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3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莼，女，汉族，1977年12月1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咏梅，女，汉族，1969年11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温江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平钰，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忧，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江合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凤溪大道南段555号72幢1单元1层41号。 法定代表人：陈汉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斌，北京隆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俊生，北京隆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亿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路153号。 法定代表人：李璐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北京市天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埃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朝阳区光华路7号19层19A1。 法定代表人：张东纯，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北京市天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龚莼、段咏梅、成都江合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合公司）与被上诉人成都亿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泽公司）、原审被告北京埃菲特国际特许经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菲特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3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莼、段咏梅上诉请求并辩称：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亿泽公司就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债务中江合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亿泽公司收取了江合公司加盟费与月特许权使用费，属于实际受益人，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亿泽公司作为品牌特许权人未尽到管理和监督责任，应当在获益范围内承担责任。 江合公司上诉请求并辩称：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龚莼、段咏梅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遗漏基本事实。与龚莼、段咏梅发生法律关系的均为张春波，现张春波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在无法调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查清本案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证据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书明确了在检察院调取证据时未获许可，故刑事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也无证据证明杜鹃的签名由张春波伪造。3.一审程序错误，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本案属于中止审理情形。4.一审法院关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分析混乱。江合公司并非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相对方，不是不当得利受益人，也未从中受益。认定张春波属于职务行为与张春波构成诈骗罪相矛盾。5.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龚莼、段咏梅在举证期限后变更诉请；本案审限严重超期；审判员在庭审结束后违反公平向龚莼、段咏梅进行释明。 亿泽公司辩称，1.龚莼、段咏梅混淆了多个法律关系，试图在一个不当得利案件中审理四个不同法律关系，违反了法律规定，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要件。2.亿泽公司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案涉买卖合同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加黑、加粗。3.龚莼、段咏梅违反合同约定将款项打给张春波，自身存在重大过错。4.龚莼、段咏梅试图将居间合同权利义务约束到作为案外人的特许经营方亿泽公司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埃菲特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龚莼、段咏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江合公司向龚莼返还218000元，向段咏梅返还375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1.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以69000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以11000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以19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以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6.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7.以43000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二、判令江合公司赔偿龚莼、段咏梅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等实际损失；三、判令亿泽公司、埃菲特公司对江合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合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中介服务及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张春波系江合公司第五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11月24日张春波以江合公司的名义与龚莼、段咏梅签订《房屋预定委托合同》，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约定：“龚莼、段咏梅应于本合同签订的同时向江合公司支付购买房屋意向金人民币100000元整”。 经江合公司介绍，龚莼、段咏梅了解到案涉房屋是房屋所有权人杜鹃出租给江合公司经营使用。为保证房屋交易顺利进行，在合同签订前将购房总款汇入江合公司指定的张春波账户中，汇款情况如下：龚莼分别于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1月25日、2019年1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或银行卡转账或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张春波个人账户汇款20000元、20000元、10000元、125000元；段咏梅分别于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1月25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1月2日、2019年1月28日通过微信转账或银行卡转账或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向张春波个人账户汇款49000元、1000元、195000元、5000元、125000元，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张春波向龚莼、段咏梅口述所有权人杜鹃要求增加购房款70000元，龚莼于2019年4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张春波转账7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620000元。江合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龚莼、段咏梅出具《收据》，《收据》上载明收到龚莼、段咏梅预定金人民币金550000元，收据印有21世纪不动产的标志，并加盖了成都江合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人为张春波。 庭审中，段咏梅、龚莼提交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涌泉派出所分别于2019年6月1日、2019年8月23日对杜鹃、文小丹作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房产买卖合同》中甲方或委托代理人落款人处虽有杜鹃的签字但并非杜鹃本人或其代理人所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缺乏所有权人杜鹃出售房屋的意向，故《房产买卖合同》不成立。