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8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莒南县岭泉镇西岭泉村。法定代表人：昝清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奇，临沂经济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亭（系徐星一法定继承人），男，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化群，莒南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燕，女，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晓建，男，198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晓君，男，1988年9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经济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志贤，男，193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上诉人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岭泉供销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徐文亭、孙海燕、鲍晓建、鲍晓君、鲍志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7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岭泉供销合作社上诉请求：1、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裁定驳回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当裁定驳回一审原告起诉，将案件有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本案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印章罪等刑事犯罪行为。本案当事人自认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涉案收据项目一览明确注明“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系刑民交叉案件，以上规定及司法解释非常明确是，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本案的最终处理方案，已经不是认定事实是否正确、适用法律、理解法律是否正确问题，是司法机关是否守法、遵法问题。二、原审认定的事实全部错误，通过原审认定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本案应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处理。1、原审认定鲍运全以花生米生意资金周转为由向一审原告借款，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证明。首先，民间借贷应形成民间借贷合意，原审判决无任何证据证明鲍运全与一审原告形成了民间借贷合意，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借款。更无证据证明款项用途系花生米生意资金周转，一审原告就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其次，结合本案收款收据项目载明：存款，来看，本案款项系存款。因此，本案资金往来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存款。鲍运全无银行金融资质，因此，鲍运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原审认定鲍运全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原审提交了鲍运全个人与上诉人2006年4月2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证明鲍运全自2006年9月30日始至今，鲍运全个人租赁左山供销店店址即土地，个人在该土地上自建二层楼房，对外自主经营。其次，上诉人原审提交了纠纷发生时鲍运全个人经营涉案地址的照片，证明鲍运全没有悬挂左山供销店门牌或门匾对外经营，证明左山供销店没有实际经营，证明上诉人没有过错责任。再次，一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左山供销店经营，与鲍运全一起生活、能够掌握鲍运全全部财产状况的鲍运全第一顺序继承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了左山供销店的经营。因此，原审判决鲍运全是职务行为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证明。其次，2019年2月16日鲍晓建在岭泉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鲍运全案发时已不是岭泉供销合作社职工。因此，认定鲍运全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最后，鲍运全认可涉案公章是自己私刻的，因此，鲍运全非但不是职务行为。鲍运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印章罪。3、鲍运全系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是历史上就遗留下来的，不能因鲍运全是左山供销店负责人就将鲍运全个人行为全部推断为职务行为。4、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左山供销店自2006年9月30日始就不再对外经营。但是因部分划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仍在左山供销店名下及保留供销系统完整性等原因，左山供销店分支机构虽未经营但是没有注销。其未注销不能成为其承担责任的原由。5、一审原告及鲍运全没有将款项汇入上诉人法人账户，上诉人没有收到该款项，因此，左山供销店与一审原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6、2019年2月16日鲍晓建在岭泉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鲍运全的款项用于了案外人孙祺、顺翔公司的出借行为。鲍运全做原告起诉孙祺、顺翔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判决书已生效，已认定鲍运全享有债权1,825,000元、股金1,034,360元。因此，涉案款项并非职务行为，是鲍运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对外出借、入股其他企业的个人行为。7、原审认定，一审原告作为当地村民，其有理由相信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出具的印章是真实可靠且仍在使用的印章，要求相对人一审原告在交易活动中去核查印章的真伪，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相对人不负有审核某一枚印章是否为备案印章的义务。另，鲍运全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鲁1327民初6390号一案中认可左山供销店的印章系其为经营便利自行刻制，但基于鲍运全、左山供销店以及岭泉供销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利害关系，鲍运全的该陈述不能当然产生自认的法律效果，岭泉供销合作社不能以此对抗徐明的主张，免除自己的责任。该认定是错误的。首先，一审以上认定、推断无任何事实基础，法律依据。其次，按照一审该思维，一审不需要举证、质证，查明基础法律关系、款项过付情况，去向、法律适用等问题，直接按照推断即可判决。再次，按照一审该思维，一审原告作为当地村民，更应该知道左山供销店自2006年9月30日即不再对外营业了，左山供销店不是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岭泉供销合作社的分支机构更无合法资质收取存款，一审原告本着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诱惑，同本村村民将款项存于鲍运全处，本身即是个人非法行为。再者，正常人思维，既然是左山供销店经营，供销店肯定的悬挂门匾，岭泉供销合作社得安排工作人员去工作，怎么可能鲍运全一家人吃喝经营都在这一个地方？鲍运全是供销店负责人，但是鲍运全的家人不是供销社工作人员。且一人为私，两人为公。既然是供销店借款，肯定得一人记账，一人收款，不可能鲍运全一人全部收款一人记账，更甚至是有时候鲍运全家属孙海燕收款、记账。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用、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再次，一审没有证据证明鲍运全自认公章是私刻是不正确、不属实的。综上，为查清事实，使集体资产不出现巨大损失，使获得款项一方不出现不当得利，打击犯罪，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基本公平、正义。徐文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海燕、鲍晓建、鲍晓君、鲍志贤未答辩。徐星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调解或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借款52,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星一系莒南县××镇××村村民，鲍运全系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鲍运全以花生米生意资金周转为由，于2014年8月5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向徐星一借款共计52000元，并由鲍运全出具收据六张，分别载明：“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徐星一2014年8月5日项目：存款￥10000大写：壹万元年息6厘收款人：鲍运泉”；“收据入账日期：2014年10月16日交款单位：徐星一人民币（大写）：壹万园￥10000年息6厘鲍运泉”；“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徐星一2015年2月28日项目：存款￥10000大写：壹万元年息6厘收款人：鲍运泉”；“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徐星一2016年8月8日项目：存款￥5000大写：伍仟元年息6厘收款人：鲍运泉”；“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徐星一2017年1月18日项目：存款￥10000大写：壹万元年息6厘收款人：鲍运泉”；“收据入账日期：2017年4月30日交款单位：徐星一人民币（大写）：柒仟园正￥7000年息6厘鲍运泉”。