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再1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芦春生，男，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旺海，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姜效峰，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军，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芦春生因与被申请人姜效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冀09民终6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5日作出（2020）冀09民申10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芦春生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由被申请人承担原审诉讼费用。具体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来分析本案的客观事实如下： 1、从申请人受托取款的时间和被申请人经营企业的主营业务看客观事实。 申请人接受委托取款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10月27日、10月29日，取款金额分别为25万元、20万元、10万元。被申请人经营的企业主营业务是棉花收购、加工、销售，而每年10月、11月为收购籽棉旺季，交易习惯为散户现金交易。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为申请人配偶给被申请人帮忙时的工作记录，在该记录（记录时间2014年10月17日至11月19日）上可以看出，2014年10月25日，用款144714元，收籽棉22986公斤；26日，用款140926元，收籽棉21001公斤；27日，用款80975元，收籽棉12827公斤；28日，用款74068元，收籽棉11104公斤；29日，用款98203元，收籽棉15652公斤；上述期间合计用款538886元。与申请人委托取款的额度相契合。且该中交易具有急迫、量大、人多、现金支付的特点，故此，在取款后直接给付被申请人及家属后用于支付收购款，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特征。根据取款的次数和时间看，正是被申请人住院的几天，且55万不是一次性取出，而是根据每天的用量，来分批次取款。符合交易和生活习惯。故申请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与客观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和合理性，而原审法院仅从取款事实来判定申请人不当得利，过于片面。 2、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交往过程看客观事实。 2010年至2012年间，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借款70多万元，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了收款条。2013年3月，申请人需要买车，向被申请人索取欠款，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购车的4S店支付了124930元，之后，又向申请人 支付了107533元后，申请人将两张10万元的收款条还给被申请人，至此被申请人尚欠申请人50.4万元。2014年10月25--29日，申请人受被申请人委托，帮其取款三笔，共计55万元，交予被申请人及家人进行籽棉收购。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申请人、被申请人、黄春涛、黄国洲、张新华五人合伙进行棉花收购，在此合伙中，申请人投入30万元，获得15700元分红，在合伙解散时，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了该合伙本金和分红。2016年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因50.4万元借款问题发生争执，申请人起诉被申请人，经审理，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借款本金50.4万元。在该诉讼中，被申请人多次提出，为何被申请人未将当时受托取款的款项，用于抵债，从客观上，认可了已经收到委托取款的事实。2019年被申请人起诉申请人不当得利，判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55万元。从以上交往过程看，双方曾是亲密朋友，亦有个过短暂的合伙经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帮忙请求，没有任何取证意识，故此，单一看本诉，证据不足，但从过程看，被申请人一是应该在取款当时就能知道是否被侵占，二是其在借贷案件中，并未提起该三笔款项，而是多次言称申请人为何不从其账户中取走50.4万用于偿还借款，由此可知，其已经认可收到本案中的55万元。 二、被申请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超过诉讼时效。 被申请人于2019年1月16日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申请人诉至法院，此时距争议纠纷事实发生时间2014年10月29日，已有4年2个月，远远超过诉讼时效。在此收购旺季，本案争议标的55万元，对双方均是大额金钱，钱款被侵占不可能不知， 况且，取款不是一次性取走，而是分三次取走。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竟然主张在几年后的2017年才通过对账发现，不符合常理。在该案及其他案件中，被申请人认可2015年9月份至2016年3月份，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黄春涛、黄国洲等进行合伙的事实看，被申请人对于合伙事务处理是及时的，不会拖延至三年后才进行清算，况且，从企业规模看，55万元是不小的金额，被其他人在用钱集中期挪用，不可能不知。通常情况下，委托他人分三次取出总计55万元的大额现金时，如委托人未能收取第一次所取现金或明确知道第一次委托未用于委托事务的情况下，不可能委托他人继续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取款，而被申请人如此主张，严重违背常理。原审法院错误采信该主张，认定“应从其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为2017年12月”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三、本案以不当得利进行裁判是错误的。 姜效峰诉芦春生案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2018年9月25日被吴桥法院驳回起诉，当时法院立案的案由是合伙协议纠纷，同样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姜效峰于2019年1月16日再行向芦春生提起民事起诉的案由，变成了不当得利纠纷，原审也进行了裁判。案由应当根据原告的诉状内容加以初步确定，如果庭审中依据事实及证据，法院发现最初立案的案由不准确，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各方变更案由，进而依据案由分配各方举证责任。首先，就诉讼请求而言，姜效峰要求芦春生返还55万元，无法体现要求返还款项性质或者案件性质，但是也未表明是不当得利款项；就事实和理由而言，“原、被告原系合伙人关系，合伙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以履行合伙事务的名 义…被告在原告账户中所支取款项实际并未用于合伙事务…”，显然根据姜效峰的表述，这是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履行合伙协议过程中合伙人内部因委托事项产生的纠纷。很显然，认定案件为不当得利纠纷是不恰当的。到底是合伙协议纠纷或者是委托合同纠纷或者是其他纠纷，应当作为案件的审查重点。最高院民一庭认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 四、原审未审查涉及案件的重要事实，且不当分配举证责任，导致裁判失当。 姜效峰在整个案件的举证过程中仅提供了三项证据：1、原民间借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的第五页；2、三张支款凭证；3、病历一组。姜效峰为就合伙关系进行过任何举证，此时所谓的二人系合伙关系就不存在，该事实已被生效判决证实，若无相反证据，法院可以认定姜效峰所述重要基础事实不存在。以不当得利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要求案件原告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不要求原告提交具体证据证明所取款项要用于何种合伙事务，不要求原告证明最初的委托取款意愿是否真实，民间借贷案件中姜效峰自认委托款项用于合伙事务买卖棉花，姜效峰又在本案中否认其自认的事实，应该由姜效峰承担举证责任，用于证明款项没有用于合伙事务。况且在芦春生已经充分举证后，仍认为“芦春生是否将所取款项交付原告，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此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显然不准确。 被申请人姜效峰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就自身诉求向法庭提交了申请人签字的银行取款单，足以证实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名下账户中三次取款共计55万元的事实，申请人辩称所取款项已交付被申请人妻子，但未能提交证据进行证实，原审判决申请人所主张事实因真伪不明而应认定为不存在并最终判决申请人承担返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申请人申请再审所依据理由也缺乏证据支持，完全基于揣测推定，甚至大部分与常理相悖。申请人在原审中一再辩解称已将所取款项交付申请人妻子，但却为提交收条等凭证，申请人称双方曾系关系亲密朋友及无取证意识，但在1633号案件中，申请人对于其交付被申请人的50.4万元所谓借款均提交了被申请人所出具的收条，可见其完全具有在交付款项时索要相关凭证的基本意识的，故其该项辩解意见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同时，在1663号案件中，申请人一再否认其曾与被申请人存在合伙关系，本案中，申请人提交所谓其配偶在被申请人处帮忙时的工作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而申请人配偶仅以自称的帮工身份提交如此详尽且时间跨度久远的所谓工作记录也不符合常理，况且，即便在其提交的记录中也未记载申请人将所取款项交付企业的内容。