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3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华英，女，汉族，生于1976年12月8日，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琦，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 法定代表人：夏征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谦，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天福，男，汉族，生于1965年10月14日，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栩，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华英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第三人周天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3民初2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华英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杜华英不应向被上诉人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交付1300万元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2、上诉费及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不应以另案调解书时间作为双方最终结算时间。1、针对（2019）川13民终4144号民事调解书（其一审案号简称714号）内容，在另案一审判决己完全支持杜华英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也仅为杜华英为了尽快收回款项，对华海公司的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节点做出的让步。但并不视为杜华英否认《钢材供货对账表》的效力，也非否认2014年6月15日，双方经对账的事实。2、华海公司未对开具发票问题单独提起诉讼。其一：在714号案反诉中，华海公司并未提出开具发票的诉求。其二：714号案例开庭笔录，华海公司虽陈述“杜华英没有向其开具发票，没有代扣相关税费，1300万总货款计算税费，其不差杜华英钱”。此辩解也仅为华海公司认为不应支付杜华英款项的观点，并非单独提出的要求开具发票的反诉请求，否则完全剥夺了杜华英进行抗辩的权利。（二）华海公司要求杜华英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1、开具发票的请求适用诉讼时效。2、社华英与华海公司己明确约定了开具发票具体时间，因此应以此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双方签订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供方每次结算时必须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求的正规发票，由需方银行转账支付。”此处结算，并非是最终支付金额的确定，而是双方经结算，履行对账程序，便于华海公司支付货款。也并非约定“先票后款”，仅要求双方结算即可。因此，只要双方进行了结算，华海公司要求其开具发票的时间就己固定。（三）双方己进行结算，华海公司主张开具发票的权利于2016年6月15日截止。本案一审开庭时，华海公司出具的《钢材供货对账表》，日期、数量、金额完全一致，因此双方核对时间为2013年1月13日。按华海公司所述，“由华海公司项目部会计陈志千于2013年4月24日、2013年10月11日、2014年6月15日计算出具三份计算单...”,退一步讲，即使以2014年6月15日为双方最后一次结算时间，最迟于2016年6月15日，华海公司也应要求杜华英开具发票。在此期间，华海公司从未要求杜华英开具发票，直至2020年6月4日，华海公司首次向其发《告知函》主张该项权利，己超过诉讼时效。（四）交付发票是税法上的义务，而非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五）一审法院不应将“正规发票”等同于“增值税专用发票”。退一步讲，即使杜华英向华海公司交付发票，也非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双方签订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双方对开具发票的种类并未约定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仅约定“正规发票”。杜华英经营的《金牛区凤翔钢材经营部》属于小规模纳税人，仅能开具普通发票，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该经营部目前己注销，华海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诉讼时效应以华海公司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计算。1、双方明确约定的“每次结算时”，而非约定“最终结算后＂，由需方银行转账支付。因此，双方共进行了三次结算，华海公司在每次向杜华英支付款项时，明知要求其开具发票的权利受到侵害却怠于行使该权利，应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2、双方对开具发票的时间有明确约定，不应以“普遍的交易习惯”擅自改变开具发票时间。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所谓的“交易习惯”并不符合双方约定，不能改变双方对开具发票时间的约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华海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华海公司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在（2019）川1303民初714号案件中，华海公司的反诉请求恰好证明了原被告双方确实对钢材款的金额发生了争议，（2019）川13民终4144号民事调解书不是杜华英对支付时间和金额的让步，而是双方对最终钢材款的明确，双方都有妥协的成分在内，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双方买卖合同价款的最终结算结果。2.714号案的庭审笔录中，华海公司提出杜华英交付发票，也即是表明其从未放弃过对杜华英追讨发票的权利，未提起反诉是当时双方的交易金额没有确定，提起交付发票的反诉便没有具体的数额，华海公司在调解协议达成也就是交易金额明确后，去函要求杜华英交付发票后便将剩余货款予以支付，但杜华英置之不理，这才提起本次诉讼。3.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案例不能作为确定本案起算诉讼时效时间点的依据。开具发票固然适用诉讼时效，但华海公司索要发票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时，即2019年12月15日，无论时约定“先票后款”还是“先款后票”，本案是一个长期性、连续性的交易行为，在最后的交易金额明确之前，都不能免除销售方交付全部销售发票的义务。4.714号案是一份未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应采纳，销售方交付发票是税法上的法定义务，既然双方把该条写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便也成为了合同义务，这也是提醒销售方对其法定义务的遵守，杜华英应根据华海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小额纳税人也是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即使杜华英的金牛区凤翔钢材经营部已经注销，但不能免除其交付发票的义务，1300万元发票的背后是巨额的税款，如若因其注销而免除，无疑会助长此类风气，无法保障善意买受人的利益。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杜华英立即向华海公司交付钢材销售发票（钢材专用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1300万元）；2、诉讼费由杜华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华英于2009年10月10日注册成立了“金牛区翔凤钢材经营部”，经营者登记为杜华英，经营范围为销售钢材、五金交电等。2015年11月20日，“金牛区翔凤钢材经营部”核准注销。2011年4月13日，杜华英与华海公司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约定金牛区翔凤经营部向华海公司供应建筑钢材，合同约定了钢材名称、材质、数量、单价、结算方式等，并约定“供方每次结算时必须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求的正规发票”。