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12268号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B-0777房间。法定代表人：王楠，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硕，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凡，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博硕路。法定代表人：王胜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基成，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玮，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硕、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基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5000元、维权合理费用5000元（律师费4500元、公证费500元），以上共计100000元。事实和理由：我公司经合法授权取得影视作品《大汉天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性质为独占专有，并享有以自己的名义依法维权的权利。我公司发现被告未经我公司合法授权，通过其所经营的“吉视传媒”平台提供上述影视作品的播放服务，对此我公司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被告非法提供该影视作品播放的行为极大地侵害了我公司对该影视作品享有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给我公司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并且我公司为了维权支付了相应的合理费用，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我公司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被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民法总则第179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现行有效的著作权法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只规定了填平原则的适用。被告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也没有造成客观上的情节严重，不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二、本案损害赔偿的确定应当依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许可使用费标准。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和北京高级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有关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本案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须采取如下顺序：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法定赔偿。被告认为通过本案证据能够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许可使用费，因此不应适用法定赔偿标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无形财产权，其侵权损害之实际损失为间接损失，即被侵权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也就是涉案电视剧的许可使用费的损失。而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许可使用费的损失应该依据涉案电视剧的“市场价格”，充分考虑涉案电视剧的作品类型、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等因素。从作品类型上看，涉案电视剧为出品多年的电视剧，早已过了热播期，目前在主流的互联网视频点播平台上均是免费观看的，市场价值有限。从传播渠道上看，吉视传媒平台所依托的信息网络是有线数字电视网络，主营业务是电视节目的转播，与互联网视频点播平台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因此不会影响版权方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收益。从传播范围看，有线数字电视网络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的广播电视网络，以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不允许跨省经营，吉视传媒平台的网络覆盖范围仅限于吉林省。相比而言，互联网是世界互联的网络，仅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其传播范围和受众数量至少是吉林省的32倍。一部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使用费，全国范围的授权价格与吉林省范围的授权价格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比例。基于对上述网络环境和市场范围的商业共识，被告与时利和顺公司以及其他多家版权方签订并实际履行了多份许可使用合同，相关电视剧（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在吉林省内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平台播放的许可使用费标准均为人民币75元/集/年，其相应许可使用的权项、方式、范围等与被诉行为完全相同，可以作为确定涉案电视剧合理使用费的客观依据。例如，一部40集的电视剧在吉林省内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平台播放的许可使用费为每年三千元。上述许可使用费标准看似较低，但这是仅限于吉林省范围的许可使用费，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域范围授权，其许可使用费可以达到每年九万六千元。司法实践中，针对出品多年的电视剧、覆盖全国范围的互联网平台侵权案件的酌定赔偿额一般为二到五万，很少能达到十万。由此可见，75元/集/年的许可使用费标准已经明显高于司法实践中普遍的法定赔偿金额，能够充分弥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如果依照互联网平台的赔偿标准，例如三万一部电视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近百万的赔偿额，这与其出品多年的老剧的市场价值不符，也会助长不正当牟利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4月15日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著作权诉讼维权模式问题研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防止不正当牟利行为。”因此，被告恳请法院依法按照涉案电视剧在吉林省范围内的市场价格或许可使用费标准来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原告知道并认可被告主张的许可使用费标准。原告与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原告认可霍尔果斯时利和顺与我方签订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及相关的许可使用费标准。三、关于合理开支。原告未能提供相关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等有关合理开支的证据。本案案情简单、诉讼标的不大、权利义务清楚，律师费不宜过高。本案涉及多件关联案件，不应重复计算合理开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涉案作品的权属问题原告在本案主张权利的影视作品为《大汉天子》（以下简称涉案作品），《大汉天子》片尾署名截图显示：宝石影业投资公司和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联合摄制，2002年摄制，许可证第00451号。2009年2月1日，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出具《电视连续剧权利转让书》载明：我单位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之一，自此日将我单位所拥有的四十一集电视连续剧《大汉天子》的全部著作权独家全权永久转让给北京宝石影业投资公司。（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08号公证书对上述《电视连续剧权利转让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09年2月1日，北京宝石影业投资公司出具授权书，将涉案作品的全部著作权独家全权授权给北京如意吉祥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为2009年3月31日至2029年3月30日，在授权期限内北京如意吉祥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有权将涉案作品转授权给第三方和拥有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被他人侵犯即制止侵权的权利。