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6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缨，女，汉族，1965年3月27日出生，住新乡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丹，女，汉族，1992年3月9日出生，住址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缨，基本情况同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芳，河南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牧野区化学与物理产业园创业路东段。法定代表人：杨继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玲、赵晓云，河南普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长缨、罗丹诉被上诉人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科技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长缨、罗丹的委托代理人孙玉芳，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继军、委托代理人陈玲玲、赵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长缨、罗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豫07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支付罗某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日止期间的加班费34892.72元。3、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补发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日止对罗某欠发工资6787.5元。4、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支付因对罗某存在欺诈、欠发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不付加班费等行为而应支付的经济赔偿金6900元。5、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支付因未与罗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共计51262.52元。6、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常识性法律概念错误，曲解上诉人对案件事实的表述，断章取义，且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编造被上诉企业支付薪金的方式是“按日计酬”，支持和认可被上诉人的违约、违法行为，支持“血汗企业”，前后自相矛盾，属于明显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违背法律的明文规定作出错误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加班费、欠发工资的诉请。1、罗某的月工资是4600元，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无证据和理由反驳，应予认定。（1）、罗某的月工资有被上诉人网上招聘信息和两份罗某的工资领取条证明。对此证据有罗某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在认定罗某加班天数时也以此作为依据，证明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该证据，而该两份证据明确注明：罗某月工资是4600元。（2）、被上诉人无证据和理由反驳上述证据；且其掌握罗某入职该企业一年多的所有工资领取条，其拒绝提供，依照民诉法和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应当认定罗某的月工资是4600元。2、一审法院认定罗某的工资是4052.5元，属于自相矛盾；且是对“月工资”这个基本常识性法律概念的认识错误，更是支持和认可被上诉人“血汗企业”的违约、违法行为。（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罗某工资领取条为依据认定部分加班费，证明其认可该证据的效力；但是却无理拒绝认可工资条明确标注的罗某工资数额，反而以被上诉人在最后几个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为依据，自相矛盾。（2）、“月工资”即只要月出勤天数符合法律规定标准即可以获得足额工资，也就是应得月工资。但是被上诉人实际发放月工资却是以劳动者全月无休才发放足额月工资，明显违背双方对月工资的约定；更违背劳动法对月工作时间的限制，违背劳动法对劳动者休息权的法律保护规定；属于被上诉人的严重违约、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证明一审法院对“月工资”的基本常识性法律概念认识错误；且支持和认可被上诉人“血汗企业”的违约、违法行为。3、一审法院编造被上诉企业支付工资的方式是“按日计酬”，无任何证据证明。（1）、上诉人的民事起诉书在卷证实：无一字明示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方式是“按日计酬”。起诉书原文是这样陈述的：“双方约定罗某月工资4600元，约定的工资数额符合该企业在网上的公开承诺范围。双方一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该公司也未为罗某缴纳社会保险。自罗某2018年7月份入职后，该公司在实际支付罗某工资时，仅以日薪148.33元至148.38元给付罗某工资，即无论当月是28天、30天还是31天，罗某都必须每个月工作31天才能拿到4600元的全额工资！而按照标准工时制20.83天计算，罗某的日工资应当为：月工资4600元/20.83天（法定工时）=220.84元（标准工时制下罗某应得的日工资）即只要罗某平均每月工作满20.83天就应当获得4600元的全额月工资。该公司这种明显违背其公开承诺和双方约定的不诚信行为，导致罗某在该公司工作一年多以来从未拿到过全额工资，即使在因交通事故去世前的2019年7月份，罗某连续工作了28.75天，也仅获得了4266元的工资，未能得到4600元全额工资，更未获得远超劳动法规定工时之外的加班费！”对此，任何正常人都能理解：起诉书的陈述是表明被上诉人将双方约定的月工资偷换成只有全月无休才能拿到约定的月工资，是被上诉人故意错误计算日工资来达到无理克扣劳动者工资的目的。