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03行初179号 原告隋先利，男，1955年10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代理人刘曰刚，山东百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中心，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延吉路80号。 法定代表人张兵建，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传龙，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美虹，山东博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青岛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吴兴路139号中央商务区内。 法定代表人纪家汉，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宗钰，山东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青岛东海岸拆迁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延安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于培忠，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阎彬，男，1965年9月24日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青岛市市北区。 原告隋先利诉被告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中心、第三人青岛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商务区公司）、第三人青岛东海岸拆迁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岸公司）行政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隋先利委托代理人刘曰刚，被告副主任闫可凯、委托代理人刘传龙、陈美虹，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宗钰，第三人东海岸公司委托代理人阎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隋先利在原市北区山东路××有网点房448.7平方米。2009年5月，青岛市市北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向拆迁人青岛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准予拆迁。2009年12月，原告隋先利与该项目的拆迁承办单位签订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但拆迁人未盖章。2018年9月，隋先利就市北区山东路××448.7平方米网点被拆迁而未予补偿事宜，向被告提交了《申请裁决书》。2020年2月6日，被告突然向隋先利送达了《行政裁定书》[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由于该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被告做出的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行政裁决书》。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施工设计卫生审核通知书》，证明：（1）山东路××全部楼座系华星公司经青岛市规划局批准建设，均系合法建筑；（2）华星公司取得了山东路新建楼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准予预售，所有购房人均可取得购房的产权；根据华星公司为隋先利出具的证明，隋先利所购网点房也自然享有房屋产权；（3）青岛市卫生防疫站对底层幼儿园批准《施工设计卫生审核通知书》，认定底层面积425平方米，这与隋先利购买的房屋面积大致相符；不存在隋先利私人违法建筑的事实。 证据2、华星公司关于产权出售给原告隋先利的证明，证明：（1）原市北区山东路××项目的开发单位华星公司出具证明，山东路××一层网点房已经出售给隋先利并享有产权。（2）山东路××项目有很多没有办理产权证的拆迁户；当时拆迁现场开发局联合办公会议确定的原则是，此类未办证房屋均依据华星公司出具的产权证明予以认定并补偿。 证据3、隋先利的部分购房款收据（收条）、工程抵款部分资料、华星公司催款通知，证明：（1）隋先利现存的缴纳房款收据七张合计房款627400元；当时全部原件收据都上交给了拆迁人，房款总额90多万元；（2）工程抵款资料进一步说明，隋先利的部分房屋面积是另行通过以工程款抵偿方式获得的；（3）华星公司催款通知，说明隋先利到2001年5月24日只欠房款104200元；该通知说明隋先利购房的真实性、合法性，也进一步说明华星公司出具的山东路××网点房产权归属于隋先利的证明是合法有据的；（4）实际上隋先利先后交纳过房款达94万多（项目开发商华新园公司老总李阳录音中亲口承认，隋先利向华星公司交了房款“94万多元”）；按照当时均价2000元/平米计算，94万元房款折合购买470多平方米网点房；这进一步说明隋先利合法取得了被拆迁房屋并享有该房屋产权，应按实测面积448.7平方米安置补偿。 证据4、《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许可证》《安置房屋图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1）2009年12月8日，原告签订了《非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确认了隋先利作为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乙、丙、丁户房屋的所有权人，建筑面积为448.70平方米。（2）拆迁许可证上许可的拆迁承办单位—青岛东海岸拆迁代理有限公司，代表拆迁人盖章认可，说明拆迁补偿协议是有效协议。（3）拆迁承办单位签约安置隋先利网点房，并提供了拆迁人提供的就地安置网点房图纸（平面图、配置图），位置就是现平安银行营业网点（门牌号××）。营业执照是原告成立的青岛鑫皇制衣有限公司，营业地址是在山东路××。 证据5、《房屋测量成果证明》《银通旅游汽车公司房产证》，证明：（1）山东路××拆迁项目中未有产权证的旧房，均由拆迁人委托测绘公司实测面积并作为补偿依据。