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初733号原告：李洪军，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宇，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向东，男，197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天津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福新，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股东，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龚瑞香，女，1972年5月5日出生，汉族，、董事、股东，住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格维尼（天津）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南北辛庄立交桥南。法定代表人：杨国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国，天津金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天津金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洪军、孙向东与被告刘福新、龚瑞香、第三人格维尼（天津）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维尼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洪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宇、刘佳，原告孙向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娜，被告刘福新、龚瑞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第三人格维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国、赵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军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刘福新、龚瑞香支付李洪军合作经营财产总额的25%份额，合伙经营利润3122.597万元（截止到2020年3月30日以前，具体数额根据审计结果或者后续调查结果确定）；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福新、龚瑞香承担。事实与理由：李洪军与刘福新、格维尼公司、孙向东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以格维尼公司为基础共同投资、合作经营“诺瓦尼项目”。协议约定李洪军和孙向东各出资20万元，各占20%比例分红，刘福新出资40万元，占40%比例分红，余20%比例的利润留作其他事项备用。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陆续履行了出资义务开始合作经营格维尼公司，协议各方出资期间以及在合作经营期间，均是由龚瑞香负责财务；刘福新、龚瑞香系夫妻关系且均是格维尼公司的登记股东，刘福新、龚瑞香合计持有格维尼公司100%的股份。出资完成后在合作经营期间经李洪军、刘福新、龚瑞香以及孙向东协商决定诺瓦尼项目利润不进行分配，而是进行再投资继续合作经营格维尼公司，陆续合作了小米等一系列项目，在后续合作经营期间，协议各方均未独自出资，后续经营所需资金均使用合作经营收入，包括刘福新、龚瑞香作为登记股东进行的增资均不是刘福新、龚瑞香的自有资金，现有证据显示刘福新、龚瑞香作为登记股东增资860万元，其中206.25万元属于李洪军享有的份额。直到2013年2月底首次分配合作经营利润至2017年初共分配十次利润，合计已分配利润总额为6776737.85元，其中有八次利润分配刘福新、龚瑞香未按约定的40%：20%：20%比例进行分配，而是60%：20%：20%，刘福新、龚瑞香占有了留做其他事项备用的20%部分利润，经李洪军询问刘福新、龚瑞香以代为保管为由拒不改正，按约定李洪军享有上述利润款的25%份额即298837元。此后，李洪军与刘福新、龚瑞香以及孙向东虽然一直继续合作经营，但是在刘福新、龚瑞香操控下一直未再向李洪军支付利润款，近日李洪军发现经孙向东向法院起诉，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刘福新、龚瑞香向孙向东支付了193万的利润款，虽经李洪军催要，但至今刘福新、龚瑞香未再向李洪军交付任何利润款，严重侵犯李洪军的合法权益；经李洪军细阅读龚瑞香发来的合作经营财务数据发现，刘福新、龚瑞香存在通过不当手段将合作经营格维尼公司产生的利润款通过设立账外资金（将收入倒出账外或者收入不入账等方式）据为己有的重大嫌疑，由于李洪军近期与刘福新、龚瑞香就上述事宜进行沟通，刘福新、龚瑞香居然禁止李洪军继续参与合作经营；因此李洪军认为刘福新、龚瑞香非法占有合作经营利润、拒绝向李洪军交付利润并禁止李洪军继续参与合作经营的行为，严重侵犯李洪军的合法权益，李洪军无法实现合作经营及获取利润的目的，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孙向东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刘福新、龚瑞香支付孙向东合作经营财产总额的25%份额，合伙经营利润5906076.29元（自2017年6月22日至2020年3月30日）；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福新、龚瑞香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洪军与刘福新、格维尼公司、孙向东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以格维尼公司为基础共同投资、合作经营“诺瓦尼项目”：协议约定李洪军和孙向东各出资20万元，各占20%比例分红，刘福新出资40万元，占40%比例分红，余20%比例的利润留作其他事项备用。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陆续履行了出资义务开始合作经营格维尼公司，协议各方出资期间以及在合作经营期间，均是由龚瑞香负责财务；刘福新、龚瑞香系夫妻关系且均是格维尼公司的登记股东，刘福新、龚瑞香合计持有格维尼公司100%的股份。