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0民终5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生，男，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平，男，196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贝贝，河北霍振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素梅，女，1966年3月9月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润，男，199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系刘素梅儿子。 上诉人刘景生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平、原审被告刘素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7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景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一审法院未正确理解购房退款协议，错误认定购房款330万元在2014年7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期间产生330万元利息。正确的理解应为330万元购房款，在2014年7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期间产生的利息，双方在协商。原审判决的理解，违背了案件事实和上诉人内心真意，违反了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定。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43条之规定，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依据在案情和当事人内心真意，如果依据购房退款协议的字面语义认定已经约定产生了330万元利息，明显不符合上诉人内心真意，其内心真意表达不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应被认定为有效。一审判决书对于购房退款协议所涉在双方协商予以的裁判解释错误，其既未结合上下文和案情进行整体理解分析，又对其予以做了不当的线索解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62条、125条之规定，在理解双方协商的含义时，应结合法律字词的语义，合同的有关条款和双方之间的习惯去整体把握。根据上下文语义和日常生活经验，在双方协商的涵盖范围，不但包括给付时间及如何给付而且还包括更为重要的是否支付多少，而绝非如一审法院认定只是对给付时间和如何支付暂行协商，这样理解就如同合同法律上的限缩解释，曲解了文字的原意，又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被上诉人通过向银行贷款融资和案外人借款融资的方式向上诉人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和证据有误。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其因支付购房款的款项真实来源及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三、一审法院在论证其错误认定的330万元利息是否过高时未给予填平原则。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从法律上是无效的。双方所达成的购房还款协议，系双方购房未果，对于无效合同而进行的缔约过失责任分配，既然合同无效，肯定也不存在一方违约或者一方守约，原审判决在认定该330万元利息时表述为具有违约金的性质，令人难以信服。在2019年5月13日的房屋退款协议中，双方已经对330万元购房款的返还义务和金额做了明确约定，分别为当年6月1日前付50万，当年的7月10日前付清剩下的280万。即便上诉人没有依约返还280万元购房款，参照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被上诉人也仅能向上诉人主张自2019年7月11日起的逾期还款违约责任，当然双方对逾期还款违约责任没有约定，原审判决从2015年5月30日起计付280万的逾期利息无法可依。四、良法善治和公序良俗，如果如一审法院的裁判解释将双方购房退款协议中所涉及的330万元利息真的理解为双方之间明确约定已经产生了330万元利息，那么必然将造成一个不良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被上诉人从自身的违法行为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违反了公序良俗。司法的一个重要的裁判功能是惩恶扬善弘扬正义以积极的个案裁判，引领社会生活，促进良法善治和社会的有效管理，所以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认定事实，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还上诉人一个公道。 被上诉人王志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过于牵强附会，纯属利用上诉程序，拖延钱款支付时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不具有溯及力。本案的钱款和利息在新法颁布以前就已经产生，不应当使用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15.4%的年利率。本案因退款协议产生纠纷，应当以合同纠纷为案由，一审中上诉人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提出管辖异议被驳回。正因为2019年1月份26日的退款协议没有写明利息，2019年5月13日的购房退款协议才明确增加了利息的约定，不然被上诉人直接就可依据第一份退款协议提起诉讼。二、上诉人的陈述不属实。我方当事人这几年为了要涉案钱款，都恨不得给上诉人磕头下跪了，上诉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还。上诉人拿我方当事人好几百万占用好几年，都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要他利息。然后根据上诉人说法，对购房款的添加属于对合同的扩大解释。按照这样扩大解释的话，被上诉人也可以在双方协商之前加上“时间”两个字，所以，应正确理解2019年5月13日的购房退款协议中关于利息约定的本意。 刘素梅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状的内容没有意见。利息应该没有那么高。 王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景生返还原告购房款280万元并支付利息和损失（利息计算方式：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9年3月10日期间约定利息为330万元；自2019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29日，以3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自2019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8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刘素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景生与被告刘素梅系夫妻关系。2014年原告与被告刘景生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刘景生向原告出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一套，价款330万元。原告于2014年7月8日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景生转账汇款100万元，于2014年8月6日通过案外人张庆寿账户向刘景生转账汇款50万元，于2014年8月8日通过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向刘景生转账汇款15万元，于2014年9月29日通过原告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景生转账汇款165万元，上述款项共计330万元。后因协议未履行，双方于2019年1月26日签订《退款协议》，约定：“今有刘景生退王志平购房款计叁佰叁拾万元整，经双方商定2019年3月15日前退给王志平贰佰万元整，余款壹佰叁拾万元2019年5月1日前还清”。