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608号原告:黄胜刚，男，汉族，1974年3月23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余辉，贵州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151236，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南辉明，贵州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010532324，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西大道以东、迎宾西路以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66055929F。法定代表人：林毅才，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军，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110992064，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萌，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086842,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0976186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00003205F。法定代表人：徐和谊，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811027994，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910119035，一般授权代理。原告黄胜刚诉被告贵州贵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星汽销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奔驰公司”）产品质量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黄胜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余辉、被告贵星汽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萌、被告北京奔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胜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贵星汽销公司和北京奔驰公司退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415000元；2.依法判决贵星汽销公司和北京奔驰公司共同赔偿原告人民币1245000元；3.依法判决贵星汽销公司和北京奔驰公司共同赔偿原告鉴定费48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708000元；4.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贵星汽销公司与北京奔驰公司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的金额415000元变更为422100元，将第2项诉讼请求的金额1245000元变更为126630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原告从贵星汽销公司处购买了梅赛德斯-奔驰牌车辆Ｅ260Ｌ型小型车辆一辆，车牌号为贵Ａ×××××。2017年1月24日，在银百高速往贵阳方向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中，原告的贵Ａ×××××车辆前保险杆、右大灯、前保险杠骨架、右前纵梁、机盖、水箱等严重损坏，但车辆主、副安全气囊均未弹出，而后原告委托贵阳鑫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经鉴定：“贵Ａ×××××事故车辆碰撞位置、角度、力度均符合气囊引爆弹出的条件，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能弹出与前排安全带未锁死，不排除与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因此，原告认为二被告生产、销售的贵Ａ×××××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2018年2月26日，经观山湖消费者协会碧海分会告知，终止原告与被告因前述争议事项的调解。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恳请判如所请。被告贵星汽销公司辩称：1、原告未明确其请求权基础，应当依法明确。原告诉状并未写明法律依据，故答辩人根据其诉状做以下可能性推断：基于原告诉讼请求第2项“赔偿原告124.5万元”（刚好为购车价款的三倍）推断出原告请求权基础可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基于原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因此，原告认为二被告生产、销售的贵Ａ×××××车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以及将“生产者”列为被告等情况推断出原告请求权基础可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2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综上，因原告请求权基础未明确，故下文答辩人将根据以上两种可能性做相应答辩。2、基于“退一赔三”（消法55条）诉求进行答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故退一赔三责任成立的前提系答辩人的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并未提及任何答辩人具有销售欺诈行为事实，且案卷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明答辩人在销售案涉车辆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3、基于产品质量责任诉求进行答辩。《产品质量法》第42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上述规定可知，答辩人（销售者）所承担的责任，属于过错责任。