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21民初5709号 原告：杨国文，男，1958年8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农民，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旭，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敬某3，女，198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旭，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敬某1，女，200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学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敬某2，女，201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学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法定代理人：敬某3（系敬某1、敬某2之母），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旭，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岳平，女，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农民，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书岸，南部县升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杜仕壮，男，195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农民，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书岸，南部县升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赵宗国，男，197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农民，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文，四川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与被告杜岳平、杜仕壮、赵宗国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国文、敬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旭，原告敬某1、敬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敬某3和法定代理人敬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旭，被告杜岳平、杜仕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书岸，被告赵宗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款共计1195606元（庭审中变更为1245606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死者杨明与敬某3是夫妻关系，两人共同在南部县升钟镇西街304号开办和经营花千骨小吃店。被告杜岳平一家在升钟镇市场开店从事鸡鸭等家禽宰杀生意，两家人关系一直很好。被告杜仕壮与杜岳平是父女关系，被告杜仕壮家附近有一块玉米地经常被猪獾损毁。2020年6月19日，为了保护玉米地免受猪獾糟蹋捕杀猪獾，被告杜岳平联系杨明请求其帮忙为杜仕壮家玉米地安装电猪獾的电网等设备。后杨明用被告赵宗国的电猪獾设备按照两被告的要求，义务帮忙在杜仕壮家玉米地安装了电猪獾设备。在6月21日凌晨，杨明在拆卸电网设备时不幸被电击，经升钟镇中心卫生院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死亡杨明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作为被帮工人的被告当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电猪獾的设备属于高危违禁品，被告赵宗国购买并交由杨明使用，对杨明的死亡具有过错。后经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协商调解，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准予原告诉讼请求，公正判决。 被告杜岳平、杜仕壮辩称，杨明在2020年6月19日私自借用设备到杜仕壮承包的耕地捕杀猪獾，同年6月21日在拆卸设备时死亡，该耕地的土地性质属于集体所有，杜仕壮只是合法耕种，杨明捕杀猪獾的行为与死亡均与杜岳平、杜仕壮无直接关联，杜岳平、杜仕壮没有侵权行为。 被告赵宗国辩称，1、升压器等设备是赵宗国用作其他通途的设备，并不是专门用于电猪獾的设备，杜岳平、杜仕壮没有向赵宗国借该设备，是杨明未经赵宗国同意擅自到其家中拿走该设备，赵宗国没有安排杨明电猪獾，没有与杨明建立劳务和帮工的关系。2、私设电网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杨明应该知道私设电网的违法性，且猪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杨明电猪獾的行为还涉嫌刑事犯罪。综上，赵宗国是无过错方，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敬某3系本案死者杨明之夫，原告敬某1、敬某2系敬某3、杨明之女。原告杨国文系死者杨明之父，原告杨国文之妻、死者杨明之母曹桂花已于1987年8月去世，曹桂花生前与杨国文虽生育有两子，除长子杨明外，次子出生后因计划生育等原因并未随杨国文生活，杨国文与次子之间彼此并无扶养关系。杨明生前及原告杨国文、敬某1、敬某2均为农村居民。杨明生前与原告敬某3从2015年8月起在南部县升钟镇西街302号、304号居住、生活，从事餐饮（小吃）服务业并取得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被告杜岳平平时在南部县升钟镇农贸市场开店从事鸡鸭宰杀生意，因杜岳平的孩子在升钟中学上学时从初一至高二期间在原告敬某3经营的餐馆包餐，两家人关系一直较好。被告杜仕壮系被告杜岳平之父，被告赵宗国系死者杨明、被告敬某3之叔父（幺爸）。 被告赵宗国购买有一套电击野生动物的工具，死者杨明（生前）与原告敬某3均知晓此事。2020年6月10日左右，被告杜岳平在升钟镇农贸市场杀鸡，原告敬某3、被告杜仕壮均到店里帮忙，期间杜仕壮谈起其自家承包耕地里种的玉米经常被当地称为“猪环环”的野生动物啃食之事，原告敬某3当即告知：被告赵宗国有一套工具可以电击“猪环环”。一番谈论之后，原告敬某3通过电话与被告赵宗国联系了去杜仕壮家玉米地电击“猪环环”的相关事宜。次日晚，杨明与原告敬某3及被告赵宗国、杜岳平四人便一同前往升钟镇风斗垭村2组杜仕壮家，由被告赵宗国将电击“猪环环”的工具安装在杜仕壮玉米地周围（具体方法是用铁丝围绕玉米地围成一圈，在接口处安装上电瓶、电击箱等），开启电源并就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吩咐杜仕壮后，四人返回升钟镇并各自回家。被告赵宗国在杜仕壮玉米地首次安装电击“猪环环”工具的过程中，杨明在场观看并听取了赵宗国关于该套工具如何安装使用的讲解。第二天凌晨约5点过，被告赵宗国前往杜仕壮家玉米地察看未捕杀到“猪环环”，便收拢工具放在杜仕壮家后返回，晚上再次与杨明前去将工具重新安装在杜仕壮家玉米地，当晚即捕杀到一只“猪环环”。