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仰民，男，197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戈、徐莉莉，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国琳，男，196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圣杰、张乐永，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仰民因与上诉人吴国琳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9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仰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吴国琳赔偿武仰民违法所得款损失893067.4元。3.依法改判吴国琳赔偿武仰民处罚款70000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国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武仰民在受让温州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股权前对公司面临处罚的事实并不知情，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武仰民、吴国琳双方对于2016年1月22日温州市鹿城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鹿城区执法局）受理合众公司的违规行为立案调查的情况系明知的”没有事实依据，吴国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武仰民对此知情，一审予以认定显属事实不清。2.武仰民对案涉厂房将必然面临行政处罚的事实并不知情，且无法预见。理由为：一是依据案涉《房屋租赁协议》就“乙方使用功能性变化所产生的政府各部门的各种费用全由乙方承担”的约定，武仰民仅能对原合众公司因用地功能改变有可能产生政府费用支出的可能性进行预见。而吴国琳隐瞒“2016年1月案涉厂房因用地功能改变已被立案，且温州市鹿城富帝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帝公司）已收到温州市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并多次催促吴国琳缴纳罚款”的事实，说明合众公司将必然面临行政处罚，产生损失是既定的必然事实，对此武仰民毫不知情。二是武仰民与案外人罗彬受让合众公司时，根据温州当时的惯例：利用工业用地经营4S店是常态，因此武仰民根据自身经营经验无法预见案涉厂房将因用地功能改变面临巨额罚款。二、一审判决认定违法所得款按合众公司新旧股东的经营期间和持股比例分摊，罚款由4人均摊，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是吴国琳存在重大缔约过错，武仰民并无过错，故违法所得款损失和罚款均应由吴国琳承担。按照法律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应赔偿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以求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武仰民基于信赖认为受让的是“无瑕疵股权”，因行政处罚瑕疵而蒙受的损失应全部由吴国琳承担。吴国琳在案涉协议有效成立的情形下，不仅应承担实际损失，还应承担由此造成的间接损失。参照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信赖利益赔偿的责任范围应如何确定的观点，结合本案事实：即因吴国琳违反先合同义务，应告知而未告知，应说明而未说明，致武仰民基于对吴国琳的缔约行为的信赖（信赖利益中的信赖，应当是对缔约相对人的缔约行为的信赖，而非对合同的信赖，合同的成立生效只是被信赖的缔约行为的结果，而不应作为确定信赖利益的前提），造成实际利益受损，包括额外增加的交易费用、成本以及相关罚款等。温鹿综法处字［2019］第029-0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违法行为时间为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日，其中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日为吴国琳与案外人陈嗣辉经营期间，该段期间的相关罚款等费用本应由吴国琳与案外人陈嗣辉承担；同时因吴国琳在缔约过程中未告知武仰民相关事实，导致武仰民之后继续经营，额外增加费用和成本，损失进一步扩大。目前造成的损失：武仰民与案外人罗彬支付的违法所得款1275810.6元、罚款100000元，合计1375810.6元，武仰民已按受让股权比例承担所有损失的70%，违法所得款损失为金额为893067.4元，罚款损失为70000元，均应由吴国琳予以赔偿。吴国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武仰民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武仰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合众公司向富帝公司支付行政处罚款的原因，认定错误。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2014年5月份签署的《厂房租赁合同》，背景是2012年3月12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鹿城区强三优二城市有机更新工作实施细则》，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认为租赁的厂房具有一定退二进三可能性，故而在该《厂房租赁合同》中对退二进三过程中政府合法规费的负担进行了约定，从条文表述“该厂房由于乙方使用功能性变化所产生的政府各部门的各种费用全由乙方承担，政策性处理由甲乙双方全力共同解决”即可以明显看出。