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0119行初153号原告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大营村南500米。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佳春，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政通路2号。法定代表人王楠，镇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林俊，副镇长（时任）。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鲍海洋，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鲁玉柱，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玲，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兴利鹏奶牛养殖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大营村南500米。法定代表人王海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佳春，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归原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康庄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于2018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7日向被告康庄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北京市兴利鹏奶牛养殖中心（以下简称兴利鹏养殖中心）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9日、2019年6月25日、2020年12月10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归原公司和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张佳春，被告康庄镇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林俊（时任）、鲍海洋及委托代理人鲁玉柱、孙玲出庭参加了诉讼。因需要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康庄镇政府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延康镇强拆字〔2018〕第001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记载：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在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院内擅自建设砖混仿古房屋3325.96平方米，简易彩钢棚4271.4平方米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行为。2018年4月25日，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对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制发了《限期拆除决定书》（延康限拆字〔2018〕第001号），2018年5月2日，本行政机关向其送达了催告通知书，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均未按照规定自行拆除相关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行政机关决定依法对该违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于2018年5月16日执行。如遇特殊情况，执行时间发生变化，将以到场通知书的形式予以通知。原告归原公司诉称，第一，涉案房屋系由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建设，被告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2006年7月9日，原告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签订《合同书》，约定原告承租兴利鹏养殖中心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大营村南500米企业院内，位于中心位置的办公及住宿一处的房屋全部提供给归原使用，用于归原单位员工住宿、研发有机奶项目等使用，兴利鹏养殖中心对全部的房屋及设施负责修缮和维护。同日，原告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签订第二份《合同书》，约定归原承租兴利鹏养殖中心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大营村南500米企业院内，位于进大门路北侧由西到东约100米，南北约60米位置的地块用于研发及生产加工有机奶项目等使用。被告在《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将归原承租的由兴利鹏养殖中心建设的上述房屋直接认定为归原建设与事实不符，更无证据予以佐证。第二，被告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1.被告违法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4月25日向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原告限期拆除其承租兴利鹏养殖中心建设的房屋。原告不服已于2018年4月28日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且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受理并审查了该案。但被告在明知《限期拆除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期间的情况下，仍违法地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2.被告未依法送达《强制拆除决定书》。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本案中，被告从未向原告送达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据此，被告在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查明事实，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归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了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2-3.原告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签订的合同书2份；4.原告向兴利鹏养殖中心进行付款的转账记录，证明兴利鹏养殖中心系涉案房屋的建设者；5.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6.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行政复议接待室行政复议申请收据；7.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8.截图2张，证明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程序违法；9.强拆视频截图，证明被告作出的强拆决定书程序违法；10.延庆县房屋所有证，证明王某某系本案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涉及的房屋所有人，而非本案原告；11.王某某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签订的合同书，证明兴利鹏养殖中心系本案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涉及房屋的使用权人；12.兴利鹏养殖中心危房翻建申请书；13.兴利鹏养殖中心与怀来龙明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14.兴利鹏养殖中心与郭晓春签订的四合院建设劳务合同；15.兴利鹏养殖中心建设彩钢房和砖混仿古房屋的财务凭证，证明兴利鹏养殖中心系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涉及房屋的建设者；16.归原公司向兴利鹏养殖中心支付房屋租金的财务凭证，证明原告仅为限拆决定中涉及的部分房屋，即砖混仿古房屋的承租人；17.兴利鹏养殖中心的工商登记文件及其资质文件；18.归原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及其资质文件、产品文件，证明原告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系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19.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推介休闲观光牧场的通知；20.观光照片，证明本案被告对原告与兴利鹏养殖中心的业务合作模式是明知的；21.房屋拆除前的照片，证明被告作出的强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康庄镇政府辩称，第一，涉案违法建设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为原告，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相对人系原告。