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再57号抗诉机关：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军强，男，汉族，1991年9月2日出生，住甘肃省通渭县。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文斌，男，汉族，1980年1月18日出生，住甘肃省礼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仁杰，男，藏族，1995年11月2日出生，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达拉，男，藏族，1986年1月13日出生，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申诉人曹军强与被申诉人刘文斌、邱仁杰、达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2017）甘01民终88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曹军强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曹军强的再审申请。曹军强不服，向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申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甘检民（行）监[2018]62000000046号民事抗诉书，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甘民抗1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艳玲、李敏出庭。申诉人曹军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刘文斌、邱仁杰、达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7)甘01民终882号民事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理由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本案中，2012年11月11日晚，邱仁杰、高峰、达拉等人在工地一层宿舍喝酒唱歌，与刘文斌、余小康等人发生争执并相互撕打，致刘文斌、余小康受伤。邱仁杰持刀致刘文斌重型颅脑外伤、硬膜外血肿、右侧顶部骨折、头皮血肿、头皮裂伤、肝裂伤。经鉴定刘文斌之伤属重伤。致余小康轻微伤。对此依法应当由共同侵权人邱仁杰、高峰、达拉承担连带责任。因在诉讼中刘文斌仅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法院未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确有不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建筑商、工程发包方，将该工地宿舍交由曹军强、杨星等包工头手下的施工人员居住，其是否应对该工地施工人员在休息区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件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防范义务。杨星作为刘文斌等人的雇主、曹军强作为邱仁杰等人的雇主，本案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到底是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还是曹军强、杨星等人，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单一认定曹军强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及义务赔偿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曹军强虽作为邱仁杰等人的雇主，但雇员邱仁杰等人在下班时问后并未从事与执行雇佣活动有关的行为，所发生的伤害事故雇主不承担责任。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笫六条二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尝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可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法律规定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终局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其只是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且可以向第一顺序的责任人请求追偿。故原审法院判决曹军强承担30%的终局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申诉人曹军强申诉请求:一、撤销(2017)甘01民终882号民事判决结果第三项关于“曹军强......支付刘文斌赔偿款78929.03元”及曹军强负担案件受理费1317元的判定。二、改判再审申请人曹军强不应担责。三、裁定中止对曹军强执行原终审判决。事实理由:原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终审判决关于“曹军强作为工地宿舍的管理人员”的认定错误，没有任何的证据能予支持此认定。事实是:员工宿舍距工地较远，该宿舍有所有权人和专门的管理人，宿舍楼属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完全由南通二建公司负责，由该公司派专人管理。申诉人曹军强与该宿舍楼的所有权、管理权均毫无关系。所以原终审判决关于再审申请人曹军强“疏于管理致使发生伤害事件”的认定和归责，是毫无证据支持的。被申诉人刘文斌辩称，一、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民终882号民事判决中曹军强承担部分赔偿款的请求毫无法律依据。曹军强与邱仁杰、达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此曹军强作为雇主应承担一定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二、“改判再审申请人曹军强不应担责”的请求不合情理，适用归责原则错误。曹军强的申请再审理由中对雇佣关系避而不谈，只提及宿舍管理问题，对雇佣关系的归责显然使用了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对雇佣关系归责实行无过错原则是完全相悖的。三、“裁定中止对曹军强执行原终审判决”的请求已超出当事人权利的范畴。曹军强作为普通公民无权干涉或指使执法机关的裁决与否。四、曹军强再审申请书中个别语句逻辑混乱、言辞不够确切，无证据支持。刘文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邱仁杰、达拉、曹军强共同赔偿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共计628644.80元;2.请求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安刑初字第0010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案情显示，案发时系邱仁杰、高峰(在逃)与刘文斌、余小康等人发生厮打，期间邱仁杰将刘文斌、余小康持刀致伤。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邱仁杰、高峰在与刘文斌、余小康等人发生争执并厮打后，邱仁杰持刀致刘文斌重伤，虽案发时邱仁杰尚未满十八周岁，但已满十六周岁，且已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刘文斌的人身损害，邱仁杰、高峰应连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文斌没有对高峰提出民事赔偿主张，可另案处理。刘文斌针对达拉的诉请，因刘文斌未能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达拉实施了对刘文斌的侵害行为及与刘文斌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刘文斌针对达拉的诉请不予支持。刘文斌针对曹军强的诉请，庭审中，曹军强关于邱仁杰系其雇佣的赵小伟(音)所雇佣，与其无关的抗辩理由，因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本案所涉人身伤害案件虽系在双方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发生，并未从事雇佣活动，但是由于双方系农民工，吃住均在工地、宿舍，曹军强对其雇佣的农民工负有管理责任，故对于刘文斌的诉请曹军强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文斌关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及鉴定费的诉请，证据合法有效，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其中刘文斌主张的医疗费金额低于其提供的医院收费收据所显示的金额，系其对自已的民事权益的合法处分，予以认定。刘文斌关于误工费的诉请，庭审中，刘文斌自认事发后至同年12月底的工资已收到，故该部分误工费不予支持。自2013年1月1日至刘文斌定残之日止的误工费，因刘文斌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实际减少的收入，亦未能证实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故参照甘肃省2013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33696元的标准计算，应为2861.85元。至于滞留工地民工工资的诉请，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误工费的范畴，应予驳回。刘文斌关于生活费的诉请，于法无据，刘文斌亦不能说明该项损失的来由及依据，不予支持。刘文斌关于护理费的诉请，结合其伤情，应按护工1人护理期限51天(住院21天，医嘱出院全休1个月)，以甘肃省2013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24804元的标准计算，应为3465.76元。