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国超，男，汉族，1982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薇，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玉龙，男，汉族，1969年10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娟，女，汉族，1975年10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嘉鱼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静，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玮，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国超因与被上诉人毛玉龙、余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21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国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毛玉龙、余娟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毛玉龙、余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仅凭《收益对账确定书》与《协议书》采取列举的方式，认定《收益对账确定书》与《协议书》的内容不存在重合，从而认定两份文书中涉及的款项系不同性质的款项。一审法院忽略了前后事件发生的逻辑关系，并未认真分析两份文书的实质内容，作出准确的法律定性，从而作出的判决完全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关于毛玉龙、余娟于2015年9月15日退出公司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客观事实问题。1.向国超一审时提交了向国超与毛玉龙的QQ聊天记录，证明毛玉龙、余娟于2015年9月15日退出公司，但因毛玉龙、余娟的原因一直未到深圳，一直未当面结算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向国超一审庭审时有带手机（QQ聊天记录原始载体）到法庭，但因手机年限已久，无法正常使用直至庭审调查结束后打开。但《收益对账确定书》已经明确了双方投资及收益的对账时间段为2015年3月1日至9月15日，2015年9月15日后毛玉龙、余娟实际并不是深圳市鸿达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鑫公司）的股东，否则2015年9月15日以后的投资收益分配也应当对账。余娟补签的《确认书》再次确认投资收益从2015年3月1日至9月15日，毛玉龙、余娟的诉讼请求也同上，以上相互应证了毛玉龙、余娟于2015年9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向国超并退出公司的事实。2.从证据上来看，由于突发原因虽向国超当庭没能及时向法庭出示QQ聊天记录原始载体证据原件，但依据《收益对账确定书》《确认书》的这两项书证内容，也可以印证该客观事实的真实性。在书证复印件具有证据能力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第69条有关于无法与书证原件核对的复印件，虽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可以和其他证据结合使用，若有证据证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可以确认书证的复印件的真实性，应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书第2页最后一行至第3页第10行，毛玉龙、余娟表述为是基于向国超擅自变更股权而被迫结算清退的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二、仔细分析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如下：1.《收益对账确定书》明确的收益分配款项，依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支付主体应当为鸿达鑫公司，而不是向国超。向国超与毛玉龙、余娟都是鸿达鑫公司的股东，向国超没有义务支付毛玉龙、余娟的收益款。毛玉龙、余娟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毛玉龙、余娟要求向国超支付投资款的唯一前提是股权转让给毛玉龙、余娟，那么毛玉龙、余娟的应得投资款就是股权转让款，否则毛玉龙、余娟就涉嫌抽逃出资了。2.《收益对账确定书》用列举的方式说明了款项的计算方式：投资及应得收益=期末公账余额643.5/2+转让后私款入公账24315+合伙应得247983.9（总销售额4959673.8/2）+合伙多付-47823.855-应补税额-工商代理费=213622元。列举项目中分配的比例都是按50%计算，证明了毛玉龙确认的金额应是毛玉龙和余娟的总额（毛玉龙占30%股权，余娟占20%股权），而不是毛玉龙一个人的应得金额。鉴于毛玉龙与余娟系夫妻关系，向国超对毛玉龙的代签行为表示认可。一审判决书第18页第二段，认定《收益对账确定书》记录的是向国超向毛玉龙一个人应支付的款项（不含余娟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收益对账确定书》的款项计算方式表明公司全部变现的价值都已经核算过，毛玉龙、余娟已经拿走了总销售额495967.8/2，该项目与协议书中的货款就是同一标的，就是重合部分，而一审法院对此熟视无睹，居然认定两份文书不存在重合。一审庭审时，向国超代理人曾向毛玉龙、余娟的代理人提问“你们在《收益对账确定书》中已经拿走货款的一半，你们还有什么货款转让给鸿达鑫公司呢？”其代理人回复称“《协议书》中的货款指的是存货”。《收益对账确定书》签署的时间是2017年3月17日，而对账的时间范围为2015年3月1日至9月15日，是对两年以前的账目进行核对，早都不存在未销售完的存货。4.《收益对账确定书》中所列出的项目如此详细，如公账余额643.25元都已经列出：如果真有其他存货，如果真有不同性质的15万元，为何不在《收益对账确定书》中列出，仅仅三天之后，双方当事人再签署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款项的协议书，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三、仔细分析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如下：1.