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终8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霞，女，汉族，1967年2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翔，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存舟，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三中，男，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银，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国，男，汉族，1969年1月1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郑建霞、金三中因与被上诉人刘卫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建霞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判项第二项。2、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70万元的性质认定错误。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金三中所持有的二份《担保借款合同》均是金三中与一审被告刘卫国（以下简称：刘卫国）签订，刘卫国没有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国通）的授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虽然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与金三中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借款并未支付，事实上也没有债权债务），不能当然的推定《个人担保书》就是上诉人对金三中与刘卫国间签订借款合同的担保。基于金三中与刘卫国间涉案款项，没有流入上诉人和华宇国通的事实，在金三中无法举证证明《担保借款合同》与《个人担保书》之间关系，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上诉人拟通过金三中进行借款，支付70万元（每月10万元）的费用，就是上诉人陈述存在其他借款合意的证据之一。上诉人拟通过金三中进行借款，并先行支付借款费用给金三中，本身就是借款的行业规矩，也是日常民间借贷的常态和民间借贷惯常操作手法，应当属于日常生活经验。金三中通过虚构融资借款，欺诈、骗取上诉人签订个人担保书和先行支付借款费用，罗列、编织证据链，企图让上诉人承担金三中与刘卫国间转账（性质不明）的还款责任，涉嫌虚假诉讼。一审判决对70万元的性质，进行完全相反的推断和认定，明显违反了日常生活经验。二、对主从合同的认定错误金三中没有证据证明《个人担保书》是属于《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个人担保书》内容也无法得出是《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同时结合以下事实：（1）两个合同的借款主体不同，金三中提供的《借款担保合同》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和一审法院均已查明认定，金三中提供的该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刘卫国；（2）两个合同案涉的款项金额不同，金三中提交的合同在2017年2月28日时，其本息已2000多万元（《借款担保合同》显示：本金1300万元，到期利息700多万元，月新增19.5万元），但《个人担保书》涉及金额仅1300万元，并且是未支付的借款；（3）没有任何明确的文字及字意表示，《个人担保书》是对金三中提交的《借款担保合同》的担保，因此很明显上诉人书写的《个人担保书》不是金三中提交的《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三、上诉人对撤销之诉的举证已经可以高度盖然性的认定上诉人是被金三中欺诈，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的《个人担保书》，上诉人基于对金三中的信任，上当受骗，虽然暂时没有找到金三中欺诈的直接证据，但根据审理各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的陈述，可以明确：（1）2017年1月前华宇国通没有向金三中借款的意思表示；（2）金三中每月只收取10万元，与民间借贷债权人的正常心态和金三中在另案的做法不符；（3）金三中没有向上诉人进一步催《借款担保合同》款项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每月支付10万元，是属于《借款担保合同》还款的证据；（4）10万元收款微信聊天记录与金三中起诉后态度反差巨大，起诉前客客气气，起诉后大张旗鼓上门追讨、拉横幅、朋友圈发布老赖信息等，明显是图穷匕见；（5）《担保借款合同》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与金三中的身份和放贷经验不符。金三中涉及的其他民间借贷，借款合同无一例外的均有公司和公司股东的签名。以上种种不符合民间借贷实践、不符合金三中对外借款经验和实际的事实，足以证明欺诈存在可能性。鉴于欺诈的预谋性、隐瞒性、不可告人性、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买存在。”应当认定金三中欺诈的事实，上诉人已经完成金三中欺诈的举证责任。四、对于担保合同无效认定适用的法律错误根据以上论述事实，上诉人基于与金三中间的私人关系，轻信金三中借款的谎言，在款项尚未支付情况下，每月先行支付了10万元借款费用。上诉人基于另外的、尚未履行的借款合同，先行出具了本案的《个人担保书》，应当是无效的和可撤销的。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金三中不能举证证明《个人担保书》是《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金三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认定涉案合同无效，认定《个人担保书》无效或予以撤销，鉴于撤销和无效效果的一致性，上诉人对无效的认定结果没有异议。上诉人金三中答辩称：2020年6月1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法个人担保书的效力作出了生效的判决，本案不应再进行处理。一审认定70万元与1300万元债务相关联是正确无误的，无论是从担保书内容以及相应的履行方式，都可是相对应的。鉴定意见当中，已经明确。个人担保书上的签名是上诉人郑建霞本人的签名，上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推翻该鉴定意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后果。其所谓的被骗取、哄骗签订担保书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对于借款担保合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它的效力以及性质相应都作出了生效判决的认定，应当以该份判决为准，上诉人声称受欺诈出具担保书，却没有任何的证据，而是一概的推论，实属荒谬。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人申请撤销诉请，正确无误。