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5699号原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亚钢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MA59BJ049T。法定代表人：陈健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黎，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雅，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舒斌，男，198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英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新涌村蔡新路**A402信用代码91440101618713627K。法定代表人：桑田文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发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雪，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泊斯公司）诉被告舒斌、第三人广州山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九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泰泊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黎、王诗雅，被告舒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英华，第三人山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发奎、蔡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泰泊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在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山九公司与舒代元在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劳动关系已经于2018年3月5日正常终止，舒代元于2019年8月22日死亡时，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泰泊斯公司只是代山九公司发放舒代元工资。1.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一条和第七条约定，该合同以完成搬运任务为合同期限，工作地点为星际塑料（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际深圳公司），在工作任务完成以及被星际深圳公司退回后，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自行终止。任务完成后若再需舒代元，泰泊斯公司需与舒代元另行签合同。该《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之间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和工作地点，劳动合同期限和工作地点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必须经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在舒代元于2018年3月5日完成双方约定的在星际深圳公司的搬运任务后，双方已完成了本《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自行终止，此后泰泊斯公司未再与舒代元另行签订其他劳动合同，也未对舒代元进行任何工作安排和劳动管理，故舒代元与泰泊斯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3月5日终止。2.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合同已于2018年5月31日终止，山九公司对舒代元的工作安排与《业务外包合同》无关。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06月01日起至2018年05月31日止”；舒代元于2019年8月22日在多丽制衣（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丽珠海公司）宿舍猝死时，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已不存在业务合作关系。该《业务外包合同》还约定：“对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各类业务调整或变更，甲乙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一致，书面另行订立补充协议，作为对合同的变更。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修改本合同，其擅自变更后的合同条款对于对方也无约束力”；山九公司将舒代元派往其他地方和多丽珠海公司的行为不属于《业务外包合同》中的任何约定内容，山九公司也未与泰泊斯公司协商一致对合作内容作出书面变更，故山九公司对舒代元的工作安排与《业务外包合同》并无相关，仅仅是山九公司自身对舒代元的工作管理。3.在舒代元离开星际深圳公司后，泰泊斯公司仅是代为发放舒代元工资。山九公司单方变更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后，仍按照以往的工资发放模式向泰泊斯公司转账，由泰泊斯公司发放舒代元的工资，虽山九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但基于双方长期合作习惯、商业合作情谊和舒代元在星际深圳公司工作时一直由泰泊斯公司发放工资的工资发放习惯，泰泊斯公司此后一直代山九公司发放舒代元的工资，泰泊斯公司便利山九公司的行为不代表双方业务合作关系已经变更到了多丽珠海公司。而劳动关系的确认需要同时满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规定的条件，不能仅仅凭借双方资金往来的交易习惯来认定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之间还存在劳动关系。二、泰泊斯公司从未安排舒代元到多丽珠海公司工作，在2018年3月5日后舒代元实际上一直接受山九公司的工作安排和劳动管理，并由山九公司调动至多丽珠海公司工作。1.舒代元离开星际深圳公司，从深圳到多丽珠海公司工作的调动，并非泰泊斯公司所为。如果舒代元作为泰泊斯公司的员工，则应当由泰泊斯公司办理调动手续并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重新签订合同，而事实上泰泊斯公司从未将舒代元从星际深圳公司调往多丽珠海公司，也未与舒代元就更换工作岗位重新上岗签订新的合同。据了解，舒代元调往多丽珠海公司是由山九公司直接对舒代元进行的调动，即舒代元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是按照山九公司的指示进行，而非按照泰泊斯公司的指示进行。