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0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奇,男,198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家娟，女，1980年1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新界。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耀安，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梓炜，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伯,男,195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淑云，广东一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江源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618792417N。法定代表人:吴汉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哲仁，广东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伟奇、陆家娟因与被上诉人陈建伯、原审被告广州市江源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源货运公司）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10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伟奇、陆家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梁伟奇、陆家娟、江源货运公司至多应在90806.43元的范围内对陈建伯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根据案件结果由各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认定错误，与对陈建伯工种的认定相矛盾。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陈伯建从事“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行业，且已工作多年，那么就不应该只以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去衡量陈伯建的过错。本案陈建伯至少存在50%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的过错责任比例过低。（二）一审判决计算陈建伯误工费为75725元错误，应计算为21991.67元。1.陈建伯提交的工资单在内容上存在矛盾，明细不够具体，存在虚假的可能性。其2016年9月份工资单显示，该月上班天数为29天，而每月法定工作日为22日或23日，如实际上班时间为29日，这里应有正常上班工资和加班工资，而非并入上班工资一项中。而对于第二项的加班及补贴，该项工资并未有效说明加班费的计算标准以及补贴的标准，不能反映加班情况以及补贴标准。此外，对比9月与10月的生活费，9月生活费310元，10月生活费240元，两个月生活费为何不同也没有说明。同时，每月扣减社保费用26元也不符合实际。2.根据陈建伯提供的事发前十二个月工资条，即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计算平均工资应为6190.75元，与一审认定的7188.5元有较大差距，也并非陈建伯主张的6990元。对比2019年度装卸搬运和运输行业年平均工资标准，该标准在2019年度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内，属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大块，而在第三板块制造业中的家具制造业年平均工资66649元，月平均工资为5554元。3.陈建伯受伤期间，其所在用人单位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深华泰家俱厂（以下简称深华泰家俱厂）赔付了50000元，在计算陈建伯误工费时，应当考虑陈建伯获得该赔付及实际减少工资收入情况。4.社保记录载明的陈建伯月工资为2030元，陈建伯的误工费应按此标准计算为2030元/月÷30天×325天=21991.67元。（三）一审法院计算的护理费错误。一审法院计算护理费依据的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的陪护情况，其中有52天为两人进行陪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陪护人员的人数，应根据医院出具的医嘱或医院要求的护理等级来确认，而不是按照陈建伯自身安排的人数来确定。陈建伯未提供其他证据，依法应当认定一人护理。对于护理费的标准，在陈建伯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月工资收入，应考虑护理人员是在四川老家工作生活。即便是酌定护理费的标准，也应当按100元/天计算。因此，应当认定护理费为：100元/天×235天=23500元。（四）一审法院计算的交通费错误，应为510元。基于上述第三项对护理人员人数的论述，则交通费亦应遵循此规则，即只计算一名护理人员的交通费用。根据陈建伯提供的票据，从营山到东莞，费用仅为255元。一名护理人员来回的费用亦应只能计算为510元。综上所述，陆家娟、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至多应在90806.43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误工费21991.67元+护理费23500元+残疾赔偿金134611.2元+营养费1000元+交通费510元）×50%]。梁伟奇、陆家娟在二审法庭调查时补充如下意见：一审法院遗漏追加东莞市裕隆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隆泰家具公司）为共同被告，本案应发回重审。陈建伯是在裕隆泰家具公司搬运东西的过程中受伤，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陈建伯与深华泰家俱厂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查明陈建伯与裕隆泰家具公司存在何种关系。根据本案事实，应认定陈建伯是裕隆泰家具公司帮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被帮工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应追加裕隆泰家具公司为共同被告。陈建伯辩称，（一）梁伟奇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当时，陈建伯在粤xx**港货车车厢内装运货物，车厢内已经满了。