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7民终4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兰，女，汉族，1962年8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广宇，河南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原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住所地：新乡市新飞大道与宏力大道交叉口。负责人：丰金彩，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灏博，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原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平原路**。负责人：黄飞龙，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灏博，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刘玉兰因与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以下简称“金利支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以下简称“新乡分行”）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广宇，上诉人金利支行、新乡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灏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兰上诉请求：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改判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偿还刘玉兰350万元本金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认定刘玉兰的另一笔借款100万元，是错误的。该笔100万元借款，是刘玉兰以现金形式，在金利支行银行柜台上，按张立指定的银行卡号当场存入。存款凭证上签名是刘玉兰本人所签。刘玉兰在一审时已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调取刘玉兰的存款凭证。刘玉兰也明确表示愿和人民法院一起前去银行，当场指认自己的存款凭证。如果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在金利支行的存款凭证中完全可以查询到。一审法院仅凭金利支行、新乡分行没有这笔存款的口头陈述，就对刘玉兰的该笔100万元的借款不予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二、张立的行为属于标准的职务行为，一审认定张立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已经查明，张立系金利支行(原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行长，其在担任该行行长期间，以单位内部需要资金为由，向刘玉兰借款，刘玉兰按照张立的指示，将案涉借款转入其指定的账户，张立以银行的名义给刘玉兰出具了借据，并在借据上加盖了银行的印鉴。故张立的行为属于标准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单位承担。一审判决认定张立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既不符合案件基本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错误界定刘玉兰与中原银行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刘玉兰在与金利支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了借款协议，之后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刘玉兰将案涉借款转入金利支行指定的银行账户之内，金利支行给刘玉兰出具了借据，并且加盖了银行印鉴，张立作为负责人，在借据上签字予以确认。故刘玉兰与金利支行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将二者之间的纠纷定性为用人单位责任纠纷，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四、一审认定张立与刘玉兰签订借款合同超越职权范围依法不能成立。吸收存款系银行的基本业务。张立作为中原银行下属支行的行长与刘玉兰签订借款合同，吸收刘玉兰存款，并不超越其职权。一审认定张立的行为超越职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五、一审判决认定刘玉兰存在过错，不是善意相对人毫无道理。张立系金利支行的行长，具有代表该支行从事一切法律行为的权利。任何普通的人都不会也不可能会对其身份以及权力产生怀疑。且案涉借款行为都是在银行所在地点完成，借据上也加盖了银行印鉴，张立作为行长也在借据上签字予以确认。有银行行长的身份，有银行行长的签字，有银行的印鉴，刘玉兰没有何理由怀疑该借款行为虚假，故一审判决认定刘玉兰存在过错，没有任何事实支持，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六、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公。刘玉兰是基于对张立系银行行长身份和银行印鉴的高度信任，将案涉借借给了中原银行。刘玉兰不可能对张立行长身份产生任何的怀疑，更不可能对银行印鉴有所怀疑。所以刘玉兰没有任何过错。一审判决认定刘玉兰存在过错。判决中原银行偿还刘玉兰70％的借款本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金利支行、新乡分行辩称，一、一审未认定刘玉兰所诉的100万元借款成立是正确的。因为截止目前刘玉兰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张立交付了借款合同所载的款项。同时刘玉兰在其所诉的350万元中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中其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转款凭证，从时间金额上来看，与提交的借款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性，且刘玉兰在公安机关一直陈述与张立的经济往来均为现金，但有没有提供任何交付现金的证据，因此刘玉兰全部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本案张立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在公司营业范围内为公司利益而实施的一系列公司事务行为。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外执行公司事务的行为，应当是为了公司利益而非为其个人利益。但是当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利用公司名义对外行为，但并非为了公司利益，所有利益归属于其个人实及法律后果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张立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三、一审认定刘玉兰非善意相对人是正确的，李玉兰的身份极其特殊，其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具有多年银行工作经验，应比一般人更具有更专业的金融知识意识。以其执业经历可明确认知向外界借款，并非银行营业范围，刘玉兰在本案中具有明显的恶意。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刘玉兰一审诉讼请求；3、刘玉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张立与刘玉兰之间的借款与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应当依法驳回刘玉兰起诉。二、张立的行为不具有执行职务行为的外观特征，金利支行、新乡分行未事实任何侵权行为，所有借款行为均为张立个人犯罪行为，无论刘玉兰是否因此遭受损失，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均不应当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本案刘玉兰和张立之间的借款关系根本不成立，更不存在履行出借义务、存在财产损失的说法。