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 法定代表人：RASHIDALEEMQURESHI，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时代广场**。 负责人：瞿峰，董事长。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有，男，197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阳桥，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上诉人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氏公司）、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惠氏成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有及原审第三人曾阳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氏公司、惠氏成都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有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有承担。事实与理由：1.吴有未提供双方达成购货返差的书面协议，吴有也未提供真实、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购货返差的交易关系。吴有提供的部分送货单、购货小票无法证明其已将购买的产品进行了出售，且出售价格对应其购买价格形成了所谓的购货退差之差价。2.吴有、曾阳桥与惠氏公司离职员工之间达成的购货返差约定，与惠氏公司无关。徐涛并非惠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惠氏公司也未授权徐涛从事购货返差行为，徐涛也没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徐涛与吴有、曾阳桥达成的购货返差约定不构成职务代表行，一审认定徐涛行为构成职务行为错误。3.案涉争议发生于2015年1月至3月，吴有提起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 吴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案涉交易行为虽然发生在2015年1月至3月，但吴有一直在向惠氏公司业务员徐涛及徐涛的领导主张权利，最后一次催款时间是2017年7月，吴有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均认可徐涛系惠氏公司员工，徐涛向惠氏成都分公司的领导刘东、邓维军、罗鹏发送关于案涉交易的电子邮件，也得到公司领导的确认，徐涛代表惠氏公司与吴有及曾阳桥达成了口头的购货退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曾阳桥述称，在此期间，曾阳桥和吴有一直在向惠氏公司追讨欠款，其余意见与吴有答辩意见一致。 吴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惠氏成都分公司、惠氏公司及时支付吴有销货补贴费用529,632元及逾期利息（从2015年4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惠氏成都分公司、惠氏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涛曾于2010年8月至2016年12月31日在惠氏成都分公司处工作，先后担任业务代表和销售主管。 2015年第一季度徐涛以惠氏成都分公司的名义联系吴有和曾阳桥，约定由吴有和曾阳桥在成都沃尔玛门店购买惠氏成都分公司的货物，惠氏成都分公司以赠品的方式去弥补吴有另行销售时产生的市场的差额。但双方并未就以上约定签订书面合同。 2015年1月至3月期间，吴有和曾阳桥分别在成都市好来屋量贩家居百货有限公司双流店、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成都交大路分店、成都满庭芳百货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成都羊西线蜀西路分店、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成都SM广场分店、成都市好来屋量贩家居百货有限公司西城店等超市购买大量惠氏奶粉。 2016年2月15日，“Liu,Dong,Chengdu,WyethNutrition”作为发件人向收件人“Deng,Weijun,CHENGDU，WyetuNutrition”和“LuoSusan,chengdu,WyethNutrition”发送了主题为“15年Q1成都沃尔玛REQ出货费用明细”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载明“Dear两位领导，附件为成都沃尔玛15年Q1期间REQ所产生的费用明细，15年4月开始由总部统一支付，不涉及区域任何费用。请帮忙想办法解决下吧，欠了一年了，顾客追得很紧”。后面附有清单“2015年Q1成都沃尔玛REQ费用明细”显示，其中1月，顾客“曾”涉及“金健”奶粉30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27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112,320元；顾客“吴”涉及“金健”奶粉12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30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83,328元。2月，顾客“曾”涉及“金健”奶粉6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27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65,664元；顾客“吴”涉及“金健”奶粉12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30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83,328元。3月，顾客“曾”涉及“金健”奶粉9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30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77,496元；顾客“吴”涉及“金健”奶粉900听，单听差价19.44元，“金幼”奶粉4500听，单听差价20元，合计107,496元。