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563号再审申请人孙宝华，女，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童连弟之女。再审申请人孙国华，男，196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系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童连弟之子。再审申请人暨孙宝华、孙国华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耀华，男，196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彭居后新片**,系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童连弟之子。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童丽金，女，195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div>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健康局（原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法定代表人李红，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诚、王彪，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童连新，男，195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div>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童连富，男，195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div>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童丽娜，女，199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div>再审申请人孙宝华、孙国华、孙耀华、童丽金因童连弟诉原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江干区卫计局）拆迁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的（2018）浙01行终9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孙宝华、孙国华、孙耀华申请再审称：一、关于案涉房屋的历史形成情况、房屋土地性质、房屋未登记原因等。（一）案涉房屋最早只有一间房，有52年杭州市颁发的私有土地房产证，产权人为童连弟姑父郭庆言，证上载明有房一间、土地三分。童连弟父母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郭庆言一起买进涉案土地房屋，1969年拼接扩建一间，1979年另建两间。最终为四间平房，前后各两间，占地分布情况可见1984年航拍图，一直保持到2005年。童连弟父母去世前未分家。双亲去世后，大家商量翻建，童连弟得知郭庆言的后人不同意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擅自翻建极有可能面临拆违的风险，决定不参与。2005年，童连新、童连富、童丽金、童连宝等四人把北面的老房子，在未取得合法审批的情况下，擅自从一层翻建成了四层。（二）案涉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有白石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加以佐证。（三）案涉房屋成为未登记建筑的原因是因郭庆言的后人不愿意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也就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房屋与土地始终处于未登记状态，一直到拆迁。（四）未登记建筑在拆迁时如何补偿的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及《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第五条、第七条规定，案涉房屋南面的平房部分，可视作合法建筑应予补偿；案涉房屋北面的四层楼房部分，建成于2005年，根据《杭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登记建筑认定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1992年以后建成的房屋，必须取得规划许可证或土地使用证，才有可能认定为合法建筑。本案既无规划许可证又无土地使用证，只有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审批的危房修缮报告。该报告已有证据表明系伪造，姑且不算其伪造，也因在2005年时镇政府早已失去批地建房的权限，不足以证明童连富已取得合法有效审批建房279平方米的事实，故上述四层楼房不能被认定为合法建筑。上述四层楼房视为违法建筑，按规划法的处理方式，通常是责令拆除违法建筑并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后的童连弟父母建造于1979年的平房，应视作合法建筑予以补偿。综上，本案中能够获得安置补偿的合法建筑，唯有1984年航拍图所示房屋，与2005年建设的四层楼房无关。因此，江干区卫计局应针对1984年航拍图所示房屋进行安置补偿。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是协议外的第三方起诉协议两方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协议内容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是否侵害第三方权益没有必然关联，以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协议未侵权的理由不成立。涉案《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安置附件二中第一项内容针对违法建筑四层楼房进行补偿，第二项内容对遗存的原有旧房合法建筑却要求回购而不予补偿，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中的合法建筑给予补偿，违法建筑不予补偿的规定，一审认为该协议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修缮报告能作为确认房屋产权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仅凭白石社区出具的“原有住房无相关手续”，不足于证明原有住房无其它合法权属来源证明，更无法得出原有住房无法确定产权的结论，一审法院采纳江干区卫计局的说法，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根据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回复江干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单的结果，表明童连富既未获得过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的批地建房许可，亦未获得过危房修缮审批，故案涉《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真实性存在问题，不足以证明童连富获得有权机关合法有效的批地建房许可。尽管以童连富名义提起修缮申请，也不足以证明该房屋产权属于童连富。在假设《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真实、合法的前提下，亦无确定房屋产权的证明效力。在该证据三性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且即使伪造仍然不足。（三）童连弟的诉求是要求江干区卫计局纠正侵权行为，江干区卫计局的违法拆迁行为引起了童连弟与童连富等四人的民事纠纷，前者是因后者为果，只要江干区卫计局纠正侵权行为，与合法建筑权利人签订协议，就不存在民事纠纷，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童连弟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显然是本末倒置，不合常理。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改判内容显失公允。