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703行初79号 原告朱效灿，男，195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菏泽市定陶区府前大道东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727593088680F。 法定代表人孔辉，主任。 委托代理人岳莹，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定陶天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定陶区财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73127026186。 法定代表人沙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昌雨。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朱效平，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菏泽市定陶区。 委托代理人韩胜利，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朱效灿诉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朱效平请求确认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一案，于2020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1日和同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效灿委托代理人王英豪、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孔辉及委托代理人岳莹、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朱昌雨、第三人朱效平及委托代理人韩胜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3月10日16时25分，被告原定陶县滨河街道办事处、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朱效平就坐落在××街道××楼村，院落编号为×××26的涉案房产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要内容：合法房屋建筑面积85.32平方米，土地面积151.13平方米，补偿金额101067.00元（不含奖励）。 原告朱效灿诉称，原告与第三人朱效平系兄弟关系，继承了其父朱元刚位于××楼村××。2016年，该房屋院落被拆迁，第三人朱效平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房屋权利人的名义和被告、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三方就涉案院落进行搬迁补偿并支付拆迁款。原告知晓此事后，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解决该事项，但至今未果。原告认为，第三人朱效平明知涉案房屋为其父朱元刚的遗产，仍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构成了无权处分，而被告、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搬迁方，对于涉案房屋院落的权属未予核实即与第三人朱效平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讼费用由被告和第三人负担，并判决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原告为此支出的律师费60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朱楼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2、证人朱某1、朱某2、朱某3证言各一份、证人苏某证言一份，并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父亲朱元刚，被告应与朱元刚的全部继承人签订征收协议，而被告只与第三人签订明显属恶意串通，第三人签订协议为无权处理，因此该协议是无效协议。第二组：1、朱元刚死亡注销证明一份；2、同户人员基本信息清单一份；3、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朱楼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继承人共五人，被告应与五位继承人共同达成协议后方能征收房屋。第三组：1、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发票一份。证明原告因维权支出律师费6000元。 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之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6年3月1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26）。同日，原告所居住的同村院落亦进行搬迁，原告之子朱华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相应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由此说明，原告对第三人与被告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知情，现时过四年，原告又诉请确认该协议无效，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涉案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有效。被告依据“朱楼村搬迁补偿安置方案”，对位于××街道××楼村的房屋进行协议搬迁，原告诉称的院落，未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经现场勘验、入户丈量、见证人见证，证实涉案院落的权利人是第三人，经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院落价值，被告即与第三人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选择货币补偿。据此，该安置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以涉案院落属遗产为由主张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涉案院落已被拆除，其院落价值已转化为货币形式，如涉案院落确系遗产，第三人选择的货币补偿不会影响原告主张遗产分割的权利，第三人应属“货币”遗产的权利人之一，原告不应以遗产为由主张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综上，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涉案安置协议。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和依据：证据一、朱楼村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搬迁补偿明白纸各一份。证明朱楼村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搬迁补偿明白纸已进行张贴并实施，被告依据上述方案进行搬迁，合法有据。证据二、房屋搬迁补偿评估报告（编号×××26）一份。证明2016年2月29日，经答辩人委托的菏泽正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现场勘验、入户丈量、见证人见证，确定房屋权利人为第三人朱效平，并出具了该评估报告，被告依据该评估报告与第三人朱效平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价值101067元（不包括奖励款）。证据三、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朱楼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09、×××33）及房屋搬迁补偿评估报告（编号：×××09、×××33）各一份。证明原告朱效灿是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朱楼行政村村民，2016年3月10日，原告朱效灿居住的房屋与涉案房屋同时拆迁，原告对涉案房屋被拆迁，被告与第三人朱效平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事实知情，2020年10月14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依据：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2、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5）37号文件加快推进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5）23号；3、原定陶县人民政府关于朱楼片区棚户区搬迁工作的公告。 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在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盖章只是为了筹集棚改资金，是为了争取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需要，并未实际参与或主导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相关事宜。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在2016年3月10日，原告所居住的同村院落同日也进行了搬迁，原告之子朱华代表原告与答辩人签订了相应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可以证实原告明知第三人朱效平与答辩人签订安置协议的事实。