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1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裘益乔，曾用名裘国明，男，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郭安，浙江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海州西路**。法定代表人曹国良，市长。委托代理人张琛。委托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盐官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海宁市盐官镇建设路**/div>法定代表人贝凌峰，镇长。委托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益乔诉海宁市人民政府、海宁市盐官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浙04行初16号行政裁定。裘益乔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裘益乔原系海宁市盐官镇盐官村村民，系其母亲周素珍户内家庭成员，周素珍育有4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三子为裘小明，原告为四子。1980年10月26日，原告裘益乔因顶职户口迁至杭州市武林机械厂。被告盐官镇人民政府为加快盐官观潮景区建设，提高景区品位，决定对盐官景区盐官村集体土地上房屋进行拆迁。裘小明所有的××村××组××巷××号房屋列入拆迁范围，经评估，对于北寺巷57号内批准住房面积328平方米按规定给予安置补偿，超面积的住房和作为生产用房的原应拆未拆的5间平房共153.27平方米给予拆迁补偿。2018年5月10日，盐官镇人民政府与裘小明签订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裘小明就上述房屋获得拆迁补偿款及各项奖励合计642891元，协议约定裘小明需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搬迁腾空，将已补偿的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等设施交由盐官镇人民政府统一拆除。2019年8月8日，裘小明将上述房屋的钥匙交给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盐官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6日组织拆除了上述房屋。2019年10月11日，裘小明经与盐官镇人民政府签订农村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后，领取了5套安置公寓房并进行了结算，协议已履行完毕。原告裘益乔于2020年2月4日起诉要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天内对原告给予行政赔偿（具体赔偿形式：要求享有涉案房屋区域农村房屋拆迁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被拆迁安置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补偿、安置等所有同等拆迁安置待遇）；3.赔偿强拆涉案房屋内原告财物损失（暂估价值2万元）；4.本案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另查明，周素珍于1975年经批准用地0.28亩建造4间平房，1979年经申请批准用地0.27亩建房，两次建房面积合计317.80平方米。周素珍两次申请建房时，原告裘益乔为户内家庭成员。周素珍的长子、次子分别于1982年5月和1984年4月另立户建房，周素珍与三子裘小明共同居住。1998年8月14日和1999年7月20日，裘小明向盐官镇土地管理所等部门提出危房申请，要求拆除重建。经盐官村委会核实上报、盐官镇人民政府审核，海宁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12月10日批准同意裘小明户拆除原占地317.80平方米的危房、退地212.80平方米，并原地新建占地105平方米的二层住房。1999年10月12日，裘小明与盐官村委会签订拆旧建新协议，裘小明同意在新住宅建成后15日内自行拆除旧房（含附着物）317.80平方米。但新住宅建成后，裘小明未拆除后面的5间平房。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因原告裘益乔起诉认为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盐官镇人民政府共同实施强制拆除其享有物权的房屋，请求确认该拆除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因此，本案的审理重点是原告起诉主张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存在，被告海宁市人民政府是否参与实施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素珍原于1975年、1979年两次申请经批准所建房屋，已由裘小明于1999年10月以危房为由申请拆除重建并经海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原地建造占地面积105平方米房屋，退地复耕212.80平方米。裘小明建成住宅后，未完全履行拆旧建新协议约定的自行拆除全部旧房之义务，余下5间平房未拆除。2018年5月10日，盐官镇人民政府与裘小明签订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于北寺巷57号经批准房屋面积给予安置补偿，原应拆未拆的5间平房作生产用房经评估后给予拆迁补偿。2019年10月11日裘小明经与盐官镇人民政府签订农村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后，领取了5套安置公寓房并进行了结算，协议已履行完毕。盐官镇人民政府在裘小明按约腾空住房并交付钥匙后，于2019年8月16日组织人员拆除了上述房屋。因此，盐官镇人民政府系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拆除北寺巷57号房屋，并非强制拆除。同时，海宁市人民政府未共同实施拆除上述房屋的行为，原告也无证据予以证实，故海宁市人民政府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因原告于1980年10月26日户口迁至杭州市武林机械厂后，已不是盐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诉讼主张对被拆除的房屋享有共有权的问题，属于其与裘小明、周素珍的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问题，应当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裘益乔诉称的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不存在，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裘益乔的起诉。上诉人裘益乔上诉称：1.原审裁定未查明本案的关键问题，即涉案房屋在拆迁之前，上诉人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共有权，这是判断两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前提和事实基础，也是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出发点及归宿点，离开这一前提，一切无从谈起，这是处理本案必须要查明的事实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具有共有权是铁的事实。其一，从户内家庭成员的角度讲，涉案房屋当时的户主周素珍（情况说明：后户主变更成裘小明）二次批地建房的时间是1975年及1979年，上诉人的户口并未从周素珍户迁出，上诉人户口从周素珍户迁出的时间是1980年10月26日，说明上诉人在涉案房屋批地建房期间系周素珍户的同户家庭成员；其二，从继承的角度讲，上诉人的父亲裘振焕1996年去世，裘振焕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上诉人具有继承权，说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也有份额；其三，从分家析产角度讲，涉案房屋并未分割过。