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4438号原告：韩旭，男，198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481029048。法定代表人：贾江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翦维康，男，1973年8月19日出生，维吾尔族，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行政经理，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巍，女，198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韩旭与被告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旭，被告海德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翦维康、黄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2.被告赔偿原告工资损失5105元（庭审中，原告韩旭将该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5105.71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员工。2019年8月11日，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签署《和解协议》，按照《和解协议》第二条补偿款项约定：“补偿款项具体内容如下：（1）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45359.72元（税前金额）。（2）……”原告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税后工资应为313601.66元。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9月9日分两次补发原告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部分工资，共计支付工资278097.29元（税后），现被告尚拖欠原告该期间的工资35504.37元（税后）。被告作为原告的纳税扣缴义务人，对原告进行错误缴税，将近18个月的工资放在1个月的工资收入进行缴纳，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工资实得收入的损失。另外，由于被告过错，导致原告不仅无法享受国家应退还的税款1200元，还需补交税款3905元，造成原告工资损失共计5105元，原告该部分的工资损失系因被告过错导致，应由被告承担。综合上述，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劳动权益，因此本案诉讼费应当由被告承担。由于2018年2月13日，被告非法解除与原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二审判决撤销，之后原告返回公司工作。后双方签订离职补偿协议，在协议中规定被告要一次性补给原告工资，导致工资在2019年统一计税，给原告造成税金损失35504.37元。被告是这个结果的过错方，应当弥补原告的损失。原告在2019年底汇算清缴，被税务系统告知由于将2018年10个月的收入一并纳入2019年计税导致原告还需要补缴税款3905.71元，原告本来应该享受的1200元养老养小税收优惠也没有了。现原告不服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作出的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4159号裁决书，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德汉公司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韩旭的全部诉讼请求，相关事实及理由如下：一、韩旭及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终审判决生效后，公司已履行完毕《和解协议》中的全部义务（包括足额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补发工资及其它公司义务），具有充分事实及法律依据。不欠付韩旭任何工资或其它款项。1.2019年8月11日公司与韩旭签署了《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公司应向韩旭支付的补偿款项，包括补发工资、法定经济补偿金、额外支付的补偿金等，所有约定支付的金额全部为税前金额。根据《和解协议》，公司应向韩旭支付的补发工资共计445359.72元（税前）。公司按照协议完成了全部支付，具体事实如下：2019年8月30日向韩旭支付了268603.58元，2019年9月9日向韩旭支付了9493.71元，向韩旭支付的税后实得工资合计为：278097.29元；2019年9月4日代扣代缴韩旭的个人所得税合计68048.57元；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合计99213.86元（其中税前扣减5485.45元，税后扣减93728.41元）；以上三项科目：税后实得工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合计金额即为：278097.29+68048.57+99213.86=445359.72元。2.根据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结案结果，即最终认定：（2018）京0113民初28205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这也充分证明公司已履行完成韩旭劳动争议案件应履行的全部义务。3.韩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司尚欠其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税后）。如上文说明，公司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根据法律法规代扣代缴了社保和住房公积金韩旭个人承担部分，同时代扣代缴了韩旭的个人所得税之后，全额向韩旭拨付了其补发工资的税后金额，公司提供的证据可充分证明此点。韩旭在起诉状中所写的“现被告尚拖欠原告该期间的工资35504.37元（税后）”，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说明，比如：拖欠的缘由、拖欠工资是如何计算的等等，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公司拖欠其工资，完全是无中生有。公司完整的支付证据充分说明公司根据《和解协议》已足额支付了韩旭全部补偿款项，除2019年8月11日签署的《和解协议》之外，公司和韩旭之间不存在任何其它协议和约定，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义务支付韩旭超出《和解协议》约定之外的任何款项，更不存在韩旭所说的欠款；韩旭提出的公司拖欠其工资一说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公司完成了《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对韩旭全部补发工资的支付，除此之外，按照《和解协议》公司完成了为韩旭在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补缴，也足额支付法定经济补偿金及额外补偿金，公司履行了《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不存在拖欠韩旭工资或任何其它款项。