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81民初6542号原告：郑茹，女，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现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淑云，辽宁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兴胜（与原告系夫妻），男，196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址同上。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路11-1号。法定代表人：石云，该公司董事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83011883L。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0794933535。法定代表人：宁银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郑茹与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兴胜、高淑云、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村镇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得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原告与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签署的、担保金额分别为900万元和300万元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下称爱得帅公司）找到原告，声称其在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瓦房店村镇银行”）处拟申请1200万元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请求原告夫妻二人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2016年12月8日，在未见到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原告与瓦房店村镇银行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保证担保。2019年12月，原告才得知爱得帅公司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其中900万元借款是为了偿还爱得帅公司在瓦房店村镇银行的旧贷款本金，120万元借款是为了偿还贵行贷款所欠的利息。原告从未与爱得帅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瓦房店村镇银行与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未出示借款合同，也未告知原告爱得帅公司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旧贷的担保人是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瓦房店村镇银行为了将不良贷款转嫁给原告承担，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瓦房店村镇银行故意隐瞒事实，不向原告明示借款合同、不告知真实借款用途，骗取原告担保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担保法解释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法院公正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银行辩称，１、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陶兴胜、郑茹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提供《股东会决议》和《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表示经陶兴胜、郑茹研究决定同意为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在被告处办理最高额人民币900万元授信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用途为借新还旧。该《股东会决议》和《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由陶兴胜和郑茹签字盖章，陶兴胜、郑茹已经事先知悉该笔贷款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2016年12月9日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放款人民币900万元和人民币120万元，借款凭证中已经注明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和偿还利息，原告陶兴胜在该两份借款凭证背面担保人处亲笔签字，原告陶兴胜明确知晓借款人民币900万元的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人民币120万元的借款用途为偿还利息。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同时签署，且陶兴胜及郑茹持股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两笔贷款的借款凭证背面担保人处加盖公章，郑茹作为公司股东及原告陶兴胜的妻子必然知晓人民币120万元的借款用途。综上，陶兴胜、郑茹对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向被告申请涉案两笔贷款的借款用途已经知悉且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２、原告无权请求撤销涉案两份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原告在起诉状中已经说明原告是基于第三人找到原告而提供保证担保，并非被告联系原告要求原告提供担保，原告应向第三人了解借款用途，被告无义务向原告说明第三人的借款用途。而事实上，原告亦已经知晓涉案两笔贷款的借款用途，原告与被告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且被告无任何欺诈、胁迫行为，因此原告无权请求撤销涉案合同。3、原告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于2016年12月已经知悉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向被告借款的用途，原告于2017年12月之前没有行使撤销权，则撤销权归于消灭。综上，被告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倦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全部书证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称是其丈夫陶兴胜在空白借款凭证上签字、盖章，并申请鉴定如下事项：1、被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的填写日期非原告本人所签，而由银行工作人员填写不真实日期；2、对《股东会决议》纸张的成份、文字的墨迹成分及同一时间银行单方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的文字墨迹成分、纸张成分进行鉴定，证明该份股东会决议是银行起草，并由银行在自己的打印机上打印形成，原告对内容不知情；3、原告称在《借款凭证》背面签字时正面内容系空白，所载内容是银行工作人员后填写的，要求对背面陶兴胜的签字与正面银行工作人员手写内容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对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供的书证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证据的待证事项在本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综合分析予以认定。因原告申请的鉴定1、2事项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鉴定3事项，根据原告的陈述以及结合被告发放贷款时间，借款凭证正面与背面的内容应是在同一天书写，根据现有的鉴定水平无法鉴定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故原告申请鉴定的事项本院均不予准许。综合本院认定的证据、原告、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确定以下事实：陶兴胜、郑茹夫妻是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俱进房地产公司）的股东，陶兴胜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7日，俱进房地产公司向银行提供股东会决议，表示经俱进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为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处办理最高额授信贷款人民币9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此笔最高额授信贷款，授信期限为三年，用于“借新还旧”，该股东会决议由俱进房地产公司股东陶兴胜和郑茹签字盖章，由俱进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同日，财产所有人陶兴胜、郑茹出具了《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同意用俱进房地产公司名下的房产对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办理的最高额授信贷款900万元人民币用于“借新还旧”提供抵押担保，授信期限3年，首笔贷款1年。2016年12月8日，银行与爱得帅公司签订两份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授信最高额度分别为玖佰万元和叁佰万元，均由俱进房地产公司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采取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7日，保证范围系银行依据借款合同向借款人（爱得帅公司）发放的所有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补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和借款人应付的其他费用。