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欢喜，男，195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临绍，男，198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林妹，女，198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彩英，女，195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根法，男，195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法，男，196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忠，男，196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根（兼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健，男，199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明伟，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黄金水岸8幢1301、1302室。 负责人徐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操，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因与被上诉人董健、董明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临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14日16时20分许，董健驾驶浙Ａ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沿206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206省道8ＫＭ＋800Ｍ处，与朱彩兰驾驶的沿206省道由西向东行驶的悬挂“临安Ｌ？1065702”号牌电动二轮摩托车（经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鉴定，该车判定为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该事故造成朱彩兰受伤、两车损坏，后朱彩兰送医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7月18日，董健（作为乙方）与死者朱彩兰家属（作为甲方）在杭州市临安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约定该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强制险等保险理赔款归甲方所有；2.董健在理赔基础上，一次性补偿甲方人民币200000元；3.甲方对乙方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表示谅解；4.支付方式：乙方先期已支付甲方人民币50000元，剩余人民币150000元协议签字生效后当场付清；5.此事民事部分双方承诺以上条款为最终解决方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双方承诺就此事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6.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交警部门留存一份，保险公司留存一份。2018年9月14日，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案涉事故作出第33018512018000007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健在驾车行驶中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认定朱彩兰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不予登记的车辆上道路行驶，借道通行时未让本道内的车辆优先通行，最终认定董健、朱彩兰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此后，金林妹就该事故认定书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该部门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复核结论：“该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使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为此：决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33018512018000007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另查明，董健驾驶的浙ＡＢ××××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临安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50万，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平安临安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3321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8832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0元和误工费20000元，以上各项暂合计1303528元；后续产生的相关费用也应当由董健、董明伟、平安临安支公司承担；保险不足部分由董健、董明伟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对案涉事故认定书有异议，认为董健存在逆向行驶、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中金林妹就该涉案事故认定书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该部门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了维持的复核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经审查相关视频、照片、笔录等材料，无法得出董健系逆向行驶的结论，且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在本案中是在先前即存在的视频、照片、笔录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的主张，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故原审法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予以确认。虽然原审法院对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予以认可，但当事人承担的行政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并不等同于其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比例。