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45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王哲。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文，系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泽华，系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惠阳区淡水万顺规划小区**（仅作办公使用）。法定代表人：王正熙。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涛，系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绍辉，系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下称“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旺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0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明文、袁泽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文涛、被上诉人二委托代理人孙绍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0693号《民事判决书》（下称：原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三、改判由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导致认定本案事实错误或未查清部份事实。（一）原审法院应当追加但未追加广东金宝集团公司，遗漏重要当事人。1、涉案300万元所谓借款，系被上诉人旺东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支付的，且被上诉人旺东公司自己在转账支票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从而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开户银行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做了相同的备注。这显然是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利息的自愿支付行为，系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交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支付的300万元中的2，921，222.88元已经按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意志实际抵还了广东金宝集团所欠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即广东金宝集团是涉案300万元的最终受益者，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2、正因为广东金宝集团与本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也为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和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均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追加广东金宝集团为本案当事人。令人遗憾的是，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广东金宝集团为本案当事人。3、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广东金宝集团为本案当事人，属于遗漏当事人，审判程序不合法，同时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没有查清本案重要事实（详见第二部份）。（二）未依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申请调查取证但又不予以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或其代理人送达不予调查取证通知书，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在其转账支票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但未提交法庭。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在一审开庭前中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原审法院不予理睬，也未按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向上诉人或上诉人的代理人送达不予调查取证通知书。（三）原审法院违反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原审判决所谓借款300万元，除了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及其股东陈景爱的一面之词作为孤证外，并无任何其它证据证明。在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明确备注的“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却采信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股东的证言，明显不符合证据审核认定规则。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并遗漏重要事实。（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错误认定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单位领导称因银行年底贷款回收任务重，要求……先汇入……300万元”（判决书第7、9页）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系国有商业银行，实力雄厚，资金充足，无论从逻辑还是从情理上都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区区300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原审法院根本没有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原企业部负责人叶棣明或经办人翁志前调查取证，也没有任何其它证据予以佐证，仅仅基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及其股东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实属毫无根据、完全错误。2、错误认定“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景发实业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和利益交织”（判决书第9-10页）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在其民事起诉状自称景发实业公司是关联公司；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份也认定二者之间系关联公司；但在“裁判理由和结果”部分却认定“原告及共关联公司景发实业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和利益交织”，明显错误，前后矛盾，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l3年修订）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关于“关联关系”的规定。3、错误认定“《大额支付系统》附言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也没有明示是原告自愿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所欠被告贷款利息（判决书第l0页）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在其转账支票上加盖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预留印鉴并在转账支票填写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从而被上诉人的开户银行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做了相同的备注。这当然是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背后的原因（如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是否与广东金宝集团存在其它关系），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无从得知亦无须知悉，更无法对其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质审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对客户划款指令只能进行形式审查并须严格按照客户的指令要求执行，即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所以被上诉人旺东公司自愿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利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处理其划款还息指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原审判决所谓没有明示自愿代还，实属违背普通民众的一般认知和常识常理的歪理。其中道理非常简单：无论自然人还是企业法人，除法律明确规定排除（如无行为能力者或限制行为能力者）或有特定要求外，为一定行人或不为一定行为，就是或推定是行为人自愿而为，完全不需要明示自愿。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广发银行CGB转账贷方传票》虽然由上诉人工作人员摘要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在我行贷款”、但对于本案裁判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先看有关备注的先后顺序：首先，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在其转账支票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并交其开户银行办理转账；接着，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开户银行根据其的备注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做相同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最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收到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信息，才在《广发银行CGB转账贷方传票》摘要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在我行贷款。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在自己的业务文件《广发银行巴CGB转账贷方传票》上备注，系最后根据《大额支付系统》转来的信息而为，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换言之，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没有在其转账支票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其开户银行就不可能在《大额支付系统》做相同备注，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也不可能做类似备注。