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9625号原告：朱江卫，男，1966年5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效亮，北京市联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福田，男，196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马铭哲，男，196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辛丽，女，196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李永清，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朝阳区。四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荣，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惠，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二环路**。法定代表人：辛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浦江，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朱江卫与被告陈福田、马铭哲、辛丽、李永清、第三人北京华捷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捷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江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效亮，被告陈福田、马铭哲，被告陈福田、马铭哲、辛丽、李永清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荣、袁惠，华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浦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江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向第三人华捷公司返还18802735．22元；2．判令四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20万元；3．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华捷公司股东，持有华捷公司37%股权，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四被告是华捷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了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原告多次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册，但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永清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无理由拒绝，原告无奈于2017年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并获得法院的支持。原告通过委托第三方上海禾心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华捷公司2012年至2016年度的财务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显示，华捷公司2012年至2016年度财务账册中发现大量假发票以及私设“小金库”等其他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初步统计假发票金额达18802735．22元，因上述违法行为，导致华捷公司被税务机关处以巨额罚款。原告也曾多次要求被告纠正错误，向华捷公司返还相关款项，但被告对原告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原告认为，四被告在执行公司职务期间违反法律规定，通过假发票、设立“小金库”等违法行为侵吞公司巨额财产，并因此导致公司被税务机关罚款，四被告应当承担向公司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为此，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向华捷公司监事杜娟送达书面《关于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高管人员返还公司财产的请求书》，要求公司监事履行职责，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华捷公司的合法权利。监事杜娟接到原告请求后超过30日未能提起诉讼。原告为了维护华捷公司及自身的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被告陈福田、马铭哲、辛丽、李永清共同辩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请求董监高向公司赔偿损失需满足：1．请求赔偿损失的对象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存在损失；3．公司产生损失的原因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致。本案中，朱江卫请求辛丽等四人向华捷公司赔偿损失不满足上述条件，故应驳回朱江卫的诉讼请求。具体如下：一、从损失角度而言，华捷公司已将外设账户中的款项全部转回公司账户，同时因事业部提交假发票而向税务机关补缴的税款也已从支付给事业部的款项中扣除。朱江卫称华捷公司因设置两套账和收取假发票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与客观事实不符。朱江卫请求辛丽等人向华捷公司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华捷公司因该四人的行为产生损失，也即“有损失，才有赔偿”。但本案中，无论是设置两套账，还是收取假发票，都未让华捷公司产生任何损失，（一）华捷公司向各事业部付款具有合理依据，不能因收取假发票而认定辛丽等四人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二）华捷公司虽因存在假发票而向税务机关补缴了进项税款，但该部分税款已从应支付给提供发票单位的款项中扣除，且华捷公司未因假发票被处以罚款，故华捷公司未因假发票产生任何损失。华捷公司因假发票补交4474474．49元税款，该部分税款已从第八事业部、清河事业部、第七事业部、第六事业部、第二事业部与华捷公司2020年1月至8月的结算款中扣除。朱江卫称华捷公司因收取假发票而被处以巨额罚款，给公司造成损失，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三）华捷公司在将外设账目调整至公司账目中时，主动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该部分税款属于公司的正常支出，不应认定为华捷公司的损失。二、从主体资格角度而言，本案请求赔偿的对象系华捷公司全体董事，朱江卫作为华捷公司董事之一，应被追加为被告。李永清受辛丽委托行使董事和股东的权利，并非华捷公司董事，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马铭哲、陈福田作为华捷公司的总经理，对华捷公司设置两套账、成立事业部并无决策权，故该二人不应承担责任。三、从因果关系角度而言，华捷公司财务人员收取假发票时已履行了合理的查验义务，核查了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不知发票系开票方以非法手段获取，不存在过错，故华捷公司收取假发票并非因辛丽等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错误选聘财务人员导致。四、无论是华捷公司设置两套账还是成立事业部，均系朱江卫与各董事共同的意思表示，朱江卫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华捷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一、公司设置两套账是2012年朱江卫签字的股东会决议要求设立的。在其恶意向税务局举报后，公司已经将外帐的钱调整到公司账上了，且已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公司补缴的企业所得税属于公司正常支出，并非损失。二、华捷公司虽然收取了事业部交的部分假发票，但假发票对应的钱都已经支付给各事业部了，这部分款是华捷公司代各事业部收取的，本就应该付给各事业部，给付事业部的款项并非华捷公司的损失。公司财务审核发票时，已经进行了核验，没有过失。三、华捷公司因收取假发票而向税务机关补缴的进项税款已从应支付给提供发票的各事业部款项中扣除，公司没有产生任何损失。朱江卫作为公司股东及公司董事，对于公司设内账和事业部都是知情且同意的。现朱江卫在公司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恶意提起代表诉讼，对公司经营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当事人对下列证据的真实性认可：1．