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6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先林，男，满族，1962年8月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5。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成冬云，女，汉族，1963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25。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福强，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涌，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谢松登，男，汉族，1964年6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2************734。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招嘉泳，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律师。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住所地：博罗县*****管理区。负责人：黄洪进。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民委员会，住所地：博罗县*****管理区。负责人：黄洪进。原审第三人：博罗县********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博罗县*****管理区。负责人：黄洪进。原审第三人：博罗县福田镇联和飞碟射击场，住所地：博罗县*****管理区。负责人：刘先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月耀，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住所地：博罗县*****管理区。负责人：刘先林。上诉人刘先林、成冬云因与被上诉人谢松登、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博罗县******民委员会、博罗县********经济合作社、博罗县福田镇联和飞碟射击场、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先林、成冬云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中全部判项。二、请求贵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谢松登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谢松登支付上诉人剩余转包价款840万元及利息5544000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日，并继续计息至付清转包价款之日止。四、请求贵院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80000元给上诉人。五、请求贵院判令被上诉人谢松登承担全部本案一审诉讼费100839元、保全费5000元，一审反诉受理费52972元，二审的上诉受理费也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重审一审判决虽然改变了原一审判决中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但对于《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性质及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1、上诉人刘先林与被上诉人谢松登签定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其中约定将转包山地的相关权证及营业执照变更只是一种交付转移占有转包标的物的方式，并非房地产权属转让，合同性质是转包合同，并不是买卖合同。本案中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之所以能签订，其基础合同是上诉人与第三人1分别于1995年12月2日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及1998年3月5日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第二期工程）办运动场合同》，以及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要求与发包方于2007年12月18日为将上述两份合同的承包期限自2025年延长至2065年而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在此三份承包合同基础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8年1月23日签订了上述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在原承包协议中，上诉人地位是承包人。在转包合同中，上诉人地位是转包人，上诉人只是将原承包合同取得的承包权益转包给被上诉人谢松登，谢松登取得的是转包经营权，因此《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性质仍属于转包合同。2、双方在转包合同中约定的关于营业执照及土地使用权、房产证的变更仅仅是一种转移占有的方式，被上诉人并不因此取得所承包山地及房产的所有权。因此合同中涉及的法律关系是转包法律关系，并非房地产转让法律关系。首先，土地方面。本案转包合同中所属的生鸡斗山地为博罗县*****经济联合社（后改为石巷村委会）集体所有。上诉人刘先林在承包山地后办理山地使用权证也是为了便于承包期间的经营、使用、管理和收益。刘先林在承包上述山地后，将上述山地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博罗县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名下，而狩猎场的开办单位是福田镇石巷管理区，属于集体企业，土地使用权仍属于集体所有。上诉人作为承包者只是以集体企业负责人的身份对所承包的山地进行经营、管理和收益，上诉人仅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转包合同后，根据转包合同约定，刘先林把博罗联合度假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谢松登，再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了度假俱乐部名下，由谢松登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对所承包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即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将营业执照及土地使用权证转移占有的义务。其次，房产方面。承包山地上的房产为上诉人刘先林承包山地后自己出资兴建，刘先林依法对所建房产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这一事实已经有第三人出具书面材料予以证明，房产证的权属人写为：“博罗县福田镇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刘先林）”这一名称也可以证明。并且根据刘先林之前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约定，只有在承包期满后房产所有权才归村集体所有。在此之前，刘先林有权对其自己出资建造的房产进行处置。刘先林根据合同约定变更到谢松登名下，但谢松登不仅没有提供身份证及配合过户签名，就连办理房产权属变更的前置缴税义务（合同约定税费由谢松登承担）也没有履行，是谢松登的违约行为导致10套房产的转名过户手续一直未能办理成功。