这种计算日工资的方法是违约且违法的，因为劳动法不允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且正常人都能分辨清楚：计算工资数额的方法并不等同于企业支付工资的方式，两者概念和内涵截然不同。（2）、一审法院自认为或者说自己理解为或者说强加给“原告的表述罗某生前工资是按日计酬”，但是“原告的表述”不能代替法院查证事实，不能成为事实认定的依据。（3）、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复述起诉书的部分内容：罗某生前“按出勤天数干满自然天数每月月工资达到4600元。2019年7月份，罗某连续工作了28.75天，也仅获得了4266元”。这种叙述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血泪控诉！因为任何正常人都能理解：被上诉人严重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月工作时间，工作时间远超法律规定的月工作时间还不能得到足额月工资，无异是严重压榨、盘剥劳动者的违法行为！但是一审法院对此的理解方式是：这是“按日计酬”，所以罗某的月工资应当按被上诉人的实发平均工资计算，企业想给劳动者实际发多少算多少，一审法院无条件地加以认可！如此认知，世上再无欠发工资的企业！哪怕不给劳动者发工资，平均工资为零，一审法院也认可！（4）、一审法院偷换“计算加班费方法”与“支付工资方式”这两种完全不同属性的词语概念。计算加班费需要将月工资除以月工作天数来换算成日工资数额，以此为基础计算加班费的数额，包括计算欠发工资的数额都需要换算日工资的数额。但是一审法院竟然将起诉书计算加班费和欠发工资的方式偷换概念为被上诉人是“按日计酬”支付工资！如此认知，任何存在加班现象的企业都属于“按日计酬”支付方式，明显违背基本常识、常理！（5）、被上诉人在开庭时并未提出其企业支付工资的方式是“按日计酬”，故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支付工资的方式是“按日计酬”，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按日计酬”是一审法院自己编造的事实。4、罗某生前未主张追究被上诉人的违约且违法行为的责任，并不等于被上诉人没有违约，不能成为阻碍上诉人追究被上诉人违约且违法行为的法律裁判理由。（1）、因为女儿在北京读本硕，罗某生前负有养家的重担，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忍受被上诉人的欺骗，忍受全月无休才能拿到足额月工资的盘剥。所以，罗某生前未主张追究被上诉人的违约且违法行为，并不表示罗某生前认为被上诉人没有违约且违法行为，富士康公司曾经有员工接连跳楼，并未见这些员工提出公司违约、违法的主张。（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官虽然不受劳动法调整，但是法官也没人同意全月无休才能拿到足额月工资。因此，一审法院无权力和合法合理的理由推测罗某生前的意愿，武断猜测罗某赞同被上诉人的违约且违法行为，更不能以法官的主观猜测作为裁判的理由。因为法律审判只能以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理由，不能以猜测的死者的意愿为裁判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罗某生前并未提出欠发工资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被告是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工资的，并不能因被告以每月的自然天数来计酬就认定被告欠付工资，而是应当以实际发放的工资为准”，根本就是以猜测罗某生前的意愿来否认被上诉人的违约且违法行为，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工资领取条上明示的月工资数额，自相矛盾；与多次开庭查证属实的确凿书证相矛盾！而所谓“以每月的自然天数来计酬”，实际就是要求劳动者全月无休才能获得足额月工资，一审法院对此公开支持，就是在公开支持违反劳动法的严重违法行为！5、被上诉人掌握的书证拒不提供，按照证据规则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违法裁判。众所周知，企业掌握劳动者的工资发放凭证、票据及财务、税务票据、报表等，但是从确认罗某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一审、二审直至本案，上诉人一直申请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均无理拒绝。上诉人根据自己掌握的部分证据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计算得出被上诉人欠发罗某的工资和加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四十八条、第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起诉书中关于被上诉人补发欠薪和加班费的数额等诉求。但是一审法院却违反上述法律的明文规定，在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其掌握的书证的情况下，驳回了上诉人的合理合法诉求！认定只要被上诉人不提供罗某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这十一个月的工资领取条，罗某在这十一个月内就没有加过班！同时，既然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是“按日计酬”支付工资方式，按照正常人理解：上一天班发一天工资，一年365天中只要有一天不上班，就没有这一天的工资！所以“按日计酬”就不可能存在加班费的问题！但是“按日计酬”却又判决罗某在2019年7月和8月的加班费，明显自相矛盾！6、一审法院判决书侵犯逝者罗某的名誉，上诉人作为罗某的亲属保留对一审法院的侵权责任追究权利。被上诉人不仅在罗某生前对罗某违约且违法欠发工资和加班费，而且在答辩状中因果倒置，颠倒是非，对已经去世的逝者肆意污蔑！因为被上诉人拒绝与罗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更拒绝为罗某缴纳社保，致使罗某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证明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社保关系。假如向社保部门明示被上诉人不签劳动合同和不缴纳社保的违法行为，等同于对被上诉人的公开举报。为了家人的生活，为了保住工作，也为了避免惹是生非，一辈子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罗某认可了自己处于失业状态。