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4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西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新城区府前东路55号中泰盛景1号楼。 法定代表人：袁昌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平，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慧敏，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昌良，男，197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平，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慧敏，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都大道支行，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中大道183号。 负责人：万伟，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词荣，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西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龙公司）、袁昌良因与被申请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都大道支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洪都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20）赣民终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辉龙公司、袁昌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向本院申请再审。再审请求：1.撤销（2020）赣民终597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费用由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原判决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新认定了以下事实：1.《关于九江银行诉辉龙公司诉请金额的说明》载明：针对2017年7月1日九江银行出借的2800万元。本金，辉龙公司在2017年8月2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向九江银行偿还了3笔借款本金共计2065311.95元；利息，辉龙公司在2017年8月21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偿还了25笔利息共计2090098.35元；其中罚息，辉龙公司偿还了5笔罚息共计2646.01元。截至2019年10月9日，就案涉2800万元借款，辉龙公司尚未偿还九江银行借款本金25934688.05元及利息、罚息807661.25元。针对2017年12月4日九江银行出借的1400万元。本金，辉龙公司在2017年8月2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偿还了6笔借款本金共计2440293.17元；利息，偿还了17笔利息共计816968.35元；罚息，偿还了3笔罚息共计194.3元。截至2019年10月9日，就案涉1400万元借款，辉龙公司尚欠九江银行借款本金11559706.83元及利息、罚息416196.6元。2.《关于辉龙公司清偿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确认的债务金额之情况说明》载明：针对（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辉龙公司所负的8000万元的债务，辉龙公司分10笔共向九江银行清偿了7700万元（含本案2017年7月18日辉龙公司支付的2800万元和2017年12月21日支付的1400万元）。但上述两个说明均系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印证该单方陈述，但原判决却将其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并作为认定基本事实的依据。 事实上，辉龙公司从来没有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支付过利息。辉龙公司向原审法院均提交了证据，证明辉龙公司大都是将整数款项转到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所控制的账户上，由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扣收所欠的8000万元担保债务。即便少数几次因辉龙公司资金紧张，转了带尾数的款项到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控制的账户，也是由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扣收了本金。需要说明的是，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认为其扣收的是本案所讼争贷款的本息，但辉龙公司一直是将转款用于归还所欠担保的8000万元债务本金，否则就不能解释辉龙公司从来都是将整佰万、拾万的金额转款到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控制的账户，这不符合一般企业支付利息的惯例。如果辉龙公司是支付本案所涉贷款利息的话，辉龙公司不可能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将超出所谓利息的整数款项转到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控制的账户，而是会根据当期利息的具体金额转款。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且该主要证据未经质证。 原判决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新认定的事实是：自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7月31日，双方对两笔贷款的本金余额每月进行了对账，涉及两笔贷款的银行专用存款账户的余额，每季度对账一次。19笔对账单上，均加盖有辉龙公司的公章、袁昌良的个人印章、袁昌良配偶李淑平的签名及手机号码。辉龙公司、袁昌良对九江银行每月出具的《余额对账单》均未提出异议，且加盖辉龙公司、袁昌良财务专用章予以认可。经核对两笔贷款本金余额后，辉龙公司在每张对账单的“余额相符”框打钩，表示认可。但认定该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虽然辉龙公司、袁昌良认可了对账单上的盖章是真实的，但在质证时指出了辉龙公司、袁昌良因没有认可对账单的记载，故并未在“余额相符”框打勾，“余额相符”框内的打勾是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伪造上去的，并在书面质证意见中提出了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对账单作为双方对欠款数额进行核对的法律文书，“余额相符”框内的勾选才构成对欠款数额认可的关键记载内容和意思表示。辉龙公司、袁昌良未在该框内打勾，即表示辉龙公司、袁昌良并不认可该债务余额。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当然清楚“余额相符”框内勾选的重大法律意义，所以才会在一审以及二审的前两次庭审、质证过程中均故意不提交该证据，在面临二审败诉风险的情况下，变造了该证据，将本没有在“余额相符”框内的打勾的对账单，补打了勾。