以上金额共计529,632元。表格后备注：总计费用529,632元，顾客为两名分开接的。对此，吴有一审庭审中主张发件人“Liu,Dong,Chengdu,WyethNutrition”为徐涛的助理刘东，“Deng,Weijun,CHENGDU”为徐涛的领导惠氏成都分公司部门负责人邓维军，“LuoSusan,chengdu,WyethNutrition”为徐涛另一领导罗鹏。 2016年2月23日，罗鹏向刘东、邓维军发送主题为“答复：15年Q1成都沃尔玛REQ出货费用明细”载明“Dear邓总。沃尔玛去年Q1此事属实，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资源来解决，是否可以你想想办法走其他方式嘛？谢谢了。” 2017年7月24日发件人“徐涛〈×××＠163.ｃｏｍ〉”向邓维军发送主题为“ＦＷ转发：15年Ｑ1成都沃尔玛ＲＥＱ出货费用明细”的电子邮件，并抄送×××＠ｑｑ.ｃｏｍ,×××＠139.ｃｏｍ,×××＠ｑｑ.ｃｏｍ。载明“邓总，以上是2015年Ｑ1公司在沃尔玛出货所欠客户的费用，截止目前客户还未收到。这是公司统一在沃尔玛作的，不是区域和门店私自作的大单行为。邮件上面有之前成都ＡＳＭ的邮件。请帮忙协调，谢谢！”吴有主张×××＠ｑｑ.ｃｏｍ为曾阳桥。 2015年11月24日至2017年7月16日期间，吴有与徐涛通过微信多次就销货补贴进行沟通，起初徐涛告知以玩具冲抵费用，后称赠品被挪用，已经将费用报上去了但流程有点慢。吴有一再催促，徐涛回复说尝试几种方式都被公司否决了。后吴有要求徐涛写个书面材料，是基于邓总要求徐涛出具书面陈述报告才向总部申请费用，吴有要求徐涛在书面陈述报告中写明几点：1.销售在哪个商场做的，谁批准的，在任的领导名字和相应职位，以及货是谁接手，费用欠多少；2.参与销售的是徐涛和刘东，该款为惠氏公司欠吴有，徐涛只是欠款发生的经手人和负责人；3.徐涛离职将该笔费用交接给何人；4.三月吴有和曾阳桥主张费用时，邓总如何承诺以什么方式支付，到期未付，邓总要求徐涛出具书面陈述报告才向总部申请费用。同时，吴有告诉徐涛不必担心由其承担债务，徐涛没有理由私人欠吴有那么多钱。徐涛于2017年7月16日微信上告知吴有其已经不在惠氏了，邮件上已经把费用金额和明细都写清楚了，并交接给后面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存在购货退差的协议交易行为，以及交易的相对方。首先，关于是否存在购货退差的协议交易行为。吴有主张曾与曾阳桥一起，按惠氏成都分公司的安排进行大宗购货，并承诺了差价补贴方式。为此，吴有提交了部分采购凭证、与徐涛的微信往来和电子邮件。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予以否认，辩称不能确认交易行为的发生，即使真实发生也属于吴有、曾阳桥与个人之间的交易。现吴有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与徐涛等人协商购货补贴方式后，吴有与曾阳桥进行了大宗购货。交易实际发生后，徐涛等人试图采用赠品玩具抵扣购货补贴的方式与吴有、曾阳桥结款，但未能实现。在吴有一再催促下，徐涛将购货补贴的计算方式和金额制作清单发送给“邓维军”，并明确该款系2015年Q1公司在沃尔玛出货所欠客户的费用，是公司统一在沃尔玛做的，不是区域和门店私自作的大单行为。“罗鹏”确认费用属实，并向“邓维军”请示能否由其想办法解决。对此，徐涛作为经手人到庭进行了陈述，其证言与往来邮件和微信记录均能互相印证。惠氏成都分公司认可徐涛系员工，且自始没有否认邮件中“罗鹏”和“邓维军”为当时公司管理人员。吴有主张的交易量和购货补贴金额较大，惠氏成都分公司可自行向其员工“罗鹏”和“邓维军”进行核实，并对交易事实和往来电子邮件等关键证据予以甄别。但整个诉讼过程中，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进行反驳，也未申请“罗鹏”、“邓维军”作为证人到庭接受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一审法院认可购货行为的实际发生。关于徐涛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还是私自交易。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一再强调公司管控严格，禁止私下交易。但若本案所涉交易为个人私下交易行为，基于常理，徐涛不必冒违反公司规定的风险，将交易行为向上级管理人员披露。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辩称徐涛系按照吴有的要求进行陈述，但徐涛到庭接受质询能够证明微信内容和电子邮件均系真实意愿。因此，徐涛作为惠氏成都分公司业务员与吴有商定购货及补贴方式，且交易内容与公司业务有关，该行为产生的债务应由惠氏成都分公司承担，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以其内部规定对抗对外债务，于法无据，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认为存在员工违规行为，可依其内部规定采取其他救济方式另行主张。 关于吴有主张的债务金额，因其主张的购货补贴金额已经徐涛确认，并由徐涛已发送给惠氏成都分公司的上级人员，惠氏成都分公司当时不持异议，应视为认可。关于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辩称曾阳桥将其债权转让给吴有并未通知，故不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吴有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让债权已通知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但吴有提起本案诉讼时在诉状中对债权转让予以表述，一审法院将诉状副本进行送达，应视为惠氏成都分公司和惠氏公司已得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关于吴有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吴有认为购货补贴系2015年1月至3月期间产生的，故主张惠氏成都分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吴有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但“Liu,Dong,Chengdu,WyethNutrition”于2016年2月15日向收件人“Deng,Weijun,CHENGDU，WyetuNutrition”和“LuoSusan,chengdu,WyethNutrition”发送的电子邮件称已经欠“顾客”一年了，