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01民初1867号原告：苏瑞梅，女，1966年5月12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刘培秀，女，1963年5月16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被告：杨波，女，1963年5月18日生，回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原告苏瑞梅与被告刘培秀、杨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2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作出（2020）云2901民初18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延长三个月审限，于2020年12月4日组成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瑞梅，被告刘培秀、杨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瑞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苏瑞梅借款本金190万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刘培秀是原告的表姐。陈建元是被告刘培秀的丈夫。二被告是朋友。2017年4月份，被告刘培秀多次请求原告借款给她，经其多次煽情诱导，原告答应借款给刘培秀，并开始向亲戚朋友及村里人借款。2017年5月份，原告开始将从亲戚朋友及村里人借到的钱转借给被告刘培秀，向被告刘培秀、其丈夫陈建元以及被告刘培秀名下山西典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状公司）、香野乡村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野北京公司）、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以下简称西城广外医院）、北京圣州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州公司）的银行账户共计转账2792000元，加上自己现金交付的68万元，总共出借给被告刘培秀3472000元。借款之后，被告刘培秀只偿还了40多万元借款，就以投资亏本为由拒绝还款，原告多次和被告刘培秀交涉要求其还款未果。2019年2月22日，原告与被告刘培秀经过对借款数额进行结算后达成《还款协议》，确认被告刘培秀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并约定了该款的还款方式，见证人杨波自愿作为保证人为被告刘培秀的欠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范围为还款协议项下全部欠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直到欠款全部还清。2019年5月到2019年6月，被告刘培秀按照还款协议约定每月还款5万元给原告，原告通过见证人苏某将10万元转还给张国庆（原告苏瑞梅向张国庆借款70万元借给被告刘培秀）。从2019年7月开始，被告刘培秀未按约定还款，导致原告无法还款给张国庆。后张国庆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偿还其借款。现原告起诉二被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刘培秀辩称：第一，原告与我系表姐妹，我二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我因投资“香野乡村集团”下属公司赚了一些钱，发现该投资项目可以发家致富，就找原告来一起投资。原告之所以转给我钱，是因为原告不会操作投资，将款转给我账户请我帮她投资。而原告转给典壮公司、香野北京公司、圣州公司的款项，是原告自己的投资行为，投资收益也是原告自己享有，与我无关。原告转给西城广外医院的70,000元并不是投资款，是原告自己的开支，我不知情。原告诉称的《还款协议》，是原告在投资失败后，认为是我邀约其投资导致其损失的情况下，以家人相威胁，胁迫我签署的，并非我的真实意思，协议书上所载款项并不属实，因我认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以才把《借款协议》中的“借”字改成了“还”字。第二，我对于原告的损失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我也是“香野乡村集团”名下投资项目的受害人之一。该项目初期确实有不错的回报，我邀约原告投资只是想带亲戚发家致富，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投资应理性看待，投资失败是其自主行为的后果，不能由我承担后果。第三，本案属于“香野乡村集团涉嫌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已于2018年被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公安局立案调查，案号为：公（刑）受案字（2018）第000008号）系列案件的衍生案件，目前该案尚未审结，本案当事人均是该案的受害人，大理市公安局作为协查单位也开展了相关调查，且己通知各受害人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原告还到山西进行报案。我也在等待该案审理结果，期望能够追回自己的损失。综上，原告与我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我不应承担责任，且本案牵扯到刑事犯罪，应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再进行评价，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波辩称：第一，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我的依据是我在《还款协议》的“见证人”处签字。但我是在应诉后才仔细看了原告提交的这份《还款协议》，发现第四条中出现了“见证人杨波自愿作为保证人为乙方的欠款提供连带责任”等内容，我才意识到可能被设套了。原告与被告刘培秀是表姐妹关系，与见证人苏某是表姐弟关系，我与刘培秀仅仅只是认识，连朋友都算不上。《还款协议》是原告打印好后让被告刘培秀、我及见证人苏某签署，原告和刘培秀只是让我去做个证人，帮忙见证一下《还款协议》的签署，我在签订该协议时看到的是见证人身份，对协议内容并没有审查。见证人在法律上仅是证人的身份，不等同于担保人。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帮助刘培秀担保那么大的债权，我好心帮忙协调双方的矛盾，却直到现在才发现被原告偷梁换柱，设置了担保条款。《还款协议》第四条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该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力。第二，我对原告和被告刘培秀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知情。我对原告在起诉书中载明的所有转款情况并不知情，但典状公司、香野北京公司、西城广外医院、圣州公司均并不是被告刘培秀所有，其不是法定代表人。