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54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连政，男，1980年1月6日生，汉族，住长垣市蒲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琴，河南捷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沿沿，河南泓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国昊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长垣市。法定代表人：徐阔，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帆，河南弘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伟亚，河南弘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连政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国昊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国昊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豫0728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连政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2020)豫0728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王浩系被上诉人监事，能够证明王浩系因被上诉人指示而向上诉人支付口罩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同买卖关系。很明显，这纯属是原审法院极端错误的主观推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审中，被上诉人诉称其2020年4月23日指示王浩向上诉人支付口罩款3122000元，没有任何依据，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系虚假陈述。理由如下：2020年6月中下旬，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第一次在原审法院因本案同一事实以口罩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上诉人的相关诉讼文书后，才知晓被上诉人这个公司的存在；2020年4月24日，上诉人同意接受滑某无偿委托帮助其接收款项后，滑某才让付款人也就是王浩添加了上诉人的微信，之前双方没有过任何形式的交流，也互相不认识；2020年4月23日，被上诉人没有向王浩支付分文款项，王浩也没有向上诉人支付分文款项。也就是说，2020年4月24日之前，上诉人不但不认识被上诉人，更不认识包括王浩在内的被上诉人所有高管或者员工；另外，上诉人不生产口罩、也不销售口罩。也就是说，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具有口罩买卖合同关系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可能性，更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其指示王浩向上诉人支付3122000元口罩款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2）原审中，被上诉人不但没有提供其和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的任何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供其指示王浩向上诉人支付口罩款的任何相关证据，更没有提供其向王浩支付3122000元口罩款的基本事实证据。而上诉人提供的王浩的账户明细，可证明王浩之前就与被上诉人存在经常的大额资金往来，其银行卡账户本身也有大额余款，不仅用微信向上诉人转款，还指示其他人向上诉人转款，这些不但不能证明王浩系受被上诉人指示转款，还恰恰证明了王浩是受滑某的指示向上诉人转款，被上诉人与滑某之间涉嫌系出借公司账户的违法事实，这也与上诉人提交原审法院的其与王浩之间的通话录音相互印证。原审法院之所以认定王浩向上诉人的转款行为系受被上诉人指示，仅仅是单纯由王浩系被上诉人监事主观推断而来。而无论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日常往来常识上来讲，可以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法律活动的只能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授权委托的人，王浩作为被上诉人监事连职工都不是，更没有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因此，原审法院如此推断，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严重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2020年6月22日的笔录，而原审法院也称上诉人仅仅提供了通话录音一份证据，但在认定王浩系受被上诉人指示转款时，又贸然依据王浩在2020年6月22日的笔录中也认可其系受被上诉人指示转款来认定案件事实。原审法院自造证据来认定本案事实的这一客观情况，也恰恰证明了，原审法院明知其认定的所谓事实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3）本案的事实是：2020年4月24日，上诉人无偿接受滑某的委托，用自己的账户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王浩受滑某指示向上诉人转款，上诉人已按委托人滑某的指示将其收到的3122000元款项全部转出，该事实王浩自始知晓，且原审中，针对这一客观事实，上诉人提供了其与王浩的通话录音，但原审法院在这份证据具备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前提下（原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否认上诉人通话的对方是王浩，且王浩开庭时全程在场），仅仅以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口罩买卖合同关系，2020年4月23日及之后，均不存在被上诉人指示王浩向上诉人支付任何口罩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终止，上诉人尚欠1492000元货款未返还被上诉人，也系原审法院的主观推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根据以上1中，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口罩买卖合同。那么，也就不存在合同终止的问题。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主张：国昊公司指示王浩向上诉人转账3122000元用于履行口罩买卖合同，后国昊公司发现尚余1492000元上诉人未将口罩予以交付，国昊公司经多方得知上诉人将其中的920000元挪作他用；又称另外50万元，系国昊公司因口罩质量问题向陕西华远医药集团商洛冠龙药材有限公司赔付的50万元。从被上诉人这一陈述中，可推测，王浩经滑某指示转给上诉人的3122000元中有92万元可能没有购买口罩（上诉人仅负责按照滑某指示接收款项和转出款项，转出的款项滑某用来做什么了，是否用来购买口罩，上诉人并不清楚，但王浩自始明知上诉人已经根据滑某指示将这92万元全部转付给了滑某和滑某指定的人），其他的上诉人认定滑某都用来买口罩了；上诉人不生产口罩、也不销售口罩，没有向被上诉人提供过任何口罩，不存在向被上诉人交付不合格口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其因口罩质量问题被退货而造成的50万元损失；事实上，经了解，被上诉人所称其垫付的50万元，系因其被陕西华远医药集团商洛冠龙药材有限公司控告合同诈骗罪而被陕西省丹凤县公安局立案调查后，由陕西警方向其追缴的退赃款项，系因其自身行为造成的，而非由被告造成的，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上诉人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是被上诉人所称的92万元还是50万元，上诉人均没有占有，更没有任何的利益。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主张的1492000元认定为系上诉人不当得利取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的人”。也就是说，不当得利有四个构成要件：a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b他方受有损失；c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d没有法律上的依据。（2）本案中：a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前提性构成要件即“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理由：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指示王浩向上诉人转款3122000元，并用于履行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口罩买卖合同。