《协议书》中的货款与《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同一项目。2.深圳市顺鑫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公司）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金仅仅为5万元，2015年3月11日向国超也是以2.5万元的价格受让了50%的股权。公司虽然有一些机台及设备，但这些机台及设备确实价格不高，否则毛玉龙、余娟不可能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50%股权。因机台设备过于老化，价值不大，完全不适应公司的发展，而毛玉龙、余娟虽然与向国超协商好股权转让的事宜，但一直没有办理股权过户的手续，向国超多次催促毛玉龙、余娟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毛玉龙、余娟一直以没有时间为由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因公司需要发展向国超才被迫于2015年12月17日增资扩股，将注册资金变更为100万元，公司大量购置了新的机器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2017年3月17日签订《收益对账确定书》时，双方本已明确毛玉龙、余娟拿走其投资及收益款后，公司一切资产与其无关，才没有把机台及设备列上去。但《收益对账确定书》签署后，毛玉龙多次带不明身份的人员到公司闹事通过拉电闸、截堵出货车辆、恐吓员工的方式要求付款，然后又翻脸说他还有一些机台与设备。向国超才在协议书特别注明了货款、机台及设备。依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出资后，仅对公司享有股权，机台及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公司，毛玉龙、余娟将不属于自己的机台设备转让给对机台设备享有所有权的公司，没有法律依据。3.如果完全按照协议书字面意思的理解，毛玉龙及余娟转让货款、机台及设备给鸿达鑫公司，出让人没有所有权，受让人也是鸿达鑫公司，为何要向国超个人来承担付款责任，那毛玉龙、余娟所收取的15万元就是不当得利，需要返还给向国超。从证据上分析《收益对账确定书》变更为《协议书》的事实存在，向国超提交了签订《协议书》当日的报警回执，备注为股权转让款的转账凭证、证人易某的证人证言也都印证了这一事实，已对发生的客观事实尽到了举证责任。证人易某虽然与向国超具有亲戚关系，但是他是公司的新股东兼会计，由于毛玉龙、余娟学历有限，不懂公司账目，与毛玉龙、余娟对账全程交由证人易某处理，更重要的他是《收益对账确定书》和《协议书》的起草人，对于收益确认书的性质、款项的计算方式了如指掌，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权利和义务，他的证言真实反映了将《收益对账确定书》中的21万余元变更为15万元，其他证据都相互应证，应当予以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综上，《收益对账确定书》与《协议书》所列的付款主体是错误的，但是《收益对账确定书》确认了包括毛玉龙、余娟收回投资的款项；《协议书》也明确了“转让后毛玉龙、余娟与鸿达鑫公司无任何关联”。因此，《收益对账确定书》与《协议书》都表达了一个中心意思，即毛玉龙、余娟转让股权，退出公司。《协议书》实际是对《收益对账确定书》中金额的变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后签署的协议对原协议内容作变更的，只要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应得的投资、收益及股权转让款由213622元变更为15万元整。四、向国超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协议书》时当场支付了现金10000元，2017年3月22日向国超因银行转账金额的限制，转账5万元给毛玉龙，同时取出现金9万元并在银行将9万元交付给毛玉龙，毛玉龙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收条，确认截止2017年3月22日收到《协议书》约定的款项150000元。因此，向国超的付款义务已经完成，毛玉龙、余娟的诉请求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毛玉龙收到款项后当场与向国超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余娟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也为毛玉龙代签。该协议书仅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用，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毛玉龙、余娟从头到尾一直谎话连篇，颠倒黑白，恶意提起诉讼。否认收到2015年3月份第一次股权让款，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收到毛玉龙、余娟15万元的事实只字不提，还称未收到2017年的第二次股权转让款。在向国超提交《协议书》后又狡辩称两份文书所约定的款项性质不同。相反，向国超一直秉承诚实信用之原则，每个主张与辩解都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的判决将使向国超面临着“买两次单”的风险，对向国超显失公平。被上诉人毛玉龙、余娟答辩称：一、向国超与毛玉龙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合法有效，向国超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应得收益213622元。2017年3月17日，向国超与毛玉龙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双方对于毛玉龙、余娟在2015年3月1日-2015年9月15日期间对公司应享有的投资及收益款项进行对账，从《收益对账确定书》可看出双方是对公司的公账余额、销售额、双方投入金额、应补税额等事项进行结算后，向国超确认在2015年3月1日-2015年9月15日期间，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毛玉龙、余娟作为公司股东及实际投资人理应享有收益的权利。