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47号原告许伟强，男，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代理人廖爱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委托代理人曹德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许伟强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9〕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及〔2019〕1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许伟强的委托代理人廖爱敏，被告中国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曹德栓、杨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29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与公开过程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股份，现已更名为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近年一直在寻求战略转型，欲剥离原来经营不佳的业务，向稀土、军工、环保等领域转型。2014年9、10月间，鼎立股份时任董事长许宝星听说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军工领域，让时任总经理任国权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去找项目。同时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鹏起）由于发展需要资金，董事长张朋起也在寻找融资渠道。经西南证券投行部执行董事帅晖（保荐代表人）的推荐，2014年12月8日，鼎立股份的任国权和时任财务总监王**赴洛阳鹏起考察，并与张朋起就收购重组事宜进行商谈。考察结束后，任国权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向许宝星作了汇报，许宝星当即决定并表示一定要做成这个项目，让券商加快推进项目进度。张朋起也认为如果能把洛阳鹏起装入上市公司鼎立股份，以后发展前景会更大。2014年12月中旬，会计师事务所进入洛阳鹏起做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结束后，帅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项目，便在鼎立股份和洛阳鹏起中间撮合并协助双方商谈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等问题。2015年2月6日，鼎立股份召开第八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参会人员有许宝星、任国权、王**等人，会上任国权提起洛阳鹏起项目对公司的发展转型会有实质性进展，提议尽快进行具体项目的操作，与会董事会成员表示赞成。2015年3月23日，许宝星、任国权、王**等人开会决定正式启动洛阳鹏起的项目。2015年3月28日，鼎立股份申请停牌，并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2015年6月3日，鼎立股份发布公告称，鼎立股份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洛阳鹏起100%股权，并拟向5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重组的配套资金。2015年6月23日，鼎立股份股票复牌。鼎立股份此次交易拟置入的洛阳鹏起100%股权的交易金额为13.52亿元，占上市公司2014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额（248,742.47万元）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超过5000万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原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及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重大事件”，在信息公开前，属于原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所述的内幕信息。鼎立股份和洛阳鹏起自2014年12月8日起就洛阳鹏起股权转让事宜开始接触、洽谈，双方见面之初合作意愿即较强，之后也一直在就交易价格和交易方案进行商谈，合作进程有序推进，因此本案内幕信息形成于2014年12月8日，公开于2015年3月28日。任国权和王**2014年12月8日赴洛阳鹏起考察并参与重组双方的洽谈，当日即知悉内幕信息。二、许伟强内幕交易“鼎立股份”1.郑海州知晓内幕信息郑海州是深圳前海奥狮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狮基金）的董事长，由于奥狮基金参与了鼎立股份收购丰越环保项目配套资金的募集，控制鼎立股份约3%的股份，并且借钱给鼎立股份控股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控股），所以郑海州很关心鼎立股份。2015年3月16日，郑海州与任国权、王**一起在上海任国权家里吃饭，任国权、王**提到鼎立股份重组洛阳鹏起的项目。2.许伟强和郑海州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有电话联络2015年3月18日晚，许伟强和郑海州在20:43:54有过一次通话联系，由郑海州主叫。3.许伟强利用其本人和妻子王小梅的证券账户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交易“鼎立股份”“许伟强”账户于2012年1月31日开立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深圳南海大道营业部。2015年6月18日，许伟强又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工业七路营业部开立了证券账户，2015年6月23日，许伟强南京证券账户撤销指定，并将账户中持有的492,095股“鼎立股份”转入山西证券账户。“王小梅”账户于2013年3月4日开立于招商证券深圳蛇口工业七路营业部，包含一个普通账户和一个信用账户。