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6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步体，男，196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沂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洪国，山东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星，男，1985年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学（系高明星之父），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树峰，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庄秀奎，女，196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兰山区。上诉人庄步体因与被上诉人高明星及原审被告庄秀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庄步体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洪国、被上诉人高明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学、房树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庄秀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步体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32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在被上诉人支付8万元的前提下，由上诉人交付剩余12.3亩土地经营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包标的为明确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不能成立。第一，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只是约定了转包土地的位置，但未明确系该范围的全部土地，事实上，在该四至范围内，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土地外，上诉人205国道沟边另外一直种植经营6亩土地，该地块未进行测量，双方对该地块由上诉人承包经营均无异议，故一审判决认定转让的土地为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与事实不符。第二，根据测量结果及四至范围内的未测量土地，四至范围内不含沟渠的面积与203亩存在约10亩的差异，故被上诉人主张转包的土地不含四至范围的沟渠道路与事实不符，且在双方的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转让的为该范围的所有土地，也未明确在该范围内不允许上诉人继续承包使用。第三，在双方2018交纳地租明细中，已明确被上诉人已占用及实际使用190.7亩，被上诉人事实上也一直按该土地面积交纳的土地承包费，该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为190.7亩的事实，转包的土地含内部的沟渠及道路。基于以上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包标的为明确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及相关证据己充分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交付190.7亩土地，未交付土地仅为12.3亩。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础是徐恩义与郯城县××乡××村承包合同，该原始承包合同中“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仅指生产路及两边的沟渠，上诉人在签订转让合同时沿用了原始承包合同的表述，既然是转包合同，双方不可能超出原始合同范围另行作出约定，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中“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真实意思仅限生产路及两边的沟渠。其次，双方对所承租土地的面积长期履行以来均没有异议，从2013年、2017年由被上诉人签字的地租明细看，双方一直认可生产路以南土地总面积为232.7亩，并非203亩，并已实际交付190.7亩，被上诉人应交承包费也一直按190.7亩土地面积进行计算。从实际履行看，进一步说明双方均认可生产路以南的土地总面积及已交付土地面积，上诉人仅有12.3亩未向被上诉人交付。第三、假设一审判决成立，将面临近30亩土地无人交纳的境地，因为实际双方争议的土地为232.7亩，上诉人将按该土地面积向村委交纳承包费，如果该片土地按203亩转包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未实际使用该土地，无法也不可能额外向村委交付近30亩承包费，因此，被上诉人强行将232.7亩土地以203亩土地进行占有，将引发后续诸多纠纷，一审判决明显不当，应予以改判。第四、假设一审判决成立，四至范围内的道路及沟渠不在转让范围，那么内部道路及沟渠的承包经营人仍为上诉人，上诉人对此未进行转让，仍享有承包经营权，同时需向村委交纳承包费，上诉人有权收回该部分地块上的苗木所有权及道路沟渠的使用权，该处理方式将严重影响双方的经营，一审判决对不顾该事实，妄自裁判，将引发更多的矛盾与不安定因素。三、被上诉人证据不足以证明转让的土地为四至范围的所有土地，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转让的为四至范围全部土地，在案件诉讼中，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应负有更大的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应充分证明其诉求。本案双方实际履行中，四至范围内双方认可的总土地面积为232.7亩，而不是203亩，被上诉人多年来一直按已交付190.7亩交纳承包费，且双方的合同并未明确转包的土地为四至内的全部土地，被上诉人诉求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事实陈述不一，均无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各自主张，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一审法院凭着模糊的推测做出了错误判决。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驳回。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剩余12.3亩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应先上诉人支付8万元的补偿金，被上诉人负有先履行义务。本案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转让使用权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地上苗木进行补偿，在此前提下，才发生转让的关系，该补偿款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对价，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时间，有确定的履行先后顺序，符合先诉抗辩权的法律构成要件，上诉人应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在被上诉人未支付8万元补偿款的前提下，其无权要求上诉人交付剩余12.3亩土地使用权。