自2015年4月1日向国超取得公司50%股权后，向国超实际成为公司的完全控制人，全面掌控公司的全部收益，经毛玉龙多次催促，双方对账后向国超确认其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款，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该《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向国超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二、毛玉龙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向国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在2013年7月25日经核准成立，注册资本5万元，毛玉龙、余娟作为公司的原始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就已完成实缴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公司长期经营所需的材料款、办公场地租赁费、员工工资等经营资金均是由毛玉龙、余娟持续出资的。毛玉龙、余娟作为公司股东已完成出资义务，但是作为股东同样享有对公司收益分红的权利，向国超与毛玉龙之间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是股东之间对投资收益进行确认的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故毛玉龙与向国超签订《收益对账确定书》的行为不属于抽逃出资的情形。三、向国超与毛玉龙、余娟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另行约定，向国超故意将毛玉龙应获得的投资收益款与股权转让款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混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向国超在2015年4月1日获得公司50%股权后控制了公司管理，其更是在2015年底瞒着毛玉龙、余娟擅自变更毛玉龙、余娟的股权，致使毛玉龙、余娟仅持有公司1.5%和1%的股权，造成毛玉龙、余娟不能参与公司经营。无奈之下，毛玉龙、余娟和向国超在2017年3月22日再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毛玉龙、余娟分别将持有的公司股权1.5%和1%转让给向国超，但向国超同样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向国超应支付的投资收益款和股权转让款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款项，不能混为一谈，向国超应按照《收益对账确定书》的约定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款，向国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四、《协议书》与《收益对账确定书》确定的是两笔完全独立且不同性质的款项，《协议书》不是对《收益对账确定书》的变更，向国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协议书》与《收益对账确定书》中约定的款项不存在重合之处。《收益对账确定书》中是双方对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进行对账，其中详细列明的款项如“期末公账余额、私款入公账、应补税额等”和《协议书》中列明的“转让费包括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的费用”不存在任何重合之处，两份文件中记载的文字意思表达清楚，内容明晰，向国超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2.毛玉龙、余娟在2015年10月-2017年3月期间仍持有公司股权，是公司股东，《协议书》的签订符合法律规定。2017年3月20日，向国超与毛玉龙签订《协议书》时，毛玉龙、余娟仍分别持有公司1.5%和1%股权，根据公司法第四条规定，毛玉龙、余娟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向国超作为公司的绝对实际控股股东，与毛玉龙对于公司现有的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的价值折算后共同确定转让费为15万元，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向国超与毛玉龙从未约定《协议书》是对《收益对账确定书》的变更，且两份文件中的款项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合之处，且款项性质用途也截然不同，向国超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向国超未经毛玉龙、余娟同意，擅自增加注册资本并转让毛玉龙、余娟的股份，使毛玉龙、余娟分别持有公司30%和20%股权变更为1.5%和1%，向国超已严重侵害毛玉龙、余娟的股东权利。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在2015年12月将注册资本由5万元变更为100万元时，向国超从未告知毛玉龙、余娟，更未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是向国超违法变更，擅自将毛玉龙、余娟的股权由30%、20%变更为1.5%、1%，向国超的行为已严重侵害毛玉龙、余娟的股东权利。在此无奈之下，毛玉龙、余娟才同意将投资收益及公司剩余资产转让都协商好的情况下，将余下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向国超。故，向国超的种种行为严重侵害毛玉龙、余娟的合法权益，甚至否认双方已经共同确认的应付给毛玉龙、余娟的投资收益，并企图将该笔款项和其他完全没有关联的款项混为一谈，向国超的违约意图昭然若揭，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向国超作为公司的绝对实际控股股东，能够支配公司的全部收益，其与毛玉龙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收益对账确定书》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协议书》的转让费、《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款及出资款均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毫无关联。