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浙行赔申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慰良，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新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嘉兴市昌盛中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鑫芳、时晓飞，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慰良诉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新城街道办事处房屋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浙04行赔终2号行政赔偿判决。沈慰良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沈慰良再审申请称：一、关于房屋损失的赔偿问题，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涉案房屋原为九里村大礼堂，再审申请人在购得涉案房屋之后，一直由再审申请人及家人居住生活使用，同时用来个体经营。后再审申请人年岁稍大加之身体状况不好便以低价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收入人群居住。再审申请人并未以经营用房或者住改非房屋主张赔偿，以住宅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安置或赔偿的主张合法合理。其次，原审判决认定的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秀洲新区工业区2010年对新城街道九里村8个生产小组约360户进行拆迁的拆迁范围内，而此次拆迁行为发生在2010年，距今已有九年有余，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对再审申请人进行补偿安置，补偿安置工作严重滞后，被申请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应当以赔偿时周边市价作为赔偿基准。且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2017年便已被纳入中心城区，目前正在进行相关项目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支持”之规定，再审申请人主张对涉案房屋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赔偿合法有据。二审法院以“该房屋并非上诉人的宅基地上房屋”为由不予支持上述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并未将“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限定为宅基地上房屋。再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对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评估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后，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因此，涉案房屋的建设年代并不是决定房屋价值的主要因素，房屋的区位和用途等才是决定房屋价值的主要因素。二审法院在庭询时多次强调涉案房屋的建设年代之久和当时购买价格之低，在判决主文中也有“涉案被拆除的房屋建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今已有四十余年历史”的表述，并在再审申请人穷尽一切举证方式，提交与涉案房屋同区位同用途且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房屋在2018年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以及涉案房屋邻近周边多个小区房屋价格标签照片等证据来证明涉案房屋周边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每平方米16000-20000元），证明一审法院“结合近三年嘉兴市秀洲区同类型、同性质地块房屋评估价格，从保护原告利益出发，选取评估价值相对较高的市场价值作为认定房屋价值的依据”酌定涉案房屋每平方米800元左右赔偿金错误的情况下，依然认定“每平方米950元的标准作为认定房屋价值的依据符合当地同类型房屋的赔偿标准”，没有任何证据和依据且完全不具有合理性，根本无法填补再审申请人因被申请人的违法强拆行为所遭受的损害。且该证据属于“新证据”，再审申请人在二审时提交该证据是为了对一审法院提出的“与涉案房屋同类型、同性质地块房屋评估价值相对较高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市场价值”进行反证。即使不是新证据，由于一审法院选定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市场价值与实际每平方米16000-20000元的情况差距悬殊，再审申请人提交该证据也能为二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价值予以参照。此外，二审判决中“应当依法对上诉人的房屋损失以恢复原状的标准给付赔偿金”和“参照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等关于拆除当地当年重置同类房屋的价格”等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对再审申请人房屋损失的赔偿，不应以恢复原状的标准给付赔偿金，也不应按照被申请人所称的2017年委托评估公司作出的《拆迁评估补偿清单》上的重置价进行确定，也不应按照当时的评估时点予以确定价格。其中，原审法院将其作为涉案房屋价值的参照依据，但并未对评估机构的资质和评估程序等进行审查，以确保评估程序的合法、真实、有效。新城街道办事处单方委托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及其他物品价值进行评估所制作的《拆迁评估补偿清单》内容和程序均不具有合法性。首先，该《拆迁评估补偿清单》没有加盖评估机构公章、没有评估师签字，没有标明作出时间和评估时点，未载明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也没有再审申请人的签字确认，被申请人也没有提供原件以核对真实性。其次，再审申请人从未被告知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该《拆迁评估补偿清单》也未依法送达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也未被依法告知通过申请复核评估和专家委员会鉴定来提出异议的权利，评估程序违法。此外，被申请人称其向评估机构核实，该《拆迁评估补偿清单》系根据秀洲政发（2011）24号《嘉兴市秀洲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规定的标准出具，但该办法系2011年5月16日发布，距2017年评估时已有六年之久，距现在已有八年之久，其标准过低，且该办法以及依据该办法作出的评估价格是被征收人被安置后又补偿的价格，该价格远远小于房屋市场价值，并非“重置同类房屋的价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该证据无法作为认定涉案房屋价值的参照依据。