第三天凌晨，被告赵宗国与杨明一同前往杜仕壮家，收拢电击工具（电瓶、电击箱）和被捕死的“猪环环”（当时用秤称重约12斤）返回升钟镇后，赵宗国将电击工具和“猪环环”一并拉回其自己家中。 几天之后，被告杜仕壮发现自家地里的玉米又被啃食，便打电话告知被告杜岳平还有“猪环环”，并让杜岳平叫赵宗国去打（捕杀）。2020年6月19日，被告赵宗国外出不在家，杨明独自去赵宗国家里取走电击工具，与原告敬某3、被告杜岳平及杜岳平的丈夫杜华泉四人于当天傍晚前往杜仕壮家，由杨明将电瓶、电击箱与一直围绕置放在杜仕壮玉米地的铁丝连接安装完毕后，四人返回升钟镇。同年6月20日凌晨，杨明前往杜仕壮玉米地察看没有捕杀到“猪环环”，遂取下电瓶带回升钟镇，当晚杨明、敬某3、杜岳平三人再次前往杜仕壮家玉米地，由杨明安装好电瓶等工具后三人一同返回升钟镇。同年6月21日凌晨4点40分左右，杨明独自来到杜仕壮家去玉米地取电瓶；被告杜仕壮随后亦起床前往玉米地，见杨明倒在玉米地边，判断是被电击，立即进行施救并电话告知杜岳平，随后又找来同村村民共同施救。被告杜岳平及120救护车先后赶赴现场，杨明经120救护医生确定已经死亡。原告敬某3到达现场后，经在场人劝说同意先将杨明的尸体弄回去安葬，被告杜岳平亦向原告敬某3支付了现金21600元。 嗣后，南部县公安局升钟派出所对案涉相关事实进行过调查，原告敬某3及被告赵宗国、杜岳平、杜仕壮各有一份接受民警调查的询问笔录在案。杨明生前及被告赵宗国并未取得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特许狩猎证。原、被告双方经村、组干部在场，对杨明死亡后的有关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未果，原告遂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侵害，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杨明在到被告杜仕壮家玉米地去取电瓶时因电击死亡，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作为杨明的近亲属，属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人，有权向赔偿义务人主张赔偿。 义务帮工是指为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所需，无偿为其提供劳务的行为，义务帮工应当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社会鼓励和提倡的行为。本案所涉“猪环环”是否属猪獾虽无相关部门作出认定，但可以确定其属野生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第二十三条“猎捕者应当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进行猎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的除外。”的规定，死者杨明生前未取得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特许猎捕证或狩猎证，且采用电击装置进行猎杀，其行为属违法行为。因此，原告主张的义务帮工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猪环环”是不是猪獾无法确定，公安派出所已立案调查，如当事人认为相关当事人有涉嫌犯罪的行为，可向立案调查的公安部门举报、反映。 死者杨明明知未经许可猎杀野生动物、采用电击方式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且案涉电击装置具有极高的危险性，仍私自从赵宗国家取走电瓶等物件自行前去安装、拆卸，对其自身生命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杜仕壮明知未经许可猎杀野生动物和使用电击装置猎杀野生动物属违法行为，对被告赵宗国、死者杨明（生前）在其玉米地从事上述违法行为，采取放纵、配合、主动联系甚至亲身参与到现场进行守候和察看等态度和方式，且“猪环环”被猎杀后其地里玉米客观上减少了损失、因此获取有一定利益，故被告杜仕壮应当对杨明的损害承担次要责任。被告赵宗国明知未经许可猎杀野生动物、采用电击方式猎杀野生动物违法、案涉电击装置具有极高的危险性，自己前往被告杜仕壮家玉米地猎杀野生动物并向杨明传授方法，且实际获得有一只被捕杀的“猪环环”，亦应当对杨明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本院确定责任份额为：被告杜仕壮10%，被告赵宗国酌定给予赔偿后的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负。原告主张被告杜岳平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杜岳平已支付的21600元从被告杜仕壮应当赔偿的款项中扣减后，由被告杜仕壮直接支付给被告杜岳平。 死者杨明虽为农村居民，但事故发生前已在升钟镇居住、从事餐馆服务业一年以上，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敬某1、敬某2的生活费等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原告的损失,本院分项认定如下：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23080元（36154元×20年）、丧葬费34633元（69267÷12个月×6个月）、精神抚慰金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丧葬费的同时另行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20000元，且未明确此项费用的构成并提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杨国文253008元（14056元×18年）、敬某150734元（25367元×4年÷2人）、敬某2114151元（25367元×9年÷2人），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认定354807元【（25367元×4年）＋（25367元×5年）＋（14056元×9年÷1人）】。本院认定的原告以上损失合计为1162520元（723080元＋34633元＋50000元＋35480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杜仕壮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赔偿116252元（1162520元×10%），扣减被告杜岳平支付的21600元后（该21600元由被告杜仕壮直接支付给被告杜岳平），被告杜仕壮还应当向四原告赔付94925元（116252元－21600元）。 二、被告赵宗国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赔偿赔偿30000元。 三、驳回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的其他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010元，减半收取计8005元，由原告杜仕壮负担652元，被告赵宗国负担207元，原告杨国文、敬某3、敬某1、敬某2负担71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杨晓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周 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