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1910号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13层1305、1306、1307、1308、1310、1311室。法定代表人：石金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昊，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前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祥泰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镇王街村北880米。法定代表人：杜振东，总经理。被告：杜振东，男，198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被告：孙文正，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花交易市场）与被告山东祥泰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泰公司）、被告杜振东、被告孙文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文潇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28日、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棉花交易市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吴文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棉花交易市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祥泰公司赔偿原告合同款3310000元，支付自2016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杜振东、被告孙文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2日,原告与祥泰公司签订《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祥泰公司成为原告平台的交易商,具有在交易市场办理相关交易业务的资格。2016年6月21日、6月28日，祥泰公司通过原告交易平台竞拍国家储备棉8批次共计344.723吨（以下简称涉案棉花）。祥泰公司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签订《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2016年11月24日,祥泰公司与原告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原告向祥泰公司购买涉案棉花,原告向祥泰公司支付货款3310000元。实质上原告向祥泰公司提供融资质押服务,原告代替祥泰公司向中储棉支付涉案棉花货款,涉案棉花质押在嘉祥县华强棉花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棉花公司）的仓库内（该仓库亦是原告指定交割监管仓库）,祥泰公司应当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涉案棉花的回购以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李富强系华强棉花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控制人。2016年12月,涉案棉花丢失,原告于2016年12月4日向嘉祥县公安局报案,2018年12月3日,嘉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嘉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富强以华强棉花公司的名义与厦门国贸公司、棉花交易市场公司、中储棉花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或合作协议,为三被害公司提供仓储服务,又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或借用的济宁久益、山东祥泰、山东永润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害公司签订代理拍储协议、融资质押协议或棉花购销合同,由三被害公司提供融资购买被告人李富强指定批号的棉花,且涉案棉花此前即存放在华强棉花公司仓库或者购买后被推荐存放至华强棉花公司仓库,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李富强向三被害公司隐瞒了华强棉花公司(棉花仓库)与嘉祥汇海、济宁淇威、济宁久益、山东永泰、山东永润公司存在的实际关联关系,违反了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代理购买合作协议、融资协议中的交易公司与棉花储存仓库存在关联关系应进行报备的约定,致使被告人李富强获得了绕开三被害公司的指示或授权而私自处置库存棉花的便利。之后,被告人李富强在仓储期间违反相关仓储保管合同、仓库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未收到三被害公司开具的出库单或获得同意的情况下,陆续将三被害公司的涉案库存棉花私自销售,并采取将棉花空心码垛等方式应对被害公司工作人员查验,且至今未将销售货款支付给三被害公司,应认定被告人李富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李富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2019年4月19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鲁08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判决。2016年9月20日,祥泰公司将涉案棉花转卖给李富强实际控制的济宁淇威棉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淇威公司）。综上所述,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棉花购销合同》,骗取原告的财物,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而祥泰公司在将涉案棉花质押融资给原告后,又将涉案棉花出卖给了李富强,使得原告无法达到合同目的,最终使原告损失了合同款。而祥泰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杜振东作为祥泰公司的股东,孙文正作为祥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当对祥泰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三被告的答辩意见为：原告现在主张与祥泰公司之间存在融资质押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根据原告平台的交易规则，祥泰公司购买涉案棉花，是与银行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向银行进行融资，祥泰公司将涉案棉花质押给银行，银行是质押权人，祥泰公司与银行形成融资质押法律关系，即不可能再与原告形成质押法律关系。同时，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也是认定银行向祥泰公司提供的融资质押服务。仓单中亦是载明祥泰公司是向银行进行融资质押。现原告虽然主张与祥泰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其向祥泰公司主张的并非违约责任，而是侵权责任，其请求权基础互相矛盾。