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琴等124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李明明，男，195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诉讼代表人：林志阳，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诉讼代表人：张莉娣，女，198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仁,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萍，女，1982年3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程,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立安，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舒,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淑红，女，197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浙江迪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国琴等124人为与被上诉人杨丽萍、潘立安、石淑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国琴等124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沈国琴等124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丽萍、潘立安、石淑红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评估（鉴定〉程序的启动。原审法院对于是否启动评估（鉴定）程序，以及评估（鉴定）范围，数次作出违法、反常、矛盾的决定，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威信。首先，就评估程序的启动问题，在第一次开庭（2019年12月11日）前，上诉人就提出评估申请，庭审中也提及评估申请事项，原审法院竟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为由予以拒绝。尔后，上诉人再次向原审法院提出评估申请，并要求法院出具书面决定。原审法院遂于2020年1月2日口头告知同意启动评估鉴定程序，并要求上诉人提供鉴定检材，同时也组成了由主管副院长任审判长的合议庭。2020年1月14日，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针对上诉人的评估申请，原审法院再次予以拒绝，也未出具任何书面形式的决定。须知，原审法院此时对于是否启动评估鉴定程序的意见，己经历了拒绝、同意、再拒绝的轮回。2020年2月底，原审法院再次口头告知同意启动评估鉴定程序，为此系争各方于2020年2月28日做了鉴定笔录。以上便是原审法院对于启动评估程序的全部过程。原审法院对于一个简单的程序启动事项，经历了“拒绝、同意、再拒绝、再同意”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而且对于上诉人关于出具书面决定的正当要求也是置之不理。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事项；其次，就评估范围问题，2020年2月28日，原审法院在制作鉴定笔录时，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装修纳入评估，并单项列出的意见是认可的，但时隔一周又生变故。而在屡次的鉴定短信通知上，又明确包含装修的内容。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提交的《关于评估事项的意见》己充分说明了装修应纳入评估的意见，而原审法院却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对三被上诉人明显违背常理和客观事实的陈述“采信”。依常理论之，房屋按现状转让的话，装修计入房价，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装修的价值。而且，如果房屋装修未作价的话，则不存在抵房租的问题。既然是装修抵房租，则说明对于装修应计价的事实三被上诉人均是认可的，进而言之房屋装修应计入房价。反之，如果以房屋装修抵房租的方式就可不计入房屋交易总价，那房价本身抵房租，是不是也成立？那占有改定或类似的返租行为，岂不是堂而皇之地规避《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等法律规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依税收法律，对于“房屋装修抵房租”的主张，房屋装修和房租应分别确认收入并计征税款，这是最基本的财务会计和税法常识。而且，原审法院对于三被上诉人关于“房屋装修抵房租”的陈述，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其陈述就作出违反法律、生活逻辑的认定，确属错误。依评估结果，显然房屋装修不纳入评估，有利于人为地做低房屋市场价。本案中，毋庸置疑房屋市场价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关键要素，在2000万余元的装修投入（实际装修完成投入使用，才一年左右时间）以合同未作约定撇除的情况下，由此作出的评估鉴定结论必然低于双方交易之时真实的价格水平。二、关于评估报告的采信。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己就评估报告提出多项异议，原审判决未对相关异议给予回应，而是罔顾事实地认定“评估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实属错误。比较突出的问题，简要陈述如下：首先，就评估资质问题，在鉴定人员王冰出庭作证中，其确认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2月22日，成立之时的名称为“绍兴天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而经上诉人查询，该评估机构提交浙江法院网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上备案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为2000年1月10日颁发的，名称为“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设立评估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评估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对于上诉人当庭提出的评估机构资质问题，鉴定人员应承庭后核实，但并无任何回应，原审判决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说明，就径直作出认定。加之，原审法院在有专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可予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非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亦属错误。其次，就评估程序问题，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二条之规定，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而本案中，评估人员并未进入现场勘查（并非客观原因所限），对此王冰在庭审亦是确认的。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因法律法规规定、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实施核查验证的事项，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在工作底稿中予以说明，分析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程度，并在资产评估报告中予以披露。如果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或者无法判断其影响程度，资产评估机构不得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而本案中，上诉人己明确告知案涉房屋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一层改建成两层），即便按毛坯状态评估鉴定，改建的内容亦应纳入评估。但评估机构不仅未将其纳入评估，就改建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甚至连披露都做不到，遑论分析。再次，就评估方法问题，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资产评估报告应当说明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及其理由，因适用性受限或者操作条件受限等原因而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应当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并说明原因。而本案中，评估报告选用的评估基本方法有市场法和收益法，但仅就市场法做出评估结论。