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秋梅，女，198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尧木仔，男，195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徐耀,北京盈科（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圣斌,北京盈科（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九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柯桥云集路****）。 法定代表人：文俊英，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利，男，197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钰龙。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永来，上海靖之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秋梅、尧木仔因与上诉人绍兴九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公司）、文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4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秋梅、尧木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徐耀，上诉人文利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钰龙、施永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秋梅、尧木仔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朱秋梅、尧木仔一审中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即判令九通公司、文利支付违约金6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违约金明显过高及双方违约程度相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错误论断。一、九通公司、文利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向朱秋梅、尧木仔按月支付经营维护费用，其停止付款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且其对60万违约金早已有充分认识，故应按约赔付违约金60万元。同时在庭审中九通公司、文利也明确表示如果认定其违约，愿意承担60万元的违约金，故不存在一审判决认为的违约金明显过高的论断。二、关于深圳、虎门场地转租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系转租，即朱秋梅、尧木仔将深圳、虎门所租赁的场地在租赁期内出租给九通公司、文利，九通公司、文利应支付相应的租赁费用。在签订合作协议后，在九通公司、文利没有支付转租费用的情况下，朱秋梅、尧木仔没有义务将场地转租，而从始至终九通公司、文利从未支付过相应的租赁费用。但事实上朱秋梅、尧木仔确实已经将场地交付给了九通公司、文利使用，具体事宜由深圳的负责人和虎门的负责人与其对接，具体细节由知晓饶国栋情况的付全文负责。其次，如一审判决阐述，场地的转让只是将已经承租的场地转租给九通公司、文利使用，交付情况受之前实际租赁情况的影响。如果场地已经过了租赁期或已经不再由朱秋梅、尧木仔承租，那么也就不存在转租。九通公司、文利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了原场地租赁协议已经到期，在此情况下，朱秋梅、尧木仔也没有义务转租给九通公司、文利。最后，双方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至2020年1月以前九通公司、文利也一直按约在支付经营维护费用。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九通公司、文利从未提出过朱秋梅、尧木仔存在不按约转租场地等事宜，故从九通公司、文利的行为也可推定朱秋梅、尧木仔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三、退一万步说，哪怕朱秋梅、尧木仔在场地转租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涉嫌违约的情形，那么双方违约程度也是不相当的，九通公司、文利仍旧应赔付部分违约金。场地转租只是案涉《合作协议》内容中的其中部分内容，也仅仅是朱秋梅、尧木仔的其中部分的义务(且该义务也需九通公司、文利履行支付转租费用为对价)，但按月支付经营维护费用系九通公司、文利主要的、核心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关于双方违约的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了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九通公司、文利理应承担较重的违约责任。 九通公司、文利辩称，一、《合作协议》对九通公司不生效，九通公司不应受上述协议项下的条款约束，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合作协议》不具有对九通公司生效的要件。