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4民终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光明，男，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寿，福建归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政华，男，198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生，福建众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念平，男，198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永和，男，195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轶佳，女，198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恰发，男，197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清凤，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邱春松，男，1964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林光明因与被上诉人严政华、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原审第三人邱春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1民初355号民事民事判决，于2020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光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铭寿，被上诉人严政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生，卢恰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清凤，原审第三人邱春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卫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光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1民初355号民事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严政华、曾念平返还借款350万元，支付利息143.5万元，合计493.5万元（从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11月15日共20个月零15天），并从2014年11月16日起按每月2分计算利息至款还清之日止，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承担本案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严政华、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因林光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实际履行《借条》、《收条》中约定的出借款项的义务”的这一事实是错误的。林光明已向严政华、曾念平履行了出借款项350万元的义务。林光明按严政华、曾念平的指示，将借款350万元委托邓某、邱春松在2013年3月29日转入严政华、曾念平指定的收款人游佳账户。有严政华、曾念平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有收到这笔借款。严政华、曾念平出具给林光明的收条，是对收到该笔借款的确认。林光明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履行了出借款项350万的义务。第一，林光明委托邱春松到永安办理该笔借款的有关手续，林光明向法庭提交邱春松的账户在2013年3月29日的转款凭证，结合本案第三人邱春松在法庭上的陈述，可以证明其转出的450万元，其中的350万元是受林光明的委托支付给严政华、曾念平的借款。委托转款不需要征得严政华、曾念平的同意或认可。第二，证人邓某的证言及出庭作证的事实，可以证明邓某在2013年3月29日是受林光明的委托转款350万元。《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根据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物权法》第六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严政华在2013年3月27日转入3582500元到邓某账户，自款项转出后，根据上述法律的有关规定，该3582500元的所有权不属于严政华所有，与严政华无关，其无权指示或委托邓某付款，除非邓某认可严政华的指示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相反，本案证人邓某已明确表示，没有向严政华借款，该款是严政华偿还在2013年3月18日向林光明的借款本息。严政华没有提供邓某向其借款的借条，邓某已明确否认有向严政华借款的事实。退一步讲，如果邓某是向严政华借款，根据严政华在一审法院2014年一审第二次开庭时的陈述（Ｐ153页）“借给邓某，借款三个月”，该款的所有权也属于邓某所有，与严政华无关。第三，明溪法院在2014年一审时向永安华融公司游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邱春松转入的450万元是华融公司向严政华借款，该款在之后已偿还给严政华，进一步证明严政华在2013年3月29日有收到原告林光明借款350万元的事实。第四，证人梁某的证言，手机短信，录音录像，在本院再审开庭后与其中的担保人卢恰发的通话记录，均可以证明严政华、曾念平有收到林光明的借款350万元的事实。第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申249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院2016年二审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事实。本院2016年二审基本的事实就是认为委托转款证据不足，林光明没有履行出借款项350万元的义务。而福建省高院审查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林光明委托邱春松转款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林光明委托邱春松转款符合法律规定，林光明已履行了出借款项350万元的义务。第六，本案借款是基于对卢恰发的信任和担保才出借。卢恰发的签字是在借款完成后，由邱春松到三明人寿保险公司找卢恰发签字的。如果没有收到借款，卢恰发不可能会签字。