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再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叶，女，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玉苹，女，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涵（郭玉苹女儿），女，198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上诉人刘国叶因与被上诉人郭玉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再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国叶、被上诉人郭玉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叶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再1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374025.5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所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认定错误，本案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且工程款已全部收回，原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实属事实不清。（一）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是基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工程上的合作关系，被上诉人为了保证烟台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威海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能够及时支付货款，保障其能够至少先将垫资的货款收回，而要求当时负责联系的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作为付款的一种保证，借条上所载明的款项及数额均系被上诉人向海信公司及云华公司供货而垫资购买第三方货物的价格，通过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九份收款收据和被上诉人当时的会计录音完全可以证实。双方并未发生实际的借贷事实，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给付借条上所记载的借款。因被上诉人成立了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合作的几个项目都是以经销处名义与开发商或工程发包方签订的订货合同，涉及的所有业务均是上诉人与开发商或工程发包方具体商谈的，被上诉人的经销处只是负责订货和发货，订货时被上诉人需要垫付货物的成本价格，之后再由上诉人协调开发商或工程发包方支付合同约定的价款。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垫付的款项较多，又只能通过上诉人与开发商或工程发包方具体联系，故被上诉人为了能够及时的索要货款，就让上诉人给其出具借据以保障被上诉人的利益，该借据的数额为374025.5元，就是被上诉人从第三方购货支付的价款总额（包含手续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与海信公司的工程及与云华公司的工程中均有体现，且上诉人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人更是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工程运作过程中，被上诉人因工程支出的款项均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据，包括工人的安装费等等。有些货物的订购更是上诉人垫付的货款，从这些情形上不仅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更可以看出上诉人所出具的借据只是双方在工程合作中所作出的一种保证。而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借给上诉人374025.5元，更是把上诉人抛开，将全部的工程款侵吞，至今未按照之前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向上诉人支付费用，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其他的金钱往来，仅体现在工程合作关系。且包含上述借据体现的374025.5元等所有的工程款，均有发包方支付给了被上诉人，从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海信公司和云华公司的证明，完全可以体现。原审法院在判决理由部分也认可涉案的款项为合作经营期间的款项往来，借据中包含的小数点与常理不符，言外之意是不属于借款，又在判项中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借款，明显自相矛盾。结合上述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借款的事实，对于该内容原审法院并未查清，通过之前陈述的事实及庭审举证质证，海信公司已经证明所有货款均已支付，包括了垫付的款项，就是涉案的数额374025.5元。上诉人提交的九份收据及被上诉人会计栾某的录音，均已经证实。目前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垫付的货款均已全部收回，也不存在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人返还的问题。相反，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对于之前应给付上诉人的提成款一直未支付，侵吞所有工程款。对于该事实原审法院并未查证核实，实属错误。（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提出如此多不存在借款事实的情形下，对事实不详细审查，更未对被上诉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借给上诉人如此巨大的款项进行调查，便草率的认定存在借款事实，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平，原审法院依据“二姐，我拿到定金十号后就把钱给你”信息内容来进一步确定双方的借款事实，更是毫无事实依据。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诉人又起到催要货款的主要作用，有这样的短信很正常，短信内容是“把钱给你”而不是“把钱还给你”。如果说原审法院的认定在不审查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仅凭借据认定勉强可以的情况下，这条短信作为依据就显然证据不足，有违法律的公允。（三）被上诉人除了本案提交的借条外，另外多案以所谓的借条起诉后又撤诉，通过已经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借贷关系，属于恶人先告状，涉嫌虚假诉讼。（四）本案在2018年曾经过再审程序审理，(2018)鲁0685民再13号与本案(2019)鲁0685民再10号案件系同一事实，但判决结论明显不同，两个案件庭审中，上诉人多次提出要求案外人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栾某出庭接受质证，但一审法院均未准许，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望二审法院详查。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工程合作期间产生的纠纷，涉案款项已经由相应公司支付完毕，上诉人不应返还被上诉人任何款项，相反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提成款未付是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借款的事实证据不足，应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郭玉苹辩称，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应当归还374025.5元欠款。