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6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芸含（曾用名邓南桃），女，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岫峰，福建邦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淑媛，女，193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榕，福建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艺蓉，福建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捷，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邓芸含与上诉人杨淑媛，被上诉人洪捷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5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芸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洪捷、杨淑媛向邓芸含支付租金收益款利息67716.18元；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洪捷、杨淑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讼争店面不存在因出租而支出的费用。讼争店面没有因出租而支出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装修费、配套设施费、管理费等费用)。出租的是店面不是房屋，承租人承租店面系用于商用，承租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经营风格自行装修店面，及购买相应的配套设施，该费用系由承租人自行承担的，故洪捷、杨淑媛主张的因出租而支出费用系不存在的。二、洪捷、杨淑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讼争店面因出租而支出费用。洪捷、杨淑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讼争店面因出租而支出的费用，如若讼争店面有实际产生出租费用，洪捷、杨淑媛不可能没有任何发票等证据证明。况且该部分的证明责任顺序应是洪捷、杨淑媛先举证证明其因出租而支出费用，再由邓芸含举证证明其承担了因出租而支出费用。洪捷、杨淑媛没有证据证明则不存在出租费用，不存在的事实是无法证明的，即讼争店面没有实际产生因出租而支出费用,则无法证明承担了因出租而支出费用。三、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租金收益款利息的诉请视为与邓芸含应承担的费用相抵是错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首先，债务抵消必须满足当事人之间互负到期债务，本案存在洪捷、杨淑媛应向邓芸含支付租金收益利息，不存在讼争店面因出租而支付的费用，故不满足当事人之间互负到期债务的条件，不能主张抵消。其次，债务抵消必须以意思表示为之，即该意思表示须以口头或者书面通知对方。本案不存在可以抵消的基础，假设可以抵消，洪捷、杨淑媛也没有作出抵消的意思表示，即使洪捷、杨淑媛作出了抵消的意识表示，该抵消行为属于另一一个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洪捷、杨淑媛应就抵消事由另案主张。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租金收益款利息的诉请视为与邓芸含应承担的费用相抵，是直接处分当事人权利的行为，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属于一案处理多个法律关系。 杨淑媛辩称，讼争店面原是毛坯挑高6米的店面，很多出租人都将挑高部分隔为两层。在隔断的过程中由杨淑媛、洪捷出资，讼争店面现状可以看出装修的事实，一审中有提出相关的诉求，一审处理正确。 洪捷辩称，2001年9月1日到现场查看时，讼争店面是没有装修的。嗣后，杨淑媛与洪捷进行装修，隔为两层，还有厕所、墙壁等部分均进行了装修。 杨淑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芸含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虽然邓芸含被登记为厦门市开元区湖滨六里182号店面（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的产权人，但是杨淑媛有证据证明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不享有物权，一审判决认定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1、杨淑媛与洪捷系母子关系，洪捷与邓芸含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9年6月23日登记结婚，于2005年7月28日协议离婚）。2000年7月1日杨淑媛购买案涉房产时，邓芸含无正当职业且户口一直在出生地湖南省桃源县，为了能尽快将户口迁入厦门，根据当时落户政策条件，邓芸含与杨淑媛协商，请求杨淑媛将邓芸含列为购买人之一。杨淑媛基于家庭关系且邓芸含在厦门确无户口，便同意邓芸含的请求，并将洪捷一并列为购买人。2002年1月28日，邓芸含顺利落户至厦门市思明区。杨淑媛将邓芸含列为购买人之一，仅是出于让邓芸含顺利落户至厦门之意，双方并无通过赠与、合作购买从而共有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因此邓芸含不是案涉房产的共有权人，其对案涉房产不享有任何权利。2、购买案涉房产至办理土地房屋权证期间，案涉房产的所有购房款、手续费、按揭贷款及契税等费用均是杨淑媛一人支付，洪捷与邓芸含并未实际支付任何购房款及按揭贷款，杨淑媛在本案的原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提交相应凭证予以证明。在原审庭审调查过程中，邓芸含的代理人多次就其出资购买案涉房产的款项发表相互矛盾的陈述，而从在案证据材料来看，购买案涉房产之时邓芸含年仅26岁，而且没有收入来源，而杨淑媛在购买案涉房产之时有稳定的工作及收入（杨淑媛系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被单位返聘），能够拿出购买案涉房产所需的资金，虽然邓芸含的代理人一直辩称其将20多万元的款项交由洪捷管理，但是无论是从邓芸含的年龄以及其工作情况来看，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20多万元的款项，如果邓芸含真实提供20多万元款项用于购买案涉房产，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只能说明邓芸含无论是其实际的资金实力还是就案涉房产进行出资均是不存在的，否则邓芸含不可能不提供对其有利的反驳证据证明其相应的主张。