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6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学建，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学统，男，195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两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谷海青，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惠民路856号。法定代表人冯金考，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林学建、林学统因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温州资规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行终65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林学建、林学统再审申请称：一、再审申请人基于拥有地上房屋的物权而与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6号]明确，公有制改造前房屋占有土地并持续至今的，应相应认定房屋所有人对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两再审申请人的父亲林宗穆在土地公有制之前建造涉案房屋并在1952年土改时进行了产权登记，且该房屋至今未被拆除，因此林宗穆所拥有的权利随着土地、产权所有制度的变更相应的从土地所有权人变为土地使用权人。一、二审法院以相关土地、产权所有制度几经变更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对该土地没有利害关系，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读。（二）涉案土地使用权按现行法律规定亦应该属于再审申请人所有。在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发生时，涉案土地现所有权人即房屋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在被诉的土地登记档案中认可涉案房屋建造于1949年前，且在被诉登记行为作出之时未经拆（改）建。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根据上述规定，应按现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再审申请人基于继承关系可以取得涉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三）根据我国房屋制度改革规定，无法得出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产权在1953年后已经变更的结论。（四）涉案房屋在登记时由林宗甫实际使用的情况亦不能得出该房屋或土地权属归林宗甫所有的结论，且诉争登记存在的明显违法事实亦证明第三人并非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二、再审申请人已经就利害关系尽到了举证义务，再审申请人和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再审申请人系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土地使用权遭受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的侵害。新中国成立前，林宗穆一家在涉案土地上建造房屋五间。土地改革时，涉案房屋按政策重新分给了林宗穆，并在《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以下简称分户清册）上进行了登记。林宗穆将其中部分房屋暂借林宗甫祖辈居住，但林宗甫从未合法取得涉案房屋，也没有证据证明房屋产权已经合法转移给林宗甫。（二）再审申请人已经完成了原告利害关系的举证义务。再审申请人持有的分户清册上记载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为林宗穆所有，因此再审申请人就是涉案土地可能的使用权人，也就具有了原告主体资格。（2017）最高法行再94号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只要求行政行为客观上具有影响申请人权益的可能性就足够，至于是否受到侵害则是在审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三、一、二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中仅审查了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未对温州资规局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开庭审理亦未适用普通程序，而是径行裁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应当责令温州资规局提交相关的事实材料而未责令。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裁定；提审本案，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温州资规局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在一审时提交的分户清册、形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测绘图及《无用地权源建房时间表》、林学建的产权证，主张其与涉案土地有利害关系。但是涉案土地使用权部分登记在林学建名下以及该土地是否有用地权源，均不能证明同幢房屋全部为再审申请人祖遗房产的待证事实；特别是测绘图仅显示地号3594，分户清册记载“地号3594（一），平宅五间，0.873亩”与诉争的土地地号、房屋间数、面积均不相同，无法证明系同一块土地。假设为同一宗地，也只能证明涉案房屋于1953年之前曾登记在再审申请人父亲名下。此后我国土地、房产所有权制度经历多次变革，对此客观事实，再审申请人也是认可的。那么历经土地多次变革后，不能排除诉争房屋事后经改革已经分配归他人所有。而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过程中也是自认诉争房屋于1960年开始即为案外人使用至今，且一直未提出异议。因此，再审申请人现有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二、关于再审申请人引用的相关答复、规定、通知、判例。如前所述，其现有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其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在其主张的基础事实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所列举的答复、规定等，也就失去了引用的意义。三、一、二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前已经对诉讼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阅卷审查，并特意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发表代理意见以及询问等。因此，一审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其起诉，无需开庭审理。其次，在案的谈话笔录记载，一审法院已就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征询过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且案件不存在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定情形，故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最后，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责令答辩人提交档案中的地号和分户清册上记载的地号由来等材料。但客观事实是被申请人并不持有其所主张的登记档案。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调取的材料不属于档案资料应当持有的内容，而答辩人已经依法将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全部档案资料作为证据提交，并无隐瞒行为。同时，再审申请人亦不能证明答辩人持有上述材料，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一、二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为再审申请人林学建、林学统是否与被申请人温州资规局作出的被诉土地登记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即再审申请人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其为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提交的证据包括1953年分户清册、形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测绘图、《无用地权源建房时间证明》以及林学建的集体土地使用证。针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关于分户清册及测绘图。分户清册形成于1953年，虽该清册中记载“地号3594（一），平宅五间，0.873亩”的内容，但与涉案土地的地号不相同，无法证明系同一块土地。测绘图显示地号3594，虽与上述分户清册中的地号相同，但与涉案土地地号不相同，且地号上标注的名字也非再审申请人的父亲，亦无法证明与讼争的房屋所涉的土地系同一块土地。即便为同一宗地，1951年土改后我国土地、房产所有权制度历经多次变革，目前也不能排除该房屋土改后已分配归他人所有。因此，仅凭分户清册及测绘图，尚不足以证明涉案登记行为发生时该房屋仍为再审申请人父辈所有。二、关于《无用地权源建房时间证明表》。该表虽有林宗甫的名字，但表中载明的林宗甫土地地号与分户清册、测绘图的地号不一致，土地面积与被诉权证的面积也不相符。因此也无法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属源于再审申请人父亲。三、关于林学建集体土地使用证。林学建的权证仅能证明其对该权证涉及土地享有使用权，但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案涉土地为其祖遗房产所占的土地的事实，且该登记行为发生在2000年11月，按常理推定，若依照其所主张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为其父亲享有，则其及相关继承人在2000年时即应就涉案土地主张权利，而非在土地登记完成十几年后才来主张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此外，再审申请人自认该房屋于1960年开始即为案外人使用至今，但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再审申请人从未提出过异议，故仅凭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且林学建的房屋与林宗甫案涉土地上的房屋位于同一处，故可推定再审申请人在自己房屋所涉的土地获取权证时已知道被诉的登记行为，其提起本案之诉也已超过了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原审法院未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在案的谈话笔录，一审法院已就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并征得其同意，故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系裁定驳回起诉案件，一审法院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未开庭审理即径行作出裁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申请一审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温州资规局提交登记档案中的地号和分户清册上载明的地号由来等材料，但温州资规局否认持有，再审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温州资规局持有上述材料，原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亦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林学建、林学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林学建、林学统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马惟菁审 判 员 沈 妙审 判 员 王富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陈 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