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再13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忠兴，男，住北京市大兴区。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建秀，女，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二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净，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建红，女，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久坤，北京市致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王忠兴、张建秀因与被申诉人张建红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再10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9]1100000050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京民抗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白晶、检察官助理胡雪乔出席再审法庭。申诉人王忠兴、张建秀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净，被申诉人张建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久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原终审法院认定赠与房屋的权利已经转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张建秀、王忠兴与张建红签订赠与协议后，一直未办理产权证书，涉诉房产从未变更至张建红名下，涉诉房产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2．张建秀、王忠兴虽已将房屋交付张建红使用，但交付使用并非物权转移发生效力的依据。且根据张建秀、王忠兴在原审诉讼中的陈述，其二人在得知张建红另有住房后已经产生撤销赠与的想法，张建红早知晓张建秀、王忠兴有意撤销赠与。二、原终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的赠与系基于道德义务的赠与，故而不得撤销，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张建秀、王忠兴对张建红并不负有道德义务。2．张建红在签订赠与合同时隐瞒了其基于拆迁另外享有房屋的情形，且具备正常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并非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3．张建红明知自己已有房屋进行拆迁评估的情况下，与张建秀、王忠兴签订赠与合同，且在合同签订后，多次与赠与人发生矛盾，强令二人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名下，其行为与法律的立法目的及法律所倡导的和谐家庭社会关系明显不符。本院再审过程中王忠兴、张建秀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公，依法应当被纠正和改判。1．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申诉人依法有随时撤销赠与的权利。2．涉案赠与合同不具有所谓的道德义务。3．张建红恶意更改双方当事人签署的协议，恶意侵占申诉人的房屋。4．张建红生活根本不困难，并且将诉争房屋出租牟利。5．张建红一审诉讼中提交的2009年10月9日证明和2010年2月24日证明中，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下十号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十号村委会）公章均为伪造。综上，法院认定申诉人将诉争房屋赠与张建红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无法无据。请求：1．撤销张建秀、王忠兴与张建红于2010年7月2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2．张建红腾退涉案房屋并将房屋返还给王忠兴和张建秀。张建红辩称，不同意抗诉人的抗诉理由，不同意申诉人的申诉理由和申诉请求。1．2010年7月20日双方签订赠与协议，2012年12月5日，赠与人将涉诉房屋交给了受赠人占有，交付是所有权的交付，并不是仅将房屋的使用权交给张建红。2．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是赠与人的原因，也不是受赠人的原因，是因为房屋为拆迁安置房的属性造成的，是因为政策的原因未发放产权证导致签订赠与合同时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不是张建红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3．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和效力待定的情形，因此双方争议的不是债权的问题。4．抗诉理由说张建红早就知道申诉人有意撤销赠与，没有事实依据，是单方推测和臆想得出的，没有事实的证据支持，也就是说不能证明抗诉机关说的有意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5．在赠与合同中，申诉人承诺的永不反悔是法律意义，双方的说法就是任意撤销不是随意撤销，不是被申诉人想撤销就撤销的。6．原审法院认定是基于道德的义务的事实是清楚的，道德性质义务包括中国传统的尊老爱幼扶贫救弱的伦理，作为亲姐姐将房屋赠与妹妹，就是爱幼，亲妹妹没有住房就是救弱。2016年王忠兴、张建秀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王忠兴与张建红于2010年7月20日签订的协议；2．张建红腾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南海家园3里21号楼3单元1101号房屋（以下简称南海家园1101号房屋），并将该房屋交还王忠兴、张建秀；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建红承担。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京0115民初10413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忠兴、张建秀的诉讼请求。王忠兴、张建秀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京02民终10717号民事判决，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0413号民事判决；撤销张建秀、王忠兴与张建红于2010年7月20日签订的赠与协议；张建红腾退南海家园1101号房屋，并将该房屋交还王忠兴、张建秀。