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572号原告：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2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冲，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寰太大厦10层。法定代表人：姚晨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卫红，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成，北京观韬中茂（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与被告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靖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冲、付玉，被告华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卫红、金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物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物资公司对华星公司享有300万元的债权；2、判决华星公司对物资公司享有的300万元债权予以登记。事实与理由：华星公司因经营工作需要于1992年12月26日向北京市物资管理局借款100万元，于1993年8月21日向北京市物资管理局借款100万元。1995年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将北京市物资管理局整建制转为经济实体，原北京市物资管理局的全部人员、资产转入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北京市物资管理局原签订的协议、协定、合同以及债权债务等仍然有效，由北京市物资总公司继续履行，上述20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由北京市物资管理局转为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华星公司于1996年7月2日向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借款100万元。2007年12月18日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称，即物资公司。以上300万元的借款华星公司至今没有偿还，因此物资公司对华星公司享有300万元的债权。华星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在《北京晚报》刊登公告，宣布经华星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物资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华星公司申报300万元债权。华星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再次在《北京晚报》刊登公告，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华星公司于2019年4月2日致函物资公司，称：2019年2月物资公司申报的债权300万元，经华星公司清算组决议，不予核定。2019年4月4日物资公司再次向华星公司申报300万元债权，华星公司至今没有给予物资公司书面答复。物资公司申报债务时，误以为是1992年6月2日、6月19日各借款100万元和1996年7月2日借款100万元形成了300万元的债权。后经物资公司查账核实，自1988年12月起至1996年7月止，物资公司累计借款给华星公司1725万元。华星公司在上述期间累计偿还给物资公司借款1425万元，至今仍欠物资公司300万元借款未还。1992年6月2日、6月19日的借款200万元华星公司已经偿还，华星公司拖欠的300万元是最后的三笔借款，借款日期分别是1992年12月26日借款100万元、1993年8月21日借款100万元、1996年7月2日借款100万元。在此三笔借款发生之后，华星公司没有偿还给物资公司一分钱。物资公司认为，物资公司借款给华星公司30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华星公司借款后至今尚未偿还给物资公司300万元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依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认定。物资公司从《北京晚报》上得知华星公司拟清算注销的情况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华星公司申报300万元的债权，符合法律的规定。物资公司现有转款300万元给华星公司的财务凭证以及华星公司出具的300万元的发票可以证明华星公司收到了300万元借款的事实，华星公司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华星公司已经将本案300万元的借款偿还给了物资公司。因此华星公司应当对物资公司申报的300万元债权予以确认并登记核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被告华星公司辩称，不同意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物资公司主张的借款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而且追索欠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不应确认债权。一、物资公司以“清算责任纠纷”作为案由起诉，因华星公司不是清算义务人，是清算对象公司，确定案由错误，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物资公司诉讼请求。二、物资公司主张确认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受法律保护。物资公司所称的三笔借款中，借款日期为1993年8月23日、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申请单上记载，借款期限为2个月，还款日期为1993年10月24日；借款日期为1996年7月2日、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款申请单上记载，借款期限为1个月，还款日期为1996年8月1日。另外一笔华星公司通过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推测借款期限也应当是3个月，所以目前也超过诉讼时效。物资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华星公司追索、于2019年4月4日向华星公司申报债权，已经超过《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且无任何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理由及证据。