收益法何以一开始作为评估方法采用，在形成评估结论时便果断舍弃，评估报告并未载明理由。对此，鉴定人员王冰的解释是收益法结果更低所以未列入，这已充分说明评估机构丧失了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同时，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第6.12条之规定，在确定评估价值前，应对所选用的估价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校核。同时选用两种或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的，还应对不同估价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显然，评估报告并未遵循上述规范，披露相应内容，遑论比较分析。对此，鉴定人员王冰的解释是评估报告中遗漏了，这样的说辞不能令人信服。最后，就评估依据问题，上诉人于第三次开庭前（2020年3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鉴定人员出示杭州市房地产交易市场信息，评估机构收集的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询价资料、参数资料，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察看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等作为评估依据的材料。庭审中，上诉人也再次提出该等要求，鉴定人员王冰表示需请示公司领导后再定。尔后，评估机构以操作底稿一般只提供给行业协会、财务部门调阅为由拒绝出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410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意见，案涉评估报告不应采信。众所周知，影响房屋价值的核心要素是地段，在同楼幢其他户型房屋价格已翻番，杭州市余杭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明的房地产价格（包括非住宅单项价格的比较）大比例上涨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市场价竟然缓慢增长（自3530万元增加至3753万元〉，从结果而言，评估报告也显然不可信。此外，上诉人原审中系同时申请鉴定人员王冰、沈艺出庭作证。第三次庭审中，仅王冰出庭作证了，而沈艺以出差为由未出庭，其后原审法院也未再组织沈艺出庭作证，亦属违法。须知，根据上诉人了解，及庭审询问王冰得知，案涉评估报告实际上由王冰一人完成，沈艺仅为“复核”并未参与评估程序，有违法律规定。而因原审法院未能组织沈艺出庭作证，以致该项事实无法通过“背靠背”询问的方式验证。综上，上诉人认为，评估报告在评估资质、程序、方法、依据、结果等事项都己完全丧失其专业性、客观性，完全无法采信。三、关于以房抵债行为的认定。首先，就案涉房屋市场价格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可予证明案涉房屋价格的证据包括上诉人原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六、八、十四、十五，被上诉人石淑红原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七，及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然讼争双方对于同一待证事实提供的证据差异甚大，原审法院应详细阐明证据采信的依据和理由，而非“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及评估报告不应采信的主张，原审法院也未给予回应。对于上诉人原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十五“预评估函”，原审法院确认了其真实性，而在事实认定中并未体现。须知，“预评估函”系杨丽萍、潘立安为设定抵押而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而且石淑红也用以作为向浦发银行设定抵押的作价依据，浦发银行亦认可了“预评估函”的效力（设定的最高额抵押即为5810万元）。相比较而言，“预评估函”是最能真实反映三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其时市场价值的主观认知的。而且也没有人为做底市场价的必要(不涉及缴纳税款等成本增加）和做高的可能〔需经由浦发银行内审通过〉。加之，“预评估函”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在未启动重新评估的情况下，应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系列证据，而非评估报告。另外，原审法院在确定案涉房屋市场价格时，将房屋装修剥离开来，确属不当。其次，关于以房抵债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潘立安、杨丽萍以案涉房屋作价3000万元，分别“抵偿”潘立安、杨丽萍所负俞万富（石淑红配偶）500万元“借款”、及浙江临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融控股）所负富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置业）2300万元“借款”。对于前述“借款”付息等关键事实，三被上诉人原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审法院竟视而不见，也未通过核查各方资金往来的方式认定案涉事实，亦属错误。加之，该等“结算说明”由潘立安单方出具，并未经相关权利主体之确认。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临融控股与潘立安、杨丽萍存在财产混同。潘立安、临融控股就各自“借款”分别出具借条的事实，亦足以说明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财产，是能够有效区分的，不存在混同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一方陈述于己方不利的事实，才视为自认。潘立安、杨丽萍为本案特定诉讼目的，而向法庭作出的虚假陈述(对于该节事实的陈述，同样前后矛盾〉，不应被原审法院认定为“自认”。再者，若潘立安、杨丽萍与临融控股果真构成财产混同（一般而言，人格否认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认定，而非一方主张或诉称便可实现），根据企业破产法之相关规定，潘立安、杨丽萍提前、个别“清偿”债务，亦应予以撤销。显然原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相矛盾的境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特殊的交易背景。一方面，潘立安、杨丽萍与石淑红、俞万富及富邦置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该节事实，原审法院亦未认定，确属错误）。另一方面，潘立安、杨丽萍涉及非法集资，在2018年9月左右南苑街道就进驻调查，其时已出现兑付困难，转让前夕更是全面停止了兑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抵债的形式（所抵债务还未到期，而且绝大部分无需个人承担责任），转让案涉房屋，转让价格正好是“债权”总额，2000万元装修也属于“白送”，这不是非法转移财产是什么？在这起房屋转让行为中，潘立安、杨丽萍并无任何的收益，所有行为的目的仅为清偿特定利益关系人“3000万元债务”，而置其他债权人利益于不顾，反而还百般隐瞒。这不是销赃行为是什么？也即，本案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有组织、有预谋地转移、隐匿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石淑红并不存在实际支付行为），如果类似的以房抵债方式转移、隐匿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获得法律支持和保障，可以想见类似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追赃必将无法进行。而这就是本案判决所带来的示范效果。最后，关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显然，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交易价的百分之七十，是认定明显不合理低价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中，明确“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即使以市场价的70%甚至80%、90%转让财产，如果造成债务超过以致支付不能，且债务人与受让人对此均有认知的，亦未必不能认定其构成诈害行为，而任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本案中，案涉房屋转让之时，三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是有着清晰、明确的认知的（即预评估函所载5810万元〕，即便其后又重新炮制出一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对于二者价格悬殊问题，三被上诉人均未采取进一步的估价措施，亦可印证前述结论。而且案涉房屋是以“抵债”的方式转让的，所抵债务均未到履行期，绝大部分还是“非债清偿”。