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桂铭，男，汉族，1995年11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912，户籍所在地：xx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晴，系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强，男，汉族，1970年4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442************913，户籍所在地：xx省xx县************8*，系被上诉人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滔，男，汉族，1998年2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931，户籍所在地：xx县**************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平，男，汉族，1967年11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2************975，住址：xx县**************2*。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莉，系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高娃，系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桂友，男，汉族，1986年6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917，户籍所在地：xx县**************8*。上诉人黄桂铭与被上诉人李建滔、李志平、原审第三人黄桂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被告黄桂铭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转让和转租行为，存在瑕疵，上诉人的交付构成违约，致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应予解除”，没有事实依据，无论是转让设备及零部件，还是转租涉案房屋，上诉人不存在违约的情形。1、转租指的是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将租入资产出租给第三方的行为。判定转租行为是否存在交付瑕疵主要是看出租人是否同意转租，承租人是否具备转租资格，或者是看承租人的转租期限是否在租赁期限内。上诉人与涉案房屋权属人惠州市*********民小组签订的《租房合同书》租期是自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中约定租期是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为期4年，完全在上诉人的承租期内，并未超出租期，且出租人xx镇xx村xx村民小组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权利担保书，说明上诉人的转租行为得到了出租人的同意。2、关于转让。原审其实混淆了物的转让与商铺的概括转让，物的转让指的是商铺内设备及零部件的转让，而商铺的概括转让指的是对商铺的整体的转让，本案中，不存在商铺的概括转让，上诉人收取的转让费，实际上是属于商铺内的设备及相关零配件的转让，正如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分别有独立的商业登记行为，并不是上诉人将自己登记的商业主体资格不当转让给了被上诉人。本案当中，上诉人代为收取的转让费正如一审诉讼中举证及陈述所证明的，转让与受让的是第三人的设备和相关零配件等，且价格是多次协商后的公允价格。第三人在向被上诉人转让的设备及相关零配件总价值为184700元，被上诉人多次找人到店里考察，最后提出愿意支付168000元的转让费。当时因考虑到涉案商铺登记的经营者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提出要将转让费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因此代收了转让费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此，本案的转让与转租是独立的，并不在同一份合同中体现。具体表现就是转租有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书》，转让有上诉人出具的转让费收据。3、原审没有查清所谓的交付瑕疵是什么。根据本案事实，原审无论是否混淆了物的转让与商铺的概括转让以及房屋的转租，其在判决说理部分，认为上诉人存在交付瑕疵，但一直没有明确认定是什么瑕疵。但结合判项来看，原审认为的瑕疵应该是指被上诉人没有能够使用到4年期限的商铺，但根据本案事实来看，该4年期限并不是上诉人虚构或夸大的，而是上诉人与出租人惠州市*********民小组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中约定了租赁期限5年，即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租商铺签订的《租房合同书》的合同期限是没有超出原租赁合同期限的。因此将该瑕疵认定为上诉人的交付瑕疵，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与受让设备和零配件的价格，因原审并没有采信xx镇的证明，实际上原审对此价格并未作出认定，应当认定为对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请没有予以明确，亦即没有瑕疵。4、原审认为因不能使用4年，就造成被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转租和受让设备零配件的目的是为了在涉案商铺经营4年，涉案房屋在xx镇街道存在20多年，很多商户都有承租经营，并非只有被上诉人一家，且被上诉人李建滔是原审第三人黄桂友的员工，其在维修服务部工作，对已维修服务部的情况非常了解。租金。涉案房屋被拆仅是政府行为，并非上诉人所能控制的，与上诉人无关，并非上诉人违约导致的，不能因此要求上诉人承担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导致被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转让金126000元，就是错误的把转让设备及零部件等同于转租商铺，所以事实认定错误。