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与深云路交汇处智慧广场**708。 法定代表人:黄婷，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敬，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法定代表人:王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宇锋，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寅，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div> 法定代表人：颜卫星，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安防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1301-1v> 法定代表人:黄婷，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敬，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涂国身，男，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敬，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志群，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敬，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红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公司）、原审被告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城市）、安防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7）浙民初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王永敬，被上诉人红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宇锋、王晋寅，原审被告安防投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王永敬，涂国身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王永敬，李志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王永敬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智慧城市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恒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减少一审判决第一项中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承担的违约金320197元，即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无需承担违约金320197元；2.确认红塔公司不具备起诉条件，原审程序违法； 3.确认案涉争议应提交华南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原审程序违法；4.本案诉讼费用由红塔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案涉相关合同中关于收益率提高的约定实际为违约补偿机制，故红塔公司不能同时主张违约金。因此，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无需承担违约金320197元。案涉《红塔资产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红塔公司以79000万元购买中恒公司持有的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54）（以下简称中安消）5910万股限售流通股票的股票收益权，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应于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满12个月（自2016年8月3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当日，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并按照收益率7%/年支付股票收益。而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收益权补充合同》），收益权补充合同约定将股票收益的收益率标准调整为8%/年。同时，案涉《股票质押合同》及《股票质押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质押补充合同》）约定，中恒公司以其持有的中安消5910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与《收益权补充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红塔公司代表红塔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安防投资签订的《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保证补充合同》），与涂国身、李志群签订的《保证合同》及《保证补充合同》约定安防投资、涂国身与李志群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与《收益权补充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红塔公司在原审中主张自2017年6月7日起股票收益按照13.5%计算，根据案涉合同，在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未能按照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股票收益权回购款或股票收益的，则自逾期之日起，红塔公司有权对全部未付的股票回购款、股票收益的收益率由原固定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可见，前述关于收益率提高的约定实际为出现特定违约情形时的一种补偿机制，等同于违约责任的特殊约定。由于我国对股票收益权并无明确约定，且股票收益权的转让方中恒公司对持有的中安消股票自转让股票收益权之日起至今无任何实际收益，且实际为亏损状态。因此，无法保证股票收益的固定收益，更无法向股票收益权受让方支付远高于原固定收益、补偿性质的浮动收益。对于股票收益权的受让方而言，无论是案涉合同签订的主体红塔公司，或是实际权益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其预期利益为签订的案涉合同项下按照原定收益率计算的股票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判决支持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应按照提高后的收益率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实际已按照案涉合同的特殊补偿机制承担了特殊的违约责任，红塔公司已无其他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应认定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重复承担违约金。故中恒公司与智慧城市无需承担违约金320197元。 二、红塔公司在提起诉讼时，不具备起诉条件。案涉合同实际权益人为华融公司，红塔公司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根据红塔公司在2019年1月8日证据交换过程中补充提交的《红塔资产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云中4号资管合同》）,红塔公司代表红塔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华融公司，进一步证实案涉合同实际权益人为华融公司。《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等系列案涉合同实际由华融公司借红塔公司的名义签订。在中恒公司通过以转让其持有的中安消股票收益权方式进行融资、签订全部案涉合同时，从未与红塔公司的任何工作人员进行接洽、对接，均通过华融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本质原因为华融公司作为分公司，自身无经营资产管理业务的资质，且华融公司总公司未对其直接授权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因此，华融公司以红塔公司为通道，借红塔公司名义，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受让标的股权收益权，向中恒公司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购买价款，融出资金。该事实可以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的华融公司经营范围为“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在总公司的授权下开展业务活动”予以证实。