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13号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法定代表人：蒂姆·克什鲍姆（TIMKIRSCHBAUM），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夏雪萍，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欣洛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唐益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涛，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德辅道中16。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德辅道中**香港贸易中心**C2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源公司）为与被告欣洛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洛公司）、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4月22日，本院于开庭前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同年5月14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翼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夏雪萍律师，欣洛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涛律师到庭参加诉讼。中弘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翼源公司诉称，其与两被告通过邮件磋商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作为受托人将货物从德国不莱梅及汉堡码头运送到指定收货地。原告按指令完成共计七票货物的运输后，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向两被告发送账单要求付款，但两被告至今仍拖欠货运代理费用117692.70美元未付。原告认为，两被告应就其拖延付款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823848.90元（以117692.70美元按照翼源公司首次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后第一个工作日2019年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折算）及利息损失（以人民币823848.9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9日起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欣洛公司辩称，1、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均系中弘公司委托翼源公司操作，书面货运代理协议系由中弘公司与翼源公司签订，发票是由翼源公司向中弘公司开具，中弘公司也已支付了两票费用，剩余货代费用应由中弘公司支付。欣洛公司与翼源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翼源公司无权请求欣洛公司支付费用；2、中弘公司已支付两票货代费用5278.20美元，尚欠货代费用72817.97美元，翼源公司主张的货代费用金额没有依据。中弘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翼源公司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交的证据及欣洛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1、翼源公司工作人员与周树林（JUSTINZHOU）的往来邮件、提单，用以证明翼源公司通过邮件就涉案七票货物运输事宜与两被告缔结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两被告尚欠付117692.70美元。2、翼源公司工作人员与周树林的往来邮件、对账单，用以证明翼源公司完成运输义务后，两被告未付清货代费用。3、欣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两被告的经营地址和人员存在混同。4、欣洛公司的《股东决定》、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内贸公司备案通知书》，以证明在涉案业务期间，周树林同时在欣洛公司和中弘公司任职。欣洛公司对翼源公司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翼源公司已完成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事务，但认为证据1、2中的邮件并不完整，翼源公司已通过邮件与中弘公司磋商并签署了货运代理协议，涉案货代事务与欣洛公司并无关联；且中弘公司已与翼源公司就货代费用金额共计78096.17美元达成合意；对于证据3，认为虽然中弘公司向翼源公司和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DBSBANK(HONGKONG)LIMITED，以下简称星展银行]提供的通讯地址均为欣洛公司的营业地址，但这不能证明两被告存在混同情况；对于证据4，认为周树林同时在两被告公司任职并不能得出两被告人格混同的结论。欣洛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所提交的证据及翼源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8年9月10日周树林回复翼源公司工作人员的邮件及附件，用以证明中弘公司明确表示其作为委托方与翼源公司订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2018年9月29日、10月7日、10月8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与周树林的往来邮件，用以证明在涉案货运委托过程中，系由中弘公司与翼源公司接洽、磋商及沟通协议措辞，货运代理协议也是中弘公司与翼源公司签署。3、2019年4月23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给周树林的邮件及后附经翼源公司、中弘公司签章的《货运代理协议》，用以证明前述协议系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为支付涉案七票货代费用而签订，双方就涉案业务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4、2019年4月25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账单的邮件，中弘公司2019年5月31日的付款水单，用以证明翼源公司向中弘公司开具发票，涉案七票货代费用共计78096.17美元，中弘公司已经支付5278.20美元。