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02民初4926号原告：向大妹，女，195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铜仁市人，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原告：杨红，女，1977年11月28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铜仁市人，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梅，贵州黔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被告：张菊英，女，1940年6月23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铜仁市人，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明光，贵州巨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莎莎，贵州巨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杨政兴，男，1975年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铜仁市人，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第三人：龙小兵，男，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铜仁市人，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原告向大妹、杨红与被告张菊英、杨政兴及第三人龙小兵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大妹、杨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梅，被告张菊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明光，被告杨政兴及第三人龙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大妹、杨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于2010年1月22日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两原告系母女关系，原告向大妹与杨华昌（2014年10月23日去世）系夫妻关系，被告杨政兴是原告之子，四人均是坝地岗原著村民。1980年第一轮土地下户时，以死者杨华昌为户主的家庭组成人员向大妹、杨政兴、田妹元（1983年已去世）、杨红在本村承包了5个人的承包地。2006年因铜仁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规划需征收西外环片区的农民土地，根据当时征收标准是“关于村民留地面积调整问题。同意西外环征地农户的留地面积由原每征用一亩稻田留地25㎡调整为每征用一亩稻田留地30㎡，征用旱地按原每征用一亩旱地留地10㎡不变。”2006年铜仁市人民政府征用原告家庭承包稻田面积3382.6㎡，旱地面积：1527.8㎡，共计4910.4㎡。根据当时征地补偿方案，铜仁市人民政府应返还原告家庭安置地面积175.13㎡。2××3年7月，原告丈夫杨华昌因病去世。现因铜仁市人民政府补偿安置方案发生改变，导致原告应征收所享有的安置地发生变化，现两原告才知晓杨华昌生前及被告杨政兴未经两原告同意于2010年1月22日与被告张菊英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杨政兴将两原告所享有其中宅基地面积120㎡私自以129600元卖与被告张菊英。后两原告多次与被告杨政兴交涉要求被告退还其安置地未果。综上所述，两被告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提出前述请求。被告张菊英辩称：1、原告诉称“现两原告才知晓杨华昌生前及被告杨政兴未经两原告同意于2010年1月22日与张菊英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不是事实。原告诉称的事实完全可印证其“不知晓”与事实不符。原告对2006年政府的征收标准、补偿方案及之后变更补偿方案事宜是非常清楚的。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原告在房开商返还房产的方案变更后，原告与被告杨政兴找到张菊英，称杨红没有房子，要求补偿一套房屋给杨红，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张菊英不仅给原告一套房屋并且还退还了原告20㎡土地给，现今原告以未签字为由提起诉讼，实属无理。2、原告未在《土地流转协议》上签字，不必然导致该协议无效。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户只享有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对承包土地的取得、处分等行为均由户主为农户家庭的当然代表对外进行，而并不需要全体家庭成员都予以登记或者签字（如原告一家的承包合同、承包证仅登记了杨华昌的名字，案涉土地被征收后政府补偿原告一家175.13㎡的土地也只是返还到杨华昌一人名下）。3、农户户内人员对承包土地的享有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政策。所有这些特征表明了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完全不同于其他如房屋所有权等物权。本案的土地流转，已经过土地的所有权代表（村委会）的同意，有政府（原铜仁市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明确规定可以流转。综上，原告诉称案涉土地流转其不知情、未同意，不属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杨政兴辩称：案涉《土地流转协议》是杨政兴本人所签，至今杨政兴未曾与张菊英谋面。当时杨政兴因修建梵净山桥工程，需要资金，就将案涉安置地卖给张菊英。2007年至2010年期间杨政兴在新华村坝××岗××组任组长，2010年至2012年未在该组任职。新华村与房开商签订的联合修建协议发生在2012年至2××3年期间，当时杨政兴未任村干部，故在2014年，杨政兴认为案涉土地性质发生变更，便找到龙小兵（当时任新华村副主任，现任新华社区主任），让龙小兵通知张菊英，因土地性质发生变更，杨政兴按照合同要求可以退还张菊英款项。龙小兵告知杨政兴称张菊英的家属杨政兴认识，故杨政兴就暂时未提及此事。2015年，杨政兴再次向龙小兵提出欲退还张菊英土地转让款10万元并另行补偿张菊英10万元，当时因有求于张菊英家属，故在2015年就签订了第二份协议（《补充协议》）。杨政兴既然能担任村干部，对其中的利害关系杨政兴是知道的。第三人龙小兵述称：龙小兵在新华村任村干部的时间比较长，杨政兴也曾任村组干部，龙小兵与杨政兴关系比较好。2010年，杨政兴告诉龙小兵其欲卖掉宅基地用于工程建设资金，杨政兴称工程两个月就完工，当时新华村有很多村民在卖安置地，杨政兴告诉龙小兵其将安置地卖了后还可以从其他村民手中购买安置地。2010年，张菊英委托其女婿与杨政兴及其父亲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龙小兵亲自在场作为见证人在该流转协议中签了名，当时龙小兵任新华村副主任，签约后张菊英的女婿将该《土地流转协议》向新华村办理了土地流转备案，当时新华村还收取了张菊英土地流备案的费用，备案签字盖章的是新华村当时的主任。之后，杨政兴找到龙小兵要求和张菊英协商一下，2015年，龙小兵组织张菊英的女婿和杨政兴协商，通过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协议，又签订了所谓的补充协议，龙小兵同样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协议达成后，张菊英女婿就和龙小兵及房开商商量，将杨政兴卖给张菊英的安置地还房部分划到新华都，就可以先行得房，房开商同意了该方案。张菊英的女婿就将安置地土地出让金及相关手续全部补交及办理。现张菊英的家属已经得到房子并且装修入住，杨政兴的安置地还没有卖完。龙小兵作为村主任，新华村分配安置地包括领取征地款都是通知户主。