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4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灶武，男，195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新女，女，196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成，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2，女，198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1，女，201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法定代理人管某2，身份信息同上，系管某1母亲。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小飞，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灶武、方新女因与被上诉人管某2、管某1继承纠纷、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淳安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7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方灶武、方新女系方元靖淇之父、母，管某2、管某1（曾用名方诗萌洛）系方元靖淇之妻、女。2020年3月17日，方元靖淇因交通事故而死亡。2020年4月29日，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四人作为甲方，肇事方陈磊作为乙方，经淳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乙方赔偿甲方因方元靖淇死亡产生的各类人身损害费用共计184万元，该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生前被赡（抚）养人的赡（抚）养费用等相关损失［死亡赔偿金60182×20＝1203640元，丧葬费66430÷2＝332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方诗萌洛）37508×16÷2＝300064元、（方灶武）37508×19＝712652元，共计2249571元，按225万元计算；（2250000-110000）×0.8＋110000＋20000＝1842000元，按184万元计算］；其中交强险110000元由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索赔；乙方先前已支付27000元，剩余1703000元按照以下方式支付：本协议签订当日内乙方支付30万元，款项付至以下指定账户（管某2账户：6230××××7915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支付15万元，方灶武6230××××3177杭州银行淳安支行账户支付15万元），剩余1403000元分5年付清，定于2020年5月起开始支付，每月15日前支付23000元，最后一笔款项46000元定于2025年5月15日前支付完毕，款项均按月平均汇至前述指定账户；案涉车牌号为ＡＲ××××的车辆，交由甲方处置，经人民法院拍卖成交后的款项予以抵扣当月到期的付款；等等。上述协议所涉先行支付的27000元，肇事方支付给了管某2。协议签订当日，乙方将应付的30万元付至前述指定的管某2和方灶武账户各15万元；2020年5月15日又按约定向管某2和方灶武的账户各汇款11500元。2020年6月5日，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四人作为甲方，肇事方陈磊作为乙方，经淳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重新签订了《一次性支付协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90万元，其中管某2、方诗萌洛账户支付45万元；方灶武、方新女账户支付45万元；陈磊获取缓刑后十日内，配合甲方获取道路交通强制责任险的赔偿，每方50%；配合甲方将肇事车辆拍卖，所获取的拍卖款归甲方所有，并分别按照上述账户支付给甲方各方，每方50%；等等。协议签订当日，乙方即按约定向管某2和方灶武账户各支付45万元。2020年7月31日，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的110000元，也按方灶武、方新女一方与管某2、管某1一方各50%的比例分别汇入前述管某2和方灶武的账户。方元靖淇死亡后，其在中国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工资卡均由管某2掌管，账户内有工资余额5517.97元；方元靖淇生前在淳安县××镇××食堂的就餐卡内尚有余额13225元予以退还；截至2020年5月11日，方元靖淇名下公积金账户内的一般公积金余额本息合计28370.75元。办理方元靖淇丧事的费用，管某2支付了10091元，方灶武支付了903元。2020年5月25日，社保部门将相关的丧葬费用34169.52元汇入管某2掌管的方元靖淇在中国银行的账户内。一审审理过程中，方灶武、方新女同意公积金和就餐卡内余额二笔款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根据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的110000元已到账的实际，放弃诉讼请求中的该项主张。本案方灶武、方新女以继承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但其主张涉及共有纠纷，故案由相应进行调整。 方灶武、方新女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管某2、管某1返还方灶武、方新女的方元靖淇遗产1379.49元（5517.97÷2÷2）；二、判令管某2、管某1返还方灶武、方新女的方元靖淇社保丧葬费余额12490.76元［（34169.52-10091-903）÷2＋903］；三、判令管某2、管某1返还方灶武、方新女的方元靖淇实际到账人身损害赔偿金12.81万元［管某1300064÷2249571＝13.34%，125×（1-31.68%-13.34%）÷2＋125万×13.34%＝51.04万元；方灶武712652÷2249571＝31.68%，125万×（1-31.68%-13.34%）÷2＋125×31.68%＝73.96万元；73.96万元-方灶武、方新女一方收到的61.15万元＝12.81万元］；四、确定方灶武、方新女应分配的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未到账项目（①肇事车浙ＡＲ××××车辆交强险的保险赔偿金预计11万元；②肇事车浙ＡＲ××××车辆法院拍卖款预计3万余元）数额为该款项数额的50%；五、管某2、管某1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一、方元靖淇死亡后，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四人作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其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方元靖淇死亡时遗留的工资、就餐卡内余额、公积金，系其与管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50%确定为方元靖淇的个人合法财产，由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四人按均等份额继承，既符合当事人的主张，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工资余额5517.97元由管某2控制占有，方灶武、方新女要求按前述份额分配支付1379.49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就餐卡内余额、方元靖淇名下的公积金余额，按前述确定的份额计算，管某2享有62.5%，方灶武、方新女、管某1各享有12.5%。