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1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民，男，1963年11月21日出生，××族，住海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炳宏，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族，住海安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霞娟，江苏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进，男，1951年9月8日出生，××族，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根，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静荷，女，1955年12月20日出生，××族，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围围，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金达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城东镇石桥村6组。法定代表人：周建民，总经理。上诉人周建民、刘炳宏因与被上诉人章进、刘静荷，原审第三人江苏金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4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建民、刘炳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者查清案件事实后改判章进向两上诉人支付2630293.55元及利息、刘静荷向两上诉人支付870992.5元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却忽略该份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导致错判，案涉补充协议正是基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第三人公司账册，各方本着诚实信任原则才签订这份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协议，各方应当遵照履行。两上诉人基于补充协议及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才在没有公司账册的情况下高价购买股权。刘静荷向法庭提交了其与章进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股金确认单，该份证据亦能佐证股权转让前金达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章进、刘静荷清收，两人按照各50%的份额承担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部分需要通过审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章进向法庭提交的债权债务清单中载明的债务部分应视为双方已经认可，对于超出该清单部分的债务，两上诉人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前债务总额为6531847.34元，无需审计确定。刘静荷已经偿还其中的1759301元；对于债权部分，根据协议约定由两被上诉人收回，且两上诉人并不知晓公司此前的运营状态，所以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刘静荷已经收回债权1237520.25元。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需要审计且将公司账册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两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两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的具体金额，无需通过审计确认。其次，两上诉人系2015年1月30日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15年2月1日正式参与第三人公司的运营，在此之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静兰，后来章进成为继受股东，另一股东为刘静荷，故对于股权转让之前的账册上诉人并不知晓在何处。最后，如前所述，案涉补充协议正是在两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账册的情况下签订。所以一审法院将账册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章进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代偿”证据，主要是金达公司偿还部分业务款的资料及编造的统计单和说明，存在伪造、编造、虚构之嫌，缺少完整的原始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不能证明案涉债务（含应付款）与债权（含应收款）的合法构成，且不能证明上诉人以其个人资金实际代公司向公司的债权人直接偿债。2.在（2017）苏0621民初5213号章进起诉金达公司股东知情权一案（以下简称5213号案）中，法院判决金达公司将公司自2009年12月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该公司，供章进查阅、复制……将公司自2009年12月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置备于该公司，供章进查阅，章进可委托不超过二名专业会计人员参与查阅……但金达公司败诉至今拒不履行生效确定的义务，导致其对公司债权、债务无法知晓，也导致法院无法查清账目实情。案涉债权、债务未经司法审计，其“三性”便无法得以确认。本案只有利用财务会计核算原理和专业审计方法进行司法审计，才能分清本案中所谓银行承兑与现金偿债的真正主体、偿债数额及各凭证的性质，才能甄别原债权与原债务的构成情况，才能确定“代偿”的真伪情况。只根据目前两上诉人提供的各项证据，并不能查清金达公司实际发生的原债权、债务的数额。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公平公正，将“提供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的会计凭证、账簿的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周建民、刘炳宏”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债权、债务有关的公司财物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等重要资料，是本案的重要书证，该书证的控制人负有提交书证的法定义务；金达公司的意志受上诉人控制，本属于金达公司财产的书证自然亦受上诉人控制，上诉人拒不提交且拒绝司法审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5213号案判决金达公司提供含案涉书证在内的账册资料供章进查阅，亦能说明金达公司控制了该书证，本质上就是上诉人控制了该书证。根据2020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规则）第47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上诉人拒绝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不当，对章进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未作评判，对本案是否属于民刑交叉及程序处理等方面存在审判瑕疵。