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8176号原告：高大雷，男，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亚，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2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148065Y。法定代表人：谢文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天津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油石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濮阳市长庆路万利财富广场**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7313151962。法定代表人：李付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宗莉莉，女，该单位员工。被告：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肥城市孙伯大街**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3166602749W。法定代表人：雷印智，董事长。被告：杨刚，男，197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勇，天津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大雷与被告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油公司）、中油石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公司）、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通公司）、杨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大雷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亚，被告华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被告中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宗莉莉，被告杨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益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大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油公司、中油公司、益通公司、杨刚支付我劳务费23295元；2.判令华油公司、中油公司、益通公司、杨刚支付我劳务费利息3727.2元；3.判令华油公司、中油公司、益通公司、杨刚支付我垫付的体检费、路费1952元；4.诉讼费由华油公司、中油公司、益通公司、杨刚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一华油公司将其承包的在非洲乍得的项目分包给被告二中油公司，中油公司又将该项目分包给被告三益通公司，益通公司又将该项目分包给个人杨刚。2019年7月份，杨刚自称其是华油公司的工作人员，替华油公司招聘去非洲务工的人员，我报名后，杨刚组织我去华油公司进行培训。最终，双方约定在非洲务工期间每天工资500元，加班满9小时另支付500元，工资按月发放。且出国、回国的机票、保险、签证等的一切手续费都由华油公司支付。我于2019年8月22日从中国乘飞机前往乍得，华油公司发给我印有“惠博普”字样的工牌、工服，我按时签到上班、加班。2019年10月下旬，因杨刚称华油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发放工资，我因其拖欠工资过久，申请回国。经协商达成一致：我先行回国，拖欠的工资待资金周转后支付。机票和相关手续均系杨刚购买和办理。我一共工作劳务工时为61个整工作日，另加班16小时。我回国后，杨刚并未按照约定支付我的劳务费，而以我罢工为由（实则绝非），以华油公司的名义，从应支付劳务费中扣除了机票及罚款等费用后仅发给我8594元。我遂以被告华油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后，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华油公司提交了《劳动关系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保险批改申请单》等证据，主张该项目系华油公司承包后，分包给中油石化，中油石化又分包给了益通公司，而益通公司再次将该项目分包给杨刚个人。杨刚并非是华油公司的员工且我并非由华油公司直接雇佣。我认为，中油石化将该项目转包给益通公司、益通公司再次转包的行为涉嫌违法分包。不论三被告内部之间的分包关系如何，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我可以以发包人华油公司为被告主张权利，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我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以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故，我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诉讼，望贵院支持。华油公司辩称，一、我方与高大雷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我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向高大雷支付劳务费。我方将部分项目工程分包给中油公司，在劳动仲裁前，我方认为杨刚及其带来培训的人员（即高大雷）是中油公司的员工。高大雷申请劳动仲裁后，经我方调查核实才得知中油公司又将工程分包给益通公司，益通公司又与杨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而高大雷是杨刚雇佣的雇员。