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17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任鲁卿，男，197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底世清，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雨晞，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国久，男，197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孟戈，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裘利琴，女，196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任鲁卿为与被上诉人杨国久、一审被告裘利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5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李洁瑜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鲁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雨晞、被上诉人杨国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孟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鲁卿上诉称，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杨国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杨国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任鲁卿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借款发生后，其通过汪某账户向杨国久累计打款477000元,其中359000元为还款，118000元为任鲁卿另外借给杨国久的款项，扣除杨国久于2013年10月3日退回的27000元后为332000元；此外，任鲁卿通过自己账户还款60000元；以上合计返还本息392000元。该还款数额已超过杨国久起诉主张的本金272350.69元及利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任鲁卿向杨国久的还款基本是通过证人汪某转出，汪某的证言能直接证明任鲁卿和汪某就款项用途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未采纳证人证言存在错误。一审判决根据任鲁卿提供的短信截图认定汪某与案外人“叶元芬”、“徐国平”相识，此与汪某的当庭陈述不符，故认定汪某的证言存疑。但由短信截图来看，是杨国久单方向汪某发送信息，汪某发送的仅是手机设置的自动回复，其从未对杨国久的说法进行实质回应，不能认定汪某与上述两人相识，更不能以此否定汪某证言的真实性。在汪某的证言能与任鲁卿提交的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汪某作为汇款人，应最为清楚款项用途，其陈述应被采信。三、一审判决认为杨国久提交的证明其与案外人有另外借款事宜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不予认定，却又认为除每月3000元利息外，汪某向杨国久的汇款与本案无关，相互矛盾。既然杨国久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有经济往来，则应当认为本案中任鲁卿和汪某向杨国久归还的款项是本案还款。退一步说，即使任鲁卿、杨国久与案外人确实存在另外的交易，杨国久也可另行提供有效的证据在另案中主张，在本案中将有关汇款认定为归还案涉借款不会损害杨国久的权益。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杨国久在2015年向任鲁卿催讨款项要求还款，任鲁卿于2015年6月向杨国久转账50000元，因此应自2015年6月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杨国久在2020年3月提起本案纠纷时，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同时，根据杨国久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任鲁卿不认为存在欠款，也没有还款的意思表示，故不能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果。五、依据案涉借条约定，任鲁卿应每月向杨国久支付利息3000元。2013年至2014年期间，虽然存在杨国久在向任鲁卿归还部分本金后仍按每月3000元付息的情况，但此是因还款人不是任鲁卿本人而是对案涉借款结欠情况不清楚的汪某汇款而导致，且双方并未对还款进行对账。2014年10月，任鲁卿指示汪某又支付了3000元利息后认为已还清了本息，故自此之后停止付息。2015年杨国久向任鲁卿催要还款，任鲁卿误认为还有欠款没有还清，且财务汪某已经离职，故在未进一步沟通、对账的情况下任鲁卿向杨国久分两次总计汇款60000元。另外，由杨国久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任鲁卿认为不存在对杨国久的欠款。在杨国久起诉后，任鲁卿经核算发现还存在超额支付的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杨国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杨国久和任鲁卿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借款月息为每月3000元，故汪某于每月2日支付的3000元是其替任鲁卿支付的利息。从杨国久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来看，汪某与杨国久间一直存在经济往来。早在2013年2月22日即借款发生前一个月，汪某就开始每月向杨国久打款5000元，该款是汪某替案外人杨永兴支付的每月利息。2013年12月6日汪某向杨国久支付的172000元是杨国久和汪某合伙借款给案外人叶元芬的借款本金。如以上172000元和每月支付的5000元系汪某替任鲁卿归还的本金，汪某不应在此后每月还向杨国久支付利息3000元，以及又向杨国久还款60000元。任鲁卿的陈述与事实相悖，亦不符合客观实际。2.关于汪某的证言。首先，汪某与任鲁卿是较为亲密的关系，其证人证言本身的可信度较低。其次，汪某表示其与案外人叶元芬、徐国平均不相识，但由其与杨国久的短信聊天记录来看，汪某是认识该二人的，故汪某证言的真实性不应被认可。一审判决未予采纳汪某的证言是客观公正的。3.任鲁卿从事资金生意，并有专人负责打理财务，却向法庭表示存在超额支付本息的情况，且在一审中数次变更其关于已付款金额的说法，与常理不符。因此，任鲁卿仅凭汪某的证言和转账凭证，且杨国久未予认可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其已进行超额还款。二、在任鲁卿出具给杨国久的借条中，双方对还款期限未作约定，杨国久有权催告任鲁卿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从双方2020年1月的聊天记录来看，任鲁卿对于杨国久的催讨并未直接拒绝，仅表示需要对账清算，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任鲁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国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任鲁卿、裘利琴共同偿还杨国久借款272350.69元，并按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15年5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鲁卿、裘利琴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12月30日注册设立杭州萧山庆飞物业有限公司。任鲁卿从事资金生意，并曾雇佣案外人汪某为其管理财务。任鲁卿于2013年3月2日向杨国久出具借据，载明“今向杨国久借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利息1分，按每月打款”。同日，杨国久向任鲁卿转账300000元。任鲁卿分别于2015年1月16日、5月26日向杨国久转账10000元、50000元。