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再4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付燕琴，女,198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轶，浙江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芽，浙江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祝妙丽，女，198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兴，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飞虎，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陈胜峰，男，197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申诉人付燕琴因与被申诉人祝妙丽、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陈胜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民终1152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9]33000000304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民抗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滢、梅俊峰出庭。申诉人付燕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轶、汪春芽，被申诉人祝妙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兴、姜飞虎，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陈胜峰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二审判决对付燕琴已向陈胜峰付清离婚补偿款的事实未予认定存在不当。付燕琴通过其姐夫徐金泉分别于2011年3月13日、2013年11月30日向陈胜峰转账支付20万元和30万元，付燕琴已向陈胜峰付清全部离婚补偿款。二、付燕琴基于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益优先于祝妙丽的普通金钱债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首先，从权利取得的时间来看，付燕琴的请求权取得时间早于祝妙丽的金钱债权，付燕琴于2010年9月1日和陈胜峰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据此取得变更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而祝妙丽与陈胜峰因股票交易而产生债权债务系发生在2015年至2017年之间。债权的成立时间虽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会产生影响。其次，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付燕琴享有要求陈胜峰将案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一人名下的请求权，对案涉房屋具有物权期待权属性。物权期待权从性质上虽仍属于债权范畴，但该债权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已经具备物权的实质性要素，理应给予物权期待权优于一般债权的保护。再次，从权利的产生原因和伦理因素看，付燕琴与陈胜峰签订相关离婚协议后负担了所有的抵押贷款、房子按揭、现金债务以及对未成年小孩的抚养全责，还需向陈胜峰支付70万元补偿款，案涉房屋虽被付燕琴用于出租而非居住，但不能否认该房屋对于付燕琴及其未成年小孩的生活保障功能。从祝妙丽与陈胜峰相识后发展成为恋人关系的事实看，祝妙丽对陈胜峰的婚姻状况及财产状况应当有一定了解，对于案涉房屋实际由付燕琴占有使用亦应明知。祝妙丽轻信陈胜峰的炒股许愿，将大笔资金交给陈胜峰炒股导致损失，显然过于轻率，故其所享有的金钱债权在权利的产生原因和伦理因素上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最后，从法律规定来看，无证据反映付燕琴为了逃税等而故意不办理物权变更登记。囿于房价畸高，采用按揭贷款方式购房系社会普遍现象。付燕琴为了确保陈胜峰履行《离婚协议书》，后又与陈胜峰相继签订了《离婚补充协议书》、《协议书》，并采取公证措施，凡此种种足见其主观上并非不想办理案涉房屋的变更登记，实因支付按揭贷款、离婚补偿款及抚养小孩等客观障碍所迫难以为之。若因付燕琴未提前偿还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即认定其对于未办理变更登记存在过错，对于付燕琴而言实属苛责。即便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也应当认定付燕琴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付燕琴在再审庭审中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即（2018）浙08民终1152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即（2018）浙0803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支持付燕琴的一审诉讼请求。 祝妙丽辩称，第一，关于二审判决中对付燕琴已向陈胜峰付清离婚协议款的事实没有认定的问题。首先在一审和二审当中付燕琴均未提交徐金泉的日记本。其次，陈胜峰的收条存在事后补签的可能，证明力较低。再次，陈胜峰曾在徐金泉公司工作过，徐金泉以公司对公账户向陈胜峰支付付燕琴的离婚补偿款明显不符合财务制度规定，并且徐金泉系付燕琴的姐夫，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因此，一、二审认定付燕琴未付清离婚补偿款，事实认定无误。