二、社保部门给付的丧葬费用，不属于方元靖淇的遗产，现方灶武、方新女主张剩余部分均等分割，管某2、管某1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该部分也由管某2控制占有，方灶武、方新女要求分配支付12490.76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三、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因方元靖淇交通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款，不属于方元靖淇的遗产，其分割可参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并考虑家庭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进行。除肇事方先行支付给管某2的27000元以外，其余赔偿款各方当事人先后二次达成协议均按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各50%的比例分配。方灶武、方新女认为该分配比例仅体现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肇事者的关系，不属于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内部的分配比例，但从第二次的协议内容看，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对探望事宜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明显反映的是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之间的关系，与肇事方并无关联，故方灶武、方新女的观点不能成立，案涉协议并非单纯的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了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之间对分配比例的约定。现方灶武、方新女要求按第一次协议计算的各被扶养人生活费占总额的比例进行重新分配，未考虑到第二次协议时赔偿数额已减少48万元的因素，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管某2先行收取的27000元，双方未作分配，可参照协议比例，由管某2、管某1支付方灶武、方新女50%即13500元。肇事车辆双方虽协议拍卖，所得款项归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所有，但因涉及案外人，需案外人予以配合，能否实现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不宜作出处理。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在管某2处的工资余额5517.97元、丧葬费余额24078.52元、赔偿款27000元归管某2、管某1所有，管某2、管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方灶武、方新女27370.25元；二、方元靖淇名下的公积金余额（截至2020年5月11日本息合计28370.75元，此后利息继续计算）、就餐卡内的余额13225元，由管某2享有62.5%，方灶武、方新女、管某1各享有12.5%；三、驳回方灶武、方新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4元，减半收取2252元，由方灶武、方新女负担1731元，管某2、管某1负担521元。 宣判后，方灶武、方新女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因方元靖淇交通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款，不属于方元靖淇的遗产，其分割可参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并考虑家庭生活的紧密程度进行。除肇事方先行支付给管某2的27000元以外，其余赔偿款各方当事人先后二次达成协议均按方灶武、方新女一方与管某2、管某1一方各50%的比例分配”的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予以佐证。理由：1.在淳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次调解均以受害人近亲属管某2、方诗萌洛、方灶武、方新女作为赔偿权利人一方，肇事者陈磊作为赔偿义务人一方。2020年4月29日双方达成了第一次调解协议，此先期协议主要是考虑到赔偿义务人家庭困难，妻子患有严重白血病、两子女尚年幼，且车辆没有投保商业保险，不具有一次赔偿完结的能力，赔偿权利人不得已而同意分期支付。后因赔偿义务人已筹措到相应资金，2020年6月5日进行了第二次调解并达成《一次性支付协议》，当时，上诉人实际收取的方元靖淇的人身损害赔偿金为61.15万元，被上诉人实际收取的为63.85万元。纵观整个赔偿协议的签订过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是作为受害人近亲属赔偿权利人的一方当事人，而肇事者陈磊则作为赔偿义务人属另一方当事人。所谓协议，必然具有相对性，无论是前述的第一次协议还是第二次协议主要针对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约定，相关协议内容主要具有约束协议双方当事人的作用。因为在两份协议当中，始终只对打款比例和账号进行了约定，且这只是对顺利履行调解协议所作的约定而没有对四名赔偿权利人内部就该款项进行分割。如果要分割，那么每个权利人作为独立的权利个体，也应该将该款项分割至每个权利人本人。另，从管某2先行接收27000元可以看出，如果这两份协议已对赔偿款进行分割，那么这27000元也应在该两份协议中一并进行分割。另外，从前述的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所谓有效的协议必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但该两份协议只字未提赔偿义务人向两个账号打款各50%之后，所打款项属于持有账号各方所有，可见，这只是顺利履行协议内容所采取的支付方式，而不应擅自将其扩大解释为对四名赔偿权利人进行了款项分割。