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7民终2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西里71号楼2幢二层215。 法定代表人：项秀梅，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斌，男，196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科，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丹柯，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赵富，男，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宣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亮，河北环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斌、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贝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薛赵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5民初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斌及其与贝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科、杨可心、被上诉人薛赵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斌、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5民初1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薛赵富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薛赵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款项是薛赵富向贝衡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并非借款，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错误认为案涉款项是借款。案涉200万元、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5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下称“102号案”)争议的500万元,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5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下称“103号案”)争议的300万元，合计1000万元，系薛赵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本案的真实背景是:贝衡公司持有北京衡堂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衡堂公司")100%股权,2015年初,时任贝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建斌与薛赵富商定薛赵富以1000万元投资入股衡堂公司,取得衡堂公司10%股权,但因薛赵富无法一次性支付投资款,约定分期支付。薛赵富为了款项安全,在转款前,皆要求贝衡公司、李建斌出具借条、借款合同作为担保。待款项全部到位后,双方再签订协议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贝衡公司向薛赵富转让10%股权,同时贝衡公司一方收回所有借条、收条及借款合同。之后,薛赵富于2015年4月15日向贝衡公司转账案涉200万元,2015年5月21日指示赵艾军向贝衡公司转账300万元(103号案争议款项),2015年10月20日、10月29日和11月3日合计向余旺兴(贝衡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转账500万元(102号案争议款项)。(一)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争议的1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却未认可相关事实的关联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不符合借款法律关系的 通常特征,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借款。1.薛赵富与李建斌、贝衡公司的三张借条都未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薛赵富与李建斌并非关系密切的亲戚好友,薛赵富与贝衡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这不符合民间借贷出借款项收取利息的基本特征。2.薛赵富及赵艾军自支付款项后,三年来从未向李建斌及贝衡公司主张还款。3.2015年4月15日收条上“余旺兴”的手印非余旺兴本人所按,2015年11月2日借条和收条上“李建斌”三字并非李建斌本人所签。据此,借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借条和收条仅是形式文件。二、退一步讲,双方就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已经达成合意,只是薛赵富未履行返还借条、收条及借款合同之义务。综上,包括案涉200万元在内的1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薛赵富的全部诉讼请求。 薛赵富答辩称，一、答辩人薛赵富与上诉人贝衡公司、李建斌系民间借贷关系。2015年4月15日上诉人贝衡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答辩人借款200万元,同日上诉人贝衡公司作为借款人、李建斌作为担保人向答辩人出具借条一张。一审庭审中答辩人提供了借条、上诉人贝衡公司出具的收到借款的收条、汇款凭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二、上诉人贝衡公司、李建斌认为此笔借款系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经查询上诉人贝衡公司所持有股份的衡堂公司于2014年9月5日成立,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衡堂公司的10%股份应当价值100万元,答辩人薛赵富以1000万元的价格购买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价格和客观实际情况。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答辩人薛赵富系溢价购买,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目标公司衡堂公司的现有资产达到注册资本金的十倍。上诉人贝衡公司认为此笔借款系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但至今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薛赵富系衡堂公司的实际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且上诉人所述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是其故意拼凑而成,1000万元款项的组成中由赵艾军的个人借款300万元,上诉人贝衡公司与赵艾军个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对借款期限的利息等均作了约定。此借款与答辩人薛赵富无任何关联。李建斌、贝衡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赵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贝衡公司和李建斌给付薛赵富借款2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立案交纳诉讼费之日2019年1月16起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贝衡公司和李建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15日，贝衡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薛赵富借款2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李建斌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薛赵富多次催款未果，因此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赵富与李建斌系朋友关系。李建斌2015年8月5日之前系贝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旺兴是此后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4月10日，薛赵富向贝衡公司汇款200万元。