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6民终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住所地：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00699162125D。 负责人李建平，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沙，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蓉，女,汉族,生于1969年10月7日,住四川省广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远俊，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原审被告：钟华,男,汉族,生于1967年1月3日,住四川省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卿，四川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秀峰，男，汉族，生于1966年8月4日，住四川省广汉市。 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曹容、原审被告李秀峰、钟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19）川0681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中，曹蓉从未要求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也未释明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也未对该请求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就判决上诉人就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定邓丽琼、谢涛账户包含贷款回报费用、统筹费用、上级奖励、民间借贷利息收取30%回扣缺乏证据支持，与客观事实不符。无证据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存在向贷款客户加收6%的利率用以购买存款而产生所谓贷款费用。曹蓉在一审中提交的信访意见书及邓丽琼、谢涛账户并不存在贷款回报费用或统筹费用，也未充分显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上级银行向两账户转入过任何款项。邓丽琼、谢涛包含的资金款项均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无关。一审法院未查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与本案借款主体李秀峰之间就案涉借款是否存在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所谓违法代理未提出异议，判决上诉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案涉借款是李秀峰的个人借款，借款使用人是贷款客户，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未使用案涉借款，也未从中受益，案涉借款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无任何关系。一审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李秀峰的违规借款明知，逻辑不成立。邓丽琼、谢涛账户均系李秀峰及其家人控制、使用，并非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控制。李秀峰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就案涉借款构成代理关系，曹蓉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银行是否未对案涉借款提出异议进行审查，一审法院仅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认定上诉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也不存在上诉人明知李秀峰代理行为违法而未作反对表示的情形，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案涉借款应还款本金为243万元，事实不清。一审认定曹蓉完成所有出借资金2082万元的交付，扣除曹蓉自认已经返还1839万元，尚需返还本金243万元。虽然曹蓉认可返还1839万元，但曹蓉提供的所列还款与邓丽琼、谢涛账户流水并不吻合，邓丽琼、谢涛还向曹蓉、曹居树账户转出多笔、大额款项：1.2015年4月17日邓丽琼向曹居树账户转款304500元；2.邓丽琼账户2014年9月11日向曹居树账户转款223万元；3.谢涛账户2014年8月1日向曹蓉账户转款162600元；4.谢涛账户2014年8月6日向曹蓉账户转款1335万元。前述款项均未列入案涉借款的还款。一审法院未对曹蓉与李秀峰之间经济往来进行核实，仅依据曹蓉单方认可的还款数额来确认本案借款应还款本金为243万，缺乏充分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曹蓉辩称：上诉人就本案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协议签署地点是在上诉人办公场所的办公室，上诉人知道李秀峰的违规行为，李秀峰的行为是为了上诉人的利益而产生，不是李秀峰个人行为，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 原审被告李秀峰辩称，邓丽琼、谢涛账户包含贷款回报费用、统筹费用、上级奖励，民间借贷利息收取30%回扣是事实。我与曹蓉之间从未有个人资金往来，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审被告钟华辩称，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异议，案涉借款发生时我已不是上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行长，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曹蓉向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偿还原告曹蓉借款本金295.23万元及利息（按年息24%标准自2015年10月12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为止，暂计至2019年7月12日为2657070元）。二、判令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支付原告曹蓉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三、判令被告李秀峰和被告钟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审理过程中，曹蓉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借款本金变更为2867055.8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5月8日之间，原告曹蓉与被告李秀峰先后签订了九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依次分别为72万元、5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550万元、200万元、5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借款协议抬头处载明甲方：曹蓉，乙方（借款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落款处甲方由曹蓉签字，乙方由李秀峰签字。