向国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毛玉龙、余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向国超向毛玉龙、余娟支付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4945.53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7年3月18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0月18日为14945.53元），前述金额暂合计为228567.53元；2.由向国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1日，毛玉龙（转让方，甲方）与向国超（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顺鑫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在深圳市设立，注册资金为5万元，经协商，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占有公司80%的股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50%的股权以25000元转让给乙方，受让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5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按受让股权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风险及亏损；及其他内容。同日，顺鑫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毛玉龙将其占公司50%的股权以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向国超（公司注册资本为5万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毛玉龙出资15000元及占注册资本30%，余娟出资1万元及占注册资本20%，向国超出资25000元及占注册资本50%。毛玉龙、余娟称向国超实际并未向其支付前述25000元股权转让款，但向国超称其已支付。2015年4月1日，顺鑫公司做出变更决定，将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由毛玉龙变更为向国超，并将公司名称从“顺鑫公司”变更为“鸿达鑫公司”。另根据鸿达鑫公司的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显示，鸿达鑫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变更企业信息，变更后的股权为向国超25000元（50%）、余娟1万元（20%）及毛玉龙15000元（30%）。2015年12月17日，鸿达鑫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企业变更登记将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自5万元变更为100万元，将公司股东由毛玉龙、余娟、向国超变更为向国超、毛玉龙、余娟及易某，并将股东出资情况由毛玉龙出资额15000元及出资比例为30%、余娟出资额1万元及出资比例20%、向国超出资额25000元及出资比例50%变更为毛玉龙出资额15000元及出资比例1.5%、余娟出资额1万元及出资比例1%、向国超出资额775000元及出资比例77.5%、易某出资额20万元及出资比例20%。一审庭审中，毛玉龙、余娟称向国超系在未告知及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对公司做出如上变更。向国超则对此表示双方在ＱＱ聊天记录中已就毛玉龙、余娟于2015年9月15日就退出公司及将股权转让给向国超达成一致意见，但因毛玉龙、余娟不在深圳在向国超多次催促下一直未来清算账目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向国超系在公司急需发展需要注入新资本的情况下才增资扩股的，向国超对此提交了其与向国超毛玉龙的ＱＱ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及拨打电话的通话记录予以证明，并在当庭出示了手机。其中，ＱＱ号为24×××89，ＱＱ名为“大医精诚”的账号在2015年9月7日表示“要不你接手，我退出吧，我长期不在这边也不行，明天我下午三点半的飞机，因为走的比较匆忙，我们先签个转让协议，你签字留身份证号按手印后我带回去给我老婆再签字按手印，两份，快递一份给你”，向国超则对此表示“那在什么时候过来办理股权转让”，前述账号则表示“这个要等我老婆那边有空才行，只能尽快了”，“大医精诚”后在2015年9月9日向向国超表示“但是你之前招小易过来你跟我说过没有，你这次变更账户跟我说过没有”，并于2015年9月17日提及“他说要营业执照……,还有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股东同意转让的决议”，其后双方又就对账问题进行了讨论。毛玉龙、余娟则对前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表示前述证据并无原件，且记录已距今4年，毛玉龙、余娟亦未保留该聊天记录，其已不记得聊天内容，但毛玉龙、余娟确认其在2015年9月就一直催促向国超对账。2017年3月17日，毛玉龙与向国超签订《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毛玉龙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在鸿达鑫公司的投资及应得收益为213622元，双方核对以上数目确认无误，向国超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213622元。另外，该确定书列明了该投资及应得收益数额的计算方式，包括期末公账余额/2+转让后私款入公账+合伙应得［（总销售额/2）+合伙多付（己方净投入-两人总净投入/2）］-应补税额-工商代理费及加减一些未列明项目的费用。