正是因为被上诉人违反社保法的行为，才导致罗某无法不认可自己处于失业状态。罗某从1988年工作以来，三十多年曾经在北京、××、××乡各地均工作过，各地企业均依法与罗某签订劳动合同、为罗某缴纳社保，故罗某从未有过为领取失业保险金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拒绝企业缴纳社保的行为。所以，罗某生前最后一年在社保中呈现的失业状态，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拒绝缴纳社保造成的。可是被上诉人竟然将此事的责任全部推给逝者，明显属于本末倒置，推卸自己的违法责任。同时，刑事责任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在主观方面，因为没有缴纳社保、也没有劳动合同，是否属于失业状态，作为仅是从事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罗某并不十分清楚。在客观方面，是被上诉人没有缴纳社保和签订劳动合同造成的，因为只要缴纳社保且提供书面劳动合同，社保部门就会取消失业保险金。罗某没有公开揭露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过错，因为举报违法行为是公民的权利，并非公民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的如此言论，是推卸自己责任，是对逝者的污蔑。一审法院对答辩状中明显有损公众对逝者评价的言论，不加分辨地照录在公开的法院判决书中，应当知道裁判文书具有公开性，这种公开会使不明法理的公众对逝者的名誉产生降低评价。因此，上诉人保留对一审法院侵犯逝者名誉的责任追究权利。7、被上诉人在开庭时不仅拒绝提供真实证据拒绝提供，更是再次提供原来已经被生效裁判否定的假证据，并且在本案开庭时又编造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离奇虚假证言，一审法院不仅不予法律制裁，反而为被上诉人谋取了最大的诉讼利益！本案开庭时，被上诉人再次将已经被确认罗某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一审、二审所否定的虚假的只有八个人的工资单、考勤表又拿出来作为证据使用，整个庭审都在纠缠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与否。而且将罗某的工资发放编造成了谁招聘谁发工资，这种不攻自破、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一审法官当庭就进行了质问和否认。被上诉人的法人代表还当庭否认其同胞二哥杨继香在企业担任经理的事实，但却无法回答法官质问的杨继香在企业的具体职务。法人代表对在自家家族企业中亲兄弟的职务身份都向法官造假，证明其不仅是在公开开庭时故意说谎话，而且是对清楚明确的事实公开撒谎得离谱！但是对于被上诉人这些在开庭时的公开故意说谎行为，一审法院不仅没有予以任何司法制裁，反而只是象征性地支持了上诉人极少部分的加班费，做出了基本属于被上诉人胜诉的一审判决！为被上诉人谋求了最大的诉讼利益！第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6900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无法律依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前面所述，被上诉人对罗某存在违背双方约定工资的欺诈行为、欠薪、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不付加班费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和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起工伤认定，没有法律依据要求经济补偿金的认识，是错误的。第三、一审法院不支持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的裁判理由错误，请求二审法官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认为，二倍工资“属于惩罚性的赔偿金，主张权利人应当是劳动者本人”的认识错误。首先，劳动法律规定的二倍工资是针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不因劳动者的死亡而消灭，有违法行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法律责任不因劳动者的死亡而消除。故对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劳动者的近亲属有权主张。其次，正因为二倍工资的“属于惩罚性的赔偿金”，只要被惩罚的对象还存在，就应当能够实现法律的惩罚性。其三，对用人单位惩罚性的赔偿金是劳动者生前可以期待的财产性权利，虽然劳动者已经死亡，但是劳动者生前可以期待的财产性权利，近亲属可以继承。其四，如果法院拒绝认定劳动者死亡后的二倍工资，将会产生鼓励企业为不付二倍工资而故意杀害劳动者、或者明知劳动者处于死亡危险而不救助的道德风险。（2）、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公布的从2017年至2020年的19件已经生效的各地法院判决均支持对劳动者死亡后的二倍工资，请求二审法院按照同案同判的原则，支持上诉人的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的诉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曲解上诉人的起诉意见，编造事实，常识性法律概念错误，判决内容自相矛盾，支持和认可被上诉人的违约、违法行为，在判决书中公开支持“血汗企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羊科技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判。且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答辩人已足额支付罗某工作期间的全部报酬，不存在拖欠报酬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自罗某来答辩人处工作，事先双方已就报酬达成一致意见，且答辩人按双方达成的意见向罗某支付报酬，罗某自始至终也没提出异议。另，罗某发生交通事故后，答辩人已及时向罗某家属足额支付其剩余报酬，且被答辩人在第一次劳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目录及当庭陈述说“在答辩人处已领取完报酬”。