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再326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双峰县五里牌新城路35号。 法定代表人：朱玉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湖南楚为（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戴朝华，男，汉族，1972年5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青，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戴江丽，女，汉族，1973年3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系戴朝华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青，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藩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戴朝华、戴江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再3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监[2018]15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抗7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提审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忠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孙祥壮、审判员张能宝组成合议庭，法官助理许冬冬协助办案，书记员甄嘉铭担任法庭记录，并于2020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华锰、检察官助理张驰出庭。国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戴朝华、戴江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青、苏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1月14日，国藩公司起诉至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戴朝华支付国藩公司财产转让款950800元及相应利息1190004元（利息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从2005年10月30日起算至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0月30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2、戴江丽对戴朝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9日作出（2013）双民二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该院一审查明：2004年12月6日，国藩公司与双峰县三塘铺人民政府签订合同，以80万元购买了原双峰铸钢总厂的房地产权属和全部机械设备以及相关债权、债务。2005年8月29日，国藩公司为甲方与戴朝华为乙方签订协议书，就上述合同的转让标的及2003年国藩公司以156万购买原双峰县铸钢总厂抵押给农业银行双峰县支行的632.6万元债权转让给戴朝华，双方约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佰万零捌佰元整（2000800.00元）；付款方式为本协议签字后十天内由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100万元，余下1000800元在二个月内全部付清，再长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第3个月必须由乙方按信用社利息计付给甲方。2005年9月5日，国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定胜向戴朝华出具了3张收条，分别为80万元、80万元、20万元，其中一张80万元、一张20万元收条加盖了国藩公司的公章。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2005年9月5日，国藩公司与戴朝华签订了一份《关于原双峰铸钢总厂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80万元。2005年9月7日，由戴江丽经手，通过农行转账支付给国藩公司100万元。2006年1月27日，戴朝华通过银行转账5万元至国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定胜账户内。之后，双方对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80万元收条项下是否已实际付款发生争议，国藩公司认为戴朝华尚欠款项为950800元，戴朝华认为只欠国藩公司15万余元，为此，国藩公司曾以戴朝华涉嫌诈骗罪向双峰县公安局报案。双峰县公安局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后，认为国藩公司指控戴朝华诈骗的事实不成立，无犯罪事实，于2007年9月20日作出双公不立字（2007）07号不予立案决定。之后，国藩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戴朝华催讨该款无果，国藩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80万元收条项下款项戴朝华是否已实际付款。戴朝华称持有国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定胜出具的收条证明其已于2005年9月5日已支付80万元，并陈述了付款方式为现金支付，现金来源为自有一部分，借亲戚、朋友一部分。一审法院认为，证明合同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与否，收条或欠条是重要要件，但不是唯一要件，特别是现金交付，不能凭收条单独断定，应根据金额大小、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经过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本案中，戴朝华陈述的此80万元付款事实，存在如下瑕疵：一、根据双方于2005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本协议签字后十天内付100万元，余下1000800元在二个月内全部付清，再长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而根据戴朝华的陈述，其于2005年9月5日付现金80万元，并于9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万元，总计付款180万元，超出合同约定的于9月8日前付款100万元的付款义务，为何要提前支付对方80万元，戴朝华并未作出合理解释，这与常理不符。此外根据国藩公司认可的几次付款事实，戴朝华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即双方付款习惯为以银行转账支付方式付款，但戴朝华自述的提前支付且系大额支付，却单独以现金支付，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二、戴朝华陈述资金来源和还款经过时，有前后不一致，不能相互吻合的地方。此外在本案中，双方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于2005年9月5日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债权转让协议》，将转让价格降为80万元，与未加盖公章的收条载明的时间和金额相符，印证了国藩公司的解释：李定胜出具的80万元收条，仅仅是与虚假的转让协议相配套，目的是为办理国土过户手续。