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沁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430刑初51号 公诉机关山西省沁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菊英，女，1957年8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退休职工，住沁县，因涉嫌诈骗罪，于2020年4月30日被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24日本院决定对其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律师王帆，山西沁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南效平，男，汉族，195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退休职工，住沁县，因涉嫌诈骗罪，于2020年4月30日被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24日本院决定对其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律师郭芸，山西沁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西省沁县人民检察院以沁检刑刑诉[2020]4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犯诈骗罪，于2020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官李玮、助理检察官安宏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菊英及其辩护人王帆、南效平及其辩护人郭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赵菊英经姜淑香（已死亡）介绍加入“福民慈善基金会”，并成为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群主，在微信群内，赵菊英向群成员传达介绍上级不法分子虚构的可以获利国家项目，让群内成员参加虚构项目，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二维码收款等方式，收取群内成员几元至上百元不等的“报单费”，然后将收取的“报单费”交给上级统计员。之后赵菊英将被告人南效平发展成为福民慈善基金会会员，并让南效平担任其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内统计员，由南效平帮助其在微信群内收取“报单费”，然后将收取的“报单费”交给上级统计员孙国成等人（孙国成等人另案处理）。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作为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群主和统计员，骗取会员报单费共计136037元，至今仍未兑付。 就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立案决定书、微信交易记录等书证；证人桂某等人证言；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伙同他人以“福民慈善基金会”虚假项目名义，以“小投入，大回报”为诱饵，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帮助其上级不法分子骗取他人钱款共计136037元，数额巨大，二人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菊英辩称：我在公安机关供述我是3.7万多元，后来自己计算是2.8万元左右，其中有的是给孩子打款，我认罪。 被告人赵菊英的辩护人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对被告人构成诈骗罪存在错误，应当以传销犯罪来认定；在赵菊英生病住院后，南效平独立收取报单费期间不属于共同犯罪；被告人赵菊英存在自首行为，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将其代为收取的款项数悉数退还其他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且属初犯、偶犯，没有前科，金额不大，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其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赵菊英年龄较大，身患多种疾病，请求对其适用缓刑，以体现人文关怀。 被告人南效平辩称：我对指控没有异议，但是我没有花一分钱，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被告人南效平的辩护人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被告人南效平有自首情节，对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南效平没有进行过宣传，只是对报单费进行了统计，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南效平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年龄已大，年满65岁，这一情节量刑时应予以考虑。南效平本人身体不好，其妻子现在生病住院需要他照顾。被告人生活困难。请求法庭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赵菊英经姜淑香（已死亡）介绍加入“福民慈善基金会”，并成为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群主，在微信群内，赵菊英向群成员传达介绍上级不法分子虚构的可以获利国家项目，让群内成员参加虚构项目，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二维码收款等方式，收取群内成员几元至上百元不等的“报单费”，然后将收取的“报单费”交给上级统计员。之后赵菊英将被告人南效平发展成为“福民慈善基金会”会员，并让南效平担任其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内统计员。