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5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良聪，男，196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中，广东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苏娥，女，193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文成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第三人：富玲英，女，195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原审第三人：富玲妹，女，195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原审第三人：富玲仙，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原审第三人：富志满，男，194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原审第三人：富志禄，男，194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原审第三人：富志花，女，193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上诉人富良聪因与被上诉人林苏娥、原审第三人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8民初3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良聪上诉请求：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林苏娥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林苏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本案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严重超期限，且未依法裁定和通知当事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受理本案，于2020年4月24日转为普通程序，且未依法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告知当事人，显然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2、一审将本案其他共有权人和继承人列为第三人，错误。林苏娥起诉时将其他共有人和继承人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等均列为第三人。对此，一审法院未经认真审查，仍将上述人员作为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并据此作出判决。如何确定第三人诉讼主体及是否通知其参加诉讼应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不能以起诉状中列写的第三人确定诉讼主体。本案被继承人富志华、富叶生去世后，因遗产未分割，转化为共同共有，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一审法院混淆了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的概念，错误地将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外，富玲英、富玲妹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一审仍将其列为当事人，更是错上加错。由于一审法院将本案共同原告（其他共有权人和继承人）错误列为第三人，使得其诉讼权利和义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被无形剥夺了上诉权利。3、一审未依法追加富娇英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系遗漏当事人。富娇英系本案涉房屋继承人之一，富良聪已书面要求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其为共同原告。即使富娇英不愿意参加诉讼，但其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一审法院仍应追加其为共同原告。一审法院在未依法追加富娇英为共同原告和其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情形下，以询问笔录方式和其不愿意参加诉讼为由，不依法追加其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且未将其列为案件当事人，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4、一审未依法责令林苏娥提交书证，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富良聪提出林苏娥与其第三任丈夫富锡顶签订婚前协议，并在协议中将涉案房屋赠与富良聪，并有本案当事人富志禄陈述和证人富某证言予以证明。因证人富某己95岁高龄又身患重病无法出庭作证，故补充提供了一份由富志禄整理、其本人签名的证人证言，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核实。一审法院在确认证人富某的证词符合证据形式，认定证词中关于涉案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系林苏娥申报的同时，故意不对富志禄的陈述作任何分析判断，仅以证人富某年事已高，其准确清晰且完整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婚前协议具体内容的可能性不大，且其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为由，否定林苏娥在婚前协议中将涉案房屋赠送给富良聪的事实，反而以林苏娥当庭否认为由，人为地加重富良聪的证明责任，认定富良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实质上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虽未认定林苏娥在婚前协议中是否有将涉案房屋赠送给富良聪事实，但并未排除和否定富良聪主张的林苏娥控制或持有婚前协议书证的事实。