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2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曾用名韩某），男，199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藁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河北龙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9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超，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振令，河北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育才街170号中悦大厦20、21层。 法定代表人：李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园园，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109号1幢。 法定代表人：韩刚，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赵某超、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191民初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赵某超、刘某停运损失数额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或原审被告安心保险公司承担，驳回对李某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上诉理由：1．原告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审判决由上诉人个人负担错误。（1）事故发生在有效保险期间。上诉人事故车辆在原审被告安心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保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无论是一审认定的停运损失还是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均应在交强险或商业险范围内赔付，而不是由上诉人个人负担。（2）停运损失免责条款无效。一审认为“另依据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相关条款规定，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故二原告车辆营运损失应当由被告李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明显错误。首先，一审判决依据的所谓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相关条款”并不适用于上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上诉人从未与保险公司签订载明停运损失免责的保险合同，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当庭出示的也仅是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而非与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这一点保险公司代理人也是明确承认的。见庭审笔录第6页，法官问“保险公司，有无和李某之间签订的商业险合同？”保险公司答：“没有，签订也是签的投保单，给付商业险条款”。一审不应该依据一个并不存在的条款分配双方权利义务。其次，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上诉人投保时从没有人为其解释过商业险免责条款，就算是保单也是电子保单，直到本次诉讼上诉人才第一次见到打印的保单。退一万步讲，即便如保险公司代理人所说“签订也是签的投保单，给付商业险条款”，保险公司也应证明其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一审中保险公司除了提供一份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故即便保险公司在上诉人投保时提供了商业条款，也因其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3）关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对免责条款表态的补充说明。一审中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没有意见的表态是在没有理解免责条款真实含义、出现重大误解情况下，做出的有违其真实意愿的表述。上诉人将免责条款理解成（保险公司和上诉人个人均）不需要赔付原告的条款，其真实意思是“对不赔付原告停运损失没有意见”，而不是同意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上诉人是一个没有学习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本次诉讼也是上诉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法院、法官和那么多拗口晦涩的法律术语。庭前保险公司代理人告诉上诉人：“咱们不用赔偿原告，开庭时你不用管那么多，顺着我说就行”。由于事故发生后与保险公司代理人接触过几次，加之认为保险公司和上诉人同为被告站在一条战线上，轻信保险公司代理人影响了上诉人的判断，做出与内心不一致的表述。再者，若将上诉人表态理解为上诉人同意保险公司免责有违常理。试想，每个人购买保险的初衷都是防范风险，如果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明明白白地说“我不赔偿了，被保险人你自己承担风险”，是个正常人都会提出反对意见，至少要问个为什么。如果被保险人什么也不反对还说同意，只能说明保险人没有清楚地说，被保险人也没弄明白。上诉人直到开庭时还弄不明白什么是免责条款，这也从侧面证实保险公司从未向上诉人提示说明过免责条款。综上，上诉人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保险期间，上诉人与保险公司未签订停运免责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也没有明确提示说明免责内容，上诉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做出的不符合其真实意愿的表态不能视为其同意保险公司免责，故原告起诉的各项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2．一审判决赔付原告停运损失数额不合理。（1）一审判决赔偿的停运天数过长。经营性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其停运天数应该是合理的维修时间，一审判决按62天赔偿原告明显超出维修合理天数范围。首先，一审认定原告停运时间2020.1.19-2020.3.21共计62天没有证据支持。事故出租车什么时间停运、停运到何时，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庭审也没有调查核实。其次，一审判决停运62天损失全部由上诉人赔偿不当。即便本案出租车停运62天，也要看合理的维修时间应该多长时间，超出部分无论什么理由（公安机关延迟、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维修厂原因或其他）都不应由上诉人负担。本案诉争事故原因和责任划分并不复杂、事故认定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事故出租车受损也不严重、维修只花了3,000多元，停运62天明显超出必要维修时间。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93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鉴定机构确定检验、鉴定完成的期限，确定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2）一审认定停运损失标准过高。停运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运营成本、运营能力、近期平均利润率、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但一审认定的停运期间（2020.1.19-2020.3.21）正是今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各地严防严控停工停产居家隔离，我市出台了出租车的各项优惠政策。另外，出租车根本没有什么生意，经历过的人都有亲身感受，本案按行业标准计算有失公允。