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川1527行初17号 原告刘开杰，男，196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 被告筠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筠连县筠连镇涌泉街17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227MB1632448G。 法定代表人陈正富，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宇，四川蜀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筠连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住所地：筠连县筠连镇筠洲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12274521458252。 法定代表人叶茂，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四川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刘拥军，男，196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 第三人刘涛，男，197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刘爱平，女，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 第三人刘涛、刘爱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拥军，男，196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筠连县。 原告刘开杰与被告筠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筠连自规局），第三人筠连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筠连住房保障中心）、刘爱平、刘拥军、刘涛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开杰诉称，刘仕太于1991年分得税务局职工宿舍单位福利房一套（筠连县筠连镇小西街×号×幢×单元×号，约104平方米），1992年1月，刘仕太与李兆友登记结婚,之后此房经县政府房改办确认为房改房。2009年因县政府城市规划建设需要拆迁此房，刘仕太与筠连县城投公司签约，得赔偿金155664.5元，于2009年2月26日重新购置现筠连县定水路×号×幢×号二手房一套，受让方是刘仕太，2009年6月该房办理产权登记［产权证号：宜房权证筠连字第2××4号］。2018年2月11日至2月13日期间,此房变更为李兆友个人所有［产权证号：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该不动产在变更过程中，筠连住房保障中心和筠连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未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从各证据“三性”判断。1.筠连住房保障中心所据《询问笔录》、调查表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的签名并非刘仕太本人书写，因此该证据不合法。2.筠连住房保障中心所据《赠与协议》，在房屋产权过户过程中,房屋产权变更行为人及筠连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明知其行为已违反行政法规,而任其违法行为发生。《赠与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赠与合同无效。3.筠连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据《不动产登记申请表》有“询问笔录栏和确认栏”，询问笔录栏未载明询问地点，确认栏“申请人（签章）”项并非刘仕太本人书写，根据2020年1月17日筠连县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记载的内容,邓艳华回答的内容虚假，询问人与被询问人笔录内容并不真实，因此该证据不合法。4.筠连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所据《赠与合同》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因此该《赠予合同》不应被采信。二、从时间上看，上述证据存在问题:1.刘仕太与李兆友签订《赠与协议》以及办理相关房屋变更所需各类资料中,刘仕太本人均未签字。2.在办理相关房屋过户过程中,筠连住房保障中心所需《询问笔录》《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筠连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所需《赠与合同》《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含询问笔录）、《房屋交易确认书》《不动产权籍调查结果审核表》等资料刘仕太均拒绝签字，是房屋产权变更行为人自己代签，故该证据属于伪造的证据。三、从房屋产权变更代理程序分析。房屋产权登记变更行为人无刘仕太本人授权委托,无权办理房屋产权变更事项。四、从刘仕太的行为习惯分析。刘仕太参加工作40余年，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深知签名的重要性。五、从刘仕太身体健康状况分析。2017年5月以后，正是刘仕太病重垂危时，其长期都在住院治疗，并于2018年5月17日病故。六、从《赠与合同》与《赠与协议》法律关系分析。赠与合同有遗嘱赠与和合同赠与两种，其书面赠与形式是不一样的，分属继承法和合同法。赠与房屋产权变更应依法登记。综上,原宜房权证筠连字第2××4号变更为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过程中:1.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违反工作程序、未尽行政监管的职责,未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办理证据均不合法。2.《赠与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按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收集的其他证据均不合法，故《赠与协议》无效。3.房屋产权变更行为人违背产权人刘仕太的真实意思,乘人之危，采取串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伪造证据等不当手段，非法转移他人房屋产权，故行为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4.筠连县人民法院审理（2019）川1527民初1438号案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显然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因此,筠连县人民法院存在使用不合法证据、适用法律不当的风险。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产权登记。 被告筠连自规局辩称，一、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登记颁发的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不动产权证书，系依法予以登记，登记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据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李兆友、刘仕太的申请，经房屋管理机构提交确认房屋交易书，基于赠与、减少共有人的不动产登记原因，审核相关资料原件，对原筠国用（2014）第4××1号、宜房权证筠连字第2××4、2××1号权利证书统一为不动产权登记，办理的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不动产权证书，将不动产权登记给李兆友,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的登记行为收集的相关资料齐备，程序合法。