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8民终1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宏，男，1967年7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其远，云南辞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强，男，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铜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睿，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云南滇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建宏、刘绍强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法院（2019）云2801民初5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建宏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绍强立即支付拖欠租金90万元并赔偿违约金2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中多次提及案外人阮柳春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首先上诉人是否授权阮柳春作为其变更合同性质及签订合同的代理人是本案的焦点，一审对于该焦点问题没有进行庭审调查，且存在认定错误。2017年7月27日上诉人确实向案外人阮柳春出具了一份委托书，但主要内容为“代理我与刘绍强商谈航疏202挖沙船、航道201、航道202、航疏2号采砂事宜及结算账目”，根据案外人阮柳春向景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的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2020年1月20曰作出景劳人仲案决字2020第3号仲裁裁决书）所陈述的内容可知，案外人阮柳春在上诉人处提供劳务仅限于几条船经营中的财务及出纳结算工作，并不是船舶的运营和管理人员，只是兼职财务人员，从委托书的性质和之后双方进行过多次的结算单及修理船舶的结算凭证来看，阮柳春只是负责财务工作，如果是特别授权代理行为，委托书中应当注明特别授权代理的事项，但该委托书中并没有代为签订合同这一授权代理行为，一审法院仅以财务结算代理就扩大解释为全权代理存在偏颇，也导致了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案外人阮柳春是否属于无权代理，一审判决的观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是否能向表见代理人追偿损失？一审法院一概不提，而且在双方另一纠纷中，云2801民初3694号文书中也就该委托书性质进行了陈述，其委托范围就是劳务结算，与本案的租金没有关联性。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己经缴纳的船舶修理费用金额上存在明显错误，而且上诉人有多项证据能够证明实际的修理费用，修理费用己经由双方进行过确认，并非本案争议，更不应当抵扣到租金中。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担船舶的修理和日常维护费用，被上诉人实际应当支付的修理和维护费用为73万元（三条船包括涉案船舶和航疏2号船），该费用其实包含了修理船舶和日常运营及人工工资的相关费用，被上诉人刘绍强也认可了该款项的支出金额，并且在2017年12月14日签字确认，实际中船舶的租赁除了租金以外还有相关的维护保养费用成本和人工成本，双方所签《租赁合同》只是对租金和维修的约定，而船舶的运行还需要人力劳务，一审法院又将该部分己经经双方确认过的维修款项抵扣租金，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且客观上偏袒被上诉人，加之，就算该款项最终双方约定为被上诉人垫资进行的修理费用，那么在航疏202号挖沙船（并非本案涉案船舶）受到行政处罚之前，双方以抵扣运沙劳务生产费用的方式也己经将该部分款型抵扣完毕，换句话说该部分劳务生产的费用为上诉人己经支付给劳务人员了，一审法院如此计算重复抵扣了该部分金额对于上诉人严重不公平，客观上也没有按照双方实际的计算进行，甚至保护了被上诉人的不法收益，上诉人认为修理的款项双方己经通过抵扣等方式进行了结算，双方也认可了款项的结算方式，不应当再由法院进行重复抵扣，本案中应当围绕实际欠付的租金进行事实调查，本案中被上诉人前期支付的73万元（包括63万元的修理费用及10万元前期生产费用）已经全部用于三条船修理维护和生产工作，双方都己经进行了结算，一审法院却只认可了其中279701.62元作为修理费用，严重与事实不符，并且在（2018）云2801民初4345号案件中，上诉人已经就双方所确认的34万元劳务收益进行了起诉，法院认定为违法收入不予支持，那么如今进行重复抵扣，对于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三、上诉人根据《租赁合同》所诉的租金并没有包含在《挖沙协议书》项下。首先，涉案船舶是上诉人通过债权抵偿的形式从船舶所有权公司处以授权使用和收益的形式获得的出租权，船舶作为生产资料在运营过程中包括租金、维修维护费用、人工工资，双方所签《挖掘协议书》及各种合作挖沙的协议实际都是为了履行刘绍强于2017年8月1日和西双版纳富力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合作进行挖沙，双方的生产成本也就是租金、船舶维修费用、人工劳务支出，在整个协议项下其实被上诉人刘绍强只是单纯出资，租金和船舶成本应当由刘绍强根据租赁协议进行承担，而人工劳务收益双方己经进行了抵扣和结算，但由于该部分行为涉及违法挖沙上诉人曾主张过但遭到驳回，故即便认定阮柳春与刘绍强签订的《协议》有效，也只是对与劳务生产收益利润的分配约定，而生产成本的分担还是应当由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进行明细，根据本案争议的《租赁合同》中约定：“如在租赁过程中因甲方（被上诉人）原因造成船只不能作业，乙方（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