被上诉人刘卫国未作答辩意见。上诉人金三中上诉请求：l、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确认《个人担保书》无效超出了被上诉人郑建霞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郑建霞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仅涉及撤销《个人担保书》，不涉及确认《个人担保书》无效，而且郑建霞在原审法院庭后就合同效力问题向其行使释明权后亦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在该情形下，原审法院判决确认《个人担保书》无效，严重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二、原审法院对《个人担保书》的效力进行审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审查是解决合同纠纷的前提，既然上诉人金三中诉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郑建霞、刘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件"）现仍在二审审理中，那么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必然要依职权继续审查包括《个人担保书》在内的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并对合同效力进行准确认定后进而确定民事责任。因此，在民间借贷案件受理审理在先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个人担保书》的效力进行审查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三、《个人担保书》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为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以（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主合同《担保借款合同》无效为由认定从合同《个人担保书》无效，但该判决与本案判决是同一天作出，未生效的裁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此外，正如上诉人在（2018）粤1303民初602号案件的上诉意见中所述，《担保借款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同理《个人担保书》也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原审法院认定《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无效根本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郑建霞答辩称：一审认为70万元款项是履行《个人担保书》约定的还款责任，不符合事实和公平原则。70万元款项2017年1月4日第一次支付时，个人担保书尚未签订，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对金三中还款。2017年1月4日第一次款项支付时《担保借款合同》应履行金额本息为740万元，10万元无法形成对740万元的合同履行，金三中也没有提供与郑建霞达成740万不予履行或延期履行的证据材料，如果金三中与郑建霞达成在每月履行10万元，金三中就没有在7月6日起诉的必要性，金三中只有认为郑建霞、华宇国通严重违反《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才具有向法院起诉的充分和必要性。金三中在2017年7月6日提交的起诉状中，明显不认为郑建霞支付的款项属于《担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利息，诉状金三中认为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被告仅支付利息59万元（郑建霞已支付了60万元），金三中违反自认原则的反言，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59万元形成的原因，否则反言不应被认可。金三中提供袁淑芬接受郑建霞的每月10万元款项，明显与《担保借款合伺》约定的收取本息账户不同，金三中并没有举证或合理说明该原因。欺诈行为的性质，决定了被欺诈人举证的困难。金三中在郑建霞支付款项6个月后提起诉讼，直到郑建霞收到起诉书，才知道被欺诈的事实（起诉受理后，仍支付了一个月）。基于对金三中一家的感恩之心，郑建霞没有保留证据符合常理。至少可以证明，金三中没有依据《担保借款合同》向郑建霞进行过催收和起诉警告。郑建霞自己被欺骗了70万元，不能成为欺诈者的不存在欺诈的当然证据。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石，也是法宫自由心证的原则，该原则的实施主要依据无需证明的逻辑判断。郑建霞因为自己的误解和失误，根据公平原则不应当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和后果。《个人担保书》的签署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简称《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郑建霞支付款项到袁淑芬账户和签署金三中制作的《个人担保书》时：不知道刘卫国和金三中恶意串通把刘卫国可能借金三中的款项本息，全部以华宇国通的名义进行转嫁，即刘卫国退出主债务人，变身为担保人，华宇国通转为主债务人（借款人）的《担保借款合同》已经存在。基于对金三中少年时的亲情和对其父母的感恩，降低了对金三中的警惕。作为管理一个企业的女企业家，对文本的不能咬文嚼字也是生活常识。因此，郑建霞对于金三中要求先行支付费用和提供的《个人担保书》内容缺乏严谨的审查，即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物（从合同的主合同）的错误认识，行为后果与担保对象的意思相悖，给自己和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风险，已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参考（2019）最高法民申5314号裁判观点，担保合同先于主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个人担保书》先于借款合同签署，符合常理，也符合重大误解范围。认定《个人担保书》是《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追认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三中与刘卫国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根据金三中、杨亚莉、袁淑芬、刘卫国银行流水，金三中明显通过刘卫国对外放贷或者鼓励、支持刘卫国对外非法放贷，在放贷款项出现不安全时，金三中、刘卫国串通以损害华宇国通利益，签订债务承担性质的《担保借款合同》，从而是刘卫国脱离债务人，成为担保人，并且金三中直接收取刘卫国可归还债务人的款项。金三中、刘卫国不但隐瞒华宇国通承担债务的《担保借款合同》，而且欺骗华宇国通法定代表人郑建霞签署指向不明的《个人担保书》，欺骗郑建霞从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支付70万元，假设正如金三中所述，郑建霞因为金三中起诉而停止支付款项，至少说明在郑建霞受到起诉状前，并没有收到金三中要求公司或郑建霞承担《担保借款合同》还款进度的要求，收到起诉状后才知道被骗。