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云2626行初17号 原告：肖国珍，男，1958年12月28日出生，壮族，住丘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坤，宏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 地址：丘北县政通路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 法定代表人：杨波，丘北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军，特别授权。 第三人：何云坤，男，1971年08月23日出生，壮族，住丘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文，云南立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国珍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何云坤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月9日作出（2019）云2626行初43号《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肖国珍的起诉，原告肖国珍不服裁定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2020）云26民终45号《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撤销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行初43号行政裁定书；二、本案指令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丘北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8日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国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坤，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军，第三人何云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肖国珍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事实及理由：早在三、四十年前，原告就将丘北县天星乡法白村民委卡纳村“岜丁”（地名）自家祖坟周围的土地开垦成田和地栽种庄稼和果树，1984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丘北县人民政府发包土地给原告家管理使用并颁发《土地管理使用证》。后来，原告用其他的土地跟周边几家农户的田地兑换并连成片。1991年，原告一家到该地发展种植、养殖业，1993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该地再次由发包方发包给原告并颁发了新的编号为057945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了供养孩子生活及学习，原告便将自家的房子、田地（包括现争执地）和果树交给同村的农户陆某照管和耕种，全家人由此前往广西打工。直至本轮卫星定位、土地确权工作接近尾声，原告才发现本村第三人何云坤村长利用政府交办土地确权工作之便，滥用职权，代替不在场的原告在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上签字捺印，将原告家承包经营的“岜丁”土地上的三亩多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物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占为己有。综上所述，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未认真调查核实，未严格按照颁证程序操作，将原告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发证给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请。 原告肖国珍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邱北县土地管理使用证，证明现争执的地名为“岜丁”（四至为东至山坡、西至山、南至王正先、北至何云辉）的土地于1984年7月10日原告之父陆朝光就已取得土地管理使用证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肖国珍），证明原告肖国珍于2007年土地延包时对“岜丁”（四至为东至何云亮、南至李春玉、西至李安珍、北至何云辉）的土地继续承包经营的事实。第三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何云坤），证明：1.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第二轮延包续签合同、第三轮颁证时，第三人何云坤均对现争执地“岜丁”的土地没有取得承包经营权；2.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颁证给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组证据：调查报告，证明：1.第三人何云坤在2018年土地确权颁证时，未告知原告且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争执地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2.第三人于2018年取得的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反颁证程序和实体法律规定。3.肖国珍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第五组证据：卫星影像图，证明图中地块代码为00037上显现的房屋系原告所建住房，房屋周围种植果树，并非撂荒。第六组证据证人陆某出庭作证，原告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欲证明争执地“岜丁”的地原来是原告在种，2005年是证人陆某在种，陆某种到2009年就没有种了，后于2014年被第三人去种了。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核发，根据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规定，丘北县人民政府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的主体资格，颁证主体资格合法。发证程序合法。2006年，被告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农业厅关于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补换发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发（2006）135）文件，组织开展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补换发工作，发放程序合法。二、关于原告的诉求，1.原告所诉地块不清，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将名为“岜丁”的地块确权给第三人，但经被告查询，在2018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第三人名为“岜丁”的地块有8块，原告名为“岜丁”的地块有4块，经查询2019年版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第三人有一块名为“岜丁”的田，原告有一块田及一块地都名为“岜丁”。查询2007年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三人与原告证上的填写内容与1999年版的承包合同书填写内容一致，原告及第三人均有“岜丁”的地块，不知原告所述为何块“岜丁”地块，原告诉请的地块不明。2.原告所诉在“岜丁”地块上有自己的祖坟并于1993年在此建盖房屋看守鱼塘，按此特征查询，该块地疑似确权给第三人的编号为5326262022060400037的地块，该地块位于一个独立的山包上，四至界限为：东至肖国珍，西至李生芬、肖国珍，南至肖国珍，北至荒地。经被告实地勘查，该地域内并无原告家的祖坟，原告所诉不实。3.原告所诉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岜丁”地块发包给原告并填写在编号为057945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经查询原告1999年版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05794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中所登记“岜丁”地块的东、北方均为何云亮，西、南方均为水沟，与2018年颁发给第三人的07631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第5326262022060400037号“岜丁”地块不符，就算把何云坤的00037地块与00834地块相连起来查看，其四至界限也与原告所诉的四至界限不符，其所指向的根本不是同一地块。