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7民终9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胡斯福，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现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长昌，福建九越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长春，福建九越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度假区红袍街**。 法定代表人：吴章富，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宏刚，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章富，男，197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斯福因与上诉人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曦公司）、被上诉人吴章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本院（2019）闽0782民初1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斯福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四、五、六项，改判支持胡斯福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海曦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未认定案涉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存在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7月中旬，养殖场陆续有猪只非正常发病、死亡，胡斯福采取给病猪注射、饲料加药等对应措施，未果。病、死猪的症状符合非洲猪瘟的特征，胡斯福即向海曦公司报告，海曦公司亦确认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之后，海曦公司为减少损失，于7月28日开始将猪场的727头经产母猪全部出售，同时大量抛售剩余的猪只，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案，2019年8月2日，保险公司组织人员到现场查勘，与被保险人共同确认死亡母猪338头（剩余343头死亡母猪暂无法确认）。8月7日起，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监督之下对养猪场5277头猪只进行扑杀，2019年8月17日海曦公司又低价抛售出售860头肥猪。一审中，海曦公司辩称当时是轻信发生非洲猪瘟，为减轻损失，被迫低价出售猪只，事后调查了解，养殖场并没有发生非洲猪瘟。该辩称与事实相悖，违反日常生活经验，应不予采纳。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对案涉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事实，是双方共同确认的。此后，海曦公司为减轻损失，亦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处置行为。海曦公司的辩解显然违背民商事活动中的禁止反言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应不予支持。其所提供的未发生猪瘟的《检验报告》（2019年7月22日）系销售猪只时所必须经过的检测程序，是对拟销售的活猪进行的检测，而不是对同一时段或其他时段的死猪、疫猪进行的检测，不足以推翻双方已确认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海曦公司采取一系列处置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海曦公司仅在2019年7月22日对拟销售的猪只进行报检，其他猪只尤其是低价销售的猪只均未报检，可以证实海曦公司是明知发生非洲猪瘟的事实，故意不申请报检，否则其不申请报检的行为无法合理解释。其次，2018年8月，辽宁省沈阳市确诊我国首例非洲猪瘟，此后非瘟疫情持续扩散至全国各地，我省多地发生疫情，其中南平市范围、邻近的尤溪县均有大规模疫情发生。非洲猪瘟具有高度传染性，可通过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传染。疫情流行期间，全国各地的养殖户都难以独善其身，实际上2019年下半年武夷山市的大部分养殖场遭受重大损失，出栏率锐减。最近2年，全国、乃至我市的生猪价格上涨近三倍，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7月中下旬，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海曦公司作为从事养殖多年的专业公司，显然对非洲猪瘟疫情有较强识别能力，更知道其传染的严重后果和巨大的商业风险，才会在短时间内主动销售、抛售猪只，尤其是短时间大量抛售作为养殖场主要生产资料的母猪，同时向保险公司报案扑杀、焚烧大量猪只。显然，其所采取的规避经营风险的行为与非洲猪瘟的疫情传播特性是对称的。退一步讲，如果案涉猪场没有发生非洲猪瘟，则海曦公司的一系列行为显然是不适当的，并构成严重违约，其必然要对自己的不适当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而非让胡斯福承担后果。第三、海曦公司辩称武夷山市没有非洲猪瘟疫情报道，所以可以认定养殖场没有非洲猪瘟疫情。从逻辑上，只有海曦公司依法上报了案涉养殖场的非洲疫情，才有可能做出本市有非洲猪瘟疫情报道。根据海曦公司大量销售、低价抛售、大量猪只未做检疫的行为，只能说明是其对政府瞒报非洲猪瘟，而不能推出养殖场没有非洲猪瘟疫情的结论。综上，本案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属政府部门强制扑杀范围，根据《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七）款“1．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致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导致的疫情时，甲乙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的损失。2．政府补贴归甲方，按照猪只盘点库存数超过部分补贴分给乙方，若损失猪只少于盘点猪只数，甲方无须支付给乙方。3．发生不可抗拒因素如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猪场严重毁损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胡斯福无需对海曦公司的一系列处置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一审对反诉部分的有关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胡斯福向海曦公司返还1100头基础母猪13头公猪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非洲猪瘟属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按合同约定，胡斯福无需对海曦公司承担责任，无须返还1100头基础母猪13头公猪。