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123民初716号 原告：郭静，女，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双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善学，湖南毛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树清，男，196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永州市零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松，湖南弘一（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静与被告杨树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静、被告杨树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小松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由审判员何潘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杜蔚翔、杜文辉组成合议庭，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善学、被告杨树清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小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元）；2.判决被告从2015年2月18日起至今，按月息2分计算，支付原告62个月的欠款利息；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5日，被告以春节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出具一张壹拾叁万元的欠条，经约定：“欠到郭静人民币壹拾叁万整，过年前2015年2月18日前归还伍万元，余款在2015年旧历4月底付清”。到目前为止，被告没有归还一分钱，期间原告及其丈夫何卫红多次电话及短信催还，被告一直躲避，即不接原告及其丈夫何卫红的电话，对发给他的短信视而不见，也从不回短信。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杨树清辩称，1.被告根本没有欠原告的任何钱，《欠条》是原告的丈夫何卫红出狱后强迫答辩人书所写的，是一份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假欠条。2015年2月5日，原告的丈夫何卫红坐牢回来，被告好心去看何卫红，并在何卫红家里吃晚饭，而何卫红却以自己在位时帮助过被告为由，要被告送钱。被告不同意，并告诉何卫红没有钱，何卫红执意要被告写个条子。为此，双方谈了很久，被告不想写，原告一家人竟然不让被告走。在此情况下，被告被迫无奈才书写了一份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假欠条。2.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起诉状称，被告以春节资金紧张由，向原告写了一张130000元的欠条，然而对该130000元借款本金是否支付避而不说。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在本案中，原告心里非常清楚是逼迫被告写的虚假欠条，明知不存在借贷关系仍然起诉，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追究其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3.原告的起诉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当时书写的时候就知道，这张欠条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被告根本没有借原告的钱。此后，被告一直也没有再管这个事，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起过，被告早已忘记这件事。现已逾5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还起诉被告。被告保留向纪委及公安局部门控告原告及其丈夫何卫红的权利。另，以前原告丈夫何卫红当双牌县移民局局长期间，被告在原告丈夫何卫红手下承包工程，工程结算后，原告丈夫何卫红想搞关系当副县长，让原告从被告处拿走100000元，银行记录可以查询；2007年5月1日，在原告家里打牌，原告丈夫何卫红从被告处拿了40000元打牌，到现在一直未还；还在五里牌塘基上村拿了被告20000元打牌，到现在也未还。2009年，原告丈夫何卫红被抓之后，需要交钱到看守所，也是被告每月拿600元及每周三条芙蓉王牌烟，在冷水滩区看守所有一位协警拿了一张40000元的何卫红写的条子，要被告给钱，当时被告只给了5000元，后来看守所把这位协警开除了。所以，只有原告丈夫何卫红向被告拿了钱，而被告没有欠原告任何款项。 郭静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欠条原件1份；拟证实被告2015年2月5日向原告出具130000元欠条； 2.借条、起诉状复印件各1张，拟证实2015年2月5日欠条款项来源，系2014年1月20日被告向原告丈夫何卫红借款本金100000元及65个月利息130000元，本息共计230000元；后双方将该230000元拆成二张凭据，借款本金100000元的借条出具给原告丈夫何卫红、利息130000元的欠条出具给原告； 3.（2014）双民初字第69-1号、（2014）双民初字第69-2号保全民事裁定书各1份，拟证实被告是承认230000元的借款，且借款本金100000元已经诉至法院且被法院执行，而实际执行金额是50000元； 4.短信记录1份，拟证实原告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 5.结婚证复印件1张，拟证实原告郭静与何卫红于1990年12月1日登记结婚，两人是合法夫妻关系； 6.何卫红湖南双牌农村商业银行存折1份，拟证实（2014）双民初字第69-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杨树清在上梧江乡通村公路质量保证金100000元，实际只付了50000元，还下欠50000元； 7.永州华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1张，拟证实何卫红向打鼓坪林场购买湘Ｍ7××××轿车一辆，后将该车作价100000元转卖给被告。 对原告郭静提供的证据，被告杨树清质证认为： 1.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张欠条是被迫所写，根本没有借原告的借款130000元； 2.借条、起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借款100000元已经全部还清，所有的借条原件已在法院存档，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并且这100000元借条也是原告的丈夫何卫红强行逼迫被告所写； 3.（2014）双民初字第69-1、69-2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民事裁定书所涉案款100000元，已经全部结案还清，与本案无关； 4.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这个电话号码138××××2018是被告曾经使用过的电话，但早就没使用了，被告也从未看到原告催收的短信信息； 5.结婚证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据不真实，表现在两方面：（1）如果是补证应当有补证的时间，这份结婚证上没有；（2）如果是补证应当是现在的照片，而不是以前的老照片，本案结婚证使用老照片，充分证明原告做假的嫌疑，同时也不能证明他们现在是否已经离婚，应当以民政局的结婚登记表为准；而且如果已在民政局补证，在民政局绝对会有结婚登记表，原告没有提供存在虚假的嫌疑； 6.何卫红湖南双牌农村商业银行存折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知道这50000元是什么款项，与原告主张的130000元也无关联性； 7.