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22民初6766号原告:东莞市高示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经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66714137G。法定代表人:兰兴仲，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拥军，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同刚，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思敬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长松路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69142648G。法定代表人:沈绪江，经理。被告:安徽省炫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长安工业聚集区繁华西路合肥科新墙材有限公司宿舍楼6-3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MA2U22XL6N。法定代表人:王继印，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峰,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胜,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高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示公司）与被告安徽思敬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敬齐公司）、安徽省炫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同刚，炫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继印，炫科公司、思敬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峰、李启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106056.65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至7月我公司向思敬齐公司采购水性聚氨酯,型号为SQ-2455的8000KG、SQ-4633的700KG,用于生产泳衣浆产品,供应给东莞市凯尼尔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凯尼尔公司)等客户。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8日期间,我公司陆续向凯尼尔公司供应了用思敬齐公司供应商的型号为SQ-2455、SQ-4633的水性聚氨酯为原材料生产型号为HS-961C(961C)、HS-961W(961W)、HS-962C(962C)的泳衣浆2590KG。2019年7月22日，我公司接到凯尼尔公司投诉,反映我公司供应的HS-962C(962C)、HS-961W(961W)、HS-962C(962C)泳衣浆成分中的APEO超标,导致其生产的松紧带、印字等产品有害物超标,报废。接到凯尼尔公司投诉后,我公司立即进行产品调查。2019年7月22日至23日,我公司员工曹敏以微信方式向思敬齐公司员工王继印(亦为炫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询问得知,思敬齐公司供应的SQ-4633产品中含APEO的组成部分NPEO,并承认自己可能被其供应商骗了，采购的OP10主要成分是NPEO,SQ-2455也被交叉污染了,并向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兰兴仲发送了文件“OP-10MSDS”。2019年8月2日我公司以关联公司(东莞市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DongguanHongSuiIndustryInvestmentCo.,LTD)的名义,将SQ-2455送第三方检测机构SGS检测,检测结果显示SQ-2455中NPEO严重超标。同日思敬齐公司送SGS检测的SQ-4633,也检测出NPEO和OPEO均严重超标。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兰兴仲将检测结果反馈给思敬齐公司员工王劲松,其表示是供应商把NPEO改了一下编号，他们的“王博士”(王继印)被供应商骗了。2019年12月18日思敬齐公司员工王劲松通过微信发送“告知函”至我公司采购田小姐称,从2020年1月1日起思敬齐公司的业务、款项结算转交至被告二。2020年1月13日凯尼尔公司正式发文向我公司索赔折让后损失874472.5。2020年5月29日双方最终签署《协议书》，对赔偿金额和赔付方式进行了详细约定。我公司遭遇客户索赔后,多次与二被告相关工作人员沟通赔偿、处理方案,他们也对供应的水性聚氨酯中NPEO和OPEO严重超标,导致原告和客户产品报废的相关事实及我公司向二被告索赔的损失金额予以确认。