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928行初50号原告程丽芳，女，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委托代理人栾好明，河南琮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青山，河南豫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濮阳县城关镇红旗路东段66号。负责人宋海臣，主任。委托代理人祝楠、孙博（实习），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永民，男，195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委托代理人马珂，河南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丽芳不服濮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房屋征收办）解除《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行为，于2020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案外人陈永民以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丽芳的委托代理人栾好明、马青山，被告负责人宋海臣及委托代理人祝楠、孙博，第三人陈永民的委托代理人马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县房屋征收办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原告程丽芳：“2018年4月10日，我单位根据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与你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被征收人：程丽芳），现濮阳县公安局又向我单位出具了两份证明，第三人陈永民向我单位提交了梁风美起诉你赠与合同一案的生效判决书，根据以上证明和法院判决书，你无权得到安置补偿，故通知你：立即解除我单位与你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被征收人：程丽芳）。”原告程丽芳诉称，一、被告县房屋征收办作出的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的行为无事实依据，原被告于2018年4月10日订立的房屋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2015年6月份，原告夫妻在濮阳县南环路公安局家属院建造463.32平方米三层房屋，被告征收原告房屋并向原告补偿征收合理、合法。二、被告依据濮阳县公安局2020年6月28日、2020年8月27日所出具的两份证明解除与原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是错误的。濮阳县公安局于2020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中称认同濮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8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终481号判决，该两份判决无判决义务可履行，濮阳县人民法院判决解除了2018年4月9日梁风美的承诺书，但没有判令濮阳县公安局重新作出证明行为，没有判令被告与原告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濮阳县公安局2020年8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严重错误，陈永民不能以（2012）濮县证民字第522号公证书要求继承梁风美所有的房产。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梁风美于2015年6月份将房屋赠与原告夫妻时公证书就失去了效力，梁风美已于2020年7月8日去世，陈永民要求继承的财产已不存在，无权要求根据公证书继承财产。濮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4月9日已经查明位于南环路公安局家属院面积为463.32平方米的房屋归原告所有，又于2020年8月27日向原告出具证明称该房屋归陈永民所有，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违背了其作为公安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三、2018年4月9日梁风美出具的承诺书是其单方承诺，仅证明梁风美曾经拥有一座196.64平方米的房屋，而后经过原告建造了一座463.32平方米的房屋，梁风美所赠与原告的房屋已经不复存在，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而不是对梁风美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四、被告不是依据梁风美作出的《赠与承诺书》与原告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因此濮阳县人民法院及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起不到解除原被告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后果。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行为，确认原被告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继续有效。原告程丽芳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濮阳县南关二期东片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第五条第一款被征收房屋权属的认定、第二款被征收房屋面积的认定，证明被征收的原告房产没有权属证件，由土地权属人出具证明，该房产没有权属，证明房产面积以房地产测绘机构测量结果为准；3.2018年4月9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在濮阳县南环路公安局家属院程丽芳有一处房产，房屋面积为463.32平方米，院落面积为300.8平方米，濮阳县公安局作为土地权属人出具的证明具有客观真实性；4.濮阳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濮阳县公安局南环路家属院拆迁工作人员何玉昌2018年12月28日证明一份，证明对被征收房产进行调查时，被征收房屋是程丽芳、陈志立夫妻二人建造，陈永民、朱爱云夫妻二人对此无异议；5.编号为T-141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是针对原告的371.18平方米房产征收补偿，而不是针对梁风美的房产证中登记196.64平方米的房产征收补偿；6.房屋建造包工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程丽芳、陈志立夫妻在濮阳县南环路公安局家属院建造面积约为440平方米的三层砖混房屋一座；7.濮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8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书、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终4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永民没有对程丽芳、陈志立夫妻二人所建造的三层面积为463.32平方米房屋提出异议，证明该房产无权属争议。被告县房屋征收办辩称：2018年被告开始征收濮阳县公安局家属院的房屋，2018年4月9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证明位于其家属院463.32平方米的房屋归原告程丽芳所有，原告声明房屋权属清楚，没有纠纷。2018年4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后案外人陈永民（原告的公公）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并与其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陈永民向被告提供了濮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8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书、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终481号判决书、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两份。