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7民初1659号原告：窦新宇，女，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雁，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强，男，198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窦新宇诉被告李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窦新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强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窦新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6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630000元为本金，从2019年7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利率8%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李强向窦新宇各笔借款的过程及截止到2019年7月1日李强总欠款的数额统计》，并在该文件上签名按手印。根据该文件，被告认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行为始自2017年6月6日，截止到2019年6月底，被告欠原告总计163万元。被告承诺：被告应该在2019年9月底之前还清原告全部欠款，以及2019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三个月的利息。被告如不能在9月底之前还清全部欠款，剩余未还本金将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8%计算，从2019年7月起，拖欠一年的利息为130400元，平均每个月利息10866元。同时，被告承诺：被告如不能按照本约定执行，全额偿还上述欠款，原告有权向原告户籍所在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起诉。同日，被告写下《还款计划》，承诺于8月3日前还款1万元，8月底前还款2万元，10月份还款60万元，12月31日前还款100万元。直至今日，被告拒不按承诺履行还款义务，而且原告再也无法联系上被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均未得到回应，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李强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6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7）京中信内民证字67558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书所指向的借款合同中载明：借款人李强……出借人窦新宇……签订合同时间：2017年6月6日……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为十二个月，自2017年6月6日到2018年6月5日止……。2017年6月7日，窦新宇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李强招商银行账户转款78.32万元。201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2019）京中信执字0155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对（2017）京中信内民证字67558号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对于该笔款项的来源，窦新宇主张系其通过中介公司，即北京卓屹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屹公司），与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并由中诚信托公司向其给付贷款，在中介机构扣除相关中介及其他费用后，再向李强进行给付。窦新宇与中诚信托所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编号为FY201706047088(JK)。该合同载明，2017年6月6日于北京市东城区签收……贷款人：中诚信托公司……借款人：窦新宇……借款人为自然人，向贷款人申请信托贷款……信托/本信托系指2016年汇金1号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贷款合作机构：本信托委托人/受益人制定的贷款合作机构为，北京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蜜蜂公司）……贷款金额共计玖拾万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6月6日至2018年6月6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0.65%……。2017年6月7日，中诚信托公司将上述90万元款项转入窦新宇的银行账户。庭审中，窦新宇主张整个此次借款均由卓屹公司办理，自己对于蜜蜂公司并不知情，且卓屹公司一直声称此次贷款系从哈尔滨银行处办理，后来才知道系从中诚信托公司处办理。为办理贷款，窦新宇曾与卓屹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服务合同（编号为WT[]部2017352）。