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涉案棉花的331万元损失已经要求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李富强负责向原告进行退赔，原告就已经认定的退赔部分还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因李富强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相应的损失，与祥泰公司无关。如果按照原告所主张的三被告与李富强串通、合谋骗取棉花款，在刑事案件中即会认定三被告系刑事案件中的共犯，但刑事判决并未作出该认定。即使是祥泰公司为李富强代拍棉花，代拍棉花也是市场行为，代拍行为本身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且并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祥泰公司将合同章、空白合同、空白介绍信出借给李富强的事实。祥泰公司同时认为涉案棉花并不存在代拍行为，刑事判决认定有误。购买涉案棉花的首付款是祥泰公司自筹资金，且2016年9月20日祥泰公司欲将涉案棉花出售给济宁淇威公司，目的也是为了尽快出售棉花，向银行偿还融资款。如果是祥泰公司是帮李富强代拍棉花，即无需祥泰公司再将涉案棉花出售给李富强控制的济宁淇威公司。且虽然祥泰公司与济宁淇威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合同实际并未履行，济宁淇威公司未向祥泰公司支付棉花款，涉案棉花也被李富强盗卖给其他公司和个人。同时，杜振东和孙文正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上述意见，在祥泰公司对原告不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杜振东作为祥泰公司的一人股东，亦无需承担责任。原告作为涉案棉花的监管人，疏于监管，对于涉案棉花的丢失负有重大过错，且原告已经投保并已经获得了相应的理赔。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对于当事人予以认可的证据，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本案的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作出如下认定：一、涉案棉花交易的情况2016年6月21日，中储棉作为出卖人，祥泰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CT201606200250《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50号合同），约定祥泰公司购买涉案棉花（具体为：捆号27240213081数量173.186吨），货款总金额为2213317.08元，涉案棉花的存储仓库为华强公司仓库。出库单载明上述捆号对应的棉花批号为65384131009、65018131031、65176131002、65025131051。2016年6月23日，祥泰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棉花交易市场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以下简称6月23日《棉花购销合同》），约定：1、甲方同意将涉案棉花销售给乙方。甲方将棉花送达乙方指定仓库（华强公司仓库），并由指定仓库出具《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商品棉仓单》（以下简称《仓单》）所记载的商品棉为准。2、甲方依据本合同约定销售给乙方的商品棉，应在本合同签订前存入乙方指定仓库，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将棉花存入指定仓库即视为交付，自乙方首次支付货款之日起，货权即转归乙方所有。3、甲方将标的棉花送达乙方指定仓库，指定仓库根据公证检验结果或棉花出厂检验结果生成《仓单》后交甲方签字盖章，然后由甲方交乙方，乙方以《仓单》有关指标为结算依据。4、第一期付款：乙方向甲方的第一期给付的货款金额为260万元。第二期付款，如果甲方按合同约定完成回购，则甲方退还乙方第一期付款并支付乙方本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乙方无需进行第二期付款。如果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回购，第二次付款金额为该《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或其他商品棉交易平台交易成功后的实际成交价款扣除第一期付款及相关费用后的全部款项，余额作为第二次付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前述所称相关费用是指棉花存放在指定仓库的入库费、报关费、保险费等，以及交易、交割手续费、服务费以及第一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等相关费用，以上费用均由甲方负担。服务费为：自乙方依据棉花购销合同将第一期货款支付给甲方之日起算，甲方在3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的2‰收取服务费；甲方在超过30天不满6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3‰；甲方在超过60天不满9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4‰；甲方超过90天完成回购的，每超过30天，乙方按提供甲方的1.5‰加收服务费，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第一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5、乙方承诺在第一期货款付出后，即依本合同委托甲方将《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系统或其他商品棉交易平台预售，甲方必须在收到第一期货款后最长不超过150日内完成交易。6、若存在乙方撤销对甲方的委托情形后，在乙方向甲方发出书面撤销通知后，甲方仍可选择是否进行回购赎回《仓单》，若甲方选择赎回《仓单》，则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出撤销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书面发出赎回申请，并应在3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及支付相关费用，甲方赎回《仓单》后获得货权，本合同终止，双方合同义务消灭。在甲方选择不赎回《仓单》的情形下，乙方有权直接将《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系统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销售。就乙方依据前述方式销售《仓单》所记载的棉花所实现的全部销售款，在扣除乙方“应扣除款项后”，乙方将余款退给甲方，届时，本合同终止。本款所指“应扣除款项”是指依据本合同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第一期货款及甲方应承担的资金占有费、商品棉存放在指定仓库的入库费、保管费、保险费、服务费、交易和交割手续费等。该合同后附祥泰公司签章的《销售棉花清单》，记载的棉花批号包括了前述250号合同项下的涉案棉花及其他合同项下的棉花。棉花交易市场对上述购销合同盖章问题进行的说明为，棉花交易市场在向交易商提交相关合同资料后，只要求交易商提供购销合同的最后一页并附销售清单。祥泰公司在本案中亦主张棉花交易市场让其提供签章页称是了办理融资手续，对于合同的其他的内容祥泰公司不清楚。2016年6月24日，棉花交易市场就250号合同项下的货款2213317.08元向中储棉予以汇款支付。2016年6月28日，中储棉作为出卖人，祥泰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CT201606270204《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4号合同），约定祥泰公司购买涉案棉花（具体为：捆号27240213095，数量171.537吨），货款总金额为2199104.34元，涉案棉花的存储仓库为华强公司仓库。出库单载明上述捆号对应的棉花批号为65192131023、65069131027、65124131069、65192131021。