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31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伟，男，1992年1月7日出生，住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周、丁丽娜，云南权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富源县中安街道兴隆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50698363243。法定代表人：张粉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保丽菠，云南胜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韦志南，男，1974年5月31日出生，壮族，住昆，住昆明市五华区div>原审第三人：刘刚，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富，住富源县div>原审第三人：吕英，女，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富，住富源县div>上诉人罗伟因与被上诉人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云公司）、原审第三人韦志南、刘刚、吕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20）云0325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且混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上诉人接受原审第三人刘刚之托，在老厂守着煤炭装车，原审第三人刘刚等人支付每吨5元的劳务费用给上诉人罗伟，故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之间有过口头或者书面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存在。2、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内容是上诉人收到了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且该份收款收据明显存在篡改的痕迹，上诉人所述备注栏内的内容是事后添加的，这样一张被篡改、污染、添加的收款收据，自然丧失了其证据的三性，且将“汇票”等同于“现金”。3、原审法院在判决第9页的第四、第五行认定“原告完成取得背书票据权益的证明责任”，纯属臆断，子虚乌有，且汇票是否承兑法院根本没有查明，何来另查明依据。4、被上诉人所诉煤炭已经由原审第三人吕英、刘刚收验并以川煤集团的名义提供大维制氨，是原审第三人韦志南全权处理。该事实上诉人在庭前的韦志南、秦石正、魏东凤等人的录音里面已经相互印证，原审法院单纯以孤证否之，不仅违背、枉顾事实，更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5、原审法院在判决第9页、第10页认定的“因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且违约行为持续发生，故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裁定，不仅与原审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矛盾、抵触，还违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基本交易习惯。6、本案不可否认的被上诉人交付的是票据，在后期行权时也只能行使票据权益，不能主张现金权益（因为上诉人既没有答应贴现，也没有向原审第三人刘刚承诺承兑）。那被上诉人行使票据权益的期间与时效务必也得遵照《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后两年这一客观事实。二、原审法院对票据“无因性”基本原则的理解产生理论上和法律上的错误。1、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真实和背书的连续，即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2、此处的“票据权益”就是单纯指后手向前手追索的权益，且该权益独立于票据外的一切合法关系与权益。因此依据《票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结合原审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系前手，上诉人系后手）不可能出现前手追后手的逻辑错误与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存在多处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非票据纠纷，但是认定被上诉人取得权益（预付款）的依据且是非因背书获得的银行承兑汇票。法律适用相互矛盾，基于汇票取得和处置的权益不适用《票据法》的规定进行评价、认定。2、若推定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的权益系依据银行承兑取得，客观真实。那么该票据权益的发展、变更和承继必然适用《票据法》第六十条关于“付款人依法足额付款后,全体汇票债务人的责任解除”的规定。3、本案原审认定的上诉人所谓的100万债务来源只有唯一的一个渠道－汇票，别无他处，不依据《票据法》审查、评价源头的票据纠纷如何查明权责利。4、无论依据《票据法》第三十条“记名背书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的规定，还是《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都无法推导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100万汇票的义务。5、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原审抗辩不以支持的理由不作回应与评价，背离基本查证事实和说理的审判。四、本案存在严重的虚假诉讼的客观与主观情形。1、本案被上诉人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与（2019）云0325民初2974号案件起诉所用的证据完全一致，但是两个案子的权利主张人并非同一个，且诉讼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存在矛盾，前案称交易双方为刘刚（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罗伟，后案称交易双方为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两个主体依据已经过期作废的证据向同一被告重复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被上诉人富源浩云矿业有限公司及刘刚（原审第三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犯罪，顺着票据权益走向以及“会说话的汇票背书”逐一追查便一清二楚。2、原审第三人韦志南当庭称述与录音陈述内容完全相反。3、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完全可以综合证实，上诉人只是代为装煤，收取劳务费，且被上诉人主张的煤炭已经全部由刘刚和吕英拉走，但原审法院以多份不同主体的录音证据为孤证为由不予评价证据三性。被上诉人浩云公司答辩称，本案在富源经过了四次开庭，案件事实查明的很清楚，对方将票据、汇票等转让，上诉人是否获得相关权益，我方认为对方在故意扰乱法庭视听。上诉人罗伟在一审的陈述自相矛盾，罗伟第一次开庭说煤已经拉给刘刚了，第二次开庭又陈述煤涨价所以没有拉给刘刚，后来又陈述煤交给了刘刚的媳妇，罗伟的陈述一直很矛盾。本案是合同纠纷，不是票据引起的纠纷，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是对方主观臆断认为适用法律错误，对方陈述是虚假诉讼，目的是逃避退还100万元的款项。