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润笙，男，汉族，1961年11月2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坚，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许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文，男，1965年8月1日出生，，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刘日兴，男，汉族，1949年2月28日，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梁润笙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刘日兴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润笙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志坚、陈迪，被上诉人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润笙上诉请求：请求判决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8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一审判决无视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确认书》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保证合同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规定，本案居间合同及保证合同在两被上诉人向原告送达《承诺书》时即成立并生效，且本案中两名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作出《承诺书》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居间合同和保证合同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等相关规定保护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据本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确认书》的事实，可知两被上诉人在《确认书》中已经对上诉人提供了符合约定的居间服务的事实进行确认，并作出了同意依据约定支付居间服务费（被上诉人一）和提供保证（被上诉人二）的意思表示。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可以推翻前述内容的证据，本案一审判决不应当否定已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本案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失衡，在上诉人举证明显占优的情况下，以依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证明的推测的理由否定上诉人的主张并使上诉人承担了不利后果。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确认书》已经得到本案一审法院确认，足以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拍卖期间本人前往大连的机票、（2018）粤民再13号案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提供了符合要求的居间服务，而两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无效或依法应当变更或撤销的情形。本案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一已经被证实存在印章滥用的事实情况下，认为“不能简单以印章来确认原告是否以两被告达成给付居间费用的合意”，并进而否定上诉人的主张。这是对被上诉人一印章滥用行为的纵容，也是对举证责任的错配，将本应由被上诉人一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上诉人身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等相关规定，本案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不利的后果。本案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不充分。本案一审判决认为“从时间节点来看，被上诉人一注册成立当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支付居间费600万元不符合常理”，该理由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等相关规定可知，企业成立不是公司承担民事行为相应责任的起点。法人的设立人在设立阶段的行为在法定情形下尚且应由法人承担，何况本案法人行为已经是正式成立后。在商业习惯中，注册不是法人民事法律行为的起点，相反注册却常常是众多商业目的实现的手段。本案中，上诉人是先将交易信息报告给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二表示有意愿交易，并与被上诉人一的另一股东许某1（也是被上诉人一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合作协议且随即成立被上诉人一（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一成立后即向上诉人出具《承诺函》，这一交易模式完全符合商业惯例，没有任何不合理和不符合常规。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已经由双方通过《确认书》进行了确认，本案一审判决却以案涉拍卖信息为报纸公开、案涉不动产为国有资产为由，并将居间服务等同于操控，否定上诉人提供了居间服务的事实，是在无证据证明相反事实的情况下置合同各方已经确认的事实于不顾，做出的片面推测。根据商业交易惯例，居间服务的主要内容是对交易关键信息的及时传递，以及协助交易各方顺利完成交易程序的辅助服务。居间服务是各类商业活动中的合法行为。居间服务与拍卖信息是否公开，案涉不动产是否属于国有资产，以及是否采用拍卖的交易方式均不构成冲突。本案上诉人提供的服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居间服务的定义。在我国各级法院相关判例中，也认可拍卖的交易方式存在合同法所定义居间服务内容。本案一审判决以“原告提供的不是签订合同的机会，而是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权”为由，认定“这并不是居间服务，而是开发房地产的经营权”，该观点和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承诺书》中明确记载了居间合同的主要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的定义。上诉人不是案涉不动产项目交易主体，各方也没有仍何关于上诉人参与《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表述。前述《承诺书》内容也明确表明上诉人是为交易提供居间服务，本案一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证据，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自己都没有提出过该项主张的情况下，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提供的是案涉及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是牵强附会。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情形。不应依据该条规定驳回上诉人诉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回避了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二的主张，存在漏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二的主张包括（1）被上诉人二是案涉不动产开发项目的发起人，也是被上诉人一设立的发起人，被上诉人一设立的目的就是实施本案所涉不动产开发项目。（2）被上诉人二亲笔在《确认书》《承诺书》上进行了签字。（3）被上诉人二在多份说明及另案庭审中，已经承认居间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及上诉人已经提供合格居间服务的事实。（4）被上诉人二在居间服务合同成立时是被上诉人一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其代表被上诉人一所作行为依法对上诉人产生效力。（5）被上诉人二应当就居间服务合同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前述主张是本案审判的关键焦点，本案一审判决却忽略了本案与前述主张相关的证据以及事实。