协议主要内容：乙方在甲方处借款，借款期限从7日至30日不等，乙方同意甲方委托第三方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利息为当年执行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乙方或乙方与其经办人、负责人对借款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到期未还款的，乙方应当支付利息、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每一份《借款协议》签订当日，由李秀峰签署一份《指定划款通知》给曹蓉，指定将借款转至谢涛、邓丽琼等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银行账户，落款处借款人由李秀峰签字。所有的《借款协议》、《指定划款通知》落款处均由李秀峰加盖有钟华的签名章。协议签订后曹蓉即通过自己或委托他人账户将款项转至指定账户，其中曹居树代转款共622万元，广汉禾悦贸易有限公司代转款共400万元，广汉市容光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代转款共150万元，四川朝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代转款10万元。2015年10月12日，原告与李秀峰对前期借款进行了对账结算，达成了《对账结算协议》，载明：乙方共计欠到甲方借款本息516.215万元，乙方承诺自即日起按照年息24%支付利息，最迟在2016年2月底前还清，乙方自愿承担甲方因主张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落款处由李秀峰加盖有钟华的签名章，李秀峰签字确认。在审理过程中，曹蓉陈述被告已经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839万元。 除前述《借款协议》外，曹蓉还在2013年、2014年分别与秦继兴、德阳帝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黄明会签订了《借款协议》，并且同时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订了《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的格式统一，约定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前述借款协议的借款进行连带担保。 钟华原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长，于2014年5月13日调离该行，钟华的个人签名章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职员魏芳芳保管，2014年8月又交与李秀峰保管，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李秀峰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其岗位职责为支行行长、分管行长负责，牵头组织批发银行市场拓展与客户营销，组织落实各项营销任务和工作任务，2015年11月7日，李秀峰制作了交接清单，载明“2012年12月29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叁万元收条壹张，2012年12月30日支行买存款3000万订金贰万元收条壹张，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合同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抵押协议壹份（复印件）信达农产品与罗林《借款协议》壹份（复印件）动产抵押登记书壹份，个人名章李秀峰四枚，罗林壹枚，柜子钥匙一把”。上述资料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时任行长马驷的监督下，由副行长马建川接收。2015年12月4日李秀峰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 李秀峰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于其认为包括案涉借款在内的有关民间借贷系为完成银行的工作任务，即以“存款回报”对外借款操作，但由于尚有部分借款未妥善处理，债权人要求其偿还债务，为此，其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以下简称为“德阳银监分局”）就相关问题进行举报。2016年9月1日，该分局作出处理意见书，主要答复意见如下：“一、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开展‘存款回报’业务等问题。经调查，从2013年起，你和钟华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任职期间，为做大本行存款规模，要求借款客户要按照贷款比例组织一定存款存入德阳支行。借款客户自身无资金又无法找到存款来源的，则由你和钟华帮助协调联系组织存款，但借款客户要承担组织存款所需费用。在此种操作模式下，根据你和钟华是否参与了支付给存款出资人的费用分配，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和钟华联系适合的存款出资人后，组织存款的费用全部支付给存款出资人，未参与费用分配。另一种是如未找到适合的存款出资人，你和钟华则以个人名义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民间资金作为存款来源，并按照约定比例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的分配，归集到你所控制的谢涛或邓丽琼账户。从2014年6月起，你和钟华以个人名义分6次从10余名自然人处反复、滚动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存款回报费用的前手欠款，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截至2015年9月，该笔回报费用本金累积至1292.6万元。你和钟华多次从民间资金出借人处借入资金作为‘存款回报’来源，并参与民间资金出借人收益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监管部门关于严禁银行员工参与民间借贷，不得充当资金掮客的规定。二、关于举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借入民间资金周转本行到期贷款的问题。经调查，德阳信达农产品有限公司和德阳市宏霸饲料有限公司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借款客户，曾先后在该支行贷款400万元和2450万元，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4年4月到期。上述两笔贷款到期后，两户企业均无法正常偿还贷款。你和钟华为掩盖两笔贷款的信贷风险，并个人获取介绍融资费用，主动协调和联系民间资金出借人，帮助为贷款提供担保的融资担保公司负责人及借款企业借入民间资金，并用该资金偿还了渤海银行贷款，同时你和钟华在其中获取了介绍融资费。此后，或因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入狱服刑丧失还款能力，或因续授信后上级行对贷款额度进行了削减等原因，为归还民间资金，你和钟华通过帮助协调联系或直接以个人名义参与等方式，从民间出借人处多次反复借入民间资金偿还前手借款，并继续获取介绍融资费，结果造成借入民间资金越垒越高，最终形成较大资金缺口。三、关于民间借贷资金缺口应由银行承担偿还义务的问题。