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58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1，女，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2，女，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美国。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龙,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香云，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3，女，××××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195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良忻，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萍，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彭某4（曾用名：彭某5），男，196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彭某1、彭某2因与被上诉人彭某3、徐某、原审被告彭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某1、彭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彭某1、彭某2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彭某3、徐某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非彭怀堂的福利房与客观事实不符。一、1958年彭怀堂随其所在单位中南四局（后变更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到贵阳支援贵州建设。其所在单位为解决职工居住问题出资修建职工住房，并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彭怀堂居住，租金亦由其所在单位直接从其工资中扣除。1976年彭怀堂所在单位迁至天津，才将案涉房屋移交给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管理并收取租金。因此，案涉房屋系彭怀堂所在单位于1958年时就已分配的福利房，1976年移交给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后，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亦没有收回。一审法院以彭怀堂非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职工而认定案涉房屋不是彭怀堂的单位福利分房，仅作为其临时居住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彭怀堂搬离案涉房屋居住后，则不再享有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是错误的。首先，前述已说明案涉房屋系彭怀堂所在单位中南四局早在1958年时就作为福利房分配给了彭怀堂，不论案涉房屋的权属如何变更，彭怀堂是否实际居住在案涉房屋，都不能否定其享有对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其次，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的便函也证明了彭怀堂是案涉房屋的合法租户，即彭怀堂享有公租房的福利。最后，1986年案涉房屋就已宣布为危房，××××年不可能作为单位福利房重新分配给彭某4，××××年彭某4和徐某搬至案涉房屋居住，事实上是彭怀堂安排给彭某4和徐某居住的。彭某4、徐某、彭某3在案涉房屋居住不是重新确立了其合法租户的身份，而是继受彭怀堂的权利。因此，尽管彭怀堂于××××年已不在案涉房屋实际居住，而是安排其子女居住，这充分说明了彭怀堂仍然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关权益，而不是丧失了相关权益。一审法院认定彭怀堂搬离后即丧失了对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明显不当。彭某3、徐某辩称，案涉房屋系1958年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基于彭怀堂的工作原因临时安排给其居住使用，属于公房，不是彭怀堂的福利分房。根据彭某1提交的收据和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出具的《便函》及《房屋搬迁协议》可知，1986年案涉房屋宣布为危房，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要求临时居住户自行解决房源及迁出事宜，彭怀堂也只属于未搬迁的暂留居住户，故案涉房屋非彭怀堂的福利分房，于是，彭怀堂为解决居住问题在1986年4月向其所在单位××建筑××工程局××公司××了××号附8号福利住房，××××年彭怀堂户除彭某4外的人全部搬离案涉房屋，迁到建工巷43号福利房居住，并将户口相继迁出，故彭怀堂和杨巧珍搬离案涉房屋后就不再享有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而且案涉房屋在2015年搬迁时彭怀堂和杨巧珍早已分别去世，2015年11月搬迁时，案涉贵阳晚报刊登的《公告》内容，可知，领取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必须满足四个条件：户口必须在新建路××号，有5个以上邻居的证言证实确实居住在新建路××号，必须在2015年12月15日作房屋使用权登记，经搬迁人调查核实后才与实际居住人签订《房屋搬迁协议》，并由实际居住人领取搬迁补偿款。