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专，男，1958年2月1日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户籍住址湖南省醴陵市，现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若淋，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保权，男，1972年10月14日生，壮族，住贵州省。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霞，女，1979年10月5日生，汉族，安徽省亳州市人，户籍住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若淋，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平，男，1969年10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住福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斌，男，1950年1月22日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王某平、钟某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贵，贵州仁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荣，女，1985年2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贵银，贵州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专、宋某霞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平、钟某斌、侯某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泉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专、宋某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仰天窝、大树堂探矿权的转让不是依据《探矿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在仰天窝、大树堂探矿权已经被转让之后，三被上诉人为掩盖该行为而签订的虚假协议。大树堂、仰天窝矿山探矿权对外转让的时间是2011年1月10日、2011年4月16日，而《探矿权转让协议》签署表面时间是2011年11月18日，实际签订时间为2012年7月25日之后，目的就是套上2011年10月18日股东会召开的时间，达到私自转让探矿权、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合法化的目的。此外，《探矿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矿权受让人为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是大树堂矿权受让人为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仰天窝矿权受让人为福泉市越丰矿业有限公司，可见《探矿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二、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探矿权合伙人的利益。1、《探矿权转让协议》的存在直接使三被上诉人的非法转让行为“合法化”，使上诉人丧失了对两处探矿权的相关权利，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2、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涉案两处矿产的《探矿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对价分别是878万元、91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了610万元，足以表明《探矿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价款与两处探矿权的真实价格严重不符，该价格仅是为侵占上诉人利益而串通所定的价格。3、三被上诉人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是确定串通事实的基础。三、是否支付对价并不仅仅是协议履行的问题，亦可以反映《探矿权转让协议》的真伪。根据候永荣及钟某斌在独山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可以体现2011年11月18日、2012年6月27日的收条是虚假的，证明三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在没有串通的情形下，没有收到款项即出具收条，违背常理。虚假收条可以反映《探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收条依附于《探矿权转让协议》，二者并不独立存在，在收条虚假的情况下，《探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应当受到质疑，侯某荣向钟某斌出具该虚假收条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探矿权转让协议》的虚假性质。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涉案《探矿权转让协议》系无效合同。本案三被上诉人为了掩盖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恶意串通，签订《探矿权转让协议》，并出具了虚假的收条，三被上诉人之行为同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因此，涉案《探矿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合同。 王某平、钟某斌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首先，杨某专系大股东，相关资料由其保管，2011年10月18日开股东会决议前，矿山的生产经营均由其全面负责，其知晓此前矿山发生的所有事情。大树堂和仰天窝矿山在2011年1月10日和2011年4月16日开始，探矿权变更到公司名下，是应国家政策的要求，探矿权人不能为个人，但不影响杨某专等人对矿山的生产经营，不免除杨某专对矿山全面负责的责任。杨某专称当时的该变更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不能自圆其说，于情于理于法均不通。其次，因杨某专负责的矿山经营没有成效，如不投入资金办证，该矿山将面临报废，因此，股东召开会议，杨某专在该股东会议上表态其不愿意继续投入资金，全体股东对矿山进行评价后，由杨某专提议矿山的转让价格为600万元，该提议得到全体股东的一致认可。因没有其他股东引来资金，候永荣找到钟某斌，其愿意接手，但因其不熟悉矿山，其要求王某平参与，王某平才参与的。从2011年10月18日股东会到2020年5月18日，上诉人未投入任何资金，却在多年后声称其享有权益，违反诚信。再次，被上诉人与侯某荣所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的价款是在2011年10月18日全体股东会确定的600万元的基础上达成的610万元，没有损害任何股东的任何利益。至于是否履行和怎样履行是另一法律关系，与合同的效力无关，所以该《探矿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主张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候永荣二审答辩称：一、涉案仰天窝、大树堂矿山探矿权变更时间分别是2011年11月11日、2012年2月2日。