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7刑终576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碎有，男，1956年12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2019年4月1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宗新，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德瑞，男，1974年3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安徽省颍上县。2019年2月20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庆周、斯陈洁，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邓品，女，1983年3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2019年4月1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倪亚莹，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玉敏，女，1986年10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2019年4月1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斯燕华，浙江靖霖（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岳南，男，1992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安徽省颍上县。2019年4月1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姣，浙江奇合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秀峰，男，1985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2019年4月1日因本案被义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义乌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璜杰，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理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蒋邓品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蒋玉敏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告人张岳南、陈秀峰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20）浙0782刑初17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各被告人，并听取各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蒋碎有、董事长，经营电池生产业务，在经营过程中结识从事废旧电池回收业务的被告人张德瑞，决定共同出资成立公司从事废旧电池回收。2015年3月31日，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陈秀峰出资成立了浙江新生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源公司）。公司成立后由蒋碎有统筹全局，并提供资金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张德瑞负责公司具体事务。蒋碎有安排女儿蒋玉敏进入新生源公司负责公司财务，侄孙女蒋邓品负责公司公关，女婿陈秀峰负责环安卫及电池销售。张德瑞安排其侄子即被告人张岳南进入公司负责销售和市场监管。之后于2016年5月16日成立了具备运输危化品资质的兰溪市顺恒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恒公司），后由陈秀峰负责顺恒公司。 新生源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收购了丽水益球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球公司），后与丽水市绿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绿环）、浙江思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恒公司）、遂昌坤宏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宏公司）、缙云天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公司），浙江绿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鼎公司）5家公司联系共商联合经营事宜，提出避免恶性竞争，一致对外的理念。最终在张德瑞的主持下，各家公司达成合意，由张德瑞出资收购思恒公司，沈昌英出资承包天顺公司一年的经营权，绿鼎公司因内部股东调整暂不参加联盟，后张德瑞以益球公司和思恒公司、沈昌英以坤宏公司和天顺公司、石珺以丽水绿环为成员公司组建“丽水联盟”。2017年6月22日三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丽水联盟”（亦称丽水委员会）成立，同时组建了“市场监管部”，对不与“丽水联盟”合作的商户采用拦截、举报等方式进行打击。2018年7月，张德瑞、石珺又吸纳丽水金聚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秀杰和股东吴必正、陈正敏，天顺公司实际经营人祝俊阳、绿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文林和员工黄邦加入联盟，进一步壮大了“丽水联盟”的势力。 2018年5月左右，因金华地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新生源公司为了能够垄断金华市场，张德瑞指使戴连兵负责金华地区的市场监管，并要求其招募人员成立“市场监管部”。根据张德瑞的指示，戴连兵在社会上招募了章幸君、马利荣、吴浩、蔡建良4人加入“市场监管部”，在张德瑞的指使下，通过滋扰、监视、举报等方式打压金华地区其他废旧电池回收公司。迫于压力，浦江昌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某及浦江鼎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0、东阳瑞恒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庆红、金华洁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创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淮政、金华绿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绿环）法定代表人陈勋等5家公司接受张德瑞的提议，与新生源公司一起组建“金华战略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华委员会”）。2018年9月10日张德瑞召集钟某、陈庆红，周淮政、张某10等人商议达成合作协议，正式成立了“金华委员会”。陈勋因当时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于2018年11月18日才携同投资人黄涛正式加入。该委员会成立以后，继续招募更多社会闲散人员进入“市场监管部”。该组织形成了以蒋碎有、张德瑞为组织、领导者，蒋邓品、张岳南、石珺、蒋玉敏为骨干成员，陈秀峰、陈庆红、张某10、周淮政、陈勋、黄涛、钟某、沈昌英、祝俊阳、周文林、吴秀杰、吴必正、陈正敏、黄邦、戴连兵、李慧灵为其他积极参加人员，章幸君、陈伟军、孙昱昊、朱某2、叶小军、蔡建良、翁树平、张尚志、陶典强、陈朝文、何佳、马利荣、何国芳、范盛智、吴浩、孙建芳、陈英望、金厚俊、徐海波、刘丽燕、李威风、陈红卫为一般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成立后，内部层次分明，实行公司化管理。张德瑞全权负责日常事务，对蒋碎有负责，并向骨干成员发号施令，对成员进行逐层管理。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每次开会均要形成会议纪要，并由各个参会成员签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时不能以公司或委员会的名义，要自称是“环保志愿者”；对于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要称之为劝阻、引导；要听从指挥，逐级汇报；谈判工作要由股东出面等。由组织统一购买车辆、GPS等作案工具；统一租房，统一行动；组织成员出事的，由组织出面给予补偿，建立举报奖励制度，有效维护了组织内部的稳定。 该组织成立以后，指使招募的“市场监管”人员采用跟踪、蹲守、围堵、拦截、举报、诱骗等手段逼迫金华、丽水等地废旧电池经营户将其收购的货物以低价卖给联盟或委员会，同时打击、排挤外来经营户进入丽水、金华市场，达到垄断市场、控制价格的目的。 该组织“以商养黑”，涉及的“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立时均由被整合的各公司出资共同经营，“丽水联盟”6家公司共出资240余万元，“金华委员会”各公司按照比例出资共计1000余万元，具有经济实力，统一财务用于购买车辆、GPS等作案工具，支付“市场监管”人员的工资，维持“市场监管”的常态化运转。