测绘公司（青岛市房产信托公司）现场测量，隋先利一层网点房建筑面积448.70平方米。（2）银通旅游汽车公司网点房位于二层（产权证记载为二层；即隋先利楼上），产权证记载建筑面积457.15平方米。（3）隋先利和银通旅游汽车公司上下两层非住宅房屋，共计905.85平方米，与原告证据8中市北区政府认定拆除的非住宅房屋总面积丝毫不差。 证据6、拆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发放凭证，证明：（1）开发商华新园置业公司在隋先利签订拆迁协议之前，就在2009年10月支付了网点房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60万（取整数），这既是拆迁人认可隋先利448.7平方米网点合法性，也是在提前以实际行动履行拆迁补偿协议；（2）拆迁人不履约交房，裁决书认定一平方米也不予补偿，属于严重违法、违约。 证据7、隋先利旧房照片、出租旧房的租赁合同，证明：（1）隋先利提前将一层的全部网点房腾空，交由拆迁人用作拆迁现场办公室；照片显示隋先利的房屋是合法正规的建筑，拆迁人现场办公对其现状及其合法性均是明知的；（2）2007年（拆迁前），隋先利将山东路××乙旧房出租给辛兆鹏，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出租面积280平方米；证明隋先利合法占有使用网点房；（3）2004年，隋先利将山东路××旧房网点出租给青岛成利吉经贸有限公司，双方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出租面积228平方米；证明隋先利合法占有使用网点房；（4）从上述辛兆鹏、成利吉经贸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及面积来看，出租面积已达508平米，这既证明隋先利网点房的合法性，也与拆迁前原告旧房实测面积448.7平米的真实性、准确性。 证据8、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函》（青北政字【2010】18号）、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青房函字【2010】28号《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复函》、市南法院（2017）鲁02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1）2010年1月20日，市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函》确认，“我区依据该项目拆迁补偿方案、拆迁资料和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论，初步审核该项目非住宅房屋4处，拆迁面积905.85平方米…”。前述905.85平方米房屋，正是原告和二楼银通旅游公司的面积总和，原告房屋的合法性及448.7平米的有效性均得到了区政府的认可。（2）2010年1月，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青房函字【2010】28号复函进一步书面确认，该项目拆迁“非住宅4处，建筑面积905.85平方米”，批准列入山东路××的拆迁成本。（3）市南区法院（2017）鲁02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庭审查明（p5、6），“被告（即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上级机关）认可原告（即隋先利）系涉案4户非住宅拆迁人之一，并称涉案产权证明文件、身份证明文件、补偿协议等材料在成本核算时都向被告提交了，经被告确认成本后原件返回，复印件以及整个项目的补偿明细是否保存庭后三日落实回复”；被告对原告的“证据2中拆迁许可证和测量成果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该庭审查明事实进一步印证青房函字【2010】28号《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复函》确认的被拆除非住宅905.85平米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拆迁人已经对隋先利的拆迁补偿协议盖章确认的真实性。（4）上述两个政府机关批文，以及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充分证明市北区政府及上级主管机关都确认了原告的合法网点房面积，认定并纳入了该项目的拆迁成本。拆迁人拒绝出示隋先利已经签订的拆迁协议，依据证据规则，此种情形下，原告关于拆迁补偿协议已合法签署完毕并应得到依法确认和支持的观点，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证据9、华新园置业公司董事长李阳录音（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李阳手机发送的关于隋先利补偿方案短信及图片、项目成交协议书，证明：（1）华新园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阳与隋先利等的谈话录音，李阳确认华新园公司系山东路××项目拆迁安置补偿义务的最终承担者（“钱要我来出”、“所有事我来操作”）；（2）承认隋先利房屋“是合法房屋”、“实际测绘房屋面积448.7㎡”、“我认定你是网点、原状就是网点”、“前期很配合搬家腾房”；（3）李阳去华星公司查过，说隋先利共计交给了华星公司购房款“94万多”、隋先利已经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4）录音进一步证明了华新园公司认可隋先利网点房建筑面积448.7㎡，是合法的房屋（不是隋先利自己建设的违法建筑），只是未办产权证，并不否认实际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5）李阳手机短信中对隋先利的补偿方案，也证明其认可隋先利房屋面积448.7平米，但因其偏见而不予全额补偿；这进一步印证了拆迁人违约事实，也说明裁决书存在严重错误应予撤销。（6）华新园公司2010年5月6日通过区政府挂牌竞得了山东路××项目开发建设权，并实际承担该项目拆迁安置补偿义务及费用，这也是该公司向原告支付60万元拆迁费依据。 证据10、市北法院（2017）鲁0203民初188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民事裁定书查明认定事实，即隋先利“在山东路××购买有网点房，测绘建筑面积448.70平方米”。 证据11、山东路油墨厂改造3#楼托幼平面北立面图（11-1）、油墨厂改造工程审批总平面图（11-2）、油墨厂改造工程总平面图（11-3），证明：（1）3#楼托幼平面北立面图（证据11-1），证明华星公司改造时设计的托幼院房屋是上下两层，首层房屋长度30.3米、宽度21.6米；上下两层房屋设计面积相同，约计1200平方米；立面图充分显示是两层房屋，且一层房屋的设计±0标高在一层房屋的天花板之处（即一层房屋的地基需要适当下挖）。