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敬坦，男，196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可强，男，198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广，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方，男，196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民，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敬坦、蔡可强因与被上诉人张军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20）冀0132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敬坦、蔡可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广、被上诉人张军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可强、蔡敬坦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将本案诉讼案由定为租赁合同纠纷，而本案在审理时，并未涉及租赁合同主体的审查，通过庭审，被上诉人认为租赁合同主体为上诉人，而上诉人对自己是租赁合同相对方不予认可。上诉人并实际向被上诉人披露租赁合同主体是山东欣荣公司，上诉人蔡可强在2014年11月29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中也落款了实际业务主体欣荣公司。对于出租方是否为被上诉人张军方，也未提供证据其对涉案场地享有租赁权，能够作为享有租赁产生收益的主体，双方对租赁合同主体均未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是租赁合同相对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案件审理中，涉及到垫付款项追偿，对于被上诉人并未证实该垫付款向谁支付，代替谁垫付的证据，再确认垫付款的垫付对象后才享有追偿权。3、本案中涉案款项均应予确认相对方，才能享有主张权益和主张相对主体，而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中均未对此审查。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审理判决时，“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9条、第161条的规定，裁定如下”所依照的159、16条款均属于买卖合同专属条款。本案是租赁合同条款，应当以租赁合同条款或者通用条款作为裁判依据，同时，一审法院出具判决书判决内容，做出的是裁定如下，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三、认定证据与庭审内容不一致。1、一审法院在审理认定时，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申请证人作证时未提出异议，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错误。在原庭审笔录中及判决书中，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明确说明不认可，该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全部内容进行了质证，不予认可。而一审法院却片面的认定上诉人未否认诉讼时效部分，属于片面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错误。2、证人张某1在庭审时，明确说明就涉案业务“没去山东找过蔡可强”（庭审笔录第7页），证人张某2证实去微山找过老蔡，而并未证实去找过蔡可强。对于诉讼时效问题，两证人均明确的证实，期间未向蔡可强主张过权利。自欠条出具后，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向蔡可强主张权利的证据，蔡可强在答辩及质证期间均提出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蔡可强未否认诉讼时效判令蔡可强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被上诉人提供的是2016年2月份的转账记录，至其起诉提交的2020年1月份的电话录音，该期间已实际超出诉讼时效。4、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张某3（与被上诉人父子关系）、张某1（被上诉人是张某1配偶的姑父）、两证人均与被上诉人存在至亲的亲属关系，其证明内容有明确的偏袒性，而且其当庭未指认出到庭的被告蔡敬坦就是其到山东要账得老蔡。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两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被上诉人亦不能提出其他证据加以证实其观点。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判决，显然证据不足。5、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欠条出具时在场人张某4的书面证词，证实该业务是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的业务，蔡可强、蔡敬坦仅是公司派遣的业务人员。而证人张某4也是被上诉人方所申请的出庭作证证人。张某4在2015年2月份代替被上诉人领取的承兑汇票，被上诉人也实际扣减。因此，张某4的证人证言能够明确反映案件事实，因是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请求法庭依法通知证人到庭作证。6、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的证明证实了业务是公司业务，两上诉人仅是公司委派业务人员，其个人与该业务无关。同时，公司也提交了向蔡可强发放工资的相关证明。该组证据不仅提供了单位的相应的证明，单位和法定代表人均盖章认可，同时提交了单位营业执照，足以证实证据的真实性。而一审法院以法定代表人未签字否定该证据真实性，显然不适，明显偏袒偏护一方当事人。7、2014年11月蔡可强出具的欠条中，明确注明“欣荣公司”字样，并且蔡可强最终也未落款有“欠款人”字样，而是出具的“欣荣公司、蔡可强”的落款，该组证据仅是蔡可强所书写的具有欠款内容的证明条，不能推定为欠款人是蔡可强。被上诉人方持有借条至今，对借条出具时及出具后借条内容记载内容明确，而一直未提出异议，说明被上诉人明知该业务是上诉人受公司委托所洽谈，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也证实蔡可强只是出条。一审法院判决书中未作出任何阐明，判决蔡可强承担责任的依据。仅凭被上诉人庭审否认而推翻本案主要证据的记载内容，被上诉人也未对该记载内容予以解释。8、2020年1月份电话录音：该录音中蔡敬坦并未认可该业务是个人行为，因其是公司该笔业务具体经办人针对被上诉人的催要行为，其对该业务的陈述是代表公司做出的承诺，而不能认定为个人行为，双方电话中也未具体提及到欠款数额、所拖欠的款项业务是个人业务。同时，欠条并未有蔡敬坦的签字，也不能证实该业务是蔡敬坦个人所为。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确认蔡敬坦个人对该业务承担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主观推断认定是个人业务，与事实不符。9、通过法庭审理结合证据已明确涉案款项中包含垫付运费和场地租赁费两部分，上诉人也提供了部分垫付费用的发票、是山东欣荣公司业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既未查清蔡可强和蔡敬坦之间的关系，也未审理查明涉案租赁合同相对主体，对两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未予说明认定依据，直接确认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违背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客观公正审理本案。 张军方答辩称，本案的纠纷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之间所发生，与上诉人所称的其他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军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汽车运费、场地租赁费共计8919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9日，被告蔡可强为原告张军方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军方运费1703970元，场地费87990元，合计1791960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壹仟玖佰陆拾，12月30日付清，欣荣公司蔡可强，2014年11月29日，证明人张某4。”