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3647号原告：白艳菊，女，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凌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益彰宏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徐川，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瑜，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利明，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白艳菊与被告北京益彰宏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彰文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艳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凌雯，被告益彰文化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利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艳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益彰文化公司向白艳菊偿还本金2553729元；2．请求判令益彰文化公司向白艳菊支付逾期利息（以255372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9月1日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白艳菊系益彰文化公司股东，在益彰文化公司经营期间，白艳菊以个人名义曾数次与益彰文化公司达成口头借款协议，累计向益彰文化公司借款2553729元。2017年10月19日，益彰文化公司监事王某某向公司管理层出具的《关于益彰宏图财务情况报告》中进行了详细记录，该财务报告第三部分“资产负债表”第2条“负责”第2项“其他应付款”中载明“2017年8月31日应付白艳菊往来款222．07万元”，确认了白艳菊对益彰文化公司依法享有的债权。同时，白艳菊在益彰文化公司工作期间，益彰文化公司应付白艳菊工资、报销款、房补等费用共计353029元。白艳菊曾多次催讨，益彰文化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偿还白艳菊出借的本金，故起诉。被告益彰文化公司答辩称：不同意白艳菊的诉讼请求。我方经过核实，并没有白艳菊主张的欠款明细，我方认为白艳菊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及案由应当为不当得利纠纷。经过公司根据白艳菊提供的证据对账，账本上显示应付给白艳菊的垫付款应为1607061元，里面还应该减去白艳菊70万元的入资款，也就是说我方账本上体现的是应付白艳菊907061元。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所以不应给付白艳菊利息。根据白艳菊提交的证据，其实是白艳菊代益彰文化公司垫付的款项，与益彰文化公司没有借贷关系，因此形成不当得利纠纷。白艳菊提交的公司财务报表系公司内部文件，鉴于其具有改动任意性、随意性等特质，其不具备专业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特有的权威性，因此白艳菊主张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白艳菊在益彰文化公司掌管财务章，负责财务管理，因其特殊身份提供的财务报表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白艳菊向益彰文化公司转账的60万元，该性质为股东入资款，并非借款，无权要求益彰文化公司直接归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据此认定如下事实：白艳菊为益彰文化公司股东。《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白艳菊认缴出资额7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实缴出资额7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缴出资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2013年5月25日，白艳菊登记为益彰文化公司监事。2017年10月17日，登记信息显示白艳菊退出监事，变更登记后的监事为王某某。审理中，白艳菊称其于2013年8月至2017年10月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任总经理职务，2017年10月起不再担任任何益彰文化公司任何实际管理职务，也不参与任何益彰文化公司的实际经营。益彰文化公司称白艳菊在工商登记协商显示的是监事，当时的经理是臧某某，但对白艳菊其他部分的陈述表示认可。白艳菊提交由案外人王某某签字并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的《关于益彰宏图财务情况报告》一份，主要载明有：益彰文化公司是2013年初注册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700万元整。2013年7月，北京益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彰商贸公司）将益彰文化公司经营管理权移交给臧某某1先生，包括注册资金、账面利息、财务账簿及相关证照等。时隔4年2个月，经双方友好协商，益彰商贸公司参与益彰文化公司经营管理。在接受之前要先明白臧某某1先生经营者四年多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情况，但由于这几年来益彰文化公司没有请专职的财务人员，该进当期成本费用的，没有进成本费用。直到今年3月份才招来孙某某为专职会计，孙某某延续之前会计的做法。所以形成了这几年来不管是对税务还是对工商的财务报表，只是公司业务的一部分。为了交接清晰、明确责任，在交接前需要把这四年多来的该承担的成本费用补记到账簿中，还原经济事项的本来面貌，然后再进行交接事宜。该《关于益彰宏图财务情况报告》第三条“资产总负债”第2项“负债”第（2）项“其他应付款”一节中写明“2017年8月31应付白艳菊往来款222．07万元”。第五条“现金流量表”第3项“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第（1）项写明“筹资活动现金流入1260．17万元，分别是收到艳阳高照公司往来款1038．09万元，收到白艳菊往来款222．07万元”。白艳菊以此证明其与益彰文化公司就222．07万元存在借贷关系。益彰公司对此真实性认可，称认可代表了益彰文化公司的真实意思，但对存在借贷关系不认可。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白艳菊提交其与益彰文化公司的往来明细表、白艳菊工资、报销、房补明细以及银行转账明细，用以证明白艳菊通过转账给案外人臧某某1、张某某、赵某某、王某某1、孙某某等人，现金给付的方式给案外人来某、顾某某，现金加转账的方式给白艳菊本人，支付用途为工资、招标费用、报销款等，形成实际履行了向益彰公司交付借款2204207．6元的事实。益彰文化公司对银行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白艳菊提交银行明细，用以证明其于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7月26日向自己转账共计353029元，系其替益彰文化公司垫付的发给自己的工资报销和房补。益彰文化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益彰文化公司称原告主张的垫付款中的部分款项确实是公司的垫付，其余是何性质的款项不清楚。益彰公司对其中白艳菊于2016年12月13日转账至益彰文化公司的5万元、40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以及2016年12月28日转账至益彰文化公司的10万元（标注为入资款）明确表示不认可，称系白艳菊作为股东的入资款，白艳菊对此不认可，坚称系垫付公司日常经营的款项。白艳菊提交名片拍照打印件益彰，显示名称为“白小白，导演/CEO”，白艳菊以此证明白艳菊在益彰文化公司工作并任职，与益彰文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益彰文化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名片体现的并非白艳菊。经询，白艳菊称其与益彰文化公司系劳务合同关系，不记得有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益彰文化公司没有给白艳菊发过社保。益彰文化公司称在白艳菊管理期间，如何发放工资的情况账本上无法显示。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两方面要素。本案争议焦点为白艳菊与益彰文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益彰文化公司虽然认可《关于益彰宏图财务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代表其真实意思，但该《报告》系向“陈总并徐总”出具，书写人为案外人王某某，系对益彰文化公司账目情况内部文件，并非向白艳菊出具。该《报告》虽在“其他应付款”一节中写明“2017年8月31应付白艳菊往来款222．07万元”，但该记载并不能直接表达出益彰文化公司向白艳菊借款222．07万元的意思，且该《报告》“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一节中载明“收到白艳菊往来款222．07万元”，显示该款项记载于“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一节中，与白艳菊所主张的大部分资金实际出借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垫付工资款、报销款的形式亦存在矛盾。故在益彰文化公司否认该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白艳菊仅凭该《报告》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益彰文化公司就222．07万元存在借贷合意。其次，白艳菊为益彰文化公司股东之一，其主张的涉案资金往来均发生在其担任益彰文化公司监事期间，而白艳菊与益彰文化公司均认可其自2013年8月至2017年10月负责管理益彰文化公司的实际经营。白艳菊在担任股东并担任监事的情况下通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或以个人名义对外交付现金的形式垫付益彰文化公司日常经营的支出（譬如工资发放、报销款、招标费用），而白艳菊亦认可其垫付行为在该《报告》之前是未得到益彰文化公司的授权或者形成借贷合意的。基于白艳菊的监事及股东身份，本院认为白艳菊未能就222．07万元的款项系益彰宏图公司向其个人的借款作出进一步合理的说明。再次，关于白艳菊主张的其向自己转账的353029元系益彰文化公司向其的借款的主张，因白艳菊并未就借贷合意进行任何举证，亦未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对其该事实主张不予采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本院认为白艳菊并未就主张的2553729元与益彰文化公司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充分举证，对白艳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艳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30元，由原告白艳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思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