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6399号原告：高林，男，1941年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洪，男，1954年1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淑玉，女，1949年1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高淑荣，女，1949年6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高桂华，女，1955年12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翠华，女，1953年1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建华，男，1959年2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敏华，女，1962年3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云霞，女，1964年7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彩凤，女，1982年6月5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原告：高某，女，2002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原告：高彩芝，女，1984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告兼原告高彩凤、高某、高彩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华，男，1965年8月7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原告兼原告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营，男，1947年3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高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进，男，1947年3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高金，男，1954年10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高彩凤、高某、高彩芝、高营与被告高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兼原告高彩凤、高某、高彩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华、原告兼原告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营、原告高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进、被告高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高彩凤、高某、高彩芝、高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房山区×镇×村×号院在“四清阶级成分登记表”中确认的10.5间房产属于原产权人高振的祖业产。2020年10月9日，高营等原告在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房山区×镇×村×号院在“四清阶级成分登记表”中确认的4间半房产属于原产权人高振的祖业产。事实与理由：从房山区档案馆，原告调出老家房山区长阳镇×村有高家两座房产，一处为高振所有，一处为高德生所有，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均在1950年2月颁发，高振是7号，在北，宅基地二亩七分，耕地16亩，有房6间，高德生是8号，在南，宅基地一亩，耕地20亩，有房3间。由此可见，解放前高振的产业为私有房地产房基地共三亩七分，房屋九间，耕地三十六亩。解放后，高振将7号宅院4间北房、2间南房翻建在8号宅院内（即×号院），连同8号宅院内的原3间北房，8号院内共计9间房屋，即北房7间、东房2间，7号院改为自家菜园，54年公私合营后变为集体所有。长期以来，被告父亲高德仲独自占有×号院及所有房产，之后由其子高金即被告使用至今。原告查到高德禄的《职工履历表》，该表中“土改前后家庭情况”一栏中填有解放前家中有地35亩，有房间9间，土地数量与房间数量基本与7、8号两个房地产证吻合。从房山区档案馆调出高德仲在四清运动时填写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记载土改时、入社时高家有46亩地、房10间半。丰台区长辛店镇办事处82年9月10日《高家分家情况》、《高家房屋纠纷调查概况》载明高家在房山区×村有祖产房屋6间。“土地房产所有证”及《职工履历表》记载的房间与《高家分家情况》、《高家房屋纠纷调查概况》载明的房间数量出入较大，与《阶级成分登记表》记载的房屋数量亦不一致。1961年分家时只分了6间房，根据《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记载，反推出还有4间半房屋没有分。原告认为，没有分的4间半房屋应属于高振的祖产业。1961年分家时，被告家只分得了2间，长期以来，被告父亲高德仲独自占有×号院及所有房产，之后由其子高金使用至今，1982年，被告将院内房屋全部拆除翻建。高金辩称，×号院是我们家1961年分家分得的。分家后我们家和高德昌互换了房子，换完后来×住的，高得禄也将分得的两间房子卖给我了，原祖产业的四间房子都是我们家的。我家分得的房子加院子就是南北21米，东西16米。1976年地震房子塌了，我们家又在原址上新盖3间正房1间耳房，1990年翻建了一次，盖成了4间房，2007年翻建成现在的二层楼房，共18间房，每次翻建均是在原址上翻建。1961年分家时有两间棚子分给原告家了，原告家的高玉将分给原告家的两间房子卖给案外人李林了，他搬去河北了。李林将房屋全部拆除，将能用的材料全部拉走另行建房使用了。我是1954年出生的，原告主张的多出来的房屋我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原告现在是要抢夺我的财产。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院落是原告家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振（已去世）与高刘氏（已去世）育有高德生（已去世）、高德仲（已去世）、高德禄（已去世）及高德昌（已去世）四个儿子。高德生与张玉珍（已去世）生育了高恒（已去世）、高林、高玉（已去世）、高营、高洪、高淑玉及高淑荣七个子女。高恒与刘秀婷（已去世）生育了高翠华、高桂华、高敏华及高建华四个子女。高玉与王德珍（已去世）育有高宝华（已去世）、高文华及高云霞三个子女。高宝华与韩素华育有高彩凤、高彩芝、高山（已去世）及高某四个子女。高山未生育子女。高德仲与霍玉荣生育了高金、高财、高贵及高玉芳四个子女。高德昌与胡淑兰生育了高玉萍、高玉芬及高洁三个子女。房山区档案馆存有高德禄的《职工履历表》一份，该表记载高德禄家在解放前家里有地35亩有房产九间。高营等原告解释称此处的9间房屋没有错，还有1间半的棚子，不算房屋，在正式的土地房产登记中没有登记。房山区档案馆存有×镇×村户主为高振的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颁发时间为1950年2月，载明高振在×县×村有耕地6段16亩3分4厘，地基1段2亩7分1厘，房产窑洞6间（灰房4间，场棚2间）及户主为高德生的8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颁发时间也为1950年2月，载明高德生在良乡县×村有耕地1段20亩，地基1段1亩，房产窑洞3间（石板房3间）。