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0民终7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建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兆水，安徽汇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受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银广，安徽项银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孙受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休宁县人民法院（2020）皖102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兆水，被上诉人孙受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银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建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受宁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吴建军的一审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受宁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挂名股权没有证据。吴建军从孙受宁处受让42%股份，从沈武平处受让1%股份。一审认定该1%股份是沈武平替孙受宁代持，因此，吴建军是从孙受宁处受让43%股份。该认定没有证据，完全为孙受宁的单方陈述。2017年10月12日，吴建军与沈武平签订有1%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日，《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表明“鉴于沈武平已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缴付，该出资2万元应由新股东吴建军于股权转让后30日内缴付完毕，即于2017年11月9日前缴付完毕。”说明该1%股份不可能列入孙受宁的转让数额中。一审认定与该书证相悖。42%与43%股份，涉及到欠条的真伪判断。双方实际转让股份为42%，欠条写为43%，显然与此前书面转让合同不一致，可以证实欠条不可能是吴建军所出具，是孙受宁单方伪造欠条出现的马脚。二、一审认定合同变更是错误认定。双方前后签订三份转让合同，时间分别是2016年11月26日、2017年10月8日、2017年10月12日。2016年11月26日转让协议确定孙受宁转让30%股份，对价是15万元，该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吴建军分别于2017年2月7日、2017年3月24日、2017年10月15日分三次支付完毕。2017年10月8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但可以佐证双方股权转让价为每股5000元。2017年10月12日协议是为了进行工商备案，其每股2万元的约定显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双方事实上均未主张该价格。该价格只是为了与注册资本相一致。前述2017年10月15日最后一笔付款的收条仍然注明是履行2016年11月26日协议，可以证明2016年11月26日协议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协议，2017年10月12日协议并不是对前协议的变更。一审认为应以最后的协议为准，是认定事实错误。且该协议约定每股2万元，也显然与欠条所称的每股1万元相矛盾。该三份协议的关系，不是后合同对前合同的内容变更关系。三、一审认定欠条为真实是错误的。1.2016年11月26日转让协议确定孙受宁转让30%股份，对价是15万元。吴建军于2017年2月7日、2017年3月24日、2017年10月15日分三次支付完毕，该30%股份转让已经事实履行完毕。2.双方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另一份《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孙受宁继续向吴建军转让21%股份，使吴建军股份达到51%，对价是10.5万元，进一步佐证双方转让价格为每股5000元。3.2017年10月12日用于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42%股权共84万元出资额，以84万元转让给乙方”，该价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在备案中为了与股本相对应。客观上，双方均未主张该价格。故该协议不是对2016年11月26日签订的《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变更。4.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述及的“目前股价100万元”，该决议目的是对外融资，而非对股东之前内部转让价格进行重新约定，根据决议内容可以准确得出该结论。决议各方没有内部转让价格约定的合意和表示，决议特别明确“股权转让款属于公司所有”，也足以证明决议不是针对股东内部转让价格进行约定，就是对外融资。形式上，决议也不是协议。吴建军此时已经实际管理公司1年许，每股股权即使事实上发生增值，从5000元增值为10000元，该利益显然也不可能归属此前的股东。此前股东不可能以该价格（每股10000元）主张此前的转让价格。该决议无论从内容、形式都不可能约束此前的股份转让协议。吴建军不可能据此出具28万元欠条。5.前述30%股份已经转让，15万元转让款已经履行完毕。从孙受宁出具欠条习惯可以看出，双方对此已经结清。孙受宁在收第一笔五万元时，收条写明“另拾万元2017年5月31日前交清。详情见《协议》。2017年2月7日。”孙受宁收第二笔五万元时，收条写明“，……余款五万元，见《协议》。2017年3月24日。”孙受宁收第三笔五万元时，收条落款时间2017年10月15日，未再写明尚有余款，而是注明“详情见2016.11.26协议。”说明双方真实履行的对价就是2016年11月26日《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且已结清。如果尚未付清，按照孙受宁的书写收条习惯，其会注明尾款及支付时间。6.双方即使还存在另外12%股份未付对价，也只可能是欠6万元。双方不可能产生28万元欠款。7.沈武平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单独签订，姑且不论孙受宁所称挂名股东是否真实，该1%股份在2017年10月12日《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已经明确“鉴于沈武平已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缴付，该出资2万元应由新股东吴建军于股权转让后30日内缴付完毕，即于2017年11月9日前缴付完毕。”上面有各方签字。由此可以判断，涉及孙受宁与吴建军的转让份额不会出现43%。8.吴建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具28万元欠条。