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初1063号 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皇后大道中176A-F号锦安大厦3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吴林燕，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冰，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交通街西段。 法定代表人：穆欣，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公，山东恒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邑华伟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被告昌邑华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被告昌邑华伟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于2018年5月7日解除；2.请求判令被告昌邑华伟公司返还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货款33937.6美元及利息（28480美元－5970美元+10包×120套/包×1.78美元/套+145包×120套/包×1.78美元/套，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8年5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货款33937.6美元按照起诉时2019年8月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238988.59元)；3.请求判令被告昌邑华伟公司赔偿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差旅费损失17837元；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公证费由被告昌邑华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瑞美出口有限公司通过阿里巴巴平台联系到昌邑华伟公司，与昌邑华伟公司就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客户供货3D床单、枕套3件套的交易与昌邑华伟公司工作人员温祖耀进行磋商。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向昌邑华伟公司发送5个款式的样品，询问昌邑华伟公司是否能够加工。昌邑华伟公司表示可以在40天生产完毕80000套货物，并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由其拟定的《产品订购合同》，双方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上述合同。合同约定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向昌邑华伟公司订购3D效果的床单枕套三件套80000套，昌邑华伟公司需按照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客户的5个样品花型和质量要求进行生产。双方约定产品单价为1.79美元/套，总价款143200美元，其中有瑞美出口有限公司经理1%的佣金。昌邑华伟公司交货期为收到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支付的订金之日起40-48天，如交货延迟，昌邑华伟公司要赔付瑞美出口有限公司相应订单总额的损失费。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1日向昌邑华伟公司电汇总货款20%订金28480美元，于2017年6月23日快递邮寄5个样本给昌邑华伟公司，但昌邑华伟公司超过合同约定的48天仍未交货，反而要求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先行支付80%尾款。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为早日收取货物，不得己于2018年1月16日向昌邑华伟公司电汇第一个货柜货物尾款65000美元。昌邑华伟公司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发送《形式发票》，按照该发票，昌邑华伟公司须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提供333包5个款式的货物，货值70970.4美元。2018年1月19日，昌邑华伟公司在青岛港装船，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客户于2018年2月16日接收货物并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昌邑华伟公司实际供货仅323包，且有88包根本不是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要求款式的货物；另有57包存在颜色深浅不一、针线、车工、污渍等质量问题，以及枕套尺寸短少问题。瑞美出口有限公司立即向昌邑华伟公司反映数量短少和质量问题，昌邑华伟公司法定代表人穆欣同意对上述145包（88包+57包）货物按7折计算，但至今仍未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返还多余货款及订金。鉴于昌邑华伟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双方就质量问题的赔偿和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进行多次沟通协商，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明确向昌邑华伟公司表示解除合同，并要求昌邑华伟公司返还多余货款，昌邑华伟公司于当天表示同意。综上，因昌邑华伟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构成根本违约，且在协商过程中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昌邑华伟公司明确表示同意，昌邑华伟公司应返还多收取的货款及赔偿其违约行为给瑞美出口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昌邑华伟公司答辩称，原被告双方之间没有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被告也不同意解除合同，所以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案毁约的原因在于原告一方，是原告方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无正当理由拒不提货，造成了双方产生纠纷，并导致被告生产的货物积压在仓库，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产品订购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1、2017年6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产品订购合同，约定被告按照既定产品款式、数量、质量、规格、单价、交货期、交货方式生产3D效果的床单枕套三件套；2、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价格，如乙方（被告）要抬高价格，则甲方（原告）有权要求乙方（被告）退回20%订金。 