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银辉，男，汉族，1976年6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逍，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国蓉，女，汉族，1970年3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敏，男，汉族，1969年8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系郑国蓉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况敬国，男，汉族，1971年9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富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万彪，重庆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代洪发，男，汉族，1965年8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文，重庆博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涪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荔枝办事处建涪一组浪琴屿五楼。法定代表人：代洪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文，重庆博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银辉、上诉人郑国蓉因与被上诉人况敬国、代洪发、重庆市涪陵区涪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洪公司）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35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杜银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逍，郑国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敏，况敬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万彪，代洪发和涪洪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银辉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35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杜银辉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况敬国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涪洪公司用涉案船舶抵押贷款700万元并直接将其中的530万元支付给重庆市海凤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凤公司），将涉案船舶余下的造船款付清的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一）2012年3月30日签订的《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虽然约定涪洪公司将案涉船舶抵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浦东分行）贷款700万元，但没有证据证明该约定的贷款事实发生。事实上，况敬国和涪洪公司均没有按《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的约定通过贷款支付船舶建造款，而在二者均未支付的情况下，由代洪发个人根据海凤公司的委托支付给夏仁平（作为海凤公司的造船款）。（二）况敬国提供且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借款抵押合同》《人民币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最高额融资合同》能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人民币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16日。《借款抵押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根据我国《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规定，贷款人应与借款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合同。我国商业银行事实上也是在抵押合同签订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后才发放贷款。用于支付涉案船舶造船款的贷款如果发放，最早时间应在2014年12月1日。且况敬国在庭审中也辩称其已经于2011年3月18日即海凤公司交付船舶给涪洪公司时，所有造船款已经付清。因此，在2011年3月18日前，用涉案船舶在上海银行浦东分行抵押贷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2.一审判决认定用涉案船舶抵押贷款支付造船款的事实错误。《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虽然约定涪洪公司将案涉船舶抵押给上海银行浦东分行贷款700万元，但并未约定该贷款用于偿还、支付涉案船舶建造款。且《人民币单位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明确的委托贷款用途系用于置换银行贷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将“用于置换银行贷款”的贷款用于支付了涉案造船款。3.《最高额融资合同》系涪洪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加州支行签订，与一审认定的贷款银行上海银行浦东分行不是同一银行，一审认定该证据并据此认定相关事实存在错误。且根据该合同第4.5条明确约定，能够证明贷款不可能凭此合同发放，无法证明用该笔贷款付清造船款。（三）一审判决关于委托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已经明确约定将案涉船舶进行抵押贷款，用贷款来支付造船款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况敬国提交的证据中仅有《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并无《委托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且《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中没有“用贷款来支付造船款”的明确表述和意思表示。（四）一审认定付清造船款的事实与况敬国当庭陈述和提交的证据《交船文件》矛盾。况敬国提交的《交船文件》为复印件，杜银辉质证时对其三性均提出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交船文件》上记载的“货款已结清”系货款而不是造船款，也不是贷款。况敬国根据《交船文件》辩称在2011年3月18日签订该文件时，造船款已经付清，与该文件中“该船产权、债权债务属于甲方所有”以及况敬国庭审时辩称该船贷款时间为2011年4月29日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认定造船款是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贷款支付的，而况敬国在庭审中提交《交船文件》时陈述造船款是从小额贷款公司借的，二者相互矛盾。