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9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志华,男，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张天宝,浙江宪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同皓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桥东路**，实际经营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衢路**。 法定代表人邵海建，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工业园/div> 法定代表人邵海滨。 上诉人朱志华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同皓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皓电器公司），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实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亮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上诉人朱志华及委托代理人张天宝，被上诉人同皓电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绍建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新安实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同皓电器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16日）法定代表人邵海建与被告新安实业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7日）法定代表人邵海滨系亲兄弟关系。朱志华多年前即在同皓电器公司处上班。2003年，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均由邵海滨邵海建的父亲一并管理，朱志华受同皓电器公司指派，前往新安实业公司处上班，朱志华的工资构成分为两块，由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共同发放，社保由同皓电器公司交纳。2007年12月29日，同皓电器公司与朱志华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2012年，同皓电器公司开始由邵海建独立经营，新安实业公司开始由邵海滨独立经营。同皓电器公司依旧为朱志华交纳社保，并每月支付工资1400元。2015年12月之后，同皓电器公司不再为朱志华交纳社保费用，不再支付工资，由案外人富泰材料公司为朱志华交纳社保费用。2016年2月之后，同皓电器公司不再为朱志华交纳公积金。2016年11月，新安实业公司停产。朱志华依旧在处理新安实业公司后续的事务。2017年10月，案外人建德市新安江电焊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海建）为乙方、新安实业公司为甲方，双方签订了《镀铜焊丝车间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其坐落在抚州市工业园区圆横二路299号的车间厂房、生产焊丝的设备、工装及附属设施出租给乙方，用于镀铜焊丝的生产，租赁期限为3年。双方又约定了甲方的债务与乙方无关，原有的职工劳动关系、劳资关系与乙方无关。甲方与乙方不存在相互担保，双方均无担保义务。双方还在生产经营方面约定，乙方有条件接受甲方派遣的生产操作工人，乙方不承担甲方工人之前的工资、社保、福利、工伤等。建德市新安江电焊条有限公司租赁新安实业公司厂房设备后经营至2018年2月，包括朱志华在内的部分工人继续在新安实业公司处上班，工人工资由建德市新安江电焊条有限公司发放。2017年5月11日，新安实业公司出具了一份工资收入情况，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邵海滨签字，载明经双方友好协调朱志华年薪八万未发部分工资共计115000元。2018年1月3日，新安实业公司出具一份《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邵海滨签字，载明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20日新安实业公司尚欠朱志华41164元，根据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抚劳人仲字[2017]第76号仲裁调解书，2017年1月至3月拖欠的工资10500元已经进行了裁决，扣除该款后，新安实业公司尚欠朱志华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20日工资及工龄补贴合计30664元。2018年2月，朱志华向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新安实业公司支付2017年前尚欠工资158452.46元。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抚劳人仲字[2018]第46号仲裁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新安实业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前支付朱志华工资158452.46元。2018年下半年，新安实业公司因众多执行案件，其财产被司法处置。2019年1月，朱志华回到建德后未再去抚州上班。2020年5月21日，朱志华向建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缴纳社保及公积金，支付所欠工资，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建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日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朱志华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由同皓电器公司和被告新安实业公司共同支付劳动工资及社保费损失共计183578.92元；2、解除被告同皓电器公司与朱志华在2007年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8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同皓电器公司和新安实业公司承担。若法院不支持同皓电器公司、新安实业公司连带支付，则要求同皓电器公司承担以上支付义务。