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3行赔终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同欣，男，汉族，1945年7月31日出生，住河南省嵩县，系死者王亚飞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贾爱姣，女，汉族，1950年11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嵩县，系死者王亚飞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一诺，女，汉族，2012年2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嵩县，系死者王亚飞之女。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冀雅娇，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体育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3000053725406。法定代表人李保兴，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敏，该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娜，河南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诉洛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冀雅娇，上诉人洛阳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敏、陈丽娜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洛阳市公安局经本院书面通知，其负责人因工作原因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3日，嵩县公安局对吸毒人员王亚飞作出嵩公（城）行罚决字（2018）104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王亚飞以吸毒处十五日的行政拘留，同日作出嵩公（城）强戒决字（2018）10013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对王亚飞强制隔离戒毒两年，送至洛阳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实施拘留和强制戒毒前，由嵩县公安局将其送至嵩县人民医院进行在押人员入所健康体检，体检结果：血压240/150mmHg、Ⅲ级高血压、肝内偏强回声团、左心室肥大伴劳损、白细胞计数（WBC）偏高12.18、血小板计数(PLT)偏高333，建议必要时进一步检查，其他正常。2018年8月3日王亚飞进入洛阳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因其高压一直不降，2018年9月20日被告带其到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诊断为：（1）高血压亚急症高血压三级极高危组；（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医嘱建议住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戒毒所未安排住院。2018年9月22日王亚飞在洛阳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期间发病，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9月23日，洛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情况说明，经对王亚飞尸表检验，全身各部位未见明显损伤。2018年10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委托湖北省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对王亚飞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8年11月30日，湖北省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出具了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字第2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亚飞符合因重症××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现王亚飞父母王同欣、贾爱娇及女儿王一诺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洛阳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2018年9月20日王亚飞死亡前两天到河科大体检，医嘱已经建议住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戒毒所不顾医生建议，未安排其住院就医，且发病时救助不及时，延误救助时间，致使王亚飞病情加重，对王亚飞死亡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请求确认洛阳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保护人身权职责的监管行为违法，同时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三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649220元、丧葬费241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5932.7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77227元，共计人民币2356499.71元。需要说明事项：1、根据监控录像显示，2018年9月22日下午18点09分，王亚飞似乎因头痛有按戒室墙面警铃动作；18点12分有第二次按警铃动作，未见民警到场，坐在地上；18点13分29秒，同屋伙伴有第三次按警铃动作；18点15分，有人低语：“不会说话，××，就说心里不美呗”。监控能隐约听到“还在卫生室”；18点18分，王亚飞倒地躺下，其他人呼叫工作人员；18点20左右，走廊外民警无法开门；18点32分，医生进入戒室查看；18点34分30秒，监控中显示医生跑至值班室，期间医生和民警来来回回几趟，18点53分，120急救医务人员到场；19点02分王亚飞被抬出戒室送至河科大二附院；20点45分死亡。2、2019年3月25日三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3、2020年8月20日，三原告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一份，请求按照2019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王亚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原告提供证据显示2019年度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另查明，原告王同欣系王亚飞之父，原告贾爱娇系王亚飞之母，原告王一诺系王亚飞之女，王亚飞已经离婚。洛阳市公安局下设监所管理支队等十六个直属机构，洛阳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属于监所管理支队管理。再查明，王亚飞曾因吸毒多次受到处理，2016年被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属于吸毒成瘾严重。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原告诉被告洛阳市公安局监管行为违法一案，已经本院（2020）豫0311行初67号判决确认违法。鉴于王亚飞系因××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洛阳市公安局虽存在值班民警、医务人员延迟到戒室实施抢救的过失行为，但迟延抢救行为并不是导致王亚飞死亡的直接原因。综合考虑王亚飞自身的病情严重程度，延误救治等方面的因素，本院酌定被告洛阳市公安局对王亚飞死亡的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原告要求按照2019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王亚飞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计算为543006元(90501元/年×20年×30%)；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扶养人计算为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按五年计算。