杨国久向任鲁卿催讨借款，任鲁卿要求与杨国久对账以确认是否还清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任鲁卿通过汪某的账户向杨国久归还款项的金额？杨国久主张任鲁卿通过汪某的账户按月利率1%即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4年7月2日，其余往来款项与该案无关；任鲁卿则认为除2014年1月13日的118000元款项外，其余汪某向杨国久转账的款项均为替任鲁卿归还借款，现已超额归还。根据杨国久与汪某间的银行交易记录，在案涉借款发生前，汪某已开始定期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规律性向杨国久转账；另有部分转账记录备注为“ｙａｎｇ”、“ｙｏｎｇ”，无法体现与任鲁卿的关联性；杨国久与任鲁卿均认可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月利率1%，任鲁卿定期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杨国久支付利息，甚至在汪某于2013年10月3日错将3000元利息打成30000元的情况下，杨国久向任鲁卿退还27000元，与任鲁卿自称已归还部分借款本金的前提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任鲁卿通过汪某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3年4月2日、2013年5月2日、2013年6月2日、2013年7月2日、2013年8月3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10月3日、2013年12月2日、2014年3月2日、2014年4月2日、2014年5月2日、2014年6月2日、2014年10月30日各向杨国久支付利息3000元。 任鲁卿出具借条向杨国久借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杨国久及任鲁卿就案涉借款的还款期限未作约定，杨国久可以催告任鲁卿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任鲁卿对杨国久的催讨并未直接拒绝，仅表示需要对账清算，故对任鲁卿认为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任鲁卿抗辩其已超额向杨国久归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任鲁卿从事资金生意，雇佣专人打理财务，却帐目混乱，超出约定支付利息，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其所主张的已付款金额数次作出变更，与常理不符，故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杨国久主张截止至2015年5月26日，任鲁卿尚欠杨国久借款本金272350.69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裘利琴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裘利琴未在借据中签字，任鲁卿、裘利琴设立的杭州萧山庆飞物业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与借款时间间隔半年以上，难以认定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杨国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任鲁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国久借款本金272350.69元，并支付以272350.69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7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杨国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38元，减半收取3869元，由任鲁卿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任鲁卿主张的还款是否均系用于支付案涉借款项下的款项。依据任鲁卿出具的借条，其向杨国久借款300000元，利息是月息一分，并约定每月支付。因案涉借条是在2013年3月2日出具，由之后的转账凭证来看，任鲁卿均每月定时于2日左右通过汪某向杨国久支付3000元，该每月支付款项的金额和时间均与借条约定的利息金额和支付时间相符，且在2013年10月3日错将30000元作3000元支付时，杨国久还将多余的27000元返还给了汪某，说明双方系以在每月固定时间支付固定金额来作为依据区分对应借款项下的还款。任鲁卿主张，除该些款项外，其还通过汪某的账户进行了其他还款。本院认为，由任鲁卿主张为对案涉借款的其他还款的具体情况来看，部分款项也是在每月固定时间（22日左右）以固定金额5000元来进行支付，且自案涉借款出借之前即已开始，虽然期间存在另外的两笔大额款项支付，但在汪某向杨国久支付该两笔款项后，任鲁卿仍于每月2日通过汪某账户向杨国久支付利息，利息金额仍为3000元。说明该些款项的支付均非针对案涉借款项下的还款或付息，以及任鲁卿或汪某与杨国久间是存在其他的借款合同关系或其他经济往来。汪某所作证言以及任鲁卿关于其还款情况和已超额还款等的陈述与案涉证据不相吻合，任鲁卿亦于一审中多次变更其关于实际还款金额的主张。因此，综合以上案情，本院认为任鲁卿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与证据亦不相符，故对其已还清案涉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任鲁卿主张应自其于2015年5月26日向杨国久归还最后一笔款项之日开始计算，但其未就杨国久于此时已向其提出催要所有借款进行举证。因在任鲁卿出具的借条中，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依据法律规定，杨国久可随时向任鲁卿主张还款，并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由本案中与催要借款有关的证据来看，应当认为杨国久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任鲁卿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任鲁卿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38元，由任鲁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韩景挺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 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 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 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 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 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 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 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 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 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 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 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 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 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 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 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 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 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