协议签字人是文利，但他不是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公司也未出具由文利代表公司签订协议的委托书，文利不具有代理公司签订合同的权限，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文俊英，她并未签字，也未在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因此，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只能视为文利的个人行为，而不能视为九通公司的行为。2.九通公司未履行《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付全文向朱秋梅支付费用的行为不能视为公司行为。在案证据证明向朱秋梅支付费用的人是付全文，而付全文虽为九通公司的员工，但其支付行为并不能视为九通公司的行为。而且微信转账方的信息进行修改后可设置成任何一个人的姓名，由此可进一步证明朱秋梅、尧木仔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来自绍兴九通物流有限公司”微信转账凭证不可信，不能将此类证据作为判断转账方详细信息的依据。3.九通公司对文利签订的《合作协议》并不知情，未曾提出异议属正常。4.签约、付款、车辆过户等均是文利个人行为，与九通公司没有关系。二、朱秋梅、尧木仔并未履行《合作协议》项下的重要义务，且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本应向文利返还已支付的维护费及违约金，文利不需要向朱秋梅、尧木仔支付费用。1.《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线路经营维护费用，因朱秋梅、尧木仔未作任何维护而不应收取该费用。所谓货运业务线路经营维护，只要稍有生活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至少应当包括租赁经营所必须的仓储场地方面的沟通和协调、留住老客户并进一步拓展货源客户渠道且不将该项资源分流，至少不得自己经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或者变相进行上述经营，这才是线路经营维护的通常和应有含义，且在协议中均分别有相关约定。朱秋梅、尧木仔不仅未对线路进行任何维护，还违反了协议的有关重要约定，因此该费的收取违反合同法规定的平等和诚信原则，不应予以收取。2.朱秋梅、尧木仔存在自己经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或变相合作经营《合作协议》项下深圳、虎门专线的货源业务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文利本就无需履行该协议（只是当时不知情），且可要求对方返还已支付的维护费并支付违约金。2016年12月25日朱秋梅签字并盖有创腾公司字样的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还载明了创腾公司的电话号码为0575-8539××××。经绍兴市柯桥公证处2020年6月18日作出的（2020）浙绍柯证民字第1114号公证书载明，饶国良（饶国栋的胞弟）在2017年2月16日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创腾货运”的信息，成立了浙江新创腾物流有限公司并诚招全国各地大运输代理，在同月24日仍在朋友圈内发布绍兴新创腾物流有限公司（原老创腾）和绍兴—深圳、东莞虎门专线及公司电话0575-8539××××的信息，证明其在经营《合作协议》项下运营路线的货运业务。证人李某、蒋某、朱某近期分别用自己的手机与老创腾的上述电话联系，并进行了物品托运，另有老创腾员工证明，该专线一直经营。因此，朱秋梅、尧木仔从未履行义务，严重侵犯了合同甲方的合法权益，构成根本违约。3.朱秋梅、尧木仔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就已经没有了协议第六项约定的部分场地，存在欺诈，属于可撤销合同。综上，请求驳回朱秋梅、尧木仔的上诉请求。 九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秋梅、尧木仔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从来没有跟绍兴市创腾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腾公司）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作协议及相关合同。朱秋梅、尧木仔提供的《合作协议》虽有“绍兴市九通物流有限公司”这几个字，但该协议无九通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故与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二、经仔细查看、核对九通公司自成立以来所有来往财务，未发现九通公司曾支付过朱秋梅、尧木仔任何款项。并经逐笔对款项核实，包括所有支出帐户、接收帐户，转账时间等具体事项，发现朱秋梅、尧木仔提供的转账记录系其故意通过修改微信头像及名称伪造而成，九通公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朱秋梅、尧木仔在作为原告阶段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朱秋梅、尧木仔所得款项均为案外人付全文支出，实际与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没有任何关系，从而证明《合作协议》与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三、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未得到过朱秋梅、尧木仔任何形式的维护、支持、资助、保护。