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但林光明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为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转账350万元款项的出借人”的这一事实也是错误。林光明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以及邱春松在法庭上的陈述，足以证明林光明是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转账350万元款项的出借人。证人邓某在法庭上出庭作证，证明了林光明是2013年3月18日这笔借款的出借人。邓某是林光明的账务，帮助林光明管理财务，邓某在银行账户的钱属于林光明所有，邓某在2013年3月18日转款200万元转到林光明工程项目合伙人账户上200万元，均是受林光明的委托转款。林光明向梁某借款90万元，林光明自有资金260万元，合计350万元，一起转入邱春松账户。邱春松在法庭上陈述已明确表示，2013年3月18日转账给永安华融公司账户上的350万元，是受林光明的委托转款，因为华融公司需要资金向严政华借款，严政华在2013年3月18日就向林光明借款350万元，严政华指示转入永安华融公司的账户，林光明是2013年3月18日该笔借款的出借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基本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林光明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能形成一个证据链，足以证明林光明已向严政华、曾念平履行了出借款项350万元的义务，林光明向法庭举证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的盖然性。一审法院不顾邱春松的陈述，以及本案证人邓某的证言，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与本院（2016）闽04民终6号判决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一样的判决，该份判决已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林光明的诉讼请求，维护林光明的合法权益。 严政华辩称，一、林光明诉称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履行了出借款项350万元的义务明显不能成立。1.借条、收条仅能证明严政华要向林光明借款，不能证明涉案借款已实际履行。借款是否已履行应以实际交易凭证为依据。2.从邱春松提供的2013年3月29日的交易流水显示，其450万元资金来源是由邓某和严政华分别转入的款项，即邓某汇入350万元，严政华汇入100万元，邱春松在收到上述款项以前账户余额为184.01元，该450万元并非来自林光明，且也不是邱春松的款项，而邓某的350万元资金又来源于严政华的3月27日汇入的350万元，所以资金的所有权人显然既不是林光明，也不是邱春松，资金所有权人仍然是严政华，既然资金的所有权人是严政华，那么邱春松只能是根据资金所有权人的委托转款，而不可能是根据与这资金所有权人毫无关系的林光明指示委托转账。3.林光明对350万元资金来源前后陈述矛盾，其陈述明显具有虚假性。林光明在第一次开庭陈述，350万元资金部分是自己的，部分是朋友挪用。第二次开庭陈述都是林光明自己的资金。在一审卷171页中林光明明确回答法庭没有向邓某及其丈夫梁某借款及147页中明确回答法庭借款的构成是100万元是其本人的，100万元是朋友的，100万元是银行贷款的。分别向堂叔13万元、亲母10万元，厦门姨丈50万元，姐姐10万元。林光明为了证明款项来源还向法庭提供了2012年1月、2014年3月和2015年5月的贷款凭证，但这些凭证显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次开庭陈述，该350万元全部属于林光明所有，没有邓某和梁某的资金。第四次开庭陈述，200万元是林光明委托邓某管理，90万元是向梁某借的，60万元是其他合伙人的钱。据上，林光明对350万元资金来源陈述前后矛盾，这种矛盾证明了3月29日邱春松的汇款与本案无关。从而可以认定林光明的陈述不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及排他性，其陈述依法不应予以采信。4.林光明称即使“是邓某向严政华借款，该款的所有权也属于邓某所有与严政华无关”显然依据不足，林光明忽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350万元从邓某转入邱春松帐户是邓某归还严政华借款，是受严政华指示汇入邱春松帐户，从而该350万元资金是严政华所有，邓某仅是根据严政华指示汇款归还而己。5.林光明至今为止没有向法庭举证在2013年3月29日后有向严政华主张偿还借款本息的证据，从而本案客观地证明3月29日林光明根本没有出借款项给严政华，否则如此巨额出借资金作为债权人怎么会从不主张权利。二、林光明在再审时提供的“新证据”即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的转账凭证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生效判决，更不能证明该350万元款项是林光明出借给严政华。理由如下：1.邱春松的3月18日转账凭证只能证明邱春松于3月18日有汇款350万元给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但不能证明该汇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3月18日的转账是严政华与邱春松之间的经济往来账，是严政华叫邱春松将350万元转账给华融公司，从而这是严政华与邱春松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从3月29日严政华汇给邱春松的100万元流水中注明借款这一事实看严政华与邱春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无法查明，从而邱春松与严政华的经济往来只能另案处理。2.林光明声称该350万元是严政华向其借款，林光明委托邱春松将款转至严政华指定的账户，明显证据不足，理由如下：⑴林光明未能举证相关借据证明出借350万元款项给严政华，所以林光明主张其与严政华形成借贷关系明显不能成立。⑵没有证据证明林光明是该350万元的资金所有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汇款当时邱春松受林光明委托。3.邓某的证词不具有真实性。邓某声称其是林光明财务，邱春松是林光明工作人员，但在涉案省高院发回中院再审开庭后邓某始终未能提供邓某是林光明财务，邱春松是其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据，即邓某作证时声称可以提供财务账册、工资表，但始终未能提供，而在本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开庭时邓某又作证称流水账与工资表已找不到，所以邓某的证词明显虚假，不能予以釆信。值得一提的是一审开庭时（第二次开庭）林光明称邱春松除了是朋友关系，还有一起做生意，而在中院重审时又作证邱春松是林光明的工作人员。