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91民初3425号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住所地：香港北角英皇道**北角888广场****铺。代表人：ZHANGYUFANG，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湘平，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兴华路**星航华府**F-8B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刘汉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凡，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达，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F2068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瀚明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凡，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达，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与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10日向本院递交起诉材料，本院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湘平，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凡、王立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判令第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律师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为香港单一东主公司，ZHANGYUFANG（国籍伯利兹）为原告唯一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为原告在深圳市所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资金困难，原告决定为被告引入新的投资方，后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合作，双方于2014年12月12日签署订立了新的公司章程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营合同》），其中就公司治理部分，因第三人初始投资额有限且存在提前退出合作的可能性，故于《合营合同》和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合资公司3名董事中，1名由第三人委派，2名由原告委派且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委派的董事担任，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等。2014年12月24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下达深经贸信息资字[2014]1075号文，批准前述章程及《合营合同》，同意组建新的合营公司，之后合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2020年3月下旬，原告发现被告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所谓的“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形成了所谓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修改公司章程，解散公司董事会，“选举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并且董事全部由第三人委派。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案涉股东会决议，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理由在于：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也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因此，在原有的公司组织机构依照合法程序调整前，原有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及公司章程仍然是合法有效的。2.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31条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第2款也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也就是说，公司股东会决议在表决方式、表决内容上，也必须首先符合公司现有章程的规定。被告现有公司章程第16条规定：“合营企业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17条规定：“董事会决定合营企业一切重大事宜，职权包括修改公司章程”，第26条规定：“下列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6）修改公司章程”，因此，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在表决方式上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3.按照公司现有公司章程第18条规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甲方（即本案第三人）委派1名，乙方（即本案原告）委派2名。董事任期为3年，经委派可以连任”，案涉股东会决议则将董事会成员全部改为由本案第三人委派的成员担任，该决议内容严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4.董事委派权即选择公司管理者的权利，是股东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具有股东的人身性和专属性，根本不是可以通过股东表决机制或者所谓公司民主表决机制可以剥夺的。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这一表决内容，也严重侵害原告作为股东的权利，违反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所谓股东会决议，在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内容方面均属违法，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特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根据《外商投资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案涉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1.根据《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2.召集程序合法。第三人已按照《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陆续向董事会、监事申请召集股东会无果的情况下，作为持有被告90%股权的股东根据《公司法》三十八条规定程序召集和主持了案涉股东会。故案涉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表决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案涉股东会的表决事项，修改章程、选举更换新的董事均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的职权范围。第三人作为持有90%表决权的股东依法召集和表决符合法律规定。4.表决通过比例符合规定。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三人依法持有被告90%股权，投票支持案涉决议，已超过法定的三分之二的表决比例，故第三人表决通过的修改公司章程、选举更换新董事的股东会决议事项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综上，案涉股东会决议符合《外商投资法》《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二、即使适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有关5年“过渡期”的规定，第三人作为持有被告90%股权的股东，也有权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调整被告的组织机构，即通过修订章程调整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1.5年过渡期内，被告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进行组织机构变更（即调整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外商投资法施行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可以依照《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也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变更登记的具体事宜，由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并公布。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47号，以下简称“247号文”）第10-12款的有关规定，就组织机构变更（即调整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应适用247号文第11款的有关规定，即在《外商投资法》实施后五年内调整最高权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不符事项的，应当修订公司章程，并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或者董事备案等手续。但该规定未明确修改公司章程的具体表决方式（即未明确应由变更前的权力机构“董事会”表决，还是由变更后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表决）。被告认为，在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严格按照《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文义解释，即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调整组织机构。而《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及第四十三条规定，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有权修改公司章程。因此，即使适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有关5年“过渡期”的规定，第三人作为持有被告90%股权的股东，也有权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调整“达菲地产”的组织机构，即通过修订章程调整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原告认为，被告股东会决议需要符合原章程的规定（即由董事会一致决议）。该观点与247号文的规定不符。根据247号文第12款规定，只有在“组织形式变更登记”和“组织机构等变更登记”以外的“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登记”，方是根据调整前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以及议事表决机制申请变更。