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521号原告：范宜君，女，1965年1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原告：丁海霞，女，1987年3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原告：丁海龙（兼范宜君、丁海霞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宜君之子，丁海霞之弟），男，1988年10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被告：翟灿军，男，1971年2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靖江市。被告：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法定代表人：耿明明，经理。原告范宜君、丁海霞、丁海龙（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翟灿军、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博大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7月20日期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扣除审限，2020年9月30日至2020年11月12日期间因公告扣除审限。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丁海龙、翟灿军到庭参加诉讼。文博大都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翟灿军支付拖欠的工亡赔偿金3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31日起至该30万元实际偿付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庭审中明确利息为违约金）；2.判令翟灿军支付因三原告实现债权所发生的交通费4500元、调查取证费1500元，共计6000元；3.判令文博大都公司对30万元工亡赔偿金和相应的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6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8日，丁某1因病猝死在文博大都公司的工作岗位上，文博大都公司的负责人翟灿军代表公司与丁某1之子丁海龙协商达成一致，于2018年3月20日在北京市延庆区××镇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八达岭校区（以下简称北科八达岭校区）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及还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018年3月20日翟灿军依据《协议》的约定向丁海龙支付了20万元死亡赔偿金，剩余30万元经丁海龙多次来北京向翟灿军催要，未果。翟灿军和文博大都公司行为构成了对《协议》的违约事实，依据第五条“因任何一方违约而导致诉讼、仲裁或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向对方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取证费、交通费、通讯费、律师费等”。丁海龙等三原告为实现《协议》债权，已经发生交通费4500元、调查取证费1500元，依据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翟灿军及文博大都公司应进行支付。故三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翟灿军辩称，三原告所述与事实大相径庭，不同意全部诉讼请求，丁海龙应退还20万元，三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要承担责任也应是北科集团。事实如下：第一，翟灿军与丁某1系同事关系，2016年5月丁某1经翟灿军介绍入职文博大都公司任后勤负责人，丁某1妻子范宜君经翟灿军介绍在文博大都公司做饭。彼时，文博大都公司由北科院和六合公司共同成立，北科院占股51%，北科院股份由大华天祥（北京）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天祥公司）代持。大华天祥公司系北京北科昊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科昊月公司）下属公司，大华天祥公司的股权代持人王枫时任北科昊月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长。北科院党委书记周继庭同翟灿军商议希望其入职北科集团，将六合公司持有的49%股权无偿转让给大华天祥公司，后北科实现对文博大都100%持股。文博大都公司于2017年3月完成股权变更手续，苑建东任文博大都公司执行经理，翟灿军任北科昊月公司总裁助理，负责外联、公关、战略项目拓展及文博大都公司。涉及文博大都公司的所有决策、决定均需要经过李明（北科昊月公司副总裁）、观茜文（北科昊月公司副总裁、八达岭校区管委会主任）、周孟奎（北科昊月公司总裁）、周继庭（北科昊月公司董事长、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等领导审核、审批，方可执行，涉及费用报支，还需要增加财务部门的审核。翟灿军对文博大都公司不具有决策和决定权，并不是公司负责人。文博大都公司在北科八达岭校区占用了16号楼5套住房、主楼11层4间大办公室和教学区的2间教室，用于外地来客到该校区考察。因丁某1与北科院领导存在矛盾，直到2017年11月北科院才同意丁某1入职文博大都公司，翟灿军将丁某1调入北科八达岭校区，负责校区后勤工作和日常维护，因不经常来客，故仅安排丁某11人在该校区值守。