4、错误认定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原企业部负责人叶棣明、经办人翁志前……要求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或担保人借款300万元（判决书第10页）原审判决所谓借款300万元，除了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及其股东陈景爱的一面之词作为孤证外，并无任何其它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叶棣明、翁志前调查取证就认定他们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5、错误认定“原告自愿用该300万元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所欠贷款利息没有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依据”（判决书第9页）。（1）首先，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代金宝集团偿还贷款利息，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景发实业公司发放贷款没有直接关联，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300万元是被上诉人的代偿款项，不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景发实业公司发放贷款的顾问费用或者其他性质的费用。原审法院将两者混为一谈，没有道理且明显错误。（2）由于原审法院不追加广东金宝集团为当事人，也没有向该集团公司、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原工作人员叶棣明、翁志前调查取证，导致有关事实无法查明，只能根据现有证据判断。但是，除非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在转账支票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系受到他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而填写，否则，被上诉人旺东公司自己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当然就是十足正当的理由和非常合理的依据！（3）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将300万元转账支付到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并附言要求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将此款项用于其代为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按被上诉人旺东公司附言要求将款项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货款利息且有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之间实质上是委托关系。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已经按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要求完成相关委托事项且未从中获利，获利的是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不用偿还相应利息），故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应当向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旺东公司要求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返还已受其委托支付的款项，没有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6、错误认定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在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在其转账支票上明确注明“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的前提下，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仅仅充当支付清算的角色。双方既没有协商谈判借款又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违背事实，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1、遗漏对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有利但对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不利的重要事实：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在转账支票和其开户银行在《大额支付系统》附言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但在“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部份只字未提！2、涉案300万元，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已经按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要求抵还广东金宝集团所欠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贷款利息2,921,222.88元，有提交原审法院的（2015）惠中法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为证。根据民事调解书，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起诉时要求另案被告广东金宝集团从2015年8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但在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时即民事调解书载明自2015年12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为什么有四个月的时间差呢?就是因为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的利息就是这四个月的利息，所以才从2015年12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这么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竟然只字未提，今人难以相信。上述重要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根本没有什么不当得利。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书第l0页写明“不能明确究竟是应被告工作人员的请求还是原告的自愿行为……”既然不能明确，足证认定事实不清。2、没有查清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景发实业公司与广东金宝集团到底是什么关系？3、没有查清广东金宝集团到底有没有委托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代还利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诸多重要事实；故意遗漏被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明确备注代人偿还利息这个对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有利但对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不利的重要事实；没有向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或所谓的借款经办人叶棣明、翁志前调查取证，仅凭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及其股东单方之词就错误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查明本案事实非常需要且双方当事人申请追加广东金宝集团为本案当事人却不予理睬，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并作出错误判决，必将导致国有金融资产流失。简而言之，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既没有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也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利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查清有关事实且审判程序违法。为维护国有金融资产不受非法侵害，为了法律的尊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特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案涉款项300万元的性质应为借款，从如下方面分析：（一）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转账汇款300万元的事实原因分析：1、根据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合同证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关联企业惠州市景发实业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银行贷款4500万元，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作为该贷款合同的抵押人、担保人、出质人，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基于上述贷款担保合同才发生业务关系。在此之前，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无任何经济上的往来。2、根据证人陈景爱出庭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可以证实基于该贷款业务关系，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在贷款发放前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提出借款300万元的事实。旺东公司认为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作为一家大型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有充分的偿债能力，不会欺骗答辩人，享有较强社会公信力，故同意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借款30O万元，并于2015年12月17日直接通过“公对公”的方式将案涉款项汇入其账户。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分别于2015年12月30日及2016年1月6日向惠州市景发实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共计4500万元。