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0699号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170号之二235室。法定代表人：晏和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春江，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男，198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欢，广东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胜公司）与被告刘伟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春江，被告刘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鸿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鸿胜公司与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及从2020年4月26日至今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鸿胜公司无需向刘伟支付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4006.6元；3.判令鸿胜公司无需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28日工资差额3173.89元；4.判令鸿胜公司无需向刘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刘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鸿胜公司与刘伟在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刘伟并非鸿胜公司员工。1.刘伟在该期间受雇于谭文光个人，并驾驶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负责运输货物，车辆所有人为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为谭文光个人租用），并非鸿胜公司所有，谭文光指派刘伟到广州越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发公司）运输货物，由该公司统一管理、派发运输任务，刘伟从未提供鸿胜公司向其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其为鸿胜公司员工身份的证件。又因谭文光与鸿胜公司同为越发公司的合作伙伴，为结算方便、统一管理，谭文光与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约定，由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代发工资给刘伟，代发的工资额将在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运输产值中予以抵扣，刘伟仅为谭文光的个人雇员。2.刘伟当庭申请的证人刘某在仲裁阶段出庭作证时明确说明，系因谭文光个人业务需要，经刘某介绍刘伟给谭文光工作，并未介绍给鸿胜公司。二、鸿胜公司只应向刘伟支付2020年3月26日至2020年4月2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890.58元。刘伟在2020年2月26日入职鸿胜公司，在2020年4月26日擅自拿走粤Ａ×××××车钥匙和行驶证，不知所去并拒绝沟通，已严重旷工，按公司规章制度予以开除处分合理合法，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说，双方自2020年4月26日起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其擅自拿走车钥匙和行驶证的行为已然违法，鸿胜公司对此保留诉讼的权利。因此，与刘伟的劳动关系期间应从2020年2月26日开始计算，相应的双倍工资应从2020年3月26日开始起算至4月25日。三、鸿胜公司不应当向刘伟支付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的工资差额3173.89元，刘伟要求鸿胜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毫无根据。刘伟从2020年4月26日起至5月22日擅自将粤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钥匙和行驶证拿走，不知所去并拒绝沟通，已严重旷工，按公司规章制度予以开除处分，合理合法，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说，同时刘伟以其实际行动单方面亦与鸿胜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鸿胜公司应不予任何赔偿。鸿胜公司已将2020年4月工资扣缴完社保后发放给刘伟，而刘伟在2020年5月从未工作分毫，要求支付其5月工资及工资差额毫无道理。四、双方于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鸿胜公司无需向刘伟支付该期间工资差额、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告刘伟辩称，同意仲裁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鸿胜公司主张刘伟于2019年10月20日通过刘某（鸿胜公司的司机）介绍受雇于谭文光，驾驶粤Ａ×××××号车辆，2020年2月底谭文光将另外一台自有车卖掉，业务量减少，不再雇佣刘伟驾驶粤Ａ×××××号车辆，刘伟于2020年2月26日转入鸿胜公司成为正式员工，未办理入职手续，故鸿胜公司与刘伟系自2020年2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刘伟抗辩其系谭文光和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晏和平打电话给刘某，经刘某介绍自2019年10月20日入职担任司机，入职时未被明确告知入职哪家公司或个人，但入职后其工资一直由晏和平发放，故其认为系为鸿胜公司工作。双方确认以下事实：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刘伟的工作岗位为司机。2019年10月、11月，刘伟驾驶车牌号为粤Ａ×××××号的车辆运货，2020年2月26日至4月驾驶车牌号为粤Ａ×××××的车辆（鸿胜公司所有）运货，2020年5月11日、12日驾驶车牌尾号为179的车辆运货。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起被派至越发公司工作。鸿胜公司主张刘伟由越发公司指派工作、进行派单，统一进行管理。刘伟辩称其由贺新云（鸿胜公司的股东及司机）指派工作，一般是越发公司将运货单发至工作群，司机排队领单，有调整需经贺新云同意。