因文博大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炳述（北科昊月公司副秘书长）从北科昊月公司辞职，不愿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北科集团和翟灿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未实际履行），2019年3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耿明明。翟灿军虽有意接手文博大都公司，但北科昊月公司至今未将文博大都公司的财务流水、账面资金（约200万，已被北科昊月公司2019年春节挪作他用）、财产等与翟灿军进行实质性交接，故文博大都公司业务不能正常开展，目前处于停止运营状态，2019年9月文博大都公司经营困难，10月翟灿军因停发工资辞职。第二，翟灿军与丁某1系知交好友，翟灿军知道丁某1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等。2015年，丁某1曾因心脏病突发在昌平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翟灿军与好友探望并资助1000元，出院后，因丁某1经济拮据翟灿军资助其3000元回家过年。2016年春节后，翟灿军再次资助丁某13000元回京，此时丁某1尚未进入文博大都公司。2018年2月8日，丁某1前往翟灿军处还款，表示如自己遇不测，请翟灿军照顾丁海霞和范宜君，丁海霞同丁某1同在文博大都公司工作。此时丁某1每天上下楼吃力，春节在北科昊月公司宿舍度过。2018年3月16日，丁某1到北科沙河校区找翟灿军借房，告知近来身体不适，翟灿军劝其立即就医治疗。对于丁某1患有心脏病等，范宜君在延庆公安局治安支队李警官的调查笔录中，有详细记录。丁某1死于心脏病发作，延庆人民医院有诊断记录，特别是法医《验尸报告》能予以充分证明。第三，丁某1搬床系私活。2018年3月18日丁某1去世，但该天系周日为国家法定假日，如需加班需要按加班计酬。丁某1的工作性质是在北科八达岭校区值守，周一至周五都特别清闲，特殊情况需要安排加班。丁某1去世前后，文博大都公司并无业务开展，也没有安排人入住北科八达岭校区16号楼住房，故工作中文博大都公司对丁某1没有搬床的需求，不可能安排其周日搬床。当天早晨8点多，丁某1找到张春才（北科八达岭校区管委会后勤主管）说亲朋好友看望留宿不便，和翟灿军商量好借套房临时用，需要领2张床，因系丁某1私事，张春才未安排人员车辆协助，但其见丁某1脸色很差便建议丁某1别搬，并花20元请2个清洁工帮忙。但丁某1予以拒绝，执意自己搬，并私自从附近大泥河村借来一辆电批三轮车独自搬运。第四，关于签订《协议》的缘由。翟灿军与丁某1系好友，故竭尽全力帮助丁某1家属，监控录像回放显示，当天上午9时15分，丁某1从16号楼出门后站立在门前的扶手过道中约5秒钟，意欲用手抓扶手未能抓住而倒下。9时16分保安经过发现，立即用对讲机呼叫，9时50分120医生赶到。翟灿军9时20分接到张春才电话后火速前往，10时5分赶到现场，被告知已通知法医来做尸检。法医10时50分做完尸检，确认丁某1心脏病发作死亡，经范宜君同意将丁某1尸体拉到殡仪馆。后翟灿军借故其他家属不同意予以阻拦，故尸体未被运走，涉及殡仪馆的出车费由翟灿军垫付。翟灿军将丁某1去世情况通过电话向周继庭书记汇报，接到指示“立即成立善后应急临时领导小组，由翟灿军担任组长，安排和指挥相关工作”。翟灿军当即以组长身份处理安排丁某1去世后善后事宜。翟灿军汇报未提及丁某1生前病史和搬床目的，北科昊月公司对丁某1死因未能确定，故未决定将丁某1尸体强行移出校区的决定。因翟灿军与丁某1家属接触频繁，致翟灿军被怀疑、监视，善后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换成观茜文直接担任。因当时正值两会期间，丁某1家属哭闹致有住户拨打市长热线，市领导责成延庆区处理，延庆区成立专案组前往北科八达岭校区解决，专案组指令马上处理并责成双方商谈达成协议。最终北科昊月公司决定由翟灿军出面谈判，谈判中丁某1家属坚持丁某1因公搬床去世，属于工亡。北科昊月公司采取权宜之计，以翟灿军名义与丁某1家属签署《协议》，暂先支付20万元，待事实查清后再行解决。故翟灿军系根据北科昊月公司授意与丁海龙签订《协议》，丁家认可的是北科集团，不是翟灿军个人，观茜文从个人账户向翟灿军转账20万元，翟灿军又转给了丁海龙。事后，北科昊月公司立即展开调查：与丁某1接触多的员工和住户均反映丁某1有心脏病等，病情严重；张春才等人证实丁某1搬床为亲朋留宿。故北科昊月公司拒绝于2018年3月31日再向丁海龙支付《协议》剩余30万元，且认为翟灿军明知丁某1患病和干私活死亡，存在隐瞒，是事故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故要求翟灿军检查反思并承担已支付的20万元。文博大都公司未做答辩。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1.《协议》复印件（庭后已提交原件）、范宜君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及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丁某1同翟灿军签署了《协议》，翟灿军按照协议支付了首笔20万元，剩余30万元未支付，翟灿军代表文博大都公司；2.证明4份，证明丁某1、丁某3的亲属关系。翟灿军为证明其辩称，依法提交了证据：翟灿军同北科集团总裁周孟奎的微信聊天截图、同北科集团副总裁观茜文的微信聊天截图（原始载体当庭出示）及《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翟灿军代表北科集团处理丁某1的善后事宜。