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16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迎迎，男，198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章章，浙江天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玲，浙江天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伟民，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斌美，女，1970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系王伟民配偶。 上诉人李迎迎为与被上诉人王伟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章保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李迎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章章、被上诉人王伟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斌美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迎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伟民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民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王伟民与李显楚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由王伟民借给李显楚人民币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29日止，李迎迎在担保方处签字，对李显楚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1年2月8日，李迎迎向王伟民借款5万元。2013年3月1日，在王伟民找不到李显楚的情况下，李迎迎向其出具了《承诺书》，载明“于2013年3月15日前由李迎迎负责把李显楚叫到杭州重新签订2010年9月30日的借款协议（本金18万元及利息），若未找到李显楚前来签订，该笔借款由李迎迎负责偿还，具体还款时间再协商。注：2010年9月30日借款30万元已还12万”。2013年3月1日，李迎迎出具还款协议，载明“本人欠伍万元于2013年3月20日前归还3万元，于2013年4月10日归还本金2万元及利息1000元”。2013年12月30日，李迎迎作为欠款人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李迎迎自愿就李显楚欠王伟民本金计人民币23万元，利息从2011年6月30日开始计算至归还本金当日止，按月息2%（满三个月付利息一次），其中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利息计181700元，代替李显楚向王伟民还款，还款计划如下：2014年2月28日前还3万元、2014年5月30日前还3万元，余本金和利息到时再协商。注：2013年3月1日的承诺书和还款协议作为欠条附件”。二、一审法院对李迎迎承担责任的定性错误。（一）本案借款人是李显楚而非李迎迎，李迎迎以担保人的身份并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本质上仍属于担保性质。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伟民之所以要求李迎迎承担向其偿还李显楚的借款，根本原因是李迎迎在王伟民与李显楚的借款关系中提供了担保。在李显楚未能偿还借款的情况下，要求李迎迎承担还款责任。李迎迎此时是以担保人身份向王伟民承担还款责任，然后再向李显楚追偿。李迎迎虽然以借款人名义向王伟民出具借条，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担保性质。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的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交付。本案中，根据合同相对性，借贷双方系王伟民与李显楚，虽然后期由李迎迎向王伟民出具了欠条（借条性质），但王伟民自始至终并未将款项交付给李迎迎使用，故李迎迎与王伟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李迎迎不应以借款人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其次，李显楚向王伟民借款并出具借条时，李迎迎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确认，李迎迎对借款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出借人可就借款向李显楚或李迎迎任何一人主张权利。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在王伟民向李迎迎主张催要借款时，李迎迎虽以借款人名义出具借条，但其本质上仍是原借款合同关系的延续，双方之间应为保证关系，待李迎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利再行向实际借款人李显楚追偿。因此，李迎迎实际上承担的是保证责任。而一审法院直接以李迎迎出具欠条就认定了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忽略了李迎迎之所以出具借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李迎迎不是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的话，王伟民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李迎迎向其出具借条，李迎迎也不会出具，因此李迎迎本质上承担了保证人的责任。（二）在李迎迎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下，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六个月。根据李迎迎最后向王伟民出具借条的日期为2013年12月30日，还款期间第一笔是2014年2月20日前还三万元，2014年5月30日前还三万元。而这两笔款项早已过了保证责任6个月的时效。剩余本金和利息双方未再约定，而李迎迎承担还款的性质系基本的地位，还款金额（18万元）也是基于原借款金额的性质，应视为对剩余本金及利息未作约定，因本案本质上是原有借款合同关系的延续，因此在认定还款时间上，新的还款时间未作约定，应以借款时间为准，而王伟民是明知的，在法定时间内王伟民也没有再要求李迎迎补充签订还款协议，应视为放弃了权利。