四、张立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执行工作任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应当驳回刘玉兰的起诉。刘玉兰辩称，答辩意见同刘玉兰上诉意见。刘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偿还刘玉兰借款35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张立原为金利支行前身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行长。2014年7月9日，张立服毒自杀身亡。张立死亡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张立在任期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票证罪等。2.2014年1月21日，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刘玉兰书写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玉兰现金贰佰伍拾万元正（2500000元）”。借条上有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本人签名、落款时间，并加盖了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公章。3、2013年1月21日，刘玉兰向王桂荣在原新乡银行中原支行的银行卡（银行卡号：70×××34）上转款3000000元，刘玉兰自称还借给张立100万元的现金。4．刘玉兰支出的上述款项，刘玉兰自称已归还50万元，其余部分未得到清偿。5、2013年7月8日，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刘玉兰书写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玉兰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元）”。借条上有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本人签名、落款时间，并加盖了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公章。刘玉兰自称该笔借款支付给张立100万元的现金。6、包凯刑事案件相关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涉案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无法得出鉴定结论，未将刘玉兰申报的350万元债权确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7、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为上述刑事案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确定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控制以下人员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毕德、冯国顺、冯金华、李四鹏、李艳、李勇、尚守宁、陶亚伟、王桂荣、王金玲、薛剑波、杨贵德、尹金玲、云建华、张洪涛、张立、刘晶晶、马晓雪、余聚粮。8、2014年12月23日，经河南省银监局批复同意，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2018年10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批复同意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终止营业。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将中原银行新乡金利支行业务并入中原银行新乡金利支行。一审法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应否驳回刘玉兰诉讼请求；2．本案性质及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一、关于本案应否驳回刘玉兰起诉的问题。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关于驳回刘玉兰起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理由是：包凯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以下简称包凯刑事案件）对张立、包凯以银行名义吸收公众存款非法获利的行为进行了定性，本案中刘玉兰所诉由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偿还借款的事实，与包凯刑事案件认定事实虽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事实。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不是包凯刑事案件一案的当事人；在包凯刑事案件中刘玉兰出借的款项依据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该笔款项未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认定；刘玉兰诉请金利支行、新乡分行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是盖有金利支行公章的借条，而非张立借款行为，引起案件事实的主体不同。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主张包凯刑事判决存在遗漏，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金利支行、新乡分行是否承担责任需经过审理才能确定。因此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继续审理。二、关于本案性质及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一）关于刘玉兰与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张立任支行行长期间于2013年7月8日、2014年1月21日为刘玉兰出具的案涉借条，盖有金利支行的印章，指示刘玉兰将款项转入指定账户，张立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发生案涉交易时张立是金利支行行长，金利支行属于法人分支机构，张立的身份不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及其代表行为的规定。就本案而言，从代理人职务身份、合同签章、银行转账、办理场所等方面分析，案涉张立行为具有执行职务行为的外观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据此规定，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刘玉兰借款是否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及张立超越职权时刘玉兰是否为善意相对人，是评判刘玉兰与金利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案涉交易中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刘玉兰借款，借条虽未约定利息，但实际超过月息2分的高息，属于银行非常规个人借款业务，明显超越金利支行的经营范围，金利支行亦未对张立签约行为进行明确授权，张立与刘玉兰签订借款合同超越了其职权范围。本案刘玉兰出借款项到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指定账户，收取高额利息，由张立出具非银行规范格式的借条，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违背了社会通常认知，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刘玉兰对张立具有代理权的信赖存有过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就案涉借款合同，张立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刘玉兰与金利支行之间不具有借款的合意。