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503民初3147号 原告:陈达斌，男，汉族，1969年6月生，住安徽省当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戎本亮,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鞍山市查氏门窗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法定代表人:查小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发志，安徽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达斌与被告马鞍山市查氏门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查氏门窗公司”）合伙纠纷一案，2019年4月25日，原告陈达斌以马鞍山市查氏门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查氏门窗公司”）、芜湖众鑫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安徽东昊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马鞍山苏杭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杭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2019年12月23日，原告陈达斌撤回起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皖（2019）0503民初26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陈达斌撤回对被告查氏门窗公司、众鑫公司、东昊公司、苏杭公司的起诉。2020年5月12日，原告陈达斌以查氏门窗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20年7月13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原告陈达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戎本亮，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查小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发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达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查氏门窗公司支付其工程款94232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二、由被告查氏门窗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9日，原告陈达斌与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签订《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约定由原告开负责上湖安置房一期工程1—7号楼所有门窗的制作和安装，合同单价为28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完成了涉案项目3、4、6、7号楼的门窗制作与安装，实际制作和安装面积为6744元／㎡，被告查氏门窗公司应得实际支付工程款1888320元。现涉案项目已经实际投入使作用多年，但被告查氏门窗公司仅支付原告工程款946000元，剩余942320元至今未付。 被告查氏门窗公司辩称，第一、依本案案由，本被告并不是适格主体。被告非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分包人，分包人系芜湖众鑫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公司”）。众鑫公司也从未将涉案工程整体转包给本被告。本公司不具备将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的塑钢门窗工程转包给他人施工的权利与资格，故也无支付涉案工程款的义务。第二，查小兵、陈达斌及案外人刘先林均系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的钢门窗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内查小兵、陈达斌、刘先林等三人系合伙关系，查小兵仅系三人推举的合伙代表。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系查小兵、陈达斌、刘先林等三人合伙并以众鑫公司名义，从安徽东昊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分包而来的。2014年7月9日，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获得该项目后，查小兵、陈达斌及刘先林等三人口头约定，刘先林负责第3、4、6、7号楼的门窗项目施工，陈达斌向其收取每平方米20元的居间费用，1、2、5号楼塑钢门窗项目由查小兵负责施工。对收取的工程款合伙内部按各自承担的工程量比例分配。同时，三人商定由查小兵作为合伙人代表，代表挂靠方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联系沟通、包括工程进程、工程质量方面的与转包方及总包方的协调，并从东昊公司处领受工程款项。第三，被告公司在涉案《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加盖公章的本意只是对涉案工程款内部分配的见证。查小兵虽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涉案门窗制作安装合伙中的行为中并非职务行为。在查小兵、陈达斌及刘先等林三人以众鑫公司名义获得该项目后，查小兵个人作为三人的代表负有从东昊公司申请、领受工程款的权利。陈达斌及刘先林因担心查小兵收到工程款后不按约定比例、计价办法及时分配工程款，陈达斌与刘先林将涉案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之间的《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进行涂改，改动合同的商定的单价和合同尾部的单位，形成涉案《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要求查小兵签字，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确认陈达斌及刘先林实际施工工程价款的计算办法，制约查小兵对收到工程款后的分配。该合同一式两份，查小兵一方及陈达斌与合伙人刘先林为一方各持一份。被告持有的一份查小兵要求刘先林在乙方位置签字。因查小兵拥有被告公司，被告公司与刘先林要求查小兵以被告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的方式，对查小兵在合伙事务中应承担义务作见证。被告公司在此合意的情况下在甲方位置加盖了公章。第四，本案需众鑫公司及刘先林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才能查清案件事实。涉案《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一式两份，陈达斌持有的合同文本乙方位置除有陈达斌的签名外尚有众鑫公司印章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大清的签字，而查小兵持有的合同文本上乙方位置另有刘先林的签名。众鑫公司系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分包人，刘先林除与陈达斌及查小兵等三人合伙共同挂靠众鑫公司外，另在涉案3、4、6、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施工中与查小兵形成合伙关系，是陈达斌作为原告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依理众鑫公司与刘先林均应参加诉讼。