5、2019年7月30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的催款邮件及附件，2020年1月7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的催款邮件及和解协议，用以证明被催款主体和发票显示的付款主体均为中弘公司，翼源公司已收到5278.20美元，未付货代费用共计72817.97美元。6、周树林与案外人烟台远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藤公司）工作人员联络涉案货运业务的邮件往来及附件货运代理协议、对账单，中弘公司向远藤公司开具的发票，恒丰银行、星展银行的汇款通知书，星展银行向唐益玲发送汇款通知书的电子邮件，远藤公司工作人员与周树林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中弘公司系在接受远藤公司的委托后，将涉案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翼源公司处理，中弘公司与远藤公司签署货运代理协议、向远藤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货运代理费用48376.77美元。翼源公司对欣洛公司所举证据1-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其自2018年8月份起即与两被告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要约、承诺并磋商业务，两被告作为邮件落款方共同与翼源公司缔结货运代理合同。证据1、证据2中的沟通均系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为后续开展长期合作并签署合同进行的磋商过程，与涉案业务无关。证据3中的《货运代理协议》并非为支付涉案货代费用而签署，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在签约之前对协议内容进行过实质性磋商和修改。关于证据4、5，因涉案业务系由欣洛公司和中弘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在此情况下，翼源公司听从周树林的指示将发票开具给作为委托人之一的中弘公司，并由中弘公司实际付款，符合常理，不能由发票和付款情况直接得出翼源公司与欣洛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的结论；同时，证据5中的和解协议最终没有签署，翼源公司将费用金额减少为78096.17美元是以两被告及时付款为条件，因两被告拖延支付，翼源公司仍有权要求两被告按照原报价金额付款。对证据6，翼源公司认为远藤公司与中弘公司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其中星展银行的汇款通知书系在香港形成，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星展银行发送给唐益玲的邮件可以说明，唐益玲是中弘公司的财务，而欣洛公司社保账户只有唐益玲一人，说明欣洛公司和中弘公司财务混同。本院认为，中弘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证据，应视为其放弃了抗辩、举证及质证的权利。前述翼源公司、欣洛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中，除欣洛公司的证据6之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为对方确认，能够证明翼源公司与周树林通过邮件沟通业务、磋商合同的情况及欣洛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本院对前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予认定。至于翼源公司从事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合同相对方是两被告还是中弘公司，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磋商及签署合同行为的法律意义，各方是否已就涉案货代费用金额达成合意，及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等情况，均需结合邮件内容及在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证。对于欣洛公司提交的证据6，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电子邮件和微信证据皆已当庭演示，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予认定；虽然星展银行的汇款通知书形成于香港且未办理公证手续，但两份银行汇款通知书与星展银行的汇款通知邮件、中弘公司与远藤公司的发票、对账单及微信聊天记录、欣洛公司证据4中2019年3月13日周树林发送给翼源公司工作人员的邮件中所称“我已和客户按你们第一版的价格进行了结算……还不算后面的G/H两票”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据效力亦予认定，能够证明周树林以中弘公司名义接受远藤公司委托处理涉案货代业务，并与后者签署货代协议、对账及收取货代费用的事实。本院查明：2018年8月27日，周树林（英文名JUSTINZHOU，邮箱为juelyn-chou@hotmail.com）向翼源公司工作人员KEVIN（邮箱为Kevin.Zhang@sha.senator-international.com）发送题为“询价——送货上门”的邮件，咨询自德国港口提货后将货物送至目的地的报价。KEVIN于当日回复周树林港口到门点的费用报价。同年8月29日，KEVIN向周树林发送邮件，列明经双方协商后修改的费用报价。随后，周树林回复确认该报价，并与KEVIN就德国港口货代事务准备工作、提单及收货人信息等内容进行沟通。2018年9月10日，周树林向KEVIN发送邮件，称“我司签约合同主体是香港公司：中弘公司”，并附上中弘公司的开票信息确认书和商业登记证。同年9月29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SHELHONG（邮箱为Shel.Hong@sha.senator-international.com）向周树林发送题为“合同样本”的邮件，并附有《货运代理协议》、《信用额度申请表》和《不购买货物运输险声明》的空白模板，要求对方填写。周树林于同年10月7日回复该邮件，附件中，在《货运代理协议》的乙方处填写了中弘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并对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不购买、地址和电话明》载明，“我司中弘公司自愿放弃通过翼源公司为我司委托其操作的从德国主要目的港到德国客户SENVIONGMBH交付门点D-27572BREMERHAVEN的货物代理购买运输保险……”；《信用额度申请表》中填写信息如下：申请人姓名为中弘公司，注册办公地址是香港德辅道中161-167号香港贸易中心5楼全层C2，联系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美丰路88弄358号，成立时间为2015年7月6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元，开户行是星展银行，雇员人数为7人，业务联系人和财务联系人均为JUSTINZHOU，邮箱为juelyn-chou@hotmail.com，董事总经理为ELLENTANG，电话13482******，财务总监为ESTERSUN，邮箱为407924327@qq.com；付款期限为60天，申请信用额度为人民币1000000元。