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6474号原告：景旭东，男，1989年5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明，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妫谷建平家具店，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法定代表人：于建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梅（于建平之妻），该家具店财务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静，北京静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景旭东与被告北京妫谷建平家具店（以下简称家具店）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景旭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明、家具店法定代表人于建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梅、李树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景旭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家具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336元；2.判令家具店退还入职押金2000元。事实与理由：景旭东于2011年3月入职家具店，家具店收取了押金2000元，工作岗位为安装工及安装小组长。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0年5月13日，景旭东和同事范春海、赵晓楠给客户安装完家具乘货车回公司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店长让三人共同赔偿了损失500元。2020年5月15日，家具店无故与景旭东解除劳动关系，且拖欠2020年4月工资8400元、2020年5月1日至5月15日工资4200元。景旭东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家具店辩称，不同意景旭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家具店与景旭东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署了《劳务协议》，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景旭东在2011年3月起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偶尔为家具店送货安装，在2018年12月25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按照《劳务协议》为家具店送货安装。家具店按照每辆车实际送货安装总额的3%，以车为单位支付该车全部送货安装人员劳务费，每车货由几个人负责运装、安装，由从事送货安装的人员自由组合，每车劳务费也由参与该车送货安装的人员自行协商分配，家具店在核对好送货情况后的1-15天支付劳务费。家具店对景旭东不进行劳动管理，除按照协议完成送货安装任务外，景旭东不接受家具店的任何安排，也无需遵守家具店为员工制定的如会议制度、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对于景旭东要求的各项费用：第一，2020年4月和5月1日至15日的工资。景旭东不是家具店员工，从家具店取得的款项不是工资，而是劳务费。按照《劳务协议》，在双方核对好送货情况后，才能按车支付景旭东劳务费，家具店已经将上述期间的劳务费全额于2020年9月8日向景旭东支付完毕。第二，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和代通知金。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景旭东主张无法律依据。2020年5月13日下午，景旭东在送货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家具店认为应当按照《劳务协议》第二条第1款由景旭东承担责任，景旭东拒绝承担，故双方发生争议。家具店未与景旭东解除《劳务协议》，景旭东2020年5月15日单方提出不干了，此后再未提供过劳务。第三，入职押金2000元。家具店档案中没找到押金底档，如景旭东能提供押金条原件，家具店同意退还。但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家具店不可能收取景旭东入职押金。景旭东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1.工作牌、荣誉证书、团建合影照片、农业银行交易明细24页，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家具店的刘秀梅连续每个月向景旭东发放工资的情况；2.家具店前台制作的2020年3月、4月工资统计表2张（系家具店发送到微信群中的照片打印件，原始载体已出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景旭东的工资包含了底薪加提成；3.家具店制作的考勤表2张（系家具店发送到微信群中的照片打印件，仅出示2019年12月考勤表原始载体）、考勤制度通知（系钉钉打卡的截图，未出示原始载体），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景旭东接受家具店的考勤管理；4.