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民终45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支行。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负责人：曹光俊，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朱绂，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卢贤顺（NOHYUNS00N），女，1952年10月30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佳璇，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朴美丹，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与被上诉人卢贤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24民初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朱绂、被上诉人卢贤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佳璇、朴美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卢贤顺的全部诉讼请求；2.卢贤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将李红花实施的诈骗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红花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工作岗位是行政管理岗位，而非具体操作类岗位，其不能对外以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名义开展存储业务。而且根据卢贤顺的自认，李红花在整个存储业务办理过程中，都是在银行柜台之外，而不是柜台之内，这也说明李红花并不是银行具体业务操作类岗位工作人员，不具有办理存储业务的权限。同时也能够证实，当日李红花并非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卢贤顺办理业务，而仅是以朋友身份出现在银行，卢贤顺没有充分理由相信李红花的诈骗行为是代表银行为其继续办理存储业务。存款结束离开柜台及为其办业务的柜员后，卢贤顺之所以听从李红花的指令进行自助操作，也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银行柜员的信任。李红花既没有办理储蓄业务的权限，案发时也不在其工作时间内，对于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单位对工作人员犯罪存在过错或者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形，不应承担责任。2.卢贤顺在被李红花诈骗的犯罪过程中存在重大、明显的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无权要求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承担责任。卢贤顺在被李红花诈骗过程中未尽到一般人的合理注意、谨慎义务。首先，卢贤顺在办理完毕100万元人民币存储业务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已将存款业务凭证交由其签字确认，即使不懂中文，但100万元的数字是全世界通用的，卢贤顺应当知道存储业务已经办理完毕，而并非如李红花所说业务尚未办理完毕；其次，卢贤顺在听闻李红花所述业务没有办理完毕的情况下，应当在自助查询设备（设置有韩语界面）上进行查询，而不应轻信李红花的个人陈述；再者，卢贤顺应当知道银行存储业务均需要在业务柜台办理，却轻信李红花的个人陈述进行所谓的自助操作；最后，李红花通过转账电话设备将案涉100万元人民币转账至李红子账户内，通过转账电话办理本机卡转出业务，在刷本机卡及输入本机卡密码后，要么需要刷转入卡，要么需要手动输入转入卡账号，并会显示转入方卡号、转入方姓名、转出方卡号、转出方姓名、转账金额。而无论李红花采用前述两种方式中任一种指向转入卡，卢贤顺对此都应有基本的认识和怀疑，即“为什么刷了我开办的金穗借记卡之外的银行卡”或者“为什么输入了与我开办的金穗借记卡不同的账号”。但遗憾的是，卢贤顺在受到李红花诈骗的过程中，对明显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自主持卡并反复输入交易密码，放任622827103123943****卡完全置于李红花的操作控制下，转账五次都丝毫不关注每笔20万元的交易内容，最终导致账户内100万元人民币转至李红子账户内，其自身过错明显。卢贤顺但凡对以上四点问题中的任意一点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李红花的诈骗行为也无法既遂，一审法院认定卢贤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尤其是其在中国已经生活20余年，却坚称完全不懂中文，不符合常理。卢贤顺主张李红花的行为即代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均认定“适用表见代理要求相对人无过错，如相对人有过错，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不可适用表见代理”，故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不应对李红花的诈骗犯罪行为向卢贤顺承担责任。3.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向卢贤顺承担责任。⑴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根据卢贤顺的申请，已经将100万元人民币存入卢贤顺开办的金穗借记卡中，整个存款流程不存在任何违规之处，合法依规履行了金融机构的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开卡及存款流程完成后，负责办业务的柜员即向卢贤顺交付了银行卡，密码也只有卢贤顺掌握。离开柜台后，卢贤顺将100万元人民币通过自助设备分五次转账至李红子账户内是卢贤顺持卡并输入密码的自主操作行为，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无关。《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四条规定：“申领金穗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卢贤顺持金穗借记卡及密码将622827103123943****卡内100万元人民币转至李红子账户内是其本人的合法交易，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不存在“未保证储户资金安全”的违约行为，不应向卢贤顺承担责任。⑵一审法院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为由，认定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应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首先，该条款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此项义务不包括存款人本人自己控制下的正常交易行为。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此条法律规定，是对金融机构义务的无限扩大，超出了金融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能力范围。其次，一审法院认为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对工作人员管理不善、监管不严，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李红花并非负责为卢贤顺办理存款业务的柜员，且其职务是办公室内勤。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李红花是以卢贤顺的朋友身份出现的。