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05民初20681号原告：朱会荣，女，195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琰，女，朱会荣之女。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朱明圆，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东，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会荣与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窑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收到朱会荣提交的起诉状，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原告朱会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朱会荣依据1999年3月20日与东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判令东窑村经济合作社立即向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政府为朱会荣办理土地确权颁证的全部手续。事实和理由：1999年3月20日，朱会荣与东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约定朱会荣承包土地5亩，实际口头约定为23亩。朱会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此后东窑村经济合作社先后三次起诉朱会荣要求解除《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因朱会荣一直未收到涉案土地的土地权属证书，曾对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向金盏乡人民政府、朝阳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过诉讼，并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查明，涉案土地未获确权是因为东窑村经济合作社未向金盏乡人民政府提交朱会荣的土地确权颁证手续所致。故望判如所请。被告东窑村经济合作社辩称，不同意朱会荣的诉讼请求。朱会荣主张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双方无口头约定23亩土地的事实，仅为5亩。朝阳区在2004年进行了土地确权确利工作，朱会荣主张的确权确地、颁发证件与政策不符。东窑村在2004年已经进行了确权确利工作，包括朱会荣在内的人口及土地都已经确认，并确定了利益分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3月20日，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与朱会荣签订第5号《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项目为粮食5亩，发包方东窑村经济合作社，承包方东窑村社员，乙方代表朱会荣；经营方式个人承包，乙方常年劳动力1个；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第一至三年各上缴承包款100元；遇有国家和集体占地，此合同废止，朱会荣确有损失，国家和集体给以适当补助；合同履行如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乡经管站申请调解，调解无效，可向区农村集体经济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区仲裁和向法院起诉；合同履行中遇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或政策原因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2004年9月24日，金盏乡东窑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出席人员为李x等37人，缺席人为郭xx等两人。会议记录载明：审议东窑村农用地确权工作实施方案，应确权土地亩数2353亩，土地确权人数870人，每人平均确权土地2.7亩，确权土地年收益298000元，减30%社会保障金89400元，确权土地实收益208600元，确权人均收益239.77元，村决定确权土地收益分配人均350元；以上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2006年12月28日，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朱会荣，要求解除《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15日作出（2007）朝民初字第001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东窑村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不服判决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二中民终字第0823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2018年8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载明：申请人朱会荣于2018年7月25日到朝阳区信访办上访，提出承包耕地确权的请求。2018年8月7日，我乡信访办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朱会荣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当日，朱会荣到我乡信访办领取《不予受理告知书》。朱会荣通过信访方式要求我单位对其承包耕地确权，不属于我单位法定职责，我单位按照信访条例相关规定向其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无不当。关于朱会荣要求我单位督促东窑村经济合作社收取承包费事宜，朱会荣与东窑村经济合作社所签订的《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为民事合同，双方是否履行、如何履行是合同双方的权责，我单位不具备督促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法定权责。朱会荣不服上述答复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8年10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出朝政复字〔2018〕3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申请人朱会荣的行政复议申请。朱会荣不服上述行政复议行为，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8）京0105行初76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根据有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核发系依申请而为的行为，即行政机关能够行使相应行政管理职权的前提条件是相关主体做出了要求其履行该职权的意思表示。基于此，在相关主体不行使该项权利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具有强制其提出申请的职权。因此，金盏乡政府不具有责令东窑村经济合作社报送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资料的职权。同时，收取土地承包费系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履行事项，不属于行政管理事项，亦不属于金盏乡政府的职权范围。裁定驳回朱会荣的起诉。朱会荣不服上述裁定上诉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行终99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庭审中，朱会荣称《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中虽写明为5亩土地，但实际在签订合同时指向明确，就是现在朱会荣占用耕种的土地，朱会荣提交地图软件中卫星地图用以说明其实际耕种地块，现诉请要求的就是卫星地图中标明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签订合同时，大队干部带领朱会荣查看了地块，通知朱会荣到大队领取合同、签订合同，涉案地块四至清晰；签订合同时虽为朱会荣一人签字，但实际为家庭承包，国家的粮食补贴仅针对家庭承包，朱会荣实际获得了国家的粮食补贴款。东窑村经济合作社认可朱会荣主张的地块现为朱会荣占有耕种，并称经过测量，该土地的实际面积为20.45亩，涉案《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签订时未经过村民民主程序，合同明确载明为个人承包，不是家庭承包，现在不清楚合同中载明的5亩土地是朱会荣实际占用土地中的哪5亩土地。本院经审查认为，朱会荣与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3月20日签订的《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前，无证据显示上述承包合同的签订经过了村民民主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就本案而言，朱会荣主张《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实际约定的土地为其占用的20余亩土地，并据此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未约定土地四至，现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不认可朱会荣的相应主张，仅认可合同载明的承包面积为5亩的土地，且表示不能确认《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中约定的5亩土地的四至为何，上述争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故朱会荣要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据此要求东窑村经济合作社为朱会荣办理涉案土地确权颁证手续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负有对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相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会荣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