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朱志华与同皓电器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朱志华提起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关于第一点，朱志华认为其与同皓电器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其在新安实业公司上班是受同皓电器公司所派，其与同皓电器公司存在着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同皓电器公司、新安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海建、邵海滨系亲兄弟关系，在2003年朱志华由同皓电器公司派往新安实业公司上班时，两家公司由邵海建、邵海滨的父亲进行管理，朱志华虽然在新安实业公司上班，由新安实业公司发一部分工资，实际上履行的还是同皓电器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结合2007年12月29日，朱志华虽长期在新安实业公司上班，同皓电器公司仍与朱志华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且一直为朱志华交纳社保，向朱志华发放一部分工资，也能证明朱志华与同皓电器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至2015年12月，因两公司开始由邵海建和邵海滨分开管理，同皓电器公司不再为朱志华交纳社保费用，也不再向其发放工资，朱志华的社保费用开始由案外人富泰材料公司交纳，因同皓电器公司、新安实业公司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向朱志华说明过这一事实，对于朱志华而言，其工作岗位和地点并未发生变化，其并不知晓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分开管理，也未收到过同皓电器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其认为与同皓电器公司仍存在劳动关系符合常理。2016年11月，新安实业公司开始停产，按照朱志华所说，其之后仍在抚州上班，处理后续事宜，工资仍是八万一年，由新安实业公司每月发3500元，由同皓电器公司每月发1500元，不足的年底补。但结合朱志华提供的证据6中的工资收入情况，该工资收入情况载明朱志华2016年工资，“总厂”发101400元，新安实业公司发3500元，12个月计58800元，按照八万年薪，新安实业公司2016年尚欠朱志华21200元，庭审中，原告朱志华又称自2016年1月开始，同皓电器公司实际上并未再支付每月1500元，说明该工资收入情况载明“总厂”已发的每月1400元，实际已由新安实业公司所发。再结合朱志华提供的证据6中的《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该书面材料载明朱志华2017年1月至9月20日的应支付工资是45644元，平均到每月近5000元，与朱志华所述的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每月所发工资之和基本吻合，也就是说，2017年5月11日，由新安实业公司出具给朱志华《工资收入情况》，已经将原同皓电器公司应发的工资1400元转为由新安实业公司所发，若此时朱志华还对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已经独立经营的事实不知情，其在2018年1月3日，新安实业公司出具给朱志华的《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在抬头已经明确载明是新安实业公司所欠，工资数额基本等同于以往同皓电器公司与新安实业公司每月所发工资之和，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朱志华应当知道其与新安实业公司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同时2018年2月，其向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时，其主张的数额也明确包含了以往由同皓电器公司应发的数额，主张付款对象仍是新安实业公司而非同皓电器公司，这也能证明朱志华对其与新安实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于朱志华所称的，其在发生劳动争议之前仍与同皓电器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一直持续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朱志华要求解除与同皓电器公司的劳动合同，要求同皓电器公司承担其主张款项的支付义务，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朱志华认为其在新安实业公司处上班是受同皓电器公司劳务派遣，该事实并无证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朱志华主张新安实业公司在2018年2月按照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调解书支付2017年之前的工资是代同皓电器公司支付，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该意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第二点，朱志华提起本案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按照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朱志华自认自2019年1月开始未去上班，新安实业公司在2016年11月即停产，主治话也认可其他员工全部在2017年年底就结束劳动关系了，只有其一直在帮忙处理新安实业公司后续事务，2018年年底新安实业公司名下财产已被司法处置，实际上早处于关闭解散状态，即使朱志华仍要处理后续的事务，其在2019年1月回到建德未继续上班后，双方的劳动关系也随之终止。朱志华认为其在2019年1月后、春节之后已经找过新安实业公司负责人邵海滨，其答应于6月底与社保费用一起处理，庭审中，邵海滨认可原告朱志华在2019年春节后找过他，但朱志华的工资已经在2018年江西仲裁时处理完毕，只答应因朱志华无工作，可以拿点生活费，由邵海滨个人出；主治话又称其在2019年1月后、春节后也找过同皓电器公司负责人邵海建要求回去上班，邵海建告诉主治话其与同皓电器公司无劳动关系，庭审中邵海建称朱志华并未提过要回同皓电器公司上班。原审法院认为，2019年2月5日为2019年农历春节，农历年1月底至2019年3月6日，朱志华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春节后向两被告主张权利的细节，从同皓电器公司、新安实业公司的负责人庭审中自认的内容，无论是支付款项还是继续上班，均未同意朱志华的意见，劳动争议已经发生，则朱12志华向哪一个同皓电器公司、新安实业公司主张权利，均应在2020年3月5日之前主张权利。朱志华在2020年5月21日提起仲裁申请，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期间。同时，针对朱志华主张的诉请，朱志华称其2017年的工资中2月至12月尚有33834元尚未收到，但朱志华提供的证据7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抚劳人仲字[2018]第46号仲裁调解书中已经将2017年12月之前的工资一并处理，这与朱志华的陈述相互矛盾。朱志华又称该尚欠的部分是同皓电器公司每月应发未发部分，而根据朱志华证据6新安实业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中九个多月工资是45644元，若该款中只有朱志华所称的新安实业每月发3500元，九个多月的工资应不超过35000元，与45644元数额也不相符，庭审中，朱志华又自认[2018]第46号仲裁调解书所涉的款项是包含两被告应发的工资，前后又相互矛盾。综上，对于朱志华所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志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朱志华负担。 宣判后，朱志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可知，上诉人原在同皓电器公司工作，亦是与同皓电器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后新安实业公司设立，新安实业公司与同皓电器公司共同管理，其性质类似于同皓电器公司的分公司。2003年7月上诉人遂被同皓电器公司派往新安实业公司协助工作。后上诉人应同皓公司指派一直在新安实业公司工作，但一直与同皓电器公司发生劳动关系，同皓电器公司亦认可这一点。