但在本次开庭时邓某又称邱春松是林光明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但不是林光明的工作人员。邓某的这种前后矛盾的证词显然不能采信。4.值得注意的是邓某、梁某、邱春松称3月18日的350万元是林光明的资金，其中90万元是向梁某借，200方元是林光明的款项，另60万元是其他合伙人的款项。邓某是林光明的财务，据此林光明就应当举证260万元的收入来源，遗憾的是林光明和邓某始终未能向法庭举证这260万元的资金来源于林光明的证据，至于梁某证明其中90万元是其借给林光明显然也不能成立，其一：在原一审第三次开庭第三页记载法官问林光明“林光明陈述这350万元中邓某和梁某是否有筹集资金用于出借，林光明明确回答说没有”，其二：该90万元只能证明梁某有汇给邱春松，但严政华仅与邱春松发生经济往来，邱春松的款项来源与本案无关。5.林光明称3月18日出借350万元给严政华，利息3分，严政华在3月27日汇给邓某的3582500元中的82500元是归还这9天的利息，明显不符基本事实，因为350万元的9天利息如果按月利率3%计是31500元，而不是82500元，82500元的利息起码己达月利率7%以上。6.不论是3月15日还是3月29日的汇款凭证，其资金来源没有一分一毫与林光明具有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凭孤弱的人证武断该350万元资金是林光明所有，更不能认定3月18日林光明有出借350万元给严政华。严政华认为，以上事实足以证明3月18日的汇款行为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仅能证明邱春松有汇款给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更不能证明林光明于3月18日出借350万元给严政华。所以林光明提供的所谓的新证据即3月18日汇款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林光明以梁某的证言、手机短信等证明严政华有收到350万元缺乏依据。1.严政华对短信、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科技发达的今天，短信内容被人为的删改、编辑或转发是司空见惯，仅仅凭林光明提供的无法确认是否是原始的短信，该短信不足以作为证据使用。2.短信、录音资料在另案中即邓某起诉严政华等人的民间借贷案中二审时（案号：（2016）闽04民终874号）已全部提供给法庭，并以此要求证明严政华尚欠邓某的款项，而在本案中林光明主体是林光明，林光明又把上述证据向法庭提供，欲证明本案中严政华有欠林光明的款项，其举证明显存在债权人主体重复，债权主体不一致，重复使用证据，更关键的是在另案中邓某是以上述证据要证明梁某代表邓某向严政华追款，而本案中林光明却变换债权人主体，诉称是其委托梁某协助追款。显然林光明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以及举证说明明显存在重大虚假。3.短信中催款的主体是梁某，而不是林光明，且从短信内容中并不能证明严政华有欠林光明借款，短信内容中从未有林光明是严政华的债权人的相关记载。且短信内容中记载的是欠公司的钱而不是欠个人的钱，所以该短信显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申1655号民事裁定书己对该证据即录音、短信作出认定（详见裁定书），所以本案林光明又重复使用己被驳回的证据，显然由于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所以该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力。综上，严政华认为，林光明主张已履行出借350万元款项明显证据不足，其出借款项来源的前后矛盾陈述更证明了其陈述的虚假性，涉案350万元资金与林光明没有任何关联性，林光明也不能证明是涉案350万元资金的所有权人，所以林光明的请求权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卢恰发辩称，一、卢恰发同意严政华关于林光明在2013年3月29日未实际出借350万元款项的答辩意见，既然案涉款项未实际出借，而案涉保证合同不是独立保证，因此根据主合同未生效，从合同亦未生效的法理，卢恰发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二、退一步说，即便林光明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在2013年3月29日有出借350万元资金给严政华，则该笔借款构成“借新还旧”，卢恰发亦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按照林光明在此前的《再审申请书》中提供的关于资金用途的说明，那么就成立如下事实：严政华在10余天内二次向林光明借款，且二次借款金额均为350万元；借款时通过邱春松的账户转入游佳的账户；9天后又从游佳的账户转出相应款项到严政华账户，严政华将这笔款转给林光明指定的邓某账户；2天后，该笔350万元又从邓某的账户转入邱春松账户，再转入游佳账户，严政华出具了《借条》。如果这些事实成立的话，二次借款实质并未增加借款金额（规模），第一笔借款的消灭与第二笔借款的发生均只是表征而己，债务依然存在，仅是为了掩盖借款人的实际履约能力，弱化了即期借款的风险，构成借新贷用于偿还旧债，即借新还旧。在第二次借款中，增加卢恰发作为担保人，实际上是债权人为了实现转嫁风险的非法目的，而卢恰发至始至终都不曾知道严政华在2013年3月18日有向林光明借款350万元，更不知道严政华在2013年3月29日向林光明的借款其实是用于“借新还旧”的事实，且债权人从未向卢恰发披露过第二笔借款系用于偿还此前借款的法定义务。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卢恰发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三、林光明与严政华、邱春松恶意串通，骗取卢恰发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将不能偿债的风险转移给卢恰发，损害卢恰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卢恰发亦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不增加保证人责任”的原则，其判断标准主要在于是否存在主合同双方转嫁还款不能的风险的情形。保证人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是对正在发生或将来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若是对已经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则要求债权人进行明确说明，保证人同意保证才能产生保证的效力。在本案中，若邱春松于2013年3月18日及2013年3月29日转给游佳账户的款项各350万元均系邱春松接受林光明的委托而发生的转款行为，因严政华于2013年3月27日亦有回转3582500元，除2013年3月18日的转账行为可能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后果外，而严政华于2013年3月27日的转账行为及邱春松于2013年3月29日的转账行为均系双方的走账，其目的仅系增加账户流水或其他非法目的，而不能产生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严政华与林光明于2013年3月29日达成的“借条”系对双方此前债权债务的结算而形成的结算凭证或对账结果，严政华出于减轻还款不能的风险、恶意转移偿债责任，林光明则出于增加实现债权可能性，双方恶意串通，隐瞒案涉债务系此前（2013年3月18日发生的）的债务的事实，骗取卢恰发提供保证，将偿债不能的风险恶意转嫁给卢恰发，因此卢恰发依法应当免除保证责任。