对于中诚信托公司的90万元贷款，窦新宇于2017年12月1日向中诚信托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自从中诚信托公司贷款之日至2017年12月1日止，窦新宇向中诚信托公司偿还利息5笔，每笔金额为5850元，共计2.925万元。北京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一份贷款结清证明，该证明载明蜜蜂公司系窦新宇签订的业务编号为FY201706047088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服务商。特证明借款人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结清。为偿还中诚信托公司的90万元贷款，窦新宇在2017年12月1日，先从案外人朱婷婷处获得90万元款项，后将该90万元用于偿还中诚信托公司的贷款。2017年12月2日，窦新宇向李强银行转账3万元，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其摘要信息为“买保险费用的钱”。庭审中，窦新宇主张该3万元系李强向其借款买保险的费用，且系来源于从晋城银行185万元贷款。为偿还朱婷婷的90万元，窦新宇再次通过卓屹公司作为中介机构进行贷款，其与卓屹公司再次签订委托贷款服务合同（编号为WT[]部2017489）。后窦新宇与晋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晋城银行于2017年12月14日，向其发放贷款185万元。对于该借款合同，窦新宇表示自己并不持有合同原件，无法提交。窦新宇为接收此次贷款在晋城银行开立银行卡，其为卡号为×××。在收到185万元当天，窦新宇向刘鑫转款120万元，向自己的招商银行卡转款65万元。对于向刘鑫转款120万元的行为，窦新宇称该120万包含偿还从朱婷婷处获得的90万款项，所有打款均系按照卓屹公司的指示进行，自己与朱婷婷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对于上述两笔贷款，卓屹公司出具说明一份，称“……窦新宇女士于2017年6月6日委托本公司通过哈尔滨银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90万元，其中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用为人民币2.7万元，向第三方或者个人支付其他费用合计人民币9.18万元；于2017年12月1日委托本公司通过晋城银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人民币185万元，其中向本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用为人民币4.625万元，向第三方公司或个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合计13.679万元。综上，窦新宇办理上述两笔贷款，窦新宇向其支付服务费合计7.325万元，向第三方公司或个人支付的费用合计22.87万元。另，卓屹公司向窦新宇开具了两张发票，一张金额为2.7万元，一张金额为4.625万元。根据该说明，90万元贷款中扣除相关费用后，剩余款项为78.12万元，但窦新宇实际向李强打款金额为78.32万元，对于其中2000元的差额，窦新宇表示或为卓屹公司回顾账目时，多写了2000元。2017年12月16日，窦新宇向李强银行转账16.2023万元。庭审中，窦新宇陈述称该笔款项来源于晋城银行的185万元贷款。2018年6月27日，窦新宇与李强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125万元，每个月利息1.25万元。上述利息经核算折合年利率为12%。对此，窦新宇解释称，将前期借款与其他费用合并计算后，与李强签订该合同。2018年12月6日，窦新宇向晋城银行还款185.657778万元，后晋城银行于2012年12月10日，再次向窦新宇发放贷款185万元。对此，窦新宇解释称，因为2017年的185万元贷款（以下简称第一笔185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1年，由于快要到期，在无力偿还本金的情况下，找到北京宏泽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泽园公司）作为中介机构，通过偿还之前贷款后，办理新贷款的方式，再从晋城银行贷款185万元（以下简称第二笔185万元贷款）。对于第二笔185万元贷款，窦新宇（甲方、借款人）与晋城银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个人经营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8年个经字第121000000012号），该合同载明：借款用途：购买医疗器械……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一百八十五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10日……贷款利率实行固定利率，月利率为7.08333‰，合同期内贷款利率不调整……。为第二笔185万元贷款，窦新宇向支付宏泽园公司支付咨询费3.7万元并支付1.85万元垫资利息，宏泽园公司向窦新宇出具了3.7万元的发票。对于垫资利息，窦新宇提交了郑淑芳出具的收据、证明，并认为郑淑芬系宏泽园公司的工作人员，垫资利息系向宏泽园公司支付。2018年12月27日，窦新宇与李强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185万元，每个月利息1.35万元，经核算折合年利率8.7%。