2020年5月11日炫科公司向我公司快递来《协议书》,但却提出有条件地以折让抵扣的方式赔付损失。对此,我公司无法接受,在与被告沟通未果后,起诉至贵院,恳请贵院判如所请。思敬齐公司、炫科公司辩称，一、思敬齐公司出卖的SQ-2455和SQ-4633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思敬齐公司与高示公司系常年合作关系，高示公司一直是思敬齐公司的材料采购商，双方合作一直默契，也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每次在供货前，思敬齐公司都会给高示公司邮寄样品以及发送化学品安全说明书（英文简称MSDS(MaterialSafetyDataSheet）），高示公司在对样品进行检验测试合格后才正式与思敬齐公司签订正式合同。思敬齐公司将产品生产以后会将产品送到给高示公司，高示公司按照要求对货物进行质检。2019年3月11日至同年7月18日，思敬齐公司与高示公司总计签订了8份合同，其中涉及到SQ-2455、SQ-4633和SQ-2440B三款产品，SQ-2440B没有质量问题双方不存在异议。（一）SQ-2455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主要有两点理由：1、高示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供应商（化学品法规）符合申报书（证据第11-14页）系伪造的，我们要求法庭核实该证据的原始出处，该证据是将思敬齐公司其他的产品申报书进行剪接拼凑而成，意图达到其非法目的。2、思敬齐公司提交了委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针对SQ-2455出具的测试报告，报告中显示该产品不含有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s)和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EOs)。至于高示公司说SQ-2455里面含有上述成分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如果含有也是高示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交叉感染所致。但交叉感染的责任是高示公司在使用染缸的时候没有将染缸洗刷干净，或者按照行业高标准要使用不同的染缸，并且思敬齐在供货的时候已经明确告诉高示公司SQ-4633含有OP-10成分，并不是说高示公司不知道SQ-4633的化学成分。（二）SQ-4633产品也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在签订正式合同前，思敬齐公司都给高示公司邮寄了样品并且测试通过才签订合同，同时也交付了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并且文件名称显示为“水性高效防结皮剂SQ-4633”和“防结皮助剂SQ-4633”，明确告知这是防结皮剂乳化剂，这从思敬齐王继印与对方工程师曹敏以及王劲松与对方田小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而后期问题出来以后，高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兰兴仲在与王继印交流过程却否认购买了防结皮剂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且王继印与曹敏的通话录音中更可以看出曹敏明确知道SQ-4633就是含有OP-10的乳化剂，而OP-10是APEO的其中一种。所以高示公司称SQ-4633中APEO超标显然是错误的，因为SQ-4633的化学成分本身就含有大量的APEO。在这里，有必要将APEO、NPEO、OPEO和OP-10的化学品关系简单阐述一下（详见证据APEO论述及化学论文）：APEO（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是NPEO、OPEO、NP、OP在一起的化学混合物，OP-10是OPEO的一种提纯形态。故SQ-4633产品里化学成分无论是仅含有OP-10，还是含有OP-10和NPEO，这两者在化学上都称为APEO，都是广泛使用的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思敬齐公司在销售SQ-4633时以为使用的是OPEO为主、NPEO为辅的原料，但后来发现产品成分是NPEO为主、OPEO为辅，所以在与高示公司沟通中才说“被供应商骗了”，但是在客观上前面两种情况的混合物都叫APEO，并且产品在性能上没有多大差别，均是符合中国国内质量和标准的。我们再看双方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按照供方企业标准执行，而企业标准约定不明。那么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所以双方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标准依法适用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如上论述思敬齐公司提供的产品名字叫SQ-4633，这是思敬齐公司内部命名，该产品含有APEO是符合中国国内标准、行业标准的。