其次，疫情期间（2019年7月28日至2019年7月31日）海曦公司已将727头经产母猪销售（详见海曦公司一审证据《海曦投资卖猪记录表2019.7.18-2019.8.6》）、保险公司出具的《海曦投资有限公司生猪损失情况》也确认有338头母猪死亡（另有343头母猪数量无法确认），以上合计母猪1065头，若再判令胡斯福返还经产母猪、公猪，与法与理不符。（二）一审判决胡斯福应承担海曦公司低价抛售期间的损失392744.25元，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非洲猪瘟属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按合同约定，胡斯福无需对海曦公司承担责任。其次，低价抛售是海曦公司自主的商业行为，并未与胡斯福协商一致，其销售价格是否公允、合理，还是任意、恶意抛售，均无从得知，现判决要胡斯福承担该项损失，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的分担该项损失的计算方式前后矛盾，不公平。一审法院既已认定低于市场价10.3元的80%（即低于每斤8.24元）为低价抛售，显然，应以8.24元作为计算标准，但在计算抛售的损失时又以10.3元为计算标准，前后矛盾，标准不同一。三、一审对本诉部分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对2019年8月海曦公司低价抛售的猪只不按合同约定的每斤6.2元计算，减少胡斯福的承包收费标准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首先，如前所述，非洲猪瘟属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按合同约定，胡斯福无需对海曦公司承担责任。其次，低价抛售是海曦公司自主的商业行为，并未与胡斯福协商一致，其销售价格是否公允、合理，还是任意、恶意抛售，均无从得知，现判决要胡斯福承担责任，减少承包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应改判海曦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育肥猪销售每单批育肥猪以均重270斤/头为销售标准，按照6.2元/斤支，超过270斤的按超重部分多加0.2元/斤），支付给胡斯福。（二）一审未支持胡斯福主张的183头后备母猪培养费100,650元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海曦公司在庭审时也确认购买150头的后备母猪费用由海曦公司承担，海曦公司提交的《海曦种猪盘存数目表》载明：“备注：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按照基础母猪927头核算，从2019年3月1日以后按照1100头基础母猪存栏数核算。”，胡斯福与海曦公司约定交付的是怀孕母猪，因此将后备母猪培养成为怀孕母猪的费用应当由海曦公司承担。2018年11月1日海曦猪场只有927头怀孕母猪，海曦公司应当补充173头怀孕母猪，在饲养过程中存在损耗，因此多饲养10头后备母猪，即饲养183头后备母猪，每头后备母猪的培养费用为550元，共计100650元（183头×550元/头）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五款第3项：“…补充同等数量种猪，所有项目费用（引种费用和后备母猪培养费用）由甲方（海曦公司）承担”，故海曦公司应当向胡斯福支付183头后备母猪培养费。（三）一审未支持支付海曦公司原先饲养的大猪吃的饲料款97090元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承包合作期间，海曦公司还有一批没有销售的大猪寄养在海曦猪场，对于该事实，庭审时海曦公司也予以确认，根据胡斯福和海曦公司的约定每头猪按每天6斤的饲料计算，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21日共吃掉饲料36.5吨，每斤饲料1.33元，共计97090元。（四）一审不支持养猪场环保设备使用产生电42284.3元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五）一审不支持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其代向张迎春支付的饲料款200000元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四、按照合同法约定，本案合同解除时间应以一审起诉状送达给海曦公司的时间为准。五、一审判决总体不公。海曦公司在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共计销售小猪2997头、肥猪3261头、母猪727头，共计收取款项8562810元，海曦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还有可能可以获得后续400多万的保险理赔款，而胡斯福付出了大量的承包成本，却没有得到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用，还要向海曦公司赔偿巨额损失，显然是不公平的。 海曦公司辩称，胡斯福的上诉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涉案的养殖场，没有发生非洲猪瘟和政府强制屠杀的行为，猪瘟不是任何单位及个人可以确认的，应当是权威机构认定，由政府发布是否该行政区域存在非洲猪瘟。根据海曦公司提供的证据，武夷山市并没有发布非洲猪瘟的疫情，一审期间海曦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武夷山广播电台、武夷山新闻公众号文章等，以及农业局的领导均明确陈述武夷山市是无疫区，武夷山市不存在非洲猪瘟疫情的公告，根据以上国家及武夷山市相关部门发布的新闻，说明武夷山市地区不存在非洲猪瘟。因此，胡斯福的上诉事实理由不成立。胡斯福基于涉案养殖场存在非洲猪瘟而计算得出的损失，因不存在非洲猪瘟，故损失应当由胡斯福承担。关于环保设备产生的电费，张迎春的饲料款等，胡斯福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请求驳回胡斯福的上诉。 吴章富辩称，同意海曦公司的答辩意见。 海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六项；2．胡斯福赔偿海曦公司其他经济损失7837433.1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胡斯福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胡斯福应当赔偿海曦公司后备母猪的损失。根据双方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二条第4点明确约定：“合同到期后，乙方（胡斯福）以同样的母猪群体同样数量交还给（海曦公司），超出或减少部分按约定结算”。后备母猪固然不属于经产母猪，但是后备母猪属于合同约定的母猪群体，胡斯福理应赔偿该部分损失。二、海曦公司养殖场中的小猪、育肥猪属于低价抛售，胡斯福应当赔偿该部分损失。