该行为构成了对证据的伪造变造。 针对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伪造、变造主要证据的行为，辉龙公司、袁昌良在书面质证意见中明确阐述：1.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对《余额对账单》进行了伪造，在“余额相符”栏目前添加了“√”，并添加了日期。据辉龙公司财务人员李淑平反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确实将这19份《余额对账单》通过快递邮寄给了辉龙公司，李淑平在对账单上签名、写电话号码、盖公司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后寄回，从来没有在“余额相符”的栏目中打“√”，也没有填写下面的日期，因为李淑平知道辉龙公司为他人的债务在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担保了8000万元没有还清，但不清楚具体的贷款情况，每次收到对账单后，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签名盖章后寄回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就可以，没有要求在相应的栏目中选择打“√”，所以该证据既不真实又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2018年5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2月28日《余额对账单》中在“余额相符”前面打的“√”、核对人签名、备注电话号码、签署日期等书写笔迹不是李淑平所写，全是伪造。3.部分《余额对账单》的日期填写混乱，前后相差一年多，有造假痕迹。“2019年1月31日”对账单，落款的日期是“2020年2月2日”；“2019年3月31日”对账单，落款的日期是“2020年4月20日”；“2019年4月30日”对账单，落款的日期“2020年5月18日”，这就明显是近期临时添加导致的错误，是造假留下的痕迹。4.《余额对账单》标注的“账户类型”内容混乱，不能自圆其说，却能自证其乱。在《余额对账单》第二栏“账户类型”中，除“2018年12月31日”的《余额对账单》填写“CN”以外，其余的全部填写为“05”，而下面备注栏中注明“05”的意思分别是：有12张显示为“贷款户”、有6张显示为“通知存款户”。19份《余额对账单》意思表示不一致，辉龙公司财务人员更是不清楚，这就印证了辉龙公司财务人员的说法，其根本没有核对《余额对账单》的内容，只是配合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履行盖章或签名手续，没有选择在相应栏目打“√”，也没有填写日期。 在书面质证意见最后，辉龙公司、袁昌良提出“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为自圆其说，对《余额对账单》进行了伪造，改变了证据的性质，且《余额对账单》所标注的内容混乱，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其观点。如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对其伪造事实不承认，请求法院尽快对相关痕迹进行鉴定，因为时间拖久了，不利于痕迹形成时间的鉴定”。但辉龙公司、袁昌良将书面质证意见交给法院的第二天判决书就发出了，并且明知辉龙公司、袁昌良对对账单中“余额相符”一栏的勾选提出了异议并要求鉴定笔迹，仍然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认定：经核对两笔贷款本金余额后，辉龙公司、袁昌良在每张对账单的“余额相符”框打钩，表示认可。说明在辉龙公司、袁昌良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之前，判决书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因此该证据事实上未经质证。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但本案的客观事实是，辉龙公司已经将案涉贷款归还，辉龙公司所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担保债务应另案处理。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2.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原判决认为：“退一步说，即使对4200万元偿还哪笔债务，诉讼双方未取得明确一致的认识，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根据法定的抵充规则，辉龙公司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支付的2800万元和1400万元也应当认定为清偿已经到期的债务，即（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保证债务。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之规定，辉龙公司、袁昌良无论是对（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的债务还是对案涉两笔贷款的债务，均是相同种类的金钱债务。在辉龙公司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支付2800万元和1400万元时，案涉的两笔贷款均未到期，而（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的债务已经到期，应当优先抵冲，故一审认定辉龙公司、袁昌良的还款是清偿案涉两笔贷款，明显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但本案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理由是：（一）该两笔债务并非同种类债务。本案所涉及的债务是因金融借贷法律关系所形成的债务，而辉龙公司所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另一笔8000万元的债务是因担保法律关系所形成的债务。形成债务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不属于同一种类的债务。（二）本案所涉及贷款的性质排除了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本案所涉及的贷款是“固定资产贷款”，其贷款用途约定明确清楚，即用于项目建设开发，且依据合同的约定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注：《贷款通则》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及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要求，该贷款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更不允许用于清偿辉龙公司其他债务。 四、原判决认为“辉龙公司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申请贷款，以‘借新贷还旧贷’，即贷新款偿还另案辉龙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债务，符合银行放贷的通常惯例”违反了银行业的监管规定，是错误的认定。 五、辉龙公司已经将案涉贷款还清。辉龙公司所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为他人担保的债务应另行处理。 1.辉龙公司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分别借款2800万元和1400万元后，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不遵守借款合同的约定，不让项目公司使用贷款，企图改变贷款用途，辉龙公司为避免损失及法律风险，立即归还贷款。