二、一审判决认定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夏仁平支付造船款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实质是履行涪洪公司债务，不能直接认定其是代况敬国支付（况敬国不是造船方的债务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代洪发个人账户内的钱依法应当属于代洪发本人，而不是其他人和其他组织。从代洪发个人账户中支付的钱，依法只能认定是代洪发个人支付。（二）代洪发代为支付造船款是在涪洪公司经营困难、并无资金支付造船款的情况下，由代洪发个人资金代为支付。代洪发个人账户的资金并非来源于涪洪公司，不能将代洪发的个人资金认定为涪洪公司的财产。（三）况敬国2015年1月12日出具的欠条已经明确载明况敬国是欠代洪发代付的“洪发1003”船舶建造款项，而不是欠涪洪公司的款，更不是其他任何人代付的“洪发1003”船舶建造款。即使代洪发的付款行为涉及职务行为，也只表明代洪发代为支付款项后实现了涪洪公司代况敬国支付造船款的目的，但不能否认代洪发是用个人款项支付造船款的客观事实，况敬国对代洪发的欠款属于个人债务，该事实已经得到况敬国的确认。（四）一审判决认定况敬国不是造船方的债务人是错误的。依据《99.8米货船建造合同》，况敬国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是造船方债务人，但况敬国实际上是“洪发1003”轮的定制人和所有人，是造船方的实际债务人。三、一审判决认定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无关，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况敬国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中没有涪洪公司结清了“洪发1003”轮造船款的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笔数、支付具体时间等关键性因素，不能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海凤公司出具给涪洪公司的委托支付书是在涪洪公司结清了“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之后，即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无关，是明显错误的。海凤公司出具给涪洪公司的委托支付书时间是2012年11月6日、2012年11月7日，代洪发在该委托书上签字表明由本人支付，给况八（况敬国别名）算账。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涪洪公司结清“洪发1003”轮造船款的时间是在2012年11月6日之前。但涪洪公司结清造船款的具体时间、结清方式等，一审判决均未阐述也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并且，（2019）鄂72民初353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涪洪公司在收到海凤公司的委托书后，其法定代表人代洪发向夏仁平支付船舶建造款的行为不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均属于代况敬国支付部分船舶建造款。一审法院前后做出的裁定、判决自相矛盾。且一审判决既认定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无关，又认定代洪发向夏仁平支付造船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即认可系支付造船款），两项认定自相矛盾。四、一审判决对庭审中没有提及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在本院查明中（判决书第12页第18行）认定，在况敬国与涪洪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中注明，况敬国欠涪洪公司造船款4443747.46元。该表述明显认定有误。况敬国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船舶租赁合同》，该证据未经质证且庭审中未提及该合同及约定。并且该合同注明的“况敬国欠涪洪公司造船款4443747.46元”内容虚假。该合同签订时（2014年3月21日）并未算账，况敬国的欠款无法精确到角和分。算账时间是在出具欠条（2015年1月12日）前不久。五、一审判决关于其他有关事实的认定模糊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海凤公司委托支付的款项不符，但没有明确是何处不符。同时一审判决认定“本院的两份自相矛盾的判决书，一份是不得已的主观认定事实，一份是有证据证明的客观认定事实”，但并未明确哪一份是不得已的主观认定事实，哪一份是有证据证明的客观认定事实。本案中的证据包括武汉海事法院的三份判决书，分别是（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2016）鄂7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2016）鄂7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其中，（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应为不得已的主观认定事实。（2016）鄂7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2016）鄂7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应为有证据证明的客观认定事实，在效力上优于（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一审法院应当采信的基本事实。六、一审判决与一审法院在先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和判决，显失公平。代洪发代付的造船款4443747.46元本系同一债权债务，在况敬国还款过程中被分成150万元、50万元和2443747.46元三笔，均已先后被法院判决认定系况敬国欠代洪发个人的欠款。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通知郑国蓉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通知郑国蓉参加诉讼的理由是鉴于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涪陵法院）已通知郑国蓉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而本案系代位求偿案件，同为债权人的郑国蓉要求以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判决关于诉讼费的负担，适用法律错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郑国蓉要求作为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按比例分配诉讼标的，一审法院通知其全程参与诉讼，却未通知其缴纳诉讼费，在驳回郑国蓉诉讼请求时，法院并未让其分担诉讼费，让其只享有参加诉讼的权利却不承担缴纳诉讼费的义务，适用法律错误。最后，一审判决认定欠条载明的欠款不是况敬国拖欠代洪发个人垫付的造船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相关证据已经充分表明况敬国是欠代洪发个人的款项。退一步讲，即便况敬国拖欠的欠款原属于涪洪公司，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况敬国，出具欠条表明，其所欠的船舶造船款2443747.46元债务已经转让给代洪发。八、一审审理程序违法。首先，一审超过法定审理期限。其次，一审两次开庭间隔，超过法定的一个月。再次，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处理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异议。最后，一审审判组织组成违法。本案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杨洪波，既不是员额法官，也不是人民陪审员，合议庭的组成不合法，其作出的判决无效。