五、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做出了错误判决。民事案件遵循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院仅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事项做出裁决，本案上诉人并未反诉要求被上诉人交付8万元的补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置法律与事实于不顾，在被上诉人未交付8万元补偿款无法判决的情况下，为达到满足被上诉人诉求的目的，违法法定程序，错误判决，该判决明为帮助上诉人，实为帮助被上诉人达到侵吞上诉人土地经营权的非法行为。高明星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没有实施基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本案争议焦点系《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的转让土地范围和面积。（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关于土地四至界定明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所承包的位于郯城县××乡××村的一宗土地转让给乙方，用于种植苗木”、“205国道以西，绿野苗木基地办公房前生产路沂南，国防路以东”、“四至：东至205国道沟边，西至红星路沟边，南至杨庄村地界，北至大院子南村生产路沟边”。（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关于土地面积约定“面积203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根据现场勘验，转让四至范围内一宗土地总面积230.21亩（包含道路及沟渠等），所以转包的土地面积包括206.16亩十六方栽植苗圃地部分和24.05亩道路及沟渠等附属用地部分。被上诉人依据双方约定上诉人退出土地的承包费由被上诉人缴纳，直至上诉人全部退出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230.21亩，被上诉人现实缴纳的承包费范围包括上诉人退出部分成方栽种苗圃土地和全部道路及沟渠等面积，即是按照四至范围内全部土地作为计算基数的。（三）十六方苗圃与道路及沟渠是交叉并存并用的，是不可分割的，合同书转让的本意也是一并转让，转让合同中标注“203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是为了凸显合同是用于种植苗木的目的。上诉人狭隘理解“203亩”，以偏概全去接合同条款，欲恶意侵占被上诉人转包土地利益如上诉人侵占的三方地归其所有，合同书中应明确列明。205国道沟边约6亩土地也属于双方之间转包土地，该6亩土地是上诉人开荒取得，无经营权证，上诉人多次提出该6亩地由其自行经营的请求，被上诉人同意，该土地不再本案争议范围内。2020年7月6日被上诉人为了定纷止争，将上述8万元主动缴纳至郯城县人民法院账户，上诉人随时可以前往支取。原审被告庄秀奎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高明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2010年4月28日与高明星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2.被告立即清除栽植在原告承包土地上的玉兰树；3.诉讼费等程序性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28日，庄步体作为合同甲方、高明星作为合同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一份，合同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所承包的位于郯城县××乡××村的一宗土地转让给乙方，用于种植苗木。一、土地位置、面积、转包时间205国道以西、绿野苗木基地办公房前生产路以南、国防路以东，面积203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转包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至2044年7月1日止；二、发包人、承包人、受让人原发包人为郯城县红花乡政府和大院子南村村民委员会，原承包人为徐恩义；现承包人为庄步体，受让人为高明星；三、地上附着物处置1、现地上所有附着物归甲方所有（银杏树除外）。2、甲方负责于2013年6月31日前将该宗土地上的苗木处理完毕（个别树种可延后之年），乙方自愿补偿甲方人民伍拾伍万元。本合同签字之日，乙方向甲方交纳贰拾万元，2010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缴纳贰拾伍万元。2011年5月1日1前乙方向甲方缴纳余款拾万元正。四、租金及接续1、该宗土地承包费为每年500元／亩，乙方于每年12月31日向甲方交纳下一年承包费。2、地上苗土清理期间（2012年6月31日以前），土地承包费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甲方退出土地乙方即时接收（承包费以每年的6月31日和12月31日为界减半或全额计算）。3、四至：东至205国道沟边，西至红兴路沟边，南至杨庄村地界，北至大院子南村生产路沟边。五、其他有关事项1、甲方承诺按期退出现占用土地，乙方确保已接收的土地不撂荒和及时栽种。2、甲方与原承包人和原发包人的关系不变，如原发包人提出变更初始合同有关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协调解决。4、该宗土承包到期后如发包人继续发包，现受让人有优先承包权。六、本含同面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按补偿金和损失总额的三倍赔偿守约方，并申请有关部门裁定。甲方：庄步体（指印）担保人：庄秀奎（指印）乙方：高明星（指印）担保人：高俊学（指印）2010年4月28日。合同签订后，庄步体逐年陆续清除其原承包土地上的苗木，并将清除后的土地交付给高明星，同时原告按照被告每年通知的缴费数额缴纳土地承包费，至2018年7月10日，被告共交付给原告土地190.7亩，原告亦按照上述亩数按变更后的每亩850元缴纳了土地承包费，后因庄步体不再将剩余的土地交付给原告，原告亦未将剩余补偿款80000元支付给被告，双方酿成纠纷。另查，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验，涉案土地总面积（包括现有沟路渠）共计230.21亩，其中内有三横、三纵道路及沟渠，沟路渠的总面积为24.05亩，双方争议三地块共计41.42亩，其中西南角地块13.16亩、大门西侧相连两地块共计28.26亩（每块14.13亩），争议土地上现有庄步体种植的玉兰树。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地上附属物的补偿金550000元，原告已支付给被告470,000元，剩余80000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的确定，立案时本案确定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系债权纠纷的三级案由，但三级案由下有明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签订的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但该合同第四条第1项约定承包费由原告向被告缴纳。第五条第二项约定庄步体与原承包人和原发包人的关系不变等条款，同时郯城县××乡××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也认可该宗土地系徐恩义转包租给庄步体后于2010年4月28日又转包给高明星。