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6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秋，女，198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权次蓉，女，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嵩，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麻市街33号。 法定代表人：周政，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玉，四川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聆琳，四川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秋、权次蓉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5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滕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秋、权次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由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依据《住宅建筑规范》第5.1.5条规定，认定夏某某高空坠落的下部防护固定高0.9米符合建筑安全强制规范是错误的。该规范仅适用于城镇住宅建筑，而本案夏某某坠亡地为综合医院，不应适用该规定。2014年国家卫计委专门就医院建筑安全标准提出了明确行业要求，并制定了强制性规范ＷＳ444.1-2014《医疗机构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求》，其中规定低于900毫米时应当加装护栏，一审测量方式不当，实际上事发地窗台高度经测量仅为400毫米，应当加装护栏而未加装，故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存在错过。2.一审认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就提醒、告知义务方面不存在过错的观点是错误的。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明知夏某某患有精神疾病情况下却未提高安全保障措施，且从未告知患者及家属夏某某可能发生摔倒、坠落等危险，因此医院存在过错。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夏秋、权次蓉的上诉请求。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辩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通过特别告知书向夏秋、权次蓉告知了入院期间的相关风险，医院已经尽到了安全防范义务且不存在过错，患者高楼坠亡不是医院在合理范围内能够预见的风险，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秋、权次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向夏秋、权次蓉支付死亡赔偿金542175元、丧葬费32358.5元，以上共计574533.5元；2.判令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向夏秋、权次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判令由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13日，夏某某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就医，初步诊断为尿路感染，当天入住肾内科病区。第五人民医院病程记录上显示夏某某有精神症状。2020年4月21日，夏某某在第五人民医院住院部楼栋21层处坠亡。2020年4月22日，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出具《死亡证明书》，载明夏某某于2020年4月21日死亡，死亡原因是生前高坠，死亡地点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门急诊、住院综合楼于2017年5月26日开工建设，2019年8月28日竣工验收。2020年4月11日，夏某某经成都市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为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2020年4月13日夏某某入院时，其家属夏秋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须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诊病人告知书》、《关于实施陪护特别管理的告知书》、《患方住院授权委托书兼承诺书》、《离院风险责任告知书》上分别签字确认。《患方住院授权委托书兼承诺书》第四条：“住院期间，本人擅自离开病区期间发生病情加重、恶化、并发症、猝死、自伤、自杀、走失、伤人、意外事故及住院费用不能报销等不良后果，由患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就医期间，《护理记录单》记载，医院多次告知夏某某的家属：嘱家属24小时留陪，防自杀、自伤、走失。2020年4月18日，《医患沟通记录》载明：“病情预后：今日患者家属入厕后患者自行离开病房，立即寻找患者，后家属于一号楼一楼发现患者，立即将患者带回病房。目前患者病情危重，存在被害妄想，时有胡言乱语，经神经内科会诊考虑存在精神障碍，存在自杀风险，现家属必须24小时陪伴，密切关注患者行动，防自杀、防走失，若有异常及时告知医护人员。患者本人或亲属意见：已知患者目前病危的程度，以及下一步病情可能的预后，并表示理解，愿意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夏秋在《医患沟通记录》中签字。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事发现场窗下部防护固定窗与地面距离超过0.9ｍ。 一审法院认为，夏秋、权次蓉至亲猝然离世，实值痛心。夏秋、权次蓉欲追究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疏于管理之责，告慰亲人在天之灵，于感情角度，不难理解。但是，人民法院裁判纠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夏秋、权次蓉之诉请，一审法院实难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充分尽到提醒和告知义务。医院已通过《住院须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诊病人告知书》、《关于实施陪护特别管理的告知书》、《患方住院授权委托书兼承诺书》、《离院风险责任告知书》、《医患沟通记录》、《病重通知》的形式向夏某某及其亲属提醒和告知了住院期间的相关风险，夏秋、权次蓉签字确认。从医院记载的夏某某入院情况来看，诊疗疾病归属肾内科，可见夏某某住院期间属于一般患者，虽有精神症状，但《护理记录单》中记载，医院已多次告知家属24小时留陪，防自杀、防走失等情况。所以从患者的客观身体情况和病情来看，夏某某无需受到特别护理，且其也没有与医院建立特别护理的看护约定。故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提醒、告知义务上并无过错。 其次，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从夏某某入院病情来看，其病情危重。在事发时，夏某某自行前往窗户，其家属离开病人也未与医务人员沟通，没有做好随时有人看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可知包括医疗机构在内的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定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依据国家建设部《住宅建筑规范》的强制性规定第5.1.5条：“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0.90ｍ时，应有防护设施”，夏某某高处坠落的窗户下部防护固定窗至地面的净高为超过0.9ｍ，符合建筑安全强制规范，且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经竣工验收合格。因此，从事件发生情况来看，夏某某生前高坠死亡已不属于医院在合理范围内可以预见的风险，故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尽到安全防范义务。 第三，“防病治病，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神圣职责，不能过度拔高医疗机构的义务。不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各方当事人，在悲剧发生时，均应持中立、理性立场，不能唯结果论、唯死者重。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要职责是救死扶伤，如无特别情况，不宜过度拔高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以悲剧的发生反向推理，简单认定“既然悲剧发生了就说明医院未尽安全防范义务”，不仅有损个案正义，更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纵观全案，夏某某死亡原因为生前高坠，而就此危险及防范，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尽到提醒、告知和安全防范义务，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案中存在安全防范不到位的管理过错，故对夏秋、权次蓉主张的各项赔偿损失不予支持。 综上，夏某某的死亡结果与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并无因果关系，夏秋、权次蓉要求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夏秋、权次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36元，由夏秋、权次蓉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夏某某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入院接受治疗期间坠楼身亡，其近亲属夏秋、权次蓉以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存在过错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安全保障责任义务，本案中，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通过《住院须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诊病人告知书》、《关于实施陪护特别管理的告知书》、《患方住院授权委托书兼承诺书》、《离院风险责任告知书》、《医患沟通记录》、《病重通知》等向夏某某及其亲属提醒和告知了住院期间的相关风险，已经尽到提醒、告知和安全防范义务。夏某某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高楼坠亡，且排除他杀的情况下，夏某某的死亡结果不是医院在合理注意范围以内能够预见的风险。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综合全案证据，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已经尽到了安全防范义务且不存在过错，夏某某的死亡结果与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其死亡后果不应由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责任，因此，夏秋、权次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夏秋、权次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72元，由夏秋、权次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滕 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薛潇瑞 书 记 员  李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