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后续未还本金及利息由李迎迎承担无疑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对保证人显失公平，认定错误。三、即使本案认定李迎迎应以借款人身份承担还款责任，也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矛盾，判决书第3页载明：“根据王伟民申请调取的本案诉前调解的调解员于2019年5月6日出具的案件概括，调解员记载调解当时李迎迎表示对出具上述2016年3月3日的欠条没有异议，但要求王伟民提供原始借条与承诺书，双方关于利息负担未能达成调解一致”。首先该记载与事实情况完全不符，当时李迎迎并没有对2016年3月3日的欠条予以认可，而只是认可了王伟民于2016年3月3日确实有向其催讨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出具过欠条，并对该欠条的签名提出了异议，告知调解员欠条上的签名并非系其本人所签，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申请笔迹鉴定这一程序。而且经过鉴定该欠条确实不是李迎迎本人签字，王伟民伪造签名得到确认。可以认定该调解笔录上陈述的事实与案件实际情况不一致，纯属调解员错误的主观认定。且该笔录上没有李迎迎签字确认，一审法院直接将调解说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错误。但从上述调解情况可知，自李迎迎2013年12月30日出具欠条至王伟民于2019年5月6日起诉之间，王伟民仅于2016年3月3日曾要求还款，王伟民提供2016年3月3日的伪造欠条，表明其也认可2016年3月3日催讨过款项，李迎迎在诉前调解阶段也认可2016年3月3日王伟民确实曾向其催讨过。由此可以明确，在本案之前王伟民最后一次催讨时间应为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3日之后，李迎迎便返回温州，王伟民自此也从未再催讨过该笔款项，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催讨过款项，直至2019年4月17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虽然李迎迎2013年12月30日出具过欠条自愿还款，且欠条未全面约定还款期限，只有在王伟民从未主张过权利时适用最长诉讼时效二十年。但王伟民于2016年3月3日便催讨过款项，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3月3日起算三年，于2019年3月3日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李迎迎也提及王伟民主张还款已过诉讼时效，李迎迎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一审法院对该份2016年3月3日的伪造欠条予以认可，并忽视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3月3日起算三年的客观事实，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对利息认定不清计算错误，应予以改判。除诉讼时效处理错误之外，一审判决还存在重大错误。2013年12月30日李迎迎出具的欠条载明：本人李迎迎自愿就李显楚欠王伟民本金计人民币23万元，利息从2011年6月30日开始计算至归还本金当日止，按月息2%，其中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利息计181700元，代替李显楚向王伟民还款。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该23万元由李显楚欠王伟民18万元及李迎迎欠王伟民5万元组成。又根据王伟民自认的还款事实可知，2011年6月30日之时，李显楚仅欠18万元。根据2013年3月1日的还款协议，李迎迎欠王伟民5万元，分别于2013年3月20日及4月10日归还，利息1000元。可知：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3月1日，计算利息的本金应为18万元；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计算利息的本金应为23万元。根据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72315.6元（2011.6.30-2013.3.1）+46126元（2013.3.1-2013.12.30）=118441.6元。又根据2013年12月30日欠条上所载：“2014年2月28日前还3万元，2014年5月30日前还3万元，余本金和利息到时再协商。”该两笔共计6万元款项已过诉讼时效。即使本案在诉讼时效内，2013年12月30日之前的利息也应当为58441.6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21700元。此外，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王伟民于2019年4月17日向法院主张权利并申请诉前调解，往前推算三年即2016年4月17日以前的到期利息均己超过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却对自己认定的事实予以直接否定，将2016年4月1日至本金实际履行止的利息予以支持，且认定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为172193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17日以前的均超过诉讼时效，则应为1108天，利息为167566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72193元。五、对王伟民伪造证据的情节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王伟民提交的2016年3月3日欠款人为李迎迎的欠条，李迎迎从始至终并未承认过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即使在法院诉前调解阶段，李迎迎也对该份欠条提出过异议。后在诉讼过程中，李迎迎自愿申请对该份欠条进行司法鉴定，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根据其出具的浙千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检材与样本字迹一般特征相似，但其细节特征存在诸多差异，差异点质高量多，系本质差异，其总和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该份欠条的签名字迹并非李迎迎所写。