这些事实充分的证明了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共有权利形成于本案征收拆迁之前，上诉人具备涉案房屋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但原审裁定闭口不谈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是否有权利的问题，违反了行政诉讼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当贯彻形式到内容全面审查的原则。2.原审裁定未查明裘小明是否有权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问题。两被上诉人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时与案外人裘小明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这是事实，但问题是裘小明是否有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协议处置属于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房屋共有份额，这也是本案必须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涉及被上诉人实施的征收拆迁行为及拆除涉案房屋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但本案原审并未查清这一问题。房屋共有权人之间具有平等独立的地位，对共有物具有平等的处置权，尤其就本案而言，情况特殊，即上诉人的户口已在1980年10月26日从周素珍户迁出，在本案涉案房屋拆迁时，已经不是裘小明（情况说明：涉案房屋拆迁时周素珍户的户主已经“变更”成裘小明）户的户内家庭成员，说明涉案房屋已经不是单户共有，而是多户共有，这些事实说明裘小明无权代表上诉人与拆迁人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在涉案房屋拆除前，上诉人也从未授权裘小明代签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由此可见，拆迁人未与涉案房屋的全部共有权人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显然不仅违反拆迁程序规定，同时也违反了物权法的规定。3.原审裁定未查明拆迁人拆除涉案房屋之前是否与上诉人协商并达成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这也是判断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是否合法的关键问题。从程序上讲，行政拆房的先决条件是先与被拆迁人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与裘小明签订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但被上诉人的这些证据上并未有上诉人的签名，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不仅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拆迁合法，反过来能够证明违法实施拆迁的事实。因为上诉人具有涉案房屋的共有份额，具有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依法应当与上诉人就涉案房屋共有份额直接协商征收拆迁房屋事宜。被上诉人与裘小明达成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不能等同于上诉人达成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被上诉人在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诉人具有共有份额的涉案房屋直接强行全部拆除推到显然违反了拆迁程序，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和居住权。原审裁定对此视而不见，未在事实认定中客观反映。4.原审裁定对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作出了“并非是强制拆除”（详见原审裁定第12页顺数第8行）的错误判断。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拆除，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至于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成立违法强拆行为，取决于被上诉人在实施征收涉案房屋的过程中程序及实体上是否存在违法问题。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中并无已经与上诉人达成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证据，换言之，在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情况说明：裘小明同意不等于裘益乔同意）将涉案房屋拆除，无疑是违法强拆。但原审裁定对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被上诉人实施征收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违法问题置若罔闻，对被上诉人明显的违法强拆作出了错误的判断。5.原审裁定称强制拆除房屋涉案房屋的事实不存在的判断（详见原审裁定第12页倒数第9行）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涉案房屋拆除前，上诉人以各种形式曾与被上诉人一（情况说明：上诉人是与隶属于海宁市人民政府的海宁盐官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交涉）、上诉人二交涉，同时在2018年4月20日上诉人以邮政特快专递的形式向盐官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收件人该镇副镇长沈杰）提交了关于要求享有被拆迁人待遇的申请报告，这些事实说明被上诉人在拆除涉案房屋前已经知道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的情况，本应对上诉人的诉求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理。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合法诉求置之不理，在未与上诉人达成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直接拆除（情况说明：被上诉人趁上诉人不在涉案房屋居住期间，背着上诉人拆房，涉案房屋尚未腾空，室内物品并未搬走的情况下拆除，上诉人第二天知道情况赶到现场时，涉案房屋一片废墟，属于上诉人的室内物品也不见了），严重侵犯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这种拆房行为显然构成了违法强拆，但原审裁定却罔顾事实，对明显违法强拆的客观事实作出错误判断。6.原审裁定判断海宁市人民政府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详见原审裁定顺数第10行）的理由违背事实和法律，颠倒举证责任的承担。海宁市人民政府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由上诉人举证，而应当由海宁市人民政府举证证明本案涉及的征收拆迁及拆房行为与其无关。就本案而言，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合法的集体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征收拆迁必定是经过审批手续，必定有报批的申请主体。上诉人只知道涉案房屋是在海宁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区域范围内、上诉人只知道与盐官镇人民政府共同参与本案征收拆迁的海宁盐官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隶属于海宁市人民政府。