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86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熊菲，女，198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平，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奇，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方县广播电视器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南街。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黎明，男，194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翔云，男，197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系蒋黎明之子。上诉人熊菲因与被上诉人大方县广播电视器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广电公司）、蒋黎明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撤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菲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由大方广电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自相矛盾，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原案诉讼中熊菲作为房屋现实使用权人虽未参加诉讼，但原判决结果并未损害熊菲合法权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熊菲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且于2019年7月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法定6个月的起诉期限。本案的焦点就在于原案判决是否损害熊菲的合法权益。按照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结合本案而言，一审法院以熊菲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为由，驳回熊菲的诉请，但却并未否认该案涉房屋自2014年4月至今一直由熊菲占有、使用、收益的客观事实。既然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当中，熊菲已行使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利，若判决驳回熊菲诉请，则蒋黎明将成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熊菲则无法继续对案涉房屋继续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势必影响熊菲的合法权益，故一审认定前后矛盾。二、案涉房屋未及时办理过户的过错责任在于大方广电公司，该公司恶意隐瞒其与蒋黎明的相关确权诉讼，熊菲并不知晓，并无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交易对象存在重大瑕疵仍选择继续交易，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属主观臆断，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熊菲已依约足额履行缴纳购房款的义务。从案涉合同履约情况来看，《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的29万元购房款，熊菲已分两次足额支付完毕。熊菲婆母杨德英代大方广电公司返还前任购房人唐某的15万元购房款及直接向大方广电公司支付的14万元现金购房款，购房款支付完毕后由大方广电公司出具相应收据。上述事实有2013年10月20日《借款单》、2018年9月12日《收款单》、汇款凭条、银行流水以及证人唐某的证言等证实，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如实反映出当时熊菲的真实付款情况。除此之外，大方广电公司也按交易习惯依约向熊菲交付案涉房产及相关的产权证、土地证、契税证等一系列相关案涉房产资料。但蒋黎明至今为止却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有效付款的证据证实其已早于熊菲向大方广电公司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蒋黎明虽然提供了《情况说明》和《承诺书》欲证实其曾支付过购房款且购房行为已得到大方广电公司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大方县广播电视局的同意，但以上证据在前述遗漏熊菲参与诉讼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大方广电公司从未认可其真实性，而且其上级主管部门大方县广播电视局也从未依法出庭证实相关证据的真伪，故不排除其提供虚假证据的可能性。2.在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中，虽未及时对案涉房屋办理过户，导致熊菲未享有处分权，但案涉房屋未及时过户的过错责任并非在于熊菲，因为熊菲在案发前连续催促大方广电公司配合办理过户事宜，但其一直故意拖延怠于办理，仅凭熊菲单方面是无法办理的。加之案涉房屋权利证书原件被熊菲掌握，且熊菲对房屋一直正常收租，造成熊菲认为并未影响其实体权益的假象。3.大方广电公司在其与蒋黎明的确权诉讼中，故意隐瞒案涉房屋已出售给熊菲的真实情况，其具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目前大方广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死亡，且其公司名下无任何资产。故，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书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书，直接影响了熊菲对案涉房产的的合法实体权利。三、一审法院扩大了本案的审理范围，违反法律规定。立法机关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本意在于对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应偏向于对原案进行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审查。本案中，大方广电公司“一房二卖”，导致出现了两个权利人，一审法院应着重审理熊菲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要件是否得当，至于两位权利人与出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合同履行情况等实体审查，应由法院在发回重审时再审理为妥。但一审法院未考虑房屋的实际现状、双方履行合同的程度、大方广电公司恶意隐瞒关联案件诉讼等情况，就从根本上否定熊菲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合法权益，显然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规定的扩大解释。综上所述，熊菲的合法民事权益确受影响，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熊菲的上诉请求。大方广电公司、蒋黎明二审未答辩。