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1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增，男，193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河北冀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文，男，195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星，男，汉族，1982年9月24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系被上诉人王喜文之子。 上诉人朱福增因与被上诉人王喜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2020）冀0608民初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福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或将本案发还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民事判决书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以判决书形式保护了不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和非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房产转卖协议书”中注明：凡是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宅基地证》所测量的宅基地范围永远归王喜文使用。买卖宅基地是我国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2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1992年7月8日实施的《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第十八条、2020年5月27日施行的《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六条、1990年11月10日实施的《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宅基地及土地禁止买卖和非法转让。但是，一审判决书无视上述规定，以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不仅剥夺了上诉人一审期间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尤其是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实属有法不依。二、一审判决书以超过20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不仅与事实不符，尤为与法律规定相悖。首先，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房产转卖协议书”的时间是2017年5月1日，上诉人知道有此协议书便向法院多次申请立案，法院不准。后来，上诉人又采取多种办法才立了案。据此，上诉人自2017年5月1日知道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有此“房产转卖协议书”之日起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次，被上诉人至今仍占用着上诉人的宅基，“房产转卖协议书”内容的事实仍在持续中，从这个角度讲，上诉人一审起诉在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再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民法总则》第155条的规定，上诉人一审期间的诉讼时效也没有超过。本诉案由为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而不是行使物权等其他诉求，一审法院以超过20年的时间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不当。三、一审判决书审理查明及认定中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无据可依。1、判决书第三项第15行（原告未签字，但捺了手印）不是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从未承认过捺了手印。该审理查明，实属无据可依。2、判决书第6项第13行“1992年4月7日：（至第22行）”朱英尔、郭玉生没有到庭，法院 3 也未对上诉人的签名、指纹进行鉴定，便认定朱英尔、郭玉生代签了朱福增的名字，将涉案房产卖给了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没有事实证据，一审判决书作为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实为毫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认定，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再有判决书第7页第一行起至第9行止也不是事实。如前所述，自2017年5月1日知道王喜文伪造了与上诉人之间的房产转卖协议书之前，上诉人便多次与其交涉，并多次到镇、区信访部门上访，但均未得到理想解决，仅是多次被拖延。直到2017年5月1日发现此协议书后，上诉人才提起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当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占用本人宅基后边上访边起诉，但法院既不予受理，也不出不予受理裁定书，上诉人作为平民百姓，办法又从何而来？只能无奈奔波。还有，判决书所述应该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问题，上面上诉人已有叙述。作为审判机关，也应该查明宅基地禁止买卖的法律事实及规定，查明被上诉人现有几处宅基是否违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以及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宅基建房，而自己宅基地却闲置的事实。四、判决书对本案有关事实不认真查明便予以认定，为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判决书第6页第16行中的“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代原告签了朱福增的名字。”朱英尔、郭玉生并未到庭，一审这一认为的依据何在？2、判决书第6页第21行（原告未签字，但捺了手印），一审中，未承认过按了手印，一审法院也未对此进行指纹鉴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便作为实事认定，依据又何在明？一审卷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所谓“房产转卖协议书”以及第三人郭玉生与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契约，全部是购买人单方伪造，上诉人从未参与，从未在“协议”和“契约”上签名 4 和捺手印。一审法院置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买卖宅基地等法律规定以及被上诉人伪造“协议”“契约”的事实于不顾，利用审判职权，驳回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法的、不真实、不存在的买卖关系，使得非法的，被法律禁止的宅基地买卖合法化，使本来不存在的，被上诉人单方面伪造的买卖关系形成事实。此种判决，损害上诉人的权益。 王喜文针对上诉，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朱福增已将案涉房产及宅基卖给其女儿朱英尔，当时其卖给女儿的时候，被上诉人及其他共5人给他们当的证明人，在后续我们才买的这个房产及宅基。上诉人所述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正确。 朱福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1992年4月7日双方间《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二、诉讼费由王喜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福增原来在保定市清苑区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四至为：东邻王喜文、西邻坑、南邻道，北邻坑。朱福增称在家中发现两份合同，其中一份为1992年4月7日朱福增与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朱福增搬家，愿将房产转卖王喜文，经中间人协商，特定以下协议：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凡建筑之物都归王喜文，凡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宅基地证》所测量的宅基地范围，永远归王喜文使用，经中间人协商作价，王喜文付朱福增款伍仟元整，立即由中间人点清，此书生效，永不反悔。”另一份为1987年2月3日朱福增与郭玉生签的一个房产契约（朱福增未签字，但按捺了手印，现朱福增不认可，已另案处理）。