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期间由南效平帮助其在微信群内收取“报单费”，然后将收取的“报单费”交给上级统计员孙国成等人。其中：自2017年8月23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赵菊英陆续收取各种金额的“报单费”累计金额达37030元；自2017年8月20日至2020年3月28日，南效平陆续收取各种金额的“报单费”累计金额达99007元。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作为“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群主和统计员，骗取会员“报单费”共计136037元。 另查明：2020年3月19日长治市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按照长治刑侦信息网《关于转发省厅〈关于集中组织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层级代理人员开展信息梳理和分级打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安排，对业已发现的南效平、赵菊英进行打击。被告人南效平、赵菊英于2020年4月30日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到案后二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20年11月17日，二人在值班律师郭芸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长治刑侦信息网《关于转发省厅〈关于集中组织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层级代理人员开展信息梳理和分级打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长公刑【2020】47号）。证明案件来源。 2、沁县公安局的受案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情况。 3、赵菊英、南效平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前科劣迹调查表。证明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的基本身份情况和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无违法犯罪前科。 4、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已将涉嫌参与本案的孙国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其各自户籍地刑事侦查大队。 5、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支付交易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的具体情况：自2017年8月23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赵菊英陆续收取各种金额的报单费累计金额达37030元；自2017年8月20日至2020年3月28日期间，南效平陆续收取各种金额的报单费累计金额达99007元。 6、沁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赵菊英、南效平与孙国成等人的交易情况。 7、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我是退休工人，进过“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不记得是谁把我拉进微信群的了，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当时群里宣传的就是国家有项目，只要人们交一些“报单费”，就能有高额回报，我也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和组织架构。我和赵菊英之前就认识，赵菊英在“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里具体负责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赵菊英是否在群里宣传国家项目、发展会员了，南效平是不是在我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里的统计我记不得了。我进入“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有好几年了，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在群里交过“报单费”，我交过5元、8元、9元、12元的，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约交了500元左右的“报单费”。当时隔段时间，群里就说国家有项目，只要报名交“报单费”，以后就能分红有回报，每次“报单费”不同，我们交“报单费”时，有时候是扫描群里的收款二维码、有时候是往群里发红包、有时候是往群里转账，群里有人负责收取。我交纳的“报单费”从来没有收到过分红返利，当时就是相信群里的宣传了，所以交的钱，后来一直没有返利，我就退群了。群里规定群内成员在群里的名称都是名字加电话号码，我的名称是张某188XXXXXXXX。 8、证人裴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农民，我进过“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记不清是谁把我拉进群里的了，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对于其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群里宣传的有个项目，只要现在交一些“报单费”将来就能有高额的回报。微信群群主是谁我记不得了，南效平是当时我在的微信群的统计，我是在“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群里认识南效平的，南效平在群里担任统计员，他负责收别人报过来的单子，统计完之后他将单子上报，具体上报给谁我就不知道了，南效平不在群里宣传项目、发展成员，一般都是群主在群内宣传项目、发展成员，我记不得具体什么时间进入“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了，好几年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在群内交过“报单费”，有9元、18元、29元、100元、200元的，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2000元左右的“报单费”，我交“报单费”是因为群内每过段时间就说有新的项目，只要报名交“报单费”，以后就能分红有回报，每次的项目金额不一样。