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3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大宋村。 法定代表人：赵鹏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瑞清，河北瑞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林，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康复路**。 法定代表人：丁贤潮。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子珺，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贤潮，男，196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海福，男，196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长付，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荣，北京市金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芳芳，北京市金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雄伟，男，197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雄军，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系赵雄伟之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雄军，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橡公司）、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因与被上诉人丁海福、甘长付、赵雄伟、赵雄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瑞清、杨春林、上诉人恒利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贤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子珺、上诉人丁贤潮、被上诉人丁海福、被上诉人甘长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京荣、梁芳芳、被上诉人赵雄军并代理赵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橡公司上诉请求：1.恒利通达公司在(2017)冀063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金额1245304.7元的基础上增加给付华橡公司货款1450304.3元；2.判令恒利通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的效力评判和采信与否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4页对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依职权分别对甘长付、王佳等人作出的三份调查笔录、收条及对王佳的通话记录不予认定其效力，显属错误。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分别对甘长付、王佳等人作出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是沿滩区法院依职权依法调取的证据，该证据能充分证明甘长付、王佳、黄传杰、施立新、丁海潮、丁海福、姚辉、张根伟、黄分红、张友斌等人均系恒利通达公司的员工，代表恒利通达公司采购华橡公司供应的货物，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规定，国家机关搜集和出具的证明材料的证明力优于其他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作为具有公权力公信力的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搜集的前述证据材料应该被认定和采信(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而该证据材料在没有被任何证据否定其效力的情况下不被一审法院采信，显然系一审法院对国家机关特别是公信力极强的国家司法机关证明材料不予认可的错误认定，严重违背《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况且，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依法对朱志勇、张**年、刘怀俊的三份调查笔录，一审法院均给予了积极认可和采信。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朱志勇、张**年、刘怀俊的三份调查笔录中，与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调查笔录的内容有相同部分，即均能证明甘长付、王佳、黄传杰等人系恒利通达公司的员工，是代表恒利通达公司履行其职务与华橡公司进行买卖关系的业务交往，一审法院对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证据效力的评判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一审错误将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予以排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员工签收送货单的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认定，导致华橡公司对恒利通达公司上诉请求的销货数量金额被一审法院以此“论证”来错误“砍掉”！二、一审法院对部分送货单及数量和价格的认定错误。1、华橡公司举示的74份送货单，均是2010年1月7日至2014年2月22日期间，华橡公司累计向恒利通达公司所供货物过程中，恒利通达公司的签收依据，74份送货单载明的数量和价格，在买卖双方交往中均是双方依法协商达成的数量和价款的共识，汇总的总金额为6448921.3元，该金额应该依法被认定为涉案期间华橡公司对恒利通达公司的供货总金额，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任意对送货单的数量和价格情况对恒利通达公司作出有利认定，错误改变供货价格和供货数量，致使一审法院对华橡公司供货的金额错误认定为4998617元，从而违背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实际供货金额为6448921.3元。2、华橡公司一审诉请金额2695609元，即华橡公司认可恒利通达公司已付款3753312.3元，恒利通达公司一审陈述已付款3048000元，不能因为双方对已付款的金额的差异来左右对供货数量的评判，一审法院在计算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供货数量时参照了双方陈述付款数量的差异，以此进一步对供货数量作出错误评判，即使是双方对恒利通达公司已付款数量不同，也仅仅是华橡公司对自己实体权益的处分，而不能因为该处分导致一审法院对供货数量的错误评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由此作出错误评判。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支持华橡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恒利通达公司辩称，1.