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8543号原告：许某1，女，195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飞，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岩，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某2，女，195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兼许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3，女，195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兼许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4，男，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峰，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某1与被告许某2、许某3、许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炜鑫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许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飞、黄岩，被告许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峰，被告（兼许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由原告单独继承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某房屋（X京房权证昌字第XXXX号）；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某房屋系原告母亲董某生前的个人财产。2012年9月1日，董某在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夏某、何某律师的见证下立下遗嘱一份，遗嘱中载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的房产，在我去世后由我的三女儿许某1继承，其他人无权继承该遗产。现董某于2019年7月18日去世，原告主张按照被继承人董某生前所立遗嘱单独继承涉案房屋，因三被告拒绝配合原告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的相关事宜，双方发生纠纷。原告为维护个人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许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所涉及的房屋原系北京市东城区某号平房拆迁而来，包括人口和拆迁的款项全在涉案的房屋里，也就是说该套房屋并不是董某的个人财产，该房屋尚未进行析产。遗嘱处分的房屋不是被继承人一人的财产，其中涉及被告的范围，涉案房屋是东城平房拆迁，用拆迁款购买，居住人有四个人，庄某、许某5、许某4、被继承人，户口有六人，拆迁款共计504181．08元，许某1把他和自己的份额要走了12万，剩余钱款买了涉案房屋，花费30余万，其中有许某4一家三口人的25万多，所以遗嘱中处分他人财产的部分是无效的，具体比例请法院核查，先析产后继承。2．遗嘱的效力问题，被继承人去世前有过两份遗嘱，本案涉及的是第二份，前一年还有一份遗嘱，内容是四个子女基本均分，被继承人去世前一个月和其他子女说过，原告要是要房子需要把钱给别人，现在这份遗嘱写的是房屋归原告一人所有，与老人表述不一致。董某年岁已高，耳背且不识字，所以对她立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没有录像，请法院核实遗嘱真实性。尤其是其中见证人之一何某的笔迹有重要疑问，请求法庭核实签名的真实性，申请对何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许某2、许某3辩称，由法院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许某6与董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三女一子，分别是长女许某2、二女许某3、三女许某1、儿子许某4。许某6于1988年5月7日去世，董某于2019年7月18日去世。2000年4月26日，董某（承租方）与东城区景山房管所（出租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董某租赁东城区某号7、8号2间房屋，总使用面积31．8平方米，租期自2000年4月1日始至2002年12月31日止，月租金54．95元。2006年8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出具《关于某号董某租赁合同“面积涂改”的情况说明（35）》，载明：“经查档案，某号董某原承租公房2间，使用面积30．7平方米。后2002年该房翻建，于2002年8月重新丈量计租，使用面积更改为31．8平方米。以上情况属实。房屋翻建重新丈量后，未更换新的租赁合同，管理员在原合同上进行了更改，并加盖了景山房管所租金收缴专用章。所以形成了‘面积涂改’。”因玉河历史文化保护修缮项目建设需要，董某承租的某号房屋需要拆迁。2006年7月21日，买方董某（乙方）与卖方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乙方承租东城区某号北房2间，建筑面积42．39平方米；该房产权系甲方所有，上述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内。现乙方提出购房申请，甲方按有关规定审核后，同意乙方购买上述房屋。乙方的购房款为11631．72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董某按照合同约定购买了上述承租公房。2006年8月16日，董某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许某4办理签订协议、搬迁、拆迁、交房、领款等事宜。2006年8月16日，被拆迁人董某（乙方）与拆迁人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需要拆迁乙方在某号的正式住宅房屋贰间，建筑面积42．39平方米，乙方在册人口陆人，实际居住人口陆人，分别是户主：董某、之女许某1、之（外）孙女庞某；户主：许某4、之妻庄某、之女许某5。被拆迁房屋的区位补偿房价373032元、重置成新价格为81198元、被拆迁房屋补偿款45423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61582．8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847．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其他补助费735元（空调200元、电话235元、有线300元）、重点工程配合奖50000元、文保试点配合奖5000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交房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515812．8元，向乙方开具领款凭证。许某4作为董某的委托代理人在乙方签字处有签名。同日，许某4代董某在《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领款凭证》上签名，载明上述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515812．