根据2013年的承诺书、还款计划、欠条均可知，李迎迎与王伟民所写材料均为李迎迎手写，没有一次采取过打印方式。2013年12月30日的欠条所写利息已载明利息自2011年6月30日计算，李迎迎也不可能于2016年3月3日再向王伟民出具从2010年9月30日起算利息的欠条，所以从常理、双方沟通习惯以及司法鉴定结论上，均可知该份欠条系王伟民自行伪造，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王伟民基于确实于2016年3月3日要求李迎迎归还款项，考虑到李迎迎不会否认2016年3月3日有催讨过一事，进行了欠条的伪造。一审法院却于判决书中以调解员自行记载认定该份欠条并非王伟民伪造，系对李迎迎要求认定的内容进行了错误的理解。李迎迎也一直没有否认2016年3月3日王伟民曾经向其催讨的事实，而是要求一审法院对其伪造证据这一情况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欠条上的签名不是李迎迎所写，另一方面又否认王伟民伪造证据，一审法院回避了对该事实的认定。其次，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法律。一审法院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以当事人为达成调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且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由此认定该份欠条并非王伟民伪造的事实这一结论。我们发现，一审法院把本来应对李迎迎适用的不利内容的“免责”条款适用在了王伟民身上，以李迎迎的妥协内容免除了王伟民的责任，违背了该法律条款的适用情形。王伟民伪造证据事实清楚，依法应作出司法处罚。六、在李迎迎和王伟民签订2013年欠条时，李显楚已归还了30万元中的17万元，剩余本金13万元。但是王伟民和李显楚均未告知过李迎迎，而使李迎迎签订了剩余本金18万元的欠条。李迎迎怀疑王伟民和李显楚存在串通导致李迎迎多承担该5万元款项。李迎迎一审申请笔迹鉴定并垫付鉴定费用。鉴定结果并非李迎迎本人所签，故鉴定费用应由王伟民承担，但一审判决未处理鉴定费用，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王伟民二审答辩称：一、李迎迎为李显楚向王伟民借款提供担保是事实，当时在借款协议中约定：担保方自愿对借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借款到期后，如借款方不按期归还本息，出借方可单独向担保方承担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从中明确李迎迎不但是担保方，且要承担李显楚不按期偿还本息的义务。二、调解员在本案中对李迎迎的签字认可起到了证人的作用，李迎迎对2016年3月3日欠条上的签字不认可，并未在第一时间提出质疑。而且如果没有认可就不会产生双方对利息的争议。事实上，王伟民多次电话向李迎迎催款并要求来杭州重新再写欠条。该欠条是王伟民特意为李迎迎在如家酒店开了房间，次日（2016年3月3日）王伟民在滨江城市广场3016办公室亲眼见李迎迎签字。鉴定时只是和事后的笔迹作比对鉴定，没有和以往的原始欠条笔迹作比较，容易导致鉴定结果偏差，李迎迎可刻意回避以往签字习惯。鉴定结果出来后，王伟民曾从一审法院得到原始欠条仍然有效的回复，考虑到少点利息可以让步便取消了进一步鉴定的想法。三、从王伟民二审提供的新的证据可以看出，王伟民多次拨打李迎迎的电话以及短信催款。四、鉴定费用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由谁负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李迎迎归还借款本金23万元。二、李迎迎支付利息暂计47.38万元（自2010年9月30日起按月息2%暂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此后按年息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9月29日，王伟民向李显楚转账30万元。2010年9月30日，王伟民（出借方）与李显楚（借款方）、李迎迎（担保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出借方借给借款方人民币30万元，借款利率按月息2%计算，借款期限自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3月29日，担保方自愿对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等”。2011年4月6日，王伟民向李显楚转账5万元。2011年3月31日，李显楚向王伟民转账11.8万元。2011年5月12日，李显楚向王伟民转账7万元。2013年3月1日，李迎迎出具承诺书，载明“于2013年3月15日前由李迎迎负责把李显楚叫到杭州重新签订2010年9月30日的借款协议（本金18万元及利息），若未找到李显楚前来签订，该笔借款由李迎迎负责偿还，具体还款时间再协商。注：2010年9月30日借款30万已还12万”。2011年2月8日，李迎迎向王伟民借款5万元。2013年3月1日李迎迎出具还款协议，载明“本人欠王伟民伍万元于2013年3月20日前归还3万元，于2013年4月10日归还本金2万元及利息1000元”。2013年12月30日，李迎迎作为欠款人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李迎迎自愿就李显楚欠王伟民本金计人民币23万元，利息从2011年6月30日开始计算至归还本金当日止，按月息2%（满三个月付利息一次），其中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利息计181700元，代替李显楚向王伟民还款，还款计划如下：2014年2月28日前还3万元、2014年5月30日前还3万元，余本金和利息到时再协商。注：2013年3月1日的承诺书和还款协议作为欠条附件”。王伟民持有2016年3月3日欠款人为“李迎迎”并加盖手印的欠条一份载明“基于2013年3月1日的承诺书、还款协议和2013年12月30日的欠条，现在结欠王伟民借款本金23万元，借款月利息2%，利息自2010年9月30日至今未支付”。李迎迎申请对上述2016年3月3日的欠条上签名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经摇号选定并委托由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上述欠条中“李迎迎”签名字迹与样本（由案涉双方无争议的相关证据及王伟民确认的样本组成）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并函复2016年3月3日的欠条上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而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2013年12月30日的欠条所涉债务包括李显楚所欠王伟民的借款18万元和李迎迎所欠王伟民的借款5万元。