因此，答辩人不存在拖欠罗某薪资报酬得情况，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二、被答辩人要求支付加班费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且举证责任在于被答辩人，那么在被答辩人无证据的情况下，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被答辩人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罗某存在加班的情形，否则不予以支持。另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即只有在没有安排补休时才予以支付二倍的加班费。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有义务有责任举证罗某是否存在加班举证证明，否则承担不利的风险。而被答辩人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上诉请求中提到的加班情形，因此不应支持，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且罗某生前未向答辩人提出欠发工资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答辩人是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费用的，而不存在欠发工资的情形。三、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双倍工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作是对用人单位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惩戒，属于惩罚性的赔偿，主张权利的应当是劳动者本人。结合本案案情，罗某本人从未提出要求也未提起仲裁，说明其对该权利的放弃。而被答辩人系罗某的近亲属，其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此权利。另，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主张权利处是劳动者本人，罗某其本人应当知道从其工作的第二个月起权利被侵害，那么诉讼时间从此开始计算一年，已过诉讼时效，而罗某本人生前也未主张该权利，且该项权益并非属于遗产范围。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被答辩人均无权提出该权诉求，且其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四、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是解除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合同终止的情况下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需支付。而本案罗某系因交通事故去世，其家属已提出工伤认定，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因此，被答辩人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加班费、拖欠薪资、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毫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上诉请求。刘长缨、罗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三羊科技公司向刘长缨、罗丹支付罗某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日期间的加班费34892.72元；二、请求判决三羊科技公司向刘长缨、罗丹补发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3日期间对罗某欠发工资6787.5元；三、请求三羊科技公司向刘长缨、罗丹支付因对罗某存在欺诈、欠发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不支付加班费等行为而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6900元；四、请求三羊科技公司向刘长缨、罗丹支付因未与罗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共计51262.52元；五、本案诉讼费由三羊科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长缨是罗某的妻子，罗丹是其二人的女儿。2018年8月份三羊科技公司通过网络招聘机械工程师，罗某应聘成功，于2018年8月到三羊科技公司处工作，三羊科技公司与罗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8月3日罗某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被送至医院抢救医治无效死亡。根据刘长缨、罗丹的表述罗某生前工资是按日计酬，按出勤天数干满自然天数每月月工资达到4600元。2019年7月份，罗某连续工作了28.75天，也仅获得4266元，另，刘长缨、罗丹掌握的现有证据证明该公司给罗某所发的2019年4月至7月的平均工资为4052.5元。罗某去世后，罗某与三羊科技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经过劳动仲裁及一审、二审判决确认罗某与三洋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判决已生效。刘长缨、罗丹现正在申请认定罗某工亡。刘长缨就罗某的加班费、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等于2020年5月25日向新乡市牧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员会驳回刘长缨的仲裁申请，刘长缨、罗丹向该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死者罗某与三羊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被生效的法院判决所认定，罗某已去世其配偶及女儿，即本案的二原告起诉主体适格，有权利提起诉讼。罗某生前的工资是按照以日计酬的方式计算工资，按月发放。罗某生前并未提出欠发工资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三羊科技公司是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工资的，并不能因三羊科技公司以每月的自然天数来计酬就认定三羊科技公司欠付工资，而是应当以实际发放的工资为准。