该组织还“以黑护商”，通过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垄断市场、控制价格，低价进高价出，进而牟取利益，所得利益按各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该组织存续期间实施强迫交易15起，交易金额达五千余万元；寻衅滋事21起；敲诈勒索2起；另有蹲守、安装GPS、拦截、举报等违法事实。该组织通过长期、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排挤一部分不具有资质的收购者，“收编”一部分没有资质的废旧电池回收人员，在金华、丽水地区形成行业内从业人员心理强制，不敢举报，在当地废旧电池回收领域内，形成非法控制、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一、强迫交易部分 1、2017年6月22日，当时负责市场监管的沈昌英得知被害人张某1在丽水缙云壶镇收购废旧电瓶，沈昌英向石珺通报后和石珺、陈伟军等人先后赶往缙云壶镇。碰面后，上述人员分组寻找张某1车辆踪迹。被害人张某1在丽水缙云壶镇收购废旧电池后准备返回台州，在途经缙云县东方镇时，被在此守候的陈伟军和沈昌英发现，陈伟军驾车从后方超过张某1驾驶的货车，斜插在货车前方将其逼停。之后石珺等人闻讯赶到后，石珺当场威胁张某1如不把货卖给他们就举报至环保部门。被害人张某1在石珺等人押送下将货拉至丽水绿环公司，被迫签订承诺书，将4.99吨废旧电池以每吨5000元价格出售。 2、2017年7月10日上午10时许，被害人陆某和其妻子王某2将回收的电瓶装至车上，向永康方向行驶，陈伟军和石珺一路跟踪。行驶至缙云县××街镇××道时，陈伟军和石珺加速至被害人陆某车前将其逼停，下车后以举报相威胁。被害人陆某被迫将车上2.4吨废旧电瓶以每吨5000元卖给丽水绿环公司，仅获款12000元。 3、2017年7月11日，被害人朱某1和张某2夫妇驾驶赣ＥＣ××××货车在丽水龙泉收购废旧电瓶后准备返回江西，被“丽水联盟”市场监管人员驾车拦截，并以举报相威胁。被害人朱某1被迫以每吨3000元的价格将10.569吨废旧电瓶出售给丽水绿环公司，仅收款34170元。 4、2017年7月，被告人张德瑞和沈昌英、石珺等人已组建“丽水联盟”。某日，金华绿环公司业务员董某1到丽水缙云县××吨左右废旧电池，被“丽水联盟”市场监管人员发现并向石珺汇报。石珺与陈勋联系后，当时陈勋正受到张德瑞打压，为了不牵连公司，陈勋要求董某1将货物按照丽水绿环公司要求的价格出售。董某1迫于两边压力最终以比金华市场每吨低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丽水绿环公司。 5、2017年8月，被害人张某3、张某4、吕某三人合伙雇佣驾驶员将收购的废旧电瓶运往江西出售，行至衢州市开化县与江西交界处江山高速出口时，被7人驾驶的4辆轿车围堵拦下。被害人张某4、吕某闻讯到达后，被迫按照对方要求将32吨废旧电瓶以450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衢州欧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仅获款141435元，差价利润由新生源公司收取。 6、2018年3月24日中午，张尚志按照石珺指示，与刘丽燕前往丽水龙泉炉田工业区寻找被害人张某5的车辆。到达后，张尚志了解到张某5到多个店铺收购废旧电瓶后会集中装到一蓝色箱式货车上，遂将该情况向石珺汇报并在该货车边监视，随后陈伟军、徐海波以及另外三名男子驾驶两辆车赶到现场一同蹲守。期间，刘丽燕离开。当晚8、9点左右，张某5驾驶赣Ｅ9××××面包车将从丽水龙泉收购的3吨左右废旧电池运回炉田工业区时，被张尚志、陈伟军、徐海波等人驾车拦截逼停，陈伟军威胁如不将货物卖给丽水公司就会举报。张某5被迫同意并在陈伟军、张尚志等人押送下到达思恒公司，由刘丽燕对该批货物进行称重，被害人张某5被迫以每吨3000元价格将3.055吨废旧电瓶出售。 7、2018年3月29日，被害人张某6驾驶浙ＨＥ××××厢式货车至丽水市遂昌县绿驹电动车行等店铺收购废旧电瓶，陈伟军发现后向石珺汇报，两人汇合后，陈伟军即驾车加速超过张某6驾驶的货车将其逼停，石珺则以举报相威胁要求张某6将电瓶卖给丽水公司。张某6被迫以每吨5000元的价格将6.13吨废旧电瓶卖给益球公司，仅收款30650元。张某6此事后便退出废旧电池回收行业，前往江苏另谋出路。 8、因被害人张某7、张某8、马某1、魏某1不愿挂靠新生源公司，被告人张德瑞遂指使戴连兵对上述被害人进行打压。戴连兵遂带领章幸君、盛有飞、翁林兵从2018年3月下旬开始，在张某7、张某8、马某1、魏某1居住的东阳市兴平××村附近不间断以蹲守监视方式进行滋扰。2018年4月某日下午，戴连兵、章幸君、盛有飞、翁林兵等人再次到成家里村蹲守，被张某7、张某8、马某1、马某1家属发现，双方发生纠纷，后民警到场后将戴连兵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2018年4月某日，章幸君、翁林兵、盛有飞在东阳迎宾大道发现张某8在回收废旧电瓶，便一路跟踪至成家里村附近，期间翁林兵向环保、运管举报，后张某7的车辆和收购的废旧电瓶被环保部门拦下并被带至东阳瑞恒公司。事后，张某7因无法忍受戴连兵等人打压，最终退出废旧电池回收行业。 9、被告人张德瑞为迫使钟某与其合作，指使戴连兵安排人员在钟某的昌顺公司门口附近进行不间断滋扰。吴浩、马利荣、蔡建良和章幸君等人根据戴连兵的安排，自2018年6月起分两组多次对钟某的昌顺公司轮流进行监视和举报。同年7月9日，吴浩、章幸君、马利荣、蔡建良等人再次驾车到钟某公司门口蹲守被发现。钟某忍无可忍，遂驾车撞击吴浩等人的车辆，并殴打章幸君等人。此后双方人员被带入派出所，为免于法律责任，钟某被迫同意加入“金华委员会”并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被撞车辆。为此，同年7月11日，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等公司高层在兰溪宴请吴浩、戴连兵、章幸君、马利荣、蔡建良等人。 10、被告人张德瑞为迫使张某10与其合作，指使戴连兵安排人员在张某10的鼎通公司门口附近不断进行滋扰。从2018年4月开始，吴浩、马利荣、蔡建良和章幸君分组多次对张某10的鼎通公司进行监视和举报。2018年4月13日15时许，戴连兵再次安排蔡建良、章幸君和翁某等人驾车前去蹲守。鼎通公司员工吴某忍无可忍，遂驾驶浙Ｇ6××××白色广本轿车撞向翁某驾驶的浙ＧＵ××××白色众泰轿车。撞车后翁某报警，郑宅派出所出警后以交通事故移交郑宅交警中队处理。撞车事件之后，戴连兵继续安排章幸君、蔡建良、吴浩等人对鼎通公司持续监视和举报。因为被告人张德瑞的打压，鼎通公司难以正常经营，张某10在钟某的劝说下，最终被迫加入“金华委员会”。 11、2018年9月12日左右，张某10得知义乌市五叉路口的“老金配件批发部”不愿将废旧电瓶卖给委员会业务员，准备卖给被害人贾某，遂要求陈庆红、周淮政安排人员跟踪拦截。9月12日、13日、14日，陈庆红安排陈英望，周淮政安排金厚俊于每日6时至9时对该店铺进行蹲守监视。9月15日，被害人贾某驾驶浙ＤＪ××××到义乌五叉路口“老金配件批发部”收购废旧电瓶后准备返回诸暨，途经机场路辅道与柳青路岔口时，被戴连兵、蔡建良、章幸君和马利荣驾车拦截逼停。随后章幸君、戴连兵、蔡建良、金厚俊、陈庆红、马利荣、周淮政等人将被害人贾某及其车辆围住，由陈庆红出面“谈判”，被害人贾某被迫答应将货物卖给“金华委员会”。后在陈庆红等人押送下，贾某将货车开至鼎通公司，以51275元的价格将收购的废旧电瓶出售。 12、2018年10月7日，戴连兵得知委员会业务员张某9违反委员会规定收购废旧电瓶，将情况告知陈庆红。当日20时许，陈庆红、陈英望、陈朝文、周淮政和金厚俊赶往东阳张某9装货地点，在发现被害人张某9的浙ＧＥ××××江淮货车后，陈庆红和周淮政安排陈英望、陈朝文、金厚俊三人进行蹲守，待装货完成后拦截。次日4时许，被害人张某9与史某驾驶浙ＧＥ××××江淮货车行驶至东阳学士路与江滨路交叉口时，被一路跟踪的陈英望、陈朝文、金厚俊驾车拦截，将货车逼停后，前来增援的叶小军和蔡建良赶到现场，由金厚俊打电话向环保、运管部门举报。期间，张某9被要求将货物卖到东阳瑞恒公司。后东阳运管部门于当日6时许到达现场将车辆扣押，并于2018年10月18日对张某9处罚款3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车上2.3吨货物由张某9老乡运至东阳瑞恒公司以17380元价格出售。 13、2018年12月7日，被害人金某1与其堂兄金某4驾驶浙Ｃ牌照银灰色五菱小货车在丽水温溪镇安定西路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回收电瓶时被朱某2、范盛智发现，两人对其车辆进行拍照后向石珺和章幸君汇报，后按照指示将车辆看住，不准对方卸货。金某1见状打电话向石珺求情，后被迫按照石珺要求，在朱某2、范盛智押送下到达丽水绿环公司，张尚志和一名男子在公司内负责接应，金某1的车辆和电瓶被扣在绿环公司近一周。2018年12月13日，金某1、金某4前往绿环公司协商，被告人张德瑞和石珺、祝俊阳、蒋邓品、李慧灵均在场，后金某1被迫以每吨2000元的价格将2吨左右电瓶卖给丽水绿环公司，仅获款4130元。 14、2018年12月15日，被害人魏某2在运输废旧电瓶途中被戴连兵举报，后环保部门经调查后告知戴连兵魏某2手续齐全。戴连兵仍不甘心，向张德瑞汇报后继续安排人员在魏某2所在金华杨宅村住处滋扰、举报。后王某5劝说魏某2加入“金华委员会”，否则张德瑞会派人每日监视、举报，无法正常经营。12月16日，魏某2被迫前往兰溪新生源公司签订合同。12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魏某2因未及时将自己货车上原有废旧电瓶卖给委员会，再次被举报。12月21日，魏某2将九吨左右货物以83732元价格卖给委员会，并被从货款中直接扣除5万元作为加入委员会的保证金，魏某2仅收到货款33732元。 15、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金华委员会”、“丽水联盟”利用“打非”形成的威慑力，以拦截、举报相威胁，迫使在金华、丽水等地从事废旧电瓶回收经营的张某9、付某2、韩某2、李某1、马某1、张某8、王某3、秦某2、秦某1、张某11、郑某1、李金本、宋某、万常意向该组织交纳保证金3-5万元。上述人员被迫将回收的废旧电瓶以共计52710617元出售给该组织。 