另根据毛玉龙、余娟提交的由余娟于2018年10月18日出具的《确认书》显示，其确认毛玉龙曾在2017年3月17日就鸿达鑫公司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与向国超进行对账，对账确认向国超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应得收益款合计213622元，其对前述对账行为及对账确认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予以确认。向国超确认前述确定书及确认书的真实性，但表示上述确定书系于2017年3月17日就公司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即向国超入股至毛玉龙、余娟退股的期间收益的确认，该确定书确认的213622元应系毛玉龙退出公司收入投资及该期间分红款；且确认书所称的213622元应系毛玉龙、余娟收回投资及做股权转让的款项。2017年3月20日，毛玉龙、向国超及案外人王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兹鸿达鑫公司需支付股东毛玉龙、余娟的转让费（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总金额15万元，转让后原股东毛玉龙、余娟与鸿达鑫公司无任何关联，鸿达鑫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首付1万元，余额于2017年3月22日办手续当日付清。向国超称前述协议系在各方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确认向国超尚欠毛玉龙、余娟投资及收益款（股权转让款）213622元后，因向国超无力支付款项，经毛玉龙与其委托收款人王某协商确认将股权转让款变更为15万元，其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及现金方式向毛玉龙足额支付前述款项，此外，上述协议系毛玉龙、余娟委托他人到向国超处收款闹事，双方后经说服教育才签订的协议，向国超对此提交了由深圳市公安局燕罗派出所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报警回执》、《收条》及银行对账单予以证明，其中，《收条》系毛玉龙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内容为截止2017年3月20日，毛玉龙收到鸿达鑫公司向国超依协议书约定金额15万元；对账单显示向国超在2017年3月22日向毛玉龙转账5万元，备注为股权转让费。毛玉龙、余娟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向国超所称不予认可，毛玉龙、余娟称其已收到《协议书》约定的15万元，但该款项系《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费，而非其在本案诉请的投资及收益款，该15万元与本案无关；前述《协议书》系双方在2017年3月17日签订《收益对账确定书》后，因向国超在2015年擅自将毛玉龙、余娟的股权变更为1.5%和1%，毛玉龙、余娟鉴于向国超已实际承接鸿达鑫公司而无奈同意将公司现有资产包括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转让给向国超而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可知该转让费系双方对公司现有资产价值协商一致后确认的金额，《协议书》仅称转让后毛玉龙、余娟与鸿达鑫公司无任何关联，向国超拖欠毛玉龙、余娟的投资收益款及股权转让款并不因前述《协议书》的签订而免除付款责任，该《协议书》约定的15万元与毛玉龙、余娟诉请的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属于性质不同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且报警回执仅能证明向国超在当天报案，与双方在当天签订的《协议书》并无关联性。2017年3月22日，毛玉龙、余娟分别与向国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鸿达鑫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成立，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为100万元，认缴实收资本总额为0元，毛玉龙占1.5%股权，应出资15000元，实际出资0元，余娟占1%股权，应出资1万元，实际出资0元，现毛玉龙和余娟同意将其占有股权分别以15000元及1万元转让给向国超，向国超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天内将款项一次性付清给两原告；协议生效后，向国超按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如向国超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则每逾期一天，按照逾期部分总价款千分之三支付逾期违约金；及其他内容。毛玉龙、余娟称其已依照前述协议约定与向国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向国超未按协议约定向毛玉龙、余娟支付前述股权转让款。向国超则确认其在前述协议中签名，并称余娟系由毛玉龙代签，但向国超认可该代签的合法性；向国超称其已经支付完毕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及投资收益款15万元，前述《协议书》正是毛玉龙、余娟在收到向国超向其支付的前述款项后当场签订的，该转让协议仅系为办理变更手续所用，协议当中约定的转让价格亦低于双方实际约定价格，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10月19日，毛玉龙、余娟委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向向国超发送《律师函》，要求向国超向毛玉龙、余娟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5万元、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根据EMS邮件记录显示前述邮件系于2018年10月20日签收。向国超确认收到前述律师函，但称不认可该律师函的内容。经向国超申请，一审法院准许证人易某出庭作证。