因刘景生未还款，双方于2019年5月13日再次签订《购房退款协议》，内容为：“甲方王志平于2014.7.10起分五次付刘景生购房全款330万元。现双方协商，由刘景生退回王志平购房全款。分六月一日前付王志平50万，剩下余280万计划在七月十日前付清。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3300000（叁佰叁拾万元）利息，在双方协商。本着双方互信，希望双方遵守诚信。”双方在协议落款处签名捺印。2019年5月29日，刘景生通过银行转账还款50万元。后因刘景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故成诉。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通过原告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反映，原告于2014年8月28日向民生银行贷款150万元，原告自2014年8月28日至2017年8月3日一直按月偿还贷款本息，后原告于2017年8月3日一次性还清贷款。通过原告提交的其妻子章桃荣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及还款明细，章桃荣于2017年8月2日向建设银行贷款150万元，并每月按时偿还贷款本息。通过原告提交的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原告于9月29日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景生转款165万元。综上，上述两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主张的通过向银行贷款融资的方式向刘景生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其向案外人张庆寿出具的50万元的借条及案外人张庆寿于2014年8月6日通过个人账户向刘景生转账汇款50万元的凭证，可印证原告通过向案外人借款融资的方式向刘景生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对此予以采信。3、被告刘景生抗辩《购房退款协议》是在受胁迫、非自愿情况下签署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4、农村房屋的买卖有着严格的限制，原告非被告本村居民，双方达成的口头房屋买卖协议当然无效，但双方因房屋买卖协议未实际履行，就购房款返还及资金占用期间对原告损失的补偿而签订的《购房退款协议》与房屋买卖协议非同一法律关系，在不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其效力应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刘景生于2019年5月13日签订《购房退款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合法有效，被告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涉案购房款共计330万元，刘景生已于2019年5月29日退还50万元，尚欠280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刘景生退还尚欠购房款280万元予以维护。关于对《购房退款协议》中约定“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330万利息，在双方协商”的理解及是否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为向刘景生支付购房款，系自筹、向银行贷款及向朋友借款等的融资方式，对外负债并支付利息，在购房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刘景生本应及时退回购房款，但刘景生迟迟不予退还，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基于此，双方在最终签订的退款协议中约定了2014年7月10日到2019年3月1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330万元，对于“在双方协商”，结合案情、协议内容及合同目的，应理解为对给付时间及如何支付再行协商，这样更符合合同目的，更有利于维护守约方的利益。该利息约定系因刘景生长期占用购房款不予返还而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该资金占用利息同时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具有违约金的性质。经核算该违约金责任并未高出涉案资金于2014年被占用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2014年1月1日至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至1年期贷款利率为6%），即未高出原告因刘景生迟延返还购房款而产生的合理融资成本。据此，对原告主张刘景生支付2014年7月10日到2019年3月1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330万元，双方协议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维护。对于原告主张的自2019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29日，以330万元为本金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9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80万元为本金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维护，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刘素梅与刘景生虽系夫妻关系，但本案非民间借贷案件，不受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制。本案系因刘景生未履行《购房退款协议》所致，系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刘素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景生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王志平购房款280万元，支付2014年7月10日到2019年3月1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330万元，合计610万元；并以本金3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自2019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以本金28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志平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刘景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景生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目的：《购房退款协议》于2019年5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派出所签订，该协议由被上诉人王志平草拟，在派出所双方就利息事宜曾发生争吵。 证据二户口本一份。上诉人刘景生出生于1962年6月16日，初中文化程度。 证据三高碑店派出所出具的询问笔录两份。刘景生陈述，王志平让退给他330万元购房款，再交给他170万利息。刘景生表示不同意，所以双方产生矛盾分歧一直没有解决。 王志平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了解，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019年5月13日的退款协议就是二人争吵完的结果。对证据二户口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符合其文化程度的阅读与书写水平。2019年1月的协议就是上诉人亲笔手书的，以此证明上诉人有正常人的阅读与书写能力。对证据三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询问笔录中根据王志平的陈述，可以证明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还款的不诚信行为。上诉人手中有没有房屋，被上诉人都不清楚。现在看来，说房屋买卖其实就是欺骗。