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皖18刑终122号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泾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晓本，男，1955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旌德县。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7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同年8月9日被泾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0日经原审法院决定逮捕，同年1月13日由泾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泾县看守所。辩护人丁向前，安徽南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吕新晓，男，1966年10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永康市。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6日被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临时羁押于永康市看守所，同年7月9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被泾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0日经原审法院决定逮捕，同年1月13日由泾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泾县看守所。辩护人赵冉，北京炜衡（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余苏谷，男，1957年1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汉族，大专文化，1997年8月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02年11月任旌德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2006年8月任旌德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7年3月至2011年7月兼任旌德县城东指挥部指挥长），2011年5月任旌德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17年2月退休。住旌德县旌阳镇解放街**东辰名都****（户籍所在地旌德县）。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9年4月19日被宣城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审查；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6月21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刘三毛，安徽刘三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汪尚华，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旌德县徽水苑水上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旌德县，住旌德县（户籍所在地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4月19日被旌德县监察委员会留置审查；2019年5月2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金国强，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余玺，男，1987年1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大专文化，农民，系被告人余苏谷之侄，住旌德县，住旌德县（户籍所在地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余苏英，女，1968年12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职工，系被告人余苏谷之妹，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2020年9月7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王志良，男，1969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住浙江省桐庐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0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郑勤军，男，1962年7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住浙江省桐庐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9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洪春水，男，1958年10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3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宣城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胡松，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安徽省，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21日被淮南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临时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同年5月24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刘德荣，男，1963年8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户籍所在地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9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经泾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执行逮捕，同年8月9日被泾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童来胜，男，1969年10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3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陈大辉，男，1970年11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5月13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陈和文，男，1965年6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22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许小双，男，196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旌德县，住旌德县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7月22日被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取保候审，同年9月9日被泾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安徽省泾县人民法院审理安徽省泾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余苏谷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黄晓本、王志良、郑勤军、吕新晓、洪春水、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犯非法采矿罪一案，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皖1823刑初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晓本、吕新晓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浩兵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晓本及其辩护人丁向前、上诉人吕新晓及其辩护人赵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王志良、郑勤军、洪春水、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未提出上诉，也未申请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未通知上述人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一）关于贪污事实被告人余苏谷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国有资产7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被告人余苏谷利用担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以其合伙人名义低价购买国有德山里山场，侵吞国有资产8万元。2000年下半年，旌德县同乐村的德山里山场（又名伏子坑山场）在旌德县林业局办理的世界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余苏谷安排三溪镇林业站与同乐村村委会商谈催收贷款，由于同乐村无力偿还16万元贷款本息，决定将德山里山场作价23万元抵给旌德县林业局（除应偿还的16万元的贷款本息外，旌德县林业局另需支付给同乐村7万元）。被告人余苏谷经与同乐村村民董某1商量好，决定各占一半股份合伙购买该山场。2000年11月1日，旌德县林业局召开党组会议，会议讨论同乐村以23万元价格将德山里山场转让给旌德县林业局的问题，余苏谷为使自己和董某1今后低价购买该山场，遂在会上提出减免同乐村8万元贷款。会议研究同意并安排三溪镇林业站以23万元价格购买德山里山场。同年11月3日，三溪镇林业站与同乐村签订《关于同乐村林场林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三溪镇林业站以23万元的价格购买德山里山场，但同乐村对减免8万元贷款不知情。同年11月6日，在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余苏谷个人决定并安排三溪镇林业站以15万元价格将德山里山场转让给董某1。该山场实质由余苏谷与董某1二人共同购买，两人各占股50%。2、被告人余苏谷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事先约定，在明确了所争取的项目资金归属及分配方式后，再以安徽康大香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申报，骗取国家项目资金70万元。2011年6月，杨某1和朱伟海等人在旌德县注册成立安徽美人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人潭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2012年上半年，朱伟海等人退出美人潭公司，杨某1邀请时任旌德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余苏谷入股，余苏谷同意，并与杨某1各自邀请6人入股美人潭公司。余苏谷、杨某1及二人所邀人员共计14人组成美人潭公司的原始股东，其中余苏谷以其女儿余某名义占股11%。2012年下半年，美人潭公司14名股东按股份比例追加股本金100万元和融资借款200万元，至此股本金和融资借款累计500万元。余苏谷累计投入55万元。2012年下半年，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康大公司）拟收购美人潭公司，余苏谷要求杨某1作为全权代表与浙江康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谈判，当时李某1只同意以75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但余苏谷要求杨某1出售美人潭公司价格不能低于1000万元，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作为对杨某1的奖励。谈判期间，李某1来到旌德，和余苏谷、时任旌德县发改委主任程某某、时任旌德县副县长陈某某（二人系美人潭公司股东）以及杨某1商谈收购价格，余苏谷、杨某1等人告诉李某1，美人潭公司能够争取300万元的国家项目资金，说服李某1以不低于100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考虑在场的余苏谷、程某某、陈某某均为旌德县领导，具有一定影响力，李某1遂同意收购价增加300万元，但前提必须是上述300万元项目资金争取到公司账后，浙江康大公司才会将300万元支付给美人潭公司。2013年1月15日，李某1和杨某1分别代表浙江康大公司（甲方）和美人潭公司（乙方）签订《收购协议》，明确甲方收购款由三部分组成：（1）550万元现金；（2）价值200万元的浙江康大67万股股权；（3）300万元的乙方项目资金（协议约定甲方2013年6月底支付乙方300万元项目资金）。收购协议书签订后，美人潭公司名称变更为安徽康大香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康大公司），浙江康大公司持有100%股份。2013年底，由于300万元拟争取的项目资金未争取到位，浙江康大公司也未向美人潭公司支付300万元收购款。在此情况下，余苏谷和杨某1决定以杨某1和余玺（系余苏谷侄子，代持余苏谷股份）的名义用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的股权和300万元拟争取的项目资金回购安徽康大公司50%的股份。2013年12月10日，李某1代表浙江康大公司与杨某1、余玺（两人代表美人潭公司原有14名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将浙江康大公司持有安徽康大公司的100%股份的一半即50%股份转让给杨某1、余玺，《股份转让合同》明确两年内（即2015年12月31日前）将300万元项目资金争取到位。2014年1月7日，杨某1、余玺（代表余苏谷）二人与美人潭公司原14名股东签订协议，明确全权委托2人办理回购安徽康大公司50%股份事宜，对回购的200万元浙江康大公司股权、300万元拟争取的项目资金按14名股东在美人潭公司原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回购股份之后，余苏谷、杨某1等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2014年11月，安徽康大公司通过旌德县林业局科技推广中心以“新建香榧丰产栽培示范基地150亩”项目申报获得省财政资金30万元。同年12月，安徽康大公司以“培育香榧良种苗木50亩”项目申报获得省财政资金4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余苏谷、杨某1以安徽康大公司为平台，实际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合计70万元。余苏谷等原美人潭公司14名股东按原投资美人潭公司占股比例将70万元项目资金进行分配，其中余苏谷在原美人潭公司投资占股11%，70万元分配额实际获利7.7万元。（二）关于受贿事实被告人余苏谷在担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县委办主任、城东指挥部指挥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20.2658万元（其中现金92万元、财产性利益28.265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原安徽省旌德县银河帆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帆布公司）为低价购得旌德县林业局拟出售的红旗牌轿车，银河帆布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1和副总经理章某1送给余苏谷现金3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2、1999年春节前的一天，时任安徽省宣城地区林业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为感谢余苏谷帮助其打招呼协调杉木指标和价格，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3、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浙江省开化县园艺场周某1为感谢余苏谷在旌德县林业局采购其苗木和拨付其苗木销售款上给予的关照，并希望继续得到其关照，送给余苏谷现金16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2014年1月，旌德县原水务局局长汪某3（系余苏谷任职林业局时的下属）被纪委调查，余苏谷出于害怕，安排其妻子田梅林于同年1月19日将上述16万元退还给周某1。4、2001年初的一天，旌德县兴隆镇大礼村村民陈某3为购得旌德县林业局所属的511亩龙王山山场（又名高山山场），送给余苏谷现金3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5、2005年至2015年，余苏谷共计收受安徽省观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志实业公司）现金33万元、财产性利益28.2658万元，合计61.2658万元。（1）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观志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3为感谢时任旌德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余苏谷在其公司承建县委办职工住宅楼项目上提供的帮助，送给余苏谷现金3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2）2009年至2011年，观志实业公司项目经理胡某2为感谢时任旌德县城东指挥部指挥长余苏谷及时拨付城东路“ＢＴ”项目工程回购款，并希望继续得到其关照，先后四次送给余苏谷现金共计30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3）2015年初，观志实业公司项目经理胡某2欲修建道路至自己公司弃土场，其中通过梓阳学校到登高弃土场（余苏谷、余苏英参股，后改为绿园苗圃）段道路为观志实业公司弃土场与登高弃土场共用道路。胡某2修路前与余苏英商议，共用道路的修建由两家各承担一半费用，余苏谷得知此事后表示同意。工程结束后，因余苏谷任职期间为观志实业公司在“三路”工程的建设和工程款结算等事项提供了帮助，观志实业公司没有向余苏谷方面讨要修路费用，余苏谷方面也未主动向胡某2支付。经宣城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路工程造价56.5316万元，余苏谷参股的绿园苗圃应承担28.2658万元。6、2008年初的一天，旌德县通用铸造厂负责人叶某2为感谢余苏谷对其企业征迁补偿方面给予的关照，送给余苏谷现金2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7、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旌德县腾达玻纤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汪某4为感谢余苏谷对其企业征迁补偿方面给予的关照，送给余苏谷现金2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8、2009年春节前和2010年春节前，个体工程承包商付某为感谢余苏谷及时结算其从瑞市社区转包的土方工程款，并希望继续得到其关照，分别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合计2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9、2010年至2011年，个体工程承包商徐某2为感谢余苏谷及时签批结算其承建的旌阳桥工程款，并希望继续与其保持良好关系，方便以后顺利结算工程款，先后四次送给余苏谷现金共计25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10、2010年春节前和2011年春节前，安徽玉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某2为感谢余苏谷在及时结算工程款方面给予的关照，并希望继续得到此方面的帮助，分别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合计2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11、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旌德县旌阳镇瑞市村村民程某2为感谢余苏谷在签批拨付其承建的三旺冲等工程款上给予的帮助，并希望继续得到其关照，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12、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旌德县旌阳镇瑞市社区书记李某2为感谢余苏谷在城东指挥部将政务中心、新东方安置小区、白塔干安置区和香格里拉小区等土方工程交予瑞市社区实施中给予的帮助，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13、2011年底的一天，旌德县旌阳镇瑞市社区村民李某3为感谢余苏谷在及时结算其承建实施的新东方安置区泄洪管道工程款方面给予的关照，送给余苏谷现金1万元，余苏谷予以收受。（三）关于非法采矿事实2009年，时任旌德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被告人余苏谷因职务便利得知旌德县政府有意开发三溪大桥下游旅游项目，遂联系朱某2，并私下向朱某2透露政府信息。2010年朱某2与汪尚华合伙成立旌德县徽水苑水上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水苑公司），朱某2占股90%，汪尚华占股10%。其中朱某290%股份里有余苏谷出资的50万元，余苏谷占10%的暗股。1、2011年7月16日至2012年7月，被告人洪春水从徽水苑公司承包旌德县三溪大桥下游（当时公司股东为朱某2、汪尚华，法定代表人为郑某）约60亩河滩、河道清基工程，因资金不足，洪春水邀集陈大辉、童来胜、黄晓本、刘德荣、陈和文、许小双等人共同投资97.5万元，购买采砂设备，其中洪春水占2股、陈大辉占1股、童来胜占1股、黄晓本占1股、刘德荣占0.5股、许小双占0.5股、陈和文占0.5股，总共6.5股。在汪尚华的安排下，洪春水等人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用采砂船采砂并加工，非法采砂7万方，加工后的砂按25元每方出售给徽水苑公司，非法获利1750000元。2、朱某2经营徽水苑公司期间，余苏英出借了大量资金给朱某2个人。2012年10月，朱某2在浙江省杭州市因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羁押，致使徽水苑公司无法正常运作。余苏谷为了挽回经济损失，遂促成徽水苑公司从旌德县政府取得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因该工程需向旌德县水务局上交1397.09万元配套资金，其中911.09万元为征地拆迁款，于是余苏谷向时任旌德县政府副县长陈某2提出用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治理工程所产生砂石销售收入来填补配套资金缺口，陈某2按照余苏谷的要求，在未经会议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安排人员制作了印发日期为2012年11月6日的旌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第12号《玉溪河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专题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徽水苑公司向旌德县水务局上交1397.09万元配套资金，旌德县政府以邀标的方式确定徽水苑公司能拿到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河道治理工程所产生的砂石销售收入归徽水苑公司所有。2012年11月16日，被告人余苏谷安排汪尚华将徽水苑公司承接的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转包给金国强，再由金国强、汪尚华、余玺三人签订共同实施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协议。余苏谷直接给汪尚华、余玺、金国强三人划定占股情况，其中汪尚华出资540万元占股40%，余玺出资540万元占股40%，金国强出资270万元占股20%。余玺实际是代表余苏谷持股，参与负责具体采砂清淤项目实施。因汪尚华、金国强无力筹措资金，余苏谷安排二人向其妹妹余苏英借钱出资，汪尚华向余苏英写下540万元的借条，金国强出资100万元现金后，向余苏英写下170万元的借条，余玺也对外宣称写了540万元的借条。