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3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蓉，女，198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潇，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爱忒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楼****。 法定代表人：彭平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杏蓉，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育珍，浙江元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蓉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爱忒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忒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9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金瑞芳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蓉及其代理人程潇，爱忒麦公司的代理人肖杏蓉、吴育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日，杨蓉入职于爱忒麦公司，从事企划岗位工作。双方签订了合同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2017年度，杨蓉收到的平均工资为6775.70元。2018年3月26日，双方又签订了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 2019年2月18日，爱忒麦公司为甲方（用人单位），杨蓉为乙方（劳动者），双方又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从2018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29日；乙方同意在甲方担任企划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杭州；上班时间8：30－12：00，13：00－17：30，午间休息60分钟；乙方加班应取得甲方书面同意，甲方有权利据季节调整上下班时间，具体按甲方规章制度或通知执行；甲方因工作需要，可以要求乙方延长工作时间，甲方在延长工作时间时应以书面形式与乙方确认，并在之后安排乙方补休或支付加班、加点工资；因乙方自身原因延长工作时间的，不视为加班、加点；因乙方希望提高个人工作绩效而主动顺延工作时间的，不视为加班、加点；乙方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加班、加点的情况下提前或推迟打上下班考勤的，不视为加班、加点；甲方采取严格的考勤制度，具体的考勤办法参见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乙方的基本工资为（税前每月）2200元，乙方的加班基数，按照所属区域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乙方工资的增减，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的发放，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制定的薪酬体系执行；乙方的劳动报酬由甲方在每月31日足额支付（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如对劳动报酬有异议的，乙方应当自劳动报酬发放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乙方确认甲方已结清全部劳动报酬（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奖金等）；乙方欠甲方的任何款项，或者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给甲方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劳动报酬中做相应的扣除，但该扣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扣除的，甲方仍然有权就剩余部分向乙方追偿；乙方的所得税及社保基金等个人缴费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乙方自入职后，愿意每天至少一次通过但不限于下列方式，了解甲方最新发布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规范，甲方发布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规范的方式有：1.公司内部OA系统，2.公司信息发布栏，3.公司内部QQ群、微信群，4.电子邮件；在乙方擅自离职(擅自离职是指乙方在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的前提下，两个工作日未到公司工作；或未亲自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的情况下，甲方可立即停止乙方各项工资性收入(含工资、奖金、津贴等)、福利、保险等并可以解除与乙方的劳动合同而无须事先通知；乙方在离职或擅自离职之前，未和甲方办理完毕本合同约定的交接工资，并一次性结清应付给甲方的违约金、欠款、经济赔偿的，乙方同意甲方从应支付给乙方的工资性收入及其他款项中，直接扣抵，不够扣抵的，乙方应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如乙方拒不支付的，甲方有权依法处理；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文书、资料等，均可以当面交付或以本合同所列明的通讯地址履行送达义务。该《全日制劳动合同》对其他条款也作了规定。该劳动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开始履行劳动合同。 爱忒麦公司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依法为杨蓉参加了社会保险，参保时间段为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 杨蓉在爱忒麦公司工作期间，爱忒麦公司向其发放工资至2019年1月止。2019年1月24日、31日、2月1日至3日，合计5天，杨蓉无出勤记录。该5天，爱忒麦公司作为杨蓉休2018年度的年休假处理。2019年2月，杨蓉实际出勤8.5天。2019年3月，杨蓉仅在11日、12日有出勤记录；3月13日起，杨蓉未再到爱忒麦公司上班。