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758号原告杨玉珍，女，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张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龙子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杨玉珍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2020〕219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玉珍，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张慧、龙子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10月21日，被告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经查，2018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监管局）先后收到杨玉珍邮寄和证监会转办的举报材料，相关材料内容一致，主要反映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某湘与肖某国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同有科技免除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某国的离职补偿等事项涉及证券违法违规问题。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作出书面答复，告知杨玉珍未发现存在杨玉珍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证监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之一是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举报人举报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没有初步事实根据、证据线索，或者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对其股票交易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举报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北京监管局核查后未发现存在杨玉珍反映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杨玉珍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举报的事项对其股票交易行为产生实际影响。据此，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对举报事项的处理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北京监管局针对杨玉珍举报事项作出的答复，并未设定杨玉珍的权利义务，亦不对杨玉珍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的复议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关于杨玉珍提出的要求证监会对其举报内容进行立案调查和作出举报答复的请求，证券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证监会收到杨玉珍举报材料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证监会令第118号），将杨玉珍举报事项交北京监管局进行调查处理并回复，已依法履行职责。杨玉珍复议请求证监会针对其举报内容进行立案调查和作出举报答复，属于重复的履职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杨玉珍诉称：依据《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杨玉珍自2017年9月起，数十次举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违规代持、违法交易、内幕交易、坐庄炒自家股票、信息披露违规、违法所得金额5000余万元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并附有详实证据。证监会收到举报材料后转北京监管局处理。杨玉珍对违法违规举报是有法依规而行，证监会应依法依规查处举报。《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中没有设定举报事项须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规定。证监会公告显示其“真诚欢迎”举报证券期货各类重大违法犯罪线索，调查属实并作出行政处罚后给予奖励，杨玉珍应当享有举报人的各项权利。杨玉珍对同有科技周泽湘证券违法违规的举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证监会及北京监管局敷衍、包庇被举报违法违规问题，对显而易见的违法违规事实，仍以“未发现”作为答复结果。被诉复议决定未写明复议案件来源，遗漏对部分申请内容作出复议决定，认为“没有初步事实根据、证据线索”是不经程序而枉认事实，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北京监管局作出的京证监答复复字第2019-2号答复（以下简称2019-2号答复）侵犯了杨玉珍的合法权利，剥夺了杨玉珍为维护证券市场法规秩序贡献的法律权利。杨玉珍的举报存在着要求奖励的权利，因而与举报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影响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杨玉珍作为被举报上市公司股票的持有者，也受到违法违规行为的损害。此外，杨玉珍受到违法行为影响，对市场失去了信心，且多次受到被举报人恐吓，均可以说明杨玉珍有利害关系。证监会对不当的调查处理不进行复查复议，是不依法履行职责。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责令证监会对杨玉珍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判令证监会承担本案诉讼费。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杨玉珍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同有科技增资协议，用以证明2010年9月同有科技与肖建国达成增资协议，是被举报股份的起始由来，原告向被告的举报证据材料之一；2.协议书，用以证明2013年12月11日周泽湘与肖建国秘密签订股份无偿转让协议，是原告向被告的举报证据材料之一；3.同有科技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用以证明2013年12月2日同有科技与肖建国签订补充协议，无根据放弃上市公司债权，是原告向被告的举报证据材料之一；4.对账单，用以证明周泽湘违法协议执行情况，是原告向被告的举报材料之一；5.周泽湘与肖建国的微信记录，用以证明2015年至2016年周泽湘与肖建国的微信截图记录，是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举报材料之一；6.周泽湘与绿绿（举报人）的微信记录，用以证明2016年周泽湘委托绿绿（举报人）索要“股权转让款”的微信通讯截图记录，是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举报材料之一；7.举报人与董雨蓓的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文字摘录，用以证明2016年3月4日举报人与董雨蓓（肖建国妻子）调解协商支付周泽湘“股权转让款”的通话录音，是原告向被告的举报材料之一；8.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2016年3月2日周泽湘委托举报人向肖建国索要“股权转让款”的授权委托书，是原告向被告的举报材料之一；9.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27号《关注函》的回复，用以证明2018年5月7日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27号《关注函》的回复，承认周泽湘收受肖建国2650万元，承认对账单和股权处置协议；10.