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6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诸暨市浙鲁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浣东街道李村二村（庙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MA28834729。 法定代表人：李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天目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1125H。 法定代表人：崔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教、盛梦莹，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诸暨市浙鲁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鲁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分别于2020年9月7日、2020年9月25日进行庭询谈话，浙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林、一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教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鲁公司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浙鲁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已认定浙鲁公司与一建公司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在此基础上，一建公司一审答辩时自认已经支付给浙鲁公司货款780万元。因此，案涉争议焦点是货物是否已经交付以及如何确定已交付货物的价款。一、关于合同项下货物是否已交付的问题。1.王孝行系合同约定的收货人之一，有权代表一建公司收货。《材料采购合同》第二条第3项约定：“甲方（一建公司）指定收货联系人沈华良、王孝行，电话136××××6237；甲方收货联系人仅有对乙方送货单中数量予以确认的权利，对货物价款以及最终结算单没有确认的权利”。根据该条款约定，王孝行作为一建公司的收货人，对浙鲁公司所供货物多少有权进行验收、核实、确认。换言之，浙鲁公司对货物是否交付已经尽到充分的举证义务。2.一建公司已自认案涉合同已经履行。第一，一建公司一审答辩称，其已经支付了780万元，且已付清全部价款，不存在欠款的情况。第二，浙鲁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向一建公司提交了《结算款付清协议》，且王孝行在该《结算款付清协议》中签具了“情况属实，核算无误”。王孝行在《结算款付清协议》上的签字行为是浙鲁公司启动与一建公司结算程序的重要环节，浙鲁公司与一建公司进行结算，前提是要项目部负责人、经办人签署相关意见后才可能提交公司进行审核。但在浙鲁公司此后与一建公司对账过程中，一建公司拒不进行对账结算，导致结算工作拖延至今。故王孝行的签字至少能证明浙鲁公司已经按合同履行，并且货物数量经王孝行核对无误，同意提交公司进行结算的事实。第三，案涉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从侧面证明浙鲁公司供应了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因为浙鲁公司和一建公司约定的合同中各种规格、型号、品名、数量，均是根据一建公司施工需要确定的。而一建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另行购买了工程施工所需的配件，现一建公司承接的工程已经验收，可以证明浙鲁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供货。第四，浙鲁公司开具了全部税务发票交给了一建公司。虽然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楚抵扣情况，但浙鲁公司开具了发票并履行了纳税义务是一个客观事实。二、关于价款结算问题。1.一建公司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按照一建公司的抗辩理由和逻辑，一建公司的任何结算行为都要公司盖章后才完成结算流程，可以推断一建公司支付的780万元，肯定是通过书面加盖公章的方式结算出来的。那么一建公司完全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关的结算单据。如果无法提供结算单据，则可以反证一建公司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在结算单据上盖章而进行结算支付的事实和先例。2.《材料采购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显失公平，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一建公司是《材料采购合同》文本的提供方，该合同版本系一建公司为了采购而制作的具有重复使用功能的格式合同。一建公司作为优势地位的采购方，在格式合同中设置的条款限制了浙鲁公司的权利，人为增加结算的各种条件与障碍；且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不恰当地阻止结算条件的成就。在合同中约定必须要加盖一建公司公章后才是唯一有效的结算单，那么一建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拒绝进行结算、拒绝进行盖章，即意味着一建公司就可以永远不用承担付款义务，浙鲁公司的利益将无从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因此，该条款显失公平，一审法院片面地理解合同条款和双方的交易基础，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3.王孝行的情况说明不足以推翻其结算行为。王孝行的情况说明不足以推翻其在《结算款付清协议》上签具的“情况属实，核算无误”的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该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其性质是证人证言，按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王孝行是一建公司单位的员工，与一建公司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明力显然相对较小，与结算协议上的签字相比，证明力肯定是相对较小。再次，王孝行在情况说明中讲到浙鲁公司单位工人罢工，强行拉掉施工现场电源总闸及围堵施工现场等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浙鲁公司和一建公司只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本无法实施这些行为，而且在2017年7月5日王孝行出具之手续之后，一建公司和王孝行均没有报案，事后也没有任何要求撤销在《结算款付清协议》上签具的“情况属实，核异无误”的行为。故王孝行的情况说明不足以推翻其签具的“情况属买、核对无误”的意见。4.《结算款付清协议》形式瑕疵利益应当归于浙鲁公司。如前所述，合同虽然约定了各种繁琐的结算程序与苛刻要求，但不能否认浙鲁公司已经供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一建公司均未提出质量抗辩和交货期延误抗辩，只是对结算的形式要件提出异议。王孝行在《结算款付清协议》上签字证明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判断，在合同已经履行的前提下，双方就结算问题已经部分启动，但在一建公司拒不盖章，恶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基于客观事实，以及拖延结算行为对哪一方产生预期利益等情况综合分析评判，而不是武断、机械地按照合同条文进行裁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浙鲁公司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一建公司答辩称：一、一建公司从来没有授权王孝行对外确认货款及最终结算。