本案被上诉人二既是居间合同中签字的被上诉人代表，同时也是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对被上诉人二行为的审理、裁判是本案的关键，本案一审在阐述裁判理由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对被上诉人行为的审查，并且没有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裁判，属于漏判。综上所述，本案一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理由不充分，适用法律不正确且存在漏判情形，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对本案作出公正的处理。被上诉人东昊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客观事实，引用相关法律条款牵强附会、曲解相关法律，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关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这一章节是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通过本案上诉人方与被告方双方在庭审中举证、质证的证据并以此系列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但该法律事实能够完全印证或者涵盖本案客观事实，该认定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其表述明确、脉络清晰。一审判决中关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这一章节中认定的事实，均经过本案一审、二审、重审三次公开庭庭审中上诉人方与被告方双方举证、质证得以确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提出：“一审判决无视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确认书》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不仅违背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诚信的表现。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济活动甲乙双方应该遵守契约，即使双方虽存在争议，但实质对错是很清楚的，纵然矛盾激化、诉诸法院，也必须尊重事实、法治。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无任何证据支持提起上诉，属于滥用诉权、恶意缠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关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这一章节中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和案涉事实的因果关系并结合本案上诉人方与被告方双方庭审中举证、质证的证据进行了非常精彩的阐述，科学客观的认定了本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关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这一章节中的总结，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事实，本案上诉人提交给法院能够支持其诉讼主张的证据不仅是少、且不可信，甚至连上诉人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且杂乱无章。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无视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确认书》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这一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并没有提及本案案涉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是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条款，试图证明上诉人提交给法院支持其诉讼及上诉的主要证据《承诺书》《确认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对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理清关于合同、居间、居间合同、承诺书、确认书这几组名词的法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对合同是这样定义的“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上诉人（原审上诉人）诉东昊公司的案由为居间合同纠纷，向法院提交的是《承诺书》、《确认书》。姑且暂时不论《承诺书》、《确认书》是否真伪这一问题。居间是指经纪人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及条件，撮合双方交易成功的商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的当事人是委托人和居间人，居间关系的产生应当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承诺书是承诺人对要约人的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以书面形式。承诺书本身并非合同，只能是证明口头居间合同的证据。承诺书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承诺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可能导致承诺书无效；没有侵犯他人利益。什么是确认书？确认书是买卖双方在通过交易磋商达成交易后，寄给双方加以确认的列明达成交易条件的书面证明，经买卖双方签署的确认书，是法律上有效的文件，对买卖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依我方确认为准”。这样的要约只能看作是要约邀请。因为受要约人的承诺并不能使合同成立，要约人也不受其要约的拘束。即使受要约人将无保留地承诺的意思表达给要约人，要约人仍有否决或者更改的权利。如果受要约人在承诺中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也将使其承诺不成其为承诺。因为这一承诺并未使合同成立，受要约人也不受其承诺的拘束。即使要约人完全同意其承诺，受要约人仍有否决或者更改的权利。因此，在要约或者承诺中提出确认书的要求，我们就不能将该要约或者承诺当作要约或者承诺了，而只能将其视为对合同进行协商，而以当事人最后达成的确认书（实际就是合同书）来认定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在承诺生效后，当事人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怎么办？如果这种要求仅仅是将原来以口头或信件、电报。电传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书面化、正规化，而不对合同的成立产生影响，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仅仅是书面化，对方当事人同意与否，都不影响已经成立的合同。但如果这种要求作为合同成立的一个条件，或者要求中附有改变合同内容的任何实质性条件，这就表明提出要求的当事人意图修改已经成立的合同或者意图违约。因此，在合同成立后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除仅仅是将合同书面化和非实质性地对合同进行补充以外，应当按照合同的变更或违约来处理。如果规定允许当事人在承诺生效后即合同成立后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并且规定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方为成立。这就等于说，以前通过要约与承诺达成的合同是否生效是不确定的。这样规定违反合同成立的要约与承诺的根本制度，使合同法对要约与承诺的科学严谨的规定形同虚设，造成混乱。也使已经成立的合同处于不确定状态。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要求签订确认书，但签订确认书的要求，必须在合同成立之前提出。在合同成立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签订确认书的要求，其要求中载有添加或不同的条款无论是否实质性地变更合同的内容，如果对方当事人不表示同意，都不能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就本案而言，通过上述法条的理清，从法律关系方面分析，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确认书》，没有约定相关具体居间合同的内容和事项，完全没有居间合同的特征。从合同履行方面分析，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形成时间是2010年4月15日，《确认书》形成时间是2010年5月18日。