1、如前所述，本案收取的转让费实际是商铺内原有的设备及零部件的对价，转让费的金额是被上诉人以第三人经过多次平等协商后确定的。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转让费后，上诉人及第三人已将设备及零部件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转让的设备及零部件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被上诉人支付的转让费的金额，且上诉人已经占有使用并获利1年多，上诉人无需再向其返还转让费。3、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租商铺，仅向被上诉人收取了租房押金及租金，上诉人是按月向被上诉人收取房租，涉案商铺被拆除后，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退回了房租房押金，并未多收取房租，一审判决按照使用年限来计算返还的款项，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双方约定是四年经营期，原告方受让的经营场所只经营了一年，被告应按比例返还转让费，即168000÷4×3=126000元。”，错误的把转让设备及零部件等同于转租商铺，所以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二者是互相独立的，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126000元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一审的诉求为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而一审却判决解除合同，明显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首先，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租房合同书》，并非《房屋租赁合同》，被上诉人请求撤销的合同不具体、不明确，一审却判决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其次，被上诉人一审诉请是撤销合同，并未诉请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当中也并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却判决解除合同，明显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行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出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诉请的是撤销合同（但其主张撤销的合同不具体、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法院在发现被上诉人诉请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应当向被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如被上诉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作出解除合同的判项，明显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再次，因涉案房屋已被政府拆迁，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书》已经自然终止，上诉人也已经向被上诉人返还了租房押金，双方均无需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已经毫无意义。涉案房屋已经于2019年2月被政府拆迁，涉案房屋属于拆迁范围，是政府行为，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书》已经自然终止，因此不存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亦是无意义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补充上诉意见：一、案涉所争议的标的人民币“168000元”并非为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房屋转租费”，该费用实际上是上诉人及第三人黄桂友将其原有的xxx汽修经营部的相关经营设备所有权即装修一次性转让给原告的“转让费用”。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房屋租赁的市场交易习惯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案涉房屋转租仅涉及房屋租金、租房押金的支付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等，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已收取了租房押金，而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因租赁房屋再支付所谓的“转让费”给上诉人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被上诉人之所以愿意再支付案涉168000元的费用给上诉人，是因为其从上诉人及第三人黄桂友处受让原有在xxx汽修经营部的相关经营设备所有权及装修，此从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也可知上诉人是有将相关经营设备予以交付的，只是被上诉人不诚信地称为上诉人“丢弃”在案涉租赁房产处。二、对于案涉租赁房屋被拆除，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就案涉168000元的转让费上诉人无需返还。