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84023号原告：翁阳，女，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杰，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增辉，男，199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飞，北京市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健，男，1981年10月29日出生，回族，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原告翁阳（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杜增辉、马健（以下分别简称姓名，一并提起时合称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杰，杜增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依法至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对马健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增辉支付原告130万元；2．判令杜增辉支付原告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3．判令杜增辉支付原告违约金（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五计算）；4．判令马健对上述杜增辉欠款中的本金1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7日，原告按照马健介绍和要求，与杜增辉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杜增辉出借13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借款月利率2%，利息按月结算，每月25日前支付当月利息，到期偿还本息，未按期还款的，每逾期一日除需支付约定的利息外，还应按逾期还款金额千分之五承担违约金。2017年10月27日，原告向杜增辉账户支付130万元。马健于2017年11月1日向原告出具《合作协议》，对出借给杜增辉的1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到期后杜增辉不但不偿还原告本金及利息，还躲避不见原告。现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杜增辉辩称：第一，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我并未向原告借过钱，我从未与其协商过借款之事。2017年10月27日原告转入我卡里的130万元不是我向原告的借款，是原告根据马健的指示转入我卡里的，而且钱进入我银行卡后，马健等人当场就胁迫我将该笔钱全部交给马健等人，其中50万元转到谭某卡里，75万元转到李某1卡里，5万元取现交给了马健等人。我没有与原告签订过《借款合同》，当时马健让原告给我卡里转130万元的时候胁迫我签了一堆材料，所以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马健等人的胁迫下签的，根本不是我的真实意思。马健等人的上述行为已经被认定为套路贷犯罪行为，（2019）京0106刑初1165号判决书认定，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间，马健伙同杨某、邹某、赵某、谭某、林某、关某、白某、王某等人在本市丰台区城南大道C座1113房间等地，与我签订借贷等相关协议，制造虚假给付痕迹，以言语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向我索要欠款，构成敲诈勒索。因此马健指示原告转入我卡中的130万元属于马健等人为实施犯罪而提供的犯罪资金，并不是我向原告的借款。第二，原告认可该笔130万元实际是其借给马健的。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中明确写明是马健向原告借款，并用于向我放款。原告在刑事案件笔录中也明确说明2017年马健连续向其借款三次，答应给其一些好处费，其中有一笔130万元就是马健给我用的，其根据马健指示直接转到我账户。因此，上述转款与我无关，如果非要说是借款，也是马健向原告的借款，而非我向原告的借款。马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意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本院对相关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原告持有《借款合同》一份，显示甲方（债权人）为原告，乙方（债务人）为杜增辉，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金额1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26日止；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借款期内月利率为2%，利息按月计算，在每月的第25日前支付当月利息，借款方如果不按期还款付息，则每逾期一日按全部借款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五加收违约金；乙方应于2017年11月26日之前归还甲方借款，如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则乙方构成违约，每逾期一日，除需支付本合同约定的利息外，乙方按逾期还款金额千分之五承担逾期罚息。