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男，1987年4月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锋，广西银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广西银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忠，男，1970年5月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祖检，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宁，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5民初XX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的判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房屋租赁合同》与《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系同一天签订的，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签订的，而该份《房屋租赁合同》均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基于该份合同而签订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应当予以撤销。首先，上诉人之所以会在2019年5月30日与被上诉人倒签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请求和被上诉人隐瞒事实欺骗所签。按照拆迁的政策，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数额的多少受到该房屋用途的影响，如果房屋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是用于经营性质的，则可按较高的标准计算拆迁补偿款，否则只能按照一般民房的性质进行补偿。由于被上诉人不知何时才能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而2014年8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又即将到期，故被上诉人提出与上诉人签订一份租期更长的合同，以确保租赁房屋被征收时处在经营期间。其次，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该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在被诱骗下而签订的，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房屋租赁的权利义务应当以租赁期限到2019年8月1日届满的租赁合同为准。综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双方在2019年5月30日倒签《房屋租赁合同》的目的并不在于房屋的租赁，而是为了应对该租赁房屋的征收，该份合同中的内容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基于该份合同而产生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亦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二、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不属于“显失公平”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上诉人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错误认识，才同意委托父亲唐木生与被上诉人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案涉租赁房屋虽然是由上诉人承租的，但由于上诉人常年在外，所以该房屋是交由父母代为管理和使用，对于该房屋征收拆迁的事宜并不清楚，更不清楚与此相关的补偿事宜。被上诉人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相关的补偿事宜均由其与征收拆迁部门对接，所以上诉人对于补偿的项目，数额均不得而知。被上诉人凭借其房屋所有权人的优势地位，利用信息的不对等，诱导上诉人作出错误的判断。其次，从《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来看，上诉人仅能获得不低于3万元的设施设备搬迁补贴费用，而客观上被上诉人却基于上诉人租赁被征收房屋进行经营的事实获得了高达70多万元的补偿。从这一结果来看，显然这是不公平的。第三，即便按照被上诉人对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的解释，该两份合同亦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1.从该两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明显倾向被上诉人；2.由于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如果不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则将来拆迁时无法获得任何补偿，故该情形足以让上诉人陷入面临承担经济损失的困境，处于该危困状态下，上诉人才无奈同意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三、基于《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为可撤销的合同，故上诉人作为承租人及因拆迁而实际受到损失的权利人，有权要求临时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补助、营业性补助。首先，根据被上诉人与拆迁部门签订的相关补偿协议来看，其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时其获得了置换房屋的权利，不存在损失。其次，基于“补偿实际权利人损失”的征收补偿原则，从现在货币补偿的项目来看，相关的补偿应当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的实际使用者。因为只有作为现在的实际使用者，才会存在安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损失、营业损失。而被上诉人除了获得置换的房屋外，对于被征收房屋的利益其已经在出租多年所获得的租金中得以实现，故不存在上述补偿项目的损失。因此，上诉人有权获得上述补偿项目的货币补偿。综上所述，在主观上，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处于危困状态，利用自己信息优势的地位，诱导上诉人产生错误的判断，签订了《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在客观上，该份合同造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结果。因此，该份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法定情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据此，上诉人敬请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改判。上诉人在二审询问时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被上诉人为了获巨额拆迁补偿款，骗取上诉人父亲唐木生及倒签《房屋租赁合同》；2.被上诉人为了非法独占我方巨额拆迁补偿款，又骗取上诉人父亲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 被上诉人张某忠答辩称，1.上诉人主张《房屋租赁合同》与《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系同一天签订，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签订的，该份合同都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应当予以撤销是错误的，即便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均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不应当予以撤销。2.上诉人主张《房屋租赁合同》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请求，而我方隐瞒事实欺骗所签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是上诉人欺骗我方所签，在一审的时候我方已经陈述了该客观的事实，当时上诉人还否认《房屋租赁合同》是倒签的，现在反过来说是我方欺骗所签是相互矛盾的，上诉人之所以欺骗我方倒签《房屋租赁合同》是因为双方在2014年8月1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019年8月1日到期，由于涉案的房屋即将被拆迁，被上诉人决定不再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并要求上诉人到期搬离，上诉人的父亲是作为胜利小区的回迁户，知晓拆迁补偿的政策、房屋被征收时租赁未满会获得设备补偿费3万元，上诉人为了获取3万元的设备补偿费，并让其父亲恳求被上诉人帮忙，要求倒签《房屋租赁合同》。