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4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梁，男，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良莲，女，198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刘俊梁、郑良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材，江西俊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刘俊梁、郑良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春，江西俊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尹玉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泉，江西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贵，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引建，江西文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俊梁、郑良莲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宝仔公司）、刘升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19）赣0702民初4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俊梁、郑良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材、陈建春、被上诉人宝宝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泉、被上诉人刘升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引建参加了本院二审组织的询问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俊梁、郑良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改判由刘升贵直接向宝宝仔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或者裁定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宝宝仔公司、刘升贵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尚未查清本案来龙去脉的事实。其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刘俊梁、郑良莲向宝宝仔公司直接提货的根据（代理还是买卖）；其二，一审法院尚未查明和认定刘俊梁、郑良莲向宝宝仔公司直接提货的法律地位（代理人还是买方）；其三，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和认定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南康区域总经销还是一般经销商买卖合同，以及南康区域总经销与一般经销商的关系）；其四，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和认定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的法律关系（买卖关系还是委托）；其五，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数额（3829903.50元）是否包括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数额（1940257.00元）；其六，一审法院未责令宝宝仔公司提供全部《客户往来对账单》进行审核查明；其七，一审法院对刘升贵答辩的真实性尚未查明。2.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其一，以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欠款客户签名”来认定买卖合同主体错误。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双方约定以《客户往来对账单》的形式记录双方的买卖往来，并约定以此作为刘升贵购买饲料、收货及相应欠款的确认凭证，并由刘升贵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一直按照该购销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可知，以《客户往来对账单》的形式记录双方的买卖实际交易情况是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签订的上述《购销合同》时约定的。合同具有相对性，该合同不能约定合同以外的人（刘俊梁、郑良莲）。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并未签订相关购销合同，仅仅是按照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的要求（刘升贵委托刘俊梁提货和宝宝仔公司对账的需要）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刘俊梁、郑良莲的签字行为仅对提货时间、数量的确认，并不能以此认定刘俊梁、郑良莲系该《购销合同》的主体；其二，认定刘升贵2018年6月25日签字确认的4021573.50元的货款与郑良莲确认的1940257元不存在重复计算错误。首先，2018年5月24日，刘升贵向宝宝仔公司转账50万元货款，该转账50万元货款，一方面在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得到还款体现，另一方面又在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得到还款体现。由此可知，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数额（3829903.50元），包括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数额（1940257.00元）；其次，根据刘洋于2018年8月25日代刘升贵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贷方为零，欠款余额为2711511.50元）分析，刘升贵从2018年5月25日至8月25日未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货款，却在刘洋代刘升贵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减少了欠款数额，同样可以证明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数额（3829903.50元），包括了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数额（1940257.00元）；再次，从（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民事判决分析，宝宝仔公司在该案起诉的事实，是依据刘升贵于2018年7月27日签名的《承诺书》和2018年7月25日以后的《客户往来对账单》，（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民事判决也是依据《承诺书》和2018年6月25日以后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作出的判决，对刘升贵在2018年6月25日以前的《客户往来对账单》并没有进行审查。本案应当从刘升贵在2018年6月25日以前签字的全部《客户往来对账单》进行审查，自然能够确认刘升贵2018年6月25日签字确认4021573.50元的货款包含了郑良莲确认的1940257元。3.