况敬国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至于程序上的问题，法院会对此进行详细核实。一审法官杨洪波是否为员额法官，希望二审法院对此进行调查。二、杜银辉与况敬国、代洪发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只与涪洪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况敬国出具给代洪发的欠条载明“系造船款”，而代洪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代洪发和涪洪公司在法律上构成人格混同。三、一审的两份判决，一份是基于法官主观认定的事实，另一份是一审基于客观证据认定的事实，两份判决相比较，有证据认定的判决优于主观认定的判决。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位权诉讼的裁判规则规定，债权债务尚未确定的，不得予以支持。本案中况敬国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欠款系欠涪洪公司而非欠代洪发个人的款项。因此，对杜银辉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五、涪洪公司有债权人84人，代洪发个人在裁判文书上出现的次数高达二十次，如果杜银辉的诉请得到支持，会引发后续相关诉讼。六、况敬国于本案一审即将审理结束时收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该份裁定书涉及涪洪公司、代洪发的船舶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明确况敬国欠付涪洪公司造船款而非欠付代洪发个人。且代洪发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代洪发与涪洪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七、杜银辉主张船舶没有建好无法贷款，但按照法律规定，在建船舶可以抵押贷款，并非不能贷款。八、船舶经营合同中没有记载况敬国欠付代洪发造船款的事实，实际上是一审笔误，该笔款项记载在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第三条中，该证据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相印证。九、杜银辉有况敬国出具给代洪发的欠条，可以证明代洪发、杜银辉两人关系不一般。从一审至今，代洪发、涪洪公司的代理人陈述并不属实，与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截然相反。代洪发辩称，同意并支持杜银辉的上诉意见，况敬国欠付的是代洪发个人的款项，而非涪洪公司款项。涪洪公司辩称，虽然船舶是涪洪公司委托海凤公司建造，但由于后来涪洪公司资金紧张，代洪发个人向海凤公司支付建造款，所以款项是代洪发个人支付而非涪洪公司支付。郑国蓉辩称，一、关于况敬国是否欠代洪发造船款的问题，同意杜银辉的上诉理由。2015年1月12日况敬国与代洪发进行结算时，况敬国所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是欠付代洪发的款项。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出具欠条时如果履行的是职务行为，那么欠条载明的应当是公司而非代洪发个人。故可以明确代洪发是以个人名义支付造船款而非代表公司支付。二、关于郑国蓉能否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不同意杜银辉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是针对案外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特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对此也有相关规定。本案中，郑国蓉作为代洪发的债权人对涉案标的具有独立诉权，代洪发没有其他可执行的财产，涉案债务是目前能够查明的代洪发能够用于清偿的唯一财产。因此郑国蓉有权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三、代位权诉讼本质是债的保全。本案中，债务人代洪发为个人，郑国蓉申请参加诉讼的实质是申请参加分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四、第三人参加诉讼不是必须另行起诉，也可以申请参加到本诉中，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请求。故本案中郑国蓉是适格当事人。郑国蓉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35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郑国蓉的诉讼请求；2.况敬国、代洪发、涪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以该院两份生效判决之间存在矛盾，但在本案采信了有客观事实证明的判决为由，认定本案原始债务造船款形成于况敬国与涪洪公司之间，而不是况敬国与代洪发之间，进而认定况敬国拖欠涪洪公司的债务，而不是拖欠代洪发的债务。该事实认定错误。即使一审判决对于债务的原始形成过程认定正确，但此后2015年1月12日，况敬国与代洪发进行了结算，并由况敬国向代洪发个人出具了2443747.46元的欠条进行债务确认，即完成了债权从涪洪公司向代洪发个人的转移。综上，债权在原始形成之后，并非不能转移变更债权主体。本案原始债权主体无论是代洪发个人还是涪洪公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2015年1月12日况敬国与代洪发的结算针对的债权人是代洪发个人，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不持异议，诉讼中涪洪公司也不持异议。代洪发就是此款项的债权人，况敬国如果对欠款数额没有异议，则不具有抗辩权。因此，一审判决明显错误。杜银辉辩称，一、郑国蓉不具备参加本案诉讼的法定条件。郑国蓉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具备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条件。二、郑国蓉执行代洪发的行为不受本案审理结果的影响，但如果认可其第三人身份主张权利，则会导致代位权诉讼与法院执行行为之间产生矛盾。综上，请求不予认可郑国蓉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况敬国辩称，针对郑国蓉是否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参与本案诉讼，不发表意见。针对郑国蓉谈到的事实，其他债权人至今没有提起诉讼，处于观望阶段。代洪发、涪洪公司共同辩称，同意郑国蓉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至于其是否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条件进而参与本案诉讼，请法院依法裁判。杜银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况敬国向杜银辉支付欠代洪发的船舶建造款2443747.4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1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况敬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况敬国承担保全费5000元和保全保险费2443.75元；4.况敬国与代洪发共同支付杜银辉律师代理费2万元。郑国蓉陈述，一、对杜银辉起诉没有异议，不过如果全部支持杜银辉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郑国蓉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故请求对杜银辉和第三人的债权按比例分配。