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7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一）：熊秋林，男，汉族，1968年8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杨桥镇坪塘分场水库队，公民身份证号码：362************837。上诉人（原审原告二）：廖应群，女，汉族，1970年5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坪塘分场水库队，公民身份证号码：442************726。上诉人（原审原告三）：陈冠宇，男，汉族，1994年5月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坪塘分场水库队，公民身份证号码：441************714。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可缘，系广东跨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王伟军，男，汉族，1988年1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榄岭分场王屋咀队，公民身份证号码：441************71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王寿林，男，汉族，1963年8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榄岭分场王屋咀队，公民身份证号码：442************712。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燎发，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娟，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因与被上诉人王伟军、王寿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2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947272元元，或发回重审;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和严重错误。一审认定:“对于原告损失，同一鉴定机构分别于2018年3月2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7月15日作出了多份鉴定，本院采信最后一次的鉴定报告，即博罗县发展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博价认定【2019】0894号)，该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人民币：叁仟玖佰壹拾叁元整(￥:3913元)。青蛙站浮垫价格1000元、防冲网价格2040元、尼龙拉绳285元、电缆线(电线)588元。青蛙饲料，经査熊秋林青蛙饲料无实际损失；青蛙，因事主熊秋林称的青蛙损失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该青蛙损失待查清后再作认。’故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财产损失3913，原告请求1089162元，超出部分，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该认定违背客观事实，是片面和主观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2018年3月2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7月15日作出这三份鉴定是对上诉人蛙场财产损失的全面、客观和清晰的认定，构成确认本案财产损失完整的证据链，也是上诉人起诉维权的主要关键证据。三份证据共三部分证明了上诉人财产损失，分别是竹片棚等物品价值83502元、青蛙等价值1005113元(其中青蛙价值996300元)和防虫网等物品价值547元。三份证据紧密结合、密不可分，且与《协议书》互相印证，全面客观清楚地呈现了上诉人蛙场财产损失的基本状况，因此是认定本案蛙场损害客观事实和公正处理本案的关键证据，不应被人为分割。(二)一审判决片面采信2019年7月15日（下称7.15）鉴定，是认定事实不清。1、从内容上看，该鉴定否定了青蛙价值996300元和青蛙饲料价值4900元，是针对6.1鉴定也就是本案第二次、第二部分鉴定，并不涉及涵盖第一部分(即3月28日)和第三部分(即10月31日)的鉴定，也就是在7.15鉴定之后，本案财产损害鉴定证据客观上已变成由3.28(第一部分鉴定)、6.1(第二部分鉴定)和7.5(第三部分鉴定)构成。而一审判决只确认了全部财产损失的其中一部分鉴定即7.15鉴定，对于其他3.28(竹片棚等物品价值83502元)和6.1(防虫网等物品价值547元)这两部分鉴定，却严重忽略遗漏，没有认定，这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2、从程序上看，该鉴定是上诉人2019年5月17日起诉、法庭于2019年6月19日受理之后，在开庭前半个月(7月30日)由杨侨派出所在第三部分鉴定(2018.10.31)出具近十个月后再委托价格认证部门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结果可想而知，该鉴定由被上诉人在一审应诉时作为证据提交使用，并获得一审法庭“高度认同"采信。很显然，这是为配合民事应诉而上演的一出戏。可惜，该拙劣的系列表演却漏洞百出，该鉴定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和法律效力:其一、该7.15《价格认定结论书》中"其他需要说明事项"第3点明确规定，该认定结论“不作为民事赔偿依据”。而恰恰相反，被上诉人对其却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少赔或者不赔的依据;一审判决违规彩信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四条明确规定“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情形中的价格认定工作:(二)涉嫌刑事案件”。如前所述，该7.15鉴定是在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法庭立案后开庭前半个月的民事诉讼程序阶段出具，本案显然是民事而不是刑事案件。因此，依法依规不能适用于本案。第三，该鉴定缺乏充分的事实和证据，且与61鉴定严重冲突，自相矛盾，自打嘴巴，故不能成立。