高示公司称SQ-4633中的APEO超标，超的是欧盟的标准，并非超中国的标准。在高示公司证据第94页REACH法规附件，REACH是“Registration，EvaluationandAuthorizationofChemicals”的简称，意思是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所以高示公司称产品APEO超标超的是欧盟标准。并且高示公司提供的证据第93页中明确记载工信部规〔2016〕305号文件即“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第四条加快绿色发展进程中提到，加强有毒有害化学品替代技术开发，建立纺织化学品风险管控机制，逐步限制壬基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等有毒有害物质在纺织品中的使用，鼓励建立企业环境、化学品使用信息披露机制。”这说明中国国内是逐步限制使用壬基酚（NP）、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而并非是禁止使用，同时也没有规定限制使用的标准，所以中国国内壬基酚（NP）、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还是广泛使用。所以高示公司拿一个欧盟的标准来适用于本案不仅违反了法律适用属地原则，而且也不符合高示公司与思敬齐公司的合同约定，因为合同中根本没有说产品用于欧盟出口，我们只能按照正常理解是用于国内。但是为何高示公司非要拿欧盟标准来适用本案呢？因为高示公司将其加工的HS-961C、HS-961W、HS962C三款产品卖给了他的下游公司凯尼尔公司，而凯尼尔公司准备将这批货物出口到欧盟。现在凯尼尔不能将产品出口欧盟了导致向高示公司索赔，高示公司却将该索赔责任跨越其与凯尼尔公司的合同相对性来找思敬齐公司承担责任，这完全没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也非常的不公平。具体理由有五点：1、思敬齐公司与高示公司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高示公司的产品将用于出口，也没有约定高示公司将产品卖给下游公司如凯尼尔公司后将会用于出口，所以思敬齐公司根本不知道后面可能用于出口的情况下却要思敬齐按照欧盟标准进行供货完全没有依据，思敬齐公司只要按照中国标准进行供货即可，而如上论述我们的产品含有APEO是符合中国标准的。并且高示公司在向思敬齐公司的采购过程中从未提出过对产品组分中APEO含量的要求，思敬齐公司在销售前已经向高示公司提示过产品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在销售过程中思敬齐公司对于高示公司的损失的发生没有过错。高示公司在采购SQ-2455和SQ-4633，至被凯尼尔公司检测出问题期间，从未向思敬齐公司提出过对于APEO含量的要求，也未提示思敬齐公司产品将用于出口欧盟的纺织品上，思敬齐公司没有义务按照欧盟标准为高示公司供货。思敬齐公司也从未向高示公司以任何方式承诺SQ-2455和SQ-4633不含APEO，或APEO的含量低于某一标准。思敬齐公司在向高示公司售卖SQ-2455、SQ-4633两款产品之初就向高示公司的人员发送了《防结皮助剂SQ-4633MSDS》文件和《柔软耐水树脂SQ-2455MSDS》文件。（注：MSDS，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其中4633MSDS文件中明确记载有“危害警告讯息：可造成眼镜、皮肤刺激及过敏......”高示公司作为化工生产方面的企业，能够从以上信息中得知SQ-4633产品在纺织品领域可能存在限制使用等问题。思敬齐公司已经尽了对高示公司进行提醒的义务，不应当承担任何因高示公司过错而导致的第三方损害的赔偿责任。此外，SQ-4633中原本就含有APEO，其的产品性能已经经过高示公司测试通过，思敬齐公司是按照高示公司认定的产品的性能要求，才向其销售含有APEO成分的SQ-4633产品。并且按照合同约定高示公司在收到货物后如果对质量有异议，其应该在收货后3个工作日内提出，但是高示公司却没有按照合同提出异议，更是说明了思敬齐的产品是符合合同约定的。高示公司作为化工新材料生产企业，应当对自己生产的产品采取质量控制。在思敬齐公司向其明确告知在纺织品领域可能存在限制使用的前提下，仍未采取“对原料检测化验”、“向原告询问敏感物含量”等常规防控措施；在向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如凯尼尔供货时，也未对其产品进行组分含量测试，忽略了在生产有特殊需求的产品时应当对原料进行的应有的核查检测，这属于明显的管理失误，其明显存在过错是，所以高示公司对其过错应该自行承担责任。2、高示公司产品中的APEO超标来源于自己添加而非思敬齐公司的SQ-4633或SQ-2455。从高示公司提供的证据第15-23页鋐穗东莞生产单可以看出，高示公司的HS-961C、HS-961W、HS962C产品至少由十几种原料混合反应获得，高示公司并没有对其中所有的原料来源进行检测，例如640乳化剂的成分是什么、660、680等代号具体又是什么成分，不能排除其他原料引起APEO超标的可能。