除前述三份文件外，该份邮件附件中再次附上了中弘公司的商业登记证和开票信息确认书。同年10月8日，SHELHONG邮件回复周树林，告知其看一下律师意见。该邮件附件是一份题为《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的审核意见》的文件，署名为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张乐乐律师，内容是该律师在收到翼源公司发送的《货运代理协议》后，就中弘公司对协议的改动部分及其他协议条款提出的审核意见。2018年9月30日，周树林邮件通知KEVIN第一票货物将于10月5日到达目的港，请其做好操作准备。同年10月12日，周树林邮件告知KEVIN，第一票业务已操作完成，第二票货物预计当日到港，请反馈操作进度及计划。在2018年9月至同年11月期间，周树林与KEVIN共就涉案七票从中国山东青岛港运往德国港口的货物在德国境内的货运代理操作事宜，包括业务内容、费用报价、运送方式等进行沟通。翼源公司根据周树林的指示完成了前述七票货物在德国港口的货运代理事务。2019年3月13日，KEVIN向周树林发送题为“费用确认”的邮件，称涉案业务均已操作完成，请其确认涉案七票货代费用明细。周树林于同日回复表示，其已和客户按翼源公司提供的第一版的价格进行了结算，客户对部分费用的金额并不认可。同年4月4日，周树林向KEVIN发送邮件，称根据讨论双方愿意搁置争议费用，先解决L124A、L124E两票业务的其他费用，要求翼源公司提供发票（按附件信息开具）、合同以方便支付，并称，“为方便支付，为该两票支付签订的合同版本见附件，请彩色打印盖章后回发给我”。同年4月8日，周树林再次向KEVIN发送邮件，要求回签合同，称安排付款需要发票、合同和提单。同年4月23日，KEVIN向周树林发送邮件，要求后者就除L124A、L124E两票业务及不确认的额外费用外，其余五票业务的正常基本费用金额进行对账，周树林回复表示就涉案七票业务同意支付费用共计78096.17美元。同日，KEVIN还向周树林发送了翼源公司盖章的《货运代理协议》扫描件，要求尽快安排付款。该份《货运代理协议》载明，甲方为翼源公司，乙方为中弘公司，双方约定就中弘公司委托翼源公司代理国外进口操作代理事宜达成协议。并约定协议有效期一年，自签字之日生效。协议尾部有翼源公司及中弘公司的盖章，在中弘公司代表签名处有唐益玲的署名，签署日期显示为2019年4月8日。同年4月25日，KEVIN通过邮件向周树林发送涉案七票货代业务所涉的七份发票，发票载明开具给中弘公司，费用金额共计78096.17美元，其中业务编号为L124A、L124E的两票费用共计5278.20美元。2019年5月31日，中弘公司通过其星展银行的账户向翼源公司转账支付5278.20美元。星展银行的回单左上角显示的中弘公司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美丰路88弄358号。2020年1月份，翼源公司曾就货代费用付款事宜与周树林协商，并通过邮件发送和解协议，但最终和解未果。欣洛公司的相关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唐益玲，营业场所是在上海市宝山区美丰路88弄358号。在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开展期间，欣洛公司在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经理和执行董事均为唐益玲，监事为周树林。欣洛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周树林是欣洛公司的业务经理，同时兼任中弘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和财务。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唐益玲，欣洛公司在工商局的社保账户人数只有1人，为唐益玲。另查明，自2018年8月20日起，远藤公司工作人员盖娇（邮箱为yuanteng_yt@163.com）与周树林与通过邮件就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委托事宜进行沟通联络。盖娇向周树林就货代费用进行询价，在周树林报价之后，盖娇向周树林发送提单、货物及收货人信息、目的港送货要求等，随后周树林与翼源公司联系，委托翼源公司具体操作涉案货代业务。2019年1月15日，盖娇与周树林通过邮件就其中五票业务进行对账。盖娇发送的对账单显示，L124A、L124C、L124D、L124E、L124F的五票业务的货代费用分别为3837.43美元、7661.79美元、18732.83美元、3843.15美元、14301.57美元。2019年1月16日，周树林向盖娇发送货运代理协议文本，待盖娇将远藤公司签字盖章的协议电子版回发后，中弘公司在其上签字盖章，周树林再将最终电子版发送给盖娇。前述协议约定，远藤公司委托中弘公司代理国外进口操作代理事宜，协议落款处有中弘公司和远藤公司的签字盖章，打印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2019年1月21日，中弘公司向远藤公司开具发票收取48481美元，其中包括双方于2019年1月15日已对账的五票货代费用48376.77美元。2019年1月30日，远藤公司向中弘公司转账支付48481美元。在周树林向翼源公司及远藤公司发送的邮件中，周树林个人签名档均自动显示欣洛公司、中弘公司两个公司的中英文名称、经营范围和公司图标，且欣洛公司在上，中弘公司在下；欣洛公司的英文全称为SINOBRIDGEINT’LLOGISTICS（SHANGHAI）CO.,LTD，中弘公司的英文全称为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两个公司图标中，图案基本一致，颜色略有差距，中英文不一致，欣洛公司的图标中文为欣洛国际物流，英文为SINOBRIDGEINTLLOGISTICS，中弘公司的图标中文为中弘实业，英文为SINOBRIDGEINDUSTRIAL；欣洛公司的经营范围显示为进出口贸易、咨询、物流、包装、物联网，中弘公司的经营范围显示为工程项目管理、国际进出口贸易、咨询、物流、包装。翼源公司曾于2019年11月2日首次向本院提交起诉材料，经诉前调解未果，后于2020年1月2日正式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被告中弘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的实际操作地是在德国境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现中弘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能与其他当事人就涉案纠纷的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意见。