无论基于何种解释，在类似的以房抵债交易中，潘立安、杨丽萍没有任何理由将房屋交易价格做底之如此，甚至2000万元的装修还不计入房价？也即，本案中即便潘立安、杨丽萍以市场价的80%转让财产，因其缺乏正当理由，亦应认定为诈害债权的行为。更何况，所谓的交易价格与市场价的绝对值，已非正常市场交易的误差所能解释。原审法院未能注意到本案的特殊性，将常规情况下价格差的比例，简单、僵化地套用在本案中，显属错误。此外，需再次着重提出的是，案涉房屋市场价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案涉房屋属于临街商铺（跃层），其单价在富邦星座其他户型（其他楼层房屋）房屋的1.5至2倍左右，潘立安、杨丽萍购得案涉房屋之时的单价为17000余元，而同期其他户型房屋单价在10000元不到的价格对比即可证实（具体详见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八、十四）。2018年10月18日，案涉房屋在实施转让之时，其他户型房屋单价在22000元以上，由此可推算案涉房屋其时的市场价在30000至40000元左右，至少一倍于双方的转让对价。该等测算结果与预评估函所载价格可相互印证。鉴定人员王冰关于案涉房屋户型大，所以单价远远低于单身公寓（即上诉人提供的其他户型房屋查询记录〉的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能深入查明该等事实，以致将一起非正常的“以房抵债”行为曲解为一宗公开市场上正常的交易行为，并据此作出明显错误的判决，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杨丽萍答辩称，以一审的答辩意见为准。 潘立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一审法院已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对案涉标的物的价值依法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3753.02万元。潘立安、杨丽萍和石淑红之间的转让债权为3000万元的本金，相应利息及全部税款仅就本金3000万而言尚未低于评估价的70%，故双方不存在明显低价转让的事实，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可撤销的情形。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程序的各种异议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系司法鉴定名录中，选定的鉴定机构具有房产价值评估的资质，评估人员也有相应的资质，并无不当。该天元报评字2020第43号报告书适用的评估基准日是2018年的10月18日，评估价值是3753.02万元。杨丽萍、潘立安和石淑红就房屋转让时，也委托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做过一份评估报告，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的10月16日，评估价值是3303.824万元。双方均作为专业的房屋评估机构。无论是评估流程评估人员和评估范围都具有专业性并非随意出具的报告，两者数字的差额也在10%幅度范围之内并无较大差异。对于该数据具有较强的司法参考性，并无另行委托鉴定之必要。其次，潘立安、杨丽萍与石淑红之间的转让标的物是该房屋的毛胚状态并不包括装修对装修部分的价值，是以租金的形式进行折算。对于潘立安来说装修部分都是无法拆除的固定装修。该房屋无论是转让给石淑红，还是转让给其他的第三人，该装修都无法折算金钱该房屋是以双商务办公的用途进行装修的。但是，如果不是潘立安使用该房屋，可能不会有其他人能够保留该装修风格。所以双方的转让价款当中，并不含装修的一个折价。第三，潘立安并无恶意，转移财产的一个意思表是双方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并非只是在2018年10月18日才存在，而是在2018年的8月份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提起过。当时潘立安资金周转需要向俞万富借款，潘立安就表示，到期会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3000万及利息，后来无法归还后，就表示将房屋抵押给俞万富的意思表示，2018年10月18日是双方正式办手续的时间，他立案被直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都不认为自己会被判刑。一直认为能够渡过难关。只要不出现集中挤兑的情况，他都应该能够应付过去。所以他一直在付款，并没有停止支付。如果他明知道自己会被判刑，他应该做的不是把财产转让给俞万富或者其他第三人，而是直接变现或者隐藏财产。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甚至都没有为他的女儿和老父老母留下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出现后面的情况。所以在2018年10月份，他根本完全没有想到过要转移资产，双方只是正常的一个债务清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石淑红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陈述的评估程序启动问题，意见如下：1、法院对于评估是否启动，有权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决定评估或不评估。一审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双方的举证质证，最终决定对案涉房屋的价值启动评估，程序合法、合理。2、本案的评估范围不包括装修价值是正确的。首先，从2018年10月18日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签署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内容上来看，案涉房屋的转让价格为3000万元，不包括装修。其次，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来看，其诉请为撤销案涉房屋的转让行为，诉请并不涉及撤销装修转让。再次，根据双方的约定，案涉房屋装修系用于抵付租金，属于房屋租赁法律关系，与房屋转让系两个独立法律关系，装修抵付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处理。二、关于上诉人陈述的评估报告采信问题，意见如下：1、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附的《备案公告》、《营业执照》、《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等文件显示，本案评估机构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作出本案《资产评估报告》时是具有合法评估资质的。上诉人所陈述的均是设立时候情况且无相关依据。2、本案的评估程序合法、合理。理由如下：评估机构已经对评估标的进行现场勘察，是否进入案涉房屋查看并不影响房屋价值评估，且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评估机构必须进入房屋内部勘察。上诉人的质疑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所述称的“案涉房屋内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原由一层改建成两层)，改建内容应纳入评估”，属于理解肤浅，案涉房屋内部由一层隔成两层属于装修施工，房屋登记的产权面积并未扩大，内部结构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对于评估结论并无实质性影响。关于上诉人所陈述的评估方法问题，石淑红认为评估机构作为独立主体，有权根据自身独立判断采用何种评估方法，且本案《资产评估报告》对于评估方法已经予以说明。关于鉴定材料，一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上诉人所提到的评估机构所收集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询价资料、参数资料等，并非鉴定材料，而是鉴定机构作出专业判断所收集的信息数据等，不属于鉴定材料，不需要进行质证，也不需要向上诉人公开调阅。关于上诉人所陈述的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并无规定需要全部鉴定人员必须出庭。鉴定人员出庭仅是作为鉴定机构代表对于鉴定报告内容进行解释说明，鉴定结论等意见已经以书面的《资产评估报告》体现。三、关于上诉人陈述的以房抵债行为的认定问题，意见如下：1、本案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系由一审法院委托评估，其证明力以及公信力均高于上诉人所述称的“预评估函”，且与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结论相近，一审法院以《资产评估报告》认定的3753.02万元作为案涉房产的价值是合法、合理的。上诉人所述称的“预评估函”并非正式的评估报告，不具有证明力，详见石淑红一审质证意见。2、关于上诉人提及的潘立安、杨丽萍与临融控股财产混同问题以及法人人格否定问题，石淑红需要提出的是：上诉人对于潘立安、杨丽萍直接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的前提是认为潘立安、杨丽萍与临融控股存在财产混同以及临融控股被法人人格否定，因为从证据形式上看，上诉人的直接债务人是临融控股而非潘立安或杨丽萍。上诉人在此又质疑财产混同及法人人格否定，在逻辑上严重矛盾。