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17民初3702号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杨景。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芳、曾紫程，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表人：甘建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艳、吴文林，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贾绍连。破产管理人：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展龙、韦秋耿，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第三人：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杨宇正。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年、方洵莹，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莫敏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藤、李昆山，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诉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及后撤回申请。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芳律师、曾紫程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晓艳律师、吴文林律师，第三人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年律师，第三人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洲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展龙律师、韦秋耿实习律师，第三人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藤律师、李昆山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第三人胜洲公司当庭提交证据，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对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第三人胜洲公司予以当庭训诫。及后，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芳律师、曾紫程实习律师，被告大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晓艳律师、吴文林律师，第三人交投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年律师，第三人胜洲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展龙律师、韦秋耿实习律师，第三人粤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大广公司当庭提交证据43审计报告，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请求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对被告大广公司予以训诫，因并未采纳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之依据，故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请求，本院并未支持。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3月23日作出关于修改其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请求排除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修改其公司章程而对其公司股权形成的妨碍，撤销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3月23日作出关于修改其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3、请求判令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撤销其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3月23日对公司章程所作修改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4、本案的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承担。庭审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被告大广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28日，注册资本为2亿人民币，其中第三人胜洲公司作为股东持有44.5%股权，第三人交投集团公司作为股东持有50%股权，第三人粤财公司作为股东持有5.5%股权。1、原告作为质押权人，共计对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4500万元(22.5%)股权享有质押权利。2014年2月18日，胜洲公司与案外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海珠支行”）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胜洲公司以其持有的大广公司1500万元(7.5%)股权为其所欠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权登记编号：22××××01)。2014年3月14日，原告与中行海珠支行、胜洲公司、案外人广东锐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收购协议》，约定原告收购对胜洲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及前述担保权利。2014年6月19日，胜洲公司与中行海珠支行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胜洲公司以其持有的大广公司1500万元(7.5%)股权为其所欠债务提供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权登记编号：22××××02）。2014年8月15日，原告与中行海珠支行、胜洲公司、案外人北京大广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收购协议》，约定原告收购对胜洲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及前述担保权利。2014年6月19日，原告与胜洲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胜洲公司以其持有的大广公司1500万元(7.5%)股权为其所欠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权登记编号：22××××101）。至此，原告作为质押权人共计对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4500万元(22.5%)股权享有质押权利。后因胜洲公司未依约偿还债务，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依原告申请冻结了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8900万元股权，冻结期限为2017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2日。股权冻结期满后，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续冻，续冻期间为2020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12日。2、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确认之诉的原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即“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起诉请求确认决议无效或者有效的，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3、在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大广公司股权后，大广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等手段对公司股权设定限制，已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规定，因此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修改的公司章程均无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1）关于2017年12月25日大广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年第九号决议。该决议修改章程的内容为：1）同意公司章程第五章第十二条后，增加第6点。条款增加内容为“6、若股东损害本公司利益或者欠付公司款项,该股东在尚未足额赔偿或清偿上述债务本金和利息期间，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公司和股东间因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或仲裁,该股东在法院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裁判文书期间,也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上述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则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按受让股权占转让股东全部股权的比例,在转让股东总债务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2）同意公司章程第十六章第四十五条后，增加一句。增加内容为“股东会依法有权修改公司章程,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对修改前股东的所有行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公司章程的修订具有法律溯及力。”上述章程的修改，不但限制了股东的分红权，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受让股权新股东承担债务的责任，多次修改的章程目的已非常明显，就是在明知大广公司涉诉股东很有可能被拍卖股权用以偿债的情况下，不惜公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规定，通过修改章程损害受让股东的利益并使得原股东非法获益。召开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虽然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会的职权，属公司股东意思自治行为，但也同样受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制约，加之在案涉股东会决议前，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已依法质押，广州中院、广东高院更是采取了保全措施，冻结了大广公司股权。