证据2、银行转账记录打印件2份，证明：1、原告于2017年6月21日支付被告订金28480美元；2、2018年1月16日原告支付被告第一货柜尾款65000美元。 证据3、《声明》（电子邮件打印件的复印件）及形式发票（打印件），证明2018年1月12日，在原告尚未验货的情况下，被告要求原告先付尾款才同意发第一柜货物，否则将把货物转卖他人，原告为避免对客户违约，不得已按照被告要求先支付第一货柜尾款65000美元。 证据4、（2019）粤广南粤第33837号公证书一份，内容为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展示的手机界面图像办理的保全证据公证，主要涉及：1、吴林燕与被告方工作人员温祖耀的微信聊天记录；2、快递底单截图；3、吴林燕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微信聊天记录。 证据5、提单及中文译本复印件。 证据4、5共同证明：1、2017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微信发送样品图案，被告保证两个货柜的货物可在40天内完工；2、2017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产品订购合同》及附件；3、2017年6月23日，原告向被告寄送五个款式样品；4、被告迟至2018年1月19日才在青岛装船交货，严重迟延履行；5、被告交货数量不足，且交货存在88包不是原告订购的款式，57包有线头、污渍、尺寸、颜色方面的质量问题，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同意145（88+57）包货物七折处理；6、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多余订金和货款，被告明确表示同意。 证据6、收据一张，证明原告为本案支出翻译费人民币260元。 证据7、差旅费订单截图打印件一宗，该组证据原告律师当庭出示手机查看携程订单的内容，与打印件进行印证，证明原告的差旅费损失人民币17047元。 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无异议，能证实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订金，但第二批的货款是在被告的再三催促之下才转入被告的账户。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中涉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的工作人员温祖耀、穆欣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对原告提供的快递单截图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据4所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证据4中证实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交货，严重迟延履行与合同约定不符。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4.2项的规定，双方的付款方式预付订金，其次是验货，然后是付款后发货。根据该项约定可以看出，对货物的提取首先应当是原告验货，其次进行付款，发货是最后的环节。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和2018年2月1日两次向原告致函要求提取货物，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可以证实本案的逾期提货的违约责任在于原告一方；其次，该证据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是根据双方合同第4.4项的规定，原告没有权利以线头、污渍等问题提出异议，同时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该质量问题是双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最后，原告在该证据中主张双方于2018年5月7日解除了合同，但是通过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尤其是被告一方没有明确的要求解除合同，原告也没有向被告表达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双方2018年5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谈判，双方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该聊天记录是原告要求被告对处理的情况做一下回复，被告回答“好的”是指同意对原告进行回复，而不是同意解除合同。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可原告已经提走了该宗货物。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该项支出属于正常的业务支出，与合同的履行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是合同履行造成的损失。 被告昌邑华伟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被告于2018年2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通知函》复印件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工作人员穆欣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2018年2月1日被告督促原告进行提货，并且该通知函中明确说明了原告拒绝提货的原因是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原告迟延提货造成了违约。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也证实该通知函已经通知到了原告。 