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7351号原告：杨某，女，1929年6月6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阮某1，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娜，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阮某1之母），女，196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第三人：阮某2，女，1970年2月2日出生，满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金，北京金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智勇，北京金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某与被告阮某1、第三人阮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李炜鑫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被告阮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刘海娜，第三人阮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金、丁智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阮某3的遗产：（1）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某室和北京市昌平区某**共两套房屋、（2）金融机构存款，按照遗赠由阮某2继承；2．判令原告适当多分被继承人阮某3的遗产；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继承人阮某3系母子关系，被继承人与被告系父子关系，阮某3（身份证号码×××）与其妻子李某离婚后，被告随其母生活（其母离婚时分得了两套屋），阮某3一个人居住生活，因阮某3牵挂年迈的原告，故经常打电话问候原告，今年（2019年）7月上旬有一周时间没有给原告打电话，原告不放心就让原告女儿联系被继承人，女儿在联系不上被继承人的情况下，联系被告让他去看看他父亲是什么情况但遭到拒绝，原告女儿无奈从赤峰赶到北京被继承人的住处，敲门不开闻到有异味，原告女儿随即把此情况通知了被告并报警，被告到场后和警察说他是唯一继承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阮某3于2019年7月13日猝死），故被告将被继承人的房权证、银行卡（存折）等手续全部带走。按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阮某3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原、被告两人，故原告请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另，因原告年迈体弱、无经济来源，被告现在独自租房居住并请有保姆照顾日常生活，根据继承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请求适当比被告多分些遗产，以便老有所养。遵循死者真实意愿，按照死者留下的遗嘱继承。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阮某1辩称，1．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继承人生前留有遗嘱，对其财产进行了处分，本案应尊重遗嘱表达进行分割，被继承人遗产应由我继承；2．不同意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我照顾奶奶毋庸置疑，但对方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被继承人阮某3生前没有依靠其抚养，老人有自己收入来源，且现在与其女儿一起生活；3．不认可原告和第三人提及的遗赠，阮某1提交了遗嘱证明被继承人在生前对遗产已经做出了处分，应按照遗嘱继承。第三人阮某2述称，2018年3月被继承人给阮某1写了一份遗嘱，同年8月份被继承人给我写了一份遗赠协议，推翻了之前的遗嘱。1．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由我接受被继承人遗赠，判令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某室和北京市昌平区某1号室共两套房屋归我继承，阮某3个人存款10万元也归我所有；2．原告年老体弱，同意给付相应的补助。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阮某4与杨某系夫妻关系，阮某3、阮某2系二人之子女。阮某3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一子阮某1。阮某3与李某于2016年10月11日协议离婚。阮某4于2001年12月死亡。阮某3于2019年7月13日死亡。2017年6月12日，阮某3在京申请购房通过初步核验，核验结果显示阮某3婚姻状况为离异，家庭人口数1人。2017年6月21日，阮某3（买受人）与案外人张某（出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阮某3购买出卖人出售的位于昌平区某1号房屋（建筑面积197．03平方米）。2017年6月21日，阮某3交纳印花税、契税35761．69元。2017年6月21日，阮某3取得了昌平区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天通苑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京（2017）昌不动产权第xxxxx号。