双方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均有约定，最终结算需要经一建公司加盖公章后生效，其他任何人签字确认和加盖项目部印章、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等均无效。该合同条款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无效合同条款。从上述合同约定可知，浙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应该知晓涉案《材料采购合同》的结算方式，以及王孝行的结算权限等。王孝行单独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结算规则，无法达到最终结算的效力。另外，浙鲁公司也并非善意且无过失的有理由相信王孝行有权代表一建公司对外签订结算协议，王孝行签订结算协议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二、浙鲁公司上诉也认为其提交的有王孝行签字的《结算款付清协议》并非最终结算的依据，仅是结算程序中的一个环节，浙鲁公司与一建公司进行结算的前提是要项目部负责人、经办人签署相关意见后才能提交公司进行审核，因一建公司拒不进行对账结算导致结算工作拖延至今。从浙鲁公司的上诉逻辑可知，其本身也认为王孝行个人签字的《结算款付清协议》并非最终结算依据，最终的结算仍要与一建公司对账后才能完成。而事实上，浙鲁公司在提起案涉诉讼前从未向一建公司提交过任何对账材料。三、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向浙鲁公司释明并要求其出示相应送货单等材料。但是浙鲁公司始终未能提供，没有尽到充分的举证义务，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浙鲁公司作为出卖人，其在向一建公司提供货物时一般随车都会附相应的送货单，由合同约定的指定人员对送货单记载的货物数量进行核对确认。但浙鲁公司始终未能提交该送货单，其在一审庭审中称已经将全部供货小票交给了一建公司，并没有留存任何备份材料，该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从买卖交易习惯来讲，供货小票一般至少有一式三联或一式四联以上，即使浙鲁公司已经将其中的一联小票给了一建公司，其肯定也会保存着其他剩余的几联小票，但其始终不能提供。综上，浙鲁公司作为货物的出卖人应对供货数量进行举证，提交包括合同约定的送货单、结算单等材料，而其始终未能提交，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建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浙鲁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一建公司支付货款2495657.9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63913元；二、一建公司支付浙鲁公司律师费50000元；三、一建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1日，浙鲁公司与一建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合同》，其中载明：采购方（甲方）为一建公司，供货方（乙方）为浙鲁公司；甲方承包施工福田银座A、B座工程项目向乙方采购铝制品及配件；双方就铝角码配件、异形铝配件、铝型材异形配件等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进行了约定，总价款为8817907.15元，并注明合同材料单价以市场价为准，最终结算按实际结算单结算，但总价款必须在合同签订总额范围内；交货期限为乙方根据甲方传真、邮件指示交货，交货地点（工程所在地）为义乌市福田银座A?B座项目部，甲方指定收货联系人为沈华良、王孝行，甲方收货联系人仅有对乙方送货单中数量予以确认的权利，对货物价款以及最终结算单没有确认的权利，乙方发货联系人为胡开忠，乙方须将货物运至交货地点交甲方二位联系人签收确认方为有效，非本合同约定甲方联系人签收的送货单，视为甲方未收到相应货物，对甲方不具有效力；质量保证期限为自全部货物交付完毕之日起24个月，需安装、调试的，自全部货物安装完毕、调试合格之日起24个月；货款结算采用以下方式：从开始供货的次月开始结算，乙方根据甲方二位收货联系人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制作月结算单，在次月7日前向甲方递交，甲方核对完毕后，由甲方指定人员沈华良和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王孝行、阙正非在月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甲方或分公司公章后生效（单独签字不得作为结算凭证），其他任何人签字确认或加盖该项目部印章、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财务专用章都无效，供货完毕后，双方在次月10日内按前述程序办理最终结算手续，结算单是甲、乙双方货款支付的凭证；结算单应注明当月采购的数量、规格型号、单位及金额，如有退货的，应注明退货的数量、单价、金额；货款支付方式：货款按月结算后，在次月15日前支付当月结算金额的70%，供货完毕且双方完成最终结算后，在次月的15日前支付至最终结算款项的90%，剩余货款在最终结算完成2个月内付清，注：以上结算金额需在甲方收到业主方工程款后予以支付；乙方在甲方付款前必须提供符合国家现行税法规定的合法有效等额税务发票（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暂停付款；甲方应按时支付乙方货款，若因甲方资金不到位，乙方同意给予15天宽限期，如延期超过15天未付，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对未付款部分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金，违约金累计金额为本合同结算欠款的2%为上限；甲方特别声明，甲方与乙方之间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补充合同、对账单、结算单、承诺书、确认单等均以甲方加盖公章确认，除此之外，加盖任何项目部印章、技术资料专用章、项目部财务章或项目部人员签名均对甲方不具有效力。浙鲁公司向该院提交《结算款付清协议》一份，其中载明：甲方为一建公司，乙方为浙鲁公司；经双方核对结算本采购合同发生货款结算款总价为10295657元，超过此金额以外的一建公司均不予认可，截至2017年6月22日甲方累计支付乙方货款7100000元，欠款3195657元，甲方在2017年8月30日前支付2000000元给乙方，在2017年9月30日前付清余款1195657元；如发生逾期甲方自愿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给乙方，待欠款付清后，本合同同时终止；……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王孝行在甲方处载明“情况属实、核算无误”并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5日，浙鲁公司在乙方处盖章，落款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材料采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对于结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浙鲁公司提供的《结算款付清协议》仅有王孝行的签字和捺印，而《材料采购合同》约定王孝行等人的单独签字不能作为结算凭证，浙鲁公司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一建公司欠付货款情况，故浙鲁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于2020年6月24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7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2676元，由浙鲁公司负担。 