充分说明，原告所述的地块不是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发包给原告的地块。4.据查，原告曾在第三人的00037号地块上建盖过房屋看守00831地块上的鱼塘，但不能说明原告对地块就有了承包经营权，原告放弃管理后，该地域已经放荒，第三人于2014年对该地域开荒成地，按谁开荒谁收益的原则，2015年农村土地承包确权工作中，第三人对该地进行了指认并经村小组同意将该地发包给第三人的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告所诉地块指向不明确，1999年承包合同书及05794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未记载原告所诉的地块，撤销第三人持有的农地承包权证(2018)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诉求证据不充分，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并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第三人持有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076314号），证明该证书中有8块名为“巴丁”的地块，无法确认何块“巴丁”为原告诉求的地块。第三组证据：原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代码532626202206040063J），证明该登记簿与2018年颁发给原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簿及原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致，该登记簿记载有4块名为“巴丁”的地块。第四组证据：县档案局保存的第三人持有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存根（合同号29号，1999年版），证明1999年第三人的承包土地合同书中登记了一块名为“岜丁”的田，但没有疑似争议地的记载。第五组证据：丘北县农村经营管理站保存的第三人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存根（057967号），证明该证书与《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存根（合同号29号，1999年版）记载的内容一致，但没有疑似争议地的记载。第六组证据：县档案局保存的原告持有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存根（合同号44号，1999年版），证明该证书记载了原告1999年承包证书中有一块名为“岜丁”的田和一块名为“岜丁”的地，但与疑似争议地的四至界线不相一致，证明疑似争议地1999年时期并未登记在承包证书上，原告所诉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争议地由发包方发包给原告的诉求不实。第七组证据：县农村经营管理站保存的原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存根（057945号），证明该证书与《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存根（合同号44号，1999年版）记载的内容一致，所记载的“岜丁”的地与疑似争议地的四至界线不相一致，证明疑似争议地1999年时期并未登记在承包证书上，原告所诉争议地颁发在057945号经营权证上的诉求不实。第八组证据：疑似争议地现场照片，证明该地并无任何坟墓。第九组证据：疑似争议地区或现场平面图，证明00037号地为疑似争议地，其四至界线与原告诉求不相符。 第三人何云坤述称，其赞同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求法庭查明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第三人代替签名的事实。 第三人何云坤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何云松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何云坤所取得的承包地是原来自家祖坟的遮坟地，不是原告肖国珍调换取得的承包田。第二组证据：王永富、王绍方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肖国珍在“岜丁”的承包田，是原告用其他承包田和本村村民王绍方、王正光调换而来，与何云坤取得的承包地相连，何云坤取得的承包田并不是肖国珍原来承包的地块。第三组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卫星勘测图，证明肖国珍调换的承包田与何云坤的承包地紧密相连，互不侵犯，其左侧的承包田靠近何云坤承包地，下侧承包地与何云坤相连。第四组证据：原告肖国珍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1999年肖国珍承包的田地和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面积、四至界限一致，第三人何云坤从自家遮坟山上开荒管理取得的承包地并非侵占原告以前取得的承包田地，县人民政府颁证给第三人没有侵犯原告肖国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经质证，原告肖国珍对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举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第二组证据的颁证程序不合法即来源不合法，所记载的00037地块不真实，该00037宗地地块系原告之前所承包经营，对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新登记记载的名为“岜丁”的地块确有八块，但地宗号为00037的地块乃原告原第一轮、第二轮承包经营的地块。第三组证据的颁证程序不合法即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初审、审核、登记以及发放等材料上的签名以及按印并非原告所为，而且未把原告之前所承包经营的现地宗号尾数为00037的地块登记在原告的证上，虽登记簿与经营权证一致，但不合法，原告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上所记载的地块并非现争执地块，与争执地无关联性，对其证明观点无异议。对第五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上所记载的地块并非现争执地块，与争执地无关联性，对其证明观点无异议。对第六、七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第八组证据因原告祖坟早已迁出，此照片并不能证明原来曾有坟墓。对第九组证据00037号地现状与原告1984年、1999年所记载的四至界限虽未完全吻合，但图上的坐标仍能分辨或还原当时的界限即东至何云亮（00837），西至李安珍（00833），南至李春义（玉）（00832），北至何云辉（00183），所以现争执地原发包给原告承包经营管理。 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观点，2008年发给第三人的证书上的“岜丁”地块的四至界限与争议地不相符，不是现在争议的地块。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该证书上的“岜丁”地块不是**证书上的“巴丁”地块。;地块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可该证书中第三人没有争议地块“岜丁”的记载。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报告仅是天星乡政府工作人员对纠纷提出的个人处理意见，不是乡政府的处理决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00037号地块的四至界限与原告所说的地块的四至界限不一致，原告现在还有一块地块叫“岜丁”，第三人的00037号“岜丁”地块不;地块不是原告的**&ldquordquo;地块，第三人的;地块quo;岜丁”地块没有侵犯到;地块没有侵犯到原告的&ldquoo;地块。对第六组;地块人陆某的证言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和原告的证明观点，该证据充分显示1982年原告家所取得的“岜丁”承包性质是干田而不是地，四至界限与原告诉称的登记在第三人何云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争议承包地的性质不同，此田非彼地。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该证上记载的原告承包的0.84亩的“岜丁”性质依然是田，该田与第三人所取得的争议地“岜丁”承包性质不同，位置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侵犯、重叠的情形。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说明第三人在“岜丁”处依法取得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卫星图像仅能证明该地理位置的现状，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侵权或重叠的现实，但能说明原告承包的“田”还存在，第三人没有侵权，被告颁证确认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侵犯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第六组证据证人陆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该证人的证言能说明在2014年的时候第三人就耕种现在争执的地块了，现争执地是村小组发包给第三人的。 