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72民初1573号 原告：刘方兰，女，198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原告：李某，男，201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以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超，王威，山东端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克山，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被告：尹延良，男，196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光军。 原告刘方兰、李某与被告刘克山、尹延良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方兰、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超、王威、被告刘克山、被告尹延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光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方兰、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15565.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方兰配偶李宪臣在被告刘克山实际经营管理使用并合法所有的“鲁日开渔6××××”号渔船上从事潜水捕捞工作。2019年10月7日，李宪臣在出海进行江瑶贝捕捞作业时发生意外溺水事件，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宪臣系尹延良介绍到刘克山船上从事潜水作业。三方约定刘克山提供渔船和潜水设备、李宪臣负责潜水捕捞、捕捞上来的江瑶贝由被告尹延良回收，尹延良按照捕捞上来江瑶贝的大小分别给被告刘克山、李宪臣相应费用，之后尹延良再将回收的江瑶贝卖给他人赚取收益。三人系合作关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其中李宪臣面临风险最大。现李宪臣在合作事项中溺水死亡，二被告作为合作方应给予相应赔偿。 被告刘克山答辩称，对原告所诉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尹延良答辩称，尹延良与刘克山、李宪臣之间是买卖关系，不存在合作关系，从利益的分成来看，尹延良没有在受害人、刘克山之间进行利益分成，尹延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应结合全案综合评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10月7日，刘克山驾驶其经营的“鲁日开渔6××××”渔船载李宪臣、罗增玲、许传军、张廷法四名“猛子”（潜水捕捞人员的俗称）及随船小工尹延青在东经119°40′、北纬35°03′附近海域进行江瑶贝潜水捕捞作业。16时30分许，刘克山发现李宪臣放漂（“猛子”在水下遇到特殊情况时，将绑在身上的铅块和氧气管摘下，浮出水面），随即将其救到船上，发现李宪臣已失去意识，刘克山即驾船返回。靠泊后，刘克山、尹延良随救护车将李宪臣送至日照市人民医院。后李宪臣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机关经检验排除他杀的可能。 李宪臣系通过尹延良介绍到刘克山经营的“鲁日开渔6××××”渔船上进行潜水捕捞。此前，刘克山和四名“猛子”还分别于10月3日、10月6日两次出海潜水捕捞江瑶贝，捕捞的江瑶贝均固定由尹延良回收。具体分工为，李宪臣、罗增玲、许传军、张廷法四名“猛子”自备潜水衣、潜水镜、呼吸器等潜水设备负责潜水进行捕捞作业；刘克山负责提供出海船舶，选择作业地点，驾船将“猛子”带至作业地点，用随船氧气泵等设备向潜水员供氧，并将捕捞的江瑶贝运回码头，同时，刘克山还按照400元／天的报酬自行雇佣随船小工尹延青；尹延良负责为“猛子”提供住宿，回收“猛子”捕捞的江瑶贝并按照回收江瑶贝的品质、数量直接与“猛子”、刘克山单独结算，其中每个大号江瑶贝支付“猛子”4元、支付刘克山2.5元，每个中号江瑶贝支付“猛子”3元、支付刘克山1.5元，每个小号江瑶贝支付“猛子”2元、支付刘克山1元，尹延良再将收取的江瑶贝对外销售赚取差价。 事故发生后，日照海警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进行了调查。刘克山在接受日照海警局调查时称，尹延良事前找到其并约好，由尹延良负责联系潜水员并提供住宿、刘克山提供船只、捕捞的江瑶贝全部由尹延良回收、尹延良分别给“猛子”和刘克山提成，刘克山还称李宪臣是经尹延良介绍到其船上潜水作业。尹延良在接受日照海警局调查时称，其对外销售每个多加0.5元，四名“猛子”于10月3日捕捞江瑶贝700余个对外销售2500元左右，10月6日捕捞江瑶贝550余个对外销售1800元左右，10月7日捕捞江瑶贝900余个对外销售2600元左右。尹延良在接受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调查时称，李宪臣是其帮助找到刘克山，去刘克山船上进行潜水作业的。罗增玲、许传军在接受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调查时均称，是尹延良介绍其到“鲁日开渔6××××”渔船上进行潜水捕捞。张廷法在接受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调查时均称，其是随许传军到“鲁日开渔6××××”渔船上进行潜水捕捞。