二审中，浙鲁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一建公司承包的案涉义乌市福田银座A、B座工程项目已经于2017年7月26日验收合格的事实。 二、义乌福田银座A、B座幕墙项目材料付款明细汇总表原件一份。拟证明：王孝行于2017年7月2日对幕墙项目多家供应商汇总出具的供货数额进行确认的事实。 三、结算款付清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中国银行对公客户收款通知单原件一组。拟证明：一建公司已经按照结算款付清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同时印证义乌福田银座A、B座幕墙项目材料付款明细汇总表的真实性。 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3697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一建公司与案外人达成调解，印证义乌福田银座A、B座幕墙项目材料付款明细汇总表中的“总欠款金额”。 五、福田银座A、B座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新闻复印件一份。 六、福田银座A、B座项目商业配套招租信息复印件一份。 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 证据五至七拟共同证明：一建公司承办的案涉福田银座A、B座工程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 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浙0106民初383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与本案类似的一建公司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关于义乌福田银座A、B座工程项目建筑材料的买卖合同纠纷中，一审法院已对王孝行签具的相关结算证明的效力予以认可，判决认定一建公司应根据结算证明上的货款金额承担付款义务。 九、《结算付清证明》（浙江浙泰建材有限公司与一建公司）原件一份。拟证明：一建公司已将按照该《结算付清证明》履行了付款义务，印证义乌福田银座A、B座幕墙项目材料付款明细汇总表的真实性。 十、浙鲁公司一建公司福田银座AB座材料供货汇总对账单原件一份。拟证明：浙鲁公司向一建公司供货合计10295657.95元。 十一、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报审表原件一组。拟证明：浙鲁公司向一建公司提供部分货物的事实，该事实与证人魏某1、徐某前述的汇总对账单上相关时间的供货数据完全一致。 十二、完税证明原件一组。拟证明：2016年1月、2016年6月、2016年7月、2016年9月、2016年11月、2017年6月、2018年2月，浙鲁公司已经完成增值税完税。 十三、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一建公司与杭州楚丰建筑劳务承包有限公司）原件一份。拟证明：一建公司将案涉工程劳务分包给杭州楚丰建筑劳务承包有限公司，魏某2有权对外代表一建公司进行工程施工。 十四、魏某2提供的证人证言。拟证明：魏某2与一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魏某2对外代表一建公司进行施工管理；魏某2雇佣证人徐某和魏某1的事实；孙培根系一建公司的财务人员。 十五、徐某提供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幕墙材料由徐某配合项目部和监理单位准备的；徐某是受魏某2的安排与魏某1一起负责幕墙材料供应商的对账工作；孙培根系案涉工地现场的财务管理人员。 十六、魏某1提供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幕墙材料由徐某配合项目部和监理单位准备的；魏某1受魏某2的安排与刘艳敏一起负责材料的清点工作，徐某与其负责幕墙材料供应商的对账工作；孙培根系案涉工地现场的财务管理人员。 十七、QQ聊天记录一份（核对原件）。拟证明：沈华良系一建公司的统计人员并负责材料每月的对账工作。 十八、义乌市社会事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原件一份。 十九、义乌福田银座A、B座项目变更洽谈会议纪要原件一份。 证据十八、十九拟共同证明：魏某2对外代表一建公司。 对浙鲁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建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汇总表仅有王孝行个人签字，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加盖一建公司公章，故对该汇总表内容不认可；对证据三中的结算款付清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上面王孝行的签字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结算款付清协议是在王孝行在被胁迫的情况之下签订的；对证据三中的承兑汇票和银行通知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五和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案涉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且这两个案件中的原告提供了送货单作为履行依据；对证据九的形式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求法院核实，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的形式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求法院核实，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对账单落款处的签字人员魏某1和徐某均非一建公司员工或被授权人员，且无供货方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且该证据未在一审中提交，存在事后伪造的可能；对证据十一中有原件的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的工程材料量清单及质检结果与证据十清单中的内容存在不一致，不能证明证据十中列明的货物是浙鲁公司实际供应的货物；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浙鲁公司供货金额；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魏某2仅是案涉项目的内部劳务承包人，不涉及接收材料，无权代表一建公司对外施工；对证据十四不予认可，魏某2的证言内容与事实不符，魏某2的工作内容并不涉及材料采购，其陈述负责材料下单收货结算是不属实的，其也无法代表一建公司进行施工管理，其本次陈述的证言与其在另案中陈述的证言有出入，本次作证时其陈述将全部送货单交给了孙培根以及王孝行，而其在另案中陈述将送货单交给了一建公司；对证据十五不予认可，徐某并非一建公司员工，其陈述所从事的工作只有劳务部分，并不涉及幕墙方面管理工作，其关于送货单交付的陈述与魏某1的陈述完全不一致；对证据十六不予认可，魏某1并非一建公司委派人员，一建公司不知道魏某1跟魏某2之间的关系，魏某1实际从事劳务部分工作，不涉及幕墙施工管理，其证言内容与魏某2的陈述是明显不一致，魏某1陈述供应商持有的供货单全部在供应商那边，从来没有拿过来过，而魏某2陈述说供应商那边的单子都是他手下两个人拿过来的；对证据十七中聊天记录的相对方身份是否系沈华良不能确认，聊天记录中存在虚构送货单的情况；对证据十八和证据十九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上加盖的印章并非一建公司的印章，即使印章真实，魏某2参会的情况也不能证明其能对外代表一建公司。 