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6行初67号原告刘宗江，男，195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06MB1562531E，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5号。法定代表人李冬，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该委干部。委托代理人纪连伟，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6239137156W，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煤建东大道2号。法定代表人杨青，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原告刘宗江与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住建委），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以下简称：红桥征收中心）撤销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一案，于2020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原告刘宗江将起诉状所列被告红桥征收中心变更为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宗江，被告红桥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韩广泉、纪连伟，第三人红桥征收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宗江诉称，原告与红桥征收中心在红桥区××片区棚户区改造征收项目中，于2019年1月13日自行订立了ＮＯ.ｊｌｙＯ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被诉协议的订立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被告欺诈之下所签订，被告欺诈的行为是：第一，如果原告能够带动片区内50%以上被征收人搬迁，就向原告另行补偿附近的经济适用房屋两套（市场价每平米15000元，向原告售价每平米10000元以内）。第二，被诉协议对原告的41.49平方米生活附属用房给予每平方米8000元补偿，但在2019年3月5日金潞园片区征收决定公告后，对该片区内的违法建筑，给予每平方米20000元的高额补偿，造成原告损失497880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违反了征收决定中违法建筑不予补偿的规定，违反了原、被告双方协商的对该片的违法建筑实行价格一致的公平补偿、不搞例外的决定，违反了被告在协商过程中所做“一个政策贯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庄严承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正当权益。原告自2019年5月起就多次找到该片指挥部领导要求公平补偿，但至今没有答复。被告违法作出并发布《协商搬迁补偿方案》，并对先行搬迁和延后搬迁的被征收人实施差异化补偿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欺骗了原告，造成原告的财产减损，侵犯了原告的正当权益，应当承担责任。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撤销ＮＯ.ｊｌｙＯ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被告红桥住建委辩称，原告是金潞园片区征收范围的被征收人，协议双方均认可按照《协商搬迁补偿方案》进行补偿并签订了协议，协议是双方基于平等、自愿、有偿所签订，被诉协议的订立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签订的协议内容、补偿金额等与协议另一方已达成了合意，且已履行完毕。被诉协议不具备撤销的法定情形，也经过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原告提到的他处房屋不存在征收补偿，他处房屋的处置问题与原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红桥征收中心述称，该单位系受红桥住建委的委托实施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红桥住建委承担。签订协议是原告最终意思表示，原告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签字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并实际获得了相应补偿。从协议内容看，在协议中已明确约定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之后不允许再购买指挥部的任何安置房源。因此，协议的签订即表示放弃之前选择产权调换的意思表示。现原告在签订协议并获得补偿之后，再次索要其他利益，不应得到支持。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日，被告红桥住建委与第三人红桥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委托书》，开始启动天津市红桥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并出台《协商搬迁补偿方案》，搬迁期限为2019年1月5日至2019年2月3日。原告刘宗江与第三人红桥征收中心于2019年1月13日签订ＮＯ.ｊｌｙＯ31037《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约定对刘宗江所有的红桥区××庄××号房屋协商搬迁，刘宗江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获得房屋价值、室内装饰装修、搬迁、自行拆除生活附属用房、自行购房等补偿费用。该协议中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2019年3月5日，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3号《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对原告房屋原址所在的金潞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征收。本院认为，行政协议的核心特征是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形式上由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签订。本案中，被诉协议签订主体一方是原告刘宗江，另一方是受红桥住建委委托的红桥征收中心。因此，本案被诉协议的实质签订方是红桥住建委和刘宗江，符合行政协议的形式要件。被诉协议订立后不足两个月，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所涉房屋拆除前坐落于征收范围内，可以推断本案被诉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嗣后即将开展的房屋征收工作做基础，与房屋征收行为目的一致，符合行政协议的行政管理目标。综上，本案被诉协议可视为行政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协议，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本案被诉协议签订于2019年1月13日，原告刘宗江从签订之日即知晓被诉协议的内容。但被诉协议中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原告刘宗江于2020年7月17日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协议，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另外，原告刘宗江自述从2019年5月起即因受欺诈签订被诉协议而向对方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原告刘宗江所享有的撤销权在2020年7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消灭。综上，原告刘宗江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宗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原告刘宗江。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德润审 判 员  郎 蕊人民陪审员  朱志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磊书记员张颖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