首先，尽管合同未约定未按270斤/头标准出售育肥猪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低于270斤/头销售猪只当然属于海曦公司的损失，胡斯福应赔偿其未尽管理责任给海曦公司造成的损失。其次，海曦公司并未主张正常管理期间低于均重270斤/头进行销售的损失，海曦公司仅主张了低价抛售期间该部分的损失，一审法院以“在养殖场正常管理期间也有低于均重270斤/头进行销售”为由未支持该部分的损失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海曦公司决定低价抛售猪只，系为胡斯福未尽管理责任导致猪群发病，被迫低价抛售，实乃无奈之举，并非海曦公司自主心甘情愿之决定。一审法院认定该低于销售标准出售猪只系海曦公司自主决定也是错误的。三、胡斯福未尽到管理责任，海曦公司不应向胡斯福支付相关费用。海曦公司已经向胡斯福全部结清至2019年7月13日期间的费用，并无拖欠。胡斯福在一审中主张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低价抛售期间的费用，该期间出售猪只系因胡斯福未尽管理责任而被迫低价抛售，胡斯福违约在先，其无权主张此期间的管理费用。 胡斯福辩称，一、海曦公司要求胡斯福赔偿后备母猪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的约定胡斯福无须承担赔偿责任。1．双方在《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对后备母猪返还没有约定，也没有计算依据。2．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海曦种猪盘存数目表》备注：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按照基础母猪927头核算，从2019年3月1日以后按照1100头计算。《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九）第2约定“承包母猪头数按经产母猪存栏1100头计算”，可以证明，应返还数量为母猪为1100头，不包含后备母猪。从实际情况来看，后备母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经产母猪。事实上，在2018年11月1日盘点交付时，双方认可海曦公司交付的母猪只有927头母猪，而2019年3月3日前淘汰母猪66头的收益是归海曦公司的。因此，海曦公司要求胡斯福赔偿后备母猪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退一步讲，因2019年7月中下旬，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海曦公司在短时间内主动、销售、抛售猪只。根据《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七）款“1．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致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导致的疫情时，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的损失。2．政府补贴归甲方（海曦公司），按照猪只盘点库存数超过部分补贴分给乙方（胡斯福），若损失猪只少于盘点猪只数，甲方（海曦公司）无须支付给乙方（胡斯福）。3．发生不可抗拒因素如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猪场严重毁损的，乙方（胡斯福）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胡斯福无须承担责任。二、海曦公司要求胡斯福赔偿未按270斤/头标准出售育肥猪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养猪场承包合作合同》约定以均重270斤/头销售标准，对超重部分多加0.2元每斤给胡斯福，对低于均重情形并无约定，且在正常管理期间都有低于该标准进行销售的情形。因此，海曦公司以育肥猪均重低于270斤要求赔偿依据不足。退一步讲，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低于该标准销售，也是海曦公司自主决定，不应由胡斯福承担责任。三、海曦公司主张其不应向胡斯福支付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低价抛售期间的管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胡斯福作为承包人有权获得相应承包费用。其次，根据2019年1月2日福建省农业厅发布的《福建省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生猪及其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闽非控部【2019】1号）第五条规定：“符合本通知规定调运条件的生猪及其产品、种猪、商品仔猪，由官方兽医按照下列程序实施检疫，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生猪出栏前15天，屠宰前6小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二）养猪场或屠宰企业应按照以下要求实施抽检，采样过程全程留痕备案，样品送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检测。1．按照出栏生猪10%采样进行非洲猪瘟检测，每个出栏生猪待出栏圈采集2头生猪血液样品，拟出栏生猪总数不足5头的要全部采集血液样品。2．按照拟调运种猪数量的30%采集生猪血液样品进行非洲猪瘟检测，样品应覆盖本批次拟调运种猪所在全部圈舍，原则上不少于10头，调运数量不足10头的要全部检测。3．按照拟调运商品仔猪数量的10%采集生猪血液样品进行非洲猪瘟检测，样品应覆盖本批次拟调运商品仔猪所在全部圈舍，原则上不少于10头，调运数量不足10头的要全部检测。4．按照“批检”的要求，对拟调运的每批生猪产品采集5份组织样品进行非洲猪瘟检测。……”海曦养猪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海曦公司为达到销售目的，逃避监管，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检验检疫，故其销售的猪只不能通过正常商业渠道销售，而是通过黑市交易，是造成低价的直接原因，该损失应由海曦公司自行承担。不能以此拒付承包费用。 吴章富述称，同意海曦公司的上诉意见。 胡斯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胡斯福与海曦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2．海曦公司、吴章富向胡斯福支付承包合作期间拖欠的款项4276612.7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海曦公司、吴章富向胡斯福返还押金100万元；4．海曦公司、吴章富承担保全费5000元。 