上述判决书载明，梁风美在濮阳县南环路中段公安局家属院内单独所有一套房产（房产号为:濮县房字第××号），2015年5月6日梁风美将该房产赠与给了原告与陈志立夫妻二人。后梁风美起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对原告的赠与，法院经两审判决后支持了梁风美的诉讼请求，后梁风美于2020年7月8日逝世。濮阳县公安局出具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陈永民，且明确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该证明与濮阳县公安局2018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相矛盾。案涉房屋存在争议，故被告认为原告程丽芳的个人声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且陈永民多次到被告处要求与其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为保证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只有先行解除与原告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待房屋权属争议纠纷解决后，被告与房屋所有权人重新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房屋征收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征收公告;2.濮阳县人民政府征收决定;3.房屋征收决定补偿方案;证明被告的征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第二组证据:1.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2.房屋评估清单;3.2018年4月9日濮阳县公安局证明;4.原告的个人声明;5.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6.原告与陈志立结婚证复印件;7.原告的家庭户口本复印件;8.原告本人签署个人声明等材料的照片2张;证明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明，与原告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第三组证据:1.濮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8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书;2.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终481号判决书;3.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8民初4389号民事裁定书;4.（2012）濮县证民字第522号公证书;5.（2012）濮县证民字第524号公证书，遗嘱；6.梁风美的委托书一份，2020年6月27日，委托陈永民代为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代为办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其他手续等法律事务;7.2020年6月28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8.2020年8月27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9.个人房屋信息查询情况表;10.濮阳县南关二期东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的申请书;11.被告对指挥部的反馈意见;12.指挥部对濮阳县公安局的函;证明根据陈永民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确认原告主张的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属存在争议，在上述争议解决前，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应与任何一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已签订的应当先行解除。第四组证据:解除合同通知书特快专递投递单及签收单各一份；证明被告已通知原告解除《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第三人陈永民述称，一、被告县房屋征收办解除与原告程丽芳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的行为具有事实依据，完全合法。依据《濮阳县南关（二期）东片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补偿对象是征收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即应当是梁风美。梁风美以《承诺书》的形式将自己的拆迁补偿权益赠与给原告程丽芳之后，被告才与原告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后梁风美对程丽芳提起诉讼，濮阳县人民法院和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该《承诺书》，原告程丽芳自然丧失拆迁补偿资格。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程丽芳声称被拆迁房产系其所有，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未被两级法院认定和采纳。二、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作为被告解除合同的依据之一理由充分正当。被告提供给法院的资料中，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人登记信息系陈永民从房产登记部门调取并提供的，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前，原告的丈夫陈志立故意隐瞒有房产和土地登记的事实，骗取了濮阳县公安局出具证明。梁风美与程丽芳的诉讼作出生效判决之后，陈永民向南关二期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提供了判决书和所有证明材料，濮阳县公安局依据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真实的相关材料，重新为陈永民出具了证明，及时对第一份《证明》进行纠错，保证真实权益人的合法利益，该行为正当合法。三、根据《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的拆迁补偿应当以房屋土地权属登记人梁风美作为补偿对象，虽然房屋面积不一致，按测绘机构测出的实际面积补偿即可。梁风美去世之后，其财产权益应当由其指定继承人陈永民继续享有，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四、濮阳县人民法院和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撤销了梁风美对程丽芳的赠与，尚未补偿到位的房产自然应当直接补偿给梁风美，原告对拆迁补偿不具有任何财产权利，自然丧失了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故被告解除与其签订的合同是正确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根据征收决定第三条及其他相关规定，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符合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应当权属争议确权后，被告方可根据法定文书进行解除或者变更或继续履行征收补偿协议，被告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可以证实被告认定本案房产属于原告所有，不存在任何争议，被告订立征收补偿协议，证明本案房产归原告所有。第三组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濮阳县人民法院两份判决书虽然撤销了赠与，但是赠与撤销时，梁风美所赠房屋已经灭失。梁风美在2015年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其用积极的行为撤销了2012年的遗嘱。2020年法院判决撤销了赠与，不能导致该份遗嘱自动恢复并发生继承的法律效力。证据6委托书真实性有异议，被继承人于2020年7月8日逝世，当时身体已极度虚弱，没有签字和辨识能力，不能证实是否为梁风美签字，且委托人已去世，委托书没有效力。证据7有异议，对合法性无异议。该份证据不能成为被告违法行政的依据，不能证实该房产存在争议。