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赔终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梅槐，男，195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代理人吴永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孔得安，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梅园新村。 法定代表人俞均坪，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志勇，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先，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凯利，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梅槐、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因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梅槐及委托代理人吴永高、孔得安,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志勇及该单位委托代理人王**先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8月22日，原新昌县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原新昌县城关镇葫芦岙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一份，征用该村在园区第一期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全部水田（旱地、山林除外）。协议明确了土地征用费的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按照一次性征用，土地征用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长期逐年兑付的方式支付。水田：预付土地征用费1.8万元/亩，青苗补助费1000元/亩（特种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另行处理），土地相关补助费3000元/亩，稻谷1800斤/亩?年，价格按粮食部门当年核定的杂交稻市场中心价计算。青苗费、有关补助费在协议签订后20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交付使用时（2001年10月底以前）一次性支付预付土地征用费，稻谷在每年10月底前付清，2001年10月底为第一次支付。2003年11月20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征用该村土地14.0801公顷土地，明确了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金额及被征用土地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本案案涉土地位于上述征地协议包含的土地之内。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批准文号：浙土字（330624）A[2017]-0005），同意新昌县2017年度计划第四批次建设用地9.9050公顷（农用地转用4.6121公顷，征收集体土地9.9050公顷），上述土地中包含了大部分案涉土地。原告李梅槐系新昌县七星街道葫芦岙村村民。2009年起，李梅槐租赁该村其他村民土地种植花木，2014年设立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为建设新昌县石材市场，被告于2018年3月5日发布《通告》二份，要求相关村民于2018年3月10日前到所在村领取青苗处理款，相关村民应当在通告时间内进行对接，逾期不处理青苗的，责任自负。涉及原告苗木的青苗补偿款分别是石材市场项目96326元、搅拌场项目56660元，共计152986元，原告至今尚未领取上述款项。因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清理苗木，被告于2018年3月27日组织人员强制清除了原告经营的花木场上的20亩左右花木。强制清理过程中，被告未对涉案苗木进行妥善整理、保管。针对该行政强制行为，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浙0624行初10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清除原告花木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019年4月19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对该决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新昌县七星街道葫芦岙村各生产队每年领取并向村民发放粮食款，且原告李梅槐收到了预付土地征用费和每年的粮食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系个体工商户，原告李梅槐系该花木场经营者，被告七星街道因强制清理原告李梅槐种植的苗木，被本院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因其苗木损失有权提起赔偿之诉，故原告的主体适格。涉案土地于2001年签订征地协议，2003年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土地征用费以长期逐年兑付的方式支付，同时预付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费和有关补助费。案涉土地中大部分土地已于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后正式完成征收程序。虽然案涉土地签订征地协议、补偿后较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未被正式收回为国有并实际使用，但原告本身系该村村民，事实上已经拿到了预付土地征用费及青苗补偿费，且每年都在领取粮食款，原告据此应当能够预见案涉土地今后将被征收为国有，在明知使用土地存在随时被收回的风险的情况下，仍与该村其他村民就案涉土地签订较长期限的租赁合同，用于种植生长周期较长的苗木，故对于完成征收部分之土地上至苗木损失应认定为属于扩大损失行为，原告自身行为与苗木损失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对清除之苗木未制作清单登记确认，且在庭审中表明不知苗木去向，未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于实际未完成征地批复之小部分土地上之苗木，因土地至今未能完成预征土地后的补救程序，土地性质尚未改变，被告应予赔偿。关于赔偿金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进行举证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被告强制清理苗木时既未经过公证，也没有双方认可的登记记载，且双方当事人均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根据原告提供的2010-2013年花木支出帐及在庭审中陈述的2014-2016年花木种植情况，原告在2010-2016年案涉土地上种植了大量八月桂等苗木，具体品种、数量、大小不清，且苗木被清理之损失无法进行评估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庭审陈述，参考原告提供的花木支出帐、评估报告、原告所在村村民询问情况等在案证据，经征询相关苗木经营、评估专业人员，结合原、被告对损失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被告七星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李梅槐案涉苗木损失60万元。至于原告诉称的赔偿项目中的停产停业损失、维权费用以及苗木赔偿款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诉称的上述损失均不属于因强制清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1.撤销被告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新星赔决字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2.被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梅槐经济损失60万元；3.驳回原告李梅槐的其它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梅槐上诉称：1.案涉土地大部分在2017年7月25日《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后正式完成征收程序，2017年7月25日之前，涉案土地性质未发生改变。2009年起上诉人租赁案涉土地种植花木，2018年3月27日被街道组织人员强制清除，全部损失应当由街道承担。2.针对损失部分，李梅槐已经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损失花木的价格应当按照第三人价格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中的价格进行赔偿。一审法院以鉴定人未到庭参加质询及评估报告未经过现场勘查为由，对该评估报告不予认可。本案中评估机构已经就不能出庭原因向法院作出说明，且法院也未予传票的形式明确评估公司人员必须出庭接受质询。如法院认为需要，可以重新组织鉴定。造成损失无法现场核对的原因在于街道强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街道应当承担不利后果。（2）律师费属于合理维权费用，应当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规定，强推行为对李梅槐正常生活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且从国家赔偿的实际功能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警示与教育。由街道支付律师费用，可以达到救济和体恤受害方及警示教育作用。（3）财产损失的利息应当予以赔偿。财产损失的利息，属于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法裁判（2017）最高法行再5号及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行政机关逾期支付赔偿金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属于直接损失范围。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赔偿金额合计3071312元，包括苗木损失2641312元、停产停业损失240000元，维权费用19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赔偿款利息（自实际侵权发生之日2018年3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街道承担。 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李梅槐原告主体资格显属错误。与行政强制行为有直接权利义务影响的是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李梅槐仅为经营者，与花木场在法律上是两个独立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以新昌县七星街道正广发花木场为赔偿请求人。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错误。苗木清除行为基于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之后的清表工作，属于土地征收行政行为其中一环，非街道的法定职权。3.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小部分土地至今没有完成征地报批程序，没有依据。对于苗木损失，李梅槐一审举证视频资料中能够清晰、直观显示李梅槐在清表现场，故有理由认为李梅槐收集了清表苗木。4.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论述有逻辑矛盾。首先，一审判决认可预征收对于案涉土地有约束力，但又认为同样属于预征收范围内“未补办征地手续”的地上苗木街道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即使需要赔偿，一审确定赔偿金额缺乏依据。一审并未查明苗木种类、数量、大小、价值等客观衡量数据，对于60万元损失的确定缺乏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梅槐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阶段，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新昌县2003年度建设用地（整理）第二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2.土地勘测报告；上述证据证明李梅槐用以种植花木的土地在2003年已经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为国有。上诉人李梅槐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述土地包括李梅槐使用的土地，即使2003年的批文包括李梅槐使用的土地，该批复亦已经失效。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系街道单方委托。 本院认为，对于上述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与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在一审庭审中的举证并陈述“案涉土地2001年已经征收为国有，审批手续是在2017年完成的”明显不一致，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委托并提交的土地勘测报告中没有有权部门注明李梅槐使用土地的位置，故涉案土地被批准征收为国有的时间仍需具体实施土地征收行为的部门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土地上种植的苗木系上诉人李梅槐的合法财产，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在强制清除过程中，未对涉案苗木进行妥善保管，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涉案土地被批准征收确切时间关系到上诉人李梅槐及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在苗木被毁损并造成损失过程中各自的过错程度、相应征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的发放情况的查明以及最后赔偿数额的确定。本案因上诉人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提交了新的证据，导致主要事实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本案发回新昌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谈亚红 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