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10308号原告：邓国平，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辰，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军亮，男，197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固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河北环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梅芬，女，197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固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河北环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国平与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辰，刘军亮、何梅芬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军亮、何梅芬就（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工程款245701．43元和案件受理费3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刘军亮、何梅芬对（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军亮、何梅芬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刘军亮与何梅芬系夫妻关系，一品和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品和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刘军亮系一品和公司的唯一股东，何梅芬担任一品和公司监事。邓国平于2019年起诉一品和公司，要求一品和公司给付邓国平加工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区法院）作出（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品和公司分期给付邓国平加工费245071．43元，于2020年12月份给付完毕。上述调解书出具后，一品和公司至今未给付上述款项。邓国平认为刘军亮作为一品和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对一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何梅芬作为刘军亮之妻，与刘军亮共同经营一品和公司，对于本案诉争款项知情亦表示同意给付本案诉争款项，故本案诉争款项属于刘军亮与何梅芬的夫妻共同债务，何梅芬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军亮、何梅芬共同辩称，不同意邓国平的诉讼请求。房山区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京0111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邓国平要求追加刘军亮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邓国平在该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没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证明邓国平认可该裁定书的内容，其另行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属于程序违法，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邓国平应向房山区法院提起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此为法定程序。（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认定双方无其他争议，仅由一品和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且邓国平已就该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邓国平向无管辖权的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及本案的程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应当由公司住所地即房山区法院管辖，本案中刘军亮、何梅芬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以及一品和公司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通州区，因此本案程序违法。刘军亮的个人财产与一品和公司的财产不存在混同行为，一品和公司经营状况为开业，每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均已经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只有财产不混同才能核准成功。由此可以证明一品和公司合法存在，不存在财务混同现象。何梅芬并非一品和公司的股东，邓国平在本案中起诉何梅芬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亦不存在以家庭名义负债，何梅芬并未作出以个人财产偿还加工费的意思表示，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如果邓国平主张刘军亮与何梅芬系夫妻关系，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项内容属于邓国平的举证责任，如邓国平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2019）京0112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并未载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刘军亮、何梅芬对于邓国平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应严格适用股东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有关材料审查本案，而不应适用加工合同纠纷等已经生成文书的证据，如果邓国平无法举证证明刘军亮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品和公司的工商信用信息显示：其于2015年1月19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刘军亮，刘军亮担任执行董事、经理，何梅芬担任监事。2019年，邓国平以加工合同纠纷为由将一品和公司诉至房山区法院，邓国平之子邓宏威作为邓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何梅芬作为一品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房山区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在立案登记期间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3月8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一品和公司自愿给付邓国平工程款245071．43元（其中于2019年6月30日前给付4万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给付8万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给付4万元，余款85071．43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付清）；二、双方其他无争议。案件受理费35元，由一品和公司负担（于7日内交纳）。该调解书载明何梅芬的职务为一品和公司员工。