富志禄系执教数十年的退休老教师、中共党员，为人正直、忠厚、诚实，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望，其陈述也是查明和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重要证据。富志禄作为涉案婚前协议中林苏娥一方的主要代表人，不但直接参与了有关婚前协议事宜的处理，更是该协议的执笔人，其所陈述的事实不但符合当时林苏娥及家庭的实际状况，且与证人富某的证词相印证，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系林苏娥申报登记的事实，但对于林苏娥是否清楚申报登记的情况，为何登记给富良聪，均未予以查明。5、一审法院随意取消调查取证和开庭审理，不但违背法律规定，而且有损人民法院声誉和形象。2020年7月16日一审庭审结束时，主审法口头告知需对富某证词进行询问核实，下次开庭时间确定在同月24日上午11时，不再另行通知。岂料一审法院不但没有对重要证人富某进行询问核实，而且取消2020年7月24日的庭审，直接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共有关系的认定错误。涉案房屋涉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定房屋产权共有关系时，应以该户村民人数为主要参考依据，对于家庭成员中未成年人是否享有产权份额，应按照建房用地审批表上是否包括未成年人的情形确定，不能以涉案房屋未办理建房用地审批手续为由否定家庭成员中未成年人对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和宅基地使用权。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建房人夫妻共有，否定了家庭其他成员和未成年人享有的产权，错误。2、一审法院对林苏娥继承份额计算错误。一审对涉案房屋共有关系认定错误，导致共有份额错误，从而导致林苏娥的继承份额计算错误。3、一审法院对于是否存在涉案房屋赠与事实认定不清。富良聪为证明林苏娥在婚前协议中已将涉案房屋产权赠与给富良聪的事实，已依法申请一审法院责令林苏娥提交该书证。一审法院在林苏娥当庭否认控制该书证的情形下，没有根据法律规定、习惯等因素，综合林苏娥第三次婚姻形成经过、证人富某证词、协议执笔人富志禄陈述及林苏娥对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的申报登记等事实和证据，对林苏娥控制该书证的事实作出认定。综上，请求支持富良聪的上诉请求。林苏娥辩称：一、本案由一审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于2019年12月24日开庭审理。后因富良聪一直请求调解，双方于2020年1月22日共同向一审法院申请给予一个月时间的调解期限，并经一审法院准许。后因案情复杂，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转为普通程序。林苏娥起诉时将富玲英、富玲妹、富林仙、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等其他共有人列为第三人，并于2020年1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向富娇英调查取证，富娇英向一审法院表示将其份额赠送给林苏娥。一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并将富玲英等人列为第三人，没有损害富良聪及其他共有人的实体权利，程序上并无不当。二、富志禄与富良聪系叔侄关系，林苏娥从其丈夫富志华死亡之后，与富志禄等人的姻亲关系消灭，对于富志禄等人而言，林苏娥己属外人。富良聪与富志禄、富某、富志满等人有着共同的家族利益，即确保富志华的财产不落入外人之手，这也符合当地农村的习俗，但却与法律相违背。因此，富志禄一再强调其亲手书写婚前协议，并出具一份由其整理的95岁高龄的富某笔录，欲证明存在婚前协议的事实。但林苏娥在一审中己经明确表示不存在婚前协议。如果存在婚前协议，该协议所指向的受益人系富良聪，这样的协议应该保存在富良聪自己手里，不可能保存在林苏娥手里。因此，富良聪称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责令林苏娥提交书证，系加重富良聪的举证责任，于法无据。三、涉案房屋中的两间正房建于1954年，富良聪出生于1960年，林苏娥夫妻在建造涉案房屋的正房时，富良聪还未出生，因此，在建造两间正房时，不存在将富良聪作为家庭成员来确定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的建筑面积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1999年1月1日施行，而涉案两间伙房建于1967年，并不需要办理建房用地审批手续，不存在《建房用地审批表》。2016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九条中“建房用地审批表上包括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对该房屋享有产权份额”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综上，请求驳回富良聪的上诉请求。富玲英、富玲仙述称：同意林苏娥的答辩意见。富志禄述称：对富良聪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无异议。富玲妹、富志满、富志花未作陈述。林苏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林苏娥对坐落于文成县××镇××村的房屋（地籍编号×××08）享有十二分之七的份额，价值87500元。审理中，林苏娥将其主张的份额变更为十六分之十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苏娥与其第一任丈夫富志华生育一子三女，分别为富良聪、富玲英、富玲仙、富玲妹。1954年左右，林苏娥与富志华在文成县××镇××村建有正房两间。1965年，富志华因病去世。后林苏娥及其子女与林苏娥的第二任丈夫富叶生共同生活。林苏娥与富叶生生育一女富娇英。1967年左右，林苏娥与富叶生毗邻上述两间正房又建造伙房两间。