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41号《关注函》的回复，用以证明2018年5月28日同有科技对深交所141号《关注函》的回复，承认同有科技无根据免除肖建国巨额赔偿款，承认周泽湘曾通过不同途径向肖建国继续主张股份转让剩余收益；11.律师函，用以证明周泽湘要求向肖建国出具的律师函和邮件单，委托杨玉珍追索余款；12.深交所对同有科技及董事会成员的处分决定，用以证明2018年11月1日深交所对同有科技及董事会成员给予通报批评记入诚信档案的处分决定；13.举报信，用以证明2017年9月杨玉珍首次举报同有科技周泽湘证券违法巨额获利；14.京证监答复复字2017-43号，用以证明2017年12月25日北京监管局收悉举报，调查办理；15.关于实名举报的情况反映，用以证明2018年4月7日杨玉珍催促长期“正在调查办理中”，未得到举报答复，被举报人如何准确知晓杨玉珍是举报人并进行了性命威胁恐吓；16.京证监答复复字2018-199号，用以证明2018年4月9日北京监管局首次答复；17.举报信补充，用以证明2018年5月5日杨玉珍补充举报；18.回避申请，用以证明2018年5月5日杨玉珍向证监会提交对北京监管局回避的请求，证监会无答复；19.举报信补充，用以证明2018年5月29日杨玉珍补充举报，同有科技周泽湘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请求证监会立案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20.京证监答复复字2018-369号，用以证明2018年7月27日北京监管局答复“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21.关于同有科技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用以证明2018年11月11日杨玉珍再次举报；22.2019-2号答复，用以证明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再次答复“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23.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请求由证监会调查；24.证监信复字〔2019〕52号答复，用以证明证监会不按规定答复；25.复议的再请求，用以证明2019年8月25日杨玉珍致函证监会领导、纪检委领导，请求由证监会复议，直接调查；26.证监复补字〔2019〕14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用以证明证监会发出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27.复议申请（补正），用以证明2019年9月15日杨玉珍据通知补正；28.证监复延字〔2019〕88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用以证明证监会告知延期；29.〔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用以证明被告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30.长城证券公司股票对账单，用以证明杨玉珍持有被举报上市公司股票；31.微信截屏，用以证明2018年2月17日被举报人威胁杨玉珍；32.（2020）京01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证监会重新处理。被告证监会辩称：1.被诉复议决定驳回杨玉珍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2.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证监会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证监会法制工作机构收到杨玉珍行政复议申请书的时间和内容；2.证监会向杨玉珍发出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相关邮寄单据及证监会收到的杨玉珍补正材料，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5个工作日）通知杨玉珍进行补正，以及收到补正材料的时间和内容；3.证监会向北京监管局发出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北京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部分相关材料，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北京监管局答复，北京监管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4.（2020）京01行初62号行政判决书、被诉复议决定的EMS邮寄单据及邮政查询截图，用以证明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向杨玉珍送达。上述证据均用以证明行政复议实体和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行政复议实体和程序合法。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2无异议；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9、10、12-30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8、11、31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24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至于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作为审查被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予以论述。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1日，杨玉珍向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提交《关于同有科技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举报：同有科技上市后，无根据的免除原同有科技副总经理肖建国离职时应向公司支付的赔偿金，作为回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与肖建国私下签署协议，将同有科技首次发行上市之前登记在肖建国名下的股份683985股，无对价完全转移给周泽湘，但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对该股份及配股在周泽湘的股份转让禁限期内，由肖建国卖出股票套现，针对上述套现款，周泽湘与肖建国存在纠纷。在股权登记、转让交易、转让套现、信息披露等方面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处罚。2018年12月29日，北京监管局向杨玉珍作出2019-2号答复，主要内容为：杨玉珍于2018年11月寄给证监会和北京监管局的两封关于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的举报信均已收悉。经核查，北京监管局未发现当事人存在举报信中提及的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2019年5月20日，杨玉珍向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请求为：请求由证监会审查杨玉珍对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违法违规的调查。2019年9月2日，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9月6日，证监会作出证监复补字〔2019〕14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杨玉珍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补正以下信息和材料：1.杨玉珍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单位、住所（或实际联系地址，主要用于邮寄相关法律文书）等信息；2.明确复议请求，主要指复议针对的北京监管局具体处理答复行为，并要求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等；3.补充说明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答复事项的利害关系等申请复议的理由。证监会于作出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上述补正通知。