2.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关系亦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上已进行了各50%的分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予以佐证。因为上诉人方灶武、方新女育有一子方元靖淇。方元靖淇与被上诉人管某2结婚后于2017年9月18日育有一女方诗萌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属于一个家庭共同生活。2020年3月17日，方元靖淇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在此后的就其人身损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属于同一家庭成员，当时作为同一方当事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庭关系尚处于同一利益方，且均处于痛失亲人的悲痛期，均无心就方元靖淇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进行详细分割，且从证据而言亦未有证据明确四名赔偿权利人已经就方元靖淇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分割进行了详细约定。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上已进行了各50%的分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且无事实依据。3.在处置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的过程中，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就该赔偿款项分割问题先期进行了协商，上诉人提出到银行为尚处幼年的被上诉人管某1（时名方诗萌洛）单独开设一账户，将所有的赔偿款项打入该账户，该账户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管某2共同管理，在被上诉人管某1（时名方诗萌洛）成年前不得擅自动用该款项，但被上诉人管某2不同意该分配方案，而是要求将所有赔偿款项打入其本人账户，由其本人掌管支配使用，因为考虑到孙女尚为2岁多的幼儿，作为其法定监护人的被上诉人管某2存在擅自使用该款项的可能性，可能使上诉人出现人财两空的窘境，上诉人则不同意被上诉人的此分配主张。上诉人的前述担忧是符合情理的，符合普通人对该人身损害赔偿款分配的通常做法。上诉人为保护自身和管某1应得的份额，不可能会同意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50%的分配方案。4.从上诉人的经济条件和现实需求而言，上诉人在丧失独生子方元靖淇之后，上诉人已失去养老保障和生活依靠，已不可能在调解协议中对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分割过程中作出不利于己方的让步和妥协。上诉人属老年人，养老收入不高，在失去儿子的赡养之后，对于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中的扶养费也确有需求。特别是上诉人方新女乃年近60周岁，患有左肝血管瘤、肝多发囊肿、脑出血、甲状腺结节、肝脏肿块、颈椎病等多种疾病，且分别于2011年、2018年和2019年住院动手术进行治疗，日常的医疗费支出较大，也需要这笔费用进行补充。况且，上诉人失独后的养老问题都需要资金来解决。所以，上诉人在调解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其应该获得的份额。5.被上诉人管某2在方元靖淇去世之后，于2020年4月19日将被上诉人管某1带至其父母家里，使其与上诉人分开生活、骨肉分离，又于4月30日迫使上诉人同意将被上诉人管某1（曾用名方诗萌洛）户口迁往千岛湖镇金色阳光公寓****，且于5月26日将方诗萌洛姓名擅自改成管某1，短短两个月时间被上诉人管某2的行为让上诉人猝不及防，极大地伤害了上诉人的感情，并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致使上诉人对其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第二次调解并达成《一次性支付协议》于2020年6月5日进行，发生在管某2前述行为之后，上诉人已不可能在调解协议中对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作出不利于己方的让步和妥协。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方元靖淇人身损害赔偿金上已进行了各50%的分配不符合事实且无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方灶武、方新女认为该分配比例仅体现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肇事者的关系，不属于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内部的分配比例，从第二次协议内容看，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对探望事宜进行了约定，该约定明显反映的是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之间的关系，与肇事方并无关联，故方灶武、方新女的观点不能成立，案涉协议并非单纯的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了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之间对分配比例的约定”的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探望权问题在另案（2020）浙0127民初2649号判决书中并未对2020年6月5日《一次性支付协议》第六条“在方灶武、方新女需要探视方诗萌洛时，管某2应该配合（原则上一个礼拜一次）”的承诺作出支持履行该约定条款的判决，而是作出一种不置可否、消极评判的态度，但是本案一审当中却将其作为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在同一法院的同一审判组织的审理下，就同一事实，在两起诉讼中却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前案消极评判，后案却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可见裁判者无视基本事实，随心所欲，妄自裁判，该裁判不足以让人信服，存在严重错误且缺乏证据予以佐证。三、一审法院对“现方灶武、方新女要求按第一次协议计算的各被扶养人生活费占总额的比例进行重新分配，未考虑到第二次协议时赔偿数额已减少48万的因素，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不予支持”的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予以佐证。