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103行初182号原告汪新航，男，196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大地保险公司沈阳分公司职员，住址沈阳市沈河区。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负责人朱苏荣，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晗，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法婕，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新航诉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新航诉称，2020年2月26日，原告通过邮局给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寄去一封挂号信，内含信息公开申请书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等。本案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包括第二十七条，向被告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但是，时至今日，被告也没有给予答复或告知。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诉讼请求：1.认定被告没有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书》进行答复或告知，没有出具答复或者告知书。2.责令被告履行法定义务，依原告申请，向原告公开相关政府信息。3.判决被告行政不作为。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辩称，一、原告提出的申请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而是属于咨询。我行答复与否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于《信息公开申请书》中提出的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以及第九项申请，属于对征信中心采集不良信用记录工作过程中相关事实问题的咨询；第二项、第七项以及第八项申请，属于对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适用的政策咨询。以上原告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提出的多项事实或者政策咨询，无论行政机关是否予以答复，均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外，从整体上看，原告于《信息公开申请书》中提出的全部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上属于对征信机构开展采集、管理信用信息工作过程中具体细节内容的异议。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原告若对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有关其自身的信用信息存有异议，完全可以向征信中心提出异议，而没有必要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名义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其对于行政机关答复或者不答复的行为并无诉的利益。综上，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另外，虽然原告提出的申请属于咨询，但出于保护原告利益角度考虑，我行仍于2020年3月30日电话告知原告，其提出的申请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其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可以通过致电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等渠道解决。原告在电话中也表示认可该解决方式，并于2020年4月8日根据我行告知情况向我行金融消保咨询投诉平台进行投诉，该平台已对其反映的事项进行了处理。二、人民银行与征信中心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对象应为征信中心，而非被告。征信服务中心，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管理机构，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信息由征信中心负责整理与保存。原告于《信息公开申请书》中申请公开的信息均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记录的信息或者其管理机构在日常工作中管理的信息，依照前述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属于征信中心管理范围内的信息。征信中心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事业单位，是独立的法人组织，并非其派出机构或内设机构，所以征信中心为独立的信息公开主体，而中国人民银行则并非制作、保存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各项信息的主体，即不属于信息公开主体。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仅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监督主体，并无职责管理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的各项信息，也无义务调取并向原告提供信息。因此，原告就征信中心独立负责整理与保存的信息应当向征信中心申请公开，而非向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申请。三、原告起诉不具有正当利益，其诉求与其反映的实质问题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2020年8月6日，我行与原告进行初步沟通，原告明确表示，其发起诉讼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政府信息，而是以此迫使我行向商业银行非法施加压力，返还其所谓的多支付的房贷利息。本案中，原告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息减免，而其起诉的理由是政府信息公开，其诉求与其实际权益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无论我行作出何种答复，均不能影响原告经济权益的增减，即与原告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并无关联，其起诉属于明显不具有诉讼利益、没有必要通过司法渠道进行保护的起诉。原告以起诉为手段，目的是让我行向商业银行非法施加压力，向原告返还利息，其提起的诉讼明显没有值得保护的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相关的实际利益。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20年2月26日向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以挂号信方式邮寄《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1.这个所谓的信用不良记录平台，准确的专业的称谓。2.这个信用不良记录平台的建立的法律依据以及具体的条款、条文。3.这个信用不良记录平台建立的时间。相关的公告和声明。公告的内容。4.这个平台对申请人（持卡人）的信用记录情况。5.这个平台度申请人（持卡人）每一次记录时的告知形式，告知的送达形式，告知内容，告知的签收情况。6.这个平台对于信用不良记录的后果的严重性向社会进行的公告的情况，以及对申请人（持卡人）进行告知的情况，以及如果告知行为不规范，导致被记录人（持卡人）不知情，产生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平台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7.招商银行同这个平台的关系。责任划分。8.招商银行向你行上报申请人的所谓信用不良记录，你行在平台上记录的前后，你们两个单位分别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9.这个平台在对申请人（持卡人）进行信用不良记录时对招商银行的催收情况及有效催收情况的审核、审查情况。请你行按照上述申请一一对应，提供书面材料，通过快递邮寄。”该信件于2020年2月27日妥投。被告于2020年3月30日与原告电话沟通，未书面答复。原告于2020年8月4日起诉来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载明明确的政府信息内容，包括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政府信息公开不同于答疑解惑，行政机关不应承担就当事人提出的具体问题对法律法规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具体依据的义务。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共九项申请，从申请的表述中可知，均并不指向特定的、有一定载体的政府信息。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角度出发，申请人应明确其申请指向的具体文件，只提出某些要素，未明确具体信息的名称、文号，并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要求。且经查，原告的申请包含“准确的专业的称谓、建立的法律依据以及具体的条款、条文、建立的时间、相关的公告和声明、公告的内容、信用记录情况、每一次记录时的告知形式、送达形式、告知内容、签收情况、后果的严重性向社会进行的公告的情况以及告知的情况、如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关系及责任划分、分别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审核、审查情况”等内容，实质上是原告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形式向被告提出咨询，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汪新航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原告汪新航。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耀宇人民陪审员  史秋灏人民陪审员  王柏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崔 悦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作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