杨玉珍于次日签收后，向证监会提交了《复议申请（补正）》，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证监会于2019年9月17日收到上述补正。2019年9月18日，证监会向北京监管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北京监管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北京监管局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并附相关证据提交证监会。证监会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证监复延字〔2019〕88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杨玉珍本案延期一个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该通知。2019年12月11日，证监会作出〔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杨玉珍于2019年12月14日签收后不服，于2019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20年8月24日，本院作出（2020）京01行初6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2019〕135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证监会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杨玉珍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进行处理。证监会于2020年8月25日签收上述判决。2020年10月21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20年10月23日向杨玉珍邮寄送达。杨玉珍于2020年10月27日签收后仍不服，遂于2020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路营业部出具的对账单显示，杨玉珍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6日间对同有科技股票操作情况如下：2015年8月26日购入600股，成交价格30.5元；2015年8月28日卖出600股，成交价格30.7元；2019年12月6日购入100股，成交价格10.75元；2019年12月9日卖出100股，成交价格11.51元；2020年1月13日购入100股，成交价格14.64元；2020年4月1日购入500股，成交价格10.61元；2020年4月15日卖出500股，成交价格10.96元；2020年6月19日购入500股，成交价格11.65元；2020年6月19日购入400股，成交价格11.65元；2020年6月23日卖出500股，成交价格11.87元；2020年6月23日卖出400股，成交价格11.88元。本院认为：本案中，经补正，杨玉珍复议请求明确为两项：1.请求撤销2019-2号答复，2.由证监会对杨玉珍的举报内容进行复查复议、立案调查和做出举报答复。证监会对此分别作出了论述，本院亦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杨玉珍的第一项复议请求行政复议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该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救济个人合法权益的属性，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能够主张个人具有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应为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具有利害关系”的要件之一。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本案中，杨玉珍向北京监管局举报同有科技董事长周泽湘存在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本院对其与北京监管局查处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考量：1.基于杨玉珍投资权益的利害关系问题。根据杨玉珍提交的证据显示，杨玉珍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买卖同有科技股票若干次，均获利，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玉珍的投资权益受到了其举报的相关“违法行为”的影响，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2.基于杨玉珍要求获取举报奖励的利害关系问题。其一，杨玉珍在提出举报申请时，并未要求获取奖励；其二，针对杨玉珍所提举报事项，北京监管局经审查未发现违法行为，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举报人确实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情形。不能据此认定杨玉珍与北京监管局的查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3.基于杨玉珍主张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因违法行为丧失投资信心、受到被举报人恐吓等的利害关系问题。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举报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是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来源，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重视。但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出举报并非认定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充分条件，杨玉珍所主张的其受到被举报人恐吓等情形，也不能当然成为其与北京监管局查处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理由。综上，北京监管局针对上述举报申请作出的2019-2号答复对杨玉珍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杨玉珍基于前述理由，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所保护的利益，尚不构成行政复议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不具有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要求北京监管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证监会认定杨玉珍的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受理条件正确。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二、关于杨玉珍的第二项复议请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本案中，杨玉珍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要求证监会履行直接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驳回杨玉珍的相关行政复议申请，结论正确。关于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本院经审查，未发现存在违法情形，本院对其程序合法性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玉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玉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阳审 判 员 梁菲审 判 员 王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蓓书 记 员 杨洁附：法律规范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