（一）二审法院不撤销附件二第一项内容，明显错误。1.二审法院认为童连弟拒绝修缮北侧木结构老屋并不符合事实。童连弟并没有拒绝修缮父母遗下的老房子，也没有拒绝有合法审批手续下的房屋翻建，拒绝的是无合法审批手续情况下的擅自新建房屋。2.经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确认，并未审批过童连富的房屋修缮报告，二审法院认定童连富在申请修缮木结构平房时获得了原杭州市××镇××审批同意用地93平方米建3层共279平方米进行修缮，缺乏依据。（二）本案收购人涉嫌伪造镇政府批文。案涉《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除了前面所说的真实性与来源合法性问题外，表上的两枚公章都有问题。白石村于2007年撤村建居，撤村前的公章是“白石村村民委员会”，撤村后的公章是“白石社区居民委员会”，童连富向白石村提出申请，而2005年审批表中公章是后者，即2007年启用的公章出现在了2005年的审批表上；还有镇政府审查意见一栏的公章，盖的是“土地管理专用章”也不对，因为房屋修缮并不涉及土地审批，据查应为“农房修缮审批专用章”，以上种种都表明上述危房修缮报告系伪造。（三）二审判决书第四项判决原房屋合法面积80.08平方米，按建筑面积1.1倍获赔白石区块高层建筑房屋88.1平方米，该项判决既无依据与理由，又因两者价值明显不等而显失公允，有违公序良俗。二审判决书第四项判决，无法律依据，违反法定程序，赔偿内容明显有失公允。国有土地上房屋是按价值补偿而非按建筑面积补偿。故二审法院不撤销附件二第一项内容，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系伪造，其认为如认定危房修缮报告伪造而撤销该项内容，会给被收购人造成利益损失的理由不成立，其虽然撤销了附件二第二项内容，但针对该项改判的内容（判决书第四项）无依据、程序违法、内容显失公允。综上，请求本院再审本案。再审申请人童丽金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系伪造，判决赔偿的内容无法律依据、明显不公且程序违法。一、《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系伪造。首先，童连弟在一审时提交的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法院调查函，证明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并未审批过童连富的危房修缮报告，亦从未给予童连富批地建房的行政许可。同时《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中的两个公章存在问题，一个是“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白石社区居民委员会”，白石村于2007年撤村建居，该公章启用于2007年以后，却出现在了2005年的审批表上，实际应为“杭州市笕桥镇白石村村民委员会”；另一个是“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土地管理专用章”，房屋修缮并不涉及土地审批，土地管理专用章出现在房屋修缮审批表上，不合常理，据了解印章应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人民政府农居修缮审批专用章”。其次，童连富、童连新在民事诉讼中表明，其在开庭前从未见到过该危房修缮审批表，故该表不是来源于童连富、童连新。根据笕桥镇的回复得知，该表又不是来源于笕桥镇人民政府，江干区卫计局代理人声称来自城东新城公司，显然来源不合法。故二审法院在《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这份证据三性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坚持认定童连富通过房屋修缮获得了原杭州市笕桥镇人民政府的批地93平方米建房三层共279平方米的事实，并据此作为确定案涉房屋的确权依据，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且伪造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相关事实。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两份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进一步证实该审批表系伪造的事实。二、江干区卫计局主导，童连新与童连富配合伪造的笕桥镇人民政府的《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批文，使再审申请人父母的遗产变成了童连富一个人的财产，随着被诉协议的签订，江干区卫计局剥夺了童连弟的全部合法权益，同时又使童连富具有了分配安置补偿权益的决定权，从内部分配协议的内容，可以证实童连富、童连新等二人侵占了童连宝及再审申请人的部分权益。由于上述权益价值已超过上百万元，案值巨大，显然涉及严重刑事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参加诉讼人员伪造证据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故二审法院不予撤销被诉协议附件二第一项内容，明显错误，同时不予追究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则有包庇犯罪的嫌疑。三、二审判决虽然撤销了被诉协议附件二第二项内容，但改判赔偿时按建筑面积1.1倍判赔，没有依据与理由。把价值低很多的房屋置换价值高很多的房屋明显不公，有损被赔偿者权益，不符合正常程序。理应先由收购人与被收购人自行协商赔偿方案，协商不成才由法院判决赔偿。由法院判决赔偿时，也应依法先对房屋进行价值评估，根据评估报告确定赔偿方案，直接按建筑面积1.1倍判赔，不符合程序规定。综上，请求本院再审本案。被申请人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健康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查明，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童连弟于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去世。另，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显示，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员会、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8日下发《关于印发〈杭州市江干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江委〔2019〕4号），决定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区卫生健康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三处建筑中的东南和西南侧的两处建筑。该两处建筑童成标、杜彩和在世时为相关权利人，且童成标、杜彩和去世后未留有遗嘱。童连弟作为童成标、杜彩和的子女，依法享有相关继承权益。故二审法院认定童连弟对该部分房屋享有权利，被诉协议将该东南和西南侧房屋的安置对象确定为童连新、童连富、童丽金、童连宝，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并据此撤销被诉协议中涉及东南和西南侧的两处建筑的补偿内容，并无不当。基于童连弟已提出赔偿请求，二审法院判决就上述东南和西南侧的房屋对应的相关补偿权益向童成标、杜彩和的全部法定继承人赔偿，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三处建筑中的北侧建筑。2004年，童连富以“现住木结构平房……年久失修严重破损”等为由，申请对该北侧建筑进行修缮。其间，童连新、童连富、童丽金、童连宝曾与童连弟商议共同修缮一事，童连弟拒绝参与。新建成北侧建筑由童连新、童连富、童丽金、童连宝居住。二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涉案北侧建筑并非童成标、杜彩和遗产，未认定童连弟享有相关权益，具有相应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孙宝华、孙国华、孙耀华、童丽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孙宝华、孙国华、孙耀华、童丽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家库审判员  马国贤审判员  徐亮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玉洁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