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望平街**天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广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鹏，四川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焰松，男，198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恒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汪家湾社区万安街** 法定代表人：李焰松，总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雕，四川时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恒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公司）、李焰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天飞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顺公司、李焰松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天飞公司自2016年6月19日起不间断向恒顺公司、李焰松供货系客观事实，在一审中，恒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焰松认可送货单上签字的“贾师”是其公司的，故“贾师”签字的送货单的利益归属于恒顺公司，天飞公司与恒顺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2.李焰松是恒顺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李焰松的行为是恒顺公司的行为，且二者行为完全混同，李焰松应对恒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天飞公司制作了一份送货及付款明细清单，根据李焰松所认可的6张送货单、不认可的10张送货单及其付款的情况来看，在2017年1月25日之前，李焰松认可的送货金额只有16055元，但其付款的金额已合计有3万元，那么双方在一审中认可的交易模式为先送货、后付款，李焰松不承认另外的10张送货单显然与超付款的事实相互矛盾。4.天飞公司一审中提交了一份建设银行的明细清单，李焰松2016年11月9日付款5000元，注明的“代付小伟108个风帽款”，该款项正是李焰松不认可的10张送货单中的2张，即2016年11月13日、2016年11月15日。李焰松2017年1月25日转账15000元的记录，备注的是“风帽”，如果根据李焰松只认可的6张送货单来讲，该两张送货单中无送风帽的货，因此是相互矛盾，结合天飞公司所出具的送货单及单号，都是连续的，是针对恒顺公司、李焰松的发货，所以可以印证天飞公司所提出的16张送货单均是客观事实。 恒顺公司、李焰松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如下：1.天飞公司未举示其与恒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天飞公司与恒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顺公司不应当支付货款；2.李焰松个人并未拖欠天飞公司任何款项，货款已结清；3.关于天飞公司提出的付款备注的问题，李焰松付款时注明的备注不代表是支付这个款项的具体名称，这个只是统称，也不是指定的产品；4.李焰松与天飞公司之间是先送货后付款，因为李焰松与天飞公司没有结算，下次天飞公司也要给李焰松送货，李焰松可能多转；5.针对“小伟”的10张单子，是天飞公司给“小伟”项目的，“小伟”项目不应当计到李焰松头上，李焰松只是为“小伟”担保了几次，但并不是其所有的项目货款都是李焰松来担保，即便有人在送货单上面签字了，事后也应当找李焰松确认，其中还有很多人包括唐某、唐孝林等李焰松并不认识的。 天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恒顺公司、李焰松连带向天飞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68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天飞公司于2016年6月19日起应李焰松的要求向李焰松供货，采用先货后款的方式。于2016年6月19日供货6980元（送货单1119001）；于2016年8月1日供货9075元（送货单1119002）；于2017年2月26日供货5000元（送货单1119010）；上述三张送货单上均有李焰松本人签字。于2017年4月25日供货10000元（送货单1119012）；于2017年5月2日供货5085元（送货单1119014）；于2017年10月13日供货5000元（送货单0031378）；上述三张送货单均有“贾师”签字，李焰松认可系其工人签字。以上六张送货单合计金额为41140元。 此外，天飞公司另举出十张送货单，称均系应李焰松的要求向李焰松供货。其中1.于2016年11月7日供货2030元，（送货单1119003）,收货人签字处为“某航某”（辨认不清）；2.于2016年11月13日供货6630元（送货单1119004），收货人签字处为“唐某”；3.于2016年11月15日供货2550元（送货单1119005），收货人签字处为“唐某”；4.于2016年11月20日供货13770元（送货单1119006），收货人签字处为“喻真东”；5.于2016年12月14日供货4050元（送货单1119007），收货人签字处为“唐孝林”；6.于2016年12月15日供货5120元（送货单1119008），收货人签字处为“张庆林”；7.于2017年1月7日供货1440元（送货单1119009），收货人签字处为“喻真东”；8.于2017年3月2日供货5550元，收货人签字处为“喻真光”；9.