期内乙方租赁金如期收取不能减免”，而且双方之后的协议甚至包括阮柳春与被上诉人所签《协议》均没有涉及到租金的变更，一审法院擅自将合同意思表示扭曲，严重违反了双方的订约本意，客观上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结果就是被上诉人承诺取得合法手续挖沙，但租赁期间一直没有取得合法手续，甚至导致船舶遭到行政罚款，挖沙的大部分收益也被被上诉人收取，而船舶的租赁成本却由上诉人来承担，权利义务不对等甚至保护了被上诉人的不法收益，这与双方约定不符，上诉人认为双方并没有变更船舶的使用费方式，进行挖沙上诉人也有相关劳务收益，但是成本约定还是以租金的形式进行，只是挖沙的劳务收益优先冲抵了修理款项，法院应当支持租赁期间的船舶租金，也就是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租金，双方再后达成的意思表示只有与前合同约定产生冲突时才能够优先适用，而没有约定变更的部分还是应当按照租赁合同履行。四、本案中，根据《租赁协议》的相关约定，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船舶租金，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双方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7年1月21日至2022年6月15日，如有一方提前终止合同，毁约方需支付违约金20万元，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按照欠付租金的金额也属于合理范围，被认定为违法挖沙的船舶为航疏202，而并非本案涉及的租赁船舶，被上诉人久久未支付租金且目前合同因为被上诉人无法取得合法手续而终止履行，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责任，应当进行赔偿，双方在后所签合同并没有改变此违约条款，应当得到适用。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刘绍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但被上诉人认为双方所结算的金额以及收入是违法所得，双方合作以后，没有取得采砂许可证，该份收入是违法收入，不具备合法性。整个期间刘绍强转给何建宏和何建宏的财务管理的款项总共是1482807元，一审法院只认定63万元不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绍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建宏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双方发生的法律行为属于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租船的合同均是建立在采石船航道开挖工程承包协议之下，（2018）云2801民初4345号案件中确认何建宏所诉租金系其违法所得，不应得到支持。刘绍强向何建宏和何建宏的财务人员阮柳春一共支付了1482807元，一审法院只认定的63万元，扣减后即使双方租赁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也不拖欠任何租金。何建宏辩称，被上诉人称租金系违法所得，何建宏认为本案所争议的船只并非违法挖沙的航疏202号，而是运输类的船只，且租赁行为发生在确认违法之前，何建宏主张的是租金，而不是违法所得。刘绍强在确认违法后，2018年1月至5月仍在开采相应的砂石料，刘绍强所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否应当进行收缴。刘绍强主张一共向何建宏的财务人员阮柳春支付了1482807元，对于该数字何建宏需要核对转账流水。刘绍强转账的数额中有30万元作为定金已经退还给了刘绍强。这30万元其实是富力公司向刘绍强出借的，又由刘绍强借给了阮柳春，该部分已经在后续的劳务成本当中抵扣了。还有58万元是刘绍强欠付公司的货款，该货款也已经在本案的收益中抵扣了。在相应的成本核算当中，刘绍强应当每月拿出30万元来保证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支付，该项目中除了租金作为生产成本以外，还有包括人力以及油耗等的一些成本支出，双方最终结算刘绍强尚欠何建宏生产成本34万元，目前还没有付清。何建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绍强立即支付拖欠租金90万元；2.判令刘绍强赔偿违约金2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绍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何建宏（乙方）与刘绍强（甲方）双方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将航道201、202自卸船租赁给甲方运输砂石料，甲方每月5日支付当月租赁费6万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3月15日至2022年6月15日，双方还约定了由甲方负责船只的日常保养及维修等事项。同年7月27日，何建宏出具委托书，委托阮柳春作为其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其与刘绍强商谈航疏202挖沙船、航道201、202及航疏2号采砂事宜及结算账目。并代理其与刘绍强的相关合作事宜。委托书上约定代理人在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并承担其法律后果。同年8月1日，阮柳春(乙方)与刘绍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乙方负责提供航疏202挖沙船、航道201、202，航疏2号进行作业，甲方替蔡辅满还完50万元欠款后，江沙、大圆石按不同单价回收，每月30日结算，结算款每月留下30万元的生产费，剩余全部用于归还乙方欠甲方的73万元借款，直至还清，以后每月的生产费按70%比例结付，款项于次月10日前打入乙方指定账户。并约定了该协议有效期自2017年8月1日至上述作业点不能作业为止。