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9民终15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志强，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国武，四川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辉，男，197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东升，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思意，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志强因与被上诉人刘兴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20）川0903民初4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因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20）川0903民初469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错误。1.本案一审法院确定并审理案件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但是一审判决却并没有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款的真实原因进行一个表述，也没有对为什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会反复进行转账进行一个说明，并没有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以及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都坚称其向上诉人转款的真实原因是偿还邓先金的借款，只是邓先金不承认收到此笔借款后，被上诉人才以不当得利纠纷要求上诉人偿还此转款，针对被上诉人的这一说法，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逬行了举证，证明了被上诉人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一审判决却没有对此事实逬行说明。首先，上诉人于2015年9月15日向被上诉人转款50000元的时间节点早于被上诉人2015年9月29日第一笔向上诉人曾志强转款之前，因此被上诉人刘兴辉称其向上诉人转款的原因是由于其按照案外人邓先金的指示，偿还邓先金的借款才向上诉人转款的这一说法，与该银行流水的转款情况严重不符，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只是由于上诉人将部分借款是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导致现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在2016年底就进行了算账，两人当时的账是清了的。其次，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期间，上诉人也曾多次向被上诉人转款，被上诉人最后一笔向上诉人转款是2016年12月15日转的50000元，在此之前上诉人于2016年1月7日向被上诉人转款120000元，于2016年11月11曰向被上诉人转款5000元，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称其向上诉人转款的原因是按照案外人邓先金的指示，偿还邓先金借款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的这两笔125000元的钱是退还给被上诉人的说法均属于被上诉人虛构。再次，从另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上诉人曾志强向被上诉人转款第二笔的时间是2016年1月7日转的120000元，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是退还给被上诉人的钱，那么为什么在上诉人退还钱之后，被上诉人又于2016年1月30日继续向上诉人转款200000元、于2016年4月9日转款150000元、于2016年12月15日转款50000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退还的钱之后还继续向上诉人转款了400000元，这钱比退的还多？这显然和被上诉人的陈述是矛盾的，由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撤谎，其向上诉人转的钱根本就不是偿还邓先金的借款，而是偿还的上诉人曾志强之前的借款。2.从被上诉人刘兴辉与案外人邓先金的（2017）川0903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作虚假陈述，邓先金根本就不知道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的事情，他们之间在结算的时候也根本就没提过这件事。生效判决认定在2016年6月23日，被上诉人刘兴辉与案外人邓先金对他们之间的借款逬行了清算，双方达成了《清算确认书》，该确认书明确了刘兴辉仍欠案外人邓先金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400000元，定于2016年7月23日前偿还借款本息，否则逾期按1200000元计付利息。那么在2016年6月23日，被上诉人刘兴辉与案外人邓先金之间对借款逬行清算的时候就应当把2016年6月23日之前刘兴辉向上诉人转款的（2015年9月29日转款50000元、2015年10月25日转款50000元、2015年10月30日转款660000元、2015年12月3日转款18000元、2016年1月5日转款16000元、2016年1月30日转款200000元、2016年4月9日转款150000元）合计1144000元的借款予以扣减品迭，但是刘兴辉却没有向邓先金说明这个事实。并且在刘兴辉与邓先金签订《清算确认书》后，刘兴辉还于2016年12月15日向上诉人曾志强转款500000元，如果被上诉人刘兴辉在清算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邓先金不认可其转给上诉人曾志强的钱是偿还邓先金的借款，那么刘兴辉应当是立即向上诉人曾志强逬行索要、退还，而不是继续向上诉人转钱，但是刘兴辉却继续向上诉人转钱，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兴辉与上诉人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是偿还他自己向上诉人的借款，所以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以不当得利案由审理本案，但是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存在，就应当承担该不当得利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一审判决却要求上诉人来承担这一举证责任，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刘兴辉辩称，曾志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兴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曾志强向刘兴辉偿还不当得利款项1069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069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曾志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兴辉、曾志强系同学关系，刘兴辉向曾志强银行转账8次共计1194000元，分别为：1.2015年9月29日转款50000元；2.2015年10月25日转款50000元；3.2015年10月30日转款660000元；4.2015年12月3日转款18000元；5.2016年1月5日转款16000元；6.2016年1月30日转款200000元；7.2016年4月9日转款150000元；8.2016年12月15日转款50000元。曾志强向刘兴辉转款3次共计175000元，分别是：1.2015年9月15日转款50000元；2.2016年1月7日转款120000元；3.2016年11月11日转款5000元。邓先金诉刘兴辉、梁秀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2017）川0903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如下:2014年5月24日，刘兴辉向邓先金借款2000000元。2016年6月23日，邓先金与刘兴辉就双方的上述借款进行结算，同日双方签订《清算确认书》上载“出借人：邓先金借款人：刘兴辉借款人于2014年5月24日，因雅安市建设项目需要资金向出借人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借款至今，借款人仍有本息未归还出借人。现经双方清算后确认：1.截止2016年6月23日，借款人仍欠出借人本金捌拾万元整，利息肆拾万元整，共计归还本息壹佰贰拾万元整。2.借款人未归还出借人的本息壹佰贰拾万元，现合为出借人本金壹佰贰拾万元出借给借款人，由借款人向出借人重新出具借款壹佰贰拾万元的借条……”。确认书签订后，刘兴辉按约向邓先金出具《借条》一张，上载“经2016年6月23日与邓先金对2014年5月24日借款200万元之事进行结算，确认仍有本息共计120万元未归还邓先金……”。该判决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有如下记载“至于被告刘兴辉为了证明已全部偿还借款所出示的转账依据，除原告邓先金所认可的85.65万元，其并不能证明转给案外人曾志强的107.6万元是还给原告邓先金的借款，且原告邓先金所出示的《项目委托借款清算确认书》可以证实原告邓先金与被告刘兴辉除了本案讼争的借款外，尚有其他经济往来……”该案庭审过程中，刘兴辉的代理人问邓先金“曾志强将100多万元的钱给你了吗？”邓先金回答“和我没有关系”。