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45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水龙，男，195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舜斌，男，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哨，男，195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水，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彬，男，194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传茂，福建泉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棍，福建泉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安县红星农场（原国营惠安县红星农场），住所地惠安县黄塘镇松溪村。 法定代表人：何亚煌，农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鑫伟，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鸿颖，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因与被上诉人惠安县红星农场（以下简称红星农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20）闽0521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红星农场的诉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随意解除承包合同，应予纠正。1.原判认定：“红星农场因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的土地征用，征收需要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但2011年政府招什么商，引什么资，红星农场并未向法院提供。而土地征用、征收需县人民政府的用地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及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批复；2.原判认定：“遇有国家因建设需要征用承包土地应如何处理进行约定，即‘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承包土地，应有三级政府的批文。二、原判认定红星农场有合同的解除权缺乏依据。1.根据《合同书》第19条约定，不属于解除合同的约定，原判把按国家政策办理认定为“属于约定事由的合同解除权”是错误的；2.根据《合同书》第9条、第16条约定，原判认定红星农场有合同的解除权是错误的；3.原判认定：“被告也自2011年起不再上缴承包金。”足见2011年之前，双方履行合同都很正常。停产期间，王水龙等五人照样雇人管理，随时准备恢复生产。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王水龙等五人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不可以解除合同；2.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即使王水龙等五人迟延缴交鲜果数额，也应催告后仍未履行才可以解除合同，未经催告不能解除合同；3.2011年8月4日之前王水龙等五人按期缴交承包的鲜果数额，从未拖欠。原审开庭时王水龙等人多次要求红星农场举证违约拖欠承包金的证据，红星农场拒绝向法庭提供；4.10年来农场没有任何变化，而改制政策变化不影响承包合同的履行。原判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精神背道而弛；5.2011年8月4日《通知》并未写明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而是明确写明农场纳入新农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王水龙若不同意因要纳入新农村建设需解除合同，他个人根本没必要给予回复。更不存在在通知书限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无理要求。四、2011年8月4日的《通知》只送达1/5的承包人。（96）惠证内字第892号《公证书》证实本案是5人承包，该公证书在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交红星农场备案。（2020）惠证民字第258号《公证书》证实承包人推选陈舜斌为承包负责人，以上5人承包及推选承包负责人均经过红星农场同意。红星农场通知不送给承包负责人陈舜斌，也不送给其他承包人王兴水、王文彬、黄海哨，只送给不能代表承包人的王水龙，通知只送达1/5的承包人，4/5的承包人并未送达，承包负责人陈舜斌住在外地，也是此次诉讼中才知道这件事，而且王水龙仅是接到通知而已，他并不同意红星农场的霸王条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部分不清，程序违法，证据不足，请求依法改判。 王文彬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诉争合同本没有纠纷，至少2011年8月5日前双方均按照合同款项如约履行，究其缘由是惠安县委县政府为了把红星农场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和大运山国际健康产业园开发项目需要，又不想赔偿承包人的损失而制造的纠纷；2.惠安法院是屈服于惠安县政府的压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的；3.王水龙等五人之所以自2011年之后没交纳承包款是由于红星农场从2010年下半年称惠安县委县政府把红星农场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并采取派驻工作组，县政府领导现场办公开座谈会、发通知、贴告示、展开评估测绘等一系列举措阻止合同继续履行，责任在红星农场。再者，如果本合同于2011年8月5日已经解除，那2019年3月28日红星农场又发通知要求解除合同，自相矛盾；4.原判查明2002年4月8日，王水龙等五人协议推选陈舜斌为合伙负责人，并对推选协议进行公证，但未将推选新合伙负责人的相关事宜告知红星农场。但该《协议书》开章就已阐明“经上述五人协商一致并征得国营红星农场同意”，后段也表明“本协议一式七份，协议人各执一份，国营红星农场备案一份，惠安县公证处留存一份”；5.2011年8月4日的《通知书》不合法，红星农场不具备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也没有合同条款约定的合同解除权，而且王水龙等人至今仍然派管理人员在场管理、看护，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规定。红星农场明知本承包组为五人合伙，要求解除合同却只通知王水龙一人，其做法违反《合同法》第三条的合同基本原则。 红星农场辩称，1.红星农场享有合同解除权，惠安县政府同意县农业局关于红星农场的改制方案，红星农场以此给王水龙等五人发了通知，王水龙也签收了通知。后面包括关于承包场地物清点公示，王水龙等五人对清点结果没有提出异议。王水龙等五人出具《被征收土地地上物被征地补偿报告》，足以证明王水龙等五人对承包地被收回一事知情并配合清点工作，现王水龙等五人主张不知情是错误的。