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827民初1473号 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经济开发区鸦滩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27MA2UH7C22D。 法定代表人：杨积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爱民，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285号3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5836615710。 法定代表人：崔虎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樟琼联，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永泉，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豪，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晶磊，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伦斯特公司）与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淑倪居公司）、张永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原告凯伦斯特公司在2020年5月6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淑倪居公司银行存款6790000元或查封其等额财产。本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皖0827财保386号民事裁定：准许冻结淑倪居公司银行存款6790000元或者查封其等额财产。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凯伦斯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汪爱民、被告淑倪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玲和樟琼联、被告张永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豪、证人金某和方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凯伦斯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淑倪居公司立即支付货款638.88725万元；2.判决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原告税款167.196385万元；3.判决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原告垫付的运费3.86万元；4.判决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6.3万元；5.判决被告张永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3月11日,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被告淑倪居公司向原告订购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200万只，单价1.6元(不含税)，提货时付清货款；运输方式为自提，运费由被告淑倪居公司承担。次日，双方又签订《购销合同》增购口罩100万只，约定交易数量以实际提货数量为准。同年3月21日，双方又签订合同订购口罩130万只，约定单价1.45元（不含税），货款在收到货物起7日内支付。同年4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购销合同》，订购口罩550万只，约定：单价1.32元(含税)，货款在收到货物之日起7日内付清；运输方式为自提，运费由被告淑倪居公司承担。双方另约定，如被告淑倪居公司逾期付款将按合同金额5%支付违约金。被告张永泉作为被告淑倪居公司的合伙人，全程参与了上述购销活动，并代表被告淑倪居公司作出重大表态。在2020年3月12日至4月16日期间，原告共计供应口罩1476.7万只，总计价款1940.33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先后于同年3月22日、24日从义乌市退回口罩51.2万只和19.565万只，计款95.53275万元。扣减后货款总金额为1844.8022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已付款1205.915万元，尚欠货款638.88725万元。截至目前止，原告已为被告方开具增值税发票1205.35347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仅支付原告税款10.56384万元。另，原告共计为被告淑倪居公司垫付运费3.86万元。原告多次催告付款无果，为此起诉。 原告凯伦斯特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界面打印件、劳动合同书两份、李**和金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身份情况，以及李**、金某分别是原告的总经理、仓库主管；2.《购销合同》四份（网签），李**与被告张永泉在2020年3月12日至6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通话录音四段，金某与被告张永泉在2020年3月12日至5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的送（销）货单、销售出库单、销货单共二十五份，厂区大门进出车辆登记表和货物运送一览表一组，金某与送货司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支付运费的收条和信息记录一组，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自2020年3月11日起建立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买卖合同关系，先后在同年3月11日、3月12日、3月21日、4月1日四次网签购销合同；合同虽约定了交易数量，但在实际交易中是以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价款的进度为准；前两份合同约定款清提货，后两份合同约定被告淑倪居公司收到货物后7日内付清款项，逾期付款将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双方约定运输方式为自提，运费由被告淑倪居公司承担；被告张永泉作为被告淑倪居公司的案涉合同事务执行合伙人全程参与了购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价格调整、交易数量确定、交货地点确定、货款支付与结算等活动；交易初期被告淑倪居公司自提货物，后期通过第三方送货，原告已将案涉口罩合计1476.7万只运送至被告淑倪居公司指定地点；原告为被告淑倪居公司垫付了运费3.86万元；原告持续向两被告追索货款，被告方对已交付货物数量及欠款金额不持异议；3.