其中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全部本金不超过玖百万元整，另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本金不超过叁百万元整。保证期间均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原告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借款人和贷款人（债权人）协商同意变更主合同条款，除延长贷款期限和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需经甲方（保证人）同意，甲方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2月9日，第三人爱得帅公司与被告签订两份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88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借款期间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另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91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这：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12月8日。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人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9日，银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放款人民币900万元和人民币120万元，其中借款用途注明了900万元为“借新还旧”，120万元为“偿还利息”，俱进房地产公司在该两份借款凭证背面担保人处加盖公章，陶兴胜作为俱进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2018年2月5日，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称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因债务纠纷，经营不善，现处于停产状态，无法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经第三人与其协商，其公司同意承担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诺以打包出售或部分变卖房屋所得款项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同时鉴于银行利率偏高，申请降低贷款利率。2018年2月13日，被告银行将上述两笔贷款分别又进行了借新还旧，与第三人爱得帅公司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均自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7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6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2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捌拾万元整。上述三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人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大银保监罚决字【2019】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发现：截至2018年2月13日，借款人爱得帅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的两笔贷款（900万元与120万元）均已形成不良贷款，银行于2018年2月对该两笔不良贷款进行了借新还旧，上调至正常类，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违反了审慎经营原则，给予罚款20万元。被告书面说明，原告于2016年12月8日在该行签署合同时没有录像视频。原告陈述，其在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工作的外甥女赵洋说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要贷款，让其给提供担保，并通知其到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在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就已涉诉，且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案新贷与旧贷非同一担保人，旧贷担保人系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与俱进房地产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债权均是同笔债权，被告提供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中的打印内容均记载了900万元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不论该两份证据由谁起草打印，只有原告在认可了打印的内容情况下才会签字，现在原告认可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却称不知打印内容，明显违背常理。另，2016年12月9日借款900万元的借款凭证上载明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原告的丈夫陶兴胜及俱进房地产公司签字盖章，说明原告作为配偶应知借款用途。虽然借款凭证正面起息日由2016.12.08改为2016、12.09，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其丈夫陶兴胜在签字时该借款凭证是空白。被告提供的上述书证均可以证明原告作为保证人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应知涉案900万元借款的用途系借新还旧。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即使系原始载体，也不能对抗被告提供的上述书证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供的书证同被告提供的书证证明力相比较，不能证明其在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不知道涉案的借款用途。其次，本案系最高额保证，原、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一天签订，原告作为保证人应了解此时借款法律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本来即是不特定债权，在此情况下，原告作为保证人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可视为对上述不确定性有了充分了解，并自愿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并且原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现原告事后以被告未出示借款合同、未能了解借款合同内容、不知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为由提出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签订，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特点，但并不影响原告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金融机构放贷给借款人，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就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原告提供的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涉诉并被列入失信人的证据，即使银行对第三人涉诉一事知情没有告知原告，不能据此就证明原告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银行对原告有欺诈行为，原告不应把自己的审慎、注意义务转嫁给被告银行，并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告的放贷行为违反银行业管理性规定所作的处罚，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无关。从原告的陈述，其同意担保，是受在第三人处工作的亲属请托，即使第三人没有告知原告借款用途，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其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也应知借款用途，其提供的证据也均不足以否认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8年2月5日俱进房地产公司在向银行申请降低贷款利率时，就已明知第三人涉及债务纠纷和处于停产状态，俱进房地产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原告的丈夫陶兴胜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时应当对担保的借款用途及风险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如果按照原告自己的主张，认为银行骗取其担保欲行使撤销权，至少此时原告也应知道撤销事由，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从2018年2月5日开始计算，至今原告早已超出一年期间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也应归于消灭。综上，原告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银行行使欺诈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其要求撤销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告郑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其放弃质证、答辩的一切诉讼权利，不利后果自负。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郑茹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蒸人民陪审员 刘 伟人民陪审员 陈立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王丹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