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8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国之妻）：方兴英，女，195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国之子）：刘世昌，男，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国之子）：刘世军，男，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国之女：刘世英，女，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国之子）：刘世林，男，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世界，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德恒，男，195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运，男，197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被告之子。上诉人刘良国因与被上诉人胡德恒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因刘良国死亡，其法定继承人方兴英、刘世林、刘世军、刘世昌、刘世英依法作为上诉人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良国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其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7月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该证存在明显瑕疵，判决的证据不充分，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大方火电厂2006年制作的征地补偿分户表证明对涉案土地进行了补偿，现被上诉人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是重复办理或虚假手段取得，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胡德恒二审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栽种柳树的土地是其承包地，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德恒一审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砍除霸占原告的承包地内的树木，并恢复其土地耕种性能，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必须砍除所栽树木，恢复承包地耕种性能，如被告在30日之内不砍除所栽树木，原告将自行砍除，恢复承包地耕种性能，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将由被告承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土地地名为河沙土，位于对江镇湾子村对江河边。2004年左右，河沙土因大方火电厂修建水泵房被国家征用了部分。之后，被告在涉案土地上栽种了柳树。2020年4月20日，原告之子欲在涉案土地上栽种樱桃，故将被告栽种的柳树砍除，在砍除的过程中遭到被告及其家人的阻止，为此双方发生纠纷，原告遂诉来本院，并提供了大方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和2018年7月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其中，1998年12月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涉案土地即河沙土的四至界限为：北抵沟，西抵河，东抵十三队边界，南抵胡德寻土。2018年7月颁发的涉案土地的四至界限为：东抵刘良国土，南抵胡德寻土，西抵河，北抵坎。在庭前的调查笔录中，原告认可被告所栽种柳树的土地是被征用了的，但庭审中予以反悔。同时，双方均要求去土地管理部门调取大方火电厂征用土地的情况。经本院调查，大方县国土资源局及对江镇湾子村委均无涉案地块被征用的档案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原告在庭前的调查笔录中认可被告所栽种柳树的土地是被征用了的，但庭审中予以否认，并提供了2018年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该证上载明河沙土西抵河，而被告种植的柳树在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地名为河沙土的范围内，在对江河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推翻其自认涉案土地被征用的事实，故对其否认被征用的意见予以采信。被告辩称其种植柳树的土地原来是原告的，但已被征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经本院调查，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河沙土虽然被征用过部分，但因大方县国土资源局及对江镇湾子村委均无被征用的档案材料，无法核实河沙土当时被征用的面积，且大方县人民政府已经向原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河沙土的西面抵河，故可认定原告对涉案土地即被告种植柳树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第五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被告在涉案土地上栽种柳树，侵害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砍除树木，清除树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辩称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予采纳。对被告辩称的其种植的柳树是在火电厂征用的土地内，是职务行为的意见，一是其提供的协议书是复印件，原告不认可，二是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但协议书仅是明确被告负责相关管理工作，并无种植树木的权限，三是大方县人民政府2018年7月已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原告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被告辩称的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规定，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判决：被告刘良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清除栽种在原告胡德恒位于对江镇湾子村河沙土的土地内的树木（包含树干和树根）。案件受理费25元，退回原告胡德恒。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大方火电厂泵房、取水口调整征地补偿标准分户表册、大方县国土资源局征地勘测登记表表，证明涉案栽种柳树的河边土地已被大方火电厂征用，被上诉人已不再享有此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柳树的权利人是火电厂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对土地被征用的事实认可，但提出栽种柳树的土地没有包含在征用地内的意见。本院认为，涉案柳树栽种在对江河边，在栽种时被上诉人明知未提出异议，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调查时认可此地已被征用的事实，本院对此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作为定案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刘良国系大方火电厂聘请负责管理河道人员，2009年开始在被上诉人已被火电厂征用的对江河边土地上栽种柳树一片（50棵以上），此柳树林现已栽种近10年，权利人为大方火电厂。刘良国于2020年9月20日死亡，其继承人为妻子方兴英、子女刘世昌、刘世林、刘世军、刘世英5人。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栽种柳树的土地是否被征收，是否能砍，被上诉人要求排除妨害的理由是否成立。经查，对于涉案柳树由上诉人栽种在对江河边11年，被上诉人要求砍除而上诉人不准引起纠纷的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柳树的栽种土地，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上诉人栽种时其明知并默许，在一审法院向其调查栽种位置时，被上诉人认可涉案栽种柳树的土地于2005年已被大方县火电厂征用，与上诉人陈述一致。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其负责管理河道两侧绿化并清理河内漂浮浪渣及漂浮垃圾，从2009年开始，便在火电厂征用土地上种柳树，用于预防水土流失和绿化河道。可见，涉案柳树的栽种目的除了美化环境还有预防水土流失和绿化河道的功能，具有公益性质，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推翻栽种柳树土地被征用的事实，提供了《农村土地承包证》载明“西抵河”，但抵河不一定包含涉案柳树，且被上诉人河边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被上诉人推翻自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有理由相信栽种柳树的土地已被大方县火电厂征用，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砍树的主张违背民事审判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要求砍伐涉案柳树林的主张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所提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33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胡德恒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胡德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代 珊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宗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