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5行初326号原告北京昌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姜路1号。法定代表人杜东升，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彤，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法定代表人兼行政机关负责人孙锐东，镇长。委托代理人朱洪波，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振峰，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腾达隆福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瀛顺路16号兴海大厦104室。法定代表人张佳荣。委托代理人张桂芬，女，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腾达隆福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管，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北京昌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以下简称：昌海大兴公司）诉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瀛海镇政府）不服限期拆除决定书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20年10月13日向被告瀛海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昌海大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彤，被告瀛海镇政府的机关负责人孙锐东及委托代理人朱洪波、张振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京腾达隆福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达隆福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0月21日，被告瀛海镇政府对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作出京大瀛限拆字[2019]第1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你单位（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在北京市大兴区笃庆堂村口、兴亦路北侧土地搭建的建筑物约5000平方米、构筑物及其他实施属于违法建设，违反了《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个人）于2019年10月23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逾期未拆除的，本行政机关将依法强制拆除。”原告昌海大兴公司诉称，原告总公司的关联企业北京昌海福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海福江公司）与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于2018年5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兴亦路与G104交叉路口东300米路北”（即《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房屋所在地）面积为4080平米的钢架结构。2018年7月10日，经被告批准，原告在涉案地点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在该地取得税务纳税登记。昌海福江公司将承租的钢架结构交原告使用，此后原告投入巨大资金，将第三人的钢架结构拆除，在原址建造一座建筑面积5000平米的3层楼房，建设成规模现代的汽车销售4S店，从事汽车销售和维修业务。2019年4月16日，原告接到第三人通知暂停营业，第三人正在和镇里协调土地规划问题，规划问题解决后再恢复营业。2019年10月21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原告店面张贴《限期拆除决定书》。2019年10月23日，在原告店面张贴《强制拆除决定书》；2019年10月28日-11月1日，被告强制拆除了原告建造的房屋。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理由如下：一、被告《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涉案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一）被告是涉案房屋所在集体土地的规划制定者和管理者。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第八条规定：“村庄、集镇规划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由此可见，被告是涉案房屋所在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制定者和管理者。（二）涉案房屋位于被告规划的“新能源汽车文化产业园”内，原告建造、使用涉案房屋经过被告默许，被告确认原告所建房屋合法性的行为证明涉案房屋符合涉案地点的建设规划。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工程设施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必须持房屋所有权证书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关证照。利用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工程设施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办理相关证照”。在原告提交的证据3《分公司登记申请书》的营业场所证明中被告在“需要证明情况”一栏中加盖了“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公章”和“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的公章”，在表格下面的注释中特别注明：“若住所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可由有关部门在“需要证明情况”一栏盖章，用于对房屋权属、用途合法的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明：1、原告在涉案地址建设房屋经过被告默许。2、涉案房屋的建设符合被告所作城镇规划。3、被告准备为涉案房屋办理规划审批、产权登记手续。原告相信被告就是涉案汽车产业园的规划的制定者。正是基于被告的默许同意，原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建造的房屋最终将通过各种规划审批程序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正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原告才投入巨资兴建涉案房屋。原告建设涉案房屋经营汽车销售和修理业务的行为经过了被告默许同意，所以，原告认为涉诉房屋并非标准意义上的违章建筑。（三）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有对涉案房屋作出违章建筑认定。违章建筑的认定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的前置程序，违章建筑的认定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由城镇规划部门制作调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记录包括：违章建筑的影像资料、违章建筑建造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章建筑详细地址、违章建筑面积、结构、修建时间、违章建筑的用途（出租、自用）等与违章建筑建造当事人的谈话询问笔录。调取城市、镇建设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房管部门登记材料，最终由城乡规划部门作出违章建筑认定。被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进行强制拆除时，均没有提交相关部门对涉案房屋作出的违章建筑认定。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京115行初73号、80号、95号（见原告提交的证据9“（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行政案件中，被告明确承认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违章建筑认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事实，原告认为原告建造的房屋不是违章建筑。