熊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10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及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以实际产生为准）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0年6月1日位于贵阳市博爱路的房屋3间（营业用房22.9平方米，住房56.99平方米）因涉及城市道路建设需拆除，案外人乙方余凤珍（实际使用人）与甲方贵阳新世纪建设开发公司（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约定由甲方安置乙方在玉田坝茶花新村3栋1单元8楼1号房屋四间。乙方原使用为营业房22.9（㎡）待产权手续确定后另行签订合同。2005年1月20日，本案被告大方广电公司作为被拆迁人与新世纪公司签订《拆迁房屋产权兑换补充合同》，就原博爱路31号房屋拆迁产权兑换达成协议，产权兑换安置房源与前述《房屋拆迁合同》一致。同日，双方签订《博爱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记载因双方就营业房安置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大方广电公司诉至南明区人民法院，现经双方协商达成约定：对乙方22.9（㎡）营业房拆迁安置及补偿如下：1.产权兑换乙方在唐正佳苑01＃01-01-15，工程建面34.26（㎡），双方互不补差，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给乙方。2.甲方负责提供相关资料协助乙方办理营业房、住房产权手续，费用乙方承担；3.乙方承担南明区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并放弃全部诉讼请求。大方广电公司诉蒋黎明返还原物纠纷一案，2015年12月9日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指向的博爱路31号房屋在仍未取得有效产权证书的情况下因市政改造予以拆除，导致该合同标的物灭失，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未获得该房屋的合法产权，不能当然取得因拆迁该房屋获得的安置补偿权利。该院遂判决蒋黎明将位于茶花小区的住房及案涉营业用房返还给大方广电公司。前述判决宣判后，蒋黎明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1民终2544号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南明区人民法院以蒋黎明已另案起诉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并判令大方广电公司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中止该案审理。2017年11月20日，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判令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1994年11月14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大方广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办理茶花新村及案涉营业用房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大方广电公司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6日，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120民初8486号裁定书，以大方广电公司所提返还原物之诉实质是对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的否定，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为由，裁定驳回大方广电公司之起诉。该公司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民终7494号裁定指定审理。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以大方广电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视为自动撤诉处理，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黔0102民初301号民事裁定，按照撤诉处理。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判决生效后，蒋黎明向南明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02执2974之四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办理案涉房屋解封及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蒋黎明遂取得案涉南明区新寨路唐正佳苑1幢1层15号房屋产权证（证号2019南明区不动产权证0028407号）。2013年10月26日，原告熊菲（乙方）与大方广电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案涉唐正佳苑营业用房（建筑面积34.26）甲方同意转让给乙方永久使用，转让价为29万元，协议生效时甲方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交给乙方，同时乙方一次性付清转让款；由于该营业房需到2014年4月底甲方才能收回，为此甲方到2014年5月才将该营业房交给乙方使用。本协议双方签字，甲方将该房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乙方，乙方付清该房转让款后协议生效，该营业房即归乙方永久使用。如果今后产生房屋产权等纠纷，致使乙方对该房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协议加盖有大方广电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维瑁签字捺印，熊菲签字。2014年4月1日，熊菲作为甲方将该房屋出租给汪某使用，租金每月1300元，半年一付（7800元），租期2年。此后，双方续签合同约定汪某续租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中，原告提交2015年10月5日、2017年4月2日、2018年10月3日、2019年3月23日的微信截屏，均记载汪某向其转账7800元。原告并提交2011年案涉房屋水表、电表开户费收据以及汪某租用期间的水电费等收据为证。原告熊菲与案外人李强系夫妻关系，杨德英系李强之母。李强、杨德英与大方广电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身前同为大方县建宏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同时，杨德英、李强亦为大方县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熊菲称案涉房屋是婆母杨德英购买后赠与给熊菲，29万元对价由杨德英支付。该房之前由唐某向大方广电公司购买，当时唐某先支付了15万后转手给熊菲。经过协商后，由杨德英向唐某转账15万元，杨德英再以现金向大方广电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支付14万元。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杨德英2013年10月21日向唐某转账15万元的银行流水，原告并主张当时杨德英认为“永久使用权”就是“所有权”，签订协议之后因与家里人沟通的原因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过户。