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3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男，197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天丞，浙江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铠，浙江杭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5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禄，河南宛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某、赵某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7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夏良仁与赵某系夫妻，二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夏良仁与夏某系叔侄关系。2019年3月27日，夏良仁作为遗赠人（甲方），夏某作为扶养人（乙方）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一份，约定：一、由乙方承担甲方的衣、食、住、行、医疗、殡葬等全部费用，共同居住直至甲方“百年”为止。二、乙方享有受赠甲方全部财产的权利。包括甲方位于回龙雅苑居住的安置房及其他属于甲方名下的全部生活用品及存款等。三、甲、乙双方应信守承诺，自觉履行本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永不反悔。如有违约，按照我国《合同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四、双方指定见证单位负责监督本协议书的履行等。杭州律正法律服务所在协议“见证单位”处加盖了公章。2019年3月19日，夏良仁因“反复咳嗽咳痰伴气促10余年，再发加重3天”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记录的“入院情况”一栏记载夏良仁“对答切题”。后经治疗好转，夏良仁于2019年3月28日出院。住院期间，由夏某夫妻照顾。2019年4月24日，夏良因慢性肾炎综合症死亡。丧葬事宜由夏某负责办理。2019年9月25日，回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赵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兹有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居民夏良仁，其生前与妻子赵某共同居住在本社区。夏良仁生活起居、生病期间，均是由妻子赵某负责照料。夏良仁仅在最后一次生病（2019年4月22日左右）期间，由其侄儿夏某照料。以上情况属实。”2019年10月24日，回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夏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兹有本社区居民夏良仁2019年3月13日生病，由回龙社区干部打电话给夏良仁的侄子夏某，并由夏某送到富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从3月17日至3月28日住院期间由侄子夏某和侄媳向懿照顾，身体好转后出院。在2019年4月22日夏良仁再次发病，由妻子赵某送往省立同德医院（转塘院区）就医，由妻子赵某和侄子夏某及侄媳向懿共同照顾。2019年4月24日夏良仁去世后，其丧葬事宜均由夏某和向懿操办，夏良仁妻子全程未参与，特此说明！”另查明，2007年6月5日，夏良仁与杭州市之江度假区征地事务所就夏良仁所有房屋进行拆迁安置相关事宜签订《征用集体所在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2014年1月12日，夏良仁经选房抽签，安置获得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房屋一套，房屋面积为89.28平方米。该房屋原由夏良仁与赵某共同居住，现由赵某占有使用。2018年5月，夏良仁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赵某离婚。在该案审理中，夏良仁自述赵某于2018年8月30日搬入其住处与其共同居住。原审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浙0106民初4526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感情并未彻底破裂，驳回了其离婚请求。诉讼过程中，赵某对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中“夏良仁”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提出笔迹鉴定；后予撤回。赵某主张夏良仁死亡时尚有现金370000元被夏某占有，该款系其与夏良仁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夏某全额返还；后赵某撤回该请求，要求另案处理。夏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有效；2、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由夏某继承；3、本案诉讼费由赵某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夏某依据其与夏良仁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要求继承夏良仁的名下的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房屋。赵某则认为该协议并非夏良仁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产生效力，夏某无权继承案涉房产。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该协议虽签订于夏良仁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但根据夏良仁出院记录的“入院情况”一栏记载夏良仁“对答切题”，且在2019年3月19日入院后，经治疗好转，于2019年3月28日出院。案涉协议签订于夏良仁出院前夕，不能证明夏良仁的病情影响其行为能力，从而导致案涉协议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且该协议的签订经律正法律服务所作为见证，应认定系出于夏良仁的真实意思表示。赵某虽对该协议“夏良仁”签字的真实性予以否定，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未提起鉴定，原审法院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现夏某依约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依法享有相应的受遗赠的权利。