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23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陶文有，男，196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现住景谷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佘文坤，女，1966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现住。陶文有、佘文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林，云南勇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国发，男，196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现住该处。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楚涵，男，198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现住该处。王国发、王楚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力，云南平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陶文有、佘文坤因与上诉人王国发、王楚涵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4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陶文有、佘文坤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陶文有、佘文坤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王国发、王楚涵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王国发、王楚涵有偿转入桉树林地，陶文有、佘文坤取得桉树所有权。陶文有、佘文坤在第二轮砍伐后，继续对第三轮桉树进行投入经营管理，期间王国发、王楚涵未提出任何异议，其行为表明了同意陶文有、佘文坤对第三轮桉树继续享有经营管理、采伐的权利。本案争议的桉树是陶文有、佘文坤投资和管理取得的，陶文有、佘文坤对桉树享有所有权，双方签订《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第3条明确约定“采伐结束后交回甲方”，也证明了陶文有、佘文坤对桉树享有所有权。因此，陶文有、佘文坤要求王国发、王楚涵协助办理桉树采伐手续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王国发、王楚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确认双方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20年5月20日终止及林地使用权和林地内林木所有权于2019年5月20日起权属归王国发、王楚涵；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陶文有、佘文坤承担。事实与理由：1.双方签订《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林地、林木转让期限为2011年9月20至2019年5月20日止，采伐结束后交回甲方。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陶文有、佘文坤应无条件将林地和林木交回王国发、王楚涵。2.本案林地上桉树系王国发、王楚涵在2005年种植的，桉树不是陶文有、佘文坤种植的，而是砍伐结束后自然生长出来的。陶文有、佘文坤明知自己承包期限8年都不到，其在协议期限内未合理安排采伐桉树时间，2016年初就应对桉树进行采伐，而不是到2019年初再组织采伐完毕后交回王国发、王楚涵。这一经营失误造成不利后果应由陶文有、佘文坤自己承担。3.就算王国发、王楚涵应当给付陶文有、佘文坤自2016年初至2019年5月20日止的管理费，也只是对其实际投入的管理费用按照双方的过错责任来进行分析和划分责任，并应另案处理。在本案判决林地使用权和林地内林木所有权于2019年5月20日起归王国发、王楚涵，不影响陶文有、佘文坤将来向王国发、王楚涵提起给付管理费的诉讼。4.王国发与其他合伙人王忠、王元平、刀剑的合伙关系已终止，判决林地及林木权属归王国发、王楚涵并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陶文有、佘文坤、王国发、王楚涵均未作书面答辩。陶文有、佘文坤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国发、王楚涵协助陶文有、佘文坤办理桉树采伐手续；2.桉树地转让协议展期至2021年6月30日止，地租按市场价中等级，每亩每年50元给付王国发、王楚涵（2019年5月2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884亩×50元/亩×2年=88400元）；3.判令王国发、王楚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王国发、王楚涵共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王国发、王楚涵与陶文有、佘文坤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合同期限到期终止；2.确认该林地的使用权和林地内的林木所有权于2019年5月20日起权属归王国发、王楚涵；3.判令陶文有、佘文坤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8日，王国发以及案外人刀剑、王忠、王元平和案外人王国芬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王国芬以100万元的价格将其于2004年6月种植在威远镇新民村马家箐国有荒山低价值林中的884亩共计114000株的桉树转让给王国发以及案外人刀剑、王忠、王元平，同时该桉树所在的林地使用权亦同时转让。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国发以及案外人刀剑、王忠、王元平从案外人王国芬处转让得该林木、林地后已经在2009年左右进行过第一次采伐。2011年9月15日，以陶文有、佘文坤为乙方，以王国发以及案外人刀剑、王忠、王元平为甲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桉树林地转让协议》，该协议就转让标的、转让时间、转让价款、付款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其中，该协议对转让标的的约定为：“甲方将位于威远镇××××四光头地种植的桉树活立木有偿转让给乙方管理经营，林地面积为884亩，四至界限以《林权证》及甲方现场指认的界限为准。”对转让时间的约定为：“林地、林木转让期限为2011年9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止，采伐结束后交回甲方。”对转让价款的约定为：“现金支付85万元（捌拾伍万元正），《开发公司第二轮投资费用登记表》所载明欠款162087.63元（壹拾陆万贰仟零捌拾柒元陆角叁分），两部分总价款为1012087.36元（壹佰零壹万贰仟零捌拾柒元陆角叁分）。”对付款方式的约定为：“85万元双方签字后付清，开发公司欠款部分待桉树采伐时用桉树款冲抵。”同时，该协议还约定甲方和林业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种植桉树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由乙方行使。乙方到采伐时间提出采伐申请时，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办理采伐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若甲方不能按时为乙方办理采伐手续，属甲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2011年9月16日，陶文有、佘文坤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签订主体之一的王忠账户分28.3万元和56.7万元两笔共打入85万元资金，王忠向陶文有出具收到马家箐桉树地转款85万元的收据。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履行期间，案外人刀剑、王忠、王元平已经退出合同，但未向法庭提交刀剑、王忠、王元平已经退出的证据。2014年7月11日，王国芬向景谷县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缴纳了6.805万元的国有两荒转让款，形成了现金缴款单、行政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各一份，该两份票据的原件均由陶文有、佘文坤持有。庭审中，陶文有、佘文坤陈述因为要将林权证从王国芬变更为王楚涵，但王国发、王楚涵资金紧张，其二人叫陶文有先将该款项缴纳，王国发、王楚涵对此无异议，但陈述随后该款他们已经偿还给了陶文有。2014年12月4日，景谷县林业局向王楚涵颁发景政林政字（2014）第08240003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的林地、林木坐落为威远镇新民村，小地名为马家窝箐，面积为1210.2亩，株数为133122株，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国有林，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王楚涵，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王楚涵，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王楚涵，注记部分载明：根据变更协议将持证人王国芬变更为王楚涵。庭审中，陶文有、佘文坤陈述其二人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间对承包的桉树进行了第二次采伐。2016年6月30日，陶文有和云南云景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种植桉树合同》一份和《抵押合同》一份，但陶文有、佘文坤未向法庭提交该抵押合同是否办理抵押登记的证据。根据云南云景林业开发有限公司颁发的《公司＋农户＋基地桉树种植管理卡》第三轮投资费用登记表显示陶文有、佘文坤从2016年5月26日至2019年5月3日，均有追肥和劳务费的投资记录。2019年5月20日合同约定日期届满后，陶文有、佘文坤要求继续管理并采伐第三轮桉树，王国发、王楚涵以合同已经到期为由拒绝，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和反诉。