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时间是2018年1月11日，时间跨度长达七年零七个多月，姑且暂不论诉讼时效这一问题，而在此漫长的七年零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东昊公司是存续的，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未失踪失联；且，本案上诉人也未失踪失联。为什么上诉人不去找东昊公司或者是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兑现承诺履行合约？或者是完备具体的具有居间合同性质的居间合同及相关手续？答案只有唯一：即上诉人与东昊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综上，本案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承诺书》《确认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性质，也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效力。根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确认书》已经得到本案一审法院确认”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本案一审法院何时确认的？本案一审判决中有对《确认书》确认的认定表述吗？完全是无稽之谈。对本案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前文已述，在此不赘述。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拍卖期间本人前往大连的机票、（2018）粤民再13号案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这一问题。姑且暂不论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机票的真伪，机票虽然可以证明上诉人本人的出行记录，但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是为了本案的居间活动坐飞机？也不必然成为证明上诉人从事本案居间活动的证据；更何况，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机票的真伪根本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真伪鉴定和被上诉人庭审中质证的认可。换一句话讲，既然上诉人这么有心，一张机票保存了七年多的时间还是崭新的，向法院提交机票用以证明上诉人在从事本案的居间活动；那么，上诉人就更应该向法院提交同期的酒店住宿及餐饮费用的发票来证明自己确实在从事本案的居间活动。再者，（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是民间借贷经济纠纷案，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尽管有本案上诉人的名字出现，本案上诉人在（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中即不是上诉人、也不是被告、也不是证人，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及上诉人参与了（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说明上诉人参与了（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的谋划，而且，对于（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本案上诉人一正在走相关法定程序，至于该案最终如何定性，法律是公正的。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及（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也仅仅只能证明上诉人与本案案外人有往来，本案案外人又没有出具相关证据证明本案上诉人在从事本案案涉项目的居间活动。况且，（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本案上诉人从事案涉项目居间活动的表述。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上诉人主张从事本案案涉项目的居间活动，不仅要提供与我方接触及签订相关合法合同的证据，同时还应该提供与案涉项目方接触或是签订相关协议的有关证据以及推动本案案涉项目拍卖活动的相关证据。由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且杂乱无章。针对上诉人上诉理由中提出的本案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以及印章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进行阐述。上诉人没有向东昊公司提供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和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向东昊公司提供了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拍卖信息是众所周知的，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是通过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是根据媒体公开途径获知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拍卖信息。一是，2009年7月14日，《南方日报》刊登的《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告》。其公告主要内容：第一，标的基本情况。两块土地坐落于惠州市惠城区xx镇，使用面积合计为12155平方米，用途为商住，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2042年11月；地上四处建工程建筑面积为34700平方米，均为**，框架结构。上述标的整体转让。第二，处置价格。标的处置参考价为人民币3235万元。（见第二组证据）二是，2010年4月10日，《大连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其公告单位是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其内容是：受有关部门委托，本公司定于2010年4月17日上午10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保嘉大厦601室公开拍卖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总建筑面约34700平方米，所占地面积12155平方米，标的物拍卖底价现场公布。有意竞买者请于2010年4月16日下午4时前持有效证件到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交付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见第二组证据）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向东昊公司提供了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居间服务。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在东昊公司成立之前通过《南方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即公开途径获知本案涉案地产项目拍卖信息，而该标的物则因无人竞拍导致流拍。尔后，许某1一直关注本标的物的拍卖处置活动。因为流拍，本标的物于2010年4月10日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拍卖本案涉案地产项目。许某1从《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得知本标的物再次进行公开拍卖，2010年4月16日，许某1亲自前往大连，以东昊公司名义参与竞拍，并独立完成了整个竞拍及确认程序。于2010年4月17日许某1与大连北方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上交大连北方拍卖有限公司手续费人民币161.75万元，以人民币3235万元的成交价拍卖获得本案涉案地产项目。（见第二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付出，但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向东昊公司提供了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和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应由上诉人方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述事实，一审判决已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正确、精准总结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且释法说理充分。