该鉴定理由与杨侨派出所在上诉人起诉后开庭前向法庭出具的《情况说明》同出一辙，完全同一鼻孔出气，明显照葫芦画瓢，敷衍了事，极端不负责任，是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违法鉴定。一是从2018年1月13日至5月29日，上诉人对上诉人采取暴力围殴、机械挖掘、纵火烧毁等方式，毁损上诉人的蛙棚、房屋以及生产生活设施，造成上诉人青蛙大量受损死亡和一百多万元的损失，多年的投入灰飞烟灭，化为乌有，血本无归，损失惨重乃至破产，全家人的生活立马陷入困境，现生活十分困难。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但没有得到职能机关的同情和保护，反而在被迫提起民事诉讼过程中，被某办案机关别有用心之人污蔑为“谎报警情"，这是何来之理?岂有此理!被上诉人二也曾经被抓了又放，给了个冠冕堂皇理由:没有毁坏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请问青蛙是他的吗，蛙棚也是他的吗（调解协议只是约定场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并无约定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想当然地作无理扩充解释）?怎么没有侵害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难道是过失侵害?这还是正常的办案吗?上诉人对此极其不满和愤怒，并视情况保留进一步纪检投诉的权利。二是刑事毁损案发生以后，上诉人多次报案，警方也多次到现场拍照、录像取证，向警方提供了现场照片、购买饲料和种苗单据、租金收据等相关证据，警方三次委托价格认证机构分三部分对上诉人的蛙场财产损失作出客观的评估，当事双方也在警方主持调解下达成协议书并确认了本案的损失金额。至于在案发后，上诉人在危急关头出于止损的目的和紧急避险的必要，在蛙尸遍野的蛙场，捡回了部分的成蛙出售(售价共53520+83470=136990元，见转账聊天记录);在被机械推倒的房屋瓦砾掩埋下被雨水淋湿发霉的34包饲料（4900元）中，捡回了部分用来喂鸡，这些事实都有转账聊天记录和饲料单据可以证明，派出所已经做了笔录，上诉人在笔录中亦如实承认，法庭可以调取该笔录。以上都有据可查，有账可算，根本不存在青蛙损失无法查清的情况（饲料损失上诉人可以放弃）。因此上诉人蛙场财产损失为947272元（1089162-136990-4900元）。三是价格认证机构按《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的规定，是以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方法进行认定，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以当事人的主观陈述所称的损失作为鉴定的依据和标准，否则鉴定就失去了本来意义也没有必要。因此，7.15鉴定所主张的"熊秋林所称的青蛙损失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该青蛙损失待查清楚后再做认定”的说辞，完全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不能成立。况且上诉人民事诉讼正当其时，不容再等待;本案的损失，也完全可以查清，更无等待之必要。一审法院如认为本案的财产损失依现有鉴定和证据仍然无法查清的，就应该释明后依职权鉴定或要求申请重新鉴定。这才是正确妥当的处理之道。(三)本案《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不容否定。1、协议书是在派出所的主持下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中约定协议书经双方签名后即起法律效力。2、协议书确认了上诉人青蛙场的经济损失价值为1088615元，可根据上诉人为止损而出售的青蛙价值136990元和放弃的饲料款4900元作相应的调减，即947272元，这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并不违法。一审判决该协议书未做认定和处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显失公正。如前所述，现有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和查清上诉人蛙场财产损失为947272元(已对一审诉请1089162元作相应的调减)，一审判决却只认定上诉人的第二部分鉴定（6.1和7.15）的财产损失仅为3913元，将主要财产青蛙损失996300元完全排除在外;且对第二部分鉴定(3.28)有关竹片棚等物品财产损失83502元和第三部分鉴定(10.31)有关防虫网等物品价值损失547元却严重忽略遗漏，只字不提，不作认定，并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等法律规定，将涉案1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只判给上诉人3913元，让已经负债累累、贫困潦倒的上诉人倒贴诉讼费1万多元，让上诉人多年的投入和全部财产瞬间化为乌有，客观上助长纵容了暴力侵财行为的发生，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和负面示范效应。这是对法律的亵渎和侮辱，是对人权、对弱势群体明目张胆的侵害，完全于法不公，于理不通。上诉人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愤慨!综上所述，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因财产受侵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元，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判决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4、第170条的规定提起上诉。百年大计，民生是本。上诉人恳请上级法院、领导高度重视和关注本案，依法公正处理，切实维护上诉人作为受害者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一审判决采信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博价认定（2019）0894号价格认定结论作为认定本案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1、根据答辩人王寿林（代表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与被答辩人一熊秋林于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熊秋林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动离场，青蛙场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第四条约定：熊秋林在承包期种的树木可自行处理，离场后归王寿林所有。