在此情况下，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决议不得违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在内的规定，不得损害原告作为债权人及质权人的合法权益，更不得侵犯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所形成并要求坚决捍卫的裁判秩序、执行秩序和财产秩序。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限制股东的分红权。首先，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除非在质押合同中明确予以排除，否则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股权产生的孳息（股权或红利），出质人不得拒绝。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决议限制股东的分红权，已然侵害了原告作为质权人收取股权孳息的权利。其次，公司股东享有的分红权虽并不必然按照出资比例，可由股东自行约定。但结合本案具体事实情况可知，案涉股东会决议前，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已被依法质押且被法院冻结，在此情况下，胜洲公司对被质押查封的大广公司股权的并不具备完整的控制权、处置权，对大广公司而言，上述股权已被设定权利限制，大广公司不能无视股权已存在的权利限制而随意进行处置，否则必将直接损害质权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大广公司认为胜洲公司因不符合行使分红权的条件而无法参与公司分红，该结果不是由于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所致，而是由于胜洲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所致。但根据大广公司所提供的证据19（2017）粤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0胜洲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凭证、证据21-22粤新验字（2009）第0253、0267号验资报告、证据27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可知，胜洲公司并不存在大广公司所一再声明的抽逃出资行为。（2017）粤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中，广东高院也只是认定胜洲公司作为大广公司股东长期占用大广公司的资金未归还，损害了大广公司的利益，判令胜洲公司向大广公司清偿相应款项，但并未认定胜洲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相反，证据20胜洲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凭证、证据21-22粤新验字（2009）第0253、0267号验资报告均已证实胜洲公司已经按期缴纳注册资本。胜洲公司即便存在损害大广公司利益的行为，也并非因与原告有关的事由而使得大广公司利益受损，但大广公司却仅仅基于自身与胜洲公司存在权利责任纠纷，不顾公司股权存在质押担保且被法院冻结的情况下，以案涉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胜洲公司乃至受让股权新股东的分红权，直接损害了原告作为质权人的合法权益。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增加受让股权新股东承担债务的责任。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后，却凭空增加了受让股权新股东承担债务的责任，完全等同于对被查封的股权擅自进行了权利处分，使得原告及人民法院日后成功处置质押股权变得不再可能。如果受让股权还必须承担原股东债务的话，仅就目前所知道的胜洲公司所负担的巨额债务，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价值将大幅贬损，甚至变得一文不值。其次，大广公司一再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增加受让股权新股东承担债务的责任是建立在胜洲公司抽逃出资损害了大广公司的合法权益，但同上所述，包括大广公司提供的证据在内，未有证据证明胜洲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案涉股东会决议实质应为大广公司将自身损失违法转嫁他人，直接侵害了原告作为质权人的合法权益。（2）关于2018年3月23日大广公司股东会二〇一八年第二号决议。该决议同样修改了公司章程，修改内容为：第七章第十八条“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所有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修改为“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该条内容的修改虽然看似满足《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于需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比例要求，但结合本案具体事实可知，虽然胜洲公司持有大广公司44.5%的股权，但原告仅对大广公司22.5%的股权享有质押权利，故即便在后续处置过程中该部分质押股权能全部得到处理，受让股权新股东也无法就大广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关系到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重大事项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实现自己作为股东的权利。该决议直接造成了质押股权在后续处置过程中变现困难、价值大幅贬损的不利后果，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质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院实施财产保全措施以期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的目的落空。（3）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已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7）湘0405执194、195、196号及（2017）湘0405执194、195、196-1号《通知书》，明确告知大广公司不得修改案涉公司章程妨碍人民法院执行。虽大广公司提出异议，但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亦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大广公司的异议请求。2020年1月17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4执复7、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大广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妨碍法院执行，案涉股东会决议违法实属无效。4、大广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5、大广公司对股权设定权限已严重影响到原告作为质权人对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所享有的质押权利。大广公司在明知股权存在质押且被法院依法冻结的情况下，以案涉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为公司股权设定了一系列新的权利负担，包括限制公司股东的分红权，直接加重受让股权新股东承担债务的责任，以及限制受让股权新股东的表决权，这一系列权利限制，客观上已直接导致质押股权价值大幅贬损，原告作为质权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原告对胜洲公司所享有的相关债权无法再通过处置质押股权变现来实现清偿。由于质权实现有赖于股权拍卖、变卖或者折价时的价格，如果股权价值在质押期间明显下跌，在胜洲公司未如期清偿债务，且不具备偿还能力时，质押股权又因价值减少而不足以清偿债权，胜洲公司又无法提供补充担保的情况下，原告作为质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将直接遭受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原告虽作为质权人但无法第一时间得知质押股权价值减损，相对应的无法及时要求出质股东即胜洲公司履行补救义务。即使质押股权价值发生除大广公司恶意作为下的正常波动，由于原告作为质权人无法直接参与大广公司内部的决策和管理，难以第一时间获得大广公司的内外部信息以及质押股权价值减少的信息，因此，也就无法及时要求出质股东即胜洲公司提供补充担保或者履行提前清偿的补救义务。在胜洲公司仅以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质押担保所欠原告债务的情况下，大广公司恶意违法为股权设定权利负担，将直接影响到原告作为质权人实现质权，以及债权的最终清偿。综上，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质押合同》（编号：GZ×××××001）；2、《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22××××01）；3、《债权收购协议》（编号：信粤-A-2014-019）；4、《质押合同》（编号：GZY×××017）；5、《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22××××02）；6、《债权收购协议》（编号：信粤-A-2×××84）；7、《股权质押协议》（编号：信粤-A-20×××71-01）；8、《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22××××101）。9、（2017）粤01执保2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稿）（复印件）；10、（2017）粤01民初5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11、（2017）粤01执保4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稿）；12、《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年第九号决议》；13、《修正案》；14、《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15、《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版）》；16、《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八年第二号决议》；17、《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修订版）》。当庭补充提交证据如下：18、（2017）粤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19、（2019）粤高法证字第431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20、（2017）粤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21、（2019）粤高法证字第432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22、（2019）粤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23、（2020）粤高法证字第231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24、（2017）粤民初10号民事裁定书；25、（2017）粤民初11号民事裁定书；26、（2017）执保3号财产保全清单；27、（2019）粤01执1978、19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8、（2019）湘0405执异63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29、（2020）湘04执复7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30、（2019）湘0405执异64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31、（2020）湘04执复8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32、（2019）湘0405执异6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33、（2020）湘04执复9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被告大广公司辩称，信达广东分公司不具备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的主体资格，也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格的原告，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合法有效，并未违反任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未对涉案股权设立新的权利负担。