元作为原告的生活费，另外还给付立碑费4,000.00元。庭审中，在原告主张的撤销《赠与协议书》和解除《保管合同》两项诉请中，原告明确本案诉请为撤销《赠与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首先，原告指示第三人将776,619.75元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罗志华，系为了让长子罗志华为其保管该存款，并无将该款赠与被告罗志华的意思表示。庭审中被告罗志华亦声称，原告王功玉系要求被告为其保管案涉款项，被告罗志华在收到第三人经原告指示转入的款项后，为了妥善保管母亲的存款，经咨询律师并得到咨询意见签订了赠与协议。此系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对己不利的事实,故对被告系为原告保管案涉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系在被告告知为其保管存款，其今后的生老病死均由被告负责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可见，原告向被告交付款项的本意，及被告接收原告交付的款项的本意均是“保管”。其次，在签订协议前后，被告并未向原告告知“保管”与“赠与”的区别。原告作为一个不识字且已有75周岁高龄的老年人，其虽系成年人，但此年龄段的老年人，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辨别能力均有所衰退，其并不当然知晓“保管”与“赠与”的区别。加之，原、被告双方系母子关系，原告基于此特殊的身份关系以及对其子罗志华的信任，放松了本应有的警惕性。庭审中被告声称，双方在签订赠与协议时，已告知原告其今后的生老病死由被告负责。虽然被告已告知原告其今后的生老病死由被告负责，但此告知行为并不意味着其对原告已完全履行了告知和解释义务，亦不意味着原告就此完全理解“保管”与“赠与”的区别以及其所签订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后果。即便双方未签订赠与协议，被告罗志华亦不能解除其对原告应尽的养老送终的法定赡养义务。因此，被告在未向原告解释“保管”与“赠与”的区别的情况下，要求一个辨别能力减弱且已75周岁高龄的老年人签订赠与协议的行为，以及被告口头告知原告为其保管钱款，实则要求不识字的原告签订赠与协议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为可撤销的协议。第三，退一步讲，即便原告系基于自愿将案涉款项赠与被告，而与被告签订了《赠与协议》，但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受赠人必须履行赡养赠与人的全部义务”。所谓履行赡养义务，是指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而并不仅是每月给付生活费。本案原、被告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被告除了每月给付1,500.00元的生活费外，对原告的生活起居及其他方面（如精神宽慰等）均未尽到赡养义务。基于此，被告亦未按约完全履行其义务。由于受赠人未履行赠与协议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亦可以撤销赠与。庭审中被告辩称“代书律师（即年成律所律师袁海）在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反复向原被告双方解释了案涉赠与协议书的内容及意思”，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虽然被告曾书面申请证人袁海出庭作证，但在被告的证人出庭申请书中，未写明证人的职业、联系方式，作证的主要内容，作证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等要件，因此，未准许被告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故对被告辩称代书律师已解释协议的内容及意思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由于被告系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同时，被告亦未按约完全履行其赡养义务，故原告要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的诉请，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予以撤销，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776,619.75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虽然被告罗志华从2019年9月开始至2020年5月每月向原告支付1,500.00元生活费，且被告在庭审中亦声称该费用系其对原告履行赡养义务而支付的赡养费，但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并非赡养费纠纷，被告若对已支付原告的费用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保管合同的问题。因赠与合同与保管合同系两个法律关系，且在庭审中原告明确本案诉请为撤销《赠与协议书》，因此，原被告之间若发生保管合同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律师代理费问题，因律师代理费并非本案产生的必要费用，且双方亦未进行约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王功玉与被告罗志华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二、限被告罗志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王功玉钱款776,619.75元。上述款项，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王功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66.19元，减半收取5,783.09元，由被告罗志华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罗志华与被上诉人王功玉于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是否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王功玉一审所提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进行审查，王功玉主张2019年8月28日转入罗志华账户内的款项776,619.75元的意思表示为交由罗志华代为保管，2019年8月29日所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系受到罗志华欺诈，故诉请撤销该《赠与协议书》，由罗志华返还776,619.75元。一审审理过程中，罗志华认可其与王功玉最初协商过程中，双方意思表示均系由罗志华代为保管该款项，以避免该款被王功玉小儿子占有。经罗志华咨询律师后建议签订赠与协议，以达到立即转移涉案款项所有权，避免款项被王功玉小儿子占有的目的。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对此进行询问，罗志华对最初王功玉意思表示为由罗志华代为保管一节亦予以认可。现罗志华上诉主张在与王功玉签订《赠与协议书》时，王功玉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赠与该笔款项而并非保管，且协议签订时代书律师已经明确告知了协议内容及签订协议后涉案款项所有权即发生转移的法律后果，但通过王功玉年龄、学历以及与罗志华系母子关系，结合《赠与协议书》签订后并未直接交给王功玉，而是由在场人王志雪保管的事实，以及本案转款时间及《赠与协议书》签订时间进行分析，一审对王志雪所作电话询问笔录中王志雪陈述等情况进行综合考量，认定涉案776,619.75元系交由罗志华保管，对王功玉所提撤销2019年8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已充分进行说理，本院二审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罗志华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66.19元，由上诉人罗志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鹏审判员 杨 林审判员 张基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