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2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章卓勇，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新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柳怡，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庚，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文，江苏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章卓勇因与被申请人袁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终609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19）浙民申44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章卓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陈柳怡，被申请人袁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文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卓勇再审请求：1.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终609号民事判决及撤销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并从2015年1月12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1.扬天会财发（2013）137号审计报告显示，江西省乐平市恒升化工制造有限公司净资产为673万元。依据该审计报告，王某、章卓勇与袁庚及案外人王林、于国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一致同意王某以恒升公司的净资产600多万元，作为王某、章卓勇夫妇在新增资的恒升公司持股25%。2.扬天会财发（2014）112号审计报告称截至2014年6月30日恒升公司资产为-471余万元。王某、章卓勇对该审计报告不认可。该审计报告程序违法，审计材料是袁庚单方制作送鉴定的，未经王某夫妇和其他股东王林、于国祥签字。审计机构是袁庚朋友开办的，审计结果与2013年审计结果矛盾。3.即使按照扬天会财发（2014）112审计报告显示恒升公司是亏损的，但依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应按股份比例承担亏损，该亏损也是袁庚在恒升公司经营而造成。4.2014年8月20日王某出具的借条，实际是欠条。该120万元是作为王某重新加入新增资的恒升公司股权的资金，并非向袁庚的借款，袁庚也从未支付过该款项。该借条不应作为法院推定恒升公司负资产的依据。5.关于张荣春持有恒升公司51%的股权，转让价款150万元的事宜。2012年7月3日，洪华星指派张荣春出面加入恒升公司，占有51%的公司股份。根据双方协议书约定，要等到王某收回该公司的全部投资款1366万元后，张荣春才能享受51%的股权。协议约定，张荣春应支付180万元，事实上张荣春只交纳了150万元。验资报告证明恒升公司注册资本1366万元到位。（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根据该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袁庚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章卓勇多次向袁庚发送催款函，袁庚收到催款函后，没有向法院提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已过。本案中双方没有另外签订协议，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确定的转让价为准。袁庚既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款是无需支付的，那么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不应该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是以公司作为零资产对待”错误。恒升供所拥有的土地接近20亩，厂房有六千余平方米，全套的生产设备，以及恒升公司所拥有的发改委批文，安全生产使用证，特种作业证及10多个产品工艺等充分证明恒升公司完全具有1297.7万元的价值。袁庚具有10多年的从事化工行业的经历，其在2014年8月21日与王某夫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一次正常的商业收购，其出资1297.7万元购入恒升公司的95%的股权，完全是等价交换。袁庚再审辩称，（一）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价款非真实意思表示正确。（二）在扬天会财发（2014）112审计报告的审计基准日时，王某仍为恒升公司的股东，章卓勇仍为恒升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没有章卓勇的同意并提供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记账凭证，审计机构无法开展审计，故不存在袁庚单方制作基础会计资料送审的情形。章卓勇称恒升公司注册资本缴纳到位与事实不符。2012年8月2日恒升公司增资700万元后，次日该700万元增资款即全部转走。（三）由于恒升公司、王某、章卓勇对袁庚负有891万的债权无法偿还，故经协商采取债转股的形式清偿，且双方一致同意由审计机构对恒升公司进行审计。经袁庚引荐，最终由本案作出案涉审计报告的公司对恒升公司进行了审计。2014年1月5日，袁庚与王某、章卓勇及案外人王林、于国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此后，随着对恒升公司的了解，袁庚认识到恒升公司资产存在严重缩水及债务增加的情况，由于恒升公司存在两套账，2013年的审计报告无法真实反映恒升公司的净资产状态，袁庚遂要求再次审计，在王某、章卓勇及恒升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审计机构根据王某、章卓勇及恒升公司补充提供的财务账册和说明，出具了2014年的审计报告。（四）袁庚否认2014年审计报告理由不成立。在两次审计报告的基准日时，王某及章卓勇均实际控制恒升公司，没有该二人的配合审计机构无法审计。尽管恒升公司未签订书面委托审计合同，但该瑕疵并不必然影响审计结果。且从事实层面来看，王某、章卓勇与恒升公司存在事实委托审计法律关系。（五）2014年8月20日王某和章卓勇出具承诺书载明，“至2014年7月底审计结束，未经审计在内的单位和个人的所有债权及利息由章卓勇个人承担”，从上述内容看，该二人是知悉和认可2014年的审计报告的。而事实上也存在审计之外的债务，在一审中，袁庚已经提供了恒升公司对案外人王仁峰负有480万元债务的证据材料，也印证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六）结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无论王某、章卓勇是否认可2014年的审计报告，均对本案不构成实质性影响。2014年的审计报告仅是本案事件发展过程中某一时间节点客观事实的反映，即使剔除该审计报告，其他相关证据足以抗辩和推翻王某要求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诉请。综上，请求驳回章卓勇的再审申请。