故被告公司认为，应申请或法庭依职权追加上述当事人参加诉讼。第五，陈达斌诉称剩余工程款为946000元与事实不符。截止2017年1月27日，陈达斌及刘先林作为合伙一方共收到查小兵转付、垫付的工程款1596000元，其应得工程款的差额仅为292320元。第六，陈达斌及刘先林作为合伙的一方，未向东昊公司提交竣工报告、且未缴纳建筑外窗检测检测费，属于未全面履行合伙协议。第七，陈达斌诉请的利息无合同依据。第八，被告公司认为本案案由不是承揽合同纠纷，而是合伙合同纠纷。第九，应追加众鑫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追加刘先林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综上，被告公司认为，本被告既不是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的承包人，亦不是该工程的分包人，当然也不具备该项目的转包或分包资格。该项目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查小兵个人、陈达斌与刘先林合伙挂靠众鑫公司从东昊公司共同承揽，查小兵该合伙行为非职务行为。故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陈达斌对被告查氏门公司的诉讼请求。 围绕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知之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证据交换、质证等。原告陈达斌为支持其诉请，而向本院提交了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如下证据：一、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的企业信息信用查询单一份，证明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二、《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原件一份，证明原告陈达斌与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签订了该合同，以及约定单价为280元／平方米；三、《门窗工程量汇总》一份，证明原告陈达斌制作安装的门窗面积是6744平方米及总价款是1888320元，被告已付946000元；四、《证明》二份，《销售清单》六份（原件），证明原告陈达斌为完成涉案合同工程，采购原料1193458.38元。 被告查氏门窗公司对原告陈达斌所提交的该四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一是整个案件是由查小兵和陈达斌及刘先林三人合伙的。二是承揽协议不涉及到被告查氏门窗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也无法达到陈达斌证明目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该证据与被告公司手上持有的合同不同，在该合同的尾部“乙方签字人”不一样。第二份证据所约定的内容不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陈达斌证明目的。结算的相对方不一样；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查氏门窗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和质证意见，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被告查氏门窗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证明查小兵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两份、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一份、刘先林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等，证明：（一）众鑫公司系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工程1-7号楼的塑钢门窗工程的分包人。（二）涉案的“上湖安置房一期”工程1-7号楼的塑钢门窗工程，系查小兵、陈达斌及刘先林合伙挂靠众鑫公司，从东昊公司共同承接的。（三）甲方以查氏门窗公司，乙方以陈达斌、刘先林、葛大清及众鑫公司的转包合同，并非是查氏门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有两份合同的，一份叫大合同，也就是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的合同。另一份是甲方是被告公司，乙方刘先林和陈达斌三人的为乙方的这个叫小合同；三、《收条》四份、《领条》两份等，证明：（一）陈达斌、刘先林收到查小兵转付的工程款730000元。（二）陈达彬、刘先林收到查小兵价值866000元的材料以及人工工资垫付款；四、《银行流水》一份，证明：（一）查小兵交葛大清挂户费20000元的事实。（二）陈达彬、刘先林交付葛大清的众鑫公司挂靠费20000元的事实；五、建筑外窗检测委托单，证明（一）陈达斌、刘先林没有提交涉案3、4、6、7号楼的竣工报告的事实。因为没有交钱，不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就没有交。（二）陈达斌、刘先林未交纳3、4、6、7号楼外窗检测检验费的事实；六、证明陈达斌、刘先林实际施工，6、7号楼的塑钢窗系查小兵加工的，合计3300平方米；七、庭审笔录2019皖0503民初2647号一份，证明（一）涉案“上湖安置房一期”1-7号楼塑钢门窗工程，查小兵以陈达斌即刘先林合伙挂靠众鑫公司，从东昊公司共同承担，三人系合伙关系。（二）第3、4、6、7号楼实际施工过程中，刘先林和陈达斌他们两个人又是合伙关系；八、民事裁定书一份、鉴定意见一份，证明（一）陈达斌于2019年曾以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由向花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查氏门窗公司、众鑫公司、马鞍山苏杭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杭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原告撤诉，法院作出（2019）皖0503民初26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撤诉。（二）陈达斌在案审理中，主张其2015年2月13日、2016年2月13日签名的收条非其本人签名，申请进行减签名笔迹鉴定，经西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陈达斌署名以陈达斌提供的笔迹样本是一致的；九、《证明》一份，这个是由周逢友提供的证明，证明（一）涉案工程系查小兵、陈达斌、刘先林合伙承揽的，查小兵是合伙人的代表。（二）周逢友拿的居间费是每平方米15元，查小兵拿居间费每平方3元；十、《图片》四张，这是最近从在工地拍摄的，证明刘先林施工的6、7号楼的门窗、窗扇系查小兵垫付材料并加工制作的，该图片上也有说得很清楚的，因为6、7号楼上有查小兵施工的证据；十一、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刘先林在涉案施工中系借贷款项施工的事实。 原告陈达斌对被告查氏门窗公司所提交的该十一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门窗制作安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但认为，一是该合同上“刘先林”签名不是他本人所写。二是该份合同明确是一式四份，原告有一份，被告有一份，但是原被告双方的乙方签名处多了一个刘先林。