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9540号原告（反诉被告）：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表人：曹炳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北京伊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璇，北京伊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含光路125号当代滨江苑11栋公寓1711室。法定代表人：徐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彬，北京方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奕颖，北京方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摇九洲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米秀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扶摇九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张艺璇，被告（反诉原告）长沙米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彬、李奕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扶摇九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扶摇九洲公司与长沙米秀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签订的《演出设备租赁合同》；2.请求判令长沙米秀公司返还已支付费用6594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6594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长沙米秀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扶摇九洲公司与长沙米秀公司于2019年12月8日签订《演出设备租赁合同》，约定长沙米秀公司于2020年1月26日在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向扶摇九洲公司提供活动的布场搭建及设备租赁等事项，合同金额121800元，扶摇九洲公司分三笔支付。合同签订后，扶摇九洲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长沙米秀公司预付了60900元合同款项及5040元的搭建人员补贴。但由于2020年1月下旬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致使活动取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长沙米秀公司拒不返还扶摇九洲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为维护扶摇九洲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起诉。长沙米秀公司辩称，认可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认可扶摇九洲公司向长沙米秀公司支付了65940元。但是，扶摇九洲公司要求长沙米秀公司返还该款项，法律上不应予以支持，双方由于不可抗力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互相不负法律责任，对方要求返还财产，属于一种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之一。因此，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同时，长沙米秀公司为履行合同做了前期准备，并已实际履行，为此付出了一定的费用，所以不同意扶摇九洲公司的诉讼请求。长沙米秀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9年12月12日签订的《演出设备租赁合同》；2.请求判令扶摇九洲公司支付长沙米秀公司为履行租赁合同合理支出的相关费用15872元；3.请求判令扶摇九洲公司支付长沙米秀公司为维权支付的律师费用10000元；4.请求判令本案本诉及反诉的相关诉讼费用由扶摇九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于2019年12月12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长沙米秀公司于2020年1月26日在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向扶摇九洲公司提供活动布场搭建及设备租赁等事项。该合同签订后，扶摇九洲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长沙米秀公司支付了60900元合同款项及5040元搭建人员补贴，长沙米秀公司根据扶摇九洲公司指定的活动联络人员尹皓的要求，于2020年1月22日早上开始运输演出设备至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的活动场地，直至当天晚上全部运输完毕。2020年1月23日中午12时许，扶摇九洲公司通知长沙米秀公司将全部演出设备撤离活动场地。后长沙米秀公司多次与扶摇九洲公司协商租赁合同后续事宜，扶摇九洲公司均未明确表态。而长沙米秀公司在租赁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中，先后支出81812元，其中包括：供应商制作物料费6627元、设计费5000元、策划服务费6000元、供应商舞台桁架费21000元、供应商灯光音响费18000元、供应商LED屏幕费10000元、工作人员餐费1500元、物料保管及场租费3000元、展架费3030元、协调费7655元。除去扶摇九洲公司已支付的65940元，扶摇九洲公司还应支付长沙米秀公司15872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物料进场时间虽为2020年1月26日，但实际情况是，扶摇九洲公司举办活动的时间为2020年1月28日（大年初四），而物料总共有十车，进场完成安装、调试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工作日，扶摇九洲公司为了节约人工开支及活动成本，与长沙米秀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安装、调试时间只有两个工作日，同时，口头上与长沙米秀公司约定，同意与提供活动场地的酒店进行沟通，安排长沙米秀公司提前在春节前进场，既避开春节假期的高人工成本（当地风俗大年初四才复工），又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安装、调试。这是扶摇九洲公司在1月21日便通知长沙米秀公司进场的原因。而物料运至活动场地后，长沙米秀公司又及时发送了视频及相关照片给扶摇九洲公司予以确认。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方协商的第一版合同总价为201800元，扶摇九洲公司活动资金紧张而频繁压价，最终将总价压缩至121800元，即便合同实际履行完毕，长沙米秀公司所能获得的利润亦极为微薄，当时长沙米秀公司考虑到为了促成合同签订已经花费了不少协调及接待费用，才在明知利润极为微薄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在扶摇九洲公司通知长沙米秀公司提前进场时，长沙米秀公司为了履行合同义务，已经花费了81000余元，远远超出了扶摇九洲公司所支付的前期费用。为了维护长沙米秀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提起反诉。扶摇九洲公司针对反诉辩称，此次疫情属于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属于不可抗力，按照不可抗力条款免除部分或者全部责任。本案中，双方之间订立的租赁合同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之间产生确定的拘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但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疫情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扶摇九洲公司主张解除《演出设备租赁合同》应予以支持。