提醒法官注意的是在高示公司生产的961w、962c产品原料中，高示公司添加了大量的NP（壬基酚），如证据第15页显示其为了生产531KG的HS-961W添加了42.5KG的NP，而添加SQ-4633只有5.3KG，并且生产过程中需要在PH值7.5-8.5碱性环境下进行混合反应，而这种生产条件下极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NPEO，从而导致APEO超标，哪怕部分NP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可是NP本身就是混合物APEO的组成成分，也会导致APEO超标。所以从高示公司出具的生产单中可以明确看出，是其自身原因添加了大量的NP才会导致APEO超标，并非因为思敬齐公司的产品SQ-4633或SQ-2455。并且这种论述也有理论和证据进行支持，详见思敬齐提交的证据《东莞高示APEO检测结果矛盾分析》，说明这里面存在其他大量OPEO的加入。3、高示公司在诉状中称其卖给凯尼尔公司型号为HS-961C、HS-961W、HS962C的泳衣浆2590KG，但是高示公司在本案中却没有将其与凯尼尔公司的买卖合同提交给法庭，因为他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在本案中非常重要。（1）如果他们的买卖合同约定了凯尼尔公司将会将产品出口欧盟，而高示公司提供的产品里含有欧盟禁用的APEO，则这是高示公司的过错，其应该向凯尼尔承担责任。但是高示公司在承担责任以后来找思敬齐公司则没有事实依据。（2）如果他们的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凯尼尔公司的产品将会用于出口欧盟，则高示公司也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责任，但是高示公司却选择承担责任显然是其自身情愿行为，但是不能将其自身情愿的赔偿行为后果要求思敬齐公司承担。4、从高示公司提供的证据第15-23页竤穗东莞生产单可以看出，高示公司生产的HS-961C、HS-961W、HS962C产品总计有4391KG，而其卖给凯尼尔公司只有2590KG，请问高示公司将剩余1801KG产品卖往何处了，为何这1801KG产品没有产生质量问题，那是因为这是符合中国国内标准的。这在王继印与曹敏的电话录音中可以进行证实，后期高示公司都在国内销售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国内市场是认可含有APEO成分的产品的，并不存在超标的问题。5、按照思敬齐公司与高示公司的合同，以及后期退货的情况，思敬齐公司出卖给高示公司SQ-4633产品总计250KG，总计价格5500元；思敬齐卖给高示公司SQ-4633和SQ-2455所有产品价款总额也只有174040元。本案中思敬齐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哪怕退一步说如果说有违约行为，那么现在高示公司起诉思敬齐公司赔偿数额高达110多万，也严重超出了思敬齐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候的预期。《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章节，其中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思敬齐公司与高示公司在订立合同的时候知道高示公司的产品是用于国内，但是根本无法预料到高示公司的下游公司产品被用于欧盟出口，更无法预料到高示公司因卖给下游公司而会产生如此高额的赔偿，所以现在高示公司起诉巨额赔偿已经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了，故依法不予支持。二、高示公司所提的赔偿数额证据不足，也没有事实依据。1、高示公司起诉思敬齐公司110万余元的赔偿的主要证据是高示公司证据第66页的《协议书》，但是该协议书存在众多事实不清的地方。首先，凯尼尔公司声称其被客户要求重做及换货等损失919212.1元，但是凯尼尔与其下游公司宁波百凯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易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吴江市伟冠纺织有限公司、明新公司达成什么内容的赔偿协议并没有提供，以及该损失凯尼尔又是如何赔偿给其下游公司的，这些内容凯尼尔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且高示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凯尼尔公司应该提供客观的银行流水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确实已经支付赔偿款的证据，但是其并没有提供。凯尼尔公司仅仅提供了四份函件即高示公司证据第54页-57页，是凯尼尔公司下游公司给其发的函件或者是凯尼尔自行发现的，这只是下游公司与凯尼尔的一个往来沟通函件，并非最终的赔偿协议，现在凯尼尔公司就凭证这几份函件，高示公司认可其赔偿损失数额显然存在重大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恶意串通来损害思敬齐的利益。并且该函件中提到的61624.75元、820660.45元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具体是什么构成的，赔偿费和加工费分别是多少，高示公司就这些数据的构成没有提供证据进行支撑。