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8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洱海南路**河畔金色****。 法定代表人：黄东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利，云南仁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云岭大道明珠国际花园 负责人：全鹏飞，该分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城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大理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大理城建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和第六项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系伪造，其内容并非申请人大理城建公司及其股东大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一、申请人对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并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在大理城建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而鉴定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在申请人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在相关鉴定意见也只是“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法定代表人处‘黄东铃’署名字迹与黄东铃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标称时间为‘2014年10月08日’的《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上股东签名处‘王旭东’署名字迹与王旭东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要求签署合同的黄东铃、程永峰及相关经办人员，以及签署股东决定的王旭东等本人到庭，就签署的具体时间、、地点份数、在场人员、是谁提供的合同文本、文本打印时间、文本页眉处打印码的具体含义、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先后顺序、是否送达合同各方和主债务人以及送达方式、接受送达人的姓名、送达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接受询问以查清事实。第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九条第八项约定“八、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债权人执壹份，保证人执壹份，债务人持副本壹份，副本根据需要增订，各方应妥善保管所持合同文本。”但不仅保证人大理城建公司在被诉前不知道、不持有该合同，而且主债务人大理辉鸿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辉公司）不持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张亚辉也不知有该合同，该合同第十九条中被填写为兴业银行大理分行联系人的李一帆也记不清是否有该合同，兴业银行大理分行2015年4月2日负责办理和大理城建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具体事宜的客户经理魏刘军也不知有该合同，可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伪造。第四、兴业银行大理分行突然起诉要求大理城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时间节点，也证明其有伪造《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可能。兴业银行大理分行是在大理城建公司提供的抵押物经三次拍卖流拍后，才起诉要求大理城建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此前从未提出过存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更未向大理城建公司提出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书面或口头要求。第五、加盖公章的实际时间与文本形成实际时间的前后顺序等对认定协议的真实性有重要影响，原审判决未查清盖章和文本打印的实际时间，采信鉴定意见的理由逻辑错误，未排除《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伪造的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民提字第178号民事判决第18页最后一段中认为：“……公章与文字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等对认定协议的真实性亦有重要影响，原审法院以公章与文字形成先后不影响协议真实性的判断为由，不予支持，确有不当。”本案中，兴业银行大理分行为辉鸿公司办理12份银行承兑汇票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日至10月8日，相关《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4月2日，而争议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10月8日，文本页眉处的打印码“20150407165610281853”和其签订时间2014年10月8日，不符合“先打印出文本，后盖章签字”的时间顺序规律。鉴定机构以技术条件限制为由，对该项申请未予鉴定，并作出《终止鉴定函》。兴业银行大理分行坚称合同就是签订于2014年10月8日，并有相关录像证明，但实际却一直未能提供录像，根本未对为何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符合“先打印出文本，后盖章签字”的时间顺序规律作任何解释。另外，即使印章真实也不等于协议真实。虽然鉴定意见对《最高额保证合同》《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上的盖章签字倾向于认为真实，但却未对其文本打印和盖章签字的实际时间作出鉴定，不能排除该合同系伪造的合理怀疑。故原审仅凭该鉴定意见，不综合考虑案件相关情况、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就简单地判断合同内容是大理城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 兴业银行大理分行提交意见称，首先，大理城建公司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在案涉保证合同签订前，就以价值1亿元以上的国有资产无偿为主债务人辉鸿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该两家企业关系密切，继续为该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符合逻辑规律和社会常识。其次，大理城建公司制度齐全、人事制度规范，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自己签字、盖章不可能不审查，大理城建公司自愿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符合逻辑，真实有效。第三，一审中大理城建公司两次提出司法鉴定，且鉴定事项上反复变化。本案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科学公正，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足以推翻鉴定结论，大理城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大理城建公司混淆事实，扰乱本案法律关系，断章取义寻找判例，“倾向于认为”是司法鉴定使用的科学严谨的专业用语，鉴定结论是清晰且唯一的。第五，大理城建公司及其密切关联的辉鸿公司均否认留存有保证合同的副本，仅是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兴业银行当时经办人的叙述，既没有证据证实，也存在大理城建公司恶意构陷的可能。综上，请求驳回大理城建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大理城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分析如下： 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主要涉及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系伪造问题。对此问题，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对两份文件进行司法鉴定，对于文件形成时间问题，鉴定中心认为，1.印文时间与字迹时间距今太久，不具备形成时间鉴定条件；2.该中心现有技术无法对打印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于字迹和盖章的真伪问题，鉴定结论为：1.标称时间为“2014年10月08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第11页上保证人公章处的“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法定代表人处“黄东铃”署名字迹与黄东铃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2.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标称时间为“2014年10月08日”的《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上股东签名处“王旭东”署名字迹与王旭东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公章印文“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现申请人主张，鉴定人未出庭作证，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不可采信，但申请人除对鉴定意见结论不服之外，未对鉴定采用的签字、公章的检材和样本的真实性等问题提出有效反驳，鉴定人员虽未出庭作证，因该鉴定意见仅针对字迹及公章真实性问题，已经书面记载的鉴定意见也足以说明鉴定结论，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等问题，鉴定意见应予采信。大理城建公司主张原审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缺乏理据，不能成立。 申请人还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打印码显示时间在后，落款时间在前。鉴定机构对此回复为因时间久远，无法鉴定对比文件形成时间。本院认为，案涉12笔银行承兑汇票形成于2015年7月至10月期间，即便按照申请人的理解，合同打印码显示该合同是2015年形成的文件，亦不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形。至于申请人所谓的证人证言，主债务人辉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称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知情，但其并不是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王旭东、黄东铃均系大理城建公司人员，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内容与鉴定意见结论不符，又无法对鉴定意见认定笔迹和公章真实性的结论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大理城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大理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岚 审判员 马成波 审判员 葛洪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