该事实严重与债务承担的实践情况不符，金三中不向“债务人”和法定代表人要求履行合同，而是直接提起诉讼，明显是图穷匕见。金三中明显存在欺诈。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代理人对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是否真实存在真是债权债务存疑），通过私下签订一个《担保借款合同》转嫁给华宇国通，金三中熟知华宇国通为一人公司的情况下，明显是认为不足以达到转嫁的目的，利用其家庭对郑建霞有恩的优势，欺骗郑建霞代为借款，欺骗郑建霞签订本案含糊对应的《个人担保书》，并通过加盖虚假印章，意图形成华宇国通承认借款的目的。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借条、借据的签订尚不能直接认定借款实际发生，尚需审查借款交付的证据，《个人担保书》的签署，也不能当然形成郑建霞和华宇国通已经对金三中、刘卫国无权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的确认合华宇国通已经借到款项的确认。金三中通过欺诈、欺骗形成的担保书应当被撤销或无效。《个人担保书》不能形成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认定追认不符合合同法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郑建霞在签收金三中制作的《个人担保书》时，是应金三中要求以个人身份实施的个人担保行为，并非华宇国通法定代表人身份。《个人担保书》上印章鉴定为非备案印章，也证明华宇国通对《个人担保书》签署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参考（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裁判要旨，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相对方应举证证明是职务行为，金三中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自然《个人担保书》不存在华宇国通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个人担保书》中没有体现和指向《担保借款合同》，文字仅出现的“惠州市华宇国电子有限公司通借到你的流动资金借款1300万元”，虽然与《担保借款合同》的本金1300万元，金额相同，但仍然达不到对合同追认的法律效果，另外郑建霞个人也无法达到华宇国通对合同追认的效果。根据公司法郑建霞在华宇国通只有股东投资和股东收益的财产权益，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文件不能当然的代表公司，是公司法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性和交易安全的基础，符合现代法治社会体系概念。金三中个人对公司法的无视和藐视不能成为其善意和误解的理由。金三中不符合善意相对人，其承担不能追认的法律效果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不损害社会利益。郑建霞个人连续7个月每月10万付款到袁淑芬账户的行为，金三中在沟通中（微信记录）没有表示异议;在珠海香洲区法院一审起诉时，也没有将70万定为民间借贷案件项下的还款，这恰好说明《个人担保书》不是对《担保借款合同》追认的直接体现。《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金三中、刘卫国恶意串通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严重损害了华宇国通的权益，应当无效。刘卫国无权代表公司签订债务承担性质的《担保借款合同》合同，构成无权代理，参考《金发耀、泗阳灵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2020）最高法民申2464号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没有获得华宇国通的追认，应当无效。根据华宇国通2014年12月10日订立，2014年12月16日登记各案的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并由股东决定;公司不得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即华宇国通已经通过工商登记各案的形式，对外公示了“公司不得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担保”，金三中作为从2009年起长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专业人士，对公司法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金三中不能成为善意相对人。参考（2019）最高法民再236号债务承担是比担保更严重的债务承担形式，因此根据公司法16条《担保借款合同》也应当无效。参考（2019）最高法民终877号一人公司也适用公司法十六条规定，《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关于（2020）粤04民终663号与本案的关系。本案的效力之诉和撤销之诉，不是（2020）粤04民终663号判项内容，参考（2019）最高法民再384号不属于法律规定无需举证的事实。参考（2019）最高法民终410号，663号判决印章作用审查严重背离九民会议纪要精神，不符合法律适用原则。《个人担保书》认定为债务加入，参考（2019）最高法民申5314号，只有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才评判债务加入或担保，同时郑建霞加入将使公司破产的刘卫国与金三中间真实不明的债务，完全没有任何公司和个人利益，663号判决既不符合金三中诉讼请求，也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和原理，完全没有依据。认定郑建霞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公司行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郑建霞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是对刘卫国签名、盖章行为的追认，不符合合同法48条和合同法解释二12条规定。郑建霞以个人名义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不是对刘卫国无权签署的《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郑建霞向袁淑芬账户支付款项，也没有形成华宇国通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认定《担保借款合同》为华宇国通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因此，在本案合同效力和是否应当撤销的诉讼中，对于以上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认定，本案依法应当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个人担保书》应当撤销，其撤销不损害交易安全，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金三中多年均不向华宇国通和郑建霞主张借款，金三中与刘卫国间款项明显不是以华宇国通和郑建霞借款为目的，对其撤销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保民生、保生产、保就业的要求。