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杨华昌（已去世）与原告向大妹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了子女杨政兴、杨红，田妹元系杨华昌之母（已去世），前述人员均系原铜仁市碧江区河西街道办事处新华村（现铜仁市碧江区河西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坝地岗一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杨华昌为户主承包经营了河西街道办事处新华村坝××岗××组田土，承包经营者包括向大妹、田妹元、杨政兴、杨红四人。被告张菊英的户籍于2008年5月12日迁入河西街道办事处新华村枫木坪组。2004年，因城市规划建设，原铜仁市人民政府（现碧江区人民政府）对西外环片区进行征地。根据政府的征地补偿标准，以杨华昌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作为西外环片区被征地村民，享有政府返还的安置地175.13㎡。原铜仁市人民政府作出铜府专议（2006）16号“关于西外环片区征地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第八条载明：关于村民安置地转让问题，西外环片区安置地内留地返还的村民的面积，在其土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可在本村组被征地农户之间相互调剂和转让，土地转让费全免，但向本村外转让的除外。2010年1月22日，杨华昌及其子杨政兴作为甲方与乙方张菊英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内容如下：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按照平等、互利、自愿原则，经甲、乙双方认真协商，达成如下土地流转协议：甲方将位于铜仁市岗（坝地岗）村民安置区新建农贸市场旁的土地120㎡流转给乙方使用；乙方取得流转的土地按1080元／㎡补偿给甲方，合计人民币129600元；自协议签订并在村委会办理完毕土地流转手续后付款10万元，余款在甲方以乙方的户名取得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文件后一次性付清。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杨华昌、杨政兴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张菊英的签名系其女婿代签并捺印，龙小斌（兵）在该流转协议中作为见证人签名捺印。协议签订当日，张菊英向杨华昌、杨政兴交纳了安置地转让款10万元，杨政兴向张菊英出具了收到该款的收条。2010年1月25日，张菊英将该《土地流转协议》向河西街道办事处新华村村民委会进行了备案，备案内容载明如下：“根据村民杨华昌与张菊英的土地流转协议，经我村支两委研究同意该村民杨华昌将自己在坝地岗安置区返还地承包的一宗土地，面积120㎡，有偿流转给张菊英作宅基地使用。”2012年2月13日，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村民委员会、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坝地岗一、二组、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枫木坪一、二组、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湾头组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广州市赛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要内容约定如下：为使被征地村民得到有效安置并使前述安置地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同时有利于促进城市建设发展，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共同决定对甲方已取得的安置地合作开发房地产建设项目，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铜仁市相关政策规定，本着平等有偿、公平合理及合作双赢、利益共享的原则，就合作开发事宜签订本合同。合同对合作开发土地的范围、性质及现状、合作开发的原则、形式、合作开发的资产分配形式（利益分配）及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2××3年7月23日至2××3年8月1日，铜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铜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铜仁市碧江区西外环片区控规ＸＷ-Ｄ-03号（出让宗地标号：2××3-ＴＳＣＲ-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挂牌出让，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该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3年8月1日，铜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成交确认书》，载明该宗地总面积32933㎡，其中：划拨方式供地面积8167㎡，出让面积24766㎡，成交总价1600万元。2××3年8月9日，铜仁市国土资源局碧江分局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前述竞得的地块的交付、出让价款的缴纳、出让宗地的用途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铜仁市碧江区非税收入管理局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5802402元及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97598元，合计1600万元。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证号：碧江国用（2015）第3746号）。2××3年8月8日，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广州市赛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唯一指定的公司与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村民委员会、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坝地岗一、二组、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枫木坪一、二组、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湾头组签订《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开发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前述新华村委会及五个村民组）享有贵州省铜仁市西外环ＸＷ-Ｄ-03号地块的权益，且于2××3年2月13日与广州市赛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广州市赛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正式函件指定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唯一指定的公司，全面履行《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权利和义务，参加“项目地块”的挂牌竞价，全权负责“项目地块”的后续运作和开发，并可自主与甲方重新签订合同或相应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2015年5月16日，杨政兴作为流转方与受让方张菊英签订《土地流转补充协议》，约定如下内容：甲（杨政兴）乙（张菊英）双方于2010年1月22日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因政府要求统一规划、统一修建、统一还房，导致流转的土地至今未能个人修建住宅。