三人借款第一年按年息20%计算，后按年息10%计算。余苏谷安排余苏英掌管所有非法采砂的账目、钱款及文书，涉及销售收入的银行卡及密码也归余苏英掌管。实际上被告人余苏英只用550万元（余苏谷个人出资200万元），分批次将配套资金打到旌德县水务局账户，接着旌德县水务局将征地拆迁款分批返还到徽水苑公司账户（余苏英管理），累计完成上交配套资金1000多万元，不足部分用清淤工程款抵消，最终完成需要上交的1397.09万元配套资金。2012年底至2016年，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余玺、金国强等人在三溪镇玉溪河路西段河道及河滩内打着河道清淤治理的幌子非法采砂。非法所得由被告人余苏英除去砂场开支外，按照之前划分的股份按比例分红，用于偿还余苏英和余苏谷的出资借款及利息，汪尚华、金国强每月发放3500元工资，余玺每月发放4000元工资，被告人余苏谷为安抚余玺私下给余玺好处费30万元。被告人余苏谷、余苏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在三溪镇玉溪河河道、河滩等多处非法采砂出售，共非法获利36238298元。案发时尚有10.98117万方待加工销售砂石堆放在古城砂场，经安徽同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值10675200元。2019年6月21日，上述砂石向社会公开拍卖，拍卖价格为318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底，被告人汪尚华在征得余苏谷的同意情况下，伙同余玺、金国强从旌缘置业公司以150万元价格将旌德县三溪大桥（又称三仙大桥）上游旌缘置业（乙场）工地上的70亩河滩地的清基工程转包过来，将采砂和加工承包给被告人吕新晓。吕新晓在该河滩地上用挖机非法采砂、用分离机加工砂石，按21元每方的价格出售给汪尚华、余玺、金国强。汪尚华等人转手以55元至60元每方出售。期间，吕新晓非法采砂8-10万方，非法获利200万元。（2）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被告人汪尚华在征得余苏谷的同意下，在旌德县三溪大桥下游徽水苑公司承包60亩（洪春水等人未开采完的）河滩地（甲场），伙同余玺、金国强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将砂石开采加工业务承包给王志良。被告人王志良在该地块非法采砂并加工后出售给汪尚华、余玺、金国强，非法获利90余万元。（3）2014年4月14日，被告人汪尚华在征得余苏谷的同意下，将三溪大桥下游至南潭桥上游区域砂石（实际上是河道内未开采砂石）以200万元的价格卖给王志良、郑勤军开采。2014年4月14日至2015年5月，被告人王志良、郑勤军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三溪镇三溪大桥下游至南潭桥上游河道内非法采砂2万余方，以70元每方价格向外出售，非法获利150万元。（4）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底，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以徽水苑公司做护岸工程名义在旌德县路下门组玉溪河段征地90余亩河滩地（丙场或南潭桥下砂场）进行非法采砂。被告人余苏谷为了在玉溪河路顺利开采砂石，安排汪尚华邀集被告人黄晓本（时任路书记）出资10万元入股玉溪河路段非法采砂，采砂期间需要添加设备，余苏谷以余玺名义出资70万元，并对玉溪河路采砂的股份情况重新划分：余玺占55%（实际是余苏谷的股份），汪尚华占25%，黄晓本占35%，金国强占15%。余玺负责安排挖机挖砂，汪尚华负责安排加工砂石，该采砂点非法采砂10万余方，并以每方60至70元价格对外销售，非法获利600万元。黄晓本非法获利26万元。（5）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以徽水苑公司做护岸工程名义在旌德县亩河滩地（古城砂场）非法采砂。非法采砂后将该河滩地回填平整用于堆放其他非采砂点运来的砂石。（6）2014年6月份，被告人余苏谷授意余玺将旌德县三溪大桥下游徽水苑公司承包的30亩河滩地上的砂石开采出来，余玺安排挖机在该30亩河滩地上非法采砂12万方，其中部分砂石被运至路砂场堆放，部分砂石被运到古城砂场堆放，被告人汪尚华、余玺、金国强以80-100元每方价格对外销售。（7）2016年6月份至8月份，被告人余苏谷授意汪尚华、余玺、金国强三人在旌德县玉溪河河道内非法采砂18万方，余玺安排挖砂，并将开采的砂石运输至路砂场（南潭桥下砂场或丙场）及古城砂场加工，以100元每吨的价格对外销售。案发时有10.98117万方待加工销售砂石堆放在古城砂场，经安徽同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上述10.98117万方砂石价值10675200元。3、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被告人金国强、余玺、黄晓本、胡松四人商议每人出资15万元购买采砂船先后在路潭桥下游河道内、南潭桥下砂场采砂加工销售，非法获利59万元。其中，黄晓本非法获利25万元，余玺非法获利10万元，金国强非法获利10万元，胡松非法获利14万元。被告人余苏谷在被宣城市监察委留置期间，如实供述了贪污、非法采矿犯罪事实，主动交代了全部受贿犯罪事实。被告人汪尚华在接受宣城市监察委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金国强接到旌德县纪委电话通知配合调查，到旌德县纪委后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余玺于2019年4月30日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余苏英于2019年4月30日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黄晓本于2019年5月5日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志良于2019年5月10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郑勤军于2019年7月4日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吕新晓于2019年7月5日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洪春水于2019年5月5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胡松于2019年5月21日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刘德荣于2019年5月8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童来胜于2019年5月13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陈大辉于2019年5月7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陈和文于2019年5月9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被告人许小双于2019年5月10日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非法采矿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余苏谷退出违法所得70.8万元，被告人黄晓本退出违法所得40万元，被告人刘德荣退出违法所得10万元，被告人吕新晓退出违法所得20万元，被告人陈大辉退出违法所得15万元，被告人童来胜退出违法所得15万元，被告人胡松退出违法所得14万元，被告人许小双退出违法所得7万元，被告人陈和文退出违法所得7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郑勤军退出违法所得15万元，被告人王志良退出违法所得10万元。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余苏谷贪污第1起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旌德县林业局相关会议记录，证实：余苏谷在会上发言称“三溪林业站以15万元价格转让接受该山场，给村里7万元现金，我局等于收回贷款8万元”。会议决议“同意三溪镇同乐村还林业局贷款8万元，其他贷款本息予以减免。山场转让由三溪林业站负责监督执行”。2、三溪镇同乐村会议记录，证实：会上确定将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抵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林业贷款，林业局支付20万元的价款，其中16万元用于还贷款，另外县林业局还支付给同乐村4万元。3、《关于同乐村林场林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收据等复印件，证实：旌德县林业工作站以23万元收购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的事实。4、《关于伏子坑山场林权转让协议书》及收据，证实：旌德县林业工作站将23万元收购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以15万元出售给董某1的事实。5、董某1出具给余苏谷的收据，证实：余苏谷与董某1合伙投资伏子坑山场的事实。6、林权档案，证实：涉案伏子坑山场林权流转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张某1任旌德县三溪林业站站长期间，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旌德县林业局安排三溪林业站从同乐村购买了伏子坑山场（又叫德山里山场）。同乐村伏子坑山场的所有权是国有的，但山场上的林木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同乐村的，之前县林业局给同乐村办理了一笔世行林业贷款，用于伏子坑山场造林。2000年，该世行林业贷款快要到期了，同乐村提出将伏子坑山场抵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世行贷款的本息，但是要求县林业局除了要帮同乐村偿还世行贷款的本息之外，还要给村里一部分钱。后来，经县林业局的领导跟同乐村的书记、主任商谈后，确定了县林业局购买伏子坑山场的价格。过了一段时间，同乐村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将伏子坑山场卖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林业贷款本息，但县林业局要另外支付给同乐村一些费用。同时，县林业局针对这件事开会研究了，之后县林业局就安排张某1代表三溪林业站跟同乐村签订购买伏子坑山场的事情。《关于同乐村林场林权转让协议书》是张某1代表三溪林业站跟同乐村签订的伏子坑山场买卖合同，这份合同是后来补签的正式合同。合同中约定同乐村将伏子坑山场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作价20万元转让给三溪林业站，其中的4万元给同乐村，剩下的16万元一次性抵偿贷款。另外，三溪林业站还要返还给同乐村3万元利息。也就是说同乐村还清世行贷款后净得7万元。在林业站跟同乐村签订伏子坑山场买卖合同之前，余苏谷就跟张某1讲过伏子坑山场买过来后，林业局和林业站都不可能去实际经营这个山场，伏子坑山场今后肯定还是要被卖掉。张某1和同乐村签订购买伏子坑山场后，大概也就过了一、两天，余苏谷跟张某1讲，经县林业局决定以15万元的价格将伏子坑山场卖给董某1，让张某1把林业局的这个决定告诉董某1，同时让张某1跟董某1一起到余苏谷家去签订伏子坑山场的转让合同。后来，张某1和董某1就一起到余苏谷家去了，余苏谷跟我们讲，三溪林业站以15万元的价格将伏子坑山场卖给董某1，同时他还讲董某1资金紧张，可以允许董某1分期付清15万元的收购款。然后，余苏谷又把时任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方某1叫他家去了，余苏谷又让方某1按照我们商讨的内容草拟一份协议，还让他打印几份正式合同交给张某1，接着余苏谷又让张某1和董某1第二天再去三溪镇林业站签订正式的伏子坑山场买卖合同。第二天，张某1代表三溪镇林业站和董某1签订了转让伏子坑山场的正式合同。签订正式合同后，董某1就交了7万元到三溪林业站的账户上。过了几个月后，余苏谷亲自带了8万元现金到三溪林业站，将钱交给林业站的财务人员交到林业站的账户上。在余苏谷拿了8万元现金交林业站之前，董某1私下跟张某1讲是余苏谷跟他合伙买的伏子坑山场。无论是三溪林业站买伏子坑山场，还是之后将伏子坑山场卖给董某1，林业站都是按照县林业局的指示去做的，尤其是后来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低价卖给董某1，都是余苏谷安排张某1去做的。但实际上，以15万元的低价将伏子坑山场卖给董某1，确实给国家造成了8万元的损失。2、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实：1986年至2004年，吴某1任三溪镇同乐村主任。同乐村在旌德县林业局办理了一笔世行林业贷款用于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造林。伏子坑山场的林地所有权是国有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同乐村集体所有。2000年，林业贷款到期前，三溪林业站经常找同乐村催要林业贷款的本息，由于我们村没有什么资产，所以我们提出将伏子坑山场抵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但县林业局还要支付给我们村一部分其他费用。大概在2000年9、10月份的一天，时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余苏谷带着时任旌德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叶某1到同乐村现场查看伏子坑山场，经过我们同乐村委的干部跟余苏谷等人商量后，我们村初步同意将伏子坑山场以23万元的价格卖给县林业局，县林业局除了要帮我们村偿还16万元贷款本息，还要将剩下的7万元钱付给我们村。大概在我们同乐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第二天，余苏谷带着叶某1、时任县林业局计财股股长徐玉秀、时任三溪镇林业站站长张某1等人跟我们同乐村签订转让伏子坑山场的协议。2000年11月2日，同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提到要将伏子坑山场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县林业局，但2000年11月3日，同乐村跟三溪林业站签订的伏子坑林场转让协议中却约定三溪林业站要支付给同乐村23万元，是因为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前，吴某1跟村里其他干部一起商量后，决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只讲同乐村是为了偿还林业贷款本息，才以20万元的价格将伏子坑山场卖给县林业局的，另外县林业局返还的3万元贷款利息不要在会上提出来，因为今后要用这3万元钱解决我们这些村干部的工资问题。3、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实：1986年至2004年，吴某2任三溪镇同乐村书记。2000年，同乐村在旌德县林业局办理的世行林业贷款快要到期了，下半年，余苏谷带着叶某1到同乐村现场查看伏子坑山场。经过同乐村委的干部跟余苏谷等人商量后，同乐村初步同意将伏子坑山场以23万元的价格卖给县林业局，县林业局除了要帮同乐村偿还16万元贷款本息，还要将剩下的7万元钱付给同乐村。后来，同乐村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一致同意转让伏子坑山场用于偿还林业贷款。之后余苏谷带着叶某1等人跟同乐村签订转让伏子坑山场的协议。2000年11月2日，同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提到要将伏子坑山场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县林业局，但2000年11月3日，同乐村跟三溪林业站签订的伏子坑林场转让协议中却约定三溪林业站要支付给同乐村23万元，是因为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前，吴某2跟村里其他干部一起商量，决定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只讲同乐村为了偿还林业贷款本息，将伏子坑山场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县林业局，之后我们要用这3万元钱解决我们这些村干部的工资问题。4、证人董某1的证言证实：1995年至2004年，董某1任同乐村副书记兼出纳。2000年底，董某1和余苏谷合伙买了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2000年的时候，伏子坑山场在旌德县林业局的世行贷款到期了，县林业局经常安排三溪林业站向同乐村催还世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后来，时任县林业局局长余苏谷、时任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叶某1到同乐村实地查看伏子坑山场。经余苏谷、叶某1跟同乐村委商量后，同乐村初步同意将伏子坑山场卖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林业贷款，但县林业局除了要帮同乐村偿还16万元林业贷款的本息之外，县林业局还要给同乐村一些费用。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看完山场后，余苏谷找了一个机会单独跟董某1说：“如果你买伏子坑山场的钱不够，我入一股行不行？”，董某1说：“行，那我们两人就各占50%的股份”，余苏谷又跟董某1讲，以后县林业局研究确定伏子坑山场卖给董某1的价格后，他会安排三溪镇林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通知董某1。后来，时任三溪镇林业站站长张某1跟董某1讲县林业局同意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同时他还跟董某1讲余苏谷让董某1和张某1一起到余苏谷家草拟买卖伏子坑山场的合同。后来，张某1和董某1就一起到余苏谷家去了，我们谈好后，余苏谷把时任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方某1又叫他家去了，余苏谷又让方某1按照我们商讨的内容草拟一份协议，还让他打印一份交给张某1，接着余苏谷又让董某1第二天再去三溪镇林业站签订正式的伏子坑山场买卖合同。第二天，董某1就到三溪镇林业站在正式合同上签了字，过了一段时间，张某1才将林业局和林业站盖章的正式合同交给了董某1。签订正式合同后，董某1就拿了7万元现金到三溪信用社将钱存到了三溪林业站的账户上。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余苏谷告诉董某1他已经将8万元交到三溪镇林业站的账户上去了，让董某1到三溪林业站把购买伏子坑山场的15万元收据拿回来，后来董某1又分几次给余苏谷打了共计7.5万元的收条，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两个人在伏子坑山场都占50%的股份。董某1与余苏谷在伏子坑山场各站50%的股份，董某1出资7万元，而余苏谷出资了8万元，是因为董某1有育林经验，平时在伏子坑山场就负责育林，余苏谷就不要负责伏子坑山场的日常管理了，董某1平时也要支出一些费用，所以董某1只拿了7万元。这么多年，我们在山场采伐的林木总共卖了大约有80至90万元，但是平时我们在山场要育林、管养，同时我们还在伏子坑山场××了××路，这些也花费了一些钱。实际上，董某1和余苏谷在购买伏子坑山场林权的过程中是利用了余苏谷是县林业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否则三溪镇林业站不会以2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伏子坑山场后，没过几天，又转手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董某1和余苏谷，我们的这个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整个购买伏子坑山场的过程都是余苏谷一手操控的。5、证人叶某1的证言证实：1994年至2001年11月份，叶某1任旌德县林业局党组书记。2000年下半年，因同乐村欠县林业局林业贷款快要到期，所以县林业局前期就委托三溪林业站跟同乐村催要偿还林业贷款的事情。后来余苏谷喊叶某1一起陪他实地查看伏子坑山场的现状，后来我们和同乐村的书记和主任商量购买伏子坑的事，同乐村提出县林业局除了要解决贷款本息16万元，还要另外给同乐村7万元。大概过了几天，我们在县林业局召开了会议，会上专门研究了以什么价格从同乐村购买伏子坑山场的事情。在我们林业局召开会议研究购买伏子坑山场的会议上，叶某1提出来同乐村要求除了要偿还贷款本息16万元之外，另外还要我们林业局多给7万元。这次会议确定由林业局购买同乐村的伏子坑山场，把同乐村欠的林业贷款解决掉，同时今后这个山场还要卖给个人回笼资金。当时余苏谷是想通过开会集体研究的方式免除同乐村应该上缴财政的8万元贷款本息，另外我们县林业局只要再支付同乐村7万元就可以了，所以是三溪林业站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接受伏子坑山场。当时余苏谷是县林业局局长，主管单位的业务，他还讲如果不这样做，同乐村欠我们县林业局贷款本息几乎要全部损失掉了，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收回8万元贷款本息，所以我们也不好表示反对，但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收取并上交财政的8万元贷款本息却被免除了。之后，我们林业局就安排三溪林业站跟同乐村签订了转让伏子坑山场的协议。过了一段时间，叶某1听县林业局的同事讲林业局将伏子坑山场卖给了董某1，而且是由董某1跟余苏谷合伙购买的伏子坑山场。县林业局从来没有就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实际上是余苏谷和董某1合伙）的事情开会研究过，实际上都是余苏谷个人一手操作将伏子坑山场卖给他自己跟董某1的。余苏谷安排林业站以23万元的价格从同乐村购买伏子坑山场后，紧接着就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造成了原本应该上缴国家财政的8万元贷款损失掉了。6、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1993年至2002年4、5月份，黄某1任旌德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同乐村丰产林项目是世行贷款项目，在贷款快要到期时，县林业局委派三溪林业站负责林业贷款催收工作。当时同乐村表示他们没钱还贷，但村里有一块800多亩的山场，可以拿来还贷，但之前村里在山场投入了不少钱，所以要县林业局除了要帮助还掉贷款本息，还要付一些钱给同乐村。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们县林业召开会议，会上研究确定安排三溪林业站购买伏子坑山场。当时余苏谷在会上讲，我们县林业局可以免除同乐村的8万元贷款本息，这样县林业局只要帮同乐村还掉剩下的8万元本息，再付给同乐村7万元就可以了，也就是等于我们县林业局是花了15万元钱将伏子坑山场买回来了。他还讲，如果不这样做，同乐村把山场卖给别人，我们县林业局可能一点钱都收不回来，林业贷款几乎都要造成损失。余苏谷当时是县林业局局长，他这样说，我们也就不好表示反对，但这么做就导致原本应该收取并上交财政的8万元贷款被免除了。之后，三溪镇林业站就按照林业局的会议要求，跟同乐村签订了转让伏子坑山场的协议。过了一段时间，黄某1听说董某1跟余苏谷合伙从三溪林业站购买伏子坑山场。这件事应该是余苏谷刻意安排的，先通过县林业局开会免除8万元贷款，这样从账上县林业局安排三溪林业站买伏子坑山场只要支付15万元就行了，然后余苏谷又个人决定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低价卖给他自己和董某1，就直接造成了原本应该上缴8万元的贷款损失掉了，实际上就是余苏谷在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7、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1998年9月份至2017年8月份，陈某1任旌德县林业局总工程师。余苏谷任林业局局长期间，我们县林业局曾开会研究过从三溪镇同乐村购买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当时是为了解决同乐村欠我们林业局的林业贷款。会上叶某1介绍同乐村想要以伏子坑林场用于抵世行贷款本息16万，另外县林业局还要支付同乐村7万元，也就是总共要23万元。余苏谷在会上讲“三溪林业站以15万元价格转让接受该山场，给村里7万元现金，我局等于收回贷款8万元”意思是我们县林业局开会研究免除同乐村的8万元林业贷款，这样我们县林业局只需要支付15万元了，其中的8万元用于偿还林业贷款本息，剩下来7万元再付给同乐村。余苏谷还在会上讲，如果县林业局不把伏子坑山场买下来，我们县林业局几乎就收不回贷款本息。由于他是县林业局局长，他这样提议，我们也不好表示反对，但结果是将本应上交财政的8万元给免除了。同乐村的要求是县林业局除了解决林业贷款本息，另外还要给他们村7万元就可以了。我们县林业局开会免除同乐村8万元贷款的事，也没告知同乐村，所以协议中依然约定三溪林业站以23万元的价格购买伏子坑山场。后来，陈某1听县林业局的同事讲董某1和余苏谷又合伙从三溪林业站购买了伏子坑山场。8、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实：1999年至2006年，孙某1任县林业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大概在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同乐村的丰产林世行贷款快要到期了，当时我们县林业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会上研究确定安排三溪林业站购买伏子坑山场（又名德山里山场），用于解决同乐村欠的林业贷款本息。会上叶某1介绍同乐村想要以伏子坑林场用于抵世行贷款本息16万元，另外县林业局还要支付同乐村7万元。