章卓勇于2017年6月5日向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并从2015年1月12日起至股权转让款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章卓勇与王某系夫妻关系，袁庚与于国祥、王林均系江西思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洪华星系江西麒麟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系委托原股东张荣春代持案涉公司股权的委托人即隐名股东。2012年初，恒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66万元，其中王某出资399.6万元（2011年11月26日自股东王永忠处受让45%及石红明处受让15%尚在办理工商登记变更过程中），占注册资本的60%，章卓勇出资266.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同年6月29日，王某与本案原股东张荣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恒升公司的11%股权转让给张荣春，约定股权转让价为100元，章卓勇与本案原股东张荣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恒升公司的40%转让给张荣春，约定股权转让价为150万元。2012年7月28日，王某、章卓勇、张荣春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增加新股东张荣春，公司增资700万元，其中张荣春增资并认缴696.6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王某增资认缴3.3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章卓勇仍为原出资266.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同日，该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明确了上述股东情况及出资的变化。同年8月2日，张荣春、王某分别向公司转账6966600元、33400元，该款系从虞红青经营的景德镇市迎祥陶瓷经营部借来，在次日通过支付货款方式归还。袁庚为经营考虑，欲投资到该公司，由恒升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截止2013年8月13日前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审计，经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扬天会财发（2013）137号审计报告，公司实际所有权益为6733588.40元。在此基础上，2014年1月5日，袁庚联系于国祥、王林，经与章卓勇、王某商谈，达成《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366万元增资到2400万元，章卓勇、王某以公司净资产600万元出资，占股本总额25%，袁庚出资1272万元，占股本总额53%，其中袁庚对公司的891万债权作为出资，不足部分以现金出资，于国祥出资额占股本总额12%，其中2%的股份由袁庚实际出资，由于国祥实际持有该2%的份额，王林出资额占股本总额的10%,折合人民币240万元。2014年7月3日，章卓勇将公司的相应资料及公司公章向袁庚办理了移交手续。袁庚进入公司后经接触，认为公司资产存在重大问题，存在债务增多的现象，要求对公司的资产进行重新审计，经公司同意，由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6月30日前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审计。同年7月13日，因原公司登记中张荣春系公司大股东，袁庚及章卓勇与张荣春背后的实际持股人洪华星进行了商谈，确定先收购张荣春的股权。同年8月12日，张荣春与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荣春将在公司出资696.66万元即股权51%作价696.66万元转让给王某，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王某的公司股权占80%。同月15日王某与张荣春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实际以150万元的价格收购张荣春的公司51%股权，该150万元由袁庚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给洪华星。在办理章卓勇、王某将股权转让给袁庚之前，袁庚经向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初步了解到公司实际上为负资产，经与章卓勇、王某、王林联系并碰头，章卓勇、王某于同年8月20日向袁庚出承诺书一份，载明“至2014年7月底审计结束，未经审计在内的单位和个人的所有债务及利息由章卓勇个人承担，与恒升公司无关。”，另由王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庚先生借款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1200000.00元），作为加入恒升公司的股权资金。”同月21日，王某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将其公司股权80.4978%即为公司出资1099.6万元的75.4978%转让给袁庚，保留5%的股权，约定袁庚支付1031.3万元，章卓勇同样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形式将其公司股权19.5022%即为公司出资266.4万元全部转让给袁庚，约定袁庚支付266.4万元，当日举行了股东会决议，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同年10月8日，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扬天会财发（2014）112号审计报告，认为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资产为26389297.97元，负债总额31103996.6元，所有者权益为-4714698.63元。同年9月24日，王仁锋作为原告向该院起诉，称恒升公司在2011年10月向其借款680万元，江西麒麟化工有限公司、洪华星、章卓勇、王某为借款担保，借款后已归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现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共同归还借款480万元及约定的利息、违约金，该院经审理，以（2014）绍新商初字第91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王仁锋的诉讼请求。袁庚知情后认为该借款未包括在2014年的审计范围，系章卓勇、王某隐瞒的债务。2015年1月12日，章卓勇、王某通过公证，向袁庚发送了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通知。2017年10月，王林向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袁庚、章卓勇、王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后撤诉。同年7月，于国祥向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起诉恒升公司、袁庚、章卓勇、王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经该院认定于国祥在2014年1月9日后分二次转入公司200万元，王林分二次转入公司280万元，性质为货款及借入款，后以未实际增资及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于国祥上诉至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维持原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本案章卓勇、袁庚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为：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章卓勇、袁庚对股权转让关系均无异议，主要争议是协议约定中的股权转让款是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如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意思是什么或者说当时约定王某及章卓勇转让给袁庚的股权价值为多少。