二、公司按照《和解协议》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补发工资时，代扣代缴韩旭该期间补发工资的个人所得税，具有充分依据且计算正确，不存在个税计算错误导致韩旭工资收入损失的情况。1.关于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一次性补发工资的个税计算及相关处理，公司财务经理及HR同事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8月28日、9月2日、9月4日，多次咨询12366税务咨询热线及公司主管税务所负责人，得到的操作回复如下：（1）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补发工资应作为拨付月2019年8月的一次性工资收入，个税申报所属期应为2019年8月份，个税计算方法也同8月份取得正常工资一样；（2）在2019年8月一次性补发的工资，只可税前扣减当月1个月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的金额；（3）关于一次性补发工资的个人所得税计算，只可税前扣减2019年1-8月的累计减除费用，即5000*8=40000元。公司是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税务专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个人所得税核算并支付了韩旭的补发工资，韩旭在起诉状中提出的所谓“对原告错误缴税，将近18个多月的工资放在1个月的工资收入进行缴纳，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工资实得收入的损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公司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代韩旭扣缴税款，依据充分确凿，韩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是错误缴税，所以“错误缴税”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2.2020年5月公司收到顺义区税务局通知，要求提供关于韩旭2019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有关补充说明材料。公司于2020年5月8日递交了材料，之后公司未收到税务局的任何反馈。2019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期已结束，这间接证明，公司2019年补发韩旭工资涉及的个税计算没有错误，韩旭的实得工资发放金额也是正确的。关于此点可与顺义区税务局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核实。3.公司为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一次性补发工资的个税计算及相关处理，是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正常计算和操作，不存在韩旭所提出的“重复计税而导致其工资损失”，也不存在公司原因导致其丧失本应该享受的个税优惠（养老、养小、继续教育等）而产生的损失。关于一次性补发工资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有法律依据的，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不应该认为是个人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机关的汇算清缴系统是严谨、公正的系统，税务机关根据汇算清缴结果要求韩旭补缴税款，是韩旭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1）2018年2月14日起，公司与韩旭双方劳动争议处于仲裁及诉讼程序中，直至2019年8月11日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在2019年8月发放韩旭在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补发工资；众所周知，2019年1月1日起个税政策改革，启用了新版个税系统，在补发韩旭工资时，公司无法获取其附加扣除信息。经与税务机关确认，韩旭可以在次年个税汇算清缴时，将自己的附加扣除信息一并申报并抵扣，因此，并不存在韩旭所说的“丧失本应该享受的个税优惠（养老、养小、继续教育等）1200元，共计损失5105元”的情况。个税汇算清缴是韩旭的个人责任及义务，和公司无关，按照法律规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根据韩旭本人提供的个税APP截图，证明其2019年除了从海德汉公司取得了薪资收入，还从其它公司获得了工资收入；而汇算清缴是对纳税人全年收入进行核算的，也就是说韩旭在汇算清缴时的薪资总收入应该是包含了在海德汉公司取得的收入及在新公司取得的收入。如前所述，海德汉对韩旭补发工资个税的代扣代缴是按照税务部门的指示和要求操作的，是正确的，如果韩旭入职的新公司对韩旭的工资收入个税的计算和申报进行了正确的操作，另外，如果韩旭在2019年个税汇算清缴时申报的数据没有问题，最后国家税务机关的汇算清缴系统核算的结果要求韩旭补缴税款且无法享受韩旭认为应该享受的退税，韩旭应该相信税务局出具的其个税汇算清缴结果的正确性，而不应认为结果是错误的，进而推断为是海德汉公司补发工资个税计算造成的错误并导致其工资收入损失。据悉，韩旭向税务部门进行了个税申诉，税务部门依旧维持其补缴税款的决定；这说明韩旭对其应缴纳个税金额的认知是不正确的，更为错误的是韩旭认为其个税缴纳的错误是海德汉公司补发工资相关个税扣缴的错误导致的，更是缺乏事实依据，只是个人的臆想和猜测。综上所述，公司是根据税务部门的指示来完成韩旭补发工资的个税计算与扣缴的，韩旭实得工资是正确的，不存在拖欠韩旭工资的情况。公司对韩旭补发工资个税的处理都是有依据的，恰恰相反，韩旭所提的全部诉求均不能提供支持的证据，应不予以采信。韩旭被税务机关要求补交税款，是韩旭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韩旭通过提出劳动仲裁、上诉行为要求公司承担其因个人纳税而产生了的工资损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三、韩旭与公司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署的《和解协议》，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1.韩旭与公司双方经过多轮协商，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署的《和解协议》，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韩旭和公司在2019年8月2日分别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9175号，内容为：维持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论，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随后，在2019年8月2日至8月11日期间，公司及代理律师、韩旭及其代理律师，对签署《和解协议》的意向及具体内容经过了多轮协商，在此过程中，公司多次向韩旭表达：如不能达成和解，公司将立即执行法院判决书的判决，即韩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并在2019年8月5日向韩旭当面出具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通知书》，如韩旭签字，可立即生效。