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7民初1973号原告：洛阳锦泰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7MA45EB1H02。法定代表人：贾铁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仁，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九都路与孙辛路交叉口北航科技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672878254J。负责人：刘水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河南铭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强，河南铭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签、代收法律文书等。原告洛阳锦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梁高峰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锦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仁，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周维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锦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依约向原告偿付余欠的病死猪赔偿款4215965.68元，××死育肥猪应赔偿4151965.68元，病死能繁母猪应赔偿64000元，并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拒绝赔偿之日即育肥猪拒绝日为2019年3月22日、能繁母猪拒绝日为2019年4月13日至实际清付赔偿款之日的利息，利息暂定为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向原告要约，原告同意后，于2018年6月26日向被告投保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因病死亡保险，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保险单》,约定:“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育肥猪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河南省中央财政补贴型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该保险单明细表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锦泰公司；投保方式为个人；保险标的项目：育肥猪12750头，单位保险金额(元)800元/头，保险金额(元)1020万元，保险费率(%)4.50,保险费459000元；养殖地点及方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养殖方式：规模养殖；保险期间：184天，自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日二十四时至；事故处理方式：诉讼。同时，被告还给原告出具了能繁母猪因病死亡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保险单》,约定：“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能繁母猪保险，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照《河南省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该保险单明细表载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锦泰公司；投保方式：个人；保险标的项目：能繁母猪1500头，单位保险金额(元)1000元/头，保险金额(元)150万元，保险费率(%)6,保险费90000元；养殖地点及方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养殖方式：规模养殖；保险期间365天，自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7月2日二十四时至；事故处理方式：诉讼。被告将该两份保险单向原告出具后，原告也依约于2018年7月3日向被告支付了除政府补贴后个人应承担的育肥猪保险费91800元，能繁母猪保险费18000元，计109800元。该两份保险单生效后，原告公司养的育肥猪于2018年7月因病死亡31头，其中无病因死亡21头，乙型脑炎死亡10头；8月因病死亡87头，其中无病因44头，乙型脑炎死亡38头，猪链球菌死亡5头；9月因病死亡65头，其中无病因死亡6头，乙型脑炎死亡59头；10月因病死亡115头，其中无病因死亡17头，乙型脑炎死亡52头，流感死亡14头，腹泻死亡6头，肠炎死亡8头，脑炎死亡18头；11月因病死亡132头，其中因乙型脑炎死亡56头，脑炎死亡76头；12月因病死亡4788头，其中无病因死亡4120头，乙型脑炎死亡585头，脑炎死亡58头，肠炎死亡25头；2019年1月因病死亡1172头，均为无病因死亡，育肥猪死亡共计6390头，其中无病因死亡5380头，乙型脑炎死亡800头，猪链球菌死亡5头，流感死亡14头，腹泻死亡6头，肠炎死亡33头，脑炎死亡152头，每头应赔付800元，计5112000元。截止2019年3月21日，被告仅向原告赔付960034.32元，××死育肥猪赔付款4151965.68元，于2019年3月22日拒绝赔付。至此，原告所饲养的能繁母猪于2018年7月因病死亡13头，均为无病因死亡；8月因病死亡7头，其中无病因死亡4头，乙型脑炎死亡3头；9月因病死亡10头，其中无病因死亡3头，乙型脑炎死亡5头，猪链球菌死亡2头；10月因病死亡3头，其中无病因死亡2头，发烧死亡1头；11月因病死亡32头，其中乙型脑炎死亡17头，乙脑死亡15头；12月因病死亡67头，其中乙脑死亡38头，乙型脑炎死亡29头；2019年1月因无病因死亡37头；2019年2月因无病因死亡2头。能繁母猪死亡共计171头，其中无病因死亡61头，乙型脑炎死亡54头，猪链球菌死亡2头，发烧死亡1头，乙脑死亡53头，每头应赔付1000元，计171000元，截止2019年4月12日，被告仅向原告赔付107000元，××死能繁母猪赔偿款64000元，于2019年4月13日拒绝赔付。××死猪保险赔付款，一年多来，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并请政府有关部门协商，但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拒绝赔付。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中国人寿公司辩称：一、原告锦泰公司在保险期间内共发生育肥猪赔案赔款93.4万元、能繁母猪赔案赔款13.3万元。原告方已经签署相应理赔协议，中国人寿公司已全部结案，赔款已支付到户，至此保险合同已经终结。