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5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明志文，男，197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勇，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洪山综合开发区泉安南路**华银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05232856D。 法定代表人：江晓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元粦，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薇，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临沂市志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大山路与俄黄路交汇处北500米（聚才二路****楼1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256251496XK。 法定代表人：孙志运，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孙彦启，男，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原审第三人：福建达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西滨镇思进村晋新中路**会信用代码91350582733614640H。 法定代表人：庄垂翔，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发，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张政，男，196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明志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原审被告临沂市志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运公司）、孙彦启、原审第三人福建达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发公司)、张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2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明志文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2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基础事实错误，本案运输合同系孙彦启(即上诉人方)与案外人张政签订的运输协议，被保险人“达发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相关运费亦是上诉人与张政之间结算，上诉人从未就涉案货物的运费与达发公司发生任何关系，涉案货物由张政从各个商家手中收取后统一打包给上诉人进行运输，本案上诉人与达发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基础事实运输合同关系审查错误，本案基础事实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是上诉人与张政，与达发公司无关。在一审质证期间，达发公司明确承认：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关系，相关运费亦不是由达发公司结算给上诉人。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那么相关运费应由达发公司结算给上诉人才是，然事实上却不是如此。运输合同的本质是承运人按照托运人的指示将货物从一地点运输至另一地点，然后由托运人向承运人支付相关的运费。上诉人明志文在“晋江达发物流园”运输的货物都是来自于张政，相关运费也是由张政以其个人名义支付运费。上诉人明志文与张政之间的这一运输合同关系持续多年，较之刚做生意不久的其他情况而言，明志文与张政是非常熟悉的，双方一直互相认同各自的合同主体地位，并没有达发公司也参与双方之间运输合同关系一说，也不存在张政系达发公司的代理人等之类的说辞。正是由于达发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所以达发公司对涉案货物在投保时就不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不应理赔。一审法院将运输合同当事人为“上诉人与张政”认定为“上诉人与达发公司”，明显的对基础事实(即运输合同当事人及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以致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作出错误判决。另外，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投保形式”明确载明：投保人于每次货物起运前，将运输申报单(包括但不限于该批货物的数量/重量、保额、航程、运输工具名称、发票/提单号、起运时间等资料)签章后以微信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承包形式”：除本保险协议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根据其书面确书面确认后予以承担保险责任。认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以及相关的保险条款和附加条款承担保险责任。“索赔凭证”：除适用条款中要求提供的单证外，还须提交本保险协议、以及经保险人确认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如果达发公司系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则无论是在投保时还是后续向被上诉人索赔时，都有义务出具经保险人确认后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然事实上，不管是被保险人还是被上诉人，至今都没有提供就涉案运输事宜的案发之前经保险人确认过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这一情形也从侧面印证达发公司根本就不是本案的运输合同关系当事人。第二、本案无论是《预约保险协议》，还是《保险单》，均不成立，更不论生效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完全错误。1、本案《预约保险协议》并无投保人“福建省达发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任何的签字或盖章，试问，投保人都没有在保险协议上签字或盖章的情况下，保险合同如何成立，又更谈保险协议的效力问题。2、本案《保险单》亦不成立，亦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根据该条：保单系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然本案保单，被上诉人在2016年10月09日签发的保单所体现的投保人主体是“福建省达发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而不是“福建达发物流有限公司”。因保单签发的投保人主体的公司名称已经发生变化，被上诉人再向投保人的原名称签发保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案保单不成立，更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如第一点所述，《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投保形式”、“承包形式”以及“索赔凭证”，都要求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必须提供涉案运输事宜经保险人确认过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若不提供，保险人(即被上诉人)不予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在被保险人没有按照保险协议的要求提供《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径行予以理赔，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对其自身权益的放弃，那么上诉人有权在被上诉人放弃其自身权益的范围内免除全部责任。