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6188号原告：徐毅，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少武，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佳慧，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岳楚渔，男，194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岳小波，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邵县。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北京市庆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毅与被告岳楚渔、岳小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毅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少武、崔佳慧，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徐毅800万元；3.被告支付原告徐毅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12月13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5月16日为2584734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徐毅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其中律师费10万元、保险费19052.5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徐毅与二被告为湖南老乡，双方经口头协商，拟共同筹建“游艇俱乐部项目”。2011年12月，原告徐毅分二次向被告转账共计800万元。上述款项支付后，“游艇俱乐部项目”没有任何进展，至2016年，因种种原因致使“游艇俱乐部项目”已不能继续实施。从2016年1月29日起，原告徐毅开始陆续要求被告返还800万元，但被告置之不理，且拒不退还款项。现原、被告之间拟共同筹建“游艇俱乐部项目”的目的已不能实现，被告理应将获得的800万元返还原告，但被告拒不返还，造成原告利益受损。原告向被告多次催要无果，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岳楚渔辩称：一、岳楚渔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徐毅对岳楚渔的起诉。徐毅本次起诉所提供的深圳发展银行客户回单显示，款项是从徐毅账户汇至岳小波账户的，与岳楚渔无关。二、徐毅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徐毅提交的客户回单显示的汇款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距本次起诉时间已超过七年有余，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被告岳小波辩称：一、岳小波与徐毅之间从未有过“游艇俱乐部”的合作，根本不存在解除合作协议的情况，徐毅坚称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应由其充分举证。徐毅在起诉中称双方口头协商，拟共同筹建“游艇俱乐部”完全不是事实。首先，徐毅向岳小波转款800万元并未填写汇款用途，无法证明是合作款。其次，800万元的合作项目并非小规模的投资合作，在未约定清楚“投资数额、合作期限”等必要要素的情况下，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明显有悖常理，至今徐毅也未能说明“口头协议”的具体内容。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徐毅称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应由徐毅进行举证。二、现岳小波有充足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的800万元为股权转让对价款。2010年，岳小波间接控股的海南众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正公司”）想订购一艘小游艇，通过朋友认识了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鸟公司”，现更名为“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李某说他们公司正在操作上市，如果岳小波订购一艘大游艇可以增加业绩帮助他们上市，他会安排给答辩人50万太阳鸟公司的原始股。为此，岳小波安排众正公司和太阳鸟公司签订了三份购买设备及建造游艇的合同，众正公司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李某拿出一份徐毅已经签好的《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给岳小波，该协议第二条双方确认“上述股份自即日起由乙方（岳小波）委托甲方（徐毅）代为持有并管理，但股份本身极其派生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送股、公积金转股等）均属乙方所有。”第三条双方确认“在公司上市后，由双方协商按下述方式之一完成乙方权益的实现与分割：1、按协商价格，甲方将上述股份从乙方购回，购回后股份即归甲方所有；2、在股份解禁后，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将上述股份出售，并将出售后所得款项支付予乙方。”随后，岳小波在上述协议上签字予以确认。