华橡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第一条关于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对甘长付、王佳等人做的调查笔录一审没有认定其效力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该调查笔录没有出示其身份也没有在笔录中显示其身份信息，且王佳说到时候出庭予以说明，但王佳并未到庭，所以该调查笔录程序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一审法院认定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对朱志勇、张**年、刘怀俊做的三份调查笔录是错误的，张**年、刘怀俊本身就是赵雄伟雇佣的人，而朱志勇在调查笔录中并没有说王佳、甘长付等人属于恒利通达的员工，首先，该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一审中此三人并未出庭作证，依照法律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一审判决认定的理由证据不足，是以朱志勇陈述的送往五家渠102团的一张送货单，与我方提供的一张送货单相符，以此认定朱志勇的证言真实，是以偏概全。2.华橡公司所说的一审法庭认定送货单的数量和价格认定错误，我方也是认定的，但并不是华橡公司所陈述的认定的少了，而是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华橡公司无证据证实与恒利通达公司及其他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仅持有送货人为赵雄伟、赵雄军的送货单，持续五年的交易中，无一笔入账记录，也无开具一张发票，同时无证据证明赵雄伟、赵雄军为其公司业务经理，仅为华橡公司自行出具的证明及第三人的自认，因此，华橡公司并不属于本案的合格的诉讼主体，一审法院不应认定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存在买卖关系，更无从谈起价格数量的问题。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丁贤潮述称，同恒利通达公司的答辩意见。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丁海福述称，同恒利通达公司的答辩意见。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甘长付述称，一、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向甘长付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是不真实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效力是正确的。2016年3月份，我在家养病，赵雄伟带着徐文革、勾廷凤去安徽找我做过笔录，在做笔录之前赵雄伟并没有告诉我这两个人是自贡市沿滩区法院的，这两个人也没有向我表明身份，当初我做的内容都是按赵雄伟教我的做的。他告诉我:他和丁贤潮要算账，我按他的意思说就能多算钱，他不会亏待我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俩打官司，他来看我了，我就按他的说了，但张友斌我确实不认识我也不能按他的瞎说。我要知道是法院的人，我也不敢瞎说。我在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工作比王佳也早，2013年王佳回家后再没有来上班，我在2014年6月到的恒利通达公司，施立新是全新公司的，姚辉、黄传杰、黄分红是恒利通达公司的，但是张根伟不是恒利通达公司的，杨紧想、何龙、刘怀俊、马建新、张**年、邵刚、张根伟均是赵雄伟、赵雄军雇佣的人，赵雄伟、赵雄军与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交易中经常让这些人取货送货;2012年我和赵雄伟的老婆任会娜成立乌鲁木齐金晟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作后，这些人同时受我、任会娜、赵雄伟、赵雄军的指派干活。二、送货单中我签字的都是与赵雄军合作的项目负责签收的，与恒利通达公司无关，但是签收的时候只确定数量规格是否相符，是没有价格的，价格是与买方合同确定的，我只负责确认按规格数量是否送货到位。我再次声明:赵雄伟、赵雄军从2007年之前到达乌鲁木齐后一直在亚中机电市场以个人名义从事商贸往来，有时因客户需要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时，赵雄伟、赵雄军会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实际供货及结算还是他们个人。本案中华橡公司也是赵雄伟、赵雄军因业务需要有时借用或者代开发票的公司，并不是实际供货人，如要主张，需向法庭提供其供货来源(华橡公司从河北的生产记录、出厂记录、运输记录或者购货记录及物流证据)，否则华橡公司无权向我主张权利，法院依法应驳回华橡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赵雄伟述称，同意华橡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华橡公司的上诉赵雄军述称，同意华橡公司的上诉意见。 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裁定驳回华橡公司的起诉；2.一切诉讼费用由华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且无正当理由剥夺恒利通达公司的诉讼权利(恒利通达公司提出的申请公章鉴定和司法会计审计鉴定)，违反证据规则。本案中证明第三人系华橡公司员工的证据:只有华橡公司出具的《说明》进行自证和2009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华橡公司明确说明不能提交劳动合同、工资支付证明及社保及纳税记录等证据。华橡公司所主张举证的从2010年至2014年累计6448921.3元的货款，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未开具任何发票，华橡公司所举证的送货单、合同、付款记录，只体现第三人赵雄伟和赵雄军与恒利通达公司的买卖关系。按华橡公司自认收款3753312.3元的货款中(包含转账支票、银行承诺汇票、现金)无一笔是进入华橡公司账户，均为赵雄伟、赵雄军收取及其他人代赵雄伟、赵雄军领取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本案中的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均否认与华橡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只认可与第三人赵雄军、赵雄伟存在买卖关系。发票产生的原因是华橡公司替赵雄伟、赵雄军代开，赵雄伟、赵雄军交付给他人。且华橡公司举证的5张发票均为2009年开具的，恒利通达公司均申明本案是华橡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的虚假诉讼。该案曾于2015年5月华橡公司与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转让债权为由向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一二审发还后于2017年6月30日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有限公司撤诉结案，但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华橡公司和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提供双方债权债务形成的证据。一审法院在2017年6月28日立案，也就是四川案件未撤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同一事实再行立案并进行了财产保全。为此，恒利通达公司提交了《司法会计审计鉴定申请书》，请求鉴定内容为:一、华橡公司所主张货物的出入库记录、货物运输委托记录、恒利通达公司付款入账记录、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票据往来记录凭证、赵雄伟、赵雄军代收记录以及工资发放记录，应收账款往来记录凭证。