原告熊菲认为其作为该处房屋善意取得人并未被通知参加该案诉讼，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已经严重影响原告合法民事权益，遂于2019年7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诉请如前。诉讼中，熊菲申请对案涉房屋采取保全措施，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成立的条件是：（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关于原告熊菲是否属于原案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根据原告熊菲提交历年房屋缴纳水电票据、租金收取微信截屏及证人汪某关于该处房屋经营活动的陈述，可以证实该处房屋在原案诉讼期间确系由熊菲以甲方的身份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多年。而被告蒋黎明对案涉房屋实际管理控制人为熊菲之事实，在其于2019年5月与汪某联系及2019年6月27日诉熊菲、汪某排除妨碍一案前，均无证据证实其持有异议。现熊菲并非基于普通债权人身份提出本案诉讼，而是认为其对案涉房屋标的物享有所有权而主张权利，应当属于原案诉讼中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故其应当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关于原告熊菲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原告熊菲之婆母杨德英与大方广电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身前谙熟，系商业合作伙伴，证人唐某陈述本案被告蒋黎明与杨德英、吴维瑁在原案诉讼前均有交往。但仅有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足以推定熊菲在原案诉讼及原案判决生效后即必然知晓该案相关处理情况。现汪某出庭作证2019年5月期间蒋黎明之子与其接触后，其遂将原案相关诉讼情况告知熊菲。证人汪某虽与蒋黎明在另案诉讼中存在利益对立，但汪某关于案涉房屋租用事实、前后经营项目等陈述不仅有微信截屏转账记录、水电费缴纳票据等予以佐证，且与唐某陈述相互印证，结合被告蒋黎明确是2019年4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办理房屋产权变更及2019年6月提起排除妨碍之诉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原告熊菲于2019年7月提起本案第三人撤诉之诉，并未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关于原案判决是否影响熊菲合法民事权益。原告熊菲提交其与大方广电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主张系其于2013年10月26日受让取得所有权。但该份协议在协议多项条款中均将29万元转让价款的交易对象明确表述为“永久使用权”。现证人唐某证词中亦陈述其向大方广电公司要求退房的原因系该处房屋如无大方广电局同意无法办理产权。根据熊菲陈述该处房屋是通过其婆母杨德英的渠道购买的，实际也是由其婆母杨德英支付29万元对价。一审法院认为，因杨德英与吴维瑁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杨德英、吴维瑁、唐某也相互熟知，杨德英与吴维瑁均系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东，故客观上杨德英具有了解该处房屋存在产权变更障碍相关资讯的便利条件。同时，2011年大方广电公司与唐某所签订协议内容从未出现“永久使用权”之表述，约定出售对价为30.8万元。两年后熊菲接手交易价格下落至29万元，不仅明确约定转让的是房屋“永久使用权”，还特别约定“如以后产生房屋产权纠纷，致使乙方（熊菲）对房屋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大方广电公司）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可以证明交易价格出现贬值与2013年订立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熊菲及大方广电公司）均认知到该房屋产权过户办理存在障碍具有关联性。熊菲对于该协议履行后可能因房屋产权争议而对其使用权产生影响之事实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而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交易对象存在重大瑕疵仍选择继续交易，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案诉讼审理的是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案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认定，判令大方广电公司协助蒋黎明办理案涉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解决的是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房屋买卖所有权变更登记事宜。而熊菲所持前述协议中使用的“永久使用权”并非法定所有权能的表述，亦不等同为所有权。熊菲称当时其婆母杨德英认为房屋“永久使用权”就是所有权。经查，杨德英实际系2013年交易乙方的主导者并由其支付款项，而杨德英于2006年即作为大股东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错误解读房屋永久使用权等同于房屋所有权之诉称缺乏事实支持，且该诉称与协议中关于产权如出现纠纷影响乙方（熊菲）使用权时乙方对甲方（大方广电公司）具有索赔权之特别约定明显相悖。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该项诉称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原告将案涉房屋长年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租金，以及支付使用期间的水电等规费，并不当然表示其对该处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原案诉讼中熊菲作为房屋现实使用权人虽未参加诉讼，但原案判决结果并未侵害熊菲合法权益，故熊菲本案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熊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保全费2094元由原告熊菲承担。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熊菲主张撤销原生效判决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本案中，熊菲主张其与大方广电公司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其因此获得大方广电公司交付的案涉房屋和产权证等证件，并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汪某使用，其作为案涉房屋的善意取得人，原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故其据此提出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可知，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诉请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程序条件、实体条件等条件。