证据8合法性有异议，单位作证应加盖公章，应有单位人员的签字，该份证明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客观性有异议，本案房产为原告所有，与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2020年6月28日的证明相反。证据9无异议。证据10合法性有异议，濮阳县南关二期东片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审查和处置的权利。对客观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指挥部认可该房产存在争议，从指挥部陈述的相关文书中，可以认定该房产归原告所有。证据11真实性有异议，可以证实濮阳县公安局随意出具与相关事实不符证明的情形，房屋是否有其他所有人，拆迁指挥部无权进行确认。证据12合法性有异议，未经法定程序，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辩解断定涉案房屋是多个所有人的，程序违法，本案房产不存在多个权属人。第四组证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没有听取原告意见和申辩的情况下，作出解除合同通知，程序违法，不能体现依法行政的基本精神和要求；被告不是裁决机关，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滥用职权；据生效判决查明，原告为房屋的投资人、建造人，客观上被继承人的房产在其死亡前已经灭失，未成为遗产，被告作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对客观性有异议，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是客观事实，原告之外，无人享有该房屋拆迁赔偿的权利。第三人陈永民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发现原告丧失拆迁补偿资格后，依据征收决定的授权及补偿方案的规定，按照程序及时解除了与原告的合同，其行为正当合法。被告县房屋征收办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3与2020年6月28日和2020年8月27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相矛盾。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与2020年6月28日和2020年8月27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相矛盾。证据5、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涉案房屋有权属争议。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陈永民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系被补偿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在原告与梁风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证据6，未被两级法院认可。原告的证据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以及濮阳县公安局最新出具的证明除权和否定。除证据6外，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第三组证据6、11真实性有异议。证据6系梁风美委托书，现梁风美已去世，第三人陈永民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故本院对其效力不予审查。证据11系书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5、7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4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没有证人身份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经审理查明：原告程丽芳与梁风美的孙子陈志立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陈永民系梁风美的儿子，陈志立的父亲。梁风美在濮阳县南环路中段公安局家属院内单独所有一套房产（房产证号：濮县房字第××号），房屋面积196.64平方米。2015年5月6日，梁风美将该房产赠与给了程丽芳与陈志立夫妻二人，赠与后程丽芳夫妻拆除了原房产并建成三层楼房。2018年濮阳县政府启动南关（二期）东片区改造项目，该房产处于拆迁征收范围之内。2018年4月9日，陈志立与梁风美协商将该房产的拆迁补偿安置房及安置房屋补偿至其妻子程丽芳名下，梁风美按照其提供的承诺书签了名，在承诺书中梁风美认同房屋为程丽芳所有，并同意注销该房产相关证件。2018年4月9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证明，证明案涉房屋面积463.32平方米系原告程丽芳所有。2018年4月10日，原告程丽芳出具个人声明一份，声明案涉房屋无房产证，系其本人所有。2018年4月10日，原告程丽芳（乙方）与被告县房屋征收办（甲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T-141号）》，协议载明房屋实测面积为371.18平方米，按照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1调换。协议第十一条第（六）款同时约定“乙方必须保证被征收房屋的权属清楚，如被征收房屋在签订协议后出现产权争议的，甲方有权暂停所有补偿事宜，被征收房屋权属清楚后，再按照权属归属文书补偿于权属人”。另查明，2019年10月8日，梁风美向本院起诉程丽芳，认为其将本应补偿至自己名下的安置房以承诺书的方式允许县房屋征收办补偿至程丽芳名下，是对自己财产的赠与行为，现财产权利并未转移，其有权依法撤销该赠与行为，故请求法院撤销2018年4月9日签署的承诺书。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豫0928民初7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了梁风美与程丽芳于2018年4月9日签订的《赠与承诺书》。程丽芳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4月24日，濮阳市中级法院作出（2020）豫09民终481号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2020年6月28日，濮阳县公安局向濮阳县南关片区二期改造指挥部出具证明，认同上述一、二审判决，同意按判决执行。2020年7月8日，梁风美去世。2020年8月27日，濮阳县公安局出具证明案涉房屋463.32平方米为第三人陈永民所有，同时注明“根据房屋实际所有人遗嘱及公证书内容由继承人陈永民签字”。2020年9月14日，被告县房屋征收办作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县房屋征收办单方解除《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T-141号）》是否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即为行政协议，既应当遵循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还应当遵循民事合同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原被告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被告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约定解除和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的情形。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如被征收房屋在签订协议后出现产权争议的，被告有权暂停所有补偿事宜，被征收房屋权属清楚后，再按照权属归属文书补偿于权属人。被告辩称待房屋权属争议纠纷解决后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即被告亦认可涉案房屋权属纠纷尚未解决，故被告解除合同的证据尚未充分。综上，被告作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20年9月14日对原告程丽芳作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丽军审 判 员  房朝军人民陪审员  赵健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管呈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