承担过错侵权责任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也即原告基于产品质量纠纷进行权利主张所负的证明责任）：加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受害人遭受了可以救济的损害；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主观具有故意、过失或过错。现答辩人就原告所负证明责任逐项进行分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具有加害行为。原告主张的加害事实主要来自于《贵Ａ-×××××事故车辆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弹出不排除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的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即被告贵星汽销公司可能存在加害给付行为，故下文将对《贵Ａ-×××××事故车辆鉴定报告》（证实存在加害给付的唯一证据）的合理性（证据能力及证明力）进行分析：（1）鉴定报告主体贵阳鑫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事务有限公司（下称“鑫浩公司”）的司法鉴定资质存疑。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直部门继续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决定》，贵州省“司法鉴定人、鉴定机构审核登记”权利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及《贵州省司法鉴定条例》，实施主体为省司法厅。首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修正）（下称“司法鉴定决定”）的第6条规定，“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贵州省司法鉴定条例修正案》也指出，司法鉴定机构是指经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或者备案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机构。因而，司法鉴定机构必须登记并经公告。但是经查《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贵州省）》（2018年度）所涵盖的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鉴定机构以及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鑫浩公司不在贵州省司法厅本年度公告的司法鉴定机构名单中。其次，人民法院存在对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的情况。鉴定评估范围大于前述司法鉴定机构范围，包括二手车评估、工程造价评估、文物评估等。至于鑫浩公司是否为法院对外委托的鉴定机构，经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外委办，对方表示无法提供经省高院备案过的鉴定评估机构名单。但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信息平台”上查询，贵州省内公告可查的二手车评估只有一家“贵州省金诚二手车评估司”而无案涉的贵阳鑫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事务有限公司。贵州省金诚二手车评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写明包括“二手车鉴定评估、价格评估及当事人委托的机动车价格评估（凭鉴定评估许可证）”，该公司还拥有黔南州商务和粮食局颁发的《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核准证书》。相较而言贵阳鑫浩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并未注明可进行二手车鉴定评估。在主管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中汽协相关资料中，无法找到该机构注册的痕迹。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机构的查询平台上，也无法查询到该机构。故案涉评估机构是否可以对二手车进行鉴定评估，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2）该机构之职能并不包含案涉鉴定事项。经过与观山湖法院负责司法鉴定的工作人员（0851-XXX）咨询，工作人员指出，车辆的鉴定评估有多种类型，本案所涉情况准确描述不是二手车鉴定评估，应为“车辆受损评估”，简称“车损评估”。观山湖法院外委办该工作人员表示未就本案进行过委托鉴定，案涉鉴定为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应称为鉴定书，实际应为《车辆受损评估报告》，该报告所解决的事项应为：确定是否有重要选装件；确定更换零件及其价格；确定维修项目及价格。综上，即使案涉鉴定机构具有二手车鉴定评估资质，其对于“安全气囊在本次事故中未弹开”之事项也无法进行鉴定。（3）《贵Ａ-×××××事故车辆鉴定报告》采用的鉴定依据并未规定安全气囊启动的标准或条件。该报告采用的ＧＡ41《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国标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并未载明安全气囊启动的条件，既然没有参考的标准，那么案涉鉴定机构所述“贵Ａ-×××××事故车碰撞位置、角度、力度均符合气囊弹出条件”之结论就不能被采用，也就是车辆的哪些部位、角度碰撞后，力度达到多少牛顿，气囊才会弹开没有可供对比的参数，故鉴定结论没有可采性。（4）就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分析。首先，就鉴定结论而言，本身存在不确定性“贵Ａ-×××××事故车辆碰撞位置、角度、力度均符合气囊弹出的条件”这里提到了三个条件“位置、角度、力度”但并未穷尽条件，据网页查询安全气囊工作原理，安全气囊控制单元使用复杂算法监测其传感器信息，该算法主要评估在碰撞的最初阶段车辆的减速方向，路线和幅度。这些信号受碰撞力的分布，碰撞的角度，车辆变形特性以及车辆碰响，但引爆气囊的主要条件还是由碰撞力决定，根据牛顿第二定律：Ｆ＝ｍａ,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瞬间的加速度（即“描述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为决定气囊是否爆开的最主要条件，而计算加速度（Ｖ1-Ｖ2／ｔ）需要知道事故发生时车辆碰撞前的速度以及碰撞瞬间车辆的速度，而案涉评估机构在对这些数据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安全气囊符合爆开条件的判断是不合理的；其次，就鉴定结论之表述而言“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能弹出与前排安全带未锁死，不排除与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的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故其不能称之为结论，仅是一种揣测。