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2813号 原告：田进京，男，1991年9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四川泰仁（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晓东，男，1988年6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涡阳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生，浙江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进京诉被告郭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进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服装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14645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2月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被告赔偿原告运输费580元。 事实和理由：被告系服装批发商，2019年11月16日，原告经朋友庞塞介绍向被告订购一批被子款羽绒服，并通过庞塞向其支付定金5000元。2019年11月17日，双方再次对合同的买卖标的物、货物价格、货物数量等权利义务做了相应明确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诺千金服饰”购销单1份，载明原告向被告采购被子款羽绒服1010件，单价145元，总价款为146450元，并且双方口头约定若被告提供的货物残次品超过3%原告有权进行退货并要求被告全额退款。同日，原告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告支付剩余货款141450元。2019年11月22日，被告指令案外人张永会通过货运方式向原告交付案涉羽绒服1040件，原告经验收发现该批羽绒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其中填充的羽绒均系不合格羽绒。原告遂找到被告协商退货事宜，被告承认货物存在质量瑕疵表示愿意退货，要求原告将货物退还至案外人张永会处并将相应地址及联系方式提供给原告。2019年12月5日，原告通过货拉拉将案涉1040件羽绒服退货至案外人张永会所在位于浙江省平湖市××镇的工厂内，完成退货义务。此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被告进行联系，要求其将所有货款进行退还，被告均以其将货款交付给案外人张永会而张永会还未将案涉款项退回为由进行推诿。直至2020年1月13日，原告无奈之下找到案外人张永会要求其退回款项，案外人张永会陈述其仅收到被告给付的货款36400元，并向原告出具退货单1份确认其已经接收案涉羽绒服1040件并承诺于2020年1月14日内退还其收到的36400元，但后并未实际履行。后，直至起诉之日原告仍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被告要求退还货款，但均得到被告无理推诿。原、被告之间订立了合法有效的货物买卖合同，被告交付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经协商又无法提供合格的货物，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构成严重违约，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合同、退货并要求退还相应货款。 被告郭晓东辩称：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没有发生过买卖关系，原告的民事起诉状中所陈述的理由大部分是不存在的，是原告虚构的。答辩人在2019年11月与案外人大赛发生过一笔毛领买卖关系，大赛他们在平湖那边买了1010件羽绒服需要装配毛领，经协商后大赛在答辩人处采购毛领1010条，总价款为79130元，大赛给答辩人交付了5000元采购毛领定金，这笔款是大赛转给答辩人的，并不是原告转的。答辩人跟原告根本就不认识，大赛把购买答辩人的这批毛领又转卖给了庞塞，就是原告诉状中说的那个庞塞（答辩人也不认识庞塞）,后来庞塞又把这批毛领转卖给原告，整个过程就是这种情况，但答辩人只是跟大赛联系发生这笔毛领业务关系，后来原告又转卖给他的客户张大勇，所发生的这连串业务关系跟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也不知情他们之间的关系。答辩人通过毛领这笔业务，知道庞塞，田进京，还有一个叫俞忠平的人，他们都跟大赛一样，全部是干服装中介的人，原告买的羽绒服是俞忠平这个中介人给原告联系介绍的。后来大赛又给答辩人转来1笔100000元，1笔20000元，共3笔转给答辩人125000元，并非原告所称的146450元。当时大赛要求把羽绒服款转给答辩人这边，是因为答辩人是开店铺的，大赛让答辩人先给开张收据，大赛、庞塞、原告三人要求答辩人把羽绒服款再转给俞忠平，转给俞忠平这笔羽绒服是45870元，因为俞忠平是干中介的，介绍成一笔生意从中要抽一点好处费，如果答辩人不把羽绒服款转给俞忠平，那么原告和庞塞是拿不到羽绒服的，所以当时这样转账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关于羽绒服质量问题，原告拿货后卖给了他的客户张大勇，他的客户收货后认为质量不好，要求退货，原告跟答辩人联系过，让答辩人帮忙给证实下情况，因原告去货主张永会处看货谈价时答辩人也跟大赛一同去了，知道他们谈次品超过百分之三给退货的这个事情，让答辩人到时候产生争议给证明一下，答辩人对此事也答应愿意帮忙证实。