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象付，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军，安徽八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雅军，安徽八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爱姣，女，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刘象付因与被上诉人何爱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3民初7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象付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刘象付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刘象付与何爱姣之间存在真实的樟木买卖合同关系，何爱姣在向刘象付出具欠条后一直未给付货款，但刘象付一直通过电话向何爱姣催讨，中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刘象付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一、何爱姣在一审中辩称不欠刘象付货款，没有在2016年4月29日向刘象付出具过40000元的欠条,而是认为是在2008年4月29日出具过欠条（归还时间是在5月5日），该笔货款已经还清。其又称，即使欠条是2016年出具的，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何爱姣在答辩时竟然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在原审庭审中，刘象付问何爱姣是否要对欠条中的年份笔迹进行鉴定时，何爱姣始终未作明确答复。何爱姣的陈述前后矛盾，明显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二、在原审庭审中，刘象付向法庭说明，自己一直向何爱姣催讨该笔货款，但何爱姣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中间有电话和短信联系，但因手机存在故障不能从中导出相关通话记录，请求法庭给适当的延期举证时间。后刘象付经过修理手机，在2020年9月6日找出2018年2月14日向何爱姣催讨货款的通话录音，但由于法院的传票上没有标明法官的联系方式，刘象付无法第一时间告知一审法官有新证据提交，故导致一审法院在未收到刘象付提交的新证据前就对本案作出判决。三、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4日开庭审理本案，当日即作出判决，未给予刘象付新证据的举证时间，对刘象付显失公平，更不能达到案结诉了的法律效果。四、一审庭审结束后，刘象付找到2018年2月14日向何爱姣催要货款的通话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在2016年4月29日的欠条出具后，刘象付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电话向何爱姣催要欠款，诉讼时效中断，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2月15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故刘象付于2020年8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五、何爱姣在收到刘象付提供的价值40000元的樟木后，因资金困难向刘象付出具欠条并承诺5月5日前付清，但事后却以各种理由未付款，并在庭审中否认欠款事实，其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何爱姣辩称：一、何爱姣并不欠刘象付货款。二、刘象付无证据证明本案债权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事由。刘象付在二审中提供的通话记录，发生时间在2018年2月14日，不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而且，刘象付打电话中催讨的不是本案欠条中的40000元，而是另外的木头款18000元，且何爱姣对该18000元木头款并不认可。刘象付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欠条出具后向何爱姣催讨过木头款40000元。请求驳回刘象付的上诉请求。 刘象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爱姣支付刘象付货400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爱姣于2016年4月29日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樟木款（40000）肆万元整，5号之前给你”。何爱姣称欠条所署日期中“2016”实际为“208”。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欠条约定了还款期限，刘象付自何爱姣逾期还款之日即知道权利受到了损害。不论是按何爱姣辩称的“2008”年还是2016年的5月5日，至刘象付2020年8月6日起诉，均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刘象付未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事由，何爱姣提出刘象付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成立，故对于刘象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象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已减半收取），由刘象付负担。 二审中，何爱姣未提供证据。刘象付向本院提供：2018年2月14日刘象付与何爱姣的通话录音及通话录音摘要各一份。证明目的：在收到何爱姣出具的欠条后，刘象付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电话方式要求何爱姣及时给付所欠货款的事实，本案债权未过诉讼时效。 对刘象付提供的证据，何爱姣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通话记录发生时间在2018年2月14日，不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而且刘象付在电话中催讨的不是本案欠条中的40000元，而是另外的木头款18000元，不能证明刘象付在本案欠条出具后向何爱姣催讨过该欠款。 刘象付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即为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除欠条落款时间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对于本案欠条载明的落款时间，因年份的书写字迹模糊，双方存在争议，刘象付认为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9号”，何爱姣则认为落款时间为“208年4月29号”。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刘象付向何爱姣主张本案货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刘象付提供的欠条中载明的落款时间的年份字迹模糊，双方存在争议，刘象付主张是“2016年4月29号”，何爱姣主张是“208年4月29号”。一审中，刘象付主张其一直向何爱姣催讨本案货款，何爱姣予以否认，并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对此刘象付并未能提供其曾向何爱姣主张权利的相关证据。二审中，刘象付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2月14日其与何爱姣的通话录音证据，用以证明本案欠条出具后其曾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电话向何爱姣催讨本案货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从该录音的内容来看，刘象付向何爱姣催讨的是18000元的一根木头款，与本案欠条载明的40000元樟木款，在金额上并不一致，录音中也未提及该笔货款的交易时间。一般来说，如果债务人曾对所欠货款出具过欠条且全部未支付，债权人在催讨货款时通常会对全部欠款金额进行催讨。但刘象付却称其在录音中仅对本案40000元货款中的其中一根木头的货款18000元进行催讨，对其余货款却不提及，显然与常理不符。其次，录音中刘象付向何爱姣催讨18000元木头款，何爱姣并不认可。如果录音中催讨的18000元货款属于本案40000元货款中的一部分，那么刘象付在何爱姣对其催讨的货款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却对何爱姣曾出具过欠条确认的事实只字不提，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再次，刘象付称本案欠条是2016年4月29日木材交易当日出具，其提供的通话录音的时间是2018年2月14日，间隔时间不到两年。而录音中，刘象付陈述“你多少年啦，年年都今天给，今年等明年给？”刘象付在录音中陈述的“多少年啦”的内容也与本案木材交易的时间不相符。另外，从录音的完整性来看，录音的第一句话为“喂，不要这么说，是不是，大家……”，显然，在该句话之前双方还存在其他对话内容，刘象付提供的录音内容是不完整的。对此，刘象付表示不清楚为何录音是不完整的，也无法提供完整的录音。综上分析，刘象付二审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不完整，且催讨内容无法体现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故该录音证据不足以证明刘象付于2018年2月14日向何爱姣催讨本案货款的事实。何爱姣出具的欠条约定的付款时间为5月5日之前，因此无论欠条落款时间是“2016年4月29号”还是“208年4月29号”，刘象付于2020年8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要求何爱姣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象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象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斯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