依据该份《厂房租赁合同》是无法得出富帝公司违规出租厂房的后果由合众公司承担这样的结论的；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2017年5月3日，股权转让之后的2018年7月31日、2019年4月25日，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分别另行签署了《协议书》、《商讨会议纪要》，约定“富帝接到温州市鹿城行政执法局新的处罚决定书后，合众公司在24小时内向富帝缴纳处罚金的全额，由富帝代缴给温州市鹿城区行政执法局”等，显然该2份股权转让行为完成1年多之后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签署的文件，是合众公司后续向富帝公司依据该2份文件支付行政处罚款的原因和依据文件。2.一审判决认定合众公司因为违规行为受到处罚，认定行政执法局就合众公司涉嫌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一事进行调查与事实不符。本案从始至终，行政执法局均未对合众公司有任何调查立案的行政行为。案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行政执法局对富帝公司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进行的行政处罚。股权转让之后由武仰民作为大股东的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签署了前款所述《协议书》、《商讨会议纪要》并支付的相关款项，是合众公司的经营行为支出，后果由合众公司负担，并非合众公司受到行政处罚。3.一审法院认定武仰民受到损失，与事实不符合。股权转让之后由武仰民作为大股东的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签署的前款所述《协议书》、《商讨会议纪要》的约定，合众公司自愿向富帝公司支付行政处罚款项，这并非武仰民的付款义务。武仰民自愿代合众公司向富帝公司支付了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约定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付款效果由合众公司享有，武仰民的付款后有权向合众公司进行追偿，故其代为支付款项的行为产生了对合众公司付款请求权，并非受到损失。二、一审判决法律依据不足。武仰民以缔约过失责任提起诉讼，最起码需要证明吴国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给武仰民造成了损失。但在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及履行的过程中，不存在前述情形，武仰民作为一审原告对于其主张的事实并未提供充足证据。1.双方股权转让过程中，吴国琳并未有隐瞒事实等依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先合同义务的违反。双方之间转让的是吴国琳持有的合众公司的股权，在转让过程中的先合同义务主要应当限定在转让标的的瑕疵告知义务。吴国琳持有的股权没有重大瑕疵，该转让给武仰民的股权是吴国琳合法拥有的股权，且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股权转让合同缔结及股权交割过程中，吴国琳持有的合众公司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该些股权也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被答辩人利益的瑕疵，在股权转让交割过程中，吴国琳未以转让、赠与、抵押、质押等任何影响武仰民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吴国琳已妥善遵循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武仰民认为受到损失，主要理由是认为根据《房屋租赁合同》应当由合众公司承担罚款（该观点吴国琳不予认可，《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并不是对违法行为的承担约定，而是对退二进三相关费用的约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吴国琳已向武仰民递交了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的事实均是认可的，显然吴国琳已经将合众公司的主要合同情况向武仰民进行了有效披露和告知，已妥善完成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义务；吴国琳不存在刻意隐瞒相关事实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然需要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及《温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文件的规定，案件应当在30日内调查完毕。2016年1月15日、3月10日的谈话内容仅是针对租赁地点、出租人、租赁期限等进行简单询问，并未提起处罚相关事宜，至2017年5月份股权转让之时，吴国琳未收到相关《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也从未有任何人通知吴国琳相关行政处罚情况，任何一个普通人，均无法在谈话超过1年之后，得出富帝公司将要被行政处罚、后果将要由合众公司承担的结论和预期；武仰民对厂房租赁情况及是否将会面临行政处罚与吴国琳的认知程度是一致的，吴国琳并不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形；吴国琳已将《房屋租赁合同》向武仰民进行交接，相关权利义务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武仰民自身也是开办汽车4s店的人员，其对于温州地区汽车4s店的经营场地租赁情况及相关后果的认知程度与吴国琳的认知是一致的。2.武仰民系代合众公司向富帝公司支付相关款项，并未遭受损失。股权转让之后由武仰民作为大股东的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签署的前款所述《协议书》、《商讨会议纪要》的约定，合众公司自愿向富帝公司支付行政处罚款项，这并非武仰民的付款义务。