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2民初6724号原告：陈某，女，193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黄某1，女，196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原告：黄某2，男，196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学鹏，安徽八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某1，男，192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6（系被告崔某1儿子），男，1949年5月5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被告崔某1儿媳），女，194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告：崔某2，女，1944年5月26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被告：崔某3，女，1947年12月3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被告：崔某4，女，1951年11月5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被告：崔某5，男，1945年11月9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被告崔某5妻子）。被告：崔某6，男，1949年5月5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郑某1，男，195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告：林某，女，195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被告：郑某2，女，198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被告：徐某，女，195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告：郑某3，男，198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系郑某3母亲）。被告：黄某3，女，194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告：黄某4，女，195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告：黄某5，女，195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告：黄某6，男，195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被告：黄某7，男，1942年12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被告黄某6、黄某7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家宽、张梅，安徽博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男，1960年7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与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黄某7、李某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的情形，依法决定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22日、10月11日、12月6日、2020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某1、黄某2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学鹏，被告崔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崔某6，被告崔某3、崔某2、崔某4、崔某5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崔某6，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被告郑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黄某7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家宽、张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分别对原坐落于南京市刘军师桥××号（××丘）房屋享有九分之一的继承份额。事实与理由：1、刘军师桥××号（××丘）房屋登记所有权原系黄某8、黄某9、黄某10按份共有，每人产权比例为三分之一，现三人均已去世。2、黄某8育有三子两女，长女黄某11、次女毛某1、长子黄某12、次子黄某13、幼子黄某7。长女黄某11已去世，被告崔某1系其配偶，被告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系其子女，即黄某8的法定继承人；次女毛某1已去世，配偶郑某4已去世，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系其子女或子女配偶及孙子孙女，即黄某8的法定继承人；长子黄某12已经去世，配偶李某已去世，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黄某7为其子女，即黄某8的法定继承人；次子黄某13自幼过继给黄某10为养子。