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民终118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迟淑荣，女，195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楠楠，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慧娟，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延铎，男，194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上诉人迟淑荣因与被上诉人刘延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20）吉05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迟淑荣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20）吉05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下合称为“双方”）同居期间财产已混同，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同居期间财产已混同的事实依据系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工资卡交由上诉人保管。但上诉人已于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上诉人虽保管被上诉人的工资卡，但双方同居期间每月分别从各自的工资卡中取出一部分钱用于共同生活开销，其余均为双方个人财产，从未发生混同。结合被上诉人曾于庭审中有关，1．除退休工资外无其他收入；2.2017年患癌时的治疗费用为其个人承担（存有3万元个人存款）；3．截至双方同居关系解除之时虽存有9万元定期储蓄，但该笔款项系其个人存款与上诉人无关等自述，恰恰证明了即便上诉人保管了被上诉人一段期间的工资卡，但双方财产自始是互相独立的，否则被上诉人自认的个人存款9万元，亦应认定为双方同居期间共同财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上诉人应就双方财产混同进行举证，且其陈述前后不一致时，一审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本案事实。但一审法院在上诉人除《协议》外，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财产混同，且被上诉人在对自己有利时主张财产混同，对自己不利时主张双方财产独立的情况下，仍认定双方同居期间财产已混同，显然违反上述规定，二审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分手协议》（下称“《协议》”）系分手时对同居财产的最终结算及处理方式，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系解除同居关系时，双方对同居财产的最终结算及处理方式的依据系《协议》内容及双方签订《协议》时是准备分开（详见一审判决第7页）后于次日和好，故认为双方的同居关系以签订《协议》为时点，可分为两个同居关系阶段，第一次同居关系结束以双方签订《协议》并履行为标志，此后双方之间是新的同居关系（详见一审判决第8页）。首先，一审法院已查明，双方于2010年开始同居至2020年分手。双方均未承认《协议》签订时已解除同居关系，特别是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时已明确表示，2019年《协议》签订时双方并未分手（详见一审判决第4页，“刘延铎对反诉辩称，……被告2019年提出分手，被告亲手写的分手协议，但是当时没分……”）及结合《协议》载明的内容“刘延铎、迟淑荣因性格不合，协议分手。迟淑荣给付刘延铎房款4万元”，双方的同居期间不应分段计算，且双方于同居过程中签订的《协议》应视为附分手条件的合同，但因签订时所附条件未成就，故该协议虽成立但未生效，被上诉人不能基于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分手且共同生活一年后，以现分手条件已成就为由，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其次，《协议》的内容亦无法体现是针对双方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析产协议。上诉人已于一审庭审中多次强调，出具《协议》是为了被上诉人能尽快同意分手，《协议》载明的4万元房款系2013年上诉人女儿购买用于双方养老居住的房产（下称“案涉房产”）时，向被上诉人借款3万元及被上诉人购买部分家电、装修支出的1万元，但上述借款上诉人已代其女儿偿还完毕，但被上诉人却认为该笔借款偿还后其已全部用于治疗疾病，应重新偿还3万元，且应支付其购买部分家电、装修而支出的1万元，故被上诉人以同意分手为前提，要求上诉人出具《协议》，并在协议中写明“房款4万元”。针对上述主张，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出示取款及转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而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出示的全部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却未能对《协议》中载明的房款的由来及其对于案涉房产投入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出示相反的证据加以反驳。（三）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女儿的聊天内容不构成《协议》签订后双方书面确认已无债权债务关系，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女儿于《协议》签订次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同时提交了保存该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内容为上诉人女儿向被上诉人发送其购房时向被上诉人借款的3万元已足额偿还完毕，此后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同意，拟证明被上诉人已于《协议》签订后书面确认双方再无债权债务纠纷，《协议》所涉权利义务已终止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却以被上诉人虽回复“我同意”，但该文字未有明确的指向性，且无法证明双方达成了用各款项冲抵被告欠款的明确合意为由，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未予采信。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能充分证明上述证明目的。首先，根据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双方的聊天时间发生在《协议》签订次日，且上诉人女儿于聊天当日13点48分发送信息后，被上诉人于14点04分即两次回复“我同意”，其“同意”指向的对象，显然系上诉人女儿向其发送的全部文字内容。