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3083号原告：牟国铭，男，196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铁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韩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辽宁东戴河新区新贺路东段3号。法定代表人：王立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淑华，女，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赐，男，葫芦岛市建昌县安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牟国铭与被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立平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国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铁军、李韩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辽宁立平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淑华、王天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牟国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辽宁立平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本金130万元，并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息24%支付利息；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三色公司）因进行新三板挂牌需要向原告借款，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立平口头答应支付年息13%的利息，期限6个月。2014年12月4日原告将130万元打入辽宁三色公司账号。期限届满后，辽宁三色公司未能还款，原告及其他出借人多次找王立平主张还款。2016年5月，王立平表示个人愿意代替辽宁三色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同时以其控股的辽宁立平公司做担保，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5月7日，王立平与原告及其他出借人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还款期限为2017年5月10日，年利率为24%。2016年7月22日，王立平在隐瞒债权人的情况下将辽宁立平公司股权全部转移，其中80%转移给王立平的女儿王琰。后期限届满，原告多次找王立平协商还款，王立平表示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北京三色微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色集团公司）、辽宁三色公司、辽宁立平公司三家公司相互关联，均由王立平、冯淑华、王琰一家三口实际控制，存在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财物混同、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2017年7月13日，原告等五位出借人找到王立平配偶冯淑华，要求返还本息，冯淑华答应尽快筹措资金，由其女儿王琰当场给付原告等五位出借人各1万元，之后再找冯淑华沟通本息还款事宜，冯淑华以各种借口推脱。2019年6月，王立平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返还原告本息。被告辽宁立平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涉担保系无效担保，理由如下：1、原告向辽宁三色公司支付的130万元系投资入股，在（2018）京0105刑初456号判决书中已经做出了判决，已经有了定论；2、辽宁立平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行为系王立平个人行为，辽宁立平公司的股东均不知情，故此担保为无效担保；3、《还款计划书》和担保条款系王立平在被威逼、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同时牟国铭等人的钱款带有欺诈行为；4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担保权利灭失，所以担保已经失去效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牟国铭提交《还款协议书》一份，显示内容：甲方（债权人）为高玉红、牟国铭、肖京通、李春兰、任翠兰，乙方（债务人）为王立平，乙方于2009年在辽宁东戴河新区设立辽宁三色公司，辽宁三色公司因发展需要先后向甲方个人借款共计610万元，现均已届清偿期限。为保证甲方本息及时得到偿还，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自愿代替辽宁三色公司向甲方偿还所有本息。一、还款本金及利息：……牟国铭，借款时间2014年12月5日，金额130万元，利率年息24%，……。二、还款期限及方式：乙方王立平于2017年5月10日前将甲方上述本息金额打入甲方银行卡中。三、违约责任：乙方未按期偿还上述本息金额，应向甲方承担本息总额30%的违约责任。四、争议解决：如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出现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1（高玉红）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甲方处有“肖京通”、“任翠兰”、“高玉红”、“牟国铭”、“李春兰”的签字，乙方处有“王立平”的签字，日期显示为“2016年5月7日”。该协议后还约定“本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由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为乙方提供担保，在乙方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时，由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处有“王立平”签字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7日”。辽宁立平公司对于《还款协议书》及保证条款处“王立平”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所签不清楚，且“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印章与该公司真实印章确实雷同，但是否系王立平所盖亦不清楚。牟国铭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显示牟国铭于2014年12月4日向辽宁三色公司汇款130万元，用途为“投资入股”。辽宁立平公司对款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系牟国铭向辽宁三色公司的投资入股款。