任何一件事情或一份合同均有其产生的由来与过程。袁庚对股权转让的由来与过程作了相应的陈述与解释，并申请二证人作证，而章卓勇经该院传唤须本人亲自到庭陈述案件事实情况而未到，该院有理由相信袁庚陈述的事实客观真实，此其一。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是正常的社会人，从事商业，而案涉公司根据袁庚补强证据中询问笔录的记载内容，在袁庚接手公司之前连年亏损，且袁庚支付原股东张荣春背后实际股东洪华星的实际股权转让款为150万元，公司因袁庚怀疑进行第二次审计，章卓勇、王某出具承诺书、借条情况下，无法使人相信袁庚受让的股权价值较大（价值1297.7万元），而袁庚自愿以原工商登记的股权价值接受，此其二。如公司股权价值较大情况下，王某、章卓勇拥有谈判主动权，即使需要出具承诺书，亦无需出具借条，此其三。根据承诺书内容及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章卓勇的情况，对于第二次公司净资产的审计情况，章卓勇、袁庚均已知情，即公司资产为负资产，不然章卓勇、王某无须在股权转让前一天签署承诺书及借条，此其四。原股东张荣春在转让股权时，是先签订办理股权工商登记中需要的协议，后以另外签订协议的形式明确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从中可以看出，办理工商登记股权转让需要的协议与双方实际达成的股权转让价是有所不同的，亦符合社会实际，此其五。综合上面几点，章卓勇、袁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办理工商登记中的手续所需，并不明确代表着袁庚须按协议中的股权价值支付转让款，该协议只能体现双方愿意将股权进行过户转让的事实。那么章卓勇所转让给袁庚的股权价值终究为多少，系本案处理的关键。根据双方已在2014年7月底初步知情第二次审计结论的事实及王某在股权过户前出具借条的内容，可以得出双方是以公司作为零资产对待，即王某、章卓勇同意原先约定的25%股权降低到5%，考虑公司零资产的现实，王某按当初增资至2400万元的约定向袁庚借款120万元作为公司股权投资。综上，章卓勇诉请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卓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11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3112元，由章卓勇负担。章卓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2014年8月2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所附条件已经成就，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法全面履行。1.股权转让协议由章卓勇及袁庚签字确认，并且加盖了乐平市恒升化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的公章，主体完全适格。2.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乙方（袁庚）接受甲方（章卓勇）转让的本公司19.5022%的股权，股权转让后，乙方支付甲方266.4万元，乙方按接收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在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该条款明确乙方有支付266.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3.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明确，本协议自公司登记机关批准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乐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变更信息显示，本股权转让协议所指定的变更事项已经于2014年8月21日完成。（二）章卓勇多次向袁庚发送催款函，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2015年1月12日，章卓勇与其妻子王某向袁庚发送催款函，要求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12977000元；2017年1月6日，章卓勇与其妻子王某以公证的形式再一次向袁庚发送了催款函，要求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两份催款函发出后，袁庚均没有回函否认催款函中载明的内容，也没有向法院提出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消灭。从该两份催款函可以明确，袁庚是认可催款函中的付款义务的。（三）原判驳回章卓勇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1.章卓勇本人没有到庭，是因为去外地出差，章卓勇已经向一审法院进行了说明，并且已经委托了特别授权代理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即使章卓勇不愿意到法庭亲自参加诉讼也不能认为章卓勇的诉讼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认为“张荣春在转让股权时，是先签订办理工商登记中需要的协议，后以另外签订协议的形式明确股权转让的实际转让价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办理工商登记股权转让需要的协议与双方实际达成的股权转让价是有所不同的，亦符合社会实际。”照此推论，本案双方没有另外签订协议，自然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确定的266.4万元转让价为准。3.袁庚既然认为在签订2014年8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之时，266.4万元转让款就是无需支付的，那么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不应当在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即使是工商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之需，其也应提供其他书面证据加以证明。4.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是以公司作为零资产对待”不当。章卓勇把股权和公司给了袁庚，公司的债务无需袁庚承担，也不需要袁庚支付任何款项，则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对于章卓勇来讲已无任何意义，更不用说体现股权转让的商业价值了。5.关于审计报告。首先，审计报告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更不能反映公司将来的走向。其次，无论审计报告内容如何，股权转让是一种商业行为，并不是以审计报告为依据的，价格高低纯属商业行为。（四）章卓勇出具的承诺书不应成为一审判决驳斥章卓勇诉讼请求的依据。