综上，本案中证明加害行为的证据“鉴定报告”，首先因作出该报告的主体资质问题以及其能够鉴定的范围问题等，致使该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其次就报告内容“鉴定过程、鉴定结论等”致使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故本案中证明侵权行为的证据达不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不能证明答辩人存在加害给付行为。2.原告针对本案未提交证明损害结果的证据。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并未描述因安全气囊未爆开而遭受到损失（也即因安全气囊未爆开导致原告的人身或财产受损的事实）,其提交的案卷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明原告因此遭受损害的证据。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北京奔驰公司辩称：1.案涉车辆质量合格，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12.15.6条规定的国家标准，安全气囊未弹出不是质量缺陷。《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具体到案涉车辆的安全气囊是否弹出这一问题，《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国家标准）第12.15.6条规定：“对装备有辅助正面和/或侧面防撞安全系统的汽车，驾乘人员如已按照制造厂家规定正确使用了安全带等安全装置，在发生正面或侧面碰撞时不应由于安全气囊系统未正常展开而遭受不合理伤害。”在本案中，黄胜刚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其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均能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驾乘人员配备了安全带，没有遭受人身等不合理的伤害，故案涉车辆显然符合上述国家标准。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案涉车辆驾驶员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导致追尾，与安全气囊是否弹出根本无关。事实上，安全气囊作为辅助安全设施的一部分，和安全带等安全控制系统共同保护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北京奔驰提交的案涉车辆《用户手册》第38页中也明确，“在安全带能够提供充分保护的事故中，气囊将不被触发”。如庭审中代理人介绍时所述，安全气囊是否弹出是在千万次数据实验分析基础上进行的智能匹配认定问题，涉及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绝非简单依据车辆的变形程度就能够予以判断。《用户手册》第46页也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即使车辆发生严重变形，气囊也可能不被触发，如果只有较易变形零件受到撞击且速度不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由贵星公司提交的黄胜刚委托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驰销售公司”）在先出具的《检测报告》，以及黄胜刚委托贵阳鑫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公司”）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可知，案涉车辆变形区均位于铝制横梁、铝制纵梁等前侧吸能区，钢制纵梁结构这一评估车辆撞击是否严重的重要部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形，A柱及驾驶舱、车门均完好，案涉事故并不具备气囊弹出的条件。相反而言，如不应弹出的安全气囊错误弹出，反而会增加驾乘人员受到灼伤、撞击伤的风险。综上，案涉车辆质量合格，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12.15.6条规定的国家标准及《用户手册》载明的弹出标准，案涉事故中安全气囊不应弹出，案涉车辆不存在任何质量缺陷。2.黄胜刚仅提交了自行委托缺乏鉴定资质的机构所出具错漏百出的《鉴定报告》，无法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且因其自行处分案涉车辆导致无法重新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黄胜刚对其提出的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然而，黄胜刚仅提交了其单方委托鑫浩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作为证据。正如我们在质证意见中所述，鑫浩公司不具有质量鉴定的资质，《鉴定报告》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方法错误、鉴定依据明显不合理，无法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缺陷。在此我们对相关细节不再费述，仅就鉴定资质及举证责任的问题补充说明如下：(1）鑫浩公司及鉴定人员不具备对案涉车辆安全气囊是否弹出这一专业技术问题进行质量鉴定的资质，其超出资质范围所做的《鉴定报告》依法不应得到采信。鑫浩公司的经营范围仅为“二手车评估”，鉴定人员也仅具有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资质，并不具备产品质量鉴定的资质，其无权对案涉车辆气囊未弹出这一专业问题出具《鉴定报告》。简言之，首先，《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鉴定管理决定》）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依据前述规定，贵州省司法厅于2018年、2019年均颁布了《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但鑫浩公司及本案鉴定人员并不在此名册所载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及人员之列，鉴定人亦明确告知鑫浩公司不具有其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考核资质证书。