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01执异221号不予执行申请人（被执行人）：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77号21层。法定代表人：应飞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雪寒，女，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申请执行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自编B栋5楼。法定代表人：易文权，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忠楠，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得馨，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在执行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与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百）保证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执行依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裁决书；执行案号：(2020)京01执749号]过程中，宁波中百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宁波中百述称，请求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裁决书（以下简称5753号裁决）。事实和理由为：一、中建四局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行为，应裁定不予执行。对于本案所涉“担保函”的形成，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宁波市公安局对龚东升进行询问时，龚东升供述中建四局联系他，为了应付上级单位的检查，让其做一份“担保函”，实际上“担保函”并不作数。为此，中建四局还向龚东升出具过一份说明文件，表示这份“担保函”没有经过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的宁波中百）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相关文件在中建四局和龚东升这边均有备案，龚东升手里的文件在2013年底云南警方调查其行贿案件时，拿走了一些材料，后就无法找到。但相关文件在中建四局均有备案。另，据龚东升陈述，在其作出“担保函”时，对于宁波中百能否作出担保，当时中建四局的总经理卢尊荣、副总经理周中原、法务部郑承蛟都明确知晓，亦明确说明过只有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审议通过，担保才可生效。中国证监会调查过程中，中建四局副总经理周中原亦承认知晓宁波中百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在同一份案卷材料中程志坚与张荣的笔录以及宁波市公安局在龚东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一案中对黎泳诗和邹建梅的询问笔录也证实了上述事实。(上述笔录宁波中百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故恳请法院调取中国证监会和宁波市公安局相关材料，以核实上述情况)。宁波中百认为中建四局涉嫌隐瞒相关的文件，以及隐瞒了其明确知晓担保需要股东大会、董事会通过才可生效的事实，而该等瞒明显可以证明“担保函”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足以推翻本案的裁决结果。二、仲裁庭主要仲裁员因违纪与作风问题，已被立案审查。本案标的额巨大，牵连甚广，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情形。本案仲裁审理期间，中建四局指定的仲裁员王小莉荣升为仲裁委主任，因其职位变动或将影响其他仲裁员意见，故宁波中百曾致信仲裁委主任，望其回避，但面对巨额仲裁费的诱惑，该回避申请被无故拒绝。另宁波中百在仲裁期间曾屡次提出对“担保函”印章、字迹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调取宁波市公安局对本案关键人物龚东升的询问/讯问笔录的申请、调取与本案相关的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材料的申请，仲裁委对上述申请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均不予接受。仲裁裁决作出后，王小莉与陈忠谦已于2019年7月因违法违纪被广州市纪委立案审查。此二人都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结合上述仲裁过程中宁波中百的各种合理申请均被无故拒绝的情形，宁波中百认为此二人在本案仲裁过程中存在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三、仲裁庭依据与本案关键事实并不相符的判例，认定“担保函”有效，依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仲裁庭参考(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2期)和(2012)民提字第156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作出了认定担保函有效的裁决。上述两案例中，被担保方均尽到了审查注意义务，均审查了担保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然而中建四局副总经理周中原承认中建四局对宁波中百的担保并未作出任何审查宁波中百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行为(该内容记载于中国证监会2016年度甬字第3号案卷第105页和106页)。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中建四局作为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多项资质的国家大型综合性施工企业集团，涉及的担保业务定然不胜枚举，经验丰富，应当知道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然其在处理天津市九策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九策）巨额担保事项时却从未对担保方进行合理的资质审查，未尽应有的合理注意义务，与龚东升串通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该“担保函”应认定无效。同时，根据合同法第5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而根据上述笔录记载和中建四局同龚东升自2012年以来的业务往来可以认定，中建四局知道龚东升提供了越权担保，并非善意相对人，因此该越权担保应当认定为无效。宁波中百曾于2017年4月委托包括民商法元老及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七位民商事、证券法顶尖专家进行专业论证并出具了书面意见，该专家意见同样认定该担保无效及就“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应当依据过错责任按比例承担。同时，宁波中百提供了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无效而依据过错责任按比例承担的多份相关案例。在诸多因素应当确认担保无效的情况下，仲裁庭并未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权威专家的意见认定担保行为无效，竟根据两份与本案关键事实并不相符的案例和个人喜好不当地做出判断，盲目裁决宁波中百承担巨额担保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的情形，裁决书应裁定不予执行。