会议形成的决议是“同意三溪镇同乐村还林业局贷款8万元，其他贷款本息予以减免。山场转让由三溪林业站负责监督执行”，也就是我们县林业局免除同乐村8万元的贷款本息，然后由县林业局安排三溪林业站将伏子坑山场买下来，今后山场对外转让由三溪林业站监督执行。因为余苏谷当时是县林业局局长，当时他提议免除同乐村的8万元贷款，我们也不好表示反对，而且他还强调如果不这么做，同乐村的贷款本息几乎都收不回来，但这么做就导致原本应该收取并上交财政的8万元贷款被免除了。后来，孙某1听县林业局的同事讲董某1和余苏谷又合伙从三溪林业站购买了伏子坑山场。9、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以23万元的价格从同乐村购买伏子坑山场后经过了当时林业局会议研究，但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没有经过会议研究。10、证人方某1的证言证实：1999年至2001年，方某1任县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余苏谷把方某1叫到他家，当时时任三溪林业站站长张某1和同乐村的董某1都在他家。余苏谷又安排方某1将他们商量好的草拟协议打印出来后交给张某1，之后方某1就离开他家了。后来，方某1听说余苏谷跟董某1合伙从三溪林业站购买了伏子坑山场。（三）被告人余苏谷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0年下半年，余苏谷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期间，同乐村在县林业局的世行贷款要到期了，因为这笔贷款的清收任务是下达给三溪林业站的，所以县林业局就委托三溪镇林业站前期跟同乐村委商谈催收林业贷款的事情，同乐村考虑将伏子坑山场抵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世行贷款本息。之后的一天，余苏谷和时任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叶某1、时任三溪林业站站长张某1等人一起现场查看了伏子坑山场，当时还有时任同乐村党总支书记吴某2、时任同乐村主任吴某1、时任同乐村副书记董某1一起陪同。经我们与同乐村委的负责人商议，同乐村提出将伏子坑山场卖给县林业局用于偿还林业贷款本息，但县林业局除了要帮同乐村还清世行贷款16万元本息之外，县林业局还要再付给同乐村7万元。当时去伏子坑山场查看的时候，余苏谷就想买了，认为伏子坑山场虽然里面都是一些幼林，但这个山场交通便利，幼林也能培育起来，今后山场的发展前景很好，所以余苏谷就提出要跟董某1合伙买伏子坑山场。当天，余苏谷找了一个机会单独跟董某1讲：“如果你买伏子坑山场的钱不够，我们合伙行不行？”，董某1说：“行，那我们两人就各占50%的股份”，余苏谷还跟他讲，以后确定了以什么价格把伏子坑卖给他的时候，会安排人通知他。过了几天，我们县林业局召开会议，研究以什么价格从同乐村购买伏子坑山场。余苏谷在会上提出，要把同乐村8万元贷款利息免除，这样我们县林业局帮同乐村还8万元贷款本息，另外再支付同乐村7万元就可以了，否则如果同乐村把伏子坑山场卖给其他人，那同乐村欠的林业贷款本息几乎都收不回了。余苏谷在会上提出免除同乐村8万元贷款本息，就是为了今后能顺理成章的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董某1和其自己。虽然从账面上我们县林业局没有吃亏，但实际上导致原本应该上交财政的8万元贷款本息没有收回，后来余苏谷又个人直接决定将伏子坑山场卖给他自己和董某1，等于原本应该上缴财政的8万元贷款本息就被其占有了。会议后没过两天，我们县林业局就安排三溪林业站跟同乐村签订了伏子坑山场转让协议。合同上约定的很清楚，三溪林业站是以23万元的价格购买的伏子坑山场。过了一、两天，余苏谷安排张某1和董某1到其家草签转让伏子坑山场的协议，经过商议后，余苏谷确定协议的主要内容后，又安排方某1将余苏谷草拟的协议打印出来交给张某1，再让董某1和张某1第二天去三溪林业站签订正式的伏子坑转让合同。协议约定董某1以15万元的价格从三溪林业站购买伏子坑山场，董某1先付款7万元，剩下的钱在2001年3月底前付清。虽然这个协议是董某1跟三溪林业站签订的，但实际上是余苏谷跟董某1共同合伙从三溪林业站购买的伏子坑山场，余苏谷跟董某1各占股50%，余苏谷安排董某1出面签转让协议。安排三溪林业站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没有经过县林业局集体开会研究，而是由余苏谷个人直接决定。余苏谷这么做实际上就是私心作祟，因为余苏谷之前已经跟董某1商量好，由其两个人合伙购买伏子坑山场，但表面上还是以董某1出面。余苏谷个人直接决定将伏子坑山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董某1和其自己，是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签订正式合同后，董某1就向三溪林业站支付了7万元。过了一段时间，余苏谷直接拿了8万元现金送到三溪林业站去了。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余苏谷贪污第2起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美人潭公司、安徽康大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实：美人潭公司2011年6月20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200万元。2012年5月11日美人潭公司申请变更登记股东为余某、高涵、俞某等14人。2013年5月2日，浙江康大公司持有美人潭公司100%股份。美人潭公司名称变更为安徽康大公司。2014年1月2日，安徽康大公司股权变更为浙江康大公司持股50%，杨某1、余玺各持股25%。2、《美人潭生态园2012年投资计划及说明》、美人潭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草案）、2012年9月16日股东会议，证实：2012年下半年，美人潭公司14名股东按股份比例追加股本金和融资借款的事实。3、收购协议及草稿，证实：美人潭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整体出让给浙江康大公司。收购资金1050万元含550万元的现金、价值200万元的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份和300万元的项目资金。4、《美人潭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证实：转让方杨某1、余某、方雪萍、高涵、程婕、苗青、俞某、梅春芳、吕玲、王璇、丁继萍、刘丽、潘某1，受让方浙江康大公司。由杨某1代表美人潭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与李某1签订。5、支付收购美人潭公司收购款550万元的财务资料及美人潭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证实：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及支付550万元情况。6、资金分配表一份，证实：美人潭股东分配550万元的情况。7、《协议》、《股份转让合同》，证实：杨某1、丁继萍、余玺等全体股东2014年1月7日签订协议一份，确定了每一位股东在安徽康大公司占有的股份。乙方杨某1，丙方余玺代表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与甲方浙江康大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一份，回购浙江康大持有的安徽康大50%股份。8、2011-2017年中央及省财政支持林业新型经营主体项目资金一览表，证实：2014年，安徽康大公司以“新建香榧丰产栽培示范基地150亩”项目申报获得财政项目资金30万元、以“培育香榧良种苗木50亩”项目申报获得财政项目资金40万元的事实。9、《2014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文本》、项目资金批复拨付及验收材料，证实：《香榧优质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成果使用及合作协议》，甲方：旌德县林业局技术推广中心，乙方：安徽康大公司。2014年8月5日，省财政厅批复示范资金30万元，2014年11月17日旌德县财政局拨付30万元至安徽康大公司。2016年项目通过验收。10、《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立项材料、项目资金批复拨付及绩效考核材料，证实：《关于共同组织实施2014年旌德县香榧良种苗木培育项目的协议》，甲方：旌德县林业局，乙方：安徽康大公司。2014年8月19日，省财政厅批复林木良种培育推广资金40万元，2014年12月28日旌德县财政局拨付40万元至安徽康大公司。2015年该项目通过绩效考核。（二）证人证言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杨某12011年6月和傅文革等在旌德注册成立美人潭公司。2013年美人潭公司被浙江康大公司收购后，变更为安徽康大公司，杨某1担任公司副总到2015年，并任公司股东至今。2011年11月份左右，经时任副县长陈某2介绍认识了时任政协副主席余苏谷。后来美人潭公司其他股东到云南去发展，杨某1就告诉余苏谷其他股东要撤资，余苏谷听说后表示想入股，和杨某1各占公司50%的股份，杨某1表示同意。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后，股东就变成了杨某1、余某（余苏谷女儿）等14人。2012年浙江康大公司到旌德来考察看中了美人潭公司的香榧林地，所以就准备收购美人潭公司。浙江康大公司的董事长李某1派公司副总吴亮先到旌德找杨某1和余苏谷等人商谈收购事宜，后来李某1也到旌德和杨某1及余苏谷接触过商谈此事。2013年元月份，杨某1代表美人潭公司与李某1在梓山宾馆签订了收购协议，收购协议约定美人潭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整体出让给浙江康大公司。这1050万元其中750万元是现金收购，还有300万元是项目资金。过了几天又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美人潭公司的所有股东将自身的美人潭公司股份转让给浙江康大公司。并且收购协议中约定，其中300万元现金的收购价款必须在项目资金到公司账后，浙江康大公司才会支付300万元现金。2013年2月份，浙江康大公司向美人潭公司支付第一笔100万元的定金后，李某1提出再支付给美人潭450万元现金，然后将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股权转让给美人潭公司原股东，还有300万元的收购款等项目资金落实到位之后再说。当时杨某1和李某1又重新签了一份收购协议，协议约定浙江康大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这1050万元含550万元的现金、价值200万元的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份和300万元的项目资金。2013年底，参加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东会时，杨某1发现浙江康大公司的资金链很紧张，杨某1向余苏谷建议不能要浙江康大公司的股权，余苏谷同意了。后来经商议将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的股份和300万元项目资金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在安徽康大公司占股50%。因为余苏谷和他女儿余某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方便入股企业，所以就由余玺（余苏谷的侄子）和杨某1代表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与李某1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之后就办理了股权登记。其他的股东都是隐名股东，都是挂在杨某1和余玺名下的，没有登记在安徽康大公司的股东名册上。2014年安徽康大公司申报的两个项目的资金分别是30万元和40万元，共70万元。这两个项目都是以安徽康大公司为平台来申报的，项目是由浙江康大公司的资金来投资实施的。这70万元项目资金也都是包含在我们按照之前转让美人潭公司给浙江康大公司事先约定好的要争取300万项目资金范围内。按照原先的协议，这70万元作为收购美人潭公司款组成部分给我们这些原来在美人潭公司的股东用作支付安徽康大公司的股本金了。当时这些项目如果由李某1来操作申报是搞不到的，只有余苏谷、程某1他们利用职务便利能申请到。后来我们又利用项目资金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这些项目实际不是美人潭公司申报的，而是我们利用安徽康大公司作为平台申报的。2、证人程某1的证言证实：程某12009年至2015年任县发改委主任；2015年至今，任县人大副主任。2012年的一天，时任县政协副主席余苏谷跟程某1讲杨某1在旌德投资成立了美人潭公司专门从事香榧经营（当时杨某1也在场），如果今后要争取项目资金，可能还要通过县发改委走一些程序，希望程某1能跟他一起投资入股美人潭公司。程某1就以其女儿程婕的名义投资16万元入股美人潭公司，占公司8%的股份，后来由于美人潭公司经营资金紧张，程某1又分两次一共借给美人潭公司24万元，一共在美人潭公司投资了40万元，其他股东也借了一些钱给美人潭公司，当时所有股东入股加借款一共投入了500万元。旌德很多领导干部都以自己亲属的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这些人一部分是余苏谷拉进来的，另一部分是杨某1拉进来的。后来，程某1了解到种植香榧可以向省林业厅申报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就把这个项目的情况都跟余苏谷、杨某1等公司股东讲了一下，然后程某1又安排杨某1去制作规范的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该项目由中央财政提供资金120万元，省级财政配套资金48万余元，项目文本做好后，杨某1应该就通过县林业局上报省林业厅了。大概2012年下半年，余苏谷跟程某1讲浙江康大公司准备收购美人潭公司，后来，余苏谷、杨某1、倪某、陈某2、王仕和跟程某1就一起开会小范围商议公司对外出售的事情，杨某1提出，我们这些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实际上只投入了500万元，如果把公司以700万元的价格卖掉，净赚200万元就不错了，浙江康大公司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价格。但余苏谷提出，除了美人潭公司之前申报的168万元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资金之外，今后旌德县政府还要出台一些造林补助和苗木培育补助，所有的项目资金加起来至少有300万元，所以要求杨某1以1000万元的底价去跟浙江康大公司谈判，同时余苏谷还提出如果最终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的价格超过1000万元，超出部分就以跑腿费的名义归杨某1个人所有，当时我们参会的其他人员都同意了。大概在2012年底或者2013年初的时候，余苏谷、杨某1都跟程某1讲，已经跟浙江康大公司谈好了，浙江康大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很快就会签订正式的协议。后来，程某1又从美人潭公司把其之前投资到公司的40万元本金都拿回来了，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后，美人潭公司就变更为安徽康大公司。大概在2013年下半年，我们这些股东持有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份有一定风险，所以要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将持有的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股权和今后可能争取到的300万元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占该公司50%的股份，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分别都挂在余玺（余苏谷侄子）和杨某1名下。因为最初是余苏谷让程某1入股美人潭公司的，所以程某1的股份就以其女儿程婕的名义挂在余玺名下。我们这些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基本上都是旌德县的领导干部，我们以今后可能申报的项目资金入股安徽康大公司肯定是违规的行为，这些可能争取的项目资金实际上都变成了我们在安徽康大公司实际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实际上也是我们利用了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最初程某1安排杨某1制作了一份168万元名优经济林项目的申报文本，但后来省林业厅并没有通过这个项目，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程某1听杨某1讲安徽康大公司申请到了一些项目资金。直到去年下半年，余苏谷跟程某1讲安徽康大公司曾经申请到位70万元的项目资金，而且调查组要求我们这些股东将项目资金退出来，按照入股比例计算程某1需要退5.6万元，因为程某1的股份是挂在余玺名下的，所以让程某1把钱交给他，他再转交给余玺，由余玺上交组织，后来程某1就将5.6万元现金交给了余苏谷。3、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时任县政协副主席余苏谷邀请陈某2跟他一起入股美人潭公司。4、证人倪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2月份至2016年元月份，倪某任县财政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12年，时任县政协副主席余苏谷邀请倪某跟他一起入股美人潭公司，倪某投资10万元占公司5%的股份。之后，由于美人潭公司缺乏经营资金，倪某又借了15万元给美人潭公司，所以倪某总共在美人潭公司实际投资了25万元，当时倪某都是以其妻子俞某的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的。2012年下半年，余苏谷召集杨某1、陈某2、程某1、王某1和、倪某开会，商议公司出售给浙江康大公司的事情，余苏谷提出，除了美人潭公司之前申报的168万元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资金之外，今后旌德县政府还要出台一些造林补助和苗木培育补助，所有的项目资金加起来至少有300万元，要求杨某1以1000万元的底价去跟浙江康大公司谈判。另外，余苏谷还提出如果最终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的价格超过1000万元，超出部分就以跑腿费的名义奖励给杨某1，当时我们参会的其他人也都同意了。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后，美人潭公司就变更为安徽康大公司。大概在2013年下半年，余苏谷或者杨某1跟倪某讲，浙江康大公司没有支付剩余500万元的收购价款，所以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就将收购协议中约定的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股权和今后可能争取到的300万元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占该公司50%的股份，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股东持有的安徽康大公司的股份分别都挂在余玺（余苏谷侄子）和杨某1名下。美人潭公司没有卖给浙江康大公司之前，程某1曾经安排杨某1制作了一份168万元名优经济林项目的申报文本，但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搞成。2014年，安徽康大公司通过县林业局分别申报了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资金30万元和省优质林木良种培育推广专项资金扶持40万元。我们这些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基本上都是旌德县的领导干部，而且后来申报项目资金需要利用我们手中的职权，实际上我们就是利用了安徽康大公司这个平台搞国家项目资金，我们这些人利用了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5、证人汪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汪某1任旌德县计生委主任。2012年汪某1经杨某1介绍以妻子梅春芳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6、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实：2006年至2015年高某1任旌德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2012年高某1经余苏谷介绍以儿子高涵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投资入股共计40万元。7、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郭某2011年至2016年任旌德县兴隆乡党委书记。2012年郭某经余苏谷介绍以妻子吕玲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8、证人王某1和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3年，王某1和任县委办副主任、督查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县委办副主任、调研室主任。2012年王某1和经余苏谷介绍以妻子刘丽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大概2012年下半年，余苏谷、杨某1、倪某、陈某2、程某1、王某1和在一起商议公司转让给浙江康大公司的事情，商定如果最终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的价格超过1000万元，超出部分就以跑腿费的名义奖励给杨某1。后来杨某1跟王某1和讲，浙江康大公司最终同意以1000万元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另外还有50万元奖励金，他从50万元奖励金里拿出2.5万元分给王某1和，王某1和也就同意了。浙江康大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收购款分别由550万元现金、价值200万元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份、300万元美人潭公司的项目资金组成。9、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徐某12011年至2017年任旌德县公安局政委。2012年徐某1经杨某1介绍以妻子俞萍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加上50万股本金，徐某1总共获利70万元，剩余3%的安徽康大股份挂在杨某1、余玺名下。10、证人潘某1的证言证实：潘某12002年-2012年任旌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2年-2013年旌德县副县级干部，2013年11月退休。2012年潘某1经杨某1介绍入股美人潭公司，潘某1先后在美人潭公司投资入股共计7.5万元。2013年上半年，杨某1叫潘某1到工商部门去签订美人潭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后潘某1总共领取了10.5万元的收购款，其中7.5万元是股本金，3万元是收益。11、证人江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6年2月江某1任旌德县白地镇党委书记。2012年江某1经杨某1介绍以儿子江瓛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12、证人傅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傅某在旌德县政协任秘书长至今。2012年傅某经杨某1介绍以妻子丁继萍名义入股美人潭公司。傅某先后在美人潭公司投资入股共计25万元。13、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曹某2009年-2012年2月在县农委任主任，2012年2月-2017年11月任主任科员，2017年12月退休至今。2012年曹某经杨伟民和余苏谷介绍以女儿曹萌瑶名义出资35万元入股安徽康大公司，杨某1告诉曹某说35万元占公司3.5%的股份，是他自己和余玺分别将自己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曹某的，后来付钱的时候，曹某给杨某1和余玺分别支付了钱，曹某给了杨某120万元，余玺15万元，杨某1和余玺分别给曹某打了收条。14、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李某1系浙江康大公司董事长。2012年下半年，浙江康大公司筹划要在5年内上市，为了扩大生产，李某1决定要收购美人潭公司。李某1到旌德县和美人潭公司进行商谈，代表美人潭公司和李某1商谈的有美人潭公司负责人杨某1，还有旌德县政协副主席余苏谷等人。最终李某1同意1050万元收购，对方也同意了这个价格。最后由李某1和杨某1签订了一份收购协议，这1050万元分为两部分组成：750万是实际收购美人潭公司的资金，300万是杨某1他们承诺能争取到的300万项目资金。大概2013年2月，浙江康大公司向美人潭公司支付了第一笔100万元的收购款后，因为公司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支付余款，过了一段时间后，杨某1和余苏谷到东阳找李某1商谈余款一事，最后决定将剩余的650万余款中拿出200万元折算为浙江康大的67万股股权给美人潭公司，并将原来的收购协议销毁后，重新签订了一份收购协议，新的收购协议日期写的还是原来协议上的日期。新的协议中价格仍是1050万元，但构成发生变化，分为三部分：550万元现金，200万元的康大公司67万股股权，300万元的杨某1他们这边拟能争取到的项目资金。