二、寻衅滋事部分 1、2017年12月，徐海波在缙云发现被害人董某1在回收废旧电瓶，遂向“丽水联盟”汇报，被告人蒋邓品在微信群中将该情况通报，徐海波随后驾车跟踪。董某1发现后加速行驶，被徐海波超车逼停。后陈伟军和沈昌英到达现场，徐海波到董某1车上拔钥匙，双方发生争执。徐海波对董某1进行殴打，后董某1报警，双方被带至黄碧街派出所进行调解。 2、2018年4月2日，被害人李某1驾驶浙ＤＧ××××货车前往东阳江北街道山口村雅迪电瓶店回收电瓶，戴连兵发现后一路跟踪至东阳山口村，并在微信群中发送定位。后章幸君、翁林兵、盛有飞、戴连兵将被害人李某1货车拦下，以环保志愿者名义用手机对李某1货车进行拍照，并要求被害人李某1出示相关手续。被害人李某1以有鼎通公司授权为由拒绝。后戴连兵向环保、路政部门举报，双方僵持过程中，李某1趁戴连兵挪车之际逃离。戴连兵、章幸君、翁林兵、盛有飞等人驾车追赶。 3、被告人张德瑞为了打压同行，指使戴连兵对金华绿环公司进行监视、举报。2018年5月15日，戴连兵电话联系金华绿环公司业务员魏某2骗称有废旧电瓶出售，后又联系“石头”，称有买家前来交易。5月16日上午8时许，魏某2按照戴连兵提供的地址来到兰溪殡仪馆边附近一水库边，以13308元的价格从“石头”处收购了60只电瓶后离开。戴连兵随即将魏某2用普通货车运输废旧电瓶的情况举报至兰溪运管部门，魏某2行至马公滩路段时被运管部门查获。 4、2018年9月3日，被害人邓某驾驶浙ＣＶ××××银灰货车在丽水青田县××镇××吨废旧电瓶和一些报废电瓶车，后途经××镇××村××国道路边，被吴秀杰、陈正敏、吴必正、薛丰拦截。陈正敏向环保、路政举报后，与吴秀杰、吴必正、薛丰将邓某及电瓶押送至吴秀杰公司内，后环保部门人员到达公司对邓某作出处罚。 5、2018年9月13日晚上7点多，被害人董某2、其父董某3和表哥焦存东驾驶皖ＳＫ××××货车前往丽水市高铁站旁与莲都区一经营废旧电池店铺老板交易，石珺遂通知祝俊阳前往拦截。当晚24时许，董某2收完货往温州方向驾车离开，祝俊阳和祝俊杰一路跟踪。9月14日凌晨1时许，董某2三人途经丽水市青田县船寮镇330省道一红绿灯路口，祝俊阳、祝俊杰驾车到董某2的货车左侧，自称系路政工作人员让董某2停车接受检查。董某2生疑未理会，祝俊阳遂下车，攀爬至皖ＳＫ××××货车驾驶室门口，欲抢夺车钥匙。董某2见状和父亲董某3下车阻止，同时让焦存东先驾车离开。祝俊杰开本田车堵截。为让焦存东顺利离开，董某2至本田车旁抢夺车钥匙未成，便趴在本田轿车的引擎盖上阻止祝俊杰继续拦截，祝俊杰驾车顶着董某2，在一转弯处将董某2甩下后继续追赶皖ＳＫ××××货车，后董某2报警。 6、2018年9月13日，被害人燕某驾驶浙ＫＢ××××平板货车在丽水、青田等地收购废旧电瓶后，次日凌晨1时许，将车停放在青田县腊口镇330国道高坟岗村85号院内时，被跟踪前来的石珺及另外两名男子驾车将大院门口堵住，并称是环保志愿者，后又陆续有4辆车来到将院子围堵住。天亮后，吴秀杰、吴必正、陈正敏到达现场，随后环保局工作人员到场将电瓶和车暂扣在腊口交警队。 7、2018年9月下旬，陈庆红提出在义乌苏溪、大陈、廿三里等地时常有诸暨和萧山的商户前来收购废旧电瓶。随即周淮政向戴连兵提供一批诸暨、萧山商户的手机号码，并指使戴连兵将对方骗至义乌来收购电瓶，在交易完成后拦截对方。2018年10月6日，戴连兵联系了被害人陈某，并于10月7日安排蔡建良从瑞恒公司仓库中提出废旧电瓶运至苏溪工业园区与陈某约定的交易地点。陈庆红则召集陈英望、叶小军、何佳、陶典强、金厚俊等人到约定地点守候。下午1时许，陈某驾驶浙ＡＰＵ3**金杯车，被害人韩某1和王某1驾驶浙Ｇ61Ｂ**金杯车到达后，以5.2万元左右的价格向蔡建良收购了6吨左右废旧电池。交易后陈某等3人驾车返回，在途经苏溪规划二路附近时，被陈英望、叶小军、何佳、陶典强、金厚俊驾车拦截逼停。随后陈庆红出面与陈某“谈判”，并暗示对方将货物卖给委员会。后因谈判不成，陈庆红便让金厚俊报警并向义乌市环保局举报。陈某后被罚款2万元。 8、2018年10月27日，被害人马某2驾驶浙Ｊ1××××普通货车在丽水青田县温溪镇收购废旧电池时，被翁树平、章幸君发现，二人对其货车车牌、货物等进行拍照，并逼迫马某2签署保证书，威胁马某2不准再到丽水地区回收废旧电瓶。 9、2018年11月10日，被害人张某5驾驶赣Ｅ9××××普通小货车在丽水庆元以9000多元每吨的单价收购了1吨左右电池。当日15时许，张某5驾驶车驶出庆元城区时，被章幸君、翁树平、叶小军、李达驾驶的两辆黑色伊兰特轿车拦截逼停，后4人下车将张某5车辆后备箱打开并拍照，之后要求张某5将货拉到丽水绿环出售。张某5不从，章幸君等人便报警并向环保部门举报。 10、2018年11月16日13时许，被害人袁某驾驶浙Ｇ17Ｐ**货车在金华鞋塘镇五星钻豹电动车行收购电动车架和废旧电瓶时被正在此处“巡逻”的叶小军发现。叶小军在微信群中将该情况汇报，戴连兵回复“有电瓶的话跟踪，多的话拦截”，后蔡建良驾车也一同前往跟踪该车。袁某在行车途中收到被跟踪拍照的消息后，立即电话联系新生源公司业务员，向其保证以后不再回收废旧电瓶，戴连兵才通知叶小军等人不再跟踪。 11、2018年11月24日10时许，被害人江某驾驶浙ＧＥ××××白色依维柯准备前往杭州宝德银业销售电瓶，途经兰溪××街道××道时，被戴连兵、叶小军、蔡建良、孙昱昊、孙建芳驾驶的4辆车拦截逼停。上述人以举报相威胁，迫使江某答应将货物卖给新生源公司。后被害人江某夫妻被押送至兰溪游埠镇工业区新生源公司，被害人江某趁人不备开车逃走。 12、2018年11月27日，被害人贾某驾驶浙ＤＪ××××到义乌市佛堂镇收购废旧电瓶，因其车上被安装ＧＰＳ，随即被戴连兵等人发现，在其驾车途经××镇××村附近时，遭到戴连兵拦截，贾某加速摆脱对方，期间导致车上一油杯破损车辆无法启动，停在路边。后孙昱昊、蔡建良、叶小军、陈英望、陈庆红等人接到戴连兵通知陆续赶到现场，后因谈判未成，蔡建良和叶小军报警并向环保部门举报，出警民警检查贾某手续后将其放行。 13、2018年12月1日晚，被害人张某1驾驶红色浙ＪＫ××××货车在丽水缙云县壶镇收购废旧电池，戴连兵得知后通知何国芳等人前往拦截。张某1行至壶镇派出所路段时被何佳、何国芳、章幸君、翁树平驾车斜插到前方逼停。后张某1报警，章幸君亦向环保部门举报。 14、2018年12月3日，被害人江某驾车行驶在330国道上，戴连兵、蔡建良、叶小军、孙昱昊和孙建芳一路跟踪并驾车拦截将其逼停。后上述5人驾驶3辆车押送江某沿330国道行驶，途经杭金衢高速口时，江某驾车加速冲向高速路口求助，蔡建良即上前抢夺方向盘进行阻挠，进而导致车辆失控。叶小军见状驾车上前拦截，导致两车相撞。 15、2018年12月5日，被害人马某2在青田县××镇××村回收旧电瓶时，朱某2和范盛智驾车通过定位器一路跟踪至××镇××村××电瓶车行门口，发现被害人马某2货车上有二三十只电瓶，被害人马某2看到范盛智和朱某2在跟踪蹲守，遂将车上电瓶还给电动车行，后范盛智、朱某2上前以举报为由对被害人马某2进行警告威胁。 16、因被害人魏某2拒绝加入金华委员会，张德瑞遂指使戴连兵对其进行打压。2018年12月15日，戴连兵得知魏某2收购了一车废旧电瓶，遂带领孙昱昊、孙建芳、蔡建良、叶小军赶往魏某2存货地点，并安排人员将杨宅村路口堵住，随后将魏某2违规收购废旧电瓶的情况向金东区环保局举报。因魏某2提前得到消息并从他处拿到新生源公司的转移联单而未被环保部门处罚。戴连兵向张德瑞汇报后，张德瑞指示戴连兵对魏某2装有废旧电瓶的车辆进行拍照，并继续监视、举报。 17、2018年12月16日上午8时许，被害人李某2驾驶浙ＧＮ××××东风牌小货车，从永康市至丽水市缙云县××镇收购废旧电瓶车架及电瓶后于11时许准备返回永康，行至接近与永康交界处时停车捡取车上掉落的物品，被章幸君、翁树平驾车斜插在货车前方拦下，并对货车内物品拍摄视频、照片，且自称是政府打非工作人员，要求其签署不得收购废旧电瓶的承诺书，威胁如再次发现将要罚款，并对李某2的驾驶证、身份信息等进行拍照。 18、因被害人江某逃跑之事激怒被告人张德瑞，被告人张德瑞遂指使戴连兵对江某住处进行滋扰。2018年12月11日至31日期间，戴连兵安排蔡建良、叶小军等人到江某在金东区杨宅村的住处蹲守、监视并安装ＧＰＳ跟踪，导致江某无法正常生活。12月22日至24日，李威风在江某家附近蹲守。12月24日12时许，江某妻子孙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驾驶电瓶车撞向李威风驾驶的红色标致车尾部。戴连兵闻讯赶至现场，双方发生争执，被多湖派出所民警带回调解。 19、2019年1月8日，被害人彭某1驾驶货车在丽水市青田县收购废旧电瓶，途经青田县××镇××路××电瓶车店门口时，被叶小军、范盛智驾车横插到货车前方逼停，强行对货车内货物进行检查，随后蔡建良、朱某2赶到现场，4人按照戴连兵指示要求彭某1不得再到丽水回收废旧电池，并逼迫其签署保证书。 20、2019年1月12日，被害人贾某驾驶浙ＤＪ××××车从浙江嵊州收购废旧电瓶后返回诸暨，途经义乌时被戴连兵发现，戴连兵遂联系章幸君、翁树平、李威风、孙建芳前往拦截。并在义乌市××镇××路××道复线岔口处将被害人贾某逼停。后贾某报警，苏溪派出所出警到达现场，戴连兵等人自称是环保志愿者，举报该车辆违规收购废旧电瓶。民警在查看贾某有合法手续后放行，并明确告知戴连兵等人拦截他人车辆系违法行为。被害人贾某在民警离开后驾车驶离两个路口，戴连兵、章幸君、翁树平、李威风、孙建芳等人又将贾某驾驶的车辆拦截，贾某不得已再次报警，民警到场后再次批评教育了戴连兵等人，并护送被害人贾某离开。 21、因东阳宇锋电动车行不愿将废旧电瓶卖给“金华委员会”，戴连兵遂安排章幸君、翁树平、孙昱昊、孙建芳、李威风，于2019年1月17日开始在该电动车行附近轮流蹲守监视，准备拦截前来该车行收购废旧电瓶的商户。直到1月22日下午4时许，章幸君和翁树平发现被害人金某3前来收购电瓶，遂向戴连兵汇报。因金某3一次无法运完，故先装100个电瓶运至义乌市后湖村的物流点卸货，章幸君和翁树平一路跟踪，随后戴连兵驾车赶到并报警和向环保部门举报，金某3在卸完货后再次返回宇锋电动车店里装载剩余电瓶，准备返回义乌物流点时被环保部门及民警拦下。 三、敲诈勒索部分 1、2017年8月3日，被害人金某2、贺某驾车在丽水回收完电池后开车至温溪高速口时，沈昌英带人拦截，后沈昌英以向环保部门举报相威胁。被害人金某2、贺某遂通过王某6向石珺求情，后沈昌英同意放行，但必须要给参与拦截的市场监管人员5000元辛苦费。后经协商，被害人金某2、贺某转账给沈昌英等人4000元钱后方被放行。 2、2018年10月某日，戴连兵安排何佳、翁树平假冒商户联系江西籍废旧电瓶回收商曾某1，称有废旧电瓶出售，双方约定10月31日到兰溪收货。10月31日中午，戴连兵安排人员从新生源公司装载6吨废旧电瓶至约定地点，后通知陈朝文、金厚俊、范盛智、陶典强、何国芳、章幸君、叶小军、蔡建良、孙昱昊、陈英望等人在交易地点附近等候。