张春波作为江合公司的负责人收取案涉房屋购房款不具备法律上的原因，应将不当利益退还给龚莼、段咏梅。江合公司与亿泽公司对上述两份询问笔录均为复印件表示存疑，质疑两份文件的真实性。 一审法院依江合公司申请，曾前往温江区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温江区检察院回复涉及国家秘密不予调取，也未出具书面的不予调取的回复。一审法院经核对卷宗材料，对有关杜鹃、文小丹的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案涉房屋系所有权人杜鹃出租给江合公司经营使用，杜鹃并无委托出售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也未曾收到龚莼、段咏梅发出购买案涉房屋的要约。故一审法院认定杜鹃和龚莼、段咏梅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2月26日，张春波向龚莼、段咏梅出示的《房产买卖合同》中甲方或甲方代理人处的签字是张春波伪造杜鹃的签名，龚莼、段咏梅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对合同上出卖人的签名系伪造的事实并不知情。《房产买卖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乙方（龚莼、段咏梅）在签订本合同的同时支付甲方（杜鹃）定金人民币100000元，该定金甲方委托上述房地产居间经纪机构收取”，第二款约定：“首付款人民币450000元，乙方在交易房屋递件成功、房管部门出具交易房屋《取件单》当日支付甲方（杜鹃）”。 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春波曾向龚莼退还购房款27000元。至今，江合公司对龚莼未归还款项为218000元，对段咏梅未归还款项为375000元。 龚莼、段咏梅为实现债权，于2019年6月13日，与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倪平钰、吴忧提供法律服务，处理本案纠纷，为此分别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元，共计律师代理费为30000元。同时龚莼、段咏梅为诉讼财产购买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保全保险费2000元。 亿泽公司取得中国成都区域的“CENTURY21”系统的使用和独占分许可权利，有权再次分许可第三方使用“CENTURY21”系统。江合公司系亿泽公司的旗下加盟店，双方之间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合同约定江合公司向亿泽公司定期支付加盟费，双方之间属于特许经营方和被特许经营方。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有当事人的陈述、微信聊天截图、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电子回单、银行卡交易明细记录、《房屋预订委托合同》《房产买卖合同》、询问笔录、收据、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四川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2014）邛崃民初字第214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江合公司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之债的受益方；江合公司是否应当向龚莼、段咏梅支付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如果江合公司为不当得利受益方时，亿泽公司、埃菲特公司是否应当为江合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具体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 龚莼、段咏梅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即使龚莼、段咏梅将案涉购房款直接支付给张春波，但江合公司对此予以追认，江合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江合公司辩称，龚莼、段咏梅将购房款支付给张春波，在收取款项时也并未出具杜鹃或江合公司收款委托书，不当得利受益方应当是张春波，且根据原告取得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也表明原告是受害人，应当通过刑事附带民事来追偿所受损失。亿泽公司辩称，案涉款项属于刑事案件的赃款，龚莼、段咏梅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程序主张权利，且本案杜鹃是否具有出售案涉房屋的意向，杜某出庭作证或者等待张春波涉嫌的刑事犯罪裁判后才能断定，否则就会实质性剥夺杜鹃的权利，且原告引用的法律依据仅仅适用合同纠纷，而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故应当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第二款也明确，行为人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合同相对人有权请求法人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中经济纠纷应包括合同有效、无效、不成立等约定之债（违约责任）和法定之债（缔约过失、不当得利）产生的经济纠纷，并非狭义的有效成立的合同纠纷，在此应对其作扩大解释。在本案中，虽《房产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江合公司，但是张春波作为江合公司第五负责人在明知没有收取购房款的合法依据时仍以江合公司的名义收取龚莼、段咏梅的购房款，且向其出具了加盖江合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此时已经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定之债。龚莼、段咏梅是基于《房产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对江合公司的给付，而今《房产买卖合同》因缺乏杜鹃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被确定为合同不成立，张春波以江合公司的名义收取龚莼、段咏梅购房款没有合同基础，江合公司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收取龚莼、段咏梅购房款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江合公司非涉嫌犯罪的主体。故本案应当继续审理。 二、关于江合公司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之债的受益人问题。 龚莼、段咏梅诉称江合公司取得案涉房屋购房款没有法律依据，为不当得利之债的受益方。江合公司辩称龚莼、段咏梅并未直接将购房款汇入江合公司的账户中，江合公司并未获益，给龚莼、段咏梅造成财产损失的是张春波而非江合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张春波利用职务便利伪造杜鹃的签名与龚莼、段咏梅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龚莼、段咏梅购买案涉房屋的要约未如期到达所有权人杜鹃，杜鹃也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作出是否出售案涉房屋的承诺，因此《房产买卖合同》缺乏杜鹃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导致合同不成立，即《房产买卖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龚莼、段咏梅无须向杜鹃或其代理人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 江合公司与龚莼、段咏梅签订了《房屋预定委托合同》及《居间服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江合公司对龚莼、段咏梅提供居间服务，仅有权在成交合同签订之日向龚莼、段咏梅收取房屋成交价的2.5%的居间服务费，除此之外并无权利收取其他费用。龚莼、段咏梅虽没有直接汇入江合公司账户中，但张春波作为江合公司第五分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江合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江合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龚莼、段咏梅出具了加盖江合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时，应视为江合公司对张春波收取购房款行为的追认，即龚莼、段咏梅已将案涉房屋购房款550000元支付给江合公司。即便加盖财务专用章非公司的意思表示，但是作为买受人，在取得营业执照合法经营的中介江合公司门店签订合同，加之财务专用章确认的收据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张春波代江合公司收取案涉款项的行为对江合公司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张春波作为江合公司第五分公司负责人，以江合公司名义为龚莼、段咏梅提供寻找房屋的服务。张春波在明知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形仍以江合公司的名义收取龚莼、段咏梅593000元，江合公司取得不当利益593000元，而龚莼所受损失为218000元，段咏梅所受损失为375000元，江合公司取得不当利益是造成龚莼、段咏梅的经济损失的原因。故对于龚莼、段咏梅分别向江合公司主张归还不当利益218000元及利息、37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三、关于江合公司是否应当向龚莼、段咏梅支付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的问题。