石淑红认为，潘立安、杨丽萍被公安机关立案及被追究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但临融控股并未被定罪，由此可以证明潘立安、杨丽萍实际利用临融控股实施犯罪，属于典型的法人人格否定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准确、无误。3、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9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以房抵债价格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于法有据。另外，石淑红对于潘立安、杨丽萍的财务情况并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本案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撤销本案房屋转让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 沈国琴等124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关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虞琴街（路）1-19号，南大街396-402号富邦星座（房屋）的转让行为，并责令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将房屋登记到杨丽萍、潘立安名下；2、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承担沈国琴等人为主张权利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7日，富邦置业（出卖人）与杨丽萍、潘立安（买受人）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街××号××街××号房屋（建筑面积1764.08平方米），总价30165768元。2016年10月，经测量，案涉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为2064.89平方米，杨丽萍、潘立安遂向富邦置业补交房款5143851元，购房款合计35309619元。2017年8月25日，杨丽萍、潘立安因案涉房屋存在层高不足等质量问题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富邦置业支付杨丽萍、潘立安违约金875万元。2018年3月12日，富邦置业（出借人、甲方）与临融控股（借款人、乙方）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300万元，用于股权投资需要，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3月12日，借款利率为月息2分利，从借款交付之日起算，利息按月支付，借款到期还清本息。同日，富邦置业向临融控股打款2300万元，临融控股出具《借款收条》一份。2018年3月21日，案外人俞万富（出借人、甲方，系富邦置业法定代表人）与潘立安（借款人、乙方，系临融控股实际控制人）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0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需要，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22日至2019年3月22日，借款利率为月息2分利，从借款交付之日起算，利息按月支付，借款到期还清本息。同日，俞万富向潘立安指定账户打款200万元，潘立安出具《借款收条》一份。2018年8月24日，杨丽萍向俞万富借款500万元。后因资金周转需要，富邦置业（俞万富）多次催促临融控股及杨丽萍、潘立安提前还款。为清偿上述债务，2018年10月18日，杨丽萍、潘立安（甲方、卖方）与石淑红（乙方、买方，系富邦置业股东、俞万富的妻子）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南苑街道虞琴街1-19号、南大街396-402号房屋（建筑面积2064.89平方米）转让给乙方，房屋转让价格为3000万元。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天内，乙方一次性将购房款支付给甲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应在90天内向房屋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随房屋所有权一并转让。合同还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同日，杨丽萍、潘立安将案涉房屋过户至石淑红名下。后石淑红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经潘立安与石淑红、富邦置业及俞万富结算，各方均确认：杨丽萍、潘立安以300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石淑红，以抵偿临融控股及杨丽萍、潘立安向富邦置业及俞万富处所借用的3000万本息。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2018年12月28日，杨丽萍、潘立安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沈国琴等人因先前在潘立安处受让的8300余万元债权，未能在潘立安及负有连带清偿责任的临融控股处获得兑现、清偿，利益受损，遂于2019年10月18日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 在诉讼过程中，沈国琴等人向法院申请对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毛坯房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2020年3月23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一份，载明：案涉房屋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18日）的评估价值为3753.02万元。在庭审中，潘立安与石淑红均确认：1、案涉房屋转让价格3000万元仅是房屋本身的交易价格，不包括固定装修及其他物品；2、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案涉房屋过户后由杨丽萍、潘立安（临融控股）继续占有使用一年，案涉房屋的固定装修价值抵作租金归石淑红所有，该期间石淑红不再另行收取租金。若杨丽萍、潘立安次年继续承租，需向石淑红支付租金。 另查明，案涉房屋因杨丽萍、潘立安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查封。潘立安自认其以债权转让形式从沈国琴等人人处获取的资金大部分汇入临融控股账户，其和杨丽萍与临融控股财产高度混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潘立安以债权转让形式从沈国琴等人处获取8300余万元的钱款，并承诺到期兑现清偿，临融控股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潘立安及作为临融控股法定代表人的杨丽萍均因涉嫌犯罪被刑事立案，致使沈国琴等人债权无法实现，故沈国琴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其诉讼权利。石淑红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原告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其诉请能否支持，需考量杨丽萍、潘立安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原告造成损害，且石淑红知道该情形。关于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之间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房屋的转让价格，根据双方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等可知，案涉房屋的转让价格为3000万元，合同未就固定装修等作明确约定。潘立安与石淑红亦确认该房屋转让合同不涉及固定装修等物品的归属，该3000万元转让价格不包含固定装修等物的价值。综上，根据案涉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交易双方的陈述、转让后杨丽萍、潘立安（临融控股）继续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等客观实际，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毛坯房）转让价格为3000万元，房屋内固定装修等物品的归属及价值并非房屋转让合同项下的内容，不属于本案评价的范畴。其次，关于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杨丽萍、潘立安和石淑红以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出具的估价报告为依据，认为案涉房屋在转让时价值为3303.824万元，原告以案涉房屋转让时同地段二手房挂牌价及石淑红为抵押案涉房屋委托评估机构所做的预评估函为依据，认为案涉房屋在转让时的价值明显高于3000万元，三被告间的转让价格属明显不合理低价。因双方对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争议较大，上述评估意见出具的房屋价值差距亦过大。