二、华橡公司与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商业往来记录凭证及债权债务凭证。并说明证明的目的是为了查清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是否具有事实上的买卖关系，第三人赵雄伟、赵雄军是否是华橡公司的职工，本案是否属于华橡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一审法院以恒利通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必要性，理由是华橡公司称多年前的账目没有保留无法进行鉴定。如果账目没有保留，又怎么来的本案举证的发票、送货单及收款凭证，那只能说明本案举证的证据并不属于华橡公司的财务资料。华橡公司证据5中举证的恒利通达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份及《送货单》一份，用以证明恒利通达公司指定华橡公司向案外人供货的事实。因《送货单》背后有恒利通达公司的公章，恒利通达公司当庭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选定了鉴定机构并按鉴定机构的要求让恒利通达公司提供了与送货单同期的与他人经济文书作为检材。但审判长姚万**微信告知丁贤潮:华橡公司不同意鉴定，并认可公章不同，他们认为也没有必要鉴定，从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并发送了华橡公司不同意鉴定的书面意见。但在判决中直接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及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理由为“该发货单中的发货单位为恒利通达公司并盖有该公司公章，与华橡公司提供的证据9中甘长付签字的2702422号送货单均为2013年3月15日，货物规格、数量一致，送货单上写有‘货已发阜康工地’，且恒利通达公司未就其异议提供反驳证据，可以证明华橡公司主张的按恒利通达公司要求的规格数量向其他公司供货的事实。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第48条、第76条、第95条(旧75条)的规定:账簿、记账原始凭证属于华橡公司控制的证据，且在本案中属于查清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法庭不予准许鉴定申请的理由违反证据规则。如法庭不予准许，依据第95条的规定应认定恒利通达公司与华橡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成立。同样公章的鉴定不能以华橡公司不同意为由，就不予鉴定。如不鉴定，应当作出对华橡公司不利的认定，而不是直接以加盖公章为由作出对恒利通达公司不利的认定，且在判决中没有表述恒利通达公司申请鉴定公章的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理由与证据不符，且违背常理。1、华橡公司证据2为三份律师调查笔录，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恒利通达公司均不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以“恒利通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0即2014年2月23日1023256号送货单与华橡公司提供的2014年2月22日1023255号送货单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一致，且恒利通达公司对1023255送货单中的签字和货物认可，两张单据能够与被调查人朱志勇陈述其向恒利通达送货，因忘记签字重新开单补签的事实相互印证，被告就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对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首先、朱志勇的调查笔录主要是对2014年2月22日的送货单说忘了签字，回乌鲁木齐重新开后送到102团让现场签字收货的，但朱志勇并没有说明“甘长付、王佳、黄传杰、丁海潮、丁海福是原审原告的职工，并代表原审原告在送货单上签字，且签收时送货单上列明了产品型号、规格、数量、价格”，朱志勇反而说“有时候有送货单、有时没有送货单，有部分送货单是恒利通达现场的人验货签字，部分没签字的是返回后他们两个公司自己处理的。2012年5月25日的这个单子是送到了阜康的，应该是我送的货，具体情况想不起来了”但是朱志勇并没有说阜康的收货人是恒利通达公司。其次，恒利通达公司提交的2014年2月23日的1023256号送货单上有朱志勇和新疆蒙鑫水泥厂贾国良的签字，该送货单上并没有价格，只有规格和数量，用以证明华橡公司提供的1023255号送货单上的价格是华橡公司自行添加的，恒利通达公司不认可该送货单上货物的价格。2、华橡公司证据5一审法院以“可以证明甘长付于2011年10月15日、2012年4月6日代表新疆恒利通达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该组证据的发货单收货单位为阜康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发货单位为新疆恒利通达公司并盖有该公司公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甘长付签字的2702422号送货单日期均为2013年3月15日，货物规格数量一致，送货单上还写有货已发阜康工地，且被告未就其异议提供反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按被告公司要求的规格数量向其他公司供货的事实。”首先，该组证据中的送货单即是恒利通达公司否认其真实性，并当庭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以华橡公司不同意鉴定并自认该单据上公章与恒利通达公司的公章不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鉴定。依法应当作出对华橡公司不利的认定，而不是剥夺了恒利通达公司提交反驳证据的权利后，反而以此为由作出对恒利通达公司不利的认定。其次，甘长付在质证中明确说明从未替上恒利通达公司收过货。认可2702422号送货单是其替赵雄伟揽业务后，其在项目上作为赵雄伟的代理人签收货物。且2702422号送货单的时间与合同中交货时间间隔一年，不符合合同约定。3、一审法院剥夺了恒利通达公司申请司法会计鉴定以证明:恒利通达公司与华橡公司从未有买卖关系，且所开具的发票是赵雄伟让华橡公司代开的事实，却在判决中对华橡公司举证的证据8“2009年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以“被告公司及丁贤潮就其反驳意见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结合原证据5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在2009年即存在合同买卖关系”。4、一审法院无视“2014年2月22日1023255号送货单丁贤潮注明的价格商议，以五家渠为主签收认可”以及恒利通达公司提供的朱志勇贾国良签字的没有写价格的1023256号送货单，却以“该备注与华橡公司证据2中送货司机朱志勇所述因忘记让收货人签字重新开单补签的事实相对应，丁贤潮签字时没有将总金额划掉。从上述内容分析，价格是后添加的可能性很小，被告应提供充足反证，否则对其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如果认可该价格或者有价格，丁贤潮何必签“价格商议”这几个字，且恒利通达公司提供了朱志勇、贾国良签字的1023256号送货单作为反驳证据，证明该送货单上没有注明价格，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客观的审核证据，认定事实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王佳签字是代表被告公司收货”的理由为“原告证据2送货司机朱志勇称2012年5月25日的送货单是由其送货给恒利通达公司，而华橡公司提供的该日期送货单的签收入为王佳，另外两个送货司机张**年、刘怀俊均称王佳代表恒利通达公司收货，故应认定王佳签字是代表被告公司收货”。