一审法院认定刘俊梁、郑良莲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确认的行为构成债的加入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即便被告刘升贵系买卖合同主体的理由成立，被告刘俊梁、郑良莲多次在客户对账单中签字，并承诺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亦应当构成债的加入，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错误。第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只能约束签订合同的主体。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并约定以《客户往来对账单》的形式记录双方的买卖往来，该《客户往来对账单》属于合同中的补充。刘俊梁、郑良莲不是该《购销合同》的主体，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签字，不具有独立于《购销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不能据此认定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第二，从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行为来分析。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并未签订购销合同，其连续四次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的行为仅是按照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的要求（刘升贵委托刘俊梁提货和宝宝仔公司对账的需要）对提货时间和数量进行确认的行为，宝宝仔公司主观上没有要求刘俊梁、郑良莲直接向其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第三，根据《客户往来对账单》的制作来分析。《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客户名称系（刘俊梁）刘升贵，该《客户往来对账单》是由宝宝仔公司单方制作，《客户往来对账单》签字下面的说明也是宝宝仔公司单方制作和擅自填写还款日期，不具有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真实体现；第四，从支付货款的行为来分析。刘俊梁、郑良莲就饲料货款从2018年3月起陆续向刘升贵转账、以猪抵债等方式支付部分货款。刘升贵陆续向宝宝仔公司支付的货款，冲抵了刘俊梁、郑良莲签名的《客户往来对账单》货款。根据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的结算，刘俊梁、郑良莲欠刘升贵饲料款约60万。可知，刘俊梁、郑良莲仅和刘升贵之间发生买卖关系，与宝宝仔公司并无买卖合同法律关系。4.一审法院判决错误。第一、判决刘俊梁、郑良莲承担支付货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刘升贵向宝宝仔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并承担违约金的责任。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没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俊梁、郑良莲己经按照与刘升贵的买卖合同履行了部分支付货款的义务，刘升贵也已经将刘俊梁、郑良莲支付（转账和货物抵消）其的货款，支付给了宝宝仔公司。宝宝仔公司的货款未得以实现，应当向刘升贵主张权利，而无权直接向刘俊梁、郑良莲主张；第二、债的加入是债务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自愿参与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一种法律行为，是指第三人加入原有债之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对债务承担责任的法律行为。债务加入是以原债务存在为前提，这样原债务关系仍然发生了延续，但是由于有新债务人加入，使原债务关系从单一之债转为多数人之债，原债务人不因新债务人的加入而免除清偿债务之责任。由于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并无直接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也并未达成债务转移的约定，本案不具有债务转移之法律效力。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刘俊梁、郑良莲属于债加入的审判思路，就本案涉案货款1940257元，判决由刘俊梁、郑良莲承担全部责任，不但缺乏法律依据，也有悖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审判思路；第三，从一审法院追加刘升贵来分析，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就本案诉讼标的是债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主体，刘俊梁、郑良莲并非本案的原始债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主体。即是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之间依照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本案应当判决刘升贵向宝宝仔公司承担支付货款义务的责任；第四，从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及宝宝仔公司相互关系来分析。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系经销商与总经销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宝宝仔公司与刘升贵系生产厂家与总经销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俊梁、郑良莲以刘升贵的名义直接到宝宝仔公司提货，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与宝宝仔公司产生的买卖后果由委托人或者被代理人刘升贵承担。据此可知，一审判决由刘俊梁、郑良莲承担全部责任，显然错误；第五，从刘俊梁、郑良莲履行支付货款途径与方法来分析，根据郑良莲于2018年6月25日下午17时20分发给刘升贵微信聊天记录，结算欠款总额是1224052元整。郑良莲于2018年9月10日下午16时47分发给刘升贵微信聊天记录，当天转款20万元给刘升贵后，结算欠款总额是627172元整。由于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是经销商与总经销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与宝宝仔公司不产生直接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就买卖合同所进行的结算与付款或者抵消的效力，作用于宝宝仔公司，宝宝仔公司对刘俊梁、郑良莲己经支付（包括结算抵消）给刘升贵的货款，不享有代位追偿权。据此可以认定一审判决由刘俊梁、郑良莲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货款1851288元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尚未查清本案来龙去脉的事实，对案件事实及刘俊梁、郑良莲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的行为性质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或者裁定发回重审。宝宝仔公司辩称：刘俊梁、郑良莲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本案不争之事实：案涉货物系刘俊梁自行到宝宝仔公司提货，之后亦是由刘俊梁将案涉货物分销到各个猪场。