章卓勇夫妇为保障袁庚购买股权后的合法权利，承诺未经审计在内的债务由章卓勇夫妇承担，恰恰能够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五）一审法院采纳未经开庭质证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不当。袁庚二审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概述。2013年始，袁庚与章卓勇商谈收购其股权（含王某持有的恒升公司股权）事宜。2013年8月31日，恒升公司委托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次审计报告显示恒升公司净资产为6733588.40元，基于此，2014年1月5日，袁庚及王某、章卓勇及案外人王林、于国祥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一份，各方一致同意以恒升公司净资产600万元折算王某及章卓勇持恒升公司25%的股权。2014年6月30日，恒升公司再次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次审计报告却显示恒升公司净资产为-4714698.63元，基于此，袁庚与章卓勇（包括王某）及案外人王林、于国祥协商后同意王某及章卓勇保留恒升公司5%的股份。后，袁庚与章卓勇及王某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顺序为：2014年8月12日，张荣春将其持有恒升公司51%的股权先转让给王某，该股权转让价款150万元实际由袁庚与洪华星商谈并支付；2014年8月21日，袁庚与章卓勇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基于本案客观事实而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二）章卓勇据以行使债权请求权的依据为2014年8月21日用于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然该股权转让协议仅系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个点，并不能客观反映事实的真相，其中的股权转让价款亦非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功能来看，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仅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之用；从性质来看，工商登记仅为证权功能的性质。2.从双方提供证据对比的证明内容来看，袁庚提供的相关证据足以推翻章卓勇据以主张债权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章卓勇支撑其请求权的证据仅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条款，而袁庚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从初始商谈情况和背景，及四方投资合作协议、两次审计报告及目标公司恒升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两次股权变更登记及支付原股权出让人张荣春股权转让价款等方面证据，可充分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条款并非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从正常的商业交易规则来看，股权收购的价格衡量取决于股权价值即所有者权益，而决定股权价值的核心为目标公司的净资产。2014年6月，恒升公司审计显示的净资产为-4714698.63元。（三）章卓勇主张266.4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不符合常理。1.从张荣春转让给王某的价格来看，两次股权变更登记的协议版本为同一版本，两次变更登记的时间仅相差几天，而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却存在天壤之别。2.从原股权转让人张荣春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来看，张荣春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人为袁庚。3.从王某向袁庚出具的120万元借据来看，一方面120万元所对应注册资本2400万元时为百分之五，印证在恒升公司净资产为-4714698.63元情形下，保留王某及章卓勇百分之五的股权之事实，亦间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条款并非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4根据一审法院（2014）绍新商初字第918号民事判决，恒升公司对案外人王仁峰负有480万元本金及利息之担保责任，不仅进一步证实恒升公司的股权价值不值1297.7万元，而且证明章卓勇故意隐瞒与股权转让协议有关的债务情况。5.2012年王某与张荣春合计增资700万元，后王某将该增资款项全部抽逃，证实恒升公司的股权价值与注册资本不相等的事实,间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条款并非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各方当事人对2014年8月21日章卓勇与袁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袁庚至今未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在此过程中，袁庚与王某、章卓勇以及于国祥、王林曾经达成投资合作协议、王某向袁庚出具借条、王某与张荣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由洪华星收取股权转让款150万元、恒升公司委托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审计等本案基本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袁庚是否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章卓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章卓勇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袁庚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袁庚则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其中袁庚向章卓勇支付266.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款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袁庚无需实际向章卓勇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对此，评析如下。本案中，章卓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8月2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章卓勇在本公司认缴出资266.4万元，实缴出资266.4万元，占股权19.5022%，转让股权19.5022%、实缴出资266.4万元给袁庚；袁庚接受章卓勇转让的本公司19.5022%股权，股权转让后，袁庚支付章卓勇266.4万元。本协议自公司登记机关批准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章卓勇以股权转让协议上述约定结合当日已经办妥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起诉要求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袁庚为对抗章卓勇的诉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系列证据以支持其抗辩主张。