另根据中恒公司补交证据材料中华融公司与中恒公司关于签订案涉合同的系列邮件往来记录、中恒公司内部审批签呈审批资料，可以证实华融公司是实际资金融出方，在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之前，中恒公司已与华融公司谈妥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全部融资事宜。根据红塔公司补充的证据材料，华融公司为实际资金融出方，华融公司借红塔公司名义与中恒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进一步证明红塔公司对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因此，红塔公司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资格，其无权向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安防投资、涂国申、李志群主张任何权利，一审程序违法。 三、案涉主合同为《云中4号资管合同》，因该合同产生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因此，原审程序违法。在华融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之前，中恒公司已与华融公司谈妥关于通过资产管理计划进行融资的本金、收益、利息、资金发放安排、回款等全部融资相关事宜，由于华融公司自身经营范围的限制，其无法直接向中恒公司提供融资。华融公司通过与红塔公司签订《云中4号资管合同》及设立的本资产管理计划，借红塔公司作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名义与中恒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等系列合同，将《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等系列合同作为本次融资配套落地文件，该次融资交易的主合同应为《云中4号资管合同》《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及相应补充合同、担保合同等仅为本资产管理计划项下的具体配套交易合同。《云中4号资管合同》第20.2款约定：“任何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因此，既使红塔公司现主张作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因《云中4号资管合同》项下配套交易合同、底层投资产品产生的争议，均应适用《云中4号资管合同》第20.2款的约定，通过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因此，在中恒公司向原审法院主张案涉争议应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时，原审法院径自作出原判决，程序违法。 四、《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涉及转让的标的资产为股票收益权。对于股票收益权的法律性质，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尚无明确的条文加以规定，股票收益权在法律效力上不完整，如果是公司已实现的收益、并经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议的收益、分红，则属于可识别的标的可以转让。但是在本案项下股票收益权属于未来不确定金额、不确定时间的权益，存在不确定性，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收益的权益与股权无法分割，属于股东享有的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不能单独转让。因此，《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将不能单独转让的股票收益权作为标的资产进行转让，该合同在法律上应属于无效合同。此外，由于本案项下股票收益权属于未来不确定金额、不确定时间的权益，存在不确定性，且中恒公司持有的案涉股票自2016年8月31日起至今，由于各种因素造成股票价格持续下跌，中恒公司对持有的中安消股票未取得任何实际股票收益。红塔公司主张按照固定收益率8%/年及违约后提高至13.5%/年计算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实际市场情况。 五、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两笔财务顾问费用均应计入股票收益，应在红塔公司主张的未付股票收益中予以扣减。根据中恒公司补交证据材料中华融公司与中恒公司关于签订案涉合同的系列邮件往来记录、中恒公司内部审批签呈审批资料，可以证实华融公司是实际资金融出方，在签订《财务顾问协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之前，中恒公司已与华融公司谈妥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全部融资事宜，后续中恒公司无需华融公司提供《财务顾问协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项下的任何财务顾问服务，财务顾问费用实际为案涉合同项下股票收益的构成部分，财务顾问费用的调整及股票收益率的调整，均因华融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的内部财务做账需求。根据红塔公司代理人当庭陈述，由于本资产管理计划项下委托期限由24个月变更为12个月（详见《云中4号资管合同之补充合同》），各方协商将案涉合同项下股票收益率由7%调整为8%,华融公司于2017年1月9日向中恒公司出具《说明》及中恒公司的内部付款签呈文件足以证实。由于华融公司作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权益人、整个交易的资金融出方，在其没有向中恒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前提下，名为财务顾问费用、实为收益组成部分的财务顾问费用应计入其实际收取的收益中。因此，中恒公司已支付的两笔790万元财务顾问费用应计入红塔公司和华融公司收取的收益中，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红塔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中恒公司应按约定向红塔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一审程序正确，红塔公司作为管理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代表投资者利益起诉，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案涉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关于案涉财务顾问费均有相应事实依据支持。 故中恒公司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述称，其意见与中恒公司相同，没有其他补充。 红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79000万元和股票收益、逾期收益、违约金等共计28587450元（详见股票收益、逾期收益、违约金计算方式，暂算至2017年8月4日）及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收益、违约金； 2.红塔公司对中恒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中安消5910万股股票）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款项范围内有权优先受偿； 3.安防投资、涂国身和李志群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共同承担。上述诉讼请求暂共计8185874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7日，华融公司、红塔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案涉《云中4号资管合同》，约定华融公司将委托财产交付资产管理人红塔公司和资产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投资管理和资产托管。2016年8月30日，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以云中资管计划委托资金79000万元受让中恒公司持有的中安消5910万股限售流通股票的股票收益权，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应在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满12个月当日累计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79000万元，并按照7%/年的标准支付股票收益。合同还约定了中安消股票价格下跌至平仓线时,中恒公司、智慧城市负有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的义务。如中恒公司、智慧城市违反合同相关约定，红塔公司有权将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并要求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提前履行回购义务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等。