杨淑媛与邓芸含双方约定将邓芸含列为购买人之一，仅是出于让邓芸含顺利落户至厦门之意，双方并无通过赠与、合作购买从而共有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那么洪捷与邓芸含于2005年7月2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位于厦门市××六里××号店铺女方名下的归邓芸含所有，男方洪捷名下的归洪捷所有”系双方自行协商约定，邓芸含与洪捷并未告知杨淑媛且未经其同意，应属无效条款。可见，邓芸含并非案涉房产的共有权人，否则邓芸含不会自离婚后时隔十四年才主张所谓“共有权人”的权利。邓芸含上述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和常理的行为也进一步印证了洪捷与杨淑媛关于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不享有共有权的主张才是案件的真实情况。综上所述，杨淑媛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产实际上系杨淑媛一人出资购买的，邓芸含对案涉房产没有任何出资行为，邓芸含系因挂靠户口之需而在杨淑媛同意的情况下被登记为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不享有任何权利，依法应当驳回邓芸含在原审阶段要求分割案涉房产的诉讼请求。二、倘若法庭认为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的话，由于各方并没有对案涉房产的产权进行实际分割达成过任何约定，那么应当按照各方对案涉房产的出资金额确定各自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共有份额。根据杨淑媛在原审阶段提交的《进账单、存折等取款流水》可以证明案涉房产的所有购房款、购房税、装修费用均是由杨淑媛支付的，邓芸含以及洪捷就案涉房产并未有任何实际出资行为。邓芸含在原审阶段主张其将“20万元”购房款交由洪捷进行处理，那么邓芸含应当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或者取款记录以证明其实际对案涉房产出资“20万元”。如果法庭经审理后认为在案的证据无法印证系由杨淑媛一人独自完成对案涉房产的出资，但是在案证据至少可以证明杨淑媛在购买案涉房产当天（即2000年7月1日）对案涉房产的出资达298304元，占总购房款的比例53%（298304元÷561830元）。因洪捷在购买案涉房产之时没有稳定收入，其并未对案涉房产进行任何实际出资行为，据此剩余购房款263526元只能为杨淑媛单独出资或者邓芸含单独出资或者由杨淑媛与邓芸含共同出资。若法庭认为杨淑媛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单独对剩余43%的购房款进行出资，且邓芸含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产进行单独出资，同时在杨淑媛、洪捷、邓芸含三人已经丧失家庭关系基础的情况下，其三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共有关系应视为按份共有，根据《物权法》第104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之规定，若无法确定剩余43%的购房款具体的出资人，则应由杨淑媛及邓芸含应等额享有剩余43%的购房款份额，据此杨淑媛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比例应为78.5%，邓芸含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比例为21.5%。由于购买案涉房产发生于洪捷与邓芸含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无论是邓芸含对案涉房产21.5%的出资系以洪捷与邓芸含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出资还是由邓芸含单独出资，该份额均属于洪捷与邓芸含的夫妻共同财产，鉴于洪捷与邓芸含已于2005年7月28日协议离婚，那么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应当仅为10.75%。因此，一审判决按照杨淑媛、洪捷及邓芸含各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各共有权人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共有份额显然错误的。三、由于邓芸含不是案涉房产的共有权人，无权要求杨淑媛与洪捷向其支付租金，倘若法庭认为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但是其要求租金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全部支持，一审判决关于邓芸含主张分割案涉房产所产生的租金属于对共有物产生的收益进行分割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认定违背事实与法律，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1.邓芸含要求分割案涉房产历年租金的诉讼请求，在性质上系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请求权，应属债权请求权，故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倘若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那么邓芸含从其名字被登记于案涉房产的产权证及其户口从湖南省桃源县迁入厦门市之时就知道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即使在2005年7月28日邓芸含与洪捷办理离婚手续之时，邓芸含就清楚知道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并在《离婚协议书》的第二条就案涉房产的归属进行相应的约定。