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湘0302行赔初11号 原告：向蒲英，女，197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身份证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县，现住湘潭县。 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湘潭县易俗河镇贵竹北路。 法定代表人：王铁钢，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自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翠芬，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湘潭县易俗河镇天易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谭海洋，常务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湘潭天易经开区办公室法制科科长。 第三人：郭正良，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身份证户籍住址湘潭县。 原告向蒲英与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第三人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易管委会）确认强拆行为违法并赔偿一案，原告于2020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8月18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及证据。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郭正良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放明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译元、黄建军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唐璧担任记录。原告向蒲英、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自力、成翠芬、第三人天易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郭正良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蒲英诉称：原告向蒲英位于湘潭县的192.56㎡房屋系原告叔叔向某某（已故）于1986年所建的砖木结构房屋，为合法建筑。因原告叔叔去世时未婚且无子女，该房屋经家庭成员协商后决定由原告向蒲英继承，后原告一直居住于此，系原告常年唯一住房。2011年，第三人天易经开区因发展需要，拟征收包括原告房屋在内的集体土地。2011年7月，被告授权的征拆机构第三人湘潭天易示范区会同村委会、公证处等部门对原告房屋进行实地丈量登记，并结合原告房屋相关建房批准手续和被拆迁房屋原始批准建房档案，确认原告合法继承的房屋面积为192.56㎡。然而，第三人工作人员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并没有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是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串通同村组长、原告姐夫郭正良冒充原告签名签订《湘潭天易示范区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并由郭正良冒领了所谓的“拆迁补偿金”。在这份《安置补偿认定书》中，第三人遗漏了原告房屋的房屋安置过渡费、独生之女安置奖励等法定安置补偿项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此多次上访，但上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019年7月2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2019年7月24日被告作出的《腾地通知书》要求原告在三日内腾空案涉房屋。之后在未向原告送达任何强制执行决定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31日，被告和第三人联合将原告与原告母亲强行带离原告居住的房屋并非法禁锢在湘潭县××镇××村村委××楼并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 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向原告送达2019年7月24日被告作出《腾地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裁判观点，原则上可以推定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是原告房屋的强制拆除机关。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送达《腾地通知书》，但在该《通知书》中并未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利，剥夺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且在之后的强制拆除中未制作任何的强制执行决定，也未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而是采取暴力手段，在禁锢原告及原告母亲自由的情况下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对原告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造成严重侵害，被告的行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原告在正常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法根据当地征收补偿政策应当得到的利益损失，被告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未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且非法禁锢原告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暴力拆除原告合法房屋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所有的192.56㎡房屋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582096元；2、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承担因本案所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损失金额2582096元变更为2284161.9元。 