在双方协商过程中，韩旭的律师对公司提出的《和解协议》文本多次提出了修改意见。韩旭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对《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充分理解和知晓的，接受《和解协议》有关“无权力主张”等各项约定（参见《和解协议》第六条），确认“其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所有条款，且对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并自愿签署本协议”。2.公司在协商《和解协议》期间，应韩旭的要求向其提供了他本人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补发工资的明细测算，并在测算表中注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补发离职员工工资，韩旭是海德汉公司处理的第一个事例，又恰逢2019年个人所得税新法规，公司没有经验也没有时间就补发工资的个税计算提供最终的版本，只能提供测算版供参考；而且《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所有公司需支付韩旭的补偿款项全部是税前金额，所以不存在公司以错误的个税明细测算来欺骗韩旭签署《和解协议》的事实；此外，在签《和解协议》前，韩旭本人可就补发工资的个税缴纳问题咨询其律师、专业人士和税务部门，而不能把所有责任无端地推卸给公司。四、韩旭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之后，为履行该协议，公司与韩旭协商，就公司需支付的补偿款项、韩旭需返还公司2018年支付其的经济补偿款项的具体安排，双方签署了两份确认书，即：《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及《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两份确认书的达成都是与韩旭进行充分沟通后，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韩旭所说的公司采取欺骗、胁迫、威胁的方式让其签署，不是事实，韩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该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混淆黑白。1.《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是为确认韩旭如何返还公司《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补偿金问题，具体内容是：韩旭需返还公司2018年3月14日支付其的经济补偿金税前人民币348052元（税后金额342712.80元，简称“3.14经济补偿”）。鉴于金额比较大，韩旭向公司表达不愿意将“3.14经济补偿”次性全额退还给公司，由此，公司在第一份《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中向韩旭提岀了两个操作方案，供其选择和确认，并在邮件中好意提醒韩旭两个方案对其社保补缴等方面是否存在可能的影响。韩旭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相应的选择并自愿签署相关文件。根本不存在公司胁迫韩旭签署该文件，不签就不给补缴社保的情形。2.《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是公司为完成《和解协议》中约定的两笔补偿金的支付及相关个人所得税申报、办理个税减免手续事宜与韩旭签署的书面约定；这两笔补偿金是：公司向韩旭支付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法定经济补偿金（税前金额人民币213775.00元，简称“8.11法定经济补偿”）及公司向韩旭额外提供的补偿金（税前金额人民币90000.00元）；在《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中双方约定：韩旭将配合公司提交有关资料，向税务部门申请“3.14经济补偿”相关个税更正，否则，韩旭无法享受“8.11法定经济补偿”的个税减免，这对韩旭本人将带来经济损失；同时，由于税务部门进行审批需要一定时间，该确认书也约定：韩旭同意在得到税务部门个税更正的批准后，公司再向其支付“8.11法定经济补偿”余额，韩旭自愿签署了《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综上所述，两份“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的签署是为履行《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而就具体款项支付问题双方达成的一致安排，公司没有任何缘由去故意欺骗甚至威胁韩旭，韩旭对公司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是在混淆视听。两份确认书文件恰恰证明了公司在努力、认真地履行《和解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并在履行过程中与韩旭积极沟通，为韩旭的利益着想。五、韩旭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的一项内容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0日协商解除。公司按照内部制度和流程，要求韩旭办理离职手续、签署离职文件，所有程序和文件，都是标准程序和格式，公司对韩旭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不存在韩旭所提出的公司拖延出具其《离职证明》；韩旭的指责毫无依据，不符合事实。1.2019年8月11日《和解协议》签署至2019年9月20日公司向韩旭提供了《离职证明》期间，公司一直积极努力，为韩旭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等事宜联系有关单位，想尽办法（因韩旭劳动争议案的法院二审判决未写明此点，补缴工作存在困难，需要提供更多证明资料），公司希望早日能完成韩旭的社保和公积金的补缴，这是《和解协议》履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韩旭本人也多次向公司表达对此补缴的关切。公司在履行《和解协议》及最终办理韩旭离职手续等工作中没有任何拖延，而是一直积极地推进，如下所列是公司所推进工作的进展和时间：2019年8月12日至8月23日期间，公司持续与韩旭沟通，要求其申请法院执行（法院判决），以期尽早获得执行庭结案文书提交给社保机构、有利于韩旭及时获得社保补缴的批准。8月23日，公司完成韩旭住房公积金的补缴。8月26日，韩旭前往顺义法院申请执行。8月29日，公司向韩旭发出“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的两个版本，供其选择。8月30日，韩旭选择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一）》。8月30日，公司向韩旭支付了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268603.58元。9月6日，顺义法院执行庭法官安排双方到庭进行执行笔录，并于9月17日下达《执行结案通知书》。