永州华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单凭一个评估报告不可能证明被告还欠原告的购车款，当时的被告购买车辆在2008年，而且车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除非原告拿出被告杨树清还欠原告车款的证据。 杨树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对原告郭静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欠条，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原告并未实际出借该笔130000元款项，欠条系原告逼迫被告所写。因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欠条系原告逼迫下所写，对欠条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出借款给付问题，原告向本院作出说明，称该欠条载明款项13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丈夫何卫红购买车辆所欠车款100000元，之后双方将该款转为借款并计算了65个月未付利息。因此，对该欠条所载明的款项130000元没有发生给付行为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2.2014年1月20日借条复印件、2014年1月22日起诉状，虽然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关联性异议。该起诉状中所载明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没有写明借款与欠付的购车款项有关，而是称“被告因做生意资金困难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借条上也未注明与欠付的购车款相关，单从借条及起诉状来看，该笔借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借条所涉借款与本案欠条款项具有关联性，故对原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3.（2014）双民初字第69-1号、（2014）双民初字第69-2号保全民事裁定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关联性异议。对该组证据是案外人何卫红与杨树清之间的借款关系，何卫红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依法作出民事诉讼保全裁定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财产保全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因此，对被告待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4.短信记录，被告在庭审中认可138××××2018号码是其之前使用的手机号码，虽主张自2014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再使用，但也认可该电话号码未销号。故不影响认定该手机号系被告所有，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于2019年2月3日通过短信向被告进行催收，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5.结婚证，经本院核实原件，该结婚证上系民政机关颁发的婚姻登记证明，虽然系补证，但其上盖有民政机关公章，能够证实原告与案外人何卫红系夫妻关系；虽然被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仅系被告个人的推测，不足以推翻本证，对被告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6.湖南双牌农村商业银行存折，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该存折系案外人何卫红的银行存款情况，没有反映该款项系杨树清提供，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笔存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原告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7.永州华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评估报告仅能反映双牌县打鼓坪林场于2008年9月19日委托永州华林联合会计事务所对其单位资产牌号为湘Ｍ7××××轿车进行净值评估，永州华林联合会计事务所2008年9月20日作出价值评估结果，评估净值为70000元。该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车辆交易及买卖合同相关事宜情况；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该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对被告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法院依职权调取（2014）双民初字第69号原告何卫红与被告杨树清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起诉状、何卫红提供的证据借条、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及送达回证。 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经本院核实，案外人何卫红与杨树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外人何卫红于2014年1月22日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本院依法作出（2014）双民初字第69号民事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案件审理过程中，何卫红提交的起诉状，其中陈述“2014年1月20日，杨树清因做生意资金困难向何卫红借款100000元”，何卫红提供的100000元借条上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该案中没有反映100000元借款系欠付购车款的依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案外人何卫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何卫红对杨树清于2014年1月20日向其出具的借条载明款项的来源，以及杨树清向郭静出具130000元欠条的来源及原因均作出陈述。 原告对本院作出的何卫红询问笔录无异议。 被告对本院作出的何卫红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何卫红陈述有异议，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 何卫红向本院作出的陈述与常理不符，首先，何卫红陈述其2014年1月20日诉请杨树清偿还的100000元借款系欠付购车款100000元说法与本院查明的（2014）双民初字第69号原告何卫红提供的起诉状中陈述事实“杨树清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向何红卫借款100000元”的表述不一致，何卫红的陈述自相矛盾；其次，何卫红陈述双方对欠付购车款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08年4月或5月，计算65个月。该利息起算点早于对出售车辆作出价值评估（2019年9月20日）的时间段；再者，对于拆分借条的说法，也不合常理，何卫红陈述杨树清在2014年1月20日拆分230000元借条时，向其出具两张借条金额各为100000元、130000元，但何卫红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且按常理理解，既然已出具130000元借条，即使没有约定给付方式和给付时间，若要补充约定还款时间和给付方式，也可直接在原借条上重新备注，无须特意更换借条，即便更换借条也没必要更换至其妻子郭静名下。