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7行初93号原告王**启，男，195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王辉才，北京市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雷清平，北京市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同乐路**。法定代表人刘久兴，镇长。出庭负责人李军，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唐志，北京万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启不服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独乐河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于2020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辉才、雷清平、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副镇长李军及委托代理人唐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14日，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将原告王**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村北的建筑予以强制拆除。原告王**启诉称：原告2009年5月1日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协议合同》，将原承包者刘某某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原告，土地面积总计13亩，该地块部分土地经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京平农文[2012]137号文件认定地上建筑物确实属于农业用途，三季度土地卫片执法第二批认定面积10．8亩，其他属于果园一般农用地。2011年2月24日，原告又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协议书》，承包拦水坝西土地，亩数不计。该地块原建有复合肥厂，协议约定地上所有建筑物均归原告所有。经平谷区国土部门查询该地块面积3495．95平方米（约5．24亩），是集体建设用地。该地块2009年-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均为建制镇。因此，在原告承包的约50多亩土地中包括建设用地、设施农用地、果园等一般农用地。2013年12月4日，原告成立北京富农同富肥业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从事复合肥生产经营。因为复合肥厂一些老厂房年久失修，原告对部分房屋进行翻建，当时土地部门下了停建通知，原告说明了情况，土地管理部门默认原告的翻建行为，未再予以处理，至今已经六年有余。2020年6月15日、6月20日，被告将《告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粘贴在原告公司大门上，称2008年1月，原告（名字错写成王**起）在×××村北处翻建房屋3处。房屋结构砖混，建筑面积共计4857．45平方米，占地总面积8525平方米，附属建筑彩钢房，因未取得规划手续，责令2020年6月25日前拆除。2020年7月13日，南独乐河镇土地科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短信通知原告：“王**起您好，我是南独乐河镇土地科工作人员。我正式通知您明天上午八点（2020年7月14日）对您在×××大桥西南侧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工作。请您尽快安排一下物品清运等工作，把损失降到最低。如不配合造成的后果自负。”2020年7月14日，被告在没有对原告依法履行行政强制拆除的告知、催告、决定，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未待原告行使复议、诉讼救济程序期满等情况下，就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不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给原告造成了近千万元经济损失。原告认为：第一，原告的养殖用房，依据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2012年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疑似农业结构调整项目第二批认定情况的函，属于农业用途，项目面积10．8亩，所占土地属于设施农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适用范围方面，明确规定城乡各项建设活动必须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因此，原告的养殖用房根本无需取得乡村规划许可证，且2016年因临近水源，响应政府禁养政策未再进行养殖，不存在任何违法建设情形。被告无视原告设施农业的存在，将农业设施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笼统认定是需要办理许可的建设用地和建设房屋，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原告在肥料厂建设用地上有一部分未有任何翻建行为，其认定三处翻建究竟是哪三处不清，部分事实认定肯定错误，这部分建筑不存在任何违法问题。第三，原告确实有部分建设用地厂房翻建，但是该翻建是基于原厂房年久失修，不翻建无法正常使用，其在原址原面积翻建具有合理性。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或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以罚款。据此，对原告的建筑物完全可以采取补办手续的办法解决，被告的强制拆除显然属于不当行政行为。同时，原告翻建行为已经处罚完毕，就是停止建设。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不能再行处罚。且该处罚超过六年，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超过两年未发现违法，不进行行政处罚。第四，原告承包的土地范围内有灌溉井和饮用水井各一口，灌溉井是承包时取得，井深90多米，当时造价50余万元。饮用水井原告花费100余万元。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平谷区水务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证》。两口井都是在农用地上，并按照规定盖有井房，根本不存在违法建设的问题，但是在此次拆迁过程中井房都被拆除，导致两口水井荒废，且造成水泵、水罐及电缆线等财物丢失。综上所述，二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同时违反法定程序，“一刀切”地进行强制拆除不但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给原告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王**启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证据1．告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强拆决定（手机短信），证明2020年6月15日、6月20日，被告将告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粘贴在原告公司大门上，称2008年1月原告在×××村北处翻建房屋3处（但具体是哪三处不明），房屋结构砖混，建筑面积共计4857．45平方米，占地总面积8525平方米，附属建筑彩钢房，因未取得规划手续，责令2020年6月25日前拆除。2020年7月13日，被告通过手机短信向原告送达强拆决定，证明被告从拆除通知方式、时间间隔、违建认定上均属违法；证据2．承包土地协议合同、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京平农文[2012]137号文件，证明原告2009年5月1日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协议合同，将原承包者刘某某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原告，土地面积总计13亩，该地块部分土地经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京平农文[2012]137号文件认定地上建筑物确实属于农业用途，三季度土地卫片执法第二批认定面积10．