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6585号 原告：赵某，女，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原告：姚锦铭，男，195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原告：谷工英，女，195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田发，系原告谷工英弟弟。 原告：姚某，男，200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法定代理人：赵某，系原告姚某母亲。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礼华。 被告：浙江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永华街******。 法定代表人：郑永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丽、毛伟伟，该公司员工。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伟林，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超、徐江陵，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与被告浙江明州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州康复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进行诉前登记，编立案号为（2020）浙0103民诉前调4587号，于2020年12月3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谷工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田发，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礼华，被告明州康复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丽，被告浙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超均到庭参加。本案后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谷工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田发，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礼华，被告明州康复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雅丽，被告浙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铭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明州康复医院、被告浙二医院按60%过错责任赔偿死者姚雄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原告精神抚慰金等计人民币1163142元，两被告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死者姚雄飞系原告赵某的丈夫，是原告姚锦铭、谷工英的儿子，是原告姚某的父亲。2018年7月28日姚雄飞因患急诊在安吉县人民医院抢救后，病情严重，于当日转浙二医院治疗，当时确诊为：1、（右额、基底节区）脑出血。2、蛛网膜下腔出血，住院15天。2018年8月13日出院，出院诊断：1、（右额、基底节区）脑出血。2、蛛网膜下腔出血。3、脑动静脉畸形。实际出院时，病情手术刚稳定，按常规，后需植骨手术仍需进行，还应继续巩固治疗，但在2018年8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浙二医院的主治医生吴晓华告诉患者家属“姚雄飞可以转到康复医院去康复了”。他说：“明天就有康复医院的车来接你们”。患者家属当时就提出要去浙二医院下属康复医院康复。他说：“我知道，我会安排的”。到了第二天下午，来接患者的车是明州康复医院的车，当时原告很心急，到处找吴晓华医生，找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没有找到。这时明州康复医院来接的司机和医生说“我们明州康复医院很好的”，隐瞒了个体公司的性质。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的护士已将患者的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床位已拆除，患者已经躺在手推床上，原告只有将姚雄飞推上车去了明州康复医院。两所医院转院康复交接时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列》第十一条的规定：没有告知医疗风险续发性。第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防范、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预防医疗事故发生。第十五条：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等等。而两所医院只是往外推，同时也不如实告知，没有制定防范预案，剥夺了患者向上级更好更有效措施的医院就医机会，导致患者失去了年轻的生命，造成患者家属人财两空的后果。第一次诉讼后，由法院委托医学鉴定，而医学鉴定明知两所医院已违反医疗条例仍作出不存在医疗过错的结论。事实上，两所医院既违反了医疗条例又违背了医院治疗过程的法定条件。特别是明州康复医院在对患者进行康复时擅自停用药物，第一次停用已被浙二医生吴晓华医生指责批评“要出人命的”，而后还要再停用，再用。这样的用药方式一般病人也受不了。原告询问了好多家大医院的医生，停停用用再停再用在医学上没有这个科学依据，在医院临床经验上更没有这样的先例，对患者只有害处没有好处。2018年10月6日，患者姚雄飞的病情复发，颅内血管再次爆破，仍还在该康复医院进行各项检查。医生对原告说：“你们不能再在明州了，要抓紧到好的医院去治疗”。因明州医院不是治疗医院，浪费和延误了患者宝贵的抢救时间，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等送到浙二医院抢救时，已过了最佳时间，抢救无效死亡。2020年8月原告再次起诉到法院后，因种种原因，开庭时没有到庭，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裁定按撤诉处理。原告思想情绪激动要求再起诉，请法院谅解。综上，原告认为，姚雄飞虽患病在浙二医院手术治疗前期一切正常，但浙二医院在患者病情第二次手术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明知被告明州康复医院没有抢救条件和能力，还坚持要患者在明州康复医院进行康复，为此浙二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明州康复医院没有应急抢救措施，交接时没有向浙二医院要患者突发时预备方案和抢救措施，而接受患者姚雄飞康复，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两被告既违反了医疗条例又违背了医院的治疗条件。故两被告应对本次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给予合情合理的赔偿。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请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明州康复医院答辩称：2018年8月13日，患者姚雄飞由浙二医院转入明州康复医院后，明州康复医院给予患者针灸高压氧舱治疗等。2018年10月6日，患者姚雄飞病情突发恶化，明州康复医院评估后及时将患者转入上级医院即浙二医院，患者在明州康复医院的检查、诊断以及康复治疗过程不存在医疗过错。原告诉请的未告知医疗续发性风险，药物使用不当的问题均已经在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书当中予以澄清，原告诉请明州康复医院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浙二医院答辩称：第一，原告所述的过错点在鉴定书中已经包含，且该鉴定结论明确浙二医院不存在过错。第二，针对原告所述的过错点，鉴定意见均给予了明确意见说明。第三，鉴定书已明确，本次患者出血为对侧大脑伴脑出血，与浙二医院第一次手术无关，属不可预料的意外。第四，关于原告所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浙二医院已经明确告知相关事项，鉴定书中已经明确第十二条、第十五条并不适用于本案。根据侵权责任法及证据若干规定，原告无证据证明浙二医院存在过错，需要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浙二医院与明州康复医院的医疗行为互相独立，不存在法定连带责任义务。