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8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AXGT24C。 法定代表人：王康兵，系该公司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予、钱思洋,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会信用代码914201033033023998。 法定代表人：王乐义。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雪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乐义，男，198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雪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泊尔公司）、武汉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06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石清荣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1日，辽宁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苏泊尔公司）（甲方）与武汉苏泊尔公司（乙方）签订《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1份，约定：双方就乙方经销苏泊尔卫浴系列产品事宜达成本合同，甲方授权乙方在湖北省经营销售有甲方提供的甲方产品，授权经营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乙方必须严格遵守《苏泊尔卫浴产品价目表》市场零售标价、经销商进货价、分销价以及最低限价等价格体系的规定，并应以对应价格予以销售；乙方需在提货前，将订单货款全额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应在货物交付时共同对货物进行检验，乙方在接货检验时未提出异议，接受货物后，即视为对甲方提供货物验收合格（符合合同的约定并与订单相符），并认可甲方已经严格履行了供货义务；甲方应在确认乙方货款到账后，双方确认订单后安排发货；乙方按公司《2017年经销商销售政策》要求在本合同签订后向甲方缴纳保证金80000元，如双方续签，乙方缴纳的保证金一并转结至新合同期内，作为新合同期内之保证金；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甲方有义务指导和服务乙方做好开店准备，甲方有权对乙方本年度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估和测算，在综合考虑乙方的实际经营规模后，在合同约定的经销期限内，可按照乙方实际支付的货款扣除本合同甲方所有支持乙方的费用后，向乙方开具票据，合同期限内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相应的销售支持政策，具体支持政策以甲方出台的正式文件为准；乙方有义务严格参照苏泊尔卫浴相关终端管理规定的方式进行营业活动，以保存经营体系的标准和统一；乙方违反以下情况之一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甲方受损部分的贰倍支付违约金（包括律师费）；合同到期，未续签的客户视为自动解除，乙方须在本合同解除后15日内（起算日以终止申请表批复后为准）配合甲方结清往来账目，清点退还由甲方配发的物料，并经甲方签收确认。该合同后附《2017年度经销商盈利模式量化表》、《2017年度网点开发承诺书》。后双方开始履行上述合同。 辽宁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对账确认函》1份，载明：截止2017年3月31日，武汉苏泊尔公司欠辽宁苏泊尔公司2943879.35元，专款专用85028.11元，合计2858851.24元。辽宁苏泊尔公司向武汉苏泊尔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1份，载明：经我公司与苏泊尔公司协商一致，现将我公司对你方拥有的因你方拖欠我方货款所产生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苏泊尔公司。辽宁苏泊尔公司、苏泊尔公司在落款处盖章确认。 2018年2月5日，苏泊尔公司（甲方）与武汉苏泊尔公司（乙方）签订《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1份，约定：双方就乙方经销苏泊尔卫浴系列产品事宜达成本合同，甲方授权乙方在湖北省经营销售有甲方提供的甲方产品，授权经营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约定内容与2017年1月1日辽宁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的《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基本一致。后双方开始履行上述合同。 2018年1月5日，苏泊尔公司（甲方）、武汉苏泊尔公司（乙方）、王乐义（丙方）签订《借款协议》1份，约定：甲方为了支持乙方在所属区域内积极拓展市场、实现苏泊尔卫浴销售规模，经充分协商，甲方给予乙方借款、丙方进行担保，甲方给予乙方500万元作为发展资金，用于向甲方购进苏泊尔卫浴产品，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借款期限届满后，乙方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还清所借款项，乙方逾期结算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应违约金，超过90天之内还款，按所借总金额的6%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偿还金额，丙方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同日，王乐义、武汉苏泊尔公司向苏泊尔公司出具《收据》1份，载明现收到苏泊尔公司500万元。