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1民初23942号原告：周曼英，女，194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告：汤宏，男，197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原告：汤苹，女，197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瑜，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周宝余，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诉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苹及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瑜，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曼英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74,6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案件受理费23,397元，由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负担。事实和理由：汤少良、朱菊英系夫妻关系，育有汤正留、汤正娣两名子女。1976年5月26日，朱菊英报死亡。1998年5月21日，汤少良报死亡。2004年10月3日，汤正留报死亡。原告周曼英系汤正留妻子，汤宏、汤苹系汤正留与周曼英的两名子女。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的产权于1991年登记在汤少良名下。1998年1月22日，汤少良委托被告订立代书遗嘱，言明系争房屋在其百年之后由汤正留继承，他人不得干涉，被告对该份遗嘱出具了律师见证书。2018年1月10日，汤正娣起诉三原告，要求依法继承系争房屋。在该案诉讼中，三原告提交了汤少良的律师见证遗嘱，认为系争房屋应按照遗嘱由汤正留继承，汤正留死亡后由其继承人即三原告继承。2019年1月15日，黄浦区法院作出(2018)沪0101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述律师见证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并判决系争房屋归三原告所有，但周曼英需支付汤正娣1,383,066.66元，汤宏、汤苹均需支付汤正娣345,766.67元。一审判决后，三原告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认为，汤少良生前委托被告代书并见证遗嘱，目的是通过熟悉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通过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被告应当明知汤少良这一签约目的，在收取对价后，有义务为汤少良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但因被告出具的律师见证书形式不合法而被法院确认为无效，导致系争房屋最终被按法定继承处理，三原告共计向汤正娣支付折价款2,074,600元，被告对上述原告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具体陈述如下：一、1998年1月22日，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系隶属于司法局的国办律所，而不是脱钩改制后注册成立的合伙制性质的律所；被继承人汤少良委托国办律师的事项是“委托见证非诉讼事件”，而不是“订立代书遗嘱”。二、我国《继承法》只规定了公证机关的公证遗嘱形式，没有规定律所的律师见证遗嘱的形式。国办律所就汤少良的遗嘱进行见证，所依据的是《上海市律师国内见证工作暂行规定》，而不是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国办律所依据合同约定及上述暂行规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过错。三、国办律所的两位见证律师未到庭陈述汤少良立遗嘱及见证过程，是因原告未依法及时主张权利、见证律师张惠珍已于2008年调离律所，熊广宏律师已于2015年去世。原告在汤少良死亡后将近20年的时间内没有提起诉讼，由此造成见证律师无法出庭作证，原告应对此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四、原告在前案法定继承纠纷案的诉讼中，存在重大失误，未向法庭申述国办律所见证的性质及效力，亦未向法庭提供国办律所办理见证的法律依据，从而造成一审、二审判决对原告不利的后果，原告应自担其责。五、被告对法定继承案的生效判决提出异议，请求原告申请再审，但原告予以拒绝，而被告自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却因被告非继承案件当事人而不被法院受理，原告未尽到司法救济的职责，亦应自担其责。六、继承案中，法院判决原告向案外人汤正娣共计支付2,074,600元，与国办律所办理见证没有因果关系，折价款的数额不应以汤少良死亡后20年的房价来计算，而是应以1998年5月21日汤少良死亡之日作为基准日。七、汤少良1998年死亡，原告于2019年8月主张权利，其诉请已过法定最长20年诉讼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被继承人汤少良与其妻朱菊英生前共生育子女两人，即汤正留及汤正娣。朱菊英于1976年5月26日报死亡，汤少良于1998年5月21日报死亡。原告周曼英系汤正留妻子，原告汤宏、汤苹系汤正留与周曼英的子女。涉案的上海市五里桥路XXX号XXX室房屋原登记于汤少良的名下。二、1989年3月13日，上海市司法局颁布了《上海市律师国内见证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称《上海市律师见证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律师见证是律师根据当事人(包括法人、公民下同)的委托，对一定范围的民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证明的法律行为；第四条规定：见证书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见证书可以作为当事人享受民事权利，履行义务的依据。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见证的内容发生争议，在有关部门进行调解、仲裁、诉讼时，见证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十一条规定：见证律师应当亲自与当事人谈话，对谈话的主要情况作好记录，作为见证的依据；第十二条规定：见证律师审查委托见证的有关证明材料后，应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一)应草拟见证书稿，送请本律师事务所分管主任审查批准；第十三条规定：见证书内容应包括“见证律师签字、盖章，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三、1998年1月15日，汤少良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的第一条载明：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熊广宏律师为“见证非诉讼事件一事”的代理人；合同第五条约定：根据《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并经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向乙方缴纳办案费2,000元。合同尾部，甲方一栏为汤少良的签章，并无签名；乙方一栏为被告签章。当日，被告开具律师业务收费专用收据，缴款人：汤少良；收费内容：见证费；缴费金额2,000元。四、1998年1月22日，被告律所熊广宏律师为汤少良制作了陈述笔录，汤少良陈述其与朱菊英系夫妻，育有一子汤正留、一女汤正娣。朱菊英已于1976年去世，汤少良的日常生活均由儿媳、孙子照顾，女儿已另有房屋居住。汤少良表示其年事已高，又患XXX疾病，所以希望作个遗嘱，在其百年之后，涉案房屋由汤正留继承。该份陈述笔录的尾部有“汤少良”签名及“汤少良”私章。