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61051号原告：张文举,男,197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朱寨镇张行村张庄7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兵，上海陆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宇，上海陆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惠芬,女,197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XXX弄XXX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啟珍，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运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83弄1_42号20幢D区11室。法定代表人：康宝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君，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文举与被告朱惠芬、第三人上海运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运宝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文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兵、高建宇，被告朱惠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啓珍、张睿，第三人运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文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惠芬对(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判决书中确定的运宝公司应负债务[运费人民币3,630,275.18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3,630,275.18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万分之1.75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文举诉运宝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判决运宝公司支付张文举运费3,630,275.18元及相应利息。在执行过程中,因运宝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17年10月10日，原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朱惠芬作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股东抽逃出资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9月14日，经法院强制执行，被告向原告支付20万元款项后执行终结。在(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案件中，朱惠芬将运费支付给案外人邓某某，但是邓某某未向原告支付。2019年10月，朱惠芬以运宝公司的名义对案外人邓某某提起了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向邓某某主张部分运费，张文举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案号：(2019)沪0115民初93108号。在该案中，朱惠芬提交了情况说明及银行流水显示：朱惠芬使用个人账户支付给邓某某的款项，其作为运宝公司支付给邓某某的运费来主张。在其提供的运宝公司账户银行流水显示，运宝公司与朱惠芬也有多笔钱款的转账，而朱惠芬本身又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无法区别个人财产与运宝公司的财产。该案最终裁定撤诉。2020年8月17日，运宝公司以委托合同纠纷再次向邓某某提起了诉讼，案号(2020)沪0115民初60946号，在该案中，朱惠芬除提交了与前案相同的证据材料外，又增加了邓某某本人的确认书，对所有款项进行了确认，此外邓某某也承认其借用运宝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委托律师参与了2016年案件的诉讼。原告认为，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虽未明确可以追究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责任，但是亦未否认。被告将第三人股东变更为缺乏偿付能力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系逃避债务行为；被告作为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第三人的公章及账户；被告与第三人有多笔钱款往来，并从运宝公司处支取款项并向邓某某支付运费，可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的财产无法区分；经执行，第三人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其资金可能在被告处。被告系第三人实际控制人，恶意逃避债务，其人格与第三人混同。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实际控制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由被告一人控制，故第三人可以解释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应对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朱惠芬辩称，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人格混同、第三人为一人有限公司均不成立。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适用前提为股东为逃避债务通过转移公司财产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被告并非第三人股东，且未逃避债务。(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判决确认运宝公司已经将应支付原告的款项交给案外人邓某某，系邓某某的原因未将款项交给原告，被告主观上没有逃避债务的故意。九民会议纪要第10条规定人格混同的6个因素，被告、第三人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况，被告与第三人不存在人格混同。从工商登记看，第三人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此外，原告与第三人无直接合同关系，第三人没有直接支付款项的义务，(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案件第三人没有上诉以维护自身权益，但是通过(2020)沪0115民初60946号案件损失已经得到补偿。原告债权未清偿系因案外人邓某某未将运费转交原告，原告可以起诉邓某某以实现债权，原告利益受损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运宝物流有限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由两个自然人股东组成，不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础，人格否认不可滥用。原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2020)沪0115民初60946号案件生效后，通过资产拍卖，第三人具备向原告履行债务的能力，不需要否定第三人人格。