其次，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上诉人女儿发送的信息可总结为：确认1．案涉房产系上诉人女儿所有；2．上诉人女儿购房时向其借款3万元已偿还完毕，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其女儿此后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双方此后生活开销及医疗费用的承担方式。而被上诉人两次回复“我同意”，显然系对上诉人女儿拟确认的全部事实不持任何异议，其已通过书面方式免除了上诉人一方基于《协议》产生的全部债务，《协议》所涉权利义务已终止，该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予纠正。（四）一审法院认为，不论案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是谁，双方确实为购买案涉房产支付了房款的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虽主张对案涉房产进行了金钱投入，但上诉人未予认可，且被上诉人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无任何依据，二审应予纠正。（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协议》签订后向被上诉人给付1.5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已书面确认上诉人女儿已足额向其还款及双方无债权债务关系，故上诉人不仅无继续向被上诉人给付款项的义务，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女儿已向其足额还款后，又收取上诉人1.5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应返还给上诉人。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张财产混同，上诉人主张财产未混同，且未有任何证据证明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仅基于双方承认上诉人于一段期间内保管过被上诉人工资卡的事实及双方于同居期间签订过《协议》，即认定双方同居期间财产混同，但对于双方财产是否混同、如何混同、哪部分混同的基本事实却未予查明。（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主张其于双方同居期间内对案涉房产进行了金钱投入，《协议》系针对双方同居期间共有财产进行的分割，故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进行的4万元出资；上诉人明确反对上述主张（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曾出借给其女儿3万元用于购房），且未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进行金钱投入的情况下，仅基于被上诉人的主张即认定《协议》系双方同居期间就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析产协议，对于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是否进行金钱投入，《协议》载明4万元款项的性质、写明为“房款”的原因、该款项的组成等基本事实均未予查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虽基于双方同居关系产生的纠纷，但双方同居期间财产从未混同，且被上诉人已书面确认双方无债权债务关系，故一审法院援引同居关系析产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属法律适用错误，二审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未能正确认定本案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加诸于上诉人本不应该承担之责任，对上诉人极为不公。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对一审错误判决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之上诉请求。 刘延铎辩称，上诉人说我拿出一小部分工资用于生活是错误的，我当时把工资卡给她了。上诉人侄女欠16300元，上诉人给做的担保，扣她工资进行偿还，我主动提出我们俩把她侄女的钱还上。另外上诉人说我没有其他收入，我有租房合同，每月房租550元都交给上诉人了。2016年8月份我才开户存第一笔1万元，到2017年我患癌症时她存3万，给我存3万，我生病了我把我3万元拿出来看病了，她一分钱没拿。上诉人告诉我她的钱借给她儿子2.5万元，后来我说借给她儿子的钱就别要了。2019年7月6日协议分手之前我们的工资卡是在一起，我们每个月交生活费，我看病全部由我个人承担。我同意一审判决。 刘延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欠款2.5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迟淑荣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多偿还借款1.5万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0年开始同居生活。2019年7月6日，双方签订了《分手协议》，约定因性格不合协议分手，迟淑荣付给刘延铎房款4万元（现金2万元，欠2万元），再没有任何争议。当日被告给付原告现金1.5万元。后双方和好，直至2020年6月分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的精神处理。”第11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第12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分手协议》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房款2.5万元，双方之间应为合同关系。根据双方陈述可知，原、被告之间原系非婚同居关系，签订《分手协议》时是准备分开，根据法律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双方均认可原告将工资卡交由被告管理，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或实际上财产并不混同，故二者同居期间的财产应按照共同共有处理。协议中明确写明给付“房款”，不论案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是谁，原、被告确实为购买该房屋支付了房款，协议内容系原、被告双方因解除同居关系而对之前同居期间财产的处分，无法看出系被告对原告的赠与，故被告主张的《分手协议》中4万元系被告对原告的赠与可以任意撤销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在签订《分手协议》时受到原告的胁迫，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协议书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即应按照协议约定予以履行。