（2）油墨厂改造工程总平面图（证据11-2），是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证据1）的审批附图，该图纸显示在4#楼规划有底层非住宅（其中的“院”字应指“托幼院”，在图纸审批修改过程中“托幼”两个字被涂抹掉了）；同时，该图纸显示隋先利房屋所在的4#楼底层房屋，有规划主管部门正式审批的图纸，也证明了隋先利房屋是合法批准的建筑；（3）油墨厂改造工程总平面图（证据11-3），证明该项目的托幼院房屋位置是规划在4#楼下面；而4#楼下面最终实际建成了两层非住宅，既与旧房现状照片相符，也合乎情理和事实（隋先利房屋即位于4#楼一层；而二层银通旅游汽车公司房屋则应属于施工中变更规划后的加层）；（4）从原告证据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附注⑤“托幼院再推敲”和附注③“室外公用配套设施如垃圾转运站、煤气调压站、热交换站、变配电及自行车棚等总图未出现，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利用地形高差，设置在住宅楼地下”来看，该项目发放规划许可证时，托幼院和公用配套设施用房位置尚未最终确定；结合证据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注和证据11-3总平面图来看，托幼院和公用配套设施用房位置最终敲定在4号楼；再结合证据11-1托幼院的两层规模以及该项目必须配套的公用设施用房需要，实际建设施工时华星公司利用地形高差在4号楼建设了两层房屋（而隋先利房屋位于底层），也进一步印证了隋先利房屋是华星公司依法建设的合法房屋，应按实际测绘的448.7平方米予以拆迁补偿和安置。 证据12、青岛市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青岛市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青岛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和上级主管集团，在信访处理意见中明确答复“拆迁单位可按照房屋建筑面积（448.7平方米）结合房屋建设成本给予一次性补助”。该意见明确认可按照原告的448.7平方米予以补偿，同时也否定了被告裁决书的意见。 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作出《行政裁决书》[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程序合法。2018年10月29日，原告向答辩人申请裁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裁决工作规程》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答辩人受理了原告的申请。2018年11月2日答辩人作出了立案决定书、受理通知书，2018年11月27日答辩人组织拆迁人与原告进行调解，同年12月11日作出了《中止裁决书》，2020年2月3日答辩人作出《行政裁决书》并依法送达。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在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图纸中未有记载或图示，且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房产管理部门也未有该房屋的相关审批材料。在本案裁决过程中，经答辩人多次到档案馆、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多部门调查，均没有查到任何关于涉案房屋的审批、登记材料，故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按照合法的产权房屋进行补偿没有事实基础，结合答辩人的调查情况及原告提交的材料均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属状况。根据《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7条第1款规定，拆除违法建筑和逾期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关于原告称涉案房屋系通过青岛华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取得，对于房屋未能办理产权登记的损失原告可另行通过民事途径主张。三、原告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答辩人在2020年2月6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裁决书》，原告现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申请裁决书及申请材料一宗，包括裁决申请书、房屋拆迁许可证复印件、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测绘证明复印件、规划许可证复印件、通知证明复印件、现场照片、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补偿方案复印件、188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证明2018年10月29日，原告向答辩人申请行政裁决。证据2、房屋拆迁裁决受理通知书、立案决定书、中止裁决书、送达回证，证明答辩人受理原告裁决后，作出中止裁决书。证据3、签到簿、调解记录，证明答辩人组织原告与拆迁人进行调解。证据4、情况说明、工作证明、图纸两张，证明答辩人调查情况。证据5、行政裁决书、送达回证，证明答辩人依法作出裁决书并予以送达。 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6、10、12、14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4、16、22条、《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7条。 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发表意见为，本案行政裁决程序合法，裁决内容正确，原告诉请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同被告答辩意见。 