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4行赔终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绍棠，男，194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绍云，男，195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博玲，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嘉善县人民大道777号。 法定代表人郑利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宏伟，男，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上诉人龚绍棠、龚绍云因房屋登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483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4年2月22日，嘉善县房地产管理处颁发了嘉字第0××7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龚绍棠系嘉善县魏塘镇东门大街61号的房屋所有权人，龚绍云系共有人。嘉善县房地产管理处于2001年10月收到房地产转让当事人提交的转移登记申请材料，包括房地产交易申请表、买卖房产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件、居委会证明等，申请将嘉善县魏塘镇东门大街61号的房产转移登记至沈宏伟名下。房地产交易申请表及买卖房产协议书上产权人（出让方）填写的系龚绍棠、龚绍云，购房人（受让方）填写的系沈宏伟，出卖人处所签名字为“龚昭棠”、“龚昭云”。申请材料中含“龚昭棠”、“龚昭云”身份证件，居委会证明载明东门大街61号房屋产权证上龚绍棠和龚绍云同身份证上是同一人。嘉善县房地产管理处经审查，于2001年11月26日作出转移登记，将涉案房产登记至沈宏伟名下，并为沈宏伟颁发了0××4号房产证。此后，沈宏伟又将嘉善县魏塘镇东门大街61号房产出卖。后经鉴定，房地产交易申请表上出卖人处的“龚昭棠”并非龚绍棠本人所签。原审另查明，因龚绍棠对登记行为提起诉讼，桐乡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8）浙04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嘉善自规局）作出的将龚绍棠、龚绍云共有的嘉善县魏塘镇东门大街61号房产转移登记至沈宏伟名下的行为违法。上述判决生效后，龚绍棠、龚绍云向嘉善自规局申请行政赔偿，该局作出善自然资规发［2019］290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 原判认为，2001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当，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房屋登记机构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故根据上述规定，龚绍棠、龚绍云主张嘉善自规局房屋登记错误要求国家赔偿需满足的前提条件为房屋登记机构存在过错即未尽合理审慎职责且龚绍棠、龚绍云存在一定经济损失。一、房屋登记机构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30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根据上述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该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到审查义务，主要对于申请材料是否完整和齐备、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进行审查。本案的房屋登记机关收到的当事人提交的转移登记申请材料包括房地产交易申请表、买卖房产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件、居委会证明等，申请材料完整齐备，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龚绍棠、龚绍云提出登记材料中身份证系伪造的意见，虽然两份身份证上的“龚昭棠”、“龚昭云”与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产权人名字不符，但申请材料中居委会证明载明房屋产权证上产权人同身份证身份一致，且登记机关在当时尚不具备对身份证真伪进行辨别的条件，故登记机关已对申请人身份信息尽到了审查义务。龚绍棠、龚绍云还提出签名系伪造的意见，虽然房地产交易申请表上出卖人处签名经鉴定并非龚绍棠本人所签，但在房屋登记机关已查验了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申请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申请材料上的签名是否系龚绍棠、龚绍云本人所签，登记机关不具备辨别的技术条件。综上，虽然原审生效判决已确认登记行为与事实不符，并判决登记行为违法，但本案并无证据显示登记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存在过错。二、龚绍棠、龚绍云经济损失问题。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龚绍云曾于1998年向案外人借款10000元并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及钥匙交予案外人，由案外人占有使用涉案房产。虽然龚绍云陈述其系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案外人，但结合登记行为发生时涉案房产的评估价格、龚绍云与案外人未就借款问题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等因素，龚绍云与案外人之间的行为更符合买卖关系中支付对价并交付标的物的基本构成要件，龚绍棠、龚绍云主张其与沈宏伟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但经法庭释明，龚绍棠、龚绍云并未就买卖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该规定，财产权遭受损害申请国家赔偿的，应按照直接损失进行赔偿，一般不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现龚绍棠、龚绍云主张按照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损失进行赔偿，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但龚绍棠、龚绍云可就其损失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处理。