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民终2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祝良，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洋洋，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时秀，湖南纲维（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福泉，男，195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山，衡阳市雁峰区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易祝良因与被上诉人周福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8民初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用询问式调查的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祝良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8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福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被篡改的欠条作为结算依据，而对于双方均认可的《衡阳市销售协议》不予认定，不符合证据的适用规则。1、一审法院认为不能确定案涉欠条涂改痕迹是由被上诉人篡改，导致认定事实严重背离客观真相。2、一审法院认为“此欠条中‘未结红利及广告费’的事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且被告并非佛山市兴泓腾不锈钢制管厂的股东或者原告周福泉的合作伙伴，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返还红利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与事实不符，并且违反了证据适用规则。3、《衡阳市销售协议》中关于债务数额变更的过程，上诉人的两位证人证词能够充分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未结红利及广告费”，而一审对该证据未作认定或不予认定，且对案涉债权债务数额已经协商变更为1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则。二、一审法院以双方对账后仍继续保持交易、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所支付的93万元款项为诉争欠款，对上诉人已偿还的欠款不予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既然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的93万元、2011年2月1日所付的15万元是用于偿还诉争欠款，其余款项均与诉争欠款无关，那么按照双方在《衡阳市销售协议》中约定的年终一定要偿还欠款20-30万元，被上诉人在年终收到15万元欠款后，本案诉争的债权诉讼时效自2013年1月1日就已经起算，至2019年长达六年的时间，被上诉人未诉上诉人主张欠款，截至今日诉讼时效已过。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福泉辩称，一、案涉欠条相关篡改是上诉人所为。二、《衡阳市销售协议》仅是双方的原则规定而非结算。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6笔银行转账记录共计93万元，仅有一笔15万元是归还所欠货款，其余78万元均是支付的后期货款。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一直在做同样的生意，至2018年3月才结束。欠条中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时效未开始起算。双方于《衡阳市销售协议》中第5条约定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结账。周福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支付货款1270086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福泉为佛山市兴泓腾不锈钢制管厂厂商，被告易祝良为兴泓腾不锈钢制管衡阳经销商，自2005年开始由被告作为衡阳地区的总经销商销售原告的产品。2010年5月20日，佛山市兴泓腾不锈钢制管厂作为甲方与衡阳市兴泓腾不锈钢经营部作为乙方签订《衡阳市销售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为了支持乙方市场的发展，甲方同意乙方欠现金100万元（也就是原欠款），此后每次进货必须是现款现货，乙方款不到账，甲方绝不发货，同时到年终一定要还甲方原欠款20-30万元，到第二年乙方资金周转困难时可以再欠，但不能超出原欠款，只能在原欠款100万元的基础上少欠；2、单价随行就市，发货时双方确定单价，一旦双方认可以后不得再谈论之前单价过高，如市场价格有差异时应及时沟通解决，过后单方不得改单价。质量问题按甲方质保书执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但甲方不承担乙方所说“出了质量问题对方还欠我乙方多少货款，而要甲方负责一些”，甲方只负责确实生锈的问题；3、甲方欠给乙方的现金，是支持乙方的业务发展，只能专款专用，同时乙方外面的欠款与甲方无任何牵连；4、甲方要在乙方市场做好广告宣传，但乙方要配合支持甲方将广告做好；5、如双方在不能合作时，一定要如实地结清所有欠款给对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不结账或者拒绝结账，做到好合好散；6、甲方只能负责在厂方装车时的材料无损坏，装车后有出现材料损坏和丢失，应由乙方向承运方索赔，并附加注明乙方现有的经营网络内，甲方不得再发展第二家由乙方去发展，但年销售低于600吨时甲方有权另换经销商。原告周福泉作为甲方代表、被告易祝良作为乙方代表在《衡阳市销售协议》签字确认。