对于本案所涉的“担保函”，宁波中百一直认为出具“担保函”是龚东升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宁波中百的公司行为，因此，宁波中百与中建四局不存在“担保函”约定提交“广州仲裁委”解决争议的仲裁合意，即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过仲裁条款。根据前董事长龚东升陈述，“担保函”系前董事长龚东升在与中建四局串通下个人私自偷盖公章而形成，且其已明确告知中建四局这份“担保函”没有法律效力，而宁波中百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亦从不知晓也从未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也从未公告过上述担保事宜，因此，作出该“担保函”系龚东升的个人行为，与宁波中百无任何关系。所以“担保函”对于宁波中百而言自始未能成立，亦不存在有仲裁条款。五、宁波中百申请有利害关系仲裁员回避的请求被拒绝，多项其他合理申请均未被采纳，剥夺了宁波中百合法的诉讼权利，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仲裁审理期间，宁波中百曾申请中建四局指定的仲裁员王小莉回避，但被拒绝。后来宁波中百从广州市纪委获知，王小莉因涉嫌违纪已被广州市纪委立案审查，且其与中建四局关系密切的原仲裁委主任兼本案首席仲裁员陈忠谦存在不正当关系，鉴于此，仲裁员王小莉实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对其回避的申请理应被接受。然而该仲裁员在仲裁期间不仅荣升为仲裁委主任，而且在其与中建四局有隐秘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在其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对宁波中百作出不公的裁决，明显违反了仲裁的法定程序。此外，宁波中百对本案关键证据“担保函”的印章与字迹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也被拒绝，拒绝理由是仲裁庭已认可一家鉴定机构出具的一份印文对比鉴定意见书，故没必要再进行鉴定。据悉，上述鉴定意见书出自一家没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而且该鉴定比对的仅是印文图样，并未对印章真伪、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证明力极其不足。若经鉴定，印章形成时间并非仲裁庭认定的时间，并非龚东升任职哈工大首创董事的期间，并非龚东升出现在公司的期间，那“担保函”有效的认定岂不荒唐至极？故该鉴定势在必行，很难想象仲裁庭当时是如何据此对印章真伪、形成时间作出判断并认定“担保函”有效的。另，宁波中百申请调取与案件具有高度关联性的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材料、宁波市公安局对本案关键人物龚东升的询问/讯问笔录，于法有据，于情有理，却依然被拒绝，致使本案据以作出裁决的关键证据“担保函”的真实性和本案的关键事实存疑，严重违反了仲裁的法定程序。六、宁波中百认为，中建四局的执行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恳请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规定，依法对（2020）京01执749号执行案件裁定不予执行。根据裁决书的记载，该仲裁裁决书生效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自该裁决书生效之日起算，申请执行最后的期限为2019年9月19日，中建四局于2020年7月提出的执行申请已明显超过二年的执行申请期限。七、本案中建四局对债务人天津九策享有工程优先权，应依法先执行优先权，不足部分再申请执行，因此应裁定不予执行。本案所涉担保的债权已经由天津一中院依法裁定，中建四局对债务人天津九策享有工程优先权。对于工程优先权的部分，中建四局理应先由天津九策依照优先顺序获得清偿，否则一旦宁波中百予以偿还，所追偿的代偿款不具有工程优先权性质，这显然对莫名被害承担担保责任的宁波中百是不公平的。而且宁波中百从天津九策破产管理人处获悉，自2016年10月至2020年7月31日，天津九策就上述债务持续清偿中，中建四局已陆续接受偿还的金额达60170889.74元。在债务人持续履行清偿义务的前提下，宁波中百却被中建四局要求执行5753号裁决中的天津九策欠付的全部工程款，显然不合情理。而且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如果债务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如果抵押的财产为债务人的财产那么应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而工程优先权比抵押权更具有优先性，依照法律“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本案情况更应适用上述物权法的规定。综上，宁波中百认为，本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37条规定的“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决”“已过执行时效”等情形，应依法裁决不予执行。宁波中百补充事由如下：宁波中百原董事长和当时的经办人已经因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拘捕，请求法院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调取龚东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相关书证，以证明龚东升与中建四局存在不正当交往关系。中建四局辩称，宁波中百公司逾期申请不予执行，依法应当驳回。本案中，2020年7月27日法院通知宁波中百履行义务，但宁波中百却在2020年8月16日方才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因此，法院应裁定驳回其逾期申请。除此之外，中建四局认为，其一，宁波中百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同样理由，重复申请不予执行，法院不应支持。其二，适用法律错误并非法定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项和事由，法院同样不应审查。其三，中建四局是否向天津九策主张债权与本案不予执行审查无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执行案件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撤销程序已经审查的理由或事由，均不能在不予执行程序审查中重复审查。根据（2018）粤01民特226号民事裁定书，宁波中百提出的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的理由包括：1.仲裁违反法定程序；2.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3.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经比对宁波中百的不予执行申请书，重复的理由为：“五、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与撤销申请时不同的是针对该事项增加了仲裁员王小莉未回避这一第二层次理由）”。中建四局认为该项请求不应纳入本次不予执行审查的范围。仲裁员是否应该回避属于《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委员会主任依法负责审查和裁处的权利范围，任何回避决定的作出（无论是支持或驳回）都属于仲裁这一民间争议解决方式自治性的体现，在制度层面并不受法律审查，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仲裁机构的回避决定的正当性进行二次评价。