二、涉案房屋是原告独立建造的，原告是所谓“违章建筑”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是原告所有的房屋，原告的财产权利受到《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影响，原告与《限期拆除决定书》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一）原告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昌海福江公司从第三人处承租的是一个钢架结构，而非房屋。2018年5月，原告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昌海福江公司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承租位于涉案地址的钢架结构（见原告提交的证据5）。涉案租赁协议的名称虽然叫《房屋租赁协议》，但事实上租赁的只是一个钢架结构，而非房屋。这在《房屋租赁协议》（见原告提交的证据2）总览部分第四行明确注明以下简称“租赁物”、合同第一条“租赁物”都明确说明租赁的是“租赁物”而非房屋。原告提交的证据5的“钢架结构照片”、证据8“情况说明”、证据9“（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证据11均证明了涉案《房屋租赁协议》的租赁物是“钢架结构”，不是房屋。（二）原告已经于2018年将第三人的钢架结构拆除，第三人所有的钢架结构在2018年已经不复存在。经被告批准，原告在涉案地点办理了营业执照，获得了合法的经营权利，准备经营汽车维修、销售业务。原告开始建设涉案房屋，原告准备在一层从事汽车销售，二层从事汽车修理业务，汽车修理需要配备许多重型机械设备，并放置大量待修车辆，由于第三人的钢架结构的承载力和承重强度不够，原告将第三人的钢架结构拆除，花费巨资在涉诉地点建造了面积为5000平米上下三层的涉案房屋。原告提交的证据8“情况说明”、证据9“（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证据11均充分证明第三人的钢架结构已经于2018年被拆除，第三人所有的钢架结构在2018年在法律上已经灭失、不复存在。（三）原告是涉案房屋的建造者和所有权人。原告花费巨资在涉案地点建造了涉案房屋。原告提交的证据7包括设计施工图、建筑施工合同、劳务承包合同、银行付款凭据等一系列建造房屋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8“情况说明”、证据9“（2020）京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证据11足以证明原告是涉案房屋的建造者和所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告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四）被告拆除的是原告建造的涉案房屋，拆除的不是第三人的钢架结构。原告提交的证据10“现场拆除的照片”、及证据9“（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均证明被告拆除的是一个建筑规模为5000平米的房屋。第三人所有的钢架结构在2018年已经被拆除，在法律上已经灭失。因此，在2019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被告拆除的是原告所有的房屋，而不是第三人的钢架结构。（五）被告《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处分的是原告的财产，原告与《限期拆除决定书》在事实、法律上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涉案《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是原告所有的房屋，在法律上使原告的财产面临强制拆除的不利后果，原告所有的房屋受到《限期拆除决定书》影响。因此，原告是《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三、被告所作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处罚没有违法的第三人，构成违法。（一）被告所作《限期拆除决定书》属于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依照本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行申6741号《行政裁定书》明确说明《限期拆除决定书》是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属于行政处罚决定，应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各项法律规定。（二）被告没有展行违法行为认定程序、违法行为调查程序，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因违反行政处罚前置法定程序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查清违法事实是作出行政处罚的前置性、必要程序。被告作为行政处罚机关负有查明行政违法事实的义务，被告应该对违法事实、违法责任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制作询问或者检查笔录，违法事实没有查清不得作出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责任人是行政处罚要查清的最重要、核心事实。在行政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必须予以注明。原告提交的证据9“（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笔录”中，被告承认没有制作现场询问或者检查笔录，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前，也没有违章建筑认定书。根据被告在（2020）京0115行初73、80、95号庭审中的自认和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构成严重违法。（三）原告作为所谓违章建筑的建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被处罚人。行政机关应该对实施了违反社会行政管理秩序的违法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原告作为所谓违章建筑的建造者和所有权人，是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秩序的直接责任人员，也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被处罚人、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被告应该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四）第三人没有实施建造房屋的违法行为，被告对第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无效。第三人不是涉诉房屋的建造者，没有实施违反城市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被告对第三人作出了《限期拆除决定书》，处罚了一个没有违法的人，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侵害了第三人的实体权利。被告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因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无效。（五）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剥夺了原告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在实体上剥夺了原告自行拆除违章建筑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行政处罚，也没有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更没有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告剥夺了原告的陈述权和申辩权，《限期拆除决定书》因侵犯了原告程序性权利，构成违法。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因行政相对人不是原告，在实体上剥夺了原告自行拆除违章建筑的权利。原告丧失了建筑材料二次利用的机会，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四、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行政处罚是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社会治理行为，因此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是行政处罚的灵魂，程序的正义是对公民权利最大的保护。被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之前，没有取得违法行为认定书，更没有履行对违法行为检查、告知当事人权利、听取当事人申辩和陈述的必要程序，就作出了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既没有证据，也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被告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应予撤销。