由此可见，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在承包期满后，被答辩人一可自行处理在承包期种的树木，离场后其余物品归王屋咀队所有。结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博检侦监不批捕说理【2018】236号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确认，上述财产在合同期满后归王屋咀所有。故合同期满后，答辩人对蛙场内竹片棚、池塘墙、田鸡种苗池等设施、物品有处置权，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于2018年11月4日出具的《关于熊秋林青蛙场被毁案的综合调查报告》中已查实，熊秋林严重谎报青蛙数量损失，故不予认定。随后派出所又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重新对本案的损失进行价格评估，推翻了此前所作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因此，本案的损失应以评估机构最后一次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准，即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博价认定【2019】089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结论为：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人民币3913元。3、关于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博价认定【2019】089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二、《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损失的依据。1、该《协议书》只能证明双方对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未对青蛙场损失数额进行确认，该《协议书》不能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2、《协议书》中写的青蛙场损失数额是公安机关基于当时的评估报告结论确定的损失数额确定的，但后面查实因熊秋林严重谎报青蛙数量损失，故对该部分损失不予认定。随后又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重新对本案的损失进行价格评估，推翻了此前所作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故《协议书》中的青蛙场损失数额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损失的依据。三、二答辩人参与上诉人青蛙养殖场的清场活动，系受杨侨镇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授意的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关于公章问题，博罗县杨侨镇榄岭办事处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榄岭办事处的全部生产队（包括王屋咀队）均没有公章，有关于村里的事务均是由生产队会议讨论决定。关于对熊秋林等人逾期不自行搬离承包地一事，王屋咀队多次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对熊秋林等人逾期不自行搬离承包地的行为进行强制清场行动，该决定为王屋咀队的一致意见，会议记录有参会的村民签字确认。2、王寿林自2008年9月起至今担任王屋咀队队长一职。2018年1月期间因上诉人在约定承包期限结束后，未按约定清场。王寿林作为王屋咀队队长参与了经王屋咀队村民代表及全村队委讨论决定后对上诉人的清场行动。王寿林的前述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属于代表王屋咀队及全体队员意志的的行为，属于依法履行其职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答辩人王寿林在履行工作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应由其用人单位王屋咀队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王伟军是王屋咀队队员，受王屋咀队指示，无偿参与了经王屋咀村民代表及全体对位讨论决定后对熊秋林等人逾期不自行搬离承包地的行为进行强制清场行动。王伟军的前述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属于受王屋咀队指示后代表王屋咀队及全体队员意志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作为王屋咀队队员，受王屋咀队指示后参与了清场行动，答辩人王伟军与王屋咀队构成无偿帮工关系，答辩人作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依法应由被帮工人即王屋咀队承担赔偿责任。四、被答辩人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即使认定答辩人需承担侵权责任，考虑到双方的过错程度，也应当相应减少答辩人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发生是被答辩人逾期拒绝清场引起，考虑到被答辩人经营不易，王屋咀队已多次作出退让，允许被答辩人继续使用该承包地至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王屋咀队决定依约收回承包地，但被答辩人拒绝清场，后经榄岭办事处调解，王屋咀队同意被答辩人使用承包地至2017年12月31日。