一审判决从时间节点、应当审查上诉人是否有提供相应的居间服务、现有的证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而详实的说理。该民事判决书画龙点睛的指出：“第一被告的印章有被滥用的嫌疑，并不能简单以印章来确认上诉人是否以两被告达成给付600万元居间费用的合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应当如何处置应当根据法律及法规的规定来处置，不应当由任何个人操控”。“从现有的证据看，除《承诺书》及《确认书》外，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提供具有相应价值的居间服务，而《承诺书》及《确认书》的时间节点及内容违反常理，另外，从《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因梁润生掌握、熟悉该房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并有相应的人脉资源，为获得该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及开发经营权本公司特委托梁润笙就收购该房地产项目从事相应的居间活动（包括与产权人、原开发商、债权人等进行协商、沟通），上诉人提供的不是签订合同的机会，而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权，这并不是居间服务，而是开发房地产的经营权，与上诉人的主张并不相符。”上述一审法院判决释法说理不仅理由充分，而且通俗易懂。一审法院判决释法说理仅凭街头老百姓浅显的常理即可得出的结论是：本案上诉人根本没有从事本案案涉项目的居间活动。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属于东扯西拉、无病呻咛。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不充分，根据上诉人的表述，不知道上诉人要表述什么？说明什么？一会儿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关于企业成立的相关规定。一会儿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十四条规定的居间服务的定义；再有扯到《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表述。试问上诉人：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与本案释法说理有因果关系吗？上诉人牵强附会的引用上述法律法规条款是继续纠结《承诺书》《确认书》这一问题，显属无病呻咛的恶意缠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仅曲解相关法律且理屈词穷。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关于“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的表述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情形。不应依据该条规定驳回上诉人诉请求。”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的：“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这一章节东扯西拉、长篇大论的引用很多法律条款，而在真正判研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反常态理屈词穷的无语了。关于本案一审判决是否回避了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二的主张，存在漏判的问题。上诉人在本案《起诉书》里面就没有关于被上诉人二的单独诉讼主张，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对被上诉人二的表述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也没有上诉人在本案中关于被上诉人二主张的表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回避了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二的主张，存在漏判的上诉理由显属画蛇添足、胡搅蛮缠。案涉《承诺书》《确认书》系本案被告二刘日兴超越代理权限出具，未经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追认，不应对东昊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责任应由行为人自担。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没有对本案上诉人签署本案涉案的《承诺书》《确认书》，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也没有授权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对本案上诉人签署本案涉案的《承诺书》《确认书》。关于东昊公司前期股东刘日兴即本案被告二情况概述。在东昊公司成立之前，2010年4月6日，许某1和刘日兴俩股东分别在《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签字，刘日兴并在其签字上按了手印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第七条确定：公司的股东为许某1和刘日兴俩人；公司注册资本为480万元；出资额为许某1432万元，刘日兴为48万元；股份比例分配为：许某1占90%，刘日兴占10%。第九条规定：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2010年4月15日，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许某1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5月8日，东昊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经许某1和刘日兴俩股东签字并按了手印一致通过认可形成《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决议如下：“一、股东个人债权债务（不论本公司成立前后）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均由其本人负责，公司不负担任何偿还或保证、担保责任。二、股东个人控股或参股的其他公司债权债务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本公司不为股东个人控股或参股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连带保证或其他任何担保责任。三、本公司公章由公司法人代表保管，未经公司法人代表签字，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公章，否则，由此产生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均由私自使用公章者自行承担。”从2011年6月2日起，刘日兴不再是东昊公司股东，东昊公司股东由许某1、刘日兴变更为许某1、许少玲。（见第一组证据、第三组证据）本案涉案标的物于2010年4月10日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许某1从《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得知本标的物再次进行公开拍卖的信息，《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的时间是2010年4月16日下午4时前持有效证件到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交付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东昊公司于2010年4月15日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东昊公司成立的当天即2010年4月15日，东昊公司的印章还没有出来，东昊公司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向上诉人出具一份《承诺书》。而且，东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许某1也没有授权刘日兴代表东昊公司对外签署任何文件、合同。刘日兴根本没有代表东昊公司对上诉人签署《承诺书》的权力。况且，东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某1与上诉人从无交集、根本不认识上诉人此人。2010年4月16日许某1亲自前往大连，以东昊公司名义参与竞拍，并独立完成了整个竞拍及确认程序，于2010年4月17日与大连北方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获得本案涉案地产项目。相隔20天后，即2010年5月8日，东昊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经许某1和刘日兴俩股东签字并按了手印一致通过认可形成《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决议如下：“三、本公司公章由公司法人代表保管，未经公司法人代表签字，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公章，否则，由此产生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均由私自使用公章者自行承担。”