其中，袁庚与章卓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当日，亦与王某签订了同样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以工商登记的出让人的出资额确定受让人的受让对价，而在另一份袁庚与王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出让人的实际持股与相应事实并不一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股权变更登记的迹象明显。王某2014年8月20日向袁庚出具借条的事实亦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庚向章卓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相冲突，章卓勇并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此外，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恒升公司截止2014年6月30日所有者权益为负4714698.63元的审计结论，2014年1月5日《投资合作协议》确认袁庚对恒升公司享有891万元债权，章卓勇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上述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明袁庚主张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袁庚向章卓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的条款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仅用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抗辩意见具有高度可能性。章卓勇上诉中还指出，其向袁庚发送催款函后，袁庚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催款函已生效。对此，因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适用对象为合同行为，而章卓勇寄送催款函是单方行为，本案并不适用前款法律规定。据此，袁庚和章卓勇之间并未达成支付266.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章卓勇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章卓勇的诉请并无不当。章卓勇另提出，一审法院采信未经质证的证据审理程序违法。经查，章卓勇所指的未经质证的证据系袁庚在一审庭审后作为补强证据提交的相关公安机关笔录，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将该笔录交由章卓勇书面质证并未损害章卓勇的诉讼权利，亦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章卓勇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章卓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该院于2019年4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12元，由章卓勇负担。再审期间，应王某、章卓勇申请，本院颁发调查令向扬州天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调取“扬天会财发（2013）137号审计报告全文、扬天会财发（2014）112号审计报告全文”。袁庚对该两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围绕章卓勇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袁庚一审期间提交了扬天会财发（2014）112号审计报告。对于该份证据，王某称其不知情，系袁庚单方委托审计，对审计结论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王某、章卓勇出具的承诺书所载明的“至2014年7月底审计结束，未经审计在内的单位和个人的所有债务及利息由章卓勇个人承担，与恒升公司无关”内容，并结合再审庭审中王某、章卓勇陈述其对2014年审计机构进入恒升公司“审核”知情，但不知是‘审计’，以及（2014）112号审计报告正文第二页关于“2014年8月10日共计发出往来征询函20份，截止2014年9月30日收回往来征询函10份，……未发征询函和未收到征询函应收和应付款项是根据贵公司实际提供的明细列示的（由原负责人章卓勇核对已确认调整不需要偿还的债权和债务）……”等文字内容，可以证明王某、章卓勇对于（2014）112号审计报告的情况是知悉的。王某、章卓勇否认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另查明，2017年1月6日，浙江省新昌县公证处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盛某同王某、章卓勇以特快专递方式向袁庚寄送《催款函》一份。2017年1月9日，浙江省新昌县公证处出具（2017）新证民内字第27号公证书对上述事实予以公证。公证书所附《催款函》载明，“我俩（章卓勇、王某）与你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了恒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请你收到本函后十五日内向我俩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2.章卓勇是否有权请求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该协议是否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各执一词。章卓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袁庚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袁庚则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双方办理工商登记所用，因第二次审计显示恒升公司的资产为负资产，其与王林、于国祥同意王某持有恒升公司5%的股份，故袁庚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一、二审法院均采信了袁庚的主张，但在股权交易价格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是将恒升公司作为零资产进行交易，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达成支付266.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本院经审理认为，一、二审判决分析评判失当，从在案证据看，袁庚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依据不足，理由如下：其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股权交易之事实，而《股权转让协议》是唯一一份凭证，除此外并无其他协议可依。且袁庚也以该协议为依据将恒升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了自己名下。换言之，双方已事实上在履行该协议。袁庚否认《股权转让协议》上转让价格的真实性，应负有证明双方就转让价格还存在其他约定的举证责任，但袁庚却未能举证证明。