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1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雪珍，女，194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亚珍，女，195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操志斌（特别授权代理），上海汇业（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9号。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志浩，男，195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原审第三人徐彩珍，女，195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原审第三人徐亚园，女，196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徐雪珍、徐亚珍因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资规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的（2020）浙02行初5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3月4日，原鄞县人民政府发布鄞政发[2001]29号《鄞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宅基地登记的通告》，决定在全鄞县范围内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工作。2002年底，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现土地登记职权已由被告继续行使）向第三人徐志浩颁发鄞（宅）集（2002）字第41-8464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第三人徐亚珍的丈夫曹国良在云龙镇冠英村的房屋于2001年全县农村大规模宅基地登记发证期间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第三人徐志浩、徐彩珍在审理中均陈述第三人徐彩珍在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办好后当场拿给原告徐雪珍看过。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鄞县人民政府于2001年发布鄞政发［2001］29号《鄞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宅基地登记的通告》，并在全县各村组织实施。在2001年后的几年间，原鄞县农村普遍进行宅基地的大规模登记发证，对原鄞县范围内房屋土地在当时需要登记发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告徐雪珍一直居住生活在原鄞县××镇××村，对当时全县农村大规模宅基地登记发证的事实理应知晓，且第三人徐志浩、徐彩珍均陈述第三人徐彩珍在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办好后就拿给原告徐雪珍看过，结合涉案房屋长期由第三人徐志浩管理、修缮、出租、收益等情况，原告徐雪珍姐妹兄弟长期以来素有交往却均未有人提出异议等事实，本案应认定原告徐雪珍早在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到第三人徐志浩名下时就已经知道了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的内容。原告徐雪珍至2019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徐雪珍认为其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和理由，不合逻辑，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雪珍的起诉。徐雪珍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宁波资规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未尽审查义务，程序违法。（一）涉诉宅基地上的房屋系上诉人父母及上诉人徐雪珍、第三人徐彩珍共有，该事实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二）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尽审查义务，程序违法。二、上诉人徐雪珍起诉未过起诉期限。（一）上诉人于2019年9月得知涉案土地可能被登记在徐志浩的名下，质问徐志浩未得答复。上诉人经查询确认涉案土地被登记在徐志浩的名下，于同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本案时效没有超过，符合起诉条件。（二）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作出案涉的具体行政行为曾告知上诉人或依法进行公告，上诉人对案涉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直不知情。（三）一审法院认定政府发布的《鄞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农村开展宅基地登记的通告》（鄞政发[2001]29号）（以下简称29号文件）众所周知与事实不符。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知晓政府颁发的所有公告，过于严苛，也有悖中国国情。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徐雪珍及远在香港的徐亚珍，二人对政府发布的文件均不知情。事实是上诉人自己所在的冠英村说宅基地可以去登记办证，上诉人就去了。且案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及唯一性，即指被上诉人将案涉宅基地登记至徐志浩名下的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与政府发布文件并不能划等号。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知悉上述29号文件就应当知道案涉具体行政行为无任何依据。（四）徐雪珍居住在冠英村，涉诉房屋位于前徐村，虽然两村都在鄞州区但并不是同一个村，以前交通不发达，家庭没有汽车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兄弟姐妹之间虽有来往，但不能等同于上诉人知晓徐志浩所做的任何事情。徐志浩是利益相对人，其和徐彩珍关系较好，二人陈述案涉宅基地做出证时就曾拿给上诉人看，属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也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当时就已知晓涉诉宅基地登记行为没有任何依据。（五）上诉人徐亚珍从上世纪80年代就长期工作并居住在香港，丈夫曹国良1978年就到香港工作，在父母在世时，徐亚珍每年回宁波探亲一次，父母去世后到2015年很少来宁波，有时甚至几年才回来一次。对于涉案没有依法定程序公告的被诉土地登记行为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一审法院认定徐亚珍应该知晓涉诉宅基地登记行为没有任何依据。（六）关于案涉房屋由徐志浩管理、修缮、出租、收益，上诉人及徐亚珍也是顾念兄弟姐妹之情，同时考虑到案涉房屋需要管理维护，肯定需要支出，出租收益可以折抵管理修缮费用。同意由徐志浩管理、修缮、出租、收益，但不代表上诉人放弃继承，也无法得出上诉人知晓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另外，上诉人多年来一直在尽赡养父母的义务。上诉人徐亚珍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异地不能常来看望，但经济上一直在支付赡养费。（七）上诉人自己冠英村的宅基地申请登记发证，不等于上诉人知晓整个鄞州区范围内包括前徐村的宅基地都在登记发证。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知道前徐村宅基地在登记发证，因案涉房屋是父母及徐雪珍、徐彩珍共有的房屋，上诉人也不会想到会被登记在徐志浩名下。因此，更不能推断出上诉人知晓位于前徐村的房屋及宅基地被登记到徐志浩的名下。以整个鄞州区范围内宅基地登记发证众所周知推定上诉人知晓上述房屋被登记到徐志浩名下，只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依据。本案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庭前质证时，原审第三人徐彩珍、徐亚园的两位特别授权的代理律师参加质证，所有观点、意见、建议同徐志浩如出一辙。徐彩珍、徐亚园述称没有聘请律师、不认识所涉律师，也没有向相关律所支付过任何费用。一审法院对此只字未提。一审法院在公开质证时全程只有一名法官到场，质证通知和裁定书中是三名法官。综观裁定书，一审法院已经就涉案实体进行审查却未开庭审理。上述人对一审法院行为的公正性持合理怀疑态度。综上，根据《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五条“……符合登记要求的，应当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固定场所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为十日……”的规定，被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及未依法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公告是上诉人无法得知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承担程序甚至实体利益缺失的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徐亚珍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与徐雪珍一致。宁波资规局及徐志浩、徐利珍、徐亚园均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应为上诉人徐雪珍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经查，从现有的证据看，双方均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何时知道被诉的登记行为，在此情形下，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产生活经验，来推定徐雪珍何时应当知道被诉的登记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原鄞县人民政府2001年发布的29号文件表明，从2001年开始，原鄞县农村普遍进行宅基地的大规模登记发证的组织实施工作。因此，原鄞县范围内房屋土地登记发证应是当地群众众所周知的事实。徐雪珍一直居住生活在原鄞县××镇××村，而被诉登记行为所涉的房屋在云龙镇前徐村，故徐雪珍对当时全县范围内农村大规模宅基地登记发证的事实应是知晓的，且另一上诉人徐亚珍的丈夫曹国良在冠英村的房屋当时也进行了登记，再结合中国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及涉案房屋长期由被上诉人徐志浩管理、修缮、出租、收益以及本案两上诉人的姐姐原审第三人徐彩珍“2003年左右涉案土地权属证书办好后，其确实拿给徐雪珍查看过，但并未告知徐亚珍和徐亚园”的陈述等情况，可以推定徐雪珍在被诉登记行为发生之时的2002年底就已知道被诉登记行为。据被诉登记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徐雪珍直到2019年才提起本案之诉，显然已超过了上述“最长不超过2年”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徐雪珍的起诉正确，但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指正。徐雪珍、徐亚珍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马惟菁审 判 员 沈 妙审 判 员 王富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代书记员 陈 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