2007年，同皓电器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能证明上述事实。上诉人系与同皓电器公司发生劳动关系，按理说工资应当由同皓电器直接支付，但上诉人的部分工资长期通过新安实业公司发放。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相信新安实业公司与同皓电器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已达成协议：由新安实业公司代同皓电器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工资报酬。故上诉人就工资事宜分别与同皓电器公司及新安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海建、邵海滨进行协商，后由邵海滨出具了“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材料。因此，“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材料，并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认可与新安实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一审以工资发放情况来认定劳动关系不合理。另外，上诉人虽于2018年向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但当时上诉人是跟随其他员工一起处理新安实业公司欠薪问题，上诉人也并未注意劳动关系主体等问题，且当时并未开庭审理，而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并未对劳动关进行实质审查，上诉人为尽快拿到劳动报酬且认为二被上诉人已经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故同意调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上诉人与同皓电器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皓电器公司未与上诉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亦未向上诉人发出任何包括书面、口头等形式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上诉人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一直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不受仲裁时效限制。退一步说，即便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同皓电器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时效亦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时效。同皓电器公司从未向上诉人正式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尚不知道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上诉人无法主张权利。上诉人在仲裁前已就工资等事宜多次与两被上诉人协商，且也多次向劳动部门请求救济，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相关规定，仲裁时效应当中断，重新计算。故一审判决上诉人诉请超过仲裁时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同皓电器公司答辩称：本案时效已过，上诉人跟同皓电器公司没有关系，上诉人的社保都不是同皓电器公司缴纳。同皓电器公司在2014年9月下达解除劳动合同的文件，上诉人也在另外新公司缴纳社保。 被上诉人新安实业公司未作答辩。 上诉人朱志华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录音光盘一份，里面是上诉人与邵海滨及邵海滨父亲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双方一直在沟通劳动关系及拖欠工资及社保问题。从来没有提到正式解除劳动合同，通话录音分别是在2019年7月2日、2019年9月5日、2020年3月2日（两份）、2020年4月14日共五段录音。 被上诉人同皓电器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2014年9月12日同皓电器公司下达的关于解除上诉人等劳动合同的通知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双方从2014年9月12日起就没有劳动关系了。 被上诉人新安实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朱志华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同皓电器公司认为，与同皓电器公司无关，非系上诉人与同皓电器公司的录音，故不予认可。对被上诉人同皓电器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朱志华认为，从未收到该通知，故不予认可。新安实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朱志华提交录音的形成时间、谈话对象和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同皓电器公司提交的解除通知没有送达给朱志华的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虽然朱志华与同皓电器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并且朱志华最初系受同皓电器公司指派前往新安实业公司工作，部分工资和社保也由同皓电器公司发放、缴纳，但同皓电器公司和新安业实业公司原由邵海建、邵海滨父亲共同管理，2015年12月由邵海滨、邵海建分开独立经营，且朱志华的社保自此由案外人公司缴纳，并根据朱志华一审提交的《工资收入情况》、《抚州市新安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朱志华工资》以及朱志华一审自述同皓电器公司自2016年1月开始并未再支付1500元/月，可以证明朱志华知晓二被上诉人独立经营且其工资由新安实业公司发放的情况，且其2018年2月以新安实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抚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请求也包括了原由同皓电器公司发放的工资数额，因此一审据此认定朱志华明知其系与新安实业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正确，其再要求主张与同皓电器公司的劳动合同并由同皓电器公司承担款项支付义务依据不足。朱志华主张新安实业公司系代同皓电器公司发放工资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新安实业公司自2016年11月停产，朱志华自述其处理后续事务至2019年1月未去上班，故双方劳动关系应自2019年1月终止。根据朱志华的主张以及邵海滨、邵海建一审中的陈述，双方在2019年春节已经产生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等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一年的规定，朱志华在2020年5月21日提起本案仲裁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朱志华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