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8369号原告：惠调峰，女，198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颖，女，198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河北华川（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惠调峰（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刘颖（以下简称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共计两个月劳务费21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11月到被告经营的尚美诺美甲工作室做美甲师，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劳务费为12000元。被告正常发放劳务费至2019年8月，2019年9月后就开始拖欠薪资。被告共计拖欠2019年9月及10月的劳务费21000元未发。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款项。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被告开设的小悦中心店的店长，保底工资为每月6500元。2019年9月到10月底的劳务费共计为13000元，被告在2019年11月18日微信转账了1000元，还差原告12000元，但是也不同意支付。因为原告底薪虽少,但其可以按照顾客交费的10%进行业绩提成,但原告这两个月都没有业务，其私自将打耳洞的设备带入店里干私活,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了100000元,被告最终交罚款500000元,这是被告去交纳的,属于原告给被告造成的损失,所以要从原告的工资中扣除。另外，这两、三个月原告的业绩为零，但部分顾客反映在这三个月店里有收入，都是原告让顾客扫自己微信转入原告的个人账户，被告保留追究原告涉嫌刑事侵占罪的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8年11月入职被告开设的尚美诺美甲工作室，最后工作至2019年10月30日。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双方口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另查，原告与陈小琴以相同事实理由将被告诉至我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其通过微信群发现被告的招聘信息，电话沟通后被告称其有招聘员工的需要，双方约定于2018年11月3日下午在望京与被告面试，于2018年11月5日正式上班，口头和微信聊过薪资待遇。2018年11月4日上午，被告微信告知原告底薪是不低于10000元，过了试用期，薪资变成底薪加奖金加分红。另外，被告口头称饭补加奖金为2000元。后被告在望京店上了两个月多后关闭，后又让我在2019年2月25日到朝阳小悦店，口头和微信承诺前三月每月劳务费15000元保底，如果达不到该数额被告会保证，但一直也没有按照15000元履行，到了2019年5月21日，被告称其主动给原告店里业绩的2%，从2019年6月开始就按照每月12000元加业绩的2%来发工资。原告称其担任店长，同时也负责美甲、脱毛等工作。2019年10月16日，被告称自己开设的小悦店经营不下去了让原告去通州上班，原告问去哪个店上班负责哪项工作，被告称让原告去通州的创客店，还让原告担任店长，微信承诺工资会比之前多，不会少，说会给原告工资明细但也一直没有给。2019年10月21日，原告就去通州上班，一直干到2019年10月30日。被告后来又称创客店也无法经营，员工的工资无法发放，原告考虑到店的位置比较远等因素也就跟被告说不再去上班了，离开前原告向被告要工资，被告说没有钱，但对具体拖欠的数额也承认。另，原告称其在离职前主动告诉被告2019年10月的工资可以少发5天的工资，其只要10000元，后来被告于2019年11月18日主动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1000元。原告就其主张的劳务费标准提交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中3000元、4000元、5000元、666元的三笔转账是2019年7月的工资，其中保底工资12000元，666元是店里收入2%的提成；3231元、5000元、5000元的三笔转账是2019年8月工资；10000元、2000元、903元是2019年5月的工资，保底工资是12000元，903元是店里收入2%的提成。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认识被告之后开始的所有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3月、4月的转账记录是被告自己备注了工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每月金额都不同，与原告所述不相符并非每月固定发放的金额，原告没有主张2019年8月才欠付工资的事实，但原告又出现了业绩提成，与其自述不符。被告认为业绩提成加底薪收入1万多元是很正常，但并不意味着这1万多元就是底薪。原告称其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从2019年9月开始被告一直停发工资，是陆续发工资，其在微信上要钱，但被告一直不发，后来也是因为被告一直拖着不给工资，并且要换店里的门锁密码，手机也要回去了，感觉其不再营业了。被告主张原告所述不属实，被告不经常在店里，店里反馈几个月都没有收入，但顾客反映店里的钱给了原告。店员经营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造成了恶劣影响，所以美甲店就开不下去了。关于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惠调峰、张传曼三人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带着打耳洞的器械到美甲店内给别人打耳洞，被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查获，当日对原告开具了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要求其次日去卫生局接受处罚，陈永琴作为店里的负责人因为当时没有身份证、美甲师资格证和健康证，就不敢去接受处罚怕被拘留，而原告与陈永琴都是外来人员肯定要被从严处罚，所以被告就出面代替陈永琴接受了处理，被处于非法行医的行政处罚，并给予了50000元的罚款，罚款都是被告一个人承担。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示被告因涉嫌非医师行医的行为，被作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器械，处以罚款人民币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卫生监督意见书（显示被监督人为陈永琴，法定代表人为陈永琴，监督意见为“请你单位负责人于2019年5月28日上午9：00到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麦子店站接受调查处理”）及照片，证明行政处罚的责任在于原告与陈永琴，被告虽然是老板，但很少在店里，平时都是店长带着员工在经营，在群里汇报收入，因为原告与陈永琴私自搞设备为了自己赚钱被处罚，导致被告被罚款，所以原告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应当从工资中扣除。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美甲店并非个人，而处罚的时候被告不在，行政执法人员称告知书需要责任人到现场核实，需要店里员工签收，当时只有陈永琴一个人带了身份证，执法人员只是要求店员转告老板，所以陈永琴当时就签了字。原告称被处罚的原因不是原告私自代打耳洞的机器，因为机器在开店之初就有，是被告在网上挂着的经营项目，后来被别人举报，而原告只是员工，什么都不知情，执法人员也是拿着网上的举报内容来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且据双方所述，原告为被告经营的美甲店提供了劳务，故本院对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采信。现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入职、离职时间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关于劳务费的标准，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口头约定的每月劳务费标准为12000元再加提成。被告对此标准不予认可，并主张工资为底薪6500元，另有业绩提成。但被告并未就其主张的劳务费标准进行举证，亦未举证证明原告的工资构成包含业绩提成以及提成的计算标准，而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被告支付的劳务费数额可与其主张的标准相印证，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劳务费标准予以采信。现原告主张被告未支付2019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的劳务费，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足额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本院对原告主张予以采信。被告虽称被告经营的美甲店因原告的原因受到行政处罚，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处罚系原告所造成，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现原告主动按照10000元的标准主张2019年10月的劳务费，且被告已支付1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劳务费2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惠调峰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期间劳务费21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元，由被告刘颖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星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