综合上述两点，龚绍棠、龚绍云提出要求嘉善自规局赔偿拆迁安置利益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原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龚绍棠、龚绍云的赔偿请求。 龚绍棠、龚绍云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所有的材料只有房屋权证是真实的。居委会证明所证明的内容也不真实，龚昭棠、龚昭云和龚绍棠、龚绍云并不是同一人，两上诉人也并没有用过这样的曾用名。龚绍云因债务纠纷将房产证交由他人保管，并允许他人居住。根据不动产暂行登记条例，登记机关没有在上诉人在场或者没有核实授权委托书的时候就单凭沈宏伟提供的一些身份证明、所有权证等材料，在不联系当事人本人的情况下就依据沈宏伟单方提供的材料，显然可以认为其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如果一方到场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应当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联络以确认登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只有一方去登记申请的情况下，登记机关不应当办理转移登记。另外，沈宏伟作为房屋的买受人，又代表出售人来办理手续，本身就是不符合常规。对于被上诉人所称的当时签名的真伪并无有效技术手段予以确认的说法，上诉人并不认可，登记机关应当对经办人的签名进行确认，如果从形式上无法确认，则被上诉人在办理相关登记时应当要求签字人或被授权人面签，如果在当时房屋登记机关既不能辨别材料真伪也不采取任何措施来保障材料的真实性，那彼时的行政登记就无意义可言了。因此，登记机关明显在案涉违法登记的行政行为中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负有过错。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于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嘉善自规局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主张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从国家赔偿的角度看，由于公民自身行为导致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在登记过程中，因上诉人的房屋登记身份信息与其所提供的身份证信息不符，为核验申请人身份证件，登记机关要求上诉人提供并收取了基层组织的证明。因上诉人与他人提供虚假材料而发生登记行为，上诉人自身存在严重过错。从确认违法原因来看，生效判决已确认登记机关在能力范围内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这种确认违法判决并非对登记机关主观过错的确认，只是对登记行为客观上违反法律事实的一种评价，登记机关对房屋转移登记违法行为没有责任，也无赔偿义务。从救济途径来看，国家赔偿责任不能替代民事责任，受害人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龚绍云和沈宏伟在房屋登记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误导行政机关致使错误登记，在某种程度上，登记机关也是受害方，上诉人应向欺诈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损失，而非申请国家赔偿。二、上诉人所主张的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从因果关系来看，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假设上诉人存在损失，该损失与登记行为之间亦无因果关系，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存在严重过错。上诉人龚绍云曾在庭审中陈述，1998年向案外人季某借款10000元，并将涉案房屋产权证交给了季某，出具收条一张，该10000元一直未清偿，且当时该房屋价值与该笔债务基本相当。涉案房产证交给他人长达18年，且房屋一直由他人占有使用，上诉人不知情明显不合理。上诉人对房屋抵给他人的事实是知情且同意的，提起诉讼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在房屋市场价值低时收取他人金钱以解决自身困难，在房屋可变现价值因拆迁大幅增加时，又利用原行政机关管理手段上的不足，违背诚信原则，企图获取本就应属于自身的利益，不应得到支持。从举证责任上来看，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财产受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第三十七条规定“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当，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房屋登记机构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嘉善县房地产管理处在2001年办理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时，其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办理转移登记，已尽审慎审查职责，不存在过错。在办理案涉房产行政登记时，登记机关尚不具备对身份证真伪进行辨别的条件，亦无房屋转移登记双方均须本人到场并在当场签订协议以及当场填写申请表等行政登记程序规定，故上诉人认为仅沈宏伟单方到场不能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根据（2018）浙04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由于龚绍棠在诉讼中表示其对转移登记不知情，结合申请表中龚绍棠的签名经鉴定非其本人书写，桐乡市人民法院认为基于转移登记行为非房屋原所有权人真实意思表示，本应撤销行政登记，但因牵涉案外第三人利益不能撤销，故判决确认行政登记行为违法。至于龚绍棠、龚绍云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拆迁安置补偿损失。房屋征收的补偿对象为房屋所有权人，经原审释明，龚绍棠、龚绍云并未就房屋所有权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因此，龚绍棠、龚绍云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艳华 审 判 员 孙 军 审 判 员 李 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吴 伟 书 记 员 邵 洁 书 记 员 俞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