3、根据进账单显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确实收到旺东公司案涉款项人民币30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直接合同关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l6条：“单位、个人和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必须遵守下列原则：……（二）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之规定，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银行进账单反映的仅是特定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发生的付、收款关系，具有相对性，因此，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款项自汇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之日，双方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二）案涉款项300万元中仍有剩余78777.12元在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作挂账处理，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是其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借款。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收到案涉款项后，并未将案涉款项汇入广东金宝集团借款合同约定贷款账户，而是自行支配与使用，并将剩余款项78777.12元在其账户作挂账处理，由此可见，案涉款项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为自身使用目的而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的。二、旺东公司认为案涉款项系代为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贷款利息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从不认识，双方从无任何经济或业务来往。本案之前或之后，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无任何经济或业务来住，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汇入人民币300万元之前，对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或业务关系，以及向上诉人提供贷款或欠本息金额多少等等事实均不知情，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与广东金宝集团之间的经济业务关系也只有其自身才知道，因此，按一般常人能理解的角度，旺东公司不可能为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贷款利息。（二）根据旺东公司提供的证据12[（2016）粤刑终1718号刑事判决书]内容载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恭钦已于2015年5月7日因涉嫌刑事犯罪强制措施，于2016年10月21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刑初157刑事判决书判决二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证实，旺东公司不可能为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贷款利息，也不可能知悉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关系、贷款金额及欠款本息。同时，根据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的（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证实，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已于2015年9月分别对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提起上述两案诉讼，并冻结其公司账户，追索贷款逾期本息，因此，通过一般人的日常经验判断，在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的情况下，旺东公司也不可能代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所欠被告的逾期贷款本息。以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此可得知，在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无任何业务、经济往来，且不知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业务的情况下，旺东公司又怎么可能会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汇入300万元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公司贷款利息，原因就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为了降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银行不良贷款的法律风险及逃避责任，通过巧立名目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借款，非法吸收客户资金，违规利用自身账户接收案涉款项，以弥补不良贷款的漏洞。答案就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接收上述借款时，巧立名目要求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填写附言“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贷款利息”的内容。故转账凭证附言“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为实现借款目的而要求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填写的。（三）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并无代为履行债务的协议或文件。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若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必须要有债务人与债权人、第三人的代为履行协议书等法律文件，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当庭承认各方并无上述协议。何况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与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无任何经济或业务联络，其法定代表人也处于刑事羁押期间。法律依据：参照《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第53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抵债资产是指银行依法行使债权或担保物权而受偿于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的实物资产或财产权利。本办法所称以物抵债是指银行的债权到期，但债务人无法用货币资金偿还债务，或债权虽未到期，但债务人已出现严重经营问题或其他足以严重影响债务人按时足额用货币资金偿还债务，或当债务人完全丧失清偿能力时，担保人也无力以货币资金代为偿还债务，经银行与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协商同意，或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依法裁决，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以实物资产或财产权利作价抵偿银行债权的行为。”、“第七条以物抵债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协议抵债。经银行与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协商同意，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以其拥有所有权或处置权的资产作价，偿还银行债权。（二）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通过诉讼或仲裁程序，由终结的裁决文书确定将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拥有所有权或处置权的资产，抵偿银行债权。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中的和解，参照协议抵债处理。”旺东公司认为，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应以债务人和债权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前提，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无约定由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情况下，不符合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法律要件，何况被答辩人作为商业银行，需按更为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开展金融业务。（四）根据银行的规定及行业惯例，借款人所还款项应当进入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账户，再由银行扣划。即便金宝集团公司通过其他方式偿还银行贷款本息，仍应将该相应所还款项汇入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账户，而不是直接由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公账直接收取。根据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于2019年8月l5日出具的《偿还利息的答复及说明》得知，其所列贷款账号与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账户完全不一致，案涉款项并未汇入贷款合同约定账户。由此可说明案涉款项完全是由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自行支配和使用的。退一万步讲，即便按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所言代为偿还利息，其为何不直接将案涉款项汇入广东金宝集团公司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账户，而是汇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自己的账户?因此，被上诉人旺东公司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操作。（五）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确认其账户剩余739777.12元款项挂账的客观事实，与其抗辩案涉款项300万元系代为清偿贷款利息的说法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的（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惠中法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可知，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拖欠被答辩人利息已远远超过300万元，既然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认为是代为清偿，那为何不将该30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利息。同时，据被上诉人旺东公司事后了解，金宝集团公司除被告提起诉讼案件外，还包括广发银行惠州江北支行、惠州仲恺东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提起诉讼，且已进入执行阶段，试问，既然案件当时进入执行阶段，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为何不将案涉款项中的剩余款项739777.12元一并扣划清偿贷款利息，仍至今将该剩余款项789777.12元在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中作挂账处理呢?