因此，对于涉案房屋价值，应按照有利于保障再审申请人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的原则，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以被申请人在赔偿判决生效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涉案房屋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并依据当地补偿安置政策充分考虑再审申请人可能存在的其它行政补偿权益，从而填补再审申请人的损害，惩治非法强拆。二、关于涉案房屋室内物品及屋外树木等损失的赔偿问题，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证据认定违法。首先，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强拆，再审申请人无法预料，故无法在强拆前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搬离处置，涉案房屋室内物品及屋外树木因而被全部毁损灭失。而被申请人也未依法制作财物清单，也未依法经公证机构公证，加之再审申请人在强拆时被被申请人限制人身自由也未取得强拆现场的视频照片等证据，导致本案因强拆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项目和数额等难以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实际损失项目和数额等，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损失不存在，被申请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应当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门、床、沙发、橱、箱、热水器、电脑和写字台等物品客观存在且具有合理性，均系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符合一般家庭的实际情况。被申请人提交的视频证据中清晰显示拍摄现场人员声音“这么多东西，要不要去问问领导怎么办……”，且该视频画面不断晃动，只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部分拍摄，楼下存放榨油机等油厂设备及相关物品的西第一间及存放彩钢瓦等物品的西第三间完全未被拍摄，显然是被申请人故意绕开拍摄。因此，被申请人提交的显示屋内状况的视频与客观事实不符。再者，原审判决对涉案房屋内物品及屋外树木进行折旧，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38000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一，原审判决所称的“以其实际价值进行一定程度的折旧，酌情确定关于物品（包括一颗银杏树）赔偿数额为38000元”没有任何依据且不具备合理性。折旧范围、折旧方法、内容界限和计算公式是什么、折旧年限、折旧率和折旧额是多少均未说明。比如有些资产并不属于折旧范围，例如再审申请人收藏的全新永久牌自行车和树木并不存在折旧问题、榨油机等机器只需定期更换易损件即可，也不存在折旧问题。第二，涉案房屋内物品因强拆行为已经灭失，再审申请人均需要重新购置。因此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按照现行市场价重新购置相同或相似物品所需支付的金额，而不应当“以其实际价值进行一定程度折旧酌情确定”。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赔偿，再审申请人作为受害人的损害根本无法得到填补，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充分赔偿原则。另外，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租金损失，原审判决认定的“对于原告主张的房屋租金损失，租金已按月支付，且拆除时，也非直接损失……”属事实认定错误，被申请人为实施强拆对尚在租赁期限内的承租人进行驱逐致使部分承租人搬离且被申请人提交的视频显示强拆当时仍有承租人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再审申请人并未主张因被申请人的违法强拆行为致使承租户搬离而产生的可期待利益损失，而只是主张既得利益损失。由于承租户的“潜水泵、地砖切割器、电锤、工地手拉车、电缆线和25平方米铜绞线等物品”在被申请人私自把房门撬开后丢失，故承租户对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已经租住的19个月，每月800元，共计15200元的租金不予支付，该损失系被申请人的违法强拆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被申请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再审相关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新城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答辩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房屋损失，已充分考虑再审申请人的权益，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第一，案涉房屋建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鉴定属D级危房，答辩人为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予以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要求恢复原状，而危房重建依法应当取得相关有权部门的审批，实际上案涉房屋土地并非再审申请人所有，再审申请人无权在该土地上建造任何房屋，而且案涉房屋所属地块已规划建设其他项目，如对案涉房屋进行重建或修复，不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二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已被拆除，不具有返还财产的可能性，答辩人应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对再审申请人损失进行赔偿，符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第二，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提交案涉房屋拆迁评估补偿清单一份，该评估补偿清单载明案涉房屋价值为373964元。答辩人向出具清单的评估机构核实，该评估补偿清单系根据《嘉兴市秀洲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规定的标准出具，根据该办法案涉房屋拆迁价格标准为430-550元/平方米，评估机构选取了最高标准550元/平方米。同时该办法规定了房屋成新率，案涉房屋建成于1970年代，成新率应当为4成以下，但评估机构出具评估补偿清单时未计算成新率时房屋价值评估为373964元。鉴于案件事实及再审申请人的权益，答辩人在一、二审过程中均同意在该评估价值范围内对再审申请人进行赔偿。