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国强，男，198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涛，浙江近山（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旺，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茹颖,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创远路36号院14号楼5层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7237971。 法定代表人：宋中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靖春广，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200号1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66533252N。 主要负责人：刘贵民，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上海松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国强为与被上诉人李兴旺、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行公司）、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浙8601民初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沈斐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余国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涛、被上诉人李兴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茹颖、被上诉人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杰到庭参加庭审，被上诉人畅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国强上诉请求：1.改判由畅行公司、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李兴旺的全部赔偿费用，并向余国强退还垫付的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2.重新计算李兴旺的赔偿费用；3.一审诉讼费及上诉费由李兴旺、畅行公司、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畅行公司才是实际承运人。余国强只是在畅行公司经营管理的嘀嗒平台上注册成为签约司机，嘀嗒平台在接到运输订单后由系统分配给签约司机，余国强负责按照嘀嗒平台的指示将顾客送到指定地点，余国强并不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以下几点事实也足以证明畅行公司是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而并非只是提供合乘信息的撮合服务：（1）李兴旺享受完乘车服务后支付的费用由嘀嗒平台收取，而不是直接支付给余国强，嘀嗒平台在扣除相应的管理费之后再将剩余费用支付给余国强，余国强与李兴旺之间没有形成直接的旅客运输合同关系。（2）事故车辆投保的公众责任险是由畅行公司购买，如果嘀嗒平台仅仅只是提供合乘信息撮合服务，则其完全没有义务为事故车辆购买保险，而应当由余国强自行购买，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畅行公司才是实际承运人。（3）余国强在运输乘客时，嘀嗒平台有权随时获得车辆定位信息，且在余国强成为签约司机后，嘀嗒平台有权随时检查司机和车辆的相关证件，该种种事实都表明嘀嗒平台对余国强有日常管理行为，余国强只是嘀嗒平台的签约司机，畅行公司才是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4）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必须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运线路经营权，余国强作为个人，并不具备相应资格，而畅行公司依法取得了相应的资格，具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资格，此点在其工商登记信息中有明确记载。（5）乘客李兴旺通过嘀嗒平台表明自己的乘车意向是基于对嘀嗒平台的信任，其主观意思也是与嘀嗒平台达成旅客运输合同，而司机是谁并不影响其与嘀嗒平台的签约意向，嘀嗒平台将运输任务分配给余国强，但不能改变畅行公司作为承运人的事实。2.李兴旺未系安全带对损害后果的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旅客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兴旺没有按照要求系安全带，虽然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没有责任，但对损害后果的大小有关系，如果李兴旺按照要求系好安全带，则其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其对本次事故损害后果的扩大部分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余国强要求李兴旺承担本次赔偿费用总额50%的责任。一审判决未查清李兴旺未系安全带的事实，造成责任划分不公平。3.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计算错误。在李兴旺住院期间，其所有医疗费、护理费及伙食费均是由余国强支付，一审判决在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时未予扣除，存在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畅行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畅行公司提供的并非“机会”，而是指派余国强将李兴旺运送至目的地。另外，嘀嗒平台作为网约车平台系客运合同的规则制定者，单方面决定交易价格、方式、条件、费用支付、双方信息、违约责任等内容，其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居间商的定位，故应认定为承运人，而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居间服务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余国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 被上诉人李兴旺答辩称：一、本次事故的责任已经由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一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是由于余国强疲劳驾驶，没有注意道路情况，撞上高速道路旁边的护栏导致，余国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兴旺没有责任。事故发生后，李兴旺多次找余国强协商解决损害赔偿事宜，但余国强态度较差，一直不配合。二、李兴旺没有收到过余国强支付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相反余国强还将李兴旺通过水滴筹平台筹得的医疗费拿走了17000余元。三、关于运输合同的主体，李兴旺主张签订运输合同的主体应该是余国强以及畅行公司，畅行公司作为平台方与余国强作为实际承运方共同为李兴旺提供承运服务。畅行公司对司机和乘客的管理控制不亚于快车，并且顺风车是畅行公司的主营业务，畅行公司是客运合同的规则制定者，决定交易价格、方式、条件、费用支付、双方信息、分配收益、服务评价、违约责任等。司机和乘客只能接受平台提供的格式合同内容，根据合同约定发出搭乘邀约和承诺，后续平台也是跟进和参与合同履行。由此可见，畅行公司的地位远超居间商，应该认定为承运人才能与其商业运营利益相适应。所以，李兴旺是与余国强以及畅行公司共同建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余国强以及畅行公司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李兴旺及时安全送达目的地。李兴旺在乘坐余国强驾驶车辆的运输过程中受伤，李兴旺起诉主张余国强、畅行公司、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李兴旺没有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畅行公司提交答辩状称：畅行公司开设的“嘀嗒顺风车”服务平台主要服务内容是向平台中的车主和乘客提供在线合乘信息撮合服务，亦已在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备案。合乘出行系车主和乘客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畅行公司在本案507元车费中只收取了5元信息服务费，亦不存在任何过错，余国强上诉要求畅行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依据。 被上诉人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答辩称：一、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对事发经过和事故责任没有异议，由于本案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并不是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所以也不应当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二、畅行公司和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畅行公司在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的是公众责任险，是畅行公司对自身责任的保险，并不是对事故车辆的保险。该笔保险限额是20万元，事故发生后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经预赔付了103736.56元，还剩下96263.44元的理赔限额，这是保险合同项下的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三、余国强和李兴旺之间是合乘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区分了顺风车和网约专车的区别。