我政府将归原公司作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相对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无不当。（一）2017年底和2018年初，我政府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归原公司院内正在进行违法建设。经与2015年和2016年卫星云图对比，归原公司院内确实存在新增建设的情况。2018年1月26日，我政府两名工作人员进入院内展开详细调查，我政府根据下列事实认定违法建设的建设单位和所有人为归原公司，故针对归原公司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1.1998年12月15日，王某某与延庆县康庄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签订《合同书》，甲方将奶牛场占地20亩、饲料地约144.4亩、地上建筑物、水电设施的使用权租给乙方，租赁期限自1998年3月1日至2048年3月1日。双方确认的地上物有宿舍办公室20间，马棚3间，厕所2间，大库房10间，猪场房5间，外猪场10间，草棚8间，东牛棚10间，西院牛棚14间，东马棚2间，汽车库1间。承租之后，租赁场地由王某某经营管理，后王某某在2006年4月3日注册成立归原公司，至今一直以归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2.2018年1月26日，我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涉诉违法建设院内，发现院内正在建设砖混仿古房屋和简易彩钢棚，在询问违法建设的施工人员时，施工单位告知负责人是王秀梅且通知了王秀梅，故王秀梅出面接受我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王秀梅未能按照要求出示乡村建设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文件，同时我政府对王秀梅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兼任归原公司监事和原告股东的王秀梅认可违法建设“都是归原公司建设，未取得规划许可”。3.经工商查询，原告是王某某个人独资企业，王某某是执行董事兼经理，王秀梅是监事。另查王某某与王秀梅系夫妻。故王某某、王秀梅为归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2018年4月28日，归原公司向延庆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为王秀梅。在申请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归原公司在申请书中的表述足以证明违法建设所在的场地一直由归原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归原公司认可是该场地的实际管理人和实际使用人。在行政复议中，归原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在2016年8月9日，归原公司曾向我政府提交《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危房翻建申请》及《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会议纪要》（第五期），申请翻建办公用房及职工宿舍。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归原公司有建设的实际需要，且也是归原公司自认有正当理由而实际实施了违法建设的行为。第二，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我政府接到群众举报后，对涉案违法建设经过立案审批、对比卫星云图、调查收集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关于延庆区2017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相关工作的函》以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分局关于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延庆区康庄镇归原公司院内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等证据、询问负责人员、现场检查（勘查）和现场检查（复查），确认涉案违法建设主体和事实后，依法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催告通知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并送达归原公司。经过上述合法程序，我政府于2018年5月16日进场实施涉案违法建设的拆除工作，并于2018年5月23日完成全部拆除工作。涉案建设已经全部拆除，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不具备可撤销内容，请求法院依法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第三，我政府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我政府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以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我政府具有对其行政区域内的违法建设执行强制拆除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二）我政府认定违法建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1.我政府于2018年1月26日和2018年4月20日，分别对王秀梅和王某某进行了询问，均未能出示规划许可证，并认可院内搭建的仿古砖混结构房屋和彩钢棚未取得乡村建设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文件。2.2018年2月23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向我政府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关于延庆区2017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相关工作的函》，发文告知其发现归原公司存在违法建设的情况，并且督促我政府依法纠正违法行为。3.2018年4月24日，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分局作出《关于归原公司在康庄镇归原公司院内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证实“该建筑至今为止未经规划行政许可”。因此我政府认定归原公司在其院内进行的建设属于未取得规划和建设许可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我政府执法程序合法。我政府在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前依法进行立案审批，调查、收集了卫星影像，《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关于延庆区2017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相关工作的函》以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分局关于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延庆区康庄镇归原公司院内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等证据，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查）笔录和现场检查（复查）笔录，依法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和《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均未按照规定自行拆除相关违法建设。经集体讨论后，我政府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我政府执法程序合法。（四）我政府适用法律正确。我政府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以及《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对归原公司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归原公司是违法建设的所有人、管理人，我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将归原公司列为相对人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相对人错误的问题。此外，涉案违法建设已于2018年5月23日完成全部拆除工作，本案不具备可撤销内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被告康庄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3）：1.合同书；2.奶牛场固定资产明细表；3.奶牛场饲料地及厂区面积示意图。证据1-3证明1998年12月15日，王某某与延庆县康庄镇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王某某承租现涉违法建设所在的场地，双方确认地上物范围及面积；该场地为王某某实际占有、经营和管理，后王某某注册成立归原公司，至今一直以归原公司名义使用该场地；超出面积示意图外的新增加建筑应取得合法的建设手续，而归原公司未取得，故为违法建设。第二组证据（证据4-5）：4.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危房翻建申请；5.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会议纪要。证据4-5证明归原公司有建房的实际需要，违法建设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均是归原公司；被告将归原公司列为相对人认定事实清楚，原告不是违法建设的权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三组证据（6-7）：6.