针对本案涉及到的刘兴辉向曾志强8次转款，刘兴辉于2017年8月30日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曾志强偿还。该案庭审过程中，曾志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称刘兴辉、曾志强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曾志强从未向刘兴辉借过钱，刘兴辉向曾志强转款是双方之间与民间借贷无关的其他往来，并且该其他经济往来双方已结清；刘兴辉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称真实情况是刘兴辉借了案外人邓先金的钱，邓先金要求刘兴辉将钱给曾志强，让曾志强交给邓先金，但后来邓先金不认可曾经从曾志强那里收到过刘兴辉的还款。该案后因刘兴辉申请按撤诉处理；刘兴辉于2018年1月15日再次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曾志强偿还，后又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曾志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其二刘兴辉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曾志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的构成，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确定曾志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应当由谁来举证证明“没有法律根据”？首先，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刘兴辉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时曾志强仅需辩称刘兴辉不能举证证明，法院即可判决驳回刘兴辉的诉讼请求；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故曾志强负有举证证明刘兴辉向其转款是偿还之前的借款、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等事实的责任。双方之间虽互有转款，但是刘兴辉向曾志强的转款为1194000元，明显高于曾志强向刘兴辉转款175000元的金额，且曾志强未出示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曾志强构成不当得利，其应当向刘兴辉返还双方转账的差额1019000元及所生孳息。刘兴辉主张利息的计算方式，自2020年7月1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合理，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刘兴辉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而权利人提起诉讼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刘兴辉向曾志强的8次转款均发生在三年前，但是在三年期限届满前，刘兴辉两次就涉案转款事实提起诉讼后又撤诉，本次诉讼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相关规定。所以，该争议焦点实质上是刘兴辉起诉后又撤诉是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首先，法律对提起诉讼没有作任何限制性规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和诉讼阶段上的要求；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只有提起诉讼后没有撤回起诉或被按撤诉处理才算是“提起诉讼”。因此，对权利人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理解，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和限制。权利人提起诉讼后又撤诉，不能因之后的撤诉而否定之前的起诉。权利人的撤诉行为也不可能溯及已经形成客观事实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其次，依照相关规定，权利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只要其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或者口头起诉，就应认定其向法院提出了权利主张，诉讼时效中断，权利人对自己所欲主张的权利即拥有了新的诉讼时效期间。而此后无论法院是否已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文书，还是权利人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都不影响已经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刘兴辉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曾志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兴辉偿还1019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自2020年7月1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若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偿还借款本金的，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兴辉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20元，减半收取计7210元，由原告刘兴辉负担332元，由被告曾志强负担6878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曾志强收到的刘兴辉转款1194000元中的1019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是否应予返还。 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刘兴辉主张曾志强收到的刘兴辉转款1194000元中的1019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曾志强则称其与刘兴辉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其收到的刘兴辉转款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应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原告方作为起诉方，应首先提交证据证明己方诉讼主张成立，被告方在对原告方诉讼主张予以反驳时，也应提交证据证明己方反驳成立，当事人双方均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首先，刘兴辉作为一审原告，提交了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曾志强与刘兴辉之间的银行转账清单，证明在此期间刘兴辉向曾志强转款1194000元，曾志强向刘兴辉转款175000元，差额为1019000元；其次，刘兴辉提交了（2017）川0903民初22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刘兴辉在该案中提出向曾志强转款的1076000元是还给该案原告邓先金的借款，但邓先金对此予以否认，刘兴辉向曾志强转款的1076000元未计入偿还该案原告邓先金的借款总额内；最后，刘兴辉提交了2017年8月30日、2018年1月15日两次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曾志强偿还借款，后均撤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证明因邓先金否认刘兴辉向曾志强转款的1076000元属于偿还邓先金的借款，导致刘兴辉起诉主张曾志强还款的事实。在刘兴辉对其主张曾志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1019000元承担了初步举证责任后，曾志强应对其收到的刘兴辉转款不属于不当得利，属于双方已结算清楚的其他经济往来举证证明，但曾志强并未提交证据反驳刘兴辉对其的主张，仅对刘兴辉所称向曾志强的转款1076000元属于偿还邓先金的借款的说法与查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和不合情理处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即使刘兴辉所称向曾志强的转款1076000元属于偿还邓先金的借款的说法与查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和不合情理的情况，但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刘兴辉向曾志强转款1194000元，曾志强向刘兴辉转款175000元，二者差额1019000元的事实是清楚的，曾志强不能证明其取得的刘兴辉转款1019000元有法律根据，不是不当得利，则曾志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曾志强偿还刘兴辉1019000元并计付利息（从2020年7月15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曾志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20元，由上诉人曾志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艳 审判员 赖 力 审判员 梁 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秀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