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民终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岳苗，男，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诚，上海汇业（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忠央，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上诉人郑岳苗因与被上诉人虞忠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902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岳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本案有重要事实未能查清或确认。虞忠央于2019年1月8日将自己所持有的舟山康丰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丰公司）的50%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唐丽珍，是真实转让还是虞忠央辩称的系委托唐丽珍代持其公司股份，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关系重大。如果虞忠央的股份转让行为真实，那其所辩解的于2017年10月1日与上诉人达成股份转让的约定不能成立。虞忠央在一审庭审中承诺会提供相应的股份代持证明。但直至一审判决，其都没有提供相应的代持证明。因此，就目前康丰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来看，虞忠央名下已经没有公司股份，一审法院对此情况也在原判中予以了确认。但对于上诉人是否仍然持有康丰公司股份，却未予认定，而仅仅以“双方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处理”而敷衍了事。2.本案重要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且无法用常理解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2017年10月1日出具的《证明》，表明上诉人又将借款转化为股权转让款，系一审法院单方主观臆测，上诉人对于该证明内容做了合理解释，而一审法院既没有向案外人张国龙进行核实，也没有对上诉人的解释进行反驳，更没有阐述论证过程，直接就推导出这一借款转股权款的结论。不仅如此，一审法院还忽略了最重要一点：2017年10月1日，也就是上诉人出具《证明》的同一天，虞忠央出具了康丰公司和舟山海旺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旺达公司）各10%公司股份转让给张国龙的《股权书》。该《股权书》对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虞忠央为什么不同时给上诉人也出具相同的股权书相反却由上诉人出具给虞忠央内容不清，语句不通、意思模糊且争议较大的《证明》呢？对此，虞忠央根本无法做出解释。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证明》足以印证借款转回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但是，该借条时至今日仍然在上诉人手中。虞忠央对于借条为何没有收回，也没有让上诉人出具借条作废的证明，均未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就借条未被收回的合理性没有进行阐述，而是直接回避了这一问题。从金额来看，上诉人交付的款项金额根本不能与一审法院自行认定的16%股份相对应。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也从来没有确认过上诉人到底向虞忠央受让多少股份。一审法院自行对股权受让进行推断，完全没有考虑到双方有无达成合意，更没有考虑到虞忠央根本提供不了双方对股份转让的金额、转让时间、如何办理受让手续、债务如何约定等相关证据。综上，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或确定本案事实，对于案件的事实又进行了错误的认定，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针对郑岳苗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虞忠央辩称，当时郑岳苗将650万元投入到公司使用了，且《证明》由他本人签名的，该笔钱没有到其手上，公司都是由郑岳苗经营管理的；2019年6月份以后郑岳苗拿了浙江国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裕公司）的钱就不到朱家尖来了。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岳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虞忠央立即归还借款422.50万元，并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每月4万元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2.诉讼费用由虞忠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虞忠央原为康丰公司股东并持有康丰公司50%股份，现为海旺达公司和浙江国裕公司的股东，持有海旺达公司60%股份（虞舟冲代持）。郑岳苗为浙江国裕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前述三家公司住所地均为舟山市普陀区××街道××路××号。2017年初，双方就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属虞忠央持有股权中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郑岳苗达成口头协议，之后郑岳苗通过余瑶等人陆续将入股款交付给虞忠央，至2017年9月20日通过借款及债权的转化、直接交付入股款等形式，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372.50万元。虞忠央于2017年9月17日出具借条一张，写明虞忠央借郑岳苗422.50万元，利息每月4万元。利息从2017年10月起付。借款日期2017年9月前，借条日期2017年9月20日。2017年10月1日，郑岳苗向虞忠央出具一份《证明》，载明：今由郑岳苗和张国龙在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股份现金650万元借给公司支用，等公司盈利时，还给虞忠央个人。2017年10月1日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出具给张国龙《股权书》，载明张国龙各占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10%股份，出资250万元。张国龙之后退还两公司各4%股份给虞忠央，退还100万元。2018年4月16日《股权书》写明张国龙持股为6%，出资150万元（后该出资150万元经诉讼调解，2019年4月2日后协议虞忠央退还张国龙投资款80万元）。郑岳苗、虞忠央合意郑岳苗入股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股份为各16%。2019年1月8日，虞忠央将持有康丰公司50%股份转让给了唐丽珍。 一审法院认为，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因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经结算后，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债权人据此提起诉讼，而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实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纠纷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原则上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借据仍可以作为基础合同履行的重要证据。案件审理中郑岳苗主要证据为案涉借条，系郑岳苗、虞忠央对股权转让结算后，虞忠央作为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而出具。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二、争议款项性质。双方确认的入股款项372.50万元，在出具借条时，转化为借款；之后郑岳苗明确意思表示为股权现金，故又还原为股权转让款。郑岳苗诉请归还借款，仅依据其意思表示变更前的案涉借条，不予采信。三、股权转让款的退还条件尚未成就。虞忠央仍为海旺达公司的实际股东，仍有权转让其名下的股份，但转让需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按照公司法规定，退股可以通过内部股东间转让退出、对外转让退出、请求公司收购等方式。对于已付的股权转让款，一方主张另一方退还的，前提为受让的股份退还或股份转让从未完成。虞忠央抗辩不认可郑岳苗已经退还股份，认可郑岳苗仍为两公司股东；如需退股，对于退股款是否仍按入股时的转让金额退还，应先进行清算，一审法院采纳该抗辩。在双方未有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不采纳按股权转让款372.50万元退还。至于双方股权转让登记等手续未全，不影响双方合意。对由唐丽珍代持康丰公司股份一节，虞忠央未举证。期间股权有变动的，对于郑岳苗是否仍持有康丰公司股份，双方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处理。