朱秋梅、尧木仔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因此不能判决九通公司支付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维护费。四、九通公司及文俊英自公司成立时起从未以任何形式支付给朱秋梅、尧木仔购车款。五、九通公司系经国家工商局依法设立，由绍兴市运管局依法管理，法定代表人文俊英依法独立经营，从来没有与任何包括创腾公司在内的任何社会第三方合作经营。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依法合规，没有参与任何的不正当竞争，包括货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资金的竞争，不存在任何违法的事情。九通公司依法运营受国家保护，不需要任何社会第三方的所谓保护，也不需要向任何第三方支付保护费用。 文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秋梅、尧木仔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罔顾事实，逻辑混乱，颠倒黑白，证据论证前后矛盾，是于情不通、于法无据的枉法裁判。一、对于事实认定部分。1.朱秋梅、尧木仔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维护义务。维护费的成立本身就是双方互相享受权利、互相承担义务。朱秋梅、尧木仔要求九通公司、文利支付维护费而自己不履行维护义务有违常理也有违法理。朱秋梅、尧木仔一开始以亲人刚刚离世没有心情去做，到后来干脆就是各种不作为的拖，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从未履行维护九通公司及文利的义务，整个诉讼活动过程中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维护义务，故九通公司及文利没有义务支付维护费用。2.朱秋梅、尧木仔没有依《合作协议》履行转租虎门分部场地、深圳分部场地的义务。《合作协议》签定日期是2016年12月30日，第七条约定乙方(即朱秋梅、尧木仔)要将深圳、虎门分部所租凭的场地转租给甲方(即九通公司及文利)使用，而实际上朱秋梅、尧木仔已经于2016年12月27日与虎门场地出租方终止了合同，直到一审开庭时止，也没有转租给文利任何虎门的场地。且九通公司、文利在签定合同时对虎门场地已终止不知情的，显然属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在过去的三年中，文利一直催促并要求朱秋梅、尧木仔履行虎门的场地转租义务，但朱秋梅、尧木仔一直置之不理。同时，依据《合作协议》第七条，还有深圳分部的场地转租，朱秋梅、尧木仔均同样未提供深圳场地的任何信息。文利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创腾公司在深圳分公司法人是唐春林，并且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朱秋梅于2016年12月25日授权给唐春林把深圳分公司的办公室及仓储场地等移交处置手续。而《合作协议》的签定时间是2016年12月30日，签定协议的时候朱秋梅出具给唐春林的《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且在有效期内。《合作协议》签定以后的2017年1月1日及以后文利数次要求朱秋梅履行协议义务把深圳分部场地转租。但朱秋梅以相关业务已经授权给唐春林为由推托，并给文利《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要求办理转租业务去找唐春林。文利持《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找唐春林要求办理转租业务时遭到拒绝，并由唐春林本人出具离职声明，要求以后不要再找其办理任何业务。到此，《合作协议》第七条约定没有成功。朱秋梅、尧木仔的这一行为也构成了对《合作协议》的根本违约。3.创腾公司仍在运营，国家企业信息系统可以证实，这构成了朱秋梅、尧木仔对《合作协议》第四条的根本违约。4.自2017年2月16日起朱秋梅、尧木仔与第三方同类企业合作，也构成了对《合作协议》第四条的根本违约。文利提供了证据证明朱秋梅、尧木仔自己经营或者与第三方合作经营的正在经营的货运码单，一是要证明他们在经营，二是证明他们在使用本属于被上诉人朱秋梅控制使用的“创腾”名字、联系电话等资源。这些名片或者货运码单虽然由文利提供给法院，但这些名片或者货运码单往前推理就可以证明是由朱秋梅、尧木仔经营或者合作经营的一方提供的，该证据足以证明朱秋梅、尧木仔违反承诺不但自己经营、变相经营、与第三方合作经营(除了名片、物流码单，还有公证书可以认定他们的自己经营、和第三方合作经营)，这也从根本上认定朱秋梅、尧木仔从根本上违反《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七条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对于法律适用部分。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朱秋梅、尧木仔要求支付维护费必先举证自己做了哪些维护，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朱秋梅、尧木仔在整个诉讼过程一直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一审判决支持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2.