如高大雷诉状诉称，杨刚并非是我方的员工且高大雷并非由我方直接雇佣，那么高大雷和杨刚与我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既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我方没有义务向高大雷支付任何报酬或劳务费。二、高大雷在本案中不是实际施工人，无权向我方主张权利，其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和《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八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也就是说实际施工人是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是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人或单位，是组织履行工程承包合同的人或单位，而不是具体干活的工人。本案中的高大雷不是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人，而是具体干活的工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得以实际施工人的名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转包人、分包人或发包人主张权利；并且，司法解释规定的实际施工人突破相对性原则，也只能依据工程施工合同主张工程款，而不能以劳务合同主张劳动报酬或劳务报酬。本案中，高大雷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且与杨刚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所以，高大雷无权突破劳务合同关系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即我方主张任何权利。综上几点意见，我方认为，高大雷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中油公司辩称，一、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高大雷等11人仅为提供劳务的工人，应适用劳务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劳务关系中不存在实际施工人这一身份，高大雷等11人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不适格。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系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款追偿的规定，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作为高大雷起诉的法律依据。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2条：指明“建筑工人追索欠付工资或劳务报酬的，按照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妥善处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规定：29.“与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无施工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建筑工人或者施工队、班组成员只能依据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向承包人主张权利。”故高大雷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我方索要劳务费，诉讼主体不适格。二、我方与高大雷等11人间既无劳动合同关系也无劳务合同关系，高大雷起诉我方索要劳务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劳动者必须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进行劳动。招工、组织培训，发放工资等事项高大雷一直受杨刚管理。我方仅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在益通公司的申请下，以我方的名义为高大雷等人购买人员保险，保险费用及一切责任由益通公司承担，有益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一份为证，且我方未对高大雷进行任何公司内部管理。2019年12月16日益通公司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劳动关系证明，证明第三条显示：益通公司与杨刚队长签署了小分包协议，高大雷系小分包队长杨刚临时雇佣人员，从事乍得CPF电气工程临时电工岗位，自招用之日起，一直与杨刚个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有杨刚队长发工资证明截图相佐证。故我方与高大雷间不存在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高大雷要求我方向其支付劳务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高大雷等11人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我方索要劳务费，主体不适格，且高大雷亦未能提供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我方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故高大雷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要求我方承担劳务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益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其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首先，不同意高大雷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依法全部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我方与高大雷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我方没有义务和责任向高大雷支付劳务费。