因此，辉龙公司归还的2800万元和1400万元就是归还案涉借款，而不是用于偿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8000万元担保债务的本金。 2.从借款目的来看，辉龙公司因开发建设的需要，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申请贷款，2017年7月1日，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与辉龙公司、袁昌良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借款金额为2800万元，第二条约定借款用途是“项目建设，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借款挪作他用，乙方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2017年7月18日，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向辉龙公司、袁昌良发放了28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到辉龙公司、袁昌良洪都支行账户后（账号78×××49），按照贷款约定的要求，立即转入项目施工单位丰城市电力住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建筑公司）的账户内（账户43×××51，此账户专门为接受该贷款而在九江银行丰城支行开设的），用于项目建设。但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派人在丰城支行控制该笔款项，不让电力建筑公司使用该款，要求辉龙公司将此款挪作他用，用于偿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担保债务本金，电力建筑公司和辉龙公司当即表示拒绝。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控制，电力建筑公司和辉龙公司无法使用该借款，辉龙公司为防止损失的扩大求立即归还此借款。当日，将款项从电力建筑公司的账户汇入辉龙公司在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丰城支行账户（账号43×××81），用于归还这2800万元借款。 2017年12月4日，辉龙公司因资金需要，又向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申请贷款，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与辉龙公司、袁昌良又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借款金额为1400万元，第二条约定借款用途是“项目建设，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借款挪作他用，乙方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2017年12月19日，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向辉龙公司、袁昌良放款14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因上述同样的原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要求将借款部分用于偿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担保债务本金。辉龙公司不同意，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表示要考虑几天，3天后即2017年12月21日，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仍然坚持其想法，辉龙公司即归还了1400万元借款。上述两笔借贷关系明确，款项来回途径清晰，原判决以“贷款才刚刚发放”为由，认为“不可能是清偿本案的两笔贷款”没有证据支持。 3.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用途是“项目建设，未经乙方（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借款挪作他用，乙方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第四条第三款约定“本合同项下逾期借款或挪用借款从逾期或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收利息”。因此，辉龙公司只能将借款用于“项目建设”，而不能用于“借新还旧”，在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监管下，辉龙公司无法将借款挪作他用，否则不仅要承担利息，还要承担罚息。因此，辉龙公司不可能用承担利息甚至是罚息的借款，去偿还不计利息的债务，并且该贷款是袁昌良个人进行担保，这既不合情理，也违反一般的社会公众认知。借款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清楚明白，辉龙公司只能按约定使用借款，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有监督辉龙公司按约定使用借款的权利，如果辉龙公司改变借款用途导致不能还款，其法定代表人袁昌良还要承担骗取银行贷款的刑事责任。 4.从证据来看，借款合同是双方一致认可、合法有效的证据，其约定的借款用途、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没有任何歧义，双方没有就贷款用途另外签订补充协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认为辉龙公司将上述4200万元的借款用于偿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欠九江银行洪都支行8000万元担保债务的本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改变贷款用途达成新的合意。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对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我们保留追究被告骗取贷款的权利”，其意思是：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没有要求辉龙公司挪用这4200万元贷款，是辉龙公司擅自挪用，故要追究刑事责任。既然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没有要求辉龙公司挪用贷款，辉龙公司也认为没有挪用贷款，说明这4200万元就是用于偿还对应的贷款，而不是挪作他用。 5.展期行为及其相关协议是无效的，原借款早已归还，不存在展期。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利用辉龙公司借款急切的心情，告诉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昌良，可以把此前的两笔借款以展期的名义再借款，辉龙公司就按照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要求，签订所谓的展期协议，但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没有向辉龙公司发放贷款。按照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要求，辉龙公司在2018年10月10日签署好了两份《展期申请书》，展期申请中注明的原贷款合同号分别是JK170703073372（展期金额为2599万元）和JK171024090988（展期金额为1299万元），可辉龙公司原借款合同的编号分别是78704201705231064001（借款金额2800万元）和78704201709131064001（借款金额1400万元），前后标注的合同编号明显不一致。