首先，朱志勇、张**年、刘怀俊属于证人证言未出庭作证，且恒利通达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朱志勇只承认2012年5月25日的送货单的陈述为“还有2012年5月25日的这张单子，这个单子的货是送到了阜康，还有其他几张华橡公司交我送达阜康的单子，应该是我送的货，具体情况想不起来了”，但并没有说该送货单是恒利通达公司的，一审法院没有客观的审核证据，只按华橡公司的陈述认定证据，违背了证据规则第68条(旧第55条)、第85条的规定(旧第63条和第64条)。6、一审法院认定“甘长付签字的送货单是代被告公司收货”的理由为“原告证据5能够证实甘长付分别于2011年10月15日、2012年4月6日代表被告公司签订合同，并在2013年3月15日原告按被告公司要求向其他公司发货的送货单上签收货物的事实。甘长付庭审中称自己签字的送货单是为赵雄伟介绍的业务，货物送给客户，不是其个人或代表被告公司收货，而是代表全新机电、赵雄伟及其他赵雄伟的客户等不同的人签收的，甘长付该陈述与前述事实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该错误认定是引用错误认定的证据5进行的认定。证据5的错误认定理由同上。一审法院无视甘长付的自认和提供的两份送货单，证实同编号的送货单，甘长付拿的原件上并没有恒利通达公司的名称，以证实华橡公司后期添加了恒利通达公司的名称，一审法院进行了大篇的推理进行论证，违背证据规则，且有悖常理。7、一审法院对华橡公司证据、恒利通达公司证据的认定用完全相悖的理由进行认定，显失公正。一审法院在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否认与华橡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认定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具有买卖关系的理由为:华橡公司持有出货单。华橡公司自行出具的工作说明赵雄伟、赵雄军代表其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及其他客户销售机械设备。2009年5张增值税发票。但一审法院对恒利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所附的王佳、甘长付作为其职员对外签署的合同及他人合作的项目运营备案文件、赵雄伟和赵雄军签字的收据提货单等(共20份)，用以证实:王佳和甘长付是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职员，王佳、甘长付的离职时间以及与第三人赵雄伟、赵雄军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却以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有能力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支付记录、缴纳社保费用记录等证据，仅凭情况说明以及签有王佳、甘长付名字的合同及发货单等间接证据不足以证实王佳、甘长付为该公司职员及在该公司工作时间，且部分证据时间早于华橡公司所诉交易发生时间，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证据1不予认定。8、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达公司提供的证据3具有真实性，也认可恒利通达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明甘长付分别于2008年5月21日和2009年10月11日代表不同公司签订合同。2012年6月与任会娜成立乌鲁木齐金晟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4年11月将股份转给赵雄伟，2007年4月赵雄伟、赵雄军成立乌鲁木齐冀恒橡橡胶有限公司，2012年9月清算注销该公司。但却引用2010年8月3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和华橡公司提供的3148226号送货单进行论述，否定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主张“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只与第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的论述应是华橡公司代理人进行的辩论，有悖常理。恒利通达公司证据3不管首部赵雄伟写成华橡公司，但商业习惯以尾部盖章的单位为交易主体，一审法院进行论述的结论不符合常理。该合同及3148226号送货单只能证明:恒利通达公司与赵雄伟控制的乌鲁木公司齐冀恒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进行货物交易，而乌鲁木公司齐冀恒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向华橡公司购货交付恒利通达公司的事实;乌鲁木公司齐冀恒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就该合同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的情况下，注销公司后又将该公司的送货单交予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主张货款，这就是恒利通达公司及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主张的“原审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证据。9、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达公司证据4的真实性及恒利通达公司主张“王佳签字的1011534、1011535、1023382送货单”不属于华橡公司所主张的货物，但以恒利通达公司提供该三张送货单复印件认定王佳代表恒利通达公司收货。但以不能提供2012年1月20日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合格证，认定3199243送货单为华橡公司向上诉人公司的供货。首先，举证时恒利通达公司说明提交的4张送货单复印件系华橡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是恒利通达公司持有的。恒利通达公司要证明的是王佳和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事实，因为合同主体是青岛胶六带有限公司，其送货单为其公司制作，否认华橡公司提供的该送货单的真实性。其次，恒利通达公司说明2012年1月20日签订的《工业产品购销合同》因为价格太高实际没有履行。没有履行的合同就没有交货，合格证是交付货物时的必要资料，没有交付货物恒利通达公司不可能持有供货方的合格证，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3199243送货单为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的供货明显违背常理。10、一审法院否认恒利通达公司证据10的理由与案件事实不符，首先朱志勇的陈述是:他为华橡公司送货到102团，而不是按恒利通达公司指示向奇台蒙鑫水泥公司供货。且是在返回赵雄伟处重新开的单子，单号与华橡公司的单号相连，可以证实是赵雄伟出具的送货单，因此原件不可能在恒利通达公司处。三、一审法院为华橡公司谋取不当利益，无视自行认定的证据与确认事实自相矛盾。1、一审法院认定丁海福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录音中赵雄伟明确认可丁海福所说的12年、13年、14年都是丁海福的，12年以前的是丁贤潮的)，仅否认丁海福全部付清款项的主张。但在确认事实中将丁海福346800元货款判决恒利通达公司支付。2、一审在判决书第20页认定“其中2010年8月3日133000元与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同日由赵雄伟签字的买卖合同价款接近，具有对应关系，同日丁海潮签字的3148226号送货单中B1000X7(4.5/1.5)型号输送带580米未计算价格，也与被告公司已付款故送货单未写明价格的逻辑相符，故该款不应自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总金额中扣除”。