因此，本案10套房产即使办理到被上诉人名下，也是一种转移占有的方式，并非房地产权属转让，谢松登并不因此取得房产的所有权，仅仅享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承包期满，房产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因为根据刘先林与村集体签订的各个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约定，承包期满，承包范围内的一切不动产（包括树木等）无偿归村集体所有。而转包协议中第五条第6款约定：“转包后，甲方（刘先林）基于原《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乙方（谢松登）承担”。基于以上约定，在转包期满后，谢松登转承包范围内的不动产（包括山地、房产、树木）全部无偿归原发包方村集体所有。因此，本案中转包合同的变更约定并非买卖村集体财产，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属于“集体资产的转让、变更……故原被告合同约定实质上系无法履行（一审判决p23第17、18行）”的事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事实，仅仅根据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营业执照及房地产更名的约定就在判决书中认定为集体资产的转让、变更，是对合同基础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该部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实际上如果谢松登依约缴纳税费并提供身份证配合办理过户，房产的转名手续早在2008年4月之前就可以依约办理完毕。因此，本案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是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一方。3、上诉人刘先林与被上诉人谢松登签定《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前经过了福田镇石巷村民委员会石巷村民小组成员的90%以上村民签名同意，签订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诉人刘先林提交的2007年12月26日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协议》及附件可以看出，刘先林在将其承包的山地转包给谢松登之前，于2007年12月13日经过了石巷村民小组成员的签名同意，全村总户数103户，其中95户村民已签名同意转包及将原承包期限从2053年12月2日延长到2065年12月2日。该延长期限的要求就是被上诉人谢松登承包的前提条件，刘先林协助完成了村民同意转包及同意延长承包期限的合法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因此，刘先林在经过村民小组同意的情况下将山地转包给谢松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受保护。这一点重审一审判决也进行了准确的分析，认定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未查明是转包合同哪一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对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答辩意见断章取义，曲解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错误的认为上诉人毫无条件的同意解除合同，并判决遵守合同约定的上诉人退还全部款项给违反合同的被上诉人，完全是颠倒黑白，枉法裁判。依法应予纠正。1、上诉人一已经按照《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按合同约定接收承包标的物，未履行合同协助义务，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上诉人退还承包款给被上诉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前述可知，本案承包及转包合同有关各方自始至终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山地、企业及企业经营场所（建筑物）经营使用权的承包转包，根本不是土地和房屋所有权的转让，故各方合同约定中涉及的房地产条款并非无效条款，重审法院对原一审法院该部分的错误认定已经进行了纠正，上诉人予以认可。同时，上诉人特别说明的是，转包合同的标的包括：1、石巷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已转国有建设用地（仅仅1250平方米）及上诉人在该地上建造的10套房产经营权；2、博罗县***********民小组集体所有的约46000多平方米的山地承包经营权；3、以及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承包经营权。三部分承包经营权自2008年1月23日起至2065年12月2日止。在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将1、度假俱乐部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到谢松登名下；2、将俱乐部相关的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劳动用工许可证中负责人的名字全部变更为谢松登；3、将原登记在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联和俱乐部名下。4、在准备将上述10套房产办理到谢松登名下，但谢松登不仅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前置缴纳过户税费的义务，也不提供个人身份证给上诉人，不配合办理房产变更名称的协助义务，虽经上诉人多次发函催促均没有回应，最后导致房产未能办理好更名手续。可以看出，上诉人在履行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是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后怠于履行义务，构成了违约，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2、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谢松登应当对合同违约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非是相应责任。根据双方《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第十条第6款：“乙方应配合甲方办理相关证照的变更手续，如因乙方自身原因（无法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时提供身份证件及与至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签名）造成迟延，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要求将变更时间相应顺延”之约定，未能完成房产证的更名手续完全是被上诉人一方的责任，是因为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前缴纳税费，没有提供身份证件、没有配合上诉人到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签名手续，造成上诉人想履行合同义务而客观上无法履行的结果，也造成上诉人早就应该在2008年5月就可以收到剩余承包款840万元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而产生的违约后果应当完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属于利益受损方。3、一审法院在错误判断合同性质及合同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错误的认定上诉人违约而不是被上诉人违约，进而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承包款，完全是颠倒黑白，枉法裁判。