对此，鸿胜公司回应贺新云自2019年11月底起已经不再担任越发公司派驻司机的管理工作。刘伟称并未收到鸿胜公司上述通知。为证明刘伟与鸿胜公司在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鸿胜公司提交了《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证明》、粤Ａ×××××车辆行驶证、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谭文光之间的多份转账记录，主张刘伟在该期间受雇于谭文光个人，粤Ａ×××××车辆的所有人系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并非鸿胜公司，因谭文光、鸿胜公司均与越发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为方便结算，越发公司统一发放运费给鸿胜公司，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谭文光代发刘伟工资后再与谭文光结算车牌号为粤Ａ×××××车辆的产值（运费）。其中，谭文光在《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中的陈述及越发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与鸿胜公司的上述主张吻合。行驶证显示粤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为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转账记录显示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晏和平分别于2019年11月30日、2020年1月18日、1月23日、3月25日、3月30日、5月18日转账支付谭文光8000元、10000元、10000元、4000元、22000元、7031元，其中，2020年1月18日、1月23日的转账附言为“工资”；2020年3月25日的转账附言为“借支”；2020年5月18日的转账附言为“保险款”，其他转账未附言。刘伟对行驶证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转账记录显示工资、借支及保险款，无法证明是谭文光的产值，并认为谭文光、越发公司与鸿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不予确认《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和《证明》的真实性。关于刘伟的工资构成，鸿胜公司主张为产值提成（越发公司提成产值15%、黄埔提成产值20%），上班满30天有2000元补助，提成加补助低于7500元按7500元计算，未满30天提成加补助低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工资发放押二付一，即第三个月发放第一个月工资。刘伟辩称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出车100元/趟+运费的15%提成+带货回来150元/趟，若当月总工资高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若低于7500元则按7500元计算。双方确认未发放过工资条，2020年3月至5月期间鸿胜公司每月为刘伟代扣代缴个人社保费用420.28元。鸿胜公司主张2020年4月26日刘伟与刘某擅自换运货单，损害了粤Ａ×××××号车的产值，该车所有人之一曹建对其进行了口头批评，刘伟擅自将其驾驶的粤Ａ×××××号车的车钥匙及行驶证拿走并拒绝沟通视为自动离职，期间曹建于2020年4月27日催促刘伟返还车钥匙，贺新云在4月26日及5月22日期间曾三次当面要求刘伟归还车钥匙及行驶证，但直至2020年5月22日鸿胜公司报警后刘伟才归还。鸿胜公司提交了曹建的微信聊天记录、报警回执、曹建、贺新云的书面证言及穗埔劳人仲案[2020]2466号仲裁庭审笔录予以证明，其中仲裁庭审笔录载明，曹建出庭作证陈述其有粤Ａ×××××号车辆50%股份，刘伟将该车钥匙拿走，其于2020年4月27日要求他返还，其不清楚车钥匙被拿走的原因；贺新云出庭作证陈述出车由越发公司安排和派单，2020年4月26日刘伟拿走粤Ａ×××××号的车钥匙和行驶证并非受其指示，其按照鸿胜公司的要求曾三次要求刘伟返还。除曹建、贺新云的书面证言外，刘伟确认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但辩称曹建在2020年4月26日电话通知其停车，其致电询问贺新云，贺新云让其将车停在越发公司门口，因每个司机固定一辆车，故其将车钥匙和行驶证带在身上直至5月22日。刘伟确认曹建在4月27日有让其返还车钥匙，但贺新云指示其继续保管车钥匙。庭审中，鸿胜公司主张因双方均是老乡不想将事情闹大，后面被逼无奈才在一个月后于2020年5月22日报警处理。刘伟辩称其自2020年4月26日起每天到越发公司报到直至5月22日，越发公司只在5月11日、12日派了两次单让其驾驶尾号179号车辆运货。刘伟提交5月11日、12日越发公司出车记录，上面均附越发公司盖章。鸿胜公司对该两张出车记录不予确认，主张此为贺新云私人请刘伟的帮工行为，并提交了贺新云与刘伟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贺新云的书面证人证言予以证实。转账记录显示2020年6月24日刘伟收到银行转账1113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贺新云于6月告知刘伟“这是我私人让你帮我开179做两趟事的工钱是1113元，我已转到你的银行卡上了”；证人证言显示贺新云于2020年8月26日陈述“在2020年5月11日、12日曾让刘伟帮忙运输个人私人的两单业务，与公司无关”。刘伟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贺新云为其领导，代表公司，该两趟出车为公司出车的行为，并认为贺新云与鸿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2020年5月28日，刘伟向鸿胜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鸿胜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克扣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鸿胜公司于次日收到该通知书。鸿胜公司认为此系刘伟单方面解除合同，可视为自动离职，是为了掩盖其拿走车钥匙和行驶证的违法行为，即使不能认定为自离，其连续一个月不工作也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应当开除。此外，鸿胜公司还提交了越发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发出的索赔函及支付索赔款转账凭证及收据，主张因刘伟私自带走粤Ａ×××××车钥匙和行驶证致使鸿胜公司无法按约定交付货物，为此于2020年7月15日支付了越发公司损失47000元。