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8010号原告：北京未来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刘老公庄东侧（北京英特塑料机械总厂）****。法定代表人：李建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华，北京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三环音像社，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广安门外六里桥**iv>法定代表人：黄宏，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滢炜，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花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楼（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孵化器**）v>法定代表人：罗敏。原告北京未来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梦公司）与被告中国三环音像社（以下简称三环音像社）、北京花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年公司）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未来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华、被告三环音像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滢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花年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未来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未来梦公司与三环音像社、花年公司于2017年7月签订的《音视频节目独家采购协议书》有效；2、三环音像社、花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未来梦公司与三环音像社的业务代表王**接洽购买其国产电视剧《士兵突击》独家新媒体发行权。随后王**负责联系该剧目代理发行公司花年公司，与未来梦公司于2017年7月5日签订《音视频节目独家采购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签订后，未来梦公司支付花年公司首付款，并获得三环音像社提供的授权书原件一份。然而2017年10月，未来梦公司收到三环音像社发布的声明称“我单位从未将《士兵突击》一剧的著作权利授予未来梦公司，有关未来梦公司出示的由我公司2017年7月21日授权给其公司的网络版权的授权书系伪造的、不合法、无效授权”。后未来梦公司及时向三环音像社核实情况并协商解决方案，但在后续半年多时间里，三环音像社以其业务代表王**假冒军人被开除为由拒绝履行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约定三环音像社应向未来梦公司提供授权影视作品发行许可证；原始权利人、继受权利人等出具的权利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许可证所列单位；合法出版物、授权影视作品母带上署名为承制、摄制、制作、出品、联合出品、联合摄制等字样的单位及实际拥有版权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等原件或公证件。基于未来梦公司于2017年6月收到三环音像社业务代表王**提供的国产电视剧《士兵突击》发行许可证以及原始权利人、继受权利人等出具的权利证明文件，并交由北京方圆公证处进行原件公证的事实，未来梦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有权代表三环音像社与未来梦公司、花年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支持未来梦公司的诉请。被告三环音像社辩称，不同意未来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三方协议不对三环音像社产生效力，其从未与未来梦公司签订过三方协议，也未向未来梦公司出具过授权书；2、未来梦公司在诉请中提出的表见代理不成立，依据表见代理制度的要求，未来梦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第一，认可于2013年与未来梦公司签订过《发行合作协议书》，期限为二年，当时王**确实参与了该份合同的磋商过程。但2013年签订的协议是在三环音像社办公区，是跟时任三环音像社社长栗石毅签订的，王**并不在场。2014年，王**离职。2017年未来梦公司与王**签订涉案三方协议时，未来梦公司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比如其没有见到三环音像社的社长，也没有到三环音像社的办公场所，没有核实王**的身份；第二，该协议记载的联系人是刘东，刘东并非三环音像社员工；第三，三方协议记载三环音像社指定第三方花年公司进行收款，上述行为完全不符合军队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务制度；第四，从合同的内容上看，三方协议约定的独家权利转让在性质上与2013年签订协议的授权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未来梦公司应该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第五，三方协议的授权价格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被告花年公司未到庭亦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三方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未来梦公司提交三方协议，载有：甲方：三环音像社，联系人刘东，电话139XX****XX；乙方：未来梦公司；丙方：花年公司。2.1授权影视作品，片名《士兵突击》，集数30，集单价13200元，导演康洪雷。2.3授权期限，甲乙双方约定的授权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2.5授权性质，此授权为专有使用权的授权（可转让、可维权），包括甲方在内的任何第三人未经乙方同意不得行使上述权利，当上述权利遭受侵权时，乙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投诉、提起诉讼等行为并获得赔偿，授权期限届满不影响乙方已经采取上述法律措施。