虽然一审法院在判决P23第3-4行中认定“综上，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的转包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是正确的，纠正了原一审法院合同无效的错误认定，但明明是根据土地承包法认定的合同有效，却在p23第16-18行对于合同中约定的转移标的物占有错误的认定为是集体资产的转让、变更，更错误的认为合同约定实质上无法履行。因此，上诉人对重审一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不予认可，完全背离了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根据双方转包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剩余840万元乙方在取得相关产权证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给甲方，若乙方未能一次性付清款项，所付款项甲方概不退还，乙方并负责将已变更证件变更至甲方名下，由此引致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之约定，是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未能如期办理好房产的更名手续，使得上诉人本来在2008年9月就可以收到剩余转让款840万元而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违约责任，上诉人无需退还款项，驳回被上诉人无理诉讼请求。但很明显重审一审判决的第一、二、三判项是完全错误的。三、重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断章取义，完全曲解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原一审答辩同意解除合同的前提是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不退还首期承包款及垫付款为前提。重审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代理人的思路，故意忽略上诉人同意解除的条件，竟然以“禁止反言”谚语作为认定事实与判决的依据，在未达到解除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判决解除合同，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改判。上诉人一审答辩中表明的全面观点是如果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及违约，根据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诉人无需退还被上诉人已支付的转包款及垫付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同意不再履行原转包合同剩余期限，同意被上诉人提出的解除双方的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并非在合同签订并履行十年之后，毫无条件的解除原合同并同意全额退还首期承包款。但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本案尚未达到解除合同的条件的情况下，仅仅截取上诉人答辩状等材料陈述的部分内容，不顾上诉人提到的前提条件，错误的判决解除双方的转包合同，并错误的判决上诉人退还全部承包款，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存在偏袒被上诉人，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判决我退还840万元承包款及15万元垫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如这两个判项生效，作为守约方的上诉人在本案中遭受的损失由谁来承担？这两个判项是对违约者的纵容姑息、是对守约者合法权利的践踏、完全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1、因为将承包山地转包给被上诉人谢松登，而谢松登明确表示承包后不再经营射击场项目，导致我签订转包合同前把之前与射击场的合作合同全部解除，损失巨大。上诉人在2008年1月23日与谢松登签订《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且因为谢松登明确表示不再经营射击场项目，导致我在签订转包合同之后与北京、上海等地几家射击队解除了多年合作合同，不再提供射击训练场地给射击队，这对我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重大损失。2、谢松登在签订合同后，没有按照补充协议支付我剩余承包款840万元，已经逾期超过10年，在此期间的承包款按照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该部分利息损失都已达到400多万元。根据双方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谢松登应在2008年9月3日前将剩余840万元转让款一次性付清。但因为被上诉人谢松登违反合同约定，不接受标的物，剩余840万元承包款直到现在也未支付，已经超过了10年时间。我不仅遭受未收到承包款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利息损失也达到440多万。因此，即使法院判决本案中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根据双方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我也无需退还谢松登任何款项，反而是谢松登应当向我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我的损失。3、被上诉人谢松登在缴纳首期转让款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协助办理房产更名手续，没有接收承包标的物，导致上诉人继续维护、管理场地，支出了很大的成本。由于被上诉人谢松登支付首期款后没有按照约定接受转包标的物，上诉人为了履行与第三人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承包合同，防止山地荒废、树木无人管理造成村集体财产及承包标的损失，上诉人不得不重新聘请工作人员对承包山地、房屋、地上附着物等进行卫生、安全、消防等进行日常维护及管理。上诉人在此期间增修了道路、加盖了大棚、增加了抽水池，种植了新的树木，此时的承包标的比签订承包合同之时有明显升值。但所有成本及支出全部是我本人负担的，该部分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4、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在此期间丧失了其他转包获益或自行开发获益的损失。由于山地、房屋及俱乐部均转包给了被上诉人，俱乐部的各项经营执照及证书全部变更到谢松登名下，部分土地也办理到了度假俱乐部名下。但谢松登一直未出现，未接受转包标的物，我本人也无法直接关门任凭山地无人管理而荒废、贬值。因此，导致我未收到剩余840万元承包款的情况下，既不能正常经营俱乐部，也不能自己投入资金对承包山地继续开发和经营，也不能在合同期内在转包他人获益。在此期间，有一个收购中南加油站的央企，当时开价5500万元，愿意承包此块山地50多年的使用权。另外还有一个私人老板，愿意出3500万元承包该部分山地，这些出价都远远高出了本案转承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价格，但上诉人考虑到尚有与被上诉人之间转承包合同存在，即使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履行接收转承包标的，上诉人也没有将涉案承包标的再转包给他人。客观上导致我丧失了其他转包收益或开发获利的机会，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因为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在10年期间遭受了巨额损失，而一审法院根本未查明上诉人遭受损失等事实的情况下，竟然判决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前期承包款及15万元预付款。这两个判项完全颠倒了黑白，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应予撤销。