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802行初231号 原告杨昌娥，女，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松阳县，现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艳婷，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慧婷，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民政厅，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法定代表人王剑侯，厅长。 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8020026215051，，住所地为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三路** 法定代表人周建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嗨呀，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戚文菁，女，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原告杨昌娥与被告浙江省民政厅、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第三人戚文菁民政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告申请，本院将该案移交本院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先行组织协调，并依法向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协调未果，本院于同年9月9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阅卷、询问原告，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昌娥起诉称，1993年2月11日，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对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2019年9月7日死亡）提供的虚假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等材料能够核实却未尽审查职责，为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办理了荷街字第17号《结婚证》。2009年1月23日，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签订《离婚协议书》，共同故意隐瞒结婚事实。2012年12月19日，在周柯民出具单身婚姻状况合法证明材料情况下，原告杨昌娥与周柯民在衢江区婚姻登记处合法登记结婚，结婚后共同生活九年至周柯民病亡。从登记结婚之日起至今，原告均居住在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在这期间，第三人戚文菁对原告与周柯民已登记结婚的事实自始均明知，在原告与周柯民合法登记婚姻共同生活期间，第三人戚文菁每月到周柯民处拿孩子抚养费。2014年初期，周柯民因尿毒症一直在医院治疗，杨昌娥支付周柯民巨额医疗费用、照顾周柯民起居及生活，所有费用均由原告杨昌娥承担，履行了作为妻子的义务。2018年6月，周柯民将原告添加为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产权共有人并办理不动产登记。2019年9月7日，周柯民死亡以后，第三人戚文菁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要求对原告合法登记婚姻进行宣告无效。2019年11月19日，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原告合法登记的婚姻无效的判决。随后，第三人戚文菁又通过诉讼方式对原告杨昌娥合法财产进行侵占。法院基于第三人戚文菁的荷街字第17号《结婚证》，确认原告居住的衢州市松园东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属于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的共同财产，造成原告直接财产损失200万元。原告认为，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领取结婚证系由当时的婚姻登记机关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审查，并由被告浙江省民政厅向其发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与被告浙江省民政厅共同错误登记并错误颁发荷街字第17号《结婚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办事处和浙江省民政厅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错。经法院释明，现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系柯城区婚姻登记管理部门，且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在后续信息录入时也未及时审查纠正，导致原告合法的结婚证被宣告无效，给原告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撤销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民的结婚登记行政行为（荷街字第17号）；2.判令两被告赔偿因过错登记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人民币2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等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答辩称，一、被告办理结婚登记行为的程序合法，被告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婚姻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写明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状况（未婚、离婚、丧偶）的证明。第五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了解，对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第三人与周柯民于1993年2月11日申请结婚登记时，提供了双方单位的证明，并在证明上写明了出生年月和未婚状况等相关情况，签署了结婚登记申请书，在申请书上记录了居民身份证的编号。第三人与周柯民提供的材料符合相关规定。被告对材料进行审查，照片与本人也相吻合，并制作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第三人与周柯民在审查处理结果表上领证签名。周柯民1993年申请结婚登记时使用的是一代身份证，周柯民在办理二代身份证前如申请改变了出生年月，二代身份证与一代身份证就无法相互印证衔接。一代身份证号系手填的记录，1993年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电脑存档，现在无法查询是很正常的，故周柯民一代身份证号码查无此号，也不能认为周柯民所持的系虚假身份证。被告的审查是程序义务，是形式审查，被告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被告办理结婚登记程序合法。根据《婚姻法》规定予以婚姻登记，给予颁发结婚证符合法律规定。二、柯城区人民法院及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均认定了第三人与周柯民婚姻合法有效。柯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802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1993年2月11日结婚登记申请书上指纹系周柯民右手食指捺印形成。该判决书认定了第三人与周柯民的婚姻关系的合法性，且认定了双方婚姻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周柯民又与原告登记结婚，已构成重婚，并宣告周柯民与原告的婚姻无效。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2020）浙08民终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周柯民用曾用名周柯明与第三人取得结婚证合法有效。三、原告的财产损失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无因果关系。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原告与周柯民的婚姻系重婚，宣告无效，判决房产系第三人与周柯民的夫妻共同财产，周柯民将房产变更登记为与原告共同共有的处分行为无效。原告与周柯民的婚姻登记行为并非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的财产损失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无因果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戚文菁未提供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周柯民，曾用名“周柯明”。1993年2月11日，“周柯明”使用身份证号330821601××××（现经查并无此号）与第三人戚文菁登记结婚，结婚证号为荷街字第17号。2012年12月19日，原告杨昌娥与周柯民（身份证号330821195906××××）登记结婚。2019年9月7日，周柯民因病去世。第三人戚文菁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告杨昌娥与周柯民的婚姻无效。在该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周柯明”在1993年2月11日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的指纹与周柯民的指纹鉴定为同一人右手食指捺印形成，故认定“周柯明”即周柯民。2019年11月19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以周柯民（周柯明）在与第三人戚文菁的婚姻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又与原告杨昌娥登记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故作出（2019）浙0802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宣告周柯民与杨昌娥的婚姻无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婚姻登记时间为1993年2月11日，原告于2012年11月19日办理结婚登记并被宣告无效，但其对在先登记并无利害关系，其请求撤销，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在本案的被告选择问题上,原告认为第三人与“周柯明”所持结婚证上的印章为“浙江省民政厅”,因此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将浙江省民政厅列为被告。根据当时的《民政部关于使用新式结婚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婚函[1992]317号)的有关规定,在“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该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经释明，原告坚持起诉浙江省民政厅。因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第三人戚文菁与“周柯明”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原告起诉的被告浙江省民政厅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原告对被告浙江省民政厅的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昌娥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华 人民陪审员  陈小伟 人民陪审员  胡天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晨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