当时上诉人及父亲均表示只要设备补偿费，其他的补偿费均由被上诉人所有，在这该情况下我方才同意倒签《房屋租赁合同》，同时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显失公平的问题，也不存在刚刚上诉人补充的被上诉人为了获得巨额的补偿款，欺骗上诉人父亲倒签合同的问题，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本来就是我方的，不存在我方为了非法独占上诉人巨额补偿的问题，而骗取上诉人父亲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的问题。3.被上诉人在2012年10月22日已经在该房办理了柳州市柳北区张弟化肥经营部，且一直正常经营，即便该房屋没有出租给上诉人，也可以按照经营性房屋获得拆迁补偿，不存在上诉人上诉中所称的，按照拆迁的政策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数额多少，受到房屋用途的影响，如果该房屋在近一年里面是用于经营性质的，可以按照最高的标准计算补偿，否则只能按照一般的民用性质补偿。4.上诉人主张由于不知道被上诉人何时才能签订补偿协议，在2014年8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又即将到期，故被上诉人提出签订又一份租期更长的合同，以确保房屋被征收时候处于经营期间与事实不相符，该房屋被列为新农村的征收项目，已经在2019年1月24日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批准通过，马厂村委已经将拆迁标准及拆迁方案印为宣传册公开对房屋的业主以及租户进行了宣传及动员，所以不存在上诉人的主张。5.即便双方的租赁关系按照2019年8月1日到期的租赁合同履行，双方在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得到履行，不存在撤销事由。6.一审法院认定双方2019年5月30日所签订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不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正确的。7.上诉人主张双方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错误认识，才同意委托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一家是获得过房屋拆迁的补偿，清楚拆迁的政策，上诉人家里有人在拆迁办当主任，获得的信息比我方方便，不存在被上诉人凭房屋所有权的优质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等诱导上诉人作出错位判断的情况。7.虽然双方所签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上诉人仅能获得不低于3万元的设备补偿费，被上诉人获得70多万元的补偿，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被上诉人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就应当获得该补偿，如果承租人都能获得70多元都不愿意做房屋所有权人。8.《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内容约定清楚，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才能得到3万元的设备补偿费，否则不能获得。由于上诉人没有按照该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在连3万元的设备补偿也不应当得到。上诉人上诉称由于《房屋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则将来拆迁的时候将会得不到补偿，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签，与事实不相符，并且主张不成立。9.该房屋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补偿费、营业性补偿费等按照规定都是我方所有，被上诉人在该房屋已经有了营业执照符合拆迁补偿的规定，就可以获得上述的补偿。10.上诉人提出根据被上诉人与拆迁部门签订的相关协议，被上诉人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的时候获取置换房屋的权利，不存在损失的观点不成立，被上诉人的房屋是“天地楼”，有证的面积是1千多平方米，有几百平方米是无证的，拆迁之后安置的房屋是套房，是存在损失的。11.上诉人主张基于补偿权利人的征收补偿原则，从现在货币补偿的项目来看相关的补偿应当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的实际使用人，该观点不成立。被上诉人在该房有营业执照，符合村里规定的拆迁补偿就能获得拆迁补偿款，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实际使用人，而且双方在2019年5月30日已经就拆迁补偿利益分配达成一致的意见，双方就应当按照该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在本案主张的搬家费并不是双方在《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所约定的设备搬迁费3万元，该搬家费是否是经营房屋是按照房屋的面积计算的，普通的民房同样获得，双方约定《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是由拆迁部门确定之后才能确定，该补偿被上诉人现在也还没有获得。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及理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撤销唐某、张某忠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2.张某忠向唐某支付房屋拆迁搬家费25062.72元，临时安置过渡费75188.16元，停产停业补助129454.08元，以上合计229704.96元；3.张某忠向唐某返还租赁押金1万元；4.张某忠向唐某支付营业性补助505680元；5.张某忠向唐某返还租金27500元（5500元×5个月）；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某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4日，案外人唐木生与张某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某忠将位于柳州市柳北区其自有私房一栋出租给唐木生，租赁期为2009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该合同到期后，唐某与张某忠于2014年8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张某忠将上述房屋出租给唐某，租期从2014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日，租金每年66000元，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唐某向张某忠交纳10000元作为租房押金，若唐某违背该合同的相关规定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有关部门查处而导致本合同提前中止或要求提前解除本合同的，张某忠有权扣除唐某所有押金且已收租金不退，唐某在租赁期内没有违约行为的，张某忠应在租赁期满后返还唐某的剩余押金。2019年5月30日，唐某与张某忠就本案涉案房屋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该《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合同约定：张某忠把位于柳州市柳北区，租赁物的面积为张某忠房产证上标注的面积1050㎡，唐某承租该房屋用途为生产经营，租赁期从2014年8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租金为5500元／月，每3个月为一个付款租金周期，签订合同之日，唐某应交给张某忠10000元作为租赁押金。双方还就各自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约定：鉴于张某忠××给××房屋所在地近期开展新农村改造的征收项目，张某忠的租赁物在该次征收的范围内，《房屋租赁合同》尚未到期，而征收可能导致该《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为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特签订该协议。该《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约定，唐某不得绕过或隐瞒张某忠直接与征收方洽谈征收事宜，否则视同唐某自身原因违约造成《房屋租赁合同》中止，唐某需按合同约定赔偿张某忠；征收获得的所有利益均属张某忠，与唐某无关，张某忠也不承担因征收造成唐某的任何损失；若唐某切实履行本《约定》第2、3条，张某忠给予唐某一定的设施设备搬迁补贴费用，该费用不得低于30000元。唐某与张某忠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均是唐某委托唐木生代签。