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晓燕，女，汉族，1988年4月4日出生，住广西宾阳县**************，公民身份号码：452************762。委托诉讼代理人：房丹玲，广东竞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露淇，女，汉族，1986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电白县*********，公民身份号码：440************727。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乐诗，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春国，男，汉族，1961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32。原审第三人：梁汝冲，男，汉族，1970年1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X。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乐诗，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晓燕因与被上诉人黄露淇、原审第三人赵春国、梁汝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14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韦晓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黄露淇向韦晓燕返还借款本金37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息，自2018年4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计息暂计至2020年4月15日为44400元）。事实与理由：1.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韦晓燕已提供证据证明将借款交付给黄露淇的事实，且黄露淇自愿出具欠条，确认了37万元债务,黄露淇应当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韦晓燕已提供清晰的转账记录及15万元现金的银行取款凭证，证明出借事实。黄露淇于2017年3月6日曾归还9.6万元，因此，截止至欠条出具当日，黄露淇尚欠韦晓燕370140元，最终黄露淇向韦晓燕出具37万元的《欠条》。（2）本案《欠条》由黄露淇自愿出具，不存在胁迫等情况，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主要证据。黄露淇以经营露淇酒庄（实际该酒庄主要盈利来源是出借资金给其他人收取利息）为由提出借款，钱直接由韦晓燕通过转账、现金的方式向黄露淇出借，事实上已成立借款关系。双方与2018年3月3日进行对账，黄露淇向韦晓燕出具了《欠条》，确认欠韦晓燕370000元，并承诺在2018年4月15日左右偿还欠款。黄露淇作为成年人，理应知道在《欠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在其自认债务的前提下，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韦晓燕违法放贷，韦晓燕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定性错误。（1）韦晓燕不是《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一方，没有参与赵春国、梁汝冲之间的合作。赵春国、梁汝冲合作从事的借款生意的资金，部分来源于赵春国本人，部分来源于韦晓燕，该事实说明合作是赵春国、梁汝冲之间的合作，韦晓燕仅仅是作为出借人将资金出借给黄露淇，黄露淇再与梁汝冲一起将资金用于放贷。此外，韦晓燕应黄露淇及梁汝冲的要求签署的借款协议，并不仅仅只有黄露淇提交的4份，还有许多份黄露淇并没有提交，黄露淇为了避免还债，仅挑取了其中几份作为证据提交。该4份借款协议虽然是韦晓燕签署的，但与本案黄露淇确认的37万元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韦晓燕将资金借出给黄露淇后，黄露淇将其出借给何人都是黄露淇自行决定的。（2）赵春国、梁汝冲即使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书》，用自有资金或者亲戚朋友的资金放贷，也不是违法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前者银监法第四条作出了明确限定，但对于后者并没有直接规定。本案中，赵春国、梁汝冲虽然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但资金来源多为赵春国本人的个人存款，并非向不特定的公众吸收所得，贷款的对象则是由梁汝冲根据自己的人脉资源寻找需要资金的客户，贷款对象具有特定性。因此，赵春国、梁汝冲的合作放贷行为并不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一般特征，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应当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定性。赵春国、梁汝冲合作经营的借贷行为应属于民间借贷，即使约定利息过高，也不必然无效，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即使韦晓燕参与了赵春国、梁汝冲的合作经营活动，也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有权要求黄露淇偿还借款及利息。