搬迁是针对实际居住人进行补偿，彭某4于××××年调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工作，与父亲彭怀堂在同一单位，因彭某4要结婚，案涉房屋就由彭某4与徐某结婚居住，两人结婚居住一个星期后，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的两个工作人员就上门登记，徐某告知彭某4是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职工，并把户口簿拿给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就进行登记，并且默认彭某4就是案涉房屋的实际管理使用人，××××年彭某3出生，1991年徐某调到贵阳师范专科学校工作，1994年彭某3入托就将户口迁至案涉房屋，徐某与彭某4离婚后，彭某4从案涉房屋搬走，案涉房屋由徐某、彭某3实际居住管理使用至搬迁，1997年1月15日，徐某与彭某4就案涉房屋签订《协议》，约定使用权归彭某3所有，若案涉房屋发生拆迁或者其他事由处置时，所获收入全归彭某3所有。故案涉房屋搬迁时所产生的物质利益不属于彭怀堂夫妇的遗产，不能作为彭怀堂的遗产进行分配。彭某1、彭某2的户口不在案涉房屋，两人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申请领取搬迁补偿款。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彭某4述称，彭某3、徐某的答辩有一半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是父母提供给我的婚房，两个妹妹没有反对作为我结婚的居所，后来婚姻破裂，父亲去世母亲病重，我被迫回到母亲的居所，中途发生了很多矛盾，所以我后来离开贵阳，考虑到孩子我写了1997年的协议。案涉房屋以我一家人的户口立户的，从我父亲到我们三兄妹在案涉房屋立户是合法的。婚姻关系破裂后一直由彭某3、徐某使用，鉴于彭某3是婚姻的合法婚生子女，对于这套房屋的权益归彭某3所有。彭某1、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彭某3、徐某返还房屋拆迁赔偿款425495.0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被告还清拆迁赔偿款为止（暂算至2018年8月30日为56292.9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怀堂与杨巧珍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有三子女：长子彭某4、次女彭某1、三女彭某2。彭怀堂于1993年4月19日去世，杨巧珍于2004年9月7日去世。徐某与彭某4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即彭某3。徐某与彭某4于1993年9月17日协议离婚。彭怀堂系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职工。1958年，由于为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系统修建住房，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临时安排案涉房屋给彭怀堂居住使用。后彭怀堂在案涉房屋居住至1986年，并从1977年至1986年期间按月向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交纳房租。1986年，案涉房屋所在建筑楼经鉴定为危房，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遂让该幢楼的住户自行解决居住房源及迁出事宜，并停收房租。××××年，彭怀堂与杨巧珍携彭某1、彭某2搬离案涉房屋迁至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的房屋居住。××××年11月30日，彭某4将户口迁入案涉房屋地址，开始在案涉房屋居住。后徐某与彭某4结婚，并于1991年4月4日从贵州都匀迁入案涉房屋地址。1993年9月17日，彭某4与徐某协议离婚，彭某4于离婚后从案涉房屋搬走，案涉房屋由徐某、彭某3居住使用至2015年11月（其间，彭某4于2005年4月21日将其户口从案涉房屋地址迁出）。另查明：2015年11月29日，贵阳晚报刊登《公告》，该《公告》载明：“经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批准，现对贵阳市新建路××号Ｄ级危房居住户实施紧急搬迁。请持有合法有效凭据并实际使用居住房屋的权益人，即日起至2015年12月15日止到云岩区，提交权益凭证。经登记、调查、审核确认后按规定给予补偿安置。途期不作房屋使用权登记，视为自动放弃上述权益”。同时，贵阳市云岩区市西路社区服务中心区服务中心）与彭某3签订《房屋搬迁协议》，该协议约定：“搬迁人：云岩区市西路社区服务中心（甲方）；被搬迁人：彭某3（乙方）；搬迁安置范围内涉及乙方新建路（街、巷）31号2岩区单元3楼6号，性质：自管公房，用途：住宅，结构：砖木，建筑章面积45.48ｍ＇的房屋需搬迁；乙方负责出具有效的房屋权属关系文件或证明交甲方作为签约凭据，乙方应于2015年12月15日前搬迁完毕，完好将房屋交由甲方拆除；补偿和奖励：1.甲方原房屋评估单价9248元／㎡，上浮30%进行奖励，乙方货币补偿款546778.75元［45.48㎡ｘ9248元／㎡ｘ（1＋30%）］:根据《云岩区新建路××号危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甲方应支付乙方补交土地出让金后三分之二货币补偿款为340020.61元；2.