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03民初116号 原告：高维明，男，1974年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洪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玲，东营河口新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宇，东营市大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于洪成，男，196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烟台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辽宁海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2571672660A。 法定代表人：于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辽宁海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北舰工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明岛西路66幢20号网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396733584N。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藤，山东恒源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维明诉被告于洪成、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公司）、被告青岛北舰工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高维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玲、王建宇，被告于洪成、被告烟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毛艳国以及被告于洪成，被告青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藤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高维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玲、王建宇，被告于洪成、被告烟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被告青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四次庭审原告高维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玲、王建宇，被告于洪成、被告烟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被告青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维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烟台公司、于洪成向高维明支付92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青岛公司在欠付烟台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立即向高维明支付工程款920000元；3.判令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由烟台公司、于洪成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高维明从事疏浚吹填业务，2018年4月28日，高维明与烟台公司的代理人于洪成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双方约定由高维明为烟台公司承包的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东营大唐电厂出水口的疏浚吹填工程进行吹泥作业，单价10元每立方米。双方还约定由烟台公司向高维明供给泥量，并保证高维明每月吹填泥量至少为10万立方米，如因烟台公司造成供给不足，导致高维明每月吹填泥量少于10万立方米，烟台公司按每月10万立方米结算给高维明。合同签订后，高维明按烟台公司的要求将吹泥船停靠在指定区域进行作业，但烟台公司并没有按合同约定供给泥量。也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油料款和吹填款，高维明多次找到于洪成索要其所欠的吹填款，于洪成均以过几天就付款为由予以推脱。严重违背了诚实守信的为人原则。 于洪成辩称，一、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高维明起诉我属诉讼对象错误，对此已有生效裁定书予以确认。高维明曾于2019年6月25日向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我，要求我向其支付吹填款92万元。但法院经审理认为高维明的起诉存在对象错误情形，我并非适格被告，遂作出（2019）鲁0503民初1491号裁定书，驳回高维明的起诉，该裁定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现已生效。高维明本次起诉的诉状事实与理由和前述案件完全一致，即高维明在本案中又将我列为被告明显犯了与前案同样的错误。鉴于前案裁定已经生效，因此高维明在本案中对我的起诉仍不能成立，其对我的起诉应予驳回。二、根据高维明自认事实，其本次起诉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本次起诉应予驳回。高维明在其本案的管辖异议上诉状第四项上诉理由中称，（2019）鲁0503民初1491号案“与本案是同一案件”。在高维明已作出前述自认，且两次起诉的诉请、事实理由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其对我的本次起诉明显“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本次起诉应予驳回。三、我未取得涉案工程施工权和转包权，高维明施工系青岛公司直接确认且二者已补签施工合同，故应认定高维明履行的是与青岛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对我已构成根本违约。