经调查，由于谢涛、邓丽琼账户上的资金，主要包括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等两个部分，且两个账户资金进出频繁，形成事实上的资金池，在无有效证据情况下难以对每笔进出资金进行逐一匹配。为此，我分局调查组将上述两账户中来自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客户经理获得上级行绩效奖励留存部分的资金，与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的相关证据进行总额比较。通过比较，绩效奖励留存部分额度能够覆盖你提供的银行及员工使用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相关证据的金额总额，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从中获取了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收益。在此次调查中，一是我分局获取的民间资金《借款协议》复印件，仅能看到‘借款人’一栏有你和钟华个人签名，但无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单位公章，你也未有效提供以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章的《借款协议》。二是我分局未发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以单位名义组织、操作上述形成资金缺口的民间借贷交易的决策、管理资料。三是我分局获取的有关信访人提供的证据资料，不足以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及其员工（你和钟华除外）参与分配了因民间借贷资金回报费用形成的收益。综上，我分局经调查，未发现你信访反映的关于形成民间资金借贷关系是渤海银行单位在业务经营中组织实施，并由银行及其员工获取收益的问题。同时，你提出要求渤海银行承担该类民间借贷纠纷责任的诉求，因该诉求超出我分局权限，建议你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 另查明，邓丽琼、谢涛账户中包含以下几种资金：一是贷款回报费用（即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其贷款客户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如果客户未存入存款，则需加收6%的利率，该部分费用用于“买”其他存款）、二是统筹费用（从员工完成吸储任务的提成中抽取部分费用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统筹使用）、三是上级行奖励、四是民间借贷利息收取30%的回扣。支出情况包括转给李秀峰垫支的还款费用、报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员工垫支的客户营销费用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案涉《借款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是案涉《借款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曹蓉与李秀峰还是曹蓉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三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四是钟华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一、案涉《借款协议》无效。根据曹蓉、李秀峰的陈述，案涉借款口头约定日息1.5‰，实际是按照年息36%结算，除了高额利息，借款协议还约定了高达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及其它费用。原告除了本案起诉的一系列借款外，还在2013年、2014年分别与案外人秦继兴、德阳市帝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黄明会签订了借款协议，并同时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签订三方协议，曹蓉从上述借款中同样收取了高额利息，曹蓉在2013、2014、2015年以营利为目的，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其借贷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同时，根据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提交的证据显示，广汉容光公司在案涉系列借款发生期间，有未偿还借款500万元，曹蓉是广汉容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父亲曹居树是该公司名义控制人，而原告出借的资金中，既有广汉容光公司转款150万元，也有曹居树转款累计622万元。故，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关于曹蓉的出借资金存在高利转贷情形的抗辩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为，曹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曹蓉与李秀峰的借贷行为无效。本案的《借款协议》《结算协议》均无效。 二、案涉《借款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曹蓉与李秀峰。所 有借款协议上仅有曹蓉与李秀峰的签字，没有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盖章确认，也没有银行负责人签字确认，虽然盖有钟华的签名章，但并非钟华本人加盖或授意加盖，且案涉系列借款发生时，钟华已经不是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长，其不能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最后的《结算协议》亦是如此，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是曹蓉与李秀峰。因案涉借贷行为无效，故李秀峰应当对案涉借款本金承担返还责任。 三、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李秀峰利用谢涛、邓丽琼等账户借款的行为属于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行为。首先，案涉借款发生时李秀峰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批发银行部经理，其岗位职责中并无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外借款，故不是职务行为。案涉借款实质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贷款客户出现还贷风险后为按期归还银行贷款所用，以及贷款客户为完成银行“授信业务客户综合定价收益回报”（即按贷款客户与贷款银行达成的协议，贷款银行在贷款成本方面给予优惠，贷款客户须介绍其关联企业或上下游企业等第三方到贷款银行存款，贷款客户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给第三方）所支出成本所用，李秀峰帮助贷款客户协调筹措借款，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分成仍然进入谢涛、邓丽琼账户，该账户由李秀峰掌控，其中的资金来源、支出均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有关，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七条“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它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规定。