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所举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明观点有异议，即被调查人与第三人系现任搭班村干部，且与第三人系堂兄弟关系，其证言不合法、不真实，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第二组证据的被调查人仅以2018年版的不合法的承包证而推定该地在二十多年前即为第三人地块，这是不真实、不合法的，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对第三组证据的来源无异议，但图上的00037号地块在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系不合法的。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更能说明1999年发包方就已将包括本案争执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对第三人的证明观点有异议。 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举第一、三、四、五、六、七、九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上述七组证据及其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所举第二组证据系本案原告请求撤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仅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向第三人何云坤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上登记了本案的争议地块“巴丁”（地块代码为53（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400037，地块四至为东至肖国珍国珍，南至肖国珍，北至荒地）的事实经过。被告所举第八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予以采用，对被告欲证明的观点不予采信，仅能证明本案争议地块的现场状况。 原告肖国珍所举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能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7月10日颁发丘北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使用证给原告之父陆朝光，该证上登记了一块名为“岜丁”的干田，该地块四至为：东至山坡、西至山、南至王正先、北至何云辉，该地块与本案争议地“巴丁”并非同一地块。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能证明原告1999年的05794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了一块名为“岜丁”的田，该地块四至为东至何云亮、西至李安珍、南至李春玉、北至何云辉，该地块与本案争议地“巴丁”并非同一地块。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能证明第三人1999年的05796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无本案争议地块“巴丁”的登记。原告所举第四组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该证据仅能证明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根据肖国珍的反映，于2019年9月24日对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地块进行调查后出具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地块经营权属于肖国珍所有的事实经过。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与被告所举第九组证据系同一证据，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原告所举第六组证据证人陆某的证言客观真实，该证据及其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何云坤所举第一、二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该证据及其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所举第三组证据与被告所举第九组证据系同一证据，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第三人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三人所举第四组证据与被告所举第六组证据系同一证据，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第三人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 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本案原告肖国珍与第三人何云坤同属丘北县的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及第三人在1984年、1999年土地承包时均未取得本案争议地块“巴丁”（地块代码为53（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400037本案争议地块先前系原告耕种管理，后原告外出务工将争议地块交由陆某耕种管理，陆某自2005年耕种至2009年后就未再继续耕种，第三人于2014年耕种本案争议地块。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2日向第三人何云坤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登记了本案争议地块“巴丁”（地块代码为53（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400037珍，西至李生芬、肖国珍，南至肖国珍，北至荒地）。丘北县天星乡人民政府根据肖国珍的反映，于2019年9月24日对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巴丁”地块进行调查后;地块进行调查后出具调查报告经营权属于肖国珍所有。原告肖国珍认为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未认真调查核实，未严格按照颁证程序，将原告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发证给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本案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争议地块“巴丁”的颁证行为。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本案中，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2日向第三人颁发了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本案争议地块“巴丁”登记于该证中，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依照法定程序，本案被告未举证证明其颁证程序，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颁证程序的合法性。综上，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程序不合法，依法应撤销该证对争议地块“巴丁”的颁证行为。故原告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何云坤的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经营权第0763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争议地块“巴丁”的颁证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滇（2018）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3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巴丁”地块（地块代码;地块（地块代码为5326262022060400037/div>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 丽 审 判 员  邓 雪 人民陪审员  王崇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