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12民初1906号 原告：唐某，男，197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吉斌，广西金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午宁，广西金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负责人：唐某连，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唐某福，男，195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辉，男，193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赵某友，男，197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生，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强，男，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1（曾用名唐某德），男，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林，男，196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秀，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孙，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荣（曾用名唐某荣），男，197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唐某堂，男，198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被告：李某卯，男，195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原告唐某诉被告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唐某福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吉斌，被告唐某福、赵某友、唐某生、唐某强、唐某1、唐某林、唐某孙、唐某荣到庭参加诉讼，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鸟门小 组）、唐某辉、唐某秀、唐某堂、李某卯经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有效；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提供祖岭山场林权证书及附图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10月6日，原告唐某与被告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及村民被告代表签订《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鱼塘和部分山场承包给原告经营，范围：村后大鱼塘(东至祖岭，西至小土岭，北至下塘基)和祖岭(东至水牛冲，西至农田一鱼塘，南至木基田喜弟承包田到山顶一线的积水山谷，北至码台农田)，租期30年(2008年10月6日-2038年10月6日)；租金：鱼塘250元/年，山场每年45元/亩；付款方式：按5年为一期交付租金，首次交付租金之日为2009年7月1日，以后的交款日期按此日，原告先交1000元定金，后按实际定植面积为准交够租金。后经临桂区两江林业站工作人员现场勾图测算祖岭承包面积为96亩，2009年7月3日，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祖岭山场第壹期(2009年1月6日-2014年1月6日)租金21600元及鱼塘租金1250元。2018年10月8日，原告向临桂区林业局申请采伐承包山场桉树，因部分被告未向原告提供该山场林权证书及附图，导致临桂区林业局以材料不完善为由，没有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给原告。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在该承包地种植经济林木已经可以采伐，被告不提供承包山场的林权证及附图造成原告合法权益损失，据此，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合同有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唐某福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4.6亩。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 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唐某福”,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的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同时,也没有向村集体交纳过。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以及鸟门村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辩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赵某友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5.8亩。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赵某友”,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写。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上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 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辩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唐某生辩称，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唐某生”,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写。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上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辩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签合同时和老婆在资源打工，回来后发现原告把我承包林地的树砍掉了，就找原告交涉，原告说那是荒田，但是我有土地证，土地证写的是良田地名石头窝，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3.5亩，唐某秀是我的亲弟，家庭里面的有四兄弟，分家后祖岭那块地唐某秀没有了，祖岭那边的地都承包在我名下。《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唐某生”，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原 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 被告唐某强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1亩左右。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唐某强”,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上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辨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辨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唐某1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2.1亩。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处， 山主村民代表“唐某德”,不是答辩人本人签署。本人也不知道这一回事。因为,当时本人在深圳务工(注:《返乡证》证实2008年12月之前,本人一直在深圳务工)不在家。本人既不知道集体土地发包给唐某一事,也不存在本人与唐某之间的交易,即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唐某。该处的“唐某德”签名实系伪造。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也不是唐世雄、唐某福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的落款,都不是其本人签名。综上,无论是因《承包合同》无效,还是因为答辩人没有签字,该《承包合同》对答辩人都没有约束力,答辩人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同时,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6月30日颁发给答辩人的《林权证》临林证字(2010)第27182号(以下简称《林权证》)也进一步证实,答辩人没有将案涉承包山转包给原告。因为所谓的《承包合同》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6日,而《林权证》明确记载案涉的祖岭小班226和小班230以及小班235的林地使用权人及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是唐某1,主要树种分别是:小班226,湿地松,有林地;小班235,杉树,有林地。如果确如原告所说,答辩人已经将案涉承包地转包,则临桂区林业局应该对此有备案登记;同时,《林权证》中的上述三个小班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应该登记内容是:速生桉，有林地。而不是湿地松和杉树,有林地。所以,证实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承包地转包一事。另,原告自始至终也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承包金。这也再次佐证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承包合同。据此,原告向答辩人提出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承包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原告其他诉请。而就原告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之前,就毁灭答辩人的湿地松和杉树并擅自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将在依法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被告唐某林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8亩。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 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处,根本就没有答辩人的签名。而所谓的“唐某林”三个字,是在毫不起眼的、正常落款处下方不自然出现。之所以说是“不自然”出现,一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不是其本应该在的落款处；二是明显不是正常的签名,而是原告不知何时自行添加的。