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2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某，女，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璐佳，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1，男，195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智光，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男，193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2，男，194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3，女，194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4，女，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詹某、傅某1因与被上诉人付某、傅某2、傅某3、傅某4遗赠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詹某与被继承人傅顺连系朋友。被继承人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过世。被继承人傅顺连生前一直未婚，没有配偶及子女；父亲付培卿（傅培卿）于1997年去世，母亲章杏花于1986年去世；傅顺连有兄弟姐妹七人，分别为付某、傅顺龙、傅顺荣、傅某2、傅某1、傅某3、傅某4。傅顺龙于1985年去世，傅顺荣于2012年去世。詹某向法院提交文书一份，无抬头，载明“我死了以后的房产全归詹某。”落款处签名为“付顺连”，时间为“2016年元月1日”。该文书反面为一份借条，载明“今向詹某借人民币伍万元整。”落款处为“借款人付顺连”，时间为“2016年元月1日”。庭审中，詹某陈述：遗嘱和借条是傅顺连同一时间写的，写好后交给詹某；傅顺连写5万元的借条是为了证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詹某也出了钱。詹某还陈述，傅顺连在购买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时对詹某说过，对不起詹某，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一定要给詹某。2019年5月14日，詹某多次发微信给傅某4想去傅某4家找傅某4。傅某4回复不在家。2019年5月22日，詹某两次发短信给傅某1，分别称：“阿六我还是希望和你为房产的事我们再协商解决吧！因为打官司费用太贵了。要几十万元。”“阿五死了希望看在我以阿五一直来情谊上，我们也可以协商。阿五和你兄弟情义上尊重遗赠吧！” 另查明，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房××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傅顺连，登记日期为2012年8月13日。2015年6月30日，傅某2为与傅某1、傅某4、傅顺昌、傅某3、傅斌、傅骏、傅顺连、傅健豪继承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傅某2分得傅培卿遗产4套房屋（景芳二区34幢3单元302室、33幢2幢601室、20幢1单元201室、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面积的七分之一的产权。2017年7月2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34幢3单元302室房屋由傅斌与傅骏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屋由傅顺连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33幢2单元601室房屋由傅某1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20幢1单元201室房屋由傅某4所有，傅某2与傅某1、傅某4、傅顺昌、傅某3、傅斌、傅骏、傅顺连、傅健豪互相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二、傅斌与傅骏向傅某2支付折价款人民币75969元，傅顺连向傅某2支付折价款人民币87219元，傅某1向傅某2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13469元，傅某4向傅某2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2824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傅斌与傅骏向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75969元，傅顺连向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87219元，傅某1向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13469元，傅某4向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2824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018年7月3日，傅顺连办理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产不动产产权登记。 又查明，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詹某与傅某4关于傅顺连有多次微信联系。微信中傅某4曾提及“谢谢你对我五兄的关心照顾。”2019年2月，詹某发微信给傅某4，提及傅顺连在詹某处过年。2019年4月16日，詹某发微信给傅某4，商量给傅顺连做五七的事。 还查明，傅顺连在1986年3月29日填写的《职工履历表》中的姓名为“付顺连”。该表格中的“社会关系”栏中，傅顺连填写了“付某、付巧珍、付顺荣、付顺良、付顺德、付丽珍”。户口簿号码087612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载明：户主“付培卿”；五子“付顺连”，别（化）名“阿五”；孙“付翔”。 詹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屋、九堡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屋归詹某所有。二、请求判令付某、傅某2、傅某1、傅某3、傅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日、无抬头、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是否为被继承人傅顺连的遗嘱。