易某称其系在鸿达鑫公司占股20%的股东，在其出具的《证人证言》中称“在2017年2月初，毛玉龙来公司找向国超，我听他们说毛玉龙在2015年9月将鸿达鑫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向国超，但一直没有算清账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毛玉龙和向国超于2017年3月17日在我公司办公司签署了《收益对账确定书》，确认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的收益对账（股权转让款）为21万余元，毛玉龙在2017年3月20日上午带了6人（包括毛玉龙、王某），由王某带着委托书和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到鸿达鑫公司，找向国超催收前述确定书确定的欠款……,当天下午毛玉龙委托人王某与向国超再次协商，最后对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金额21万余元，协商由向国超在3天内向一次性付清毛玉龙15万元，并签订《协议书》承诺双方以后再无纠纷”。证人易某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所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并表示其除股东身份外，还是鸿达鑫公司的财务，并称其全程参与并起草了涉案的《收益对账确定书》，因公司当时所有支出均为现金且没有负债，货款及机台都是公司收益，包括股权转让，其后因其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故对账至2015年9月15日。后经毛玉龙、余娟向证人询问，证人易某称其妻子与向国超妻子系姐妹关系，其系委托代理公司，由向国超向其转让了20%的股权，其已向向国超支付转让费20万元，其在成为公司股东前公司有少量机台及设备。一审庭审中，向国超称毛玉龙、余娟在2015年3月在将股权转让给他的时候，公司还有一些机台，但称年代久远不值钱，双方在计算对账收益时已将前述机器包含在内。毛玉龙、余娟称《收益对账确定书》与《协议书》约定的事项完全不同，款项没有包含关系，《协议书》所约定的转让费包括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系双方对于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总资产及备货进行协商一致后的价值，证人亦提及公司所有的投入都需用现金去采购，作为包装材料公司，必然有存货，且在毛玉龙、余娟将股权转让给向国超前，除设备外，还有部分存货，故双方对于转让费涵盖的范围进行的确认，该确认并未包括收益对账确定书的所称的销售款。毛玉龙、余娟称双方系在2017年3月17日对投资收益对账后，再于2017年3月20日就公司的资产转让进行协商，并最终确定将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货款作价15万元转让给向国超，该《协议书》并未明确转让费包括投资收益及股权转让费，证人及向国超均在一审庭审中称毛玉龙、余娟在将公司转让给向国超前，公司就有机台、设备，因此，毛玉龙、余娟在其退出公司之前将该前述机台、设备作价转让亦符合情理。向国超则表示《收益对账确定书》已明确包含收回投资及应得收益，其中收回投资即系股权转让款，毛玉龙、余娟所称的机台、设备年限已久，没有价值，毛玉龙、余娟系对前述所谓机台、设备主张权利才在《协议书》中注明该点，《收益对账确定书》和《协议书》所称的货款是一回事，《协议书》签订在后，其对《收益对账确定书》的价格进行了变更，向国超亦已支付完毕该《收益对账确定书》确定的金额，其向毛玉龙转账的5万元系股权转让款亦可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毛玉龙、余娟主张向国超应向其支付毛玉龙与向国超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的《收益对账确定书》所确认的应由向国超向毛玉龙支付的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但向国超抗辩称前述确定书所确认的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实际系股权转让款及投资分红费用，上述款项后经双方协商，已于2017年3月20日通过签订《协议书》的方式，将前述款项变更为由鸿达鑫公司向毛玉龙、余娟支付转让费15万元，后签订的《协议书》系对前述《收益对账确定书》内容的变更，且向国超已实际向毛玉龙支付了该15万元转让费，故毛玉龙、余娟无权再要求其支付213622元。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向国超虽抗辩称《协议书》约定的转让费实际系《收益对账确定书》确认的投资及收益款，两份文书均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毛玉龙、余娟转让股权、退出公司，其应得的投资、收益及股权转让款由213622元变更为15万元，双方系因未委托相关法律人士，才对条文内容作了不太准确的表述。但根据《收益对账确定书》显示，毛玉龙与向国超在前述确定书中详细列明了双方核对确认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的具体计算方式，其计算方式中列明的款项构成如“期末公账余额、转让后私款入公账、合伙应得（总销售额＋合伙多付）、应补税额、工商代理费等”意思表达清晰完整，并不存在致人产生歧义的表示；且毛玉龙、向国超、王某在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亦明确写明由鸿达鑫公司向毛玉龙、余娟支付转让费15万元，并明确该转让费包括货款、机台及各种设备的费用，根据该《协议书》约定内容，转让费15万元的构成与前述《收益对账确定书》确定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213622元并不存在重合，毛玉龙及向国超在签订前述两份文书时均采用列举的方式对费用进行明确，所记载的文字意思表达清楚，内容明晰，并不存在向国超抗辩所称其系因未委托法律人士导致对条文作出不太准确表达的情况；另外，根据毛玉龙、余娟提交的《股权转让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毛玉龙、余娟与向国超在起草文书时，对款项性质均有作出明确约定的习惯，向国超虽抗辩称《收益对账确定书》所称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其实还包括股权转让款，其于2017年3月22日向毛玉龙转账的5万元亦备注了股权转让费，但一审法院认为前述5万元系向国超根据《协议书》约定的15万元转让费而向毛玉龙转账，但如前述一审法院分析，未有证据显示《协议书》约定的15万元转让费系双方对《收益对账确定书》确定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的变更，因此，向国超于2017年3月22日向毛玉龙的转账备注并不影响《收益对账确定书》列明的款项性质；最后，经向国超申请，证人易某出庭作证，其虽称毛玉龙与向国超经协商确定就前述《收益对账确定书》对账的21万余元变更为由向国超向毛玉龙一次性支付15万元了结，但证人易某的妻子与向国超妻子系姐妹关系，其亦系目前涉案鸿达鑫公司的另一股东，且其前述证词亦未有证据与之佐证，故一审法院对于前述证词不予采信。