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98794号原告：郑某1，女，195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益华食品厂原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东庄198号，身份证号11010319560926160X。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立刚，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2，女，195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前柺棒胡同3号，身份证号11010119540306002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韬，北京市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3，男，195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西门子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朝阳中路保利嘉园3号院15号楼603号，身份证号110103195808251519。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韬，北京市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4，女，196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重温汽车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杨某1门603号，身份证号11010319630331152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韬，北京市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5，女，1973年3月5日出生，汉族，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副总裁，住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B座1005号，身份证号11010519730305872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韬，北京市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某1诉被告郑某2、郑某4、郑某3、郑某5（以下合称四被告）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阳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立刚、郑素洁，郑某4、郑某3、郑某5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决北京市朝阳区103号房屋（以下简称103号房屋）和北京市朝阳区603号房屋（以下简称603号房屋）归郑某1所有，四被告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事实和理由：郑某和杨某为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原被告共五个子女。2011年12月，杨某去世，2018年4月，郑某去世，留有两份遗嘱。2008年12月15日被继承人郑某立下遗嘱，将603号房屋留给郑某1，2010年2月1日再次立下遗嘱，将103号房屋和603号房屋全部遗留给郑某1所有。现被继承人均已经去世，郑某1特提起诉讼。四被告辩称，不同意郑某1的诉讼请求。郑某1提交的遗嘱系伪造，郑某未上过学，只认识几个字，不具备书写遗嘱的能力，无法辨别遗嘱、继承权、财产份额等法律词汇的意思，郑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很明显不是一种字体，不是一个人所书写，而且该两份遗嘱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于无效。2010年的遗嘱中所述不属实，日常都是郑某5、郑某4在照顾郑某，该两份遗嘱落款的时间我们母亲杨某还未去世，郑某如果单方做遗嘱应该属于无效。对于103号房屋和603号房屋，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继承人郑某、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郑某2、郑某1、郑某3、郑某4、郑某5五个子女，杨某于2011年12月15日去世，郑某于2018年4月30日去世。就本案中各方要求处理的遗产范围，查明如下：1.现登记于被继承人郑某名下的603号房屋，于2008年11月28日购买，现由郑某4居住。2.现登记于被继承人杨某名下的103号房屋，于2000年5月15日购买，郑某5自认该房屋由其对外出租，月租金5000元，郑某1认可对外出租，但表明不清楚租金情况。庭审中，郑某1提交两份落款签名为“郑某”的遗嘱，一份落款时间为2008年12月15日，内容如下：“2008年11月28日我女儿郑某1出钱把朝阳区603的承租房买下来。我去世后愿意将朝阳区603的房产权变更成女儿郑某1所有。”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日，内容如下：“我去世后愿将我所居住朝阳区103号和603号两套房屋财产份额，全部给予二女儿郑某1。因为她平常照顾我”。四被告均不认可上述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并申请就上述两份遗嘱系郑某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后四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明确因其父亲系文盲，不会写字，进行笔迹鉴定没有意义，故撤回鉴定申请，不再在本案中申请笔迹鉴定。后郑某1就两份遗嘱系郑某书写，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同意预付鉴定费用。原被告就上述笔迹鉴定分别向本院提交样本：1.郑某1提交手写通讯录一页，书写有“郑某1”等名字，及若干电话号码；2.郑某1提交写给“房管所负责同志”的材料一份，该材料落款处签名为“郑某”，郑某1主张该落款签名系郑某本人签署，其他文字系郑某1配偶书写；3.郑某1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前往北京首开亿方物业公司、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公司调取了有郑某签名的相关材料，并将其中北京首开亿方物业公司提供的两页《共有住宅租赁合同》复印件、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公司提供的2008年11月26日《委托书》作为比对样本提交，该《共有住宅租赁合同》《委托书》均有“郑某”签名，郑某1主张上述样本中签名系郑某本人所签；4.郑某1提供原崇文公证处有郑某放弃继承时签署的相关材料作为线索，其称无法获取该样本，故作为线索提供。在鉴定过程中，本院向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调查令，其前往原崇文公证处，调取了郑某在该公证处放弃继承时的接待笔录，该笔录落款处签有“郑某”字样。5.四被告提供两张一寸照片，照片背后竖向写有“郑”“日”等字样。就上述郑某1提供的第1、2、3项比对样本，四被告主张郑某系文盲，不会写字，不认可系郑某所签；就上述四被告提供的比对样本，郑某1不认可系郑某所书写，其主张郑某会写字。经本院释明，郑某1坚持进行鉴定，并明确其自行承担相应诉讼风险。经本院报高院摇号，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其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明确因上述比对样本与检材具有的相同字迹偏少，无法对两份检材内容与样本进行同一性鉴定，依据现有材料仅能就落款处的“郑某”字样进行鉴定，如继续对两份检材内容进行同一性鉴定，需补充与检材内容存在大量相同字迹的样本材料。本院向原被告双方告知后，原被告双方均表明无其他与两份遗嘱存在大量相同字迹的比对样本可补充提交，同时，郑某1基于鉴定机构该意见将其鉴定申请中遗嘱内容的同一性鉴定变更为诉争遗嘱正文中“郑”字、签名中的“郑”字与比对样本中的“郑”字系同一人书写。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7日作出中天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X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两份遗嘱“郑某”签名字迹以及签名处的“郑”字、遗嘱正文中的三处“郑”字与样本笔迹均是同一人书写。郑某1认可上述鉴定报告真实性，认可鉴定结论。四被告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主张作为比对样本之一的公证处调取的接待笔录原件未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且该笔录年代久远，不应作为比对样本，并要求该鉴定结论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郑某1就该鉴定支付鉴定费30400元。