另查明，西双版纳州海事局于2018年1月20日以“西双版纳籍‘航疏202’号船舶在景洪市通航水域内进行沙石采掘作业活动，该水上水下施工活动的建设单位‘航疏’202号船舶未经海事管理部门许可，在未持有海事管理机构颁发的许可证情况下擅自进行水上水下活动”为由，对航疏202号船舶作出了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何建宏于2018年11月13日起诉刘绍强及西双版纳曼将建材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航疏202、航疏2号、航道201、202四艘船在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25日期间产生的租金损失及相应沙石货款、违约金。该案认为何建宏的诉讼请求均与该被处罚的沙石采掘活动相关，何建宏未证明其取得利益的合法性，故裁定驳回了何建宏的起诉。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何建宏是否属于重复诉讼问题，因何建宏在一审法院（2018）云2801民初4345号案件（以下简称前案）诉讼请求中要求刘绍强及其经营的曼将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四艘船（包括本案涉及的航道201、201）的租金及违约金、沙石款。因前案中何建宏要求支付的租金是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25日停工期间4艘船的租金，而本案何建宏诉请要求的是其中航道201、202两艘船在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租金，且前案要求支付租金的对象是刘绍强与西双版纳曼将建材有限公司，本案仅要求刘绍强支付。故前案与本案的当事人及诉讼标的均有不同，并不属于重复诉讼。何建宏、刘绍强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何建宏向刘绍强出租航道201、202自卸船，刘绍强支付租金。何建宏代理人阮柳春于同年8月1日与刘绍强签订《协议》，约定何建宏负责提供上述船舶，经营款项用于归还何建宏欠刘绍强的73万元借款，直至还清，以后每月生产费按比例由刘绍强打入何建宏指定账户。因双方就同一租赁物约定了两种使用费的支付方式，在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以何种方式结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在后约定的方式为准，认定阮柳春与刘绍强签订的协议已经将之前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按月支付租金改为每月按比例支付何建宏款项。故2017年3月至7月期间，何建宏、刘绍强之间是租赁关系，刘绍强应该向何建宏支付租金，但2017年8月之后双方之间已经变更为合作关系，何建宏诉请刘绍强支付该期间租金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又根据刘绍强提供《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刘绍强于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向阮柳春转账支付63万元。刘绍强认为其已经支付完租金，何建宏认为阮柳春在该期间并不是其代理人或财务人员，且认为其中前五页的转款是双方约定的船舶修理费用，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何建宏、刘绍强约定的租赁期间从2017年3月15日开始，何建宏提供的2017年1月21日至7月期间船舶维修及相关费用的报销清单涉及金额共计279701.62元[其中包括何建宏、刘绍强在一审法院（2019）云2801民初5253号案涉及到的航疏2号船的维修费及相关费用]。在何建宏认可刘绍强对阮柳春的转款记录前五页转款是船舶修理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何建宏已经认可了阮柳春在该期间代何建宏收取刘绍强支付的款项，且阮柳春在何建宏提供的上述多份报销单上作为经报人或审核人签字，故其认为阮柳春在该期间不是其代理人或财务人员的意见不能成立。在何建宏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刘绍强支付的款项是除去船舶维修费之外的其他款项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刘绍强在该期间支付的款项为租金（包括本案航道201、201号船及上述关联另案航疏2号船的租金）及船舶维修费相关费用，因在一审法院审理的何建宏、刘绍强关联另案（2019）云2801民初5253号案件中，刘绍强在该期间支付何建宏的所有费用扣除该关联案涉航疏2号船租金及何建宏在租赁期间维修费用后还剩余160298.38元，该剩余款项与本案涉及航道201、202在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租金27万元（6万元/月×4个月+6万元/月÷2=27万元）相互抵消后可知，刘绍强还应支付何建宏2017年3月15日至7月31日期间租金或船只维修相关费用109701.62元，因双方转账中并未明确附言所转款项是租金还是船只维修费用，何建宏认可该期间转账为船舶修理费，故何建宏要求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金额应为109701.62元。因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约定为,如有一方提前终止合同，毁约方需支付违约金20万元。但根据本案在卷证据，双方于2017年8月1日重新签订合作协议，对船只的使用及款项支付方式都有变更，故并不存在一方提前终止合同，何建宏要求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刘绍强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何建宏租金109701.62元；二、驳回何建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何建宏负担10000元，由刘绍强负担4700元。何建宏已经预交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不另清退，由刘绍强径付何建宏。二审中，上诉人何建宏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收条；2.