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峰，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骥，四川盛豪（中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黎君，女，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再审申请人韦峰因与被申请人黎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韦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对“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定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人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和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15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意见“经朋友介绍建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属于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借款，依法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韦峰经朋友介绍，向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塔公司）提供借款，不属于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借款。二、有新的证据证明韦峰系经朋友介绍向科塔公司提供借款，不属于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借款。周巍（介绍人、担保人）在天津市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周巍自认韦峰与科塔公司借款是通过他的介绍发生的；（2）周巍自认与韦峰、借款获益人包双春都是好友关系；（3）包双春告诉周巍，借款是用于中钢集团与科塔公司的合作项目。韦峰在（2020）川民终224号案中提交了新证据。上述证据均证明“自己经朋友介绍，向科塔公司提供借款，不属于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借款”的事实。韦峰有证据证明与其他借款对象或是朋友、同事关系，或是经朋友、同事介绍建立了借款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借款的事实。此外，四川省高院将464号案作为在另案裁判依据，以“主合同无效，韦峰为职业放贷人”已经（2019）川民终464号生效判决认定为由，拒绝审查新证据证明效力，应予纠正。三、二审判决内容超越审判职权，超出诉讼请求。韦峰的诉讼请求为“判决黎君承担担保责任”，即本案审理的是保证合同纠纷。主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应当由主合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另行起诉予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审理一并处理。对于黎君的主张“主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已作出正确处理。二审判决违规审查主合同效力，越权兀自判决主合同无效的做法，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突破法定程序规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四、二审判决在认定主合同效力的生效法律文书未经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在从合同案件审理中认定主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主债权合同——韦峰与科塔公司《借款合同书》依法成立并经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赋予强执行效力，即《借款合同书》的合同效力已经法定程序予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黎君作为保证人主张《借款合同书》无效，要求不予执行或撤销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审法院违反上述规定判决中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造成同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上，同时存在两份内容完全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五、二审法院剥夺当事人辩论的权利。根据公证债权文书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韦峰向科塔公司的借款是否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应当在黎君“请求不予执行或撤销公证债权文书”的诉讼案件中充分质证、辩论后再予以裁判。二审法院违反该规定，一案中处理两个法律关系，忽视了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在主合同已经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情况下，在本案中直接认定主合同无效，既剥夺了韦峰就主债权效力问题享有的上诉权利，又剥夺了韦峰就主债权效力问题享有的辩论权利。六、二审判决认定主合同无效，进而认定保证合同无效，本质上与在判项中判决主合同无效无异，构成对韦峰案外另项权利的实质处分，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七、韦峰与科塔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属于法律允许的、合法的民间资金融通行为。韦峰与科塔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书》是在公证处的见证下公开自愿签署的，黎君的保证合同也已查明系自愿签署；在借款逾期后，韦峰依法诉讼维权，从未暴力催收；韦峰为汽车制造及汽车贸易公司投资人及负责人，为高收入人群，且租金和所经营的公司也没有任何对外负债，韦峰具备提供借款相应的资金实力，向科塔公司出借款项为合法自有资金。韦峰与科塔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自然人、法人之间合法的资金融通行为，是朋友、同事、生意伙伴之间因生产经营目的正常的民事互助行为。二审判决歪曲事实，错误认为违法从事非法金融业务，严重损害了韦峰作为债权人的合同权益。综上，韦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除本案外，已查明韦峰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涉及诉讼的借款合同纠纷共计9件，所涉借款金额1亿多元，表明韦峰在该期间，曾多次向他人提供借款，且借款金额巨大，其借款行为具有反复性。各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相对稳定，约定逾期后违约金均按每日2‰收取，表明韦峰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格式具有稳定性，反复使用。就其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的内容来看，韦峰向他人借款的利息及违约金利息均达到民间借贷利率法律保护的上限，其行为具有营业性。 韦峰在再审申请中虽主张其系汽车制造及汽车贸易公司投资人及负责人，具备提供借款相应的资金实力，向科塔公司出借款项为合法自有资金，故不构成以放贷为业。但本院认为，韦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出借金额达到一亿多元，且约定的借贷利息超过民间借贷利率法律保护上限，表明韦峰从这一系列借款关系中获得巨额利益。正因如此，韦峰是否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事实，对其职业放贷人身份认定并不构成影响。 韦峰在再审申请中称其与科塔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系经周巍介绍，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职业放贷人的情形。其在再审审查阶段提供的天津市制作的对周巍的《询问笔录》中提到：“韦峰是我朋友，他曾和我说在成都开有家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有朋友需要融资可以介绍给他。所以我联系韦峰向他介绍了具体情况，介绍他借款给科塔公司刘幸福、郑正。”该证据仅能证明周巍知晓韦峰经营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并向韦峰的小额贷款公司介绍贷款业务，该案系经朋友介绍贷款业务情形并不属于一般民间借贷中经朋友介绍借贷的情形。本案中，周巍向韦峰介绍科塔公司进行贷款业务，韦峰也没有以小额贷款公司的名义与科塔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而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且出借的资金大部分由韦峰个人承担。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韦峰系职业放贷人，并无不当。 其次，本案系韦峰与黎君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该保证合同系韦峰与科塔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书》的从合同，根据担保的从属性原则，主合同无效将会导致从合同无效。因此，该保证合同的效力受《借款合同书》效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二审法院对保证合同的效力进行审查，必然会涉及到对《借款合同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审法院依职权对影响保证合同效力的因素加以审查，符合法律规定。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规定是关于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提起诉讼的规定，赋予债权人、利害关系人赋予提起诉讼的权利，并非对于债权人、利害关系人实现权利途径的法律要求。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未针对《借款合同书》内容的效力瑕疵进行确认，对该《借款合同书》认定无效的依据来自于对于韦峰职业放贷人身份的认定。因此，二审判决对《借款合同书》效力的认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韦峰系未经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职业放贷人，其与科塔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应为无效，因此该《借款合同书》的《担保合同》效力也归于无效。黎君系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明知案涉借款是韦峰违反法律规定从事高利放贷业务，故黎君对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二审法院据此判令黎君应当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韦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周梅芳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