3.本案借款发生在韦晓燕婚前，属于其个人债权，借款事由并不影响《欠条》的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韦晓燕已通过《欠条》、转账记录等进行了合法性举证，在黄露淇无法说明出具《欠条》的原因且无法推翻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判令其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被上诉人黄露淇答辩称：一、本案实为合伙纠纷，赵春国与梁汝冲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共同从事资金借贷业务。黄露淇为梁汝冲代理人、韦晓燕为赵春国代理人。依据一审中黄露淇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书》、韦晓燕与薛路之间的签订四份借款协议书及赵春国于一审中的自认可知，赵春国与梁汝冲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共同从事资金借贷业务。其中赵春国负责提供资金，梁汝冲负责寻找客户，若客户成功借款，则梁汝冲可从产生的借款利息中提成20%。韦晓燕为赵春国代理人，代为出借资金、签署相关借款协议（故而在薛路的借款协议中，韦晓燕作为出借人在该四份协议中签名）、代收出借款及利息等。黄露淇为梁汝冲代理人，代为处理与借贷业务有关的资金流动事宜，但也仅限于听从梁汝冲、赵春国、韦晓燕的指示，将相应资金转付至指定对象的账户中及代为收取相应的利息提成。二、黄露淇与韦晓燕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1）案涉37万元并非是黄露淇所借，韦晓燕主张的转款事实与实际不符。韦晓燕于上诉状中所诉涉及的款项为薛路借款及支付于梁汝冲的合作提成，该金额实际上为赵春国与梁汝冲之间的合作债务。（2）本案《欠条》是黄露淇代替梁汝冲出具，而韦晓燕亦已于一审庭审中承认了该事实。经赵春国与韦晓燕计算，截止至2018年3月3日对账之日，双方合作的资金放贷业务中赵春国与韦晓燕总计收取77万元利息，按照《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梁汝冲可提成20%即15.4万元（为便于计算，经过协商梁汝冲最终同意提成15万元）。但案外人薛路尚欠50万利息未偿还，同时，赵春国与韦晓燕主张称梁汝冲曾经在合作中收取借款人偿还的2万元利息未入账，故而，截止至对账之日，梁汝冲应向赵春国与韦晓燕总计支付37万元（50万+2万-15万）。对账完毕，黄露淇作为梁汝冲代理人向韦晓燕出具欠条。韦晓燕亦已于一审庭审中承认黄露淇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代理梁汝冲从与赵春国进行对账时所出具。然而，韦晓燕现在却企图推翻其在一审中自认的事实，显然于法不合。（3）一审判决正确，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韦晓燕在一审法官依法行使释明权后仍然坚持其诉讼主张，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黄露淇抗辩案涉37万元款项为合作债务并提供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韦晓燕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一审庭审中，韦晓燕虽自始至终均坚持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是并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第三人赵春国、梁汝冲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韦晓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黄露淇立即返还韦晓燕借款本金37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7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从2018年4月1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黄露淇承担。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韦晓燕与赵春国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9年1月25日登记结婚，黄露淇与梁汝冲是男女朋友关系。赵春国通过其朋友唐日刚认识梁汝冲，再经由梁汝冲认识黄露淇。韦晓燕通过赵春国认识黄露淇，赵春国自认其在认识黄露淇的时候，已经与韦晓燕共同生育了小孩。2016年10月16日，唐日刚、赵春国两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梁汝冲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作经营和田玉籽料、翡翠抵押借款的生意，所需资金由甲方筹集，前期开办费用（租房、保险柜、电脑、监控等）由甲方开支；双方按月结账，本金利息都入甲方账户，第二个月的一号结上月的账，收回利息盈利部分扣除运作开支部分后按20%分红给乙方；甲乙双方商定，500000元以下抵押按月息8分（即月息8%）收取利息，超500000元具体利息及是否借支由甲方两人、乙方商定。该协议签订后，唐日刚实际并没有参与《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的抵押借款生意，而是由赵春国提供资金，由梁汝冲寻找需要资金的客户，如果成功找到客户借款，则梁汝冲可以从赵春国出借的资金所取得的利息收入中获得20%的提成。赵春国与梁汝冲合作从事的借款生意的资金，部分来源于赵春国本人，部分来源于韦晓燕。