1、作为大唐电厂海上工程的上级分包方，青岛公司原本与我口头商定，将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工程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我所在的烟台公司。为此，烟台公司安排我组织施工力量，我才与高维明签订涉案合同。但此后青岛公司并未将吹填工程分包给我或烟台公司，我既未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和转包权，更不可能从青岛公司获得关于该工程的任何款项。因此，案涉合同如果得以履行，或认定高维明所做施工是在履行此合同的义务，则青岛公司对我显然即构成不当得利。2、高维明船舶进场之后，其施工均未经我确认，而是直接与青岛公司取得联系并由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宫明全签字确认，更重要的是高维明又安排其现场负责人郭庆成与青岛公司补签了针对案涉工程的《吹泥船施工合同》，并明确约定施工船舶即为“庆安7”船。因此，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是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即便高维明有实际施工，其也是在履行与青岛公司的合同义务，故对其承担付款责任的应是青岛公司而非我，高维明对我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四、由于我未向烟台公司说明案涉合同情况，导致烟台公司将本应付给与其已就案涉工程签约的案外人的款项，错误支付给高维明，故此款高维明应予返还。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前，经我介绍，烟台公司已和案外人温岭市雷宇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雷宇公司）就案涉工程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但因雷宇公司施工安排缓慢，迟迟未能安排船舶进场，我才转而联系高维明。但我并未将另找高维明协商施工并与高维明签约的过程告知烟台公司，以至于当我要求烟台公司向高维明付款时，烟台公司错误地以为高维明是雷宇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因此，鉴于以上第三条所述事实，高维明应将烟台公司已付款项予以返还。五、高维明施工安排违法且已被主管部门责令停工整改，因此无论其施工履行的是哪份合同的义务,其施工安排均不具备合法施工条件，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案涉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5项约定，高维明“负责船舶、设备的进出场调遣工作，保证船舶处于正常施工状态”；第五条第8款约定，“没有甲方书面许可，乙方施工船舶进场后不可擅自撤离施工现场”。高维明安排的施工船舶“庆安7”号由于存在未配备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进出港未报告、船上人员无船员证书等情形，已被海事部门认定为违法施工，要求整改。因此，无论高维明施工履行的是与青岛公司还是我的合同义务,其施工安排均属违法，不具备合法施工条件，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六、即便认定高维明施工是在履行与我的合同义务，但其施工安排以及天气、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导致其明显无法完成合同约定施工量，其主张我供沙量不足并无事实依据。1、案涉合同第五条第4款约定，高维明“应根据甲方要求的进度合理组织施工人员……并必须满足施工进度”。但高维明仅安排了“庆安7”号一条船舶进入现场施工，且船上配置施工人员只有4人。而高维明与青岛公司在《吹泥船施工合同》明确确认，高维明船舶最低配员不齐，高维明因此需向青岛公司支付2万元外围工作经费。因此，即便不考虑高维明施工安排是否违法，以上事实也足已证明，按照此种施工安排高维明根本不可能完成其与我合同约定的10万m³/月的施工量。2、按高维明主张，其与我的合同系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但据其提供的出库单记载，其是在5月11日才正式开工，即高维明由于自身原因迟延进场导致合同签订后近半个月的时间其未能施工。而2018年5月15日、17日、18日由于天气原因施工船只必须进港避风，现场不具备施工条件，所以高维明也未能施工。由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原因，案涉工程又于2018年6月1日至6月11日期间暂停水上施工。案涉合同第五条第5款约定，“如因业主、不可抗力、特殊风险原因造成的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各自承担相应损失，双方互不索赔”。因此高维明的迟延进场，以及天气、政府行为的不可抗力，导致高维明的可施工时间原本就比较短暂，而高维明的施工安排更是致使其施工效率根本无法完成约定施工量。故高维明在未证明其施工能力能够完成约定工程量的前提下，反而主张我供沙量不足，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七、高维明对其诉请款项的性质及计算依据均未予以说明，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1、根据高维明起诉状记载，其主张我“保证高维明每月吹填泥量至少为10万立方米，如因烟台公司造成供给不足，……烟台公司按每月10万立方米结算给高维明”。由此可知，高维明自认10万m³并非是合同约定的总工程量，而仅是月施工量。而高维明虽要求我支付吹填款92万元，但其既未说明其主张的是哪段施工时间所对应的款项，也未证明其实际施工时间以及已完成施工量。退一步讲，即便高维明认为我供沙不足，其是按应供沙量计算的该款项，但其也未说明其计算的是哪段时间的供沙量所对应的吹填款。2、高维明主张的吹填款92万元系如何计算得出，以及此款项的性质是案涉合同的结算价款、施工进度款，还是违约金，其也未说明。如果是结算价款，合同第四条第2款明确约定“工程完工后双方办理最终结算”，但双方并未对高维明施工量进行结算，显然不具备约定结算条件。如果是进度款，则高维明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完成并经我确认的工程量，而且若以高维明举证的出库单为计算依据，其应得进度款仅为3万余元，远低于其诉请金额。如果是违约金，则按照10万m³/月的供沙量和10元/m³的单价计算，每月的吹填款总额才100万元，其主张92万元的违约金金额明显过高。综上，高维明对我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维明才是案涉合同的违约方，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请。 