2.王水龙等五人的一审答辩说明他们对此是知情的。根据法律规定对征收后的补偿等做出约定即可认定为约定解除权，因此一审认定正确。案涉承包合同是在国家下达派购认定的情形，对方主张的法律依据不适用本案。《合同书》第16条约定的是一方违约的情形也不适用本案情形，因此一审引用第19条是征收征用的情形。3.王水龙等五人已与红星农场达成一致意见，王水龙等五人以默示的方式认可红星农场，王水龙签收后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并配合红星农场进行资产清点及补偿工作，若是王水龙等五人不同意，为何配合红星农场进行后续工作。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只可以通过书面、口头方式同意，还可以通过默示的方式。本案王水龙等五人自王水龙签收通知后没有提出异议，配合清点工作并且自2011年起不再缴交费用，因此可以推定对方默示合同解除。即使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权，王水龙等五人也已经默示方式同意解除合同。王水龙签收后可以认定王水龙等五人均同意解除，王水龙系该五人的代表人，王水龙签收通知，通知效力应适用于五人。至今九年，王水龙等五人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缴交承包金，反而配合红星农场进行资产清单及赔偿工作等，可见王水龙等五人已经与红星农场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合同。4.关于王水龙等五人提出的中央文件，中央针对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本案红星农场将国有土地承包给自然人，不适用本条。5.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庭审查明情况依法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红星农场根据一审开庭时确认的事实对本案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征得一审法院同意后，法院也重新指定举证期和答辩期，王水龙等五人也同意了，因此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6.本案事实不适用《九民纪要》，一审认定红星农场发布通知是依据《合同书》第19条，王水龙8月5日进行签收确认并配合资产清点等，这已经说明对方认定合同解除。《九民纪要》是在双方对合同解除存在争议的情形下适用，但是本案合同已经在双方一致同意下于2011年8月5日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 红星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红星农场与王水龙等五人于1996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同书》；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王水龙等五人承担。一审审理中，红星农场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于1996年10月2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于2011年8月5日解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星农场，改制前名为“国营惠安县红星农场”，主要从事龙眼等水果的种植与经营。1996年10月25日，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五人决定合伙承包红星农场果园及相关仓库、场房等附属设施。同年10月28日，由王水龙作为合伙人代表（乙方）与红星农场（甲方）签订一份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王水龙等五人对红星农场所有的350亩林果园及部分零散的龙眼树进行承包经营及栽种，承包费按每年采摘的鲜果数量结合市场价进行缴交，承包期限50年，至2046年12月底。合同第十九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国家、集体建设需要征用林果分场的土地，按国家政策规定；损失龙眼树赔偿归乙方，双方均应服从，其经济损失双方共同与征用单位协商，索赔部分乙方得80%，甲方20%，果树索赔乙方80%，甲方20%；土地征用款归甲方所有。”2002年4月8日，王水龙等五人协议推选陈舜斌为合伙负责人，并对推选协议进行公证，但未将推选新合伙负责人的相关事宜告知红星农场。2011年8月4日，红星农场以农场改制和农场已纳入福建省新农村建设范畴以及王水龙等五人未全面履约等事由向王水龙发出一份书面通知，红星农场提出解除双方于1996年10月2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如王水龙等五人方有异议，应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红星农场提出。王水龙于次日（8月5日）在通知书上签字，并将该解除通知的事宜告知其他合伙人。但王水龙等五人未在红星农场要求的期限内对解除合同事宜提出异议。2011年9月14日，红星农场在农场内张贴一张《关于龙煌龙眼承包场地上物清点情况的公示》，对王水龙等五人承包期间投资建设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龙眼株数等进行公示。王水龙等五人也自2011年起就不再上缴承包金。2019年3月28日，红星农场又向承包人发出一份解除租赁关系通知书，以泉州市政府、惠安县政府的重点项目--大运山国际健康产业园项目计划征用、征收红星农场大部分土地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于1996年10月2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同时要求王水龙等五人派员配合资产评估工作。自2011年至2020年本案立案前，红星农场、王水龙等五人双方多次就合同解除后的清算赔偿问题进行协商，但一直协商未果。审理中，王水龙等五人自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已没有继续履行的条件。红星农场以王水龙等五人已于2011年8月5日收到红星农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且未提出异议为由，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红星农场、王水龙等五人双方的承包合同已于2011年8月5日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于1996年10月2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承包合同书第十九条就承包期间遇有国家因建设需要征用承包土地应如何处理进行约定，即“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红星农场因为王水龙等五人所承包的林果园涉及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的土地征用、征收需要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约定事由的合同解除权，红星农场有提出解除合同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红星农场于2011年8月5日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给合同的相对人即代表合伙人在合同上签字的王水龙，王水龙已在通知书上签字，表明合同解除通知书已送达。