因此，本案中，宁波中百已经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并被依法驳回，其再次提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根本目的在于逃避或拖延执行，应依法予以驳回。在坚持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建四局就宁波中百的其他理由逐一驳斥如下：一、宁波中百所主张的“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理由并不成立。依据《仲裁执行案件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宁波中百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即5753号裁决，可知宁波中百在仲裁过程中从未要求中建四局提交该“说明文件”。因此，宁波中百的该项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二、宁波中百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情形。本案中，宁波中百仅提供了王小莉、陈忠谦二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公告，该公告并非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生效刑事判决或纪律处分决定，因此其主张也不能成立。陈、王二人接受纪检调查事发仲裁撤销审查期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作为案发地人民法院，已然知悉该情形后仍然作出驳回宁波中百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裁定，足见陈、王二人其他违纪行为无涉本案仲裁活动。三、本案仲裁协议效力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确定，宁波中百全程参加仲裁并明示对仲裁程序无异议。广州中院（2016）粤01民特5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宁波中百要求确认中建四局与宁波中百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担保函》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的规定，中建四局无需对宁波中百本次提出的中建四局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情形进行相关举证。并且，根据最高院《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该项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四、中建四局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的时间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参照类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执监100号裁定书中阐明“申请执行人在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一案中，作出答辩，要求驳回被执行人申请与提出履行请求无异，应产生时效中断的后果。该裁定符合时效制度的目的，即促使权利人行使请求权，消除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如果当事人通过实施这些行为，使权利义务关系重新明确，则时效就没有继续计算的必要”，参照规则，中建四局于2020年7月在撤销裁定作出后立即提起执行申请并未超过执行时效期间。综上，宁波中百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不予执行申请。中建四局补充答辩如下：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范围应限于仲裁裁决中的程序性问题，不应及于实体问题。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款关于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修改为“（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并延用至今。其目的主要是为切实实现仲裁的一裁终局原则，避免仲裁机构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做出实体裁决之后，人民法院再行对争议进行实体审查，以充分发挥仲裁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支持仲裁的立法精神。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并行，法定审查事由一致但管辖法院不同，最终导致实践中广泛存在被执行人滥用上述两项权利，拖延履行债务的情形。例如在本案中，执行依据5753号裁决于2017年作出，被执行人随即向广州中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广州中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驳回其申请的裁定，中建四局因此于2020年才得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但宁波中百又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中建四局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日期因此更加遥遥无期，对于仲裁裁决的效力及仲裁制度的效率性造成了巨大损害。宁波中百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下列两项理由属于重复申请或实体审查理由，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审查：1.仲裁庭依据与本案关键事实并不相符的判例，认定担保函有效，依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中建四局对债务人天津九策享有工程优先权，应依法先执行优先权，不足部分再申请执行，因此应裁定不予执行。宁波中百曾在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中提出该理由，未获广州中院支持。综上，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七条对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需要审查的仅局限于事实问题，仅包括程序性审查。因此，应依法驳回宁波中百的非法请求。本院经审查查明，2017年9月20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裁决书，裁决：（一）宁波中百就天津九策欠付的全部债务526525027.5元向中建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仲裁费3551300元由宁波中百承担（该费用已由中建四局预缴，本会不予退回，由宁波中百迳付中建四局）。裁决生效后，宁波中百向广州中院申请撤销5753号裁决，主要理由为5753号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和第（四）项“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其中，主张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包括宁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并非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仲裁委没有同意其调取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龚东升的讯问/询问笔录以及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材料的调查取证申请。