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7民终6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法堂，男，195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丽（系上诉人付法堂之妻），住新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芝（曾用名孙红珍），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卫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国，男，195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卫辉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生，河南恒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冬，河南恒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付法堂因与被上诉人孙秀芝、赵建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2020）豫0781民初26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法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孙红珍说她们的行业是连锁销售,不是传销。按照她们行业的规定,与公司签订一份合同才能成为一名业务员,上诉人没有和他们签订合同,所以上诉人没有参加他们的连锁销售活动,给赵建国提供的李祥卡号打完款后,赵建国要走了上诉人的打款条,说是换取发票用,上诉人多次催要都没有给上诉人发票。交完钱没几天上诉人就回新乡了，回来后母亲确诊肺癌住院三个多月,上诉人一直在家照顾母亲没有再去广西。2.后来上诉人多次到孙红珍所在的医院要求退款,她说干连锁销售需要资金周转，等有钱了就退给上诉人，到了2012年5月她退了上诉人19000元，余下50800元钱说要等到尹金山夫妻回来在退。3.李祥是孙红珍、赵建国他们公司的大经理,打款之前上诉人曾经问过赵建国认识李祥吗?他说认识,他在广西干了两年了,和李祥大经理也共事两年了,很熟悉,经常在一起。他说不知道李祥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是在胡说八道，推脱责任。上诉人和李祥不认识应该有赵建国把钱还给上诉人，由他再去找李祥要钱。4.上诉人多次向孙红珍索要余款无果，2013年，上诉人打电话到广西公安局报案，广西公安局的陈警官说叫上诉人找三十个被骗的一起报案,还叫上诉人把三十个人的名单写清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寄过去,寄过去没几天上诉人当地公安局还叫上诉人这等三十个人分别去自己辖区的公安局做了笔录,当地公安局也把笔录寄过去了，上诉人又打电话给陈警官,陈警官说材料送到检察院了，检察院说不符合办案程序又退回来了,要上诉人三十个被害者都去广西做笔录才能立案。上诉人联系了这三十几个受害者他们不愿意去。上诉人于2014年4月22日到北京公安部上访,公安部在网上联系了广西兴安县公安局,公安部的警官对上诉人说叫上诉人坐火车亲自去广西兴安县公安局报案,他说这个上访案件已经传过去了,这次你再去他们就重视了。从北京回来后,上诉人叫上金学新律师陪上诉人一起于2014年6月8日到广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又叫上诉人到广西兴安工商和公安联合办公的打击传销办公室,打传办叫上诉人回来联系三十个在一起被骗的人,都去广西打传办一起报案才能立案，回来后联系了这三十几个人,他们还是不愿意到广西去报案。2019年12月17日上诉人和妻子杨金丽再次到了广西,先到农业银行把打款给李祥的证据调出来，又找到广西兴安打传办报案,他们说必须三十个人一起报案才能立案,还给了上诉人资本传销罪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七十八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上诉人说有好多人都不愿意来广西兴安报案怎么办?警察说:你有打款条可以走民事诉讼追回损失。5.上诉人只是给赵建国提供的账号打了款,并没有发展下线,也没有参加传销活动,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请求以事实为依据判令:（1）孙红珍、赵建国退还付法堂本金50800元整(伍万捌佰元整)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6%的年利率支付至该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3）如需公告,公告费有孙秀芝、赵建国承担；（4）到广西广西证据的费用以及其他需要取证的费用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5）上诉人付法堂、委托代理人杨金丽、金学新律师到广西报案以及调取证据的费用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6）为本次诉讼往返卫辉市的路费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孙秀芝、赵建国辩称，被上诉人没有收取上诉人的任何款项，被上诉人也是案涉传销组织的受害者，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追要该款项，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付法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秀芝、赵建国共同返还付法堂本金508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6％年利率支付至该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3.如需公告，公告费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4.到广西广西银行调取证据的费用以及其他需要取证的费用由孙秀芝、赵建国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付法堂与孙秀芝、赵建国均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付法堂主张孙秀芝、赵建国系不当得利，因此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付法堂要求孙秀芝、赵建国返还本金50800元及利息，但根据付法堂陈述，该款项系支付给案外人，用于连锁销售，该连锁销售仅是依靠发展下线赚取利益，并提供了其代理人书写的“关于孙红珍发展传销网络图”和“孙红珍发展30人的名单和家庭住址”，孙秀芝、赵建国辩称双方均是非法传销的受害者，根据付法堂与孙秀芝、赵建国陈述，双方均主张其参与的是传销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1999）民他字第2号）规定：“依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和我院（1998）38号通知精神，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因此，本案付法堂与孙秀芝、赵建国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传销行为发生的纠纷，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因此对付法堂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裁定：驳回付法堂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予以退回。本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付法堂陈述，案涉款项系其根据孙秀芝、赵建国的安排在参加连锁销售时转账给案外人李祥的费用。对付法堂参加的连锁销售，根据付法堂提交的“河南省卫辉市孙红珍、赵建国夫妻在广西兴安发展传销人员网络图”、“河南省卫辉市孙红珍下线”名单等证据及孙秀芝、赵建国关于双方均是非法传销的受害者的陈述，以及付法堂就案涉款项多次到广西打传办等公安部门反映的情况，应认定付法堂向案外人李祥的转账涉嫌非法传销，案涉款项可能为刑事案件的涉案财物，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裁定驳回付法堂的起诉符合本案实际及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付法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荣军审判员  孙莉环审判员  付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谭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