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48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长发，女，1985年10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生培，男，1961年7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尧桂珍，女，1960年7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1，男，2009年5月1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2，女，2012年9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3，女，2013年9月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4，女，2015年1月21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5，女，2016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以上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生培，男，1961年7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特别授权代理。以上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萍，安远县通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阳绍富，男，1968年2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于都县贡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丽红，女，1992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平，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献义，男，1981年8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欧阳绍富因与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6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生培、蔡长发、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生培、邱红萍，上诉人欧阳绍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文忠，被上诉人朱丽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廖献义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足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上诉人亲属曾鸿飞被廖基林、廖章龙故意伤害致死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三人都分别存在重大的过错责任，为此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三人应连带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朱丽红明知廖基林用自己手机约曾鸿飞出来，目的就是为对曾鸿飞进行殴打报复，还把自己的手机给了廖基林使用，并且朱丽红亲眼看到廖基林在准备去盘古山时随身携带了木棍、铁棍等凶器用来准备殴打曾鸿飞时，不但没有及时阻止，还任凭事态的发展，朱丽红到了盘古山公园后，脱离了廖基林的视线后本可以报警，但其没有报警。在入住龙王宾馆后，廖基林又用朱丽红手机给曾鸿飞发信息在305房间时，也是可以阻止的，但是朱丽红也没有阻止，而是任凭事态的发展，为此导致了曾鸿飞一来到房间就被廖基林木棍连打两棍，廖基林把曾鸿飞拉进房间里面后，对坐在靠窗户边床的曾鸿飞头部又是一棍，后面朱丽红虽有出来阻止廖基林再打曾鸿飞，打开了房间门，曾鸿飞乘机跑出房间，但此时的曾鸿飞头部已经严重受伤出血不止，后又被廖基林追上，再次遭到廖基林棍棒殴打，伤情严重，后经治疗无效死亡，所以朱丽红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廖献义明知廖基林到盘古山约曾鸿飞出来就是教训曾鸿飞，且也明知廖基林带的这些凶器也是用来准备殴打曾鸿飞之用，不但没有阻止，也不报警，还与廖基林一起到龙王宾馆开房等曾鸿飞，并积极去捡回被扔下的凶器再送回给廖基林，其行为促使了廖基林有作案工具的便利条件对曾鸿飞殴打致死，所以被上诉人廖献义在本案中也存在重大过错，其应承担本案相应的赔偿责任。3.欧阳绍富作为龙王宾馆的经营者没尽到管理职责和未尽及时施救义务应承担本案相应的赔偿责任。廖基林等人到欧阳绍富经营的龙王宾馆开房时，欧阳绍富经营的龙王宾馆在廖基林没有提供身份证的情况下，让廖基林在登记本上随便填写了一个姓名为廖华明，男，安远县，身份证号为36072698405673305的信息，在廖基林交了100元押金后，欧阳绍富就为廖基林开了305房间，并把钥匙给了廖基林。欧阳绍富作为龙王宾馆的经营者没有对入住客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确认是否是本人，且明知身份证证号码是18位数字组成，廖基林填写的身份证号只有17位，明显少了一位数字。欧阳绍富在经营上只追求利益，没有把经营中的管理职责当回事而犯下重错，如果欧阳绍富按照经营宾馆的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进行审查入住客人的身份是否符合条件，如不符合条件的则不让其入住，那么本案中就会避免这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廖基林在305房间殴打曾鸿飞时，龙王宾馆的服务员和欧阳绍富听到了他们打架的声音也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或者及时报警，其没有尽到宾馆经营者的义务，所以欧阳绍富在经营该龙王宾馆存在管理上严重的失职，存在严重的过错，其对曾鸿飞的死亡也有责任，应当承担相当的赔偿责任。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三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赔偿比例过轻。因为曾鸿飞被廖基林打死，三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在本案中都分别存在重大的过错行为，应按赔偿金额640550元的各30%进行赔偿，并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虽然确认了上诉人因亲属曾鸿飞死亡提出的赔偿金额合计为640550元符合省标计算。但只判决三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承担该赔偿金中10%中的一部分的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在本案分别都存在重大的过错而导致了本案的发生。退一步来讲即使曾鸿飞与被上诉人朱丽红真的有一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廖基林等人也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也都有积极阻止廖基林这一行为的发生义务。由于廖基林、廖章龙和三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行为造成了上诉人的家庭是上有两个年老父母，下有五个待抚养成人的子女，也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幼小的五个孩子没有了父亲，可以说，曾鸿飞的死亡是给上诉人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为此上诉人认为提出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三项赔偿数额640550元是合情合理的，三被上诉人朱丽红、廖献义、欧阳绍富应当各按30%承担赔偿责任，也是符合法理与情理。三、上诉人二审有新证据证明三被上诉人有重大过错责任。二审法院理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对本案作出公平合理的终审判决。