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75民再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延吉市。 法定代表人：金贵男，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吉林鑫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孟祥国，男，住和龙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巧玲,住和龙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艳玲，女，住和龙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玉宏，女，住延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纯义，男，住延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兆林，男，住和龙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曲艳丽，女，住延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延明（系曲艳丽哥哥），男，住延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钟官，男，住延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源昌（延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延吉市。 法定代表人：黄智泓，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延吉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爱丹路70号。 法定代表人：夏振兴，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营支行。住所地：延吉市青杨街1号。 负责人：申元夑，该行行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振兴，男，住延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磊，男，住延吉市。 再审申请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局）因与被申请人孟祥国、宋巧玲、宋艳玲、高玉宏、刘纯义、杨兆林、曲艳丽、金钟官、源昌（延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昌公司）、延吉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营支行（以下简称小营支行）、夏振兴、孙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9）吉75民终88号民事裁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吉民申152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20年8月4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民再33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吉75民终8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自然资源局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一、改判撤销和龙林区法院（2017）吉7502执异字1号执行裁定、（2013）和林执字第16、17、18、19、20号执行裁定；二、改判继续执行（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结论；三、本案所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涉案446.7608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是国有专项基金，是国家财政性资金，是国库库款，其用途国家有严格规定，依法不得查扣执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五十条规定，“依照本条例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列入财政预算，作为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四十八条、国务院文件（国发〔1996〕29号）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第五条之规定等，均对此有明确规定。2、涉案款项依法不得查扣执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查询、冻结、扣划国库库款有关问题的复函》〔银函[1999]48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能否强制执行甘肃金昌市东区管委会有关财产请示的复函、财政部意见第（一）（三）款均有明确的解释及规定，明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查扣执行国家财政性资金。而原审法院违反预算法等禁止性规定，不仅违法查扣执行涉案国家财政性资金400余万元，且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等合法途径将违法行为合法化，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明显存在枉法执行、裁判等行为。（二）二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驳回我局起诉，明显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尚在执行中，尚未执行终结，二审法院及双方当事人均未出具任何涉执行案件执行终结的法律文书；2、我局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227条之规定提出异议，而一、二审法院均未予以任何回复；3、和龙林区法院在执行扣划时违法操作，在未通知我局情况下强制执行案外人名下财产，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三）一、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01条之规定，认为我局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对涉案款项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错误。