同日，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其中载明“与晋城银行办理2019年继续抵押房产，手续费合计6.7万元，由窦新宇垫付，李强应当于2019年6月1日前归还窦新宇”。对于该借款补充协议，窦新宇称，该6.7万元包括向宏泽园公司支付的咨询费3.7万元、垫资利息1.85万元，还包含窦新宇代李强偿还的部分利息。后为偿还晋城银行第二笔185万元贷款，窦新宇将其自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并于2019年4月12日向晋城银行还款186.004653万元。窦新宇为此提交个人征信记录，以证明将涉及晋城银行的全部贷款已经还清。此外，在上述过程中，窦新宇表示因卖房产生房产中介费用5万元；其为偿还晋城银行的贷款，将自己所持有的股票低价出售，造成损失约14万元。在从晋城银行贷款过程中，窦新宇向晋城银行偿还利息的情况如下：第一阶段，自2017年12月14日起（第一笔185万元贷款放款之日）至2018年12月10日止（第二笔185万元贷款放款之日）之间，窦新宇向晋城银行支付利息共计12笔，其中一笔为6577.78元（随2018年12月6日的还款与本金一并支付），一笔为1.521111万元，一笔为1.151111万元，三笔为1.233333万元，六笔为1.274444万元，上述共计14.676663万元。第二阶段，自2018年12月10日（第二笔185万元贷款放款之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止，窦新宇共向晋城银行偿还利息四笔，一笔为1.790903万元，一笔为1.354097万元，一笔为1.223056万元，一笔为1.004653万元（随第二笔185万元还清时给付）。上述5.372709万元。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利息共计20.049372万元。对于利息还款数额每月并不一致的情况，窦新宇对此解释称系银行短信提示要求当月还多少钱，就偿还多少钱，上述还款金额均系按照银行短息提示的金额偿还。2019年7月28日，李强向窦新宇出具了一份名为“李强向窦新宇各笔借款的过程及截止到2019年7月1日李强总欠款的数额统计”（以下简称数额统计）的材料。其中记载了事件经过、款项来源、还款情况等内容，在该材料第二部分“李强拖欠窦新宇的欠款数额统计”载明：“1.2018年9月到11月，李强未能偿还晋城银行抵押贷款的三个月利息，合计3万元，由窦新宇代替偿还。2.2018年12月，李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偿还本金125万元，窦新宇同意延续抵押房屋一年，但是窦新宇自己拿出25万元办理抵押手续。（由于李强称无经济能力，窦新宇在股市曾买了25万元的股票，只好先抽回股金替李强付抵押手续费，鉴于事情紧急，抽回时只拿回11万元，窦新宇共亏损了14万元），窦新宇用其中的67000元支付了抵押手续费。3.至此，截止到2018年12月底，李强欠窦新宇合计153万元。4.2019年1月到4月，李强未能偿还晋城银行四个月利息，窦新宇代替李强偿还了四个月利息，合计5万元。5.2019年4月，因为李强无法按约偿还利息，本金也一直未还，窦新宇被迫卖房，卖房期间发生的手续费5万元。6.截至2019年6月底，李强欠窦新宇金额总计163万元。李强应当在2019年9月底之前，还清窦新宇163万元，以及2019年7.8.9月的利息，如果李强不能在9月底之前还清163万元，剩余未还本金将按照第七条约定计算利息，并于李强还清全部本金为止。7.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8%计算，从2019年7月起，拖欠一年的利息为1630000*8%=130400元，平均每个月10866元。”同日，李强向窦新宇出具还款计划，其中载明“总共欠窦新宇163万元，根据目前情况以及个人能力2019年8月31日之前还款2万元整，2019年8月3日还1万元整，2019年10月份还款60万元（抵押太原房产）……2019年12月31日之前，还款100万元，上述内容本人自愿写的协议，如有违背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李强2019年7月28日”。庭审中，窦新宇主张，相关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与借款使用人均为李强，仅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贷款，因此，相关贷款本金及利息均应当由李强偿还，而李强没有偿还，窦新宇代其偿还，故李强应当向窦新宇偿还。因从中诚信托公司、晋城银行贷款产生的中介费、办理房屋抵押或解除抵押的费用等所涉及到全部费用，均系窦新宇代李强垫付，属于李强向窦新宇的借款，且李强已经签署数额统计等材料，亦认可上述费用等均属于借款，李强应当向窦新宇偿还。至于出售低价股票的损失，根据双方签订的数额统计等材料，亦应当由李强予以偿还。另，窦新宇自认共计向李强实际支付近借款110万元，包括90万元，2017年12月2日的3万元，2017年12月16日的16.2023元。对于其中的90万元的给付，窦新宇称，该90万元包括来源于中诚信托贷款的，于2017年6月7日所打款的78.32万，由于李强是实际借款人，自己为名义借款人，在窦新宇系通过从晋城银行贷款，向中诚信托公司还款90万元后，便实现向李强给付90万元，实际向李强打款金额从78.32万元上涨至90万元。根据窦新宇招商银行流水，自2017年6月7日起（给付78.32万元之日）至2019年4月12日止（第二笔185万元贷款还清之日），李强共向窦新宇打款16笔，具体情况如下：（1）2017年6月7日，2.5万元。（2）2017年6月30日，5900元。（3）2017年8月1日，5900元。（4）2017年8月31日，5900元。（5）2017年9月29日，5900元。（6）2017年11月1日，5900元。（7）2018年1月19日，1.07万元。（8）2018年2月11日，8900元。（9）2018年3月19日，8500元。（10）2018年4月20日，1万元。