对于熊菲的诉请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在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关于案涉房屋的案件诉讼过程中，熊菲基于其与大方广电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而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并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汪某使用获取收益。故，原生效判决大方广电公司协助蒋黎明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的判决结果势必会对熊菲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构成实质影响，故一审认定熊菲具备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并且，熊菲申请证人汪某出庭证实是由于蒋黎明之子于2019年5月要求汪某搬出案涉房屋，汪某遂将此事告诉了熊菲，熊菲才知道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之间有关案涉房屋诉讼的事实。蒋黎明虽然对汪某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依据。故，一审采信前述证据，并据此认定熊菲因不可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未参加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的诉讼，熊菲在知晓前述诉讼后于2019年7月提出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间，并无不当。除具备前述主体条件和程序性条件外，熊菲还应该提供证据证实其诉请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即熊菲应举证证实原生效判决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对此，本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首先，熊菲（作为乙方）与大方广电公司（作为甲方）于2013年10月26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大方广电公司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熊菲永久使用，并约定“甲方将该房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乙方，乙方付清该房转让款后协议生效，该营业房即归乙方永久使用。如果今后产生房屋产权等纠纷，致使乙方对该房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从前述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合同表述为“该营业房即归乙方永久使用”、“致使乙方对该房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等，前述表述并非法定所有权的表述，并不能当然得出熊菲是购买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结论。相反，前述内容表明熊菲对案涉房屋今后可能产生房屋产权纠纷，致使其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的事实是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且双方约定如果出现此种情况的救济途径是由大方广电公司赔偿熊菲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故，一审认定熊菲明知交易对象存在瑕疵而继续交易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并无不当。熊菲在审理中提出“永久使用权”就是“所有权”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故一审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案涉房屋作为不动产，其物权变动是以过户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并非以交付房屋或房产证的形式作为生效要件。因此，大方广电公司虽然将案涉房屋及相关产权证交付给熊菲，但熊菲并未因此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熊菲主张其善意取得案涉房屋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熊菲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内容表明熊菲交易对价是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而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从常理分析，如果熊菲购买的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应该积极要求大方广电公司办理过户登记，在大方广电公司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其可以提出相应诉讼主张权利。但熊菲在占有案涉房屋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未起诉主张权利，明显有违常理。而原生效判决审理的是蒋黎明与大方广电器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判令大方广电公司协助蒋黎明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解决的是买卖房屋所有权的后续变更登记事宜。因此，从交易对价而言，熊菲的交易对价是房屋使用权，蒋黎明的交易对价是房屋所有权，二者交易对价的权力性质及位阶不同，故对案涉房屋的权属争议，并不适用“一房二卖”的裁判规则予以评价。最后，在本案诉讼中，熊菲并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原生效判决存在错误的情形，故熊菲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原生效判决导致案涉房屋所有权发生变更后，熊菲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可根据合同约定另案主张权利，但其据此主张原生效判决错误并损害其权利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熊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获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也不足以证实其对案涉房屋的权利优于蒋黎明对案涉房屋的权利，也不能证实原生效判决存在错误的情形，故熊菲主张撤销原生效判决的理由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之规定，一审对熊菲主张撤销原生效判决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此外，一审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熊菲主张一审进行实体审查不当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熊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熊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朝国审判员  谭董新审判员  罗 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王天才书记员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