邓芸含主张从2005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的租金的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鉴于邓芸含第一次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那么根据《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受诉讼时效保护的租金计算期间应当自2016年10月24日起算，邓芸含主张的2005年8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23日止的租金显然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洪捷及杨淑媛无需履行，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同时根据厦门深茂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编号：厦深房估司字[2020]0113号）载明的租金标准，且邓芸含若作为共有权人仅享有10.75%的共有权及其权益，因此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仅能主张的租金范畴仅为2016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的租金应为16301.73元（151644元*10.75%），超过诉讼时效的部分不应获得支持。2.倘若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10.75%的所有权，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邓芸含有权作为所有权人享有基于案涉房产所产生的收益，同时其也应当承担基于案涉房产而应承担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购房款、装修费、配套设施费、管理费等费用）。3.倘若邓芸含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鉴于邓芸含自己怠于向洪捷与杨淑媛主张其应享有的权利，在案证据无法显示邓芸含在本案诉讼之前曾经以其他方式向洪捷与杨淑媛主张租金之事实，洪捷与杨淑媛不存在迟延向邓芸含支付案涉房产租金之事实，因此邓芸含要求洪捷与杨淑媛以拖欠的租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那么原审判决邓芸含所主张的租金收益款利息的诉请与邓芸含应当承担的案涉房产因出租而支出的费用相抵，进而无需承担基于案涉房产而应承担的义务显然是错误的。 邓芸含辩称，一审判决中对产权的分割方式予以认可，关于杨淑媛认为都是其本人付款与证据不相符。因为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有三人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证明这些款都是杨淑媛一个人付的。另外一部分贷款反而体现是洪捷支付的，并没有杨淑媛的名字。如果认为房子属于杨淑媛个人所有，应该单独提起一个诉讼。个人出资与产权证相违背，不予认可。邓芸含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在房屋出租时分的租金。 洪捷述称，根据邓芸含的家庭情况，是没有能力出资的，洪捷一家具备充沛的资金能力，杨淑媛具备能力出资购买诉讼房屋。 邓芸含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邓芸含享有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六里××号（店面）约35.51%的所有权；2.洪捷、杨淑媛向邓芸含支付2005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房租款199166元及利息7134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讼争店面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六里××号，建筑面积为48.14㎡；根据2000年7月1日邓芸含、洪捷、杨淑媛作为买方（乙方）与作为卖方（甲方）的厦门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载明，讼争店面售价总金额为561830元；2003年2月9日，讼争店面办理权属证书（厦地房证第00229478号），其中记载权属人为邓芸含、洪捷、杨淑媛共同共有。 又查，洪捷与杨淑媛系母子关系。邓芸含与洪捷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9年6月23日登记结婚，于2000年8月29日生育一女，于2005年7月28日办理离婚登记，双方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小区××南里××号××室房屋及屋内全部家具归男方洪捷所有，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六里××号店铺女方邓芸含名下的归邓芸含所有，男方洪捷名下的归洪捷所有，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 2018年12月5日、2019年3月8日及6月27日，本院就邓芸含与洪捷离婚后财产纠纷、邓芸含与洪捷及杨淑媛离婚后财产纠纷、邓芸含与洪捷及杨淑媛共有纠纷案件先后作出（2018）闽0203民初17357号、（2019）闽0203民初5067号、（2019）闽0203民初7006号裁定书，裁定准许邓芸含撤回起诉。 另查，讼争店面长期由杨淑媛出租并收取租金；邓芸含主张租金每月6000元，杨淑媛主张租金每年4万元左右。因双方对于讼争店面租金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邓芸含申请，本院委托厦门深茂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深茂评估公司）就讼争店面商业房地产市场租赁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6月24日，深茂评估公司作出厦深房估司字（2020）011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讼争店面于价值时点（2005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的估价结果如下：2005年8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租期租金11838元，2006年至2018年期间12个月年租期租金分别为29629元、30906元、32235元、33621元、35065元、36573元、38144元、39785元、41501元、43280元、45146元、47087元、49109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11个月租期租金46954元。根据该估价报告，讼争店面自2005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总额共计560873元。