综上所述，郑岳苗主张要求虞忠央归还借款422.50万元并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每月4万元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在诉讼中曾变更诉请为退还股权转让款422.50万元并付息，现仍为归还借款422.50万元及付息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郑岳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600元，减半收取20300元，由郑岳苗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除郑岳苗、虞忠央就郑岳苗入股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股份比例约定以及虞忠央与唐丽珍之间的法律关系外，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1月8日，虞忠央将其持有的康丰公司50%股份变更登记至唐丽珍名下。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双方当事人讼争款项性质及数额认定；二、讼争款项是否达到返还条件及郑岳苗的股份比例。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一、二审中的诉辩意见分析评判如下： 一、讼争款项性质及数额认定。郑岳苗一审中主张其于2016年至2017年9月前共交付给虞忠央款项372.50万元，加上由其代舟山国裕热镀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国裕公司）向海旺达公司结算的应收货款525993.50元，其与虞忠央之间存在422.5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银行业务回单、情况说明、增值税发票、借条等证据。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两份有海旺达公司、康丰公司盖章及虞忠央签名的收条明确载明郑岳苗入股款35.71万元和投资款24.5万元，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亦均认可在2017年年初时双方曾口头达成股份转让协议由虞忠央出让股权给郑岳苗，与虞忠央关于郑岳苗想入股公司但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一笔一笔地交的陈述相吻合，也与郑岳苗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等证据证明款项逐笔交付的事实相印证，上述证据和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在2017年年初达成了关于康丰公司和海旺达公司股份转让的合意，且之后郑岳苗向虞忠央陆续交付股权转让款。郑岳苗提交的虞忠央于2017年9月17日出具给其的案涉借条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将之前的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并约定支付利息。但2017年10月1日郑岳苗出具给虞忠央的《证明》中明确载明：今由郑岳苗和张国龙在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股份现金650万元借给公司支用，等公司盈利时，还给虞忠央个人。结合张国龙交付股权款250万元及康丰公司、海旺达公同、虞忠央出具给张国龙《股权书》的事实，能够证明虞忠央以自己持有的相应公司股份作为对价取得650万元并暂时将款项借给公司支用，待公司盈利时还给虞忠央个人。因此，该《证明》可以证明对郑岳苗之前交付的款项双方又合意转化为股权转让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郑岳苗于2017年9月前陆续交付给虞忠央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并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应为正确。关于数额认定。郑岳苗一审中主张其代舟山国裕公司对海旺达公司应收的货款525993.50元结算并领取，两公司债务抵销，该货款折算为50万元计入郑岳苗支付给虞忠央的股权转让款总额，在退股时计入2017年9月17日案涉借条，则共计422.50万元。而虞忠央则认为该笔货款为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不应由其个人承担，且海旺达公司已经支付了货款219440元，对此虞忠央提供了两份银行付款回单予以佐证。郑岳苗抗辩认为虞忠央提交的银行付款回单中载明的219440元系海旺达公司支付欠付舟山国裕公司之前的货款，与应收的货款525993.50元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虞忠央所提交的银行付款回单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而郑岳苗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中有五张开具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前，按照通常先开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郑岳苗的抗辩明显有违常理，郑岳苗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郑岳苗对此抗辩认为该219440元系海旺达公司支付之前所欠舟山国裕公司的货款的依据和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即便该货款确实存在，也系舟山国裕公司与海旺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并不能与股东个人之间债权债务混同，且郑岳苗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虞忠央同意该货款折算计入案涉借条所载的422.50万元总额。据上，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该货款525993.50元折算50万元计入股权转让款总额应为正确，又综合款项交付凭证、案涉借条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认定股权转让款为372.50万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讼争款项是否达到返还条件及郑岳苗的股份比例。对于已付的股权转让款，受让方主张转让方退还的，前提须为受让的股份已退还或股份转让从未完成。本案中，郑岳苗于2017年10月1日出具的《证明》明确表明双方当事人又将借款转化为股权转让款，虞忠央在一、二审中亦认可郑岳苗仍为两公司的股东、不认可郑岳苗已退还股份，虞忠央提交的用款申请书也证明郑岳苗于2019年1月11日前仍在行使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财务开支审批权，且张国龙在其诉虞忠央、郑岳苗、海旺达公司、康丰公司及浙江国裕公司一案中陈述虞忠央、郑岳苗为上述三公司的控制人，上述证据和事实清楚表明郑岳苗为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郑岳苗要求虞忠央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在案证据，虞忠央仍为海旺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其股份为虞舟冲所代持，仍有权处分其名下的股份；对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9年1月8日虞忠央将其持有的康丰公司50%股份变更登记至唐丽珍名下，虞忠央虽未举证证明系唐丽珍代持股份或股权让与担保，但郑岳苗与虞忠央于2017年10月1日达成股份转让合意，而变更登记至唐丽珍名下是在2019年1月8日，故双方当事人达成股份转让合意后未履行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期间股权发生变动的也属虞忠央侵犯郑岳苗作为实际股东的权利，并不能当然证明虞忠央于2017年10月1日与郑岳苗达成股份转让的约定不成立。因此，双方当事人达成股份转让合意后未履行股份转让变更登记仅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并不影响郑岳苗作为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款退还条件未成就并无不当。至于郑岳苗在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股份比例多少，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郑岳苗可根据股权转让款总额另案主张。一审法院根据虞忠央的陈述、案涉《证明》及虞忠央出具给张国龙的《股权书》等证据推定郑岳苗、虞忠央合意郑岳苗持有海旺达公司和康丰公司的股份为各16%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郑岳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600元，由上诉人郑岳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盛文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刘燕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龚 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