第三人在财务上不规范不能证明人格混同。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日，张文举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运宝公司支付运费、利息等款项。2016年11月22日，本院就张文举诉运宝公司、第三人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海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作出(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张文举诉称，2012年11月，张文举经案外人邓某某介绍挂靠于运宝公司经营，张文举以运宝公司的名义与纽海公司签订《道路运输框架合同补充协议》。根据运输合同的交易惯例，由纽海公司将运输费用支付给运宝公司，运宝公司扣除8%的税费后，通过案外人邓某某收取后再转付张文举。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日，运宝公司与纽海公司签订《道路运输框架合同》，约定运宝公司为纽海公司提供运输服务、退货回程服务。2014年6月1日，运宝公司与纽海公司签订《道路运输框架合同补充协议》。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纽海公司向运宝公司支付运费6,459,424.11元。本院认为，运宝公司与纽海公司签订的《道路运输框架合同》和《道路运输框架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本院认定《道路运输框架合同》和《道路运输框架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运输工作实际由张文举或者张文举委托的人员实施，运费应由张文举享有。纽海公司已经向运宝公司支付运输费6,459,424.11元，张文举自认应当扣除8%的税款，实际应为5,942,670.18元，扣除张文举已经收取的2,312,395元，尚存3,630,275.18元。同时，张文举称实际结算过程系由运宝公司向案外人邓某某支付运费后，案外人邓某某再将款项支付给张文举，由此可见，案外人邓某某所收取的款项应当予以扣除，本院曾要求运宝公司就其向案外人邓某某支付的款项进行统计，但运宝公司并未做出回应，故本院现依据纽海公司的付款情况扣除张文举已经自认的款项后，确定运宝公司应当支付给张文举3,630,275.18元。本院判决如下：一、运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文举运费3,630,275.18元；二、驳回张文举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13元，减半收取计22,006.50元，由张文举负担5,000元，由运宝公司负担17,006.50元。上述案件生效后，张文举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本院作出(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在执行(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张文举与运宝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运宝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文举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如下：终结本院作出的(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10月10日，原告张文举向本院申请追加康宝国、徐斌国、朱惠芬为(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019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9)沪0115民初738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2日，本院就张文举与运宝公司、纽海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判令运宝公司支付张文举运费3,630，275.18元。案件受理费22,006.50元，由张文举负担5,000元，由运宝公司负担17,006.50元。上述判决生效后，张文举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过程中，因运宝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张文举亦不能提供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作出(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张文举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追加康宝国、徐斌国、朱惠芬为被执行人，要求康宝国、徐斌国各自在注册资金不实500,000元范围内对(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朱惠芬在1,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9月28日，本院作出(2017)沪0115执异15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张文举的追加申请。张文举收到该裁定后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运宝公司于2007年6月15日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康宝国、徐斌国认缴出资各250,000元。2007年6月7日，上海华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沪华炬验字[2007]第1321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07年6月4日止，运宝公司已收到康宝国、徐斌国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100,000元，均以货币出资。2009年9月21日，运宝公司达成如下股东会决议：一、股东康宝国首期已出资50,000元，其余出资额200,000元将于2009年9月22日出缴，股东徐斌国首期已出资50,000元，其余出资额200,000元将于2009年9月22日出缴；二、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三、公司于本决议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股东出资额变更登记。2009年9月24日，上海海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沪海验内字(2009)第2888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09年9月22日止，运宝公司已收到康宝国、徐斌国第二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400,000元，股东以货币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500,0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总额的100%。