综上，因向国超并未对其抗辩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于向国超的抗辩不予采信，并认定《收益对账确定书》列明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款与《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款属不同性质的款项，向国超向毛玉龙支付15万元转让款的行为并不能免除其依照《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应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213622元的合同义务，且余娟作为鸿达鑫公司前述记载投资及应得收益期间的另一公司股东，亦出具《确认书》对上述对账金额予以了认可。因此，毛玉龙据此要求向国超向其支付前述213622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逾期利息，因《收益对账确定书》并未就还款日期进行明确约定，故毛玉龙可随时要求向国超履行还款义务。毛玉龙主张向国超按照同期银行利率标准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但对于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未有证据显示毛玉龙曾在2017年3月18日向向国超就涉案款项主张过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于毛玉龙、余娟关于以2017年3月18日来作为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毛玉龙、余娟提交的律师函及相关快递资料，毛玉龙、余娟委托相关律所于2018年10月19日向向国超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就涉案款项予以还款，向国超于2018年10月20日签收了前述律师函，故一审法院判令向国超应自2018年10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毛玉龙、余娟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另对于余娟，前述《收益对账确定书》系由毛玉龙与向国超签订，记录的是向国超应向毛玉龙支付鸿达鑫公司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的投资及应得收益，余娟要求向国超向其支付涉案213622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向国超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毛玉龙支付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二、向国超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毛玉龙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1362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20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驳回余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728.52元，由向国超负担。二审期间，向国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毛玉龙与一审证人易某的ＱＱ聊天记录（原始载体在鸿达鑫公司台式电脑里），用于证明易某一直参与向国超和毛玉龙的对账事宜，清楚《收益对账确定书》《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其证言真实有效，依法应当予以采信；证据二、证人王某的证言，用于证明王某陪同毛玉龙要求向国超支付《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款项，经协商双方将约定款项变更为15万元，王某作为《协议书》签订的见证人在协议书签字。经向国超申请，本院准许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称书面证言是在其叙述事情经过后，向国超安排员工打印并交由王某签字，书面证言中载明“向国超向我要《收益对账确定书》原件，但是毛玉龙称没有带在身上，并表示会摧毁”；王某出庭称“当时毛玉龙带了《收益对账确定书》过去的……我当时在现场，作为朋友，双方达成协议，《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否收回，时间太长现在忘记了”。毛玉龙、余娟质证认为：证据一未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及向国超出庭所作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并向本院提交其持有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上并无王某签字，证明王某的证言不属实，不应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向国超一审提交的其与毛玉龙的ＱＱ聊天记录以及上述证据一即毛玉龙与一审证人易某的ＱＱ聊天记录，虽未出示原始载体，但相关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有《收益对账确定书》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的书面证言与证人当庭陈述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可信度不高，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收益对账确定书》中约定“毛玉龙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在鸿达鑫公司的投资及应得收益=期末公账余额（643.52）/2+转让后私款入公账（24315）+合伙应得247983.9（总销售额495967.8/2）+合伙多付：-47823.855［（己方净投入153944.79-两人总净投入201777.645（153944.79+96610.50+153000）/2）］-应补税额10075.11（总税票额136014）-工商代理费1100=0.032176万+2.4315万+24.79839万-4.7823855万-10075.11-1100=21.3621695万，总计：213622元”。