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2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建南，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建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启延，福建省建宁县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云河，男，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福建省宁化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仁寿，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福建省宁化县。 原审被告：侯祝华，女，197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建宁县。 上诉人苏建南与被上诉人张云河、张仁寿及原审被告侯祝华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4民初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因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建南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依法分担，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对张松华、张仁炳承认在2017年11月就收取上诉人种子生产定金的事实没有查明。原审法院认定《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主体及效力错误，该合同主体不适格，违反行政强制性规范，合同无效。对《保证书》的认定，违背双方当事人意愿，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与侯祝华系合作关系，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上诉人加入《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有悖常理。上诉人作为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在案涉土地上培育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不存在过错。 张云河、张仁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侯祝华立即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种子回收款191,000元；2.侯祝华应以191,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暂计至2019年11月15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7,270元，该违约金应按前述方式继续计算至其实际付清种子回收款之日止；3.苏建南对侯祝华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侯祝华、苏建南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相关费用。2020年3月18日，张云河、张仁寿变更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为：侯祝华应以191,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4,110元，及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侯祝华、苏建南实际支付种子回收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20年8月11日，张云河、张仁寿对变更后的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指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一、张云河、张仁寿、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等制种户系宁化县石壁镇拱桥村村民。侯安业与侯祝华系父女关系。 二、2018年4月18日，侯祝华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的名义由侯祝华作为甲方，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等村民作为乙方（其中，张云河、张仁寿还代表了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双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该合同约定：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受北京金色农华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安排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张云河、张仁寿等人承接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种子生产任务，合同主要约定：1.制种品种二优，面积100亩、单价7元/斤、纯度≥98%、净度≥98%、发芽率≥83%，水分≤12%，米粒≤1%；制种品种二优早，面积220亩、单价6元/斤。2.双方职责：甲方提供达到国家良种标准的制种亲本种子；甲方提供制种技术方案并做好制种技术指导服务，建立种子生产档案；甲方收购合同约定的合格的种子，不得少收或拒收；甲方按合同约定及时并如数支付种款；甲方负责申报种子产地检疫；甲方按所在村同一品种平均亩产值2,000元保底，如若乙方的亩产值不足保底值的，由甲方向乙方提高平均单价补足；甲方保证其所属种子公司办理本合同项下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许可手续，并负责将本合同内容上报所属种子公司。乙方职责：乙方应严格按种子技术操作规程要求，选择隔离条件好的田块制种，确保制种田隔离条件符合要求（100米以上），如因隔离不行，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等。3.甲方于2018年11月20日在生产基地县区内收购种子，入库种子应共同扦封取样，甲方收购种子后，应当出具收购单据给乙方，载明收购的种子品种、数量、单价、金额。4.交种入库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种款的100%，最迟在春节前10天付清；亲本种子结算：父本按4元/斤结算，母本按35元/斤结算，亲本种子款在甲方种款支付时结清。5.违约责任：甲方不能按合同约定如数收购乙方生产的合格种子，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6.种子生产过程中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涝、冰雹、干旱、赶粉期连续阴雨天气以及病虫害等因素导致制种减产或绝收，甲方不承担责任；7.乙方所需的母本、农药、化肥、九二0可由甲方同意供给，结账时扣除。 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签订后，侯祝华未申请到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的种子。此后，侯祝华与苏建南合作，共同运营石壁镇拱桥村的制种项目。 四、2018年4月23日，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作为甲方、苏建南作为乙方，签订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与销售合同》，主要约定：1.乙方自愿承接甲方的种子生产任务，秋制（烟后制）组合为腾优，面积200亩，农户收购价为7.5元/斤；2.甲方应向乙方垫付的生产所需的不育系、恢复系、九二0、微肥等生产资料，乙方生产的种子应在10月15日前交由甲方收购；3.