行政复议申请书；7.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6-7证明归原公司未针对行政相对人提出异议，且申请书中的表述足以证明违法建设所在的场地一直由归原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归原公司是该场地的实际管理人和实际使用人。第四组证据（证据8-9）：8.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9.付款收据。证据8-9证明归原公司是王某某个人独资企业，王某某是执行董事兼经理，王秀梅任监事；王秀梅是兴利鹏养殖中心的股东，任职监事；兴利鹏养殖中心在另一诉讼中提交的交款收据，显示交款人为王秀梅且有王某某的同意签字，均证明了归原公司与兴利鹏养殖中心为关联企业，王某某和王秀梅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五组证据（证据10-15）：10.2016年度卫364、2017年度卫片-281；11.延庆县康庄镇太平庄村庄规划图3页；12.案件协查通知单(协字【2018】年001号、002号)；13.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延庆分局关于延庆区2017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监察相关工作的函（京国土延函【2018】32号）；14.案件协查通知单（协字【2018】年003号）；15.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延庆分局关于北京归原公司在延庆区康庄镇归原公司院内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市规划国土延函【2018】103号）。证据10-15证明卫片显示，较2015年和2016年，归原公司院内存在新增建筑，新增建设处的土地规划和用途为林地且在被告辖区内，新增建设违反村庄规划；归原公司院内建设的6排彩钢简易棚及砖混房屋未取得规划许可，为违法建设。第六组证据（16-28）：16.询问笔录（2018年1月26日）；17.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两份（2018年1月26日）；18.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延康镇停字【2018】第001号、002号）及送达回证（2018年1月26日）；19.询问笔录（2018年4月20日）；20.立案审批表（2018年4月20日）；21.现场检查（复查）笔录（2018年4月24日）；22.河北卓尔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图；23.集体讨论记录（现拆前）（2018年4月25日）；24.限期拆除决定书（延康镇限拆字【2018】第001号）及送达回证（2018年4月25日）；25.催告通知书（延康镇催字【2018】第001号）及送达回证（2018年5月2日）；26.康庄镇政府集体讨论记录（强拆前）；27.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及送达视频（2018年5月16日）；28.康庄镇政府现场执行笔录。证据16-28证明，2018年1月26日，被告对王秀梅作了询问，身为兴利鹏养殖中心股东的王秀梅认可都是归原公司建设；被告针对归原公司院内违法建设进行调查，在被告制作的各类文书中都明确行政行为相对人为归原公司，确定行政相对人为归原公司。兼任兴利鹏养殖中心股东和归原公司监事的王秀梅以及归原公司股东王某某参与到违法建设拆除的整个过程中，对相对人明知且从未提出异议；被告作出的强拆决定事实认定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违法建设已经于2018年5月23日全部拆除完毕，具体行政行为不具备可撤销内容，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表示，本案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明知违法而侵害权利的侵权行为；被告所述本案事实与自己提交的证据相违背；侵害企业的案件应依法追加相应责任人。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查询调取了《关于协助延庆区人民法院协助规划和限制地类有关情况的复函》。经庭审质证，各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原告归原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康庄镇政府表示：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亦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4，不具有合法性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认可证据5-7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8-9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0的真实性，两者之间相互矛盾；不认可证据11的真实性，不能证明违法建设是兴利鹏养殖中心所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2-15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6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与兴利鹏养殖中心无关；不认可证据17-2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1的真实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表示全部认可。对于被告康庄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归原公司和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表示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可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的所有人为归原公司；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不认可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13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认为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不认可其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证据16、17、18与本案的关联性；认可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1、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23与本案的关联性但不认可其合法性；不认可证据24的合法性，送达回证认可；不认可证据25的合法性；不认可证据26；不认可证据27；不认可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于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证据，原告归原公司、被告康庄镇政府、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本院在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并经评议后认证如下：原告归原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评价；证据2-4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9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10-16，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7、18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9-21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康庄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26符合行政诉讼证据形式要求，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7中的《强制拆除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评价，送达视频具有真实性，但无法达到证明其送达程序合法的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28系《强制拆除决定书》作出后拆除的执行笔录，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制作调取的证据，有利于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归原公司和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均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大营村南500米。2018年1月26日，被告康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到上述大营村南500米院内进行检查，发现该院内正在进行建设简易彩钢棚及仿古砖混房屋等违法建设，故予以立案调查。2018年2月23日，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向被告康庄镇政府出具《关于延庆区2017年度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相关工作的函》，告知涉案违法建设情况。