2015年3月19日，许伟强利用自己和妻子王小梅的账户重仓买入“鼎立股份”。“许伟强”账户当日自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起，挂单卖出持有的“西北轴承”，并主动撤销未成交的委托，再以更低的价格挂单卖出，每笔卖出的资金立即全部用于买入“鼎立股份”，之后又清仓卖出“金杯电工”并全部用于买入“鼎立股份”，中午休市期间银证转入800000元资金于下午开盘后继续买入“鼎立股份”。3月19日“许伟强”账户共委托买入“鼎立股份”9笔，其中有3笔委托价格高于成交价格。“王小梅”账户当天分8笔陆续清仓卖出“西北轴承”，卖出资金立即全部用于买入“鼎立股份”。“许伟强”账户3月19日买入“鼎立股份”后，除了持有“西北轴承”1000股和“金杯电工”100股外，几乎全仓持有“鼎立股份”。“许伟强”账户于2015年1月21日曾买入过“鼎立股份”，但3月19日交易数量和金额较1月21日突然放大，其中成交金额放大3.2倍，且在3月19日许伟强还动用“王小梅”账户同时买入。当日“许伟强”和“王小梅”账户买入“鼎立股份”的数量和金额均为开户以来单只最大，并且“许伟强”账户在3月19日一天完成高达600多万元的建仓。经查，“许伟强”账户3月19日共买入成交352,795股，成交金额6,727,346.50元，6月23日“鼎立股份”复牌后，于2015年7月29日和8月3日全部卖出，盈利总计3,387,243.85元。“王小梅”账户3月19日共买入成交201,101股，成交金额3,836,069.25元，“鼎立股份”复牌后，于7月27日和29日全部卖出，盈利2,055,269.63元。“许伟强”账户和“王小梅”账户共计盈利5,442,513.48元。被告认为，原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原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被告根据原告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原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没收原告违法所得5,442,513.48元，并处以10,885,026.96元罚款。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复议申请。被告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原告诉称：1.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中认定涉案内幕信息形成于2014年12月8日，但缺乏证据予以佐证。任国权对此作出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向许宝星汇报的具体时间也不确定，董事会决议上也没有记载相关内容，仅凭任国权一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上述事实。实际上，帅晖于2015年3月17日再次去洛阳鹏起后，才开始撮合、建议尽调、协助等。3月17日至3月22日左右，任国权向许宝星汇报上述事项，这才应是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2.被诉处罚决定对案外人郑海州知悉内幕信息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郑海州与鼎立股份以及鼎立控股虽有经济来往，但并不属于原证券法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涉案卷宗中，郑海州只有两次询问笔录，其中第一次询问笔录的陈述内容无法证明郑海州知悉内幕信息，第二次笔录的询问内容，存在前后突兀、异常的情形，且是孤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被诉处罚决定中关于原告交易明显异常、与内幕交易高度吻合的认定错误，原告涉案证券交易行为是完全符合其历史一贯操作手法的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交易明显异常，也与涉案内幕信息无关。此外，原告既非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又不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不属于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综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5月28日郑海州调查笔录；2-1.奥狮基金内部工作函；2-2.《借款合同》；2-3.2015年3月鼎立控股银行转款凭证；3.许伟强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卡及2015年月结单；4.2018年5月31日王**调查笔录；5.2018年5月30日帅晖调查笔录；6-1.上证指数K线图（2014.7.1-2015.3.20）；6-2.上证指数K线图（2015.1.1-2015.8.31）；7-1.鼎立股份K线图（2014.7.1-2015.3.20）；7-2.鼎立股份K线图（2015年6、7、8月份）；8.金杯电工、西北轴承K线图；9.鼎立股份2014年1月-2015年7月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与报告；10.上证指数、鼎立股份的公开信息与报道；11.中证登公司许伟强、王小梅沪市账户信息表（2006.1.1-2015.12.31）及其统计表和说明；12.招商证券融资融券深圳蛇口工业三路证券营业部信用账户对账单（王小梅账户2015.1-2015.8.31）；13.2020年8月4日魏涛调查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14.广发证券深圳高新南一道营业部普通账户对账单（魏涛账户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辩称：1.被告认定许伟强的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项目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在信息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2014年12月8日，任国权等人去了洛阳鹏起考察，并与洛阳鹏起董事长张朋起就股权转让事宜开始接触、洽谈，双方见面之初合作意愿即较强，之后也一直就交易价格和交易方案进行商谈，合作进程有序推进，据此可以认定内幕信息形成于2014年12月8日。2.郑海州知晓内幕信息。