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3534号原告：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514号2单元2001室。法定代表人：刘秀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牧，男，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海南牧迪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华路122号海外装饰大厦A座8楼。法定代表人：徐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赟，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花园别墅42、43号楼及地下室的1幢宁泰广场写字楼19层04单元。主要负责人：刘涛，经理。上述2名当事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男，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原告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泰新公司）、原告孙牧与被告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外公司）、第三人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肃泰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原告孙牧、被告深海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赟、被告深海外公司及第三人天津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肃泰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居间、咨询服务费1151300元；2.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第1笔应付款项575000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75109元（按照年利率4.75%计算）；3.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第2笔应付款项576300元自2017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58168元（按照年利率4.75%计算）；4.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因追索居间、咨询服务费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175030元（包含律师费160000元、公证费用5030元，以及差旅费、通信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10000元）；5.全部诉讼费用由深海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底，甘肃泰新公司的代理人孙牧经朋友介绍与天津分公司接洽，介绍深海外公司与北京天恒致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公司）合作，承接天恒公司的多个房地产项目的精装修工程事宜；天津分公司的负责人王利明代表深海外公司口头委托孙牧作为天津分公司的副总（由天津分公司给孙牧提供了名片），争取机会承接天恒公司开发项目的精装修工程；孙牧主要的委托、咨询工作完成情况为，一是斡旋让深海外公司进入天恒公司合格装修单位短名单（至关重要），二是深海外公司第1个参与投标项目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天恒公园懿府项目一期工程的精装修（深海外公司的报价过高未中标），三是深海外公司的第2个参与投标项目——即本案诉争标的项目，位于大兴区星光影视城西侧的西红门天恒世界集商住楼项目—5号楼项目；鉴于第1次投标未中的情况，孙牧安排4位专家做了海量的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询价并帮助调整标书，最终中标，孙牧委托工作完成；深海外公司对孙牧委托工作完成的确认以及对于委托、咨询合同履行地的确认情况为，一是《咨询服务合同》属于对甘肃泰新公司以及孙牧委托工作完成的确认，二是《咨询服务合同》在北京签订并履行，因为工程邀请招标定向发包的话语权掌握在天恒公司一方，委托人必须在北京做通天恒公司的工作，才能促成双方的合作关系，北京是建筑大市场也是建材大市场，是全国最集中的建材批发地之一，建材价格是公允的，北京各建筑商所用建材主要在京采购，天恒公司要求深海外公司投标中涉及的材料封样由孙牧团队材料经理张兴加负责完成，询价也由张兴加完成，预算由本团队郑长新完成，以上工作均在北京完成；深海外公司2次拟支付咨询服务费未果。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咨询服务合同关系真实有效，孙牧已经适当、审慎履行了合同义务，有效促成了深海外公司承揽天恒公司的装修工程且工程双方早已结算完毕，深海外公司拖欠委托服务费属于根本违约行为，且其拖欠行为直接导致了受托方的贷款利息、律师费、追索费用等直接损失；据此，请求判如所请。深海外公司辩称，不同意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甘肃泰新公司原按照居间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案由错误；众所周知，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须向居间人给付约定报酬的协议；居间人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中既非当事人，亦非任何一方的代理人，而是中间媒介人；根据甘肃泰新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表述可知，甘肃泰新公司并非中间媒介人，而是由其工作人员孙牧（后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以深海外公司下设天津分公司的副总身份参与项目，由此可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居间服务法律关系，因此甘肃泰新公司的起诉案由错误。第二，即使按照甘肃泰新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变更的案由委托合同纠纷，甘肃泰新公司、孙牧据以提出诉讼请求的《咨询服务合同》并未生效；该合同第8.1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而该合同乙方处仅有王利明签字，并未加盖乙方公司公章，因此，该《咨询服务合同》未生效，甘肃泰新公司、孙牧无权要求深海外公司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款项，故应驳回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诉讼请求。第三，深海外公司系通过公开招投标承接到本案案涉施工项目，并非系甘肃泰新公司或孙牧居间介绍。第四，甘肃泰新公司、孙牧要求深海外公司承担责任，但在诉争未生效《咨询服务合同》中，合同主体是天津分公司，即便认定需要承担责任，应首先由天津分公司承担责任，在天津分公司无法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由总公司即深海外公司承担责任。第五，对于公证费用，在本案庭审中，深海外公司对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提交的证据已经核实过了，甘肃泰新公司、孙牧没有必要进行公证，且公证费用系孙牧支付，与本案中未生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甘肃泰新公司没有关系；第五，涉案《咨询服务合同》并不是委托合同。第六，孙牧起诉要求深海外公司支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款项需要支付也应该向合同相对方甘肃泰新公司支付，孙牧仅是授权代理人、代为签字的角色，孙牧代表的是甘肃泰新公司，如果甘肃泰新公司要转让合同权利义务也需要经过合同相对方同意。