实际上，自2020年4月24日起，上诉人仅仅是无偿接受滑某的委托，用自己的账户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王浩向上诉人转款系基于滑某的指示，上诉人接受委托接收的款项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且上诉人已按照滑某的指示将收到的所有款项转出给滑某和滑某指定的人，不存在任何获利的情况，并没有取得被上诉人任何财产上的利益（包括被上诉人起诉主张的所谓上诉人私自挪用的92万元）。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其与王浩的通话录音，明确证明了王浩自始明知这些客观情况；b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必要构成要件即“他方受有损失”，理由：事实上，上诉人的委托人滑某并没有因上诉人受托接收、转出款项而遭受任何损失，而被上诉人是否受到损失及损失多少，应根据其主张的口罩买卖合同约定，依法追究其真正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责任，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性；c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关键性构成要件即“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理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包括任何形式的口罩买卖关系，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有损失，也只能和其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和上诉人没有因果关系，更何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具有口罩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口罩的数量和规格和单价、被上诉人应支付多少款项、上诉人交付了多少口罩、上诉人交付的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质量问题的口罩数量及是否被退回及被退回的数量及相应价值”等实际情况，无法证明其是否有损失及损失数额；d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关键性构成要件即“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理由：上诉人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系因无偿委托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依据，而非没有法律上的根据。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像被上诉人主张的，其系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口罩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向上诉人支付款项，那么，上诉人收取款项，也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3）也就是说，本案不具备不当得利的任何一个构成要件，因此，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视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不见，依然主观臆断的认定为不当得利，属于适应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未将上诉人与滑某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委托法律关系，予以依法保护，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且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来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其主张的口罩买卖关系；而上诉人提供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即上诉人和王浩的之间通话录音，明确证明了：王浩向上诉人转款系受滑某指示，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系其指示；上诉人也确系受滑某的委托收款并已按照滑某指示将收到的款项全部转出，不经营口罩生意，没有任何获利。而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上诉人无偿接受滑某的委托，用自己的账户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双方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并不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原审法院程序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是无偿接受滑某的委托，用自己的账户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退一万步讲，如上诉人真的在帮助滑某接收、转出款项过程中，给滑某造成了损失，也应该是滑某来起诉上诉人，而不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因为，无论从客观事实上，还是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上，在此情况下，均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3、另外，本案的委托人是滑某，而不是被上诉人国昊公司，也就不存在“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情形，而合同具有相对性，被上诉人无法突破合同相对性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国昊公司也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诉人行使权利。故此，河南国昊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不但未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还违法做出了更错误的判决。（4）原审中，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出，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将该案移送至长垣市公安局进行侦查处理，但原审法院并未依法移送。被上诉人国昊公司辩称，原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正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已经足够证明王浩是出于职务行为进行了的转账。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向王浩发出指示，要求其向上诉人进行转账，而王浩于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27日依照公司指示完成了转账，在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录音中，其也承认了收到转账312万元的事实。虽然被上诉人称其不生产口罩，但是在疫情期间，个人向相关厂家收口罩进行转卖，是十分常见的事情，而公司因本身能力不足，才与上诉人达成了口罩买卖关系。上诉人一直声称其是受滑某（音译）所托，其既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受滑某所托转账，也无证据能够证明其受滑某所托收款。上诉人一直依照约定向陕西华远医药集团商洛冠龙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洛公司）发送口罩，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中其也一直承认购买口罩的情况自己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了，其将货发出去后对方又将货发回。因此在其未依约将口罩全部合格发货的情况下，在2020年4月30日也将部分款项退回到商洛公司。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商洛公司所出的情况说明、证明，以及河南益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的证明、汇款查询明细，可以看出上诉人确实购买了口罩，也确实发往了商洛公司。如双方未有任何买卖口罩的关系，其也不会将该笔款项退回到商洛公司账户。