依据前述规定，鑫浩公司缺乏相关资质，不能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更无权出具《鉴定报告》；其次，黄胜刚称产品质量鉴定不属于司法鉴定内容，不存在资质要求缺乏依据，亦非事实。《鉴定管理决定》第二条第（四）款明确，“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亦属于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内容。事实上，对于产品质量鉴定机构的资质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示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信息平台”中，就专业类别、资质等级、执业范围进行了系统性的管理和规范。鑫浩公司在该平台中登记的专业类别为“二手车评估”，不具备“产品质量鉴定（机电类、交通运输设备）”类别下的资质。而通过对贵阳市中院及下辖基层法院近两年涉及机动车质量问题的鉴定公告进行查阅，发现曾中标的机构如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等，均属于前述“产品质量鉴定（机电类、交通运输设备）”类别，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专业人员的职称亦为工程师或教授。显然，并非只要在前述平台中完成注册，便能够对所有的问题进行鉴定，否则便没有划分专业类别、设置资质等级和执业范围的必要；再次，《鉴定报告》第8.2条载明《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系该报告作出的法律依据。鑫浩公司鉴定人在接受询问时，主张具体依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开展二手车鉴定评估业务，出具车辆鉴定评估报告，并对鉴定评估报告中车辆技术状况，包括是否属事故车辆等评估内容负法律责任”。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GB/T30323-2013,国家标准）第3.2条明确，二手车鉴定评估是通过对二手车进行技术状况检测、鉴定，从而确定某一时点价值的过程。该技术规范第3.2.1条亦明确，二手车技术鉴定是指“对车辆技术状况进行缺陷描述、等级评定”，且等级评定系通过对车身外观、发动机舱等规定部件按照各个部件的“检查项目作业表”进行检查，在A、B、C三个选项中进行勾选，并按不同选项的扣分标准进行统计后，依据“车辆技术状况等级分值对应表”规定，按照不同分值区间将技术状况等级在一至五级之间进行对应。故此，虽然《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使用了“鉴定”一词，但其鉴定目的是为了价格评估，本质上仅是客观描述，不包含任何产品质量检测鉴定的内容；最后，《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及《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均规定，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到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由此可见，鑫浩公司及其鉴定人员仅有资格在车辆所有权进行交易过程中对车辆的技术状况和价值进行鉴定。而本案中，黄胜刚委托鉴定时并不是为了交易车辆，其更主张案涉车辆已于事故发生时报废，故案涉车辆不属于二手车，鑫浩公司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足以被采信。（2）黄胜刚负有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其提交《鉴定报告》未达到证明目的，且因其处分行为导致案涉车辆灭失、无法重新鉴定，应由黄胜刚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黄胜刚对于其主张的案涉车辆存在缺陷，负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如前所述，黄胜刚在依法不应予以采信的《鉴定报告》之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于该份《鉴定报告》，贵星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但法庭以案涉车辆被黄胜刚自行处分为由，当庭驳回了贵星公司的鉴定申请。黄胜刚在明知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并在其与贵星公司分歧巨大、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不成、转至诉讼解决的情况下，仍自行处分案涉车辆，显然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鉴定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黄胜刚在庭审中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北京奔驰证明存在质量缺陷的免责事由情形，显然属于对法律法规的错误理解。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之规定，黄胜刚于2014年2月8日购买案涉车辆，现据事故发生早已超过6个月，北京奔驰依法不应承担质量缺陷的证明责任。此外，《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虽规定了生产者需对免责事由进行证明，但该证明的前提是“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本案中既不存在因案涉汽车导致的人身、缺陷产品之外的其他财产损害，黄胜刚亦未能证明案涉汽车存在质量问题，北京奔驰无须证明案涉车辆存在免责事由。综上所述，黄胜刚负有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缺陷的举证责任，在《鉴定报告》不应采信，且因黄胜刚自身原因导致无法重新鉴定的情况下，应由其自身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3、北京奔驰不存在欺诈行为，黄胜刚亦未受有任何人身及他人财产损失，其对北京奔驰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黄胜刚在庭审中明确，其系依据《产品质量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因产品质量责任本质系侵权责任，需以权利人实际受有损害为前提；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关于“退一赔三”的规定，本质是合同关系项下的违约责任，需以消费者能够退还案涉产品，经营者、生产者存在欺诈为前提。