海曦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胡斯福赔偿损失共计11184177.4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31日，胡斯福与海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章富签订《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合同约定：海曦公司将位于武夷山市××乡××村养猪场，从种猪配种（后备猪的培育）、产房生产母猪，产房仔猪到保育猪，育肥猪，猪舍，员工宿舍，办公房，仓库，生产用具等全部交给胡斯福管理，胡斯福对海曦公司的猪场全面工作负责，海曦公司没有直接管理猪场的权利，猪场的全面生产管理由胡斯福负责，主要在于猪场的人员管理、猪场所需品的采购、猪场的运作以及猪场的疾病防疫监控等；合同第二条约定，胡斯福承包时缴纳押金壹佰万元整给海曦公司，产房仔猪到断奶按照200元／头计算，保育猪40斤／头，按照439元／头计算，多一斤6元／斤，少一斤5元／斤，育肥200斤／头，按照正负6.2元／斤计算；合同到期后，胡斯福以同样的母猪群体同样数量交还给海曦公司，超出或减少部分按约定结算；合同第五条第三款第1项约定，双方交接时海曦公司必须保证猪场的饮水设施、降温设施、电力设施、排污设施，其他硬件设施的良好运行，猪场生产设施的维修费用，单件单次低于1000元费用，由胡斯福承担，单件单次高于1000元费用全部由海曦公司承担；第五条第六款约定，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签订《养殖技术合作合同》之前海曦公司没有投保，保险合同由胡斯福投保，保险收益归胡斯福；第五条第七款约定，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疫情时，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第五条第八款约定，保育猪以40斤为销售标准，每销售一头保育猪，海曦公司按照439元／头支付给胡斯福，超过40斤／头的猪，超出部分海曦公司按照6元／斤支付给胡斯福，30斤以上不足40斤的，每斤扣减5元，不足30斤按照30斤计算；每单批育肥猪以均重270斤／头为销售标准，海曦公司按照6.2元／斤支付给胡斯福，每单批育肥猪均重超过270斤／头，海曦公司按照超重部分多加0.2元／斤计算支付给胡斯福；合同第三条第九款约定，承包母猪头数按照经产母猪存栏1100头计算，合同到期后，超过一头经产母猪，海曦公司按照3500元／头支付给胡斯福，少一头胡斯福按照3500元／头支付给海曦公司；公猪淘汰收益由胡斯福收取，后备公猪引入费用由胡斯福承担，合同期满后，按照公猪淘汰标准，多一头可使用公猪按照8000元／头标准，海曦公司支付给胡斯福，少一头按照8000元／头标准，胡斯福支付给海曦公司；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期限从2018年11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双方还签订《海曦猪场合作补充协议》，主要对考评、奖惩等进行约定。2018年11月1日，双方对种猪数目及商品猪数目进行盘点，共有公猪、怀孕母猪、后备母猪等1207头，哺乳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等商品猪合计7346头（不含病残猪19头）。2018年10月31日，吴章富出具押金条一张，确认收到胡斯福100万元。承包合作期间，从2019年1月至8月，海曦公司共销售肥猪11561头、1337778公斤，小猪4594头、121944.5公斤。2019年3月3日至6月30日，海曦公司销售淘汰母猪114头，价款250678.7元。2019年6月12日，以海曦公司被保险人，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三份养猪保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12月12日。《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保险期间，由于发生高传染性疫病，企业为控制疫情自行扑杀导致保险猪只死亡（企业需要在扑杀前提前告知保险公司），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2019年7月，养殖场出现母猪大量死亡，海曦公司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案，要求到场查勘，保险公司组织人员于8月2日到现场查勘，经确认死亡母猪338头（剩余343头死亡数量暂无法确认）。8月初，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监督下，对养殖场现有猪只进行扑杀、焚烧，共扑杀、焚烧育肥猪2562头，保育猪2715头。一审法院另查明，合作经营期间，胡斯福向南平市一春种猪育种有限公司购买母猪250头，价款537750元；向南平市南方粮油机械设备总公司购买打料机一台，价格13400元；合作经营期间，海曦公司共向胡斯福支付款项14937622元；胡斯福承包养殖场时，海曦公司库存饲料及原料合计777587.5元，承包期间胡斯福应支付海曦公司购猪款6601元；本案诉讼过程中，根据胡斯福的申请，本院裁定冻结海曦公司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理赔款，胡斯福为此交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系海曦公司与胡斯福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吴章富系海曦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订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胡斯福认为吴章富在履行合同中自愿加入债务履行，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其主张的这一事实不予确认，对胡斯福要求吴章富支付相应款项不予支持。1．关于胡斯福要求解除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的诉请，海曦公司认为养殖场并未发生非洲猪瘟，胡斯福以“不可抗力”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海曦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但2019年7月份养殖场确有发生母猪大量死亡的情况，8月份初在海曦公司、胡斯福、保险公司到场对场内育肥猪、保育猪进行了扑杀，可证明养殖场确有发生疫情。扑杀后，养殖场内基本上已无猪可养，且胡斯福也已实际撤出养殖场，双方订立《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现胡斯福诉请解除案涉合同，可以支持。2．关于胡斯福主张海曦公司继续支付尚欠的销售猪只款项合计4034048.2元的诉请，应结合《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约定及双方认可的过磅单等证据综合认定。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三条第八款约定：每销售一头保育猪，海曦公司按照439元/头支付给胡斯福，超过40斤/头的猪，超出部分海曦公司按照6元/斤支付给胡斯福，30斤以上不足40斤的，每斤扣减5元；每单批育肥猪以均重270斤/头为销售标准，海曦公司按照6.2元/斤支付给胡斯福。