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3民终8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三中，男，汉族，1970年8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银，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博罗县*******吊钟岭组光顶（土名）。法定代表人：罗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燕，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苑怡，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建霞，女，汉族，1967年2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4。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翔，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存舟，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国，男，汉族，1969年1月1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金三中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刘卫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三中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华宇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原审法院受理及进行审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该错误认定应予以纠正。华宇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华宇公司当庭也进行了确认），全部都是关于合同无效的请求，并未涉及任何关于合同撤销的请求。原审法院以“针对合同撤销，法律规定由当事人提起及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明显与单纯合同效力审查不同”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否认本案属于重复诉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于2019年11月8日起施行，该纪要“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一）关于合同效力”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此可见，对合同效力的审查是解决合同纠纷的前提。既然上诉人诉华宇公司、郑建霞、刘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件”）受理审理在先，且该案件现仍在二审审理中，那么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必然要依职权继续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并对合同效力进行准确认定后进而确定民事责任。综上，在民间借贷案件受理审理在先的情况下，在本案所涉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是关于合同效力审查且该些合同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审查处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本案受理及进行审理的行为实属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涉嫌程序违法。2019年2月25日，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依法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2019年9月20日，原审法院在未阐明任何恢复审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恢复审理通知书》通知恢复审理。上诉人曾于2019年10月8日、2019年12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要求继续中止审理，但原审法院均未予回复并直接安排了开庭审理。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再次就原审法院恢复审理本案提出异议，但依然未收到原审法院任何回复。直至上诉人收到原审判决，上诉人才看到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阐述恢复审理的理由是依据华宇公司的申请。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恢复审理本案完全是罔顾法律规定而作出的错误行为，因为衡量案件应否恢复审理的正当理由是中止原因是否消除而非当事人是否进行了申请。在民间借贷案件尚在二审审理中、结果尚未确定的情形下，即中止原因未消除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恢复审理本案，既无事实依据也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法律规定，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涉案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华宇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方利益”，华宇公司及郑建霞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原审法院亦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华宇公司及郑建霞所提出的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仅限于以下五种“（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上所述，涉案合同既不存在华宇公司主张的第（二）款无效情形，也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根本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卫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金三中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具有过错。郑建霞、刘卫国、华宇公司虽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但结合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角色地位以及各自行为之间的连贯性和合理性可以判定上诉人所阐述的借款事宜的客观真实情况。从刘卫国与郑建霞的夫妻关系，华宇公司为两人共同财产、共同经营的实际情况，刘卫国于2014年可以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盖章、于一年后的2015年仍可以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盖章的行为，郑建霞在2017年对借款进行书面确认并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实际履行担保义务的行为，刘卫国签署查封财产清单的行为，足以证明刘卫国为有权代理人。