2016年6月29日，祥泰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棉花交易市场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以下简称6月29日《棉花购销合同》），约定的内容除第一期付款金额为387万元外，其他权利义务同6月23日《棉花购销合同》均一致。6月29日《棉花购销合同》中包括了前述204号合同项下的涉案棉花及其他合同项下的棉花。2016年6月30日，棉花交易市场就204号合同项下的货款2199104.34元向中储棉予以汇款。棉花交易市场在庭审中述称，其与祥泰公司订立的两份《棉花购销合同》，实际所形成的系融资质押的法律关系，即祥泰公司将涉案棉花质押给棉花交易市场，由棉花交易市场代其向中储棉支付购买涉案棉花部分费用。棉花交易市场和祥泰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祥泰公司基于涉案棉花的采购所交纳的保证金共计1102421.42元。2016年9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金融街支行）作为甲方（贷款人/质权人）与祥泰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出质人）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合同约定：1、本合同项下借款用途为购买棉花，金额为752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质物交由棉花交易市场（监管人）进行监管并由其向质物所在仓库出具相关已质押凭证。3、乙方满足提款条件后，乙方根据下述情况授权甲方将款项支付至第（1）个指定交易对手账户，即视为甲方的放款义务已经完成。（1）乙方先办妥仓单质押手续后甲方再发放贷款的，且甲方发放贷款前，监管人已将相应金额支付给乙方或代乙方支付的，乙方授权甲方在发放贷款后将款项汇入棉花交易市场的账户内。《出质通知书》中记载的质押货物中包含本案的涉案棉花。在上述《商品融资合同》订立后，工行金融街支行向合同约定的指定账户（即棉花交易市场的账户）汇入款项。2016年10月11日、11月15日、12月1日，棉花交易市场通过其账户向工行金融街支行基于上述《商品融资合同》予以还款，共计还款金额为7569332.63元，还款摘要记载为“山东祥泰还款”。工行金融街支行确认上述《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款项已经清偿完毕，对应质押物的质权亦已经解除。棉花交易市场在庭审中确认祥泰公司对于其向银行进行还款行为并不知情。祥泰公司亦作出从未委托棉花交易市场代其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2016年11月24日，祥泰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棉花交易市场作为买受人（乙方）再次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以下简称11月24日《棉花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商品棉依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及方式销售给乙方。双方同意，甲方销售给乙方的商品棉以甲方交付至乙方指定交割或监管仓库。乙方在《货权转移确认单》出具之日起2日内，将货款支付给甲方，具体金额亦交易商自助管理系统注明数据为准，系统数据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该合同所附《货权转移确认单》中记载的棉花即为涉案的8批次棉花，祥泰公司及棉花交易市场均在该确认单上盖章确认。棉花交易市场的《资金业务审批表》中加载的涉案8批棉花的贷款金额为331万元。棉花交易市场述称，该份合同的订立是基于棉花交易市场已经替祥泰公司偿还了银行贷款，融资金额亦是按照涉案棉花货款的一定比例进行确定。故祥泰公司将尚未偿还货款的涉案棉花再次质押给棉花交易市场。祥泰公司述称，二次质押是棉花交易市场在第一次质押到期前同意二次质押。棉花交易市场和祥泰公司均确认，涉案棉花在丢失前并未完成交割，即祥泰公司并未办理过提取涉案棉花的手续。二、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与本案相关的内容（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中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包括：1、认定的案件事实2016年11月24日，被告人李富强以祥泰公司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以出售祥泰公司竞拍购买的8批次共计344.723吨国储棉的形式，实际由棉花交易市场提供融资质押服务，货权转为棉花交易市场所有。按照相关协议、合同的约定，李富强以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淇威公司的名义，向棉花交易市场支付保证金（首付款）13925419.61元。2016年7月至10月间，李富强在未变更棉花货权、未经棉花交易市场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述棉花中的3131.826吨以嘉祥汇海公司、济宁久益公司、嘉祥焦城棉花公司、华强粮食公司的名义销售给其他公司或个人……上述3145.446吨棉花被私自销售，造成棉花交易市场直接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2、上述认定事实的证据包括：棉花交易市场关于华强库案件所涉业务相关情况的说明、国储棉代理购买合作协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资金服务申请表、融资需求申请书、资金业务审批表、质押申请单、出质通知书、三方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证明济宁久益公司、永润公司、祥泰公司、济宁淇威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的融资质押合作模式。李富强供述，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进行业务，无论合同、协议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以棉花做质押，由棉花交易市场提供融资购买棉花……棉花交易市场收取保证金一览表中的保证金均由李富强安排支付，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是借用这些公司账户走账。3、法院认为，李富强以华强公司的名义与厦门国贸公司、棉花交易市场、中储棉签订仓储保管合同或合作协议，为三被害公司所提供仓储服务，又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或借用济宁久益、祥泰公司、永润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害公司签订代理拍储协议、融资质押协议或棉花购销合同，由三被害公司提供融资购买李富强指定批号的棉花，且涉案棉花此前即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或者购买后被推荐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在此过程中，李富强向三被害公司隐瞒了华强公司与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济宁久益、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存在实际关联关系，违反了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代理购买合作协议、融资协议中的交易公司与棉花储存仓库存在关联关系应进行报备的约定，致使李富强获得了绕开三家被害公司的指示和授权而私自处置库存棉花的便利。