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7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朱惠珊，女，汉族，1989年6月17日，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盛，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芬，男，汉族，1970年6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2×××××××********。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宏生，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梁沛安，男，汉族，1987年5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会白耀前小组，公民身份号码：441×××××××********。上诉人朱惠珊因与被上诉人李树芬、梁沛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书》判项一，依法改判上诉人不用支付被上诉人李树芬货款280000元及利息（以2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书》判项二，依法改判上诉人不用支付被上诉人李树芬律师代理费20000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李树芬的陈述前后矛盾，与证据反映的情况完全不符，但原审法院却均予以认可，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却置若罔闻，在判决中完全没有予以考虑，明显是对被上诉人李树芬有所偏袒。首先，从被上诉人李树芬提交的证据《还款协议书》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李树芬主张的货款发生时间是在2017年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结合被上诉人李树芬提交的所谓与梁沛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自2017年起被上诉人李树芬就没有与梁沛安就货物采购事宜有过任何的沟通，被上诉人李树芬也无法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在2018年9月份以后，双方有过任何的交易活动，可见在2018年9月份以后，被上诉人李树芬与梁沛安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行为。而判决书第六页“本院认为”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发生交易的时间是在2017年初至2019年9月30日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从上诉人提交的收款人为被上诉人李树芬的《收款收据》可以看出，梁沛安分别在2017年12月30日付款5万元、2018年3月20日付款10万元、2018年5月10日付款5万元、2018年7月5日付款5万元、2018年8月17日付款3万元、2018年9月25日付款7万元，由此可见在2019年9月25日前梁沛安已经合计给被上诉人李树芬付款35万元。被上诉人李树芬所主张的30万元货款均已全部结清。最后，从上诉人提交的（2018）粤1322民初479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经审理查明”中“2018年9月25日，被告已将上述货款35万元付清给了案外人李树芬，且案外人李树芬也在上述欠条的原件上注明已结清，并将欠条原件交还给了被告”，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李树芬在前诉的案件中已经确认了梁沛安拖欠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结清日期就是2018年9月25日。而《还款协议书》货款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在短短的五日内梁沛安怎么可能再次拖欠李树芬的货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李树芬从来没有给双方在交易期间的交易总金额做说明，原审法院也没有对该部分事实进行调查，这明显可以看出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所疏忽，也反映被上诉人李树芬也想极力的避开相关事实的说明责任。综上，本案涉诉的货款明显就与前案（2018）粤1322民初4798号案件涉诉的货款是同一批次的货款，而（2018）粤1322民初4798号案件的货款梁沛安均已结清，可见本案涉案货款均已结清，上诉人并没有拖欠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2、被上诉人李树芬与梁沛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实为非法债权债务，且上诉人是在被欺瞒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首先，被上诉人李树芬与梁沛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实则是因双方赌博而引起的赌债，其并非合法之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以为其双方尚有未结清的货款，且在被上诉人李树芬的胁迫下，才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人在原审时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之规定，如果债务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3、原审法院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符合正常生活常理及经验。（1）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被上诉人李树芬与梁沛安长期存在赌博行为的聊天记录。（2）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情况，上诉人有足够收入支撑自己的生活，并无举债必要。（3）且梁沛安与上诉人已经办理离婚并约定债务由梁沛安承担，双方并没有为夫妻或家庭生活举债的基础。（4）案涉借款金额已经超出正常家庭开支所需，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符合生活常识。且梁沛安在欠款期间并未为家庭添置过任何大额财产或负有、偿还任何家庭债务。（5）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或材料反映借款用途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有关。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树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且相关交易是用于上诉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本案的涉案货款根本就不存在，更不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树芬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梁沛安答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有欠条一张）李树芬在庭上口供笔录也说了我们的交易仅是通过送货单形式，而李树芬连一张送货单也不能提供出来，这足以证明这欠单欠款都是存在虚假交易或是通过赌博产生的欠债。我与李树芬之间的交易从2016年初至2016年底已结束并欠下35万元，2017年初找到李树芬与其商量分期还这35万元方案，先给与李树芬5万元剩下的分期还清，并给李树芬介绍客户提成抵债，李树芬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的2017年交易记录也清楚提到货物是送往我介绍的客户工厂，也已现结转账微信支付。所以我与李树芬2017年-2019年之间怎么可能会产生欠条中的30万元欠款呢?请李树芬提交相关证据送货单证明这30万元货款欠单的相关证明。下面我说说这些欠款单的来由：我与李树芬一直存在赌博行为，打扑克牌从2016年欠下的35万，我给了5万元开始，至2018年我欠他的35万元大部分通过赌博抵掉了，也因此他交不到账给公司与她合伙的温某（即2018年1322民初4798号）起诉案件，而起诉我和李树芬串通收款。之后我与李树芬的赌博一直存在至2018年10月1号欠下了李树芬赌债30万元整，其问他扣押我车辆逼我签下货款欠条，他知道我有房产并要求我将房产抵押给他，我不愿意，后来他要我前妻一起签还款合同，才将车辆归还给我。（这些我前妻都不知情）我是跟她说我还欠李树芬30万货款，她不签，李树芬会起诉我，房子将会被拍卖，她才签下这还款协议书的。我前妻由此至终都没有参与我和李树芬之间的所有事情，我与李树芬交易是在2016年初2016年8月已结束。（这李树芬在庭上笔录也说得很清楚）但我与前妻是2016年10月才登记结婚，所以这些事情都属于婚前产生，她只是被我以卖房的理由强逼签名。另外李树芬开的收款收据也是为了隐瞒我和他的赌博抵债开给我来骗瞒其公司的。最简单就是我2017—2018年还欠着李树芬30万元（2017年12月12日签欠条）李树芬还会和我继续做交易让我继续欠吗?就算真的会那送货单证据呢?事实就是这之后我没有再和李树芬交易，只有赌博才产生了后面这张30万元的货款欠单。总结：我希望法院认清事实，仅凭张货款的欠条，（而货款交易证据送货单都没有的情况下）望法院公正判决这张货款欠条无效。被上诉人李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拖欠的货款共计人民币280000元以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8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付至前述款项付清时止）；二、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所支出的20000元律师费；三、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两被告确认在2017年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尚欠原告货款300000元。约定还款本金的偿还时间为：分别于2019年4月1日前和10月1日前各偿还50000元，于2020年4月1日前和10月1日前各偿还100000元。