2016年9月19日，阮某3（买受人）与昌黎黄金海岸文昊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阮某3购买出卖人出售的（暂定名）某号房。合同双方签订《澳景蓝湾一次性补充协议》，约定买受人于2016年9月19日交纳定金30000元，余款923370元买受人于2016年9月19日前一次性付清，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按主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12月4日，阮某3取得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冀（2017）昌黎县不动产权第XXXX号，载明权利人为阮某3，房屋坐落于某号（以下简称昌黎房屋）。2018年3月10日，阮某3订立自书《遗嘱》，载明：“立遗嘱人阮某3，1961年生，性别男，家庭情况：李某，前妻，现已离婚；阮某1，子，现已成年。个人财产状况：1．北京市通州区某1号室；2．河北省北戴河市某室；3．个人存款约10万元。受益人：阮某1，男，儿子。财产处分：1．以上财产皆有我儿子处分；2．公司无形资产也由我儿子处分；3．本人去世，遗体或骨灰皆由儿子处分；4．我儿子不愿处分的事情，由政府处分。”阮某3在遗嘱上签名，并书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注明日期“2018年3月10日”。阮某3生前将该遗嘱原件邮寄给李某。经释明，杨某和阮某2均不就上述遗嘱书写内容和签名提起司法鉴定申请。诉讼中，阮某1的母亲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明确表示，若阮某3的上述遗嘱有效，其本人同意将其享有的某房屋财产份额赠与阮某1。经法院查询，阮某3名下中信银行账号×××截止2019年12月10日尚有余额6．73元；阮某3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截止2019年12月17日尚有余额10297．14元；阮某3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号×××截止2019年12月13日尚有余额41532．28元；阮某3名下建行账号×××截止2019年12月13日尚有余额125．88元；阮某3名下建行账号×××截止2019年12月20日余额为0。另查，诉讼中，阮某2提交日期为“2018年8月11日”的阮某3署名《遗嘱》复印件一份，该遗嘱复印件载明：“立遗嘱人阮某3，身份证号码，受益人：阮某2（妹妹），立遗嘱人名下财产：1．北京市通州区某1室；2．北戴河某室；3．个人存款约10万元。遗嘱内容：1．以上财产全部由受益人接收并处置；2．以上财产由受益人办理过户手续，并行使所有权；3．双方共同的老母亲杨某，由受益人妥为赡养。立遗嘱日期：2018年8月11日。”遗嘱下方有阮某3签名和日期。阮某2陈述阮某3在2018年8月11日晚上20:10分将遗嘱照片发送给自己，阮某2还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昵称为“阮”的微信发送文字内容：“与原件有同等法律效力，到时遇到麻烦，请个律师”、“把图像拷贝到您手机相册中”、“考完最好告诉我”。另一方微信回复为：“我不会考，我也不要”。杨某提交法院签署日期2020年5月12日的补充证据目录说明中陈述2019年2月阮某3将自己曾经用过的旧手机送给了自己。阮某2提交法院日期为2020年11月3日的补充证据目录（二）中自述2018年8月阮某3将自己使用的手机交给杨某使用，因其年事已高，对手机使用不熟悉，将手机交给阮某2保管；并陈述该手机安装的微信×××保存有阮某3与阮某2的聊天记录。阮某1对阮某2提交的2018年8月11日署名为阮某3的自书遗嘱复印件不予认可，同时对阮某2提交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亦不予认可。阮某2于2020年8月20日申请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调取阮某3名下152XXXX****、138XXXX****两个手机号分别于2018年3月以来的所使用手机的所有记录，包括并不限于以下信息：IMEI（手机序列号）、使用的手机品牌型号、所在位置、通话记录、短信收发记录、上网记录、使用的手机×××、流量使用情况，手机当时所在的位置等信息。我院根据阮某2申请，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调取相关证据资料，2020年9月27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向我院复函，载明根据《电信服务规范》附录2之2．1．9条规定：“移动电话原始话费数据及点到点短消息业务收费详单原始数据保留期限至少为5个月”，我公司对客户通话详单提供最近6个月的查询服务，客户就上述期限内的通话详单可以咨询查询、自行举证。贵院要求协查的涉案号码152XXXX****和138XXXX****在2018年3月以来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已超过保存期限。同时，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不保存其他与客户隐私相关的数据信息。杨某在本案诉讼中提起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冻结被继承人阮某3价值人民币500万元的财产(昌平区某1号房屋)，为此提供了保险公司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和保险公司的担保书等。经审查后我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阮某3名下的上述昌平区某1号房屋，我院执行部门于2019年10月31日对上述房屋进行了查封。