但到了约定期限后，被答辩人并未按约定自动离场，王屋咀队多次对其劝告警告无效后，才迫于无奈采取强制清场行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答辩人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当减少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89162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10日，杨侨镇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与案外人曾小林签订《水库边烂泥塘承包合同》约定：杨侨镇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将水库边烂泥塘伍亩发包给曾小林经营，承包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曾小林在合同期内拥有鱼塘水面使用权，不得擅自转包。后案外人曾小林未经王屋咀队同意将该承包地转租给原告熊秋林，杨侨镇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知晓情况后并未进行阻止。之后一直由原告熊秋林等使用承包鱼塘并支付租金给王屋咀队。三原告在承包鱼塘内进行青蛙养殖。2017年1月1日合同到期后，原告熊秋林未按照《水库边烂泥塘承包合同》约定撤离承包地。2017年6月10日，原告熊秋林与被告王寿林在杨侨镇榄岭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合同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止，原告熊秋林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动离场，青蛙场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2、原告熊秋林离场后，被告王寿林补三十条联塑管（6寸）给原告熊秋林。3、原告熊秋林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交场租柒仟元（￥7000元）给被告王寿林。4、原告熊秋林在承包期间种的树木可自行处理，离场后归被告王寿林所有。截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熊秋林仍未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撤离承包地。2018年1月13日，被告王寿林、王伟军等王屋咀村民因原告熊秋林未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撤离承包地而前往原告熊秋林的青蛙养殖场进行强制清场并与原告熊秋林、陈冠宇等人发生肢体冲突。2018年1月28日，被告王寿林、王伟军等人再次到原告熊秋林青蛙养殖场进行清拆清蛙场设施，放火烧毁竹架塑料薄膜等养蛙设施，致使原告养殖场内的青蛙被烧死烧伤。2018年5月29日，被告王寿林、王伟军等王屋咀村民第三次到原告熊秋林青蛙养殖场进行强制拆除的防虫网等设施。事情发生后，原告熊秋林向博罗县*****派出所及杨侨派出所报警。2018年3月28日，博罗县*****派出所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熊秋林的青蛙养殖场被破坏物品的损失价格进行价格认定，并作出了博公（杨）行鉴告字[2018]第0445号鉴定意见告知书，鉴定结论为：原告熊秋林田鸡场被破坏的田鸡养殖场竹片棚等物品的涉案价值达人民币83502元。2018年6月1日，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熊秋林财物被故意损毁案等涉案物品进行物价鉴定，并作出了博公（物）鉴通字[2018]0809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结论为：青蛙价值人民币996300元；青蛙站脚浮垫价值人民币1000元；青蛙饲料价值人民币4900元；防冲网价值人民币2040元，尼龙拉绳价值人民币285元；电缆线价值人民币588元，总涉案价值达人民币1005113元。2018年10月31日，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再次指派专业人员对2018年5月29日原告熊秋林青蛙场被毁一案的涉案物品进行了物价鉴定，并作出了博公（杨侨）鉴通字（2018）11310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结论为：涉案防虫网、隔热网、毛竹等物品价值人民币547元。2018年7月12日，原告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与被告王伟军、王寿林双方对2018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28日的因原告熊秋林未按合同约定撤离承包地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原告青蛙场损失进行协商并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原被告双方对于参与打架人员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2、对于原告青蛙场损失价值人民币1088615元，由原告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3、协议达成后，原被告双方不得再就打架一事发生纠纷，此协议书经双方签名后起法律效力。2019年7月15日，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再次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熊秋林财物被故意损毁的财物损失作出鉴定，博罗县物价局作出博价认定（2019）089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结论为：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人民币：叁仟玖佰壹拾叁元整（￥：3913元）。附表《价格认定明细表》中明确：“青蛙站浮垫价格1000元、防冲网价格2040元、尼龙拉绳285元、电缆线（电线）588元。青蛙饲料，经查熊秋林青蛙饲料无实际损失；青蛙，因事主熊秋林称的青蛙损失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该青蛙损失待查清后再作认定。”原告起诉后，一审法院依法向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调取了《关于熊秋林青蛙养殖场被毁案的综合调查报告》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了解案件情况。2019年7月29日，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出具《关于熊秋林青蛙场涉案物品损失的情况说明》，“2018年1月13日至2018年5月29日青蛙场被毁，接警后我局到达现场处置。