同时，抬头为“见证书”的书稿于当日交付被告当时的主任签发，落款处有律师“熊广宏、张惠珍”的签名。五、1998年1月22日，被告出具了《见证书》，第一页的抬头是“遗嘱”，汤少良的身份是“立遗嘱人”，“遗嘱”的内容与上述陈述笔录一致，改业尾部“立遗嘱人”一栏，仅有“汤少良”私章而无其签名，“代书人”一栏仅有“熊广宏”而无其签名；第二页的抬头是“见证书”，主要内容为：汤少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所立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于两名律师面前在前述“遗嘱”上盖章属实。尾部落款“见证人：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加盖了被告律所公章及“律师：“熊广宏、张惠珍”的私章，但无签名。六、1998年3月2日，周曼英代领了《见证书》三份，并出具了相应收条。2004年10月3日，汤正留去世。2018年3月5日，汤正娣起诉周曼英、汤宏、汤苹，认为涉案房屋系汤少良的遗产，并要求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七、2019年1月15日，本院以(2018)沪0101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法定继承案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首先，被继承人汤少良的遗嘱形式上虽为律师见证遗嘱，但其本质仍为代书遗嘱，两见证人均某到庭陈述汤少良立遗嘱及见证的过程，结合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关于汤少良见证遗嘱的卷宗材料，本院无法得出汤少良有立遗嘱的真实意思，故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被告要求按遗嘱继承遗产的要求，不予支持，汤少良死亡后，其遗产应进行法定继承……”，并就此判决涉案房屋归周曼英、汤宏、汤苹共同共有；周曼英应给付汤正娣1,383,066.66元，汤宏、汤苹均应给付汤正娣345,766.67元。周曼英、汤宏、汤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八、2019年7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二中院)以(2019)沪02民终510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二审判决，二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代书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在案证据仅显示代书遗嘱只有一名代书人的签章，所附的见证书上也仅有两名律师的签章，并无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名，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在代书人、见证人均某到庭陈述汤少良立遗嘱及见证过程的情况下，认定涉案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并就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26日，汤苹将2,081,295元汇入我院账户，(2018)沪0101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履行完毕。九、(2018)沪0101民初6154号案中，经本院审理查明：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汤少良，权利取得的时间为1991年，经上海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为4,510,000元。十、在(2018)沪0101民初6154号案审理中，周曼英、汤宏、汤苹就律师见证遗嘱申请证人周宝余(被告律所现任主任)出庭作证，证明汤少良已于1998年1月22日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指定由汤正留继承，而见证律师熊广宏律师已于2015年去世。汤正娣对周宝余的证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其构成要件为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一定的损害后果，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本案中，被告律所熊广宏律师接受立遗嘱人汤少良的委托，依据《上海市律师见证暂行规定》为汤少良制作了涉案遗嘱及见证书，在制作过程中，熊广宏为汤少良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内容与涉案遗嘱内容一致，尾部有汤少良的签名，但打印件上却没有汤少良签名，只有印章；见证书的书稿完成后，熊广宏交由被告律所当时的主任签发，尾部有熊广宏及另一名律师张惠珍的签名，但打印件上也只有两名律师的印章而没有签名，出现上述情况是被告律师在履行法律服务合同时存在瑕疵，涉案遗嘱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相关规定，但被告的两名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主观上不存在违法的故意。二、前述继承案件中，本院认定涉案遗嘱无效有以下两项理由，首先是两名见证人未到庭陈述涉案遗嘱的见证过程，其次是从被告提供的卷宗材料无法得出汤少良有立遗嘱的真实意思，但事实是熊广宏已于2015年去世，见证人未某到庭陈述，但被告时任主任周宝余到庭作了证；本案原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中院二审维持原判的理由也是两项，首先是涉案遗嘱的形式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其次是见证人没有到庭陈述过程，故涉案遗嘱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其中的一项理由。三、朱菊英早于1976年就已去世，汤少良于1998年委托被告制作涉案遗嘱并于当年去世，但汤少良去世后的六年内，汤正留并未主张权利，直至其本人也于2004年去世。三原告作为汤正留的继承人，涉案遗嘱及见证书是周曼英代领的，原告明知汤少良留有遗嘱，但也没有及时行使权利，直至汤正娣于2018年提起继承诉讼。原告在汤少良去世后整整二十年才作为被告应诉，怠于行使权利期间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呈倍数增长，现原告按涉案房屋在继承案件中评估的价格要求被告来承担赔偿责任，显属不公。四、关于赔偿金额，按照继承案件审理时的评估，涉案房屋的市场价为4,510,000元，如果涉案遗嘱被认定有效，原告应给付汤正娣六分之一份额的房屋折价款；如涉案遗嘱被认定无效，则原告应给付汤正娣二分之一份额的折价款，相较之下，原告多向汤正娣支付了三分之一份额的折价款。考虑到本院及二审法院认定遗嘱无效的理由有两项，其中见证人未到庭陈述是因熊广宏已去世而无此可能，再结合以下因素：涉案房屋二十年以来的涨价幅度；1998年原卢湾区范围内二手多层房屋的市场价；涉案房屋的面积；被告律师在制作涉案遗嘱及见证书时的主观故意，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赔偿原告30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权，故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人民币30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397元，由原告周曼英、汤宏、汤苹负担人民币19,887.45元，被告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3,509.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建波人民陪审员  徐伟勤人民陪审员  郭明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吴 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