证据2、照片复印件4张，证明原告在提货时与其法定代表人现场验货并进行了拍照，如果像原告诉状中所称的存在质量问题，在现场就可以发现，原告也不会提货，也就是说已经发走的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 证据3、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打印件），证明在2018年7月12日和7月13日两天原、被告双方仍然就本案的货物销售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并不像原告所诉的于2018年5月7日已经解除了合同。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 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从形式上看是由被告制作的文件，但被告并未提供原件，且没有证据证实其已经将《通知函》送达给原告，即便其发出了该通知函，通知函上的内容也仅代表被告单方主张，且通知函作出的时间为2018年2月1日，此时已经距离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延迟了数个月的时间，该通知函不能证明是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未按时发货，且该通知函也是在第一批货物发货之后作出，被告交付第一批货物时也已经不符合合同约定，该通知函不能证明第一批货物迟延交付的时间、原因在于原告；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照片并不能证明原告对货物已经进行验收，且该照片无法看出拍摄时间、地点，无法证明是否验货，从照片的形式看，货物都已经打包好并装车，从外观原告是无法对于货物的质量、花色等进行检验的，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交付的货物验收合格，并且原告付款的时间在被告交付货物之前，可以反映原告在未验货的情况下就已经支付了货物的尾款，因此，发货不能证明原告对于货物已经验收合格，不能根据发货的事实来反推货物的质量是否符合约定； 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可以反映被告生产和交付的货物都存在质量、颜色、花色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原告在双方合同解除之后为了能够拿回被告应当返还的剩余货款，积极联系其他客户，帮助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但这不代表合同未解除，实际上，该证据恰恰证明双方是在就合同解除之后的货物处理进行协商。 根据双方举证及质证意见，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的内容，本院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3，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合同签订后支付订金及第一柜货物尾款的支付情况，本院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但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被告未提供更为完整的聊天记录，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对该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7，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系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支付的差旅费用和为本案诉讼支付的翻译费，本院将结合对全案案件事实的认定，综合确认该两组证据的证据效力。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从该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复印件来看，一方聊天人员应为被告工作人员温祖耀，但另一方聊天人员的身份无法从头像识别，且该证据是复印件，对该份证据的效力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将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对该证据的效力予以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的微信聊天记录，从该微信聊天记录看，是原告因有其他客户要货，原告联系被告将每个花型包括错的花型的货各寄两套给原告，与本案事实无关联，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3日起，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昌邑华伟公司工作人员温祖耀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就由被告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客户供货3D床单枕套三件套的交易进行磋商。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于当日向昌邑华伟公司发送5个款式的样品，询问昌邑华伟公司是否能够加工，昌邑华伟公司表示都可以做，以前做过，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花型不同而已。2018年6月20日，被告回复信息表示可以在40天生产完毕80000套两个高柜的货物，并向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由其拟定的《产品订购合同》。双方于2017年6月23日就由被告（乙方）生产、供原告（甲方）销售且根据原告方要求设计、标明的3D效果的床单枕套三件套合作事宜签订《产品订购合同》一份，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合作的产品、数量及订单。1.1产品品名：3D效果的床单枕套三件套（一条床单228×238CM,两个枕套46×68CM），床单需要包边，枕套需要留有1.5cm宽的边缘，款式如寄样。颜色以及款式：按照客户的五个样品花型。总量：80000套；1.2乙方应在甲方下达订单后，按照协定的交货期交货，如未能在交货期内完成大货，乙方将要赔付甲方相应订单总额的损失费，比如相应订单的空运费。第二条产品包装与标识。2.1产品包装方面同寄给乙方的样品一样，里面需要有彩色印花的卡纸以及OPP袋独立包装套件，外面再用加防潮袋的编织袋打包，一个编织袋可以装50-100套；第三条产品质量要求。3.1确保三件套的3D印花效果，不要模糊不清晰，另外成品上不要有油或者其他污点，要整洁，床单包边的车线要直，不要歪歪扭扭，包边部分也要拉直，要平整，不要交错不平整。枕套1.5cm宽的边缘的车线也要直，整齐。成品中明显的线头需要剪掉，对于小线头给予理解。