2019年4月12日，就王立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5刑初45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经审理查明：2013年至2016年间，王立平伙同余利、余思远、余超群（均已判决）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借用华夏泉盛国际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泉盛公司）等企业名义，利用北京金荣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泽普鑫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投资王立平实际控制的辽宁三色微公司（原名辽宁三色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项目为由，通过推荐会、互联网站和随机拨打电话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销售“金荣盛基金”等理财产品，并承诺高额货币回报和返本付息，吸收70余名报案投资人的资金共计8000余万元，向报案投资人返利共计500余万元。王立平于2017年5月7日被扭送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当日从王立平处扣押北京三色集团公司名下车牌号为京Nxx9的黑色奥迪A8轿车1辆，现移送在案。公安机关于2017年6月1日查封绥滨国用（2011）第01号土地和房权证绥农房字第XXXX号、11-1x1号、11-1x2号、12-0x8号、12-0x9号、12-0x0号、12-0x1号房产；于2017年6月2日冻结辽宁三色公司名下账号6xx8的葫芦岛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和账号4xx2的锦州银行账户；于2017年12月14日查封王玥名下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9-x7号1-x-2的房产和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9-x9号1-x-3的房产，现均移送在案。牟国铭在该案中证言证明：2013年5月，其在上网时发现了华夏泉盛公司的投资广告，其就进入该公司的官网了解情况，官网介绍一款投资三色微谷公司的理财产品。后其前往位于朝阳区万达广场XX室的华夏泉盛公司，接待其的是业务经理陆岩，并向其详细介绍了公司和项目情况。2013年9月华夏泉盛公司组织投资人到辽宁三色公司项目地参观，其也跟随前往，当时辽宁三色公司正处于在建状态，设备在安装。这次考察后其决定投资。其于2013年11月4日和2013年11月18日分两笔购买，签订了两份《入伙协议》，约定投资期限1年，年息14%，到期返本付息，协议签订后其于当日在华夏泉盛公司通过刷POS机支付了一共130万元投资款，刷卡显示钱支付到了金荣盛投资中心。两份协议到期后华夏泉盛公司如约返还了本息。后陆岩联系其称辽宁三色公司即将在新三板上市，入股会有3倍收益，且华夏泉盛公司将在万达索菲特酒店召开介绍会。2014年11月16日，其前往该会场并了解了情况。后陆岩不断给我打电话，称认购原始股将在12月底结束。于是其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了《合伙协议》续投了130万元，汇款单显示钱支付到了辽宁三色公司。投资款支付两周后，其前往华夏泉盛公司签订了《增资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购买股权后成为股东，可以上市后出售股份，并且华夏泉盛公司口头承诺如果未按时上市，将有大股东补偿，按照年息8%付息。但签订协议后其发现该协议没有主要股东签字，其提出这个疑问后华夏泉盛公司将协议收走，称在补签后归还，但之后华夏泉盛公司一直拒不归还。直到2015年6月，华夏泉盛公司以方便上市为由让其签订了《入伙协议》，协议日期写成了当初付款的时间，入伙的是泽普鑫源投资中心。2016年2月29日，其协议到期，华夏泉盛公司法人余利拒绝向其兑付，说其已经完成了债转股，无法兑付投资款。在这期间其了解到辽宁三色公司一直未完成上市，并欠了3亿多元的钱，在此期间根本没有进行生产。牟国铭认可其收到过18万元的返息。该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实，2013年至2016年间，王立平以募集资金为目的，伙同余利等人借用华夏泉盛公司等企业的名义，在不具备公开募集资金资质的情况下，利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公开宣传其实际控制的辽宁三色公司投资项目，承诺高额货币回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在这过程中，王立平不仅提出资金需求，提供项目宣传材料，与余利等人就集资费用、集资期限、收款账户等问题进行谋划，还具体参与推荐会、投资人接待等公开宣传活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院判决：一、王立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5月7日起至2022年5月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内缴纳）。二、责令王立平退赔相关投资人的经济损失。三、在案之资产（清单后附），均用于执行判决主文第二项。经核实，该判决书中判决王立平退赔牟国铭的经济损失金额为130万元。后王立平不服上述一审刑事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刑终419号刑事裁定书，认为王立平作为辽宁三色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仅提出资金需求，提供项目宣传材料，与余利等人就集资数额、集资费用、集资期限等问题进行谋划，……王立平为实现融资目的，伙同余利等人开展非法集资活动，系其个人决策行为，且其对实际获取的集资款亦有控制权，故本案系王立平借用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王立平作为项目方的实际控制人，应对其项目所涉及非法集资的全部款项承担责任，并裁定驳回王立平的上诉，维持原判。牟国铭在2017年10月16日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王立平、冯淑华、辽宁立平公司以及王琰，在2018年1月12日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王立平、冯淑华、辽宁立平公司，要求辽宁立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辽宁立平公司称曾在2017年和2018年收到过牟国铭对其的起诉相关材料。庭审中，牟国铭称其在2017年7月13日从案外人王琰处收到过1万元，系《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利息而非本金。辽宁立平公司称王琰系王立平与冯淑华的女儿，因当时冯淑华收到牟国铭等人的逼迫要求还款，王琰才替辽宁三色公司向牟国铭退了1万元本金，该款项系偿还牟国铭的入股本金。经本院询问，牟国铭称《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本金130万元与其在（2018）京0105刑初456号刑事判决书中判决王立平退赔牟国铭的经济损失13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但利息部分刑事判决并未涉及，同时，牟国铭称其现并未收到刑事退赔的相关款项。另查，辽宁立平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2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起至2016年7月22日，辽宁立平公司股东为北京三色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仍为王立平。北京三色集团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自2013年10月8日后至今，法定代表人为王立平；在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8月10日期间，该公司股东为李德田、王立平、王琰；2016年8月11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德田、王立平、王琰、李玉祥；至今，该公司股东仍为李德田（持股比例15%）、王立平（持股比例76.6667%）、王琰（持股比例3.3333%）和李玉祥（持股比例5%）。