1998年12月，上述房屋所在土地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1998）字第008890号，登记土地使用者为富灵聪，地号×××087，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为村集体内部拨用，使用权面积110.02平方米（长15.1米，宽6.7米），四至分别为北至水沟，南至富学成中间，东至富志满柱中，西至富志录柱中、道坦。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现由被告富良聪持有。上述房屋至今未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富志华母亲早于富志华去世，其父亲富岩存于1986年去世，富岩存与其妻子生育三子一女，分别为富志华、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虽至今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但该房建于1954年与1965年，当时并没有要求办理建房审批的相关法律规定，该房屋建成后一直由林苏娥、富良聪一家居住，期间未经翻建、买卖等情况，且于1998年补办了土地使用权登记，应认定房屋建造人对其所建房屋享有物权。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虽登记于“富灵聪”名下，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效力并不及于房屋所有权，因此不能依据土地使用权登记而认定富良聪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建造人死亡后，其对于所建房屋享有的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由其继承人继承。林苏娥依据其建房的事实及继承的份额要求确认对房屋的份额，予以支持。涉案房屋其中正房两间系原告与其第一任丈夫富志华建造，在富志华去世后，分出林苏娥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富志华对该房屋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由其继承人富岩存、林苏娥、富良聪、富玲英、富玲仙、富玲妹六人共有。一审审理中，富玲英、富玲妹表示放弃继承，故富志华的二分之一份额应由富岩存、林苏娥、富良聪、富玲仙四人进行分配，每人八分之一份额。富玲仙表示将其享有的份额赠送给林苏娥，故对该两间正房，林苏娥享有四分之三份额。涉案房屋中伙房两间，系林苏娥与其第二任丈夫富叶生建造。因林苏娥及富叶生与富良聪、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故富叶生去世后，分出林苏娥对该两间伙房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富叶生的二分之一份额应由林苏娥、富娇英、富良聪、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六人共有。富玲英、富玲妹表示放弃继承，故富叶生的二分之一份额应由林苏娥、富良聪、富玲仙、富娇英四人分配，每人各八分之一。富玲仙及富娇英均表示将其份额赠送给林苏娥，故林苏娥对该两间伙房享有八分之七份额。富良聪认为涉案房屋土地性质为宅基地，地上房屋应属家庭成员共有，但本案房屋建房时并没有办理建房用地审批手续的强制要求，建房人往往根据生活需要及家庭经济水平自行决定建房面积，富良聪对于建房面积的多寡及房屋的建造并无贡献，其主张对房屋享有原始的成员权益，不予支持。富良聪及富志禄等人均主张林苏娥在70年代已签署婚前协议，将房屋赠送给富良聪，并要求一审法院责令林苏娥提交该书证。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林苏娥是否存在该证据及事实，林苏娥予以否认。在此情况下，富良聪需对其主张的事实及林苏娥持有该书证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仅凭证人富某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富良聪及富志禄等人的该主张，故富良聪及富志禄等人对其主张的该部分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富良聪抗辩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林苏娥系对于房屋共有份额的主张确认，而不是对于富良聪侵犯其继承权及其他权利提起诉讼，故不适用二十年时效的规定，对于富良聪的该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林苏娥对于坐落于文成县××镇××村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集用（1998）字第008890号，地号为×××087的地上房屋，其中正房两间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伙房两间享有八分之七的份额。案件受理费1988元，由林苏娥负担（已交纳）。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对富某、富文彬制作了谈话笔录。富某陈述：其系富志华的堂弟兼邻居；林苏娥和其第三任丈夫结婚前签订过婚前协议，约定梧溪村由林苏娥一家居住的房子（即林苏娥与富志华建的两间正房和林苏娥与富叶生建的两间伙房）归富良聪所有；前述协议由富志禄执笔，其作为见证人在前述协议上签字，富成群也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由林苏娥自己拿走；其不清楚1998年该房屋办理土地证的事情。富文彬陈述：1998年间其担任梧溪村副村长；1998年梧溪村的房子办理土地证时是镇里派人现场测量，村民口头上告诉测量人员房子是谁的；1998年土地证办理之后，其没有听说林苏娥与富良聪因为房子的事情发生争吵。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富叶生死亡后，林苏娥与第三人丈夫富锡顶于上世纪70年代结婚，富锡顶入赘林苏娥家，婚后二人生育两个儿子。2019年8月20日，林苏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文成县××镇××村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给富良聪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328行初81号行政裁定书，以林苏娥提起该案诉讼已超过二十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林苏娥的起诉。