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05整层、06整层、11至14整层、23至26整层、35至28层整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4557663795。负责人：王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申云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3069星河世纪大厦A座2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CY8K0Q。法定代表人：李国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敏慧，女，汉族，1966年5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帆，广东万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素琴，女，汉族，1934年6月18日出生，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晨，男，汉族，1990年11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帆，广东万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申云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云达公司）、李敏慧、齐素琴、李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6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行深圳分行上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第四项判决，改判建行深圳分行对涉案抵押房产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的房产（深房地字第××号）享有抵押权，建行深圳分行有权就依法处分该抵押房产所得之价款就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权优先受偿；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申云达公司、李敏慧、齐素琴、李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以下认定事实错误及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第6页第2段第4行“涉案房产购买于2004年7月，系婚后购买，登记在李国起名下”，一审判决第9页第2段第9行错误认定“原告未进一步审查涉案抵押房产的共有权人情况。虽然涉案房产权属登记在李国起名下，但房产证清楚载明登记日期为2004年9月16日。假设离婚证是真的，也仅能说明持证人的婚姻状况，并不能反映离婚双方的财产分割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涉案房产仅登记在案外人李国起一人名下的事实，建行深圳分行合理的认为案外人李国起对涉案房产享有设定抵押的权利，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无须另行对其财产的其他共有情况进行审查。一审判决第10页倒数第3行认定“李国起为借款而将其与李敏慧共有的房产抵押给原告，并非出于日常生活所需，在抵押是并未告知李敏慧也未得到李敏慧的同意，系无权处分”，一审判决第11页第8行错误认定“在李敏慧拒绝追认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原告与李国起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案外人的无权处分行为必然导致抵押合同无效，混淆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错误加重建行深圳分行的审查义务，建行深圳分行基于对物权登记效力信赖，应当善意取得抵押权。二、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对于涉案房产的处置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但依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李国起有权对登记在其一人名下涉案房产进行处置，申云达公司善意取得对涉案房产的抵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法进行登记，自登记时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建行深圳分行提交证据《房地产证》上载明，涉案房产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登记为案外人李国起享有100%的所有权。庭审过程中建行深圳分行曾多次强调，涉案房产仅登记在案外人李国起一人名下，建行深圳分行作为信任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权利为正确权利的第三人，依据房产登记信息认为案外人李国起对涉案房产享有设定抵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具有下列善意取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第一，受让人需是善意的，不知出让人是无处分权人。第二，受让人支付了合理的价款。第三，转让的财产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除所有权外其他物权可以参照适用该规定，本案建行深圳分行善意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第一，建行深圳分行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信赖，认为案外人李国起为本案唯一所有权人；第二，建行深圳分行对涉案房产进行合理的价值评估，依据房产评估价值合理发放贷款；第三，建行深圳分行就涉案房产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建行深圳分行已尽到合理审慎审查义务，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的信赖进行审查并无重大过失，依法已完成抵押登记，法院应当认定建行深圳分行善意取得涉案房产抵押权。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对于涉案房产的处置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但依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李国起有权对登记在其一人名下涉案房产进行处置，申云达公司善意取得对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建行深圳分行并非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法院却认为建行深圳分行应当核实借款人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利状况，此种行为单方面增加了金融机构作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交易的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对于夫妻间的不动产权属状况应当按实际情况登记为共同财产或单方财产，一旦发生共有状况的变化，双方应当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建行深圳分行根据不动产登记认定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符合客观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之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涉案房产仅登记在案外人李国起一人名下，建行深圳分行合理的认为案外人李国起对涉案房产享有设定抵押的权利，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无须另行对其财产的其他共有情况进行审查。