郭玉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9年11月24日，被告刘国叶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郭玉苹人民币374025.5元”，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74025.50元。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原告郭玉苹系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国叶曾为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联系安装防盗门。2009年11月24日，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郭玉苹人民币374025.50元（叁拾柒万肆仟零贰拾伍元伍角）”。2010年7月8日，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向烟台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函，称“我公司业务员刘国叶已被开除，其在公司的一切活动均被停业，其今后一切活动皆与我公司无关。关于烟台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签订的防盗门供应合同工程尾款及售后服务所有合同执行事宜请与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法人郭玉苹直接联系……”。2010年11月15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偿还人民币374025.50元。审理中，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所谓借条，是受原告及其父亲蒙蔽和胁迫所出具的，因为原告讲是被告联系的业务，客户关系是被告的，被告未将货款收回，原告让被告按购买防盗门及配件的成本价出具借条，被告起初出具了支款条，原告将支款条撕毁，让被告出具借条，被告便为原告出具了借条，现原告已经将该款项全部收回。被告提交了其摘抄的发货打款明细表，该明细表中的款项合计数额与原告起诉的数额一致，被告称是原告逼迫其出具借条第二天，其去原告门市部，原告方姓栾的会计让被告抄的，被告出具的借条上的款额与原告已汇给生产厂家的款额是一致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发货打款明细予以认可，但称被告只是摘抄了一部分帐目，巧合地凑齐了借条上的数额，当时被告联系的业务中有50余万元未收回。被告还提交了其代理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与威海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385770元）及与烟台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合同总价款1001270元）。原告则主张，原、被告之间曾有合作关系，原告经营防盗门门市部，被告在外承揽安装防盗门的工程，被告自己还另有承揽工程和买卖关系，被告到原告门市部去拉门，买配件，被告还经常向原告借钱，被告每欠一笔款就为原告出具一张欠条，2009年11月24日，双方结算时，被告将原欠条收回，为原告出具了总借条，借条中的款项是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无关的款项。2010年10月8日，被告曾给原告发过手机短信，内容为“二姐，我拿到定金十号以后就把钱给你”。被告认可该短信是其所发，但称当时是因为原告向其催要云华房地产的货款，要求被告确定付货款的日期，被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给原告发的短信，与该笔款项无关。一审法院原审认为，2009年11月24日，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载明被告欠原告款374025.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应当偿还。被告主张该借条系受胁迫所写，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还主张该笔借款是被告为原告联系业务产生的未收回的货款，但被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也不足以说明被告出具的借条中的款项系被告出具借条时未收回的货款。被告曾于2010年10月8日给原告发过手机短信，从该短信内容也反映出被告欠原告款，故对被告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2010）招民初字第2814号民事判决：被告刘国叶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郭玉苹借款374025.50元。被告刘国叶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14元，由被告刘国叶负担。上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刘国叶向一审法院申诉，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鲁0685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鲁0685民再13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鲁06民再28号民事裁定，撤销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再13号民事判决和（2010）招民初字第281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再审重审查明事实，原审原告郭玉苹系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的法定代表人。原审原告郭玉苹与原审被告刘国叶曾经合作经营防盗门业务，该合作由原审原告郭玉苹出资，由原审被告刘国叶负责联系安装防盗门。2009年11月24日，原审被告为原审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郭玉苹人民币374025.50元（叁拾柒万肆仟零贰拾伍元伍角）”。另查明，原审被告提交的9张单据共计人民币374020元，比借条中的374025.5元少5.5元，与借条中借款金额不一致；该9张单据中收款单位名称、金额与其在原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亦不完全一致。又查明，关于原审原告提交的374025.5元借条，原审被告在原审中曾主张是烟台工地的货款；在申诉审查过程中其又主张是烟台工地还包括威海工地的货款；其在（2018）鲁0685民再13号案件审理中主张该374025.5元并非是借款，而是原审被告在原审原告的要求下先打支款条，然后到海信工地向相关人员支付工人工资、吊门费等相关费用；其在本次再审中则主张37万余元不包括吊门费，仅仅是垫付的货款。综上，原审被告对借条所涉款项的性质、用途陈述相互矛盾。围绕当事人的申诉请求，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再审中，原审被告提供了多份证据，用以证明与原审原告之间是合伙经营防盗门业务，其中有：1、2010年1月9日、2010年8月6日，原审原告亲笔书写的威海云华工程核算明细表及之前原审原告亲笔书写的具体费用明细，证明双方之间一直是工程合作关系，但在原审中，原审原告称自2010年7月8日将原审被告开除，结合上述证据可见，原审原告所述与证据自相矛盾，明显是原审原告陈述不属实。2、2009年12月28日海信地产烟台公司分项工程结算表一份，2010年11月15日烟台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款明细一份，证明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合作之后负责相关工程的款项催要及上述公司出具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算给招远东方门业经销处。