王水龙等五人并未在解除合同通知书限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应认定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已经在2011年8月5日解除。因此，红星农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王水龙等五人抗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尚未解除，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双方仍可就合同解除后的结算和清理继续协商或以其他方式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红星农场与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于1996年10月28日达成的承包合同已于2011年8月5日解除。 二审期间，王水龙等五人提供证据：1.涉诉龙眼场测绘图，证明原判认定龙眼场占地350亩有误，实际是850亩；2.龙眼场附属物及构筑物测绘图，证明2010年8月26日对龙眼场进行测绘；3.红星农场果树评估现场清点底稿，证明本案系2010年开始现场清点，测绘、评估，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有出入；4.惠安县黄塘镇西北部片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的公告，证明农场改制和农场已纳入福建省新农村建设范畴、大运山国际健康产业园项目是捏造的，与政府规划公示的《公告》不符合；5.南安市政府、泉州市政府、福建省政府有关征地文件，证明征用土地需三级政府的批文，本案涉及土地征用、征收均需三级政府批文，而红星农场不能提供征地的批文，且征用土地方案、费用、征地补偿应公告；6.（2002）惠证民字第258号《公证书》，证明经王水龙等五人同意协商一致并征得红星农场同意签订本协议，陈舜斌为法定代表人，并没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公证书由红星农场备案一份；7.解除租赁关系的通知，证明承包合同尚未解除，因大云山项目要征用、征收土地，红星农场才提出解除合同，据此，本案判决之前双方均认可承包合同未解除；8.《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要求保持土地承包“长久不变”、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各省党委和政府要认识到“长久不变”的重要性、系统性、长期性，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红星农场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承包土地总共350亩，该测绘图体现的是红星农场总共的龙眼占地亩数，不能说明王水龙等五人承包850亩龙眼场；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测绘图不是为了清点王水龙等五人承包的龙眼场进行的，而是政府为了申报小城镇试点所进行的；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王水龙等五人的主张；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王水龙等五人将变更负责人的协议告知红星农场；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承包合同已于2011年8月5日解除；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属于国有土地，不属于农场集体所有，不适用该规定，且与本案无关。红星农场提供证据：《惠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国营红星农场改制方案的批复》、惠安县农业局《关于国营红星农场改制方案的请示》，证明2011年8月4日《通知》内关于改制的文件。王水龙等五人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批复中龙煌龙眼种植场承包园地面积约850亩，与王水龙等五人提供的两份测绘图及承包合同均证实原判认定龙眼场占地350亩是错误的。承包期为50年，距合同期满尚差36年，而惠安县农业局在文件中提出关闭农场，收回承包场土地，系违法的。原判认定政府要征用土地没有证据。王水龙等五人要求补充评估的请求，惠安县农业局及红星农场拒不补充评估，也不答复，违背批复第四点的意见。文件的安置方案规定对承包人要一次性合理的货币补偿，但未补偿，该文件不但违反《合同法》也不符合《九民纪要》的规定。本院认为，对王水龙等五人提供的证据1、2、4、5、6、7、8的真实性，予以采纳。对红星农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纳。除了王水龙等五人认为，王水龙等五人事先有告知红星农场推选陈舜斌为承包责任人；王水龙及其他合伙人不知情签收《通知》的事，陈舜斌到起诉时才知情；双方自2010年就进行清点，但是讨论的不是合同解除的赔偿问题；履行条件有异议，不是不能履行，是履行成本加大。双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根据红星农场从惠安县档案馆调取的《惠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国营红星农场改制方案的批复》、惠安县农业局《关于国营红星农场改制方案的请示》，可知惠安县政府为深化国有农场体制改革，推进新农村示范建设，决定对红星农场试行改制关闭，并提出改制安置方案。红星农场据此于2011年8月4日发出《通知》给《合同书》的合同相对人王水龙，王水龙于8月5日签收。王水龙等五人在一、二审的庭审中均自认因要支持县里新农村建设工作，红星农场通知他们停止经营、进行现场评估等，他们均予以配合，但是如何赔偿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的条件，有必要也可以继续履行。因此，本案中红星农场改制系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初不能预见、发生时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形,应该认定为不可抗力。因该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判决诉争合同于2011年8月5日解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诉争《合同书》解除后，王水龙等五人可就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权利、义务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水龙、陈舜斌、黄海哨、王兴水、王文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家顶 审 判 员 董耿瑜 审 判 员 孙志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庄丹钦 书 记 员 苏阿云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