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再3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第**。 法定代表人：刘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波，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鹏，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三汇镇刘家堡div> 法定代表人：刘晓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震，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昌惠，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冀逊，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晓林，男，196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席坤荣，女，196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渝**财富大道**科技创业园****左div> 法定代表人：段志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凯华，男，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担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以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终1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32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通过阅卷、调查、询问的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交通担保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请求：1.依法撤销（2018）渝01民初96号及（2019）渝民终1882号民事判决，支持交通担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20000000元款项是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担保公司在本案中的代偿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交通担保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及代偿证明、进账单、电汇凭证等证据，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该20000000元款项是另一法律关系项下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履约保证金，交通担保公司在另一债务关系中为富丰公司向重庆中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保理公司）代偿了22855000元债务,该代偿款即从上述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中予以了抵扣，交通担保公司和富丰公司均对此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对上述20000000元款项性质和用途的认定，无视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及当事人在该合同及相关付款凭证备注上的意思表示，擅自改变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二、原审判决认定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20000000元款项是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担保公司在本案中的代偿款，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和合同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依据的主要证据为何昌惠举示的一份短信截图，该截图不能证明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偿还了20000000元代偿款。交通担保公司收到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的当天向本案主债务人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了1900余万元款项，该1900余万元在转账凭证上明确注明为“保证金”，该付款行为显然也不能证明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偿还了20000000元代偿款。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述20000000元款项系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担保公司在本案中的代偿款，与相关时间线不吻合，严重背离情理和逻辑。偿还代偿款通常应当是在代偿行为发生之后，故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款应在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行为发生之后履行，但事实上，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早于交通担保公司首次为其代偿的2016年4月1日。且富丰公司将其从中泰保理公司融资取得的20000000元款项用于提前偿还交通担保公司尚未支付的代偿款，而不是直接将该款偿还给债权人融资租赁公司，不合情理和逻辑。四、原审法院对20000000元款项性质和用途的相关推测，与本案大量证据的内容冲突，并且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富丰公司向中泰保理公司融资的初衷是清偿对融资租赁公司的债务，因富丰公司未能最终说服何昌惠提供顺位抵押反担保，导致了反担保方案的改变，即富丰公司同意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作为质押反担保，虽然富丰公司因此承担了更多债务，但这并非富丰公司的初衷，富丰公司的初衷和反担保方案的改变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演变过程。正是因为何昌惠不愿意提供顺位抵押反担保，才有履约保证金的出现以及支付，正是因为富丰公司期待继续说服何昌惠提供顺位抵押反担保，才会有履约保证金的支付和存续。故不应以其后发生的结果来判断当事人最初的想法或愿望，并以此来判断此前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情理。交通担保公司不会在顺位抵押或履约保证金等其他有效的反担保措施下，另行为富丰公司提供新的担保，以帮助其获得新的融资款项来偿还交通担保公司拥有抵押反担保措施的债务。 富丰公司提交意见称，因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利率较高，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利率相对较低，富丰公司通过保理合同融资20000000元原本想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后因何昌惠未同意提供抵押反担保，故在交通担保公司的要求下将该款作为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之所以未在何昌惠拒绝提供抵押反担保时停止履行保理合同，系因为其当时有信心说服何昌惠对保理融资提供抵押反担保。 何昌惠提交意见称，一是富丰公司未能提供保理合同项下富丰公司所转让的应收账款的相关证据，该保理业务的真实性不能认定。二是即使保理关系真实成立，富丰公司将保理拆借来的资金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且承担担保费等费用，交通担保公司明知富丰公司已逾期偿还融资租赁费且未收到担保费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违背常理。三是交通担保公司财务人员郑华的短信聊天记录及富丰公司代理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均能证明讼争20000000元系支付的本案中的融资租赁费。四是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将本应直接支付给融资租赁公司的租赁费转为完全不合常理的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构成恶意串通。 交通担保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代偿款27824133.11元；2.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分别以16189975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1日起；以9880523.11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日起；以1753635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日起；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300%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68000元；4.判令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违约金5564826.62元；5.