2019年2月、3月，由员工个人负担的社保费用每月均为320.28元，该费用及公积金由爱忒麦公司代扣代缴，因杨蓉该两月缺勤的原因，其应得的工资不够爱忒麦公司作相应扣除，故爱忒麦公司没有实际向杨蓉发放该两月的工资。2019年4月24日，杨蓉向爱忒麦公司转账2400元，并转账备注“2019社保公积金费用”。2019年6月19日，爱忒麦公司向杨蓉转账2000元（爱忒麦公司于审理中称该款项性质为双方纠纷后公司方为息事宁人而补偿给杨蓉的）。 2019年7月5日，爱忒麦公司向杨蓉开具了《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杨蓉女士：因你未经公司同意于2019年2月多次连续无故旷工超过3天以上，期间公司已多次通知你上班，但你未以任何形式告知公司你本人旷工的正当理由且拒不上班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六)款的规定，现公司根据前述之规定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于你严重旷工并未办理离职手续次月起正式与你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3月12日你已与公司实际办理了离职手续，工资已结算到3月份，社保及公积金缴纳至3月止。另外，为了不影响你社保金断缴而给你生活带来不便，应你要求公司同意，2019年4月、5月你的社保及公积金仍通过公司代缴，但相应费用由你自行承担。由于你拒不配合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导致你书面的离职手续至今尚未办理。因此，请你于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逾期不办理，造成的损失由你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另，杨蓉在岗期间，正常出勤的前12个月，其收到的平均工资为6566.92元。 2019年7月16日，杨蓉向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爱忒麦公司支付其2019年2月至7月工资34473.38元、2017年至2019年度的年休假工资8521.65元、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571.85元、退还社保公积金费用24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2772.14元、并为其按实际工资补缴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 2019年8月27日，仲裁委经审理后作出浙杭拱墅劳人仲案（2019）8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9年2月工资4378元、3月工资604元；二、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9年2月1日至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12.6元；三、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115.3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9209.9元，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四、驳回杨蓉的其他仲裁申请请求。杨蓉不服该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拖欠2019年2月份到7月5日工资34473.38元；2.判决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7、2018、2019年年休假工资8521.65元；3.判决爱忒麦公司因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支付的2倍工资5571.85元(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7日)；4.判决爱忒麦公司退还杨蓉2400元社保公积金费用；5.判决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772.14元；6.判决爱忒麦公司按杨蓉实际工资补缴申请人自2017年1月份至2019年5月份的社保；7.判决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8年1月1日到2019年7月15日加班工资2461.61元（该项诉请于审理中增加）。 原审法院认为：爱忒麦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否向杨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拖欠的工资和加班费等问题，构成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爱忒麦公司有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应否支付杨蓉赔偿金的问题。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审理中，杨蓉称爱忒麦公司存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对此，爱忒麦公司并不认同。杨蓉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前述主张。故，杨蓉该诉称事实难以得到该院的认定。现没有证据证明爱忒麦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杨蓉承担。而爱忒麦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杨蓉在岗工作期间不遵守劳动纪律，不到岗上班，存在旷工情形，这些都给爱忒麦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管理秩序带来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爱忒麦公司根据杨蓉的工作表现，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与杨蓉的劳动合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依法无须向杨蓉支付赔偿金。故，杨蓉要求爱忒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杨蓉诉请支付其2019年2月份到7月5日工资34473.38元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自2019年3月13日起，杨蓉并未在爱忒麦公司上班工作，故杨蓉要求爱忒麦公司支付其3月13日至7月5日期间的工资，缺乏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但2019年2月、3月，杨蓉出勤到岗工作应得的工资，爱忒麦公司确实未向杨蓉发放。