就本案而言，一方面，黄胜刚未受到案涉车辆之外的任何人身、财产损失，案涉车辆本身损失系因交通事故造成，其缺少主张赔偿的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北京奔驰并非合同当事人，黄胜刚无权向其主张“退一赔三”这一违约责任，更无权要求北京奔驰承担连带责任；而事实上黄胜刚已经处分了案涉车辆，亦不存在“退一赔三”的可能性；更何况，黄胜刚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在其购买案涉车辆时北京奔驰向其进行了任何欺诈行为，亦不符合主张“退一赔三”的法定条件。退言之，即便黄胜刚主张依据产品责任纠纷向北京奔驰主张赔偿，因《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五条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之例外条款，依据该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的规定，黄胜刚最迟应于案涉事故发生后2年内即2019年1月24日前向北京奔驰主张权利。而其在本案中追加北京奔驰为被告的时间早已超过上述期限，已经过诉讼时效。黄胜刚虽主张其对贵星公司提起权利主张的行为对北京奔驰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依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该中断效力的前提是北京奔驰与贵星公司构成连带债务。而依据《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黄胜刚仅有权在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择一主张权利，亦即北京奔驰与贵星公司之间不构成连带责任，黄胜刚对贵星公司的权利主张不产生中断北京奔驰时效的后果，其对北京奔驰的诉讼请求因时效经过而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案涉车辆质量合格，黄胜刚未受到人身及其他财产伤害，北京奔驰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无论依据《合同法》，《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黄胜刚均无权要求北京奔驰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全部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庭审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8日，黄胜刚以403000元的价格在贵星汽销公司购买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车牌号为贵Ａ-×××××，车辆厂牌型号为ＢＪXXXＥＶＸＬ，车架号为ＬＥ4ＨＧ4ＨXXXX127102。2017年1月24日，由叶兵驾驶的贵Ａ-×××××（所有人：黄胜刚）车辆沿银百高速由瓮安往贵阳方向行驶至银百高速1688公里加750米（建中隧道）处时，该车车头碰撞因前方交通事故缓慢行驶在快速车道内由徐良波驾驶的贵Ａ-×××××（所有人：郑康）轿车尾部，致贵Ａ-×××××轿车前冲车头碰撞前方因事故停驶的由黄胜刚驾驶的贵-XXX号小型越野客车（所有人：姜武）尾部，事故致贵Ａ-×××××的驾驶人徐良波受伤、贵Ａ-×××××号小型轿车车头、贵Ａ-×××××号轿车车头及车位、贵-ＧＥＥ777号小型越野客车尾部受损。经医院诊疗，徐良波受伤轻微。经勘查，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叶兵在驾驶贵Ａ-×××××小型轿车在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因而叶兵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徐良波、黄胜刚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黄胜刚于2018年1月17日委托贵阳鑫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事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对车牌号为贵Ａ-×××××、车架号为ＬＥ4ＨＧ4ＨXXXX127102、厂牌型号为ＢＪXXXXＥＶＸＬ的小型轿车进行技术状况鉴定并出具评估报告书。鑫浩评估公司接受委托于2018年1月31日出具贵阳鑫浩鉴定技报字（2018）第0117001号《贵Ａ-×××××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书》（以下简称“鉴定报告”），鉴定报告载明，委托方为黄胜刚；鉴定目的是根据委托方要求，对2017年1月24日，贵Ａ-×××××车辆在银百高速往贵阳方向四车交通事故中，贵Ａ-×××××车辆主、副安全气囊未弹出是否达到起爆条件进行技术鉴定；机动车鉴定基准日为2017年1月17日；机动车鉴定方法为静态鉴定法；鉴定过程为鉴定小组前往事故车停放点贵阳贵星奔驰4Ｓ店进行实地勘察取证，鉴定人员现场勘查到机动车碰撞点位于机动车右纵梁斜角处，本次事故造成该车前保险杠、右大灯、前保险杠骨架、右前纵梁、机盖、水箱、冷凝器等损坏，鉴定人员对事故车辆驾驶室内进行查勘，主副气囊均未弹出；前左右安全带均未锁死；4Ｓ店维修人员利用检测仪器读取ＳＲＳ，读取到车辆辅助防护装置（ＳＲＳ）中有故障码存在，分别为：Ｂ220600当前车辆识别码错误或不存在和Ｂ210Ｄ00电压过低；鉴定数据比对分析的第1项载明“贵Ａ-×××××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外部损坏已被厂家拆检破坏，不能进行塑变来鉴定车速，根据制动拓印痕迹较长及部件碰撞受损判断，高速本身设置最低车速为60ｋｍ／ｈ，可确定车辆行驶时碰撞时速应为60ｋｍ／ｈ以上”，第3项载明“贵Ａ-×××××车辆碰撞角度是在正前方左右30°范围内，碰撞力度较大，车辆属于承载式车身一部分力延纵梁被传递，碰撞类型属于正面碰撞，与前方车辆尾部碰撞硬度特性也是符合要求的”，第4项载明“贵Ａ-×××××”车辆在读取到车辆辅助防护装置（ＳＲＳ）中有故障码存在，分别为Ｂ220600当前车辆识别码不存在，属于很不正常；Ｂ210Ｄ00电压过低，由于车辆有断电现象读取到的故障码属于正常”；机动车鉴定结论载明“经鉴定：贵Ａ-×××××事故车辆碰撞位置、角度、力度均符合气囊引爆弹出的条件。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能弹出与前排安全带未锁死，不排除与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的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鉴定评估师为刘毅，高级鉴定评估师为曾筑平。