一是关于案涉租赁房屋是否为违法建筑的状况，被上诉人是明知的，被上诉人李建滔从上诉人处转租该房屋前属于第三人聘请的在xxx汽修经营部上班的员工，其对案涉租赁房屋的产权属于xx村xx村民小组，上诉人是从产权人处租赁该房屋用于汽修经营场所经营多年的情况非常清楚；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是基于对xx村xx村民小组的信任，即案涉租赁房屋为合法建筑才租赁用于经营；三是案涉房屋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是否会被拆除、何时拆除上诉人作为转租方是无法预见的，根据涉案证据《经营场所证明》也可知，xx村xx村民小组一直认为案涉租赁房产是合法建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转让金126000元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建滔、李志平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仅仅是二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并不存在所谓的商铺转让关系，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设备转让问题。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非商铺转让关系，以答辩人李建滔为经营者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惠城区xxx汽车维修服务部”与以被答辩人黄桂铭为经营者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惠城区xx镇xxx汽修服务部”是两个独立经营的个体，双方没有任何的商铺概括转让的关系，也不存在答辩人承接被答辩人汽车修理部全部设备及零部件的问题。本案中，涉案租赁商铺在被相关部门责令拆除前，是属于xx镇xx村委会所有的违章建筑。被答辩人是向xx村委会承租了该商铺，在租赁期限内，作为二房东将商铺转租给答辩人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租赁房屋的关系，被答辩人收取的168000元是商铺的转租费用，即其主合同租赁期内剩余的商铺使用权转让费。本案转让的标的仅仅是经营场所，及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而非汽车维修部的经营权，也非汽修部的设备转让，双方仅仅签订一份《租房合同书》，未签订其他任何设备及零部件转让合同，《租房合同书》也没有任何附件，双方并没有任何的九设备转让的洽谈记录及设备交接记录，只是被答辩人方面在撤场时，确实是有部分报废设备废弃在涉案房屋内。二、关于惠城区xx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的证明效力问题。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2019年4月15日出具惠城区xx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的目的，在于证明“答辩人为了配合政府，在规定的期限内撤离该违章建筑的出租房，并与被答辩人协商补偿退回费用，多次沟通未果的事实。”xx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作出该证明，是对于群众来访、涉访事件处理过程中了解的基本事实做了一个第三方不偏不倚情况说明。况且，该证明并没有被一审法院采信，并没有作为一审判决的定案证据使用。三、本案一审判决书基本查明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该维持原判。一审判决书基本查明事实，如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租赁期限及实际使用年限、转租费用168000元、租赁房屋权属人及违章建筑性质等基本信息，查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租赁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一审判决书基于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双方约定转租4年的经营期但实际仅受让经营场所一年的情况判令被答辩人按比例返还答辩人126000元，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已经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且适用法律正确，望贵院充分考虑答辩人的意见，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桂友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原审原告李建滔、李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6800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二（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租房合同书》，约定：一、租房三间。二、租金2017年每月每间1000元，2018年起每月每间1300元，2019年起每月每间1500元。三、租期由2018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为期4年，在签订合同日起，在每个季度先缴交租金后使用。在租期间不得违法的使用，如有违法交给国家查封，一切责任由原告二负责。在合同期间内双方遵守信用，如有哪方违约合同补偿对方5000元。原告二遵守合同期内，被告无条件收回房屋。四、原告二如在租期间，先交二个季度的租金后使用，收到租金合同生效，预期交付租金一个月，按期租金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二个月没有交付租金按期租金加收百分之十的滞纳金，三个月没有交房租被告有权终止合同，一切损失由原告负责。五、本合同原告二、被告双方签订日期生效，一式两份，原告二、被告双方各持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应。原告二通过其妻子吕道梅的银行卡分三次转账12万元及缴纳现金4.8万元给被告。原告交纳了2017年12月25日之后的二个季度押金18000元，收款人为被告；原告于2017年11月18日交纳了xxx汽修服务部转让费168000元，经手人为被告；原告交纳了2019年1月份、2月份、3月份铺租13500元，经手人为被告。