首先，刘俊梁不仅于2019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还是在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9日一审庭审中均自认：案涉货物系刘俊梁自行到宝宝仔公司处提货，之后亦是由其将案涉货物分销到各个猪场；其次，郑良莲于2018年4月25日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2408798元，之后其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6月25日向宝宝仔公司签订对账单，均确认尚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郑良莲是在“欠款客户栏”签字确认）；2018年7月25日，刘俊梁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刘俊梁也是在“欠款客户栏”签字确认)；再次，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向刘升贵作笔录时，刘升贵明确表示：案涉货物应由刘俊梁夫妇支付，与刘升贵无关。在以上铁的事实面前，刘俊梁、郑良莲的上诉理由显得苍白无力，都是在狡辩，都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本案来龙去脉的事实（详见一审判决第4页第18行至第19行第22行)。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一“代理还是买卖”、其二“代理人还是买方”、其三“南康区域总经销还是一般经销商买卖合同，以及南康区域与一般经销商的关系”、其四“买卖关系还是委托”，一审判决第4页第18行至第23行给了最好的回答，且一审判决第5页第26行至第7页第2行“关于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的确定”作了充分详尽的阐述。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五“一审并未查明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数额(3829903.50元）是否包括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数额（1940257.00元）”，一审判决第5页第11行至第20行业已查明并未重合，且一审判决第6页第15行至第20行业己查明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六“一审未责令宝宝仔公司提供全部的《客户往来对账单》进行审核查明”完全在信口开河，姑且不讲法院是否必须主动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本案宝宝仔公司已将刘俊梁、郑良莲向宝宝仔公司出具的《客户往来对账单》全部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供，即郑良莲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5月25日、6月25日向宝宝仔公司出具的《客户往来对账单》、刘于俊梁2018年7月25日向宝宝仔公司出具的《客户往来对账单》。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七“一审对刘升贵答辩的真实性尚未查明”也完全在信口开河，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12月3日前往赣县看守所向被刘升贵询问并制作笔录，并已组织双方对该笔录进行了质证。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刘俊梁、郑良莲上述七个问题有叫法院帮其举证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第5页第25行至第29行页作了相应的阐述。显然，刘俊梁、郑良莲上述七个问题有违法律之规定。其次，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理由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不成立，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正确。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一“以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欠款客户签名’来认定买卖合同主体错误。”是其完全不懂法律的表现，刘俊梁、郑良莲认为必须签订了买卖合同才具备买卖关系极其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一条之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一审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关于刘俊梁、郑良莲提出的其二“认定刘升贵2018年6月25日签字确认的4021573.50元的货款与郑良莲确认的1940257元不存在重复计算错误”是其昧着良心在胡说八道。如前所述，一审判决第5页第11行至第20行业已查明并未重合，且一审判决第6页第15行至第20行业已查明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此为其一；其二，一审判决第6页第15行至第20行的阐述“被告刘升贵所欠原告货款纠纷，已在本院(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案件中予以处理，通过比对两案的对账单，被告郑良莲确认截止2018年6月25日计欠原告货款1940257元,而被告刘升贵确认截止当日其计欠原告货款40215773.50元，两者在供货时间、数量、供货金额及付款金额上均不同，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其三，2018年6月25日，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同日，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2021573.50元；2018年8月25日，刘俊梁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同日，刘升贵之子刘洋与宝宝仔公司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2711511.50元。显然，刘俊梁、郑良莲所欠货款与刘升贵所欠货款分别为各自所欠货款，互无关联；其四，刘俊梁、郑良莲已收到货物，并已卖掉，仅仅支付88969元（仅付欠款的0.04%)，尚欠1851288元，仍百般抵赖。一审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再次，关于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理由称“一审法院认定刘俊梁、郑良莲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确认的行为构成债的加入错误”不成立，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第6页第28行的表述“即便被告刘升贵系买卖合同主体的理由成立，被告刘俊梁、郑良莲多次在客户对账单中签字，并承诺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亦应当构成债的加入，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一审在此处的表述为即便，此为其一；其二，刘俊梁、郑良莲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应对其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其三，即便刘升贵系买卖合同主体的理由成立，刘俊梁、郑良莲多次在客户对账单中签字，并承诺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明显构成债的加入。显然，一审的认定完全是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3.应依法维护诚信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俊梁、郑良莲拖欠宝宝仔公司的货款185.1288万元是宝宝仔公司数百职工的血汗钱。刘俊梁、郑良莲已出具《客户往来对账单》，并承诺付款，还百般赖账，践踏承诺。