根据过磅单记载，2019年1-8月，海曦公司共销售育肥猪11561头、1337778公斤，合同约定海曦公司应按6.2元/斤计付费用给胡斯福，但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因受疫情影响确有存在抛售肥猪的情况，有的肥猪售价低至9.8元/公斤，对于低价抛售的肥猪，若仍按6.2元/斤（12.4元/公斤）计付费用，对于海曦公司来说显然不公平，海曦公司亦对此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酌定在这一期间低于当时市场价10.3元/斤的80%（即低于8.24元/斤）销售属低价抛售，且低价抛售的肥猪按实际销售价与市场价之间的比例来计算海曦公司应付给胡斯福的费用较为适宜。经统计，2019年1-8月，扣除低价抛售的肥猪，海曦公司正常销售的肥猪为1250501.5公斤，应付胡斯福费用为15506218.6元（1250501.5公斤×12.4元/公斤）。低价抛售肥猪应付费用计算如下：（1）8月1日按11元/公斤销售189头肥猪，合计13783公斤，海曦公司应付款为91262.19元（11元/公斤÷20.6元/公斤×12.4元/公斤×13783公斤）；（2）8月4日、8月6日按12.8元/公斤销售606头肥猪，合计46790.5公斤，海曦公司应付款为360513.99元（12.8元/公斤÷20.6元/公斤×12.4元/公斤×46790.5公斤）；（3）8月6日按9.8元/公斤销售400头肥猪，合计26703公斤，海曦公司应付款为157521.77元（9.8元/公斤÷20.6元/公斤×12.4元/公斤×26703公斤）。以上低价抛售肥猪应付费用合计609297.95元。综上，海曦公司应付胡斯福的费用合计16115516.55元（15506218.6元+609297.95元）。2019年1-8月，海曦公司共销售小猪（保育猪）4594头，因双方约定以439元/头作为付款基数，超重或不足重量的应相应增加或扣减款项，故应根据销售小猪的具体情况确定海曦公司应付款项：（1）2019年3月5日销售小猪两批，均不足40斤/头，依约每斤应扣减5元。第一批548头、9723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240572元，均重为17.7公斤，重量差4.6斤/头，应扣减12604元（548头×4.6斤/头×5元），实际应支付227968元；第二批498头、8112.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218622元，均重为16.3公斤，重量差7.4斤/头，应扣减18426元（498头×7.4斤/头×5元），实际应支付200196元。（2）3月7日销售小猪一批，551头、14286斤，按439元/头计算为241889元，均重为25.9公斤，平均超重11.8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39010.8元（551头×11.8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80899.8元。（3）7月23日销售小猪2批，第一批416头、13267.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82624元，均重为31.89公斤，平均超重23.78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59354.88元（416头×23.78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41978.88元；第二批450头、13582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97550元，均重为30.18公斤，平均超重20.36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54972元（450头×20.36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52522元。（4）7月25日销售小猪2批，第一批380头、8574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66820元，均重为22.5公斤，平均超重5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11400元（380头×5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178220元；第二批412头、13741.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80868元，均重为33.35公斤，平均超重26.7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66002.4元（412头×26.7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46870.4元。（5）7月26日销售小猪1批，330头、11489.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44870元，均重为34.8公斤，平均超重29.6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58608元（330头×29.6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03478元。（6）7月28日销售小猪3批，第一批380头、10847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66820元，均重为28.5公斤，平均超重17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38760元（380头×17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05580元；第二批360头、11803.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58040元，均重为32.79公斤，平均超重25.58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55252.8元（360头×25.58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213292.8元；第三批269头、6517.5公斤，按439元/头计算为118091元，均重为24.2公斤，平均超重8.4斤/头，依约对超出部分应按6元/斤计算支付，即应增加支付13557.6元（269头×8.4斤/头×6元），实际应支付131648.6元。以上销售小猪款项合计为2382654.48元。上述海曦公司应付给胡斯福的销售育肥猪及小猪（保育猪）款项合计18498171.03元（16115516.55元+2382654.48元），已支付14937622元，还应支付3560549.03元。3．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2019年3月3日至6月30日期间销售淘汰母猪114头合计250678.7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六条约定，淘汰母猪和残次猪收益由胡斯福收取，故胡斯福主张该项销售费用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4．