综上所述，原告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者、使用权人和使用权人，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原告的权利，使原告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补充：限期拆除和强制拆除决定违反常识和法律逻辑，应予撤销。拆除涉诉地点的房屋是涉案限期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唯一的目的。被告虽然没有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但其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和处分的是原告的财产，在原告建造的房屋没有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章建筑的情况下，被告这种处罚张三拆除李四房屋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教唆本案第三人拆除原告房屋的违法行为，在法律上是行政处罚与处罚结果，没有事实联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造成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严重违反了事实、常识、法律程序和法律逻辑，本身就是荒唐的，已经构成严重违法，应当被撤销。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被告瀛海镇政府2019年10月21日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昌海大兴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及涉案房屋拆除前及拆除后的照片，证明：（1）被告瀛海镇政府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2）被告瀛海镇政府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3）被告瀛海镇政府于2019年11月1日拆除了申请人租赁并花费巨资建设的福特汽车4S店。2、《房屋租赁协议》，证明原告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昌海福江公司与腾达隆福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承租了涉案地点（《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所要求拆除房屋所在地）面积为4080平米的钢架结构。3、《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1）在原告工商设立的批准文件的营业场所证明一页有被告瀛海镇政府加盖的公章，用于证明“该房屋权属合法”，被告作为行政规划的定制者证明房屋权属合法，说明涉案房屋符合城市规划，不是违章建筑；（2）原告在该地点建造房屋得到被告默许、认可；（3）被告朝令夕改，无视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益，要求拆除原告所有的房屋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4、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开户许可证、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准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增值机等税收纳税银行回单、工资、社保缴纳银行回单，证明：（1）原告经被告及各级人民政府批准于2019年1月开始正式对外开展汽车销售等经营业务；（2）涉案房屋不是违章建筑，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3）原告是涉诉房屋的使用权人。5、《房屋租赁合同》中第三人租赁的建筑物钢架照片，证明：（1）原告的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昌海福江公司于2018年5月向第三人租赁的是一个建筑在涉诉地点的钢架结构；（2）第三人出租的租赁物不是被告拆除的涉案房屋。6、原告建好的4S店照片，证明：（1）被告实际拆除的是案涉房屋；（2）被告实际拆除的不是钢架结构。7、原告建设涉诉房屋进行的建设和花费：（1）请设计单位出具的《结构设计总说明》及图纸目录；（2）签订的《昌海江陵福特4S店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昌海江陵福特4S店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书（一）》、昌海江陵福特4S店项目结算审核定案表及部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3）建筑房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施工图纸、部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4）《消防工程施工合同》及部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5）《空调安装合同》及部分银行付款业务回单；（6）大兴分公司费用明细。证明：（1）原告设计、建造了涉诉房屋；（2）原告是涉诉房屋的唯一建造者、所有权人；（3）《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是原告建筑的房屋，两个决定处分的是原告的财产，原告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4）被告要求拆除原告所有涉案房屋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8、情况说明，证明：（1）涉诉房屋的承建单位山东滕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说明，由于出租人提供的钢架结构的强度和承载力不够，原告在2018年拆除了原有钢架结构，独立建造了涉诉房屋；（2）原告是涉诉房屋的唯一建造者和所有权人；（3）《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处分的是原告独立建造、所有并使用的涉案房屋，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9、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行初73号、（2020）京0115行初80号、（2020）京0115行初95号行政案件庭审笔录，证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诉撤销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时，第三人在庭审中确认：（1）第三人租赁给原告的是一副钢架结构，不是房屋。（2）第三人的钢架结构已于2018年被原告拆除，在法律上已经灭失。（3）原告是涉诉房屋的唯一建造者、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4）被告《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要求拆除的是原告所有的房屋。（5）被告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6）被告没有进行违章建筑认定。10、现场拆除照片，证明：（1）被告拆除的是一座建筑规模为5000平米的房屋；（2）被告拆除的不是一座钢架结构。11、说明，证明：（1）原告总公司的关联企业昌海福江公司与第三人在2018年5月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了位于涉案地点的钢架结构；（2）原告于2018年拆除了第三人的钢架结构；（3）原告独立建造了涉案房屋；（4）昌海福江公司既没有建造，也没有使用涉案房屋；（5）昌海福江公司没有对申请人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被告瀛海镇政府辩称，l、涉案《限期拆除决定书》所针对的建筑物，无建设规划许可手续，属于违法建设。《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违法建设包括城镇违法建设和乡村违法建设。城镇违法建设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城镇建设工程，以及逾期未拆除的城镇临时建设工程。乡村违法建设是指应当取得而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乡村建设工程。2019年10月，被告在接到上级部门的街景查违照片后，经调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笃庆堂村口、兴亦路北侧土地上的建筑物无建设规划许可手续，属于违法建设。2、被告具有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职权。《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止违法建设工作，制止和查处乡村违法建设。对于涉案违法建设，被告具有查处的职权。