五、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在原二审中提出不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在重审一审中提起反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谢松登签订《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后积极依约履行合同，不存在任何过错。相反，被上诉人谢松登签订合同后，怠于行使接收转包标的物，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协助与配合办理转包标的物的协助更名义务，已经构成了违约，导致上诉人本应在2008年9月收到剩余承包款无法实现，直至现在都未能按时支付剩余转包费用840万元款项给上诉人。上诉人为此提起反诉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重审一审法院根本罔顾案件事实及证据，错误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而被上诉人在签订转包合同后不接收转包标的物，不履行合同约定协助义务，违约、未履行合同近十年，任由转包标的物荒废、无人管理，是对有限的集体财产及资源的极大浪费，上诉人本着保护集体资产，节约资源的原则，继续义务对转包标的物进行管理，并自己出资对转包标的物进行修葺和完善，自2008年至2019年之间的承包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产等税费也全部是由上诉人垫付的。因有之前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包合同的存在，上诉人甚至陷入既不能自己加大投资进行正常经营，也不能再将所涉林地及房产转包给其他有意向的第三方客户承包经营的两难境地。而被上诉人在白白浪费十年的承包经营权后，刻意歪曲事实，反而起诉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滥用诉权，妄图获得不当利益，该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对被上诉人谢松登违约及不诚信行为，二审法院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各自义务履行情况，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并且判决其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剩余承包款840万元并赔偿上诉人所遭受的损失，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五、上诉人成冬云并非承包合同当事人，重审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成冬云是在转包合同签订之后购买了房产，并错误的判决成冬云承担共同返还款项的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改判。1、成冬云并非本案承包合同、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任何一份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列为本案原审被告二。上诉人一、二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是本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本案审理的范围仅限对合同关系本身进行审理，且与被上诉人谢松登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上诉人刘先林，并非是成冬云，即根据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审理范畴及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成冬云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成冬云不应该被列为本案重审一审被告二。2、即使上诉人成冬云与刘先林系夫妻关系，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重审一审法院判决成冬云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成冬云本案上诉过程中提交的新证据，证明其与刘成茳共同购买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购买时间并不是在上诉人收到首期承包款之后。其房产购买时间是2003年7月21日，并于2003年7月28日向工商银行广州市***支行办理了房屋按揭贷款32万元。房产证中2015年10月27日仅仅是房产证的登记日期，并非房产的购买日期。重审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错误主张认定该房产是用上诉人获得的首期承包款购买是错误的。并错误的将该房产予以查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造成的损失，成冬云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被上诉人赔偿责任的权利。其次，重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对于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上诉人二并未在前述合同上签字确认，事后亦并未追认，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最终用于上诉人的家庭日常生活或者上诉人共同生产经营涉案承包项目，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与上诉人二房屋购买之间所涉款项存在关联关系，并且成冬云购买此房产发生在双方签订转包合同之前，与转包款没有任何关系。重审一审法院在错误的事实认定基础上，错误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判决成冬云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予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基于重审一审法院所做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之规定，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并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谢松登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0处房产均非刘先林所有是正确的，刘先林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权属人，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刘先林在上诉状中称“承包山地上的房产为上诉人刘先林承包山地后自己出资兴建，刘先林依法对所建房产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见刘先林上诉状第4页倒数5行起），该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审法院曾向博罗县自然资源局求证，该局复函明确涉案10处房产的权属人系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见一审判决书第20页最后一段），非刘先林所有。