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行终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王成章，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郑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方园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唐建强，局长。委托代理人陈路生，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婉雯，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朱伟，市长。委托代理人李晓璐，佛山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梁煜麟，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因诉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司法局（以下简称南海司法局）、被上诉人佛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佛山市府）司法行政答复以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行初4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6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分别向佛山市司法局及佛山市律师协会投诉梁煜麟违法违规执业一案，佛山市司法局于同年6月18日作出佛司律投拒字〔2019〕4号《律所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在此前已经向佛山市律师协会进行了相同的投诉，佛山市律师协会正在办理阶段，因此决定对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投诉不予受理。后佛山市律师协会作出佛律协纪不立字〔2019〕6号《投诉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对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投诉不予立案。2019年7月15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向南海司法局提交关于举报梁煜麟违法违规代理案件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投诉材料，投诉梁煜麟违法违规代理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的（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案件（以下简称3052号案）并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南海司法局经审查，于同年7月22日作出（南司律投补通字〔2019〕第2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补正材料通知书》，通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补正相关材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于同年8月2日补正材料后，南海司法局于同日依法受理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违法违规执业一案。经调查，南海司法局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案涉南司律查〔2019〕第7号《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诉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查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存在违规执业一案，经调查，答复如下：一、调查过程和查明事实。（一）暂无证据证实梁煜麟存在违法违规虚假代理行为。（二）暂无证据证实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投诉具有关联性。（三）鉴于邓某某（音近）持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加盖公章的授权，其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存有一定的关系，应由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自行内部查明其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关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要求南海司法局指令梁煜麟提供“邓某某”（音近）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此非南海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建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四）关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要求梁煜麟及其执业所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梁煜麟代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仲裁案件时所执业的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已经合法注销，现执业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投诉事项无关。且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要求的赔偿损失事项，并非南海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建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二、处理意见。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存在违规执业行为，经南海司法局查证不实，依据《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南海司法局对梁煜麟不作处理。该《答复书》于2019年9月28日送达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对上述《答复书》不服，于同年11月21日向佛山市府申请行政复议，佛山市府受理后经审查，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佛府行复〔2019〕4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南海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并于同年2月29日、3月6日分别送达南海司法局及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不服，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代理的案件为3052号案。该案件中的申请人刘某某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广州海角红楼旅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方某为被申请人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提起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仲裁申请，在该仲裁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梁煜麟持有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及方某的授权委托书参与了仲裁庭审。之后仲裁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并根据双方的和解协议，于2016年5月26日制作了（2016）穗仲莞案字第3052号《调解书》（以下简称3052号《调解书》），该调解书中确认了申请人刘某某与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及方某达成的关于民间借贷的调解协议，并载明上述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仲裁庭予以确认。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海角红楼旅游公司及方某认为其并未委托梁煜麟参与3052号仲裁案件，于2017年9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调解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经审理后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3052号案中《仲裁授权委托书》上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印章是其对外使用并认可效力的公章之一，仲裁案中梁煜麟律师所持有的《仲裁授权委托书》亦可视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在3052号案中，仲裁委依法审核梁煜麟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后，同意其参与仲裁庭审和调解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最终驳回了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及方某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四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南海司法局作为南海区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其具有处理投诉的法定职权。