综上所述，戴朝华虽持有李定胜出具的收条，但其所陈述的付款关系存在诸多瑕疵和疑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因此，可以认定该收条项下所载8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按转让合同约定，戴朝华应支付国藩公司转让款2000800元，戴朝华仅支付了105万元价款后，长期拖欠国藩公司950800元的行为，显属违约，依法应当立即支付给国藩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戴朝华应当从2005年10月30日至2005年11月30日期间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向国藩公司支付利息，2005年11月30日之后，戴朝华没有按时向国藩公司支付合同款项，占用了国藩公司资金，还应当向国藩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该损失也应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向国藩公司支付。戴朝华辩称其通过现金付款支付了国藩公司80万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上述债务，系戴江丽与戴朝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应系夫妻共同债务，戴朝华与戴江丽应当共同偿还。据此判决：戴朝华、戴江丽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藩公司财产转让款950800元及从2005年10月30日至2014年6月29日止的利息损失1082091元，后段利息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另行计算（自2014年6月30日起算至本案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3850元，由戴朝华、戴江丽负担。 戴朝华、戴江丽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娄中民三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该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外，还另查明：一、三张收条出具的时间。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收条系2005年9月5日由国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定胜出具，而加盖了国藩公司公章的两张分别为80万元、20万元的收条系2005年9月7日戴朝华转账100万元给国藩公司后，国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定胜出具，收条时间写成2005年9月5日。二、2005年9月5日，双方当事人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签订了《关于原双峰铸钢总厂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为80万元。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写明：2005年9月5日，李定胜与戴朝华签订《关于原双峰铸钢总厂债权转让协议书》经共同商量：此协议书以80万元价格由李定胜转让给戴朝华是为戴朝华去有关单位办理手续之用。至于双方转让协议以原8月29日谢黄湘同志签字的为准。三、双方当事人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制作虚假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均一致认为需要与协议书配套的付款凭证。四、2005年8月2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第二期壹佰万零捌佰元转让款最长在三个月内交齐给甲方，并由谢黄湘同志担保到位。”担保人谢黄湘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确认。五、双峰县公安局于2007年6月20日作出双公刑鉴通字[2007]2号鉴定结论通知书：收款人签名为“李定胜”、落款时间为2005年9月5日、收款金额为80万元、20万元、80万元的三张收据进行了文字痕迹技术鉴定，鉴定结论是此三张收据上的蓝色圆珠笔字迹均为李定胜书写。六、戴朝华与戴江丽于2003年5月23日登记结婚，系合法夫妻关系。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本案中，双方于2005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第二期壹佰万零捌佰元转让款最长在三个月内交齐给甲方，并由谢黄湘同志担保到位。”担保人谢黄湘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协议对谢黄湘的保证方式并无明确约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谢黄湘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债权人国藩公司有权仅起诉债务人戴朝华、戴江丽，法院无须将谢黄湘追加为共同被告，故一审法院没有遗漏当事人，程序合法。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戴朝华、戴江丽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国藩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故不予支持。 关于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80万元收条项下款项戴朝华是否已实际付款。从举证责任角度而言，国藩公司主张虚假协议与未盖章的80万元收条系应戴朝华的要求办理国土过户手续而制作的，有如下事实可以印证：一是时间吻合：虚假协议、补充协议和收条的时间均为2005年9月5日；二是金额吻合：虚假协议和收条上的金额均为80万元；三是合同目的：双方签订虚假协议的目的，是为规避土地转让税费，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对双方而言，此合同是无须履行的，即国藩公司无须基于此合同交付标的物，戴朝华亦无须基于此合同交付80万元。而戴朝华在一、二审的庭审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承认，他认为办理国土手续需要有付款凭证，可见虚假协议与未盖章收条之间存在关联性，虚假的协议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收条，此未盖章的80万元收条存疑。而戴朝华针对国藩公司提交虚假协议的反证是补充协议，但这份反证并不能证明80万元收条实际已交付，反而补强了国藩公司所提交的虚假协议的虚假性，戴朝华举证不充分。从证据规则角度而言，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书证的完全证明力是有前提的：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在本案中，国藩公司针对戴朝华举出的未盖章的80万元收条，举出了反证：作价80万元的虚假协议。如前所述，此证据对未盖章的收条提出了异议且提供了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该收条不能达到完全证明力。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规定，戴朝华对其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其所举的补充协议并不能否定国藩公司主张，亦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张，且其陈述80万元现金来源和交付经过时存在前后不一致、不能相互吻合的地方。戴朝华陈述80万元现金来源，2007年两次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及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且无论是何种来源，戴朝华均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80万元现金是如何从其所述的来源到他家里，又如何交付至李定胜手中。对此80万元现金，亦无其他交易凭证相佐证。相比而言，国藩公司的主张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效力大于戴朝华。