经本院组织质证，翟灿军认可4份证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对4份证明予以采信；翟灿军认可《协议》、范宜君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及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虽翟灿军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其支付的20万元系代表北科集团不代表文博大都公司，但未提交足够证据予以作证，故本院对《协议》、范宜君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及交易明细清单予以采信；三原告对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核实聊天人身份，虽然翟灿军进行了原始载体演示，但翟灿军未提交证据佐证聊天对象身份，故本院对聊天记录不予采信；三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翟灿军明确表示协议为转让法律风险而签署，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并没有履行转让款，但签字系其本人签字，故本院对该协议不予采信。另，本院依三原告申请调取了文博大都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和公安机关“2018年丁某1非正常死亡卷”卷宗材料（含询问光盘）、本院2020年4月28日前往北科八达岭校区送达时所作调查笔录，三原告及翟灿军均认可真实性，但翟灿军表示其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部分陈述不属实，系被指使作出的相应陈述，且其出于个人情谊隐瞒了丁某1干私活，北科集团就此对其进行了处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丁某1系文博大都公司职工。2018年3月18日，文博大都公司经理翟灿军安排丁某1将北科八达岭校区××室整理出来，房间需要加床，当天9时许，丁某1在16号楼下被北科院巡逻保安发现躺在地上，保安随即报警，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接到报警后出警，当天作出《关于丁某1死亡的调查意见书》，认为丁某1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根据北京市延庆区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2018年3月20日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丁某1于2018年3月18日9时58分死亡，死亡原因系猝死。2018年3月20日，翟灿军（甲方）与丁某1之子丁海龙（乙方）签订《协议》，载明“丁某12018年3月18日因病猝死。为妥善解决丁某1死亡善后事宜，经乙方提出并要求，乙方代表丁某1近亲属，与甲方达成本协议。一、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该价款包含但不限于丧葬费、抚恤金、抚养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因丁某1死亡产生的一切费用。经乙方确认，乙方已明确知悉相关法律或政策规定的各项权利，除上述费用外，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及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主张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二、甲方向乙方分期支付上述费用，支付时间为：1、2018年3月20日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2018年3月31日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三、甲方向乙方支付上述费用的方式为：银行转账或汇款。四、乙方保证在签署本协议时，确认已得到丁某1所有近亲属的授权及认可，已清楚了解自己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乙方各方成员均同意该款支付标准、方式和分期支付，如由此引发分配争议，概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五、乙方签署本协议后，乙方及其近亲属自愿放弃各项权利及所享有仲裁、诉讼的权利，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甲方及其他有关单位或人员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不得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本事件或有任何异议，否则乙方应无条件返还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因任何一方违约而导致诉讼、仲裁或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向对方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取证费、交通费、通讯费、律师费等。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翟灿军、丁海龙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当天，翟灿军通过个人账户向范宜君转账20万元。2018年3月18日11时许，公安机关就丁某1死亡一事对范宜君进行询问，范宜君表示：2018年3月18日丁某1吃完早饭8点多从家里出来，说公司最近安排人会住在××室，丁某1作为后勤负责人安排住宿，就借了电动三轮车运床到305室，一会儿范宜君被保洁和保安叫下楼，下楼后发现丁某1躺在地上，120急救人员告知其丁某1已经死亡，警察也到了现场。丁某1有心脏病，高血压好几年了，平常也吃药，对于丁某1的死亡，范宜君认为系丁某1有心脏病干搬床这种体力活导致死亡的，不需要解剖检查。