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确认书》形成时间是2010年5月18日，而此时间刘日兴代表东昊公司出具给上诉人的《确认书》的行为显然与上述《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相悖。更何况，2010年5月18日，东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许某1也没有授权刘日兴代表东昊公司对外签署任何文件、合同；刘日兴根本没有代表东昊公司与上诉人签署《确认书》的权力。进一步看，《承诺书》的时间是2010年4月15日，《确认书》的时间是2010年5月18日，这中间相隔33天时间，上诉人为什么不在获得东昊公司签署《承诺书》的基础上签订一份正式的《居间合同》？反而多此一举的签署一个不受法律认可和保护的《确认书》？明显不符合常情、常理，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亦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与刘日兴之间恶意串通伪造《承诺书》《确认书》的事实昭然若揭。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出具给上诉人《承诺书》《确认书》的行为并未得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的授权和追认。在此需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出具给上诉人《承诺书》《确认书》的行为并未得到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的授权。一般而言，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代表机关，其行为一般都被认为属于公司的行为，由公司承担该行为的效果。法定代表人委托第三人处理事务的，第三人是否取得了代理权，取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以公司的名义就第三人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进行了授权。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是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的个人行为，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出具给上诉人的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没有得到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的追认（《承诺书》及《确认书》均没有许某1的签名），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的追认，因为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与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无关，当然不可能授权本案被告二刘日兴代表东昊公司给上诉人出具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也正是此原因，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在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中出现的身份就变成了诡秘的保证人。上述事实，一审判决已予以认定。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出具给上诉人《承诺书》《确认书》的行为完全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具体到本案，这里的行为人，指本案上诉人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应理解为上诉人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为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俩人之间的合作。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法条规定，应视为无效。上诉人对于本案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在主观上非善意且存在审查过失，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如果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出具给上诉人的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所加盖的公章不是东昊公司的公安备案印章，而是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的东昊公司公章，对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并以东昊公司名义向上诉人出具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的行为不可能经东昊公司授权；那么，本案中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则是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另，《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该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表见代理的司法认定标准。通观上诉人对本案被告主体的选择存在着极大的射幸性，即人为捏造东昊公司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明知本案涉案地产项目是属于东昊公司的，也明知本案涉案地产项目是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1花巨额资金拍卖所得，更明知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东昊公司的角色（梁润笙与刘日兴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按照普通逻辑，在缺乏证据证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是东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说，本案涉案地产项目是由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操作的情况下，上诉人必然应当知道本案被告二刘日兴不能作为东昊公司代理人与其出具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即使是出具了案涉的《承诺书》《确认书》，所履行的案涉《承诺书》《确认书》也不可能是由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所出具，而必须是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所出具。基于同样理由，上诉人也不可能认可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在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中保证人的身份。冤有头债有主，上诉人对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的起诉，说明上诉人很清楚他应该向谁行使债权。本案中，本案被告二刘日兴在明知其实质上在东昊公司和本案案涉地产项目中没有代理权而对上诉人不明示，故意混淆视听，其行为实质上是对上诉人的欺诈行为，而对东昊公司而言，系对企业名称权的一种侵权行为，是恶意行为。综上，上诉人向法院呈递的本案案涉《承诺书》《确认书》并非东昊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而系本案被告二刘日兴超越代理权限所实施的行为，且未得到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追认，该此行为，应由上诉人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而与东昊公司无涉。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确认书》系倒签伪造其所用东昊公司印章系私刻。