综上，可以认定此未盖章收条项下所载8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 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戴朝华拖欠国藩公司的财产转让款950800元，依法应当如约支付给国藩公司。双方在《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字后十天内由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壹佰万元，余下壹佰万零捌佰元在二个月内全部付清，再长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第3个月必须由乙方按信用社利息计付给甲方。”故戴朝华应当从2005年10月30日至2005年11月30日期间按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向国藩公司支付所欠本金950800元的利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期为3个月，故需要支付利息的第3个月亦在履行期内，双方对违约金并无约定。国藩公司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主张按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违约金的适用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前提，由于双方在《协议书》中对违约金并无约定，故对国藩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撤销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13）双民二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二、戴朝华、戴江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藩公司财产转让款950800元及利息9726.68元（自2005年10月30日至2005年11月30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50元，由戴朝华、戴江丽负担31000元，国藩公司负担16700元。 戴朝华、戴江丽与国藩公司均不服二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5年11月7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申字第58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6)湘民再38号民事判决。该院再审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再审认为，本案存在三个方面争议焦点：一、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80万元收条项下款项戴朝华是否已实际支付；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二审判决对于戴朝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是否正确。（一）戴朝华没有实际支付未加盖国藩公司公章的80万元收条项下的款项。首先，未盖公章的收条与《关于原双峰铸钢总厂债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虚假协议》）、《补充协议》以及戴朝华的陈述之间存在关联性。《虚假协议》《补充协议》和未盖公章的收条在出具时间和所载金额方面完全吻合，并且《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虚假协议》是为“戴朝华去有关单位办理手续之用”，同时，戴朝华在原审庭审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自认办理国土手续需要有付款凭证。因此，上述四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诉争收条系为办理土地流转手续时作为相关配套付款凭证之用，目的是为了规避相关税费。其次，戴朝华仅以国藩公司未收回诉争收条，国藩公司未在《补充协议》中对诉争收条作出说明为由，主张该收条已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实际支付，证据不充分。对于如此大额交易，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该主张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也不符合商业交易惯例。而戴朝华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以及在历次庭审中对于资金来源和还款经过的陈述前后不一，戴朝华也未提供与其陈述相互印证的交易凭证相佐证。因此，戴朝华对于诉争80万元收条已实际现金支付的主张，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所举证据也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诉争收条系为规避税费，办理土地流转手续之用，但诉争收条本身不能达到证实所载款项已实际支付的目的。再次，双方于2005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本协议签字后十天内付100万元，余下1000800元在二个月内全部付清，再长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而戴朝华陈述其于2005年9月5日付现金80万元，并于同年9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万元，总计付款180万元，超出了协议约定的于同年9月8日前付款100万元的付款义务，而戴朝华对于为何提前支付国藩公司80万元未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戴朝华关于诉争收条项下80万元已实际支付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常理。（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戴朝华在本案一审中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诉讼时效抗辩，且未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国藩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故对戴朝华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三）二审判决对于戴朝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兼顾了双方利益，应予维持。因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履行期为3个月，履行期内的第3个月需支付利息，而对于超过履行期付款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二审判决对国藩公司所主张的超过履行期未付款的违约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据此判决：维持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娄中民三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 国藩公司不服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再3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再审判决）对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国藩公司与戴朝华在《协议书》中约定，戴朝华应当在最迟3个月内付清财产转让款，戴朝华未能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已经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赔偿损失是戴朝华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之一。