派出所在户籍登记时曾用“付顺连”进行登记，傅顺连的父亲付培卿、兄长即本案付某的姓均为“付”，可见，傅顺连确曾使用“付”作为姓；且根据傅顺连于1986年3月29日填写的《职工履历表》，傅顺连存在签名为“付顺连”的情况；而日常生活中，“付”与“傅”出现混同的情况亦有出现；故原审法院认为，文书中落款“付顺连”即为“傅顺连”。因该文书中的签名、注明年、月、日，符合遗嘱的相关要件，现亦无证据证明文书的内容和文书的签名、日期系不同人所写，故原审法院认为，该份自书遗嘱系傅顺连亲笔书写。对于傅某1、傅某3、傅某4辩称遗嘱非傅顺连本人所写及遗嘱非傅顺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傅某1、傅某3、傅某4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申请笔迹鉴定，故对于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傅顺连的遗嘱形成于2016年1月1日，此时傅顺连名下仅有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而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此时仍为（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案件的诉争标的，产权并不明确；结合傅顺连在同一日、在同一张纸的正反面分别书写了遗嘱和借条，借条又系傅顺连因购买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所涉房款而出具给詹某，而庭审中詹某亦陈述傅顺连说过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一定要给詹某，故原审法院认为，该份遗嘱所涉的房产具有指向性，应特指为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因傅顺连的遗嘱未涉及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故该房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分配。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傅顺连生前立下遗嘱将其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归詹某继承，系其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过世，2019年5月14日詹某要找傅某4，2019年5月22日詹某发短信给傅某1要求协商房产的事；故詹某在傅顺连死亡后的法定期限内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该遗赠已经生效，詹某依法享有对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房产的所有权。对于傅某1、傅某4辩称遗赠违反民法总则第八条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的意见，因无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因詹某并非被继承人傅顺连的法定继承人，故对于詹某主张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归詹某所有；二、驳回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00元，由詹某负担人民币15400元，由付某、傅某2、傅某1、傅某3、傅某4共同负担人民币15400元。 宣判后，詹某、傅某1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詹某上诉称：一、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遗漏部分认定的事实。本案遗嘱的意思表示系法院审查的事实之一，上诉人詹某在庭审中陈述了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詹某从未说过的话作为法院查明以及认定的事实属于重大错误，直接导致了本案的误判。案件庭审均是有录音录像的，法院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的事实认定。关于遗嘱的内容，上诉人詹某己经阐述的非常清晰：“傅顺连在将遗嘱交付给上诉人詹某时说，遗嘱保管好以防万一，这辈子他最亏欠的就是上诉人詹某，他死亡的时候名下的房产全部都归上诉人詹某。”上诉人詹某从来没有做出过被继承人曾表达遗嘱的内容是仅明确指向江干区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屋的意思表示，如果是如此，遗嘱的内容为何为“房产全归詹某”？而且，被继承人与上诉人詹某一路坎坷，被继承人一直依赖上诉人詹某的陪伴与照顾，将自己的遗产均由上诉人詹某继承合法、合情、合理。判决书还遗漏了一个己经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由浙江医院出具的医院病员住院须知以及预防病员坠床／跌倒告知书作为证据，两份证据病人（被继承人傅顺连）的姓名均系小写的“付”“付顺连”，并且有被上诉人傅某4签字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在庭审中也已经查明。该事实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傅顺连”即“付顺连”是没有异议的。二、本案的遗嘱意思表示清楚，上诉人詹某有权继承傅顺连死亡时名下位于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以及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的房屋。1、一审法院作为判决依据的上诉人詹某的陈述是虚构的，审判员主观臆断并不应当作为判决的依据。2、被继承人傅顺连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遗产。本案的案涉遗嘱内容为：“我死了以后的房产全归詹某。”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傅顺连死亡后，根据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188684号】、江干区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屋（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2号）所有权人均为傅顺连。傅顺连的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他死亡后名下的房产理因依据遗嘱由上诉人詹某继承。