三、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解散现董事会，选举新董事会的行为无效，事实上仍属于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但案涉股东会决议并不存在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故原告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已经明确规定只有在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但如前所述，在本案中，被告股东会有权依据《公司法》《外商投资法》修改公司章程，调整股东会为被告最高权力机构，并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在被告公司章程已经修改的情况下，案涉股东会关于选举新董事会的决议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前述决议内容均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范围。被告据此提议并召集股东会进行表决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主张该决议内容无效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且决议事项并不存在任何可被撤销和无效的情形，本案原告的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一、案涉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1.召集程序合法。第三人已按照《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陆续向董事会、监事申请召集股东会无果的情况下，作为持有被告公司90%股权的股东根据《公司法》三十八条规定程序召集和主持了案涉股东会。第三人在会议召开前，已经采取多种有效手段就案涉股东会的召开和决议事项向原告发出了通知，同时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亦有相关通知内容，证明其已有效知悉，并不存在其所称“完全不知情”的情形。故第三人的股东会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表决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案涉股东会的表决事项，修改章程、选举更换新的董事均属于股东会的职权范围。第三人作为持有90%表决权的股东依法召集和表决符合法律规定。3.表决通过比例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依法持有被告公司90%股权，投票支持案涉决议，已超过法定的三分之二的表决权比例，故第三人表决通过的修改公司章程、选举更换新董事的股东会决议事项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综上，案涉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决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二、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解散现董事会，选举新董事会的行为无效，事实上仍属于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只有在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但本案中，案涉股东会关于选举新董事会的决议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前述决议内容均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股东会的法定职权范围。第三人据此提议并召集股东会进行表决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主张该决议内容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案涉股东会决议符合框架协议约定。1.2014年10月10日，第三人、原告等签订《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各方就被告公司治理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但碍于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已于2020年1月1日废止】，各方对被告公司治理事项的约定无法体现于《合营合同》及被告公司章程之中，故为完成工商登记的办理，就形成了原告所称的《合营合同》及章程。为防止因章程与《框架协议》内容不一致而导致争议，《框架协议》20.9.3条进一步作了说明，即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签署的文件与《框架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以《框架协议》为准。据此可知，当《合营合同》、公司章程所依托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被废止，《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后，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应当以各当事人当初达成的合意为准，即《框架协议》《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补充协议》）。2.《框架协议》和《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被告由第三人负责运营管理，被告统一执行第三人管理制度；被告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原告（持股10%）与第三人（持股90%）组成，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行使选举和更换董事、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等权利，且前述事项经代表5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则生效；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3名，均由第三人委派，董事长由第三人提名的董事担任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持有被告股权期间，除因处理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告保留权益所涉及相关事项外，原告对目标项目不享有表决权、管理权、收益权。综上，现第三人根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及《公司法》的规定，召集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系列行为不仅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执行《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签约的真实目的。因此，案涉股东会决议及决议事项不存在被撤销的情形。四、原告有义务配合完成案涉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使内部决议与外部公示内容一致。1.《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是原告、第三人及相关利益方签署的法律文件。无论备案与否并不会影响该等法律文件对签约各方的效力，各签约方都应当遵守和履行。而事实上，在《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各签约方也依据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比如委派被告董事会成员。如深圳中院（2018）粤03民终23175号《民事判决书》第23页第8-17行郝鹏、邓仪文出庭作证陈述的事实，3名董事全部都是由第三人委派，这与《框架协议》第13.3条约定一致，3名董事必须全部由第三人委派。2.自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同时废止。因此，《框架协议》约定的有关公司治理事项在外部公示层面不再具有法律障碍，第三人与原告应将公司章程内容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据实调整，以使内外一致。3.作为被告公司的股东，原告有义务和责任履行或配合执行公司依法作出的股东决议，即完成被告公司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等事项的变更程序。五、原告无权要求第三人承担诉讼费、律师费。1.如上述，案涉决议的作出符合《外商投资法》《公司法》规定，也是执行《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具体体现，不存在任何可撤销的情形。第三人在没有违约或侵犯原告利益的情形下，原告要求第三人支付诉讼费、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系原告就《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对第三人提起的又一起案件，原告恶意诉讼、缠讼、混淆视听的目的，是干扰被告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最终向第三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漫天要价，从而实现其不当目的。对此，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查明。综上，被告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且决议事项并不存在任何可被撤销和无效的情形，本案原告的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公司章程；2.合营合同；3.关于中外合资企业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和股权质押的批复；4.《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议案》《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5.被告目前的公司成员信息；6.被告2017年6月6日的工商变更信息；7.被告2017年3月的工商变更信息；8.中级法院（2018）粤03民终23175号案民事判决书。被告及第三人向本院共同提交证据如下：1.关于召开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发送董事）；2.签收回执（何雪雄）；3.签收回执（刘汉权）；4.签收回执（邹伟文）；5.董事会的回函；6.关于召开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发送监事）；7.签收回执（刘道清）；8.监事回函；9.被告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10.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议案；11.EMS国际（地区）特快专递邮件详（地区原告）、邮递记录、邮件；12.EMS国际（地区）特快专递邮件详（地区ZHANGYUFANG）、邮递记录、邮件；13.EMS国际（地区）特快专递邮件详（地区原告地址）、邮递记录、邮件；14.香港商报公告；15.南方都市报公告；16.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17.修改后的被告公司章程；18.《框架协议》；19.《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民事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和证明标准，本院查明和认定如下事实：被告注册成立于1998年4月28日。依据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12月24日起，被告股东为由原告持股10%，第三人持股90%。2014年10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被告、ZHANGYUFANG签订《框架协议》，该协议第13.1条约定：被告由第三人负责运营管理，统一执行第三人管理制度，原告同意将其相关股东权利以书面形式委托第三人行使。