二、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的承保和理赔均由政府主导，且符合相应政策法规和文件，原告方已在投保单、投保声明、投保清单处签章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保监会《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紧急通知》和财政部《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确定了《中央财政补贴型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中央财政补贴型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农业部《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国务院《无害化处理机制》、《中国保监会、农业部关于做好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的通知》、《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能繁母猪保险工作有关要求的紧急通知》等文件确立了保险的细节。最终由政府主导开展试点后，保监会联合各部门共同监制保险条款。全国统一原则、统一基本做法、统一口径，各保险公司统一适用。作为政策型保险，保费由中央财政交付50%、县财政交付30%，农户个人承担20%。各规定和文件均明确了承保饲养动物识别系统，用于准确核实投保数量，由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与当地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共同推动保险承保、理赔工作。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承保阶段需要由宜阳县动物防疫检疫机构出具养殖数量、登记耳标号的相关证明材料。理赔阶段需要农业部门出具专门的勘验单作为保险公司理赔依据。××死育肥母猪现场勘验单》由农业农村局、动物卫生监督所、××预防控制中心监制使用，专门用于保险公司理赔、无害化处理登记。内容详细登记了死亡动物死亡原因、数量以及耳标号。三、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诉请符合保险赔付责任，其诉请标的是中国人寿公司承保（即均为中国人寿公司承保标的对应的耳标号），且提供死因证明和重量证明材料，不存在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拒赔情形。四、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扩大损失部分、未进行无害化处理部分等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违反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国务院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机构不予赔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锦泰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向被告投保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因病死亡保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保险单》两份。其中关于能繁母猪的保险单明细表载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锦泰公司；投保方式：个人；保险标的项目：能繁母猪1500头，单位保险金额(元)1000元/头，保险金额(元)150万元，保险费率(%)6,保险费90000元；养殖地点及方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养殖方式：规模养殖；保险期间365天，自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7月2日二十四时止。关于育肥猪的保险单明细表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锦泰公司；投保方式为个人；保险标的项目：育肥猪12750头，单位保险金额(元)800元/头，保险金额(元)1020万元，保险费率(%)4.50,保险费459000元；养殖地点及方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养殖方式：规模养殖；保险期间：184天，自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日二十四时止。原告于2018年7月3日向被告支付了除政府补贴外的育肥猪保险费91800元、能繁母猪保险费18000元，共计109800元。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2月3日，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死动物现场勘验单》（以下均简称《现场勘验单》）确认锦泰公司共计病死能繁母猪171头，其中2018年7月2日因病死亡1头，7月4日至7月20日因病死亡10头。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提交的《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显示，双方协议赔偿了其中的133头能繁母猪，共计赔偿133000元。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1月2日，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死育肥猪4358头。其中2018年12月23日勘验单载明育肥猪死亡845头，2018年12月25日勘验单载明育肥猪死亡961头，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2日14张勘验单载明育肥猪死亡共计1446头。2018年12月28日，关红军、张听见、杨熙昭共同在一张《证明》上签名，该《证明》载明：“2018年12月28日锦泰牧业有限公司处理病死猪1316头。”2018年12月30日，李战听、张听见、杨熙昭共同在一张《证明》上签名，该《证明》载明：“2018年12月30日锦泰牧业有限公司处理病死猪998头。”2019年1月2日，关红军、张听见、杨熙昭共同在一张《证明》上签名，该《证明》载明：“2019年1月2日锦泰牧业有限公司处理病死猪1172头。”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提交的《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显示，双方协议赔偿了其中的2081头病死育肥猪，共计赔偿915015.92元。2020年12月8日，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寨村委)出具《补交证明》一份，载明：本村两委会干部于2018年12月30日参与洛阳锦泰牧业有××死猪无害化处理（消毒深埋）时，为完善工作，××死猪放在该公司当场提供的电子秤上进行称重，每30头为一批次，××死猪平均重102公斤。病死猪处理细节现说不清了。该证明落款处有李战听的签名，加盖有“宜阳县樊村镇王寨村民委员会”的印章。2020年12月9日，关红军出具《证明》一份，载名：我叫关红军，男，系宜阳县樊村镇人民政府正式工作人员，负责本镇动物防疫工作和王寨村包村工作干部。2018年12月28日，由镇政府领导指示，委托我和宜阳县畜牧局动物监督所樊村分所杨熙昭、张听见，到洛阳锦泰牧业有××死猪无害化处理（消毒、深埋）。