洛阳市2019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为550元，王亚飞死亡时，原告王同欣73周岁,有王亚飞和王琳二子女,王亚飞应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930元(550元×84个月×30%÷2)；王亚飞死亡时，原告贾爱姣68周岁，有王亚飞和王琳二子女,王亚飞应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880元(550元×144月×30%÷2)；王亚飞死亡时，原告王一诺6岁，抚养人为父母二人，其应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880元（550元×144个月×30%÷2）。上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抚养费共计57369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王亚飞正值壮年，意外死亡，三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本院酌定支付三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93696元。原告诉求过高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一、由被告洛阳市公安局赔偿原告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93696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的其他诉讼请求。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及洛阳市公安局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上诉称：一、王亚飞身体病情不符合收戒条件，不应强制隔离戒毒。无论是王亚飞入所前做的安全风险评估、健康检查表、嵩县医院体检报告，还是事发前两天紧急送医检查，王亚飞血压240/150mmHg，××范围》中高血压危险分层，3级为高压≥180或低压≥110，两项均高出三级高血压的标准。王亚飞心电图检查中记载左心室肥大伴劳损，符合1个CVD危险因素，应定性为3级很高危。××范围》第三条、××，4、××达到很高危程度的，合并靶器官受损。××残吸毒人员标准（试行）》规定，不予收戒。戒毒所明知上述两份文件，未按照规定执行，盲目收戒。强制收戒后没有采取任何医治措施和重点监控，也没有提高自己的注意义务，履行好监管职责，王亚飞入所后血压一直居高不降，××越来越严重。二、事发前两天王亚飞出现不适，如果戒毒所及时送医急诊，遵照医嘱住院诊治，完全可以避免王亚飞的死亡结果。在河南科技大学二附院的诊断证明中，描述了病情，诊断结论“建议住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经一审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时明确阐述，××患，第一时间的送诊、及早干预是最有效。因王亚飞年纪41岁尚属中年，通常医生会采取积极介入治疗，如支架植入术、冠脉搭桥术等。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完全可以控制病情，避免冠状动脉狭窄堵塞，避免心肌梗塞、心肌梗死。王亚飞尸体解剖、病理学检查中显示，有两处粥样硬化斑块。也正是此病情持续恶化后，××变，继发血栓，造成心肌梗塞。目前对该病情有成熟完整的治疗方案，只要治疗及时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就此而言，戒毒所的不及时送医是造成王亚飞死亡结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一审法院对此只让戒毒所承担30%的责任，对死者家属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三、王亚飞发病后十次按铃呼救，长达24分钟没有管教开门、所医没有有效处置，严重延误了治疗时机。王亚飞所在戒室距离同层值班室仅不到十米之遥，多次拍打呼救中，一直无人搭理。根据当时的戒室监控视频显示，在戒室外的门卫多次强调人不在这儿，没法开门。而所医、门卫在没有钥匙开门的情况下，基于对王亚飞病情的了解，应有紧急特殊处置预案，监控显示只是在门外简单问询后离开。根据《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戒毒所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不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擅离职守长达24分钟，呼救门铃按了十次，戒室外根本没人理睬，这说明戒毒所根本就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有效的抢救措施。综上所述，王亚飞死因关键在(1)河科大二附院建议住院观察治疗，而戒毒所不让住院；(2)国务院公布的《戒毒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人××疾病，不出所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主管机关批准，并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备案，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允许其所外就医。所外就医的费用由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本人承担”。而戒毒所并没有安排所外就医；(3)国家“两高××疾病保外就医范围》应安排王亚飞保外就医，而戒毒所根本没有安排。按照上述三条，戒毒所如果安排王亚飞住院，医院治不好，人死在医院里，戒毒所没有任何责任。而戒毒所违背法律，不听医院建议，人在戒毒所延误抢救死亡，戒毒所就应负全部责任，最低也应负80％以上的责任。一审判决书认定:“戒毒所延迟抢救的行为并不是导致王亚飞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综上，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810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4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33507元；共计人民币2547927元。洛阳市公安局上诉称：―、我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接收嵩县公安局移送的需强制戒毒学员王亚飞的程序合法。2018年8月3日，我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收到嵩县公安局移送的需强制隔离戒毒的学员王亚飞及有关法律文书后，戒毒所工作人员按工作流程对其进行了谈话教育，询问了基本情况，告知了在戒毒期间的权利义务。2018年9月22日19时××疾病，经及时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1月30日经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王亚飞符合因××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因此，我局在对强制隔离戒毒学员王亚飞的入所戒毒行为过程中程序合法。××疾病时，采取了积极抢救措施，并按有关规定履行了职××戒病残吸毒人员标准（试行）》的通知执行对王亚飞收戒××疾病后，我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按照操作流程采取积极抢救措施，虽抢救无效死亡，但经司法鉴定王亚飞是因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与强制隔离戒毒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亚飞死亡后，我局按程序作了司法鉴定，及时通知了死者家属，履行了职责。三、原审法院判决我局承担30%的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豫0311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我局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后双方上诉，贵院以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豫03行赔终6号行政裁决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豫031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我局对强制隔离戒毒学员王亚飞死亡的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在之前判决书中判决我局承担20%。的赔偿责任，重审后又判决我局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判决书中未阐明判决我局承担30%。赔偿责任的依据。综上所述，我局认为，我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学员王亚飞的行为并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因此我局不应承担戒毒学员因病死亡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该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洛阳市公安局针对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的上诉，答辩称：××戒病残吸毒人员标准（试行）》的通知执行对王亚飞收戒的。