黄某8的幼子黄某7健在。3、因黄某10无子女，黄某13自幼过继给黄某10为养子，黄某13已去世，三原告为黄某13的配偶及子女，即黄某10的法定继承人。2018年3月2日，玄武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向黄某8、黄某10、黄某9出具玄武落字469号退还房屋通知书，将刘军师桥××号房屋（××丘），建筑面积257.86平方米拆迁改造，退还产权人。现因原、被告对继承份额产生争议，导致原、被告无法继承各自的份额，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共同辩称，1、关于被继承人黄某10的房产继承。被继承人黄某10同兄长黄某14、黄某8夫妇及其黄某11等子女，还有二哥黄某15、杨氏夫妇及其儿子黄某9，都世居在刘军师桥黄家祖屋内共同生活，黄某10终身未婚，膝下无子。在黄某14、黄某8夫妇的次子黄某13幼小时，老一辈就将其过继给孃孃黄某10为养子。虽然是口头所言，没有书据，但后来成人的黄某13事实上承担了黄某10的抚养义务，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已故黄某13的配偶及其子女，即三原告可以继承黄某10所遗房产。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之规定，三原告不再继承黄某8所遗房产。2、关于被继承人黄某8的房产继承。黄某8及其配偶黄某14育有两女三子。长女黄某11生于1921年，于2010年病故，被告崔某1是其配偶，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为二人的子女。余次女毛某1、长子黄某12、次子黄某13、幼子黄某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和第十三条规定，黄某8所遗房产应均等分成4份，分别由黄某11（已故）、毛某1（已故）、黄某12（已故）三人的的法定继承人各继承一份，余一份由还健在的黄某7继承。3、关于被继承人黄某9的房产继承。黄某9系黄某15杨氏之子，出生于1935年9月10日，从未结婚，大概于1955年去世。他们一家三口同兄嫂黄某14、黄某8及其黄某11等子女，还有妹妹黄某10都是世居在刘军师桥黄家祖屋内共同生活的。黄某14和黄某15兄弟二人都是码头搬运工，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1940年黄某15劳累过度病故，留下妻子杨氏和5岁的儿子黄某9，就由兄长黄某14来抚养，但是当时八、九口人一大家子仅凭黄某14一人挣钱无法维持一大家子的开销，身为长女的黄某11十几岁时就干搓绳子、摇纱等零活挣钱帮父亲养家。到1940年，19岁的黄某11就寻找工作。1941年初，黄某1120岁时考进华中铁道，在南京市火车站担任广播员，有了一份正式稳定的工资，从此也负担起了主要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当时他们一家人没有工作的有母亲黄某8、姑姑黄某10、堂弟黄某9及其母亲杨氏，还有黄某11年幼的三个弟弟黄某12、黄某13、黄某7。被告崔某1是黄某11的配偶，杭州人，家境较好。崔某1婚前曾公费留学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华中铁道任站长等职，收入高。1941年在南京认识黄某11，建立了恋爱关系。1943年与黄某11成婚建立家庭，也是居住在刘军师桥黄家祖屋内，当时黄某11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从认识黄某11起，被告崔某1就不断资助她。结婚后，崔某1所挣工资都一并交给妻子黄某11全部用于黄家一家子的生活开销，养家糊口，其中就包括对弱智堂弟黄某9及其母亲的赡养。鉴于被继承人黄某9父母早亡，从未结过婚无子无女，在其存活的近20年中，对他提供生活经济来源和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是与其共同生活的被告崔某1和妻子黄某11。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第30条的规定，被告崔某1在黄某9存活期间，和妻子黄某11共同赡养了堂弟黄某9，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黄某9无法定继承人，无遗嘱，被告崔某1理应分享继承其所遗房产建筑面积85.95平方米。被告黄某6、黄某7辩称，1、刘军师桥××号房产所有权人黄某8、黄某10、黄某9的房屋遗产以及原××号房屋所有权人黄某10的房屋遗产都应由黄某8五个子女继承。2、黄某13与黄某10之间不具有养母子关系，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三原告主张黄某10的1／3的房屋面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没有继承资格。3、黄某13、黄某11、毛某1提交的《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真实、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确认，且从总面积257.86平方米中扣除40平方米归黄某6和黄某7二人所有。4、黄某9不是由黄某11夫妇抚养，而是由黄某8夫妻及其主要子女黄某12照顾抚养，被告崔某1及其子女主张继承黄某9的1／3遗产，不符合客观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5、涉案房屋继承分配方案：257.86平方米扣除40平方米归黄某620平米、黄某720平米，剩余217.86平米五个子女分配，对于上海一支即被告一至六适当少分。