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9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史选增，男，汉族，1965年5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飞，河南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克锋，男，汉族，1971年6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孟津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安琴，女，汉族，1973年11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孟津县。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战胜，河南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史选增因与被申请人杨克锋、李安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03民终555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史选增申请再审请求：一、请求撤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终5559号民事判决与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391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的一审诉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7年9月19日申请人史选增与被申请人杨克锋、李安琴（杨克锋配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申请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并无异议，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被申请人杨克锋收到补偿款后三日内开始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及各类工作资料、财务及在被申请人杨克锋名下属于公司资产的两部车辆（车牌号分别为：豫576**和5758P）过户到公司名下等移交手续。第八条约定：补偿金总额为200万元（含车辆），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支付100万元，剩余100万元一个月内付清收到余款后，被申请人杨克锋离开公司，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时，被申请人杨克锋无条件配合。协议签订后，申请人按约将全部股权转让款（包含车辆折抵股权转让款部分）于2017年11月22日前全部支付给了被申请人杨克锋，但杨克锋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根本无意于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责任义务：拒不配合办理工作交接（包含工作文件、财务借款清理以及办公用品等交接，按照公司规定签署离职协议），始终未按约配合履行股权变更事宜，并且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也未按照合同约定离开公司，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天誉公司的经营决策，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简直在毁约，并构成了根本违约。印证上述内容的主要证据有，2018年3月27日，因被申请人杨克锋始终不配合申请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且不与申请人联系，申请人无奈将天誉公司及杨克锋（为第三人）起诉至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3**民初675号）要求杨克锋配合申请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杨克锋始终未出庭应诉，致使法院无法将其送达相关文书，最终通过司法公告的方式向其公告送达。但公告期满后杨克锋仍未出面，后该案审判人员建议我方先行撤诉，另行起诉解除合同，虽就该案申请人撤诉，2018年10月18日高新法院向申请人下发撤诉裁定书。在这样的前提下，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杨克锋以短信方式下发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二审法院对于该事实进行了确认），在被申请人收到该申请书后其也未在3个月内提起诉讼或进行任何回复。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若有诚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当事一方仍可以与申请人协商并向公司申请办理向申请人办理股权转移，没有任何行为，证明其根本无意履约。申请人才向高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原审过程中，申请人还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2018年3月16日被上诉人杨克锋伙同李安安（系公司股东，杨克锋内弟）等非法抢走了保存在上诉人史选增办公室的天誉环保及子公司天誉安装公司的办公所需的各种印章等，非法控制公司并遣散员工，恶意破坏天誉公司正常经营的相应证据，与发生公章抢夺后公司经营陷入困局、负债累累并已进入破产程序的相应证据。上述证据所印证的案件事实对于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至关重要，对杨克锋的毁约行为进行了旁证。直接关系到杨克锋有无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但原审法院判决中并未在对相应证据进行列明，也未对上述证据给出结论性的评判意见。综上，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申请人作为股权转让的买受人已经按约履行了主要的付款义务，对其本人而言根本不可能拒绝配合股权变更义务，股权至今仍然没有变更至申请人名下。但原审法院片面的基于被申请人的口头说辞来认定本案的事实，并对申请人提交的大量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不予评析，致使本案中杨克锋到底有无积极配合履行股权变更义务、股权转让协议到底能否得到实际履行、协议实际履行后申请人的合同目的还能否实现等问题均没有查清，判决结果无事实依据，更无公平公正可言。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权纠纷，原审法院应当围绕《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的维护，义务的履行进行审理，并适用法律，但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终审法院，均援引《公司法》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明显是错误的，协议能否得到实际履行应当是协议双方责任，公司仅是履行股权变更过程中工商登记部门的程序性要求，公司行为并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在申请人通过私下协商、诉讼等途径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协议，被申请人不予履行后，申请人就协议继续履行已经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在申请人向杨克峰下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其也没有提出异议，那么本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进行审理，同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提字第45号判决书中与本案案情高度类似，判决结果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案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已有近三年，申请人在交付完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至今依然没有取得新股东身份，股权至今没有变更，违背了合同订立的目的，同时基于天誉公司现已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申请人再获得股权已无任何意义，合同目的根本上无法实现，申请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求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但原审判决却在明知协议已经无法履行的前提下，驳回我方诉求，不仅没有法律依据，在逻辑上更是荒谬至极，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恳请法院依法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所作的错误判决。