答辩人跟着去的目的主要是看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订下来，如能订下来，答辩人马上为大赛准备毛领货源，订不下来答辩人就把5000元定金退给大赛，这是答辩人跟大赛谈好的。答辩人给大赛出具的“一诺千金服饰”购销单是大赛要求答辩人给大赛开的，这个叫大赛的人就是贺赛，并不是给原告开的。羽绒服货主张永会给原告开的退货单所退给原告的36400元钱与答辩人毫无关系，答辩人也没有给张永会转过羽绒服款，羽绒服款是答辩人根据原告、庞塞、大赛几个人的意见让答辩人转给中介俞忠平的，羽绒服款是45870元，有转账凭证的。羽绒服原告自己也承认这货不是答辩人的，原告拉张永会货时答辩人并不在场，最后退货也是原告亲自去找张永会办理的退货手续。答辩人收到原告账户转来的货款，并不等于答辩人跟原告发生了业务关系，原告最后得到的这批货实际是经过多名中介参与的，答辩人的毛领生意是跟大赛（贺赛）经办的，贺赛又转给庞塞，庞塞又转给原告，原告又转给他下家客户张大勇，原告买的羽绒服是通过中介俞忠平帮助联系的货主张永会，是大赛、庞塞、田进京本人亲自去看货验货购买的。原告与张永会之间形成的是羽绒服买卖关系，原告对羽绒服要求让答辩人给退货没有此事。答辩人也没有向原告表示过愿意退货，原告等人是亲自到张永会处看货验货拿货，张永会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原告是知情的，怎么还需要答辩人向你提供呢？再说，答辩人也根本不认识张永会，张永会住在什么地方答辩人也不知道，又怎么向原告提供的呢？原告说把货退给张永会后又多次通过微信，电话方式与答辩人联系，要求把货款进行退还，答辩人均以货款交付给案外人张永会而张永会还未将货款退回为由推诿，纯属原告一派胡言，原告既然通过微信、电话跟答辩人联系，请原告把2020年1月13日退货后多次联系答辩人的证据拿出来。在原告提交的微信中，答辩人明确回答说那个货是你们3个人自己去看的啊，关于跑毛质量问题答辩人当时听你们说的超过3%退货的事情，答辩人表示如果发生争议愿意为原告帮忙证实，今天怎么又搞到答辩人头上来了？答辩人收到这125000元货款中有79130元是答辩人卖给大赛的毛领款（进价是75750元），答辩人把毛领交付给大赛（贺赛）后，大赛对质量并无异议，双方买卖已经成交。关于羽绒服款，答辩人按照原告等人的要求转给了中介俞忠平45870元，货款账目两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11月17日与被告订立羽绒服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被子款羽绒服1010件，单价145元，总价146450元。2.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原告通过朋友庞塞向被告支付货款定金5000元的事实。3.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原告让庞塞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尾款的转账记录，证明原告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共计141450元，虽然层层转介绍，但最终是原、被告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4.微信聊天记录（田进京与郭晓东）、退货单、（2019）浙0482刑初806号刑事判决书、货拉拉货运记录，证明被告提供的全部被子款羽绒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符合双方约定的退货条件，且原、被告已就退货事项协商一致。原告已于2019年12月5日将涉案羽绒服退还至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张永会，并取得案外人张永会确认以及原告支出退货货运费用58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1.证据1是大赛（贺赛）叫被告开具的，被告与贺赛间存在毛领买卖关系，不存在羽绒服买卖合同关系。2.证据2是被告与大赛（贺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是庞塞，是大赛（贺赛）支付给被告5000元毛领定金。3.证据3不属实，大赛（贺赛）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是125000元，并不是141450元，这笔钱是大赛（贺赛）通过原告的账户支付给被告的，与原告无关。该125000元包含了羽绒服款和毛领款，其中45870元是羽绒服款，剩余79130元是毛领款。就79130元毛领款，被告与大赛（贺赛）已经钱货两清。就45870元，被告基于原告的要求已经转给了俞忠平。4.关于证据4，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删改，删掉了原告亲口承认“这个羽绒服不是被告的，是张永会的”的内容。退货单属实，可以说明羽绒服的货主是张永会。判决书和货运记录，跟被告均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承认羽绒服是张永会的，不是被告的。2.转账记录，证明被告根据原告的意见把羽绒服款45870元转给俞忠平。3.销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快递单据，证明被告向贺赛提供1000多条毛领，通过物流将货物发送至原告指定的地点，收货号码也是原告本人。4.被告与大赛（贺赛）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收到毛领，且表示不需要退货。5.被告与庞塞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自己承认收到被告的毛领。