高大雷在诉状中明确表明，杨刚雇佣的高大雷，组织高大雷培训、施工、约定工资数额、发放工资，也就是说杨刚是高大雷的雇主，也应当由雇主杨刚承担继续给付的责任。我方与高大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既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我方没有义务向高大雷支付任何报酬或劳务费。二、高大雷在本案中不是实际施工人，无权向杨刚之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本案中，高大雷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且与杨刚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所以，高大雷无权突破劳务合同关系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即我方主张权利。三、我方在本案中不存在违法分包或转包的行为，高大雷也无权以我方是违法分包人或转包人而向我方主张权利。我方将承包中油公司2000万元工程中的价值100万元的内电及仪表安装工程分包给杨刚，与杨刚签订的是《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由杨刚组织专业电工进行现场施工，是工程领域的专业技术分包，是合法的分包，不是我方将承包来的全部工程进行全部转包或肢解分包。四、据我方了解，杨刚也不欠高大雷的劳务费。杨刚与高大雷等约定的工资为每天400元，因为工作地点极为特殊，是在非洲的乍得共和国，路费机票、体检费等每个人来回需要2万左右的费用，如工人到场后不安心工作，或工作极短的时间就回国，杨刚还需要另外安排其他工人出国工作，会产生极大的费用和损失，所以，在工资发放的形式上是压一个月付一个月，这也是杨刚和高大雷协商一致确定的工资支付方式，但是，高大雷等到现场后，就不再遵守之前的约定，以罢工的方式要求改变工资支付方式，甚至要求每天发一次工资，否则，就立即回国，后经项目部的领导多次调解也坚决不让步，杨刚派在工地的负责人说如回国要扣除机票等费用，高大雷同意后，杨刚才给高大雷订的机票，并且将相关费用扣除后剩余的工资全部发放给了高大雷。也就是说高大雷违反了和杨刚的约定，擅自罢工、擅自决定回国，且同意扣除相关费用，现在又起诉要求支付工资即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综上几点意见，不同意高大雷诉讼请求。杨刚辩称，1.杨刚雇佣了高大雷等11人，但工资已经全部发放，杨刚现在不欠高大雷工资或劳务费。并且体检费用和路费都已经支付了。杨刚与高大雷在招工之初口头约定了工资为每天400元，支付方式押一月付一月。首月工资发放时间在60天左右。本案高大雷等11名工人分两批到达工地，第一批是2019年8月23日，第二批是2019年8月25日，发工资时间应在2019年10月23日及2019年10月25日之后。高大雷等人工作了一个月之后37天左右就开始闹情绪，不安心工作，要求提前发工资，涨工资，以罢工要回国要挟。杨刚派到现场的负责人经国顺一直给高大雷等人做工作，但最终高大雷等人还是违反约定将干了半截的工作扔下要求回国。他们回国之前现场负责人经国顺已经明确告知高大雷等人，提前回国要扣除16000元的机票等费用。原本约定工程干满才能报销机票等费用。最终是高大雷等人认可扣除机票等费用，杨刚才为他们购买了机票，回国后杨刚将扣除后工资已经发放给高大雷。2.高大雷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本案所涉工程在国外，涉及到国家形象，必须按期完工，在高大雷回国后，杨刚要立即重新组织工人继续施工，再一次支出机票动车费等费用23万余元，这些损失是由高大雷等人恶意造成的。双方之间约定工资每天400元，压一月付一月，37天时高大雷等人要求支付7天的工资，要求工资从400元涨到600元，一天一付。高大雷在与经国顺谈判时多次提到高大雷等人是一个小团体，且他们明知他们走了会给杨刚造成损失，明知提前回国不会报销路费且坚持回国，且扬言要加倍拿钱，所以将每人2万元的工资在诉讼时提到4万元。3.双方之前虽未签订书面雇佣合同，但口头已经将雇佣内容协商一致。工资每天400元，压一月付一月，时间2019年8月下旬到11月中旬，干满时间报销机票等费用。后高大雷等人以罢工要挟，同意扣除机票后回国，之后起诉没有法律依据。4.杨刚多次要求与高大雷签合同，只有3人签了合同，其他人坚决拒绝，是恶意的行为。因为乍得离的比较远，每人的机票钱、保险体检等费用成本在2万元左右，押一付一的约定就是为了防止工人不安心工作提前回国，造成工程延期。经国顺拿着合同找他们三次最终只有3个人签了合同，其他人都拒绝。高大雷等人知道工期紧张，以罢工为由提出过分要求：1.工资涨到600元每天；2.结清全部工资不许押；3.每天结清工资。他们还扬言要到华油公司闹事，说干不满回去打官司也能拿到3个月的工资。我和经国顺在现场给工人做工作说工资一定会发放的，在电话里与工人沟通时也告知了当时回国扣钱不划算。他们罢工之后我又紧急招了12位电工去乍得，多找了一人是因为工期已经延误了，且为了让这12人干好，给他们把工资涨到了500元每天。综上，我不同意高大雷等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可查明，2018年12月26日，华油公司（承包商）与中油公司（分包商）签订施工合同，约定中油公司负责华油公司在乍得共和国ORYX油田地面建设工程EPCIC项目CPF电气安装和33KV外电安装施工；承包商应于2019年1月15日开始施工，并于2019年12月15日或之前完成本合同项下规定的所有工程。2019年，中油公司（甲方）与益通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为甲方提供CPF安装及33KV电厂安装工程；甲方按时提供图纸，及时交付应供材料、设备，所提供的施工机械设备、安全设施保证施工需要；乙方组织具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熟练工人投入工作，科学安排作业计划，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工期。