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5730号原告：范会涛，男，197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19号。法定代表人：徐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璐，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湘，北京市鑫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范会涛与被告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会涛，被告东方时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璐、赵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会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方时尚公司支付范会涛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647.9元；2、案件受理费由东方时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于2013年11月1日入职东方时尚公司，2015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至2018年12月31日止，职务为教练员。工资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合同临近到期时，双方于2018年12月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续订书》，约定合同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我于2020年6月8日收到东方时尚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因爆发新型冠状病毒重大疫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等相关法律规定，于2020年6月8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我与东方时尚公司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此表只限职工流动之用)》(以下简称《证明书》)。东方时尚公司确认我的工作年限为6年7个月，共计30197.2元，我已于2020年7月1日收到此款。在东方时尚公司通知我领取《通知书》、签订《证明书》的过程中，未曾与我有任何协商，且在办理过程中也未有任何释义或说明。后我也查询了相关法律规定后，认为本次劳动关系的解除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三)款规定的情形，本次解除劳动合同方式应属违法解除，已签订的《证明书》符合合同形式的规定，应参照合同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据此，我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1、确认东方时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2、东方时尚公司支付赔偿金22647.9元。我于2020年9月1日收到大兴仲裁委做出的京劳仲字[2020]第4273号裁决书，驳回我的申请。我认为东方时尚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执行，直接通知签订《证明书》，径直解除劳动合同，这显然是违法行为。东方时尚公司《通知书》中引用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三)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是不适当的，理由如下:一、关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十二条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发生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变化，致使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全部或者主要条款无法履行，或者若继续履行将出现成本过高等显失公平的状况，致使劳动合同目的难以实现。下列情形一般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1）地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形成的不可抗力;（2）受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导致用人单位迁移、资产转移或者停产、转产、转(改)制等重大变化的;（3）特许经营性质的用人单位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的。而本次根据疫情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二、关于“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20年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紧急发布了《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二点提到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根据此通知可知，国家并不鼓励疫情期间裁员的做法。且2020年6月8日签订《证明书》当日，北京的疫情等级已经下调至三级，全面复工复产，我也准备随时返岗工作，不存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三、此条款还规定协商是必经程序。东方时尚公司与我未有任何协商，而是径直解除，东方时尚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证明书》从内容及格式上还应参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理。东方时尚公司错误地适用法律规定与我达成看似合法的《证明书》，用于掩盖其违法解除的目的，就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违法的目的，应属无效合同。我的收入是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妻子有病，孩子上学，疫情以来工资锐减，生活难以维计，迫于东方时尚公司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以及对东方时尚公司的充分信任和对法律的不甚了解，不得以才签了《证明书》。综上，我认为东方时尚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其与我径直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行为。东方时尚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我认可所签《证明书》中的月工资数额为3774.65元，现请求法院判决东方时尚公司补足我赔偿金22647.9元。东方时尚公司辩称，不同意范会涛的诉讼请求，范会涛已经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认可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同意接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且认可解除劳动合同后双方再无其他纠纷，因此范会涛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日，范会涛入职东方时尚公司，岗位为教练员。2018年12月6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2020年6月8日，范会涛收到东方时尚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范会涛：我们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解除日期为2020年6月8日，自2020年1月底至今，因爆发新型冠状病毒重大疫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等相关法律规定，于2020年6月8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单位依据法律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特此通知。收到通知书后携带本人银行卡复印件办理领取补偿金事宜。通知书下方载有：“以上通知已收到，双方共同确认补偿金数额为￥30197.2元，领取补偿金后双方再无其他劳动争议纠纷”的内容，范会涛在个人确认签字处签字，落款时间2020年6月9日。2020年7月2日，范会涛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东方时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647.9元。大兴仲裁委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20]第427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范会涛的仲裁请求。范会涛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范会涛称虽已经收到东方时尚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30197.2元，但当时自己急需用钱，且东方时尚公司利用法律的优势地位欺骗自己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因东方时尚公司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赔偿金而不是补偿金。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范会涛签字认可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载明“领取补偿金后双方再无其他劳动争议纠纷”且范会涛已收到东方时尚公司支付的补偿金30197.2元，应视为范会涛对其权利的处分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范会涛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存在可撤销的情形，范会涛要求东方时尚公司补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会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范会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文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