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7民终1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大述，男，194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光平，男，197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系黄大述之子，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其美，女，197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发，万源市白沙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黄大述因与被上诉人谭其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万源市人民法院（2020）川1781民初1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大述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万源市人民法院（2020）川1781民初1276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06年12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中，孟申全的签字无效，他在签订协议时依照法律规定是需要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的，但他并没有谭其美的授权委托，而是事后承认他受谭其美的委托；2、万源市白沙镇猫儿坝村老鸹堡组原组长杨令协调双方之间的土地纠纷时黄大述才在达州市中心医院做完胃切除手术刚出院回家，整个人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对外界事务感知有限，当时的状态下无法正常思考，调解协议书系杨令单方制作，并未得到黄大述的同意，妻子李朝珍的签字也并不是其本人签字，其中黄大述的签字和按手印均系杨令拉着我们的手写的，故该份协议书所载明的内容都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书应当无效。谭其美辩称：1、2008年1月22日与上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将其住房一栋六间、猪牛圈三间卖给被上诉人时把土地0.17亩和田1亩以及麻阳沟的山林都随同转包给了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对房屋进行了重新修建。2009年4月20日双方在时任社长林以忠和村主任黄光品以及驻村干部何继田的调解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对上诉人转包给被上诉人田地的面积、四至界畔进行具体的明确和确认，白沙镇猫儿坝村民委员会盖公章证明。2016年在该社集体开展重新土地确权期间，时任组长杨令调解，达成调解协议，黄大述以及其家属同意将1.75亩田地（含麻堰沟山林一块）确权给被上诉人，同时对两家的住房界畔进行了划界确认。2017年6月10日该社集体发包方根据以上事实按照法定程序和被上诉人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017年10月万源市人民政府依法给被告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2016年12月1日双方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上诉人夫妇的签名、捺印，有被上诉人的父亲孟申全代表被上诉人的签名、捺印，有组长杨令作为代表该社集体的发包方的签名证明，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土地确权行政案件中，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杨令到庭作证，也证明了协议书的内容上诉人是知道的，并亲自签名、捺印的事实。3、在2016年12月1日双方达成的协议时被上诉人没有在家，便委托一起居住的丈夫孟友超的父亲孟申全全权代理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并签字，上诉人是明知的，在该协议的尾部有特别备注说明，证人杨令也予以了证明，而且也有事后的追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黄大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万源市白沙镇猫儿坝村老鸹堡组村民。1999年原告承包该组土地4.41亩，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2008年1月22日，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位于老鸹堡组（小地名：江池坪）的房屋、猪牛圈出售给被告，同时随房转包的有田1亩、地0.75亩等。2009年4月20日，双方在万源市白沙镇猫儿坝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对转包田、地的具体地块通过协议进行明确，即新房子秧田壹个、麻堰沟毛哭湾田壹个、偏岩子大路边地壹块、张益照屋面前土地壹块、刘仕行屋后面壹块、谭其美房屋旁边壹块，共六块。2016年12月1日，原告与案外第三人孟申全签订调解协议，该协议载明：“黄大述将房屋卖给谭其美，其田地同时也是随房转包给谭其美：田、地面积共计1.75亩。地点新房子秧田壹个、麻堰沟毛哭湾田壹个、偏岩子大路边地壹块、张益照屋面前土地壹块、刘仕行屋后面壹块、谭其美房屋旁边壹块，共计：壹亩柒分伍，将随房转包的1.75亩田、地。根据相关政策，确权给谭其美永久耕种……经双方深思熟虑，达成共识，不得有违反协议的行为。如有擅自挑起矛盾和纠纷，由肇事的一方负全部责任，希望双方和睦相处，共同遵守，此协议从即定之日起生效”。该协议尾部有原告黄大述的签名、捺印，有案外孟申全的签名，有原、被告所在的老鸹堡组原组长杨令的签名。另该协议尾部备注有如下内容：“孟友超、谭其美房后和黄大述、李朝珍后房角，两家总尺寸，一边一半为界。孟友超、谭其美夫妇长年在外务工，由其父孟申权（全）签字，同样协议生效。”同时查明：案外人孟申全系被告的丈夫孟友超的父亲，被告对其代为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通过出具委托书的方式进行了追认。另查明：2017年6月10日，案外人万源市白沙镇猫儿坝村老鸹堡组作为发包方，被告谭其美作为承包方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017年10月，万源市人民政府向被告颁发万源市农地承包权证〔2017〕第10626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10月16日，原告因不服万源市人民政府为被告颁发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通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同年12月24日作出（2018）川1702行初147号行政判决，该判决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该判决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川17行终30号行政判决，该判决驳回原告黄大述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告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19）川行申1473号行政裁定，该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被告对案外人孟申全与原告签订合同进行书面追认的事实，那么案外人孟申全与原告的合同行为应为其代理被告与原告发生的合同行为。