华宇公司虽否认授权刘卫国借款，但正如原审法院所述“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应当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郑建霞作为华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当时的唯一股东，郑建霞有权代表华宇公司授权且授权可以为口头形式非必须书面形式。此外，郑建霞出具的《个人担保书》已印证其知晓并认可刘卫国代表华宇公司借款的事实，其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并事实上已开始履行担保义务。此外，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135号案华宇国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通用业务凭证、证明（万春艳）”以及郑建霞提供的证据“万春艳付款单”均可以证明，华宇公司确认借款并进行过还款。上诉人与郑建霞情同手足，在刘卫国、郑建霞双方向上诉人提出借款请求的情况下，为支持夫妻创业好意出借款项。华宇公司虽登记为郑建霞的一人独资公司，由于刘卫国与郑建霞为夫妻，在日常的对接交往中上诉人所知悉的是公司经营事务由刘卫国对接处理，这是极其正常的家庭企业经营模式，毋庸置疑。在该种情形下，出于对亲人的信任上诉人出借款项，应视为上诉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毕竟在亲情关系基础上、当事人非法律专业人士身份不应对当事人的审查义务予以苛求。刘卫国在合同上加盖的华宇公司公章应对华宇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如上所述，刘卫国具备代理权，其掌握公章合法合情合理。毕竟，公章是具有代表企业法人行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印鉴，公司对公章的保管及使用都应当是相当谨慎的，刘卫国不可能平白无故掌控公章并使用。庭审中，华宇公司、郑建霞均未能对公章的保管及使用进行合理解释，且鉴定意见已确认担保借款合同公章的真实性，因此在上诉人已提供书面证据而华宇公司、郑建霞均只是口头抗辩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公章对华宇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郑建霞出具《个人担保书》应视为其作为华宇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借款的追认和承担担保责任的承诺。郑建霞出具担保书，担保主体当然是郑建霞，原审法院以此推断郑建霞不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华宇公司借款进行确认毫无依据。郑建霞以何身份担保、所担保的具体对象、以及担保书所说明的事实等均应结合担保书的内容进行确定。实际上，结合担保书的内容阐述就可明知华宇公司确实借款1300万元，郑建霞为此进行担保。从常理就可得知郑建霞之所以担保是因为其是华宇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否则其毫无理由和必要去为巨额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已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更何况，郑建霞还在《个人担保书》上加盖了华宇公司的公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补充意见称：本案的上诉案件受理后，2020年6月1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就案涉的担保合同以及个人担保书的效力作出了生效的判决，本案不予以再进行处理，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合同对其中部分主体是否发生效力，整份合同是否无效根本是两回事，原审法院混淆了该概念，而笼统将合同认定为无效，不符合合同法52条关于无效的五种法定情形，该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郑建霞作为华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然不可能如原审法院所述，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担保，因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如果以该身份担保，那就会出现公司为公司本身进行担保的奇怪的现象。所以郑建霞是以其是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关联身份，而为公司债务担保，以及进行债务的确认，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原审法院的该部分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被上诉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答辩称：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首先，对照本案与金三中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两案的诉讼主体相同，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因此，华宇国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诉讼，本案也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5日作出了（2018）粤13民辖终61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外因本案与金三中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非同一原告，故原审法院移送本案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于法无据，据此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由此可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原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进行审理。刘卫国与被答辩人签署的涉案《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是被答辩人与刘卫国恶意串通，试图将属于刘卫国的个人债务转嫁给华宇国通公司承担的行为，应属无效合同，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效力。刘卫国与被答辩人签署的涉案《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所指向的借款均为刘卫国与被答辩人之间就借款业务产生的经济往来，与华宇国通公司无关。