杨某交付保全费5000元。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卡、公证书、证明、独生子女证、离婚协议、2018年3月10日遗嘱、不动产权证书、人事档案摘抄表、2018年8月11日遗嘱照片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对账单）、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补充协议、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复函及原、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具体到本案，关于杨某和阮某2提交的2018年8月11日被继承人阮某3的自书“遗嘱”照片复印件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现杨某和阮某2均不能向法院出示该遗嘱的原件，而仅仅提供了遗嘱照片的复印件，该份证据属于传来证据，其证明力较小。阮某2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一部，阮某2主张阮某3用手机拍摄2018年8月11日遗嘱照片并通过微信×××发送给自己，但根据杨某陈述，阮某3在2019年2月将该手机送给自己使用；而阮某2陈述阮某3自2018年8月将手机送给杨某使用。一方面，杨某、阮某2陈述阮某3赠送手机的时间不一致，存在矛盾之处；另一方面，阮某2虽能证明该部手机中微信×××的使用人是阮某3，但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图片和聊天内容是否是阮某3本人操作，杨某和阮某2不能举证证明，尤其是在二人陈述阮某3本人并非一直保管和持有该部手机的情况下，杨某和阮某2并未举证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证明是被继承人阮某3本人操作。退一步讲，即使微信聊天记录、遗嘱图片是阮某3本人操作和发送，订立遗嘱也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其与阮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在阮某3发送遗嘱图片和“与原件有同等法律效力，到时遇到麻烦，请个律师”、“把图像拷贝到您手机相册中”、“考完最好告诉我”后，阮某2随后微信回复：“我不会考，我也不要”，表明阮某2当时就作出放弃受遗赠的表示；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被继承人阮某3与阮某2聊天记录显示在2018年8月11日，阮某2未举证证明其在2018年8月11日知道受遗赠之后的2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依法也视为其放弃受遗赠。综上，杨某和阮某2主张按照被继承人阮某32018年8月11日遗嘱进行继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昌黎房屋虽于2017年12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但阮某32016年9月19日签订购房合同，并于当日支付购房款，此时阮某3与李某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无证据证明该房屋系阮某3用婚前个人财产购买，且双方在2016年10月11日的离婚协议中对该房屋并未进行约定和处分，基于现行法律规定,昌黎房屋应属于阮某3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定二人各占50%的份额。诉争天通苑房屋属于阮某3离婚后自行出资购买，属于其个人财产。2018年3月10日阮某3订立自书遗嘱，该自书遗嘱由阮某3亲笔书写，并在遗嘱上签名，注明了年、月、日。故该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内容上看，该遗嘱对天通苑房屋和昌黎房屋及个人存款进行了处分，根据查明的事实，昌黎房屋中还有李某的部分财产权益，因此该遗嘱中对天通苑房屋和个人存款的处分有效，对昌黎房屋中被继承人自己享有的一半份额处分有效，对李某享有的一半份额处分无效。根据该遗嘱，涉案天通苑房屋、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的银行账户存款及昌黎房屋中被继承人享有的一半份额应由阮某1继承。鉴于阮某1的母亲李某作为阮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出庭参加诉讼，同时明确表示将自己享有昌黎房屋的一半份额自愿赠与阮某1，阮某1亦表示接受赠与，故继承和接受赠与后，昌黎房屋应归阮某1所有。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阮某3名下的位于昌平区某1号房屋由阮某1继承；二、登记在被继承人阮某3名下的位于昌黎县某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冀（2017）昌黎县不动产权第XXXX号）由阮某1继承；三、被继承人阮某3名下中信银行账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内遗留的存款余额由阮某1继承；四、驳回杨某、阮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600元，由杨某负担30400元（已交纳）；由第三人阮某2负担60800元（已交纳）；由阮某1负担30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杨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炜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