第二，关于付燕琴基于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益是否优先于祝妙丽的金钱债权。首先，关于权利的取得时间问题。祝妙丽的金钱债权取得时间早于付燕琴债权，二审对这一问题的认定正确。案涉房产的银行贷款既是付燕琴的债务，同时也是陈胜峰的债务。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当中约定了银行贷款由付燕琴归还，但银行并不会因为这一内部约定而免除陈胜峰的还款义务。相应的，在银行贷款还未还清前付燕琴并未取得要求陈胜峰过户的请求权。鉴于案涉房屋至今未还清银行贷款，付燕琴取得权利的时间显然是晚于祝妙丽的金钱债权的。其次，关于权利的性质问题。我国现有法律对于物权期待权并未作出直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是对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规定。但是本案当中，陈胜峰与付燕琴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处分案涉房产系对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的分割，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付燕琴享有的过户请求权明显有别于房屋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不足以认定付燕琴对案涉房屋的过户请求权优先于祝妙丽的金钱债权。再次，关于权利的伦理因素问题。从付燕琴通过离婚所取得的房产价值，离婚后付燕琴的生活现状，以及案涉房屋收益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还绰绰有余等事实可以看出案涉房屋并不具有保障付燕琴孩子生活的效果。祝妙丽作为陈胜峰的债权人，因本案执行异议复议诉讼，导致其一直无法执行陈胜峰的责任财产案件。从2017年开始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因为无法执行案涉房产，导致祝妙丽及其孩子生活困难，在2019年卖掉了亡夫留下的唯一房产来维持生活。作为一个债权人，因为无法及时实现自身的权利，被逼迫到居无定所的现状与社会伦理和司法价值取向不一致。最后，关于法律适用。本案付燕琴的过户请求权不适用该条规定，即便要适用也应当全面适用，而不应断章取义。其中第四项情形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书当中，对该条规定的解释是，没有登记的原因主观上要求是属于案外人意志以外的客观障碍，否则应判断为其有过错。在本案当中，付燕琴通过与陈胜峰签订公证的委托协议，其有能力将房屋过户到自身名下，现在房屋没有过户非因其意志以外的因素，其对房屋没有过户存在明显过错。如果将房屋过户过错因素排除，将产生负面的司法导向，比如离婚双方对于不动产分割的约定效力高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改变了不动产物权法定的转让条件。比如降低了假离婚真逃债的成本，离婚后不动产可以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也可以取得对抗债权人的效力，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再如即便真实离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慢慢归还按揭贷款，不办理不动产物权变更手续，导致物权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无法成立，申诉人的申诉意见同样无法成立，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陈胜峰同意付燕琴的意见。 付燕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衢州市××街××号××室的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2.诉讼费由祝妙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燕琴与第三人陈胜峰原系夫妻，2010年9月1日，二人协议离婚。2014年下半年，祝妙丽与第三人陈胜峰相识，后发展成为恋人，并在此期间发生经济纠纷。两人分手后，2017年9月8日，祝妙丽向法院起诉要求陈胜峰归还合伙炒股亏损款项497500元。法院根据祝妙丽的诉前保全申请，查封陈胜峰位于衢州市××街××号××室的房产中价值500000元的财产。2017年11月30日，法院作出（2017）浙0803民初3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胜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妙丽497500元。陈胜峰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二审审理后，维持一审判决。因陈胜峰未按时履行生效判决，祝妙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3月5日，付燕琴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保全并不予执行，理由为：保全的房产虽登记在付燕琴与陈胜峰两人名下，但双方在2010年9月1日的《离婚协议书》中早已明确该房产归付燕琴个人所有，只是由于按揭贷款未还清，至今没有过户到付燕琴个人名下。申请执行人祝妙丽则提出，案涉房屋登记的权利人之一是陈胜峰，申请执行合理合法，要求驳回付燕琴的异议请求并继续执行。被执行人陈胜峰称案涉房产已经约定归付燕琴所有。2018年5月25日，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8）浙0803执异3号裁定书，驳回了付燕琴的异议请求。付燕琴不服，于2018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讼期间，付燕琴、祝妙丽所称意见、理由与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基本一致。