对于一审法院的查明，刘先林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刘先林主张其是涉案10处房产的权属人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刘先林未按合同约定将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和10处房产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已构成违约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刘先林在上诉状主张已按合同约定将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过户到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下称“联和俱乐部”）；准备将其名下的涉案10处房产过户给谢松登，但是谢松登不予配合；已将联和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证照变更为谢松登。所以，刘先林不构成违约。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刘先林却未能依照约定将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等产权证变更至原告名下，该行为已构成违约。”（见原审判决书第23页第7行起）是正确的，理由如下：1、关于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的过户问题。根据《转包合同》第十条第1款“甲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七个月内，负责将转包山地上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及度假村的营业证照变更至乙方名下”，以及《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款“余款捌佰肆拾万元（￥840万元）元待甲方将转包合同所涉土地、地上建筑房屋及度假村营业证照等产权证依法变更至乙方名下，乙方取得该相关产权证后10日内全部一次性付清给甲方；”均十分明确刘先林应将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即土地产权过户到谢松登名下。2、关于涉案10处房产的过户问题。按前述，涉案10处房产的权属人系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后变更名称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场，下称“联和射击场”），非刘先林所有，刘先林无权转让给谢松登。因此刘先林主张准备将其名下的涉案10处房产过户给谢松登，但是谢松登不予配合，这个说法并不成立。3、关于联和度假村的营业证照的变更问题。谢松登认为，《转包合同》第十条约定“度假村的营业证照变更至乙方名下”是指联和射击场，非联和俱乐部。因为在《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从来没有提及联和俱乐部，但多处约定“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场”。而且，射击场有射击项目经营资质，设有具国际标准飞碟射击靶场，枪弹库符合公安部相关要求，达到“一级防护”标准的条件，具有较高市场价值，所以双方才约定将射击场的营业证照变更至谢松登名下。综上，刘先林未将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10处房产以及联和射击场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已违反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支持谢松登要求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1、在法定解除上，谢松登有权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于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和10处房产均非刘先林所有，属于集体资产，未经博罗县******成员大会集体表决追认，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同时因无法转让给谢松登，导致谢松登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谢松登有权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在约定解除上，谢松登有权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转包合同》第十条第5款“如甲方（刘先林）未能在合同第十条第1项规定的期限内将合同项下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及度假村的营业执照等变更至乙方（原告）名下时，乙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依据本条解除，甲方应当将乙方已付款项全部返还给乙方。”按第二条所述，刘先林未按合同约定将涉案转包山地上的1250平方米土地和10处房产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已构成违约，以及联和射击场的营业执照亦未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因此谢松登有权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3、退一步说，即使谢松登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但是刘先林在原一审阶段已确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因此双方已合意解除。本案为重审案件，在原一审阶段，刘先林及其诉讼代理人分别在答辩状、代理词、庭审中多次确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因此双方已合意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三条“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关于自认）规定。”因此，对于确认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实，刘先林已多次明确自认。在重审一审阶段，刘先林为争取于己有利的结果又再主张履行《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要求谢松登支付余下转包款840万元，其不诚信行为已违反上述规定，亦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不应获得支持。综上，从法定解除、约定解除、自认及禁止反言的角度，均应支持谢松登关于确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已解除的请求，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四、一审法院认定刘先林应向谢松登返还已收取的转包款840万元、垫付款15万元，以及驳回刘先林要求继续支付余下转包款840万元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以及《转包合同》第十条第5款约定“乙方依据本条解除合同的，甲方应当将乙方已付款项全部返还乙方”。按上述第三点答辩意见，《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已解除，以及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刘先林应向谢松登返还已收取的转包款840万元、垫付款15万元，以及驳回刘先林要求继续支付余下转包款840万元的反诉请求，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予以维持。