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义，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素美，女，196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俊，男，汉族，1970年12月1日出生，系平度一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平度市张舍镇*******，公民身份号码：370***********7。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景良，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永胜，山东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洪义、张素美因与被上诉人张景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6595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洪义、张素美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刘洪义、张素美给付张景良货款5,336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提交的3份送货单载明的收款14,000元与收条5万元不予累计计算，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张景良共为上诉人供给饲料40余次，部分当即结清，所欠货款张景良在进料时到上诉人处多次支取，张景良均为上诉人出具收条，其中2014年11月8日、2014年12月11日、2016年2月5日这三次上诉人分别给付张景良5,000元、5,000元和4,000元后，张景良均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上诉人再准备点，因此，下午张景良送货时，上诉人当即付清料款后，又分别再给付了张景良5,000元、5,000元和4,000元，张景良用送货单为上诉人出具收款条。以上收款条张景良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称以收货单出具的三份收款条与涉案5万元收条中列明的7笔付款中的3笔付款时间、数额均相同，是同一笔付款，并无任何证据，对其解释认为上诉人不可能重复计算、没必要收回送货单更不合逻辑。张景良作为一个面对众多客户的供货商，不可能同一天对同一笔收款出具两次收款条，可以说重复出具是不成立的，更谈不上收回。一审法院认为“张景良当天在送货单上标明一次收款，在收条中标明另一次收款，且发生三次这种情况，该事实的存在不具有高度可能性”，纯属主观臆断，上诉人总共付款十余次，其中三次在张景良提出加付要求的情况下，上诉人习惯性地于当日下午张景良送货时分别再次支付5,000元、5,000元和4,000元，属正常现象，因此发生三次不足为奇，给付多少、数额相同纯属习惯。2、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否则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提交的所有收款条均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张景良对其真实性也无异议，其证明力合法有效。张景良否认该事实，认为是同一笔付款、重复计算，应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其说法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确认其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该事实的存在不具有高度可能性”，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高度可能性”是指虽然没有使法官确信无疑，但已能使法官相信其可能存在，何况上诉人的证据真实有效，张景良并无任何证据。仅因为发生三次这种情况，就认定该事实不具有高度可能性，纯属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一审法院认为张景良不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认定上诉人所称事实不存在，此更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有效、充足，当然具有高度盖然性。张景良所述重复计算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无须法院认定其所述事实即不存在，一审法院更不可能凭空否定一个真实有效的收款条的证据效力。再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凭主观臆断怀疑三次重复付款的真实性，也不能凭空否定一张真实有效收条的证明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空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明显对手持收条的上诉人不公平，也不合理，误判也在所难免。而张景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然清楚出具收条的法律意义，既然其出具了上述收条，就要为其行为负责，其虽否认上诉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但在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原审法院凭张景良提交的2014年11月8日的送货单判令上诉人给付张景良货款3,370元，并无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本笔货款上诉人己当即付清，又支付给张景良以前所欠货款5,000元，该送货单实为张景良为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条，对送货仅起证明作用，根本不需要办理送收货凭证，在无上诉人签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该笔货款的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货款上诉人确已全部付清，张景良违背事实，明显不讲诚信，应受到法律谴责。一审期间，上诉人部分付款收据因装修房屋未找到，但还是善意地认为对2017年至2019年多次付款张景良不会否认，而张景良却拒不承认，现上诉人新发现部分证据，可确认上诉人在2017年至2019年先后三次还曾向张景良付款14,000元，对此张景良心知肚明，这也充分用事实证明张景良在一审中的陈述是违背良心和不诚信的，也再次印证其在一审中称以收货单出具的三份收款条与涉案5万元收条列明的3笔付款是同一笔付款，更是不可信，也为二审法院重新认定待证事实是否真伪、上诉人所称事实是否存在提供有力的事实证据和理论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存在不公，判决显失公平，现有证据可证明上诉人尚欠张景良5,336元（93,181元-6,475元-50,000元-14,000元-14,000元-3,370元）。 