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03民初3353号 原告：刘静，女，198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鳌，四川明炬（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太全，男，196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被告：刘全香，女，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二被告共同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玉华，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遂宁市船山区玫瑰大道254号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委会。 法定代表人：牛斌。 原告刘静与被告刘太全、刘全香，第三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部物流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静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鳌，被告刘太全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玉华，被告刘全香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玉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鳌，二被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玉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在被告刘太全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号第15号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享有20平方米面积的权利义务；2、判决原告在被告刘全香继承其父亲汪某某与本案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号第17号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的权利义务中享有46.8平方米的权利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系近亲属关系，原告的父亲刘某某在船山区××路××巷××号××幢，现刘某某已于2019年4月26日死亡，此前已经与妻子梁华容离婚。被告刘太全于2014年9月16日与第三人签订了15号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协议中表明被拆迁房屋面积为100平方米，同时被告刘太全在其过渡协议的《建（构）筑物丈量（登记）表》中明确表示其中20平方米是原告父亲刘某某的。同一天被告刘全香的父亲汪某某与第三人签订了协议号为17号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过渡协议中标明被拆迁面积为50平方米，但经查询后得知汪某某在该处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也不享有民政部门对平武倒流人员的安置权益，汪某某已于2018年11月9日因死亡而销户，因原告的父亲刘某某长期在外务工家中无人，经第三人告知二被告已将原告合法占有的土地与房屋在与第三人签订过渡协议时列入了二被告自己名下，导致原告无法与第三人办理拆迁安置事宜。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刘太全、刘全香共同答辩称，本案应当定性为物权确认纠纷；作为物权确认纠纷，原告必须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物权存在及其具体面积，由于其仅有土地使用权面积证明，无房屋产权面积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诉称的房屋非其父亲一人享有，还存在其他共同共有人，其起诉存在漏列当事人，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及未在案的刘全国，在本案中仅享有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屋，且诉称房屋的权属范围即产权界限有待现场进一步勘验。 第三人西部物流港未作陈述。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某某与梁华容于1984年登记结婚，1985年生育一女即原告刘静，刘某某与梁华容于2010年9月26日离婚，刘某某于2019年4月26日死亡。1989年6月29日，刘某某与其母何某某迁入住址开善路水渠巷14号，为同一户口本，户主为何某某，何某某于1999年死亡。 1992年5月13日，刘某某向原遂宁市国土局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该申请书中载明土地四至中东南西方为“自墙”，北方为“各自墙”，地上物权属“本人”，用地类别为“50”，土地实际用途为“住宅”，家庭人口为“4人”，申请理由为“本人用地权属来源有依据，四至清楚，面积准确，无争议，请登记”并向原遂宁市国土局提交1983年5月30日制表的“平武倒流人员登记花名册”一份，其上载明其中一户居民的户主为刘某某（30岁），刘某某有一子刘全国（10岁），另一户居民的户主为何某某（60岁），其子为刘太全（18岁），其媳为邓秀清（17岁）。还向原遂宁市国土局提交原遂宁市市中区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六三年根据当时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动员了一批城镇无职业居民到平武山区落户，文革期间这些户又陆续返回遂宁，分散居住在新市场和船山公园内，对市容及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县政府就安排这些人的住宿，经县长周国光同志出台，将其中三十二户在万……计划了一片荒地建房，情况就是这些。