烟台公司辩称，一、我与高维明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我也从未授权于洪成就案涉工程与高维明签约，我此前已就案涉工程与案外人签约，高维明起诉我属诉讼主体错误。高维明在诉状中称其与我的“代理人于洪成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并以此为由将我列为本案被告。但该合同上既无我盖章也没有我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实际签字人员系高维明和于洪成，因此我并非是该合同主体。而早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前，我就已经和案外人温岭市雷宇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雷宇公司）针对案涉工程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因此，我不可能在与雷宇公司的合同既未履行完毕也未解除的情况下，再与高维明针对同一工程签约，于洪成系在未取得我授权的情况下与高维明签订案涉合同，其签约行为与我无关，我也不可能做事后追认。因此，我与高维明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高维明主张于洪成是我的代理人不但没有事实依据，且明显不符合常理，高维明起诉我属诉讼主体错误。二、我支付给高维明的款项系受于洪成的误导而错误支付，高维明应将此款返还我。高维明是雷宇公司的项目经理，烟台公司是按照与雷宇公司履行的付款义务。三、我未取得案涉工程的施工权和转包权，致使我与雷宇公司的合同也未实际履行。高维明施工均系青岛公司确认且二者已补签施工合同，故应认定高维明履行的是与青岛公司的合同义务。1、作为大唐电厂海上工程的上级分包方，青岛公司原本与我口头商定，将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工程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我。因此，我为组织施工力量，才在于洪成的引荐下与雷宇公司就案涉工程签约。但此后青岛公司并未将吹填工程分包给我，我既未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和转包权，更不可能从青岛公司获得关于该工程的任何款项，因此也导致我与雷宇公司的合同未能实际履行。2、高维明船舶进场之后，其施工均未经我确认，而是直接与青岛公司取得联系并由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宫明全签字确认，更重要的是高维明又安排其现场负责人郭庆成与青岛公司补签了针对吹填工程的《吹泥船施工合同》，并明确约定施工船舶即为“庆安7”船。因此，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是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即便高维明有实际施工，其也是在履行与青岛公司的合同义务，故对其承担付款责任的应是青岛公司而非我。四、其他答辩意见与于洪成的第五、六、七项答辩意见一致。综上，高维明对我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请。 青岛公司辩称，涉案工程系青岛公司与烟台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烟台公司又与高维明签订合同，青岛公司与高维明之间无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高维明起诉青岛公司无事实依据。 案件审理过程中高维明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烟台公司与于洪成向高维明支付吹填工程款56896元及总损失共计92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青岛公司在欠付烟台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向高维明支付工程款56896元及总损失共计920000元；3.判令烟台公司、于洪成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经过法庭调查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双方的陈述，可以明确，本案中的主要证据《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但造成无效合同的过错方在于洪成和烟台公司，原因有：一是烟台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在选择高维明签订合同时明知高维明是个人而与其签订，存在主观的故意；二是烟台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自认将其所挖淤泥运至距离施工区域5海里到10海里的海上进行抛泥，可以看出于洪成和烟台公司恶意与高维明订立分包合同，利用高维明的施工船舶伪装施工，实际将大部分淤泥抛掷大海内，于洪成和烟台公司恶意订立合同，应当承担恶意订立合同的全部责任；三是根据第二次庭审中烟台公司在陈述涉案工程工艺时承认和认可没有把挖出的泥给高维明，而是直接将淤泥抛掷大海，因此不能提供足够的吹泥量，致使合同不能按约定履行。由此可知于洪成和烟台公司从合同订立到履行都存在故意不按约定履行合同。综上所述，签订无效《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过错方在于洪成和烟台公司。因为签订了本工程施工合同，根据高维明与于洪成、烟台公司签订合同第五条第八项约定“乙方应确保总工期完成，没有甲方书面许可，乙方船舶进场后不可擅自撤离施工现场。”烟台公司违约，高维明电话请求解除合同时，烟台公司拒绝为高维明出具书面许可，致使高维明无法撤离施工现场。高维明按照与于洪成、烟台公司的约定，租赁了施工的船舶、进行了实际的施工、进驻了施工人员、租赁了涉案工程的管线及燃油燃料的工具，于洪成、烟台公司的行为给高维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高维明自2018年5月4日进场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损失应当由烟台公司和于洪成共同承担。高维明因此产生了实际施工量4060立方米，按照青岛公司和烟台公司的结算价格14元每立方米结算56896元，租船费用111.07万元，管线租赁费46200元，人工费、饭费、管理人员及往返车费、过桥费、住宿费等共计31244元，以上共计1244340.07元，扣除烟台公司已经支付的8万元，鉴于高维明有一定的过失，故要求于洪成和烟台公司承担工程款56896元和损失共计920000元。 烟台公司与于洪成针对高维明变更后的诉请的答辩意见为：一、高维明变更后的诉请以及事实和理由均明显自相矛盾，其诉请内容无法同时成立，属于诉请不明确，不符合法定要求，不应予以审理。