法院经原告申请，委托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毛坯房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2020年3月23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一份，经评估，案涉房屋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18日）的价值为3753.02万元。该评估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法院予以采信。现原告申请重新鉴定，缺乏依据，法院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本案案涉房屋转让价为3000万元，评估市场价值为3753.02万元，结合杨丽萍、潘立安与临融控股财产混同，转让案涉房屋系为清偿3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属以房抵债等客观事实，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的转让价格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另，本案亦无证据显示石淑红在受让案涉房产时，知道其受让行为对原告的债权造成损害，主观上存在恶意，综上，本案不具备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沈国琴等人诉请撤销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之间的案涉房屋转让行为，并将案涉房屋登记至杨丽萍、潘立安名下，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三被告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0万元，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国琴等124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沈国琴等124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沈国琴等人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重新评估鉴定。 杨丽萍、潘立安、石淑红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申请评判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认定涉案房屋转让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中阐述，故对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外，另查明：2017年11月始，沈国琴等本案原告124名债权人先后与潘立安、临融控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潘立安作为转让方以一定价格将其对另案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等124名债权人，清偿期限六个月至一年不等，金额从10万元到190万元不等，陆续自2018年11月底到2019年10月底到期，期内收益8%至16%不等，转让款支付至临融控股账户。与此同时，临融控股向各债权人出具担保函一份，愿就债权人受让之本金及收益清偿提供连带担保。债权期限届满时，如债务人不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保证在债权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代为偿还本息。截至2019年9月30日，在案124名债权人共计提供转让款本金约8352万元。上述款项至今未有证据证明已获清偿。 2017年12月22日，富邦置业与潘立安共同设立富邦临融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占股60%和40%。 2018年9月30日，富邦置业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签订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8年10月19日，石淑红和该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涉案房屋对包括上述借款在内的该银行与富邦置业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担保，抵押财产清单记载涉案房屋的抵押财产价值为5810万元，最终以实现抵押权时的价值为准。 还查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侦查查明，潘立安、杨丽萍未经有关国家金融管理机关批准，在未取得金融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成立临融控股，以“临融宝”、“临融通”、“双季通”、“季度利”等债权转让形式的理财产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大部分吸收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少部分用于公司的日常支出及出借、投资。2018年7、8月份，临融控股出现集中兑付，公司资金链断裂。临融控股实际控制人潘立安为弥补损失，明知上述模式及公司名下资产无法持续履约的情况下，于同年9月19日以高利息为诱饵推出理财产品“定存宝”继续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所得资金用于归还之前债务，导致社会危害进一步扩大。截止案发，临融控股共吸收资金302018.59万元，其中未兑付金额共计129748.1万元，涉及未兑付投资人4271人，其中2018年9月19日以来，临融控股外部流入资金共计147225539.99元。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认定，及在此基础上沈国琴等人要求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符合法定情形。首先，涉案房屋由杨丽萍、潘立安转让给石淑红的价格低于房屋最初购买价格，在同期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情况下，杨丽萍、潘立安在购入房屋两年后以低于购入价转让抵债不符合当今常理；其次，涉案房屋转让价格亦低于评估价值及相应作为抵押物的抵押财产价值，且本院注意到，房屋评估价值未计算装修价值在内。涉案房屋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转让时距装修为两年左右，装修存在因对房屋的添附且不可分割而给房屋增值的较大可能，杨丽萍、潘立安因被刑事拘留也未实际享受到租赁利益。因此，转让时的装修价值应当计入房屋转让价之内，涉案房屋转让价应高于现有的评估市场价值；再次，即便排除装修价值，转让价也低于一审法院委托的市场评估价值达750万元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第2款对“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规定为：“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但并未规定达到70%以上就不是明显不合理低价，该条第1款中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现实生活中转让财产的行为和转让财产的性质非常复杂，往往很难用一个标准予以衡量。例如，季节性产品和易腐烂变质的时令果蔬在临近换季或者保质期将届满时，为回笼资金大幅甩卖，转让价格可能低于市价的70%，不能认为其价格“明显不合理”；在市场疲软、有价无市、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巨大的情况下，低于市价的70%转让财产有利于挽回经营损失时，不能一概认为其“明显不合理”。反之，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以市价的70%甚至80%、90%转让财产，会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造成影响，且债务人与受让人对此均有认知，亦不能认定其不构成诈害行为。因此，这个一般判断标准是原则上的参考示范标准，而非绝对标准。在财产价值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不应机械适用上述条款，认为只要达到市场交易价的70%就不是明显不合理低价，还是要根据产品的性质、种类、市场情况等个案分析。具体到本案而言，房屋转让价和评估价格的差额已经达到750万元以上。同时如上所述，装修价值应计入转让价，如此，本案房屋转让价低于市场交易价的金额显然会大大超过750万元，根据房屋转让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该差额款项显然巨大。由上综合认定本案房屋的转让价格属明显不合理低价。在此基础上，根据涉案房屋最初的买卖关系发生主体，杨丽萍、潘立安和石淑红、俞万富及其持股公司之间的借款、商业合作关系，能够认定杨丽萍、潘立安和石淑红之间关系密切。