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7878号原告：张某，男，196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占少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傅某（DONGFU），男，1956年9月29日出生，美国籍，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胤卓，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与被告傅某（DONGFU）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峰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光、占少华，傅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胤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遗嘱无效；2．请求判决张桂芳个人名下全部财产由张某依法继承，遗产范围为：（1）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xxx房屋售房所得款432万元；（2）张桂芳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36569元；（3）张桂芳名下交通银行（账号×××）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的储蓄存款；（4）张桂芳生前住处内遗物财产，包括但不限于红铜佛像、红铜鎏金佛像、蝴蝶牌缝纫机、木制收音机中属于张某应得份额部分。事实和理由：1963年9月，张桂芳和傅举孚在北京市登记结婚，婚前傅举孚与他人育有一子傅某、一女付梅，傅某、付梅均跟随其生活，二人结婚后生育一子张某。1968年4月，张桂芳因与傅某、付梅相处不和，与傅举孚离婚。1969年9月13日，因单位做工作二人复婚。1975年，二人最终因为与傅举孚婚前子女无法融洽相处再次离婚，离婚后张某跟随张桂芳生活，傅某跟随傅举孚生活。1978年，张桂芳与郑甲多经单位介绍登记结婚，张某跟随二人生活。2001年1月13日，郑甲多因病去世。2019年2月25日，张桂芳去世。傅某向张某出示张桂芳2017年11月11日所立遗嘱一份，2017年11月6日补充说明一份，声称自己有权处理张桂芳身后事。张某认为傅某出示的遗嘱并非张桂芳所书写，张桂芳在书写所谓遗嘱时已诊断出脑部疾病，可能已无民事行为能力，傅某并非张桂芳子女，且遗嘱中涉及的房屋等财产系张桂芳与郑甲多共同财产，其并无完整处分权。综上，张某认为傅某的行为侵犯了张某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傅某辩称，一、遗嘱合法有效，傅某的继承权利应予保护，张某的诉求不应支持。被继承人张桂芳订立自书遗嘱，形式合法，内容明确，合法有效。遗嘱不仅确认了被继承人与傅某的母子关系，也确认了傅某作为继承人继承遗产的范围，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傅某的遗嘱继承权亦因受到保护。张某称“遗嘱非张桂芳所书写，张桂芳在书写遗嘱时已经诊断出脑部疾病，可能已无民事诉讼能力”的主张，不仅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也存在前后矛盾，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对于张某提出的2018年12月31日张桂芳因病住院而丧失行为能力只是其单方推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在2019年1月11日的诊断记录里记录张桂芳神清语利,精神状态很清楚,后面的病例也有，所以张某的主张是跟证据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被继承人张桂芳生前订立有效遗嘱，依法排除了法定继承方式，在遗嘱所确定的财产范围内，张某无权要求继承，故张某要求张桂芳个人名下全部财产由其继承的诉求也不应得到支持。二、傅某不仅是遗嘱继承人，也是法定继承人。傅某出生于1956年，与被继承人张桂芳虽无血缘关系，但张桂芳在与傅某生父傅举孚结婚后，在1963年至1975年长达12年间，对傅某形成生活、教育、抚养事实。虽然1975年后张桂芳与傅举孚离婚，但与傅某之间的日常往来从未中断。特别是自2015年，张桂芳要求社区调解与张某的家庭关系，要求张某尽到赡养义务、照顾生活，张某明确拒绝，傅某承担起了照顾张桂芳生活的责任，直至张桂芳去世。傅某尽到了子女的赡养、照料义务，与张桂芳形成了扶养关系。傅某除遗嘱所确定的继承人资格外，也具备法定继承人资格。三、被继承人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应得到全部执行。张桂芳遗嘱中，涉及房屋的产权登记为2001年6月，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该房屋实际取得产权时间为产权证记载时间，此时张桂芳第二任丈夫郑甲多已经去世，该房屋应认定为张桂芳个人财产，对于遗嘱中涉及银行存款、生活用品等其他财物，应郑甲多于2001年去世后，张桂芳独自生活18年，原有生活积蓄、生活物品可能早已消耗或者更新换代，遗嘱中确定财产不是与郑甲多的共同财产，而是张桂芳的个人财产，根据张桂芳书写的补充说明，再次确认其去世后一切财物均由傅某继承。关于张某主张的四部分款项，房屋出售的实收款是428．15万元，有38500元是买受人提前给付房款的奖励,买受人提前付款，就给了他们一点补偿。卖房款与张某主张的银行卡存款有大部分重合,尾号4109的交通银行卡就是卖房款收款账号，尾号196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是张桂芳的工资卡，应当按照遗嘱由傅某继承。