五、一审法院驳回刘先林提出支付8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刘先林主张谢松登签完合同不久就失去联系九年多，并以此要求谢松登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刘先林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曾主动联系过谢松登，或者谢松登失踪等情况，刘先林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在《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谢松登负有随时与刘先林联系的义务，亦没有约定未联系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刘先林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刘先林提出支付8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六、一审法院认定成冬云应对刘先林所负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成冬云应对刘先林所负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具体理由如下：1、目前本案已查封的两套房产，即天河区XXXXXXXX房（下称“天河房产”）和增城市************（下称“增城房产”），分别登记在刘先林与刘成茳、成冬云与刘成茳名下，两套房产均属于刘先林、成冬云的夫妻财产，其中刘先林的户口所在地在天河房产处，因此两套房产用于满足两人的共同生活。2、对于增城房产。谢松登于2008年1月25日向刘先林支付了转包款840万元，紧接着刘先林购买了增城房产，并在2009年5月6日完成房屋产权登记（见补充证据9），谢松登有理由认为刘先林购买增城房产的资金来源于涉案转包款。同时，由于增城房产属于刘先林、成冬云的夫妻财产，所以涉案转包款被用于满足两人的共同生活需要。3、对于天河房产。根据成冬云提供的购房贷款合同反映，成冬云的购房贷款期为20年，至2023年付清所有房款，天河房产抵押给工商银行广州西华路支行。根据对天河房产的查册反映，目前天河房产已涂销抵押登记（见补充证据10），从而可以证明成冬云已提前清偿上述银行贷款。考虑到刘先林和成冬云的财务并不互相独立以及成冬云自身的收入情况，谢松登有理由认为成冬云使用转包款用于提前还贷。同时，由于天河房产属于刘先林、成冬云的夫妻财产，所以涉案转包款被用于满足两人的共同生活需要。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审理并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刘先林、成冬云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博罗县******民委员会、博罗县********经济合作社述称，我支持上诉人的意见。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刘先林已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和《补充协议》解除；2.请求判令被告刘先林向原告返还已收取转包价款840万元以及利息4458379。33元（以840万元为基数，从2008年1月25日起，暂计至2017年4月25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刘先林向原告返还已垫付承包款15万元以及利息80734.42元（以15万元为基数，从2007年12月20日起，暂计至2017年4月25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4.请求判令被告刘先林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4000元；5、请求判令被告成冬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请求判令被告刘先林、成冬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反诉原告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继续履行《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和《补充协议》；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转包价款人民币840万元及利息5544000元给反诉原告，利息以840万元为基数，按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8年8月1日起算，暂计算之2019年8月1日，以后另计算至付清转包价款之日止；3.判令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0000万元给反诉原告；4、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18日，被告刘先林与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签订《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将其集体松山土名为生鸡斗山地及联和水库边的生鸡斗山地发包给被告刘先林，承包期从2007年12月2日至2065年12月2日。合同第五条第8项还约定，被告刘先林可以转包，但应报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备案。2008年1月23日，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被告刘先林将其以上与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所承包的山地转包给原告经营，转包期限自2008年1月23日起至2065年12月2日止，转包价款为600万元，该价款包括承包经营权转包费用及该地上所有建筑物转让的费用（须上交给原发包方的承包款由原告另行支付给发包方）。合同第四条还约定：被告刘先林应于2008年4月30日前将转包承包经营权的山地及地上建筑交付给原告。合同第十条约定，被告刘先林须在本合同签订后七个月内，负责将转包山地上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及度假村的营业证照变更至原告名下，变更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原告承担。同日，原告与被告刘先林就上述转包合同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将转包价款600万元变更为1680万元。该款项由原告分两期支付给被告刘先林，即2008年1月25日前原告支付50%，840万元；余款840万元待被告刘先林将转包合同所涉土地、地上建筑房屋及度假村营业证照等产权证依法变更至原告名下，原告取得该相关产权证后10日内全部一次性付清给被告刘先林，若原告未能按协议规定时间一次性付清款项，所附款项被告刘先林概不退还，原告并负责将已变更的证件变更至被告刘先林名下，由此引致的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协议第三条还约定，被告应严格按照转包合同约定的日期将山地交付给原告使用，被告刘先林保证在转包合同所约定的产权证照办至原告名下后10日内将库存在该山地上——用于运动射击使用的枪支、弹药全部搬离。否则，每逾期一天，被告刘先林须按转包价款的0.5%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该款项原告有权在剩余转包款中予以扣除，由此引致的法律后果全部由被告刘先林承担。以上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被告等将第三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场及第三人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劳动用工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均由被告刘先林变更为原告谢松登。现第三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场的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被告刘先林；2017年2月9日起，第三人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的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被告刘先林。原告在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后未接管过、未经营过标的财产。