对于这些钱我是通过扫描群里发的收款二维码、有时候是直接转账给南效平、有时候是群内发红包，群里有人负责收取。我交的报单费从来没有分红返利，当时就是相信群里的宣传了。所以交的钱，后来一直没有返利，孩子们也知道了，我就退群了，当时群里规定群内成员在群里的名称都是名字加电话号码，我的名称是裴某182XXXXXXXX。 9、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我进过“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记不清是谁把我拉进群里的，对于“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性质、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等我都不知道，当时群里宣传的是有个扶贫项目，只要现在交一些“报单费”，将来就能有高额的回报，我所在群的群主是谁我记不清了，南效平是当时我在微信群里的统计员，我与南效平在现实中并不认识，我们就是在微信中说过话。南效平不在群内宣传项目、发展项目。一般都是群主在群内宣传项目、发展成员。我交过“报单费”、我交过的“报单费”金额有9元、10元、19元、42元的，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3000元左右的“报单费”。我交的这些“报单费”在群内就一个项目，项目名称我记不得了，我记不清楚了，我是有时候替南效平统计过人数，南效平跟我说怕他落下别人，让我帮他看着点，于是我就替他统计过几次人数，群内收款的方式为有时候是扫描群里发的收款二维码、有时候是直接转账给南效平，有时候是群内发红包，群里有人负责收取。具体什么时候进入“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现在我记不得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交纳“报单费”后，从来没有分红返利。我当时就是相信群里的宣传了，所以多次交纳了“报单费”，群内宣传的是需要交够多少单之后才可以有分红。后来群也解散了，我就没有再进过群，我当时在群里的名称是王某1152XXXXXXXX。 10、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我是农民，对于“福民慈善基金会”我记不清楚了，我进过这样的微信群，记不清是谁把我拉进群里的，我对“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性质、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该组织是干什么的我都不记得了。我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群主是谁我记不得了，我所在的群的统计是谁，时间长了，也记不得了。我与南效平并不认识，我不记得是谁在群内宣传项目、发展成员，我交过“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里的“报单费”，交的“报单费”的金额我记不清楚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600元左右的“报单费”，我在群内就一个项目，项目名称我记不清楚了。交“报单费”的方式有扫描群内发的收款二维码、群内发红包，群里有人负责收取。我进入“福民慈善基金会”有好几年了，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交过的“报单费”从来没有分过红利。我在群里名称是王某2152XXXXXXXX。 11、证人桂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农民，对于“福民慈善基金会”我不知道，南效平拉我进过一个群，但是群名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我所在群的组织性质、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是谁。当时群里有个宣传项目，只要现在交一些“报单费”，将来就能有高额的回报。群主是谁我记不得了，南效平是群里的统计。我与南效平原来就认识。我是南效平拉进群的，至于他拉没有拉别人进群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群内宣传项目、发展会员。我进入群有好几年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在群内交过“报单费”，我交过的金额有3元、10元、17元、54元的，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1100元左右的“报单费”。当时群内每过段时间就说有新的项目，只要报名交“报单费”，以后就能分红有回报，每次的项目金额不一样。交“报单费”通过扫描群里的收款二维码、群内发红包或者直接转账给南效平，群里有人负责收取。我交的“报单费”从来没有得到过分红返利，我为什么没有返利还多次交纳“报单费”，现在我记不清了。当时群里规定成员在群里的名称都是名字加电话号码，我的名称是桂某187XXXXXXXX，我现在还有参加这个微信群。 1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我是农民，我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我进过“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记不清是谁把我拉进群的，我对“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性质、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都不清楚。当时群里宣传的是有个扶贫项目，只要现在交一些“报单费”，将来就能有高额的回报。我所在群的群主我记得是南效平，统计也是南效平，我与南效平认识，我娘家是故县镇的，我们原来是一个公社的，南效平将统计完的单子上报给谁了我不清楚。