在此期间，公司就补发工资支付方式、个税申报等问题与韩旭及税务部门进行持续协商与沟通，并于9月4日是完成补发工资的支付及个所税申报。9月9日，韩旭根据《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一）》向公司退还了“3.14经济补偿”中的40000元。同日，公司亦根据约定，向韩旭支付补发工资尾款（因调整了个税免除额后的“工资尾款”9493.71元）。9月11日，在收集齐韩旭个人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公司向社保局正式递交社保补缴申请。9月18日，公司获悉社保局已核准韩旭的社保补缴事宜。9月19日，公司从主管税务所获得最终确认，公司可按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为韩旭申报个税时，即立即通知韩旭于次日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9月20日，韩旭到公司，签署相关离职文件，签收《离职证明》。2.2019年9月20日公司向韩旭提供了《离职证明》，是公司的标准制式文本，其中写明：“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双方确认无劳动纠纷与财务纠纷。”在《和解协议》未全面充分履行完毕之前，包括韩旭社保补缴的审批核准等，公司不能出具带有上述文字表述的《离职证明》。3.无论员工以何种方式或何种原因离开公司，都应该进行工作交接并办理离职手续，这是正常的手续流程；韩旭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应于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办理完毕各项离职手续，签订完毕各项书面文件并与甲方指定人员办理完毕所有工作交接。在完成这些手续和工作后，甲方将为乙方及时开具离职日期为解除日的离职证明”。4.公司安排韩旭签署的离职文件（包括《离职人员结算表》（即韩旭所指的“工资表”）、《补偿金表》《交接表》等），是公司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标准离职制式文件，与其他所有离职员工签署的文件相同，没有任何差别，韩旭的离职程序和所签的离职文件不存在个案处理、区别对待的问题。韩旭对签署的所有离职文件，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均自愿签署，不存在韩旭所说的“要挟”。5.退一步讲，假设韩旭拒绝来公司签署离职文件，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及公司标准工作流程规范，公司也将为韩旭出具《离职证明》，并将安排快递方式送达给韩旭本人。综上所述，无论韩旭是否遵守《和解协议》，是否完成离职文件的签署，公司都将遵守劳动法规，为离职员工出具离职证明文件，所以不存在公司以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离职证明》来威胁、逼迫韩旭签署离职文件的情况，这是无端的猜测和强加。六、公司根据《和解协议》足额支付了全部补偿款项，除了18个月的补发工资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金外（总金额为税前人民币659134.72元），公司还额外支付了一笔的补偿金共计90000元；韩旭无权利、无理由要求公司再另行支付《和解协议》约定之外的任何款项。公司按照《和解协议》支付韩旭的总计90000元人民币额外补偿金，即是公司考虑到为韩旭的一些不确定性收入损失及其它方面可能的损失而支付的补偿；公司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并提供了对韩旭的帮助；韩旭却在起诉状中再次要求公司支付他工资差额及赔偿工资损失，这些要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韩旭与公司在2019年8月11日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其基于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所享有的全部权力的全面、最终的安排，此点已在该协议中写明；同时《和解协议》第二条对补偿款项的意义有详细解释，这些内容明确、清晰地在《和解协议》中进行了阐述，韩旭完全理解、同意并签字确认。韩旭在2019年9月28日通过邮件向公司提出，希望公司承担其个人所得税差异造成的工资损失人民币32844.4元。公司按照规定向德国总部进行请示，结果没有被批准，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通过邮件向韩旭告知了这个结果；对于超出法定义务及合约约定义务之外的额外要求，公司是有权力拒绝的。七、韩旭主张的所谓工资差额、工资损失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事项范围，并且该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韩旭也未证明损失及因果关系，应予以驳回。1.韩旭要求公司承担的所谓“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不属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事项范围，应予以驳回。韩旭所主张的工资差额，实际上是其本人应依法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公司认真地履行了《和解协议》关于补发工资的支付义务，并严格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申报个税，依法履行公司代扣代缴义务。韩旭主张的公司的对其进行错误缴税，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工资实得收入损失，并污蔑公司为了不承担给其造成的实际工资收入损失而故意欺骗、掩盖事实并威胁其签署文件，严重背离事实，混淆视听。公司没有义务向其支付超出《和解协议》约定之外的任何款项。2.税务机关在2019年度个税汇算清缴阶段要求韩旭补交税款，是国家税法的要求，韩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因海德汉公司的行为导致其多缴纳了税款而造成他工资的损失。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相关文件，是完全符合劳动法的法律法规的，包括支付韩旭的18个月补发工资税前金额的约定，关于韩旭补发工资相关个所税的申报缴纳公司是完全按照税法的要求办理的，韩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没有充分完整地履行《和解协议》的全部义务，韩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违反了劳动法规。公司尊重法院判决，也全面履行了《和解协议》的责任和义务。韩旭让公司承担因一次性补发工资多缴个税所导致的其所谓工资实得收入损失的要求，超出《和解协议》约定的公司义务范围，韩旭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充分完整地履行了《和解协议》的全部义务，不存在拖欠韩旭任何款项，韩旭无理由更无权力据此对公司提起劳动争议法律诉讼。综上，韩旭所主张的两项诉讼请求，以及韩旭所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劳动争议事项，公司特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韩旭上述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就本案纠纷，韩旭曾向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海德汉公司支付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504.37元；2.