（11）2018年5月19日，1万元。（12）2018年6月19日，分两次打款共计1.25万元。（13）2018年7月19日，1.05万元。（14）2018年8月29日，1.1万元。（15）2018年11月20日，1万元。（16）2019年3月19日，5000元。该16笔款项共计15.16万元。（以上款项均按序号进行标注、简称）对于上述第（1）笔款项，窦新宇表示该款项是李强偿还的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对于（2）-（16）笔款项，窦新宇表示系李强还中诚信托公司、晋城银行利息的款项，且具有指向性。关于第（2）-（6）笔，是偿还中诚信托公司利息的款项，李强每月向窦新宇打款5900元，而窦新宇向中诚信托公司每月还款为5850元，对于每笔之间的50元差额，窦新宇表示同意法院依法处理。关于第（7）-（16）笔是偿还晋城银行利息的款项，与窦新宇偿还晋城银行利息的金额不一致，对此窦新宇解释称，由于自己亦使用了其中的部分贷款，故双方按照一定比例，由窦新宇与李强分别负担各自利息，李强将自己承担部分打入窦新宇银行账户，再由窦新宇账户统一向银行偿还。后因李强偿还不上，窦新宇代李强偿还了部分款项。对于代为偿还之部分，窦新宇主张已经在数额统计中进行了计算。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本院将逐一进行分析：第一，双方合同的效力认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若资金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的，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因此，应当认定为无效。不论行为人从事该行为是否出于营业性之目的，也不论从事该行为是经常性或的或偶发性的，只要从事了高利转贷行为，就应认定为无效。在本案中，即便窦新宇主张相关借贷行为是非营利性的且为偶发性的，但其行为完全符合高利转贷的认定要件。首先，依据现有证据，窦新宇作为出借人，其资金系通过抵押贷款方式，从中诚信托公司、晋城银行等金融机构处获取的贷款，然后再向李强给付。庭审中，窦新宇虽主张存在部分自有资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反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窦新宇的资金均来源自金融机构。其次，不论是2017年6月6日公证书中的借款合同，还是2018年6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2018年12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其约定的利率均高于相同或相近时期窦新宇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合同的利率。再次，结合窦新宇与李强签订合同或其他材料的时间、窦新宇与金融机构签订合同的时间、窦新宇还款的情况，可以确定窦新宇在向李强提供借款时，并未还清金融机构贷款。同时，根据窦新宇的陈述，李强对于资金来源应当是知悉的。因此，窦新宇的上述行为构成高利转贷，其与李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均属无效，双方合同中关于借贷的部分应为无效。在无效后，基于相关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返还金额的确定，需要考虑出借人实际给付之金额以及借款人还款之金额。第二，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首先，无论是借贷有效，还是借贷无效，出借人主张借款人偿还或返还借款时，都应当以实际支付的款项金额为准。本案中，窦新宇主张有关的中介费用、办理抵押或解除抵押费用、股票低价出售之损失、出售房屋费用等各项费用，均属于李强之借款，并按照民间借贷予以主张，显然不符合借贷关系中，需要实际支付借款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窦新宇与中介机构签署的合同、发票等证据材料，相关合同的相对方为窦新宇，并非李强；同时，买卖股票等亦属于自发性市场行为，持有并买卖股票的，亦非李强。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中介费用等费用、损失，应为李强向窦新宇之借款，对于窦新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其次，窦新宇主张向李强实际支付近110万元，其中90万元，系除了包含2017年6月7日所打的78.32万外，因李强是实际借款人，而窦新宇是名义借款人，在窦新宇系通过从晋城银行贷款，向中诚信托公司还款90万元后，便实现向李强给付90万元，借款金额从78.32万元上升至90万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关借款合同均系窦新宇签署，中诚信托公司、晋城银行的收放款均与窦新宇进行；且借款金额亦应当以实际给付金额为准，故对于窦新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再次，窦新宇还主张其代李强偿还的利息，亦属于借款，亦按照民间借贷予以主张，同前文论述，对其主张本院亦不予认可。最后，窦新宇实际向李强打款97.5223万元，包括2017年6月7日的78.32万元，2017年12月2日的3万元，2017年12月16日的16.2023万元。对于2017年12月2日的3万元（银行流水中标注为买保险用的钱），窦新宇主张该款项来源于第一笔185万元贷款，但该3万元的打款时间，却早于第一笔185万元贷款的放款时间，窦新宇之陈述存在明显逻辑矛盾；且根据银行流水的标注以及现有证据材料的内容，均无法体现该3万元属于本案所涉及借款。故本院对于该3万元属于本案借款的主张，不予认可。