另查明，2010年5月18日，在付燕琴与陈胜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购买位于衢州市××街××号××室的房地产，总购房款约270万元，由夫妻二人支付首付款，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行”）按揭贷款136万元，并通过付燕琴账户归还按揭贷款，房地产登记在付燕琴与陈胜峰名下。2010年9月1日，付燕琴与陈胜峰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一、男女双方决定自愿协议离婚。二、子女抚养：女儿陈诗语现年8岁，随女方生活，一切费用由女方承担，男方享有探望权。三、财产分割：府东二区5＃1单元302室的房子和迎和小区32幢5单元301室的房子归女方所有，马站底16幢Ｄ座1单元901室的房子和狮桥街66号202室的房子也归女方所有。女方支付男方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到2011年底付清。四、债权债务：所有的抵押贷款和房子按揭和现金债务都由女方承担，与男方无关。《离婚协议书》签订后，付燕琴与陈胜峰于当日在衢州市衢江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2011年11月2日，付燕琴与陈胜峰签订《离婚补充协议书》一份，载明“男女双方于2010年9月1日在衢江区民政局离婚，现经双方协商对原离婚协议中未明确的夫妻财产达成以下协议条款：一、婚内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所有不动财产和浮动财产和现有名下店面经营权）全部归女方所有。女方再追加支付男方人民币叁拾万元整。2011年11月2日前女方已支付男方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还有余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支付方法如下：2011年2月30日支付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2年2月30日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3年2月30日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二、本协议一式两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男女双方确认双方之间再无其他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分割。男女双方之间所有共同财产与共同债务全部分割完毕。”2013年11月8日，付燕琴与陈胜峰又签署《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陈胜峰）、乙方（付燕琴）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坐落在衢州市马站底16幢Ｄ座1单元901室住宅和衢州市××街××号××室房屋。双方已于2010年9月1日登记离婚，现为明确上述房地产的产权归属及银行贷款的偿还问题，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一致，自愿进行如下约定：一、坐落于衢州市马站底16幢Ｄ座1单元901室住宅和衢州市××街××号××室××方付燕琴所有，乙方独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二、因购买上述房地产而向银行贷款由乙方负责偿还。三、上述房地产的过户登记手续甲方陈胜峰出具授权委托书。乙方付燕琴待银行贷款清偿后，与甲方陈胜峰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一起办理上述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所涉及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四、本协议自愿签订，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五、本协议一式柒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浙江省衢州市华夏公证处存档一份，其余送交有关部门”。此外，2013年11月8日，陈胜峰与案外人黄志仙签订《委托书》一份，陈胜峰委托黄志仙全权办理房产过户等事宜。上述《协议书》和《委托书》签订后，陈胜峰、付燕琴于当天到浙江省衢州市华夏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再查明，原告付燕琴与第三人陈胜峰于2010年9月1日协议离婚后，案涉的狮桥街66号202室房产由付燕琴以自己名义对外出租，银行按揭贷款通过付燕琴招商银行账户（6225885700041973）归还，至原告起诉时止，按揭贷款尚未还清，案涉房屋仍登记在付燕琴、陈胜峰二人名下。此外，2010年10月10日、2011年9月20日、2011年10月24日，付燕琴分别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向陈胜峰转账5万元、10万元、5万元，合计2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衢州市××街××号××室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201018747）。案件受理费80元，由祝妙丽负担。 祝妙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付燕琴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由付燕琴、陈胜峰承担。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11月8日公证《委托书》第三条“待银行贷款清偿后，上述房地产的过户登记一切手续由付燕琴办理，涉及到我的权利义务，我已全权委托黄志仙代为履行，将上述房产过户登记至付燕琴个人名下”。