二、本案的造船款到底属于涪洪公司还是代洪发没有实质意义，要么是欠涪洪公司的钱，要么是欠代洪发的钱，无论欠谁的钱，欠条是真实的，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兼具双重身份的情况下出具欠条，证明况敬国实际存在该笔欠款，况敬国理应偿还。三、况敬国辩称涪洪公司、代洪发存在其他债权人，不管代洪发、涪洪公司存在多少债权人，况敬国都应该支付该欠款，至于如何分配是最后一步的事。参与分配前提是债权人申请，而本案目前没有别的债权人申请参与进来。四、况敬国虽主张涪洪公司用银行贷款支付了造船款，况敬国出具欠条时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不是欠代洪发的钱，但银行贷款是不是用于偿还本案的欠款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总之，况敬国出具了欠条，理应支付欠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杜银辉对代洪发的到期债权情况。2012年12月18日，代洪发向杜银辉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利息按月利率3%进行支付，涪洪公司为代洪发的偿还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1月28日，代洪发又向杜银辉借款2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利息按月利率3%进行支付，涪洪公司为代洪发的偿还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到期后，因代洪发没有按约定归还，杜银辉遂就两笔借款先后向涪陵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先后于2015年1月29日作出（2015）涪法民初字第00407号民事判决，判决代洪发偿还杜银辉借款本金811956元并支付从2014年5月3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涪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3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代洪发归还杜银辉借款本金1680855元并支付从2014年11月18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涪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涪法民初字第0040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以后，代洪发未主动履行，杜银辉遂向涪陵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涪陵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提取了涪洪公司在乌江盘电站娄航期间的补偿款132667元，该款支付给杜银辉之后，代洪发尚欠杜银辉借款本金679289元和利息没有履行。（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33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杜银辉向涪陵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5年7月22日扣划了代洪发存款383600元，该款支付给杜银辉之后，代洪发尚欠杜银辉借款本金1297255元和利息没有履行。之后，涪陵法院未发现代洪发、涪洪公司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遂终结了两份生效文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6年1月8日，杜银辉以发现代洪发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向涪陵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涪陵法院在恢复执行的过程中，除发现代洪发在况敬国处有到期的债权之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二、关于代洪发与况敬国之间的债权情况。2010年，因况敬国与涪洪公司需要各建造一艘船舶，双方遂商定以涪洪公司的名义委托海凤公司建造，建造后挂靠在涪洪公司经营，船舶建造费由涪洪公司统一与海凤公司结算。在船舶建造过程中，况敬国没有足额支付船舶建造款。2012年3月30日，况敬国与涪洪公司签订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约定：况敬国将“洪发1003”轮挂靠在涪洪公司名下经营，涪洪公司将船舶抵押给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700万元，况敬国负责偿还530万元本金及利息。随后，涪洪公司按照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约定，将从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的700万元分配给况敬国530万元后，直接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海凤公司，并将况敬国欠海凤公司“洪发1003”船舶余下的造船款全部付清。2014年3月21日，况敬国与涪洪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约定：况敬国将“洪发1003”轮租赁给涪洪公司经营，租赁期限为2年。并注明，况敬国欠涪洪公司造船款4443747.46元。2014年9月5日，况敬国将“洪发1003”轮交给涪洪公司。2014年10月31日，涪洪公司将“洪发1003”轮转让给重庆涪陵港江水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江公司）。2015年1月12日，况敬国给代洪发出具欠条，确认欠代洪发代付“洪发1003”轮船舶造船款2443747.46元，从港江公司过户到况敬国名下即日生效。2015年3月17日，况敬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洪发1003”轮归况敬国所有。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25日作出（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确认“洪发1003”轮属况敬国所有。2015年6月4日，“洪发1003”轮过户登记到况敬国、赵小霞名下，船名变更为“银丰1003”。三、关于杜银辉提起诉讼所产生的损失情况。2017年7月21日，杜银辉向涪陵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支付了保全申请费5000元，并支付了因投保诉前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保险费2443.75元。2017年8月1日，杜银辉与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杜银辉委托该所作为其行使代位权诉讼一审的代理人，杜银辉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2万元。四、关于郑国蓉的债权以及其参与诉讼的情况。2010年至2011年期间，涪洪公司多次向郑国蓉借款。2013年11月28日，经涪洪公司与郑国蓉结算，涪洪公司尚欠郑国蓉借款124万元。涪洪公司向郑国蓉出具借条，约定在2014年5月22日前付清，代洪发对涪洪公司的清偿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到期后，因涪洪公司未归还借款，郑国蓉于2015年9月21日向涪陵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涪法民初字第06587号民事判决，判令涪洪公司归还郑国蓉借款104万元及支付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和律师费3万元，代洪发、刘晓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随后，因涪洪公司未履行清偿义务，郑国蓉于2016年3月30日向涪陵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6年9月5日以涪洪公司、代洪发、刘晓琴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了（2015）涪法民初字第06587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8月10日，杜银辉向涪陵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3日，涪陵法院作出（2017）渝0102民初6084号民事判决。