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4844号原告：徐丽，女，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代理人：刘宝君，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明，女，195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代理人：李树艳，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丽诉被告于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丽及其委托诉理人刘宝君，被告于明的委托代理人李树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25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用被告名下房产，期限自2018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4日，租金为45000元/年，支付方式为年付。2019年6月9日上午，双方依合同约定联系支付第二年租金事宜，见面地点为原告停放于路边的私家车中。经当面协商，被告不同意原告降低次年租金的请求，但同意了原告可先行暂付半年租金22500元，随即原告在车内将22500元现金交予被告。因当时双方未携带纸笔，故被告携带现金离开后于6月9日下午五时许书写收条“收到人民币贰万贰仟伍佰元整22500元…东港房子现金…半年租金”，并在该收条上签字、书写身份证号通过微信拍照发送给原告，确认了已通过现金方式收到该款项。当日晚些时候，被告又主动联系原告表示同意将年租金减少3000元（降至42000元/年），但需要一次性付清，因6月9日双方见面时，原告得知家中孩子突发意外状况需紧急就医便前去处理，至傍晚时原告因忙碌劳动已极度疲惫，疏忽大意之间便忘记早先支付的22500元现金，于是便于6月10日上午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被告索要的42000元。被告在微信点击收款后于当日向原告发送消息：“收到，收到徐丽交来的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的一年房租，人民币肆万贰仟元整（42000）。于明，2019年6月10日”确认了金额及款项到账。至此，被告分两次共计向原告收取了64500元，已超出本应支付的房租金额。而后，原告发现重复支付半年房租后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告知被告，要求其返还多收取的22500元，但被告始终拒绝且态度恶劣开始拒不承认上述事实。综上所述，被告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有损于原告利益而多取得的22500元显然已构成不当得利。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认为，首先，关于被告出具的《收条》的意思表示内容的确定：本案系因双方在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过程中，因原告失误造成多支付房租而发生的纠纷，既然属于履行合同的行为，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出具的收条、收款收据等收款凭证就应该作为认定另一方已经实际支付了相应的款项的证据。在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2500元，被告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出具了《收条》，被告该行为的意思表示为“被告确认已经收到了原告支付的22500元”，该《收条》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实际收到了原告支付的22500元。案涉22500元与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半年租金吻合，也与被告出具的《收条》中记载的金额吻合，原告主张其已经向被告支付了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本年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金额，与被告出具的《收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向实际向被告支付了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半年租金22500元的事实。其次，关于原告给被告发微信称“姐，您昨天微信打的半年收条已经作废了，您删除后，重新打个2019年6月份到2020年5月末一年房租即可！具体时间麻烦您看一下去年的合同”，该微信证明的事实问题：首先，该微信系原告又向被告以微信方式支付了全年租金42000元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一张收到整年租金的收条，所以，该微信表明的意思是原告要求出具一张收到全年租金42000元的收条。其次，原告的该微信并没有否定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了22500元的事实。案涉22500元《收条》系被告单方出具，其表达的仅是被告的单方意思，原告无权作废，故不能以以上微信否认原告实际支付了租金22500元的事实。最后，在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两次租金，被告出具了两份《收条》，足以表明双方在履行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交易习惯为原告支付房租后，被告出具收到对应款项的《收条》，并且，该交易习惯也符合合同的一般交易原则。综上，被告有义务返还多收取的款项。被告于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支付现金22500元，原告有虚假诉讼之嫌。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事实陈述有假。2019年6月9日下午，原告找被告降房租，双方在大连二七广场温州城见面。之前被告从没有直接联系承租人，双方也不留电话，有朋友帮被告打理这个房子事宜。原告和被告因为都是市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所以就加了电话和微信。原告承租被告两年的房子，第二年续租时原告就找被告，被告让原告找被告的经办人，原告还是在被告去二七广场逛温州城时找到被告，让被告降第二年的房租，被告当时是一个退休人员，原告是做生意的，一年45000元的房租还要降3000元变成42000元，被告未同意，要求双方继续按照之前签订合同履行。原告说那就租半年的（半年租金22500元），被告说好。原告让被告给他打半年租金收条，被告就在原告的车内写了收条，还没给原告。