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6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8号浙江时代电子市场2层B区279号。 经营者郭成福，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委托代理人刘亮，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 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 委托代理人毛筱钦。 委托代理人郑祥，浙江南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428号。 法定代表人屠红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程，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博园路1号2幢二层2006室。 法定代表人屠红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程，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郭成福电子商行（以下简称郭成福电子商行）因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第三人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赛公司）、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其他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的（2020）浙01行初19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因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原址位于杭州市××路××号，房屋所有权人系广赛公司，该市场由广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时代公司举办。原告经营者郭成福于2017年4月16日与时代公司签订《浙江时代电子市场营业房租赁合同》，约定时代公司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路××号××商铺出租给郭成福经营使用，租赁期限至2018年9月30日止。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城中村指挥部）因实施时代电子市场地块（庆隆小河单元ＧＳ0305-19地块）项目建设，需收购广赛公司位于拱墅区登云路426、428、430号土地及房屋。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2018年7月3日，时代公司向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各位商户发布《通知》，告知因市场被列入城市改造范围，市场计划于年底前完成搬迁，原租赁协议期满后，不再进行续租，商户需在9月30日前腾空摊位并交还，并就摊位的安置、贴补、奖励等事项进行通知。2018年11月30日，浙江时代电子市场发布《浙江时代电子市场温馨提醒函》，告知2019年1月1日起所有浙江时代电子市场的经营活动将由位于余杭区××路××号××市场统一安排等事项。2019年1月21日，广赛公司注销了登云路426、428、430号的不动产权利。2019年1月31日，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签订《交接单》，载明就拱墅区登云路426、428、430号房屋“现广赛公司已将房屋腾空，因接近春节，上述房屋由广赛公司管理至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22日，城中村指挥部向广赛公司作出《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函》，载明“我部随即组织房屋拆除施工单位进场拆除，现拆房单位反馈市场内部分房屋仍有遗留物品，请贵司尽快搬离，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原告认为拱墅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诉至法院。另查明，广赛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出具《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情况说明》，载明：“……收到指挥部的告知后，公司组织人员去现场查看，发现确有部分房屋内有遗留物品。考虑到这部分房屋以前是出租给电子市场的商户使用，同时商户与电子市场的租赁协议早在2018年9月30日已经到期。市场方在租赁到期前以及到期后均多次告知承租的商户应根据租赁协议腾空房屋并归还，如未腾空，遗留物品按照遗弃物处理，为此公司认为这部分遗留物品应为以前租户的遗弃物。公司于是在2019年4月15日雇佣三替集团有限公司对遗留物品进行了搬离，同时三替公司、街道、城中村指挥部、现场拆房队以及市场共五方在现场对搬离物品清单进行见证，并在清单上签字确认。目前搬离的货物由我公司暂时保管。”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原告财物的行为违法。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即其所称的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原告财物行为的存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财物行为的存在。相反，拱墅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三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市场产权人广赛公司在与城中村指挥部签订协议后，于2019年将市场内物品进行了搬离。据此，原告起诉所针对的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其财物的行为并不存在，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郭成福电子商行的起诉。 郭成福电子商行上诉称，一、拱墅区政府作为做地主体，对整个征收项目负责，而城中村指挥部系拱墅区政府设立的单位，其在征收过程中实施了违法强制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拱墅区政府承担。二、城中村指挥部实际参与了强制搬离上诉人财物的违法行为。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财物行为的存在，是市场产权人广赛公司对市场内物品进行了搬离，系事实认定错误。三、拱墅区政府强制搬离财物的行为程序严重违法。拱墅区政府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强制搬离上诉人财物。原审裁定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拱墅区政府答辩称，一、其未实施被诉搬离行为，非本案适格被告。时代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3日、11月30日向商户发出限期搬离的通知，后广赛公司组织雇佣人员将遗留物品搬离，故其非本案适格被告。二、上诉人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基于租赁合同对相关房屋享有使用权，但涉案《营业房租赁合同》已到期且未再续签，故上诉人已丧失承租权。产权人广赛公司恢复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整权益。故上诉人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广赛公司、时代公司答辩称，一、关于遗留物品如何搬离的问题。2019年1月31日，广赛公司与城中村指挥部签订《交接单》。2019年3月，城中村指挥部在房屋拆除过程中发现市场内部分房屋仍有遗留物品，故要求广赛公司尽快搬离。广赛公司遂于2019年4月15日，委托三替公司在五方的见证下，将遗留物品搬离。二、广赛公司有权对遗留物品进行处置。上诉人与时代公司签有《营业房租赁合同》，但该合同已到期。在未与时代公司续签合同的情况下，上诉人继续占用、使用房屋违反合同约定。对此，时代公司已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租金、房屋占用费及违约金等。上诉人明知在合同到期后不再享有租赁商铺的合法使用权，也明知市场将在2018年底彻底关停移交，故其将物品遗留在市场内不仅构成违约且存在遗留物毁损、灭失的重大风险。但上诉人完全无视以上风险，只能说明遗留物品本身对上诉人已经没有价值，而其不予搬离遗留物品的行为也应当视为其对遗留物品所有权的放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拱墅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涉案搬离财物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但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拱墅区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明确杭州文化商城和时代电子市场地块做地主体的通知》、视频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拱墅区政府实施了涉案搬离财物的行为。相反地，从拱墅区政府提供的城中村指挥部与广赛公司签订的《交接单》、城中村指挥部向广赛公司作出的《关于腾空浙江时代电子市场遗留物品的函》、广赛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广赛公司、时代公司的陈述看，可以证明广赛公司实施了涉案搬离财物的行为。拱墅区政府设立的城中村指挥部要求广赛公司按照《货币补偿协议》的约定腾空涉案房屋，并在搬离物品清单上签字的行为，不能视为其实施了涉案搬离财物行为。涉案搬离财物行为发生时，上诉人与时代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其相关权利的救济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条件尚不具备，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结论正确。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主文） 审判长  楼缙东 审判员  唐维琳 审判员  周进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