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85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军（曾用名王士军），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蒙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礼，山东泰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士国（曾用名王士果），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蒙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东弘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世军因与上诉人王士国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8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世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礼，上诉人王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世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争议房产属于王某生前财产，其去世后应当视为王某的遗产”部分事实的认定；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存在部分事实认定和部分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争议房产属于王某生前财产，其去世后应当视为王某的遗产”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一审判决采信的上诉人之父王某的证言，是上诉人作为原告诉蒙阴县房产管理局行政撤销纠纷一案，在诉讼过程中，房管局行政执法人员对王某所作的询问笔录。该书面证言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证据；在上诉人诉蒙阴县房产管理局行政案中，询问人作为被诉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代表着被诉行政机关的利益。处于和作为行政案原告即上诉人相对立的地位，其询问不仅违法，且明显不具有中立性。一审判决采信违法取得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也属于适用法律不正确。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争议房产属于王某生前财产，其去世后应当视为王某的遗产”于法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涉案房产由上诉人父亲王某生前筹资兴建，但在1992年对涉案房产进行初始登记时，王某将该房产自愿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该房产的产权即归上诉人所有。一审判决认为王某只是通过村委将房产挂名上诉人名下，不仅与前述法律矛盾，也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为：“当时的房产证一直在王某手里，王某一直对外出租管理。”该认为不是认定产权的依据。上诉人之父作为一家之主，可代家中任何人的管理财产，管理财产不是产权归属的依据。因为房产证一直在王某手中，其一直也没有对房产证载明的房主提出异议，这足以说明上诉人之父王某生前一直认可涉案房产产权人是上诉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启动两次行政诉讼，也只是对行政机关1992年房产登记变动情况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并没有对争议房产的物权性质作出认定。”上诉人提起的二次行政诉讼，是对蒙阴县房管局在1997年涉案房产由上诉人变更为被上诉人这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而非是对1992年房产登记的合法性审查。虽然名为撤销1997年产权变更之争，事实是对1992年确权的确认，一审判决认为仅是合法性审查。不是对涉案房产物权性质作出认定，明显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若依一审判决的理论，所有房产均需要对提供来源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是房产主管部门的登记以及其颁发的房产证加以证明产权，该认定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在涉案的行政诉讼案中，被上诉人一直是主张其是涉案房屋产权人，一直也未得到一、二审判决的支持。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争议房屋物权的取得无非是买卖、赠予、继承几种形式，被告王世军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取得房产物权的任何形式，因此，被告辩称争议房产归其所有的主张不成立”。一审判决的上述认为明显与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取得方式不符，涉案房产一经建成，即得取物权。1992年初始登记，即为上诉人之父王某建成后房产产权的进一步确认，即本案房产是上诉人之父为上诉人所建。本案诉讼，在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情况下，上诉人基于事实的判断，可选择提供证据甚至可不提供证据。一审判决依上诉人提供的对抗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不属于房产来源证据认定涉案房产不属于上诉人所有，而归上诉人之父生前所有，于法不符。3.一审判决超范围认定事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位于蒙阴县××路××路××街房四间属于原告所有”。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其主张接受王某生前赠与房产的说法，缺乏有效证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足以解决了本案争议。一审认定“争议房产属于王某生前财产，其去世后应当视为王某的遗产”超出了原告即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诉法关于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士国辩称，同意上诉人王世军的上诉请求，但上诉人王士国认为，争议房产属于王士国所有，事实和理由同王士国上诉状。王士国上诉请求：1.撤销蒙阴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8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世军不能依据1992年的房屋登记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正确的，但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能依据上诉人的《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和《契证》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对《契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的判断错误，《契证》系蒙阴县人民政府根据《契税暂行条例》对房屋所有权人开征契税时出具的凭证，《契证》上载明的权利人即为房屋所有权人。按照1950年《契税暂行条例》，征收契税具有保障土地、房屋权属的作用，契证即是当时的房屋所有权证。（详见上诉人原审证据《蒙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恢复开征契税的布告》第二条：发给契证后，国家承担着保护产权的责任。）《契税暂行条例》的颁布时间为1950年4月3日，后被1997年的《契税暂行条例》所代替，原告的《契证》取得时间为1991年，在1950年《契税暂行条例》施行有效期内。综合以上事实及当时的法律法规，涉案房屋在1991年已经属于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已经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领取了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即契证，上诉人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原审法院采用“完全排他性”的证明标准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而非“完全排他性”。