时隔四年，原告却又诉请确认安置协议无效，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三、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能阻却原告主张遗产分割的权利，原告不应也没有必要主张安置协议无效。涉案院落已被拆除，其院落价值已转化为货币形式，如涉案院落确系遗产，第三人朱效平选择的货币补偿不会影响原告主张遗产分割，第三人朱效平同属“货币”遗产的权利人之一，原告不应也没有必要以遗产为由主张安置协议无效。综上，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答辩人和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共同与第三人朱效平签订的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朱效平辩称，原告所诉“第三人朱效平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房屋权利人的名义与被告和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构成无权处分”不属实。拆迁前，第三人与原告的妻子吴秋英一起协商了两家共有的情况：(1)父母的房屋一家一半，房屋里面的财物也一家一半，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2)原告和第三人共有的公地一家一半，公地登记在原告名下。上述两项拆迁补偿，经过算账后原告和第三人平分，吴秋英同意并拉走了房屋里一半的财物。搬迁后，2020年农历中秋节前十天左右，在本村长辈朱运生、老支书朱月芹的主持下，原告和第三人两家算账，经算账：父母生前医疗费、去世后丧葬费共计106400元，全部是第三人所支付，原告未出钱。搬迁所得补偿，房屋和公地补偿款除各在各处外，原告还需再给付第三人30988.5元，加上2017年原告住院借第三人的10000元，原告应付给第三人40988.5元。综上所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是共有财产的分配引起的民事纠纷，与行政机关的拆迁补偿没有关系，对搬迁补偿无异议。只是在两家算账后原告应该付给答辩人钱款，原告心生不满，才以所谓“不知情”的理由提起行政诉讼，滥用诉讼权利。原告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朱效平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老人治疗费、殡葬费清单。证明：经过算账，(1)父母亲生前住院及去世以后殡葬费用共计106400元，每户应出53200元。(2)父母老院拆迁补偿款138559元，每户应分69279.5元。(3)两家共有的公地补偿款94136元，每户应分47068元。(4)上述两项补偿款合计232695元，每户应分116347.5元。(5)因在原告手里的公地补偿款只有94136元，第三人朱效平应补给朱效灿116347.5一94136=22211.5元。(6)因父母治病、殡葬费用全部是第三人朱效平负担，原告应补给第三人朱效平53200元。两家互补抵消后原告还应给第三人朱效平53200一22211.5=30988.5元，加上原告住院借第三人朱效平10000元，原告应付给第三人朱效平40988.5元。证据二、苏效梅、朱效敏、朱敏的证明。证明苏效梅、朱效敏、朱敏三人是第三人朱效平、原告朱效灿兄弟俩的大妹、二妹、三妹。三人均证明父母在世时，患病和多次住院都是朱效平出钱看病，父母去世后也都是朱效平出钱办理的丧事，朱效灿没有出过钱。综合证明：原告称对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毫不知情，完全是虚假陈述。事实上，在拆迁前两家已协商好父母房屋登记在第三人朱效平名下，共有公地登记在原告名下，补偿款两家平分。 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在庭审中经当事人质证，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卷。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对方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三，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朱楼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中“朱效华”应为“朱华”。被告提供的原定陶县人民政府关于朱楼片区棚户区搬迁工作的公告虽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但该公告在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前已客观存在，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朱效平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本案不做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效灿与第三人朱效平系兄弟关系，且共有妹妹三人，其父朱元刚已去世。朱元刚生前在朱楼村拥有房屋院落一套（院落编号×××26）。2016年，该房屋院落被拆迁，第三人朱效平以房屋权利人的名义和被告及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三方就涉案院落（编号×××26）进行搬迁补偿并支付拆迁款101067元（不包括奖励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属于无效情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于2016年3月签订，原告于2020年10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然，原告诉请确认该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无效系自始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就是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不具有行为资格和能力。具体到行政协议上，就是指行政机关的签约能力，这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有关。行政协议涉及的主要行政法事项一般是在出面签订行政协议的行政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或者主要由其管辖。在很多场合下，它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是政府的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15）23号，即《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5）37号文件加快推进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第四条规定，各市、县（市、区）政府是城镇棚户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原定陶县人民政府在2016年2月27日发布的“定陶县人民政府关于朱楼片区棚户区搬迁工作的公告”中载明，“本搬迁安置工作有滨河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因此，被告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办事处作为菏泽市定陶区（原定陶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和指定的拆迁项目实施机关，具备与第三人朱效平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第三人定陶天诚置业有限公司作为负责项目资金来源的部门，其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上盖章，参与协议的签订更有利于促进项目进展，也更有益于回迁安置房的建设。本案涉案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双重属性的合同类型，是被告和第三人根据评估结果，为实现公共利益，经协商达成合意后订立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已实际履行，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侵犯国家、集体利益，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协议无效的情形。本院在庭审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进行了释明，如涉案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撤销或确认涉案搬迁补偿协议违法，当然，请求撤销或者确认涉案搬迁补偿协议违法，需要首先审查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经释明，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据此，应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其父亲的遗产问题及其他纠纷亦可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效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倩 人民陪审员  贾建华 人民陪审员  崔有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张亭欣 书 记 员  张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