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辩称： 一、本案被诉强制拆除房屋时间是2019年7月31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是2020年8月5日，超过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起诉称，2019年7月31日，被告和第三人联合将原告与原告母亲居住的房屋强制拆除。由此可见，原告已经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原告明知房屋在2019年7月31日已经拆除，最迟应在房屋被拆除之日起一年内即2020年7月31日前提起诉讼，现原告于2020年8月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原告起诉要求答辩人赔偿其损失2284161.9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答辩人下属征拆机构与原告于2012年3月31日签订的《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涉房屋已经征收，答辩人已全额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认定书履行完毕。案涉房屋系原告向蒲英的父亲继承其胞弟向某某（向蒲英叔父）的遗产，长期由向蒲英的姐姐向凤娇、姐夫郭正良一家居住使用他们一家对房屋进行了改扩建。2012年拆迁该房屋时，郭正良以借用向蒲英的名义与征拆机构签订了“认定书”，协议签订后，其母将情况告知了向蒲英，该协议签订后向蒲英提供了以本人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郭正良以向蒲英的名义出具了领据，征拆机构分两次将拆迁补偿款全部支付至向蒲英本人账户，该“认定书”履行完毕。2、答辩人拆除案涉房屋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根据2012年3月31日征拆机构与郭正良签订的“认定书”被拆房屋总面积为192.56平方米，其中有证Ａ类面积136.95平方米，补偿金额143181元，Ｂ类面积55.61平方米，补偿总金额为58140元，附属设施补偿3700元，误工农具补助1450元，搬家费1450元，其他补偿153700元，残值补助288元，拆迁奖励38512元，合计437021元，补偿标准和数额适用【湘政函（2010）101号文件】，符合法律政策规定。 综上，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没有实际损失，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天易管委会述称： 一、本案被诉强制拆除房屋时间是2019年7月31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是2020年8月5日，超过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起诉称，2019年7月31日，被告和第三人联合将原告与原告母亲居住的房屋强制拆除。由此可见，原告已经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之规定，原告明知房屋在2019年7月31日已经拆除，最迟应在房屋被拆除之日起年内即2020年7月31日前提起诉讼，现原告于2020年8月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本案答辩人没有实施原告起诉的强制拆除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腾地通知书》并送达给原告、郭正良后，于2019年7月31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答辩人不是执法主体，没有组织进行拆除。 综上，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答辩人没有实施强制拆行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郭正良没有到庭进行陈述。 原告向蒲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家庭成员户口本、独生子女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本案原告系适格主体及原告的家庭成员情况。 2、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1份，拟证明本案被告系适格主体。 3、第三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1份，拟证明本案第三人系适格主体。 4、社员自留山使用证1份、凭证1份、协议1份、2019年11月18日天易开区征拆事务所信访答复意见书1份，拟证明原告继承已故叔父向某某生前所建的房屋是有证的合法建筑,四至分明,2012年3月31日,第三人天易示范区征拆人员串通郭正良冒充原告向蒲英在《房屋征拆安置补偿认定书》上签了向蒲英的名字的事实,有2019年11月18日信访答复意见书予以佐证,第三人天易经开区实施强拆程序严重违法,答复意见书歪曲事实、瞒上欺下。 5、房屋照片3张、房屋强拆后的照片12张;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1份、房屋拆迁安置认定书1份、被征地人员调查审核表1份,征地拆迁补偿登记表3份、房屋拆迁丈量登记情况及平面图1份、房屋拆迁补偿费发放表1份、建设用地补偿费发放表1份，拟证明原告家房屋的原貌、被强拆后的情况及被代签协议的登记补偿情况，原告在经开区××室调取的房屋丈量登记信息与实际房屋不符,原告的房屋强拆后原告调取的房屋丈量登记表和被征地人员调查表不是原告亲笔签字的原件,是征拆工作人员伪造的证据,整套房屋拆迁登记补偿资料都是由郭正良冒充原告签名的。 