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5民初25575号原告：陈全远，男，住所地。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龙，广东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预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锦绣北街**金众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EDAW67。法定代表人：朱欣然。第三人：朱欣然，女，汉族，1989年12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南，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甘霖，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司达特尔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德都路月浦六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K31M7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天，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全远与被告深圳市预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朱欣然、司达特尔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达特尔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全远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龙，第三人朱欣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南，第三人司达特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预言家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强制解散被告公司。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2日，原告与朱欣然、司达特尔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被告，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原告持有3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朱欣然持有6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650万元，司达特尔公司持有5%的股权，认缴出资5万元。原告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超过被告公司全部股权的10%。且原告在被告公司经营期间已经实际出资，履行出资义务完毕。被告公司成立至今，由于股东之间严重分歧，被告公司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决议的股东会；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已被工商部门列出经营异常名录。自被告公司股东间产生严重分歧至今，原告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化解股东矛盾，但均无法有效解决公司僵局，公司经营已完全停滞，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原告作为持有被告公司10%以上股权的股东，特起诉请求解散被告。被告未答辩。第三人朱欣然述称：一、被告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纠纷之诉需要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条件。本案中，第一，被告并未出现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首先，被告仅系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相应的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公司持续处于停业状态且无力恢复经营、亏损在持续扩大且扭亏无望的状态；其次，原告虽称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其也未证明董事冲突无法通过股东会等方式解决；最后，虽被告自2018年召开股东会后未再召开股东会，但并非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瘫痪无法召集会议，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股东曾提议召开但无法召开。第二，公司解散纠纷系股东在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提起解散公司而引发，其设定目的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因司法解散公司存在结果上的终局性、不可逆转性，“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若原告认为其股东利益受损，尚可通过要求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收购股份、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或向公司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原告实际并未实缴出资）等其他途径救济，而不能滥用股东权利直接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起诉前已采取相应救济手段，其属于恶意诉讼。事实上，本案系案外人、朱欣然前夫窦雨潇幕后操作，目的在于报复朱欣然，使其承担被告解散、清算和债务清偿义务。二、窦雨潇是朱欣然所持被告65%股权的真实股东，也是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应追加其参加本案诉讼。离婚时双方约定被告由窦雨潇继续经营，所有债务由其承担。此外，已有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与窦雨潇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高度混同经营。三、朱欣然作为被告名义股东已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原告并未履行。朱欣然与原告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欣然以300万元转让公司30%股权给原告，根据窦雨潇与原告的口头约定，原告应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被告，该转账既包括股权转让款，也包括朱欣然对被告的实缴出资。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第三人司达特尔公司述称：被告事实上已经完全符合法定公司解散的条件，应当依法予以解散。一、被告实际上运行已经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及董事会等权力机构长期无法正常运作并事实上停止运行，而根据深圳市关于市场经营主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未移除异常名录之前，显然无法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朱欣然主张被告仍然存在继续运行的可能显然与事实不符。二、造成被告公司无法实际运营系股东朱欣然滥用股东权利，并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导致公司机构运行严重变形，符合公司僵局的情形，且该情形持续时间也远超两年。而从现有材料看，公司其他股东已经穷尽了所有内部救济途径，但均未获解决，应当依法予以解散。