况敬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渝03民终111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涪陵法院作出的（2017）渝0102民初6084号民事判决，并将案件发回涪陵法院重审。2018年8月13日，涪陵法院作出（2016）渝0102执148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代洪发在况敬国处享有的到期债权244万元。2018年10月18日，郑国蓉向涪陵法院递交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请求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涪陵法院重新审理的杜银辉与况敬国、代洪发、涪洪公司债权人代位求偿权一案。该院于同日向郑国蓉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和开庭传票，通知郑国蓉参与诉讼。2018年10月19日，涪陵法院作出（2018）渝0102民初8963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案件移送一审法院审理。郑国蓉又向一审法院递交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以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涪陵法院已经通知其作为第三人为由请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鉴于涪陵法院已经通知郑国蓉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遂通知郑国蓉参与本案诉讼。五、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情况。2018年3月12日，涪陵法院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况敬国承认拖欠涪洪公司造船款4443747.46元。杜银辉主张况敬国所承认拖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4443747.46元就包含在海凤公司要求涪洪公司支付给夏仁平的532万元之中，在代洪发以个人名义向夏仁平支付之后，代洪发与况敬国结算，其中有50万元由况敬国直接向案外人桂崇素偿还，况敬国直接向桂崇素出具了欠条；剩下3943747.46元由况敬国向代洪发出具欠条2张，一张金额为150万元、一张金额为2443747.46元。代洪发将15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孙朝均，剩下的2443747.46元的欠条由代洪发个人持有。同时杜银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鄂7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终1215号民事判决书、（2016）鄂民申2844号民事裁定书、（2016）鄂7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民终620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来予以证实，其中（2016）鄂7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鄂民终620号民事判决书均查明：因代洪发无力偿还欠桂崇素的借款50万元，桂崇素遂通过律师找到况敬国，要求况敬国将欠款直接还给桂崇素，况敬国应代洪发的要求出具欠条，载明其欠桂崇素50万元整，该款系代洪发欠桂崇素借款转移偿还；（2016）鄂72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鄂民终121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代洪发按海凤公司要求代涪洪公司向夏仁平支付的船舶建造款中，包括况敬国所欠海凤公司的船舶建造款。2015年1月12日，经代洪发要求，况敬国向代洪发出具了欠条，载明况敬国欠代洪发代付“洪发1003”轮造船款150万元。同年1月16日，代洪发与孙朝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况敬国2015年1月12日所欠150万元转给孙朝均，由孙朝均享有欠条下的一切权利。之后，代洪发将债权转让给孙朝均之事告知况敬国。代洪发、涪洪公司对杜银辉的主张没有异议。况敬国主张，况敬国拖欠涪洪公司造船款，并不拖欠代洪发个人造船款，其采取通过涪洪公司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海凤公司支付了造船款，并不存在由代洪发个人代其向海凤公司支付造船款。况敬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书来予以证实，该判决书查明：涪洪公司按照《船舶挂靠管理合同》约定，将从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的700万元分配给况敬国530万元后，直接代况敬国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海凤公司，并将况敬国欠海凤公司“洪发1003”船舶余下的造船款全部付清。同时，代洪发与涪洪公司人格混同。况敬国出具给代洪发的欠条是对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的理解。况且欠条明确载明系“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而非垫资款。对于郑国蓉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杜银辉、代洪发、涪洪公司均认为郑国蓉应当另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而不是直接参与到本案之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杜银辉代代洪发向况敬国主张到期债权，而该到期债权涉及到船舶建造款，故本案涉及到海事海商，由此发生纠纷，本案的案由可以确定为海事海商纠纷。况敬国的欠条虽然是出具给代洪发个人的，但从有关证据和法庭查明的事实来看，况敬国实际是拖欠涪洪公司的款项。理由如下：一、况敬国是委托涪洪公司造船，与海凤公司订立造船合同的是涪洪公司而非其法定代表人代洪发个人，实际欠款的由来是，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根据涪洪公司与况敬国的协议约定，况敬国将“洪发1003”轮挂靠在涪洪公司名下经营，涪洪公司将船舶抵押给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700万元，况敬国负责偿还530万元本金及利息。随后，涪洪公司按照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约定，将从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的700万元分配给况敬国530万元后，直接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海凤公司，将海凤公司建造“洪发1003”船舶余下的造船款全部付清。