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终13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晓光，女，1971年8月1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吉林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住所地吉林省集安市。负责人：齐晓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瀚艺，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负责人：唐堃，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王英杰，女，1969年3月12日生，回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一审被告：吕子良，男，1969年7月8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晓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集安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以下简称建行通化分行）与一审被告王英杰、吕子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1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晓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建行集安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瀚艺、建行通化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一审被告王英杰及吕子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判令建行集安支行赔偿自2015年12月17日到2016年5月25日因其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8万元。三、判令建行集安支行赔偿自2016年5月26日-2019年3月28日的本金401万元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10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5年期以上LPR为4.65%的方式计算）。四、判决建行集安支行赔偿自2019年3月28日至付清时为止的亏损本金608505.62元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10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5年期以上LPR为4.65%的方式计算）。五、因本案所发生的诉讼费用均由建行集安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王晓光有证据证明在2015年12月份是由建行集安支行的工作人员尹燕工作中失误，操作不当造成半年多资金闲置，2019年经建行集安支行研究，承诺赔付王晓光8万元损失的事实。双方达成的共识虽没有形成书面协议，但在录音中双方达成了共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口头协议也受法律保护。在协商过程中，建行集安支行已经承诺，因失误造成半年多资金闲置，赔偿王晓光8万元经济损失，现不能因建行集安支行的代理人不予认可，就否认该事实，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承诚实，恪守承诺，法院理应支持王晓光的该项请求。二、对401万元的利息从2016年5月26日-2019年3月28日和608505.62元的利息自2019年3月28日至付清时为止不予以支持，明显违背事实。按照民法公平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承诺高于法定利息的不予保护，由王晓光承担相应的责任符合上述规定，但建行集安支行承诺的年利率6%与法定利率相差无几，王晓光存款在此期间的法定利息损失，理应由建行集安支行进行赔偿。王晓光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10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5年期以上LPR为4.65%计算。建行集安支行辩称，一、一审判决第二项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不应被撤销。二、一审法院未支持占用王晓光资金的8万元损失判决结果正确。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5月占用的8万元，因该笔资金已经于2015年12月30日退回至王晓光的银行账户，并一直产生相应的利息，且王晓光本人对于如此大的金额，应当清楚了解银行卡内的存款数额。2016年1月17日，王晓光又将尾号为3395卡内余额转至其他银行卡内，并在标有账户余额的办理销户转账支取凭证亲笔签字，说明王晓光知道账户内的金额，王晓光不能将基金自带的风险转嫁给建行集安支行，且建行集安支行也没有占用其资金，因此，不应当承担8万元损失。三、一审法院未支持给付利息的判决结果正确。王晓光作为投资者投资基金是希望获得投资收益，而不同于常规的存款储蓄业务，投资获取的是收益，借款才产生利息，故不能既主张损益又主张利息。王晓光人在购买基金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未尽到投资人最基本的义务，因此，建行集安支行基于上述理由不应当承担给付利息的责任。建行通化分行辩称，王晓光主张因银行工作人员在2015年12月没有将存款存上与事实不符，其购买的是基金产品不是存款，不存在损失问题，建行通化分行没有承诺给付其损失。因王晓光购买的是理财产品，不存在利息损失问题，因此，对王晓光上诉理由不予认可。王英杰辩称，其为非适格被告，与王晓光的接触均为公职行为，且在公职行为中尽职尽责，无瑕疵。王晓光提出2015年12月28日以400万元认购嘉实海外优选5号不成功，发生退款未及时告知客户。