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6346号原告:朱志云，女，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望永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圣基，北京隆安（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志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男，195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朱超（朱志刚之子），1986年2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杨金玉（朱志刚之妻），1956年9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利，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志云与被告朱志刚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志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望永鼎、康圣基，被告朱志刚的法定代理人朱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志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朱振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乙2号新塔×门103号房屋六分之四份额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朱振某、王淑某育有原告朱志云一女，同时收养被告朱志刚。在朱振某、王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朱振某于1993年12月15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购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乙2号新塔×门103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面积64.97平方米。2004年8月17日王淑某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2009年10月16日，朱振某亲笔书写《赠房说明》，载明“我和女儿朱志云一家住在涉案房屋，小三居，是我从中央宣传部买的房子，款已付清，手续已办完。我和我女儿一家一直住在一起，我的生活由他（她）照顾，我决定把我这套房赠送给我女儿朱志云。经过我征求我儿子朱志刚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把这套房赠送给他妹妹朱志云。并‘不和他妹妹争房’他仍住在旧灰楼的三间房。我儿子一家，现在住在东城区沙滩北街乙二号旧灰楼×门3层三间房（是筒子楼），是中央宣传部租给我的，特此说明。”此后，朱振岳将涉案房屋房本交付给原告朱志云，且原告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2017年8月9日，朱振岳去世。2019年11月7日，被告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系朱振某及王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淑某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因此王淑某的遗产依法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其中朱振某应继承涉案房屋六分之四的产权份额，剩余份额另案处理。2009年10月16日，朱振某通过亲笔书写《赠房说明》并将涉案房屋及产权证书交由原告，双方成立赠与合同，涉案房屋六分之四份额应依法归原告所有，被告作为朱振某的法定继承人应配合原告将朱振某享有的涉案房屋六分之四份额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被告朱志刚辩称：被告非朱振某与王淑某的养子，朱振某与王淑某育有原、被告，无其他子女。首先，被告对《赠房说明》的真实性存在质疑。且即使该《赠房说明》系真实的，从《赠房说明》的内容及形式上看，并不是朱振某对原告的赠与，双方未形成赠与合同关系。《赠房说明》形成于2009年，此后朱振某并未将其出示给原告，即未向原告发出赠与的要约。原告自认于朱振某去世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记载于日记本中的该《赠房说明》，也就是说双方并未形成赠与的合意。其次，从朱振某将《赠房说明》记载于日记本中而并未向原告出示这一事实，证明朱振某2009年仅有赠房的想法，但并未付诸实施。同时原告提交的日记本中，记载了朱振某对涉案房产处分的思想变化，由最初的“赠与”变更为“转让”。第三，2016年10月18日，朱振某曾召集原告及杨金玉对家庭财产分配问题召开家庭会议，朱振某并没有明确表达将涉案房屋赠与原告的意思表示，而是主张一方要房，一方给补偿，否则即遵照其留有的遗嘱，但事后朱振某并未留下遗嘱，可见朱振某已改变了原来赠与的意愿。第四，涉案房屋系朱振某与王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淑某去世后，涉案房屋由其继承人共有，朱振岳在涉案房屋未经继承析产的情况下，无权将其赠送给原告，因此《赠房说明》中的内容系无效。最后，原告一家居住于涉案房屋与朱振某共同生活，有机会接触到产权证，原告系居住于朱振某家，而非朱振某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兄妹关系。其母王淑兰于2004年8月17去世，其父朱振某于2017年8月9去世。2020年1月10日，朱志刚曾起诉朱志云法定继承纠纷，该案审理过程中朱志云以赠与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法定继承纠纷裁定中止诉讼。1993年12月15日，朱振某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订立《住宅房屋买卖契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朱振某。1994年10月20日，涉案房屋登记在朱振某名下。诉讼中，原告提交1、显示朱振某于2009年10月16日手书《赠房说明》：为了避免以后为了房产发生争吵，我写赠与如下：我和我女儿朱志云一家住在东城区沙滩北街乙×号塔楼103号，小三居，是我从中央宣传部买的房，款已付清，手续已办完。我和我女儿一家一直住在一起，我的生活由他照顾，我决定把这套房赠送给我女儿朱志云。经过我征求我儿子朱志刚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把这套房赠给他妹妹朱志云，并说“不和他妹妹争房，他仍住在旧灰楼的三间房。我儿子一家现在住在东城区沙滩北街乙二号旧灰楼×门3层三间房（筒子楼），是中央宣传部租给我的，特此说明。”2、《大事记笔记本》（扉页载有“说明：此本记录我经手办理的重要事情，以备今后查看。朱振某”），原告解释称朱振某在世时有做笔记的习惯，因此原告在整理朱振某遗物时发现记载于日记本中的诸多内容。在《大事记笔记本》中，载有1993年12月25日朱振某向中宣部交购房款10986.19元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款中朱振某交6486.19元、王淑某交1000元、朱志云交3500元。2009年10月15日关于涉案房屋转让给朱志云的问题，朱振某征求朱志刚的意见，他表示同意转让给朱志云，并说不和妹妹争房产，仍住在旧灰楼。2009年11月14日，朱振某第二次和朱志刚谈话，关于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朱志云的问题，征求朱志刚的意见，他表示同意转让给朱志云，并说不和妹妹争房产。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存在质疑，且称即使上述证据系真实的，也仅能证明朱振某曾在2009年有赠与的想法，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经于此时接受赠与，双方形成合意。