另外，原告向该院提供欠条一份，该欠条记载内容为：“今欠到周福泉货款壹佰肆拾贰万零捌拾陆元整（￥1420086元），易祝良，2010年7月13号，注明对账2010年2月3日至7月7日，未结红利及广告费”。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涂改了欠条内容而要求对涉案欠条进行笔迹鉴定，之后双方选定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欠条中的落款时间2010年7月13日字迹是否存在篡改及篡改方式，对欠条中注明对账2010年2月3号-7月7号字迹是否存在篡改及篡改方式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7月21日，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2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欠条》中落款时间“2010年7月13号”字迹中“7”存在篡改，系由“2”改写形成；2、送检的《欠条》中“注明对账2010年2月3号”字迹与“-7月7号”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另查明，2011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条欠款150000元，之后双方仍存在业务往来直至2018年上半年。本案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被告以其妻子杨卫龙的银行账户在2010年结算之后向原告支付了款项1383200元余（该款项中包含被告辩称支付原告欠条货款的9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根据欠条、销售协议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买卖货款的结算应以涉案欠条还是以销售协议为依据；以及被告辩称支付的930000元系支付涉案欠条中的欠款还是支付2010年结算后往来的货款。本案中，原告诉称，诉争货款应以2010年7月13日出具的欠条原件为依据；被告则辩称，原告将涉案欠条中的“2010年2月3日”篡改成了“2010年7月13日”，并擅自增加了“—7月7号”，双方在2010年5月20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中已经将原欠款1420086元确定为1000000元，结算依据应以销售协议为准，并且结算后被告已经支付了原告930000元，现仅尚欠货款70000元。该院经审核认为，根据销售协议关于“甲方为了支持乙方市场的发展，甲方同意乙方欠现金100万元（也就是原欠款），此后每次进货必须是现款现货，乙方款不到账，甲方绝不发货”，上述内容中并未明确体现涉案欠条的货款1420086元已经核减为1000000元，并且被告未对货款（2010年2月3日的1420086元）减至1000000元（2010年5月20日）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欠条存在涂改痕迹属实，但是并不能确定涂改痕迹由原告篡改，而非在出具欠条时由被告自己涂改形成。其次，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分析，如若销售协议形成在欠条之后，应以销售协议的内容为准，那么被告应在销售协议签订之后将欠条原件收回、销毁等或者在销售协议中明确载明原欠款1420086元已经核减为1000000元，而非涉案销售协议的上述约定。再者被告对欠条中“未结红利及广告费”的事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且被告并非佛山市兴泓腾不锈钢制管厂的股东或者原告周福泉的合作伙伴，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返还红利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故将货款（2010年2月3日的1420086元）减至1000000元（2010年5月20日）的420086元不能作为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的广告费及红利的核减依据。因此，双方买卖货款的结算依据应以2010年7月13日出具的涉案欠条原件为依据。再者，关于被告辩称支付的930000元系支付涉案欠条中的货款还是支付2010年结算后往来的货款的问题。被告提供了930000元的银行流水抗辩其已经支付了2010年结算时的欠款，尚只欠原告货款70000元，但是根据原告的银行流水显示结算后被告向原告转账远远超过930000元，转账中并未注明款项性质，转账数额也存在零散数额，比如22600元等。由于原、被告双方结算后仍继续存在货物买卖直至2018年，被告自2010年结算后向原告转账的数额无论与涉案欠条的1420086元以及销售协议的1000000元均不吻合，且转账并未注明性质，故被告的辩称不能达到确认事实的高度盖然性，该院无法作出被告提供的证据确系支付诉争欠款的唯一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该院对被告主张除支付150000元欠条货款之外，另行支付了欠条中的其他货款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且为此产生的涉案鉴定费应由被告自行负担。综上所述，被告应支付原告欠条货款1270086元（1420086元-150000元=127008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易祝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福泉货款1270086元；二、驳回原告周福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230元，由被告易祝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罗某、唐某出庭，拟证明：上诉人在衡阳地区对泓腾不锈钢进行广告宣传并支付广告费用878600元的事实；另外，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八份证据：证据一、销售协议，拟证明：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2月8日签订销售协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全衡阳地区内乙方销售304材料250吨以上（含250吨，包括乙方本人的含有销售量在内）每吨由甲方返利给乙方一千元，如全年总销售低于250吨，甲方只能按每吨返利给乙方捌佰元”的事实；3、双方约定“要求乙方（上诉人）必须在衡阳电视台上（1个）整年（十二个月）约17万元的黄金档的广告，还有再上一个大型户外广告。