其次，李秀峰对外借款虽未得到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明确授权，但该借款系因之前违规充当资金掮客，无法按期偿还对外借款，采取滚动借款的方式进行偿还，填补资金缺口所形成。根据查明的事实，谢涛、邓丽琼账户中包含了贷款回报费用（即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要求其贷款客户存入一定金额的存款，如果客户未存入存款，则需加收6%的利率，该部分费用用于“买”其他存款）、统筹费用（从员工完成吸储任务的提成中抽取部分费用由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统筹使用）、上级行奖励、民间借贷利息回扣几种情况，支出包括转给李秀峰垫支的还款费用、报销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员工垫支的客户营销费用等，李秀峰在离职时就账户所涉有关资料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负责人马驷的监督下与该行副行长马建川进行了交接，故该账户应当认定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违规使用而由李秀峰直接管理控制的账户，李秀峰的对外借款行为应当认定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明知而授意或者默认的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案涉借款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当与李秀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钟华不承担责任。综合本案证据来看，案涉借款发生时，钟华已调离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其对外已无权代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借款协议》《结算协议》上没有钟华签字，仅加盖有其在渤海银行德阳支行任职期间的个人签名章，且签名章是在钟华未在场的情况下，由李秀峰加盖，是否事先得到钟华授权并无证据证明，也无证据表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授意钟华在调离后仍继续为该账户的事情负责，钟华事后也未对案涉借款予以追认，故原告主张被告钟华亦为代理渤海银行德阳支行的意见以及钟华应当作为担保人的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钟华对案涉借款不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协议》、《结算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认为被告李秀峰应当对借款本金承担返还责任，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应当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被告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抗辩称2015年3月20日协议约定550万元借款仅有510万元的转账凭证，对此曹蓉、李秀峰一致陈述其中差额40万元是与前期所欠本息进行了冲减，在曹蓉提供的还款情况统计中，亦将此40万元列入了还款金额，鉴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没有相反证据反驳这一说法，一审法院对曹蓉和李秀峰关于该40万元的陈述予以采信。即曹蓉完成了所有出借资金2082万元的交付。扣除曹蓉自认已经返还的1839万元，被告尚需返还本金243万元。由于《借款协议》《结算协议》无效，故原告依据协议主张的年息24%的利息、律师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应当由被告赔偿原告自2015年10月12日起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秀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曹蓉借款本金2430000元并赔偿损失（损失以本金243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曹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416元（原告曹蓉已垫付），由原告曹蓉承担10000元，由被告李秀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承担41416元，在履行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曹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中，上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2月2日李秀峰的录音文字资料，证明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案涉借款发生不知情。 2、《交接清单》、李秀峰的《辞职申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员工离职前通知单》,证明银行工作人员从李秀峰处收到部分资料复议件、印章等并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系李秀峰在2015年11月10日申请离职之前进行的，不是离职业务交接；《交接清单》系银行在李秀峰坦白存在违规借款事情后,为保全证据、留存相应资料开展调查而签署，并非是银行业务交接；《交接清单》里面并无邓丽琼、谢涛账户有关内容，也无与曹蓉借款相关内容；不能以交接清单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李秀峰实施借款行为为明知。被上诉人曹蓉质证认为：录音形成时间是在2015年，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交接清单》真实性认可，证据2的关联性不认可。原审被告李秀峰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情况。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原审钟华质证认为：录音文字版本很多地方修改过，录音有头无尾，对录音真实性有异议。《交接清单》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对其余证据同意曹蓉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无录音音频资料，无法确认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2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是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原审被告李秀峰向本院提交了《渤海银行资金往来情况》一份，证明李秀峰与曹蓉之间借款的出借及还本付息情况，但2015年10月12日的310万元未归还给曹蓉。被上诉人曹蓉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钟华质证认为，这是李秀峰与曹蓉之间的对账，不清楚。