2016年11月25日，韦晓燕与案外人薛路及梁汝冲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薛路向韦晓燕借款200000元，利率与其他费用每月合计16000元，薛路于2016年12月24日前一次性全额归还借款；梁汝冲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2017年1月18日，韦晓燕与薛路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约定薛路向韦晓燕借款150000元，利率与其他费用每月合计15000元，薛路于2017年3月17日前一次性全额归还借款。2017年1月19日，韦晓燕与薛路签订第三份借款协议，约定王惊宇向韦晓燕借款50000元，薛路作为担保人，利率与其他费用每月合计5000元，王惊宇于2017年2月18日前一次性全额归还借款，作为借款人的王惊宇没有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2017年1月21日，韦晓燕与薛路签订第四份借款协议，约定薛路向韦晓燕借款100000元，利率与其他费用每月合计10000元，薛路于2017年3月20日前一次性全额归还借款。韦晓燕确认该四份借款协议，是赵春国、梁汝冲为了履行《合作经营协议书》的需要，要求其以借款人的身份签订的。2019年4月17日，韦晓燕以黄露淇拖欠其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韦晓燕提供了欠条、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存款账户回单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欠条为黄露淇于2018年3月3日出具，内容为“本人黄露淇欠韦晓燕37万元整（叁拾柒万元整）于2018年4月15号左右还清”。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11月25日，韦晓燕向黄露淇转账4笔，其中3笔每笔的金额均为50000元，且转款时所填写的摘要均为“还款”另有1笔金额为5000元；2017年1月10日，韦晓燕向黄露淇转账支付58000元；2017年1月21日，韦晓燕向黄露淇转账支付90000元；2017年3月6日，黄露淇向韦晓燕转账2笔，一笔金额为50000元，一笔金额为46000元。另外，银行流水还显示韦晓燕在2016年11月25日向薛路转账34000元。转账微信转账记录显示，韦晓燕于2016年10月26日向黄露淇支付2000元，于2016年11月25日向黄露淇支付540元、于2017年1月9日向黄露淇支付10000元、于2017年1月23日向黄露淇支付600元。存款账户回单显示，韦晓燕在2017年5月19日存款150000元。黄露淇应诉后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合作经营协议书》、韦晓燕与薛路签订的上述四份借款协议、微信转账截图、梁汝冲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黄露淇账户明细清单作为证据。其中，微信转账截图显示，韦晓燕在2016年12月6日、2016年12月9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3月17日分别向黄露淇微信转账支付7000元、7000元、7000元、7000元、3500元。黄露淇账户明细清单反映，黄露淇在收到韦晓燕在2016年11月25日转账支付的155000元后，在当日及次日即向薛路转账支付了150000元；黄露淇在收到韦晓燕2017年1月10日转账支付的58000元后，随即向薛路转账支付54000元；黄露淇在收到韦晓燕2017年1月21日转账支付的90000元后，随即向薛路转账支付90000元。2019年6月28日的一审庭前会议中，韦晓燕称，其从2016年11月25日开始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等方式陆续向黄露淇出借款项，出借的款项金额超过460000元，黄露淇在2017年3月6日归还96000元；2018年3月3日，韦晓燕与黄露淇在双方基于现有能够找到的流水和一笔大额借款进行了对账，黄露淇确认尚欠韦晓燕370000元，黄露淇在该情况下出具了欠条；370000元的构成是2016年11月25日的银行转账4笔的金额合计155000元+2017年1月10日的银行转账金额58000元+2017年1月21日的银行转账金额90000元+2016年10月26日的微信转账金额2000元+2016年11月25日的微信转账金额540元+2017年1月9日的微信转账金额10000元+2017年1月23日的微信转账金额600元+2017年5月19日韦晓燕从银行取出的现金150000元-黄露淇在2017年3月6日归还的96000元，双方最终对账结果为370140元，就以370000元结算；黄露淇是以经营露淇酒庄为由提出借款的。黄露淇对韦晓燕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黄露淇称，梁汝冲与赵春国合作从事资金的放贷工作，由梁汝冲与借款人谈好借款条件，由赵春国提供出借的资金，该部分资金有时以韦晓燕的名义，有时以梁汝冲的名义转账给借款人，利息收益由赵春国与梁汝冲按照8:2的比例分成；赵春国与梁汝冲合作放贷期间，涉及多个借款人，每个借款人可能有多笔借款，所以赵春国与梁汝冲之间的账户往来就比较频繁；赵春国有通过韦晓燕的账户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黄露淇是梁汝冲的代表，梁汝冲通过黄露淇的账户来放贷；赵春国与梁汝冲合作放贷两年多，时间比较长，韦晓燕找到黄露淇结算，黄露淇在该情况下立下了欠条；薛路在2016年11月25日与韦晓燕签订借款合同，向韦晓燕借款200000元，该200000元中有150000元是由韦晓燕在同日分3笔每笔各50000元转账至黄露淇的账户，再由黄露淇转付给薛路，另外的50000元在扣除了利息16000元后，由韦晓燕直接将剩余的34000