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丽，女，1985年3月10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伟军、李丹青，浙江卓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房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大街******。 法定代表人程福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玲玲，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佳敏，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艳丽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房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创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浙0191民初1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3月16日，李艳丽意向购买杭州市××公寓房，其支付房创公司12万元参加“存12万抵15万活动”，并支付杭州港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联公司）定金10万元。当天，李艳丽与港联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书》，约定李艳丽认购武林汇3幢1737号房屋，建筑面积为44.16平方米；销售单价为46034元／平方米，销售总价为2032850元；已支付购房定金10万元等。2019年3月18日，李艳丽在《优惠购房折扣申请单》上签字确认李艳丽购房享受“存12万抵15万”“特殊优惠93折”“额外优惠11051元”的优惠，申请优惠后房款为174万元。同日，李艳丽向港联公司支付购房款77万元，并与港联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李艳丽购买杭州市拱墅区××号楼××室房屋，总价174万元，首付购房款87万元，银行贷款87万元。2020年4月13日，房创公司向李艳丽开具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12万元。另查明，房创公司与港联公司签订《销售服务协议》，约定由房创公司为港联公司拓展销售渠道，代理销售服务并收取相应的存抵款和服务费、进行汉港武林汇线上项目推广等服务。 李艳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房创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2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8423.01元（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5月15日，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合计128423.01元；2.诉讼费用由房创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李艳丽向房创公司支付了12万元后，李艳丽获取房创公司提供的服务并参与优惠购房活动，以双方约定的价格与港联公司签订了《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李艳丽未发生退房情况，房创公司也向李艳丽开具了服务费发票，无论李艳丽与房创公司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上述行为均表明李艳丽与房创公司之间达成了服务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房创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了其服务义务，李艳丽亦已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双方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对于李艳丽诉称并不知晓该12万元是支付房创公司的服务费，一直以为是支付港联公司的购房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李艳丽刷POS机后，其持有的POS机签购单中载明商户名称为房创公司，故李艳丽对向房创公司支付服务费应当是明知且同意的，不存在李艳丽不清楚收款方系房创公司的问题；其次，李艳丽对支付房创公司12万元是为了参加“存12万抵15万”的优惠活动是清楚的；最后，李艳丽向港联公司和房创公司分别支付约定的款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到购房款发票的整个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综上，该院认定房创公司根据双方服务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不属于不当得利。李艳丽要求房创公司退还不当得利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艳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4元，由李艳丽承担。 宣判后，李艳丽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没有取得上诉人利益的合法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并参与优惠购房活动，以双方约定的价格与港联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从上诉人购房经过来看，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的整个过程均系上诉人与港联公司之间直接进行的，并未经过任何人居间介绍、提供订立合同机会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服务。整个买卖过程在2019年3月16日、2019年3月18日两天完成，上诉人所接触的仅仅包括港联公司的销售工作人员张艳、财务工作人员及按揭机构杭州银行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直接或其他间接的任何服务是明确的。从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优惠购房折扣申请单、商品房认购书等材料均能反映出上诉人系与港联公司发生的房屋买卖关系及相关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服务并参与优惠购房活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的。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服务费应当是明知且同意，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该12万元应当知晓为服务费的逻辑中应当至少有三项要件：1.这一款项的性质为服务费；2.上诉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款为服务费；3.上诉人知道这一款项的金额为12万元。从原审法院的论述来看，并没有得出这一结论的充分事实、法律的逻辑基础。从上诉人与港联公司交易过程中，港联公司告知上诉人购房定金为22万。其中10万元为定金，12万抵15万是一项优惠购房政策，共计22万元。案涉10万元与12万元是上诉人在港联公司的财务室内两次通过POS机直接刷卡，其中12万元刷给被上诉人，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港联公司均未告知上诉人该12万元系服务费。