同时，结合杨丽萍、潘立安成立临融控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涉嫌犯罪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及在房屋转让前后对投资人兑付不能、房屋转让所抵之债具体金额未进行统计且按相关合同约定尚未到期、富邦置业和石淑红、俞万富于一审审理期间才出具结清说明的客观情况，亦能够认定潘立安、杨丽萍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房屋，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石淑红对此是知情的。综合以上，本案沈国琴等人要求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符合法定情形，应予以支持。至于相关律师费用的主张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8476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就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虞琴街1-19号，南大街396-402号房屋的转让行为； 三、杨丽萍、潘立安与石淑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将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虞琴街1-19号，南大街396-402号房屋恢复登记至杨丽萍、潘立安名下； 四、驳回沈国琴等124人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沈国琴等人124人负担2220元，由杨丽萍、潘立安、石淑红负担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沈国琴等人124人负担2220元，由杨丽萍、潘立安、石淑红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笛 附上诉人名单：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琴，女，汉族，1967年7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杨，男，汉族，1984年3月3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竹仙，女，汉族，1960年4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永法，男，汉族，1963年9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水，男，汉族，1953年5月1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彩琴，女，汉族，1965年7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敏杰，男，汉族，1989年11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柏荣，男，汉族，1953年6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美珍，女，汉族，1955年7月1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兴，男，汉族，1966年6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喻英，女，汉族，1958年5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国英，女，汉族，1964年8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阿四，男，汉族，1979年1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秋阳，男，汉族，1992年8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艳珍，女，汉族，1995年12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根林，男，汉族，1960年1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燕，女，汉族，1982年8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周华，男，汉族，1987年1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生洪，男，汉族，1962年7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洁，女，汉族，1992年5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金士，男，汉族，1951年12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花，女，汉族，1971年5月3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莲琴，女，汉族，1960年8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菊英，女，汉族，1969年3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根荣，男，汉族，1936年8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长芳，男，汉族，1934年12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法林，男，汉族，1952年5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富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强富，男，汉族，1959年11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忠，男，汉族，1958年8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爱香，女，汉族，1964年3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雅丽，女，汉族，1983年1月1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凤，女，汉族，1966年8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金仕，男，汉族，1964年7月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琴福，男，汉族，1961年12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文龙，男，汉族，1968年12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美，女，汉族，1968年1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成猛，男，汉族，1975年2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雪珍，女，汉族，1964年10月1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国忠，男，汉族，1973年10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金云，女，汉族，1974年10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冬芬，女，汉族，1968年12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顺根，男，汉族，1952年2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旭，男，汉族，1956年3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炳炎，男，汉族，1948年7月1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银花，女，汉族，1966年10月1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少华，男，汉族，1957年10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丽英，女，汉族，1957年2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富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娟，女，汉族，1960年10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兴泉，男，汉族，1963年7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淑琴，女，汉族，1964年7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伯林，男，汉族，1963年4月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颜剑天，男，汉族，1943年11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保障桥迎宾路158-1号2幢1单元4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水龙，男，汉族，1962年2