再退一步讲，即便按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所言，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欠其利息292万元，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又为何要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汇入300万元呢?其陈述前后自相矛盾，因此，该3OO万元的款项的发生纯粹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基于借款的意思表示。种种迹象表明，案涉款项自进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后，完全是由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自行支配和使用，资金的使用用途及金额全部由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自行调配，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通过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挪借涉案款项的方式，对金宝集团公司款所欠本息作平账处理，以降低贷款不良率，逃避责任追究。因此，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通过向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挪借案涉款项进行内部平账后，导致剩余789777.12元款项无法出账，只能作挂账处理。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案涉款项是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自身借款。三、从各方利益角度分析，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是案涉款项的最大利益方，进一步证明案涉款项汇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是其借款的意思表示。1、案涉款项直接汇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公账，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拥有自主支配权和使用权。2、在金宝集团公司账户被冻结及名下物业被查封，且存在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即便金宝集团公司对外融资借款偿还贷款本息，为何不直接将款项汇入其约定贷款账户，最后由所有债权人进行分配？而是绕过其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账户，直接将款项汇入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呢？对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来说，其实现最大利益保障，对金宝集团而言，其完全没有必要私下针对某一债权人单独偿还债务，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3、从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利益分配结果看，其明知金宝集团在其银行账户被其司法冻结，为了自身及时收回贷款，规避司法冻结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利用其自身账户挪借款项，从而逃避银行内部追究其不良贷款的法律责任。四、从法律逻辑定理分析，附言用途并不是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款项仅限于双方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法律事实。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逻辑推理可以得知：1、A：旺东公司与金宝集团公司无任何关系；（大前提）B：旺东公司与金宝集团公司没有代偿协议；（小前提）C：旺东公司不可能为金宝集团公司代偿债务。（结论）2、A：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金宝集团公司三方没有代偿协议；（大前提）B：旺东公司不可能为金宝集团公司代偿债务（该小前提基于上述第1项结论）C：旺东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汇款的附言不是旺东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结论）3、A：旺东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汇入案涉款项；（小前提）B：旺东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汇款的附言用途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小前提基于第2项结论）C：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存在特定的债权债务法律事实。（结论）就本案而言，在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及金宝集团无任何代为清偿协议的情况下，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获得案涉款项，显然属最大受益者。因此，案涉款项的发生及注明用途完全是由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主导的，案涉款项发生仅限于旺东公司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债权债务法律事实，与金宝集团公司无关。五、本案程序正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之规定，一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之后，本案事实已经基本查清，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在辩论终结后提出追加广东金宝集团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有权根据本案审理案件需要的情况，依上述法律规定作出决定，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当。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认为一审法院遗漏重要当事人，存在程序违法的没有法律依据。六、综合案件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被上诉人旺东公司的请求返还300万元及利息的诉求依法应当支持。从证据角度看，被上诉人旺东公司提供的进账单、证人陈景爱的证言、被上诉人旺东公司诉前向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发出的函件、庭审笔录、本案所涉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及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证实和推定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事实。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虽提出抗辩，但未提供有关代为履行协议书等直接证明上述款项系代为广东金宝集团公司支付利息的事实证据，足以反驳其的主张，故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抗辩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返还旺东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现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60万元）。二、请求判令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0日，旺东公司的关联公司惠州市景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发实业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借款4500万元，景发实业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旺东公司作为该借款的抵押人及保证人，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据旺东公司称，贷款发放前，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单位领导称因银行年底贷款回收任务重，要求借款人或担保人先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人民币300万元，缓解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并承诺2016年底归还该300万元及利息。2015年12月17日，旺东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惠阳开城支行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营业部”账户汇款人民币300万元。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分别于2015年12月30日及2016年1月6日分别向景发实业公司贷款账户发放贷款共计4500万元。借款期内，景发实业公司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截止2019年12月，景发实业公司仅剩余贷款人民币2975429.02元贷款本金需偿还，旺东公司与景发实业公司均找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沟通，要求用旺东公司在2015年12月17日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出借的300万元抵偿上述贷款本金，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不予理会。2019年1月8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借款人景发实业公司及旺东公司送达《催/还款通知书》，要求旺东公司履行贷款担保责任。2019年1月10日，景发实业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送达《关于借款情况的说明》，并要求以旺东公司在2015年12月17日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出借的300万元自动抵减剩余贷款本息，以便结清全部贷款，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于2019年1月11日收悉后未对上述事项作回复。2019年1月14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旺东公司及景发实业有限公司送达《律师函》，要求借款人偿还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旺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提及2015年12月17日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300万元的事实。为此，旺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单位沟通此事，均未果。为不影响企业信誉，景发实业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主动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偿还剩余银行本息共计2985429.02元。