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211行赔初11号 原告刘祥云，女，汉族，1968年3月24日出生，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黄婉莹，福建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004155341D。 诉讼代表人王嘉兴，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徐治，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秦郊县、庄程鹏，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刘祥云诉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以下简称思明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20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经审查，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依法受理并依法向被告邮寄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祥云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婉莹、被告思明思明公安分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徐治及委托代理人秦郊县、庄程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祥云诉称，2018年7月10日，原告与女儿发生口角，女儿一气之下便拨打110报警。后民警丁晓珺及一名协警出警。警察来了之后，原告并没有对女儿动手及人身伤害。在丁警官来之前，原告就出去买水和水果解渴。在买水回来的路上碰到丁警官并遭到其殴打，于当晚被送至厦门中医院治疗。经医院检查，致原告头皮软组织肿胀，左额部皮下异物，左侧颌突及鼻骨形态欠规则，眼部REP层欠整等伤害。厦门市中医院也出具了多处挫伤、头部外伤、左鼻骨骨折、视网膜病变（待查）等的疾病证明。由于原告无法负担长期的住院费用，在住院几天后未治愈便出院。出院后也一直在医院门诊治疗。 事情发生后，何厝边防派出所多次找到原告想要调解此事，由于调解金额没达成一致，一拖再拖，至今分文未付。2018年12月13日，原告与被告调解时，由于伤情未愈，加之调解时想到被丁警官殴打的事情，情绪激动，突然晕倒，再次被送至厦门市中医院就诊。此次住院13天，原告已经花费了4万多的医疗费，至今还未痊愈，无法正常工作。 因何厝派出所丁晓珺警官的殴打行为，给原告造成多处伤害，原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于2020年6月2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2020年7月17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在2020年7月20日收到该决定，原告不服，特诉至法院。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撤销被告做出的厦思公赔决字[2020]003号不予赔偿的决定；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赔偿原告医疗费41,141.4元，护理费3,400元（按200元/天，住院1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100元/天），误工费239,257（算至2020年5月11日，每日赔偿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2019年职工日平均工资346.75元），营养费5,000元；三、请求支付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国家赔偿决定书，拟证明思明公安分局做出不予赔偿决定； 2.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拟证明2019年8月2日何厝派出所派人和原告调解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3.疾病证明书、影响报告单、门诊病历、住院出院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11日进入中医院治疗，经检查身体多处挫伤，头部外伤，眼部RPE层次规整，左鼻骨骨折等；2018年12月13日，由于之前的伤未愈，加上情绪激动，突然晕倒，被送到厦门市中医院再次治疗，住院13天； 4.收费票据、住院清单汇总，拟证明原告在厦门市中医院两次住院，门诊多次治疗，共计医疗费41,141.4元； 5.证明书（陈倩红），拟证明警察到了之后，原告并没有对报警人陈倩红进行人身伤害，原告出去后在回来时遭到丁晓珺警官殴打； 6.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有提出赔偿申请； 7.照片1张，拟证明原告腿部伤情。 被告思明公安分局辩称，一、思明公安分局作出的不予国家赔偿决定内容正确，适用法律准确。2018年7月10日21时36分，何厝派出所接市局指挥中心110指令：思明区××路××号××室主报警称被其母亲殴打。接报警后，民警丁晓珺即带领辅警牟超达等人赶赴现场处置。经现场初查，系原告刘祥云因家庭纠纷殴打其女儿陈倩红（报警人），致陈倩红手、脸等部位轻微受伤。因刘祥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殴打他人，民警丁晓珺决定依法口头传唤刘祥云到派出所配合调查，但刘祥云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在现场指责、谩骂、挑衅民警，并用手指戳民警胸部。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警丁晓珺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操作规程》第十九条之规定，在口头制止无效后采取徒手制止，通过抓腕、别臂的方式将刘祥云的双手控制在其身后，并使用约束带对刘祥云的双手进行束缚，随后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在徒手制止过程中，由于刘祥云一直挣扎、反抗，导致其倒地致脸部、腿部擦伤。到何厝派出所后，刘祥云在办案区大吵大闹，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导致民警无法对其制作询问笔录。刘祥云在吵闹过程中还表示自己身体不舒服要就医，民警遂通知120救护车到场将刘祥云送医治疗。何厝派出所于当日依法受理刘祥云殴打他人案，依法对报警人陈倩红进行调查取证，陈倩红表示刘祥云与其为母女关系并主动请求公安机关不追究刘祥云的法律责任。 经调查，陈倩红还反映其母亲刘祥云疑似精神方面有问题。鉴于报警人陈倩红主动请求公安机关不追究其母亲刘祥云的法律责任，且案件情节较轻微，经综合考量，何厝派出所对刘祥云先予以教育，未再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何厝派出所民警在接处警过程中，程序合法、措施得当，不存在殴打刘祥云的情形，原告刘祥云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范围，原告刘祥云据此提出的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7月17日，思明公安分局作出厦思公赔决字〔2020〕003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对于刘祥云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 二、思明公安分局办理刘祥云国家赔偿案件的程序合法 原告刘祥云认为2018年7月10日晚上，何厝派出所民警丁晓珺在处置其与其女儿口角纠纷的报警时，动手殴打刘祥云致其受伤住院，于2020年6月2日申请国家赔偿。思明公安分局当日决定受理并通知何厝派出所提交有关案件材料，何厝派出所于2020年6月8日提交答复书及有关案件材料。经审理，思明公安分局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厦思公赔决字[2020]00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并于同日通过邮寄方式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刘祥云。