经鉴定，上述《借款协议》《收据》上“王乐义”的签名字迹及纳印均不是王乐义本人所为。 2018年10月26日，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对账确认函》1份，载明：截止2018年9月30日，武汉苏泊尔公司欠苏泊尔公司4200044.67元，保证金8000元，合计4120044.67元。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苏泊尔公司陆续向武汉苏泊尔公司发货计3178992.08元。苏泊尔公司向武汉苏泊尔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武汉苏泊尔公司通过其尾号6603的农行卡陆续向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1623304.82元；武汉苏泊尔公司通过其尾号0202的招行卡陆续向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656009.4元；武汉苏泊尔公司通过其尾号2370的农行卡陆续向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376385.3元；共计支付2655699.52元。 2016年4月，辽宁苏泊尔公司发文《2016年装修支持标准补充说明》规定装修补助的发放标准，并明确核销需经公司审核，最高不超过公司标准进行支持。2016年12月，辽宁苏泊尔公司发文《2017年苏泊尔卫浴终端网点管理标准及支持政策》对装修支持政策、补贴办法及OA系统申请流程进行了规定。2017年，辽宁苏泊尔公司发布一系列销售政策，规范开业支持、促销支持，通过提升经销商级别、返点奖励、广告支持等一系列手段来奖励优秀经销商。 2018年，苏泊尔公司发文《苏泊尔卫浴2018年销售政策（传统渠道）》对奖励政策、市场费用等进行了规定，并规定公司用于区域内市场渠道、品牌建设的相关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建店费用、广告费用、开业费用、促销费用、培训费用、会务费用等）统称为市场费用，市场费用应控制在常规品进货额的8%以内，对于工程产品非公司统一政策的特价产品及特殊品类（浴室柜产品、小五金产品）计入规模，不计市场费用。 2016年8月开始，武汉苏泊尔公司自2016年开始成为苏泊尔公司（辽宁苏泊尔公司）的经销商。武汉苏泊尔公司开始发展分销商并与多家分销商签订《经销合作协议》，并通过CRM系统向苏泊尔公司（辽宁苏泊尔公司）申报店面广告费、开业费用、店面促销费、装修补贴费用、市场推广活动费用等市场费用。苏泊尔公司（辽宁苏泊尔公司）对经审核通过的部分在武汉苏泊尔公司应付的货款内予以核销。双方通过CRM系统结算货款。 苏泊尔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40000元。 苏泊尔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武汉苏泊尔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3709894.25元；2.判令武汉苏泊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22593.66元（以3709894.25元为基数，按照6%计算所得）；3.武汉苏泊尔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4.王乐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1.将苏泊尔公司应支付的装修费、广告费、开业费、展会费等共计1919127元在授信额度内予以抵销，并支付自应当核销而未报销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57163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20日止）；2.将苏泊尔公司提供的不合格批次产品小计2117318元的货物退还并在授信额度内予以扣除，苏泊尔公司承担货物仓储费48000元；3.在本诉查明的授信结欠额度基础上，抵销和扣除1、2项诉讼请求后，剩余款项由苏泊尔公司结算支付给武汉苏泊尔公司，并退还保证金8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的《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借款协议》《对账单》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2、核销市场费用金额的确认；3、武汉苏泊尔公司应承担的还款金额。 就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问题，苏泊尔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武汉苏泊尔公司则主张之间存在代理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应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确定。经查，双方之间签订的《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约定：武汉苏泊尔公司需在提货前，将订单货款全额支付给苏泊尔公司。