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形成时间是2010年4月15日，《确认书》形成时间是2010年5月18日，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时间是2018年1月11日，时间跨度长达七年零七个多月，仅凭庭审中证据质证之时的肉眼观之，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确认书》的打印时间、刘日兴的签名笔迹形成时间以及加盖东昊公司印章的时间均存在倒签伪造之情形，案件事实本末倒置，上诉人及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涉嫌伪造证据，蒙骗法院，进行虚假诉讼。基于此，我方已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此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承诺书》《确认书》其所用东昊公司印章系私刻。该公章与东昊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该公章是刘日兴在东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私刻的，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代表公司意思表示。基于此，我方已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此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用倒签伪造及私刻东昊公司印章的《承诺书》《确认书》提交给法院进行诉讼，企图混淆视听、钻法律的空子，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为什么胆敢用倒签伪造及私刻印章东昊公司印章的《承诺书》《确认书》提交给法院进行诉讼？是因为上诉人知道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私刻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公司公章进行虚假诉讼办理本案涉案房地产项目过户的事实（见第四组证据）；上诉人企图混淆视听用此案之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公章进行过诉讼来垫底，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于加盖假章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对于加盖假章的法律效力作出如下法官会议意见：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做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是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回到本案来看，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签署案涉《承诺书》《确认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即便是，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所盖东昊公司公章是真实的，其案涉《承诺书》《确认书》也是无效的；更何况，案涉《承诺书》《确认书》所盖东昊公司公章是本案被告二刘日兴私刻伪造的公章，这种弄巧成拙的行为反而给上诉人及本案被告二刘日兴贴上了虚假诉讼的标签。上诉人不具备从事房产交易居间活动的资质，其主体不适格，涉嫌虚假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居间人只能是经过有关国家机关登记核准的从事居间营业的法人或公民”之解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房地产经纪，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为促成房地产交易，向委托人提供房地产居间、代理等服务并收取佣金的行为”及第十四条“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之规定，及《经纪人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经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开展经纪活动”之规定。由此可知，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从事房地产居间服务的，必须具有合法资质。本案中，上诉人未获得“经纪人”资质或者经过有关国家机关登记核准，根本不具有向任何人或任何单位提供房地产交易的居间服务的主体资质，又怎么可能实际为东昊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再者，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法》第四条规定，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拍卖程序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拍卖信息亦是公开信息，任何人均可通过公开途径获知拍卖相关信息。竞买人根本不需要从居间活动获取信息，获得订立合同的机会。如果在拍卖活动中存在居间服务，反而违背了《拍卖法》规定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所以，在拍卖程序中，根本不应该存在也不需要存在居间服务活动。因此，上诉人不具备从事房产交易居间活动的资质，其主体不适格。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具体到本案而言，就是上诉人与本案被告二刘日兴恶意串通，通过刘日兴私刻东昊公司的公章、以东昊公司的名义对上诉人签署《承诺书》《确认书》，该行为是无效法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其无端提起上诉属于恶意缠诉，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刘日兴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上诉人梁润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居间服务报酬人民币600万元给原告，并支付自2018年1月11日（即本案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1月11日止为522000元）；二、第二被告刘日兴对第一被告支付上述600万元居间服务报酬本息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公开拍卖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总建筑面积34700平方米，所占土地约12155平方米。2010年4月5日，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许某1与第二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许某1与第二被告共同投资480万元设立一家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有限责任公司。许某1出资43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第二被告出资4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许某1，公司成立后，收购锦江花苑项目。2010年4月8日，许某1缴纳出资额，2010年4月9日，刘日兴缴纳出资额。2010年4月10日，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公开拍卖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总建筑面积约34700平方米，所占土地约12155平方米（即本案当事人所称的“锦江花园工程”）。2010年4月15日，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许某1。2010年4月15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第一被告以承诺人的身份盖章，第二被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承诺书》记载的内容如下：本公司即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拟收购位于惠州市×××××××××××地产项目，并进行后续开发建设。因梁润笙掌握、熟悉该房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并有相应的人脉资源，为获得该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及开发经营权，本公司特委托梁润笙就收购该房地产项目从事相应的居间活动。如本公司最终竞拍成功，以不超过3500万元的价格获得锦江花园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及开发经营权，本公司将给梁润笙600万元的报酬（此仅为梁润笙个人独得的居间报酬，关于本公司及股东在此房地产项目竞拍过程中承诺他人的费用均与梁润笙无关）。对于此报酬，由本公司股东刘日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0年4月17日，第一被告与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第一被告拍卖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土地及在建工程，成交价为3235万元。