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302民初3473号原告：谭友泉，男，汉族，1964年11月4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鑫，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志，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九华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8957523D。法定代表人：胡志勇。被告：湘潭九华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区九华大道二号，营业执照：430300000081413。法定代表人：胡碧松。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湖南岩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方晓清，男，汉族，1974年10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县。第三人：黎璐杨，女，汉族，1987年9月6日，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原告谭友泉与被告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湘潭九华纸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确认合同无效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范安伟独任审判，并分别于2020年11月9日和2020年12月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两次审理，原告谭友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鑫、何嘉志，被告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湘潭九华纸业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第三人方晓清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黎璐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友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以原告名义与二被告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无效。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27日，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未经原告授权以原告名义与二被告签订《债务偿还确认协议》，该《债务偿还确认协议》仅有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和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签名。之后，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在未经原告授权以原告名义就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仅有两个第三人签字，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一直以来，原告对该两份文件的效力不予认可。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同意在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处置款到账一周内支付给乙方，如果在2019年4月1日前未能支付相关费用，本合同自动作废”。2019年4月30日，二被告才将案款交付至法院，即使两个第三人拥有代理权，该协议也自动作废。为了弥补该《债务偿还确认协议》的缺陷，2019年底，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恶意与二被告串通以原告名义签订《承诺书》并把落款时间提前至2019年3月28日。贵院曾对原告就该《债务偿还确认协议》提出协议无效异议进行了回复，告知原告可就该《债务偿还确认协议》提起诉讼，撤销该协议，如果该协议无效或被撤销之后，原告可以依据撤销该协议的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恢复原案执行。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以及第五十二条规定，两个第三人未经原告授权并与二被告恶意串通以原告名义签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湘潭九华纸业有限公司共同辩称，方晓清、黎璐杨系原告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根据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一开业清楚看到谭友泉委托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以及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律工作者方晓清系特别授权，律师黎璐杨在执行阶段担任其代理人，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没有代理权的问题。2.2016年的判决书申请执行以后因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2017年作出终本裁定，原告与两被告达成和解协议，对执行相关工作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原告对此明确知悉，因此原告所说其不认可债务偿还协议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2019年5月27日，原告已经领取该案全部执行款并在领据及送达回执上签名，其已经明确了和解协议完全和解完毕，并在执行法官处做了执行笔录，该案已执行完毕的不予恢复执行，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本案原告的前案两代理人是原告的合法授权诉讼代理人，两原告根据原告的授权进行执行和解，该和解协议没有法律规定的无效之情形，并且原告在得知该协议以后领取了该案全部执行款，并不再追索其他所有的权利，法院依法作出了结案通知书，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方晓清述称，原告说承诺书无效是不成立的，当时签订债务偿还协议书是谭友泉即其他四位家属通知我和黎璐杨到湖南工程学院旁边胡军辉律师的工作室签订的债务偿还协议书，他是九华置业清算小组的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谭友泉即四位家属都在场，签订债务偿还协议我是特别授权，黎璐杨是一般代理，当时谭友泉也是确认签订的。承诺书和还款确认书原告说无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是不成立的，请求法律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诉请第三人恶意串通所引起的法律责任不在本次诉讼范围。第三人黎璐杨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其内容如下：一、原告追加曾经的案件承办人个人为第三人属主体错误，说明人不是适格第三人。根据《律师法》第三条“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条“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依法维护律师的执业权利”等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条“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若相关部门或个人需要向律师了解其在承办案件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应当依法向律师个人调查取证，而无权将律师个人追加为案件第三人。即使原告本人作为委托人，对案件承办过程中的授权委托书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也应当是以单位为主体。故此，原告对于执业律师在接受委托承办案件时的具体情况存在异议，而申请追加律师个人为第三人，没有法律规定，与法不符，恳请法院予以驳回。二、方晓清与原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随后因承办案件需要，转委托给说明人，由说明人代为民事案件一审开庭及办理申请执行立案手续。在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案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方晓清转委托给说明人，转委托协议约定的代理权限仅为“代为一审出庭及申请执行”。此情况说明人在接受转委托时早己明确告知了原告，并且要求原告亲自到庭参与庭审。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方晓清转委托给说明人代为一审开庭时：也己明确告知了原告，并且原告以亲自出庭等实际行动表示了认同。民事诉讼开庭时，原告向说明人提供了亲笔签名并捺印的授权委托书，说明人持授权委托书及出庭公函、执业证件，合法有效的参与了庭审。开庭之时，原告谭友泉本人全程坐在原告席参与庭审。民事诉讼案件判决书及案卷卷宗中，以上事实均有据可查。