3、（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案件的争讼并不影响遗嘱的意思表示。该诉讼发生在被继承人生前，被继承人死亡时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被继承人对自己遗产处分的意思表示并不受到该诉讼的影响。因继承诉讼揭露的家庭现状使被继承人不可能也绝不会同意将该套房屋由被上诉人继承。2017年10月，被继承人曾再次表示，自己的房产全部归上诉人詹某，已经写好遗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詹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9）浙0104民初569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詹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傅某1答辩称：第一，本案争议遗嘱所涉房产的时间应当定格在2016年1月1日，被继承人的房屋遗嘱并不涉及到2017年7月25日才经法院判决的景芳三区房产。第二，关于上诉人詹某的其余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 傅某3答辩称：傅某3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但是一审法院一定要将傅某3作为被告，傅某3是傅顺连的姐姐，“付”和“傅”不是同一个姓，所以傅某3不应该作为本案被告，上诉人詹某也不应该拿傅某3的房子。 傅某4答辩称：上诉人詹某称和傅顺连同居，傅某4从来没有看到过，上诉人詹某没有资格继承两套房子，既然已经驳回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案纠纷就不应该存在。 傅某1上诉称：一、一审对本案争议焦点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在并未充分质证情况下单方面推定补强詹某的证明力，违背了法律规定和自然逻辑，存在错误推定证据证明力的情况。一审判决书第11页载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三被告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申请笔迹鉴定，故对于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一审认定该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合法有效。上诉人傅某1认为一审法院在处理案涉数百万房产争议和社会矛盾较大时没有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以1986年被继承人的签名证明2016年的签名合法有效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缺乏逻辑依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上诉人傅某1提交的部分可以找到的被继承人所亲笔签署的对公文件显示，被继承人自2008年、2009年、2014年、2016年的签名基本上均为“傅顺连”，可见被继承人己经形成了基本上固定的签名习惯，和身份证姓名相吻合，极少使用“付顺连”签名，在比较重要的对公文件签字时基本上使用“傅”字。而一审时詹某提供的自书遗嘱及背面的欠条却使用“付”字，一审法院明显没有考虑到被继承人在关键场合时基本的书写习惯。案涉房屋价值300万元，被继承人自书遗嘱时理应逻辑清醒，詹某所提供的自书遗嘱无抬头，落款为“付顺连”，内容只有13个字，背面却是一份欠条。被继承人在处分数百万的房产时如此轻易地书写几个字，还把名字书写错误，詹某当时没有质疑，而是在多年后拿出来主张继承房子，明显存在问题。何况，在借款时如果说存在被继承人被要求还款承诺时，那么被继承人写一份假的遗嘱也是符合逻辑的。故，该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是否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力是否已经高度充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二、本案社会影响大，一审法院应当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并且在本案更应当依职权组织双方鉴定，全面核实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中，傅顺连有兄弟姐妹七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该兄妹七人对詹某所陈述的观点均不认可，双方对被继承人生活起居、住院照料及死后丧事办理均相互矛盾，傅氏兄妹七人一直认为詹某有自己的家庭，从未加入到傅某1的家庭之中，逢年过节没有见到过詹某，詹某角色已经被定位成遗产抢夺者，情人，或者保姆等，在社区影响范围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聊资，如今一审判决结果出人意料，舆论哗然。本案社会关注度高，后续如何公正判决对社会公众利益的影响也是可以预见的。一审时，几名原审被告存在巨额鉴定费用分摊时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理应由双方承担巨额的鉴定费用，或者要求詹某继续对其证据的效力进行补强。而不是在几名原审被告提出被继承人签名不合逻辑的质证意见后，没有要求詹某补强证据，而是把没有申请鉴定的不利后果归到几名原审被告一方，以30年前被继承人的签名认定30年后的文书效力。没有全面地核实证据。综上所述，一审几名原审被告年长者年近90岁，最小的也有70岁，查清本案事实，合理分配房屋已经成为几位老人的心结。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693号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詹某一审全部诉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詹某答辩称：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是否因为姓氏的大小写就无法明确落款人的身份，这一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且户籍登记材料、职工履历表等证据足以证明是傅顺连的遗嘱，由被继承人傅顺连本人落款签名。本案的遗嘱书写工整，意思明确，并由本人签字以及落款时间，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从詹某与傅某4的聊天记录来看，足以说明上诉人傅某1所说兄弟姐妹不认识詹某与事实相违背。