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9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要旗，男，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立国，郑州市德化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玫，女，汉族，住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伟铭，河南益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要旗因与被上诉人陆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要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洗车机价款106000元，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洗车机的出卖人为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诉人并非出卖人。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认定为洗车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判决上诉人承担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8年4月26日，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一份，案涉洗车机系出卖人征途电气与买受人陆玫之间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该买卖合同向案涉洗车机的出卖人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主张权利。本案虽然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日核准注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也应当向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来主张其权利。上诉人虽原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非公司股东、发起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另外，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4日、2018年7月1日向上诉人转账96000元，系上诉人代表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上诉人个人依法不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任意夸大事实，将2019年11月6日《售后协议》认定为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2019年11月6日《售后协议》中显示有：“因乙方原公司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9月2日核准注销，后续洗车机所产生一切问题均由法定代表人马要旗承担”，但就《售后协议》具体条款约定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所要承担的合同义务，也只是2019年11月6日之后对洗车机的后续维护和维修义务，并没有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洗车机款的约定，也并不存在对原《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承受的任何意思表示。该《售后协议》中“后续洗车机所产生一切问题”，其意指的是2019年11月6日之后洗车机的后续维护和维修问题。一审法院将“后续洗车机所产生的一切问题”认定成了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洗车机价款106000元，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与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豫0305民初2711号民事裁定书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3民辖终313号民事裁定书之间，前后自相矛盾。因一审法院错误将《售后协议》认定成了征途电气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那么，一审法院就理应依据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陆玫之间签订的《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相关条款约定依法裁判，依照《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中第三条第4款约定，本案依法应当由有管辖权的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或者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根本无管辖权，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成立。二、本案上诉人被胁迫情况下签订《售后协议》的事实客观存在，且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的规定给予撤销。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和撤销是错误的。2019年11月6日，上诉人按被上诉人通知到洛阳被上诉人处维修案涉洗车机，在上诉人维修期间，被上诉人指使他人将上诉人所乘车辆轮胎卸掉并隐匿，经报警，被上诉人以此胁迫上诉人签订其事先拟好的《售后协议》，否则不给轮胎、不让走，上诉人在迫于无奈情况下，签了该《售后协议》。该事实由在场目击证人谢某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且在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当庭所提供的证据中也给予了印证，对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为由而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按照《售后协议》约定按时检修，致使洗车机长时间不能运行，已构成根本违约”，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本案上诉人在2019年11月6日签订《售后协议》后，已经全面切实履行了约定的维护和维修义务。本案案涉洗车机的出卖人为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上诉人并非出卖人，依法并不承担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更何况，中所周知，洗车过程中能导致被洗车辆受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操作不当等亦可造成，不能仅凭被洗车辆受损就一定确定就是洗车机的质量问题造成。被上诉人提交的照片、视频及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能证实被洗车辆受损与案涉洗车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证明上诉任未能按照《售后协议》约定按时检修的事实。况且，就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上诉人在庭审中均提出了异议。在无有效证据能够给充分给予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过于草率。综上，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陆玫辩称，上诉人销售的产品系三无产品，既没有合格证也没有标牌，一审法官要求上诉人提供芜湖厂家的销售手续，但在规定时间内上诉人并未提交。上诉人销售假冒上海公司的洗车机，所签订合同约定的品牌与和芜湖厂家是不一致的。洗车机经过多次维修后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售后协议，承诺后续洗车机产生的一切问题均由他本人负责。正是由于上诉人利用其上海洗车公司品牌在华北地区总代理的身份，冒牌销售假冒伪劣的产品，导致被上诉人购买该产品后多次发生洗车事故，该洗车机根本无法使用，也不能按照售后协议的约定进行检修，导致被上诉人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陆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售后协议》；二、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洗车机款项106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6日，原告陆玫（乙方）与征途公司（甲方）签订《凯蒂亚洗车机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全电脑龙门毛刷系列KDY-5ST-F型号的洗车机一台，价款106000元。甲方处由案外人张宁飞作为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征途公司的印章。2018年5月4日，原告向被告马要旗转账31800元，2018年7月1日向被告马要旗转账64200元。此外，原告还于2018年11月13日向案外人张宁飞转账10000元。2019年11月6日，原告陆玫与被告马要旗签订《售后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合作的基础上，就乙方销售给甲方的全电脑龙门毛刷洗车机（型号：KDY-5ST-F）一台，甲方购买价格为106000元。现因乙方原公司征途公司已于2019年9月2日核准注销，后续洗车机所产生一切问题均由征途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要旗承担。一、乙方向甲方销售的洗车机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包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乙方承诺为甲方所购洗车机提供终身维护。三、该洗车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若发生人为因素所产生的故障，乙方应在甲方告知之日起3日内到场进行检修，直至洗车机可正常使用方可离开。三、该洗车机质保期延长至2020年3月31日，后续若发生故障，乙方需到场进行维修。四、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与原“洗车机购销合同”如有冲突，以本协议为准，本合同一式二份，核对后，经双方签字，本合同签字后即生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法庭提交洗车机发生故障的相关照片、视频以及与案外人张宁飞、马要旗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被告马要旗与原告陆玫签订的《售后协议》，被告马要旗辩称其受胁迫而签，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该院不予采信。该协议自双方签字后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庭审中，原告就洗车机频繁发生故障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照片、视频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售后协议》后洗车机再次发生故障，且被告未能及时维修。根据《售后协议》的约定“因乙方原公司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9月2日核准注销，后续洗车机所产生一切问题均由法定代表人马要旗承担”，被告马要旗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征途公司出售的洗车机频繁发生故障，且被告未能按照《售后协议》的约定按时检修，致使洗车机长时间不能运行，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售后协议》，并由被告马要旗返还价款106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应将案涉洗车机返还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陆玫与被告马要旗签订的《售后协议》；二、被告马要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玫返还洗车机价款106000元，原告陆玫于收到该款项后十日内将案涉洗车机返还被告马要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0元，由被告马要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陆玫向征途电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购买案涉洗车机,因该注销,陆玫就洗车机后续问题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要旗签订《售后协议》。该协议内容约定明确,马要旗在协议上签名并在多处按指印确认,庭审中马要旗亦认可签字前看过协议内容,现马要旗主张该协议系其受胁迫所签,无证据证明,理由不能成立,该协议的效力应予确认。协议约定,后续洗车机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均由马要旗承担,并注明与原洗车机购销合同如有冲突,以本协议为准，故陆玫按照协议约定向马要旗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协议签订后,洗车机再次发生故障,马要旗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到场维修,后其退出微信群,陆玫无法与其联系。现案涉洗车机无法正常使用,陆玫要求解除该《售后协议》，由马要旗承担退还洗车机购货款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马要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0元，由马要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蔡美丽审判员 王 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文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