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0019号原告：郭金良，男，196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勇，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恒，内蒙古义盟（准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东口甲1号（北京东方国际汽车城市场区13号）。法定代表人：王占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元利，男，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忠贤，北京市北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金良与被告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汽车贸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金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勇，被告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元利、姚忠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金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郭金良与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2、判令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向郭金良退还购车费、保险费、购置税以及上牌费等费用165775.19元；3、判令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向郭金良支付赔偿金423900元（购车费141300元的3倍）；4、判令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向郭金良支付因受欺诈产生的损失费，即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5、判令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向郭金良支付律师费12000元；6、本案诉讼费由信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郭金良委托案外人李某代为购买一汽大众2019新款探歌舒适型轿车。2019年6月7日李某前往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处购买，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安排销售顾问吴某接待，双方当天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购买一汽大众2019款探歌舒适型轿车一辆，郭金良缴纳购车订金3000元。2019年6月8日李某前往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处缴费、提车，缴费款项包括订金、购车款、保险费、购置税、代办车牌费，共计165975.19元。2019年6月15日郭金良得知自己所购车辆是一汽大众2018款，并非2019款，于是让委托人李某与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协商。李某自2019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数次前往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经营场所，希望能协商解决。但北京汽车贸易公司一直语气强硬、歪曲事实、不断狡辩，丝毫没有解决此事的诚意。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在明知郭金良购买要求的情况下，故意提供不同型号的轿车欺骗郭金良，郭金良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并向北京汽车贸易公司主张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及因此所受的损失。被告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郭金良的诉讼请求。郭金良称汽车买卖行为是民事欺诈，与事实和生活常理相悖。理由如下：郭金良依据购车时所附带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中的编号“201801101105682（00）/2018年8月23日”内容认为所购车辆是18款而非19款车辆，对此我公司向大众汽车厂家进行询问，答复称该编号与车辆的款式无关，是国家质检部门对该批汽车的质量认证编号，我公司对比2019年5月23日出厂的车辆证书编号也是2018011101105682。我公司还向大众客服进行咨询，客服回复就大众汽车的款式没有见到法律规定或者技术规范性规定，目前社会上对车辆款式的评价只是按照各自理解的习惯性说法，并且有些汽车销售4S店往往把汽车制造年份作为该款汽车的款式介绍。从郭金良提交的证据中，也未见到有明确的约定要购买18款汽车还是19款汽车的内容，其提交的视频通话证据中显示的与吴某对话也是双方签订正式买卖合同之后各方对汽车款式的理解，并不是在购买车辆签订合同时的合同内容。综上事实，我公司认为与郭金良之间的合同条款约定的很明确，双方也认真按照合同内容交接车辆，不存在民事欺诈行为。况且，从目前了解的事实看，对车辆的款式是以制造年代作为款式的标准，还是以设计的年代作为款式的标准并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技术规范规定。如果按照购车资料中《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来确定款式，那么郭金良所购车辆和厂家5月23日又推出的车辆，都是2018年的认证标准，都应属同一款式。如果按照制造日期来确定款式，所购车辆和5月23日后推出的车辆都是19年制造车辆，都应当是19款式。总之，款式之争并非法律规定、技术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更不是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隐瞒事实等欺诈行为，我公司在该次销售活动手没有任何欺诈行为。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李某称原告郭金良是其父亲的朋友，郭金良有北京购买小汽车的资格，但因为年龄大了，有高血压不常来北京，所以委托他在北京购买汽车。