三、公司董事及监事席位都是被股东朱欣然控制，司达特尔公司实际上也无法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事实上，因公司长期不召开股东会，司达特尔公司也无法通过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参与公司决策，更不能行使监督权，投资目的无法实现，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另，朱欣然与窦雨潇之间的纠纷与本案审理无直接的关系，司达特尔公司系作为财务投资进入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成立于2017年3月22日，为有限责任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朱欣然（持股65%）、陈全远（持股30%）、司达特尔公司（持股5%），公司执行董事为朱欣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营业期限为永续经营。股东认缴出资额分期缴付，首期缴纳0元，2047年1月1日前全部缴付到位。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公司发生重大问题，经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提议，应召开临时会议。另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被告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2018年、2019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告于2020年8月6日作出《关于催告公司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的函》，其中称原告认缴出资的300万元已实缴到位，基于目前公司已停止经营，陷入僵局的现状，为防止股东损失进一步扩大，要求朱欣然于收函后5日内尽快提前缴纳全部认缴出资额650万元，并主持召开股东大会，处理公司解散、清算相关事宜。原告向朱欣然身份证地址邮寄该函，物流信息显示该函于2020年8月13日被退回。原告又于2020年11月25日再次作出《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函》，要求朱欣然作为执行董事，于收函之日起三日内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通知召集股东会议，会期不迟于2020年12月8日。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为对公司解散和清算事项作出决议。原告向朱欣然身份证地址邮寄该函，该函因原址查无此人被退回。原告另提供了部分照片，称该些照片拍摄于被告注册地址，该地址已由他人租赁使用，拟证明被告已停止实际经营。朱欣然对该照片不予认可，认为该照片无拍摄时间、地点，且不、地点被告处于停业状态且无力恢复经营。朱欣然另提供了涉及其与若干案外人间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其与案外人窦雨潇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窦雨潇是被告实际股东，双方曾通过微信约定由窦雨潇继续经营公司，本案系窦雨潇幕后操作的恶意诉讼。原告、司达特尔公司均认为朱欣然与案外人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另查，原告起诉时未列朱欣然、司达特尔公司为第三人。本院立案后，朱欣然向本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追加另一公司股东司达特尔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公司章程、工商档案材料、工商登记公示信息、函件、邮单及投递记录及其他依法质证的证据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判决解散被告。对于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原告作为持有被告公司30%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事由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但是否应通过判决方式强制解散被告，应充分考量被告是否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一实质要件。首先，关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问题，即，公司是否已陷入僵局。本案中，第一，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董事冲突问题。根据被告公司章程规定，被告公司不设董事会，仅设执行董事一名。客观上不可能存在原告所称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情形。第二，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股东会无法召开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仅于2020年8月（本案立案前不久）、11月（本案立案后）向执行董事朱欣然身份证地址发送过要求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且通知内容便是要求通过股东会讨论解散公司。两份通知均因朱欣然未在该地址居住而被退回，朱欣然实际并未收到两通知。因此，被告股东会未召开并非因实际不能召开，而是因原告的开会提议未能实际达到会议召集人。本案诉讼中，原告起诉时未列朱欣然为第三人，朱欣然得知本案诉讼信息后，主动联系我院申请参加诉讼，并向我院提供了其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居住地址，其亦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存在无法联系的情况。朱欣然在本案诉讼中亦表示股东会并非不能召开。由此可见，被告并不存在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原告如需提议开会，完全可根据本案卷宗信息与朱欣然取得联系。第三，对于原告所称的公司经营停滞问题。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根据实际业务情况调整经营形式较为常见，不能因其暂时停业即推定其无恢复生产经营之可能。如前所述，被告的内部治理结构并非不能正常运行，公司具有继续经营的能力。被告虽因未按规定期限公示2018年、2019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但其亦可按照《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该情形并不会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从上述三点可见，当前尚不能认定被告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其次，关于被告继续存在是否会导致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问题。股东利益应当指全体股东而不是个别股东的利益。个别股东利益受损时，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司法救济。而公司解散之诉是司法权力对公司自治的强力干预和终极手段，不能仅为满足个别股东利益而影响其他股东利益和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所享有的利益，以及公司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利益。此外，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条件，即使公司陷入僵局，法律也只在股东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亦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穷尽其他救济手段而无法解决公司内部问题。据此，被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强制解散的条件。原告请求强制解散被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朱欣然请求追加窦雨潇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因窦雨潇并非被告登记的股东，原告及司达特尔公司也均认为窦雨潇与本案无关，且本院已采纳朱欣然的关于公司不应解散的部分抗辩意见，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中并无追加窦雨潇参加诉讼之必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全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陈全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 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