故，物资公司的主张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再受法律保护。三、物资公司主张的300万元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1、物资公司与华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往来混乱、时间久远，物资公司内部账务不清，故物资公司主张债权的依据不足。物资公司曾系华星公司股东的上级公司，现为华星公司股东关联公司，公司历史沿革复杂、存续时间较长。物资公司仅凭大量往来中的几张内部凭证即主张债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物资公司内部账务不清，在向华星公司追索债权及第一次诉讼中涉及的三笔债权，其中两笔的债权金额是1992年6月2日的100万元、1992年6月19日的100万元，因华星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该两笔借款的还款凭证，物资公司在第二次诉讼即本次诉讼当中，将上述200万元替换成1993年8月21日的100万元、1992年12月26日（称内部调账为1993年12月31日）的100万元。上述情况充分证明物资公司内部账务不清。物资公司主张债权确认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2、物资公司主张的1993年8月21日及1996年7月2日的两笔各100万元借款证据不足，不能支持债权成立。物资公司就1993年8月21日及1996年7月2日的两笔借款仅提供了记账凭单、转账支票存根，资金往来专用发票、借款申请单，未提供借款合同及实际支付资金的银行流水等直接证据，仅从物资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不能证明物资公司已实际向华星公司支付了款项。3、物资公司主张的1992年12月26日100万元的借款系调账而来，没有提供调账的依据，也未取得地铁总公司的认可，证据不足不能支持债权成立。物资公司所称1992年12月26日的100万元借款系内部调账而来，仅有物资公司开具给地铁总公司的收据、华星公司开具给物资公司的发票和“其他往来”记账凭单，没有借款合同、银行流水等直接证据，调账也未取得地铁总公司的认可。同时，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1992年账册及物资公司的第386号凭证，记为“其他往来”，在时隔一年之后的1993年12月31日，物资公司的第309号记账凭证，将其由“其他往来”调整成了“专项往来”，未提供调账依据。而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1994年的账册，其中一张摘要贷方记200万元；另一张摘要借方记200万元，记载将对华星公司的200万元“专项往来”调整成了“其他应收款”；物资公司未提供调账依据，因此，物资公司所称的调账没有依据。四、物资公司诉请是要求确认债权，华星公司现正在清算阶段，为了对所有债权人负责，华星公司需要核实相应债权债务形成的原因。物资公司无法提交相应债权债务的合同，所以华星公司目前无法核实物资公司主张借款的真实性。物资公司此前曾起诉过一次，也是主张的300万元，后华星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华星公司已归还。现物资公司又另外找了300万元，表示是这三笔没有还，华星公司认为即使物资公司账上显示有300万元未还，其亦无法确定是哪三笔，基于此华星公司无法确认该债权。综上，华星公司认为，物资公司主张的借款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追索欠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物资公司对华星公司不享有300万元债权，华星公司不予核定物资公司申报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2年11月16日，北京市物资总公司经北京市政府批复同意成立。1995年，北京市物资管理局整建制转为经济实体即北京市物资总公司，原机构所签订的协议、协定、合同以及债权债务等仍然有效，由有关新机构继续履行。2007年12月18日，北京市物资总公司更名为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物资公司。1988年5月3日，北京木材贸易大厦设立，由北京市木材总公司与中国木材公司联营。2000年5月16日，北京木材贸易大厦经工商登记核准更名为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后联营方变更为北京市木材总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市恒物物产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恒物公司）与中国华星集团公司（现更名为中国华星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4月2日，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经工商登记核准更名为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华星公司。1992年12月26日，物资公司向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以下简称地铁总公司）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地铁总公司交往来款100万元。同日，华星公司向物资公司开具发票，记载项目为往来款100万元。1993年3月31日，地铁总公司向物资公司开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发票，往来项目记载为还款。物资公司的财务账簿中就该笔款项另附有一张转账支票存根，支票存根记载的日期为1993年4月5日，金额为100万元。1993年8月21日，华星公司向物资公司开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发票，项目栏载明借款。物资公司的财务账簿中就该笔款项另附有一张转账支票存根以及一张借款申请单。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日期为1993年8月23日、收款人为华星公司、金额为100万元、用途为借款。借款申请单记载：单位为华星公司，借款日期为1993年8月23日，金额为100万元，用途为流动资金，期限为二个月，还款日期为1993年10月24日，后有借款经后人及审批人签字。1996年7月2日，华星公司向物资公司开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发票，项目栏载明往来款。物资公司的财务账簿中就该笔款项另附有一张转账支票存根以及一张借款申请单。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日期为1996年7月2日、收款人为华星公司、金额为100万元、用途为借款。