上诉人欧阳绍富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安远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6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由被告欧阳绍富赔偿20000元”的判项，直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0000元的赔偿责任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以“被告欧阳绍富对致害人廖基林在其宾馆处用随便一个名字开房间，并将木棍等凶器带入房间，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间接上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的认定极其错误与荒谬。涉案当时的那些人来到上诉人宾馆当时是说开一个房间商量一个事情，退一万步，即使客人要求开房，上诉人没有权利检查来客的物品，或者限制客人携带哪些物品。因此，“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间接上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显然是强人所难的认定、且明显不属于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0000元的赔偿责任既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且与相应的法律规定严重相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第四款又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基于前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明显与法相悖。三、被上诉人应当获得的赔偿请求主张，已经在另案的刑事附带民事一案中得到确认与支持，被上诉人一审提起的民事诉讼已经构成重复诉讼，依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法对其与法相悖的诉讼请求也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无法服从一审的错误判决，特向中院上诉，请求中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直接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答辩称，一、上诉人欧阳绍富称，一审法院以“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间接上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是明显强人所难、且明确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是完全错误的说法。正因为上诉人作为龙王宾馆的经营者没尽到管理职责和未尽到及时施救义务，失职而导致本案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本案相应的赔偿责任。二、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2万元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与相关的法律规定相悖及构成重复诉讼一说，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38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产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只能索赔物质损失。但是并非就得不到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抚养费的赔偿，《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而已，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索赔诉求。本案是生命权纠纷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受害人死亡后各种赔偿项目法律有明确规定，虽说答辩人之前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中院判决了两项赔偿项目，剩下的其他项目未进行判决，未在刑事附带民事中判决的原因是依据不同。并不等同于就不能再主张赔偿。因此，欧阳绍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欧阳绍富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欧阳绍富答辩称，1.宾馆的经营管理人对上诉人曾生培的亲属曾鸿飞的死亡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当时的值班人员即使没有核对进入宾馆人员的身份，也只是应当承担行政管理责任，而不应当承担被故意伤害所致的责任，因为宾馆的管理人经营者只是对经营场所的安全设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承担责任，本案系基于刑事案件引发的被害人死亡，所以，不应当由我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一审判决三位被告承担法律责任与法律相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有明确规定就是直接侵权损失，本案所涉赔偿明显超过了该范围，特别是上诉人曾生培等人在另案刑事案件中获得了法律应当支持的赔偿款。被上诉人朱丽红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刑事侵权人，不应赔偿被答辩人因被害人曾鸿飞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案中，答辩人朱丽红与被害人曾鸿飞不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也不知道廖基林有故意伤害被害人曾鸿飞的故意，当时仅说好与被害人曾鸿飞回去对质一下澄清两人的关系。因此，答辩人与被害人曾鸿飞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赔偿被答辩人因被害人曾鸿飞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民法总则》对于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建立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项原则。过错责任要求，行为人只有在具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实施了某行为，并使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时，才能对此结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案发的当天早上，答辩人的手机就被廖基林强行拿走，其人身自由也一直被廖基林控制，无法与外界联系，更无法报警，当天晚上，答辩人进入宾馆房间时才发现廖基林带有棍棒，答辩人随即扔到窗外，在被害人曾鸿飞遭受廖基林殴打时，答辩人积极地进行救助，使被害人曾鸿飞尽量免受伤害。因此，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答辩人朱丽红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三、被答辩人提出的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640550元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受害方才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除此之外，其他都不属于物质损失。因此，被答辩人提出的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定条件，其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被上诉人廖献义未到庭，未答辩。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曾鸿飞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640550元（死亡赔偿金：13242元／年×20年＝264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870元／年×66年÷2＝32571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被告朱丽红与被害人曾鸿飞存在不正当关系，2018年5月29日，被告朱丽红之夫（已判刑）以朱丽红的名义约曾鸿飞当日晚到见面。