增值税发票一百一十一张、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一份，证明：原告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1205.353475万元，其中2020年3月27日十三张计款132.048万元（已交付被告），6月15日十八张计款200.8105万元，6月16日二十三张计款259.578万元，6月18日五十七张计款612.91697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崔虎男于2020年3月28日依约向李**个人账户支付税款10.56384万元（132.048万元×8%）；4.证人金某的当庭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淑倪居公司供货1476.7万只口罩是与被告张永泉对接的，以及催收货款的事实；5.证人方某的当庭证言，证明其从原告公司提货运送到被告公司指定地点交货的事实及经过。 被告淑倪居公司辩称，1.双方仅签订了三份购销合同，购货数量合计850万只，货款总计1206.万元，已支付1205.915万元，并没有签订2020年3月21日的合同，故不存在拖欠货款情形；2.被告淑倪居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通过公司账户支付口罩款，原告提供合法税票是其法定义务，故不应向原告支付税款；3.原告要求支付运费没有事实依据，其提交的运费凭证无法证实系替被告垫付的，也无法证明所送的货物全都是运送给被告淑倪居公司的；4.其不存在逾期付款情形，不存在违约，不应支付违约金；5.被告张永泉仅是买卖的介绍人，并非案涉合同的执行合伙人，无权代表被告淑倪居公司做出相关表态；6.增值税发票是原告在淑倪居公司另案起诉凯伦斯特公司后开具的，并没有交付，至今无法进行抵扣，给被告淑倪居公司造成相应损失。综上，请求查明事实，驳回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淑倪居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购销合同复印件三份、检测报告复印件二份【（2020）皖检XF字第748号、NO.JOEUFWDP259735QA】、CE认证和FDA认证复印件各一份，共同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了产品型号、数量、单价、质量标准及逾期交货违约责任，并对CE认证和FDA认证提交了相关报告，但该两份报告查不到相关认证资料，存在虚假；2.（1）合格证复印件、原告的企业标准打印件，证明原告口罩生产的执行标准为Q/340827MA，过滤效果应达到90%以上；（2）上海昶勤实业有限公司货物照片及熔喷布检测记录、质量证明书（≧95%）各一份，共同证明：原告生产所使用的熔喷布同时期自检结果在57%-71%之间，达不到合格证标准，也达不到原告提供的质量证明书标准（即细菌过滤效果应达到≧95%）；（3）检验报告、检测费发票、质量证明书（≧99%）、原告交付的货物照片及样品各一份，共同证明：原告交付被告的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细菌过滤效果仅为76.8%，达不到质量证明书标准（即细菌过滤效果应达到≧99%），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3.（1）被告淑倪居公司与韩国公司签订的订单一份及报关单、出口放行通知书、提单等，共同证明：被告淑倪居公司与韩国公司签订了550万只口罩销售合同，并已将货物发往韩国；（2）山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汇款单各一份，证明被告淑倪居公司将口罩出口韩国所支付的相关费用；（3）索赔函一份，证明因原告生产的口罩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韩国客户拒收并向淑倪居公司索赔。 被告张永泉辩称，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的口罩买卖是其介绍的。因为疫情，被告淑倪居公司委托其寻找生产厂家购买口罩，并许诺给付辛苦费。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原告，并介绍被告淑倪居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口罩买卖合同，货款是由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原告知道其是介绍人，原告的员工李**还许诺给付辛苦费，希望介绍更多客户。其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不是合伙，仅仅是帮助联系口罩货源。在起诉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与被告张永泉联系，解释起诉被告张永泉是迫不得已，否则证据链就不完整，还表示随时撤回对被告张永泉的起诉。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张永泉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被告张永泉未提交证据。 庭审中，原、被告均对证据进行了质证。 经审理，本院对原告和被告淑倪居公司均认可的下列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于2020年3月11日、3月12日、4月1日分别签订了《购销合同》各一份，分别购买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200万只、100万只、550万只，合计850万只；原告交付了口罩，被告淑倪居公司已支付货款1205.91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24日退回口罩51.2万只和19.565万只，合计70.765万只，折款95.53275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崔虎男于2020年3月28日向原告的总经理李**账户转账支付了10.56384万元。 针对原、被告的争议焦点，本院逐个分析认定如下： 争议焦点一，被告张永泉在本案买卖合同中的角色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张永泉系被告淑倪居公司的合伙人，全程参与了购销活动并代表被告淑倪居公司作出重大表态；被告淑倪居公司辩称，被告张永泉仅帮助其联系货源并介绍其与原告订立买卖合同，系介绍人而非合伙人，无权代表被告淑倪居公司做出相关表态；被告张永泉亦辩称其仅为案涉买卖合同的联系人、介绍人。本院认为，在新冠××疫情发生的背景下，被告淑倪居公司为购买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委托被告张永泉联系口罩货源，被告张永泉与原告取得联系，并促成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达成口罩买卖协议，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张永泉参与了买卖合同的协商洽谈，并在合同签订后，代表被告淑倪居公司与原告沟通落实每次交货的具体时间、数量和货物运输，之后又委托原告的仓库主管金某代为联系车辆运输、指示口罩运输目的地，以及货款结算等合同履行的具体过程，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淑倪居公司对被告张永泉的相关行为予以否认，因此，应当认定被告张永泉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就本案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买卖实际上已形成代理关系。 