首先，嘉实海外优选5号专项管理集合计划，认购投资者人数是有上限要求不能超过200人，存在不能足额认购、零认购或者认购失败而退款的可能，银行方并无告知义务，认购者可通过手机银行、网银、ATM自助设备及银行柜面自主查询；由于银行方的系统管理及操作流程原因，导致私行中心管户客户经理在2016年6月6日王晓光的客户信息入其管户系统，导致不能及时有效与客户交流，该责任应为建行集安支行、建行通化分行及王晓光分别承担，而非管户客户经理及王英杰承担。王英杰在此过程承担的是专业顾问角色，只提供产品的专业性咨询服务而非销售推介。王晓光所持两款出现亏损的产品认购日期为2016年6月7日和2016年7月4日，王英杰2016年3月从私人部调入个人金融部，此时其已经不在私人银行部，两款产品推荐人及销售人也非王英杰。2017年1月，王英杰又调回私人银行部负责私行业务，从2017年8月31日至2019年4月4日，本部门一直与王晓光通过微信、面见等方式交流两款产品净值及产品运营情况。过程中答辩人只是尽责履职，非个人行为。王晓光所持博时吉鑫2号基金受2017年5月27日国家减持新规政策影响，减持方式及减持数量双维度约导致需延期，当时省建行私人银行部，组织协调博时基金公司、建行通化分行及部分客户沟通交流后，博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在提供了专业建议并要求增加一定的制作策略后，称其能弥补当前损失且大概率能达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省分行私人银行部最终决策：分别与持有博时吉鑫2号的客户传导博时基金公司的专业建议及所增加操作策略并签署补充协议。王晓光所持博时吉鑫2号展期后出现巨额亏损系在与博时基金公司提供专业建议签订补充协议后产生的，建议追加博时基金公司为被告。证据：1.0C银行查询系统客户管理明细；博时吉鑫系列产品相关会议记录；微信会议群截图2份；建行员工基本情况表。吕子良答辩意见同市建行通化分行、集安支行答辩意见一致。建行集安支行和建行通化分行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晓光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王晓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由不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建行集安支行、建行通化分行不是适格被告。本案所涉基金不是建行集安支行开发的基金，而是其代销的基金，建行集安支行为投资者提供金融服务仅限于开户、办理购买、赎回等业务，且在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建行集安支行已经向王晓光明示购买基金存在风险，了解客户和产品，尽到适当性义务，并不存在过错。1.王晓光购买基金时，签订了《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中国建设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上述文件中均明确载明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在市场波动影响下，基金投资可能出现亏损并导致基金净值低于初始面值，其中王晓光更是在《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上亲自书写“本人确认已完成上述购买流程，并已充分了解购买基金或集合计划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本人自愿承担因购买基金或集合计划可能导致的各项损失”。上述条款足以说明在基金销售过程中，建行集安支行已经向王晓光明示购买基金存在的风险，同时王晓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清楚理解上述抄录内容及了解购买基金存在的风险。建行集安支行已经尽到了必要的风险提示义务和产品说明义务。王晓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中国建设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等载明的内容有一定认知判断，故购买基金产生的风险应由王晓光自行承担，建行集安支行不承担赔偿责任。2.王晓光购买基金前，建行集安支行对王晓光做了详尽的风险评估，体现王晓光为有投资经验，虽然王晓光购买的嘉实海外优选5号产品和建信资本智选1号产品的风险等级高于王晓光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建行集安支行已经在银行业务回单上进行明确告知，王晓光仍然签字购买，说明其愿意承担风险。建行集安支行告知客户存在的风险，是为了让客户作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王晓光作为有投资经验型消费者，建行集安支行尽到相应的义务后，也未影响王晓光的自主决定，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由其自行承担责任。3.根据王晓光于2016年6月7日的风险评估问卷，其风险评估结果为进取型，风险评估有效期为1年，可以适用王晓光于2016年7月4日购买博时吉鑫2号产品，且该风险评估结果与王晓光购买的博时吉鑫2号产品的风险等级是相匹配的。4.王晓光购买基金时签署了中国建设银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电子签订约定书，同意接受签署相关电子合同或文书，且告知王晓光经客户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的电子合同及产品风险揭示书视同本人书面签署，客户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王晓光购买基金时需要的资料以电子合同的方式提供给王晓光，王晓光可以凭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进行查阅。建行集安支行更是通过现场介绍、解答的方式向王晓光出示了各种资料并逐一讲解。不能因为王晓光缺乏购买经验专业知识，就认定其没有真正了解所购买基金的风险及收益关键。王晓光既然能够自愿购买基金，也说明其对所购买基金的风险及收益情况有详尽的了解。最后，建行集安支行已经建立了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试，向王晓光告知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因素，已经尽适当性任务和告知说明义务。