思明公安分局严格按照《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案件受理、审查、报批、送达等有关规定，办案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思明公安分局在办理刘祥云国家赔偿案件中，程序合法，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不予赔偿决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受案登记表，拟证明陈倩红报警受案情况； 2.报警登记，拟证明陈倩红报警情况； 3.受案回执，拟证明受案后通知报警人； 4.调取证据通知书，拟证明向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调取证据； 5.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警记录，拟证明向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调取出警记录； 6.调取证据通知书，拟证明向厦门市中医院调取证据； 7.向厦门市中医院调取的证据，拟证明刘祥云当时在医院的检查情况； 8.询问笔录（刘祥云），拟证明对刘祥云进行询问； 9.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告知刘祥云行政案件权利义务； 10.询问笔录（陈倩红），拟证明对陈倩红进行询问； 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告知陈倩红行政案件权利义务； 12.询问笔录（牟超达），拟证明对牟超达进行询问； 13.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告知牟超达行政案件权利义务； 14.陈倩红伤情照片，拟证明陈倩红的受伤情况； 15.相关执法记录仪等的音视频资料光盘，拟证明民警接处警情况； 16.刘祥云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17.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厦思公答字[2020]003号）； 18.送达回执； 证据16-18拟共同证明其及时受理刘祥云的国家赔偿申请，并通知厦门市公安局何厝派出所答复并提交案件材料； 19.国家赔偿答复书，拟证明厦门市公安局何厝派出所及时进行答复并提交案件材料证据； 20.国家赔偿决定书； 21.送达回执； 证据20-21拟证明其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并及时送达； 22.补正决定书，拟证明其对不予赔偿决定书里面的一个笔误作出补证。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双方对于在案证据的载体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在案证据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亦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0日21时36分，原告女儿陈倩红报警称在思明区××路××号××室被原告掐脖子。思明公安分局下辖何厝派出所接报警后，由民警丁晓珺带领辅警牟超达等人赴塔埔路98号3015室处警。 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民警在到达塔埔路98号3015室前遇原告，原告告知民警不要到其家里。21时58分30秒左右，民警到达3015室，此后陈倩红向民警指控原告对其实施了掐脖子等行为。陈倩红脸部、颈部可见较明显伤痕。22时9分30秒左右，民警调查完毕离开3015室。22时14分18秒，民警对原告实施徒手制服，并使用约束带对刘祥云的双手进行束缚。制服原告后，处警民警口头将原告强制传唤至派出所。在徒手制止及乘警车前往派出所过程中，刘祥云情绪激动，且持续挣扎、反抗，并对民警进行谩骂、威胁。 当晚，何厝派出所对陈倩红进行询问，陈倩红在询问中陈述“她（刘祥云）用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十几秒，我喘不过气就把她推开，推开后她又上来用双手抓我的脸”，陈倩红还陈述其与刘祥云系母女关系，其不追究刘祥云的责任。7月11日凌晨，原告至厦门市中医院就诊。此后，厦门市中医院向原告出具4分疾病证明书，其中2018年7月18日诊断为多处挫伤，2018年7月20日诊断为左鼻骨骨折，2018年7月26日诊断为头部外伤。 2018年7月13日，何厝派出所对刘祥云进行询问。刘祥云在询问中回答民警如何殴打她时陈述，“手是被出警民警按在地上拧的，脚是出警民警在110车上用脚踩的，右侧头部是出警民警抓住我的头磕在地上受伤的，右边大腿是把我按在地上时摔的”。 2018年7月14日，何厝派出所对辅警牟超达进行询问，牟超达在询问中陈述，其与民警在塔埔路98号一楼碰到原告后，“原告情绪就很激动，一直用言语辱骂我们，她当时手里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饮料，过来一手用手指一直戳着民警丁晓珺的胸口，一手拿饮料作势要打丁晓珺”。 2020年6月2日，原告向思明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申请就2018年7月10日晚，民警处警过程中动用武力殴打原告，致其多处受伤所导致的各项损失予以赔偿。思明公安分局于当日予以受理并通知何厝派出所提交有关案件材料，何厝派出所于2020年6月8日提交答复书。经审理，思明公安分局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厦思公赔决字[2020]00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祥云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并于同日通过邮寄方式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刘祥云。 另查明，2020年11月30日，思明公安分局作出厦公思补字[2020]001号补正决定书，对原决定书正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更正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系其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且损害后果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诉请要求思明公安分局对其进行赔偿的事实系基于2018年7月10日民警的处警行为，根据在案证据，思明公安分局当日的处警行为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 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案发当日，民警系因原告女儿陈倩红报警称被原告殴打故赴案发地处警，在民警处警过程中，原告未配合民警调查，并对民警进行谩骂，并作出用手指戳指民警胸部的举动，民警在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对原告徒手制止，不违反规定。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的陈述，其伤情系被民警制服过程及乘车过程中殴打所致，结合在案执法记录仪视频，以及原告在被制止过程乃至乘坐警车过程中情绪激动，不断挣扎、反抗，确易导致原告身体的多处挫伤。因前述徒手制止行为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且民警在徒手制服原告的过程中，并未超出必要限度，故不存在应予以行政赔偿的情形。 原告于2020年12月8日向本院提出伤残鉴定申请，因本案不存在应予以行政赔偿的情形，故对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原告提出的何厝派出所曾与其协商相关补助事宜，属于何厝派出所与其协商解决争议的过程，但不因双方曾经存在协商过程就必然导致被告对原告负有法定的赔偿义务。 综上，被告依法受理原告的赔偿申请后，作出厦思公赔决字[2020]00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祥云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祥云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蓝水凤 人民陪审员  杨乾华 人民陪审员  陈志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李夏菲 书 记 员  陈荣强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