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土地流转补充协议：甲方将位于铜仁市碧江区（原新华村）八里岗（坝地岗）新建农贸市场旁村民安置区的土地100㎡（原协议120㎡，现更改为100㎡）流转给乙方使用，流转土地发生任何纠纷由甲方自行处理，与乙方无关；乙方原支付的10万元作为付清甲方的土地流转费；现因该流转的土地被房开商统一规划修建住宅和门面，房开商占用一个平方米的安置地返还三个平方米的新建房屋面积，房开商返还新建的房屋面积，甲方享有三分之一，乙方享有三分之二（新建房屋包括住宅和门面，甲、乙双方按此比例分配），分房时，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办理分房的相关手续；甲、乙双方在签订该补充协议时乙方一次性再付给甲方30000元，至此，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费用。杨政兴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张菊英（他人代签）在乙方处签名捺印，龙小斌（兵）在见证人处签名捺印。补充协议签订当日，杨政兴向张菊英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张菊英购买安置地款30000元。2020年9月14日，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新华村委会及五村民组合作开发合同的约定将新华村安置地建设项目首层建筑及住宅部分按照移交清单载明的楼层、房号及面积进行了移交。另查明，田妹元已于1984年左右去世，杨华昌于2014年10月23日去世。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辩称、第三人述称及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土地承包证》、汇总表（新华社区农户返还面积情况）、铜府专议（2004）93号会议纪要、铜府专议（2005）33号会议纪要、铜府专议（2006）16号会议纪要、《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土地流转协议》、《土地流转补充协议》、收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补充协议）》、《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新华都二期）建设项目首层建筑面积及住宅移交清单》、《土地流转协议》向新华村民委员会的备案情况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杨华昌、杨政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因原铜仁市人民政府（现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对案涉西外环片区进行征地建设，杨华昌与本案原告向大妹、杨红及被告杨政兴作为西外环片区被征地村民，享有政府返还的安置地175.13㎡。根据原铜仁市政府铜府专议（2006）16号“关于西外环片区征地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精神，对村民安置地转让问题，西外环片区安置区留地返还村民的面积，在其土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可在本村组被征地农户之间相互调剂和转让，土地转让费全免，但向本村外转让的除外。经庭审查实，杨华昌、向大妹、杨红、杨政兴及张菊英均系铜仁市碧江区河西办事处新华村村民，杨华昌作为户主，其与杨政兴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张菊英于2010年1月22日签订了案涉《土地流转协议》，根据新华村通知村民相关事宜的习惯方式，均是以户为单位通知户主相关事宜，杨华昌作为户主，其与其子杨政兴对其依法获取的安置地在本村村民间进行转让，政府对此转让行为予以许可，且该转让行为征得新华村村委会的同意。向大妹、杨红称杨华昌、杨政兴的转让行为其不知情，且未向该二人进行授权，对此，本院认为，政府对案涉西外环片区进行征地开发建设，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历时之久，涉及到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向大妹、杨红作为该片区村民且系杨华昌户家庭成员，其理应知道政府征地返还安置地情况，且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安置地于距今十年前转让给被告张菊英的行为其知道且应当是知道的。该二人称对此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张菊英系善意取得，向大妹、杨红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菊英受让案涉安置地存有主观恶意。就案涉安置地的转让情况，村组干部龙小兵作为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及《土地流转补充协议》的见证人，参与了该协议的签订过程并予以见证，且杨政兴在签订该协议时任新华村坝××岗××组组长，其与杨华昌代表其家庭成员签订案涉《土地流转协议》也是为了实现该土地价值的利益最大化，并未损害其家庭成员包括两原告在内的利益。2012年2月13日，新华村委会包括该村坝地岗一组、二组、枫木坪一组、二组及湾头组共同将西外环包括案涉安置区内的地块与广州市赛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本着平等有偿、公平合理及合作双赢、利益共享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以及2××3年8月8日，新华村委会及该村前述五个村民组共同与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铜仁市碧江区“新华村村民安置地”建设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对案涉安置地的补偿问题达成了共识。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通过合法竞拍竞得包括案涉安置地在内的西外环片区控规ＸＷ-Ｄ-03（出让宗地编号：2××3-ＴＳＣＲ-1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且已将土地出让金及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相关费用向铜仁市碧江区非税收入管理局予以缴纳，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取得了该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且2020年9月14日，贵州大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双方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将新华村安置地建设项目首层建筑及住宅部分按照移交清单载明的楼层、房号及面积进行了移交。基于目前现状及既有事实，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杨华昌作为家庭户主其与杨政兴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二人代表其家庭成员与被告张菊英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及《土地流转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杨华昌与杨政兴共同与被告张菊英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在既有事实发生十年后主张案涉《土地流转协议》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有违民事主体应以善意方式履行其民事义务，原告的行为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有序进行，从而不利于保障诚实守信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行为有违善良风俗。故，原告向大妹、杨红要求确认案涉《土地流转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大妹、杨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向大妹、杨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饶和秀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杨婷婷书记员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