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55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燕凌，女，196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增梁，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萌，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钧，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艳，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燕凌因与被上诉人张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20）豫0702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胡燕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702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钧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新乡市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严彪对此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只能向债务人升华公司以及担保人严彪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突破担保法的基本原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没有在保证上签字，不是保证人，不是承担担保责任的适格主体。2,升华公司向张钧借款，严彪是公司的股东，系借款的保证人,根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因独立法人人格，其盈利以及股权的变更等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股东取得股权收益、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只与公司股东有关，不及于公司股东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包括严彪的前妻上诉人胡燕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严彪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债务与升华公司的债权债务混同,违背了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设立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精神。二、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认定严彪以个人名义担保所负债务为与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错误。1,涉案债务所有手续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从未事后追认与严彪共同还款,上诉人对严彪的担保行为并不知情。2,涉案升华公司的借款以及严彪以个人名义担保行为涉及数额1000万,利息2分,数额明显超过严彪与上诉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上诉人是广州美术学院正式职工，有自己的工作并且待遇优渥,生活来源与严彪无关，案涉债务并未用于严彪与上诉人的共同生活。3，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债务用于被上诉人与严彪的共同经营,涉案债务借款人是升华公司，明显此债务用于升华公司的经营,上诉人不是借款人升华公司的股东，并未参与过升华公司的任何生产经营事项,一审法院仅以严彪系升华公司大股东就推定被上诉人与严彪共同经营公司,将严彪的担保债务认定为系和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升华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上诉人未从升华公司得到任何收益,现在已经被拍卖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房产,在上诉人和严彪婚内全款购买于1998年,升华公司成立于2002年,上诉人与严彪之前的夫妻共同房产与升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上诉人与严彪因感情不和离婚,双方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由严彪支付给上诉人的钱从未实现，上诉人未从离婚协议中受益。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已经明确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每个个案各有不同,但是最高院复函明确了担保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审判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以执行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推定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错误。升华公司于2011年5月向被上诉人借款,2016年7月18日严彪向被上诉人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2016年8月15日,被上诉人法院诉讼要求严彪承担责任,2020年4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此时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请求不应当支持,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以被上诉人2017年6月18日申请执行的时候要求对上诉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推定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院的回函,明确涉案保证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罔顾事实和法律,偏袒被上诉人判决上诉人还款。原审判决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上诉人主持公道。被上诉人张钧辩称，本案所涉债务是胡燕凌与严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经营所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胡燕凌有义务偿还。案涉债务是胡燕凌与严彪结婚后成立的升华公司所欠，而严彪为升华公司的大股东，其持有股权为95%，另外5%也是由其八十高龄的母亲李巧珍象征性持有。升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2月由严彪变更为胡燕凌母亲张木兰。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升华公司实际就是严彪夫妇共同经营。严彪为升华公司担保是为了公司经营，也是为了其个人和家庭获得更多的股权收益。而且胡燕凌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严彪未将升华公司的股权收益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或未转化为其夫妻共同财产。经调查了解，胡燕凌和其子严子阳的部分生活费用甚至都由升华公司直接支出。胡燕凌的工作单位是广州美术学院下属单位人员，退休之前已经停薪留职多年没有收入，其子严子阳在加拿大留学六七年，胡燕凌拟投资1000万元设立广州古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单凭其个人收入不能承担。从被答辩人胡燕凌和严彪于2018年8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内容来看，胡燕凌和其子严子阳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升华公司的经营收入和资产，而且双方已经对升华公司的资产和债权进行了分割。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案涉债务强制执行过程中，红旗法院执行局在2019年4月根据答辩人的申请对被答辩人采取过强制措施，查封过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被答辩人以其已与严彪离婚为由提出异议，红旗法院中止了执行措施并解除了查封。对这一事实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时直接予以承认。也正是红旗法院不能继续对被答辩人的个人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答辩人才无奈提起了本案诉讼。更何况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即2019年4月开始计算。因此，本案对债务人胡燕凌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张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燕凌承担其与前夫严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张钧未清偿部分债务6889016.66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胡燕凌承担。原审法院查明：自2011年5月开始，严彪以升华公司资金紧张为由，陆续向张钧借款1000万元，约定利息为2分。2016年7月18日严彪出具承诺书，承诺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升华公司逾期支付利息，张钧于2016年8月15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审理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豫07民终1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新乡市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钧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严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张钧于2017年6月18日向红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红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向张钧交付执行款52283.34元，于2020年4月30日向张钧交付执行款3145500元，共计3197783.34元。胡燕凌与严彪于1992年1月3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8月6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严彪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供女方和孩子使用，从2018年开始，连续五年，五年后停止支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债务由严彪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3000万以内由女方和儿子享用，超出3000万部分双方各占50％分配。升华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28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严彪持有该公司股权为95％，李巧珍持有该公司股权5％，升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2月28日由严彪变更为张木兰，张木兰为胡燕凌母亲。原审法院认为，生效的裁判文书，具有法律效力，本案所涉债务已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且收到执行款共计3197783.34元，剩余本金6889016.66元及相应利息未能执行。关于胡燕凌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关键能否认定严彪对本案债务所做担保之债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胡燕凌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且在严彪出具的《承诺书》中，胡燕凌并未签字，对该债务也不认可，严彪所担保的债务数额巨大，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因此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胡燕凌答辩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答复仅是针对个案相关情况做出的答复，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该案件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和本案情况有所不同。