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2民初12985号 原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戴安桥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X103546382。 负责人：蒋浩，该工务段段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诤毅，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君，该公司员工。 被告：刘柱，男，汉族，1978年7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涌桥区。 原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以下简称“合肥工务段”）诉被告刘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合肥工务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诤毅、严君和被告刘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合肥工务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合肥工务段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的关于解除刘柱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二、确认原告合肥工务段无需向被告刘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13322元及年休假工资15937元；三、判令被告刘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合肥工务段申请撤回以上其向本院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 事实与理由：一、合肥工务段与刘柱之间劳动关系建立、履行和解除的基本情况介绍。刘柱于2003年9月1日入职合肥工务段，并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自2004年3月至2012年2月期间，刘柱与合肥工务段签订《职工个人外出劳务协议》(停薪留职协议)，刘柱在外自主创业。2012年3月，刘柱停薪留职期满后返回六安线路车间枣树店工区工作。2013年7月10日，刘柱向其所在车间提出病假请求后遂离开工作岗位。刘柱离岗后，其所在部门领导陈述曾通过多方式尝试联系刘柱返岗工作，目前有证据予以反映的有合肥工务段保存的2014年12月15日和2016年10月14日两份报纸公告，但刘柱均未能按时返岗。2017年12月28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下发《上海铁路局关于开展非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合肥工务段到在内的各下属公司清理整顿各类长期不正常出勤职工。合肥工务段为确保人员清理整顿的严谨性，再一次于2017年12月27日通过邮寄方式向刘柱送达了《限期到岗通知书》，刘柱在收到通知书后于2018年1月15日返岗上班。刘柱返岗时，合肥工务段向刘柱主动了解过其多年未能上班的具体原因，刘柱则向合肥工务段提供了一份其于2016年10月7日在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治疗，主诉为“阵发性胸痛五年”的入院记录，称其因身体因未能上岗。2020年6月22日，集团公司下发了《关于对重点人员开展摸调查的通知》，对包括合肥工务段在内的各下属公司的涉毒、涉嫌违法犯罪等重点人员的摸排情况进行了告知，并要求各单位对经核实违法犯罪的职工进行处理，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收到通知后，合肥工务段根据集团公司的要求开展了调查工作。2020年7月8日，合肥工务段向宿州市公安局及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刘柱于2007年8月27日因吸毒被乐清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于2013年10月14日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宿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后于2014年7月23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通桥区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随后，合肥工务段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向集团公司进行上报，经集团公司劳卫部审批同意，合肥工务段于2020年7月28日解除了与刘柱之间的劳动合同。二、合肥工务段解除与刘柱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无需支付经济补偿，更无需支付经济赔偿。1、合肥工务段的解除行为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六)项的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究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刘柱被依法追刑事责任的事实清楚，合肥工务段依据该规定解除与其之间劳动合同关系，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2、合肥工务段解除与刘柱劳动合同关系没有超过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解除的期限并未作出规定，《劳动合同》第39条是有关劳动者的过失性辞退的规定，综合目前的各类劳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没有任何关于用人单位行使该条解除权的期限性规定。因此，合肥工务段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解除决定，没有违反任何的强制性定。退一步说，合肥工务段在知道刘柱被追究刑事责任后的1个月内解除与刘柱之间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案件客观情况。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刘柱系自2013年7月以病假为由离岗，后于2013年9月贩卖毒被羁押，其于2013年10月第一时间了解有关情况。第二、刘柱被批准逮捕时不在出勤期间，合肥工务段无法合肥工务段报告过其被追究刑事责任柱被逮捕、追究刑事责任后，其从未主动向的事实；第三、刑事判决书对于刘柱的工作单位记载为“无业”，这又导致了司法机关也没能向合肥工务段通报此事；第四、刘柱被追究刑事责任期间，合肥工务段还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向其送达《限期到岗通知书》，这也说明工务段不知道刘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第五、在刘柱2018年1月上岗前，其向合肥工时务段提供了一份入院记录，根据该入院记录的间可以看出，其入院治疗的时间正处于服刑期间，但即便如此，刘柱也并未向合工务段主动告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因此，合肥工务段在2020年6月集团公司下发《关于对重点人员开展摸事排调查的通知》前，对于刘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实完全不知情，也无法知情。经集团通知后，合肥工务段于2020年7月8日向公安部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解除决定，属于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解除权，该解除行为合法有效，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综上，合肥工务段根据集团公司的要求解除与刘柱劳动合同关系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也符合案件的客观情况。但遗憾是，安徽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未能作出公正的判决。为此，合肥工务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刘柱辩称：我在正常上班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我认为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的。在我被判刑后要求我回去上班，而且还有类似的先例，我在服刑的时候原告公司有劳动人事部门专门负责劳动人员的去向。2016年10月我刑满释放后，我去劳动人事部门找过他们，他们让我回去休息了一年，当时让我写过一份保证书交给他们了，保证书的内容就是回来上班之后要安安稳稳的上班。2017年年底原告给我发了通知函让我回去上班，直到2020年8月7日前我是正常上班的，没有违反公司规定，原告突然通知我到劳动人事科去解除劳动合同，我个人认为在我刑满释放后让我回来上班是原谅我之前的过错，而且放弃不追究我的责任。原告通知我回来上班，又让我写保证书，所以我认为是原告自愿放弃对我个人服刑的事情追究，而且不计较我的过去。劳动法规定有过刑事前科的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不是必须解除，而且铁路部门也有犯罪前科的人工作的先例，所以我认为原告单方解除合同是违法的。 