出资完成后在合作经营期间经李洪军、刘福新、龚瑞香以及孙向东协商决定诺瓦尼项目利润不进行分配，而是进行再投资继续合作经营格维尼公司，陆续合作了小米等一系列项目，在后续合作经营期间，协议各方均未独自出资，后续经营所需资金均使用合作经营收入，包括刘福新、龚瑞香作为登记股东进行的增资均不是刘福新、龚瑞香的自有资金，现有证据显示刘福新、龚瑞香作为登记股东增资860万元，其中206.25万元属于李洪军享有的份额。直到2013年2月底首次分配合作经营利润至2017年初共分配十次利润，合计已分配利润总额为6776737.85元，其中有八次利润分配刘福新、龚瑞香未按约定的40%：20%：20%比例进行分配，而是60%：20%：20%，刘福新、龚瑞香占有了留做其他事项备用的20%部分利润，经孙向东询问刘福新、龚瑞香以代为保管为由拒不改正，按约定孙向东享有上述利润款的25%份额即298837元。此后，李洪军与刘福新、龚瑞香以及孙向东一直继续合作经营，但刘福新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孙向东支付利润款，孙向东于2017年5月向法院起诉，2017年6月21日在法庭主持调解下刘福新、龚瑞香同意向孙向东支付193万元补偿款。但是涉案的合作协议并未解除，孙向东作为合作方仍享有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自2017年6月22日至今，三方经营的合作项目持续经营，但刘福新、龚瑞香未根据协议内容向孙向东分配经营所得，严重侵犯了孙向东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刘福新辩称，从案件的实体上，李洪军、孙向东提供的证据和诉请是不一致的，说明其证据不足，依法应当驳回起诉。2012、2013年已经将合伙的本金退回了，于2015年12月31日清算。按照协议20、20、40来出资。2012、2013年的时候，格维尼公司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倒闭的状态，无法供货了，所以孙向东就提出来了退货，先把20万给他，所以分两次给了他两个十万，同时也给李洪军两个十万。两个人也向公司出具了相关的手续，这时候就属于退伙了。到了2014年的时候，所谓的合伙基本上就没有了。按照时间来看只有2011、2012年有诺瓦尼项目，其他的都没有。到了2015年年底，孙向东和刘福新讲，他再一人给20万，他们两个人走人。因为和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所以才有2015年给了李洪军、孙向东各20万，属于合伙的清算完结。从法律上来讲，基于20万的清算和退伙，合伙已经解散了。孙向东已另案当庭调解，另案给了钱，与本案的合伙没有任何关系。孙向东曾经是格维尼公司的一个员工，在工作期间表现也不错，在业务上，尤其在引进诺瓦尼项目上有很大的贡献，所以给了这笔钱。另案笔录上明确表示，不再以任何方式向刘福新主张权利。我们认为孙向东参加诉讼，是虚假诉讼，如果可以查明事实，希望按照最高法相关规定，对虚假诉讼人予以处罚。李洪军的起诉，证据不足，而且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2015年12月31日给了各20万走人。实际给钱是2016年6月，也超过了时效。涉及到股权的问题应该另案解决，不应在本案解决。基于上诉理由，请求依法驳回李洪军、孙向东的全部诉讼请求。龚瑞香辩称，其不是本案的被告，案件是合伙纠纷，合伙协议没有她，她只是刘福新的妻子，格维尼公司的股东之一，所以起诉龚瑞香没有法律依据。刘福新投入了40万现金，更使用了公司的厂房等和实际收入，刘福新除了投钱，也投了其他的财产。李洪军的飞达公司也参与了诺瓦尼项目，也赚了钱。2013年秋，诺瓦尼项目就已经没有了。李洪军早已经退伙，应该依法驳回诉讼请求。格维尼公司述称，本案应由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审理更为适宜。格维尼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不应为本案当事人。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合伙主体为李洪军、刘福新、孙向东三人，格维尼公司不是合伙人，并非合伙主体，在他们合伙项目中格维尼公司并未从中获利，相反还因诺瓦尼项目利益上受到了损害（垫付税费、人工、场地等）。李洪军、孙向东不是格维尼公司股东。格维尼公司未雇佣李洪军，未授予李洪军任何职务。李洪军、刘福新、孙向东以格维尼公司为基础经营诺瓦尼项目，使用格维尼公司全部资源，尚留部分费用不足以抵偿公司各项费用，格维尼公司保留进一步追索权利。诺瓦尼项目已经终结，合伙已解散，并清算完毕。李洪军诉讼请求不明确，并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孙向东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福新、孙向东、李洪军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以格维尼公司为基础共同投资诺瓦尼项目。格维尼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前资产，设备等属于原公司与其他合作者无关。李洪军和孙向东各出资20万元，刘福新出资40万元，余20%比例，留作其他事项备用。以上出资，专款专用，与格维尼公司其他业务无关，重点是诺瓦尼项目中设备购置，原料购买，生产线铺设，部分房屋租赁等。公司股东会由全体合作人组成，（包含李洪军、孙向东）。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定期会议应3个月召开一次，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该协议由刘福新、孙向东、李洪军签字。协议签订后，刘福新、孙向东、李洪军分别将40万元、20万元、20万元注入格维尼公司账户。孙向东曾以刘福新为被告、龚瑞香为第三人于2017年5月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福新返还利润分红款1930000元。2017年6月21日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刘福新、龚瑞香同意向孙向东支付193万元补偿款。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04民初700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刘福新及龚瑞香共给付孙向东补偿款1930000元，于2017年6月30日之前给付1000000元，余款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给付500000元，余款于2018年5月31日之前全部付清；二、双方无其他争议；案件受理费5542元，双方各承担2771元，刘福新于2017年6月30日前直接给付孙向东。