原审法院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从而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采信上诉人父亲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错误，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系北关村委给上诉人规划的唯一宅基地，父亲在上诉人的宅基地上建设房屋后，将房屋赠给上诉人，该证明是父亲的真实意思表达，与父亲同时将另一处房屋5间赠给被上诉人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父亲同时在1991年分别为二人办理的《契证》，父亲对自己出资建设的该两处房屋的处分符合公序良俗，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符合公平原则。既然被上诉人因此取得了父亲给予的5间房屋的所有权，则上诉人取得父亲给予的涉案4间房屋的所有权被上诉人不应当持有异议；该证明虽然不是父亲亲笔书写，但有父亲亲笔签名捺印，且与父亲1991年将涉案房屋为上诉人办理契证以及其生前对承租人张某的安排相互佐证，充分证明父亲将争议房屋赠与上诉人的客观事实；涉案房屋在父亲生前虽然由父亲收取房租，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已于1991年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在父亲去世后，系“暂由”上诉人收取房租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采纳了承租人张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证实，在父亲去世之前曾多次告诉承租人涉案房屋是上诉人的，以后租房的事情找上诉人，房租交给上诉人，故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收取房租是基于房屋所有权行使的收益权，原审法院认定系“暂由”没有事实根据。2.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系北关村委为上诉人规划的唯一宅基地，该事实原审法院已经确认，有上诉人与北关村委1990年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为证。3.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增加的诉讼请求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未做出明确处理，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51条的规定，开庭时增加了“确认原告对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该请求属于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对于该请求没有做出任何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当相互统一，实现权利人一致，任何人也无权在上诉人的宅基地上建房，假如涉案房屋所有权不属于上诉人，必将造成宅基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的分离状态，且房地分离状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论是行政登记机关还是司法确权机关，都应当避免造成房地分离状态。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涉案房屋所占用的土地系上诉人的宅基地，房屋系父亲1986年在上诉人的宅基地上建设，并于1991年为上诉人办理《契证》，该《契证》是涉案房屋最早的证明房屋所有权人的证书，是政府部门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的、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公文书证，充分证明上诉人父亲在一开始就已经将涉案房屋给了上诉人，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涉案房屋于1991年即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其所有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将涉案房屋认定为父亲遗产与事实和法律不符。王世军辩称，上诉人王士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王士国认为契证属于房屋所有权证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未采信王士国提交的本案当事人之父于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正确，一审判决驳回王士国的上诉请求正确，是对王士国在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和庭审增加的诉讼请求在内的全部诉讼请求的明确处理。王士国没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有错误，其不是本案所涉房产的权利人。王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蒙阴县××路××路××街房四间（韩宝军住宅东邻）属于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士国与被告王世军系亲兄弟，均系蒙阴县居民，其父亲为王某。1986年，原、被告之父王某自筹资金，在蒙阴县××路××路××街房四间，建筑面积59.83平方米，以原告王士国的名字办理了契证和与村委签订《农村宅基地、空闲地有偿使用合同书》。1992年9月19日，王某向蒙阴县房产管理局提出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要求将所有权人姓名填写为被告王世军，且保证房屋产权所属无纠葛。1992年9月20日，蒙阴县蒙阴镇北关居民委员会在申请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1992年9月25日，蒙阴县房产管理局颁发了蒙房字第5××7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有人为被告王世军。1997年4月20日，原、被告之父王某经所在村集体同意并向蒙阴县房产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将登记在被告王世军名下的蒙房字第507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转移登记在原告王士国名下，同日，蒙阴县房产管理局为原告王士国颁发了蒙房字第2××7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1999年9月5日，蒙阴县人民政府发出公告，宣布我县城市规划区于1999年3月1日开始启用全国统一房屋权属证书，同时停止发放旧的房屋权属证书。原已颁发的产权证书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失效。2010年9月26日。被告王世军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蒙阴县房产管理局为原告王士国颁发的蒙房字第2××7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2010年10月2日，我院作出（2010）蒙行初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王世军作为产权登记人未到场的情况下，房产部门即作出转移登记，为原告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书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作出撤销蒙阴县房产管理局为原告王士国颁发的蒙房字第2××7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的行政判决。原告王士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3月1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临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原判。2016年1月7日，王世军再次起诉蒙阴县房产和住房保障局，要求补发房产证书。2017年8月16日，平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326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了王世军的诉求。王士国和蒙阴县房产和住房保障局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2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3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原判。