在张桂芳的遗嘱里,已经将房子和存款全部安排给傅某继承,对于房屋转化为房款,也应该属于张桂芳确认的遗嘱财产范围，也应由傅某全部继承。关于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金额没有异议，但是一直都没有领取，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关于遗物，木制收音机已经在安葬时放到墓地了，还有钢笔，缝纫机在傅某的住处，红铜佛像在搬家的时候傅某和张某已经做出沟通，没有找到，张某说佛像是寄存在张桂芳处，所以不知道是张某自己的东西还是遗物，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看到銮金佛像，对于这两个佛像的意见，以我们提交的证据为准。综上，请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确定遗嘱效力，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傅举孚第一次婚姻中所育一子傅某、一女付梅。后傅举孚与张桂芳结为夫妻，傅某、付梅与二人共同生活。傅举孚与张桂芳婚后育有一子张某。1968年4月9日，傅举孚与张桂芳离婚，又于1969年9月13日复婚，后又于1975年再次离婚，离婚后张某由张桂芳抚养。1978年8月16日，张桂芳与郑甲多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1年1月13日，郑甲多去世。2019年2月25日，张桂芳去世。经询，张某与傅某均称张桂芳的父母均早于张桂芳去世。本案审理中，付梅到庭表示放弃对张桂芳和郑甲多二人所有遗产的继承权。张某称郑甲多与其前妻育有一女，跟其前妻共同生活，后去了美国，曾回国看望过郑甲多一次，后断了联系。傅某对此不清楚。经查郑甲多生前工作单位人事档案，未见其有其他子女的身份信息。张桂芳名下原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xxx房屋一处。该房屋系张桂芳于2001月2月18日与北京计算机三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购买时使用郑甲多工龄42年、张桂芳工龄36年优惠，购房款共计19999元；另因享受张桂芳单方教师优惠5%，实际优惠后房价为18999元。根据购房款算式，郑甲多工龄享受的优惠计算为20892元，张桂芳工龄享受的优惠为17907元，优惠前房屋总价款为58798元。经查，北京计算机三厂系郑甲多生前工作单位。2018年8月23日，张某良代理张桂芳将该房屋出售给王晶，成交价为432万元。傅某称实际得到的售房款只有428．15万元，有38500元是买受人提前给付房款的奖励,买受人提前付款，就给了他们一点补偿，全部售房款由张桂芳自己支配，张桂芳另委托傅某和张某良对售房款进行理财，到张桂芳去世前款项都在张桂芳自己名下，张桂芳去世后，傅某陆续提取转入新开的账户。经查，张桂芳于2017年11月17日在爱传承为老服务中心（由北京爱传承为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运营）订立自书遗嘱一份，自愿将其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做如下处分：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xxx个人名下的房屋中其份额（含本人自有份额和继承郑甲多的份额）由傅某全部继承；将存于中国工商银行（卡号×××）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内的存款由傅某全部继承；傅某继承的上述财产均属于其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北京爱传承为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办理订立遗嘱事务时形成与张桂芳法律咨询笔录一份，并在遗嘱档案中留有张桂芳手持上述遗嘱的照片一张。同日，张桂芳与北京爱传承为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申江万国数据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订立《保管三方协议》，张桂芳自愿将遗嘱交由申江万国数据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保管，并指定傅某为保管物的提取人。张桂芳并于2017年11月17日在北京国奥心理医院进行心理健康测查，测查结果报告记载张桂芳意识清晰、思维正常、主动合作、交谈切题、不存在定向力障碍、自知力完整，结果报告为“被试者心理健康状况未见异常”。张桂芳另于2017年11月6日书写《补充说明》一份，内容为：“1、今后我如遇意外或疾病，能治愈者可以救治，如病情危重不能痊愈时，应放弃各种抢救措施，让我顺其自然，安然离去即可。2．我死后一切从简，火葬，不留骨灰。3．我死后，房内的一切财物均由傅某继承并处理。4．继承事宜，按遗嘱执行，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扰，无权主张。5．关于和平西街胜古南里9号楼中门6号的住房（即化工大学家属宿舍1号楼中门三层6号的住房）。该房产权者是化工大学，我是现在的承租人，根据国家的规定，央产房有使用权及继承权，所以在我死后，此房由张某继承，张某应向化工大学有关部门申请变更承租人姓名，由张桂芳变成张某，张某可继续使用和承租。一切应按化工大学的规定执行，如遇门由傅某协助办理。总之，我死后的一切事宜均由傅某负责处理。”傅某称张桂芳在电视上找到爱传承为老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是在民政局登记的非营利性机构，订立遗嘱时指定了傅某为遗嘱的提取人。