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1、信达广东分公司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故应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起诉。（1）信达广东分公司不具备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请法院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体资格。公司股东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第十一条明确公司章程仅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股东会职权范围，公司股东无论是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还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均为公司内部事务，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仅具有内部效力，因此只有股东、董事、监事才有起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的法律上的利益，是适格的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不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提起本次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涉案股东会决议所涉事项严格遵守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仅对公司内部事项进行了决议，据此形成的章程修正案所约束的对象也是在《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司章程所约束的主体的范围之内(即股东、董事、监事)，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涉案股东会决议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提起的公司决议无效之诉，法院既要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亦应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审查原告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使是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也并非必然具备提起公司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资格，还需要其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对胜洲公司的分红权及对外转让股权进行了限制，影响了其债权及质权的实现。涉案股东会决议对股东的分红权及对外转让股权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但分红权及股权转让条件设定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应为股东自身，股东以外的其他第三人对股东会决议所规定事项即使存在利害关系，也并非直接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由于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不具备提起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信达广东分公司只是对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的部分股权享有质权，信达广东分公司与大广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对于公司以外的人，即使其正当利益受到公司决议的不法侵害，也无法直接提起公司决议无效之诉或不成立之诉。原因在于，只有与公司决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成为两类诉讼的原告，而此处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一般是指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参与或者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决议内容与该权利直接相关，所以公司外部人无权直接提起公司决议无效之诉或不成立之诉。与公司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外部人尚且不能对公司内部决议提起诉讼，与公司未建立任何法律关系的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中对涉案股东会决议提起诉讼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原告作为案件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2、信达广东分公司与大广公司并未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其从胜洲公司取得的股权质权，如其认为存在担保物价值贬损的情形，应向合同相对方胜洲公司主张。在法律已经明确其救济途径的情况下，信达广东分公司向大广公司主张权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信达广东分公司作为质权人即使认为质押财产价值减少的，其也只能要求出质人胜洲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否则信达广东分公司可以要求对质押财产进行处置。质权仅限于质押财产，而不能及于质押财产之外的第三人的财产更加不及于大广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信达广东分公司作为涉案股权的质权人，是与作为出质人的胜洲公司直接建立法律关系，与其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胜洲公司，而并非大广公司，更不是大广公司的股东会，信达广东分公司作为与大广公司毫无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并未与大广公司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信达广东分公司仅以其是涉案股权的质权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大广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明显没有法律依据，更不能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3、信达广东分公司称其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和《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但显然，上述规定均不能适用本案，更不能支持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大广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主张。《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只有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才会导致无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效力的法律依据，只适用于执行程序中法院对执行行为的形式审查，并不适用于对民事实体权利义务的审查，信达广东分公司以此规定主张涉案东会决议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条规定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所使用的文字是“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排除其妨害”，并未认定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归于无效，只是认为上述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以及法院可排除妨害行为。4、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在另案中所作出的执行裁定不具有可参照性，不能适用于本案作为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是否构成设定权利负担及妨害执行事实的依据，更加不能作为认定涉案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无效的依据。首先，衡阳中院和珠晖法院在中铁五局申请执行案件中所作的法律文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信达广东分公司不是上述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大广公司也不是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衡阳中院和珠晖法院作出的通知书或执行裁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并且，衡阳中院在执行裁定中明确，该案的执行程序并不对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是否合法作出实体判断及处理，所以在本案中并不能依据该裁定对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是否有效进行认定。其次，2020年3月19日，珠晖法院作出(2017)湘0405执194号之ー、(2017)湘0405执195号之ー、(2017)湘0405执19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由于胜洲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申请执行人中铁五局申请终结本次执行，故(2017)湘0405执194号、(2017)湘0405执195号、(2017)湘0405执196号执行案均终结本次执行。自此珠晖法院所涉三个执行案均已终结本次执行。无论是通知书，还是执行异议裁定书、执行异议复议裁定书，均因其所依托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本次执行而不具有可执行性。此外，衡阳中院及珠晖法院实际上已经对涉案股权进行评估拍卖，相关执行程序并没有受到影响。该案对涉案章程修改行为的认定，也与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广州中院作出的(2019)粤01执1978、19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是相矛盾的。