南效平当过群主，也宣传发展过成员，我进入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有好几年了，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群里交过“报单费”，有9元、18元、29元，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3000元左右的“报单费”。当时交这些钱，是群里每过段时间就说有新的项目，只要报名交“报单费”，以后就能分红有回报，每次的项目金额不一样。我交“报单费”有时候是直接转账给南效平，有时候是群内发红包，群里有人负责收取。我交了报单费从来没有分红返利，当时就是相信群里的宣传了，就交了多次“报单费”，后来一直没有返利，孩子们也知道了，我就退群了。当时群里规定群内成员在群里的名称都是名字加电话号码，我的名称是吴某159XXXXXXXX. 1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我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我进过“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记不清是谁把我拉进去的了，我对“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性质、是否合法、负责人是谁、组织架构都不知道，当时群里宣传的是有个项目，只要现在交一些“报单费”将来就能有高额的回报，我所在的群我记得赵菊英和南效平都当过群主，具体的我想不起来了，南效平是当时我在微信群里的统计。我与南效平认识，我就是在“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群里的认识的，南效平在群内担任统计员，他负责收别人报过来的单子，统计完之后他将单子上报。我与赵菊英也认识，我也是在“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群里认识赵菊英的，赵菊英担任过群主，具体哪个群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南效平将统计完的单子上报给谁了，南效平在群内宣传过项目，发展成员。赵菊英也在群内宣传过项目，发展成员。我具体什么时间进入我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好几年了，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我就退群了。我交过“报单费”，有14元、29元、355元，还有一些金额的“报单费”记不得了，我分多次大概交了3500元。我有时候是扫描群里收款的二维码、有时候是直接转账给南效平，有时候是群内发红包，群里有人负责收取。当时就相信群里的宣传，只要报名交报单费，以后就能分红有回报，我就多次交了“报单费”。当时群里规定群里的名称都是名字加电话号码，我的名称是李某150XXXXXXXX。 14、被告人赵菊英的言辞证据证明：在2020年3月24日的询问笔录称：我是在2014年从沁县兽医站退休的，退休后一直在家，微信号是×××，微信名称是赵菊英，我是“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成员。是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叫姜淑香的主动加的我的微信，向我介绍的“福民慈善基金会”，是姜淑香把我拉进“福民慈善基金会”的，这个组织是先交一些报单费，国家放开后能分钱，一部分钱用于帮助孤寡老人的慈善组织，剩下一部分用以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福民慈善基金会”在微信上组织人员建立架构阶段，还没有注册备案，也没有办公地点，其对“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法人或者负责人是谁并不清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搞慈善，我认为该组织是正规合法的组织，该组织的架构以军、师、团为单位，每个地方的代号不一样，姜淑香是内蒙地区的负责人，姜淑香这个内蒙人找我加入该基金会，是因为基金会一开始都是拉人建立架构，不分地区的。我在基金会什么也不担任，进群后，一开始姜淑香是群主，后来姜淑香家中有事就让我当了群主，我在好几个群都是群主，群名就是福民慈善基金会几军几团。我在群里就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把我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送到群里，让大家交钱，我再把钱交给上级。我的上级也是一个微信团队，里面的人很多，我上级让我以“报单费”、“转账费”的名义收钱，每次接都不一样。基金会隔段时间会在上级群里发送一些项目，我就转发给群里，项目内容就是交一些费用（叫“报单费”），等国家开通后，就可以得到几万元不等金额，这些钱有一部分用作慈善，一部分给自己提高生活水平，“转账费”是指以后分钱的时候，用作银行之间的转账费用。具体收过那些“报单费”我记不清了。对于这些项目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收过的“报单费”有2+1、5+1、8+1、27+1、50+1、100+1，转账费收过12+1有些也记不得了，我收的这些“报单费”和“转账费”，我都是当天就转给同级的统计了，统计再交给上级统计。对于同级的统计，一开始群里经常换统计，都是外地人，我也记不清了，具体可以从我的微信交易记录查看，一般都是我的二维码收款（报单费）后，我就把钱一起转出去了。沁县南效平也干过统计，我给南效平的微信名称备注就是南效平。我收取的这些“报单费”和“转账费”一分也没有留，统统上交了，也没有挪用。我大概是在2017年加入的“福民慈善基金会”，一开始我也是看了群里项目后交钱报单。2018年后半年的时候开始成为“福民慈善基金会”的代理人（微信群主）的。成为群主以后主要工作就是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把项目发到群里，然后将收起来的“报单费”、“转账费”转给统计，我在该微信群负责收钱的时间大概有三、四个月时间，基金会没有给我任何钱，也没有分红返利。我进微信群的时候，群里人就已经满了，我没有发展人加人。别人还拉我进了一些其他群，其在里面什么也没担任，什么也没干。我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提供我个人的微信交易记录明细。在2020年4月30日的讯问中称：我是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经姜淑香介绍加入“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是一个“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的管理员。