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33644号原告：韩桂旭，男，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5号101B,401B-601B。负责人：关耀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玉芳，男，该公司职员。原告韩桂旭与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财险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桂旭、被告华泰财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玉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桂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华泰财险北京分公司赔偿韩桂旭机动车维修费17600元、拖车费3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泰财险北京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韩桂旭在被告公司就车牌号为×××的机动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2020年7月6日，韩桂旭驾驶×××小汽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与立军路东口与案外人驾驶的×××的小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经由交警处理认定原告为全责。×××车主为维修其车辆支出13000元并有发票证明，原告维修车辆花费6600元。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以原告车辆注册了滴滴平台、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拒绝赔偿商业险责任，并且在定损前向原告发送了拒赔通知书。原告在办理保险时，被告业务员没有对原告告知此项注意事项，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华泰财险北京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投保时，原告车辆的性质是非营运车辆，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原告从事滴滴网约车业务，属于改变了保险标的物用途，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并未履行通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故原告上述保险事故，被告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韩桂旭向被告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载明以下内容：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韩桂旭，投保电话151XXXXXXXX，投保机动车是车牌号为×××小型汽车，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适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商业险和交强险的保险期间均自2020年4月19日0时至2021年4月18日24时止，保险费合计3647.63元。“特别约定”栏载明，商业险特别约定，本保险单承保非营业车辆，如果保险车辆用于租赁或营业运输，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2020年4月14日，被告向韩桂旭出具《华泰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以下简称商业保险单），载明以下内容：被保险人韩桂旭，车辆号牌×××，保险期间自2020年4月19日0时起至2021年4月18日23时59分止，承保险种分别为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66279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100万元）等，保险费合计3647.63元。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4.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三、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载明以下内容：2020年7月6日2时05分，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立军路东口，韩桂旭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姜某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韩车前部与姜车后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坏，无人受伤。韩桂旭有《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七项机动车追撞前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尾部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姜某为无责。四、韩桂旭提交的发票、收据显示，其为维修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支出13000元，维修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花费6600元。五、2020年7月10日，被告向韩桂旭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其上载明，韩桂旭驾驶车牌为×××号车于2020-07-0602:05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立军路东口与×××发生碰撞事故，经被告公司勘察核实，标的车在被告处按家庭自用（非营业）性质承保，但标的车在滴滴出行平台进行了注册，并在事故发生前长时间进行载客运营，客观上改变了标的车的使用性质，但被保险人从未通知被告进行批改。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相关规定，被告无法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六、事故发生后，被告委托华大公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显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原告进行滴滴营运活动中，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经协商，原告放弃了本次事故商业险的100%的理赔金。询问笔录记载，原告承认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承认从事过滴滴网约车，被保险车辆是自己使用。韩桂旭签署声明书，表示对于本案交通事故，已向保险公司报案，现原告由于滴滴运营原因，主动放弃本次事故的保险索赔，任何损失由本人承担负责。被告提交的手机截屏也显示，韩桂旭注册了滴滴出行，使用被保险车辆从事网约车业务。七、诉讼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调取了牌号为×××的小客车在滴滴平台上的订单记录。2020年11月16日，滴滴公司向本院回函载明：牌号为×××的小客车在滴滴平台注册日期为2018年5月7日，司机姓名分别为韩桂旭、李某某、韩某，韩桂旭注册电话为150XXXXXXXX；车辆自注册之日起至2020年7月6日的订单总数量为14222单；2020年5月单量为709单，2020年6月单量为749单，2020年7月（截至7月6日）单量为73单。回函附有该车辆于2020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6日的订单详细记录，三日订单分别是10单、10单、1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变更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被告如何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在对案涉车辆投保时确认车辆属非营业车辆。但经被告申请调取的滴滴公司相关记录则显示，原告将被保险车辆注册用于网约车运营，且订单记录显示，自注册后至2020年9月1日已接单14222单。事故发生前二个月每月接单数量平均700单左右，事故发生前一天订单数量为10单。根据此情况可以认定，韩桂旭驾驶被保险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已实际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车辆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费率。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故无论从社会常识的角度还是保险公司对风险的预估角度，营运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更大，因此营运车辆的保费远高于家庭自用车辆的保费。以家庭自用车辆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致使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如果投保人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则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中，韩桂旭擅自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从事营运行为，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通知被告，被告不应承担商业险项下的赔偿保险金责任。同时，在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已经以声明书的形式，就该保险事故由于滴滴运营原因确认被告无需进行商业险项下的保险理赔。原告虽称系在被告诱骗之下签署该声明书，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交证据，本院对原告此项意见不予采信。原告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桂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元，由原告韩桂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成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