3.2产品的成品平方克重在88-90克左右都可以，但是最低不得少于88克每平方米。产品柔软度按照甲方要求的来。3.3大货中质量不合格的要挑出来，不能打包，并需要重做，补齐甲方订单数量；第四条产品价格及结算方式。4.1供价（计算单位:）FOB青岛USD1.79/套（即由乙方负责从中国出口货物），总金额为美金USD143200整。其中有吴林燕经理1%的佣金。4.2付款方式：TT，20%订金：美金USD28640元整，余款80%等验完货，质量都通过，付款发货。4.3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价格，如乙方要抬高价格，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20%订金。如甲方要求降低价格，则乙方有权放弃生产，20%订金不退，作为甲方违反合同给乙方生产造成损失之补偿。4.4，乙方应尽力按甲方要求生产大货，尽量做到完美，但由于员工素质问题，不可能尽善尽美，甲方不得以面料克重、线头、做工等小毛病打压价格或拒不发货。但基本原则要按照本合同的第三条执行，哪一方违反，哪一方需要为对方赔偿经济损失；第五条，乙方给甲方交货期为40-48天，以乙方收到甲方20%订金之日起计算。如交货期延迟，乙方就要赔付甲方相应订单总额的损失费，比如相应订单的空运费；第六条附则6.3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合同内容。签订合同当天，原告将5件床单样品寄交给了被告。 2017年6月21日，原告支付了被告订金28480美元。 2018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方发出了《声明》一份，其内容为:“甲方（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从乙方（昌邑华伟公司）采购80000套床品，现乙方已经将货物生产加工完毕，准备发货，甲乙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前TT，即甲方预付乙方货款的20%同时作为定金，余款80%付款发货，但是甲方违背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单方面更改为后TT的付款方式，我公司拒绝更改。并且甲方提出各种理由拖延发货，这个订单周期太长，严重影响了公司资金周转。因为此订单我公司欠坯布厂、缝纫厂、印花厂接近100万人民币，供货方一直催要货款，因为到年底，公司经费紧张，经我公司跟供货商商议决定，同意供货商把80000套床品转卖给别的客户，充当欠款。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公司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2018年1月16日，原告支付了被告第一柜货尾款65000美元。根据形式发票记载，第一柜货应发货333包货共计39960套，货款总额为70970.40美元。 2018年1月1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到被告处对货物进行了查看，从被告提供的照片看，吴林燕并未对货物进行开包验货，仅是对货物打包后装车情况进行了查看。2018年1月19日第一批货物在青岛港装船发货。提货单显示，托运人是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收货方为印度VERTEX工业私人有限公司，货物数量为1个集装箱333个货组。 2018年2月20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微信沟通第一批货数量不足和花型不符的问题，从聊天记录看，印度客户收货数量为323包，比提单中少了10包，其中有145包是不合格的，经过双方磋商，至2018年4月3日，双方及印度客户同意该145包按原定价格的7折计算，但对第二个柜货是否将印错花的货一起发货、有错颜色的床单是否重做、如果重做是否将发货价格提高至2.33美金/套等问题未达成一致。此后双方交流不通畅，被告方几乎不再回复原告方微信。至2018年5月7日，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客户那边的话是说全部的货无法拿走的，然后那个没有发货的钱也在你那边，所以还之前的那个说法，还钱给他。你那边看下，还钱回来扣多少告诉我下，我和他说下，这样拖着不是个事，你那边的话更没有道理货和钱都攥在手里”，被告当即回复“好的”。此后，因被告又不回复原告微信，双方无法正常交流合同履行的相关问题。 原告为本案诉讼，委托北京京典祥译翻译有限公司翻译证据5中所涉提单，支付了翻译费人民币260元。 原告提供差旅费携程订单截图打印件一宗，共计人民币17167元。 本院认为，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案为涉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开庭前原被告双方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的实体争议，因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所涉争议的准据法。 本院认为，案涉《产品订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协商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案涉《产品订购合同》是否已经于2018年5月7日解除。 从合同履行来看，双方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产品订购合同》，根据合同第五条，被告交货期为40-48天，以被告收到原告20%定金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17年6月21日转帐支付给被告订金28480美元，该订金数虽然与合同约定的订金数28640美元相比少了160美元，但被告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变更了订金数额。因此，被告应当于2017年6月21日之后的至迟第48天前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直至2018年的1月12日，被告才通过《声明》方式联系原告商讨发货的相关事宜。关于交付迟延的问题，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迟延交付的原因。而《声明》中陈述的有关原告想单方改为后TT付款方式、原告各种理由拖延发货等事实，只是被告单方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但根据现有证据看，原告收到此声明后，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于2018年1月16日支付给被告第一柜货物的余款65000美元，而此时并未验货，应当视为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变更了合同第4.2条约定的关于验完货付余款的付款方式。