于2017年4月26日供货小阀门400，金额不详（送货单1119013），收货人签字处为“李焰松”，天飞公司称该签字系李焰松表妹胡翠代签,金额为2000元；10.于2017年5月15日供货2115元（送货单1119015），收货人签字处为“杨光君”。恒顺公司及李焰松对上述十张送货单均不予认可，李焰松又称“对于送货单我不否认，因为送货单上的人员我可能认识，只知其人不知其名，可能是经我介绍到天飞公司处购货，对于送货的事实我不否认，但是受益人并非是我本人”“这些单据上的人员我不否认，但是我没办法核实”“我不在工地时，我的工人可能会帮我签收货物，有些人员我认可，恒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的贾师是我公司的，他的签字我予以认可，其他人员可能认识，但是名字我不清楚，均是我方临时聘请的人员，不是我公司员工”“对于我不认可的送货单上货物我不否认恒顺公司送货了，但是受益人不是我，因为送货单上无我及我的工人签字，我没办法核实，若送货单上存在小伟的签字我都予以认可”。 另，天飞公司提供落款为“唐某”的证明，写明其分别于2016年11月13日及2016年11月15日在工地现场代李焰松收到陈广超送货。落款为“张庆林”的证明，写明其分别于2016年12月14日及2016年12月15日在工地现场代李焰松收到陈广超送货，其中2016年12月14日签字的“唐孝林”系其工人。落款为“喻真光”的证明，写明其于2017年3月2日在工地现场代李焰松收到陈广超送货。落款为“喻某”的证明，写明其分别于2016年11月20日及2017年元月7日代李焰松收到陈广超送货。但上述证人均未到庭作证，也未提交身份信息，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证人与李焰松之间的关系。 此外，李焰松已支付货款5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6年11月10日转款10000元，于2016年11月19日转款5000元（写明代付小伟108个风冒款），于2017年1月25日转款15000元，于2018年2月15日转款10000元，于2018年6月1日转款5000元，此外还通过微信于2017年5月14日转款5000元。天飞公司对付款金额予以认可。 2018年8月24日，天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广超向李焰松发送短信“30号结账，要不起诉你”。 一审法院认为，天飞公司与李焰松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天飞公司应李焰松的要求向其供应了货物，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李焰松应按照约定支付货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买卖合同发生于天飞公司与李焰松之间，虽李焰松系恒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无证据证明李焰松系以恒顺公司名义进行的上述买卖，也无其他证据显示恒顺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对天飞公司要求恒顺公司在本案承担责任，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李焰松认可的有李焰松签字或“贾师”签字的送货单共计六张，金额合计为41140元。剩余十张送货单均非李焰松或“贾师”签字，且李焰松不认可。虽天飞公司提供了上述部分签字人员的证明，但上述人员并未到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询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与李焰松之间的关系，或李焰松委托上述人员收货，或上述人员有权代李焰松收货。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天飞公司向李焰松送达了剩余十张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不能证明天飞公司与李焰松就上述剩余十张送货单的货物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对天飞公司要求李焰松支付上述剩余十张送货单上的货款不予支持。因李焰松已向天飞公司支付50000元货款，超过了天飞公司已向李焰松送货金额41140元，对天飞公司要求李焰松支付货款36840元，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1元，减半收取计360.5元，由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天飞公司申请证人唐某、喻某出庭作证，证人唐某陈述，其是给“小伟”做工，并不认识李焰松，和恒顺公司也没有关系，2016年11月13日、2016年11月15日两张送货单上是其本人签字，其是代表“小伟”在送货单上签字，签完字后告知了“小伟”，其所做的工程据说是“小伟”和李焰松合伙承包的，但其只认识“小伟”。证人喻某陈述，其曾用名为喻真东，其是给李焰松干活，2016年11月20日、2017年1月7日两张送货单上的是其本人签字，是其老板李焰松打电话告诉其签收货物，没有书面授权。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天飞公司的上诉意见及恒顺公司、李焰松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天飞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2.天飞公司的供货总金额。