关于转租虎门分部场地、深圳分部场地的证据，朱秋梅、尧木仔同样没有提供，也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朱秋梅、尧木仔辩称，一、九通公司系本案适格主体，应受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束。1.《合作协议》载明甲方系文利和九通公司，即文利当时是以其本人以及九通公司共同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虽然九通公司未盖章，但九通公司的两位股东分别系文俊英和文利（文利同时系公司监事），文俊英又系文利的姐姐，文利的签名使朱秋梅、尧木仔有理由相信九通公司系作为合同的甲方，对该协议知晓并认可。2.后续履行中，经营维护费的支付均从付全文账户转出，而付全文系文俊英的丈夫，也系九通公司的高管，其微信转账的抬头显示为九通公司，微信账号名称显示也与九通公司有关，同时文利在协商过程中也谈到需要与公司股东协商决定款项的支付，可印证九通公司知情。3.在一审庭审中，九通公司代理人明确承认协议中涉及的车辆买卖是移交给九通公司的，也提出租赁场地应该按协议约定转租给九通公司，进一步证明其完全认可并履约了协议内容。二、关于深圳、虎门所租赁场地转租问题，1.该条款与其他条款是相互独立的，只是其中部分内容，而其他车辆转让等内容已履行完毕。2.签约后，朱秋梅、尧木仔事实上已经将深圳、虎门场地交付给九通公司、文利，具体转租事宜由深圳的负责人和虎门的负责人与其交接，具体细节由知晓饶国栋情况的付全文负责。3.根据协议约定，朱秋梅、尧木仔只能就其有的租赁场地转租，如场地已过期则不存在转租问题。4.原约定场地的租赁期限早已届满，故场地转租与否已经都不涉及朱秋梅、尧木仔存在根本性违约的问题，九通公司、文利以此拒付经营维护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朱秋梅、尧木仔有无在经营期间与第三方合作经营案涉专线经营业务问题。1.签约后，双方交接完成，朱秋梅就去经营服装生意，尧木仔回了老家江西，也不再经营货运，从未与第三人存在合作经营货运业务的情况。2.九通公司、文利仅凭案外人饶国良使用有关创腾字样的名片及宣传单的情况，就认为朱秋梅、尧木仔与第三人合作经营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饶国良虽系饶国栋的弟弟，但并不是双方协议中的主体，且饶国良在物流公司上班，从事收货员的岗位。他人使用创腾字样的名片及宣传单的行为与朱秋梅、尧木仔无关，如有需要，朱秋梅、尧木仔愿意配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反映该情况。四、关于九通公司、文利应否赔付违约金的问题。1.九通公司、文利对合同约定违约金60万元早有认识，且其也明确表示如果认定违约，愿意承担违约金，故不存在违约金明显过高的论断。2.即使朱秋梅、尧木仔在场地转租条款上有违约，双方违约程度也不对等，九通公司、文利理应承担较重的违约责任。 朱秋梅、尧木仔于2020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明确后）：一、判令九通公司、文利继续履行合同；二、判令九通公司、文利支付计算至2020年7月份的经营维护费245000元（其中2020年2月份费用己免）；三、判令九通公司、文利支付违约金6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饶国栋系绍兴市创腾货运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秋梅系饶国栋妻子，尧木仔系饶国栋父亲。饶国栋于2016年去世后，朱秋梅、尧木仔遂于2016年12月30日与九通公司、文利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九通公司、文利为甲方、朱秋梅、尧木仔为乙方；甲方经营深圳、虎门专线期间每月向乙方支付路线经营维护费35000元整，甲方自2017年元月开始于每月15日向乙方支付上一个月经营维护费；甲方接收乙方现有的短驳车辆，确认所有车辆以65万元价格转让；乙方支持和维护甲方的经营权益，乙方承诺在甲方经营期间不与任何第三方合作经营该专线货运业务或变相的合作经营，若乙方违反该约定，则本协议即告终止；甲方经营期间，退货回运业务双方另行协商；乙方将深圳分部、虎门分部所租赁的场地转租给甲方使用；甲方经营期间，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除需继续履行外，还需支付另一方违约金60万元；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至甲方停止经营深圳虎门专线时终止；协议同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短驳车辆已经交割付款完毕，九通公司、文利则按约每月支付35000元至2019年12月16日（当日支付的系2019年11月份的费用），之后款项未予支付，遂成讼。本案中，朱秋梅、尧木仔表示因疫情原因同意扣减二月份的费用35000元无需九通公司、文利支付。 另查明，九通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22日，文利系公司股东，并任公司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朱秋梅、尧木仔与九通公司、文利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九通公司、文利就协议相对人提出的异议，该院认为，首先，案涉合作协议中明确载明的甲方是九通公司、文利，也就是说文利当时以其本人以及九通公司共同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的，而文利作为九通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的身份，虽然当时没有出示九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也使朱秋梅、尧木仔有相信其具有授权的理由；其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九通公司存在多次支付案涉经营维护费的行为，文利在与朱秋梅、尧木仔协商过程中也谈到需要与公司股东协商决定款项的支付，故九通公司是了解协议情况的，且未曾提出过异议，该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甲方为九通公司、文利。