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01民初15799号原告：余秋梅，女，1973年7月1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原告：王思科，男，196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梅，女，1973年7月1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系王思科妻子。被告：黔东南州华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5650106016，住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金山大道**。法定代表人：郑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汉业，男，197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原告余秋梅、王思科与被告黔东南州华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伟业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秋梅（同时系原告王思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华诚伟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汉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秋梅、王思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办理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26021.66元（373338.00元×0.0001×697天，暂计至2018年5月28日）；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27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位于凯里市房屋，建筑面积118.61平方米，总房价款373622.00元。合同约定，出卖人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约定日期起30日以后，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房价款，但被告直至2018年5月28日才向原告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述诉讼。华诚伟业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逾期办理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的义务是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原告，即被告只为逾期交付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担责，合同未约定被告逾期办理房产证或逾期办理商品房产权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需要担责，且被告一直在积极办理中。因此，原告以合同“逾期交付”的违约条款来要求被告承担“办理房产证”和承担“逾期办理”的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所诉事实不符，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所购买房屋初始登记于2018年4月20日办结，被告2018年4月22日在小区单元门上张贴通知，告知1、2、7、8号楼业主前来领取初始登记证书，原告因自身在2018年5月28日领取初始登记证书。3、被告逾期办理初始登记系政府政策、办理流程变化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属于权属登记相关法律规定滞后问题，应发应予以免责。凯里市人民政府2016年9月21日印发《凯里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明确自2016年9月23日起停止办理各类房屋登记业务，由凯里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因改革后系统兼容、数据整合、流程改变、人员培训等问题而产生压件、拒收件等问题是被告无法预见、无法避免和克服的，属于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4、因受疫情影响，凯里市政务中心在2020年1月24日春节放假后一直未开放窗口办事，直到2月25日左右才逐渐恢复窗口的业务受理工作。因此，在计算违约天数时，除了扣除从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7月5日不动产改革期间共计286天时间外，还要扣除从2020年1月24日至2月29日受疫情影响而停工共计28天时间。5、原合同的约定已随新政策的实施而产生变化，原合同只约定了商品房所有权的初始登记的内容，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部分。在不动产登记改革后，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所有权证合并为统一的不动产权证，实行“二证合一”，因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内容已随新政策的实施而产生变化。《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不但改变了工作内容，也增加了被告的工作量，原合同所约定的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的时间因牵涉到土地所有权初始登记问题，按理应该后延。6、原合同约定的办结初始登记的时间，是以原告准时按合同约定时间接房核算的。本案商品房早已达到交房条件，被告除了电话通知原告交房外，还在《黔东南日报》上刊登了交房公告，原告未及时接房导致相关工作滞后。因此，办理初始登记的时间应从原告实际接房后延15个月起算。7、被告需要移交给原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包含初始登记证、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备案表、不动产发票四个文书。事实上，除了初始登记证，被告已将其余文书交给原告，被告已履行大部分合同义务。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本案违约金应按日万分之一的四分之一计算。8、《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章第三条第（四）项约定，双方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原告后来又签署了两份《委托书》，委托被告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既然原告自愿委托被告办理产权登记，那被告就没有向原告交付相关文书的现实必要。原告把缴纳公共维修基金及契税的发票交给被告，被告收集汇总办证所需材料径行提交相关部门办理即可。因为两份《委托书》的存在，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关于转移登记的约定条款已经无效，而《委托书》上并无约束被告办理权属登记的时间限制及逾期办理应承担的责任，其委托期限至办理完毕为止。直到现在，原告并未提出终止委托的要求，双方的委托关系一直有效存在。9、逾期办理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现房价已大大高于合同签订时的价格，原告实际上是获利的，既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不应该支持违约金。原告购买房屋是用来居住的，而不是为了炒房获利，涉案房屋交付给原告，原告的合同目的已基本实现。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与本地房地产市场相差甚远，显示公平，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有序发展，且大大超过了原告实际造成的损失，加重了被告负担，应酌情考虑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调整为日万分之零点五。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5006312），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位于凯里市房屋，建筑面积118.61平方米，总房价款373622.00元。合同约定：买受人采取贷款方式付款，买受人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出卖人交付首期房款113622.00元，余款260000.00元以银行按揭支付；出卖人应在2015年6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出卖人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1、约定日期起30日内，出卖人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的，按已付房价款的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2、约定日期起3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2项处理：①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退房的，出卖人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日内退还买受人已付款，并按照×利率支付利息。②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有关文书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房款373338.00元。因被告未按约定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6月5日，原告余秋梅向被告出具两份《委托书》，委托被告代为办理水、电、广电、天然气开户和办理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2018年5月28日，原告签字领取房屋初始登记证。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初始登记证移交签收表、委托书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不仅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6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原告，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取得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交付给原告，必然使原告不能在预期的时间对房屋及时享有物权并及时行使处分权，原告的利益受损是不争的事实，被告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是按日计算，其属于继续性债权，应以每个个别的债权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应自起诉之日回溯三年。原告于2020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时效应自起诉之日回溯三年，即2017年10月23日之后的违约金尚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称，其2018年4月22日在小区单元门上张贴通知，告知原告领取初始登记证，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原告2018年5月28日签字领取初始登记证，故违约金应计算至2018年5月28日止。按已交付房价款日万分之一计算，从2017年10月23日计算至2018年5月28日的违约金为8101.43元（373338.00元×0.01%×217），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的主要抗辩意见。首先，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是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前提和必备条件，被告未按约定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必然使原告不能按期办理转移登记，被告主张未交付初始登记证仅承担四分之一的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虽然原、被告签订《委托书》委托被告办理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但该《委托书》中没有约定委托办理产权证取得的时间，视为约定不明，因此不能免除被告交付相关文书的义务。第三，被告要求减少或免除违约金，本院认为，合同约定的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并未超过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不宜认定为过高，因此本院不予调整。第四，虽然2016年9月政策变动，由办理产权证、土地证转为统一办理不动产权证，但被告作为房开企业，其了解政策相对于购房户而言处于优势地位，在知晓对于办理转移登记的新政策后，也未及时跟购房户协商，变更协议，重新约定办理转移登记的相关事宜，并且在政策变动之前，被告已经违约，故被告仍应按照原合同承担交付文书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黔东南州华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余秋梅、王思科逾期交付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有关文书违约金8101.43元；二、驳回原告余秋梅、王思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225.00元，由余秋梅、王思科负担155.00元，由黔东南州华诚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严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潘旭书记员李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