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2222号原告：北京思多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25号1幢6层10-1号。法定代表人：卢彩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北京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振华，北京载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慧与（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8号院1号楼2层A01、C01单元，3层A01、C01、D01单元。法定代表人：朱海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5幢三层318。法定代表人：陈中林。原告北京思多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多锐公司）与被告慧与（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与公司），第三人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思多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苗振华，被告慧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大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思多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慧与公司返还合同款1659175元；2、慧与公司支付利息（以1659175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6%标准计算）；3、慧与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慧与公司原名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是惠普软件的权利人，思多锐公司是计算机软件、硬件的经销商，大唐公司是慧与公司在中国大陆软件产品的一级经销商。思多锐公司、慧与公司均为IT行业经营者，两公司之间有多种业务往来，慧与公司在中国大陆的销售政策是产品分为一二级经销商。2015年1月，慧与公司销售经理郭XX找到思多锐公司经理郭X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公司）旗下的公司北京中油瑞飞公司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瑞飞公司）需要采购惠普软件产品（该产品为工业企业使用，专为最终客户定制，其他企业无法使用），由于中石油公司采购审批流程时间长，执行时间在2015年4月左右，惠普公司考核业绩压力大，希望思多锐公司能配合一级代理商大唐公司，签订软件产品的买卖合同，帮助慧与公司压货，待3个月之后，由大唐公司再直接销售给中油瑞飞公司,同时解除大唐公司与思多锐公司的软件销售合同，思多锐公司将无任何责任。思多锐公司经理基于对慧与公司的信任，便与第三人大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此前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也不认识该公司人员，也从未就该软件产品销售、购买有过任何洽谈。思多锐公司同意大唐公司签署软件合同，完全是听从慧与公司的指示，为了帮助和配合该公司，但在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合同后，慧与公司所提交的软件无法达到中石油公司旗下公司要求，中石油公司旗下公司最终没有采购该软件产品，但大唐公司却依据《销售合同》起诉思多锐公司，致使思多锐公司向大唐公司赔偿共1659175元。思多锐公司因帮助慧与公司遭受上百万的损失，慧与公司起初表示想办法补偿，但均未实现，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多锐公司诉至法院。被告慧与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第一，慧与公司与思多锐公司之间就涉诉项目未建立任何合同关系，思多锐公司主张基于其与大唐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向慧与公司主张代付合同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慧与公司既不是合同相对方，亦非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合同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慧与公司并非适格被告，思多锐公司主张代付合同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缺乏依据。第二，思多锐公司未建立《销售合同》与慧与公司之间的任何关联，思多锐公司就其诉讼请求的举证中，并无任何其与慧与公司就《销售合同》项下内容进行沟通的文件，无法建立任何《销售合同》与慧与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思多锐公司主张的在不与慧与公司或最终用户做任何沟通和确认的情形下，由大唐公司先行与其签约再解约的操作，不符合逻辑、政策的下单流程或商业实践。仅就《销售合同》而言，如果存在交付货物不符合要求的情形，或者未和最终用户或慧与公司进行任何确认的情形下，其应拒绝大唐公司在另案中的支付要求，但其仍与大唐公司达成和解并支付款项，慧与公司无法理解且对此不知悉。第三，即便思多锐公司对慧与公司存在任何请求权，其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思多锐公司所称《销售合同》已经于2015年1月13日履行完毕，诉讼时效自2016年5月6日起算三年，思多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慧与公司并非《销售合同》主体，并不知晓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的争议过程，思多锐公司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缺乏合同基础和相关事实基础。