1、涉案400余万款项存在我局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之规定，涉案款项在我局账户名下，未经任何司法裁决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非法扣划。而现在，原审法院违法扣划后又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将违法行为合法化；2、延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调阅源昌公司法人（黄智鸿）、会计（厉奔）询问笔录，明确说明涉案款项来龙去脉，并明确涉案款项为源昌公司代三星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一、二审法院却违背事实违法认定证据不予采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作为主要证据未经庭审质证，认定事实中遗漏重要事实。（一）本案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9行“2014年12月29日…于当日向国土局送达了扣划文书，由被告金钟官代为签收”。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金钟官是本案中的当事人（原审被告、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我局员工），而和龙林区法院却在无任何我局签收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以向涉案利害关系人送达文书认定向我局送达了扣划文书，明显存在枉法行为。且和龙林区法院及涉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出具认定该事实的相关文书原件予以质证确认。（二）本案一审判决书第13页最后一段“经审理查明…”至第15页第2行“…（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1、上述区间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无明确证据证明，且作为认定事实过程的证据，未经庭审双方质证。一审中我局申请调取涉案卷宗，但和龙林区法院未予书面答复，仅口头回复卷宗丢失；2、涉案执行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文书经再审依法撤销，该事实中却无任何表述；3、在二审法院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对延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关于黄智鸿、厉奔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笔录中二人明确叙述了涉案400余万款项的来龙去脉，明确了该款项是源昌公司代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且依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公安机关制作书证的证明效力应大于其他证据，而二审法院却以各种违法理由，同时违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明显违背事实，遗漏涉案主要事实。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涉案执行卷宗材料，经我局申请，一、二审法院均未予以出具。一审中，我局申请调阅和龙林区法院涉案卷宗，一审法院未予调查收集，仅给予口头回复：卷宗丢失。四、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本案中，和龙林区法院执行我局（案外人）400余万元款项，其所依据法律文书（八家子林区法院（2011）八民初字第52/54号判决书）已经于2016年被珲春林区法院判决撤销（珲春林区法院（2015）珲林民再初字第5/9号判决书）。上述事实，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均有提出，而两审法院均未在事实中予以认定或明确。综上，原判决、裁定明显违背、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法律适用明显错误，故请求依法予以再审。 被申请人曲艳丽辩称，自然资源局称和龙林区法院2014年12月29日在自然资源局扣划446.7608万元是错误的，其主要意思是说该款是国库资金，不准许扣划，我们认为该款不属于国库资金，扣划正确。其事实理由如下：一、自然资源局账户不是国库账户，并非工商局注册的公共土地出让金专用账户，只能算其中有部分预收预交国库的资金，但只有自然资源局经过正确合法的手续将钱转入或者说上缴到国库后，方能算是国库资金，否则就只能算是非国库资金，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各级政府没有出台制定所谓凡是进入自然资源局的钱均视为国有资金。二、源昌公司汇入自然资源局的446.7608万元，并没有明确表示该款为三星公司交土地出让金，只是自然资源局称此款以三星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名义上缴了国库，但又没有相关的传票、记账凭证等其他手续相佐证，源昌公司又没有出具代三星公司交土地出让金的委托手续，这完全不符合相关的财经制度，由此解释该款已上交财政的说法是行不通的。而且自然资源局收到汇入的446.7608万元后，财务在记账凭证上明确记载收源昌公司出让金，同时在法院划款时，自然资源局账户上仍然有源昌公司汇入的446.7608万元在挂账，挂账说明该资金仍在自然资源局账户中，是自然资源局无权处理的属于源昌公司的责任资金。三、源昌公司在和龙林区法院听证会上以及本案一审中，多次辩称此款不是为三星公司代交出让金，是预交本公司出让金，为此没给自然资源局出具代交手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和利益驱动，又承认了为三星公司交出让金，前后说法不一致，出尔反尔，没有可信度。无论自然资源局和源昌公司怎么辩称，事实上在自然资源局将三星公司土地出让金交到州财政局前后，在源昌公司款汇到自然资源局前后，在法院将款划走前后，源昌公司没有给自然资源局出具代三星公司交土地出让金手续，作为一个公司为另一个公司代交费用，没有委托手续，无论是从财务制度、业务程序、法律效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四、自然资源局在2010年6月7日将三星公司出让883.1187万元缴入州财政局土地出让金专户之后，而财务在2010年6月28日记账凭证上仍然记载收源昌公司交土地出让金446.7608万元，2010年至2014年财务明细报表仍然记载挂账显示收源昌公司交土地出让金446.7608万元，这充份说明上交财政的三星公司的883.1187万元，没有包含446.7608万元。五、上交三星公司的883.1187万元，自然资源局自称是所谓的五笔钱形成的，其中三星公司交三笔，即50万元、10万元、100万元，源昌公司交二笔，即280万元、446.7608万元，而财务有选择的只把三星公司交的三笔，源昌公司交的一笔做了财务处理，而把本案诉争的446.7608万元，单独抽出来不做处理，长期挂账，同一笔使用资金，同一时间上缴财政的款项，而不同时做财务一次性处理，这进一步证明，此款不是为三星公司代交出让金，已上交财政的三星公司出让金并不包含446.7608万元。