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晏和平于2020年4月8日支付刘伟15347.5元，附言“12月份工资”；于2020年5月22日分别支付刘伟5150元和1356.67元，分别附言“1月份工资”和“2月工资”；于2020年5月29日支付刘伟12576.84元，附言“3月份工资”；于2020年6月24日支付刘伟9421.11元，附言“4月份工资”。鸿胜公司主张刘伟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未扣减社保）分别为5213.33元、16377.5元、13970元、5150元、1356.67元、12997.12元、10261.67元，因刘伟2020年5月未上班，故未予发放5月份工资，鸿胜公司提交了工资计算表、支付证明单、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并称因2020年5月27日才将刘伟在社保系统减员成功，故又为其缴纳了该月的社保。刘伟以工资计算表及支付证明单为鸿胜公司单方制作为由不予确认真实性，并提交其2019年10月、11月及2020年4月出车记录及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辩称其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分别为5190.8元、15952.5元、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2020年5月因鸿胜公司没有给其安排工作，故其认为应按之前的平均工资10163元计算该月工资。刘伟辩称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应为61137.01元（5948元+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10163元）。鸿胜公司确认出车记录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具体工资发放应以公司财务计算为准。经本院核查，鸿胜公司提交的工资计算表上基本工资以2000元为基数按考勤予以扣减，并附有上班及请假天数，且有按绑带100元/趟计算，但未提交刘伟的考勤情况表、出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鸿胜公司申请谭文光出庭作证，谭文光陈述：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晏和平陪其向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购买粤Ａ×××××号车辆，其挂靠在鸿胜公司处担任司机，越发公司将货物给鸿胜公司发货，2019年10月刘伟经刘某介绍为其开车，在越发公司拉货。2019年12月份起刘伟就没为其开车，2019年10月至12月其让鸿胜公司代发刘伟工资，刘伟工资为几千至一万，因其与鸿胜公司的账目未结清，不记得具体发放金额，刘伟的工资也不需其核算，其也未与刘伟协商过工资标准，具体按刘某的标准发放工资，由刘伟将表格交给鸿胜公司，由该司直接发放。2020年开始刘伟为鸿胜公司开车，其未参与介绍刘伟去鸿胜公司工作，也不清楚刘伟具体入职鸿胜公司的时间。双方发生争议，刘伟于2020年6月3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鸿胜公司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28日工资21006元；二、鸿胜公司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1137.01元；三、鸿胜公司支付刘伟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四、本案仲裁费用由鸿胜公司承担。刘伟当庭撤销第四项仲裁请求。2020年8月1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697号仲裁裁决，裁决：一、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3173.89元；二、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4006.60元；三、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解除劳动关系补偿10163元。鸿胜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车辆行驶证、工资计算表、支付证明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报警回执、书面证人证言、个人社保变动查询单、仲裁庭审笔录、出车记录、《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详情单及送达证明、索赔函、转账凭证及收据、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鸿胜公司与刘伟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关于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的劳动关系。首先，鸿胜公司主张该期间其系替谭文光代发刘伟工资，但其提交与谭文光的转账记录附言显示“工资”“借支”“保险款”，无法证明其所称为代发刘伟工资后与谭文光结算车牌号为粤Ａ×××××车辆的产值（运费），而谭文光出庭作证时虽称该期间刘伟系受其雇佣，但其却未与刘伟约定工资标准，不清楚刘伟每月具体工资，亦不需经其核算而由鸿胜公司直接发放刘伟工资，明显不合常理。鸿胜公司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刘伟受雇于谭文光个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本案中刘伟与鸿胜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主体资格，刘伟提供的劳动成果是鸿胜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且鸿胜公司按月支付刘伟劳动报酬，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故本院认定刘伟与鸿胜公司在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刘伟的离职时间。首先，鸿胜公司主张刘伟在2020年4月26日私自拿走粤Ａ×××××车的车钥匙及行驶证后拒绝沟通构成自动离职，其作为用人单位，在认定刘伟以实际行为作出自离表示的情况下，理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及时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但鸿胜公司未向刘伟出具任何证明，也未举证证明已对双方劳动关系作出过任何表示，且其主张刘伟的违规行为造成越发公司无法出车的违约后果，却直到一个月后才报警处理，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鸿胜公司主张刘伟2020年5月11日、12日的出车行为系贺新云私人行为，但刘伟提交的出车记录上有越发公司的盖章，本院认为贺新云的派单行为应视为鸿胜公司的行为。