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637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华蓥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57890。法定代表人：匡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朱茵，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金海，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2*，公民身份号码：441************891。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燕，女，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公民身份号码：360************041。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锡国，广东润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宁，广东润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树宏，男，195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4。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细儿，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思敏，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焕春，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56。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延冰，广东天禄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子忠，广东天禄盟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华锋，男，197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1******，公民身份号码：440************017。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金海、胡燕、梁树宏、林焕春、石华锋（以下简称陈金海等五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8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陈金海、梁树宏、林焕春、石华锋共同向星星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5222285.7元；2.胡燕对陈金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陈金海、胡燕、梁树宏、林焕春、石华锋承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67911.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由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由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8134号民事判决。星星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陈金海、梁树宏、石华锋、林焕春共同向星星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5222285.7元；3.胡燕对陈金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陈金海、胡燕、梁树宏、林焕春、石华锋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案涉《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等证据，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陈金海等五人，案涉工程的亏损应由陈金海等五人全部承担。一审未对陈金海等五人的过错及赔偿责任作出认定，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根据2007年6月25日《建筑施工项目管理承包合同》，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和费用由梁树宏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星星公司除收取l%管理费外，对案涉工程不承担任何风险。2．根据一审判决认定，即使案涉《建筑施工项目管理承包合同》无效，但仍可以参照该合同约定进行工程款的结算。然而，截至目前，陈金海等五人均拒绝与星星公司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导致星星公司的损失一直得不到赔偿。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生效的（2016）川民再54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查明，2008年后因资金断链、建材价上涨因素，梁树宏对工程的施工实际处于停止状态直到2008年6月，因星星公司注入部分资金，工程才得以继续施工。可见，星星公司介入施工是在帮助陈金海等五人继续诚信履约，避免高额索赔，以及防止损失扩大。案涉工程亏损的原因全部在于陈金海等五人，陈金海等五人应向星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中，星星公司明显存在重大损失，一审判决以案涉工程送审造价78912268.42元作为理由不予认定星星公司实际损失，与事实不符，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根据法律规定及与发包方的合同约定，星星公司提交的送审金额只能以合同及当时的结算政策为依据，无法超出合同及政策提交，否则也是导致结算时间无谓拉长，最终扩大各方损失。本案中，陈金海等五人挂靠星星公司经过招投标程序与发包方签署的《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固定总价合同，根据该合同第十七条的约定，政策变化和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都不是调整价款的情形。该合同第二十二条“确定变更价款”亦被删除。故，陈金海等五人在决定借星星公司名义投标之时就已经清楚，合同对价格调整的限定十分严格，现在又以送审价和结算价作为抗辩，不应采纳。2.因为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建材和劳动力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所以政府部门不得不出台调差文件，以维护在建建设工程的稳定。但是，从案涉证据《调整价差补充协议书》可以看出，价差调整需要符合超过一定的幅度部分例如10%的条件，且调整范围也有限。3.陈金海提交的证据《工程施工类结算审查意见表》中承包单位送审结算价为91369483.4元，初审的结算金额为79195227.75元，亦可证明，案涉工程在正式结算前，星星公司曾以91369483.4元进行送审，该金额可明确反驳结算审核中的送审价。从陈金海提交该证据来看，也证明了陈金海等五人是明确知悉并确认案涉工程造价远超过结算价，存在巨额亏损的事实。4.基于以上，一审以最终财审结算书中所列的送审价仅为78912268.42元作为不认定星星公司损失的理由之一，系忽视了本案的其他证据以及招投标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三）尽管案涉工程约定结算为固定总价，但案涉争议系借名人与出借人之间的纠纷，案涉工程的亏损应与作为出借资质的星星公司无关，在本案中星星公司明显存在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若陈金海等五人不同意星星公司提出的损失金额，又未能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且星星公司与陈金海等五人都曾进行过施工，法院应组织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准许对案涉工程进行造价鉴定，没有法律依据。