2012年3月1日，运宝公司达成如下股东会决议：一、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实收资本为500,000元，现注册资本由500,000元增至1,000,000元，实收资本由500,000元增至1,000,000元；二、其中康宝国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50,000元，徐斌国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50,000元；三、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康宝国出资额5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50%，徐斌国出资额50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50%；四、通过公司新章程；五、公司于股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同日，运宝公司章程相应内容予以变更，并由上海友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友内验字[2012]第N0418号验资报告，报告载明经审验，截至2012年2月23日止，运宝公司已收到康宝国和徐斌国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500,000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2016年4月26日，康宝国、徐斌国与案外人代某某达成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康宝国、徐斌国各自所持运宝公司50%股权分别作价500,000元转让给代某某。同日，运宝公司章程相应内容予以变更。2017年6月27日，康宝国、徐斌国又与代某某达成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代某某将所持运宝公司50%股权作价500,000元转让给康宝国，另50%股权作价500,000元转让给徐斌国。同日，运宝物流公司章程相应内容亦予以变更。再查明，2017年3月6日，朱惠芬在(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案件所作笔录中明确表述运宝公司实际管理人系其本人，运宝公司系由投资公司代为办理，注册资金由投资公司借给朱惠芬，朱惠芬支付投资公司一万多元手续费，公司注册后朱惠芬即将验资的500,000元还给投资公司，对运宝公司增资至1,000,000元并不知情。同日，康宝国在该案所作笔录中陈述运宝公司并非其实际投资，系其外甥张国荣借用其身份证开办，朱惠芬系张国荣妻子，其二人负责管理运宝公司的日常事务，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其二人承担，另其亦称对运宝公司增资至1,000,000元并不知情。2016年3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康桥派出所工作人员对朱惠芬进行询问，朱惠芬陈述运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康宝国，康宝国不管理公司事务，具体事务由朱惠芬管理，且截至当时运宝公司仍由朱惠芬管理，公章亦由其保管。本院认为，根据朱惠芬、康宝国在本院执行案件中及朱惠芬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康桥派出所所作陈述，本院认定张文举已提供了对康宝国、徐斌国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优势证据，朱惠芬应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审理中，本院向康宝国、朱惠芬进行释明，要求其提供注册资金用于运宝公司正常经营的相关证据，但其未能就此提供充足依据，故本院认定康宝国、徐斌国抽逃出资行为成立，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朱惠芬作为实际控制人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遂判决：追加康宝国、徐斌国、朱惠芬为(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康宝国、徐斌国各自在抽逃出资500,000元的范围内对运宝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朱惠芬对康宝国、徐斌国上述债务分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运宝公司、康宝国、徐斌国、朱惠芬不服(2019)沪0115民初7385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4月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1民终26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5月21日，张文举依据(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再次向本院申请执行。2020年9月17日，本院作出(2020)沪0115执恢244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冻结了被执行人运宝公司名下已查找到的所有银行账户(冻结期限至2021年6月3日)，并于2020年9月16日执行到20,000元。未查见被执行人名下有车辆、房产、证券资金账户。申请执行人张文举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执行的财产线索。遂裁定：终结(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6月4日，张文举依据(2019)沪0115民初7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执行。2020年9月17日，本院作出(2020)沪0115执1266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被执行人朱惠芬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川周公路4293弄8幢16号401室的房产转移给其子张磊，故本院已查封(查封期限为2020年6月24日至2023年6月23日)。被执行人朱惠芬于2020年9月14日支付张文举20万元。未查见被执行人康宝国、徐斌国、朱惠芬名下车辆、证券资金账户等财产。张文举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执行的财产线索。遂裁定：终结(2019)沪0115民初7385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同时查明，2019年11月18日，本院受理运宝公司起诉邓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9年12月11日，运宝公司申请撤诉。同日，本院作出(2019)沪0115民初9310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运宝公司撤诉。该案证据显示，2013年5月27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20万元；2013年8月26日，运宝公司向朱惠芬转账支付30万元；2013年12月16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19.80万元，2014年1月6日，运宝公司向邓某某支付20万元；2014年2月21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10万元；2014年6月16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10万元；2014年7月23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87,140元；2014年11月13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60,913元；2015年3月27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67,391元；2015年6月12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61,191元；2016年1月27日，朱惠芬向邓某某支付16,448元。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运宝公司通过案外人朱某向邓某某支付89万元。