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4333号原告：牛坤，男，198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郸城县，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景田三路南深茂商业中心19A-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1217813K。法定代表人：吴文洲，总经理。原告牛坤与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宝莱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通宝莱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牛坤提出诉讼请求：1.开具离职证明；2.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15.5个月拖欠工资77500元；3.支付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个月共55000元；4.支付房租报销款28550元；5.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7500元；6.支付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33125元；合计：221675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5年3月30日入职被告通宝莱公司，实际工作地址为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T3航站楼，从事首都机场维护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2015年3月30日至2019年3月29日，每月15日以银行卡转账的形式支付原告上月整月工资。原告提出离职，因为被告拖欠工资断交社保和公积金，被告不给原告办理离职证明，原告要求开具并注明因被告拖欠工资断交社保和公积金导致，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工资未发，每月5000元，共77500元。签订的劳动合同2019年3月29日到期，没有续签书面劳动合同，而原告仍继续为被告工作，原告要求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0日11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差额55000元。原告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期间，被告提供房租以及各项费用，原告把钱交给房东开具收据，最后找被告报销或者冲账，原告要求支付未报销租金28550元。因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断交社保和公积金，原告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共27500元。被告拖欠工资严重且断交公积金和社保，原告上有老下有小，给原告的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要求被告支付未发工资25%的经济补偿，共33125元。被告通宝莱公司未参加本院庭审，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如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告近几年生产经营面临严重困难，资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冻结，举步维艰，因经营不景气及员工大量流失，从2019年1月开始已停业至今。被告曾于2019年1月在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申请过仲裁“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1647号”，该案立案后被告曾与原告多次调解，在调解期间，被告还曾给原告支付了部分工资，但仍调解未成。因被告困难重重，开庭没有及时凑够路途往返费用，案子却按时间流程如期裁决，让被告苦不堪言。该案裁决书双方送达后被告就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京0113执3947号。因在此之前，被告与原告双方已有纠纷。一方面被告经营面临严重困难，那一方面原告又不愿意调解。被告资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冻结，举步维艰，所涉案件较多，人员流失很大。被告企业所属服务行业，自疫情以来深受疫情影响，公司更是雪上加霜寸步难行，截至目前，公司资产、实际控制人资产、办公场所等已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了拍卖，企业面临重重困难。对原告提出的二次仲裁请求，仲裁委进行了二次仲裁裁决，而原告再次提起诉讼且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20年6月，牛坤向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提出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的并同时要求通宝莱公司支付餐补报销25230元。2020年8月4日，顺义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2862号裁决书裁决：通宝莱公司支付牛坤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待岗工资23790元；支付牛坤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312元；驳回牛坤的其他仲裁请求。牛坤不服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牛坤主张于2015年3月30日入职通宝莱公司，从事维护工程师岗位，工作地点为北京，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30日至2019年3月29日，并提交《劳动合同书》予以证明。《劳动合同书》显示通宝莱公司与牛坤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止，牛坤工作岗位为维护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北京，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30）、岗位绩效（绩效工资、住房补贴、餐补、交通补贴），每月15日发放工资。牛坤主张工作内容是维护机场电子围栏报警系统的正常运行，月工资5000元，通宝莱公司未发放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的工资，故其于2020年4月20日向通宝莱公司经理吴友平申请离职，吴友平让其找行政经理刘巧红，但刘巧红称办不了离职，其只好申请劳动仲裁。