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涵月，女，汉族，1988年11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重庆邦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蓉，重庆邦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茶花路29号4幢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8622936XE。法定代表人：张贺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登伦，重庆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涵月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鑫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谭涵月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渝0108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谭涵月未签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工资人民币55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法应不予采信。1、本案中被上诉人阳鑫公司出庭的证人杨文陈述自己于2014年入职的，黄**兵陈述自己于2018年3月入职，而上诉人谭涵月于2018年4月入职。两位证人与谭涵月的入职时间均不是同一时间。而被上诉人员工、报警人韩秀彪却称谭涵月、黄**兵、杨文等五人均于2018年4月份入职。其陈述与两位证人证言明显矛盾，且从阳鑫公司提交的杨文的劳动合同书也可以证实，杨文是在2014年6月20日入职阳鑫公司的。因此，两位证人的证言明显虚假，依法不应采信。2、二位证人声称当时杨文、尹久美、陈晶晶、王敏、黄**兵几人与被上诉人在同一时间签订合同。但是“杨文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案外人陈晶晶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12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案外人王敏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尹久美与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5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以上合同首次签订时间均不一致，且均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如果按照二位证人的证言所述，阳鑫公司又在同一时间与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再次签订合同的做法有悖于常理。首先，用人单位如果跟劳动者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不用续签劳动合同的。被上诉人既然跟当事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再续签合同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几份劳动合同首次签订时间均不一致，即使续签劳动合同也不应当在同一时间续签。因此，有理由怀疑二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前后前后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一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系公司在职员工，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应当采信。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三、二位证人均没有直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证人杨文陈述“谭涵月进办公室应该是去签了劳动合同”（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10行），证人黄**兵陈述“我没有亲眼看到谭涵月签订劳动合同”（判决书第5页正数第5行）。两位证人均是推断性的陈述，对待证事实不能达到充分、客观、真实的证明目的。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概然性的基本要求，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一审法院却推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五、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将未签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实属错误。一审法院让原告承担举证不存在的事实，显然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阳鑫公司辩称，一、报警记录主要证明合同丢失报警的事实，至于韩秀彪在报警时所述的入职时间并非各签合同人员的准确时间，因为报警人只是根据其自己的记忆大概描述，况且在多人入职的情况下，不一定完全准确到每一个人的入职时间，因此韩秀彪在报警记录中所述的杨文的入职时间与其他人的陈述或者实际入职时间有不同，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合同丢失以及合同签订的认定。二、证人所述的同一时间签订劳动合同与合同文本中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及每人的首次签订合同不是同一时间问题并不矛盾。首先，答辩人是一小型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人员不多，无专门的法务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使用合同模本时，并未严格筛査合同描述的准确和一致，因此选用了记载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模本，但同时该模本也记载了合同的起止时间，即从年月日起至完成工作为期限。因此，从字面上讲，该合同并非无固定期限，应理解为以完成工作为期限。其次，随着公司人员的不断增加，为了减少人员到期后漏签的可能，所以，公司在有员工应签合同时统一签订。因此，员工虽然首次签订时间不一致，后来一起同时签订合同并不违背公司实际管理需要的常理。公司从普通大众而并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管理完全符合常理。三、证人为公司员工不影响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证人杨文及黄**兵虽然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也与上诉人是同事朋友关系，与上诉人并不存在不利关系。证人作为员工与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劳动法律关系，并不存在有利关系。因此，证人的员工身份并不属于证据规则的利害关系。其次，第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事实不仅依据了证人证言，而且还有当事人陈述、报警记录、其他劳动合同等。因此从程序上，完全符合证据规则。四、二位证人的上诉人应当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推断性陈述并不否定上诉人在证人签合同的当天一起参加了签合同的会议、进了法人代表的办公室、出办公室也拿了一份合同、公司及上诉人当时均未表示未签劳动合同等事实。因此，无论从常人理解还是专业角度完全可以得出当时签了劳动合同的结论。五、第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依据了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报警记录、其他劳动合同等，完全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要求，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认定事实清楚。六、第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被上诉人在第一审中已经举示了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报警记录、聊天记录、旅行协议、参保证明、其他劳动合同等，已经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事实。上诉人并未举示其请求的相应证据予以反证。因此，第一审法院分配的举证责任合理，正确。七、被上诉人通过短信、旅行协议的方式也已经与上诉人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因此，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请求应当驳回。谭涵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4月、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未发工资6758.63元；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额外一倍的工资55500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151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8年4月2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会计，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试用期工资为每月4800元，转正后每月工资为5100元，被告于2018年向原告发放了1000元年终奖，从2019年4月起未向原告发放工资。2019年5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员工谭涵月因未能按时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和经常工作失误，上班不积极，经常迟到。现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为该员工办理社保解除手续。”被告举示了原告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贺平的聊天记录，载明了原告于9:23分才到办公室的事实。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8日解除。2018年8月1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旅行协议》，载明：乙方于2018年4月份入职被告公司，试用期三个月，于2018年7月份晋升为正式员工，未能达到参加本活动的标准和要求。乙方因资金不足无法缴纳本次的自费旅游项目，自愿承诺自正式入职之日起在本公司就职18个月以上。中途以各种形式的离职包括被甲方辞退，都会以现金方式交还本次的旅行费用6000元整等内容。被告于2019年11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原告返还上述旅行协议约定的旅游费用6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渝0108民初278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谭涵月返还阳鑫公司旅游费用6000元。谭涵月不服该判决遂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渝05民终3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申请证人杨文出庭陈述的证言如下：我是被告公司员工，职务是内勤，与谭涵月曾是同事关系。