判决确认交通担保公司在第1至4项所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权证号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号、01××25号、01××26号、01××27号、01××28号、01××29号、01××22号、01××23号，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号、09××37号、01××49号、09××36号）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刘晓林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1至4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席坤荣在其与配偶刘晓林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富丰公司依据上述第1至4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本案诉讼费用由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5日，融资租赁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将其所有的水泥生产设备等资产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融资租赁公司予以租用，并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包括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双方一致确认租赁物净值为52560265.18元，根据设备购入、建成年限和完好情况，双方商定富丰公司以43500000元的价格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同意并确认按照《租金支付计划表》（附件三）的约定，按期足额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双方同意并确认租金具体金额及支付时间以《租金支付计划表》（附件三）为准；租赁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当前利率为6.15%；若富丰公司迟延付租金，则富丰公司支付给融资租赁公司的款项，融资租赁公司有权按照如下顺序清偿：违约金、赔偿金、保险费、到期未付租金；若富丰公司不能在付款日按照上述顺序清偿款项，则视为当期租金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富丰公司还需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手续费870000元；若富丰公司未按照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到期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或未能按时支付融资租赁公司代富丰公司支付的任何费用，则按欠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全额付清所有欠付款项之日止。在该合同的附件三《租金支付计划表》中详细列明了每期租金的支付日期和金额。 2013年7月26日，交通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因经营周转需要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现委托交通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上述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年担保费率为2.6%；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保证金174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清偿交通担保公司因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而支付的款项，以及本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损失费、违约金、赔偿金、交通担保公司因实现保证合同项下追偿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等；因富丰公司未能按照主合同约定足额还本付息，从而导致交通担保公司代偿的，富丰公司应在代偿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交通担保公司清偿全部代偿金额，同时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代偿资金占用费以全部代偿资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30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反担保措施为何昌惠提供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和重庆市渝北区的12套房产作为反担保抵押物，以及刘晓林提供个人信用反担保；富丰公司除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外，还需按代偿全部款项的20%支付惩罚性违约金。 同日，融资租赁公司（甲方）、富丰公司作为（乙方）与交通担保公司（丙方）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丙方保证担保的债务所依据的主合同为渝交设租（13）回字第130201033号《融资租赁合同》，主债权系主合同项下租金49171530元，丙方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和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手续费、名义货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资金返还（如有）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740000元，用于保证乙方和丙方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若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的，甲方有权从丙方交纳的保证金直接扣除，且丙方需按照甲方书面支付通知补交其不足部分的保证金；若不及时足额补交保证金额度，需按应补足金额每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额补足；当乙方未能按照主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各期租金，甲方有权要求丙方直接代乙方向甲方支付拖欠的当期租金及因此产生的违约金，丙方应按照甲方依据本合同向其主张担保权利的书面通知的要求全额及时完成相关代偿义务；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乙方支付租金的最后期限届满起两年。 同日，交通担保公司与何昌惠签订《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鉴于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主合同项下连带责任保证，何昌惠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抵押给交通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抵押物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及重庆市渝北区，对应产权证号分别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号、01××25号、01××26号、01××27号、01××28号、01××29号、01××22号、01××23号和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号、09××37号、01××49号、09××36号；反担保的范围是交通担保公司向贷款人承担保证责任而已经或应当代借款人偿还的全部款项、委托保证合同项下应由借款人支付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赔偿金和为实现追偿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等；若借款人还有自己提供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以及其他第三人提供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的，即使交通担保公司放弃对借款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的优先受偿权益，何昌惠仍不可撤销地承诺在上述抵押财产的范围内继续提供相应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各方依法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 同日，交通担保公司与刘晓林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约定：鉴于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主合同项下连带责任保证，刘晓林自愿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作为反担保；保证范围为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而已经或应当代富丰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应由富丰公司支付的担保费、代偿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含滞纳金、惩罚性违约金）、赔偿金、财务咨询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拍卖费、评估费等实现追偿权的合理费用；担保期间为实际代偿之日起两年，分次代偿的，则自最后一次代偿之日起两年。