2018年3月19日10时许，公安机关就丁某1死亡一事对翟灿军进行询问，翟灿军表示：其系文博大都公司经理、北科昊月公司总裁助理，2018年3月18日9时许其公司职工丁某1去世，死亡原因不清楚。2016年6月份丁某1入职文博大都公司，系公司副总经理，约2017年11月丁某1与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丁某1既是公司职工又是合伙人，死亡时丁某1系文博大都公司职工、八达岭校区业务负责人。因文博大都公司要在八达岭校区开优能少年班，故翟灿军交代丁某1要将16号公寓305室整理出来，房间需要加床，其交代了丁某1雇人拉床，但涉及费用问题丁某1自己借来一辆电动三轮车拉床整理305室，在拉床时丁某1倒地，后120赶到现场确认死亡。文博大都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份，注册地在北京市海淀区，法人是吴炳述，公司成立时吴炳述占股51%，翟灿军和姜宝仙合占49%，后丁某1到公司，翟灿军和姜宝仙答应给丁某110%股份，有协议但股份没有变更。2017年初，因为经营问题，北京昊月公司将文博大都公司股份全部收回，7月左右，翟灿军又将文博大都公司承包做优能少年项目，2018年3月时翟灿军是实际经营人，与北科昊月公司共同经营优能少年项目，北科昊月公司占股份51%，翟灿军和丁某1占49%。2018年3月20日8时许，公安机关就丁某1死亡一事对丁海龙进行询问，丁海龙表示：就丁某1死亡一事已经与文博大都公司翟灿军达成了《协议》，主要约定一次性支付其家属五十万元，2018年3月20日给20万元，另外30万元2018年3月31日前给，对协议内容认可，双方是在公平的环境下协商达成的。经查，丁某3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六个子女，系长子丁更子、次子丁某1、三子丁更生、长女丁桂枝、次女丁灵芝、三女丁景芝。丁某3父亲丁某2于1999年去世，丁某3母亲李某2于2006年去世，李某1于2011年去世，丁某3于2018年6月16日去世。丁某1与范宜君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丁某1、一女丁海霞。诉讼中，丁更子、丁更生、丁桂枝、丁灵芝、丁景芝分别向本院提交了“声明”，载明其知晓并认可丁海龙代表丁某1近亲属于2018年3月20日与翟灿军签订的《协议》，就本案，均自愿放弃参加诉讼，自愿放弃继承本案涉及的相关权益，放弃部分由丁海龙一并主张。经本院向丁更子、丁更生、丁桂枝、丁灵芝、丁景芝询问，该五人表示“声明”系本人所签，所涉内容系真实意思表示，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放弃继承丁某3相应份额权利，对于放弃的部分由三原告自行分配解决。再查，文博大都公司于2016年6月28日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路××号，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吴炳述任法定代表人、经理，姜宝仙任监事，翟灿军任执行董事，股东（发起人）为大华天祥公司和中鑫六合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鑫六合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大华天祥公司认缴出资额25500万元，中鑫六合公司认缴出资额24500万元，王枫时任大华天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灿军时任中鑫六合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14日，文博大都公司企业类型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大华天祥公司变更成为唯一股东，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2018年7月12日，文博大都公司住所变更为北京市延庆区××镇××室。2019年3月25日，大华天祥公司（转让方）与耿明明（受让方）签订《转让协议》。2019年3月28日，文博大都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变更为耿明明，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耿明明取代大华天祥公司成为自然人股东。目前，文博大都公司经营状态为“在业”。北科八达岭校区××室系文博大都公司员工宿舍。另，根据登记备案的2017年8月14日文博大都公司《章程》第十一条、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一）负责向股东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的决定；（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六）制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对于当事人双方上述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三原告主张丁某1在文博大都公司履行职务期间死亡，翟灿军则称丁某1系干私活过程中因心脏病死亡。丁某1、翟灿军均认可为处理丁某1善后事宜，在公安机关见证下自愿签署了《协议》，三原告称翟灿军代表文博大都公司签订，翟灿军则表示《协议》是本人签字，但具体协议内容没有看就签字了，是北科集团领导授意签署，其代表北科集团签订。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协议》的效力问题；二、翟灿军签署《协议》是否属于履行文博大都公司职务行为的问题；三、《协议》义务履行主体的问题。一、《协议》的效力问题。为解决丁某1死亡善后事宜，翟灿军与丁某1签订了《协议》。