以上事实，有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还款协议书》、（2018）京0105刑初456号刑事判决书、（2019）京03刑终419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牟国铭向辽宁三色公司支付的130万元系王立平以募集资金为目的，伙同他人借用相关企业的名义，在不具备公开募集资金资质的情况下，利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公开宣传其实际控制的三色微谷公司投资项目，承诺高额货币回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给投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部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辽宁立平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故牟国铭与辽宁立平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属于本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关于辽宁立平公司承诺的保证条款是否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在辽宁立平公司并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还款协议书》上“王立平”签字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在《还款协议书》约定的保证条款签订时，辽宁立平公司唯一股东为北京三色集团公司，且当时北京三色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均为王立平，因此，王立平在《还款协议书》保证条款处签字并加盖“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应当视为该保证条款已经经过辽宁立平公司的唯一股东北京三色集团公司同意，故该保证条款应当认定为辽宁立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于辽宁立平公司的相关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还款协议书》及保证条款系牟国铭、辽宁立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辽宁立平公司主张上述合同系被威逼、胁迫情况下所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否则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辽宁立平公司所称保证条款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保证期间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故本案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六个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牟国铭在保证期间内已经要求辽宁立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而应当从其2017年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辽宁立平公司关于保证期间已过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按照《还款协议书》及保证条款的约定以及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王立平向牟国铭承诺还款的130万元系牟国铭向辽宁三色公司的借款，王立平作为辽宁三色公司实际控制人，其认可牟国铭向辽宁三色公司支付的130万元系借款，并同意由王立平在2017年5月10日前向牟国铭进行偿还，辽宁立平公司应就该笔130万元债务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辽宁立平公司辩称该130万元系牟国铭投资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牟国铭主张的利息问题，本院认为，牟国铭主张的自2017年5月11日至今的利息系逾期利息，但从《还款协议书》真实意思表示来看，牟国铭与王立平之间并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立平系债务加入，为辽宁三色公司向牟国铭偿还借款，因此，案涉保证的主债务不能按照《还款协议书》中“还款本金和利息”约定的利息计算逾期利息，牟国铭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牟国铭主张的逾期利息，实际上系王立平未按约定还款给牟国铭造成的损失，根据《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和保证条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保证范围的规定，辽宁立平公司应当就此利息损失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辽宁立平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是本金130万元以及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今的利息损失，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在2019年8月20日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牟国铭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牟国铭在2017年7月13日收到的1万元，本院认为，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借款时间发生在2014年12月5日，且约定了借款利息系年利率24%，故在2017年5月10日之前该笔借款已经发生了利息，牟国铭主张该笔款项属于利息，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辽宁立平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牟国铭投资本金，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辽宁立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包含刑事判决认定的退赔金额，为了避免刑事和民事重复执行，刑事执行中发还和退赔数额应该在辽宁立平公司的还款数额中相应扣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向原告牟国铭支付本金13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牟国铭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84元（原告牟国铭已预交），由被告辽宁立平微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324元，由原告牟国铭自行负担42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 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