但一审法院133000元却在恒利通达公司已付款的总金额扣除，如果认定3148226号送货单中的货物是该笔款项项下的货物，且该笔款项已经结清，3148226号送货单就不应在华橡公司主张的货款范围内，但一审法院仅扣减王佳签字的1011534、1011535、1023382号三张送货单及施立新和张根伟签字的8张送货单，其余63张(华橡公司共提供74张送货单)全认定为丁贤潮、丁海潮、丁海福、黄传杰、甘长付、王佳代表恒利通达公司签收货物的行为，判决恒利通达公司付款。3、一审法院对华橡公司提供的黄传杰签字的1023409号送货单和1011570号送货单的价格不予认定。但在确认事实中依然按华橡公司主张的金额判定恒利通达公司支付。4、一审法院对华橡公司提供的赵雄伟、赵雄军作为送货人的《送货单》认定为华橡公司的供货，要求恒利通达公司支付货款，但对恒利通达公司提供的赵雄伟、赵雄军作为收货人购买恒利通达公司2639195元货物的证据，以“上诉人主张与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主体不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均认定和证明与第三人存在货物相互的买卖关系，否认与华橡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可一审法院认定:恒利通达公司与华橡公司买卖关系成立，那恒利通达公司的证据与华橡公司的证据性质种类相同，证据本身证明的是同样的交易主体同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针对同类的证据同样的法律关系却用不同的理由进行认定，以达到为华橡公司获取利益的目的。5、一审中华橡公司主张的2011年8月29日收到赵雄军50万元的承兑汇票，恒利通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仅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是货款。一审法院却以“按原告所诉应由新疆恒利通达公司向其支付货款，而不是由其向被告公司交付款项，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为了达到只要求恒利通达公司向华橡公司付款的目的，而规避因赵雄伟、赵雄军向恒利通达公司购货，会导致华橡公司存在向恒利通达公司支付货款的后果。一审法院在华橡公司、恒利通达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而否认其效力与关联性。四、虽然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均不认可与华橡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买卖关系并判决支付款项，却未判决华橡公司依法应履行4998617元开具发票的法定义务，如无法开具发票应相应扣减增值税税额的法定义务。五、一审法院判定华橡公司、恒利通达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但却不扣减华橡公司自认因向宁夏宇光能源有限公司供货而应向恒利通达公司支付103万元货款的款项。六、王佳、丁海潮、甘长付、张根伟签收且收货单位标注“甘长付或小甘”的送货单13张共计874243元的货物，甘长付当庭认可:该货物为其代赵雄伟向其他客户供应的货物，同时说明签字时收货单位处并没有恒利通达公司的名字，其从未代恒利通达公司收过货。华橡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存在甘长付签字后其在送货单上添加恒利通达公司的名字的事实。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一审法院引用华橡公司举证的2013年3月15日的《发货单》(即恒利通达公司申请公章鉴定的证据)和甘长付签字的2702422号送货单，进行大量的推理论述认定甘长付签字的所有送货单均为代恒利通达公司收货，判定该874243元的货物也属于恒利通达公司应支付的款项。 综上所述:第一，华橡公司无证据证明与恒利通达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即便华橡公司自认的103万元的货款，也是2010年赵雄伟带业务员赵孟波去乌鲁木齐，找到恒利通达公司要求加工一批皮带输送机。但是恒利通达公司针对的仍是第三人，产生的债权债务问题一直向第三人主张。第二，甘长付、王佳、施立新均为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员工，并不是恒利通达公司员工，法人是独立实体，不能因为恒利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丁贤潮曾是新疆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全新机电公司员工签署的送货单也向恒利通达公司主张。第三，2011年之前恒利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丁海福签收过相关货物，但从2012年开始，是丁海福与第三人进行的商业交往，与恒利通达公司无关。第四、送货单上恒利通达公司员工黄传杰、丁海潮、丁贤潮所签送货单当初是没有价格的，只有数量和种类，在6年与第三人交往中每隔一段时间恒利通达公司法人丁贤潮与第三人对双方互购货物往来均有结算，均按乌鲁木齐市批发商的价格优惠计算。因第三人在2006年之前已在乌鲁木齐市开设门店，新疆全新机电公司成立于2005年，当初丁贤潮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丁贤潮成立恒利通达公司，2011年离开全新公司。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华橡公司主张的送货单上的单价是空白的。第五，乌鲁木齐冀恒橡橡胶有限公司属于独立的法人实体，即便该公司注销，且有证据证明该合同项下的货款已经结清，华橡公司拿已经结清的送货单向恒利通达公司主张货款，足以证明华橡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同时通过第三人代表青岛胶六带有限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华橡公司提供的王佳签字的《送货单》，也足以证明王佳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行为。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显失公平，有悖常理，本案是华橡公司与第三人为达到非法获利目的而进行的虚假诉讼（即第三人收集多年来，其在乌鲁木齐与恒利通达公司及他人买卖货物已经结清的送货单，交付华橡公司以华橡公司的名义再行索要为目的进行的虚假诉讼，其目的是为了阻挠恒利通达公司向第三人追讨2639195元货款和供宁夏103万元货款、478100元委托收款和50万元的承兑汇票。恒利通达公司曾委托赵雄伟向伊利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收取的478100元的货款、交付赵雄军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兑换小票赵雄军只回50万元的汇票还差50万元），因此望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华橡公司的起诉。 针对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华橡公司辩称，1.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华橡公司所提供的发货单为凭证。2.通过四川自贡市沿滩区法院法官的调查以及华橡公司代理律师的调查足以证实签单人员为恒利通达员工，该签字系职务行为，应由恒利通达公司承担。3.本案程序合法，恒利通达公司所主张的鉴定已超法律规定举证期限。4.华橡公司与恒利通公司的业务往来是通过本案第三人赵雄军、赵雄伟与恒利通达公司发生业务，恒利通达公司付款向华橡公司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利通达公司主张与赵雄伟、赵雄军之间业务，与华橡公司无关，综上，华橡公司认为应按照恒利通达公司员工所签单据向华橡公司支付货款。5.