李洪军在庭审中陈述，合伙利润来源在合伙协议中没有明确地写，但是约定了以格维尼公司为基础开展经营，可以证明合伙经营期间，格维尼公司新增的资产属于合伙的，合伙利润的来源根据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为格维尼公司。李洪军、刘福新、龚瑞香、孙向东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就是通过合伙经营获取利润，对合伙利润进行分配。合伙利润存放于格维尼公司，格维尼公司是由刘福新、龚瑞香实际控制，持股100%。李洪军和孙向东虽然出资，但是未登记为股东。刘福新、龚瑞香负有将格维尼公司因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入拿出来进行再分配的义务。刘福新、龚瑞香作为公司股东，享有分红权，刘福新、龚瑞香实际控制该公司，刘福新、龚瑞香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借款、挂账等）从公司支取款项。诺瓦尼项目干完之后并没有分红，诺瓦尼项目挣的钱，各方并没有分红，而是将资金全部投入到小米项目中去，又购置了新的设备、模具。在小米项目经营了一年多以后，有足够的利润才进行的分配。所以李洪军和孙向东认为诺瓦尼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分配。诺瓦尼项目、小米项目共产生合伙经营利润130325271元。刘福新陈述，其自2013年2月28日至2015年6月11日就《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分六次给付李洪军895347.77元分红款，于2013年9月28日返还李洪军10万元本金，于2014年1月16日返还李洪军10万元本金；其自2013年2月28日至2015年6月11日就《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分六次给付孙向东分红款895347.77元。于2015年12月31日孙向东向刘福新索要清算费用20万元，于2016年1月5日孙向东向刘福新索要清算费用20万元。格维尼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公司未在刘福新、李洪军、孙向东合伙期间，作出过分红决议。格维尼公司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910万元，格维尼公司股东为龚瑞香和刘福新，龚瑞香出资546万元，出资比例60%，刘福新出资364万元，出资比例40%；第27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第52条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以经股东大会决议分配……。本院认为，刘福新、孙向东、李洪军于2011年1月10日签订《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刘福新、孙向东、李洪军基于《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孙向东、李洪军主张龚瑞香亦系合伙人之一，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向东、李洪军关于刘福新、龚瑞香实际控制格维尼公司，刘福新、龚瑞香负有将格维尼公司因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入（合作经营财产总额）拿出来进行再分配的义务及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借款、挂账等）从格维尼公司公司支取款项的主张，第一，如前所述，龚瑞香并非合伙人，孙向东、李洪军主张龚瑞香负有将格维尼公司因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入拿出来进行分配的义务，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取得红利是刘福新作为格维尼公司的股东，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而刘福新作为格维尼公司的股东，取得格维尼公司的分红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52条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以经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相关规定，否则将会损害国家税收，公司债权人等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格维尼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分红决议，而刘福新持有格维尼公司股权比例40%，其无法单方促成格维尼公司作出分红股东大会决议（第27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故，孙向东、李洪军关于刘福新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孙向东、李洪军关于刘福新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借款、挂账等）从格维尼公司公司支取款项，进行合伙利润分配的主张，该主张如前所述将会损害国家税收，公司债权人等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故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格维尼投资合作协议》未对如何进行合伙利润分配作出相关约定，孙向东、李洪军在本案中亦未请求解除合伙关系，故，孙向东、李洪军请求分配合伙利润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据此，孙向东、李洪军要求要求刘福新、龚瑞香给付合伙经营利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向东、李洪军及刘福新、龚瑞香、格维尼公司在本案中的其他相关主张，因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向东、李洪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1072.53元，由原告李洪军负担197930元，由原告孙向东负担53142.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岩审 判 员  赵永华人民陪审员  张革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单体玉书记员冯靖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