海德汉公司赔偿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工资损失5105元。顺义仲裁委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4159号裁决书：驳回韩旭全部仲裁请求。韩旭不服上述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韩旭主张因海德汉公司在2018年2月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法院生效判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双方签订离职补偿协议，在协议中规定海德汉公司要一次性补给韩旭工资，导致所有补发工资在2019年统一计税，给韩旭造成税金损失35504.37元；另外，因为将2018年10个月的收入一并纳入2019年计税导致韩旭还需要补缴税款3905.71元，韩旭本来应该享受的1200元养老养小税收优惠也没有了，海德汉公司是过错方，因此应当赔偿韩旭以上所有损失。为证明其主张，韩旭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2.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9)京03民终9175号、签署的离职协议，证明二审判决海德汉公司败诉，判处海德汉公司与韩旭继续履行无固定期劳动合同，韩旭回公司工作，之后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签署协议，规定双方遵循二审判决结果，海德汉公司补发韩旭从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的工资、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海德汉公司（甲方）与韩旭（乙方）于2019年8月11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就三中院作出的《判决书》中的全部判决的执行达成本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本协议提交至本案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法院）备案。经双方平等协商，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0日解除，甲方为乙方补缴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甲方和乙方本协议一经履行完毕，《判决书》中判决双方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同时被视为履行完毕。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任何一方均无权请求执行《判决书》中的任何内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补偿款项共计税前人民币749134.72元，甲方将根据相关中国法律的规定代扣代缴应当由乙方承担的个人所得税，补偿款项具体内容如下：（1）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45359.72元（税前金额）；（2）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金（离职前12个整月的月平均工资25150*8.5个月），计人民币213775元（税前金额）；（3）甲方额外向乙方支付一笔补偿金，为乙方4个月的基本工资（即22500*4），计人民币90000元（税前金额）……”。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公司严格遵守法院判决，根据协议和法院判决履行了义务。3.邮件及补发工资明细，证明：（1）海德汉公司人事经理翦维康代表海德汉公司以邮件形式发给韩旭补发工资的明细表，明确写明税前税后工资数额，个人所得税按照每月支付工资缴纳。韩旭是以此明细表的金额为基础签订的离职协议。（2）载明2018年2月的纳税金额为2659.97元。事实上2018年2月13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发放2月工资时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因此2月海德汉公司重复计税，导致韩旭工资损失，该损失应由海德汉公司承担。邮件中的明细表内容为：期段基本工资合计（税前）各项补贴、福利合计（税前）五险一金个人合计个所税工资净得合计20180214-2018022812155.179502659.9710445.220180301-201812312250002130054391.5624698.41167210.0320190101-201907311575002050039336.577846.34130817.0920190801-201908097159.09795.455485.172469.37总计401814.2643545.4599213.335204.72310941.69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法定经济补偿金（税前）2137752018/8-2019/7月均工资25150计算经济补偿金所用月数8.5公司额外支付补偿金（税前90000元）90000经济补偿金（税前）303775税前合计749134.71说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公司是根据协商的过程中，韩旭提出的测算要求，按月测算的数据，因为公司是第一次操作一次性补发工资，又跨年，还赶上2019年税制改革新税法适用，所以测算的表格不是最终的权威的依据，只能提供测算版以供参考，协议约定公司需要支付给韩旭的款项均为税前金额；测算表中已注明表格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所以公司是不存在以错误的个税明细来欺骗韩旭签署和解协议，签署协议之前，韩旭可以就个税问题咨询专业人士，不能将责任加给公司。4.2019年纳税证明，证明海德汉公司补发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工资期间仅仅2019年8月一个月有纳税记录，其余月份都是零，是公司的原因导致韩旭在2019年8月缴纳了68000多元的税金，导致韩旭实得工资损失32000多元，32000元是测算表中工资净得合计310941.69-278097.29（公司实际支付的工资）的差额。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2019年9月4日扣税金额为68048.57元，但主张税款是由税务部门统一扣除的，公司反复与税务部门核实后进行的个税扣缴，不存在多扣的情况。5.往来邮件，证明9月6日在顺义法院执行部门，韩旭与海德汉公司财务总监张悦光、翦维康口头协商韩旭实得工资损失事宜，张悦光让韩旭写书面邮件给海德汉公司协商解决，2019年9月18日韩旭向海德汉公司提出实际工资损失赔偿方案，但是2019年11月1日海德汉公司称可以通过年度汇算清缴将多交的税退回并拒绝赔偿；执行法官告诉韩旭补工资都会涉及税金问题，是通过劳动者和公司协商解除。海德汉公司对邮件真实性认可，但主张韩旭的请求属于额外补偿的一部分，公司对于任何补偿都要向总公司申请，总部反馈公司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的义务，不用另外补偿。6-7.