对于九通公司、文利关于九通公司并非相对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现朱秋梅、尧木仔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九通公司、文利则要求部分解除协议（除车辆外的部分），九通公司、文利要求解除的理由有三：1.朱秋梅、尧木仔未将三处场地转租九通公司、文利使用；2.朱秋梅、尧木仔未按约交付相关货运资源、客户资源等给九通公司、文利；3.饶国栋之弟、尧木仔之子饶国良使用“创腾”字样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侵害九通公司、文利的权利。该院认为，首先，关于场地转租，除了九通公司、文利主张的柯桥场地无合同依据之外，朱秋梅、尧木仔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深圳、虎门场地的履行情况，朱秋梅、尧木仔认为其对饶国栋在外地经营时的场地情况并不清楚，但无论二人对饶国栋的经营情况是否清楚，但对于协议明确约定事项，其在签订协议当时应有明确了解，现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情况，属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关于九通公司、文利主张的所谓货运资源、客户资源等，在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缺乏相应合同依据；再次，朱秋梅、尧木仔是基于对饶国栋财产权利的继承而与九通公司、文利签订讼争协议，饶国良如系饶国栋胞弟，亦仅仅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在第一顺位继承人存在的情况下，其并无继承权，故其与讼争协议无关，而饶国良是否实施了相应行为侵害了九通公司、文利的权利，亦与本案争议无关，九通公司、文利可另行向行为人主张。那么，朱秋梅、尧木仔未交付约定的虎门、深圳场地是否属于根本性违约，足以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该院认为，首先，从案涉合作协议内容看，场地转租只是其中部分内容，而其余车辆的转让等内容已履行完毕；其次，根据协议约定，场地的转让只是将已经承租的场地转租给九通公司、文利使用，交付情况受之前实际租赁情况的影响，依照九通公司、文利提交的证据，也只能显示影响了九通公司、文利在虎门场地大概10个月的租期；再次，协议履行三年多以来，也未有证据显示九通公司、文利就场地转租向朱秋梅、尧木仔提出过异议；故即使因为朱秋梅、尧木仔举证不能要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其违约程度亦不足以导致案涉合同的解除，故案涉合同不应予以解除，应当继续予以履行，但继续履行合同，无需单独列具判项，协议今后的履行情况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双方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九通公司、文利在经营深圳、虎门专线期间应每月向朱秋梅、尧木仔支付线路经营维护费35000元，直至九通公司、文利停止经营专线时终止。该条款在协议中单独列具，未附任何条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九通公司、文利理应按约履行，故对于朱秋梅、尧木仔要求九通公司、文利按约支付维护费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但鉴于本年初疫情原因，本省亦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物流业受疫情影响确实较大，而朱秋梅、尧木仔也考虑到疫情原因在本案诉讼中自愿扣减2月份的35000元，另朱秋梅在微信中也曾答应文利“一月份安排一半，二月份免”，故酌情扣减一个半月的费用52500元。根据九通公司、文利的已付款情况，2019年12月16日其按期支付了2019年11月份的费用，故截至本案庭审日2020年7月22日，九通公司、文利尚欠7期费用共计245000元未付，扣除疫情原因扣减的52500元，九通公司、文利尚应支付朱秋梅、尧木仔192500元，对朱秋梅、尧木仔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多余部分不予支持。 该院认为，九通公司、文利停止付款确实存在违约情形，协议第七条双方确也约定了违约金60万元，但仅仅因为九通公司、文利的迟延付款行为，约定的60万违约金明显过高，同时朱秋梅、尧木仔亦存在违约情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转租场地的交付义务，故双方违约程度相当，对于朱秋梅、尧木仔要求九通公司、文利支付违约金6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九通公司、文利应支付给朱秋梅、尧木仔线路经营维护费192500元，款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朱秋梅、尧木仔的其余诉讼请求。 朱秋梅、尧木仔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付全文微信信息一组并当庭演示搜索付全文微信号过程，要求证明付全文系九通公司高管，其付款行为代表九通公司。