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9357号原告：秦某，女，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敏，北京市京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礼滨，北京市京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秦某与被告郑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被告郑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敏、洪礼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郑某返还不当得利款325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从2016年10月26日算至郑某履行完毕止期间的占用利息）。2、诉讼费由郑某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9月，案外人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公司）向秦某借款并签订《借款协议》。2016年10月25日、2016年10月26日秦某依据为华公司的指令分两次共将325万元转入郑某的账户。借款到期后，秦某要求为华公司还款。为华公司以借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收到过秦某的款项，也未指示秦某将款项支付给郑某为由，否认与秦某之间的借款关系。随后秦某与为华公司发生诉讼，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0108民初3598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秦某与郑某之间的款项往来应另行解决，判决：驳回秦某的诉讼请求。秦某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490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秦某与郑某素不相识，也不存在债务关系。既然秦某与为华公司的借款关系已被一、二审法院判决否定，案外人为华公司也否定指令秦某向郑某汇款，因此郑某就没有占有秦某325万元款项的原因、事实和法律依据。郑某无因而受利益，秦某却遭受巨大损失，郑某的行为应属于不当得利。为维护秦某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故诉至法院。郑某辩称，不同意秦某的诉讼请求。1、秦某与郑某并非素不相识，而是基于为华公司要将为华大厦对外出售获利，需要清退房屋承租人即郑某，而产生于各方之间的、围绕着解除租赁关系支付安置补偿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构建在相互之间利益共享的朋友关系。2、秦某在其他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中，一再明确主张案涉325万元系受为华公司指令转给郑某，并要求郑某为其出庭作证，以证实其主张的客观真实性。秦某因证据不足导致败诉后，转而对证人郑某发起不当得利之诉，秦某的主张完全自相矛盾。一个客观事实只可能因一个原因而产生，在秦某主张案涉钱款己被其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为受人指使而转款的情况下，应继续寻找和补充证据，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其无权再重新创设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要求证人郑某对相关钱款进行返还。3、虽然其他判决书中对秦某和郑某之间的款项往来进行了另行解决的阐述，但阐述并不能够证明案涉款项可以被任意解释和主张。4、案涉所谓的325万元，实际上有25万元是郑某的房租押金，其余300万元是因为郑某与为华公司之间因出售行为导致租赁关系终止，而由郑某获得的安置补偿款。5、秦某支付的325万元款项均是从其他人账户上转给秦某，再由秦某当天转给郑某，可以说秦某向郑某的转款行为，等同于财务上的出纳或者经手人。秦某对该325万元财产权利并非自有资金或原始取得。因此，即便郑某获得325万元款项，也未导致秦某利益受损。因此，本案从任何角度来看，郑某均未构成不当得利。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秦某在本案的诉讼行为，符合以“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意图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犯罪特征，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恳请民事审判庭在综合判断秦某之前案件诉求和本案诉求的基础上，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7月12日，秦某在我院起诉为华公司，我院于2017年12月30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359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10月25日，秦某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郑某账户转账225万元。法庭上，秦某述称该款项系其个人提供给为华公司的借款，根据为华公司的指示，其将款项直接转入郑某名下。为证明上述事实，秦某提供了其作为“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甲方向乙方出借22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甲方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利息随本金一并偿付，起息日为甲方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该《借款协议》落款处有甲方秦某的签字，乙方有为华公司盖章，但未写明签署日期。2016年1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为华公司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位于海淀区翠微东里甲x号楼的土地使用权证，为华公司在该地块上承建了地上五层和地下一层的建筑物（简称为华大厦），房屋面积共计2466.1平方米；为华公司同意在获得相应补偿对价的前提下，将为华大厦及所占土地的权属无偿转移至人大附中翠微学校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郑某到法庭作证时述称：我于2010年承租为华大厦底商1层，用于经营翠微路庆丰包子铺分店，当时约定租期10年，但只签了5年的合同；到2016年，为华公司告知他大厦的产权要移转，要求我搬走，我要求补偿500万元，后来谈到225万元；2016年10月25日补偿款225万元打到我账上后我就搬走了；我是跟为华公司的杨总和秦总（电话132XX****XX）谈的补偿问题，给我转款的人是秦总，应该叫秦某，我偶尔能看到秦总到为华公司上班，但我们之间没有就225万元搬迁补偿款签署任何协议。另查，为华公司是尚业公司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间，尚业公司围绕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发生争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16年11月4日对尚业公司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当事人于2016年6月3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在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中……‘郝某’的签名字迹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决定撤销当事人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尚业公司、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初期间重新制作了公司印章。法庭审理过程中，为华公司提出对《借款协议》上为华公司印章的加盖时间等事项进行鉴定，但未对印章真伪申请鉴定，鉴于该项申请仅与为华公司控制权的争议存在关联，与本案借款协议真伪无实质联系，我院未予准许。如果为华公司认为《借款协议》上印章系有人未经公司许可私自加盖，应当另行向行为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我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秦某主张其与被告为华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同时提供《借款协议》、银行转账记录、郑某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款合同存在并已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为华公司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指出《借款协议》系秦某和为华公司出资人尚业限公司股东杨某恶意串通而签订。双方是否尽到举证责任是本案判断的关键。通常来说，借款合同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有效证据。在案《借款协议》，有出借人秦某的签字和借款人为华公司加盖的公章，符合合同法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为华公司虽然对该协议上的盖章时间存疑，但不否认印章本身的真实性，应当认定该合同形式要件有效。