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8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良平，男，197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军，杭州市富阳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平，男，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审被告董江明，男，196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徐良平因与被上诉人何平、原审被告董江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独任审判，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良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军、被上诉人何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1月份开始，何平多次向董江明、徐良平借款，借款还款情况如下：2015年1月6日借款1800000元，由徐良平汇款至何平账户，同日，何平汇款400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1月16日，何平汇款400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1月20日，何平汇款3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1月21日，何平汇款15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同日汇款50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1月22日，由徐良平汇款1500000元至何平账户，同日，何平汇款35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1月29日，何平汇款15045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3月24日，徐良平汇款1800000元至何平账户，2015年4月1日，何平汇款500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4月9日，何平汇款324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4月13日，何平汇款8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4月14日，何平汇款10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4月16日，徐良平汇款1800000元至何平账户，2015年4月17日，何平汇款30000元至刘央账户，2015年4月28日，何平汇款3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4月30日，何平汇款21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5月8日，何平汇款43200元至董江明账户，同日，何平汇款18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5月13日，徐良平汇款1800000元至何平账户，2015年5月26日，何平汇款4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5月28日，何平汇款7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6年6月18日，何平汇款10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同日何平汇款1800000元至徐良平账户。2015年6月19日，徐良平汇款1800000元至何平账户，2015年7月10日，何平汇款10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8月3日，何平汇款3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8月4日，何平汇款25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8月15日，何平通过何玉解账户汇款1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9月2日，何平汇款10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10月30日，何平汇款3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11月9日，何平汇款10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2015年12月1日，何平汇款10000元至董江明账户。上述借款往来次数为六次，借款时间分别是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22日，2015年3月24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5月13日，2015年6月19日。其中最后一次借款，徐良平已经诉至法院，案号是（2016）浙0111民初57号。该案法院判决主要内容如下：1.被告何平、朱美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徐良平借款本金1800000元；2.被告何平、朱美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徐良平按本金1800000元，月利率20‰计算的从2015年6月19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2月19日为216000元）；3.被告何平、朱美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徐良平律师代理费20000元。该案执行案号为（2018）浙0111执2000号。何平、朱美芬并未履行全部案款。2018年9月26日，何平认为徐良平和董江明涉嫌虚假诉讼，向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侦大队报案。徐良平、董江明分别到公安机关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对徐良平询问笔录显示，六次借款徐良平都有参与，当时约定的利率是日千分之三，何平汇款至刘央账户的钱是何平支付的利息，刘央是徐良平的朋友，其银行卡当时由他使用，利息系其指示何平交付至该账户。徐良平同时承认最后一笔借款，是他和董江明从别人处借款后出借给何平的，对于何平在2015年6月19日之后交付至董江明账户款项其是知情的，但认为系董江明和何平其他债务关系形成的。后知道系董江明收取的何平的利息，愿意算作何平支付的利息。对董江明的询问笔录显示，何平当时通过章某向他们借款，利息开始支付给徐良平，最后两次支付到董江明账户。对于何平支付到董江明账户的款项，董江明认为都系何平支付的利息。公安机关对于何平的报案并未立案。庭审中，董江明自认2015年7月10日之后的汇款是支付之前的五笔借款未支付完毕的利息。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借款约定的利率是日千分之三。2015年5月13日，孙国龙向董江明借款300000元，并由何平提供担保。董江明向原审法院提供借款协议一份，甲方是徐良平，乙方是孙国龙。该笔借款董江明自认通过徐良平账户汇款。