2019年7月30日，张某忠因涉案房屋被征收与柳州市柳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现唐某认为其与张某忠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显失公平，也与柳州市拆迁补偿政策不符，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另查明，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记载的房屋地址为白露乡马厂村1队，柳州市柳北区张弟化肥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张某忠）及柳州市柳北区水仙针织服装厂（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唐某）均以涉案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办理了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唐某与张某忠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写明，鉴于涉案租赁的房屋所在地近期在开展新农村改造的征收项目，租赁物在该次征收的范围内，而该征收可能导致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特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该院认为,从该内容看，唐某与张某忠双方均对涉案房屋要进行拆迁征收知情且对于房屋征收后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产生的损失有预判；其次，唐某认为《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显失公平并提供了张某忠与柳州市柳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及相关补偿标准等材料作为证据，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涉及唐某诉请的房屋拆迁搬家费、临时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补助、营业性补助应属于唐某及唐某因房屋征收导致的损失，故该院认为《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唐某要求撤销该约定，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第五条约定：“征收获得的所有利益均属于张某忠，与唐某无关，张某忠也不承担因征收造成唐某的任何损失”，本案唐某诉请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补助、营业性补助系张某忠因房屋征收获得的利益，双方在《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亦约定该利益属于张某忠，故对于唐某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唐某诉请的要求张某忠支付房屋拆迁搬家费25062.72元、返还租赁押金10000元、租金27500元，应根据唐某与张某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及双方的履行情况综合考虑是否予以支持，现唐某本案仅诉请撤销《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双方的房屋租赁关系尚在另案审理中，唐某的上述诉请不宜在本案进行处理，故对于唐某的上述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28元，减半收取计5764元（唐某已预交），由唐某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的事实争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唐某对一审判决查明“2019年5月30日唐某与张某忠就本案涉案房屋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该《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的事实有异议，上诉人认为其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协议，是被上诉人欺骗唐木生签订的，但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唐某与张某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均是由其父亲唐木生代为签署，唐某对其父亲的代理行为是予以认可的，而《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与《房屋租赁合同》均是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其效力应及于唐某，能够认定系唐某与张某忠订立合同关系，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欺骗唐木生签订合同，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对其上述异议不予采纳。上诉人还对一审判决查明“唐某与张某忠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均是原告委托唐木生代签”的事实有异议，上诉人认为其没有委托唐木生代签合同，上诉人是事后才知道的，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时表述存在口误，但上诉人的异议违反了“禁止反言”的民事证据原则，对此上诉人并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还认为一审判决还遗漏查明“2019年5月30日双方倒签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这属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观点而非事实异议，本院不在此予以阐述。上诉人还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案涉的房屋都办有营业执照”以及“双方各自使用的范围”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已查明了双方当事人在涉案房屋均办有营业执照的事实，而双方各自使用范围是否影响本案双方签订合同的效力，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在此不予赘述。综上分析，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唐某与被上诉人张某忠为解决涉案房屋租赁期内被拆迁的相关事宜，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涉案房屋的临时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补助、营业性补助系被征收获得的利益，根据《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内容，上诉人主张上述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亦不再审查双方门面经营的具体范围。上诉人主张《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系基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而《房屋租赁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基于该份《房屋租赁合同》的《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应当予以撤销，但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房屋租赁合同》系基于被上诉人请求且隐瞒事实欺骗所签，对其异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错误认识，才同意委托父亲唐木生与被上诉人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但上诉人唐某及其父亲唐木生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当是知晓的，上诉人亦可向政府部门了解房屋拆迁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形，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获得的补偿金额存在差额，亦是双方平等协商后的结果。上诉人还主张由于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如果不签订《关于租赁期内征收补偿的约定》则将来拆迁时无法获得任何补偿，故该情形足以让上诉人陷入面临承担经济损失的困境，处于该危困状态下，上诉人才无奈同意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但上诉人对此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亦不予采纳。上诉人诉请的房屋拆迁搬家费25062.72元、返还租赁押金10000元及租金27500元系因双方租赁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不宜在本案中处理，一审判决驳回其上述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28元（上诉人唐某已预交），由上诉人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庆斌 审判员  龙 昀 审判员  谭皓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杨荣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