虽翟灿军庭审中表示具体协议内容没有看就签字了，但其认可协议中自己签字，且在协议签订当天按照约定向丁某1妻子范宜君转账第一笔20万元，其签字行为和履行第一笔付款的行为足以证明翟灿军对协议内容知情并认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丁海龙及其家属均认可丁海龙代表丁某1近亲属签署《协议》的行为，且丁海龙在协议上签字、按印，范宜君亦接收了第一笔付款20万元。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二、翟灿军签署《协议》是否属于履行文博大都公司职务行为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翟灿军系代表文博大都公司与丁海龙签订《协议》，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翟灿军系文博大都公司执行董事，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其系文博大都公司经理、北科昊月公司总裁助理，故翟灿军具有文博大都公司职务身份；第二，根据文博大都公司《章程》，翟灿军作为执行董事有权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根据事发后翟灿军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丁某1系文博大都公司职工、副经理、八达岭校区业务负责人，丁某1与文博大都公司签有用工协议，故丁某1系文博大都公司职工且系翟灿军聘任的副经理；第三，翟灿军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丁某1死亡当天，由其安排丁某1整理16号公寓305室，因整理房间需要加床，丁某1在拉床过程中死亡，故丁某1系接受翟灿军安排在工作过程中死亡；第四，北科八达岭校区××室系文博大都公司员工宿舍，可以认定翟灿军要求丁海龙整理305室系履行文博大都公司职务的行为；第五，根据《协议》及公安机关询问，翟灿军与丁海龙签订《协议》系为处理丁某1死亡善后事宜，虽然翟灿军作为执行董事不当然具有代表文博大都公司签订《协议》的职权，但其对丁某1的生前工作安排、丁某1死亡后出面处理善后事宜，足以让丁海龙相信翟灿军有代表文博大都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的权限；第六，三原告均认为翟灿军系代表文博大都公司签订《协议》。综上，结合翟灿军在公司任职、其对丁某1生前工作安排和死亡善后事宜处理等情况，本院认为翟灿军系代表文博大都公司与丁海龙签订《协议》，且该签约行为属职务行为。庭审中，翟灿军辩称丁某1系干私活死亡，但未提交明确的证据予以证实，并不足以推翻其事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对其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信；翟灿军辩称《协议》是北科集团领导授意签署，由其代表北科集团签订，但其未提交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三、《协议》义务履行主体的问题。虽然翟灿军以自己个人名义与丁海龙签订《协议》，并从个人账户向范宜君转款20万元，但翟灿军系代表文博大都公司与丁海龙签订《协议》，属于职务行为。故《协议》中甲方虽名为翟灿军，但实为文博大都公司，故文博大都公司应为《协议》义务履行主体。三原告要求文博大都公司按照《协议》支付剩余3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三原告要求文博大都公司支付利息，并主张该利息性质系违约金，但《协议》并未对违约金进行约定，故该主张利息之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翟灿军并非《协议》义务履行主体，故三原告要求其支付30万元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实现债权费用，《协议》中第五条进行了约定。其中，调查取证费，三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费用实际发生，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交通费，虽然三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其诉讼中确实发生交通费用的支出，考虑三原告的经常居住地与本院之间的距离、本次诉讼中到庭次数和人数，本院酌定3000元。文博大都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手续，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视为其放弃到庭答辩、举证及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范宜君、丁海霞、丁海龙300000元；二、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范宜君、丁海霞、丁海龙交通费损失3000元；三、驳回范宜君、丁海霞、丁海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90元，由范宜君、丁海霞、丁海龙负担58元（已交纳），由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担58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公告费560元，由文博大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世乐人民陪审员  乔铁英人民陪审员  王建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吴 丹书 记 员  段沫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