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反映曹蓉与李秀峰的9笔借款金额依次分别为72万元、5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550万元、200万元、5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及相应的还款情况，与曹蓉在一审提交的借款与还款明细相吻合，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上诉人渤海银行德阳支行是否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还款金额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曹蓉未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超过诉讼请求，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经查，被上诉人曹蓉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295.23万元、利息及律师代理费5万元，钟华及李秀峰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钟华及李秀峰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围绕曹蓉的一审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双方在法庭主持下进行了相应的举证、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曹蓉方发表了基于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辩论意见。其余各方均充分行使了诉讼权利，充分发表了举证、质证、辩论意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由李秀峰偿还本金243万元并赔偿相应损失，由渤海银行对本金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对曹蓉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作出相应判决。因此，曹蓉在一审中要求了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超过诉讼请求、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作为专业银行，其借用民间资金进行过桥放贷或存款回报等违规操作均系明知的事实，已由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的（2018）川06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及我省高院的（2019）川民再4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渤海银行德阳支行对李秀峰的违规借款明知、逻辑不成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与李秀峰的行为是否构成代理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5月8日之间，曹蓉与李秀峰先后签订了九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依次分别为72万元、5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550万元、200万元、5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借款协议抬头处载明甲方：曹蓉，乙方（借款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落款处甲方由曹蓉签字，乙方由李秀峰签字。2015年10月12日，曹蓉作为甲方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作为乙方签订了《对账结算协议》，曹蓉在甲方处签字，钟华在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李秀峰在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因此，从《借款协议》及《对账结算协议》的签订双方看，借款双方分别是曹蓉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虽然《借款协议》及《对账结算协议》上诉人均未加盖印章，但上述协议有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李秀峰签字捺印及钟华的印章。因此，曹蓉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的借款方是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尽管签订上述《借款协议》及《对账结算协议》时钟华已经离开上诉人，也无李秀峰签订《借款协议》及《对账结算协议》的无明确授权，但曹蓉有理由相信钟华及李秀峰有权代表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李秀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是二审民事案件，本院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判决返还本案借款本金并赔偿损失的责任由李秀峰承担、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李秀峰并没有上诉。该判决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本院对该判项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上诉人曹蓉主张本案所有出借资金为2082万元。因本案的全部借款合同均被认定无效，归还的相应的利息冲抵本金，还款金额总额为1839万元（含本息）。被上诉人曹蓉的该主张与本案借款人李秀峰的主张及双方的证据相吻合。 上诉人主张2015年4月17日邓丽琼向曹居树账户转款304500元、邓丽琼账户2014年9月11日向曹居树账户转款223万元、谢涛账户2014年8月1日向曹蓉账户转款162600元、谢涛账户2014年8月6日向曹蓉账户转款1335万元的5笔款项未计入还款数额。经查，2015年10月12日，曹蓉与李秀峰对之前的借款进行了对账，上诉人主张的上述5笔还款均发生在2015年10月12日双方对账之前。本案一、二审中，曹蓉与李秀峰均未提及上述5笔还款与本案有关联性，也未对上述5笔还款产生争议。而且，从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9月11日期间谢涛、邓丽琼账户累计向曹蓉、曹居树转款共计1574.26万元并要求品迭该金额，与这期间曹蓉出借给李秀峰的金额只有572万元不符。 除本案争议外，由于曹蓉与李秀峰除本案有争议的9笔借款外，上诉人与曹蓉尚有其他已经履行的资金往来。上诉人主张的上述5笔还款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要求将上述5笔还款纳入本案处理，与曹蓉与李秀峰的意思相悖，上诉人也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证实该5笔还款与本案有关联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16.00元，由上诉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晓宇 审 判 员 贾华荣 审 判 员 罗德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黄 静 书 记 员 刘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