即使存在任何请求权，亦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大唐公司未作陈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慧与公司原名称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经工商核准更名为现名称。思多锐公司提交《销售合同》，用以证明：思多锐公司应慧与公司要求为配合压货与大唐公司签订合同。《销售合同》载明：买方思多锐公司，联系人郭X，卖方大唐公司，联系人宋浩；货物价格1324723元；合同尾部附件1《产品清单》载明产品编号、描述和数量。慧与公司不认可真实性，称慧与公司并非合同签署主体，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证明关联性。思多锐公司提交《惠普公司价格批复文件》、《电子邮件》、《惠普软件最终用户查询反馈单》、《软件采购谈判会议纪要》、《软件产品采购合同》、《解除协议声明》、《不解除合同邮件》，用以证明：中油瑞飞公司系中石油公司下属公司，购买软件产品在惠普公司完成价格批复，涉案软件最终用户为中石油公司；思多锐公司根据慧与公司的要求为配合压货与大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涉案软件为工业企业专用，思多锐公司至今未提取未激活，思多锐公司在收到软件交付邮件后发给慧与公司的郭XX；大唐公司与中石油公司签署软件采购合同后，将解除大唐公司与思多锐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并退还预付款退还支票；后因慧与公司交付软件产品与合同约定不符，大唐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之间的软件采购合同未能顺利履行，大唐公司拒绝与思多锐公司解除《销售合同》。慧与公司均不认可真实性，称：郭XX原是慧与公司职员，2016年2月离职后，邮箱被注销，无法核实邮件真实性；《惠普公司价格批复文件》所列产品、编号、日期、总价与《销售合同》附件《产品清单》无法对应；思多锐公司出示的邮件中均没有体现思多锐公司与慧与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或交付产品的关联性；中石油公司有采购需求，不能证明中石油公司和慧与公司签署了合同；《软件采购谈判会议纪要》没有慧与公司签署，描述的采购内容也无法与思多锐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应。思多锐公司提交（2013）朝民初字第18127号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7690号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终494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申215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慧与公司因相同事项，为完成业绩，以与本案相同的手法操作后未履行补偿义务，而被起诉，最终生效判决认定慧与公司承担货款并承担损失；本案压货做法系慧与公司惯用商业做法。慧与公司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本案中思多锐公司未提供完整的交易链条，未建立符合逻辑的合理事实，未体现慧与公司承诺的合同关系。2016年4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8民初32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本院于2015年12月31日立案受理了大唐公司诉思多锐公司、郭X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唐公司诉称2015年1月13日，大唐公司与思多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思多锐公司向大唐公司购买了软件产品，大唐公司按照约定交付货物，思多锐公司应该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大唐公司货款1324723元，逾期付款必须支付违约金，同日，大唐公司与思多锐公司、郭X签订了担保合同，约定郭X对销售合同项下思多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货款、违约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合同签订后，大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思多锐公司仅支付大唐公司预付款66236元，剩余款项1258487元不予支付，经大唐公司催要后，思多锐公司出具对账单和付款承诺函，但仍不支付拖欠货款；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思多锐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前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1258487元、违约金302037元，律师费27415元，共计1587939元；思多锐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前向大唐公司支付因本案事实支出的费用5000元；郭X对思多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郭X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清偿范围内向思多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大唐公司支付。慧与公司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称：思多锐公司与慧与公司未建立法律关系，调解书载明的付款时间是2016年5月6日，距离本案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经询，双方确认：针对诉争软件，思多锐公司与慧与公司未签署委托协议或购货合同，亦未签署过书面合同。