签订《还款协议》时，各方也未对债权金额的构成进行说明，我对主合同的内容以及主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均不清楚，对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内容也不清楚，原告起诉我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本案属于“香野乡村集团涉嫌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系列案件的衍生案件，本案当事人均是该案的受害人，我也在等待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期望能够追回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综上，原告对我的起诉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应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予以评价，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苏瑞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A1、《收条》复印件2份、（2020）云2901民初57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其出借给被告刘培秀的款项系向他人所借，因刘培秀未按时归还借款，导致其无力偿还他人借款，出借人起诉原告；A2、原告名下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流水明细原件1份，证明原告将2,792,000元借款转账交付给被告刘培秀；A3、《还款协议》原件1份，证明被告刘培秀承认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承诺在约定的时间内归还；A4、《情况说明》原件2份，证明原告借款给被告刘培秀是事实，原告帮被告刘培秀向证据中涉及的人员借款，被告刘培秀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A5、原告向周炼武出具的《借条》原件2份、向苏红妹出具的《借条》打印件1份，证明原告将其从周炼武夫妇及苏红妹借到的现金68万元交付给被告刘培秀的事实；针对证据A5，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借条》持有人周炼武及周炼武妻子马品菊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经质证，被告刘培秀对证据A1的相关情况表示不清楚；对证据A2、A3、A4真实性认可，但双方无借贷关系，原告转给刘培秀的款项是投资款，刘培秀收款后用于帮原告支付投资款及偿还原告其他借款的利息，《还款协议》是在原告胁迫下才签的字，该协议应属无效，2份《情况说明》涉及人员的银行卡确实是原告借来的，因每张银行卡只能报20至50万元的投资款，这些借来的银行卡部分是原告用于报其“香野乡村集团”的投资款，部分是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用于共同投资“香野乡村集团”的投资款，用完后刘培秀已将银行卡归还给原告，但原告说没有归还，刘培秀才出具给原告《情况说明》；对证据A5及周炼武、马品菊的询问笔录显示的原告借款的情况不清楚，因原告无力还款才让二被告作担保，原告没有交付给刘培秀68万元现金。被告杨波认为证据A1、A2与其无关；对证据A3真实性认可，但其签字时并没有看协议内容，其只在见证人处签名，其并不是担保人，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对证据A4真实性认可，但不清楚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A5及周炼武、马品菊的询问笔录显示的原告借款情况不清楚，因原告无力还款，周练武让二被告作担保，不清楚原告是否向刘培秀交付现金68万元。被告刘培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B1、视频资料一份（由被告杨波拍摄，附光盘）、原告与被告刘培秀短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附微信记录中传输的视频光盘），证明原告威胁刘培秀签订《还款协议》，以及原告向刘培秀转账的款项是原告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微信聊天中传输的视频系原告到山西找香野集团董事长刘春旺要投资款；B2、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协议原件各1份、POS签购单复印件6份、支付利息清单照片打印件1份、陈建元名下尾号为6297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刘培秀名下尾号为8510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尾号为5752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打印件各1份、香野北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刘培秀将原告向刘培秀夫妇转账的款项用于帮助原告投资“香野乡村集团”项目以及支付原告其他民间借贷中的利息；B3、协议书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刘培秀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反而是原告向其借款的事实；B4、购买股权名单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投资购买“香野乡村集团”股权的事实；B5、原告借用相关人员银行卡的名单复印件1份，证明案涉款项是原告用于投资的投资款，因为每个人的银行卡只能报投资款20-50万元，所以借用相关人员银行卡用于回转投资利润；B6、补偿协议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其迫于原告投资失败后的吵闹才出具了《还款协议》；B7、下关办事处金花葵利润转换股权模板打印件1份，证明案涉款项是原告用于投资，证据登记有原告借来的银行卡户主名字，与证据B2中的签购单能相互印证。经质证，原告对证据B1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可其曾向被告刘培秀要过账，但没有胁迫，微信语音内容是原告与被告刘培秀的其他纠纷，并非本案借款，微信中的视频是被告杨波带原告去山西，不清楚视频中的人是否是“香野乡村集团”董事长；证据B2中的款项是被告刘培秀的投资，与原告及本案借款无关；证据B3与本案借款无关联，协议中提及以2019年2月2日签订的债务协议为准，涉及的款项是原告与二被告的投资款；对证据B4关联性不认可，购买的股权与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B5不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只帮被告刘培秀借过证据A4涉及的人员的银行卡，刘培秀说要套国家医保的钱，并不清楚具体用途；对证据B6被告刘培秀未交给原告签名，原告不清楚其要补偿给原告300万元的事；证据B7与本案借款无关联，原告没有在本案中主张原告与二被告的投资款项。被告杨波对证据B1中的视频资料认可系其拍摄，认可短信及微信系原告与刘培秀的聊天记录，但对聊天内容表示不清楚；对证据B2中支付利息清单照片及银行卡交易明细表示不清楚相关情况，对其余证据三性认可；证据B3涉及款项是原告与二被告的投资款，不清楚是否与本案有关联；对证据B4、B5、B7不清楚；对证据B6认可其作为见证人签名，但不清楚原告与刘培秀如何协商。