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216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胡泽华，男，1976年4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上诉人（一审被告）：甘明付，男，1985年3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贵州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忠孝，男，1995年1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勇，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启芬，女，1943年4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勇，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泽华、甘明付因与被上诉人胡忠孝、刘启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20）黔2301民初3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泽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胡泽华赔偿胡忠孝、刘启芬因胡培志死亡结果造成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总金额709184.73元的10%，即70918.47元（709184.73*10%），扣除已支付的50260元，剩余应赔偿胡忠孝、刘启芬20658.47元（70918.47元-50260元）；3.改判被上诉人甘明付赔偿胡忠孝、刘启芬因胡培志死亡结果造成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总金额709184.73元的70%。即496429.31元（709184.73元*70%），扣减已支付的70000元，剩余应赔偿胡忠孝、刘启芬426429.31元（496429.31元-70000元）。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将房屋承包给被上诉人甘明付，签订了《房屋承建合同》，主要约定建设单价246元/平方米，三层，并在合同第四条强调“乙方（甘明付）明确搞好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在施工中发生的一切工伤事故概由乙方自行负责”。甘明付雇请胡培志做工，胡培志在施工作业中不幸从楼上跌落受伤，抢救无效死亡，甘明付当时也在现场施工，并参与相关施救工作。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胡泽华与被上诉人甘明付是承揽关系、胡培志与甘明付是雇佣关系正确。但是，一审法院认定胡培志、胡泽华各承担30%责任，明显偏重；甘明付承担40%责任，明显偏轻，有失公平，与法律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因提供劳务致害责任与自身受害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甘明付作为承揽人，最大利益获得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施工质量的把关者和安全风险防控者，在组织实施劳务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对胡培志在施工作业中伤亡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即70%责任。施工人胡培志在提供劳务服务中对安全防范注意不够，存在侥幸，应承担事故的部份责任，即20%责任为宜。上诉人在施工前，即在签订《房屋承建合同>>中已向承揽人甘明付强调、重申安全相关管理，并就安全责任后果由承揽人甘明付承担作了书面文字的明确，最大限度尽到了安全防范提醒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于选任承揽人有过失，承担10%责任为宜。 甘明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胡泽华承担70%的责任，上诉人甘明付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胡泽华负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甘明付与死者胡培志之间并不是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甘明付在对承揽人的选任上也不存在任何过失，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雇佣合同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或其他劳务活动，雇员获得劳务报酬。雇佣合同中雇员与雇主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即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雇主的监管和安排，具有隶属性；而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即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地位平等，承揽人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一定报酬。本案中，上诉人甘明付将房屋砌砖工程转包给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在房屋楼层倒板以后通知死者胡培志、钱昌华来砌砖，上诉人甘明付按照每平方米52.5元支付报酬给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由房主被上诉人胡泽华胡泽华自行提供相应的建筑材料，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自带工具自行雇请工人完成工作，只需在一定时间内向上诉人甘明付交付砌砖的成果。房屋修建中的砌砖工程上诉人甘明付并没有限定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每天工作时间，也没有限定需由本人完成，只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将完成好的砌砖工程的成果交付上诉人甘明付。在本案中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提供的不是劳务，而是将房屋需要砌砖的地方完成好这一劳动成果，其提供的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同时死者胡培志及钱昌华根据劳动量自己决定人员、工作的安排，根本不受上诉人甘明付控制、支配，具有人身独立性。上诉人甘明付在一审庭审中，也举证证明上诉人甘明付与死者胡培志之间符合承揽合同要件，系承揽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甘明付与胡培志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甘明付在对承揽人的选任上也不存在过失，砌砖对本案中死者胡培志因意外造成自己损害的后果，上诉人甘明付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上诉人甘明付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受害者胡培志死亡的损害后果与上诉人甘明付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系意外坠楼死亡，上诉人甘明付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对二被上诉人刘启芬、胡忠孝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二被上诉人刘启芬、胡忠孝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首先，其根本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甘明付主观上存在侵权的过错；其次，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甘明付客观上有侵权的行为；最后，二被上诉人刘启芬、胡忠孝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甘明付与胡培志死亡的损害后果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故发生当天，上诉人甘明付并没有通知受害人胡培志来做工，死者胡培志当天因何到案涉房屋，上诉人甘明付并不清楚。