第三，二审法院认为案件系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应当对房屋损失以恢复原状的标准给付赔偿金，故参照浙江和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等关于拆除当地当年重置同类房屋的价格，并且以就高原则确定房屋赔偿标准，且在同样没有考虑房屋成新率的情况，最终酌定案涉房屋价值600827.5元，已充分考虑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二、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赔偿房屋内物品损失及鉴定费，同样已充分考虑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依据充分。第一，再审申请人要求赔偿屋内物品损失，但是仅提供赔偿物品清单一份，并未提供其他实质性证据予以佐证，且所列物品不符合案涉房屋用途，价格也明显超出市场价格的正常范围。在一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明确案涉房屋为出租，并不居住于此处，因此案涉房屋内不应当有诉称的属于其本人的日常生活物品。而且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也明确了清单中包括潜水泵、地砖切割器、电缆线等实际均不属于其本人所有，而清单中的监控设备等系安装于再审申请人实际居住房屋并非案涉房屋，且目前仍正常使用中。另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票据，物品名称、价格与清单内容明显不符。由此可见，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清单无论是物品还是物品价格不具有真实性。第二，再审申请人提出答辩人提供的视频中有现场人员声音“这么多东西，要不要去问问街道领导怎么办……”，但是再审申请人故意忽略了后半句“这间屋子不拆的”，实际上存放杂物的屋子确实也没有在当天拆除。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中也明确了该事实，在其他房屋被拆除后，再审申请人当天也去查看了现场，杂物间内物品也均在。而再审申请人将在杂物间内的部分物品也列入了赔偿清单，显然没有事实依据。第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物品票据时间均在20年前甚至30年以前。且再审申请人自己也认可，其为了拆迁时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将许多废弃物品搬到了案涉房屋内。因此，案涉房屋内即便存在部分清单所列物品，实际也已折旧且不具有使用价值。第四，关于房屋鉴定费用50000元。本案中，答辩人将鉴定结果告知再审申请人后，再审申请人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再审申请人另行鉴定，并未告知答辩人，鉴定机构也并非与答辩人共同选取，该鉴定费用实际与答辩人涉诉行政行为并无直接关联性。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答辩人主张的房租并非其直接损失，且再审申请人的房屋已经鉴定为D级危房，不具有使用功能的房屋无法取得收益。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房屋租金损失，租金已按月支付，且拆除时租户已搬离，并非直接损失，答辩人无需赔偿，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基于上述原因，一、二审法院仍然在有利于再审申请人的前提下，最终酌情认定了物品损失38000元，并且判决答辩人赔偿承担鉴定费用，已充分考虑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再审申请人就案涉房屋无所有权。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资产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如乙方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前不付清转让费9500元，甲方有权收回转让全部财产”。而再审申请人至今未能提供相应的付款或收款凭证，无法证明已支付相应款项，协议项下的财产权属目前并不清楚。且协议明确转让系财产权，土地使用权不作转让，仍属村集体所有，再审申请人不拆建案涉房屋可长期使用。因此，即使再审申请人能够证明按时且足额支付了转让费，其当时取得的也仅是房屋使用权。再者，根据协议内容，协议转让的财产为大礼堂房间共8间，但无论是从再审申请人自己提供的房屋鉴定报告还是房屋评估清单的内容，都可以看出案涉房屋房间数与协议明显不相符，案涉房屋实际已扩建增设了夹层。按照协议约定，再审申请人拆建案涉房屋，但未办理手续并缴纳费用，已不能长期使用案涉房屋，因此，再审申请人目前也不再具有使用权。第二，每个房屋的价值受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案涉房屋建成于70年代，经鉴定为危房。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房屋不具有所有权，土地不具有使用权。现再审申请人提出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每平方米16000-20000元，但相对应的房屋与案涉房屋属完全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地块，该价格就本案而言根本不具有参考性、关联性。而实际上，与案涉房屋同类型、同性质地块的房屋，评估价格远低于一、二审法院已判决的价值。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案涉房屋建造于上世纪70年代且已被鉴定为危房。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其与新塍镇九里村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0月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中明确其以9500元受让涉案房屋，但“土地使用不作转让，土地使用权归新塍镇九里村经济合作社所有。”涉案房屋及附属物已被强制拆除且无证据表明仍具有恢复原状的条件。原审法院参照拆除当地当年重置同类房屋的价格，以就高原则选取评估价值相对较高的市场价值即每平方米950元作为认定房屋价值的依据，结合房屋面积综合确定涉案房屋的赔偿金为600827.5元，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以周边国有土地上商品房住宅价格作为赔偿标准，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房屋内物品及屋外树木损失的赔偿问题。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虽主张床、沙发、橱、箱、热水器、电脑和写字台等日常生活物品损失及其清单，原审法院结合各方陈述，在各方均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酌情确定物品赔偿数额为38000元，于法有据；再审申请人另主张的房屋租金损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沈慰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沈慰良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管 征 审 判 员  吕柏超 审 判 员  李竺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朱秀华 书 记 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