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南海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及佛山市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第五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案件中，根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提交的关于投诉梁煜麟的材料来看，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违法行为主要有：（一）要求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进行查处；（二）要求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三）要求梁煜麟及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首先，关于梁煜麟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的问题。南海司法局受理上述投诉内容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收集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代理案件3052号仲裁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详细阐述了梁煜麟在参与3052号案中的代理资格问题，并先后经过两次司法鉴定，认定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于2016年4月17日出具给梁煜麟的《仲裁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而驳回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申请撤销3052号《调解书》的申请。因此，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争议的3052号案中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委托梁煜麟参加仲裁事项的授权委托书已经经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认真实有效，法院亦对此予以确认。另外，南海司法局在调查的过程中，根据梁煜麟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提交的证据材料，梁煜麟在接受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委托作为3052号仲裁案件当事人的代理时，当时具有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授权委托的邓某某（音近）持有该仲裁案的材料到梁煜麟处咨询，梁煜麟根据邓某某（音近）提供的资料，从案涉材料的内容及形式上判断均是符合可以接受委托的情形，遂经协商达成合意后，梁煜麟与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方某签订了民事代理合同，虽经催促，邓某某（音近）一直没提供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盖章的该代理合同，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出具了由其盖章的委托梁煜麟作为3052号案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南海司法局根据上述调查的事实，结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定暂无证据证实梁煜麟存在违法违规虚假代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要求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的问题。根据《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南海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部门，并无要求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的职权。因此，南海司法局在案涉《答复书》中将上述内容予以告知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并建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的答复亦无不当。再次，关于要求南海司法局对梁煜麟及其执业律所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行为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梁煜麟在3052号案件中存在违法违规代理行为，其要求赔偿亦无依据。南海司法局在案涉《答复书》中亦对该投诉事项进行了回应，并建议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的处理意见，处理正确。南海司法局经调查后认为对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梁煜麟不作处理，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程序方面，案件中，南海司法局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梁煜麟的材料后，经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补正材料，于同年8月2日受理。经审查后于同年9月20日作出案涉《答复书》并送达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其处理期限亦符合《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三）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程序合法，法院予以确认。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佛山市府具有受理案涉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职权。佛山市府在受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复议申请，经调查审核后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送达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和南海司法局，职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行政复议的程序问题。案件中，佛山市府于2019年11月22日收到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补正材料于同年12月4日受理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申请，后因案情复杂，经审批后将该案的审查期限延长30日，并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最终经调查审核后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对南海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予以维持，处理结果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程序合法，法院予以确认。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认为,佛山市府未能保障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在复议阶段申请听证的权利以及查阅南海司法局的答复及证据，复议程序违法。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该条例规定了在复议过程中可以采取听证的前提是对于重大、复杂案件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因此，是否可以组织听证是行政复议机构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案情等实际情况综合判断的，并不具有必然性。具体到案件中，佛山市府受理案涉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后认为案涉行政行为并没有进行听证的必要，因此没有在复议程序中组织听证，其程序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另外，也并无相应法律规定在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需要将原行政机关的证据材料送达复议申请人，因此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主张其没有收到复议过程中南海司法局提交的书面答复、证据材料而导致复议程序违法的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要求撤销南海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及佛山市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海角红楼投资公司负担。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佛山市府在行政复议阶段未组织听证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应予纠正。上诉人向佛山市府寄送《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请求对佛府行复〔2019〕427号案进行听证。因行政复议案件案情复杂，佛山市府书面告知上诉人将复议案件审查期限延长30日。该复议案件既有申请人提出听证要求，又有案情复杂的情况，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应当采取听证方式审理。二、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未依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投诉事宜进行调查，未依规制作调查笔录。调查结果仅是根据对原审第三人梁煜麟的单方调查，未对上诉人进行调查或听取上诉人意见。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南海司法局此项程序违法的事实。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南海司法局应当听取各方意见并制作调查笔录，而南海司法局在收到上诉人投诉后未与上诉人沟通过，只对梁煜麟进行调查，且对于调查内容及梁煜麟的陈述也未制作笔录，故南海司法局违反上述规定。