争议焦点二，2020年3月21日的《购销合同》是否存在？原告认为，其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都是通过网络签订的，有的在当时未加盖公章，是之后补签章的，包括该合同共签订了四份购销合同；被告淑倪居公司仅认可签订了三份《购销合同》，抗辩认为3月21日的《购销合同》中约定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而该合同上被告淑倪居公司未加盖公章也没有相关人员签字，故合同未成立；被告张永泉辩称其不知情。本院认为，2020年3月11日的《购销合同》约定，购买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口罩200万只，“出货时间定于3月14日之前交完200万个口罩”，其中3月12日交付40万只、3月13日交付60万只、3月14日交付100万只；3月12日的《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口罩100万只，“出货时间定于3月14日之前交完200个口罩”；4月1日的《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口罩550万只，“出货时间定于4月6日早上8时之前交完”。但根据被告张永泉与原告的仓库主管金某在微信中确认的交货情况，原告截至3月20日已累计交付口罩336.7万只，且此后仍在继续交付口罩，分别为3月22日32万只、3月23日87万只、3月24日79万只、3月26日60万只、3月27日40万只、3月28日105万只、3月30日55万只、3月31日45万只。在受新冠××疫情影响防护口罩市场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如果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未再签订口罩买卖合同，原告仍继续向被告淑倪居公司供应口罩，显然有悖常理，且被告淑倪居公司接受了交付而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除双方均无异议的三份《购销合同》外，还存在一次性防护口罩买卖协议，包括2020年3月21日的《购销合同》，不予采信被告淑倪居公司的该抗辩主张。 争议焦点三，原告实际向被告淑倪居公司交付的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的数量及价款问题。基于上述分析认定，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不仅签订了书面的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购销合同》，而且还存在增加购买数量的口头协议。根据被告张永泉与原告的仓库主管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人曾分别于2020年3月24日下午、4月14日下午通过微信进行对账，确认了交付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的时间、数量，分别为：3月12日20万只、3月13日60万只、3月16日40万只、3月17日90万只、3月19日10.9万只＋68.2万只、3月20日46.8万只＋0.8万只、3月22日15万只＋17万只、3月23日30万只＋57万只、3月24日79万只、3月26日60万只、3月27日40万只、3月28日45万只＋60万只、3月30日55万只、3月31日45万只、4月2日42万只＋2万只、4月3日80万只、4月4日78万只＋65万只、4月5日75万只、4月6日60万只＋110万只＋5万只、4月7日45万只、4月8日5万只、4月11日1.6万只、4月13日2万只，合计1410.3万只。另，被告张永泉与金某的4月15日、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在4月15日和16日分别交付了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46.8万只和19.6万只，合计66.4万只。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淑倪居公司累计交付了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1476.7万只。扣除双方均认可的已退回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70.765万只（51.2万只＋19.565万只），原告实际交付的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数量为1405.935万只。被告淑倪居公司抗辩认为其仅收到2020年3月11日、3月12日、4月1日的《购销合同》购买的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850万只，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且在2020年5月5日金某前往义乌市与被告淑倪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崔虎男对账时，崔虎男未予理睬，故不予采信被告淑倪居公司的该抗辩主张。 关于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货款，本院认定如下：（1）3月12日至17日四次交付的口罩共计210万只，其中200万只按3月11日合同约定的价格1.6元/只计算，计款320万元；（2）前项剩余的10万只口罩，加上3月19日、20日四次交付的口罩126.7万只，共计136.7万只，原告主张以低于3月12日《购销合同》约定价1.6元/只、按单价1.45元/只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计款198.215万元；（3）3月22日至27日七次交付的口罩共计298万只，原告主张按低于3月21日的合同约定价1.45元/只、按单价1.35元/只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计款402.3万元；（4）3月28日至31日四次交付的口罩共计205万只，按原告主张的单价1.25元/只计算，计款256.25万元；（5）4月2日至16日十五次交付的口罩共计637万只，按4月1日合同约定的含税价1.32元/只计算，计款840.84万元；上述五笔货款累计2017.605万元。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均认可退回口罩70.765万只计款95.53275万元，应从总货款中扣除，故被告淑倪居公司应付货款为1922.07225万元。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均认可已支付货款1205.915万元，故被告淑倪居公司仍应支付货款716.15725万元。 争议焦点四，除2020年4月1的《购销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含税价外，其他合同约定的价格是否含税问题。