本案一审的时候恒利通达公司对保定华橡公司举示了证据，在一审中恒利通达公司认可华橡公司举示的34份送货单，对剩余的40张送货单，不认可是恒利通达公司与华橡公司的业务，恒利通达公司一审答辩和质证，是相互矛盾的，并且不论在四川自贡市沿滩区法院，自贡中院，以及本案一审中恒利通达公司均不断否认甘长付、王佳、丁海福等人是恒利通达公司的员工及其他客观事实，而前述各法院最后查明了事实，均推翻了恒利通达公司不诚信的否认，恒利通达公司明显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有长期的事实上的买卖关系，第三人以及本案涉案的其他所有自然人，均分别代表华橡公司和恒利通达公司进行货物买卖。6.恒利通达公司曾于2015年前后在保定市蠡县法院起诉华橡公司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其主张向恒利通达公司供货，后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供货，恒利通达公司对该案在蠡县法院撤诉，充分表明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有长期的事实上的买卖关系。7.本案一审中，恒利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贤潮委托甘长付代表恒利通达公司主动与华橡公司多次沟通协调，都协调到了由恒利通达支付华橡公司150多万元的货款的承诺，最后因为恒利通达的法定代表人丁贤潮急于处理其家庭琐事，未能与华橡公司之间签署调解协议，这也充分证明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有长期的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同时也证明恒利通达尚欠华橡公司的货款是客观事实。8.华橡公司曾经向恒利通达开具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恒利通达均予以及时的税款抵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之间形成了长期的事实上的买卖关系。综上，华橡公司在本案中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以及债权人主体，恒利通达公司应该按照华橡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74份送货单给付华橡公司一审起诉的全部诉讼金额。 针对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丁海福辩称，我不是恒利通达公司的人员，对此事不清楚。 针对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甘长付辩称，一、2007年以来赵雄伟、赵雄军在乌鲁木齐一直以个人名义从事商贸往来，有时因客户需要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时，赵雄伟、赵雄军会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实际供货及结算还是他们个人，本案中的华橡公司就是赵雄伟、赵雄军因业务需要代开发票借用的公司，并不是实际供货人。华橡公司主体不合格，依法应当驳回华橡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华橡公司只持有送货单，且送货单上注明的送货人是第三人，无论是现金、支票还是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均是第三人。在恒利通达公司均否认华橡公司为实际供货人的情况下，且否认第三人为华橡公司职员的情况下。华橡公司负有举证的责任(提供第三人的社保记录、华橡公司发放工资的记录、货款进账记录、生产记录、出厂记录、运输记录或者向他人购货记录及物流证据)，一审法院无视恒利通达公司提出的合理异议，直接认定华橡公司为供货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虽然甘长付不承担付款责任，甘长付因此未上诉，但甘长付仍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的实际交易主体是第三人，这么多年甘长付从未收过华橡公司所供的货物。二、恒利通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依法应当准许，一审法院以华橡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必要性未作出合理解释，除非华橡公司提供了其他证据证实其为实际供货人；其次以华橡公司没有保留账目无法鉴定，与本案华橡公司的主张相矛盾，既然没有保留账目，那么更加说明华橡公司所持有的送货单并不属于该公司所有。甘长付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理由自相矛盾，无法让人信服，有悖常理。恒利通达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案是华橡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依法应当驳回华橡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其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 针对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赵雄军辩称，恒利通达公司上诉的事实错误（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收取的478100元的货款中提到的交付赵雄军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兑换小票，赵雄军只回50万元的汇票，还差50万元。）我作为赵雄军本人，当时我是经手的，恒利通达公司从赵雄军手里拿走50万元承兑汇票并开具收据，赵雄军并没有收到恒利通达说的100万元承兑汇票。 针对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赵雄伟辩称，同意赵雄军的意见。 华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给付欠华橡公司货款共计2695609元；2.判令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存在长期买卖合同关系，恒利通达公司多次向华橡公司购买输送带、托辊、支架等产品，双方就大部分交易未签订书面合同，采取由第三人赵雄伟、赵雄军代表华橡公司办理向恒利通达公司送货事宜，第三人雇佣司机持送货单将货物运至恒利通达公司指定地点，由恒利通达公司委托人员签收的方式进行交易。自2010年8月3日至2014年2月22日，华橡公司先后数十次向恒利通达公司送货，分别由丁海福、丁贤潮、黄传杰、丁海潮、王佳、甘长付代表恒利通达公司签收货物。签收时部分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处没有填写恒利通达公司名称或者没有填写货物价格，综合前述分析，可认定的总货值为4998617元。自2010年9月17日至2014年1月21日被告公司先后以支票、承兑汇票等方式付款2998000元，另外丁海福付货款50000元。2015年恒利通达公司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橡公司履行供货合同，后撤诉。2015年5月19日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受让华橡公司转让的对恒利通达公司债权后，恒利通达公司未付款为由向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恒利通达公司给付债权转让款2657800元，并由华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华橡公司起诉后，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并采取了保全措施。华橡公司交纳案件申请费5000元。 另查明，2007年4月27日赵雄伟与赵雄军出资设立乌鲁木齐冀恒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2012年9月11日经清算注销了该公司。