借款当时，董江明和徐良平曾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何平向徐良平借款现金支票壹张。何平、董江明和徐良平曾就该几次借款问题，多次进行协商，均未果。何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董江明、徐良平归还何平827996.56元；2.判令董江明、徐良平支付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915866.46元（先算至2019年10月31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董江明、徐良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坏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率，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除外。故何平以不当得利作为本案案由要求徐良平、董江明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并无不当。何平向董江明、徐良平借款，高额利息系其自愿支付，但是其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法律规定，董江明、徐良平获得该笔款项无法律依据，受损失人有权请求返还。本案争议焦点是，借款是否系董江明和徐良平一起出借给何平，具体返还的金额问题。原审法院认为，2015年6月19日借款即第六次借款关系，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本案不做陈述。但前五次借款系董江明、徐良平与何平达成的借贷合意，理由如下：刘央的银行卡由徐良平实际掌握，何平经徐良平指示交付款项至该账户。当时借款本金都通过徐良平账户进出，利息通过徐良平实际控制的刘央账户和董江明账户进出。故根据双方打款往来，经原审法院核算，前五次借款，扣除按月利率30‰计算的利息，何平多付款项共计366611.31元（详见计算清单）。关于2015年7月10日后由何平交付至董江明账户款项共计405000元，董江明自认系何平交付的前五笔借款的高额利息，同时徐良平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陈述算作何平支付的利息，上述陈述系徐良平、董江明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些款项系支付前五笔借款的利息，也应当由徐良平和董江明予以返还。综上，徐良平和董江明没有法律依据取得该笔不当收益，受损失人何平有权请求其返还，徐良平、董江明理应返还何平的款项是771611.31元。何平要求按月利率20‰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的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法律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包括原物和孳息，而且董江明、徐良平明知借款获取高额利息违反法律规定，仍要求借款人何平支付，明显存在恶意。故对于其无正当理由占用何平多付资金的利息损失，董江明、徐良平理应支付。董江明、徐良平理应支付何平以771611.31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中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核算金额为134999.83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于董江明、徐良平辩称诉讼时效超过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何平一直都在主张该权利，双方也曾就返还金额多次协商，故并不存在何平主张超诉讼时效问题。董江明辩称另有借贷关系，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何平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江明、徐良平共同返还何平771611.3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董江明、徐良平共同支付何平自2016年1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自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付，核算金额是134999.83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95元，因何平减少诉讼请求，受理费为19550元，减半收取9775元，由何平负担3342元，董江明、徐良平负担6433元。 宣判后，徐良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徐良平和董江明应共同承担返还何平不当得利款771611.3元的责任，不合理且不合法，一、何平在一审诉状中明确表示“2015年1月，何平因短期资金紧张，由朋友章某介绍到做资金生意的董江明处借款1800000元，该笔借款由董江明委托徐良平账户汇出至何平账户”。按照该表述可知，1、当时与何平发生借贷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董江明；2、徐良平系董江明委托其向何平打款，也就是说徐良平并不是何平借贷关系的相对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何平明确表示徐良平不是合同当事人，故一审法院认定和判决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2、在一审中，董江明和徐良平都明确表示前五笔借贷系董江明做的，后一笔（2015年6月19日出借，徐良平已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浙0111民初57号，该案已经一审、二审，目前已在富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是徐良平出面做的。在董江明和何平发生的五次借贷合同中，出借的本金有可能是多个人的，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理念，不管合同相对方是谁，只要在出借资金中有合伙，就应承担共同返还此案不当得利的义务，这显然与法不符。在前五笔的借贷关系中，合同的相对方一直是董江明与何平两人，有可能在五笔借贷合同中徐良平有出资过二、三笔的资金，但这只是徐良平和董江明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还是董江明和何平发生的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徐良平和董江明共同承担返还责任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徐良平和董江明共同出借给何平款项理由为“刘央的银行卡由徐良平实际掌控，何平经徐良平指示交付款项至该账户。当时借款本金都通过徐良平账户进出，利息通过徐良平实际控制的刘央账户和董江明账户进出”，这完全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一审庭审中，董江明的陈述中明确其与何平借款关系资金的进出是其不懂得网上转账的具体操作事宜而委托徐良平代办系列资金进出事项；其次，董江明亦陈述不管是汇到刘央卡上的钱，还是汇到徐良平卡上的钱，其已收到；第三，关于董江明的银行卡，徐良平从未实际掌控过，在一审庭审陈述或公安调查笔录或任一证据中都没有体现徐良平实际掌控董江明银行卡的事实。