3、原告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起诉状，其诉称的经营地点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兴亦路与G104交叉路口东300米路北的场所，是从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处承租过来的，且原告已于2019年4月起停止营业；原告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涉案场地上拥有合法建筑物或构筑物。被告经调查，涉案场地的使用权人为本案第三人（系第三人从案外人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处承租）。因此，被告向第三人分别作出了《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决定书》。此后，第三人自行实施了拆除。即被告的行政行为针对的是本案第三人，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起诉无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具有查处违法建设的职权，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合法，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在举证期限内，被告瀛海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街景巡查图片；2、《限期拆除决定书》。证据1-2证明被告在接到上级部门的街景巡查图片后，经调查，对本案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昌海大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瀛海镇政府对证据1限拆和强拆决定真实性认可，照片没有时间，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拆除了原告的建筑。证据2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反而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下达相应的执法文书是正确的。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在涉案场地上有建筑，更不能证明有合法建筑。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涉案房屋合法的属性。证据5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房屋所有权人不是原告，房屋承租前的现状被告并不知情。证据6证明目的不认可，房屋现状认可。证据7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是原告和案外人交易往来，被告不知情，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证据8同证据7意见一致，不能证明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看不出被告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也看不出原告是涉案房屋的唯一建造者。证据10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拆除后的现场被告没有去过，没法证明平米数和具体拆除的房屋结构。证据11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查，原告昌海大兴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3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昌海大兴公司系案涉建筑的建造者，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能够证明案涉建筑状况。对被告瀛海镇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昌海大兴公司对证据1认为不能证明是上级的通知，被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照片没有时间，不能证明是在巡查时发现的，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是被告的处罚决定，不能证明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且在行政处罚里存在事实和逻辑常识的错误。经审查，被告瀛海镇政府提交的证据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不足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经审理查明，原告昌海大兴公司的总公司为北京昌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其关联公司昌海福江公司与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于2018年5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兴亦路与G104交叉路口东300米路北新能源汽车文化产业园部分建筑楼宇及附属设备、设施用于生产经营，房屋及租赁面积约4080平方米。上述建筑原为钢架结构，原告昌海大兴公司承租后自行将其建设成为汽车销售4S店。被告瀛海镇政府认为上述建筑涉嫌违法建设，于2019年10月21日向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作出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昌海大兴公司对该《限期拆除决定书》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9年10月23日，被告瀛海镇政府向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告知其将于2019年10月25日8时起对案涉建筑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10月底至11月初，案涉建筑被拆除。被告瀛海镇政府称拆除行为系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所为。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参照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8号）第四条第一款及自2020年11月15日起施行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95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被告瀛海镇政府作为乡镇人民政府，具有负责其辖区内禁止违法建设工作，制止和查处乡村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汽车销售4S店系原告昌海大兴公司的总公司的关联公司昌海福江公司承租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的钢架结构建筑后，自行在原址上建设形成，原告昌海大兴公司应为案涉建筑的建设者和所有权人，其与被告瀛海镇政府向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作出的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存在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被告瀛海镇政府认为位于北京大兴区笃庆堂村口、兴亦路北侧土地的约5000平方米案涉建筑物涉嫌违法建设，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但被告瀛海镇政府未提交证明案涉建筑确为违法建设的证据材料，应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瀛海镇政府也未证明其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前对案涉建筑的所有权人和建筑面积进行了调查或现场勘查，其在《限期拆除决定书》中载明相对人为第三人腾达隆福公司、面积约5000平方米，缺乏证据支撑，亦属认定事实不清。案涉建筑的实际所有权人及使用人为原告昌海大兴公司，《限期拆除决定书》未向与该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原告昌海大兴公司合法送达，属程序违法。原告昌海大兴公司要求撤销被告瀛海镇政府作出的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但由于案涉建筑已被拆除，撤销针对该建筑所作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实际意义，故应确认被告瀛海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作出的京大瀛限拆字[2019]第1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解秋艳人民陪审员  滕会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杨 丽法官 助理  陈雨曦书 记 员  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