这时粤xx**港货车为了给一辆要出来的小车腾出位置，梁伟奇就操作该货车的升降板，陈建伯本来说要从车厢内下来，但是梁伟奇说不用下来，他只需要把升降板放下来即可。没有想到梁伟奇操作升降板出现失误，把升降板往上调，陈建伯看到升降板往上走，就喊了一声“停下来”，但梁伟奇未听见，仍往上升。因为车厢满了，任由升降板上升会导致陈建伯被挤压。在此情况下，陈建伯为了自救，不得已把头伸出去，喊梁伟奇停下来，没想到被夹伤。所以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陈建伯为了让梁伟奇操作升降板降下去而做出的举动是正常反应，不存在任何过错。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一般人和专业人之分，即便是专业搬运工人也会做出相同反应。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陈建伯受伤是因梁伟奇操作不当导致，梁伟奇应付全责。（二）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无论陈建伯与深华泰家俱厂、裕隆泰家具公司是何种关系，都不影响梁伟奇、陆家娟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的认定。（三）一审法院计算的误工费正确，陈建伯已经提供工资单、劳动合同、社保参保证明，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工资收入。另外一审法院关于护理费、交通费的计算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原审被告江源货运公司述称，同意梁伟奇、陆家娟的上诉意见。陈建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伟奇、陆家娟、江源货运公司连带赔偿陈建伯误工费85045元、护理费43050元、交通费13796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169401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等所有损失合计332292元；2.本案诉讼费由梁伟奇、陆家娟、江源货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建伯原系深华泰家俱厂的员工。2017年10月24日，梁伟奇驾驶车牌号粤xx**港的货车停靠在东莞市×××××××裕隆泰家具公司装卸货物，陈建伯站在该货车车厢内搬运货物时，由于梁伟奇将货车尾板升起时操作不慎导致陈建伯头部被货车尾板夹伤。随后陈建伯被送往东莞市黄江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为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6月19日（共235天），出院医嘱全休3个月，2017年10月24日至11月25日、2018年4月16日至5月6日陪护2人，2017年11月26日至2018年4月15日、2018年5月7日至6月19日陪护1人。陈建伯主张梁伟奇已为其垫付了10000元的医疗费及6000元的生活费。江源货运公司及梁伟奇则主张已为陈建伯垫付了17500元的医疗费，但该费用系梁伟奇直接向医院支付，相关票据在深华泰家俱厂处。在关联案件（2019）粤1973民初10737号李浴诉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陆家娟、第三人陈建伯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以下简称10737号案），李浴和陈建伯确认医疗费已由李浴代为支付，住院医疗费票据显示医疗费为110232.73元，门诊治疗费为3765.29元，共计113998.02元。另有2018年8月14日送货单显示陈建伯自行购买华佗再生丸等药品支出了的345元，2018年8月30日收据显示陈建伯于广东国药自行购买药品支出了38元。2017年10月26日，梁伟奇作为司机、江源货运公司作为车主、深华泰家俱厂作为伤者单位、陈小兵作为伤者亲属方签订了《放车协议》，协议载明由于梁伟奇操作尾板不当导致前来东莞市裕隆泰家具有限公司装家具的陈建伯被车尾板夹伤头部，但因梁伟奇和涉事货车需要工作，故各方承诺保证积极配合陈建伯治疗，愿意承担一切费用以及后续康复治疗费用，愿意承担由此事引起的法律责任。车主方落款处由钟伟权作为代表签名。陈建伯于2017年10月27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深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陈建伯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后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深圳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陈建伯被评定为九级伤残。陈建伯主张因其购买社保时的出生日期登记为1965年1月10日，而社保机构在其申请工伤赔偿过程中核实到其出生日期系1955年1月10日，不符合工伤保险赔偿条件，故未向陈建伯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陈建伯提交了深圳市参保人员信息变更申请表业务受理回执、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以及新旧身份证予以佐证，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显示陈建伯原使用的公民身份号码××××××××××××自2018年6月26日更正为××××××××××××，深圳市社保险基金管理局松岗管理站于2018年7月5日受理了该身份证号变更申请。经一审法院发函查询，深圳市社保险基金管理局松岗管理站复函确认未向陈建伯支付工伤保险待遇。2019年1月8日，陈建伯与深华泰家俱厂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自陈建伯受伤之日起截至协议签订之日，陈建伯确认在治疗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深华泰家俱厂支付完毕；深华泰家俱厂再向陈建伯支付50000元（该款包括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差额、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鉴定费、交通费、护理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出院复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等）以了结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款项于签协议当天支付；双方一致确认，深华泰家俱厂按上述约定的方式付款后，不得再基于工伤事宜主张任何权利；陈建伯与第三方运输公司（包括司机）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由深华泰家俱厂牵头和陈建伯一起聘请律师去处理，若判决下来的医疗费归深华泰家俱厂享有，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归陈建伯享有，若该三项费用小于10万元，则陈建伯不需承担律师费；若大于10万元，则由陈建伯负担一半律师费。