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向上诉人主张任何的代位追偿。第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的损失有失公允，且数据错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一审法院径行以被上诉人单方制定、单方审核制作的《核损表》为涉案货损的依据有失公允。该《核损表》不管是制作之前，还是制作之后，上诉人作为相关利害关系方，事前没有参与，事后也没有追认，故对上诉人不应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就货物核损事宜，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且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如公估公司、评估鉴定机构等)进行公估评估才具有公允性。然直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至今，都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对涉案货损金额的数据认定存在巨大错误。按照《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约定：保险标的为：“鞋帽、服装、汽配、机械设备、茶叶、水暖、建材、陶瓷、陶瓷制品、瓷砖”共10类货物。除此之外，保险公司无需赔付，若保险公司超出保险标的范围理赔的，该责任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与上诉人无关。《预约保险协议》原文约定：“根据投保人要求，经双方协商同意，就鞋帽、服装、汽配、机械设备、茶叶、水暖、建材、陶瓷、陶瓷制品、瓷砖等投保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达成协议如下：保险标的：鞋帽、服装、汽配、机械设备、茶叶、水暖、建材、陶瓷、陶瓷制品、瓷砖”上述条款虽然有个“等”字，但结合上下文的最基本文义、系统予以理解，保险标的的范畴有且仅有10类货物，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保险协议》特别约定：石材、石材制品以及石雕等易碎品不在承保范围内，不承担另外，任何赔偿责任。但是根据被上述人提交的证据，有高达1645073.18元人民币的货物不在承保范围内，保险公司不应当予以理赔。仅从被上诉人自行制作提交的证据18(鞋，28024元)、证据20(鞋，4084.6元)、证据23(尿裤，35001元)、证据38(鞋，222960元)的表面性上看，被上诉人作为理赔的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的货物损失金额总共为人民币290069.6元，扣除20%的免赔率，被上诉人至多向达发公司的理赔款应为290069.6*(1-20%)=232055.68元。而不应当是70万元。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4到证据43，被保险人赔付给货主的证据均以“收款收据”这一形式体现，小到证据29所体现的1045元，大到证据41所体现的915188元。这一情形明显与日常正常交易惯例不符。被上诉人必须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这一直接证据才能足以证明其已向货主进行了赔付，否则依据《保险协议》“特别约定”第2项“理赔时，被保险人必须提供给保险人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被上诉人不应当予以理赔，否则应当视为被上诉人放弃其自身权益，那么上诉人应当在被上诉人放弃其自身权益范围内予以免责。4、根据货物托运单，货主托运时应自行投保，没有投保的，承运人按每件货物3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然保险公司并未对没投保的货物按300元/件的标准理赔，擅自扩大理赔金额，对于擅自扩大理赔的部分应由保险人自行承担。保险人未按300元/件理赔而擅自扩大理赔的金额为人民币482723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二。第五、被上诉人理赔时并未依据《保险协议》以及《保险单》所载明的理赔条件，且至今达发公司的理赔条件不成就，应当视为被上诉人自愿放弃其自身权益。1、《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投保形式”、“承包形式”以及“索赔凭证”，都要求达发公司在索赔时必须提供涉案运输事宜经保险人确认过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若不提供，保险人(即被上诉人)不予承担保险责任。2、《保险协议》“特别约定”第2项“理赔时，被保险人必须提供给保险人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若达发公司没有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货主履行赔付情形的，被上诉人应当拒绝理赔。3、《保险单》明确载明：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应立即提交以下索赔单证：(1)保险单正本；(2)货物发票正本、明细记录或过磅单；(3)运单正本或其他承运合同；(4)检验报告及其他可证明损失程度的材料(5)在发生本保险单项下损失，并构成索赔时，应立即通知本公司驻当地机构或本保险单注明的代理人并向其索取检验报告，否则将不予赔偿。4、《保险单》明确载明：赔款偿付地点兰山区。根据上述约定：达发公司索赔时，必须满足以下理赔条件，否则被上诉人应当拒绝理赔：(1)、达发公司须提供涉案运输事宜经保险人确认过的《运输申报单或运输明细表》；(2)、达发公司须提供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具体到本案应当以银行流水佐证；(3)、达发公司须提供能够证明货物价值的货物发票正本、运单正本以及由保险公司确认出具的《检验报告》；(4)、赔款偿付地点应当为兰山区，而不是发生在晋江市。但是至今，达发公司都没有达到上述4条理赔条件中的任何一条，然被上诉人明知达发公司的索赔条件不成就，仍然我行我素予以理赔，应当视为其放弃自身权益。那么上诉人当然有权在被上诉人自愿放弃自身权益的范围内予以免责。第六、被上诉人已经超过了代为追偿的诉讼时效，对其诉讼请求理应全部驳回。仅从表面性上看，梳理本案时间点可知：2016年10月9日，投保。2016年10月10日，发生火灾事故。2016年10月12日，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2017年1月24日，达成《预付赔款协议》。2017年2月3日，保险公司理赔30万。2017年3月6日，达成《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2017年3月13日，保险公司出具《赔款计算书》。2017年3月21日，保险公司理赔40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提起诉讼。2018年1月23日，2018年7月3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82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9月日，明志文上诉。2018年10月24日，保险公司名称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变更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2018年12月20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民终69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闽0582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9年2月18日，晋江市人民法院重新立案，案号(2019)闽0582民初2420号。