刘文斌关于交通费及住宿费的诉请，刘文斌所举票据虽不能充分证实系其受伤后的必要支出费用，但结合刘文斌的受伤实际、兰州市日常消费水平及甘肃省平均交通费用，酌情支持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1500元。刘文斌关于营养费的主张，符合其实际伤情及兰州市日常消费水平，不违反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刘文斌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诉请，计算方式有误，应以甘肃省2013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156.90元的标准，结合其伤残等级，应为185294.52元。刘文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请，由于其父母分别年满66周岁、63周岁，尚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在家乡务农，具有生活来源，不符合需要被告承担生活费的法定条件；刘文斌虽称其母卧病在床，不能自理，但无相应证据佐证，不予采信，故对其关于父母的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刘文斌关于子女生活费91216.40元的计算数据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刘文斌子女应由其夫妻双方共同抚养，且刘文斌未提供其丧失劳动能力等级的相关证据，故结合其伤残等级，酌情支持12314.21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文斌医疗费57087.10元、后续治疗费60000元、误工费2861.85元、护理费3465.76元、住宿费15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85294.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314.21元、鉴定费1400元，合计329763.44元，由被告邱仁杰、曹军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刘文斌。二、驳回原告刘文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93元，由邱仁杰、曹军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刘文斌。曹军强不服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撤销该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的损失由原审被告邱仁杰承担赔偿责任。二审认定事实如下:原审查明事实正确，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刘文斌认可其在受伤后收到邱仁杰10000元、曹军强20000元。二审法院认为，刘文斌的损害结果是邱仁杰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但曹军强作为工地宿舍的管理人员，对其雇佣人员疏于管理，致使发生伤害事件，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曹军强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邱仁杰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曹军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应予改正。另，原审判决中对邱仁杰、曹军强已赔付款项未予扣减，二审对此应予更正。故被上诉人刘文斌医疗费57087.10元、后续治疗费60000元、误工费2861.85元、护理费3465.76元、住宿费15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85294.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314.21元、鉴定费1400元，合计329763.44元，邱仁杰承担该款项的70%即230834.41元，扣除已支付10000元，应支付220834.41元，曹军强承担该款项的30%即98929.0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20000元，应支付78929.03元。综上所述，曹军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维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5民初5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撤销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5民初5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邱仁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刘文斌赔偿款220834.41元;曹军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文斌赔偿款78929.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93元，由曹军强负担1317元，由刘文斌承担922元、邱仁杰负担2154元。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1月11日23时许，邱仁杰、高峰（在逃）、达拉等人在其打工的兰州市安宁区何家庄南通二建工地104宿舍喝酒唱歌，因声音吵闹，与刘文斌、余小康等人发生争执，邱仁杰、高峰等人与刘文斌、余小康相互厮打，致刘文斌、余小康受伤，在厮打过程中邱仁杰持刀致伤刘文斌、余小康。经兰州市安宁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文斌之损伤属重伤，构成六级、十级伤残。邱仁杰故意伤害导致刘文斌重伤，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杨星系刘文斌的雇主，曹军强系邱仁杰的雇主。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申诉人曹军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人民法院应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的抗诉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中，邱仁杰系与他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刘文斌损害，应当由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根据连带责任的要求，刘文斌在诉讼中既可以向部分责任人也可以向全部责任人主张权利，人民法院无需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为共同被告。其次，关于曹军强是否应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即便在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下，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依然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本案中，曹军强雇佣邱仁杰从事建设工程劳务，只有在邱仁杰从事建设工程劳务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需要雇主曹军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休息时间，邱仁杰喝酒、唱歌继而引发争执持刀致伤刘文斌的行为并非接受雇主曹军强指派从事的雇佣活动，该侵权行为并非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故该侵权行为不属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曹军强不应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最后，依据生效的（2013）安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文斌系“在其打工的兰州市安宁区何家庄南通二建工地104宿舍”遭受损害。住宿于该工地宿舍的务工人员并非全部由曹军强雇佣，曹军强对整个南通二建工地并无安全保障义务，刘文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具体宿舍是由曹军强负责管理，故曹军强不应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曹军强并非侵权责任人，其是否承担赔偿义务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原生效判决仅判决曹军强承担赔偿义务，但并未说明是基于何种法定义务或源于何种法律关系而承担赔偿责任，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5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甘01民终882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诉人邱仁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申诉人刘文斌赔偿款319763.44元；三、驳回刘文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8786元，由刘文斌承担1844元，邱仁杰负担694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殷君芳审 判 员 田 晨审 判 员 史晨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彭婷婷书 记 员 王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