二审中，一建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2018）浙0106民初12061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95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与本案情况一致的一建公司与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生效判决已确定，仅有王孝行个人签字的结算付清协议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王孝行对货物价款以及最终结算单没有确认的权利。 二、报警类报警记录查询证明复印件一份、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以及劳动合同（高宗国）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7月3日12时17分，一建公司员工高宗国曾因福田银座项目工人闹事报警，整个项目无法施工，浙鲁公司提交的结算款付清协议中王孝行签字的时间又恰恰是工人闹事后第三天即2017年7月5日签署，印证了王孝行是在被胁迫之情况下签署，该结算款付清协议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对一建公司提交的证据，浙鲁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二中的报警记录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劳动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一、关于浙鲁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建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于证据二，案涉《材料采购合同》明确约定王孝行无权对货物价款及最终结算单进行确认，仅凭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三、证据九所载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缺乏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四、证据八均系另案文书，与本案争议事项无直接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五和证据六均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七系另案文书，其内容真实，一建公司对其案涉项目已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的待证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证据十，魏某1和徐某并非案涉合同指定的货物签收人员，仅凭魏某1和徐某签字的对账单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十一中的报审表及质量证明材料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且该材料清单仅有部分，无法佐证证据十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十二内容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十四、十五、十六，证人魏某2的证言与证据十五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存在出入，证人魏某1和徐某并非案涉合同指定的货物签收人员，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三份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证据十七中微信聊天相对方身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仅凭该微信聊天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十八和证据十九中会议签到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魏某2可以对外代表一建公司之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二、关于一建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系另案文书，与本案争议事项无直接关联，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浙鲁公司向一建公司主张支付货款，应当就其交付的货物数量及价款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案涉《材料采购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指定收货联系人：沈华良、王孝行……甲方收货联系人仅有对乙方送货单中数量予以确认的权利，对货物价款以及最终结算单没有确认的权利。”浙鲁公司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结算款付清协议》虽有王孝行签字确认，但该《结算款付清协议》仅记载了货物金额，并无明确送货数量，而双方合同明确约定王孝行仅能确认送货单中的货物数量，无权确认货物价款。该《结算款付清协议》亦载明：“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该协议书甲方落款处仅有王孝行的签字及捺印，而未经一建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本案中，浙鲁公司亦未能提供原始送货单等证据佐证该《结算款付清协议》中记载的货款金额及欠付货款金额，故浙鲁公司要求依据案涉《结算款付清协议》所载内容认定案涉交易总额并判令一建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174039.18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案涉《材料采购合同》第一部分载明：“合同材料单价以市场价为准，最终结算按市场结算单结算，但总价款必须在合同签订总额范围内。”浙鲁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结算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交易总额等基础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由浙鲁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浙鲁公司上诉主张案涉《材料采购合同》中的结算条款显失公平，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合同文本系一建公司提供，但并无证据显示该合同条款存在排除一建公司主要义务或限制浙鲁公司权利的情形，合同约定较为严格的收货及结算流程系双方合意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浙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一建公司存在拒绝结算或者故意阻碍结算条件成就的情形。故本院对浙鲁公司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浙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76元，由诸暨市浙鲁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银芝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