2010年4月22日，第一被告付清拍卖款3235万元。2010年4月23日，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向第一被告交付拍卖的土地。2010年5月8日，许某1与刘日兴以股东会的形式确定：本公司公章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保管，未经公司法人代表签字，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公章，否则，由此产生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均由私自使用公章者自行承担。2010年5月18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确认书》，第一被告以承诺人的身份盖章，第二被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确认书》的内容如下：本公司确认，经梁润笙从中居间，并亲往大连协助本公司参与竞拍，最终由本公司竞拍成功，使本公司以3235万元的价格获得了锦江花园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及开发经营权，梁润笙已出色完成了此项目的居间任务，实现了本公司的预期目标。基于此，本公司承诺，将兑现当初的承诺，支付600万元的报酬给梁润笙，对于上述报酬，由本公司股东刘日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0年5月25日，东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及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请求：1、确认成交确认书合法有效；2、判决位于惠州市惠城区xx镇的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建筑面积为34700平方米的在建工程归原告所有，并将土地及在建工程过户至原告名下。一审法院作出（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民事调解书，东昊公司与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及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原、被告确认，《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合法有效，确认被告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龙津村的两宗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二、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土地过户手续，逾期不办理，原告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6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惠城法执字第110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将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龙津村及建筑面积合计为34700平方米的建筑物强制过户到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过户费用由东昊公司承担。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第一被告在2010年10月取得惠州市水口龙津管理区骆屋湖国有土地使用面积1215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惠府国用（2010）第130×××××299号。2010年10月11日，许某1向第二被告的儿子刘东贵转账130万元，用途是“土地办证过户费用”。同日，刘东贵向第一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第一被告支付的居间费130万元，刘东贵标注“所有费用已清”。2011年6月1日，刘日兴将其持惠州市东昊实业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许少玲，转让价为48万元。至2011年6月3日，许少玲付清全部转让款。2011年6月2日，第一被告的股东变更登记完成，第二被告不再是股东。2018年1月，原告持《承诺书》、《确认书》、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2010）第130×××××29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两被告支付居间费60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第一被告提出如下抗辩：《承诺书》及《确认书》中加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并不是第一被告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在诉讼过程中，第一被告申请将上述两枚印章与第一被告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与（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加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否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通过摇珠的方式选定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9年9月9日，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15日的《承诺书》、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18日的《确认书》等二份文件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16日在公安部门备案“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15日的《承诺书》，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18日的《确认书》等二份文件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案件中的民事起诉状（2010.5.25）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文并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第二被告提出如下抗辩：原告在第二被告醉酒的情况拿《承诺书》及《确认书》给第二被告签名，《承诺书》及《确认书》并不是第二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上有加盖有“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第一被告确认，这一枚印章并不是其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这一枚印章为竞拍惠城区xx镇土地的竞拍而刻制的公章。这一枚公章只使用过一次。2018年，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民事调解书，理由是此案中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及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1302民监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2019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1302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一审法院（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告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2018年3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1302民初7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被申请人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市水口龙津管理区骆屋湖的土地使用权（证号：惠府国用（2010）第130×××××299号，使用权面积12155平方米，查封期限三年，查封价值以65220000元为限；二、一并查封案外人梁红云所有的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大湖溪蓝波湾二期76栋102房（粤房地证惠州字第0002xxxx号