22时许，曾某1等3人到约定地点与何佳、翁树平完成交易支付7万元货款，后曾某1驾车行至金华市罗埠镇时，戴连兵等人将曾某1车辆逼停。后被告人张岳南、蒋邓品赶至现场逼迫曾某1将收购货物运至新生源公司出售，否则将向环保、路政部门举报。曾某1被迫答应对方条件。次日，被告人张德瑞、张岳南出面与被害人曾某1等人商谈收购价格，最终逼迫曾某1以每吨2500元价格的低价将货物卖给新生源公司，并由被告人蒋玉敏支付货款20087元。 被告人张德瑞于2019年2月20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蒋碎有、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于2019年4月1日被抓获归案。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处共计扣押人民币1279238.1元；从本案涉及各公司扣押浙Ｇ9××××黑色现代轿车、浙ＧＳ××××蓝色马自达轿车、浙Ｇ1××××红色标致轿车、浙ＧＢ××××白色起亚轿车、危险品货车车头8个、车斗10个、危险品运输车31辆、叉车5辆、货车5辆、铁柜232个、铁斗55个、存储箱45个、电池数吨；扣押被告人蒋玉敏手机1只、电脑1台、被告人张岳南手机3只、被告人陈秀峰手机1只；查封、扣押了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房产、车辆等。 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款和第五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项和第（五）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蒋碎有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张德瑞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蒋邓品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八万元；四、被告人蒋玉敏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五、被告人张岳南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六、被告人陈秀峰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七、扣押在案的现金共计1279238.1元退赔被害人贺某4000元、被害人曾某149913元，余额1225325.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作案工具浙Ｇ9××××黑色现代轿车、浙ＧＳ××××蓝色马自达轿车、浙Ｇ1××××红色标致轿车、浙ＧＢ××××白色起亚轿车、危险品货车车头8个、车斗10个、危险品运输车31辆、叉车5辆、货车5辆、铁柜232个、铁斗55个、存储箱45个、电池数吨、蒋玉敏手机1只、电脑1台、张岳南手机3只、陈秀峰手机1只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查封、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其他财物、房产、车辆等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依法处理。 被告人蒋碎有上诉提出：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其对新生源公司、“金华委员会”有组织、领导作用。1、其只在2015下半年新生原公司成立时投资了180万元，之后又借给新生源公司1000多万元用于购买危化品车，未参与管理新生源公司具体业务，也未担任任何职务，偶尔会陪领导参观新生源公司，有时作为投资人参加公司管理者会议，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其“统筹全局”、“为新生源公司提供资金与社会资源的支持”等情况。2、其对“金华委员会”的情况一概不知，也未参与任何活动，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金华委员会’成立以后，张德瑞全权负责日常事务，对蒋碎有负责”的情况。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蒋玉敏、陈秀峰向其汇报新生源公司、“金华委员会”、张德瑞的相关经营情况及“市场监管”行为。其只是为了保证投资的回报，让蒋玉敏发过几次新生源公司的财务账单，及由于新生源公司长期亏损，介绍女婿陈秀峰到新生源公司工作，他们都未向其汇报新生源公司或“金华委员会”的任何情况。二、一审判决曲解证据，无视其辩解，错误认定其支持构成违法犯罪的“市场监管”行为。1、其在微信中发给蒋玉敏一句“加大监管力度”，是告诉她在财务上加大监管力度，而不是“市场监管”。另外，其在新生源公司开会时说“浦江监管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发现浦江有业务员从新生源公司辞职后，仍拿着公司的转移单在外面非法回收，导致新生源公司被罚款，是说对这情况要监管。2、一审判决认定“在张某10、钟某撞车事件后，被告人蒋碎有安排宴请相关市场监管人员以安抚情绪、提振精神。”事实是其有一天在饭店吃饭，正好碰到张德瑞他们在聚餐，于是过去敬了两杯酒，仅此而已。一审判决还认定“在江某逃跑事件中，被告人蒋碎有怒斥张德瑞，要求张德瑞把人追回来，并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事实是那段时间新生源公司管理很混乱，其投资了钱，但张德瑞说一直亏损，没有分红，所以打电话给张德瑞发了火。三、其作为投资人，自认为要对强迫交易负责。因为其有听说张德瑞带人去拦截非法回收废旧电池的人及车，为此说过他，可张德瑞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其没再坚持，没有及时撤资，撇清关系。为此，新生源公司如果实施了强迫别人卖废旧电池的强迫交易行为，其有责任，对此认罪，但对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不认罪。综上，其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还其一个公道。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被告人蒋碎有对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均无控制力、未实施组织、领导行为，且“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等均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蒋碎有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本案全案仅涉及强迫交易一罪，不涉及其他犯罪。理由为：1、从主观故意上看，不论是“丽水联盟”还是“金华委员会”及各公司相关人员，主观上都是为了抢占市场，行为目的在于逼迫相关竞争者退出市场，强迫竞争者把废旧电池卖给“丽水联盟”或“金华委员会”，以及强迫他们加入委员会从事相关业务，都是基于强迫交易的目的。2、从客观行为看，“丽水联盟”及“金华委员会”的各行为人，在客观上都是采用拦截、劝说、举报或以举报相威胁的方法，手段一致。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本案所实施的全部行为，均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部分。第15起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因为委员会与各业务员签订合作协议是合法的，不属于强迫交易，一审判决错将法律对个体回收者的强制性规定认定为“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员单位对个体回收者的强迫，错将原本就是“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员单位的业务员自愿依约卖给成员单位的废旧电池认定为强犯交易的犯罪数额。四、一审判决认定的寻衅滋事罪部分。其中第3、6、10、15、16、18、21起只有举报、跟踪、蹲守、劝说等行为，没有暴力、威胁行为，不属于寻衅滋事行为，也不构成任何犯罪。第1、2、4、5、7、8、9、11、12、13、14、17、19、20起因均出于一个强迫交易的犯罪故意，最多认定为强迫交易，其中第8、17、19起系既遂，其余均系未遂，应并入强迫交易一罪处断。五、一审判决认定的敲诈勒索部分。第1起至多构成强迫交易罪，若认定沈昌英构成敲诈勒索罪，也系其实行过限，与“丽水联盟”及与蒋碎有无关。第2起构成强迫交易罪，应以强迫交易罪处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被告人蒋碎有变更罪名为强迫交易罪，并认定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德瑞上诉提出：一、其不是“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组织牵头、领导者。“丽水联盟”是沈昌英牵头成立的，“金华委员会”是钟某组织牵头成立的。其也不是这两个组织的领导者，因为“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的性质是企业协会合作的一种模式，没有集中化的权威控制，没有绝对领导者，各成员单位地位平等，分工负责。二、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1、暴力性特征不明显。在所有市场劝阻引导事件中，未发生有暴力行为的情况。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避免正规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并非为了打压同行、控制商户和垄断市场。