之后，李富强在仓储期间违反相关仓储保管合同、仓库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未收到三被害公司开具的出库单或获得同意的情况下，陆续将三被害公司的涉案库存棉花私自销售，并采取将棉花空心码垛等方式应对被害公司工作人员查验，且至今未将销售货款支付给三被害公司，应认定李富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刑事判决认定李富强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责令李富强退赔棉花交易市场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截止至本案庭审结束，棉花交易市场述称，其在上述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向相关法院就退赔事宜提出执行申请，但尚未获得李富强的任何退赔款项。上述合同诈骗案件侦查过程中，李富强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祥泰公司与济宁淇威公司之间的《棉花采购合同》，该合同中涉及了涉案棉花的部分批号。祥泰公司称，因李富强未能支付合同项下的价款，故涉案棉花无法完成交割，故上述《棉花采购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三、审理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件的承办法官出具的《回复函》中称，李富强借用永润公司、祥泰公司的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合同，该陈述系从李富强实施合同诈骗的角度陈述，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借用过程是李富强委托孙文正从中联系，以永润公司、祥泰公司的交易商资格在棉花交易市场竞拍棉花，棉花首付款由李富强承担。本案卷宗材料中未显示有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将合同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等材料或交易市场账户及密码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四、基于包括涉案棉花在内的棉花被盗卖的情形，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其向保险公司的投保行为，已经从保险公司处获赔1080万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书面材料以及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的《回函》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向祥泰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包括：1、祥泰公司存在将其公章、空白签章页提供给李富强使用，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祥泰公司应对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赔偿责任；2、祥泰公司在明知涉案棉花已经质押给原告的情况下，擅自将涉案棉花转卖给李富强实际控制的济宁淇威公司，使原告对质物丧失控制权，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损失；3、杜振东作为祥泰公司的一人股东，孙文正作为祥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祥泰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当事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作出如下认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刑事案件承办法官对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中相关犯罪过程的描述以及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棉花交易市场主张相关合同的签订是祥泰公司实际参与的事实（即相关合同由棉花交易市场向祥泰公司提供，祥泰公司将相关签章页再提供给棉花交易市场）可知，并不存在祥泰公司将其合同章、空白合同书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故棉花交易市场以祥泰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为由向祥泰公司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基础，故不能成立。其次，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内容，涉案棉花实际由李富强擅自处分出卖给第三方，虽然未明确后续购买涉案棉花的具体情况，但生效判决并未认定后续购买涉案棉花的主体与李富强之间存在犯罪共意。同时，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系以其与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但刑事案件中亦未认定祥泰公司在与棉花交易市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综上，现有证据并不能反映祥泰公司与李富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棉花交易市场以此为由要求祥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第三，现刑事判决认定李富强系犯合同诈骗罪，本案所涉合同亦应属于可撤销合同，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所主张的亦未赔偿责任，即可以认定原告亦在涉案合同被撤销的情况下向祥泰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若涉案合同被予以撤销，则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为祥泰公司向棉花交易市场支付融资款损失，而棉花交易市场应向祥泰公司交割涉案棉花，现涉案棉花现已丢失，棉花交易市场已不具备向祥泰公司返还涉案棉花的条件。而从过错责任来看，祥泰公司代拍棉花的行为系其与李富强之间成立委托关系，而上述委托关系又不必然导致涉案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即祥泰公司的代拍行为与棉花交易市场基于涉案棉花丢失所产生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祥泰公司基于涉案合同被予以撤销并不存在过错。而与此同时，涉案棉花在被李富强擅自处分前一直存放在棉花交易市场监管的仓库，棉花交易市场作为涉案棉花的监管人和实际质权人，对于涉案棉花的保管亦负有相应的监管责任，涉案棉花的丢失系与其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疏漏必然存在关联。综合以上认定的事实，在祥泰公司不存在过错，且涉案棉花已不能完成交付，刑事判决亦已确认李富强就涉案棉花负有向棉花交易市场进行退赔的情况下，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其与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向祥泰公司主张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基于祥泰公司无需向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赔偿责任，棉花交易市场亦无权基于其上述主张要求杜振东、孙文正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80元，由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自动放弃上诉的权利。审 判 员  文 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郭锶渊书 记 员  张鲁意书 记 员  陈凯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