国藩公司主张的利息本质上是占用资金的损失，故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就是要求戴朝华承担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国藩公司与戴朝华签订的《协议书》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亦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根据上述规定，国藩公司与戴朝华即使未有相关约定，国藩公司仍然可以戴朝华逾期付款违约为由，要求戴朝华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可以认定是要求戴朝华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能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戴朝华未能依约按时履行付款义务，长期占用本应由国藩公司依约取得的财产转让款，必然造成国藩公司就该财产转让款的利息损失，且该财产转让款的利息损失在双方可预见范围之内。故此，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因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造成的利息损失，也并未超出上述损失赔偿的范围。 综上，虽然国藩公司和戴朝华在《协议书》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国藩公司仍然可以戴朝华违约为由，要求戴朝华赔偿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这种损失可以是占用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再审判决仅以双方当事人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损失的计算方法为由，对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造成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 国藩公司表示，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本案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以合同约定的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即便退一步讲，也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上浮50%计算。 戴朝华、戴江丽共同答辩称，（一）双方签订《协议书》并未约定2005年11月30日后的违约责任，国藩公司主张的利息实质是违约金，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因此，2005年11月30日之后的利息不应当得到支持。（二）根据约定最后的还款日期是2005年11月30日，国藩公司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怠于行使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因其自身原因放任损失的扩大，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三）退一步讲，即使戴朝华、戴江丽要承担利息，也仅应当以150800元为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至2007年9月20日。（四）二审判决已在2015年履行完毕，国藩公司基于二审判决书申请执行的行为表明其对原判决的认可，基于此也应当维持再审判决。综上，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和申诉人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再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由于抗诉机关和申诉人国藩公司仅就再审判决未支持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提出抗诉和请求再审，而被申诉人戴朝华、戴江丽在本院再审过程中虽主张只欠付国藩公司150800元，但请求维持再审判决，因此本院对于再审判决认定的案涉财产转让款本金欠付金额予以认可。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本院结合抗诉机关抗诉意见、申诉人申诉理由及被申诉人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能否得到支持；如果支持，应当如何计算。 根据查明事实，国藩公司已经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戴朝华未按约定按时履行付款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承担欠付950800元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予支持。再审判决以本案双方在《协议书》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对国藩公司所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中，国藩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以《协议书》约定的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但根据本案《协议书》第三条“本协议签字后十天内由乙方（戴朝华）付给甲方（国藩公司）人民币壹佰万元，余下壹佰万零捌佰元在二个月内全部付清，再长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第3个月必须由乙方按信用社利息计付给甲方”的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债务履行期为3个月、履行期内的第3个月需按照农村信用社利率计算利息，但是对于超过履行期付款的问题并未约定。因此，国藩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以《协议书》约定的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再审庭审时，国藩公司又主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增加50%的罚息计算本案逾期付款损失。本案中，根据《协议书》约定戴朝华应在2005年11月30日付清货款，而国藩公司直至2013年才起诉要求戴朝华支付剩余的欠付款项，故本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涉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期限自2005年10月30日至财产转让款实际偿付之日止。 综上所述，国藩公司要求戴朝华、戴江丽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再38号民事判决、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娄中民三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13）双民二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 二、戴朝华、戴江丽给付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财产转让款950800元； 三、戴朝华、戴江丽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5年10月30日起至950800元财产转让款实际偿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50元，由湖南省国藩工矿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4310元，戴朝华、戴江丽负担333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忠红 审判员  孙祥壮 审判员  张能宝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许冬冬 书记员甄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