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203行初169号 原告邓日，男，1977年2月17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代理人庄沛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超，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邓旭,女,1973年9月20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代理人庄沛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超，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宁化路26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顺，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范勇，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伟，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彦，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邓日、邓旭与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行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日、邓旭的委托代理人庄沛林、韩超，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的出庭负责人范勇、委托代理人刘伟、王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两原告的母亲薛柏系青岛市市北区万科未来城2103户住户。2019年12月28日晚，原告母亲楼下住户即2003户户主高涛邀请人到家中玩乐，吵闹声音巨大，导致原告母亲精神紧张，旧病加重。原告母亲于当晚22点58分和23点30分拨打110报警电话，被告两名警员于当晚23点17分进入2003户，23点18分离开，被告工作人员在处警结束后并未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原告母亲母亲于23点30分再次报警，被告却未安排工作人员出警，被告的处警行为违反了《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及《山东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其处警行为违法。因被告违法的处警行为，给原告母亲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原告母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后果有直接关系，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确认被告于2019年12月28日对原告母亲两次报警的处警行为违法；2、被告向原告支付行政赔偿金28861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薛柏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死亡证明，证明2019年12月29日薛柏在万科未来城二期15号2103户死亡，死亡原因系非正常（窒息死亡）。 证据2、110报警记录截图，证明薛柏在2019年12月28日22点58分报警，因报警后扰民情况并未改善，也未告知报警人公安是否出警以及处置结果，后薛柏于当日23点30分再次报警，要求对2003户扰民情况再次处理。 证据3、薛柏自书遗嘱，证明薛柏受楼下2003户噪音影响，身体状况较差，报警后因被告未及时告知处警结果，且在第二次报警后被告未出警，导致报警人被迫结束生命，被告不作为和薛柏死亡有直接关系，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薛柏在2019年12月28日晚报警，报警后一小时都未见到警察处置，楼下扰民情况一直持续，导致薛柏最后希望破灭，与被告出警后未反馈情况及第二次未出警有直接关系，被告应承担法律责任。 证据5、110接出警工作规则第10条，证明被告在第二次接警后未出警行为违法。 被告市北公安分局辩称，2019年12月28日23时许，我局开平路派出所110警车接到报警称位于市北区××路万科未来城二期15号楼1单元2003户扰民，我局开平路派出所110民警到达现场，发现2003户正在家中进行朋友聚餐，110民警对该户居民进行了劝止，该户居民表示接受。2019年12月29日18时许，我局盐滩派出所接报警称市北区××路万科未来城二期15号楼1单元2103户居民薛柏在家中自杀身亡。我局民警到达现场，经现场勘验及案件调查等综合分析，检验意见为薛柏之死符合非正常（窒息）死亡。薛柏之家属对薛柏系自杀身亡无异议。薛柏的报警事项我局已出警并履行了法定职责，薛柏之死亡原因系自杀，与我局的接处警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北公安分局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110警车接出警记录，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2、邓旭询问笔录，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3、邓日询问笔录，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4、薛柏人口信息，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5、收条，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6、死亡证明，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7、110出警视频，证明案件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到证据6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从出警记录上看，在第一次出警后未依照法律规定将处理结果告知死者薛柏，薛柏第二次报警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出警，从以上证据上看，被告确实出警不当。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并未有效劝止2003户业主扰民的行为，也未对户主进行详细调查。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遗嘱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遗嘱是书写于12月28日，但是当晚11点54分薛柏还在发微信。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有些聊天记录是2019年12月18日，通过聊天记录薛柏也称主要是房子隔音差，薛柏称110告诉她出警后，她等了40分钟看不到警察，实际情况是110答复她了也出警了。证据5有异议，被告已经出警了。 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28日，两原告的母亲薛柏因楼下邻居吵闹，拨打110报警，被告所属的开平路派出所110民警到达现场，发现2003户正在家中进行朋友聚餐，110民警对该户居民进行了劝止，该户居民表示接受，民警随后离开。12月29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母亲薛柏在家中自杀身亡,经公安机关尸体检验,结合现场勘验及案情调查等分析,认为薛柏之死符合非正常(窒息)死亡。原告认为其母亲薛柏的死亡与被告违法出警有关，故诉至法院，即为本案。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违法出警的理由主要是：1、薛柏曾经于2019年12月28日22点58分和23点30分两次拨打110报警电话，但被告仅于23点17分出警一次；2、被告工作人员在处警结束后并未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违反了《山东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第十三条关于“现场处置完成后，应填写《110处警现场处置备案单》，处警人员、当事人或者报警人在备案单上签字，处警民警和当事人各持一份。对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治安案件，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有关规定办理。