在(2019)粤01执1978、1979号执行案中，信达广东分公司是申请执行人，广州中院同样在涉案股权的拍卖公告中将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进行了公示，但是信达广东分公司从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广州中院也并未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在执行过程中对涉案股权设立了权利负担或构成妨害执行，显然，广州中院在信达广东分公司就涉案股权申请执行案中并未采纳衡阳中院或珠晖法院的观点，这说明执行法院对于所谓执行防碍的判断仅能代表个案中执行法院的态度，而不能将个案的判断适用于所有执行案件，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5、本案不存在大广公司为信达广东分公司股权质权设定新的权利负担的情况，信达广东分公司对大广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公司法禁止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做出的具体约定，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由股东意思自治的相关规定，决议内容对全体股东均具有约束力，并不存在为个别股权设定负担的情形。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形成，是股东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依法行使的正当权利。无论是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胜洲公司虽然持有大广公司的股权，但是由于其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抽逃出资行为，无论是基于《公司法》还是公司修改前后的章程，在胜洲公司纠正相应行为前，都应对其分红权予以限制。广东高院(2017)粤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胜洲公司的行为，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胜洲公司以非法占用公司资金的方式抽逃了其在大广公司的绝大部分出资约22.27亿元。大广公司当庭提交的广州市德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股东出资情况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亦明确胜洲公司在未经董事会审批及没有任何实质业务发生的情况下抽逃出资22多亿元。胜洲公司抽逃出资的事实均发生在2016年3月3日之前，也是发生在信达广东分公司对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采取保全措施(2017年3月9日)之前，《公司法》相关规定及修改之前的公司章程都明确大广公司各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公司盈余利润，也就是说，在案涉股权查封前，胜洲公司因抽逃了绝大部分出资而不享有分红权，二〇一七年第九号股东会决议仅是以书面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股东责任和义务，并没有给案涉股权设立权利负担，在胜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责任没有承担之前不得参与公司分红，也并非是由于决议内容所致，而是由于胜洲公司一直以来的持续的抽逃出资行为所致。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中一直强调案涉股东会决议给案涉股权设立了新的权利负担，使股权价值发生大幅贬损。股东分红不能等同于股东分红权。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的股权质权，其可主张的权利仅是股权的处置权，对应的是股权的交换价值，也只能涉及股权处置时的价格，仅及于已经产生的分红。而股东分红权的行使主体是股东，且股东行使该权利要符合法律和章程的规定。信达广东分公司以质权人身份，主张只有大广公司的股东方能行使的权利，显然是在偷换概念。胜洲公司因抽逃出资行为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已经不享有相应的参与公司分红的权利。二〇一七年第九号股东会决议仅是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的责任和义务予以重申和进一步明确，对全体股东适用，其内容并不涉及新的权利负担。胜洲公司因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而无法行使分红权，是胜洲公司自身抽逃出资行为导致的，而不是二〇一七年第九号股东会决议所致。（2）信达广东分公司作为原告应对其主张所谓存在涉案股东会决议给案涉股权设立了权利负担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信达广东分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2019)粤01执1978、19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反而证明了涉案股东会决议并未给案涉股权设立了权利负担，也并未妨害信达广东分公司对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根据（2019）粤01执1978、197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信达广东分公司申请广州中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案中，案涉股权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程序，经法院摇珠选定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后，已经在淘宝网上进行了拍卖，拍卖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10时至2019年11月21日10时，但是流拍，信达广东分公司因此向法院申请以物抵债，但由于胜洲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相关执行程序均需中止，因此无法进行股权抵债，现该执行程序依法被终结本次执行。此外，在(2019)粤01执1978、1979号案中，涉案股权在阿里拍卖网上进行公开拍卖时，广州中院在拍卖公告中将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进行了公示。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甚至直至广州中院裁定该案终结本次执行时，信达广东分公司从未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影响了案涉股权的评估价值及对案涉股权设立了权利负担、妨害执行，广州中院也从未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对案涉股权设立了权利负担及存在妨害执行行为。6、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大广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作出，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决议内容不存在任何违反效力性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本案案由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作为实体法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优先适用作为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的法律依据。案涉股东会决议不存在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所主张的法定无效事由，是大广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作出的，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二〇一七年第九号股东会决议是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案涉股权不能享有分红权并非由于该决议所致，案涉股权的受让人依法就胜洲公司向大广公司补足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其法定义务，与二〇一七年第九号股东会决议并无关系。二〇一八年第二号股东会决议内容只是关于股东会表决程序的调整，属于公司内部治理事项，且完全符合《公司法》的法律规定，合法有效。7、案涉股东会决议并未违反《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胜洲公司管理人所言引发《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规定的无效清偿行为的发生。如本案需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即意味着本案应归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则本案的管辖存在问题，而胜洲公司管理人的主张事实上就是想通过普通民事诉讼处理本应在破产程序中处理的事项。再者，胜洲公司在本案仅为第三人，并非本案的原告，但却在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之外另外提出了新的主张，明显与其作为本案第三人的身份不符，法院也不能将胜洲公司管理人的主张等同于原告的主张进行处理，如果胜洲公司管理人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存在违反《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而归于无效的情形，则胜洲公司管理人应向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提起相关诉讼，而不是在胜洲公司作为第三人的案件中要求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即使在本案中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审查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案涉股东会决议也并未违反《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更不因此无效。《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该条明确针对的是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存在的行为，而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均发生在胜洲公司入破产程序之前，明显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同时，本案根本不存在《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问题。大广公司在破产程序中已经依法申报债权，并已经被确认为普通债权，相应的债权受偿依照破产程序处理，并不存在对大广公司债权的个别清偿问题，事实上大广公司对胜洲公司的债权至今也并未获得任何清偿。胜洲公司管理人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但事实上《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只是对哪些属于破产企业的财产进行了规定，案涉股东会决议如何违反该条规定以及违反该条规定的法律后果，《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都未明确，仅依据该条规定并无法得出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结论。此外，胜洲公司管理人明显混淆了分红与分红权的概念。股东基于公司盈余利润分配方案特定化的盈余利润才是分红，而分红权只是股东基于股权享有的盈余利润分配请求权即股东行使分红权而获得的特定化的盈余利润是分红，才具备财产属性，能纳入破产企业的财产。