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66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敏，女，1987年9月5日出生，住潍坊市奎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谦，山东海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亦伟，男，1965年3月13日出生，住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魏冠贤，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住昌邑市。 上诉人孙敏因与被上诉人刘亦伟、原审被告魏冠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谦，被上诉人刘亦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敏上诉请求：1.撤销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孙敏不承担本案360570元货款及利息的支付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亦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一审魏冠贤出具的欠条中未载明所欠布款的具体形成时间，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审查查明刘亦伟的具体供货情况及其主张的债权形成的具体时间，没有审查查明案涉欠款涉及的业务发生时是否存在孙敏应对魏冠贤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法定情形，即没有准确界定孙敏应当承担的还款责任的时间节点，导致判决错误。刘亦伟提供的欠条中明确载明“截止2016年8月12日欠刘亦伟布款570570元正（大写）伍拾柒万零伍佰柒拾元整。每月还款三万元。年利息一分。2016年8月12日魏冠贤”。该证据明确表明截止到2016年8月12日，一审魏冠贤累计拖欠刘亦伟货款570570元。而该笔买卖交易是从何时开始的，即刘亦伟从何时开始向一审魏冠贤供应布匹？所供应的布匹的数量、规格和单价各是多少？魏冠贤从何时开始拖欠刘亦伟的货款？每批供货拖欠货款的具体数额是多少？这些客观事实刘亦伟均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因为在买卖合同欠款案件中，以上事实均是法院应当查明的合同具体履行的关键事实。因为这些事实直接关系到孙敏是否应当与一审魏冠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和常规的逻辑，孙敏对其与魏冠贤认识之前，因魏冠贤本人的业务经营而产生的债务，孙敏是没有任何还款义务的。但在本案一审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一审法院没有就该事实进行详细地调查和查明。2.一审法院认定孙敏与魏冠贤共同经营刘亦伟主张的布匹买卖是错误的。（1）孙敏自2010年起至今一直从事昌邑市××洲旅行社的业务经营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经营业务和经营收入。昌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变更档案可以证明孙敏自2010年公司成立时就是公司监事，并参与经营旅行社的业务。在一审庭审中，孙敏提供了2010年由其本人经手办理的15笔昌邑市××洲旅行社的业务收款单据存根联及收款凭证。该证据充分证明孙敏自2010年起开始在昌邑市××洲旅行社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时也能够证明孙敏自2013年3月12日开始在昌邑市××洲旅行社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独立经营旅行社的业务至今。从此时起，孙敏便是该旅行社的实际出资人和股东。同时，孙敏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2013年9月份《五洲旅行社往来明细》两份，这两份证据充分证明孙敏从昌邑市××洲旅行社原投资人韩蕾处受让该旅行社的全部经营业务的事实。因此孙敏当时只是没有到当地的工商部门及时办理投资人的变更手续。直至2017年7月28日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的变更手续。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孙敏自2010年起至今一直从事昌邑市××洲旅行社的业务经营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经营业务和经营收入的客观事实。（2）从魏冠贤对外付款的银行账户明细记录上看，魏冠贤首先是使用其前妻李立燕以及魏某、崔平平的银行卡对外付款，在认识孙敏之后才使用了孙敏的银行卡对外付款。魏冠贤因本人银行贷款逾期导致个人信用不良，在交易中不方便以其本人名义对外直接进行付款和结算。否则经营中的资金可能随时会被查封冻结扣划。因此魏冠贤才使用他人的银行卡对外付款和结算。在魏冠贤实际持有孙敏银行卡的情况下，孙敏本人的银行卡明细出现大量载明布匹货款的进出交易、而载明旅行社收入的款项较少实属正常。同时刘亦伟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魏冠贤在中国农业银行有三个账户显示状态为正常。一审法院据此否定孙敏主张的魏冠贤持有孙敏及魏某的银行卡对外进行付款和结算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刘亦伟提交的魏冠贤的银行账户的交易记载，交易的金额均没有超过3元，交易的余额不高于30元。因此其本人的银行卡明细中没有正常的布匹经营交易明细。这更加充分地印证和证明了魏冠贤持有孙敏等人的银行卡对外进行付款和结算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孙敏与魏冠贤共同经营布匹业务显然是错误的。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在证人魏某的证言中陈述：“其于2014年才知道孙敏这个人”，与魏某本人的银行卡明细中自2012年7月份起开始与孙敏的银行卡明细中存在多笔交易明显矛盾。孙敏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显然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魏某在2012年和2013年确实不认识孙敏，只是在孙敏与魏冠贤于2014年公开恋爱关系之后，魏某才开始认识了孙敏。只是在2012年、2013年，魏冠贤在日常的大部分时间里，由其本人持有孙敏及魏某的银行卡对外进行付款和结算而已。因此，魏某的证言是属实的，与相关的银行卡明细完全是不矛盾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该事实更加充分地印证了魏冠贤持有孙敏的银行卡对外结算的事实。因为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逻辑，魏冠贤在2012年、2013年持有孙敏及魏某的银行卡对外进行付款和结算，孙敏与魏某在2012年、2013年存在多笔银行的交易，从而认定孙敏与魏冠贤是共同经营，那么，证人魏某是否与魏冠贤也是共同经营呢？显然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逻辑是错误的。3、在刘亦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债务用于孙敏与魏冠贤的共同生活，属于两人的共同债务的情况下，认定孙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的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即使双方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也不能仅仅以两人存在夫妻关系即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且债务数额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权人主张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债权人未能对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所负债务进行有效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另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一般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包括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教育支出等。