孙受宁自作聪明，想当然的利用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利用公司法人印章，编造转让43%股份，价款应为43万元，吴建军已付15万元，尚欠28万元的内容。孙受宁作为股东，有权使用法人印章，其利用使用法人印章之便利，蓄意伪造欠条加盖法人印章。9.该欠条的内容、语气与正常欠条明显不符，违背常理，显示伪造者弄巧成拙。如此巨额的欠条不要求欠款人签名，而是加盖双方共同作为股东的公司的法人印章，不符合情理。法人印章用于公司目的，属于公司财产，股东可以使用，可以接触，其使用后果不是由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10.欠条与转让协议并不吻合，一审却称相互印证。四、一审认为吴建军不构成重大误解是错误的。2017年10月12日，孙受宁作为甲方与乙方吴建军签订《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孙受宁将其42%的股权转让给吴建军。在转让合同的第二条“保证”中，双方约定“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出资”。吴建军基于孙受宁该保证条款，签署了转让合同，并支付15万元转让款。现发现孙受宁根本没有向公司真实出资，其保证为虚假，系欺诈。吴建军签约时，属于重大误解。一审转移视线，以公司法的认缴制为由，将没有出资认定为瑕疵出资，认为不影响股东资格，认为股权转让关系与股东未真实出资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系有意混淆事实，偏袒孙受宁。股东可以在认缴期限前暂不出资到位，但是股东在进行股权转让时不能对此进行虚假陈述和保证，否则就构成欺诈，与两个法律关系并不相干。孙受宁没有真实出资，其注册的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吴建军凭什么要花15万元去购买所谓的30%股权?自己注册一个公司无需任何实缴资金。吴建军就是基于案涉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孙受宁转让时保证已经出资到位，才签订转让合同，当然构成重大误解。五、一审认为撤销权消灭是错误的。一审认为，“吴建军于2017年10月23日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应当对公司此前的股东出资及经营情况已充分了解，即便当时不知道，在任法定代表人后，如存在撤销事由其亦应当知晓，现反诉撤销《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早已超过一年的期间，其撤销权已消灭。”该认定是错误的。有限公司是人合公司，股东之间需要的是大程度信任。孙受宁已经保证出资到位，吴建军就任法定代表人不会对此前的财务流水进行审查，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建军对公司此前的股东出资及经营情况进行了核查。法定代表人不是财务总监，就任法定代表人不是知晓未真实出资的法定事由。一审以此节点判断撤销权消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结果是纵容虚假诉讼，恳请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孙受宁辩称：一、孙受宁转让给吴建军的股权是43%还是42%，一审查明事实很清楚。1.孙受宁在起诉时已经清楚陈述，双方转让的股权为43%。2.孙受宁在庭审时已经对43%的股权转让做出说明，即包括登记在孙受宁名下的42%和沈武平代持的1%。3.一审开庭时，吴建军对孙受宁所陈述和主张的转让43%的股权并没有提出异议。4.一审为此还找到沈武平进行核实，双方转让的股权为43%是很明确的，也是一审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二、吴建军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对于股权转让，应当知道国家现行注册制度，且双方已于2017年10月12日通过正规的股权变更手续将股权转让至吴建军名下，并且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吴建军。从2017年10月12日，吴建军应当清楚公司的实际投资情况，而且根据股东会议决议，吴建军对案涉公司的实际价值也做了明确确认，其对公司的实际资产和注册情况是明知的。三、一审法院对双方前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确认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在一审庭审中，吴建军认可达成了股东会议决议，对决议的真实性及吴建军本人签盖法定代表人印章亦是认可的，该印章是吴建军作为案涉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公安机关办理正规手续后备案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也是公司由吴建军本人实际管理经营后所刻制的，并非孙受宁私盖或者私刻的。此前3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5000元，系基于当时经营困难，吸引吴建军参股30%，在公司经营逐渐稳健后，双方也对公司资产做了摸底，确认公司实际的资产约为100万元。在此情况下，吴建军要经营公司，孙受宁再转让一部分股权，在此前提下，孙受宁就失去了控股股东的地位和权利，转变为吴建军控股经营公司。双方也按照三方所确认的公司价值，对之前转让的30%股份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后来一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确认孙受宁转让名下的42%，还有沈武平代持的1%，一共是43%，于是按照43万来确定，扣除已付15万，尚欠28万。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依法维持原判。 孙受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吴建军立即支付孙受宁股权转让款28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六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由吴建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吴建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撤销双方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判令孙受宁立即返还吴建军人民币15万元；三、全部诉讼费由孙受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4日，孙受宁与汪北平成立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孙受宁占85%，汪北平占15%，注册资本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前分期出资到位。