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辩称，同意黄某6、黄某7意见。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辩称，不认可崔某1及子女抚养黄某9的事实：1、不认可黄某13是黄某10的养子，黄某10去世当晚，黄某8主持家庭会议，由五个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2、黄某13、黄某7共同承担黄某10后事，立碑上面只有黄某10之墓没有其他内容；2、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3、黄某8、黄某10、黄某9解放前及解放后是靠出租房来源生活；4、1957年后私有房改造房管局给黄某8、黄某10、黄某9每人每月22元生活补助；5、崔某1、黄某11把大女儿崔某2、儿子崔某5放在刘军师桥黄某8处抚养，给的生活费不能说是抚养黄某9的。被告李某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退还房屋通知》、南京市人民政府1953年颁发的房地产权一份、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南京市档案馆档案、照片、视频录像、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收据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案认定事实如下：原坐落于南京市刘军师桥××号（建筑面积55.32平方市丈，丘号××）房屋所有权登记在黄某8（生于1900年8月6日）、黄某9、黄某10三人名下，按照每人1／3按份共有，现三人均已去世。1969年6月21日该土地收归国有，直至2018年3月2日，南京市玄武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发布《退还房屋通知书》（玄房落字469号），主要内容为：“黄某8、黄某10、黄某9：经批准决定将座落刘军师桥××号（××丘）房屋建筑面积257.86平方米，自该房拆迁时撤销改造，退还原产权人。凭此通知书与征收单位办理补偿手续。”黄某14、黄某15、黄某10三人系兄弟姐妹，黄某8系黄某14的配偶，黄某9系黄某15的儿子，黄某10与黄某9未婚未育，黄某8、黄某10、黄某9均已去世且未留遗嘱。黄某8育有子女黄某11（女，生于1921年2月24日）、毛某1（女，生于1923年9月9日）、黄某12（男，生于1924年9月6日）、黄某7（男，生于1942年12月6日）、黄某13（男，生于1934年8月18日）。现黄某11（2010年11月9日病故）、毛某1（1987年3月21日病故）、黄某12（1998年4月17日死亡注销）、黄某13（2014年7月8日病故）均已去世。原告陈某系黄某13配偶，原告黄某1、黄某2系黄某13子女。被告崔某1系黄某11配偶，被告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系黄某11与崔某1所生育子女。毛某1与郑某4（1983年8月26日病故）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子即郑某1、郑某5（2015年10月26日病故）、郑某6（2013年1月18日病故），被告林某系被告郑某5配偶，被告郑某2系郑某5女儿；被告徐某系郑某6配偶，被告郑某3系郑某6儿子。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李某系黄某12的子女。本案的争议焦点：1、黄某9名下1／3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被告崔某1与其配偶黄某11是否对黄某9尽了主要抚养义务？2、黄某13是否与黄某10成立收养关系？黄某10名下1／3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3、黄某8名下1／3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毛某1是否可以法定继承黄某8名下的房产份额？4、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是否有效？是否要从总面积257.86平方米中扣除40平方米归黄某6和黄某7二人所有？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被告崔某1与其配偶黄某11是否对黄某9尽了主要抚养义务？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5、崔某3、崔某6、崔某4主张崔某1、黄某11对黄某9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应当由被告崔某1继承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并提交了南京市档案馆出具的1946年登记的历史档案、黄某11历史档案、上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黄某11的历史情况证明、崔某1回忆视频、老邻居黄某16、原生活在南京的黄某17、崔某2、黄某13妻儿的证明材料等。理由如下：1、1946年黄某14去世后，家中挣工资养家的只有崔某1、黄某11夫妇，崔某1、黄某11夫妇是黄某9存活期间生活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被告崔某1对被继承人黄某9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提供南京市不动产档案馆提供的历史资料证明，在1953年政府为黄家为刘军师桥办理房产证时的《房地产所有权申请表（编号第1016号）》上明确写明，当时是“自用11间出租2间”，说明当时租金收入极少无法依靠此来生存，当时大家的生活是依靠崔某1、黄某11夫妇的工资收入。