税务系统APP截图、2019年度税务系统补税截图，证明韩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按照税务系统APP中按照要求说明原因但是税务局驳回韩旭的退税申请；另外，因为海德汉公司将2018年2月14日至12月31日以及2019年1月1日至8月9日拖欠韩旭的工资合并到2019年8月一次发放直接导致韩旭2019年个税收入栏大幅度提升，需要再向税务机关补税3905.71元，并丧失本应该享受的个税优惠（养老，养小，继续教育等）1200元，共计5105.71元。海德汉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根据税务系统APP截图可以看出韩旭除了从海德汉公司有工资收入，还有其他公司给韩旭发工资，汇算清缴是对纳税人全年收入进行核算的，韩旭在汇算清缴时还包括新公司的收入，韩旭的推断多交的税是由海德汉公司造成不准确；针对汇算清缴退税的说法，公司当时提示的是汇算清缴可以抵扣的是6项附加扣除的金额，也就是2019年度税务系统补税截图的养老养小优惠，根据税法，个人的汇总清缴中个人抵扣的部分可以由公司按月申报，也可以劳动者自己在次年申报。8.银行流水，证明韩旭本人2017年每月实得工资情况，作为2018年其应得收入的参考。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之前的工资都是正常支付，与一次性支付有区别，公司除根据协议支付18个月的款项及法定解除补偿外，还额外支付了经济补偿金9万元，就是考虑到韩旭的不确定的损失才支付的，韩旭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损失没有任何依据，和解协议是基于劳动关系享有的全部权利全面最终的安排，协议条款是经过韩旭确认的，所以韩旭完全理解并认可各项条款。9.往来邮件，证明海德汉公司在明知不能按照补发工资明细中韩旭实得工资金额进行补发情况下，故意欺骗韩旭掩盖事实，并且以如果韩旭不签署和解协议以外的履行方式确认书就不予以社保补缴等相威胁，欺骗并胁迫韩旭签署离职协议以外的其他附属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不承担给韩旭造成的实际工资收入损失。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系韩旭偷换概念，公司不存在欺骗和掩盖事实的情形。10.往来邮件，证明根据协议海德汉公司2019年8月9日就已经与韩旭解除劳动合同，并在此日期后不再支付韩旭任何工资，但是直到2019年9月19日在韩旭的多次催促下才通知韩旭来公司拿离职证明，并同时邮件要挟韩旭签署一份新的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才能拿离职证明。海德汉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主张8月12日至8月23日期间公司与韩旭一直沟通，要求韩旭到法院申请执行，通过执行文书为社保补缴提供帮助，8月26日，韩旭申请执行；8月29日，公司向韩旭发出两个选择方案，让韩旭自己选择，韩旭选择了方案1，公司在下班前向韩旭支付了工资，当天是加急操作，目的是为了韩旭的社保补缴；9月9日，韩旭依据和解协议向公司退还了4万元，之后公司支付了另一笔尾款；9月11日，公司向社保局申请补缴；9月18社保局核准；9月19日自税务局获得基数标准，之后韩旭来公司办理手续。海德汉公司主张与韩旭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公司充分履行了义务，不存在拖欠任何款项。为证明其主张，海德汉公司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和解协议，证明（1）协议约定了韩旭补偿款项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公司核算个人所得税的依据是相关中国法律的规定。（2）公司与韩旭明确约定了补发工资(税前人民币445359.72元)、法定经济补偿金（税前人民币213775元），额外向韩旭支付的补偿金（税前90000元）的具体金额，公司按照协议履行了全部支付，公司实际支付金额和协议上的约定金额是相符的，不存在欠付任何费用的情况。（3）双方同意公司在向韩旭支付协议约定补偿款项时，有权从补偿款项中扣减韩旭应当向公司返还的“3.14经济补偿”。（4）公司与韩旭双方同意并确认，在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完成给付义务后，公司不再欠付韩旭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解除时韩旭的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任何款项。（5）韩旭承认并确认其永久且不可撤销地放弃由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或解除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任何权利、主张和/或追索权。（6）第六条“无权利主张”条款，证明韩旭确认，本协议是对其基于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所享有的全部权利的全面、最终的安排；除协议明确约定外，公司对韩旭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韩旭对公司也不享有任何其他权利。（7）第十一条“乙方确认”条款，证明韩旭确认其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协议的所有条款，且对协议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并自愿签署。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于2018年2月单方面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决海德汉公司继续履行与韩旭的无固定期合同。海德汉公司的代理律师电话与韩旭沟通称海德汉公司希望协商解决此事并询问韩旭的意见，韩旭表示协商的基础是海德汉公司补发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拖欠的所有工资，之后再谈其他的离职补偿。根据最终的协商协议，补偿款项第一条第二项明确写明了海德汉公司需要补发韩旭从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445359.72元（税前金额）。由于是补发工资，韩旭作为劳动者当然要关注自己的到手的实得工资数目是不是正确的，因此在签订协议签韩旭要求海德汉公司对于补发工资明细做出书面说明，包括个人纳税部分的金额，社保公积金等个人扣缴部分的金额，以及实发工资的金额。海德汉公司人事部经理翦维康代表公司正式邮件的方式向韩旭发送补发工资明细。明细明确写明了扣除个税和社保公积金之后韩旭的工资净得合计是人民币310941.69元。韩旭核对与以往收入相差不大，在此重要基础之上才同意与海德汉公司签署协议。至于他们小字写得实际政府部门核定为准，海德汉公司并没有向韩旭说明实得工资会与表格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就2月份的纳税问题，韩旭曾联系翦维康进行询问，为什么2月份只有半个月的工资但是纳税却比3月份一整个月还多，而且2月13日他们非法解除合同时已经代扣了2月1日到13日工资的个税，翦维康电话里回复说税务部门会核算，韩旭理解这句按税务部门核算核定为准是应该海德汉公司与税务部门说明情况。协议约定是补偿非法解除期间的工资，并不是给一笔钱了事，海德汉公司在偷换概念，更加证明了公司在协议中掩盖欺骗劳动者的行为。海德汉公司以从补发工资中扣除“3.14补偿款”即4万元有可能会造成韩旭社保无法补交，并且他们不承担责任为由要求韩旭退回“3.14补偿款”，韩旭已经履行了退还义务。对于其他条款的证明目的，韩旭认为协议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法律容许的范围。2-4.