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5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明君，男，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林，山东德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大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温州路2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Q。 法定代表人：战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迪，女，汉族，1979年3月5日出生，系胶州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胶州市。 原审被告：陈伟亮，男，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上诉人于明君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大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和原审被告陈伟亮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1民初7563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明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大昌公司支付于明君货款123,44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青岛德邦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公司）将其对大昌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于明君，并通知了大昌公司，于明君可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二、发生涉案混凝土买卖关系时，德邦公司并不知青岛大德信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睿公司）参与涉案工程，也不知是其购买混凝土，也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是信睿公司购买混凝土。1、在2014年5月德邦公司（或于明君，下同）经人介绍销售混凝土时，介绍人称是大昌公司的绿化工程；在2014年6月份供货时，打印的单据上也是注明大昌公司，工地工作人员正常签收。最后供货完毕于2014年12月13日对账时，对账单上也是注明大昌公司对账单，在此期间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德邦公司提出异议或作出说明称是信睿公司购买混凝土。代表大昌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代表人陈伟亮，后经查是信睿公司的股东，其本人在对账、签字时也未提出异议。2、大昌公司称信睿公司支付了两次款项，分别是2015年1月5日支付2万元和2014年10月27日支付10万元。暂不论该付款是否是本次买卖合同的款项，但其付款行为发生在涉案买卖合同卖方义务履行完毕之后，其付款行为不能用于评价买卖当时的法律关系。3、德邦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于明君并通知大昌公司时，大昌公司未提任何异议；于明君在青岛高新区上访要求直接扣留支付给大昌公司款项支付其欠款时，大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战勇也到场谈判，从未提出该款项与其公司无关。4、大昌公司提交了一份签订于2014年4月30日的《材料采购合同》，拟证明大昌公司将采购事项发包给信睿公司，称本案欠款与其无关。但该证据明显属于伪造证据：①合同内容笼统，权利义务模糊不清，期限不清。②混凝土购进价格高于卖出价格，不合常理，也不符合公司盈利目的。③此合同落款处盖有信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增功的私章，但直到2015年11月刘增功才成为信睿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30日的合同不应出现刘增功的私章④此合同约定的采购价值为163万余元，该价格应经公司预算审核，有差距正常，但与大昌公司主张的已付451万元（是否还有其他款项不清楚）差距巨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以上情况说明，该证据是虚假证据。大昌公司拟以该证据证明其将包括混凝土的采购事项发包给信睿公司，显然不成立。于明君在一审中曾申请对该《材料采购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不同意。根据上述事实，无任何证据证实大昌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涉案买卖合同标的物交货后的付款，并不能证明付款人承担法律责任，也无法律依据。仅凭两次付款和大昌公司与信睿公司两方的陈述并不能将涉案债务转移。二、信睿公司和大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挂靠关系，即信睿公司挂靠大昌公司，对外以大昌公司名义承揽了涉案工程，并以大昌公司的名义采购、施工，现产生纠纷，大昌公司企图将责任推给信睿公司。对于信睿公司和大昌公司之间的纠纷，应由其双方根据其内部约定解决，该关系不能对抗于明君的主张。在德邦公司（债权转让给于明君）和青岛海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公司）之间的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中，信睿公司也是挂靠海发公司承揽部队工程，但因德邦公司和海发公司签订有买卖合同，海发公司无法抗辩，但在调解协商还款时，一直是信睿公司的股东刘玲出面，说明信睿公司挂靠其他公司资质是常态。绿化工程施工较少，苗木等采购是赚取利润的主要途径，一般建设工程项目的采购都由甲方把控，不轻易交付给施工方，即便交付给施工方，施工方也不会交给第三人再额外支出采购费用，况且本案中信睿公司采购的价格高于其提供给施工方大昌公司的价格，更不符合常理。三、假设大昌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真实存在，即大昌公司将采购发包给信睿公司，由信睿公司从德邦公司购买混凝土，但从混凝土买卖关系履行过程来看，仍应由大昌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因信睿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须相对人为善意。