二、原告主张撤销行政登记行为的理由不成立，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涉及本案不动产权登记办证过程中,李兆友的不动产来源系共有权人刘仕太的赠与，取得单独所有；原告提出该民事赠与行为的事实、证据等存在合法性问题，但该民事赠与行为经筠连县人民法院（2019）川1527民初1438号、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5民终1412号的民事判决书确认赠与有效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证据、确认赠与行为合法具有既判力，原告依据民事赠与事实、证据不合法等理由又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鉴于该两级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效力,原告对李兆友、刘仕太共有房屋产权赠与行为不再具有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权利；正是基于此生效法律文书，原告对该不动产登记行政行为再无行政登记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既不是行政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也非行政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综上，被告依法履行行政登记职责,本案登记给李兆友的不动产权来源清楚、资料齐备、登记行为程序合法，原告起诉撤销该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筠连住房保障中心述称，原告与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产权行政登记行为无关联,原告既不属于该行政登记的相对人，也不属于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能对该行政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产权是登记在李兆友名下，李兆友对该房屋产权的来源系赠与取得，其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经筠连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川1527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经上诉后已获维持,判决结果为:原告要求确认李兆友与刘仕太订立的赠与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驳回其诉讼请求；故李兆友的产权来源真实，筠连住房保障中心的办证程序合法,形成的行政登记行为是法律予以支持的行政行为。原告在无法否定房屋赠与有效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方式撤销产权登记,进而形成登记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假象为其缠诉寻找理由,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而原告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请求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经审理查明：刘开杰之父刘仕太（现已去世）与李兆友于1992年1月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第三人刘爱平、刘拥军、刘涛系李兆友的子女。 2009年5月27日，刘仕太与李兆友对案涉位于筠连县×镇×路×号×幢××号的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宜房权证筠连字第2××4号、2××1号），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刘仕太、李兆友；面积为149.12平方米；按份共有；刘仕太、李兆友的共有份额分别为50%。2014年，刘仕太、李兆友对该房屋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证号：筠国用（2014）第4××1号］，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刘仕太、李兆友。2017年9月28日，刘仕太立下《遗嘱》，将上述房屋中属于其个人享有的产权份额在其百年归逝后由刘开杰继承，并对该《遗嘱》到筠连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字号：（2017）筠证字第461号］。2017年12月28日，刘仕太向筠连县公证处出具《声明书》，声明撤销上述（2017）筠证字第461号《遗嘱》公证书，表明其享有的上述房屋的产权份额在其去世后不再由刘开杰一人继承，并对《声明书》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字号：（2017）筠证字第580号］。2018年2月11日，刘仕太与李兆友签订了《赠与协议》一份，同日，双方又订立了《赠与合同》一份，刘仕太将其享有的50%房屋产权赠予给了李兆友。2018年2月23日，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为李兆友单独所有，并向李兆友颁发了川（2018）筠连县不动产权第0××3号不动产权证书。2018年5月17日,刘仕太因病去世。之后，刘丽玲与刘开杰以刘仕太与李兆友签订的《赠与协议》《赠与合同》无效为由，于2019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19）川1527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刘开杰、刘丽玲的诉讼请求。刘开杰不服向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20）川15民终141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1.因机构改革，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名称变更为筠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被告筠连自规局承接了原筠连县国土资源局所涉本案的职能职责；2.本院作出的（2019）川1527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赠与合同》《赠与协议》是否有效问题。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赠与人刘仕太、受赠人李兆友于2018年2月11日订立了《赠与协议》与《赠与合同》，根据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二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及原、被告（刘丽玲、刘开杰、李兆友）的陈述，本院确认《赠与协议》上‘赠与人’处的签名及捺印均系刘仕太本人亲自书写及捺印，《赠与合同》上赠与人‘刘仕太’名字处的捺印为刘仕太本人捺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捺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二原告（刘丽玲、刘开杰）提出《赠与合同》上刘仕太作为赠与人未签名，该合同无效的主张，因赠与人栏刘仕太名字上的捺印为刘仕太本人所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二原告（刘丽玲、刘开杰）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刘仕太与李兆友订立的该二份合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二原告（刘丽玲、刘开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订立该二份合同不属于刘仕太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刘仕太与李兆友签订的《赠与协议》和《赠与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刘仕太将其享有的诉争房屋50%的产权份额赠与李兆友的行为有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本院作出的（2019）川1527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15民终141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定刘仕太将其享有的案涉房屋50%的产权份额赠与李兆友的行为有效，原告刘开杰已经不再享有继承权，原告刘开杰对被告筠连自规局为李兆友登记颁证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刘开杰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和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开杰的起诉。 原告刘开杰预交的诉讼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文龙 审 判 员 刘 俊 审 判 员 练小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史艳霞 书 记 员 杨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