中建四局则认为宁波中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宁波中百的申请。广州中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18）粤01民特22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5753号裁决不存在仲裁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最终驳回了宁波中百的申请。2020年7月23日，本院依据中建四局的强制执行申请，对中建四局与宁波中百仲裁纠纷一案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20）京01执749号。2020年8月3日，宁波中百收到本院向其送达的执行通知书。2020年8月17日，宁波中百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5753号裁决。另查，2016年7月11日，宁波中百向广州中院申请确认《担保函》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广州中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粤01民特5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仲裁条款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最终驳回了宁波中百的申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中，宁波中百以5753号裁决存在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和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以及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审查。关于中建四局提出的宁波中百存在逾期申请不予执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本案中，宁波中百于2020年8月3日收到本院向其邮寄送达的执行通知书，于2020年8月17日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并未超过十五日的期限，不存在逾期申请不予执行的问题，对中建四局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中建四局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宁波中百主张中建四局向仲裁委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但宁波中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仲裁程序中曾要求中建四局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中建四局提交该证据但中建四局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情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宁波中百主张5753号裁决存在仲裁员在仲裁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情形，但其并未提交相关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纪律处分决定证明该案仲裁员在作出5753号裁决时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等行为，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问题。本案中，广州中院在（2016）粤01民特53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宁波中百在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担保函》中的仲裁条款，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故宁波中百提出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员回避被拒绝，存在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又以相同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宁波中百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已经主张过仲裁违反法定事由的主张，具体理由为对《担保函》作出印章与字迹鉴定的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和仲裁委没有同意其调取宁波市公安局对龚东升的讯问/询问笔录以及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142号案件材料的调查取证申请，上述事由与其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主张的具体事由一致，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特22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5753号裁决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其申请仲裁员回避被拒绝的问题，虽能证明其申请仲裁员回避的请求未得到支持，但不能据此证明该案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5753号裁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建四局申请执行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建四局对天津九策享有工程优先权应先执行天津九策和原董事长已经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拘捕等其他事由，不属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审查的范畴，本院不予审查。至于宁波中百提出的请求向宁波中院调取龚东升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书证和向中国证监会调取相关询问笔录的请求，其目的在于证明龚东升与中建四局存在不正当交往关系，《担保函》损害了宁波中百的利益，进而否定《担保函》的效力，其实质是对5753号裁决审查内容和处理结果的异议，而且《担保函》的效力已经广州中院（2016）粤01民特5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有效，因此，是否收集该证据对本案裁决结果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性。综上，宁波中百提出的不予执行事由依法均不能成立，对其提出的不予执行5753号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裁定如下：驳回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5753号裁决书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 判 长 王晓巍审 判 员 栗俊海审 判 员 冯更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徐梓程书 记 员 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