2016年2月5日，被告蔡敬坦向原告张军方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被告蔡敬坦、蔡可强称其与原告之间的行为均是受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指派，并非其个人行为，为此提交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证明、银行回执单、转账记录等予以证实，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与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无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关于被告蔡可强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告申请证人张某1、张某3出庭证实，其二人曾替原告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到山东主张债权，二被告并未对此行为予以否认；且2020年1月12日原告张军方与被告蔡敬坦通话录音，证实被告蔡敬坦承认所欠原告诉请的资金，同时也承诺不会赖账，在资金充足时，给付原告，故本案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对欠款金额无异议，争议焦点集中在二被告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原告张军方认为被告蔡敬坦、蔡可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有欠条、证人出庭证言、原告张军方与被告蔡敬坦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且在蔡可强出具欠条时，并没有出具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能证明其职务行为的其他证据，故二被告的行为应为个人行为。被告蔡敬坦、蔡可强虽然提交了2020年6月12日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称被告蔡敬坦、蔡可强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但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在原告张军方与被告蔡敬坦的通话录音中，被告蔡敬坦并没有说明本案欠款是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承担，而是认可该欠款，承诺其本人不会赖账，在资金充足时归还；该证明的内容与被告蔡敬坦在通话中陈述的事实不一致，且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本案中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故原告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蔡敬坦、蔡可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张军方汽车运费、场地租赁费8919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60元，由被告蔡敬坦、蔡可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蔡敬坦、蔡可强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1、营业执照、股东持股查询；2、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6民初2735号民事调解书；证据一用于证明蔡敬坦、刘新荣为夫妻，山东欣荣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荣公司”）和山东瑞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通公司”）是蔡敬坦夫妇的私人企业。 证据二、1、原料煤采购合同；2、增值税专用发票；3、付款申请单、电子回单；4、电子回单（张军方、解江丽），证据二用于证明签订原料煤采购合同，向陕西供煤方付煤款以及向张军方经营煤场付运费、场地费，均是瑞通公司、欣荣公司完成。 证据三、1、工资表（蔡可强）；2、报销凭证（蔡可强），证据三用于证明蔡可强是欣荣公司、瑞通公司的员工。 被上诉人张军方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第一，不是新证据。第二，证据的内容均与本案无关，缺乏关联性，由于双方之间所发生的业务系自然人之间所形成，因此与上诉人的公司毫无联系，上诉人从何公司购煤以及购煤的款项如何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所欠付被上诉人的租赁费以及垫付的运费由何人支付，也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所收到的款项均视为二上诉人所支付。上诉人的报销凭证，并没有记载有姓名的车票或其他凭证而只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不能证明这些费用的去向以及实际的使用人，正如上诉人自己所声称的其公司为其家庭个人公司，而二上诉人之间又系叔侄关系，那么其提供证据的可信度不够，到目前为止上诉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实是被上诉人与其他公司之间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是双方自然人之间所发生，与上诉人的公司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对于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可以证实欣荣公司、瑞通公司为蔡敬坦夫妻的私人企业；证据二可以证实欣荣公司的业务情况，但未显示欣荣公司与张军方存在合同关系；对于转账电子回单，因欣荣公司、瑞通公司均是蔡敬坦夫妻的私人企业，不能排除二公司代蔡敬坦付款的可能，不足以证实是张军方与欣荣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对于证据三，可以证实蔡可强是公司员工，但不能证实蔡可强向张军方出具欠条与欣荣公司业务有关。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被上诉人张军方一审起诉称二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的煤场经营煤炭，双方系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当事人进行口头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蔡可强出具的欠条，可以证实蔡可强欠付张军方运费及场地费的事实，说明蔡可强对欠款事实无异议。根据2016年2月5日蔡敬坦向张军方转款的事实以及2020年1月12日张军方与蔡敬坦的通话录音的内容，证明蔡敬坦承认欠付张军方款项的事实。基于上述事实，被上诉人一审请求二上诉人支付运费、场地费，应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妥。二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的主张，称从未与上诉人发生个人业务，涉案纠纷是欣荣公司发生的业务。欠条上虽载明“欣荣公司蔡可强”，但欣荣公司处未加盖欣荣公司的公章，且二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系欣荣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故不能证实其主张；另外，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欣荣公司的证明，根据二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欣荣公司营业执照及持股查询等证据，可知欣荣公司系蔡敬坦夫妻的私人企业，而蔡可强与蔡敬坦系叔侄关系，鉴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及利害关系，故对欣荣公司出具的证明，原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妥。综上，二上诉人称是欣荣公司发生的业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二上诉人所诉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2020年1月12日，张军方与蔡敬坦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蔡敬坦一直是认可欠款事实，同时承诺不会赖账，在资金充足时给付，故原审认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蔡敬坦、蔡可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0元，由上诉人蔡敬坦、蔡可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洁 审判员 陈爱民 审判员 宋广道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