张建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京民申1115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京02民再139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10717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041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审查明：王忠兴与张建秀系夫妻关系。张建秀与张建红系姐妹关系。庭审中，王忠兴、张建秀提交以下证据：协议两份，其中一份协议载明：“我王忠兴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合二村村民，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合二村中富路四条7号有宅基地一处，2000年3月翻盖房屋465平米，现遇拆迁，经友好协商，姐夫王忠兴分得五套房屋，拆迁款100万元，剩余部分归妹妹张建红所有，与王忠兴及家人无关，选房总面积为473平米。”王忠兴、张建秀称前述“473”平米，被张建红涂改为“403”平米。该份协议上有王忠兴及张建红的签名及手印。王忠兴、张建秀提交的另外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20日的协议载明：“王忠兴、张建秀自愿将X7518号楼1101房65平米产权赠予张建红，永不反悔，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王忠兴、张建秀及张建红均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捺印。王忠兴、张建秀提交上述两份协议用以证明根据第一份协议的约定，如果张建红能够帮助王忠兴一家多获得拆迁利益，即选房总面积达到473平米，超过5套安置房及100万元拆迁款的部分归张建红所有，但王忠兴、张建秀认为实际上张建红未能帮助王忠兴一家多争取拆迁利益，王忠兴一家获得6套安置房，其中两套一居室是一套两居室拆分所得，故实际上还是5套安置房屋，且总选房面积也未达到473平米，因此双方一致明确该协议已经失效。王忠兴、张建秀称原审中张建红曾多次故意涂改选房面积及签订日期，目的为了证明涉诉的南海家园1101号房屋系张建红托人多要来的，这与客观事实相悖，王忠兴、张建秀称从来未委托张建红参与商谈拆迁事项，现有的拆迁利益均是王忠兴、张建秀合理合法所得。王忠兴、张建秀称在第一份协议失效后，张建红又以自己离婚后，独自带孩子无房居住为由，找到王忠兴、张建秀夫妇，要求将涉诉南海家园1101号房屋给其居住使用，这种情况下，王忠兴、张建秀才与张建红签订了2010年7月20日的协议。王忠兴、张建秀认为当时该份协议上并没有“永不反悔，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的字样，称此部分内容是张建红擅自添加上去的。张建红对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对前述证据的具体质证意见如下：第一个协议并未表述张建红要帮助王忠兴、张建秀多获取拆迁利益，只是表述张建红帮助王忠兴、张建秀去谈拆迁事项，实际情况是双方商定由张建红帮助王忠兴、张建秀去谈拆迁，只要王忠兴、张建秀获得5套房，拆迁款100万元，多余的都给张建红；王忠兴、张建秀称第一份协议已失效，但从协议上并未看出已经失效；张建红未对第一份协议进行涂改，该协议中只对房屋套数和拆迁款进行约定，选房面积和签订日期不影响协议内容；第二个协议无法证明上一个协议失效，第二个协议亦未写明张建红找王忠兴、张建秀要房子。此外，“永不反悔”字样是原始内容，王忠兴、张建秀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字样是张建红后添加的。王忠兴、张建秀提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屋结算清单、入住通知书、供暖合同及供暖费缴纳凭证、诉争房屋的电卡、燃气卡，证明王忠兴、张建秀一家获得拆迁利益，王忠兴是诉争房屋的产权人，依法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其有权撤销赠与协议。张建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王忠兴、张建秀作为拆迁人，取得拆迁利益，但不能否认赠与关系，该组证据恰恰能证明所赠与房屋的合法来源，王忠兴、张建秀取得6套拆迁房屋，才有能力将其中一套赠与张建红。张建红提交以下证据：协议两份，证明双方于2010年7月12日达成赠与意向，并于2010年7月20日正式签订赠与合同。后一份协议中“永不反悔”意味着王忠兴、张建秀书面放弃撤销权，协议真实有效。王忠兴、张建秀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称2010年7月12日的协议表明赠与是有条件的，即王忠兴、张建秀的拆迁安置面积不低于473平米，得到的拆迁房屋超过5套，拆迁款100万元，这是赠与的3个条件，缺一不可。2010年7月20日的协议中“永不反悔”是张建红后添加的，该份协议的原件一直在张建红手中，其可任意增添内容。张建红提交2016年4月25日，王忠兴、张建秀提起的排除妨害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及本案原审诉状、（2005）大民初字第7323号张建红离婚之诉民事判决书、下十号村委会证明二份、房屋承租证明，原一审、二审及申请再审开庭笔录，证明张建红离婚后张建红独自抚养儿子，双方在签订房屋赠与合同时张建红确实生活困难，无房、无宅基地，只能租房居住的客观事实，同时证明赠与事实存在，赠与合同具有道德义务性质，且已履行，因此不得撤销。此外，还证明王忠兴、张建秀2015年初已知撤销权的存在，但在1年后即2016年6月才行使，已超过除斥期间。王忠兴、张建秀不认可该组证据中的下十号村委会证明及房屋承租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该组中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建红提交南海家园三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截至庭审时南海家园三里社区尚未办理完成房屋产权证，张建红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是政府原因，并非其怠于办理过户手续。王忠兴、张建秀称未完成过户是事实，在此前提下，王忠兴、张建秀是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的。张建红提交水费、天然气等票据，证明其在诉争房屋居住期间，前述费用都是其本人所交。王忠兴、张建秀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诉争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系王忠兴与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所签订。关于南海家园1101号房屋的占有情况，张建红陈述其于2012年12月15日收房后，一直居住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简单装修。王忠兴、张建秀认可张建红在前述期间内入住诉争房屋。王忠兴、张建秀陈述其二人于2017年3月13日更换诉争房屋的门锁，但主张是在原二审判决生效后2个月才更换的。