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9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史选增，男，汉族，1965年5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记慈，河南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潘花珍，女，汉族，1960年1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高新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战胜，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史选增因与被申请人潘花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3民终555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史选增申请再审请求：一、请求撤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终5558号民事判决与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391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的一审诉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关键问题上的举证责任分配也出现明显错误，将本应由被申请人举证的问题强加到申请人身上导致本案处理结果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7年10月26日申请人史选增与被申请人潘花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对双方来说是一种买卖交易行为，作为申请人史选增的角度来看，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协议签订后，申请人史选增作为受让方主要义务就是支付对价并获得标的物的“股权”，而作为转让方的被申请人潘花珍主要义务是交付标的物的“股权”收取股金，督促并配合办理一切相关手续。在本案中，综合双方履约情况并从一名理性投资人的角度分析，申请人史选增完成支付对价义务后，一直处于积极履约的状态，若是史选增本人不配合提供资料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则显然不符合常理。所以被申请人作为交付股权的义务方，其应当向法庭举证其一直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而原审法院却硬将本属于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强加至申请人头上，属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严重错误，请再审法院予以纠正。回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行为至今没有完成，合同目的没有达成，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名册》中该标的物的“股权”仍然在被申请人名下，在股权完全转让给申请人之前，转让方及受让方的主体责任义务在交易完成之前永远不会免除。同时，根据合同交易原则，签订后被申请人有义务告知公司并督促公司负责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变更工商登记需要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安安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配合方面的决定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李安安手中（申请人与李安安也有同样的股权纠纷)，申请人史选增虽然是公司总经理，但是对此事是没有任何主导权的。而被申请人潘花珍在公司并不是一般的员工，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法定代表人李安安以及杨克锋妻子李安琴的姨。如果被申请人是持积极履行的态度，她催促李安安办理的力度要远比其他一般人强力的多。但是其在收到款项后，一直消极对待，并协助李安安与杨克锋二人和申请人争夺公司控制权，这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反观作为受让方的申请人，早已经完成了股权对价款项支付，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和意图，也不可能不积极想要得到购买的股权。而且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前根据《章程》通过电话及邮寄方式都通知到了被申请人，被申请人确认收到会议通知后，也没有给予任何否定其股东身份的回复，申请人至今也未行使过潘花珍手中那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权力。因此，被申请人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的消极行为是一种违约，被申请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积极履行了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不管是法定义务还是合同约定义务都应当履行。然而时至今日，被申请人取得股权转让款后，仍然未履行其合同相对方的责任义务，属于根本违约行为。因被申请人潘花珍与李安安、杨克锋联合起来始终不配合申请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且不与申请人联系，申请人无奈于2018年3月27日将天誉公司及杨克锋、李安安起诉至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3**民初675号）要求天誉公司、李安安、杨克锋配合申请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由于整个事件李安安、杨克锋二人是主导人员，故申请人考虑节约司法资源，才只起诉了李、杨二人，以求该案解决问题之后，其余人员比如潘花珍、孙先禄等人会照例处理)。但是由于李、杨二人的恶意躲避，导致高新法院在立案后六个月仍未送达开庭传票。而在此期间，被李安安、杨克锋控制下的天誉公司已经被二人恶意毁坏，使其处于瘫痪和濒临破产的境地，商业价值已降至负值，目前合同标的的股权价值已经完全没有了，已失去了再获得受让股权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申请人才不得不向被申请人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在被申请人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其也未在三个月内提起诉讼或进行任何回复。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若仍有诚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当事一方仍可以积极与申请人协商并向公司申请办理向申请人办理股权转移。但是其至今也没有任何实际行为，亦没有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后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该通知书提出异议，以上情况皆可证明其根本无意履约。申请人才向高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同时原审过程中，申请人还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2018年3月16日被上诉人杨克锋伙同李安安（两人均系潘花珍亲戚、公司股东，均与申请人有同样股权纠纷）等非法抢走了保存在申请人办公室的天誉环保及子公司天誉安装公司的办公所需的各种印章等，非法控制公司并遣散员工，恶意破坏天誉公司正常经营的相应证据，与发生公章抢夺后公司经营陷入停滞的困局、负债累累并已进入破产程序的相应证据。上述证据所印证的案件事实对于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但原审法院判决中并未在对相应证据进行列明，也未对上述证据给出结论性的评判意见。综上，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申请人作为股权转让的买受人已经按约履行了主要的付款义务，对其本人而言根本不可能拒绝配合股权变更义务，股权至今仍然没有变更至申请人名下。但原审法院片面的基于被申请人的仅仅口头愿意配合股权变更的说辞来认定本案的事实，并对申请人提交的大量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不予评析，反而将本属于被申请人举证的关于本案中被申请人到底有无积极配合履行股权变更义务的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申请人导致该问题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到底能否得到实际履行、协议实际履行后申请人的合同目的还能否实现等问题均没有查清，判决结果无事实依据，更无公平公正可言。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解除权纠纷，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原审法院应当围绕《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的维护，义务的履行进行审理，并适用法律，但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终审法院，均仅援引《公司法》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明显是错误的，协议能否得到实际履行应当是协议双方责任，公司仅是履行股权变更过程中工商登记部门的程序性要求，公司行为并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在申请人通过私下协商、通知及发函等途径，被申请人并没有任何积极行动，表明其不愿履约后，申请人就协议继续履行已经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在被申请人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或采取积极行动，那么本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进行审理。