对于2019年5月13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上诉人对该笔录的陈述，我方当事人始终有要求利息的主张。退款协议最终双方认定的利息数额。2014年到2019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夫妻曾多次上门找刘景生讨要房屋钥匙，到后期才改为要求返还购房款及赔偿。 刘素梅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没有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三份证据的来源均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刘景生的户口信息中的文化程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亦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情况说明与询问笔录是否与本案有关联及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将结合本案其它事实在本院说理部分体现。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上诉人刘景生与被上诉人王志平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刘景生向王志平出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一套，价款330万元。自2014年7月8日至同年9月29日王志平系刘景生共分五次累计支付购房款330万元。后因协议未能履行，双方于2019年1月26日签订《退款协议》，约定：“今有刘景生退王志平购房款计330万元整，经双方商定2019年3月15日前退给王志平200万元整，余款130万元2019年5月1日前还清”。因刘景生未按上述协议履行。2019年5月9日王志平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反映其与刘景生之间的关于购房的经济纠纷涉嫌诈骗问题。2019年5月13日双方被传唤至高碑店派出所，当日高碑店派出所对刘景生进行了询问，刘景生称，“我就想将之前小王（王志平）给的330万元还给他，小王也不同意，让我退还他330万元后，再交给他170万利息，我便没有同意，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后经双方协商，由王志平拟定《购房退款协议》，双方签名捺印。该协议内容为：“甲方王志平于2014.7.10起分五次付刘景生购房全款330万元。现双方协商，由刘景生退回王志平购房全款。分六月一日前付王志平50万，剩下余280万计划在七月十日前付清。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330万利息，在双方协商。本着双方互信，希望双方遵守诚信。”2019年5月29日刘景生通过银行转账还款50万元。另查明，刘景生与刘素梅系夫妻关系。 以上事实，有《退款协议》、《购房退款协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双方签订的《购房退款协议》中“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330万利息，在双方协商。”的理解问题。本案330万元发生的根源系买卖房屋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后因房屋买卖协议不能履行，双方协议解除的情况下，双方于2019年1月26日签订《退款协议》，该协议内容只约定330万元购房款何时退还，并未涉及购房款的利息及赔偿。因刘景生未履行《退款协议》约定义务，王志平寻求司法救济，向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询问笔录明确载明了双方签订《购房退款协议》的背景、时间、地点、经过和对双方的询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高碑店派出所经询问为经济纠纷，于是对刘景生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令二人自行协商的前提下，由王志平拟定《购房退款协议》，然后双方签字。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购房款的退还和利息问题。依据刘景生在派出所陈述“我就想将之前小王（王志平）给的330万元还给他，小王也不同意，让我退还他330万元后，再交给他170万利息，我便没有同意，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一直没有解决”。由此可推断，在此之前，上诉人刘景生对于购房款之外的170万元利息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上诉人对于增加了160万元之后的330万元利息焉能接受。依据刘景生的理解，其认为“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的330万（购房款）的利息，在双方协商”更具合理性，因“产生330万利息”与“产生的330万（购房款）的利息”极易混淆,极易造成误解。且如果是“产生330万利息”的话，因目的是一揽子解决购房款及利息问题，双方对于返还购房款没有异议。双方理应在该协议中就利息的给付一并作出约定，即具体数额、履行时间等，而无需“在双方协商”。如果是“产生的330万购房款的利息”，因双方在此之前被上诉人曾主张过170万元，上诉人没有同意，未达成一致，则需要"在双方协商”，这更符合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事人的目的与内心真实意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审理解为从2014.7.10到2019.3.10期间资金占用利息330万元及对给付时间及如何支付再行协商不符合合同目的与文义解释，不符合常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如何处理从2014.7.10到2019.3.10产生的330万（购房款）的利息及此后的利息问题。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具体的利息数额及计算方法，因涉案330万元因房屋买卖而起，而非民间借贷，刘景生的义务为交付房屋，至于王志平购房款的来源与其无关。自2014年7月8日至同年9月29日王志平共分五次累计向刘景生支付购房款330万元，依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实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本院酌定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因王志平对原审判决驳回其请求原审被告刘素梅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此认可，故对此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刘景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798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景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被上诉人王志平购房款280万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自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9年5月29日，以3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30日至同年8月19日，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以28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被上诉人王志平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250元，由刘景生负担16975元，由王志平负担10275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景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元，由刘景生负担33950元，王志平负担20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雪芹 审判员  宋 强 审判员  赵洪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郝欣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