2010年9月28日，太阳鸟公司上市，上市时股价为每股人民币28.88元。2011年12月，徐毅将上述50万股股份的折价款共800万元分两次汇入岳小波账户，随后收回了上述协议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证据成立。”因此，法庭应责令徐毅提供上述协议的原件以查清本案800万元的性质。特别是在徐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显示日期为7月2日周一下午9:33的短信中，岳楚渔说“这笔钱和岳小波那个合同说的不一样，跟李某说的也不一样，合同底稿还在，这件事你、我、李某最好坐在一起谈清楚，李某最开始说给岳小波50万股，当时股价涨到2000多万的时候，李某要求800万卖给他，我们看在朋友的份上也没计较这么多，也就算了，所以我说三人坐一起才能谈清楚”。徐毅的回复是“谢谢老板理解”。徐毅的回复默认了“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的存在及800万元为股权转对价的性质。结合岳小波提交的游艇采购合同、付款凭证、船艇交接书、太阳鸟公司招股说明书等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本案的800万元性质为股权转让对价款。三、徐毅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四、若徐毅坚称本案800万元汇款的性质为合作款而非股权转让款，岳小波将提起反诉，要求徐毅支付《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1440万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徐毅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2月13日，徐毅分二次共向被告岳小波账户转账共计800万元,未注明用途。庭审中，徐毅提交了手机短信截图，称其于2016年1月29日给岳小波手机发送短信，主要内容为：“2013年10月我从我的个人帐户向您分两次汇款800万元，意在共同筹建太阳鸟游艇俱乐部项目，因为种种原因该项目至今已过了三年，基本不能继续实施，经你叔叔同意此笔你代收的款项还是原路返还！”但无回复短信。2016年6月21日短信内容：“小岳请回电话”。2018年6月14日，再次发送了催讨款短信。2018年6月16日，徐毅给岳楚渔发出了短信，内容为：“我向您侄子岳小波汇的800万元，已经拖得太久了。李总讲您去年有困难要求缓缓，现在又快一年了，此钱当时我们是个人从银行贷款筹措汇给岳小波的，每年利息负担使我不堪重负，请您帮忙解决。对我而言是巨款，最终还是必须解决的。”2018年7月2日岳楚渔回复短信内容为：“这笔钱和岳小波那个合同说的不一样，跟随李某说的也不一样，合同底稿还在，这件事你、我、李某最好坐在一起谈清楚，如果岳小波该你的钱他绝对不会赖帐的，李某最开始说给岳小波50万股，当这股涨到2000多万的时候，李某要求800万卖给他，我们看在朋友的份上也没计较这么多，也就算了，所以我说三人坐一起才能谈清楚。”徐毅回复：“谢谢老板理解！”2018年7月9日，徐毅短信内容为：岳总，相关情况大家可以交流，因为事情其实很简单且清楚的，不管什么情况，希望我们一起坐下来谈并把问题友好解决。对于徐毅向岳小波转账800万元的性质，徐毅称：原告徐毅原为上市公司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2011年1月，岳楚渔和徐毅在珠海见面，岳楚渔提及其在三亚有两个岛，要求合作进行旅游开发，双方经口头协商，拟筹建游艇俱乐部项目，双方就此达成初步合意。由岳楚渔先购买游艇，双方后续再安排推进资金、技术、俱乐部建设等事项。2011年10月，岳楚渔提出资金紧张，要求徐毅预付800万后，再履行承诺。为了推进游艇俱乐部项目，2011年12月，徐毅按照岳楚渔的指示，将800万元转入岳小波账户。被告岳楚渔否认徐毅所述，否认与徐毅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岳小波否认与徐毅有过“游艇俱乐部”的合作，其称此款系“2010年，岳小波间接控股的众正公司为协助徐毅为股东的太阳鸟公司上市增加业绩，向太阳鸟公司订购一艘大游艇，太阳鸟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会安排给岳小波50万太阳鸟公司的原始股。在与太阳鸟公司签订了《购买设备及建造游艇的合同》后，太阳鸟公司李某拿出一份徐毅已经签好的《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给被告岳小波。在太阳鸟公司上市后，徐毅回购将上述50万股股份的折价款共800万元分两次汇入岳小波账户，随后收回了上述协议的原件。被告提交了该《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为徐毅，乙方处为空白；协议约定：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徐毅）向乙方转让部分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徐毅）将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50万股，股份转让款已于本协议签署当日即全部支付予甲方（徐毅），股份转让已同时完成，乙方即拥有所有权及享有与公司其他股东同样的权利；2、上述股份由乙方委托甲方代为持有并管理。3、公司上市后，由双方协商按下述方式之一完成乙方权益的实现与分割：1、按协商价格，甲方将上述股份从乙方购回，购回后股份即归甲方所有；2、在股份解禁后，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将上述股份出售，并将出售后所得款项支付予乙方。在尾部甲方处有徐毅签字，乙方处有“岳晓波”字样签名，庭审中，被告称此处的签名是岳小波让他人代其所签。在上述协议上没有日期。岳楚渔称：李某将协议原件交给我方时，上面就没有签署时间，我们也没有写时间，该协议是对方提供的，基于我方高价订购游艇，对方将股权转让给我们。我们看到协议第一条的表述，就认为该合同不需要我方支付对价，且已经完成，我方认为合同没有风险，就签字了。