另查之一，惠州市惠城区******民委员会于2017年10月30日出具《经营场所证明》，证明：兹有xx镇xx村xx村民小组在位于惠州市******（xx村民小组集体用房）有房屋三间，该产权属xx镇xx村xx村民小组所有，无争议不是违法违章建筑，现村委会核实情况属实。另查之二，惠城区xx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自行搬迁通知书》，载明：接惠城区税务局《关于要求拆除木沥河河面上违规覆盖设施的函》的要求，你的建筑位于xx镇金源巷旁，建筑物覆盖在木沥河河道上方，未经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规建设，阻碍河道排洪排涝，藏污纳垢影响河道水质，增加了河道的管理难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和“谁设障、谁清理”的原则，现要求你单位、租户于2019年2月13日前自行搬迁，逾期不搬迁的，镇政府将采取依法搬迁措施并追究相关责任。另查之三，惠城区xx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2日出具《搬迁催告书》，载明：xx镇人民政府已于2019年1月22日向你户发出自行搬迁通知，由于xx商业街覆盖河道上方，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规建设，阻碍河道排洪排涝，藏污纳垢影响河道水质，增加了河道的管理难度，要求你单位、租户于2019年2月13日前自行搬迁。现期限已至，根据区政府要求，尚未进行搬迁的单位和租户，我镇将于2月15日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并对建筑物进行拆除。请各业主单位、租户按要求及时搬离，以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二李志平支付的“xxx汽修服务部”转让费168000元及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继续汽车维修服务生意，但由于涉案的经营场所是违章建筑，致原告方经营一年左右的时间后被拆除，该转让和转租行为，存在瑕疵，被告的交付构成违约，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应予解除。原告以被告有欺诈行为，令其产生重大误解，要求撤销合同的请求，因认定被告欺诈的证据不足，且原告一李建滔在原维修服务部工作多时，对该经营场所也有一定的了解，故原告重大误解的理由不成立。原告一、二是父子关系，在涉案场所共同经营“惠城区xxx汽车维修服务部”，是适格原告。对惠城区xx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的《证明》，因被告提出异议，且称提起行政诉讼撤消该《证明》，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用。第三人称其是实际经营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但原告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双方约定的四年经营期，原告方受让的经营场所只经营了一年，被告应按比例返还转让费，即168000÷4×3=126000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志平与被告黄桂铭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二、被告黄桂铭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李建滔、李志平返还转让金126000元。三、驳回原告李建滔、李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元（原告已预交），由黄桂铭负担1372.5元，由原告李建滔、李志平负担457.5元。二审中，上诉人黄桂铭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图片，拟证明第三人黄桂友在转让xxx汽修服务部的设施设备前，服务部机器设备及重新装修的情况，2016年12月11日汽修服务部重新装修，2017年6月15日添置了大剪升降机，2017年6月22日四轮定位安装完毕，从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消息中可以看出汽修服务部进行了重新装修、添置了大量的机器设备，汽修服务部的实际经营者确实系第三人黄桂友（图片第13、16-18页均有黄桂友的名片）。证据二、图片，证明第三人黄桂友将xxx汽修服务部店铺的机器设备转让给被上诉人后，汽修服务部的情况，从图片26、27、29、30页可以看出，2017年6月购置的大剪升降机等设备仍然在店铺里。证据三、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6月购置了大剪升降机、四轮定位机、多功能拆胎机、平衡机、波箱油机的事实。被上诉人李建滔、李志平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证据1、证据2图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上诉人提供该微信朋友圈截屏资料显示，该组图片是从2015年11月开始，一直到2018年6月23日期间的部分微信朋友圈截屏。首先，被上诉人李建滔201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在惠州市xx信息工程学校读书，2017年10月才开始在上诉人的“xxx”汽修部实习、打工的。该部手机注册的微信号相当于“xxx”汽修部的公众号，在李建滔入职前，已经注册使用了。李建滔入职后，老板将该手机交给李建滔负责汽修部的广告发布，因此，2017年10月前的所有朋友圈信息均不是被上诉人李建滔本人发布的。其次，该微信朋友圈图片自2017年10月份后，虽然是被上诉人李建滔发布的，其是也要分两个阶段。从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商铺转租前记录的信息，是“xxx”汽修部的广告，商铺转租后，才是“xxx”汽修部的广告信息。最后，该组证据是以汽修广告为主，从该朋友圈所展示的图片资料，并不能反映设备、零部件的情况，所有权人是谁？价值多少？在本案设备交接清单缺失的情况下，双方各执一词，根本不能证明设备是不是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同时也根本看不出何时装修，何时新增设备，该证据与本案租赁合同争议没有任何的关系。