武仰民自愿代合众公司向富帝公司支付了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约定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付款效果由合众公司享有，武仰民的付款后有权向合众公司进行追偿，故其代为支付款项的行为产生了对合众公司付款请求权，并非受到损失。武仰民答辩称：一、吴国琳称其缔约案涉合同时并未违反先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1.吴国琳于缔约案涉合同的一年前，便已知案涉厂房租赁涉及行政处罚，且富帝鞋业己多次催促其缴纳罚款。吴国琳上诉称其仅到执法机关做了笔录，不能预见案涉厂房将面临行政处罚，其陈述避重就轻、不符合常理、且与事实不符。案涉厂房涉及的行政行案件于2016年1月22日便己立案，同年1月15日、3月10日原合众公司两次授权工作人员到执法机关作谈话笔录：同年1月27日执法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温鹿城法责改字[2016］第290215号）。由上述事实可知，案涉厂房将面临行政处罚是一件确定的事情，案涉厂房房东富帝鞋业亦称其多次催促被告缴纳罚款，吴国琳在上诉状中之陈述明显在歪曲事实。2.吴国琳称其在缔约案涉合同前出示了租赁合同，故其不存在隐瞒重要事实，不能成立。《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只能表示案涉厂房存在面临政府费用的可能性。而本案吴国琳与陈嗣辉在转手原合众公司前，隐瞒案涉厂房因改变功能己被执法机关立案调查的事实和案涉厂房面临行政处罚的事实。案涉厂房在租赁期间产生非法所得，故面临行政处罚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吴国琳告知了可能性，但隐瞒了必然存在的事实，明显属于隐瞒了重要事实，违反了先合同义务。二、吴国琳称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并未给武仰民造成损失，不能成立。1.《厂房租赁合同》约定“该厂房由于乙方使用功能性变化所产生的政府各部门的各种费用全由乙方承担，政策性处理由甲乙双方全力共同解决”可以得出案涉厂房涉及的政府费用全部由合众公司承担，吴国琳上诉却称该约定无法得出费用全部由合众公司承担，其陈述指鹿为马。2.吴国琳称武仰民支付的1043028.8元处罚保证金和承担的违法所得款1275810.6元、罚款100000元均系基于武仰民自愿，明显违背常理。吴国琳还称武仰民支付上述款项的原因是签署了《协议书》《商讨会议纪要》，否认了该款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案涉厂房涉及行政处罚；而武仰民的损失恰恰是由于吴国琳隐瞒该根本原因造成的。3.吴国琳称武仰民系代合众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故无损失，不能成立。合众公司是由武仰民与案外人罗彬出资构成，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相关风险或亏损均由股东与公司共担，实际上最终仍由股东承担。而且，本案实际缴纳上述款项的亦是武仰民而非合众公司，该事实有转帐凭证为证。三、根据吴国琳在上诉中的逻辑是因为其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出示了房屋租赁协议，而该协议有约定关于如果产生政府费用由谁来承担，故其认为武仰民对立案处罚是明知的，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上诉状里面也讲到，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关键是行政处罚案件立案时武仰民是否明知，因为股权转让的时间是发生在2017年，当时立案的时间是2016年1月22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武仰民在股权转让的时候知道立案以及面临政府性支出。如果说有改变用地功能，有可能面临政府性支出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概率是很低的，因为在瓯海、龙湾，包括鹿城，将工业用地改为4S店不予处罚，这个是一个共识。武仰民作为汽车经营的商人在龙湾也有类似的都没有进行处罚。但吴国琳隐瞒案件已经立案了，立案已经一年多，一直在调查，这是一个必然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认为吴国琳明显属于隐瞒了与股权转让相关的重要事实。四、关于赔偿的范围。一审法院关于行政处罚和违法所得责任分配的前提是基于武仰民受让合众公司对行政处罚事情是明知的，故在新旧合众公司的股东经营过程当中，对双方过错做了分配，但我们认为武仰民没有任何过错，吴国琳应承担完全的过错，赔偿范围应该是所有的非法所得的损失，包括处罚的损失，也包括为了进行行政复议过程中承担的资金占用的损失，都应当由吴国琳承担。吴国琳答辩称：本案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吴国琳转让股权的时候，股权完整没有瑕疵，且已经递交了武仰民作为基础证据的房屋租赁合同。吴国琳从不存在恶意，当时的调查取证是股权转让之前一年多针对富帝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的调查，武仰民诉状写的是错误的。吴国琳从未收到相关的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等材料，不可能预见也不在告知的范围，因为已经递交了作为主要依据的房屋租赁合同。本案武仰民支付的款项系其代替合众公司支付的款项，武仰民依法是对合众公司享有一个请求权，武仰民将公司与自然人混同没有法律依据，武仰民本身就不可能享有两笔请求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于武仰民所讲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们作为被上诉人同时也是作为上诉人，已经提起了上诉，具体的相关事实理由与上诉状中是一致的。