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定，男，198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淑萍，女，198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鸿铭，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辉，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定、袁淑萍为与被上诉人王鸿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浙0110民初19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定、袁淑萍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110民初902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鸿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王鸿铭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交易中实际发生的货款金额应由王鸿铭承担举证责任，高定、袁淑萍无须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错误。鉴于王鸿铭在实际送货时未要求高定一方清点并签收单据且高定一方退货时王鸿铭也未签收单据的交易现实，双方未形成送货单和退货单，这个客观问题的存在是王鸿铭怠于行使合同权利所导致的，高定、袁淑萍对此无合同上的过错。二、微信聊天记录中王鸿铭单方拟制的对账单未经高定一方核实确认，在高定一方提出异议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直接确认案件的基本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因交易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前两次的对账单都经过高定一方的确认，相关微信聊天内容可以作为双方的交易惯例。在最后一次对账中，因高定一方对对账单有异议而未予确认，但一审判决却认为“有理由相信王鸿铭所称的欠款总额符合双方交易的实际情况”，属于主观臆断，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三、尽管从诚信角度而言，高定一方应配合王鸿铭对账，但是，自双方对最后一份对账单发生分歧后，王鸿铭未再与高定一方进行对账，即便在诉讼过程中也未提出对交易情况进行对账，因此，高定一方也没有法律义务需要主动与王鸿铭对账。另外，鉴于高定所在企业经营方式变更、办公地址搬迁、人员变动、财务资料遗失等多种原因，确实无法在交易结束两年后再与王鸿铭对账。对此结果，王鸿铭自身存在不可推卸的合同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双方的所有交易记录都体现在微信群聊里面，实际上双方不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代销合作关系，即王鸿铭给高定一个底价，高定销售后赚取差价，以销售成功作为付款前提。按照高定的淘宝店铺销售记录，实际销售成功的只有112件，至于未销售成功的货品的退货以及如何结算货款，双方没有经过对账确认，王鸿铭主张的货款金额没有证据支持，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请。 针对高定、袁淑萍的上诉，王鸿铭答辩称：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本案的事实情况，举证责任分配和适用法律均正确。本案的争议是货款数额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易只有一个连接点，就是“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选款、发货、收货、退货、对账等所有内容都是通过这个微信群完成。开始时双方合作顺利，后来因为高定一方拖欠货款不付，所以王鸿铭一方停止供货。截止到2018年8月23日，经过王鸿铭一方多次催讨货款，对方仍然没有支付，并且还把王鸿铭移除出微信群。此前在微信群中有一个总的对账单，显示货款金额是376572.2元，后来在一审诉讼中，高定一方提出有退货的部分应当扣除，王鸿铭核对之后把退货金额从中减掉，故诉讼请求变更为223335.20元，这是基于王鸿铭的自认。高定一方认为另外还有货没退，但是具体还有多少以及货值多少都无法说明。双方的交易模式就是简单的货物买卖，并不是高定一方所说的合作经营关系。结合整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内容，根据证据的高度概然性的规则，王鸿铭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符合事实。 王鸿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高定、袁淑萍支付王鸿铭货款223335.20元；2.判令高定、袁淑萍支付王鸿铭因本次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定、袁淑萍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6月期间，高定、袁淑萍向王鸿铭采购服装，王鸿铭通过“货拉拉”等方式交付服装1951件，合计货值556852元。其间，高定、袁淑萍分别于2018年5月18日、6月15日、6月26日、6月28日向王鸿铭付款61988元、70000元、40000元、18921.80元，合计190909.80元，并向王鸿铭退回货值142607元的服装455件。（二）前述业务，双方通过群聊名称为“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的微信群对服装订货数量、颜色、尺码、发货、退货、对账等情况进行沟通。该群聊成员7人，包括王鸿铭、冯阁阁（王鸿铭的工作人员）、袁淑萍、高定及其工作人员臧岩岩、“雨中花”“心随梦飞”。聊天信息包括：2018年5月17日，冯阁阁在群里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4.16-4.30.xls”，“雨中花”回复“好的”。2018年6月11日，冯阁阁问“五月的账单还有什么问题吗”，“雨中花”回复“对的”。2018年7月1日，冯阁阁在群里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06.16-06.30.xlsx”“高定对账单06.01-06.15.xlsx”“高定退货06.29（2）.xlsx”。其中“高定对账单06.01-06.15.xlsx”载明“6.01-6.15结款（5月的20%+6.01-6.15总金额）为28356.2+38465=66821.2，样衣总和为110，样衣总价格为43205”，“高定对账单06.16-06.30.xlsx”载明“6.16-6.30总结款239635”，并称“看一下六月的账单和夏装退款单子”“高总说6.1到6.15的账单在7.5结掉哦，姐你对一下账，有问题找我”，“雨中花”回复“好”；次日，“雨中花”称“6月4日发给我们的是889款T恤，不是888”，后冯阁阁发送文件“高定对账单06.01-06.15（1）.xlsx”并问“账单还有什么问题吗”，雨中花回复“现在在忙呢，空了再看一下”。