安装组、送货临时组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出示安装组群2019年9月15日、30日，11月1日，2020年1月21日及延庆全友家居精英群3月30日原始载体），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景旭东接受家具店的日常管理（培训、日常工作安排、休假安排），在微信群中右侧回复的都是景旭东；5.2020年2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原始载体当庭出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家具店管理人员要求景旭东工作打卡和各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景旭东工作内容属家具店的业务内容，受家具店管理约束，提交的证据中载明是“老板娘”，原始载体显示“刘秀梅”，是景旭东将微信备注改了，微信头像是刘秀梅自己换了；6.景旭东同刘秀梅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原始载体当庭出示），证明家具店管理人员刘秀梅向景旭东发放1、2月份工资统计情况并实际发放，工资有保底和提成，并不是按做工情况结算劳务费的性质，景旭东受伤后向刘秀梅请病假，出勤情况受家具店管理约束，刘秀梅安排景旭东穿工作服去义务捐助，双方实为劳动关系。家具店对景旭东提交的证据质证称：1.（1）工作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是家具店自行发放的，是按照全友家居公司的统一安排发放的，全友家居在全国有多家门店，要求安装技师必须携带工作牌，以便于进行服务评价，工作牌中也记载了全国统一服务热线等信息，这个是品牌管理的规范要求，并没有家具店签章；（2）团建合影照片1张，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照片中的人员并不都是全友的员工，家具店每年会组织旅游，员工出行也会邀请关系相对较好的安装技师及亲戚朋友共同出行，很多人员家具店并不认识，照片中也没有家具店的法定代表人和刘秀梅及店中的工作人员，景旭东在其中身份不是家具店的劳动者；（3）农行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景旭东所称每月连续付款在明细中并未体现，家具店2017年1月25日和5月23日支付的两笔款项注明的是货款，而不是工资，刘秀梅支付的款项也没有注明是工资，从金额来看刘秀梅、家具店支付景旭东的款项每笔数额都不固定，且差距较大，如2016年10月2日刘秀梅付款金额是24310.88元，2017年1月25日家具店付款金额是11798元，这印证了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劳务费的结算按照送货安装货款3%提取，实行多劳多得，少干少得，景旭东按照劳务协议为门店提供上下样劳务也会获得相应的劳务费，也印证了不是劳动关系，景旭东不是每月固定工资、固定数额；（4）荣誉证书，公章是家具店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文字写在了签章上，印章内容被部分覆盖，且同本案无直接关联；2.家具店前台制作的2020年3月、4月工资统计表和考勤表，家具店的负责人、刘秀梅均不是该群成员，对于景旭东提供了原始载体和确切来源的2020年3月、4月工资表和2019年12月考勤表，认可形式真实性，不认可内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具体理由（1）2020年3、4月，安装技师推举的队长夏某因疫情不在延庆，故其委托家具店前台帮其记录安装技师劳务情况，前台统计后发到安装组微信群，供安装技师核实，以便安装技师核对无误后支付其劳务费，但是统计时误用了公司员工的工资表、考勤表模板，其上记载的仅为安装劳务费，而非劳动法上的工资，考勤表记录的为劳务服务天数，而非劳动法上的考勤；（2）从人员名单看，家具店对不提供劳务的人如证人夏某不支付劳务费，对不提供劳务的天数不支付劳务费，与《劳务协议》、证人夏某证言、景旭东陈述结合足以证明双方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3）明细中“保底”系错误表达，家具店不为安装技师提供保底工资，劳务费也是按照《劳务协议》，一部分是外出送货安装劳务费，一部分是卖场上下样劳务费，不提供劳务的不支付劳务费，如夏某2020年3、4月均不能获得劳务费；景旭东未提供原始载体和确切来源的考勤表，不认可真实性、证明目的；3.考勤制度通知，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考勤制度是全友公司制定，不是家具店制定，虽刘秀梅将考勤制度通知转发到群里，但钉钉记录数据可以证实包括景旭东在内的安装技师均未执行考勤制度，没有人进行考勤打卡，事实上家具店不对安装技师进行考勤，景旭东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按照客户时间决定，在家具店没有坐班位置，没有活不用去家具店，空闲时间景旭东自行支配，景旭东亦在证人质证环节认可空闲时间可以干私活，所获报酬与家具店无关；4.微信聊天记录，对其中景旭东提供确切来源和原始载体的工资明细表和考勤表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景旭东不能提供的均不认可，（1）2019年9月30日安装群聊天截图，群中关于干活时间安排的内容，不是家具店对景旭东的考勤，而是履行《劳务协议》环节，即家具店将第二天劳务量、送货时间等告知安装技师或安装队长，安装技师第二天自由组队通过抓阄方式选择具体劳务内容，微信聊天信息说明了安装技师按照劳务量决定是否休息、按货多少决定何时开始工作，虽措辞偶用请假，但与劳动关系中的请假管理有本质区别，且“请假”是安装技师和队长间的，队长协调时间安排；（2）安装群2019年9月15日和2020年1月21日聊天截图，印证了证人夏某的证言，夏某微信名“被风吹过的夏天”，在群里于伟称其为夏队，夏队在群里布置时间安排，印证了夏某是队长，家具店负责人和刘秀梅均不在安装群内，家具店不对安装工考勤、不管理具体时间问题；（3）精英群3月30日截图真实性认可，疫情防控要求安装技师到客户家中安装自然需要报备体温状况和位置；精英群2019年11月1日聊天截图，真实性认可，但是是全友总公司安排，家具店并未强制要求安装工学习，不学习的后果是安装工自行承担；5.2020年2月7日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截屏打印件中刘秀梅微信头像同原始载体的微信头像不一致，且家具店的钉钉打卡记录可以证实景旭东并未按照钉钉管理的要求进行打卡；6.