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西安社区8组葡萄树畈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明海，男，汉族，1959年12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新街社区乔安路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明，男，汉族，1954年6月1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菊瑛，女，汉族，1964年10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保障桥27组安盛家园1幢1单元302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珍，女，汉族，1957年3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河南埭28组爱民路3幢1单元202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达，男，汉族，1956年10月1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联盟村5组王家畈北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水洪，男，汉族，1965年9月1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方桥村10组目野自然村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法，男，汉族，1954年7月3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丁山社区5组方兴渡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芬花，女，汉族，1974年3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2组骆家埭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美珍，女，汉族，1953年10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司村5组乔司自然村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美君，女，汉族，1998年1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文仪社区世纪嘉园18幢2单元5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周**，男，汉族，1994年2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1组张家埭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秋芬，女，汉族，1963年9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丰社区1组大悲庵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小芬，女，汉族，1967年12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方桥村10组目野自然村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水兴，男，汉族，1968年9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3组木梳庄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建娟，女，汉族，1968年2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3组木梳庄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正权，男，汉族，1958年8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司村5组乔司自然村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巧云，女，汉族，1968年7月2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庙东39组进修弄平房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换容，女，汉族，1965年11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铁桥镇龙泉村4组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焕琼，女，汉族，1969年11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黄建村十五组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月明，男，汉族，1966年4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永和村13组施家桥自然村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焕江，男，汉族，1974年12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东大街15组赵家弄3幢1单元6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平，女，汉族，1970年3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县稽东镇金丰村柳岙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富根，男，汉族，1962年2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万陈村1组南埭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桂英，女，汉族，1962年7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司村8组乔司自然村1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云根，男，汉族，1955年11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三角村17组江南自然村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冬翡，男，汉族，1992年6月5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六堡社区五福亭二区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小宝，女，汉族，1952年3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东大街15组赵家弄3幢1单元6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志仙，女，汉族，1958年1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三角村17组江南陈自然村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军良，男，汉族，1973年11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胜稼村2组路西自然村0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如灿，男，汉族，1944年10月3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胜稼村8组方塘埠自然村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文娣，女，汉族，1973年1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三角村17组江南陈自然村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小英，女，汉族，1968年1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5组西梅村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银珠，女，汉族，1964年4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联胜社区4组北吴郭村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莉娣，女，汉族，1984年10月1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凤良，男，汉族，1956年5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翁梅社区4组梅子井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琴，女，汉族，1966年7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全椒县古河镇晋集村高头组