根据金三中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于2012年7月出具的《借据》，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以及资金转账凭证等证据涉案1300万元的款项均由刘卫国在2011年4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期间向金三中所借，且由刘卫国与金三中签署涉案借款合同，所借款项也全部汇入刘卫国个人账户，华宇国通公司从始至终不仅没有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也从未授权刘卫国向金三中进行借款，而且也没有收到涉案的相关款项，金三中也不能证实涉案款项有直接或间接用于华宇国通公司经营用途；涉案借款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1年4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期间，但华宇国通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1年8月30日，则涉案第一、二笔借款共计200万元的借款发生时，华宇国通公司尚未成立；被答辩人自认于2014年8月21日与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于2015年8月31与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该两份合同上盖的“华宇国通公司”的公章均为事后加盖，可以证明在1300万元款项出借期间，华宇国通公司并未与金三中达成借款的合意；根据金三中、刘卫国、袁淑芬（金三中妻子）、杨亚莉等人的账户资金明细等资料显示，金三中将涉案款项汇入刘卫国账户后，刘卫国随即便将收到的资金转至多个不特定资金关联方账户内，相关的资金关联方在收到资金后并未向刘卫国直接返还资金，而是回流至金三中及其代理人袁淑芬、杨亚莉的账户内。上述资金流出及回流的迹象违反正常交易习惯，而且目前涉案的1300万的借款是否仍然存在亦存疑。刘卫国与被答辩人签署的涉案《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实际为刘卫国与被答辩人恶意串通，将属于刘卫国的个人债务转移给华宇国通公司的债务转移合同。首先，涉案借款的借贷双方主体明确，从始至终实际的借贷主体均为金三中和刘卫国，华宇国通公司从未向金三中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或委托刘卫国向金三中借款。根据涉案两份《担保借款合同》显示，借款人为华宇国通公司，若该合同为华宇国通公司与金三中之间的借款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华宇国通公司须收到相关借款后该合同才生效，但华宇国通公司从未收到相关借款。实际上，金三中与刘卫国将原借款人为刘卫国的借款通过债务转单形式，将借款人变成华宇国通公司，将其二人之间形成的债务转单至华宇国通公司名下。涉案两份《担保借款合同》充分证明金三中与刘卫国恶意串通将其二人之间形成的债务转嫁至华宇国通公司。其次，华宇国通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对于刘卫国的前述借款并不知情，对于刘卫国签署涉案《担保借款合同》也并不知情，不可能自愿对刘卫国的个人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而不能获得经营利益，该债务转移行为不属于华宇国通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将会使华宇国通公司的资产大为减损，严重损害公司、股东及其他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华宇国通公司与刘卫国、被答辩人均没有就债务转移达成合意。最后，金三中明知上述债务转移将对华宇国通公司极其不合理，却仍然在未获得华宇国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刘卫国签署《担保借款合同》，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以上种种情况均充分说明了金三中与刘卫国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将其等间形成的债务转嫁给华宇国通公司承担。因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涉案两份刘卫国与金三中签订的属于债务转移性质的《担保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刘卫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答辩人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其行为本身就具有重大过错。首先，刘卫国并非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非公司股东，并且未实际参与华宇国通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其不具备代表华宇国通公司对外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权利表征。其次，华宇国通公司从未委托刘卫国向金三中借款，金三中一直只将涉案借款的全部款项付至刘卫国个人账户，事后也未向华宇国通公司确认及主张过权利，这充分说明金三中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也违反常理，并非善意无过失。再次，涉案两份《担保借款合同》上所盖“华宇国通公司”的公章均非在金三中自认的签订时间加盖的，属于事后加盖公章行为。原审判决也已查明涉案《担保借款合同》并没有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建霞或者被证明为经公司授权的合法代理人的签名，刘卫国事后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同样没有得到华宇国通的同意或授权。因此，刘卫国在涉案两份《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华宇国通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视为是华宇国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在刘卫国前述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即使《担保借款合同》的印章为华宇国通公司的真实印章，刘卫国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也不应对华宇国通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郑建霞出具《个人担保书》的行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个人担保书》所表达的字面意思为：以个人名义为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在此，担保的主体为个人而非公司。另外，如果涉案债务已转移给华宇国通公司，郑建霞就更不可能再以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的身份代表华宇国通对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个人担保书》中虽盖有华宇国通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经鉴定为假印章，那么加盖假公章的行为就更不能认定为是华宇国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个人担保书》的出具仅能认定为郑建霞的个人担保行为。