被告杨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C1、被告杨波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文字部分）1份（附截图），证明原告找不到被告刘培秀，就通过杨波找到被告刘培秀，杨波只是中间人。经质证，原告对证据C1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杨波不只是中间人，而是担保人。被告刘培秀对证据C1真实性认可。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证据A1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A2、A3系原件，二被告认可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A4与本案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A5结合周练武及马品菊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刘培秀交付现金的事实，均不予采信。证据B1、C1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B2中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协议系原件，与被告刘培秀的抗辩主张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POS签购单6份系复印件，形式要件不合法，不足以证明被告刘培秀的主张，支付利息清单与本案关联性无法确认，形式要件不合法，本院均不予采信；香野北京公司营业执照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陈建元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刘培秀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与原告提交的A2农村信用社转款凭证以及原告诉状的陈述相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证据B3-B7与本案关联性无法确认，均不予采信。诉讼中，本院依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向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调取了香野北京公司被立案侦查的材料及涉及本案当事人的相关材料一套。经质证，原告及被告刘培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杨波对该组证据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刘培秀系表姐妹关系，被告刘培秀与陈建元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5日开始，原告通过其尾号为5147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账号陆续向被告刘培秀和案外人陈建元、典状公司、香野北京公司、西城广外医院、圣州公司的银行账号转账，具体情况为：2017年5月5日，向陈建元转账20,000元；2017年5月26日，向典状公司转账200,000元（交易摘要注明为租地款）；2017年5月29日，向刘培秀转账180,000元（交易摘要注明为购房款）；2017年6月10日，向陈建元转账22,000元；2017年6月11日，向刘培秀转账50,000元；2017年6月12日，向刘培秀转账200,000元；2017年6月13日，向刘培秀转账200,000元；2017年7月2日，向陈建元转账50,000元；2017年7月3日，向陈建元转账50,000元；2017年7月4日，向刘培秀转账100,000元；2017年7月13日，向刘培秀转账200,000元；2017年7月28日，向香野北京公司转账200,000元，向西城广外医院转账70,000元；2017年8月11日，向香野北京公司转账400,000元；2017年8月16日，向陈建元转账50,000元；2017年10月8日，向刘培秀转账22,500元；2017年10月20日，向刘培秀转账25,200元；2017年12月18日，向圣州公司转账475,000元；2017年12月25日，向陈建元转账30,000元。另，原告通过其尾号为5147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账号分别于2018年7月6日向被告刘培秀分别转账20,000元、38,000元、50,000元，于2018年7月7日向刘培秀转账45,000元，于2018年7月8日向被告刘培秀转账20,000元，于2018年7月11日向被告刘培秀账户银行转账42,500元；原告通过其尾号为9516的银行卡于2017年7月3日向刘培秀转账42,000元；原告通过其尾号为5688的银行卡于2017年7月6日、2017年8月23日分别向陈建云转账14,000元、14,000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刘培秀索要相关款项。2019年2月22日，原告与被告刘培秀、杨波签订了《还款协议》，主要约定：截止至2019年2月12日，被告刘培秀尚欠原告苏瑞梅借款本金300万元；被告刘培秀用在凤仪的土地两块（面积0.44亩）折价后抵债100万元；剩余200万元，被告刘培秀从2019年5月1日起半年内，每月1日前偿还原告苏瑞梅5万元，从2019年11月1日开始，每月最低还款10万元以上；见证人杨波自愿作为保证人为被告刘培秀的欠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范围为还款协议项下全部欠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本协议欠款到期如期履行，如果被告刘培秀无法履行，杨波负责把所有资金追回。签订《还款协议》后，被告刘培秀按协议约定向原告交付了其在凤仪的两块土地（面积0.44亩）用于抵偿协议约定的应还款项中的100万元（原告认可该土地已被其转让），并按约定向原告偿还了两期款项共计10万元，余款未还。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刘培秀一致认可：在签订《还款协议》前，被告刘培秀已向原告支付了44万元。另查明，2018年3月11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协议》一份，约定三人共同投资香野北京公司的金花葵理财产品，因原告急于用钱，中途退出，债务已清，待金花葵股票上市后，由二被告补偿原告20万元。2018年8月3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对香野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原告向公安机关提交《情况说明》，载明：原告于2016年6月11日向香野北京公司投资20万元，每月返利，后又于2016年8月、9月向香野北京公司投资两笔合计40万元，未返利，于2017年9月以1.2元/股的价格购买香野北京公司的股份40万股，未分红，请求追回上述所投金额。被告杨波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其与被告刘培秀、案外人陈珍玉、王淑芳四人借用40多人的身份证投资香野北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金花葵”“草原羊”等理财项目，投资金额达2000万元。被告刘培秀、杨波、案外人陈珍玉、王淑芳均各自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情况说明书》，内容载明该四人共同拼钱投资1000多万元，因每张身份证只能投资20至50万元，四人共同借用40多人的身份证用于投资。