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合同条文的解释，必须探究合同当事人内在的、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判断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首要方法，是判断合同条文的字面意思表示，即应先进行文义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不能确定合同条文的准确含义之时，才能运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对约定不明确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订立合同的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进行解释，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而对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应当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通常共同目的进行相应解释。也即合同解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进行解释。本案中，当事人对双方所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的履行期限有不同的认识，陶文有、佘文坤认为该协议的履行期限是进行两轮砍伐后，才将林地交还王国发、王楚涵，而王国发、王楚涵则认为该协议对履行期限已经约定明确，该协议履行期限届满的时间就是2019年5月20日。该协议对转让时间的约定为：“林地、林木转让期限为2011年9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止，采伐结束后交回甲方。”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该条约定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的理解，只能得出双方的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到期，陶文有、佘文坤应当在该时间届满之前最迟当日就应当将桉树采伐完毕并交还林地的结论。故王国发请求确认陶文有、佘文坤与王国发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合同期限到期终止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的性质，决定合同是有期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可能永恒的存在，有着从设立到终止的过程。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指依法生效的合同，因具备法定情形和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合同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债权人不再享有合同权利，债务人也不必再履行合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本案中，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履行期限届满且当事人未进行延期的情形下，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了上述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已经因为约定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故陶文有、佘文坤要求王国发、王楚涵协助办理桉树采伐手续并将《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展期至2021年6月30日的止的诉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王国发、王楚涵诉请确认该林地的使用权和林地内的林木所有权于2019年5月20日起权属归王国发、王楚涵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本案中，按照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已经登记在王楚涵名下，在记载该使用权的权属没有被撤销等情形下，该林地的使用权应归属于王楚涵。但该林地上的林木，因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20日该林木由陶文有、佘文坤进行管理，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陶文有、佘文坤对该期该林木产生的价值具有收益主张的权利，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在陶文有、佘文坤未明确表示放弃该林木利益且双方未进行清理的情况下，王国发、王楚涵要求确认该林地的林木归其所有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签订《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的甲方还有刀剑、王忠、王元平三人，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刀剑、王忠、王元平三人已经退出《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的情形下，王国发、王楚涵要求确认该林地的林木归其所有的诉请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可能性。另外，因陶文有、佘文坤在本案中仅诉请要求对《桉树林地转让协议》进行展期并协助办理采伐手续，未提出对涉案林木进行清理的诉请，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及上述阐述的理由，对该问题一审法院不作评判。相关当事人可以另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为：一、驳回陶文有、佘文坤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陶文有、佘文坤与王国发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因履行期限届满已终止；三、驳回王国发、王楚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0元，由陶文有、佘文坤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0元，由王国发、王楚涵负担，上述案件受理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一审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陶文有、佘文坤没有提交新证据。王国发、王楚涵提交《证明》两份，拟证明王国发与合伙人王忠、王元平、刀剑于2011年9月已终止合伙，王忠、王元平、刀剑退出合伙，马家箐的林地、林木继续由王国发承包经营管理，其他三合伙人不再拥有该片林地、林木的权利义务。经质证，陶文有、佘文坤对《证明》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属统一打印，内容不客观真实，也缺少另一位合伙人王忠的意见；王平、刀剑应出庭作证，但均未出庭作证。本院审查认为，王国发、王楚涵提交两份《证明》证据形式、来源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林地、林木转让期限为2011年9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止，采伐结束后交回甲方。”按照一般人的通常理解，《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属于附终止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当事人应当在合同终止期限届满前行使自己权利和履行自己义务，终止期限届满后合同失效，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故一审法院确认陶文有、佘文坤与王国发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因履行期限届满已终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也正因为终止期限届满后《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失效，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双方当事人又未能对《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延期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陶文有、佘文坤提出的王国发、王楚涵应协助办理桉树采伐手续并将《桉树林地转让协议》展期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本案陶文有、佘文坤与王国发签订的《桉树林地转让协议》终止后，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陶文有、佘文坤在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对第三轮桉树进行投入经营管理，期间王国发、王楚涵均未提出任何异议。陶文有、佘文坤因经营管理桉树的法律事实，取得了对该期该林木产生的价值收益的权利，而陶文有、佘文坤也未明确表示放弃该林木利益。因此，在双方未进行清理的情况下，王国发、王楚涵要求确认该林地的林木归其所有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陶文有、佘文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国发、王楚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陶文有、佘文坤负担100元，由王国发、王楚涵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曾 山审判员 叶枝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罗光华书记员张正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