另，经一审法院向博罗县自然资源局求证，该局于2019年11月11日复函告知一审法院：证号为博府国用（2008）第160027号土地的权利人系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于2008年4月进行名称变更登记，原权利人名称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位于博罗县***********生鸡斗的十套房产（产权证号：022189******900、031920******204）的权属人系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和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的经济性质均为集体所有制。另查明：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于2007年12月20日出具的注明“收到刘先林预付（2025年至2035年）10年山地租款15万元”中的15万元系原告所付，收据原件由原告持有。2008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刘先林支付了转包款8392500元。被告刘先林亦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原告840万元。另查明，被告刘先林与被告成冬云于1986年8月19日登记结婚，现仍在婚姻存续期间内。被告刘先林于2009年5月6日与他人购买位于增城市************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293.77平方米），被告成冬云于2015年10月27日与他人共同购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89.4平方米）。2017年8月10日，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博罗县******民委员会作出声明，表示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经博罗县******民委员会同意……。2018年4月16日，第三人博罗县******民委员会作出情况说明，表示博罗县***************民委员会属下的行政和经济组织主体，由于涉案企业、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均为博罗县*********民小组的集体财产……。经原告提出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依法作出（2017）粤1322民初18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刘嘉琪、被告刘先林名下的位于增城市************的房屋（登记字号：09交登01810419）中被告刘先林享有份额的房产所有权登记在刘成茳、被告成冬云名下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房屋（房产登记号：2015登记字9020245号）中被告成冬云享有份额的房产所有权、登记在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刘先林）名下的位于博罗县***********生鸡斗的房屋所有权（产权证号：022189******900、031920******204）。原告因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刘先林将其从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承包取得的山地经营权转包给原告，内容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另从被告与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签订的《承包生鸡斗山地办飞碟射击运动场合同》以及第三人博罗县*********民小组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声明可知，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转包合同，第三人系知情并同意的，可推定承包人刘先林向发包人博罗县*********民小组进行了备案。综上，原告与被告刘先林签订的转包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涉案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先由原告向被告刘先林支付转包价款的50%即840万元，原告根据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相应转包款的义务。然而，被告刘先林却未能依照约定将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等产权证变更至原告名下，该行为已构成违约。关于被告辩称涉案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的权属人分别系第三人博罗县联和渡假俱乐部和第三人博罗县福田镇联和飞碟射击场（原名称为博罗县福田联和飞碟射击狩猎场），其系上述两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约定时间内将上述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上述行为应当认定已经履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系原、被告，且约定的内容系登记在原告名下，不能以原告担任上述两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即推定原告个人享有涉案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的经营权、使用权。再者，涉案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均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集体资产的转让、变更应当由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表决通过方可进行，故原、被告合同约定实质上系无法履行的。另，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本案原一审时，被告刘先林在答辩状、代理词以及庭审笔录中均表示同意解除涉案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现发回重审后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该行为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对于原告诉请解除合同之请求，无论从法定解除亦或协议解除的角度，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理，对于反诉原告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之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合同解除后，因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已支付转包款840万元，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支付利息以及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时，对于转包经营涉案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归属系清楚明了的，在此情况下，仍协议约定将涉案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证依法变更至原告名下，双方对此均存在过失，故原告诉请支付违约金以及利息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诉请支付转包款840万元以及支付利息、违约金的请求，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予以全部驳回。对于原告第3项诉讼请求，因该15万元系原告所付，且系2025年至2035年的预付山地租金，其受益人为2025年至2035年的山地承包租用人即被告刘先林。