为证明上述主张，牛坤提交了如下证据：1.《通宝莱公司首都机场项目巡检和维修记录》（以下简称《巡检和维修记录》）。显示巡检日期为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1月15日，一天不落，每个巡检日期后的巡检人处均有牛坤签字，巡检情况（围栏和弱电）处写有“√”或“×”。该《巡检和维修记录》每页均加盖有通宝莱公司项目专用章，牛坤认可该项目专用章由其加盖，该项目专用章公章由其保管。2.与备注名为“行政部-刘巧红”的短信记录。内容如下：2018年11月6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刘经理，麻烦帮我问下房租什么时候打过来，房东催死人了。”、“谢谢了，房租已经收到。”2019年1月14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公司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发工资呀。”对方回复：“暂时没有收到消息，正在跟进中。”牛坤回复：“谢了，这都快过年了，没钱活了。”2019年1月15日，刘巧红回复：“不客气，如果没统一发，看能否借点。”牛坤回复：“报销单给你寄过去，帮我给财务，好不。”、“刘经理，报销单我今天给你寄过去。”2019年1月30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刘经理，工资发放通知下来了吗”并同时发送《北京首都机场项目费用预算表》，表中显示：项目负责人牛坤，项目类型为预申请三个月房租（2019年2月3日至2019年5月2日），金额420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水电网费，金额650元，总计金额4850元”。2019年2月20日，对方给牛坤发送短信：“牛工，您有空把房租申请表发给我吧，您上次发给我的公司没审批不知道放哪了。收到后我再写申请。”牛坤重新发送了2019年1月30日发送的费用预算表并回复：“麻烦了。”对方回复：“不客气，等审批了再安排财务付款。”2019年7月23日，对方给牛坤发送短信：“牛工，上午好！据北京首都机场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反馈，您已经很久没在驻点工作了是吧。他们说今年都没有见过您，设备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维护了，公司没有收到您的工作汇报，没有进行工作上的交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牛坤回复：“今年房租都没交，叫我怎么工作上班。”“工资也不发”。对方回复：“公司的情况您也是清楚的，几年前为了上市欠下的债务，现是困难重重。公司之前有在凑钱也有计划解决房租的，但您一直不愿与公司保持沟通，所以房租没交。现在房间是什么情况呢，您还在那里租住吗？”牛坤回复：“还在。”对方回复：“您今年都没上班，公司说从1月份开始就不计算您工资了。公司出自于人性化考虑，社保和公积金都帮您在买着，到时在您之前的工资中做抵扣。“牛坤回复：“谁说的我一直在维护外围电子围栏设备。”对方回复：“您一直在维护外围电子围栏设备，有什么依据吗？”牛坤回复：“我拍的有工作照。”2019年10月22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我这边申请离职，公司什么时候把工资发下来。”2019年10月29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我看公司住房公积金也不交，你这边能帮我提取公积金吗。”2020年1月2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考一建的工作证明公司能出吗。”2020年1月20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我要办理离职。还在不。”2020年1月21日，对方回复：“牛工早，已放假了。您的工作情况我这边不太清楚，据说今年都没上班，也无音讯。”牛坤回复：“没关系，一切我都会通过法院解决。”对方回复：“有问题先找领导吧，我们工资都未发。”牛坤回复：“账号被冻结，一时半会不可能发。”2020年2月11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现在能办理离职吗？”2020年4月20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我找二总申请离职，他说找你。”3.与备注名为“吴二总工”的短信记录。内容如下：2019年1月29日下午，对方给牛坤发送短信：“明天上班联系。”2019年1月30日下午，对方给牛坤发送短信：“与行政刘经理联系一下。”2019年2月1日下午，对方给牛坤发送短信：“刘坤你好，你那边要撤回。”牛坤随即回复：“工资什么时候发，都拖欠两年的了。”对方发送短信：“现先排3个月，年后有款到在安排，另机场你抓紧把验收资料准备好，年后验收。”2020年4月20日，牛坤给对方发送短信：“找行政办理离职，她说找你。这边能不能办理离职证明，不行的话我找仲裁委员会解决。”对方回复：“与刘经理联系。”牛坤称对方即通宝莱公司经理吴友平。牛坤主张工作期间的房租及各项费用，通宝莱公司应在其提供相应收据后予以报销，尚欠其房租报销款28550元。为证明其主张，牛坤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据》5份及《房屋租赁合同》。《收据》显示：2018年11月8日，牛坤交房租4200元（2018年11月3日-2019年2月2日），水电网费700元，共计4900元；2019年2月3日，牛坤交房租4200元（2019年2月3日-5月2日），水电网费500元，共计4700元；2019年5月4日，牛坤交房租8400元（2019年5月3日-11月2日），水电网费1000元，共计9400元；2019年11月7日，牛坤交房租4200元（11月3日-2020年2月2日），水电网费550元，共计4750元；2020年2月3日，牛坤交房租4200元（2020年2月-2020年5月），水电网费600元，共计4800元。上述收据收款人处均写有：杨；交款人处均写有：牛坤，且盖有通宝莱公司项目专用章。《房屋租赁合同》显示：“甲方：杨美灵，乙方：通宝莱公司……甲方同意将位于在通州区中仓街道东营前街15号楼3栋331房子的次卧出租给乙方使用。月租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元整。租赁期限自2018年8月3日至2020年8月2日止。”落款处乙方处盖有通宝莱公司项目专用章。2.兴业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8年11月6日，吴东菁尾号为4516的兴业银行账户向牛坤转账4900元，备注为“借款房租水电费”。牛坤称吴东菁为通宝莱公司财务，财务把房租水电费打过来后，牛坤把报销单据寄过去由其销掉。庭审中，对于为何《巡检和维修记录》显示自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1月15日，一天不差即使在周六日、春节期间甚至疫情其返乡回老家期间、全部都有巡检记录，牛坤称为了把资料补齐以便提交给甲方。对于工作中受何人管理，牛坤称2019年1月之前是陈昭，后陈昭离职，2019年1月开始与其对接的人是行政刘巧红和经理吴友平。