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150头后备母猪价款32265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胡斯福在合同履行期间确有购置母猪250头，花费537750元（每头2151元）。胡斯福认可其中100头系用于补充养猪场母猪数量，费用由其自行承担，海曦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亦确认双方口头约定150头母猪的费用由公司承担，故胡斯福的该项主张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5．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后备母猪培养费100650元（183头×550元/头）的诉请，海曦公司不予认可，胡斯福对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6．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承担新增设备打料机一台134**元的诉请，海曦公司在庭审中确认胡斯福确有新购打料机一台，价款亦相当。因《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三款约定猪场生产设施的维修费用单件单次高于1000元的全部由海曦公司承担，故胡斯福购置打料机的13400元应由海曦公司承担。7．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饲料款97090元的诉讼请求，海曦公司不予认可，胡斯福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8．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承担猪场环保设施使用产生的电费42284.3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仅约定猪场环保设施由海曦公司负责提供和升级改造，并未约定由此产生的电费由海曦公司承担，故胡斯福的该项诉请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9．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给付其代该为向案外人张迎春支付的饲料款20万元的诉请，因海曦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胡斯福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补强证据，且该款项不属《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约定的内容，在本案中不予支持。10．关于胡斯福要求被告支付承包合作期间拖欠的款项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胡斯福退出养殖场时并未与海曦公司进行结算，胡斯福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在其退场时尚未确定，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没有相应依据，不予支持。前述海曦公司应支付给胡斯福的款项合计4147277.73元（3560549.03元+250678.7元+322650元+13400元），扣除胡斯福承包时海曦公司库存饲料及原料777587.5元，承包期间胡斯福应支付海曦公司购猪款6601元，海曦公司尚应向胡斯福支付各项价款3363089.23元。11．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返还押金100万元的诉请，海曦公司认为，押金属于担保金，因胡斯福未能尽到管理义务，海曦公司不应退还押金。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约定胡斯福应向海曦公司缴纳100万元押金，海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章富出具的押金条中载明“保证猪场生产正常”的内容，故本案中的押金是由当事人依约定创设，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意定担保物权。当合同关系终止时，出押人在扣除其应付给对方的款项后，有权请求受押人返还押金余额。本案所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解除，胡斯福交纳的100万元押金应先用于抵扣其对海曦公司造成的损失，若有余款，再由海曦公司返还给胡斯福。12．关于胡斯福要求海曦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胡斯福为防止海曦公司转移财产，对该公司的保险理赔款进行保全冻结，并实际支出保全费5000元，海曦公司作为违约方，应赔偿胡斯福的该项损失，对胡斯福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13．关于海曦公司要求胡斯福赔偿损失11184177.44元的诉请，理由是胡斯福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养殖场的猪只死亡，以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被迫解除，胡斯福应向海曦公司赔偿相应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七款约定，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疫情时，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的约定。本案中，猪场虽然发生疫情导致猪只死亡，但猪群并非政府强制扑杀，也没有证据证明疫情系新变异致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故不能适用合同约定的上述免责条款。因海曦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后，将养殖场交由胡斯福管理，海曦公司并未干涉猪场管理事项，故猪场发生疫病导致猪只被扑杀，海曦公司并无过错，因猪只被扑杀使得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解除，对海曦公司造成的损失，胡斯福应根据其经营行为与实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海曦公司主张的损失，由种猪损失、低价抛售期间的损失、未达出栏标准的损失构成，一审法院逐项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种猪损失，海曦公司主张公猪及母猪等种猪损失合计423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九项第4点约定，合同到期后，超过一头经产母猪，海曦公司按照3500元/头支付给胡斯福，少一头经产母猪，胡斯福按照3500元/头支付给海曦公司，该条第5点约定，合同到期后，多一头可使用公猪按照8000元/头标准，海曦公司支付给胡斯福，少一头按照8000元/头标准，胡斯福支付给海曦公司。双方在《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附件中，约定按照1100头基础母猪存栏数核算，该附件载明养殖场另有公猪13头，后备母猪94头。