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苏瑞梅举证中显示的原告向刘培秀、陈建元、典状公司、香野北京公司、西城广外医院、圣州公司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是否是原告借给被告刘培秀的借款？二、被告刘培秀是否应承担190万元的还款责任？三、被告杨波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苏瑞梅主张上述所转款项均是出借给被告刘培秀的借款，其是按照被告刘培秀的要求向刘培秀指定账户转款，部分借款有原始借条，但双方经对账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后将原始借条销毁。被告刘培秀认为，原告与被告刘培秀之间无借贷关系，原告向典状公司、香野北京公司转账系原告的投资行为，与其无关，原告向西城广外医院及圣州公司转账的情况，其不知情；原告向刘培秀及陈建元转账系其帮原告投资“香野乡村集团”项目的投资款以及与其他民间借贷中其帮原告支付的利息；其签订《还款协议》系受原告胁迫，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典状公司、香野北京公司、西城广外医院、圣州公司转账系按被告刘培秀要求向刘培秀指定的账户付款，被告刘培秀对此亦不认可，故本院对原告向上述四家公司转账的款项不确认为原告出借给被告刘培秀的借款。被告刘培秀未举证证明原告转账给刘培秀及陈建元的款项系其受原告委托帮原告投资相关项目的投资款以及帮原告偿还其他借款的利息。结合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被告杨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二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情况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本院认为，原告苏瑞梅向被告刘培秀及其丈夫陈建元所转款项系借款。被告刘培秀虽辩称其签署《还款协议》系受原告胁迫，但其举证并不足以证明该抗辩主张。综上，本院确认原告苏瑞梅举证中显示的其转账给被告刘培秀、陈建元的款项系借款（其中，原告于2017年5月29日向刘培秀账户银行转账180,000元虽注明为购房款，但原告与被告刘培秀均当庭认可双方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亦确认该笔款项为借款）。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苏瑞梅主张其共计出借给被告刘培秀3,472,000元，其中2,792,000元系银行转账，68万元系现金交付，因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前，被告刘培秀归还了44万元，故在《还款协议》中确认被告刘培秀尚欠原告300万元，签订协议后，被告刘培秀以其在凤仪的两块土地（面积0.44亩）抵债100万元，还另偿还了原告10万元，故被告刘培秀还应偿还原告剩余借款190万元。被告刘培秀主张其并未向原告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出借人，对于交付的大额借款，应提交交付借款的证据。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刘培秀交付了现金68万元，本院不予确认。如前所述，被告刘培秀未就其主张的其签订《还款协议》系受原告胁迫，故本院确认该协议有效。但对于原告交付给被告刘培秀的借款数额，根据原告举证，能够确认的金额为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12月25日期间，原告通过其尾号为5147的银行卡向刘培秀转账的977,700元、向陈建元转账的222,000元，合计1,199,700元。对于本案查明的原告通过其尾号为5147的银行卡于2018年期间转给刘培秀的六笔款合计215,500元及原告通过尾号为9516、5688的银行卡转给刘培秀、陈建元的三笔款合计70,000元，原告质证认为与本案借款无关联，故本院对该部分款项不确认为本案借款。原告主张借款利息与被告口头约定按月息三分计算，但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实际交付给被告刘培秀的借款数额为1,199,700元，被告刘培秀已偿还原告154万元（含以地抵债100万元），原告未能就被告刘培秀尚欠其借款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刘培秀偿还1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被告杨波辩称其只是证人，其未细看《还款协议》内容就在见证人处签字，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杨波的答辩主张与《还款协议》所载内容不符，被告杨波签署《还款协议》后即受该协议约束，其应按《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承担约定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应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本案中，本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未确定债务人刘培秀承担还款责任，故被告杨波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波还款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诉讼中，二被告认为本案相关款项涉及香野乡村集团涉嫌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应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于二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还款协议》涉及的是原告苏瑞梅、被告刘培秀、杨波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香野北京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并无直接联系，且本院向太原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显示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及的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在案无证据证明本案的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故对二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瑞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原告苏瑞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先勇审判员  王 娟审判员  赵应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杜啟明书记员黄媛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