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另一方的婚前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对夫妻一方独立经营而产生的单方债务，业务经营所得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的，另一方同样没有还款责任。而在本案中，孙敏与魏冠贤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在此之前只是同居关系，并非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且2014年举行婚礼仪式之前两人只是恋爱关系，尚未同居，而刘亦伟起诉的涉案款项为570570元，既不能证明债务形成时间是否在二人同居期间，又不能证明属于共同生活需要的支出。在欠款凭证上也只有一审魏冠贤的签字，孙敏没有在欠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参照我国法律关于存在合法的夫妻关系前提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在孙敏与魏冠贤没有合法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如果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债务，是魏冠贤用于了其与孙敏的共同生活，那么被上诉人主张由孙敏与魏冠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院也当然不能支持。4、孙敏有视频录音证据证明魏冠贤拖欠被上诉人的布匹款现在新疆维族人的手中尚未要回，这充分证明魏冠贤所欠布匹款并没有用于其与孙敏的共同生活。综上所述，本案证据证明孙敏自2010年开始在昌邑市××洲旅行社从事旅游经营工作的事实非常清楚，而魏冠贤因在银行个人信用不良，其为防止个人经营资金被查扣，而采取借用包括其前妻、魏某、崔平平和孙敏在内的人的银行卡用于业务资金结算，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魏冠贤与孙敏共同经营布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魏冠贤经营布匹业务资金用于其与孙敏的共同生活。我国法律对合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共债还是个债，是以债务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作为认定标准，而男女同居关系的债务认定亦应参照上述标准，而本案认定共同经营和共同债务证据均明显不足。 刘亦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亦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魏冠贤、孙敏立即支付布款36057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以36057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魏冠贤、孙敏付清之日止）；2.由魏冠贤、孙敏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2日，魏冠贤为刘亦伟出具欠条，内容为：截止2016年8月12日欠刘亦伟布款570,570元（伍拾柒万零伍佰柒拾元正）。每月还款三万元，年利息一分。孙敏于2016年8月18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25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20000元，2017年4月2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5月11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6月29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8月2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11月1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26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8年2月14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2018年5月6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7725元，2018年4月29日向刘亦伟账户网银转账10000元，孙敏上述付款共计117725元，刘亦伟主张魏冠贤、孙敏共计付款210000元，尚欠360570元未付。 另查明，昌邑五洲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28日成立，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葛方祥，认缴出资额30万元，2017年7月28日股东变更为孙敏，认缴出资，自然人独资企业，认缴出资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 再查明，魏冠贤与孙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5年1月生育一女儿魏姝宁，魏冠贤在昌邑市妇幼保健院剖宫产手术知情同意书中签字同意孙敏手术，其中注明与患者的关系中载明“夫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刘亦伟提供的魏冠贤出具的欠条证明截止2016年8月12日欠刘亦伟布款570570元，刘亦伟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明通过孙敏银行账户多次付款，（2020）鲁0786民初570号案件中一审法院调取的孙敏2013年至2017年的银行交易明细亦显示通过孙敏账户多次向刘亦伟账户转款，证人姜某证人证言亦证明其与魏冠贤、孙敏有买卖布匹业务关系并由孙敏多次付款，郭永路、孙甲进、姜某证人证言及刘亦伟提供的结婚请柬亦证明魏冠贤、孙敏举办过婚礼且上述人员都收到结婚请柬参加了魏冠贤、孙敏的婚礼，（2020）鲁0786民初570号案件中林效辉之女林雪梅与孙敏的录音中孙敏认可与魏冠贤结过婚称后来两人离婚，且两人共同育有一女儿，刘亦伟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其主张的魏冠贤、孙敏共同经营、孙敏参与布匹经营业务并负责货款的结算与支付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孙敏辩称魏冠贤因信用贷款被拉入黑名单无法以本人名义进行正常的货款交易，故以孙敏等人名义对外付款，向刘亦伟支付货款的行为是魏冠贤本人操作而不是孙敏操作，其上述主张与其在（2020）鲁0786民初570号案件中陈述的其与魏冠贤系朋友关系、为魏冠贤支付的货款系借款关系相矛盾，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孙敏与魏冠贤账户中魏冠贤在中国农业银行有三个账户且显示状态为正常的情形相矛盾，孙敏账户与证人魏某账户自2012年7月份开始至2015年5月份存在多笔交易，魏某在庭审中作证时称2014年才知道孙敏这个人，明显存在矛盾，孙敏提供的魏冠贤的证明系当事人陈述，无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的孙敏用其账户向刘亦伟付款并非是参与布料共同经