8元折抵公房销售购房款11631．72元后，实际领取补偿款数额为504181．08元。签订上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当日，董某提交申请书，因当地搬迁及经济条件有限，身体状况不够良好患有疾病，特申请向政府提出困难补助。经审批后，拆迁部门决定给予董某困难补助5万。2006年8月16日，许某4代董某（乙方）与拆迁人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另一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困难补助50000元。2006年8月26日，许某4代董某领取了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504181．08元及困难补助费50000元。2006年8月16日，许某4提交申请书，载明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某号，处于长期无房居住，与爱人属于失业人员，女儿许某5现上中专学校，经济条件不佳，现当地搬迁向政府提出困难补助。2006年8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居民委员会向当时的拆迁部门出具《证明信》，载明许某4居住在某号院，该户长期居住在该院自建房内，且单独立户。根据法院调取的拆迁资料，其中2006年8月20日的《玉河专项件审批表》中载明某号在册人口6人，户口结构为3个家庭；许某4一家长期居住在某号院自建房内，且单独立户；同意给予董某困难补助5万元，许某1困难补助5万元，许某4自建房补偿13万元和困难补助25万元。2006年8月16日，拆迁人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甲方）与被拆迁人许某4（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册人口叁人，实际居住人口叁人，分别是户主：许某4、之妻庄某、之女许某5，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自建房补偿）共计130000元。当日，许某4（乙方）与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甲方）另签订一份《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困难补助）共计250000元。2006年8月26日，许某4领取了上述自建房拆迁补偿款130000元和困难补助费250000元。2006年8月16日，许某1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许某4办理签订协议、搬迁、拆迁、交房、领款等事宜。同日，许某1提交申请书，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号和母亲董某同住，是下岗职工，女儿现上大二，因当地搬迁向政府提出困难补助。同日，许某4代被拆迁人许某1（乙方）与拆迁人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困难补助）共计50000元。2006年8月26日，许某4代许某1领取上述50000元补助费。另查，2006年12月29日，董某（买受人）与出卖人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买受人购买昌平区某小区某号房屋，预测建筑面积共108．81平方米,总价款288346．5元；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付款，出卖人应当在2007年10月25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合同附件五中，约定买受人于2006年12月29日前交付房款288346．5元。诉讼中，许某1、许某2、许某3、许某4均认可上述房屋的购房款来源于某号房屋的拆迁款。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审核通过了董某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申请。2008年10月13日，董某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X京房权证昌字第XXXX号），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董某，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于昌平区某（以下简称某房屋），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为110．07平方米。2011年7月30日，董某订立代书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董某，女，身份证号：×××，住北京市昌平区某室。代书人：耿某，北京经法咨询服务事务所主任，身份证号：×××，电话130XXXXXXXX。见证人：刘某，北海公园退休职工，身份证号：×××，电话136XXXXXXXX。今天在耿某、刘某两位见证人的见证下，我立下遗嘱。我本人思想意识清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内容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遗嘱内容如下：一、我本人是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的独立产权人，房屋面积110．07平方米，产权证号：（房权证昌字第XXXX号）。二、我决定在我逝后，上述房屋由我的长女许某2、次女许某3、三女许某1、儿子许某4共同继承。三、考虑到三女许某1的户口曾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号落过户的实际情况，在已经给付过12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我决定在我逝后将上述房屋变卖后，除去房产变更时以及房屋交易时产生的各项费用，四个继承人的子女每人分得10万后，分给三女许某113万，（许某1如果不配合房屋变卖、不及时腾空房屋，则不享受13万）剩余的卖房所得，由长女许某2、次女许某3、三女许某1、儿子许某4每人按四分之一继承。四、在我生病住院丧失意识期间，除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外，其余医疗费用由四个子女平均负担，否则从其应继承遗产份额中扣除10%，如果10%的遗产份额不足以抵付其应负担的医疗费用，将从其所应继承遗产的份额中继续扣除，扣除部分由多交医疗费用的其他继承人取得。五、为便于上述房产的买卖，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室可以由经济适用房变更为商品房时，我决定在次女许某3向我作出承诺的前提下指定其为新的产权人，由其负责我逝后该房产的买卖，并按我的规定处理每人应得的份额。六、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由经济适用房变更为商品房时，产生的各项费用由长女许某2、次女许某3、儿子许某4每人垫付三分之一，在遗产分配前先行扣除。七、以上条款三女许某1如不同意则不享受多得13万的遗产份额，由四个子女平均继承。本遗嘱一式两份，由我及代书人各执一份。”立遗嘱人处有董某签名及手印，代书人处有耿某签名及手印，见证人处有刘某签名及手印，遗嘱注明了日期：“2011年7月30日”。2012年9月1日，董某出具《遗嘱见证授权委托书》，载明其委托夏某、何某两位律师为其订立遗嘱进行代书，并进行律师见证。