此后，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穆欣的聊天记录看，印度客户于2018年2月20日前收到了第一柜货物，但货物出现了数量短缺、花色不符等问题。双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协调，到2018年4月3日止，双方只对印度客户收到第一柜货物中不合格的145包价格按7折算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他的关于被告汇率损失问题、第二柜货物发哪些货及若重做的价格等问题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此后，从双方聊天记录看，穆欣对吴林燕的聊天请求几乎很少回复，造成沟通困难。在此情况下，吴林燕于2018年5月7日向穆欣发出了“客户那边的话是说全部的货无法拿走的，然后那个没有发货的钱也在你那边，所以还是之前的那个说法，还钱给他。你那边看下，还钱回来扣多少告诉我下，我和他说下，这样拖着不是个事，你那边的话更没有道理货和钱都攥在手里”的要求，被告当即回复了“好的”。原告主张，上述2018年5月7日吴林燕与穆欣的聊天记录说明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则认为，双方合同并未解除，应当继续履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从穆欣和吴林燕的聊天记录看，2018年4月3日之后，被告对原告聊天请求极少作出回应，造成沟通不畅，但对原告2018年5月7日的此项主张却当即回应“好的”，且此前，被告在聊天记录中曾提出因汇率问题公司受到损失，要将货物卖与他人的意见，现在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的意思表示，被告当即同意，因此，应当视为双方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解除了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根据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原告只发了第一柜货物，印度客户已实际收到323包货，双方对有质量问题的145包按7折处理意见已经达成一致，故该批货物没必要返还，否则，会造成较大的运费损失。原告已支付订金28480美元，第一柜货物原告又支付尾款65000美元，故原告共付给货款93480美元。根据形式发票记载，第一柜货物的总金额为70970.40美元，故被告应退还原告多支付的22509.60美元（28480美元+65000美元-70970.40美元=22509.60美元）；第一柜货物短缺了10包，根据形式发票记载，333包货共计39960套，故每包为120套（39960套÷333包=120套），按照1.78美元/套计算，被告应退还原告多支付的10包货物的货款2136美元（10包×120套/包×1.78美元/套=2136美元）；关于存在质量问题的145包，双方同意按照7折处理，因此，被告应当返还该145包货的3折的货款9291.60美元（145包×120套/包×1.78美元/套×30%=9291.60美元）。综上，被告应退还原告货款共计33937.20美元（22509.60美元+2136美元+9291.60美元=33937.20美元）。关于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原告虽为买受人，但在涉案合同已解除，被告应返还多支付的货款的情况下，可参照适用上述规定。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自2018年5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此之后的利息标准应改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 原告支付了翻译费人民币260元，该费用属原告为案件诉讼所支付的费用，因造成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告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该费用应由被告赔偿原告。 原告在庭审中还主张其为本案支付差旅费人民币17047元，应由被告负担。本院认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曾经于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共八次来潍坊，共支出差旅费人民币17167元，但从原、被告双方的聊天记录看，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林燕曾于2018年1月17日、2018年3月21日、2018年4月6日三次来被告处处理涉案买卖合同相关事宜，其他时间的差旅费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确为本案费用支出，本院不予审查。但上述三次差旅费支出中，2018年1月17日的差旅费人民币2598元，是第一柜货物发货前，原告为正常履行合同到被告处查看货物时的费用支出，不应列为损失。后两次差旅费分别为人民币2805元、2640元，共计人民币5445元，系第一柜货物出现短缺及质量问题后，原告到被告处协商处理相关问题的差旅费支出，因造成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告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该差旅费人民币5445元应由被告赔偿原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于2018年5月7日解除； 二、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返还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货款33937.20美元及利息（利息以33937.20美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本项确定的33937.20美元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 三、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偿付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翻译费人民币260元、差旅费人民币5445元； 上述第二、三条款项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52.38元，由原告瑞美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43元，被告昌邑市华伟布业有限公司负担4909.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刘培玲 人民陪审员  陈 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