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525号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负责人：武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树彬，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祁松涛，男，1980年1月10日出生，满族，户籍地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与被告祁松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参加诉讼。被告祁松涛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保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祁松涛赔偿太平洋保险公司156000元；2.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3.判令祁松涛、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受理费、公告费。事实与理由：×××的车辆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车辆损失险，被保险人为白祥，保险期间自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10日，保险金额为1242210元。2019年5月23日16时许，祁松涛驾驶的×××车辆与白祥驾驶的×××车辆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高碑店桥段四惠桥东约500米发生事故，造成两车损坏。本事故经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认定为祁松涛负事故全责。2019年6月28日，白祥就其所受车损156000元向太平洋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出具权益转让书，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了全部赔款后取得代位受偿权。另，祁松涛在平安保险公司出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祁松涛作为交通事故的全责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实际赔偿被保险人后，在赔偿范围内享有追偿权。祁松涛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理由为：祁松涛驾驶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车损险，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交通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祁松涛存在改变车辆使用形式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且没有向平安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祁松涛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以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另，祁松涛在事故发生后向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了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综上，平安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险项下承担保险责任。太平洋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电子保单）》；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3.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4.简单保险查询；5.车辆维修发票、维修明细、机动车估损单；6.《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回单；7.车辆损失照片三张。祁松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平安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电子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电子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委托书》。经平安保险公司申请，本院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开具调查令，滴滴公司向本院出具了关于“车牌号为×××的车辆在滴滴公司的注册情况以及该车辆于2019年5月的订单详细记录”的调证材料。经本院庭审质证，当事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平安保险公司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交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认定如下：关于白祥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损失金额。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的车损金额为156000元，并提供修理厂出具的相应维修明细及发票予以佐证。平安保险公司对该车损金额不予认可，称其在事故后对该车辆进行过定损，定损金额为112384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亦未对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的车损维修费用申请评估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的车辆损失金额有相关证据，且在合理范围之内，故本院认定车牌号为×××的车辆损失金额为156000元。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白祥为车牌号×××的车辆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242210元，被保险人为白祥，保险期限自2018年11月10日0时0分至2019年11月9日24时。车牌号为×××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以下简称车损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根据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单的记载，被保险人为金泰租赁有限公司，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保险期限自2019年2月14日00时起至2020年2月13日24时止；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2月22日00时起至2020年2月21日24时止。商业险保险单载明以下内容：特别约定第四条“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重要提示第4条“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中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上保险条款使用黑体字显示。根据朝阳交通支队双桥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记载，2019年5月23日16时0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高碑店桥段四惠桥东约500米，祁松涛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与白祥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发生追尾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坏，无人受伤；当事人责任为祁松涛有过错行为，负全部责任，白祥无责。事故发生后，白祥驾驶的车牌号为×××的车辆经被送至北京骏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产生修理费156000元，该车辆现已维修完毕。白祥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并于2019年6月28日签署了《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太平洋保险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向白祥支付保险赔款156000元，并取得追偿权。根据滴滴公司出具的调证材料，车牌号为×××车辆在滴滴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9年2月14日，绑定日期为2019年2月21日，绑定人为祁松涛；该车辆于2019年5月完成的总订单数为192笔，其中案涉事故发生日2019年5月23日的订单数为11笔，该日最后一笔订单终点为通州区/北京稻香村（通州北苑点），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5时47分；案涉事故发生之后仍有订单记录。2019年6月11日，祁松涛经被保险人金泰租赁有限公司委托，就案涉事故向平安保险公司签署《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本人因改变机动车使用性质（滴滴运营）自愿放弃此次事故保险索赔，申请注销此次事故报（立）案”。本院认为：白祥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有机动车损失保险，并在事故发生后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提起索赔，太平洋保险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范围内向白祥支付保险赔偿金156000元。案涉事故中，白祥经认定为无责任，祁松涛为全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现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保险赔偿金，故在其赔付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可代位行使被保险人白祥（无责任）对祁松涛（事故全责方）以及平安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祁松涛驾驶的牌号为×××的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平安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2000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平安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祁松涛有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且没有就此行为向平安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违反保险法相关及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同时祁松涛出具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故不同意在商业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对此，本院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祁松涛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属于营运活动？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根据该文件的规定，网约车具有经营性质。滴滴快车业务作为常见的网约车的类型之一，从事该业务属于经营活动。保险单中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故只要祁松涛在保险期间内使用被保险车辆，并实际从事了滴滴快车业务，即发生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的事实，而被保险车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时是否正处于运营状态，不影响本院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认定。第二，祁松涛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是否导致危险程度增加？在机动车保险范畴下，关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主要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对此本院认为，单次交通事故属于偶然事件，被保险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应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合使用情况为判断依据。本案中，车牌号×××的车辆在2019年5月完成的总订单数为192笔，事故发生当日的日订单数为11笔。由此可以看出，该车辆在使用频率上超出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显然已构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6时00分，事故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高碑店桥段四惠桥东约500米，滴滴公司出具的调证材料记载的该日最后一笔订单终点为通州区/北京稻香村（通州北苑店），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5时47分。结合以上时间地点，案涉事故虽未发生于营运状态中，但发生在该日最后一笔订单结束后不久，与祁松涛的运营行为具有极为较为紧密的关联性。综上，本院认为，祁松涛从事滴滴快车业务，已经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案涉事故的发生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的增加具有关联性。第三，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项下拒绝赔付保险金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保险单载明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祁松涛就其从事滴滴快车业务这一情形，未及时通知平安保险公司。其次，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系通过电子投保方式签署，在投保时不产生纸质合同。但投保人通过电子方式投保，必须按照保险公司要求在各个流程环节中在线确认保险信息及保险条款（如点击打开平安保险公司发送的投保相关网络链接进行确认、投保人提供其收到的验证码等），并按照要求支付保险费，否则无法完成投保行为。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以及投保完成后，均可以随时通过其收到的信息中的网络链接、预留的邮箱、使用的APP等电子渠道查阅、核对保单信息及保险条款。查阅保险条款的路径与查阅保单信息的路径基本一致，投保人既然能够查阅、核对保单信息用以确认已完成投保行为，亦应该能够查阅、核对保险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的文字采用了黑体字显示，故本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对上述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再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本院的认定，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已经发生实质改变并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此情形下，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属法定义务。现其未履行其法定义务，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解除合同或者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对此被保险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最后，祁松涛经被保险人金泰租赁有限公司委托，就案涉事故向平安保险公司签署《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本人因改变机动车使用性质（滴滴运营）自愿放弃此次事故保险索赔，申请注销此次事故报（立）案”。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本院亦不持异议。综上，祁松涛在保险期间内从事滴滴运营，其行为已经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并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祁松涛对此未向平安保险公司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且祁松涛本人对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事实予以自认且自愿放弃保险索赔，现平安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拒绝在商业险项下赔付保险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平安保险公司在其商业险范围不予赔偿的理由成立的情况下，剩余部分应当由侵权人祁松涛承担。关于诉讼费的负担，本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虽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2000元，但该费用尚未给付，因其未主动履行给付责任，故应当承担此部分的诉讼费。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祁松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154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赔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2000元。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被告祁松涛负担337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0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被告祁松涛负担（上述费用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周 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玥彤书 记 员  李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