其次，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7条以及《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未经决议程序对外提供公司担保的，属于越权行为，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若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予追认，按照《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根据华宇国通2014年12月10日订立，2014年12月16日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并由股东决定；公司不得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显示，华宇国通公司已经通过工商登记备案的形式，将“公司不得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通过担保”对外进行了公示。而金三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个人担保书》的出具得到了华宇国通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通过，事后华宇国通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也未予以追认。同时，金三中应当知道郑建霞的行为超越了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属于越权行为，其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本身就存在重大过错，因此金三中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郑建霞超越权限出具《个人担保书》的代表行为无效，对华宇国通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最后，金三中将事先打印好金额（1300万）及日期（2016年10月31日）的《个人担保书》让郑建霞签名，并且在《个人担保书》上加盖与华宇国通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的假公章，企图造成华宇国通公司有向其借到《担保借款合同》所指向的1300万元借款的假象。该《个人担保书》所设置的“陷阱”存在极其不合理之处，恰恰证明了刘卫国与金三中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以达到巩固“华宇国通公司借款”的证据链及将郑建霞牵涉其中的目的。因此，《个人担保书》仅是郑建霞的个人意思表示，对华宇国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郑建霞答辩称：一审认为70万元款项是履行《个人担保书》约定的还款责任，不符合事实和公平原则。70万元款项2017年1月4日第一次支付时，个人担保书尚未签订，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对金三中还款。2017年1月4日第一次款项支付时《担保借款合同》应履行金额本息为740万元，10万元无法形成对740万元的合同履行，金三中也没有提供与郑建霞达成740万不予履行或延期履行的证据材料，如果金三中与郑建霞达成在每月履行10万元，金三中就没有在7月6日起诉的必要性，金三中只有认为郑建霞、华宇国通严重违反《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才具有向法院起诉的充分和必要性。金三中在2017年7月6日提交的起诉状中，明显不认为郑建霞支付的款项属于《担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利息，诉状金三中认为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被告仅支付利息59万元（郑建霞已支付了60万元），金三中违反自认原则的反言，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59万元形成的原因，否则反言不应被认可。金三中提供袁淑芬接受郑建霞的每月10万元款项，明显与《担保借款合伺》约定的收取本息账户不同，金三中并没有举证或合理说明该原因。欺诈行为的性质，决定了被欺诈人举证的困难。金三中在郑建霞支付款项6个月后提起诉讼，直到郑建霞收到起诉书，才知道被欺诈的事实（起诉受理后，仍支付了一个月）。基于对金三中一家的感恩之心，郑建霞没有保留证据符合常理。至少可以证明，金三中没有依据《担保借款合同》向郑建霞进行过催收和起诉警告。郑建霞自己被欺骗了70万元，不能成为欺诈者的不存在欺诈的当然证据。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石，也是法宫自由心证的原则，该原则的实施主要依据无需证明的逻辑判断。郑建霞因为自己的误解和失误，根据公平原则不应当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和后果。《个人担保书》的签署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简称《民通意见》）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郑建霞支付款项到袁淑芬账户和签署金三中制作的《个人担保书》时：不知道刘卫国和金三中恶意串通把刘卫国可能借金三中的款项本息，全部以华宇国通的名义进行转嫁，即刘卫国退出主债务人，变身为担保人，华宇国通转为主债务人（借款人）的《担保借款合同》已经存在。基于对金三中少年时的亲情和对其父母的感恩，降低了对金三中的警惕。作为管理一个企业的女企业家，对文本的不能咬文嚼字也是生活常识。因此，郑建霞对于金三中要求先行支付费用和提供的《个人担保书》内容缺乏严谨的审查，即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物（从合同的主合同）的错误认识，行为后果与担保对象的意思相悖，给自己和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风险，已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参考（2019）最高法民申5314号裁判观点，担保合同先于主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个人担保书》先于借款合同签署，符合常理，也符合重大误解范围。认定《个人担保书》是《担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或追认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三中与刘卫国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根据金三中、杨亚莉、袁淑芬、刘卫国银行流水，金三中明显通过刘卫国对外放贷或者鼓励、支持刘卫国对外非法放贷，在放贷款项出现不安全时，金三中、刘卫国串通以损害华宇国通利益，签订债务承担性质的《担保借款合同》，从而是刘卫国脱离债务人，成为担保人，并且金三中直接收取刘卫国可归还债务人的款项。金三中、刘卫国不但隐瞒华宇国通承担债务的《担保借款合同》，而且欺骗华宇国通法定代表人郑建霞签署指向不明的《个人担保书》，欺骗郑建霞从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支付70万元，假设正如金三中所述，郑建霞因为金三中起诉而停止支付款项，至少说明在郑建霞受到起诉状前，并没有收到金三中要求公司或郑建霞承担《担保借款合同》还款进度的要求，收到起诉状后才知道被骗。该事实严重与债务承担的实践情况不符，金三中不向“债务人”和法定代表人要求履行合同，而是直接提起诉讼，明显是图穷匕见。金三中明显存在欺诈。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代理人对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是否真实存在真是债权债务存疑），通过私下签订一个《担保借款合同》转嫁给华宇国通，金三中熟知华宇国通为一人公司的情况下，明显是认为不足以达到转嫁的目的，利用其家庭对郑建霞有恩的优势，欺骗郑建霞代为借款，欺骗郑建霞签订本案含糊对应的《个人担保书》，并通过加盖虚假印章，意图形成华宇国通承认借款的目的。