恳请二审法院惩恶扬善，依法维护诚信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刘俊梁、郑良莲赖账之不诚信、不恪守承诺行为予以依法坚决制止。刘升贵辩称：1.刘升贵开始刑拘的时间，应是本案的一个重要法律事实。这涉及到本案基础合同的履行等关键问题，据刑事诉讼的材料，可以明确刘升贵是2018年9月21日因涉黑被刑事拘留的；2.刘俊梁不是与宝宝仔公司签订协议的经销商，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签订了协议，刘俊梁没有资格直接从宝宝仔公司进货，只能在刘升贵的协议范围内进货，刘升贵才是协议主体；3.刘俊梁的饲料价格是刘升贵二级市场价格，与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之间一级市场的价格是不一致的；4.刘俊梁的货款一直是转给刘升贵的，由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结账；5.刘升贵之所以收到刘俊梁的钱没有及时缴交，主要是其小额贷款三角债导致的；6.刘俊梁已交给刘升贵的现金和刘升贵已代收的现金由其负责，没有交的，刘俊梁以刘升贵的名义直接缴交。宝宝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所欠原告货款1940257元及违约金（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每月按逾期付款总金额的2%计付）；2.本案诉讼费用及因被告拖欠原告货款所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以及原告因诉讼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俊梁与被告郑良莲系夫妻关系，被告刘俊梁与被告刘升贵系朋友关系，被告刘升贵向原告购买饲料。2017年3月之前被告刘俊梁直接向刘升贵提货，后刘俊梁与刘升贵、宝宝仔公司协商由被告刘俊梁直接向原告提供要货计划，并直接去原告处提货后分销到各个猪场。其中2017年11月前的提货单客户栏中注明“刘升贵-南康”，之后的提货单中则载明：“（刘俊梁）刘升贵-南康”。2018年4月25日，被告郑良莲与原告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计欠原告货款2408798元。之后被告郑良莲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6月25日签订对账单，均确认尚欠原告货款1940257元，被告郑良莲在“欠款客户栏”签字予以确认。2018年8月25日，被告刘俊梁与原告对账并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确认截止2018年8月25日，（刘俊梁）刘升贵仍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9月25日前，如逾期未还，（刘俊梁）刘升贵同意自逾期之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至，每月按逾期付款总金额的2%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违约金。本对账单系客户欠款凭证，一经欠款客户签字，即视为欠款人确认全部收取宝宝仔公司以上货物。欠款客户愿意履行上述条款，并在约定还款日期内还款。被告刘俊梁在“欠款客户栏”签字予以确认。被告郑良莲分别于2018年9月8日、9月30日、10月31日支付原告货款30000元、20000元、38969元，计88969元，剩余货款1851288元至今未付，原告遂起诉来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宝宝仔公司与被告刘升贵买卖合同纠纷案已于2019年8月7日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截止2018年5月25日，刘升贵尚欠原告货款3828903.50元，后被告刘升贵及其子刘洋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截止2019年2月25日尚欠原告货款1182443.50元，被告刘升贵之子刘洋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该案业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9年10月30日判决被告刘升贵应支付原告货款1182443.50元及违约金，现已生效。根据对账单明细显示，（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案件中对账单中所涉货款与本案所涉货款并未重合。再查明，2018年5月25日郑良莲出具的对账单中载明：2018年5月24日刘升贵汇款500000元，原告据此予以核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的确定；二、原、被告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应当予以适当减少。关于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刘俊梁辩称刘升贵系原告在南康区特许经销商，其仅为刘升贵的下级经销商，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原告系以客户往来对账单作为证据来起诉，从对账单的形式及内容来看，该对账单明确载明了货物名称、数量及付款金额等，亦约定了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被告刘俊梁、郑良莲先后四次在对账单中的“欠款客户签名”处签字，应当视为其对所欠案涉货款的确认。被告刘俊梁、郑良莲辩称其系接受刘升贵的电话委托签的名，该签名的性质为隐名代理，应属无效。但根据一审法院对刘升贵的询问，其称对该对账单中的货物不清楚，且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已就其本人所欠货款另行对账确认，并在另案中已处理。故刘俊梁、郑良莲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系接受刘升贵的委托签字确认，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案涉货物系被告刘俊梁自行前往原告处提货，之后亦是由其分销到各个猪场，故被告刘俊梁、郑良莲的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被告刘升贵所欠原告货款纠纷，已在一审法院（2019）赣0702民初5692号案件中予以处理，通过比对两案的对账单，被告郑良莲确认截止2018年6月25日计欠原告货款1940257元，而被告刘升贵确认截止当日其计欠原告货款4021573.50元，两者在供货时间、数量、供货金额及付款金额上均不同，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且若案涉货款需刘升贵与原告结算，则原告与刘升贵在结算时应当计入案涉货款金额。虽然对账单中显示被告刘升贵曾支付过500000元货款，但因刘俊梁与刘升贵之间除饲料买卖合同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刘俊梁庭审中亦认可刘升贵曾承诺给其500000元额度，故刘俊梁以此抗辩其并非买卖合同的主体依据不足。被告刘俊梁辩称其已向刘升贵转账支付了60万元，并通过以猪抵债的方式冲抵了564300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可另案向刘升贵主张权利；三、即便被告刘升贵系买卖合同主体的理由成立，被告刘俊梁、郑良莲多次在客户对账单中签字，并承诺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亦应当构成债的加入，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综上，原告诉请被告刘俊梁、郑良莲承担付款责任，主体适格。关于原告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应当予以适当减少。一审法院认为，违约金的功能，兼具对损失的弥补和对违约行为的惩罚的双重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刘俊梁之间的交易过程中，其提货单与对账单中均载明客户名称为（刘俊梁）刘升贵，致使合同主体产生争议，存在一定的过错。