2、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的行为未影响到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合法者的经营，且对废旧电池收集没有定价控制权，所劝阻引导的对象都是违法经营者，他们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污染了环境，不该受到法律保护，国家及政府执法部门鼓励、支持举报这些违法行为，蹲守、拦截是为了及时取证。3、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在实际运营中没有“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在委员会成立前，各成员公司已经合法经营几年，不能以委员会几个月的行为否定几年的合法经营，且涉案废旧电池回收数量只占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总收集量的0.2%，产生的利润不超过总利润的1.5%，新生源公司购买合法合规的运输车辆早在劝阻引导之前，不应理解为“以商养黑”。4、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即使构成犯罪也是单位犯罪。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部分。第1、3、6、11起是他们自愿交易的行为，交易前均写过自愿出售的真实字据，并非强迫交易，收集的价格也是市场正常价格，拿到钱少是因为对他们的违法经营进行了处罚。第2、5、7、12起中因为他们是公司的合作收集人员，对于他们的处罚符合公司奖罚制度，而非强迫交易。第4、8、9、10、13、14、15起均不构成强迫交易。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寻衅滋事罪部分。本案中的“市场监管”行为并非无事生非，而是针对非法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跟踪、拦停、取证、劝阻、引导、举报的正义行为，是在维持企业生存，保护环境，同时也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该举报行为是受政府鼓励、支持的，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四、一审判决认定的敲诈勒索罪部分。其对该2起敲诈勒索事件均不知情，也从未支持过该类行为，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不应该由其承担。因为新生源公司及委员会在劝阻引导人员成立前，就制定过奖罚制度，明确规定任何人在市场劝阻引导过程中不能有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及“钓鱼”行为发生，出现问题自行承担。第2起中，其仅是事后按照公司收集员工的奖罚制度处罚了他，货物还是按市场价格收集的。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被告人张德瑞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案所涉的新生源公司、“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等相关组织和人员严重缺乏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一审判决认定包括张德瑞在内的前述组织和个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显有拔高之嫌，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二、被告人张德瑞不构成强迫交易罪。除了其本人在上诉状中阐明的相关事实和理由外，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15起强迫交易事实整体上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也不符合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的主流观点。在废旧电池交易市场乱象丛生的当下，市场的准入本身就需要一定的门槛，考虑本案所涉交易主体资质合法且收购价格相对合理及政府倡导鼓励打击非法收购废旧铅酸电池等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的15起强迫交易事实中即使行为人有不正当之处，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一般违法行为给予行政或民事处罚更妥当。三、被告人张德瑞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决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的21起事实中，尽管行为手段可能涉嫌违法，但相关的举报等行为本质是政府鼓励和支持的，且未超出合法必要限度，因此评价为寻衅滋事罪过于牵强。四、被告人张德瑞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决认定的两起敲诈勒索事实证据不足且法律适用不当。实际上，张德瑞自始至终未参与该两起事实，仅以其参与过第2起事实的后续处理而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据明显不足。况且，第1起中，沈昌英拦车后向公安机关、环保机关进行过举报，只因出警较慢，并及时赶到现场，说明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沈昌英亦未主动提出索取财务，提出给予补偿的是中间人王某6。即使沈昌英构成敲诈勒索罪，因该行为超出“丽水联盟”的整体犯罪故意，属实行过限行为，“丽水联盟”不应为此负责，张德瑞更不应为此负责。第2起中，戴连兵等人对曾某1采取“钓鱼”方式拦截车辆，根本目的在于警告、阻止此类跨省非法收集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仍是一种“监管”的方式。从客观结果看，涉罪数额系行为人所设计即前期商谈的价格与最终回收价格的差额，一方面该设计的价格系按照非法收集的标准，本无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曾某1系非法收集，相关财产系非法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对张德瑞公正判决。 被告人蒋邓品上诉提出：一、“丽水联盟”和“金华委员会”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并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二、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其具体负责“市场监管”相关调度、指挥，作用仅次于被告人张德瑞。1、其从2015年进入新生源公司至案发，一直负责新生源公司及益球公司、思恒公司的环保、内勤工作。2、在“丽水联盟”，张德瑞让其负责发送收货价格和发货价格信息、出货安排和做会议记录。2017年6月22日三方联盟时，由沈昌英负责市场管理，2018年7月六方联盟时由六方老板集体共商决定，各自负责各自公司所在区域的市场管理，由石珺负责他们之间的协调。数月后提出成立“市场监管”，由张德瑞安排戴连兵具体负责人员的调配、考勤、工资和工作分配等，具体事务与当地老板联系，石珺协商。其只对接“市场监管”人员的吃住行等费用方面向老板们请示、上报，没有负责“市场监管”人员在丽水的全面事务，有时应张德瑞或石珺要求在群里发一些信息。“丽水联盟”的事务都是老板们集体商议、决定并签字确认，其没有任何话语权、决策决定权。3、在“金华委员会”，其只负责会议纪要，未参与“市场监管”工作。因此，其只需承担与其有实质关联的事实部分的责任，不应承担丽水、金华两地所有事实的所有责任，更不是组织的骨干成员。三、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第1起是沈昌英的个人行为，他负责“市场监管”，任何事务都是老板们商量决定的，与其无关，且其并不知情。第2起，其事先不知情，事中应张岳南邀请一起到现场，了解到无联系单后没再参与过问，事后没有参与谈判，没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其不应该承担该责任。四、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罚金太高，差不多都顶格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本案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故不存在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蒋邓品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关于强迫交易部分。被告人蒋邓品没有直接参与强迫交易行为，也不是“市场监管”负责人，不应当承担全部强迫交易行为的刑事责任，只需对其主管的或者有直接责任的事实负责。根据新生源公司会议纪要，证实蒋邓品自2018年7月30日开始到丽水负责思恒公司和益球公司的事务，在这之前发生在思恒公司和益球公司的交易与蒋邓品无关，故只有第13起符合该时间条件，但该起事实交易的公司是丽水绿环，且未达强迫交易罪立案标准。另外，第15起事实不应被认定为强迫交易罪。因此，蒋邓品对指控的15起强迫交易事实均不应当承担责任。三、关于寻衅滋事部分。寻衅滋事应当以为了满足耍威风、取乐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为犯罪动机，本案中，张德瑞等人成立“市场监管部”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市场、避免恶性竞争，维持相关企业利益，戴连兵等人拦截、追逐车辆均是由于对方违法收集了废旧电池，想让对方把电池以低价卖给公司，并非出于取乐、无事生非、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动机，不应评价为寻衅滋事行为，因此，被告人蒋邓品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四、关于敲诈勒索部分。