各方当事人对前述估价报告均无异议。 一审审理中，据邓芸含陈述，其以现金出资20多万元共同购买讼争店面，其当时有工作，也有一定的存款，出资款其交由洪捷一并付款，故其有权按出资份额主张讼争店面35.51%的所有权；另本案属于家庭共有物分割，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洪捷、杨淑媛则主张，讼争店面的购房款均系由杨淑媛出资，邓芸含无证据证明其当时有足够的收入能够出资，且即便分割份额也应按照产权证载明的三分之一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邓芸含是否可以基于物权登记上的共有关系主张房产份额以及租金的享有问题。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邓芸含与洪捷、杨淑媛原为家庭成员关系，根据讼争店面购买合同和收款收据显示，购买人及交款人均系邓芸含、洪捷、杨淑媛三人，洪捷、杨淑媛所举示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店面全部由杨淑媛出资购买，洪捷、杨淑媛抗辩邓芸含未出资、对讼争店面无任何份额的主张，证据不足，故不予采信。邓芸含主张其以现金出资20多万元共同购买讼争店面，占购房总额的35.51%，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提出的以出资额确认其占讼争店面35.51%所有权的主张，证据不足，亦不予采信。综上，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产权证上登记的讼争店面的权属人系邓芸含、洪捷和杨淑媛三人共同共有，因其三人原为家庭成员关系且未有证据证明其三人对讼争店面份额进行过约定，故依法认定讼争店面属邓芸含、洪捷和杨淑媛共同共有。现共同共有人之一邓芸含要求确认其占讼争店面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现邓芸含与洪捷已解除婚姻关系，三人家庭成员关系基础已丧失，且对共有物份额约定不明确，依法认定邓芸含拥有讼争店面三分之一的所有权。关于租金问题，属于对共有物产生的收益进行分割，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邓芸含要求享有讼争店面自2005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收益，依法应予以支持；根据深茂评估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讼争店面自2005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总额共计560873元，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邓芸含依法享有该租金总额560873元的三分之一，即186957.66元，对于超过部分的租金收益，故不予支持。此外，讼争店面因出租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装修费、配套设施费、管理费等费用），邓芸含也应当与洪捷、杨淑媛共同承担；由于邓芸含未举证证明其已承担相关讼争店面因出租而支出的费用，故其主张租金收益款利息的诉请视为与其该承担的费用相抵。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邓芸含依法享有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六里××号（店面）三分之一的所有权；二、洪捷、杨淑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芸含支付租金款186957.66元；三、驳回邓芸含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597元，由邓芸含负担2199元，洪捷、杨淑媛负担4398元。 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杨淑媛提交照片，拟证明开发商将讼争店面交付给杨淑媛时，讼争店面不存在装修。邓芸含质证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无法体现杨淑媛进行装修和倒板。之前杨淑媛说房子空了好几年才出租，一审中提到出租时间是2003年、2004年后的事情，杨淑媛的陈述前后明显矛盾。当时是家庭共有关系，所以装修也属于家庭的共同支出。洪捷质证认为，其在1998年6月8日到2004年8月5日到公司后只领取基本生活费，到手只有几十块。洪捷自2004年办理了内退，只领取生活费，其与邓芸含是不可能出资购买及装修。 本院认为，首先，杨淑媛上诉主张邓芸含非讼争店面的所有权人，基于讼争店面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已经确认邓芸含为讼争店面的所有权人。邓芸含与洪捷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亦佐证邓芸含即是讼争店面的所有权人。因邓芸含与洪捷离婚，邓芸含、洪捷及杨淑媛的家庭共有关系已不存在，故邓芸含请求分割讼争店面，存法律依据。本案在案证据中诸多付款凭证等体现为邓芸含、洪捷及杨淑媛三人，同时兼顾讼争店面系在邓芸含与洪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夫妻共有财产等情况，一审判决确认为邓芸含、洪捷及杨淑媛三人等额按份共有，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邓芸含对讼争店面享有按份共有的所有权，则其可享有相应的物权权能。其诉求讼争店面的租金，属其行使物权的行为，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杨淑媛上诉主张邓芸含诉求的租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其次，邓芸含上诉主张杨淑媛、洪捷并未因出租而支出费用，则一审判决将租金收益款的利息与支出费用相互抵消并无依据。邓芸含确认讼争店面一直由杨淑媛与洪捷在管理，则必然产生如寻找承租人、收取租金、修缮店面等管理费用，杨淑媛也提交了进行装修的初步证据。邓芸含所称不会产生支出费用，显与常理不符，一审判决将支出费用与邓芸含主张的租金收益款的利息相互抵消，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杨淑媛与邓芸含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9元，由上诉人杨淑媛负担8796元，邓芸含负担14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章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黄亚君）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