第13.2条约定：被告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原告（或原告指定的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和第三人组成，其中原告持有被告10%股权，乙方持有被告90%股权；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以下权利：……（12）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13.2.2条约定：股东会的表决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表决权。上述事项经代表50%以上（不含本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生效。第13.3.1条约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3名，均由第三人委派，董事长由第三人提名的董事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第20.5条约定：各方均应按下列地址向其他各方发送书面通知，任何一方改变通讯地址及通讯方式，应在改变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各方，如未接到相关一方的改变通知，则邮寄发往下列地址的通知在寄出后第五个工作日视为送达：原告通讯地址为香港北角丹拿道44-58号友福园24楼D室。第20.9.3条约定：就本协议的未尽事宜，本协议各方签署的修改与补充文件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各方签署的修改与补充文件为准，但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变更登记手续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配套文件等文件，仅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使用，该类文件的约定与本合同及/或本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合同及/或本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营合同》，约定：合营企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第三人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原告委派，董事每届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事宜，对于重大问题应由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对其他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通过。被告2014年12月的公司章程载明：合营企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是被告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决定被告的一切重大事宜，其职权主要如下：（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审查经营情况，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3）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决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5）决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中止、解散；（6）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第三人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长由原告委派，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下列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审查经营情况，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3）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决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5）决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6）修改公司章程。被告设监事1名，由原告、第三人共同委派。该公司章程由原告与第三人代表签名并加盖企业印章。2014年12月24日，上述《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生效。当日，被告作出《董事、监事任职书》，选举郑震、邓仪文、肖潇为董事，委任陈圳兴为监事，并作出《董事长任职书》，选举郑震为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7月，原告与第三人、被告及ZHANGYUFANG签订《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其中1.4条约定：各方确认除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告保留权益外，原告对目标项目不享有表决权、收益权。4.2条约定：第三人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期间，除因处理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告保留权益所涉及相关事项外，原告对目标项目不享有表决权、管理权、收益权。6.1条约定：本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就相关事项的谅解，合作框架协议与本协议约定存在冲突、不一致的，应当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6年3月，被告发生工商变更登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郑震变更为郝鹏，董事由郑震、肖潇、邓仪文变更为郝鹏、肖潇、邓仪文。2017年6月14日，被告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刘汉权为公司董事、董事长，任法定代表人职务，任期三年，同时免去郝鹏原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何雪雄、邹伟文为公司董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邓仪文原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免去肖潇原董事职务；委任刘道清为公司监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陈圳兴原监事职务。2017年6月16日，被告在工商部门作了变更登记，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为刘汉权（总经理），董事会成员为刘汉权（董事长）、何雪雄（董事）、邹伟文（董事）。原告于2017年11月6日另案起诉至本院，请求：1.确认第三人（本案）采取伪造手段于2017年6月1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被告、第三人（本案）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手续，撤销2017年6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本院对该案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7）粤0391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7年6月14日形成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手续，撤销2017年6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三）驳回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被告、第三人不服前述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18）粤03民终23175号民事判决，认为《合营合同》与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生效，以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实际履行的是《框架协议》为由，否定《合营合同》与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2017年6月14日《股东会决议》作出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一方的签字盖章不能视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案件二审期间，本案第三人于2020年1月6日向依据2017年6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任命的董事刘汉权（董事长）、何雪雄、邹伟文发送《关于召开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载明：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于2020年1月1日生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废止，第三人作为被告股东，请求被告董事会立即召集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该请求函附两份文件：1.《关于修订的议案》；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该请求函于2020年1月7日被签收。2020年1月10日，刘汉权、何雪雄、邹伟文共同签名，以被告董事会名义向第三人发送《函》，称因被告董事成员资格牵涉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葛，本董事会此次不召集和主持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建议本案第三人根据相关规定自行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2020年1月17日，第三人向依据2017年6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任命的监事刘道清发送《关于召开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主要内容与上述请求函一致），2020年1月20日，刘道清签名，以被告监事名义向第三人发送《函》，称因根据被告现状，本监事决定不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建议本案第三人根据相关规定自行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2020年2月12日，第三人作出《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内容为：因被告董事会及监事拒绝召集并主持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各项规则、原则，规范被告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第三人现提议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定于2020年3月2日下午14点30分召开会议，地点为东莞市东城区。，地点为东莞市东城区（一）《关于修订的议案》；（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上述通知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议案》。