6、2013年协调会录音资料，拟证明第三人天易示范区未经原告授权委托,也未通知过原告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就与郭正良恶意串通签订原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情况，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7、湘潭天易示范区对原告的信访回复1份，拟证明示范区的征拆人员在2012年3月31日与湘潭县小组长郭正良恶意串通相互勾结,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郭正良冒充原告签订了原告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的情况,经过原告多次向各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后,示范区作出:“如果认为原协议有违你本人的意愿和利益废除协议,示范区将严格按政策规定,重新组织班子进行核算和补偿安置”的方案后又拒不履行。 8、征地拆迁补偿登记表、谈话笔录，拟证明2019年7月9日,经天易征拆事务所丈量仅是种有青苗的菜土1.95亩的事实,因补偿标准等原告至今不知,未领取青苗补偿款;在被告向原告送达腾地通知书之前已经调查得知原告只有这一唯一住所,且一直在此生活居住在被强拆的房屋内,未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 9、腾地通知书、信息公开查询回复、被告的信访答复意见书各1份，拟证明被告发出的《腾地通知书》是对向佩根、郭正良、向蒲英三个人的,腾地主体不明,腾地通知书上无批准字号,也没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未经法院程序依法履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职责就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还在信访答复中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因违法强拆原告家房屋,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10、2019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腾地异议书及录音资料3份，拟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的腾地通知后及时向上被告及第三人提交了腾地异议书,两单位未作任何回复就将原告的房屋违法暴力强拆，属于贪污法律、行政不作为、乱作为。 11、2019年7月31日示范区对原告及原告母亲郭元满进行非法拘禁的录音、部分参与非法拘禁人员的照片、录像资料（附光盘），拟证明湘潭天易示范区安排社会一些闲杂人员在2019年7月31日上午将原告和其母亲郭元满强行带离原告居住的房屋并非法禁锢在湘潭县××镇××村村委××楼并将原告的房屋进行违法暴力强拆的事实。 12、湘潭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湘潭市人民政府信访复核意见书，拟证明原告一直在通过信访程序积极维权,湘潭县、湘潭市两级人民政府未根据《湖南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复查、复核工作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政策为准绳,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就非法终结原告的信访,该复查复、核意见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13、商品销售卡、商品销售金额卡各1份,拟证明原告的房屋内电线电路老化，在2014年12月份购买了安电用的设备和材料对原告的房屋内的电路进行了重新安装。因原告的房屋漏水严重无法正常居住，2015年1月18日，原告又购买了石棉瓦和水泥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原告实际生活居住在该房屋内，是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 14、调解协议1份、郭元满的户口本复印件、湘潭易俗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用地补偿发放表1份、云龙村羊玉组补偿项目登记表2份、拆迁房屋协议书1份、拆迁安置协议1份,拟证明郭正良是在歪曲事实，其目的是想侵吞两姨妹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15、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住院病历资料、医疗费发票、信访回复2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在2012年5月25日到湘潭天易示范区向征拆人员提出郭正良冒充原告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无效，被征拆人员指使示范区的保安将原告推打倒在地上摔伤致左胫骨平台骨折，在湘潭县中医院住院治疗9天，构成拾级伤残。保安的该行为是在为易示范区履行职务行为，因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第三人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对原告予以赔偿；湘潭天易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对原告的信访回复佐证了原告在示范区被保安推打摔伤的事实。 16、土地拍卖公告牌,拟证明被告和第三人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将原告房屋所在的地块作为商住地块以16680万元的价格拍卖，从而对原告的房屋违法组织实施暴力强拆，该行为违背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因公共利益才能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情形。 17、湘潭县委、县政府《关于支持湘潭天易示范区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试行）》潭县发（2017）1号文件,拟证明凡是“见章盖章”“见文换文”授权实施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产生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问责及其他法律后果，由第三人天易示范区承担。原告的房屋是在示范区的规划红线范围内，被告和第三人为了示范区的经济发展，决定将原告家房屋所在的地块拍卖，并组织实施将原告的房屋进行违法暴力强拆，故第三人辩称没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理由不成立，第三人天易经开区应当与被告共同赔偿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给原告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除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一概不予认可。