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村委会南侧1000米处。法定代表人：孟庆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影，吉林名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超达磐谷商务港**楼**。法定代表人：李明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凤，吉林恒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源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绿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3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源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3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支付苗木款2，456，412.00元及利息；二、诉讼费等费用由高新绿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2011年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合同关系是真实不可否认的。2011年4月5日林源达公司公司法人以“孟庆森”名义与高新绿化公司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合同总价款2，060，150元，合同于当年履行完毕。2011年3月25日，双方签订20万元《抹帐协议》一份，2011年3月26日法人孟庆维出具收条。2011年4月29日双方签订10万元《抹帐协议》一份，2011年4月30日法人孟庆维出具收条一份。在收到以上两笔款项后，林源达公司法人以林源达基地的名义为高新绿化公司开具两张金额为933，275.00元的发票两张（票号为：00284333、00284316）。2011年6月17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566，550.00元；2011年9月8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30万元。2011年12月15日林源达公司法人以林源达基地的名义为高新绿化公司开具两张金额为96，800.00元的发票两张（票号为：06089154、06089155）。至此，林源达公司以林源达基地的名义履行了全部合同并向高新绿化公司出具了全额发票，高新绿化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已全部入帐。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明显是错误的。其次，林源达基地在签订合同时是个体工商户，孟庆维是经营者，合同亦是由林源达基地履行完毕，高新绿化公司从未提出异议，虽签订合同时是以“孟庆森”的名义签订，但通过高新绿化公司的付款及收取发票并入帐的行为均可证明高新绿化公司对“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并无异议。为进一步证明“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一审庭审中林源达公司也提供了孟庆维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上的照片及名字“孟庆森”均可证明“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并且长春市九台区第三十一中学出具了证明，并书写了教师的联系电话。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第三，林源达公司提交的除高新绿化公司公司职员白某、张某、郭世凯的录音外，也同时提交了与高新绿化公司单位书记程丽艳的谈话录音及录像，从林源达公司法人与程丽艳的谈话中，程丽艳陈述“帐还是跟你的差不多，挂帐的130多万，帐外的是159万，总帐280多万。”“那你看之前11年都签合同了，你看都有，18年也有，然后帐外的就150多万，但是肯定我们实事求是说实际你也送了，我们认，也认这不也有签字吗”。以上几份录音、录像相互佐证，也都可以证明，2011年合同林源达公司履行完毕，高新绿化公司欠款280多万元及“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的事实。退一步讲，如“孟庆森”与孟庆维不是同一人，高新绿化公司是与哪个“孟庆森”签订并履行的合同，又为何向林源达公司付款1，166，550.00元，还收取发票并全部入帐的呢。第四，对于合同实际履行及“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的事实，高新绿化公司代理律师在庭审一直存有异议，为何不向高新绿化公司公司工作人员白雪白某、张某、郭世凯进行核实，签订时的经办人陆旭也仍在高新绿化公司处工作，也可进行核实。以上工作人员均是高新绿化公司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方无法要求其出庭作证，但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应当依法传唤以上人员出庭陈述案件事实。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高新绿化公司辩称，一是发票开具以及付款行为并不能证明2011年4月5日签署的《苗木订购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如在本次庭审中，林源达公司仍无法直接举证证明，其已经向高新绿化公司交付2011年4月5日签署的《苗木订购合同》所载明的相关苗木。高新绿化公司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将另行提起诉讼要求高新绿化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苗木款1166550元。二是关于证明“孟庆森”系“孟庆维”证明，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该份证据在无其他书面证据如学籍证明、档案证明相作证的前提下，是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一审法院对于学校该份证明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三是关于林源达公司提及的传唤相关证人到庭是错误的，民事上的传唤是针对必须到庭的被告进行的，证人不适用传唤程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林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林源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高新绿化公司立即向林源达公司给付货款2,896,212.00元及利息（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诉讼相关费用全部由高新绿化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自2011年起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分别签订了由林源达公司向高新绿化公司供给苗木的《购销合同》，合同分别签订后，林源达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交付苗木并开具发票，但高新绿化公司除履行部分价款外，累计拖欠林源达公司苗木款2,896,212.00元至今未付。