2.舒代元在离开星际深圳公司后，舒代元便不再接受泰泊斯公司的任何工作安排或管理。而是接受山九公司的安排在其他地方从事其他工作，如2018年被安排在多丽珠海公司工作。至于舒代元在到达多丽珠海公司后，其具体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等泰泊斯公司完全不参与。实际上对舒代元用工管理中进行全程的指挥、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主体则应为山九公司或多丽珠海公司。舒代元在接受山九公司或多丽珠海公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的同时，从事的工作内容也是属于山九公司或多丽珠海公司的业务范围（如考勤记录、业务作业单记录并提报给广州山九课长等），并非从事与泰泊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从事“搬运物品”的工作内容。由此可见，在2018年3月5日后，舒代元并没有接受泰泊斯公司的用工管理和工作安排，舒代元与泰泊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三、原仲裁裁决对于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依据不充分。1.原仲裁裁决认为《业务外包合同》仍有效，不符合实际情况，《业务外包合同》实际已于2018年05月31日到期终止。即使《业务外包合同》仍有效，山九公司也无权仅依据《业务外包合同》就对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等内容进行安排。2.原仲裁裁决认为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签订的劳动合同关于合同期限及地点的限制与山九公司无关，因此山九公司可以安排舒代元至任何合法业务开展的地点，即可以将舒代元的工作地点从星际深圳公司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但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期限是劳动法项下的约定内容，要么应当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确定，与《业务外包合同》的约定无关；要么是以事实用工方式确定，舒代元接受着山九公司的工作调动和用工管理，在多丽珠海公司以山九公司的名义从事相关工作，以山九公司的名义接受多丽珠海公司的考勤和具体工作安排，从事山九公司或者多丽珠海公司的业务内容，显然均与泰泊斯公司无关，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也无法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在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四、虽然泰泊斯公司坚持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即使法院认为泰泊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也不应该仅仅由泰泊斯公司一方承担责任，本案中山九公司对舒代元进行了事实的劳动管理、工作安排，事实上承担了其劳动报酬，以上内容均是在泰泊斯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因此山九公司同样应当承担混同用工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被告舒斌辩称，其同意仲裁裁决的结果。舒代元自2016年6月1日就与泰泊斯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至2019年8月22日舒代元猝死，在此期间工资一直是由泰泊斯公司发放。在2016年9月，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签订过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并没有约定具体的合同期限，泰泊斯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终止。至于工作地点在2018年3月发生变更，无论是泰泊斯公司还是舒代元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泰泊斯公司是在照常向舒代元发放工资，应当认定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对工作地点的变更达成了一致，双方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泰泊斯公司主张2018年3月5日之后是代山九公司向舒代元发放工资，该主张完全是歪曲事实。泰泊斯公司本身具有劳务派遣资质，与舒代元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作内容也是派遣舒代元到山九公司处工作，泰泊斯公司是用人单位，山九公司是实际用工单位，从山九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可以看出，山九公司向泰泊斯公司支付的是劳务派遣的劳务费，结合舒代元的实际工资来看，山九公司向泰泊斯公司支付的劳务费是包括了舒代元的工资以及泰泊斯公司自身的收益，而不是说仅仅是转账代发。综上，泰泊斯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山九公司述称，同意仲裁裁决的结果，也同意舒斌的答辩意见。一、自2016年6月开始，山九公司与泰泊斯公司签订《业务外包合同》，泰泊斯公司为山九公司提供包装货物装卸搬运等业务外包服务。2016年6月起泰泊斯公司指派其员工舒代元为山九公司提供搬运服务，2018年3月应山九公司的要求，经泰泊斯公司指派舒代元提供搬运服务的地点由星际深圳公司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2019年8月22日舒代元被发现在多丽珠海公司员工宿舍死亡，最终经法医检测被认定为猝死。舒代元猝死后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协商，要求山九公司及多丽珠海公司为其死亡员工家属支付一定抚恤金。在与泰泊斯公司、死者家属协商的过程中，山九公司才了解到，泰泊斯公司并未按照双方签订的《业务外包合同》的约定为其员工舒代元购买社保及工伤保险。因此导致一旦被认定为工伤，泰泊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可能要承担高额赔偿。直到舒代元之子舒斌提起仲裁申请，山九公司才了解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2018年3月5日后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但是直至舒代元去世为止，泰泊斯公司一直未向山九公司通报此事，并且一直在向山九公司收取相关服务费，这期间的工资也是由泰泊斯公司向舒代元支付。二、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自2016年6月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截止2020年5月仍在向山九公司收取相关服务费。