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孙敏提供的旅游服务合同及收款收据、资金往来明细，其欲证明其从2010年至今独立从事旅行社业务，有自己的经营业务及收入，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孙敏的银行交易明细，其自2013年5月9日至2015年6月3日支付的注明为“布款”的141笔，金额1800余万元，自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6月3日注明为“转存”进入孙敏账户的款项536笔，金额高达4600余万元，明显与其提供的旅游收款收据及旅游合同账目不符，且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昌邑五洲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份由原股东葛方祥变更为孙敏，注册资金仅30万元，其提供的韩蕾证明及房产证亦不能证明孙敏自昌邑五洲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由孙敏实际经营且没有参与过涉案买卖业务，故孙敏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为魏冠贤支付的货款以及银行交易明细中大量进出资金全部来源于旅行社收入且其没有参与布匹经营业务，孙敏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亦未达到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孙敏提供的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以此证明孙敏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刘亦伟与魏冠贤、孙敏存在布匹买卖业务关系，魏冠贤、孙敏对所欠刘亦伟货款360570元应共同偿还。综上，刘亦伟要求魏冠贤、孙敏共同偿还货款36057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魏冠贤、孙敏应予偿还。刘亦伟主张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13日起以36057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敏辩称不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魏冠贤、孙敏共同偿还刘亦伟货款36057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13日起以36057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709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共计9129元，由魏冠贤、孙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敏提交如下证据：1.昌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企业变更情况》一份，证明2011年4月1日前，孙敏就担任该公司监事；2.2020年11月11日，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渠支行出具的《贷款还款通知单》一份，证明截止到2020年11月11日，魏冠贤在该行仍然存在不良信用贷款的事实；3.昌邑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6执恢26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人民法院查封了魏冠贤的银行账户，其在此后对外付款和结算中，不再使用本人银行卡，而是借用他人名义进行；4.2015年10月9日，淄博康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彬出具给魏冠贤《王彬与魏冠贤棉布货款明细证明》，证明魏冠贤与王彬自2011年开始进行布匹贸易，且收款账号是盛兆风、李立燕、李林林、魏某。刘亦伟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孙敏自2017年7月成为旅行社股东及法人代表，且该证据无法证明孙敏是旅行社实际经营者；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该通知单如果真实更能说明孙敏、魏冠贤之间的关系；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备案无关联；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根据王彬给另案林效辉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王彬与魏冠贤之间一直有布匹买卖，且货款已结清。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敏提交的证据1，该企业变更情况表加盖了昌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专用章，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孙敏自2011年4月1日前旅行社监事，非旅行社股东；对于证据2，该贷款还款通知单加盖了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刘亦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刘亦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在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570号案件中，当事人林效辉亦持有王彬为其出具的证明，二份证明存在矛盾之处，孙敏也无法提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诉讼中刘亦伟提交的魏冠贤出具的欠条、孙敏多次向刘亦伟付款的明细，一审法院在（2020）鲁0786民初570号案件中调取的孙敏2013年至2017年银行交易明细中的孙敏与刘亦伟之间的转款记录、证人证言、魏冠贤与孙敏的结婚请柬、林效辉之女林雪梅与孙敏的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其主张的魏冠贤、孙敏共同经营、孙敏参与布匹经营业务并负责货款的结算与支付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且一审法院调取的孙敏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自2013年5月9日至2015年6月3日支付的注明为“布款”的141笔、1800余万元，自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6月3日注明为“转存”的536笔、4600余万元，孙敏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银行交易明细中大量进出资金全部来源于旅行社收入，并推翻其收转支布匹款项、参与布匹经营业务的事实，一审据此认定孙敏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刘亦伟与魏冠贤、孙敏间存在的布匹买卖合同关系，魏冠贤、孙敏尚欠刘亦伟360570元货款及利息未支付，该笔债务发生在魏冠贤、孙敏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孙敏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孙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孙敏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孙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9元，由上诉人孙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李金桦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