如两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足额支付货款，原告有权就剩余货款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交通费等）由两被告承担。并且两被告应当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从2018年10月1日开始，以尚欠货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即每月4500元），支付至付清货款本金为止。两被告均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名按指模予以确认。签订《还款协议书》后，仅由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尚余280000元货款未向原告清偿。另查一，原告与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事务所指派邱宏生律师为其与两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该合同约定原告需于签订合同后本案开庭前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0000元，在收到本案判决书后三日内支付10000元，原告按约定于签订该合同后支付了代理费10000元。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22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0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查二，两被告于2016年10月12日在博罗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10月11日登记解除了婚姻关系，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名下的债权债务由被告一负责。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初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原告向被告供应服装面料等产品，由被告一电话或口头形式向原告下单，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送货至被告处。有原告提供的两被告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予以佐证，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在按照被告一要求向其送货后，被告未按《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被告二称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且案涉货款实为赌债，但根据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均无证据予以佐证，仅有两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无其他证据相互予以证明，且被告二也未出庭予以佐证。该《还款协议书》签署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该期间为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两被告也均无证据证明双方在婚姻关系期间的财产相互独立。虽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名下的债权债务在离婚后均由被告一承担，但该协议不能对抗予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的规定，现原告请求两被告共同支付尚欠货款28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两被告在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原、被告双方在《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为：若违约，需以尚欠货款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现原告向一审法院请求利息以尚欠货款28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两被告与原告在《还款协议书》中约定，若违约需支付对方为维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现原告为主张其权利，与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其代理费共计为20000元，原告已向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0000元，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已向其开具了1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原告现请求两被告支付原告为维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虽其仅实际支付了10000元，但后续的10000元是待判决书出后再行支付，也属于必然会发生的费用。故一审法院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一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其放弃质证及抗辩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梁沛安、朱惠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李树芬支付货款280000元及利息（以28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梁沛安、朱惠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李树芬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树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梁沛安、朱惠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梁沛安提交开庭笔录作为证据。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这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李树芬所做的询问笔录所说的情况来看，李树芬无论是询问笔录还是在本案中的说法，都是前后矛盾，而且本案的事实认定部分是充满着各种的漏洞。从2018年11月5日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李树芬他自己已经确认了也在法庭上确认了与梁沛安的交易仅在2016年期间发生，也就是说还款协议形成在2018年10月1日，在这一个时间之后，李树芬自己又确认与梁沛安的债务的形成时间，明显就与本案的还款协议的债务的形成时间是相互矛盾的，而且从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李树芬自行确认了与梁沛安的债务，梁沛安已经给他支付完了所有的货款，有相关的收据，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还款协议出具以后，李树芬自己又确认了给他还完了所有的钱，故其陈述前后矛盾，不应当予以采信。而且从朱惠珊本人的角度来出发，还款协议书形成的时间是在2018年10月1日，明显朱惠珊在此期间是不知道李树芬与梁沛安的交易情况的，所以才出具了这一个还款协议，也与朱惠珊自己的陈述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被上诉人李树芬质证称：对梁沛安提交的笔录（案号为2018粤13**民初4798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从开庭笔录的内容来看，该开庭笔录发生在案外人惠与梁沛安、朱惠珊之间，与本案没有关联。即便说梁沛安与朱惠珊拖欠案外人的货款，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向被上诉人李树芬采购货物，因此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说法。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惠珊与被上诉人梁沛安作为债务人，在《还款协议书》中明确确认尚欠李树芬货款30万元，并承诺分期偿还，上诉人朱惠珊与被上诉人梁沛安均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名并按手印，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主张涉案债务并非货款，而是赌博款，为此上诉人仅提供其与被上诉人梁沛安之间的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但被上诉人梁沛安系涉案债务的债务人，债务人本人的自我承认并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为赌博款，且被上诉人梁沛安在本案中陈述其拖欠惠州业盛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的35万元货款亦是通过赌博抵掉了，与其在（2018）粤1322民初4798号案中主张系现金和转账支付的，相互矛盾，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债务为赌博款，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另主张其是在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但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纳。另，上诉人朱惠珊在《还款协议书》中的债务人处签名确认，应当视为其对涉案债务的债务加入，上诉人朱惠珊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朱惠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