刘晓林的配偶席坤荣向交通担保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提供反担保的声明》，同意刘晓林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并自愿用夫妻共有的全部财产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5年12月29日，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00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从中扣划16189975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2016年12月28日，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司支付21059874.11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4月1日从中扣划9880523.11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2013年6月22日和8月22日，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分别支付1260000元、1740000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8年1月2日扣划1753635元，用于代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剩余金额用于偿还其它款项。 2016年4月25日，富丰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委托四川省合江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1日分别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及手续费等共计7968986.22元。 2018年1月3日，融资租赁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载明：交通担保公司已于2016年4月1日、2017年4月1日、2018年1月2日向其代偿16189975元、9880523.11元、1753635元，《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违约金等均已结清，故解除交通担保公司基于《保证合同》产生的担保责任。 另查明，2018年1月31日，交通担保公司与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接受交通担保公司的委托，为交通担保公司提供民事法律服务，并收取律师服务费168000元。交通担保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向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68000元。 还查明，2015年12月29日，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备注载明为“履约保证金”。同日，交通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将上述转账凭证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截图发送给何昌惠。庭审中，富丰公司陈述，当时之所以要与中泰保理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因为融资租赁款项逾期未偿还，其与交通担保公司、何昌惠商议向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0000元，以偿还已逾期的融资租赁款项，但同时需要何昌惠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后因何昌惠不同意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其将中泰保理公司支付的20000000元贷款，作为保理业务的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交通担保公司陈述，其就富丰公司与中泰保理公司的20000000元保理融资业务向中泰保理公司提供了担保，而因何昌惠不同意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所以该笔担保业务没有任何反担保措施，故其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0000元贷款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以作为富丰公司向中泰保理公司申请贷款的反担保保证金。何昌惠陈述，该20000000元系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偿还本案代偿款，应从本案的代偿金额中扣除。富丰公司从中泰保理公司贷款20000000元，在同一天作为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该保理业务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而是中泰保理公司借贷给富丰公司20000000元，富丰公司将这20000000元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交通担保公司以代偿的形式支付给融资租赁公司，用以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租赁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融资租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民事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认定；2.交通担保公司代偿款项的具体金额；3.涉案资金占用费与违约金能否并用；4.何昌惠是否应对交通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抵押反担保责任；5.刘晓林、席坤荣是否应对交通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 1.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昌惠辩称，合同项下的租赁设备所有权并未转移至融资租赁公司，导致《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因富丰公司租赁并使用的设备属于动产，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毋须办理特殊手续，不能单纯以富丰公司占有使用租赁设备而断定该设备所有权的归属。对何昌惠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交通担保公司代偿款项的具体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交通担保公司举示的代偿证明有相应的进账单及发票佐证，且交通担保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交通担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00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从中扣划16189975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2016年12年28日，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21059874.11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4月1日从中扣划9880523.11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交通担保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22日和8月22日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260000元、1740000元作为保证金，融资租赁公司于2018年1月2日从中扣划1753635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及违约金。因此，交通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代偿款具体为：2016年4月1日代偿16189975元、2017年4月1日代偿9880523.11元、2018年1月2日代偿1753635元，合计27824133.11元。第二，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向交通担保公司转账20000000元，备注为“履约保证金”。交通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在与何昌惠的短信聊天记录中将该份电汇凭证截图发送给何昌惠。何昌惠认为，该20000000元系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的还款。而富丰公司、交通担保公司则认为，该笔20000000元系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若该笔20000000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则交通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将该笔20000000元的电汇凭证截图发送给何昌惠不具有合理性。