综上，浙二医院对患者的整个诊治过程均严格按照诊疗规范进行诊断，明确手术方式选择合理手术操作精确谨慎且充分履行了告知及注意义务，患者死亡后果与浙二医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明州康复医院、浙二医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两被告存在医疗过错。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被告明州康复医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浙二医院围绕答辩事实，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对被告浙二医院提交的证据有意见，认为医疗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违反相关规定。被告明州康复医院对被告浙二医院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浙二医院提交的《浙江医鉴［2019］183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系原件，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对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姚雄飞于1981年6月出生。主诉“突发头痛、左侧肢体无力2天”，于2018年7月29日入住浙二医院神经外科。8月2日全麻下行“开颅右额、基底节区血肿清除术+动静脉畸形切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予预防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8月13日出院至当地医院康复治疗。2018年8月13日，姚雄飞入住明州康复医院治疗。10月6日16:10姚雄飞在康复运动过程中突发四肢抽搐，意识不清，大汗淋漓。治疗后呼之不应，四肢抽搐好转，考虑脑动静脉畸形再发出血，建议家属前往上一级医院进一步治疗，联系120急送浙二医院治疗。2018年10月6日17:43姚雄飞就诊浙二医院急诊脑外科。治疗后患者姚雄飞存在急诊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大，术后预后极差，家属经商议后，决定暂不手术治疗，决定自动出院，并签字。21:55离院。10月9日姚雄飞死亡。 2018年12月27日，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以与明州康复医院、浙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来院。审理期间，四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鉴定。浙江省医学会于2019年12月23日出具《浙江医鉴［2019］183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浙江省医学会根据提供的鉴定材料、医患三方的陈述及对专家的提问回答，综合分析如下：患者姚雄飞主诉“突发头痛、左侧肢体无力2天”于2018年7月29日入住浙二医院神经外科。初步诊断：（右额、基底节区）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7月31日行“脑血管造影术”。8月2日行“开颅右额、基底节区血肿清除术＋动静脉畸形切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予预防感染及对症治疗。8月13日出院并于当日入住明州康复医院，予营养神经、降颅内压等治疗。择期予康复、针灸、高压氧治疗。10月6日姚雄飞于16：10在康复运动过程中突发四肢抽搐，意识不清,大汗淋漓，立即予吸氧，吸痰、开放气道，予地西泮镇静，查头颅ＣＴ提示脑出血,予甘露醇脱水降颅内压。并于17:43就诊浙二医院急诊脑外科,诊断:脑出血;脑疝。予紧急气管插管，止血、降颅压、抗癫痫等对症处理。患者姚雄飞目前存在急诊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大，术后预后极差，家属经商议后，决定暂不手术治疗当日自动出院，10月9日患者姚雄飞死亡。根据患者的病史、查体及ＣＴ、ＣＴＡ结果,本例患者姚雄飞第一次就诊浙二医院时，初步诊断:“（右额、基底节区）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正确，予脱水降颅内压、营养神经、补液等保守治疗后,于8月2日全麻下行“开颅右额、基底节区血肿清除术＋动静脉畸形切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手术指征存在,手术方式合理，术前已告知替代方案（内科保守治疗）及相关手术风险及并发症（术后迟发性出血、颅内血肿、二次手术止血、偏瘫失语等），患方知情同意选择手术并签字确认。根据病理证实,术中有切除脑动静脉畸形病灶，术后予预防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符合诊疗规范。术后患者因遗留肢体偏瘫等后遗症，需继续康复治疗，8月13日病情稳定后转明州康复医院，未见违规。患者姚雄飞入住明州康复医院后，根据72小时内诊疗知情告知同意谈话记载，明州康复医院已告知患方，患者姚雄飞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风险（再发脑出血形成脑疝、尚未发现的隐匿性损伤、其他目前未能预见的病情变化等），患者家属知情并签字确认。入院后予营养神经、预防癫痫等治疗未见违规。10月6日患者在康复运动过程中突发四肢抽搐,意识不清等，予吸氧，吸痰、开放气道，并予地西泮等抢救及时合理,后经ＣＴ证实为手术对侧部位脑出血。并于当日17:43转至浙二医院急诊,专家组认为,根据第一次术前ＣＴＡ及脑血管造影均排除颅内血管异常征象，本次患者出血为对侧大脑半球脑出血,与第一次手术无关,属不可预料的意外。明州康复医院因考虑治疗效果,予将患者转送至浙二医院急诊治疗，处理及时。对于甘露醇的使用，明州康复医院根据患者颅压情况调整符合规范，且与本次脑出血无因果关系。患者第二次入住浙二医院时，诊断明确，予紧急气管插管，止血、降颅压、抗癫痫等对症处理积极规范。并告知患者家属存在急诊手术指征，但手术风险大，预后极差，经家属商议后自动出院。整个诊疗符合规范。综上,浙二医院、明州康复医院在对患者姚雄飞的诊治过程中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为：1、浙二医院在对患者姚雄飞的诊治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2、明州康复医院在对患者姚雄飞的诊治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2020年3月12日，四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2020年8月5日，四原告再次以与明州康复医院、浙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来院。后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 现四原告认为两被告既违反了医疗条例又违背了医院的治疗条件，再次起诉来院，要求被告明州康复医院、被告浙二医院按60%过错责任赔偿姚雄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原告精神抚慰金等计人民币1163142元，两被告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另查明：赵某系姚雄飞的妻子，姚锦铭、谷工英系姚雄飞的父母，姚某系姚雄飞的儿子。庭审中，原告确认：⑴鉴定意见书中陈述的知情同意书，其均签字过；⑵在其第一次起诉的案件中，其对鉴定结论未提出异议。现在其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是认为鉴定结论的实体认定不当。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过错与死者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判断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要件。本案中，根据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被告浙二医院、明州康复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均不存在医疗过错。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医疗过错，且与姚雄飞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5268元（原告已申请缓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634元，由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负担。 原告赵某、姚锦铭、谷工英、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毓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玥涵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