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9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江，男，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3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雯，广东德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玉，广东德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富洺，男，197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湘印机社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30************57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华，女，198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滨江路18号江畔花园南区************，公民身份号码为510************426。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闹，广东启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芬，广东启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江因与被上诉人彭富洺、刘春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19）粤1971民初33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江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1971民初33304号民事判决；2.判令彭富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江归还借款4720000元及利息654093元（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10月12日，后续利息以本金47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10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刘春华对彭富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一审诉讼费、上诉费由刘春华及彭富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刘春华作为共同债务人，应与彭富洺共同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案涉借条是在刘春华与彭富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签订的，刘春华是彭富洺的配偶，基于双方的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刘春华的签名，不但需要承担作为担保人的法律责任，更是在婚姻关系中确认该款项的性质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刘春华已在借条上确认彭富洺向李江借款人民币4720000元，并约定利息的事实；并签名承诺对借条上的债务承担责任，故案涉借款为刘春华与彭富洺的夫妻共同债务，刘春华应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刘春华一直通过微信、签订委托书等向李江承诺履行作为债务人的还款义务，并且已实际向李江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如刘春华承诺会出售邵阳市房屋后向李江汇款、收到其他人清偿的债权后向李江支付部分债务等，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同时，刘春华出具卖房委托书，委托李江代其出售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的房产，直接将房款用于还清偿李江债务，刘春华的行为已事实及法律上构成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二、刘春华通过向李江承诺会清偿所有债务、实际向李江支付部分借款利息及出具承诺书、卖房委托书等行为，刘春华已向李江作出连带清偿的明确的意思表示并实际部分履行，构成对彭富洺债务的加入；因刘春华自愿加入彭富洺对李江的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刘春华在借条中签名的行为，系承诺对彭富洺的借款作为保证人，对借条中彭富洺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担保的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但众多保证方式中，能以个人作为担保的唯有保证的形式，借条中刘春华手写的“担保人：刘春华”的字样，该真实意思表示应为以刘春华个人作为担保，即对彭富洺的债务采取保证的形式向李江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借条中刘春华并未明确其身份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责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刘春华应作为连带保证人，对彭富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即使因借条存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在水一方7栋一单元612，愿意此房担保”的字样，而认定刘春华系以该房产作为担保物，刘春华也应在该房产价值内对李江承担清偿责任。同时，刘春华于2019年1月2日书面委托李江代为出售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的房产，并要求将该房产的房款直接汇入李江的指定账户的行为，事实上系刘春华以东莞市沙田镇房产及四川市成都的房产共同作为担保物，以两房产的价值向李江提供担保。故刘春华应以两房产价值内对李江承担清偿责任。即使一审法院不认定刘春华的上述行为系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或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但因借条存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在水一方7栋一单元612，愿意此房担保”的字样，也能明确以该房产作为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房产仅能用于抵押，即刘春华是以该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虽该房产并未办理抵押登记，但并不影响该抵押约定的合同效力，刘春华应在该房产价值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刘春华作为彭富洺原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名确认彭富洺的借款，已构成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同时，刘春华作为担保人在约定担保方式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使不构成保证担保形式，也应以该房产价值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春华基于以上两个法律关系，应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刘春华无须对案涉借款承担责任，明显是错误的，应依法改判。刘春华答辩称：一、案涉债务不是刘春华与彭富洺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彭富洺向李江借款时，刘春华是毫不知情的且没有同意。李江在出借款项给彭富洺时没有要求夫妻共同签字，只能认定是彭富洺的个人借款，该借款与刘春华无关。二、刘春华支付款项给李江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其同意作为债务人加入。刘春华的行为是受彭富洺的委托进行的付款，刘春华没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三、李江作为国家公务员，其出借的款项来源应进行审查。四、李江利用职务之便将彭富洺与刘春华困住，刘春华为了脱身而被迫签名，违背了其真实意思，事实上案涉担保并未产生法律效力，刘春华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责任。彭富洺答辩称：与庭前提交的上诉状意见一致，具体如下：一、一审以借条中月利息“0.02元”系手写，“元”是已经打印好的，应参照一般民间借贷习惯理解为月利率2%是事实认定错误。虽然借条是打印好的，但是双方在签署过程中，可以手动更改借条的有关条款，“月利息0.02元”这一条款项具有歧义，应视为对利息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彭富洺无需向李江支付利息。二、一审认定借款本金为4720000元是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的借款最早发生于2013年，最晚发生于2017年，案涉借条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该借条的形成时间晚于借款发生时间。李江将彭富洺围困在东莞市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安监分局，彭富洺为了脱离困境被迫签订案涉借条，且并未对该借条金额进行核对，案涉借条金额并非真实借款金额。同时，李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审法院未审查其出借款项来源的合法性。一审庭审中李江承认其提供的部分银行流水明细并非用于借款用途，而是委托彭富洺办理其他事情的费用，彭富洺也提供了个人活期明细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已向李江归还借款158820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彭富洺对其主张向李江归还借款1588207元已提供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仍将举证责任强加于彭富洺，未对该归还事实予以查明。