2012年6月14日甘长付与任会娜共同出资设立乌鲁木齐金晟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14年11月19日甘长付将其股份转让给赵雄伟。 一审法院认为，华橡公司在诉状中陈述各被告赊购华橡公司产品，欠货款未付清，但其在庭审出示证据时的陈述则是与恒利通达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其他被告系恒利通达公司员工，签收货物系职务行为。恒利通达公司、丁海福承认自己与第三人存在，而与华橡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丁贤潮、甘长付则否认与华橡公司或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据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主体是谁，是否欠华橡公司货款及欠款金额；2.华橡公司所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综合华橡公司、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丁海福、甘长付举证质证及一审法院认证意见，结合华橡公司持有送货单的事实，施立新与张根伟签字的8张送货单，华橡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实系代表恒利通达公司签收。王佳签字的1011534、1011535、1023382号送货单，恒利通达公司提供了与青岛胶六胶带有限公司的合同、合格证等足以反驳的证据，华橡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3张送货单系本公司供应货物。除上述11张送货单之外，其余63张送货单中丁贤潮、丁海潮、丁海福、黄传杰、甘长付、王佳签收货物的行为，是代表恒利通达公司所为，买卖合同双方为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因送货单中存在签收后添加或修改货物价格的情形，对该部分送货单华橡公司应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按送货单中较低的价格计算，后添加的价格不予计入货款。 关于华橡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对2015年四川自贡长桥运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就本案债权提起诉讼的事实没有争议，该诉讼对恒利通达公司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本案华橡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恒利通达公司应在收到货物后或在华橡公司催要时及时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其拒不支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华橡公司陈述送货单总额为6448921.3元，余欠2695609元，相当于华橡公司自认恒利通达公司已付款3753312.3元。恒利通达公司证明已给付2998000元与认定的丁海福付款50000元之和为3048000元，未超过华橡公司自认的还款金额。按前述分析可认定的送货单总货值为4998617元，减去华橡公司自认的付款金额，应认定恒利通达公司尚欠货款1245304.7元。对华橡公司诉讼请求超过该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货款1245304.7元；二、驳回原告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3365元，由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5414元，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负担1795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恒利通达公司提交证据一，2012年5月4日的送货单第二联，丁海福签收的送货单，涉及到140400元。拟证明华橡公司从赵雄伟、赵雄军手中收集赵雄伟与赵雄军以不同公司名义进行供货的送货单，以此向恒利通达公司以及其他被告主张权利，与华橡公司一审提交的2012年5月4日丁海福签订的送货单一致。华橡公司质证意见：我们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这个票如果是在丁海福手里，至于怎么盖的章，华橡公司不清楚。请法庭注意收货单位的抬头写的是恒利通达公司，证明是我们的票。一审提交的是第一联。恒利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来源是丁海福，谁的证据谁举示，充分证明对方的各位当事人，在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中恶意串通侵犯华橡公司的债权。丁贤潮质证意见：没有异议，认可该证据。丁海福质证意见：赵雄伟供的货，赵雄伟盖的章。甘长付质证意见：对该证据认可。赵雄军质证意见：同意华橡公司意见。赵雄伟质证意见：同意华橡公司意见。证据二，2013年1月30日赵雄伟出具的《收条》；2018年9月13日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回函》及其附件和2013年1月31日20万的收款收据；2017年3月16日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普通程序案件庭审笔录第1页至第7页。拟证明：赵雄伟在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庭审中自认与恒利通达公司共同向宇光能源公司供货，自认需向恒利通达公司支付83万元的贷款，并认可收到伊犁天山水泥给付恒利通达公司30万元的承兑汇票两张。赵雄伟出具的《收条》证明2013年1月30日取走恒利通达公司两张空白收据，票号为：405871、405872。与伊犁天山水泥出具的405871的收款收据相符，证实在2013年1月31日赵雄伟以恒利通达公司的名义向伊犁天山水泥有限公司收取了20多万的贷款。以上合计赵雄伟取走恒利通达公司479000元天山水泥的贷款未交还恒利通达公司。并在向宇光能源公司供货中欠恒利通达公司83万元的贷款。此项赵雄伟欠恒利通达公司欠款1309000元。证据三，2011年6月30日浦发唐山分行出具的100万元的承诺汇票（王亚萍签字）；2016年11月15日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第1页至第12页。证明目的：2011年8月16日新疆蒙鑫水泥有限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了100万元的贷款，当日恒利通达公司交给赵雄伟，支付赵雄伟50万元的贷款，赵雄伟拿两张25万元的承兑汇票予以找零，华橡公司在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收到50万元贷款，并找零50万元承兑汇票。因此该50万元应当认定已经支付赵雄伟的贷款。华橡公司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中的第一个小证据，皮带机制造技术要求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2011年12月3日署名赵雄伟出具的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第三个小证据，2018年9月13日的回函，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件，没有法人的签字，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第四点，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恒利通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第6页提到的第三人是赵雄军、赵雄伟他的陈述并不能够证明华橡公司收到货款，因为胶带行业的业务员，有的时候也有别家的业务。