《借款协议》约定：苏泊尔公司给予武汉苏泊尔公司500万元作为发展资金，用于向苏泊尔公司购进苏泊尔卫浴产品。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武汉苏泊尔公司一直使用苏泊尔公司CRM系统向苏泊尔公司订货，并申报核销费用及结算货款。苏泊尔公司也给予武汉苏泊尔公司500万元的赊销额度。双方的交易模式为：武汉苏泊尔公司使用CRM系统向苏泊尔公司订购货物，并申报核销费用，苏泊尔公司根据武汉苏泊尔公司的销售业绩及公司内部文件审核确定可核销费用金额，双方根据货款金额扣除可核销的费用金额后结算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应付款项。故苏泊尔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并无不当。 就核销市场费用金额的确认问题，核销市场费用从性质上应视为苏泊尔公司对武汉苏泊尔公司完成一定销售任务的返点。根据双方提供的核销政策文件及当庭称述，核销市场费用金额的确定并非武汉苏泊尔公司上报多少苏泊尔公司就确认多少，而是苏泊尔公司根据武汉苏泊尔公司的销售业绩及公司内部文件审核确定武汉苏泊尔公司可核销的市场费用金额。鉴于双方自2016年起一直通过CRM系统滚动订购货物、申报核销费用及结算货款。苏泊尔公司审核确认可核销的市场费用金额后，即通过CRM系统从武汉苏泊尔公司应付货款中予以扣减，随报随抵。可见武汉苏泊尔公司向苏泊尔公司订货及核销相关费用是一个持续滚动的过程。故双方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对账确认函》所载明的金额应视为已扣除截止2018年9月30日发生的核销费用金额。故截止2018年9月30日武汉苏泊尔公司欠苏泊尔公司4200044.67元，保证金8000元，合计4120044.67元。对此予以确认。 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期间，苏泊尔公司向武汉苏泊尔公司供货3178992.08元，对此双方均同意参照之前的经销合同的约定。故该货款金额应扣除相关市场费用后，才是武汉苏泊尔公司应承担的付款金额。就该部分货款所对应市场费用金额的确认，经查《苏泊尔卫浴2018年销售政策（传统渠道）》对奖励政策、市场费用等进行了规定，并规定市场费用应控制在常规品进货额的8%以内。参照此规定，并比照双方历年来市场费用金额与货款的比例，该院确定就该部分货款所对应市场费用金额的比例应为8%。经计算，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期间，苏泊尔公司向武汉苏泊尔公司供货3178992.08元可抵扣的市场费用金额为254319.37元（3178992.08×8%）。武汉苏泊尔公司应支付货款2924672.71元（3178992.08-254319.37）。 就武汉苏泊尔公司应承担的还款金额问题。武汉苏泊尔公司所应承担的还款金额应以对账截止日为界限分段计算。2018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对账确认函》，载明：截止2018年9月30日，武汉苏泊尔公司欠苏泊尔公司4200044.67元，保证金8000元，合计4120044.67元。双方均确认该对账金额包括货款和核销的市场费用。对此予以确认。2018年9月30日之后，武汉苏泊尔公司应向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2924672.71元。扣除武汉苏泊尔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之后已支付的2655699.52元及武汉苏泊尔公司专款专用账户余额260430.38元，武汉苏泊尔公司还应承担8542.81元（2924672.71-2655699.52-260430.38）。综上，武汉苏泊尔公司应向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128587.48元（4120044.67+8542.81）。 本诉部分，苏泊尔公司在主张武汉苏泊尔公司支付货款3709894.25元，该诉请金额小于上述计算金额。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就苏泊尔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及律师费，有合同约定且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就苏泊尔公司要求王乐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请，经鉴定，相关《借款协议》《收据》上“王乐义”的签名字迹及捺印均不是王乐义本人所为。王乐义也否认曾提供担保。苏泊尔公司要求王乐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相应依据，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反诉部分，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的市场费用及保证金已在苏泊尔公司主张的货款中进行抵扣，故对相关项诉请不予支持。就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苏泊尔公司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诉请，经查双方已经过对账确认，应视为武汉苏泊尔公司对苏泊尔公司所供货物质量的认可。且武汉苏泊尔公司无明确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该诉请不予采信。