林源达公司多次催要，高新绿化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诿，故诉至法院。高新绿化公司在一审辩称：一、合同内涉及的内容。1.2011年情况。（1）2011年4月4日，高新绿化公司与孟庆森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一份，合同的乙方是孟庆森，而不是北京林源达苗木种植基地（以下简称“林源达基地”）或者林源达公司。我方不清楚孟庆森是否具有合法身份，我方与林源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向林源达公司支付苗木款，诉讼主体不适格。法院应核实后驳回其诉讼请求。（2）该合同金额为2,060,150.00元，我方已付金额为1,166,550.00元，因时任总经理陈某和副总李某已经被判刑投改，我方给付价款的原因不清楚。另外2011年3月25日形成的抹账协议冲减20万元；2011年4月29日形成的抹账协议冲减10万元均系虚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孟庆维与林源达基地存在欠款关系，该行为实际上是套现行为，林源达公司应返还我方已支付的1,166,550.00元。林源达公司索要合同余款893,600.00元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2.2012年情况。2012年2月17日，高新绿化公司与林源达基地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合同金额为2,436,930.00元，共计付款100万元，其中2012年3月16日付款20万元，2012年3月30日通过抹账协议付款10万元，2012年3月10日形成的抹账协议系虚构的；2012年4月11日付款10万元；2012年7月19日付款10万元；2013年2月4日付款50万元。林源达公司索要该合同余款1,436,930.00元，依法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予以保护或支持。3.2013年情况。2013年3月1日，我方与林源达公司签订《苗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120,400.00元，我方已于2015年2月11日全部付清。4.2014年情况。2014年4月1日，我方与林源达公司签订一份《苗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309,810.00元，我方已于2015年2月11日全部付清。5.2015年情况。2015年4月25日，我方与北京金路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路达公司”）签订一份《苗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939,800.00元。我方于2015年9月24日向林源达公司付款50万元，我方属于支付主体错误，林源达公司主体不适格，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6.2016年情况。2016年5月10日，我方与林源达公司签订二份《材料采购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147,205.00元、54,950.00元。我方在2017年1月23日和2018年1月29日分二次将上述款项202,155.00元全部支付给林源达公司。二、合同外涉及内容实际发生金额为1,596,212.00元，我方对此金额予以认可。但是，2015年2月12日，我方向林源达公司支付7万元；2016年3月25日，我方向林源达公司支付1,400,330.00元；故我方共欠付林源达公司125,882.00元。三、在本案判决生效后，林源达公司应当给我方开具判决生效价款等额的合法有效发票。（四）关于林源达公司请求给付工程款利息事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故林源达公司请求我方支付利息于法无据，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5日，高新绿化公司与孟庆森签订一份《苗木订购合同》，约定：甲方高新绿化公司，乙方林源达基地；甲方订购合计2,060,150.00元苗木。合同由甲方高新绿化公司工程部盖章，经办人为陆旭，乙方经办人签名为孟庆森。2011年3月25日高新绿化公司、孟庆维与林源达基地签订《抹账协议》一份，约定高新绿化公司欠付林源达基地的工程款由高新绿化公司支付给孟庆维20万元。2011年3月26日，孟庆维出具《收据》一份，收到工程款20万元。2011年4月29日高新绿化公司、孟庆维与林源达基地签订《抹账协议》一份，约定高新绿化公司欠付林源达基地的工程款由高新绿化公司支付给孟庆维10万元。2011年4月30日，孟庆维出具《收据》一份，收到工程款10万元。2011年6月17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566,550.00元；2011年9月8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30万元。2012年2月17日，高新绿化公司与林源达基地签订《苗木订购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林源达基地向甲方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合同总价款为2,436,930.00元。2012年3月16日，高新绿化公司向孟庆维汇款20万元；2012年3月30日，高新绿化公司向孟庆维汇款10万元；2012年4月11日，高新绿化公司向孟庆维汇款10万元；2012年7月19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10万元；2013年2月4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基地汇款50万元。高新绿化公司未付合同价款为1,436,930.00元。2013年3月1日，高新绿化公司与林源达公司签订《苗木采购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林源达公司为甲方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合同总价款为120,400.00元。合同签订后，林源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高新绿化公司提供了苗木。2015年2月11日，高新绿化公司向北京林源达公司汇款120,400.00元。2013年4月16日，北京林源达苗木种植基地变更为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孟庆维。