第三组证据第一个小证据承兑汇票的复印件，2011年6月30日浦发唐山分行出具的100万汇票有王亚萍签字，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恒利通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恒利通达公司没有证据证实该承兑汇票所记载的款项已付华橡公司货款。对于自贡市中院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恒利通达公司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华橡公司在四川自贡市中院庭审笔录中陈述的100万元承兑汇票是否交给赵雄伟，由赵雄伟交给华橡公司不能证实。所有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应被采信。赵雄伟、赵雄军质证意见：同意华橡公司质证意见。丁海福质证意见：同意恒利通达公司的意见。甘长付质证意见：与我无关，不发表意见。 对恒得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丁海福签收的送货单，该送货单中加盖的是乌鲁木齐冀恒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印章，该送货单不能证明系华橡公司向恒利通达公司送的货，对应的货款140400元由华橡公司主张理据不足；对证据二系恒利通达公司与伊犁天山水泥责任有限公司关于质保金的相关问题，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在沿滩区法院庭审笔录中记载2011年9月25日沿滩法院的两份判决书涉及到83万元，恒利通达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该证据记载内容不能达到恒利通达的证明目的，对之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沿滩区人民法院对黄传杰、甘长付的调查笔录中，二人均认可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施立新、张根伟系恒利通达公司人员。二人均承诺所说是事实，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橡公司提交了送货单，以证明其与恒利通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华橡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虽载明的送货人为赵雄伟、赵雄军，但送货单实际由华橡公司持有，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华橡公司与恒利通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华橡公司持有恒利通达公司签收的送货单并主张权利，显然不存在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侵害恒利通达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恒利通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出鉴定申请。因华橡公司称账目没有保留，也无法鉴定。对于2013年3月15日盖有恒利通达公司印章的发货单上的印章进行鉴定的问题，华橡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书面意见：“因该证据系由被告单位人员向原告提供，非本案唯一证据，且2015年原告在四川自贡市沿滩区法院起诉时，被告对该证据认可，现被告提出鉴定申请，因被告提交的盖有公章的文件与2013年3月15日盖有被告章的证据经辨识，明显不是同一印章，原告方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如果被告坚持作鉴定，鉴定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原告不予承担，应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情形，认为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沿滩区人民法院对黄传杰、甘长付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对王佳的电话记录所记载的事项，能够客观反映恒利通达公司与华橡公司的相关情况，在无相反证据能够推翻上述调查笔录的情况下，对其证明效力应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其效力不当，应予以纠正。 2014年2月22日1023255号送货单，该送货单中有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恒利通达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该送货单认定错误的理据不足，不予支持；2013年3月15日2702422号送货单中载明顾客为恒利通达公司，有甘长付签收，一审法院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定并无不当；2010年8月3日3148226号送货单，收货单位为恒利通达公司，有丁海福签收，恒利通达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付款，该送货单上载明的货款计算在总货款中并无不当。华橡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签收人为丁海潮、丁贤潮、丁海福、黄传杰、张根伟、甘长付、王佳、施立新等人，一审华橡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上述人员均为恒利通达职工，一审法院依照送货单中载明的内容对送货单（除张根伟、施立新签收的送货单）的分析认定并无不当。依据对黄传杰、甘长付的调查笔录及张根伟、施立新签收的送货单上记载的内容，能够认定张根伟、施立新签收的送货单系代表恒利通达公司，二人收货的金额为176295元，该货款应由恒利通达公司承担。综上，恒利通达公司应给付华橡公司的货款为：1245304.7元-140400元+176295元=1281199.7元。一审法院认定数额有误，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华橡公司、恒利通达公司、丁贤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7）冀0635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货款1245304.7元；”为“上诉人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货款1281199.7元。” 三、驳回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3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3365元，由上诉人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5858元，由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负担175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交纳的17852.74元，由上诉人保定华橡胶带有限公司负担17410.89元，由上诉人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41.85元；上诉人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交纳的16007.74元，由上诉人新疆恒利通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乐光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杜斯妹 书 记 员 王翔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