2018年3月14日，黄胜刚与贵州三丰收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收拍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约定黄胜刚将其所拥有的车牌号为贵Ａ-×××××，车辆厂牌型号为ＢＪXXXXＥＶＸＬ，车架号为ＬＥ4ＨＧ4ＨXXXX127102的事故理赔未修复车辆，以200800元的事故标的车残值转卖给黄胜刚保险公司合作的事故残值拍卖方三丰收拍卖公司拍卖，车辆由三丰收拍卖公司进行保全。双方签订合同后，黄胜刚将与车辆相关的材料交给三丰收拍卖公司。原告黄胜刚认为在交通事故中，其车辆受损严重，但车辆的主、副安全气囊均未弹出，结合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案涉车辆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遂向本院提出如前诉请。被告贵星公司、北京奔驰公司均认为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在鉴定资质、鉴定程序等方面缺乏客观性、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案涉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以上事实有购车发票、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出具的第522791420170012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报告、委托拍卖合同、车辆贵Ａ-×××××定损协议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车辆（贵Ａ×××××）发生交通事故后主、副安全气囊未弹出是否系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原告认为二被告生产、销售的贵Ａ×××××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提供了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予以证明，被告贵星汽销公司和北京奔驰公司均对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就案涉车辆“在交通事故中安全气囊是否达到引爆弹出条件”的鉴定结果提出质疑。首先，对案涉车辆贵Ａ-×××××的质量鉴定，涉及鉴定人的资质问题。《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公布的信息来看，鑫浩鉴定评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一般经营项目：二手车信息经纪服务，鑫浩鉴定评估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产品质量鉴定项目；鉴定人员曾筑平为旧机动车高级鉴定评估师，刘毅为四级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不具备产品质量鉴定资质。从2018年、2019年贵州省司法厅颁布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来看，鑫浩鉴定评估公司也并未在册。因而，鑫浩鉴定评估公司不具备案涉车辆质量鉴定的相关鉴定资质。其次，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结论为“贵Ａ-×××××事故车辆碰撞位置、角度、力度均符合气囊引爆弹出的条件。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能弹出与前排安全带未锁死，不排除与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的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该鉴定结论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一是因为鉴定结论中提到安全气囊弹出的条件为“车辆碰撞的位置、角度、力度”，但安全气囊工作时其控制单元使用复杂的算法监测其传感器信息，车辆碰撞的位置、角度、力度虽是安全气囊弹出的条件但并未穷尽；二是“本次事故主副气囊未能弹出与前排安全带未锁死，不排除与气囊控制单元连接的相关线束存在短路故障”，该“不排除”的表述是一个不确定的表达，还可能存在其他情况的可能性，即鑫浩鉴定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结论具有不确定性。再次，该鉴定结论系黄胜刚单方委托鑫浩评估公司进行鉴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自行委托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并不当然排除，但是本案中，原告委托鉴定的评估公司不具备案涉车辆质量鉴定的相关鉴定资质，贵星汽销公司向本院就“案涉车辆贵Ａ-×××××在2017年1月24日发生的事故中安全气囊是否达到起爆条件”申请重新鉴定，而发生交通事故后案涉车辆已处分给三丰收公司，原告已不能提供车辆进行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基础丧失，不能重新鉴定系由原告的处分行为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黄胜刚于2014年购买了案涉车辆，2017年发生交通事故，2019年向本院主张权利，已过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期限，黄胜刚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前述因鉴定报告不可采信、案涉车辆亦已转卖给三丰收公司不能重新鉴定的情况下，黄胜刚对自己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大额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黄胜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此次交通事故系因贵Ａ-×××××车辆的驾驶人叶兵在行驶过程中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而导致，在事故中车辆驾驶人叶兵未受到人身伤害，黄胜刚亦未受到人身伤害，且保险公司已对案涉车辆进行了理赔。因此，黄胜刚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胜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72元，由原告黄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舒 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周山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