六、自然资源局辩称，法院将源昌公司交到自然资源局的446.7608万元划走不知情，没有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是推卸责任，颠倒是非。1、自然资源局是依据和龙林区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向法院提出异议的，在2016年10月21日和龙林区法院听证会上，自然资源局出示了和龙林区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及法院执行扣划存款通知书原件，协助人名头本身是自然资源局，怎么能说不知道没收到呢；2、自然资源局2014年12月31日财务明细账记载“法院划转源昌实业款446.7608万元”，这说明自然资源局知道款被划走，并收到了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扣划通知书，从财务记账凭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佐证，自然资源局当时已认定了法院划转的是“源昌实业款”。明知款被划走而没提出异议，足以说明该资金没有进入国库，仍在自然资源局账户内存放，属于源昌公司自有资金；3、自然资源局从2010年7月6日将三星公司土地出让金上缴财政后，到2014年12月29日，长达4年零6个月，源昌公司的446.7608万元应在账面挂账，从2014年12月29日法院将款划走到2016年9月末长达1年零7个月内没提出异议，显然是对法院扣划裁定和协助执行裁定的认可；4、2014年12月29日，法院依据线索核实源昌公司在自然资源局存款过程中，自然资源局主管财务副局长李广发、副局长金钟官一起到财务进行了解核实的，是财务人员给法院提供了源昌公司在自然资源局有存款446.7608万元，并提供了账号，法院按提供的账号和金额到银行直接把款划走，并没有在银行办理查询手续(因执行卷宗去向不明，申请执行人无法调取以下证据：1、自然资源局已收到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财务人员给法院提供的并用手书写的本单位开户行、账号、源昌公司存款金额；3、曲艳丽、杨兆林执行一案结案裁定；4、和龙林区法院当时到银行扣划款时是经查询后扣划的，还是依据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证据扣划等一系列关键证据，现申请本庭进一步查找卷宗去向，并对当时经办法官、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财务人员、自然资源局所在的开户银行核实取证，以便查出事实真相)。从中可以证明是自然资源局提供并确认源昌公司在自然资源局有本案诉争存款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七、法院划款后，自然资源局没有按法定期限提出异议，而源昌公司是知道法院划款这一行为的，既没有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又没有向自然资源局提出还款申请，说明源昌公司对法院执行行为认可，这446.7608万元，和龙林区法院于2015年1月就已经分配给了申请执行人，并已对其中两个执行案件做了结案裁定，很明显自然资源局的异议权早已失效，这时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八、如果说法院扣划的是国库资金，异议人不应是自然资源局，应该是已收到诉争款项的州财政部门，自然资源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九、自然资源局向省法院申诉后，省法院发回重审理由是：此款已进入自然资源局账户，应属于国家资金，但对整个过程没有进行评判。而客观事实是：此款由源昌公司向自然资源局交付后，自然资源局并未将此款交付给财政局，即没有缴入国库。其次，“挂账”应视为此款还没有确定具体用途，仅为在账面上挂账，即说明对此款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结论。再次，此款源昌公司交纳给自然资源局后，一直挂账在自然资源局账面上，尚无明确结论，故该款不属于国库资金，仍然属于源昌公司的责任资金。源昌公司是本案的被执行人，法院依据自然资源局提供的源昌公司尚有存款446.7608万元后，进行扣划并无不当之处。如果是源昌公司本身欠土地出让金款，已交到自然资源局的款可视为国家所有，但是源昌公司是为另外一个公司代交出让金款，在没有源昌公司出具代交手续前，自然资源局在没有将代交款缴入国库前，而且自然资源局又长达五年多还明确注明源昌公司预交土地出让金，自然资源局与源昌公司又没有直接业务往来关系，财务记账又明确注明认定“法院划走是源昌公司款”，在这些诸多客观事实情况下，更不能将此款认定为国家所有。 十、自然资源局辩称法院扣划的法律文书已被撤销，扣划错误，同时没能按扣划案号进行分配，应予以返还。这种辩解纯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1、法院在扣划源昌公司在自然资源局预存446.7608万元时，执行依据是处于有效状态；2、虽然后来原执行的生效判决书被撤销，但珲春林区基层法院又做出了新的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新的判决原告、被告、债权额度没有发生变化，法院理应在撤销和生效判决书之间相互冲减；3、申请执行人依据(2011)八林民初字51号、52号、53号、54号生效判决书，是在同一时间向法院申请执行的，2014年12月29日法院依据16一20号裁定书执行回来446.7608万元时，申请执行人协商后，向执行法官建议先结两个案件，把以后有执行财产的两个案件留出来，法院最终同意了我们要求，这种分配方式没有不当之处。十一、退一万步讲，即使按着自然资源局所辩解的说法，源昌公司汇入的本案诉争款，是为三星公司交出让金的，已上缴国库了。但事实上，由于自然资源局管理混乱，有关人员玩忽职守，没有将代交手续完善，又长达5年多账面没有得到有效处理，长期挂账，并在法院核实该款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开户行、账号、存款金额。这一系列失误和错误行为，是导致法院将源昌公司存款扣划的根本原因。而款被扣划走后，长达1年零7个月之久，没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及时向法院提出异议，以便纠正和挽回因自身错误所导致法院将款扣划的行为，避免把自身的错误行为演变成客观事实。 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自然资源局并没有将源昌公司汇入的446.7608万元用于为三星公司上缴土地出让金，上缴国库，而是用自有资金或其他资金予以支付或垫付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被申请人高玉宏未提出答辩意见。 被申请人金钟官辩称，1、源昌公司缴纳446万元是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当时源昌公司和三星公司有一个会计叫厉奔，他说当时夏振兴找过他，安排他到银行把446万元交给自然资源局，他准备办理土地证，因为要缴纳土地出让金才能办理土地证，厉奔当时说开具了源昌公司替三星公司缴纳这笔钱的证明，这个证明他交给了三星公司的两个副总，具体哪个副总记不清楚了。