同日，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并办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约定中恒公司以其持有的中安消5910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日，红塔公司与安防投资、涂国身和李志群分别签订两份《保证合同》，约定安防投资、涂国身和李志群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6年8月31日，红塔公司依约将79000万元股票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给中恒公司。2016年9月20日，中恒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3072222.22元；2016年11月28日，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收益权补充合同》，约定将股票收益率标准调整为8%/年。同日，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质押补充合同》，约定中恒公司同意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收益权补充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日，红塔公司与安防投资、涂国身和李志群分别签订两份《保证补充合同》，约定安防投资、涂国身和李志群为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在《收益权补充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6年11月30日，中恒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7900000元；2016年12月20日，中恒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13978611.11元；2017年3月20日，中恒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13825000元。以上中恒公司共计向红塔公司支付38775833.33元。 2017年5月4日，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塔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红塔资产云中4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云中41号资管合同》，约定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资产委托人，将委托资产交付资产管理人红塔公司和资产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进行投资管理和资产托管。2017年5月4日，华融公司与红塔公司签订《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红塔公司代表红塔资产云中4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79000万元受让华融公司在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持有的全部资管份额。2017年6月2日，中安消股票收盘价为14.94元，已触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平仓线，但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并未按约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红塔公司按约于2017年6月7日开始将股票收益的收益率提高至13.5%/年。2017年6月20日，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未按约定支付当期股票收益。2017年8月2日，红塔公司发出《关于债务人债务提前到期的通知函》，要求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提前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79000万元、股票收益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中恒公司、智慧城市至今并未按约履行相关付款义务，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也未按约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2017年8月16日，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红塔公司发出指令函，表示因债务人违约，特指令红塔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认可红塔公司相关行为及出具的相关文件的全部内容，承担相关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红塔公司主体是否适格；2.《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3.《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有效前提下，股票收益、违约金等如何计算。 1.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塔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云中41号资管合同》第4.5.1项约定，资产管理人的权利包括经资产委托人授权，代理资产委托人行使部分资产因委托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第十四条约定，资产委托人选择授权资产管理人或资产托管人代为行使上述权利的，具体事宜由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予以确定。红塔公司作为案涉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已取得了委托人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指令函，指令其提起诉讼，并认可其相关行为及承担相关后果。根据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红塔公司有权在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未按期支付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回购款等情况下要求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此，红塔公司有权代表案涉资管计划委托人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作为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提起本案诉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关于红塔公司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至于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辩称案涉主合同为《云中41号资管合同》，因该合同产生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并非《云中41号资管合同》当事人，在开庭前亦未提出应提交仲裁的异议，其该项辩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至于主合同是《云中41号资管合同》还是《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2.关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辩称因股票收益权存在不确定性导致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或无效。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票收益权金额或时间的不确定亦非导致合同效力待定的法定原因。故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关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或无效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3.关于股票收益、逾期收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数额。首先，关于提前到期日。红塔公司已提交关于债务人债务提前到期的通知函及邮寄凭证，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虽在质证时否认收到通知函，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且其在庭审答辩中自认红塔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向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发出《关于债务人债务提前到期的通知函》，股票收益应当按照7%/年自2016年8月31日计算至2017年8月3日，之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故确定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到期日为2017年8月3日。