4、关于2015年7月10日后何平汇至董江明账户的405000元款项，徐良平当时是不知情的，这从公安调查笔录中也可以显示出，该405000元徐良平直至公安民警找其调查后询问了董江明才知道，况且在一审时董江明认为该405000元是何平支付的其为案外人孙国龙向其借款由何平担保的款项，再者董江明也明确表示该405000元徐良平是不知情的，且未给过徐良平一分钱，在这期间假如何平又有其他身份不明的钱汇入董江明的账户，过了几年之后徐良平被告知其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一审法院的认定显然是违反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中之公平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徐良平“对于何平在2015年6月19日之后交付至董江明账户款项其是知情的，但认为系董江明和何平其他债务关系形成的，后知道系董江明收取的何平的利息，愿意算作何平支付的利息”，完全断章取义，一审法院在调解时徐良平的表述为如果调解，为了息事宁人，何平主张的不当得利款徐良平同意承担三、四十万元（在此案诉讼前何平已和徐良平商谈过可否在（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中减免部分利息的事宜，对于此徐良平也曾表示过同意），但前提是调解成功。关于公安机关的徐良平笔录中“那就给他算是利息好了，到时候可以给何平算作已经支付的利息”，结合全文的意思为徐良平认为该款项是何平支付给董江明的其他债务，如果何平认为是支付利息的，前面五笔董江明借给何平的利息何平本身没有付清，那么也可算作何平支付给董江明的利息，这是何平和董江明之间的事，和徐良平也是无关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诉讼费由何平承担。 被上诉人何平答辩称：徐良平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如果其在（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庭审中能够如实陈述当初的借款和董江明有关联性，就不会有此一案，故徐良平理应和董江明共同返还何平不当得利款771611.31元。一、根据（2016）浙0111民初57号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1、2015年1月6日，徐良平汇款180万元给何平；2、2015年1月22日，徐良平汇款150万元给何平；3、2015年3月24日，徐良平汇款180万元给何平；4、2015年4月16日，徐良平汇款180万元给何平；5、2015年5月13日，徐良平汇款180万元给何平；6、2015年6月19日，徐良平汇款180万元给何平。以上可以明确该六笔汇款全部从徐良平自己的账户汇出，且徐良平认可向何平借款的事实。何平当初总计多归还徐良平、董江明利息827996.56元，徐良平是否应共同承担不当得利款项的举证义务应由徐良平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何平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2018年的涉黑报案、2019年的虚假诉讼报案，可以证明徐良平和董江明在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调查笔录中承认其共同做资金生意，徐良平也承认六次借款都是徐良平、董江明等一起参与，以及（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当时徐良平虚假陈述与董江明等案外人的关系与该案无关，造成何平合法权利受损、司法资源浪费，也印证徐良平涉嫌虚假陈述。三、董江明已经在微信中明确承认2%的利息中的“2”字系其所写，证人章某也证明当时的借条出具时利息一栏系空白，一审法院以（2016）浙0111民初57号已经生效而回避不予确认。同时，董江明在微信中答应超过2%的利息款项归还何平。一审法院却漠视董江明的确认而以36%为基础利息核算，这是对何平的不公判决。正因为（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中徐良平的虚假陈述，造成何平目前还在支付2%的月利息和在执行中双倍罚息的巨大权益损害，故何平一直在主张和积极到中院申诉、公安局报案以查明事实真相。四、目前，徐良平的虚假陈述包括：1、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中徐良平虚假陈述董江明系案外人，与该借款没有关系；2、有目的的诉讼欺诈，（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中徐良平否认当初何平汇款至董江明账户734200元、刘央账户197400元的事实，造成何平权益被侵犯，明明支付大额的高额利息，还要重复支付2%的利息，且该借条上的2%的“2”系其为了起诉何平而自行添加。目前董江明在与何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承认。（2016）浙0111民初57号案件判决书也确认，最后一笔借款的借条系2015年12月17日晚上何平在董江明办公室所写，当时徐良平本人不在场。综上，徐良平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六笔借款的独立存在，其上诉要求不共同承担返还何平不当得利款项的责任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良平的上诉请求并改判支持何平一审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董江明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何平要求徐良平、董江明返还其已支付的借款利息中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而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现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徐良平是否应当与董江明共同承担不当得利款的返还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前五次借款均由徐良平账户支付给何平，何平归还借款本金亦是打入徐良平账户，至于借款利息，部分经徐良平指示打入其实际控制的刘央账户，部分打入董江明账户。徐良平、董江明在一审中称双方存在内部约定、涉案前五次借款是董江明出借、因董江明不懂网银操作才通过徐良平打款、利息实际由董江明收取，与其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合作做资金生意、出借款项由徐良平负责打款、利息在内部进行分配等，存在不一致，相比而言，两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所做的相关陈述发生于本案诉讼之前，双方之间尚无直接的利益冲突，更具有可信性。因此，综合上述情形，徐良平、董江明共同参与涉案借贷事宜并收取何平支付的借款利息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据此，原审法院判令徐良平、董江明对所获得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至于2015年7月10日后由何平交付至董江明账户款项共计405000元，董江明自认系何平交付的前五笔借款的高额利息，徐良平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算作何平支付的利息，亦构成对其不利的自认，故原审法院将该405000元纳入涉案前五笔借款的利息范畴亦无不当。综上，徐良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66元，由徐良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