分红权只是一种期待权，公司是否盈利，盈余利润是否分配以及如何分配，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的规定还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形成的分配方案进行确定后会转化为现实财产权利。在公司未对盈余利润形成分配方案时，股东对于公司盈余利润并没有特定化，此时盈余利润仍属于公司法人财产，股东不能在公司未形成分配盈余利润方案时要求分配公司盈余利润。案涉股东会决议只是对大广公司各股东的分红权如何行使进行了规定，并未涉及到对已经特定化并分配给胜洲公司的分红进行处理，根本谈不上以破产企业的财产对大广公司债务进行个别清偿的问题。即使按照胜洲公司管理人的观点，案涉股东会决议构成对个别债权人清偿，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破产管理人也只能要求对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的个别清偿行为主张撤销，而案涉股东会决议形成的时间距破产申请时间远远超过六个月，破产管理人的主张与《企业破产法》相矛盾。此外，胜洲公司管理人在答辩状中也认可，胜洲公司依法享有大广公司分红权利的前提是，胜洲公司要按约履行出资义务。而事实上是，胜洲公司已经抽逃几乎全部在大广公司的出资，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在胜洲公司没有相对应的实际股东出资的情形下，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及修改之前的大广公司章程(大广公司2016年公司章程）是没有相应的投资权益的，在胜洲公司没有补足出资、清偿债务之前，其根本没有参与分红的权利，更不存在设立权利负担的问题。作为股权财产的分红是指公司经营利润在弥补亏损及依法提取公积金之后基于股东会决议确定的盈余利润分配方案可获得的固化金额的分红款项，而不是分红权利。在本案中，大广公司由于胜洲公司抽逃出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前期高投入的情况，至今之中，从未对盈余利润分配形成过分配方案，不存在所谓的已经固化的分红款项。胜洲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作为普通债权人的大广公司面临胜洲公司的巨额抽逃出资无法补足的巨大风险。作为基础交通设施，大广高速能建成通车，前期投入是靠股东交投集团公司的足额出资和大量的融资来完成项目建设，如果无视胜洲公司抽逃出资而对大广公司形成的巨额负债无法清偿、抽逃出资未予补足的事实，无异于纵容胜洲公司再次非法获利，最终将导致国有资产损失，也会对广州市财政所支持的民生工程造成巨大的影响。8、大广公司提交的《关于的复函》显示，在珠晖法院执行过程中、胜洲公司被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前，胜洲公司依然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的有效性，并认为案涉章程修改不存在恶意妨碍法院执行的情形及未对珠晖法院的司法拍卖造成实质性障碍。同时，大广公司提交的证据10至证据12显示，胜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胜洲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20年5月13日同意在基于案涉股东会决议修改的公司章程的基础上对大广公司注册地进行修改，进一步印证了胜洲公司及胜洲公司管理人对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的有效性是不持任何异议的。以上证据都显示出，胜洲公司长期以来都是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的效力的，胜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胜洲公司破产管理人代表胜洲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时亦是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改的效力的，胜洲公司管理人在本案中仅以胜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就推翻其历史确认行为有违诚信，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告大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商事主体信息（网上打印件）；2、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工商部门查询件）；3、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年第九号决议（工商部门查询件）；4、《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部门查询件）；5、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工商部门查询件）；6、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版）（工商部门查询件）；7、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八年第二号决议（工商部门查询件）；8、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修订版）（工商部门查询件）；9、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工商部门查询件）；10、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二〇年第一号决议（工商部门查询件）；11、《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部门查询件）；12、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工商部门查询件）；13、声明（2018年2月12日南方日报A17版）；14、声明（2018年2月13日法制日报第07版）；15、声明（2018年8月7日南方日报A13版）；16、声明（2018年8月9日法制日报第10版）；17、声明（2019年6月18日法制日报第12版）；18、声明（2019年6月19日南方日报A06版）；19、（2017）粤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20、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凭证；21、粤新验字（2009）第0253号验资报告；22、粤新验字（2009）第0267号验资报告；23、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网上打印件）；24、广东锐朗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网上打印件）；25、北京大广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司报告（网上打印件）；26、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网上打印件）；27、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28、2013年海珠委贷字009号《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工商部门查询件）；29、2014年海珠委贷字007号《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工商部门查询件）；30、（2019）川0105刑初365号刑事判决书（裁判文书网下载）；31、（2017）粤民初10号之一裁定书（裁判文书网下载）；32、（2017）粤民初11号之一裁定书（裁判文书网下载）；33、《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网上查询）；34、国家发改委关于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核准的批复（复印件）；35、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广股决[2013]3号）；36、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粤境连平至从化段工程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原件）；37、信达广东分公司申请执行的（2019）粤01执1978、1979号案网上拍卖截图（网上打印件）；38、（2019）粤01执1978、1979号案拍卖公告附件《大广公司关于评估公司评估报告书的说明意见》（网上打印件）；39、（2017）湘0405执194号之一（裁判文书网查询的打印件）；40、（2017）湘0405执195号之一（裁判文书网下载）；41、（2017）湘0405执196号之一（裁判文书网下载）；42、关于《大广公司关于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通知事宜的报告》的复函；当庭补充证据：43、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股东出资情况其他专项审计报告。第三人胜洲公司述称，同意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胜洲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其对大广公司享有的44.5%股权依法属于债务人财产。2017年12月25日大广公司章程的修订行为对该债务人财产设定了新的权利负担，减损了该债务人财产价值，属于损害全体破产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首先，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因胜洲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其对大广公司享有的44.5%股权依法属于债务人财产。其次，根据《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之规定，胜洲公司已按约履行出资义务，依法享有参与大广公司分红的股权权利，至于胜洲公司与大广公司或其他股东之间的经济纠纷，仅属于胜洲公司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大广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严重限制了胜洲公司依法参与公司分红的权利，属于对债务人财产的权利负担，违反了《公司法》第四条之规定，减损了债务人财产的价值，违背《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损害了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若按照2017年12月25日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执行，将引发《企业破产法》第16条规定的无效清偿行为的发生。胜洲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公司分红也属于债务人财产，然而，若按照2017年12月25日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执行，将使得只有在胜洲公司向大广公司和其他股东清偿完其个人债务后，管理人才能接管到胜洲公司的财产，等同于变相迫使胜洲公司违反《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作出个别清偿行为。因此，大广公司2017年12月25日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属无效。3、大广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3月23日修订公司章程的行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2017年3月13日，广州中院依申请冻结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8900万元股权，期限为2017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12日。