至于涉及本案房屋的征收拆迁的报批手续是海宁市人民政府作为主体报批，还是盐官镇人民政府作为主体报批，到底谁是本案真正的拆迁人主体，上诉人并不清楚。因为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取到涉及本案征收拆迁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合法审批手续的材料，也无法取到相关本案拆迁的规范性文件，事实上这些材料均掌控在被上诉人手中，在行政诉讼中本应当由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这些材料，而这些材料足以反映海宁市人民政府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但本案奇怪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竟然未向法院提供证明其实施涉案房屋的征收拆迁已经具备合法征收拆迁主体资格的审批材料。为此，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此次征收拆迁被上诉人是否已经获得了合法的审批手续。更奇怪的是这些本应在一审中查明的事实，原审竟然忽略不查。7.原审裁定歪曲了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详见原审裁定第10行至13行），将行政侵权纠纷混淆成民事纠纷。本案涉及的征收拆迁时，上诉人确实已经不是盐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户口迁出并不丧失对集体土地上建筑物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是要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而不是与裘小明及周素珍之间发生涉案房屋共有权分割纠纷，本案纠纷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行政侵权关系，而不是对被拆除的房屋享有共有权的问题，但原审裁定却偷换概念，将行政侵权关系混淆成民事纠纷、将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混淆成是对被拆除的房屋享有共有权的问题，事实上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要求法院确认对涉案房屋的共有权，而是要求法院查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是否具有共有权。上诉人对拆除的涉案房屋享有共有权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是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违法征收拆迁、违法拆除行为的事实基础，而不是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离开了这一事实基础，上诉人不可能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违法的诉讼主张应当在本案中得到处理和解决，不应当另行主张权利的问题。8.原审裁定未指出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存在的两大欠缺问题，事关被上诉人涉及本案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行政诉讼有别于民事诉讼，被上诉人就其实施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义务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除了提供就涉案房屋与裘小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等材料外，并未提供本案涉及的征收拆迁的审批材料，如果被上诉人未经审批程序而擅自开展本案征收拆迁，则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法，这是从程序上讲，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即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其次，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中并无与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裘益乔达成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或者授权裘小明代签协议的证据材料，说明被上诉人在实施涉案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实体违法。上诉人已经在涉案房屋拆除前向被上诉人明确主张具有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而查明被拆迁房屋的实际产权主体及状况是被上诉人实施征收拆迁的前置程序，是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却对裘益乔的申请报告置若罔闻，视若无睹，在涉案房屋共有权主体及状况都没有搞清的情况下就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显然严重违法。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其实施的征收拆迁及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合法，反过来结合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违法的事实，但原审裁定却对本案的关键事实忽略不查、避而不谈，却被两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部分形式证据所蒙蔽，未抓住本案根本的实质性问题，致使审偏方向，最终作出错误裁定。9.原审裁定错误分配被拆房屋室内物品存在及损失发生的举证责任（详见原审裁定第8页倒数第7行至第6行）违反法律规定。涉案房屋拆除时，上诉人尚有生活居住物品摆放在涉案房屋内。2018年8月17日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拆除后的第二天，上诉人赶到现场后，涉案房屋已经拆平，室内物品不见踪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背着被告将涉案房屋偷偷拆掉，属于上诉人所有的室内物品荡然无存，这是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情况下再让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上诉人太不公平，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审裁定在对上诉人提供的损失物品清单证据认证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10.涉案5间旧房不是违章建筑。涉案5间旧房系上诉人母亲周素珍以户名义通过合法审批手续兴建，系合法建筑。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违章建筑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从无提出拆旧建新报告，相关部门也从无告知上诉人涉案房屋是违章建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也从无责令上诉人限期拆除。就上诉人而言，涉案房屋根本不是违章建筑。至于涉案房屋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变成违章建筑的，也是被上诉人违法导致，同样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海宁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案涉房屋属于裘小明（周素珍）户所有，该户已在2018年自愿协议搬迁，并按照产权调换方式安置完毕且已经腾空交房。在此前提下，盐官镇人民政府依照协议约定对该腾退的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1975年，周素珍户申请0.28亩土地，建平房4间。