因此，上诉人甘明付认为受害者胡培志的死亡与上诉人甘明付根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甘明付并不是侵权人，其死亡的损害后果上诉人甘明付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此次事故，死者胡培志系从没有任何围栏的房屋高层外围坠落，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靠近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房屋边缘有足够充分的危险认知，但其并未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也未采取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导致本次事故最直接、最主要原因，因此，不可忽视本次事故的发生死者胡培志存在重大过失。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之规定，请求法院在进行责任认定时，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3.涉案房屋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属于上诉人甘明付的承包义务，上诉人甘明付对被上诉人刘启芬、胡忠孝的损失无赔偿义务。根据上诉人甘明付与被上诉人胡泽华胡泽华签订的《房屋承建合同》，上诉人甘明付的施工范围系从地基以上到工程结束，包含房屋的主体，并按照被上诉人胡泽华胡泽华提供的平面示意图施工。上诉人甘明付只是承建被上诉人胡泽华房屋主体的修建，整栋房屋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属于上诉人甘明付的承包义务，且该房屋外围搭建的竹架也系被上诉人胡泽华另行找人搭建，并非由上诉人甘明付搭建。本案中，死者胡培志系从房屋正前方的三楼外围坠落，该修建中的房屋没有相应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且房屋外围搭建的竹架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起不到任何安全防护的作用。死者胡培志不慎从该房屋三楼外围坠落而死亡，该安全隐患是导致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涉案房屋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属于上诉人甘明付的承包义务，上诉人甘明付不应当承担责任，不应对被上诉人刘启芬、胡忠孝的损失进行赔偿，其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胡泽华承担。 被上诉人胡忠孝、刘启芬二审未作答辩。 胡忠孝、刘启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泽华、甘明付支付因胡培志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679739.51元；2.由胡泽华、甘明付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日甘明付承包胡泽华家的房屋修建工作，并签订了《房屋承建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建房屋一栋以干包工的形式承包给乙方建设，经甲乙双方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建设内容及质量要求：1.房屋占地面积140平方米，三层建设。房屋砖混结构，房屋结构布置按甲方提供的平面示意图施工。2.乙方施工从地基以上到工程结束，工程包括房屋主体。3.钢筋砼施工时须按合理的施工工序，质量达到房屋建筑的施工标准。砼柱子的偏移须小于5公分，砼板须平整，起伏小于3公分。二、承建方式及单价，以干包工的形式承包给乙方建设，承建单价为246元，以层屋面的板面平方实际丈量计算……”胡泽华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乙方处签名为“徐路飞”（系本案的甘明付）。合同签订后，甘明付雇请胡培志与案外人钱昌华负责房屋的砌砖工程，口头约定单价按照房屋板面面积计算，每平方米52.5元。胡泽华于2019年12月26日支付甘明付第一层进度款21000元，2020年1月7日支付第一层进度款10000元，2020年1月15日支付二层进度款10000元，2020年1月17日支付二层进度款5000元，2020年3月17日支付建房款20000元，2020年4月1日支付建房款10000元，共计支付了86000元，收款人甘明付均署名“徐路飞”。2020年4月1日16时许胡培志在胡泽华家工地察看时，意外坠楼，事发当日胡培志即被送往兴义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抢救，胡泽华支付胡培志生活费260元，同日胡培志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日死亡，死亡原因为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胡培志治疗支付医疗费8516.4元，含护理费30.5元。2020年4月2日，胡忠孝、甘明付、胡泽华在兴义市桔山派出所就事故的赔偿问题协商一致并达成《协议书》一份，载明“甘明付与胡泽华现预付200000元整作为胡培志前期安葬及处理相关善后事宜，该款作为甘明付、胡泽华向胡忠孝支付的垫付款，胡忠孝安葬好胡培志后向人民法院申请追诉各自承担的责任后多退少补……”协议达成后，胡泽华按照约定支付了胡忠孝50000元，甘明付支付了70000元。现胡忠孝、刘启芬诉至法院，要求胡泽华、甘明付共同赔偿其因胡培志的死亡结果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79739.51元。另查明，胡培志之子胡忠孝生于1995年1月6日，系武警德宏支队机动中队战士；母亲刘启芬生于1943年4月16日，育有6个子女。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事故发生时胡培志与胡泽华、甘明付之间的法律关系。甘明付按照合同约定为胡泽华修建房屋，胡泽华在验收后支付甘明付约定的报酬，双方为承揽关系。胡培志为甘明付提供劳务，甘明付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二人形成雇佣关系。甘明付辩称其并未限定胡培志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胡培志不受其的控制和支配，因此与胡培志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胡培志的该项抗辩其除口头陈述外，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不予采信。至于甘明付辩称事故发生当日其未通知胡培志做工，胡培志系意外坠楼死亡，与甘明付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甘明付不应承担责任，并向提供了其与胡培志、案外人钱昌盛的通话录音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之规定，虽然事故发生当日甘明付并未安排胡培志施工，但是胡培志到胡泽华家房屋察看工地，系履行职务行为，应认定为其在从事雇佣活动，胡培志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甘明付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关于本案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甘明付作为胡培志的雇主，其未在施工现场提供安全防护措施，未尽到提请注意义务，其存在过错，应对胡培志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甘明付提出案涉房屋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属于其的承揽义务，故其不存在赔偿义务的抗辩。