现诉争房屋由王忠兴、张建秀占有控制。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房屋是拆迁安置房屋，因拆迁安置政策原因，至庭审辩论结束时，尚未办理权属登记证书。王忠兴、张建秀提交北京瀛海尚志益民物业管理中心出具的《户口迁移住址证明》，证明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上约定的瑞海园四里21号楼3单元1101号房屋，与诉争房屋南海家园三里21号楼3单元1101室是同一房屋，张建红对此予以认可。庭审中，法院询问张建红名下是否有住房，张建红拒绝回答，称与本案无关。王忠兴、张建秀称张建红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地址在南海家园六里12号楼1单元1801号，并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取该房屋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其他权属登记材料。法院依法调取了该安置房屋的相关拆迁档案，双方当事人对该档案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档案中的《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非住宅）结算清单》显示张建红作为被拆迁人，名下有定向安置房一套，房号为瑞海园一里12号楼1单元1801室。法院与该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即北京瀛海尚志益民物业管理中心联系，该物业公司称拆迁合同上显示的瑞海园一里已统一确定名称为南海家园六里。王忠兴、张建秀在庭审结束后，于2018年5月17日向法院提交诉争房屋即南海家园三里21号楼3单元1101室的不动产产权证书，该证书载明南海家园三里21号楼3单元1101房屋系王忠兴单独所有。王忠兴、张建秀称该产权证书是在2018年5月17日当日才发放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王忠兴、张建秀与张建红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王忠兴、张建秀称赠与房屋是因为张建红离婚，无房居住，生活困难，出于一家人相互帮扶的考虑，才将诉争房屋赠与张建红。由此可知，王忠兴、张建秀赠与张建红房屋的原因是基于近亲属关系、姐妹亲情及相互扶助，王忠兴、张建秀的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故王忠兴、张建秀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此外，王忠兴、张建秀实施赠与合同并未附条件，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家庭生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现王忠兴、张建秀二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张建红存在上述侵害行为，故本案赠与合同不存在法定撤销的情形。受赠房屋由张建秀、王忠兴于2012年12月交付张建红，张建红一直居住使用至2017年3月王忠兴、张建秀更换诉争房屋门锁之时，实际上赠与房屋的权利于2012年12月已经转移。截至重审庭审辩论结束前，双方虽未办理完成诉争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由于诉争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屋，因政策原因，未发放产权证书，导致重审辩论终结前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因此，可以确定未能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并非张建红怠于行使权利造成。综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京0115民再4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忠兴、张建秀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忠兴、张建秀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为证明张建红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王忠兴、张建秀向本院申请对张建红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明上加盖的“下十号村委会”公章进行鉴定。申请法院调取（2016）京0115刑初763号刑事判决书的卷宗材料、张建红的社保记录。张建红辩称，一、上述调查取证申请已经超出举证期限，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故不具有程序合法性。二、调取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赠与合同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本案二审庭审中王忠兴、张建秀称就村委会公章真伪的问题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该公章真伪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四、刑事判决并未就我的工资状况进行认定，与我的工资收入无直接法律关系，且判决涉及事实发生于2016年，系在赠与合同发生之后。五、我的社保缴纳情况与赠与合同是否可以撤销无关。为证明张建红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王忠兴、张建秀向法院提交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单。张建红认可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建红向法院提交购车发票及购车合同，以证明其系在2018年1月花费两万元购买车辆。王忠兴、张建秀不认可购车发票及购车合同的真实性。王忠兴、张建秀另向法院提交张建红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承租证明的复印件，在该复印件的背面载明“我没出这个证明吉永生”。王忠兴、张建秀称上述文字系吉永生书写，以证明张建红提交的房屋承租证明系伪造。张建红不认可上述文字的内容，无法确定上述文字是否是吉永生本人书写。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忠兴、张建秀与张建红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忠兴、张建秀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主张能否成立。首先，王忠兴、张建秀并未在赠与合同中附加条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建红实施了严重侵害其二人权益的行为，该赠与合同并不存在法定撤销的情形。