鉴于翼源公司和欣洛公司的注册地和经营地都在中国大陆地区，涉案业务人员是在中国大陆地区通过邮件沟通联络业务，涉案货物系在中国大陆的港口出运，且翼源公司和欣洛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愿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有着最密切联系，本院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的准据法。在案证据显示，翼源公司已经根据周树林的指示完成了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翼源公司与欣洛公司对于中弘公司应承担涉案货运代理费用支付义务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一是周树林是仅代表中弘公司还是同时代表两被告委托翼源公司操作涉案货运代理事务，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应如何认定；二是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是否构成法人人格混同；三是涉案货运代理费用的金额应如何认定。一、周树林是仅代表中弘公司还是同时代表两被告委托翼源公司操作涉案货运代理事务，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即便周树林同期在两被告公司同时任职，其邮件自动签名档也同时显示两被告的名称，亦不能由此当然得出周树林对外联络业务必然同时代表两被告的结论。对具体合同关系的识别，仍应结合本案货运代理合同签订履行的具体过程进行判断。首先，周树林在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开展过程中，多次明确向翼源公司表示其系代表中弘公司与翼源公司开展合作。周树林与翼源公司就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联络历时数月，从2018年8月底一直延续到2019年。在周树林最初于2018年8月27日向翼源公司发送邮件咨询报价时，尚未明确表示其系代表中弘公司还是代表两被告共同进行询价。但在随后同年9月10日，在涉案第一票货物尚未抵达德国港口，翼源公司委托的提货、内陆运输等货运代理业务尚未实质履行之前，周树林就已经将签约合同主体是中弘公司的意思通过邮件告知翼源公司。随后，在同年9月29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了《货运代理协议》样本、《信用额度申请表》和《不购买货物运输险声明》三份空白文件要求填写。周树林在同年10月7日的回复中，明确在《货运代理协议》的乙方处填写了中弘公司，在《信用额度申请表》中也是以中弘公司名义填写信息，在《不购买货物运输险声明》中载明“我司中弘公司自愿放弃通过翼源公司为我司委托其操作的从德国主要目的港到德国……门点的货物购买保险”。虽然翼源公司称前述邮件往来皆系为此后的业务合作所进行的磋商，与本案并无关联。但双方往来邮件显示，涉案第一票货物是在2018年10月5日才抵达德国港口，在周树林与翼源公司于同年9月10日、9月29日、10月7日就合作主体进行沟通时，时值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操作的初始阶段，无论从通常角度理解，抑或从邮件措辞来看，均无法得出前述邮件沟通并非针对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结论。而在10月7日，周树林回发的《不购买货物运输险声明》中，更是采用了“为我司（中弘公司）委托其（翼源公司）操作的……货物购买保险”的表述，清晰反映出以中弘公司名义委托翼源公司操作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意思表示。前述邮件中的多次沟通，已经足以使翼源公司辨识出周树林系代表中弘公司与其开展业务。其次，周树林与翼源公司自业务开展初期即进行磋商的《货运代理协议》的当事人是中弘公司。翼源公司称最终盖章版的《货运代理协议》是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在涉案业务完成以后才签署，认为该协议与涉案业务无关。本院认为，虽然该协议实际签署于涉案货运代理事项操作完毕之后，但双方就该协议的磋商是从2018年9月29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协议模板时就已经开始，周树林在同年10月7日回复邮件，在协议乙方处填写为中弘公司，并就部分条款提出修改意见；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在将前述周树林修改后的协议文本交律师审核后，于同年10月8日将该律师意见回发给周树林。对于《货运代理协议》内容的磋商和修改，反映了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双方开展合作的明确意思表示，翼源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在此过程中声明双方就货运代理协议的磋商并非针对涉案业务，而系针对后续业务。此外，结合涉案邮件内容来看，促使翼源公司在《货运代理协议》上盖章并发送给周树林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周树林在2019年4月份多次发送邮件催促翼源公司，称付款需要提供合同、发票和提单，要求其尽快回签合同。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在2019年4月23日向周树林发送有翼源公司盖章的《货运代理协议》时，也明确“合同扫描见附件，请尽快安排付款”。翼源公司与两被告在涉案业务之后也未再行开展任何业务上的合作，结合前述情况可知，2019年4月23日翼源公司发送给周树林的《货运代理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结算涉案货运代理费用需要，并非如翼源公司所称的与涉案业务无关。因此，涉案《货运代理协议》的磋商、修改和签署，反映出翼源公司就与中弘公司合作开展涉案货运代理业务达成合意。综上所述，周树林就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事务系代表中弘公司委托翼源公司操作货运代理事务，翼源公司在明知周树林系以中弘公司名义与其开展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情况下，仍继续与之开展合作，操作货代事务，并为签署中弘公司作为相对方的《货运代理协议》进行磋商，而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认定为表达了翼源公司同意就涉案货运代理业务与中弘公司开展合作的意愿。在涉案业务完成之后，翼源公司向中弘公司开具发票，中弘公司向翼源公司支付货代费用的事实，也可以印证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翼源公司仅凭周树林的邮件签名档和周树林在两被告公司同时任职的情况，就主张两被告同时作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委托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就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中弘公司与翼源公司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项下义务。