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20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槐安路与城角街交口天佑家园西门底商**。 法定代表人：王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延琦，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华，男，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和平，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超，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新远见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恒泰国际**。 法定代表人：梅咏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女，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建中，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禧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某华、石家庄新远见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远见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6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禧物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本案石家庄新远见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远见公司）员工于某晶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已经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立案侦查。因于某晶伪造公司印章罪所涉及的款项与本案诉求系同一笔款项，于某晶的行为具体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或者诈骗罪（具体罪名还未确定），则本案原告作为被诈骗的被害人无权提出民事诉讼，只能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追赃。并且本案被上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公安机关鉴定，被上诉人与于某晶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中及收款收据上面加盖的上诉人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禧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姓名章及财务专用章均系彩色打印机打印而成。一审法院在明知本案与新远见公司员工于某晶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存在关联的情况下，本应移送公安机关，却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民事判决实属错判。2.本案应追加于某晶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被上诉人承认其将所诉款项转入了于某晶个人银行账户，作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及实际收款人的于某晶是必须参加诉讼的被告主体，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出追加于某晶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有任何理由不予追加。一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后，理应由实际的收款人于某晶承担返还的责任,而非判决由上诉人返还。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也未收到上诉人交付的款项。被上诉人提供的《商铺租赁合同》系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员工伪造。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及收取租金的均系于某晶个人，与上诉人无关。2.被上诉人未按照《商铺租赁合同》中的条款约定将租金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负有过错，应自行承担损失。按照合同的相对性，作为承租人，应向出租人履行房租支付义务，而非合同之外的任何个人，这是被上诉人应该有的社会经验。一审判决认为，对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租赁费交纳方式为“交给甲方”不能解释为必须转账给三禧公司的银行账户，该认为实属错误。3.于某晶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的规定，认为于某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从而推定被上诉人与三禧公司之间成立商铺租赁合同。于某晶是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的员工，对于这一点，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即便成立表见代理也应是与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之间成立表见代理，也非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另外，若适用表见代理推定商铺租赁合同成立，则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履行支付租金义务。而在判决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时，则不能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应该是谁收款谁返款，应由实际收款人于某晶负有返还责任，不应判决上诉人返还。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之间是委托招商，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不是委托租赁关系，由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招商代理合同》可以证实，上诉人委托新远见公司代为招商，在新远见公司促成上诉人与商户（承租人）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后，上诉人向其支付佣金。《商铺租赁合同》签订所须的公章、法人姓名及收据，均由上诉人自己保管并加盖方才有效。新远见公司只是起至中介居间的作用。上诉人也从未授权其代为签订合同，其员工于某晶更无权代理签署合同。所以，一审认定于某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上诉人是错误的。5.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对于某晶负有管理责任，于某晶在履行职务期间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新远见公司承担，与上诉人无关。 姚某华答辩称：一、原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石家庄市桥西分局已将被上诉人新远见公司员工于某晶的犯罪行为确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根据一审中石家庄桥西分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于某晶被确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于某晶作为新远见公司招商主管在振四街招商办公室与姚某华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伪造公司印章罪的侵犯的客体为公司，公司不应转嫁风险给无辜的租赁方。