根据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胡斯福应保证按原交付数量交付种猪，且合同约定猪只被扑杀（包括种猪）所获保险理赔款归胡斯福所有，淘汰母猪、公猪的销售收益也归胡斯福所有，而胡斯福退出养殖场时养殖场已实际没有公猪、母猪等种猪，故依约胡斯福应向海曦公司赔偿经产母猪及公猪缺失的损失（其中经产母猪按基础母猪数量1100头计算，后备母猪不属经产母猪，不计入赔偿），即母猪1100头×3500元/头=3850000元，公猪13头×8000元/头=104000元，合计3954000元。（2）关于低价抛售期间的损失，海曦公司以市场价格10.3元/斤为标准，认为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出售的育肥猪平均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胡斯福应赔偿低价抛售期间的损失合计5062048.76元。对此胡斯福不予认可，认为海曦公司低价抛售猪只的是因为疫情影响，若不是因为疫情，则属恶意违约，应责任自负。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养殖场确有发生疫情，低价抛售猪只的行为，一方面属于海曦公司为规避经营风险采取的自主商业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与胡斯福经营管理猪场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酌定该部分损失由双方各承担50%。海曦公司抛售的猪只包括小猪及育肥猪。关于小猪，日常销售中系按头销售而非按重量计价，2019年7、8月间，小猪也是按700元/头销售，与之前小猪的销售单价相当，故这一期间小猪的售价应属正常，不属低价抛售。关于育肥猪的销售，2019年7、8月间市场上猪肉价格约为10.3元/斤，海曦公司虽主张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均属抛售，但一审法院认为售价在一定幅度内低于10.3元/斤属正常的销售价浮动，不能一概认为是低价抛售，并酌定低于10.3元/斤的80%（即低于8.24元/斤）可认定为低价抛售。经统计，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海曦公司低于8.24元/斤卖出肥猪1195头，总重量87276.5公斤，总金额1012220.8元，每斤猪肉平均价格为5.8元（1012220.8元÷87276.5公斤÷2），低于市场价格抛售损失为（10.3元/斤-5.8元/斤）×87276.5公斤×2=785488.5元。该部分损失由胡斯福、海曦公司各担50%，即胡斯福应赔偿海曦公司低价抛售肥猪损失392744.25元（785488.5元×50%）。海曦公司另有主张低于销售标准（270斤/头）抛售肥猪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虽有约定育肥猪以均重270斤/头为销售标准，但未约定如果未按该标准出售育肥猪的违约责任，在养殖场正常管理期间也有低于均重270斤/头进行销售，且在2019年7月18日至8月6日期间按不足270斤/头的猪只现状出售系由海曦公司自主决定，故其主张胡斯福承担该项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3）关于未达出栏标准损失，海曦公司主张6249040.26元。一审法院认为，《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九项第2点约定：经双方协议胡斯福生产指标按照年出栏20头（保育猪和育肥猪）/母猪给海曦公司；若超出一头，海曦公司按照年平均利润/头奖励给胡斯福，如未完成，奖惩对等；若年平均利润出现亏损，那么双方无须支付任何奖、罚金给对方。本案中，海曦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养猪场有盈利，故胡斯福依约不需就未出栏的猪只向海曦公司支付费用，故海曦公司主张未达出栏标准损失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上述海曦公司的损失合计4346744.25元（3954000元+392744.25元），胡斯福交纳的押金100万元应先抵充相应损失，余款3346744.25元由胡斯福向海曦公司支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胡斯福与海曦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海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胡斯福支付销售猪只款、淘汰母猪和残次猪销售款、后备母猪价款、打料机价款等合计3363089.23元；三、海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胡斯福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四、胡斯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曦公司赔偿各项损失计3346744.25元；五、驳回胡斯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海曦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48771元，由胡斯福负担17670元，海曦公司负担3110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453元（已减半收取），由海曦公司负担27176元，胡斯福负担1727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胡斯福提出一审遗漏认定的事实，即：1.2019年7月28日至7月31日海曦公司出售母猪727头；2.2019年7月28日至8月7日，海曦公司销售肥猪2628头，未经检疫出售；3.2019年8月17日，海曦公司销售肥猪860头，未经检疫，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解除时间；2.海曦公司是否应返还胡斯福押金100万元；3.海曦公司应向胡斯福支付拖欠的款项数额及利息；4.胡斯福是否应向海曦公司赔偿损失及具体数额；5.吴章富是否应与海曦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关于焦点1，因案涉养殖场内已无生猪可养殖，故案涉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胡斯福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一审法院对此作出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现仅就合同解除的时间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于一审法院向海曦公司送达胡斯福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解除，即于2019年8月28日起解除。 