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1911号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13层1305、1306、1307、1308、1310、1311室。法定代表人：石金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昊，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前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永润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优山美地中片区18幢1单元1-501号。法定代表人：杜启生，总经理。被告：杜启生，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被告：孙文正，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花交易市场）与被告山东永润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润公司）、被告杜启生、被告孙文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文潇独任审判，于2020年4月28日、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棉花交易市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吴文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棉花交易市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永润公司立即赔偿原告合同款225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杜启生、被告孙文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3日,原告与永润公司签订《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入市协议书》,永润公司成为原告平台的交易商,具有在交易市场办理相关交易业务的资格。2016年9月23日，永润公司通过原告交易平台竞拍国家储备棉5批次共计213.822吨棉花（以下简称涉案棉花）。永润公司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签订《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2016年9月27日,永润公司与原告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原告向永润公司支付第一期货款2250000元。实质上原告向永润公司提供融资质押服务,原告代永润公司向中储棉支付了涉案棉花价款中的2250000元，涉案棉花质押给原告，永润公司应当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涉案棉花的回购以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李富强系嘉祥县华强棉花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控制人。2016年12月,涉案棉花丢失,原告于2016年12月4日向嘉祥县公安局报案,2018年12月3日,嘉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嘉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富强以华强公司的名义与厦门国贸公司、棉花交易市场公司、中储棉花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或合作协议,为三被害公司提供仓储服务,又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嘉祥汇海公司、济宁淇威公司或借用的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害公司签订代理拍储协议、融资质押协议或棉花购销合同,由三被害公司提供融资购买被告人李富强指定批号的棉花,且涉案棉花此前即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或者购买后被推荐存放至华强公司仓库,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李富强向三被害公司隐瞒了华强公司(棉花仓库)与嘉祥汇海公司、济宁淇威公司、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存在的实际关联关系,违反了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代理购买合作协议、融资协议中的交易公司与棉花储存仓库存在关联关系应进行报备的约定,致使被告人李富强获得了绕开三被害公司的指示或授权而私自处置库存棉花的便利。之后,被告人李富强在仓储期间违反相关仓储保管合同、仓库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未收到三被害公司开具的出库单或获得同意的情况下,陆续将三被害公司的涉案库存棉花私自销售,并采取将棉花空心码垛等方式应对被害公司工作人员查验,且至今未将销售货款支付给三被害公司,应认定被告人李富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李富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2019年4月19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鲁08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判决。2016年5月21日,李富强的妻子李华静已将涉案棉花中的65320131055批次棉花出售给孙文正，由孙文正实际控制的嘉祥县鲁旗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旗公司）提货，孙文正的个人账户支付货款。2016年10月13日、10月24日，李富强实际控制的嘉祥县焦城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城公司）分别与孙文正控制的嘉祥县欣源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公司）签订《棉花购销合同》，焦城公司将涉案棉花65447131062、65447131052、65106131062、65447131061批号转卖给欣源公司。而实际上2016年10月13日，孙文正已经购买了涉案棉花，并于2016年10月14日至10月24日使用其个人账户向李富强的会计支付了棉花款。以上交易名义为鲁旗公司和欣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实际上均是孙文正出资实际购买。综上，李富强借用永润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棉花购销合同》,骗取原告的财物,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而永润公司在将涉案棉花质押融资给原告后,又将涉案棉花出卖给了李富强,使得原告无法达到合同目的,最终使原告损失了合同款。