2010年9月1日付燕琴与陈胜峰《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女儿陈诗语现年8岁，随女方生活。女儿的一切费用由女方承担。男方享有探望权。第三条约定：府东二区5#楼1单元302室的房子和迎和小区32幢5单元301是的房子归女方所有，马站底16幢D座1单元901室的房子和狮桥街66号202室的营业房也归女方所有。二审案件2018年12月6日询问中，付燕琴表示三套房产被处置用于夫妻离婚前开公司经营欠账偿还。询问中祝妙丽陈述其执行依据债权所涉款项系交通事故亡夫积蓄及赔偿款共同形成，有一孩子现年8岁；对此，付燕琴未表异议。 二审法院认为，付燕琴的权利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理由如下：一、付燕琴与陈胜峰复婚后的2010年9月1日《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另外三套房产已经被处置，付燕琴声称处置款项用于夫妻离婚前开公司经营欠账偿还，该事实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且公司债务用个人财产偿还不合常理，也与付燕琴与陈胜峰2011年11月2日《离婚补充协议书》第三条中“男女双方确认双方之间再无其他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分割”约定矛盾。二、虽然前述《离婚协议书》与《离婚补充协议书》形成于祝妙丽2015年4月13日转入股票交易账户款项之前，但不能否定付燕琴对于陈胜峰所有的部分房地产主张过户至付燕琴个人名下之权利的债权性质，以及尚欠50万元的含对价性质。至于付燕琴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以及与陈胜峰的共有不能成为对抗执行的单一考虑因素。三、虽然前述《离婚协议书》与《离婚补充协议书》形成时间较早，但案涉房地产还贷从现有证据至少延续至2018年8月份，而祝妙丽往股票账户转款时间以及陈胜峰向祝妙丽出具欠条系2017年4月28日，均早于2018年8月份，考察2013年11月8日公证《委托书》第三条中“待银行贷款清偿后”显然是对黄志仙授权的限制以及对房地产过户登记的约束，故从实际可得现实主张实现债权的时间点而言，祝妙丽的金钱债权早于付燕琴的债权。虽然付燕琴的过户债权权利主张有物权性指向和期待，但不能排除陈胜峰对其所有部分房地产之责任财产能力。四、依伦理道德及利益衡量角度，付燕琴与陈胜峰法律上已然离婚，两者之间并无直接之人身关系；至于子女抚养的人身性问题，陈诗语现已近成年，《离婚协议书》与《离婚补充协议书》中关于涉案房地产部分的关涉人身性程度实极其微弱。祝妙丽亡夫留下的款项是其孩子成长之必要保障，祝妙丽孩子现在仍然年幼，两相比较，否定祝妙丽之执行权利，反倒与德法兼治原则相悖。五、至于付燕琴尚欠陈胜峰50万元款项并未偿还，即使从自然权利角度，也是可以成为案涉房地产过户至付燕琴之合理对抗。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讼争房产的买受人取得得以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物权期待权须同时满足查封之前已签订有效书面合同、已合法占有房产、已支付全部对价及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四条件。据此，付燕琴虽依离婚协议占有了讼争房产，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已支付全部合理对价；且其离婚后拥有全部大宗夫妻财产，应该具有偿清银行贷款办理过户登记的能力，但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该责任在其自身。故付燕琴依法对讼争房产不具有和排除足以对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物权期待权。付燕琴关于其对讼争房产拥有优先于祝妙丽债权之权利，并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对该房产之执行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浙08民终115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803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付燕琴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由被上诉人付燕琴负担。 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提交2019年8月1日和8月2日对陈胜峰和徐金泉所作的询问笔录，说明付燕琴委托徐金泉向陈胜峰支付了50万元离婚补偿款。徐金泉在再审开庭时出庭作证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并提交手写日记本进行佐证。付燕琴、陈胜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同时付燕琴提供了以下复印件：个人客户关联合约信息2份、业务凭证3份、存款凭条1份，拟证明徐金泉及其公司代付燕琴支付50万元给陈胜峰的事实，以及50万元系付燕琴向徐金泉借款以及归还的事实。陈胜峰对付燕琴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祝妙丽质证认为，日记本不是二审新的证据，徐金泉是付燕琴的姐夫，证言证明力较低。对个人客户关联合约信息、业务凭证、存款凭证、取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交易时间分别为2017年6月17日和6月21日的业务凭证，备注分别为“2016年6月至12月”和“2016年利息”，有可能是其他款项。另外几张凭证只能反映汇款事实，不能表明款项性质。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付燕琴已向陈胜峰付清全部离婚补偿款的事实。 付燕琴另提供了以下复印件：1.租赁合同2份、存款分户明细查询2份、支付宝账户电子回单9份、业务凭证2份、微信记录6份、浦发银行汇出单1份，拟证明付燕琴将案涉房屋出租并收取租金，实际占有房屋的事实。2.