其中议案一附修订后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章程》，其中载明：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以下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四）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五）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六）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七）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十）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组织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一）审议、批准公司与股东或股东的关联公司进行总金额在5000万以上（含本数）的交易；（十二）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十三）法律、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股东会的表决根据同股同权原则，按持股比例计算表决权。议案二载明：一、提议解散被告现董事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二、提议选举以下人员为新一届董事：刘汉权、何雪雄、汤春明。上述《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及所附议案文件，第三人于2020年2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原告登记地址以及《框架协议》第20.5条约定的地址进行邮寄，又分别在2020年2月12日的《香港商报》A11版及2020年2月15日的《南方都市报》A13版中，刊登了上述《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2020年3月2日，被告形成《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载明：本次股东会于2020年3月2日下午14:30分在东莞市东城区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有关规定。被告股东会成员两名，分别为第三人及原告；实际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1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公司股东会90%表决权。本股东会决议经代表9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规定，符合被告股东间的相关约定，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决定修订《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后的章程为本决议附件，同时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二、决定解散被告现董事会，选举被告新一届董事会。决定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新一届董事：刘汉权、何雪雄、汤春明。被告新一届董事会由以上三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自本决议作出之日开始行使董事会职权、履行董事会职责、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上述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盖章落款处有第三人印章及刘汉权签名。被告及第三人确认，截至本案开庭审理之日，被告尚未依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被告于2017年6月16日发生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已经依照（2018）粤03民终23175号民事判决被撤销。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因被告系注册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在案涉2020年3月2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起诉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主张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程序及内容均违反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其一，依据被告公司章程，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章程的修改必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决议，而案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系由股东会作出，其程序与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二，2020年3月2日股东会在召集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在明知刘汉权、何雪雄、邹伟文的董事身份正处于诉讼争议中，其故意向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不具有公司董事身份的人提起召集股东会，该提议召集程序不合法。被告及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被告2020年3月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程序及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不具有可撤销事由。关于被告2020年3月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违反公司章程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签署《框架协议》《合营合同》及2014年12月被告公司章程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由中外合营者共同向审批机构报送由合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该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营企业协议是指合营各方对设立合营企业的某些要点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合同是指合营各方为设立合营企业就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章程，是指按照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原则，经合营各方一致同意，规定合营企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经营管理方法等事项的文件。合营企业协议与合营企业合同有抵触时，以合营企业合同为准。《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生效,被告及第三人以《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的协议为由，否认《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的效力，与各方当事人作出民事行为时实施的法律不符，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对此，（2017）粤0391民初3232号及（2018）粤03民终23175号案件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亦予以了明确认定。由此，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及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应当遵循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修改被告公司章程应属于被告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不应由股东会直接行使。被告及第三人主张依照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应由股东会行使修改公司章程的职权。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也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对于这一规则的理解应为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需要遵循原企业合营合同约定或企业章程规定作出符合相应法律规定的企业机关决议如修订公司章程等，而非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由相应的企业机关在违反原有合营合同、企业章程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决议。否则，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关于5年过渡期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落空。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被告2020年3月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系修改公司章程并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改选被告董事，因修改公司章程的职权依照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不应由股东会行使，而应由董事会行使，故被告2020年3月2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均违反被告公司章程，原告主张应予以撤销，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原告主张第三人在召集股东会会议前向刘汉权、何雪雄、邹伟文发出召集提议的行为无效，本院认为，第三人明知刘汉权、何雪雄、邹伟文的董事身份彼时正处于讼争过程中，（2017）粤0391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虽未生效，但亦已对该三人的董事身份作出了一审的否定评判，在此情况下，本案第三人仍向该三人发送《关于召开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并以该三人的回函证明被告董事会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的职责，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认可。在该三人的董事身份已被生效判决否定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案涉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亦存在瑕疵，该瑕疵虽不是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主要事实依据，但本院在此予以指出。原告另主张第三人应当负担其支出的律师费，但并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二、驳回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晓嫚人民陪审员  华明生人民陪审员  马毅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罗永豪书记员赖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