上诉人傅某1对被继承人生活起居的情况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詹某与傅某4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是能够还原傅顺连生前情况最好的证据。 傅某3答辩称：詹某就是没有资格继承房子。 傅某4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傅某1的意见。 付某、傅某2对上诉人詹某、傅某1的上诉未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 二审期间，詹某申请证人姚某出庭作证；傅某1申请证人邱某、陈某出庭作证。 二审期间，詹某向本院提交：1.杭州顺宇货运部货物托运协议书，拟证明傅顺连生前使用“付顺连”签名的事实；2.姚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被继承人傅顺连2017年10月陈述遗嘱已经写好，房子全部给詹某的事实，也证明上诉人詹某照顾被继承人，一同办理被继承人后事的事实。经质证，傅某1对证据1质证认为，该证据时间久远，签名没有经过官方鉴定，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协议上的“付”平时有可能用，因为是小额协议，只有1450元，和房地产不可同日而语，被继承人不可能在房地产有关的协议上写“付”，正式的材料上都是“傅”。被继承人有时候也是有可能用“付”，但是一定不会在重要的材料上写“付”，如果是遗嘱上写的是“付顺连”，那么詹某应该去继承“付顺连”的遗产，不能证明被继承人在写房地产有关的材料上也写“付”；对证据2及证人出庭的证言质证认为，只有姚某一个人看到詹某在被继承人家里，听到说有遗嘱，姚某的证言不符合生活逻辑。姚某与被继承人兄弟姐妹也是多年朋友，出庭作证很有可能造成姚某和被继承人家族关系闹僵，但其仍然出庭作证，代表其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傅某3对证据1质证认为，货运协议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对证据2及证人出庭的证言质证认为，只是个人陈述，是不真实的。傅某4对证据1质证认为，货运协议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对证据2及证人出庭的证言质证认为，姚某的陈述均是说谎，当时被继承人送去医院后都是抢救昏迷的，是姚某送去医院的，当时他们正在一起喝茶，但是送去后姚某害怕我们怨在他头上，后来就不常来的。 二审期间，傅某1向本院提交：1.被继承人2008年工商银行签名、2009年在东海证券签名、2014年在杭州银行签名、2016年在拉丁舞名牌上的签名，拟证明被继承人已经基本形成固定的对公“傅顺连”签名习惯，詹某提供的“付顺连”签名文书为假；2.陈某、裘智光、邱某、陈调英的调查笔录，拟证明被继承人生前四名好友对傅顺连遗嘱和借条的合理性均表示怀疑，并且均未听说过詹某；3.傅顺连临终时住院病案首页和医院的证明，拟证明傅顺连近亲属在其死前对傅顺连住院治疗陪护，医院因误写成“付顺连”而出具证明，用来说明“傅顺连”才是被医院所正式接受的姓名。经质证，詹某对证据1中工商银行、杭州银行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东海证券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拉丁舞名牌上的签名明显不一致，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相应的证明目的。首先，2016年的拉丁舞铭牌上的签名和前面几份是完全不相同的，是自相矛盾的证据，该证据并非是个人的日记，或者说是个人的记录本，只是相应材料上的签名，无法证明已经成为固定签名的习惯，也不能够证明詹某提供的傅顺连签名的文书是假；对证据2质证认为，裘智光、陈调英没有出庭作证，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邱某、陈某的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从内容上来看与相应的事实相违背，关于陈某的证言，当时其与傅顺连两人年龄差距较大，傅顺连不可能将生活琐事均告知陈某，而且后续也没有在一起上班，陈某不了解詹某是正常的。陈某在2012年的时候问起过傅顺连关于遗嘱的问题之后就再也没有问过，因此，陈某对本案遗嘱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事实所作的陈述是不具有参考价值的。另外，调查笔录当中的证人证言，只能是针对事实的陈述，对事实行为的评价并不能够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材料使用；对证据3质证认为，首先，该证据并非是傅顺连临终时的住院病案，因为傅顺连那时候住院以后就康复出院了，所以说不存在临终时住院病案的情况，并且除了医院的证明以外的证据，在一审当中都已经提交过，一审法院也已经查明了这个事实。对医院的证明，护士长的身份没有办法确认，对三性有异议。另外，从医院的证明也可以看到，医护人员也存在生活当中把傅顺连的名字写错的情况，医务人员是非常严谨的，如果认为姓名上有问题，肯定会在当时就做一个变更，所以该证据不能够证明其证明目的。傅某3、傅某4对证据1-3的三性均无异议。 二审期间，傅某3、傅某4共同向本院提交：1.傅顺连的身份证、市民卡、邮储银行挂失单、户口本、杭州银行卡、广东证券第三方存管协议书、借条、死亡证明、病退报告，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产契证、土地证、不动产登记证、不动产查询登记，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产不动产查询登记，殡仪馆业务委托书，悼词，拟共同证明傅顺连的真实身份及姓名，傅顺连去银行拿钱，房产登记均是“傅顺连”，实际签名也均是“傅顺连”，也证明傅顺连有事情都是兄弟姐妹去办的；2.小营派出所证明，拟证明父亲傅培卿姓“傅”；3.傅某3的民事诉讼答辩，拟证明第一次诉讼的时候有三个诉请，后面撤回了部分诉请，证明一审法院不公正；4.起诉状、民事证据清单、庭审笔录、传票、一审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不存在遗赠情形，法院也是按照遗赠传唤，现在撤回部分诉请后遗赠已经不存在，等于詹某已经撤诉；5.遗嘱，拟证明上面的名字和傅顺连不一致。经质证，詹某对证据1中的身份证、市民卡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姓名的变化过程詹某已经调取过档案，能够证明其父亲也曾经是“付”姓，付某也是兄弟姐妹。对邮储银行挂失单，因为没有办法确认是傅顺连本人书写，对三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材料的三性无异议，傅顺连去世时名下的遗产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相关事实。