而被上诉人因上诉人未依照约定将全部未发货的货款退回，被上诉人只能先行垫付50万元货款，因此该损失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一直称其按照滑某（音译）指示向他人转账，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也侧面证明其未将全部货款依照约定购买口罩，私自将其中的92万元货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被上诉人得知此事后，也一直催促其追回该笔款项，用于履行双方的合同。因此可以如下事实，上诉人在接受到被上诉人转账后，其中92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剩余款项购买口罩，但因部分产品不合格被商洛公司退回，因此三方协商将剩余货款退回给商洛公司。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买卖关系因上诉人违约，已经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解除，上诉人也基于解除合同开始退款。上诉人占有该笔款项的依据是买卖合同，那么在其占有款项的依据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自然应当返还款项，其继续占有已经没有了依据，如此情况下，符合不当得利纠纷的条件。上诉人所谓的其不生产口罩，其收取货款是与滑某（音译）的无偿委托关系，在一审中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仅仅是辩解自己与本案无关。其在一审提交的所谓的通话录音，也是声称其收款、发货、退货的事实，法院依照相关证据，自然无法得出其与所谓的滑某（音译）是无偿委托关系。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正确。在被上诉人已经证明其转账人员系公司高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一直用其不生产口罩、受滑某（音译）所托的借口，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说法的情况下，重复辩解被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已经依照职权审查了公司的参诉身份，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合理合法的认定了原被告的主体资格均适格。而上诉人所称的向一审法院提出涉嫌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就应当依照其意见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人民法院对于虚假诉讼自然有其严格的审查办法，本案被上诉人提交了真实的证据，人民法院依照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理，有何虚假诉讼之说？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严格依照事实、证据审理此案，得出了原审判决。上诉人仅仅因该案判决对其不利，就认为原审法院枉法裁判，简直是无稽之谈。其利用所谓的程序权利，滥用司法资源，拒绝返还货款，丝毫不顾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国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王连政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492000元，并支付2020年4月23日起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偿清）；2、由王连政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王浩系国昊公司的监管。受国昊公司指示，2020年4月24日至4月28日，王浩通过银行及微信多次转款给王连政共计2962000元，2020年4月24日王浩又通过魏东分两次向王连政共转款160000元，以上转款共计3122000元，用于购买口罩。后双方产生纠纷，口罩买卖合同终止，王连政尚欠1492000元货款未返还给国昊公司，故国昊公司诉讼来院。原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王连政于合同终止后，未将剩余货款1492000元退还国昊公司，其仍然占有没有合法依据，系不当得利，王连政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国昊公司。对于国昊公司要求王连政自2020年4月23日起支付利息，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清止的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国昊公司所主张的利息并非1492000元不当利益所产生的孳息，故对国昊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浩是否是受国昊公司指示向王连政转款的问题，王浩系国昊公司的监管，即高级管理人员，国昊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王浩系受公司授权向王连政转款，且王浩于2020年6月23日的笔录中亦认可系因公司的授权而转款，故王浩的转款系国昊公司的指示而为。关于王连政辩称其与国昊公司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的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被告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国昊公司向王连政转款，王连政接受转款并购买口罩，双方都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国昊公司与王连政主体资格适格，对王连政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王连政辩称其接受转款及支付款项均系因滑某（音）指示的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连政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河南国昊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1492000元。二、驳回河南国昊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28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连政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20年5月25日国昊公司的起诉状一份和6月23日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国昊公司第一次起诉称转款3262000元，其中92万元货款未交付，本案中又诉称向上诉人转款3122000元，其中1492000元货物未交付，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多少钱，需要买多少货物都搞不清楚，自相矛盾，且第一次起诉是被上诉人明确自认其只是对外出借公司资质，且知道陕西警方因商洛公司起诉诈骗罪时才知道口罩不合格，可见商洛公司从未因口罩问题与上诉人进行过联络，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退款函，情况说明明确证明了关于口罩的一切问题，商洛公司始终与滑某对接，以上几点相互印证，明确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庭审笔录中也明确了是312.2万，在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中，上诉人也认可该数字，至于326.2万产生的原因，原审提交的聊天记录中，王浩交付十四万现金，但因上诉人不认可，没有计算在内，所以起诉开始就是312.2万。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国昊公司主张其与王连政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但王连政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其和国昊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称其只是将自己银行账户出借给王浩和滑某使用，其对外转款均是受滑某指示，其并未占有案涉款项，但其仅提供了其与王浩之间的通话录音，并未提供其所提到的关键证人滑某的证言，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王连政不能按照国昊公司要求提供合格的口罩，国昊公司享有依法解除合同的权利。王连政于合同终止后，未将剩余货款1492000元退还国昊公司，其仍然占有没有合法依据，系不当得利，王连政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国昊公司。综上所述，王连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28元，由王连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岚岚审判员  孙莉环审判员  付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