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初807号原告：艾弗森品牌资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花园街2-16号好景商业中心20楼12室。代表人：林聪炎，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木，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聪，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令洋，男，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原告艾弗森品牌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弗森公司）与被告余令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受理。2019年4月11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81民初1241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移送管辖错误，报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指定管辖。2020年7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辖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艾弗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聪、被告余令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艾弗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余令洋立即向艾弗森公司支付货款2282190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利率6%计算）；2、判决余令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案诉讼过程中，艾弗森公司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余令洋立即向艾弗森公司支付货款155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艾弗森公司原名为全能明星（国际）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8日更为现名称。余令洋因经营需要，向艾弗森公司购买鞋材、服装等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双方于每月底进行对账。最后一次对账时间为2011年2月28日，余令洋确认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684553.81元，在扣除402363.8元春夏产品定金后，余令洋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282190元。艾弗森公司负责人林则栋与余令洋于2012年进行结算确认，余令洋确认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00万元，结算之后余令洋向艾弗森公司支付货款45万元，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155万元至今未支付。鉴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艾弗森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余令洋辩称：根据2011年2月的对账单，余令洋后陆续通过打款给艾弗森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桂平、商场直接打款给艾弗森公司等形式支付，因为时间久远，有的支付明细银行无法调取出来。根据余令洋现有的证据有还款明细的一共是847282元，没有明细的是95万，应当以艾弗森公司起诉的数额减去847282元，对于没有提供证据但是事实存在的款项保留权利。对于艾弗森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于2012年达成一致性意见，余令洋所欠艾弗森公司200万元货款打完折后，余令洋给付艾弗森公司100万元即结清货款。后余令洋还款45万元，确因经济困难未偿还剩余55万元款项，同意给付剩余55万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余令洋因经营需要，向艾弗森公司购买鞋材、服装等商品，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双方2011年2月28日的对账单显示，余令洋确认截至2011年2月28日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684553.81元，该结存金额不包括2011年春夏产品定金402363.8元。2011年5月订购会，余令洋向艾弗森公司订购总价值2265988.2元的产品。双方经结算，确认余令洋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987616.22元。该对账单上载明：11春夏订金402363.8元、11秋冬订金453197.64元。2019年5月20日，艾弗森公司负责人林则栋与余令洋电话通话录音载明：林：“小余，你以前好像是有改过一次名字是吗？”余：“改过。”林：“余秋芳改成什么名字？”余：“余令洋，身份证也改了。”林：“哦，那现在不叫余秋芳了？”余：“嗯，现在叫余令洋。”林：“你承诺给我的是2012年要付30万，其他的2013年要付清。我查了一下，2012年你付了我三笔，2012年到2013年你总共付了我三笔，总共才付了30万，那2013年的70万你没有履行。2013年没有履行，2014年你汇了5万，2015年汇了5万，2016年到2017年你没有履行，2018年是我打电话给你，才汇了一个3万和一个2万。我的意见是，我那时候跟你谈的，你既然没有去履行，我又给你五六年的空间，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去还这笔钱，我觉得也说不过去。”“我明确跟你讲，如果还是按原来的思路走，肯定是行不通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下，你先把账对清楚，然后我们再给你出个方案。就算按照2012年你跟我谈的100万，200万的账按100万结算，2012年付了30万，剩下未付的70万，不管怎么说这五年你也要付给我利息。”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艾弗森公司为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故本案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艾弗森公司与余令洋未对买卖合同所适用的准据法作出约定，余令洋是付款方，其履行付款义务最能体现该买卖合同特征。因余令洋是内地公民，故内地法律应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虽然艾弗森公司与余令洋并未就二者之间的买卖关系订立书面合同，但结合当事人对货物买卖事实的确认，以及当事人提交的关于买卖双方供货与付款之间的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艾弗森公司与余令洋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艾弗森公司与余令洋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余令洋提出应当以2012年其与艾弗森公司负责人林则栋协商的将200万元还款额按100万元结算，故其只应向艾弗森公司支付剩余的55万元货款本金的主张，因双方既未签订正式的和解文件，亦未将其协商内容向人民法院申请制作调解文书，故余令洋的上述主张不能作为判断其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金额的依据。本院根据余令洋与艾弗森公司负责人林则栋通话确认的2012年底余令洋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200万元，余令洋后已偿还45万元的事实，确认余令洋尚欠艾弗森公司货款155万元。故艾弗森公司主张余令洋支付货款155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当事人一方未能依约足额支付货款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承担延迟支付逾期利息。余令洋在2012年确认债务后未能按照双方约定按时足额还款，具有过错。现艾弗森公司提出余令洋应当以欠付货款本金155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计算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2019年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院认为上述计算标准和计算期间具有合理性，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余令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艾弗森品牌资产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550000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以15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50元，由余令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艾弗森品牌资产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余令洋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梅 宇人民陪审员  李海燕人民陪审员  邓国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