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7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南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陈贵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雪，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骏，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润荣，男，195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家立，广东登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炽明，广东登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南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润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5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吴润荣偿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27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吴润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南通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款项已经实际支付。一审庭审当中，南通公司也提交了借条、收据、支票头或其他转账记录予以证实，而吴润荣也承认借条是其本人所签名，且确实已经收到款项。从举证责任看，南通公司已经证明了借款事实的存在。二、吴润荣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取的款项是分红款。除了吴润荣自行陈述借款是分红款外，没有其他任何书证或物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事实的依据。各股东之间要分配如此巨额分红款没有一份股东会决议，并且是通过签订借据的方式签订不符合常理。实际上南通公司各股东并未召开过任何分红股东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询问各股东何时进行分红，以及参与讨论的股东分别有谁的问题，无人能够准确回答。并且南通公司在当时是有7位股东，但仅有包含吴润荣在内的4位股东向公司借款，这更能表明涉案借款不可能是股东分红款。三、南通公司一直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而且是因为拒绝吴润荣抽逃出资而达成的借款合意。根据南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另一股东马文兴陈述的事实，因2007年吴润荣等4位股东要求南通公司返还出资款，其他股东不同意，只能以借款方式向公司借款。因此吴润荣及其他3位股东于2007年以借款的名义各借支了200万元。由于公司反对各股东抽逃出资，所以吴润荣等4位股东仅能通过借款的方式向南通公司借出款项。南通公司对此事实的陈述，不代表南通公司主张该笔借款是抽逃出资。即使法院认为不构成抽逃出资，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借款事实的发生。四、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和还款期限，是基于吴润荣的股东身份。吴润荣作为股东身份向南通公司借款，因公司可以在股东分红或者公司清算阶段，直接将该笔借款抵扣股东分红或者股东分配的公司剩余财产，因此，吴润荣与公司之间的借条中并未有约定任何借款利息、借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具体内容。但是不能因为没有约定这些内容就否认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一致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此认为借款真伪难辨没有法律依据。吴润荣因其股东身份向公司借支了涉案款项，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不是分红款，又认为不能构成抽逃出资，则应当认定属于借款关系，股东有义务向公司偿还。如简单地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则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对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公正的民事诉讼原则。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南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南通公司补充上诉理由：一、南通公司借款的背景。2004年，由马文伟、马文兴、赵婉婷、吴润荣、郑志辉、余仕仪、蔡志坚7人共同出资设立了南通公司，其目的是开发位于坦洲镇坦洲村七顷地块（该项目后来命名为“骏逸华庭”）。南通公司虽然注册资本登记为100万元，实际上各股东的总投资额为1200万元，其中马文伟、马文兴各出资100万元，其余5名股东每人出资200万元。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2006年、2007年销售良好，2007年，蔡志坚、余仕仪（余杏儒）、郑志辉、吴润荣等四人提出要求先行收回投资款200万元，南通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公司开发未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企业所得税清算之前，无法最终确定项目收益，因此南通公司不同意股东提起收回投资款。但是表明各股东资金有困难可以暂时出借款项给股东。于是，该4名股东在2007年当年开始陆陆续续向南通公司借款。骏逸华庭项目于2010年基本完成销售，并且于2011年进行了该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同时，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还应当进行所得税完工清算程序，才能最终计算股东可以分配的红利。在此期间，蔡志坚、余仕仪、吴润荣、郑志辉等均不予配合南通公司进一步的清算手续，南通公司多年来无法进行项目的清算。为了南通公司将来可以进一步通过法律程序办理最终清算，明确吴润荣等4人借款的性质和处理方式，南通公司才在本系列案中向吴润荣提起清偿借款之诉。二、在吴润荣已经确认收到款项的情况下，涉案款项性质可以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予以明确。1.南通公司主张涉案款项是借款，提供了借条、收据、支票头、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2.吴润荣主张是股东分红款没有依据。吴润荣无法提供股东会决议，各方如何召开股东会，无法解释各人借款时间和金额的不一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是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因此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吴润荣收取的款项属于股东分红款。