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9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西路与翠峰西路交叉处（曲靖汇宝商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宁国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北京市尚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云铜康柏尔大厦**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郭昊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星，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宁国昌，男，195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白存珍，女，195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 再审申请人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恒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资产公司）、宁国昌、白存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宇恒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云南资产公司的债权来源于受让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昆明分行）的不良债权，而宇恒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支行（以下简称浦发曲靖支行）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共有5笔，浦发昆明分行仅将其中4笔转让给云南资产公司，并就另一笔未转让的债权向宇恒公司提起了诉讼。根据案涉《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之约定，担保债权人是就全部5笔债权在总的3300万元最高额质押担保范围内、26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以及5500万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二审法院却判令宇恒公司就三案所涉的每笔主债权分别在上述担保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损害了浦发曲靖支行、宇恒公司、担保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根据宁国昌、白存珍与浦发曲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案涉房屋抵押的优先受偿权总额最高不超过2600万元，但最终抵押登记最高债权金额为2400万元。换言之，不论债权是否转让或者最终债权人是谁，现有全部5笔债权的抵押优先权总额也仅为2600万元或2400万元。二审法院判决案涉1笔债权便享有2600万元的优先受偿权，忽视了最终抵押登记的债权为2400万元的事实。（三）浦发曲靖支行与宇恒公司建立的5笔债权债务关系均来源于浦发曲靖支行与宇恒公司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合同编号为BC2015091500001779），《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该主合同的附属合同。根据《融资额度协议》载明的内容，该主合同只约定宇恒公司与浦发曲靖支行自2015年9月15日至2016年9月15日之间发生的不超过5000万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并明确排除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及其他金额业务，而案涉债权恰恰来源于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超出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宁国昌、白存珍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分属不同的民事主体，从工商登记信息上看，不存在隶属关系。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不能直接视为浦发昆明分行的债权。即便双方存在内部管理关系，对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浦发昆明分行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及刊登公告的行为不能约束宇恒公司。（二）云南资产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至今未取得《金融许可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不能以公告债权转让的方式通知债务人，进而产生债权通知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其不能主张债权转让后的利息、复利及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 云南资产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债权发生在2015年11月26日，处于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担保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内就本案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宇恒公司主张最高额担保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共有5笔，不应单独确认其中1笔债权的最高担保限额，系对最高额担保的错误理解。原审仅确认云南资产公司的担保权，并不必然导致浦发曲靖支行丧失担保权，未损害浦发曲靖支行的权益。二、案涉承兑业务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本案债权系因宇恒公司办理融资业务发生。无论《融资额度协议》是否排除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均不影响宁国昌、白存珍就案涉债权承担担保责任。三、浦发曲靖支行系浦发昆明分行的下辖支行，两者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浦发昆明分行有权管理和处置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债务。浦发昆明分行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及登报公告的行为对宇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四、云南资产公司系本案适格主体，有权向宇恒公司主张债权转让后的利息，有权通过公告方式催收债务，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宇恒公司的再审申请。 宁国昌、白存珍提交意见称：宇恒公司再审申请、陈述的事实及建议适用的法律符合客观真实情况。因客观上无法承担高额诉讼费，虽然答辩人未上诉也未申请再审，但实际也对原审判决不服。原审在抵押权、质押权和最高额保证方面均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且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再审查明事实后，依法公正裁决。 再审中，宇恒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强制执行申请书》3份，拟证明云南资产公司针对每个案件均申请执行3300万元质押股权优先受偿、2600万元抵押权优先受偿，原审忽视了最终抵押登记的债权为2400万元的事实，没有考虑浦发曲靖支行对尚未转让的剩余1笔债权享有同样的优先受偿权。第二组，（2020）云0302民初6201号案件的《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拟证明2020年8月20日，浦发曲靖支行就其尚未转让的1笔债权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依据相同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要求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将案涉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金额全部判给云南资产公司，未考虑浦发曲靖支行应享有的权益。本院认为，宇恒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系云南资产公司就本案判决结果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的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新证据。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系未生效的另案涉诉资料，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综上，对宇恒公司再审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围绕的争议焦点为：二审法院对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 一、关于案涉承兑汇票债权是否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主债权范围的问题。首先，根据《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载明“本协议书为申请人与融资行之间所签署的独立的融资文件”之内容，案涉承兑汇票债权作为主债权不受《融资额度协议》的约束。其次，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之约定，其担保的主债权系固定期限内债务人与债权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在担保人就案涉债权提供担保期间，宇恒公司根据2015年11月26日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获得的汇票垫资款，属于上述担保合同约定的主债权范围。第三，根据《融资额度协议》第一部分第3条关于“客户与融资行在额度使用期限内签署的任何附属融资文件，与本协议的规定不一致的，就该附属融资文件所涉及的业务而言，应以附属融资文件的规定为准”的约定，即使《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该《融资额度协议》项下的附属融资文件，当两者出现约定不一致的情形时，也应以《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开展融资业务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之内容约定为准。据此，宇恒公司主张承兑汇票不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主债权、担保人无须就本案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是否被扩大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因此，最高额抵押、最高额质押、最高额保证中的“最高额”决定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最大限度，应具体明确。担保人对超出此限度外的债权不再提供担保。本案中，在各担保人提供最高额担保期间，原债权人浦发曲靖支行与主债务人宇恒公司之间共发生了5笔债权债务关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关于“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4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16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额不超过3300万元为限”“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5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5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额不超过2600万元为限”“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5年9月5日至2018年9月5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额不超过5500万元为限”的约定，以及连续发生的该5笔债权存在部分债权被转让的事实，相关担保债权人只能一并就该5笔债权分别在3300万元最高额质押限额范围内、2600万元最高额抵押限额范围内以及5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限额范围内共同享有优先受偿权。虽然二审法院就云南资产公司受让的其中3笔债权分别判令其在上述最高担保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云南资产公司并非单独享有对应的最高担保限额，并不影响各担保人在本案及相关案件执行过程中主张就已确认的5笔主债权之和在不超过3300万元最高额质押限额范围内、2600万元最高额抵押限额范围内以及5500万元最高额保证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其次，虽然宇恒公司主张二审法院忽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债权金额为2400万元的事实，但是宇恒公司、宁国昌、白存珍系独立的民事主体。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浦发曲靖支行与抵押人宁国昌、白存珍签订，且由宁国昌、白存珍提供其名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就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而宁国昌、白存珍并未就此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宇恒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就抵押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问题不具有诉的利益。并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债权合同效力独立存在，且根据该合同约定，宁国昌、白存珍是在2600万元最高额抵押限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宇恒公司据此主张抵押人的担保责任范围被扩大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浦发昆明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云南资产公司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本案中，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均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作出的相关行为均系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发昆明分行就案涉债权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浦发昆明分行作为一级分行，对其下辖的浦发曲靖支行有权进行管辖，并有权统一转让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宇恒公司主张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及登报公告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公布云南省、海南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的通知》，云南资产公司有权参与云南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其性质与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一致。宇恒公司关于云南资产公司不具备金融债权受让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云南资产公司不能公告催收、收取受让债权利息的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宇恒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云南宇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岚 审判员 马成波 审判员 葛洪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毛荧月 书记员王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