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男，汉族，1984年10月21日出生，住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男，苗族，1980年7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缘创云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松山路智慧龙城龙锦苑6单元5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688437787X。法定代表人：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韦学，男，汉族，1973年11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晶，中豪律师集团（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健因与被上诉人万**、贵阳缘创云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缘创公司）、张韦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健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103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的基础上赠判货款37656元和张韦学应共同承担责任；2.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103民初674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欠条》认定尚欠货款金额为21万元错误。1、上诉人供货10次，货款总金额共690656元，被上诉人付款5次，付款总金额共443000元(供货和付款情况详见一审判决书第3页的事实查明)。故，被上诉人尚欠货款247656元未支付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理应付清该款。2、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供货单和被上诉人的付款流水，截止2017年12月22日《欠条》出具时，被上诉人实际尚欠材料款是250656元(总货款690656元-当时的已付款440000元)，而不是21万元。《欠条》记载尚欠货款金额确实有误，与客观事实不符。3、《欠条》并非双方的结算单，上诉人未在《欠条》上签字认可尚欠材料款金额正确，《欠条》系被上诉人张韦学书写，出具时上诉人并未发现尚欠款金额存在错误，上诉人也未免除部分尚欠货款。因此，尚欠材料款金额属于事实问题，若有证据证明金额确有错误的，应以事实为准。一审判决以推定的方式认定上诉人认可《欠条》的尚欠货款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更加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上诉人以《欠条》作为证据，并非是认可尚欠材料款金额，而是证明被上诉人应共同承担责任以及被上诉人承诺的还款时间、逾期付款违约金比例的事实，《欠条》尚欠货款金额有误的，应以事实为准。5、若被上诉人认为尚欠货款为21万是正确的，则其必然能够说明21万元的计算过程，本案一审时，上诉人曾要求被上诉人当庭说明计算过程，当庭核算，但被上诉人却未能说清。其次，上诉人也请求一审责令被上诉人万**和张韦学出庭接受质询，事实便将一清二楚。但，一审并未采纳此种最容易查明案件事实的方式。相反，一审判决却仅仅以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以欠条作为证据主张权利”为由，便断然主观地反向“推定”上诉人是认可尚欠货款金额是21万元，这显然歪曲了本案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免除被上诉人部分债务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推定”的方式认定尚欠款金额，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也损害了作为守约方的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一审判决认定尚欠款金额为21万元是错误的。《欠条》出具后，被上诉人仅支付了3000元，现仍实际尚欠247656元，被上诉人理应支付该款。二、一审判决认定张韦学不承担责任错误。被上诉人万**和缘创公司证实张韦学系合伙人，并提供了合同和款项往来依据进行了佐证，且在庭审笔录第9页明确认可参与了与上诉人的买卖，在与上诉人的通话往来中张韦学也认可了要支付款项。现张韦学否认合伙人身份，一会儿称是万**的代理人，一会儿又称是公司员工，但均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和社保等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根据合伙人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张韦学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错误。三、一审判决一次性支付违约金63000元错误。1、《欠条》是被上诉人拖欠货款严重违约近2年后出具的，被上诉人明确承诺逾期还款将愿每月支付5%的利息至付清为止。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应按承诺履行义务，因此，上诉人据此诉请被上诉人支付2%的月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不仅符合被上诉人作出的承诺，而且还远远低于其承诺的标准，于法有据。2、无论是被上诉人的承诺，还是上诉人的诉请，均不是要求一次性支付固定金额的违约金。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仅一次性支付固定金额63000元的违约金，不合法也不合理。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14日就拖欠上诉人货款250656元，仅在2019年8月27日支付了3000元后，至今拖欠了将近4年多之久再未支付一分钱。即便按照《买卖合同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计算，在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情况下，按利率上浮50%计算至一审判决时间2020年8月25日，分段计算，被上诉人也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73135.54元。可见，一审判决调减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却仅仅只有63000元，比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情况下法定违约金标准还要低，举重以明轻，一审的该判决明显不合理。3、本案中，被上诉人承诺按5%的月利息支付违约金，上诉人作为守约方，无故被拖欠货款长达4年多之久，遭受的损失不仅仅是同期贷款利率的损失，这是常识。起诉时，上诉人已主动降低被上诉人承诺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为法律允许的2%的月利息标准，这一诉请合法合情合理。