2016年11月26日，孙受宁与吴建军签订《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孙受宁将名下的30%股份转让给吴建军，受让价格15万元，吴建军分别于2017年2月7日、2017年3月24日和2017年10月15日分三次支付了该转让款。2016年12月8日，孙受宁为办理许可证，共用沈武平的化验室，将1%的股份记在沈武平名下，公司股权变更为孙受宁占84%，沈武平占1%，汪北平占15%，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10月8日，孙受宁与吴建军签订《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孙受宁将名下的55%股份中的21%股份转让给吴建军，转让价10.5万元，转让后吴建军占有股份51%，孙受宁占34%，汪北平占15%，汪北平在协议上也签了字，但该协议并未履行。2017年10月12日，甲方孙受宁与乙方吴建军签订《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42%的股权共84万元出资额，以84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权”，第二条第1项约定“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沈武平挂名的1%的股份也一并转让，吴建军共受让43%的股份，该两份合同均在黄山风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以股东认缴的出资额200万元，孙受宁占公司股权的42%，吴建军占43%，汪北平占15%，出资时间2036年12月31日前分期到位。2017年10月23日，办理了股东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由孙受宁变更为吴建军。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规定“1.目前公司股价人民币100万元。根据技术、工艺、市场等因素，以此次股权估价为准，股东认可。2.股权转让融资比例按各股东比例转让（吴建军43%、孙受宁42%、汪北平15%），即如果转出去20%股权之后，吴建军持有股份34.4%，孙受宁33.6%，汪北平12%。3.股权转让款，属于公司所有，用于公司运转。如搬厂、设备添置、日常运作等经营活动。”吴建军、孙受宁、汪北平在决议上盖章确认。落款为2018年11月19日盖有吴建军印章的欠条一张，载明“根据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议最终决议认可的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价格（人民币壹佰万元）。孙受宁转让给吴建军的43%股权价格为人民币肆拾叁万元，吴建军认可。吴建军除掉已经付给孙受宁股权转让金壹拾伍万元以外，吴建军还欠孙受宁股权转让款贰拾捌万元整（280000元），约定该笔欠款2018年12月31日前给付，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另查，股权转让时，股东均未真实出资，但公司添置了生产线、冷冻库等设施。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关于本诉孙受宁要求吴建军支付股权转让款28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六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问题。（一）从欠条来看，该欠条上的印章是真实的，所反映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与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吴建军称印章系孙受宁偷盖上去的，但其主张并无充分证据支持，且其应自行承担管理不善的法律后果。（二）从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来看。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针对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三份内容不一致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先后签订多份内容不同的协议,通常情形下应认定为合同的变更。综观三份协议的内容,其差异之处并非仅是股权转让价格不同,还表现为转让股权的份额等条款的不同，2017年10月12日的《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包含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实质影响的重大变更条款。吴建军作为从事商事交易的主体,应当对所签署的协议内容有清楚的认识,并就签署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吴建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格是以2016年11月26日的《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为准,故协议的关系为后合同变更前合同，即股权转让的股份及价格应以2017年10月12日《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为准。第二,从履行协议的情况表明双方认可并执行的是变更后的合同，即《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吴建军也认可在依据《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受让43%股份后，除了已经支付的15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并未支付其余股权转让款。按照《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股价每股2万元，孙受宁自愿以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决议认可的股价，即按每股1万元计算股权转让款，扣除已经支付的15万元，主张吴建军还应支付28万元并无不妥。（三）关于孙受宁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六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问题。虽然《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未就吴建军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但孙受宁在诉请中要求从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鉴于吴建军逾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实际上造成孙受宁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上述利息损失应由吴建军负担。但双方不是借贷关系，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来计算逾期利息，应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来确定。