思多锐公司称：与慧与公司签订过代理合同，思多锐公司是慧与公司在2011年1月至2016年底的经销商。慧与公司称：思多锐公司曾是慧与公司在2013年2月7日至2014年6月23日的经销商。关于压货，思多锐公司称：其与慧与公司存在压货口头协议，压货指思多锐公司先行购买慧与公司即将出售给目标用户的产品，待该产品销售给目标用户后，再解除思多锐公司与慧与公司的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买卖合同，从而完成压货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由于慧与公司不直接向用户出售产品，只能通过其一级代理商下单，再出售给目标用户，思多锐公司是二级代理商，只能通过慧与公司的一级代理商下单购买慧与公司的产品，由大唐公司下单后，再将产品销售给思多锐公司，待所压产品销售给目标用户后，再解除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的销售合同，思多锐公司无须承担责任；本案中最终用户为中石油公司，软件为定制产品，只能由该公司使用，其他人无法使用；思多锐公司所压之货（即大唐公司发给思多锐公司之货）与大唐公司发给中石油公司之货为同一产品；《销售合同》只是为配合慧与公司压货而履行的表面手续，并非思多锐公司与大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慧与公司不予认可。关于采购需求，思多锐公司称：中石油公司的孙XX向慧与公司的郭XX发送了采购需求邮件；软件由慧与公司交付中石油公司，因慧与公司提供的软件为三年许可，三年后需要付费，并非永久使用许可，中石油公司拒绝验收货物并向大唐公司的宋浩发出拒绝验收邮件，宋浩将邮件发送给了郭XX。慧与公司不予认可，称无法打开邮件无法登录，无法核实是否存在涉案软件交付。关于价格批复，思多锐公司提交的《价格批复》系复印件，系慧与公司和大唐公司交付。慧与公司不予认可，称：无法核实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是否向有关公司出具过价格批复。关于软件交付，思多锐公司称：第一，2015年1月26日收到大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交付给思多锐公司的软件，思多锐公司收到大唐公司交付的软件后马上通知了慧与公司的郭XX，由慧与公司直接向中油瑞飞公司交付软件，时间是在2015年1月26日之前。第二，慧与公司如何向中油瑞飞公司交付软件，思多锐公司不掌握该证据。慧与公司称：无法核实2015年期间是否向有关公司交付过《产品清单》载明的产品，亦无法核实是否向中油瑞飞公司或者大唐公司交付诉争软件。关于大唐公司与慧与公司和大唐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是否签署合同、购买软件及支付货款，思多锐公司称：慧与公司授权大唐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签署了《软件产品买卖合同》，大唐公司向慧与公司付过款，但是付款时间和金额不清楚。慧与公司称：大唐公司是慧与公司的经销商，肯定由付款往来，但针对诉争软件，慧与公司与大唐公司没有签署销售或买卖合同，无法核实大唐公司是否向慧与公司付款。关于慧与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是否签署合同，思多锐公司称：慧与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签署了《ELA许可协议》，并提交未盖章的电子打印件。慧与公司称：未签署过《ELA许可协议》，无法核实电子邮件真实性，电子版《ELA许可协议》亦未盖章。关于《销售合同》是否解除，思多锐公司称：慧与公司与中油瑞飞公司签署了《ELA许可协议》后，思多锐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相隔一个月后，中油瑞飞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发送了不同意解除合同的邮件，思多锐公司认为《销售合同》没有解除。慧与公司不予认可。宋浩作为证人到庭称：压单是为了提前供货，第三人和中石油公司签约并交付了软件；慧与公司的生意一个单可能分两次下单，需要冲数，如果大唐公司与中石油公司的合同执行，大唐公司和思多锐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解除，等于将思多锐公司的货收回大唐公司，再由大唐公司一并卖给中石油公司，最后因为慧与公司交付的货不对版没有卖成。大唐公司向慧与公司付完款，大唐公司依据合同向思多锐公司主张款项，思多锐公司购买了货物，没有激活没有使用。关于软件现状，思多锐公司称：涉案软件没有激活，仍在慧与公司系统。慧与公司称：因为时间久远且慧与公司企业并购，系统无法显示，无法核实。关于诉讼时效，本案庭前谈话及庭审时，思多锐公司称：（2016）京0108民初321号《民事调解书》履行完毕后，向慧与公司主张过权利，但是没有书面证据。本院庭审结束后，思多锐公司提交录音证据，用以证明：2017年4月9日，郭XX与李时、张XX、王XX协调处理压货造成损失的补充事宜。慧与公司不认可，称：思多锐公司于庭审后提交的录音不符合证据规则，且无法建立涉案诉争事项的关联性，且思多锐公司、大唐公司、慧与公司除了本案诉争纠纷，还存在合作关系，思多锐公司和大唐公司都是慧与公司某一时期的经销商，无法核实录音项下事项与诉争事项相关。另查，思多锐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思多锐公司主张签署《销售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慧与公司完成业绩目标，并与慧与公司达成了压货的合意，但在慧与公司否认的情况下，思多锐公司并未提供充足证据对此证明，亦未有相关证据显示慧与公司对其主张的压货作出追认或者确认，在此情形下，思多锐公司主张其因履行《销售合同》产生的对大唐公司的付款由慧与公司承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思多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96元、公告费260元，均由原告北京思多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学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