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证明本案是虚假诉讼，本案的汇票只是支付的方式，还有本案汇票以前对方认可拿了，100万元也购买了煤，关键就是煤是否交付浩云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浩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签订的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支付的购煤预付款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申请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原告浩云公司业务员刘刚与被告罗伟达成口头煤炭供应协议，约定由罗伟向浩云公司供应煤炭，包干价400元／吨，浩云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预付煤款100万元，先付款后供煤。2016年7月14日，原告浩云公司业务员刘刚在富源县将票据号为4020005222200748出票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原件一张交给了被告罗伟作为预付煤款，被告罗伟向刘刚出具了收款收据。但至今被告罗伟并未依约定向原告浩云公司供应煤炭，为此，原告诉至本院成讼。另查明，涉案汇票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28日，出票人为建水县富宇锰集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红河新耀商务有限公司，付款行系建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涉案汇票已经建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兑并承诺到期日由其付款，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浩云公司与被告罗伟2016年7月达成的口头煤炭供应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被告罗伟在收到原告浩云公司100万元预付款后未供应煤炭，已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已致使双方供应煤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100万元预付煤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原告浩云公司业务员刘刚陈述其交付给被告罗伟的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系向越州盛凯焦化厂供应煤炭取得，取得时未背书，交付给被告罗伟时也未背书，原告已完成非经背书转让合法取得汇票并再次转让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罗伟接受汇票时未提出异议，且至本判决作出前不能对原告交付给其的汇票的取得方式不合法举证证明，故被告罗伟提出的其只收到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但并未取得票据权利的辩解理由，基于票据无因性（即付款行建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见票时或者在2016年12月28日到期日必须无条件支付100万元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不予采纳；对被告罗伟提出的本案法律关系系票据权利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的辩解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亦即被告罗伟认可收到涉案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并开具收款收据，只是提出收款收据上其只有签名和手印，其它书写内容系别人事后补填，对此，被告罗伟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退而言之，即使其所出具的收款收据签字捺印前内容为空白，由于在空白文件上签名将会产生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文件空白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在其签名及捺印真实的情况下，被告罗伟应对收款收据上载明的“预付煤矿到云维包干价400元/吨”等买卖合同内容承担合同义务，为此，对被告罗伟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对被告罗伟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因双方未约定货物（煤炭）的供应（交付）截止日期，且被告罗伟因自身违约至今未向原告交付煤炭，该违约行为持续存在，原告因被告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于2019年10月8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并未经过，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被告罗伟提出的其与原告及刘刚之间只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辩解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浩云公司与被告罗伟2016年7月达成的口头煤炭供应协议；二、被告罗伟限于本判决生效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浩云公司预付煤款1000000元。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被告罗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罗伟与被上诉人浩云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审第三人刘刚代表被上诉人浩云公司与上诉人罗伟达成了口头的煤炭买卖协议，被上诉人浩云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上诉人罗伟支付了100万元的煤炭预付款项，上诉人罗伟亦向被上诉人浩云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罗伟与被上诉人浩云公司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浩云公司已向上诉人罗伟支付了预付货物款项，但上诉人罗伟未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履行交付合同标的物的合同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诉人罗伟辩称，其虽然持有银行承兑汇票，但没有取得相应的权益；其辩解主张不符合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况且上诉人罗伟在一审庭审笔录中陈述称，其取得该汇票不久后就将汇票交给了案外人孙卫龙用于采购煤炭，故其辩解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罗伟还认为其与刘刚存在劳务关系，其系帮刘刚打工，在煤矿负责守着装煤，一吨提5元的劳务费，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亦不能成立；即在本案中，上诉人罗伟不能举证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浩云公司履行了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煤炭）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浩云公司对上诉人罗伟的主张又不予认可，依法应由上诉人罗伟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依法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并由上诉人罗伟限期向被上诉人浩云公司返还相应的预付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罗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罗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叶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