本案孙受宁于2020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于同日立案，应自2020年4月15日起，以28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逾期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综上，对孙受宁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28万元及逾期利息（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二、关于反诉，吴建军以孙受宁根本没有向公司真实出资，其保证为虚假，系欺诈，属于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返还股份价格15万元。（一）关于股东真实出资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认缴资本制，股东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股东出资额和认缴出资的时间，本案公司章程约定股东认缴的出资时间是2036年12月31日前。股东是否出资或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不是股东资格取得的前提条件，股权的取得具有相对独立性。股东出资不实或者抽逃资金等瑕疵出资情形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本案中，孙受宁已依约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吴建军通过股权受让业已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孙受宁的瑕疵出资并未影响其股东权利的行使。此外，股权转让关系与股东未真实出资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吴建军以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为由而拒付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吴建军因受让瑕疵出资股权而可能承担的相应责任，其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孙受宁已依约转让股权，吴建军未按约支付对价构成违约，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向孙受宁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关于是否属于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吴建军从2016年11月开始先后与孙受宁签订三份协议，相关约定亦非常明确、清晰，对签订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应当有明确地判断和预知，其认为在签订前述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合同能否撤销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吴建军于2017年10月23日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应当对公司此前的股东出资及经营情况已充分了解，即便当时不知道，在任法人代表后，如存在撤销事由其亦应当知晓，现反诉撤销《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早已超过一年的期间，其撤销权已消灭。撤销权既已消灭，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万元于法无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吴建军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建军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孙受宁股权转让款28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15日起，以28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孙受宁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吴建军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计2750元，由吴建军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吴建军负担。 二审中，吴建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百度网站查询截图6张。 证明目的：虽非严格意义的证据范畴，但可供二审法院对印章管理审查方面提供参考；法定代表人印鉴属于公司印章，是公司财产，代表公司，惯例为由公司财务保管，一般用于银行业务或办理公司车辆变更等用途；孙受宁提供的欠条仅有法定代表人印鉴而未签字，不能证明系吴建军所加盖，不具有欠条效力。 证据二、孙受宁与汪忠远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 证明目的：一、2017年5月15日，孙受宁向汪忠远转让股份时，其股份已经从85%变为55%，从而印证2016年11月26日双方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吴建军已经获得30%的股权，仅未办理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协议是以真实意思表示作为生效条件，不是以登记作为生效条件；二、双方转让30%股权的转让价为每股5000元，在半年以后继续向汪忠远转让股权时，转让价格仍为每股5000元，说明双方对该价格是明确的，不存在每股1万元的可能，28万元欠条是虚假的。 孙受宁的质证意见为： 一、证据一不属于证据范围；吴建军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应当妥善管理，且在本案中不存在孙受宁私盖的事实。二、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范围；仅有该协议没有股份转让金的收条及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证明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即使有该份协议，也不能类推孙受宁与吴建军之间股权转让价格也同于孙受宁与汪忠远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涉及汪忠远的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2017年5月15日，而案涉股权转让在后，为2017年10月12日，且2017年10月12日的股权转让意味着孙受宁失去公司的控股地位，同时，在2017年10月12日之后，双方也确认了公司的资产与股份的价值为100万元。