另外，就长沙米秀公司主张的合理支出方面，扶摇九洲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约定，活动的入场搭建时间应是2020年1月26日，而扶摇九洲公司在2020年1月22日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通知了长沙米秀公司取消活动，责任不在扶摇九洲公司。长沙米秀公司在反诉状中列明的各项费用与其提供的证据无法一一对应核实，且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扶摇九洲公司不予认可。对于长沙米秀公司提供的合理费用，证据漏洞百出，真实性无法核实，又无转账记录、合同、发票等记录，且大部分发生时间均与活动时间不匹配，亦非合同约定的费用，更不是为举办活动必须在当时产生的费用，不应予以认可。其主张的已支付给第三人的费用，是其与第三人的纠纷，是否存在已支付或者支付过又退回的情况无法核实。假使支付是事实，长沙米秀公司亦完全可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向其所谓的第三人主张权利，与扶摇九洲公司无关，其所述的反诉不应得到支持。长沙米秀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用并无法律上的支持，且扶摇九洲公司亦就此支付了相应的律师费用，不应得到支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12日，扶摇九洲公司（承租方、甲方）与长沙米秀公司（出租方、乙方）签订《演出设备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租赁器材的名称、数量详见合同附表。二、租赁费用详见合同附表。三、工程时间：2020年元月26日入场搭建，2020年元月27日下午5点前完成布场，乙方须完成所有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配合甲方彩排。乙方所有设备在2020年元月31日晚11点前完成收场工作，如未完成造成一切费用及后果由乙方承担。活动地点：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付款方式：转账结算，签订合同后2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合同款50%金额，即60900元整，入场搭建交付甲方验收后另支付乙方合同款30%金额，即36540元整……该合同附有物料清单及春节搭建人员补贴类等内容。庭审中，长沙米秀公司认可扶摇九洲公司向其支付了合同款项60900元及搭建人员补贴款项5040元。扶摇九洲公司提交关于延期举行2020年“星陆高歌”青少年素质教育成果展的通知，该通知载明原定于2020年1月28日至1月31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2020年“星陆高歌”青少年素质教育成果展活动延期至暑假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提交教育部部署教育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上二份证据共同证明受疫情影响活动取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长沙米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活动不是取消，是延期至暑期举行，所以长沙米秀公司对设备器材还有保管责任，还要支付保管费用。扶摇九洲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相应的设计是由其公司出的，并没有长沙米秀公司所请求的设计费用。长沙米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物料设计稿确系长沙米秀公司提供，但长沙米秀公司所支出的设计费用系长沙米秀公司的设计师接收扶摇九洲公司的设计稿后，与制作工厂对接，根据制作要求的规格进行修改，长沙米秀公司主张的设计费用不是初始的物料设计费用，而是物料制作后续修改的设计费用。扶摇九洲公司提交委托代理合同2份、发票2张，证明其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长沙米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长沙米秀公司提交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威尼斯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证明其公司是接到扶摇九洲公司的通知于2020年1月21日将活动器材设备运至活动的酒店，长沙米秀公司在1月21日就已经履行合同，为此付出了成本费用；提交长沙鹏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业务单、收据，证明长沙米秀公司为履行合同支出的成本费用6627元；提交收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收据，证明其支付了舞台桁架费、灯光音响设备、LED屏幕定金、设计服务费和展架费、工人餐费。扶摇九洲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上述事实，有《演出设备租赁合同》、通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和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扶摇九洲公司与长沙米秀公司所签订的《演出设备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现双方均同意解除《演出设备租赁合同》，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现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的时间存在异议，鉴于扶摇九洲公司未能提交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明确向长沙米秀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关于合同解除日期，依据本案证据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合同解除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关于扶摇九洲公司主张长沙米秀公司返还已支付费用6594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签订的《演出设备租赁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不能履行系因疫情引起，无法归责于任何一方，虽然长沙米秀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履行合同而支出必要费用的具体数额，但综合考虑本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时间等具体情况，能够确认长沙米秀公司为履行合同支出了部分费用，故本院综合全案具体情况，酌定长沙米秀公司返还扶摇九洲公司40000元。对于扶摇九洲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长沙米秀公司主张扶摇九洲公司支付为履行租赁合同合理支出的相关费用15872元、支付本案律师费用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演出设备租赁合同》于2020年8月31日解除；二、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支付费用40000元；三、驳回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24元，由扶摇九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324元（已交纳），由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23元，由长沙米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孟 洋法官助理  赵新兰书 记 员  张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