第二，赵某系夏良仁的配偶，其在夏良仁去世时已年逾68周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继承人中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即便遗产不足清偿债务，也应为期保留适当遗产”的规定，夏良仁在与夏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未为赵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对《遗赠扶养协议》关于夏良仁将其所有财产归夏某继承的约定的效力，原审法院不予确认。第三，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换言之，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双务、有偿行为，协议双方都负有相互对待给付的义务，任何一方享受权利都是以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对价的。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的签订至夏良仁去世不足一个月时间，履行期间较短；且根据夏某提交的转塘街道回龙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2019年4月22日夏良仁再次发病，由妻子赵某送往省立同德医院（转塘院区）就医”的内容，说明发病时夏良仁并未如协议约定与夏某“共同居住”，如将夏良仁的遗产全部判归夏某所有，不符合民事合同等价有偿、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尚且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赵某系夏良仁唯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虽然从夏良仁提起离婚诉讼的诉请及事由来看，其与赵某夫妻关系不睦。但夏良仁在离婚案件中认可赵某在2018年8月30日搬入其住所居住，说明双方至少在此后有共同居住生活；从赵某提交的住院记录和双方提交的由回龙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在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前后，赵某对夏良仁亦有尽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认定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由双方共同继承。因双方均主张房产的所有权，对房屋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又都不提出价值鉴定，原审法院无法对该宗财产折价补偿，对该房屋只能按份额继承。根据双方的实际需要，兼顾双方利益，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夏某受遗赠70%份额，赵某继承30%的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由夏某和赵某共同继承，其中夏某受遗赠70%的份额，赵某继承30%的份额。二、驳回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夏某负担2200元，赵某负担2200元。 宣判后，赵某、夏某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夏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不确认《遗赠扶养协议》关于夏良仁将其所有财产归夏某的约定效力，为被上诉人赵某保留必要遗产份额，无视了2020年6月22日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自述内容，适用法律错误。1、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严格区分了遗嘱继承和基于遗赠扶养协议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仅适用于遗嘱继承，未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禁止类推适用。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的规定，保留适当遗产的对象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2020年6月22日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自述“一年收入有5万多，现在我每月有3000多”、“有房子的，房子是空置的”，被上诉人既然能够有劳动获取收入来源且拥有自住的住宅，又怎么能够认定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3、《遗赠扶养协议》的签订对于双方而言均是有约束力的，协议签订后，被扶养人能够存活多久，本就属于未知数，但是被扶养人在其生前，无论何时均有权要求扶养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作为对等条件，在其死后，其遗产将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至于被扶养人实际存活了多久在所不问，这也就是我国《继承法》对于《遗赠扶养协议》并不设定最低履行期限的原因。现一审法院仅以履行时间过短为由，拒不认定夏良仁将其所有财产归夏某的约定效力，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二、一审判决依据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适当分配遗产的规定，当然推定继承人承担扶养义务，也可以适当分配遗产的结论，错误理解立法本意，系法律适用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但该规定的前提为承担扶养的人原本没有法律规定的扶养义务，其目的在于当继承人不履行扶养义务，被继承人的生活无法得到照料的时候，能够鼓励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承担扶养义务，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2、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所设定的义务，夫妻之间扶养义务并不因为《遗赠扶养协议》的签署而免除。若只要履行了夫妻间扶养义务，就能够否认《遗赠扶养协议》条款的效力，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三十一条的规定将被架空，同时也有违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未履行“共同居住”的义务，未全面客观审查在案证据，主观片面理解“共同居住”，导致错误判决。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夏良仁两次住院期间，均由上诉人夏某全程陪同照顾，夏良仁生前行动不便，上诉人全面照顾夏良仁的饮食起居，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供了陪同吃饭、共同修门的照片，均是共同生活的体现。“共同居住”不代表时刻陪同，根据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赵某在2018年8月30日就已经搬入回龙雅苑，夏良仁于2019年4月22日发病时最先由赵某发现并送医，不能反推出上诉人未与夏良仁“共同居住”的结论。