根据财务的一般制度，源昌公司将钱转到三星公司肯定有证明，没有证明是不敢这么操作的，当时的财务处长不在单位了，个别财务人员也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的财务人员也不了解情况；2、关键问题是这笔钱自然资源局替三星公司交给州财政局了，自然资源局财务账面上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这笔钱自然资源局还在挂账，没有及时核销，是财务人员严重失职，导致林区法院把这笔钱划走；3、和龙林区法院扣这笔钱的时候李文龙到我办公室找过我，他们来了两个人，当时我给分管财务的主管领导李广发打电话，我和李广发、于文龙、郑礼到财会室去，我们谁也没说话，于文龙把证件拿出来，问源昌公司的446万元这笔钱是否在你们账上，还有管财务要银行账户，当时财务都给他提供了，问完于文龙就走了，他们去银行扣款。中午于文龙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局里，他就来了，他说我的事办完了，你们中午财会没人，给我协助执行通知书还是扣划决定书我记不清楚了，是两份材料，让我下午交给财会，下午我就交给财务处处长了。当时并不知道会出现这些事情，当时我就认为这笔钱就是源昌公司在我这里挂的账，当时我就应该回避，但是我也没有理由不交给财务。 被申请人小营支行辩称，此案与小营支行无关。 自然资源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7）吉7502执异字1号执行裁定；二、继续执行（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结论；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18日夏振兴向宋艳玲借款20万元，借期6个月，并用其所有的位于延吉市艺苑4-1602号房屋（115.55平方米）抵押；2008年10月16日夏振兴向宋巧玲借款20万元；2008年10月17日夏振兴向刘纯义借款20万元；2008年10月19日夏振兴向高玉宏借款20万元，2011年8月15日源昌公司向上述四人出具了担保书。2010年8月23日夏振兴向孟祥国借款280万元，三星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向孟祥国出具担保书一份；孙磊于2011年8月22日向孟祥国出具担保书一份；小营支行于2010年8月23日向孟祥国出具担保书。2011年12月29日原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以（2011）八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源昌公司偿还孟祥国借款280万元及利息，三星公司、孙磊、小营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2011）八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夏振兴偿还宋巧玲、宋艳玲、刘纯义、高玉宏借款各20万元及利息，源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10月15日孟祥国、宋巧玲、宋艳玲、高玉宏、刘纯义向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申请执行，2013年12月3日向源昌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2014年12月29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3）和林执字第16、17、18、20号执行裁定在自然资源局划款446.7608万元，于当日向自然资源局送达了扣划文书，由金钟官代为签收。2015年1月21日，和龙林区法院将446.7608万元分别支付给杨兆林（另案当事人）339.5332万元、曲艳丽（另案当事人）530400元、孟祥国281076.00元、高玉宏20万元、金钟官60800元。2016年7月针对该笔446.7608万元款项所有权问题向和龙林区基层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和龙林区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给予立案，之后召开了执行异议听证，2016年10月26日，自然资源局向和龙林区法院撤回执行异议申请，和龙林区法院于当日以（2016）吉7502执异字2号裁定准许自然资源局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6年11月14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6）吉7502执45号裁定执行回转。2017年5月30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7）吉7502执监字1号裁定中止（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2017年6月28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7）吉7502执异字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自然资源局的异议申请。2017年7月5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6）吉7502执4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6）吉7502执45号案件的执行。2017年7月3日和龙林区法院以（2017）吉7502执监字1-1号执行裁定撤销和龙林区法院（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 2009年10月29日，三星公司通过竞买竞得自然资源局出让的延州挂2009-032号地块，竞价为886.7608万元。2009年12月17日自然资源局与三星公司签订了挂牌出让公开交易确认书。2004年6月11日三星公司交10万元、2004年6月14日三星公司交50万元、2009年12月10日源昌公司代三星公司交280万元、2009年12月16日三星公司交100万元。2010年5月31日源昌公司将446.7608万元转入自然资源局。2010年6月7日自然资源局将三星公司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883.1189万元转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财政局。源昌公司于2008年12月16日以182.8260万元的报价竞得延州挂2008-030号出让地国有土地使用权。2008年12月25日源昌公司与自然资源局签订了挂牌出让公开交易成交确认书。