2019年4月16日，明志文收到新的《起诉状》，原告名称仍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2020年02月11日开庭，明志文提出至今收到的起诉状所载明的原告名称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因原告名称已发生变化，且原告仍以原名称起诉，明志文认为：原告主体不适合，且已超过法律所保护的保险人代为追偿权一年的诉讼时效，请求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及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不予理会。 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的“本案基础事实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是上诉人与张政，与物流公司无关”、“涉案货物由张政从各个商家手中收取后统一打包给上诉人进行运输”没有事实依据。(一)运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上诉人与达发公司。首先，张政一审答辩中已经确认委托上诉人承运的是达发公司。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运费抵扣证明”中记载“2016年6月到12月，达发公司承运我司货物”和“索赔函”抬头署名“达发公司洛江分公司”。由此可见，发货人将货物交给达发公司安排运输，货损发生后也是向达发公司索赔，而不是张政，张政是物流公司的代表。(二)作为运输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上诉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前后意见不一。上诉人作为运输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在上一次上诉中主张“运输协议系孙彦启与案外人泉州达发盛捷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在这次上诉中又主张“运输协议的当事人是上诉人与张政”，前后矛盾，且均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关于投保方式、保险合同、保险标的、定损依据、理赔条件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保险金以及赔偿金额是否有误，属于被保险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无需审理。被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达发公司赔偿保险金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在赔偿金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属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二)被上诉人的承保、定损、理赔过程合法有效，应予确认。1、投保形式：预约保险协议中约定的投保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申报运输单审批，另一种是被保险人登录平安货运保险网，选择会员客户流程或预约保险业务流程进行业务申报。后者是为了在晚上完成装车后的投保，本案装车在晚上完成，故投保方式是后者。2、保险合同。被保险人达发公司根据预约保险协议约定的投保形式，将运输情况登录平安货运保险网进行了投保业务申报，就本次货物运输向被上诉人投保了货物运输险，被上诉人同意承保，签发了保险单。本案中，被保险人达发公司提出投保要求，被上诉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就成立并生效。3、保险标的。在预约保险协议的开头部分就已对保险标的进行了描述，“根据投保人要求，就鞋帽、服装……瓷砖等投保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达成协议如下”，这说明投保的标的不止上诉人所称的10种日用杂货类型，协议中仅是列举部分类型，并不能认为其它或类似的商品非保险标的，因为生活中与此有关的商品很多，无法完全列举。同时在“特别约定”中，对于不在承保范围内的货物做了专门的除外约定。并且，在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货物”一栏写的是“鞋/杂”，说明保险标的主要是日用杂货并未局限于这10种商品。上诉人认为保险标的仅有10种商品。因此，对于保险标的的认定应结合保险协议的全文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 “特别约定”：理赔时，被保险人必须提供给保险人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事故发生后，达发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包括收款收据、运费抵扣证明，符合《预约保险协议》的约定，理赔条件成就。2、《预约保险协议》的开头部分就已对保险标的进行了描述，“根据投保人要求，就鞋帽、服装……瓷砖等投保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达成协议如下”，这说明投保的标的不止上诉人所称的10种日用杂货类型，协议中仅是列举部分类型，并不能认为其它或类似的商品非保险标的，因为生活中与此有关的商品很多，无法完全列举。同时在“特别约定”中，对于不在承保范围内的货物做了专门的除外约定。并且，在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货物”一栏写的是“鞋/杂”，说明保险标的主要是日用杂货并未局限于这10种商品。上诉人认为保险标的仅有10种商品，是断章取义。4、定损依据。被上诉人对货物损失的确定是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和货物销售凭证，火灾事故认定书确定了货物全部烧毁，货物销售原始凭证可以确定货物的实际价值，福鼎市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也对货物损失数额进行了认定。因此，在损失程度和金额确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于货物损失的定损是有充分依据的。5、被保险人提供已赔付给货主的依据。预约保险协议约定被保险人提供已经赔付给货主的证明，并没有要求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实践中，收款收据是商家收取赔偿款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被保险人已经赔付给货主，符合保险协议的约定。因此，被上诉人的承保、定损、理赔过程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协议约定确认的货损金额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已经超过代位追偿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3日和3月21日向达发公司支付了保险赔款30万元、40万元，合计因本次火灾事故向达发物流赔付7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提起诉讼。在赔偿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期间自2017年3月21日起算。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向晋江市人民法院起诉，代位行使被保险人达发物流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志运公司、孙彦启未参加二审审理，也未作书面答辩。 张政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该案件与本人无关。 原审第三人达发公司未参加二审审理，也未作书面陈述。 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志运公司、孙彦启、明志文连带赔偿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货物损失7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1.