深华泰家俱厂落款处由负责人李浴签名确认。李浴于当天向陈建伯支付了50000元，陈建伯向李浴出具了《收款收据》。陈建伯主张事故发生后其家人全部从四川老家过来东莞探望并照料陈建伯，产生了交通费13796元，并提交了机票、火车票、亲属关系公证书为证，火车票显示的搭乘人员为陈建伯、杨X英、陈X斌、石X荣、王X英，具体为：陈建伯于2018年7月6日从东莞市-营山，支出255元，王X英于2017年10月24日从营山-成都东，支出81.5元，杨X英于2018年4月11日从成都-东莞东、2018年4月25日从广州南-遂宁-营山，共计支出1014.5元，陈X斌于2017年10月24日从营山-成都东、2017年11月17日从东莞东-营山、2018年6月14日从营山-东莞东、2018年7月1日从成都-东莞市、2018年7月6日从东莞东-营山、2018年9月21日从东莞东-营山，共计支出1391元，石X荣于2017年10月24日从营山-成都东，支出81.5元；机票显示的搭乘人员为陈X斌、王X英、石X荣，均系搭乘2017年10月24日从成都飞往深圳的航班，机票价格均为1460元。亲属关系公证书显示：王X英系陈建伯的妻子、陈X斌系陈建伯的儿子、杨X英系陈建伯的儿媳、石X荣系陈建伯的女婿。陈建伯为农村户口性质，但其主张受伤前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2017年9月和10月的工资证明单可证明陈建伯每月工资有6990元，工种是油漆工及搬运，参照行业标准其工资也达到每月6990元，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为此提交了劳动合同、工资证明、深圳市社保缴纳明细、账户交易明细等佐证。劳动合同显示陈建伯与深华泰家俱厂签订了劳动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从事油漆工和搬运，每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系计时工资，148元/小时（8小时一天），加班另计；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显示陈建伯于2008年7月开始至2018年6月期间有在深圳市参保。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陈建伯于2016年7月31日至2018年9月29日期间有分别在深圳、东莞、营山存取款的记录。工资单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深华泰家俱厂均有向陈建伯支付工资，工资结构由底薪+加班工资+补贴-社保扣费组成，工资单显示受伤前一年陈建伯平均月工资为7188.5元。陈建伯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案涉车牌号粤xx**港的货车所有权人为江源货运公司，港澳牌号为xxxx，江源货运公司就案涉货车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险。江源货运公司主张陆家娟才系案涉货车的车主，由于陆家娟觉得用江源货运公司的名义登记方便在内地行驶，故从2014年3月15日开始将车辆挂靠在江源货运公司名下，双方签订了《合作经营中港货运业务合同》，钟伟权系陆家娟的丈夫，梁伟奇系陆家娟雇佣的司机。江源货运公司提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显示xxxx号车牌登记车主为陆家娟。2014年3月15日，江源货运公司作为甲方、钟伟权作为乙方（实际车主为陆家娟）签订了《合作经营中港货运业务合同》，主要约定钟伟权自行购置符合中港两地营运条件的车辆并雇佣专职司机，以江源货运公司的名义办理相关营运证件及手续，钟伟权作为实际所有权人直接控制该入线车辆及其司机，并自行承担车辆运营费用，每月向江源货运公司支付管理费4000元港币；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之后如继续行车，本合同则继续生效；双方若解除合同或办理注销者，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如一方即时办理注销，必须补偿对方一个月的管理费，并结清所有欠款。梁伟奇及江源货运公司庭审时均主张梁伟奇系陆家娟雇佣的司机，双方没有签订雇佣合同，工资系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但梁伟奇、陆家娟未提交相关工资支付凭证。根据一审法院向东莞市公安局黄江分局新区派出所调取的讯问笔录显示，梁伟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自称从2014年4月1日起一直在江源货运公司工作。另，陈建伯、江源货运公司、梁伟奇以案涉货车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为由申请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共同被告。江源货运公司、梁伟奇以陈建伯为东莞市裕隆泰家俱有限公司装卸家具时受伤，东莞市裕隆泰家俱有限公司系受益人为由申请追加东莞市裕隆泰家俱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在关联案件10737号案中，李浴诉请梁伟奇、陆家娟、江源货运公司连带赔偿其垫付的医疗费114381.02元、住宿及伙食补助费25049元、经济补偿金50000元，李浴主张陈建伯受伤后其为陈建伯垫付了费用，陈建伯确认李浴向其支付了前述费用。以上事实，有《放车协议》、机动车行驶证、《人民调解协议》、收款收据、认定工伤决定书、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住院诊断证明书、CT报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住院费用清单、机票、火车票、劳动合同、工资证明、身份证变更证明、参保个人基本信息、工伤保险受理告知书、账户交易明细、公证书、亲属关系证明、保险单、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合作经营中港货运业务合同》、讯问笔录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陆家娟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根据现有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陈建伯的受伤系因梁伟奇升降货车尾板时操作不当造成的，各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的关系及责任；二、陈建伯的损失如何计算。关于焦点一。梁伟奇系案涉粤xx**港货车的司机，货车登记的所有权人系江源货运公司，江源货运公司和梁伟奇庭审时抗辩称案涉货车实际所有人系陆家娟，梁伟奇系陆家娟雇佣的司机，并提交了《合作经营中港货运业务合同》。