之后，源昌公司将该笔款项交到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于2008年12月3日将该款上缴到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于2008年12月25日将该款上缴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财政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源昌公司转入自然资源局的446.7608万元是否是源昌公司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因源昌公司否认该事实，而自然资源局亦表示当其他公司替另一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时，需要该公司向自然资源局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本案中，自然资源局无法提供源昌公司的该份说明，即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源昌公司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故该笔款项应为源昌公司所有。因此，和龙林区法院于2014年12月29日以源昌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而在自然资源局处扣划的446.7608万元并无不当。因和龙林区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的（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回转裁定存在错误，和龙林区基层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以（2017）吉7502执监字1-1号执行裁定撤销了和龙林区法院（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综上，因自然资源局就本院的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40.86元由自然资源局负担。 自然资源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案外人自然资源局对涉案款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自然资源局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涉案款项是源昌公司代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况且涉案款项登记在自然资源局土地出让金账户中，只有对执行标的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人才能提出异议，自然资源局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和龙林区法院作出（2013）和林执字第16-20号执行裁定，在自然资源局账户上扣划446.7608万元，随后2015年1月21日，将扣划款项执行完毕。因此应认定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已执行终结。2016年9月19日自然资源局向执行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规定，因自然资源局本次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没有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故应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和龙林区法院（2017）吉75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2540.86元，退还给自然资源局，二审案件受理费42540.86元，退还给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不服二审裁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将涉案款分配完毕，2016年11月14日裁定执行回转，2017年5月25日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异议，2017年6月28日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异议申请，2017年7月3日裁定撤销执行回转裁定，并于2017年7月5日裁定终结（2016）吉7502执45号案件的执行。从上述时间看，自然资源局提起异议申请时一审法院已裁定该执行案件执行回转，并未裁定终结。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本案所涉款项为源昌公司交到自然资源局的土地出让金，该款一经缴纳即归国家所有，属于国家财政专项基金。该款除因特殊原因（如错缴、多缴等）退还给源昌公司后，方可作为源昌公司责任财产予以执行。综上，自然资源局的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一、撤销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2019）吉75民终88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本院再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再审申请人自然资源局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吉民再33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裁定书第10页第二段明确本案争议款项为国家财政专项基金的事实，该事实为省高院明确认定的事实。 被申请人曲艳丽、高玉宏质证称，针对再审申请人提到的省法院已明确认定进入自然资源局诉争款项为国家所有，这种结论并不是最终结论，最终结论是要求发回再审；被申请人金钟官质证称，涉案446万元如何缴纳到财政缺乏相关证据；被申请人小营支行质证称，与我们无关。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申请人曲艳丽、高玉宏、金钟官、小营支行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9日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以（2011）八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判决源昌公司偿还孟祥国借款280万元及利息，三星公司、孙磊、小营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1）八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判决夏振兴偿还宋巧玲、宋艳玲、刘纯义、高玉宏借款各20万元及利息，源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10月15日孟祥国、宋巧玲、宋艳玲、高玉宏、刘纯义向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以（2013）和林执字第16、17、18、20号执行裁定在自然资源局划款446.7608万元，于当日向自然资源局送达扣划文书，由金钟官代为签收。