2019年8月17日，益通公司（甲方）与杨刚（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乙方负责CPF站内电气及仪表安装工程，合同暂定包清工的形式直接人力按500元/天（每日工作9小时，加班按小时累计9小时为一天）/人给乙方结算（乙方人员到达现场开始计算考勤，回国以离开营地计算考勤）；在工期内2019年11月30日前完成任务，验收合格并无质量安全事故，在500元/天/人的基础上奖励给乙方100元/天/人，工期外完成无奖励；本工程采用包清工的承包方式。2019年8月，杨刚雇佣高大雷等11人为上述工程提供劳务。双方均确认未签订书面合同，招工时口头约定每日工作时间9小时，工期三个月，劳务报酬支付方式为押一月付一月。就劳务报酬一节，高大雷主张为每日500元，杨刚予以否认，主张当时口头约定不低于每日400元；就机票和签证费用等一节，高大雷主张当时口头约定无论何时回国都由杨刚负担，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刚予以否认，主张在国内体检及去机场的路费由其承担，工程做完的情况下出国机票和签证费用由杨刚负担。后杨刚于2019年8月19日、8月22日分两批组织高大雷等11人在华油公司总部进行了培训，并组织高大雷等11人分两批前往乍得共和国，分别于当地时间2019年8月22日、8月24日开始提供劳务。2019年10月，高大雷等11名员工停止提供劳务。就停止提供劳务的具体时间，高大雷陈述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7日没有发工资，工人找到杨刚在当地的带班人经国顺询问，回复为等一等，当地时间10月23日还未发放就彻底停工；杨刚主张当地时间10月17日开始工人即不正常工作，找到经国顺称不想干了，要回国，有的工人当地时间10月21日就停工了，当地时间10月23日彻底停工。后杨刚组织高大雷等11人回国，并扣除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等向高大雷等11人发放了部分劳务费。杨刚雇佣高大雷等11人后，益通公司向中油公司申请以中油公司名义为高大雷等11人及其务工人员购买保险，并承诺购买保险名单人员由其雇佣，益通公司为雇主，人员工资由益通公司发放，上述人员与中油公司均无劳动及雇佣关系。2019年8月15日，中油公司以自己名义为高大雷等11人及其他务工人员投保海外雇主责任险。另查，现本案所涉工程已经完工，但相应的工程费用华油公司与中油公司之间、中油公司与益通公司之间、益通公司与杨刚之间均未进行任何费用结算。高大雷等11人曾于2020年1月以华油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后撤回申请。高大雷就其主张的体检费路费，未提供相应充足证据证明，杨刚亦予以否认。高大雷已发放劳务费数额为8594元。就高大雷已经发放的劳务费数额，杨刚确认按每日400元的标准，高大雷劳务工时为61日，另加班16小时，扣除往返机票费用14234元、扣除签证费用2800元、扣除改签费用1196元、扣除杜阿拉签证费用1909元、扣除工地罚款4068元后计算得出。但杨刚就其主张的扣除费用中的改签费用、杜阿拉签证费用、工地罚款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益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华油公司为本案所涉工程的总承包方，华油公司将本案所涉工程发包给中油公司，中油公司将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益通公司，益通公司又将部分劳务分包给没有资质的杨刚个人，因此，益通公司应当与杨刚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高大雷与杨刚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关于劳务费标准，高大雷主张为每日500元，杨刚虽予以否认，但根据杨刚陈述的高大雷劳务费发放计算方式及高大雷实发数额，本院对于高大雷主张的每日500元予以采信。关于机票与签证费一节，高大雷关于口头约定无论何时回国机票和签证费用都由杨刚负担的主张，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刚予以否认，故本院对高大雷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且，在双方约定劳务费押一月付一月及工期为三个月的情况下，高大雷在务工刚满两个月时即停工，未能依约提供劳务至期满，显系违约，故本院对于杨刚关于劳务费中扣除机票及签证费用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杨刚就其主张的扣除的改签费用和工地罚款，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就高大雷主张的劳务费，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按每日500元的标准，扣除机票、签证费用及已支付劳务费用后计算。高大雷主张的劳务费利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高大雷就其主张的体检费路费，未提供相应充足证据证明，杨刚亦予以否认，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因本案所涉工程各方均未进行费用结算，因此，对于高大雷主张的劳务费，华油公司、中油公司应当与益通公司、杨刚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刚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高大雷支付劳务费5761元；二、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油石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高大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元（高大雷已预交），由高大雷负担210元（已交纳）；由杨刚、山东益通安装有限公司、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油石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孟昕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