（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09号公证书对上述《授权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15年，北京如意吉祥影视策划有限公司出具《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独占专有的新媒体权利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制止侵权的权利、转授权的权利授权给东阳瑞吉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自2016年3月15日至2028年3月14日。（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15号公证书对上述《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15年，东阳瑞吉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具《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独占专有的新媒体权利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制止侵权的权利、转授权的权利授权给北京萨米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自2016年3月15日至2022年3月14日。（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16号公证书对上述《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16年5月9日，北京萨米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具《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独占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制止侵权的权利、转授权的权利授权给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期限2016年3月15日至2022年3月14日。（2018）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7317号公证书对上述《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18年11月12日，世纪优优（天津）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的独占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维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权给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14日。（2019）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3793号公证书对上述《授权书》与原本相符作出了公证。2018年9月25日，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将涉案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独占维权权利、转授权权利授权给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14日。二、关于拟证明侵权事实原告提交了2019年8月21日出具的（2019）吉长国安证内民字第47670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公证人员与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共同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的欢乐颂小区338号房间，对机顶盒和电视机的相连接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对取证的摄像设备和存储卡进行了清洁性检查，之后启动电视机、机顶盒，进入显示“吉视传媒”的“互动吉林”的首页，电视进入正常播放状态。拔掉与机顶盒连接的网线，直播内容停止，再次插上网线，直播继续。选择“电视剧”，再选择“全部”，其中包括涉案作品，显示为41集，从中选择第1、41集、可以正常播放。经询，涉案作品已经被删除。“吉视传媒”公众号显示其运营主体为被告。三、关于被告与相关权利人约定的许可使用费。被告为证明损害赔偿的标准应当依据许可使用费标准进行赔偿，其提交了其与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订立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会议纪要、报价表。合作合同约定电视剧一栏分为同步剧、新剧、片库剧。其中片库剧是指出品一年以上的连续剧，采购价格为75元/集/年，如果被告超过本合同约定的范围使用节目，每发生一次，应向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5万元。被告还提交了许可使用费的支付凭证。被告还提交了其与其他版权方的《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和部分支付凭证，合作合同同样约定了片库剧采购价格为75元/集。被告提交了相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显示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为天津行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天津行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楠，同时王楠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原告和霍尔果斯时利和顺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包括王楠。对此，原告认为，《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与报价表并非原告订立，合作内容清单不包含涉案作品，合作许可价格不能作为本案依据；被告与众多版权方订立的合作合同均约定了违约金为每部五万元，法院可以作为赔偿标准的参照；结算单的结算期限与合同的合作期间无法对应，发票金额与合同价款无法对应。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显示出品人页的作品截图、电视连续剧权利转让书、权属方面公证书、（2019）吉长国安证内民字第47670号公证书及光盘截图、《视频点播业务合作合同》、结算凭证、发票、转账凭证、“吉视传媒”微信公众号查询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原告提交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声明及授权书，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在授权期限内取得了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被告未经原告许可，通过其经营的“吉视传媒”平台提供涉案作品的播放服务，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该行为属于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适用何种赔偿标准，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吉视公司主张按照出品一年以上的片库剧使用标准75元/集/年来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并确定赔偿数额。本院认为，吉视公司提交的合作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是原告，影片清单中也并无涉案影视作品，且该许可使用费标准是批量授权的费用，对涉案影视作品而言，并非可比较的合理许可使用费，不宜参照该费用标准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对吉视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时利和顺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或吉视公司的侵权获利，本院将综合考虑涉案影视作品的上映时间、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吉视公司涉案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的金额。关于合理支出部分，原告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北京时利和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610元（已交纳），由被告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9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长  赵长新审判员  张 博审判员  朱 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时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