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44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海顺，汉族，住河北省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国，河北冀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景东，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兴旺，山东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保贵，男，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 原审第三人：冯世傲，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 上诉人申海顺因与被上诉人张景东、原审被告吴保贵、原审第三人冯世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2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申海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国、被上诉人张景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兴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海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为驳回张景东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及一审诉讼费由张景东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甚至有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在案涉车辆所有权认定方面，前后矛盾，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机动车属于动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法研（2000）121号）“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作出规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本案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张景东与申海顺之间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实质为车辆买卖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张景东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申海顺支付款项49500元，申海顺将该车交付给张景东”，通过三段论推理应该得出张景东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的结论。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张景东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相反，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突然认定第三人冯世傲可以行使车辆追回权，由于只有所有权人才能享有追回权，从而意味着第三人冯世傲系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综上，在认定案涉车辆权属即案涉车辆归张景东所有还是归第三人冯世傲所有的问题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第三人冯世傲不具备行使追回权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却认定第三人冯世傲具备行使追回权的主体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方可行使追回权：1，行使追回权的主体只能是物权所有人；2，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人系无处分权人。本案中，第三人冯世傲不具备享有追回权的资格，理由如下：1，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冯世傲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1），车辆的登记证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上路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不是车辆的物权证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此规定阐明的内容是，机动车登记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上路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而不是物权产生的依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中也明确表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因此，第三人冯世傲虽然是案涉车辆的登记车主，但是不宜认定涉案车辆的所有人。（2），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后，第三人冯世傲未提交答辩状、未提交相关证据、未参加庭审，视为放弃诉讼权利，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第三人冯世傲不能被认定为案涉车辆所有权人。2，申海顺有权处分案涉车辆，不是无权处分人。申海顺因与吴保贵签订车辆买卖合同而取得涉案车辆，所以说申海顺对案涉车辆具有处分权。（合同中备注的内容“暂借120000元给吴保贵，此车为抵押，如到期不还我有权卖车”不影响申海顺处分权）。（三）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冯世傲可以向张景东行使追回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申海顺刚才已经论证了第三人冯世傲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不能行使追回权。退一步讲，假设第三人冯世傲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他也不能向张景东行使追回权。理由如下：1，分析第三人冯世傲失去案涉车辆的情形，可分为以下两种方式：（1）第一种方式是因为盗窃、抢劫、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等不法形式导致第三人冯世傲被迫失去案涉车辆。这样的话，公安机关应该有第三人冯世傲关于案涉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的报案记录。但是，2019年2月19日寿光市公安局文家派出所经过调查发现案涉车辆没有被质押的记录（前提条件是该车辆没有被盗窃、抢劫、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的报案记录），寿光市公安局也没有对张景东进行刑事调查，所以可以排除这种不法形式。（2）第二种方式就是第三人冯世傲通过出卖、出借、出租、抵押、质押等合法形式进行流转从而失去案涉车辆的占有，买受方、借入方、承租方、抵押权人、质押权人再次以出卖、出借、出租、抵押、质押等方式进行流转，最后才流转到张景东处。在这种情形下，第三人冯世傲只能向与其具有合同关系的买受方、借入方、承租方、抵押权人、质押权人等相对方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而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向张景东行使追回权，因为其与张景东不具有合同关系。2，涉案车辆的受让人即张景东是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首先，张景东作为受让人在受让该车辆时是善意的；其次，张景东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案涉车辆；第三，案涉车辆作为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张景东。通过三段论推理，张景东作为善意第三人应依法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综上，在假设第三人冯世傲是案涉车辆原所有权人的情况下，由于张景东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及侵权关系并且张景东为善意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冯世傲无权向张景东行使追回权（更何况第三人冯世傲不能证明其为案涉车辆的原所有权人！）。（四）、张景东将案涉车辆交付给第三人冯世傲是赠与行为，是行使所有权的体现。一审法院将申海顺张景东的车辆交付行为认定为配合义务即配合第三人冯世傲行使追回权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张景东在支付49500元并取车辆后即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在第三人冯世傲向张景东行使所谓的追回权时，张景东应当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是所有权人，直接拒绝第三人冯世傲的无理要求。2，寿光市公安局文家派出所的《证明》（该证明是张景东提供的）载明张景东经调解自愿将案涉车辆交给第三人冯世傲。该证明中的“自愿”二字从侧面证明了寿光市公安局承认张景东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也称意思自治原则，就是民事主体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愿从事民事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设立、变更和终止，自觉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是这样解释的：“自愿原则是贯彻合同活动的全过程的，包括：第一，订不订立合同自愿，当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决定是否签订合同；第二，与谁订合同自愿，在签订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第三，合同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协议变更有关内容；第五，双方也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总之，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愿决定”。