也就是说刘先林的签字不是在原被告双方签字的时候签的，还是事后补的签的，也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原告陈达斌对此不认可的。三是该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第四条明确约定了，甲方不负责材料款的垫付。四是被告公司一直陈述说是查小兵个人与原告合伙，但实际上被告查氏门窗的查小兵作为法人，在该份合同上有盖章和签字，被告公司作为商事主体，不可能不知道盖章的法律意义何在？对该组证据中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该组证据中的《证明》是刘先林出具的证明，是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已认可了原告方的施工量是6744平方米，工程总价款是1888320元。故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不予认可。对第二份门窗安装制作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有异议。该证据上众鑫公司不参与涉案工程，但实际上众鑫公司又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过东昊公司，认可了其实际施工的事实，两份互相矛盾，两份证明目的互相矛盾；对第三组证据2015年2月13日的金额为650000元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不予认可，对其他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一是该份收条的收款人陈达斌并非他本人签字，这个也涉及到鉴定报告，在鉴定报告的质证意见是一并质证，为什么不是他签的。二是被告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涉案650000元是如何支付的。三是如果加上这650000元的话，涉案工程的材料款已经超过了合同价格880000余元，显然是不符合常理。2015年2月27日和2015年的2月2日，也就是该份收条出具后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被告公司又相继地支付了630000元，明显与工程进度和工程款支付进度不相符合；对第四组证据《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20000元是陈达斌也就是原告替被告交给众鑫公司的，这个20000元不是原告自己交的；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是否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不影响原告主张款项。第二个鉴定费用实际没有产生；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不予认可。一是证据形式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二是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与被告公司自述也自相矛盾，被告公司一直强调是由查张小兵个人合伙，但该份证据上明显的5、6号楼是由查氏门窗公司实际施工，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和他的答辩意见都互相矛盾。三昌该份证据的6、7号楼的3300平方米，是由被告公司实际完工，按照280元／平方计算，其实际的施工也达不到650000元，才90000多元；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该案中原告和被告公司就原告的施工量和施工价格没有异议。二是在该案中被告是明知原告将案涉的工程再转包给刘先林，然后收取刘先林20元每平方价格的事实。也就是说被告方是知道原告方和刘先林存在转包关系的，而并非被告所说的合伙关系；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主要说一下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并不能证明2015年2月13日的欠条是陈达斌所写，首先该鉴定意见明确表示倾向于认定落款是陈达斌所写，而并非是确定是陈达斌所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就笔迹鉴定技术规范，BT37239-2018号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笔迹鉴定的结论分三种一种是肯定性意见即确定性意见，一种是非确定性意见，还有一种是无法鉴定意见，倾向性意见，本案的鉴定结论属于非确定性意见，本案的鉴定意见属于非确定性意见，而非确定性意见中又分为三种，分为极可能、可能和很可能，而本案的鉴定意见是属于很可能是一种比较中性的判断意见，并非是一种肯定性的判断意见；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均不予认可，一是从证据形式上来讲，他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二是份证明中明确这个叫周逢友的，明确表示我不负经济和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出这份证明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他的声明导致这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并不能显示是案涉项目的门窗，也不能显示涉案项目的6、7号楼门窗系查小兵垫付材料和加工制作；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如同被告公司所说，刘先林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借贷工程款的事实。那么其更加不需要向被告进行垫付材料款，他都已经借款了，还为什么还要你这垫款垫资呢？ 诉讼中，本院依职权对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大清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葛大清陈述系由查小兵、陈达斌和刘先林等三人合伙借用该公司名义（一方为查小兵，另一方为刘先林和陈达斌，并分别支付管理费各20000元）与东昊公司订立涉案工程的《门窗制作及安装合同》，制作和安装涉案门窗工程的。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情况等，独任庭亦进行了必要的询问等。原告陈达斌所提交的该四组证据和被告查氏门窗公司所提交的该十一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对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大清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的该笔录联系起来，并进行结实合审查判断等，本院认证认为，上述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涉案证据其来源均合法，并均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证明目的不能悉数予以认定。本院依职权所制作的询问笔录，因其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据此，能确认以下事实存在：2013年3月20日，苏杭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了一份《花山区上湖安置房小区一期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主要约定，由苏杭公司将“花山区上湖安置房小区一期工程”1＃-7＃住宅楼、地下室（含人防）、商业楼、幼儿园及物业用房等工程发包给东昊公司承包建设。 