元转账给薛路；2016年11月25日韦晓燕转账支付黄露淇的5000元，与上述2016年11月25日的200000元无关，是利润分成；2017年1月18日，薛路再次借款150000元，月息10%，该笔借款通过黄露淇的账户转账58000元，通过梁汝冲的账户转账77000元，余下的15000元为借款利息预先扣除，其实该笔借款在2017年1月10日已到账58000元至黄露淇的账户，黄露淇当天就转账54000元给薛路，剩余的4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薛路，因薛路还缺资金，故在2017年1月18日与韦晓燕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薛路向韦晓燕借款150000元，该150000元已在2017年1月10日支付了部分款项58000元，所以剩余的部分在2017年1月18日由韦晓燕转账梁汝冲的账户，再由梁汝冲的账户分2笔转账给薛路，其中1笔为47000元，一笔43000元；2017年1月21日，薛路向韦晓燕借款100000元，韦晓燕预先扣除10000元利息后，将90000元转账给黄露淇，再由黄露淇转账支付给薛路；2017年5月19日，黄露淇并没有收到韦晓燕现金支付的150000元，欠条中的370000元不是借款。一审法院询问韦晓燕其与薛路签订的上述四份借款协议是否有履行。韦晓燕的回答是已履行。由于黄露淇所提供的证据反映其在收到韦晓燕的款项后再转账支付给薛路，与黄露淇陈述的韦晓燕通过黄露淇的账户进行放贷的陈述部分相符，故一审法院要求韦晓燕补充提供案涉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其是如何支付给薛路的相关证据，但韦晓燕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回复函予以说明，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如何向薛路支付借款的。2016年11月25日，韦晓燕向黄露淇转账4笔，其中3笔每笔的金额均为50000元，且转款时所填写的摘要均为“还款”。一审法院询问韦晓燕为何在转款时备注为“还款”，韦晓燕称是错误操作所导致。在2020年5月21日的一审庭前会议中，韦晓燕又称是黄露淇需要向其他人提供出借资金，故多次向其提出借款。赵春国认为，韦晓燕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是属于韦晓燕个人的，其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向韦晓燕释明，如其与黄露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建立在无效的合同基础上的，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韦晓燕向一审法院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庭后，韦晓燕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供了东莞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其在2017年5月19日从东莞银行取出现金150000元交付给黄露淇。黄露淇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没有收到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韦晓燕表示其与黄露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一审法院依法行使释明权后，韦晓燕仍坚持其诉讼主张，故本案根据当事人自治原则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赵春国与梁汝冲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伙从事资金的放贷工作，并从中收取高额的利息，该合同因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从韦晓燕、黄露淇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账户明细清单及借款协议来分析，可以认定韦晓燕为了履行2016年11月25日的借款协议，故从其账户中分三次转账合计150000元给黄露淇，由黄露淇将该部分款项再转付给借款人薛路，韦晓燕在预先扣除了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后，将剩余的借款34000元直接付至薛路的账户上。韦晓燕主张该三笔款项是黄露淇向其所借的款项，与证据不相符。由于赵春国与梁汝冲两人合伙从事资金的放贷业务，两人在此过程中有利用韦晓燕、黄露淇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资金的转出和转入工作，放贷的资金部分来源于赵春国本人，部分来源于韦晓燕，韦晓燕主张其与黄露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现有证据表明，韦晓燕也参与违法放贷业务，其陈述的黄露淇借款理由前后不一致，由于其坚持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导致本院无法查明该370000元究竟是合法的利益还是违法的利益，故其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黄露淇归还借款，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韦晓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7187.62元、保全费2370元，合共9557.62元由韦晓燕自行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补充查明：1.