二、新远见公司工作人员于某晶在招商中心与姚某华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使公章涉嫌伪造，不影响姚某华等人与三禧物业公司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现因合同实际履行不能，被上诉人要求退还租金的主张应当得到支持。1.三禧物业与新远见公司对于某晶系新远见公司的负责对外出租房屋的身份是认可的。在庭审中，三禧物业和新远见公司对于某晶担任其对外出租房屋的负责人事实予以认可（详见庭审笔录中法官对二被告的问询），仅对其并非使用真实公章的行为有异议，于某晶作为新远见公司负责对外出租房屋的工作人员，即使公章可能涉及伪造，但姚某华等人均系在三禧物业的招商中心与新远见公司员工于某晶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影响其表见代理的性质，新远见公司称新远见公司没有签订过涉案租赁合同情况不属实。并且届时，不管是三禧物业还是新远见公司，其主观目的均是期望促成合同，其对员工用章行为并未进行严格约束或者明显标注提请租赁方严格审核，姚某华等作为一般租赁者经肉眼无法辨认公章真伪。2.姚某华等与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应将租赁款交给甲方三禧公司，但是姚某华等将租赁款按照甲方负责签约人于某晶的指示打到其指定账户的行为，也是属于对甲方合同款的支付。新远见公司提供的案外人闫某娟向姚某华的转款截图也可以佐证，包含姚某华在内的众多租房者均系按照于某晶的指示向其要求的打款账户进行打款，因为一般租户对于在招商中心处的负责人于某晶是信任并认可其可以代表三禧物业的。并且新远见与三禧物业中签订的招商代理合同及新远见出示的张某魁与新远见签订的振四街招商方案，上面两份合同也对租金收取存在冲突，新远见公司承认其有收取渠道费用的权利，新远见公司在庭审中也承认渠道费包括在租金中由新远见公司收取，董某敏的租金也由新远见公司收取并向董某敏出具了盖有新远见公司真实公章的收据，证明新远见公司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由租赁方直接由三禧物业公司支付租金，新远见公司实际担负着向租户收取资金的义务并就资金中的扣除渠道费剩余部分向三禧物业公司支付。本案中，于某晶伪造公司印章是为方便与姚某华等人签署合同后，将本该向公司上缴的佣金收归自己所有，触犯的是公司管理制度，而这一行为是因为于某晶利用他与新远见公司的工作关系达成和三禧物业的委托关系而达成的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三、本案涉及的仅属于民事争议，于某晶的涉罪与否不影响姚某华等人与三禧物业、新远见公司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三禧物业或利用于某晶的犯罪行为私吞租户租金。本案是民事争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与于某晶涉嫌刑事犯罪无关。上诉人以所谓的立案通知书等，请求移送公安侦查，具有明显的非法目的。一是企图利用法院的生效判决，让其他商户无法维权。二是继续占有众租户交付的放款，独占利益。在张其峰、李敬锋的案子中也可以看出，三禧物业的会计李雪原接受了十万元的转账款。三禧物业一直到目前为止无法按法官要求将该十万元的转账予以补强说明。综上，三禧物业公司及新远见公司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向姚某华等人返还租金，不应以于某晶可能涉罪为由逃避返还租金的义务，望法院依法判决，维护众租户的合法权益。 新远见公司答辩称：一、同意上诉人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意见，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案件事实可以知道于某晶伪造的是上诉人的公章、法人章和财务章，这是手段，骗取的是被上诉人这四名原告的钱款，这是其目的。于某晶的行为已经涉嫌到的是合同诈骗罪，法院正在审理的这四起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与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有牵连关系。因此建议法庭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同意上诉人于某晶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可知，无效合同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设定表见代理制度的意义，是让代理行为有效，不是让代理行为无效。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于某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认定案涉的四份租赁合同无效，难以自圆其说，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合同的效力决定了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理，合同的成立是事实问题，合同的效力是法律问题，本案四被上诉人要求返还所谓租金，依据的是合同无效，不是合同有效，原审法院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去处理无效的租赁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可以予以纠正。不同意上诉人关于于某晶的行为造成的损失由答辩人新远见公司承担的意见，现有证据已经证实四起案件均系于方晶个人犯罪，与答辩人新远见公司无关，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也不是庭审调查的焦点，两者之间如何承担责任，应是表述为另案解决，而不是让原审法院提前给出上诉人向答辩人追偿的判决意见。原审法院对于二者之间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在原审中没有组织举证质证，现在的一审判决等于变相剥夺了答辩人新远见公司的举证权与质证权，原审法院的做法涉嫌滥用审判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改变一审判决中二者承担责任的表述，二者之间承担责任的问题另案解决。综上，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四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查证，以最终公安机关查证为准。 姚某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三禧物业公司、新远见公司向原告姚某华返还租金150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要求二被告承担共同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晶曾系新远见公司职工，自2019年6月入职，职务为招商主管，负责振四街商业项目的招商工作，2020年3月底不再上班。2020年3月30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决定对于某晶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侦查，于某晶暂未归案。2019年11月2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于某晶转款20000元，2019年11月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于某晶转款80000元。2019年11月5日，于某晶交给原告收据一份，收据有被告三禧物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图案，收据载明2019年11月5日收到姚某华交007号定金租金10万元。2019年11月5日原告姚某华与于某晶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方为被告三禧物业公司，承租方为姚某华，商铺为荣庭华府东区007号，面积为3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四年，自2020年2月9日起至2024年12月9日止，先交10万元租金，剩余租金于2020年2月9日交清。共计租金28800元1年（原告称该处为笔误应为“288000元1年”）。2019年11月15日交50000元，共计150000元。2019年11月15日，原告姚某华通过银行转账，向于某晶转款30000元，同日于某晶交给原告收据一份，收据有被告三禧物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图案，收据载明2019年11月15日收到姚某华交007号租金50000元。在上述商铺租赁合同的出租人签章处有被告三禧物业公司印章图案和法定代表人姓名章图案，在收据上有被告三禧物业公司财务专用章图案。