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拆迁补偿协议5份，日期均是在原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之前，证明在2009年12月份之前山东路××项目拆迁的实施单位已经不是东海岸公司，而是青岛房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拆迁分公司。 第三人东海岸公司没有意见，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还有申请材料一宗，申请材料不全，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没有在这宗材料里体现。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裁决受理程序之后没有在法定三十日内作出裁决，而且中止裁决无法律依据，程序违法。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无异议。证据4情况说明有异议，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其所说明的内容。工作证明与本案无关，图纸两张真实性无异议，这两张图纸正好确认了山东路××4号楼一层有网点房是合法审批的，也就是原告房屋所在，应当依法认定原告房屋是合法审批房屋。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裁决内容有异议。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意见为，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越权认定原告房屋属于违法建筑，而且被告没有按照裁决规程期限作出裁决，也没有进行集体决策研究，被告受理原告申请裁决书，按照裁决规程就应当是认可原告是被拆迁所有人，而裁决结果是不予支持原告的请求，被告的程序和结果自相矛盾，被告应当适用《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按照测绘面积对原告进行拆迁补偿。 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4中的图纸无法看出原告所主张的房屋，该图纸显示的是青岛银通旅游汽车公司的房屋，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意见为，被告适用法律正确，对法律依据无异议，本案原告不能提交合法规划手续，且未按法定程序进行测绘的情况下，被告作出上述裁决是合法正确的。 第三人东海岸公司对被告证据无异议，对被告的法律依据意见为无异议，我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依据是原告符合四个要素，有专业测绘机构测绘实测报告，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有评估机构提供的非住宅评估报告，还有华星房地产提供的产权证明，产权证明证明房屋权属。我们与华星房地产公司沟通，非住宅部分属于隋先利。产权证明证明华星公司把产权卖给了隋先利。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规划许可证从内容上看项目名称为住宅，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也是住宅，卫生防疫站只能证明下达过通知，但是不能证明其房屋合法性。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无房屋面积情况，也不能证明其出售房屋系合法建筑，不能作为拆迁补偿依据，据被告了解山东路××项目里面居民均办理产权登记，部分没有登记的是因为承租公有房屋，公有房屋无需办理产权登记，直接办理解除租赁手续签订补偿协议，拆迁现场开发局或有关部门从没有开会来确定。对于没有办理产权证明房屋仅以第三人出具产权证明就可以作为补偿依据，并且这也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证据3关于华星公司收取原告款项问题不属于确认房屋补偿合法依据，证据中写明的是隋先理和隋先礼，和原告姓名不一致，无法确定身份情况，另外收款收据、收条、工程结算书也无法证明华星公司出售的房屋系合法的。证据4补偿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裁决过程中原告没有提交补偿协议原件。拆迁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项目承办单位本案第三人东海岸公司，因为在拆迁过程中引发居民不满，在拆迁许可证期限内经区主要领导在拆迁工作点现场确认，更换了承办单位东海岸公司，但是拆迁许可证拆迁单位没有变更。安置房屋图纸真实性无法确认，我方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事项，也没有关联性，营业执照不能认定合法建筑补偿依据。证据5测绘证明被告没见过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测绘证明内容不完善，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并且房产信托公司也没有公章。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房屋坐落位置在裁决过程中去交易中心询问，房屋坐落位置是根据房屋现状来进行房屋坐落地点，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二层网点楼下一层网点是合法建筑，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4图纸来看，4号楼也只有一个网点，网点就是银通旅游公司，我方提交的图纸平面图与银通公司平面图相一致。证据6与裁决补偿房屋合法性问题无关联性，我方认为原告所称事实与常规不符，根据原告表述是先给钱再签订协议，与常规拆迁补偿先签协议再给钱是有矛盾的。证据7该证据不能证明房屋合法性。证据8复函中最后一段非常明确，证明了确认审核条件必须有合法产权依据。成本确认前提是必须有合法产权材料，复函只是初审意见。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我们认为不能作为房屋合法性依据。证据9不是我方裁决补偿依据，成交协议书确认时间是2010年5月6日，原告提交证据6支票时间是2009年10月21日，我方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证明事项。并且该证据不是我方作为裁决案件中认定房屋合法性依据。短信照片与我方无关。证据10不作为我方裁决补偿依据，主要内容是应通过裁决案件进行处理，不作为合法房屋确认依据。证据11三号楼是设计图纸，不是规划部门确认图纸，并且3号楼与4号楼无关联性，根据现状来看，原告房屋是利用高差建设的，但是没有经过规划部门审批，属于违章建筑，并且没有经过审批的房屋不能确认房屋性质为非住宅，也不能作为其合法性补偿依据。