就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的仓储费，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汉苏泊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泊尔公司货款3709894.25元；二、武汉苏泊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泊尔公司违约金222593.66元；三、武汉苏泊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泊尔公司律师费40000元；四、驳回苏泊尔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武汉苏泊尔公司所有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2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290元，由武汉苏泊尔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案件受理费21086元，由武汉苏泊尔公司负担。 宣判后，苏泊尔公司和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 苏泊尔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以“经鉴定，相关《借款协议》《收据》上‘王乐义’的签名及捺印均不是王乐义本人所为、王乐义也否认曾提供担保”为由驳回苏泊尔公司要求王乐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仅是对表象的认定，忽略了对“王乐义”签字背后真实意思的査证。具体理由如下：一、虽然《借款协议》《收据》上“王乐义”的签名及捺印均不是王乐义本人所为，但案涉其他证据可以反映王乐义存在经常授权他人代其签字的行为。武汉苏泊尔公司认可在案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中“王乐义”的签字可能也是他人代签。由此可以看出，王乐义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存在授权他人代签字的行为。本案中武汉苏泊尔公司提出《借款协议》《收据》是由其签字盖章后交给苏泊尔公司的，即使“王乐义”的签字不是其本人，也应当认定是王乐义授权他人所签，是王乐义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案涉《借款协议》《收据》中王乐义的签字和公司公章并存，可以认定王乐义对上述文书内容明知并授权他人代其签字。武汉苏泊尔公司提交的所谓交接书只是对该公司财务相关资料的交接，交接对象均是自然人股东，与苏泊尔公司无关，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其公司公章在苏泊尔公司处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而《借款协议》《收据》上的公章恰恰可以证明武汉苏泊尔公司对此知晓并认可，而王乐义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对此知晓并授权他人盖章、签字、捺印，这既符合当时事情的情境，也符合一般公司的用章流程。三、王乐义鉴定申请未在答辩期和举证期内提出，其鉴定申请应当被驳回。王乐义在2020年1月3日第一次庭审时己经对苏泊尔公司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当时并未提出鉴定申请，直到三个月后的第二次开庭前才提出鉴定申请，该鉴定申请明显超过了一审法院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答辩期和举证期，该鉴定申请应当被驳回。苏泊尔公司也提出意见认为鉴定内容与认定本案相关事实没有直接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其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同意其鉴定申请，程序上存在瑕疵。四、一审中，鉴于法院同意王乐义提出的鉴定申请，苏泊尔公司也申请扩大鉴定范围，即鉴定本案所涉证据中有“王乐义”签字的所有文件。但一审法院并未考虑苏泊尔公司的意见，未保证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权利。苏泊尔公司一审中申请扩大鉴定范围的理由为：王乐义申请鉴定《借款协议》《收据》中关于“王乐义”签字、捺印的真实性，其原因在于认为上述两份文件不是其本人签字、捺印，意图否认其需要承担的责任。但在案证据中有多处“王乐义”签字，在第一次庭审中，武汉苏泊尔公司认可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而该代理合同中“王乐义”的签字可能也是他人代签，故苏泊尔公司有理由认为王乐义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存在授权他人代签字的行为。王乐义只申请鉴定《借款协议》《收据》两份材料的笔迹，并不能否认其授意他人代其签字的可能性，即使不是王乐义本人签字也不能否认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故苏泊尔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申请鉴定本案所涉证据中有“王乐义”签字的所有文件的意见，只有在证明王乐义在其他任何文书上签字均是其本人书写的前提下，王乐义的鉴定才有意义。五、王乐义因《借款协议》《收据》上的签字、捺印并非其本人行为而不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鉴于案涉《借款协议》《收据》均由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提供给苏泊尔公司，苏泊尔公司基于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和王乐义的担保向武汉苏泊尔公司提供了500万元的授信额度。