两人在汽车之家上看到了涉案车辆款型的介绍，郭金良明确了要买大众牌探歌这一款汽车，同时说要买就买最新的，但郭金良和李某当时都不详细了解2019款和2018款的区别，对车辆配置的具体功能也都没有注意。李某去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的展厅看车，当时李某拿着手机上汽车之家的照片问销售吴某有没有最新款，吴某说有。李某作为郭金良代理人（乙方）与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甲方）在2019年6月7日订立《汽车销售合同》。该合同为格式合同，具体约定如下：1、车辆基本信息：车型探歌，类别280Tsi，颜色白，车架号（后八位）5418651，出厂日期一栏空白未填写；2、车辆价格：指导价172300元、销售成交价141300（不含保险、装饰、购置税、验车上牌、其他等费用）；3、乙方选择一次性付款；4、乙方在19年6月7日前向甲方交付3000元购车定金，在19年6月10日前，向甲方交付141300元购车款，定金部分冲抵部分车款；5、交车时间19年6月10日前，交车方式为乙方自提，甲方交付车辆时应提供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保养手册、保修手册、车辆使用说明书、随车工具及附件等；乙方在车辆交接时应当场验收；验收完成后，双方应共同签署《新车交接确认表》，视为该车辆正式交付。合同中未对购买车辆是2019款或最新款作特殊约定。当天订立完合同后，李某与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某问“明天下午三四点能提吗”“咱那个是2019款吧”，吴某语音回复李某是19款。李某19年6月7日向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支付定金3000元，6月8日向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支付车款及各项费用156200元。6月8日，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向李某交付合同约定的车辆，李某签署交接确认表2张，确认车辆外观、内饰完好，随车交付车辆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三包凭证、首保凭证、购车发票等证件及随车工具。涉案车辆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显示制造日期是2019年3月13日。李某提车后为涉案车辆办理北京小汽车牌照并开始使用。庭审中，李某称6月15日在小区看见了同款车，经对比才发现自己买的不是最新的19款车辆。6月15日李某微信问吴某自己买的探歌是2019款吗？吴某回答是。紧接着李某说自己问了大众客服，（吴某）卖的是2018款。吴某回答“都是18款，然后是19年的车”“我跟您说的是19最新款的”。两人微信语音通话后，吴某表示愿意个人补偿李某2000元，李某未接受。6月25日，李某与吴某手机通话商议补偿事宜，双方就补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大众公司的网页宣传和大众客服向李某的电话答复情况，19款在19年4月份开始投产，5月份开始上市宣传。19款与此前款式的区别有两项：屏幕升级为8英寸彩色触摸屏，防盗系统升级为智能电子防盗系统可实现声音防盗报警。郭金良2019年8月1日支付律师费12000元，其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北京汽车贸易公司称，李某所说的19款相较原车型变动很小，车行内没有对2018款和2019款作区分，认为2019年生产的车就是最新的。2019款是5月份才作宣传，李某到店购车时19款并没有到货，不存在新车旧车混卖故意欺诈的情况。上述事实，有郭金良提供的汽车销售合同、发票、转账记录、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北京汽车贸易公司提供的新车交接确认表等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问题有二：一、北京汽车销售公司是否以欺诈手段使郭金良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订立合同；二、北京汽车贸易公司是否应当赔偿郭金良损失。一、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认定欺诈行为除行为人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外，还应当具备相对方基于行为人的不实或虚假陈述，就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等产生错误认定，进而导致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之行为。从缔约过程来看，郭金良及其代理人李某在买车时并不清楚19款的最新特征，亦未在合同中就19款进行约定，因此19款升级的两项功能并不构成其缔约的根本目的；从商品本身看，19款两项升级功能不涉及车辆的发动机、变速器等，不涉及转向、制动、车架、安全系统，不危害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综合以上情形，郭金良及其代理人在签订合同时并非因北京汽车贸易公司欺诈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郭金良依据欺诈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并未成就。二、因不构成欺诈，本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因此，北京汽车贸易公司作为经营者有义务告知郭金良车辆的生产日期。《汽车销售合同》上应当写明车辆生产日期而未填写，北京汽车贸易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未履行告知义务，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郭金良的知情权。考虑到对消费者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本院依法酌定北京汽车贸易公司赔偿20000元，并补偿郭金良为维权支出的费用，其中律师费有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本院予以支持，误工费和交通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郭金良20000元；二、被告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金良律师费12000元；三、驳回原告郭金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48元，由原告郭金良负担9248元，由被告北京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奇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