金三中利用与刘卫国之间可能虚假的债权债务，金三中利用自己多年法定代表人经验，无视和藐视公司法，恶意与刘卫国串通、欺诈等导致郑建霞产生重大误解，本案符合重大误解的司法解释构成要件，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担保借款合同》是金三中、刘卫国恶意串通损害华宇国通利益的产物，刘卫国没有借款权限、没有代华宇国通签订债务承担性质合同的权限，刘卫国不构成表见代理、《担保借款合同》没有被追认，债务承担不符合章程规定，根据公司法16条，《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金三中作为非善意相对人，应当自行承担《担保借款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被上诉人刘卫国未作答辩意见。郑建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原告于2017年2月18日（打印日期：2016年10月31日）签署的担保合同《个人担保书》；2、请求判决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被告金三中持有二份《担保借款合同》，合同主体相同：甲方为金三中，乙方为华宇国通公司，丙方为刘卫国。其中一份显示时间是2014年8月21日，内容为华宇国通公司向被告金三中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刘卫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另一份没有落款时间，主要内容为2011年至2014年间华宇国通公司共向被告金三中借款1300万元整（包含了2014年8月21日的借款在内），合同还约定了还款计划、违约责任等。刘卫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上二份合同的落款处乙方签名盖章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及“刘卫国”的签名；丙方签名为“刘卫国”。对于借款合同的盖章，金三中称是刘卫国所为；上述合同签订时，刘卫国没有出示华宇国通公司的授权手续。再查明（一），被告金三中另外持有一份《个人担保书》，载明：“华宇国通公司借金三中的流动资金借款1300万元，本人自愿为该项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尽快代为清偿上述借款。保证人：郑建霞（手写签名及按指模）”，落款处加盖“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落款时间打印字体为2016年10月31日，落款时间手写字体为2017年2月18日。原告郑建霞在2017年1月至7月间共计向金三中付款70万元，该70万元款项支付至袁淑芬的账户中。具体的转账时间为：2017年1月4日、2月27日、3月22日、4月26日、5月25日、6月27日和7月25日，每次均为10万元。郑建霞对上述70万元的转账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主张转账与《担保借款合同》无关，该款系为尚未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根据金三中提供的其与郑建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5月、6月、7月份微信多次要求金三中“查收”。没有证据证明郑建霞与金三中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再查明（二），在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审理期间，法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个人担保书》《担保借款合同》上华宇国通公司印章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一、送检的《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无法判断《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的盖印形成时间；二、送检的《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均在2015年11月之后盖印形成。再查明（三），刘卫国与郑建霞于199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2016年11月23日登记离婚。金三中与袁淑芬是夫妻关系，于2004年11月2日登记结婚。金三中、郑建霞、刘卫国均是湖北老乡，而且，金三中与郑建霞从小认识，关系较为亲近。再查明（四），华宇国通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30日，郑建霞是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刘卫国是公司监事。2017年9月13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罗红刚，2017年11月2日华宇国通公司变更公司股东为罗国勋、肖培、张金刚三人。原告的经营范围是电子产品的加工、销售等。再查明（五），根据郑建霞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并且出具了律师调查令，依法调取了金三中、袁淑芬、杨亚莉、刘卫国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郑建霞主张金三中在将款项支付给刘卫国后，刘卫国将款项支付给多个案外人，案外人再将款项付给了金三中，金三中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根据刘卫国的银行流水，没有显示其将收取的款项转入华宇国通公司账户或郑建霞的账户。再查明（六），在提交答辩状期间，被告金三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作出（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移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处理，后原告郑建霞不服提出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民辖终617号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2019年2月22日，本院依金三中申请，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9年9月20日，本院依郑建霞申请恢复审理。庭审结束后，对于合同的效力，经本院行使释明权，原告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担保合同的效力由法院确定。