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第十条第二项“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二）申请保全措施；”及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提起诉讼的，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龚莼、段咏梅提起本案诉讼时将相关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此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虽因江合公司不当得利而引起的纠纷，龚莼、段咏梅为保证生效裁判执行而提起的诉前保全措施并无不当，但此费用原则上应当由申请人承担，并且龚莼、段咏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江合公司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因此龚莼、段咏梅主张江合公司赔偿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2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龚莼、段咏梅在本案中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系主张法定债权，并非意定债权，律师费、保全保险费未有合同约定，且上述费用并不是龚莼、段咏梅向江合公司主张权利所必须产生的费用。因此，该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亿泽公司、埃菲特公司是否应当为江合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现有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江合公司系本案不当得利的受益人。龚莼、段咏梅诉称，亿泽公司向江合公司收取特许经营费用也应为本案受益人，埃菲特公司作为21世纪不动产品牌所有人亦为受益方，应当承担共同返还不当利益的责任。亿泽公司辩称不当得利之债的相对方为张春波与龚莼、段咏梅，且亿泽公司与江合公司是独立运营的市场主体，自负盈亏，亿泽公司不是不当得利之债的责任主体。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亿泽公司、埃菲特公司并非不当得利的受益方，张春波在明知收取购房款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仍以江合公司的名义收取龚莼、段咏梅购房款，因不当得利发生之债系属法定之债，并无共同不当得利之观念，亦无共同不当得利应负连带返还责任之规定，仅为不当利益的一方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责任，亿泽公司与埃菲特公司不是本案中获利一方。故一审法院对于龚莼、段咏梅向亿泽公司、埃菲特公司对江合公司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江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龚莼返还购房款218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1.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4.以12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5.以4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判令江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段咏梅返还375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1.以49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以1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以19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4.以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5.以12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龚莼、段咏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65元，由江合公司负担。 二审中，亿泽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亿泽公司备案信息；2.21世纪不动产商标注册信息，拟证明亿泽公司并非相关知识产权所有权人。3.亿泽公司签到表、会议签到表、报名表等，拟证明亿泽公司依法、依约对被特许人进行相关培训和指导，江合公司参加了相关培训和指导。4.民事判决书5分，拟证明类案中人民法院为支持特许人承担责任，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江合公司第五分公司备案查询，拟证明江合公司依法设立并办理经济机构备案证书，是独立主体，应独立承担责任。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前述证据均达不到亿泽公司的证明目的，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房屋预定委托合同》抬头处载明“特别提示：请在交付经纪公司及相关人员费用或证件的同时一定要求其提供盖有经纪公司财务章或公章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统一制式收据或书面凭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2.江合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3亿泽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江合公司认为案涉合同系张春波利用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现张春波已经被刑拘，故应当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本案系龚莼、段咏梅与江合公司居间购房过程中，因合同不成立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张春波涉嫌诈骗的违法行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认定本案应继续审理并无不当。 关于江合公司是否应当担责问题。江合公司认为案涉合同是张春波涉嫌诈骗的犯罪工具，应由张春波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房屋预定委托合同》抬头处载明“特别提示：请在交付经纪公司及相关人员费用或证件的同时一定要求其提供盖有经纪公司财务章或公章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统一制式收据或书面凭证”表明江合公司允许其工作人员收取客户款项，而本案中，江合公司也在张春波收取了龚莼、段咏梅的款项后向龚莼、段咏梅出具了加盖江合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对张春波的收款行为予以认可，对于龚莼、段咏梅而言，张春波的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本院认为，不当得利包括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而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核心构成要件为给付目的是否欠缺，具体分为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消灭，给付目的不能实现三类。本案中，因为《房产买卖合同》缺乏杜鹃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龚莼、段咏梅通过居间方江合公司向售房人给付的原因不成立，属于欠缺给付目的的不当得利。承前所述，因张春波的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江合公司即为法律上的得利人，一审法院判决其返还相应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亿泽公司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本院认为，亿泽公司作为特许经营许可人，与被特许人江合公司均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亿泽公司虽有监管责任，但该责任并不等同于赔偿责任。同时，龚莼、段咏梅并无证据证明其受损与特许经营权本身具有直接联系。故龚莼、段咏梅主张亿泽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亿泽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江合公司主张龚莼、段咏梅在举证期限后变更诉讼请求等问题，因其系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一审超审限的问题，确实存在程序瑕疵，本院对此予以指出，但该瑕疵不影响实体结果，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综上，龚莼、段咏梅以及江合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龚莼、段咏梅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730元，由龚莼、段咏梅负担；江合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730元，由江合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牛玉洲 审判员  邓凌志 审判员  陈丽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