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申8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洪元，男，195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瓯海大道1166号。 法定代表人吴仁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建克。 再审申请人徐洪元因与被申请人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以下简称瓯海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行终426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洪元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属枉法裁判。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在认定事实部分，仅表述了申请人欲到北京上访，涉嫌寻衅滋事的虚假事实，并未认定申请人是否确实实施了寻衅滋事行为、如何实施寻衅滋事的行为及情节，且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上述情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寻衅滋事的主观方面要求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上访是《宪法》《信访条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申请人依法就有关问题到有关部门去上访，其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而是为了反映正当诉求。申请人没有寻衅滋事的直接故意，不希望破坏也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所以申请人不满足寻衅滋事的主观要件。三、寻衅滋事的客观行为方式为：1.随意殴打他人；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申请人并不存在上述寻衅滋事的客观行为方式。被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申请人实施了寻衅滋事的客观行为。四、原一、二审法院已查明“申请人是系欲进京走访，但申请人在河北廊坊××街道工作人员劝返后已返回温州”，这充分证明申请人根本没有扰乱正常的信访秩序，没有任何寻衅滋事行为。五、信访是法律赋予申请人的权利。法律未禁止申请人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申请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是行使公民合法信访权利，申请人并未扰乱信访秩序，信访秩序也根本没有受到扰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欲到北京信访期间，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的信访秩序受到了扰乱，所以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欲到北京信访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明显是认定事实根本错误。六、被申请人要对申请人作出案涉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必须满足申请人寻衅滋事且情节较重的前提条件，但是原一、二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明本案的核心事实，即申请人有没有寻衅滋事行为，如何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是否较重。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明显不清楚，定案的事实和证据明显不足。七、信访（包括非正常上访）不是必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如果上访人在信访的时候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寻衅滋事、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那么这种信访就不足以扰乱公共秩序（信访秩序）。原一、二审法院仅凭申请人曾经信访被劝说过后再信访，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实施了何种扰乱社会秩序或信访秩序的行为及造成了何种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定申请人“扰乱了信访秩序”，肆意认定申请人寻衅滋事，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臆断、违法推定。申请人在欲向北京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信访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没有任何寻衅滋事行为，申请人根本不可能扰乱信访秩序。八、本案事实很清楚，被申请人无权管辖本案，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完全是滥用职权，行政乱作为，原一、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作出处罚，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假如申请人欲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信访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的信访秩序，涉嫌寻衅滋事，那么违法行为地都是在河北廊坊和目的地北京，本案中被申请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那么被申请人无权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一）在北京公安机关、河北廊坊公安机关未移交被申请人管辖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无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四款：“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即使案涉违法行为存在，由于违法行为地北京、河北公安机关才是违法行为的第一发现人，如果北京、河北公安机关认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更适宜管辖，可以移交。但本案中并不存在移交的事实，故被申请人没有管辖本案的职权依据。（二）被申请人并不符合管辖更为适宜的条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有利益冲突，被申请人不适宜管辖本案。被申请人曾多次配合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申请人，所以被申请人理应回避。九、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本案中，被申请人没有告诉申请人有申辩的权利，否则申请人肯定会申辩，那么被申请人就要进行复核，这是常识。被申请人虽刻意制作了告知权利的形式证据，但复核材料的缺失充分证明被申请人根本没有告知申请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其次，传唤超过法定期限。第一次传唤是在街道进行的，从3月6日下午4点开始，到3月7日晚上9点多结束传唤，明显超过24小时。再次，证人徐某信息未查实，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存在事后应付诉讼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实体上和程序上均严重违法，原一、二审法院拒不依法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故意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亵渎了司法公正。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行终426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撤销瓯公（茶）行罚决字［2019］50750号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瓯海公安分局答辩称：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规格高，影响大，会议举办地属于高度敏感及重点保卫区域，会议期间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徐洪元因村三产安置用地事项信访，其反映的信访事项已得到瓯海区人民政府答复，省、市信访部门已明确告知解决信访事项的途径。徐洪元仍然在受信访法制教育后于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乘坐汽车前往北京进行越级信访。2019年3月5日下午，徐洪元在河北廊坊××街道工作人员劝返。徐洪元在其反映的问题已得到瓯海区人民政府答复的情况下，又于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到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属于故意扰乱社会秩序，无事生非，严重扰乱政府部门正常工作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行为。答辩人据此对徐洪元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适当。答辩人对徐洪元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有管辖权。徐洪元的居住地为瓯海区茶山街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有管辖权。且徐洪元在河北廊坊××街道工作人员劝返后已返回温州。答辩人对徐洪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首先，处罚前已依法履行告知程序。其次，答辩人依法将徐洪元于2019年3月6日23时多传唤到茶山派出所，后于3月7日21时12分离开，询问查证时间并未超过24小时，传唤未超过法定期限。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徐洪元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徐洪元不服被申请人瓯海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故本案的审查事项是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再审申请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再审申请人涉案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再审申请人认为必须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移交管辖，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读。2.《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根据上述规定，《信访条例》倡导依法理性表达信访诉求，禁止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或借信访之名实施扰乱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信访事项经相关部门答复处置，并两次进行信访法制教育的情况下，仍于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与其他十余名村民相约欲集体赴北京越级信访。再审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的规定，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被申请人决定给予再审申请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无明显不当。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在案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向再审申请人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等事项，但再审申请人并未提出陈述和申辩。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3月6日23时17分被传唤至被上诉人下属茶山派出所，于3月7日21时12分离开，询问查证时间并未超过24小时，符合上述规定。5.再审申请人称证人徐某提供的信息虚假，但并未提出具体的依据和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一、二审未支持再审申请人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请求，并无不当。徐洪元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洪元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勤 审判员  惠忆 审判员  黄寒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