再查明（七），在本案受理前，金三中于2017年6月6日以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等拖欠借款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8日，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在本案诉讼的同时，华宇国通公司亦提起诉讼【即本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经过审理，该案已经审理完毕，判决结果：1、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无效，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2、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无效，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3、确认被告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签署《个人担保书》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个人担保书》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二、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郑建霞声称“原告没有对本案《担保借款合同》（无签署日期）进行过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个人担保书》不是《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经查，在签订本案担保书前，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金三中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签订担保书后，原告每月向被告金三中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10万元，七期共计70万元，郑建霞在付款的同时还通过短息向金三中确认是否收到款项，由此可见，原告是在履行个人担保书约定的还款责任，因此，本院认定该《个人担保书》是《借款担保合同》的从合同。至于原告声称其是为新的借款的作担保而支付70万元，显然与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郑建霞主张本案《个人担保书》系为尚未发生的借款进行的签署，原告系受到被告欺诈，因重大误解签署，但原告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告举证不能，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原告主张撤销《个人担保书》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在庭审结束后，对于合同的效力，本院曾向原告行使释明权，原告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鉴于本案《个人担保书》是郑建霞个人为华宇国通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也就是上述《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本院在（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金三中、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本院认定《个人担保书》是无效合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本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虽然合同确认无效和合同被撤销的法律效果一致，但合同效力审查属于法院审理查明的一部分。而针对合同撤销，法律规定由当事人提起及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明显与单纯合同效力审查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金三中庭审主张（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间借贷案亦会对本案《个人担保书》效力进行审查，认为属于重复诉讼，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主张“被告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金三中是职业放贷人”的主张，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根据证据规则，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刘卫国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以缺席论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郑建霞在2017年2月18日签订的《个人担保书》无效；二、驳回原告郑建霞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360元，由原告郑建霞承担（原告已预交诉讼费100元、公告费260元）。本院审理查明，金三中依据案涉《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于2017年6月6日以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等拖欠借款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8日，该院作出（2017）粤0402民初6135号判决，判令刘卫国向金三中偿还1300万元本息，郑建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三中、郑建霞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2020年6月1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作出（2020）粤04民终663号民事判决，认定《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均合法有效，判令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郑建霞向金三中偿还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刘卫国对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郑建霞起诉时，金三中已经另案就借款纠纷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案当事人与本案相同，基础法律关系相同，另案虽然为给付之诉，但隐含了确认之诉，已确认案涉《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有效，据此作出判决并已生效，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另案的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依据上述规定，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建霞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回郑建霞，郑建霞、金三中各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分别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