鲁ＱＷ××××重型半挂牵引车、鲁Ｑ××××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登记所有人为志运货运公司，实际车主为明志文，孙彦启持有准驾车型Ａ2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受雇于明志文驾驶该案涉车辆；2.2016年4月11日，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与达发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一份，约定保险费率0.008%、协议有效期一年、火灾事故或货物全损绝对免赔率20%；3.2016年10月9日，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承保货物鞋／杂等物1278件，运输车辆号牌为鲁ＱＷ××××，当天起运，运输路线自晋江市往临沂市兰山区，保险金额120万元；4.2016年10月10日4时许，在××道××米处，孙彦启驾驶车牌为鲁ＱＷ××××牵引车、鲁Ｑ××××挂半挂车的货车，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发生火灾，起火部位为挂车右侧轮中间的轮胎，起火原因系轮胎摩擦过热燃烧引起；5.2017年2月3日，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向达发公司先行预付保险赔偿金30万元；6.2017年3月21日，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向达发公司再行支付保险赔偿金40万元；7.2017年3月6日，达发公司同意保险赔付金额确定为70万元并将受损保险标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平安财保晋江公司。 一审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是否有权向志运公司、孙彦启、明志文主张代位求偿权？2.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请求支付保险赔偿金70万元及利息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代位求偿权的问题 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认为，根据运输协议约定，货物发生损失，相应损失应由承运人按货物的实际价值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托运人并没有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基于运输协议的约定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的第三者请求赔偿，依法有据。本案保险费是否为实际承运人缴纳，保险人并不知情，明志文主张保费为200元，与预约保险合同约定的保费费率标准不符。即使保费由实际承运人缴纳，也不代表实际承运人是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不能以此免除其被追偿的责任。 志运公司、明志文认为，本案保费实际由明志文自行出资购买，因此明志文对运送货物享有保险利益，是保险的实际投保人，明志文投保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货物运输过程中承运人要承担的风险，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后发生保险事故，如仍要承担货物损失的责任，超出其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和初衷，明志文不属于责任第三者的范畴，保险公司无权向明志文追偿。为证明其主张，明志文提供达发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本案保费由明志文出资的事实。 张政认为，本案被告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投保人将涉案的运输工具通知了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中运输工具一栏也书面确定了案涉车辆，被保险人也确认保费由承运人缴纳，因此承运人与被保险人具有共同的保险目的、保险利益，不属于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应认定承运人属于保险法第62条规定的“其他组成人员”，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不应向承运人主张代为追偿权。为证明其主张，张政提供了一份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明明志文的雇员孙彦启缴纳保险费及管理费用合计200元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对明志文提供的书面证明，达发公司虽然表示要调查核实其公司是否出具过该份证明，过后未对此作出书面说明，该书面证明其上加盖了达发公司公章，可与张政提供的收款收据复印件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本案所涉保费由明志文缴纳的事实，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明志文虽然为实际投保人，但根据法律规定投保人仍然可成为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关于本案保险人是否有权向承运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问题，关键在于承运人在货物损失险上有无同一保险利益的问题。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在本案中承保的险种是货物损失险，而非承运人责任险。本案中，承运人虽有意为自己可能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投保，且本案保费实际上也由实际承运人明志文负担。但就保险标的而言，与货主在“运输货物”这一载体上，分别具有责任利益和所有人利益，故两者并不具有同一保险利益。承运人即使投保了以所有货物损失为可保利益的货运损失险，由于其所具有的保险利益与险别可保利益不相匹配，仍应承担在责任事故发生时被追偿的法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物流行业弃承运人责任险而投货物损失险渐成行业惯例，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虽有其成因，但保险人对此无序市场的形成是有责任的，应予以批评。另根据本案运输协议约定，货物发生损失，相应损失应由承运人按货物的实际价值承担赔偿责任，可见被保险人并未预先放弃对第三者赔偿请求权。综上所述，本案承运人并不属于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应属于责任第三者的范畴，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对货主承担保险责任后，依法有权向承运人主张代位求偿权。 关于案涉鲁ＱＷ××××牵引车、鲁Ｑ××××挂车是否系明志文挂靠在志运公司。一审认为，明志文向志运公司购买了案涉车辆后，购买车辆款项已经于2013年9月2日付清，后仍然将车辆登记于志运公司名下，应认定明志文与志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 二、关于保险赔偿金及利息的问题 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认为，其公司已经提供所有有关损失方面的证据材料，该批货物也全部烧毁，损失金额消防部门也作出了人认定，该批货物均属于承保范围。预约保险协议约定了十类货物，但还有一个“等”字，说明了并不仅局限于这十类货物属于承保范围，保险公司关于70万元保险赔偿金及利息方面的请求依法有据。为证明其主张，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发车清单一份，证明案涉车辆所装载货物的品名、件数等情况；2.福鼎市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火灾事故财产损失1254942元以及起火原因；3.核损表一份，证明保险事故损失的核实情况，核损金额997332.78元，免赔率20%，理算金额797866.22元；4.赔款计算书一份，证明保险赔款的理算情况；5.索赔申请表、报损清单各一份，证明被保险人提出保险索赔；6.预付赔偿协议一份，证明被保险人要求原告先预赔30万元；7.