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一不属于证据的范畴；证据二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吴建军是否应当支付孙受宁股权转让款28万元；二、吴建军反诉请求撤销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以及是否应当返还股权转让款15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孙受宁主张吴建军尚欠其股权转让款28万元，提供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欠条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意、股权已交付及吴建军尚欠股权转让款28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吴建军尚欠孙受宁股权转让款28万元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吴建军作为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知名章具有概括授权的法律效果，其应妥为保管。案涉欠条上加盖的带有编码的吴建军印章并非伪造，且吴建军对案涉欠条上的印章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仅认为该欠条上的印章并非其加盖，欠条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案涉欠条上吴建军的名章系孙受宁私自加盖。二、吴建军的名章并非仅用于案涉欠条，其作为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参加股东会议所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中亦加盖了该印章。三、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时孙受宁占股85%，孙受宁与吴建军于2016年11月26日签订《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约定孙受宁将名下的30%股份转让给吴建军，根据该约定孙受宁此时的持股比例应为55%。2016年12月8日，沈武平在登记为占股比例1%的股东后，孙受宁的登记股比下降1%，但吴建军与孙受宁于2017年10月8日签订的《关于股份转让的协议》，明确记载“孙受宁名下55%中的21%股份转让给吴建军”，该约定足以认定吴建军认可沈武平为孙受宁代持1%股份的事实，且沈武平在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其系代孙受宁持股亦印证了该事实。因此，吴建军于2017年10月12日分别与孙受宁、沈武平二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总股比43%的股权与案涉欠条所载“孙受宁转让给吴建军的43%股权”并不矛盾。四、双方于2016年11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30%的股份后，虽然吴建军支付了约定的股价，但并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交割股权，此时该合同并未履行完毕。此后，双方经协商最终确定吴建军受让总股比43%的股权，并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后，于2017年10月23日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据此认定双方通过重新签订合同变更前合同部分约定并无不当。五、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议决议虽然记载“根据公司目前状况，技术已成熟，就与对外融资和政府进行项目合作事宜”，但该决议所反映的案涉股权价值为每1%股权1万元并未排除股东之间股权转让适用该价值确认交易对价。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项约定，吴建军承认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章程，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而落款时间同为2017年10月12日且有吴建军签名的《黄山徽婆婆食品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明确载明：修正前孙受宁、汪北平的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前分期到位，沈武平的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缴付；修改后孙受宁、汪北平、吴建军的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前分期到位；鉴于沈武平已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缴付，该出资2万元应由新股东吴建军于股权转让后30日内缴付完毕，即于2017年11月9日前缴付完毕。吴建军上诉认为孙受宁出资不实，存在欺诈，且存在重大误解，但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且与上述查明事实不符。同时，吴建军自愿受让股权，并于2017年10月23日变更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其在一审中陈述于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参与公司的经营，此时其应当对公司此前股东出资及经营情况已充分知晓，但直到2020年6月3日才提起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明显已超出撤销合同的除斥期间，一审据此驳回其撤销案涉合同并返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此外，吴建军于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案涉欠条与2018年11月19日股东会议决议是否为同一天打印、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是否同一批纸张以及印章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天进行司法鉴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因此，吴建军申请对上述鉴定事项予以司法鉴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吴建军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吴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继顺 审判员  戴英杰 审判员  谢慧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张帅 书记员吴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