2、黄某8不能继承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虽然客观上，黄某9在黄某15去世后，受到了黄某8、黄某10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和扶助。但是由于黄某8与黄某10都无工作，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码头搬运工黄某14以及在铁路上工作的崔某1、黄某11夫妇的工资。1946年黄某14去世后，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是崔某1、黄某11夫妇，直到黄某920岁左右去世，所以起到主要赡养和扶助义务的是崔某1、黄某11夫妇以及黄某8。但黄某8生前未提出要继承黄某9遗产的主张，以及相关的诉讼请求，黄某8已故再无法提出主张，因此，黄某8不能继承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应当由崔某1继承。3、从其提供的1946年户籍登记表格显示，家庭成员中已没有黄某9的父母亲黄某15和杨氏，印证了1946年之前黄某9的父母已去世，黄某9的抚养只能主要靠当时有工资来源的被告崔某1及妻子黄某11来承担，被告黄某6、黄某7主张应当由黄某8继承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4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财产”，依据崔某1陈述的“1940年黄某15劳累过度病故，留下妻子杨氏和5岁黄某9，由兄长黄某14抚养。”另外，依据南京市档案馆1946年登记的档案资料，证明黄某9自幼由黄某8与丈夫黄某14抚养长大，抚养照顾黄某9的起居生活，至黄某9去世，虽然黄某9与黄某8没有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但已经存在事实上的收养;2.被告崔某1主张的在“1940年黄某15劳累过度病故，留下妻子杨氏和5岁黄某9。由兄长黄某14抚养。”这恰恰印证了黄某8在丈夫黄某14病逝后抚养照顾黄某9的客观事实；3.黄某11与崔某1夫妇1943年结婚后几年内共生育5个子女，其中将两个子女放在母亲黄某8家中照料，出于照料自己的孩子对母亲家给予适当帮助也是应尽的义务，母亲黄某8对黄某11及其子女照顾最多，应该说黄某11夫妇接受黄家的恩惠最多；4.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陈述解放前靠黄某11夫妻挣钱养黄家一大家子人不是事实。黄某13《自我鉴定书》记载解放前主要靠黄某12的工资和种地、卖墓等生活，被告崔某1等所讲黄某12、黄某13、黄某7三个弟弟尚小，靠黄某11夫妻挣钱养黄家一大家人与事实不符。黄某121943年已经19岁参加工作和父亲共同承担起黄家经济担子。对于黄某9的遗产应当分配给黄某8，再由黄某8的子女共同分享黄某9的遗产。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对被告崔某1及其子女扶养黄某9一事表示不认可，主张不应当由被告崔某1单独继承黄某9名下的房产份额，理由如下：1、黄某8、黄某10、黄某9解放前及解放后是靠出租房来源生活；2、1957年后私有房改造房管局给黄某8、黄某18、黄某9三人各给生活补助每个月22元人民币；3、崔某1、黄某11将子女崔某2与崔某5寄放在刘军师桥黄某8处扶养，给付的生活费不认可是扶养黄某9的。对此本院认为，黄某9出生于1935年9月10日，根据原、被告陈述，黄某9大约于1955年左右去世，根据法院调取证据黄某20回忆黄某9于1962年病故。黄某11与崔某1于1943年订婚，黄某11和黄某12仅相差3岁。居住在刘军事桥黄家一大家子人口的生活来源，黄某11、崔某1与黄某13本人的陈述相互矛盾，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当时黄家有经济收入的包括黄某14、黄某11、崔某1、黄某12、黄某13，对黄某9的抚养照顾不仅应考虑家庭经济上的支撑，还应当考虑其他长辈对黄某9生活上的照顾，故被告崔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崔某1及黄某11对黄某9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因黄某9未婚未育，且无其他兄弟姐妹，故其对诉争房产原刘军事桥××号（丘号××）的1／3份额作为遗产应由黄某8继承，因黄某8夫妇均已去世，故由其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3、黄某12、黄某7共同继承。本案争议焦点二：黄某13是否与黄某10之间是否成立收养关系？黄某10名下1/3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主张，黄某13系黄某10的继子,并提交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换契本契及房地产平面图（××）、南京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委托书及证明书、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务段证明两份、黄某13自我鉴定、公证书，证明黄某10所有的位于南京市刘军师桥××号（原刘军师桥××号，建筑面积15.5平方米，丘号××）的房产，在黄某10去世后，因黄某13系其继子，供养黄某10并承办丧葬事宜，具有法定继承人身份，故黄某13以继承方式取得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黄某13以继子身份取得××房产时，是委托其长兄黄某12代为办理的。2018年4月12日经南京市钟山公证处作出（2018）宁钟证民内字第1742号公证书，被继承人黄某13的配偶陈某、女儿黄某1均自愿放弃对上述房产的继承，故该房产由其儿子黄某2一人继承。