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13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剑斌，男，198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灵，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陈怡，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建阳，男，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周剑斌因与被上诉人柯建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2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剑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本案一、二审上诉费用由柯建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合伙关系，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的合意，被上诉人对案涉工程并无任何资金投入。合伙的成立建立在合伙双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之下，合伙双方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但被上诉人并未对案涉工程进行过任何资金投入。2014年至2019年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互相之间资金周转的需要，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上诉人因工程投标所需，向被上诉人借款筹措投标所需的资金，并约定给予1.5%的月息，被上诉人根本不知悉存在案涉工程的投标的合意。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均为借款性质，上诉人也及时完成了还本付息，工程中涉及的所有投标费用、保证金支付、施工、款项支付等事宜均系上诉人承担，双方的关系并不符合合伙的本质要求。按照上诉人对外进行工程合伙的模式，若双方合意对工程进行合伙经营，则合伙的另一方需要按照工程中标价的一定比例投入合伙资金，此时合伙双方才具有对应的合伙份额。但本案上诉人是在案涉工程投标前向被上诉人借款，借款目的系为工程投标资金融通，在投标完成后即依约还本付息，对被上诉人而言，其与上诉人进行资金往来的目的系从中赚取资金占用利息，并无合伙的意思表示。此外，被上诉人在原审中陈述其占有合伙50%的份额，但40万元资金相较于上诉人为投标支出的234万元，根本达不到被上诉人陈述的50%的比例，据此也能反映被上诉人主张的合伙事实并不存在。2.上诉人未曾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更未曾口头协议合伙。上诉人在案涉工程之外还有多个投标的工程项目，涉及到合伙经营的，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均签订了合伙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4年开始进行工程项目合作，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案涉工程存在口头合伙，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原审法院完全忽略对合伙关系的认定，直接根据被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进而认定2018年8月31日的《欠条》系双方对案涉工程的结算，该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基础。二、原审直接将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未经依法审查，该份证据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欠条》实际系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请求，为其应付家人之需而出具的，《欠条》之中存在多处矛盾及与常理不符的情况，但原审法院均未予以考虑，直接认定双方通过欠条完成结算及欠款1020000元，该认定严重背离案件事实：1.若双方确实存在通过该份《欠条》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应当在《欠条》中载明本次结算涉及的合伙工程项目、阐明本次结算的交易背景，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却没有记载任何工程结算背景，这样的记载方式与合伙结算的特征相矛盾，与常理不符。2.若按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系合伙关系，案涉工程未结清的尾款应当在两合伙人之间进行结算、分配，而不是笼统的全部划归被上诉人一人所有，这样的结算方式不符合合伙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同样与常理不符。3.该份《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而此时案涉工程虽已完工但工程款却尚未结清，若按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系合伙关系，那么合伙的双方理应在工程款项全部取得之后再行结算，否则即违背了合伙的本质。而《欠条》显示的时间明显与此相矛盾，故也能证明双方并非合伙关系，《欠条》的约定与常理不符。4.即使按照《欠条》的约定，对于68万元的工程款也是在上诉人实际取得后才向被上诉人支付，但截至上诉之日，上诉人仍未取得该笔68万元尾款。且被上诉人亲笔在《欠条》上记载“68万为工程款不是欠款”，则应当认定，《欠条》所涉及到的上诉人欠款至多只有34万元，68万元工程款即使按照《欠条》约定，支付条件也尚未成就。但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作出合理认定，直接以欠条载明的102万元作为基数计算欠款，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三、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真实性明显存疑，且不符合作为证据的基本要件，不应当据以认定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三份录音材料，均经过剪辑，只摘取了双方对话中的只言片语，完全无法据此还原案件事实，根据其录音内容也能看出，三份录音内容均不涉及对话的前因后果，内容断章取义，完全歪曲了案件事实，同时，被上诉人未就该录音证据提供其原始载体上的显示信息，证据形式不合法。但原审法院不仅未对此进行审核，甚至还将录音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该判定于法无据。四、原审法院对款项的结算认定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将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请及《欠条》记载作为案涉款项的结算依据，但如上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欠条》的真实性存在争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并据以作为定案依据。《欠条》作为定案依据的前提至少是其涉及的金额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原审法院未对《欠条》形成前双方的交易金额进行审核，其结算缺乏合理基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柯建阳答辩称，其为这个项目付出三四年时间，欠条是当事人自己签的，名字指印也有，还款的方式、理由写的很清楚，还特别备注工程款，案涉项目15年结束后经多次讨要周剑斌都未偿还。录音证据也能相应的证明案涉事实。一审周剑斌自己说项目做下来能卖两百万，这么多年我主张的也才是这一百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柯建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伙投资欠款人民币790000元；二、判令被告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按照本金790000元的1.5％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直至欠款付清为止；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柯建阳、被告周剑斌于2014年开始进行工程项目合作。