案涉事故发生的路段车流量大，危险程度相对也较高，特别是道路旁边还有住户的环境下，董健驾驶机动车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其在当时天气晴朗、前方并未有车辆交汇且受害人朱彩兰穿着红色上衣的情况下，疏于观察前方路况（董健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笔录中提到不知道朱彩兰什么时候出现，看到时朱彩兰已到其车子正前方了），且董健在事发路段限速40码的情况下，存在超速行为，因此董健存在相应的过错，其对朱彩兰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朱彩兰作为事发路段附近的村民，应知事发路段车流量大的危险性，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朱彩兰是借道通行，在该种情况下，其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但其并未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借道行驶，因此其自身亦存在相应的过错。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董健对因朱彩兰死亡而造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关于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主张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结合其诉讼请求并经审核确认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董健、董明伟、平安临安支公司对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均无异议，故为1111480元（55574元×20年）；2.丧葬费为33216元；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朱彩兰母亲已于2019年10月28日死亡，因此关于该部分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经计算为7456元；4.关于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但确为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的实际损失，根据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支持6000元；5.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死者朱彩兰及董健存在的过错情况，原审法院酌情支持30000元。因死者朱彩兰家属与董健达成过人民调解协议，即董健额外支付200000元，其他损失不再赔偿，基于此，原审法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综上，上述损失共计1188152元。该款由平安临安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10000元，余款1078152元由平安临安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646891.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临安支公司赔偿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各项损失共计756891.2元，该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634元，由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负担5271元，由董健负担11363元。 宣判后，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临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图完全违背现场监控以及大量照片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以偏概全、是非颠倒。上诉人请教了周边区县具有二十多年交通事故勘察处理经验的资深交警，他们在分析了监控视频及现场照片后非常明确指出：“事故现场图是为同等责任量身定做的，是彻头彻尾的伪证。”交警部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视频或现场勘查照片证据，可以证明受害人朱彩兰实施了“自西向北横穿马路”、“借道通行时未让本车道内的车辆优先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肇事车从撞击点到最后刹车停止点是在本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完全无视故乡缘酒家关于事发过程的完整监控记录，仅凭锦兴农场监控中从受害人进入监控盲区起，到该处出现事故碰撞飞出的碎片止，长达5.5秒的盲区视频，臆测电动车进入盲区后一定是横穿马路，肆意编造、量身定制事故现场图。而且现场图中的制动距离仅仅只是最后的一小部分，现场图反映的撞击点区域也是完全编造的，与监控反映的事实完全不符。恰恰相反，上诉人向法院出具了大量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链，充分证明受害人被撞击前始终在本车道内向东直行，一直没有（也不敢）越过中心线，用了长达4.82秒的时间试图让肇事车优先通过。而肇事车从撞击到停止，整个过程仅仅在停止前的最后两个车身采取大角度右打方向行为，且最后还是未能完全把肇事车停回本车道。右打方向前100%车身处于逆向车道，右轮在中心线上留下了二十多米的制动痕迹。肇事车属于在逆行车道与直行的电动车正碰。2018年7月14日（周六），当事人朱彩兰驾驶悬挂“临安Ｌ1065702”号防盗识别码的电动车沿206省道西向东行驶，16时20分许，当行驶至206省道8ＫＭ＋800ＫＭ处附近（板桥镇桃源村祝家村油车背后5号故乡缘酒家前，路边砖砌垃圾箱西侧第5棵行道树），由于前方同向行驶的自备车正在超越三轮车而未能发现肇事车，于是从道路边线由西向北转弯准备横过马路回家，很快便发现远处的肇事车，为了安全放弃冒险借道横过马路，而是采取在本车道内继续向东缓慢行驶，试图让肇事车优先通过，再左转借道横过马路。但谁是也无法预想，此时被上诉人董健驾驶的由东向西行驶的浙ＡＢ××××肇事车正处在严重超速和低头盲驾状态，司机存在低头看手机微信等妨碍安全驾驶的嫌疑，目光完全脱离前方视线，在天气良好，没有其他任何车辆及行人干扰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注意到身穿红色显眼上衣的受害人正在骑着电动车在中线内侧缓慢直行主动避让被上诉人董健，让被上诉人董健优先通过的意图非常明确，就连被肇事车超越的远在后方车里的目击证人都某看清楚骑电动车的受害人。由于严重超速和低头驾驶，导致肇事车在撞击受害人前根本没有减速和避让的反应时间。经过先后两次专业机构在碰撞前两个不同位置的速度检测，肇事车不但严重超速，而且还处于急加速行驶状态（实测加速度ａ＝6.89ｍ／ｓ2＝24.8ｋｍ／ｈ／ｓ）。根据锦兴农场监控或者故乡缘酒家监控均可科学推算撞击点的瞬时速度ｖ＝98-101ｋｍ／ｈ，属于严重超速行为。被上诉人年纪尚轻，驾龄也不短，按照驾驶常理，但凡只要留一点余光观察前方路况，在当时路况如此良好的情况下，即使超速或接打电话也完全可以避免事故发生。故乡缘酒家监控清楚记录了从撞击点起的肇事车及受害人的轨迹，监控、现场照片及模拟试验对比清楚显示肇事车撞击受害人时，副驾驶一侧（右侧）车轮压中心线，属于在逆向车道撞击受害人。