爱忒麦主张该两月应发工资已用于抵扣杨蓉个人费用，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又未得杨蓉认可，故爱忒麦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因此，杨蓉要求支付其2019年2月、3月期间的工资，该院予以支持。其中，2019年2月1日至3日，杨蓉已休2018年度的年休假；2月4日至6日为春节假期；故杨蓉2019年2月应计薪天数为14.5天(8.5天+3天+3天)；2019年3月，杨蓉出勤到岗工作2天，应计薪天数为2天。关于杨蓉的月工资标准，由于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杨蓉的工资构成，该院酌情以杨蓉最近正常出勤的12个月收到的平均工资6566.92元作为其工资基数处理。综上，爱忒麦公司应支付杨蓉2019年2月工资4378元(6566.92元÷21.75天×14.5天)、3月工资604元(6566.92元÷21.75天×2天)。 三、关于杨蓉诉请支付其2017年、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期工资报酬8521.65元的问题。经审理查明，杨蓉于爱忒麦公司工作期间，其中2018年度的年休假，杨蓉已休。2019年度的年休假，由于杨蓉最后出勤日为2019年3月12日，杨蓉当年的工作时间经折算后可休年休假不足1整天，爱忒麦公司无需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2017年度的年休假，没有证据证明杨蓉已休。故爱忒麦公司依法应向杨蓉支付2017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其年休假工资的基数，以杨蓉应当休假年度的本人工资进行计算。2017年度，杨蓉的平均工资为6775.70元。因此，爱忒麦公司应支付杨蓉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115元(6775.70元÷21.75天×5天×200%)。 四、关于杨蓉诉请爱忒麦公司支付其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2倍工资5571.85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2月18日。由此可见，爱忒麦公司在前一份合同履行届满后，超过一个月后才与杨蓉签订了后一份合同。而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超过一个月双方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应予以支持。因此，杨蓉诉请判令爱忒麦公司支付其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请求的合理合法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至于二倍工资差额的基数，应以杨蓉的标准工资为基数。杨蓉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津贴+奖金，根据双方2019年2月18日补签的劳动合同中基本工资为2200元/月的约定，该院认为以2200元/月基本工资作为计算二倍工资差额的基数较为合理。故爱忒麦公司应当支付杨蓉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7日期间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13元(2200元÷21.75天×11天)。 五、关于杨蓉诉请爱忒麦公司退还2400元社保公积金费用的问题。经该院审理查明，杨蓉自2019年3月13日起未再到爱忒麦公司上班工作；2019年4月24日，杨蓉向爱忒麦公司转账2400元，并备注“2019社保公积金费用”；爱忒麦公司为杨蓉参加社会保险的参保时间截至2019年5月。由此来看，杨蓉于3月离职后，其4月-5月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爱忒麦公司已没有义务再为其缴纳，但爱忒麦公司仍为杨蓉缴纳该费用至2019年5月。之所以这样做，爱忒麦公司称是因为杨蓉承诺代缴的费用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并请求爱忒麦公司代为缴纳相应费用，故爱忒麦公司同意并为杨蓉缴纳了2019年4月-5月的社保及公积金费用。该院认为，爱忒麦公司之前述，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可信度较高，且有杨蓉向爱忒麦公司转账并备注“2019社保公积金费用”之事实印证。故该2400元款项性质可以认定为系爱忒麦公司为杨蓉代缴的应当由杨蓉负担的社保公积金费用，且由杨蓉实际支付给了爱忒麦公司。现杨蓉要求爱忒麦公司退还该费用，依据不足，并有违诚信，不应得到该院的支持。 六、关于杨蓉诉请爱忒麦公司按照实际工资为其补缴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该院认为，爱忒麦公司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依法为杨蓉参加社会保险并按相关规定缴纳了相应费用，其行为并无不当。故杨蓉该诉请，该院亦不予支持。 七、关于杨蓉诉请支付其加班工资的问题。双方经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劳动者：杨蓉）加班应取得甲方（用人单位：爱忒麦公司）书面同意，……；甲方因工作需要，可以要求乙方延长工作时间，甲方在延长工作时间时应以书面形式与乙方确认……”杨蓉于审理中虽然主张其存在加班事实，但杨蓉就其加班事实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又未得爱忒麦公司认可，因此，杨蓉要求支付其加班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至于爱忒麦公司抗辩的杨蓉应向其退还公积金、社保及多支付的金额共9971.04元之主张，该院认为，爱忒麦公司该主张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如有纠纷，当事人应另行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9年2月工资4378元、3月工资604元；支付2019年2月1日至1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13元；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115元；前述款项合计人民币92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驳回杨蓉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爱忒麦公司负担。 