被告岳小波为证明其抗辩意见，提交了众正公司与太阳鸟公司2009年12月5日签订的《凤鸟88商务艇设备采购合同》，证明其向该公司采购款为960万元，其提供了《凤鸟88英尺豪华商务艇建造合同》及补充协议，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等，以证明其为增加太阳鸟公司业绩而购置了价格更高的商务艇及履行《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的事实。证人李某到庭作证称：我与岳楚渔认识是在2007年，在2009年下半年签了一个购买游艇合同，是跟公司之间签订的，因为有领导和朋友的关系，而且我们想在海南打开市场，所以把市价3000万的游艇以2000万不到的价格卖给了岳楚渔。我们在上市的材料中，将该合同披露了。大约在2011年初，岳楚渔和我聊起来岳楚渔在海南有两个岛，要建一个游艇俱乐部，问我能不能合作。我已经在长沙搞了一个游艇俱乐部，我说可以合作。我说长沙游艇俱乐部我们是控股的，三亚游艇俱乐部我们不控股，以参股的模式可以谈。当时聊起来也是个意向。2011年6月试船，我们继续聊到游艇俱乐部合作，岳楚渔想买长沙游艇俱乐部的股份，参股时我说我长沙游艇俱乐部的股份不能卖，但徐毅他可以卖，我说让岳楚渔跟徐毅谈。后来在9月份，徐毅就拟了一个合同，交给我，徐毅还签字了，金额是按照股价30块，共计1500万，合同标的是徐毅在我们公司上市时持有的公司股权，当时岳楚渔参与长沙游艇俱乐部的投资，就是要求徐毅给他50万的股票。当时按照一半的市价给了岳楚渔，也说好了岳楚渔还要在我这里买船。我跟岳楚渔说合同要及时签订，不然是草稿，10月份岳楚渔给了我一个复印件，当时我没有仔细看，后来发现是复印件，岳楚渔签字写的是岳小波，我不知道谁是岳小波，后来岳楚渔说是他侄子。到了11月份，徐毅不开心了，说要不就不搞了。岳楚渔问我是不是能让徐毅先借给他800到1000万，股票压在我这里，然后岳楚渔再投资。岳楚渔先从徐毅那里借八百万，去支付买船的钱，然后再去支付参股的钱。因为岳楚渔的岛有一个已经批下来的，我看过，我觉得岳楚渔是有诚意的，我就答应了借给岳楚渔，我跟徐毅关系不错，我口头担保了，在这种情形下，徐毅给了岳楚渔800万。徐毅这800万是合作以前岳楚渔向徐毅的借款，借款是单独的，与《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无关。800万的用途当时说是用来买我们一个48尺的游艇，用买我们的游艇加现金入我们长沙游艇俱乐部的股，但后来签了合同没买，也没有付钱。对于《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具体是否履行，证人李某称：没有，当时说借钱还不起，就把股份卖掉，但是因为岳楚渔没有支付对价，所以股份还没有转移所有权，根本没有成交，只是岳楚渔自己的单方意愿。对于游艇俱乐部的合作没有书面合同的问题，李某称：我们一直是谈意向，还没到签订合同的阶段。我们长沙的俱乐部已经成立，但岳楚渔三亚的俱乐部一直没有成立。原告徐毅认为：证人李某所说的“借款”是证人的误解，实际为合作款项。该金额是徐毅按照岳楚渔指示，基于双方谈过游艇俱乐部合作的事项才转款的。该款项的用途是岳楚渔购买48英尺的游艇，另一部分现金是岳楚渔入股徐毅和李某的长沙游艇俱乐部；作为利益共享，徐毅将50万股以优惠对价转给对方，对方可以分享上市后的利益。岳楚渔拿了800万元购买游艇，入股长沙游艇俱乐部，我们再依托三亚的两个小岛，再一起弄三亚的游艇俱乐部。但是岳楚渔什么都没做，也没有买游艇，也没有入股长沙游艇俱乐部，三亚的游艇俱乐部也并没有推进。岳楚渔无缘无故拿了我们八百万，应该返还。对于800万徐毅为何会转给岳小波，证人称：因为岳楚渔当时的一系列公司都是岳小波代管，岳小波的账户是岳楚渔提供给我，我又提供给徐毅的，我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岳楚渔自己给徐毅的。徐毅称：徐毅、岳小波之前不认识，账号具体是岳楚渔通过李某给的还是直接给的徐毅记不清了。岳楚渔称账号是李某向岳楚渔要的。对在徐毅和岳楚渔之间，是否有他俩之间有要建游艇俱乐部的讨论，证人李某称：他们都感兴趣，但是他们建游艇俱乐部是因为我已经在做，也有这个资源，徐毅是做投资，岳楚渔是搞旅游开发有资金需求。徐毅没有代表过我或我公司找岳楚渔谈游艇俱乐部合作，徐毅是小股东，也没有我授权。我们是控股公司，徐毅就是做为投资参与进来。徐毅的800万是其个人行为，我只是口头做了一个借款担保。因为我与岳楚渔是客户合作关系，我对岳楚渔的身价有信心，且我们付款了，岳楚渔是赖不掉的。基于这三点，借钱给了岳楚渔。诉讼中，徐毅、岳楚渔、李某三人进行了沟通并录音，但三方意见仍有分歧。关于徐毅提交的2016年及2018年向岳小波发送短信的手机短信截图，该短信无回复，被告岳小波否认其真实性，称这个手机号早就不用了。对于徐毅何时知道项目已经没法推进了，徐毅称：在2016年1月了解到码头根本没有获批，觉得这个游艇俱乐部项目根本无法履行，故在2016年1月向被告催款。对于徐毅为何将钱汇给岳小波，而起诉岳楚渔，徐毅称：岳小波是岳楚渔的侄子，都是跟岳楚渔谈的项目。被告否认。徐毅为解决与岳小波之间的纠纷，委托律师支付10万元。徐毅为保全被告财产支付保险费19052.52元。本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逐一论述如下，一、关于合同的相对方。本院认为：徐毅将款项汇入岳小波帐户，其主张由岳楚渔、岳小波共同返还。而通过庭审证据及各方陈述可见，徐毅主张其所谈的合作项目均系其与岳楚渔在磋商，其与岳小波并无订立合同方面的接触，故合同磋商的相对方为徐毅与岳楚渔。二、关于“游艇俱乐部项目”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原告徐毅起诉主张双方存在“游艇俱乐部项目”合同关系，应当举证证明。原告提交的汇款单据并无汇款用途，其与被告的短信沟通亦无具体合同的主体、标的、数量等。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的标的和数量等，均未能达成一致，且三方对于800万元的性质亦陈述不一，原告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游艇俱乐部项目”合同关系成立。