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9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加波，男，197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信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郫县郫筒镇望丛中路398号。 法定代表人：贾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容，四川星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宇，四川星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游建华，男，197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一审被告：兰州信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庆大道588号天庆国际商务大厦1703室。 法定代表人：游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四川双杰长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马鞍村七社。 法定代表人：游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王加波因与被申请人成都信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信城公司）、一审被告游建华、兰州信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信城公司）、四川双杰长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枫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王加波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撤销。主要理由为：一、二审法院认定“游建华以成都信城公司的名义与王加波订定保证条款并加盖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严重错误，缺乏证据证明。游建华既是兰州信城公司（持有成都信城公司72%股份的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成都信城公司的执行董事，其当然具有持有公司印章从事相关民事交易行为的概括法定授权，2012年9月17日《借款协议》签订时游建华当然属于有权代理。二、本案符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二审法院简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系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借款协议》中，长枫公司、兰州信城公司、成都信城公司共同作为“丙方”在同一份协议中对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游建华以兰州信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协议上签字。而在该《借款协议》签订时，兰州信城公司持有成都信城公司72%的股权；游建华又系成都信城公司执行董事。因此，应当认定兰州信城公司完全明知且同意成都信城公司提供担保，本案完全符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情形。同时，结合本案成都信城公司仅为兰州信城公司在郫县设立的项目公司，相关巨额投资本身为通过游建华个人借款等实际投入，而最终郫县项目投资回报又是由成都信城公司获得和享有，游建华本人是该项目及成都信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等事实，成都信城公司提供本案借款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游建华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及看守所的开庭笔录中，均明确陈述成都信城公司另一股东成都天庶农业有限公司是干股，根本没有投资。因此，本案不存在其他中小股东的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意旨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本案不应简单适用该条规定而推翻合同效力。3.王加波在签订《借款协议》时未要求成都信城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二审判决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借款协议》签订时，司法主流观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多以管理性规范性质理解和裁判。在此情况下，王加波在《借款协议》中要求担保方承诺应认定已完成相关公司机关决议，而未要求成都信城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主观上不存在过错。4.虽然在签订案涉《确认书》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成都信城公司股东已由兰州信城公司变更为李忠贵，但两份《确认书》约定的内容均系各方对《借款协议》项下本金、利息的确认以及提出债务解决方案。在游建华仍持有成都信城公司印章的情况下，基于对成都信城公司在《借款协议》中已经提供担保的合理信赖，王加波有理由相信游建华有权代表成都信城公司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作出意思表示。三、退一步讲，即便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成都信城公司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亦应依法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成都信城公司公司治理及印章管理混乱，导致王加波产生信任提供借款而至今未能收回，其存在重大过错，成都信城公司即便不承担担保责任，亦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综上，故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成都信城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重点为：成都信城公司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据原审查明，游建华独资设立长枫公司,长枫公司独资设立兰州信城公司，游建华系长枫公司与兰州信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兰州信城公司与成都天庶农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成都信城公司，其中兰州信城公司占股72%，成都天庶农业有限公司占股28%，李晓平为成都信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游建华为成都信城公司的执行董事。据此，游建华并非成都信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对外不当然享有代表成都信城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除非取得成都信城公司的授权。因此，游建华未经成都信城公司授权而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与王加波签订保证条款的行为系无权代理。王加波称游建华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与王加波签订保证条款的行为系有权代理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表见代理的构成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关于游建华是否具有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据此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旨在确保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意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因此，能够证明游建华具有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只能限于成都信城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或者是能够证明担保行为确系成都信城公司真实意思。本案中，在签订案涉《借款协议》时，游建华系成都信城公司执行董事，其仅持有成都信城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不足以证明游建华具有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同时，在签订两份《确认书》时，游建华独资设立的兰州信城公司已将其在成都信城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忠贵，且上述《确认书》中成都信城公司印章及李晓平私章与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而根据2017年7月22日游建华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其自认上述《确认书》上成都信城公司印章及李晓平私章系其私刻，成都信城公司其他股东均不知情，不能认定成都信城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据此，王加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成都信城公司有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且其要求成都信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将损害成都信城公司新股东的合法权利。关于王加波在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游建华有代理权。据原审查明，案涉《借款协议》载明，成都信城公司承诺本次的连带责任保证已经履行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等各种法律程序。游建华于2014年12月24日出具的《确认书》载明，成都信城公司已履行必要的程序共同承诺对该笔借款的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据此，可以认定王加波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性规定，但其在《借款协议》和《确认书》中均未要求游建华提交成都信城公司股东会决议或能证明确系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证据，主观上存在过失。综上，王加波称游建华以成都信城公司名义签订保证条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再审理由亦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审判决成都信城公司对案涉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加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晓光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司 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马露 书记员何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