张某认为上述遗嘱不是张桂芳亲笔书写，可能是代书遗嘱，但缺乏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遗嘱记载的房屋已经过户给他人了，房屋过户是在遗嘱之前还是之后需要查明；傅某与张桂芳之间未形成抚养关系；另认为张桂芳订立遗嘱时欠缺行为能力；补充说明与遗嘱存在矛盾，签署时间在遗嘱订立的时间之前。张某提交张桂芳生前病历材料，主张张桂芳生前两次诊断脑出血，并诊断“脑淀粉样变可能”，故可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傅某对此不认可。案件审理中，张某申请对张桂芳生前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后撤回该鉴定申请。经查，北京化工大学应向张桂芳家属发放张桂芳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36569元，现尚未发放。张某称张桂芳生前居住房屋内有一些古董、字画，其中有两尊佛像，傅某拿走了一个，并说另一个没见到。傅某称张桂芳生前没有古董、字画，只有一个佛像，现在哪儿不清楚。傅某提交其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某于2019年3月3日称：“特别提醒你一下,我生母那里有我自己的几件东西，最重要的是有一尊鎏金佛像。由于遗物已不在原址,你别弄丢了！”“除了这尊佛像，还有一个玛瑙摆件和银元。这些都是我收藏的古董,放在她那里镇宅用的。还有一个红铜皮子的新做弥勒佛像,也是我的,是给她日常烧香拜佛用的。这些东西是我的，不是我生母的。”傅某发给张某照片数张，称：“看看这些是你说的东西吗？”张某称：“那个红铜皮子的佛像是,其它没在里面”，傅某称：“其它的我没看见了。不过收拾东西时你可以过来再找找。”张某后于2019年3月8日又发信息称：“我之前提到的几件我放在我妈家里的物品,找到没有？”“我妈家里的物品,你在未通知我的前提下,已经挪动转移过,现在知会我要再次挪动转移,还有意义吗？！我坚决反对！”傅某称：“今天清理完了遗物,仍未见到你说的那几个物件。红铜皮子的佛像怎么给你？”经查，张桂芳死亡时，其名下账号为×××的交通银行账户余额为7978．49元，此后陆续转入1236882．37元，截至2019年9月21日余额为22．83元，综上该账户在张桂芳去世后累计转出1244838．03元；张桂芳死亡时，其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15248．12元，此后陆续转入2497994．02元，截至2019年10月9日余额为0．14元，综上该账户在张桂芳去世后累计转出2513242元。张某称张桂芳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和交通银行账户自2018年4月15日至2019年10月9日共转给张某良276607元、转给傅某4636942元、转给付梅575312元。傅某认为张桂芳转给上述三人的款项数额基本上就是售房款。傅某另称张桂芳生前售房款都进了其本人账户，张桂芳也安排傅某购买了理财产品，张桂芳去世后根据遗嘱其工商银行款项由傅某继承，傅某从该卡中转出约250万元，因傅某是遗嘱执行人，就把张桂芳的交通银行款项平移到傅某名下一张干净的银行卡中，一共是125万元；因张桂芳名下交通银行卡往外转钱需要交纳手续费，就用了付梅的交通银行卡，由张桂芳的交通银行卡将款项转到付梅的交通银行卡，再由付梅转给张桂芳的工商银行卡中。本案审理中，付梅到庭认可傅某借用其交通银行卡，目的是为了减免手续费。张某称2001年郑甲多去世后，张桂芳便一人生活，张桂芳性情有些古怪，跟人很难相处，张某曾主动提出给张桂芳帮忙，但是张桂芳拒绝，张某每周会去看望两三次，2017年之后傅某才开始照料张桂芳，张桂芳最后一次病危到去世，2018年12月31日张桂芳被傅某的朋友张某良送到医院急诊。傅某称，2016年至2017年，张桂芳生活困难，身体不行，找到张某，但张某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张桂芳找到傅某，傅某对张桂芳的日常生活进行照料，鉴于张桂芳自理能力很差，傅某与张某良（也是张桂芳的同事）、张桂芳三方协商，由张某良住到张桂芳家中照顾张桂芳，直到张桂芳去世，张某良是受傅某委托照顾张桂芳的，张某良的费用由张桂芳支付，因为张桂芳后来把房子卖掉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小黄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4月30日出具《和平西街xxx张桂芳情况说明》一份，记载社区对张桂芳的了解和工作情况，主要内容为：1．未确定张桂芳老人为社区帮扶对象前，社区就从原计算机三厂家委会得知老人的情况,因家庭矛盾,张桂芳老人自后老伴去世就一直独居，独居时间超过15年。2．大约4年前,因张桂芳老人罹患癌症并手术,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希望社区能够帮助做做儿子的工作。时任小黄庄社区的党委书记范春莉致电老人的儿子,希望他能够放下过去的家庭恩怨,看望自己的母亲,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老人的儿子家住胜古庄社区,均属于和平街街道,老人的家就在北三环东路南侧,而他儿子的家在北三环东路北侧。她的儿子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和矛盾,明确表示不来，也不会照顾老人。3．社区高度重视张桂芳老人的帮扶,在2017年下半年将其纳入到小黄庄社区党委“红色爱心连锁服务超市”帮扶受助者,服务志愿者是社区工作者刘潇和第九党支部书记刘国华（原计算机三厂家委会人员）。4．2017年年底,社区获悉张桂芳老人外出意外摔倒,无法下床行走,不得不卧床的情况后,时任小黄庄社区党委书记范春莉和时任小黄庄社区社工刘潇一同前往老人家中进行探望。此时,老人继子傅某从国外赶过来在家中照顾老人。