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张、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1）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30日和2019年9月9日向韩旭分别发放268603.58元、9493.71元工资款。韩旭税后实得工资金额合计278097.29元，公司已足额支付韩旭2018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的工资，不欠付韩旭任何工资款；（2）韩旭本人提供个人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两笔工资款项收讫。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给韩旭268603.58元，在此之前并没有告知韩旭补发工资和补偿金的金额与之前8月9日签署协议前的金额有巨大的差距，而是韩旭在查银行到帐金额的时候发现如此的差别，并通过电话和邮件质问翦维康，之后公司于9月9日又给韩旭转账第二笔款项9493.71元，两笔共计278097.29元，但是与8月9日的工资净得明细金额仍然相差甚远。5-6.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证明公司于2019年9月4日依法申报、缴纳韩旭的一次性补发工资个税68048.57元，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韩旭的质证意见为：造成这种纳税金额的结果全部是由于海德汉公司2018年2月13日非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的，且是唯一的原因，海德汉公司应承担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给韩旭造成的所有不利后果。由于海德汉公司自从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9日，一直拖欠韩旭的工资，最终导致韩旭从2018年3月至12月的纳税记录都是0，并将本应为2018年的收入计入了2019年收入合计，工资收入的所属年份发生了变化，导致韩旭本人在2019年的税档一下提升到了25%，海德汉公司作为这个结果的唯一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给由于拖欠韩旭工资造成的个税增加的所有不利后果，韩旭作为劳动者不应承担由于海德汉公司的错误所带来的损失。7-11.社会保险费补缴相关审批表、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补缴汇总表、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顺义法院结案通知书，证明海德汉公司通过人事服务公司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韩旭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补缴金额总计为99213.86元，此费用（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与税后实得工资、个人所得税合计金额为99213.86+278097.29+68048.57=445359.72元；公司完全履行了《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支付韩旭补发工资总计445359.72元的义务；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出具《结案通知书》：“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京0113民初28205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也可以证明公司已履行完成韩旭劳动争议案件应履行的全部义务。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韩旭签署协议的本意以及协议中约定的是补发韩旭海德汉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不是一次性给445359.72元了事，且2019年8月9日书面发给韩旭工资净得收入明细，韩旭在此基础上才同意签订协议的。海德汉公司要求韩旭配合去法院强制执行，是海德汉公司在协议中设下陷阱，妄想用这个协议代替法院的判决书，韩旭在签署协议签并不知晓他们设下的陷阱。结案通知书只是针对海德汉公司是否支付了韩旭二审判决书中写明的3个月的工资金额，并不能说明之后的离职协议已经履行完毕。12.韩旭2019年8月-12月工资薪金收入记录，证明韩旭2019年除了从海德汉公司取得了工资收入，还从其它公司获得工资收入。税务部门是对个人全年收入进行汇算清缴，其中包含在其它公司获得工资收入个税未足额缴纳的部分进行征缴。韩旭的质证意见为：补缴是因为海德汉公司拖欠18个月工资，2018年2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是在2019年发放，所以2019年合并计税。因为2018年的收入在2019年发放，计税比例提高，纳税额提高，所以需要被告补偿。2019年开始国家变成以总收入计算税额，如果减去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收入，韩旭2019年的实际正常收入是272284.54元，对比韩旭2020年底工资总额284854.80元两者相差不多，2019年更少，但是韩旭2020年缴税9312.22元，2019年交了68000多元的税以及补缴的税额，合计73510.28元，完全是由于海德汉公司拖欠工资导致本应在2018年的工资收入合并到2019年计税，造成韩旭的直接损失。13.关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证明“通知书”中公司就继续履行韩旭的劳动合同有关安排通知韩旭本人，包括补发工资、岗位安排等事宜，如韩旭当场签字确认，其中止的劳动合同都可立即恢复并继续履行。韩旭当初阅读了此通知书，他表示希望和公司继续协商《和解协议》，所以并未签署和接受该“通知书”。证明签署《和解协议》是韩旭本人的意愿，是其自主的选择，公司并未向韩旭施加任何压力促使其签署《和解协议》。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二审判决生效，韩旭与海德汉公司的劳动合同恢复，不用海德汉发通知再生效。在二审判决书生效后，海德汉公司通知韩旭先别去上班在家休年假，韩旭回复公司没有资格强行安排其休假并于第二天去公司上班，但是他公司不还给韩旭工资卡，也不退还给工作电脑，就让韩旭在会议室待着。后来，韩旭因公司的各种做法来考虑，同意与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14.公司与韩旭就和解协议的协商沟通邮件，证明公司分别于2019/8/9日15：13：10、2019/8/9日19:43给韩旭的邮件中多次向韩旭表达“如不能达成和解，公司将立即执行法院判决书的判决，即韩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证明公司与韩旭双方平等协商《和解协议》的相关内容，韩旭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签署《和解协议》或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二审判决生效后无固定期合同已然是持续履行的状态了，海德汉公司同不同意根本无关紧要，也无需公司发通知书韩旭签字才能继续履行。15.