武仰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国琳赔偿武仰民损失963067.40元、罚款7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9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吴国琳赔偿武仰民行政处罚保证金的资金占用损失73012元（以73012元为基础，按月利率1%从2018年7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吴国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7日，富帝公司与合众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该厂房的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租赁给合众公司作为建立汽车4S店经营场所之用，富帝公司要配合合众公司建店装修过程中的VI要求。该厂房由于合众公司使用功能性变化所产生的政府各部门的各种费用全由合众公司承担，政策性处理由富帝公司、合众公司双方全力共同解决”。2016年1月14日，合众公司委托朱海侃接受鹿城区执法局的调查和询问。2016年1月15日，鹿城区执法局对合众公司就合众公司涉嫌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一事向朱海侃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合众公司地址位于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富帝公司一层），营业场从富帝公司承租，租赁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2016年3月10日，鹿城区执法局对合众公司再次就合众公司涉嫌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一事向朱海侃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合众公司考虑经济利益，将位于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富帝公司2幢厂房一楼东侧）出租给德士隆鞋机售后服务中心，租赁期限为2015年5月15日至2016年5月14日，嗣后，由于生意不好，德士隆鞋机售后服务中心于2016年初开始停止营业并搬离。2017年5月3日，武仰民与吴国琳签订《温州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吴国琳持有合众公司90%的股权（计900万元人民币），现将其持有合众公司70%的股权（计700万元人民币）以7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武仰民；二、股权转让款由双方自行账外交割，并在此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三、股权转让后，吴国琳减少承担和享有合众公司股东义务和权利，相应的义务和权利由武仰民承担和享有”。嗣后，双方于2017年6月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7月26日，鹿城区执法局作出温鹿综法处字【2016】第02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7月31日，富帝公司与合众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为保证解决该项处罚完结，现合众公司向富帝公司缴纳1043028.80元整保证金，待行政处罚途径完毕，根据处理结果再多退少补，富帝公司在合众公司对行政处罚行使权期间必须予以协助配合，知道该行政复议结案为止。保证金汇入金海帆工商银行账户”。同日，武仰民向金海帆工商银行账户汇款1043028.80元并备注转账用途为行政处罚保证金。嗣后，富帝公司向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温州市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26日，温州市执法局作出温集复19【2018】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温州市执法局认为鹿城区执法局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的违法所得时间段与事实不符，故决定撤销鹿城区执法局作出的温鹿综法处字【2016】第029-001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鹿城区执法局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7月31日，鹿城区执法局对富帝公司作出温鹿综法处字【2019】第029-0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2014年6月1日以来，富帝公司未经许可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将位于温州××号××道××房××房的一层出租给合众公司作营业使用，建筑面积3855平方米，其中厂房为3112平方米，办公房为743平方米，经评估，截至2019年6月3日，违法所得为人民币壹佰壹拾柒万伍仟捌佰壹拾元陆角；2014年8月17日至2016年2月17日，将该地块内东首一幢独立四层工业用房出租用于幼儿园营业使用，建筑面积1777.48平方米，经评估，违法所得为人民币叁万贰仟零伍拾伍元玖角叁分。合计违法所得为人民币壹佰叁拾万柒仟捌佰陆拾陆元伍角叁分。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违法。……现责令你单位十五日内恢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房屋用途，并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日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万柒仟捌佰陆拾陆元伍角叁分；2、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9年8月15日，富帝公司向合众公司发送《缴纳行政处罚金的通知》，该通知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规定，合众公司应承担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日违法所得款、罚款。