廖基林的父亲廖北石知道后叫案外人廖章龙（已判刑）送廖基林和朱丽红到盘古山镇，并叮嘱看住廖基林。被告廖献义及案外人廖文进（已判刑）当日也在盘古山镇，廖献义接到廖北石的电话，叫其劝住廖基林，廖献义遂电话联系廖基林在盘古山镇公园碰面。当晚21时许，廖基林从家中携带装有金属棍棒和木棍的蛇皮袋，与朱丽红坐上廖章龙驾驶的车前往盘古山镇。到达后，与廖献义在公园碰面，并将装有棍棒的蛇皮袋从车上拿下。23时许，廖基林与朱丽红以其他名字登记入住被告欧阳绍富经营的龙王宾馆305房间，并发信息告诉曾鸿飞。廖基林将装有棍棒的蛇皮袋带到305房，朱丽红看见后将蛇皮袋整个扔下楼下。廖基林遂电话叫廖章龙将蛇皮袋捡回。廖章龙捡到蛇皮袋后，与廖献义一起送到305房后下楼。廖基林从蛇皮袋中取出木棍，朱丽红则拿出金属棍棒从窗外扔出房间。23时30分许，曾鸿飞到达305房门口，廖基林开门后立即朝曾鸿飞头部击打二木棍，并将曾鸿飞拉进房间，又对曾鸿飞前额击打一棍，朱丽红见状，上前抢夺廖基林手中木棍，并趁机将房门打开，曾鸿飞遂跑出房间，廖基林手持木棍追出，在宾馆楼梯转角外追上曾鸿飞，朱丽红也跟随追上，抢过廖基林手中的木棍扔到宾馆前面的屋顶上，拉着廖基林一起离开宾馆。廖献义、廖章龙、廖文进在宾馆附近，听到打架声，又看到廖基林和朱丽红急急地离开宾馆，遂进入宾馆察看，看到曾鸿飞头部流血受伤，报警后即离开。案发后曾鸿飞立即被送入医院抢救，同年6月4日14时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曾鸿飞系头部受到钝性物状多次击打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事后，同案被告人廖基林、廖章龙犯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廖文进犯窝藏罪被提起刑事诉讼，众原告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廖基林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廖章龙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廖文进犯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廖基林、廖章龙赔偿众原告因被害人曾鸿飞死亡导致的办理丧事误工费4036元、交通费500元、医疗费22357.51元，护理费691元、营养费180元、伙食费180元、误工费884.4元、丧葬费31534.5元，共计60363.4元；驳回了众原告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众原告因亲属死亡提出的赔偿金额合计640550元，符合本省标准计算，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众原告亲属曾鸿飞被廖基林故意伤害致死造成损失，本案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要看三被告在受害人死亡过程中有无过错。被告朱丽红与受害人有不正当关系，是引起受害人死亡的诱因，与起因有一定关系，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被告欧阳绍富对致害人廖基林在其宾馆处用随便一个名字开房间，并将木棍等凶器带入房间，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间接上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被告廖献义明知廖基林会伤害被害人曾鸿飞，没有尽阻止义务，放任结果发生，也有些许过错，故对原告应予适当赔偿。二是本案原告虽然在另案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且造成的物质损失等得到了判决支持，但现提起的民事赔偿是未得到赔偿部分，且是另外的被告，故依法可以支持。但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包含附带民事被告人应承担的极大部分理应剔除（结合本案实际酌定应扣除90%，余损失10%计币64055元）。同时，被害人与被告发生不正当关系，对引发本案诱因也有一定过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众原告因亲属死亡造成的剩余损失计币64055元，由众原告自负14055元，由被告朱丽红赔偿20000元，由被告欧阳绍富赔偿20000元，由被告廖献义赔偿1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天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1651元，由众原告负担1151元，由被告朱丽红负担200元，由欧阳绍富负担200元，由被告廖献义负担1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曾生培、蔡长发、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向法庭提交证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曾鸿飞生前在村里一直表现良好，对父母孝顺，对妻子照顾有周，并且热心于村里的公益事业，发生此事有可能是一时糊涂，受他人迷惑。被上诉人朱丽红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欧阳绍富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联名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经办人没有在证明上签字。本院论证认为，上诉人曾生培、蔡长发、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的合法损失是467825元（死亡赔偿金：13242元／年×20年＝264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870元／年×15.5年＝15298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本案生命权纠纷与此前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适用的诉讼法及实体法不同，赔偿项目不同，被告不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本案被告不是刑事被告，故本案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合法损失。（三）在受害人曾鸿飞死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1.廖基林、廖章龙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致死受害人，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受害人与朱丽红有不正当关系，对引发本案发生，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次要责任。3.朱丽红与受害人有不正当关系，是引起本案发生及受害人死亡的诱因，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适当赔偿责任；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朱丽红处于被动状态，不存在重大过错。4.欧阳绍富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规定，让廖基林在其经营的宾馆未用身份证件开房间，并将木棍等凶器带入房间，未尽审查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适当赔偿责任。5.廖献义明知廖基林会伤害受害人，没有阻止，放任结果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适当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受害方的损失数额及各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确定朱丽红、欧阳绍富、廖献义的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上诉人欧阳绍富的上诉请求均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2元，由上诉人蔡长发、曾生培、尧桂珍、曾某1、曾某2、曾某3、曾某4、曾某5负担3302元，由上诉人欧阳绍富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平审 判 员  沈象筠审 判 员  宋玉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代理书记员  罗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