每年年终结算返利”的事实；证据二、上诉人在衡阳地区销售304泓腾不锈钢材料的情况，拟证明：上诉人在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一个门店销售304材料数量共计：295.2993吨的事实。依照《销售协议》应返利295.2993吨*800=23.6万元；证据三、2009年2月8日，周福泉与易祝良双方年终对账，拟证明：1、被上诉人在2008年11月4日至2008年12月17日向上诉人送货的事实，2、2008年2月23日至2009年1月14日，上诉人实际销售756吨，依据双方口头约定，每吨返100元，经计算应返利756吨*100元=75600元的事实；证据四、广告发布业务合同，拟证明：1、上诉人依据双方签订的《销售协议》，在2009年3月25日与衡阳电视台签订广告协议；2、上诉人向电视台支付广告费用170000元整；证据五、广告费收据，拟证明：1、上诉人依据《销售协议》于2006年至2010年12月之间通过墙面、公交车等宣传泓腾不锈钢，支付广告费413200元。2、上诉人2011年至2015年通过墙面、公交车宣传泓腾不锈钢，支付广告费258500元；证据六、衡阳市天成广告公司制作单收费凭证，拟证明：上诉人按照《销售协议》的内容，在2009年4月7日支付墙面宣传泓腾不锈钢所产生的广告费用206900元整的事实；证据七、2010年7月至2016年10月上诉人与周福泉往来交易款明细表，拟证明：1、2010年7月16日至2016年10月5日双方存在多笔货款交易。2、双方的货款已经付清；证据八：湖南衡阳市地区泓腾不锈钢，拟证明：上诉人在衡阳地区名下共计八家店，上诉人一家店年销售304材质达到150-200吨的事实。经本院组织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1、双方于2009年2月8日签订的销售协议属实。2、上诉人在2009年至2010年（截至2010年3月）虽然销售了一定数量的304材料，但依据销售协议必须打广告后才能返利，所以不能返利；对证据二、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销售的304材料2952993吨位系虚假证明；对证据三、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已经明确说明对账时间为2010年2月3日至2010年7月7日，欠款数额已经双方认定，故该1、2证明材料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上诉人与电视台签订的广告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向电视台支付的170000元为虚假证明；对证据五、1、2009年之前所有广告费用包括墙面、公交车等宣传，均为被上诉人支付。2、2009年2月签订销售协议后，上诉人并未支付广告费用，413200元的广告费为虚假证据。3、根据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及销售协议，被上诉人只对2009年销售协议负责。无论上诉人在2011年至2015年是否打过广告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但可以推断，上诉人所谓258500元广告费用肯定是虚假的；对证据六、上诉人并未为宣传被上诉人的产品安装户外广告，206900元广告费为虚假宣传。关于户外广告牌，上诉人也不能提供架设大型广告牌的任何影像资料。所以上诉人并没有为被上诉人的产品制作大型广告牌；对证据七，此证据已经法庭核实，均为上诉人应付的交易货款；对证据八、根据2009年《销售协议》，上诉人在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间销售的304材料并没有达到协议约定的标准（250吨），其他时间段的销售量与本案无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虽然被上诉人周福泉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提出了异议，但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否定，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所反映的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广告宣传的事实与案涉欠条及销售协议中约定的双方存在广告费用及返还红利的事实相印证，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除关于本案双方买卖合同的结算依据究竟是欠条还是《衡阳市销售协议》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93万元款项中的78万元是偿还案涉欠条中的欠款还是用于支付双方2010年结算后的往来货款的认定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欠条能否作为双方买卖合同的结算依据？即本案中双方买卖合同的结算依据究竟是欠条还是《衡阳市销售协议》？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93万元款项中的78万元是偿还案涉欠条欠款还是用于支付双方2010年结算后的往来货款？三、本案被上诉人周福泉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1、对于被上诉人周福泉据以主张本案债权依据的欠条，根据欠条出具人即上诉人易祝良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2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送检的《欠条》中落款时间“2010年7月13号”字迹中“7”存在篡改，系由“2”改写形成；2、送检的《欠条》中“注明对账2010年2月3号”字迹与“-7月7号”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但对于案涉欠条系由谁涂改，该次鉴定并未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周福泉最初凭借欠条起诉主张权利时，并不承认欠条有过添加和涂改，在上述鉴定结论作出后，被上诉人周福泉又辩称该添加和涂改系由上诉人易祝良在出具欠条时自己所为，然而上诉人易祝良对此予以否认。