视频显示被撞击前0.5秒，受害人骑电动车双脚触地，车和人依然在中心线内侧，人和车身均保持向东直行状态，依然还在指望肇事车能够回归到本车道，最终错失了逃生机会。被撞击时，电动车的后半个车身监控依然看见。此刻受害人离开始左转己经历时4.82ｓ，而如果一开始就选择冒险横穿马路只需要7.2ｍ÷15×3.6ｍ／ｓ＝1.73ｓ时间，根本不是认定书表述的“由西向北左转横穿马路”。被上诉人董健在笔录中说：“几乎是我看到她突然出现在我车前了，我就撞到她了”（7月15日第3页）“看到电动车的时候是她好像突然出现的，像突然横过马路”（7月15日第3页）“我觉得是对方突然横穿马路，我自己没注意看”（7月15日第4、5页）“已经很近了，感觉就在我眼前了，我都来不及打方向，赶紧踩刹车”（9月14日第3页第20行）……这些笔录也恰恰说明了肇事司机撞击前几秒内根本没有在观察前方路况。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分心行为。办案民警骆佳伟多次向受害人家属陈述：“事故发生时段，肇事司机墙纸店的客户微信群处于活跃状态”的事实。已经排除：疲劳驾驶、回头照看独自在后座的4岁儿子、发短信、接打手机等嫌疑，剩下的唯一重大嫌疑就是“低头看微信群消息”。“我就低头看了一会儿手机”是肇事司机向镇政府调解人员叙述事发经过时亲口所说。笔录中把过错都甩给受害人，把自己包装成只是超了一点速度的无辜者。试问：连穿红色上衣的受害人和电动车长达4.82ｓ的礼让行为都说“我是撞到她才踩刹车的，来不及反应了”，那又怎能证明自己“发生碰撞时，我是在自己的车道里，靠道路右侧这边”，谎说“电动车是从大货车后面突然横穿出来的”，是自以为死无对证了就可以为自己圆谎。监控和笔录都证明了肇事车在撞击受害人前、后并没有也不敢急打方向（高速时急打方向必然会甩尾侧滑甚至侧翻），直到撞击后车速很小时才大幅度右打方向，随后左打拉正方向，使肇事车从逆向车道勉强拉回到本车道，但是左后轮依然压中心线、车身方向依然右斜，前保险杠右侧留下明显的与电动车前轮撞击的痕迹，这些事实都是肇事车在逆向车道强烈撞击受害人电动车前轮留下的铁证。通过视频和现场照片分析，充分证明肇事车撞击时及撞击后的很长距离内肇事车处于右轮压中心线，车身100%处于逆向车道。事故事实与交警出具的事故现场图大相径庭、是非颠倒。肇事车右侧保险杠直接正碰中心线附近的受害人电动车车头，致使受害人连同电动车以前轮轴为转动轴向上翻上右侧引擎盖，发生二次碰撞，然后受害人连同电动车又被肇事车的引擎盖推抛至左前方的行道树（引擎盖边缘坚硬中间偏软凹陷大，受力不均导致受害人和电动车反弹方向偏左），致使受害人连同电动车与垃圾箱西侧第5棵行道树发生第三次严重撞击。经过视频与现场比对，实测监控可见范围内肇事车制动距离为32.5米（不包含略微提前刹车的制动距离），实际制动距离在40米以上。而交警出具的事故现场图及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制动距离仅为14.3米，仅仅测量了最后的一小部分（约3个车身长度），且在受害方家属多次提供有力证据后，交警依然一口咬定中心线上的刹车痕迹是肇事车左轮留下的、肇事车的行车轨迹自始至终是在本车道内正常行驶的，不存在逆向。受害方再三要求杭州交警的现场复核也只是走马观花，在现场只是听取了临安交警的介绍汇报，在当地群众的围观下，并没有针对受害方提出的任何数据及质疑进行现场复验，十分钟左右就一起开车扬长而去。试问这样得出的复核结论还能替普通老百姓伸张正义吗？恳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客观事实证据，明辨是非，还原事实真相。同时被上诉人董健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行驶中严重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恰恰在限速标志指示牌的正下方撞击了正在让行的受害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之规定。被上诉人董健由于低头驾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瞬息万变的路况，致使车辆越过中线行驶，并在逆向车道上撞击受害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右侧通行、各行其道”的基本原则。肇事车后座单独坐着没有安全座椅、未系安全带的4岁以下儿童，同样造成驾驶分心，其行为违反了《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6条“4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低于1米的儿童乘坐小轿车时应当配备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但是客运出租车除外”。被上诉人董健在驾车经过村道岔路口时严重超速并且存在低头看手机微信等行为的嫌疑，导致视线脱离前方路况的危险驾驶行为，是造成此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受害人在发现远处有直行的车辆后，没有贸然左转进入对方车道，保持在本车道内继续向东直行，长达4.82秒的主动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的交通行为意图非常明确，也完全合理合法，只是作为普通人万万无法预想对方司机此时段内根本没有在观察前方路况，等肇事车逼近眼前时本能的逃生已经根本无法逃脱受撞击的噩运。受害人的行为恰恰由于恪守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借道通行的车辆或者行人，应当让本道内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行”之规定而导致遇害。守法者死不瞑目，违法者至今逍遥法外。二、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失费按“特别严重”标准赔偿的诉求合情合法。事发后被上诉人董健不但自己没有履行现场急救义务，并以保护现场的名义阻止他人把受害人身体翻过来实施急救，人为错失生命急救的黄金时间，致使面部、身体朝下趴卧的受害人长时间趴在高温路面而窒息死亡。后续监控及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肇事司机事发后的大部分时间站在一边打电话，救护医生到达现场就宣布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被上诉人漠视生命，其行为极其冷漠，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肇事司机的冷漠和非人道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造成了受害人与所有亲属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未能留下片言遗属的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肇事司机在事发后长时间的打电话，迅速编制起一张强大的关系网，现场也很快来了为他撑腰的亲朋好友。这起事故从一开始就被交警部门、镇村调解干部错误的定性为：“电动车横穿马路，给你们同等责任已经很客气了”。被上诉人董健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之规定。被上诉人董健笔录也证明当时受害人趴在地上是有生命体征的，为什么长时间不让把伤员仰卧检查或恢复呼吸和心跳？难道他的驾照不是正常考出来的吗？受害人主动让行4.82秒，让本道内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受害人理应无责，被上诉人董健理应承担起事故的全部民事责任及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近几年，电动车违反交通规则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分青红皂白。