张景良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景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刘洪义、张素美给付张景良饲料款4万元。事实与理由：张景良销售猪饲料，自2013年至2014年共卖给刘洪义、张素美猪饲料9万余元，截止到2019年底，刘洪义、张素美尚欠张景良4万元，经张景良多次催要无果。 刘洪义、张素美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本案双方发生的业务已全部结清，刘洪义、张素美不欠张景良货款，且张景良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查明，刘洪义、张素美是夫妻关系。张景良从事经营猪饲料销售业务。2013年至2014年期间，张景良与刘洪义多次发生猪饲料交易业务。张景良主张其自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2月26日向刘洪义供给饲料40次，合计货款93,181元，兑除刘洪义已付款53,181元，刘洪义尚欠货款4万元，并提交40份单据予以证明。此40份单据包括4份收据（数额共计6,475元），3份欠款条（数额共计5,063元），33份送货单（数额共计81,643元）。刘洪义主张欠款全部已付清，并提交7份单据和1份收条，证明其已支付货款73,812元，称其他支付收据因房屋装修未找到。刘洪义提交的1份收条中列明7笔收款共计5万元，分别是：2014年6月22日1万元；2014年10月7日2万元；2014年11月8日5,000元；2014年12月11日5,000元；2015年6月7日3,000元；2016年2月5日4,000元；2016年5月10日3,000元。刘洪义提交7份单据中包括3份送货单，载明张景良收到刘洪义货款14,000元，3笔收款明细分别是：2014年11月8日5,000元；2014年12月11日5,000元；2016年2月5日4,000元。刘洪义提交7份单据中包括4份收据（数额共计6,475元），该4份收据每份收据均载明猪饲料的货号、数量、单价及价款，张景良在每份收据收款人处签名，刘洪义在单位名称处签字。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刘洪义为何其提交的3份送货单列明的3笔收款与其提交的收条中7笔收款中的3笔时间相同、数额相同。刘洪义解释称其在同一天向张景良支付两次相同数额的货款。原审法院询问张景良其为刘洪义出具3份送货单（收款）与其在向刘洪义所出具收条中列明的3笔收款是否在同一天。张景良称不是同一天，并称其出具送货单时间在前，收条列明收款在后。原审法院又询问张景良为何在收条中列明收款时未将送货单（收款）收回。张景良称其认为刘洪义不可能重复计算，故没必要收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洪义提交的4份收据所载货款是否已结清；2、刘洪义提交的3份送货单载明的收款14,000元是否应与其提交的收条5万元累计计算；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1，刘洪义提交的4份收据均载明猪饲料的货号、数量、单价及价款，张景良在每份收据收款人处签名，且该4份收据原件在刘洪义处，刘洪义主张该4份收据所载货款6,475元已结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焦点2，刘洪义称有三次在同一天向张景良给付数额相同的货款，并称张景良当天在送货单上标明一次收款，在收条中标明另一次收款，且发生三次这种情况，该事实的存在不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张景良称其认为刘洪义不可能重复计算，没必要收回送货单，张景良不能提交足够证据予以反驳，经原审法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此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认定刘洪义所称事实不存在。关于焦点3，虽然张景良提交的送货单中有部分送货单载明付款时间，但刘洪义之后陆续向张景良付款，且张景良多次向刘洪义索要，故张景良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洪义目前尚欠张景良货款36,706元（93,181元-6,475元-50,000元）。刘洪义辩称其已全部付清货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刘洪义与张素美是夫妻，涉案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饲料系用于刘洪义和张素美家庭农场经营，张景良主张涉案债务由刘洪义和张素美共同偿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刘洪义和张素美应向张景良支付相应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刘洪义、张素美共同给付张景良货款36,70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张景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张景良承担50元，由刘洪义、张素美承担350元。 刘洪义、张素美在二审中提交收条一份，证明张景良于2017年1月24日收款5,000元，于2018年2月12日收款5,000元，于2019年1月30日收款4,000元，总计14,000元。 张景良质证称：此份收条确由张景良出具，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张景良给众多客户出具过收款条，此份收条是否系出具给上诉人无法确认，且此份收条仅是半页纸，下半页缺失，应是上诉人刻意撕掉以隐瞒事实。 基于上诉人的示证内容和张景良的质证意见，本院将在本判决书裁判理由部分对此份证据作出分析认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就刘洪义在一审中所提交列明7笔收款共计5万元的收条，上诉人主张此收条所列7笔收款的具体书写确认时间就是此收条记载的每笔收款的具体日期；而张景良则主张此收条系由其于2016年5月左右书写，并称此收条系对之前其向上诉人全部收款的对账确认。 上述收条内容从上至下系由两种笔书写形成，其中：第一笔、第五笔和第七笔系用蓝色圆珠笔书写；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和第六笔系用黑色签字笔书写。张景良称其在出具此份收条时是用了两支笔。 还查明，张景良在一审中称其有多种形式的单据，并称其会随便拿起一本单据就去送货，故而其有时会用送货单，有时会用欠款条，有时会用收据。 张景良在一审中明确主张其共向上诉人供应饲料93,181元，并称上诉人已向其付款53,181元。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审法院认定属上诉人重复计算的1.4万元是否应从上诉人欠款金额中予以减除。二、涉案日期为2014年11月8日的送货单所载货款3,370元上诉人是否已支付张景良。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因张景良自认上诉人已向其付款53,181元，而张景良确认真实性的记载上诉人自2014年6月22日至2016年5月10日期间付款的凭条仅记录7笔付款合计5万元，姑且不论张景良所作自认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据此至少可推知，并非上诉人的所有付款均记载于张景良所出具收款凭条中。