现一审鉴定结果显示苏泊尔公司据以要求王乐义承担保证责任的《借款协议》《收据》上“王乐义”的签字、捺印不是其本人所为，有理由怀疑是武汉苏泊尔公司故意伪造王乐义的签字、捺印，以达到骗取苏泊尔公司500万元授信的目的，其在一审中推翻王乐义提供担保的事实造成了免除王乐义担保责任的结果，给苏泊尔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苏泊尔公司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调查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涉嫌诈骗的权利。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由王乐义对武汉苏泊尔公司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本案上诉费由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承担。 针对苏泊尔公司的上诉，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共同答辩称：苏泊尔公司所声称的事实，绝大部分都纯属猜测，没有直接证据予以佐证。苏泊尔公司主张在案证据中的大部分“王乐义”签字非王乐义本人所签等事项，都是其单方面的猜测，且与本案一审判决所查明的部分事实有出入。一审判决没有将全案的事实完全查明，具体见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的上诉意见。 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共同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本诉部分。1、苏泊尔公司起诉认为应付货款3709894.25元，计算公式为截止2018年9月30日对账金额的4120044.67+发货金额3178992.08-己付款2655699.52元-核销抵扣费用673012.60元-专户余额260430.30元=3709894.25。一审判决却将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期间，双方不在诉争期间内且履行支付不存在争议的部分，认为供货3178992.08元可抵扣市场费用8%的即254319.37元。该认定显然超出了当事人的意思范围，应予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应付货款4128587.48元，苏泊尔公司起诉主张3709894.25元，该认定超出了诉请金额。 (二）反诉部分。1、一审中武汉苏泊尔公司要求将苏泊尔公司应支付的装修费、广告费、开业费、展会费小计1919127.00元在授信额度内予以抵销，并支付自应当核销而未核销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57163.00元。苏泊尔公司认为反诉请求的各项费用已经全部核销、质量问题处理完毕，该事实无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对账确认函》4200044.67元，保证金80000元，合计4120044.67元，双方均确认该对账金额包括货款和核销市场费用。”但武汉苏泊尔公司根本没有确认过，就此在反诉中主张应当核销装修费、广告费、开业费、展会费小计1919127.00元并在授信额度内予以抵销。一审法院在论述该各项费用己经在货款中进行抵扣时，没有对证据的证明对象和目的进行认证，对于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的理由不明。武汉苏泊尔公司认为各项费用没有核销，苏泊尔公司认为在《对账确认函》中核销了，举证“核销”的证明责任应该在苏泊尔公司，其应该提供核销的清单。4、如果一审认为是经销合同，则需要释明，对于质量问题的反诉，一审认为“对账确认应视为对所供货物质量问题的认可”，这样的论述实难令人信服。一审中，武汉苏泊尔公司曾提起质量鉴定但不被允许，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实体歪曲。苏泊尔公司提供虚假签字材料，王乐义笔迹鉴定费用支出10万，一审没有论述由哪方承担。 二、一审判决证据认证和法律适用错误。(一）证据认证。1、本诉中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提供的证据1-18，书证都有原件可供核对，电子证据既提供了公证截图及公证书，也提供了邮箱密码和账号供核对，电子证据打印出来只是展现的形式，可以与电子数据原始载体相比对。该些证据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足以证明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相同类型的案件，同一个《苏泊尔卫浴经销代理合同》，甘肃省、江苏省、辽宁省三个地区的法院都认定为代理合同纠纷。武汉苏泊尔公司作为苏泊尔公司的代理人，按照苏泊尔公司的市场政策及广告承诺，发生的为了苏泊尔公司利益而支出的装修费、广告费、开业费、展会费扥等，在有充分证据和事实支撑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并没有给武汉苏泊尔公司发言阐释说明的机会，证据的证明对象及目的在判决中没有论证，安能令人信服。即使认为是买卖合同纠纷，苏泊尔公司将货物发至武汉仓库，2018年10月26日的《对账确认函》武汉苏泊尔公司的财务只是备注收到对账单，只能代表该货物在苏泊尔公司的武汉仓库入库而已。货物只有发到下面经销商处，售出才有质量问题的反馈，对账单没有包括应核销的各项费用，更不代表是对质量问题的认可。2、武汉苏泊尔公司曾于2020年3月19日提交《质量鉴定申请书》和《质量问题产品清单》，一审法院未予准予武汉苏泊尔公司提出的对于2117318元批次产品进行质量鉴定的申请，程序上不当。