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不是唐世雄、唐某福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的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没有答辨人的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辩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承包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唐某孙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1.9亩。原告对答辩人提出诉请,是在滥用诉权。因为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根本就没有发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根本就没有答辩人的签名。而所谓的“唐某孙”三个字,是在签名为唐冬生旁边不自然出现。之所以说是“不自然”出现,一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不是其本应该在的落款处;二是明显不是正常的签名,而是原告自行 加上的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不是唐世雄、唐某福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的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没有答辩人的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辨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辨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辫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唐某荣辩称，原告使用了我祖岭土地的面积大约14.1亩。所谓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因存在以下情形,所以是无效的。一、《承包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及其诉状所列当事人来看,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除一方为原告外,另一方既有答辩人所属的集体,也有属于答辩人集体组织的其他个人。《承包合同》把不同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利益混同,导致主体间即发包方之间及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区分,不能正确地、完全地履行和享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这不符合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二、《承包合同》最后落款签名处的“唐孑兑荣”,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因此,该《承包合同》明显造假。另,据了解,甲方法人代表“唐世雄”和“唐某福”,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包括其余的山主村民代表落款,也都不是其本人签名。三、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向答辩人交纳过一分钱的承包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土地发承包关系综上,无论是因为《承包合同》上不是答辩人本人签名,还是因为《承包合同》无效,答辩人都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原告唐某对答辨人的诉请,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请。而就原告唐某在没有经过答辩人同意和认可之前,就毁灭答辩人承包地上的林木并进行非法种植的侵权行为,答辩人在核实和评估损失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唐某堂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是经过鸟门村村民集体讨论后自愿才签订的，因此该《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08年10月6日和被答辩人唐某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是经过村民集体讨论通过的，租期30年(2008.10.6--2038.10.6)，租期结束后可延长5年，即到2043年10月6号24时止。发包祖岭四至界限:东至水牛冲，西至农田---鱼塘，南至木基田卢喜弟承包田至山顶一线的积水山谷，北至码台农田。2009年6月30日经两江林业站专业测绘员到祖岭现场勾图，引导勾图的村民是唐某荣、唐某福、李某卯，测得总面积为96亩。租金一次交5年，每年每亩45元，鱼塘每年250元，都有村民的签字和村干部的确认，祖岭96亩林地租金在2009年7月1号全部交给村干部唐某福代发，祖岭村民都已经到唐某福家领了第一个合同期(2009-2014年)的地租，每份地1000元，村鱼塘租金由唐某福保管。2014-2019年和2019-2024年这两个五年的租金被答辩人唐某已经提存到临桂区司法局公证处，司法局工作人员亲自把公正材料交到唐世明和唐某福手上，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家和李某卯家也都领到了三期地租，多退少补，因此该《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答辩人愿意继续履行该合同。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因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结合本案的全部证据以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案件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唐某户籍原登记于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原告上大学后将其户口迁出。2008年10月6日，原告唐某与被告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及唐某福、唐某堂、唐某辉、唐某生、唐某德、唐冬生、赵某友、唐某荣、李某卯、唐某强、唐某秀共同签订《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鱼塘和祖岭山场承包被原告经营，鱼塘范围东至祖岭，西至小土岭，北至下塘基，祖岭范围东至水牛冲，西至农田、鱼 塘，南至木基田喜弟承包田到山顶一线的积水山谷，北至码台农田；租期30年(2008年10月6日-2038年10月6日)；鱼塘租金250元/年，山场租金每年45元/亩，按5年为一期交付租金，首次交付租金之日为2009年7月1日，以后的交款日期按此日，原告先交1000元定金，后按实际定植面积为准交够租金。 合同签订后，原告将租赁土地上原有的松树、杂树除掉，并新种植杉树、桉树，原告报请临桂区两江林业站工作人员现场勾图、测算祖岭承包面积为96亩。2009年7月，原告将租赁祖岭山场第1期(2009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6日期间)租金交给村干部唐某福，由唐某福代发租金。2014年，原、被告因租金问题产生纠纷。2015年5月5日，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谢家村民委员会村干部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调解会上，原告要求被告先交出勾图和林权证后其再交纳租金；被告唐某生提出其租金给够故要求将山场收回不再出租；被告李某卯提出其在合同签字只代表本人，不愿领取承包费的原因是原告将鱼塘和山场混合；被告唐某福提出原告仅将合同最后一页给农户签字；被告唐子兑荣提出其已领取租金1000元，因原告把泥巴推到田里故不愿再出租山场给原告；被告赵某友提出已领取租金1000元；被告唐某强提出已领取租金1000元，不愿再出租；被告唐某林提出已领取租金1000元，不愿再出租；唐世明提出已领取租金1000元，不愿意再出租。经村委调解不成，原告于2015年1月16日将租金17248元提存到司法局公证处，2019年6月18日再次将租金17248元进行了提存。2018年10月，原告向临桂区林业局申请采伐祖岭桉树。临桂区两江镇林业站认为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缺部分林权证书和附图，遂在谢家村委公示栏进行了公示。被告唐某孙等人认为原告未按时交纳租金故不同意原告砍伐树木，并向林业部门提出了异议，林业部门因此未给原告的办理采伐证。原告为此向本院起诉，提出了前述请求。 另查明，案涉租赁物除鱼塘外，祖岭山场均已经承包到户，被告唐某秀与被告唐某生为兄弟，兄弟分家后，祖岭的家庭承包地由被告唐某生承包。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案涉《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争议焦点二、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将林权证书及附图交给原告有无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合同的签订经鸟门村民小组农户在同意发包林地用地决议上签名确认，并经原、被告及时任村干部在合同文本上签名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纳了第一期租金，并在租赁土地上种植了杉树、桉树，由此可见，案涉租赁合同是原告、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已实际使用租赁物十几年，被告亦领取了部分土地租金，原、被告双方均已经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案涉租赁合同已经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本案《山场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租赁期限为30年，该约定违反了法律关于租赁期限不能超过20年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中租赁期限不超过20年的部分，应为有效，合同有效租赁期限为2008年10月6日至2028年10月6日，租赁期限超过20年的部分（即自2028年10月7日以后的部分无效），应属无效。2015年5月5日，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谢家村民委员会村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尽管部分被告表示不愿再出租山场给被告，但案涉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至今并未解除，仍为有效协议。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山场鱼塘承包合同》并未约定该项内容，对原告要求被告提供祖岭山场林权证书及附图给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唐某与被告桂林市临桂区某村民委员会某村民小组、唐某福、赵某友、唐某生、唐某强、唐某1、唐某林、唐某孙、唐某辉、唐某荣、唐某堂、李某卯签订的《山场鱼塘承包合同》有效，有效期间为2008年10月6日至2028年10月6日； 二、驳回原告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某承担。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农丽珍 人民陪审员  谢老俭 人民陪审员  梁承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文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