收购了美人潭公司后，我们陆续支付了550万元给美人潭公司，并将美人潭公司更名为安徽康大公司，李某1儿子李源成了法定代表人。到了2013年底，杨某1、余苏谷他们提出来不想要浙江康大公司的67万股股权，在旌德县双方经过商谈，将对方价值200万元的康大公司股权及300万元项目资金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对方在安徽康大公司占股50%。当时是李某1和杨某1及余苏谷侄儿余玺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杨某1和余玺他们两人各占25%股份。在收购美人潭公司时，李某1认可价格只有750万元，当时美人潭公司的实际价值也只有750万元。由于当时杨某1、余苏谷等人说美人潭公司可以申报到300万元项目资金，并讲已经在申报了，而且还把一个项目申报文本和其他项目清单拿给李某1看了，所以李某1才以1050万元收购价和美人潭公司签订的收购协议。关于收购款中有300万元项目资金，李某1和美人潭公司商谈收购一事时，杨某1、余苏谷等人提出，美人潭公司已经向上申报了300万元的项目补助，这些项目补助肯定能批下来，所以我们公司的收购款要包含这300万元项目资金。当时美人潭公司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施这些项目。当时这些项目如果由李某1来操作申报是搞不到的，只有余苏谷、杨某1他们这些人才能申请到。后来他们又重新利用这些项目资金入股了安徽康大公司，这些项目实际不是美人潭公司申报的，而是由安徽康大公司申报的，是杨某1、余苏谷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公司作为平台申报的。30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了70万元。按照浙江康大公司后来和杨某1、余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杨某1和余玺各用尚未争取到的150万元项目资金持股安徽康大公司，这70万元项目资金争取到了以后，应该算是杨某1和余玺占有的安徽康大的股份投资，他们是实际收益者。15、证人俞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俞某丈夫倪某当时是旌德县财政局局长，一天下班，他回来对俞某说旌德县在发展香榧产业，余苏谷（时任政协副主席）邀请他入股美人潭公司，余苏谷说这个公司比较有前景，俞某当时就同意了。最初美人潭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00万元，俞某投资了10万持有5%股份，入股的当年，公司又提出追加投资，俞某又追加了15万元，所以俞某总共投资了25万元，股份还是5%。俞某兼职任美人潭公司财务会计，从2012年8月开始做账，财务账记到2013年的1月份，2013年2月底与杨某1办理了会计移交手续，将财务账簿、会计凭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都移交给了杨某1。后来美人潭公司被浙江康大公司收购后，将美人潭公司更名为安徽康大公司，收购后，分三次给俞某帐户转账共计28.5万，俞某实际收回27.5万的钱，此外在安徽康大公司还保留了2.5%的股份。16、证人阮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上半年，阮某丈夫程某1决定入股美人潭公司，阮某任该公司出纳至公司更名为安徽康大公司。浙江康大公司收购美人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到美人潭公司账户的550万元。阮某按照杨某1手书的资金分配表分配给各入股股东。17、证人方某2的证言证实：方某22013年5、6月份任安徽康大公司会计。安徽康大公司2014年申报了优质林木良种培育推广经费40万元、省财政林业林业科技示范资金30万元。18、证人曾某1的证言证实：2013年曾某1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杨某1经常找曾某1申报林业项目，说美人潭公司资本500万元，入股美人潭的有许多干部，公司卖给浙江康大公司是1000万元，其中700万元美人潭公司资本（500万现金支付、200万是浙江康大股份支付），还有300万元是程某1、余苏谷承诺争取的财政项目资金。19、证人楼某、汪某2的自书材料证实：楼某、汪某2经杨某1介绍入股美人潭公司。20、证人余玺的证言证实：余玺是余苏谷侄儿。浙江康大收购美人潭公司后，将美人潭公司改名安徽康大公司。余玺和杨某1各占安徽康大25%的股份，但余玺的25%的股份实际是代美人潭公司包括余苏谷在内原股东持有，他们将股份挂在余玺名下。21、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出示：2012年5月10日，《安徽美人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经余某辨认），这是余某的爸爸余苏谷以余某名义投资入股的，余某是代表其爸爸参加的这个会议，杨某1将11%的股份转让到余某名下，实际上是将11%的股份转让给其爸爸的。（三）被告人余苏谷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大概在2011年下半年，杨某1跟余苏谷讲之前跟他合伙经营香榧的几个股东都要退股去外地发展，而且他们将全部股份全都转让给杨某1了。因为杨某1自己缺少资金，所以他到处找人入股，但只落实了50%的股份。杨某1跟余苏谷讲了之后，余苏谷很感兴趣，就表示同意入股，并帮杨某1落实了另外50%的股份，其中余苏谷自己占股11%，加上余苏谷和杨某1各自联系的6名股东一共有14名股东入股美人潭公司。美人潭公司的股东第一次入股的本金是200万元。后来又追加投资两次，追加投资也是按照入股比例来的，所以追加投资后，我们这些股东的持股比例也没变。第一次按照股本出资额的一半筹资100万元，第二次按照股本出资额等额筹资200万元，所以，最终美人潭公司的股东一共实际投入了500万元，余苏谷自己最初投入了22万元，后来又两次追加投资33万元，所以余苏谷前后一共投资了55万元。2012年，浙江康大公司计划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所以就想收购美人潭公司。为此，余苏谷和杨某1、程某1、倪某、陈某2几个股东商量对外出售公司的事情。当时，杨某1提出我们这些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实际只投入了500万元，如果将美人潭公司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浙江康大公司，就差不多了，而且浙江康大公司也肯定能接受这个价格。程某1提出，可以将之前美人潭公司申报的168万元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资金加到出售价款中。余苏谷提出除了农业综合开发名优经济林项目外，今后旌德县政府还要出台造林补助、苗木培育补助等政策，所有的项目补助加起来至少有300万元，所以余苏谷就提出让杨某1以1000万元的底价跟浙江康大公司谈判。这次会上确定如果谈下的收购价超过1000万元，多出的部分就作为奖励金给杨某1个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了的，当时这个想法也是余苏谷提出来的。余苏谷还草拟了一份300万元项目的构成清单交给杨某1，并让他交给李某1，当时李某1看见这份项目清单后，再加上他也知道我们这些跟他谈判的美人潭公司股东都是旌德县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让李某1相信我们确实能争取到这些项目资金。后来，就由杨某1跟浙江康大公司具体商谈转让美人潭的价格问题，最终浙江康大公司同意以1050万元收购美人潭公司。2013年元月份，由杨某1代表美人潭公司与李某1在梓山宾馆签订了收购协议，收购协议约定美人潭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整体出让给浙江康大公司。转让协议中约定1050万元转让价款中的750万元是现金收购，剩下的300万元是项目资金，而且约定这300万元项目资金到账后，浙江康大公司才会支付300万元现金。过了几天，我们又和浙江康大公司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美人潭公司的所有股东将各自持有的美人潭公司股份转让给浙江康大公司。浙江康大公司向美人潭公司支付100万元的定金后，就一直没有支付剩下的收购价款，所以余苏谷和杨某1又去浙江东阳找到李某1，李某1提出浙江康大公司资金比较紧张，所以会再支付450万元现金给美人潭公司，然后将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股权转让给美人潭公司原股东，剩下300万元的收购款等项目资金落实到位后再说，当时余苏谷跟杨某1都同意了。然后我们又跟李某1重新签了一份收购协议，协议约定浙江康大公司以1050万元的价格收购美人潭公司，这1050万元含550万元的现金、价值200万元的浙江康大公司的股份和300万元的项目资金。浙江康大公司按照第二次的协议，一共向美人潭公司支付了550万元现金的收购价款。其中的500万元是美人潭公司的所有股东按照投资额领回了投资款。剩下的50万元，余苏谷跟杨某1讲在公司谈判的时候大家都出了力，再加上今后申报300万元的项目资金还需要这些领导干部的推动和帮助。后来，余苏谷和杨某1就按照商量好的分配方案将50万元分掉了。2013年下半年，得知浙江康大公司资金链很紧张，我们持有的200万元浙江康大公司股份有一定风险。我们就与李某1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我们将浙江康大公司价值200万元的股权和今后可能争取到的300万元项目资金重新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在安徽康大公司占股50%。然后由余玺和杨某1代表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与李某1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后就办理了股权登记。余苏谷联系的一部分股东都挂在余玺名下，杨某1联系的股东都挂在杨某1名下。然后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又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协议中约定了我们在安徽康大公司占有的股份情况，当时这份协议应该也是由余苏谷草拟的。杨某1以安徽康大公司的名义在2014年申报了两笔共计70万元的项目资金，申报这两笔项目资金都是由杨某1负责的。只是当时省林业厅的一些领导针对这两个项目到旌德调研的时候，余苏谷和杨某1陪同的，而且余苏谷也为争取这些项目说了一些好话。这70万元项目资金也都包含在我们之前转让美人潭公司前和浙江康大公司约定好的将要争取300万项目资金的范围内。其中安徽康大公司以“新建香榧丰产栽培示范基地150亩”项目申报获得财政项目资金30万元、以“培育香榧良种苗木50亩”项目申报获得财政项目资金40万元。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没有实际投资实施这两个项目。这些项目资金能作为收购款组成部分并成为美人潭公司的股东入股安徽康大公司的股本金，是因为这些项目如果由李某1来申报是申请不到的，只有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才能申请到，大大增加了申报成功的可能性。这两笔70万元的项目资金实际不是美人潭公司申报的，实际上是我们利用安徽康大公司这个平台申报的。我们这些原来美人潭公司的股东以今后可能申请到的300万元项目资金入股安徽康大公司，将可能申请到的国家项目资金变成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手中的股权，这种行为肯定是违规行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余苏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银河帆布公司工商资料，证实：银河帆布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情况。2、投资情况说明，证实：旌德县林业局投资银河帆布公司资金统计，其中2001年8月12日卖红旗汽车一辆给银河帆布公司，抵扣投资款。3、情况说明，证实：旌德县林业局卖红旗汽车一辆给银河帆布公司，抵扣投资款，故未在林业局账面反映。4、宣城市林业开发公司注册信息，证实：宣城市林业开发公司注册信息情况。5、任职文件，证实：原宣城行署林业局任命杨某2为下属林业公司经理。6、林木销售协议书，证实：旌德县庙首林场委托宣城地区林业公司销售木材的协议情况。7、苗木销售合同、支付苗木款财务资料，证实：余苏谷审批支付周某1苗木款100余万元的事实。8、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余苏谷事后退还16万元贿赂款的事实。9、龙王山山场转让的协议，证实：协议签订的日期及协议双方为旌德县林业局、旌德县兴隆乡木材加工厂等事实。10、党组会记录，证实：旌德县林业局2001年2月20日党组会议定以31.90173万元转让龙王山山场给陈某3的事实。11、龙王山山场林权档案，证实：龙王山山场林权情况。12、观志实业公司工商注册材料，证实：观志实业公司注册情况。13、旌德县“三路一桥”工程中三路工程的相关资料、旌德县城东路“BT”项目工程的施工合同，证实：观志实业公司中标及施工情况。14、拨付工程款财务资料，证实：经余苏谷审批城东区指挥部拨付给观志实业公司工程款的事实。15、旌德县县委办拆建职工宿舍楼的材料，证实：旌德县县委办拆建职工宿舍楼审批相关情况。16、旌德县委宿舍楼项目的招标、工程验收等资料，证实：观志实业公司承建旌德县县委宿舍楼及以土地抵部分工程款的事实。17、旌德县委办支付宿舍楼工程款的财务资料，证实：余苏谷批复宿舍楼工程款的事实。18、股权转让协议，证实：修路相关事实。19、工程量统计表，证实：旌德县金惠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修路工程量统计数字情况。20、征迁协议和相关的付款领款资料，证实：旌德通用铸造厂拆迁补偿情况。21、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款领条等，证实：腾达玻纤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情况。22、施工合同、工程保证金材料、证明、情况说明等，证实：黄某2挂靠玉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施旌德县城东区江村大道阳家山段土方与滨河路路基工程的事实。23、施工合同、工程保证金材料、发票等，证实：付某代表芜湖华夏建设有限公司与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旌德县城东区城东路北段道路、排水工程等事实。24、旌德县城东区乔亭路东段土方工程、政务中心土方工程、环城北路土方工程资料，证实：付某承建工程相关情况。25、中标合同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旌阳桥工程的中标及建设工程施工等相关情况。26、拨付旌阳桥工程款的财务资料，证实：旌阳桥工程款情况及工程款需余苏谷审批等事实。27、程某2在城东指挥部结算部分工程款的财务资料，证实：程某2承建工程情况。28、瑞市社区在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承包的的土方工程材料，证实：旌德县旌阳镇瑞市社区承建工程情况。29、李某2任职文件，证实：李某2的身份情况。30、旌德县城东区新东方安置区泄洪管道工程材料，证实：李某3承建工程情况。（二）鉴定意见宣城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宣价认定【2019】11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景德镇梓阳学校至余苏谷××苗圃××水泥路××980米，宽6米，高0.2米，认定按照2015年1月工程造价为565316元。（三）证人证言1、证人朱某1、章某1的证言证实：1998年，朱某1（当时担任银河帆布公司总经理）和章某1（银河帆布公司副总经理）曾送给时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余苏谷3万元现金。大概在1998年上半年，经银河帆布公司集体研究，打算买一辆红旗牌轿车，当时正好得知余苏谷想卖掉县林业局正在使用的一辆红旗牌轿车，所以经朱某1跟余苏谷沟通后，余苏谷也同意安排县林业局将这部红旗轿车卖给我们公司。之后的一天晚上，朱某1和章某1就一起到余苏谷家去了，见面后我们跟余苏谷讲，希望他能安排县林业局将旧的红旗牌轿车便宜一点卖给我们公司，临走时，我们从公文包里拿了3万元现金放在他家的茶几上，又跟他说了一些客气的话，然后我们就离开他家了。后来，县林业局就以20万元的价格将这部旧红旗牌轿车出售给我们公司了，这20万元我们公司没有付，因为之前我们公司欠县林业局钱，这次的钱我们继续欠着，也就是我们在林业局的债务增加了20万元。我们送给余苏谷这3万元钱，是希望他能帮忙让县林业局将红旗牌轿车便宜点卖给我们公司，后来县林业局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都觉得挺划算，因为当时县林业局的这部旧的红旗牌轿车并没有用多长时间，当时买一辆新红旗牌轿车大概需要37万元左右。2、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1998年的一天，当时余苏谷是旌德县林业局局长，杨某2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希望他帮忙给蔡家桥××和庙首林场的领导打个招呼，让多调一些杉木给我们公司，当时杉木的销售指标比较紧张，同时也希望在价格上多优惠一点，余苏谷当时就同意了。之后，杨某2就跟时任蔡家桥林场场长汪某3和庙首林场场长董某2具体对接了调运杉木的事情，蔡家桥××和庙首林场都给我们公司提供了一些杉木销售指标，在价格上也适当优惠了一些。所以，1999年春节前的一天，杨某2以拜年的名义到余苏谷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现金，他收下了。杨某2送给余苏谷1万元现金，主要是感谢他帮助我们公司从蔡家桥××和庙首林场多调了一些杉木，在价格上也提供了优惠，同时也是希望跟他处好关系，今后继续关照我们公司。3、证人董某2的证言证实：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余苏谷任县林业局局长，董某2任旌德县庙首林场场长，有一天，余苏谷跟董某2讲市林业局的一家下属林业开发公司想从庙首林场多调一些杉木，希望董某2能适当照顾一下，董某2同意了。后来，董某2就跟这家林业开发公司的负责人杨某2联系上了，今后每次他的公司在庙首林场调杉木的时候，董某2都会给他多调一点，另外在价格上也多优惠一些。4、证人汪某3的证言证实：大概在1997年或者1998年，当时余苏谷任县林业局局长，汪某3任旌德县蔡家桥林场场长，有一天，余苏谷打电话给汪某3，讲市林业局的一家下属林业开发公司想从蔡家桥林场多调一些杉木，希望汪某3能适当照顾一下，考虑到余苏谷是其老领导，汪某3就同意了。后来，汪某3跟这家林业开发公司的负责人杨某2对接上了，然后按照余苏谷的指示，在杨某2的林业开发公司调杉木的时候，汪某3都会安排蔡家桥林场给杨某2多调一些杉木，另外在价格上也多优惠一些。5、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1998年至2001年，周某1以华埠镇果木厂、开化县园艺场等单位的名义和旌德县林业局签订了几个销售合同，主要是由林业局采购周某1的板栗苗和一些造林苗木。林木销售款最后由当时的林业局局长余苏谷签批。周某1在和旌德县林业局签订了林木购销合同后，很快林业局就支付了部分的苗木销售款，为了表示感谢，周某1在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用袋子装了16万元现金，到余苏谷位于旌德县城××塑料厂××楼的家中拜访，对余苏谷说感谢关照，余苏谷当时就收下了。2014年1月18日，余苏谷对周某1说要把16万元钱退给周某1，让周某1把银行卡号给他。过了不久，这16万元就打到了周某1的卡上。6、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实：1996年陈某3购买了龙王山第一块534亩林地，在这个山场隔壁，有一块属于林业局的511亩山场。陈某3到林业局去找时任林业局局长余苏谷，希望购买龙王山的这511亩山场，余苏谷讲等局里开会研究一下再说。2001年春节后的一天，陈某3带了3万元钱到余苏谷家，在余苏谷家阳台上，陈某3把3万元现金放在阳台上的一篓子里，余苏谷当时叫陈某3把钱拿走，同时还朝四周看了看。陈某3把3万元钱留下之后，就很快离开了。这次送钱后过了一段时间，余苏谷就联系陈某3去他办公室签合同。7、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实：时任城东指挥部指挥长的余苏谷具有城东路“ＢＴ”工程项目工程款审批权。8、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实：（1）2008年至今，胡某2在安徽观志实业公司负责单个项目的实施、管理与调度。观志实业在旌德城东区、乔亭路（东段）、云盘山路（北段）工程（以下简称旌德三路工程）和旌德县城东路“ＢＴ”投资建设工程（城东路“ＢＴ”工程）。城东路“ＢＴ”工程胡某2主要负责现场监督，后期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进行回购时，胡某2负责到城东指挥部进行协调催要回购款。在旌德三路工程中胡某2作为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现场跟进施工和结算工程款的工作。由于每个项目要有不同的项目经理，签订城东路“ＢＴ”工程合同时，而且当时胡某2也准备在项目现场协助蔡东海负责，所以城东路“ＢＴ”工程合同中的乙方驻工地代表是胡某2，施工现场实际负责人是蔡东海。签订三路工程合同时，公司准备让胡某2协助蔡东海负责这个项目，所以项目经理写是蔡东海。这两个工程的工程款结算方式都是一样的，由城东指挥部的指挥长余苏谷在工程发票签批后，指挥部才将工程款转到观志实业有限公司。三路工程开工后两个月左右，在2009年4、5月份的一天晚上，胡某2到余苏谷家，进门后，胡某2将拎着的塑料袋放在了他家电视柜上面，塑料袋里装了15万元现金，然后对余苏谷讲，以后希望多关照，余苏谷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200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胡某2用袋子装着5万元现金，到余苏谷家拜访，将袋子放在了电视柜上面，余苏谷收下了。2010年和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胡某2通过同样的方式，每次到余苏谷家中给他送了5万元现金，这两次过年，胡某2一共送给余苏谷10万元现金，他也收下了。胡某2代表观志实业公司送上述共30万元钱给余苏谷，第一是因为城东路“ＢＴ”项目在2008年底已经验收通过了，胡某2送钱给余苏谷是希望他能及时将工程回购款签批拨付给观志实业公司；第二是因为2009年上半年三路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了，胡某2送钱给余苏谷是希望他能及时的签批拨付这些工程进度款；第三，胡某2对余苏谷能及时拨付一些工程款给观志实业公司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和他搞好关系，以后在项目上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2）2014年前后，胡某2购买潘某2的弃土场给观志实业公司用于堆放土方。因为通往弃土场的道路是石子路，渣土车运输的过程中通过梓阳中学，扬起很大灰尘，影响学校的正常上课，就考虑把路浇成水泥路。因为通往弃土场的道路还有余苏谷的弃土场，胡某2和余苏谷的妹妹余苏英商量过修路的事，余书英同意胡某2垫资修路，从梓阳学校到余苏谷的弃土场的修路费用一家一半，总的修路费用50万元左右，每人出资20万余元，余苏英表示认可。路修好后，余苏谷、余苏英一直没有支付修路的一半费用。为了得到余苏谷关照，胡某2也不指望他们均摊修路费用，所以也没有要过。9、证人胡某3的证言证实：（1）城东路“ＢＴ”工程是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2007年发包的，观志实业中标，由胡某3与城东建设指挥部签订施工合同，2008年底项目竣工。为了加快工程款结算进度，胡某3授意胡某2代表公司分四次先后共送给余苏谷30万元现金。第一次送钱是“三路”工程开工后不久（2009年上半年），城东路“ＢＴ”项目首批工程款拨付的较顺利，我们做“三路”工程还要结算工程款，余苏谷是城东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结算工程款要经过余苏谷同意审批，胡某3就安排胡某2送钱给余苏谷，便于以后工程款能够及时拨付。胡某2第一次送给余苏谷的钱是15万元现金，这笔15万元现金送给余苏谷后，胡某2对胡某3讲，钱送给了余苏谷，余苏谷也收下了。城东路“ＢＴ”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是三年的回购期，城东指挥部要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分三批向观志实业支付回购款。“三路”工程的工程款也是按工程进度、审计等在这期间结算完的。在这期间，胡某3又安排胡某2分别于2009年中秋节前、2010年春节前、2011年春节前送钱给余苏谷，每次是5万元现金。每次送钱后，胡某2也都跟胡某3讲，送的钱余苏谷都收下了。（2）2004年底，我们公司承建的旌德县委宿舍楼顺利完工并通过验收了，当时这个项目是余苏谷直接交给我们公司承建的，也是因为余苏谷的关照，我们公司实施这个项目工程很顺利。所以，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胡某3到余苏谷家，从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拿出3万元现金送给余苏谷，同时对他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余苏谷当时推了半天，但最后还是收下了。（3）2014年前后，公司在开发建设何盛家园的时候，因为土方要外运，后来胡某2跟胡某3讲因为通往弃土场的道路还有余苏谷的弃土场，他找余苏谷的妹妹余苏英谈过了，从梓阳学校到余苏谷的弃土场共同使用的道路修路费用，由我们先垫资建设，然后余苏英再给我们一半的修路钱，胡某3说知道了。总的修路费用50万元左右，到余苏谷的弃土场是40万元左右，观志实业公司与余苏谷共同使用的弃土场道路一家出一半费用应该20万元左右。余苏谷和余苏英没有给我们公司该笔应当由他们支付的修路费用。胡某3没有找余苏谷和余苏英要过修筑该条弃土场共同使用道路的钱，也没有打算找他们要。