杨克锋提交答辩状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史选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合法有效，再审申请人无权主张解除该合同。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于2017年9月19日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并于该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三方协议》，该《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规定要件。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根据截至2017年8月31日公司资产财务现状，双方协议商定公司现有净资产（含公司现有固定及无形资产、账面债权、债务及公司原址三山路1号场地协议开发后的预期资产收益等）为4200万元为股权转让净资产基准”，同时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6.97%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并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商变更。”基于该协议第一条及第二条之规定，答辩人的6.97%股权总价款至少应为292.74万元，但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中再审申请人与被告仅约定“补偿金支付：补偿金总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支付给甲方100万元，剩余100万元一个月内付清，收到余款后甲方离开公司，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时甲方应无条件配合”。因该股权协议中约定的200万股权转让价格远远低于答辩人股权的现值，故基于此，为了补偿答辩人，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及天誉公司董事长李安安经协商又另行签订了《三方协议》，三方协议就“高新区润生高科大厦10楼购置的4套房产”做了分配，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承诺：甲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甲方退出公司，作为原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应乙方要求，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之前事务；乙方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给予甲方200万元股权现金补偿的基础上，在三方共有的高科大厦房产出让款到位后再支付给甲方100万元的补偿金。丙方作为大股东/董事长，为甲乙双方上述承诺见证和担保”（其中甲方为答辩人，乙方为再审申请人，丙方为天誉公司董事长李安安），也就是说答辩人转让给再审申请人的股份股权价格共计为300万元。以上两份协议签订后，再审申请人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及2017年11月22日分两笔共计支付答辩人17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再审申请人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全支付答辩人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不含《三方协议》所涉及的100万），就《股权转让协议》中答辩人的义务履行而言，答辩人已经履行了除配合再审申请人办理工商变更外的各项义务，包括将名下豫Ｃ×××**/5758P过户至公司以及将豫Ｃ×××**车辆款项转让款交付公司。因工商行政变更并非答辩人一人所能完成，也并非答辩人一人义务，尤其是当再审申请人担任天誉公司的总经理并实际掌握天誉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如何办理变更，何时办理工商变更，更是由再审申请人一人做主说了算，就股份工商备案事宜，答辩人仅有能有配合的义务。且不论再审申请人在支付178万的股权转让款时的时间已经严重地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期，再审申请人已经违约在先，答辩人依旧是在收到再审申请人的股权转让款后一直等待着、并积极配合着与再审申请人履行工商变更手续。然而时至今日，答辩人自始至终都未收到再审申请人提出要求答辩人配合办理变更的请求，相反，答辩人等来的却是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再审申请人要求解除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生效且已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无任何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该义务系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共同的合同义务，其中工商变更的主要义务应为再审申请人本人而并非答辩人，同时工商变更登记系必须由再审申请人与答辩人共同协助、配合才能实现、履行的义务。在再审申请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拒绝或拖延配合办理变更义务”、“再审申请人业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的催告”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业已全部履行的前提下，再审申请人无权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史选增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大部分履行，其效力依法应当被认定。就再审申请人史选增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言，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任何法律之规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答辩人不再享有天誉公司股东权利，而再审申请人史选增也支付了答辩人17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股份转让款未全部支付），加上再审申请人史选增收购其他18位股东的股份，再审申请人史选增合计已经持有天誉公司72.98%的股权（该股权比例由其于2018年4月3日在郑州郑东新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会议室由再审申请人组织召开的临时股东会时史选增自己明确说明）。故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史选增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效力依法应当被认定。此外，再审申请人就后续所提起的诉讼，明显系自相矛盾的诉讼。