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3行终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远波，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法定代表人李文龙，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骆小成，该大队工作人员。上诉人陈远波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称大亚湾交警大队）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16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9日，原告驾驶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途经大亚湾澳头进港路时，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在处理该道路交通事故中，扣留了原告驾驶的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并将车辆停放在大亚湾景扬停车场。该车辆行驶证登记的车主为梁*尹。2019年4月29日，被告在惠州日报上刊登《大亚湾交警大队事故车辆（2018年摩托类）移送报废公示》，内容为“经核查，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在我市大亚湾交警大队辖区内查扣的涉案车辆共有659辆，至今仍未办理放行和报废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公告进行清理报废，并敦促车辆所有权人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上述移送报废的车辆中包括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被告称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实际上报废处理的时间是2019年9月28日，尚未办理注销手续。庭审中，原审法院向原告释明本案的行政赔偿需要先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原告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驾驶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在无其他证据否定原告对车辆所有权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系车辆的实际支配人，原告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的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灭损，并非被告未尽保管义务，而是被告对车辆进行了报废处理，属于作出了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即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规定，原告的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确认被告作出的报废行为违法为前提，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原告拒绝对诉讼请求作出相应变更，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远波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退还原告。上诉人陈远波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而(2020)粤1322行初166号的裁定中没有依法对被上诉人对本人的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报废处理的致害行为是违法进行确认。2.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46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而事实上，被上诉人自2018年11月29日扣留本人的粤L×××**号牌的二轮摩托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通知过本人这个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不可思议的是当本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放行被扣留的粤L×××**号牌的二轮摩托车时均被被上诉人以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好为由而拒绝，被上诉人中的当事警察黄某凡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一名警察，明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146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的规定，不但到现在为止没有通知过本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而且以要等交通事故处理好，事故另一方陈某芬到到场签字才可以放行被扣留的粤L×××**号牌的二轮摩托车来阻扰和误导本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况且到现在为止此次交通事故都没有处理好，事故另一方陈某芬也没有到场签字，被上诉人也没有对此次交通事故进行任何形式的协调处理，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的初次登记日期为2017-09-19，强制保险期限为2020-09-23，强制报废期限为2030-09-19。由此可见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的灭损是在本人完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违法报废处理所造成的。因此被上诉人承担违法报废处理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的一切后果。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166号行政裁定；2.依法对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报废处理的致害行为是违法进行确认；3.请求法院判处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粤L×××**号牌二轮摩托车直接经济损失7620元人民币；4.请求法院判处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交通误工费等间接经济损失象征性1元人民币；5.涉及本案的当事警察作出书面道歉；6.涉及本案的一切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大亚湾交警大队答辩称，一、诉讼主体不合法。（一）粤L×××**二轮摩托车的简要情况：经查询，该车的车主为梁*尹，女，系惠东县人，该车初次登记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车辆状态为：锁定，逾期未检验。（二）原告的身份。原告于2018年11月29日在大亚湾澳头进港路驾驶粤L×××**二轮摩托车与行人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该车被交警部门暂扣的。在此事故中，原告只是驾驶员。从上述可以看出，车主是梁*尹，而不是原告，因此，诉讼主体不合法，原告是没有诉讼资格的。二、摩托车的报废过程是依法处理，程序合法合规。（一）处理摩托车的告知过程。1.告知了事故双方当事人。原告的上述交通事故于2018年12月26日责任认定后，立即告知事故双方前来领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通知当事人的行人一方时，明确告知其有5天的财产保全期，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这样就能继续扣押事故车辆，逾期则按规定处理(解除扣押，放车)。2019年1月2日财产保全到期后，我大队事故处理民警黄警官用工作手机于1月3日上午10时和1月10日9时二次通知了驾驶员陈远波前来办理车辆手续，但其因个人原因都没有前来处理(注:陈远波“起诉状”第三页承认了事故处理民警告知了相关事项)。2.告知了摩托车原车主。1月中旬，事故处理民警黄警官用工作手机联系了该车车主梁*尹，要求其前来处理该摩托车。梁女士在电话中很不耐烦的回复称，该车他人利用她的身份证上的牌，她于2018年6月11日到惠东县公安车管所办理了查封手续，摩托车处于被锁定状态，无法年检了。至于交警部门随便处理，她拒绝参与。我大队作了进一步核实，从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3张)证实了梁女士的说法，证实了该车车主为梁*尹；车辆状态为锁定，逾期未检验；办理锁定(查封)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办理机关为惠东县公安车管所。3.事故处理中扣留车辆机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的规定，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46号)第三十九条“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规定。4.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当场具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第三款“逾期不来接受处理，并且经公告3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的规定。(2)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46号)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自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第三款“经通知当事人三十日后不领取的车辆，经公告三个月仍不领取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之规定，交警部门于2019年4月29日在惠州日报上刊登出强制报废公告，经公告三个月后，仍无人前来处理，才予以强制报废处理。三、在赔偿数额上，上诉人的请求也不合理，主要有：（一）该车全新的价格为5500元。但该车已使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应该有一定折旧率，一般来说是七折左右，应不超过4000元。（二）办理上牌的2000元费用为不合理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及该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根据上述规定，机动车登记证书是车辆所有权的身份证明，用以证明机动车为机动车所有人合法拥有。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陈远波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车辆行驶证登记的车主为梁*尹。而陈远波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其未能提供该摩托车为其所有或与登记车主之间存在合法流转使用的相关证据，故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应认定陈远波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陈远波认为是大亚湾交警大队对其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直接报废处理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故而提起本案赔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陈远波提起的单独赔偿请求，应有加害行为被确认为违法之前提，大亚湾交警大队所实施的直接报废处理行为就属于加害的具体行为，故，上述行为应先被确认违法，陈远波才可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按照上述规定向陈远波释明，但其拒绝变更诉求，继而原审法院裁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本院需要指出的是，陈远波在上诉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应该予以一并确认被上诉人的致害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上述规定是指对行政机关实施的非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才可依法一并处理。本案中，陈远波认为其驾驶的二轮摩托车被大亚湾交警大队直接报废处理，报废处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陈远波所述的事实依据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远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免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毛泳玲书 记 员 李冬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