8亩，其他属于果园一般农用地；证据3．承包土地协议书、集用宗地属性、营业执照、答复告知书（2009-2018），证明2011年2月24日，原告又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协议书，承包拦水坝西土地，亩数不计，该地块原建有复合肥厂，协议约定地上所有建筑物均归原告所有，经平谷区国土部门查询该地块面积3495．95平方米（约5．24亩），是集体建设用地，该地块2009年-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均为建制镇，但是，原告承包的土地范围内还包括设施农用地、果园等一般农用地，被告对土地性质核实不清，进而导致违建认定错误，2013年12月4日，原告成立北京富农同富肥业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从事复合肥生产经营；证据4．北京市平谷区水务局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书、取水许可证，证明2020年4月30日，平谷区水务局颁发给原告饮水井取水许可证，证明原告的饮水井及配套井房不是违法建设，不应当被拆除。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辩称：一、被告对违法建设具有查处拆除的法定职责。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本辖区内建设情况进行巡查，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类违法建设都具有查处拆除的法定职责。二、就涉案建筑，原告未出示任何审批或备案手续，涉案建筑构成违法建设。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全部为规划区，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首先，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京平南政函[2020]第16号的回函显示，涉案房屋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故涉案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其次，原告诉请所称，根据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2012年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疑似农业结构调整项目第二批认定情况的函推定涉案土地为设施农用地，其养殖用房无须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根据各个时期颁布的行政决定的精神，《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的相关规定，设施农业用地项目都应当履行申请、申报、审批或备案手续。现原告王**启并未出示设施农业用地的备案手续，故涉案建筑已构成违法建设。综上，原告就涉案房屋设施未能向被告出示任何审批建设或设施农业的备案手续，故涉案建筑已构成违法建设，应予以拆除。三、被告对涉案违法建设履行了调查处理手续，对违法建设的事实认定清楚，对涉案房屋进行拆除的行为并无不当。2020年6月15日，被告对原告王**启所建房屋是否构成违法建设进行立案调查。6月17日，经被告向多方调查和现场勘验核查，原告王**启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彩钢房等各类建筑设施共计4857．45平方米，占地总面积8525平方米，涉案房屋由闫某和原告于1998年至2008年陆续建成，涉案房屋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0年6月19日，被告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核实涉案建筑是否取得建设规划许可手续，同日，该委回函确认了涉案房屋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据此，被告依据调查事实向原告送达了京平南限拆字[2020]4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从上述对涉案房屋的调查过程来看，被告依法履行了对违法建设的调查程序，程序合法，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关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王**启违反土地规划用途，建设涉案房屋，既未取得农业生产设施备案手续，也未能出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涉案建筑构成违法建设，而被告对镇域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具有查处、拆除的法定职责，故被告向原告王**启发出京平南限拆字[2020]4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及对违法建设实施拆除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立案审批表；2．告知书；3．送达回证及照片；4．现场检查笔录；5．现场勘验笔录；6．证据材料登记表（现场平面图）及网页查询照片；7．询问笔录；8．关于核实王**启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9．关于京平南政函[2020]16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10．限期拆除决定书；11．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1．就涉案建筑是否构成违法建设，被告履行了调查手续；2．涉案建筑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建设；3．原告设施农业用地未履行备案手续；4．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系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能够证明被告履行了调查、告知程序；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无论是合同，还是农委文件，都只确定是农业用途，没有认定涉案建筑为合法建设；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不同时期规划方面的规定，北京市全市范围均为规划区，南独乐河镇政府是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处，并不是对违法用地进行查处，养殖用地根据原告所述是要有审批、备案等手续的，但原告并未出示设施农用地相关备案手续，在养殖用地盖房属于违法建设，营业执照只是工商行政机关出具准予从事经营活动的凭证，没有证明力，工商行政机关不是对于违法建设查处的认定机关，不能证明涉案建设是合法建设；证据4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文件仅能证明水务局同意原告进行取水，不能证明允许其建设配套井房。