所以凯尼尔实际有无向其下游公司赔偿的事实，原告高示公司都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次，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至2020年5月25日甲方应付乙方货款金额746634元，该款与赔偿款抵扣后，乙方仍应付甲方剩余的赔款127838.45元”，该部分陈述也没有客观证据加以证明，到底应付货款金额746634元是如何来的，高示公司是否真实已经供货了，以及剩余的127838.45元又是何时偿还完毕的，高示公司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证明。所以高示公司既没有提供其是如何将款项赔付给凯尼尔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凯尼尔是如何将款项赔付给其下游公司宁波百凯、宁波易纺等公司的，所以说高示公司证据不足，事实不清。2、高示公司为了证明其损失提供了大量的形式发票证据，在其证据第74-86页，但是形式发票却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形式发票，也被称之为试算发票，这种发票本来是卖方在推销货物时，为了供买方评估、估计进口成本，假定交易已经成立所签发的一种发票。实际上，并没有发出货物的事实，卖方凭此预先让卖方知晓如果双方将来以某数量成交之后,卖方要开给买方的商业发票大致的形式及内容。所以形式发票并没有交易之实，其证明发生的损失自然可以事实依据。另外高示公司为了证明其损失又提供了近10万元的认证服务发票，在其证据第62-65页，显示是海恩斯坦纺织检验（上海）有限公司开具给凯尼尔公司的，这是凯尼尔公司为了办理出口而委托海恩斯坦公司提供认证服务而发生的费用，并非是为了检测出了质量问题的产品而发生的，如果是检测费用则应该有相应的检测报告，而本案高示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报告，故该费用作为损失赔偿的显然是没有依据的。3、凯尼尔公司告诉高示公司松紧带产品因为APEO超标，所以产品的损失都要由高示公司赔偿，在高示提供的证据第39页显示很多货物在仓库，无法出口到国外。在高示公司证据第66页中的协议书，高示公司仅仅就其与凯尼尔公司之间协议的重做、检测等费用金额进行了约定，却没有对所谓的“报废”产品的残值进行核算。松紧带产品因为APEO超标不能出口到欧盟，但是国内市场和一些其他的国家及地区市场对APEO却没有予以限制。所谓的“报废”产品仍然可以在其他市场进行销售，高示公司没有对该部分价值进行核算，其索赔金额明显不合理。该“报废”产品的原有价值高达90多万，现在仅凭凯尼尔公司函件就认定了这些产品没有任何残值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凯尼尔公司将该所谓“报废”产品在国内已经进行销售了。现在本案中高示公司在没有提供这些“报废”产品的最终去向的证据，也没有证明“报废”产品的残值的证据，就径直起诉思敬齐要求承担全部责任显然非常牵强。4、关于价值90多万元“报废”产品的处理问题，除了上述提到可以在中国国内、不限制使用的其他国家进行销售外，在化学品处理上还可以通过洗涤的方式对APEO超标的松紧带进行处理。APEO属于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就是洗洁精的主要成分，通过水洗后能够得到有效的去除。上述超标产品通过洗涤能够使APEO含量大幅下降，以达到符合欧盟国家的标准或者某些高标准企业的标准。哪怕无法达到，但是依然可以在国内进行销售使用。本案的报废产品可以通过洗涤的方式进行挽救损失，这次高示公司证据P39页赔偿明细最后一项，显示有600元的福建测试费用，用于“洗水后织带测试”，但是本案高示公司却没有提供洗水后的APEO含量测试的报告。因为经过洗涤以后，产品是可以符合欧盟或者其他高标准企业要求的，但是高示公司和凯尼尔公司却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洗涤后的数据，我们相信所谓“报废”产品已经被凯尼尔公司出卖了，现在高示公司与凯尼尔签订的赔偿协议目的恶意串通以此来损害思敬齐的合法利益。三、高示公司认为是思敬齐公司原料中的OP10被替换成了NPEO导致其向凯尼尔销售的料浆APEO超标，该观点违背化工常识。高示公司产品APEO超标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管理失误，使用了错误的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其中添加了大量NP，而不是因为思敬齐公司产品中的OP-10被替换为NPEO所导致。本代理律师中的李启胜律师本科学历就是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专业，我们将化学品关系向法庭进行如下解释。APEO是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是一系列不同聚合度的混合物，其中各种成分的命名是根据“烷基”的长度和“聚氧乙烯”的聚合度的来确定的，烷基为8个碳链的统称NPEO（辛基酚聚氧乙烯醚），烷基为9个碳链的统称OPEO（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在OPEO中，聚氧乙烯的聚合度为10的叫做OP-10。OP-10和NPEO均属于APEO，由于含有的化学“官能团”相同，且二者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只是在化学稳定性方面OP-10比NPEO要好一些。