1979年该户再次申请0.27亩土地新建平房，两次建房面积合计317.8平方米。周素珍有4子2女，1980年10月四子裘益乔因顶职户口外迁余杭，大儿子裘荣乔、二儿子裘森乔分别于1982年5月和1984年4月因农村分户以无房户名义申请另行建房。周素珍此后一直随老三裘小明生活。1999年10月，该户申请危房原地拆建，当时户内成员有户主裘小明，妻子陈建丽，女儿裘英嫣和母亲周素珍四人。经海宁市盐官镇盐官村民委员会核实上报、盐官镇人民政府审核，并经答辩人批准，同意该户拆除原占地317.8平方米的危房、退地212.8平方米，并原地新建占地105平方米的二层住房。该户建好新房后，后面5间平房一直未予拆除，系“建新未拆旧”，属于未及时拆除的违法建筑。2018年，因盐官观潮景区建设需要，裘小明（周素珍）户自愿协议搬迁。同年5月10日，裘小明（周素珍）户与盐官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将该户房屋481.27平方米（包括1999年建新面积和“建新未拆旧”面积）的房屋限期搬迁腾空。考虑到该户实际情况，盐官镇人民政府对“建新未拆旧”面积也作了实际补偿，该户总补偿金额为642891元。2019年8月8日，裘小明（周素珍）户签署了《被拆房屋交钥匙结算单》，自愿腾空交房。2019年10月，裘小明（周素珍）户选定产权调换方式按照公寓房安置并进行结算，领取了安置公寓房，前述搬迁协议履行完毕。2019年8月16日，盐官镇人民政府对该户已腾退的房屋实施拆除。答辩人对上述情况均不知情，也未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2.被答辩人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裘益乔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前所述，盐官镇人民政府系按照搬迁协议对案涉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被答辩人起诉要求赔偿房屋室内财物损失，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答辩人诉称的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原告裘益乔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海宁市盐官镇人民政府答辩称：1.案涉房屋属于裘小明（周素珍）户所有，该户已在2018年自愿协议搬迁，并按照产权调换方式安置完毕且已经腾空交房。在此前提下，答辩人依照协议约定对该腾退的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1975年，周素珍户申请0.28亩土地，建平房4间。1979年该户再次申请0.27亩土地新建平房，两次建房面积合计317.8平方米。周素珍有4子2女，1980年10月四子裘益乔因顶职户口外迁余杭，大儿子裘荣乔、二儿子裘森乔分别于1982年5月和1984年4月因农村分户以无房户名义申请另行建房。周素珍此后一直随老三裘小明生活。1999年10月，该户申请危房原地拆建，当时户内成员有户主裘小明，妻子陈建丽，女儿裘英嫣和母亲周素珍四人。经海宁市盐官镇盐官村民委员会核实上报、答辩人审核，并经海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该户拆除原占地317.8平方米的危房、退地212.8平方米，并原地新建占地105平方米的二层住房。该户建好新房后，后面5间平房一直未予拆除，系“建新未拆旧”，属于未及时拆除的违法建筑。2018年，因盐官观潮景区建设需要，裘小明（周素珍）户自愿协议搬迁。同年5月10日，裘小明（周素珍）户与答辩人签订了《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将该户房屋481.27平方米（包括1999年建新面积和“建新未拆旧”面积）的房屋限期搬迁腾空。考虑到该户实际情况，答辩人对“建新未拆旧”面积也作了实际补偿，该户总补偿金额为642891元。2019年8月8日，裘小明（周素珍）户签署了《被拆房屋交钥匙结算单》，自愿腾空交房。2019年10月，裘小明（周素珍）户选定产权调换方式按照公寓房安置并进行结算，领取了安置公寓房，前述搬迁协议履行完毕。2019年8月16日，答辩人对该户已腾退的房屋实施拆除。海宁市人民政府对上述情况均不知情，也未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2.被答辩人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裘益乔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前所述，答辩人系按照搬迁协议对案涉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被答辩人起诉要求赔偿房屋室内财物损失，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答辩人诉称的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盐官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内容是拆除涉案房屋时，发现室内有少量旧家具，目前存放于盐官镇度假区养老服务中心仓库，没有发现上诉人所称的其余物品。该材料经二审调查时质证，上诉人称房屋被拆后其接到过盐官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让其去领取室内物品，但其没有去。上诉人的代理人称，前述材料可以证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院认为：根据原审裁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情况，本案二审的审理重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提出的其是否具有安置资格、行政机关是否与其签订过补偿安置协议、案涉老屋是否是违法建筑、行政机关没有提供拆迁审批材料等问题，均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海宁市人民政府、盐官镇人民政府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并予以赔偿。“谁行为，谁被告”是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基本原则。既然上诉人针对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则实施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是适格的被告。盐官镇人民政府在一审答辩时即自认系其拆除了案涉房屋，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也认可盐官镇人民政府实施了拆除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明海宁市人民政府或者盐官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实施了拆除行为的证据。上诉人称应当由海宁市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与拆除行为无关，显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海宁市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裁定驳回对其的起诉，并无不当。在上诉人对海宁市人民政府的起诉被驳回后，其对盐官镇人民政府所提诉讼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上诉人对盐官镇人民政府的起诉也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将全案裁定驳回起诉，结果并无不当。另盐官镇人民政府在二审时提交的书面说明，因上诉人对盐官镇人民政府的起诉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该材料不能起到证明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作用，与案件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 寒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