在2010年9月30日李显楚与王伟民借款发生之时，虽然李迎迎作为担保人签字，但事后李迎迎于2013年3月1日出具的承诺书以及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均表明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对李显楚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李迎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是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故李迎迎具有按照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一审法院对李迎迎抗辩其仅作为保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李迎迎提出王伟民提供的案涉2016年3月3日的欠条为伪造证据要求进行司法制裁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份欠条上落款“李迎迎”经鉴定并非为李迎迎本人的笔迹，但手印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鉴定。同时根据王伟民申请调取的本案诉请调解的调解员于2019年5月6日出具的案件概括，调解员记载调解当时李迎迎表示对出具上述2016年3月3日的欠条没有异议，但要求王伟民提供原始借条与承诺书，双方关于利息负担未能达成调解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述案件概括的书面材料由于系当事人为达成调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且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也说明了该份欠条并非王伟民伪造的事实。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根据2013年12月30日欠条约定，截至当日李迎迎应归还本金23万元及至2013年12月30日的利息181700元，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前还款3万元，2014年5月30日还款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还款顺序时，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清偿。上述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款项应认定为利息且已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双方未对本金23万元及剩余利息121700元约定还款期限，故未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12月30日之后的利息，约定为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属于已届清偿期而未清偿的债务，诉讼时效应当单独计算。王伟民于2019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并申请诉前调解，往前推算三年即2016年4月17日以前的到期利息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2016年4月1日至本金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根据王伟民主张的诉讼请求，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的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为172193元。此后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6%计算。综上，一审法院对王伟民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李迎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伟民借款本金230000元。二、李迎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伟民利息293893元（2019年4月30日至实际付清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6%另计）。三、驳回王伟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38元，减半收取5419元，由王伟民负担900元，李迎迎负担4519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迎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王伟民向本院提交通话记录截图及短信记录截图各2份。拟证明：王伟民一直在向李迎迎催款的事实。 上诉人李迎迎质证认为：对两个手机号码涉及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王伟民主张的催款事实。双方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合作代理、私募基金等）需要沟通，其中一个号码自2017年5月之后已经被更换为新的号码，所以李迎迎针对短信没有任何回复。新号码的短信内容双方之间谈的并非催款问题而是业务往来，无法证明王伟民主张的催款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王伟民提交的通话记录与短信记录与原始手机核对无误，本身真实、合法，虽然通话记录本身难以反映通话内容，但结合王伟民和李迎迎之间处理案涉债务的其他情节，王伟民的通话及短信行为系催告案涉债务存在高度可能，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李迎迎已向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预付鉴定费27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王伟民和李显楚的款项往来情况，2011年5月12日之前，王伟民共向李显楚转账35万元（包括借款协议30万元及另5万元），李显楚向王伟民转账18.8万元。王伟民解释前述18.8万元还款中，归还5万元及利息1.8万元，另12万元用于清偿李迎迎提供担保的借款协议30万元中的本金。李迎迎于2013年3月1日向王伟民出具承诺书，亦确认李迎迎为李显楚向王伟民借款30万元提供担保的债务尚欠本金18万元及利息。