搬迁费454.80元;3.搬迁奖励费454.80元；3.临时安置费1364.40元、临时安置奖励费1364.40元；4.按期签约奖励费20000元；5.按期搬家交房奖励费30000元；6.按搬迁人原房合法建筑面积给予外购住房补贴奖励31836元；7.被搬迁人各项补偿、补助、奖励费加上被搬迁人三分之二原房屋货币补偿款后应得货币补偿款:425495.01元；该款在乙方将原房腾空交甲方拆除时，由甲方一次性付清。”该协议签订后，彭某3于2015年12月22日获得房屋搬迁补偿款合计425495.01元。2015年12月23日，案涉房屋被拆除。又查明：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于1994年9月7日致函贵州省经贸涉外律师事务所，该函载明：“关于贵所（94）经贸律证字第169号函求证彭怀堂同志所租住我××××号公有住房使用权益之事，现回复如下：彭怀堂同志系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职工，因建我系统住房时期（1958年）为建设单位临时安排其居住使用，后一直没有迁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单位也视彭怀堂作为合法租用户，并按有关规定收取房租。由于低租金制度不能维持该幢房屋的正常维护费用开支，致使该幢房屋失修损坏严重，1986年我单位报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宣布此幢房屋为危房，让其有关住房户自行解决居住房源及迁出事宜，所以彭怀堂也只属于未搬迁暂留居住户，将此函告”。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彭某1、彭某2主张案涉房屋拆迁所获得的拆迁款425494.01元应当作为父母遗产进行继承，徐某、彭某3均不予认可，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房屋所产生的权益是否系彭怀堂与杨巧珍的遗产。首先，根据各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供证据（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函件、房租收据、《房屋搬迁协议》）证明显示：案涉房屋系公有住房（未办理产权登记），权属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彭怀堂非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的职工，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系基于工作原因将案涉房屋安置给彭怀堂临时居住使用，故案涉房屋非彭怀堂的单位福利分房，亦非彭怀堂与杨巧珍的个人财产；其次，虽彭怀堂与杨巧珍在案涉房屋有居住及交纳租金的事实，但根据案涉房屋的上述情况，彭怀堂与杨巧珍并不因此享有对案涉房屋的永久居住使用权，即彭怀堂与杨巧珍搬离案涉房屋后则不再享有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结合本案事实，彭怀堂与杨巧珍在案涉房屋被拆迁前早已搬离案涉房屋，以及在案涉房屋拆迁时早已分别去世，即彭怀堂与杨巧珍死亡时均不享有对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则亦无法律依据享有案涉房屋之后被拆迁所产生的权益。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彭某1、彭某2不能举证证明案涉房屋为彭怀堂与杨巧珍生前的个人合法财产，则案涉房屋所产生的权益亦不能作为彭怀堂与杨巧珍的遗产进行继承，故彭某1、彭某2主张彭某3、徐某返还房屋拆迁赔偿款425495.01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之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彭某1、彭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27元及诉讼保全费2928元由原告彭某1、彭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彭某1、彭某2申请本院向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律师调查令，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市西河街道办事处调取案涉房屋拆迁资料，本院出具调查令后，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本院出具的调查令调取了：1、《云岩区新建路××号危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载明使用权合法性的确定为：“一、（一）、1、提供取得使用住房证或分配住房证明；2、缴交房屋租金或从工资收入中扣取房屋租金的书据凭据；3、代管该栋房屋单位出具的使用书证；4、长期居住在现有房屋内，且在现有房屋处有常住户籍，经社区证实长期居住且实际使用房屋并承诺无他人主张住房使用权益。”）拟证明：案涉房屋在××××年就已被鉴定为危房，存在安全隐患，不可能分配给彭某4，案涉房屋仍是彭怀堂单位分配给彭怀堂的福利房；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一、（一）、2”证明案涉房屋在××××年之前房屋租金均是彭怀堂缴纳，被鉴定为危房，房屋所有人停止收取租金后，彭怀堂才没有缴纳，彭怀堂系案涉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一、（一）、4”规定在案涉房屋无其他人主张权益的情况下，有常住户籍的实际居住人才能确认为合法使用权人。