1．案涉工程是陈金海等五人挂靠星星公司投标，其采用低价投标，并最终中标。作为出借资质的星星公司从一开始，就向陈金海等五人提出低价中标可能存在无利润及亏损的风险，但陈金海等五人坚持要做案涉工程，并签署案涉《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承诺全部损失由其承担，与星星公司无关。案涉工程施工合同是固定总价方式，案涉工程产生亏损的原因除合同价过低外，还有陈金海等五人擅自停工导致工期延误并间接导致窝工损失，以及客观上市场原材料价格及劳动力价格上涨等，所以显而易见，任何一方完成案涉工程都会发生巨大亏损。2．陈金海等五人借用星星公司名义中标并对案涉工程进行部分施工后，发现案涉工程不仅无利润，且明显会亏损，便一边欺骗星星公司抽挪资金，一边停止施工致使工期延误，对发包方违约。在此情形下，发包人向星星公司施压，星星公司基于维护承包人诚信及防止损失扩大的考虑，被迫接手完成案涉工程。最终，案涉工程财审结算的金额为77097867.64元，但星星公司己实际支出102629629.99元，星星公司因案涉工程己实际发生巨大经济损失。3．若不是案涉工程存在巨大亏损，陈金海等五人不至于停工以及撂下案涉工程就退出了。一审法院在案涉工程明显存在亏损的事实情况下，还认定星星公司需要初步证明案涉工程存在亏损方同意鉴定，有违事实及逻辑。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工程需要鉴定，却未向星星公司及陈金海等五人释明。且，案涉工程经过陈金海等五人及星星公司先后施工，若需要鉴定，双方手上均持有案涉工程的资料，任何一方手上的资料都不完整，一审法院将提供资料的义务完全分配给星星公司，亦与客观事实不符，系对星星公司的不公。4．基于以上，案涉存在巨大亏损是客观事实，陈金海等五人借名承包后，又将必然亏损的工程留给星星公司是极不诚信的履约行为，陈金海等五人依法依约均应承担案涉工程的亏损。而双方对案涉工程亏损金额不能达成一致，依法应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同意鉴定于法无据，二审应予纠正。星星公司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施工企业，为案涉工程，为东莞的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一审判决如此轻率地认定，难以令人信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星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陈金海答辩称：（一）陈金海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建设，不是案涉工程承包人，仅是为梁树宏与星星公司签署《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提供担保，不应当承担涉案工程相关损失，而仅是按承包合同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星星公司将工程交给梁树宏，名为承包，实为非法转包，根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星星公司与梁树宏签订的《建筑施工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陈金海作为该合同的保证人，由于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属从合同，亦应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星星公司依据无效合同条款要求陈金海承担担保责任无法律依据。该合同无效的结论早已经被四川省高院在（2016）川民审再54、55号民事判决认定。（二）陈金海于2007年12月24日与石华锋、梁树宏就案涉工程签订的《东莞市****工程内部承包施工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一）》并没有实际履行，陈金海不是涉案承包人或施工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根据监理记录（陈金海一审提交证据3），以上工程在2008年1月1日前尚未开始，且(2016)川民再54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第二段认定查明的事实，2008年后因资金断链、建材价上涨，工程的施工实际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6月由星星公司注入部分资金后工程得以继续施工，粱树宏退出实际施工。所以，陈金海不是承包人也不是施工人，不应承担责任。（三）星星公司诉请金额均发生在其接手案涉工程之后，是星星公司自身经营支出，且工程经过竣工结算后已取得合理对价，现星星公司主张其存在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星星公司提交的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的审核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星星公司所谓的损失均发生在2008年后，所列支项目为税金、人工、材料、保修金等，且在2010年将案涉工程交付业主单位使用后仍列支超2000多万元。先说该份报告所列金额是否真实，星星公司并未就此提交相关合同、票据、凭证，在长达五年的诉讼期间都来完成其举证责任，且在本次重复提起诉讼后仍然未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说明星星公司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次，所有列支项均是施工方的正常经营列支，非陈金海等五人原因造成的损失，星星公司将自身正常施工支出当作损失，不合常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案涉工程材料、人工费用增加后星星公司与发包人签订了补差协议，星星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已获得补偿。3．案涉工程最初要求竣工时间为2007年12月25日，后星星公司与建设单位于2008年11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将竣工日期延期至2009年6月30日，由于建设单位于2009年4月16日才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最终导致案涉工程于2013年12月4日竣工，且建设单位也未就工期向星星公司主张违约损失。综上，星星公司主张其存在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星星公司若有损失也是其作为案涉工程总承包方应承担的经营风险，陈金海等五人均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从合同相对性来说，星星公司与发包方签订《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星星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对发包单位承担合同义务；星星公司与粱树宏、陈金海签订《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因非法转包导致合同无效，应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处理；梁树宏与林焕春签订的《东莞市****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作承包协议》，石华锋、梁树宏以及陈金海签订的《东莞市****工程内部承包施工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一）》都属于内部合伙，与星星公司无关，无论合伙协议有无实际履行，都无需向星星公司承担责任。2.从过错责任来说，星星公司对整个工程自始至终都全盘操控，不论资金或工程分别设有监管账户和分公司进行监管，陈金海等五人退出案涉项目实际施工原因，根据梁树宏所述是星星公司强行驱赶，暂且不论是星星公司所说协商退出还是梁树宏所述被强行驱逐，陈金海等五人对退出实际施工都不存在过错，不应因此承担星星公司的经营损失。