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兴德，男，196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文士，吉林中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法定代表人：施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杰，男，系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田，男，系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经旗街信义路新区**楼**v>负责人:谢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杰，男，系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田，男，系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金秀，男，1962年8月3日出生，汉族，现服刑于北湖监狱。上诉人于兴德、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蒋金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兴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变更（2019）吉0104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的损失金额部分，改判蒋金秀、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赔偿于兴德损失630万元；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蒋金秀、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因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拒不履行法院裁定书的法定义务，又与蒋金秀恶意串通、虚假陈述，并向人民法院提供虚假的《协议书》，才导致人民法院错失最佳的执行时机。现宽城区法院因蒋金秀无可供执行财产，于2014年5月5日下发（2013）宽执字第1527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案件执行。长春中院因蒋金秀无可供执行财产，于2018年10月17日终结案件执行。三方之间的恶意行为，已经给于兴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原审判决不足以弥补于兴德的实际损失。该判决采用的数据仅是建工集团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拖欠蒋金秀工程款的一部分。根据长春中院（2015）长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协议书》签署之日至该判决书下发之时，两公司已向蒋金秀支付工程款20342864.94元，在支付上述工程款后，蒋金秀尚有3750463.80元工程款未得到清偿，故长春中院才有原审判决第一项。如果其他三方当事人未实施恶意串通行为，而是按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则于兴德的全部债权均能得到清偿，因此于兴德的损失应当按照二道区法院和宽城区法院下发协助执行的合计金额，即630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以维护于兴德的合法权益。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均辩称，一审判决应予改判，请求支持建工集团上诉意见。建工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驳回于兴德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兴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建工集团与蒋金秀不认识，没有业务联系，建工集团吉林地区的业务实施人是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的所谓共同侵权事实的当事人均是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一审认定建工集团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蒋金秀三方共同侵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不存在恶意串通、隐瞒债权债务关系等共同侵权事实。1.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于兴德之间没有债务关系，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向相关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没有协助履行判决的法律义务。2.2014年1月25日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签订的《协议书》真实反映当时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向执行法院隐瞒事实。3.蒋金秀本人一审当庭陈述与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于兴德和蒋金秀之间纠纷无任何关系，为蒋金秀向执行法院隐瞒事实对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带来风险，没有理由向法院隐瞒事实。三、一审法院认为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共同隐瞒债权债务关系，拒绝履行法院协助执行义务，导致于兴德无法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而产生损失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于兴德一直没有停止追究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吉林公司在蒋金秀执行案件中的法律责任，双方经历了多次诉讼，已经得到解决。又以财产侵权为由提起告诉，纯属重复诉讼，浪费诉讼资源。于兴德辩称，请求支持我方上诉请求。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辩称，同意建工集团意见。于兴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蒋金秀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合计63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兴德与被告蒋金秀因借款纠纷诉至法院，其中，二道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的（2012）二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蒋金秀、王素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于兴德借款本金3，500，0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生效后，于兴德向二道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道法院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2013）二执字第13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扣押蒋金秀名下4，354，266.66元财产。宽城法院于2013年3月5日作出的（2013）宽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蒋金秀对蒋俊钦应给付于兴德的欠款1，503，697.00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义务，后蒋金秀、蒋俊钦就该判决提出上诉，长春中院于2013年8月19日作出（2013）长民四终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维持蒋金秀的连带给付义务，原判决于2013年8月19日生效。针对上述生效裁判，因蒋金秀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建工集团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014年1月15日，二道法院作出（2013）二执字第1314-1、1314-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冻结、查封、扣押蒋金秀名下511万元财产，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建工集团分别协助提交其与蒋金秀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管理合同书及其承包的相对应的工程材料、票据的决定。2014年2月7日，宽城法院作出（2013）宽执字第1527、1527-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向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建工集团作出提取蒋金秀、蒋俊钦在建工集团分公司承包合同中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119万元和在建工集团承包合同中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1，233，717.00元的决定。因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建工集团提出异议，并提供蒋金秀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署的《协议书》，其中约定蒋金秀退出工地，双方一致确认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不欠蒋金秀任何工程款，并确认蒋金秀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在二道法院、宽城法院对其进行保全、执行前，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已全部支付给蒋金秀。后宽城法院、长春中院分别于2014年5月5日、2018年10月17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之间的案涉工程款并未结清，且自2014年1月25日至2016年1月14日期间，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仍然陆续向蒋金秀支付工程款。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辩称其与蒋金秀之间没有结算，而蒋金秀主张其与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署的《协议书》系为规避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而伪造，否认了《协议书》的真实性。本案判决结果为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给付蒋金秀工程款人民币3，750，463.8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后双方当事人均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省高院于2017年4月5日作出（2017）吉民终2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以三被告恶意串通为由提起侵权之诉，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本案原告应当证明各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构成恶意串通，主观上双方均具有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在表现形式上以双方达成协议为必要；客观上，该串通行为客观损害了他人利益。就主观而言，因原告于兴德对被告蒋金秀享有的债权经法院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且二道法院和宽城法院均向被告建工集团、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应向被告蒋金秀支付的工程进度款，故应认定被告建工集团、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明知被告蒋金秀负债情况。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蒋金秀与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署《协议书》，否认了上述工程进度款的存在，因长春中院作出的（2015）长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被告蒋金秀承认其与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签署的《协议书》系伪造用于规避执行，自《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并未停止向被告蒋金秀给付工程款，由此得知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在签署该《协议书》时对工程款尚未结清的情况知情，存在主观恶意，故应认定《协议书》系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被告蒋金秀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就客观而言，法院在对被告建工集团、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二被告既没有按照法院规定给付执行款，也没有停止向蒋金秀支付工程款，根据长春中院作出（2015）长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相关事实可知被告建工集团、被告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被告蒋金秀共同隐瞒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拒绝履行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导致于兴德无法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而产生了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为长春中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工程款3，750，463.8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对被告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因该侵权行为一直持续，故对该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蒋金秀与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被告蒋金秀、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共同赔偿原告于兴德损失3，750，463.8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于兴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9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于兴德负担19，100.00元，由被告蒋金秀、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41，800.00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一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于兴德以恶意串通为由提起侵权之诉，上述内容存在矛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物权纠纷项下案由，而本案并不涉及与物相关的权利。根据于兴德一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其主张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通过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进而规避强制执行，由此造成于兴德损害，故应予以赔偿，本案中于兴德的起诉是从侵权角度主张损害赔偿，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二、关于于兴德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已向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单位应按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履行义务，建工集团和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在明知蒋金秀负债的情况下，与蒋金秀出具的《协议书》否认了工程款的存在，而本院（2015）长民一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可以确定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与蒋金秀共同隐瞒双方之间债权债务，拒绝履行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导致于兴德无法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而产生了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应以该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为限，于兴德上诉请求按照协助执行书数额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恶意串通出具的《协议书》，导致于兴德权利受到损害，故蒋金秀、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当明确的是，本案中，蒋金秀系因生效判决确定其应向于兴德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考虑于兴德不应获得双倍赔偿，故在本案中，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吉林分公司及蒋金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原生效判决未执行部分为准，于兴德在执行案件中所得执行款项及本案所得款项相加不应超过原生效判决确定应执行的款项。此外，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对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不属于侵权案件的审理范围。综上，于兴德、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驳回于兴德的其他诉请求；四、驳回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55，9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于兴德负担19，100.00元，由被告蒋金秀、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36，250.00、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42，650.00元。上诉人于兴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196.00元，由于兴德负担。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4.00元，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范军审判员  高 心审判员  宫 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张祺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