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7656号原告：李某1，女，1957年7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聂利锋，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李某2，女，195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四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李某3，男，195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高云凤（李某3之妻），195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李硕（李某3之女），1984年1月7日出生，德国籍，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李某1、李某2与被告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2、原告李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与被告李某3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1、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院内北数第一排北正房6间，西数第四间由李某1继承，西数第五间由李某3继承，西数第六间（门道）由被告李某2继承。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与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之父李广德（于1977年12月去世）母亲李高氏（于2010年去世）生前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院内建北正房6间，其中西数一、第二、第三间已于2019年6月27日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和于2019年10月2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2055号判决归第一原告李某1使用。现原、被告对该宅院内北侧第一排北正房西数第四、第五、第六间分割未达成一致，无奈，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李某3辩称：一、本案被答辩人为谋取不当利益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违背李广德生前所立遗嘱之客观事实，其行为不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且显属欺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父李广德生前所立“过继字据文约”具有两份效力：第一，答辩人过继在李广德名下，为李广德长子；第二，李广德立遗嘱，其去世后，其遗房产田园树株傢具等完全归李某3（答辩人）一人永受。遗嘱人李广德于1977年去世，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过继字据文约”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均无异议，且均对李广德生前没有变更“过继字据文约”予以确认。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李广德的遗产自李广德去世之时起，已经由答辩人按照遗嘱继承，且涉诉房屋全部六间由答辩人占有使用至今。答辩人目前有证据证明涉诉房屋西数第一、二、三间已被被答辩人篡夺，待整理完毕后将提起再审程序，维护自己正当合法的利益。被答辩人自遗嘱人李广德去世后至本案诉讼前，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未与答辩人就遗嘱继承李广德遗事实有任何纠纷，且被答辩人提交证据恰恰证明了：1．“过继字据文约”具有遗嘱的效力；2．被答辩人、顺义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均承认“过继字据文约”的效力；3．答辩人已经通过遗嘱继承李广德的遗产。本案现不知为何被答辩人又将答辩人在继承李广德遗产超过40年后诉至贵院要求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遗产，明显是为谋取不当利益。被答辩人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其行为不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且显属欺诈。二、本案被答辩人对此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198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李广德遗嘱自其1977年去世时起生效，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在80年答辩人复员回家后，因被答辩人和其母李高氏在答辩人服兵役期间变卖本应由答辩人继承的李广贤遗产，李高氏拿出“过继字据文约”明确答辩人已经通过遗嘱继承李广德的全部遗产。如被答辩人认为其权利被侵犯，应在知道被侵犯之日起二年内就继承李广德财产纠纷提起诉讼。自继承开始超过二十年，不得在提起诉讼。至今已超过40年。对其所主张的权利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被答辩人也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诉求在李广德去世答辩人遗嘱继承后20年（1977年至1997年）期间中断过。据此，被答辩人为其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诉求已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事实终归是事实，它难以雄辩，本案被答辩人为谋取不当利益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将答辩人诉至法院，其行为有悖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故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公正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便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利和彰显法律的尊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广德与李高氏系夫妻，育有二女一子，李某1为亲子，李某2、李某3系收养。李广德于1977年去世，李高氏于2010年去世。经查：本院（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原告李某1诉称：原告与被告系姐弟关系。原告与被告之父李广德于1977年12月去世，之母李高氏于2010年去世。二被告均为李广德、李高氏收养子女。父母去世后留下涉诉房产。1992年8月14日因被告李某3不在湘王庄与母亲一起生活，不给生活费，当年李高氏找湘王庄村委会与被告协商立下此协议书。后来一直照此执行。父母去世后，原告、被告未对上述遗产进行分割。原告与李某2认为被告李某3已丧失继承权，表示不再继承该遗产，同意全部由李高氏处置。现因原告与二被告发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顺义区×号（原李广德、李高氏之宅基地）宅院内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东数第一间为门道）中的西数三间归原告李某1居住使用。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一案中，被告李某2辩称：我是李广德、李高氏的女儿，李某3与我均为父母收养，李某1是我妹妹。