合同首部甲方及落款甲方处写有原告姓名，合同首部乙方处及落款乙方处签有杜增辉姓名并捺印，合同正文手写内容处按捺有指印，签署地点为马家堡，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0月27日，原告通过其名下尾号1386民生银行账户向杜增辉尾号1614建设银行账户汇款130万元。原告持有《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杜增辉（身份证号：×××）收到翁阳（身份证号：）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小写：1300000元），其中银行转账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小写：1300000元），现金交付为大写：元整（小写：元）。”落款收款人处签有杜增辉姓名并捺印，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原告称其在×网络公司负责财务，马健经常去其公司因而认识，马健说是对外放贷的，原告不认识杜增辉，通过马健介绍向杜增辉出借款，杜增辉借款用途不清，当时在马家堡一饭馆签订了上述《借款合同》并由杜增辉出具了《收条》，在场人有原告、二被告，还有其他几个不认识的人，合同文本是马健提供的，未签订过其他文件。杜增辉称在马家堡一家粥店签订了上述文件，当时还有马健、谭某、关某、杨某、邹某、商某等人，其是卖手机的，其不认识原告，马健是放贷的，当时受胁迫签订了文件，《借款合同》首部甲方及落款甲方处都是空白的，《收条》原告的名字也是空白的，马健没有告诉其出借人是谁，其以为钱就是从马健那借的，当时还签有另外一份借款协议，还签订有什么协议不清楚，文件都被马健拿走了。马健称原告系其朋友公司的财务，其朋友叫什么彩虹（音），公司主营业务是放贷，原告的钱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上述合同文本是原告提供的，当时在柴米油盐粥铺签订的，原告及杜增辉各自签的字，杜增辉是卖手机的，其通过赵某认识的杜增辉，说杜增辉欠商某的钱，杜增辉说做生意需要用钱同时需要还欠商某的钱，需要一百多万，其帮杜增辉找原告借的，当时还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期限为19至20年，其当时工作是放贷。原告持有《合作协议》一份，显示甲方为马健，乙方为原告，内容为：甲方今向乙方借用资金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小写1000000元。放款给杜增辉，使用周期为一个月。甲方并保证该笔资金的安全，乙方不承担任何风险。使用期满归还本金。该笔资金归还后所产生的纯利润，甲乙双方均分。落款处分别签有原告及马健姓名，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原告称因与杜增辉不认识，其不放心就找到了马健，马健说只愿意保100万元，多了不愿意，故协议只写了100万元；原告认为马健是保证人，因协议中写了马健保证资金安全且原告不承担任何风险；就协议中为何写马健向原告借用资金，原告称其不认识杜增辉，通过马健才借款给的杜增辉，该协议是马健提供的，没有与马健签订过其他《合作协议》。就为何为合作协议，原告称马健说给原告介绍这笔钱算是合作，赚了钱还要给其分点。就其对杜增辉不放心，为何签订《借款合同》时不让马健一并签订合同，原告称被马健忽悠了。后原告又称协议文本是其提供的，协议写甲方向乙方借用资金是为了安全，当时写借用就是为了让马健担保。马健称该协议是原告提供的，其与原告签订过几份合作协议记不清了，协议中为何为100万元没印象了，就协议为何为合作协议、甲方保证资金安全，马健称协议是原告提供的，具体什么意思不清楚，其当时没有考虑过提供担保。查，杜增辉收到原告支付的130万元后，向谭某转账50万元，取现5万元，并向李某1转账75万元。杜增辉称李某1是之前贷款公司的人，与马健的关系不清楚。马健称谭某系其司机，杜增辉转给谭某的钱中包括原告要扣30万元的息，该30万元其通过现金还是转账给付原告记不清了，如果是转账的话就转到了原告账户或原告朋友什么彩虹（音）的账户，另外杜增辉还欠有20万元的网贷并向马健借款以偿还，转给谭某的另20万元系对该20万元借款的还款。马健称原告与杜增辉之间约定了月利率20%的利息，其不认识李某1，商某使用李某1的账户。杜增辉提交询问/讯问笔录，时间为2019年3月3日，询问人为丰台刑侦支队，被询问/讯问人为原告，其在笔录中称：我认识马健，他向我借钱一直没给我，我去年到海淀法院已经起诉他了。2017年夏天我在劲松的×网络有限公司上班，马健经常去我们公司，慢慢我们就熟悉了。马健说他是放款的，但我没去过他的公司。2017年他向我连续借了三次钱，一共向我借了三百二十万。马健说朋友李某2和杜增辉要用钱，然后向我借钱然后答应给我一些好处费，这样我借给马健270万，其中140万是李某2用，130万是杜增辉用。我是直接转到李某2和杜增辉的账户名下，没有转到马健名下。我向马健转过一个50万元，当时程某说马健要用钱，我就给马健转了。