对证1、2、3、4、5、7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强拆发生在2019年7月31日，第二信访答复是2019年11月18日，信访答复明确建议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因此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该截止到2020年5月18日止。对证据4中的凭据均署名是2012年5月28日，该两份证据的其中一份是原告父亲将所继承的房屋交由三个女儿，另外一份协议是原告等三姐妹协商将父亲赠与的房屋全部赠与向蒲英一人所有，但该证据是在征收协议之后才形成。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证明原告在2013年3月21日就已经知道安置认定书签订并且第三人对案涉房屋已经进行了补偿的事实，原告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已经领取了全部补偿款。对证据9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案涉土地在2012年已经被征收，根据法律规定，征收决定生效后，所有权发生转移，因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的相关诊断证明发生在2012年5月26日。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跟本案无关。对证据17的证据三性无异议。 综合补充质证意见：原告的户籍证明写的是原告属于非农业家庭户，在2019年7月24日向蒲英本人在天易经开区征拆事务所的谈话笔录中可以看出，这也是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向蒲英认可她母亲在她回家时将其姐夫代签协议的行为告知了原告。 第三人天易管委会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没有其他补充意见。 原告向蒲英对被告的质证意见补充说明：录音和录像的照片都是事实，这都是证实了一个真实的过程。2019年11月18日的信访回复已经被湘潭县复查委员会撤销了，但是里面有部分内容是真实的，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该从信访复核意见书收到之日起计算，因为原告一直在走复查、复核的程序。两份凭证虽然是在2012年提供的，但是这是根据天易示范区要求的，实际丈量房屋是在2011年7月份，这个证据只是对之前证据的补充和追认。2013年4月1日的信访答复能够证明示范区已经调查清楚征拆协议程序违法的事实，但是作出重新补偿核算又拒不履行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是证明原告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房子的漏水和电路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原告对房屋进行了维修，也实际发生了维修费用。原告本人的户籍虽然是非农业户口，但是是1992年被湘潭县政府征地安置的，所以原告的房屋征收应该参照国有土地补偿计算，根据示范区的文件规定，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征收以后，房屋内仍有完善的生活设施并实际居住在里面，应该给予安置。7月24日的谈话笔录原告是认可了是原告母亲告知原告的，但是就是因为知道了，所以原告在2012年5月份才回去示范区要求撤销这个协议，在这个过程中原告被保安推倒造成伤害，应该得到赔偿。根据补充证据5可以依法推定实际对原告房屋实行强拆的是第三人天易经开区，所以天易经开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该对原告强拆房屋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被告一起对原告进行共同赔偿。 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湘潭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批复(湘政函【2010】101)号文件，拟证明案涉房屋在拆迁安置补偿时适用的拆迁补偿标准。 2、被征地人员调查审核表1份及常住人口登记卡2页、房屋拆迁丈量登记及平面图1份、补偿登记表3份、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1份、《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1份，拟证明：①原告一家属于非农户,依据101号文件不属于安置对象;②被拆房屋总面积为192.56平方米,其中有证A类面积136.95平方米,补偿金额143181元,B类面积55.61平方米,补偿总金额为58140元,附属设施补偿3700元,误工农具补助1450元,搬家费1450元,其他补偿153700元,残值补助2888元,拆迁奖励38512元,合计437021元。 3、向佩根出具的凭据1份、补偿费发放表2份、郭正良出具的领据4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4份、郭正良出具的“承诺书”1份、被告工作人员对郭正良的调查笔录2份和向佩根谈话笔录1份，拟证明：①郭正良分别代表向蒲英、向春田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款;②以向蒲英名义的拆迁补偿款已经支付至向蒲英的银行账户;③被拆迁房屋征收前一直由向凤姣、郭正良夫妻长期居住,并由向凤姣、郭正良夫妻进行改扩建;④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已由郭正良代领。 原告向蒲英对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2017年2月21日湘潭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征收土地公告》（潭县政公【2017】5号），该公告与2012年3月31日示范区的征拆人员恶意串通同村组长郭正良冒充我签订我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的时间相差5年之久，属于未批先征，被告仅提供一张湘潭县2016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地块三规划红线图，无法证明我家房屋所在的地块已通过征收审批手续。