还款账单1份、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1份、个人授信协议1份、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抵押物代保管收据1份、他项权证1份、衢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1份，拟证明案涉房产登记情况及设定抵押，导致无法过户的事实。付燕琴、陈胜峰购买案涉房屋时贷款136万元，采取等额还款方式，前期还的基本是利息，截至2020年4月30日仍有890268.98元本金未归还，要求付燕琴提前还款，以其未提前还款认定其对未过户存在过错，对付燕琴不公平，过于严苛。3.三处房产买卖合同各一份，拟证明付燕琴与陈胜峰离婚协议分割的另外三套房产卖款合计147万元，付燕琴信用贷款71万元需归还，陈胜峰处70万元补偿款需支付，其他还有未提供证据的欠款110万元，卖房款不够支付上述债务，不是付燕琴的原因导致未过户。4.个体工商户信息复印件1份，拟证明付燕琴当时是个体工商户，用其个人资金归还符合常理及法律规定。陈胜峰对于上述证据无异议。祝妙丽质证认为，以上均不是二审新证据，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存款分户明细查询、支付宝账户电子回单、业务凭证、微信记录、浦发银行汇出单、还款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案涉房屋是付燕琴和陈胜峰共同共有，离婚后房屋谁签订租赁合同，并不能表明实际占有，即使租金由付燕琴收取归还银行贷款，也是用于归还付燕琴和陈胜峰的共同债务。另外，2012年案涉房屋租金为120000元，2017年案涉房屋租金为165000元，并且年递增5%，租金可以覆盖银行按揭贷款，付燕琴以租还贷，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财务成本，不办理过户放任案涉房屋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过错明显；对还款账单、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代保管收据、他项权证、衢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房产不能过户是付燕琴主观因素导致的，非客观因素。三处房产买卖合同是在行政部门备案的合同，通常为了避税备案合同的价格都偏低，三处房屋的售房款已经足以覆盖案涉房屋的抵押贷款。对于个体工商信息真实性无异议，据了解，付燕琴和陈胜峰离婚前还有几个店面，不止个体工商户信息反映的这一家，两人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未涉及，实际都归付燕琴所有，付燕琴通过店面转让获益匪浅。付燕琴经营店面存在负债未提供证据，反而可表明付燕琴在离婚后有充足的资金。 祝妙丽在再审期间提供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各一份，拟证明该案纠纷导致祝妙丽无法及时行使权利，祝妙丽将其唯一住房出售用于生活。付燕琴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祝妙丽的债权是投资性质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陈胜峰质证认为祝妙丽卖房和其无关，祝妙丽的前夫还留有近百万资金。 陈胜峰在再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综合认定。 对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另认定：付燕琴委托徐金泉向陈胜峰支付了50万元离婚补偿款，2012年3月13日徐金泉通过其公司账户转账给陈胜峰20万元，2013年11月30日，徐金泉通过个人账户转账给陈胜峰30万元。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夫妻离婚时将共同所有的房屋约定归一方所有，但并未根据约定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约定享有完全产权的一方，能否据此对抗另一方在离婚后产生债务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也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发生物权变动的除外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区分了合同生效要件与物权变动要件。故在离婚协议有效的情况下，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能作为认定不动产实际权利人的依据，不能据此对抗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得以对抗普通金钱债权的执行，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夫妻离婚协议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有别，原则上并不能适用该规定。即使参照该规定，付燕琴明知案涉房产的登记状态，仅以无力归还银行按揭贷款为由主张不能过户，长期置自身权利于高风险状态，难以认定为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另案涉房产价值约300万，且系营业用房，生存利益保护因素难言显著。综上，本院二审判决虽遗漏事实，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对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及付燕琴的申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民终115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顺增 审判员  刘小伟 审判员  郑慧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姚月红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