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借条、借据的签订尚不能直接认定借款实际发生，尚需审查借款交付的证据，《个人担保书》的签署，也不能当然形成郑建霞和华宇国通已经对金三中、刘卫国无权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的确认合华宇国通已经借到款项的确认。金三中通过欺诈、欺骗形成的担保书应当被撤销或无效。《个人担保书》不能形成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认定追认不符合合同法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郑建霞在签收金三中制作的《个人担保书》时，是应金三中要求以个人身份实施的个人担保行为，并非华宇国通法定代表人身份。《个人担保书》上印章鉴定为非备案印章，也证明华宇国通对《个人担保书》签署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参考（2018）最高法民再161号裁判要旨，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相对方应举证证明是职务行为，金三中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自然《个人担保书》不存在华宇国通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个人担保书》中没有体现和指向《担保借款合同》，文字仅出现的“惠州市华宇国电子有限公司通借到你的流动资金借款1300万元”，虽然与《担保借款合同》的本金1300万元，金额相同，但仍然达不到对合同追认的法律效果，另外郑建霞个人也无法达到华宇国通对合同追认的效果。根据公司法郑建霞在华宇国通只有股东投资和股东收益的财产权益，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文件不能当然的代表公司，是公司法保障公司法人的独立性和交易安全的基础，符合现代法治社会体系概念。金三中个人对公司法的无视和藐视不能成为其善意和误解的理由。金三中不符合善意相对人，其承担不能追认的法律效果是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不损害社会利益。郑建霞个人连续7个月每月10万付款到袁淑芬账户的行为，金三中在沟通中（微信记录）没有表示异议;在珠海香洲区法院一审起诉时，也没有将70万定为民间借贷案件项下的还款，这恰好说明《个人担保书》不是对《担保借款合同》追认的直接体现。《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金三中、刘卫国恶意串通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严重损害了华宇国通的权益，应当无效。刘卫国无权代表公司签订债务承担性质的《担保借款合同》合同，构成无权代理，参考《金发耀、泗阳灵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2020）最高法民申2464号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没有获得华宇国通的追认，应当无效。根据华宇国通2014年12月10日订立，2014年12月16日登记各案的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并由股东决定;公司不得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即华宇国通已经通过工商登记各案的形式，对外公示了“公司不得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担保”，金三中作为从2009年起长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专业人士，对公司法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金三中不能成为善意相对人。参考（2019）最高法民再236号债务承担是比担保更严重的债务承担形式，因此根据公司法16条《担保借款合同》也应当无效。参考（2019）最高法民终877号一人公司也适用公司法十六条规定，《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关于（2020）粤04民终663号与本案的关系。本案的效力之诉和撤销之诉，不是（2020）粤04民终663号判项内容，参考（2019）最高法民再384号不属于法律规定无需举证的事实。参考（2019）最高法民终410号，663号判决印章作用审查严重背离九民会议纪要精神，不符合法律适用原则。《个人担保书》认定为债务加入，参考（2019）最高法民申5314号，只有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才评判债务加入或担保，同时郑建霞加入将使公司破产的刘卫国与金三中间真实不明的债务，完全没有任何公司和个人利益，663号判决既不符合金三中诉讼请求，也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和原理，完全没有依据。认定郑建霞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公司行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郑建霞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是对刘卫国签名、盖章行为的追认，不符合合同法48条和合同法解释二12条规定。郑建霞以个人名义签署《个人担保书》的行为，不是对刘卫国无权签署的《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郑建霞向袁淑芬账户支付款项，也没有形成华宇国通对《担保借款合同》的追认。认定《担保借款合同》为华宇国通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因此，在本案合同效力和是否应当撤销的诉讼中，对于以上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认定，本案依法应当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个人担保书》应当撤销，其撤销不损害交易安全，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金三中多年均不向华宇国通和郑建霞主张借款，金三中与刘卫国间款项明显不是以华宇国通和郑建霞借款为目的，对其撤销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保民生、保生产、保就业的要求。金三中利用与刘卫国之间可能虚假的债权债务，金三中利用自己多年法定代表人经验，无视和藐视公司法，恶意与刘卫国串通、欺诈等导致郑建霞产生重大误解，本案符合重大误解的司法解释构成要件，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担保借款合同》是金三中、刘卫国恶意串通损害华宇国通利益的产物，刘卫国没有借款权限、没有代华宇国通签订债务承担性质合同的权限，刘卫国不构成表见代理、《担保借款合同》没有被追认，债务承担不符合章程规定，根据公司法16条，《担保借款合同》应当无效。金三中作为非善意相对人，应当自行承担《担保借款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被上诉人刘卫国未作答辩意见。华宇国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对原告不发生效力，并确认其无效；2、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对原告不发生效力，并确认其无效；3、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签署《个人担保书》对原告不发生效力；4、请求判决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被告金三中持有二份《担保借款合同》，合同主体相同：甲方为金三中，乙方为华宇国通公司，丙方为刘卫国。