2019年1月28日，旺东公司及景发实业公司分别再次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送达《关于要求偿还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及《关于再次要求贵行对我司〈关于借款情况说明〉进行书面答复的函》，要求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在限期内作出回复及偿还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既不回复，也不支付，由此酿成诉讼。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资格信息、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银行进帐单、贷款帐户当前状态查询、催/还款通知书、关于借款情况的说明、律师函、关于再次要求贵行对我司〈关于借款情况说明〉进行书面答复的函、关于要求偿还本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及《关于再次要求贵行对我司〈关于借款情况说明〉进行书面答复的函》、贷款结清证明及剩余贷款还款证明、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5年12月17日，旺东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惠阳开城支行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营业部”账户汇款人民币300万元的性质问题。旺东公司称涉案款项是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旺东公司的关联公司景发实业公司发放贷款4500万元前，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单位领导称因银行年底贷款回收任务重，要求借款人或担保人先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人民币300万元，以缓解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辩称旺东公司汇付给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300万元，系旺东公司代广东金宝集团公司偿还的贷款利息，而非旺东公司诉称的“借款”。本案旺东公司提供的《银行进帐单》显示2015年12月17日，旺东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惠阳开城支行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营业部”账户汇款人民币300万元，虽然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的《广发银行CGB转帐贷方传票》摘要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在我行贷款”，《大额支付系统》附言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但是，第一，关于旺东公司自愿用该300万元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所欠贷款利息没有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依据。通过庭审查明，旺东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景发实业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和利益交织，《广发银行CGB转帐贷方传票》摘要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在我行贷款”是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工作人员备注，《大额支付系统》附言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也没有明示是旺东公司自愿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所欠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贷款利息，其附言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也不能明确究竟是应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工作人员的请求所为还是旺东公司的自愿行为，旺东公司也没有授权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可以动用该300万元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所欠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也不能提供此类授权文书，因此，即使有将该300万元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了所欠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贷款利息，也是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单方面行为，不影响旺东公司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主张债权。第二，在旺东公司将该300万元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营业部”账户及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景发实业公司发放贷款4500万元时，旺东公司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也没有就该300万元的用途签订《投资顾问协议》、《投资理财协议》之类合作协议，将该款项及其可能产生的收益转化为银行的中介收入，因此，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拒不返还该300万元也是没有合同依据的。第三，根据旺东公司股东陈景爱当庭出庭作证提供的证言，旺东公司之所以将该300万元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是因为当时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向景发实业公司发放贷款4500万元时，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批准发放该笔贷款的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企业部负责人叶棣明（已因刑事犯罪另案查处）、经办人翁志前称因银行年底贷款回收任务重，要求借款人或担保人先汇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账户人民币300万元，缓解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旺东公司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是涉案款项是通过单位对单位的账户转账支付的，涉案款项并没有汇入广东金宝集团的还贷账户，旺东公司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借贷的事实是清楚的，可以认定旺东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向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出借了人民币300万元。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未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擅自向民营企业借款，其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监管的强制性规定，旺东公司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借贷行为自始无效，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应返还旺东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并从旺东公司出借之日即2015年12月17日起以人民币3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支付旺东公司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判决：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0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0元（旺东公司已预交3560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旺东公司在一审起诉以及二审答辩中均主张案涉30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双方的争议焦点亦是案涉300万元是否为旺东公司与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之间的借款，故本案的法律关系系借贷关系，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案涉300万元是否属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判断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具备两个标准：一是有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发生借贷行为。本案中，旺东公司以讼争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其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支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旺东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只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财产转移行为，无法说明给付款项的行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借贷关系是否存在还应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旺东公司在给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转账汇款300万元的附言中备注“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利息”，旺东公司亦确认该附言由其所书写，上述事实可确认旺东公司对该款项用于偿还广东金宝集团贷款是知情的，亦是其意思表示。旺东公司虽称附言内容是经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企业部负责人叶棣明授意所写，真实意图是因应该行要求，出借给该行，缓解该行年底贷款回收任务压力，但却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抗辩案涉款项系旺东公司代广东金宝集团偿还贷款，并非其向旺东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旺东公司转账汇款附言、《广发银行CGB转账贷方传票》等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该抗辩主张。故广发银行惠州分行的上诉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案涉300万元为借款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069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5600元（共计71200元），均由惠州市旺东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永宏审 判 员 徐国华审 判 员 刘天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斯翀书 记 员 卢晓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