，建筑面积272.62平方米，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价值为6522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身份证、第一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第二被告的身份证、承诺书、确认书、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惠府国用（2010）第130×××××29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合作协议书、第一被告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情况说明，（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书、股东会决议、大连日报拍卖公告、南方日报拍卖公告、证明、大连北方拍卖行拍卖成交款收据、大连北方拍卖行手续、资产移交协议书、借条、股东会决议、转让款、收条、情况说明、房屋租赁合同、声明书、银行转账凭证、大连商品房销售发票、股权转让合同、第一被告的公司章程、（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卷宗材料，以及本案的开庭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主张是否合理有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从时间节点来看，2010年4月15日，第一被告注册成立，而在第一被告成立的当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支付居间费600万元，不符合常理。从第一被告的印章使用情况来看，第一被告在公安部门备案公章、《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使用的印章与其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承诺书》及《确认书》加盖的公章与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承诺书》及《确认书》加盖的印章与（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案的民事起诉状中加盖的印章并不是同一枚公章。第一被告的印章有被滥用的嫌疑，并不能简单以印章来确认原告是否以两被告达成给付600万元居间费用的合意。第二、应当审查原告是否有提供相应的居间服务。原告主张，签订合同的机会是原告提供的，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称“原告与林常青一起去找信托公司的人员，2010年我们知道该项目的时候，大连信托公司是业主，再拍大连公司的土地应是我们的要求，是原告促使的，2010年4月9日原告到了大连，2010年4月10日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接下来就按照流程竞拍”。大连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分别在2009年及2010年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公告拍卖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这是公开的信息，包括被告在内的社会公众都可以从报纸上得到这一信息，不存在原告向第一被告提供竞拍信息的问题。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镇在建四栋八层框架结构商住楼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应当如何处置应当根据法律及法规的规定来处置，不应当由任何个人操控，所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陈述的“再拍是大连公司信托公司应我们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三、从现有的证据看，除《承诺书》及《确认书》外，没有证据证实原告提供具有相应价值的居间服务，而《承诺书》及《确认书》的时间节点及内容违反常理，另外，从《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因梁润生掌握、熟悉该房地产项目的相关信息，并有相应的人脉资源，为获得该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及开发经营权，本公司特委托梁润笙就收购该房地产项目从事相应的居间活动（包括与产权人、原开发商、债权人等进行协商、沟通），原告提供的不是签订合同的机会，而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权，这并不是居间服务，而是开发房地产的经营权，与原告的主张并不相符。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总则》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润笙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45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梁润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案外人韦万民与东昊公司、刘日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查明：2010年6月22日，韦万民与东昊公司、刘日兴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韦万民投资1000元与东昊公司合作开发惠州市×××××××××地产开发经营项目。签订协议后，韦万民按刘日兴指示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2011年6月23日韦万民与东昊公司、刘日兴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东昊公司在签订协议后5天内退回1000万元给韦万民。后经鉴定，东昊公司在上述两份协议中加盖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与东昊公司另案诉讼文书中使用的印章一致。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作出（2018）粤民再1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名义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书不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案涉《承诺书》、《确认书》的效力问题；2、刘日兴应否承担支付600万元居间费的责任。对于案涉《承诺书》、《确认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名义出具《承诺书》、《确认书》时，其仅是公司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承诺书》、《确认书》载明付款人为东昊公司，并非刘日兴，对高达600万元的承诺及确认，梁润笙应尽审慎注意义务，审查刘日兴是否有东昊公司的授权。但在诉讼中梁润笙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刘日兴的权限进行审查，其本身存在过错，对东昊公司不具有善意信赖利益。韦万民与东昊公司、刘日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刘日兴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案与本案在时间、地点、人员上有高度相识，本院参照该生效判决作出的认定，亦认定刘日兴在本案出具《承诺书》、《确认书》不构成表见代理，梁润笙要求东昊公司支付600万元居间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刘日兴应否承担支付600万元居间费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刘日兴未获得东昊公司授权以虚假印章出具《承诺书》、《确认书》，未获得东昊公司的追认，对东昊公司不发生效力，该代理行为无效，《承诺书》、《确认书》亦无效。依据“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的基本原则，刘日兴在《承诺书》、《确认书》上签名担保的行为亦无效，梁润笙在本案以合同有效为由要求刘日兴承担600万元中介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承诺书》、《确认书》无效，刘日兴存在过错，依据上述规定，其应当承担责任，梁润笙可以另案以合同无效的法律关系向刘日兴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件二审受理费57454元由梁润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温永宏审 判 员 刘天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吴芝仪书 记 员 张丽君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