（二）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和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刘玉兰与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之间缺乏合同上的请求权基础，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不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但是否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需全面分析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正确认定案件法律关系，合理权衡各方当事人权益予以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依据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张立在任新乡银行中原支行行长期间，以银行给企业办承兑需保证金或给企业做过桥资金、揽储等理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张立的行为是典型的不法行为，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具备欺诈故意，假借银行名义吸引资金，直接侵害了单个借贷案件中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本案中，刘玉兰称张立借款时“说银行需要揽储，当时承诺的利息高于银行利息，对为何出具借款合同刘玉兰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张立出具了盖有金利支行印章的借条，其目的是采骗取信任非法吸收存款从中牟利，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2．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实施侵权的行为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完成的，在刘玉兰与张立办理借款业务期间，张立作为金利支行行长，身份是金利支行的负责人，办理借款手续时张立称银行揽储，使用的是其管理的金利支行印章，出具了借据手续，刘玉兰称办理地点在银行，并把款项转入设在中原银行的账户内，且依据包凯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金利支行其他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新乡分行、金利支行辩称张立办理借款手续属个人犯罪行为而与其无关，缺乏事实依据。3．张立办理案涉借款手续时，金利支行公章一直由支行管理，张立作为负责人有直接支配使用的权利，给张立实施侵权提供了直接机会，张立及金利支行工作人员在案涉借条上加盖金利支行公章，加大了受害人对张立错误信任的可能性，是造成刘玉兰损失的直接原因。本案当事人之间业务发生时间持续时间长，新乡分行、金利支行疏于管理，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存在巨大漏洞，从而给张立实施侵权行为以可乘之机，存有重大过错，张立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性。4、刘玉兰因对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代理借款合同行为存在信赖过时失，不享有合同权益，但该过失不同于恶意串通，在新乡分行、金利支行不能提供张立与刘玉兰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刘玉兰因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权益损失应予保护。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依据上诉规定，新乡分行、金利支行应对刘玉兰不能获得清偿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刘玉兰经朋友介绍，为获取高息，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出借款项并将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刘玉兰也有过失，对造成的损失亦有责任。对刘玉兰不能获得清偿的损失，酌定由原银行新乡分行、金利支行承担70％，刘玉兰承担30％。（三）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问题。本案中，刘玉兰诉请35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的是250万元且该转账凭证为复印件，刘玉兰在刑事案件中陈述称其借给张立的钱都是现金，250万元的借款合同是累加起来的，张立借其钱是分好多次借的，截止到2013年12月其陆续借给张立合计350万元，给的都是现金，没有转账给的，为向公安机关提供案涉转账凭证复印件，刑事。金利支行、新乡分行称该款项未支付，其作为转款账户开立和管理银行，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因其不能提供反驳证据，对其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刘玉兰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刘玉兰与金利支行、新乡分行之间不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刘玉兰要求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资金占用亦存在损失，该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关于刘玉兰起诉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案由。本案刘玉兰起诉的是借款合同关系，法院查明当事人之间为侵权法律关系，经公开释明，当事人同意按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审理，因此本案案由应为用人单位责任纠纷。综上所述，刘玉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250万元70％的比例赔偿刘玉兰17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其中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8日起，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负担24360元，刘玉兰负担10440元。二审中，刘玉兰提交中国储蓄银行活期存款折一本，证明刘玉兰2013年3月8日取现金52万元，加上8万元现金存入张立指定的银行账号。2013年3月10日取现145000元，加上55000元的现金共20万元存入张立指定账户。2013年7月8日，刘玉兰又存入张立指定账户20万元，当日张立出具了100万元借款手续。金利支行、新乡分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立在任金利支行行长（原新乡银行中原支行）期间，以银行给企业办承兑需保证金或给企业做过桥资金、揽储等理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本案所涉借条，也系张立以金利支行行长的身份与刘玉兰签订，张立为刘玉兰出具的案涉借条，盖有金利支行的印章，所借款项均转入张立实际控制的账户，未转入单位账户。本案中张立向刘玉兰借款的方式、使用的印章、资金的流向等均与生效刑事判决对其犯罪情节的认定相同，本案已涉嫌刑事犯罪，刘玉兰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新乡分行、金利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玉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退还刘玉兰；上诉人刘玉兰预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预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洁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