富丰公司陈述，之所以会与中泰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是因为其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租金支付已经逾期，其与交通担保公司、何昌惠商议向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0000元，用于偿还融资租赁公司，但需要何昌惠提供房产进行反担保抵押。后因何昌惠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其将中泰保理公司支付的20000000元作为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2015年12月29日当天，交通担保公司支付融资租赁公司19197600元作为保证金，富丰公司又于当天支付20000000元给交通担保公司。交通担保公司认为该笔20000000元与本案无关，其认为其第一笔代偿金额发生在2016年的4月1日，也就是晚于该笔20000000元保证金的支付时间，但其第一笔代偿款项恰恰是从交通担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的19197600元保证金中予以扣划的。结合融资租赁公司、富丰公司、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何昌惠、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上述合同均签订于2013年7月26日。何昌惠已知晓交通担保公司将进行代偿的事实，但至于具体代偿的日期何昌惠并不必然知晓。当交通担保公司的员工郑华将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20000000元电汇凭证发送给何昌惠时，何昌惠理所当然地认为该20000000元系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款项，这符合常理。其次，根据交通担保公司举示的代偿证据，其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代偿款均是以“保证金”的形式支付。富丰公司在该笔20000000元的转账凭证上备注“履约保证金”，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再次，交通担保公司陈述，其之所以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0000元作为保证金转给自己，是因为其就富丰公司该笔20000000元的保理融资业务向中泰保理公司提供了担保，而因为何昌惠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所以该笔20000000元的保理融资业务没有任何的反担保措施，故要求富丰公司将该笔20000000元转给自己。倘若说法成立，也就意味着富丰公司贷款20000000元确系为了降低融资租赁违约金，结果该20000000元不但没有实际使用，反而还增加了相应的利息成本，这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该笔20000000元，应从交通担保公司诉请的代偿款项中扣除。第三，交通担保公司与何昌惠均认可1740000元租赁保证金的事实。该笔款项已随租赁关系到期，按照合同约定，应作为已偿款项处理。因此，对于富丰公司、何昌惠抗辩涉案代偿款项应当扣除1740000元保证金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富丰公司应当支付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款项为6084133.11元。 3.关于涉案资金占用费与违约金能否并用的问题。交通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中同时约定了资金占用费和违约责任，且两项约定并无矛盾之处，该两项约定的费用可以一并支付，但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上述两项约定的利率做适当调整。即一审法院对交通担保公司请求的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两项合计的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支持。 4.关于何昌惠是否应对交通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抵押反担保责任的问题。何昌惠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何昌惠自愿以其有处分权的房地产抵押给交通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交通担保公司有权在合同约定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房产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关于刘晓林、席坤荣是否应对交通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承担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的问题。刘晓林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配偶席坤荣亦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声明，自愿用其夫妻共有的全部财产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一审法院对交通担保公司要求刘晓林、席坤荣对富丰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根据交通担保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之约定，交通担保公司为实现追偿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由富丰公司承担。交通担保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实际支付律师费168000元。按照何昌惠、刘晓林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以及席坤荣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的声明内容，交通担保公司有权就上述律师费用，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房产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刘晓林应当对上述律师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席坤荣在夫妻共有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一、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担保公司代偿款6084133.11元；二、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担保公司代偿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两项合计以6084133.11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随本清；三、由富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交通担保公司律师代理费168000元；四、交通担保公司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权证号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号、01××25号、01××26号、01××27号、01××28号、01××29号、01××22号、01××23号，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号、09××37号、01××49号、09××36号）拍卖、变卖或者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刘晓林对富丰公司所负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席坤荣在其与刘晓林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富丰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交通担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由交通担保公司负担199297.26元，由富丰公司、刘晓林、席坤荣、何昌惠负担55786元。 交通担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交通担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富丰公司、何昌惠、刘晓林、席坤荣共同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2015年12月10日，中泰保理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泰保理公司，中泰保理公司给予富丰公司总额为人民币25000000元的保理融资。 