原审判决所采信上诉人于2013年向张景良合计付款6,475元的4份收据列示的金额，并未记载于张景良向上诉人所具收条中，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景良除向上诉人出具收款条之外，还以出具收款收据的形式向上诉人确认收款，从而将上述4份收据合计记载的6,475元从上诉人欠款金额中予以减除，张景良并未就此提起上诉且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此亦佐证张景良向上诉人收款并非皆是以出具收款条的形式予以确认的事实。其次，虽然就上诉人关于其在2014年11月8日曾向张景良付过两笔5,000元、在2014年12月11日向张景良付过两笔5,000元、在2016年2月5日向张景良付过两笔4,000元的主张，单独对上诉人所作以上陈述根据日常经验予以判断似乎超出常规，但结合上诉人所举证据和本案双方的陈词予以综合分析研判，上诉人的举证更具优势而张景良的陈词更不合常理，具体理由如下：一、就刘洪义在一审中所提交列明7笔收款共计5万元的收条，上诉人主张此收条所列7笔收款的具体书写确认时间就是此收条记载的每笔收款的具体日期；而张景良则主张此收条系由其于2016年5月左右书写，并称此收条系对之前其向上诉人全部收款的对账确认；但上述收条内容从上至下系由两种笔交互书写形成，且张景良称其在出具此份收条时确系用了两支笔。对比本案双方所作以上陈述，再结合此份收条书写的具体内容和格式，可清晰判断出张景良所述明显不如上诉人所述合理。1、按张景良所述，其系在2016年5月对上诉人之前所付款项予以统计确认后向上诉人出具收款凭条，则其使用两支笔书写此收条虽非绝对不可能，但按常理其应在使用一支笔后或因笔油和墨水用完、或使用不顺手而中途更换另一支笔继续书写，但从此收款条的笔迹看，张景良系用两支笔先后交互更换4次书写此收款条，此显然既不合常理也不合常情，故其陈词缺乏可信度。2、若如张景良所述，其系与上诉人对账确认收款金额后向上诉人出具此份收款条，则按人们日常书写习惯，不会连续在每笔收款前均以“今收到”开头，且在收款内容后书写收款日期；而此种书写习惯却恰与上诉人关于此收条所列7笔收款的具体书写确认时间就是此收条记载的每笔收款的具体日期的陈述相契。因此，上诉人所作以上陈词更具可信性。二、前已述及张景良向上诉人收款并非皆是以出具收款条的形式予以确认，现上诉人所举证据可证明张景良在2014年11月8日曾向其出具过两份5,000元的收款凭单、在2014年12月11日向其出具过两份5,000元的收款凭单、在2016年2月5日向其出具过两份4,000元的收款凭单，上诉人据之主张其在上述日期共计向张景良付款2.8万元，而张景良却主张上诉人在上述日期仅共计向其付款1.4万元，并称其因未向上诉人收回同一天同一金额的收款收据而被刘洪义重复计算了1.4万元。两相比较，上诉人在举证和陈述方面显然更具优势。1、上诉人就其上述事实主张已提交真实证据予以证明，而张景良却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既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确系重复计算，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反驳或否定上诉人的上述事实主张。2、张景良既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从商多年的经济人，若其确曾在某日仅收到上诉人一笔付款且已向上诉人出具收款凭证，而其当天或之后又向上诉人就此笔付款出具收款凭条，却既不收回其此前所开具收款凭证，又不在其新出具的收款凭条中注明前一收据作废，此显然不合常理，更非一从商经验丰富之理性经济人所为之举。因此，综合分析本案双方所举证据和所作陈述，本院认定上诉人并未重复计算其付款金额。原审法院对张景良不合常理的陈述与行为未加详细分析，亦未对缘何不采信刘洪义所提交收款凭单进行充分说理，孤立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而认为刘洪义所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证据不足、理由欠缺，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为上诉人重复计算的1.4万元应从上诉人欠款金额中予以减除。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虽主张涉案日期为2014年11月8日的送货单所载货款3,370元其已支付张景良，但张景良对此予以否认，而上诉人就其上述事实主张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却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因张景良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所提交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而其虽称对此份收条是否系出具给上诉人无法确认，但其既未举证证明也未指出此份收条系出具给何人，现上诉人持此收条作付款抗辩，本院对此份收条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此份收条虽缺失下半页，且张景良称应是上诉人刻意撕掉，但张景良并未举证证明此份收条系由上诉人撕掉下半页，也未举证证明此份收条下半页是何内容，故此份收条缺失下半页并不能否定其上半页所载内容。因此，本院对此份收条予以采信并据之确认上诉人曾于2017年1月24日向张景良付款5,000元，于2018年2月12日向张景良付款5,000元，于2019年1月30日向张景良付款4,000元。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本院确认上诉人现共欠付张景良货款8,706元（93,181元-6,475元-50,000元-14,000元-14,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相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659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洪义、张素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上诉人张景良付款8,706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张景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上诉人张景良负担313元,由上诉人刘洪义、张素美负担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4元，由被上诉人张景良负担422元,由上诉人刘洪义、张素美负担1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梅 审判员  曲波 审判员  温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清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