2014年7月9日，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一份《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由众鑫公司承揽东昊公司承建的位于本市“花山区上湖安置房一期工程”1#-7#楼的门窗制作及安装项目；门窗承包综合单价为305元/平方米，所有门窗的工作量以最后实际发生面积结算为准；东昊公司不付备料款，窗扇安装完成具备归档条件后在春节临近15日前付实际完成工程量的50%，工程竣工验收后由众鑫公司按实际发生量上报项目部预算科审核，在2015年6月付至70%，2015年12月31日左右付至95%，剩余5%作为质保金在使用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或有其他违反合同的行为，违约方应承担另一方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经济责任。同日，查小兵与陈达斌以前述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所签订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为样本进行复印，并删除“众鑫公司”所盖印章，又以查小兵名义与陈达斌签订《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一份，并加盖查氏门窗公司印章。该合同内容中除第一条中除“所有窗门承包综合单价为280元/平方米”外，其它均与前述涉案合同一致，“众鑫公司”所盖公章删除处签名为陈达斌。2015年9月30日，陈达斌转账20000元挂户费给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大清。2016年2月6日，查小兵转账给付20000元挂户费给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大清。 施工中，查小兵具体完成了涉案工程的1、2、5号楼的窗门制作及安装；陈达斌负责并安排刘先林完成了涉案工程的3、4、6、7号楼的窗门制作及安装。 2015年8月，涉案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完工。2015年12月1日，东昊公司确认涉案工程总工程款为4038718.5元，其已支付众鑫公司工程款143万元，余款为2608718.5元。2017年4月18日，查小兵以众鑫公司名义向本院提起诉讼并要求东昊公司给付前述涉案工程款。2017年6月25日，本院审结原告众鑫公司与被告东昊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并作出（2017）皖0503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东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众鑫公司工程款（窗门制作及安装）2608718.5元，并支付原告众鑫公司以2406782.6元为本金的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至该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及以201935.9元为本金的自2016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至该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众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计15000元，由被告东昊公司负担。 现陈达斌为给付涉案工程的3、4、6、7号楼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款，而以查氏门窗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纠纷性质系为合伙纠纷还是承揽合同纠纷。经庭审查明并确认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为合伙纠纷而非承揽合同纠纷。其理由如下：第一，涉案工程虽由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但该合同实系查小兵与陈达斌二人合伙共同以众鑫公司名义所订立的。此系众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大清和前次诉讼中证人秦某的证词及查小兵和陈达斌分别支付给该公司挂户费等事实所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应认定查小兵与陈达斌系共同合伙挂靠众鑫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东昊公司签订涉案《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承接制作及安装涉案1—7号楼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第二，查小兵及陈达斌之间所订立的涉案《窗门制作及安装合同》，其内容实系将众鑫公司与东昊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予以复制，且若依该合同则涉案1—7号楼的全部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均由陈达斌来完成，但实际情况却是由查小兵制作及安装1、2、5号楼窗门工程，陈达斌制作及安装3、4、6、7号楼窗门工程。第三，假设系由查小兵以查氏门窗公司或查小兵个人名义再次分包给陈达斌承建的话，而涉案1—7号楼的全部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承包主体是众鑫公司，则查氏门窗公司或查小兵个人均因无权分包或主体不符。第四，查小兵以众鑫公司名义已于2017年4月在本院提起对东昊公司民事诉讼，且本院已以（2017）皖0503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判决东昊公司支付众鑫公司涉案工程款2608718.5元（包括涉案1—7号楼的全部窗门制作及安装）。若是查氏门窗公司或查小兵个人承包建设的涉案全部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则完全可以查氏门窗公司或查小兵个人名义起诉要求支付工程款（且只能诉请涉案1、2、5号楼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款），而无须以众鑫公司名义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和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等规定，原告陈达斌对此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陈达斌实系与查小兵合伙承建涉案1—7号楼工程的窗门制作及安装工程，且涉案工程已于2015年8月完工并交付使用。此时，应推定为陈达斌与查小兵合伙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的”的规定，因涉案双方当事人无书面合伙协议，双方仅以口头约定方式确定了合伙关系。故双方应对该合伙事务进行清算。现原告陈达斌要求查氏门窗公司给付涉案款项之诉请，显与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查氏门窗公司所提抗辩意见，经查均与本院所查明的事实相符，且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等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达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612元（减半收取），由原告陈达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祖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蒋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