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0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馨，男，汉族，1977年10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雷，贵州雄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霖，贵州雄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红，男，汉族，1978年6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馨因与被上诉人杨小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6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馨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647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馨与杨小红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小红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众所周知，自然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电缆等材料的销售活动的，也就是说杨小红并不是真正的卖方，其只是作为工作人员具体操作材料买卖事宜，退一万步讲，即使杨馨真的尚有欠款未支付，也只能是其所在单位主张权利。如果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来看，是完全没有资质的个人从事建材销售活动的，且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万元，可能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2.杨小红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得到支持。杨馨与杨小红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根据杨小红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查明的事实，杨小红的最后供货时间为2014年，付款的时间截止起诉时已远远超过三年，因此，杨小红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一审判决中，法院以“双方均未明确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为由，认为杨小红可以随时追偿明显错误，合同法第161条已经明确了在双方均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填补这一漏洞，是应该在收货时即付款，而不是在三年之后随时追偿都可以，法院更不应该在上诉人明确提出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仍然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3.上诉人没有欠被上诉人任何货款。杨馨曾确实找到杨小红单位订货并签署了50万元左右的销货清单，但是在供货过程中，杨小红单位实际上只向杨馨供应了22万的货，该货款是杨馨在每次收到货物时支付相应款项。杨小红单位分别向上诉人供过三次货，杨馨也是分三次向其单位支付了货款。故杨馨是收货即付款，根本不会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本案中，杨小红提供的只是订货清单，货款的结算应当以最后的收货清单为准，且该清单验收人上签字一栏也没有杨馨的任何签字，法院不能据此判决杨馨承担责任。杨小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杨小红是本案适格原告，有权就杨馨购买的货物收取相应货款。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自然人从事电缆经营活动，法律也没有要求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必须有单位或者注册登记的服务场所。杨小红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等五金经营业务，从合作厂家调取货物，转手进行销售赚取利润，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杨馨主张应当由杨小红的单位主张权利，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杨小红之外的主体存在电缆买卖合同关系，或者举证证明杨小红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此外，本案中，杨小红从事电线、电缆经营活动，并不具有刑法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违法犯罪情节，也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因此不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2.杨小红与杨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但是双方就支付货款的时间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因此杨馨自交付货物之日起，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内，随时有权利向杨馨主张货款。同时，杨小红在起诉前多次以拨打催收电话的方式向杨馨主张过货款，杨馨明确表示愿意支付货款，且未提出时效抗辩，因此杨小红的请求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3.杨馨已认可分三次收到杨小红价值554287.75元的货物，除了杨小红认可已经收到的22万元之外，杨馨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已支付了剩余的334287.75元货款，因此杨馨关于不欠杨小红货款的主张也不成立。杨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76787.75元，并从2019年7月11日起以货款376787.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直至货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被告通过口头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电缆。2014年10月14日，原告制作《产品销货清单》，载明货款为529892.75元；2014年12月9日，原告制作《产品销货清单》，载明货款为51495元，又注明“实际：19995元”；2014年12月15日，原告制作《产品销货清单》，载明货款为4400元。三张《产品销货清单》上均有被告杨馨的签名。2015年2月4日，原告制作《产品销货清单》，载明货款为11000元，该张清单上没有被告杨馨签名。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22万元。2019年6月21日，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追偿剩余货款未果，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经查，原、被告双方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买卖合同，双方均未明确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原告可随时向被告追偿；被告辩称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经查，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故杨小红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故对被告前述主张均不予采信。被告辩称不欠原告货款，在原、被告双方的通话录音中，被告虽未明确欠付货款金额，但通过对话内容能确定被告欠付原告货款的事实，故对被告该辩解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买卖合意，由原告向被告出售电缆，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提交的4张《产品销货清单》中，2014年12月9日的《产品销货清单》实际产生货款19995元；2015年2月4日的《产品销货清单》中没有杨馨签名，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确实向被告发送该批次货物，故对2015年2月4日的《产品销货清单》不予采信，其余三张《产品销货清单》上均有杨馨签名，故予以采信。三张清单货款共计554287.75元，被告已支付22万元，余334287.75元未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被告未向原告足额支付货款，至原告起诉之日仍未支付，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向原告支付334287.75元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该项诉请于法有据，但货款超出一审法院支持范围，故该院以欠付货款334287.75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8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清偿完毕之日。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杨小红支付货款334287.75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334287.7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杨馨清偿货款完毕之日）；二、驳回原告杨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25元，保全费2503元，共计6128元，由原告杨小红负担890元、被告杨馨负担5238元。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故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杨小红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被上诉人杨小红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上诉人杨馨是否欠付杨小红货款。一、关于被上诉人杨小红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杨小红向上诉人杨馨提供线缆等材料，上诉人杨馨予以签收，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交易行为直接发生于杨小红与杨馨之间。故被上诉人杨小红向上诉人杨馨主张货款，符合法律规定，杨小红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二、关于被上诉人杨小红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中，杨小红与杨馨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买卖合意，双方对于支付货款的时间未作明确约定，杨小红可随时向上诉人杨馨进行主张。故上诉人杨馨主张杨小红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杨馨是否欠付货款的问题。一审中，杨小红向法庭提交了4张《产品销货清单》，其中三张有杨馨本人签名，三张清单货款共计554287.75元，杨小红自认杨馨已支付22万元，杨馨并未举证其已经支付了剩余货款。故一审法认定杨馨仍欠杨小红货款334287.7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50元，由上诉人杨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长智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陈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