就再审申请人本案而言的诉求，既然再审申请人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那么作为《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合同的《三方协议》理应同时予以解除，但是再审申请人却在“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并以此要求答辩人退还已经收取的17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案件受理后，却又另行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以及案外人李安安基于《股份转让协议》效力而另行签订《三方协议》的合同效力。二、再审申请人不能以股份未经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及天誉公司经营现状导致其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为由解除其与答辩人签订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在一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明确表示在答辩人转让公司股份后，再审申请人担任天誉公司总经理一职，公司行政人事及财务经营权也由其负责，在此等情况下，能左右天誉公司是否办理内部股权变更及工商股权转让变更的不是答辩人，而是再审申请人史选增本人。诚如再审申请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答辩人有义务配合之表述，答辩人有的仅是配合而不是主导，在答辩人转让股份后，真正的主导应当是再审申请人及其控制的天誉公司，而不是答辩人，现答辩人因其与案外第三人发生的争议致使其无法实现控制天誉公司的目的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在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公司控制权问题其与他人发生的争议并非因答辩人引起，也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再审申请人不能也无任何依据就其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致使其股东权益无法实现来否认其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另外，基于庭审查明的事实，再审申请人担任天誉公司总经理，并保管持有天誉公司的公章，在其已经与答辩人签订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其完全具备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的条件，而且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仅是备案效力，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故再审申请人以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三方协议》的内容，足以认定在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天誉公司净资产是高达4200万元的，答辩人转让给再审申请人的6.98%的股份价值高达300万，也正是基于此，再审申请人才会与答辩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答辩人178万元的股份转让款。答辩人了解得知自再审申请人保管公司公章全面管理天誉公司短短半年时间内，天誉公司由一个净资产过4000万元的公司到负债经营，其根本原因在于再审申请人肆意挪用侵占公司资金。然而现在再审申请人却以公司“濒临破产、股权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企图转嫁责任，再审申请人的行为不仅违背民法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也是具有应受惩罚性的违法行为。三、就本案案涉争议的股权转让案情与再审申请人申请书中的最高院（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的案情完全不一致，（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或依据。首先，就本案而言，在答辩人与再审申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再审申请人担任的是天誉公司的总经理且掌管着天誉公司的印章，而（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中九州华汉广告中心却并不具备本案再审申请人的职位及管理条件。其次，就本案的，首先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再审申请人，是再审申请人未按约定支付答辩人股权转让款，但（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中九州华汉广告中心却并不具有任何的付款违约行为；再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向答辩人主张过要求答辩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唯一能证明的便是起诉答辩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中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北京九洲华汉广告中心一直向管国敏主张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最后，天誉公司是在再审申请人负责经营期间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致使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再审申请人对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2015）民提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中九州华汉广告中心却根本未参与过上海旭鹰公司的经营，旭鹰公司也未存在濒临破产的经营窘境。答辩人认为原一审及二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李安琴提交答辩状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就本案争议的案由及实体权利而言，再审申请人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是不适格的，答辩人并非洛阳天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誉公司）的股东。虽然答辩人与本案被告杨克锋曾系夫妻关系，但是答辩人已经于2018年10月31日与杨克锋办理离婚，答辩人与杨克锋之间已经不存在夫妻关系。此外，就算是杨克锋与史选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答辩人与杨克锋尚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但该股权转让款并非答辩人与被告杨克锋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再审申请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原一审及二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史选增与杨克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史选增支付股权转让款取得股权，史选增称杨克锋拒绝配合进行变更登记，以股权没有变更登记到其名下主张解除合同，但不能提交杨克锋拒绝配合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导致股东变更的，公司应当将股东变更情况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是工商登记的义务人，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故史选增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史选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史选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长江审判员  杨 楚审判员  殷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苏一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