补充协议是对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这些具有法律依据文件的实质性否定；补充协议不是依法订立的有效合同；该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是非法的，对章进而言客观上无法履行且不应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依据该补充协议主张追偿权不能成立。因所有凭证账簿被刘静荷及上诉人、金达公司控制，章进手中无任何凭据，加之其从未在公司任职且对公司的管理情况根本不清楚，故其无法按协议去清理原债权、债务。协议约定如果动用公司资金偿还原债务，应经股东会表决，但章进至今未被允许参加股东会，上诉人擅自动用公司财产清偿原债务未经股东会同意，违反该约定，应当由上诉人自负责任。另外，让没有享受到原债权和公司利润的章进以个人财产偿还原债务，严重违反了股东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有悖公平正义。5.上诉人以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金达公司股东，就应当继承原股东在公司的相应权利，无条件承担原股东对公司从成立之日到终了之日的所有义务。上诉人以订立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对转股前公司的原债权、债务一概不负责清理，只享受投资回报、不愿意风险共担，有悖股东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6.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原债权由转让方享有，该约定可视为对公司债权让与的约定。一方面，没有通知公司的原债务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另一方面，刘静荷负责清收原债权且享有原债权，其未向公司支付对价。金达公司的原债务由股权转让人负责清偿实际是债务承担，未取得公司原债权人的同意。7.上诉人主张的“代偿”公司债务638笔合计3605534.34元，主张追偿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对2015年9月30日前发生的“代偿”主张追偿权，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对于其余所谓代偿公司债务252笔合计2926313元，扣除已收回的公司债权1237520.25元及刘静荷所谓偿还的1759301元，二者相抵，上诉人多得70508.25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8.章进行使股东知情权后获知，上诉人隐瞒了200多万元已经收回的原债权。据此可知，上诉人主张追偿权已经完全脱离了真实的案涉债权、债务事实，上诉人利用职务便利把金达公司的部分交易资料，当成上诉人代偿的证据，把公司偿债说成是个人偿债，诉讼目的非法，虚构债务事实、隐瞒债权真相、非法侵占财产，涉嫌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罪，虚假诉讼罪等，本案系民刑交叉案件，理应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刘静荷辩称，1.刘静荷自2013年4月成为金达公司股东之日起至刘炳宏、周建民接手管理金达公司之日止，金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包括财务账册管理均是在刘静兰掌控之下，海安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1民初4864号民事裁定书中，章进的答辩意见第三点称：金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静兰于2015年1月6日和1月8日两次与公司职工张文和一起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统计，确定金达公司对外债权为350万元，债务为301万元。说明在2015年1月之前，金达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是刘静兰而非刘静荷。如果刘静荷是公司的财务人员，那么刘静兰应该与刘静荷一起统计金达公司的债权债务。2015年1月16日、1月17日，刘静兰、刘治山的短信内容“明后两天到张老师（张文和）处取5万元承兑”，该短信内容可以证明2015年1月前，金达公司由刘静兰实际经营管理，张文和系金达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刘静荷在2015年1月之前，并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更谈不上掌控金达公司的财务账册。2.在2015年1月，周建民、刘炳宏接手金达公司后，刘静荷并未参与金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此期间，刘静荷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履行2015年1月30日双方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外进行旧账的清收，而旧账清收并非根据金达公司的财务账册进行确认的，而是根据债权人提供的债权凭证确认。金达公司未述称。周建民、刘炳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章进、刘静荷立即向周建民、刘炳宏偿还垫付款3501286.09元（其中章进给付2630293.55元，刘静荷给付870992.5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24日（即诉讼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章进、刘静荷负担。诉讼过程中，周建民、刘炳宏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如下：判令章进、刘静荷立即向周建民、刘炳宏偿还垫付款3535026.09元（其中章进给付2647163.55元，刘静荷给付887862.55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24日（即诉讼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达公司于2009年12月7日成立，由股东刘静兰、刘玉兵、方晓春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3年4月，刘玉兵、方晓春将所有股权转让给刘静荷、孙某，公司股东由刘静兰、刘玉兵、方晓春变更为刘静兰、刘静荷、孙某，工商信息显示刘静兰出资460万元、刘静荷出资530万元、孙某出资10万元。2015年1月，刘静兰、刘静荷、孙某将部分或者全部股权转让给章进、周建民、刘炳宏，分别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刘静兰将其持有的460万元股权分别转让给刘炳宏、章进，其中刘炳宏220万元、章进240万元；刘静荷将其持有的股权中29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建民、刘炳宏，其中周建民250万元、刘炳宏40万元；孙某将其持有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周建民。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受让方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转账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出让全部股权的原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2015年1月29日（落款时间），刘静兰（章进）、刘静荷作为出让方（甲方），周建民、刘炳宏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一、金达公司目前总投资为13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720万元由新股东周建民、刘炳宏、章进（刘静兰配偶）、刘静荷共同承担，其余部分由新股东周建民、刘炳宏各按26%（即每人出资150.8万元），章进、刘静荷各按24%（即每人出资139.2万元）组成新股东。