不向余苏谷和余苏英要该笔费用，一方面在这之前，余苏谷任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在结算工程款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当时余苏谷还是县领导，胡某3想日后可能还会有事情需要他帮忙，所以也就没有打算找余苏谷或余苏英要这笔修路应当由他们承担的一半费用。10、证人余苏英的证言证实：2010年，余苏英创办绿园苗圃（登高弃土场），余苏谷占股40%。2015年初，观志公司购买了位于登高弃土场后面的潘某2的弃土场，胡某2找到余苏英说要把道路硬化修成水泥路。因为有1000米左右道路两家公用，胡某2提出费用一家一半，余苏英也同意了。路修好后，胡某2对余苏英说需要各出25万，但决算一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找我们要钱，我们也一直没有找他们算账。修路的事情余苏谷应该知道。11、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初的时候，杨某3和余苏谷、冯卫东合伙办了个绿园苗圃，当年6月份的时候，余苏谷要杨某3和冯卫东在霞的培堂庵流转了一片山洼，给城东区建设指挥部做弃土场（又称登高弃土场），堆放弃土后作为绿园苗圃的基地种植苗木。2015年初，胡某2购买了位于登高弃土场后面的弃土场，胡某2找到我们说要把道路硬化修成水泥路。路修好后，胡某2告诉杨某3修路费用大概58万元，一家一半，杨某3这边应该承担29万元。因为胡某2没有拿帐出来，路面也有损坏，所以一直没有支付费用。12、证人叶某2的证言证实：2004年，叶某2与李勇合伙创办了旌德县通用铸造厂，叶某2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由旌德城东区建设指挥部负责铸造厂的征迁事宜，当时余苏谷是旌德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拆迁前，余苏谷曾到通用铸造厂现场考察过，当时叶某2跟他讲，希望政府对铸造厂拆迁时能给予一定的关照，他当时也答应在拆迁的时候会尽量关照一点。2007年10月份，叶某2代表通用铸造厂与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叶某2在城东区指挥部领了33万多元的征迁补偿资金后，在2008年初的一天，叶某2到余苏谷的办公室，跟他讲了一些感谢的话，临走的时候，叶某2将事先装有2万元现金的一个信封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之后叶某2就离开了。叶某2送给余苏谷上述2万元现金，主要是因为在通用铸造厂征迁的过程中，叶某2事先请余苏谷予以关照，余苏谷也答应了，后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给铸造厂的补偿款及其他补助费用叶某2比较满意，叶某2认为余苏谷是帮了忙的，送给余苏谷2万元钱就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13、证人汪某4的证言证实：2007年12月22日，汪某4代表腾达玻纤有限公司跟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2008年初，汪某4领取到腾达玻纤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之后，对拆迁补偿还比较满意。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汪某4到余苏谷在城东指挥部的办公室，将事先准备好的用信封包装的2万元现金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同时还跟他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他推辞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收下了。汪某4送上述2万元现金给余苏谷，主要是因为在腾达玻纤有限公司拆迁前，汪某4事先请余苏谷予以关照，余苏谷也答应了，之后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给公司的补偿款及其他补助费用，汪某4比较满意，汪某4认为余苏谷是帮了忙的，送给余苏谷2万元钱就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14、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大概在2008年下半年，黄某2挂靠安徽省玉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旌德县城东区指挥部承接了旌德县城东区江村大道阳家山段土方与滨河路路基工程，由黄某2代表玉安公司与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签订合同。2010年上半年，黄某2挂靠芜湖华夏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了城东路北段道路、排水工程，工程主要内容是城东路北段的道路硬化、排水工程。当时中标单位是芜湖华夏建设有限公司，付云海是芜湖华夏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由他和法人代表水从华代表公司和城东指挥部签订了这份合同。上述两个工程业主单位都是旌德县城东指挥部，当时的城东指挥部指挥长是余苏谷，结算工程款需要余苏谷签字同意。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黄某2用信封装着1万元现金到余苏谷当时在旌德县老公安局大楼的办公室，感谢他在工程款拨付中的帮忙，余苏谷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由于黄某2承接的城东区城东路北段道路、排水工程还有部分工程款没有拿到，同时也为了感谢在工程款拨付中的帮忙，黄某2又拿着1万元现金用信封装着拿到了余苏谷城东指挥部的办公室，余苏谷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送这2万元钱给余苏谷，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他之前在工程款拨付中的帮助，而且以后黄某2还想承接指挥部的其他工程，在工程款结算等方面也需要他来关照；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有剩余的工程款没有拿到，希望他尽快签批拨付。15、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付某承建了旌德县城东区乔亭路东段土方工程；2009年又承建了旌德县政务中心土方工程和旌德县城东园区北一路环城北路道路土方工程，期间也陆续承建一些零星工程。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付某到余苏谷家中拜访，快要离开的时候，付某拿出用信封装着1万元现金给他，感谢他在工程款拨付中给的帮助，他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付某又到余苏谷家中给了他1万元现金，希望他尽快安排指挥部拨付政务中心土方工程和环城北路土方工程的剩余款，他推辞了一下也收下了。送这2万元现金给余苏谷，是因为余苏谷当时是城东指挥部指挥长，项目工程款的结算都要余苏谷同意拨付后才能拿到。16、证人胡某4的证言证实：余苏谷作为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是财务“一支笔”，在拨付工程款上有最终的决定权。17、证人徐某2的证言证实：徐某2在承接旌阳桥工程期间，分4次送给余苏谷共计25万元现金。第一次是2010年春节后的一天，也就是徐某2在收到旌阳桥第一次工程款后没几天，徐某2到余苏谷位于和平新村的家中拜访，将手中提着的塑料袋放在了他家门边上，袋子里装的是10万元现金，徐某2对余苏谷打了个招呼拜个年，讲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就离开了他家。第二次是201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徐某2到余苏谷家将随身带着的塑料袋放在了客厅，袋子里面装的是5万元现金，徐某2讲了一些客套话后就离开了。第三次是2011年春节后的一天，第四次是2011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这两次都是用塑料袋装的5万元现金，共10万元现金。因为余苏谷当时是旌德县城东指挥部指挥长，徐某2承接的旌阳桥工程的工程款都要余苏谷签批同意后，才能领取到工程款，徐某2送这25万元钱给余苏谷，第一是希望余苏谷能及时签批后续的工程款；第二是对他能及时拨付一些工程款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和他搞好关系，以后在项目上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18、证人程某2的证言证实：大概从2007年至2010年，程某2在旌德城东区分别承建了三旺冲、张家牌、白塔干和黄梨树的临时水电安装工程，另外还承建了一些零星的小工程。这些项目验收通过后，经时任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余苏谷签批同意后，才能结算到工程款。大概在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程某2到余苏谷家，见面时跟他说了一些客气的话，临走的时候，程某2将事先准备好的1万元现金从口袋里面掏出来送给了他，并跟他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余苏谷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程某2送钱给余苏谷，一方面是感谢他及时签批工程款，另一方面也是想跟他搞好关系，希望今后在城东区些工程，也能顺利的结算工程款。19、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07年，旌德县在搞城东开发的时候，余苏谷任城东指挥部指挥长，协调了一些土方工程给瑞市社区做。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2为了感谢余苏谷在土方工程中的帮助，代表社区到余苏谷位于和平新村的家中拜访，对他说感谢他帮社区协调了这些工程，离开他家之前，李某2从口袋里拿出1万元现金给他，余苏谷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20、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2011年，李某3在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承建新东方安置区泄洪管道工程的时候，余苏谷是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某3领取工程款都需要余苏谷签批。2011年底的一天晚上，李某3到余苏谷家给他拜年，临走的时候，李某3从口袋里拿出1万元现金，并跟他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李某3就离开他家了。李某3送余苏谷1万元钱主要是为了感谢他及时结算工程款。（四）被告人余苏谷的供述和辩解证实：（1）1998年上半年的时候，林业局想把正在用的一辆红旗牌轿车卖掉，然后再买一辆好一点的新车。朱成斌知道这个消息后找余苏谷商量，说他们公司想买局里的这辆红旗牌轿车，余苏谷考虑他们公司是我们的下属企业就同意了。之后的一天晚上，朱成斌和章某1到余苏谷家里来，朱成斌提出希望余苏谷能让林业局把那辆红旗牌轿车卖给他们公司的时候，在价格上能便宜一点，余苏谷同意了。临走的时候，朱成斌从公文包里拿出3万元现金放到余苏谷家茶几上，朱成斌把钱放下就和章某1一起走了，余苏谷就把这3万元现金收下了。后来，余苏谷就安排林业局以20万元的价格将局里的旧红旗牌轿车卖给了朱成斌的银河帆布公司。他们送余苏谷3万元现金主要是想让余苏谷把林业局的那辆红旗牌轿车便宜点卖给他们公司。那辆车我们买回来大概30多万元，局里才用了年把时间，比较新，余苏谷收了3万元后，让局里20万元卖给朱成斌他们公司，对他们来讲很划算。（2）大概在1999年春节前的一天，杨某2到余苏谷的办公室，说给余苏谷拜个早年，临走的时候，他拿出一个信封给余苏谷，说感谢余苏谷在调杉木的时候给他的关照。他走后，余苏谷把信封打开数了一下，里面装的是现金1万元。杨某2送上述1万元现金给余苏谷，主要是感谢余苏谷帮他在蔡家桥××和庙首林场调杉木的时候提供了关照，同时想跟余苏谷搞好关系，希望今后能继续得到余苏谷的关照。（3）余苏谷担任县林业局局长时，周某1找到其推销板栗苗和青梅苗等苗木。之后余苏谷安排县林业局和周某1的苗木园签订了几份苗木采购的合同，总计采购了周某1100多万元的苗木。验收后，周某1根据验收数额开具了发票，将发票拿给林业股和林业局分管领导审核，最后交由余苏谷签批。余苏谷当时都很快的给他签批了，并安排林业局财务部门尽快结清他的苗木款。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周某1拿着一个布袋到余苏谷家中拜访，对余苏谷说感谢这几年对他的关照，以后也希望林业局继续采购他的苗木，并将布袋放在余苏谷家客厅的桌上，说这点钱是他的一点意思，余苏谷说不要这么客气，大家都是老乡。周某1走后，余苏谷打开袋子数了一下，里面装的是16万元现金。2013年底，余苏谷的老下属水务局局长汪某3被县纪委调查了，余苏谷感到很害怕，就想把周某1送其的钱退给他。2014年1月，余苏谷向周某1要了他的银行卡号，叫其妻子田梅林将这16万元转到了周某1的卡上。（4）大概在2000年下半年，陈某3多次到余苏谷办公室和家中找其，希望购买龙王山这块山场。2001年初，余苏谷安排召开了林业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了将龙王山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以原来买入的价格转卖给陈某3。会议之后过了几天，陈某3又来到余苏谷当时位于城××塑料厂××楼的家中，还是希望余苏谷帮助他购买这块龙王山的山场，余苏谷告诉他，已经和局里其他领导商量同意将山场卖给他了，陈某3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在离开余苏谷家前，将3万元现金放在了余苏谷家阳台的篮子中，余苏谷当时讲这钱不能要，叫他把钱拿走，但陈某3把钱放下后就离开了，余苏谷就把这3万元钱收下了。之后，余苏谷代表县林业局和陈某3签订了一份转让龙王山山场的协议。（5）余苏谷任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组织实施过城东路“ＢＴ”项目，“三路一桥”工程项目，以及安置区的一些路桥、路灯、排水的工程。当时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工程款都是从城东建设指挥部拨付出去的，余苏谷作为城东指挥部指挥长，只有经过余苏谷签批后，项目工程款才能从城东指挥部拨付出去。还有一部分工程款虽然最终不是从城东指挥部拨付出去的，但也要经过余苏谷签批后，县里的有关部门才能拨付工程款。在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组织实施城东路“ＢＴ”项目工程和三路工程的过程中，胡某2曾经分4次一共送给余苏谷30万元现金。大概在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当时三路工程应该开始施工两个月左右了，在城东建设指挥部拨付观志实业公司三路工程第一笔预付款之前，胡某2晚上到余苏谷家，他进门后，就把塑料袋放在余苏谷家电视机下面的小柜子上，讲给余苏谷带了一点东西，并跟余苏谷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他走后，余苏谷打开塑料袋，发现里面装了15万元现金，余苏谷把这15万元现金放在书房的抽屉里面了。2009年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胡某2又来到余苏谷家，进门后他将随手拎着的黑色塑料袋还是放在电视机下面的小柜子上，讲这是他的一点心意。他走后，余苏谷打开塑料袋子，发现里面装了5万元现金，这些钱也被余苏谷拿到临时放在书房的抽屉里面了。2010年和2011年的春节前，胡某2依然跟之前一样，两次分别到余苏谷家送5万元现金，这两年他一共送给余苏谷10万元现金，余苏谷都收下了。胡某2送钱给余苏谷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希望余苏谷能及时将城东路“ＢＴ”项目和三路工程的工程款拨付给观志实业公司，减少他们公司的资金压力；第二是感谢余苏谷在这个过程中，能及时拨付一些城东路“ＢＴ”项目和三路工程的工程款给观志实业公司；第三是希望能和余苏谷处好关系，好让余苏谷今后能继续关照他或者观志实业公司。余苏谷收受的胡某2的上述30万元现金，大部分都被用于投资了，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了。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旌德县委办为了改善干部职工的住宿条件，准备拆除原来老县委办的旧平房，集资建一栋职工宿舍楼。经余苏谷授意，县委办把这个项目直接发包给了观志实业公司来承建。2004年上半年的时候，县委办和观志实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在观志实业公司承建县委办宿舍楼的过程中，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胡某3到了位于旌德县城和平新村的余苏谷家中，说了一些客气话后，从带来的档案袋里拿出3万元现金递给余苏谷，余苏谷推辞了一会儿后就收下了。胡某3送给余苏谷上述3万元现金，一方面是为了向余苏谷表示感谢，因为县委办的宿舍楼项目是直接交给观志实业公司做的，当时余苏谷是县委办主任，工程款也是余苏谷签字同意后才支付的，胡某3觉得余苏谷给他帮了忙，还有就是因为当时余苏谷还是县委常委，他肯定也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余苏谷的关照。2014年，胡某2购买了潘某2位于旌德县，从县城通往胡某2的水牛山弃土场的道路必须要经过余苏谷的弃土场（弃土场位于培堂庵，弃土场后来又被余苏谷经营成绿苑苗圃）。2015年初的一天，余苏谷妹妹余苏英跟其讲，胡某2找她商议要把梓阳学校到我们两家弃土场的共用道路浇筑成水泥道路。余苏谷讲修路是好事，路修好后到我们绿园苗圃更方便了，等于说将来是绿苑苗圃和胡某2共同使用这条道路，所以修路的费用我们和胡某2要各自出资一半，但余苏谷当时还跟其妹妹讲我们当时是没有钱去修路的。大概在2015年初，胡某2修建了从梓阳学校到绿苑××××水泥道路（这段道路是我们后来共用的），同时这条道路还连接到胡某2经营的弃土场，余苏谷本应当支付给胡某220余万元共同修路费用（从梓阳学校到绿苑苗圃的水泥道路），但直到现在这笔钱余苏谷都没有给胡某2，胡某2也从来没有找余苏谷要过该笔修路费用。余苏谷没有对胡某2讲过要给上述修路费。胡某2没有找余苏谷或余苏英要这笔修路的费用，是因为：第一，胡某2是安徽省观志实业有限公司老板胡某3的侄子，余苏谷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和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都为安徽省观志实业有限公司在项目工程的建设和工程款结算等事项提供了很多帮助，胡某2不向余苏谷要修路的钱，肯定也是为了对余苏谷表示感谢；第二，余苏谷当时还是县领导，余苏谷跟胡某3的关系也不错，胡某2还是想跟余苏谷搞好关系，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余苏谷的关照。余苏谷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和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给观志实业公司帮了不少忙，再加上胡某2也从来没有找余苏谷和其妹妹要过修路的钱，余苏谷心里也想这笔钱能不给就不给了。（6）2007年，城东区指挥部启动城东区的征迁工作，通用铸造厂、腾达玻纤公司都在征迁范围内，通用铸造厂的负责人叶某2希望余苏谷在拆迁过程中能关照一下。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叶某2到余苏谷在城东区指挥部的办公室里，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拿出了一个大信封，放在办公桌上就走了，后来余苏谷看了一下，大信封里装的是2万元现金，余苏谷把这2万元收下了。叶某2送钱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余苏谷及时签批支付了拆迁补偿款，另一方面是指挥部在对通用铸造厂不仅支付了拆迁补偿款，还根据实际情况支付了一些奖励款，叶某2对此很满意，认为余苏谷在拆迁过程中对他很关照，很感谢余苏谷。（7）2007年底，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和腾达玻纤公司签订征迁协议，2008年元月份，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拨付了拆迁补偿款。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汪某4到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余苏谷的办公室，跟余苏谷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临走时将一个大信封放在了余苏谷的办公桌上。汪某4走后，余苏谷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2万元现金。在城东指挥部对汪某4的腾达玻纤公司拆迁前，汪某4希望能在拆迁的时候给他一些照顾，后来汪某4应该对城东指挥部给他的拆迁补偿款数额比较满意，认为余苏谷帮了忙。汪某4送这些钱给余苏谷是为了表示感谢。（8）在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黄某2挂靠安徽玉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旌德县城东区江村大道阳家山段土方工程和滨河路路基工程；还挂靠芜湖华夏建设有限公司承接了旌德县城东区城东路北段道路、排水工程。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黄某2到余苏谷当时在县政法委的办公室，跟余苏谷讲感谢对他的关照，帮他及时结算了工程款，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余苏谷，余苏谷推辞一番就收下了。黄某2离开后余苏谷打开信封看了一下，里面装有1万元现金；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黄某2到余苏谷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的办公室，然后又以拜年的名义塞给余苏谷一个信封，并希望余苏谷在结算工程款时继续给予关照，好让他及时拿到工程款，余苏谷客套一番就收下了。他离开后，余苏谷看了一下，信封里装有1万元现金。因为当时余苏谷是旌德县政法委书记，且又是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旌德县当年城东区的工程项目结算都要经过余苏谷签字审批同意后，指挥部的财务部门才会支付工程款，黄某2送钱给余苏谷主要是感谢余苏谷在结算工程款时给予他的关照，帮他及时结算了工程款，并希望余苏谷今后在工程款结算等方面继续给予他关照。（9）余苏谷在担任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付某承接了旌德县城东区乔亭路东段土方工程，当时工程是承包给瑞市社区的，付某是从瑞市社区转包过来的。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付某到余苏谷家里来拜年，离开前他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余苏谷，讲感谢余苏谷能及时拨付工程款，余苏谷推辞一番就收下了，他走后余苏谷打开信封看了一下，里面装有1万元现金。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付某又以拜年的名义到了余苏谷家中，送给余苏谷一个信封，也说了些感谢的话，余苏谷客套一番也收下了，他离开后余苏谷看了一下，信封里装有1万元现金。余苏谷是在任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和付某认识的，当时他在城东区些工程，送这2万元钱的目的主要是感谢余苏谷在及时结算工程款方面给予关照，另外也是希望在以后结算工程款的时候能够顺利一些。（10）余苏谷任旌德县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期间，城东区建设指挥部组织实施了江村大道旌阳桥工程，这个项目是由江西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中标的，后来余苏谷了解到中南建设公司又将江村大道旌阳桥工程转包给徐某2负责施工。2010年春节后没过多久，有一天，徐某2到余苏谷家拜年，一进门他就将随手拎着的黑色塑料袋放在了余苏谷家门后边，说了一些拜年的话后就离开了。他走后，余苏谷打开黑色塑料袋发现里面有10万元现金，这些钱余苏谷收下了。2010年中秋前的一天，徐某2又到余苏谷家来，进门后，他还是将随手拎着的塑料袋放在余苏谷家客厅的门边上，然后跟讲了一些客气话后，就离开了。他走后，余苏谷打开塑料袋，发现里面有5万元现金，余苏谷也收下了。2011年春节后的一天，徐某2还是到余苏谷家，送给余苏谷5万元现金，这些钱也是用黑色塑料袋包装的，余苏谷也收下了；2011年中秋前的一天，徐某2依然通过同样的方式到余苏谷家送给余苏谷5万元现金，余苏谷也收下了。徐某2送上述25万元现金给余苏谷，是因为余苏谷当时是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他想跟余苏谷搞好关系，希望余苏谷能及时将旌阳大桥的工程款拨付给他。虽然，后来余苏谷没担任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了，但徐某2可能还是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余苏谷的关照，所以仍然在送钱给余苏谷。（11）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程某2到余苏谷家拜年，临走的时候，程某2从口袋里拿出1匝现金送给余苏谷，说感谢余苏谷在结算工程款方面给他的关照，余苏谷就收下了，程某2走后，余苏谷数了一下，是1万元现金。程某2送给余苏谷1万元钱，主要是为了感谢余苏谷能及时在工程结算发票上签字，让他能顺利拿到工程款，同时也是希望跟余苏谷搞好关系，今后能在城东区指挥部多搞一些工程，也能顺利结算工程款。（12）瑞市社区在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承包有政务中心土方工程、新东方居住小区土方工程、白塔干安置区土方工程等。