甘明付的该项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胡泽华作为定作人，将三层房屋的主体工程修建工作承揽给没有资质的甘明付负责，胡泽华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应就胡培志的死亡结果造成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但是，胡培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危险作业，致使其在察看工地时摔倒死亡，其疏忽大意是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因此，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案由胡培志自行承担30%的责任，胡泽华承担30%的责任，甘明付承担40%的责任为宜。最后，关于胡忠孝、刘启芬的各项损失计算是否合理的问题。关于医疗费，胡忠孝、刘启芬共同主张8516.4元，有医疗收费票据为证，予以支持。关于误工费，胡忠孝、刘启芬主张胡培志的误工费300元，办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5000元，共计5300元。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如未遭受人身损害而本应获得却因侵权人的侵害行为无法得到或者无法完满得到的利益。胡培志在事故发生当日即因抢救无效死亡，其死亡结果并未影响其实际收入，故对于胡培志的误工费，不予支持。至于办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结合贵州省上一年度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标准，以及胡培志经常居住地的风俗习惯，予以支持1500元。关于护理费，胡培志入院抢救期间的护理费已包含在了8516.4元的医疗费中，有医疗费收费票据为证，故对于胡忠孝、刘启芬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胡忠孝、刘启芬共同主张100元，符合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关于交通费，交通费以正式票据为凭，胡忠孝、刘启芬虽然并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为证，但是胡培志在入院治疗以及抢救无效死亡后的出院过程中，其本人及必要陪护人员必然会产生一定交通损失，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标准及事故发生地、胡培志经常居住地与就医地的距离，酌情予以支持50元。关于死亡赔偿金，胡忠孝、刘启芬共同主张631840元，其主张的计算标准及数额均符合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胡忠孝、刘启芬主张17323.33元，其主张的计算标准及数额均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丧葬费，胡忠孝、刘启芬主张2985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甘明付辩称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相同，属于重复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已不再具有精神损害慰抚金性质，而是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的赔偿，因此胡忠孝、刘启芬并未重复主张，甘明付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本案胡培志的死亡结果必定给其家人造成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但胡培志对于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综合其过错程度以及当日的平均生活水平标准，予以支持20000元。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胡忠孝、刘启芬因胡培志的死亡结果造成的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8516.4元；2.误工费15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4.交通费50元；5.死亡赔偿金649163.33元（631840元＋17323.33元）；6.丧葬费29855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死亡赔偿金中累计计算，不再单独列项。上述各项损失共计709184.73元，由胡泽华承担30%的责任，即212755.42元；由甘明付承担40%的责任，即283673.89元。关于胡泽华在事发当日支付的260元生活费以及按照《协议书》支付胡忠孝的50000元，共计50260元；甘明付按照《协议书》支付胡忠孝的70000元，为方便结算，应将上述费用予以从胡泽华、甘明付即将赔偿胡忠孝、刘启芬的费用中扣除，剩余胡泽华还应赔偿162495.42元，甘明付还应赔偿213673.89元。据此，一审根据上述理由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限胡泽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忠孝、刘启芬因胡培志的死亡结果造成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12755.42元，扣除胡泽华已支付的50260元后，剩余胡泽华还应赔偿胡忠孝、刘启芬162495.42元；二、限甘明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忠孝、刘启芬因胡培志的死亡结果造成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83673.89元，扣除甘明付已支付的70000元，剩余甘明付还应赔偿胡忠孝、刘启芬213673.89元；三、驳回胡忠孝、刘启芬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18元，减半收取1859元，由胡忠孝、刘启芬共同负担559元，由张泽华负担500元，由甘明付负担8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故本院仅就上诉理由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对本案的责任比例划分是否合理。 对于本案争议焦点。对于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及责任比例划分，一审已经充分叙述，不再赘述，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胡泽华及上诉人甘明付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泽华、甘明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36元，由上诉人胡泽华负担3718元，由上诉人甘明付负担37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娟 审 判 员  王**敏 审 判 员  查必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周先秀 书 记 员  穆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