鲍运全将上述收据的“客户联”“交给付款单位”一联交由徐星一。该六张收据均载明了交款时间、交款单位、利息及金额，由鲍运全签字并按捺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左山供销店印章。上述借款共计52000元，经徐星一多次索要未果。2019年4月16日，徐星一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方返还借款52000元及利息。另查明，岭泉供销合作社成立于1989年11月6日，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左山供销店成立于1989年11月9日，负责人为鲍运全，位于莒南县××镇××村，其经营范围为花生米购销、筛选，为岭泉供销合作社的非法人集体分支机构，隶属于岭泉供销合作社。又查明，鲍运全于2019年2月16日死亡。鲍运全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妻子孙海燕、长子鲍晓建、次子鲍晓君、父亲鲍志贤。庭审中，孙海燕同意继承鲍运全的遗产，鲍晓建、鲍晓君、鲍志贤放弃继承鲍运全的遗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鲍运全借款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岭泉供销合作社是否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返还责任。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间的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首先，徐星一提供六份收据作为债权凭证，载明借款金额共计52000元，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向徐星一借款并出具收据，加盖左山供销店的印章后将收据的“客户联”、“交给付款单位”一联交由徐星一，结合收据的行文格式及内容，收据中均载明金额、交款单位及收款人签名并按捺左山供销店的印章，能够证实徐星一已实际交付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已生效。其次，左山供销店自1989年11月6日成立至今，即在莒南县××镇××村经营，徐星一作为当地村民，其对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负责人出具收据的行为能够产生合理信赖，同时，鲍运全在收据上签字并加盖左山供销店的印章，对相对人徐星一来说，其可以信赖印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即左山供销店作出的意思表示。即使左山供销店的印章系鲍运全私刻，也不影响徐星一对鲍运全以左山供销店负责人的身份出具收据系其职务行为的确信，鲍运全在收据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最后，左山供销店的经营范围包括花生米购销、筛选，鲍运全向徐星一出具的收据中均加盖左山供销店的印章，视为左山供销店对收到案涉借款的确认，徐星一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为左山供销店经营使用，故能够认定左山供销店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本案中，左山供销店系由岭泉供销合作社申请登记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义务应由其设立单位岭泉供销合作社承受，其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岭泉供销合作社承担。故对于徐星一要求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案涉借款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徐星一及岭泉供销合作社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用于鲍运全本人或鲍运全与孙海燕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且庭审中，鲍运全的继承人鲍晓建、鲍晓君、鲍志贤明确放弃继承，故对于徐星一、岭泉供销合作社要求孙海燕、鲍晓建、鲍晓君、鲍志贤作为鲍运全继承人承担返还案涉借款责任的诉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岭泉供销合作社辩称左山供销店的印章系鲍运全私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徐星一作为左山供销店经营地村民，其有理由相信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出具的印章是真实可靠且仍在使用的印章，要求相对人徐星一在交易活动中去核查印章的真伪，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相对人不负有审核某一印章是否为备案印章的义务。另，鲍运全虽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鲁1327民初6390号一案中认可左山供销店的印章系其为经营便利自行刻制，但基于鲍运全、左山供销店以及岭泉供销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利害关系，鲍运全的该陈述不能当然产生自认的法律效果，岭泉供销合作社不能以此对抗徐星一的主张，免除自己的举证责任，且岭泉供销合作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对于岭泉供销合作社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徐星一与左山供销店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年息6厘），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对于徐星一要求岭泉供销合作社按约定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徐星一要求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借款52,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二、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三、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四、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五、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1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六、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返还徐星一借款7000元并支付利息（以7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厘计算）；七、驳回徐星一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履行内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徐星一于二审期间死亡，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徐文亭、徐文松、徐秀芹、徐秀霞，徐文松、徐秀芹、徐秀霞均放弃继承，徐文亭愿意继承徐星一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及义务,参加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徐星一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徐星一没有将涉案款项汇入上诉人的账户，左山供销店与徐星一不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向徐星一借款并出具收据，加盖左山供销店的印章后将收据的“交给付款单位”一联交由徐星一，能够证实徐星一已实际交付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故一审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已生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上诉人岭泉供销合作社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工商登记的信息显示，岭泉供销合作社成立于1989年11月6日，左山供销店成立于1989年11月9日，负责人为鲍运全，其经营范围为花生米购销、筛选，为岭泉供销合作社的分支机构，隶属于岭泉供销合作社。鲍运全作为左山供销店的负责人，在经营范围内，持有左山供销店印章，以左山供销店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徐星一作为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方，完全有理由相信鲍运全有权代表左山供销店对外订立合同，该订立合同的行为系其履行职务行为。虽然上诉人抗辩称加盖左山供销店的印章系鲍运全私刻，且鲍运全在签订合同后将取得的借款占为己有并涉嫌犯罪，应裁定驳回徐星一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鲍运全已经死亡，其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岭泉供销合作社对分支机构的内部管理具有法定的监督、管理之责，对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之规定，左山供销店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岭泉供销合作社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岭泉供销合作社向徐星一返还借款52,000元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徐星一于二审期间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徐文亭愿意继承徐星一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及义务,参加诉讼。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由徐星一的法定继承人徐文亭继受徐星一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即变更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为徐文亭。综上所述，岭泉供销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莒南县岭泉供销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怀峰审判员  李兴波审判员  杨敬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