再次，鸿胜公司还为刘伟缴纳了2020年3月至5月间的社会保险。本院对鸿胜公司认为刘伟于2020年4月26日自动离职的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刘伟于2020年5月28日向鸿胜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鸿胜公司于次日收到，故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20年5月29日解除。综上，本院认定鸿胜公司与刘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关于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鸿胜公司虽提交了工资计算表，但鸿胜公司并未提交刘伟的考勤情况表、出车记录等计算依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刘伟的抗辩，认定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出车100元/趟+运费的15%提成+带货回来150元/趟，若当月总工资高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若低于7500元则按7500元计算。关于2020年4月份工资，刘伟提交的2020年4月出车记录显示其该月工资为10595元（6795元+1800元+2000元），鸿胜公司对该出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鸿胜公司提交的工资计算表上显示其核算刘伟该月工资为10261.67元[（提成工资6795元（15%）+基本工资1666.67元（上班25天、26-30号无故不上班5天）+1800元（绑带18趟）]，可见双方仅就基本工资2000元是否应按考勤进行扣减存在争议，鉴于鸿胜公司未提交考勤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故对刘伟抗辩其该月工资为10595元，本院予以采信。故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2020年4月工资差额753.61元（10595元-已支付9421.11元-420.28元）。关于2020年5月工资。刘伟每月工资浮动，每月工作量并不固定，属于多劳多得，刘伟抗辩应按离职前的月均工资支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伟2020年5月出单两次，运费提成1113元，其5月工资应为2919.45元（2000元÷31天×28天+1113元），现鸿胜公司已支付1113元，故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2020年5月工资差额1386.17元（2919.45元-420.28元-1113元）。综上，本院认定鸿胜公司应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共2139.78元（753.61元+1386.17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前述已认定鸿胜公司与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鸿胜公司未与刘伟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鸿胜公司应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刘伟在劳动仲裁阶段主张支付至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之日即2020年5月28日，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关于刘伟2019年11月的工资认定，鸿胜公司确认刘伟提交的该月出车记录的真实性，本院采信刘伟对该月工资的抗辩，认定其2019年11月工资为15952.5元。在计算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时，刘伟均用实发工资作为其工资基数，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本院据此核定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为53794.71元（15952.5元÷30天×11天+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2919.45元）。关于经济补偿金。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鸿胜公司自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在2020年4月26日解除，理应在该日结清刘伟2020年3月、4月工资，鸿胜公司未支付，故刘伟在2020年5月28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鸿胜公司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的情形，以往的工资支付情况也可以看出鸿胜公司存在拖延支付工资的情况，如在2020年4月8日才支付支付刘伟2019年12月工资，在2020年5月22日才支付刘伟2020年1月和2月工资，刘伟以鸿胜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向鸿胜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刘伟要求鸿胜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不超过本院核算后的刘伟离职前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应发工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2139.78元；二、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3794.71元；三、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刘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163元；四、驳回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小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彭逸婷书记员王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