一审判决不考虑本案被告长期拖欠货款的情况、被告的过错和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按照210000*30%=63000元，不仅与被上诉人的承诺严重不符，对被拖欠货款的上诉人也显失公平。4、按照一审判决的裁判，被上诉人作出逾期付款违约承诺有何用，《欠条》有何用。被上诉人明明已经长期拖欠货款，严重不讲诚信之后，再次作出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承诺竟然不用再去遵守，仅需到法院吼一声“违约责任过高，要求调减”，便如愿以偿地摆脱了自己的承诺，这样的社会还有何诚信可言，一审判决明显不公。5、从执行的角度来说，按照被上诉人的承诺，在其未付清货款前，一直承担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将会因其违约行为越累越多。但，按照一审的判决，即便被上诉人一直违约不支付货款，面临的违约金永远只是固定的63000元。这两者之间天差地别。若按前者裁判，将有利于督促被上诉人履约，构建诚信社会，体现了违约金的惩罚性。若按后者裁判，只会让不讲诚信的人更加不讲诚信。综上，根据本案被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仅承担固定的63000元违约金，不合法不合理，对上诉人不公，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并非所有被告要求调低违约金，人民法院都要调减。只有在“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且要兼顾合同履行情况、过错承担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同时要兼顾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才能“适当减少”。如前所述，在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按此规定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也为73135.54元，而一审判决却在被上诉人明确承诺逾期付款将承担5%的月利息，长期拖欠货款，长期不守诚信，且上诉人已经主动调减违约金标准的情况下，仅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固定的63000元，这并非是“适当减少”。因此，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作出第二项判决是错误的。综上上诉理由，从诉请金额和判决金额对比来看，一审判决同时扣减了尚欠货款本金37656元、逾期付款利息76164元(暂至2020年5月20日)，扣减了113820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作此扣减，与法与理都不符，被上诉人一再失信和违约，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为此，恳请二审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韦学辩称，一审认定的金额准确，本案交易与当事人张韦学无关，不应由张韦学负责。被上诉人缘创公司、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刘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247656元；2、判令三被告按照月息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从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2018年2月5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以250656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为95082元；2019年8月28日暂至2020年5月20日期间，以247656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为44082元，违约金暂共计139164元）；以上两项金额暂共计3868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与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提供单据10张予以佐证。其中2015年12月3日发货单中的收货单位为张建国，金额为23718元（原告称张建国是其别名，该批货是厂家发送给原告后再由原告发给被告），汪勇签收；2015年12月6日标注“万老板”便签一张，金额72836元，李＊林签收；2015年12月13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49577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19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91840.25元，杨富国签收；2015年12月22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18492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23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151721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25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81492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28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52327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29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44069元，李兴旺签收；2016年1月10日标注客户“万老板”产品销货清单一张，金额104584元，李兴旺签收。2015年12月7日、2015年12月25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6月14日、2019年8月27日，被告万**分别支付给原告货款50000元、150000元、200000元、40000元、3000元，共计已经支付货款443000元。原告提交2017年12月20日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刘健铝合金百页材料款210000（贰拾壹万元整）于2018年2月5日前付清，如逾期不还按原货款5％的月利息支付违约金。欠款单位贵阳缘创云峰装饰公司负责人张韦学身份证号5201031973××××××××万**5201031980××××××××”。被告张韦学称其在欠条上签署负责人，表明其是代表缘创云峰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万**称其系缘创云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的行为代表缘创云峰公司，不应由万**个人负责。原告当庭认可是与万**联系发生买卖关系，所需货物、运送至何处等均系由万**指定。原告并称，在本案中向张韦学主张权利的理由是因万**称与张韦学系合伙关系，张韦学也承诺在2017年9月30日前付清所欠货款，向一审法院提交录音保存件，被告张韦学以原告提供的录音并非原始载体为由不予认可。