彭某3、徐某虽然户籍登记在案涉房屋地址，但其在拆迁时也没有居住在案涉房屋内，且案涉房屋存在彭某1、彭某2等权利人，因此彭某3不是合法的使用权人，现案涉房屋是彭某1、彭某2父亲彭怀堂单位分配的公房，彭怀堂过世后彭某1、彭某2作为与彭怀堂长期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庭成员。根据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第三款的规定彭某1、彭某2可以继续承租案涉房屋，因此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人不能单独确认为彭某3。徐某、彭某3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彭某1、彭某2在一审提交的1994年9月7日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出具的便函，已经明确案涉房屋是建设单位安排给彭怀堂临时居住使用，1986年案涉房屋被定为危房，明确要求彭怀堂自行解决居住房源及迁出事宜。并停止收取房屋租金，故彭怀堂只属于未搬迁暂留居住户，所以案涉房屋不是分配给彭怀堂的福利住房，并且彭怀堂从1986年以后就不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承租户。案涉房屋在××××年时彭怀堂提供给彭某4与徐某在此结婚居住，一直居住到2015年12月房屋拆迁，彭怀堂、杨巧珍、彭某1、彭某2没有提出反对意见。1993年徐某与彭某4离婚，1997年双方签订协议约定案涉房屋无论是拆迁或者重新安置，所获收益均归彭某3所有。2015年案涉房屋再次被定为Ｄ级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需要立即拆除，并按规定和方案对实际居住人进行补偿。而徐某自××××年、彭某3自××××年出生一直居住管理使用案涉房屋至2015年搬迁，而彭怀堂、杨巧珍、彭某1、彭某2自××××年搬离案涉房屋后并未参与管理使用案涉房屋。故彭某3、徐某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而彭怀堂、杨巧珍、彭某1、彭某2自××××年搬离案涉房屋后就不再是实际居住人。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一、（一）、4”，徐某和彭某3的户口一直在案涉房屋长达近××××年，且案涉房屋是彭怀堂安排给徐某和彭某4结婚居住，徐某和彭某4约定所获收益归彭某3所有，故彭某3是案涉房屋的合法使用人，有权领取案涉房屋搬迁补偿款。根据一审彭某3、徐某提供的贵阳晚报发布的公告明确实际居住人应在2015年12月15日之前提交相关资料，但彭某1、彭某2并未在规定的时间提供相应资料进行登记审核，应视为其自动放弃上述相关权益，再者彭怀堂、杨巧珍、彭某1、彭某2的户口并未在案涉房屋，四人根本没有权利申请领取搬迁补偿款。所以达不到彭某1、彭某2的证明目的。2、取得使用房屋来源说明一份（主要载明案涉房屋是1958年由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分配给彭怀堂居住，彭怀堂在××××年将该房屋给彭某4结婚居住，1994年彭某3父母离异，两人协议约定该房无论拆迁或重新安置，将由彭某3受益等）、彭某3向搬迁人云岩区市西路社区服务中心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载明：“本房屋系我爷爷彭怀堂由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分配所得”），拟证明：案涉房屋系1958年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分配给彭怀堂居住，彭怀堂××××年将案涉房屋安排给彭某4结婚使用，说明案涉房屋不是彭某4从其单位分配所得的福利房，而是其父亲将其分配的福利房临时安排给其结婚使用，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人仍然是彭怀堂，彭某3均作出了案涉房屋与任何人无争议，若产生争议由彭某3负责处理的承诺，与征收补偿方案“一、（一）、4”相互印证，说明征收补偿的对象并非是实际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的人。而是居住在房屋内且在房屋处有常住户籍，且无使用权争议的才能认定合法使用权人，彭某3隐瞒了其与彭某2、彭某1发生争议的可能骗取征收补偿款，因此彭某1和彭某2依法享有分割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的权利和资格。徐某、彭某3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房屋不是分配给彭怀堂的福利住房，××××年定为危房后，相关部门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确定彭怀堂是案涉房屋的临时居住人并要求搬离案涉房屋。彭某4在本院对本案进行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案涉房屋是我父亲在1958年到贵州后以施工员的身份参与建设的，后来因施工员身份分到一间位置较好的房屋，并于1959年8月以该房屋作为固定居住场所而立户，我们三兄妹均生于斯长于斯。××××年在徐某的坚持下，于××××年我与徐某登记结婚，结婚时本人进入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仅三月余，根本无资格申请婚房，本人收入也无法支持购商品房，于是由本人父母安排，提供该房作为我与徐某的婚房居住，实际是我一人在此居住，直至1992年9月，徐某从都匀一中调到贵阳师专后，才搬到该房屋居住。