程某和马健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程某应该也是放款的。2017年时候程某向我借过290万元，他说自己买房用，我就借给他了，后来他把钱还给我了，我印象里就借过这一次。为什么借给马健钱是马健说能给我一些好处费，我当时就是被他忽悠了，而且说百分比不会赔钱，这样我就相信他了。我不知道马健有什么违法行为，我都不和他联系，他欠我钱我找他都找不到。对此，原告称其在笔录中表述借给马健钱实际上包括经马健介绍向原告借钱的情况，其已起诉了李某2，未诉马健，另外借给马健50万元。之后庭审中，原告又称曾借给马健60万元而非50万元，2017年8月转给马健，2017年10月补签了借条，其在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了马健，后其撤诉。马健称没有借过原告的钱，双方之间好像没有款项往来，原告通过其借款给杜增辉和李某2。经询，原告称其出借款项是其自己攒的，还有离婚时前夫给的，还有向其妹妹和母亲借的，原告明确表示没有向其他任何人出借过款项。原告称二被告未偿还过款项。杜增辉称还款日没到马健就让其把房产证偷出来，马健找人把其爷爷名下房屋过户到其名下，并与马健找的李某2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杜增辉称不认识李某2，马健介绍其与李某2签了260万元的合同，还有一份40万元的借条，后李某2在衡水提起仲裁，并在北京申请了执行，因杜增辉名下无可执行的财产故终结执行了。马健称不认识李某2，称是中介找来的。（2018）京0108民初4322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于2018年起诉李某2、马健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二人返还借款1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书载明：2017年11月1日，马健（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今向乙方借用资金100万元，放款给李某2，使用周期一个月……其内容与本案《合作协议》一致。2020年7月9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6刑初1165号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2017年2月至12月间，被告人马健纠集杨某、赵某、邹某、谭某、林某、关某、孔某、张某、白某、王某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大道C座×号等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与被害人签订“借贷”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等手段，恶意垒高被害人“债务”，以组织人员上门滋扰讨债、威胁、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强迫他人偿付钱款，多次实施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2017年2月至2017年底，被告人马健伙同杨某、邹某、赵某、谭某、林某、关某、白某、王某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大道C座×号等地，与被害人孟某签订“借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借助公证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垒高债务及言语威胁等方式，将孟某父亲孟某1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横七条×号房屋以非法手段过户到孟某名下。马健等人迫使孟某以该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向程某借款人民币290万元，并从中敲诈获利人民币244．8万元，同年9月该房屋被过户至程某名下；后马健等人欲迫使孟某将一套回迁房以人民币19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顾某获利，未果。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间，被告人马健伙同杨某、邹某、赵某、谭某、林某、关某、白某、王某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大道C座×号等地，与被害人杜增辉签订“借贷”等相关协议，制造虚假给付痕迹，以言语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向被害人杜增辉索要“欠款”。后被告人马健等人迫使被害人杜增辉配合其以非法手段将已故爷爷杜某名下房产（北京市丰台区程庄南里×）过户至杜增辉名下，并以该房屋为抵押担保物与李某2签订人民币260万元的借款合同，从中敲诈获利人民币146．5万元。证人商某证言，证明杜增辉是赵某介绍他给的一个客户，后来我以75万元的价格转给马健了。2017年10月底，赵某跟我联系说他的大哥马健能接手杜增辉，我就让杜增辉去找马健，他们见过两面，后来，赵某对我说马健同意接手杜增辉。