（现系油拱局居委会水渠巷）。”1992年5月29日，原遂宁市国土局向刘某某颁发遂国用（92）字第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上显示土地地址为“开善路水渠巷xx号”，用途为“住宅”，四至的东方为“墙外脚为界，临水渠巷”，南方为“墙外脚为界，邻刘太全”，西方为“墙外脚为界，邻水沟”，北方为“两墙间中心为界，邻蒋兴华”，用地面积为“陆拾陆点捌”，其中建筑占地“陆拾陆点捌”，并附有土地测量图，其中宽为3.55米，长为18.82米。就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四至界限及占地长、宽、面积的相应依据，本院向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函询，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复称“经查阅登记资料，该《国有土地使用证》是1992年由我局工作人员会同申请人、指界人经现场勘验测量后，根据已建成房屋所占土地现状进行登记。土地权属来源为原遂宁市市中区民政局出具的《证明》。后经本院调取该《国有土地使用证》对应的于1991年7月28日作出的地籍调查表，显示常住人口为4人，土地实际用途为住宅，地上物权属为个人，土地所有权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属来源为划拨房屋用地，四至界限东方为“以墙外脚为界，临水渠巷”；南方为“以墙外脚为界，临刘太全”；西方为“以墙外脚为界，临水沟”；北方为“以两墙角中心为界，临蒋兴华”，用地面积为66.81平方米，蒋兴华及被告刘太全作为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中签字，该地籍调查表载明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为“四至界限不清楚，有争议”，地籍勘丈记事为“指北针定向，皮尺丈量，数据准确”，地籍调查结果审核意见“合格”，该合格意见于1992年5月19日签署。 1991年7月18日，原遂宁市国土局就刘太全位于的××路××巷××号房屋作出地籍调查表，显示常住人口为4人，用地类别为50，土地实际用途为住宅，土地所有权性质为国有，地上物权属为本人，土地使用权属来源为划拨房屋用地，四至界限的东方为“以墙外脚为界，临水渠巷”，南方为“以两墙角中心为界，邻罗显华”，西方为“以墙外脚为界，邻水沟”，北方为“抵刘某某墙角为界”，用地面积为84.99平方米，罗显华、刘某某、被告刘太全均作为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中签字，宗地草图显示土地所占长度为18.72米，宽度为4.54米。1992年5月13日，刘太全向原遂宁市国土局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申请，其申请书中载明土地四至中东方为“以墙外脚为界邻水渠巷”，南方为“以两墙中心为界邻罗显华”，西方为“以墙外脚为界，邻水沟”，北方为“抵刘某某墙角为界”，地上物权属为“本人”，用地类别为“50”，土地实际用途为“住宅”，家庭人口为“4人”，申请理由为“本人用地权属来源有依据，四至清楚，面积准确，无争议，请登记”，并提供原遂宁市市中区民政局提供的证明一份（与刘某某提交的证明内容一致）及平武倒流人员登记花名册一份（与刘某某提交的花名册内容一致）。 2014年9月16日，被告刘太全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就西宁乡文星桥村xx组（即原为船山区开善路水渠巷）房屋签订《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协议号：x1号），约定被告刘太全的被拆迁总面积为100平方米，应拆迁还房面积为100平方米，第三人西部物流港一次性给付被告刘太全搬迁补助费300元（每平米3元），过渡费4800元（每月、每平方米3元，过渡期从2014年9月16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15日止），搬迁奖3500元（基数为每平方米5元，搬迁期限30天，每提前一天增加1元，超过30天无奖，最高金额每平方米35元），共计8600元。该《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对应的《建（构）筑物丈量（登记）表》中注明：“该户在签订过渡协议时，还房面积：100㎡（砖木），其中刘太全80㎡（砖木），刘某某20㎡（砖木），户主签字：刘太全，2014年9月16日”。被告刘太全认为《建（构）筑物丈量（登记）表》中所称的“刘某某20㎡（砖木）”实际是赠与给刘某某的房屋面积，2019年8月21日向第三人西部物流港出具《拆迁房面积收回申请书》，认为因刘某某去世，故请求收回赠与给刘某某的房屋面积20平方米。 2014年9月16日，汪某某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协议号：x2号），约定汪某某的被拆迁总面积为50平方米，应拆迁还房面积为50平方米，第三人西部物流港一次性给付汪某某搬迁补助费150元（每平米3元），过渡费2400元（每月、每平方米3元，过渡期从2014年9月16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15日止），搬迁奖1750元（基数为每平方米5元，搬迁期限30天，每提前一天增加1元，超过30天无奖，最高金额每平方米35元），共计4300元。汪某某于2018年11月9日因死亡注销户籍。被告刘全香向本院出示证明一份，认为系汪某某书写的遗嘱，以证明汪某某自愿将安置还房由刘全香继承。经查询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宁乡文星桥村3组无汪某某的土地办证信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本案的案件性质，原、被告双方均对两份《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无异议，双方对《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的房屋面积归属产生争议，故本案应当定性为物权确认纠纷。 争议焦点为二为刘全国是否为刘某某的法定继承人，本案是否符合中止条件。