《合作经营中港货运业务合同》载明案涉货车的实际所有权人为陆家娟，钟伟权系车主方签约代表，双方约定由货车实际所有权人直接控制车辆并雇佣专职司机，以江源货运公司名义办理相关营运证件和手续，结合《放车协议》上车主方亦系由钟伟权签名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江源货运公司和梁伟奇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陆家娟与梁伟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梁伟奇系陆家娟的雇员。事发时梁伟奇在装卸家具，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梁伟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陆家娟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梁伟奇在回收货车尾板前，其仅需通知并确保陈建伯离开车厢再回收尾板便足以避免本次事故的发生，但梁伟奇却未确保作业环境安全，在陈建伯仍在搬运货物时便回收尾板，导致陈建伯头部被夹伤，一审法院认为梁伟奇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故应与陆家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江源货运公司作为登记车主及被挂靠方，亦应与陆家娟对陈建伯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与陆家娟之间的内部协议不得作为免责的抗辩。至于陈建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便梁伟奇未能及时通知其将要回收货车尾板，但货车尾板的回收并非一个迅速的过程，陈建伯在看见货车尾板逐渐升起的过程中应当能预知并判断到其当时离开车厢或走动会有危险，其自身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陈建伯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酌定陆家娟、江源货运公司、梁伟奇对陈建伯的损害连带承担80%的赔偿责任，陈建伯自身承担20%的责任。关于焦点二。对于陈建伯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认定：1.医疗费：113998.02元医疗费有医疗费票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陈建伯自行购买药品支出的383元，不属于就医支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陈建伯确认梁伟奇垫付了10000元医疗费，其余医疗费103998.02元已由李浴全部付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江源货运公司和梁伟奇主张已为陈建伯垫付了17500元医疗费，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误工费：陈建伯住院235天，医嘱全休3个月，共误工325天。陈建伯的工种为油漆工及搬运，根据其提供的工资单显示其受伤前一年平均月工资为7188.5元，而按照2019年度“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行业的年平均工资100960元计算得出平均月工资亦有8413.33元，现陈建伯主张按6990元的月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为6990元/月÷30天×325天=75725元。陈建伯诉请超出该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交通费：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案中，陈建伯在东莞市黄江镇发生事故后基本均在东莞市黄江医院就医及复诊，事发后陈建伯的亲属从四川老家前往东莞市黄江镇陪护，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陈建伯于2017年10月24日至11月25日、2018年4月16日至5月6日住院期间陪护2人，2017年11月26日至2018年4月15日、2018年5月7日至6月19日住院期间陪护一人，故一审法院对于符合陈建伯就医时间、地点、次数及需陪护人数的交通费支出部分予以支持，具体为：王x英、陈x斌于2017年10月24日因搭乘飞机及动车前往医院陪护的交通费支出共计3083元，陈x斌于2017年11月17日从东莞东站回营山站支出的动车费用255元，杨x英于2018年4月11日从成都至东莞东站以及2018年4月25日从广州南至遂宁站、遂宁站至营山站支出的动车费用1014.5元，陈x斌于2018年6月14日从营山至东莞东站支出的动车费用255元，前述交通费共计4607.5元，对于陈建伯诉请超出该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营养费：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5.护理费：因陈建伯未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一审法院参照150元/天的标准计算，根据前述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的陪护情况计算护理费为：150元/天×52天×2人+150元/天×183天×1人=43050元。6.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陈建伯已经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进行评定，结论为九级伤残。根据陈建伯提交的工资单及参保缴费明细等证据，足以证明陈建伯在受伤前一年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故陈建伯诉请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不应按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应按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即42066元/年计算，故残疾赔偿金经计算为42066元/年×16年×20%=134611.2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372991.72元，根据民事责任补偿原则，案外人垫付的医疗费应予以扣除，扣除后陈建伯的损失为268993.7元（372991.72元-103998.02元），由陆家娟、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连带赔偿80%，即215194.96元。