而永润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杜启生为永润公司的股东,孙文正为永润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故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三被告的答辩意见为：1、原告起诉的225万元已经被生效刑事判决处理，原告就已经责令退赔的部分无权再另行提起诉讼请求。2、本案涉案棉花的代拍行为系永润公司的内部人员予以参与，不存在永润公司将其公章、空白合同、空白介绍信借给李富强用于与原告订立合同的行为，故永润公司与李富强之间不构成借用名义，而是构成委托关系。李富强委托一人公司代拍棉花的行为，永润公司既不违约也不违规，不承担违约责任，亦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且永润公司向中储棉支付货款的来源系向银行贷款并委托原告代为付款，永润公司的债权人和质权人系银行，并非原告。3、原告的损失系因李富强的犯罪行为导致，与永润公司帮其代拍棉花不存在直间或间接的因果关系。4、本案中，涉案棉花中批号为65320131055批次的棉花在2016年5月即被李富强盗卖，永润公司代拍该批次的棉花为2016年9月23日，即原告将已经盗卖出库的棉花仍在其交易平台上挂牌出售，即原告损失发生在前，李富强与孙文正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在后，亦不符合侵权因果关系的先后顺序。5、2016年10月，欣源公司与焦城公司购买涉案棉花的4个批次不是原告损失的原因。该交易过程中李富强先将棉花擅自出库然后再卖予欣源公司。在李富强将涉案棉花擅自出库后，原告的损失即已经产生。欣源公司并不存在明知李富强所出售的棉花是涉案棉花的事实。且欣源公司亦是按照合理价格采购的涉案棉花，棉花款亦已经实际交付给了李富强。5、杜启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现在并未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杜启生作为永润公司的一人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故对杜启生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6、孙文正没有恶意串通李富强对涉案棉花进行处置，亦不是合同相对人，更不是共同侵权人，其亦非本案适格被告。且刑事判决书中亦未认定永润公司、孙文正与李富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原告以共同侵权向永润公司、孙文正予以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且民法总则中对于侵权关系和违约关系竞合是可择一选择，但原告在以合同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又主张侵权责任，明显逻辑混乱。综上，不同意原告对三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对于当事人予以认可的证据，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本案的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作出如下认定：一、涉案棉花交易的情况2016年9月23日，中储棉作为出卖人，永润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CT201609210010《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约定永润公司购买涉案棉花（具体为：捆号27240213153、数量213.822吨），货款总金额为3158150.94元，涉案棉花的存储仓库为华强公司仓库。永润公司向棉花交易市场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棉花交易市场代其向中储棉支付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3158150.94元。2019年9月27日，永润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向棉花交易市场汇款908150.94元。2016年9月27日，永润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棉花交易市场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棉花购销合同》，约定：1、甲方同意将涉案棉花销售给乙方。甲方将棉花送达乙方指定仓库（华强公司仓库），并由指定仓库出具《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商品棉仓单》（以下简称《仓单》）所记载的商品棉为准。2、甲方依据本合同约定销售给乙方的商品棉，应在本合同签订前存入乙方指定仓库，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将棉花存入指定仓库即视为交付，自乙方首次支付货款之日起，货权即转归乙方所有。3、甲方将标的棉花送达乙方指定仓库，指定仓库根据公证检验结果或棉花出厂检验结果生成《仓单》后交甲方签字盖章，然后由甲方交乙方，乙方以《仓单》有关指标为结算依据。4、第一期付款：乙方向甲方的第一期给付的货款金额为225万元。第二期付款。如果甲方按合同约定完成回购，则甲方退还乙方第一期付款并支付乙方本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乙方无需进行第二期付款。如果甲方不能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回购，第二次付款金额为该《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或其他商品棉交易平台交易成功后的实际成交价款扣除第一期付款及相关费用后的全部款项，余额作为第二次付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前述所称相关费用是指棉花存放在指定仓库的入库费、报关费、保险费等，以及交易、交割手续费、服务费以及第一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等相关费用，以上费用均由甲方负担。服务费为：自乙方依据棉花购销合同将第一期货款支付给甲方之日起算，甲方在3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的2‰收取服务费；甲方在超过30天不满6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3‰；甲方在超过60天不满90天（含）以内完成回购的，乙方按甲方取得资金额度4‰；甲方超过90天完成回购的，每超过30天，乙方按提供甲方的1.5‰加收服务费，不足30天按30天计算。第一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5、乙方承诺在第一期货款付出后，即依本合同委托甲方将《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系统或其他商品棉品交易平台预售，甲方必须在收到第一期货款后最长不超过150日内完成交易。