处警民警应向当事人发放有民警联系电话和110举报监督电话的民警便民卡，方便群众联系，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造成了薛柏自身身亡。 本院并不赞同原告上述的观点，首先，应当分析薛柏拨打110报警的性质，根据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规定，110报警服务台的职责范围主要包括报警、投诉、求助三个方面，其中，受理报警的范围为：（一）刑事案件；（二）治安案（事）件；（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四）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五）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受理投诉的范围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各项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各种行为。薛柏的报警事项，既非刑事案件，也非治安案件，更没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或其他违法犯罪事件，所以即不是报警，也不是投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行政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收容教育等处理措施的案件”。薛柏的报警事项也不符合行政案件的特征。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包括：（一）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二）老人、儿童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三）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况，需要立即救助的；（四）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威胁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和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的；（五）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其他紧急求助事项。从薛柏拨打110报警的事项看，仅仅是因为楼下邻居吃饭时声音吵闹，存在扰民现象，并非出现险情、危难或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紧急求助事项，所以也不符合《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受理求助范围的规定。虽然薛柏的求助仅是一般求助，并不属于110报警台处理的范围，但是，随着110的深入人心，“有困难找110”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和公安机关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社会属性也要求公安机关面对人民群众的困难不能不管不顾，实践中，虽然一些邻里纠纷，生活琐事并不属于110报警台处理的范围，但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困难，化解矛盾纠纷，公安机关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亦将其纳入到工作范围，这也符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工作要求，本案即是如此，薛柏的报警仅仅是因为楼下邻居扰民产生的简单民事纠纷，既非刑事案件，也非治安行政案件，更没有发生险情、危难或紧急事项，被告所属民警22点58分接到报警后，19分钟后即赶到现场，对万科未来城二期15号楼1单元2003户的居民进行了劝阻，该户居民称是在家中聚会，表示接受批评，承诺小声点，从当时的状况看，该户居民既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民警无权对该户居民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有效劝阻后民警已经尽到了职责，不存在违法行政的情形。实践中，110受理的报警求助中存在大量无效报警或骚扰电话，有的群众针对同一事项反复拨打110，严重影响了110报警服务的正常有效接警，所以，针对群众拨打110报警,及时出警是基本原则,但也并非每拨打一次110就必须出警一次，针对重复报警，公安机关应根据重复报警的间隔、频率和次数、报警事项是否已经处置完毕、处置完毕后是否发生新的警情等具体情况安排出警次数。本案中，薛柏第一次拨打110报警之后，民警已经于23点17分赶到现场，并进行了有效处置，短短十几分钟后，薛柏针对同一噪声扰民事项再次拨打110报警，且并非是在民警出警后又发生了新的非常危急的状况，所以属于重复报警，被告的出警行为并无不妥。至于原告所称民警在处警结束后并未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的问题，前已述及，薛柏的报警事项不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受理求助的范围，所以不适用《山东省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的规定。另外，对民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行为是否违法应当准确认定：对于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所规定的受理范围内的处警案件，处警结束后理应按规定告知报警人；对于不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所规定的受理范围内的处警案件，尤其是像邻居扰民、大声喧哗这样的生活琐事，如果已经劝阻处理完毕的，则不能仅仅因为民警未告知报警人处理结果而认定违法。退一步将,即使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将处警结果告知报警人，因当日110民警出警时薛柏并不在现场,无法当场告知,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没有规定报警人不在现场时必须当日告知,或对告知的期限做强制规定,鉴于噪声扰民并非危急情形,110民警返回后择日再行告知也无不可,但薛柏却在报警几个小时后就自杀身亡,公安机关告知薛柏处警结果在客观上已不能实现,故不能据此认定被告未告知薛柏处警结果违法。 其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问题。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不仅要求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还要求违法的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两原告的母亲自杀身亡，确实令人扼腕叹息，两原告的悲痛心情也令人同情，但是，两原告主张被告行政赔偿的请求却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支持。第一，被告并不存在违法的行政行为，故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第二，被告的出警行为与原告的死亡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行政赔偿中所称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与损害的事实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前，同时必然会造成某种损害结果发生的，应当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若仅违法的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前，但结果可能是多样的，并不一定必然会造成某种损害结果发生的，不能认定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薛柏的死亡系自杀，被告出警行为并不会必然造成薛柏的死亡，更何况被告的出警行为亦不违法。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缴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麟 人民陪审员  王红敏 人民陪审员  杨海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招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