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1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法定代表人：陈亚庚，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汴汴，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多，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iv> 法定代表人：陆克平，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上海田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商务楼**v> 法定代表人：张雪妮，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E&R华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E&RChinaEliteInternationalInvestmentLimited)。住所地：英属维京群岛。住所地：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岛罗德城离岸公司设立中心**邮政信箱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一审被告：华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EliteInternationalLogistics)。住所地：南非共和国伊登维。住所地：南非共和国伊登维尔**邮政信箱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一审被告：张雪妮，女，196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 再审申请人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浦东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集团)，一审被告上海田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田芝公司)、E&R华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E&RChinaEliteInternationalInvestmentLimited，以下简称华宇投资公司)、华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EliteInternationalLogistics，以下简称华宇物流公司)、张雪妮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五矿浦东公司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案应当再审。理由如下：（一）五矿浦东公司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作为原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张启森超越权限及江苏阳光集团存在恶意的事实。1.根据五矿浦东公司2012年9月备案生效的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三条和2014年8月备案生效的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四条关于总经理职权的规定，张启森担任总经理期间，无权签署案涉《协议书》放弃五矿浦东公司的合法担保债权。2.五矿浦东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四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承诺函，提供保证、抵押、质押、反担保等。该规定明确了与担保有关的重大事项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者控股股东审批决定，五矿浦东公司本身没有自行决定无偿解除担保的权利，作为总经理的张启森更是无权。张启森签署《协议书》的行为已超出总经理职权范围和法定代表人权限，构成越权代表或者越权代理。2.五矿浦东公司的控股股东五矿发展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对外公示的2012至2016年《年度报告》均明确披露了案涉债权的担保信息。江苏阳光集团明知五矿浦东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五矿发展公司不可能同意无偿解除担保，张启森系越权，故意不审查股东会决议，与张启森私下签署《协议书》，直接损害五矿浦东公司及其股东利益造成损失2亿余元。江苏阳光集团存在明显恶意。（二）原审判决在没有查明《协议书》的磋商签订过程等关键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张启森具有对外签署《协议书》的权限，张启森和江苏阳光集团不构成恶意串通，缺乏证据证明。1.各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磋商、签署过程的描述存在明显矛盾。陶国庆和张启森在公安部门询问笔录中称，《担保函》签署后，张雪妮和张启森商定,陶国庆拿着江苏阳光集团出具的《协议书》到张启森办公室由其盖章；江苏阳光集团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张启森商定签署《担保函》时一并确定要签署《协议书》，后工作人员到张启森办公室加盖公章，在场人员除张启森、陶国庆外，还有债务人的会计人员；张启森在二审庭审询问时，改称签署《担保函》时已商定解除担保，《协议书》是经其签字后由办公室人员帮忙盖章。以上经办人员、签约、盖章等陈述内容不一致，二审法院认定该三方陈述可以相互对应，明显错误。张启森、陶国庆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具有更高的证明力。2.原判决漏查张启森职权范围和代表权限，及江苏阳光集团是否明知张启森越权等基本事实，认定张启森在签署《担保函》和《协议书》时均为五矿浦东公司总经理或法定代表人，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利外观，没有证据支持。3.江苏阳光集团不是善意相对人。第一，根据《担保函》内容，江苏阳光集团清楚债务人已经根本违约，五矿浦东公司是基于江苏阳光集团提供担保才未主张违约责任，该担保是债权实现的重要保障，五矿浦东公司不可能同意无偿解除该担保。第二，五矿浦东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有严格的合同签署及用印审批流程，有专门的公章管理部门。《协议书》的签署有意避开了正常的合同审核和用印审批流程。第三，江苏阳光集团通过五矿浦东公司控股股东的《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明知《协议书》的签署未经上报审批，五矿浦东公司不知担保解除一事，仍继续与张启森签订多份《协议书》。第四，张启森在接受公安部门询问时，承认五矿浦东公司内部除张启森外没有人知道《协议书》的存在；上级公司不可能同意解除该担保。（三）《协议书》不是五矿浦东公司的真实意思，江苏阳光集团与张启森串通损害五矿浦东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利益，《协议书》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有效，对江苏阳光集团的担保责任予以免除，属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1.无偿解除担保相当于无偿放弃债权，系直接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利益的重大事项，须经公司股东会进行决议，张启森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外签署无偿解除担保《协议书》超越了其职权范围和代表权限。原审法院认定张启森具有代表权，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五矿浦东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签署《协议书》事项应当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进行决议，不得损害公司出资人和债权人利益。张启森签署案涉《协议书》构成越权。2.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限制。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江苏阳光集团明知张启森越权，故意不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明显恶意。3.