三、王晓光购买基金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所产生的责任及风险也应由其承担。王晓光分别2016年6月7日、2016年7月4日购买基金，金额共计401万元，且购买成功。在购买过程中，建行集安支行向王晓光出示了业务回单、风险评估问卷、风险提示函、投资权益人须知、投资人风险提示书，由王晓光确认并签署。在办理此业务中，需要王晓光本人持身份证及银行卡进行办理，且需输入正确的银行卡密码才能支付基金认购资金。王晓光银行卡中存有大量资金，其银行卡及密码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他人不可能掌握，故只有王晓光本人持身份证、银行及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认购成功，根本就不存在王晓光无意购买基金的情况。所以，王晓光购买的基金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均为本人签字，所产生的责任及风险也应由王晓光承担。四、王晓光作为合格投资者，没有尽到注意和审慎的义务，应对其损失承担责任。投资者投资基金是希望获得投资收益，而不同于常规的存款储蓄业务，故投资基金，投资者不能既主张损益又主张利息。本案中，王晓光购买基金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应有相应的认知，其为了追求高收益自愿选择购买基金，应当对损失承担责任，其应承担的责任不应为不予支持利息，而是应对损失承担责任。综上，王晓光的基金遭受损失，将其自身过错和责任推脱给建行集安支行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王晓光在购买基金时，应自负高度审慎的注意义务并自负投资风险，应认识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风险及后果，王晓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晓光起诉。王晓光辩称，一审判决定性准确，本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王晓光与银行之间并没有书面和口头委托理财合同；一审判决第一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行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依法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并模仿原告签字，采取扩大宣传虚假宣传的方式误导王晓光，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应驳回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的上诉请求。王英杰没有答辩意见。吕子良没有答辩意见。王晓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建行集安支行支付自2015年12月17日到2016年5月25日因工作失误造成的占用资金损失8万元；2．判决建行集安支行2016年5月26日至2019年3月28日本金损失618505.62元，并支付该期间402万元约定年利率10％利息。3．承担618505.62元的利息，自2019年3月28日始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4．诉讼费用由建行集安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7日，王晓光向其名下所有的尾号为3395的建行账号转款400万元。其向吕子良询问是否有大额高息存款的过程中，向吕子良表示不购买基金，只是想买一些利息高、收益好的存款。2015年12月28日，王英杰受建行集安支行的委托，在吕子良办公室向王晓光进行了基金产品宣讲，介绍了嘉实海外优选5号产品，且仅介绍了该种产品。同日，王晓光认购了该产品，认购金额400万元，同时该笔业务回单上标有“该基金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您仍需交易请签字确认”字样，但无明显标识。王晓光在与王英杰交流过程中，向其告知自己之前除了存款外只购买过保险产品。当日，王晓光尾号3395的账号因基金认购的业务转入待处理证券业务资金户400万元，同时该笔款项在2015年12月30日因认购确认返还到王晓光所有的尾号为3395的建设银行账户内。2016年1月27日，王晓光所有的尾号为3395的建设银行账户进行销户，账户内所有钱款转入王晓光所有的尾号为8888的建设银行账户内。王晓光在办理销户转账支取的转账凭条上签字，而该凭条上清楚的标记了转账金额。2016年6月7日，王晓光通过建行认购了建信资本智选1号1期，认购金额201万元，在银行业务回单上虽有“该基金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您仍需交易请签字确认”的字样，但该字样未明显提示。2016年7月4日，王晓光通过建行认购了博时吉鑫2号，认购金额200万元，该笔业务回单上没有风险等级的相关提示。而根据鉴定报告，2016年7月4日的鉴定评估报告上的王晓光签字并非王晓光本人书写。2018年3月2日回款1962276.69元、2019年1月28日回款1360624.46元、2019年2月18日回款78073.47元、2019年3月28日回款520.76元，共计回款3401495.38元，亏损本金608504.62元。另查明，建行通化分行工作人员向王晓光宣讲基金的过程中，曾经向王晓光宣传产品能够获得高额利息。虽然王晓光所有的业务均是在建行集安支行办理的交易手续，但是所有的推介人员来自建行通化分行个人金融部，同时王晓光也是建行通化分行私人银行客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建行通化分行等被告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在整体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三、如果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在整体业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王晓光是建行集安支行的存款用户，也是建行通化分行的私人银行客户，虽然王晓光的所有购买基金手续均系在建行集安支行办理，但是所有的推介人员均为建行通化分行人员。