因为第二次协议系在第一次协议的基础上所作的一次赔偿权利人妥协性的让步，此让步是对赔偿额的整体性的让步，并非针对一项或两项赔偿额的减免或让步。第二次协议从138万减少到90万，其赔偿项目是按第一份协议所例项目且按比例的减免，这在第二次协议条款中均予以明示，最后约定的90万中仍包含了方灶武和方诗萌洛的扶养费，所以最终四名赔偿权利人的内部款项分割仍应该按照第一份协议所列项目和比例进行分割。况且，本案被上诉人管某1虽然是未成年人，其合法权益确实应该予以保护，但是本案的上诉人方灶武已属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方新女属于年近60岁身患多种严重病症的妇女，且老年丧子，属失独家庭，此二者的合法权益同样需保护。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管某2、管某1返还上诉人方灶武、方新女的方元靖淇实际到账人身损害赔偿金12.81万元，并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管某2、管某1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首先，涉案两份协议是当事人各方（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内部之间）在淳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经过多次、充分协商达成的，无论是金额的确定、变更还是支付方式的确定都是如此，无论是第一份协议将赔偿款平均打至管某2和方灶武账户，还是第二份协议明确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各占50%，都是对赔偿款进行内部分配的明确约定，不存在任何歧义或存在扩大解释的问题。其次，涉案两份协议均合法有效，但当两份协议存在冲突时应以后面一份为准，即以2020年6月5日签订的《一次性支付协议》为准，无论赔偿金额还是支付方式均应以该份协议约定内容执行，不应再以第一份协议约定内容执行。第三，从第二份协议的形成来看，是从五年内按月分期付款转化为一次性付款，金额从138万减少至90万，这是基于肇事方家庭经济困难，长期支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从而打包处理的，通过打包一口价处理在人损赔偿案件实务中也很常见，并不是各项按比例减少，而且从协议内容也没有体现按比例减少的约定，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数额的减少是按照比例减少，而协议内容却恰恰是对90万元如何分配作了明确约定。第四，上诉人的上诉事由中也明确认可了在处置方元靖淇人损赔偿事宜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如何分配赔偿款进行了充分协商的事实，将上诉人方灶武、方新女作为一方，被上诉人管某2、管某1作为一方，双方各占50%并分别打款，是双方关于赔偿款分配达成的最终意向，也在两次签订协议中有了充分体现。退一步说，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本案中将赔偿款各半分别打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账户仅仅是为了顺利履行协议内容而不是款项进行分配，那么按照第一次协议约定，分期付款最后时间为2025年5月，那么双方将在2025年5月之后再将双方的赔偿款汇总进行分配，这种解释，纵观整个司法实务案例，也是闻所未闻。第五，从民法的公平正义角度来看，本案中，上诉人方灶武系公务员退休，上诉人方新女系企业退休，两人均有退休工资，而且方灶武的退休工资还远远超出了城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按照人损司法解释，上诉人本身不存在被扶养人生活费，而且将所有款项按照50%支付给上诉人，不仅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反而是充分考虑到二上诉人作为老人的权益，毕竟被上诉人管某1至今也才刚满3周岁，按照继承法等法律规定，在遗产分配中应对未成年予以照顾。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方灶武、方新女上诉提出案涉两份协议中关于打款比例的约定仅是肇事方陈磊作为赔偿义务人与作为赔偿权利人的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并非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之间对于赔偿款的分割约定。对此，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2020年4月29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有方灶武、方诗萌洛二人各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的记载，但协议明确约定了由陈磊将每期应付款项分别各半支付至管某2、方灶武的银行账户。2020年6月5日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陈磊重新签订的《一次性支付协议》中的一次性付款90万元，亦是约定由陈磊向管某2、方诗萌洛账户支付45万元，向方灶武、方新女账户支付45万元。且该份协议已将陈磊的应赔偿数额减少了48万元，协议并未约定管某2、方诗萌洛与方灶武、方新女之间可得的赔偿款系按比例减少。结合保险公司在2020年7月31日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的110000元款项亦是按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各50%的比例分别汇入方灶武、管某2的账户的事实，应认为案涉两份协议并非仅是方灶武、方新女、管某2、管某1与肇事方陈磊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亦包含了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之间对于获赔款项分配比例的约定。方灶武、方新女提出的两份协议关于打款比例的约定并非方灶武、方新女与管某2、管某1之间对于赔偿款的分割约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方灶武、方新女提出的由管某2、管某1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12.81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需说明的是，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继承纠纷、共有纠纷，因本案涉及的方元靖淇的丧葬费、人身损害赔偿金、肇事车辆拍卖款均非方元靖淇的遗产，仅有方元靖淇的工资余额、公积金及就餐卡内余额属于遗产范畴，且双方主要争议的是人身损害赔偿款的分配问题，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共有纠纷为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方灶武、方新女负担。方灶武、方新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