2015年1月21日，一审法院将446.7608万元分别支付给杨兆林（另案当事人）339.5332万元、曲艳丽（另案当事人）530400元、孟祥国281076元、高玉宏20万元、金钟官60800元。 2009年10月29日，三星公司通过竞买竞得自然资源局出让的延州挂2009-032号地块，竞价为886.7608万元。2009年12月17日自然资源局与三星公司签订了挂牌出让公开交易确认书。2004年6月11日三星公司交10万元、2004年6月14日三星公司交50万元、2009年12月10日源昌公司代三星公司交280万元、2009年12月16日三星公司交100万元。2010年5月31日源昌公司将446.7608万元转入自然资源局。2010年6月7日自然资源局将三星公司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883.1189万元转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财政局。源昌公司于2008年12月16日以182.8260万元的报价竞得延州挂2008-030号出让地国有土地使用权。2008年12月25日源昌公司与自然资源局签订了挂牌出让公开交易成交确认书。之后，源昌公司将该笔款项交到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于2008年12月3日将该款上缴到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于2008年12月25日将该款上缴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财政局。 根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抗诉，2016年6月2日，珲春林区基层法院作出（2015）珲林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2011）八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改判延边农商行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5月30日，珲春林区基层法院作出（2015）珲林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八家子林区基层法院（2011）八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对利息进行了改判；上述改判均未改变源昌公司承担的主要还款责任和连带责任。2016年7月自然资源局针对该笔446.7608万元款项所有权问题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2016年10月26日，自然资源局向一审法院撤回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6）吉7502执异字2号裁定，准许自然资源局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6年（文书上为2017年，应是笔误）11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以原生效文书被撤销为由，决定执行回转；2017年5月30日，该院作出（2017）吉7502执监字1号执行裁定，认为（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实体上确有错误，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查，审查期间中止原裁定的执行；2017年7月3日，该院作出（2017）吉7502执监字1-1号执行裁定，以（2013）和林执字第16-20号执行裁定书没有被依法撤销，（2016）吉7502执45号执行裁定书直接认定所扣划的源昌实业公司土地出让金4467608元是自然资源局财产而予以执行回转，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撤销了该裁定，并于2017年7月5日作出（2016）吉7502执45号（应为45-1号）执行裁定，终结（2016）吉7502执45号案件的执行。2017年5月25日，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吉7502执异字1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申请。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2017）吉75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自然资源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吉75民终8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自然资源局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吉民申152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20年8月4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民再33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吉75民终8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审理。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否是源昌公司代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自然资源局是否将涉案款项上交国库，一审法院扣划行为是否合法。一审法院仅以自然资源局无法提供源昌公司替三星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书面情况说明，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源昌公司替三星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认定该笔款项应为源昌公司所有，而未查明该款项来源、用途，以及汇入自然资源局账户的性质、是否上缴国库等相关基本事实，即驳回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属基本事实不清。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和龙林区基层法院（2017）吉7502民初81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和龙林区基层法院重审。 审判长  牟敦会 审判员  高培彬 审判员  滕焕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曹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