郑海州在调查阶段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提到其于2015年3月16日在任国权家里吃饭时知晓了内幕信息，调查阶段对郑海州做的两次询问笔录之间并无实质性矛盾，第二次询问笔录是对第一次询问笔录的补充和细化，调查阶段郑海州的询问笔录全面客观真实，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且经过其签字确认“与本人口述一致”，郑海州在听证中推翻自己询问笔录所作陈述，但无合理解释，故应当认定郑海州于2015年3月16日知晓内幕信息。3.许伟强交易明显异常，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许伟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4.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已经充分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和其提供证据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被告中国证监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1：1.鼎立股份与洛阳鹏起的营业执照、洛阳鹏起的员工花名册；2.鼎立股份相关公告、《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3.鼎立股份的董事会会议记录；4.鼎立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5.收购意向书；6.洛阳鹏起的酒店结账单；7.任国权询问笔录；8.许宝星询问笔录；9.帅晖询问笔录；10.张朋起询问笔录；11.李澄宇询问笔录；12.许明景询问笔录；13.曹文法询问笔录；14.侯林询问笔录；15.李梅志询问笔录；16.宋雪云询问笔录；17.赵炜询问笔录；18.姜卫星询问笔录。证据1-2：1.许伟强、郑海州的通讯记录；2.郑海州询问笔录；3.任国权、王**询问笔录；4.许伟强询问笔录。证据1-3：1.许伟强证券账户开户资料、证券账户交易资料、证券账户银证转账记录、南京证券与山西证券的情况说明；2.王小梅证券账户开户资料、证券账户交易资料、证券账户银证转账记录；3.许伟强、王小梅、王伟明相关银行账户资料；4.许伟强询问笔录；5.许伟强的情况说明和电脑信息；6.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涉案两账户盈利数据的协查结果。证据2-1：调查通知书。证据2-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相关送达回证、送达回执、委托送达函及派出机构送达报告，授权委托书、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3：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参加人确认书、委托送达函及派出机构送达报告、授权委托书、延期听证申请书、中止听证申请书、证人出席申请书。证据2-4：查阅案卷材料确认书、阅卷申请书。证据2-5：听证会笔录。证据2-6：当事人陈述申辩材料及证据。证据2-7：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送达回证、委托送达函及派出机构送达报告、授权委托书。证据2-8：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2-9：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据2-10：延期审理通知书、EMS邮寄单据、送达回证。证据2-11：行政复议决定书、EMS邮寄单据、送达回证。经庭审质证，原告表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中1至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中的7至18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2中的2至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3中的许伟强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3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1至2-11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表示对原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存在与调查笔录不一致的地方；对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和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7至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0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1和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3和证据14属于没有正当理由延期提供的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均予以采纳。庭审时，证人郑海州出庭陈述：其并不知道两份询问笔录存在陈述不一致的情形，签笔录的时候没有认真看，当时并不知道涉案的内幕信息，也不可能将该信息告知原告。对此，原告表示应以证人的当庭陈述意见为准，该证言可以证明证人未向原告传递内幕信息。被告表示不认可该陈述，应以询问笔录中的记载为准。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认为原告涉嫌内幕交易，决定立案调查。2016年11月30日，被告作出沪调查通字2016-1-104号调查通知书，向原告了解相关情况，调取相关资料。2018年2月22日，被告作出处罚字〔2018〕3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委托深圳证监局送达。该告知书将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其中明确指出，对于原告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复核成立的，被告将予以采纳。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同年4月11日签收该告知书。