这几个土方工程都是指挥部包给瑞市社区做的。2009年之后瑞市社区党支部书记是李某2，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2到余苏谷家里拜年，临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拿出一匝现金，余苏谷当时推辞了一下，就把这一匝现金收下了。李某2走后余苏谷把钱点了一下是1万元。李某2送1万元钱是感谢余苏谷的关照。（13）余苏谷任城东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后，李某3在城东区些小工程，承建了旌德县城东区新东方安置区泄洪管道工程。2011年底的一天，李某3到余苏谷家中拜年，他从口袋里拿出1万元现金给余苏谷，余苏谷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李某3送1万元钱主要是为了感谢余苏谷在及时结算工程款方面给予他的关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和余苏谷保持良好的关系。原判认定非法采矿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清基以及填土劳务承包合同》、《徽水苑水上项目清基、回填实施方案》、《设备购置合同》，证实：洪春水承包徽水苑公司位于旌德县路的“徽水苑”征用地块清基和清基以后的土方回填两项劳务工程，采掘起来的砂石归徽水苑公司所有。承包价是砂石从采掘到加工好每方25元；洪春水、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黄晓本等人合伙事实。2、童来胜提供的与洪春水合伙期间其经手的部分开支票据，证实：童来胜参与非法采砂的事实。3、徽水苑公司出具的收据、合资协议书、现金收支情况公布表，证实：徽水苑公司2011年8月3日收到洪春水实施《清基以及填土劳务承包合同》保证金50万元；洪春水、黄晓本、陈大辉、童来胜四人2011年8月6日签订共同实施徽水苑公司清基以及填土劳务。4、洪春水农商行100049251148********032账户、10004925114810000000057账户、10004925114810000000049账户交易明细，证实：徽水苑公司支付洪春水涉案砂石加工费的数额情况，徽水苑公司在2011年7月16日至2012年7月期间，总计通过洪春水农商行100049251148********032账户支付1750068元。5、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请示、批复、投资计划的通知及附件、成立河道治理工程建设领导组的通知，证实：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立项审批情况及成立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领导组等事实。6、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清淤工程评标及中标材料、建设工程内部劳务承包合同、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和砂石加工承包合同、合作协议、相关财务资料、旌德县国投公司项目贷款专用账户明细，证实：被告人余苏英以徽水苑公司名义实际上只用550万元分批次将配套资金打到旌德县水务局账户，接着旌德县水务局将征地拆迁款分批返还到徽水苑公司账户，累计完成上交配套资金1397.09万元。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清淤工程由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邀标中标后发包给徽水苑公司，徽水苑公司转包金国强以及金国强、汪尚华、余玺合伙承揽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和砂石加工等事实。7、购砂款明细、对帐函、汇款电子回单、运输、购买砂石登记表，证实：涉案砂石销售情况。8、农商行、农行相关账户银行流水，证实：余玺尾号057农商行账户经余玺确认的卖砂款为3586000元，由于该卡由余苏英实际保管使用，加上余苏英确认该卡存现1614400元为卖砂款，该卡总计卖砂款为5200400元；余玺农行尾号3976账户卖砂款1625800元，故余玺账户卖砂款总计6826200元。金国强农商行尾号057、025账户卖砂款10818998元，另农商行尾号129账户由余苏英保管使用，余苏英确认该账户存现541400元为卖砂款，故金国强账户卖砂款总计11360398元。汪尚华农商行尾号049账户卖砂款6079900元。余苏英尾号032、024、049农商行账户卖砂款总计11971810.85元。上述余苏英实际掌控的非法销售的砂石款合计为36238308.85元。9、收条，证实：2012年11月6日后徽水苑公司实际由汪尚华等人掌控的事实。10、协议书，证实：汪尚华等人将三溪大桥下游至南潭桥上游区域未开采砂石资源作价出售给王志良、郑勤军的事实。11、在洪春水处扣押的相关书证（挖掘机时间表5张、笔记本2本、现金记账本2本），证实：挖机作业时间表记录挖机在外做事的时间表；封面为花月正春风的笔记本记录2012年元月21日至2012年10月2日是关于砂场的账目；现金记账本账目记录洪春水等股东之间的投资情况及加工砂石所得费用情况。12、在余书英处扣押的相关书证（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专题会议纪要、旌丰铜业税收征管的会议纪要、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和砂石加工承包合同、协议、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征地协议及费用明细、相关文件、营业执照（副本）、公司账簿等），证实：余苏谷等人利用旌德县人民政府2012年12月6日12号会议纪要《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专题会议纪要》，以清淤为由开采砂石的事实。13、在汪尚华处扣押的相关书证【（第一盒）（1）旌德县发改委文件，（2）安徽省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3）省级农家乐投建协议书，（4）汪尚华和金国强签订的清淤承包合同，（5）金国强、汪尚华、余玺的合作协议，（6）宣城市振华公司中标通知书，（7）旌缘公司的项目合同书，（8）汪尚华和朱某2的徽水苑公司股份转让协议，（9）旌德县水务局停止清淤标段施工通知，（10）旌德县水务局关于开展河道采砂行动的通知，（11）旌德县国土局的责令徽水苑公司停止占用土地的行为的通知，（12）旌德县国土局发的催告通知书，（13）汪尚华和黄晓本、金国强、余玺补充合作协议，（14）旌德县玉溪河道治理项目投标文件（宣城市振华公司的）（15）旌德县河道采砂规划报批稿（汪尚华请旌德县水务局做的，为了办理河道采砂证），（16）征地租地协议若干份。（第二盒）（1）汪尚华写的一些关于采砂的工作记录及会议内容，（2）三溪河路西段征地拆迁地方配套资金筹集使用情况说明（余苏英给汪尚华的一份资金使用情况说明书），（3）征地租地的青苗补充相关的材料，（4）汪尚华给田桂林、余某的50万元汇款凭证（余苏谷在朱某2那50万元暗股，变更法人代表时汪尚华把钱还给余苏谷时的汇款），（5）旌缘置业股份转让书（汪尚华把其在旌缘置业的股份转给潘鸿翔）】，证实：余苏谷持有徽水苑公司股份、汪尚华将徽水苑公司承接的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转包给金国强，再由金国强、汪尚华、余玺三人签订共同实施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等事实。14、在黄晓本处扣押的相关书证【第一蓝色的盒子里，有23本标有船砂现金的三联单和1本标有黄砂现金的三联单，标有船砂的三联单是黄晓本和金国强、余玺、胡松合作采砂船采砂销售的单据，黄砂现金三联单是路西砂场（南坦桥下砂场）砂销售单，单据上印油蓝色的HYJH意思是，黄晓本和金国强、余玺、胡松四个人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表示是四个人合伙的砂石销售。第二个蓝色盒子里有黄晓本的一个黑色的记事本，还有一个小的记事本（这两本都是记录平时的工作及砂场开会的随手记录的）；还有三个“收款收据”单子，是记录黄晓本和金国强、余玺、胡松采砂船的开支情况的；还有一些购买船上设备零件等砂场零散票据】，证实：黄晓本与汪尚华等人合伙采砂事实。15、旌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说明，证实：《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专题会议纪要》经查无档案记录，系陈某2擅自签发的无效文件。16、旌德县农村水利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2日，涉案16名被告人均未办理在旌德县徽水河三溪镇建强村新大桥以上至姜园村民组（含姜园村民组）河段的采砂许可证。17、旌德县农业农村水利局旌农函【2019】58号文件等，证实：涉案古城村采砂地（5号）、姜园村采砂地（6号）属于河道管理范围。18、旌德县影像图、旌德县土地利用现状图，证实：涉案现场情况。19、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证实：经对提取送检的古城砂场砂石检测，检测结论为主要物相为石英，含量在56%至62%，证明了现场存留砂石中砂含量。20、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测绘资料，证实：宣城市越达测绘有限公司对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原始与清淤后土石方量进行测绘、测算，玉溪河道清淤土石方量为1088139.37立方米。21、关于徽水苑公司非法采砂数量认定的说明，证实：经查询初步设计原始图纸，设计清淤量为23万立方米，但徽水苑公司以合法工程为幌子，擅自扩大采砂范围，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非法采砂，非法采砂量为85.813937万立方米。22、扣押通知书及扣押清单，证实：宣城市监察委员会对存放于旌德县古城村境内非法开采的库存砂石全部扣押。23、安徽同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同盛评报字【2019】2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证实：安徽同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三溪镇古城村存量砂石堆场测量测算，砂石总方量为109811.70立方，重量为164718.55吨，现市场参考评估值为1067.52万元。24、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实：古城砂场堆放砂石拍卖所得共计3180万元。（二）现场勘验、检查、辨认笔录1、搜查笔录，证实：侦查人员依法对洪春水、余玺、余苏英、汪尚华、黄晓本处进行搜查的相关情况。2、提取笔录及照片，证实：2019年7月16日，侦查人员提取了余玺指认的古城砂场堆放砂石样品两份。3、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照片，证实：涉案现场位于旌德县，从河道南面三岔河由南往北依次有四个采矿点，一号采矿点位于两河交汇处；二号采矿点位于河道西侧、紧挨三溪大桥南面；三号位于河道西侧、紧挨三溪大桥北面；四号采矿点位于河道东侧，采矿点堆放有若干砂堆。4、现场辨认笔录5份及照片，证实：汪尚华、余玺于2019年7月16日分别向侦查人员指认了三溪姜园采砂现场、三溪大桥下旌缘烂尾楼采砂现场、三溪大桥下游西侧60亩河滩地采砂现场、三溪大桥下游西侧30亩河滩地采砂现场、三溪大桥下游河道采砂现场、路西大桥下游东侧路西采砂现场、路西采砂堆放现场、古城河道、河滩采砂现场、堆砂现场、加工设备。王志良于2019年7月17日向侦查人员指认了徽水河河道、三溪大桥下游西侧采砂现场。黄晓本于2019年7月17日向侦查人员指认了三溪大桥下游河道采砂现场、三溪大桥下游西侧采砂加工现场、路采砂船、路采砂堆放点。（三）证人证言1、证人蒋某的证言证实：（1）蒋某是路委会主任，2010年下半年左右，徽水苑公司在三仙桥的下游北岸征收了180亩左右土地，包括120亩左右水田和60亩左右的荒地和滩涂。徽水苑公司的水上娱乐项目开工后，先是在徽水河北岸、三仙桥下游挖了一条水沟，准备在那里把水面挖出来做娱乐项目。徽水苑公司把挖水面的项目包给了洪春水、陈大辉、童来胜、黄晓本等人，他们四人合伙放了一条采砂船在该水沟里采砂，采了有2个月左右，对外声称承包了徽水苑的项目，实际上是该四人合伙在徽水苑征收的土地上采砂，采出来的砂石都卖出去了。（2）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在路坦桥下游、徽水河河道、路砂石堆放点、姜元村等地非法采砂的时间、地点等相关情况。2、证人朱某2的证言证实：（1）2010年朱某2和汪尚华成立了徽水苑公司，其出资450万元占90%股份，汪尚华出50万元占10%股份，公司成立后，2010年下半年开始清淤施工，清淤的砂由汪尚华出售，砂款交到公司账上。（2）余苏谷入股徽水苑公司，朱某2欠余书英200万元，后将徽水苑公司转让给汪尚华等事实。3、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1）2011年下半年，洪春水安排周某2到三溪镇××下游××里村民组的河道帮忙挖砂，周某2开着挖机到河滩上，将河滩的砂石挖到旁边的河滩上堆放起来，在那里挖了条宽十米，长一百多米的深沟，后来洪春水在这个水沟里洗砂，洗过的砂直接卖掉，卖不掉的砂堆放在旁边。（2）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洪春水安排周某2到路××村民组的河道和河滩挖砂，这个地方挖砂是将砂挖起来放到洪春水安排的农用车上，农用车将砂运到路西堆放点，那个点有砂石分离加工设备，有碎石机，可以将砂石分离，鹅卵石加工成砂，周某2在这里从下门村民组一直挖到古城村民组，挖了一年多，之后就没有给他开挖机了。挖了六、七万方砂石，挖的砂石前期都运输到路西加工点，后期都运到古城加工点，这两个加工点的运砂量差不多。4、证人孔某1的证言证实：（1）2011年下半年，洪春水说他在三溪新大桥下游陪里村搞了个河道清理项目，安排孔某1开铲车，孔某1就负责将采砂船采上来的砂铲到空地上堆起来，有人来买砂，孔某1就把砂铲到车上。（2）2012年6月份的时候，孔某1表叔金国强喊其到三溪镇××××村民组河滩旁边的砂场去开铲车，孔某1去的时候砂场的设备都已经架起来了，这个砂场采砂和之前的不同，这个砂场用挖机直接将砂和石，用农用车运到加工洗砂设备上，洗砂设备将砂石分离，孔某1负责将砂铲到空地上堆放起来，有来买砂的孔某1负责装砂，孔某1在个砂场干了两个多月，后来砂场出了安全事故停工一段时间，砂场也停工了，孔某1就没有去做事了。余玺是砂场老板，还有金国强的哥哥在下门村民组砂场负责开某，还有帮金国强管事的胡松。金国强、汪尚华、余玺是三个比较大的股东。5、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实：（1）2012年，洪春水从徽水苑公司承包了一个砂石加工项目，加工好后由徽水苑公司对外销售，让陈某4把挖机开回来为他做事。陈大辉、童来胜是和洪春水合伙的，陈某4看到他们在徽水河岸边用采砂船采砂。（2）2014年初，余玺让陈某4帮忙给他上砂，陈某4把挖机开到姜元村的徽水河和三溪河交界的一块滩涂地里，陈某4去时已经有五台挖机在干活了，陈某4就是把砂装到后八轮货车上，好像有十辆左右的大货车在来回装砂，陈某4干了半个月时间，装了一万多方。6、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元月至2012年上半年，刘德荣介绍田某去洪春水那儿上班，洪春水、刘德荣、黄晓本、陈大辉合伙在三溪去兴隆方向的徽水河上的新大桥下游开了一个砂场，叫田某去管账，每个月他们能采一万方左右，当时的价格在25元至30元不等，每月收入有30万元，田某为洪春水管账两年半时间，他们采了10万方左右，收入在280万元左右。洪春水等人用挖机把表面的泥土清除掉，下面是干净的砂石，可以直接出售。7、证人孔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4、5月，洪春水在三溪镇三溪大桥下面搞砂，让孔某2去工地帮忙，工作就是在工地上跟着一个老头子后面，他开三联单，有一联是给孔某2的，孔某2每天去工地一次，把单子拿走，孔某2干了两个月就没干了。洪春水他们把砂采上来后，洗好后堆在旁边的空地上，有人来买砂，老头就开某。8、证人邓某、吴某3的证言证实：2011年底的时候，汪尚华让邓某和其妻子吴某3去他的徽水苑公司的砂场帮忙开某。邓某2012年年初来的时候是在位于三溪××村靠近徽水河河滩位置的砂场上班的，邓某负责在那量方和开某，吴某3就负责烧饭。每次有人来买砂邓某就先把来的车辆先量一下能装多少方，再负责记在一个三联单上。9、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郑某曾担任徽水苑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汪尚华，其将财务资料、印章移交给余苏英的事实。10、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汪尚华向杨某3的妻子余苏英借款的事实。11、证人陈某2、钱某、汪某3的证言证实：陈某2未经会议研究擅自决定按照余苏谷的要求制发县政府会议纪要，用清淤砂石的收入解决地方配套资金等相关事实。12、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实：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成立了领导组，由时任分管水利的副县长陈某2负责具体抓好项目的实施和统筹调度工作。后来水利厅下来督查，要求水务局等有关部门依规依法推进：一是依法招投标；二是要依法办理采砂许可证；三是依法缴纳税费。李某4没有看过2012年11月6日旌德县政府12号会议纪要，也不知道会议纪要的内容。陈某2没有向李某4汇报过出台会议纪要的事情，出台会议纪要需要有严格的程序，没有经过会议研究是不允许出台会议纪要的，如果当时陈某2向李某4汇报，李某4是不会同意未经法定程序指定徽水苑公司实施相关工作的。13、证人胡某5的证言证实：2015年初胡某5兼任旌德县水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玉溪河路西段清淤工程在其兼任旌德县水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前就已经开工了，这个工程是徽水苑公司在承建，主要是汪尚华和余玺在负责。徽水苑公司没有办理过采砂许可证，这个项目是县政府的水利项目，所以水务局也没有要求办理采砂证，但是如果在河道清淤的过程中存在超范围采砂的情形，肯定是要办采砂许可证的。玉溪河路西段清淤工程存在超期限超范围施工的情况。他们就是打着河道清淤的幌子掩盖无证非法采砂的违法行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一方面他们获取了巨额的砂石销售收入，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向他们支付河道清淤工程款。1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3月至2015年12月，刘某1任旌德县水务局水政股股长（其中2012年3月至2014年12月，兼任水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被拆分成河道清淤工程和防洪护岸建设工程。清淤工程是邀标方式由宣城振华水利公司中标，工程实际上是由汪尚华负责的。清淤工程是2013年5、6月份开工，2016年初完工，实际施工就是在里面挖砂。汪尚华他们在砂质量比较好的地方挖的比较多、比较深，砂石质量不好的地方没有清淤。并且清淤工程已经过期。他们就是打着河道清淤幌子掩盖无证非法采砂的违法行为。15、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06年至2017年，姜某经常开其自己的自卸货车到旌德县的砂场去买砂，价格一般500至1000元一车子，一车能装10方砂左右。姜某去过三溪镇坑口砂场、路西砂场、古城砂场、三溪大桥下游砂场等，姜某一般都是给工地运输砂石。在古城砂场，给车子开三联单的是一个姓邓的老头子；在路西砂场，一般都是金国强的哥哥金某开某，开的也是三联单。姜某在靠近三溪大桥下游的砂场也买过砂，当时开某的也是这个姓邓的老头子。姜某从2006年至2017年在三溪镇几个砂场都买过砂，一年大约购买60车左右，一车10方左右，11年大约一共购买了6600方左右，价格在20元到110元不等。16、证人胡某3的证言证实：胡某3是旌德县观志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下面还有一个子公司叫瑞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砂石水泥的搅拌配送，一直是由王琪和洪某两个人在具体负责。2018年年底的时候，胡某3向洪某了解与余苏英之间的账目，洪某讲：“这是在三溪买砂的钱，买砂时砂场的会计是余苏英，砂场负责人汪尚华叫我把钱打到余苏英账户上的”。胡某3听洪某讲后才知道瑞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砂石来源与余苏英有关。在汪尚华的砂场上购买原料占比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17、证人洪某的证言证实：洪某在瑞恒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采购和销售这两块工作，公司主要经营生产销售混凝土。2012年年底的时候，金国强到洪某办公室说他在玉溪河有个砂场，想向瑞恒建材有限公司销售他们的砂石。我们公司在金国强砂场采购占比大概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总计买了9万多吨的砂石。与金国强砂场结账方式都是银行转账的方式，前期一直都是以瑞恒建材有限公司的名义每月打款到金国强名下的账户，后来根据金国强要求，打款到过砂场会计余苏英的账户上，好像还打过款给汪尚华的，还有次我们瑞恒建材有限公司由于资金的问题没有及时打款给金国强，后来洪某向我们总公司（观志实业有限公司）借的钱打给金国强的，当时是以观志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打的。刚开始的时候洪某只知道这个砂场老板是金国强，后来大概在2013年底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砂场还有一个老板叫汪尚华，砂场的会计是余苏英。18、证人徐某3的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3年左右，在汪尚华位于三溪大桥××、下游附近的两个砂场买过砂，这两个砂场的砂石大概价格是50元每方，一共在这两个砂场买了将近1万方的砂石，大概付给汪尚华砂场50万元。2012年至2015年左右，在汪尚华位于路的砂场大概买了6千方左右砂，当时价格在70元每方，一共付给他40万元左右。2014年下半年至今，在汪尚华位于古城的砂场大概买了100万元的砂石，之前是80元每方，后来是115元每吨。在汪尚华的这些砂场总共买砂付款估计有200万元左右。徐某3只知道汪尚华的砂场是他和余玺、金国强三个人合伙搞的，汪尚华主要负责三溪大桥上、下游的砂场，余玺主要负责古城砂场，金国强主要负责路西砂场。汪尚华砂场的砂石都是在每个砂场附近的河道里用挖机挖上来，再用车子把挖出来的砂石运到砂场的加工点加工，加工出来的砂石就可以卖了。19、证人孙某2的证言证实：大概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孙某2开始在汪尚华的砂场买砂石，第一个点在三溪大桥上游的烂尾楼附近，这里就买了两、三个月的砂石，当时价格是60元每方。第二个点是在三溪大桥下游一点的位置，在这里买砂时间是2012年年初到年底，大概买了4万方砂石，价格是72元每方左右，这里大概买了300万元的砂石。第三个点还是在烂尾楼附近，买砂的时间在2012年底至2013年年初，价格是72元每方，买了4千方左右，付砂石款大概30万元左右。2013年至2015年之间，主要在汪尚华位于驾校附近的砂场（路西砂场）买砂，在驾校砂场往下游大概几百米还有一个古城砂场，2013年以后主要就是在这两个砂场买砂了，哪个砂场有砂就在哪个砂场买，2013年、2014年买了两整年的砂，2015年就买了两个月的砂。这期间砂石的价格从75元每方涨到100元每方，再后来又涨到65元每吨。在这里买砂的总量不低于20万方砂，总共付砂石款大概2000万元。2015年以后断断续续在汪尚华砂场大概买了二、三十万元的砂石，2015年以后砂石涨到65元每吨就没怎么在这里买砂了，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已经没有什么利润可赚了，后来就没有买过了。从2011年开始一共在汪尚华的砂场买砂付款大概2500万元。孙某2的车队在2015年的时候帮他们的砂场运过砂石，当时是金国强让孙某2帮忙运砂。后来孙某2就从车队调了四、五部货车帮他从驾校砂场上游一点的河滩上运砂，主要就是将他们挖出来的砂石运到古城砂场的加工点。一共大概帮他们运了一、二十天，运费大概两三万元左右，这个钱后来金国强折抵买砂款的。买砂大部分都是现场付现金，有时候买砂的量大就先支付预付款。就是将预付款打到他们指定的账户，余玺、金国强还有余苏英的账户都打过款的。汪尚华砂场的砂石主要就是在他砂场附近的河道里、河滩里、还有田里挖的，就是用挖机从这些地方把砂石挖上来，然后用货车运到加工点进行加工，加工出来的砂石就直接卖了。还有一部分砂石是通过采砂船开采的。20、证人陈某5的证言证实：陈某5在2011年期间成立了华诚建材有限公司，给中铁六局修合福高铁在旌德段和绩溪段提供砂石。大概在2011年，开始在汪尚华的砂场买砂石，第一个点在去××兴隆镇方向去的新大桥的上游烂尾楼附近，这里买了好几个月的砂石，当时价格是40元至50元每方，买了2万多方砂石，付款大概100万元。第二个点是在去××兴隆镇方向去的新大桥的下游附近，在这里买砂时间是2012年年初到年底，价格从50元每方陆续上涨，后来涨到70元每方左右，买了3万多方砂石，付款大概200万元。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路西驾校附近的砂场买砂的，当时价格在70元每方至80元每方，买了2万多方砂石，付款大概200万元。陈某5总共在汪尚华砂场买了大概500万元的砂石。陈某5知道这几个砂场都是汪尚华和余玺、金国强三个人合伙搞的。汪尚华砂场的砂石主要在他砂场附近的河道、河滩、还有田里挖的，主要用挖机从这些地方把砂石挖出来，用货车运到加工点进行加工，加工出来的砂石就直接卖了，还有一部分砂石是通过采砂船采出来的，他们没有采砂证，他们打着清淤的幌子在河道及周边采砂。21、证人谈某的证言证实：谈某在2011年的时候和徐某3开始做高铁高速工程方面的砂石供应商，2014年左右和徐某3在旌德县合伙成立了鸿运建材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项目主要就是向高铁高速工程项目供应砂石材料，砂石是在泾县的砂场采购的。一直到2018年7月份，谈某回到旌德县又参与了芜黄高速的十一标段的砂石供应，库存的砂石供应完之后，开始在三溪镇砂场采购砂石了，当时主要就是在三溪镇的三溪大桥砂场和古城驾校这两个砂场采购砂石。