原判决漏查案涉收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江苏阳光集团已就项目投入近亿元且一直在跟进，不存在收购前景不明确的情况；江苏阳光集团在设立担保后短期内撤销担保，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协议书》在张启森办公地点签订，不能作为江苏阳光集团有理由相信张启森签约权限的依据；无偿解除案涉担保，将直接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事实。案涉《协议书》的签署直接损害五矿浦东公司合法权益。（四）案涉部分《协议书》不满足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协议书》未生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条件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根据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是否成就来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案涉《协议书》明确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华宇投资公司等未加盖印章，该《协议书》未生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五矿浦东公司的申请理由进行审查。 一、原判决关于案涉《协议书》效力的认定理据是否充分 第一，五矿浦东公司以恶意串通为由提出了合同无效的主张。对此，首先，江苏阳光集团订立《协议书》解除案涉担保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五矿浦东公司与上海田芝公司、华宇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国际矿物买卖关系，实际履约中，由于南非矿产开发进度等原因，上海田芝公司、华宇投资公司停止供货，五矿浦东公司、上海田芝公司、华宇投资公司、华宇物流公司、张雪妮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债务确认与还款协议》，确定了主债务金额及逾期利息计算标准。江苏阳光集团并非上述主合同履行义务一方，亦未参与签订《债务确认与还款协议》，其出具《担保函》的动机在于顺利进行南非矿产企业的收购，要求五矿浦东公司暂缓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法律行动。但江苏阳光集团经考察、投入资金、尽职调查后，至今未收购成功。五矿浦东公司内部汇报文件曾提到，江苏阳光集团可能放弃收购。因此，五矿浦东公司对于江苏阳光集团收购南非铁矿石企业存在不确定性系明知也进行过风险预判。在收购前景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江苏阳光集团从自身利益考量，与五矿浦东公司协商在设定担保后的短期内即撤销担保，符合商业逻辑。另一方面，从《担保函》和《协议书》之间的联系来看，多份《担保函》表述了不同的计划收购完成日，日期逐渐推迟，可以看出江苏阳光集团的收购行为进度缓慢并不顺利。在此情况下，江苏阳光集团在出具《担保函》后的5日至21日，以收购南非铁矿石企业存在不确定性，再行与五矿浦东公司签订《协议书》，未见明显异常。鉴于江苏阳光集团对于担保债务的承担，并非基于其自身的合同利益，而是基于收购南非铁矿石企业成功之后的债务安排，江苏阳光集团关于因收购进程缓慢且短期内很难预期收购成功的结果时，故签订案涉《协议书》解除自身的担保责任存在合理解释。 其次，江苏阳光集团与时任五矿浦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启森订立《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第一，张启森在签署《担保函》和《协议书》时担任五矿浦东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通常情形下，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利外观。《担保函》是由张启森出面代表五矿浦东公司与江苏阳光集团对接签订。在此情况下，对于张启森在五矿浦东公司办公地点，以五矿浦东公司代表的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江苏阳光集团主张其有理由相信张启森系代表五矿浦东公司作出解除担保意思表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第二，五矿浦东公司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规定，未明确将解除担保列举为公司重大事项。五矿浦东公司援引的公司章程规定,亦未对解除担保事项做出特别规定。第三，五矿浦东公司主张其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有严格的合同签署及用印审批流程，有专门的公章管理部门，对于江苏阳光集团的担保需要定时核查、审计，其公司内部除张启森之外无人知晓解除担保事宜。但上述内部管理流程规定，不具有可以约束外部主体江苏阳光集团的情形。同时，五矿浦东公司关于严格用印流程的主张，反向印证了江苏阳光集团有理由相信张启森在《协议书》上进行签章时的代表权限。第四，五矿浦东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启森与江苏阳光集团存在事先通谋的事实。结合前述关于江苏阳光集团提出解除案涉担保要求的合理性分析，五矿浦东公司关于江苏阳光集团存在损害其利益的主观恶意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基于上述分析，原判决认定五矿浦东公司主张因张启森与江苏阳光集团存在恶意串通、《协议书》应当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理据充分。 第二，五矿浦东公司以案涉《协议书》不满足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提出合同未生效的主张。对此，案涉《协议书》虽然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但《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担保人江苏阳光集团与债权人五矿浦东公司之间关于解除担保的安排，五矿浦东公司做出放弃担保的行为，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还款义务或交货义务，对其他债务人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在主要权利义务人即江苏阳光集团与五矿浦东公司已经签章确认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协议书》对于上述两方，已经具备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应当认定已经成立并生效。至于江苏阳光集团和五矿浦东公司之外的其他当事人的印章形式是否完备，不影响《协议书》对江苏阳光集团与五矿浦东公司所产生的约束力。原判决据此对五矿浦东公司所称《协议书》未生效的理由不予采纳，于法有据。 二、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五矿浦东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供的2012年9月备案生效和2014年8月备案生效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以及五矿浦东公司控股股东五矿发展股份公司2012年至2016年《年度报告》等证据，均是在一、二审审阶段已经形成并可以提供的证据。且从五矿浦东公司援引了其它时间节点生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内容来看，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在对五矿浦东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进行了审查后作出“五矿浦东公司章程亦未对解除担保事项做出特别约定”的认定。至于五矿浦东公司提供的控股股东五矿发展股份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不在江苏阳光集团的法定注意义务范围之内，且与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无直接联系。故五矿浦东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的要求，五矿浦东公司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五矿浦东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马晓旭 审判员  王蓓蓓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叶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