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对李迎迎担保债务为本金18万元及相应利息予以认定。2013年12月30日，李迎迎作为欠款人向王伟民再次出具欠条，就其所担保的李显楚借款18万元及其本人向王伟民的借款5万元共计23万元以及利息列明了还款计划。李迎迎因承担担保债务而与原债务人李显楚之间的关系应由李迎迎与李显楚另行处理，但在李迎迎与王伟民之间，李迎迎应当按照该欠条的约定向王伟民履行还款义务，并以该欠条的约定为基础审查诉讼时效是否经过。李迎迎以原借款协议为基础以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还款计划结合债务清偿的法定顺序，约定于2014年2月28日前及2014年5月30日前清偿的2013年12月30日前发生的6万元利息，一审认定超过诉讼时效；自2013年12月30日之后每三个月一付的利息，一审以王伟民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日倒推三年，确定2016年4月17日之前已到期的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再保护。由于在该时间节点2016年4月至6月的利息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故一审对2016年4月1日起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符合约定。以上对诉讼时效经过债务不再保护的处理，已相应保护李迎迎的利益，且王伟民就此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作干涉。对本金23万元及2013年12月30日前产生并扣除6万元的剩余利息，王伟民和李迎迎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虽然王伟民曾于2016年3月3日催讨债务起算诉讼时效，但王伟民也提供证据佐证在2019年4月17日前曾多次通过电话、短信方式催讨，故一审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关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中已明确的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的利息数额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由于李显楚借款18万元及李迎迎借款5万元借款均发生在约定起息日之前，且该起息日前本金30万元中已经归还12万元，故应按照该欠条的数额23万元为计息基数。李迎迎自借5万元的此前还款约定视为已被变更。李迎迎分阶段以18万元本金及23万元本金分别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即使以23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根据约定的计息周期自2011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30个月）的利息数额也仅有138000元，欠条中约定的181700元显然超出约定标准。由于相应计息起算点在该借条中两次约定自2011年6月30日起算，故即使存在此前利息的结算纳入的争议，也应由王伟民承担不利后果。结合6万元超过诉讼时效的处理方案，该部分应支持的利息数额应由121700元调整为78000元，李迎迎在本案中应承担2019年4月30日前的利息总额应为78000+172193=250193元。 关于王伟民是否构成伪造证据的争议。2016年3月3日的欠条有签字及指印，虽然签字经鉴定非李迎迎本人所签，但指印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鉴定。结合调解员的记载内容以及李迎迎对当日催讨债务事实的确认，尽管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角度而言，王伟民应承担该借欠条本身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法律后果，并应承担相应的鉴定费用，但认定欠条为伪造的依据尚不充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基本恰当。但二审中李迎迎提出新的抗辩事由，导致本院对当事人在欠条中结算的明显超出约定利率的利息根据约定予以调整。李迎迎在一审中未就此提出抗辩，故一审判决未作调整并不属于错案。另外，一审中双方并未就鉴定费用要求一并处理，一审未作处理并无不当。由于二审中李迎迎要求一并处理而王伟民亦明确表示同意，为避免不必要的诉累，本院二审中一并予以判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5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李迎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伟民借款本金230000元。 二、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55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李迎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伟民利息250193元（已计算至2019年4月29日，自2019年4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2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另行计算）。 四、驳回王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王伟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迎迎支付鉴定费27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38元，减半收取5419元，由王伟民负担1168元，由李迎迎负担4251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8元，由王伟民负担2336元，由李迎迎负担8502元。 王伟民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并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申请退费。李迎迎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并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季三云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