4、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陈伟亮无大昌公司的代理权，大昌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据），陈伟亮是工地负责人，一直安排接洽、收货、对账，德邦公司相信陈伟亮是大昌公司的工地代表；德邦公司送货收款，天经地义，无任何恶意。德邦公司未得到任何信息说涉案混凝土不是大昌公司使用或购买。因此，陈伟亮代表大昌公司在工地上的行为，使德邦公司信赖其行为，大昌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涉案绿化工程是大昌公司承包施工的，涉案混凝土用于该工程，大昌公司作为受益人，也应承担付款义务。四、信睿公司在2015年1月5日代替大昌公司支付2万元，于明君代表德邦公司收到此2万元后出具收条，大昌公司却未出示。在该收条中，于明君注明是石子款（信睿公司挂靠海发公司所承揽工程款项），与本案无关，且支票用途也注明是劳务费而非混凝土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涉案混凝土买卖的收货和对账皆是信睿公司完成，以现在立场去考察当时情况并得出结论，显然不成立，更不能以买卖业务完成后的付款行为去推断应承担责任的主体。信睿公司的工作人员明明看到涉案单据、对账单上注明是大昌公司的名字仍签收，恰证明其挂靠大昌公司承揽涉案绿化工程的事实，否则信睿公司不会签收其他公司的货物。 大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是一份公正的判决。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于明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昌公司和陈伟亮支付于明君商砼款123,445元，并承担自2014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6月27日，大昌公司因承包青岛高新区广盛路和汇智桥路绿化景观提升及人行道改造工程，从德邦公司采购预拌混凝土，累计采购770.5立方米，价款为223,445元，大昌公司仅支付10万元，余款123,445元至今未付。2016年3月21日，于明君和德邦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德邦公司对大昌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于明君，并通知了大昌公司，但大昌公司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陈伟亮在一审中答辩称：陈伟亮当时是在信睿公司上班，负责现场收材料，只是现场确认材料收到。 大昌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于明君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大昌公司并不认识于明君，也从未与其起诉状中所称的德邦公司发生任何买卖关系，也未收到其所称的债权转让协议，涉案混凝土买卖是大昌公司与信睿公司发生的业务，与于明君无任何关系，请求驳回于明君对大昌公司的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德邦公司（于明君称德邦公司系按其指示发货）多次向青岛高新区汇智桥路绿化景观提升及人行道改造工程工地供混凝土（工程承包方为大昌公司）。2014年12月13日，陈伟亮作为订货方与供货方德邦公司签订对账单一份，确定对账金额为223,445元。以上发货单及对账单的施工单位处均打印大昌公司名称。涉案对账单订货方处由信睿公司员工陈伟亮签字确认。2014年10月27日，信睿公司向于明君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10万元。2015年1月5日，信睿公司向于明君转账支付2万元。2016年3月2日，德邦公司与于明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德邦公司将以上债权223,445元转让给于明君。 信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称其为大昌公司的材料供应商，一直从于明君处采购混凝土，截至于明君起诉，信睿公司已支付于明君12万元，尚欠其103,445元；陈伟亮系案涉工程信睿公司与大昌公司进行材料交接的负责人，与德邦公司签署对账单系履行信睿公司的职务行为。 一审庭审过程中，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于明君均拒绝追加信睿公司为本案被告，也不要求其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明君主张其系与大昌公司发生混凝土供货关系，但其并未提交采购合同予以证实，其提交的发货单及对账单虽然打印名称为大昌公司，但订货方签字人并非大昌公司员工，而是向其付款的信睿公司员工，且于明君亦明知系信睿公司向其付款，故无论从混凝土的收货、对账及付款均是由信睿公司来完成，信睿公司应为案涉混凝土买卖的采购方，陈伟亮系信睿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于明君主张信睿公司系挂靠大昌公司施工，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应由信睿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陈伟亮系信睿公司员工，其在涉案对账单上签字系履行信睿公司的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信睿公司承担责任，大昌公司并非本案采购合同的相对方，于明君主张的挂靠关系亦未得到证实，故于明君主张大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释明，于明君均拒绝追加信睿公司为本案被告，也不要求其承担责任，坚持要求大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于明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9元，减半收取1,384.5元，由于明君负担。 于明君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青岛大德弘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弘信公司）和青岛中建恒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恒信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各一宗，证明此两公司的注册地址相同，此两公司实际是同一家公司；周茂广将其在大德弘信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徐彬，而徐彬是中建恒信公司的股东，也是信睿公司的股东，说明上述三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周茂广的电话出现在大昌公司的施工合同中，证明信睿公司是挂靠在大昌公司承揽涉案工程。