随后的申请强制执行程序，说明人基于转委托协议的约定，持授权委托书及介绍信、执业证件，办理了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立案手续。至此，说明人的转委托协议义务己全部履行完毕。原告在民事诉讼阶段以及申请强制执行阶段均亲自参与，若其不同意说明人参与庭审或办理执行立案手续，随时可以向法院或者说明人提出异议。即便原告现在无耻地狡辩，谎称自己对说明人的身份不知情，其也以亲自参加庭审、查阅判决书及参与全程执行程序等行为，对转委托行为进行了追认。以上涉案的授权委托书在法院案卷卷宗里详细可查，委托人的签名及捺印均是由谭友泉亲手签署，容不得抵赖，请人民法院依法核实，为说明人正名。三、就了解的案件情况作出如下说明：本案民事诉讼程序直至执行结案，原告全程参与。不仅亲自参与民事诉讼案件的庭审，并且在执行程序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在执行阶段中，据说明人了解，原告与被告协商好后，主动通知代理人方晓清夕告知前往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而，原告在执行局廖局主持调解，亲自将全部执行款领取后，又矢口否认，谎称自己对于执行和解协议不知情，甚至狡辩自己在执行局亲自办理的各类手续。原告的此种行为，无异于是对于法律和法治的侮辱。当事人对于自己亲自签名并捺印的手印也随意否认，亲自参与的法庭庭审也随意否认，亲自告知代理人的案件情况也倒打一耙！“七五普法工作”真的是个笑话！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少部分老百姓不仅仅没有增进对于法制的了解，更是被利欲熏心，丧失了生而为人基本的质朴与纯良。综上所述，说明人合法有效的参与了民事诉讼阶段以及代为办理执行的立案手续，在完成以上代理任务后，说明人的转委托关系己终止，说明人与现原告诉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毫无关联，依法不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追加申请，并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16日，原告谭友泉（甲方）与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方晓清、黎璐杨（即本案第三人）担任甲方的诉讼代理人，参与原告谭友泉与被告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调查、调解、诉讼及其他费诉讼活动，甲方授予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1）代为起诉、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2）代为反诉、答辩、出庭、调解、和解；（3）代为签收各种法律文书。对此，原告在该《委托代理合同》“甲方”处签字并按捺手印，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在“乙方”处盖章，另第三人方晓清在“承办人”处签字。2016年6月20日，该案在本院立案受理，后经本院审理于2016年8月27日作出“（2016）湘0302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信息部分载明第三人黎璐杨系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出庭），后因双方均未上诉故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谭友泉偿还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为：2013年9月13日起按本金150000元、2013年10月20日起按本金200000元，按照月利率2%的利率标准计算至2016年7月19日止；被告分别于2014年5月15日向原告支付25000元、2016年2月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2000元，用于冲抵被告应支付的上述利息）”。2016年10月26日，经原告申请，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本院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6）湘0302执13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6年11月22日，原告委托第三人方晓清作为该执行案的委托代理人，并签订《授权委托书》，其载明委托事项及第三人方晓清的权限如下：“特别授权，一、代为申请执行，二，代为参与听证、调解和解”。同时，根据被告提交的该《授权委托书》显示，其“委托人”处显示有谭友泉签字和按捺手印，另方晓清亦签字确认。除上述《授权委托书》外，被告还提交了（均系从本院档案室调取）上述执行案中的“方晓清出庭专用函、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所函、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关于第三人黎璐杨参与该执行案立案手续的介绍信以及原告曾于2016年10月21日与第三人黎璐杨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但委托事项和权限载明为“一般代理”）。2019年5月22日，上述执行案恢复执行程序，其案号为“（2019）湘0302执恢118号”。本案在恢复执行程序中，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于2018年11月27日以原告（申请执行人）谭友泉的名义与被告（被执行人）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胡志勇签订了一份《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其内容如下：“甲方（即原告谭友泉）对乙方（即两被告）享有债权，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欠款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第一条，甲方同意免除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所欠的债务利息，只要求支付债务本金400000元，甲方诉讼法及执行费由乙方承担。甲方指定以下账号为收款账号：6227××××2499，户名：建设银行，开户行：和平桥支行。第二条，由于诉讼费由甲方代理人代为支付，甲方指令乙方将相关费用5442元直接支付给代理人。另外，乙方同意补偿甲方代理人的有关法律服务费用2.5万元，并且代理人指令接受相关费用的账户为：×××24，户名黎璐杨，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湘潭市分行。第三条，乙方同意在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处置款到账一周内支付给乙方，如果在2019年4月1日前未能支付相关费用，本合同自动作废，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形成前的证据及法律文书向乙方及其他主体主张权利。第四条，甲方接受了本合同约定的费用后，不得再通过其他任何形式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或者乙方关联主体（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胡碧松、胡志勇、胡志仁）主张权利，相关权益视为自动放弃。签订本合同之日起，甲方必须在一周内解除对乙方的查封，配合乙方解除土地转让及股权转让。第五条，本协议一式四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纠纷由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管辖。（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均在“甲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字，胡志勇在“乙方签字或盖章”处签字并按捺手印）。2019年3月28日，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以原告谭友泉的名义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其内容如下：“2018年11月27日，谭友泉与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志勇前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同意在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处置款到账一周内支付给乙方，如果在2019年4月1日前未能支付相关费用，本合同自动作废”。考虑到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需要时间筹措资金，谭友泉承诺将原协议约定的还款日期延时到2019年5月15日前，其他条款不变”。2019年5月8日，原告领取了400000元执行款，并签具了执行款《领据》。2019年5月27日，本院作出“（2019）湘0302执恢118号”《结案通知书》，载明：“申请执行人谭友泉与被执行人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谭友泉的申请，本院依据（2016）湘0302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5月27日将确定的法律义务全部执行完毕，本案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特此通知”。