对于欠条涂改究竟是谁所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一、二审中被上诉人周福泉均自认欠条由上诉人易祝良出具后即由周福泉一直持有保管，而鉴定结论又明确认定涂改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被上诉人周福泉又缺乏证据证实其中途曾将欠条交由上诉人易祝良修改，故欠条出具后一直由被上诉人周福泉保管的事实及上述鉴定结论即推翻了被上诉人周福泉对欠条涂改过程及形成时间的辩述，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案涉欠条涂改系由被上诉人周福泉所为。对于为何将欠条形成时间由2月涂改为7月，被上诉人周福泉未作出合理解释，应当作出对欠条涂改人周福泉不利的解释；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否认《衡阳市销售协议》的真实性，现已查明案涉《欠条》形成于2010年2月13日，而《衡阳市销售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5月20日签订，即《欠条》形成在先，案涉《衡阳市销售协议》形成在后。《衡阳市销售协议》对双方债权债务数额重新结算为100万元之时，明确注明“也就是原欠款”。显然《欠条》及《衡阳市销售协议》均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2010年往来货款的结算，但两次最终结算结果不同，应将签订在后的《衡阳市销售协议》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形成在先的《欠条》内容的意思表示的变更。本案欠条自2010年2月形成后，双方继续进行多年交易，被上诉人周福泉辩称欠条形成的债权数额长达八九年停止不变，双方进行的其他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另行即时结算，显然有悖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应以《衡阳市销售协议》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买卖合同债权债务的依据。一审法院以《欠条》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衡阳市销售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欠款100万元。上诉人主张其已经偿还被上诉人欠款93万元，尚欠7万元。对此，被上诉人仅认可上诉人已经偿还欠款15万元。关于剩余的上诉人主张已偿还的78万元系支付被上诉人的案涉欠款还是随后双方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往来货款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执一词。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诉人已经提供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2011年2月21日至2016年12月12日分六次共计偿还被上诉人欠款93万元。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的主张，辩称其中78万元系偿还双方随后发生的往来货款，那么被上诉人对于反驳上诉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亦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中并无上诉人方签字确认，且上诉人对发货单不予认可。故被上诉人否认该78万元系偿还案涉欠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已经偿还案涉欠款93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案涉《衡阳市销售协议》中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债权人得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纠纷发生之前被上诉人并未要求上诉人支付案涉欠款，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起算。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易祝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8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易祝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周福泉货款7万元；三、驳回上诉人易祝良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周福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上诉人易祝良负担900元，由被上诉人周福泉负担15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上诉人易祝良负担1230元，被上诉人周福泉负担1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东审 判 员 蒋立新审 判 员 刘 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洪丽书 记 员 王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