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须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本案中，案涉借款发生于严彪和胡燕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升华公司系严彪和胡燕凌婚后设立的公司，虽然严彪以其个人名义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但该笔借款系用于升华公司，而严彪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持有该公司95％的股权。虽然案涉借款并未直接用于严彪和胡燕凌的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但升华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严彪的个人收益，而严彪的个人收益依法属于其与胡燕凌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严彪为升华公司担保是为了公司的经营，也是为了其个人获得更多股权收益，且根据严彪与胡燕凌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对严彪在升华公司经营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确认。故应当认定为严彪对升华公司所担保产生的债务属于其与胡燕凌夫妻共同债务，胡燕凌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债务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的问题，张钧于2017年6月18日向红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在执行中要求对胡燕凌的财产予以执行，说明张钧在诉前一直向胡燕凌主张权利，视为诉讼时效中断。故张钧于2020年4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张钧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严彪与胡燕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严彪以升华公司向张钧借款并以个人名义担保所产生的债务系严彪与胡燕凌夫妻双方为共同经营所负共同债务。张钧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张钧要求胡燕凌连带清偿与其前夫严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张钧债务6889016.6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胡燕凌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其前夫严彪所欠张钧借款本金6889016.66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息按月息2分以6889016.66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2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5023元，由胡燕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一组证据：胡燕凌的收入证明一份、岭南画派纪念馆工商信息一份。证明胡燕凌2000年3月21日到2016年8月在岭南画派纪念馆工作，在职期间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两万余元，退休后的月工资收入是10500元。共同证明岭南画派纪念馆属于事业单位，胡燕凌在升华公司成立之前就有正常的经济来源。证明严彪及升华公司借款或者担保没有用于其二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被上诉人质证称，对收入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入证明只有单位盖章没有相关经办人员的签字，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要件，而且，该收入证明中出具证明的内容和2018年红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去胡燕凌工作单位了解到的工作情况不相符合。而且在该工作证明中也没有证明其月收入为两万元。另外，其个人有高额收入也不影响其与前夫严彪共同经营升华房地产公司并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提交以下一组证据：记账凭证1张及机票13张，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是红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新乡市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搜查扣押的财务凭证中，由新乡市正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查到的相关财务凭证，胡燕凌和其子严子阳的飞机票都在升华房地产公司作为差旅费在公司管理费用中进行报销，足以证明该公司实际为严彪夫妻共同经营且公司收益为全家生活主要来源，胡燕凌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质证称，第一，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该组证据系红旗法院依法扣押升华公司或者是严彪个人凭证属于个人隐私信息，未经公安机关或行政机关，其他人员无法获取，所以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第二，该组证据属于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第三，该所谓13张机票其主要日期均在借款发生之前，且合计金额仅为数千元，不能证明升华公司或者严彪的借款用以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同时，该13份证据上均盖有此单冲抵借款，可以证明升华公司和严彪个人之间也存在债务债权关系，同样证明升华公司经营收入或者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家庭生活。经双方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收入证明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未加盖出具该份证据的单位公章，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胡燕凌是否应当对升华公司股东严彪对升华公司的担保之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否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虽为个案复函，但仍对类案具有指导意义，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虽然存在经济和利益上的关联，但在法律上，二者仍为独立的个体，由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担保之债，扩大到股东配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应当持谨慎态度。即使本院之前类案判决与本案有相似之处，但个案之间仍有差别，应当区别对待。首先，法院判决公司股东配偶对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担保之债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的主要理由（逻辑）是公司的经营收益惠及于公司股东，从而惠及于股东配偶，从而形成夫妻共同收益，从而要求股东与配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但上述逻辑的形成是理想化的，忽视了公司本身作为市场参与主体在市场经营中所要承担的风险。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其经营本身存在风险，风险与收益并存，许多公司举债最终并不一定形成收益，基于高息负债及市场经营行情变化，甚至可能产生亏损，股东尤其是股东配偶并不必然从中获益。其次，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债权将来的实现，基于其优势地位，完全可以在当初订立借款合同时就要求股东及其配偶共同在借款协议上签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否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债权人应当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张钧并未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张钧第一次也只是起诉升华公司及其股东严彪，而并未起诉胡燕凌，故可以推定张钧在当初签订借款合同及第一次起诉时也认为胡燕凌是不需要对股东担保之债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即不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则债权人张钧应当对自己当初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承担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而不能突破公司股东与公司系相互独立的主体，并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要求股东配偶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对连带担保责任做了更严格的规定，目的也是杜绝连带责任的泛滥，要求债权人增强自我权利保护意识。最后，法院判决股东担保之债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中一项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公司股东为逃避担保责任而以离婚形式转移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配偶一方名下。但该问题可通过在执行程序中解决，属于恶意逃避执行的可认定行为无效。如第一点所述，股东配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要依据是配偶分享了公司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享受公司收益的同时自然要求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风险应当与收益并存和成比例，在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况下，在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股东配偶获益的情况下，仅以股东享有公司股份从而可能从公司获益从而推定可能与配偶形成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股东配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不符合现代市场交易规则和经济秩序，在债权人的强势地位下，会无形加大公司和股东经营风险，不利于处于融资难地位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故在张钧未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胡燕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改判。综上所述，胡燕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20）豫0702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钧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02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50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23元，均由张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岚岚审判员  孙莉环审判员  付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