2015年4月15日，贝衡公司向薛赵富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薛赵富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担保方愿意为借款人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在借款人一栏中，贝衡公司盖章，余旺兴签字；李建斌在该借条担保方栏中 签字捺印。同日，贝衡公司向薛赵富出具收条，再次明确该笔款项为收款人向薛赵富的借款。 赵艾军与薛赵富系亲戚关系。2015年5月21日，贝衡公司又向赵艾军借款300万元，李建斌担保。2015年10月20日和2015年11月3日，李建斌又向薛赵富分两次借款200万元、300万元，由贝衡公司担保。至此，贝衡公司和李建斌共计向薛赵富和赵艾军借款1000万元。 2015年10月31日，薛赵富与贝衡公司达成股东协议，约定薛赵富以1000万元现金出资入股衡堂公司（该公司为贝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双方同意以2015年11月2日为增资扩股的基准日。薛赵富的出资全部到位后，由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并明确持股比例为10%。2015年11月11日，衡堂公司股东变更，贝衡公司将其100万元股权转让给薛赵富。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贝衡公司申请对2015年4月15日借条李建斌手印、2015年4月15日收条余旺兴手印进行鉴定，2019年12月30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1、检材1（2015年4月15日借条）上“李建斌”签名字迹处指印是样本1捺印人（李建斌捺印）右手食指所留。2、检材2（2015年4月15日收条）上“余旺兴”签名字迹处指印不是样本2捺印人（余旺兴捺印）右手食指所留。贝衡公司因此支付鉴定费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贝衡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向薛赵富出具200万元的借条，其借款意思表示明确，可以认定薛赵富与贝衡公司之间存在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贝衡公司应当偿 还借款本金200万元。薛赵富与贝衡公司之间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但从薛赵富2019年1月9日起诉开始至贝衡公司2019年2月26日提出管辖异议、否认借款事实止，已催告贝衡公司在合理期限偿还借款，其拒绝，应从2019年2月26日开始计算逾期利息。薛赵富主张按年利率6%，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李建斌对此笔借款提供担保，未约定保证方式，应对借款2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2015年10月31日签订股东协议之前和之后，薛赵富和赵艾军共计给付贝衡公司、李建斌1000万元，给付时双方最初约定这1000万元均为借款。在此过程中，虽然不排除薛赵富有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的意向（薛赵富向贝衡公司、李建斌的借款未约定期限和利息，并过问衡堂公司事务），但在贝衡公司将衡堂公司100万元股权转让给薛赵富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后，薛赵富和赵艾军一直没有与贝衡公司约定用薛赵富和赵艾军对贝衡公司、李建斌的1000万元借款抵顶薛赵富向衡堂公司的投资款1000万元，薛赵富和赵艾军也始终没有将借条交付贝衡公司或者自行销毁，可以证明薛赵富和赵艾军并不同意将1000万元借款抵顶、转化为投资款，借款转股权的协议并未达成，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始终存在，没有变更和消灭。2015年4月15日借条李建斌手印经鉴定为李建斌捺印。余旺兴不是本案的被告，申请对收条上手印的鉴定，其鉴定结果对本案审判结果没有影响，因此二人捺印的鉴定费2万元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薛赵富借 款2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9年2月26日起按照年利率6%给付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李建斌对此借款及其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二审期间，贝衡公司提交如下四组证据，股东名册一份，公司章程一份，（2020）京长安内民证字第17049号公证书一份、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5民初1288/1292号民事裁定书2份，以证明案渉款项的性质是投资入股款，薛赵富系衡堂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薛赵富质证意见：对股东名册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股东在登记时的签字确认。对公司章程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薛赵富享有了股东权利。对民事裁定书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因股东名册没有股东签名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章程显示薛赵富出资100万元，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薛赵富因此享有股东权利。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渉款项的性质问题。现贝衡公司、李建斌主张案渉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薛赵富主张为借款。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原审法院将案渉款项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妥，理由如下：一、双方在2015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中约定，薛赵富投资的1000万元，为增资扩股。所谓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扩股，是指企业增加注册资本，增加的部分由新股东认购或新股东与老股东共同认购。本案中，贝衡公司欲举证证明已将薛赵富增资入股款的1000万元全 部打入北京衡堂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了《股东协议》的增资扩股。但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贝衡公司已将全部款项打入目标公司。如果按照贝衡公司的主张，薛赵富已在2015年11月3日完成了出资入股，那么根据转账时间及余旺兴陈述，有200万是其在2016年1月11日至2017年2月10日期间，分多次打入目标公司，因余旺兴与目标公司有多笔资金往来，故，贝衡公司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次，贝衡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案渉款项打入该公司后，公司的工商登记进行了增资变更。时至今日，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1000万元。第三、贝衡公司未能提供真实的能够证明享有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名册。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证实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不排除双方签订的该协议是对借款的让与担保。二、贝衡公司主张案渉款项是入股款的前提是，赵艾军为薛赵富的委托代理人，赵艾军出借的300万元，实际借款人应为薛赵富。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赵艾军是薛赵富的代理人。且赵艾军出借的款项约定了利息，如果其与薛赵富所出借的700万元均系投资入股款，并不符合交易习惯。三、薛赵富如果以溢价十倍的价格购买目标公司股份，应当是在决定购买时，该公司有巨大盈利，但贝衡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目标公司从成立时起，有过任何盈利或分红。薛赵富在未经审计评估的情况下，以溢价十倍感的价格入股目标公司，有违常理。四、如果事实如贝衡公司所陈述，从2015年4月10日开始，每一笔款项都是入股款，并非借款，之所以出具借条，是对入股款的担保。那么赵艾军的三百万入股款不应约定利息，2015年10月31日双方签订了《股东协议》后，贝衡公司又于2015年11 月3日向薛赵富出具借条。虽贝衡公司主张微信聊天记录向薛赵富收回借条，对该行为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不排除在发微信时，双方有借款转股权的意思表示，但最终该意思表示是否实际履行应以证据加以证实。现有证据证明，贝衡公司不仅没有将旧借条收回，又再次向薛赵富出示了新借条。综合以上四点，案渉款项应认定为借款，而非入股款。 综上所述，李建斌、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李建斌、北京贝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新宇 审判员  何燕芬 审判员  牛 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