对于为何在2019年7月23日刘巧红询问机场人员很久没有见到其了，其回复房租没交，没法工作，牛坤解释称自己的意思是想让公司赶紧把房租给了。对于为何仲裁阶段称从2019年1月起就没有人为其安排工作了，牛坤称自己的工作比较自由，工作内容就是维护电子围栏报警系统线路的正常运行，具体工作方式是每天骑电动车去巡检，看线路有什么问题，看有无松动，如果松动，会处理一下，以免系统发生误报。2018年底，项目部的维护人员就变成其一个人，其他人员因为项目施工完毕就被调到其他地方了。因电子围栏受环境影响很大，还没有交付使用，处于公司自己试运行期间。另查，牛坤曾于2019年初向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通宝莱公司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62613.88元以及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报销款17816元。2019年4月17日，顺义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1647号裁决书裁决通宝莱公司支付牛坤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差额62613.88元，驳回牛坤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未对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牛坤陈述、《裁决书》《劳动合同书》《收据》《房屋租赁合同》《巡检和维修记录》、交易流水、短信记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牛坤主张的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拖欠的工资，牛坤虽称上述期间正常工作，并提交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1月15日《巡检和维修记录》予以证明，但该记录一天不落，即使在周六日、春节期间、疫情返乡回老家期间甚至提出离职后，全部都有巡检记录，明显有违常理。结合牛坤自认《巡检和维修记录》上的公章由其保管并加盖，本院对该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牛坤在仲裁阶段称从2019年1月起没有人为其安排工作，其自行提交的与刘巧红的短信亦显示，对方表示据北京首都机场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反馈，牛坤已经很久没在驻点工作了，今年都没有见过其本人，设备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维护了，公司没有收到其工作汇报，没有进行工作上的交接，而牛坤回复房租没交，没法工作。同时，牛坤自述2019年1月之后与刘巧红和吴友平对接工作，但其提交的与二人的短信记录中显示2019年2月之后未沟通过任何有关于工作的事宜，结合牛坤曾于2019年10月、2020年1月、2020年2月多次提出办理离职的事实，本院认为，牛坤主张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正常出勤并提供劳动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牛坤在2019年2月之后未正常出勤亦未正常提供劳动。因仲裁裁决确定的通宝莱公司应支付给牛坤的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不超过本院核算的标准，通宝莱公司未提起诉讼，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牛坤主张的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因通宝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期间与牛坤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其二倍工资差额，鉴于仲裁裁决确定的通宝莱公司应支付给牛坤的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不超过本院核算的标准，通宝莱公司未提起诉讼，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牛坤主张的房租报销款，因2019年2月之后其未正常出勤亦未正常提供劳动，故其要求深圳通宝莱公司支付房租报销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牛坤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牛坤于2015年3月30日入职，于2020年4月20日提出离职，通宝莱公司确实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故应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本院核算的牛坤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数额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故本院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予以核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于牛坤主张的离职证明，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因牛坤于2020年4月20日提出离职，且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故牛坤要求通宝莱公司为其出具离职证明，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牛坤主张的拖欠工资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牛坤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工资237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牛坤2019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31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牛坤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1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四、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牛坤出具离职证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五、驳回原告牛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