该房屋1992年由王喜文占用，王喜文1994 5 年之前将原来的房屋进行了翻盖，2012年王喜文再次将房屋翻盖成二层楼，并居住至今。朱福增主张称，1992年4月7日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朱福增没有参与，署名、手印都不是朱福增本人的。王喜文知道朱福增与郭玉生间有房屋买卖协议，又与朱福增直接签订了买卖合同，不符合情理。朱福增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朱福增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宅基地登记表，证明涉案宅基地和宅基地上原有房产都是朱福增的，其将房子交给女儿居住，宅基地证由女儿保管，女儿不归还宅基地证，宅基地登记表证明权属明确。2、双方间的《房屋转卖协议书》。3、朱福增和郭玉生签订的合同，证明王喜文知道朱福增与郭玉生间有房屋买卖协议，又与朱福增直接签订了买卖合同。4、朱福增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称：在2017年5月1日去朱福增家找其孙子朱润朝玩，在屋里待着呢，他爷爷在外面嚷起来了，出来看桌子上放了两份卖房协议，分别是与王喜文和郭玉生签订的，劝了劝别生气，后来不知道了。5、朱福增申请证人苑某出庭作证，证人苑某称：时间挺长了，有一次5月1日，和刘某去朱福增家找其孙子朱润朝玩，在屋里待着呢，他爷爷在外面嚷起来了，出来看桌子上放了两份卖房合同，劝了劝别生气，后来不知道了。以上二证人证明是2017年5月1日，朱福增搬家时从书里找到的《房屋转卖协议书》。王喜文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朱福增将该证据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本诉的协议系郭玉生代朱福增签字，因朱福增系该宅基地的登记户主人，朱福增卖给案外第三人郭玉生。故而郭玉生代签朱福增签名，即代表朱福增本人与王喜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代表朱福增买卖意图。朱福增与第三人郭玉生签订买卖契约后，即将 6 房屋交付给郭玉生使用，宅基地证交付给郭玉生，郭玉生对涉案房屋有物权请求权，郭玉生将房屋转卖给王喜文是合法有效的，且王喜文从1992年购买涉案房屋后两年内就重新翻盖了地上房屋，2012年左右翻盖成楼房。故而本案买卖协议签订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既然朱福增承认本案买卖关系，即认可和追认买卖关系成立，双方均为本村集体成员，故而房屋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两位证人与朱福增孙子为朋友关系，与朱福增有利害关系。两位证人证言对于时间问题相互矛盾，2017年至今仅有三年，第二名证人记不清年份却能记清具体的日期不符合常理，第二名证人很明显并未见证朱福增发现两份协议的过程。王喜文抗辩主张，一、朱福增将房屋卖给他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郭玉生又将房子卖给我，之所以签朱福增名字，是因为宅基地证上是朱福增名字。王喜文户口为清苑镇中冉村，与涉案房屋同属一个村集体。因此，1992年4月7日朱福增与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朱福增卖房屋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二、朱福增卖房至今已33年,知道转卖协议的事实已28年。朱福增怠于行使权利,此时起诉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三、涉案房屋已确权登记在王喜文名下,《房屋转卖协议》已完全履行完毕。应驳回朱福增诉讼请求。王喜文提交证据：1、宅基地证，是朱福增的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交给自己的，证明涉案房屋已转卖给王喜文，该房屋现在已确权在王喜文名下。2、户口本一份，证明王喜文户口为清苑镇中冉村，与涉案房屋同属一个村集体。3、《证明》一份，证明朱福增为了达成其返还房屋的目的，作出的不诚信的《证明》，是朱福增本人书写，《证明》中朱福增三个字与起诉状中笔迹相同。4、谈话录音及书面文字说明一份（王喜文侄女申雪娜与朱 7 福增女儿朱英尔、郭玉生），证明朱福增在签订买卖协议后即知晓买卖事实。朱福增质证：对宅基本、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对出示的《证明》不认可，上边没有本人签字，这是复印件，提供者应该到庭接受质询。对谈话录音不认可，录音并不是与朱福增之间的，不属于直接证据，是王喜文侄女申雪娜与朱福增女儿朱英尔、郭玉生的录音，朱福增与其女婿、女儿有矛盾，多年没来往。 一审法院认为，朱福增原来在保定市清苑区有北房三间（还包括西房两间,两面围墙、厕所、猪圈）。四至为：东邻王喜文、西邻坑、南邻道，北邻坑。有宅基地登记表、宅基地证为证，予以确认。1987年开始，朱福增将该涉案房屋交由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居住，朱福增也将宅基地证交由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保管。1992年4月7日，朱福增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与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将该房产转卖王喜文，并将宅基地证交给王喜文，因为宅基地证上的户主名字为朱福增，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代签了“朱福增”的名字。该房屋1992年交由王喜文占用，王喜文1994年之前对原来的房屋进行了拆除、翻盖，2012年王喜文再次将房屋翻盖成二层楼，并居住至今。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另外，1987年2月3日，朱福增与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还签订了一个房产契约（朱福增未签字，但按捺了手印，现朱福增不认可，已另案处理），将该涉案房屋卖给了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如果朱福增不认可房屋已经出卖的事实，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在1994年之前拆除、翻盖原属于朱福增的房子时，就应该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但朱福增从1994年至2020年6月本此诉讼立案之前从未提起诉讼，至 8 今已20多年，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对朱福增要求确认1992年4月7日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代签字，与王喜文签订的《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福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朱福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朱福增诉请确认1987年2月3日朱福增与郭玉生间“房产契约”无效的案件，已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0608民初935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上诉人朱福增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亦作出(2020)冀06民终510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人朱福增的上诉，维持该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福增主张依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宅基地禁止买卖，继而案涉合同无效，但案涉《房产转卖协议书》所载并非单纯宅基地，还有地上建筑，被上诉人作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受让案涉建筑及所涉宅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且本院(2020)冀06民终5107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亦明确驳回了上诉人朱福增的案涉宅基地买卖违法的主张，故上诉人朱福增以此主张《房产转卖协议书》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朱福增认可其知道被上诉人翻盖房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向被上诉人依法主张权利，客观上看，其对被上诉人王喜文两次建房以及自己原房产灭失的事实均为放任接受状态，且上诉人朱福增亦认可案涉合同在其家中存放，故其主张其以2017年5月1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生效判决已确认朱福增与郭玉生所签案涉房基地的“房产契约”的 9 真实性及效力，故上诉人主张其未将涉案房产卖给女儿朱英尔、女婿郭玉生，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福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福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岚 审判员 陈道忠 审判员 黄俊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