根据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第九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2007年时南通公司的房地产项目还没有完工，没有进行所得税完工清算，因此无法计算出股东的红利，也不存在可以股东分红的条件。此外，吴润荣所称为了避税而签借条的说法无法成立。根据《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2005]120号）第三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加强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借款的管理，对期限超过一年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征税。该规定于2005年已生效，通过借款方式分红完全无法达到吴润荣所称的避税目的。3.南通公司在本案中未对吴润荣提出返还抽逃出资的诉讼请求。南通公司只是在辩论意见认为，吴润荣当时有提出提前收回投资款的要求被拒绝。但是如果一审判决不予认定为借款，则吴润荣收取的款项则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项的情形，即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而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本案的吴润荣收取了公司款项，既不属于借款、又不属于分红款，且拒绝返还给公司的，则吴润荣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构成涉嫌职务侵占罪。法院应当将该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处理。因此，二审法院明确本案款项性质是认定吴润荣收取款项构成罪与非罪的重要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南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吴润荣答辩称，一、吴润荣与南通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吴润荣收取的款项属于分红款而非出借款，南通公司提起本诉讼完全是虚构和捏造借款事实侵害吴润荣的利益，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的犯罪，有关司法机关应追究其有关刑事责任。二、南通公司没有双方成立借款关系的证据。1.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借款协议。在本案，南通公司主张吴润荣多次向其借款，但其提供的证据当中并没有任何的借款协议，其只有收款收据，如果是真实的借款关系，吴润荣多次借款，均没有任何借款协议，对于一家上规模的房地产公司来说，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2.从2007年到起诉之日起，南通公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催告吴润荣还款，并在吴润荣没有偿还借款的情形下继续向吴润荣出具金钱，与常理完全不符合。3.南通公司多次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同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出借金钱，亦有违常理。根据吴润荣了解，南通公司也同时向公司其他股东提出借贷关系诉讼，证据和理由与本案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双方的关系并非是借款关系。4.在本案当中，南通公司一时陈述是借款关系，一时又陈述是抽逃出资，其表述前后矛盾，可以印证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三、吴润荣收取的款项属于分红款而并非出借款。吴润荣于2004年分两笔资金向南通公司投资200万元，2007年的时候，南通公司开发的项目已基本完成，且其出售房产有巨大的收入盈利，但南通公司却一直不向股东分红，为此，股东蔡志坚、吴润荣、郑志辉、余杏儒多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马文兴、马文伟在其办公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皇爵商业城进行股东会议，要求其解释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向股东发放分红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嘉伟、财务陈贵娜（股东赵婉婷是陈贵娜的女儿，其实际是代陈贵娜代持公司股份）也参与了股东会议。经过全体股东的商讨，全体股东均一致同意按每个股东的投资金额发放分红款项。此后，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就陆续通知股东去收取分红款，但股东收取分红款时，财务陈贵娜以规避税务和方便做账为由，要求股东必须签署借据才能收取分红款，因此，股东就按其要求签署借据了。同时，由于公司的资金被实际控制人马文兴、马文伟大量挪用，且为了避免引起税务机关的关注，所以公司不能同时向股东发放分红，也不能直接向股东个人账户直接转账，故2007年期间发放给股东的200万是在相隔的时间进行发放，且收取款项的主体均是企业。2007年之后，股东蔡志坚、吴润荣、郑志辉、余仕仪（余杏儒）也继续向南通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文兴、马文伟追讨剩余的分红款，但由于南通公司已被实际控制人马文兴、马文伟掏空，公司账户基本没有资金，所以，后续的分红款都是实际控制人马文兴、马文伟通过各种方式填补给其他股东的，如其资金充裕就多发放，如其资金紧缺则少分或不分，因此，2007年之后发放分红的金额和时间各股东存在差异。综上可知，吴润荣与南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相应的民间借贷关系，为此，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偿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四、南通公司实际控制股东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不仅存在恶意转移、挪用和侵占公司资金的行为，并且还伪造股东蔡志坚、郑志辉、吴润荣、余仕仪的签名，提交虚假的公司决议和章程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变更的违法行为，本次诉讼是实际控制股东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为了报复打击其他股东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而提起的恶意诉讼，二审法院应坚决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2018年期间，股东蔡志坚、郑志辉、吴润荣、余仕仪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查阅南通公司的账册，南通公司提供了一些财务账册给股东查阅，经审查发现，南通公司向陈贵娜以及股东马文兴、马文伟实际控制的中山市南辰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山市南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转出了巨额用途不明的资金（其中：南通公司累计向陈贵娜转出18659817.67元，南通公司累计向中山市南辰房地产有限公司转出48857261.5元，南通公司累计向中山市南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转出62619114.85元），并且一直不予归还。