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342号原告岳起龙，男，197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马鸿翔，男，1957年12月13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2号。负责人朱孝文，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宝国，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干部。委托代理人管立杰，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干部。原告岳起龙（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以下称被告）道路交通强制措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鸿翔，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宝国、管立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编号为第110507310031507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22时20分在朝阳北路管庄路口至朝阳北路东高路口段龙湖长楹天街西区东侧路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诉称，原告是肢体重残二级，在2020年4月30日晚22时，驾驶残疾人专用车在朝阳北路管庄路口至朝阳北路东高路口段龙湖长楹天街区间连廊接家人，被两个开三轮车的前后夹击，后面的三轮车直接撞原告车的后面，他们还对原告进行殴打。原告拨打110报警后被带到派出所，被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现场出警，更没有查清原告驾驶的车辆是否是非机动车的情况下，被告的工作人员就直接在派出所对原告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并扣押了原告的残疾车。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案件来源不清，说是派出所移交的，但是没有相关的移送材料；原告的车不是机动车，被告不具有鉴定的资质；执行过程中没有制作现场笔录，执法人员是一人，程序违法。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强制措施凭证》，将扣押原告的残疾人车返还给原告。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京公朝（常）行终止决字[2020]50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派出所已经认为原告没有违法行为，被告却说原告有违法行为，互相矛盾。被告辩称，一、2020年4月30日23时许，被告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常营派出所（以下简称常营派出所）报称：其所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现一名违法嫌疑人，存在驾驶机动车时，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需被告派民警到其所接收移送的案件，被告接报后，立即指派民警到常营派出所接收案件，民警到达常营派出所后，查阅常营派出所移交的案件材料、对原告进行询问、勘验原告驾驶的车辆等。经查：2020年4月30日22时2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管庄路口至朝阳北路东高路口段龙湖长楹天街西区东侧路，原告存在实施驾驶机动车时，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二、原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被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采取扣留原告驾驶的机动车合法。三、被告在采取扣留原告驾驶的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前，依法进行了告知，原告当场进行了陈述申辩，因理由不成立，被告未采纳，便当场制作了《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在《强制措施凭证》上确认签名后，被告当场将该《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原告。故被告对原告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四、根据2014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2014年9月01日实施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国家技术标准》(GB12995-2006）的规定，原告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为机动车辆；并非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综上，被告对原告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材料：1.常营派出所于2020年4月30日出具的《到案经过》；2.常营派出所于2020年5月1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1、2证明2020年4月30日22时许，在朝阳区朝阳北路管庄路口至朝阳北路东高路路口，原告驾驶正三轮摩托车的事实；3.被告民警王鑫出具的《查获经过》，证明2020年4月30日22时许，在朝阳区朝阳北路管庄路口至朝阳北路东高路路口，原告存在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时，未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情况；4.被告民警王鑫工作证复印件，证明民警王鑫的身份情况；5.《摩托车勘验笔录》、勘验照片及交通事故卷宗材料粘贴纸，证明原告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为机动车；6.《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依法制作了《强制措施凭证》，并当场交付原告。（二）规范性文件依据：1.《道路交通安全法》；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认定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均予以采纳。结合上述认证情况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30日22时许，常营派出所当场查获涉嫌驾驶三轮车占道揽客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人员即原告。同日，被告接常营派出所报称其所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现原告存在驾驶机动车时，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需被告派民警到其所接收移送的案件。被告接报后指派民警到常营派出所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告知原告所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应当持有驾驶证和行驶证，原告进行了陈述申辩，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辩理由不成立，遂于当日向原告作出《强制措施凭证》，并将凭证交付原告，同时扣留原告的摩托车，告知原告15日内到被告处接受处理。次日，被告对涉案车辆进行勘验制作《摩托车勘验笔录》，并拍摄勘验照片，确认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四条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据此，被告作为涉案行政区域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参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于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的，可以采取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现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对扣留的车辆，当事人接受处理或者提供、补办的相关证明或者手续经核实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及时退还。本案中，被告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原告存在未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遂作出扣留其车辆的强制措施。被告的执法行为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关于涉案车辆是否为机动车的问题，参照上述规定，扣留车辆的目的在于对行为人行为的处理，现场实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因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于可能需要扣留车辆的情形，应允许交通警察根据其初步判断，采取该项强制措施，如果该判断未存在明显不当之处，法院对该判断应当予以尊重。本案中，被告提交的《摩托车勘验笔录》及勘验照片，能够证明被告所作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为认定被诉强制措施违法的事由。被告在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履行了告知、听取陈述申辩等法定程序，被告履行程序合法，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岳起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岳起龙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卢莉芳人民陪审员  王连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