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6行初175号原告王龙，男，196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茶淀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茶淀街。代表人张建民，所长。委托代理人高双来。委托代理人李欣阳。原告王龙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茶淀派出所（以下简称茶淀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于2020年5月21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龙，被告茶淀派出所的代表人张建民及委托代理人高双来、李欣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津滨公（茶）行传字[2019]10026号《传唤证》，以原告涉嫌侮辱，传唤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23时前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原告主张被告对原告涉嫌侮辱未作出最终处理意见。原告王龙诉称，2019年11月24日11时30分，案外人王建金当街无故辱骂、殴打原告导致原告受伤，原告于当日报警，被告于当日立案，因被告与王建金存在不法利益关系，被告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欺辱陷害原告，在没有证据及依据，缺少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原告被殴打一案快要终结时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被告于2019年12月30日向原告下达传唤证，以原告涉嫌侮辱，对原告进行传唤，并对原告实施搜身检查、扫描和扣押物品及拍照、验血、验尿、按双手全掌手印，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原告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不服，并对办案民警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办案民警当场拒绝。被告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建金罚款200元，于2020年1月1日向原告送达，当时只有一位民警向原告送达，并未全程录像，送达地点在原告单位门卫处180吨地泵旁边，当时民警对原告涉嫌侮辱是否作出行政处罚并未告知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对传唤原告后的结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答复；2.判令被告对原告实施非法取证的所有证据及视听资料退还原告，并向原告公开书面道歉。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现场笔录》；证件二、对王建金作出津滨公（茶）行罚决字[2019]105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茶淀派出所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作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具有对原告进行传唤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二、调查处理程序。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接原告报警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天化单身宿舍附近被王建金殴打，被告于当日受理此案。受理案件后,被告对案件进行调查，于2019年11月24日将涉嫌殴打他人的违法嫌疑人王建金传唤到被告处进行询问，于2019年11月24日、12月09日、12月20日对被侵害人原告进行询问，于2019年11月29日对证人邵某某进行询问。于2019年12月30日将涉嫌侮辱的违法嫌疑人原告传唤到被告处进行询问，传唤证经过被告负责人审批，依法下达，并非原告所称的非法传唤。在传唤当天被告向原告解释了传唤的原因，且原告在传唤证上已经签字确认。被告向原告送达对王建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已口头告知原告，侮辱行为是伴随打架行为发生的，并被打架行为所吸收，双方均有过错，原告在送达回证上也已签字确认。同时传唤只是公安机关调查的一种形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释义，传唤并非是一种强制措施，只是公安机关对本案的调查过程，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打击报复、非法传唤、非法取证等情况。原告涉嫌侮辱是原告被殴打案件中的一个调查过程，被告没有立案。三、对原告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意见。被告对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自始至终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规定开展,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依照相关法律程序规定办结，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情况。此外,原告已于2020年1月16日因不服被告对王建金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制作的津滨公（茶）受案字[2019]10020号《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被告接原告报警后依法受理该案并告知报警人的情况；证据二、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明原告被殴打案的案件来源以及违法嫌疑人王建金到案的经过；证据三、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明依法将口头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王建金的母亲邵树云的情况；证据四-1、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制作的《接受证据清单》、《诊断证明结论告知书》、《病例告知书》,证明收到了原告相关伤情证明材料并按规定向原告进行了告知；证据四-2、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制作的《诊断证明结论告知书》、《病例告知书》,证明将原告相关伤情证明材料按规定向王建金进行了告知；证据五、被告于2019年12月20日制作的津滨公（茶）审字[2019]第12388号《调取证据审批表》、津滨公（茶）调证字[2019]第10370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证明依法对原告持有的离婚证明材料进行了调取；证据六、被告于2019年12月20日制作的津滨公（茶）审字[2019]第12431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依法延长办案期限的情况；证据七、被告于2019年12月30日制作的津滨公（茶）审字[2019]第10062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茶）行传字[2019]第10026号《传唤证》，证明被告严格履行传唤程序，如实记载传唤时间、地点、原因；证据八、被告于2020年1月1日制作的津滨公（茶）送字[2020]1号《送达回执》,证明按规定于2020年1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对王建金的行政处罚决定，如实记载了相关情况，原告也已经签字并捺印确认。