2019年2月13日，被告作出听证通知书并委托深圳证监局送达，告知原告定于同年2月27日举行听证会。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同年2月15日签收。同年2月27日，被告举行听证会，原告发表陈述申辩意见。原告在听证中提出：第一，内幕信息不早于2015年3月17日形成。2014年12月8日，任国权、王**去洛阳鹏起只是去初步了解情况，并没有就重组事宜进行商谈，该日不能认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帅晖2015年3月17日再次去洛阳鹏起后才开始撮合协助重组项目，所以内幕信息应不早于2015年3月17日形成。第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海州知悉内幕信息。调查阶段，郑海州的两次询问笔录中，第一次其称自己记不得什么时候得知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第二次其明确提及自己在与任国权、王**吃饭时知悉了内幕信息，两次询问笔录前后矛盾，存在人为刻意记录的嫌疑，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听证阶段，郑海州作为证人否定了第二次询问笔录的说法并表达了以其第一次询问笔录说法为准的意见。第三，许伟强交易“鼎立股份”的行为符合其历史一贯操作手法，与涉案内幕信息无关：1.“鼎立股份”在2014、2015年是一支重组题材股，媒体关注度高，市场交易活跃；2.鼎立股份频频发布利好消息；3.许伟强的买入和卖出行为都是基于其独立研究成果；4.“许伟强”账户和“王小梅”账户大部分时间只持有1至2只股票，持股集中度高，且呈现集中买进或卖出、满仓持股的“激进及稳健”风格，许伟强交易风格和交易习惯是连贯一致的；5.许伟强并未利用融资融券或加大杠杆买入“鼎立股份”，只是在不同股票之间进行调仓、换仓，是正常的交易行为。第四，许伟强不是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也不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不属于内幕交易的主体。第五，本案违法所得计算方法违反公平原则，同时“没一罚二”的处罚幅度偏重。综上，许伟强认为其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请求免于处罚。对此，被告经复核认为：第一，根据许宝星、任国权、张朋起的询问笔录，鼎立股份具体事务主要由任国权负责，任国权在2014年12月8日去洛阳鹏起考察前后都曾向许宝星进行汇报且得到了许宝星的支持，在考察时任国权便感觉项目前景好，鼎立股份一方曾问张朋起是否有意将洛阳鹏起装入上市公司，在考察后任国权便让券商加快开始尽职调查和后续的协商工作，鼎立股份本次考察及与张朋起就收购事宜商谈可以认定为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将2014年12月8日认定为本案内幕信息形成时点并无不妥。第二，被告在调查阶段对郑海州做过两次询问笔录，两次询问笔录之间并无实质性矛盾，第二次询问笔录是对第一次询问笔录的补充和细化；调查阶段，郑海州能准确说出得知信息的时间、、地点及具体内容其说法相对完整且符合逻辑，而且大部分能够和任国权、王**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调查阶段郑海州的询问笔录全面客观真实，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且经过其签字确认“与本人口述一致”；郑海州在听证阶段推翻自己询问笔录所作陈述，但无合理解释。考虑到郑海州的身份、职务及与当事人的关系，其听证会证词内容之真实性、证词证明力显著弱于调查阶段的询问笔录，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许伟强对涉案交易行为的解释，其在历史交易中确曾发生持股集中度高、单个交易日快速建仓的情形，但仍不影响对其交易明显异常、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的认定：1.从买入时点来看，2015年3月23日，鼎立股份开会决定正式启动洛阳鹏起项目，在此之前，郑海州于3月16日知晓内幕信息，3月18日晚许伟强和郑海州有电话联络，3月19日许伟强重仓买入“鼎立股份”，许伟强交易时点与许伟强和郑海州之间的电话联络及内幕信息的发展高度吻合。2.从买入意愿来看，许伟强买入“鼎立股份”意愿强烈，当日近乎清仓卖出其他股票且卖出资金立即用于买入“鼎立股份”，在中午休市期间补充资金以供下午开盘继续买入，“许伟强”账户当日共委托买入“鼎立股份”9笔，其中有3笔委托价格高于成交价格。3.从交易数量来看，“许伟强”账户2015年1月21日曾买入“鼎立股份”，“王小梅”账户此前未交易过“鼎立股份”，3月19日许伟强买入“鼎立股份”的数量和金额相比1月21日明显放大，“许伟强”账户一天完成600多万元的建仓、“王小梅”账户一天完成300多万元的建仓，“鼎立股份”为两账户开立以来买入数量和金额最大的单只股票，许伟强几乎全仓持有“鼎立股份”直至卖出。4.其所辩称的买入理由并不足以排除内幕交易，不构成合理说明。从许伟强单只股票交易来看，确有单一集中持股、一天内快速建仓的情况，但股票交易或距离涉案交易行为时间久远、或持仓量较小、或单一持股时间较短，并没有像“鼎立股份”在一天内进行高达600多万元和300多万元的建仓；另外，许伟强所举例的媒体关注报道、鼎立股份利好信息披露的时点与我会认定的内幕交易买入时点相隔较远，其所称基于市场传闻、媒体报道、上市公司公告、股票走势k线图分析等交易“鼎立股份”的原因以及未利用融资融券或加大杠杆买入“鼎立股份”的辩解都不足以解释其交易异常性，不构成合理说明。综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许伟强与知晓内幕信息的郑海州联络，其交易“鼎立股份”的行为明显异常，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许伟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据排除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被告据此认定许伟强内幕交易“鼎立股份”。第四，被告对本案违法所得的计算与该类型案件的执法标准相一致，对许伟强的处罚幅度是根据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确定，与同期同类型案件相比亦不存在偏重的情况，不违反公平原则。综上，被告对许伟强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2019年7月29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委托深圳证监局将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原告。