1、2018年12月28日我们到洛阳锦泰牧业有××死猪1316头。2、2019年元月2日我们到洛阳锦泰牧业有××死猪1172头。以上两次累计：贰仟肆佰捌拾捌头。3、总计贰仟肆佰捌拾捌头，平均每头生猪大约一百公斤。该《证明》落款证明人处有“关红军”的签名；左下角加盖“宜阳县樊村镇人民政府”的印章，书写“情况属实”。另查明：1.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先后支付原告锦泰公司赔偿款1067034.32元，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最后向原告付款时间是2019年4月12日。2.本案审理中，本院对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张听见、杨熙昭进行了调查询问，二人对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的三张《证明》真实性无异议，承认上面的张听见、杨熙昭签名由其本人所写，××死猪的数量，不认定重量。本院认为：原告锦泰公司向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投保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因病死亡保险，双方之间构成保险合同关系。对于在保险期间因病死亡的能繁母猪和育肥猪，被告锦泰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死能繁母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应赔偿的数额。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2月3日，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出具的《现场勘验单》确认锦泰公司共计因病死亡能繁母猪171头。2018年7月2日因病死亡的1头能繁母猪不在保险期间，被告不应进行赔偿。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7月20日因病死亡的10头能繁母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称处于疾病观察期，不应进行赔偿，其提交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央财政补贴型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第十条载明“自本保险责任期间开始之日起20日（含）内为××观察期。保险能繁母猪在疾病观察期内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导致死亡或被政府扑杀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原告投保时向原告出示该保险条款，并就该条款向原告进行了说明，故该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在保险期间因病死亡170头能繁母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应进行赔偿，按照每头1000元的标准，共计应赔偿170000元。关于锦泰公司在所投上述育肥猪因病死亡保险期间（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日二十四时止）育肥猪死亡的数量。第一，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出具的《现场勘验单》确认锦泰公司共计死亡育肥猪4358头，其中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2日14张勘验单载明育肥猪死亡共计1446头，原告锦泰公司和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均认可1446头系对2018年12月23日、2018年12月25日两天所死亡育肥猪1806头的数量进行拆分后重新出具的勘验单，即1446头包含在1806头中，故中国人寿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出具的《现场勘验单》确认锦泰公司共计死亡育肥猪2912头，本院予以认定。第二，原告锦泰公司提交的出具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的三张《证明》，××死猪3486头。该三张《证明》上均有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杨熙昭、张听见的签名，在本案审理中本院对杨熙昭、张听见进行了调查询问，该二人对三张《证明》上的签名均予以认可，对死亡猪的数量也予以认可；关红军作为宜阳县樊村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出具《证明》承认其2018年12月28日和2019年1月2日参与处理锦泰公司病死猪的事实，该《证明》同时还加盖了“宜阳县樊村镇人民政府”的印章；王寨村委出具证明认可2018年12月30日参与处理锦泰公司病死猪的事实；同时原告锦泰公司提交了猪死亡情况的录像。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锦泰公司育肥猪死亡的事实，故对该三天锦泰公司因病死亡育肥猪3486头，本院予以认定。综上，2018年7月3日零时起至2019年1月2日二十四时止锦泰公司育肥猪因病死亡共计6398头。关于因病死亡育肥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应赔偿原告锦泰公司的数额。首先，对于育肥猪的赔偿标准，原告锦泰公司和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均认可系按每公斤8元的标准，100公斤及以上赔偿800元，从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提交的《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也能显示系按此标准进行赔付，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锦泰公司诉称每头育肥猪均按800元进行赔偿，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死亡的育肥猪均达到或超过了100公斤，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提交《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显示，双方协议赔偿了其中的2081头育肥猪，共计赔偿915015.92元。另外4317头育肥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没有进行赔偿，该4317头育肥猪在保险期间因病死亡，其中831头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出具的《现场勘验单》已经确认，另外3486头在宜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杨熙昭、××死猪，在保险期间锦泰公司因病死亡的育肥猪数量未超过投保数12750头，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均应予以赔偿。