因此，双方在本案中的借款金额为94.5223万元。第二，借款本金返还数额的认定。李强曾向窦新宇打款16笔，根据分类，逐一进行分析。首先，对于第（1）笔2.7万元的打款，虽然发生在本案借款后，但窦新宇表示该款项是李强偿还的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在李强未提供证据予以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窦新宇的主张，予以认可。其次，对于第（2）-（6）笔，窦新宇主张是偿还中诚信托公司利息的款项，李强每月向窦新宇打款5900元，而窦新宇向中诚信托公司每月还款为5850元。虽然双方合同中的借贷部分无效，但窦新宇的上述主张，在结合现有证据与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能够认定主张的实质是请求确认李强按照窦新宇与中诚信托公司的贷款利率，给付在此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用。结合李强给付款项的时间点与数额、窦新宇偿还中诚信托公司的时间点与数额，具有高度指向性。故对于窦新宇主张上述款项系李强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用的性质，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该利息数额系按照本金90万元计算，而此期间段，窦新宇实际支付的借款数额为78.32万元，故本院按照实际给付数额予以计算，李强偿还的多余部分，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经计算，截止2017年12月1日（窦新宇偿还中诚信托公司90万元之日），李强尚欠77.9154万元本金未偿还。再次，对于第（7）-（16）笔，窦新宇主张是偿还晋城银行利息的款项，如前文论述，实质上亦是请求确认李强按照窦新宇与晋城银行的贷款利率，给付在此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用。但是，窦新宇无法提交第一次贷款185万元的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故无法确认在第一次185万贷款放款之日（2017年12月14日）与第一次185万贷款还清之日期间（2018年12月6日）的，李强应当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用，窦新宇作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窦新宇每笔还款数额不一致，亦无法通过还款数额确定贷款利率情况。因此，对于在此期间的还款，均应认定为李强向窦新宇偿还的本金。即第（7）—（15）笔，共计9.21万元。最后，对于第（16）笔还款，虽然发生在第二笔185万元贷款产生后，但因双方合同中的借贷部分无效，且未约定还款之顺序，故可按照《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中的抵充顺序，以及“先旧后新、先息后本”的借贷还款之常理规则，对于第（16）笔还款，应当作为李强向窦新宇偿还的本金。根据上述论述，结合窦新宇实际给付之金额以及李强还款之金额，现李强应向窦新宇返还的本金应为84.4077万元(77.9154万元+16.2023万元-9.21万元-5000元)。第三，关于支付利息的问题。如前文论述，因窦新宇主张李强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实质在于请求李强支付资金占用费用。在双方合同中的借贷部分无效的情况下，窦新宇亦有权向李强主张资金占用费用。由窦新宇向李强支付的借款，不仅来源于中诚信托公司，也来源于晋城银行，无法按照统一利率标准进行核算，且在窦新宇未提供与晋城银行第一笔185万元贷款的借款合同的情况下，亦无法对晋城银行的相关利率等进行核实。但在客观上，李强确实占用窦新宇之资金，在未返还之前，其理应向窦新宇支付资金占用费用。鉴于此，本院结合现行利率标准、窦新宇主张权利时间、李强的占用时间等多种因素，对资金占用费用予以酌定。需要说明的是，庭审中，对于合同中借贷部分无效以及利率变化问题，经本院释明，窦新宇仍坚持其相关诉讼请求，但同意法院依法判决。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处理。被告李强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庭审中享有的相应诉讼权利。本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窦新宇借款844077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用（以844077元为本金，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窦新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58元，由原告窦新宇负担9979元（未缴纳，已交纳），由被告李强负担997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560元（原告窦新宇已预交），由被告李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窦新宇）。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却拒不交纳或逾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张英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车玉龙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