在当时购房签约、支付首付款这一购房环境下，港联公司并未声明12万元的款项性质为服务费，上诉人有理由确信款项的性质应当系向港联公司支付的12万抵15万元的购房款而非被上诉人提出的服务费。至于12万元款项进入谁的账户并不影响上诉人对款项性质的主观认知，上诉人主观上是否知道该款系由被上诉人收款与被上诉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在现实经济交往中款项进入合同第三方账户也是一种常态，况且上诉人当天确实没有注意POS单上的单位为被上诉人，再加上有12万抵15万元这一优惠购房的政策，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怀疑这笔款项性质。因此，原审法院就此认定上诉人主观应当知道12万元系服务费缺乏事实与理由。三、关于2020年4月13日被上诉人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和销售服务协议。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明确从未收到过该发票。从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的相关事实可见：一是被上诉人开具的时间是2020年4月13日，而案涉购房时间是2019年3月，相隔一年之久，实际开票当时上诉人已经就相关款项向港联公司提出了质疑，被上诉人为逃避税务风险和不当得利认定而不得不自行开具。二是被上诉人分别开具了20000元和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虽然一致，但与上诉人单笔12万元的POS机刷单金额显然是不符的。因此，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与其是否提供了服务、是否有权向上诉人收取服务费用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逻辑基础。从销售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其合同当事人系港联公司和被上诉人，上诉人并非履约主体，支付销售佣金、服务费用均系港联公司应当承担的义务而非上诉人的义务范围。在港联公司与上诉人并未约定该费用承担的情况下，由上诉人承担该服务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基础。四、上诉人确实因被上诉人取得利益而受到了损失，且该损失与被上诉人的取得利益之间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与港联公司约定房价总金额是明确的，即174万元，这一金额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支付凭证等资料足以证实，但是上诉人实际支付的金额为186万元，其中超出购房款的金额12万元系上诉人的损失，这一金额被港联公司直接以POS机刷单的形式刷到了被上诉人的账户，因此，上诉人的损失是明确的，与被上诉人取得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明确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不当得利12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8423.01元（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5月15日，要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房创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该论断没有任何依据。被上诉人确实为上诉人提供了优惠购房活动，使上诉人享受到了优惠。第一，被上诉人与港联公司签订了《销售服务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负责拓展销售渠道、代理销售服务并收取相应的存抵款和服务费等，进行汉港武林汇线上项目推广以及线下中介门店宣传，以保证汉港武林汇项目的销售目标的达成，以及购房优惠活动的有序开展。第二，上诉人于2019年3月16日通过业务员的介绍，意欲购买案涉房屋，业务员也及时在汉港武林汇渠道报备群内进行了报备。上诉人也在3月16日当天支付了22万款项，其中10万元是购房定金，另12万元是参加购房优惠活动的服务费，并于当天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在《商品房认购书》中明确写明乙方所认购的房屋为甲方所开发的武林汇3幢1737号房屋，建筑面积为44.16平方米，销售单价为46034元/平方米，销售总价为2032850元。第三，上诉人称其所接触的仅仅包括港联公司的销售人员张艳、财务工作人员以及按揭机构杭州银行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该说法明显错误。上诉人可能仅仅是因为到了汉港武林汇的售楼部去买房，就误认为与其办手续的人都是港联公司的人。但是被上诉人与港联公司签订过《销售服务协议》，由被上诉人负责整个汉港武林汇的销售工作。这种销售模式也是现今房地产市场的一种主流模式，也是市场的发展趋势，由一家专业的代理公司去代理整个楼盘的销售。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售楼部也就是营销中心的装修布置、如何吸引客源、介绍客户、案场销售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代理公司来负责的。事实上，在整个上诉人购房的过程中，其一直都是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接触，并最终促成交易的完成。另外，从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优惠购房折扣申请单和商品房认购书等材料中，都可以表明上诉人是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优惠购房活动，最终才确定了总价174万元的价格，与港联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与上诉人签合同的主体是港联公司，但是带其去办手续的人，都是被上诉人的人。盖章的人和代理去办手续的人是两回事，不是同一个概念。二、上诉人在购房过程中，对于通过POS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2万元是明知的，并且在一审庭审中以及在上诉状中，也多次确认上诉人在享受完被上诉人提供优惠购房服务以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服务费也是有理有据的。第一，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其代理律师在庭上又再次明确了上诉人所支付的22万元款项中有10万是定金，有12万元是参加购房优惠活动的存抵款。其次，在本案的上诉状中，上诉人又再次确认了两笔款项的内容，认可了10万元是定金，12万元是存抵款。现在上诉人又提出否定这12万元的性质，明显是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的。另外，上诉人也提出了在现实经济往来中，款项进入合同第三方账户也是一种经济常态，况且上诉人当天确实没有注意到POS单上的单位为被上诉人，再加上有12万抵15万这一优惠购房政策，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怀疑这笔款项。由此可见，上诉人重复确认对这12万元的发生没有异议。在现实的经济往来当中，钱虽然没有进入开发商账上，进入了被上诉人账上，但上诉人认为也是一种常态，也是符合客观逻辑的。第二点，上诉人在享受完被上诉人提供的购房优惠服务以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也是完全有依据的。因为上诉人确实参加了存12万抵15万的优惠活动。既然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了这项活动，上诉人享受到了，也确实因此，原来的房屋总价是2032850元，通过参加被上诉人的优惠购房活动等多个活动，最终使得购房总价确定为174万元。