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及存续期间等约定，并非作为泰泊斯公司商业合作伙伴的山九公司应当审查注意的内容。泰泊斯公司所称的其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因完成在星际深圳公司的工作任务于2018年3月5日终止山九公司从不知晓，劳动合同对期限和工作地点的约定，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内部事务，山九公司作为泰泊斯公司的商业合作伙伴无权审查，更无从得知。根据《业务外包合同》的约定及实际情况，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的合作关系并未终止，双方在2018年5月31日后已用实际行动延续该《业务外包合同》。外包合同第9.4条明确约定“如合同到了终止日期，但有个别单项服务还没有到期，双方在条款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完单项的服务”。直到目前为止，泰泊斯公司仍有数十名员工在为山九公司提供劳务外包服务，山九公司也仍在向泰泊斯公司支付业务服务费，双方已用实际行动延续该《业务外包合同》，山九公司根据《业务外包合同》继续使用泰泊斯公司的员工舒代元是合乎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泰泊斯公司作为舒代元的用人单位以及山九公司的商业合作伙伴，从未书面通知山九公司其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已终止。三、山九公司对泰泊斯公司派出的员工有合理的管理权，搬运物品仍是舒代元的本职工作。山九公司并未对舒代元进行工作地点、工作岗位进行安排，应山九公司的要求，经泰泊斯公司指派舒代元提供搬运服务的地点改变为多丽珠海公司。泰泊斯公司所称其员工变更工作地点会重新签订合同，但泰泊斯公司既未与舒代元重新签订合同，也未通知山九公司其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终止，而是继续收取山九公司的服务费及为舒代元发放工资，其行为的合理性应由其进行解释。根据《业务外包合同》第四条、第七条的约定，山九公司对泰泊斯公司派出的员工有一定的管理和考核权利，这是保证泰泊斯公司派出员工在工作场地内的秩序及安全的必然要求，并不能与泰泊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其员工的管理权限相提并论。舒代元在多丽珠海公司处的工作正是如此，搬运物品仍是其本职工作并未改变。四、本案中，泰泊斯公司没有通知舒代元回其单位办理离职或就此通告山九公司，而是任由舒代元继续为山九公司提供服务，并继续向山九公司收取服务费，继续向舒代元发放劳动报酬。这足以表明泰泊斯公司不是真的想与舒代元终止劳动关系，而是以不续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来规避其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应当认定在2018年3月5日之后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由泰泊斯公司承担雇主责任。并且，2018年3月5日山九公司与泰泊斯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合同》的期限尚未终止，其后双方也以实际行动将该《业务外包合同》延续至今。而山九公司对舒代元与泰泊斯公司的劳动合同是否到期或者泰泊斯公司是否与舒代元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知情，所以不应该认定山九公司与舒代元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泰泊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其未依法依约为其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工伤商业保险等，违背了与山九公司的合同约定，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正因其违法违约行为使得本次舒代元的意外死亡事件变成法律纠纷，使得各方都承受了更大的法律风险。泰泊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舒代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依法承担责任。五、泰泊斯公司称无论舒代元与其有无劳动关系，山九公司也存在混同用工，应当承担责任。本案的诉讼目的是确认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山九公司与舒代元之间是劳务外包或劳务用工关系，山九公司对舒代元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经审理查明，舒代元，男，196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县××镇××组，2019年8月22日猝死。舒斌向本院提交了《证明》一份，载明舒代元与舒斌系父子关系，并由辰溪县辰阳镇龙头井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辰溪县公安局辰阳派出所盖章确认。舒斌述称舒代元只有其一个儿子，舒代元很早之前已与其母亲离婚。2016年9月18日，泰泊斯公司（甲方）与舒代元（乙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以完成搬运任务为合同期限；甲方根据业务需要，派遣乙方至山九公司从事搬运物品工作，工作地点为星际深圳公司，乙方应按照甲方安排的工作内容及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甲方于每月20日前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及时足额支付乙方工资。第七条约定，本合同自合同期满或工作任务完成以及被星际深圳公司退回时自行终止。因工作需要，乙方再次上岗的，经双方同意需重签合同。2017年6月1日，山九公司（甲方）与泰泊斯公司（乙方）签订《业务外包合同》，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的业务需要，为甲方提供其负责的厂内作业的部分如生产、包装货物装卸搬运及附带作业场所5S服务项目，工作地点按各项业务的具体地点为准。第七条乙方的责任和义务约定，7.3乙方人员的人员管理及劳动关系管理，包括劳动合同签订、解除、终止及劳动争议处理等，由乙方负责处理；7.6.2乙方须在其提供人员到达甲方现场前三日内按甲方要求提交人员信息；乙方人员变动与离开须及时通知甲方。第九条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约定，9.1对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各类业务调整或变更，甲乙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一致，书面另行订立补充协议，作为对合同的变更。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修改本合同，其擅自变更后的合同条款对于对方也无约束力。