3、2010年9月20日，由原审原告亲笔书写的威海云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明细单，其中应该给付原审被告的分成及比例均有明确记载，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本案的基础关系应该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非是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4、2009年11月6日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的借条一张，金额1500元，同日郭英华收原审被告款1500元的收条一张；2009年10月6日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的借条一张，金额2000元，同日杜明收原审被告款2000元的收条一张；2009年10月1日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8000元的借条一张，同日杜明收到海信吊门费8000元的收条一张，该借款原审原告曾于2011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上述证据证明双方一直是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借款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款，而是原审被告在原审原告的要求下先打支款条，然后到海信工地向相关人员支付工人工资、吊门费等费用。5、2009年9月15日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双方是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与威海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原审被告负责签订及履行，证明原审原告主张的374025.5元中37350元为收回的上述合同约定的发货款。对原审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审原告均不认可，并认为原审被告主张双方是建设工程合作关系而不是借贷纠纷，完全不符合事实，借贷确实是因为双方合作认识后才产生的，如果不认识也不可能借款给她，原审被告把合作和借贷搅合在一起，混淆了事实真相。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曾经合作经营防盗门业务，但无法证明借条374025.5元中37350元为收回的上述合同约定的发货款。二、关于原审被告主张的借条款项系货款的问题。再审期间，原审被告提交了9张单据，用以证明不存在借款，系原审原告当时打往济南防盗门办事处的货款。针对原审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调查了济南市天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明济南宝鑫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日，可见济南宝鑫门业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时间晚于其出具该收款收据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提交的日期为2009年11月2日、金额为266400元盖有济南宝鑫门业有限公司公章的№0024141收款收据显然是不真实的。原审被告提交的日期为2009年10月7日、金额为37350元的№7019781收款收据，日期为2009年10月12日、金额为15771元的№0006267收款收据，日期为2009年11月10日、金额为26058元的№0006268收款收据，经一审法院调查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永和安防盗门经销处及济南市天桥区嘉恒门业经销处的负责人，均认可曾经与郭玉苹有业务来往，且均称不认识刘国叶。原审被告提交的另外3张单据是：日期为2009年10月21日、2009年10月26日、2009年11月13日分别盖有“青岛立兴杨氏门窗配件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303460、№2303461、№23034633收款收据各1张。一审法院认为，该3张收款收据记载的货款金额合计为23881元，与原审被告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还有一笔是汇给青岛杨子利兴公司的门把手款，共23851元”，收款单位名称与金额不符。一审法院在申诉审查过程中，原审被告提交了栾某的音频资料，用以证明本案借条的形成过程以及借款就是原审原告购货的货款，且称原审被告出具借条期间栾某系在原审原告处工作的会计。对于该音频资料，一审法院在申诉审查过程中向栾某进行了调查，栾某否认该录音经过其同意且不承认录音内容，否认自己是会计，并称于2009年9月就离开招远市东方防盗门经销处。一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提交的栾某的音频资料，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再审重审认为，原审被告刘国叶主张2009年11月24日，为原审原告郭玉苹出具的374025.50元借条系受胁迫所写，但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主张借款是原审被告为原审原告联系业务产生的未收回的货款，但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不能证明借款系原审原告郭玉苹向发货厂家所打货款，不能否认借条的成立，故对原审被告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审被告刘国叶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审原告郭玉苹借款人民币374025.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6914元，由原审被告刘国叶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刘国叶提交冯淑芳的证人证言，用以证实对栾某录音时有冯淑芳在现场，根本就不存在374025.5元的借贷，款项是向海信工地发货打款的每一笔货款加起来的，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借贷应说明相关款项的支付方式，并应提交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收到条。被上诉人郭玉苹对此质证称，不认可冯淑芳的证人证言，冯淑芳是刘国叶丈夫的表姐，与本案欠条也没有任何关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重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刘国叶并不否认其于2009年11月24日给被上诉人郭玉苹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其对于借条上所载款项的形成原因，在本案历次庭审中主张不一。一审法院再审重审认为刘国叶对其主张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并根据借条内容判决刘国叶向郭玉苹支付借条所载款项，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国叶上诉称本案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民间借贷纠纷，出具借据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工程合作关系，为保证及时收回货款，被上诉人要求负责联系业务的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作为收回货款的保证，借条上所载款项系被上诉人为供货而垫资购买他人货物的款项。但上诉人刘国叶在原审审理中提交的九份收款收据和会计录音等证据，以及二审审理中提交的冯淑芳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国叶关于双方之间因工程合作郭玉苹拖欠刘国叶提成款未付的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案件事实，上诉人刘国叶可另行寻求解决。综上所述，刘国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再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再10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6914元，由上诉人刘国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