……对于熊秋林损失由其提供给物价部门鉴定，鉴定结果青蛙损失996300元、青蛙饲料损失为4900元，现经依法调查取证，事主熊秋林严重谎报警情，对此两项损失公安机关不予认定；除以上两项涉案物品损失外，熊秋林青蛙场其它涉案物品风扇等损失共计87962元，对于熊秋林青蛙场的青蛙实际损失待查清青蛙真正损失再作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被告王伟军、王寿林因原告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拖延撤离承包地问题而分别于2018年1月13日、2018年1月28日、2018年5月29日对原告青蛙养殖场进行强制清场，致使原告财产损害。被告王伟军、王寿林辩称其清场行为是经王屋咀队村民代表及全村队委讨论决定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但根据两被告提交的王屋咀队“会议记录，讨论”等书面材料，均无杨侨镇榄岭办事处王屋咀队盖章及其他证据证明系王屋咀队授意的职务行为，故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王伟军、王寿林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经济损失1089162元，因本案损害发生后，对于原告损失，同一鉴定机构分别于2018年3月2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10月31日、2019年7月15日作出了多份鉴定，一审法院采信最后一次的鉴定报告，即博罗县发展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博价认定【2019】0894号），该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价格认定标的于价格认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人民币：叁仟玖佰壹拾叁元整（￥：3913元）。青蛙站浮垫价格1000元、防冲网价格2040元、尼龙拉绳285元、电缆线（电线）588元。青蛙饲料，经查熊秋林青蛙饲料无实际损失；青蛙，因事主熊秋林称的青蛙损失与实际损失严重不符，该青蛙损失待查清后再作认定。”故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财产损失3913元，原告请求1089162元，超出部分，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伟军、王寿林应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经济损失3913元。二、驳回原告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602元（预交），由被告王伟军、王寿林共同负担500元，原告熊秋林、廖应群、陈冠宇共同负担1410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聊天记录。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查明，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14日向博罗县公安局出具《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载明：“二、被害人熊秋林受损的数额无法查清。根据上述分析，涉案鱼塘的土地附着物应属于王屋咀村所有，至多只能认定涉案的青蛙、蛙苗和青蛙饲料及被害人熊秋林的缝纫机、风扇等生活用品属于熊秋林所有。根据现有证据，虽然价格认定部门认定青蛙受损价值近100万元，但主要根据熊秋林的陈述进行价格认定，不足以采信。根据证人黄庚祥、黄志海等养专业户的证言，特别是有关挖槽的面积及相应面积青蛙可以生成数量、养殖周期等方面的证言，并结合证人王国兴（饲料供应商）、汪尊华（收蛙人）的证言及相关青蛙收购的交易记录以及榄岭办事处提供的涉案蛙场的面积等，可推断出熊秋林经营的两个蛙槽内案发时养殖的青蛙重量约为36000斤，根据王国兴出售的饲料及案发时剩余的饲料亦能推断出熊秋林养殖的情况亦为30000多斤，但根据交易记录，证实熊秋林所陈述的涉案批次青蛙已被其售出37000多斤，虽然上述数据不属于鉴定结论，但符合青蛙养殖的自然规律和正常逻辑判断，故熊秋林养殖的成品蛙受损的数量微乎其微。本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的财产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具体判析如下：上诉人请求的财产损害赔偿数额为1005113元，最主要的证据为博罗县发展和改革价格认证中心于2018年6月1日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而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价格认证中心于2019年7月15日由出具的（2019）089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认定结论，除青蛙饲料以及青蛙损失外，其余与2018年6月1日的认定一致。2019年7月15日的鉴定由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委托，为本案的最后鉴定的意见，原审法院依据2019年7月15日的鉴定意见认定本案的财产损失数额，并无不妥。其次，博罗县公安局杨侨派出所出具《关于熊秋林青蛙场涉案物品损失的情况说明》载明：“对于熊秋林损失由其提供给物价部门鉴定，鉴定结果青蛙损失996300元、青蛙饲料损失为4900元，现经依法调查取证，事主熊秋林严重谎报警情，对此两项损失公安机关不予认定。”可以确认，熊秋林谎报警情，误导鉴定机构作出不真实的鉴定，博罗县发展和改革价格认证中心于2018年6月1日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本院不予采纳。此外，造成本案的鉴定损失与实际损失不符，并且目前无法查清，原因由上诉人自行造成，责任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最后，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1月14日向博罗县公安局出具《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内容载明论证过程，认定熊秋林养殖的成品青蛙受损的数量微乎其微，进一步佐证上诉人虚构损失数额。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对青蛙损失的主张，于法有据，二审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14602元，由熊秋林、陈冠宇、廖应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