委托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中已经明确约定将案涉船舶进行抵押贷款，用贷款来支付造船款，按照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的约定，涪洪公司应当将案涉船舶的抵押贷款用于支付船舶的建造款，不管案涉的贷款涪洪公司实际上有没有支付给海凤公司，在海凤公司要求涪洪公司就所欠的造船款直接向海凤公司的钢材供应方夏仁平支付时，涪洪公司偿还的是欠造船方的造船款。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夏仁平支付造船款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实质是履行涪洪公司债务，不能直接认定其是代况敬国支付（况敬国不是造船方的债务人）；二、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海凤公司委托其支付的款项不符；三、（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书，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抵押贷款合同，交船文件，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书，中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以及代洪发与孙朝均在涪陵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供述等，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况敬国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且涪洪公司已结清了“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而海凤公司出具给涪洪公司的委托支付书是在涪洪公司结清了“洪发1003”轮造船款之后，即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无关；四、一审法院的两份自相矛盾的判决书，一份是不得已的主观认定事实，一份是有证据证明的客观认定事实。显然，有证据证明的客观认定事实，在效力上，优于主观认定的事实；五、根据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约定，况敬国也有理由相信涪洪公司已将贷款用于支付造船款。同时，海凤公司的委托书中也没有指明支付的款项涉及到案涉船舶的建造款，故况敬国应该拖欠的是涪洪公司造船款，不是拖欠代洪发个人。综上，杜银辉主张况敬国拖欠代洪发个人造船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杜银辉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同理，作为第三人郑国蓉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杜银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郑国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57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1570元，由杜银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况敬国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新证据：涪洪公司的申诉状和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48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况敬国不欠代洪发个人任何款项，只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代洪发与况敬国发生的一切经济往来均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况敬国有充分理由相信代洪发代表涪洪公司。该证据能够说明涪洪公司和代洪发的代理人作虚假陈述。杜银辉质证意见为：对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郑国蓉质证认为，对申诉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裁定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代洪发、涪洪公司共同质证意见为：针对申诉状，其已经将同一申诉状副本提交给一审法院，请法院核实该证据真实性。裁定书应该根据申诉状作出，因其申诉状存有笔误，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后，已将更正后的申诉状邮寄给一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本院认定意见如下：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涪洪公司对其提交的民事申诉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根据已生效的（2019）鄂民终877号民事判决及况敬国提交的新证据另查明，涉案船舶所有人登记为涪洪公司，由涪洪公司将船舶抵押给银行借款700万元，况敬国、涪洪公司各自负责偿还一定的本金及利息。涪洪公司与况敬国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经一审、二审，由本院作出（2019）鄂民终87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涪洪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申请再审时主张，况敬国与涪洪公司在2014年12月15日签订了真实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写明截止2014年12月5日，况敬国欠涪洪公司人民币4443747.46元。签订真实的《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后，况敬国给代洪发出具了三张欠条，累计金额为4443747.46元。2014年12月15日，涪洪公司（甲方）与况敬国（乙方）签订《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约定，三、截止2014年12月5日，甲方为乙方况敬国垫付洪发1003号造船款共计人民币4443747.46元（详见附件清单）由乙方返还给甲方，甲方的其他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四、乙方在过户之日起3个月内，返还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债权人，指定给付债权人的，以甲方书面指定为准。“洪发1003”轮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2012年2月23日涉案船舶进行了抵押，抵押人为涪洪公司，抵押权人为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债权数额为1400万元，受偿期限从2012年2月23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况敬国是否欠代洪发船舶建造款；二、郑国蓉是否有权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具体评判如下。一、关于况敬国是否欠代洪发船舶建造款的问题1.根据“洪发1003”轮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抵押贷款合同等证据及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以下事实：况敬国将“洪发1003”轮挂靠在涪洪公司名下经营，涪洪公司将船舶抵押给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借款700万元，况敬国负责偿还530万元本金及利息。随后，涪洪公司按照船舶挂靠管理合同书约定，将上海银行浦东分行的700万元借款分配给况敬国530万元后，直接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海凤公司，将海凤公司建造“洪发1003”船舶余下的造船款全部付清。