同时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原告家房屋应当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被告和第三人用《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已经被废止的湘政函【2010】101号文件来适应原告被强拆房屋的补偿标准明显属于适用法律、政策错误，依法应当对此错误予以纠正，该证据无法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 对证据2，对被征地人员调查审核表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该表不是原告本人亲笔签名的原件，是征拆人员伪造的；对常住人口登记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房屋拆迁丈量登记及平面图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丈量表是郭正良冒充我的签名，征拆人员签字只有刘海池一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刘海池没有参与对我家房屋的丈量工作，实际丈量工作员是潘军、彭术祥、熊锋等人。事实是我家被征收的房屋有7间屋和一间杂物棚，其中正房屋3间是叔叔向某某生前所建，四间杂屋比正屋矮1米左右。因我爷爷当年为我叔叔与我父亲向佩根分家时，我叔叔分得4间筑壁结构的茅草屋，我叔叔1990年过世后，4间茅草屋由于年久失修墙体开裂倒塌，我父母考虑到三间正屋不够用，于1996出资在我叔叔建成的红砖平房屋的东头建造了四间杂屋，而并非是郭正良与向凤姣对该房屋进行了扩建。另据湘潭天易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3年4月1日《关于湘潭县易俗河镇吴家巷社区新联组向蒲英上访事件的调查情况及处理的回复》三，可见，该房屋拆迁丈量登记及平面图是征拆人员滥用职权将我亲笔签字的原始表格毁灭并伪造出新的登记信息后要郭正良冒充我签名。 对补偿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补偿登记表中登记的房屋结构是砖混一层，我的房屋实际结构为砖木一层平房屋，我的房屋认定合法面积为192.56㎡，1045.5元/㎡的房屋补偿单价明显低于当地房屋市场价格不合理；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误工、农具补助、搬家费、住房补助等项目补偿费用只按145㎡的面积计算，克扣了47.56㎡的补偿费，而且补偿费用明显低于重新购置价格，完全不合理。3份表格中征拆人员签字处的签名不一致，有两张表是刘海池、冯超峰签字，其中一张只有冯超峰一人签字，工作程序不规范也不合法，审核程序存在漏洞不严谨，核对人签字一栏中的向蒲英三个字是郭正良冒充的签名，不合法。 对天易示范区补偿安置通知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该通知中的显示安置人口一栏为空白，安置方式实行货币安置，计算安置补偿费金额为空白，也就是未对我家作任何安置，补偿金额不合理，无法重新购置与被征收房屋面积相等的房屋，也没有明确具体拆除房屋的时间限制，但通知书上明确了由国土资源部门责令限期腾地，逾期不腾地的，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2010】湘政函101文件第十三条规定：征拆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制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并送达被拆迁人……。天易示范区自始至终都未送达该通知给我，被告也没有履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职责。 对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郭正良不能代表向蒲英的意见，所签订的所有文件均属无效。我家房屋丈量后应示范区征拆人员的要求向示范区提交了该房屋的建房许可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原件，有国土部门提供的相关建房批准用地手续和被征拆房屋原始批准建房档案和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土地房屋征收拆迁事务所对我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予以佐证。我的被征拆房屋是我家唯一的生活居住地，示范区没有给我安排过渡居住的房屋，又不给住房安置过渡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没有对我家进行货币安置，依法应当享受3人的购房补贴18万元。在征收过程中没有对我家房屋依法进行评估，征收补偿方案中没有房屋装修费的补偿项目明显不合理也不合法。 对于证据3，对向佩根出具的凭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补偿发放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该发放表的计算金额示范区没有依法依政策足额计算各项补偿款，领款人签字也是郭正良冒充我签的，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的签署过程中，征拆人员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严重。对农业银行的业务回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和向春田均未到农业银行天易支行去开户，这是示范区将我们俩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泄漏给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非法持有到银行开设的帐户，向春田的银行回执单与本案无关。对郭正良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承诺书与我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对四份领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只能够证明郭正良领到了上述补偿款，示范区在未收到我和向春田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将该补偿款付出给郭正良，应当由示范区依法向郭正良追回，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郭正良的调查笔录2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议，两份笔录的部分内容前后回答不一致，特别是第2份调查笔录有事先与调查人串供的嫌疑，郭正良为了达到不退赃，配合拆除我的房屋还能早日要回该笔补偿款的目的，故与天易经开区公用事业管理和行政执法协调局串通一气胡说八道，重新做过调查笔录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而故意损害我的合法权益。