原告主张2020年4月1日的合同之所以约定为含税价，是因为之前的合同价格均为不含税价，双方有口头约定，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反映。被告淑倪居公司认为，原告作为出卖人提供合法税票是其法定义务，故不应支付税款。本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在买卖合同中双方未明确约定价格是否含税时，应当认定为含税价。但是，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存在多份买卖合同，其中只有一份合同明确约定为含税价，其他合同均未约定价格中是否含税。根据被告张永泉与原告总经理李**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其中：2020年3月21日下午13：43，李**在微信发送了开户行、户名、账号后，说“税点打到这个卡里”，被告张永泉回复“好的”；3月28日，李**账户收到崔虎男转账105,638.4元，当晚22：45，李**向被告张永泉发语音说，“张总，你那个105000是不是你汇的？你把那个税票钱今天把它汇齐了好不好？”，被告张永泉于当晚22：49语音回复：“税票的话你不是今天叫我把今天开的税票打齐吗，今天税票打了是今天开的票的钱，我给你打齐啦，还不够还是怎么，你算一下”等。因此，应当认定除4月1日的《购销合同》约定单价为含税价外，其他的口罩买卖价均为不含税价，被告淑倪居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的税款。 根据上述认定的货款，被告淑倪居公司应支付税款的口罩货款为1081.23225万元（应付货款1922.07225万元-含税货款840.84万元）。参照原告主张的税率，本院综合确定按9%计算税款为97.310903万元（1081.23225×9%）。被告淑倪居公司已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崔虎男账户向原告总经理李**账户转账支付税款10.56384元，仍应支付税款86.747063万元。 争议焦点五，原告要求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垫付的运费之请求应否支持问题。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均约定由被告淑倪居公司自提口罩并负担运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张永泉通过微信等与原告的仓库主管金某协商，委托金某代为联系车辆运货，有微信聊天记录在卷佐证；同时，原告提供了向承运货车驾驶员支付运费的支付凭证和运输记录，证明其代为支付了运费3.86万元；综合原告已实际交付了货物等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受被告张永泉的委托代为联系车辆运送口罩并垫付了运输的事实，被告淑倪居公司应当给付原告为其代付的运费3.86万元。被告淑倪居公司否认垫付运费的事实，但其抗辩主张与被告张永泉委托金某代为联系车辆运货、原告已实际交付了货物等事实相悖，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淑倪居公司之间的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买卖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依约交付了口罩，被告亦应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但其拖欠货款716.15725万元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货款638.88725万元，系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故被告淑倪居公司只需继续支付货款638.88725万元。《购销合同》中虽约定了逾期交货或者逾期付款均应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对方违约金，但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有所延迟，结合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本院综合确定被告淑倪居公司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5日起，以应付货款638.8872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5月20日一年期ＬＰＲ3.85%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双方除2020年4月1日的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含税价外，其余价格均为不含税价，被告淑倪居公司除已付税款10.56384元外，仍应继续支付原告税款86.747063万元。原告要求被告淑倪居公司支付代付的运费3.86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被告张永泉受被告淑倪居公司的委托联系口罩货源，全程参与了买卖合同的洽谈，并具体联系落实交货时间、数量和货物运输、货款结算等履行全过程，双方之间已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张永泉就本案一次性非医用防护口罩买卖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告淑倪居公司发生效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被告淑倪居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张永泉与被告淑倪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货款货款638.88725万元，并自2020年6月5日起按一年期LPR3.85%支付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税款86.747063万元 三、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垫付的运费3.86万元； 四、驳回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037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6,037元，由原告望江县凯伦斯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0,037元，被告青岛淑倪居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6,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虞 辉 审判员 陈立新 审判员 刘友宝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杨爽 书记员陈远 附判决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