（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对王建金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1）2019年11月24日上午11点多,王建金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天化单身宿舍6排附近,因故与原告发生纠纷的情况。（2）现场只有王建金、原告及原告的邵姓大舅子三个人在场；证据二、被告于2019年11月24日、12月9日、12月20日、12月30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及《被侵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1）2019年11月24日11时30分左右,原告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天化单身宿舍6排附近的小马路上,因故与王建金发生纠纷的情况。（2）原告的左侧面部被王建金用右手打了一拳,原告没有还手。（3）原告与王建金是邻里关系,并且之前发生过纠纷。（4）事发前,原告与邵金生正在一起收拾拆迁房屋剩下的钢管,案发现场只有原告、王建金和邵金生三个人在场。（5）民警到达现场后询问了邵金生基本情况。（6）原告已经离婚,现在与邵金生只是邻里关系,不存在利害关系。（7）原告自愿放弃做伤情鉴定。（8）原告被殴打一案,原告不接受公安机关调解。（９）原告自己承认在与王建金发生纠纷过程中骂了街。（10）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之前被王建金多次辱骂；证据三、被告于2019年11月29日对邵金生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1）2019年11月24日上午11点多,原告与王建金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天化单身宿舍6排附近,因故发生纠纷的情况。（2）事发前,邵金生与原告正在一起收拾拆迁房屋剩下的钢管,案发现场只有原告、王建金和邵金生三个人在场。（3）王建金是在听见原告对王建金说:“你挨我一下试试”的话后,因为赌气为了证明敢挨原告一下,王建金就用右手打了原告左侧面部一下,力度不大。（4）邵金生没看见原告有外伤,原告也没有还手。（5）邵金生如作伪证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据四、《诊断证明书》、病历及照片，证明原告伤情情况；证据五、原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2001）汉民初字第38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婚姻状态为离异；证据六、原告、王建金及邵金生的人口信息表。二、依据：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依据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主张被告根据原告的诉请提供相应证据，提供的证据不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全部证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程序类证据中的证据一，被告并未告知原告，被告受理的是何案件，该案件是治安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对证据二，原告是跟着办案民警一起回到派出所的，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材料都是后补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三中的手续是后补的；对证据四、五均无异议；对证据六，被告随意审批，拖延办案；对证据七，被告出具的审批表是后补的，原告有证据证明，一开始对原告下达传唤证，没有审批，且违反法定程序规定，没有手续就对原告进行传唤，且办案民警以个人名义传唤原告。被告在2019年12月30日对原告制作了询问笔录，当时原告签字的时候申请进行陈述和申辩，并提出复议，被民警拒绝了。民警对原告进行威胁、恐吓，不让原告追究王建金侮辱原告的事实。原告认可其在传唤证上签字，但签字不是对传唤证无异议；对证据八，该送达回执是向原告送达对王建金作出处罚决定书的回执，其与对原告的传唤证无关。对事实类证据中证据一有异议，该询问笔录不合法，王建金与办案民警有不法利益关系，存在串通询问笔录，且根本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规定办理行政案件，更没有认真调查核实该案件；对证据二中的被告办案民警只给王建金制作一次询问笔录，原告作为被侵害人，但被告办案民警给原告制作了四次询问笔录，且在笔录中威胁、恐吓、诱导原告，弄虚作假；对证据三的询问笔录不属实，邵金生给原告出具的证据证明王建金无故辱骂殴打原告，是王建金先对原告进行的辱骂殴打的行为，原告才骂的王建金，王建金打原告，原告未还手。邵金生还证明被告办案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并未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对证据四至六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4日原告报警称被案外人王建金殴打致伤，被告接警并于当日立案，后进行调查，因案件复杂，被告于2019年12月21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批准，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于2019年12月30日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作出津滨公（茶）行传字[2019]10026号《传唤证》，以原告涉嫌侮辱为由，传唤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23时前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原告到达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15时30分，离开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18时40分。后被告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津滨公（茶）行罚决字［2019］105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给予王建金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并于2020年1月1日向原告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对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具有查处的行政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虽在调查原告被殴打一案的过程中发现原告涉嫌侮辱，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传唤证》，传唤原告到被告处接受询问，但对原告涉嫌侮辱，被告并没有立案，无需对传唤原告的结果向原告作出答复。且被告至今未对原告涉嫌侮辱作出处罚，也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涉嫌侮辱不再处罚。原告要求被告对原告传唤后的结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答复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对原告实施非法取证的所有证据及视听资料退还原告，并对原告公开书面道歉，因该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龙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朝伟人民陪审员  潘红蕊人民陪审员  边秋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