2、证据3，收款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及本次庭审中，上诉人方面均表示找不到之前采购设备的票据了，但在被上诉人方面按照二审法院要求提交了转租商铺后，新采购设备的票据、送货单之后，却神奇地拿出了部分送货单和收款收据。且设备金额明显高于市场价。比如，波箱油机，最新型号、最好的新机器市场价现在才3000多元，上诉人2017年却花了5200元；大剪升降机最新型号的新机市场价8000-15000元，上诉人3年前却花了26000元，四轮定位机最新型号的新机市场价20000-30000元，上诉人3年前却花了47000元。同时，上诉人所谓的留给被上诉人的多功能拆胎机及平衡机，事实上是报废机器，根本不可能是2017年6月份采购的，被上诉人也没有接受其报废设备而是自己重新采购了。况且，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设备采购单均没有任何的转账记录支持。虽然，按照行业惯例会出现部分收款收据，但被上诉人方面还是提交给法院大量的正规商家的销售单、网购付款凭证等正规凭证，不少都是庭审时上诉人主张其遗留给被上诉人的，但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重新购置了。不难判断，上诉人方面提交了虚假的设备采购单据。3、补充证据（二）收款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部分证据备注部分显示，第三人黄桂友一直失联，至2020年11月15日才找到，经过多处翻找，才找到该部分证据，实属一派胡言。首先，第三人并非“xxx”汽修部的实际经营人，其在一审中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动加入本案诉讼的，怎么到了二审就失联了呢？可见，上诉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其目的纯粹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其次，既然第三人已经失联，2020年11月15日才找到，上诉人庭审时，口口声声表示采购单据在实际经营人第三人黄桂友处，那么前份补充证据2020年11月11日向法院提交的收款收据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个时候证据材料不是应该在失联的第三人处吗？同样印证了上诉人方面收款收据造假的事实。最后，该两份收款收据显示装修费98000元及沙发、茶台等等，既没有装修合同辅证，也没有装修明细及转账凭证辅证，况且，一个小面积汽修部非常简单的装修需要98000元，远远超过了市场价。另外，据被上诉人李建滔描述，该补充证据二，门店照片38000元，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该招牌是“xxx”加盟固特异轮胎的时候，固特异轮胎为其加盟店做的免费招牌，上诉人方面竟然还能提供收款收据，但却没有提供付款凭证支持。因此，对于该补充证据二，我方全部不予认可。二审中，被上诉人李建滔、李志平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惠州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销售单、剪式举升机出厂牌，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0日、12月2日，向惠州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采购两柱举升机、大剪举升机、电脑检测仪等设备，实际支付人民币33050元的事实。其中剪式举升机出厂牌显示，生产日期为2017年9月，可见，申请人方面庭审时描述的2017年新购置举升机并由李建滔亲自安装是一派胡言。证据二、惠州市xx汽保设备商行送货单，拟证明2017年12月25日，被申请人向惠州市xx汽保设备商行采购洗车机、脱水机、泡沫机、臭氧消毒机、空压机（风机）等设备实际支付人民币7200元的事实。证据三、广州市xx汽保设备公司送货单，拟证明2018年3月6日，被申请人向广州市xx汽保设备公司采购千斤顶2台、空气压缩机、抽油机、波箱顶、抛光机、打蜡机、黄油机等实际支付人民币7980元的事实。证据四、网购信息截屏，拟证明2017年11月承租涉案商铺之后，被申请人通过网购方式，购买轮胎平衡机、轮胎拆装机、扒胎机、拆胎机等实际支付人民币8306.99元的事实。上诉人黄桂铭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黄桂友向李建滔、李志平转让设施设备后，李建滔、李志平是在2017年12月29日才将xxx汽修服务部改成xxx汽修服务部，且2017年11月10日双方尚未达成转让的合意，供货商不可能在2017年11月10日及2017年12月2日就以xxx的名义送货，上诉人认为该单据有可能系事后伪造的。即使该销售单据为真，从该销售单据中也不能推断出第三人黄桂友没有向李建滔、李志平支付设备，不能排除第三人黄桂友将汽修服务部的设施设备转让给李建滔、李志平后，李建滔、李志平使用后设施设备老化，李建滔、李志平重新购置了该设备。2、对于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从该组送货单中也不能推断出第三人黄桂友没有向李建滔、李志平交付设施设备，李建滔、李志平受让第三人黄桂友的设施设备并接手汽修服务部后，也可以根据汽修服务部的实际情况，添置部分机器设备。3、对于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2018年3月，李建滔、李志平接手汽修服务部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其根据经营需要添置设施设备很正常，从该组送货单中也不能推断出第三人黄桂友没有向李建滔、李志平交付设施设备。从该2018年3月6日才添置千斤顶、空气压缩机（风机）等基本的维修设施设备，可以证明李建滔、李志平接手汽修服务部时就已经有这些设备，其后期是不够用才重新购买的。4、对于第四组证据网购信息截屏，2017年11月14日左右双方才达成转让设施设备的合意，李建滔在2017年11月7日至8日购买零部件，其作为xxx汽修服务部的师傅添置零部件也很正常；2019年网购的设施设备与本案无关，自2017年11月18日李建滔、李志平接受商铺后到2019年3月29日，经历了拆迁，不能排除其原受让的设施设备使用后发生损毁，其才重新购置新的设备。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2020年11月3日，二审查询笔录显示：“审：被上诉人，xx镇政府2019年2月12日再次发出了搬迁催告书，你搬出经营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被代：2019年2月13日前搬出的。