同时，乙方可将获得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授权第三人行使。第3条相关物料，甲方应向乙方免费提供以下物料，所有权利文件必须是原件或是国家公证机关提供的证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公证文件……：①甲方营业执照副本；②授权影视作品《发行许可证》……；③甲方向乙方出具的授权书原件复印件一份（见附件）；④授权影视作品内容及介质；⑤全部版权文件（包括不限于物料①②）公证件一套；⑥甲方向乙方出具的授权书原件一份（见附件）。4.1该协议涉及的授权使用费用共计人民币39.6万元，三方确认：乙方支付授权使用费给丙方，丙方提供发票，甲方直接提供乙方授权书。落款甲方签章处有刘东手书签字及三环音像社加盖公章，日期2017年7月11日；乙方签章处有未来梦公司盖章及李建波签字，日期2017年7月5日；丙方签章处有花年公司盖章及罗敏签字，未注明日期。本案审理过程中，三环音像社申请对三方协议尾部公章进行鉴定，本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中国三环音像社”印章印文与样本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三环音像社提交《社保参保人员名册》《离职证明》，用以证明其单位并无名为刘东的员工，王**于2014年离职。未来梦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查，花年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法定代表人罗敏，2019年5月被吊销营业执照。2017年，未来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波与王**（三环音像社称王**2014年已离职）微信沟通涉案三方协议的签订，王**把书面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李建波，并告知李建波“合同和原件请寄刘东（干事），地址：朝阳区红军营路，地址：朝阳区红军营路安通苑”“甲方不留座机络不许留军线电话”。经本院审查，王**微信显示的电话号码与2013年双方签订的《发行合作协议书》首部“联系人王**”的电话一致。未来梦公司按照李建波的要求，盖好公章将合同邮寄到指定地点，后收到了加盖三环音像社、花年公司公章的合同。三环音像社认可王**冒用其名义与未来梦公司签订合同。未来梦公司与王**磋商三方协议过程中，王**代表三环音像社向未来梦公司出示过相关权利材料原件，未来梦公司对该授权书进行了原、复一致公证，后王**又将该授权书原件收回。上述权利材料包括：1、士兵突击《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2、2006年12月30日成都军区电视艺术中心授予三环音像社除署名权以外著作权的《授权书》；3、2006年12月30日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意公司）授予三环音像社除署名权以外著作权的《授权书》；4、2006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授予三环音像社除署名权以外著作权的《授权书》；5、2006年12月29日云南电视台出具的“授予《士兵突击》的发行权归八一电影制片厂·三环音像社独家发行”的《授权书》；6、2006年12月25日三环音像社（甲方）与北京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华谊公司）、浙江天意公司（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06年2月7日就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经协商，甲、乙、丙三方就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合作事宜达成如下条款的补充协议：华谊公司退出对《士兵突击》的投资，除享有该剧的署名权外，在原协议中的其他责任和权利归浙江天意公司所有，同时，浙江天意公司也享有该剧的署名权。三环音像社称，王**于2014年离职，不能代表三环音像社签订合同，三环音像社亦没有向未来梦公司出具过上述所有权利材料。三环音像社当庭出示了上述第3、4项材料的原件，并指出未来梦公司提交的材料与原件存在明显不同。经询，三环音像社表示对其他权利材料不持异议，与原件一致。庭审中，未来梦公司出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件，三环音像社对该《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真实性不认可，但称经目测没有找出与其留存复印件不一致的地方。经询，三环音像社表示《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件在总政宣传部，但其不能向法庭提交总政宣传部出具的证明以证明该原件被总政宣传部收走，亦不能提供总政宣传部留存该许可证部门的联系人及电话。关于为何持有《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件，未来梦公司称“原告将涉案电视剧的权利授权给案外公司，案外公司又授权给腾讯视频，因浙江天意公司有《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故对腾讯提出异议，腾讯视频要求原告出具《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经与王**联系，王**提供了原件。目前《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件在腾讯视频，庭前原告刚刚把原件取回。浙江天意公司持有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是复印件，且与原告提交的不一样”。未来梦公司提交支票存根及发票，用以证明未来梦公司向花年公司支付20万元。三环音像社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未来梦公司实际支付费用，并称从未收到款项，也不可能委托其他公司收款。未来梦公司称，因浙江天意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称未来梦公司未取得网络发行权，所以未来梦公司没有向三环音像社支付剩余款项。三环音像社出具多份播映权转让合同书及对应银行回单，用以证明虽然上映多年，电视剧《士兵突击》仍然热度不减，该剧在一个省的年度播映权许可价格一般不低于10万元，一年的播映权收入不会低于200万元，以5年计，电视台播映权收入不会低于1000万元。