多年来，李高氏均由李某1照顾，并最终在李某1位于湘王庄村的家中去世。李某3除给付赡养费外，并未与李高氏居住并照顾其生活。涉诉宅院原有房屋是李高氏所有，我不要求继承房产，我的继承份额均由我妹妹李某1享有。同意李某1的陈述，均属实。本院（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一案中，被告李某3辩称：我是李广德、李高氏收养的儿子，当年有收养协议，协议中写明家产都为我所有。1992年村委会找到我，关于母亲李高氏的赡养达成协议，但是没有关于我放弃财产的意思。我在搬入楼房住时曾接母亲过来居住，但后来母亲未跟我说一声就随我妹夫回了湘王庄村，此后再未共同生活。赡养费我多年来通过邮局给汇过款，有凭条为证。母亲李高氏的丧事由我办理。我不同意原告的请求，现涉诉宅院内正房西数三间我已拆除重建，并加了彩钢顶，更换了宅院大门，在宅院南侧新建一排三间房屋。针对本院（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一案所涉及的纠纷，经审理查明：李广德与李高氏系夫妻，育有二女一子，李某1为亲子，李某2、李某3系收养。李广德于1977年去世，李高氏于2010年去世。经双方当庭共同确认：涉诉的顺义区×号院，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有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其中东数第一间为门道，系李广德与李高氏生前所建。李某3于2018年未经李某1、李某2同意，私自拆除正房西数三间进行重建并将原六间正房的房顶更换，同时更换宅院大门，另在宅院南部新建一排正房。李某1提交“立字”一份，内容为“立字人李某3通过母子协商，凤山同意由92年8月份开始每月交现款叁拾元整。凤山同意现有家里一切财产都由母亲处理。如果母亲有病药费等都由凤山负责，通过大队立字为证。立字人：李某3李高氏湘王庄村92．8．14立”，以证明李某3已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家中财产包括涉诉宅院的房产。李某3辩称该“立字”其手中一份都没有，对于给付赡养费30元的文字部分有效，后续同意母亲处置财产的文字真实性不认可。李某2辩称“我母亲说凤山让她写遗嘱，我母亲说我死谁那里就把房产给谁，我母亲在凤英那里去世的，我尊重我母亲的意思，同意给凤英”，明确表示如果有其继承份额就把自己的份额给李某1。李某1提交2010年1月20日“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李高氏，女，1920年3月16日出生，身份证：×××，现住北京市顺义地区门牌号：×号。立遗嘱人李高氏今年90岁，在立遗嘱时神智清醒，老伴（李广德）于1977年去世，因本人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遗嘱内容如下：一、立遗嘱人李高氏自己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号（北正房六间）愿将自己享有的西数三间及院落西侧在我去世后由我的小女儿李某1（身份证：×××）继承，以及我名下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杨树30棵）全部由李某1继承。二、本协议一式二份，立遗嘱人李高氏、遗嘱继承人李某1各执一份。立遗嘱人：李高氏聂利锋代笔见证人：聂利锋见证人：李宁2010年1月20日签订”，李某3辩称，“遗嘱”形式存在问题，在李某3的过继文书中已经明确涉诉房产为李某3的财产；该遗嘱不是见证遗嘱，见证主体身份要特定，且依据是“立字”，但“立字”是无效的，立遗嘱人没有权利处分院落，且西侧三间房已经拆除。李某3向本院提交过继文书，以证明1964年被李广德、李高氏收养的事实以及已经确认李广德、李高氏的遗产均归李某3所有，并认为“过继就是过房”。李某1称该过继文书真实性认可，但是因李某3不赡养李高氏，1992年在村委会主持下已经签订“立字”，李某3放弃所有财产权利。李某2称同意李某1的意见，明确表示其母亲在去世前意识清楚、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李某3提交协议、收据以证明其拆除并兴建房屋、安装门窗等损失。李某1对此不予认可，但不主张在本案中进行房屋财产价值的评估。李某3提交两份书面证人证言、汇款收据等，以证明其尽到了赡养义务，且未放弃继承涉诉房产。针对本院（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一案所涉及的纠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涉诉宅院没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和本院核实，涉诉宅院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有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其中东数第一间为门道，系李广德与李高氏生前所建。李某3于2018年未经李某1、李某2同意，私自拆除正房西数三间进行重建并将原六间正房的房顶更换，同时更换宅院大门，另在宅院南部新建一排正房。本案争议为李某3的过继文书与李高氏生前的遗嘱内容不一致，如何确认涉诉房屋的财产权利归属。庭审中，双方对李某3过继李广德、李高氏的事实均认可，但李某1、李某2明确表示李某3未能充分尽到赡养扶助李高氏的义务，不应再由李某3继承涉诉房屋，李某3对李某1、李某2的意见不认可，认为自己尽到了赡养扶助义务，并向本院提交了汇款收据，本院认为，“过继字据文约”确定了李某3与李广德、李高氏之间的权利义务，李广德去世后，李高氏有权利就其所有的涉诉房屋财产权利进行重新处置，李某1、李某2均认可的“遗嘱”即是李高氏改变“过继字据文约”内容的意思表示，李某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相反，作为长期与李高氏生活并尽了更多照顾义务的李某1、李某2，均对李高氏生前意思表示有清楚的陈述，而李某3在李高氏生前并未长期与李高氏生活并照顾其起居生活，也曾因为赡养费给付不及时经过村委会调解解决，正如李某3所言，其预留汇款收据就是为了防着李某1、李某2，而且，李某3未经李某1、李某2的同意擅自在涉诉宅院内兴建其他房屋，已经侵犯了李某1、李某2的合法权益，综上，本院认为，涉诉宅院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即老房六间系李广德、李高氏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广德生前没有变更“过继字据文约”，但李高氏生前变更了“过继字据文约”内容，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因被告李某2明确表示其将自己的继承份额都给予原告李某1，故，本院认定涉诉宅院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中的西数三间的居住使用权归原告李某1，对于被告李某3对涉诉房屋的添附费用以及其新建房屋的权利归属，双方可另案起诉解决争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于顺义区×号（原李广德、李高氏之宅基地）宅院内北数第一排北正房六间（东数第一间为门道）中的西数三间归原告李某1居住使用。李某3不服（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过继字据文约、照片、（2018）京0113民初28792号民事卷宗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过继字据文约”可以证明1964年李某3被李广德、李高氏收养的事实以及已经确认李广德、李高氏的遗产均归李某3所有的事实。李广德去世后，李高氏有权利就其所有的涉诉房屋财产权利进行重新处置，但李高氏无权处理李广德的遗产份额。李广德生前没有变更“过继字据文约”，李广德的遗产份额应根据“过继字据文约”进行处理。故李某1、李某2主张以法定继承去继承李广德的遗产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1、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万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邹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