三羊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工人的工资收入负有举证的责任，但未向该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该院以刘长缨、罗丹主张的罗某去世前几个月工资的平均数4052.5元为准进行认定。刘长缨、罗丹仅以两个月工资单截图证明存在长期的加班行为，该院不予采信。罗某的工资条显示2019年7月罗某出勤天数为28.75天，8月份罗某事发当日为星期六为国家规定的休息日，应当认2019年7月、8月份罗某加班天数为9天，按照月工资4052.5元为标准，按照法定月工作天数21.5天计算，为188.49元，加班当天的工资已发放，应当补发二倍的部分，即补188.49元×9天=1696.41元。根据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是在解除合同或合同到期合同终止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需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本案的劳动者罗某因交通事故去世，正在申请工亡认定，刘长缨、罗丹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用人单位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这属于惩罚性的赔偿金，主张权利人应当是劳动者本人，本案罗某在生前并未主张，其近亲属在罗某去世后并不能够当然继受享有该项权利，也不能将此项权益作为遗产而提出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长缨、罗丹支付罗某的加班费1696.41元；二、驳回刘长缨、罗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向本院提交2019年4月份销售情况一览表及微信截图两页，证明2019年时，三羊科技的实际员工人数为29人，一审三羊公司的考勤表有8人，明显与实际不符。三羊科技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说明关于基本工资的构成。三羊科技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新的证据规则，提交电子证据应提交原始载体，且，这两份证据与本案诉争的事实与诉求无关，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一致。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这份情况说明有异议，该情况说明与说明关于基本工资的构成自己在网站上公布的每月4000-5000元工资待遇的招聘信息及罗某2019年7、8月份工资条上打印的月工资4600元的标准自相矛盾，该情况说明是说明关于基本工资的构成单方的计算方式，我方不予认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有关劳动合同的内容和条款应当由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研究和确定，故对于说明关于基本工资的构成单方制作的情况说明对罗某没有约束力。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三羊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为其单方制作，上诉人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应否支持上诉人要求的加班费、欠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关于加班费及欠付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长缨、罗丹主张三羊科技公司欠付罗某工资、加班费，需完成初步的举证予以证明三羊科技公司存在欠付情形，但其举证无法证明其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按照罗某去世前几个月工资的平均数4052.5元为准进行认定，并根据上诉人所举证据认定加班天数予以计算加班费1696.4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本案中，2019年8月3日罗某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被送至医院抢救医治无效死亡，罗某与三羊科技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其死亡而终止。现罗某的亲属刘长缨、罗丹主张三羊科技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三羊科技公司与罗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据上述规定，应当向罗某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双倍工资差额应视为劳动者的合法收入，是可继承的合法财产，罗某虽然死亡，但刘长缨、罗丹作为其继承者，有权向三羊科技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刘长缨、罗丹就罗某的加班费、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等于2020年5月25日向新乡市牧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一年的规定，2019年5月25日之前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诉讼时效不予支持，2019年5月25日至2019年8月3日之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予以支持，为4052.5元×3个月=12157.5元。上诉人刘长缨、罗丹该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不妥之处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二、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长缨、罗丹支付罗文的加班费、二倍工资共计13853.91元；三、驳回刘长缨、罗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新乡市三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负担5元，被上诉人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温双双审判员  刘 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