同年8月21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签收被诉处罚决定。后原告不服，于同年8月26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认为原告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同年8月30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并于同年9月4日作出证监复答字〔2019〕99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以下简称处罚委）提出书面答复，同时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同年9月10日，处罚委作出处罚委函〔2019〕849号《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建议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同年10月29日，被告作出证监复延字〔2019〕84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同年11月19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后原告不服，在同年11月26日收到被诉复议决定后，于同年12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本院对被诉处罚决定中记载的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的过程，鼎立股份停牌、复牌及公告内容，相关当事人联络接触时点以及涉案证券账户交易信息等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诉处罚决定对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2.郑海州是否知晓内幕信息的问题；3.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否属于内幕交易行为的问题。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一般而言，原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与此相应，收购类内幕信息的形成不必然以确定具体收购方案、启动收购谈判或签订收购协议等为条件，只要开始动议、筹划收购事项，则可将动议、筹划的初始时间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在案证据显示，鼎立股份有意剥离原来经营不佳的业务，进军稀土、军工、环保等领域，经西南证券帅晖推荐，有意收购洛阳鹏起，该收购行为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许宝星、任国权的询问笔录可知，鼎立股份具体事务主要由任国权负责。2014年12月8日，鼎立股份的任国权和王**赴洛阳鹏起考察，并与洛阳鹏起的董事长张朋起就收购重组的事宜进行了商谈。考察结束后，任国权也将收购重组的情况向鼎立股份的董事长许宝星作了汇报，许宝星当即表示要作成这个项目，让券商加快推进项目进度。洛阳鹏起的董事长张朋起也认为将洛阳鹏起装入鼎立股份，未来发展的前景会更大。因此，对于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的事宜，双方在商谈之初就表示了对该项目的积极推进和发展意图，相关内容有洛阳鹏起的酒店结账单、任国权、许宝星、张朋起等人询问笔录予以证实。综合考虑双方接触交谈的情况和希望达成收购的意愿，以及任国权在鼎立股份的负责人地位，被告以2014年12月8日作为内幕信息形成之日具有事实根据，符合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一般逻辑。原告主张，2015年3月17日帅晖再次去洛阳鹏起后，任国权于3月17日至3月22日左右向许宝星汇报，这才应当是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但上述情况恰恰能够印证前期动议、筹划的收购事项之后得以顺利执行。因此，原告基于此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争议焦点二郑海州作为奥狮基金的董事长，与鼎立股份的任国权、王**等人关系密切，奥狮基金曾参与鼎立股份收购丰越环保项目，并持有鼎立股份3%的股权，双方还有资金的借贷关系。郑海州在调查询问中认可，其经常借钱给鼎立股份，所以和任国权、王**联系比较多。就本案而言，2015年3月16日，郑海州因为索要欠款，与任国权、王**一起在任国权家中吃饭，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联络、接触。被告对郑海州进行过两次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郑海州在第一次询问中称，其记不得具体是什么时候得知鼎立股份收购洛阳鹏起。郑海州在第二次询问中称，因为借钱给鼎立股份，而且金额比较大，所以很关心鼎立股份的事情，这次吃饭，任国权、王**提到了鼎立股份重组洛阳鹏起的项目。通过对比，两次笔录之间的内容并不存在矛盾之处。从第二次询问笔录的记载可知，郑海州回忆起吃饭当天的诸多细节，包括当时的在场人员及人员关系等情况。通过细节的记忆，郑海州回忆起吃饭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这一点符合日常生活逻辑。而且，行政机关针对同一事项两次向其进行调查询问，郑海州理应对此引起重视，在陈述时保持谨慎态度，其在此情形下作出的陈述可信度较高。此外，郑海州出庭陈述，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不存在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之情形，而两份询问笔录存在陈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其未认真查阅笔录相关内容，但该解释理由并不充分。综合上述分析，郑海州在调查阶段的陈述并不存在前后突兀、异常的情形，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虽然郑海州在听证阶段和庭审作证时表述其并不知晓内幕信息，但考虑到郑海州的身份、职务以及与原告的关系，应当以其在调查阶段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为准。因此，被告据此认定郑海州知晓内幕信息具有事实根据，本院应予支持。