审理中，被告缘创云峰公司、万**提交加盖“贵阳缘创云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铝合金门窗及栏杆制作安装承包合同》复印件及领款凭证复印件，欲证明张韦学借用其公司资质并私刻公章承包贵州建博劳务有限公司铝合金门窗及栏杆制作安装工程，相关工程款均由张韦学签字领取。被告张韦学不予认可，并出示了《承诺书》原件用于证明其受万**指派进行花果园Ｖ区7、8、9号楼工程的相关工作，万**与发包方协商同意将工程款转入张韦学个人账户，张韦学系其职工，并非合伙人。被告缘创云峰公司、万**不予认可，并称该份证据系张韦学伪造。上述事实，有当庭举证质证的原被告身份证、工商登记信息、销货清单、欠条、银行流水、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逐一评判如下一、承担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问题。从原告所举证的发货单据及欠条内容来看，发货单中的收货人均为“万老板”，万**在欠条上签名，结合原告所陈述的“发生买卖关系均是与万**联系，所需货物、运送至何处等均由万**指定”等事实，加之已经支付的货款均是从万**个人账户上支付等情节，应予认定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系万**。缘创云峰公司当庭自愿认可应由公司承担该笔债务，故应与万**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故本案应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系被告缘创云峰公司及万**。被告张韦学未与原告联系过买卖事宜，未接收过货物及支付过货款，且其在欠条中明确注明其身份为欠款单位贵阳缘创云峰装饰公司负责人，故其个人并非本案争议买卖关系的主体，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原告称张韦学承诺在2017年9月30日前付清所欠货款，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应支付的货款金额是否应以欠条载明的为准的问题。原告经计算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为247656元，但欠条上载明金额为210000元。由于原告接收被告书写的欠条后一直未提出异议，并以该欠条作为证据主张权利，表明其认可欠条载明金额为最终尚欠货款金额，故应以欠条记载金额210000元为准。三、原告主张按照月息2％的标准从2018年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分段计算违约金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欠条载明的付款期限为2018年2月5日前，违约金标准为按照原货款月5％计息，诉讼中原告自愿降低为按照月息2％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被告则要求调低违约金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如按照月息2％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将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一审法院予以按照210000＊30％=63000元计算违约金。四、对被告缘创云峰公司、万**提出与张韦学系合伙关系，张韦学应承担一半责任的辩解意见，因本案审理的是买卖合同双方的争议，至于缘创云峰公司、万**与张韦学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缘创云峰公司、万**承担本案义务后是否可以按照合伙关系向张韦学主张权利，当事人可另行解决。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贵阳缘创云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刘健货款人民币210000元；二、由被告贵阳缘创云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刘健违约金人民63000元；三、驳回原告刘健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02元减半收取3551元、保全费2454元，共计6005元由原告刘健负担1767元，被告贵阳缘创云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万**负担4238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上列二被告在履行本判决的同时支付给原告423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查明，缘创公司、万**向刘健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张韦学是否承担责任；二、欠款金额如何认定；三、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是否适当。张韦学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从产品销货清单、万**向刘健银行转账流水及欠条记载内容来看，案涉合同的出卖人系刘健，买受人系万**。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万**系案涉合同相对人。而案涉合同交易中，并未有证据指向张韦学系本案诉争合同相对人。欠条载明欠款单位为缘创公司、万**，缘创公司亦认可该债务，应由缘创公司、万**向刘健承担清偿责任。故刘健主张张韦学应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欠款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缘创公司、万**向刘健出具欠条前，尚欠刘健货款247656元。2017年12月22日，缘创公司、万**向刘健出具欠条载明尚欠刘健货款210000元，当事人对欠条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系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该欠条的性质属于缘创公司、万**与刘健就案涉货款及货款支付问题达成的协议，应以该协议确认的货款210000元为准。故刘健主张货款为250656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违约金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案中，欠条本身并非借款合同，系案涉买卖合同中用以约束缘创公司、万**支付货款的债权凭证，按照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将明显高于合同履行后刘健所能获得的利益，于缘创公司、万**而言有失公平，一审法院按照210000×30%=63000元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故刘健主张一审判决一次性支付违约金63000元错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健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7102元，由上诉人刘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余思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