经审理查明：被告刘柱于2003年9月1日入职原告合肥工务段工作，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书并建立劳动关系。合肥工务段述称刘柱曾与其签订《职工个人外出劳务协议》(停薪留职协议)，后于2004年3月至2012年2月期间在外自主创业，2012年3月停薪留职期满后刘柱曾返回六安线路车间枣树店工区工作。2013年7月10日，刘柱向合肥工务段提出病假并离岗，未能向合肥工务段提供劳动。2017年12月27日，合肥工务段通过邮寄方式向刘柱送达《限期到岗通知书》，要求刘柱于2018年1月8日前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将根据该公司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收到通知后，刘柱于2018年1月15日返岗工作，并向合肥工务段提供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出具的《心胸外科入院记录》，该材料载明的入院日期为2016年10月7日，刘柱作为病史陈述者主诉：“阵发性胸痛五年，加重半天”，入院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高血压2级（高危组）”，合肥工务段述称刘柱向其解释因身体原因未能返岗。2020年7月8日，合肥工务段经向宿州市公安局调查核实，确认刘柱曾于2013年9月6日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10月14日被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10月15日被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执行逮捕。2014年7月22日，刘柱经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14）埇刑初字第0023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等，后刘柱在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服刑。2016年10月9日，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建议。同年10月2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裁定减去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至2017年5月5日止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2020年7月28日。合肥工务段作出《通知》，依据该公司《上海铁路局关于重新公布的通知》，经该公司劳卫部审批同意，决定给予刘柱开除处分，解除劳动合同。 因与合肥工务段就解除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刘柱以合肥工务段为被申请人向安徽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7月、2020年8月工资9118元；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6644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147111元。2020年9月23日，安徽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皖劳人仲裁字25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合肥工务段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柱经济补偿113322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5937元，共计129259元；二、驳回申请人刘柱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裁决作出后，合肥工务段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合肥工务段对刘柱提出的6666元/月工资标准无异议。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明、劳动合同书、计工表、上海铁路局关于开展在岗人员清理工作的通知、限期到岗通知书、入院记录、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逮捕证、埇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乐清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解除刘柱劳动合同的通知、关于刘柱自谋职业外出劳务的通知、自谋职业外出劳务协议书、公告、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皖劳人仲裁字256号《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职工工作证、社保明细、限期到岗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具有正当、合法的理由。原告合肥工务段向本院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可证明被告刘柱曾因犯罪受到刑罚处罚，庭审中刘柱对此事实已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已查明2013年7月10日刘柱向合肥工务段请假之后即未能实际提供劳动，于2018年1月15日方才返岗工作，合肥工务段述称在2020年7月8日之前其根据上级单位通知对本单位重点人员开展摸排调查之前对刘柱曾受刑事处罚的事实并不了解。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刘柱系在2013年7月10日向合肥工务段提出病假并离岗之后接受的刑罚处罚，且刘柱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在2018年1月15日返岗工作前后曾向合肥工务段主动说明曾受刑罚处罚或合肥工务段对此事实已有所了解，结合考虑此前刘柱曾与合肥工务段多次协商停工留薪、自主创业的特殊情况，以及刘柱曾向合肥工务段提供《心胸外科入院记录》主张在2016年之前其发生疾病并接收治疗之事实，本案合肥工务段所陈述的在向有关机关调查了解后方知晓刘柱曾受刑事处罚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院对以上合肥工务段所述的相关事实予以采信。因合肥工务段作出解除与刘柱劳动关系决定之时距其了解刘柱曾受刑事处罚的时间尚未超出在此情形之下应当给予用人单位的合理期限，刘柱辩称合肥工务段已实际放弃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之规定，本案合肥工务段解除与刘柱之间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其无需再向刘柱支付经济补偿金。 关于刘柱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年休假系劳动者基于法律规定而应享有的福利，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用人单位违反安排员工享受年休假的法定义务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赔偿金范畴而非劳动报酬，应适用一年仲裁时效。另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年休假可跨一个年度安排，故劳动者可自用人单位未能正常安排年休假的当年度起两年内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已查明刘柱于2003年9月1日进入合肥工务段工作，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刘柱年度内应享有的年休假应为10天。因合肥工务段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期间曾安排刘柱休假，应依法向刘柱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其应支付的数额合计12259元（6666元/月÷21.75天/月×10天/年×2年×200%）。 另，仲裁裁决作出后刘柱未向本院提起诉讼，可视为其对仲裁驳回其所提出的要求合肥工务段支付2020年7月、8月工资的请求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无需向被告刘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13322元； 二、原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向被告刘柱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225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驳回被告刘柱的其他仲裁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履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刘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陆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田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