二、章进、刘静荷提出原公司债权340万元、债务340万元保持平衡，由股东章进（刘静兰配偶）、刘静荷承担并负责清算，并向周建民、刘炳宏提供详细债权清单。新股东刘炳宏、周建民不承担原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责任，如章进、刘静荷在清算中动用新公司资金经股东会议同意可从章进、刘静荷两人股金和红利中扣除。股权红利不够部分由章进、刘静荷个人承担，如超过债务的隐瞒行为责任自负。……章进、刘静荷、周建民、刘炳宏均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捺印。2015年1月30日，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金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周建民、刘炳宏向刘静荷的账户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16000元。后刘静荷向刘静兰和章进的账户共转账1855202元。2015年1月30日，章进和刘静荷签订了股金确认单一份，内容为：“为确保顺利转股，归还各自债主的欠款，同时优先考虑刘静兰还款的需要，在转入新股东之后，刘静荷、章进的股金经双方核实确认签字：刘静荷存江苏金达纸业有限公司的实际股金额为210万元，章进存江苏金达纸业有限公司的实际股金额为90万元。双方一经确认，今后即按同等（各50%）的份额共同承担原收不回的债权和超过债务的责任。”金达公司的上述股权发生变更后，对外以金达公司的名义给付了股权变更之前的货款等债务，亦收回了部分债权。其中部分债权人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向金达公司主张权利，刘静荷也以金达公司的名义起诉部分债务人收回部分债权。通过法院诉讼处理的债务、债权如下：一、关于债务部分：1.鲍开元与金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金达公司给付鲍开元工程款55万元，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分期履行。周建民、刘炳宏认可其中有10万元由刘静荷支付。2.张文和、许金美与金达公司、章进、刘静荷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判决金达公司归还许金美、张文和借款72750元以及利息113.92元，合计72863.92元。该判决生效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分期履行74000元。周建民、刘炳宏认可其中有37000元由刘静荷支付。3.许金美与金达公司、章进、刘静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许金美撤回对章进、刘静荷的起诉，并与金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金达公司支付许金美劳动报酬6800元，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履行。周建民、刘炳宏认可其中有3400元由刘静荷支付。4.黄本林与金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金达公司给付黄本林货款60000元，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履行。5.范健与金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金达公司给付范健货款51000元，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履行。6.杨纹与金达公司劳动争议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金达公司给付杨纹劳动报酬28000元，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履行。7.刘治山与金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刘治山先后向法院起诉过三次，前两次均撤诉，第一次起诉后以金达公司的名义给付了部分货款，第三次法院于2019年4月2日判决金达公司向刘治山支付货款35500元及利息损失（以35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关于债权部分：1.金达公司与许瑞军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判决许瑞军给付货款233245.40元，并负担诉讼费2400元。2.金达公司与杨道华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判决杨道华给付货款365603.01元及逾期利息（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365603.01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计付），并负担诉讼费3388元。3.金达公司与景珍富欠款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景珍富给付金达公司货款25万元，于2018年2月5日前给付15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10万元。4.金达公司与卢克磊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卢克磊给付货款15000元。审理中，周建民、刘炳宏自认共收回股权转让前的债权1237520.25元，具体如下：2015年2月收回杨道华30000元、景珍富320000元、翔宇90016元、红林50000元、同晖20000元、李芳3000元、邓爱铭25160元；2015年3月收回顺达19800元、红林20000元；2015年4月收回东台陈2834元；2015年5月收回盐城贵峰40193.6元、大丰吉鑫53043.5元；2015年9月收回飞龙退货45677.1元、杨道华（酒+现金）94500元、杨道华欠款抵算运费108286.7元；2015年10月收回丁连贵21957.35元；2015年12月收回丁连贵1689.4元、王秀35000元、浩达30000元、霞客30000元、红林10000元、华丰15346.6元；2016年收回吴江七都30000元、浩达56016元、张家港顾20000元；2017年收回卢克磊15000元（法院判决执行）、景珍富50000元。另查明：2017年7月20日，金达公司曾向一审法院起诉章进、刘静荷股权转让纠纷，主张为章进、刘静荷垫付了460余万元，要求章进、刘静荷给付该代垫款。该案中所依据的亦是落款时间2015年1月29日章进、刘静荷与刘炳宏、周建民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金达公司系补充协议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金达公司的起诉。2017年8月4日，章进向一审法院起诉金达公司，要求金达公司将公司成立以后的全部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报表、银行账户流水交其及委托的专业人员查阅、复制，对金达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司法审计。