父亲生前未对该房屋作任何安排，我父亲去世后第三天，徐某即提出离婚，离婚时，双方协商徐某带孩子彭某3在该房屋暂时居住，当时对该房屋的使用及归属，双方未作任何讨论、协商和安排，事实上本人也无权作出相关处置。自1993年9月起至1997年7月，其间关于彭某3入园、入学等事宜双方多次产生矛盾并发生激烈冲突，如我母亲多次探望彭某3无果，原因是当时彭某3在公安厅入幼儿园，徐某住在公安厅其妹家，期间我多次向徐某提出让彭某3转入北京路附近幼儿园，以满足老人看望孙女的愿望，结果被拒绝，于是在1994年7月前后，我与我母亲将徐某的衣物等个人物品用板车全部送往公安厅其妹家进门楼道内，当时徐某本人在场，次日，由彭某1联系并出资在进门的楼道处安装一金属防盗门，彭某1一家搬入该房屋系由我母亲安排，钥匙由我提供，并已入住该房屋有两周以上，后由徐某之妹出面在两位派出所干警陪同下将徐某的个人物品又全部搬回该房屋，且系破门进入室内，当时我、我母亲及彭某1一家均不在场，之后我母亲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阻止我和彭某1不再将矛盾继续升级。在本人决定离开贵阳前往深圳时，于1997年与徐某就该房屋的使用达成协议共计三条条款，该协议的有效性的前提是彭某3未成年之前，房屋拆迁需由彭某3双亲代其处置，而第三条款的内容在协议订立前未与权益人彭某1、彭某2协商，存在侵权行为，为此，在该房屋拆迁时因彭某3已成年，且拆迁时彭某3对我刻意隐瞒而事实上失效。该案作第一次调查笔录时，本人明确表述“案涉房屋为父母提供给我的婚房，彭某3为婚生子女，房屋的权益归彭某3所有”而被徐某和彭某3当场以“彭怀堂不可以是权益人”而推翻。本人所表述的“房屋的权益归彭某3所有”的实质无效。本人合法权益被侵占，具体为：自2010年夏天，彭某3单方面对我事实上处于不相认的状态；我与徐某达成的协议本质上是将该房屋用于对彭某3未成年前的成长居住使用的安排，而非授权归属彭某3，彭某3参加工作后，并未将该房屋的状况告知我，直到拆迁前，该房屋一直处于出租状态；彭某3与拆迁公司签署《房屋搬迁协议》后、领取赔偿款项时，向拆迁公司做出的书面承诺保证，结合在本案中提供的“住房系安装公司分配给彭某4，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与安装公司合并”等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说辞，可合理推断，彭某3向拆迁公司存在编造谎言作伪证之嫌，为达到教育彭某3“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目的，就彭某3所签署《房屋搬迁协议》而获取且不属于彭某3的全部索回，具体包括对权益人的补偿款34万余元，搬家费3万元的50%，外购住房补贴3万元的50%，外加属于本人的全套家具赔偿，作价3万元，共计40万余。徐某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争议房屋是彭怀堂1958年以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施工员身份参与建设的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职工宿舍，因彭怀堂无房居住，建设方就临时安排彭怀堂在案涉房屋居住，对此房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一直不认可，多次要求彭怀堂搬离，直到1972年才将彭怀堂定为临时居住人并收取租金，××××年，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就叫我们重新进行了登记，因此房已定为危房，此后再无人过问。1994年7月，我带女儿回都匀看我父母亲，回来就发现彭某1进入此房居住，当时我们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惊动居委会，居委会了解情况后把彭某1劝离，因我和彭某4协商的是谁带女儿谁居住此房，随后1995年彭某1也将户口转走。另查明，1997年1月15日，徐某与彭某4签订《协议》约定：兹经离异双方协商现就双方婚前使用的住房达成如下协议：一、住房使用权归孩子彭某3所有，直至其长大成人；二、在孩子未成年之前，其监护人为照料孩子之方便，可使用原住房；三、若该住房发生拆迁或者其他事由须处置时，由孩子的双亲（生身父母）协商代其处置，可获收入全归彭某3所有。徐某在本院审理的（2019）黔01民终2411号案中陈述“我与彭某4结婚后，房屋已经划归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管理，我居住一个星期后，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的两个工作人员就来家里问我们为什么居住在那里，我就告诉他们，彭某4是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职工，我还把户口给他们看，彭怀堂叫我们居住在里面，他们就进行登记，之后就没有来过，当时彭怀堂的户口好像还没有迁走”徐某称不知道登记内容，徐某还陈述彭某4调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后，没有分配有公房，其与彭某4签订案涉协议并未与家人进行协商。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房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以名义上租赁，实质上是福利分配所取得的对国家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有的房屋低于市场租赁的权利。本案中，彭某1、彭某2主张案涉房屋系彭怀堂取得的福利房，彭怀堂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关权益。