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前后，对夏良仁尽到夫妻之间扶养义务，严重偏离事实。1、被上诉人作为夏良仁的配偶，在2018年8月30日就已经搬入回龙社区。如果夏良仁生前真由被上诉人照顾，那么2019年3月13日夏良仁生病时，怎么会由回龙社区打电话给上诉人，并由上诉人送医治疗呢？2、被上诉人与夏良仁自2018年以来，夫妻感情不和，2018年5月28日，夏良仁起诉要求离婚，其在起诉书中陈述，被上诉人作为妻子，很少在家中居住，还擅自拿走他的私人物品，找人殴打他。虽然（2018）浙0106民初4526号判决书并没有准许离婚，但夏良仁本人在积极准备二次起诉事宜，这一点在《遗赠扶养协议书》中提到。3、根据一审证据《出警证明》来看，2019年4月23日，夏良仁住院期间，被上诉人赵某曾经拿走看病用的1万元钱，这不是真正想要照顾夏良仁的表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由夏某继承；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赵某针对夏某的上诉，答辩称：一、《遗赠扶养协议书》不是夏良仁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赠扶养协议书》签订于2019年3月27日，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记录显示2019年3月28日夏良仁的诊断为：“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Ｉ型呼吸衰竭、谵妄；2、快速心房颤动，心力衰竭……”。呼吸和心力衰竭属器质性之症，谵妄是以意识障碍为核心的神经精神症状，按医学术语讲，谵妄表现为神志恍惚，注意力不能集中，对周围事物观察清晰度降低等。即夏良仁已处于病危状态，神志模糊，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处理自己的财产，让人不清楚的是对于两页的《遗赠扶养协议书》是夏良仁自己有能力看完还是别人念给他听完，从而判断是其真实意思后再去签字捺印。一审仅引用入院时“对答切题”不足以说明夏良仁出院时的状况，对比入院和出院的诊断结论，完全可以得出夏良仁出院时的病情远远重于入院，是病情加重不是好转，因之入院时的“对答切题”对于夏良仁2019年3月27日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一审只提入院症状，回避出院时症状，明显不妥。可以肯定地说，夏良仁在2019年3月27日已没有（至少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已经丧失处分自己财产的能力，所剩仅仅是生存能力。其次，法律服务所见证也是欲盖弥彰，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完全应当采用视频等录音、录像方式记载签字染印的全过程，也完全应当显示夏良仁自己读完或谁人念给其听完，只有见证单位盖章未有见证自然人签字，根本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也不符见证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定。二、《遗赠扶养协议书》因违法而无效。《继承法》第三章是关于遗嘱继承和遗赠的规定，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同时适用于遗嘱和遗赠，赵某已年近古稀，自然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该十九条规定的是“必要”的遗产份额不是适当的遗产份额，所谓“必要”即首先要满足赵某的衣、食、住、行、养老、医疗甚至丧葬之外还有盈余的才可考虑遗赠，而一审按30%确定仅是一种“适当”份额，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按夏某在起诉状中房屋暂计50万元计算，全部判给赵某也不能满足今后的生老病死费用。其次，《遗赠扶养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共同居住”，夏某显然没有尽到该项义务，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的是共同居住，既照料身体又慰藉心灵，而夏某是在夏良仁病危时才由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前来送医，况且期间一直是赵某负责照料，最后一次住院又是赵某送到医院。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遗赠协议附有义务的应当履行，没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可取消其接受遗产的权利。再者，从3月27日协议签订到4月24日夏良仁死亡，不到一月时间，夏良仁的医疗费用全部是从自己存款中支付，只不过由夏某经手罢了，一审判决夏某享有70%份额有违公平原则。三、夏某的权利依法不应保护。《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夏良仁2019年4月24日去世，夏某2019年8月8日起诉，期间没有任何要求接受遗赠的表示，依法视为对权利放弃。四、夏某的行为属恶意占有。一审时赵某出具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即“出警证明”和“情况证明”等，足以证明夏某为霸占房产采取暴力等方式排斥赵某的事实，从而说明夏某扶养其叔夏良仁是假，占有财产是真，把赵某一个孤寡老太太撵门在外有违伦理道德，也是国家法律不容许的，法律绝不保护恶意占有者的非法利益。鉴于上述，夏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予以驳回，改判支持赵某的上诉请求。 赵某上诉称：一、赵某是夏良仁的合法妻子，是夏良仁遗产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夏良仁所有资财全部应由赵某继承。二、夏某出示的遗赠抚养协议既不合法，又不符合事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赵某与夏良仁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期间就发现夏某对我们的婚姻进行干涉，2019年3月夏良仁生病后，从来没有背着赵某和夏某签订所谓的“遗赠抚养协议”夏良仁从来没有向赵某透露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发现任何违背赵某意思的行为，文中的“趁现在思维清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显然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夏良仁2019年4月22日再次发病，赵某将其送至医院治疗，后赵某被闻讯赶到医院的夏某强行驱赶，无奈只好先离开。赵某离开后，夏良仁病情日渐加重。4月24日上午夏某胁迫夏良仁去银行取走存款，下午夏良仁就死亡了，死因疑点重重，死亡后不通知作为合法妻子的赵某，甚至连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赵某，且没有征得赵某的同意就草草火化，究竟是为了掩盖什么？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认定夏良仁与夏某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书的事实严重错误。