上述调解书生效后，一品和公司并未按照调解书约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邓国平就第一笔款项4万元向房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房山区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京0111执35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邓国平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刘军亮作为被执行人，房山区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京0111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邓国平主张的理由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裁定驳回邓国平追加刘军亮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后邓国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邓国平认为刘军亮作为一品和公司的唯一股东，无法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与一品和公司财产，应对一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邓国平与何梅芬系夫妻关系，何梅芬为一品和公司的监事和员工，邓国平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何梅芬为一品和公司的财务主管人员，一品和公司实际为邓国平、何梅芬共同经营，何梅芬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邓国平为此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民事判决书，系邓国平诉一品和公司、刘军亮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文书，该判决书认定邓国平与一品和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定作合同关系，一品和公司应给付邓国平工程款19151元；一品和公司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军亮，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房山区法院最终判决一品和公司、刘军亮共同给付邓国平欠款19151元。2．何梅芬与邓国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10日邓国平向何梅芬发送了其农业银行银行卡的正面照片、户名以及开户行信息，何梅芬（何）：“行，好嘞，下周这边那什么了我给你联系”，邓国平（等）：“钱该转了，都是熟人，何必呢，假若你们都上黑名单了，对后代真的不好”；2020年1月13日邓：“何总，你说今天转钱，又没转啦”，何梅芬发送了一张截图并表示：“难道你看一下这个人啊，就这样发个短信就这个电话，你给他打过去。别让他再给我发一个短信了，至于这个钱给你，不给你我就针对你一个人，你现在给他打电话”；2020年1月21日何梅芬通过微信向邓国平转账1万元并表示“你收下”，随后邓国平收取了该款项；2020年3月30日邓：“那钱啥时候给呀，三月都快过了，又一分钱没给”，何：“放心吧，知道这个1000过去以后我尽快把你这个事儿先给安排了，我知道你那边肯定有困难。有困难不可能，我欠你的钱我得给你，何况你现在这么困难我更得给。再等等吧，下周我看能给你凑多少，先给你转多少。剩下的那个疫情一过，我抓紧给你安排钱”，邓：“好的，谢谢”，何：“就是你这边这个钱什么的，我就给你微信上转的时候，咱俩算账就行，到时候我给你转就行了，就别让你儿子给我打电话了，也别联系了。到时候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说”“得感谢你那个，真的挺感谢的，反正咱们都互相理解一下吧，行吧，就是我尽快给你安排这事儿”；2020年4月9日邓：“还没打钱”；2020年4月10日邓：“你说这星期打钱，到现在还没打，咋办呢”“到底什么时候转，不能一直说话不算数啊”，何：“那谁，这个我不是说四月份开始给你钱吗？这个咱也不能说明天后天。反正这个四月底我肯定给你拿这个事儿办完行吗？我每个月我这边给你付1万”“我四月份给你一万五月份给你一万，反正就从四月份就开始每个月，咱也不说是月初月底的，反正就是早晚给你转过去这一万块钱。到时候你以前过去我送钥匙，这是一星期见啊，等着这个正常的工作了，到时候我再给你多整”，邓：“三月三十号说下周”，何：“对呀，现在那个谁你这样，我手机马上就没电了，还说的导航。那个我答应你，这个月我肯定给你，你放心吧”；2020年4月14日何：“2万了，不是说从四月份开始一个月给你1万吗？怎么这个礼拜给你了啊？这个礼拜给你2万我肯定给不了，咱也别吵架，你这样说话有点谱儿。这个月底我保证给你银行钱，我五月份我再给你1万块钱。现在已经过了，以后我再给你整的，现在已经是饭都吃不上了，我跟你俩给你弄2万头都没地儿头”；2020年4月15日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走程序了”，何：“明天给你说，我现在在外地”，邓：“如果你再撒谎，我只能走执行庭强制执行了，等明天吧”；2020年4月16日邓：“今天又过去了，哎呀，我真服了”；2020年5月9日何“你这样啊，这五月份儿，你看我能多给你转点给你多转点儿，因为四月份答应给你钱了，这个月里边我看能给你多少，我能尽量给你多凑一些”，邓：“别再忽悠人了，三四月都没给，又往后提”“要是不给说个痛快话，都那么大岁数了，一直往后蒙”；2020年5月30日邓：“5月又过了，还是一分钱不给”“我倒要看看你蒙到什么时候，上当的还是你哟”，何：“周一我给你安排”；2020年6月1日邓：“钱呢”；2020年6月2日邓：“周二了还没安排”。3．付款说明一份，内容为：“今欠邓国平2018年工程安装费：壹万玖仟壹佰伍拾壹元整（小写：19151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由何总付清。后附工程明细”，落款处加盖一品和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邓国平提交该份付款说明欲证明一品和公司就另案出具的付款说明认可何梅芬为其员工，诉争款项属于刘军亮与何梅芬的夫妻共同债务，何梅芬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军亮、何梅芬对于邓国平提交的（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表示由法庭进行核实，但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该判决书系邓国平起诉一品和公司和刘军亮，房山区法院认定一品和公司和刘军亮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但（2019）京0112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的责任方仅为一品和公司，两份法律文书的责任义务主体并不一致，且调解书主文第二项载明双方无其他争议；对于邓国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其并未看到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法院应对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删减、截取进行核实，聊天记录截图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一品和公司的财务人员并非何梅芬，何梅芬只是一品和公司的监事，并未参与一品和公司的经营，如果法院认定何梅芬为财务人员、与刘军亮共同经营一品和公司，则一品和公司并非一人公司而是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对于邓国平提交的付款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另案债务如何产生与本案无关，员工不应因职务行为承担责任，邓国平应举证证明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经本院询问，刘军亮与何梅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表示不清楚刘军亮