对傅顺连户口本首页认为应当结合詹某提交的公安机关关于傅培卿子女以及相应的姓名的历史档案来确认傅顺连以及本案遗嘱上面的付顺连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只这一份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对杭州银行卡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相应的待证事实，因为傅顺连的姓名后来在身份证上的确是“傅顺连”，詹某没有异议。对广东证券第三方存管协议书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是否其本人签字，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借条没有办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三性均有异议，也不能证明相应的待证事实，借条这个字是不是傅顺连本人签的，对比也是有差距的，无法确认。对死亡证明认为是詹某一审当中提交的，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相应的死亡事实没有异议。对病退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相应的证明目的。对殡仪馆业务委托书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相应的待证目的。对悼词的三性无异议，傅顺连兄弟姐妹之间感情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质证认为，詹某一审的时候提交过公安机关户籍档案的历史记录来证明傅培卿，“傅”和“付”是同一个人，并且历史档案上面子女情况、身份证号情况以及死亡情况都是能够相符合的，所以光凭该证据来证明傅培卿并不存在“付培卿”的事实是不能够证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目的，只是答辩人对案件情况的表述，严格来讲不能作为证据提供；对证据4中一审民事判决书、传票、庭审笔录、起诉状、民事证据清单的三性均无异议。针对诉讼请求，因为在一审法院法官释明下，认为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的两个诉讼请求不能在同一个案件当中同时提起，否则会出现赘述的情况，所以詹某当时撤回了一项诉讼请求，但詹某并没有撤回对案件的起诉，詹某在事实和理由当中仍然陈述到了对傅顺连自书遗嘱效力的问题，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也针对这个事实进行了相应的审理；对证据5质证认为，遗嘱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傅某1对证据1-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 经审核，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詹某并非是傅顺连的法定继承人。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傅顺连是否在生前立有遗嘱；二、如有遗嘱，遗嘱处分房产的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一，詹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一份无抬头的文书，该文书主文载明：“我死了以后的房产全归詹某。”落款处签名为“付顺连”，时间为“2016年元月1日”。该文书是否为被继承人傅顺连所遗留，是否为被继承人傅顺连的自书遗嘱，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继承人傅顺连生前确实存在用“付顺连”作为其姓名签名的情况；其次，日常生活中，“傅”与“付”出现混同的情况亦时有出现，且傅顺连的兄长付某的姓也为“付”；再次，傅某1、傅某3、傅某4虽在一审和二审中提交了签名为“傅顺连”的证据，但该部分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落款处签名为“付顺连”的文书并非被继承人傅顺连所遗留，且傅某1、傅某3、傅某4也不申请对文书进行笔迹鉴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落款处签名为“付顺连”的文书为被继承人傅顺连所遗留，并无不当。因该文书中除主文外，还有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符合自书遗嘱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认定该份文书为傅顺连的自书遗嘱，亦无不当。故本院对傅某1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傅顺连死亡时遗有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和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两处房产，傅顺连所立遗嘱是否将上述两处房产全部遗赠给詹某，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傅顺连的遗嘱形成于2016年1月1日，此时傅顺连名下仅有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其次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产在傅顺连立遗嘱这个时点仍为（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案件的诉争标的，产权尚不明晰，傅顺连直至2018年7月3日才办理该房产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再次，詹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遗嘱和借条是傅顺连同时写好后交给詹某，并陈述傅顺连将遗嘱交给詹某时说：“我申请这房子本身就是为你申请的……，我也没有东西了，这房子一定要给你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该份遗嘱所涉的房产具有指向性，应特指为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的房产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故本院对詹某的上诉意见也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詹某负担15400元，由傅某1负担15400元。詹某、傅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炜强 审 判 员 周志军 审 判 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