2.代理人与中国电信客服录音及文字摘录一组，要求证明电话号码0575****××××并未登记在朱秋梅、尧木仔名下。 九通公司、文利质证认为，对证据1，九通公司从未设立该微信，也未支付款项，付全文是文俊英丈夫，但只是九通公司员工，不能代表九通公司；对证据2，不认同对方当事人的待证事实，该电话号码是朱秋梅在出具的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号码。 九通公司在二审中提供支付凭证一组，要求证明九通公司从未向朱秋梅、尧木仔支付过任何费用，朱秋梅、尧木仔在一审中提供支付凭证系造假。文利无异议。朱秋梅、尧木仔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目的有异议，付全文支付款项就是九通公司支付款项，朱秋梅、尧木仔从未修改过付全文微信账号信息，未造假。 文利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现代汉语词典对合同、合作、维护的定义一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司法解释）一份，要求证明对上述词语的理解以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支付凭证一组，要求证明文利已支付36期计126万元维护费。3.文利与深圳市凯利昇第三方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一份，要求证明该场地并非朱秋梅、尧木仔转租的事实。4.创腾公司虎门场地原出租人叶达尧提供的租赁合同、补充合同一组，要求证明租赁期限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28日。5.创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一份，要求证明该公司仍在运营，经营范围是深圳与虎门，且饶国栋只占创腾公司60%股权，朱秋梅、尧木仔是否可代表签订《合作协议》存疑。九通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九通公司、文利在二审中共同提供证据如下：6.李某、蒋某、朱某的通话记录及其通过创腾物流托运的货运单据各一组，要求证明上述三人近期分别用自己的手机与老创腾联系电话联系，老创腾现与展宇物流、永顺物流合作经营案涉物流专线的事实。7.账单详情一份，要求证明朱秋梅、尧木仔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来自绍兴九通物流有限公司”微信转账凭证不可信。8.申请证人李某、朱某出庭作证，两证人均指证创腾公司仍在从事货运业务，其通过创腾公司进行货运，但亦明确未见到朱秋梅、尧木仔。 朱秋梅、尧木仔质证认为，文利提供的证据1不属于证据；证据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合同纸张很新，存在倒签可能性；证据4在一审中已提交打印件，系第三方出具，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朱秋梅、尧木仔对此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公司是空壳公司，只是未注销；证据6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且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实际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组证据系案外人单方面私下制作，通话内容有很强的诱导性，且不排除有的物流公司为承担业务作出虚假的陈述的可能性，案涉的创腾公司从未属于饶国良；证据7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且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关于付全文的微信个性签名和头像均通过当庭操作演示可证明系九通公司，对于朱秋梅、尧木仔提交的证据从未造假，并不能以文利可自行操作修改来推定朱秋梅有修改转账备注的事；证据8中证人均陈述没见过朱秋梅、尧木仔，说明他们没有从事该行业，且证人陈述的公司经营地与现在的实际公司经营地不一致，不能确定发货的是创腾公司，创腾公司和饶国良不是案涉主体，所以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朱秋梅、尧木仔提供的证据1经当庭演示，可认定付全文的微信信息事实；证据2中的电话号码系朱秋梅出具的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上载明的号码，现该号码仍以创腾公司名义从事货运业务，而朱秋梅、尧木仔亦陈述未对创腾公司名下饶国栋的股份等财产作出处理，故朱秋梅、尧木仔仅以该电话号码未登记于其名下来否认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待证目的不予认定。文利提供的证据1系词语释义及司法解释，无须认证；证据2与九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致，且朱秋梅、尧木仔对付款事实并无异议，可予认定；证据3-4结合朱秋梅、尧木仔在本案中确未提供转租等事实，可认定文利与案外人之间场地租赁的事实；证据5真实性可予认定。九通公司与文利提供的证据6、8，可证明创腾公司仍在运营的事实；证据7虽可修改转账备注，但无证据证明朱秋梅、尧木仔提供的付款证据系造假，且朱秋梅、尧木仔提供的付全文微信注册相关信息经当庭演示可予确认，同时双方对付款事实并无异议，故本院对付全文付款事实予以确认，至于付全文能否代表九通公司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创腾公司未注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九通公司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2.