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机构借贷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共同共有的房产登记为个别共同共有人所有，登记的产权人私自与金融机构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金融机构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的，应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建行深圳分行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如仅因李敏慧单方面主张涉案抵押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为由否定不动产登记效力，则无异于要求建行深圳分行在办理涉案贷款及审批今后所有贷款时，逐一核实借款人的婚姻状况及婚后财产约定细节，实质上否定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将使不动产登记制度形同虚设，亦妨碍金融机构市场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建行深圳分行对于涉案房产共有情况不知情，且依据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审查发放贷款并无重大过失，法院应当认定建行深圳分行与案外人李国起签订的《云快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之间未进行婚姻登记。建行深圳分行依据申云达公司、案外人李国起提供相关贷款审批资料，审查了涉案房产的权属情况及借款人的身份情况，根据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证、离婚证、房产证进行贷款审查，上述证件均由借款人予以提供。建行深圳分行核验其身份证明资料原件后退回借款人，房产证至今仍然保管在建行深圳分行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市场交易惯例，建行深圳分行已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建行深圳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婚姻状况及涉案房产共有情况，毫无依据。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曾向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调取证据核实婚姻登记情况，该局答复无案外人李国起及李敏慧相关的婚姻登记记录；待李敏慧提供婚姻登记档案资料后法院得知双方在兰州市城关区登记结婚后，一审法院再次向兰州市城关区婚姻登记处调查取证，该处复函称自该处成立以来均无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的婚姻登记记录。李敏慧向兰州市城关区档案馆调取其与案外人李国起婚姻状况证明显示其在兰州市城关区与案外人李国起办理结婚登记，该项证明中注明此证明有效期两个月，上述材料仅能说明李敏慧与案外人李国起自1988年12月8日起两个月内婚姻情况，无法确认其1989年2月8日之后的婚姻关系存续状态。经法院调查取证查明，兰州市城关区婚姻登记处于1998年成立，自成立以来无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的婚姻登记记录，法院调取证据查明事实直接否认了李敏慧与案外人李国起的婚姻登记事实，建行深圳分行认为该项法院调查取证的证据与李敏慧提供婚姻登记档案信息相矛盾，应当以法院调查取证的证据所查明的事实为准，认定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并未办理婚姻登记。因此，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之间婚姻登记关系，对于建行深圳分行主张已在贷款审批过程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多次调查取证尚无法查明本案当事人真实婚姻登记情况，却要求建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在发放贷款时逐笔核实借款人真实婚姻情况，单方面增加建行深圳分行在民事交易中的义务，违背常理。四、本案借款及抵押合同均由借款人李国起办理，一审法院未查明建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后至借款人李国起死亡前还款来源。按照常理，案外人李国起与李敏慧夫妻感情良好，共同生活长达30年，李敏慧应当对贷款知情。建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6月21日与申云达公司、案外人李国起签订《云快贷借款合同》、《云快贷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国建行深圳分行“云快贷”借款支用单》（以上统称“借款合同”），建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7月5日依约向借款人发放贷款286万元。自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9月3日，借款人共计还款14期。李敏慧主张系李国起配偶，双方共同生活长达31年，2004年7月向中国银行按揭贷款购买涉案房产，于2004年10月29日抵押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东门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分行”）。建行深圳分行作为抵押权人已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现为涉案房产唯一抵押权人。经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及《房产证》显示，涉案房产抵押给建行深圳分行之前，第一次于2004年10月29日抵押给中行深圳分行于2015年4月22日注销抵押，第二次于2015年4月26日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2016年6月30日注销抵押。李敏慧陈述其对于上述案外人李国起多次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均不知情，仍然向中行深圳分行继续偿还按揭贷款，实属可疑。涉案房产于2016年7月1日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后，建行深圳分行依约发放贷款，且李敏慧提供案外人李国起对于贷款的书面说明显示，案外人李国起取得涉案贷款后每月将涉案贷款交付于李敏慧用于家庭生活。根据生活常理，自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9月3日长达两年期间，李敏慧将贷款用于家庭生活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李敏慧自称与案外人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对贷款发放事实应视为知情。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涉案房产早已注销抵押登记结清中行深圳分行贷款，与李敏慧仍向中行深圳分行按月归还贷款明显矛盾，且李敏慧庭审过程中陈述主要由其偿还贷款。结合上述事实，建行深圳分行认为一审法院不应仅依据李敏慧具有多处漏洞的单方陈述，即认定其对于本案贷款毫不知情，一审法院应当基于上述事实查明中行深圳分行贷款还款来源及本案贷款还款来源，进而对于双方当事人所陈述事实进行认定。五、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案外人的无权处分行为必然导致抵押合同无效，浼淆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违背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确定了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应当区别判断的原则。本案《云快贷最高额抵押合同》属于合同法律关系，其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进行判断，根据我国法律确认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既然合同效力不受物权实际变动影响，自然也不受签约一方是否具备处分权影响。