故该合同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法律特征，故该案案由应确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转包的是205国道以西、绿野苗木基地办公房前生产路以南、国防路以东的全部土地还是合同载明的面积203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土地？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整交付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被告主张合同中约定转让给原告的仅仅是合同中约定的203亩土地。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转包标的应为明确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理由如下：1、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第四条第3项约定了转包土地的明确四至范围：东至205国道沟边，西至红兴路沟边，南至杨庄村地界，北至大院子南村生产路沟边。2、通过一审法院组织双方现场勘验测量，四至范围内土地总面积（包含沟路渠）约230.21亩，四至范围内三横三纵沟路渠面积约为24.05亩，不含沟路渠面积约为206.16亩（总面积230.21-路沟渠24.05=206.16亩）与双方签订合同中第一条：205国道以西、绿野苗木基地办公房前生产路以南、国防路以东，面积203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的约定基本一致，同时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涉案争议的地块由庄步体继续承包使用。3、被告提交的承包大院子南村土地2018年交地租明细中载明“郑继法占用三方种植玉兰，每方14亩”，庭审中查明，郑继法管理的上述三方土地系被告经营种植，亦可证明该三方土地系被告占用原告所转包的土地。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包的标的应系双方合同中约定明确四至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虽然合同中载明了不含沟路渠，但是现在原告按照被告提供的数据缴纳的190.7亩的承包费中，业已包含承包地范围内的沟路渠，故被告辩称其仅仅转让了四至范围内的203亩土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庄步体抗辩称，因原告未按照约定履行全额支付补偿款尚欠其80,000元，故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一方未履行之前，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本案中，被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原告经营使用，原告按照约定向其交纳土地承包费，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补偿款550000元，系原、被告针对被告先期投资损失的一种补偿，并非是转包合同的对等条款，不符合先履行抗辩权的形式要件，故庄步体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原告要求被告清除占用土地上玉兰树，亦应将所欠补偿款支付给对方，双方均认剩余补偿款数额为80000元，同时原告亦同意附条件向被告支付，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案中，一审法院一并予以处理；庄秀奎自愿为庄步体提供担保，系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通过上述规定的立法本意来看，设立担保系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担保人按照约定代偿或者履行义务，系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顺利实现，本案原告要求的是被告库步体继续履行合同，清除占用土地上的地上附属物，系土地交付义务，而非主张的债权，不涉及合同违约或者终止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在本案中要求庄秀奎承担保证责任不具有实际意义，故庄秀奎在本案中不承担保证责任。庄秀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质证权利，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应承担可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高明星要求庄步体继续履行合同，清除在其承包地上的玉兰树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高明星与被告庄步体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继续履行；二、被告庄步体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占用原告高明星的41.42亩土地上的玉兰树清除完毕[其中西南角地块13.16亩(北侧东西长98.6米、南侧东西长96.8米、南北宽89.8米)、大门西侧相连两地块共计28.26亩（南北宽均为89米、东西长均为105.9米）]；三、原告高明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被告庄步体补偿款80000元；四、驳回原告要求被告庄秀奎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庄步体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高明星提交转款凭证一份，该款项是高明星委托樊振远交的，证明我方依据一审判决8万元补偿款在2020年7月6日转至郯城县人民法院。上诉人庄步体质证称，这个情况我方不清楚。本院对该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庄步体提交证据三份，一、2003年12月18日，郯城县××乡××村村民委员会与徐恩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大院子村委将本案涉及的土地319亩承包给徐恩义；二、2007年7月16日，徐恩义将369亩土地转包给庄步体的合同书一份，证明徐恩义将原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庄步体的事实。特别说明一点，证据一涉及的土地是319亩，转包合同涉及土地是369亩，其中我方未提供的50亩土地的原承包合同，在我方转包给被上诉人时，已将原始的徐恩义与村委签订的50亩的土地合同交付给被上诉方；三、目前涉案土地的现场照片，证明涉案土地的相关生产道路及内部道路的相关情况。被上诉人高明星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该合同是红花乡大院子南村与徐恩义签订，高明星不是合同相对人，对协议签订的相关具体情况不知情，该证据一直由庄步体掌握，一身两次开庭，二审一次开庭均不提供，直至第二次开庭才提供，故对该证据的正式性存在合理性质疑。高明星与庄步体之间对涉案土地有独立合同约定，故该证据对高明星无约束力；对于证据二，该合同是庄步体与徐恩义签订，高明星不是合同相对人，对协议签订的相关具体情况不知情，该证据一直由庄步体掌握，一身两次开庭，二审一次开庭均不提供，直至第二次开庭才提供，故对该证据的正式性存在合理性质疑。高明星与庄步体之间对涉案土地有独立合同约定，故该证据对高明星无约束力；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照片是符合目前状态的，但四张照片中编号一、二的两张照片反映的道路和沟渠，是承包土地外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它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已形成有几十年，是公共道路和沟渠，与本案没有关系。