天津分公司述称，天津分公司系深海外公司的分支机构，主要答辩意见与深海外公司意见一致；涉案《咨询服务合同》不是天津分公司签订的，没有加盖天津分公司公章，天津分公司实体上已经在2016年年底就撤销了，但是工商注册还在，主要负责人王利明后来离职了；对于天津分公司实体撤销时间与王利明离职时间的先后不确定；深海外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写明了王利明的任免情况；对于公证费用的意见与深海外公司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8日（此为甘肃泰新公司落款时间），甘肃泰新公司（甲方，合同抬头写明甲方为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合同书抬头载明签约地点为北京，签约时间为2016年3月；就工作内容，合同书第一条载明：“1.1甲方向乙方推荐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总装修面积28200.34平方米），并协助乙方签下该项目，合同额为人民币28782584.15元（以项目最后结算金额为准）。1.2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甲方对乙方的资产、负债、人员及其他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协助乙方同北京天恒置业公司进行沟通与谈判，最终确定项目方案。1.3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与北京天恒置业签订的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合同额为人民币28782584.15元）系在甲方的努力下促成的”；关于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书第二条载明：“2.1甲方应本着勤勉尽职、客户至上的原则，为乙方提供服务。2.2向乙方收取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就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书第三条载明：“3.1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料。3.2对甲方提交的方案及时进行研究和决策。3.3乙方应依据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用”；就费用及支付，合同书第四条载明：“4.1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甲方应收的咨询服务费用为本合同金额的4%，按本合同签订金额（人民币28782584.15元）计算，本合同项下甲方应收的咨询服务费用为金额为人民币11513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壹千叁佰圆整）。4.2乙方应当在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人民币28782584.15元）签订后，业主支付乙方第一笔工程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费用的一半（即约人民币575000元），业主支付乙方第二笔工程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费用的剩余部分”；关于其他事项，双方在合同书第八条约定：“8.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在合同书甲方落款处写明系甘肃泰新公司，并加盖甘肃泰新公司公章，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由孙牧签字确认，注明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在合同书乙方落款处写明系天津分公司，未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等印章，在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由王利明签字确认，未填写日期。就上述合同书落款王利明签字的日期，孙牧陈述称签订合同时王利明系天津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合同上王利明的签字系在孙牧签字之前，合同抬头时间与落款时间相差1年多是因为在投标之前就做了合同书，但是对合同价款没有填写，在中标之后签订了该份合同书；就上述合同，深海外公司抗辩称对该份合同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合同书未加盖公章，按照合同约定，该份合同未生效，对孙牧所陈述称王利明签字系在孙牧签字之前不予认可，王利明的签字至少是在孙牧签字之后；就上述合同书，天津分公司抗辩称该份合同没有盖章就没有生效，王利明的签字应该是在王利明离职之后补签的。关于孙牧与甘肃泰新公司之间关系，孙牧、甘肃泰新公司陈述称，孙牧本打算直接和天津分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天津分公司是国有企业，按要求不能和个人签订合同，所以孙牧借用甘肃泰新公司的名义与天津分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实际履行上也是孙牧在履行；原系由甘肃泰新公司作为原告对深海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孙牧要求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孙牧申请，追加天津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甘肃泰新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变更当事人同意函》；该《情况说明》载明：“一、《咨询服务合同》实际上只是居间人与委托人之间口头居间合同的确认/佐证，也是委托人拟支付居间费之证据：1.《咨询服务合同》4.1项下中标价的出现即可证明是事后确认合同关系的文件；2.乙方（委托人）代理人王利明先签字，即证明此文件系委托人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二、《咨询服务合同》居间人全部义务系孙牧及其团队独立完成的：1.全案证据全部指向孙牧为实际居间人，且系唯一的居间人；2.我司在《咨询服务合同》上签章，系应孙牧要求，为方便委托人——合同乙方支付居间费”；在《变更当事人同意函》中载明：“鉴于涉案《咨询服务合同》项下甲方的权利、义务均系孙牧实际享有和负担，合同项下甲方实际工作均由孙牧团队完成，所以我司同意孙牧为本次诉讼原告或者共同原告，并享有和承担本次诉讼项下全部利益、义务”；本案中，原系由甘肃泰新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深海外公司向甘肃泰新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在孙牧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相应款项。为证明孙牧实际完成了《咨询服务合同》所约定工作，其提交了孙牧与深海外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如王利明、张智强等）的邮件往来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孙牧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材料，孙牧于2020年1月15日向北京市国信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北京市国信公证处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公证书；孙牧支出公证费5030元。关于涉案《咨询服务合同》是否生效问题，深海外公司陈述称，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第8.1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天津分公司没有在合同书中盖章即表示天津分公司没有最终认可该份合同，所以该份合同没有生效，且在孙牧所提交的孙牧与张智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可以显示天津分公司没有最终认可合同，双方还在协商的过程中，孙牧也是明知该合同书没有最终盖章而生效（例如在2017年7月28日下午4时28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张总你好，手续办下来了吗？”