根据各方当事人所述及原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向贵州省经贸涉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便函所载，原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视彭怀堂作为合法租用户，并按有关规定收取房租。故案涉房屋的使用权系彭怀堂基于其系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职工身份取得的住房福利。虽然该便函载明由于低租金制度不能维持该幢房屋的正常维护费用开支，致使该幢房屋失修损坏严重，1986年该单位报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宣布此幢房屋为危房，让有关住户自行解决居住房源及迁出事宜，并停收房屋使用租金等。但原贵州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并未将该房屋实际收回及变更承租人，彭怀堂与杨巧珍夫妇一家继续居住至××××年，彭怀堂与杨巧珍携彭某1、彭某2搬离案涉房屋，后将案涉房屋作为彭某4与徐某婚房使用，故彭某4与徐某对该房屋的使用系源于彭怀堂对案涉房屋的承租权，而徐某在原本院（2019）黔01民终2411号案件也诉称彭某4调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安装公司后没有分配有公房，与彭某4签订协议并未与家人进行协商，彭某4也称其没有分配到公房，其无权对案涉房屋作出相关处置。彭某3在拆迁时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本房屋系我爷爷彭怀堂由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分配所得”，并在《房屋来源说明》中说明案涉房屋是1958年由中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分配给彭怀堂居住，彭怀堂在××××年将该房屋给彭某4结婚居住，1994年彭某3父母离异，两人协议约定该房无论拆迁或重新安置，将由彭某3受益等。故彭某3后对该房屋的管理使用亦源于彭怀堂对案涉房屋的承租权。又《云岩区新建路××号危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亦载明使用权合法性的确定为：提供取得使用住房证或分配住房证明；缴交房屋租金或从工资收入中扣取房屋租金的书据凭据；代管该栋房屋单位出具的使用书证；长期居住在现有房屋内，且在现有房屋处有常住户籍，经社区证实长期居住且实际使用房屋并成立无他人主张住房使用权益。在彭某4与徐某离婚后，彭某1曾搬至案涉房屋居住，因此与徐某发生争执，说明对于案涉房屋的使用是存在争议的，虽然彭某4与徐某订立的《协议》对案涉房屋的使用等作出约定，但彭某4在订立协议时对该房屋的权益属于无权处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于2015年转化为拆迁利益，系基于公房使用权的对价，原判认定彭怀堂与杨巧珍搬离案涉房屋后则不再享有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基于案涉房屋虽然不属于遗产范围，但来源于彭怀堂所在单位给予彭怀堂的福利,因此房产生的拆迁利益参照继承法中遗产处理原则予以分配为宜。本院对彭某1、彭某2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包括补缴土地出让金后2／3货币补偿款340020.61元、搬迁奖励费454.80元、临时安置费1364.40元×3个月、按期签约奖励费20000元、按期搬家交房奖励费30000元，按搬迁人原房合法建筑面积给予外购住房补贴奖励31836元。因拆迁时，房屋由彭某3管理使用，搬迁奖励费、临时安置费、按期签约奖励费、按期搬家交房奖励费、按搬迁人原房合法建筑面积给予外购住房补贴奖励是对房屋实际管理使用人彭某3的补偿，不应进行分割。其中货币补偿款340020.61元，来源于彭怀堂单位给予彭怀堂的福利，因彭某4、彭某1、彭某2均是彭怀堂的近亲属，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之规定，由彭某4、彭某1、彭某2平均享有。因上述340020.61元彭某3已实际领取，故彭某3应支付彭某1人民币113340.2元、彭某2人民币113340.2元。关于利息，因本案争议款项未进行处理前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故本院对彭某1、彭某2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还清拆迁赔偿款为止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彭某4若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可另行提起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某1、彭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934号民事判决；二、彭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彭某1人民币113340.2元、彭某2人民币113340.2元；三、驳回彭某1、彭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8527元及诉讼保全费2928元，由彭某1、彭某2各负担3040元，由彭某3负担5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27元，彭某1、彭某2各负担2263元，由彭某3负担40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有临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