在一审时，梁汝冲表示，其确认黄露淇的主张，黄露淇是代表其与赵春国进行结算的。梁汝冲称，其与赵春国二人合伙经营资金金融通周转业务，梁汝冲将有资金需要的客户介绍给赵春国，赵春国负责提供资金出借给客户赚取利息收入，梁汝冲对所赚取的收入享有20%的收益份额，赵国春享有80%的收益份额，双方在合同期间，赵春国是使用韦晓燕的账户进行资金流转，即赵春国是使用韦晓燕的账户进行资金出借业务，由于经梁汝冲介绍的客户有几笔借款的利息没有收回来，赵春国向梁汝冲追讨利息，故梁汝冲就让黄露淇在2018年3月3日与韦晓燕所代表的赵春国进行结算，并由黄露淇写了37万元的欠条。一审庭审时，赵春国确认案涉合作经营协议的真实性。赵春国还称，约定三人共同从事资金借贷工作，由梁汝冲寻找需要资金的客户，实际出借的资金是由赵春国与韦晓燕提供的。2.一审时黄露淇主张案涉款项基于赵春国与梁汝冲合作关系而产生，韦晓燕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韦晓燕所主张2017年3月6日归还的两笔款项共9.6万元是属于案外人薛路还给韦晓燕的，黄露淇并没有参与放贷工作，是根据黄露淇和梁汝冲的指示来进行款项的代付代收。3.一审庭审时，韦晓燕确认，梁汝冲与赵春国有合作关系，黄露淇代表梁汝冲将案涉五笔款项共31500元转给赵春国，韦晓燕只是代赵春国收取。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韦晓燕与黄露淇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韦晓燕主张其通行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等方式向黄露淇出借款项超过46万元且黄露淇已归还9.6万元，最终双方对账黄露淇出具欠条确认欠37万元。对其该主张，黄露淇不予确认。黄露淇主张本案实为合伙纠纷，赵春国与梁汝冲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共同从事资金借贷业务，黄露淇为梁汝冲代理人、韦晓燕为赵春国代理人，后经对账完毕，黄露淇作为梁汝冲代理人向韦晓燕出具欠条，案涉37万元并非是黄露淇所借，实际上为赵春国与梁汝冲之间的合作债务。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韦晓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且韦晓燕实际向黄露淇交付了借贷款项。第一，虽然欠条上记载黄露淇欠韦晓燕的欠款数额，但黄露淇对此不予确认。第二，韦晓燕主张向黄露淇分别于2016年11月25日分四笔共转账15.5万元、2017年1月10日转账5.8万元、2017年1月21日转账9万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微信转账共13140元以及2017年5月20日现金支付15万元总计为466140元，后归还了9.6万元，故尚欠37万元。对于韦晓燕主张的上述借款，从银行流水显示上述2016年11月25日转账三笔共15万元转账摘要为“还款”，对此韦晓燕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以及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是借款。另外，对于上述其主张的15万元现金支付款项，黄露淇不予确认，且韦晓燕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即韦晓燕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有实际现金出借黄露淇15万元。第三，以案涉欠条形式来看，该欠条与韦晓燕确认的与薛路签订的案涉四份借款协议形式均不一致，相反该四份借款协议形式与打印内容基本一致，且该四份借款协议显示有出借人方为韦晓燕。从案涉欠条的内容来看，未能反映欠条记载的欠款是基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产生。第四，韦晓燕确认其与薛路签订四份借款协议有履行，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如何向薛路支付借款的，相反，黄露淇所提供的证据反映其在收到韦晓燕的款项后再转账支付给薛路，与黄露淇陈述的韦晓燕通过黄露淇的账户进行放贷的陈述部分相符。第五，结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和各方的陈述可知，赵春国与梁汝冲两人合伙从事资金的放贷业务，两人在此过程中有利用韦晓燕、黄露淇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资金的转出和转入工作，放贷的资金部分来源于赵春国本人，部分来源于韦晓燕。且梁汝冲主张其与赵春国是合作关系，案涉欠条是黄露淇代表其与韦晓燕所代表的赵春国进行的结算。由此可见，韦晓燕据以案涉欠条主张其与黄露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韦晓燕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黄露淇之间就借贷关系存在合意。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黄露淇归还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韦晓燕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516元，由韦晓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李远伦审判员  伍小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何赛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