上诉人确确实实享受到了服务，其支付费用，是再正常不过的。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服务合同，但上诉人参加了优惠购房活动，并且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退房，发票也都开具了。上述行为均表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已经达成了服务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现被上诉人已经按约履行了义务，上诉人也已经支付了相关的费用，双方之间的合同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了。上诉人参加了活动，享受到了服务，支付费用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说上诉人所纠结的这12万元的性质，到底是存款还是服务费，还是其他什么性质，被上诉人认为这都不重要。12万元是认可要花费的钱，无非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的发票，到底是服务费，还是存抵款，等等，这都是形式上的东西，不影响本质。第三，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不存在逃避税款的行为，上诉人上诉所称的发票的金额与其支付款项金额不相符合。对此，有点税务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发文《关于简化增值税发票领用和使用程序的有关问题的公告》，当中有规定，一般纳税人申请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得超过10万。所以被上诉人开的发票分成两张，一张10万元，一张2万元。只要被上诉人开票总金额与上诉人支付的12万元相对应，发票中的购货方、销货方还有纳税人识别号等等信息是相对应的，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被上诉人与开发商之间所签订的《销售服务协议》中都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是有职责代替开发商来收取这笔钱，也就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合同第三方来代为收款，也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无非钱付到被上诉人账上，可能上诉人心里会不舒服。第四，上诉人所购房屋优惠前的总价是2032850元，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174万元。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确实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购房优惠。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充分地显示，房屋原价是2032850元，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的活动享受了三项活动，一是存12万抵15万，二是特殊优惠93折，三是额外优惠11051元，最后得出总价是174万元。在12万刷卡当时POS小票上也是有被上诉人公司的名称的，该12万元是在被上诉人处刷卡支付的，当时也是有业务员将小票出示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也看得到，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参加了被上诉人提供的优惠活动，并没有让上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反而是保护了上诉人的利益，使房价优惠了20余万元。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房创公司收取李艳丽支付的12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就本案而言，从法律关系上分析，李艳丽向房创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首先应说明双方之间不当得利关系的具体法律构成。李艳丽在2019年3月16日通过ＰＯＳ机刷卡支付两笔款项，分别为10万元、12万元，ＰＯＳ签购单显示10万元的收款商户为港联公司，12万元的收款商户为房创公司。据此，该两笔款项的付款对象明确，不属于不当得利之诉中给付对象错误的情形。除此给付人基于给付对象错误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情形外，都应当具有一定的给付原因。李艳丽主张房创公司取得12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其所称给付原因是因购买港联公司开发的杭州市××公寓房屋，应港联公司要求支付购房定金22万元，港联公司明确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转为购房款，但其事后知晓，2019年3月16日支付的两笔款项中只有10万元抵作了购房款，另12万元进入了房创公司账户，并未抵作购房款。据此认为房创公司收取该12万元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对此主张，本院认为，李艳丽提出房创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其购买案涉房屋的整个过程均是与港联公司之间直接接洽的，所接触的人员包括港联公司的销售工作人员张艳、财务工作人员及按揭银行的人员，而房创公司则称为李艳丽提供销售服务的是其公司人员。房创公司提供的《优惠购房折扣申请单》中“销售部门意见”栏署名人员虽不能反映相关人员的任职情况，但《优惠购房折扣申请单》明确记载了房屋总价2032850元、已交款定金10万元，优惠原因及申请优惠后房屋总价174万元等事项。其中优惠原因第①项明确记载“存12万抵15万”。按李艳丽所述其理解的存12万元抵15万元就是开发商港联公司给予的优惠，用于抵作购房款的，但对于其最终应付的总购房款174万元并无异议。且李艳丽2019年3月18日与港联公司签署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约定房屋总价174万元，于合同签署时支付首付款87万元，剩余87万元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予以支付。按李艳丽的陈述，其当时理解的2019年3月16日支付的两笔款项即12万元、10万元，合计22万元均应抵作购房款，则根据前述《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应付首付款87万元，李艳丽在支付22万元后，首付款部分仅需支付65万元即可，但其在签订上述合同当日实际向港联公司支付了77万元。对此，李艳丽的解释是其当时很忙，未计算总金额，该解释明显有违情理。房创公司虽未与李艳丽签订书面服务合同，但李艳丽实际获取了房创公司提供的服务并参加优惠购房活动，并以优惠后的价格与港联公司签订了《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创公司事后也开具了服务费发票，应认为房创公司与李艳丽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已履行完毕。李艳丽以多支付的12万元，超出其支付义务范围，房创公司收取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李艳丽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艳丽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8元，由李艳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