这时原告接到电话，说女儿出事儿了，要赶紧去医院，这样也没给被告钱，被告也没要，被告想去医院要用钱呀，被告就下车了。因为没给钱，被告的收条原件也没给原告，原告钱也没给被告，原告让被告把写好的条拍照片发给他，看看行不行，发照片这事被告没多想。第二，原告应对支付现金22500元的真实性举证。原告主张已将案涉的22500元支付给被告，请其提供证据支付。原告提供的收条仅为复印件，应由原告继续提供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如取款证明等。另外请原告解释，之前的房租都是微信支付的，为什么本次选择现金？第三，从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陈述是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原告向被告转账42000元时，“收条”照片就在微信界面的正前方，即使原告处于疲惫或慌乱状态，也不至于忽略的想不起来。其次，被告收到42000元后，原告再次声明把收条作废，足以确认原告当时是了解自己未支付收条中所写租金22500元。假使其真实已支付了，原告应当在此时提出。再退一步讲，原告当时仍未想起，之后一年内都未向被告主张，偏偏在双方租赁合同结束时提出，被告质疑其欲利用诉讼实现其不法目的。综上，不论从事实陈述，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看，原告的本次诉讼存在不实，故被告其法院谨慎审理，查清事实。经庭审查明，原、被告通过房屋中介介绍相识，2018年6月20日，原、被告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所有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房屋，租赁期间自2018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4日止，年租金45000元，原告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支付了第一年的房屋租金45000元后，双方依约履行了第一年的租赁合同。2019年6月9日下午，原告约被告在原告的车上见面，想降低房租，被告未同意，双方商谈过程中，原告接到电话离开处理女儿突发受伤就医的事宜。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较少，部分对话并无因果解释。其中，2019年6月9日17点22分，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手写的收条照片一张，内容为“收到人民币贰万贰仟伍佰元正，￥22500，东港房子租金，2019年6月10日始，半年租金”，但收条原件，被告并未交给原告，双方未对发送该收条照片的原因进行任何微信沟通。当晚，双方电话沟通，被告同意降低租金至42000元/年，并询问了原告女儿的伤情。6月10日上午9点45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在吗姐”“我现在把一年房租打过去，收到之后麻烦姐用微信形式打个正规收条给我，谢谢”，并附上女儿受伤的照片，称“孩子昨天忙乎一晚没睡”，被告回复“好的”，原告随后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42000元，后于10点30分发微信，称“姐，您昨天微信打的收到半年收条已经作废了，您删除后重新打个2019年6月份到2020年5月末一年房租即可！具体时间麻烦您看一下去年的合同，我先忙孩子回头聊姐”。被告回复“收条，收到徐丽交来的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的一年房租，人民币肆万贰仟元整（42000）。于明，2019年6月10日，以上，行否？”，原告回复“可以姐，谢谢”。此后一年租期内，双方均未对原告是否多支付了半年租金进行任何沟通。房屋租赁期满后，原告提出多支付了半年租金，要求被告返还，被告拒绝。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微信记录，被告提供的微信记录、银行流水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已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以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主张被告返还原告多交付的房租22500元，而被告主张未实际收到原告多交付的房租，则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取得了“不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据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多余房租已经实际交付。首先，从证据来看，原告现凭借被告6月9日微信传送的照片收条主张被告收取了款项，但由于双方对该照片收条的传送目的均没有上下文解释，原告主张“因被告收取了半年租金，时间紧迫，故微信传送收条”，被告主张“因双方商谈降低房租未果，应原告要求草拟半年收条，但因没有实际收到款项，故仅拍照出示收条，未交付收条原件”，均可以达到逻辑自恰。但结合此后的聊天记录来看，原告在双方谈妥降低房租后，于6月10日主动联系被告，支付了全年租金，清楚的表述了全年租金的起始时间，自行确认6月9日的照片收条作废，并明确要求被告以微信形式打“正规收条”，在被告发送收条内容后，又亲自确认无误，此一系列行为，导致原告在言行上，以自己的表述否定了6月9日的照片收条，让传送该照片收条的目的产生了歧义，更符合被告的叙述逻辑，因此，6月9日的照片收条已不足以单独证明原告实际交付了22500元，原告应当补强证据，证明款项确实交付。其次，从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并不熟悉，原告在6月9日之前、之后两次交纳1年期租金，都是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进行，只有6月9日当天，原告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确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原告称6月10日的陈述是因为一时遗忘6月9日交付了半年租金，但双方前期对是否降低房租金较为介意，在6月10日对房租收条的书写也比较谨慎、规范，则原告陈述多付半年房租，且在一年后才回忆起来难以认定，仅凭目前证据，无法判断原告是否确有遗忘，因此，原告目前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款项交付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徐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霞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于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