经公安机关鉴定，上述租赁合同、收据上的公章、姓名章、财务专用章均系由彩色打印机打印形成。2019年11月27日原告姚某华通过银行转账，向于某晶转款40000元。2020年1月17日，于某晶指示案外人闫会娟（系另一承租户）向姚某华转款58960元。通过原告姚某华与于某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于某晶在2019年11月14日向原告姚某华借款1万元用于偿还信用卡，姚某华当天通过微信转账给于某晶1万元。2019年12月26日，于某晶再向姚某华借款5000元，并称之前借的10万元会尽快偿还。另查明，涉案商铺归属石家庄市振西实业总公司。该商铺未取得产权证，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7月30日，被告三禧物业公司与石家庄市桥西区振头四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石家庄市振西实业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一份，约定三禧物业公司租赁石家庄市振西实业总公司所有的天佑家园小区××城××街东侧沿街商业、××南侧沿街商业、××街规划路西侧沿街商业和荣庭××）谊联街规划路东侧沿街商业。2019年6月18日，三禧物业公司与新远见公司签订石家庄“振四街商业”项目招商代理合同，约定三禧物业公司委托新远见公司以有偿的方式独家为振四街商业项目进行商铺招商。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原告提交的商铺租赁合同、收款收据、银行转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小吴帮忙”新闻节目视频资料，公安机关鉴定意见书、三禧物业公司提供的石家庄“振四街商业”项目招商代理合同、房屋租赁协议、闫会娟向姚某华转款银行记录等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经过公安机关鉴定，原告与于某晶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中，三禧物业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姓名章均系彩色打印机而成，故可以认定该合同不是三禧物业公司签订而是于某晶超越代理权以三禧物业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于某晶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于某晶与姚某华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时，于某晶在新远见公司任职，且从事代理三禧物业公司商铺招商工作，租赁合同系以三禧物业公司的名义所签，于某晶向姚某华所提供的合同有三禧物业公司印章图案和法定代表人姓名章图案的制式合同，该印章图案虽经公安机关鉴定为彩色打印机打印而成，但仅凭常人观察不易发现。其次，原告在签约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被告三禧物业公司抗辩称，原告未按租赁合同约定将租金交给三禧物业公司，系原告的过错。但三禧物业公司提供的商铺租赁合同为格式合同，对租赁费交纳方式的约定为“交给甲方”，按照一般社会经验，该约定不能解释为必须转账给三禧物业公司的银行账户，故不能认定原告将房租交给于某晶的行为存在过错。综上，于某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姚某华与三禧物业公司之间成立商铺租赁合同。现公安机关以于某晶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侦查，虽该罪与本案存在关联，但不影响原告以于某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向被告三禧物业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被告三禧物业公司出租给原告的商铺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租赁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双方应当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因原告未曾占有过租赁房屋，故被告应当返还收取的全部租金。原告在2019年11月15日前共向于某晶个人转款13万元用于交纳房租，向于某晶转款1万元用于出借给于某晶个人，此后因原告与于某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2019年11月27日向于某晶转款4万元系用于交纳商铺租金，故认定原告交纳的租金为13万元。因新远见公司未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新远见公司之间不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新远见公司承担退回租金的共同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新远见公司与三禧物业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新远见公司对于某晶负有管理职责，因于某晶在履行职务期间的行为给三禧物业公司造成损失的，新远见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故，三禧物业公司在退还原告租金后，可以就损失部分向新远见公司进行追偿。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姚某华租金130000元；二、驳回原告姚某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700元，由原告姚某华负担226元，由被告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47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于某晶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于某晶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地点为振四街招商处，于某晶持有所有待租房屋的钥匙，并一一带看，于某晶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在新远见公司任职，负责上诉人公司商铺招商工作，于某晶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合同上盖有上诉人公司印章，虽然印章被鉴定为彩打而成，但仅凭肉眼难以辨别，以上足以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于某晶得到了上诉人的授权，其有权代表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其次，未有充足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过错，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收款账户，只是约定“交给甲方”，作为一般的租户已经对于某晶产生合理信赖的情况下，将租金打入于某晶个人账户，不能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故，于某晶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主张系于某晶个人行为，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程序问题，于某晶目前涉嫌的罪名为伪造公司印章罪，并非于某晶利用伪造公章进行诈骗等其他经济犯罪，且于某晶是否伪造公司印章不影响其表见代理行为性质的认定。故本案非案件本身涉及经济犯罪，不符合移送刑事案件的条件，上诉人主张移送公安机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于某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上诉人请求追加当事人，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相关损失可另行主张解决。 综上所述，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上诉人河北三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婷 审判员 李荣水 审判员 孟志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郄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