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15行初66号原告杜守艳，女，1978年8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孟州市。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谷继明。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朱秀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雷利。委托代理人陈力。第三人王艳，女，1979年9月2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唐山市。原告杜守艳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下称崇明公安分局)治安处罚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王艳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守艳，被告崇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朱秀红、委托代理人王雷利、陈力，第三人王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崇明公安分局于2018年9月29日出具崇公行罚决字〔2018〕1013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行政决定》)，主要内容为：杜守艳于2018年7月30日19时许在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丰福路XXX弄XXX号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杜守艳不予处罚。原告杜守艳诉称，2018年7月30日，原告因曾举报王艳夫妇扰民，遭其殴打。事发时原告正处于哺乳期，且需要顾及身旁婴儿车内婴儿的安危，故对王艳的持械殴打行为始终未予还击，即使其与王艳存在肢体接触，也是用胳膊阻挡王艳的殴打行为，属正当防卫，被诉决定认定原告殴打王艳，严重缺乏事实依据。被告在被诉决定作出当晚至原告家中出示了该决定，其看后有异议，拒绝签字，随后被告将该决定带走。原告直至2019年11月29日才在其他案件中收到该决定。在作出被诉决定前，被告未告知原告相关权利，非法剥夺原告的陈述申辩权，未对原告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核，伪造王艳的验伤通知书、病历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其程序严重违法。另外，被告对原告不予处罚，但作出的文书抬头是处罚决定，该文书格式错误。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该决定应属无效，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无效。被告崇明公安分局辩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其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其接警后及时进行了受案登记、调查，在作出被诉决定前，其于2018年9月29日对原告进行了事先告知，其已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当时，原告对被诉决定无异议。被告宣告被诉决定后，原告拒签。被告于次日以电话方式再次告知了原告被诉决定的内容，被告的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关于被诉决定认定的事实，首先，王艳指控杜守艳在口角时用手抓伤其手臂后，其用扳手砸伤杜守艳头部，杜守艳指控王艳直接用扳手砸其头部，其始终未动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杜守艳构成正当防卫。其次，王艳的验伤通知书载明的“上肢软组织异常，双上肢见挫裂痕”与原告陈述的用手臂阻挡王艳殴打所能形成的伤势明显不符。再次，杜守艳所带小孩在推车内，其在口角时具有还手能力。最后，杜守艳与王艳积怨已久，从王艳夫妇关于口角时王艳殴打了杜守艳的陈述内容来看，王艳在笔录中的陈述比较客观合理，而杜守艳对其是否动手未陈述或予以否认，同时杜守艳陈述其还想还手，表明其有殴打他人的故意，因此被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办案经验得出王艳的笔录内容证明力比杜守艳笔录内容的证明力大的结论，并无不当。总之，综合全案的起因、经过、结果，王艳对案件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但杜守艳亦实施了殴打王艳的行为，被告据此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诉决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应确认无效的情形。被诉决定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于当日向原告进行了宣告，于次日再次电话告知，原告已知晓了被诉决定的内容，即使原告变更为撤销之诉，其起诉也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艳述称，其同意公安机关的意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30日，王艳怀疑其停在本市崇明区长兴镇丰福路XXX弄XXX号楼道口的电瓶车轮胎被杜守艳扎坏，于是随身携带金属扳手在楼下堵杜守艳，与推婴儿车(车内有婴儿)的杜守艳发生口角，并引发肢体冲突。当日，杜守艳向被告下辖的长兴派出所报警，该所于事发次日受案登记。医疗机构于事发当日验伤后，确定王艳的伤为双上肢软组织损伤。同年8月28日，被告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同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接受崇明公安分局的委托，对杜守艳的伤情进行法医学鉴定。同年9月26日该研究院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杜守艳于2018年7月30日被他人打伤，致面部软组织创遗留瘢痕，该损伤已构成轻微伤。若经委托人查证，杜守艳右手示指确遭他人外力作用，则可以认定其右手示指远侧指间关节脱位系本次外伤所致，其右手示指损伤已构成轻微伤。2018年9月29日21时40分左右，被告工作人员至原告住处送达了上述鉴定结论，同时要求其在辨认笔录及事先告知笔录等处签名。在此过程中，被告告知原告其虽然也有违法行为，但情节特别轻微，对其不予处罚。原告对不予处罚结果无异议，但表示其未还手，并拒绝任何签字。被诉决定显示，被告于当晚21时50分许向原告宣告了被诉决定。因原告拒绝签字，被告工作人员将该决定带走。次日，被告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原告对其作的是不予处罚。2019年11月1日，本院受理了杜守艳提起的要求崇明公安分局对其手指进行重新鉴定的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案号为(2019)沪0115行初1035号，原告在该案中获得了被诉决定。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确认该决定无效。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坚持认为被诉决定无效，并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另查明，2018年9月29日，崇明公安分局针对王艳作出崇公行罚决字〔2018〕1013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王艳于2018年7月30日19时许，在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丰福路XXX弄XXX号门口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200元。以上事实由《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受案登记表》《呈请延长办案期限报告书》《验伤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诉决定、视频光盘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存在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以及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换言之，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必须达到了普通理性的人均能判断的地步，才能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而一般的违法情形应当排除在无效行政行为之外。人民法院在审查后认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后原告拒接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具有对辖区内治安案件进行查处的职权。对被告认定事实问题，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第三人怀疑原告损毁其车辆轮胎，进而持械堵截原告，在双方口角时殴打并导致携带婴儿车(车内有婴儿)且手无寸铁的原告轻微伤，尽管第三人在冲突中也存在软组织伤，但与原告的伤情相比明显较轻，该伤不排除系杜守艳在遭到对方持械殴打时，合理防卫导致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杜守艳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被告认定事实缺乏依据。另外，被告执法程序方面亦存在履行事先告知义务未明确告知法律依据，未将书面的被诉决定依法有效送达等不当之处。但上述违法情形均未达到重大且明显的程度，不属于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请。审理中，本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案件争议进行了实质性化解，因当事人分歧较大，协商未果，本院建议公安机关适时做好本案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工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守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杜守艳已预缴)，由原告杜守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永强人民陪审员  龚照新人民陪审员  施侠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施 芸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