2015年12月29日，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委托交通担保公司对其与债权人中泰保理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保理融资款25000000元，以及因富丰公司违约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富丰公司应支付的六个月担保费为375000元；富丰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清偿期限内清偿的，则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00%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富丰公司逾期清偿的，自代偿之日起至收回全部代偿资金和相关费用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00%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为保障交通担保公司在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能实现追偿权，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如下反担保措施：何昌惠提供自有房产作为反担保顺位抵押物抵押给交通担保公司，刘晓林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同日，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富丰公司为保证能够履行《委托保证合同》相关约定，自愿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富丰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20000000元存入交通担保公司银行账户，该款项自实际存入交通担保公司账户之日即转为履约保证金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同日，中泰保理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交通担保公司自愿为中泰保理公司依据其与富丰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对富丰公司享有的25000000元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7年7月7日，中泰保理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载明：交通担保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7月5日为借款人富丰公司代偿全部保理融资本金20000000元及欠息2855000元。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担保公司款项20000000元的性质问题；2.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问题。 1.关于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担保公司款项20000000元的性质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担保公司款项20000000元，应系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代偿款项，应从交通担保公司实际代偿款项中予以扣除。主要事实及理由：第一，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富丰公司在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0000元目的是为了清偿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若富丰公司和交通担保公司的说法成立，即该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则富丰公司进行此次融资的目的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富丰公司反而还增加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作为一名理性经济人，若富丰公司作此经营计划和安排，则与常理不符。第二，如交通担保公司所述，其要求富丰公司将争议款项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主要原因是何昌惠不同意提供反担保抵押。交通担保公司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的担保方，若富丰公司和交通担保公司关于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说法成立，则在何昌惠明确拒绝提供反担保抵押的情况下，交通担保公司应当将该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贷款债务，以减少该贷款债务的利息损失。但交通担保公司当时不但没有优先清偿贷款债务，反而在收到该争议款项的当日即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00元保证金。该行为与交通担保公司事后在庭审中关于争议款项性质的说法不符。第三，既然富丰公司在中泰保理公司融资20000000元的目的是为了清偿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这本可以减轻富丰公司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可以减轻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责任，也可以相应减轻何昌惠的反担保抵押责任，即各方当事人均可以从中获益。相反，若富丰公司和交通担保公司的说法成立，即该争议款项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则除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债权更有清偿保障之外，其余各方均不可能从中获益，甚至还有加重何昌惠的反担保抵押责任之嫌，这也与常理不符。因此，富丰公司和交通担保公司关于该争议款项应系《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反担保履约保证金的抗辩理由，与常理不符，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问题。交通担保公司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起算日期错误，应从每笔款项的实际代偿之日起算。庭审查明，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支付交通担保公司20000000元。同时，各方对富丰公司已支付交通担保公司保证金1740000元的事实没有争议。因此，在融资租赁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在交通担保公司处扣划第一笔代偿款项16189975元之前，富丰公司已实际支付交通担保公司款项21740000元。即使交通担保公司所述的每笔代偿款项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应当从实际扣划代偿之日起算说法成立，相应的代偿款项也应当在抵扣富丰公司已支付的21740000元款项以后才开始计息。即2016年4月1日扣划代偿的16189975元不应当计息，2017年4月1日扣划代偿的9880523.11元中的4330498.11元应当开始计息【9880523.11元-（21740000元-16189975元）】，2018年1月2日扣划代偿的1753635元应当开始计息。原审判决主张6084133.11元均从2017年4月1日起开始计息，实际上是增加了从2017年4月1日起开始计息的本金金额，结果对交通担保公司有利。因其余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由交通担保公司负担。 再审审理过程中，交通担保公司提交了《履约保证合同》[渝交设租（13）130201034-2号]及代偿证明一份，拟证明该公司支付的19197600元保证金中有3007625元是另外一笔债权的保证金及该合同的代偿情况。何昌惠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履约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代偿证明，还需结合财务凭证及账目等确定，并认为交通担保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富丰公司及融资租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因当事人各方对《履约保证合同》[渝交设租（13）130201034-2号]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因代偿证明所涉债务人系富丰公司，该证明系由融资租赁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出具，融资租赁公司及富丰公司对该证明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能够与原审查明的保证金支付及扣划金额相对应，本院予以采信。 当事人未举示其他新证据。本院对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何昌惠在再审审理期间申请人民法院对交通担保公司收取富丰公司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12月28日至30日期间的进出帐明细清单以及交通担保公司对案涉保理业务的履行情况调查取证，以查证保证金账户情况及保理业务的真实合法性。对此，本院在后述意见中予以评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富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的20000000元款项的性质、用途问题，即该款系支付《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代偿款，还是《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反担保履约保证金。 首先，该20000000元款项属于反担保履约保证金有《委托保证合同》《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等客观证据相佐证。2015年12月10日，中泰保理公司与富丰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中泰保理公司，中泰保理公司给予富丰公司总额为人民币25000000元的保理融资。