房山区档案馆存有房山县×公社×大队×生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一份，户主姓名为高德仲，在“家庭经济状况”一栏中，高德仲写到“土改时16口人，7劳力，46亩地，房10间半（三间石板顶土房，四间砖房，一间半平房）……土改分出田21亩”、“入社时23口人，8劳力，46亩地，房10间半（三间石板顶土房，四间砖房，一间半平房）……。”高营等原告对此处的房屋登记括号里的房屋数量与括号外的房屋数量不一致的原因无法解释。2013年，高洁将高林、高营、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宝华、高玉芬、高玉萍起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区×街×号（原×、×号）×侧×房二间及北房三间归高洁、高玉芬、高玉萍共同所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3）丰民初字第030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有下列事实：“1982年9月10日，经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办事处民政科调查证实：1961年冬，高德生之长子高恒代表高德生与高德仲、高德禄、高德昌分家，由高录（中人）、刘永寿（执笔人）、张玉（证人）参与主持，达成分家方案如下：1、高恒（代老大位）分得×房肆间、×房两间。2、高德仲分得×房肆间。3、高德禄分得×房两间及一些树木宅基。4、高德昌分得×房两间及一些树木宅基。高家房屋调查概况载明：……二、61年底全家第一次正式分家（就这一次）是有效的。有证人、有中人、有执笔人、有字据一式四份。但老二、老三、老四的三份都丢失。三、后来老二与老四自愿互换所分得产业合法。……”2016年5月24日，北京市房山区×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高金在北京市房山区×镇×村×号有宅基地一处，该处宅基地宽16米，长21米。1990年，经高金本人申请和村委会同意，高金将原来的自有房屋全部拆除，并翻建为北房四间。2007年，高金又将原有的房屋再次全部拆除，并在该宅基地中新建二层楼房，共计18间房屋。”庭审中，高营等原告称高德生一家在解放前就离开了×村，之后去了天津，然后在×买的房，没在×村住过，只过来看高振及其妻子，高振妻子1961年去世后分的家，自1982年后就没去过×村，因为（2013）丰民初字第03051号案件判决高营等败诉，高营等在查阅相应档案的过程中查阅到高振的祖产业是10间半，而不是6间。高营解释称高振生前将7号土地变成了菜园子，将7号土地上的房屋挪到了高德生的8号土地上，在8号土地上新建了4间房屋加上8号地上原来的3间房屋变成了北房7间，最西边有1个牲口棚和1个草料棚子算1间半房，该1间半房屋未在正式的土地房产登记中登记，东边靠墙有两个碾子房，加起来是10间半。高营等原告主张1961年分家只分了6间，还有4间半没有分，这4间半高振的所有健在子女都有份。关于4间半房屋的位置及面积，高营等原告称4间半房屋的位置和长什么样都不清楚。高玉的儿子高文华称高玉在82年搬去涿州去住后，高玉在×的2间房子由高文华的哥哥处理，高文华不问也不管。高金称高玉将其在×村的房子卖给了同村村民李林后搬去了涿州。本院审理中，高营等原告申请调取高金在房山区长阳镇×村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本院依法予以调取。《拆迁估价报告》记载高金家在房山区×镇×村实测宅基地面积358.02平方米。《×镇×村宅基地权属认定表》认定高金家实测宅基地面积358.02平方米为1982年12月31日前的老宅基地。上述事实，有高营等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阶级成分登记表》、《职工履历表》、（2013）丰民初字第03051号民事判决书、高金提交的《证明》、本院调取的《拆迁估价报告》及《长阳镇×村宅基地权属认定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所有权确认纠纷属于物权确认纠纷的类型之一，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标的物的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及归属产生的民事纠纷。当事人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之诉的前提条件必须有标的物存在。本案中，高营等原告主张高德禄的《职工履历表》记载高家解放前在×村有房产9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高家1950年在×村有房产9间，高德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记载高家土地改革时期在×村有房10间半（三间石板顶土房，四间砖房，一间半平房），而（2013）丰民初字第03051号民事判决书记载高家在1961年分家时处理的是×村房产6间，根据《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记载，反推出还有4间半房屋没有分，该4间半房屋被高金之父高德仲独自占有，之后由高金使用至今，故要求确认没有分的4间半房屋属于高振的祖产业。本院认为，高德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记载的高家在土改时的房屋情况为房10间半（三间石板顶土房，四间砖房，一间半平房），括号外的房屋数量为10间半，括号里的房屋数量为8间半房，数量前后不一致，高营等原告不能解释不一致的原因，在《阶级成分登记表》记载的高家在土改时的房屋数量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下，本院不能依据该《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记载来认定高家在土改时的房屋数量。即使高营等原告主张依据高德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的记载，高家在土地改革时期在×村有房10间半，但是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在1953年春即已经全部结束，自1953年至1961年，历时8年时间，高家的房屋数量在1961年是否依然为10间半，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且，祖父辈在分家时，通常会就家庭所有存在的财产进行处置，高家在1961年分家时，只就×村6间房产进行了处置，未记载还另存有4间半房屋未进行处置，根据社会生活常识，高金主张的1961年分家时不存在高营等主张的4间半房屋具有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高营等原告应当举证证明高家在1961年分家时还存有4间半房屋未进行处置，且该4间半房屋至今仍存在，但其至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事实，其主张的该4间半房屋被高金占有使用亦没有事实依据。故，高营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高彩凤、高某、高彩芝、高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林、高洪、高淑玉、高淑荣、高桂华、高翠华、高建华、高敏华、高云霞、高文华、高彩凤、高某、高彩芝、高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正春人民陪审员  刘寿萍人民陪审员  刘 永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