涉案房产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之日时成立。建行深圳分行与申云达公司、案外人李国起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合法有效。建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根据借款人提供相关贷款审批资料进行审查，且通过第三方中立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借款人贷款条件及相关资料进行核实，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相关流程发放贷款。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前提下，不应认定建行深圳分行在严格依据相关规定流程审查发放贷款后仍然存在重大过失。建行深圳分行虽为依法成立的专业金融机构，但同为市场交易过程中平等享有民事权利的民事主体，在民事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应当得以保护。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类似案例认为银行的审慎审查义务依据物权公示公信主义原则进行认定，银行依据物权登记效力发放贷款、办理涉案房产抵押登记为善意权利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类似案例认为银行作为交易相对人已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登记效力尽到合理审慎注意义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依法作出（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92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银行根据不动产登记认定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审核房产共有情况，符合物权公示公信原则，银行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银行依约支付了对价且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银行构成善意权利人。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2)深龙法布民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借款人未如实向银行披露其婚姻状态，银行经查询信用报告显示其为未婚，由此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依法作出（2018)粤民再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虽房屋不动产登记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但银行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抵押合同有效及银行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对涉案房屋享有抵押权。综上所述，建行深圳分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审查借款人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房地产证》，结合第三方中立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对借款人的贷款条件及个人信息进行核查，涉案房产仅登记在案外人李国起一人名下，依据物权公示公信主义原则，建行深圳分行已尽到严格审慎的合理审查义务。建行深圳分行依据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发放贷款、且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建行深圳分行基于对物权登记主义信赖，应当善意取得涉案房产抵押权。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下，加重建行深圳分行的审查义务，认为本案《云快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2018)粤0304民初6204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即驳回建行深圳分行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权就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明显错误。为了维护建行深圳分行的合法权益，建行深圳分行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支持建行深圳分行的合理诉求，依法予以改判。申云达公司答辩称：一、建行深圳分行作为金融机构首先在形式上的审查存在瑕疵，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李国起提供的离婚证复印件上公章模糊，且下面并未标明离婚机构、离婚机关、日期等，属于重大瑕疵，作为常识，不应该判断不出该离婚证为虚假的个人材料。二、建行深圳分行所称李敏慧夫妻生活31年所应当知情的情况，在李国起所提交的遗嘱当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建行深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建行深圳分行与申云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6-0807-545819号的《云快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立即到期；2.申云达公司偿还建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86万元及其实际付清款项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17年12月20日，利息为56624元，罚息和复利为607.04元，暂共计人民币2916624.01元，之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依法处置抵押房产【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房产证号：深房地字第××号）】，所得价款在其抵押范围内优先偿还建行深圳分行的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不足部分由申云达公司继续清偿；4.李敏慧、齐素琴、李晨在其对李国起的遗产继承范围内对上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申云达公司、李敏慧、齐素琴、李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1日，建行深圳分行（乙方、贷款人）与申云达公司、李国起（甲方、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2016-0807-545819的《云快贷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循环支用的借款额度286万元，借款额度有效期间自2016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1日；申请支用借款额度时，甲方应提交《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经乙方审核同意并经甲方确认后，乙方按约定发放借款，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率、支付方式、还款方法等按合同约定及《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中约定内容确定。