据此，由原告代付的预付承包款15万元，被告刘先林应当予以返还，并应从支付之日即2007年12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对于被告成冬云是否应对被告刘先林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经原告举证证实，被告刘先林在收取原告的转包款840万元后，夫妻购置两处房产，且有一处房产面积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被告刘先林在本案中的债务应认定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两被告应共同清偿。第三人博罗县******民委员会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与被告刘先林于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二、被告刘先林、成冬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谢松登合同转包款840万元。三、被告刘先林、成冬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谢松登预付承包款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超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谢松登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刘先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839元（预交），保全费5000元（预交），由原告谢松登负担5839元，由被告刘先林、成冬云负担100000元。反诉受理费52972元（预交），由反诉原告刘先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成冬云提交如下证据：1.成冬云与他人共同购买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商品房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2.担保函、个人购房借款合同；3.房地产权证。被上诉人谢松登提交如下证据：增城房产产权情况表、广东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刘先林与谢松登于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以及解除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二、成冬云是否应当承担本案债务的共同清偿责任。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刘先林与谢松登于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下称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以及解除之后的责任承担的问题。刘先林与谢松登于2008年1月23日签订的《山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下称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依据《转包合同》约定：“甲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七个月内，负责将转包山地上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及度假村的营业证照变更至乙方名下。”至今为止，刘先林未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的转包山1250平方米土地、10处房产变更至谢松登的名下。刘先林也没有向谢松登交付上述土地以及房屋，谢松登也没有实际经营管理承包地。此外，《转包合同》明确约定转包的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变更至谢松登名下，并非将度假俱乐部的营业执照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相关的行政许可变更负责任人，刘先林主张已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及行政许可负责任人，实际已经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不予支持。因此，刘先林未按照合同约定将上述土地以及房屋变更登记至谢松登的名下，构成违约，谢松登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判决解除《转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于法有据，二审予以维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刘先林诉称，谢松登签订转包合同并支付840万元之后，就失踪联系不上。对此，刘先林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刘先林联系谢松登，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先林尽到通知的义务。对于失踪的问题，刘先林亦未向法院申请宣告谢松登失踪，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与过失的责任。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补充协议》由于刘先林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法被解除，上诉人刘先林应当向谢松登返还840万元转让款与15万元垫付及利息。鉴于《转包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通知义务，谢松登多年亦未要求刘先林履行合同义务，怠于行使合同权利，同样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谢松登的违约金请求，以及免除840万元多年利息，符合公平原则，二审予以维持。因此，刘先林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主张谢松登的违约责任，缺乏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予以驳回。二、关于成冬云是否应当承担本案债务的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刘先林与成冬云为夫妻关系，成冬云名下的两套房产，其中广州天河房产购于2003年7月21日，而增城房产则购于2009年5月6日，谢松登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房产的购买或者偿还按揭款来自本案840万元的转包款，谢松登应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欠妥，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尽管查明的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五项及诉讼费分担部分；二、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刘先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谢松登合同转包款840万元；四、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为：刘先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谢松登预付承包款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超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驳回谢松登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受理费用100839元，由刘先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