过了几天，我带着我手下李某1等几个人，马健带了七八个人到马家堡西路东亚三环小区附近一个饭店见面，杜增辉当天也去了，我带的人都没进饭店，马健这边有马健、林某、谭某、李某2，还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的人，其中有一个50多岁的女子好像是马健的合作伙伴，另外一个女子应该是马健的女朋友。我们商量后确定马健给我75万元。我把之前和杜增辉签订的120万元的借款合同给了马健，杜增辉把他们家的两个房子的房本给了马健作为抵押。马健给的75万元转到我手下李某1建行卡，因为签合同的时候出借人写的是李某1。75万元的价格是我和马健商量的，因为杜增辉家在丰台有两套回迁房，马健觉得能从中做出钱来。根据行业规则，马健能给我75万元，肯定能从杜增辉身上挣出75万元以上的钱来。我们商量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有，我带的人只有我在场，马健这边有马健、林某、谭某、李某2（女，体胖，赵某称此人是马健客户），还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其中有一个女的，50多岁，中等身材，马健没介绍她是谁，但是从她跟马健聊天的情况看，肯定不是马健手下，像是马健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个女的看着挺瘦的，应该是马健的女朋友。从马健同意接杜增辉这一单到我和马健完成转单期间，我替杜增辉多次归还他在外借的零用贷欠款20万元左右，从行业规矩上来说这笔钱应该由马健出，所以在转单前一天晚上，我和马健、谭某、林某等人在马家堡西路的一家饭店外见面，马健给了我20万元左右的现金。证人李某1证言，证明杜增辉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2017年10月27日，他给我转账75万元是还给我们的借款……因为他借给杜增辉的钱都是从我卡上走账的。证人李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杜增辉是其他放贷同行给王某1介绍的客户，杜增辉实际借款230万元，但给杜增辉转了260万元，抵押和借款合同写的也是260万元，后又让杜增辉给我提现37万元，其中30万元是保证金，7万元是一个月的利息和我的好处费……账户交易明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报告，证明2017年10月27日翁阳转入杜增辉银行卡130万元……2017年11月14日至11月30日马健共转入33．7万元，20万元转到谭某银行卡被取现；5．3万元转到马健银行卡；0．7万元消费至无关人员；0．3万元用于消费；34738．47元用于房屋过户税款；261元用于消费；33613元用于房屋过户手续费；87元用于消费；4821元用于消费。2017年12月6日李某2转入300万元，40万元经孙某转给王某1；117万元被取现；33万元转账至谭某银行卡；110万元转账至王某银行卡。被告人赵某供述，证明2017年7月底，商某的一个女业务员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叫杜增辉的客户欠商某八九十万元，杜增辉押了家里的三套房本。她想让我找银主把杜增辉的债务转出去。我们的规矩是谁出钱买了杜增辉的债务，就能返给我4%的返点，我就带着商某、杜增辉去柴米油盐粥店找马健，商某是拿着杜增辉抵押的房本和手续去的，马健这边有马健的妻子和杨某。马健和商某谈的，欠款的伸缩性挺大的，当时我就觉得商某说的杜增辉欠他的钱数有水分，最后确定马健给商某八九十万元把杜增辉的债务转过来。后来我带着杜增辉、商某又去柴米油盐粥店找马健谈过一次，马健让杜增辉给他写一张130多万元的欠条，月息20%，这张欠条上的钱肯定是比杜增辉欠商某的钱要多，因为马健让杜增辉写的这张欠条里是要加利息的。马健给了商某十几万元的现金，杜增辉的账就转到了马健这边，后来剩下的钱马健什时候给的商某我就不知道了，但肯定给了。马健接了杜增辉这笔账，马健就让我带着杜增辉去把他的零用贷给还了，当时我带着杜增辉去的七克拉的柴米油盐粥店门口用手机操作的，当时杜增辉说不是欠28100元就是38100元，马健把钱转到我的微信上，我把钱转给了杜增辉，杜增辉用手机把钱还了，后来商某给了我5000元好处费，之后我和马健因为这笔好处费闹掰了，杜增辉这事后来怎么样了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谭某供述，证明我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在马健公司上班，我们公司老板就是马健，客户的选择、放贷、签协议、收账都是马健总负责的，邹某是马健媳妇，平时就跟马健一起，杨某也是辅助马健干的，赵某主要就是联系客户和负责客户下户，下户意思就是确认客户的住处，确认客户提供抵押的房和车是不是客户的。我、关某、林某就是跟着马健，客户都是由马健、邹某、杨某他们谈，并且签合同、作抵押的……2017年10月份前后，杜增辉这个客户是“阿迪”给介绍的，马健替杜增辉把钱还给之前的债主，杜增辉就欠马健的钱了。第一次见面时，马健让我和林某、杨某、关某一起去的柴米油盐粥店门口，当时“阿迪”带着杜增辉和两三个男子一起来的，我和林某、杨某、关某在边上站着，“阿迪”和杜增辉、马健、对方的两三个男子一起谈的。第二天，马健让我和林某、杨某、关某一起跟他去的柴米油盐粥店里面，“阿迪”带着杜增辉和三四个男子一起来的，我和林某、杨某、关某在边上坐着，“阿迪”和杜增辉、马健坐一起签的借款协议。马健让我去找杜增辉拿过钱，应该是四五十万元，杜增辉直接转给我的建行卡，我取出了几万元现金交给马健，其他的都转账到马健的工商银行卡。欠条上写了月息3%这一条款，还有违约金这一条款，违约金的数额是空的，原因我不知道，是马健拟的，给我的时候就是空的。