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向王晓光提供开户、办理基金购买、办理基金赎回、基金产品推介等服务，并从交易过程中收取相应费用，与王晓光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因此，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均为本案的适格被告。王英杰为建行通化分行、吕子良为建行集安支行的工作人员，其个人与王晓光未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其与王晓光的接触均为公职行为，故吕子良和王英杰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在整体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加上投资者自身知识和能力局限，使得投资者在购买投资性金融产品或接受相关服务时，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风险和收益，主要依赖于产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推介和说明。本案中，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作为金融产品的推介者和售卖者，在推介、销售过程中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王晓光到建行办理存款业务，最初并无基金购买意愿，但建设银行却将其列为潜在客户，有针对性的、主动的提供推介人员，向王晓光提供特定的基金推介服务。2．王晓光在到建行集安支行办理基金购买业务之前，本人并无基金购买经验，并且在接受推介前也无基金购买意愿。根据“嘉实海外优选5号”及“建信资本智选1号1期”业务回单上的“该基金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您仍需交易请签字确认”字样，及“博时吉鑫2号”与“建信资本智选1号1期”对投资者均为进取型的要求，可知发生争议的两种基金产品对投资者的要求较高，其风险等级超过了王晓光的承受能力，王晓光本身并非是诉争基金产品的合格投资者，但建行通化分行的工作人员却仍向王晓光推介这些基金产品。3．风险评估问卷是银行评估客户风险承受等级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建行集安支行“博时吉鑫2号”的风险评估问卷材料上，却出现了签字造假的情况。4．在建行通化分行的基金产品推介及建行集安支行基金产品销售的过程中，二者仅是介绍产品、并要求王晓光在相应的电子合同、文本材料上签名，并未将风险提示函、投资人风险确认书、中国建设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及产品合同等文件向王晓光进行交付。虽然在回单上标有网站和客服电话，但长达48页的合同，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条款内容，让一个缺乏基金购买经验及专业知识的“一般人”无法真正了解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关键。且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针对推介的基金产品在综合该基金的类型、评级等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向王晓光以“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客观标准和王晓光能够理解的主观标准，适当的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而这种风险告知义务不是工作人员口头上“高收益必然有高风险”的告知，及王晓光在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上抄写的“本人确认已完成上述购买流程，并已充分了解购买基金或集合计划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本人自愿承担因购买基金或集合计划可能导致的各项损失”内容能够免除的。5．虽然王晓光曾经在购买的“乾元日新鑫月异溢开放组合产品”中盈利，但不能因此免除二个银行的告知义务。综上，建行集安支行、建行通化分行在整体业务过程中，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未能依法履行相应义务，存在过错。并且，如果没有这些不适当的推介行为、超过风险承受能力的售卖行为、材料签字的造假行为，相应损失将无从发生，故认定建行集安支行和建行通化分行的过错行为与王晓光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果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在整体业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因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在王晓光基金购买业务的整体过程中，多处环节存在不同过错，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依法履行相应义务，其过错行为直接导致了王晓光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故应承担侵权责任。但王晓光在整体业务过程中也是存在过错的，首先，王晓光有存款经验和购买保险产品的经验，其应当知道建行集安支行和建行通化分行工作人员承诺的6％和10％的利息，远远高于市场普通存款利率，甚至大额存款利率。