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现在知道这个基金会是非法的了，之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架构，我加入了一个“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南效平在微信群里担任统计。我在微信群里就是上传下达，在群里发布信息，收取“报单费”；我有段时间住院，就让南效平在群里当统计，负责在群里收取“报单费”。所在的微信群有三十多个人。“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报单费”就是基金会推出的股权，隔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入股分红信息，让群里成员参加，入的股权就叫“报单费”，每次“报单费”数额不等，基金会介绍的是“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精准扶贫”、“实现中国梦”的一些入股分红项目，项目落地就能分红。“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报单费”后从来没有分过红，我本人自己每次也交“报单费”。我一直相信基金会能给我们分红，所以就一直帮助基金会干活，即使没有分红，我也一直帮助他们收取群内成员的“报单费”。我与南效平收取“报单费”时，有时成员把“报单费”以红包形式发到群里，我们收取，有时我们把个人微信二维码发到群里，成员扫码给“报单费”，他们把“报单费”交给上级统计。期间上级有好几个统计员，都是上级让我交给谁我就交给谁，都是通过微信发给对方的，我微信关联绑定的银行卡号是×××.我的微信交易记录里面，连续出现一天或者多天出现的收取数额一致的红包或者二维码收款，就是收取的“报单费”，我在群里一共收取了一年多的“报单费”，具体以我的微信交易记录明细上出现的收取报单费时间为准，我只在“福民基金会”担任过统计，我微信里面收取的“报单费”，都是给“福民基金会”收的，没有给其他组织或基金会收过钱。我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的“报单费”，没有从中牟利或者截留。在2020年10月15日讯问中称：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一个叫姜淑香的人被拉进“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的。姜淑香，60岁左右，黑龙江省人，之前是她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的群主，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姜淑香还欠我200元钱，我就通过微信与姜淑香视频，姜淑香的女儿接了视频，说她的母亲姜淑香脑干出血去世了。我能认出姜淑香来，我进群后，姜淑香说要照顾自己的丈夫就让我当了群主。我在群里收的“报单费”多了，有几元的、几十元的、还有几百元的，具体每次“报单费”的数额她记不得了，微信交易明细里有收取相同金额的钱，基本上都是她收取的“报单费”。我微信群里面收的钱，绝大多数都是收的“报单费”，少部分是我个人资金往来。我收取的“报单费”没有从中牟利或者挪作他用。我都上交了，具体给那些统计员上交过“报单费”，我记不得了。对于经过整理我的微信交易记录，公安机关整理出我收取的“报单费”为37030元，我对此没有异议。我现在不知道自己现在还是不是群主，我2018年底生病后，就很少在微信群说话和收取“报单费”了，再后来我就一直使用的是老年机了，基本上不登录微信了。我当时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宣传的国家项目是虚假的，后来才知道这些项目有问题，我感觉有问题后，就没有再管理群里的事情。 15、被告人南效平的言辞证据证明：在2020年4月28日询问笔录中称：我是农民，微信号是×××，名称就是南效平，我是“福民慈善基金会”成员，我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没有职务。在2017年时候，经赵菊英邀请，我加入了基金会。我和赵菊英之前在城里买东西的时候认识的，后来赵菊英邀请他进入“福民基金会”，在“福民基金会”的微信群里，赵菊英是群主，我给赵菊英干过一段时间统计。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性质，群里说的就是交一定的基金费就能取得分红，对“福民慈善基金会”有无注册备案信息、有无办公地点、宗旨是什么、是不是正规合法的基金会、组织架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赵菊英是群主，群里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微信群名称为“福民基金会”报单群，群经常被封，然后就新建群，群一直沿用“福民基金会报单群”名称。赵菊英在微信群里就是上传下达，上级要求发展会员、要求收取“报单费”，赵菊英就会传达信息，群内成员就会自觉的交纳“报单费”、邀请其他成员加入。我在群里就是帮赵菊英干过一段时间统计，我在群里不说话，没有介绍其他人加入。我所在的群里，有的来有的走，群里人最多的时候大约有200人。“福民慈善基金会”隔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些福利，让大家交纳一些基金费，就可以获得巨额分红。每次基金费不同，有2+1元、8+1元、11+1元、28+1元、50+1元等不同数额的费用，内部叫这些费用是“报单费”。我们内部叫这些费用是“报单费”，每次的“报单费”加1元，是因为基金会规定每个人每次报单费+1元，这1元是给群主与统计员的报酬，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返。“福民慈善基金会”推出的福利是说国家有福利项目，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能入股，就能获得分红，实现中国梦。有的是几天就能分红，有的是几个月就能分红，赵菊英拉我进福民慈善基金会的群没有工资，就是有+1的费用，而且+1费用还是按照比例返的，上级返给我们的好少，大部分没有返给我们。“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报单费”后从来没有分过红，我本人每次也交了，“福民慈善基金会”一直没有分红，我之所以一直帮助“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群内成员的“报单费”，是因为有的时候到期该分红了，基金会就发信息说2020年是全年脱贫年，到时候才能分红，我一直相信能分红，所以一直帮助基金会干活。