因此，何卫红的陈述，不能让本院确信，故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2月5日，杨树清向郭静出具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郭静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元），过年前（2月18号前还伍万，余款在2015年旧历4月底付清）。欠款人杨树清2015.2.5号”。2019年2月3日，原告郭静向被告杨树清使用的电话号码138××××2018发送短信，催讨款项，被告杨树清均未作回复。 另查明，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受理案外人何卫红（郭静之夫）与杨树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涉标的款系借款10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何卫红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杨树清于2014年1月20日，因做生意需要向何卫红借款100000元”；何卫红在该案中提交的借条原件上没有记载双方约定利息；该案其他证据上也没有反映案涉100000元借款系何卫红与杨树清之间因欠付购车款转为借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1.欠条款项是何款项、款项是否基于借贷关系产生而有效？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以春节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主张欠条上载明的欠款系借款，但被告杨树清否认借款事实存在。原告在庭审中又陈述“本案借款实际是2008年被告向原告丈夫何卫红的购买车辆所欠车款100000元的利息款项（系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65个月利息130000元）”，该陈述与原告在诉状所称“被告以春节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存在矛盾，本院对欠条款项存疑。因此，原告应就该欠条所载明的款项是否基于双方借贷关系所产生负进一步举证，并作出合理性说明。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对其提供的欠条款项来源进一步确认：2008年，原告之夫何卫红将其向双牌县打鼓坪林场购买的车辆作价100000元转卖给被告，被告尚未向原告之夫何卫红支付该购车款，之后被告将该购车款转为借款并计算了65个月利息（自2008年4月至2013年9月止），共计230000元，大概2013年10月底（具体时间记不清）向原告丈夫何卫红出具了最初230000元的借条。2014年1月20日，又将该230000元借条拆分两张，被告将欠付的购车款100000元和利息130000元，分别向原告丈夫何卫红各出具了借条。尔后，在2015年2月5日，又将利息130000元转据给了原告。原告虽向本院提交证据，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原告丈夫何卫红起诉杨树清的借款100000元系被告欠付原告的购车款，且与本案款项具有关联性；同时，原告的陈述多处存疑：1.原告主张案涉130000元系利息，从2008年4月算至2013年9月，最初出具了230000元借条；但又在庭审中无法确认具体购车时间、对最初出具230000元借条时间也称记不清，原告的两种陈述存在矛盾；再者，如果利息产生时间系在2008年4月，那么购车时间应早于2008年4月，但原告提供的出售车辆的评估报告却是2008年9月20日作出的，该车评估时间反而在原告主张利息的起算时间之后5个月，显然不合常理。因买卖的车辆，系原告丈夫何卫红购买的双牌县打鼓坪林场处置车辆（该车辆评估价为70000元）。从常理来说，该车辆系双牌县打鼓坪林场处置的资产，该车辆出售须经相关部门同意并进行资产评估，否则无法作价出售，何卫红亦不可能取得该车辆，继而转卖给杨树清，2008年4月尚未对车辆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不存在产生未付的购车款事实，更不可能产生利息。因此，原告的陈述不符合逻辑，亦与常理不符；2.原告主张原230000元借条于2014年1月22日拆分出100000元和利息部分130000元两张借条给其丈夫何卫红。在拆分后，第二年又将利息130000元的借条继而转至原告名下出具欠条，对基于同一事由的款项拆分重新出具借条，但双方并没有在重新出具的变更凭证上备注款项来源，在实践中也不常见，有违常理；3.原告称涉案130000元欠付购车款的利息，该欠付的购车款就是2014年1月20日其丈夫何卫红诉至法院的借款100000元。经查，何卫红与杨树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其诉请事实陈述“2014年1月20日，杨树清因做生意需要向其借款100000元”，该案中也没有任何能够反映该100000元款项系因欠付购车款转为借款的依据；且该案所涉100000元借款的借条原件中也没有利息约定的记载。原告对款项来源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该项事实不相符。即使2014年原告之夫何卫红诉请的100000元借款就系该欠付的购车款，但何卫红并没有将因同一事由而产生的利息部分一并提起诉讼，也有违常理；虽然原告称当时了解被告工程保证金只有100000元，所以只诉请100000元。用通常债权人情理来理解，即使被告工程保证金只有100000元，倘若享有的债权为230000元，债权人既然系通过诉讼程序主张债权，其完全没必要因前述原因更改债权凭证，将同一事由而产生的借款本息进行拆分，最终只实现部分债权。显然原告该说法及操作，不符合逻辑。因此，原告对其主张欠条载明款项130000元来源并未作出合理说明，无法使法官形成内心确认。原告虽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欠条，因欠条载明的款项，原告并没有给付行为，且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欠条款项的来源及是否合法有效，仅凭该欠条无法证实原告主张的所欠款项系基于借贷关系产生的利息。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的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辩称案涉欠条系原告丈夫何卫红逼迫所写，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对被告该辩称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在欠条上约定的还款时间为“过年前（2月18号）前还伍万，余款在2015年旧历4月底付清”，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实际系对款项分期还款的约定，通过核实2015年日历表可以明确具体时间，经本院核实该约定的第一笔50000元款项的还款时间为2015年2月18日，第二笔余款的还款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前述，能够确认该笔款项双方约定分两期偿还至2015年6月19日全部还清，故本院酌定以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即自2015年6月20日起算三年，至2018年6月20日止。虽然原告主张一直向被告催收该笔欠款款项，但原告提供的短信记录所显示的最早催收时间为2019年2月3日，且该短信记录上也没有被告确认债权并承诺偿还的回复短信，而原告又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催收事宜。因此，本院确认原告第一次向被告主张权利时间为2019年2月3日，该时间已超过前述确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被告主张原告诉请已超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原告郭静的诉请，因于法无据，且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静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告郭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潘 人民陪审员  邓蔚翔 人民陪审员  杜文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张成杰 书记员唐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