宣判后，杨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事实部分并未查清，爱忒麦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未足额支付工资、未支付年休假工资等事实。第一，杨蓉2019年2月起并非连续无故旷工，而是应公司要求在家等待调岗。第二，杨蓉在2019年7月5日前还属于爱忒麦公司职工，公司应支付2019年2月-7月的工资。第三，杨蓉未休2018年、2019年年休假，公司应支付年休假工资。第四，杨蓉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存在加班情况，公司应支付加班工资。第五、杨蓉向公司支付的2400元并非一审法院所确认的4、5月社保公积金，而是杨蓉因公司威胁断缴2月、3月的社保而支付给公司的款项。二、关于“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诉请，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不仅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还应适用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其次，一审法院适用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时，既不参照杨蓉的实际工资，也不依据2018年度合同的月基本工资2820元，反而依据在后补签的合同标准（2019年2月18日），于法于理不合。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1、改判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9年2月至7月的工资34473.38元（一审法院已支持4982元）；2、改判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7、2018、2019年年休假工资8521.65元（一审法院已支持3115元）；3、改判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571.85元（一审法院已支持1113元）；4、改判爱忒麦公司返还杨蓉2400元社保公积金费用；5、改判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772.14元；6、改判爱忒麦公司按照实际工资补缴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社保；7、改判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5日的加班工资2461.61元。 被上诉人爱忒麦公司辩称：一、爱忒麦公司在劳动仲裁和一审阶段都已提交了杨蓉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发放记录，记录对工资构成已经列明，劳动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按6566.92元为基数计算2019年2月、3月的工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以2200元为基数计算2019年2月、3月的工资，2019年4月到7月5日工资的事实认定清楚，判决正确。因爱忒麦公司不存在拖欠杨蓉工资的事实，故请求驳回杨蓉要求爱忒麦公司支付2019年2月到7月5日工资34473.38元的请求。二、杨蓉入职时没有主动告知并证明其在前一个公司工作已满一年，爱忒麦公司有权不安排2017年的年休，杨蓉工作已满一年的证据是其在仲裁时当庭提交的，仲裁庭没有给爱忒麦公司举证期限，但从考勤记录可知，实际上爱忒麦公司已经超额安排了6天2017年的年休假。另外，根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实施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若干意见》，用于计算职工未休年休假工资，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含加班加点工资）进行计算，杨蓉2017年不含加班加点工资系每月2320元，而不应按2017年平均工资6775.7元计算。劳动仲裁裁决书和一审判决对2017年年休假是否已休和工资计算的事实方面都未查清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对2018年、2019年的事实认定清楚，裁判正确，故请求驳回杨蓉要求支付2017、2018、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8521.65元的请求。三、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1个月内即在2019年1月4日双方已经续签了2018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29日的《劳动合同》，并且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不存在延期签订合同的情形，故请求驳回杨蓉要求的因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倍工资5571.85元的请求。四、社保公积金争议纠纷不在劳动争议纠纷受案范围内。杨蓉支付的2400元已明确备注为“2019年社保公积金费用”，是其还给爱忒麦公司垫付的社保公积金费用，故杨蓉要求退还该笔费用于法无据，并有违诚信。事实上，杨蓉还欠爱忒麦公司垫付的社保公积金和多支付的费用8047.5元，根据《劳动合同》第十条第（四）项，第十一条第（七）项，杨蓉同意爱忒麦公司从应支付给其的工资性收入及其他款项中，直接扣抵欠款，不够扣抵的，杨蓉应以现金形式向爱忒麦公司支付，因此请求驳回爱忒麦公司退还杨蓉2400元社保公积金费用的请求。五、杨蓉在岗期间不遵守劳动纪律，不到岗上班，存在旷工情形，给爱忒麦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管理秩序带来了严重损害，爱忒麦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合法合理，故请求驳回杨蓉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2772.14元的请求。六、首先，社保争议纠纷不在劳动争议纠纷受案范围内，其次，爱忒麦公司已按社保规定为杨蓉全额缴纳了应缴的费用，故请求驳回杨蓉要求按实际工资补缴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社保的请求。七、杨蓉提交的考勤照片证据来源不真实、不合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工作时间的延长是经爱忒麦公司要求、同意或认可的，无法证明其于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有加班的事实，请求驳回杨蓉要求支付2461.61元加班工资的请求。