为此，2019年9月25日，蔡志坚、郑志辉、余仕仪作为报案人前往中山市公安局坦洲分局康泰派出所报案并递交报案资料，请求依法立案追究被举报人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刑事责任（涉嫌挪用资金罪及职务侵占罪）。中山市公安局已于2019年11月9日予以立案，并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要求被举报人提供证明材料。但据报案人了解，中山市公安局要求被举报人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向贵局移交南通公司的财务资料，但被举报人一直拒绝移交，且被举报人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已潜逃到澳洲一直不归国，导致案件进展异常缓慢。本案的起诉，也正是在蔡志坚等人向公安报案后才发生，因此，其明显是南通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为了报复打击其他股东而提起的恶意诉讼，因此，吴润荣在一审阶段一直要求一审法院暂停审理本案，因为公安机关会对南通公司的账册、财务情况进行司法审计，同时也会对南通公司的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如本案认定的事实与公安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此外，实际控制股东马文兴、马文伟、陈贵娜在南通公司经营过程中，不仅恶意转移、挪用和侵占公司财产，并且还伪造股东蔡志坚、郑志辉、吴润荣、余仕仪的签名，提交虚假的公司决议和章程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变更，为此，蔡志坚已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另案起诉南通公司、陈贵娜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粤2071民初15843号），由此可见，南通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南通公司与实际控制股东串通提起本案诉讼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公安的刑事追责，打击报复报案股东，并企图推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期间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任何的必要性，属于明显的恶意诉讼。综上，南通公司提出的上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南通公司的全部上诉讼请求。南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润荣偿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27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通公司是2004年5月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股东共有七人，分别是赵婉婷、马文伟、吴润荣、余仕仪、马文兴、郑志辉、蔡志坚。本案吴润荣即为南通公司的股东之一。2007年3月23日，吴润荣、吴引有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据，载明“因购置住房，急需资金，暂借100万元”。同日，南通公司开具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中山市古镇其安灯饰”，金额100万元，用途“货款”，支票附加信息处有吴引有的签名确认并注明“借款”。2007年3月26日，中山市古镇其安灯饰配件经营部实际收到上述100万元。2007年6月，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据，载明“因购置住房，急需资金，暂借100万元”。2007年6月27日，南通公司开具一张100万元的支票，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保华五金电器厂”，金额100万元，用途“往来款”，支票附加信息处有吴润荣的签名确认。同日，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南通公司现金支票100万元。另外，吴润荣还出具一张委托书，委托中山市古镇保华五金电器厂代收100万元。2007年6月28日，中山市古镇保华五金电器厂实际收到上述100万元。2012年10月18日，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款借据，载明向南通公司借款20万元。南通公司同意暂借，并于当日向吴润荣支付20万元。2012年11月29日，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款借据，载明向南通公司借款20万元。南通公司同意暂借，并于2012年12月13日向吴润荣支付20万元。2016年1月28日，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款借据，载明向南通公司借款10万元。南通公司同意暂借，并于2016年2月3日开具一张10万元的支票，支票存根载明：收款人“吴润荣”，金额10万元，用途“借款”。同日，吴润荣实际收取上述10万元。2017年1月23日，吴润荣向南通公司出具一张借款借据，载明向南通公司借款20万元。吴润荣另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南通公司借款20万元，以银行到账为准。同日，南通公司委托该司法定代表人陈贵娜向吴润荣代为转账20万元，吴润荣实际收到上述2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270万元，南通公司主张以上款项均为借款，并要求蔡志坚偿还。吴润荣确认收取了270万元，但抗辩主张，首先，涉案款项并非借款性质，而是以借款形式发放的公司分红，在2007年左右，除了吴润荣之外，另有其他股东也以该形式收取了分红款；其次，双方没有签署正式的借款协议等文件，且在未偿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南通公司后续多次支付款项，对于南通公司这一有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而言，此种操作方式明显违背常理，并且自2007年至今已有十余年，南通公司从未催促吴润荣或其他几名股东偿还款项，这与借款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不符。另查明，南通公司除对吴润荣提起本案诉讼之外，还对余仕仪、郑志辉、蔡志坚（均为南通公司股东）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理由与本案类似，也即，自2007年开始，南通公司向吴润荣、余仕仪等四人均以借款形式支付了一定款项，在以上人等未还款的情况下，几年后又陆续再次支付了一定款项。现南通公司以公司拟办理清算为由，向以上人等追索借款。余仕仪、郑志辉、蔡志坚在各自的诉讼案件中，也均主张涉案款项为分红款，而非借款。另外，自2007年至今已有十余年，南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曾向以上人等追讨过借款或利息，仅述称每一次请股东商谈公司清算事宜时，都会提出债务清理的问题。