同年12月29日，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富丰公司委托交通担保公司对上述《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保理融资款25000000元及因富丰公司违约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富丰公司为保证能够履行《委托保证合同》相关约定，自愿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富丰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20000000元存入交通担保公司银行账户，该款项自实际存入交通担保公司账户之日即转为履约保证金向交通担保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富丰公司亦于当日即2015年12月29日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并备注为“履约保证金”。中泰保理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于同日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交通担保公司自愿为上述《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中泰保理公司对富丰公司享有的25000000元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从上述合同签订的情况来看，案涉20000000元的支付时间、备注用途等均与2015年12月29日《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的约定相一致，该款系《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具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推论，将该款认定为富丰公司支付给交通担保公司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代偿款，依据不足。至于郑华的短信聊天记录，并未谈及该款系支付代偿款等内容，而富丰公司代理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亦与《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等客观证据不符，上述证据和陈述均不足以证明20000000元系代偿款性质。 其次，债务人在保证人实际代偿前向保证人偿还代偿款，违反常理。本案中，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系在2015年12月29日，而交通担保公司虽于当日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19197600元，但该款项性质为保证金，此时还未实际对代偿款进行扣划，是否实际代偿关系到案涉融资款的利息计算问题。根据融资租赁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等证据显示，交通担保公司为富丰公司的债务进行实际代偿时间是2016年4月1日，即富丰公司向交通担保公司支付20000000元发生在交通担保公司实际代偿行为之前，若认定该款项系富丰公司偿还给交通担保公司的代偿款，不符合一般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委托保证合同》的履行模式。 最后，二审判决对利益的衡量判断并不周延。讼争20000000元款项系富丰公司融资取得，款项的实际用途应从融资款使用人的融资目的、是否符合合同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结合客观证据进行考量判断。从交通担保公司角度而言，若将讼争20000000元款项认定富丰公司用于偿还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代偿款，会产生两个法律效果，一方面，交通担保公司只能在剩余主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另一方面，因保理合同法律关系项下缺乏富丰公司提供的抵押反担保措施，交通担保公司按约承担担保责任后将面临难以追偿的局面，以一个有抵押反担保措施的担保置换一个无相应措施的担保，不符合其自身利益。反言之，交通担保公司要求富丰公司提供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以保证其自身利益，符合情理，富丰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交通担保公司的再审理由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富丰公司角度而言，对于为何在何昌惠拒绝为保理合同提供担保的情况下，还继续使用融资到的20000000元，而不选择解除保理合同，富丰公司述称，是想以利率及违约成本较低的保理融资偿还利率及违约成本较高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因有信心在交纳20000000元履约保证金后说服何昌惠对保理融资提供抵押反担保，故选择了继续履行保理合同，但之后何昌惠坚持拒绝提供反担保抵押，造成了融资20000000元却全部交纳履约保证金的局面，此解释亦符合债务人希望降低融资成本的通常心理，具有一定合理性。从何昌惠角度而言，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认识到作为反担保人所应承担的风险，虽然案涉20000000元款项不被认定为代偿款，将影响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但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并未超出何昌惠在签订《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时的预期，亦未加重其责任负担。 此外，对于何昌惠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认为，富丰公司与中泰保理公司之间签订并履行保理融资合同的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富丰公司与交通担保公司签订的《履约保证金质押反担保合同》、交通担保公司与中泰保理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泰保理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至于交通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是否专款专用等问题，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对何昌惠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交通担保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终1882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初96号民事判决； 二、由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6084133.11元； 三、由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资金占用费（以16189975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1日起；以9880523.11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日起；以1753635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日起；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300%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0%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四、由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约金5564826.62元； 五、由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68000元； 六、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债权范围内，对何昌惠提供的抵押物（权证号为112房地证2010字第××号、01××25号、01××26号、01××27号、01××28号、01××29号、01××22号、01××23号，北新高112房地证2009字第××号、09××37号、01××49号、09××36号）拍卖、变卖或者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刘晓林对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席坤荣在其与刘晓林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驳回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83.26元，由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50000元，由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刘晓林、席坤荣、何昌惠负担460166.5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岚 审判员 马成波 审判员 葛洪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李春伟 书记员王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