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0)陕7102行初2305号 原告胡涛，男，1993年7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代理人姚文治，陕西正义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法定代表人肖西亮，局长。委托代理人郑丽，民警。委托代理人宣秦川，民警。原告胡涛诉被告西安市公安局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涛诉称，原告父亲胡某某(已故)，汉族，1963年XX月XX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原住西安市碑林区XX路XX号XX房XX号，殁年56岁。原告父亲胡某某是被被告非法采取强制措施后死亡的，且原告父亲胡某某死亡后至今，被告既不安抚原告、及时善后，也不对原告父亲胡某某进行尸检以查明死因，凸显其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冷血与漠视。原告之父胡某某是在2019年9月12日被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枣园路派出所以吸毒为由采取强制措施的。而后，胡某某又被送至被告下辖的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数日后，又被强制送往被告管辖的下属单位西安市安康医院“治疗”；在此期间，被告并没有对原告履行任何告知义务。直到2019年10月1日(从原告之父被采取强制措施到紧急抢救之日)，胡某某被送往西安市第九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时，才由公安莲湖分局电话通知原告前往探视。原告随即陪伴父亲胡某某24个昼夜，却未能挽救其生命，至2019年10月24日凌晨4点左右，原告父亲胡某某不幸去世。原告父亲胡某某去世后，任由其遗体躺在西安市第九医院的太平间，至今无法入土为安。原告认为，被告对胡某某非法采取的强制戒毒以及强制“治疗”措施违法并导致致被抢救之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违法的具体表现为：一、被告违反了《公安部印发〈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纪要〉》((88)公发5号)第二条关于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收治对象的规定，在原告父亲胡某某既无杀人、放火、强奸、爆炸行为，也无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行为，还无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更无当众出丑、有伤风化和影响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后果行为的情況下，未经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就强行收治原告父亲胡某某，也非法剥夺了原告的父亲胡某某人身自由，侵害了原告父亲胡某某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二、被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査。”但被告在没有对胡某某进行精神健康状况检查的情况下对其采取强制治疗措施，同样构成对行为人胡某某人身健康权利的侵犯。三、被告将胡某某强制送往戒毒所过程程序违法：其一，不按照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家属，在仅仅使用了一个错误的手机号打过去被对方告知“不认识”后就未再做任何通知；其二，胡某某不具备被“强制戒毒”的法定条件。胡某某是被认定为“吸毒成瘾”被送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而所谓的“吸毒成瘾”，仅凭血检、尿检是不能认定的，只有经过“发检”方能认定。二被告在对胡某某没有经过发检的前提下便认定胡某某吸毒成瘾并被送往强制隔离戒毒所错误、违法。四、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治胡某某进行强制戒毒程序违法。按照规定，强戒所收治人员应当对被收治对象进行审查，是否具备收治条件。对于没有经过发检的人员应当继续鉴定，若构成收治条件则收治，若不构成则应当由办案单位转送社会医院治疗。五、西安市安康医院违反了《公安部印发〈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在胡某某不符合收治条件的情况下收治其“治疗”，构成对其人身权利的侵害。此外，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以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之规定，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前提下，即擅自对没有出现精神障碍状况的原告父亲胡某某擅自采取强制治疗措施。在胡某某被抓之前，身体状况良好，在被抓后的十八天里，导致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濒于死亡(或者说已经死亡)。鉴于上述事实，被告在对待胡某某的问题上明显错误，性质恶劣，造成极其严重后果。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对胡某某强制戒毒的行政行为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对原告之父胡某某采取的强制医疗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西安市公安局辩称，一、原告之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原告以要求确认被告对其父胡某某采取的强制医疗行为违法为由，诉至法院。经查，原告之父胡某某被公安莲湖分局于2019年9月13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的决定，因胡某某自身疾病不适宜在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根据《西安市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在“预收戒”后送往西安市安康医院进行对症治疗。西安市安康医院在查验莲公(枣)强戒决字[2019 ]43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和《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介绍信》后当场出具《入院通知书》，收治科室为戒毒科。强制医疗行为，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之规定，对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所作出的刑事强制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且本案中，被告并未对原告之父胡某某采取强制医疗行为。在公安莲湖分局对胡某某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后，由西安市安康医院予以收治，是根据《西安市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对病残吸毒人员采取的医疗救治行为，该医疗救治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原告之诉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如前所述，胡某某被公安莲湖分局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当日，即因自身疾病被送往西安市安康医院进行医疗救治，西安市安康医院为患者做了心电图检査等各项医学检查，明确病情，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根据《西安市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转送至对口协作医疗单位西安市第九医院进行救治，该院急诊以“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收治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R2病房，其后，根据病情予以对症支持治疗。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违法行为，原告之诉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被告西安市公安局强制医疗行为违法的诉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3日，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作出莲公（枣）强戒决字〔2019〕43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对违法行为人胡某某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因胡某某自身疾病不适宜在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被送往西安市安康医院治疗，同日，西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出具在押犯罪嫌疑病人入院通知书。2019年10月1日，胡某某被送往西安市第九医院接受治疗。原告胡涛认为被告西安市公安局对其父胡某某采取的强制医疗行为违法，故提起本案之诉，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另查明，被告提供的西安市安康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入院时间为2019年9月13日22时，出院时间为2019年10月3日00时)中出院诊断显示：“主要诊断：慢性支气管炎；其他诊断：单侧肺气肿、肺大泡、呼吸衰竭？”。《西安市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依托公共医疗资源，在蓝田县人民医院、西安市第九医院，分别为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康医院建立对口协作医疗‘绿色通道’，及时救治病残吸毒人员……。”第十一条规定：“对预收戒的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吸毒人员，确需住院治疗的，由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送安康医院治疗。”再查明，原告胡涛对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作出的莲公（枣）强戒决字〔2019〕43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不服，已向本院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及行政赔偿之诉，原告于2020年9月24日申请撤回两案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胡涛认为被告西安市公安局对其父胡某某采取的强制医疗行为违法，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强制医疗行为是指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刑事强制措施。原告所诉的强制医疗行为明显不属于上述刑事强制措施，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该强制医疗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诉称被告将其父亲强制送往医院治疗的行为违法，但该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原告提起的本案之诉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胡涛的起诉。本案诉讼费50元，退还原告胡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赵  欣 人民陪审员   张亚美人民陪审员   楚  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康新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