对编号为三、四的两张照片没有异议，该两张照片所反映的道路及道路两侧的沟渠，是涉案土地范围四至之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如下：对于证据一、二，均有合同中各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且均系原件，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三，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另查明，2003年12月18日郯城县××乡××村民委员会与徐恩义签订的《集体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土地的面积212666.7平方米（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合319亩。2007年7月16日徐恩义与庄步体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土地的位置、面积、承包时间、原发包人、承包人：1、205国道以西，3333平方米（50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承包期限为10年（2004.7.1至2014.7.1）。发包人为郯城县××乡××村民委员会，承包人为徐恩义；2、205国道以西，212666.7平方米（319亩，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承包期限为40年（2004.7.1至2044.7.1）。发包人为郯城县××乡××村民委员会，承包人为徐恩义。又查明，被上诉人高明星原审提交的证人薄圣尚（双方签订合同时时任村主任）出庭证明发包给徐恩义时，无内部三纵三横的沟路渠，徐恩义承包后修建。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庄步体与被上诉人高明星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签订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依照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于2013年6月31日前将涉案土地上的苗木处理完毕，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1日前分三期补偿上诉人550000元。从上述约定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负先履行义务，在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又诉求上诉人履行先交付义务，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其诉求依法应不予支持。但双方在履行中，合同的内容已发生变化，鉴于被上诉人诉讼前已支付给上诉人470000元，且被上诉人又于2020年7月6日向郯城县人民法院汇款80000元（履行原审判决第三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其合同义务，上诉人可到郯城县人民法院领取该80000元，上诉人理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土地经营权交付义务（清除转包土地上的苗木）。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就上诉人还应交付被上诉人一方土地（约13.16亩）还是三方土地（约41.42亩）的问题。从合同本意看，首先，涉案土地的流转过程系由郯城县××乡××村民委员会于2004年7月1日发包给徐恩义，再由徐恩义于2007年7月16日转包给庄步体，又由庄步体于2010年4月28日转包给高明星。比较三份承包或转包合同的内容，对于土地面积均约定“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但涉案土地内部的路沟渠系徐恩义承包后自行修建，即在2004年7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所指出的现有道路和沟渠并未将其包含在内，再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土地示意图显示四周有路或沟以及土地承包中的交易习惯，对上诉人关于涉案合同中约定的“不含现有道路及沟渠等”系引用原合同中的表述，并不包含内部的路沟渠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其次，涉案土地系205国道以西、绿野苗木基地办公房前生产路以南、国防路以东范围内土地总面积（包含沟渠）约230多亩，原发包人郯城县××乡××村村民委员会按照232.7亩收取承包费。涉案合同签订后，上诉人陆续清除苗木并将土地交付被上诉人，至2018年7月10日，被上诉人按照190.7亩向原发包人缴纳承包费，剩余的41.42亩土地承包费由上诉人缴纳。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对其按照190.7亩（包括部分沟路渠）缴纳承包费并未提出异议。依据上述涉案转包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可以认定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已交付其190.7亩土地的事实。综上，足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本意系转包203亩土地包括内部沟路渠面积。故，上诉人依照约定应将其占用被上诉人的一方土地（约13.16亩）上的玉兰树清除完毕并交付被上诉人，原审认定上诉人占用被上诉人三方土地共计41.42亩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对涉案土地进行现场勘验测量，测量结果为：涉案土地总面积（包括现有沟路渠）共计230.21亩，其中内有三横三纵道路及沟渠，沟路渠的总面积为24.05亩。本院认为，内部沟路渠并非天然形成，系人为为通行灌溉方便修建，且涉案合同已履行十年之久，在较长时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内部的沟路渠面积变化情况已无法确定，原审对土地现状的测量结果与涉案转包合同签订之时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原审依据上述测量结果计算得出四至范围内不含沟路渠土地经营面积为206.16亩与转包合同中约定的土地经营面积203亩基本一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332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二、撤销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3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2民初73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庄步体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占用被上诉人高明星的西南角地块13.16亩(北侧东西长98.6米、南侧东西长96.8米、南北宽89.8米)土地上的玉兰树清除完毕并将该地块交付被上诉人高明星。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均由被上诉人高明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宏审判员 徐天威审判员 杨海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