乙方必须按甲方技术人员的指导要求进行生产；4.种子收购实行每亩1,800元/亩的保底价支付给收购。 五、2018年6月29日，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向宁化县农业局进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备案作物品种为：杂交水稻两优287，生产地点为：宁化县石壁镇、安远镇，生产面积700亩，委托企业：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种子生产农户花名册载明了张云河25亩、张仁寿20亩。同时，苏建南为张云河、张仁寿等11户农户所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分公司投保了杂交水稻制种保险。 六、张云河、张仁寿分别培育了25亩、20亩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在制种过程中，发生了台风灾害，并造成张云河、张仁寿等农户的减产。因苏建南有为种植户购买农业种植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分公司向张云河赔偿了7,200元、向张仁寿赔偿了6,120元。制种过程中，张云河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零、化肥、农药、割禾等物资及花费、借款合计14,541元，最终回收种子2,652斤；张仁寿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等合计8,532元，最终回收入库种子1843斤。 七、2019年1月3日，张云河收到侯安业预付的种子款5,000元。2019年3月18日，侯祝华、苏建南向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为代表的村民出具《保证书》，载明“2018年，宁化县石壁镇拱桥村制种收成后未支付种子款，现向签订合同的所有农户保证如下：一、苏建南、侯祝华与张松华、张仁炳、张云河、张仁寿等，于2019年3月30日前按各农户2018年种子入库重量付一半款项；二、苏建南、侯祝华与张松华、张仁炳、张云河、张仁寿等，2019年4月10日至15日将剩余款项全部付清。特此保证。保证人签名：侯祝华、苏建南。2019年3月18日”。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关于本案是否可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问题；2.关于本案权利人是谁的问题；3.关于案涉《保证书》的定性问题；4.关于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多少款项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本案是否可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问题。 张云河、张仁寿实际种所制的并非《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约定的北京金色农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杂交水稻种子，而是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虽未经宁化县种子站审查，但该审查针对的是种子的育种、制种行为，而非针对合同的效力问题，未经审查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故《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有效。张云河、张仁寿并非专业的制种技术人员，不可能在种植时先对所培育的种子委托科学院所进行专业性的品系鉴定，且不同品系的杂交水稻亲本无法从外观上进行甄别。侯祝华、苏建南对所培育的种子亲本进行了变更，是在种植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的种植标的物的变更，侯祝华、苏建南具完全过错。对于无过错的张云河、张仁寿等种植户，其直至一审法院开庭时方知晓其所种植的种子为另一品系。另外，实际种植的种子亦经宁化县农业局审批，并不导致其种植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在种植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侯祝华、苏建南私自变更合同履行内容并不必然导致《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不能适用，而仍应完全适用该合同中除种植品种外的其他所有条款。 2.关于本案权利人是谁的问题。 前述已明确案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一方是侯祝华、苏建南，另一方是张云河、张仁寿、张仁炳、张松华及其所代表的种植户。张云河、张仁寿以本案诉至一审法院主张的权利，虽其二人除作为其本人还代表了张河林、张恩凤、张仁高、张仁海、张**财5户种植户，但本案依据现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评判张云河、张仁寿的权利状态，而对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的权利状态无法评判，在囿于杂交水稻制种面临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耕作技术，所需人力、物力及收成、结算上存在差别，导致种植户在结清种子回收款上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及诉讼程序相关规定，本案将不评判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的权利，张河林等5户种植户可分别另行主张。故在本案中仅认定本案的权利人是张云河、张仁寿。 3.关于案涉《保证书》的定性问题。 案涉《保证书》明确了保证付款的义务，是侯祝华、苏建南对付款期限的承诺，实质是其二人对所负共同债务的明确。如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或其他非典型保证合同意义上的担保，则该《保证书》为从合同，亦有其他主合同，而侯祝华、苏建南无法提供主合同及相关权利义务主体、内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认定案涉《保证书》系侯祝华、苏建南的付款承诺，并由此延伸出该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4.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张仁寿支付多少款项的问题。 侯祝华、苏建南出具的《保证书》所载明的“于2019年3月30日前按各农户2018年种子入库重量付一半款项”，该承诺仅明确了侯祝华、苏建南付部分款项的期限和根据重量计算的价款，并未对《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关于按亩产值计算保底价计价方式的变更，故仍然执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计价方式。 《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二优”与“二优早”的收购单价分别是7元/斤和6元/斤，张云河、张仁寿实际种植了杂交水稻两优287，无法查明两优287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中约定的“二优”与“二优早”之间的关联；另外，农业生产领域种子的研发成本、育种成本、播种成株后的收成、市场价格、口感、需求等影响着价格，故而不能直接对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参照“二优”或“二优早”定价。根据合同解释，因合同提供方侯祝华、苏建南的过错导致种子收购价格不明，应作出对侯祝华、苏建南不利的解释，故认定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收购价为7元/斤。 因张云河被收购的种子为2,652斤，故收购总价是18,564元（2,652元×7元/斤＝18,564元），又因张云河获得保险理赔款7,200元，故张云河所种植的25亩杂交水稻种子共收益25,764元（18,564元＋7,200元＝25,764元），即亩产值为1,030.56元（25,764元÷25亩＝1,030.56元/亩）。