2018年8月23日，冯阁阁称“今天已经是八月二十三号了，你承诺我们七月五号本应该结款的：六月一号到六月十五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你们的财务至今不与我方对账，询问多次无结果，六月十六到六月三十的账单本应该七月十六号全部结款完毕，你们至今也没有回复，财务不仅没有对过账单，更是账款一直拖欠不付，希望你方尽快和我方对完六月份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再加上样衣的总对账单（总金额376572.2元）并且得到结果，及结款时间，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另外，你方未销售完成的我方货品请于3日内将数量明细与我方确认，如八月30日前不退回，我方将拒收退货，视同你们销售完成，并追讨货款，一切后果将由你们承担”，臧岩岩回复“当初未到结款时间，几十件羊毛大衣为什么不给发货”“你这边对账单很多我们这边对不上，签收人是谁”，后王鸿铭被高定移出群聊。（三）2018年11月23日，杭州光智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智造公司）就前述交易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高定、袁淑萍要求支付货款等，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光智造公司系王鸿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其提供的证据显示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均为王鸿铭或衡塑智造，高定认可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对人系王鸿铭，故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光智造公司不是与高定、袁淑萍发生业务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遂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光智造公司的起诉。2019年11月5日，王鸿铭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四）光智造公司与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8月22日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光智造公司因与高定、袁淑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一审诉讼的代理人，律师代理费15000元。2018年8月27日，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向光智造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为1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于本案中，就案涉服装交易，双方并无签订书面合同以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但据本案审理查明，双方之间服装交易的订货数量、颜色、尺码、发货、退货以及对账等情况系通过“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的微信群进行沟通对接，而该微信群的留存信息显示，王鸿铭制作发送的销售出库单、对账单客户一栏，记明的是“高定”，且高定在（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案件中亦认可与其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对方是王鸿铭，故该院采信王鸿铭的诉讼意见，确认王鸿铭与高定之间就案涉服装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高定、袁淑萍抗辩双方交易系寄售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二人认为相关争议已由王鸿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光智造公司提起诉讼，本案系重复诉讼，王鸿铭非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亦不采纳。关于王鸿铭主张的货款金额223335.20元，从双方2018年4月及2018年5月在微信群中进行对账、催款并确认付款的情形看，通过微信群进行业务沟通和对账系双方交易惯例，双方于2018年6月底结束供货业务后，王鸿铭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发送2018年6月的对账单、退货单要求对账并于2018年8月23日称“希望你方尽快和我方对完六月份的账单和之前五月份的尾款再加上样衣的总对账单（总金额376572.2元），并且得出结果及结款时间，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高定的工作人员虽回复称“当初未到结款时间，几十件羊毛大衣为什么不给发货”“你这边对账单很多我们这边对不上，签收人是谁”，但并未明确指出不符部分，且业务结束至今将近两年，高定仍未提出具体的异议内容。故此，该院有理由相信王鸿铭述称的欠款总金额376572.20元符合双方交易的客观情况，王鸿铭自认高定已退还服装455件、总计货值142607元并予以扣减，故其主张欠款金额为223335.20元，该院予以采信。高定、袁淑萍抗辩王鸿铭未举证证明实际供货情况，双方尚未对账亦无法对账，然就案涉业务，双方虽未形成送货单、退货单等书面材料，但根据微信群留存信息，双方对2018年4月、2018年5月的业务均有对账，王鸿铭业已制作2018年6月的对账单要求对账，高定至今未能提出具体异议，且退货情况的证明责任系由高定负担，在其未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形下，该院采信王鸿铭关于退货情况的自认，高定、袁淑萍上述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王鸿铭主张的袁淑萍应就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袁淑萍与高定系夫妻关系，亦系前述交易对接微信群中的成员并参与业务沟通，且高定在（2018）浙0108民初6364号案件中确认案涉交易系其与袁淑萍二人和王鸿铭发生，故王鸿铭的该项主张，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关于王鸿铭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双方未就律师代理费的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且王鸿铭作为支付依据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显示，委托人系光智造公司，相关发票也是开具给光智造公司，故对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对王鸿铭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法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定、袁淑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鸿铭货款223335.20元；二、驳回王鸿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162元，由王鸿铭负担684元，由高定、袁淑萍负担4478元。 