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3306号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107国道华海工业区内1号。法定代表人：杨进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鹤，广东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翠珊，广东魁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鹤山市宅梧镇永成养殖场，经营场所广东省鹤山市宅梧镇堂马村委会南门村蚊唛坑山地。个体经营者：梁卯廉，男，1941年8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xxxxx。被告：张承志，男，汉族，1963年6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鹤山市宅梧镇永成养殖场（以下简称“永成养殖场”）、张承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鹤到庭参加诉讼，两被告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公告期限及举证期限届满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作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清偿拖欠原告的货款人民币612810元，并按2%/月的标准支付滞纳金，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滞纳金累计为人民币11963.22元；2.两被告承担原告为此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14000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张承志签订一份《销售合同》。之后，被告张承志自称为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要求以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名义重签合同。因此，2018年6月25日，被告张承志作为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委托代表人又与原告签订一份《销售合同》。两份《销售合同》中除了付款时间与合同期限不同以外，其他条款内容均相同。此后，被告张承志没有再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发生过交易。2019年1月1日，被告张承志代表被告永成养殖场与原告续签了《销售合同》。原告与被告永成养殖场所签的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原告送货上门，被告永成养殖场每月28号前付上上上个月货款（如6月28日前，应付3月份所产生的货款），逾期不付的按每日5‰支付滞纳金。原告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累计向被告永成养殖场交付了9批货物。2019年3月底，被告永成养殖场确认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79260元。此后，被告永成养殖场在4月18日提货人民币9750元，在4月20日还款人民币176200元。其余所欠货款虽经原告多次催收，至今仍有人民币612810元未付。被告永成养殖场长期拖欠货款，理应支付滞纳金。根据2019年《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因合同产生争议，由买卖双方诚信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卖方所在地法院起诉，违约方承担守约方为诉讼所支出的合理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和律师费。因此，被告永成养殖场应承担律师费。另外，被告张承志不但代表被告永成养殖场连续两年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还代表被告永成养殖场确认收货、对账以及支付货款，原告有理由相信其系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被告张承志应对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意见，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永成养殖场、张承志没有到庭答辩，亦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永成养殖场是2013年9月18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资金为人民币80万元，经营者为梁卯廉，主要从事养殖、销售生猪，水产品；种植、销售瓜果蔬菜，花卉等业务。2018年2月26日，原告（作卖方）与被告张承志（作买方）签订一份《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张承志提供中拓牌猪用饲料，其中编号为100粉的教槽料20kg，单价9650元/吨；编号为2511的保育料25kg，单价9650元/吨；编号为2026的哺乳料20kg，单价8500元/吨；编号为4325的怀孕料20kg，单价5900元/吨；付款方式及时间订明（1）被告张承志在原告处刷卡付款；（2）被告张承志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原告指定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账户44×××30），汇入原告其他账户的，须有原告出具的加盖公章的付款通知书；被告张承志通过上述1、2以外的其他方式付款而导致货款损失的，原告不承担任何责任；付款时间约定每月28号前付清上上月货款；被告张承志未按约定进行付款，逾期付款部分由被告张承志每日按5‰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且原告有权停止发货；被告张承志需要提前3-5天向原告报需货计划通知，原告在接到被告张承志通知之日起三天内安排出货，如因被告张承志未按约定付款或者第三方原因，不可抗力等非原告原因造成货物不能及时出货，原告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负责送货上门（包括委托第三方送货），承担运费及货物在途风险；关于争议处理条款订明，（1）如被告张承志在提货/收货时发现数量短少、品种错误、包装破损等问题，应停止装卸并通知卖方；经卖方确认后予以调换、补足。被告张承志（包括其委托的提货人、收货人）在销售出库单/物流送货单上签字的，视为该批货物不存在以上问题；（2）被告张承志如对原告产品质量提出异议，在接收货物的前提下，必须在到货七日内向原告书面提出。经国家质检部门确认后，原告负责调换；如双方终止交易，被告张承志必须在15天内结清所欠原告货款（如被告张承志超过30天没有提货，必须在7天内结清所欠原告货款）；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应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等”。原告为证实被告张承志自2018年6月25日起，使用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出示一份《销售合同》截图打印件以及原告与被告永成养殖场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其中《销售合同》截图打印件显示付款时间约定为每月28号前付清上上上月的货款，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合同的其余条款与2018年2月26日订立的《销售合同》一致。在缔约一栏处盖有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印章，被告张承志在买方委托代表人处签名。2019年1月1日订立的《销售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为每月28号前付清上上上月的货款，违约方须承担守约方为诉讼所支出的合理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受理费和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诉讼保险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内容，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其余条款与2018年6月25日订立的《销售合同》基本一致；在买方一栏处盖有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印章，被告张承志作为买方委托代表人签名。原告为证实在履行《销售合同》过程中，根据被告张承志发出的需货计划通知，向两被告交付猪用饲料出示了八份《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其中（1）开票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销售单号为0000021774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张承志，送货金额为人民币89300元，收货人“陈浩庚”；（2）2019年1月4日，销售单号为0000030299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108600元，收货人“陈浩庚”；（3）2019年1月23日，销售单号为0000030974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182050元，收货人“陈浩庚”；（4）2019年2月20日，销售单号为0000031387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61410元，收货人“陈浩庚”；（5）2019年2月27日，销售单号为0000031560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65250元，收货人“陈浩庚”；（6）2019年3月19日，销售单号为0000032017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92750元，收货人“陈浩庚”；（7）2019年3月27日，销售单号为0000032171号《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载明客户名称永成养殖场，送货金额为人民币93050元，收货人“陈浩庚”；（8）2019年4月18日，被告张承志从原告处提走价值人民币9750元的中草药，载明收货人为被告张承志。经本院对上述发货单进行核算，上述八笔送货单合计送货金额为人民币702160元。原告为证实其与两被告就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的货款进行对账结算出示一份《应收对账单》（打印日期为2019年3月30日），该对账单载明截至2019年3月27日，累计未付货款为人民币779260元，两被告对账无误后分别签名盖章予以确认。在庭审中，原告认为上述货款是计算至2019年3月27日，该笔款项加上被告张承志在2019年4月18日在原告处提走的中草药（价款人民币9750元）后，两被告合计拖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89010元，被告张承志曾于2019年4月20日支付货款人民币176200元，故两被告目前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612810元未付。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张承志自2016年起就存在猪用饲料的买卖合同关系，出示2016年12月19日至2018年2月26日以及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16日的两份《应收对账单》，其中被告张承志在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16日的《应收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06050元未付。