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争议，南通公司主张，首先，吴润荣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分红款；其次，根据南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另一股东马文兴所陈述的，2007年包括吴润荣在内的四名股东，要求公司返还出资款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因为各股东正好每人出资200万元，2007年又均以借款名义领取了200万元，正因为马文兴等股东坚决反对各股东抽逃出资，所以只能循借款的方式向各股东借出款项，该陈述更接近事实，而且七名股东中只有四名股东向公司借款，也再次说明该笔款项不是股东分红款，因此涉案款项要么是借款、要么就是股东抽逃出资，无论何缘由，南通公司均有权追讨。再查明，吴润荣述称，南通公司的股东蔡志坚等人对于南通公司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已被立案侦查，并提交了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予以佐证。其中，立案告知书显示，蔡志坚等人被挪用资金一案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予立案，特此告知。吴润荣主张，南通公司的财产涉嫌被挪用，公安机关已将公司账册等材料进行调查，可能会影响到本案款项是否是借款或分红款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南通公司为证实其向吴润荣出借本案款项的事实，提供了借条、收据等为证。吴润荣确认收到了270万元，但抗辩主张本案款项的性质并非借款。对该争议，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首先，本案借条、收款收据等证据上反映出了借款的内容，从表面上看确实反映出了借贷的意思表示。但对如此大额的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等具体内容，稍显欠缺。并且，吴润荣对本案款项的性质明确提出异议，也表达了自己的抗辩主张。因此，对本案款项是否为借款性质，应审慎查明。其次，2007年左右，除本案当事人吴润荣之外，另有三名股东均以同样形式向公司提出借款，金额均高达一、二百万之多。自2007年至今已有十余年，南通公司从未向包括吴润荣在内的四人追讨过相应款项或利息，对于该四人所涉的近一千万元款项没有提出任何主张，这与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款项用于资金周转或收取利息等基本表现形式不相符。最后，一审法院已查明吴润荣等人均系南通公司股东。吴润荣抗辩主张涉案款项系公司分红，南通公司首先主张系借款，但从南通公司之后所发表的意见来看，南通公司根据其法定代表人及另一股东马文兴所述，又主张涉案款项是包括吴润荣在内的四名股东循借款形式抽逃出资。对此，虽然吴润荣与南通公司均未能对各自提出的主张充分证实，既不能证明涉案款项为公司分红款、又不能证明为抽逃出资款，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已足以使本案款项是否属于借款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仅凭南通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南通公司与吴润荣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关系，南通公司要求吴润荣偿还借款，理据不足；同时，南通公司虽又提出本案款项属于股东抽逃出资，认为无论属于借款还是抽逃出资，南通公司均有权要求偿还，但南通公司也未能对所提及的抽逃出资的事实充分举证，同样理据不足。故，对南通公司提出的要求吴润荣偿还27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南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南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00元（南通公司已预交），由南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南通公司及吴润荣均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庭审中吴润荣称，之所以用出具借据的方式来分红是出于规避税务的目的，并称此是陈桂娜和马文兴的要求，当时的解释就是要吴润荣签订借条才发放款项给吴润荣，具体是什么原因吴润荣不太清楚。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南通公司与吴润荣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南通公司为证明与吴润荣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提供了借条、收据、支票存根、转账记录等为证，吴润荣确认借条系其本人所签，也确认收到了270万元，故应认为南通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已完成举证责任，在没有反驳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而吴润荣抗辩称上述款项性质是公司分红款而非借款，但却未能提供诸如股东会议决议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吴润荣还辩称之所以写借据是因为规避税务，但也未能合理解释通过借据的形式分红如何能实现规避税款的目的。故根据上述规定，吴润荣应当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南通公司主张吴润荣偿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南通公司主张以27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0年3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导致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吴润荣还以南通公司的财产涉嫌被挪用，公安机关已受理，可能会影响到本案的事实认定为由，请求本院中止审理本案。因股东挪用公司资金与公司对外主张债权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本案的审理无须以公安机关的办案结果作为依据，故对吴润荣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南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2071民初5477号民事判决；二、吴润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中山市南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7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27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共56800元（已由中山市南通房地产有限公司预交），均由吴润荣负担，并由吴润荣直接向中山市南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本院及一审法院不作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劲东审判员  焦凤迎审判员  章文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雷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