2013年6月28日，上海彬晶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程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134,223元；2014年4月3日，上海彬晶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程前农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万元；2014年4月4日，上海彬晶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东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75,000元。2015年3月23日，上海鸳鸯物流有限公司向上海欧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10万元。2020年8月17日，运宝公司向本院提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主张邓某某返还3,630,275.1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并申请财产保全。本院已查封邓某某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东路XXX弄XXX号XXX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韵浦路XXX号(门面)1层的房产，并冻结邓某某名下的银行存款。2020年11月16日，本院作出(2020)沪0115民初60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8日，邓某某出具确认书，主要内容为：“本人邓某某(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常住于上海市沪南公路XXX号。本人因与上海运宝物流有限公司(“运宝公司”)等之间因物流运输合作相关事项，鉴于运宝公司已以本人等被告，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沪0115民初93108号(“93108号案件”)，为忠于事实，理清本人与运宝公司之间的法律责任，现本人就相关事项确认如下：1、物流合作经过为：2012年年底，朱昌虎、张文举、赵金波等三人承接了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纽海公司”)的物流运输业务，鉴于上述三人无运输资质，经本人介绍，上述三人(具体由朱昌虎出面)借用运宝公司资质与纽海公司签署运输合作，开展物流运输业务。期间，所涉及的承运业务均由本人管理。2、上述合作的结算模式为：根据实际承运业务量以及运宝公司和纽海公司的合同约定，运宝公司每月根据上月实际运输量开具运输发票后，纽海公司直接向运宝公司支付运费；运宝公司收到运费、扣取8%的税金后，将运输费用支付给本人；由本人负责全额支付给实际承运人。3、上述合作中，因故发生的运费纠纷为：2016年年初，张文举以运宝公司未足额支付运费为由，向浦东法院起诉运宝公司，法院判令运宝公司向张文举支付运费3,630,275.18元等款项。该纠纷案件，系由本人借用运宝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委托相关律师参与，本人未实际参加庭审，且在判决作出后，未能及时拿到判决书，导致该案件判决生效。4、本人确认，运宝公司与本人之间的结算情况为：针对上述合作，运宝公司共计开出金额为6,608,645元的发票，纽海公司扣除相关货损后，实际向运宝公司支付6,243,493.64元，运宝公司按约扣除税款计528,691.60元，应向本人转付5,714,802.04元。本人确认，该5,714,802.04元，运宝公司已全额支付给本人(本人实际已经全额将运费支付给实际承运人张文举、朱昌虎、赵金波及孙士全等人)，具体支付方式为：(1)运宝公司按照本人的消费要求填写支票收款方，向本人交付共计216万元的支票，本人均按照自己的需要交付收款方；(2)运宝公司向本人转账支付20万元；(3)运宝公司通过第三人朱惠芬的个人账户，向本人支付1,404,583元；(4)运宝公司通过第三人朱某的账户，向本人支付89万元；(5)运宝公司委托上海彬晶贸易有限公司，按照本人的消费要求填写支票收款方，向本人交付共计409,223元的支票，上述支票本人均按照自己的需要交付收款方；(6)运宝公司委托上海岩港物流有限公司，按照本人的消费要求填写支票收款方，向本人交付共计10万元的支票，上述支票本人均按照自己的需要交付收款方；(7)运宝公司委托上海鸳蓉物流有限公司，按照本人的消费要求填写支票收款方，向本人交付共计10万元的支票，上述支票本人均按照自己的需要交付收款方；(8)运宝公司委托第三人康美群，在本人名下的POS机上，以刷卡消费的方式向本人支付30万元；(9)其余款项，由运宝公司代本人为车辆加油卡充值支付15.10万元。5、张文举与运宝公司之间形成诉讼的原因为：虽然本人实际已经全额将运费支付给实际承运人张文举、朱昌虎、赵金波及孙士全等人，本人并未实际参与庭审，且朱昌虎、赵金波、孙士全等实际承运人并未在该诉讼中出面，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导致案件败诉。本人确认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由本确认书签署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解决。特此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明邓某某系受运宝公司委托，向实际承运人即张文举履行支付运输款的义务，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运宝公司已经向邓某某支付运输款，邓某某则应履行相应的服务义务，即与张文举进行结算并支付相应的运输款。然而张文举于2016年3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运宝公司支付运输款，本院判决运宝公司应向张文举支付运输款。对于该部分运输款，已无需再由邓某某履行付款义务，故邓某某应当将款项返还运宝公司。具体金额上，运宝公司称已向邓某某支付运输款5,942,670.18元，但邓某某仅认可收到运输款5,714,802.04元，运宝公司亦未提供差额部分的支付凭证，故本院确认运宝公司已向邓某某支付运输款5,714,802.04元，扣除张文举确认的已收取的运输款2,312,395元，邓某某应向运宝公司返还3,402,407.04元。遂判决：一、邓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运宝公司3,402,407.04元；二、驳回运宝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邓某某已就上述案件提起上诉。另查明，2017年2月24日，蒙城县庄周办事处残疾人联合会、蒙城县庄周办事处万湖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村代庄村民组代某某，女，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属智力XXX残疾人，情况属实。残疾证号XXXXXXXXXXXXXXXXXX51。审理中，原、被告确认被告系运宝公司实际控制人，运宝公司曾将款项支付被告并由被告向邓某某支付运费。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原告提供的(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裁定书、(2019)沪0115民初7385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93108号民事裁定书、(2020)沪01民终2621号民事判决书、(2020)沪0115执恢2443号执行裁定书、(2020)沪0115执12662号执行裁定书、确认书、证明、运宝公司工商档案材料；第三人提供的(2020)沪0115民初60946号民事判决书、财产保全告知书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据此提起诉讼。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案件属于侵权纠纷，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审查认定。本案需要审查的是：1、主体要件方面，公司人格否认的主体能否扩大适用于实际控制人？2、主观过错方面，被告是否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过错？