徐某3采购砂石主要是在三溪镇汪尚华位于三溪大桥、路、古城村等几个砂场采购的砂石，因为汪尚华的砂场是三溪镇最大的砂场。当时徐某3在汪尚华砂场共采购了八、九十万块钱的砂石。谈某经手在汪尚华砂场采购砂石约有半年时间，最后一次采购是在2019年的4月份，总共采购了大概4000多吨砂石。汪尚华这几个砂场都是和余玺、金国强合伙搞的。谈某都是现场用现金付款的，把现金交给砂场记账的人。汪尚华砂场的砂石是在徽水河的河道、河岸及周边的田地里采挖的。22、证人唐某1的证言证实：唐某1是2019年3月份开始在三溪镇砂场采购砂石的，砂场位置在三溪镇锦盛驾校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唐某1去的时候就看见有一台铲车在将砂子往洗砂机上运送，总共买了一千多吨砂子，其中四百多吨鹅卵石加工出来的是按照80元一吨，其他的八百多吨砂子按照130元一吨，唐某1通过公司的财务支付十三万多块钱。23、证人汪某5的证言证实：汪某5系旌德县锦鸿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公司于2014年4月开始生产，购买砂石主要有：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方学明提供了7、8千吨，40元／吨，共30多万元；2014年8月至2015年底，黄某3提供了一万多吨砂石，60元／吨，共60多万元；2016年初至2016年6、7月，吴东红提供了1万吨左右砂石，45元／吨，共4、50万元；2016年至今，在孙村徐红明处买砂，7、8万吨，50元／吨，共400万元。方学明、黄某3的砂是河砂，是在三溪镇的砂场购买的，汪某5买砂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24、证人方某3的证言证实：2014年汪某5的搅拌站刚开始建成的时候，方某3帮汪某5喊过车子运砂，听驾驶员讲是从三溪镇那边的砂场购买的。25、证人汪某6的证言证实：2012年下半年到2016年，汪某6一直在汪尚华的砂场买砂，汪尚华有好几个砂场。2012年下半年开始，在三溪大桥上游的烂尾楼附近买了200万元左右的砂，有2万多方，90元／方，有一年时间；在三溪大桥下游一点的位置，大概买了2万多方，价格是90元／方，买了200多万元的砂；在大桥往下游方向，也是汪尚华经营的砂场，买了50万元左右的砂。从2012年至2016年汪某6在汪尚华处买了500万元的砂。汪某6买砂大部分把现金直接付给开某的人，有时通过银行转账给汪尚华，买的砂主要是提供给合福高铁及杭黄高铁了，汪尚华的砂就是在附近河道里、河滩里、田里挖出来，用货车运到加工点加工后就卖了。26、证人陈某6的证言证实：陈某6是从2010年开始从事砂石贩卖的，在三仙大桥旌缘置业砂场、三仙大桥下游徽水苑砂场、路西砂场、古城砂场买过砂石，这几个砂场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合伙搞的，在旌缘置业砂场、徽水苑砂场买砂的钱是给汪尚华的，在古城砂场买砂的钱是给金国强的，在路西砂场买砂的钱是给余玺的。陈某6是通过蒋克彭买的，其将钱给蒋克彭，蒋克彭拿钱去砂场买砂的，其前后在汪尚华处买了400万元的砂。27、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实：黄某3系二道砂石贩子，在金国强、汪尚华砂场购买了7万元左右砂。28、证人邢应贵的证言证实：邢应贵从2014年6月份开始在汪尚华的古城砂场上班，主要职责就是在砂场内帮忙记录运砂石进来货车的方量和车牌号，还有就是挖机作业的时候记录挖机的工作时间。古城砂场的好多砂石都是从其他地方用农用车或货车运过来的。因为古城砂场是由金国强负责的，所以古城这边的挖机联系和调取都是由金国强负责。砂场是汪尚华和余玺、金国强三个人一起搞的。汪尚华主要负责砂场的外围联系，比如和政府一些部门的沟通。余玺负责路西的砂场，金国强负责古城的砂场。砂场的会计叫余苏英，她每个月都会来砂场核对一次账目，古城砂场余苏英主要是和负责开某的“老邓”对接。在古城砂场负责砂石加工的老板叫徐某5，是芜湖人。邢应贵在砂场上班从2014年6月至2018年8月，这之间的工资是由徐某5发。汪尚华砂场的砂石有从河道里面挖的，也有在河滩地挖的砂，挖起来之后用车运到砂场加工，还有的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砂石。29、证人汪某7的证言证实：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刘某2让汪某7把铲车开到他们三溪镇给他帮忙，后来汪某7就让其儿子汪红林开着铲车去三溪镇了，2017年在三溪镇开铲车大概开了大半年，2018年就开了一、两个月就回来了。主要就是在三溪镇的砂场帮忙将他们挖出来的石头用铲车放到洗砂机器里面，有时候也将洗好的砂石堆放在一起，主要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汪某7听其儿子说他工作的砂场有好几个地方，在三溪镇古城有，在路也有，砂场的老板叫余玺，还有一个叫金国强。30、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在三溪河道内河滩上搞开发，2015年，汪尚华等三人在三溪搞了一个水上项目和清淤工程，汪尚华在三溪大桥桥下河道内和徽水苑公司征收的180亩土地挖砂，请刘某2三部运输车帮助运输砂石，从三溪大桥位置将砂石运到古城加工点，路程5.5公里，到加工点后，汪尚华的岳父开某给其，隔一段时间结算一次，其干了一年左右，三部车挣了十几万元运输费。31、证人韩某1的证言证实：汪尚华、金国强、余玺、黄晓本等人在河道内采砂，主要是汪尚华以承包徽水苑公司清淤工程为名，在河道内采砂，三仙大桥下游是汪尚华负责，上游是余玺负责，古城和路西由金国强负责，黄晓本在培里采砂，黄晓本和金国强有一条采砂船在河道内采过砂。2014年汪尚华、余玺准备从培里后面的山上运土把三仙大桥上、下游因挖砂留下的坑回填起来，当时韩某1有一辆后八轮，为他们运了一段时间的土，付了其一万元运费。主要是从培里村后面的山上装好土运到三仙大桥上下游位置，也运到古城村去过。32、证人潘某2的证言证实：潘某2的公司2012年12月份-2016年承建玉溪河西段护岸工程期间，汪尚华等人的徽水苑公司在玉溪河里做清淤工程，实际就是采砂。33、证人涂某1的证言证实：涂某1的挖机先后两次到旌德县三溪给余玺帮忙挖过砂。第一次大概是2014年底的时候，涂某1的挖机停在一个距离老的水泥板桥（现在是吊桥）不远处的一个砂场上，挖机就在这个砂场附近的河道里挖沙，挖机在这搞一个多月。第二次大概是2015年下半年，当时余玺打电话让涂某1帮他找一台好的挖机，这次的工程还是在旌德县三溪那里，是在一个新大桥两边的河道里挖，主要是清理河道里的砂石，这次涂某1的挖机在这里干了两三个月。3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期间，王某2为汪尚华用徽水河里的石头回填路西砂场挖砂形成的矿坑，2015年至今，王某2为汪尚华开车将路西砂场的砂运到古城砂场，将古城砂场挖出来的砂运到堆放点。汪尚华有四个砂场，旌缘砂场、徽水苑砂场、路西砂场、古城砂场，王某2共给汪尚华运过9万5千方砂。35、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实：宣城振华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旌德县玉溪河西段清淤疏浚工程，并将工程交由汪尚华的徽水苑公司施工。汪尚华的徽水苑公司用挖机、铲车施工，实际就是采砂。36、证人章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初，余玺让章某2和任某在砂场帮忙开某，章某2给驾驶员两张三联单，驾驶员拿着章某2开的单子，直接到砂场吕新晓那里装砂，开单子的时候章某2就将砂款收下来，将钱存到余苏英农商行的账号里，余苏英是砂场的会计，钱都交到她那里。章某2和其老公任某在砂场上班一年多的时间。砂场的砂是吕新晓用他自己的一套采砂设备从河滩上采的，用挖机将砂从河滩上挖起来，挖机将砂直接放在农用车上，农用车将砂运到洗砂设备（筛砂设备）边上，设备将鹅卵石和砂分离，砂子堆放在旁边，买砂的车子来，铲车铲砂到车子上。砂子的售价都是汪尚华定的，最开始的时候定的是70元每方的价格，后来砂子量紧张的时候就涨到了75元每方，最后还卖到过80元每方。余玺、汪尚华、金国强三人都是股东，是否还有其他股东其不清楚。每个月章某2经手的砂款都有10多万，这样算下来，一年多砂场卖出去150万元的砂子，当时的砂子的价格是70元每方，所以经章某2卖出去的砂有2万多方砂。37、证人任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底的时候，余玺打电话问任某能不能回旌德到砂场上去帮忙开某，任某问砂场是谁的，他说“是他跟汪总（汪尚华）合伙搞的”。到了2013年正月底，砂场开工了，采砂加工方是浙江人吕新晓，任某和其妻子章某2也到工地上上班了，任某的妻子负责开某，任某就负责管外围，包括量砂子的方量和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到2014年4月份左右，砂场停了。我们那个砂场是叫乙砂场，还有两个甲、丙砂场具体位置任某不知道，任某所工作的乙砂场在新大桥上面，蒋家村那里，是三条河交汇的地方，砂场将河道和河滩里的砂挖起来加工，将河滩里的砂挖起来之后，就将从河道挖起来的石头和从三溪修路工地运来的土方填进去，现在那里都盖了别墅。加工方的总负责的是浙江人吕新晓，其他的人都是他请来干活的，经常换，有开挖机的、开铲车的等等。工地上有汪尚华、余玺、金国强、余苏英、任某和章某2，加工方有七八人其中任某知道的就是吕新晓，其他人总是在换。到砂场上班之后，具体的工作都是汪尚华来安排的。卖砂的钱是任某和章某2先收起来的，等下班之后就将钱存到会计余苏英的个人账户上去的，砂场的开支也是从这些钱里面拿的。汪尚华跟我们谈的工资，任某和章某2都是两千块钱一个月，工资是余苏英每次到工地的时候给我们算好，并将钱发给我们，基本都是现金交给我们的，我们每人拿了有两三万元的工资。38、证人朱某3的证言证实：2012年旌缘置业公司在朱某3的村上征了四五十亩地，还征用了几十亩河滩河埂，后来吕新晓在那里架设了新的设备。2015年的时候，王志良找到我们，要让我们的挖机挖砂，按包月的价格给我们，2.4万每月（包括驾驶员工资，这个时候驾驶员是朱某3的儿子朱某4），之后我们的挖机在路培里村至南潭村徽水河水边上，挖机从水里把砂石挖出来，放到王志良安排的农用车上，农用车把砂石运到河埂上的加工设备旁边堆放，加工设备将砂和鹅卵石分离，鹅卵石被碎石机加工成砂，河砂被堆放在旁边，之后他们再销售砂。我们的挖机在这里挖了七八个月。王志良说徽水苑的部分清淤项目承包给他来做。挖机一共挣了20万元左右。39、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张某2在三溪镇新大桥上游烂尾楼处砂场给吕晓明开铲车；2014年5月至2016年10月在路西砂场帮余玺开铲车；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在古城沙场帮徐某5开铲车的事实。40、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金某是在砂场丙场打工的，还有砂场甲场和乙场，丙场位于三溪镇××××村民组靠近徽水河的河滩上，丙场是2013年设立的，丙场成立之前，汪尚华和余玺到金国强家里商量成立丙场的事情，金国强说其哥哥在家没有事情做，正好可到丙场开某处记账，于是金某和其老婆李某5一起到三溪镇路××砂××丙场上班，金某负责开某，其老婆在其忙的时候也帮忙开某。三轮车、农用车来买砂的少量货款，金某直接收下来，天黑之前余玺会来将钱收走。大货车来买砂都是先和余玺联系好，余玺打电话让金某把三联单记清楚就行了，钱金某不收，一般一个星期余苏英会来砂场找金某对账，账目对清楚后她会把底单和收据全部带走。丙场的砂场安排挖机在征收的河滩上挖砂，挖机将砂挖到小工程车上，工程车将砂运到附近的丙场的加工设备上，加工设备将砂和鹅卵石分离，砂堆放在旁边，来买砂的车，是用铲车将砂铲到车上运走的。丙场的挖机和工程车都是余玺安排的，加工设备是江某2的。丙场的砂卖给了孙某2，还有些散户。丙场砂子的售价都是余玺定的，最开始的时候定的是58元每方的价格，后来砂子量紧张的时候就涨到了65元每方，最后还卖到过90元每方。余玺是丙场的总负责人，加工设备是江某2负责管理，金某负责开某，挖机是余玺安排的人开，工程运输车和铲车是江某2安排人开的。砂场正常运营的时候，金某和其老婆两人的工资一起共4000元每月，砂场停止生产时2000元每月，从开始在砂场干到砂场停产金某一起拿了6万多元钱工资。41、证人李某5的证言证实：2013年初，金国强让我们到采砂工地去帮忙看场子，李某5的丈夫金某在工地负责开某，李某5负责在工地做饭，如果金某不在，李某5也会帮忙开某。采砂工地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他们合伙搞的。工地上会计是余苏英，有时候到周末了，余苏英就会到我们这里将我们开的票拿走。42、证人曾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年初金国强喊曾某2去给他开铲车，在三溪镇路西下门村民组砂场铲过两三个月，在这负责将碎石机碎不了的鹅卵石装上车运走。曾某2在这里干了三月左右，工资是4000元每月。曾某2知道的第二个点是在路××村民组的河滩上，这个地方只有加工设备和碎石机，没有采砂船，这个地方的采砂用挖机挖就可以了。这两个地方都是金国强负责，还有其他股东曾某2不认识。43、证人江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的时候，汪尚华叫江某2在他们砂场投资一个砂石的加工设备，后来他拿了一份合同给江某2，金国强和汪尚华、余玺他们三个是合伙人，由金国强来代表他们签。加工点是在旌德县路坦桥下游的岸边。签完合同应该是2013年下半年了，江某2一共投入了400多万元。由徽水苑公司安排的挖机在南坦桥下面的河道和护堤那里采砂，砂子采上来之后再运到我们砂场，我们的加工设备就把他们运过来的砂子过加工让砂石分离，再经过水洗做成成品砂再对外销售，江某2就从中赚取加工费，销售是汪尚华等人负责，从2014年开始他们安排了人在磅房进行过磅再对外销售。我们在南坦桥下面的加工点的砂石都是徽水苑公司在南坦桥下面的河道和护堤那里挖的。每次卖砂都是有金国强的哥哥金某在那里负责开某，2013年下半年刚开始卖的时候60元至65元一方，2014年的时候卖的是70元至75元一方，2015年的时候就卖到了90元一方。在南坦桥下面的路西加工点金国强、余玺、汪尚华采砂，从2013年开始到2017年期间，他们在南坦桥下面的加工点总共大概采了有30万方（砂石一起），在加工点是由金某负责开某，有的买砂的现金是直接支付给金某，有的转账给金国强，最后对账收账是由徽水苑公司的会计应该是余玺的姑姑过来统一收走的。江某2一共加工了14万方左右，每方加工费是21元，所以总共加工费应该有300万元左右。44、证人胡某6的证言证实：从2014年上半年到2018年9月，胡某6在金国强××西村砂场从事砂场安全管理、记车头数、挖机工时，金国强每月给其3000元，2015年是4000元，一般都是金国强、余玺付工资。2017年下半年，胡某6在黄晓本、金国强合伙的采砂船上干了三个月，是黄晓本给的其工资，3000元／月。路西砂场的负责人是余玺，老板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45、证人王某3、徐某4、刘某3的证言证实：王某3、徐某4是挖机驾驶员，曾在路西砂场帮余玺挖砂；刘某3在三溪大桥下游采砂点和路西砂场负责维修采砂船的事实。46、证人徐某5的证言证实：2012年下半年徐某5到旌德做砂石生意，金国强说三溪这边有个河道清淤工程，让徐某5过来帮忙加工砂石，就是把砂石分离，加工成成品砂，由金国强销售，徐某5赚加工费。2013年初，徐某5到了徽水河西段古城加工点，这个古城加工点也作为堆放点对外销售砂，设备架设好后，徐某5安排了一个工人在此负责，其一个月过来结算一次，这些钱最初是徽水苑公司余苏英付款给徐某5。徽水河西段也有人在采，上游两条河流交汇的河滩叫姜园也在采，这地方采的砂子用车运输至古城加工点，由其加工后对外销售。汪尚华的岳父在此过磅开某。合福高铁、芜黄高速、搅拌站及农户都来买砂。2018年4月徐某5中标芜黄高速九标段，负责供应材料，在古城点采购砂子，徐某5大概买了二万吨，开始85元／方，后100元／方，徐某5先打款给金国强。徐某5估计运到古城点的砂石大概在30多万吨，徐某5加工的有20多万吨，还有10万吨在现场没有处理。古城点销售是汪尚华的岳父在负责，最后的账目汇总是余苏英负责管理。47、证人程某3的证言证实：2014年夏天的时候，余玺在三溪搞了一个砂场，余玺让程某3开挖机帮他干活，260元每小时。余玺安排程某3开挖机在古城村河道里挖砂石，砂石挖上来之后放在农用车上运到古城砂场。程某3在三溪镇帮余玺开挖机干了二、三个月，大约挣了七八万元钱。有两个堆放点和加工点，一个是位于古城村河边的堆放点和加工点，程某3在古城河道里挖的砂石就是运送到那里堆放和加工，现场负责人有金国强、余玺、汪尚华。另一个点位于路××西新桥下游河岸边上，也是用来砂石堆放和加工的，现场的负责人也是金国强、余玺、汪尚华等人。48、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汪尚华、余玺、金国强到古城路东××组、路民组征地，一共征收了5、60亩河滩地，汪尚华喊徐某5负责加工洗砂，2016年左右开始挖砂石了。2015年下半年，肖某应汪尚华的要求到古城砂场帮忙，每月3000元工资，是从徐某5处领的，一直拿到2019年4月。古城砂场老板是汪尚华、余玺、金国强，开某的是汪尚华岳父邓某。49、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实：王某4曾在古城砂场开过铲车的事实。50、证人潘某3的证言证实：2014年、2015年，队长说政府要来征收玉溪水河的河滩地，经汪尚华协调，把古城村路东组和路西组的河滩全部征收下来了，一共有4、50亩，汪尚华请人把树砍掉，让徐某5在上面架设洗砂设备，到了2016年，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就开始加工砂石了。2015年潘某3在砂场开砂机，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政府把设备拆了。潘某3工资是徐某5发，3000元／月。肖某负责砂场安全管理，汪尚华岳父负责开某。51、证人陈某7的证言证实：2015年陈某7看到古城砂场有很多货车在运砂子，后陈某7找了汪尚华，汪尚华同意陈某7买一辆农用车到古城砂场跑运输，2017年3、4月陈某7把车子卖了。陈某7运输了大概有六七千方砂子，结了一万多元工资。52、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宋某买了农用车在古城砂场跑运输，从路西下门村民组将砂运到古城砂场，2.5元／方，宋某一共拿了4万多元的运费，砂场老板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53、证人陈某8的证言证实：2016年7月，肖某喊陈某8到古城砂场做事，陈某8负责把传送带上漏下的砂用锹铲上去，100元一天。54、证人韩某2的证言证实：2015年韩帮水回到老家三溪，经邢应贵介绍到古城砂场工作，负责砂石破碎，即将砂石加工成砂子，然后再对外销售，当时是一个叫徐某5的人在负责砂石加工，砂场老板叫金国强，其每月3000元工资，其在古城砂场干了四年时间。55、证人茆振发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徐某5在旌德县古城与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合作搞了一个砂场，徐某5负责砂石加工。徐某5喊茆振发来帮忙管理，主要帮忙架设加工设备，设备架好后，砂石主要是从玉溪河上游的采砂点运输过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古城村征收的土地上挖的砂石，徐某5是负责加工砂石的，茆振发是徐某5喊过来的管理人员。邢应贵、肖某是汪尚华请来的工人，邢应贵负责记录运输车的运砂量，肖某负责砂场安全管理，铲车驾驶员有王某4，张某2、曾某2，开洗砂机的是韩帮水，还有几个农用车驾驶员。金国强主要负责古城砂场的管理和销售，邓某负责开销售单子和收钱，余苏英是砂场的会计。56、证人陶某的证言证实：陶某是农用车驾驶员，为路西沙场、古城沙场运输砂石的事实。57、证人王某5的证言证实：王某5在古城沙场附近经营加油站，帮助汪尚华、余玺、金国强砂场机器加油的事实。58、证人胡某7的证言证实：2015年9月，胡某7到古城砂场开铲车，一直开到2016年3月，将堆放在砂场的砂石原料铲到机器里面，将加工好的砂石放在一起，给进场买砂的车子装砂，砂石原料是从徽水河河道及周边用挖机挖出来堆放古城砂场的。胡某7在古城砂场共挣了2万元钱。59、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夏某在三溪镇三仙桥下面，用其挖机帮忙挖山土，回填河滩的大坑，后来又在河道里挖砂石，砂石挖上来之后用农用车运走。夏某的挖机在三溪镇干了一个月，毛收入大约挣了四、五万元。60、证人唐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唐某2给夏某开挖机，唐某2负责把山土装车和把河滩附近的坑填平，当时唐某2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挖机在那里做事了，唐某2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两个月。61、证人涂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余玺说到旌德来挖砂，涂某2安排刘某4到余玺这边工地干活，涂某2的挖机在旌德总共干了大概二、三个月的时间，其从余玺处拿了大概有十几万块钱。62、证人刘某4的证言证实：2015年的夏天，刘某4的姐夫涂某2（挖机老板）跟旌德县的一个叫余玺的人联系好了，说是余玺在旌德县这边承接了一项河道清淤工程，让把挖机运到三溪镇来帮余玺在河道清淤。涂某2让刘某4过来负责管理挖机的维修保养和结账等事情。当时刘某4是和挖机驾驶员徐某4一起来到旌德县的，徐某4也是涂某2请过来的，余玺让我们的挖机在三仙桥的下游附近的河道里挖砂，挖机的费用按照280元每小时算，我们在三溪镇这边一共干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63、证人朱某4的证言证实：2011年夏天，朱某4在三仙大桥下游徽水苑公司的项目处，给汪尚华清理表面的泥土，将徽水苑公司征用的30多亩农田的表土清理掉，清理了一个多月时间，下面全部是干净的砂石，汪尚华将清理的土地上的砂石卖了。2014年年底，汪尚华叫朱某4挖河里的石头，并用车辆将其挖出来的石头回填采砂挖出来的坑，朱某4前后挖了近一个月的时间。64、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2009年张某3在姜元买了十几亩滩涂地，花了40多万元，后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汪尚华，汪尚华买后就开始采砂，并运到古城堆放点堆放。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在三溪镇大桥上下游、路坦桥下游、三溪社区姜元村、古城村采过砂。65、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张某4在姜园帮余玺照看砂场的事实。（四）被告人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余苏谷的供述与辩解（含自书材料）证实：2004年，余苏谷任旌德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通过招商引资认识了朱某2。朱某2随后在旌德县蔡家桥镇投资成立家福木业公司。2009年左右，旌德县县委县政府有开发三溪大桥下游的旅游项目打算，余苏谷当时想到了朱某2，建议他来投资搞这个旅游项目。2009年左右，朱某2和汪尚华合伙成立徽水苑公司，朱某2是总经理，占公司股份的90％，汪尚华占公司股份的10％，朱某2的90％股份里有余苏谷10％股份，余苏谷当时投资了50万元。徽水苑公司成立之后，做了一个项目规划，通过旌德县发改委立项，由旌德县国土局向省里报用地计划。项目批复后，由三溪镇政府帮助徽水苑公司征收土地，当时在三溪大桥下游河岸边征收了160亩土地。2011年，徽水苑公司准备动工要做项目的护岸，在准备动工的时候，徽水苑公司老总朱某2说想在三溪镇做徽水河的水上景观，一是做徽水河的护岸工程，二是在路西大桥上游附近做一个拦水坝，三是做徽水河的清淤工程。当时省里批复没有批准拦水坝项目，到了2012年8月份左右，省里批了徽水河的护岸工程和清淤工程，项目的总名称叫做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2012年10月份，汪尚华找到余苏谷，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该项目要地方配套1300多万元，现在因为朱某2出事，公司没有能力再做这个项目。余苏谷就找到时任李某4县长，跟他口头汇报，把清淤项目拿出来补配套资金的缺口。后期，主要是余苏谷帮徽水苑公司来策划这些事情，具体想法，一是把清淤砂石卖掉的钱来补征地拆迁的费用，二是用清淤工程款抵政府配套资金。余苏谷当时就找到县政府分管水利的副县长陈某2，跟他说了这样的想法，为了保证将资金落到实处，必须要由徽水苑公司汪尚华来做这个工程。余苏谷跟陈某2说要开个县政府领导组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将该工程具体实施和资金落实给明确下来。余苏谷将自己草拟的会议纪要要点给了陈某2，一是河道治理工程的配套资金和征地拆迁费用共计1300多万元由徽水苑公司承担，二是要把河道治理工程中的清淤项目给徽水苑公司做，并且清淤所得砂石收入给徽水苑公司，三是河道治理工程的征地拆迁给徽水苑公司做。过了没多长时间，陈某2给了余苏谷一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一是河道治理工程的配套资金和征地拆迁费用共计1300多万元由徽水苑公司承担，二是要把河道治理工程中的清淤项目给徽水苑公司做，并且清淤所得砂石收入给徽水苑公司，三是河道治理工程的征地拆迁给徽水苑公司做。余苏谷认为只要有了这个会议纪要，在整个项目中清淤采砂都是合法的，但现在知道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而采砂就是违法行为。会议纪要出来之后没多久，徽水苑公司因为朱某2出事，实际上已经没有继续再经营的能力了。汪尚华找到余苏谷，余苏谷向汪尚华推荐了金国强和余苏谷侄子余玺，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合作，从徽水苑公司手中将这个清淤工程拿下来。先是由汪尚华代表徽水苑公司通过挂靠宣城市振华水利公司将清淤工程拿下来，再由汪尚华代表徽水苑公司与金国强个人签订承包协议，实际上金国强是代表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他们三人是合作关系。余苏谷将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的股份进行了划分，其中汪尚华出资540万元占40%，余玺出资540万元占40%，金国强出资270万元占20%，他们三人只有金国强能拿出来100万元现金，其他人都没有钱，余苏谷表态帮他们三人借钱。之后，汪尚华等人就开始往县水务局的账户分批次打入配套资金，共计打入1000多万元配套资金，每次打入一笔配套资金，水务局就会拨款一笔征地拆迁费。实际上，汪尚华等人不是一次性投了1000多万元，而是只有500万到600万元左右的钱在操作这个事情。余苏谷安排其妹妹余苏英给他们清淤工程项目管账，负责会计和出纳。