“报单费”之前是赵菊英自己收取的，有时是大家直接在群里发红包，赵菊英收取红包，有时是赵菊英发她本人微信收款二维码到群里，大家扫码支付给我，我再汇总交给上级统计员，有的人直接发给赵菊英的，她也会发给我。由我一起上报，上级统计员是一个叫孙国成的人，对于孙国成，我只知道他是上级统计员，其他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给孙国成转账，有的是直接微信转账给孙国成，有的时候是我将微信里的钱提到银行卡上，然后通过银行卡转给孙国成。孙国成的微信号我现在没有了，孙国成银行卡号为×××，我的卡号为×××，赵菊英生病期间我帮助2017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帮助赵菊英在“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收“报单费”，我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提供我个人的微信交易明细记录，我的微信交易记录里面连续出现一天或者多天出现的收取数额一致的红包或者二维码收款，都是收取的“报单费”，在“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期间，我想不起来是不是收过本地人的钱了，我没有在其他基金会或者组织担任统计了，我微信里面收取的“报单费”，都是给“福民基金会”收的，没有给其他组织或基金会收过钱。在2020年4月30日的讯问中称：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福民慈善基金会”，是赵菊英介绍的，我与赵菊英是一般朋友关系，我没有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担任职务，我不知道“福民慈善基金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现在知道该基金会是非法的，之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组织的组织架构是什么，赵菊英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是一个群主，我就加入“福民慈善基金会”一个微信群，我的微信号号码为×××,名称就是南效平，赵菊英在群里负责上传下达，在群里发布消息，发展会员，收取“报单费”；我在群里当统计，只负责群里收取“报单费”，该群里人员来的来，走的走，人员并不固定，“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报单费”就是基金会推出的股权，隔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入股分红信息，让群里成员参加，入的股权就叫“报单费”，每次“报单费”不同，有2+1元、8+1元、11+1元、28+1元、50+1元等不同数额。基金会规定的每个人每次“报单费”+1元，这1元是给群里管理人员的报酬，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返，“福民慈善基金会”推出的股权分红具体就是一些指介绍国家精准扶贫、实现中国梦的一些股权红信息，有的是几天就能分红，有的是几个月就能分红，赵菊英拉我进“福民慈善基金会”没有工资报酬，“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报单费”后从来没有分红，我本人每次也交纳“报单费”，基金会发信息说是2020年是全年脱贫年，全民实现中产阶级，到时候才能分红，我一直相信能分红，所以也就一直帮助基金会干活，虽然基金会一直没分红，我也一直帮基金会干活。我与赵菊英收取“报单费”，有时大家把“报单费”以红包形式发到群里，我们收取，有时我们把个人微信二维码发到群里，大家扫码出“报单费”。期间上级统计员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叫孙国成的，孙国成具体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担任什么职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上级统计员，我给孙国成交纳“报单费”，有时候直接微信转账给孙国成，有时候是我将微信里的钱提到银行卡上，通过银行卡转给孙国成，孙国成的卡号为×××，我卡号是×××。我的微信记录里面，连续出现一天或者多天出现的收取数额一致的红包或者二维码收款，都是收取的“报单费”。赵菊英生病期间，我帮助赵菊英从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在“福民慈善基金会”的微信群收“报单费”，具体以我的微信交易明细上面出现的收取“报单费”时间为准，我在“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担任统计期间，群里大都是外地人，不认识。我没有在其他基金会或者组织担任过统计，我只在福民基金会担任过统计，我微信里面收取的“报单费”，都是给“福民慈善基金会”收的，没有给其他组织或基金会收过钱。我在“福民慈善基金会”收取的报单费，没有从中牟利或者截留。在2020年10月16日的讯问中称：我是2017年参加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我进入“福民慈善基金会”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叫姜淑香的女的当群主，后来是赵菊英当了群主，姜淑香是个女的，60岁左右，之前是我所在的“福民慈善基金会”微信群群主，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在群里当统计员是赵菊英让我当的，当时我在群里收取的“报单费”多了，有几元的、几十元的、还有几百元的，具体每次“报单费”的数额我记不得了，有时候收报单费是二维码收款，有时候是收微信红包，有的时候是收微信转账，我微信交易明细里的那些收取相同的金额，基本上都是我收取的“报单费”。我给孙国成、解文爱、申景丽、孙艳芹上交过“报单费”，其他的记不起来了。对于公安机关经过整理他的微信交易明细，整理出的收取“报单费”的99007元，我予以认可，对此没有异议。我收取“报单费”后没有从中截留或者挪作他用，我都上交统计员了。每次收取“报单费”，按照规定，我都得把每个人交的“报单费”统计成电子表格，然后发到群里，让大家核对，上级统计员也在微信群里，都知道我收了多少“报单费”。在2019年6月15日，我微信向卡号为×××银行卡转账6200元，是我去年卖玉米的时候，收玉米的微信扫给我的玉米钱，钱就自动存进了微信了，我自己用钱的时候，再将钱提到我另外的银行卡上了。