四、本案还存在邱春松与林光明恶意串通，试图让卢恰发为邱春松与严政华之间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因此邱春松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的账户转入游佳账户的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否是林光明。虽然从表面上看，作为第三人的邱春松，其对从自己账户中转入游佳账户的资金的所有权有权进行说明，但在本案中，邱春松这一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且具有明显的恶意串通情形：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指令再审、发回重审程序，如果2013年3月18日林光明有出借350万元款项给严政华的话，在原一审诉讼过程严政华辩称2013年3月27日有借款350万元给邓某时，林光明就应该抗辩该款项是还3月18日的借款，但在原一审、二审诉讼过程中，林光明从未提出这一事实，亦未提交该转账凭证，而根据审判实践来看，当事人对如此重要的证据，且如此大额的借款，怎么可能在对其认为另一笔是借款提请诉讼时，完全不记得仅相隔9天的这一笔巨额借款。从这一情形亦可证明，林光明并未有在2013年3月18日出借350万元巨款给严政华的事实，而其之所以到再审期间才提交该份所谓的“新证据”，则是恰好看到邱春松在2013年3月18日有打款350万元到游佳账户，遂而想用该款项来证明严政华在2013年3月27日转账给邓某的款项系用于归还该款项；而邱春松之所以同意林光明的说法，并认可该款项系受林光明的委托而转，则系因为看到严政华2013年3月29日出具给林光明的借条中有卢恰发作为担保，其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最终能由有偿还能力的保证人偿还，遂而做出这样的陈述。因此，很显然，邱春松之所以陈述其2013年3月18日转入游佳账户中的款项系受林光明委托，目的很明显，即与林光明恶意串通，在卢恰发作为担保人为严政华向林光明借款提供担保而林光明并未实际出借款项的情形下，试图让卢恰发为邱春松与严政华之间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因邱春松与林光明恶意串通，邱春松的陈述不能釆信。五、林光明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与严政华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因此卢恰发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经过查询，卢恰发发现林光明作为原告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向明溪县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多达21起，其中2012年1起，2013年5起，2014年8起，2015年6起，2016年1起，具体的案号如下：（2012）明民初字第606号、（2013）明民初字第327号、（2013）明民初字第328号、（2013）明民初字第770号、（2013）明民初字第771号、（2013）明民初字第772号、（2014）明民初字第862号、（2014）明民初字第863号、（2014）明民初字第864号、（2014）明民初字第868号、（2014）明民初字第870号、（2014）明民初字第1014号、（2014）明民初字第1015号、（2014）明民初字第1597号、（2015）明民初字第149号、（2014）明民初字第151号、（2015）明民初字第186号、（2015）明民初字第515号、（2015）明民初字第516号、（2015）三民初字第31号、（2016）闽0421民初738号。上述案件的借款本金高达1300多万元，且约定的月利率多为2%以上。其行为完全符合《九民会议纪要》第53条中对“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该放贷行为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作为担保人的卢恰发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卢恰发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林光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邱春松述称，一、本案的相关事实如下：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受林光明的委托，向华融公司转账人民币350万元。该笔借款系由邱春松经办，严政华等人出具了借条、收条给林光明。2013年3月27日，林光明说严政华己经将钱还清了，将借条、收条给邱春松指示邱春松将借条收条还给严政华。同日，邱春松将借条、收条交还给了严政华。2013年3月29日，林光明委托邱春松，让邱春松将邓某账户转来的350万元借给严政华和曾念平，由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担保，具体收款账户由严政华指定。邱春松根据严政华的指定向游佳账户转账支付350万元。该款是在永安完成转账的，转账的同时借款人、保证人在本案所涉的借条及收条上签名（注：卢恰发在第二天，在三明签名，严永和、吴轶佳的签名是严政华根据严永和、吴轶佳的委托代签的），办理完毕后，邱春松将借条、收条等文件交给林光明。二、关于3月29日借款没有证据证明系受林光明的委托转款的问题。邱春松认为，邱春松自己账户的款项转账支付系由本人的意志决定的，邱春松受谁的委托，邱春松自己最清楚。邱春松与林光明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均已认可，无需其他证据证明。另外，代为交付款项的行为，根本不会影响收款人的权利。在民事交易过程中，此类代为支付的民事行为比比皆是，只要委托方、受托方认可代为支付的行为，应为有效。 林光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严政华、曾念平返还借款350万元，支付利息143.5万元，合计493.5万元（从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11月15日共20个月零15天），并从2014年11月16日起按每月2分计算利息至款还清之日止，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承担本案连带还款责任。