该内容与吴有的陈述相吻合的，故惠氏成都分公司应于双方约定的购货行为发生后即时支付补贴，现吴有主张自2015年4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具体的标准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标准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因惠氏成都分公司系惠氏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故惠氏成都分公司清偿不能时，由惠氏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惠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吴有529,632元及逾期利息（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26.5元，由惠氏成都分公司、惠氏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1.惠氏公司成都分公司与吴有、曾阳桥之间是否存在购货补差的交易行为；2.如存在该交易行为，惠氏公司是否应当以价款方式支付购货补差差额。现评析如下： 关于惠氏公司成都分公司与吴有、曾阳桥之间是否存在购货补差的交易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购货补差的交易方式，惠氏公司业务员徐某出庭陈述为：惠氏成都分公司要求吴有、曾阳桥按照沃尔玛的进价加5个百分点价格大宗购买，二人在流通市场实际销售价格会低于该购进价格，购买价格与实体消费价差，惠氏成都分公司通过赠品方式，以玩具等实物弥补该差额。对于购货补差的交易双方虽无书面合同，但根据徐涛与惠氏成都分公司相关主管人员的内部邮件、聊天记录、购货小票原件、证人徐某出庭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吴有、曾阳桥与徐涛达成了以该种交易形式，惠氏成都分公司对该种交易形式知晓且未否认，以及吴有、曾阳桥于2015年1-3月期间在沃尔玛成都门店购买了大量惠氏奶粉的事实。惠氏公司否认存在该种交易形式，但是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惠氏公司业务员徐涛与吴有、曾阳桥之间形成上述交易形式约定及吴有、曾阳桥按约履行购买义务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惠氏公司、惠氏成都分公司认可徐涛、罗鹏、刘东为惠氏公司负责销售业务的员工，邓维军为惠氏公司成都地区的销售负责人。本案中，徐涛作为惠氏公司业务员与吴有、曾阳桥协商并达成的购货补差交易约定内容与其业务相关，吴有、曾阳桥也因此购买了惠氏公司大量奶粉，徐涛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徐涛与吴有、曾阳桥达成购货补差交易的行为对惠氏公司发生效力。惠氏公司主张徐涛没有相应职务权限签订案涉协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惠氏公司对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限制的内部规定，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惠氏公司未举证证明吴有、曾阳桥在案涉交易中存在恶意，惠氏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惠氏公司是否应当以价款方式支付吴有主张的购货补差差额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吴有主张以价款方式弥补差额的依据为徐涛于2016年2月5日向惠氏成都分公司相关人员通过邮件发送的《2015年Ｑ1成都沃尔玛ＲＥＱ费用明细》。该费用明细系徐涛为解决吴有、曾阳桥未获得赠品情况下，通过内部邮件向惠氏公司相关主管人员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和建议，并非是向吴有、曾阳桥作出的变更实物补差方式的意思表示。同时，根据2016年7月8日徐涛与吴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徐涛提出以价款方式补差的建议已被惠氏公司否决。故吴有主张以支付价款方式作为弥补差额，没有合同依据；其次，徐某出庭陈述购货补差差额为吴有、曾阳桥从沃尔玛门店购买价格与二人实际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根据吴有、曾阳桥一审中提交的四份送货单，在其真实性存疑和仅为部分数量情况下，不能证明二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二审审理中，吴有、曾阳桥陈述费用明细载明的两种奶粉每桶差额分别为20元、19.44元，系其与徐涛口头达成的固定差额，吴有、曾阳桥对其解释并未举证证明，也与徐某出庭所作陈述不符。吴有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费用明细载明的吴有、曾阳桥所购两种类型惠氏奶粉每桶的差额分别为20元和19.44元，其主张所购奶粉的补差差额为529632元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吴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惠氏公司、惠氏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吴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吴有诉请惠氏公司支付其补差价款529,632元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不再进行评判。 综上，惠氏公司、惠氏成都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民初10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吴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2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53元，均由吴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晟翔 审判员  罗 宇 审判员  聂彪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