景旭东和刘秀梅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所谓保底工资并不是保底的，是按照劳务协议组装和拆装样品的钱，一月份保底是800元，二月份保底是46元，二者有差距，景旭东提供的工资表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当月未提供劳务，就没有任何钱，没有保底，2019年1月9日截图中刘秀梅转账给景旭东22000多元是全车的钱，并非其个人的，是需要给车上的人进行分配，请假只能证明景旭东生病了，2020年2月14日记录中确实是刘秀梅问景旭东是否可以去捐款，刘秀梅随后单独给了景旭东一笔费用，说明景旭东提供的其他劳务是需要单独给付费用的。家具店为证明其辩称，依法提交了证据：1.证人夏某的证言，证明夏某与刘秀梅签署的是劳务合同，与夏某一起干的组装技师签署的都是劳务合同，夏某还当庭提交了其与于建平签订的《劳务协议》，夏某当庭表示其与景旭东一起给全友家居送货安装，系同事关系，给家具店干活家具店按照劳务协议发劳动费（或称工资），夏某系由安装工人选出的安装队长，负责分配工作、统计工作量、交表到家具店，景旭东工资由夏某统计计算，疫情期间系强某帮夏某计算，按照送货价3%计算总费用，几个安装工去客户家干活就分给几个人，一月一算；家具店对安装工的考勤记录用来和夏某队长对账，夏某不需要到家具店坐班，活多早去，活少晚去，干完就歇着，家具店对安装技师没有制度要求，把安装工作做好就行，对于景旭东提交的微信群的培训系全友家居总公司给全国所有门店安装技师的培训，有些是新品不会安装的需要培训；上下样拆装每月基本固定1400元，活多还会单独给，但没有活也不会减钱，工资不固定，按照干活多少确定，不干就没有，家具店不给缴纳社会保险，也不要求安装工要干多长时间，不干了提前一个月打个招呼就行，不会扣钱不让走；工服是家具店发的，但是全友家私提供的，因为全友家私要求工作必须穿工服带工牌，安装的工具如电钻、螺丝刀都是安装技师自己购买，车辆家具店提供、卸货人工背，没有安装任务就在车上或库房聊天等出货；每天8点左右到家具店拿单子就走，钉钉打卡没有硬性要求，没有活儿的时候家具店不强制要求安装工到店里等待，家具店的表彰大会、旅游活动除了其正式员工、安装工还会有家属参与，除给家具店干活，有时间还会接私活，其和景旭东等人都去外面给人干过私活，按照外面干活人的标准计算；2.劳务协议，证明双方非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合同关系；3.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家具店的考勤表（其中没有景旭东），证明双方非劳动关系，景旭东不接受家具店的劳动管理；4.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工资表（景旭东不在发放工资名单中）及银行代发工资明细回单，证明双方非劳动关系，家具店不向景旭东发放工资，而是按照《劳务协议》向其支付劳务费；5.全友家居服务技师上门服务监督卡及专用发票[“范”两张（各附发票1张）、“小景、吕”一张、“小景”1张、“吕”一张（附发票1张）]，证明双方非劳动关系系劳务关系，其中范指的是范春海，吕指的是张永红同车人员（张永红不是车长不会在单子上直接记载他的名字），小景指的是景旭东，该监督卡数量太多，仅出示这几张作为代表；6.刘秀梅与景旭东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7张（原始载体当庭出示），证明家具店按照《劳务协议》按送货安装量的3%以车为单位向景旭东支付劳务费，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刘秀梅将整车钱计算后给景旭东，由景旭东给同车其他人发放劳务费；7.2020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钉钉打卡数据导出记录打印件（其中高福军是家具店设计师），证明景旭东并不按刘秀梅通知进行钉钉打卡考勤，家具店不对景旭东考勤管理，景旭东在2020年1月有16天的打卡记录，但景旭东在1月份提供劳务的天数远高于此天数，而且没有工作时长的记录，也可以印证景旭东只是来的时候打一下卡，走的时候就不打卡，否则就会产生工作时长的记录。景旭东对家具店提交的证据质证称：1.夏某的证言，夏某与家具店存在劳动关系，系其员工，存在利害关系，对其中关于考勤、劳务合同、不强制到店这部分不应予以采信，其他证言认可，夏某劳务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劳务协议，真实性只认可第二页，第二页中景旭东签字系本人签字，但是第一页景旭东没有见过，签署的时候只看到了第二页，家具店未向景旭东明示协议的名称，入职的时间也早于协议时间，显然是家具店为了逃避责任欺骗景旭东签署的，证明目的不认可；3.考勤表，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系家具店自行制作，与家具店工作人员每天实际画对勾考勤不一致；4.工资表，真实性不认可，银行代发工资明细回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工资发放除银行转账外还有家具店总经理刘秀梅个人微信或账户进行的发放，工资明细只是反映了部分的工资发放情况；5.