3、侵权行为方面，被告作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公司债务的侵权行为？4、损害结果方面，是否存在原告债权严重受损的结果？第一，关于主体要件，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人格否认案件承担责任的主体为实施了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被告虽然并非运宝公司的股东，但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结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被告曾自认为运宝公司实际管理人，运宝公司借用投资公司的资金用于注册资本的验资等均由被告安排，运宝公司股东康宝国所述其系被朱惠芬丈夫张国荣借用身份证设立公司。根据上述一系列行为可见，被告作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不是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但其通过上述途径隐蔽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进而达到控制运宝公司的目的。被告作为公司控制权行使主体，在公司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但其事实上相当于股东的地位，从加强公司治理、保护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看，实际控制人可适用于该条款。第二、关于主观过错，本院认为，在公司人格否认案件中，侵权主体的侵权行为需以逃避债务为目的，侵权主体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看，原告、运宝公司和邓某某早在运输合同履行时就形成了运宝公司通过邓某某向原告支付运费的交易习惯。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被告从运宝公司取得款项的目的，系支付给运宝公司的代理人邓某某，由邓某某向运宝公司的债权人即原告支付运费。该支付方式完全符合各方当事人的约定，并非运宝公司为逃避债务而为之。根据邓某某出具的《确认书》，被告、运宝公司向邓某某支付的运费已超过原告向运宝公司主张的运费。原告债权未实现的根本原因，系邓某某作为运宝公司的代理人，未履行代理义务，未将运宝公司向其支付的运费交付原告，故被告不具有逃避债务的主观过错。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可能从运宝公司支取款项并挪作他用，缺乏相关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第三，关于侵权行为，本院认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过度支配和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情形。首先，根据邓某某出具的《确认书》，被告从运宝公司取得款项用以支付运宝公司的债务，不构成二者财产混同。其次，2016年4月26日，运宝公司的股东由康宝国、徐斌国变更为案外人代某某。2016年11月22日，本院就张文举诉运宝公司等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2017年6月27日，运宝公司的股东又由代某某变更为康宝国、徐斌国。结合康宝国在(2017)沪0115执1165号执行案件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代某某的智力状况的事实，以及被告系运宝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足以相信上述股权转让系被告的意思表示。但(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运宝公司的股东又回转为原股东(即股东从智力XXX残疾的代某某变更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康宝国、徐斌国)，不能认定被告具有逃避债务损害原告债权的主观故意，故上述股权变更行为不等同于逃避债务的侵权行为。再次，被告作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掌握运宝公司的公章及账户系公司内部的管理行为，运宝公司在(2019)沪0115民初93108号案件中提供的运宝公司、朱惠芬向邓某某付款的相关证据，与邓某某出具的《确认书》确认的收到运宝公司运费金额基本吻合，运宝公司向朱惠芬支付的款项远低于朱惠芬代运宝公司向邓某某支付的运费，被告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不能认定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侵权行为。第四，关于损害结果，本院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需以滥用行为导致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为要件。经(2016)沪0115民初161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对运宝公司享有债权，虽然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未完全实现债权，但原告债权暂未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邓某某未将运宝公司向其支付的运费交付原告，且被告已积极行使诉权，运宝公司与邓某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一审判决，法院已保全邓某某的房产、银行账户。待该案件生效、履行后，运宝公司可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故严重损害债权的结果目前尚未确定。综上，被告虽为运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原告主张其存在侵权行为证据不足，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害结果尚未确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此外，原告主张因被告系运宝公司实际控制人，故运宝公司实际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朱惠芬应对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在公司治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普遍存在。根据运宝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运宝公司系由两名股东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运宝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并不能当然否认运宝公司经工商登记的公司形式，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侵权法律关系的全部要件事实，对于原告依据公司人格否认主张被告对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依据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主张被告对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文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27元，由原告张文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金水审判员  胡铁红审判员  王 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鲍丹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