上代：2019年2月20日搬出的。审：2019年3月份的店铺租金你方有无退回？上代：已退回。被代：属实，我方已经收到。审：18000元的押金也退回了？被代：是的。”双方在二审查询中均确认上诉人黄桂铭已退回2019年3月份店铺租金及18000元押金，被上诉人李建滔、李志平于2019年2月搬离涉案商铺。另查二，2015年3月17日，上诉人黄桂铭登记设立“惠城区xx镇xxx汽修服务部”。2017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李建滔登记设立“惠城区xxx汽车维修服务部”。2017年11月8日上诉人黄桂铭向被上诉人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xxx汽修服务部转让费168000元。”2017年12月25日，黄桂铭向被上诉人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新桥头三间店面二个季度押金18000元。”2019年1月16日黄桂铭向被上诉人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xxx桥头三间铺租交来1月份、2月份、3月份铺租13500元。”双方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租房合同书》中仅约定上诉人黄桂铭将xx的房屋三间转租给被上诉人李志平使用，合同约定了每月租金、违约金、滞纳金，没有约定转让费事宜。另查三，二审庭后双方均提交了新证据，拟证明双方各自购置了设施设备或支出了其他费用，但所提交的均为收款收据、送货单，并未提供相应的购买合同、发票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1.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2.16.8万元的款项是什么性质，上诉人是否应当全额返还给被上诉人。具体评述如下：关于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例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一审已查明涉案经营建筑物覆盖在河道上方，未经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认定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有效并予以解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接到政府《搬迁催告书》后，双方均确认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已经搬离涉案租赁商铺，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上诉人退回的2019年3月铺租4500元和押金18000元。现双方争议的是被上诉人原支付给上诉人的16.8万元款项是什么性质，上诉人是否应当全额返还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是其名下原xxx汽修部设备设施、装修等的转让费，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和设备转让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则主张双方之间仅仅是房屋转租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双方仅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未签订转让合同，但有收据一张注明：“收到xxx汽修服务部转让费168000元”。结合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经约定房屋，以及实际区分租金、押金、转让费分类出具收据，且转让费收据出具在押金、租金收据一、两个月之前的情况，对于上诉人主张16.8万元并非仅仅是房屋转租费而是汽修部设备、设施转让款的主张予以采纳。但是，双方仅签订了书面的租房合同，对于转让标的既没有签订合同有没有移交清单，上诉人主张其转让设备的证据仅仅是部分收据，没有合同与发票，尚不足证明其转让汽修设备和零配件价值184700元的主张。被上诉人二审中一方面自认上诉人有遗留部分物品，但认为双方没有交接清单，上诉人废弃的东西其也没有使用；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主张其另行采购设备所提交的证据也是部分收据，没有发票。由于双方均无法充分举证，导致现对于16.8万元转让款对应转让标的无法查清。在案涉租赁合同因上诉人提供的租赁物业为违规建筑导致合同无效、依法应相互返还的情况下，由于设备转让和租赁合同目的息息相关，转让设备亦应相互返还。上诉人无法举证设备转让明细、也无法证明哪些是添附于出租商铺、哪些可以拆除，对此双方均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结合合同约定租期4年，实际被上诉人使用约为一年的具体案情，判决按照预期剩余租期占全部租赁期限的比例返还转让款126000元，符合情理，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欠当，二审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二审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1666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三判项；三、李志平与黄桂铭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租房合同书》无效；四、驳回李建滔、李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元（黄桂铭已预交），由上诉人黄桂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莹审 判 员  卫书平审 判 员  寇 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雷彩霞书 记 员  叶碧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