三、上诉人已明确列出梁煜麟在代理3052号案件中存在的诸多违法违规代理行为，一审法院仍认为梁煜麟的代理行为合法合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梁煜麟及其执业律师事务所未与上诉人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违反了《律师法》第二十五条以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2.根据《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司律通字[1991]153号）第二十七条及《律师业务档案保管期限表》（司律通字[1991]153号）中“三、经济诉讼代理档案（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永久保管：1.诉讼标的在五百万以上经济案件”的规定，即便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已于2018年注销，其也应按照档案管理办法依规保管档案。现因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的原因导致无法找到梁煜麟代理的3052号案件的卷宗档案，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梁煜麟共同承担。而佛山市府认定梁煜麟不存在违规行为明显是包庇本地律师。3.上诉人公司无“邓某某”这名员工，也未授权“邓某某”代理案件并代为委托律师参与仲裁，“邓某某”是梁煜麟杜撰出来推卸责任所用。南海司法局及一审法院将查实“邓某某”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的责任归于上诉人，明显是偏袒包庇本地律师。4.上诉人不认识3052号案件中的刘某某，亦未与刘某某发生经济往来，不可能承认其仲裁请求。梁煜麟在3052号案件中对刘某某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对于刘某某的请求全部予以认可。梁煜麟自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发表的调解意见获得了上诉人的确认。5.梁煜麟收取3052号案件律师费人民币3000元，远低于《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规定的收费标准，即标的为621万元的民事案件标准收费为18000元。梁煜麟如此低价的收费代理三位客户去异地参与庭审，不符合常理。结合梁煜麟始终不肯提供“邓某某”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合理解释便是梁煜麟与刘某某或者“邓某某”串通设计了3052号案件，对此问题，一审法院并未查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佛山市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撤销南海司法局作出的被诉《答复书》，依法对梁煜麟违法违规代理案件的行为进行处罚。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答辩称：一、南海司法局依法对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调查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即原审第三人梁煜麟存在伪造授权委托书、虚假代理的违法违纪行为，南海司法局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梁煜麟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仲裁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可见，《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写有海角红楼旅游公司与上诉人、方某与刘某某借款纠纷案委托梁煜麟代理仲裁案件，并由海角红楼旅游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方某签字确认委托事项。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上诉人曾经是海角红楼旅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诉人与海角红楼旅游公司存在一定关联性；同时上诉人与海角红楼旅游公司均盖章出具《仲裁授权委托书》，并明确载明代理权限包括“代为调解、和解”。梁煜麟依法接受委托，在委托书规定的代理权限范围内履行代理义务，依法代理参加上诉人、海角红楼旅游公司、方某与刘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仲裁案件，符合法律规定。2.梁煜麟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根据上诉人盖章确认的《协议书》和《仲裁和解协议》进行调解，并经广州仲裁委审理后作出3052号《调解书》。广州仲裁委依法对案件的授权委托、代理权限以及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审查，已确认梁煜麟的代理身份，从未记录或反映梁煜麟存在任何虚假代理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梁煜麟在仲裁案件中的代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及授权委托约定，不存在违法违规虚假代理情形。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人以违规代理为由主张撤销3052号《调解书》的诉讼请求，这也证实了梁煜麟并没有虚假代理的违法违规行为。4.上诉人真实加盖公章出具《仲裁授权委托书》，且梁煜麟在代理仲裁案件过程中，也是以《仲裁授权委托书》约定代理权限范围，并提交至广州仲裁委进行审查其代理身份的。广州仲裁委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裁决认定梁煜麟的代理身份，况且梁煜麟并未以个人名义收取该仲裁案件的律师费用。因此，梁煜麟并不存在虚假代理行为，也不存在违反《律师法》规定的私自接受委托情形。5.梁煜麟代理仲裁案件时所执业的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已经合法注销，现执业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与本案投诉事项无关。而上诉人要求梁煜麟及其执业所在律师事务所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赔偿事项，南海司法局无权进行处理。6.关于上诉人要求南海司法局指令梁煜麟提供“邓某某”（音近）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这并非属于南海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南海司法局无权进行处理。南海司法局根据上述综合分析确认，梁煜麟不存在伪造文件、虚假代理的违法违规行为，故认为上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并作出对被投诉的梁煜麟不作处理的《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佛山市府答辩称：佛山市府作出《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梁煜麟在二审期间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作出案涉《答复书》的职权依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作出被诉《答复书》是否合法。在实体方面，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向南海司法局投诉原审第三人梁煜麟律师存在违规执业行为，投诉请求主要有：（一）要求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进行查处；（二）要求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三）要求梁煜麟及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给海角红楼投资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首先，关于第一项投诉请求，即要求南海司法局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进行查处。《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其未授权梁煜麟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3052号案件，梁煜麟的虚假代理行为导致其承担巨额经济损失，南海司法局应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进行查处。经查，上诉人等人于2017年9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3052号案所形成的3052号《调解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在3052号案中梁煜麟律师所持有的《仲裁授权委托书》中上诉人的印章是其对外使用并认可效力的公章之一，该授权委托书可视为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3052号案中，广州仲裁委依法审核梁煜麟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后，同意其参与仲裁庭审和调解，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上诉人等人以虚假授权为由要求撤销3052号《调解书》理由不成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等人的诉请。由此可知，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在3052号案中，梁煜麟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仲裁、进行调解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在南海司法局调查过程中，梁煜麟向该局提交了《关于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本人投诉的情况说明》等材料，陈述其接受上诉人委托的经过。