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2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菊招，女，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冬秋，男，195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原审第三人：杨敏健，男，199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徐菊招因与被上诉人杨冬秋、原审第三人杨敏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1民初4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菊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处分行为和析产协议无效；三、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第三人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不具有处分涉案房屋物权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基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认定“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已经对二本土地证登记的三间房屋进行了处分”以及“协议的签订表示原告对这三间共有房屋进行了处分，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等明显错误。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权变动以登记或征收为前提，协议不具有处分涉案房屋物权的效力；具体到本案中，第三人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不能够引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动应是自涉案地块征地批复作出后方能发生，而一审法院却基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而认定“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已经对二本土地证登记的三间房屋进行了处分”以及“协议的签订表示原告对这三间共有房屋进行了处分，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等，这一认定明显错误。二、第三人无权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一审法院关于析产协议无效认定的理由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原告虽然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但第三人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全家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的签订表示原告对这三间共有房屋进行了处分，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一审法院作出如是认定所依据的是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行初121号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10行终45号行政判决，但在前述两个判决中，两审法院主要审查的是协议无效的事由并以"涉案地块是否经批准征收不必然影响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为由驳回起诉，两审法院并未审查第三人是否有权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涉案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且涉案析产协议的签订晚于第三人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即在第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时，尚未有析产协议，亦尚未形成一审法院所谓之“赠与”，第三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对于涉案房屋而言明显系无权处分，第三人根本无权就涉案房屋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析产协议无效的理由阐述明显错误。三、征收补偿协议书签订以及析产协议签订时，甚至在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行初121号判决时，征收补偿协议尚未生效,既然征收补偿协议尚未生效，自然也就无法发生“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的效力。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行初121号行政判决书中明确载明：“本案中，虽然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时，涉案地块的征收尚未办理批准手续，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也明确约定“该协议书经市政府批准公告后发生法律效力”，故本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市政府批准公告前不发生法律效力，也不会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上述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预先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不会对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也不影响被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办理征地审批。且只有被告在依法履行征地手续，并经市政府批准公告后，上述协议才能生效。”根据上述认定可知，征收补偿协议在一审判决时尚未生效，对于未生效的协议，自然也就无法发生“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的效力，而一审法院却作出如是认定，明显系法律关系认定错误。 杨冬秋答辩称，我们全家都不愿意房屋拆迁，是横峰街道办事处强迫我们签约，签拆迁协议时，是我儿子杨敏健签的，后来他们认为手续还不齐全，又强迫我签了析产协议。我与我老婆徐菊招一直关系不好的，徐菊招知道后，就一直在吵闹，她认为房屋是共同财产，我不能够代表她们。 原审第三人杨敏健述称与杨冬秋答辩内容一致。 徐菊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处分行为和析产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0日，第三人杨敏健以本人为户主与温岭市人民政府横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写明其家庭成员父杨冬秋，母徐菊招，妻潘鑫鑫，有效人口5+1。土地证号：温岭集建（1994）字第14-15**，温集用（2000）字第8893号。2018年4月28日，被告杨冬秋与第三人杨敏健签订了析产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坐落于马鞍桥村徐家的房屋三间即土土地证号为：温岭集建（1994）字第14-1535号、温集用（2000）字第88**析产给第三人，析产协议书左下方盖有温岭市横峰街道马鞍桥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及其主任的印章，右下方由“横峰街道办事处”字样，但未盖章，该协议签订后交给了温岭市横峰街道办事处。上述三间房屋现已被拆除。2019年8月5日，原告及杨冬秋向该院起诉，要求确认第三人与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同年11月30日，该院经审理认为该协议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作出（2019）浙1081行初121号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及杨冬秋不服，提出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第三人在签订征收协议书时被告杨冬秋尚未将房屋析产给第三人，而是在签订协议书8天析产给第三人，但集体土地的房屋拆迁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杨敏健作为户主有权代表上诉人户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书，且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析产行为早已发生，故上诉人主张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法院不予支持，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2019）浙1081行初121号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10行终45号行政判决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原告徐菊招和被告杨冬秋及第三人杨敏健参加了上述诉讼，因此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第三人杨敏健作为户主有权代表原告及被告杨冬秋与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因此，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已经对二本土地证登记的三间房屋进行了处分。由于第三人不是三间房屋的共有人，析产协议实质上是赠与协议，在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对这三间房屋已不享有处分权，被告当然无权将房屋赠与给第三人，第三人也不能依据该协议取得房屋所有权，因此，析产协议无效，但无效的原因在于第三人与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已处分了房屋，而不是别的原因。为此，该院已告知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但原告不同意变更。原告虽然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但第三人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全家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的签订表示原告对这三间共有房屋进行了处分，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不是这三间房屋的共有人，故现原告以共有人的身份主张析产协议无效及被告无权处分，没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不适用于本案。综上，原告主张析产协议无效以及被告无权处分的理由不成立。原告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菊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徐菊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9）浙1081行初121号行政判决，以及本院（2020）浙10行终45号行政判决，均认为杨敏健与温岭市横峰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本案被上诉人杨冬秋与杨敏健签订的析产协议，作为补偿安置协议的组成部分，无论其实质是否为“赠与”，均表明杨敏健有权代表家庭处分案涉三间房屋，包括与办事处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上诉人徐菊招主张案涉三间房屋虽登记在杨冬秋名下，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冬秋在上诉人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与杨敏健签订析产协议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析产协议书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为同一家庭成员，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关系不和的情形，对涉及房屋拆迁这一家庭重大事项，上诉人徐菊招应当知情，其主张被上诉人杨冬将案涉房屋以析产的方式交给儿子杨敏健处置，其并不知情，也不同意，显然不符合情理，有违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析产协议无效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菊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徐菊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邬卫国 审判员  胡精华 审判员  阮丹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严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