2014年4月1日，高新绿化公司与林源达公司签订《苗木采购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林源达公司向甲方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合同总价款为309,810.00元。合同签订后，林源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高新绿化公司提供了苗木。2015年2月9日，孟庆维向高新绿化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到苗木款309,810.00元。2015年4月25日，高新绿化公司与金路达公司签订《苗木采购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林源达公司向甲方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甲方在乙方开具合格发票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应付款项，合同总价款为939,800.00元，金路达公司在乙方处盖章确认。2015年9月22日，林源达公司为高新绿化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为939,800.00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2015年9月24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汇款50万元，未付合同价款为439,800.00元。高新绿化公司上述未付苗木款合计565,682.00元。在（2018）吉0193民初194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金路达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5年4月25日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实际签署人和实际履行人皆为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林源达公司在高新区行道树补植款共计1,596,212.00元。2015年2月12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汇款7万元；2016年3月25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汇款1,400,330.00元，未付价款为125,882.00元。2016年5月10日高新绿化公司与林源达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合同》两份，约定：乙方林源达公司向甲方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合同金额分别为147,205.00元、54,950.00元。2017年1月23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汇款101,077.50元；2018年1月29日，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汇款101,077.50元，合计202,155.00元。另查明，林源达公司为高新绿化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6,069,245.00元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并送达高新绿化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高新绿化公司是否应当向林源达公司支付2011年《苗木订购合同》未付苗木款及利息的问题。该合同的签名处为“孟庆森”，非林源达基地，亦非林源达基地法人孟庆维。林源达公司提供的长春市九台区第三十一中学出具的关于“……孟庆维（身份证号：2201811986080********），学号3192310411，为我校2000级在校学生。在读期间曾用名为孟庆森……”的证明，无学籍档案进行佐证，且在（2018）吉0193民初1947号案件庭审中，孟庆维亦自认在其他民事行为中没有使用过该名字（孟庆森），故该《证明》无法证明孟庆森系林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庆维的曾用名。林源达公司提交的孟庆森的《毕业证》亦未说明“孟庆森”与孟庆维之间的关系。关于孟庆维与郭世凯的通话录音，郭世凯并未确认“孟庆森”与孟庆维的关系；孟庆维与白雪白某、张某的通话录音中，白雪白某、张某的陈述系由孟庆维引导作出。综上，上述证据均无法证实“孟庆森”系林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庆维的曾用名。故关于林源达公司主张其在2011年与高新绿化公司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合同关系，并向高新绿化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二、关于林源达公司请求高新绿化公司给付2012年《苗木订购合同》余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在2012年2月17日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中并未约定高新绿化公司的付款期限，故林源达公司可以随时向高新绿化公司主张未付苗木款，林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高新绿化公司是否应支付2015年《苗木采购合同》未付苗木款及利息的问题。该合同的签名处系由金路达公司盖章，一审庭审中金路达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该合同的实际签署人和实际履行人为林源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林源达公司向高新绿化公司供应苗木；高新绿化公司向林源达公司支付了部分苗木款，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上述合同，因此上述合同的主体实际为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高新绿化公司应向林源达公司给付欠款439,800.00元。《苗木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在乙方开具合格发票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应付款项。林源达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足额向高新绿化公司开具了金额为939,800.00元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高新绿化公司应于2016年9月21日前给付苗木款，逾期应给付林源达公司欠款利息。综上，高新绿化公司应给付林源达公司苗木欠款2,002,612.00元及利息。