正是因为张景东拥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所以他才有权在“交付”和“不交付”案涉车辆之间进行选择，是所有权中的处分权体现。如果张景东对案涉车辆不拥有所有权，那么当第三人冯世傲行使追回权时，张景东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无条件地配合。所以说，张景东自愿将案涉车辆交付给第三人冯世傲的行为，是赠与行为，是其行使所有权的体现。一审法院将张景东的交付行为认定为配合第三人追回权行为，属于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判决解除双方车辆转押协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强调的内容首先是当事人的“行为”；其次强调是“违约行为”，指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本案中，申海顺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1，申海顺不存在迟延履行债务行为。2019年2月16日在张景东支付49500元后，申海顺就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张景东，不存在迟延履行行为。2，申海顺不存在违约行为。2019年2月16日申海顺与张景东签订的《车辆转（抵）押协议》约定：“甲方（申海顺）保证该车辆不属于盗、抢、骗、租车辆，否则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甲方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押权利”“转押时甲方向乙方转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及相关手续”等等，申海顺向张景东明确告知了涉案车辆的情况（该车辆的登记车主是冯世傲，冯世傲向吴保贵借款时押给吴保贵的，后来吴保贵向申海顺借款时押给申海顺的）并向张景东交付了涉案车辆的行车证（登记车主为第三人冯世傲）、申海顺与张景东吴保贵的车辆买卖合同、收款条等等，申海顺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3，机动车交付给张景东后，张景东依法取得所有权。在申海顺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判决申海顺返还张景东购车款49500元，但没有判决张景东返还案涉车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恢复原状，指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具体到本案的“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应是申海顺返还张景东购车款49500元，张景东返还申海顺的案涉车辆。但是，一审法院仅判决申海顺返还张景东购车款49500元，却没有判决张景东返还申海顺的案涉车辆，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案涉车辆所有权权属方面认定不清，错误认定第三人冯世傲享有追回权，错误认定第三人冯世傲可以向张景东行使追回权，错误将张景东的赠与行为认定为配合追回权的义务行为，并且法律适用错误。申海顺不服并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本上，支持申海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公平正义。 张景东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吴保贵、冯世傲均未陈述意见。 张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张景东、申海顺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2.依法判令申海顺、吴保贵返还张景东购车款49500元；3.诉讼费由申海顺、吴保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2日，吴保贵向申海顺借款120000元，给申海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申海顺现金120000元，我已经收到该笔借款……”，该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7月29日，吴保贵与申海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一份，将冀Ｄ7××××奔驰唯雅诺牌面包车一辆（冯世傲系该车的登记车主）以12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申海顺，款项一次性支付，并在合同中备注：暂借120000元给吴保贵，此车为抵押，如到期不还我有权卖（车）。2019年2月16日，申海顺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张景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车辆转（抵）押协议一份，将上述车辆以49500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景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保证该车辆不属于盗、抢、骗、租车辆，否则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押权利；转押时甲方向乙方转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及相关手续；因车辆转押引起的纠纷造成乙方所有经济财产损失及转（抵）押车款，由甲方全部无条件赔偿；如实际车主需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合同签订时，申海顺向张景东出示了上述车辆买卖合同及借条。合同签订后，张景东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申海顺支付款项49500元，申海顺将该车交付给张景东。2019年2月19日12时许，张景东在使用上述车辆过程中，冯世傲发现该车欲开走，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并报警，经公安机关协调张景东将车辆归还冯世傲。后张景东要求申海顺返还购车款49500元未果，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张景东与申海顺之间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实质为车辆买卖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张景东已支付合理对价，目的是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但因申海顺交付的车辆存在权利瑕疵被登记车主追回，致使张景东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其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49500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申海顺辩称张景东受让车辆后已取得车辆所有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申海顺因第三人对案涉车辆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失，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张景东与申海顺于2019年2月16日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二、申海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景东购车款49500元；三、驳回张景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8元、诉讼保全费515元，均由申海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申海顺是否应当返还张景东案涉车辆的购车款。对于该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的双方之间实际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申海顺与吴保贵之间的借条与协议，申海顺占有该车辆系基于吴保贵向其借款所进行的抵押行为，申海顺主张其系从吴保贵处购买的该车辆与事实不符，且从申海顺与张景东签订的案涉协议中也可以看出，其系以转押方式处分该车辆，因此申海顺对于案涉车辆至多享有质押权，并不享有所有权也不具有直接出卖该车辆的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冯世傲作为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车主，具有公示效力，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登记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包括善意第三人，故在登记车主冯世傲向张景东索要车辆时，张景东将车辆交还，不属于申海顺主张的自愿赠与。同时，在张景东与申海顺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实际车主取回车辆时，张景东应配合的内容，也说明申海顺明知其并非该车的实际车主且其处分该车的权利存在瑕疵。因申海顺不能证明其对于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或具有出卖的处分权，导致登记车主将车辆追回，张景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基于此判决解除案涉车辆转押协议并由申海顺返还车款，合法有据，应予维持。同时，张景东对案涉车辆丧失占有的根本原因在于申海顺转让标的之瑕疵，张景东也已无法返还车辆，故张景东不负有返还车辆的义务，对于该车辆及其相关权利，申海顺可另行主张。 综上，申海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元，由申海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