案涉股权已被广州中院冻结的情况下，未经冻结法院的同意，大广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3月23日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6月26日向大广公司发出（2017）湘0405执194、195、196号通知书，告知大广公司案涉的2次章程修订行为妨碍了法院执行拍卖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大广公司不服提出异议。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分别作出（2019）湘0405执异63号、64号、6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2月28日依法冻结了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所有股权，大广公司于2017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的行为增加了限制股东分红的权利，并要求转让后的股东应对转让前的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明显有碍法院的执行行为，遂驳回大广公司的异议请求。大广公司不服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20)湘04执复7-9号终审裁定,认定大广公司在胜洲公司持有的其股权被冻结并裁定拍卖后修订章程系对被冻结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驳回大广公司的复议请求。因此，案涉的2次章程修订行为已经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胜洲公司接管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多家债权人要求管理人与大广公司协商纠正案涉的2次违法修订章程行为。管理人也已于2020年6月9日致函大广公司股东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敦促其正视案涉2次公司章程修订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并要求其在收到本函之日起60日内启动章程修订程序，将公司章程恢复至2017年12月25日修订前的原状。第三人胜洲公司当庭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粤01破申183号民事裁定书；2、（2020）粤01破1号决定书；3、（2017）湘0405执194、195、196号通知书（复印件）；4、（2019）湘0405执异63号、64号、6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5、破产债权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申请书；6、函、快递单及邮寄情况。第三人交投集团公司述称，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且其起诉及诉讼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法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信达广东分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案涉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内容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1）案涉决议经全体股东以会议方式确认，以100%表决权比例通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程序性规定。（2）案涉股东会决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形。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及法理通说，确认公司决议无效要求违反的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本案所涉及股东会决议内容并不存在该种情形。从信达广东分公司诉状中陈述来看，其认为是对股权增设了权利负担，导致股权价值大幅贬损，从而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纵观与质权相关的《担保法》《物权法》规定，并不存在信达广东分公司所主张的涉及法律行为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质押物价值贬损或出质人损害质权人利益的情形，质权人也仅得向出质人主张补充担保或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认定相关行为无效。由此可见，即使信达广东分公司认为自身质权受损，其可以向胜洲公司主张损害赔偿或要求补充担保，而不能以自身利益可能受损为由要求法律对公司自治行为进行强行干预。（3）案涉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体现了公司意志，属于公司法所保护的公司自治范畴。在案涉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中，全体股东均发表了各自意见，决议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所达成决议对全体股东均产生约束力。针对股权分红权、转让权所作的安排，对于全体股东均平等适用，且其设立基础是在于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并不存在大股东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小股东利益、股东侵害公司利益或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相反，通过决议充分保障公司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公司运行的基础，也是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信达广东分公司无权基于胜洲公司债权人身份，要求大广公司及其股东基于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利益作出对公司自身不利的决议。至于股东会议事规则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改为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亦属于公司法所允许的公司自行设置议事规则的意思自治范畴，且并未突破公司法所规定的表决权最低限额，该项修改也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3、案涉股东会决议并未侵害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债权利益和质押权益，信达广东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现实的损失。首先，案涉股东会决议对于分红权、转让权所作的安排适用于包括交投集团公司在内的全体股东，也获得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中并不存在恶意侵害信达广东分公司等胜洲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其次，信达广东分公司所享有的是股权的质押权，根据《担保法》《物权法》等规定，质权的本质及核心内容在于通过对质押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或通过质押物抵偿债务方式实现债权。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并未排除上述措施的进行，信达广东分公司仍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对胜洲公司股权进行处置。最后，信达广东分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胜洲公司股权确因案涉股东会决议造成价值贬损，从而证明其确实存在现实的损失。实际上股权价值属于商业判断问题，不应当由法院进行法律判断。第三人交投集团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无证据提交本院。第三人粤财公司述称，不同意信达广东分公司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信达广东分公司当庭明确其诉请为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而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司法具有谦抑性，凡属于公司自治的事项，司法原则上不进行干预，否则将导致公司治理缺乏确定性，影响交易效率和安全。粤财公司作为大广公司股东，依照法定程序参与股东会表决，且股东会决议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股东会决议对大广公司各股东盈余利润分配请求权作出合理限制属于各股东意思自治，信达广东分公司作为胜洲公司质权人依法无权干预大广公司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第三人粤财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无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大广公司于2007年11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股东为交投集团公司、胜洲公司、粤财公司。根据2020年9月7日生成的胜洲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贾绍连为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大广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锐朗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均为胜洲公司股东。2017年4月5日，广东高院立案受理大广公司诉胜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大广公司诉讼请求胜洲公司返还其占用的资金2226796172.83元并支付利息。广东高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7）粤民初22号民事判决，判决胜洲公司向大广公司清偿欠款本金2226796172.83元及利息。2017年12月25日，交投集团公司、胜洲公司、粤财公司就大广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召开股东会议，经股东一致通过，并达成《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第九号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公司章程第五章第十二条后，增加第6点。条款增加内容为‘6、若股东损害本公司利益或者欠付公司款项,该股东在尚未足额赔偿或清偿上述债务本金和利息期间，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公司和股东间因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或仲裁,该股东在法院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裁判文书期间,也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上述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则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按受让股权占转让股东全部股权的比例,在转让股东总债务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二、同意公司章程第十六章第四十五条后，增加一句。增加内容为‘股东会依法有权修改公司章程,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对修改前股东的所有行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公司章程的修订具有法律溯及力。’