第1起发生在蒋邓品负责思恒公司和益球公司之前，蒋邓品无需对其负责。第2起中，蒋邓品是被张岳南拉去现场的，仅仅是无聊凑人数，而且他们到现场后，也只做了让曾某1将货物运至新生源公司这一行为。蒋邓品事先未参加商议敲诈勒索的会议，对戴连兵等人之间假冒商户交易、拦车、逼停等行为并不知情，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蒋对品加入后的客观行为只是要求被害人将车开到新生源公司，明天再处理，对怎样处理的内容不清楚，第二天被害人将电池卖给新生源公司时，蒋邓品也不在场。蒋邓品单纯用语言形式要求被害人将车开到新生源公司的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因此，被告人蒋邓品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五、被告人蒋邓品对犯罪事实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系坦白，且系初犯，以前一贯表现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考虑本案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给予公正判决。 被告人蒋玉敏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本案张德瑞等人成立的“金华委员会”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不应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被告人蒋玉敏也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即便蒋玉敏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不应认定积极参加者（骨干分子），而只是一般参加者。因为蒋玉敏在“金华委员会”没有决策权，所有事情都由六个老板决定后实施。三、蒋玉敏不构寻衅滋事罪。“市场监管部”戴连兵等人对废旧电池违法收集者进行监视、追踪、拦截或以举报相威胁，其行为目的是让没有资质的非法收购人员将废旧电池卖给“金华委员会”，即强制收购，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最多评价为强迫交易罪的预备行为或未遂行为，而非以寻衅滋事罪作单独评价。且蒋玉敏是“金华委员会”的出纳，工作是收支货款、发放员工工资，协助会计做好账，对“市场监管”行为从不过问，也未曾参加，不应对这些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四、蒋玉敏虽构成强迫交易罪，但只需对“金华委员会”部分其实际参与的事实承担责任，且蒋玉敏只起到帮助打款的作用，并不参与直接的强迫交易过程，所起作用较小，可以从轻处罚。五、同案犯之间量刑严重不平衡，其和同为财务人员的李慧灵、陈红卫比较及相较于“金华委员会”的股东或“市场监管”主管人员，一审对蒋玉敏量刑过重。六、蒋玉敏系初犯，没有前科劣迹，主观恶性不深，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较小。蒋玉敏夫妇同陷囹圄，且刑期都很长，年仅11岁的女儿无父母陪伴，不利于成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被告人蒋玉敏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岳南上诉提出：一、其不是本案黑社会性质的骨干成员，其只是新生源公司的仓管，管理货物进出，不是副经理，不知道10%的股份什么时候变更到其名下，其没有真正投资，平时只拿工资。在“金华委员会”其没有参会权和决定权，只是听从吩咐做事。“东方名玉”微信号是郝玉东的，该微信号发布的视频及言论与其无关。其没有参与“市场监管”行为，强迫交易行为和寻衅滋事行为一起都没有参加，只在敲诈勒索第2起中接到张德瑞电话过去现场，从那时开始才知道“市场监管”行为。其因为寻衅滋事第11起没有参加，反而被公司处罚款和写检讨书，证明其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具体行为，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本案寻衅滋事行为可以被强迫交易罪吸收，不应单独再定罪量刑。三、其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参与本案犯罪具有偶然性，结合其在本案中的具体行为及所起的作用，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张岳南系新生源公司股东，担任公司副经理，主管废旧电池回收、销售，明知‘市场监管’，积极参与会议讨论决定，参与相关监视等行为，并发布视频等传达威慑力”的事实错误。1、张德瑞与张岳南是叔侄关系，新生源公司的股份是公司自行变更到张岳南名下的，张岳南并不知情，也从未得到过分红。2、张岳南在新生源公司没有职务，所参加的几次有签字出席的会议均为新生源公司正常事务，标志“经理”只是日常叫法，不是职务，实际只负责仓管，销售工作由张德瑞主管。3、“市场监管”以“金华委员会”成立时间为基准，分为前后两种模式，即委员会成立之前的正常举报违法车辆模式和委员会成立之后的违法模式。委员会成立之前，张岳南无主动参与市场监管，2017年8月即强迫交易第5起中，当时是张岳南外出途中偶然发现违法车辆，拨打了环保局电话举报。委员会成立之后张岳南没有积极参加“市场监管”，是在2018年10月左右即敲诈勒索第2起曾某1事件之后才对违法模式的“市场监管”知情，且张德瑞是找戴连兵负责该事务的，与张岳南无关。4、张岳南没有参加“金华委员会”，也没有参加相关会议，“金华委员会”没有给他发工资。也没有参与“丽水联盟”的“市场监管”和丽水公司的日常事务，更无决策、主导权力。5、2018年10月26日，张岳南在“金华委员会”的经营团队（大群）中发送的视频为客户要求转发的，没有起到显示“市场监管”威慑力的作用。二、一审判决定性错误。1、被告人张岳南没有主动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不应构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寻衅滋事罪应当被强迫交易罪吸收，无需单独量刑。因为市场监管人员的寻衅滋事行为与强迫交易行为属同一过程，相互之间有密切联系，寻衅滋事行为是强迫交易行为的一个发展阶段，强迫交易行为是寻衅滋事行为发展的自然结果，根据罪名吸收原则，主行为吸收从行为。3、假设被告人张岳南参加黑社会性质罪名成立，因张岳南无具体的追逐、拦截、安装ＧＰＳ、蹲守、监视等行为，没有在寻衅滋事案件中起到作用，其在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上对所有“市场监管”人员的行为做了责任承担，无需再另外承担寻衅滋事部分的单独量刑。三、被告人张岳南有明显从轻、减轻情节。1、张岳南是初犯，无犯罪前科，主观恶性小。2、一审时，张岳南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可，只对罪名不认可，属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愿认罪的认定。综上，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张岳南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被告人陈秀峰上诉提出：新生源公司成立时，其岳父蒋碎有为了避嫌，将股份挂在其名下，其实际投资很少。2018年因新生源公司管理比较混乱，蒋碎有让其介入管理。2019年1月又让其到顺恒运输公司处理一些人员闲置、车辆轮胎等系列问题，实际经管还是张德瑞和张岳南。其对“市场监管”行为并不明知，张德瑞提议成立“市场监管”时说是监督业务员的，防止纠错，相当于质检员。其在不知情情况下给公司提供了帮助，最多认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另外，其也没有参加任何一起寻衅滋事和强迫交易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因此，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从轻改判。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被告人陈秀峰主观上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故意。陈秀峰虽持有新生源公司30%的股份，但实际只是挂名的，大部分是代蒋碎有持有。2018年3月，陈秀峰到新生源公司上班是作为家人替蒋碎有了解张德瑞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2019年1月转到顺恒公司上班，主要负责行政事务管理和车辆调控。陈秀峰在公司地位无足轻重，对于成立委员会、“市场监管部”以及“市场监管部”将采取什么措施进行“市场监管”，均没有管理权和决策权，只能持放任的态度。陈秀峰是被股东身份“绑架”进入委员会，没有实际参与委员会和“市场监管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二、即使以被告人陈秀峰明知其持股的公司联合其他公司成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仍在公司从事相关工作，服务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由认定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应当认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三、对被告人陈秀峰的刑事责任认定方面。