但无论使用NPEO或者OP10作为原料都会造成APEO超标。使用NPEO作为原料替换OP10并不会影响思敬齐公司SQ-4633产品的性能，也不会影响APEO是否超标的结果。APEO被欧盟禁用最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降解慢，易聚集产生毒性；二是降解的产物如NP、OP等更加稳定且毒性更大。因此欧盟对APEO的限制实际上是对APEO、NP、OP等物质总量的限制。高示公司在配方中大量使用的NP也是本次产品不合格的重要原因。思敬齐公司是科大博士领衔创办，也是肥东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在化学品基本属性及构成区分上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不可能不知道中国APEO的使用限制问题，也不可能明知道中国限制使用APEO却要故意使用的问题。四、原被告已经就本次纠纷的处理已达成合意，高示公司不应再提起诉讼。高示公司在诉状中称“他们也对供应的水性聚氨酯中NPEO和OPEO严重超标，导致原告和客户产品报废的相关事实及原告向两被告索赔的损失金额予以确认”，此言论不仅没有证据进行支撑，更是严重违反案件事实。思敬齐公司提供的SQ-4633产品的重要组成成分就是APEO，所以思敬齐公司不可能说自己的产品APEO超标了，所以我们要求原告拿出思敬齐明确承认自己产品APEO超标的证据。另外思敬齐对高示公司的损失金额也没有认可，在高示公司多次说自己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鉴于高示公司是思敬齐公司和炫科的较为重要的采购商，为了保持长久合作，所以双方经过微信电话等多次沟通，最后达成了《协议书》。2020年5月8日炫科公司汪劲松给高示公司兰兴仲发送PDF版《协议书》后，兰兴仲回复表示将加大最大范围的合作，并且要求邮寄给高示公司财务。2020年5月11日，高示公司与炫科公司关于协议书开了微信群电话，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当天下午炫科公司将《协议书》原件打印邮寄给高示公司的财务（高示证据第91页）。从这个微信内容以及高示公司索要《协议书》原件来看，可以推理出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否则高示公司也不会索要协议书。并且《协议书》约定若后期双方继续合作，炫科公司给高示公司12%的折扣，如果不再合作，则炫科公司无须赔偿或者补充高示公司终端市场损失。所以现在高示公司不顾协议约定来起诉思敬齐公司和炫科公司完全是背信弃义，也违反了双方约定。所以，高示公司与炫科公司已经就本案的纠纷了达成《协议书》，高示公司又就该纠纷提起诉讼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民法基本原则。综上，请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高示公司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1日至同年7月18日，高示公司与思敬齐公司签订8份《工业产品购销合同》，由高示公司购买思敬齐公司生产的SQ-2455和SQ-4633产品。合同产品规格、型号、数量、价款等作出约定，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或期限是：按供方企业标准执行。双方均按合同履行。庭审中，高示公司陈述，其购买思敬齐公司的上述SQ-2455和SQ-4633产品系用于生产泳衣浆产品，并出售给东莞凯尼尔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等客户。2019年7月22日，凯尼尔投诉高示公司向其供应的泳衣浆产品中的APEO超标。此后，高示公司与凯尼尔就相关赔偿事宜达成协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高示公司系因其出售给凯尼尔公司的泳衣浆产品质量问题，被凯尼尔公司投诉、索赔。虽然生产泳衣浆产品采用了思敬齐公司的SQ-2455和SQ-4633材料，但生产泳衣浆产品，除使用SQ-2455和SQ-4633材料外，还涉及其他材料的使用、生产工艺、配方等因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造成泳衣浆产品质量问题的唯一原因是SQ-2455和SQ-4633材料不合格引起的，况且，双方之间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所约定的质量标准是思敬齐公司的企业标准。因此，高示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高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756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东莞市高示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越琪人民陪审员  文克兰人民陪审员  卞国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孙淑慧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