被告主张双方签订协议后第二天就和好了，和好后双方约定该协议作废，剩余的钱不用给了。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针对其该主张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当庭出示了协议原件，且根据双方均认可的事实，签订协议后的第二次同居关系中，双方实行AA制，财产是不混同的。综上，双方在签订协议当时，该协议已经生效，并已部分履行，在该时间点，双方即已经结束了此段同居关系，并对之前的财产作出了处分，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给付原告剩余的款项，但被告未给付。后来二者重新开始同居生活，是新的关系产生，上一段同居关系结束时签订的协议并不当然作废，所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终结，应履行完毕，新的同居关系中是否需要分割财产应另行解决。协议书载明被告应给付原告房款4万元，原告认可被告已给付1.5万元现金，被告抗辩称除1.5万元现金外，另有5000元借给了原告女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其女儿并非同一主体，即使确实存在原告女儿向被告借款，也不应等同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款项，故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向原告给付协议约定的剩余款项2.5万元。被告主张案涉房屋系被告女儿所购买，只是在购房时向原告借款3万元，但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中未写明系偿还被告女儿的借款，亦未提及装修花费1万元。且按照被告所述，双方同居期间，被告女儿买房向原告借款，而后却又由被告代女儿偿还给原告，不符合常理，被告的该主张法院不予认可。被告主张房款4万元早已向原告给付完毕，4万元中有1万元系用现金支付给原告、1万元借给原告儿子、1万元借给原告八妹、原告从案涉房屋搬走的家具等冲抵1万元，还多给了1.5万元，即签订《分手协议》当天取现金支付的1.5万元，原告应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取现金1万元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系取出用于给原告支付房款，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主张的借给原告儿子的1万元银行转账记录无法看出系向原告儿子所转的借款；向原告八妹出借的钱款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与其儿子、八妹并非同一主体，向二者支付的款项亦不等同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款项，被告提及的债权如确实存在也应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从房屋搬走1万元物品的证据，且双方并未达成用他人借款及物品冲抵被告欠款的合意，故无法认定被告已向原告给付4万元房款的事实。被告主张签订协议时已经还清房款，但原告认为其治疗胃癌花费3万元，被告有义务治病，因此代女儿偿还的3万元房款不算返还，应该再支付3万元，所以被告写了该协议。法院认为，按照被告所述，原告治病花费3万元，双方分担亦应是被告承担1.5万元并非3万元，且即使在此前被告给付过原告款项，但双方在分手时签订的协议亦是截至分手时对同居财产的最终结算处理及分割方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该协议有效。故被告向原告给付的1.5万元系根据双方协议所约定，原告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予以返还，被告的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迟淑荣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刘延铎2.5万元；二、驳回反诉原告迟淑荣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12元、反诉费87元（均系减半收取），由被告迟淑荣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应否给付被上诉人2.5万元，被上诉人应否返还上诉人1.5万元。关于2.5万元问题，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了2019年7月6日双方签字确认的《分手协议》一份，双方认可协议约定的4万元上诉人已经给付被上诉人1.5万元。该协议已部分履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成立并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给付2.5万元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同居期间财产混同系认定事实错误。因双方认可上诉人保管了被上诉人的工资卡，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生活花销情况，即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财产不混同，故一审法院认定二者同居期间的财产应按照共同共有处理并无不当。虽然双方签订《分手协议》后又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上诉人主张双方签订协议后第二天就和好了，和好后双方约定该协议作废，剩余的钱不用给了。首先，上诉人对此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次，该协议原件仍由被上诉人保管；再者，从查明事实看，双方第二次同居关系中，财产并不混同。故一审认定后来二者重新开始同居生活，是新的关系产生，上一段同居关系结束时签订的协议并不当然作废亦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一审时出示的上诉人女儿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内容中并未明确上诉人女儿提及的3万元就是《分手协议》中4万元，上诉人也没提供证据证明《分手协议》中的4万元如何发生，上诉人没有进一步证明二者的关联性，该证据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1.5万元被上诉人应否返还上诉人问题，如前所述，该1.5万元是双方签订《分手协议》后，上诉人已履行部分，上诉人未能证明该协议已经作废，上诉人要求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迟淑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3.00元，由迟淑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敏 审判员 李尧川 审判员 范立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