1、仰天窝矿山之前的探矿权人是瞿益琴，有效期为2007年4月15日至2009年4月15日。后以候永荣名义受让，并将探矿权人变更为候永荣，有效期限为2009年4月16日至2011年4月16日。根据原国土资源部的规定，探矿权证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必须年检。2011年4月16日，仰天窝矿山探矿权有效期到期后，被上诉人申请办理仰天窝矿权延续时，贵州省国土厅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200号）“（三）探矿权申请人应当是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本通知下发之前，探矿权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应当依法办理成为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后，方可再申请办理探矿权延续”的规定，要求被上诉人必须以公司法人的名义办理矿权延续，否则不予延续。被上诉人在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后，于2011年10月27日以福泉市越丰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省国土厅申请矿权延续，并变更探矿权人。因仰天窝矿山有效期于2011年4月16日到期，在办理矿权延续时，为了使延续后的探矿权有效期保持一致，才在“关于变更勘查单位的说明”中注明“我公司在2011年4月16日取得贵州省福泉市城厢镇仰天窝铅锌金金属矿详查探矿权”。经贵州省国土厅审查后于2011年11月23日将仰天窝矿山探矿权人变更为越丰公司，探矿权的有效期为2011年11月11日至2013年4月15日。即探矿权利人发生变更是在2011年11月11日。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2011年4月16日。因此，被上诉人只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9]200号）的政策要求，在办理仰天窝探矿权延续时，将仰天窝矿山的探矿权变更到越丰公司，根本不存在与王某平、钟某斌恶意串通转让仰天窝矿山的探矿权，损害上诉人的利益。2、大树堂矿山是以王代武名义办理的探矿权证，有效期为2011年1月10日至2013年1月9日。在此期间由于杨某专仅支付178.8万元的转让价款，余款30万元一直未付，同时合伙人之间发生争议，而且不愿继续投资。为了使矿山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2011年10月18日，在王某平家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一致同意：“两个矿山定价600万元，由内部股东按该价格资金分配。谁引资，超出部份由谁来享有”。做出决议后，上诉人就不再过问矿山事务，为了保住探矿权证，被上诉人才于2011年10月27日以越丰公司的名义申请探矿权延续。并于2011年11月18日与钟某斌、王某平签订《探矿权转让协议》，以610万元的价款将仰天窝、大树堂矿山的探矿权转让，并约定将大树堂矿山的探矿权转让到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2012年1月30日，宏泉公司向贵州省国土厅申请将大树堂矿山探矿权人变更为宏泉公司时，为了使矿山有效期保持一致，在“关于变更勘查单位说明”中才写上“我公司在2011年1月10日取得的贵州省福泉市地松镇大树堂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经贵州省国土厅审查，于2012年2月2日将大树堂矿权变更为宏泉公司，探矿有效期是从2012年2月2日至2013年1月9日。即大树堂矿山探矿权发生变更的时间是2012年2月2日，并非2011年1月10日。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作为矿山合伙事务执行人，有权执行2011年10月18日合伙人作出的合伙决议，以高出议定价款的610万元与他人签订《探矿权转让协议》。因此，对外转让矿山是被上诉人履行合伙人事务的职务行为，并且没有超出合伙人决议的范围，更没有损害上诉人的权利。电话通知上诉人后，上诉人就将矿山的证照、文件以及矿山设施、设备移交给受让人，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综上，被上诉人不存在恶意与他人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而是按照合伙人会议决议将矿山等价有偿转让签订转让协议。 杨某专、宋某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王某平、钟某斌与被告侯某荣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某平与侯某荣原系夫妻关系，2010年3月30日离婚。被告钟某斌系被告王某平兄弟王代全的岳父。 仰天窝探矿权于2007年4月15日首次设立，2009年4月,仰天窝探矿权人由原探矿权人瞿益琴变更为侯某荣。2006年12月22日，被告王某平兄弟王代武申请取得大树堂探矿权。2009年11月15日，王代武、侯某荣作为甲方与乙方宋某霞签订《转让协议》，载明因大树堂探矿证矿山再投入困难，经股东会协议，低价转让给宋某霞办证经营，即将王代武的法人代表过户转让给宋某霞，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经股东会商议，该矿山折价33万元，现由宋某霞全部买完股东权，股东有：王代武、宋某霞、李贵平四人（王代武的股份含在侯某荣股份里，2008年王代武与侯某荣、王某平签的协议作废即捌万元的欠条和该矿山的10%的股份作废），协议签订之日宋某霞第一次付款 40000元，第二次付款于过户成功后补完余款26000元给王代武，甲方王代武、侯某荣签字盖印，乙方宋某霞签字盖印。2010年4月29日，甲方杨某专、乙方侯某荣、丙方宋某霞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根据2009年11月14日会议记录和散伙协议及随后的公证书，矿山因政策等各方面原因，宋某霞很难独立完成矿山开采（证）的办理，三方订立合伙协议，侯某荣、宋某霞自愿将福泉市地松镇大树堂铅锌多金属矿普查证号T52120090102023442，福泉市城厢镇仰天窝铅锌多金属矿详查，证号T52120090402027029，作为合伙项目，合伙人股份比例为杨某专58%，侯某荣30%，宋某霞12%，按照资金投入规定，前期资金已经到位，后期投资款待定。股份确定后，任何一方不能随便吸收或转让股权，如需要吸收或转让股权必须经股东会议决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内部，未经股东会议决定，吸股或转股无效。同日，杨某专、侯某荣、宋某霞签订《合伙协议人的补充协议》,约定杨某专支付给侯某荣和宋某霞2088000元，李兴的原股权由宋某霞和侯某荣负责处理好，三方再次对其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0年5月27日，王代武与侯某荣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王代武将其大树堂探矿证转让给侯某荣，办理采矿证，即将王代武的法人代表过户给侯某荣，由侯某荣支付王代武288000元。2011年1月10日至2013年1月9日，福泉市大树堂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人由原王代武变更为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2012年1月30日申请该探矿权变更登记。2011年4月16日至2013年4月15日，福泉市城厢镇仰天窝铅锌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人由原侯某荣变更为福泉市越丰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2011年10月27日申请探矿权变更登记。