证据12与我方无关，但是原告通过信访途径来主张这事，是考虑到解决问题角度来作出信访答复。 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规划许可证上注明是住宅，而且该项目即便有规划许可证也不代表最终规划同意的图纸中包含原告所主张房屋，该许可证上写的是山东路中段，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防疫站通知关联性有异议，通知上写的也是山东路中段幼儿园，与本案无关。证据2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形式上应当有华星公司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另外该证明内容是说出售给原告，并不具备产权证明作用，证明所说的山东路××丙丁网点房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即便是华星公司有房屋出售给原告，也不能证明该房屋本身是合法建筑，原告在市北法院与第三人的民事案件当中曾经出示过房屋购房合同，对于该房屋具体情况可以提交购房合同由法院审查，第三人作为该项目拆迁人，对于私有房屋同意给予拆迁补偿前提是提供房产证，并依据房产证所载房屋面积进行补偿，从未依据开发公司所谓证明进行补偿，在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材料，第三人在拆迁过程中并没有收到，第三人也未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证据3收据和工程抵款资料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收据除了名字问题均没有注明和本案房屋有关，其中8224号收据附注内容有更改，是有别的名字改成山东路商业网点，其他收据上也没有注明和本案有关，即便是所有收据都是原告支付给华星公司的购房款，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房屋属于合法建筑，工程结算书等材料施工单位是即墨市王村建设公司，与原告无关，而且涉及工程也与本案无关，即便如原告所述涉案房屋存在以房抵债情况，抵债房屋没有办理产权证，以房抵债实际上没有履行，原告应向华星公司主张该部分债权，该组证据也说明不了原告购买华星公司房产面积是多少，而以房抵债面积是多少。催款通知与本案无关。证据4拆迁补偿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商务区作为拆迁人，没有在与原告拆迁协议上盖章，也没有见过这份补偿协议，拆迁承办单位与拆迁人之间是有合法有效协议，但是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提是被拆迁房屋属于合法房屋，且在拆迁过程中提供了合法有效权属证明及其他证明。原告提交的协议复印件中涉及房屋是××乙、丙、丁户房屋，与其证据2矛盾。图纸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图纸上没有规划部门盖章确认，原告证明目的从图纸上无法体现。证据5成果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三人作为拆迁人，在山东路××项目拆迁过程中从未委托青岛市房产信托公司进行测量，也从未对该公司测量成果作为拆迁补偿依据，从原告提供材料本身只写了山东路××，我们不认可是青岛市山东路××。对于签收单和平面图真实性无异议，银通公司的房产证所附平面图注明是二层平面图，是因为银通公司网点所在楼座只有一层合法经过规划审批网点，就是银通公司所在网点，在规划部门包括房产登记部门并没有所谓的一层平面图图纸。证据6原告与华新园公司之间存在的任何协议，与第三人无关，该60万元也不能证明是与拆迁补偿有关，另外原告自述是停产停业补偿，因此是与房屋合法性和实际面积也无关。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照片不能确认与本案有关，房屋租赁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最高院关于城镇房屋租赁解释，涉案房屋无规划手续及产权证，即签订合同无效，其提供合同出租面积与其主张面积也不一致，自相矛盾。证据8对于两份函意见同被告意见。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判决书中所记载的庭后被告主张未能查询到上述材料，即便是原告向该案被告提交过相关材料，但是不能证明其提交过关于房屋经过合法规划手续，以及有合法产权证明文件，结合该组证据的区政府和开发管理局的函，关于拆迁成本当时也只是初审，并没有最终确定，不能证明原告所说拆迁补偿协议等原件交给了该案被告，如果说交给了该案被告，而原告没有取回，属于原告自身原因导致，材料无法提供的后果由其自己承担，该案被告并不是拆迁人，第三人作为拆迁人没有收到前述材料。证据9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里面谈话人所述内容不认可，并没有我公司人员及拆迁承办单位参与，谈话中所涉及金额面积等都没有经过拆迁人审核，也没有相应材料报给拆迁人，而且录音当中也提到房屋面积当初购买时并非400多平，而且自始至终没有规划审批图纸。短信照片真实性需要庭后落实，证明内容不认可，华新园李阳意见是与原告代理人沟通，与拆迁人无关，而且短信沟通时间是2015年，而原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时间是2009年，如原告所述在2015年仍然与华新园沟通拆迁补偿方案，恰恰证明在2009年没有签订有效的拆迁补偿协议，对短信内容第三人不认可。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裁定书认定当事人之间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另外裁定书中也没有认定涉案房屋经过合法规划建设并办理产权证明房屋，在该案查明事实部分，认定事实是原告购买网点房，而并没有认定该网点房是否具有合法规划手续及产权证，其认定测绘建筑面积也是在根据该案中原告所提交的测绘成果证明复印件，本案第三人在该案中也没有认可测绘成果证明效力，该案认定的关于东海岸公司与本案原告签订补偿协议事实，本案第三人不清楚，东海岸公司没有向第三人说明该情况，第三人也未追认该协议，关于认定事实中补偿协议交给商务区，是东海岸公司称，只是确认东海岸公司陈述，而且与东海岸公司在本案中陈述相矛盾，本案中东海岸公司称该协议交给华新园公司，并没有给商务区公司，因此根据相应法律规定，该裁定认定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证据11图纸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证明事项为托幼院没有依据，原告提供的图纸能看出4号楼规划审批是一层网点，而该层网点就是银通公司房屋，无论银通公司房产证上如何描述，可以确认一点是除了该房屋，图纸上不存在的都属于违法建筑。