借款申请单记载：单位为华星公司，借款日期为1996年7月2日，金额为100万元，用途为流动资金，期限为1个月，还款日期为1996年8月1日，后有借款经后人及审批人签字。2001年1月9日，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科华审字（2001）第0001号审计报告，记载有“6、长期应付款。华星大厦应付物资公司300万元无相关的合同、协议，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后附华星大厦200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长期应付款期末数为300万元。2018年11月30日，华星公司股东会作出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一、决定解散华星公司，进行清算；二、决定成立华星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成立后，按公司法履行相关职责。清算、审计基准日为2018年11月30日；三、同意将华星公司清算决议按公司法相关规定登报，公告华星公司注销情况及告知华星公司债权债务人；四、同意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华星公司清算审计机构，负责清算审计。2018年12月27日，华星公司在北京晚报刊登注销公告，载明华星公司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2019年2月2日，物资公司向华星公司发送《债权债务追索函》，载明：物资公司于1992年6月2日、1992年6月19日、1996年7月2日分三次借给华星公司共300万元。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华星公司未归还上述欠款300万元。现物资公司依法书面向华星公司追索对物资公司的往来借款300万元。后附上述三次往来借款的相关凭证。2019年3月26日，华星公司再次在北京晚报刊登上述注销公告。2019年4月2日，华星公司清算组出具《关于不予核定物资公司所申报债权的函》，对2019年2月物资公司申报的债权300万元不予核定。2019年4月4日，物资公司再次向华星公司发送《债权申报函》，申报的债权内容与2019年2月2日的《债权债务追索函》一致。另查，2019年11月6日，物资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双方均认可证据中记载的木材大厦即北京木材贸易大厦，就是更名后的华星公司。物资公司主张其在本案中主张华星公司尚欠的300万元借款即为前述1992年12月26日的借款100万元、1993年8月21日的借款100万元以及1996年7月2日的借款100万元；华星公司提交的2001年审计报告中亦能体现应付物资公司300万元。华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账上有体现300万元的数字，但就具体形成原因已无法核实，没有借款合同无法判断就是借款，审计报告出具的意见亦为无法确定形成原因；其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决议、批复均未提及上述300万元借款的问题，华星公司的股东之一恒物公司作为物资公司的关联公司在确认华星公司改制前所涉债务以及2018年作出解散华星公司框架协议、股东会决议时均未提交上述300万元的借款；华星公司在改制前的财务由物资公司控制，财务人员存在混同；故上述300万元借款并非真实存在，提交华星公司董事会纪要、股东会决议、批复、框架协议予以佐证。就1992年12月26日的借款100万元，物资公司主张当时华星公司向其借款，其自身资金紧张，故出面向地铁总公司借款100万元，地铁总公司于1992年12月26日向其开具100万元的支票，其向地铁总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收据；其于当日将支票背书给华星公司，华星公司于当日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其已于1993年4月5日向地铁总公司转账100万元偿还上述借款，华星公司尚欠其上述100万元的借款；当时可能华星公司急需用钱，所以物资公司直接将支票背书给华星公司，未签署相应借款申请单。就上述情况，物资公司提交收据、发票、银行流水、支票存根、自制财务账簿予以佐证。华星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物资公司与地铁总公司间的往来款项，与其无关；认可1992年12月26日的发票系其开具，主张相应收取的应为记载的往来款。就1992年12月26日款项的借款期限，物资公司主张因华星公司当时急需款项以支付员工工资，所以未约定借款期限，物资公司可随时要求华星公司返还。华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即使如物资公司所述存在该笔借款，根据物资公司于1993年4月5日向地铁总公司还款的情况可以判断当时约定的借款期限应为3个月，即从1992年12月26日至1993年3月26日，现已超过诉讼时效，就此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就1993年8月21日的借款100万元以及1996年7月2日的借款100万元，物资公司主张相应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与借款期限与借款申请单一致，即还款日期分别为1993年10月24日与1996年8月1日。华星公司辩称即使存在上述借款，现亦已超过诉讼时效。就上述三笔借款的催要情况，物资公司称其此前均为口头催要，未曾书面发函，直至2019年2月其因华星公司清算登报公告才发函催要，就2019年2月之前的催要情况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就上述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问题，物资公司主张其系要求确认享有300万元的债权并非要求立即偿还，故本案为确认之诉，并非给付之诉，所以相应诉讼时效应从华星公司刊登公告通知债权人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算；物资公司在华星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刊登注销公告后45日内向华星公司申报债权，在华星公司不予答复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31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诉讼中，华星公司主张本案所涉三笔款项，物资公司仅就2016年7月2日这笔申报过债权，其余均未申报，故其无权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物资公司辩称因其于2019年4月第二次向华星公司申报债权后，华星公司未予答复，故其直接提起了本案诉讼；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如当时华星公司告知其相应借款日期主张错误，其会重新申报。