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5、崔某3、崔某6、崔某4认可黄某10与黄某13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养母子关系，黄某13可以继承黄某10所遗留的房产。在黄某13幼小时，老一辈就将其过继给黄某10为养子，虽然是口头所言没有书证，但后来成人的黄某13事实上承担了黄某10的赡养义务。被告黄某6、黄某7主张，黄某13和黄某10之间不具有养母子关系，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三原告主张继承黄某10三分之一的房屋面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黄某10的1／3应由黄某8全部享有，然后再由黄某8子女继承，而不应只由三原告继承。理由如下：1、在解放前虽有口头说法属于封建性的“过继”，在解放后并无收养事实，不能享有继承权。经查南京市档案馆解放前档案记载，黄某13的母亲记载为黄某8，黄某10户下只有侄子黄某9和侄女黄某21，无任何养子。解放前黄某8一家与黄某10一起共同生活，黄某13是黄某8的儿子，黄某13与黄某10没有离开黄某8家庭以母子关系单独生活，黄某13对黄某10的称呼一直以“孃孃”相称，二人无过继事实。2、被告崔某1在答辩中称黄某13成人后承担了抚养黄某10的义务，无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根据从黄某13原单位调取的其履历表证明，黄某131934年出生，解放后1951年从南京去了安徽淮南工作，其在1952年5月、9月、12月亲笔填写的三次学员鉴定表，母亲一栏为“黄某8”，“孃孃”（南京方言）写姑姑黄某10。1953年履历登记册供养直系亲属一栏写“母亲黄某8”，1956年黄某13填写的公会会员登记表中，显示母亲毛某5即黄某8，也无黄某10。2009年5月20日黄某8的子女给父母亲黄某14、黄某8立碑文上“儿子黄某13”，同日黄家子孙敬立给祖辈共同墓碑，上刻有“姑姑黄某10”，黄家子孙包括黄某13本人，都充分证明黄某13是黄某8儿子，黄某10系黄某13姑姑而非养母。3、从赡养方面讲，黄某13事实上也没有赡养过黄某10。根据黄某13的自我鉴定书、履历表和1965年10月8日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居民委员会证明、南京市档案馆资料等信息，说明解放前黄某10一直依靠黄某14、黄某8生活和经济上照顾，黄某10和黄某14、黄某8一家生活在一起，一大家人生活主要依靠哥哥黄某12的工资和家里种地、卖墓等维持生活。解放后1951年黄某1317岁离开南京去淮南，而黄某10终生居住于南京。黄某10自有房租及黄某8的接济，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因此，黄某13与黄某10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4、1983年办理刘军师桥房产过户是黄某13与黄某12共同办理，并不是黄某13委托黄某12办理。所提交的虚假材料也是黄某13提供，黄某8签章的书面材料内容也是虚假的，不能由此认定是黄某12提交。1983年黄某8五个子女商定，刘军师桥原××号和原××号由三个儿子一人一间，黄某13为了办理刘军师桥原××号黄某10的房屋产权过户，编造虚假养母子关系事实，出具虚假证明加盖的是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务段（机务折返段）的公章（说明：蚌埠铁路分局淮南九龙岗车辆段和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务段（机务折返段）非同一单位，据黄某13的履历资料，黄某13自1978年2月21日为淮南九龙岗车辆段火车司机，1985年12月还有蚌埠铁路分局九龙岗车辆段给黄某13调整工资审批表，足以证明自1978年开始黄某13在淮南九龙岗车辆段工作直至退休，1983年黄某13根本不在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务折返段工作）这是黄某13个人行为。同时，黄某13、黄某11、毛某1三人永久放弃刘军师桥原××号房屋继承权，由黄某12和黄某19兄弟二人继承。5、黄某13出具的虚假证明，不能损害黄某7等继承人的利益。大量事实证据足以证明黄某13不是黄某10养子，黄某13编造虚假事实办到了原××号黄某10的房产，他本人及其子女已经获得巨大利益，不能再将原告提供的虚假养母子关系证明作为认定原告继承黄某10份额的定案依据。被告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主张，不认可黄某13是黄某10的养子，黄某10去世当晚，黄某8主持家庭会议，由五个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2、黄某13、黄某7共同承担黄某10后事，立碑上面只有黄某10之墓没有其他内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户籍档案记载：黄某13登记为黄某8长子，黄某10户籍无养子女，仅有侄子和侄女。《申请社会主义改造房屋情况表》中黄某13亦登记为黄某8“子”。黄某13职工档案中《学员鉴定表》称呼黄某8为“母亲”、黄某10为“孃孃”，履历登记册《供养的直系亲属》表中母亲一栏为“黄某8”。2009年5月20日所立黄某14与黄某8墓碑上刻子女为“子黄某12、黄某13、黄某7，女黄某11”。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大于1983年淮南九龙岗铁路机务段出具“黄某13确系黄某10的直系供养亲属，自小过继给黄某10为子”的《证明》，以及房产档案记载的1983年11月9日黄某12、黄某7申请办理继承黄某8遗产即原刘军师桥××号时（后因缺少相关材料未予发证）说明“黄某13自幼过继黄某10为养子，毛某1自幼给大舅毛某2做女儿”、黄某20（称呼黄某8为堂嫂）出具的《证明》。