关于疫情期间，公开发布的信息可以查明以下时间点：2020.1.18，石家庄首例确诊病例来石探亲2020.1.19，石家庄首例确诊病例发热被隔离，核酸检测阳性（本案事故发生时间）2020.1.22，国家卫健委确认并公布河北（也是石家庄）上述首例确诊输入性新冠病例。2020.1.24．河北省政府决定启动河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4.29，河北省政府将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关于疫情对出租行业的影响，可参考交通运输部官网，政府信息公开版块中的“2020年中心城市客运量统计”。http：//xxgk.mot.gov.cn/2020/jigou/zhghs/202006/t202006303321329.html官方权威统计数据显示：1-3月石家庄出租车客运量仅为去年同期30.4%。若考虑1月初疫情还不太严重、3月未疫情防控才有条所放松，一审认定的停运时间石家庄出租客运量差缩更为突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应驳回对李某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赵某超、刘某辩称，赵某超、刘某均是案涉的出租车驾驶人，出租车为租赁他人的，所以赵某超和刘某分白班和夜班，因此一审法庭根据行业标准酌定2万元。然后按照责任比例乘以70%判定上诉人承担营运损失，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辩称，上诉人与我公司建立保险关系时，已于我公司签订电子投保单，我公司向其给付了商业保险条款。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上述事实表示认可，并对商业险的免责条款没有意见，那么停运损失为我公司免赔范围，不应由我公司理赔。 赵某超、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停运损失费、车辆停车及拖车费等各项损失46,54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9日11时18分许，李某驾驶冀Ａ×××××的小型客车在石家庄高新区交叉口掉头时，与赵某超驾驶的冀Ａ×××××的出租车直行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石家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新区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主要责任，赵某超负次要责任。李某系冀Ａ×××××小型客车所有人，具有驾驶资格，其所驾驶的冀Ａ×××××车辆在安心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一份，在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一份，保险金额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赵某超支付拖车费600元，其所驾驶的冀Ａ×××××出租车自2020年1月19日至2020年3月21日在停车场、修理厂停放及维修共计62天。另查，安心财险公司向赵某超支付车辆维修费2000元，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向赵某超支付车辆维修费1932元。还查明，赵某超、刘某均为出租车司机，赵某超、刘某承租了案外人孙继群的冀Ａ×××××出租车营运，承租期限自2019年5月21日至2021年5月7日，双方约定承租班费白班为150元，夜班为120元。庭审中，赵某超、刘某主张出租车停运66天的损失为：1．赵某超、刘某向出租车车主支付的承租费用为17820元（270元＊66天）；2．赵某超、刘某因本次事故在家待业的误工损失按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工资标准计算为27588元（76366元／12个月／30天＊66天＊2人）；3．停运期间所交的交强险及商业险667.6元；4．向出租车公司交纳规费270元（135元／月＊2个月）；5．拖车费600元；并当庭放弃对停车费的主张。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拖车、停车费发票、出租车司机监督卡、出租车承租合同书、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所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赵某超与李某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主次责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赵某超驾驶的出租车在交通事故中受损，产生拖车费损失和停运损失，李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故应按责任比例承担70%赔偿责任。赵某超的拖车费600元属于车辆施救费，有发票为证，本院予以认定。因安心财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维修费2,000元，故该拖车费损失应由被告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70%即420元；另依据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相关保险条款规定，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故赵某超、刘某车辆的营运损失，应当由李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赵某超、刘某主张停运66天未提交相关证据，不予采信。赵某超、刘某承租的出租车实际停运62天，其减少的收入参照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工资标准76,366元计算62天共计26,304元，考虑该出租车停运期间正系疫情防控期间，人流车流受限，出租车行业亦受到一定影响，该收入应适当调整，本院酌定20,000元，被告李某承担70%应为14,000元；赵某超、刘某主张的承租费，未提交其支付承租费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该费用已实际产生，对此不予支持。赵某超、刘某主张的公司规费及保险费用亦无证据证明，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中华联合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辩称其支付的维修费应予扣除，因赵某超、刘某在本次诉讼中未主张车辆维修费，该费用与赵某超、刘某诉求不存在关联性，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赵某超拖车费420元；二、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超、刘某停运损失14,000元；三、驳回原告赵某超、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李某提交如下证据：两份民事判决书网络下载件，欲证明停运损失属于商业三者险的理赔范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道路交通事故，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无法从事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李某诉称，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未对其进行提示说明，但其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对其所投保的商业保险的免责条款没有意见。其另称原审中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举证证实，且保险条款中对责任免除已做出明确约定。李某增加诉讼请求称，出租车承租合同书中没有刘某，刘某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经查原审卷宗，记载有承租人为刘某的出租车承租合同书，李某经当庭阅看后亦表示认可。关于停运天数，李某称，根据车辆损失一共花费三千多元，最多维修期限应当不超过七天，且该情况系从4S店了解获悉，并未提供依据。对于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李某当庭亦认可其主张没有依据，故原审以刘某、赵某超提交的相关票据及参照标准并考虑相关影响因素酌情认定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增辰 审判员  李荣水 审判员  王 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安 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