受害人驾驶电动车已经有18年驾龄，电动车也更新了五次，至于电动自行车的诸多问题是社会遗留问题，是关乎广大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临安区地方政府至今也没有全面禁止超标电动车上路或禁止电动车无证驾驶，群众的理解是只要安装了防盗识别码、缴了保险，就允许上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的地方措施，给死者扣“无证驾驶、非法上路”的帽子不切实际。即使这样，也与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能作为事故责任划分的考量因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死者另行追究相应的行政处罚。如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驾驶依法不予登记的车辆或者机具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上诉人认为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330185120180000079号交通事故现场图及责任认定书以偏概全、是非颠倒，是一份为肇事方逃避刑事责任“量身定做”的伪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事实证据不予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请求驳回一审判决书中：“经审查相关视频、照片、笔录等材料，无法得出被上诉人董健系逆向行驶的结论……故本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结论予以确认”的结论。依法依据对交警部门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结论不予采纳。请求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的赔偿请求：1、死亡赔偿金55574元／年×20年＝1111480元（各方均已认可）；2、丧葬费66432÷2＝33216元；3、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要求按被侵权人的受损害程度“特别严重”考量）；4、被扶养人王凤仙生活费34598元／年×5年÷6＝28832元；5、交通费10000元（实支）、误工费20000元（亲属处理丧事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以上1-5项暂合计1303528元。二、判令被上诉人董健、董明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以及诉讼期间可能产生的各类鉴定、检测等费用。 被上诉人董健答辩称：当时村里也调解过，董健根据调解结果给了钱，上诉人称董健开车是逆向行驶，实际上董健没有逆向行驶。当时调解结果是保险公司赔付的所有钱都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依然坚持诉讼。由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董明伟答辩称：董明伟、董健已经赔付了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平安临安支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且正确，法律适用正确。本案事故发生之后，根据现有的视频、笔录及相应的其他证据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在一、二审中，上诉人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对这份事故认定书进行反证，而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关于事故认定的分析都是其自身的推测，并没有相应的权威机构对事故认定不当的地方进行证明。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问题，平安临安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是考虑在事故发生之后，肇事方对受害方有补偿行为，认定30000元符合相应的法律依据，以及符合相应事实情况。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案涉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健在驾车行驶中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认定朱彩兰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不予登记的车辆上道路行驶，借道通行时未让本道内的车辆优先通行，最终认定董健、朱彩兰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此后，金林妹就该事故认定书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该支队已作出复核结论，决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仍有异议，认为董健存在逆向行驶，朱彩兰未借道通行，董健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未提交有效相反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认定，原审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和责任予以确认正确，本院予以认同。关于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根据死者朱彩兰及董健存在的过错情况，酌情支持3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董健对朱彩兰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及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原审法院根据事故责任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董健对朱彩兰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认定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丧葬费332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456元及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6000元，最终确认由平安临安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10000元，余款1078152元由平安临安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646891.2元，也无不当。综上，本院对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66元，由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负担。金欢喜、金临绍、金林妹、朱彩英、朱根法、朱国法、朱国忠、朱国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炜强 审 判 员 周志军 审 判 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