以上事实，有原告物资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报纸、债权债务追索函、EMS快递单、《关于不予核定物资公司所申报债权的函》、债权申报函、专项审计报告、情况说明、名称变更通知、请示、批复、通知、财务凭证、收据、发票、支票存根、借款申请单、银行对账单、财务记账凭证，被告华星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证明、企业名称变更通知、协议书、章程、批复、企业信用报告、董事会纪要、股东会决议、框架协议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作证。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物资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华星公司是否尚欠物资公司300万元借款；3、上述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就争议焦点一，物资公司于2019年2月向华星公司申报债权300万元，华星公司仅回复不予核定并未告知物资公司不予核定的原因。2019年4月，物资公司就上述300万元债权再次向华星公司申报，华星公司未予回复。在此情况下，应认定物资公司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对华星公司享有300万元的债权。物资公司虽于2019年2月及2019年4月申报的300万元债权对应的借款日期与本案中主张的不一致，但华星公司对物资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核定的理由并非因为物资公司申报的借款日期错误，而是从根本上不认可存在300万元的债权。结合本案的审理情况即使物资公司修改借款日期予以申报，华星公司亦将出具不予核定的结果。故华星公司以物资公司申报的三笔借款的时间与本案中主张的三笔借款时间不一致为由，辩称物资公司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争议焦点二，物资公司主张华星公司尚欠其300万元借款，具体为1992年12月26日的借款100万元、1993年8月21日的借款100万元以及1996年7月2日的借款100万元。华星公司辩称其账上体现有300万元的数字，但具体形成原因无法核实，无法判断就是借款以及尚欠的就是这三笔借款。就此本院认为，首先，物资公司就上述三笔借款均提交有华星公司开具的相应收款发票。其中，就1993年8月21日及1996年7月2日的两笔，物资公司另提交有借款申请单、支票存根及银行对账单，上述证据能够与物资公司的主张相互印证。就1992年12月26日的那笔，物资公司主张系华星公司急需资金，故由其向地铁总公司借款后将转账支票直接背书给华星公司，未签署相应借款申请单，提交有其向地铁总公司出具的收据、地铁总公司开具的发票、还款支票存根予以佐证。华星公司认可上述收款发票系其开具，相应收取的应为记载的往来款。其次，华星公司200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2001年的审计报告亦有长期应付款300万元，华星公司应付物资公司300万元的表述，与物资公司的上述主张相印证。该审计报告中虽记载有“因无相关合同、协议，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但并非对该笔债权的否认。华星公司亦认可其账上体现有该300万元的记录。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华星公司辩称上述款项并非借款应为记载的往来款，主张即使尚欠300万元也无法确定就是本案物资公司要求的这三笔借款，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另外，华星公司以物资公司与华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涉案款项时间久远，财务人员混同，内部记账不清为由，辩称不存在上述300万元借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物资公司主张华星公司尚欠其300万元借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就争议焦点三，上述300万元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论述如下：其中1993年8月21日的借款以及1996年7月2日的借款，物资公司认可相应还款日期为1993年10月24日及1996年8月1日。就上述两笔借款的催要情况，物资公司称其此前均为口头催要未曾书面发函，现仅能提交2019年2月之后的发函催要证据。因物资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华星公司主张过权利，故上述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已过。华星公司以此为由不同意确认物资公司请求的上述两笔借款所对应的债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物资公司辩称其提起的是确认之诉，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华星公司刊登公告通知债权人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算，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华星公司已进入清算阶段，物资公司能够要求华星公司确认的债权应为合法有效的债权，现其要求确认的债权所对应的诉讼时效已过，华星公司有权对此不予确认。物资公司要求确认对华星公司享有上述两笔借款对应的债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1992年12月26日的借款，未签署有相应借款申请单。物资公司主张未约定借款期限，其可随时要求华星公司返还。华星公司辩称从物资公司向地铁总公司还款的情况判断该笔款项的借款期限应为3个月，相应诉讼时效亦已超过，其无需确认该笔债权。华星公司就其辩称的借款期限未能提交相应证据，物资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华星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结合在案证据以及查明的情况，无法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借款期限，物资公司有权随时要求华星公司返还上述借款，相应诉讼时效并未超过。现物资公司要求华星公司就该笔借款100万元对应的债权予以确认，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就物资公司要求华星公司对该笔债权予以登记的诉请，并非明确具体的诉请，亦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享有100万元的债权；二、驳回原告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原告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20533元，由被告北京西直门华星贸易大厦有限公司负担102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