与何梅芬何时登记结婚，需要庭后核实；何梅芬为一品和公司的监事，（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何梅芬作为一品和公司的员工代理一品和公司参加诉讼，何梅芬的职务是一品和公司的监事，没有具体负责的职务范围，王继冲认为监事和职员是一个意思；（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关于付款说明的相关叙述，“2019年6月30日前由何总付清”，此处的“何总”是否为何梅芬王继冲不清楚，需要庭后和当事人核实；何梅芬被登记为一品和公司监事的时间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何梅芬对其被登记为一品和公司的监事是否知情王继冲需要与当事人核实，何梅芬为何被登记为一品和公司的监事王继冲不清楚；刘军亮与一品和公司财产独立的证据为企业信用信息和工商档案中的年度审计报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证据；何梅芬的财产与一品和公司的财产并不存在混同现象，因为何梅芬不是一品和公司的股东，相关证据为一品和公司工商档案中的审计报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本案通过云法庭开庭审理，刘军亮与何梅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当庭表示需要查阅邓国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故本院当庭定于2020年10月13日下午14:00要求邓国平携带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双方进行核实，并要求刘军亮、何梅芬二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并且到庭时需提交二人的婚姻关系证明。2020年10月13日，邓国平、何梅芬本人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亦未到庭。2020年1月21日何梅芬向邓国平转账的1万元，邓国平表示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系（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案件中的案款。本院询问判决书载明的款项为19151元，为何何梅芬只给付1万元，邓国平表示其不清楚为何何梅芬并未全部给付，后表示该款项并非（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案件的案款，是何梅芬之妹要求邓国平加工产品产生的加工费，何梅芬代其妹妹给付邓国平1万元。本院询问对于其主张是否有相应证据提交，邓国平称该款项系双方口头约定。由于刘军亮、何梅芬并未到庭提交其婚姻关系的相关证明，王继冲庭后亦未对其庭上表示需要核实的问题提交核实的情况说明，本院应邓国平的申请调取了刘军亮、何梅芬的婚姻关系材料，显示刘军亮与何梅芬于1997年8月27日登记结婚，2020年9月18日登记离婚。2020年9月18日，刘军亮与何梅芬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子女已经成人无需抚养，双方名下的财产归女儿刘XX和儿子刘XX所有，双方名下各自的债务归各自偿还，双方名下的债权归各自享有。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对调取的婚姻关系材料发表意见，并要求刘军亮、何梅芬本人必须到庭，但刘军亮、何梅芬均未到庭。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邓国平向本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冻结刘军亮、何梅芬银行存款245106．43元或其他同等价值的财产。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20）京0112民初10308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刘军亮、何梅芬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邓国平为此预先交纳保全费1746元。邓国平向本院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户口簿、北京东亚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其自2016年至今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北里小区。上述事实，有邓国平向本院提交的（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民事判决书、一品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付款说明，刘军亮、何梅芬向本院提交的（2020）京0111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刘军亮、何梅芬认为（2020）京0111执异108号执行裁定书已经驳回了邓国平追加刘军亮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邓国平另行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此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理”是指民事案件当事人基于同一请求、事实和理由，已经过诉讼审理并裁判，之后当事人再次请求法院审理的，法院不再进行审理和裁判。虽然邓国平在（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申请追加刘军亮作为被执行人，但执行程序中对于是否追加被执行人进行审查的程序申请的主体、审查范围等均不能等同于审判程序中对当事人诉权、上诉权的保障，对庭审、证据审查以及一、二审审级、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都不同于执行程序中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审查。故尽管房山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驳回了邓国平追加刘军亮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但不应据此认为本案中邓国平的诉求已经法院实体审查，其诉讼请求应当在诉讼程序中予以解决，本案并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关于刘军亮、何梅芬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通州区法院对于本案并无管辖权的问题。刘军亮、何梅芬提出本案应当由一品和公司住所地法院即房山区法院管辖，对此本院认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公司股东未履行清算责任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债权人起诉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不包括公司住所地。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以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需按照一般侵权案件确定地域管辖的案件（如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等），被侵权人的住所地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案件地域管辖。故可以依据邓国平的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根据邓国平提交的相关材料可以认定邓国平的经常居住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本院对于本案有管辖权。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刘军亮如果主张其不应对一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一品和公司的财产。