秦某述称，其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将225万元借款直接转账至郑某账户，并提供转账记录佐证；郑某进一步证明，这225万元是其与为华公司商定的搬迁补偿款，其收到该款后随即搬离了为华大厦。应当说，这些证据与《借款协议》在证明内容上相互补充，但尚不足以证明完整的合同行为。结合为华公司提举的证据及抗辩理由，围绕《借款协议》及其履行行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合理怀疑：一是《借款协议》明确了该225万元的借款系“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且“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这与郑某所述搬迁补偿款的协商结果相符，说明《借款协议》签订时已经对该225万元作为搬迁补偿款的用途已经确定，但没有签署日期的《借款协议》对搬迁补偿事宜只字未提，亦未明确“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是何具体账户，此种矛盾难有合理解释。二是郑某承认与为华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已于2015年到期，其与为华公司协商一致搬迁补偿费225万元，但双方未就搬迁事宜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于常理不合。三是郑某作证称秦某曾以“为华公司秦总”的身份与其协商搬迁事宜，那么秦某作为为华公司的代理人，能否与被代理人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而将所借款项直接用于自己所代理的事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秦某既未提供为华公司的同意文件，也未提供为华公司指示其将借款直接支付给郑某的书面授权。四是为华公司及其出资人尚业公司存在公司控制权的实质争议，导致2016年年底，该两家公司重新刻制了公司印章。在企业法人的对外经营活动当中，公司印章通常代表公司确认行为，法律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同利益，但如果合同相对人是公司内部人员时，特别是在公司内部存在控制权的争议的情况下，上述四方面的合理怀疑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在《借款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协议是否得到实质履行就成为证明的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秦某在本案中，没有就为华公司指示交付借款给郑某的行为，以及为华公司与郑某就搬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的活动，提供客观证据，我院认为秦某没有就《借款协议》得到实际履行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秦某与郑某之间的款项往来应另行解决。我院判决：驳回秦某的诉讼请求。秦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京01民终4904号民事判决书。该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后，证人郑某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即自行离开。2018年6月15日，郑某来到该院，认可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作出了不实陈述，其回家查账发现收到补偿款225万元，不是325万元，记不清秦某向其转账的其他100万元是什么钱。该院认为，郑某二审诉讼期间作出不实陈述，且其陈述的内容不足以证明秦某的待证事项，该证人证言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院不予采信。该院认为该案系秦某依据《借款协议》提起诉讼，要求为华公司偿还借款的民间借贷案件。为华公司对于《借款协议》上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在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借款协议》具备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结合秦某与为华公司的陈述，该案争议焦点为，秦某向郑某支付225万元是否为履行《借款协议》项下出借款项的义务。秦某主张，其与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后，于2016年10月25日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向郑某转账225万元，因为华公司从秦某处借款用于向郑某支付搬迁补偿款，且郑某收到款项后已搬离租赁地点，故秦某向郑某支付款项即是履行向为华公司出借款项的义务，故为华公司应偿还上述款项。对此该院认为，秦某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秦某虽称系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将借款付至郑某账户，但《借款协议》中并未明确记载汇入款项的账户、户名等内容，秦某亦未能举证证明为华公司通过其他方式指示其向郑某账户汇款，据此不足以认定其向郑某账户汇款即为履行《借款协议》中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其次，一审诉讼期间，秦某申请郑某作为证人出庭，欲证明为华公司向其借用诉争款项用以向郑某支付搬迁补偿款，但根据郑某一审诉讼期间的陈述，其与为华公司之间的租赁协议已于2015年到期，且未与为华公司就搬迁补偿形成书面协议，秦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为华公司与郑某之间就支付搬迁补偿款事宜形成合意，故秦某主张诉争款项系向郑某支付的搬迁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再次，秦某主张为华公司借款的用途为向郑某支付搬迁补偿款且为此签订《借款协议》，但该协议中对于借款用途记载并不明确，且该协议并未记载签订日期，不足以认定秦某向郑某支付的款项即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其应向为华公司出借的款项。综上，秦某对于其向郑某支付的款项系履行《借款协议》项下出借款项义务的主张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秦某就其主张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该院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其曾任职为华公司副总经理，于2015年因为华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于2016年回原为华公司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任职，郑某系其于为华公司任职期间的租户，2016年其参与了与郑某关于腾退房屋补偿款的磋商，并同意向郑某支付腾退房屋补偿款及押金共计325万元，后根据杨某的指示向秦某打款125万元，其认为该笔款项系为华公司的借款。郑某对李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庭审中，杨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其作为华公司股东北京尚业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与郑某就腾退房屋补偿款进行磋商，并未指示秦某向郑某支付该补偿款，但认为325万元应由为华公司向郑某支付。本院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秦某对其主张的325万元系郑某不当得利所得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秦某需证明以下四项事实：事实一是郑某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事实二是郑某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无法律依据；事实三是秦某受有损失；事实四是郑某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与秦某受有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双方均对秦某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郑某转账325万元一事予以认可，故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郑某取得上述财产利益是否具备法律上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秦某起诉书中的陈述、（2017）京0108民初35986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4904号民事判决书及李某、杨某的证人证言，无论上述325万元是秦某接受为华公司的指示向郑某支付，亦或接受参与补偿款磋商人员的指示向郑某支付，秦某向郑某支付325万元的行为均非基于错误认识，郑某取得上述财产利益亦非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故对秦某称郑某取得上述325万元系不当得利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秦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00元，由秦某承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一凯人民陪审员  汉 青人民陪审员  陈 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崔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