3、武汉苏泊尔公司曾主张支付货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一审没有查明。2018年10月之前，苏泊尔公司的货物都是从工厂发到其自有的武汉仓库，该批货物并没有实际交付给武汉苏泊尔公司。2019年后，武汉苏泊尔公司需要支付所谓的仓库费用，这是对合同履行方式和性质的实质变更。2018年9月31日之前和2018年10月1日之后，双方其实对合同履行方式和性质有明显的变更调整，不应用2018年10月1日前的合同定义此后的交易方式，更不应用2018年10月1号之后的履行情况推测此前的代理关系。 (二）法律适用。1、《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虽将武汉苏泊尔公司的主体地位定义为“经销商”，但实际上双方之间为代理关系。首先，经销商与代理商虽都是销售渠道的中间商，但两者系截然不同的关系，合同名称就是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对接经销商的代理合同：代理双方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代理商的收入是佣金收入，代理行为即委托人行为，代理商与分销商之间在授权范围内发生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委托人；经销双方则为买卖关系，经销商的收入是商品买卖的差价收入，经销商与用户之间发生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须由其自己承担。《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严格限制了价格体系和销量指标，武汉苏泊尔公司的收入仅为佣金，故双方之间为代理关系。其次，经销商和代理商两者的本质特征如下：经销商系独立的经营机构，拥有商品的所有权（买断制造商的产品/服务），获得经营利润，多品种经营，经营活动过程不受或很少受供货商限制，与供货商责权对等；而代理商则不一定是独立机构，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赚取佣金（提成），排他单一品种，经营活动受供货商指导和限制，供货商权力较大。再次，基于本《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苏泊尔公司给予武汉苏泊尔公司的500万授信，只是代理权上限，武汉苏泊尔公司没有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货物循环滚动一直都在苏泊尔公司自己的武汉仓库内。不能认为给了代理商500万授信就是卖出去了500万的商品。基于以上对比论述，应当回归苏泊尔公司和武汉苏泊尔公司依《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履行的实际内容和本质法律关系选择法律规则来裁判案件。2、苏泊尔公司提供的《借款协议》，两处“王乐义”的签字都是伪造的，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公章2018年5月份之前都在苏泊尔公司处保管。“王乐义”签名是假的，那么何人何时将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公章盖上，需要追究到底，这关乎《借款协议》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问题。签名经鉴定为虚假，《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也存疑。双方只有延期授信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买卖合同欠款变借款的意思表示。结合签名鉴定和印章保管记录，《借款合同》为苏泊尔公司伪造的虚假证据。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反诉请求；2、王乐义支付的鉴定费10万元应由苏泊尔公司负担，一审存在漏判；3、依法对本案提审，或者指定滨江区法院之外的基层法院审理，改判驳回苏泊尔公司的本诉请求；4、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苏泊尔公司负担。 针对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的上诉，苏泊尔公司答辩称：一、武汉苏泊尔公司和苏泊尔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武汉苏泊尔公司作为湖北地区的总经销商，从苏泊尔公司处购买卫浴设备，并对外进行销售，同时也接受苏泊尔公司的委托，协助苏泊尔公司管理湖北区域的分销商。武汉苏泊尔公司也通过扩大分销商规模，可以更好地出售卫浴设备来提高自己的营业收入。因此，双方之间主要的法律关系应当是买卖合同关系，武汉苏泊尔公司基于苏泊尔公司委托也会承担部分管理分销商的义务，但是主要的法律关系还是买卖合同。苏泊尔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发货单和财务数据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武汉苏泊尔公司欠付货款的的事实，一审判决予以认定是正确的。二、关于武汉苏泊尔公司反诉要求核销款项的诉讼请求。相关的核销款已经在双方账目中予以列明进行了核销，而且核销款不是给予武汉苏泊尔公司的，是苏泊尔公司支持下级分销商的，是为了支持他们开店的，武汉苏泊尔公司没有权利再来要求苏泊尔公司支付该款项。三、关于借款协议中的盖章问题。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其公章由苏泊尔公司保存不能成立。2016年武汉苏泊尔公司的股权就已经转移给王乐义及另外一位股东，此后王乐义对该公司进行实际控制，公司公章肯定是由王乐义控制的。