二审期间，高定、袁淑萍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兴旺布业往来账单》（复制件）一份，其中载明王鸿铭任法定代表人的光智造公司欠“兴旺布业”32465元，要从高定欠光智造公司的货款中扣除，这是王鸿铭在退出微信群后另行发送给高定的，可以证明当时王鸿铭向高定主张的欠款只有32465元，而且高定向“兴旺布业”支付的款项应该在本案欠款中扣除。2.《淘宝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高定通过淘宝店实际销售的王鸿铭一方寄售服装的具体明细，全部销售数量是102件，还有部分买家退货，由此说明王鸿铭主张的欠款数额不真实。3.《进货退货明细单》，证明高定一方财务记录显示的实际结欠王鸿明的货款金额。对此，王鸿铭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兴旺布业往来账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因为该账单双方主体是兴旺布业公司和光智造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是不同的主体，而且光智造公司欠兴旺布业公司的货款也已经结清。2.对《淘宝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查证；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无法确定来源；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高定的淘宝店铺销售情况与本案无关，与本案买卖合同履行无关。3.对《进货退货明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是高定单方制作的明细，理应在一审、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供，但高定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对退货情况无法查明，但在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又提供该自行制作的表格，王鸿铭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兴旺布业往来账单》是案外人兴旺布业公司和光智造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以此证明本案中高定与王鸿铭之间的欠款金额，且高定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代付款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淘宝交易明细清单》反映的是高定实际经营的淘宝店的销售情况，但无法表明高定是否仅有此一个销售渠道，且其对外销售的数量也不等同于其进货的数量，故不能以此证明高定向王鸿铭进货的全部服装数量；《进货退货明细单》系高定自行制作的表格，无其他凭据印证，且与其之前陈述的交易资料已经遗失无法对账的说法不一致，故该份表单内容的真实性难以采信。综上，本院对高定、袁淑萍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王鸿铭在二审中没有提交证据。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非要式合同，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王鸿铭和高定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案涉交易系通过建立一个群聊名称为“HX-高定、衡塑智造连衣裙直播群”的微信群进行联络、对接、处理，且总共只从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6月底期间进行了约三个月时间的交易。纵观整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内容，有关交易的事项包括订货数量、颜色、尺码、发货、退货以及对账等情况均体现在其中，对话内容前后连贯，意思表示清楚明确，足以认定。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交易双方为王鸿铭一方和高定一方，分别由各自一方的工作人员具体联络、对接；第二，交易期间每个月会对账，由王鸿铭一方在群里发送对账单供高定一方核对，其中2018年4月16日至4月30日期间的账单、2018年5月的账单均以此方式对账确定。按照双方随后的聊天记录显示，高定在2018年6月28日的最后一次付款18921.80元正好付清2018年5月的余款，但双方在2018年6月仍在继续交易，没有证据证明高定一方后续支付过货款，故高定一方的欠款事实应客观存在；第三，关于欠款的数额，双方在2018年4月、5月发生交易的货款已经结清，现争议的是2018年6月产生的货款以及在交易期间发生的退货应扣除的货款。如前所述，双方在三个月左右的交易过程中都是通过微信群进行对账，王鸿铭一方遵循之前的做法在2020年7月1日将6月份的账单发送到微信群中并提示高定一方核对，当时高定一方人员明确回复“好”并于2020年7月2日提出有一款服装的款号有误，然后王鸿铭一方人员重新将更正后的账单发上来，询问“账单还有什么问题吗”，高定一方人员回复“空了再看一下”，此后未再对账单提出异议。王鸿铭一方在2020年7月3日再次询问高定一方对于账单是否有问题，高定一方均未正面回答。2018年8月23日王鸿铭一方再次就对账、付款、退货事宜催促高定一方时，高定一方虽称“你这边账单很多我们这边对不上，签收人是谁”但未作具体说明，随即王鸿铭就被高定移除出群。由此可见，首先，双方对6月份的交易账单有对账的过程，并不是如高定所说仅是王鸿铭一方单方制作账单未经高定一方核实；其次，对账既是双方的权利也是双方的义务，王鸿铭一方已将账单发送在微信群里，并反复要求高定一方核对，高定一方不作出明确回答，怠于履行对账行为，因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自负其责；再者，王鸿铭在诉讼中除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外还提交销售出库单、退货单、对账单等其他证据，虽然部分证据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这些证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联系和印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高定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参与者，一方面对王鸿铭提供的证据一概否认，另一方面又不能提供己方关于案涉交易实际情况的证据，即便如其所述因人员变动、场地搬迁、资料缺失等现已无法对账，导致该结果的责任也不在于王鸿铭。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的陈述、举证情况，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和综合判断证据规则对欠款数额作出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袁淑萍与高定系夫妻关系，且加入前述微信群中，知晓案涉交易并有参与行为，故王鸿铭要求袁淑萍与高定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亦合法有据。 综上，高定、袁淑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高定、袁淑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程静静 ?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