2018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了《九江银行借款展期协议书》《补充协议》，辉龙公司出具了《支行借款凭证》。既然是展期，签订展期协议即可，无需签订《补充协议》或再写借条，《补充协议》重申贷款不能挪作他用。由此可见，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利用辉龙公司借款的需要，误导辉龙公司把展期当作重新借款，但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并没有发放展期借款，展期行为无效。 6.辉龙公司归还案涉4200万元贷款本金后，继续使用该贷款账户（账号78×××49）对外进行往来，是辉龙公司自己的事，不存在再支付借款利息、罚息及本金的事实。辉龙公司向该账户汇款目的是偿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担保债务，九江银行洪都支行对扣划的款项自主设定用途，是单方行为，没有征得辉龙公司同意。 7.其他应付过渡性款项账户（78×××76），是银行的专用会计科目，经过该账户的款项并不区分显示性质和用途，体现的是过渡性，辉龙公司或袁昌良汇入银行的还款都要经过此账户。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认为进入该账户的款就是用于归还（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担保债务是错误的。九江银行洪都支行提供的特种转账凭证载明案涉4200万元是用于“代江西省丰地实业有限公司偿还本金”，但银行的特种转账凭证是银行内部填写的，辉龙公司不知情，对辉龙公司也没有约束力。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且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辉龙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辉龙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第一，原判决查明事实均有证据支持。辉龙公司、袁昌良主张《关于九江银行诉辉龙公司诉请金额的说明》《关于辉龙公司清偿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确认的债务金额之情况说明》是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单方陈述，但该两份说明作为二审证据7、证据8，辉龙公司和袁昌良已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不认可该两份说明的证明内容。 第二，原判决并非仅依据上述两份证据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关于九江银行诉辉龙公司诉请金额的说明》是为了说明九江银行洪都支行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有双方之间的对账单及银行流水佐证；《关于辉龙公司清偿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赣民二初第20号民事调解书第四项确认的债务金额之情况说明》是为了证明辉龙公司转账4200万元是履行调解书项下义务，原判决结合《关于辉龙公司归还剩余贷款3900万元困难的情况汇报》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定辉龙公司转账给九江银行洪都支行的4200万元并非偿还案涉借款，于法有据。 第三，辉龙公司、袁昌良认为案涉4200万元是偿还《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而非担保债务，主张辉龙公司对相关账户中的资金没有控制权等，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原判决从两份《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日期和还本方式、展期协议签订过程、展期前后的款项支付等方面已作详细论述，予以认可。 第四，关于案涉贷款用途，依照合同法第二百零三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辉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相关款项，并不必然影响合同效力，也不能以合同约定来推定辉龙公司借款的真实用途。 （二）辉龙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 第一，余额对账单作为二审新证据，原审法院已经组织质证，辉龙公司和袁昌良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因此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四项“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 第二，原审法院经核对余额对账单原件一致，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于法有据。首先，辉龙公司、袁昌良对对账单上辉龙公司财务专用章、袁昌良私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辉龙公司作为金融借款合同相对方、袁昌良作为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案涉贷款担保人，理应知晓在对账单上盖章的意义，其在涉诉后表示不认可对账单确认的债务余额，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历次对账过程中曾提出异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辉龙公司、袁昌良主张，余额对账单上“余额相符”框内打钩是九江银行洪都支行伪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再次,结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辉龙公司、袁昌良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进行鉴定的必要。因此，辉龙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三项情形。 （三）辉龙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第一，原判决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正确。无论是调解书项下的担保债务还是案涉借款，均属金钱之债，辉龙公司、袁昌良主张二者不属于相同种类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第二，辉龙公司、袁昌良主张案涉借款已经归还，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关于合同终止的规定。对此，辉龙公司及袁昌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归还案涉借款，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九条判决辉龙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依照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判决辉龙公司、袁昌良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西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昌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