，在2017年8月8日下午8时14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张总你好，公司咨询合同手续是不是差不多了？”，在2017年8月16日下午12时14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协议不签，钱至今一分未付！你说该怎么办？”）；天津分公司认可深海外公司的意见，亦表示根据孙牧提交的聊天记录恰好显示了合同双方对合同内容没有达成一致，还在洽商过程中；对此，孙牧表示不予认可，《咨询服务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没有最终盖章是深海外公司的失误，通过双方之间往来的邮件可以证明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已经完成且深海外公司已经实际接受了相关服务；同时，孙牧陈述称，根据所提交的其与张智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7年7月17日，孙牧即向张智强发送了由王利明签字后的合同书扫描版本，可以证明涉案合同系由王利明先行签字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方先是以居间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后经本院释明后，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其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不得将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即在本案中，经审查，诉争法律关系显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规定，经释明后，原告方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了其认为最接近的有名合同——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并确定相应案由，在此情况下，本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有两点，一是诉争《咨询服务合同》是否生效；二是孙牧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且请求深海外公司直接向孙牧给付款项是否具有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经形式审查，诉争《咨询服务合同》系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所签订，在合同中“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双方均签字，并加盖甘肃泰新公司公章，但未加盖天津分公司公章；对于合同书中8.1条之约定，即“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的理解，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对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孙牧所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孙牧完成了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天津分公司接受了孙牧的工作成果，且该份合同书经双方签字，故诉争《咨询服务合同》已成立。第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诉争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在未附生效条件的情况下，诉争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根据合同书第8.1条之约定，虽然该条款的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加盖公章后合同生效，即加盖公章系合同生效的条件，但考虑到诉争合同属于事后确认的补签合同，并非在委托的工作成果开始之前对双方之间需要完成委托事项、应得款项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协议书，此时若按照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为附生效条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故对该条款不应理解为附生效条件的条款，而应理解为合同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因一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另一方面，诉争《咨询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对受托人（接受服务一方）应获得必要费用（咨询服务费用）的结算确认，该结算确认结果需以天津分公司盖章确认为生效要件。据此，本院认定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所成立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因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故合同成立，属合法有效；但对《咨询服务合同》中所确定咨询服务费用1151300元，因天津分公司未盖章确认，故本院认定合同双方未对该款项结算达成合意。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为合同纠纷，应以合同相对方为本案当事人；涉案合同的订立双方为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应由双方根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或由所在总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虽然涉案工作系由孙牧带领团队完成，但孙牧并非合同相对人，系孙牧以甘肃泰新公司名义与天津分公司订立合同，故应以甘肃泰新公司名义根据合同约定向天津分公司等主张权利，孙牧作为本案共同原告且直接请求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款项欠妥，即使孙牧基于其实际完成工作的事实主张款项，亦应在甘肃泰新公司向天津分公司等民事主体主张权利后，依据其与甘肃泰新公司之间关系另行解决，故对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共同请求深海外公司直接向孙牧给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需指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诉争合同关系涉及各项权利及义务，且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系按照委托合同纠纷主张权利，而委托合同具有人合性特点，故在未经天津分公司等同意的情况下，甘肃泰新公司不宜单方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综上所述，对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争议方可在确定正确的诉讼主体及相应请求后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孙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孙牧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