9.4如本合同到了终止日期，但有个别单项服务还没有到期，双方要在条款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完单项的服务。第十二条合同有效期约定，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泰泊斯公司派遣舒代元至山九公司从事搬运工作，工作地点为星际深圳公司。2018年3月6日起，根据山九公司的安排，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泰泊斯公司确认其没有为舒代元购买社保。舒斌向本院提交了舒代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6年7月20日至2019年9月20日期间泰泊斯公司每月均向舒代元发放工资。泰泊斯公司确认向舒代元发放了2016年6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每月发放的是上月的工资，但主张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是代山九公司发放。泰泊斯公司和山九公司合作期间，山九公司向泰泊斯公司支付劳务费并提供劳务工人的作业量，泰泊斯公司根据山九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为其派遣的员工发放工资。山九公司向泰泊斯公司支付舒代元的劳务费至2019年8月。庭审中，泰泊斯公司对于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5日期间其与舒代元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但主张在2018年3月5日舒代元完成在星际深圳公司的搬运任务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自行终止，其并未就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山九公司则主张2018年3月之后，至2019年8月其与泰泊斯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合作仍在持续，《业务外包合同》实际并未终止，舒代元作为泰泊斯公司的员工继续为山九公司提供服务，山九公司也就舒代元提供的服务向泰泊斯公司支付服务费。山九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山九公司向泰泊斯公司发送舒代元考勤记录的邮件记录、泰泊斯公司开具给山九公司的发票以及舒代元的工资表。其中发票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物流辅助服务*装卸搬运；工资表记载了舒代元的出勤工时、劳务费金额、税金等，并载明“珠海多丽搬运工”。山九公司还提交了2019年8-10月向泰泊斯公司支付服务费的部分账单及发票，以证明其与泰泊斯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合同》实际仍在持续。各方发生争议，舒斌于2019年10月30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舒代元与泰泊斯公司、山九公司在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4月20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236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舒代元与泰泊斯公司在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泰泊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上述事实有《证明》《劳动合同》《业务外包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邮件记录、发票、工资表、穗埔劳人仲案〔2019〕2361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泰泊斯公司对于其与舒代元在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后，即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泰泊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舒代元签订《劳动合同》，派遣舒代元至山九公司从事搬运物品工作，并向舒代元发放了2016年6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虽然泰泊斯公司主张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的工资是代发，但未充分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其关于代发工资的意见不予采信。其次，泰泊斯公司与山九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合同》约定工作地点按各项业务的具体地点为准，可见《业务外包合同》并未对被派遣人员的工作地点进行限制，山九公司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安排舒代元的工作地点由星际深圳公司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并未违反《业务外包合同》约定。而且，舒代元的工资表已载明“珠海多丽搬运工”，可见泰泊斯公司明知舒代元的工作地点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但未提出异议，且继续根据山九公司提供的数据向舒代元发放工资并收取山九公司的服务费，应视为泰泊斯公司同意山九公司的安排。最后，舒代元的工作地点由星际深圳公司变更为多丽珠海公司，并不改变其受泰泊斯公司派遣从事搬运工作的本质。泰泊斯公司主张其与舒代元之间的劳动关系自舒代元工作地点变更时自行终止，但未举证证明合同约定的搬运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舒代元被退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舒代元在工作地点变更后继续提供搬运劳动，泰泊斯公司未提出异议或采取其他措施，且继续向舒代元发放工资，故本院认定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的劳动关系持续至舒代元猝死为止，即泰泊斯公司与舒代元在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泰泊斯公司要求确认其与舒代元在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确认山九公司与舒代元在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舒代元在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春辉人民陪审员  黄 英人民陪审员  邱启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钟陈书记员姚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