华捷公司章程复印件及企业信用报告；2．关于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返还公司财产的请求书；3．华捷公司2016年12月8日股东会决议；4．华捷公司2013年10月9日董事会补充决议；5．华捷公司2012年9月24日、2013年2月18日董事会决议；6．2012年4月1日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7．2016年12月8日董事会决议；8．2013年5月15日董事会决议。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华捷公司2012年-2016年度财务审核报告：对该报告结论中假发票的情况，已由税务机关进行调查，对假发票的基本事实以税务机关核查结论为准，其余内容本院不做认定；2．朱江卫提交的2015年7月7日董事会决议：原告仅提交该决议复印件，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该决议不做认定；3．原告提交的录音：原告在该录音中询问公司“小金库”里的资金情况，对华捷公司设立帐外帐一事，各方均认可基本事实，对录音中反映的其他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做认定；4．被告提交的事业部承包协议、合作协议：上述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与华捷公司成立事业部的董事会决议相互印证，本院对华捷公司采取事业部形式进行经营的基本事实予以采信，对该组证据的其他内容不做认定；5．监理合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发票、支出凭单、支票票根、银行流水：被告提交该组证据对应的会计账簿、记账凭证原件，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虽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6．记账凭证、支出凭单、付款凭证：被告提交该组证据证明补缴税款的金额，本院对补缴税款这一基本事实予以采信；7．事业部负责人承诺书、其他应收账款明细：被告提交上述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公司如何处理税款承担主体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做认定；8．情况通报：对税务机关稽查的情况，以税务机关的最终处理意见为准；9．转账凭证：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10．发票核验记录：被告提交的账簿中亦有发票核验的部分记录，本院对被告对部分发票进行形式核验予以采信，但对假发票一事的处理，以税务机关的认定为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华捷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16日，朱江卫持有华捷公司37%的股份，于2012年4月27日起担任公司董事。辛丽于2012年4月成为公司股东及董事，持股37%，于2016年12月21日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1日，辛丽出具《授权委托书》，上载：授权委托李永清为我的代理人，参加华捷公司所有会议（包括股东会及董事会）行使表决权，代理人签署的一切文件和相关事务，我均予以承认。李永清称其依据该委托书代为行使相关权利，其本人并非公司管理人员。陈福田于2009年以前即为公司股东，持股10%，于2014年11月17日担任公司经理。马明哲于2016年12月21日担任公司董事。在案涉假发票对应的部分支出凭单上，马铭哲在机关领导批示处签字。朱江卫主张，其通过委托上海禾心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捷公司发票真实性、大额咨询费转入公司出纳个人卡的操作合规性等问题进行审核，发现公司存在假发票金额18802735．22元。针对上述问题，朱江卫向税务部门举报。庭审中，各被告及华捷公司主张已因假发票一事向税务机关补缴税款4474474．49元。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华捷公司的税务稽查问题尚未处理完毕。针对上述18802735．22元的去向，各被告及华捷公司主张公司于2013年10月9日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公司鼓励管理层成员成立事业部，管理费比例按照收入总额的7%上交公司，其余国家税收由事业部自行承担。朱江卫在该决议上签字。被告及华捷公司主张，上述决议形成后，公司采取事业部经营模式，其下有十一个事业部，事业部独立核算，事业部与华捷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合作协议》等。各事业部对外以华捷公司名义签订《监理合同》，华捷公司收取合同相对方给付的监理费用后，与各事业部指定的第三人签订合同，将收取的监理费扣除华捷公司应收的管理费后支付给各事业部指定的第三人。各被告提交华捷公司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就原告所主张的18802735．22元对应的假发票情况逐笔进行了出示，出示了每笔发票项下对应的合同、银行支票票根或银行流水、支票领款收据、发票及部分发票查验记录，主张上述款项均属于事业部的应收款项，系事业部人员领取，属于公司经营的支出，并非各被告私自占有使用。华捷公司主张上述发票在提交时，华捷公司进行了形式核验，未查出假发票情况，其对假发票情况不具有主观过错。提交假发票的事业部为第二、六、七、八四个事业部，被告提交四个事业部负责人出具的《承诺函》，内容为：“公司按税法规定，如需向税务有关部门缴纳、补缴本项目部的税款时，本人同意由项目部在公司的工程款结余中直接支付，如项目部余额不足的，在公司收到税务部门通知纳税、补缴通知起7日内，本人用现金给公司补足应缴税款的余额，逾期未补足应纳税余额的，差额部分本人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关于华捷公司设立两套账的情况，被告提交2012年9月24日董事会决议，上载：“同意华捷公司设两套账，具体操作由财务处理，责任全体股东承担，与具体操办人员无关”。朱江卫在该决议上签字。被告提交转账凭证及财务账簿记录，显示将公司财务人员崔志霞账户余额存入公司账户。华捷公司主张就设立两套账一事，已经向税务机关补缴了所得税款。2019年11月1日，朱江卫向华捷公司监事杜鹃出具《关于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高管人员返还公司财产的请求书》，上载：“本股东通过股东知情权诉讼查账发现公司2012年-2016年度财务账册中存在大量假发票，可以认定公司高管在执行公司职务过程中存在公司法第149条规定的情形，特请求监事履行职责，通过诉讼方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华捷公司监事在收到该请求书后并未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股东、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需符合下列要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股东义务或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该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朱江卫主张的公司损失，朱江卫主张华捷公司记账凭证中有假发票金额18802735．22元，认为该18802735．22元系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经查，华捷公司账簿中对该18802735．22元的去向有明确记载，上述发票对应的支出均有支出凭单、领款人、银行支票或银行流水，支出凭单上载明了具体领取支票的事业部，上述领款方式与华捷公司陈述的公司采取事业部形式进行经营能够相互印证，未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由本案被告占有使用或由本案被告挪作他用。关于税务机关要求华捷公司补缴税款，系华捷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补缴税款并非公司的损失。就公司存在两套账目一事，朱江卫在本案中主张的18802735．22元资金，有部分转入崔志霞个人账户中，但崔志霞转回公司的资金大于该金额，未有其他证据显示被告有占有使用公司账外资金或将公司账外资金挪作他用的情况。朱江卫主张假发票对应的18802735．22元系公司损失，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江卫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816元，由原告朱江卫负担（已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原告朱江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苏 畅审 判 员  杨晓龙人民陪审员  周建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郭晓爽书 记 员  周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