其次，关于股票收益、逾期收益、违约金计算标准。中恒公司、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认为两笔财务顾问费均应计入股票收益，应当在红塔公司主张的未付股票收益中予以扣减。对此，《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约定了股票收益率为7%/年、债务人违约情形以及违约情形发生时将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年等相关内容。《收益权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各方一致确认，将《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的收益率标准变更为：自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收益率为8%/年。根据华融公司与中恒公司、涂国身、李志群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及往来函表明，华融公司已将财务顾问费由1580万元调整为790万元，对2016年11月30日中恒公司支付的第二笔790万元作为股票收益予以确认。由此，中恒公司根据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已分别确认向华融公司支付1%的财务顾问费以及向红塔公司支付8%的股票收益，且红塔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的股票收益数额也已经将中恒公司支付的第二笔790万元作为股票收益予以扣除。故红塔公司主张按照8%/年的收益率计收股票收益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中恒公司要求将其支付给华融公司的790万元财务顾问费在股票收益中予以扣除并无相关依据。2017年6月2日，中安消股票收盘价已触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平仓线，而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未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红塔公司主张自2017年6月7日起将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并无不当。由于红塔公司主张的13.5%股票收益率加上日万分之五标准的违约金总体过高，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于合同到期之后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 综上所述，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收益权补充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质押补充合同》《保证合同》《保证补充合同》等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红塔公司已于2016年8月31日向中恒公司支付79000万元款项，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中恒公司共计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38775833.33元，但未按时支付剩余股票收益及履行相关付款义务，构成违约。红塔公司依据案涉合同约定，要求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支付相关股票收益和违约金，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经计算，截至2017年8月3日，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应当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79000万元，股票收益27562222元，违约金320197元，共计817882419元。中恒公司已根据《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和《股票质押合同》约定办理5910万股中安消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红塔公司主张对该5910万股中安消股票在相应债权范围内享有质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因《收益权补充合同》将股票收益率提高1%，而相应的《质押补充合同》未经质押登记，故红塔公司对该增加的1%股票收益部分不享有质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对其优先受偿的债权范围予以相应调减1733611元。 综上所述，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1.中恒公司、智慧城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红塔公司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79000万元、股票收益27562222元、违约金320197元，共计817882419元（暂计算至2018年8月3日，之后股票收益、违约金数额以79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2、红塔公司对中恒公司质押的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54）5910万股股票在上述第一项判决债权范围（扣除1733611元）内享有质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 3、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红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3473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39737元，由中恒公司、智慧城市、安防投资、涂国身、李志群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1.《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标的股票的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收益：（1）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因转让及采用其他任何方式处置标的股票所取得的收入；（2）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标的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配股等而形成的派生股票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3）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一方因持有标的股票和派生股票而取得的股息、红利等；…”第二条“（3）乙方、丙方追加现金或追加质押股票1）…如果乙方、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未按前述约定及时足额追加质押股票或交付保证金，或乙方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股票收益权转让价款，则甲方自T+3日起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且自触发平仓情形之日起，甲方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第四条“…2、债务人同意共同按下列时间向甲方支付标的股票收益：（1）股票收益权转让期限内，每季度末月20日（若收益支付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交付）向甲方支付该期间内的股票收益。…”第五条“1、债务人如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股票收益权回购款的，则自逾期日起，甲方有权对全部未还的股票收益权回购款将收益率提高至13.5%/年。若自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满12个月后债务人仍然未能支付本协议项下全部股票收益权回购款，则自股票收益权转让日满12个月当日起至债务人付清该应付未付部分股票收益权回购款之日期间，除按照上述约定提高重组宽限补偿金比率外，甲方有权对该应付未付部分股票收益权回购款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收取违约金。2、债务人如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股票收益的，则自逾期日起，甲方有权对全部未付的股票收益将收益率提高至13.5%/年。若自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满12个月后债务人仍然未支付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股票收益，则自股票收益权转让日起满12个月当日起至债务人支付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股票收益之日期间，除按照上述约定提高收益比率外，甲方有权对该应支付未支付的股票收益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收取违约金。”