2018年4月25日，康庄镇政府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归原公司于2018年1月在康庄镇归原公司建设的砖混仿古房屋建筑面积3325.96平方米，6排简易彩钢棚面积4271.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7597.36平方米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责令其于7日内拆除上述建设，并接受复查。2018年5月2日，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延康镇催字〔2018〕第001号《催告通知书》，责令原告归原公司自接到催告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自行拆除案涉建设，被告康庄镇政府于当日将《催告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归原公司，签收人在送达回证上备注：“我政府已申请了行政复议。对催告通知书中所述违法建设存疑义。”2018年5月16日，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载明决定依法对该违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于2018年5月16日执行。如遇特殊情况，执行时间发生变化，将以到场通知书的形式予以通知。5月16日当日，被告康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案涉建设处宣读了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案涉建设已于2018年5月被拆除。另查，王某某与王秀梅系夫妻关系，其子为王海鹏。原告归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王某某，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法定代表人系王海鹏。王秀梅系原告归原公司监事、第三人兴利鹏养殖中心股东。再查，原告归原公司不服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18年4月28日向延庆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延庆区政府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延政复字〔2018〕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归原公司不服，于2018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限期拆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京0119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正当；延庆区政府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告知、送达等程序，复议决定亦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归原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归原公司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京01行终41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参照《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正在建设的乡村违法建设后，应当立即书面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建设后20日内，对于应当取得规划许可而未取得规划许可，不符合村庄规划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限期拆除。康庄镇政府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后于同年4月25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超出了上述期限，但该程序问题并不影响《限期拆除决定书》结论的合法性，亦未实际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依法应当确认《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故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9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二、确认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延康镇限拆字〔2018〕第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三、确认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延政复字〔2018〕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原告归原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19）京行申72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归原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年）第六十五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第六十八条和《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被告康庄镇政府有权查处辖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关于涉案建设属于违法建设，建设主体认定为归原公司的事实，已经有生效裁判文书加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的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内容和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内容是否符合规定之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应当提前5日在现场公告强制拆除决定。本案中，被告康庄镇政府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载明于2018年5月16日当日执行强制拆除，不符合《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关于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之问题，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行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被告康庄镇政府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归原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被告康庄镇政府于2018年5月2日向原告送达《催告通知书》时，受送达人在通知书的备注栏写明“已申请了行政复议。”被告康庄镇政府在明知原告归原公司已经提出行政复议的情况下，仍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违反了相关程序规定。关于被告康庄镇政府的送达程序方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首先，对于被告康庄镇政府送达《催告通知书》之事，王秀梅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归原公司未委托王秀梅作为代理人办理查处相关事宜，因此，《催告通知书》的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被告康庄镇政府送达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之事，被告康庄镇政府提交的视频可以显示被告康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宣读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但无法显示原告归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现场，也无法体现被告康庄镇政府的送达过程，故对于被告康庄镇政府称将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归原公司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康庄镇政府作出的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内容和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但因案涉建设已经被拆除，原告归原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强制拆除决定书》已无实际意义，依法应当判决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作出延康镇强拆字〔2018〕第001号《强制拆除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沙沙人民陪审员  解春燕人民陪审员  陈志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 助理  吴嘉琪书 记 员  杨 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