《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金牛区翔凤经营部向华海公司供应了钢材若干吨，华海公司并支付了部分货款，杜华英一直未向华海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期间，双方因货款支付发生纠纷，本案杜华英将华海公司及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华海公司及第三人支付货款2,445,999元。2019年7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川1303民初714号判决书，判决华海公司和第三人连带支付本案杜华英货款2,445,999元等。判决后，华海公司和第三人依法提起上诉。经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确定华海公司及第三人尚欠杜华英货款248万元，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制作了（2019）川13民终4144号民事调解书。 另查明，华海公司与杜华英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后，杜华英先后向华海公司销售了13,045,599元的钢材，对此，杜华英与华海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干签订了《钢材供货对账表》一份。2020年6月4日，华海公司向杜华英发出《告知函》，要求杜华英提供1300万元的钢材销售发票，杜华英收到上述《告知函》后，至今未向华海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的诉称、答辩、举证、质证及庭审调查，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海公司要求杜华英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于杜华英的合同义务。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基于建设工程对建筑钢材的需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故华海公司与杜华英在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时并未事先约定所需全部钢材的数量和价款，而是根据实际履行情况确定钢材的准确数量和价款。建设工程所需的钢材数量较大，往往在工程完工并进行最终结算后，再统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普遍的交易习惯。合同履行期间，杜华英在一定期间内持续向华海公司供应钢材，华海公司亦持续向杜华英支付钢材货款，双方签订的《钢材供货对账表》、计算单等，仅仅是对已供应钢材的确认，并非钢材价款的最终结算，这也是华海公司与杜华英双方曾因货款数额的确认和支付发生纠纷，最终诉至法院的原因所在。因此，完整准确的钢材数量及价款应当是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3民终4144号民事调解书后才最终确定。换言之，华海公司要求杜华英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2019）川13民终4144号民事调解书时即2019年12月25日起算，故华海公司要求杜华英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虽然税收征管属于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事项，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基本义务，但本案诉争的是杜华英向华海公司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给付行为，并非税收征管和纳税；其次，华海公司与杜华英在《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杜华英必须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求的正规发票，这一约定系华海公司与杜华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故杜华英向华海公司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属杜华英需履行的合同义务。再次，根据交易习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的规定，货物销售方在销售货物收取货款时理应一并向买受人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义务即使未经合同约定也是出卖人的基本义务之一。换言之，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也不能免除杜华英向华海公司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综上，杜华英的所有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钢材供货对账表》载明，杜华英向华海公司销售的钢材货款金额为13,045,599元，华海公司仅要求杜华英交付13,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系自由行使诉讼权利，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金牛区翔凤钢材经营部”属个体工商户，由杜华英注册登记，该经营部注销后，杜华英作为该经营部的经营者，依法应当承担该经营部的全部债务。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杜华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付13,000,000元的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受理费100元，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预交，由杜华英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围绕杜华英的上诉请求，本院对双方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 关于杜华英是否应向华海公司交付1300万元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杜华英与华海公司签订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供方每次结算时必须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求的正规发票，由需方银行转账支付”的约定，杜华英应当向华海公司交付钢材正规发票。杜华英认为按照华海公司提供的《钢材供货对账表》，2013年1月13日双方便进行了核算，即或按照最后一次结算时间2016年6月15日，因华海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经审查，《钢材供货对账单》仅是对已供钢材数量和金额的确认，并非最终的结算，这从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可以确定。杜华英每次供货均是基于建设工程对建筑钢材的需量在一定期间内持续供应，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数量，华海公司亦是持续向杜华英支付钢材货款，故而因华海公司对货款未支付完毕，才最终诉至法院，由法院经审理进行确定，这应是双方的最终结算。因此，华海公司请求杜华英提供发票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杜华英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的问题，这是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的核定，人民法院只按合同的约定，确定杜华英应提供等额的符合财务要求的正规发票，即增值税发票。 综上，杜华英的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3民初2495号民事判决，即“杜华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付13,000,000元的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杜华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付13,000,000元的钢材增值税发票”； 二、驳回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200元，由杜华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陈智慧 审判员  龙 燊 审判员  江春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黄枝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