6、若存在乙方撤销对甲方的委托情形后，在乙方向甲方发出书面撤销通知后，甲方仍可选择是否进行回购赎回《仓单》，若甲方选择赎回《仓单》，则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出撤销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书面发出赎回申请，并应在3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及支付相关费用，甲方赎回《仓单》后获得货权，本合同终止，双方合同义务消灭。在甲方选择不赎回《仓单》的情形下，乙方有权直接将《仓单》所记载的棉花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现货挂牌交易系统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销售。就乙方依据前述方式销售《仓单》所记载的棉花所实现的全部销售款，在扣除乙方“应扣除款项后”，乙方将余款退给甲方，届时，本合同终止。本款所指“应扣除款项”是指依据本合同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第一期货款及甲方应承担的资金占用费、商品棉存放在指定仓库的入库费、保管费、保险费、服务费、交易和交割手续费等。该购销合同所附的加盖有永润公司的《销售棉花清单》中记载，涉案棉花的批号包括65447131061、65447131062、65447131052、65106131062、65320131055。棉花交易市场对上述《棉花购销合同》的签章问题所进行的说明为，棉花交易市场在向交易商提交相关合同资料后，只要求交易商提供购销合同的最后一页并附销售清单。永润公司在本案中亦主张对于合同的其他的内容永润公司不清楚，按照棉花交易市场的融资要求为其提供的合同签章页。同时棉花交易市场在起诉书中自认该份《棉花购销合同》实质的内容系棉花交易市场为永润公司购买涉案棉花提供融资服务，并对涉案棉花享有质押权。2016年9月28日，棉花交易市场就涉案《国家储备棉购销合同》合同项下的货款3158150.94元向中储棉予以汇款支付。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金融街支行）基于本院出具的《协查函》予以的《回函》中确认，工行金融街支行未基于涉案棉花向永润公司提供过融资质押服务。棉花交易市场和永润公司均确认，涉案棉花在丢失前并未进行过交割，永润公司未办理过提取涉案棉花的交割手续。二、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与本案相关的内容（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中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包括：1、相关案件事实2016年9月23日，被告人李富强以永润公司名义，通过棉花交易市场平台竞拍国家储备棉5批次共计213.822吨。同年9月27日，被告人李富强永润公司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棉花购销合同，永润公司支付保证金，由棉花交易市场提供融资质押服务，代永润公司向中储棉支付全部货款，货权转为棉花交易市场所有。按照相关协议、合同的约定，李富强以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淇威公司的名义，向棉花交易市场支付保证金（首付款）13925419.61元。2016年7月至10月间，李富强在未变更棉花货权、未经棉花交易市场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述棉花中的3131.826吨以嘉祥汇海公司、济宁久益公司、焦城公司、华强粮食公司的名义销售给其他公司或个人……上述3145.446吨棉花被私自销售，造成棉花交易市场直接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2、上述认定事实的证据包括：棉花交易市场关于华强库案件所涉业务相关情况的说明、国储棉代理购买合作协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资金服务申请表、融资需求申请书、资金业务审批表、质押申请单、出质通知书、三方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证明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淇威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的融资质押合作模式。李富强供述，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进行业务，无论合同、协议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以棉花做质押，由棉花交易市场提供融资购买棉花……棉花交易市场收取保证金一览表中的保证金均由李富强安排支付，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是借用这些公司账户走账。3、法院认为，李富强以华强公司的名义与厦门国贸公司、棉花交易市场、中储棉签订仓储保管合同或合作协议，为三被害公司所提供仓储服务，又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或借用济宁久益、祥泰公司、永润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害公司签订代理拍储协议、融资质押协议或棉花购销合同，由三被害公司提供融资购买李富强指定批号的棉花，且涉案棉花此前即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或者购买后被推荐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在此过程中，李富强向三被害公司隐瞒了华强公司与嘉祥汇海公司、济宁淇威公司、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存在实际关联关系，违反了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代理购买合作协议、融资协议中的交易公司与棉花储存仓库存在关联关系应进行报备的约定，致使李富强获得绕开三家被害公司的指示和授权而私自处置库存棉花的便利。之后，李富强在仓储期间违反相关仓储保管合同、仓库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未收到三被害公司开具的出库单或获得同意的情况下，陆续将三被害公司的涉案库存棉花私自销售，并采取将棉花空心码垛等方式应对被害公司工作人员查验，且至今未将销售货款支付给三被害公司，应认定李富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刑事判决认定李富强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责令李富强退赔棉花交易市场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棉花交易市场述称，在上述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其向相关法院就刑事退赔事宜提出执行申请，但尚未获得任何退赔款项。