根据《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约定，侯祝华、苏建南按亩产值2,000元保底，如若亩产值不足保底值的，提高平均单价补足，故应按2,000元/亩计算，即张云河的杂交水稻种子收益为50,000元（2,000元/亩×25亩＝50,000元），扣除张云河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割禾等物资、借款及花费合计14,541元，及已收到的5000元预付款、保险理赔款7,200元，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云河支付23,259元（50,000元-14,541元-5,000-7,200元＝23,259元）。 同理，因张仁寿被收购的种子为1,843斤，故收购总价是12,901元（1,843元×7元/斤＝12,901元），又因张仁寿获得保险理赔款6,120元，故张仁寿所种植的20亩杂交水稻种子共收益19,021元（12,901元+6,120元＝19,021元），即亩产值为951.05元（19,021元÷20亩＝951.05元/亩）。按保底2,000元/亩补足后，张仁寿的杂交水稻种子收益为40,000元（2,000元/亩×20亩＝40,000元），扣除张仁寿预支母本、桶装药、九二0、化肥、农药费用合计8,532元，及保险理赔款6,120元，侯祝华、苏建南还应向张仁寿支付25,348元（40,000元-8,532元-6,120元＝25,348元）。 一审法院认为，侯祝华、苏建南与张云河、张仁寿签订专业性极强的杂交水稻育种合同后，本应依约向张云河、张仁寿履行合同义务，但其在未告知种植户的情况下私自变更合同履行内容，导致张云河、张仁寿等农户不能依约结算，侯祝华、苏建南对合同内容之变更具有过错，应仍按原合同的相关规定予以计算种子回收金额。张云河、张仁寿主张侯祝华、苏建南应支付违约金，该请求实际系张云河、张仁寿的关于资金占用费的损失。张云河、张仁寿主张侯祝华、苏建南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超出法律规定，予以调整为按年利率6%支付此期间资金占用损失；对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之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张云河、张仁寿所代表的其他种植户如需主张权利，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侯祝华、苏建南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云河支付尚欠种子回收款23,259元；二、侯祝华、苏建南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仁寿支付尚欠种子回收款25,348元；三、侯祝华、苏建南应以本判决第一项为基数，向张云河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及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此款与本判决第一项一并支付。四、侯祝华、苏建南应以本判决第二项为基数，向张仁寿支付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及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此款与本判决第二项一并支付。五、驳回张云河、张仁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5元，由张云河负担1,522元，张仁寿负担1,658元，侯祝华、苏建南负担1,085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松华、张仁炳是否在2017年11月收取上诉人苏建南种子生产定金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原审不予查明并无不当。关于苏建南上诉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主体及效力错误，该合同主体不适格，违反行政强制性规范，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经审查，《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既包括书面载明的权利义务人，也包括实际应按该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人。《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载有了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建宁生产商，并经侯祝华签字。但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未于2018年期间委托侯祝华组织生产杂交水稻种子，且侯祝华亦非该公司的建宁生产商，因此侯祝华是用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样式与农户签订合同，故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因此，认定侯祝华是《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肇始者，其在合同中约定的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子虽未种植，但该合同中的种植户仍依该合同进行种植，更重要的是侯祝华的父亲仍向张云河出借款项、预支收购款，并且侯祝华在《保证书》中有作出付款承诺，因此，本案证据认定侯祝华属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权利义务人及实际履行合同的义务人。从案涉杂交水稻育种的投保人、《保证书》等相关证据及苏建南的答辩意见可证明苏建南是在侯祝华未申请到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制种指标后，申请到了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建宁县闽元种子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两优287杂交水稻制种指标，并组织了合同相对人进行制种。因此，苏建南以实际履行加入到了该合同中，即苏建南亦系《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的实际甲方之一。原审认定合同主体并无不当。《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实际种植的种子亦经宁化县农业局审批，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范，并不导致其种植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不导致《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侯祝华、苏建南对所培育的种子亲本进行变更，是在种植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约定的种植标的物的变更，侯祝华、苏建南具完全过错。对于无过错的张云河、张仁寿等种植户，认定合同有效亦更能保护种植农户的利益。苏建南上诉称错误认定其与侯祝华系合作关系，认定上诉人加入《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有悖常理，其在案涉土地上培育两优287杂交水稻种子不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苏建南的上诉请求经审查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65元，由苏建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中 审判员 谢学斌 审判员 林广伦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吴文婷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