高维明变更后的第一项诉请为要求烟台公司和于洪成向其支付吹填工程款及总损失92万元。为此，高维明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中先是论述了在案涉《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其按照该合同约定所计算的吹填工程款，之后又论述了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其实际损失的计算方式。由此可见，高维明所主张的工程款和损失完全是基于对前述合同两种不同的认定结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即高维明的诉请是基于性质完全相反的事实和理由，所提出的一对相互矛盾的主张，即其工程款和损失的诉请在逻辑上显然只能成立一个，不可能同时存在。因此，高维明变更后的诉请不明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应予以审理。二、即便高维明明确其变更后的诉请系针对合同无效所导致的损失，但其对于所谓的损失也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变更后的诉请不能成立。高维明变更诉请的真实原因，是其意识到由于其本身不具有法定施工资质，案涉分包合同即便成立也应因此被认定无效，故其转而主张合同无效而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高维明在其变更诉请的诉状中称其损失有100多万元，但相关的证据高维明仅提供了一份《吹沙船吹填合同》和一份《吹沙管出租合同》。而两份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明显存疑，不应采信（我就此已在庭审中发表详细质证意见），除此之外高维明又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因此，高维明变更后的诉请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三、案涉船舶已完成施工量均已由青岛公司确认，且二者已针对案涉工程补签合同，故高维明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损失，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主张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结合三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高维明船舶进场后的施工，根本不是由烟台公司和于洪成所确认，而是其直接联系的青岛公司并由该公司现场人员宫明全确认，且案涉船舶与青岛公司针对案涉工程也补签了施工合同。因此，在高维明与烟台公司、于洪成的合同关系未能成立的情况下，高维明针对案涉工程已向青岛公司履行了施工义务并建立合同关系，其有权依据双方合同向青岛公司主张工程款，即针对案涉工程不存在任何烟台公司和于洪成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主张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便高维明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个别日期的停工，但除去天气和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所致外，也是由于其施工安排违法而被主管部门通报停工所导致，对此在我的第一份答辩状以及举证中亦有详细说明，不再赘述。综上，高维明变更后的诉请不但相互矛盾、不应予以审理，也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恳请贵院仍按其起诉状所列明的诉请进行审理并依法驳回其诉请。 高维明在庭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一份。 证据二、出库单六张。 证据三、于洪成向法院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一份。 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一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页2张。 证据五、光盘一张，录音证据书面材料一份。 证据六、吹沙管出租合同打印件一份及高维明与付晓帅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两张。 证据七、吹沙船吹填合同一份。 证据八、海上船舶检验证书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海上船舶吨位证书、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海上船舶防污底系统证书、海上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海上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照片打印件各一份。 证据九、郭庆成与赵庆安签订的《吹沙船吹填合同》一份。 证据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页、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3页。 证据十一、花费记录账本一份、发票4张、住宿费收据7张。 烟台公司在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签订方是烟台公司和雷宇公司）。 证据二、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签订方是烟台公司和青岛公司）。 证据三、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于洪成在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起诉状复印件一份（原件质证后退回）、（2019）鲁0503民初1491号裁定书复印件一份（原件质证后退回）。 证据二、管辖异议上诉状复印件一份（原件质证后退回）。 证据三、吹泥船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 证据四、关于东营港海上施工项目检查情况的通报、海事处邮箱截图、海上暂停施工的报告。 证据五、微信截图打印件一份（提供原始载体手机予以核对）。