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2民初16760号原告：余帆，女，1990年5月23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系余帆配偶），男，1989年7月15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西山万达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MA6N1BM20L。法定代表人：段蕴琦，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路家，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帆与被告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被告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自2018年8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88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所作的（2020）西劳人仲字第776号仲裁裁决，仲裁认为原告与被告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但原告的主要工作内容为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仲裁院通过被告提供的书面文件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均由马儒宽、段蕴琦两人共同出资成立。因仲裁的特殊性，原告仅能依据工资的支付方式来申请仲裁一家公司。仲裁期间，被告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自述中承认原告于2018年8月27日到公司工作，2019年9月1日才用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这一事实。因被告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均由马儒宽、段蕴琦两人共同出资成立并实际控制，所以两家公司在原告劳动隶属关系上有极大修改空间。仲裁期间原告提供工资流水以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被告编造了被告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代发工资协议，原告并不知情，试图将原告的劳动关系推到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而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在考虑两家公司同为马儒宽、段蕴琦两人控制，且两家公司已承认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9月1日期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上，依法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88000元。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任何的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系与案外人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被告并不是适格主体。三、被告从未承认原告到过被告处工作，而向仲裁庭陈述的是原告的工作单位为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于2018年3月2日登记成立的从事物业管理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段蕴琦、马儒宽，法定代表人为段蕴琦。案外人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于2014年8月19日登记成立的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应用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儒宽、段蕴琦，法定代表人为马儒宽。案外人云南艾勉商贸有限公司系于2013年12月19日登记成立的从事国内贸易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儒宽、段蕴琦，法定代表人为马儒宽。2020年8月14日，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经与您协商一致，双方同意于2020年8月14日解除2019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请您在接到此通知后于2020年8月15日前办理完毕相关工作移交手续……”。2020年8月17日，原告签署《离职交接清单》，其中载明：“入职时间：2018年8月27日，最后工作日：2020年8月14日，工作交接日：2020年8月17日……员工签名：余帆，人力资源部经理：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段蕴琦”。同一天，原告签署《员工离职交接表》，其中载明：“所属部门：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签署：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段蕴琦，离职员工本人签署：余帆”。同一天，原告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之规定和劳动合同第十八条（二）项之约定，双方于2019年9月1日签订的2019年9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8月14日即行解除（终止）。乙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前的工作岗位为文员，在甲方工作年限为两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甲方按两个月支付乙方，计人民币8200元”。当天，原告确认收到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8200元。2020年9月，余帆因与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争议向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裁决：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余帆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9月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88000元。经审理，该仲裁院作出（2020）西劳人仲字第776号仲裁裁决，驳回余帆的仲裁请求。因余帆对此仲裁裁决不服，故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8月28日，原告与案外人云南艾勉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财务人员保密协议》。2018年12月7日，云南艾勉商贸有限公司委托原告办理该公司安装路由器的业务。2020年10月，余帆因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生争议再次向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裁决：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余帆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9月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赔偿88000元。其仲裁申请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余帆于2018年8月27日至2020年8月14日在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文职工作，月工资4000元。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10月在任职期间该公司未与余帆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8月14日余帆被该公司辞退”。仲裁庭审中，余帆表示：认可其于2018年8月27日入职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行政工作，双方于2019年9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工资由云南多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代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放，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2020年9月15日之前，其不清楚2018年至2019年的劳动关系归属于哪家公司，在此之后才知道归属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8月14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认为解除的是2019年9月1日之后的劳动合同，没有涉及2019年9月1日之前的劳动关系问题。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企业信息查询、离职交接清单、财务人员保密协议、委托书、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交的数字证书申请表、个人证书申请表、企业电子公章申请表、法人授权委托书、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经济补偿金明细表、收条、离职交接清单、员工离职交接表、仲裁申请书（2020年10月21日）、仲裁庭审笔录（2020年11月20日）在卷予以佐证。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于2018年8月27日通过云南艾勉商贸有限公司的网络招聘入职后填写了被告公司的入职表，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和收取物管费；因马儒宽、段蕴琦名下登记有多家公司，所以原告的工作内容在多家公司之间都有交叉。此外，原告认为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其系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14日期间其系与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同时原告认可自2018年8月27日入职至2020年8月14日离职期间，其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均未发生变化。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虽然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原告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被告具有法律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且原告的工作内容确有涉及被告业务组成的部分，但从原告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及被告提交的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离职交接清单等证据材料均能相互印证证实原告系与案外人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离职时该公司按照其工作年限计算向其支付了两个月的经济补偿金8200元。此外，在原告向昆明市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就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起的劳动仲裁一案中，其本人在仲裁申请书以及该案的仲裁庭审中均自认其系于2018年8月27日入职云南卓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要求该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故本院认为原告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是清楚知晓的，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及陈述明显与在前案仲裁中的主张及陈述不一致，且原告对此不能提交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综上，因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帆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璐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