2019年6月26日，原告王士国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诉争房产系其所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鲁1328民初2765号判决，被告王世军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2019）鲁13民终7896号裁定，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同时查明，争议房产是王某于1986年投资建设，直到2015年王某去世，一直由王某以自己名义出租，并收取租赁费用，去世后暂由原告王士国收取；被告王世军向平邑县法院申请执行生效裁判，2019年9月24日，蒙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王世军补发了争议房产的不动产证书，编号为鲁（2019）蒙阴县不动产第0005023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争议房产的产权归属的问题，原告诉求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予、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本案被告王世军虽然两次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仅作为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行政机关变更房产登记这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行政机关的作为问题，未在诉讼中对争议房产的物权归属一并解决，原告在本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确认物权归属，符合以上法律规定。原告王士国要求确认争议房产产权归原告所有，其提供了其名下的《契证》和《农村宅基地、空闲地有偿使用合同书》，证实宅基地是原告的，房产的初始登记在原告名下，并提供王某的证明，证实其父亲王某已经将房产赠予了原告，因此房产属于原告。经审查，原告提供的其与村委的《农村宅基地、空闲地有偿使用合同书》，只能证实宅基地登记使用情况，不能证实争议不动产的归属问题；《契证》只能证实当时完税情况，不能证实房产的真实物权归属；王某的证明无法证实属于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有效赠予合同的形式，不能证实王某将房产赠予给原告。今王某已经去世，从王某生前笔录、房产出租使用情况及房产登记情况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其主张接受王某生前赠予房产的说法，缺乏有效证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世军主张争议房产的产权归被告所有，为此提供了两次行政诉讼形成的两级法院的四份行政判决书、2019年9月24日蒙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补发的不动产证书等证据。经审查，四份行政判决书及不动产证书，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后，恢复了1992年房产的登记情况并补发了不动产证书，并没有对不动产物权作出处理。该房产是否属于被告所有，需审查1992年被告是否真正取得该房产所有权，是否取得物权转移效果。本院通过调取蒙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1992年房产登记确权资料，结合王某的笔录，崔某、张某的证言及自1986年至王某去世房屋管理使用现状，证实王某只是通过村委将房产挂名被告名下，并没有将房产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被告在“登记确权申报表”和“房屋所有权保证书”中的签字是村委代签，当时的房产证一直在王某手里，王某一直对外出租管理，收取租赁费用作为生活来源，一直想将房产再登记在自己名下，直到去世前没有将房子交付原被告任何一方；被告启动的两次行政诉讼，也只是对行政机关1992年房产登记变动情况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没有对争议房产的物权性质作出认定。在本案中，争议房屋物权的取得无非是买卖、赠予、继承几种形式，被告王世军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取得该房产物权的任何形式，因此，被告辩称争议房产归其所有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之父王某虽然在生前对争议房产多次变更登记，但并没有真正赠予原被告的意思表示，争议房产属于王某生前财产，其去世后应当视为王某的遗产，原被告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人主张权利。原告王士国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士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士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世军提交蒙阴县私有房屋登记确权申报表复印件（盖章），证明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归上诉人王世军所有，蒙阴县蒙阴镇北关居委在房屋确权登记的时候，已经确认同意该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加盖了村委的印章，确认同意土地使用权系王世军所有。王士国质证称，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系房屋登记确权申报表，该申报表当中载明的内容也只有房屋的基本情况以及建筑面积等，并不包含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认定和记载，而且该证据形成于1992年，在当时房屋与土地的登记机关是不同的，系分别登记；上诉人王士国在该申报表形成之前，已经与北关居委签订了农村空闲地承包合同书，可以证明王士国取得了争议房屋所坐落占用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上诉人王士国也取得了蒙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契证，该契证也能够证实王士国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而且王士国对于该宗土地使用权的以及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均属于原始取得，完全可以对抗该申报表所记载的内容。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系申报表，至于是否被批准无法证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王士国与王世军之父王某生前出资建设，并对外出租经营，收取租金，并将涉案房产在王士国与王世军之间多次变更登记，且每次变更登记均未告知二上诉人，王某生前并未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将涉案房屋赠予的意思表示，原审认定涉案房产属于王某生前个人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士国依据其名下的《契证》和《农村宅基地、空闲地有偿使用合同书》，主张涉案房产系其所有，但房屋并非其投资建设，其父王某生前亦未将涉案房屋交付给王士国经营管理，且王某后将涉案房产多次变更登记，王士国提供的其父王某的书面证言系王士国书写，不符合赠与的法定形式，其亦未举证证实1992年蒙阴县房管局将该房屋登记在王世军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非法，故原审认定王士国并非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世军虽经行政诉讼后，将涉案房屋虽现在登记在自己名下，但行政诉讼只是对行政机关房产登记变动情况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没有对争议房产的物权性质作出认定。涉案房产由王某生前投资建设，并经营管理收取租金，房产证也一直在其手中，王某多次变更产权登记人，且未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王世军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取得该房产物权的任何形式，故原审认定王某只是通过村委将房产挂名王世军名下，并没有将房产给王世军的真实意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士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世军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世军负担50元，王士国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宏审判员 张晓燕审判员 杨海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