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高维明提交的证据一至五、证据十一，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六，于洪成在第一次庭审中曾有关于高维明运送管线的陈述，结合吹填施工的工艺，可以确定吹泥船将上一工序挖泥吹至陆地指定区域需要相应的管线，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组证据可以确定管线的日租金情况以及因租赁管线产生的车费及人工费。对证据七，高维明与郭庆成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该合同系高维明与郭庆成在第二次开庭前签署的。2.郭庆成在高维明通知烟台公司撤场后，与青岛公司签订了吹填合同，履行与青岛公司合同期间的管线费用由高维明支付。3.高维明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郭庆成系其在案涉工地的现场负责人；证据八因系照片打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九，结合证据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十一对于发票、住宿费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庭审中于洪成的陈述可以推知在2018年4月中旬高维明已经向案涉工地送了一到二车管线，上述加油费、住宿费票据应系高维明缔约及履约过程中的支出。对于花费记录账本的真实性，因两被告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对烟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其余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提交的证据三系复印件，高维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不做确认。 对于洪成提交的证据一、二，其余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三，高维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青岛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因青岛公司系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所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四中检查情况的通报，结合海事部门的回函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海事部门明确指出该通报中涉及大唐发电厂引水堤施工的两艘船舶与庆安7号无关。对大唐电厂暂停施工报告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通过内容可知系现场施工许可证船舶变更，需取得相应许可，不能证明系庆安7号存在违法情形暂停施工；对证据五，于洪成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微信群中有高维明相关人员，对其真实性不做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青岛公司于2018年4月口头将东营港大唐电厂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烟台公司。2018年4月10日烟台公司与温岭市雷宇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岭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烟台公司将东营大唐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分包给温岭公司，施工工程量及计量：施工工程量不低于10万方，以甲乙双方现场实测实际装仓施工工程量乘以施工船数为准；工程价款为：综合单价每立方米10元（不含税价），其中已包括为了实施和完成本合同内规定的工程所需的办理施工相关手续、劳务、验收（烟台公司仅承担一次验收测量费用）、检测试验、机械、水电、质监、安装、缺陷修复、临时设施、管理、安全及保险、利润，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工程款支付与结算：1、工程款支付前，温岭公司应根据烟台公司要求提供符合烟台公司财务要求的发票和收据，如开发票税金由甲方承担，温岭公司管线全部进场后，烟台公司支付温岭公司预付款15万元。2、付款方式：月进度款支付80%，工程完工后，双方办理最终结算，三个月内支付工程尾款。合同甲方处有烟台公司的印章和于洪成的签名。烟台公司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2018年4月22日烟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梦向高维明支付8万元吹泥工程预付款。2018年4月28日烟台公司作为甲方与高维明作为乙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烟台公司将东营大唐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分包给高维明，施工工程量及计量、工程价款等合同内容与温岭公司的合同基本一致，关于预付款约定有所不同，双方约定管线全部进场后，烟台公司支付预付款80000元。第六条双方职责部分手写添加了“甲方每月保证乙方吹填泥量为十万立方，如因甲方造成供给不足，甲方按每月10万立方结算给乙方，……。”。合同甲方落款处有于洪成的签名。合同签订后，高维明的吹填船只“庆安7号”于2018年5月4日进场。该船于5月11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于5月12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于5月13日吹填泥沙960立方米，于5月20日吹填泥沙1180立方米，于5月21日吹填泥沙640立方米，共计吹填泥沙4060立方米。2018年6月3日高维明通过手机通话的方式告知于洪成其最迟于6月6日早上撤管线。 2018年6月30日青岛公司与郭庆成签订了《吹泥船施工合同》，约定青岛公司将东营大唐发电厂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转包给郭庆成，施工工程量不低于6.5万方，低于6.5万方按6.5万方计算，2018年7月31日前完工，综合单价为10元/m³(不含税价），郭庆成的船舶最低配员不齐，郭庆成向青岛公司支付2万元作为外围工作经费，其它一切费用由青岛公司负责，本款从吹泥款尾款中扣除。 