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8368号原告：陈永琴，女，198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廷之（陈永琴之夫），男，198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颖，女，198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河北华川（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永琴（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刘颖（以下简称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廷之，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26日共计两个月零二十六天的劳务费355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3月2日到被告经营的尚美诺美甲工作室做美甲师，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劳务费为15000元。被告正常发放劳务费至2019年8月，2019年9月后就开始拖欠薪资。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11月16日及11月23日共补发2019年9月的劳务费8000元，9月还拖欠7000元未发。另被告拖欠2019年10月的劳务费15000元未发。原告于2019年11月27日因原告拖欠劳务费离店。2019年11月期间，原告共计工作26天，被告应发劳务费13000元，此外还有承诺发放的500元车补，上述费用被告均未发放。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款项。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保底工资为每月4500元。2019年10月30日，被告支付了3000元，2019年10月中旬给了原告现金5000元，11月16日微信转账3000元，11月23日微信转账2000元。原告工作三个月的劳务费共计13500元，减去已经给付的13000元，还差500元，但被告也不同意支付，因为原告给被告造成损失很大，被告要求扣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9年3月2日入职被告开设的尚美诺美甲工作室，最后工作至2019年11月26日。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认可双方口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另查，原告与惠调峰以相同事实理由将被告诉至我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其通过朋友介绍,经过被告的面试才实际上岗工作,面试的职位是“美甲师/美容师等”。2019年3月3日，面试通过并正式上班,约定3月为试用期,该月的保底报酬是10000元,跟业绩没有关系,从第二个月开始,双方在4月份面谈,约定保底报酬是12000元,没有业绩提成。从2019年9月开始，因为在通州开了分店，原告需要在朝阳和通州来回跑，且因为业务比较多，所以面谈时口头约定薪酬开始调到每月15000元，从未谈过业绩提成等。2019年11月，因为美甲行业下班很晚，导致原告下班后从通州区到朝阳区没有车，所以约定每月给500元的车补。原告就其主张的劳务费标准提交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转账-来自尚美诺颖姐”，金额为12000元，转账说明为“4月工资辛苦了”，收款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刘颖于2019年8月22日向原告转账15000元）。被告对支付宝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无法证明一个月的月薪是15000元，哪怕收入是15000元，也不代表底薪就是15000元。原告称其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从2019年9月开始被告一直停发工资，是陆续发工资，其在微信上要钱，但被告一直不发。2019年11月26日，被告要换锁换门，还不承认员工的工资，员工听到后就发消息给原告，原告就在11月26日晚上向被告要钱，所以从11月26日之后就不在上班了。被告主张原告所述不属实，被告不经常在店里，店里反馈几个月都没有收入，但顾客反映店里的钱给了原告。店员经营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况，造成了恶劣影响，所以美甲店就开不下去了。关于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惠调峰、张传曼三人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带着打耳洞的器械到美甲店内给别人打耳洞，被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查获，当日对原告开具了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要求其次日去卫生局接受处罚，原告作为店里的负责人因为当时没有身份证、美甲师资格证和健康证，就不敢去接受处罚怕被拘留，而原告与惠调峰都是外来人员肯定要被从严处罚，所以被告就出面代替原告接受了处理，被处于非法行医的行政处罚，并给予了50000元的罚款，罚款都是被告一个人承担。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示被告因涉嫌非医师行医的行为，被作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器械，处以罚款人民币十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卫生监督意见书（显示被监督人为原告，法定代表人为原告，监督意见为“请你单位负责人于2019年5月28日上午9：00到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麦子店站接受调查处理”）及照片，证明行政处罚的责任在于原告，被告虽然是老板，但很少在店里，平时都是店长带着员工在经营，在群里汇报收入，因为原告与惠调峰私自搞设备为了自己赚钱被处罚，导致被告被罚款，所以原告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应当从工资中扣除。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美甲店并非个人，而处罚的时候被告不在，行政执法人员称告知书需要责任人到现场核实，需要店里员工签收，当时只有原告一个人带了身份证，执法人员只是要求店员转告老板，所以原告当时就签了字。原告称被处罚的原因不是原告私自带打耳洞的机器，因为机器在开店之初就有，是被告在网上挂着的经营项目，后来被别人举报，而原告只是员工，什么都不知情，执法人员也是拿着网上的举报内容来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且据双方所述，原告为被告经营的美甲店提供了劳务，故本院对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采信。现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入职、离职时间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关于劳务费的标准，原告主张其2019年4月的劳务费为12000元，后于9月时调整为15000元。被告对此标准不予认可，并主张工资为底薪4500元，另有业绩提成，但被告并未就其主张的劳务费标准进行举证，亦未举证证明原告的工资构成包含业绩提成以及提成的计算标准，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劳务费标准的主张不予采信。现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确显示被告支付的4月工资为12000元，虽然8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5000元，但并未备注该款项系原告单月工资，而原告并无其他证据佐证相关主张，故本院确认原告每月劳务费标准为12000元。原告虽称被告每月另向其发放500元车补，但其未就此充分举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现原告主张被告未支付2019年9月1日至11月26日期间的劳务费，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足额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本院对原告主张予以采信。被告虽称被告经营的美甲店因原告的原因受到行政处罚，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处罚系原告所造成，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现原告主张被告在2019年9月1日至11月26日期间已通过微信与支付宝转账支付8000元劳务费，被告虽称其另通过现金支付了5000元劳务费，但被告并未就此提交证据，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还应支付2019年9月1日至11月26日期间劳务费2606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永琴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26日期间劳务费26065元；二、驳回原告陈永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4元，由原告陈永琴负担114元（已交纳），由被告刘颖负担23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星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