三、同意就上述变更内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同日，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大广公司申请公司章程变更（备案）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2018年2月12日、2月13日，大广公司就《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第九号决议》先后在南方日报、法制日报作出声明。2018年3月23日，交投集团公司、胜洲公司、粤财公司就大广公司监事会等事项召开股东会议，经股东一致通过，并达成《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八第二号决议》。决议其中内容如下：“第七章第十八条‘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所有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修改为‘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2018年5月9日，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大广公司申请监事、章程变更（备案）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根据大广公司章程（2018年修订版），公司实缴注册资本2亿元，其中股东交投集团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0%、胜洲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4.5%、粤财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5%。2018年8月7日、2018年8月9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6月19日，大广公司就其诉胜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已由法院判决生效以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会二〇一七第九号决议、二〇一八第二号决议》先后在南方日报、法制日报作出声明。2018年11月28日，广东高院就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诉被告胜洲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贾绍连、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北京大广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民初10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胜洲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4年6月23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化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其中判决胜洲公司向信达广东分公司偿还借款3亿元及利息、违约金，信达广东分公司有权就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1500万元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同日，广东高院就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诉被告胜洲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贾绍连、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广东锐朗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民初11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胜洲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14年3月11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化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其中判决胜洲公司向信达广东分公司偿还借款2.99亿元及利息、违约金，信达广东分公司有权就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1500万元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上述两案判决均于2019年1月18日生效。2019年10月23日，广东高院就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诉被告胜洲公司、贾绍连、第三人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粤民初35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胜洲公司就其名下数额为1500万元的大广公司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其中判决胜洲公司向信达广东分公司偿还借款3.79亿元及违约金，信达广东分公司有权就胜洲公司持有的数额为1500万元的大广公司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该案判决于2020年2月11日生效。及后，信达广东分公司申请执行广东高院（2017）粤民初10号、11号生效民事判决。2019年12月16日，广州中院作出（2019）粤01执1978、1979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该院（2019）粤01执1978、1979号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两案裁定查明，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8900万元股权，由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首先冻结了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3710万元股权；广州中院以（2017）粤01执保24号、（2017）粤01民初53号案首轮冻结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5190万元股权，轮候冻结了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3710万元股权；广东高院（2017）粤执保3、4号、（2017）粤民初10、11号（本案诉保冻结）轮候冻结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8900万元股权。首先冻结胜洲公司持有的大广公司5190元股权的（2017）粤01民初53号案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亦是本案申请执行人同意本案处置其在本案享有优先权的3000万股权及（2017）粤01民初534号案享有优先权的1500万元股权。2019年11月20日10时至2019年11月21日10时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已流拍。申请执行人信达广东分公司申请以物抵债，经审查，被执行人胜洲公司已于2019年11月6日被移送破产处理，依法应对其中止执行而不能做股权抵债。经二次查询，该两案其他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并已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又查，2019年9月11日，大广公司向广州中院出具《大广公司关于对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书意见的函》，其中要求补充披露关于（2017）粤民初22号大广公司诉胜洲公司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一案以及（2018）粤01民初230号、231号大广公司诉胜洲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两案正在执行。同日，大广公司向广州中院出具《大广公司关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胜洲公司持有大广公司22.5%股权意见的函》，其中请求法院拍卖过程中披露大广公司股东会2017年第九号决议内容，以及胜洲公司作为大广公司股东占用大广公司资金共计26.83亿余元（不含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大广公司已分别向广东高院和广州中院提起诉讼，并判决生效，胜洲公司须承担上述返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违约及赔偿责任。2019年9月30日，大广公司向广州中院出具《大广公司关于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书说明意见的函》，提出如果评估机构认为不具备重大影响或无法判断其影响程度的情况，应在报告中进行披露，而不仅是提醒。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大广高速公路公司4500股权”网页上，广州中院2019年10月14日发布的竞买公告中，第七条特别提醒“本案股权价值的瑕疵相关情况详见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健德评字（2019）第1034号资产评估报告。特别应关注该报告中正文的十二项的特别事项说明。”经查，前述三份大广公司向广州中院出具的函均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大广高速公路公司4500股权”的标的物介绍一栏的相关附件下载中可见。再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书，均裁定驳回案外人大广公司的异议请求。2020年1月17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4执复7、8、9号执行裁定书，均裁定驳回复议申请人大广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上述生效执行裁定查明，在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山东岚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胜洲公司招投标合同纠纷三案中，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均依申请于2017年2月28日冻结胜洲公司所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三案进入执行程序后，2017年9月4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湘0405执194号、195号、1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胜洲公司所持有的大广公司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股权、2000万元股权、600万元股权。