老人摔倒后神志清醒,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张桂芳老人表示今后自己由傅某负责照顾,去世后的后事也由傅某负责,家中的财产也由傅某继承。为了方便联系,老人将座机电话和手机电话号码给了刘潇,刘潇也给老人留下了联系电话。在随后的日子里,刘潇多次给老人打电话询问身体情况,张桂芳老人在电话中清楚的表示继子已经离开北京,自己已经能够坐在床上,身体症状没有进一步加重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社区也从党支部书记刘国华处了解到，张桂芳老人已经可以起身下地行走，也可以自己上下楼,在小区周围走动。5．在2018年5月,小黄庄社区“红色爱心连锁服务超市”集中帮扶活动中，与三川大厦联合党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在职党员一起前往张桂芳老人家中进行走访，并发放了志愿服务联系卡和慰问品，张桂芳老人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傅某另提交署名王立军于2019年5月5日书写的证词一份、署名张某良于2019年5月6日书写的证词一份，证明张某未对张桂芳照顾，傅某进行了照顾。以上事实，有死亡医学证明、户籍证明、遗嘱、《补充说明》《房屋买卖契约》、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户明细等书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傅某系外籍人士，本案系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因傅某现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桂芳生前于2017年11月17日立有自书遗嘱，该遗嘱符合法定形式，现无证据证明张桂芳在订立遗嘱时欠缺民事行为能力，本院对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定。张桂芳另于2017年11月6日书写《补充说明》，其内容包含其死亡时对遗产的处分，亦应认定为遗嘱。该《补充说明》成立的时间在2017年11月17日遗嘱之前，其内容未受之后遗嘱变更的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就上述遗嘱中处分的张桂芳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张桂芳遗嘱指定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xxx房屋由傅某继承，但其后将该房屋出售，该出售行为系对遗嘱的变更，傅某主张全部售房款由其继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根据张桂芳对售房款的处置、存放及死亡时留存情况，结合其遗嘱区分继承方式。考虑到张桂芳所售房屋在购买时使用了郑甲多的工龄，本院根据郑甲多工龄优惠占购买时优惠前房款总额的比例，认定售房款中应归于郑甲多的财产价值为1534975元，该部分款项应认定为郑甲多的遗产，由张某一人继承，本院一并处理。根据张桂芳遗嘱，“房内的一切财物均由傅某继承并处理”。目前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情况，可以认定张桂芳遗留缝纫机一个。关于佛像，现能确认张桂芳去世时屋内有佛像一座，傅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显示张某曾主张张桂芳屋内佛像实为张某的财产，但张某在本案中主张佛像作为张桂芳遗物继承，本院认定该佛像为张桂芳遗产。根据张桂芳遗嘱，上述缝纫机一个和佛像一座均应由傅某继承。傅某自幼与张桂芳共同生活，且在张桂芳晚年尽了扶养义务，本院认定傅某与张某均为张桂芳的法定继承人。张桂芳死亡时其名下交通银行账户内存款截至2019年9月21日累计转入及余额共计1244860．86元（其中认定傅某取走1244838．03元），未在其遗嘱处分范围内，该部分存款尚不足郑甲多应享有的1534975元，故应全部由张某继承，傅某应将其取走的1244838．03元返还给张某；不足部分290114．14元，应在张桂芳其他遗产中补足。张桂芳去世时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累计转入及余额共计2513242．14元（其中认定傅某取走2513242元），根据其遗嘱，应由傅某继承，但就上述不足款项290114．14元，傅某应给付张某。关于抚恤金、丧葬费，参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因傅某在张桂芳生前所尽扶养义务较多，本院对其予以适当多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张桂芳名下账号为×××的交通银行账户内存款均由原告张某继承；二、被继承人张桂芳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存款均由被告傅某（DONGFU）继承；三、被告傅某（DONGFU）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张某1534952．17元；四、被继承人张桂芳遗留的缝纫机一个、佛像一座由被告傅某（DONGFU）继承；五、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360元，均由原告张某负担21360元（已交纳），由被告傅某（DONGFU）负担2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 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嵇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