另查，青岛公司于2018年5月份与烟台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工程范围为东营港大唐电厂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一是2018年4月28日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相对方系于洪成还是烟台公司；二是烟台公司应否赔偿高维明损失；三、青岛公司应否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焦点一，本院结合高维明的证据三、证据四、烟台公司的证据一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合同相对方应为烟台公司，于洪成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因如下：一、烟台公司自认于洪成系其公司与青岛公司就案涉区域进行施工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现场的施工安排及质量控制。二、青岛公司曾于2018年4月口头将取水明渠堤角挖泥、清淤工程和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全部分包给烟台公司。即2018年4月28日于洪成与高维明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时，烟台公司认为其对出水口疏浚吹填工程有分包权，于洪成作为涉案区域烟台公司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具有对该工程对外分包的职权，且于洪成曾代表烟台公司与温岭公司签订过关于吹填工程的分包合同。三、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梦于2018年4月22日向高维明支付8万元预付款，证明烟台公司对于洪成对外发包疏浚吹填工程是知晓且认可的。通过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于洪成在合同签订前已经与高维明对于疏浚吹填工程进行协商，虽然付款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但并不能改变烟台公司向高维明支付预付款的事实。虽然烟台公司抗辩该款项其认为是支付给温岭公司的，但其与温岭公司之间约定支付预付款数额为15万元，且烟台公司自认与温岭公司的合同未履行。同时烟台公司也未提交温岭公司指定高维明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证据材料。 关于焦点二，根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烟台公司与高维明签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因烟台公司违法肢解分包及高维明缺乏相应的施工资质而无效。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都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不包括尚未实现的利益。烟台公司作为以港池、码头、泊位、航道疏浚为经营项目的公司，应当十分清楚海上疏浚工程需要相应的施工资质，而个人是无法具备此种施工资质的。其将案涉疏浚工程中吹填部分肢解分包给高维明，过错明显，高维明作为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承接涉案工程，也存在一定过错。基于各自的过错程度，高维明可以请求烟台公司对自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6日间缔约、履约投入的实际损失承担70%赔偿责任。对2018年6月6日后高维明通知撤场未及时撤场扩大的损失，高维明自行承担，虽然高维明主张系烟台公司拒绝为其出具书面许可，致使其无法撤离施工现场，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高维明为履行涉案合同，投入船舶、人工、材料。对于船舶费用，因高维明与郭庆成之间吹沙船吹填合同本院未予采信，本院以郭庆成与赵庆安之间合同来计算船舶费用，船舶进场时间为2018年5月4日，按该合同约定，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5日间船舶费用最低为522666.67元（70000方÷30天×32天×7元/立方）。对于管线费用、车费、人工费，按照吹沙管出租合同，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5日间管线费用最低为11520元（5元×32天×72根），车费9000元、人工费400元。对于饭费、管理人员往返车费、过路过桥费、住宿费等，高维明提交证据不足，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的车费及住宿费共计5555元。综上，根据现有证据自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6日期间高维明为缔约、履约支出的费用为549141.67元。烟台公司应赔偿高维明损失为384399.17元。 对于高维明已经完成的实际吹泥量4060立方米，因合同无效后，烟台公司无法进行返还，只能折价赔偿，应参照高维明与烟台公司的合同计算折价赔偿数额，烟台公司应当向高维明支付40600元（4060立方米×10元/立方米）。高维明要求按14元每立方米进行计算，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烟台公司应支付高维明赔偿款424999.17元（384399.17元+40600元），扣除烟台公司已经支付给高维明的8万元，烟台公司还应支付高维明344999.17元。于洪成不是合同相对方，所以高维明要求于洪成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因青岛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不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的发包人，所以高维明要求青岛公司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维明损失344999.17元； 二、驳回原告高维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874.99元，由原告高维明负担8125.0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烟台成源港航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谷春辉 人民陪审员  王俊喜 人民陪审员  巴立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莫晓霖 书 记 员  吴煜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