全友家居服务技师上门服务监督卡，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范春海确实是监督卡上的“范”，景旭东是“小景”，张永红确实在“吕”车上这组，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出货单，提成是按照出货单的金额计算，是计算提成工资的依据；6.刘秀梅与景旭东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是家具店对安装工发放工资的方式，且显示景旭东发放完之后还要将明细反馈给家具店，表明家具店对工资发放情况是完全掌控的，故不能达到家具店的证明目的；7.钉钉打卡中2020年1月1日-5月31日打卡记录，对该证据中显示范春海、景旭东（即小景）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据不完整，其中出现小景和范春海说明家具店对景旭东考勤，家具店的员工高福军考勤和景旭东考勤情况是一致的，说明家具店对员工钉钉打卡考勤不规范，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张永红的原因，认可家具店未使用钉钉进行考勤。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景旭东提交的证据：工作牌、团建合影照片、农行交易明细，家具店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荣誉证书，家具店认可公章，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景旭东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工资统计表，其上没有家具店公章，也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且结合夏某疫情期间由强某帮其计算景旭东工资的证言，故本院不予采信；考勤表，其中2020年4月考勤表未进行原始载体演示，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12月考勤表进行了原始载体演示，但其上没有家具店公章和相关人员签字，且结合夏某关于店内记录用于和其对账的证言，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考勤制度通知，景旭东未提交证据证明考勤制度的具体内容和适用对象，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微信群组聊天记录，安装组群（2019年9月15日、30日，11月1日，2020年1月21日）及延庆全友家居精英群3月30日以外的聊天记录，景旭东未提交原始载体，本院不予采信，安装组群（2019年9月15日、30日，11月1日，2020年1月21日）及延庆全友家居精英群3月30日的聊天记录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2020年2月7日聊天记录，景旭东认可家具店未使用钉钉打卡进行考勤管理，景旭东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景旭东和刘秀梅微信聊天记录，家具店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家具店提交的证据：夏某的证言，经过出庭质证，虽然其与家具店之间签订了劳务协议，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其关于其对景旭东分配工作、统计工作量、一起出外干私活等证言具有采信度，故本院予以采信；劳务协议，景旭东称系家具店欺骗签订，第一页签署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作证，结合景旭东对其签字认可，故本院对劳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考勤表、工资表，景旭东不认可真实性，但未提交足够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考勤表、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银行代发工资明细回单，景旭东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全友家居服务技师上门服务监督卡，景旭东认可真实性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微信聊天截图，景旭东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钉钉打卡记录，景旭东认可家具店未通过钉钉进行考勤。故对家具店证明景旭东不按照通知进行钉钉打卡考勤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景旭东主张其于2011年3月经朋友介绍入职家具店，家具店收取押金2000元，工作岗位为安装工及安装小组长，具体工作内容就是送家具上门安装，早晨去家具店报到，店内前台对去报到的人画勾进行考勤，家具店前台派活，安装队长夏某分单子，然后按照货单去顾客家送货安装，安装的车辆和角锯由家具店提供，安装的工具如小型手电钻、螺丝刀、钳子等都是自己购买，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下班时间不固定，下班店内没人就不去画勾，但要交车回店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家具店辩称其与景旭东系劳务关系，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务协议》，按照景旭东提供劳务的多少支付其劳务费，家具店对景旭东不进行考勤和管理，由队长夏某对景旭东进行派活、并按照劳务多少分发劳务费。庭审中，对于工资构成，景旭东称系基本工资保底1400元每月加送货的提成，保底的钱按天算，来一天给一天保底的钱，提成是按照一车送货金额的3%计算，车上的人再按照出勤的天数进行分配，车上人自行计算分配，后发给家具店刘秀梅一个明细；家具店称景旭东的劳务费是送货的钱和上下样的钱，送货按送货安装量的3%以车为单位支付，具体分到每个安装技师多少钱家具店不干涉，上下样的钱不固定，按照工作量大小来定。