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3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谢祖枝。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印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东乌珠穆沁旗阿木古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五区阿沁街。 法定代表人:张维山,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谢祖枝因与被申请人东乌珠穆沁旗阿木古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木古楞矿业公司）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内民终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谢祖枝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针对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是否存在无证开采问题，发布的《关于转办第二十八批群众举报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可以证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取得采矿权合法有据，不存在破坏草原生态、污染环境及阿木古楞矿业公司至今仍处于未开工状态等问题。即谢祖枝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乏基本证据。谢祖枝按合同约定如期缴纳费用，但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没有履行承诺，不能办理合法手续，致使谢祖枝无法开工。因此，谢祖枝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部分采矿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矿业权解释》）第八条规定的精神，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有效并判令支付违约金正确，二审法院认定无效错误。1.二审法院片面认定案件事实，与《矿业权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不符。根据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的第七条或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或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约定，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并非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017年9月8日《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的第八条和第九条也明确约定了相关义务由谢祖枝代为履行，没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2.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与矿业权纠纷的审理理念相悖。本案中仅是签订了协议，并未进行开工生产，不存在对矿产资源破坏的情况。即使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不进行环境恢复治理，也应是由其缴纳的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进行抵扣，或由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或提起公益诉讼。3.二审法院对承包经营采矿权行为效力的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认定，当事人签订采矿权承包协议同意他人与之共同进行采掘活动或者将开采权中所包含的经营管理权授予他人，但采矿权的权利主体不发生变更，发包人作为采矿权人并没有放弃矿山管理，继续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法确认其效力。本案即属于此类情形。4.二审法院认定谢祖枝有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谢祖枝未受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利，也没有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故意逃避监管。（三）二审法院将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错误认定为以承包形式擅自转让矿业权的无效合同。1.案涉三份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双方认可三份协议系采矿权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且均一致同意解除，而解除的前提是合同合法有效。2.二审法院选择性引用、解读三份协议的部分内容，以偏概全。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承担着无煤区剥离土方费用、提供开采相关手续、电源设备、派安全员监督、协调解决矿外人员无理干涉生产情况等责任，不存在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情形。3.二审法院错误解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和协议文本文意及再次承包（转包）法律关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仅是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不承担经营过程中的税费和费用等所有事项的“费用”，而非对管理责任的放弃。谢祖枝作为承包人承担生产经营中的各项经费支出是最基本的逻辑，二审法院推断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实质放弃矿山管理等法定义务，于法无据。此外，双方还在2017年12月23日《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谢祖枝转包的权利“按原合同条款转让”，这符合“转包权以原始权力为限”，并证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没有永久性放弃对矿山的管理权。综上，谢祖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一）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二）谢祖枝提交的公告是否属于新证据。 （一）关于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首先，矿业权转让是指矿业权人将矿业权依法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其核心在于矿业权主体的变更。本案中，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与谢祖枝签订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是谢祖枝以阿木古楞矿业公司的名义进行开采，即双方未约定对矿业权主体进行变更。同时，谢祖枝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在二审中亦认可双方系采矿权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故从双方签订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来看，建立的是采矿权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其次，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第七条或第八条约定，谢祖枝经营过程中的所有税费以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工资、社会保险费、工伤事故、安全事故)等所有事项均由谢祖枝负责,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无关。虽然在协议中双方还约定了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有权派安全员进行监督，但该监督责任是在约定安全事故责任由谢祖枝承担情况下的有限度的监督，非是由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承担责任的约定。即根据上述约定，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仅收取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意图明显。第三，2017年12月13日《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约定，谢祖枝有权转让所购买的所有土地（包括2017年9月8日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所签的部分采矿权协议）转让给第三方，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应配合谢祖枝按原合同条款转让签约。在该约定中，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仅负有配合转让的义务，而无决定谢祖枝能否进行转包的权利，相反，谢祖枝则具有决定是否进行转包的权利，不符合一般承包合同关系中发包人和承包人所处的地位及所享有的权利关系。第四，2017年9月8日《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了谢祖枝的承包期限以阿木古楞矿业公司采矿证为准，而2017年12月13日《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未约定具体的承包期限。该情况亦不符合一般承包合同中关于“一段期限内进行承包”的约定。综合上述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规避采矿权转让申报，以承包的方式实际转让采矿权的意图较为明显。因此，二审法院根据《矿业权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案涉两份《部分采矿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二）关于谢祖枝提交的公告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 谢祖枝提交公告主要为说明，阿木古楞矿业公司取得采矿权合法有据，不存在破坏草原生态、污染环境及阿木古楞矿业公司至今仍处于未开工状态等问题。但本案涉及的是阿木古楞矿业公司与谢祖枝之间是否存在以承包形式擅自转让采矿权的问题，而非采矿权的取得是否合法有效等问题，因此谢祖枝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裁判结果错误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谢祖枝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谢祖枝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贾清林 审判员  肖宝英 审判员  李 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陈中原                                                   书记员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