《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载明，借款额度为286万元，借款金额以实际支用的金额为准，借款期限为12个月（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7月5日），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还款方法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法；贷款利率为年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即LPR利率加325个基点，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罚息利率为在本支用单所确定的贷款利率的水平上上浮50%，借款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上浮100%。上述《云快贷借款合同》签订同日，李国起（甲方，抵押人）与建行深圳分行（乙方，抵押权人）签订了编号为2016-0807-545819的《云快贷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于2016年7月1日在产权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编号为ＤＹ-01Ｄ16004890。抵押合同约定：李国起以其所有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房（不动产产权证号：深房地字第××号）为前述《云快贷借款合同》和该合同项下的《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各类凭证、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他法律性文件下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最高额抵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286万元。2016年7月5日，建行深圳分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286万元。2017年7月4日，建行深圳分行与申云达公司、李国起签订《云快贷借款延期协议》，约定将《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下借款到期日延长至2019年7月4日，贷款延长期内年利率按6.66％／年执行。建行深圳分行提供的中国建行深圳分行贷款对账单及信息记录单载明，截至2017年12月20日，李国起共计还款14期，共计偿还利息251801.5元，尚欠本金2860000元、利息56016.97元、罚息（含复利）607.04元。另查明，李敏慧系李国起的妻子，齐素琴系李国起的母亲，李晨系李国起的儿子，李国起无其他法定继承人；李敏慧与李国起于1988年12月19日在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涉案房产购买于2004年7月，系婚后购买，登记在李国起名下；李国起于2017年9月3日跳楼身亡；李国起遗嘱载明，李国起并未告知李敏慧为办理贷款而将涉案房产抵押给建行深圳分行；建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载明的婚姻状况为离婚；建行深圳分行于2017年6月23日再次通过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载明的婚姻状况为已婚；经被告申请，一审法院经向民政部门核实，建行深圳分行提交的离婚证所载信息不实，未有李国起与李敏慧的离婚记录。庭审中，李敏慧主张，建行深圳分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员为了业绩，恶意串通李国起，配合或建议李国起办假离婚证，违规发放贷款，侵犯了她个人权益；建行深圳分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员在李国起跳楼后多次上门找过她，要求她偿还利息，更加说明建行深圳分行明知李国起在办理贷款时并未离婚；建行深圳分行在办理贷款时，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甚至未要求李国起提供户口本、户籍证明等基本材料，仅以一张明知是假的离婚证就发放贷款，不符合银行行业惯例；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上的婚姻状态系建行深圳分行自行录入，且随时可以更改；李敏慧、李晨的诉讼代理人对借款事实、数额、利息、还款数额无异议。建行深圳分行则认为，本案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建行深圳分行并非婚姻关系当事人，无法调取婚姻资料，建行深圳分行在办理贷款时在形式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2016年5月12日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为建行深圳分行办理贷款时查询打印，2017年6月23日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的婚姻状况与2016年办理贷款无直接联系；两份个人信用报告均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征信中心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承诺在信息汇总、加工、整合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地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合法的约定。本案中，建行深圳分行与李国起、申云达公司签订的《云快贷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已依约发放了贷款，李国起、申云达公司应当履行按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归还本金的义务。李国起、申云达公司连续多月未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根据《云快贷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1小项、第二款第3项，建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建行深圳分行关于判令宣布建行深圳分行与被告申云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6-0807-545819的《云快贷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的诉请，关于判令申云达公司偿还建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86万元及其实际付清款项之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建行深圳分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员是否恶意串通李国起，配合或建议李国起办假离婚证，明知李国起系结婚状态，仍违规发放贷款；2.建行深圳分行与李国起、申云达公司签订《云快贷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是否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建行深圳分行是否可以善意取得涉案房产抵押权。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敏慧主张建行深圳分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员在办理贷款时恶意串通李国起，配合或建议李国起办假离婚证，明知李国起系结婚状态，仍违规发放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李敏慧当庭播放的录音、出示的录音文字材料仅能说明相关人员在事后就本案事宜与她进行过沟通，不能证实建行深圳分行在办理贷款时恶意串通李国起，明知是假离婚证或明知李国起系结婚状态仍违规发放贷款，建行深圳分行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李敏慧的此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建行深圳分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建行深圳分行当庭提交了抵押云贷申请审批表、李国起身份证复印件、李国起离婚证复印件、房地产证、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等贷款审批材料。