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调查作出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刘克山擅自加装水产品采集和捕捞潜水设备改变作业用途，允许未经培训的潜水人员随船出海作业，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李宪臣等4名潜水人员无相应适任证书，不具备潜水资格。 另查明，刘方兰系李宪臣之妻、李某系李宪臣之子。李宪臣父母均已去世。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李宪臣死亡产生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8465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0289.5元、丧葬费42044.5元，合计1008914元。原告主张两被告应按40%赔偿415565.6元。 本院认为，李宪臣在随刘克山所有的“鲁日开渔6××××”渔船出海进行潜水捕捞时溺水死亡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且事发后公安机关进行了调查核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被告与李宪臣相互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应否赔偿。 在沿海地区“猛子”流动性很强，常年在不同的地区从事潜水作业，一般是通过收鲜人（收取“猛子”采集的海产品的人）介绍到某一渔船上出海潜水捕捞，在该渔船潜水捕捞期间收获的江瑶贝等海产品也只能由该收鲜人收取，收鲜人按照回收的江瑶贝数量、大小直接与“猛子”、船主单独结算。在本案中，李宪臣等四名“猛子”自备潜水工具，经尹延良联络，临时性随刘克山渔船出海潜水捕捞，其工作具有独立性；“猛子”所得是根据其所采集江瑶贝的品质和数量决定的，如果没有采集到江瑶贝亦无收入，可见“猛子”所得是基于江瑶贝的实际捕捞采集成果而定，而非基于其自身劳务而定，因此，李宪臣等“猛子”与刘克山、与尹延良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同时，李宪臣等四名“猛子”系由尹延良联络到刘克山渔船出海进行潜水捕捞，“猛子”随刘克山船只出海潜水捕捞的江瑶贝只能由尹延良收取，“猛子”无权按照市场价格自由选择买主，“猛子”、刘克山的所得均是由尹延良按照回收的江瑶贝的大小、数量分别结算，亦说明尹延良与李宪臣等“猛子”之间并非买卖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捕捞作业系由尹延良联络，李宪臣等“猛子”自备潜水工具潜水捕捞，刘克山负责提供船只并自配随船小工，捕捞的江瑶贝全部由尹延良回收，李宪臣等“猛子”、刘克山的所得均由尹延良按照捕捞成果分别结算，无捕捞成果均无所得。根据各自分工和利益获取特征，结合当地潜水捕捞作业的惯例，本院认为李宪臣等“猛子”与两名被告之间应属于为获得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临时的合作关系。 在存在侵权行为的前提下，李宪臣的近亲属，当然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李宪臣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李宪臣明知存在极大风险仍进行潜水捕捞系其自主行为，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故原告不能基于过错责任或雇主责任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由于李宪臣与两被告之间属于为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合作关系，李宪臣是在为共同利益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海上人身死亡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规定，本院认为，两被告应当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也符合当地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例。在案涉临时合作中，李宪臣等“猛子”明知并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刘克山、尹延良对潜水捕捞的风险亦明知；刘克山擅自加装水产品采集和捕捞设备改变渔船作业用途积极促成了案涉合作，但其需自行提供燃油、自行雇佣随船小工，无论是否有收益均会有成本投入，其实际收益远低于尹延良支付的款项甚至存在亏损的可能；尹延良虽自称每个江瑶贝仅获利0.5元，但其在合作中风险最小，且系合作的组织联络者。鉴于上述因素，本院酌定尹延良、刘克山分别补偿原告90000元为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克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刘方兰、李某损失90000元。 二、被告尹延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刘方兰、李某损失9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33元，由被告刘克山、尹延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六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 勇 人民陪审员  朱桂荣 人民陪审员  孙钦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孙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