对向佩根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部分与实际事实不符。 第三人天易管委会对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无异议。 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向蒲英的质证意见补充说明：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来源和表现形式是不是合法，而不是所证明内容是不是合法。原告说款项的发放和银行账号不符合事实，我方提供的相关领款、取款凭证以及郭正良的谈话笔录和承诺书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向向蒲英的银行账户支付了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 第三人天易管委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郭正良没有到庭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6、7、8、9、10、12、13、14、15、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达到非法拘禁的证明目的。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其拆除行为合法证明目的。 本院根据上述采信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查明以下事实：原告向蒲英的叔叔向某某（已故）于1986年在湘潭县××镇××村××组××房屋一套，该房屋为合法建筑。原告有三姐妹，姐姐向凤娇（其夫郭正良）和妹妹向春田。原告出嫁后，户口迁至湘潭县××镇××巷××组。但原告一直居住于其叔叔向某某屋内。2011年，第三人天易经开区因发展需要，拟征收包括原告所住向某某房屋在内的集体土地。2011年7月，被告授权的征拆机构第三人湘潭天易示范区会同村委会、公证处等部门对原告居住房屋进行实地丈量登记，并结合原告房屋相关建房批准手续和被拆迁房屋原始批准建房档案，确认原告作为案涉房屋的被征拆主体，并向向蒲英发出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告知拆迁户主向蒲英：房屋拆迁面积192.56㎡，合法面积建筑192.56㎡；各项补偿款395621元；按期拆迁腾地奖励及房屋残值补助41400元；并告知“如你户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申请复核，不领取相关补偿及补助费用:未在规定期限内腾地的，征拆机构将对你户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转入专户储存，取消按期拆迁腾地奖励，国土资源部门将对你户依法责令限期腾地;逾期不腾地的，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被征地人员调查审核表确认向蒲英家庭成员三人及向蒲英、徐湘中、徐向蓉。2012年3月31日，原告的姐夫郭正良以向蒲英的名义与第三人天易管委会签订了《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各项补偿款395621元（房屋拆迁补偿201321元、房屋附属设施补偿37700元、误工、农具补助1450元、搬家费1450元、其他补偿8700元、住房补助145000元）；按期拆迁腾地奖励38512元及房屋残值补助2888元，并将上述拆迁补偿款打入了以向蒲英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向蒲英知道上述情况后要求郭正良退还上述款项至天易管委会，并以补偿不合理、不合法为由多次上访，相关部门答复其补偿工作已经完成，各项补偿款已经足额支付到位。但原告向蒲英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未予搬迁，也一直未去领取到账的补偿款。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元月期间，向蒲英购买了部分开关、电线设备、石棉瓦等，对部分线路及瓦面进行了改造和加固，共计花费材料费1518.5元。 另查明：2012年5月28日，向凤娇、向蒲英、向春田的父亲出具《凭证》，表明因“胞弟向某某生前建红砖平房一栋，惜未婚死亡，现值天易征拆区范围，涉及有关补偿的继承问题……，今将此移交给向凤娇、向蒲英、向春田三人互相协商解决，以不伤和气为宗旨，本人分文不要，特立此据为凭。”同日，向凤娇、向春田立下字据“我姐妹俩人自愿放弃父亲移交给我们的继承权，此权利归向蒲英一人所有，姐妹间不反悔、无争议，征收事宜由向蒲英全权处理，特此立字据为证”。 2019年7月9日，天易征拆事务所经丈量登记向蒲英名下菜土青苗1.95亩，青苗补偿金额3900元。2019年7月25日，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向向佩根、郭正良向蒲英送达《腾地通知书》，该通知载明：因湘潭县统征地建设项目征收，向某某（已故）的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由郭正良与原湘潭县国土资源局（现湘潭县自然资源局）下设的湘潭县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进行协商，并于2012年3月31日以向蒲英的名义与湘潭县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该认定书确认向某某所有的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为192.56平方米，按当时相关政策计算房屋拆迁补偿总金额为437021元（包括按期腾地奖金38512元和房屋拆迁残值补助金2888元在内）。认定书签订后，郭正良出具了领据，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2012年4月分两次将全部补偿款存入郭正良提供的向蒲英在湘潭县农行天易支行帐号为18-2××××3557的账户。在签订协议并支付全部拆迁补偿款后，向蒲英又擅自占有该被拆迁房屋至今，向蒲英系无权占有。因该统征地项目急需项目用地，现责令你们在接到本腾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腾空该房屋内的所有财物，将房屋交由湘潭县征地拆迁事务所拆除地，逾期，我局将取强制拆除措施予以拆除，所造成的损失由你们自行承担。”2019年7月31日，被告将案涉房屋强制予以了拆除。