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定，被告立案没有通知原告，没有原告签字，审批表中的违法事实是2020年6月15日发现王**启在×××村三处房屋无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原告房屋并不是新建的，是在20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涉案房屋是在原房屋的基础上翻建的，对于原房屋原告取得了当时有关政府部门的同意，且不需要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翻建的房屋属于应当翻建的范畴，翻建过程中被告来原告处进行了调查核实，后认可了原告的翻建行为，虽然原告没有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但是被告是认可原告建设的，原告2013年翻建，法律规定若行政机关两年内没有发现即不在立案查处范围内，被告立案审查、审批是违法的；证据2没有直接送达原告，是贴在原告大门上在很久以后才发现的，让原告三日内提交手续的内容原告并不知晓，是不可能实现的，被告送达程序不合法，告知书亦是违法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被告并没有在可以直接联系原告的基础上直接送达，不应该用留置送达方式进行送达；对证据4不认可，被告没有进行现场检查，原告不在现场，笔录上称被调查人拒绝签字和不在现场是矛盾的，被告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勘验是单方勘验，被告没有进入到房屋里面，因为原告不在，建筑面积也不对，应该是5000多平方米，占地面积是对的，笔录上称被调查人拒绝签字和不在现场是矛盾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被告没有依法行政，没有通知原告到场；证据6不认可，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到场，取得的证据材料原告不认可，照片拍摄时间是2019年8月25日，与本案无关；证据7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询问，是对村书记李某某的询问，被告没有向原告进行询问调查，没有依法进行事实调查，从笔录的内容看，村书记证实房屋是2008年以前建成，房屋归原告所有，2008年《城乡规划法》还没有正式实施，依据该笔录不能以《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当时情况依法确定建筑的合法性，笔录中被告说建筑4857平方米，问村委会有无异议，村委会不是涉案建筑所有权人，没有权利代表原告对现场检查内容发表意见，笔录中称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拆除，让村委会工作人员通知当事人到土地科接受调查，村委会没有通知的法定义务，被告有法定义务通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的辩解并收取证据，村委会没有在两日内通知到原告，笔录需要当事人签字，李某某不能代表当事人签字；证据8，落款日期是2020年6月19日，被告立案日期是6月15日，说明被告立案时没有相关依据，记载的涉案土地性质与规自委答复告知书的认定有差别，涉案土地性质分三部分，函中隐瞒了事实真相和土地使用性质，与事实严重不符，函中称涉案农用地未取得设施农业备案手续，又称不能提供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两者间是矛盾的，被告制作的核实函隐瞒事实真相，与实际严重不符，不具有合法性，违法建筑由政府负责，农用地上养殖行为否违法被告没有职权查处；证据9不真实、不客观、不准确，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称原告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原告涉案土地分为三种性质，果园和养殖用地不需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关于建设用地是否需要取得规划许可手续，建设用地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是要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但是原告房屋是从别人处转来的，当时就有经政府同意建设的房屋，不需要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当时没有实施《城乡规划法》，在管理上不规范，按照2008年以后实施的法律，对历史问题要考虑其历史因素确认其合法性；证据10，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被告调查的事实是一致的，不是客观真实的事实，原告所建房屋实际不是住宅用房，而是养殖用房和化肥厂用房，土地性质分为三种性质，适用不同法律规定，限期拆除决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没有调查，没有询问原告，没有让原告提供材料，且原告并没有收到限期拆除决定书，决定书记载2008年1月份建设不是客观事实，没有依据，被告拆除时没有给原告对限期拆除决定书依法进行复议、诉讼的权利，按照行政处罚相关法律规定，在复议、诉讼期间是不能拆除房屋的，被告进行拆除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11，被告能够直接送达而不送达，采取留置送达不是依法行政的行为。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能够证明被告作出告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并送达，向原告短信通知拆除时间的情况，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真实，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来源及原告转包的部分建筑在2012年被认定为农业结构调整项目的情况，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真实，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来源、部分涉案建筑用途、土地利用现状，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真实，能够证明原告公司办理了取水许可，但不能证明涉案建筑系合法建设，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系在执法过程中收集，能够证明被告立案、现场检查、勘验、对案外人进行调查、向规划部门查询规划审批情况、作出告知书、限拆决定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合法，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1日，案外人刘某某将其与×××村委会2008年4月9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协议合同转让给原告王**启，该合同约定，×××村委会将村北拦水坝西即闫某复合肥厂后的土地发包给刘某某使用，包期40年，自2008年4月9日起，至2048年4月8日止，承包费每亩100元，总亩数为13亩，未上交款。同时约定，在合同期内刘某某不得经营有妨碍周边村民种植养殖项目，不得经营超标污染项目。刘某某转让合同时，在合同前后标明“于2009年5月1日转给王**启至合同期满”，刘某某、王**启签名捺印。王**启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用于养殖，2012年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认定“刘某某养殖10．8亩”土地的地上建筑物在当时确实属于农业用途，可认定为农业结构调整项目。2013年，原告将原建筑翻建为砖混彩钢结构建筑，2016年因临近水源禁养，涉案建筑改用为库房。2013年8月21日，李某某将其与×××村委会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协议书转让给原告王**启，该协议约定，×××村委会将拦水坝西土地亩数不计，承包给李某某使用，承包期为50年，自2011年2月24日起至2061年2月23日至，承包费每年680元为上交款；该承包地原与第三队签有承包合同且建有厂房，厂名为复合肥厂，原三队合同同时废止，，地上所有建筑物均归乙方使用原告通过转包获得该土地后，对绝大多数地上建筑进行了翻建，用于化肥厂生产经营，并持有北京富农同富肥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020年4月30日，该公司获得取水许可。2020年6月15日，被告工作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涉案建筑涉嫌违法建设予以立案，向原告发出告知书，称原告所在村北侧承包地内建有房屋，未在被告有任何备案手续，请原告于该告知书下发之日起3日内向被告土地科提交有关该房屋的建设审批手续，被告在涉案建筑上粘贴该告知书。2020年6月17日，被告对涉案建筑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勘验、测量、绘制平面位置图，并与×××村书记李某某询问涉案建筑情况。2020年6月19日，被告向平谷规自分局去函调查涉案建筑是否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于当日回函，主要内容为：位于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村西北侧的京平南政函[2020]**所示内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0年6月20日，被告作出京平南限拆字[2020]4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原告的上述建筑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文件，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责令原告于2020年6月25日24时前拆除上述建设，并接受复查。