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信访意见书也确认经调查原告房屋没有权属登记及规划施工手续，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关于拆迁可进行补助内容是信访处理单位意见，第三人不予认可，信访处理单位也没有确认该房屋建筑面积是合法建造的建筑面积。 第三人东海岸公司对原告证据意见为，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是产权调换及货币形式，经过我们与原告商谈，一部分网点一部分住宅，当时拆迁时候我们使用了涉案房屋，还有部分房屋出租给其他人。我们当时和华星公司进行过接触，华星公司证明确实把房屋出售给原告，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华星公司明确房屋是谁的。证据3没有异议。证据4协议是我们签的，原告向我们提交的收款收据等证明产权材料，我们全部都收取了。协议中手写内容是我们和原告协商后手写在上面的。我们认为实际拆迁人是华新园公司，当时拆迁经过华新园公司同意，不需要征求商务区同意。拆迁许可证无异议，没有更换，都是我们公司在那工作。营业执照无异议。证据5测绘证明就是山东路××，原件是我们收回的，我们也一并提交给了华新园公司，我们认可测绘证明。银通公司产权证无异议。证据6是华新园公司给原告支付了60万元，因为原告把房屋给我们作为拆迁办公房使用，影响了原告收入，华新园决定先给原告60万元，为了让原告出去过渡。证据7我们补偿是针对房屋所有人补偿，我们和租房的人没有进行过接触，不属于我们办理拆迁针对对象。照片无异议，我们确实在那办公。超出面积是因为原告在房屋旁边盖了一些小房，测绘机构没有认可。证据8没有异议。证据9没有异议。证据10没有异议。证据11没有异议。拆迁时确认存在原告4号楼房屋。证据12没有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中央商务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这些协议与本案无关，这些协议上面拆迁实施单位也不是拆迁许可的法定实施单位，如果拆迁承办单位更换，应当依法办理拆迁许可证变更手续，现在仅仅单凭协议不能否定东海岸拆迁承办单位的法定承办资格，而且在拆迁过程中一个项目可能有两三个承办单位也是属于正常的，这些是在原告签协议之前的材料，原告签协议之后是否是东海岸就没有过拆迁补偿协议签订的记录？实际情况是整个项目在回迁及定位协议中都是由东海岸来实施的，该项目拆迁信访十分严重，老百姓集体到北京去上访，政府找了个替罪羊，让东海岸公司先临时往后退一步，事后所有的回迁定位手续也仍然都是东海岸公司来签订的。 被告对于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根据我单位了解，更换拆迁实施单位情况属实。 第三人东海岸公司对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这个协议当时确实有，拆迁过程中为了工作顺利进行，我们退到幕后，但我们工作仍然是进行的，他们公司也没有人员在。 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11日，青岛市市北区拆迁管理办公室核发了青北拆许字（2009）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根据该拆迁许可证记载拆迁项目为山东路××改造项目，拆迁人为青岛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拆迁实施单位为青岛东海岸拆迁代理有限公司，拆迁范围为山东路××1号楼、2号楼、3号楼、4号楼、5号楼，山东路××甲、乙、丙、丁，非住宅1100平米，住宅36276.95平米。原告称于2009年12月8日签订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东海岸公司对此认可。该协议中列有拆迁人（甲方）中央商务区公司、拆迁实施单位东海岸公司和原告（乙方）三方，协议最后只有原告签名捺印和东海岸公司加改公章，拆迁人并未加盖公章，该协议也并未实际履行。2017年，原告以中央商务区公司和东海岸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履行上述拆迁房屋补偿协议。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7）鲁0203民初188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协议中没有确定应当安置补偿房屋的具体位置，协议内容不符合具体确定的要求，拆迁人中央商务区公司也未盖章，当事人之间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驳回原告起诉。原告遂于2018年10月29日以本案第三人中央商务区公司为被申请人，东海岸公司为第三人向被告申请拆迁行政裁决，要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币补偿金、经营性补助费、搬家补助费等共计2000余万元。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材料一宗以证明涉案房屋位于原山东路××4号楼的一层，门牌号是××乙、丙、丁号，是原告从原山东路××油墨厂改造项目建设单位华星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处购买和工程款顶账而取得的，经测绘建筑面积为448.7平米，用途为非住宅，实际用于经营使用，应当作为合法的非住宅依照规定进行补偿。11月2日，被告受理原告的裁决申请，并组织裁决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未调解成功。12月11日，被告中止裁决，中止期间，被告到档案、规划、不动产登记等各相关部门调查涉案房屋的规划和产权情况。2020年2月3日，被告作出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行政裁决书，裁决认为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产权登记，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图纸中也未有原告主张的涉案房屋，原告提交的相关材料也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属状况，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没有事实基础，决定对原告隋先利的裁决申请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即本案。