当日，原告谭友泉收到该《结案通知书》，并在法院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领款并结案后，原告认为，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未经原告授权并与两被告恶意串通以原告名义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故要求本院恢复执行，后经本院执行法官释明，原告故诉至本院，并形成本诉。另查明：（1）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其与第三人黎璐杨以及本院执行法官之间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未经原告授权以原告的名义就签订了《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原告一直对此不予认可，第三人黎璐杨亦认可有争议之事实。（2）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认为，前述《授权委托书》中“谭友泉”字样的签名笔迹以及指印非其本人所为，故于2020年11月12向本院提交了两份书面《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第三人方晓清特别授权《授权委托书》、第三人黎璐杨特别授权《授权委托书》及一般代理《授权委托书》中原告的签名笔迹和指印进行司法鉴定。（3）2019年5月8日（领取执行款当日），原告谭友泉在本院执行局与执行法官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由谭友泉签字。从该份《谈话笔录》的内容来看，谭友泉称对其委托律师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清楚，并且对“两被告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并将执行款已全部存入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将对判决书作执行完毕处理”事实亦清楚认可。以上事实有原、被告以及两个第三人的陈述，原告谭友泉提交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承诺书》、通话录音”以及两被告共同提交的“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方晓清的代理手续、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律师黎璐杨的委托代理手续、谭友泉身份证复印件、（2016）湘0302执1321号”《执行裁定书》、《债务偿还确认协议》、执行款领据、《结案通知书》、法院送达回证”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有以下五种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涉诉以及原告所诉请确认无效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系原告谭友泉（申请执行人）与被告湖南九华纸业有限公司、湘潭市金九置业有限公司（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程序中就履行标的、期限等执行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第十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之规定，原告认为前述执行和解协议存在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五项合同无效事由之一的，有权向执行法院即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前述《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无效。但原告应举证证明本案确系存在上述无效之事由，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认为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未经原告授权并与两被告恶意串通以原告名义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属于无效合同，另以此为由向本院申请笔迹和指印司法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能成立，本案亦无需进行司法鉴定，其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原告谭友泉与湘潭市岳塘区五里堆法律服务所于2016年5月1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原、被告之间“（2016）湘0302民初1850号”涉诉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情况及其生效判决书来看，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均系原、被告之间该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中原告所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且均为特别授权。而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或代理人）向本院出具了执行阶段的授权委托手续（即前述两份《授权委托书》、以及“所函”、执业证书复印件等），其中第三人方晓清的《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事项和权限”明确载明为：“载明委托事项及第三人方晓清的权限如下：“特别授权，一、代为申请执行，二，代为参与听证、调解和解”，而第三人黎璐杨的《授权委托书》则载明为“一般代理”。此外，本案案涉《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为执行和解协议而非一般民间协议，其均系在本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办理该执行案件过程中双方所自愿达成，具备一定程度的公示公信力。故基于上述情形下，即便如原告所称上述两份《授权委托书》系伪造而非其本人所签订（按捺手印），两个第三人系无权代理，但综合本案事实来看，两被告作为该执行案的被执行人特殊身份，其完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第三人方晓清为原告执行阶段特别授权代理人、黎璐杨为一般授权代理人，而与之签订《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因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其显然构成表见代理，对原告（被代理人）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其次，如前文所述，假使本案两份《授权委托书》经鉴定签字为假，两个第三人均系无权代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原告作为被代理人，其在《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签订后，可以进行追认，且法律并未限制被代理人的追认期限，然从本案事实来看，原告于2019年5月8日从本院领取了400000元执行款，并签具了执行款《领据》，后又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本院作出的《结案通知书》后在本院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此外，从领取执行款当日原告在本院执行局所作的谈话笔录来看，其称对其委托律师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清楚，并且对“两被告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并将执行款已全部存入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将对判决书作执行完毕处理”事实亦清楚认可，由上可知，即便两第三人均系无权代理，原告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实质上进行了追认，现原告在依执行和解协议领款并结案后，又反悔对此不予认可，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再次，原告认为第三人方晓清、黎璐杨与两被告恶意串通以原告名义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损害了其利益应无效，但原告所提交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承诺书》、通话录音”等证据均不能证明。综上，《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以原告名义与二被告签订的《债务偿还确认协议》及《承诺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涉诉执行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并终结，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友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谭友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安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徐慧鹏书记员张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