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永成养殖场签订合同后，被告张承志自2018年6月25日后，以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名义继续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出示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10月8日以及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2月27日的两份《应收对账单》，被告张承志在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月23日的《应收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89850元未付。被告永成养殖场也在2018年11月3日至2019年2月27日的《应收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65860元未付。在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张承志自2018年6月25日后变更由被告永成养殖场作为签约主体与原告订立合同，但合同货款仍然由被告张承志支付，且两被告在原告于2019年3月30日发出的《应收对账单》上共同签名盖章，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79260元未付。原告为证实其该项意见出示一份《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该明细载明被告张承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期间，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合计人民币1209077.82元。此外，根据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3月30日签订的《应收对账单》显示，两被告共同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79260元，故被告张承志对被告永成养殖场在2018年6月25日及2019年1月1日与原告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项下所形成的货款债务是清楚的，且被告张承志的付款行为表明其是同意加入和承担被告永成养殖场的货款债务。另查明，原告为证实支出律师费人民币14000元出示了《委托代理协议》、广东魁峰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号码为89778472《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上述证据证实原告委托广东魁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并实际支出代理费人民币14000元。再查明，原告认为被告张承志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其儿子张兆威于2020年6月9日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人民币70000元，该部分款项应先偿还两被告拖欠货款所产生的滞纳金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剩余部分再抵扣货款本金。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永成养殖场的个体经营者梁卯廉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居民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原告的住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涉案《销售合同》订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院作为集中管辖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因涉案《销售合同》的履行地、货款交付地及结算地均发生在中国内地，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本案争议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最密切联系，本院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原告提交的《销售合同》、《销售发货单》、《应收对账单》、《对公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已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先后与被告张承志、永成养殖场订立《销售合同》，涉案《销售合同》是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销售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对缔约双方产生约束力。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张承志、永成养殖场供货，被告张承志、永成养殖场未能依约足额向原告支付货款构成违约。至于对两被告的责任认定问题。原告与被告张承志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销售合同》后，依约于2018年4月18日向被告张承志履行交货义务，销售发货单显示货物的签收人是“陈浩庚”，货款金额是人民币89300元。被告张承志在原告提交的《应收对账单》（2018年6月16日）上亦签名确认2018年4月18日的应收款是89300元，表明被告张承志对双方的交货模式是不持异议的。而此时，被告张承志确认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706050元。虽然，被告张承志在2018年6月25日后以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但被告张承志仍作为签约代表参与合同的缔约和履行，特别是合同的收货模式、结算模式，付款主体与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基本一致，故被告张承志以其行为表明其加入了原告与被告永成养殖场签订的《销售合同》，即被告张承志是涉案《销售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被告张承志理应对原告与被告永成养殖场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因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张承志是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实际经营者，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张承志对被告永成养殖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根据原告与两被告于2019年3月30日共同签名确认的《应收对账单》显示，两被告共同确认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人民币779260元。此外，被告张承志在2019年4月18日从原告处提取了货款价值为人民币9750元的中草药，故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合计人民币789010元。因原告认为被告张承志已于2019年4月20日清偿了货款人民币176200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两被告尚欠货款人民币612810元予以采信。两被告未能按时足额清偿上述货款给原告构成违约，两被告应立即将拖欠的货款人民币612810元清偿给原告。至于逾期付款滞纳金的计付问题。两被告的违约行为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债权，原告为弥补其损失，有权向被告计收逾期付款滞纳金，但原告主张按月2%的标准计收逾期付款滞纳金显然过高，鉴于原告没有举证证实两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遭受除利息损失之外的实际损失，故本院基于公平原则，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滞纳金标准予以适当调整，两被告应从原告起诉主张债权之日（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标准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为标准计付逾期付款滞纳金给原告。关于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涉案2019年1月1日签订的《销售合同》订明违约方须承担守约方为诉讼所支出的合理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受理费和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现原告通过诉讼方式向两被告主张债权，并聘请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原告聘请的律师已实际到庭参与诉讼，且原告提供了委托代理协议及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其实际支出了律师费人民币14000元,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律师费人民币14000元的诉求合法有据,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亦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原告表示被告张承志在诉讼过程中清偿人民币70000元，根据上述规定，该人民币70000元应先用于抵扣两被告所支付的律师费和逾期付款滞纳金，剩余部分再用于抵扣两被告尚欠的货款本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鹤山市宅梧镇永成养殖场、张承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清偿货款人民币612810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以拖欠的货款人民币61281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标准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为标准计，被告张承志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70000元可作相应抵扣）给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二、被告鹤山市宅梧镇永成养殖场、张承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清偿律师费人民币14000元（被告张承志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70000元可作相应抵扣）给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三、驳回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188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714元，合共人民币13902元，由原告广州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75元，被告鹤山市宅梧镇永成养殖场、张承志共同承担人民币137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人民陪审员  李朝霞人民陪审员  刘雪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澜书记员钟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