其次，诉争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屋，因政策原因未发放产权证书，导致自签订赠与合同起，至一审重审庭审辩论终结前，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并非张建红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未能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再次，受赠房屋由王忠兴、张建秀自愿于2012年12月交付张建红居住使用，张建红一直居住使用至2017年3月王忠兴、张建秀更换房屋门锁之时，赠与房屋的权利实际已于2012年12月转移。最后，依据查明的事实，王忠兴、张建秀赠与房屋的原因系基于亲属、姐妹亲情及扶助，该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故其二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王忠兴、张建秀向法院申请的鉴定及调查取证事项并不影响认定其二人在签订赠与合同时系出于姐妹亲情之原因，故法院对王忠兴、张建秀二人提出的申请事项予以驳回。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京02民再1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中，张建红提交了下十号村委会于2020年11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下十号村民张建红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编号下十号村-0034-4此协议所有手续是2013年6、7月签字办理。特此证明。”经审查，本案一审重审过程中，法院调取了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委托北京兴远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的编号为京房兴远（拆）估字015第（2010）-下十号村-040号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载明：房屋所有人：张建红，房屋座落：瀛海镇下十号村，估价作业日期：2010年5月10日至2013年4月22日。评估报告落款日为2013年4月22日。附件评估结果通知单上张建红签字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另有表一：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载明：时间为2010年5月10日，房屋座落：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下十号村，产权人张建红，编号36。产权人签字处由张建红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另，拆迁人（甲方）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被拆迁人（乙方）张建红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表明张建红签字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甲方代表人签字时间为2013年6月28日。另有《12平方公里项目定向安置房（非住宅）结算清单》上张建红签字的时间为2013年6月4日。另查，在本案一审重审过程中，张建红提交了两份下十号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其中2009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下十号村民张建红自2005年离婚后，向下十号村委会申请宅基地，因2002年以后村委会没有宅基地可分配村民。张建红现在没有宅基地。特此证明”。2010年2月24日，下十号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为：“下十号村民张建红于2005年离婚后没有房产（村委会也没有宅基地）、没有工作，儿子房鑫舒正在上高中。张建红和儿子放鑫舒生活维持困难，属于下十号村的困难户。特此证明”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房屋现已经交给张建红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王忠兴、张建秀与张建红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王忠兴与张建秀自愿将涉诉房屋交付张建红使用多年，在此期间，张建红没有实施任何损害赠与人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且合同中载明“永不反悔”字样，王忠兴与张建秀无证据证明系张建红后来私自添加，现又要求撤销赠与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次，王忠兴与张建秀起诉前双方确实未办理完成诉争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由于诉争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屋，因政策原因未发放产权证书，导致未能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即系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办理产权转移手续，而非张建红怠于行使权利造成。再次，王忠兴、张建秀称赠与房屋是因为张建红离婚，无房居住，生活困难，出于一家人相互帮扶的考虑，才将诉争房屋赠与张建红。下十号村委会也多次出具证据表明张建红生活确实困难。王忠兴、张建秀称村委会的公章系伪造但没有证据证明。王忠兴、张建秀赠与张建红房屋的原因是基于近亲属关系、姐妹亲情及相互扶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义务应当予以鼓励和倡导，王忠兴、张建秀的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故一、二审认定王忠兴、张建秀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最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虽然在2010年对张建红的自有房屋进行了评估，但张建红的签字时间在2013年4月22日。也就是说，2010年虽有评估行为，但当时并没有确定张建红能分得拆迁安置房屋，直到2013年基于拆迁补偿协议以及定向安置才确定其有回迁安置房屋。因此不能认定张建红在2010年就应基于拆迁另外享有房屋。综上，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王忠兴、张建秀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再10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志蓉审 判 员 李 晓审 判 员 张学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陆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