第十一条“…本合同其他条款就违约责任有具体约定的，从其约定。2、以下事件视为债务人的违约事件：…（2）未按期支付本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回购款、股票收益、保证金等各类资金；…4、债务人违反本条第2款约定或本协议的其他约定、发生或可能发生本条上述第3款约定的情形的，除本条第1款之外，甲方还有权选择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1）债务人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的，除甲方有权将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外，债务人每日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4）要求债务人提前履行支付本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回购款、股票收益或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第十六条“3、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如甲方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的，债务人同意本合同争议的诉讼管辖法院为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6、本合同由各方于2016年8月30日在杭州市上城区签订。” 2、《云中4号资管合同》约定“20.2…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红塔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中恒公司是否应向红塔公司支付案涉320197元违约金；（三）案涉争议是否应由仲裁机构仲裁；（四）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 （一）关于红塔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恒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合同实际权益人为华融公司，红塔公司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中恒公司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已查明事实，2016年7月27日，华融公司、红塔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案涉《云中4号资管合同》，约定华融公司将委托财产交付资产管理人红塔公司和资产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投资管理和资产托管。2016年8月30日，红塔公司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以云中资管计划委托资金79000万元受让中恒公司持有的案涉股票的股票收益权。2017年5月4日，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塔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云中41号资管合同》，约定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资产委托人，将委托资产交付资产管理人红塔公司和资产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进行投资管理和资产托管。2017年5月4日，华融公司与红塔公司签订《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红塔公司代表红塔资产云中4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79000万元受让华融公司在云中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持有的全部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由上述合同签订情况看，最早是华融公司通过案涉《云中4号资管合同》，将委托财产交付资产管理人红塔公司和资产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投资管理和资产托管，从而取得该资产管理计划全部份额。红塔公司具体的投资管理方式则为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以委托资金79000万元受让中恒公司持有的案涉股票的股票收益权。但随后不久，华融公司就与红塔公司签订《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红塔公司代表红塔资产云中4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79000万元受让华融公司上述全部资管份额。而这里的红塔资产云中4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则因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塔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云中41号资管合同》而产生，其中杭州公望润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资产委托人，红塔公司为资产管理人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资产托管人。也即，从2017年5月4日起，红塔公司已因受让华融公司持有的案涉资产管理计划全部份额，而成为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实际权益人。由于本案的一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晚于红塔公司成为实际权益人的时间，故即便中恒公司关于《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等实际由华融公司借红塔公司的名义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华融公司当时为实际权益人的事实成立，也因华融公司在本案立案前已将案涉资产管理计划全部份额转让给红塔公司，而不再实质享有案涉款项权益，而受让案涉资产管理计划全部份额的红塔公司也因此成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事实上，《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由红塔公司以自己名义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也即红塔公司本身就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该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原告的资格要求。而且，该合同第十六条已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也即，中恒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也认可因该合同履行发生纠纷时，红塔公司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二）关于中恒公司是否应向红塔公司支付案涉320197元违约金的问题。中恒公司以重复承担违约金责任为由，不承担案涉320197元违约金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第一，红塔公司将案涉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并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主张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根据已查明事实，《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在T日的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110%，则中恒公司等应于T日起2个工作日补充质押相应数量的标的股票或向资管计划划付足额保证金，或提前回购标的股票收益权，使履约保障比例高于110%。否则，红塔公司自T+3日起有权要求中恒公司提前回购全部股票收益权。从合同履行情况看，2017年6月2日，中安消股票收盘价已经达到履约保障比例，而中恒公司、智慧城市截至2017年6月6日都未按约定补充质押相应数量的标的股票或向资管计划划付足额保证金，或提前回购标的股票收益权，已构成违约。对该违约行为，《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未按期支付本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回购款、股票收益、保证金等各类资金的，红塔公司有权选择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1）债务人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的，除甲方有权将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外，债务人每日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可见，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约定了中恒公司等出现未按期支付约定款项的情形时，红塔公司可以向中恒公司等同时主张将案涉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和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损失赔偿额。