李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彭富洺偿还借款4720000元及利息796800元（扣减2019年偿还的利息100000元），利息按照月利息2%，自2018年12月31日暂计至2019年10月12日，实际计至本金及利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刘春华对彭富洺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彭富洺、刘春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江自2013年至2017年通过本人、原配偶、朋友、家人的账户向彭富洺不同账户转入多笔借款，总额达500多万元，期间彭富洺有归还利息。2018年12月31日，彭富洺向李江出具借条，借条记载：“借款人彭富民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江借款现金人民币472万元，月利息0.02元，借款人在填写借条时已以现金方式收到借款本金人民币472万元，同时约定2020年1月2日前归还本息。借款人彭富民”。借条中关于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利息、归还时间、落款签名均系手写，其余系打印。在借款人下方空白处，刘春华手写有“担保人刘春华，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612，愿意此房担保”。李江主张借条所载“月利息0.02元”为笔误，实际是月利率2%，彭富洺、刘春华不予确认为笔误。彭富洺、刘春华对借条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李江在2013年至2016年间有生意往来，李江提供的转账记录中并非全部借款，实际借款金额为3300000元，但不清楚具体哪些转账记录是生意往来资金，且期间已归还款项1588207元，其中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金额为1345500元，2018年12月31日之后归还金额为242707元。以上事实，有借条、微信转账记录、付款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方少全身份证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个人活期明细及微信转账记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打印件）、账户明细及一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彭富洺向李江借款，有借条为证且彭富洺确认，足以认定，彭富洺未足额偿还借款，引发本案纠纷，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焦点为：1.案涉借款金额是多少；2.案涉借款利息约定是否不明；3.刘春华应否对彭富洺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案涉借条金额认定。彭富洺、刘春华主张自2013年至2016年间与李江有生意往来，李江的流水账单的部分金额与案涉借款无关，实际借款金额仅为3300000元，但一审庭审中彭富洺、刘春华并未举证证明流水账单上哪些金额为双方生意往来，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彭富洺、刘春华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彭富洺、刘春华向李江出具的借条上明确载明借金额为4720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借款利息约定是否不明的问题。彭富洺出具的借条承诺月利息0.02元，说明该借款是要支付利息的，而不是无息借款，现以借条关于利息的约定不明确为由主张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有违诚信原则；借条中月利息“0.02”系手写，“元”是已经打印好的，如为月利息0.02元有违常理，故应参照一般民间借贷书写利率的习惯理解为月利率2%比较合理，彭富洺、刘春华主张借款利息约定不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李江主张彭富洺支付自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0月12日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核算，上述期间的利息为896800元，鉴于彭富洺、刘春华在该期间已归还242707元，一审法院仅支持该期间的利息654093元。双方约定2020年1月2日前归还本息，但彭富洺逾期未归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约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江按借期内的月利率2%诉请彭富洺归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春华应否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虽然刘春华在借条中的“担保人”处签名，但是担保的形式包括了保证、抵押、质押等，结合刘春华在借条中书写的“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612，愿意此房担保”内容，可知刘春华是以房产作为担保而没有为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故对李江关于要求刘春华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彭富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江归还借款4720000元及利息654093元（自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0月12日），后续利息以本金47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10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417.60元（李江已预交），由李江负担1304.19元、彭富洺负担49113.41元。二审期间李江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刘春华一直以债务人的身份向李江承诺并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并非单纯的担保人或以四川房屋作为担保，而是以债务人身份与彭富洺共同对李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卖房委托书一份，拟证明刘春华的行为实际上是主动积极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便不认定共同债务人或保证人，刘春华也应在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刘春华承诺将东莞市沙田镇的房屋出售后以该房款向李江还款，已明确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4.婚姻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彭富洺与刘春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2015年8月17日至2019年10月10日，刘春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彭富洺共同签订了案涉借条，应对彭富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春华、彭富洺质证认为：1.李江提交的上述证据在一审已经存在，现二审提交都是逾期提交，均不属于新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该记录是李江长期对刘春华骚扰，刘春华才不得已回复，刘春华向李江支付款项只是代表彭富洺支付，属于代付行为，但并不是刘春华同意对债务的加入，也没有同意对案涉债务提供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担保应以书面形式出具。3.承诺书、委托卖房协议方面，案涉房屋是刘春华与彭富洺的共同财产，刘春华也是代表彭富洺所签，并不是对债务的加入。4.证明婚姻登记信息的三性确认。刘春华、彭富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李江与刘春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如下事实：1、2019年2月25日下午15：26对话时，刘春华向李江表示“我们最大努力去做，尽早还清债务”，李江随后表示“我相信你”。2、2019年3月23日晚上19：35对话时，刘春华向李江表示“谢谢你李江”、“我们不会跑的”。3、2019年4月12日上午11：00对话时，刘春华向李江表示“我跟你保证过的，我家里的地址也写给你了，我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是百分百的有这个心要还钱的”。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李江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李江、刘春华与彭富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春华是否应当对彭富洺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彭富洺2018年12月31日向李江出具借条确认收到李江借款472万元2020年1月2日前归还本息，彭富洺的妻子刘春华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2019年2月25日及之后刘春华在与李江微信对话中多次表示“我们”愿意偿还债务。刘春华承诺与彭富洺向李江清偿债务的法律行为成立并生效，刘春华依法应按承诺清偿债务。李江要求刘春华对彭富洺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依法应予改判。综上所述，李江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33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33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春华对彭富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李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417.60元，由李江负担1304.19元，彭富洺、刘春华负担49113.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418.65元，由彭富洺、刘春华负担并直接支付给李江，李江向本院预交的款项不再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潮辉审判员  尹河清审判员  林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黎志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