此后，朱振某又将“赠与”的想法变更为“转让”。原告认可其于朱振某去世后在遗物中得到该《赠房说明》，但此前原告知晓朱振某有将房屋赠与原告的意思表示。朱振某作为没有法律常识的老人，转让可能系笔误。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2016年10月18日朱振某召集朱志云、杨金玉针对房产问题召开家庭会议。朱振某表达这边三间（涉案房屋）归朱志云，那边三间（旧灰楼）归朱志刚，还有一个放东西的10平方米的房屋，也归朱志云，给朱志刚30万元；询问杨金玉有何意见，同时本来应该由朱志刚作为第一继承人参加会议，因朱志刚身体不好，要求杨金玉再跟志刚说说，如果能解决就现在解决，不能解决就按照朱振某的遗嘱执行；如果能解决，立一个文字材料，以免子女再争吵，不在的话就算立遗嘱了。杨金玉表示其没有意见，会将朱振某的想法告诉朱志刚，朱志刚应该能听明白。被告称朱志刚并未参加家庭会议，杨金玉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家庭会议中朱振某要杨金玉做朱志刚的思想工作，以形成新的协议。从朱振某要求杨金玉告知朱志刚，并听取朱志刚、杨金玉的意见及“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按照遗嘱办事”来看，朱振某并未形成明确的将涉案房屋赠与原告的意思。2016年12月27日，朱振某、朱志云、朱志刚、杨金玉至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办理朱志云继承涉案房屋王淑某个人所有的份额。朱振某在《公证申请表》中签名，但在尚未完成公证程序时，朱振某突发脑出血，公证程序终止。在公证处留存的档案中，显示由朱志云代朱振岳草拟《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人处尚未签名。由杨金玉代朱志刚草拟《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人处亦未签名，但有代书人及见证人杨金玉签名。公证接谈笔录中载明被询问人（朱振某、朱志云、朱志刚）认可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有两个亲生子女。在工作人员询问房产是否存在转让、出售和赠与以及担保、抵押和典当等处理情况时，被询问人答复没有。在工作人员询问对于继承房产，最后确定的继承情况如何时，被询问人答复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确认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个人所有的全部份额由女儿朱志云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但该公证接谈笔录并未由被询问人签名。原告称因朱振某突发疾病，因此未能完成继承公证，也没有留存相关影像资料，但被告本人已表示放弃了继承。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公证程序并未完成，不产生法律效力。另查，2019年11月7日，朱志刚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金玉与朱超为朱志刚的法定监护人。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的一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赠与合同才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一方当事人提出要约，对方表示承诺，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宣告成立。本案中，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原告提交的《赠房说明》是否成立赠与合同。该《赠房说明》载于朱振某的日记本中，首先，被告对朱振某的日记本真实性存在异议，即使该日记本记载内容为真实的，根据法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这里强调要约必须由要约人实际发出，要约人主体的内心活动不能称之为要约。本案中，原告自认其于朱振某去世后取得该《赠房说明》，从合同成立的要件分析，朱振某将赠与的意思表达于日记中，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朱振某将该《赠房说明》交付原告或表达于原告，虽然朱振某日记中两次提到与朱志刚协商涉案房屋处分问题，但并未提及将该意思表示向原告表达，也即从《赠房说明》这一证据分析，朱振某赠与涉案房屋的要约并未送达至原告。而原告于朱振某去世后获得《赠房说明》，此时朱振某已不具备订立赠与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赠房说明》并未成立赠与合同。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是否能将2009年形成的《赠房说明》与2016年10月召开的家庭会议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以此分析上述过程是否成立赠与合同。从合同成立要件上分析，如前所述，朱振某并未将《赠房说明》的要约送达至原告，即使原告在2016年家庭会议中知晓朱振某有赠与的意图，但从录音内容分析，此时其知晓的为朱振某分配家庭财产的提议，而并不知晓《赠房说明》的内容，故并不能将《赠房说明》与家庭会议分别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之中的要约与承诺，从而成立赠与合意。从朱振某表达赠与的意愿上分析，2009年《赠房说明》中朱振某表达了确切的赠与意图，但2016年则将赠与涉案房屋与分配家庭其他财产作为整体分配方案提出，并对家庭成员进行询问、商议，因此从赠与意愿上也不能将《赠房说明》作为要约行为，而将家庭会议作为承诺行为，从而认定两者构成一个法律行为。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为2016年家庭会议能否作为独立的民事行为成立赠与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即要约人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相对人，要约必须向相对人表明相对人承诺合同即成立，要约人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分析家庭会议录音的内容，朱振岳表达的意愿为提议涉案房屋赠与原告（同时包含其他家庭财产分配）并征询杨金玉意见及朱志刚意见，因朱志刚未在场，需要杨金玉将意愿转达给朱志刚，如果家庭成员都同意，则进一步履行法律程序，否则朱振某将立遗嘱分配家庭财产。可见朱振某并未将赠与合同成立的最后决定权交予相对人朱志云，而是需要征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同意。因此家庭会议中朱振某的意思表示并不符合法定要约形式。同时原告提交的证据也并未明确体现朱志刚的意思表示，虽然其后家庭成员至公证处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王淑某个人份额的继承公证，但该公证程序未完成，未产生法律效力，而档案记载中亦未明确载明朱志刚的意愿。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家庭会议体现的内容也无法证明朱振某与原告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关系。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以其与朱振某成立赠与合同为由主张由被告配合办理涉案房屋部分产权份额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志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朱志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龙 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刘倩茹书 记 员  康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