原告对此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内幕交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结合内幕交易的特殊性，对其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作出特别规定，确立了内幕交易行政案件特殊的证据规则，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基本遵循。该座谈会纪要第一部分“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中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该座谈会纪要第五部分“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中进一步规定：“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由上可知，在原告并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认定原告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应当对原告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则应当对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联络、接触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相关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等问题承担合理说明以及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责任。如果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则可以认定监管机构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本案中，被告已经完成“内幕信息公开前与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这一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具体理由在于：一是原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进行过联络；二是原告在与知晓内幕信息的郑海州电话联系后第二天即开始重仓买入“鼎立股份”，资金转入时点、交易时点与联络时点高度吻合；三是交易行为存在明显异常，原告证券账户及其妻子“王小梅”证券账户清仓其他股票，一日之内集中购买“鼎立股份”多达1000余万元，几乎全仓持有“鼎立股份”，买入行为呈现出突击性、集中性等特征，买入意愿坚决，资金额和交易量异常放大，持股高度集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前述规定，此时应当由原告对上述基础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原告对此作出的解释说明为：原告与郑海州属于正常联系，并未传递内幕信息。“鼎立股份”当时是一支重组题材股，媒体关注度高，市场交易活跃，且频频发布利好消息，上升潜力大。原告账户和“王小梅”账户大部分时间只持有1至2只股票，持股集中度高，且呈现集中买进或卖出、满仓持股的“激进及稳健”风格，原告交易风格和交易习惯是连贯一致的。此外，原告并未利用融资融券或加大杠杆买入“鼎立股份”，只是在不同股票之间进行调仓、换仓，是正常的交易行为，不具有内幕交易的特征。但是，原告提出的其对市场行情的研判以及对“鼎立股份”股价变动的分析等理由无法合理解释此次交易时点和其与知晓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时点高度吻合这一异常现象，而交易习惯这一理由也无法合理解释突击交易、交易量异常放大以及持股高度集中的现象，即原告未能就“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作出合理说明。参照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原告对此提出的异议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提供了涉案内幕交易违法所得的相关数据及计算依据，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计算结果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基于涉案违法行为的情节作出的处罚幅度亦不存在显失公正之情形。此外，被告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告知了相关的处罚事实、法律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并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处罚程序合法。被告在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幅度适当，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本院应予支持。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伟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许伟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锋审 判 员  魏浩锋审 判 员  杨晓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刘京勇书 记 员  刘明慧附相关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年修订）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七项、第二百零二条1.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七项下列信息皆属内幕信息：……（七）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2.第二百零二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1.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