2、判决严政华、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3年3月29日，严政华、曾念平共同向林光明出具《借条》约定：“今向林光明借到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3500000），借期一年（即从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3月28日止）。利息为月息百分之贰（2%）。按月付息，每月28日支付利息柒万元整（70000元）。借款转入永安市农行燕江支行，户名：游佳，账号：6228××××8010。该借款本、息由卢恰发、严永和、吴轶佳担保，保证期限至借款人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严政华、曾念平2013年3月29日出具《收条》一张给林光明，载明：“兹收到林光明（借款）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3500000元）。款项用转账支付。款项转入：开户行：永安农行燕江支行户。账号：6228××××8010。收款人全称：游佳”。游佳时任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出纳。 2013年3月18日，邱春松的账户通过跨行汇款350万元至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账户(4610********)。 2013年3月27日，游佳所在的公司即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还款给严政华348万元。 2013年3月27日，严政华转账358.25万元至邓某的账户。 2013年3月29日，邓某通过网银转账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350万元至第三人邱春松的账户。 2013年3月29日，严政华通过网银转账50万元、50万元共计100万元至第三人邱春松的账户，两笔转款摘要简称均为“借款”。 2013年3月29日，邱春松的账户通过网银转账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450万元至游佳账户（6228××××8010），两笔转款摘要简称均为“往来款”。 一审法院认为，因林光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实际履行《借条》、《收条》中约定的出借款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借条》、《收条》均未生效，原告林光明主张已出借350万元款项给被告严政华、曾念平，证据不足，故林光明要求严政华、曾念平偿还借款350万元和利息，以及要求严永和、吴轶佳、卢恰发对讼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被告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林光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280元，公告费1500元，由林光明负担。 二审查明以下事实： 1.林光明在2015年6月4日的庭审中自认本案讼争款项中的100万元系来源于向金融机构借款； 2.林光明在一审中提供向明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借据，以证明其向明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三笔，每笔各为100万元； 3.林光明作为原告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向一审法院、本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多达19件，其中2013年5件，2014年8件，2015年6件，具体的案号如下：(2013)明民初字第327号、（2013)明民初字第328号、(2013)明民初字第770号、（2013)明民初字第771号、（2013）明民初字第772号、（2014)明民初字第862号、（2014）明民初字第863号、（2014)明民初字第864号、（2014）明民初字第867号、(2014)明民初字第868号、（2014)明民初字第870号、(2014)明民初字第1014号、（2014)明民初字第1015号、（2015)明民初字第149号、（2015）明民初字第151号、（2015)明民初字第186号、(2015)明民初字第515号、（2015)明民初字第516号、(2015)三民初字第31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在本案中，林光明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有向明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且其自认本案讼争的借款中的100万元系来源于向金融机构借款，转借利率为2%，其借贷行为有涉嫌高利转贷的可能性；林光明作为原告从2013年至2015年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高达19件，且借款人均为不特定的自然人，不排除其存在“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的情形，有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可能。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故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林光明本次起诉予以裁定驳回，并由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一审法院将该案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属于受理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曾念平、严永和、吴轶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1民初35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光明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46280元，退还林光明；上诉人林光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628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吴树辉 审判员  林炬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林 慧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八条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 （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行政赔偿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