关于焦点2，已查明，2018年10月31日，海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章富向胡斯福出具押金条一张，确认收到胡斯福押金1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因案涉《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已解除，胡斯福诉请海曦公司返还押金1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关于焦点3，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了疫情的事实均无异议，仅是对该疫情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双方均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的疫情有争议。对此，经审查，本院认为，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即2019年7月份发生疫情时，正是非洲猪瘟持续扩散期间。案涉养殖场内发生了猪只感染并相继死亡的情况，为此，胡斯福认为案涉养殖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并向海曦公司报告，海曦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保险报案，并陆续对养殖场内的猪只进行了出售、抛售和扑杀。海曦公司作为生猪养殖公司，拥有专业的养殖知识和丰富的养殖经验，其在疫情发生时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作出了积极举动，其于诉讼中称系误信了胡斯福关于养殖场发生了非洲猪瘟的事实，但在诉讼中并未举证证明养殖场内系发生了其他流行疫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案涉疫情发生的时间、猪只死亡情况、海曦公司进行大面积扑杀和抛售以及海曦公司向保险公司报险的情况来看，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疫情属于合同约定的双方均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的疫情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虽然案涉疫情发生时，武夷山市并未发布有非洲猪瘟，但疫情的发生是客观的事实，不以相关部门是否作出认定或发布为前提。故对海曦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七款约定，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疫情时，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已查明，案涉养殖场发生疫情的时间是在2019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胡斯福主张海曦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7月之前双方正常履行合同期间的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经计算，该期间费用如下：1.正常销售肥猪金额为15506218.6元（1250501.5公斤×12.4元/公斤）；2.正常销售小猪金额为2019年3月5日428164元（227968元+200196元）、2019年3月7日280899.8元；3.淘汰母猪114头合计250678.7元；4.150头后备母猪价款322650元。5.打料机一台134**元。上述费用合计16802011.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扣除海曦公司已支付款项14937622元，海曦公司库存饲料及原料777587.5元，承包期间胡斯福应支付海曦公司购猪款6601元，海曦公司应向胡斯福支付各项费用合计1080200.6元。胡斯福要求海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因双方此前并未进行结算，故对胡斯福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4，如前述焦点所述，根据《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第五条第七款约定，猪群发生政府部门强制扑杀的疫情或新变异病菌导致的流行疫病疫情时，双方不需要负责对方损失。本案中，海曦公司主张胡斯福应向其赔偿疫情发生后抛售猪只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5，本案中，胡斯福主张吴章富在合同履行期间自愿加入债的履行，但对此，胡斯福并未举证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吴章富是否应与海曦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规定，胡斯福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胡斯福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斯福、海曦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本院（2019）闽0782民初16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本院（2019）闽0782民初161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六项； 三、胡斯福与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养殖场承包合作合同》于2019年8月28日解除； 四、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胡斯福支付各项费用合计1080200.6元； 五、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胡斯福返还押金100万元； 六、驳回胡斯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48771元，由胡斯福负担19209元，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956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453元（已减半收取），由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3224元，由胡斯福负担48771元，由福建省武夷山市海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44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文如 审判员  张廷贵 审判员  邱丽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叶晓桐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六条【解除权的行使】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