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和相关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等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因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更改了诉讼请求，本院正式立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作出的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行政裁决书是否合法。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是在拆迁当事人就拆迁补偿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拆迁当事人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进行居中裁断的行政行为。因此，拆迁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向拆迁裁决部门提交证据，由拆迁裁决机关依法予以审查是否能够支持当事人的主张。就本案来说，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属于合法房屋，建筑面积448.7平米，用途为非住宅，应当予以补偿。而被告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调查后认为，涉案房屋不符合补偿条件。涉案房屋涉及的山东路××拆迁改造项目为2009开始，2006年实施的《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私有房屋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公有房屋以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计租表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无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计租表但建设合法的房屋和计租表上只载明使用面积的公有房屋，其建筑面积以批准建设文件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或者以房地产测绘机构实测的建筑面积为准。”《山东路××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方案》第五条被拆迁房屋和补偿房屋面积的确认第2项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在原山东路××拆迁改造项目中，私有房屋获得拆迁补偿的前提是应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建筑合法。原告承认涉案房屋并未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取得权属证书，因此只有首先证明涉案房屋建设合法才能进一步确定如何补偿的问题。原告提交了华星公司出具的证明、款项收据、工程抵款资料等证明涉案房屋是从华星公司购买和顶账而来，并非私自建设，但这些材料既未显示房屋的面积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建设合法。原告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涉案房屋是华星公司在1994年获得规划部门批准建设并对外销售的，但据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建设项目名称为住宅，建设规模为面积32700平米（7层5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也载明房屋用途为普通住宅，面积为32700平米。其中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有手写字样“注：。3、室外公用配套设施如垃圾转运站，媒体调压站、热交换站、变配电及自行车棚等总图未出现，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利用地形高差，设置在住宅楼下，住宅楼之间不得再建小房。5、托幼院再推敲，完善环境绿化配套。”原告称，涉案建筑就是规划中的托幼院，但该第5条注明的是托幼院再推敲，并未确定获批。原告又提交了1994年青岛卫生防疫站出具的《建设项目施工设计卫生审核通知书》证明幼儿园有425平米，但《通知书》只是卫生部门对于拟建设的幼儿园从卫生防疫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并非是对幼儿园建设的批准，卫生部门也没有相应的职权。经本院询问原告，原告也认可该托幼院实际上也并未设立。原告又提交了原油墨厂改造工程设计图，证明设计图中显示在3号楼应建设托幼院，但实际并未建设在3号楼而是建设在4号楼，就是涉案房屋。但设计图只是建筑规划获批前的建筑设计，并非是最终规划批准证据，而被告在档案部门调取的4号楼规划平面图中并未显示4号楼规划建设有托幼院。而且，原告提交的青岛银通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示银通公司在××4号楼有一处网点房，建筑面积457.15平米，因此，原告以此认为托幼院未在3号楼建设所以就建设在4号楼，就是涉案房屋，依据不足。原告又称银通公司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示其房屋地址为山东路××4号楼二层，而涉案房屋位于山东路××4号楼一层，就位于银通公司房屋下方，应与银通公司的房屋同样属于合法建筑，且面积相当。但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华星公司获批建设的是5座7层楼，而原告提交的涉案房屋照片显示如果算上涉案房屋那么所在的楼就有8层，而银通公司房屋已经取得了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档案部门保存的4号楼平面规划图和山东路××总平面规划图也并未显示4号楼有两层网点，没有证据证明××4号楼的规划发生了变更，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房屋取得了规划批准。对于原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安置房屋图纸，该补偿协议已经过法院审理，法院认定协议因拆迁人未加盖公章也未追认而未产生效力，拆迁当事人就拆迁安置补偿并未达成一致，因此即便东海岸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合法性、用途和面积以及补偿安置得到了拆迁人中央商务区公司的认可。