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0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康宝华，男，195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威，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瑞芳，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守良，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再审申请人康宝华因与被申请人田守良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1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康宝华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案应予再审。理由如下：（一）康宝华提供了《承诺契约》《终止契据》起草人出具的说明、其他受赠人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作为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事实认定，证明康宝华与田守良在内的十余人形成附义务赠与关系，所附义务为田守良等人应持续为远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中国）勤勉尽责工作。为明确上述赠与事项，田守良对接律师起草《承诺契约》《终止契据》后，由田守良在内的十余人予以签署确认。上述文件已生效且实际履行，李祺等受赠人均遵守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远大中国股份返还给康宝华。现田守良离职去其他公司担任高管，亦应遵守约定，向康宝华返还案涉股票及分红。（二）二审判决否认附条件赠与法律关系的成立，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赠与合同是非要式合同，康宝华赠与田守良股票时，双方附义务赠与法律关系即已成立。2.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对价以派发股息抵顶的记载，与实际不符，田守良未支付任何对价。《承诺契约》订立时间在田守良持有案涉股票之后，是康宝华与田守良在内的受赠人对赠与合同及合同所附义务的再次书面确认。田守良在《承诺契约》上签字确认后，康宝华收下合同以行动对《承诺契约》表示认可。康宝华是否签署不影响《承诺契约》合同的成立，也不影响对田守良所作承诺的效力。3.《承诺契约》签署一年后，田守良起草并签署了《终止契据》，对《承诺契约》中的义务进行变更和补充。田守良在本案中也依据《承诺契约》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田守良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经自认《承诺契约》的有效性。（三）康宝华在管辖权异议答辩中仅针对《承诺契约》的争议解决条款效力提出异议，并未自认《承诺契约》未成立。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也仅对争议解决条款效力作出认定，未认定《承诺契约》没有法律效力。（四）《终止契据》是对《承诺契约》的补充和变更，康宝华和田守良签字确认，可与《承诺契约》互相印证，证明真实性。一审阶段，康宝华向法庭出示了《终止契据》原件，田守良质证及一审法院核对后并无异议。二审法院认定《终止契据》第6页的“印章印迹”实为材料保管所贴的便签纸痕迹。 田守良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康宝华的再审申请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康宝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新证据范围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二）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份转让行为已实际发生，相关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三）康宝华关于《承诺契约》《终止契据》成立生效的依据不足。1.根据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承诺契约》仅有田守良一方签字，不能认定依法成立，没有法律效力，田守良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因此被驳回。这也是康宝华在管辖权异议答辩状中作的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自认的事实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康宝华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订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康宝华没有在《承诺契约》上签字盖章，合同未成立。康宝华提交的《承诺契约》存在缺页情况，不能客观反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认定《承诺契约》未成立，于法有据。2.根据法律规定，书证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田守良未签署过《终止契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终止契据》实为复印件形式；《承诺契约》每页都有田守良的签字，《终止契据》却没有加盖骑缝印章或者进行每页签字，不符合田守良的习惯。《终止契据》的第5页和第6页纸页码位置不同，第6页不同于其他页码，有加盖过印章的痕迹，存在拼凑情况；《终止契据》缺少在见证人面前签署交付的生效要件，并未生效。（四）2004年自康宝华处受让股份的13人中，确实有部分人将股权变更到康宝华名下，但并非返还股份，而是通过转让方式，且该些人员存在职务侵占等违法行为。上述情况不能作为康宝华要求田守良返还股份的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康宝华的申请理由进行审查。 第一，关于《承诺契约》效力的认定。首先，《承诺契约》载明，康宝华将案涉股权赠与田守良；田守良向康宝华承诺，其不得处分案涉股权，并在发生特定情形时，康宝华享有对案涉股权处置分配等权利。田守良在《承诺契约》上签字确认后交付康宝华，康宝华予以收取保管，《承诺契约》所涉股权已经登记在田守良名下，以上事实显示双方当事人对《承诺契约》未提出异议并予以实际履行，故康宝华未在《承诺契约》上签字的情形不足以作为双方未就该合同达成合意的依据。其次，双方当事人就案涉纠纷的管辖权曾发生争议，康宝华明确其仅对《承诺契约》中的仲裁条款效力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就管辖权异议作出的(2018)辽民辖终158号民事裁定认定，“承诺契约中虽然约定了管辖条款，但该承诺契约仅上诉人（田守良）一方签字，被上诉人（康宝华）没有签字。因此，该承诺契约中的管辖条款尚未生效，不能依据承诺契约中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上述事实并不足以作为《承诺契约》未生效的依据。最后，远大中国《招股说明书》关于田守良取得案涉股权的记载内容，也不足以否定康宝华与田守良内部之间就案涉股权作出的权利义务安排。因此，二审判决关于《承诺契约》未成立生效的认定，理据不足。 第二，关于《终止契据》真实性及效力的认定。《终止契据》与《承诺契约》在内容上具有对应性和延续性。《终止契据》中，康宝华同意田守良所持股权10%部分不再受《承诺契约》条件约束等内容，表明康宝华对《承诺契约》项下的案涉股权权利进行了限缩，在此情况下，应当结合康宝华就其他受赠人履行《承诺契约》《终止契据》进行举证等情况，审慎认定《终止契据》的真实性与效力。二审判决仅以《终止契据》形式上存在缺陷为由否定其真实性，理据不足。 第三，有关案涉股权权属认定。本院注意到，康宝华确认《承诺契约》《终止契据》真实有效，同意受其约束；田守良虽不认可上述合同，但主张依据《终止契据》的约定，其可以取得案涉股权中10%部分的自由处分权利，经考核后还可再行取得案涉股权中20%部分的自由处分权利。鉴于二审判决是在认为《承诺契约》《终止契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径行认定案涉股权归属田守良，驳回康宝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对双方当事人《承诺契约》《终止契据》的实际履约行为以及田守良是否存在应予返还康宝华部分股权的情形等事实进行查明，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 综上，康宝华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陈宏宇 审判员  王蓓蓓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叶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