第二，合同同时约定案涉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年和承担违约金责任，不违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是约定赔偿，包括赔偿性违约金和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二款规定的是调整违约金的方式，第三款则规定的是迟延履行违约金可以与继续履行违约责任并存。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八条则是对上述第二款关于调整违约金规定的细化，强调了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不得超过实际损失额，增加违约金后，不得另行主张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虽然中恒公司上诉引用上述关于调整违约金数额的相关条文，主张承担案涉股票收益率提高至13.5%/年这一违约责任足以赔偿红塔公司的实际损失，故不应再承担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损失赔偿额的违约责任，但是该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已查明事实，各方当事人针对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同时约定了提高案涉股票收益率至13.5%/年和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损失赔偿额两种违约责任表现形式。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对因违约产生的损失的约定赔偿。两者相加，就是当事人各方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额。从赔偿性违约金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违约方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这一角度而言，各方针对违约行为约定违约方同时承担依据两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计算得出的损害赔偿责任不但与约定损害赔偿的功能不相悖，而且还有利于对守约方的损失进行充分赔偿。虽然同时约定多项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可能会导致累计的损害赔偿总额过分高于守约方因违约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额，但原判决已基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考虑，对合同到期之后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2条“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表述精神一致。 （三）关于案涉争议是否应由仲裁机构仲裁的问题。中恒公司以案涉主合同为《云中4号资管合同》，故与该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第一，中恒公司并非《云中4号资管合同》的合同一方，不能依据《云中4号资管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主张本案应移送仲裁机构仲裁。根据该合同中“20.2…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约定可知，该仲裁条款针对的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而《云中4号资管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为华融公司、红塔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不包括中恒公司。第二，红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合同为《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而非《云中4号资管合同》。红塔公司基于《云中4号资管合同》取得管理人身份，有权以自己名义对案涉资金进行投资管理。而与中恒公司、智慧城市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则是红塔公司进行投资管理的具体行为表现。前者订立的目的是建立资产管理的法律关系，后者订立的目的则是利用资产投资收益。两者签订主体、合同目的、合同权利义务安排等均不相同，不能等同对待。在红塔公司仅依据《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提起本案诉讼的情形下，为避免审理范围超出红塔公司一审的主张，也不应支持中恒公司依据《云中4号资管合同》中仲裁条款移送本案的上诉主张。第三，中恒公司主张将本案移送仲裁机构仲裁的主张与其签订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不一致。《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十六条约定“3、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如甲方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的，债务人同意本合同争议的诉讼管辖法院为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6、本合同由各方于2016年8月30日在杭州市上城区签订。”可见，中恒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已认可由该合同引发的争议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而非仲裁机构仲裁的方式解决。 （四）关于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中恒公司上诉主张，股票收益权因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而不能单独转让，故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无效。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标的股票的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收益：（1）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因转让及采用其他任何方式处置标的股票所取得的收入；（2）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标的股票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配股等而形成的派生股票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收入；（3）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一方因持有标的股票和派生股票而取得的股息、红利等；…”。可见，双方虽然名义上约定的转让标的是股票收益权，但事实上还包括股票转让的对价，并不限于中恒公司上诉所称的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故中恒公司以该股票收益权仅为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上诉主张与案涉《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不能作为认定该合同无效的依据。 最后，中恒公司虽然在上诉状中还提出了案涉财务顾问费用应抵扣未付股票收益的主张，但其并未将该主张作为上诉请求提出，而且在2019年4月26日，中恒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缓交上诉费申请书》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两笔790万元财务顾问费不提出上诉。鉴于本案财务顾问费用涉及案外人华融公司且中恒公司已明确表示不就此提出上诉请求。故不将该主张纳入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并相应退还其多交上诉费用。此外，红塔公司在2020年7月3日也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主张一审关于利息计算时间存在笔误，要求予以纠正。由于红塔公司所主张的时间修改，将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中恒公司等的利息支出，属于涉及中恒公司等实体权益的事项，在红塔公司未将其作为上诉请求提出的情形下，对该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3元，由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 颖 审判员 王成慧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