陈建伯本次事故受伤比较严重，对其身体造成了不可恢复的创伤，陈建伯因此遭受较大的精神损害，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综上，扣减梁伟奇、陆家娟垫付的16000元医疗费和生活费后，陆家娟、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应连带赔偿陈建伯209194.96元（215194.96元+10000元-16000元）。陈建伯超过以上标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次事故并非道路交通事故，陈建伯亦系在货车车厢内受伤，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故对陈建伯、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要求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梁伟奇及江源货运公司以东莞市裕隆泰家俱有限公司系受益人为由申请追加东莞市裕隆泰家俱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陆家娟、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陈建伯209194.96元；二、驳回陈建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284元（陈建伯已预交），由陈建伯负担2328元，由陆家娟、梁伟奇、江源货运公司共同负担3956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工资单显示，陈建伯受伤之前6个月的工资收入即2019年4月至9月的实发工资分别为7424元、6748元、6639元、7215元、6566元、6990元。上述六个月份的平均实发工资为6930.3元/月。陈建伯提交的仅有2019年4月至9月实发工资的发放表，没有对应的工资明细。陈建伯另提交含有工资明细的2016年6月、7月、8月，2019年9月、10月工资单显示，公司每月从其应发工资中扣除社保交费26元，2017年7月另从其应发工资中扣除住宿费56元。本院认为，陆家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侵权法律关系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遗漏共同被告；二、一审判决对案涉事故责任的划分是否恰当；二、一审判决对几个赔偿项目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依据伤者陈建伯的起诉，将侵权人一方的驾驶员梁伟奇、登记车主江源货运公司列为被告，后依据江源货运公司的申请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追加实际车主陆家娟为共同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根据陈建伯提交的证据，以及陈建伯申请工伤认定、深华泰家俱厂对陈建伯进行工伤待遇赔付的事实，可以认定陈建伯为深华泰家俱厂员工，事发当时陈建伯搬运货物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梁伟奇、陆家娟上诉主张陈建伯为裕隆泰家具公司的帮工人，缺乏事实依据，其要求在本案中追加裕隆泰家具公司为共同被告，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案涉事故责任划分，一审法院认定梁伟奇一方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陈建伯自担20%的责任。陈建伯答辩应由梁伟奇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陈建伯未提起上诉。梁伟奇、陆家娟则主张陈建伯应至少自担50%的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案涉夹伤事故发生在粤xx**港货车装卸货物的过程中，陈建伯在车厢内搬运货物时，货车处于停驶状态。当时裕隆泰家具公司内有一辆货车要开出来，需要粤xx**港货车开到一边腾出位置，驾驶员梁伟奇在操作货车升降板进行抬升时，不慎将车厢内作业的陈建伯头部夹伤。梁伟奇作为货车驾驶员，其在操作升降板时应确保车厢内作业人员的安全，但梁伟奇疏于注意，导致陈建伯的头部被夹伤。可以看出，梁伟奇的错误操作，是导致案涉受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梁伟奇一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陈建伯自担20%的责任，该责任划分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梁伟奇、陆家娟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误工费。事发时陈建伯为深华泰家俱厂员工，有固定收入，陈建伯提交了劳动合同、工资证明、深圳市社保缴纳明细、账户交易明细等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陈建伯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实发工资为6930.3元/月，算上每月交纳社保个人扣费26元及其他扣费，陈建伯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在6990元/月左右，一审法院按6990元/月的工资标准计算陈建伯的误工费，误差不大，本院不再调整并予以确认。梁伟奇、陆家娟上诉主张按陈建伯社保交费工资标准2030元/月作为计算其误工费的标准，以及要求从陈建伯应得误工费中扣减其从用人单位得到的工伤待遇赔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护理费。因陈建伯未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一审法院参照150元/天的标准，根据陈建伯住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的陪护情况，分阶段分别按需要二人陪护、一人陪护计算护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梁伟奇、陆家娟上诉提出按100元/天的标准，及需一人护理计算护理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交通费。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一审法院仅对符合陈建伯就医时间、地点、次数及需陪护人数的交通费支出部分予以支持，计算出的交通费为4607.5元，经本院核算正确，予以支持。梁伟奇、陆家娟上诉主张仅能计算一名护理人员的交通费51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梁伟奇、陆家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36元，由上诉人梁伟奇负担2668元（已预交），上诉人陆家娟负担2668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袁丽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