逾期不拆除上述建设，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进行了留置送达。2020年7月14日，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上述建筑。原告对被告实施的强拆行为不服，提起本案之诉。本院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本辖区内建设情况进行巡查，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依据上述规定，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有权查处本辖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关于原告对被告职权所提异议，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在乡村农用地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既属非法占地行为，亦属违反城乡规划行为，乡镇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规划违法的规定进行查处，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对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的法律依据及对违法建设的认定所提异议，本院认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全部为规划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第三款规定：“城镇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进行建设；农村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进行建设”。本案中，涉案建筑的建设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应属违法建筑。对于原告提出的部分涉案建筑有农业结构调整手续、用于养殖，符合设施农用地要求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2014年）及《关于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9年）的规定，农业生产设施的建设也应当具备相应的批准或备案手续，原告未提供相关手续证明其所建房屋属于农业生产设施，而原告提供的2012年涉案建筑被认定为农业结构调整项目相关证据，仅能证明涉案建筑在当时确实属于农业用途，可认定为农业结构调整项目，但原告在2013年翻建涉案建筑并未取得相关备案或认定手续，且在2016年改变农业用途，用作库房，故原告在的此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部分涉案建筑的建设行为发生于《城乡规划法》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之前，被告不应适用《城乡规划法》和《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规范其建设行为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当时执行的《城市规划法》及《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相关规定，全市行政区域都是“城市规划区”的范围，一切城市和农村各项建设工程、建设用地都执行统一规划，涉案建筑建设时亦应经过规划主管部门批准，而原告并不能出具相关批准手续，原告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建筑物的行为即属违法行为，且这种违法状态一直持续到《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实施后，而《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仍延续规定了规划行政许可制度，原告未经规划行政许可建设建筑物仍属违法行为。鉴于上述新旧法律规范对原告违法行为的定性相同，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对其行为进行定性并查处并无不当，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关于涉案建筑取得营业执照、可以通过补证手续消除规划影响等主张，本院认为，营业执照不能等同于规划许可手续，且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建筑属于可以责令限期补办手续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关于获得取水许可，水井及配套井房不是违法建设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获得单井取水的取水许可，许可证并未有许可原告建设配套井房的内容，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但被告在限拆决定中认定违法建设房屋3处，建筑面积共计4857．45平方米，根据被告绘制平面位置图，不能确定限拆决定认定的违法建设，且原告不认可被告绘制的平面图及计算的建筑面积，被告未在原告或成年家属在场的情况下现场检查、勘验、测量，现涉案建筑已被拆除，故限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被告据此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亦属事实不清。关于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并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应当提前5日在现场公告强制拆除决定，告知实施强制拆除的时间、相关依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当事人是公民的，通知本人或者其成年家属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实施强制拆除。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应当通知当事人清理有关物品，当事人拒不清理的，应当制作财物清单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当事人不签字的，可以由违法建设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确认。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应当将财物运送到指定场所，交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的，依法办理提存。实施强制拆除应当制作笔录并摄制录像”。本案中，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未向原告本人或其成年家属进行详细调查，未充分保障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及对限拆决定进行救济的权利，未依法制作并送达催告书、强拆决定，发布强拆公告，且在未制作财物清单、强拆笔录、摄制录像的情况下强制拆除原告的涉案建筑，故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综上，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鉴于涉案建筑物已被拆除，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强制拆除原告王**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村北的建筑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雨亭人民陪审员  秦东凤人民陪审员  岳广善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王泽硕书 记 员  张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