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黄某13生前对黄某10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不足以证明黄某13与黄某10之间收养关系成立。因黄某10生前未婚未育，黄某10名下的1／3房产份额应由对其照顾较多的黄某8继承，因黄某8夫妇均已去世，故应由黄某8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3、黄某12、黄某7共同继承。本案争议焦点三：黄某8名下1/3的房产份额应当由谁继承？毛某1是否可以法定继承黄某8名下的房产份额？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5、崔某3、崔某6、崔某4主张，因黄某8之女毛某1从小已经送给毛某2做养女，所以毛某1不应该继承黄某8遗产。并提交相关证据及理由如下：1、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1946年刘军师桥户籍材料显示里面没有毛某1；2、根据南京市不动产档案馆材料记载，1983年11月9日，黄某12与被告黄某19关于申请继承黄某8遗产书上第5条显示毛某1自幼给毛某2做女儿；3、根据南京市不动产档案材料，刘军师桥××号黄某8于1983年11月9日证明毛某1从小过继给毛某2做女儿；4、祖辈黄某14、黄某8墓碑记载，四子女：黄某11、黄某12、黄某13、黄某7各携家人立碑留名，碑上无毛某1及其家人名字；5、黄某11的历史档案中记载的亲属关系证明中，有母亲黄某8和三个弟弟黄某12、黄某21、黄某7，但是没有记载毛某1；6、毛某1自幼送毛某2做女儿，黄姓也改成为毛氏；7、南京市档案馆1946年所建的毛某3、毛某1、郑某4等一家子户籍档案资料显示，毛某1确已送给毛某3作养女；8、郑某1系毛某1长子，曾说过毛某1已经继承了毛某2的遗产。被告郑某1主张，法院调取的毛某1放弃继承权利书可以证明毛某1是黄某8的女儿，也能继承黄某8的遗产。另提交新街口派出所户籍档案，证明1949年父母结婚后搬到刘军师桥，为了照顾黄某8、黄某9和黄某10，至1965年搬出刘军师桥后，黄某8回安徽由黄某13、黄某7照顾。除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之外的其他当事人对郑某1该陈述均未予认可。被告黄某6、黄某7主张，对黄某201983年11月9日证明毛某1过继给毛某2，纯粹是为了黄某13办理黄某10房产过户的事情，这个证明是虚假的，证明毛某1给毛某2做女儿是假的。关于墓碑，墓碑上除了没有毛某1还没有黄某12名下的子女，黄某4、黄某3几个女儿都没有，墓碑写的不全。黄某11的历史档案，是黄某11自己记载的，不能证明毛某1脱离黄某8母女关系。毛某1有继承权，实际赡养黄某8。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毛某1是否与其舅舅毛某2夫妇形成收养关系，虽然南京市档案馆档案资料记载毛某1与毛某3（户主）在同一户籍档案（中正街154之3）中，但根据郑某4、毛某1一家户籍档案记载：1949年毛某1户籍迁入刘军师桥，1966年4月13日毛某1全家户口迁至武定门外红花村××号，即1949年至1966年4月前毛某1一家实际在刘军师桥与黄某8、黄某10共同生活。墓碑子女记载不全，不足以认定毛某1已送养，毛某1对黄某8的遗产有继承权。故诉争房产中黄某8名下的遗产，因黄某8夫妇均已去世，应由其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3、黄某12、黄某7共同继承。本案争议焦点四：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是否有效？是否要从总面积257.86平方米中扣除40平方米归黄某6和黄某7二人所有？被告黄某6、黄某7主张，黄某13、黄某11、毛某1三人的《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真实、合法、有效，请求法院给予确认，且从总面积257.86平方米中扣除40平方米归黄某6和黄某7二人所有。理由如下：1、根据法庭2019年11月22日到南京市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调查的工作笔录，该处工作人员认可三份继承权利书存在。2、根据1953年7月南京市政府颁发的丘号为××的契本契房产证，在图右上角备注“58.7.17自用××号（刘师巷）用壹挂阁，××号用壹间，共40平方公尺”加盖“南京市国家经租”印章。丘号为××黄某10的房地产平面图，在图右上角备注“58.7.17自住全部”加盖“南京市国家经租”印章。证明××号和××号的房产证均有备注，备注内容均系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填写，加盖了公章，充分证明原××号房屋面积40平方米。3、1983年黄某8的五个子女共同决定，刘军师桥房屋原××号（丘××）、原××号（丘××）房屋归黄某8的三个儿子黄某12、黄某13、黄某7所有。具体由长子黄某12和次子黄某13办理。黄某13利用虚假证明，将原××号黄某10的房产证已变更为黄某13，对于虚假证明，黄某7等其他子女并不知情，同时黄某13、黄某11、毛某1均自愿签字提交《放弃房屋继承权利书》并分别加盖了本人单位或居委会公章，自愿放弃继承刘军师桥丘号××的××号40平方米房屋，由两兄弟黄某12、黄某7继承，决不反悔。客观事实符合三个儿子一人一间每人得20平方米左右，从黄某6提交的1986年直到2002年原××号、原××号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票据，可以证明三子女于1983年放弃继承原××号的房屋面积为40平方米。4、黄某12的20平方米应当由其长子黄某6继承。黄某12在世时为使黄家祖产有人继承，不允许黄某6转户籍，迫使黄某6多次放弃了单位福利分房。在1986年黄某6结婚时，黄某12将原××号房屋交付给黄某6居住使用，黄某6对祖宅的看管、守护、维修尽了较大贡献和义务，为本案全部继承人争取了利益，其父亲黄某12让其继承的意思表示意思明确，此20平方米应由黄某6继承。