公司通过邮件向韩旭提供其要求的韩旭2019.02.14-2019.08.09补发工资核算表、和解协议文本（补发工资核算表、邮件）（2019年8月9日），证明在双方协商签署《和解协议》阶段韩旭表明接受公司的协商方案，但要求公司提供补发工资社保及在职福利的明细测算，证明在韩旭的要求下公司给韩旭提供补发工资测算表，表中明确注明表格中涉及到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金额最终以政府部门的核定为准；个所税金额也可能有相应调整。韩旭的质证意见为：海德汉公司拖欠韩旭18个月的工资，离职协议明确写明要补发拖欠的工资，韩旭作为劳动者当然要知道补发工资按照正常方法扣除个税和社保后的实际净得工资是多少，这也是韩旭签协议的重要基础，韩旭是看到这个明细的金额和以往的实得金额差不多才同意签字的。双方协商离职协议，需要提供实发工资明细，公司拖欠劳动者工资，不可能不去咨询税务机关工资应该怎么补怎么发。16.《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证明确认书写明：本确认书是公司和韩旭就双方履行“8.11和解协议”的具体履行的重要依据，还写明：韩旭应向公司返还的3.14经济补偿剩余的剩余款项，将在公司向韩旭支付离职补偿金时扣减，证明该确认书是《和解协议》履行细节双方的确认，不存在任何超出《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存在不平等、强加的内容。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签署离职协议时候根本没有说明在履行协议期间还要再签什么确认书，公司在要给打款的当天上午突然电话和邮件让韩旭签署履行方式确认书，给了韩旭两个版本选择A和B，并且如果不选他们就按照其中之一执行，那就会影响到韩旭社保有可能补交不了并且公司不承担责任，韩旭没办法只能签字。海德汉公司早就知道不能按照那个净得工资明细的金额补发工资，所以才设计出履行方式确认书，目的就是不承担给韩旭造成的实得工资的损失以及让韩旭顺利的把4万元退还给公司。17.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公司与韩旭进行沟通的邮件，证明公司于2019-08-2917：14：49与韩旭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与韩旭进行沟通。证明韩旭在向公司表达不愿意将“3.14经济补偿”一次性全额退还给公司的情况下，为履行《和解协议》公司向韩旭提供两个操作方案供其选择和确认，并告知其操作方案对其社保补缴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和风险，公司只是善意提醒，没有任何欺骗、胁迫的字眼。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不退还“3.14补偿款”只退还差额是翦维康他们提出的，并不是韩旭不愿意退还，并且韩旭已经将差额部分退还给海德汉公司。18.《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公司与韩旭于2019年9月20日签署），证明确认书写明：韩旭同意并承诺全力配合公司相关补偿金个税更正、申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相关单证资料、说明；还写明韩旭同意公司延迟支付离职补偿金剩余款项。证明该“确认书”是《和解协议》履行细节双方的确认，不存在任何超出《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存在不平等、强加的内容。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韩旭一直都在配合海德汉公司更正相关补偿金的事宜，以减少由于海德汉公司之前错误的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19.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与韩旭进行沟通的邮件，证明公司于2019/9/19（周四）21：10与韩旭就《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确认书（二）》进行沟通，并通知其于次日(2019/9/20)到公司办理最后的离职手续。证明公司为了让韩旭享受到《和解协议》约定的离职经济补偿款优惠税率而向其提供和解协议履行方式的具体操作安排。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离职补偿金是免税的，不存在海德汉公司为了韩旭而做出额外努力。20-23.补缴韩旭住房公积金2018.03-2019.08银行付款回单、2019-8-23FESCO通知公积金补缴成功的邮件截图、网银收款回单韩旭2010-9-9退还“3.14经济补偿”欠款40000元、2019-9-20FESCO通知社保补缴正式完成的邮件截图，证明公司在履行《和解协议》及最终办理韩旭离职手续等工作中没有任何拖延，而是一直积极地推进。韩旭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24.离职证明（2019.9.20韩旭签收），证明《离职证明》文本写明：“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双方确认无劳动纠纷与财务纠纷”，证明公司没有拖延出具韩旭的《离职证明》。韩旭的质证意见为：离职证明和补交社保就是公司一直要挟韩旭的把柄，这两项对我至关重要，直到9月19日在韩旭的催促下，公司才答应开离职证明。25.韩旭要求额外补偿的沟通邮件及公司的邮件回复，证明韩旭于2019/9/28向公司正式提出《和解协议》约定的补偿范围外的额外补缴请求，公司于2019/11/1向韩旭答复了公司对其申请的正式答复。韩旭的质证意见为：韩旭要求的是让海德汉公司补偿由于非法解除的错误导致的韩旭实得工资的损失部分，并不是要约定之外的额外补偿。并且在顺义法院执行部门，韩旭已将实得工资差额的问题告知执行法官，法官说补发工资都会有涉及计税的问题，一般都是由企业和员工协商解决，翦维康及张悦光让韩旭先把“3.14补偿款”差额退还给公司，再给公司写一个邮件要求补偿实得工资差额，协商解决。公司在拿到韩旭退还的补偿款差额后就拒绝协商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双方提交的证据、京顺劳人仲字[2020]第4159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韩旭与海德汉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韩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导致《和解协议》无效或可被撤销的情形，因此，本院认定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其次，韩旭主张因为海德汉公司的违法解除行为导致工资补缴从而最终致使其实得工资损失，但是《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海德汉公司向韩旭支付的为税前工资，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海德汉公司已经实际支出了约定的税前工资金额，并不存在欠付情况。再次，根据海德汉公司向韩旭发送的工资测算表，也已经表明个人所得税有相应调整，海德汉公司并未向韩旭作出实得工资数额的相应保证。综上，在海德汉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履行给付义务，且案涉税款确由税务部门收取的情况下，韩旭要求海德汉公司赔偿因为缴税问题导致的工资差额及损失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韩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李秀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