故此，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该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合同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合同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以签订前述合同时，其因生病头脑不清、无意思表示能力且原告的签名、捺印均不是其本人所为，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7行终30号行政判决书载明：“上诉人黄大述申请了证人杨令出庭作证。杨令证言主要内容为：2016年12月1日，为了化解两家矛盾，其（时任老鸹堡组组长）主持谭其美和黄大述调解，通过分头做工作，谭其美的亲属和黄大述分别在调解协议上签字；黄大述本人没有看调解协议内容，但是其把协议内容给黄大述讲了的。杨令的证言与本案在案证据并不冲突，法院予以采信。”本案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院出示证据证明一份，即该案证人杨令于2019年9月12日出具的书面证明，该证明载明：“本人在调解黄大述和谭其美土地纠纷期间，黄大述因病住院刚回家。时间2016年11月30日，我到他家找他签字，当时病情确实很严重，加之年老，我拿着他的手盖的指纹，其家属李朝珍不识字、由我代签。谭其美在外务工，由父亲孟申权（全）代签。此协议所有签名和指纹全部为分离式签名和加盖指纹。该协议应当作废，不拒被（具备）法律效力。”原告出示的该证据，因其未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且该证明内容与该证人在相关行政案件出庭作证的证辞不一致，故此，对原告出示的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出示的证据出院病情证明书等拟证明其签订前述合同时头脑不清、无意思表示能力的事实。2016年11月30日达州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有：“出院诊断：胃底间质瘤伴出血；诊疗小结：……查体：神志清楚，……现患者一般情况可、精神、睡眠可、进食后无不适，大小便正常。……复查血常规等未见明显异常，今日出院”，该出院病情证明书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签订合同时无意思表示能力之事实，退而言之，若原告的该事实主张属实，其在事后相当长时间内，未向被告提出该事实主张，也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其向村委会、有关行政机关主张权利的证据，那么原告的该事实主张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故此，法院对原告的该事实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大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黄大述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大述与被上诉人谭其美在2008年1月22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了将黄大述的1.75亩田、地随房转包给谭其美；2009年4月20日，双方在万源市白沙镇猫儿坝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对1.75亩田、地的具体地块进行了详细的明确，并协议由谭其美长期耕种，黄大述及妻李朝珍、谭其美及夫孟友超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名捺印；2016年12月1日双方又以“调解协议书”的方式再次对1.75亩田、地约定，“根据相关政策确权给谭其美永久耕种”。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及理由，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2016年12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中，孟申全的签字是否有效？2、2016年12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中黄大述的签名捺印是否有效？针对第一个问题，2016年12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时谭其美未在家，便口头委托一起共同居住的丈夫孟友超的父亲孟申全全权代理其达成协议并签字，黄大述明知该事实，在“调解协议书”的尾部有特别备注说明，证人杨令也予以了证明，且事后谭其美对其父亲孟申全的签字行为予以了书面追认。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同住家人之间的委托事项必须采用书面签订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才能有效，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孟申全代为谭其美在2016年12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中的签字行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定力。针对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黄大述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在2016年11月30日因胃病治疗出院，但其意识清醒，行动自如，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的辩别力，其在“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名捺印系其自己所为，既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当时自己处于意识模糊状态，又不能证实系时任组长杨令的强迫行为，且在签订协议后的较长时间内未向村社和乡镇组织反映过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黄大述与被上诉人谭其美在2016年12月1日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均不符合上列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形，故，黄大述上诉要求确认该“调解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大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大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牟春艳审判员  古 霞审判员  钟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古钰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