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3454号原告：王某1，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顺浩，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4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王某3，男，195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王某4，男，195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玉飞，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5，男，195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李炜鑫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顺浩，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玉飞，被告王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张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事实与理由：张某与王某6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分别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原告系王某5之子，张某之孙。1986年8月28日王某6去世，2019年1月10日张某因病去世。张某名下有一套属于其个人的房产，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2019年1月10日张某去世后不久，原告得知张某于2016年10月26日订立遗嘱一份，载明：“我去世后，属于我的全部财产，包括昌平这套房子，全部由我孙子王某1一个人继承所有，也不让儿媳分，只给他一个人，其他儿子也别来争。”根据《继承法》及前述遗嘱内容，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王某2、王某3、王某4辩称，1．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首先，被继承人张某生前没有将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的房屋在百年以后以遗嘱的形式让原告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张某与王某6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子，分别是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1986年8月28日王某6去世，2019年1月10日张某因病去世。张某与王某6生前这几十年的生活都是由四被告共同伺候照顾，王某2在1971年插队返城后就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照顾老人生活起居，在父亲去世后，一直伺候年迈的母亲，而被继承人张某在世期间对涉诉房屋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并且四被告在母亲生前也做出过口头承诺，老人在世期间不讨论房产继承问题，因此张某所立遗嘱并非张某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原告提交的张某生前所立遗嘱不符合《律师见证的细则》《律师见证遗嘱规则》的要求，张某未依法委托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与其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协议,并不是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应当明知盖章及签字的目的，但是在代书遗嘱过程中，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时，该所指派的两位律师既没有制作谈话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无法证明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属于无效遗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5辩称，依据事实，法院依法裁判。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王某6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了五子，分别是王某2（别名王某7）、王某3（别名王某8）、王某4（别名王某9、王某10）、王某5、王某11。王某11夭折，于1959年因死亡注销户口，生前未婚育。王某5与王某1系父子关系。王某6于1986年8月2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张某于2019年1月10日死亡。2010年5月17日，张某（乙方）委托王某2与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张某位于宣武区车子营胡同某号的房屋1间（建筑面积17．6平方米）被拆迁，甲方支付张某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488217元（已扣除购房款2376元）。2013年12月10日，张某（乙方）委托王某1与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张某位于海滨胡同某号的3间正式房屋（建筑面积29．7平方米）被拆迁，乙方在该房屋内有正式户籍**，二人，分别是户主张某、之孙子王某1；甲方支付乙方房屋补偿款、拆迁奖励、各项补助费合计3403015元(已扣除购房款4010元)。后张某用上述部分拆迁补偿款购买了位于昌平区某号房屋。2016年8月11日，张某取得了昌平区某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京（x）昌平区不动产权第xxxxx号，载明权利人为张某，房屋单独所有，权利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2016年10月25日，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出具《门诊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临床诊断张某“目前未见精神障碍”，诊断证明书上有医师签名，加盖了医院印章。2016年10月26日，张某与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签订《遗嘱见证协议》，约定张某委托该所为其订立代书遗嘱事宜，律所指派郭某、丁某为代书人、见证人。郭某、丁某与张某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当日，张某订立代书《遗嘱》，该遗嘱由郭某代书，载明：“我叫张某，老伴儿叫王某6，我老伴儿早就没了。我和王某6有四个儿子，老大叫王某2，老二叫王某3，老三叫王某4，老四叫王某5。我有一套房子，在某室。因为岁数大了，我不想我没了之后儿子们因为房子的事闹纠纷，所以找你们来立遗嘱。我去世之后，属于我的全部财产，包括昌平这套房子，全部由我孙子王某1一个人继承所有，也不让儿媳分，只给他一个人，其他儿子也别来争。这么些年都是老四和孙子照顾我。上面全都是我说的话，代书人给记录，也向我大声读了，这全是我的真实想法。”张某在“立遗嘱人”处签名并按手印，并书写日期“2016．10．26”，郭某在“见证人（代书人）”处签名，书写日期；丁某在“见证人”处签名并书写日期。诉讼中，郭某、丁某均出庭作证，并接受法院和当事人的询问，代书人、见证人均证明上述代书遗嘱是张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订立遗嘱时张某思维意识清晰，精神状态正常；遗嘱是由郭某代书，丁某是另一见证人，遗嘱上的签名是张某本人书写。诉讼中，王某2、王某3、王某4对“张某”签名是否本人书写及手印真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又于2020年11月4日撤回鉴定申请。另查，2019年3月4日，王某1以遗嘱继承为由将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提交答辩状期间，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于2019年3月20日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要求将该案移送至我院审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156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我院处理。以上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本、派出所证明信、不动产登记证书、2016年10月26日遗嘱、诊断证明书、遗嘱见证协议、谈话笔录、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证人证言、（2019）京0102民初15678号民事裁定书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具体到本案，被继承人张某名下的位于昌平区某房屋（以下简称某房屋），是张某用自己的拆迁补偿款购买，属于张某的个人财产，因此其有权以遗嘱的形式处分该房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2016年10月26日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该遗嘱系由见证人之一的郭某代书，张某本人签名摁手印；另一位见证人丁某在场见证，郭某和丁某均在遗嘱上签名，遗嘱上注明了年、月、日；同时，见证人兼代书人郭某、见证人丁某出庭作证，陈述了订立遗嘱是被继承人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上的签名也是其本人所签，订立遗嘱时被继承人思维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该遗嘱处分的是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故该遗嘱从形式和内容上均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王某1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某房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某2、王某3、王某4主张代书遗嘱无效，遗嘱并非张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订立遗嘱时没有录音录像，与《律师见证遗嘱规则》不符等。因录音录像并非代书遗嘱法定生效要件，《律师见证遗嘱规则》亦非法律、行政法规，且王某2、王某3、王某4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遗嘱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被继承人张某名下的位于昌平区某房屋由王某1继承；二、驳回王某2、王某3、王某4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王某1负担15400元（已交纳）；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分别负担385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炜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