3．根据工程监理单位所述星星公司长期管理混乱才是导致其自身成本成倍增长的原因。星星公司为降低人工成本，大量使用杂工从事模板工，混凝土工的技术工作，结果出现较多质量问题花费大量整改、延长工期导致租金及管理费用成倍增长。（五）星星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争议星星公司在2014年就己诉诸四川法院并经历一审、二审、重审，但星星公司自始至终都未就其主张损失提供证据证明。且在本案一审阶段的举证期未提出鉴定申请，在一审法院庭审中，法官明确提示其是否将票据作为证据提交并申请鉴定，星星公司仍不正面回应。陈金海认为星星公司应就其主张举证证明，不能举证的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星星公司要求陈金海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胡燕答辩称：（一）认同陈金海的全部答辩意见。本案假设在陈金海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下，该债务也非夫妻共同债务，胡燕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为合同纠纷，胡燕非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星星公司与梁树宏、陈金海签订的《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中，陈金海的合同地位是担保人，该合同无胡燕签字确认，胡燕本人也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假设陈金海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属于陈金海的个人债务，而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胡燕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二）针对胡燕的追诉已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星星公司诉请。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涉案梁树宏在2008年6月就已退出了案涉工程实际施工，2013年星星公司也与发包方完成了竣工结算，然而星星公司在2017年1月才向胡燕提出追诉，且期间并无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已经远超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星星公司要求胡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梁树宏答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星星公司与梁树宏、陈金海签订的《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梁树宏，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星星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应当知道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因此星星公司对于合同无效存在全部过错，即使涉案工程存在亏损，也应当由星星公司全部承担。（二）星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的损失，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星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涉案工程造价鉴定，一审法院已经向星星公司释明，星星公司未予申请鉴定。2、星星公司主张涉案工程存在损失25222285.7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星星公司提供的《关于东莞市****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的财务审核报告》是其单方制作的，无相应的合同、支出凭证和票据等证据相印证，无法证明涉案工程的损失金额。3.星星公司将梁树宏强行赶出施工工地，梁树宏被迫停止施工，所有由梁树宏购买的价值数200多万元的材料、设备均由星星公司强行扣留并侵吞。梁树宏前期投入的200多万元垫资款所产生的工程形象进度800多万元（含购买材料、设备的款项和施工进度款）。星星公司与梁树宏未对已完成的工程形象进度800多万元进行交接和结算，梁树宏多次与星星公司沟通，星星公司均拒绝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交接和结算。梁树宏的工程形象进度800多万元无法收回，给梁树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4.涉案工程停工，是因为星星公司将梁树宏强行赶出施工工地。星星公司注入部分资金继续施工，即使星星公司在整个工程中产生了经济损失，也无法确认梁树宏给星星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综上，请求驳回星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林焕春答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关于星星公司提出的鉴定问题，林焕春认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情形，星星公司请求要求赔偿损失，不是对工程价款及相关费用及问题有争议。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已经向星星公司就鉴定问题作出了明确的释明，但星星公司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也没有最终做出鉴定的申请，按照证据规则规定，星星公司在法院释明情况下，星星公司没有申请鉴定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星星公司二审再次提出鉴定申请，林焕春认为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被上诉人石华锋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本院查明：（一）星星公司提交了东莞广播电视中心项目支付费用列表及支出凭证，支出凭证以U盘形式提交，U盘中有超过2万张支出凭证的照片，以证明截止目前，星星公司就案涉工程总计发生费用10269629.99元，扣减已收工程款76597867.64元以及应收款500000元，星星公司实际垫资25531762.35元，陈金海等五人应赔偿星星公司损失25531762.35元。陈金海、胡燕质证认为：上述证据非新发生的证据，本案自2014年至今历时多年，即使从一审至今也有一年，且该证据基本为其单方制作，所产生时间均为2008年以后，且在2010年案涉工程交付业主后才列举了2千多万。且星星公司并未提供相关流水，不符合举证规则，该损失也与陈金海等人无关，工程竣工结算后星星公司已取得合理对价，现其主张陈金海等人承担损失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梁树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在2012年以前已经发生了，一审时故意隐瞒，故意隐瞒的证据应不予采纳。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二审当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退一步讲，该票据属于2008年至2012年发生的，金额为1026万元，都是星星公司在接管案涉工程后发生的，亏损不是由于梁树宏挂靠产生的，是其自行施工产生，应由其自行承担。2008年交接工程后，梁树宏就没有参加施工，案涉项目管理合同就解除了。林焕春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不予确认。星星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均为其单方制作，且凭证是在2008年12月以后即由星星公司接手案涉工程后产生的费用，而该费用没有经过林焕春的认可。