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17号1号楼705、707室。 负责人施杨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玲玲、郑宇晓，浙江临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丹，女，198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军宝，男，197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加胜。 上诉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丹、潘军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姚炜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一、2013年11月8日10时，潘军宝驾驶车牌号为浙ＡＥ××××小型汽车途经杭州市富阳区××街道××路××时，与案外人叶森梁驾驶的浙ＡＡ××××号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浙ＡＡ××××号小型汽车损坏、车上乘客陆玲珠受伤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潘军宝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叶森梁和陆玲珠无责。因赔偿事宜，叶丹于2020年4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潘军宝赔偿叶丹车辆修理费41100元；2、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对上述款项在交强险与商业险范围内直接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潘军宝承担。二、事故发生时，潘军宝驾驶的浙ＡＥ××××小型汽车在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处投保有赔偿责任限额为122000元的交强险和限额为10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不计免赔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叶森梁驾驶的浙ＡＡ××××号小型汽车为叶丹所有，事故发生后，浙ＡＡ××××号小型汽车因本次交通事故而支出车辆修理费41100元，其中潘军宝垫付30000元，剩余11100元由叶丹自行支付。三、一审审理中，叶丹陈述称，虽然车辆已于2013年11月30日修理完毕，但由于本次交通事故的另一名受害人乘客陆玲珠系叶丹母亲，其伤病至今尚未痊愈，而叶丹方一直催促利宝保险浙江公司、潘军宝方处理交通事故后续事宜，但利宝保险浙江公司、潘军宝方一直相互推诿。叶丹无奈之下才与母亲陆玲珠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潘军宝在一审审理中陈述称，事故发生后，其已就本次交通事故及时向利宝保险浙江公司报案申请理赔，但由于叶丹方不愿意提供相应的修理费和医疗费票据，导致潘军宝无法向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办理理赔结算手续。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对于潘军宝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向其报案申请理赔的事实无异议。四、另查明，本次交通事故的陆玲珠在事故发生后以“头部受伤未痊愈”为由，一直门诊治疗至今。现陆玲珠已就其受伤而支出的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另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潘军宝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潘军宝对叶丹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鉴于潘军宝驾驶的浙Ｂ8××××小型汽车在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处投保交强险的事实，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应先在交强险内赔付叶丹修理费损失2000元。叶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39100元（41100元-2000元），由潘军宝承担赔偿责任，现潘军宝已经垫付赔款30000元，而潘军宝驾驶的车辆另在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处投保赔偿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故剩余的9100元费用由利宝保险浙江公司按保险合同条款等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直接赔付。至于潘军宝垫付的赔款，则由其自行向利宝保险浙江公司理赔。对于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叶丹之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的被保险人潘军宝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向保险人利宝保险浙江公司报案申请保险理赔，故其主张保险理赔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叶丹是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由于本次事故的另一名受害人陆玲珠在受伤后长期门诊治疗，治疗一直未能终结，而考虑到陆玲珠与叶丹间的特殊关系，陆玲珠的多次门诊治疗，可视为叶丹因多次权利主张而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事由，现叶丹主张车辆修理费理赔，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叶丹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多诉部分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叶丹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车辆修理费损失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叶丹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车辆修理费损失91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叶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8元，减半收取414元，由叶丹负担376.5元；潘军宝负担37.5元。 宣判后，利宝保险浙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叶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2000元，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9100元。上诉人认为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叶丹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诉求请求，理由如下：潘军宝就自己浙ＡＥ××××号车辆向上诉人申请理赔。叶丹就浙ＡＡ××××号车辆从未向上诉人申请理赔，自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11月30日开始计算，被上诉人2019年11月18日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本次事故另一名受害人陆玲珠多次门诊治疗，可视为叶丹多次权利主张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理由，上诉人认为两者权利主张不一致，陆玲珠是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案则是财产损失请求权，性质不同，应该分别独立计算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改判驳回叶丹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叶丹答辩称：叶丹通过潘军宝进行多次申请理赔，虽然叶丹是财损，叶丹母亲是人损，但因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整个赔偿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期潘军宝不愿意赔偿车损，后来去找了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因为母亲的医疗理赔问题而拖延车损理赔。 被上诉人潘军宝答辩称：2013年11月22日，叶丹已经收到潘军宝支付的汽车修理预收款3万元，待利宝保险浙江公司下来后结清余款。叶丹未将修理发票交给潘军宝，叶丹已将发票交给法庭，潘军宝系在利宝保险浙江公司处投保，车损应由利宝保险浙江公司负责。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利宝保险浙江公司，被上诉人叶丹、潘军宝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事故同时造成叶丹所有的浙ＡＡ××××号车辆受损以及该车上人员陆玲珠受伤的损害后果。虽然陆玲珠与叶丹系母女，但二人被侵害的客体不同，赔付诉求彼此独立，并无牵连，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原审认为陆玲珠的多次门诊治疗，可视为叶丹因多次权利主张而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事由，存有不当，应予纠正。二审法庭调查中，叶丹表示因其要求所受车损应与陆玲珠所受人损一并处理，与上诉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车损问题至今未得以解决。二审法庭调查中，各方对车损赔偿的协商情况有不同表述。从叶丹与潘军宝就最后一次各方协商情况的表述来看，二人对2015年有过一次协商的表述基本吻合，但对具体时间叶丹表示无法确定，同时叶丹提出2017年曾与潘军宝联系，本案起诉前也与上诉人有过联系，但对上述主张叶丹均未提供有效依据，而潘军宝则表示其在2015年年底之后与叶丹再无联系。根据以上陈述情况，并鉴于叶丹就其车损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之主张未能有效举证，故叶丹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理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叶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28元，减半收取414元，由叶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8元，由叶丹负担，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本院办理退费，叶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姚炜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