由于陈秀峰未曾参与任何一起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以及违法行为，故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四、被告人陈秀峰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所知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坦白。五、综合全案事实，一审判决对整个案件的危害性评价过高，成立委员会或联盟一方面有牟利目的，另一方面也规范了市场，特别是规范了危化品的运输。而陈秀峰更是属于因持股而被牵连进组织，其自身没有积极行为，更不可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对其危害性评价亦过高，所作量刑过重。综上，根据被告人陈秀峰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地位和未曾参与任何一起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实，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以及相关文件精神，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并仅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考虑陈秀峰有坦白、初犯、平时表现好等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有被害人贾某、江某、孙某、陈某、韩某1、张某9、张某3、张某4、吕某、魏某2、韩某2、金某3、魏某1、李某1、张某7、曾某1、付某1、曾某2、张某8、袁某、马某1、张某6、董某1、董某2、董某3、马某2、邓某、张某5、金某1、燕某、陆某、王某2、金某2、贺某、彭某1、张某1、朱某1、张某2、钟某、张某10、付某2、张某11、秦某1、秦某2、王某3、郑某1、万某、宋某、李某3、李某2等人的陈述，证人项某1、项某2、任某、彭某2、姚某、段某、张某12、郑某2、童某、韩某3、仇某、周某、赵某、宗某、吴某、王某4、翁某、史某、金某4、王某5、王某1、王某6等人的证言，同案犯石珺、沈昌英、吴必正、陈正敏、祝俊阳、黄邦、周文林、钟某、陈庆红、周淮政、张某10、黄涛、陈勋、戴连兵、陈英望、蔡建良、章幸君、李威风、翁树平、叶小军、孙昱昊、吴秀杰、陈伟军、张尚志、朱某2、陶典强、陈朝文、何佳、马利荣、何国芳、吴浩、孙建芳、李慧灵、刘丽燕、陈红卫、徐海波、金厚俊、范盛智、祝俊杰等人的供述，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金华委员会、丽水联盟各公司和衢州宝能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变更登记，营业执照，金华市战略联营合作协议书，丽水联盟联营合作协议书，会议纪要，“金华委员会”、“丽水联盟”财务账，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微信及微信群聊天记录，相关截图，照片，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搜查笔录，辨认笔录，手机提取数据，视听、视频资料，承诺书，关于对吕某违法收集的处罚决定，关于处罚及终止张杰、张某6等人合作合同的通报，新生源公司合作回收废旧铅酸电池合同，相关报警记录、警情详情及卷宗，交通事故认定书，东阳市环保局、青田县环保局、义乌市环保局、缙云县环境保护局、缙云县道路运输管理局等部门就相关违法案件的案卷材料，2018年11月25日张岳南对于江某从新生源公司逃走一事的检讨书，黑色ＧＰＳ，抓获经过、户籍证明及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以上证据均经一审庭审出示、质证，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根据全案证据证实的内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市场监管”行为是否合法问题。尽管公民有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本案各被告人所组建的“市场监管部”，从其行为方式看，已经超越正常的蹲守、监视继而举报的范畴。为了达到打击同行或垄断市场的目的，“市场监管”人员采取偷偷在收集人员车上安装GPS定位器，进行跟踪、拦截、逼停对方车辆等行为，戴连兵还教唆手下人员为了拦车可以故意撞车，擦狠点，制造交通事故后再举报，社会危险大。或者以举报、罚款相威胁，强迫收集人员将废旧电池低价卖给组织。甚至为了达到不法目的，通过“钓鱼”方式，高价卖出，再威逼收集人员低价卖回，违法性明显。张德瑞辩称低价是因为从货款里扣除了罚款，但即便对方系违法收集行为，张德瑞等人也无权对其进行处罚。从行为对象看，其“市场监管”的对象并非限于非法收集人员，对外来有资质的收集人员照样实施拦截、逼停等行为，要求他们不得进入垄断区域收集。另外，“丽水联盟”下属业务员大多使用普通货车进行废旧电池收集，亦非合法，“市场监管”人员却予以保护，属有选择性地“执法”，说明本案各被告人以保护环境为名，实则从事打击和组织有利益冲突的收集人员的违法行为。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问题。新生源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注册股东为张德瑞60%、陈秀峰30%、张岳南10%，实际出资股东有张德瑞、蒋碎有、蒋邓品、蒋玉敏、陈秀峰等人。后新生源公司又出资成立或收购了顺恒公司、益球公司、思恒公司等子公司，并在衢州、温州、山东、江西均有投资业务。员工名册显示新生源公司是总公司，蒋碎有任董事长，张德瑞任总经理，蒋邓品、张岳南、蒋玉敏、陈秀峰均任经理。2017年6月，经坤宏公司的沈昌英、丽水绿环的石珺及张德瑞共同商议后成立了初期的“丽水联盟”。2018年7月，张德瑞、石珺又拉拢金聚公司的吴秀杰、天顺公司的祝俊阳、绿鼎公司的周文林加入成立六方“丽水联盟”。2018年9月，在蒋碎有的提议、促成下，张德瑞通过撞车事件逼迫昌顺公司的钟某，游说恒瑞公司的陈庆红，再通过钟某、陈庆红劝说鼎通公司的张某10、金华绿环的陈勋及陈庆红、张某10再劝说洁创公司的周淮政共同加入成立“金华委员会”。“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立后均由新生源公司（含下属益球公司）全面负责运营和管理，且占股比例亦最大。为了打击同行，增加废旧电池回收市场份额，新生源公司在2017年即开始有“市场监管”行为，2018年5月更是成立了由戴连兵主管的“市场监管部”。“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立后，为了垄断丽水、金华的废旧电池回收市场，亦专门成立了“市场监管部”。具体到每个被告人的作用、地位：1、蒋碎有对新生源公司的成立和经营提供了资金和社会资源支持，先期投资入股180万元，后期陆续出借给新生源公司1000多万元用于购买危化车等投资，并赚取较高额利息，主持召开新生源公司会议，负责统筹全局。如蒋玉敏、陈秀峰的供述，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实际经营中蒋碎有通过女儿蒋玉敏、女婿陈秀峰、侄女蒋邓品掌握、监督新生源公司、“金华委员会”及被告人张德瑞的相关经营情况及“市场监管”行为。戴连兵的供述、项某1的证言证实，在钟某撞车事件后，蒋碎有安排宴请相关“市场监管”人员以安抚情绪、提振精神；陈庆红、张岳南、戴连兵的供述，项某2、楼某的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张德瑞就大的事情如对外投资等需要向蒋碎有汇报，由蒋碎有决定。蒋碎有、张德瑞去东阳瑞恒公司谈合作的当天，得知江某逃跑一事后，蒋碎有怒斥张德瑞，要求把人追回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后张岳南应张德瑞要求就此事书写检讨书，第二天郝玉东将检讨书通过微信发送给蒋碎有。戴连兵还供述，蒋碎有、张德瑞在办公室看到其，会向其了解“市场监管”有关情况。证人项某1的证言、新生源公司会议纪要及微信联天记录证实，蒋碎有对“市场监管”行为是支持、关注的，提出“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加大监管力度”等。2、张德瑞全权负责新生源公司的经营管理，对蒋碎有负责。主持“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的整体工作，最具话语权，并率先提出成立“市场监管部”，统领“市场监管”工作。3、蒋邓品系新生源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地位仅次于张德瑞，受张德瑞安排负责益球公司、思恒公司的日常管理及“丽水联盟”成立时的一些文书起草和成立后的日常管理，且并非如辩护人所提系从2018年7月30日才负责丽水公司的管理，至少从2017年6月“丽水联盟”成立时即开始管理相关工作。蒋邓品有权参加“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的股东会议，并做好会议纪要，亦参与“金华委员会”的管理，且参与“市场监管”相关调度、指挥工作，如提供非法收集人员车辆位置信息，要求拦截，提出“市场监管”重要性言论等，表现积极强势。4、张岳南是新生源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作用仅稍次于蒋邓品，主管废旧电池销售及新生源公司前期的“市场监管”工作。参与“金华委员会”的管理，以及“市场监管”工作，在敲诈勒索第2起发生后，将现场视频发送到业务员群，起到威慑作用等。5、蒋玉敏系新生源公司的股东，亦是“金华委员会”的出纳，管理委员会的所有资金往来，并向蒋碎有汇报委员会相关工作。知道“市场监管”行为的存在及具体行为内容，并负责发放“市场监管”人员的工资等。6、陈秀峰是新生源公司的股东，且代岳父蒋碎有持股，并受蒋碎有指派到新生源公司监管公司运营情况。在2017年参与过新生源公司的“市场监管”工作，后负责顺恒公司日常管理，明知“市场监管”行为存在，仍负责“金华委员会”销售用车的调度工作等。 