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73行初7718号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777号。法定代表人：方树安，执行董事。（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雪萍，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成，北京市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垒，该局审查员。（到庭）第三人：丹乔有限公司，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奥林匹克大街11400号。法定代表人：霍兰·坎贝尔，授权代表。（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芷葳，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到庭）案由：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被诉决定：商评字[2020］第99129号关于第973867号“JAMESBAND007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撤销复审决定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20年4月28日本院受理时间：2020年6月23日本院开庭时间：2020年12月14日被诉决定内容：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2015年7月27日至2018年7月26日期间（简称指定期间）在其核定使用的“雨伞”等商品（简称复审商品）上进行了使用，故决定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撤销。原告不服被诉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称：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进行了合法使用，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复审决定。被告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述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原告2.注册号：9738673.申请日期：1995年9月29日4.专用权期限至：2027年4月6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18类）：书包、雨伞、皮夹等二、其他事实诉讼阶段，原告向本院提交购销合同、发票等作为证据。其中，2016年3月1日，原告授权金华福七老有所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福七公司）使用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18枚商标。变更登记情况显示，福七公司后名称变更为浙江福七老有所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又变更为浙江福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3月10日销售合同显示，浙江龙威服装有限公司（简称龙威公司）向金华米高时装有限公司（简称米高公司）出售的服装、内裤、皮具、赠品伞产品清单中包含本案诉争商标注册号，相对应发票开票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发票金额、数量与合同相同。类似的证据还包括2015年11月15日合同和所对应的11月30日发票。2016年11月1日，福七公司与金华日报商务彩印有限公司合同书显示印刷包括本案诉争商标在内的三折页，款项1650元，相对应发票显示款项为三折页印刷费；三折页照片显示占士邦公司的招商内容，包括本案诉争商标和核定使用商品展示。类似的品牌招商还包括2017年7月12日、2018年3月6日的关于“007”报纸、“福七健康报”的合同和印刷品，印刷品显示占士邦公司和龙威公司的007品牌招商内容。2017年4月29日福七公司与金华市闪易广告有限公司（简称闪易公司）签订的《单次物料制作/布展合同》显示，福七公司委托闪易公司进行占士邦招商手册制作，价款合计人民币2900元；所附发票显示销售方为金华市开发区联合办税防伪税控代开02，服务内容是广告制作费，金额人民币2900元；招商手册照片为占士邦公司介绍。被告向本院提交答辩通知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复印件、原告及第三人在评审程序中提交的申请书、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作为证据。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注册商标使用授权书显示2016年1月1日，原告授权龙威公司使用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9枚商标;2017年1月1日，原告授权浙江庞德时装有限公司（简称庞德公司）使用诉争商标。2015年11月25日销售合同显示，龙威公司向米高公司出售的服装、内裤、皮具等产品清单中包含本案诉争商标注册号，相对应发票开票时间为2016年1月29日，发票金额、数量与合同相同。2017年5月27日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庞德公司从广州越秀区合义皮革商行购入LOGO为本案诉争商标的牛皮包。2017年5月10日采购合同显示，原告向浙江占士邦服饰有限公司（简称占士邦公司）采购包括带有诉争商标在内的8枚商标的皮具产品，附件显示产品名称包括皮夹、公文包、书包等。消费者证明显示刘建军于2017年12月在金华江南福泰隆商场购买到诉争商标品牌的皮带、手提包等商品。第三人向本院提交诉争商标转让公告页、占士邦公司企业信息等7份证据。其中，诉争商标等商标于2016年3月20日由占士邦公司转让至原告。天眼查及企查查网站信息查询显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方树安，其曾为占士邦公司股东。占士邦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李婺罕，公司股东包括盛国荣和李婺罕，方树安曾任公司股东。龙珠公司原名龙威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盛国荣，李婺罕曾任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福七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李婺罕，盛国荣为公司股东，同时任监事。此外，李婺罕曾任庞德公司经理，盛国荣曾任米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因此，前述原告、占士邦公司、龙珠公司、庞德公司、米高公司、福七公司为关联公司。另查，201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行终839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作出的（2018）京73行初6929号行政判决。判决中认定，“证据8中的合同中既包括诉争商标也包括很多其他商标，部分发票上载明商品虽包括皮具，但合同与发票之间在与诉争商标有关的部分上未能形成对应关系。且当时诉争商标的实际持有人占士邦公司名下有多枚注册商标，故发票无法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形成唯一对应关系。”该证据8是指“2014年占士邦公司与多家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定制合同及部分发票等。合同载明的产品包括工装、工裤、衬衫等，合同载明的商标既包括诉争商标也包括其他品牌。发票载明的商品包括服装、皮具等”。以上事实，有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评审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诉争商标是否于指定期间在复审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关于产品销售合同。商标与核定使用商品的具体结合是商标发挥区分商品来源作用的前提，商标号码的使用不能视为商标使用。在案证据中，龙威公司与米高公司主体之间的销售合同，出现一份合同中罗列多个商标号码的情形，即使部分合同罗列出了商标标志，但无法清晰反映具体某个商标使用的具体商品、具体数量和具体形式，结合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原告另注册有“007”系列其他商标的事实，难以确认相关合同内容即为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该判断思路与（2019）京行终8397号和（2018）京73行初6929号行政判决保持一致。因此，本院对该类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商品采购合同。原告向占士邦公司的采购合同，亦不能直接证明相关商品进入市场；而且结合原告与占士邦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占士邦公司曾为诉争商标权利人的事实，两者之间的交易不符合市场惯常交易习惯，相关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庞德公司与广州越秀区合义皮革商行之间的采购合同属于商品生产制作阶段的证据，仅能证明商标被许可使用人庞德公司曾采购带有诉争商标的皮包商品，不足以证明相关商品实际进入市场，并发挥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刘建军出具的消费者证明属证人证言，其本人并未出庭陈述证言，也缺乏主体身份真实性证明，且原告出具的销售单是自制证据，在缺乏发票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类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宣传证据。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宣传品实际进入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其宣传品照片显示的主要是占士邦等相关主体的招商广告，采取罗列商标的方式展示其商标注册情况，不能反映出商标和具体商品的真实结合使用情况，并非商标性使用。另外，本院考虑到原告及关联公司注册大量007、詹姆斯邦德等系列商标，并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商标转让和商品交易，以及寻求加盟招商等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构成以维持注册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而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业使用。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或相关交易发生在关联主体之间，或难以证明诉争商标与核定使用商品的具体结合使用形式，或不能证明实际投入市场的事实，总体上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此外，关于（2019）京行终8397号和（2018）京73行初6929号行政判决与本案的关系。尽管该判决维持该案商标在部分商品上的注册，但由于具体商标不同、指定时间段不同、相关证据不同，本案结论与前述案件的审理思路和结论并不冲突。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浙江福泰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丹乔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栋审 判 员  干立华审 判 员  侯 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彦杰书 记 员  宋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