原告提交的市北区政府《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函》和青岛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关于确认市北区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拆迁成本的复函》仅是针对该项目拆迁成本的测算和初审，且《复函》中也明确需要待补充完善产权证等材料后，再行审核确认，所以这两份文件同样不能证明政府有关部门认可涉案房屋的合法性、用途和面积。至于市南法院（2017）鲁0202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针对的是一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所记述的内容是该案当事人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针对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陈述，而本院的（2017）鲁0203民初1881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审理的是拆迁补偿协议是否生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所记述的也是来自当事人陈述，且拆迁人在该民事案件中对涉案房屋相关问题也未认可，两份法律文书均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合法性。我国实行的是建设审批确认制度，对于建筑物的建设、用途、面积等必须由规划部门批准或者确认才能认定为合法。原告提交的房屋照片、营业执照、房屋出租合同只是原告自己对于涉案房屋的使用，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面积、用途以及合法性得到规划部门认可。原告提交的华新园置业有限公司与市北区政府的项目成交协议书、原告与华新园公司负责人的谈话录音和短信沟通以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只能证明华新园公司在取得项目开发权后，与原告就拆迁补偿问题进行协商，以及因原告多年信访，由相关单位提出的信访化解意见，目的是解决原告的诉求，且原告对于华新园公司提出的方案和信访意见均未同意，对于双方和解过程中以及信访中的化解方案不能作为拆迁人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对于涉案房屋合法性、面积、用途等事项认可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华新园公司出具的支票，显示日期是2009年10月21日，不仅早于原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日期，而且项目成交协议书载明华新园公司是2010年5月6日才取得山东路××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发权，无论是拆迁人中央商务区公司还是华新园公司均未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盖章，所以该笔款项也不能证明拆迁人认可涉案房屋应当予以补偿。至于原告提交的测绘证明，根据《青岛市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山东路××改造项目房屋拆迁补偿方案》规定，依据实测面积进行补偿的前提是房屋建筑合法，原告庭审中也承认无法提供原山东路××房屋的竣工验收报告等。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取得规划批准、有规划图纸作为测量基准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也无法认定为补偿的依据。因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涉案房屋取得了规划部门批准或确认，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经过规划批准的用途和面积。被告到规划、档案、不动产登记等各部门调查也未能查找到证明涉案房屋合法的确凿证据。被告认为涉案房屋不能证明建筑合法，不符合《青岛市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和《山东路××改造项目拆迁补偿方案》规定的补偿条件，决定对原告申请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行政裁决中应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性，在拆迁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一致时尽最大努力查明相关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做出裁决。被告受理原告裁决申请后，审查了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并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因涉及的山东路××拆迁改造项目距离裁决时间久远，涉案房屋也已经拆除，且前期经过多次诉讼和信访，拆迁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为查明事实，被告依据《城市房屋拆迁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中止裁决，并到各个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后，做出被诉行政裁决，尽到了审慎履行职责的义务，符合法定的程序。 综上，被告做出的青北拆裁字（2018）第2号《行政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隋先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缴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永涛 人民陪审员  何冬梅 人民陪审员  杨海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招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