其二，一、二审法院以审计结论来评判股权交易价格，缺乏依据。股权转让是一种商事行为，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资产转让，且由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导致股权价值的构成因素十分复杂。本案中，双方认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将（2013）137号审计报告及（2014）112号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作为转让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将恒升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作为附表载于其中，案涉承诺书等证据更表明双方未以审计结论作为确定案涉股权交易价格的基础，所以恒升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不能简单地以恒升公司的各项资产值相加或依据审计报告来确定。其三，从王某、章卓勇出具的承诺书看，王某和章卓勇只是承诺“至2014年7月底审计结束，未经审计在内的单位和个人的所有债务及利息由章卓勇个人承担”。且在承诺书出具后的次日，袁庚即和章卓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袁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要求王某和章卓勇承诺对此前未披露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系一般股权受让方采用的规避交易风险的常用举措，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综上所述，基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的明确约定，同时袁庚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并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袁庚对恒升公司的资产状况、股权构成、股东出资、公司债务等经营情况均知悉，袁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从商人员，受让的恒升公司股权所涉及的金额巨大，其必然经过慎重考虑等情形，本院综合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至于袁庚主张案涉恒升公司51%股权系其出资150万元由王某从张荣春处购得，如《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则袁庚系重复购买的问题。本院认为，股权是一种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综合性权利。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有诸多因素，且受公司人合性的影响。本案中，与袁庚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是王某而非张荣春，即便王某能以150万元价格从张荣春处购得恒升公司51%股份，也不等同于袁庚也能以该价格获得股权。袁庚还提出，如《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格真实，则王某无需向其出具借条。本院经审理认为，袁庚以案涉《投资协议》约定恒升公司拟增资至2000万注册资本，计算王某保留5%股权的对价为120万元，但事实上《投资协议》并未履行，其效力亦因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被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赣02民终206号民事判决予以否认，且截至本案诉讼期间，恒升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1366万元，故对袁庚有关借条的主张，实难采信。此外，袁庚还主张其对恒升公司享有债权891万元，加上其陆续汇入恒升公司的款项，两项相加总计已达1569万元，远超过章卓勇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恒升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与王某作为转让股权的股东，两者非同一主体，不能混为一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对象是章卓勇，而非恒升公司，故对袁庚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袁庚提出的王某、章卓勇抽逃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股东抽逃出资问题系股东出资法律关系，与本案既非基于同一事实，也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抵消其在本案中所承担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袁庚可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章卓勇是否有权请求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章卓勇已依约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袁庚名下，袁庚应当依约向章卓勇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章卓勇于2017年1月6日以公证形式向袁庚发送《催款函》，要求其于收到函件的十五日支付股权转让款，考虑到案涉股权转让款数额巨大，章卓勇应给予袁庚以必要的准备时间，故本院酌定袁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7年3月1日。又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约定“如有违约，违约双方赔偿对方全部损失”，但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故本院对章卓勇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章卓勇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袁庚提出的章卓勇应履行承诺书以及王某从张荣春处购买股权的150万元系其实际出资的问题，袁庚均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终609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二、袁庚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章卓勇股权转让款266.4万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章卓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11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3112元，由袁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112元，由袁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君审判员 张福军审判员 方 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封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