即使李红花的犯罪行为是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营业场所营业时间内，但也并非李红花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也无法规范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之外的朋友交往行为，一审判决认为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没有尽到内部管理义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再次，李红花的个人犯罪行为是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完成储蓄义务后发生的，是卢贤顺个人持卡密的合法交易，并非因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系统原因或工作人员失误造成；最后，李红花所触犯的系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这也说明李红花取得案涉资金也并非利用了在银行内的职务便利或者违反了银行的交易流程规定，李红花对卢贤顺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明显有别于银行工作人员在储户完成储蓄后利用职务便利或系统漏洞转移占有储户资金的犯罪行为。综上，李红花对卢贤顺所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且卢贤顺在被诈骗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系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没有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能将卢贤顺自主持卡密的转账行为所产生的损失归结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依法裁判，保护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合法权益。卢贤顺辩称，1.关于李红花是否为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李红花具体是什么职务，办理存款业务是否属于李红花的职能，属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内部管理问题，卢贤顺不可能知晓。李红花全程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指示、协助卢贤顺完成办卡和存款操作，期间从未有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对此提出异议，足以让卢贤顺相信李红花具有职务权限，并且信赖其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同时通过(2019)吉2401刑初66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亦能确认李红花的诈骗行为全程均是以办理银行业务为由进行的。另外，如果李红花不具有办理存款业务的职能，银行应当立即告知卢贤顺。办卡时农业银行延吉支行通过护照已能够知晓卢贤顺为韩国人，不懂汉语，属于特殊业务，却没有安排可以听懂朝语的工作人员进行办理，任由李红花一人单独负责为卢贤顺进行翻译和指示操作，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对于李红花职能权限的抗辩恰证明其存在管理上的重大漏洞，在明知李红花有超越职权行为的情况下却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导致卢贤顺损失。2.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依据卢贤顺申请开立账户，并接受卢贤顺存入的100万元人民币，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即成立生效，故农业银行延吉支行负有保障存款安全的合同义务以及返还储户存款的义务，包括对于其员工的管理义务以及制定和执行安全、完善的业务流程义务等。首先，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应当预料到其工作人员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违法犯罪的可能，对工作人员应当进行道德约束和业务培训，并提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防范义务。李红花以职工身份履行职务时骗取卢贤顺资金，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在员工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其次，卢贤顺在办卡时已经出示护照，对于不懂汉语的韩国人办理银行业务，因为其对于所要办理事项的流程以及所填写的书面材料，均需要借助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翻译和说明，容易滋生犯罪，因此农业银行延吉支行需要对此建立更为谨慎的操作流程和监督措施。但本案中卢贤顺办理存款时，全程由李红花一人翻译和指示操作，未有其他工作人员参与或监督，且农业银行延吉支行还自认李红花只是办公室人员不具备办理存款业务的职能，正是由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业务流程管理存在重大漏洞，才被李红花利用为其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在自身流程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3.关于卢贤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在普通的社会公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赖度和诚信度，在办理储蓄等业务时又居于明显的、支配的优势地位。即便是国内储户到银行办理储蓄业务时，基于信任以及繁琐、专业的业务流程，相应的注意义务也会降低，一般都是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指示按部就班地操作，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何况卢贤顺作为韩国人，不懂汉语，对于中国境内银行定期存款业务不了解，基于李红花的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以及存款发生的场所，足以使卢贤顺产生合理信赖。即使按照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庭上陈述，李红花是通过电话银行进行了后续的转款业务，而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也自认电话银行并没有设置韩文的操作界面，卢贤顺亦仅能凭借李红花的翻译和指示进行相应操作。因此让一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去自行避免在银行工作场所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不仅不公平，客观条件也难以允许，故卢贤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上诉请求。卢贤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向卢贤顺支付存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2月2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计付至全部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案外人李红花以办理高额定期存款业务为其完成存款任务为由，请求卢贤顺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办理中国农业银行卡并存款，卢贤顺同意李红花的请求。2014年12月20日，卢贤顺在李红花的陪同下，在延吉市步行街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以卢贤顺的名义办理了农业银行卡（户名：NOHYUNSOON,卡号：622827103123943****），并存入100万元人民币。李红花趁卢贤顺不懂汉语，以银行业务没办理完为由，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自助设备上指挥卢贤顺，将卢贤顺卡内的100万元人民币分五次每笔20万元转入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内。2017年12月22日，李红花向卢贤顺的丈夫出具一份100万元的借条，借条记载偿还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李红花原系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工作人员。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吉2401刑初66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红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决：（一）被告人李红花犯诈骗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责令被告人李红花退赔被害人NOHYUNSOON人民币100万元。