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2行初237号原告陈跃军，男，196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友谊路**。法定代表人廖国勋，市长。委托代理人李**，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干部。委托代理人杨月明，天津九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跃军诉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于2020年10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跃军，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杨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跃军诉称，2020年6月22日，原告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告寄送《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2020年7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告知书》。原告认为该《告知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所申请的“公安部有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的相关规定”，是被告于2019年6月3日第5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载明的“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应当符合公安部相关规定。”被告答复称原告申请的信息涉及事项属于其他部门的能力范围，不能确定原告申请的信息涉及事项的归属部门，属于事实不清。被告并未说明不属于被告公开的理由。目前一些单位的保安也着警服或与警服相仿且难以区分的服装及标志、标识，严重影响了人民警察的形象，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编号：2020-233《告知书》的行政行为；2.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的编号：2020-233《告知书》；2.《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证据1、2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向原告作出告知，其真实性、关联性原告认可，但告知书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3.受案回执、东公（富）行终止决字[2019]368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原告曾经就天津市警务辅助人员非法着警服的事宜进行举报，经原告举报，公安机关侦查之后认定不存在违法事实；4.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东公（富）行终止决字（2019）198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在警务辅助人员是否违法的问题上，公安机关答复不清楚，故原告提出信息公开。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辩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受理和答复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职权。被告作出的《告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于2020年6月22日收到原告邮寄的《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申请公开“公安部有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的相关规定”。经审查，原告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被告的公开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被告没有制作原告申请的信息，亦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被告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依法负有制作涉案信息的行政职责，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答复并送达原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2.原告邮寄凭证，证据1、2证明被告收到原告向被告提出的申请表；3.编号：2020-233《告知书》，证明被告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被告公开；4.邮寄信封；5.送达凭证，证据4、5证明被告将《告知书》进行了邮寄送达，原告已签收。上述证据均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后，对所申请政府信息进行审核，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被告公开，并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告进行了答复。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不认可合法性。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没有异议；认为证据3、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合议庭评议，原告提交的证据1、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22日收到原告陈跃军以邮寄的方式递交的《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内容为：“2019年9月27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警务辅助人员履行职责期间，应当持工作证件、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2019年6月3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警务辅助人员履行职责期间，应当持工作证件，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必要时出示工作证件。非履行职责期间，不得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识。’第二款：‘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应当符合公安部相关规定。’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三十二条：‘警务辅助人员应当配发统一的工作证件、服装。工作证件、服装样式、标识由省级公安机关确定。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标识应当区别于人民警察。’如此，天津市人民政府既然要求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符合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就当然获取了公安部有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的相关规定。故请天津市人民政府向申请人公开载有这个规定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编号：2020-233《告知书》，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公安部有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的相关规定’，涉及事项属于其他部门的职能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经审查，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具有就本案原告陈跃军的申请作出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在收到原告的申请后，经过审查，于法定期限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编号：2020-233《告知书》，并依法送达原告，履行的行政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但是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为“公安部有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工作证件、服装样式和标识’的相关规定”，明显不属于被告制作的政府信息。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告知不予公开的理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告知原告所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跃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跃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兰 芳审 判 员  陈 艳人民陪审员  李云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