现翼源公司依约完成了受托事务，中弘公司作为委托人却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二、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是否构成法人人格混同。在案证据显示，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是同由唐益玲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两公司主营业务范围相近，对外宣传信息相似，周树林也同时在两公司任职，欣洛公司的营业场所与中弘公司对外公开的联络地址相同。翼源公司认为，从前述情况足以认定欣洛公司与中弘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断关联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关键在于两公司是否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丧失人格独立性。翼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的情况。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能够明确判断出委托方为中弘公司，货代费用发票系开具给中弘公司，中弘公司也支付了部分费用，且在周树林将涉案业务转委托翼源公司操作之前，在接受案外人远藤公司的委托时，也是以中弘公司的名义与远藤公司签署货运代理协议，以中弘公司名义向远藤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货运代理费用。因此，翼源公司的举证未能达到证明中弘公司和欣洛公司财务混同、人格混同的程度，对翼源公司请求欣洛公司对涉案货运代理费用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涉案货运代理费用的金额应如何认定。关于费用金额。从周树林与翼源公司工作人员的往来邮件中可以看出，双方就部分费用金额存在较大争议，双方先行就L124A/E两票业务费用进行对账的前提是“暂时搁置争议费用”，2019年4月23日，翼源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周树林对账时也明确说明“除（已对账的）L124A/E两票业务及不确认的额外费用外，就其余五票业务的正常基本费用进行对账”，周树林回复表示就涉案七票业务同意支付78096.17美元，随后翼源公司工作人员向周树林发送了金额共计78096.17美元的发票。由上述沟通过程可知，周树林与翼源公司在搁置争议部分费用的前提下，确认七票业务的正常基本费用为78096.17美元。翼源公司认为其有权收取的涉案七票货运代理费用共计117692.70美元，则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收取周树林未予确认的费用部分39596.53美元的合理性，但从现有证据来看，翼源公司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其根据与中弘公司的约定有权收取该笔费用，亦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已实际发生且系翼源公司为处理涉案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故本院认为，中弘公司就涉案七票货运代理业务，有义务按照其确认的金额向翼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78096.17美元，对翼源公司所主张的额外费用39596.53美元不予支持。现翼源公司确认中弘公司已支付5278.20美元，故中弘公司还应向翼源公司支付72817.97美元。在案证据显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在2019年3月13日翼源公司向中弘公司催款之前即已操作完成，现翼源公司主张将涉案货运代理费用以其向本院首次提交起诉材料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19年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折算为人民币，于法不悖，可予支持。因此，中弘公司应当向翼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509725.79元（72817.97美元×7）。关于利息损失，系因中弘公司迟延支付造成的法定孳息损失。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没有就涉案货代费用支付时间做出约定，在案证据显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完成之后，翼源公司工作人员自2019年3月13日起开始与周树林对账催款，现翼源公司主张中弘公司支付自2019年4月9日起计算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不悖，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利率标准，因翼源公司与中弘公司并无关于逾期利率标准的约定，综合考虑中弘公司履行合同的积极程度、过错程度及翼源公司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息为妥。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因此，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翼源公司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率，并无充分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509725.7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以人民币509725.79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对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38元，由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590元，由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负担人民币744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翼源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被告欣洛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中弘实业有限公司（SINOBRIDGEINDUSTRIALCO.,LIMITE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帆审 判 员  王金凤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龙 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十六条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