汇丰银行电子通知书二份，证明原告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70万元；8.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一份，证明被保险人将追偿权益转让给原告；9.货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2.3.4发货人“盛伟鞋业”、品名“布”8+10+6+20件的4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3992元、3525元、2676.95元、7857元；10.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5发货人“乐泰鞋业”、品名“布”3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230元；11.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6、7发货人“泉亿织造”、品名“布”10+20件的2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3901元、8176元；12.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8、9、10发货人“清鑫纺织”、品名“布”31+18+13件的3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18413元、5681元、4184.6元；13.货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1、12发货人“华强鞋业”、品名“鞋材”1+3件的2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682元、19485元、7857元；14.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3发货人“正瀚无纺布”、品名“布”10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3050元；15.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4发货人“现代鞋业”、品名“鞋材”3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4084.6元；16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5、16发货人“千姿百布”、品名“布”15+6件的2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14932.35元、5941.35元；17货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7发货人“创达纺织”、品名“布”25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24720元；18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18、19、20发货人“天骄妇幼”、品名“尿裤”137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35001元；19.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1发货人“恒信伞业”、品名“雨伞”60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60000元；20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2发货人“宗艺石材”、品名“石材”3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9900元；21.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3发货人“冰冰石材”、品名“石材”3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8000元；22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4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33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45872元；23.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5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26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47889元；24.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6发货人“小熊”、品名“配件”3件的2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045元；25.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7发货人“小熊”、品名“配件”4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0000元；26.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8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15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29392元；27.货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条，证明核损表中序号29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11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38180元；28.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0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5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2089元；29.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条、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1、32发货人“小熊”、品名“茶具”4件的2票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分别赔付货主8656元+32680元；30.货物托运单、送货单、收款收据、身份证，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3发货人“小熊”、品名“卫生巾”10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3970.89元；31.货物托运单、合作协议、物料下单、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4发货人“佳峰展示”、品名“货架”134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17432元；32.货物托运单、销售凭证、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5发货人“翔达电子”、品名“钟表”108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63794元；33.货物托运单、发货单、订货单、运费抵扣证明、身份证、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6、37发货人“七波辉”、品名“鞋”110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87860元+35100元；34.货物托运单、送货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8发货人“鸿升电子”、品名“钟表”38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9840元；35.