认定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275810.60元，罚款100000元，共计1375810.60元。……如合众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仍然未支付上述款项，富帝公司将于2019年8月16日单方解除与合众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并采取断水断电措施，断水电时不再另行通知合众公司……”。嗣后，武仰民于2019年8月15日向富帝公司支付代缴行政罚款100000元、2019年8月23日向富帝公司支付代缴行政罚款1275810.60元，合计1375810.60元。一审法院认为：武仰民与吴国琳签订的《温州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已按约履行协议书所规定的义务，合法有效。武仰民、吴国琳双方对于2016年1月22日鹿城区执法局受理合众公司的违规行为立案调查的情况系明知的，但其对违规行为是否要受行政处罚系其双方估计不足的。故吴国琳于2017年5月3日将其持有的合众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武仰民时所签订的《温州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合众公司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的处罚并未作出约定，且武仰民对是否会面临处罚以及处罚的金额无法预见。本案合同虽已成立并生效，但吴国琳在缔约阶段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导致武仰民受到损失，武仰民有权向吴国琳主张损害赔偿。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该院认为吴国琳应对其担任合众公司股东期间（即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日）在其经营合众公司的违规所得款项金额的70%的计算，即520589元。对本案行政处罚款项100000元，由武仰民、吴国琳双方及案外人陈嗣辉、罗彬四人平均分摊，即各承担25000元。武仰民、吴国琳双方在本案协议书签订协商过程中均存在过错，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武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5月27日判决：一、吴国琳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武仰民违规所得款损失520589元、处罚款项25000元，合计545589元。二、驳回武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55元（已预缴18403元），由武仰民负担6396元，吴国琳负担8359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应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吴国琳于2017年5月3日将其持有合众公司的70%股权转让给武仰民，而富帝公司的涉案厂房租赁给合众公司因违规行为于2016年1月22日被鹿城区执法局立案调查，合众公司亦委托公司工作人员接受调查询问，结合合众公司与富帝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该厂房的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租赁给合众公司……该厂房由于合众公司使用功能性变化所产生的政府各部门的各种费用全由合众公司承担，政策性处理由富帝公司、合众公司双方全力共同解决”等内容及吴国琳在合众公司所占股份情况，吴国琳对合众公司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应当是知道的，其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武仰民时应将上述可能影响合同订立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武仰民，其对此未告知，后鹿城区执法局向富帝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武仰民因此向富帝公司支付代缴相应的行政罚款，导致其受到了损失，故原审法院认定吴国琳在缔约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武仰民有权向吴国琳主张损害赔偿并无不当。吴国琳提出依据《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得出富帝公司违规出租厂房的后果由合众公司承担，合众公司支付相关款项系其经营行为支出，武仰民代为支付款项的行为产生对合众公司付款请求权，并非受到损失以及吴国琳不存在隐瞒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武仰民对《房屋租赁合同》中载明的内容是清楚的，结合其陈述内容，武仰民对合众公司租赁涉案厂房存在的违规行为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风险应有所预知，但其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仍受让了吴国琳持有合众公司的涉案股权，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定吴国琳赔付武仰民违规所得款损失及处罚款项合计545589元并未明显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武仰民、吴国琳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5元，由上诉人武仰民负担8933元，由上诉人吴国琳负担58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代书记员 朱筱璇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