且刘俊梁与刘升贵之间尚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刘俊梁已通过转账方式向刘升贵支付了60余万元，双方之间的纠纷可能还需另行解决。故在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的大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损失等综合因素，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算。被告郑良莲辩称案涉货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对外产生的债务，该经营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郑良莲多次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证明其对该债务系知情的，故对其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郑良莲在出具对账单后向原告支付了88969元，原告同意予以核减，一审法院照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拖欠原告货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郑良莲、刘升贵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当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限被告刘俊梁、郑良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851288元；二、限被告刘俊梁、郑良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从2018年9月26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三、驳回原告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9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95元，由被告刘俊梁、郑良莲负担。二审中，刘俊梁、郑良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郑良莲与刘升贵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9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5张（包含了转账凭证明细表），证明：1.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没有直接的结算货款的权利义务关系；2.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具有饲料买卖的直接结算和付款法律关系；3.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的结算付款的法律效力及与宝宝仔公司；4.截止2018年9月10日，刘俊梁、郑良莲尚欠刘升贵饲料款627172元。证据二、朱作中、何义生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郑良莲与刘升贵关于结算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以及拉生猪抵刘俊梁饲料款的事实。宝宝仔公司质证认为：针对证据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刘俊梁、郑良莲在一审时应该提交，根据证据规则相关规定，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持异议，不予质证；针对证据二，根据证据规则，证人需出庭作证，对其“三性”均持异议。刘升贵代理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已经给刘升贵看过，刘升贵说属实，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也无意见。本院认为，刘俊梁、郑良莲提交的证据一能够证明其与刘升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结算付款等情况，但不能以此证明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结算货款的权利义务关系，刘俊梁、郑良莲认为其与刘升贵之间的结算付款的法律效力及与宝宝仔公司亦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因朱作中、何义生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二审中，刘俊梁、郑良莲还申请证人钟某、马某、吴某出庭作证，证明刘升贵拉生猪抵扣饲料款的事实。证人钟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在2018年2、3月份之前，有两三年一直在刘俊梁处买宝宝仔品牌饲料，总价有四五十万。2017年10月或者11月份，刘升贵拉了我养殖场的生猪抵我欠刘俊梁的饲料款，抵了10万多元，就这一次。证人马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和刘俊梁、郑良莲是朋友关系，我的养猪场2017年至2018年用的是刘俊梁提供的宝宝仔品牌饲料，总价有三四十万。2018年5月中，吴某来了我的猪场拉了我养的生猪，抵了刘俊梁的饲料款，抵了6万多元。刘升贵承包了南康的屠宰场，吴某是给屠宰场开车的。我不清楚刘升贵与刘俊梁是什么关系。证人吴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和刘俊梁、郑良莲是朋友关系，刘升贵叫我去钟某、马某的养殖场拉生猪。当时刘升贵是屠宰场的老板，和我是雇佣关系。我不清楚刘升贵与刘俊梁是什么关系。宝宝仔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持异议。具体理由如下：1.一个事实的证明需要有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进行证明；2.刘俊梁、郑良莲一审应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其在二审当庭提出申请，违反民诉法的规定；3.上述证人对相关情况记忆模糊，没有明确的时间及数字金额；4.上述证人陈述时，刘俊梁、郑良莲及刘升贵代理人在旁提示，违反法律规定。刘升贵质证认为：属实，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宝宝仔公司与刘俊梁、郑良莲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上述证人所作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二审中，宝宝仔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的《客户往来对账单》1份21页及刘俊梁与宝宝仔公司的《客户往来对账单》1份4页，证明刘升贵与刘俊梁分别欠宝宝仔公司1149201.69元及1851288元的事实。证据二、客户账明细1份6页，证明刘升贵于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8月25日支付宝宝仔公司饲料款215万元，也证明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称刘升贵从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8月25日未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货款是信口开河。刘俊梁、郑良莲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升贵《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金额包含刘俊梁《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的金额。刘升贵于2018年5月付款的50万元，同时在刘俊梁《客户往来对账单》中也核减了50万元，证明刘俊梁直接与刘升贵进行货款结算，也能够证明刘俊梁与刘升贵货款结算效力及与宝宝仔公司。