关于凭证所载明细不能证明是该工程所产生费用，故星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也不能证实其证明内容。（二）星星公司提交案涉工程实际支出成本财务审计监督申请书以及延期举证申请书，星星公司已委托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造价出具咨询意见，并将作为本案证据提交，申请延长举证期间至2020年10月31日。2020年10月26日，星星公司提交由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莞广播电视中心施工总承包工程结算书》，以证明案涉工程结算编制价为103551213.41元，星星公司就案涉工程实际产生费用102629629.99元是合理的，该工程存在巨大亏损是必然的，星星公司作为被挂靠人，不承担工程的亏损，因该工程产生的实际损失应由陈金海等人赔偿。陈金海、胡燕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是星星公司单方委托，不具有客观性，且该证据并非是对案涉工程造价鉴定，而是工程造价预算，不确认真实性。该工程±0以上是由星星公司自行施工，其组建施工建设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自行负责。梁树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案涉工程结算应当以东莞市财政局审定的结算款为准。案涉工程停工是因为星星公司将梁树宏强行赶出施工工地，且未进行交接和结算。星星公司注入部分资金继续施工，即使在整个工程中产生了经济损失，但无法确认梁树宏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林焕春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结算是星星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进行，结算书所依据的工程单据未经质证，依法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另外，星星公司提交的财审报告已明确结算价约7000多万元，与该结算书不相符。（三）星星公司还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以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作为案涉工程发包人，存有案涉工程全面资料，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为由要求追加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梁树宏表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同意该申请。林焕春也认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与本案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关系，与判决结果也没有关系，也不同意该申请。（四）二审法庭调查后，星星公司书面提交“关于上诉人请求权基础的回复”：星星公司认为从整体关系及包括发包人的关系来说是基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从案涉双方当事人内部关系，是基于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请求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星星公司提起的上诉以及陈金海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驳回星星公司要求陈金海等人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25222285.7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星星公司作为具有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等资质的施工企业，应当清楚不得出租或出借资质的管理规定，其通过招投标中标案涉工程后，将本应当由其承建的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梁树宏实际施工并收取管理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关于承包人主体资格的限制规定，星星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星星公司与梁树宏、陈金海签订的《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效，星星公司基于合同无效要求梁树宏等人赔偿损失，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确定其因该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诉讼中，星星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其在梁树宏退出施工后由其自行施工完成案涉工程所实际支出成本与其实际收到的全部工程款之间的差额。且不论星星公司主张的差额是否属实，但星星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中标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案涉工程是其本身的义务，即使存在差额也不能认定为因《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再次，星星公司主张陈金海是借用其名义进行招投标，对此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陈金海在《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中是担保人而非承包人，在诉讼中对此予以否认，因此星星公司关于借名招投标的主张不能成立。星星公司中标案涉工程后，应按合同约定完成案涉工程，承接工程进行施工本就是商业行为，完成工程所实际支出的成本大于其应收取的工程款即存在亏损属于商业风险。而出借建筑资质或让没有资质的自然人挂靠施工，本身亦具有很大风险，星星公司认为其对案涉工程仅有收取管理费的权利及仅承担收取管理费范围内的义务，其实际施工行为是代梁树宏等人完成案涉工程的主张是明显错误的认知，也与其就案涉工程签订的《东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完全不符，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最后，案涉工程已经交付使用并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完毕，星星公司在本案中要求追加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作为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准许。另外，如上述，案涉工程的实际造价或者说星星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的亏损不能认定为《建筑施工项目目标管理承包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星星公司提出的关于案涉工程实际支出成本财务审计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星星公司二审时提交的关于支出费用列表及支出凭证、二审法庭调查后提交的承包工程结算书均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星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驳回星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911.43元，由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徐华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刘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