其中一份显示时间是2014年8月21日，内容为原告华宇国通公司向被告金三中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刘卫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另一份没有落款时间，主要内容为2011年至2014年间原告华宇国通公司共向被告金三中借款1300万元整（包含了2014年8月21日的借款在内），合同还约定了还款计划、违约责任等。刘卫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上二份合同的落款处乙方签名盖章为：“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及“刘卫国”的签名；丙方签名为“刘卫国”。对于借款合同的盖章，金三中称是刘卫国所为；上述合同签订时，刘卫国没有出示原告华宇国通公司的授权手续。再查明（一），被告金三中另外持有一份《个人担保书》，载明：“华宇国通公司借金三中的流动资金借款1300万元，本人自愿为该项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并承诺尽快代为清偿上述借款。保证人：郑建霞（手写签名及按指模）”，落款处加盖“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落款时间打印字体为2016年10月31日，落款时间手写字体为2017年2月18日。再查明（二），在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审理期间，香洲区法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个人担保书》《担保借款合同》（无落款时间的）上华宇国通公司印章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一、送检的《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无法判断《个人担保书》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的盖印形成时间；二、送检的《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至样本9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的“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印文均在2015年11月之后盖印形成。再查明（三），刘卫国与郑建霞于199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2016年11月23日登记离婚。金三中与袁淑芬是夫妻关系，于2004年11月2日登记结婚。金三中、郑建霞、刘卫国均是湖北老乡，早已认识。而且，金三中与郑建霞关系较为亲近。再查明（四），华宇国通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30日，郑建霞是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刘卫国是公司监事。2017年9月13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罗某1，2017年11月2日华宇国通公司变更公司股东为罗国勋、肖培、张金刚三人。原告的经营范围是电子产品的加工、销售等。再查明（五），根据郑建霞代理律师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出具了律师调查令，依法调取了金三中、袁淑芬、杨亚莉、刘卫国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郑建霞主张金三中在将款项支付给刘卫国后，刘卫国将款项支付给多个案外人，案外人再将款项付给了金三中，金三中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根据刘卫国的银行流水，没有显示其将收取的款项转入华宇国通公司账户或者郑建霞的账户。再查明（六），在提交答辩状期间，被告金三中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移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处理，后原告华宇国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民辖终616号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管辖。2019年2月25日，一审法院依金三中申请，裁定中止审理。2019年9月20日，一审法院依原告华宇国通公司申请恢复审理。再查明（七），在本案受理前，金三中于2017年6月6日以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等拖欠借款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8日，香洲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卫国在合同上代表原告签名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合同上公司印章的法律效力。三、郑建霞的个人担保书对公司是否有约束力。四、本案是否重复诉讼。一、关于刘卫国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原告认为，1、案涉的1300万元均是汇入刘卫国的资金账户，刘卫国获得资金后没有向原告支付，而是流向案外第三人，原告对此不知情，金三中也没有要求原告法定代理人郑建霞进行确认，故刘卫国是实际借款人、资金承受人。2、刘卫国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案涉借款也没有获得公司的相应授权。3、虽然刘卫国与原告法定代理人郑建霞是夫妻关系，但是两者是独立的民事主体，金三中对刘卫国是否具有代理权没有尽到审查的责任，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因此，刘卫国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金三中认为，刘卫国与原告法定代理人郑建霞是夫妻关系，并且参与公司的经理管理，刘卫国有权代表原告作出意思表示，该表示郑建霞是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限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一、原告华宇国通公司明确表示未授权被告刘卫国借款，事后亦未进行追认；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本案的借款的收款人是刘卫国，并非华宇国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刘卫国将款项转让华宇国通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卫国将款项用于华宇国通公司的生产经营；三、从金三中、郑建霞、刘卫国的相知程度，金三中应当知道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理人是郑建霞，而不是刘卫国。