2018年9月，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作出（2018）浙甬天证民字第6035号公证书，公证事项：《授权书》复印件与原件相符。该《授权书》记载：授权方三环音像社，被授权方：未来梦公司，授权权利：网络版权，落款处有三环音像社盖章，日期2017年7月。三环音像社称没有向未来梦公司出具过该《授权书》。经法庭释明，如果法院认定涉案三方协议有效，未来梦公司表示愿意向三环音像社支付剩余款项，但三环音像社表示不愿意收取剩余款项。二、2013年未来梦公司与三环音像社《发行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3年8月，未来梦公司（乙方）与三环音像社（甲方）签订《发行合作协议书》。合同首部记载：甲方：三环音像社，联系人王**，手机号码180XXXX****；乙方：未来梦公司。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士兵突击》在播映权代理发行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二、合作方式，1、发行期限：2013年8月28日起至2015年8月28日止；3、发行权限：乙方非独家代理发行权。四、甲方权利和责任，1、甲方委托的电视剧保证拥有《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拥有该片发行权；2、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电视剧样片DVD光碟、《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复印件。关于《发行合作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未来梦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李建波到三环音像社六里桥北里的办公地点，和王**、三环音像社时任负责人栗处长进行磋商，后未来梦公司将合同拟定出来，邮寄给三环音像社，三环音像社盖好章后寄回。三环音像社认可王**参与了该份合同的磋商，但称由于三环音像社的负责人目前已发生变更，据代理人与现在的负责人沟通，签订合同需对方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加盖公司印章，双方是现场签订合同，不是邮寄。未来梦公司、三环音像社均认可2013年签订的《发行合作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三、关于涉案剧目《士兵突击》的权属当庭勘验《士兵突击》电视剧：打开视频，搜索“士兵突击”，打开《士兵突击》电视剧第一集，片尾显示“八一电影制片厂、成都军区电视艺术中心、北京华谊兄弟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电视台联合摄制”“中国三环音像社、天意影视有限公司承制”“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华谊兄弟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出品”。未来梦公司、三环音像社均认可勘验过程和勘验结果。上述事实，有（2017）京方圆内经证字第49969、49970、49971、49972、49973、49974号公证书、（2018）浙甬天证民字第6035号公证书、花年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支票存根、《发行合作协议》《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5252号公证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三方协议是否有效。三环音像社称没有与未来梦公司签订过三方协议，王**早在2014年就已离职，不能代表三环音像社签订合同；未来梦公司则主张王**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本院认为，判断三方协议是否有效，需要对王**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进行认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表见代理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首先，虽然三方协议尾部的公章经鉴定与样本不一致，但本院认为在订立合同时真实印章与伪造印章均具有代理外观，故不能因协议尾部公章与样本不一致而轻易确认或否认表见代理的成立，还需要结合其他外观进行判断；其次，王**曾是三环音像社员工，在2013年代表三环音像社与未来梦公司磋商过《发行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事宜，是该协议首部记载的联系人。且2017年王**与未来梦公司沟通时使用微信所记载的手机号码，与2013年《发行合作协议书》首部记载的一致；再次，在2017年未来梦公司与王**签订合同时，审查了与电视剧《士兵突击》相关的七个权利文件原件（包括《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授权书》等）并且进行了原、复一致公证。在案外公司对权属提出异议时，王**提供了《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件。综上，本院认为未来梦公司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确认涉案三方协议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北京未来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三环音像社、北京花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签订的《音视频节目独家采购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3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中国三环音像社、北京花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王 丹人民陪审员 李 晶人民陪审员 毛沪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 助理 王子豪书 记 员 邱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