首先，离婚证复印件在形式上具有较大瑕疵，建行深圳分行未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离婚证复印件仅显示离婚登记日期为2014年5月22日，未载明离婚登记机关、未显示离婚登记机关的印章或其他印章，且仅为完整离婚证中的一页，无原件。经向民政部门核实，离婚证所载信息不实，无李国起与李敏慧的离婚记录。其次，建行深圳分行未进一步审查涉案抵押房产的共有权人情况。虽然涉案抵押房产权属登记在李国起名下，但房地产证清楚载明登记日期为2004年9月16日。假设离婚证是真的，也仅能说明持证人的婚姻状况，并不能反映离婚双方的财产分割情况。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去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双方，必须达成载明财产分割情况的书面离婚协议。建行深圳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仅要求李国起提供离婚证，未要求李国起提供离婚协议书等证明财产分割情况的材料，也未要求李国起提供其他证明涉案房产共有权人情况的材料，便与李国起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手续，存在重大过失；再次，个人信用报告出具机构不保证报告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2016年5月12日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的婚姻状态为离婚，但报告所附的报告说明载明，报告依据截至报告时间个人征信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信息均由相关机构提供，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此于建行深圳分行当庭陈述一致。最后，建行深圳分行在2017年6月23日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的婚姻状态为结婚的情况下，仍未对涉案房产的共有人情况进行进一步审查，并与李国起签订《云快贷借款延期协议》，约定将《云快贷额度借款支用单》下借款到期日延长至2019年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李国起提供抵押的房产为婚后购买，系其与李敏慧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国起为借款而将其与李敏慧共有的房产抵押给建行深圳分行，并非出于日常生活所需，在抵押时并未告知李敏慧，也未得到李敏慧的同意，系无权处分。建行深圳分行作为专业经营贷款业务的银行，应当比普通人更加具备完善的借款抵押专业和法律知识，在交易中理应承担更多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建行深圳分行本可以通过进一步审查李国起的婚姻状况，或要求李国起提交离婚协议书等更加完备的材料，以核实房屋的共有权人情况，进而完善合同效力，但建行深圳分行在李国起提交的相关证件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未进行审慎审查，违反了自身负有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在李敏慧拒绝追认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建行深圳分行与李国起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抵押权的设立以抵押合同为依据，故建行深圳分行对李国起提供抵押的房产不享有抵押权。因此，建行深圳分行关于对抵押房产依法处分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李国起已死亡，其财产由其配偶李敏慧、母亲齐素琴、儿子李晨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故李敏慧、齐素琴、李晨应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偿还本案债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建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行深圳分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申云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6-0807-545819号的《云快贷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二、申云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建行深圳分行偿还贷款本金286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7年12月20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为56624.01元；之后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照合同约定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李敏慧、齐素琴、李晨在对李国起的遗产继承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建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133元（已由建行深圳分行预交），由申云达公司、李敏慧、齐素琴、李晨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抵押是否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李国起以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为借款合同进行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其配偶李敏慧则主张该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而主张抵押无效，故本案认定案涉抵押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建行深圳分行在审查抵押事项时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依据已查明事实，案涉房产为李国起、李敏慧婚后所购置，属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建行深圳分行提交了抵押云贷申请审批表、李国起身份证复印件、李国起离婚证复印件、房地产证、李国起个人信用报告等贷款审批材料，表面上可以相互印证。但该离婚证复印件在形式上具有较大瑕疵，建行深圳分行理应作进一步审查审查义务。且离婚证仅能证明婚姻状态，离婚证复印件显示离婚登记日期晚于房产购置时间，建行深圳分行理应对该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在离婚时进行分割进行审查。但建行深圳分行均未作审查，未尽到应尽的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建行深圳分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敏慧知道抵押事实，故李国起未经配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设定抵押，该抵押无效。建行深圳分行对李国起提供抵押的房产不享有抵押权。其有关对抵押房产依法处分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建行深圳分行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0133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范 志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靳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