王乐义认为“王乐义”签字是虚假的，据此要求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但是在案涉的借款协议以及其他多份协议中，王乐义的签字都是与公章并存的，即使该签字是不真实的，但是公章确实是武汉苏泊尔公司的，在此情况下也可以证明加盖公章及签字这一事实，王乐义本人均是知情的，该行为可以视为王乐义对第三人签字的授权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力应由王乐义本人承担。 二审中，苏泊尔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共同提交《湖北市场支持申请》一份，拟证明苏泊尔公司和武汉苏泊尔公司在2018年10月份之前基于签代理协议形成代理法律关系，而非经销法律关系。 经质证，苏泊尔公司发表意见如下：该证据形成于2016年，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被采信；该份证据是一个授信内容，也即允许武汉苏泊尔公司在一定的货款范围内，可以先提货，后付款，这是对买卖合同内容的补充；根据该份该材料，不能看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授信针对的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对买卖合同中的货款内容的约定；该证据与苏泊尔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延期授信额度承诺函不矛盾。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武汉苏泊尔公司、王乐义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的保证金8000元属笔误，实际应为80000元。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苏泊尔公司上诉要求王乐义对武汉苏泊尔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经鉴定，案涉《借款协议》中的“王乐义”签名并非王乐义本人字迹，在案也无证据证明签字人获得了王乐义本人的授权，或者符合表见代理的相关情形，因此，原审对苏泊尔公司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武汉苏泊尔公司和王乐义的上诉部分。关于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就《苏泊尔卫浴经销商代理合同》项下发生的法律关系性质，根据该合同的内容，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和结算情况，苏泊尔公司的主要权利义务是根据武汉苏泊尔公司的申请提供货物，并接受武汉苏泊尔公司交付的货款，而武汉苏泊尔公司的主要权利义务是向苏泊尔公司订货，并交付货款。而武汉苏泊尔公司开拓的下级分销商并不直接与苏泊尔公司发生关系，而是向武汉苏泊尔公司订货并交付货款。且武汉苏泊尔公司分别与辽宁苏泊尔公司和苏泊尔公司签订的两份《对账确认函》均确认系武汉苏泊尔公司欠付款项，结合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也约定借款500万系用于向苏泊尔公司购货。综合以上情况，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武汉苏泊尔公司应付货款数额的认定，本院认为，2018年10月26日，苏泊尔公司与武汉苏泊尔公司签订《对账确认函》1份，认定截止2018年9月30日，武汉苏泊尔公司欠苏泊尔公司4200044.67元，保证金80000元，合计4120044.67元。该函件应视为系双方对2018年9月30日之前债权债务的结算，包括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的市场拓展费用以及可能存在的货损等均应认定已经结清。关于2018年10月1日之后的应付款项，苏泊尔公司已经提交了发货凭证和发票等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武汉苏泊尔公司上诉主张未收到货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存在部分瑕疵货物，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在接货检验时已经提出异议，其在本案中提出质量瑕疵抗辩，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原审对其提出的质量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武汉苏泊尔公司要求扣除瑕疵货物相应价款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武汉苏泊尔公司主张的市场拓展费用，本院认为，根据《苏泊尔卫浴2018年销售政策（传统渠道）》的规定，市场费用应控制在常规品进货额的8%以内。现苏泊尔公司起诉中自认的应扣除市场费用数额已经超出8%的比例，武汉苏泊尔公司要求再行扣除其他费用的意见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乐义在一审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求处理鉴定费的主张，其可就该费用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均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246元，由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负担38580元，武汉苏泊尔卫浴有限公司王乐义共同负担596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