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不存在删除记录的情况。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能证明被告向案外人俞忠平转账的事实。3.对证据3中购销单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微信聊天记录、快递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能证明被告向案外人张大勇发货的事实。4.对证据4、5的“三性”均有异议，系被告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2及证据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快递单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系羽绒服买卖的中间商，原告在庭审中称“羽绒服为了赚中间差价，不能跟真正的货主直接接触。我跟庞塞谈好，我的上家是庞塞，庞塞的上家是贺赛，贺赛的上家是被告。庞塞向我介绍了案涉羽绒服，看货时庞塞拿了样衣（羽绒服带毛领），后由我、庞塞、贺赛、被告、俞忠平等一起去平湖一个小区看了这批货物，当时有一点跑绒，看货时货物没有毛领。这批货是张永会生产的，看货时货主不在，价格是和庞塞谈的。谈好的价格是145元1件，包含羽绒服和毛领。次品率超过3%要退货。”2019年11月16日，原告向其上家庞塞支付5000元。同日，贺赛向被告支付5000元。2019年11月17日，被告向贺赛开具“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载明货物品名为被子款，数量为1010件，单价145元，金额146450元。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向被告分两笔支付款项共计120000元。2019年11月18日，原告向庞塞分三笔支付合计16450元。2019年11月19日，原告向庞塞支付7000元。2019年11月17日，被告向俞忠平支付45870元。2019年11月18日，被告向原告的下家张大勇发送羽绒服所用毛领一批。 原告收到羽绒服后，认为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需进行退货。2020年1月13日，案外人张永会向原告出具退货单，载明“被子款由于质量出现问题共计退了1040件，金额36400元，于2020年1月14日还清退款”。就退货过程，原告自称“退货的羽绒服不带毛领，退货我先联系了庞塞，庞塞带我找了贺赛和被告，被告给了我俞忠平的联系方式，我联系了俞忠平。一开始俞忠平不承认这批货有质量问题，后承认了应该是被告要求其不要承认，俞忠平把张永会的电话给了我，在小区楼下见到了张永会，厂家同意退货。厂家同意退款36400元，是第一手出厂的价格。被告支付给俞忠平的45870元是羽绒服的钱，俞忠平支付给张永会是36750元，其中的差价是俞忠平和张伟赚取的。” 另查明，被告向贺赛开具“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后，原告称“贺赛将‘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交给庞塞，庞塞又将采购单交给我”。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以“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款项支付凭证等为据，认为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原告系羽绒服买卖的中间商，自称“其上家是庞塞，庞塞的上家是贺赛，贺赛的上家是被告”以及“庞塞向其介绍了案涉羽绒服，看货时庞塞拿了样衣，价格是和庞塞谈的”。可以看出，就案涉羽绒服买卖，原告与其上家庞塞直接进行商洽。2.原告虽持有“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但该采购单系由被告开具给贺赛，而非开具给原告，原告自称“贺赛将‘一诺千金服饰’采购单交给庞塞，庞塞又将采购单交给我”。3.发现案涉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后，原告也并不是直接与被告就退货问题进行协商，而是“退货我先联系了庞塞，庞塞带我找了贺赛和被告，被告给了我俞忠平的联系方式，我联系了俞忠平”。4.虽有部分款项通过原告账户直接支付至被告账户，但考虑到原告、庞塞、贺赛、被告、俞忠平等人之间的上下家关系，以及在本案中被告与其中人员间存在的羽绒服所用毛领买卖业务往来，仅凭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也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必然存在羽绒服买卖往来。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仅凭现有证据及法庭调查，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间确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买卖合同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进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40元，减半收取1620元，由原告田进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富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