侯某荣时任福泉市越丰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1年10月18日，大树堂探矿权、仰天窝探矿权的股东杨某专、侯某荣、王某平、宋某霞召开股东会，潘建华作为该两矿山的隐名股东亦参加了该会议。会议对矿山存在办证困难、风险进行了讨论，其中侯某荣提出两个证作价400万元，潘建华认为价格太低，并表示想退出，杨某专提出优先内部，作价600万元两个矿山，并表示尽量办采矿证。最后形成决议：两个矿山定价600万元，由内部股东按价格资金分配。谁引资，超出部分由谁来享有，其他股东无条件配合，不能设置障碍，但在未找到合作伙伴前，矿山的工作继续做起来。在未找到合作伙伴，时间到2012年1月必须动工。谁引来的投资人，谁就承担责任和风险，其他股东不承担责任。王某平、宋某霞、杨某专、潘建华、侯某荣均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 2011年11月18日，侯某荣作为甲方与乙方钟某斌、王某平签订《探矿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名下的福泉市地松镇大树堂铅锌多金属矿和福泉市城厢镇仰天窝铅锌多金属矿的两个探矿权证转让给乙方进行探矿，转让价款为610万元；乙方交付定金50万元，在甲方将大树堂探矿权证过户到乙方指定的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名下时，乙方支付转让款100万元，待甲方办理完该两个探矿权证的年检、变更为铝土矿种并将仰天窝探矿权证过户到乙方指定人或公司名下时，乙方一次性支付完剩余转让款给甲方。被告侯某荣分别于2011年11月18日，2012年6月27日分别出具了收到钟某斌购买涉案矿山定金50万元、现金100万元，共计150万元。2014年11月20日，被告王某平通过钟某斌账号转账给被告侯某荣委托代理人王纯剑400000元，备注为退股款。 一审另查明，2011年10月19日，被告侯某荣与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就仰天窝探矿权转让达成协议，转让价款910万元（含前期劳务费及所有开支）；案外人王代武与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就大树堂探矿权转让达成协议，转让价款878万元（含前期劳务费及所有开支），该两份合同均未履行。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主张被告侯某荣与被告王某平、钟某斌恶意串通，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无效，提供了独山县公安局对侯某荣的询问笔录及被告侯某荣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侯某荣对此虽进行了自认，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被告王某平、钟某斌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故对于被告侯某荣陈述与被告王某平、钟某斌所签订的系虚假协议这一主张，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原告及被告侯某荣均还应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探矿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价款及买受人亦是在涉案矿山股东会决议的范围内，未损害股东利益，故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另主张被告王某平、钟某斌未实际支付矿山转让价款，被告侯某荣未实际收到转让款，出具的收条为虚假收条，系《探矿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非协议效力问题。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侯某荣与被告王某平之间恶意串通，签订的转让协议损害了原告或第三人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杨某专、宋某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杨某专、宋某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杨某专、宋某霞负担。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1年11月23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颁发案涉仰天窝矿产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为福泉市越丰矿业有限公司，有效期限为2011年11月11日至2013年4月15日；2012年2月22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颁发案涉大树堂矿产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人为福泉市宏泉矿业有限公司，有效期限为2012年2月20日至2013年1月9日。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故应当审查案涉《探矿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探矿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及买受人均在案涉矿山股东会议决议的范围，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也不存在恶意串通及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形，一审据此驳回二上诉人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候永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能证明该转让协议是虚假协议及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二上诉人利益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本院对此认为，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仅能体现候永荣陈述的情况，而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钟某斌及王某平，对此均予以否认，根据法律规定，该陈述不能产生自认的效力，且候永荣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询问笔录不一致、其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亦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达不到证明该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的证明目的，故对候永荣的相关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二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探矿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杨某专、宋某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杨某专、宋某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军 审判员  彭浩 审判员  王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陆良艳 书记员蒙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