三、关于本案是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问题。本案是以新生源公司为核心，以“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为条线的一个组织，该组织已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1、组织特征方面。该组织实行公司化管理，成员众多，内部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其中，新生源公司的蒋碎有、张德瑞因自身资金雄厚，实力强大，且通过前期成立“市场监管”队伍，以跟踪、监视、滋扰、举报以及所谓的“谈判”等手段，打压同行、控制商户，形成了强势地位。在组建的“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中最具话语权，掌握着整个联盟或委员会的经营管理权，系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被告人蒋邓品、张岳南、蒋玉敏作为新生源公司的股东或登记股东及主要管理人员，基于新生源公司在该组织中地位，积极参与“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重要事务管理。石珺系“丽水联盟”首次结盟者，在“丽水联盟”的时间长，地位高，“丽水联盟”的“市场监管”工作由其协商管理，并向其汇报。上述四人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陈秀峰、陈庆红、张某10、周淮政、陈勋、黄涛、钟某、沈昌英、祝俊阳、周文林、吴秀杰、吴必正、陈正敏、黄邦均系“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成员单位的股东或主要经营者，协助管理或参与“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的各项事务。戴连兵系“市场监管部”的主管，负责整个“市场监管部”的具体“监管行为”的管理。李慧灵在“丽水联盟”工作时间长，且从事财务管理的重要岗位。以上人员均系该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另还有章幸君、朱某2、蔡建良、张尚志等多名参与“市场监管”人员或委员会管理人员，他们是该组织的一般成员。2、行为特征方面：该组织通过招募“市场监管”人员，组建地下执法队伍，采用蹲守、跟踪、拦截、围堵、逼停等非法手段或以举报相威胁，逼迫当地收集人员将所收购的废旧电池卖给组织，同时亦打击、排挤外来收集人员进入本地市场，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有组织地多次实施了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3、经济特征方面：该组织涉及的“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均由被整合的各公司出资共同经营，实行财务统一管理，用于购买“市场监管”使用的车辆、ＧＰＳ定位器等作案工具，支付“市场监管”人员工资，并给予他们适当的奖励和额外报销，以保障、鼓励“市场监管”工作持续、稳定地开展，同时通过“市场监管”工作强迫收集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废旧电池卖给“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或通过市场垄断增加货源、压低收购价格，获取更多的利益，再通过统一收集、统一销售，利益共享，以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4、危险性特征方面：该组织通过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排挤一部分不具有资质的收集人员，吸收部分人员加入“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从而非法控制丽水地区、金华地区的废旧电池回收市场，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生活秩序。综上，本案应认定为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是组织、领导者，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蒋邓品、张岳南、蒋玉敏是骨干成员，被告人陈秀峰是积极参加者，均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的相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本案定性问题。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张德瑞等人组建“市场监管”队伍，是为了打击和组织利益有冲突的收集人员，继而达到垄断市场效果，并非仅是为了强迫交易。“市场监管”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形成至少两种主观故意，一种是通过蹲守、监视、跟踪、拦截、逼停、围堵收集人员车辆后，向环保、路政部门进行举报，使其受到被扣车、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等处罚，让对方在经济上受到损失，给予教训，不敢再从事该行业；一种则是通过蹲守、监视、跟踪、拦截、逼停、围堵收集人员车辆后，以举报相威胁，逼迫收集人员将废旧电池低价卖给组织，让组织获得相应利益。两种行为在实践中视情而实施。前种在手段行为上系一种滋扰、追逐、拦截的寻衅滋事行为，且多次实施，情节恶劣，已构成寻衅滋事犯罪。后种在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上均构成犯罪，以目的行为即强迫交易罪处断并无不当。关于强迫交易第15起，各被害人均陈述其等人加入“丽水联盟”、“金华委员会”系出于无奈或不自愿的，且被迫交纳了3-5万元保证金，有些是未经同意被直接从货款中扣除。因为如果不加入，就会被举报，吃不消罚款，废旧电池生意就没法做，加入后则必须将废旧电池全部卖给联盟或委员会，私自卖到其他地方也要被举报，并从保证金中扣除高额罚款。该陈述与张德瑞的供述能相印证，足以认定。张德瑞等人的该行为已超出民商事活动中平等、自愿的交易原则，亦属强迫交易。另外，一审判决认定的两起敲诈勒索事实已经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当。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各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问题。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系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依法应对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且在案证据证实，敲诈勒索第2起中，系张德瑞和陈庆红商量后决定采用“钓鱼”方式的。张德瑞还在2018年9月底“金华委员会”开会时提出过“钓鱼”的方案，股东们都没有反对。另外，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别于一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行公司化管理，予以分工负责，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蒋邓品系新生源公司的股东，在该组织中地位较高，对组织的成立、发展起重要作用，并积极参与“市场监管”相关调度、指挥，应对“市场监管”行为产生的本案罪行均承担责任。被告人张岳南、蒋玉敏、陈秀峰虽较少或未参与“市场监管”违法犯罪具体行为，但这是因为组织内的分工不同，其三人作为新生源公司的股东或登记股东，对公司具有一定的管理、控制能力，也是“市场监管”违法犯罪行为所产生利益的共享者。从查明的事实看，其三人对“市场监管”行为是支持的，或至少持放任态度，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且在组织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应对在其故意范围内的寻衅滋事和强迫交易相关行为承担责任。一审处理并无不当。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系骨干成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出售商品或者参加特定经营，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蒋玉敏、张岳南、陈秀峰组织他人多次追逐、拦截他人或者通过安装GPS跟踪、蹲守、监视等手段滋扰他人，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经营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蒋碎有、张德瑞、蒋邓品以威胁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系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均一人犯数罪，应予数罪并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与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及社会危害性等，所作量刑适当。各被告人及辩护人请求二审改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施晓玲 审 判 员 曹益军 审 判 员 范继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斯蓓莲 48-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