同日，董某订立另一份代书《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董某，女，汉，1926年10月25日，北京市东城区某号，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丧偶，配偶是许某6，1988年4月去世。我叫董某，本人经过慎重考虑自愿在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立本遗嘱，同时委托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夏某、何某律师做我的遗嘱见证人，该遗嘱由夏某律师代书，本人声明此遗嘱为本人最后的遗嘱，对该财产的处分若与其他遗嘱冲突，以本遗嘱中所述内容为准。遗嘱内容如下：我自愿在我去世后，将我享有所有权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的房产，作为遗产在我去世后由我的三女儿许某1继承（女，汉，1956年12月3日，身份证号码：×××），其他人无权继承该遗产。本遗嘱一式贰份，立遗嘱人持有一份，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持有一份，本遗嘱已由代书人夏某律师向我宣读，和我口述内容一致，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立遗嘱人签字处有董某签名及手印，立遗嘱日期处注明“2012年9月1日”，代书人处有夏某的签名，见证律师处有夏某、何某的签名及日期“2012年9月1日”，并注明律师执业证号。立遗嘱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6号朝外MEN财贸中心B座804。同日，夏某、何某制作律师见证书，载明董某订立代书遗嘱和相关见证过程等事项。诉讼中，夏某、何某均出庭作证，证明当时订立2012年9月1日代书遗嘱是董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订立遗嘱时董某思维意识清晰。诉讼中，许某4曾提出对何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后又撤回鉴定申请。2019年11月14日，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天通中苑第一社区居委会出具《居住证明》，载明：“兹证明董某（身份证号：×××），从2008年1月至2019年7月一直在我辖区某室居住，共同居住人有许某1、庞某2、庞某。”2020年10月17日，上述居委会再次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天通中苑第一社区11号楼1单元301室，许某1的家庭一直照顾老人董某20多年，事迹突出2018年被评为中一社区‘家庭文明户’。”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派出所证明信、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2012年9月1日代书遗嘱、律师见证书、遗嘱见证授权委托书、2011年7月30日代书遗嘱、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情况说明、房屋买卖协议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申请书、委托书、补偿款、补助费领款凭证、玉河专项件审批表、居委会证明、证人证言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涉案某房屋的所有权问题；二是两份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关于某房屋的所有权问题。自2000年4月起董某承租某号公房，后承租公房被列入拆迁范围内，董某于2006年7月21日按照当时的政策购买了承租房屋。2006年8月16日，董某与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董某共计领取拆迁补偿款504181．08元（扣除公房销售购房款11631．72元）。同时，董某还另行申请了困难补助5万元。因承租公房拆迁，董某取得了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资格。后用部分拆迁补偿款购买了涉案某房屋，并于2008年10月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因此某房屋属于董某个人财产。关于被告许某4辩称拆迁补偿款中有其份额及涉案某房屋中有其财产份额，首先，结合调取的拆迁资料和查明的事实，拆迁时许某4一家与董某单独立户，许某4一家居住在某号院自建房内，基于此，拆迁部门与其单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支付其自建房补偿款和困难补助费共计38万元，该款项也由许某4单独领取。董某作为原公房承租人，取得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区位补偿款和相应的补助费、单独申请的困难补助属于董某个人财产。其次，董某取得了55万余元的拆迁补偿款和补助费，购买某房屋的总房价款才28万余元，董某的拆迁补偿款足以支付房屋价款；且某房屋的性质为经济适用房，许某4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对购买某房屋有出资行为。再次，结合董某生前订立的两份遗嘱，尤其是第一份遗嘱，原、被告四人对某房屋属于董某个人财产，未均提出异议，且许某4也认可董某订立的第一份遗嘱的效力。故某房屋属于董某个人财产，许某4辩称某房屋中有其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两份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2011年7月30日和2012年9月1日两份代书遗嘱，从形式上看，均由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注明了年、月、日，有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名，以及遗嘱人的签名和手印。两份遗嘱均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诉讼中，2011年7月30日代书遗嘱的见证人耿某出庭作证，陈述了遗嘱见证的过程，订立遗嘱时被继承人思维能力正常。2012年9月1日代书遗嘱见证人夏某、何某出庭作证，陈述了遗嘱见证的过程，订立遗嘱时被继承人精神意识良好，能清楚表达意愿，遗嘱系老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内容上看，两份遗嘱处分的均是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的房产，该房产系被继承人董某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两份代书遗嘱，均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因2012年9月1日董某所立的代书《遗嘱》是被继承人最后订立的遗嘱，涉案某房屋依法应按照被继承人董某在2012年9月1日所立的代书遗嘱继承。故诉争某房屋依遗嘱应由许某1继承。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董某名下的位于昌平区某房屋由许某1继承；二、驳回许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许某4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许某1负担19400元（已交纳）；许某4负担19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炜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