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与夏良仁自2014年2月份登记结婚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双方互相照顾、互相依靠，有回龙社区居委会证明能够证实。夏良仁生前从未与任何人签订任何的遗赠抚养协议。被上诉人为了达到侵吞上诉人亲属财产的目的，伪造了遗赠扶养协议。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夏良仁与被上诉人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的事实是荒谬的。四、一审法院认判决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存在诸多瑕疵。被上诉人为了侵吞上诉人亲属的合法财产，伪造了遗赠抚养协议书，该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里存在诸多矛盾、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记载内容。为了达到证明的目的，该遗赠抚养协议书加盖了法律服务所公章予以见证，但是根据《遗赠扶养协议公证规则》的严格要求，法律服务所对协议书进行见证，但却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的签名，未显示签约时间，见证单位也未能提供客观真实的相关证据证实见证过程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上诉人认为，该协议书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有效证据。五、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处理时存在严重不公行为。一审法院在对该案件进行审理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判决依据的证据不足，做出错误不公的判决，严重损害年逾七旬的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请求二审法院：1、判令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无效；2、请求追回夏某窃取赵某家的所有存款约40余万元；3、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所有财产归赵某所有，驳回被上诉人的无理诉讼请求；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夏某针对赵某的上诉，答辩称：对于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是真实有效的，一审已经明确。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是不同的继承方式，对于规定是不能类推适用的，赵某自认本人拥有住宅，每年收入5万元左右，不属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对象。遗赠扶养协议是协议，是协议的双方进行确认的，对于其格式《继承法》没有严格要求，夏某与夏良仁双方签字确认就可以确认效力，法律服务所的见证没有问题，告知了夏良仁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根据一审中提供的证据，遗赠扶养协议的义务夏某已经严格的履行，赵某没有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2013年赵某就搬进回龙社区，但是2019年夏良仁生病的时候社区打电话给夏某，可以证明赵某没有尽到照顾义务。2018年以后两人就夫妻感情不好，夏良仁也有进行过起诉离婚，该部分内容也反应在遗赠扶养协议中，一审中的出警记录显示2019年4月3日赵某拿走了夏良仁看病的一万元，可以看出赵某不是为了照顾夏良仁。综上，赵某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抚养义务，一审判决30%的份额给赵某是不公平，也是违背夏良仁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遗赠扶养协议与遗赠不同，不适用两个月的规定。 二审中，赵某向本院提供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历三张，拟证明夏良仁出院状况是呼吸衰竭、器官衰竭、谵妄。经质，夏某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出院记录第二页中出院情况，写到“经查访……，患者对答切题”，故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夏良仁精神状况良好。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夏某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9年3月27日夏良仁与夏某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符合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关于赵某上诉认为遗赠抚养协议书系夏某伪造，协议没有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公证规则》的要求操作的理由，因目前法律并没有要求法律服务所见证的协议，还需要具体见证人签字，同时，赵某也没有提供《遗赠扶养协议》系夏某伪造的确凿依据，故对其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夏良仁于2019年4月24日去世后，赵某是夏良仁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因此，本案应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内容办理。而夏某一审中主张的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房屋，系夏良仁在与赵某结婚前购得的房屋，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根据协议约定在夏良仁去世后归夏某所有。但原审法院考虑到夏某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按协议完全履行了与夏良仁生前“共同居住”义务等因素，将原夏良仁名下的回龙雅苑6幢1单元303室房屋的70%判归夏某所有、30%判归夏良仁的继承人赵某所有并无不当。至于赵某上诉中处理“夏某窃取其家的所有存款约40余万元”一节，因其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该部分主张，二审中也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实体判处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夏某、赵某各负担4400元。夏某、赵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俞建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小敏 书 记 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