其次，王晓光对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均应有相应的认知，但在购买产品时只注重收益，没有对银行人员推介的产品进行细致的了解，轻易的选择购买诉争的理财产品，对相应的损失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依照其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酌定仅对其资金受到的损失予以保护，对其诉求的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关于王晓光诉求的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5月25日占用资金的8万元损失，因该笔资金在2015年12月30日即退回到王晓光银行账户内并一直产生相应的利息，且王晓光2016年1月27日在标有账户余额的销户转账支取凭条上签字，故对王晓光该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晓光损失人民币608504.62元。二、驳回王晓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2元，鉴定费8000元，由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5年12月28日，王晓光在建行集安支行认购嘉实海外优选5号，金额为400万元的业务回单上签字，回执上标注：“该基金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您仍需交易请签字确认”；2016年6月7日，王晓光认购建信智选1号1期，金额为201万元，同时在建行代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业务声明书、201万元交款凭据业务回单、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中国建设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上均予以签字；2016年7月4日，王晓光认购博时吉鑫2号，金额为200万元，其亦在中国建行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提示函、200万元交款凭据业务回单、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中均予以签字；2018年1月19日，王晓光在博时吉鑫2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焦点为王晓光与建行集安支行之间是否存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及建行集安支行是否存在侵权过错，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王晓光系在建行集安支行处经工作人员推介后购买案涉基金产品，双方之间存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关于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王英杰、吕子良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宜，一审判决已经充分进行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关于王晓光主张建行集安支行应当赔偿全部诉求损失，认为其自身并不想购买基金，而是要求存款并获取高额利息，导致其购买基金的事实系银行工作人员推介所致，且银行未尽风险告知义务。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晓光虽然自述是想要办理存款业务，但其却主动向银行表达想要获取高额利息，在银行工作人员向其介绍基金产品时，其并未拒绝，而在此后办理购买案涉基金产品业务时，除2016年7月4日评估报告上不是其本人签字外，王晓光均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的回执等相关手续上签字确认。王晓光购买的系大额基金，办理基金和存款的业务流程是不同的，故王晓光自称不知道购买的是基金产品的主张不能成立；建行集安支行在办理王晓光案涉基金产品时，已经按照购买基金的业务流程规定，向王晓光履行了相关告知业务，故不存在侵权行为。关于王晓光购买案涉基金产品的损失承担问题。王晓光诉求的2015年12月17日至2016年5月25日占用资金的8万元损失，因该笔资金在2015年12月30日即退回到王晓光银行账户内并一直产生相应的利息，且王晓光2016年1月27日在标有账户余额的销户转账支取凭条上签字，故对王晓光该诉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晓光要求给付2016年5月26日至2019年3月28日本金损失618505.62元及该期间402万元约定年利率10％利息，并承担618505.62元的利息事宜。王晓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其在银行购买基金产品应属自愿行为，在购买案涉基金时应当知晓所购基金可能获得高额回报，也可能出现严重亏损。从王晓光本人陈述以及在购买基金所有流程中的签字行为，可认定其在购买案涉基金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由此产生的相应风险亦应由其本人自行承担。购买基金产品属于投资行为，较一般民事主体而言，投资者应具有较高的审慎义务，王晓光的相关损失系基金投资市场自身规律所致，与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的推介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建行通化分行和建行集安支行不应当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综上所述，王晓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建行通化分行、建行集安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15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晓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1537元，由王晓光负担；鉴定费800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凤审判员 黄智慧审判员 崔红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嵇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