货物托运单、出库单、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39发货人“河兴陈列”、品名“模特”5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2150元；36.货物托运单、发货清单、索赔函、收条、身份证、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40发货人“浩邦展示”、品名“货架”49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915188元；37.货物托运单、货物明细、产品销售清单、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41发货人“诺达轻工”、品名“文具”270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87882元；38.产品交货清单、营业执照，证明核损表中序号42发货人“安盛机械”、品名“配件”1件的货物托运情况、价值证明、以及被保险人赔付货主12833.04元。 明志文质证认为，对证据1发车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面记载“破损自负”，这说明被保险人不用向实际货主赔偿；对证据2火灾事故认定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核损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这是保险公司自行制作的，对核损金额不予认可，应当扣除破损自负，而且托运没有投保的每件按照最高300元赔偿；对证据4赔偿计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索赔申请表、报损清单只显示程度是已烧毁，损失金额为200万元，对于车辆烧毁时是否存在何种货物、货物品牌以及单价、损失量均未涉及；对证据6预付赔偿协议以及证据8赔付意向、权益转让书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汇丰银行电子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38认为均是核损表的制作基础，其项下的托运单、发货单、送货单、收款收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张政的质证意见与明志文基本一致，但确认发车清单系其制作，对发车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发车清单上载明的“破损自负”是指货物装车前包装以及货物的破损由货主自负，但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物破损应该赔偿。托运单由其制作，注明“无保险货物最高赔付300元”，但有保险的货物应按保险定损赔偿货主。 明志文认为，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擅自扩大理赔范围，这应当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除了发货人为“现代鞋业”的鞋材以及发货人为“天骄妇幼”的纸尿裤符合保险标的范围，其余货物均不符合预约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标的范围。预约保险协议明确约定了保险标的仅为鞋帽等十类货物。另外，根据货物托运单，货主托运时应自行投保，如没有投保，承运人每件最高只能赔付300元，保险公司核损金额偏高。本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平安财保晋江公司理赔的依据是保险法，不存在利息损失，保险公司请求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孙彦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质证等诉讼权利。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提供的证据内容客观真实，形式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可以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之标准，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 本案预约保险协议虽然列明了十种保险标的，但在该协议中第二行在列明十种保险标的后又加上一个“等”，可见本案预约保险协议并不排斥其他货物作为本预约保险协议的保险标的。另该预约保险协议中在特别规定中注明了不在承保范围内的货物，本案承运货物除了石材属于特别规定不在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外，其他货物均属于预约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标的范围，对此保险公司在核损中已依照协议约定进行了核定，相应赔偿款项也已经支付给货主。据此，平安财保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已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责任，其在赔偿的保险金额70万元范围内依法取得了代位求偿权。 关于利息应否支付的问题，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仅限于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保险人支付赔偿款后的利息损失，不应向第三者主张。据此，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请求第三者支付自垫付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明志文系鲁ＱＷ××××重型半挂牵引车、鲁Ｑ××××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实际车主，挂靠于志运货运公司从事货物经营，并雇佣孙彦启为其驾驶该车辆。张政以“达发盛捷物流”（经查，当时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后于本保险事故发生后办理了工商登记）名义在福建晋江达发物流园中独立经营福建省晋江市至山东省临沂市货运线路，承接货物运输事宜。2016年4月11日，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与达发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一份，约定保险费率0.008%、协议有效期一年、火灾事故或货物全损绝对免赔率20%。2016年10月9日，张政委托明志文承运鞋／杂等货物1278件（自福建省晋江市至山东省临沂市××，双方约定如途中因货物遗失、淋湿、损失等责任由实际承运人承担。同日，应达发公司所属的福建晋江达发物流园管理要求，由明志文实际出资，以达发公司名义就上述货物向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基本险，被保险人为达发公司，保险金额120万元，并约定火灾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损失金额的20%。2016年10月10日4时许，在××道××米处，孙彦启驾驶车牌为鲁ＱＷ××××牵引车、鲁Ｑ××××挂半挂车的货车，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发生火灾，起火部位为挂车右侧轮中间的轮胎，起火原因系轮胎摩擦过热燃烧引起。嗣后，达发公司就毁损的货物向平安财保晋江公司申请理赔，并于2017年3月6日出具《赔款同意及权益转让书》，同意保险人支付70万元赔款后，受损保险标的的相应权利归于保险人，如保险事故是因第三方造成的，保险人自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3日、2017年3月21日向达发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7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与达发公司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已履行了保险责任，其在赔偿的保险金额70万元范围内依法取得了代位求偿权。