另，郑某5持本院调查令，前往北京市安和美家物资总公司调取了郑某的人事档案，该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崇文区三轮合作委员会组员登记表》《北京市区三轮车从业人员登记表》《职工登记表》《北京市民间运输业从业人员登记表》共四份人事档案，其中，《崇文区三轮合作委员会组员登记表》未写明填写时间，“年龄”一栏填写为“28”，“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为“文盲”；《北京市区三轮车从业人员登记表》未写明填写时间，“年龄”一栏填写为“28”，“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为“文盲”；《北京市民间运输业从业人员登记表》载明填表时间为“1958年7月10日”，“年龄”一栏填写为“28”，“文化程度”填写为“文盲”；《职工登记表》封面上“单位”一栏填写为“崇文区物资处”，填表时间为“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表格中“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为“小学二年”。四被告将该四份人事档案作为证据提交，证明郑某不会写字，人事档案系由同事代写，“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为文盲。郑某1认可上述档案材料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主张上述材料中部分登记单位系国家非正式单位，且存在登记错误的信息，不具备可信性，并就此提交郑某户口本，该户口本显示郑某文化程度为小学，四被告认可该户口本的真实性，但主张经其向派出所询问，文化程度系自述，登记机关并不进行核查。经四被告申请，证人金某到庭作证，自述系被继承人邻居，居住于三区，其到庭证明2010年左右郑某开始神智不清，日常系由郑某4对其进行照顾。郑某1认可金某系被继承人邻居，但不认可证言真实性，其主张郑某的行为能力并非自然人可以判断。就郑某是否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一节，郑某1提交郑某2018年的北京安贞医院病历、医院护理委托协议书，证明郑某生病系心脏类疾病，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四被告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同时其主张通过上述病历和协议书可以看出系郑某4日常照顾郑某。四被告就此提交郑某1995年在北京市第四医院住院病历，证明郑某于1995年突发脑部疾病，诊断为右侧腔隙性脑梗塞、脑萎缩等，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郑某1不认可上述病历，其主张是否具备行为能力需进行司法鉴定，该病历系1995年，郑某立遗嘱系2010年，相隔时间较久远，无法说明立遗嘱时的行文能力。经询，就诉争房屋的分割方式，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实际分割，郑某1要求分得603号房屋，按照份额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郑某5要求分得103号房屋，按照份额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经协商，各方均认可103号房屋按照350万元计算现价值，603号房屋按照340万元计算现价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四被告主张郑某系文盲，不会书写文字，但就其持本院调查令调取的人事档案来看，文化程度填写为“文盲”的《崇文区三轮合作委员会组员登记表》《北京市区三轮车从业人员登记表》《北京市民间运输业从业人员登记表》，郑某年龄均填写为“28”，即上述三份登记表应均系1958年填写，而填写于1975年的《职工登记表》中“文化程度”一栏填写为“小学二年”，即在后的人事档案显示郑某文化程度系小学二年级水平，且与郑某户口登记相符。四被告主张户口登记系自述，登记机关不予核查，但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亦未就登记在后的《职工登记表》提交反证，且1958年至1975年相隔久远，郑某作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参与社会文化学习，提升自身素质修养，完成从文盲到初小文化水平的转变，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实际情况，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并不能以1958年的登记情况当然否定其具备相应文化水平。故对于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就郑某1提交的两份诉争遗嘱，四被告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主张系伪造，并就此申请笔迹鉴定，但之后又称因郑某系文盲，故撤回笔迹鉴定，在本院无法采纳郑某系文盲这一意见的情况下，四被告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郑某1针对四被告的质疑，以自行申请笔迹鉴定的方式进一步举证，但四被告对于郑某1提交的所有样本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在鉴定报告做出后要求不将鉴定结论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鉴于签有“郑某”字样的比对样本均未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院对于四被告关于不将“郑某”签字的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予以支持，但对于鉴定意见中就两份遗嘱本身正文部分与签字部分“郑”字是否为同一人所写之结论仍予以采信。但需要说明的是，郑某1经本院释明后，在无双方共同认可样本的情况下，仍坚持申请笔迹鉴定，单纯“郑”字的鉴定结论对于本案查明相关事实亦无定性意义，故鉴定费用应由郑某1自行负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四被告就两份遗嘱并非郑某所写的意见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郑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真实性予以确认。就郑某是否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一节，四被告提交的1995年的病历虽载明郑某诊断为右侧腔隙性脑梗塞，但该病历距离诉争两份遗嘱的落款时间相隔较远，四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某在订立遗嘱前或订立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存在瑕疵，在此前提下，本院无法仅通过该1995年的病历认定郑某在书写诉争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于郑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予以采纳。但103号房屋和603号屋均购买于郑某、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郑某所立遗嘱仅能就103号房屋、603号房屋中归其所有的产权份额进行处分，该部分份额依照诉争遗嘱由郑某1继承，而杨某的产权份额仍应由其继承人平均分割，郑某1要求103号房屋、603号房屋均归其所有没有依据。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就103号房屋、603号房屋市场价值及实际分割方式的意见，在各继承人中进行分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现登记于被继承人郑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603号房屋由原告郑某1继承，原告郑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被告郑某2、被告郑某4、被告郑某3、被告郑某5各支付折价款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二、现登记于被继承人杨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03号房屋由被告郑某5继承，被告郑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郑某1支付折价款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被告郑某4、被告郑某2、被告郑某3各支付折价款二十九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元；三、驳回原告郑某1其他诉讼请求。原告郑某1、被告郑某5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30400元，由郑某1自行负担（已交纳）。本案受理费60100元，由原告郑某1负担40068（已交纳）、被告郑某4、被告郑某2、被告郑某3、被告郑某5各负担5008元（原告郑某1已交纳，被告郑某4、被告郑某2、被告郑某3、被告郑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某1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