南海司法局还调查收集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3052号案件的《仲裁授权委托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解协议》、3052号《调解书》及送达回证、（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等材料，以及查询了上诉人、海角红楼旅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了解到上诉人股东变动情况以及其与3052号案中另一当事人海角红楼旅游公司存在关联等情况。综上，南海司法局已对上诉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结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最终认定暂无证据证明梁煜麟存在虚假代理的违规执业行为依据充分、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关于上诉人第二项投诉事项，即要求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经查，梁煜麟在向南海司法局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称，有一名叫“邓某某”（音近）的男士提出希望由其代理3052号案件，并将该仲裁案件的相关材料及授权委托书交给了梁煜麟。该名叫“邓某某”（音近）的男士持有该仲裁案件的相关材料及授权委托书，说明其与上诉人公司存在一定关系，符合一般常理，以上陈述内容仅表示梁煜麟接受委托的事实经过。而在（2017）粤01民特977号案中，经过两次司法鉴定，最终查明认定了3052号仲裁案梁煜麟律师所持有的《仲裁授权委托书》中上诉人的印章是其对外使用并认可效力的公章，即梁煜麟所持的委托代理材料真实有效，其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因此，南海司法局在查明梁煜麟所持委托书真实有效的情况后，并无指令梁煜麟提供“邓某某”的身份资料及联系方式的职权。故南海司法局答复上诉人自行查明，建议上诉人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关于上诉人第三项投诉事项，即要求梁煜麟及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对梁煜麟的违法违规代理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如前所述，现暂无证据证明梁煜麟存在虚假代理的违规执业行为，其要求赔偿亦无事实依据，南海司法局对此投诉事项进行了回应，并建议上诉人采取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出，在3052号案中梁煜麟及其执业律师事务所未与上诉人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梁煜麟收取3052号案件律师费远低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不符合常理，结合梁煜麟始终不肯提供“邓某某”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说明梁煜麟与3052号案件当事人刘某某或者“邓某某”串通设计了3052号案件，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仲裁或诉讼中，律师作为代理人身份的依据材料，而律师费收取数额及梁煜麟是否提供案外人身份、联系信息亦非判断梁煜麟代理3052号案件是否违法违规的依据，故上诉人的以上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投诉处理机关应当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如下处理：（三）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对被投诉人不作处理。”的规定，南海司法局经调查后认为对上诉人的投诉事项查证不实，对梁煜麟不作处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在程序方面。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投诉原审第三人梁煜麟的材料，于同月22日向上诉人发出补正材料通知书。上诉人于同年8月2日补正材料，南海司法局于同日予以受理。经审查后，南海司法局于同年9月20日作出案涉《答复书》并送达上诉人，告知其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其处理期限符合《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出，南海司法局未依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投诉事宜进行调查，未制作调查笔录、未对上诉人进行调查或听取上诉人意见。经查，《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投诉处理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调查或检查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工作人员在询问或者检查时应当制作笔录，被调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中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人员无法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调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有关情况。”第十四条规定：“投诉处理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依法进行调查：（一）要求被投诉人限期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二）调阅（取）被投诉人有关业务案卷和档案材料；（三）现场检查；（四）向有关单位、个人核实情况，收集证据；（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根据以上规定可知，投诉处理机关在进行调查时依法可以采取多种调查方式。投诉处理机关依据投诉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查方式及收集证据的范围，且上述《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的规定旨在保障被调查人员接受公开公正的调查，以程序正义保障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并非要求投诉处理机关必须向投诉人进行询问调查及制作笔录。本案中，南海司法局在受理上诉人的投诉后，已调查收集了梁煜麟的律师证、梁煜麟出具的《关于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本人投诉的情况说明》、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书》、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3052号案件《仲裁授权委托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解协议》、3052号《调解书》及送达回证、（2017）粤01民特977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还查询了上诉人、海角红楼旅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由此可知，南海司法局采取了多种方式履行了调查的职责，调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上诉人的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行政复议的职权依据。各方当事人对于被上诉人佛山市府具有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的职权无异议，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佛府行复委办函〔2019〕7号《佛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佛山市府具有受理案涉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职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佛山市府作为南海司法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职权。”有误，本院予以指正，但不影响佛山市府具有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职权的认定。关于行政复议的程序问题。本案中，佛山市府于2019年11月22日收到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同年12月4日收到上诉人的补正材料并予以受理。后因案情复杂，经审批后将该案的审查期限延长30日，并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最终经调查审核后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案涉《复议决定书》，决定对被上诉人南海司法局作出的案涉《答复书》予以维持，符合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程序性规定，复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提出，该复议案件既有上诉人提出听证要求，又有案情复杂的情况，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应当采取听证方式审理的情形，佛山市府未采取听证不合法。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据此，是否启动听证程序，由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案情等实际情况综合判断决定，即复议案件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并非法律强制性要求。具体到本案，佛山市府经审查后认为没有进行听证的必要而未组织听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处理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海角红楼投资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海角红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智扬审 判 员 何丽容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 阳书 记 员 黄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