青苗补偿款没有实际发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二是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起诉期限；三是涉案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是否违法。 对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房屋登记在向某某名下，向某某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向佩根明确表示交由女儿向凤娇、向蒲英、向春田三人协商解决，向凤娇、向春田亦明确表示相关权利归向蒲英一人所有，原告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和管理人，对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等享有相关权利，对房屋被拆迁、土地被清表享有诉讼权利，其作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原告案涉房屋自2019年7月31日被拆除，自此原告便知晓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政行为的具体时间，其最迟应在房屋被拆除之日起一年内即2020年7月31日前提起诉讼，但因考虑到我省自2020年1月23日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一级响应起至2020年3月10日调整为二级响应，该48天属于疫情防控特别时期，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中的规定，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综合考虑顺延期限，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原告因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期限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应当予以顺延。现原告于2020年8月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超过《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 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集体土地征收包括一系列的行政行为如批准征收集体土地批复、发布征收公告和征收补偿方案公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发放征地补偿款、责令强制交出土地等多个各自独立的行政行为。本案原告起诉的是被告强制拆除其居住房屋的行政行为，本院只针对被告的强拆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2012年3月31日被告授权第三人湘潭天易示范区发出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告知被征拆户向蒲英“如你户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申请复核，不领取相关补偿及补助费用:未在规定期限内腾地的，征拆机构将对你户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转入专户储存，取消按期拆迁腾地奖励，国土资源部门将对你户依法责令限期腾地;逾期不腾地的，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此后，《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已经签订，补偿款已经存入专户，但向蒲英拒不认可、拒不搬迁，在此后长达7年多的时间内，被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至2019年7月25日被告才向向佩根、郭正良、向蒲英发出《腾地通知书》，限其3日腾地，并于2019年7月31日对案涉房屋予以了拆除。该拆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规定，程序违法，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其房屋违法的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损失赔偿的问题，对于原告在征收之后继续居住所添附的财产（电线开关及瓦等价值1518.5元），一方面其已经知晓案涉房屋已经被征收而添附，对进一步扩大的损失其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同时考虑到原告已使用多年应予折旧，本院酌情由被告补偿材料残值300元，对于菜地青苗补偿3900元，被告已在拆除前进行了实地丈量和计算，被告应予补偿。对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他损失的问题，因案涉房屋已被征收，房屋及附属设施等价值已计算在征收补偿款中，原告认为《湘潭天易示范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书》无效、补偿款过少，不是本案所应处理的范畴，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对于第三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要求确认第三人的行为违法，亦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7修正）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7月31日拆除原告向蒲英位于湘潭县的房屋（含附属菜土）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由被告湘潭县自然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向蒲英添附的财产损失300元并支付原告向蒲英青苗补偿费3900元； 三、驳回原告向蒲英对第三人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向蒲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放明 人民陪审员  张译元 人民陪审员  黄建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 助理  彭旭妍 书 记 员  唐 璧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四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