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0月21日作出（2017）苏0621民初5213号民事判决，判决金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将自2009年12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该公司，供章进查阅、复制；将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置备于该公司，供章进查阅等。后金达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又撤回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6民终4634号民事裁定，准许金达公司撤回上诉。2018年，金达公司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金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已超过申请再审期限，于2019年2月12日裁定驳回金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审理中，周建民、刘炳宏还提供了800多份入库单的红色联，认为收回入库单的红色联即代表该入库单中的货款已支付，由金达公司的会计对外支付，支付方式基本为现金和承兑汇票，部分债权人出具了金达公司付款的情况说明，并到法庭接受了谈话。章进申请的证人孙某当庭陈述：“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我在金达公司做现金会计，当时公司的财务会计资料、账簿凭证是刘静荷总管。我每天八点多钟到刘静荷的办公室去支取现金，然后付钱给收废品的人，我凭他们提供的一式三联的单子（红色的）付钱，付钱之后我就把单子收回来。单子上有当时厂里收废品的刘静荷、张文和、莫进、许金美等人签字，我把钱给别人的话我也会签字，我就把红色的单子收回。红单子在别人处的话就是没有给钱，只要凭红单子就可以从我这儿拿钱。我把每天支出的发票给刘静荷，剩余的钱也给刘静荷，账每天移交给刘静荷。当时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婆婆刘静兰，刘静兰是2015年2月份去世的，刘静兰从开刀开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不在厂里管理。”此外，周建民、刘炳宏还主张代垫了非货款类等款项，包括修理费、运费、工资、水电费、借款及利息等费用，比较繁杂。审理中，章进曾提出要求对案涉债权债务以及股权转让之前金达公司盈亏情况进行审计。周建民、刘炳宏认为其证据已能证明债务情况，关于债权的情况举证责任在于刘静荷、章进，而股权转让之前金达公司盈亏情况与本案无关，故无需审计；刘静荷认为在知情权纠纷一案中章进已进行审计，本案没有审计的必要；金达公司认为债权由刘静荷、章进负责举证，如果未清收亦同意由刘静荷、章进去清收，关于债务是否存在、数额、期间的举证责任在于周建民、刘炳宏，刘静荷、章进对其辩称进行举证，故对债权债务无需审计，而章进认为股东侵占转移公司财产、公司的盈亏均与本案有关。后章进又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的申请书，要求对其他当事人提供的所有证据结合从金达公司成立之日即2009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资料进行审计。周建民、刘炳宏认为因金达公司账册问题已另案处理，且章进明知周建民、刘炳宏不持有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公司账册，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应属双方各自举证的范围，客观上亦无法进行审计；刘静荷仍然认为没有审计的必要；金达公司认为周建民、刘炳宏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如章进认为不真实应当由其提供反证，章进申请鉴定的材料明显超出庭审范围。审理中，周建民、刘炳宏申请冻结刘静荷、章进的银行存款3501286.09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已依法作出了裁定，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后一审法院根据周建民、刘炳宏的申请，依法裁定解除对刘静荷在金达公司股权的查封、冻结措施。一审法院认为，金达公司原股东刘静兰、刘静荷、孙某于2015年1月将各自所持有的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章进、周建民、刘炳宏，章进、刘静荷、周建民、刘炳宏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字，且股权转让款已按该约定履行，故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章进、刘静荷提出原公司债权340万元、债务340万元保持平衡，由股东章进（刘静兰配偶）、刘静荷承担并负责清算，新股东刘炳宏、周建民不承担原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责任”的约定系股东内部对原公司债权债务如何处理的约定。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虽然公司的债务应由公司承担，这是对外相对于债权人而言，但该补充协议是各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公司股东自愿承担公司的债务，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并非该补充协议生效的法定要件，未经备案不影响该补充协议的效力。案涉补充协议上周建民、刘炳宏处签署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虽然刘静荷、章进未在补充协议上签署落款时间，但周建民、刘炳宏和刘静荷均陈述该补充协议实际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即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当日，章进亦认可2015年1月30日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在不损害金达公司利益的情况下，该补充协议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对签字的各股东均具有约束力。金达公司的债权债务对外虽然由金达公司承担，但对内各股东内部之间应当按该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约定股权变更之前的债权债务应由章进、刘静荷负责清算，这里的“清算”应理解为对债权的清收和对债务的清偿，若周建民、刘炳宏履行了股权变更之前的相关债务，则有权向章进、刘静荷进行追偿。金达公司曾向一审法院起诉章进、刘静荷，一审法院认为章进、刘静荷、刘炳宏、周建民签订的补充协议仅对四个股东有约束力，金达公司主张权利主体不适格，现周建民、刘炳宏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关于代垫款项的主体，周建民、刘炳宏陈述所涉款项对外均以金达公司的名义由金达公司的会计支付现金、承兑或以金达公司的账户对外转账，而金达公司作为第三人，认可公司的部分债务由周建民、刘炳宏代垫，亦认为周建民、刘炳宏向刘静荷、章进追偿主体适格，故周建民、刘炳宏主张权利主体适格。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周建民、刘炳宏之间签订的股金确认单，2015年1月29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章进、刘静荷清收、清偿，且章进、刘静荷各承担50%的责任。从周建民、刘炳宏的主张看，周建民、刘炳宏对章进、刘静荷之间的内部约定明知，周建民、刘炳宏要求章进、刘静荷按各50%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周建民、刘炳宏实际代为承担的债务数额以及收回的债权数额如何确定。