关于是否存在婚前协议的问题，林苏娥在一审两次庭审中均陈述不存在婚前协议，在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林苏娥陈述其想不起来了，在二审第二次庭审中，林苏娥代理人陈述，据其向林苏娥与第三人丈夫所生的儿子富良东了解，本案是存在协议的，当时是富志禄、富志满等人为了家族利益与富锡顶签订协议，林苏娥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是他们瞒着林苏娥找富锡顶签的。二审中林苏娥还陈述，其不会写字；其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直到两年前才住到小儿子富良东家，目前涉案房屋中有三个房间被林苏娥上锁；直到起诉前富良聪与富良东因涉案房屋翻建问题发生矛盾时，林苏娥才知道房屋土地使用权证已登记到富良聪名下。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富娇英已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并将其份额赠送给林苏娥，一审未追加其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案处理结果与富玲英、富玲妹、富玲仙、富志满、富志禄、富志花等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将其列为第三人，亦无不当。经审查，本案一审确实存在简易程序超法定审理期限后再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审理程序上存在明显的瑕疵，但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不宜发回重审。综上，富良聪以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为由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实体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为证明林苏娥与第三任丈夫富锡顶存在婚前协议的事实，富良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富某的书面证词，一审法院认定该证词符合证据形式，同时在未向富某本人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以其年事已高为由认定其准确回忆起婚前协议内容的可能性不高，显属不当。富某系林苏娥第一任丈夫富志华的堂兄，富志华死亡后，林苏娥的第二任、第三任丈夫均系入赘上门，按照农村风俗，林苏娥仍为富家的家庭成员，在此情况下，富某作为女方亲属代表参与林苏娥与富锡顶婚前协议的协商过程并在婚前协议上签字，符合情理。富某在本院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明确陈述林苏娥与富锡顶存在婚前协议，考虑到林苏娥当时系三婚，且富锡顶系入赘上门，签订婚前协议对婚前财产归属作出安排符合农村风俗，故富某该陈述具有合理性，对其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一、二审中林苏娥关于是否存在婚前协议的陈述前后矛盾，结合林苏娥二审中所作的陈述，应认定其持有婚前协议具有高度盖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现林苏娥拒绝提供该协议，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富良聪关于林苏娥已在该协议中将涉案房屋赠与富良聪的主张成立。一审根据证人吴某、陈某的证言认定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富良聪不在家，由林苏娥进行申报的事实，二审中林苏娥表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且林苏娥长期在涉案房屋居住，现其主张直至本案起诉前才知道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富良聪名下，显然不符合常理。二审中，林苏娥还主张该婚前协议系富志禄、富志满等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富锡顶签订，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林苏娥不会写字，故其本人未在协议上签名不等同于其对协议内容不知情或不同意；其次，我国实行“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原则，林苏娥将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人申报为富良聪也表明其对涉案房屋赠与富良聪的事实并无异议，如林苏娥不同意将房屋赠与富良聪，则其不可能主动将土地使用权人申报为富良聪，一审认为林苏娥的上述行为只能表明林苏娥同意将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富良聪，不能据此认定林苏娥将涉案房屋赠与富良聪，不但不符合常理，也与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相悖。综上，一审认定林苏娥未将涉案房屋赠与富良聪，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现林苏娥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富良聪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8民初34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林苏娥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19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88元，均由林苏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萌审 判 员  蔡蓓蓓审 判 员  曾 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周婷婷代书记员  徐彬妮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