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3月23日，大广公司分别两次召开股东会，对大广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义务”最后一条表述为：“若股东损害本公司利益或者欠付公司款项,该股东在尚未足额赔偿或清偿上述债务本金和利息期间，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公司和股东间因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或仲裁,该股东在法院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裁判文书期间,也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上述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则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按受让股权占转让股东全部股权的比例,在转让股东总债务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附则”部分表述为“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公司股东会，股东会依法有权修改公司章程，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对修改前股东的所有行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公司章程的修订具有法律溯及力。”2017年12月29日，大广公司向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告知函，请求法院在拍卖胜洲公司股权时，对外披露公司章程的最新修改内容。2019年1月15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续冻三案被执行人胜洲公司所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2019年6月26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分别向大广公司出具（2017）湘0405执194号、195号、196号通知书，通知书认为大广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改的前述部分妨害法院的执行拍卖。2019年10月10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分别向大广公司出具（2017）湘0405执194-1号、195-1号、196-1号通知书，要求大广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纠正妨害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大广公司不服，遂提出执行异议。生效的（2020）湘04执复7、8、9号执行裁定认为，1、大广公司依相关规定修改章程如果在对胜洲公司持有大广公司股份采取冻结措施前进行，系正当行使权利。但其系在股份被冻结并裁定拍卖后修改章程以对被冻结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导致执行法院不便或无法对冻结的股份进行处置，此行为明显对执行行为造成妨碍。珠晖法院执行裁定仅对大广公司修改章程是否对执行行为造成妨碍进行审查判断，并未对其修改章程是否合法作出实体判断及处理，更未以司法手段影响其经营。珠晖法院（2017）湘0405执194-1号、195-1号、196-1号通知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要求大广公司纠正妨碍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对于胜洲公司占用大广公司资金案已经判决大广公司胜诉问题，大广公司可依照相关法律申请强制执行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能以此对抗人民法院对该三案的依法执行。3、大广公司向执行法院提交的公司章程修改告知函中明确告知了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并请求执行法院对外披露，故其以章程修改不具备达成实现的可能为由拒绝纠正妨碍执行行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4、目前执行法院并未收到受理胜洲公司破产的通知，故大广公司提出胜洲公司有关执行程序均应中止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查，2019年10月16日，胜洲公司向大广公司发出《关于的复函》，胜洲公司作为大广公司股东在该复函中明确不同意恢复大广公司2017年12月31日章程修改后的条款。后查，广州中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粤01破申183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对胜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1月6日，广州中院作出（2020）粤01破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担任胜洲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徐向辉。2020年6月9日，胜洲公司管理人依胜洲公司债权人信达广东分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申请致函交投集团公司，督促交投集团公司正视2017年12月25日、2018年3月23日修改公司章程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要求交投集团公司在收到该函60日内启动章程修改程序，将大广公司章程恢复至2017年12月25日修改前的状态。该函于2020年6月10日送达交投集团公司。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立案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纠纷，根据2011年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与公司有关纠纷为第二级案由，公司决议纠纷为第三级案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均为第四级案由，结案时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适用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再适用上一级案由。本案中，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已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故本案结案案由调整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因信达广东分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执行，故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信达广东分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2、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本案应先行审查信达广东分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如否，则直接从程序上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起诉，而无需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进行实体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可见，该条文并未规定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起诉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规定补充明确了有权起诉的适格原告的范围。根据该规定，有权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主体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显然，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大广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但司法解释在列举“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的同时，增加了一个“等”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这里的“等”字实际上是贯彻诉的利益原则，基于民事诉讼的一般起诉规则而进行设定，以“等”字指代“直接利害关系”标准。对“等”字的理解，不仅要遵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还要遵循前文“股东、董事、监事”的逻辑延伸，即原告须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与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享有参与或者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方为适格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认为其作为大广公司股东的债权人及质权人应为案涉股东会决议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故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分析如下：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学理上，只要存在诉的利益，都可以提起确认无效之诉。而法律规定则以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来确定。股东会决议为公司内部决议，仅具有内部效力，不具有对外效力。公司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人，一般而言是不受公司内部决议的约束。通常情形下，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债权人不直接发生法律关系，除非债权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时有相关明确约定，否则，债权人对介入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纷争并无现实法益。结合本案，首先，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大广公司的债权人，更未与大广公司签订任何合同而享有参与或者监督大广公司经营管理权利，与大广公司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对大广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并无法律上利益。再者，信达广东分公司只是大广公司股东之一胜洲公司的债权人及质权人，信达广东分公司通过其与胜洲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诉讼即可实现其权利救济，并无通过对大广公司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来实现其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因此，信达广东分公司对本案确认之诉，并无诉的利益。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至于，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适用问题，均为执行程序解决。胜洲公司管理人的相关主张应另循破产衍生诉讼救济，均非本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起诉。本案受理费无需缴纳，原告已经预交的，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裁判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梁耀光审判员  肖少珍陪审员  何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汪荣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