向国超、毛玉龙、余娟均确认，《收益对账确定书》是对毛玉龙、余娟在2015年3月1日-2015年9月15日期间在鸿达鑫公司应享有的投资及收益款项的对账。另查明，向国超与毛玉龙的ＱＱ聊天记录显示，毛玉龙于2015年9月7日说：“是我们两个的股份都转让给你？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应该是两个人，所以我认为也许应该转给你老婆一部分吧”，于2015年9月9日说：“你催下小易，你那边3-8月的收支账今天能否给我，9月具体到哪一天，我们再协商”，于2015年9月12日说：“要不我们将账轧到十五号，也就是十六号前的订单算我们俩的，十六号开始全部算你的……争取在国庆节前将转让搞定……要先确定轧账日期，这样好算，15号也就是房租人工我承担一半”，于2015年9月13日说：“账算到15号，行不行？那就算到15号吧”，于2015年10月16日说：“尽快将九月份的账对好发给我，争取这个月将手续办好”。毛玉龙与易某的ＱＱ聊天记录显示，毛玉龙于2015年10月13日说：“小易，向国超是从9月16号开始接手的，所以9月份要算15号之前的，也就是16号之前的订单是我和小向的，之后就是他的，3月前的货款是我的，3-9月15号的货款是我和小向的”，于2017年3月5日说：“小易，最新的‘对账1503-0915’忘记发给你了，稍后我全部再重新整理下发给你新的”，双方于2017年3月16日、17日传送文件《15对账1503-0915》《15转让对账》《确认转让对账（1）》《确认转让对账（2）》《收益对账确认书》。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毛玉龙、余娟主张向国超应向其支付2017年3月17日《收益对账确定书》所确认的投资及收益款213622元，2017年3月20日《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并未包括《收益对账确定书》的内容；向国超则主张双方经协商以2017年3月20日《协议书》将《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款项变更为15万元，且向国超已实际向毛玉龙支付了该15万元，故毛玉龙、余娟无权再要求向国超支付21362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院就双方证据及主张分析如下：首先，向国超提交的其与毛玉龙的ＱＱ聊天记录、毛玉龙与易某的ＱＱ聊天记录、《收益对账确定书》以及向国超2015年3月11日受让毛玉龙股权的事实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从聊天记录看，毛玉龙于2015年9月提出退出公司，要求就公司2015年3月至9月15日的经营进行对账并尽快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续双方也一直在对账并就毛玉龙、余娟何时从外地返回深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进行沟通，直至2017年3月的ＱＱ聊天记录以及2017年3月17日《收益对账确定书》，双方对账的范围仍然是2015年3月至9月15日，并最终确定毛玉龙、余娟在该期间的投资及收益为213622元。毛玉龙、余娟主张其在2015年10月-2017年3月期间仍是公司股东，向国超在2015年底未经其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并变更股权比例，毛玉龙、余娟被迫于2017年3月转让股权，与上述事实不符，而且《收益对账确定书》签订于2017年3月17日，与对账的截止日期2015年9月15日相距一年半，如毛玉龙、余娟此时仍是鸿达鑫公司股东，毛玉龙仅在《收益对账确定书》中约定前面半年的投资及收益，而未将后来长达一年半的投资及收益一并列入对账，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毛玉龙、余娟该主张不予采信，对向国超关于毛玉龙、余娟已实际于2015年9月15日退出公司，后续2017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主张予以采信。其次，毛玉龙、余娟称2017年3月20日《协议书》系对公司现有存货、机台、设备的作价转让，并未包含《收益对账确定书》的项目；向国超则称因《收益对账确定书》未约定付款期限，毛玉龙、余娟于2017年3月20日要求向国超还款，向国超无力支付款项，后双方协商确定变更为15万元，并约定于2017年3月22日办理手续及付清款项，《协议书》约定的货款、机台、设备与《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投资及收益”重合。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如前所述，毛玉龙、余娟已于2015年9月15日退出公司，其对公司在2017年3月20日的存货、机台、设备主张权利缺乏依据。第二，《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是“投资及收益”，结合毛玉龙、余娟已退出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签订《收益对账确定书》《协议书》均是对毛玉龙、余娟收益及股权转让的处理，向国超关于《协议书》与《收益对账确定书》项目重合的主张更为合理。因此，本院对向国超关于《协议书》将《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款项变更为15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向国超已支付该15万元，毛玉龙、余娟诉请向国超支付《收益对账确定书》约定的21362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向国超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217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毛玉龙、余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28.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28.51元，均由被上诉人毛玉龙、余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