虽然刘卫国与郑建霞是夫妻关系，但是刘卫国与郑建霞是二个不同的主体，郑建霞与华宇国通公司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依照法律或法人的章程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应当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金三中明知刘卫国不是华宇国通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在长达数年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亦未明确向原告华宇国通公司确认以上借款，也没要求原告予以偿还显然不合常理；四、金三中主张刘卫国是原告的管理者经营者，并提交刘卫国在香洲区法院的查封物品清单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刘卫国参与原告的经营管理，金三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被告金三中明知刘卫国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取得公司的授权的情况下，也没能举证证实刘卫国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将案涉的1300万元巨额资金直接转入刘卫国账户，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因此，被告刘卫国的代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诉请确认以上合同对原告没有约束力，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合同上公司盖章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章之于合同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者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的或同意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即便加盖的是真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本案中，刘卫国无取得原告的授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在《担保借款合同》上加盖原告公司的印章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涉案二份《担保借款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原告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郑建霞的签名是否对公司有效的问题。《个人担保书》上载明“本人自愿为该项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可见担保书的主体是郑建霞，是郑建霞本人对原告的借款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很明显，在担保书上郑建霞并不是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原告的借款进行确认，因此，该担保仅对郑建霞本人具有约束力，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原告请求确认《个人担保书》对其没有约束力的诉求与查明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本案是否重复诉讼的问题。原告主张本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虽然合同确认无效和合同被撤销的法律效果一致，但合同效力审查属于法院审理查明的一部分。而针对合同撤销，法律规定由当事人提起及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明显与单纯合同效力审查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被告金三中庭审主张（2017）粤0402民初6135号民间借贷案亦会对本案《担保借款合同》效力进行审查，认为属于重复诉讼，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主张“被告金三中与刘卫国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金三中是职业放贷人”的主张，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无法予以认定，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刘卫国经一审法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以缺席论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未签署日期）无效，对原告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不发生效力；二、确认被告金三中、被告刘卫国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无效，对原告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不发生效力；三、确认被告郑建霞于2017年2月18日签署《个人担保书》对原告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不发生效力。本案诉讼费3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560元，由被告金三中、刘卫国承担（原告已预交诉讼费300元，公告费260元）。本院审理查明，金三中依据案涉《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于2017年6月6日以华宇国通公司、刘卫国、郑建霞等拖欠借款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28日，该院作出（2017）粤0402民初6135号判决，判令刘卫国向金三中偿还1300万元本息，郑建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三中、郑建霞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2020年6月1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作出（2020）粤04民终663号民事判决，认定《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均合法有效，判令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郑建霞向金三中偿还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刘卫国对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起诉时，金三中已经另案就借款纠纷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案当事人与本案相同，基础法律关系相同，另案虽然为给付之诉，但隐含了确认之诉，已确认案涉《担保借款合同》及《个人担保书》有效，据此作出判决并已生效，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另案的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依据上述规定，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3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退回惠州市华宇国通电子有限公司，金三中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0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