每次都是马健、杨某、邹某和杜增辉聊的还款事宜，邹某在公司也是老板，负责签合同和跟客户要账……被告人林某供述，证明马健和邹某负责跟客户谈借钱的事，我、杨某、谭某和关某是后期。马健曾经和邹某在7克拉楼下的柴米油盐饭店约过杜增辉谈借款的事情，他们在饭桌上谈，马健让我们在饭店旁边等着……判决书中还认定了其他大量的事实。后法院认为被告人马健、杨某、赵某、邹某、谭某、林某、关某、孔某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予处罚；被告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予以数罪并罚。判决被告人马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亦作出处理。后马健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20）京02刑终42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马健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要求原告提交本案借款发生时前后各一年的银行交易明细，后原告提交其名下尾号1386民生银行账户，显示起止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27日。明细显示该账户与翁某、吴某、孟某、赵某、程某、冯某、马健、焦某、杨某1、王某2、李某3、陶某、李某2等人存在款项往来，相当部分款项摘要为借款。原告称翁某系其母亲，吴某系其妹妹，王某3、陶某系其妹妹朋友，程某因购买孟某的房子向其借款，不知道程某干什么的，冯某通过程某向其借款，杨某1系其朋友，王某2不认识。明细显示：2017年8月17日向孟某转账290万，摘要为借款，后收到9万元存款，并收到赵某转账290万元，随后向程某转账290万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8月23日向马健转账60万元，摘要为借款；2017年10月27日收到吴某转款多笔，并收到马健存款30万元，后向杜增辉转账了130万元。就马健向其转账的30万元，原告称杜增辉向其借款130万元，其没有那么多只有100万元，马健给其凑了30万元。就其向多少人出借过款项，原告称都在交易单上，钱都没收回来。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杜增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其应当就其与杜增辉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举证。首先，虽然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上显示出借人为原告，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借款合同》是否为原告与杜增辉在马家堡同时签订存疑，不能排除原告签名系后补的合理怀疑。其次，原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多次表述马健向其借钱，马健向其借钱给朋友用，答应给其好处费，可见原告与杜增辉之间未建立起借贷关系。再次，原告与马健签订《合作协议》，其中明确约定甲方马健向乙方原告借用资金，马健并保证该笔资金的安全，可见从该《合作协议》来看，原告与马健之间建立起了借贷关系。复次，在相关刑事案件中，签订本案《借款合同》、制造资金流水等系涉案人员实施犯罪的步骤，难以认定被害人杜增辉与原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综合以上因素以及本案实际情况，现不能认定原告与杜增辉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告无权主张杜增辉返还其借款。关于案涉130万元款项，原告与马健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表述甲方向乙方借用资金100万元，保证资金安全，即马健应对该100万元负返还责任，当事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理解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及签订之后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结合当事人的资金往来情况，对于原告要求马健返还其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违约金等，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健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翁阳一百万元；二、驳回原告翁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原告翁阳负担8250元（已交纳），由被告马健负担82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韩 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徐川涵书 记 员  王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