因林源达公司与高新绿化公司在2012年2月17日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中没有约定苗木款的给付时间，对2015年高新区（南区）行道树补植款的给付时间亦未约定，故2012年2月17日《苗木订购合同》苗木欠款1,436,930.00元及2015年高新区（南区）行道树补植款欠款125,882.00元的利息应当自林源达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立即给付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苗木款1,562,812.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62,81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立即给付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苗木款439,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39,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70.00元，由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247.00元，由长春高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0,72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林源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证人白雪白某的证人证言。证言内容：我曾是高新绿化公司单位的职工，现是百源市政职工，百源市政与高新绿化公司是一个集团的下属公司。我于2016年离开高新绿化公司处。我是2010年在高新绿化公司处工作，当时林源达公司已经给高新绿化公司提供苗木了，但具体送及接收情况我不清楚。林源达公司至2016年一直送苗木。当时以孟庆森名义，我现在知道他还叫孟庆维。上诉人林源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人可以证明孟庆森、孟庆维是同一人，2011年时向被上诉人供应相应苗木。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二：证人郭士凯郭某的证人证言。证言内容：我是高新绿化公司单位工作人员，于2004年入职至今，我在现场施工，工作内容为栽植树木。林源达公司向我单位供树苗，单位欠其部分款项。林源达公司很早就开始供应苗木，我入职单位第二年就开始供应了。单位欠林源达公司款项的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具体树苗的款项和欠付的款项我均不清楚。林源达公司向我家供应苗木的比例很少，多说在1/4左右。每年如果工程多就多，工程少就少一点。2011年左右基本每年林源达公司多少都供应点，大概零几年就开始接触过，每年都供应树，现在没有供应了。上诉人林源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证言内容：我于2011年9月入职高新绿化公司单位，因工作原因认识林源达公司法人。林源达公司向高新绿化公司供应苗木，我是高新绿化公司单位技术员，负责现场施工领工人干活，当时供应的有柳树、山杏等苗木。林源达公司法人来送苗木，我现场收苗，我没有入职前的事宜我不清楚,2011年冬天我认识林源达公司法人，因林源达公司到我单位索要苗木款，2012年之后我与林源达公司法人接触的，林源达公司法人叫孟庆维，也交孟庆森，最开始管其交孟庆森，后与我单位拿身份证签工程量签的是孟庆维，所以孟庆森与孟庆维是同一人。其余事情就不清楚。上诉人林源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高新绿化公司陈述案涉争议树苗款在其财务账目上有所记载，上诉人主张的款项数额系其财务人员提供的。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林源达公司与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2011年的树苗买卖合同关系及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是否应给付上诉人林源达公司尚欠的2011年树苗款8936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二审中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关于账目情况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林源达公司与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之间存在2011年的树苗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中，上诉人林源达公司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其已经向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部分履行了给付买卖合同标的物即树苗的义务，但无法证明其已经全部完成了给付标的物的义务。二审中的证人证言虽然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已经交付部分标的物，但关于交付标的物的具体情况则比较模糊。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虽然承认其账目上存在关于案涉争议款项的记载，但也提出缺少交付履行手续和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故在上诉人林源达公司无法提供交付证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的账目记载情况难以作为唯一的定案证据。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法证明已经交付的树苗的具体数量和质量情况。故上诉人林源达公司主张并负有证明责任的“林源达公司已经全部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这一事实是否存在仍旧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且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已经向上诉人林源达公司给付了部分款项，故对上诉人林源达公司请求被上诉人高新绿化公司继续给付剩余树苗款893600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略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故对上诉人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6元，由上诉人北京林源达园林苗木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雨萍审判员  王忠旭审判员  王 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