三、审理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件的承办法官出具的《回复函》中称，刑事判决书中关于李富强借用永润公司、永润公司的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合同，该陈述系从李富强实施合同诈骗的角度陈述，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借用过程是李富强委托孙文正从中联系，以祥泰公司、永润公司的交易商资格在棉花交易市场竞拍棉花，棉花首付款由李富强承担。本案卷宗材料中未显示有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将合同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等材料或交易市场账户及密码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四、2016年10月13日、10月24日，李富强控制的焦城公司将包括涉案棉花批次在内的棉花出售给欣源公司，孙文正在刑事案件的笔录中确认系其以欣源公司的名义与李富强的公司签订的合同。上述棉花采购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孙文正亦在刑事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提供了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材料。五、因涉案棉花被盗卖，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其向保险公司的投保行为，从保险公司处已经获赔1080万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书面材料以及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的《回函》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主张永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包括：1、永润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故永润公司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2、欣源公司在明知涉案棉花被质押后又与李富强就涉案棉花进行交易，系永润公司、孙文正与李富强恶意串通，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亦应向原告赔偿相应损失；3、杜启生作为永润公司的一人股东，孙文正作为永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永润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当事人的上述主张，本院认定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刑事案件承办法官对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中相关犯罪过程的描述以及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棉花交易市场主张相关合同的签订是永润公司实际参与的事实（即相关合同由棉花交易市场向永润公司提供，永润公司将相关签章页再提供给棉花交易市场）可知，并不存在永润公司将其合同章、空白合同书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故棉花交易市场以永润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为由向永润公司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生效刑事判决书中确认涉案棉花确实存在由李富强擅自转卖给第三方的事实，但并未认定从李富强处购买涉案棉花的主体与李富强存在共同犯罪的意思表示。另，结合刑事卷宗中孙文正的询问笔录以及其所提供的材料，从民事角度而言，现有证据亦不能认定孙文正、永润公司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的事实。同时，在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系以其与永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作为主张权利的基础，但永润公司作为代拍人，在刑事案件未认定其在与棉花交易市场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故棉花交易市场以永润公司、孙文正与李富强存在恶意串通，给棉花交易市场造成损失为由，向永润公司主张损害赔偿，亦缺乏事实基础，其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第三，现刑事判决认定李富强犯合同诈骗罪，本案所涉合同亦应属于可撤销合同。且根据原告基于涉案合同要求永润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即原告亦是基于涉案合同被撤销的请求权基础。而涉案合同被撤销所形成的法律后果即永润公司向棉花交易市场支付融资款，棉花交易市场向永润公司交割涉案棉花。现涉案棉花已经丢失，棉花交易市场已不具备向永润公司交割涉案棉花的条件，故需要判断永润公司对涉案棉花的丢失存在过错。从民事角度而言，永润公司的代拍行为系其与李富强之间成立委托关系，而上述委托关系又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即永润公司的代拍行为与棉花交易市场基于涉案棉花所产生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永润公司基于涉案合同被撤销并不存在过错。而与此同时，涉案棉花在被李富强擅自处分前一直存放在棉花交易市场监管的仓库，棉花交易市场作为涉案棉花的监管人和实际质权人，对于涉案棉花的保管亦负有相应的监管责任，涉案棉花的丢失系与其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疏漏必然存在一定关联，即棉花交易市场对于涉案棉花的丢失存在过错。综合以上认定的事实，在永润公司不存在过错，且涉案棉花已不能完成交付，而刑事判决亦已确认李富强负有向棉花交易市场就涉案棉花进行退赔的情况下，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其与永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亦无权再向永润公司主张赔偿责任。第四，基于永润公司无需向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赔偿责任，故棉花交易市场亦无权基于其上述主张要求作为永润公司的一人股东杜启生以及孙文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自动放弃上诉的权利。审 判 员  文 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张鲁意书 记 员  陈凯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