对于周建民、刘炳宏提供的已收回的入库单红色联，虽然与证人孙某陈述的“收回入库单红色联说明该款项已支付”能够相互印证，但周建民、刘炳宏提供的入库单红色联多达800多份，而对于款项的来源、实际如何支付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入库单红色联应当与原始存根联核对后才能确定其真实性。除通过法院诉讼处理的债务外，周建民、刘炳宏主张的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其他债务，并未得到章进的认可，亦必须依据金达公司的原始会计凭证、账簿等通过审计后才能确定。况且周建民、刘炳宏在主张代垫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时应当就股权转让前的债权一并处理，虽然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时刘静荷、章进提供债权清单，但实际上并无债权清单，对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亦只有通过审计后才能确定，否则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金达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情况。根据章进与金达公司知情权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金达公司应当提供公司会计凭证、账簿等。本案审理中，双方均陈述无法提供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的会计凭证、账簿等，但周建民作为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炳宏作为金达公司的监事，而股权转让前一段时间刘静荷管理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后刘静荷仍然继续参与金达公司的经营，只有章进一直未参与金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故不能提供金达公司股权转让前会计凭证、账簿的责任不在于章进。现周建民、刘炳宏不能提供股权转让前的会计凭证、账簿等，导致不能审计以及不经审计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前债权债务情况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周建民、刘炳宏承担，故周建民、刘炳宏对其主张的代垫款数额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周建民、刘炳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506元，由周建民、刘炳宏负担。二审期间，周建民、刘炳宏提交了章进于2015年7月28日向张文和出具的结算单一份，内容为“经与张老师、张月琴交谈，2012年许金美工资九个月，计玖仟元整”，证明章进对公司财物状况及经营状况是知晓的。刘静荷对此质证认为，其对该事实并不清楚，请法庭依法审核。章进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其从未参加公司管理，刘静兰肝癌病危，该两人与其交流了情况，写这个是因为周建民写了一份证明，证明这两个人确实在厂里工作。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章进实际参与了金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确定周建民、刘炳宏向刘静荷、章进追偿的债权数额是否需要对金达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审计；2.哪一方应当承担对金达公司股权凭证、账簿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1，2015年1月29日四个股东一起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约定，公司股东自愿承担公司债务，并不损害公司利益，亦不影响公司与外部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同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应为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刘静兰（章进）、刘静荷提出原公司债权340万元、债务340万元保持平衡由股东章进（刘静兰配偶）、刘静荷承担并负责清算，并向周建民、刘炳宏提供详细债权清单。新股东刘炳宏、周建民不承担原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责任，如章进、刘静荷在清算中动用新公司资金经股东会同意可从章进、刘静荷两人的股金和红利中扣除。股权红利不够部分由章进、刘静荷个人承担，如超过债务的隐瞒（情）形责任自负”。但一方面，目前刘炳宏、周建民举证的代偿债务远远超过340万元，而刘炳宏、周建民自认回收的债权远远未到340万元，与协议中约定的原公司债权、债务均为340万元保持平衡的情况根本不相符，如果不对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原始会计凭证、账簿予以审计，无法确切知晓债权债务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会造成一方只享受债权不承担债务，而另一方只承担债务不享受债权的不公平后果。另一方面，在（2017）苏0621民初4864号金达公司起诉章进、刘静荷主张代垫款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金达公司主张其系为所偿债务的款项代垫人，在本案中金达公司又认可公司的部分债务由刘炳宏、周建民代垫，由于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周建民，因此对于金达公司的自认不能仅凭其陈述予以采信，对刘炳宏、周建民偿还原公司债务资金来源需要进一步查实，否则无法确定追偿权所涉债权的数额。因此，只有对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进行审计才能将本案的基础事实查清。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2017）苏0621民初5213号章进起诉金达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件的生效判决，金达公司应当将公司自2009年12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置备于该公司，供章进查阅。但金达公司败诉后至今未能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因此根据生效判决，提供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的义务人是金达公司，周建民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炳宏作为公司的监事，实际控制金达公司，故上诉人亦有义务配合章进行使其股东知情权。鉴于上诉人不能提供股权转让前的会计凭证、账簿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无法查清，故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建民、刘炳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506元，由上诉人周建民、刘炳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高 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唐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