本案中，刘军亮经本院合法传唤其本人并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称根据一品和公司每年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出刘军亮的个人财产独立于一品和公司的财产。但经本院查询，一品和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并无其所述的年度审计报告，且即使存在该审计报告，亦不能证明刘军亮的个人财产独立于一品和公司的财产。故刘军亮应对一品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何梅芬的责任问题。刘军亮与何梅芬系夫妻关系，本案的加工费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品和公司的工商信用信息显示何梅芬为监事，何梅芬作为一品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案件的调解工作，调解书载明其职务为一品和公司员工；虽然何梅芬对于邓国平在本案中提交的付款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邓国平亦未提交该付款说明的原件，但（2019）京0111民初2249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对该付款说明作出认定，该付款说明的“何总”邓国平称为何梅芬，何梅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需要和本人核实，但至今未提交相应的核实意见，结合邓国平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该付款说明中“何总”实际为何梅芬；邓国平提交的其与何梅芬的微信聊天记录，何梅芬明确承诺陆续向邓国平支付本案诉争的款项。由此可以看出，何梅芬实际参与了一品和公司的经营，对于本案诉争款项的欠付情况属于明知，应当认定一品和公司为刘军亮与何梅芬共同经营。在刘军亮对一品和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情况下，刘军亮成为了邓国平的债务人，刘军亮的该笔债务应属于其与何梅芬的夫妻共同债务，何梅芬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军亮、何梅芬主张（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主文第二项为双方其他无争议，邓国平无权向刘军亮、何梅芬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为邓国平与一品和公司，并不涉及刘军亮、何梅芬，调解书中载明的双方其他无争议中的“双方”指的是邓国平与一品和公司，不能据此认定邓国平放弃了向刘军亮、何梅芬主张的权利。关于刘军亮、何梅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范围问题。首先，关于2020年1月24日何梅芬向邓国平微信转账的1万元，该款项发生在（2019）京0111民初8627号调解书确认第一笔、第二笔款项给付期限之后，邓国平关于该款项支付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该款项应抵充（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工程款。如邓国平认为其与刘军亮、何梅芬或何梅芬之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可以另行主张。调解书确认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前，本判决作出时最后一笔款项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邓国平提交的证据，在一品和公司已经迟延履行三期付款义务的情况下，邓国平有理由相信一品和公司会拒绝或迟延履行未届履行期限的债务。故刘军亮、何梅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工程款以235071．43元为限。刘军亮、何梅芬认为调解书并未约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邓国平无权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此本院认为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属于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法定责任，并不因调解书未载明此项内容从而债权人无权主张，除非债权人明确表示放弃对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主张，否则无论民事调解书是否载明该项内容，在债务人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债权人均有权在执行中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本院对于刘军亮、何梅芬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事实，刘军亮、何梅芬自1997年登记结婚，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办理了离婚登记，刘军亮、何梅芬作为持有婚姻关系证明的一方当事人，在本院询问其二人婚姻关系情况时应如实陈述并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但刘军亮、何梅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冲当庭表示不清楚二人的婚姻关系并表示庭后核实，但至今未提交核实意见，在本院要求刘军亮、何梅芬本人到庭并出示婚姻关系材料时，二人并未到庭。在此种情形下为了查明刘军亮、何梅芬的关系，本院向二人的婚姻登记机关调取了婚姻关系的相关资料，在本院组织双方发表意见时二人仍未到庭。刘军亮、何梅芬的上述行为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对经（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一品和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自愿给付邓国平工程款245071．43元（其中于2019年6月30日前给付40000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给付80000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给付40000元，余款85071．43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付清）”中的工程款235071．43元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对经（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案件受理费35元，由一品和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7日内交纳）”中的案件受理费35元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对一品和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迟延履行（2019）京0111民初862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务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邓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保全费1746元，由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2606元，由原告邓国平负担193元（已交纳），由被告刘军亮、被告何梅芬共同负担24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于素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蔡 爽书 记 员 王妍杰-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