另查明，延吉市人民法院（2020）吉2401执619号被执行人李红花责令退赔一案，执行依据为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刑初667号刑事判决，被执行人李红花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李红花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执行过程中，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将退赔款410.41元划入（2020）吉2401执619号案件中，并于同日将该款项支付给卢贤顺。延吉市人民法院在穷尽执行措施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李红花可供执行的财产，认定被执行人暂不具备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的能力，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与卢贤顺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卢贤顺于2014年12月20日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申请开立了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向卢贤顺交付银行借记卡后，卢贤顺在该账户中存入人民币100万元，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与卢贤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关于案涉存款损失的责任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李红花构成诈骗罪，责令李红花向卢贤顺退赔人民币100万元，但李红花系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工作人员，其趁卢贤顺不懂汉语，以银行业务没办理完为由，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自助设备上指挥卢贤顺将案涉存款转入李红花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内，其上述犯罪行为系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场所及在营业时间内实施，卢贤顺有理由相信李红花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李红花作为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刑事犯罪行为并不能免除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民事责任。虽然李红花曾向卢贤顺的丈夫出具100万元的借条，但该借条系其对卢贤顺实施诈骗行为之后单方出具，为其对自己行为的补救措施，卢贤顺与李红花之间未形成民间借贷的合意，故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主张卢贤顺与李红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对储户存款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应当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加强内部管理。银行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业务时，应当严格依照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规范，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本案中，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在对储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对工作人员管理不善、监管不严，导致工作人员损害存款人利益，因此，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应当对案涉存款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卢贤顺作为普通客户，在银行专业化的工作流程、现代化的科技服务面前，只能被动地听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安排，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指示流程办理业务，其对办理银行存款业务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不应对案涉存款的损失承担责任。关于案涉存款损失的数额及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问题。卢贤顺已收到（2019）吉2401刑初667号李红花诈骗一案的退赔款410.41元，该款项应在农业银行延吉支行返还存款本金时予以扣除。卢贤顺主张案涉存款应按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的问题，由于卢贤顺办理的是活期储蓄存款业务，故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卢贤顺人民币999,589.59元及相应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0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以999,589.59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卢贤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农业银行延吉支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农业银行延吉支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关于“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的规定，农业银行延吉支行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对储户存款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应当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加强内部管理，保证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严格依照工作流程和业务操作规范，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对工作人员管理不善、监管不严，其工作人员李红花利用储户卢贤顺不懂汉语，以银行业务没办理完为由，于该行营业时间、在该行营业场所的自助设备上指挥卢贤顺将案涉存款转入李红花事先准备好的银行卡内，卢贤顺有理由相信李红花是履行职务行为，农业银行延吉支行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损害存款人利益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卢贤顺作为普通储户，在银行专业化的工作流程、现代化的科技服务面前，听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安排，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指示流程办理业务，其对办理银行存款业务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应对案涉存款的损失承担责任。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上诉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业银行延吉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雨洛审 判 员 赵希洋审 判 员 陆海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何文婷书 记 员 白舒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