证明、还款协议；3.挖掘协议、民事裁定书；4.借条；5.销售承包合同、协议、对账单、结算单。上诉人刘绍强未提交新证据。刘绍强质证认为，何建宏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刘绍强也记不清是否收到该笔款项，亦无相应银行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不认可证据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2证明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且无修理费用的转账银行记录、发票；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该合同签订于2017年1月20日，刘绍强和阮柳春签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8月1日，是对该协议的补充和变更。本院认为，刘绍强认可证据1收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求，且仅有证明及项目结算清单不足以证明该费用真实产生，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挖掘协议书中所涉船只并非本案何建宏所诉船只，民事裁定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是租赁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4阮柳春出具的借条及证据5均不能证明刘绍强差欠租赁费用，本院均不予采信。上诉人何建宏认为何建宏仅委托阮柳春作为财务结算，签署的应当是财物文件，没有明确授权阮柳春签订合同，阮柳春与刘绍强签订的协议是阮柳春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何建宏；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所支付的63万元中有30万元已经作为定金退还，其余部分30万元作为借款抵扣，还有58万元也是作为货款在结算当中已经进行了抵扣。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每只船只的修理费用，每条船只的修理费用何建宏已经进行新的举证，总的修理费用是822838元。上诉人刘绍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刘绍强共向何建宏及其财务管理遗漏转账1482807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阮柳春的权限系何建宏出具给阮柳春的委托书上载明的内容，何建宏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款项的抵扣情况及船只的修理费，因何建宏为此所提交的证据均未得到本院认可，故本院对其所提异议亦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确认法律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阮柳春与刘绍强签订的《协议》能否代表何建宏的意思表示的问题，首先，阮柳春持有的委托书中载明其代理商谈航疏202挖沙船、航道201、202及航疏2号采砂事宜及结算账目；并代理其与刘绍强的相关合作事宜。从该委托书的内容，阮柳春有权代理合作事项，而《协议》约定的亦是双方合作内容，根据该委托书内容，阮柳春有权代表何建宏签订《协议》。其次，何建宏曾于2018年11月13日向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法院起诉西双版纳曼将建材有限公司、刘绍强，在该（2018）云2801民初4345号民事纠纷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中，何建宏陈述“根据刘绍强、何建宏于2018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约定……”，即何建宏在起诉该案时明显明知该份《协议》的存在，且认可该《协议》内容，故一审认定《协议》内容约束刘绍强、何建宏并无不当。关于刘绍强是否应当向何建宏支付租金的问题，根据2018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双方由租赁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协议》中约定“甲方替蔡辅满还完50万元欠款后，江沙、大圆石按不同单价回收，每月30日结算，结算款每月留下30万的生产费，剩余全部用于归还乙方欠甲方的73万元借款，直至还清，以后每月的生产费按70%比例结付”，在该《协议》中双方对于欠付款项有所约定，结合阮柳春持有的委托书中“代理商谈航疏202挖沙船、航道201、202及航疏2号采砂事宜及结算账目”的内容，既然双方在《协议》中对借款的扣付、替案外人还款进行了约定，按一般情况，若前期有未清租赁款项，理应一并进行约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何建宏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绍强尚欠其租赁费用的数额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1日期间双方往来账目单独计算并确定欠款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刘绍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法院（2019）云2801民初52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建宏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4700元，均由何建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臧翠玲审判员  陈 瑜审判员  徐艺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郭力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