本案中属于顺风车，不需要具有专门道路运输资格，嘀嗒平台所提供的顺风车服务与其他平台提供的网约车服务也有本质的区别。 李兴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国强和畅行公司共同赔偿李兴旺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86499.3元；2.判令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就第一项诉请承担赔偿责任；3.由余国强、畅行公司、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2019年2月13日，李兴旺在嘀嗒平台（该平台由畅行公司负责运营管理）预约车辆，出发时间为2019年2月13日19点，行程起点为江西上饶双桥村，终点为浙江杭州吴山前村，后余国强在该平台接单并驾驶赣Ｅ7××××号小轿车搭载李兴旺出行。涉案订单车费共507元，余国强收入502元，畅行公司收取5元。2019年2月14日3时30分许该车在Ｇ65（杭瑞）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97公里＋400米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经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一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国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兴旺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李兴旺先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景德镇市中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右足开放性损伤伴多发骨折。经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委托，杭州求正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6日出具杭求司鉴所［2020］临鉴字第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兴旺2019年2月14日因交通事故致右足开放性损伤伴多发骨折，行手术治疗，目前遗留右足五趾功能完全丧失，评定其伤残等级为九级伤残；建议其损伤后的误工时间为240日、护理时间为120日、营养时间为120日。（二）2017年2月27日，杭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杭州市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备案证明》，载明：畅行公司提交的嘀嗒拼车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的备案材料，经审查，符合规定要求，同意予以备案，服务区域：杭州市行政区域。（三）畅行公司在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已预赔付103736.56元。（四）李兴旺的被抚养人情况如下：母亲刘荷花（1956年5月16日出生），女儿李玉婷（2004年9月3日出生），儿子李鸿飞（2006年3月15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李兴旺乘坐余国强驾驶的顺风车，双方之间已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余国强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安全地将李兴旺运送至目的地。现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且余国强负事故全部责任，故其应当对李兴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畅行公司开设的“嘀嗒顺风车”服务平台主要服务内容是向平台中的车主与乘客提供在线合乘信息撮合服务，亦在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取得备案。合乘出行系车主和乘客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畅行公司在本案507元车费中仅收取了5元信息服务费，亦不存在任何过错，故李兴旺要求畅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畅行公司在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有公众责任险，两者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但本案李兴旺提起的系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并非该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且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保险合同关系，故对李兴旺要求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诉请亦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侵权纠纷的法定赔偿项目，本案运输合同之诉中不予支持。经审核认定的赔偿项目金额如下：1.医疗费，李兴旺主张1883.96元，并提供相关票据，经审查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李兴旺主张87天×50元/天=4350元，尚属合理，予以支持；3.残疾赔偿金，李兴旺主张60182元/年×20年×20%=240728元，依据鉴定意见李兴旺已构成九级伤残，且其长期在杭州工作并缴纳社保，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4.误工费，李兴旺主张240天×66432元/360天=44288元，其因伤住院治疗，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5.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兴旺主张其母亲刘荷花的生活费24198.9元（21352元*17年*20%/3人）、其女儿李玉婷的生活费11252.4（37508元*3年*20%/2人）、其儿子李鸿飞的生活费18754元（37508元*5年*20%/2人），均符合法律规定，共计被扶养人生活费54205.3元，予以支持；6.营养费，李兴旺主张120天×50元/天=6000元，该标准过高，期限依鉴定意见，酌情支持3600元；7.护理费，李兴旺主张120天×5536元/30天=22144元，不超过法律规定标准，期限依鉴定意见，予以支持；8.交通费，李兴旺主张1000元，但未提供相应票据，综合考虑其就医时间、地点、次数，酌情支持400元；9.鉴定费，李兴旺主张1900元，该鉴定由临安区人民法院委托，并非当事人诉前单方鉴定，故根据鉴定结果可以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兴旺赔偿各项损失人民币373499.26元；二、驳回李兴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49元（已减半），由李兴旺负担119元，余国强负担3430元。 二审期间，余国强提交两张交款收据，证明其垫付医疗费6000元，对此，李兴旺和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均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因为李兴旺起诉主张的医疗费是其自付部分的医疗费，本来就没有包括余国强支付的医疗费，一审判决也未计算在内。畅行公司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显示的医疗费不在李兴旺主张赔偿的医疗费范围内，也没有包括在一审审理和判决的医疗费中，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李兴旺、畅行公司、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兴旺因乘坐余国强驾驶的小客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李兴旺选择以运输合同违约之诉主张权利，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对乘客负有安全送达目的地的合同义务，故违约责任应当由承运人承担。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李兴旺和余国强使用的是畅行公司旗下“嘀嗒平台”顺风车业务服务，李兴旺在线发布出行信息，提出要约，余国强在线接受要约，并驾驶自己车辆承载李兴旺，双方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成立合同关系，余国强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就其违约行为向李兴旺承担责任。关于余国强上诉称实际承运人是畅行公司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涉及的是顺风车也即私人小客车合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内容，顺风车属于与网约车并列的出行方式，应区分于其他网约车。本案中达成运输合意以及进行实际履行的双方是李兴旺（乘客）、余国强（驾驶人），而畅行公司经营的“嘀嗒平台”系合乘信息服务平台，不是顺风车业务中的承运人。在没有证据证明余国强与畅行公司存在雇佣、劳务关系、余国强是受畅行公司指派、委派或者履行职务行为的情况下，余国强主张应由畅行公司对外承担承运人责任没有依据。此外，虽然畅行公司在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有公众责任险，但该保险合同责任关系与本案运输合同之诉非同一且非必须合并处理的法律关系，余国强上诉要求中意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本案中承担李兴旺的赔偿费用亦没有依据，各方就保险责任问题可另行解决。 综上，余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2元，由余国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 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程静静 ?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