恰恰在记录中支出金额与结余金额相加并不与申请人所取款项金额不符，而且相去甚远。另外，在本案取款时间内，虽然被申请人当时住院，但完全可以将取款事宜交由配偶或子女办理，被申请人之所以将取款事宜交由申请人办理完全是基于申请人的合伙人身份及合伙事务需要，被申请人也是在申请人否认合伙关系并以借款为由起诉被申请人侯，被申请人方才核查账目发现申请人并未将所取款项交于合伙企 业或用于合伙事务，因而申请人所主张的本案超出诉讼时效也不能成立。 姜效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5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原系合伙人关系。合伙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以履行合伙事务的名义分别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0月29日三次共计从原告名下账户中取款550000元，后被告于2016年11月向吴桥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提起诉讼，否认双方间的合伙关系。诉讼过程中，经原告核实，被告在原告账户中所支取款项实际并未用于合伙事务。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具状起诉，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芦春生分别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0月29日三次共计从原告名下账户中取款550000元。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对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之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芦春生从其账户中取款550000元。至于被告从原告账户中取款的原因无法查清。原告主张系合伙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履行合伙义务取款，但被告未用于合伙事务。被告主张系原告因故不能取款，系帮忙行为。被告主张取款后，交给了原告妻子张振红，由张振红交给了原告，被告对于其上述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是否已经将钱款交付给原告，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故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告应承担不利后果。2.对于本案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虽本案取款行为发生在2014 年10月29日，但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方是何时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原告姜效峰一直主张其与芦春生是合伙，芦春生诉姜效峰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做出判决后，姜效峰不服提出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驳回姜效峰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主张其核对账目后发现被告未交付该款，应从其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开始计算，故本案并无超出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经审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案件相关事实，认为对于被告芦春生是否已经将所取款项550000元交付给原告，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人民币5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芦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钱款5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计4650元，由被 告芦春生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上诉人芦春生分别于2014年10月的25日、27日、29日使用被上诉人姜效峰的银行卡取款2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共计550000元，均系上诉人本人在银行交易单中签字确认，上诉人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上诉人主张三次取款时，被上诉人的妻子均跟着一起，但每次却没有被上诉人的妻子签字或摁手印；上诉人主张取款后，已经将三笔款给付了被上诉人的妻子，却均未要求被上诉人的妻子为其出具任何的书面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上诉人芦春生主张的对于550000元的取款及给付过程，有违于日常生活常理，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认定上诉人是否已经将所支取的550000元给付了被上诉人的妻子，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而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的判断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最后一笔取款时间虽然为2014年10月29日，至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以上诉人未履行合伙事务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返还550000元，已经超过 三年，但被上诉人姜效峰主张上诉人芦春生是以合伙人身份取款，并用于合伙事务，上诉人芦春生诉被上诉人姜效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过一审、二审，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被上诉人主张其核对账目后发现上诉人未交付该笔550000元款项，应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另外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系重复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芦春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芦春生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申请人提交其配偶给被申请人帮忙时的工作记录。拟证明该记录中收购籽棉的用款情况与申请人委托取款的额度相契合，申请人在取款后直接给付被申请人及家属后用于支付收购款。被申请人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姜效峰或其家属等签字确认，不认可真实性。并认为，如果仅是简单朋友关系，被申请人不可能将记录收支的重要工作交由申请人妻子，不符合常理。另从记录内容看，记录内容与取款金额也不相符。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针对申请人的再审理由，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首先，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姜效峰在另案一直主张其与芦春生为合伙关系,但未获支持，在此前提下,姜效峰认为芦春生以合伙名义支取了款项而未用于合伙事务，构成不 当得利，符合案由认定规则。 其次,本案的关键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他人而取得的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因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未对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作出特别规定,此种情形下,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能仅以支付行为或支付凭据作为“举证”的唯一内容。即不能仅依据支付行为或打款凭证本身,推断出受领款项一方获得不当利益,还应当由原告付款方举证证明当时“支付行为系无因性”,或“支付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不合法,原告的利益受损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姜效峰作为原告主张芦春生取款未用于合伙事项，具有消极事实的情形,但其主张的芦春生以合伙名义取款为积极事实具有举证的可能。姜效峰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后，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已做充分阐述,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 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冀09民终6060号民事判决及河北省吴桥县（2019）冀0928民初13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姜效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计4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均由姜效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长波 审判员  李美华 审判员  陈 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