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一、关于天飞公司买卖合同相对方是谁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天飞公司主张与恒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签订买卖合同，其举证的送货单载明的收货人为李焰松，其举证的付款记录的支付方也是李焰松，结合李焰松的自认，能够证明李焰松系天飞公司的买卖合同相对方；虽然李焰松为恒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天飞公司并未举证李焰松曾以恒顺公司名义向天飞公司购货、付款，故本院对天飞公司有关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恒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天飞公司要求恒顺公司与李焰松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天飞公司供货总金额的问题。 首先，李焰松认可的天飞公司举证的送货单中，有李焰松签字或“贾师”签字的送货单共计六张，金额合计为41140元，该部分金额应认定为天飞公司向李焰松的供货金额。 其次，李焰松不认可的天飞公司举证的十张送货单中，2016年11月13日（78台风帽、6630元）、2016年11月15日（30台风帽、2550元）的送货单上抬头载明的收货人为李焰松、韦伟，签收人为唐某，结合唐某的证人证言，及李焰松2016年11月19日向天飞公司转款5000元时的备注“代付小伟108个风帽款”可知，天飞公司的该两张送货单的实际收货人应为案外人“小伟”，李焰松为代“小伟”支付了部分货款，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焰松、“小伟”系合伙关系的情况下，该两张送货单不应当认定为天飞公司向李焰松供货，该两张送货单及李焰松代付的5000元货款均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无关。 再次，李焰松不认可的天飞公司举证的十张送货单中，2016年11月20日（风帽、止回阀、13770元）、2017年1月7日送货单（风帽、1440元）抬头收货单位均为李焰松，签收人为喻真东（喻某的曾用名），金额为15210元。李焰松与天飞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货后款，李焰松在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月25日分别向天飞公司转款10000元、15000元，共计25000元；而根据李焰松认可的2017年1月25日之前的2016年6月19日、2016年8月1日的两张送货单，天飞公司送货金额分别为6980元、9075元，共计16055元，也即李焰松在2017年1月25日超付了8945元，这不符合双方先货后款的交易习惯，因此，可以推定在2017年2月15日之前除了李焰松认可的这两张送货单之外，天飞公司还存在其他向李焰松送货的事实；根据喻某的证人证言，喻某陈述曾在李焰松手下做工，在李焰松与天飞公司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指定收货人的情况下，天飞公司将货物送到了的工地，并由李焰松手下的工人喻某签收符合日常生活习惯，故本院认定喻真光系代表李焰松在该两张送货单上签收货物，该两张送货单上的金额15210元应认定为天飞公司向李焰松的供货金额。 最后，李焰松不认可的天飞公司举证的送货单中，2016年11月7日（600型风帽、450型风帽、2030元），2016年12月14日（150不锈钢止回阀、4050元），2016年12月15日（400型风帽、5120元）、2017年3月2日（150止回阀、5550元），，2017年5月15日（150型止回阀、100型止回阀、500型风帽、2115元），虽然签字人员“某航泽”“唐孝林”“张庆林”“喻真光”“杨光君”等人身份不明，但上述送货单抬头载明的收货人均为李焰松，其中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5月15日送货单载明的收货电话均为李焰松认可的收货电话，且上述收货单制式相同、编号连续，发生时间在李焰松认可的其本人和“贾师”签字的送货单期间，货物名称、单价均和李焰松认可的其本人和“贾师”签字的送货单一样，结合李焰松雇佣工人干活的事实，以及李焰松认可的先货后款交易习惯与超付货款的矛盾表述，本院认定上述五张送货单为天飞公司向李焰松的供货，金额合计为18865元。2017年4月26日的送货单，货物小阀门不是双方以往送货单购过的货物，且数量存在涂改、没有单价和总价，天飞公司陈述为胡翠代李焰松签收，但本庭要求天飞公司当庭打电话向胡翠核实时，其无法向胡翠进行核实，该收货单无法证明系胡翠代表李焰松签收了货物，不应当认定为天飞公司向李焰松供货。 根据本院上述认定，天飞公司向李焰松的供货总金额为75215元（41140元+15210元+18865元），现李焰松付款金额为45000元，故李焰松的尚欠货款金额为30215元，其应当向天飞公司继续支付，本院对天飞公司的诉讼请求在30215元的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二审出现了新的证据，查明了新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23号民事判决； 二、李焰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215元； 三、驳回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0.5元，由上诉人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负担72元，由被上诉人李焰松负担28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1元，由上诉人成都天飞通风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44元，由被上诉人李焰松负担5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冷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曾欢 书 记 员 唐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