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5、崔某3、崔某6、崔某4主张刘军师桥房屋原××号（丘××）应该属于1958年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留下的自住房，不属于本案诉争的257.86平方米面积内，应当属于1953年颁发的原产权证总面积274.41平方米中一间留下的自住房，实际面积应为274.41-257.86＝16.55平方米，而不是40平方米。此与玄武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郑主任的讲话相符，并提交《××丘经租房（黄某8等）房屋面积图》印证1958年经租改造时写有“留”字的有3处，其中2处分别为黄某10自住的原××号，另1处是其隔壁原××号。并主张刘军师桥除××号为黄家祖屋外，××号的几间是靠崔某1和黄某11夫妇挣钱盖的，故崔某1和黄某11对黄家贡献较大。对此除陈某、黄某1、黄某2外的其他当事人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至南京市玄武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核实了解，工作人员答复继承需处理的落政拆迁补偿面积为：原刘军师桥××号（丘号××）总面积274.417平方米-自留用面积16.557平方米＝257.86平方米。故本案仅处理落政涉及的257.86平方米，且自留面积不应包括在该257.86落政面积内。按照物权登记公示公信原则，原刘军师桥××号统一一本产权证（丘号为××），1969年该土地收归国有，直至2018年南京市玄武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发布《退还房屋通知书》，而《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系1983年、1989年签署，显然在落政发还之前，对收归国有的房产当事人均无权处分。故黄某6、黄某7所称“黄某13、黄某11、毛某1均自愿放弃继承刘军师桥丘号××的××号40平方米房屋，由两兄弟黄某12、黄某7继承”中涉及房产不在本次落政面积之内，黄某6、黄某7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因被继承人黄某8、黄某9、黄某10生前均未留遗嘱，故对被继承人黄某8、黄某9、黄某10对原刘军师桥××（丘××）落政面积257.86平方米各享有的1／3份额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因黄某9、黄某10均未婚未育，故实际刘军师桥××应由黄某8继承后，由黄某8的五名子女黄某11、毛某1、黄某12、黄某13、黄某7共同继承并均等分割，因黄某11、毛某1、黄某12、黄某13均已去世，故上述四人的份额应分别由他们的健在配偶及子女继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具体分配如下：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各继承1／15份额；被告黄某7继承1／5份额；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各继承1／30份额；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各继承1／25份额；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李某各继承1／25份额。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黄某8、黄某9、黄某10名下位于南京市原刘军师桥××房屋（建筑面积257.86平方米，××丘）由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各继承1／15份额；被告黄某7继承1／5份额；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各继承1／30份额；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各继承1／25份额；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李某各继承1／25份额。案件受理费68430元，由原告陈某、黄某1、黄某2各负担4562元,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各负担2281元，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各负担2737元，被告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李某各负担2737元，被告黄某7负担13688元（三原告已预缴37743元，扣除其应负担部分13686元，余款2405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由本院退还原告；被告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崔某5、崔某6、郑某1、林某、郑某2、徐某、郑某3、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李某、黄某7应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  萍审 判 员 邵 小 波人民陪审员 宋 兴 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实习张瑜书 记 员 王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