根据交警部门认定，本案保险标的物系因轮胎摩擦过热燃烧而引起火灾，即平安财保公司依法代位取得对造成火灾的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请求权。明志文主张其为被保险人组成人员，不属于责任第三者的范畴，根据在前分析，其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彦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货物损失所产生之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其雇主明志文来承担，应当由明志文承担未能将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的赔偿责任。志运公司作为运输车辆的被挂靠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主张支付自垫付之日起的利息，已超过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志运公司、孙彦启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明志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保险赔偿金70万元；二、临沂市志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对前述第一判项的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6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负担245元，由明志文、临沂市志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71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除上诉人明志文上诉状中对一审认定涉及运输关系的托运人、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和保险利益是否存在、保险公司赔偿的货物损失是否妥当等事实提出异议外，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运输关系的相对人是谁，即上诉人主张达发公司不是托运方是否成立；2、上诉人主张保险合同不成立及不存在案涉保险利益是否成立；3、一审确定的货物损失是否妥当；4、上诉人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追偿的诉讼时效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一、原审第三人张政作为案涉《达发盛捷物流运输协议(凭据)》的甲方“盛捷物流”的代表人签名，其在庭审中陈述系以达发公司的名义从事货运活动，达发公司予以认可，而明志文提供达发公司的《证明》和张政提供的《收款收据》可证实明志文支付款项以达发公司的名义购买保险，在其与张政签订运输协议的情况下以达发公司的名义购买保险即可认定张政系以达发公司的名义从事货运活动，故达发公司为实际托运人。因此，明志文主张达发公司不是托运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不予采纳。二、案涉《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载明“投保形式”：投保人于每次货物起运前，将运输申报单(包括但不限于该批货物的数量/重量、保额、航程、运输工具名称、发票/提单号、起运时间等资料)签章后以微信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书面确认后予以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可以登录平安货运保险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选择会员客户流程或预约保险业务流程进行业务申报。本案货物运出达发公司前，明志文聘用的驾驶员孙彦启向达发公司支付保险费，达发公司收取后按预约协议进行网上申报，被上诉人平安财保晋江公司予以核准并于当日发出《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即可认定双方就保险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保险合同成立且生效。达发公司在预约协议和投保时名称发生变更，没有在申报保险单时予以及时变更，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和达发公司均认可双方为权利义务相对方，故不影响达发公司作为投保人和保险权益享有者。因此，明志文主张保单不成立且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同意或知晓明志文作为承运人出资以托运人的名义投保，故明志文主张其是保险利益享有者依据不足，也不予采纳。三、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提供了发车清单、福鼎市公安消防大队载明“统计火灾直接损失为1254942元”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核损表、赔款计算书、索赔申请表和报损清单、预付赔偿协议、货物托运单、出货单、收款收据等，能够证实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根据火灾造成货物损失的价值、保险协议约定的免赔率并与达发公司协商确定赔偿款70万元。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提供的汇丰银行电子通知书，也证实其确已支付理赔款70万元。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支付赔偿款后，通过达发公司的《赔付意向及权益转让书》，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而本案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审查的重点在于被保险人即托运人向第三者即承运人是否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及能够取得的赔偿金额是否达到或超过理赔金额。案涉《达发盛捷物流运输协议》载明“在乙方向甲方的承运过程中货物的损失、淋湿、损失都必须由乙方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给甲方”，根据前述平安财保晋江公司提供有关货物损失的材料，该损失明显超过70万元，即如果按照运输协议的约定，明志文应当承担的货物损失会超过70万元。平安财保晋江公司请求明志文赔偿7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志文主张赔偿金额不成立、不合理等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采纳。明志文上诉有关保险合同涉及保险货物赔偿范围及相应赔偿金额的确定以及托运方与寄运人之间的赔偿约定问题，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不予审查。四、平安财保晋江公司取得达发公司《赔款同意及权益转让书》，分别于2017年2月3日、2017年3月21日向达发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70万元后，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其于2018年1月25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名称变更并不影响其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受，上诉人以此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明志文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15元，由明志文负担(多预交的245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锦平 审判员  陈庆辉 审判员  郑玉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洪铭锋 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