同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提字第45号判决书中与本案案情高度类似，判决结果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案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已有近三年，申请人在交付完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至今依然没有取得相应的股东身份及对应的股东权利，股权至今没有变更，违背了合同订立的目的，同时基于天誉公司现已进入了破产清算境地，合同已经在事实及法律上均无法继续履行，申请人再获得股权已无任何意义，合同目的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求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但原审判决却在明知协议已经无法履行的前提下，驳回我方诉求，不仅没有法律依据，在逻辑上更是荒谬至极，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恳请贵院依法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所作的错误判决。潘花珍提交答辩状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再审申请人在申请书中称“被申请人作为交付股权的义务方，其应当向法庭举证其一直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并声称“根据合同交易原则，签订被申请人有义务告知公司并督促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答辩人认为这不过是申请人恶意诉讼，增加答辩人的诉累而已。第一、依据再审申请人诉状中所自认的“2018年3月16日被上诉人杨克锋伙同李安安等非法抢走保存在申请人办公室的天誉环保及子公司天誉安装公司的办公所需的各种印章”情况可知，在2018年3月16日之前，天誉公司的印章是由再审申请人持有保管，在2017年10月26日答辩人与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作为天誉公司的总经理且公章持有者的再审申请人，如果其想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再审申请人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却谎称系答辩人不予配合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这明显是说不通。第二、再审申请人支付答辩人股权转让款后，答辩人业已将享有的洛阳天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的权益转让于再审申请人。虽《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就工商股权的变更做了约定，但因工商行政变更并非答辩人一人所能完成，尤其是在再审申请人持有天誉公司公章并担任天誉公司负责人之际，工商变更登记答辩人仅能起到的作用是配合而已，而且对于配合义务，答辩人也是一直等待着、并积极配合着与再审申请人履行工商变更手续。2018年3月12日，答辩人等20多名股东应再审申请人的要求，共同前往工商局进行股份变更面签，在工商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各自持有的天誉公司股权转让给了史选增，并签订了书面的《洛阳市天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再审申请人在诉状中称“答辩人不配合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纯粹是欺瞒事实,掩盖真相。第三、至于再审申请人是否实际享有受让答辩人的股权权益的问题，答辩人二审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足以能够说明再审申请人业已实际享受了答辩人转让其股份的股东权益。2018年4月3日，由史选增作为主持人在郑州郑东新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的临时股东会时，再审申请人自己明确说明“史选增收购其他18位股东的股份，史选增合计已经持有天誉公司72.98%的股权”。该事实足以能够证明再审申请人业已实际享受了答辩人转让其股份的股东权益。二、就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言，本案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权的情况，再审申请人所称“被申请人收到其《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未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并以此认定其有权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是就本案而言，在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答辩人业已经将股份及股东权利全部转让给再审申请人，并不再行使天誉公司的股东权利，而再审申请人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答辩人58086元的股份转让款。虽然至目前为止，该股份转让虽未经过工商变更备案，但是这并不影响《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工商登记备案的主要义务是在天誉公司与再审申请人两方，并非答辩人一方，尤其是在再审申请人担任天誉公司总经理并保管持有天誉公司的公章期间，再审申请人完全有能力进行工商股份变更备案。不论是因为再审申请人刻意的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亦或是因天誉公司经营僵局导致无法变更备案，这都与答辩人无关。一审及二审过程中，答辩人也一直认可并愿意随时配合再审申请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故再审申请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其主张依法不应当得以支持。再审申请人所称“被申请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也未确认解除函的效力”，并以此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无任何依据。就异议之诉中“确认合同效力”之诉而言，其最基本的前提是解除合同一方享有法定的解除权，但是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任何一款之情景，故再审申请人所谓的“三个月确认合同效力的异议之诉”既视同《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明显属于强词夺理的狡辩之词。三、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其效力依法应当被认定，再审申请人以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就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言，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任何法律之规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答辩人不再享有天誉公司股东权利，再审申请人也支付了答辩人58086元的股权转让款，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该义务系原告与答辩人共同的合同义务，也系必须由原告与答辩人共同协助、配合才能实现、履行的义务，且答辩人等众股东也业已通过工商面签等行为履行了配合变更的义务。而且工商备案变更并非是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决定性因素，故在再审申请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拒绝或拖延配合办理变更义务”的前提下，再审申请人无权“以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备案为由”主张解除业已生效且已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对于工商变更而言，诚如再审申请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答辩人有义务配合之表述，答辩人有的仅是配合而不是主导义务，在答辩人转让股份后，真正的主导能否办理工商变更的应当是再审申请人及其控制的天誉公司，而不是答辩人，现再审申请人因其与案外第三人发生的争议致使其无法实现控制天誉公司的目的而解除合同，明显毫无任何法律依据。而且再审申请人在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公司控制权问题其与他人发生的争议并非因答辩人引起，也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答辩人在转让股权后并未再享受任何股东权益。再审申请人不能也无任何依据就其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致使其股东权益无法实现来否认其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综上，答辩人认为原一审及二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史选增与潘花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史选增支付股权转让款取得股权，史选增称潘花珍拒绝配合进行变更登记，以股权没有变更登记到其名下主张解除合同，但不能提交潘花珍拒绝配合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导致股东变更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变更情况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是工商登记的义务人，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故史选增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史选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史选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长江审判员  杨 楚审判员  殷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苏一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