因此，大昌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付款责任。 证据二，于明君给德邦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存根，证明德邦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于明君抵顶了德邦公司欠于明君的材料款223,445元。 大昌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大德弘信公司与中建恒信公司与本案无关，此证据也不能证明信睿公司挂靠大昌公司施工。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有异议。此收款收据显示是德邦公司与于明君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与大昌公司无关。 陈伟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事项不清楚；对证据二也不清楚。 基于于明君的示证内容和大昌公司与陈伟亮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仅凭注册地址相同并不能认定公司混同，而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并非必然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周茂广既非信睿公司的股东，也非信睿公司的员工，其电话出现在大昌公司的施工合同中，并不能证明信睿公司是挂靠在大昌公司承揽涉案工程，故上述证据一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于明君据之主张信睿公司与大昌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十分牵强，本院对此组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其次，因上述证据二系于明君的自制原始凭证且由其持有保存，其可随时任意填写出具，此并不能证明德邦公司已取得此份收据的收款联或客户联并已入账抵债，故此份证据并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对此份证据也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于明君虽主张信睿公司与大昌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但其并未就其此项事实主张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则于明君应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先履行合同义务而后补签书面合同的现象并不鲜见，故即使大昌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显示签订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的《材料采购合同》确由大昌公司与信睿公司补签形成，据之也不能推定大昌公司与信睿公司实为挂靠关系而不存在买卖关系。而即便信睿公司曾挂靠其他公司承揽工程，据之亦不能推断其必然挂靠大昌公司与于明君进行涉案交易。因于明君就其上述事实主张举证不足，且其分析论证也经不起逻辑推敲，故本院对其关于信睿公司系挂靠大昌公司与其开展涉案业务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至于涉案混凝土最终由大昌公司使用并因之受益，此并不构成大昌公司应直接向于明君或德邦公司支付涉案混凝土款的法定理由。现实交易中普遍存在货交第三人的现象，若据此便认定应由最终受益人向供货人偿债，无疑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于明君虽主张陈伟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构成表见代理的必备要件之一是相对人须善意而无过失地相信表见代理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在尽到对表见代理人的代理身份和代理权限的谨慎注意义务后，无法预判表见代理人不具备代理权或其代理权存在瑕疵，从而有充分理由和依据相信表见代理人享有代理权，且其相信的理由并非完全基于表见代理人的行为，还须被代理人的行为使其足可相信表见代理人获得被代理人的授权。然而于明君既未举证证明其或德邦公司曾查看乃至留取陈伟亮的授权文书，也未举证证明其或德邦公司曾向大昌公司核实陈伟亮的代理人身份和代理权限，又未举证证明大昌公司曾任命陈伟亮为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或负责人，还未举证证明陈伟亮之前在其他业务活动中曾作为大昌公司的代理人确认业务额，更未举证证明其或德邦公司系据何确认陈伟亮有权代理大昌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故于明君或德邦公司作为涉案交易的相对人，并不符合“相对人善意而无过失”这一构成表见代理的必备要件。于明君称陈伟亮在收货和对账时未对涉案货单和对账单上印制的大昌公司的名称表示异议，遂据之主张陈伟亮系代理大昌公司与其确认涉案混凝土款，则按于明君之上述逻辑推析，任何一人只要在印有大昌公司字样的货单或对账单上签字而未表示异议，就可认定签字人是大昌公司的代理人，此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表见代理本质上属无权代理，若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不仅相对人须善意而无过失，尚须被代理人对代理权外观表象的形成存在过失，否则仅凭表见代理人的行为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我国民法规定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本意是平衡保护相互处于对立方的相对人与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而非侧重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于明君和德邦公司应就其草率误判陈伟亮系大昌公司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对于明君关于陈伟亮构成表见代理故而大昌公司应偿付涉案债务的上诉主张也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于明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9元，由上诉人于明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梅 审判员  曲波 审判员  温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纪雪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