我是在2019年5月底的时候卖的玉米，卖了2万多，具体数额记不得了，经查阅微信记录，2019年5月29日，有笔二维码收款21201元，这是卖玉米的钱，如果是二维码收“报单费”的话，“报单费”都是固定的多笔数，“报单费”都是几元、几十元、几百元的，没有这么大的金额。期间，我还多次收过1000元钱，收取得这些相同的大数额，都是有的人把“报单费”收起来，集中转给他的，去年底的时候，我被移除这个微信群了。对于“福民慈善基金会”宣传的国家项目是虚假的，我当时不知道，他还等着上面分红了，后来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才知道这些项目是虚假的。 16、被告人赵菊英的辨认笔录、被辨认人照片列表、被辨认人身份情况说明。证明赵菊英辨认姜淑香的情况。 17、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证明赵菊英、南效平二人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赵菊英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供证据： 1、住院病历三份。证明：被告人赵菊英短短一年半时间里住院三次。 2、谅解书。证明：被告人赵菊英在2019年3月2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对23名被害人退还共计1924元。 被告人南效平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沁州医院住院病历。证明：被告人南效平本人患有高血压、脑梗、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多种疾病。 公诉机关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案件事实内在联系，其效力予以确认。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足以证明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提供的各自病历真实性，公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被告人赵菊英提供的谅解书，公诉机关不予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认可。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犯诈骗罪。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本案中，“福民慈善基金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小投入，大回报”为诱饵利用微信为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不特定社会公众的钱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二人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微信群发展会员，共同帮助其上级不法分子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被告人赵菊英虽然对犯罪金额有异议，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 被告人赵菊英的辩护人称应以传销犯罪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经庭审查明，本案中“福民慈善基金会”虽有要求会员购买股权等出具“报单费”，貌似具有购买商品、服务的形式，但是该组织并没有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会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而主要是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目的，虚构国家项目，多次骗取所谓的“报单费”。因此，被告人赵菊英的辩护人称应以传销犯罪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辩护，本院不予认可，应当以诈骗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的辩护人均辩称二被告人构成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在本案中，二被告人虽是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但是在到案之前，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公安司法机关发觉，并已开始采取措施。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自动投案的规定，因此二人不构成自首。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伙同他人以“福民慈善基金会”虚假项目名义，以“小投入、大回报”为诱饵，通过微信发展会员，帮助其上级不法分子骗取他人钱款共计136037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名成立。被告人赵菊英、南效平在此起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自愿认罪认罚，又系初犯，可以对其从轻处罚。二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各被告人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赵菊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0元。 （刑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二、被告人南效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0元。 （刑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审 判 长 张 伟 卫 审 判 员 庞 玉 芳 人民陪审员 焦 伴 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刘武斌 书 记 员 王 健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