故本院认定原告徐毅主张的“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协议未成立，而原告徐毅主张的要求解除“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与本院认定不一致，其请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的认定。被告岳小波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其提交《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此协议后经查证属实。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见，岳楚渔所称的向太阳鸟公司购艇是在2009年12月，2010年签订补充合同及付款，2011年收船。而徐毅与岳楚渔磋商在海南建游艇俱乐部大约在2011年初，2011年9月徐毅交给李某《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2011年12月徐毅向被告岳小波账户转账。但此《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中乙方处为空白，合同中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双方磋商在海南建游艇俱乐部的期间，既无股权转让的证据，又无公司间参股的证据，同时又无支付对价款的证据，故《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四、对于原告徐毅向被告岳小波帐户转帐800万元的性质及返还问题。对于该800万的性质，并非基于错误给付，而是基于一定的合同目的而支付。对于合同关系，存在三种说法：1、原告徐毅主张是三亚“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协议的合作款；2、被告岳楚渔主张是其协助太阳鸟公司上市而履行《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的股权回购款性质；3、证人李某称是借款。三方对于该款项的性质陈述均不一致。对于证人李某主张的借款性质，原、被告均不认可，故此款不应认定为借款。对于被告岳楚渔主张的履行《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的股权回购款性质，基于上述第三点的论述，《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在全部的磋商过程中，仅有《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显示徐毅出让股权，徐毅不仅未收到转让股权对价款，还另行支出了800万，不合常理。故此800万并非《股权转让及代管协议》履行款项。排除以上两项，此800万元应属徐毅主张的与岳楚渔合作“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款项。本案中徐毅主张返还的基础关系是“游艇俱乐部项目”合同，但该合同并未成立，虽原告徐毅主张的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诉讼请求与本院认定不一致，但两者在返还的法律后果上基本相同，在此情况下此笔款项应予返还，同时，被告徐毅一直占用此笔款项并获取利息，原告徐毅主张被告返还其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五、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虽2011年12月徐毅向被告岳小波账户转账，但其是基于双方为订立合同而为，后期一直期待订立合同并履行。徐毅称：在2016年1月了解到码头根本没有获批，觉得这个游艇俱乐部项目根本无法履行，故在2016年1月向岳小波发出短信，虽该手机未回复（被告称不用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徐毅已经向被告主张，此后，徐毅又于2016年6月21日、2018年6月14日继续向岳小波手机发送短信主张权利，又于2018年6月16日给岳楚渔发出了短信，故徐毅起诉并未过讼时效。六、关于损失的负担。对于合同未能成立，被告岳楚渔收取徐毅款项一直未予退还，导致原告徐毅为解决纠纷而支出律师费及保全保险费，被告岳楚渔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原告徐毅上述损失。诉讼费用，本院依法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徐毅与被告岳楚渔之间的“游艇俱乐部项目”合作协议不成立；二、被告岳楚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徐毅800万元；三、被告岳楚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徐毅支付上述800万元的利息，第一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第二笔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四、被告岳楚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徐毅律师费损失10万元，保全保险费损失19052.52元；五、驳回原告徐毅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徐毅已预交），由被告岳楚渔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86023元（原告徐毅已预交），由被告岳楚渔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冬辉人民陪审员  段福奎人民陪审员  赵 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姜 凡书 记 员  朱炳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