我于2014年到被告公司工作，入职时签了一次劳动合同，中间签过几次不记得了，但2018年、2019年签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不记得了。谭涵月是2018年到被告公司工作的，与被告公司签劳动合同时是张贺平把我、尹久美、黄**兵、谭涵月、陈晶晶叫到会议室讲了合同的内容，然后把劳动合同发给我们自己看，没有问题就到张贺平办公室签订合同，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也看到谭涵月进了办公室，我们是单独进去签的合同，但是谭涵月进办公室应该是去签订了劳动合同，我离张贺平的办公室有几米远，没有听到谭涵月不签合同的争议或讨论，也没有听到张贺平提到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我当时签的劳动合同是一式两份，公司那份保存在张贺平办公室的，我知道公司报警劳动合同被偷的事情。被告公司墙上是2019年年初张贴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没有与员工讨论过，规章制度的内容是签合同时跟我们讲的，我对规章制度的内容无异议。被告申请证人黄**兵出庭陈述的证言如下：我是被告公司员工，于2018年3月入职，从事驾驶员工作，与谭涵月曾是同事关系。2018年4月，老板把我、尹久美、谭涵月、杨文、陈晶晶叫到会议室，告知我们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问题后向我们发了合同，让我们签好后再拿去老板办公室签订。我是把合同拿到会议室外面的大厅签的，谭涵月拿合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我们一个个进老板办公室签合同，我是最后一个签的合同，我没有亲眼看到谭涵月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看到谭涵月手里拿了跟我的劳动合同长宽差不多的纸进了老板办公室，出来时手里拿了一份合同。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我只记得是2018年4月中旬签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合同签了后我们自己有一份，公司一份保存在张贺平办公室的。我听张贺平说谭涵月和我的劳动合同丢失后报警的事情。2019年5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出具《案（事）接报回执》，载明报警信息为：2019年5月16日11时许，韩秀彪自行来所称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谭涵月和公司驾驶员黄**兵的劳动合同丢失，韩秀彪称谭涵月、黄**兵等五人于2018年4月份入职。证人杨文与被告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4年5月19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等内容。杨文又于2018年4月12日与被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2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等内容。另外，被告又举示了案外人陈晶晶与被告于2015年1月12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4年12月24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陈晶晶又与被告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2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案外人王敏与被告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7年5月1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尹久美与被告于2016年9月5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6年9月5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尹久美与被告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2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尹久美与被告于2019年1月2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9年1月2日起以完成工作为期限。2019年6月4日，原告向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9年10月17日出具南岸劳人仲案字[2019]第676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故原告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被告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结合被告举示的劳动合同及证人杨文、黄**兵的证人证言可以确认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贺平于2018年4月12日召集员工尹久美、谭涵月、杨文、陈晶晶、黄**兵谈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且尹久美、杨文、陈晶晶、黄**兵均在当天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两个证人亦看到原告进入张贺平办公室，再结合报警记录及张贺平办公室门锁坏了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原告于2018年4月12日与被告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申请的证人尹久美因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贺平系亲戚关系，故对其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9年4月、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未发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原告系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应当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现被告认可未向原告发放2019年4月、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的工资，原告月工资为510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9年4月工资5100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的工资938元（5100÷21.75×4），共计6038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合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中，被告以原告未能按时完成领导交代的工作和经常工作失误，上班不积极，经常迟到为由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但被告举示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原告存在上述行为，亦未举示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故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为2018年4月2日起至2019年5月8日，其月工资标准为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即为5133元（4800元/月×2个月+5100元/月×10个月+1000元）÷12个月，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为5133元/月×1.5×2=15399元，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1515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在本案中抵扣原告应返还的旅游费用6000元，因该6000元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被告可通过执行程序向原告主张，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谭涵月2019年4月、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8日的工资6038元；二、被告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谭涵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150元；三、驳回原告谭涵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决定予以免收。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应采信。一审法院查明证人杨文、黄**兵证实张贺平于2018年4月12日召集员工尹久美、谭涵月、杨文、陈晶晶、黄**兵谈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且尹久美、杨文、陈晶晶、黄**兵均在当天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后来韩秀彪报警称谭涵月和黄**兵的劳动合同丢失。本院认为，虽然公司报警称丢失了黄**兵的劳动合同，但黄**兵作证自认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因此黄**兵的证人证言具有较高可信度。尽管韩秀彪称谭涵月、黄**兵等五人于2018年4月份入职，与实际入职时间有出入，但此次报警主要系因劳动合同丢失，韩秀彪对于其他人的入职时间陈述有误，并非与两位证人证言矛盾。上诉人认为证人均系公司在职员工，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证人存在恶意串通及其证言存在虚假成分。此外，上诉人认为五人的劳动合同首次签订时间均不一致，即使续签劳动合同也不应当在同一时间续签。被上诉人解释系为了减少人员到期后漏签的可能，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于首次签订时间不一致的员工同时续签合同系被上诉人行使用工自主权，且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此上诉人以此来否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及报警记录等证据，能够排除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合理怀疑，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双方存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况且，设立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条款的初衷是对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接受二倍工资的惩罚，以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虽不能举示劳动合同原件，但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双方的确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因此，一审判决亦符合立法的宗旨。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谭涵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钱昳心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