违约责任如何认定，包括九通公司、文利有无存在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朱秋梅、尧木仔有无存在转租、与第三方经营案涉货运业务等方面的违约行为，以及文利以朱秋梅、尧木仔违约拒付线路经营维护费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合同协议甲方载明为文利、九通公司，乙方为朱秋梅、尧木仔，虽协议上无九通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文利身份系九通公司监事及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文俊英之弟，同时结合此后支付线路经营维护费的付全文系九通公司员工及法定代表人文俊英的丈夫这一事实，可认定付全文付款系履行九通公司职务行为，故一审认定文利签名亦可同时认定为代表九通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因此，九通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主体资格适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应围绕案涉合作协议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该合作协议主要包括车辆转让、场地转租、路线经营维护费三方面：一、车辆转让仅涉及车辆本身价值，已履行完毕。二、场地转租方面，根据合作协议中所载租赁合同详见附件，应认定双方对租赁场地指向是明确知晓的，朱秋梅、尧木仔虽未能提交协助办理转租的直接证据，但结合文利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其已实际租赁相关场地，且该事实发生至今已逾三年，亦无证据证明九通公司、文利对此提出异议，故对其称三年来一直要求朱秋梅、尧木仔履行转租义务依据不足。三、对于路线经营维护费。从合作协议约定支付期限来看，九通公司、文利确未按约定期限支付，但结合合作协议第四条内容来看，尚需审查朱秋梅、尧木仔是否履行了相应线路经营维护义务。根据朱秋梅、尧木仔陈述系包括之前付出的努力开拓客户源、上下游关系网资源以及承诺此后不与第三方合作经营等而由双方达成的合作费用，九通公司、文利则陈述上述费用系包括客户资源、工作人员资源、经营线路场地的转租等，且合作协议约定朱秋梅、尧木仔承诺不与第三方合作经营或者变相合作经营。对此，双方对九通公司、文利支付路线经营维护费的对价可作一致认定的应为转让客户资源及朱秋梅、尧木仔支持和维护九通公司、文利的经营权益，承诺不与第三方合作经营或者变相合作经营。从九通公司、文利陈述原创腾公司人员曾到其处工作以及三年按约支付上述费用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来看，可认定其已接收相应客户资源。对于朱秋梅、尧木仔有无支持和维护九通公司、文利的经营权益以及履行承诺不与第三方合作经营或者变相合作经营的问题，因朱秋梅、尧木仔陈述饶国栋名下的创腾公司至今未作处理，故朱秋梅、尧木仔对饶国栋享有股权对应的权益仍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予以继承，即其对创腾公司相应股权享有权益。另根据文利、九通公司提供的朱秋梅出具的办理业务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创腾公司电话号码，可认定朱秋梅对创腾公司的运营电话系明知的，同时据朱秋梅、尧木仔确认，饶国栋之弟饶国良在绍兴展宇物流有限公司工作，而该公司对外物流单据上载明“（创腾·永顺物流）”字样与上述电话号码，结合饶国良与朱秋梅、尧木仔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该电话至今仍以创腾公司名义对外营业、朱秋梅和尧木仔却从未对此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等事实，可认定朱秋梅、尧木仔未履行支持和维护九通公司、文利经营权益的合同义务，九通公司、文利主张朱秋梅、尧木仔将创腾公司与第三方合作经营或者变相合作经营的事实也存在一定可能性。因此，朱秋梅、尧木仔未能履行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义务，九通公司、文利以朱秋梅、尧木仔违约而抗辩无须支付线路经营维护费的上诉主张成立。鉴于朱秋梅、尧木仔请求支付线路经营维护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主张迟延付款违约金亦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朱秋梅、尧木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九通公司、文利的上诉请求成立，可予支持；因九通公司、文利在二审中提供了证据进一步证明朱秋梅、尧木仔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49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朱秋梅、尧木仔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减半收取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均由上诉人朱秋梅、尧木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