我局在收到该电报后，积极地通知了各相关单位，对涉毒人员按此文件执行。我局戒毒所依据文件规定，接收了嵩县公安局移送的涉毒人员王亚飞，对其强制隔离戒毒收戒的行为并不违反该文件内容，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述的王亚飞不符合收戒条件。二、王亚飞的死亡原因是××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与我局对其强制隔离戒毒收戒行为无因果关系。我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于2018年8月3日收到嵩县公安局移送的需强制隔离戒毒的学员王亚飞及有关法律文书。接受学员后，戒毒所工作人员按照工作流程，对其进行了谈话教育，询问了基本情况，告知了王亚飞在戒毒期间的权利义务。2018年9月22日19时××疾病，经及时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1月30日经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我局认为王亚飞的死亡因素系因病死亡，与强制隔离戒毒的管理行为无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我局认为，戒毒所依法依规收戒涉毒人员王亚飞的行为不存在违法情××疾病死亡，与我局的收戒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我局不应该承担戒毒学员王亚飞因病死亡的赔偿责任，故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针对洛阳市公安局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确认洛阳市公安局对王亚飞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洛阳市公安局以接收移送程序合法作为上诉理由，文不对题。按照一审被告提交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病残吸毒人员标准（试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疾病范围》的规××疾病的病情是否能接收、安排所外就医、变更强戒措施等有明确规定，其下属戒毒所在接收时、收戒过程中均未进行审查、及时处理，程序违法。二、洛阳市公安局下属戒毒所对王亚飞监管没有尽到法定职责，没有积极救治，没有履行应尽职××嘱病例、视频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戒毒所延误病情治疗、管教人员上班时间脱岗、内部管理松散。事发前两天戒毒所将王亚飞送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诊断证明中，对心电图检测结果进行了记载，医生建议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在戒毒所内配备有医生的情况下，对诊断病情及建议应当完全能看懂、能理解。一审中我方申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对王亚飞的病情与戒毒所延误治疗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向法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结合王亚飞在入所前的三次体检报告单上，均建议进一步检查。为何入所后没有进一步检查？为何诊断后没有按照医生建议送医？为何没有及时变更强戒措施？为何在次次按铃时没有及时开门、第一时间救治？根据一审法院开具的律师调查令，我方提交的戒室内监控，可以听到戒室内外对话。而一审中洛阳市公安局及下属戒毒所刻意隐瞒，并未将此份视频提交法庭，只提交了无关的事发前后的数份视频。其中身着管教、白大褂衣服的人多次说开不开门，说明戒毒所内部管理混乱、存在擅离职守、漠视收戒人员生命健康权，对王亚飞病情诊断没有引起重视，严重延误了黄金抢救时间，不能排除此次死亡事故的发生就是一场人祸。如此案件事实基础上，洛阳市公安局还上诉称采取了积极抢救措施，明显无视案件事实、证据。三、一审法院判决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是结合案件事实基础上做出的，对该责任比例答辩人认为过低，已提出上诉。一审违法判决本院认为中论述“戒毒所对于病情严重的王亚飞既没有让其住院治疗，也没有告知家属。王亚飞病情严重，民警和医护人员应将其作为重点人员，实时、适时监控，防止意外发生。从发病到民警和医护人员进入戒室时隔24分××脏病急救医学常识，以上时长使王亚飞丧失黄金抢救时间……”。上述事实认定中肯，根据案件事实、判决论述，洛阳市公安局明显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赔偿案件却让其承担30%的比例，明显不符合主次责任的比例分担，明显过低。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确认违法判决结果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依法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洛阳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监管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由此产生的损失，洛阳市公安局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根据双方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将案件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关于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鉴于王亚飞××心病致急性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虽然迟延抢救行为并不是导致王亚飞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洛阳市公安局存在值班民警、医务人员延迟到戒室实施抢救的过失行为，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洛阳市公安局对王亚飞死亡的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当，洛阳市公安局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妥。故王亚飞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计算为1086012元(90501元/年×20年×60%)。二、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扶养人计算为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按五年计算。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度洛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为550元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故被扶养人王同欣生活费为13860元(550元×84个月×60%÷2)；被扶养人贾爱姣生活费为23760元(550元×144月×60%÷2)；被扶养人王一诺生活费为23760元（550元×144个月×60%÷2）。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王亚飞的死亡对其父母王同欣、贾爱姣、孩子王一诺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其精神焦虑与痛苦，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要求洛阳市公安局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应适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酌定洛阳市公安局支付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该数额不足以体现对死者家属的抚慰，本院将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00000元。综上，上诉人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洛阳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为：“洛阳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086012元、被扶养人王同欣生活费13860元、贾爱姣生活费23760元、被扶养人王一诺生活费为23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共计1247392元”；三、驳回王同欣、贾爱姣、王一诺的其他上诉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朝审判员  高 玲审判员  叶乃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吴冬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