八、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项、第十一条第（七）项，杨蓉同意爱忒麦公司从应支付给其的工资性收入及其他款项中，直接扣抵欠款，不够扣抵的，杨蓉应以现金形式向爱忒麦公司支付。杨蓉还应向爱忒麦公司支付公积金、社保及多支付的金额共8074.5元，应从其工资性收入及其他款项中，直接抵扣欠款。 二审中,上诉人杨蓉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与公司人事的QQ聊天截图。欲证明杨蓉4月仍处于调岗协商状态； 证据二、公司内部QQ群的聊天记录截图。欲证明公司2019年2月1日已处于放假状态，不应属于杨蓉所休年休假； 证据三、加班考勤记录明细。 证据四、加班打卡照片以及QQ截图。 上述两份证据欲共同证明杨蓉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存在加班情况。 被上诉人爱忒麦公司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2017年工资发放明细。欲证明计算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以2017年工资构成中的基本工资为计算基数。 证据二、1、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2、情况说明；3、解除劳动关系证明；4、劳动合同。欲证明杨蓉提交的与杨婷婷的聊天记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爱忒麦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杨蓉提交的聊天记录标注聊天对象为新爱公司人事，非爱忒麦公司人事，并且聊天内容不完整，即便真实，也不足以证明杨蓉在2019年4月仍处于协商待岗状态。 爱忒麦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即便真实，过年的时候放假也可以作为年休假的一种。本院认为爱忒麦公司的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爱忒麦公司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同时认为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加班是需要审批的，杨蓉的这种行为不属于加班。本院经审查认为即便该两组证据真实，也不足以证明上述时间属于公司安排的加班。 杨蓉对爱忒麦公司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爱忒麦公司未举证证明该工资发放明细所列工资构成是经过双方确认的，且其证明对象亦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杨蓉对爱忒麦公司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爱忒麦公司提交该证据系作为杨蓉证据一的反驳证据，在杨蓉证据一的证明力未予确认的情况下，该证据无单独认证的必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爱忒麦公司虽在答辩时对一审判决相关事实认定和实体判决结果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起上诉，故爱忒麦公司的相关异议不属于本院二审审理范围。第二，关于案涉劳动合同解除原因和解除时间问题。现有证据表明杨蓉存在旷工事实，并且在2019年3月12日以后未再去公司上班，杨蓉主张其是应公司要求在家等待调岗，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爱忒麦公司以杨蓉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并不构成违法解除。通知亦明确解除时间是2019年3月12日离职之日。故杨蓉请求爱忒麦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和3月12日以后的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关于年休假工资。2018年1月24日、1月31日、2月1日、2日、3日为法定工作日，杨蓉事实上在这几天未上班，杨蓉主张该几日放假属于公司福利不属于年休假无证据证明，公司亦不认可，原审法院依据公司主张认定该几日放假抵年休假，并无不当。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是2019年3月12日，2019年年休假天数经折算不足1天。故杨蓉关于年休假工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四，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问题。本案杨蓉并未举证证明其要求爱忒麦公司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公司予以拒绝，相反双方于2019年2月18日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表明双方就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故杨蓉上诉主张本案应同时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缺乏事实依据。而在劳动关系双方对月工资有约定的情况下，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来确定。对于2019年迟延签订书面劳动的双倍工资，原审法院将双方于2019年签订的劳动合同所约定工资标准作为双倍工资计算基数，并无不当。第五、社保公积金具体费用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且案涉2400元属于杨蓉主动转账给爱忒麦公司的款项，在其未能就自己向公司支付款项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并举证的情况下，要求判令爱忒麦公司予以返还亦缺乏依据。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保，爱忒麦公司均已为杨蓉缴纳，杨蓉要求公司补缴劳动关系解除后的社保缺乏法律依据。第六、关于加班工资问题。杨蓉在仲裁阶段并未请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故该项请求属于在诉讼阶段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并且属于独立的争议事项，故该请求杨蓉应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即便该项请求与案涉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劳动者加班应取得用人单位同意，本案中杨蓉并未举证证明其加班是经过公司同意的，属于公司安排的加班。故其要求支付加班工资亦缺乏依据。 综上，杨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