二被告抗辩称刘某某的继承人还有“平武倒流人员登记花名册”上列明的刘全国，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刘全国加入诉讼，但原告向本院表示对刘全国的存在与否不知晓，二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显示刘全国系刘某某的继承人，故对二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确认原告为刘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因刘某某死亡，可依法继承刘某某应享有的权利。 争议焦点三为是否应当依据遂国用（92）字第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刘某某所有的房屋面积为66.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本为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记录，记录的为建筑物使用土地的面积，房屋所有权证为在可使用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归属证明，记录的是建筑物面积，现实生活中，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的面积因建筑物修建高度等因素导致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故无法依据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面积确认房屋面积。但本案中，原遂宁市国土局向刘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明确载明用地面积为66.8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为66.8平方米，且有相应的《地籍调查表》予以佐证房屋土地的四至界限均为“墙”，《地籍调查表》中虽显示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为“四至界限不清楚，有争议”，但地籍勘丈记事显示“指北针定向，皮尺丈量，数据准确”，地籍调查结果审核意见为“合格”，故本院确认《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土地上的房屋面积为66.8平方米。《地籍调查表》中显示常住人口为4人以及1989年刘某某与其母何某某同属一个户籍，户主为何某某，二被告辩称该房屋尚有何某某及被告刘太全的房屋权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何某某及被告刘太全出资修建了该房屋，故对二被告的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刘某某所有的房屋面积为66.8平方米，原告作为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刘某某所有的房屋。 争议焦点四为原告是否应当享有汪某某、被告刘太全分别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20平方米、46.8平方米面积的权利义务。根据原遂宁市国土局就被告刘太全的房屋占用土地作出的地籍调查表，该地籍调查表也显示被告刘太全所占用土地的房屋的四至界限为“墙”，故可以确认土地上的房屋面积即为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84.99平方米，结合被告刘太全在《建（构）筑物丈量（登记）表》中自行载明的“该户在签订过渡协议时，还房面积：100㎡（砖木），其中刘太全80㎡（砖木），刘某某20㎡（砖木），户主签字：刘太全，2014年9月16日”，可显示其自认《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有20平方米属于刘某某所有。虽被告刘太全辩称载明的该20平方米系对刘某某的赠与并向第三人西部物流港出具《拆迁房面积收回申请书》，请求收回赠与给刘某某的房屋面积20平方米，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被告刘太全在《建（构）筑物丈量（登记）表》中自书的上下文义，对被告刘太全的答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应当享有被告刘太全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20平方米对应的权利义务。对于汪某某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被告刘全香作为汪某某的继承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汪某某在被拆迁地修建有房屋，因原告已享有在被告刘太全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20平方米对应的权利义务，故原告要求享有汪某某与第三人西部物流港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中46.8平方米面积对应的权利义务，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刘静在被告刘太全与第三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协议号：x1号）中享有20平方米面积对应的权利义务； 二、原告刘静在被告刘全香继承汪某某与第三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拆迁安置工作过渡协议》（协议号：x2号）中享有46.8平方米面积对应的权利义务。 案件受理费为5800元，由被告刘太全负担1736元，由被告刘全香负担40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陈嘉龄 人民陪审员  唐振凤 人民陪审员  韦 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徐梦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