双方于2018年8月31日进行结算，被告尚欠原告款项1020000元，被告承诺壶镇未结清工程款680000元取得后用于归还原告，并在2018年农历过年前还清欠款，双方均在欠条上签字确认。2018年9月11日，被告微信告知原告“好消息，68到公司了，昨天到了，公司没说，我刚刚打壶镇财务，他说的”。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微信答复被告“安排一下，等钱用”，被告随后回答“…打了，20”，被告于当日支付原告欠款200000元。2018年9月29日，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协商,原告发语音“他说直接开去建行，利息要给他先”，被告回复“好”，原告于2018年9月29日分别给被告打款200000元、88000元。同日，原告又转账13000元给被告，被告于2018年9月30日归还原告13000元。2018年10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徐的4500今天”，被告回复“哦”，原告又发“4500还有吗转给他”，被告回复“你先打给他，我等下给你”，被告向原告转账4500元。2018年10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30万高利明天到期”，10月19日，原告又催促被告“有时间转下钱，我钱不够”，被告回复“好，多少？12000吗？”，并转账给原告12000元。2018年10月24日，原告转账8000元给被告，2018年10月26日被告归还原告8000元。2018年11月5日，原告转账10000元给被告，2018年11月6日被告归还原告10000元。2018年11月12日，原告微信问被告“12000，有吗”，被告回复“有”，被告转给原告12000元。2018年11月15日，被告分别转账给原告10000元（备注“李”）、28000元（备注“借出”），共计转付原告38000元。2018年11月19日，被告转账给原告5000元（备注“借钱”）。2018年11月23日，原告发送微信给被告“那40万真是明天到10天呀，15号借的”，被告回复“刘洁阳、徐翔龙、周锦望”。2018年11月26日原告微信催促被告“来讨钱了”，被告回复“工地回来，电脑在办公室，5000够吗？”，被告转给原告5000元款项。2018年11月28日，原告通过微信交代被告“还有10万元的任务别忘了”，2018年11月29日被告转账给原告102000元，并微信要求原告“你条子那回来哦”。2018年12月5日，被告转账原告7500元，微信上要求原告“你出500元”。2018年12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催讨“明天40到期”，被告答复“还是利息先打给他吧！同学那里15没还，不好意思说，我钱还没到”，被告转账给原告8000元。2018年12月23日，原告又通过微信向被告催讨“40明天到，来电话了”，2018年12月25日被告答复原告“昨天打电话了过了，利息先打给他，刚刚朋友在聊事情，打你8000”，被告转账8000元给原告。2019年1月2日，原告给被告转账8000元，2019年1月4日，原告通过微信催讨被告“你钱到了吗？我这几天信用卡要还款，如果没到，也8000先还给我那个那个人的利息又到了”，被告回复“怎么了，钱吗？”，原告答复“对那个家伙电话也打来了，打好几个，还我16000”，被告转给原告15000元款项，并回复“就这么多了”。2019年1月1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00000元，次日原告通过微信发送借条图片给被告，借条写明“今向马国洪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整，月利息为2％计算。借款人：周剑斌、柯建阳，借款日期：2018年11月15日。2019年1月15日收到柯建阳归还本金30万元正，马国洪2019.1.15”。2019年1月17日，被告转账给原告100000元（备注“还清”）。被告于2019年2月4日转账支付原告欠款30000元，于2019年2月16日转账原告5000元（备注“还”）。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项目合作后对款项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一份，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欠条、借条、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可综合认定被告未按约付清结算款项，系违约，应承担结清欠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法律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伙投资欠款人民币790000元，并从2019年1月1日起每月按照本金790000元的1.5％向原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至欠款付清为止的诉请”，该院认为欠条出具后，被告转账给原告的诸笔款项中，除原告主动扣除的230000元外，尚有“2018年11月15日被告分别转账给原告10000元、28000元，2018年11月19日被告转账给原告5000元，2019年2月16日被告转账原告5000元”，共计款项48000元，原告未能合理说明转账用途，宜认定为被告支付原告欠款48000元，被告尚欠原告742000元。原、被告双方在欠条中约定2018年农历过年（2019年2月4日）前还清欠款，而对逾期违约责任并未约定，该院仅支持从2019年2月5日起按相关法律规定计付利息损失。关于被告辩称未与原告合作项目，所写欠条系应付原告老婆，双方未曾结算且原告与案外人设局高利放贷给被告，双方仅存在借贷关系的意见，该院认为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充分预见，其在金额102万元的欠条上签字，系帮助原告应付原告老婆的陈述，明显违背常理，令人存疑。该院通过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项目合作并于2018年8月31日进行结算。后被告又通过原告向案外人进行资金拆借，并通过原告向案外人归还的借款本息与本案欠款事实无关，其辩解原告与案外人设局高利放贷的意见，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请合法有据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剑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即支付原告柯建阳欠款742000元，并以742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2月5日起至款还清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柯建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柯建阳提交了周剑斌出具的欠条，欠条载明周剑斌对欠柯建阳人民币102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等内容。欠条是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而且柯建阳也提供了相关的录音证据及聊天记录，在录音证据中周剑斌确有认可给予柯建阳40%股份的内容，聊天记录中亦显示柯建阳询问周剑斌剩余79万元的问题，而周剑斌表示已经对接的内容。案涉欠条，聊天记录、录音证据以及周剑斌在出具欠条后向柯建阳支付了多笔款项中有一笔系在收到壶镇镇工程款后转账给柯建阳且注明为工程款的事实，相互之间能够予以佐证。而周剑斌虽对案涉欠条所反映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持有异议，且其辩称系为应付柯建阳的妻子而出具案涉欠条。周剑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出具如此大额的欠条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正确合理的预见，本案中周剑斌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辩称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查明事实及各方陈述，认定案涉债权债务存在，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周剑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00元，由上诉人周剑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剑文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