对于是否可以干私活，景旭东称客户买的全友家居需要搬家会进行帮忙，帮忙的钱会给一起帮忙的人平分，不给家具店；家具店称景旭东自己给客户搬家，家具店不进行干涉。对于离职原因，景旭东仲裁庭审表示因交通事故后无法接受家具店刘秀梅关于交通事故赔偿决定就走了，诉讼中又称系家具店无故与景旭东解除劳动关系；家具店称景旭东2020年5月15日自行离职，不是家具店通知其离职。经本院向强某核实，强某称其是家具店的库管和商务，偶尔负责前台接打电话，并负责把第二天要送的单子安排好，由安装工来家具店前台将单子拿走，其本人平时不负责给景旭东记工资、不负责在前台给安装工签到、不负责给安装工对工资，平时都是其与夏某每个月对一次总数，2020年过年后因夏某没来给记过一段，其他时间都是夏某负责；景旭东对法庭当庭向强某核实相关情况无异议，但对强某的陈述不认可，认为强某系家具店员工，就相关问题与家具店进行了沟通，所说与事实不符，不应被采信；家具店认可强某的陈述，认为强某的陈述与夏某当庭陈述一致，能够互相印证，应当被采信。双方均认可：1.家具店不通过钉钉打卡对景旭东进行考勤；2.刘秀梅系家具店财务人员；3.夏某系安装队队长；4.2020年5月15日景旭东离岗；5.现家具店不拖欠景旭东工资或劳务费；6.因春节或家中有事未上班，则该未上班期间没有工资或劳务费。另，2020年5月18日，景旭东将家具店申请至北京市延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延庆仲裁委），要求：1.家具店支付2020年4月工资8400元、5月1日至5月15日工资4200元；2.家具店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9668元；3.家具店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8852元；4.家具店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06224元；5.家具店返还入职押金2000元。2020年7月17日，延庆仲裁委作出京延劳人仲字〔2020〕第39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景旭东的仲裁申请。景旭东不服该裁决书，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对于当事人双方上述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景旭东与家具店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兼有平等性与隶属性、人身性与财产性的特征。其中从属性包括人身从属性和财产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劳动关系客观外在的表征，而人身隶属性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核心特征。景旭东和家具店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景旭东称其与家具店之间系劳动关系，而家具店辩称双方系劳务关系。景旭东提交了工作牌、荣誉证书、团建合影照片、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工资统计表、考勤表及微信聊天记录等以证明其受家具店管理考勤打卡和派活、从事家具店指派的有报酬的家具安装、售后劳动，但家具店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景旭东认可签字，且无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不真实，家具店申请了证人安装队长夏某出庭作证，夏某平时对景旭东进行管理、派活等，虽然夏某与家具店存在劳务关系，但其证言结合景旭东相关陈述及本院向强某核实情况具有一定可信度。从查明的情况来看，景旭东的报酬保底部分实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去一天有一天的钱，报酬安装部分以车为单位分配，具体由谁组车、谁参与分配、分配多少并不由家具店控制；景旭东的工作日常，家具店并不对其进行钉钉考勤管理，景旭东不需要在家具店坐班，待岗也不在家具店内，家具店对景旭东不要求劳动纪律，景旭东可以自由决定给客户帮忙干活，帮忙干活的钱也并不给家具店。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家具店和景旭东之间不具有人身隶属性、财产隶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故对于景旭东与家具店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家具店关于其与景旭东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景旭东基于劳动关系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押金，景旭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家具店收取，其要求家具店返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景旭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景旭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孙世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 丹书 记 员 段沫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