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帅明兰，女，汉族，1975年9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吴家村9组蒋家自然村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关忠，男，汉族，1968年7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组凌家角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富，男，汉族，1968年3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永西村5组永西自然村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娄五妹，女，汉族，1967年9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永西村5组永西自然村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燕飞，女，汉族，1976年7月30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6组仙家桥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民，男，汉族，1972年10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6组仙家桥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泮国强，男，汉族，1957年1月24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河南埭25组爱民路17幢3单元106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国平，男，汉族，1968年10月5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六堡社区五福亭二区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永武，男，汉族，1966年12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六堡村三官堂二区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梅雪根，男，汉族，1964年1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丰社区新康家园东区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杏玉，女，汉族，1946年10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费庄村3组毕家埭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汉族，1945年1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天都花园8幢1单元202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晶，女，汉族，1947年12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荷花塘18组荷花小区21幢1单元602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利妹，女，汉族，1977年11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7组烂弄里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卫国，男，汉族，1976年6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7组烂弄里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会刚，男，汉族，1974年12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7组烂弄里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瞿桃生，男，汉族，1942年11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龙岗路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来红，男，汉族，1968年3月2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胜稼村5组桑埠自然村0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应丽丽，女，汉族，1961年6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星光社区红枫苑7幢1单元2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玉琴，女，汉族，1955年9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和睦新村20幢61号203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志阳，男，汉族，1955年8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和睦新村20幢61号203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水定，女，汉族，1963年10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良熟村11组陆家自然村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天贞，女，汉族，1948年4月4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八堡村9之45。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海芳，女，汉族，1980年12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保障桥28组新丰公寓2单元5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卫建，男，汉族，1971年8月2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胜稼村6组胜稼自然村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屠连标，男，汉族，1964年11月1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5组西梅村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强花，女，汉族，1970年8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陶堰镇张家岙村张岙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珠，女，汉族，1946年11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胜稼村8组方塘埠自然村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兴玲，女，汉族，1966年3月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组凌家角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庞月华，女，汉族，1954年10月31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钱江社区邱山大街1号15幢1单元5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必华，男，汉族，1979年9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穴市石佛寺镇朱河村朱河垸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萍，女，汉族，1961年1月19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河南埭25组爱民路17幢3单元106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仁海，男，汉族，1972年4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红联社区16组仙家桥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娟青，女，汉族，1973年3月7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吴家村9组蒋家自然村1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丽萍，女，汉族，1950年10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界牌头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