被告中国人寿公司辩称《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中的“声明”部分载明“并承诺就此次事故不再向保险人提出任何其他索赔”，所以对同一批次死亡的猪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不应再赔，本院认为该声明仅是对达成协议的部分，对没有达成协议的部分双方并未约定不再进行赔偿，故对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从中国人寿公司提交《河南省养殖业保险简易赔偿协议书》来看，育肥猪的重量是随时间增长的，越往后赔偿的数额越多，故按时间段计算确定赔偿数额较合适。以下分批计算因病死亡育肥猪的赔偿款：（一）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12月14日育肥猪因病死亡共计521头，双方协议赔偿515头，共计赔偿170621.2元，××死育肥猪赔偿331.3元，其中2018年7月13日因病死亡的6头育肥猪未赔偿。对于未赔偿的6头育肥母猪，被告中国人寿公司称处于疾病观察期，不应进行赔偿，其提交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央财政补贴型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第十条载明“自本保险责任期间开始之日起20日（含）内为××观察期。保险育肥猪在疾病观察期内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导致死亡或被政府扑杀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原告投保时向原告出示该保险条款，并就该条款向原告进行了说明，故该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被告应对2018年7月13日死亡的6头育肥猪进行赔偿，赔偿款为1987.8元（331.3元/头×6头）。（二）2018年12月19日，育肥猪因病死亡585头，双方协议赔偿120头，共计赔偿49346.4元，平均每头赔偿411.22元，465头病死育肥猪未赔偿，应赔偿191217.3元（411.22元/头×465头）。（三）2018年12月23日因病死亡育肥猪845头，2018年12月25日因病死亡育肥猪961头，两天共计死亡1806头，双方协议赔偿1446头，共计赔偿695048.32元，平均每头赔偿480.67元，360头病死育肥猪未赔偿，应赔偿173041.2元（480.67元/头×360头）。（四）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三天共计因病死亡育肥猪3486头，原告锦泰公司主张该3486头病死育肥猪平均重量达到或超过了100公斤，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该证明目的，一是原告锦泰公司提交的承重照片无法证明是猪死亡当天的称重照片，其提交的重量统计表系单方制作，被告中国人寿公司不予认可；二是原告锦泰公司提交王寨村委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的《补交证明》、关红军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12月9日”的《证明》，均是在本案诉讼中补充的证据，××死猪平均重102公斤”，关红军出具的《证明》称“平均每头生猪大约一百公斤”，两份证明对猪重量的表述含糊、不肯定。故现有证据无法确认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2日三天锦泰公司所死亡育肥猪的重量，该三天锦泰公司的育肥猪死亡后，被告中国人寿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及时到现场进行确认，对猪的重量无法查清也负一定的责任。据此，本院酌定该3486头病死育肥猪的赔偿标准按最高赔偿标准的70%进行赔偿，即每头猪赔偿560元，3486头病死育肥猪共计应赔偿1952160元。基于上述，除达成赔偿协议的915015.92元外，被告中国人寿公司还应赔偿原告锦泰公司因病死亡育肥猪保险金2318406.3元，共计3233422.22元。综上，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应支付原告锦泰公司因病死亡能繁母猪、育肥猪赔偿款共计3403422.22元，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已经支付原告1067034.32元赔偿款，还应支付赔偿款2336387.9元。关于原告锦泰公司要求被告中国人寿公司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拒绝赔偿之日（即育肥猪拒绝日为2019年3月22日、能繁母猪拒绝日为2019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付赔偿款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本案涉及保险赔偿的能繁母猪均在2019年2月4日之前死亡，涉及保险赔偿的育肥猪均在2019年1月3日前死亡，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未及时进行赔偿，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以合理的数额为限。原告主张从被告中国人寿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赔偿款的次日起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据此要求育肥猪赔偿款利息从2019年3月22日起计算、能繁母猪的赔偿款利息从2019年4月13日起计算，但因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中并未明确为赔偿育肥猪或能繁母猪，故无法据此区分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对病死育肥猪和能繁母猪的拒赔日期。原告锦泰公司和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就病死猪的赔偿在最后一次付款（2019年4月12日）之前是持续的，被告中国人寿公司在2019年4月12日之后未再进行赔偿，视为被告拒绝赔偿，原告主张以最后一次付款的次日作为拒赔之日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故利息从2019年4月13日起计算。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洛阳锦泰牧业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2336387.9元，并支付利息（以未付的赔偿款为基数自2019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洛阳锦泰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1864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心支公司负担11762元，原告洛阳锦泰牧业有限公司负担101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高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马田田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