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但宝宝仔公司没有提供完整的付款凭证。刘升贵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是宝宝仔公司单方提供的，对其“三性”均持异议。本院认为，刘俊梁、郑良莲质证提出刘升贵于2018年5月付款的50万元，同时在刘俊梁《客户往来对账单》中也核减了50万元，该质证意见有误。经当庭核对，刘升贵《客户往来对账单》中载明的5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4月27日，而刘俊梁《客户往来对账单》中载明的5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系两笔完全不同的款项。至于宝宝仔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应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中，刘升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部分资料（复印件），证明：1.刘升贵于2018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2.刘升贵从2018年9月21日起因限制自由，无力处理经济纠纷。证据二、刘升贵对对账单的确认，证明刘升贵对总欠款的确认。刘俊梁、郑良莲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宝宝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刘升贵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其妻子黄女士及其儿子刘洋在处理相关事务；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持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刘升贵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提交的证据二系刘升贵与郑良莲之间的对账情况，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虽然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宝宝仔公司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了刘俊梁，刘俊梁、郑良莲先后四次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欠款客户签名”处签字，之后郑良莲还向宝宝仔公司支付三笔货款共计88969元，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刘俊梁、郑良莲向宝宝仔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并无不当。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称其仅是按照刘升贵及宝宝仔公司的要求在《客户往来对账单》中签字，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刘俊梁、郑良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明确载明了货物名称、数量及付款金额的对账单上签名的法律后果，因此，刘俊梁、郑良莲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赣0702民初5692号宝宝仔公司诉刘升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所涉货款与本案所涉货款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通过比对两案的对账单，郑良莲确认截止2018年6月25日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1940257元，而刘升贵确认截止当日其计欠宝宝仔公司货款4021573.50元，二者无论在供货时间、数量还是供货金额以及付款金额上均不同，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称2018年5月24日刘升贵向宝宝仔公司转账50万元货款，该转账的50万元货款一方面在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得到还款体现，另一方面又在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得到还款体现。本院认为，首先，刘俊梁、郑良莲所称的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显示对账期间为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5月25日，而宝宝仔公司于二审提交的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的客户往来对账单明细显示，在该期间内，除刘升贵于2018年4月27日向宝宝仔公司转账50万元外，并无其他50万元汇款，因此可以认定刘升贵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中得到50万元还款体现的是基于刘升贵于2018年4月27日的该笔汇款；其次，郑良莲于2018年5月25日签字的《客户往来对账单》显示得到50万元还款体现的是基于刘升贵于2018年5月24日汇款50万元，该两笔款项系完全不同的两笔款项。因此，刘俊梁、郑良莲称系相同款项在不同对账单中得到还款体现，与上述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宝宝仔公司在二审提交的刘升贵与宝宝仔公司的客户往来对账单明细以及客户帐明细显示，刘升贵于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8月25日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货款215万元，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称刘升贵从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8月25日未向宝宝仔公司支付货款，与上述查明的事实不符，对此不予支持。另外，（2019）赣0702民初5692号宝宝仔公司诉刘升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宝宝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系其公司与刘升贵于2018年3月26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客户往来对账单》，并非刘俊梁、郑良莲上诉所称宝宝仔公司起诉的事实以及该判决依据的事实是刘升贵2018年7月25日以后的《客户往来对账单》。综上，刘俊梁、郑良莲主张刘升贵2018年6月25日签字确认的4021573.50元货款包含了郑良莲确认的1940257元货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俊梁、郑良莲与刘升贵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刘俊梁、郑良莲与宝宝仔公司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刘俊梁、郑良莲上诉称其已向刘升贵支付部分货款，其与刘升贵之间就买卖合同所进行的结算与付款效力及于宝宝仔公司，该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此问题，刘俊梁、郑良莲可另行向刘升贵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俊梁、郑良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90元，由上诉人刘俊梁、郑良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艳审 判 员  任 琰审 判 员  陈珏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