杜银辉虽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但仅是其主观推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因此，杜银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涪洪公司用涉案船舶抵押贷款700万元并直接将其中的530万元支付给海凤公司，将涉案船舶余下的造船款付清，属相关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杜银辉主张况敬国所承认拖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4443747.46元包含在海凤公司要求涪洪公司支付给夏仁平的532万元之中，在代洪发以个人名义向夏仁平支付之后，代洪发与况敬国结算。对此本院认为，况敬国与涪洪公司以涪洪公司的名义委托海凤公司建造的船舶为两艘，况敬国与涪洪公司各一艘。而海凤公司要求涪洪公司支付给夏仁平的钢材款有530多万元，与况敬国出具的欠条金额不一致，即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海凤公司委托其支付的款项数额不符。并且，上述已支付款项针对的船舶指向不明确，在两艘船之间无法有效区分。故不能确定代洪发向夏仁平支付的款项与本案诉争款项之间的关联性。3.（2015）武海法商字第00311号民事判决书、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抵押贷款合同、交船文件、船舶挂靠经营管理合同书，终止船舶挂靠经营合同以及代洪发与孙朝均在涪陵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供述等，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涪洪公司对（2019）鄂民终877号涪洪公司与况敬国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不服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其自认况敬国欠涪洪公司4443747.46元。上述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况敬国欠涪洪公司的造船款，且涪洪公司已结清了“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而海凤公司出具给涪洪公司的委托支付书是在涪洪公司结清了“洪发1003”轮造船款之后，即代洪发支付给夏仁平的款项与“洪发1003”轮的造船款无关。4.本院审理的（2016）鄂民终1215号况敬国与孙朝均、代洪发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以及（2017）鄂民终620号况敬国与桂崇素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两案中，况敬国均抗辩其与代洪发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两案的生效判决均认定未支持况敬国的抗辩主张系因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两案判决况敬国向桂崇素和孙朝均支付欠付的款项是基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而作出的判决，是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主观认识，并非两案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和实体处理的依据。5.况敬国是委托涪洪公司造船，与海凤公司订立造船合同的是涪洪公司而非其法定代表人代洪发个人。根据双方约定，对海凤公司的欠款是用涉案船舶的抵押贷款来支付。综合上述分析，代洪发作为涪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夏仁平支付造船款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实质是履行涪洪公司债务，不能直接认定其是代况敬国支付（况敬国不是造船方的债务人）。况敬国拖欠的是涪洪公司造船款，不是拖欠代洪发个人的款项。因此，杜银辉关于况敬国拖欠代洪发个人造船款，其有权依据代位权请求况敬国向其支付欠款2443747.46元及利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郑国蓉是否有权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的问题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是在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就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提出独立诉讼请求，以本诉的原、被告为共同被告。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未参加诉讼的，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或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而代位权诉讼作为债权保全方式，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代位权在清偿程序上具有优先性。代位权成立，将判决相对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义务，从而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相对于其他债权人具有清偿时的优先性。在先起诉的债权人债权实现后，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就债务人的债权向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因此，其他债权人对在先债权人提起的诉讼来说，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该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两个案件合并审理，而不是将其中一个债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纳入一个案件进行审理。因此，郑国蓉不属于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本院对郑国蓉的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代洪发对况敬国不享有债权，郑国蓉主张的代位权不成立，理由如上所述，于此不赘。一审判决驳回郑国蓉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杜银辉主张的一审超过法定审理期限，一审两次开庭间隔超过法定期限等程序问题，属于一审法院审判管理的问题，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围。一审合议庭成员杨洪波系经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员额法官，一审审判组织不存在违法情形。综上，杜银辉、郑国蓉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将郑国蓉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程序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70元，由杜银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邬文俊审判员 龚荣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金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