同时，余苏谷跟余苏英说，要帮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向她借钱，筹集的资金是1250万元，借条是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个人向余苏英打的，其中汪尚华打的是540万元借条，金国强打的是170万元借条，余玺也打了540万元借条。但是，实际上，余苏英没有拿这么多钱出来，只拿了500万到600万元出来，因为当时只需要500万到600万元就可以分批次解决配套资金。这500万到600万元当中，出资情况有余苏谷的200多万元，余苏英的200多万元，田桂林、冯卫东、李玉林、谢俊峰等人各自出资了几十万元不等，每人出资的具体数额，余苏英那一个有出资的登记。余苏谷出面跟余苏英等出资人说，清淤工程缺500万到600万的资金，大家借钱进来可以拿利息，利息是年息2分。之后所借的钱全部集中在余苏英那里，由余苏英来具体操作这些钱。余苏英实际上管三方面的财务：一是徽水苑公司朱某2出事之后的财务，由朱某2的亲戚郑某将徽水苑财务交接给余苏英。二是清淤工程的财务，也就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合作承包的清淤工作财务。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清淤工程项目的收支都是由余苏英管理，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借钱也是向余苏英借。三是我们自己家人出资借钱的资金全部也都是由余苏英出面管理。由余苏英将这些钱通过徽水苑公司账户分批打到旌德县水务局账户。余苏英每个月跟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核对一次账目，账目核对好之后就把之前的账目烧掉了。余苏英会不定期向余苏谷汇报总的收支情况。整个河道治理工程的第一部分就是征地拆迁，而征地拆迁是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三人负责实施，征地是沿河从上游到下游开始征收，征收的理由都是做护岸，2013年初，他们开始征收三溪社区姜园村和老桥上下的土地，加起来有100多亩，征地持续二、三个月。2013年上半年，开始征收路潭桥以下的岸边土地，路征收了100多亩土地，征地持续到2013年年中。2013年下半年，开始征收古城村的岸边土地，古城征了大约有40到50亩左右的土地。在征地的同时，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也开始了河道清淤，清淤的范围是从姜园村到古城村的河道内，汪尚华等人用采砂船和挖机作业方式将河道的淤泥和砂石清理出来。清理出来的砂石堆放在路西和古城砂石堆放点上，同时，2015年以后汪尚华等人将所征收的姜园村70亩地挖出了十几万方砂；2013年、2014年，汪尚华等人将路西征收的100亩（40亩是废地）土地挖出了近十万方砂；2014年左右，汪尚华等人将古城征收的土地挖出来三、四万方砂。除了上述三个地点，还有以下地点也开采过：（1）2013年汪尚华等人还在三溪大桥上游旌缘置业公司70多亩土地上挖过砂石，当时汪尚华等人是以100多万元从旌缘公司潘鸿翔手中置换出来的，在这个70多亩地上，共挖出了几万方砂，加工点就在旌缘公司土地上，当时是边开采边加工边回填。（2）在汪尚华等人合作搞了清淤工程之后，把徽水苑公司原先征收的160多亩地砂石也开采了一部分，徽水苑公司剩下的50多亩地下砂石也挖了出来，砂石运送到路西、古城二个堆放点，总共挖了最少有十多万方砂石。（3）另外还有就是在河道内清淤产生的砂石，但是河道内基本上都是石头，砂不多，河道内挖出来的石头基本上都是回填到旌缘公司了，河道内的砂基本上都是堆在路西，河道所产生的砂不多，整个河道加起来也就挖出了三、四万方砂。朱某2经营徽水苑公司时，由余苏谷介绍洪春水认识了朱某2，朱某2将以徽水苑做水上开发项目名义请洪春水来开采砂石以及加工，2011年，洪春水将徽水苑公司征收土地由下游方向往上游方向开采，使用的是采砂船，采出来的砂由朱某2安排人出售。2012年10月份，朱某2出事之后，浙江桐庐人姓郑的出面跟金国强联系要到徽水苑公司土地上开采和加工砂石，金国强跟余苏谷说过这个事。浙江桐庐人姓郑的和一个叫王志良合伙在徽水苑公司土地靠河的60亩土地上开采和加工砂石，搞了没多长时间，浙江桐庐姓郑的和王志良就以200万的价格将这块地和三溪大桥到路西这一段的河道清淤给承包过去了。当时汪尚华跟余苏谷说过这个事情，余苏谷建议他就这么搞。最后，徽水苑160多亩地还剩靠近三溪大桥下游的50多亩地，这块地是给的徽水苑公司自己在清基采砂砂石，所得的收入归徽水苑公司所有，用于徽水苑公司120亩地的回填工程。从2012年到2019年，每年卖砂的收入有几百万元，总共卖出砂有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因为上交配套资金时，汪尚华向余苏英打了540万元的欠条、余玺向余苏英打了540万元欠条、金国强向余苏英借了170万元欠条。三人加起来实际还款的本金在600万到700万元，总利息是在200万到300万元，加起来还了1000万元左右的样子，这些都是用砂石收入来还的。再加上采砂过程中挖机费、人工费、运输、事故处理费，大约有500万元以上，总共算起来收入肯定有1500万元以上。关于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的分工情况，由汪尚华为总负责，包括对外的协调、征地等，金国强主要负责加工砂石，余玺主要负责开采砂石，余苏英负责管账。销售方面，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都有对外销售的权利。路西和古城堆放加工点，分别由余玺和金国强负责。2013年初，在路的砂石加工点，黄晓本和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合伙分涉及到路的砂石收入，股份划分情况是余苏谷占25%，汪尚华占25%，黄晓本占35%，金国强占15%，后期因增加投资，大家都不愿意拿钱，由余苏谷拿出了70多万元（余苏谷和其妹妹余苏英凑钱），借给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另外还占30%的股份，所以变成余苏谷占55%，汪尚华占25%，黄晓本占35%，金国强占15%。我们在这里合伙经营了好几年，一直到2017年左右。在朱某2出事后，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合作承包清淤工程。余玺所有的股份，都是余苏谷的股份，余苏谷本人不方便出面，所以都是以余玺的名义入股。实际上是余苏谷和汪尚华、金国强三人合作承包清淤工程，合作的原因是如果余苏谷不投资的话，他们一没资金，二没有信心能将这么大的工程搞下去。余玺在经营管理方面和汪尚华、金国强一样是老板，要负责项目工程的相关工作，只是在分红上，余玺不参与分红。余苏英以公司的名义每月给余玺4000元工资，金国强3500元，汪尚华3500元，2017年以后他们三人也没有再拿工资了。另外，余苏谷还私下里也会给一些钱给余玺，有时候叫余苏英给，一共给了二三十万元，有一次他买车子，余苏谷给了十几万元。因为余玺是代表余苏谷出面的，等于是在为余苏谷做事，余苏谷给他钱也是出于这方面，给他报酬的意思。余苏英是为徽水苑公司、余苏谷、金国强、汪尚华做事的。砂场每个月给余苏英2000元。另外余苏英也借了100多万元到砂场，砂场是要付利息的。总共付了余苏英利息有60万到70万元之间。余苏谷本人通过借钱给砂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有200多万元，挣了利息有120万元左右，这些钱本金加利息余苏谷都收回了。在人员管理上，余苏谷安排余玺进入砂场管理，安排余苏英到砂场来管理财务。在清淤工程和砂场的资金管理方面，余苏谷都是安排余苏英在管理，实际出资是余苏谷家族的亲人们共同出资借给砂场，所卖砂石的收入和砂场支出账目也是由余苏英负责管理。在股份划分方面，余苏谷最后决定股份的占比，余苏谷通过余玺占40%，汪尚华占40%，金国强占20%。在重大事项决策上，余苏谷都参与商议、决定。因为余苏谷是股东，汪尚华、金国强才有信心把这个工程做下去。余苏英知道余苏谷在砂场占有股份，因为从出资、策划各方面，余苏谷都是在做决定，而且平时余苏谷都是安排余苏英进场做财务，余苏英肯定知道余苏谷是幕后老板加股东。2、被告人汪尚华的供述和辩解（含自书材料）证实：2010年旌缘置业公司在清理地基时，汪尚华和朱某2合伙成立了徽水苑公司，朱某2占90%的股份，其中余苏谷等人各投了50万元。徽水苑公司在成立后征收了180亩地，其中有60亩河滩地，在准备启动项目的时候，余苏谷找到一个叫洪春水的人，让洪春水调采砂船采砂，朱某2安排汪尚华来卖这里的砂，前前后后一共卖了大约有7、8万方砂，卖了大约有300万元左右。玉溪河河道治理工程批复下来之后，余苏谷找到汪尚华，说要启动玉溪河河道治理工程，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余苏谷帮忙协调。汪尚华当时讲朱某2不在，公司没人能主持这么大的项目。又过了几天，余苏谷又把汪尚华喊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水务局长汪某3也在。汪尚华听余苏谷和汪某3之间的对话，说到用以玉溪河河道清淤的名义在河里采砂，加上前期征收的60亩河滩地采砂，用两块采砂所得的收入来做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随后，余苏谷就让汪尚华实地勘察采砂所得能不能达到配套资金，汪尚华实地勘察的时候认识了金国强，金国强说有新的设备能将河滩上的砂石全部加工成砂，能够将河滩上的砂石利益最大化。汪尚华把勘察的情况跟余苏谷做了汇报。2012年11月左右，旌德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通知汪尚华去拿一份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整治工程的清淤工程可以采砂，采砂的收入可以用来做政府的配套资金。余苏谷把汪尚华、金国强和余玺叫到余苏谷家里，余苏谷说让我们三人合作把河道清淤工程拿下来，配套资金让我们少交三百多万元，因为有政府清淤工程款可以直接抵掉，我们还需再交给政府1200万元。然后余苏谷问金国强能拿多少钱入股，金国强说他现在有100万元，可以再借100多万元，金国强说他想占20%的股份，余苏谷同意了。随后，余苏谷直接对汪尚华和余玺说，让他们二人各占40%的股份，汪尚华说其没有钱，余苏谷说他可以帮汪尚华借钱，让汪尚华直接找他妹妹余苏英借钱，利息是年息2分。不知道是当天还是第二天，也是在余苏谷家里，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等人都在，余苏谷让汪尚华向余苏英借钱，汪尚华和余玺分别给余苏英打了一张280万元的借条，金国强也向余苏英借了100多万元，也打了借条。当时打借条的时候，余苏英说：“我把这么多钱借给你们，我不放心，所以我要给你们代账、管钱”，我们也就同意了。后来我们又向余苏英借了一次钱，加上之前向余苏英借的钱，根据比例把给政府配套资金1200万元凑齐了。2012年11月16日，汪尚华按照余苏谷的意思，代表徽水苑公司与金国强签订了玉溪河路西段清淤和砂石加工承包合同，实际上金国强是代表汪尚华、余玺和他本人与空壳的徽水苑公司签订的合同。2012年11月28日，汪尚华和余玺、金国强三人签了一份合作协议，按照协议汪尚华和余玺各出资540万元各占40%的股份，金国强出资270万元占20%股份。2013年3月，水务局包学武局长让汪尚华和宣城振华水利公司吴某4签订转包合同。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玉溪河路西段清淤工程实际上转到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手里，接下来就开征地和采砂了。2013年3月汪尚华代表金国强、余玺给旌缘置业有限公司潘鸿祥120万元将旌缘置业征收的70亩地转包给我们三人，然后金国强就请了吕新晓安排师傅开新型的采砂设备采砂，并且将采的砂石分开，将石头加工成砂，加工费为21元每方，这21元的包括铲车和挖机费用，加工完后就将砂堆放在旁边的空地上，汪尚华和余玺、金国强都可以对外销售，来买砂的人直接喊车子来拖砂就行了，对外出售55-60元每方，运费由买家自己承担。在旌缘置业征收的70亩地里采了将近一年内，一共采了8万方左右的砂。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金国强请了王志良带着新型的采砂设备到徽水苑公司征收的60亩河滩上面采砂，给王志良21.5元每方价格采砂加工，采了1万方砂左右的时候，砂不好卖，于是王志良要找汪尚华把这60亩的河滩买下来，汪尚华不同意卖，但是余苏谷打电话喊汪尚华将那块地以200万元价格卖给了王志良。2013下半年汪尚华等人以徽水苑公司的名义做护岸工程，在三溪镇路民组的征一个块废地40亩，废地的旁边有块60亩左右的河滩是有砂可采的，然后他们就将废地的40亩填平做砂堆放点，在征收路民组的废地时，路书记黄晓本表示要入股，不同意就不让开采，之后汪尚华把这个事汇报给余苏谷，余苏谷让汪尚华答应他入股，后签订了一份黄晓本在路西桥到古城段的采砂入股协议，之后黄晓本负责协调村里的矛盾纠纷，金国强喊江某2用挖机挖砂农用车运砂，给江某221.5元每方，挖了两年左右，一共挖了48亩左右，挖了10万方砂左右，这些砂汪尚华等三人都可以卖的，他们以60元每方价格卖的，基本上的都是卖给砂贩子了。2014年年中，在徽水苑公司征收的180亩里的路民组的除去卖掉的60亩之外的50亩河滩，余玺负责安排挖机大货车挖砂运砂，这些砂一半运输到路堆放点，一半运到古城村民组堆放点，在这个地方采几个月就结束了，总共采了12万方砂左右，这些砂是从路西堆放点和古城堆放点卖出去的，这些砂以70元每方卖的，这些砂大多都是卖给二道砂贩子。2014年下半年，汪尚华等人以徽水苑公司的名义做护岸工程，在三溪镇古城村民组征22亩河滩地，河滩地征下来后，准备用12亩做砂堆放点，架设滚筒式筛砂设备，但是没有新设备的技术人员，金国强找到徐某5，汪尚华和金国强、余玺三人出了120万元，徐某5出了120万元架设滚筒式筛砂设备，把古城建设成加工点，徐某5拿10元每方加工费，之后他们就把剩余的10亩河滩地的砂全部开采，开采了2万方砂左右，这边是金国强喊的挖机和农用车挖砂运砂，之后在砂堆放点的设备上加工成砂，这些以70元每方卖的，也是卖给二道砂贩子。2016年6月份的时候，他们在三溪镇姜元村的河道里开始采砂，挖机是余玺喊的，运砂的车子也是余玺负责，砂子还运输到路西堆放点和古城堆放点，在姜元村河道采了三个多月，一共采了18万方砂左右，这些砂大多都是卖给芜黄高速，这个价格是按吨算了，100元每吨，这些砂卖了三百多万元。之后就没有再采砂了，一直在卖之前采的砂，现在还有10多万方的砂堆放古城堆放点没有卖。刚开始采砂的第一年，汪尚华负责征地、量地和与政府、村委会、水务局等部门协调处理具体事情，金国强负责施工、生产，余玺配合金国强分工。后几年是金国强负责古城堆放点的施工、生产，余玺负责路西堆放点、姜元的采砂。他们三人都有对外销售的权力，各自有各自的销售渠道。分工都是余苏谷直接安排的。他们将开采的砂石卖给了瑞恒建材公司（搅拌站）、绩溪高铁项目部、旌德高铁的项目部、谭家富等二道砂贩子。财务一直都是由余苏英负责的，一开始由采砂出售的收入直接打到余苏英的个人账户上。过了一段时间，好像也是在2013年当年，余苏英让我们三人都办一个对公账户，汪尚华在农商行办理了一张尾号830的银行卡，把卡和密码都交给了余苏英。根据卖砂的情况，2013年采砂大概卖了三、四百万元，当年基本上卖给高铁建设项目部了。2014年至2018年，每年大约卖三、四百万元。这些采砂收入都用来还余苏英借给我们三人的本金和利息，一共约有二千多万元。采砂没有采砂证，就是打着清淤的幌子非法采砂。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虽然合伙采砂，但做主的人是余苏谷，表现在以下方面：（1）合伙人是余苏谷直接指定的，余玺是他的侄子，金国强对采砂行业比较精通。余苏谷直接给他们三人分配的股份，同时，合伙时除了金国强出了100万元，其余人都没有钱。实际出资都是由余苏谷安排他妹妹余苏英借钱来完成政府配套资金。（2）余苏谷是县领导，徽水苑水上娱乐项目和玉溪河清淤工程是他一手促成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听余苏谷的。（3）余苏谷经常给他们三人开会，特别关心征地、采砂的工程进度，还给他们制定施工方案、规章制度，要求他们按照进度施工，同时还规定好砂石的销售价格，不准他们降低销售价格，如果资金紧张余苏谷会帮他们借钱，但必须要维持砂石的价格。（4）余苏谷控制了他们的财务收支，余苏谷安排他的妹妹余苏英给他们三人采砂卖砂管财务，所有的卖砂收入都是经过余苏英，他们卖砂挣得钱都用来还借余苏英的本金和利息。所有参与采砂的，基本上都知道没有办理过采砂许可证，包括余苏谷、余苏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余苏英也知道没有办理过采砂许可证，因为她是管财务的。（经过辨认），余苏英帮汪尚华保管的卡是农商行卡号：10031443125610000000049。汪尚华仔细查看了银行记录发现，除去余苏英、余玺、金国强、余苏谷给汪尚华转账的钱，还有王志良转给汪尚华这张卡的150万元是玉溪河三溪大桥下游清淤工程转让的费用，其余的都是卖砂所得的钱款。汪尚华的这张卡是余苏英在管理，汪尚华卖砂时就将账号提供给买砂的人就可以了，余苏英、余玺、金国强给汪尚华这个账号汇钱，可能是其他人买砂的钱打到余苏英、余玺、金国强账号上去，最后余苏英汇总到汪尚华的账号上来的。余苏英、余玺、金国强、余苏谷给汪尚华这个账号一起汇款482.76万元，汪尚华的这个卡总收入为1164.75万元，这样算下来汪尚华这个卡卖砂所得的钱为681.99万元，其中有194.53万元是存现。（出示《协议》复印件、《协议》原件）经汪尚华辨认，确认是汪尚华和王志良、郑勤军签订砂石买卖协议。郑勤军和王志良是合伙关系，金国强将浙江桐庐人郑勤军介绍过来的，一直都是郑勤军和王志良合伙。3、被告人金国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在2012年左右金国强一直在帮汪尚华的旌缘公司做土方，当时汪尚华说徽水苑公司承接了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他想和金国强一起把这个工程的河道清淤项目承包下来，但是承包这个项目要交一千多万元的配套资金，金国强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拿出一百万元。汪尚华说剩下的钱他可以去借，后来汪尚华讲资金不够又拉来一个股东叫余玺，然后我们三人就把要交给政府的配套资金一千多万元交齐了。当时汪尚华给金国强算的是20%的股份，汪尚华和余玺各占40%的股份。金国强20%的股份里金国强只出了现金100万元，剩下的将近170万元钱都是汪尚华帮金国强借的，欠条都是打给一个叫杨某3（余苏英丈夫）的人。后来我们就开始经营采砂了，汪尚华给我们做了分工，汪尚华自己主要负责砂石销售、征地以及和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金国强主要负责砂石的加工，余玺负责施工采砂。从砂场经营开始所有的账目都是有余苏英管理，余苏英管账后所有卖砂的钱都打入她的银行卡。后期金国强和汪尚华、余玺也都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但是卡和密码全是由余苏英保管。2013年年初我们在旌缘公司手里花了150万元买了一块八、九十亩的地，当时对方要求采砂结束后把地填满。这些都是汪尚华操作的，搞好后就开始加工，当时把这块砂石加工承包给浙江人吕新晓的，设备都是吕新晓的，我们付给吕新晓的加工费用是每方21.5元，这个费用包括挖机和运砂的费用。这个采砂点我们大概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共采了多少砂可以从余苏英的账上核对出来，当时卖砂石的价格是每方50元至70元之间。2014年初开始在徽水苑公司征收的河滩上采砂，这个地方大概有六、七十亩，具体地点是路培里村民组河滩。这个加工点主要是承包给浙江人王志良，机器设备都是王志良自己的。我们付给王志良的加工费也是每方21.5元，这个地方挖了半年左右，王志良感觉加工费低了挣不到钱，他想把这块河滩买下来自己搞采砂，后来汪尚华和金国强还有余玺商量就以200万元的价格将这块地卖给王志良。在徽水苑公司征收的河滩位置的上面，有一块三十亩左右的农田。这个农田也是徽水苑公司前期征收的，2014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一块开始采砂了。当时主要是余玺负责安排人将这一块的砂石挖出来运到我们在路西的堆放点进行加工，路西堆放点的砂石加工主要是承包给江某2，砂石加工设备都是江某2自己的，我们支付江某2的加工费也是每方21.5元。在这个点挖砂的同时，金国强和余玺、黄晓本、胡松四个人每人出了15万元共60万元买了一条砂石加工船，采砂船主要就是在路西桥下游的水里采砂，断断续续大概采了一年多，后来没有砂石采后我们就将这个采砂船放在路西加工点加工砂，加工费是每方30元，加工费金国强和金玺、黄晓本、胡松四个人平分，就这个船挣的加工费金国强前后大概分到了10万元左右。大概是2015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在三溪镇姜园村河滩的位置开始采砂。还是由余玺安排人员挖砂运砂，主要将砂石运到路西堆放点，后来因为路在搞规划，政府让我们将路西的砂石搬走，于是就将砂石运到古城堆放点进行加工，在姜园这个采砂点大概挖了一个多月，挖了十几万方左右河滩，挖出的砂石现在全部在古城堆放点，这些砂石大概有十几万方，到现在还有。我们这些年采砂主要堆放在三个地方，第一个点就是在旌缘公司附近，这个点是最早的，大概从2013年开始，大概搞了一年就拆除了。这里其实就是加工点，不算堆放点。因为当时砂子销路好，刚生产出来就直接卖掉了，不需要堆放的。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吕新晓，负责登记开某的是余玺的岳父岳母；第二个是路西堆放点，地点在路，面积大概有五六十亩，这个堆放点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路要规划才将这个拆除，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江某2，负责开某的是金国强的哥哥金某和嫂子李某5；第三个是古城村堆放点，这个堆放点从2014年左右开始的，到现在还有砂石堆在那里，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徐某5，负责开某的是汪尚华的岳父岳母。挖砂和运砂平时这些都是由余玺负责的，余玺和陈东伟合伙有两台挖机一直再挖，还经常租用木桃的挖机，还租过洪春水两台挖机。运砂的车队主要是余玺从芜湖喊来的，本地还喊过刘某2的车子运过。销售这一块主要有汪尚华负责，今年由金国强经手卖给徐某5一万吨左右的砂石，徐某5大概付款一百万元左右，他把钱直接打到金国强的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上的，然后金国强再付给徐某5砂石加工费，采砂主要是由汪尚华、余玺和金国强三个人负责，汪尚华主要负责砂石销售，以及土地征用、协调与政府部门协调的相关事情；金国强主要负责各个堆放点的砂石加工；余玺主要负责施工，包括砂石的采挖和运输。金国强在砂场加工厂领着一份每月3000元的工资，两年一共领了七、八万元。2013年初，我们在三溪大桥上游的旌缘置业公司征收的河滩挖过砂，挖了一年左右，挖砂的量不清楚，可以从余苏英的帐上核对出来。这个砂场叫乙场，出售的砂款全部交给余苏英，砂款用来还借余苏英的钱。2013年年中左右，我们在三溪桥下游徽水苑公司征收的河滩上挖砂，在这个地方挖了两个多月的样子，就把清淤这一块的工程以200万元的价格卖给王志良，这个钱走的是余苏英的帐。这个地方挖的面积比较大所以被称作砂场甲场，金国强在这个地方没有负责具体事务，不过这个地方的砂场收入还是帮金国强还借余苏英的钱。后来这个砂场就转移到古城那边去了，不过继续用砂场甲场的名称。除去卖给王志良的地方还剩余二三十亩田，徽水苑继续在挖砂，后来这个地方挖的砂都运输到路西砂场的丙场和古城砂场的甲场了。古城砂场甲场是由金国强来负责，主要是查看加工的砂石质量问题，金国强也有对外出售砂石的权利，对外出售的砂款大多数都是打款给余苏英，少数可以打到金国强自己的账户上。2014年底，我们在路下门组征收了一块河滩地建立了路西砂场丙场，这个丙场由余玺负责，金国强把其哥哥金某安排在里面帮忙开某，这个地方挖砂也是余玺负责，挖机和铲车都是余玺自己找的。2015年左右，我们在三溪镇姜园村河滩及玉溪河里挖砂，在这个地方挖了十几万方砂，余玺负责挖砂，然后把砂运送到路西砂场丙场和古城砂场甲场加工，有丙场和甲场加工后出售，不过还有许多砂没有卖掉，现在还堆放在古城砂场甲场。因为出售的砂款都到余苏英那里还帐了，没有钱能到金国强手上，于是金国强就和余玺、黄晓本、胡松合伙卖了一条采砂船，想用采砂船挣点生活费，我们每人出资15万，买了一条采砂船，股份四人平分。之后用这个采砂船在玉溪时间，后来感觉在水里采砂挣不到钱，就将采砂船拖到路西砂场丙场加工砂石，加工费30元每方，从采砂到加工费金国强分了7万多元。金国强介绍徐某5和汪尚华认识，之后徐某5和汪尚华签订加工砂石合同，架设砂石加工设备。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架设加工设备的，这个加工设备徐某5占股50%，金国强和余玺、汪尚华占股50%，然后按加工费21.5元每方的加工费支付，加工费用徐某5拿一半，剩余的一半金国强和余玺、汪尚华平分，这个加工设备加工了六七个月，由于砂石出售困难就停止生产了。2017年6、7月份政府让我们停工，将所有的砂场设备全部拆除，我们和徐某5投资的设备就全部拆除了。拆除后几个月2018年的时候，徐某5有个公司中标芜黄高速砂石材料供应项目，但是徐某5没有砂石，徐某5找到汪尚华谈，购买我们砂场的砂石，由于我们砂场设备全部拆除了没法加工，徐某5在古城砂场甲场架设一套新的加工设备加工砂石，加工费从购买砂石款里扣除，徐某5将加工好的砂石卖给芜黄高速项目部。我们砂场这个时候是按100元每吨卖给徐某5的，扣除加工费约12元左右每吨，这个我们卖给徐某5一万左右砂，这个砂的开某是金国强开的，砂款大约100万元的样子，这个钱打到金国强的账户上的，金国强把钱交给余苏英继续还借款和利息。2013年，我们采砂大概卖了三四百万元，2014年没有怎么出售砂，2015年、2016年、2017年，每年大约出售三四百万元砂石。金国强和汪尚华、余玺合伙之后，余苏谷经常到我们砂场施工现场来查开工程进度，我们也经常向他汇报工作。经过金国强辨认，确认余苏英掌握的其银行卡号为：10013179187210000000129。农商行账号10013179187210000000057也是金国强卖砂的账号，2018年的时候这个卡掉了金国强挂失，补办了这个卡，卡号：62×××25。经过金国强辨认和计算，2012年至2018年尾号为057的账号里金国强卖砂所得款为8089620元钱，2018年至2019年尾号为025账号里金国强卖砂所得款为2729378元，所以金国强经手的卖砂款为10818998元砂款。4、被告人余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11月份中旬余玺的大伯余苏谷打电话让余玺到他那去一下，余玺到的时候，汪尚华、金国强已经在场了，他们就在那里说清淤项目的事情，大概情况就是汪尚华将徽水苑公司的清淤项目转给金国强，但实际上金国强是代表余玺、汪尚华和金国强三人将徽水苑公司的清淤项目转包到三人名下做，之后余苏谷让余玺和汪尚华、金国强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这份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启动清淤项目需要1350万元，余玺占40%、汪尚华占40%、金国强占20%股份，三个人来做这个清淤项目，金国强拿了100万元，由于余玺和汪尚华没有钱，于是余苏谷说帮其三人想办法，后来余苏谷安排我们三个人从余苏英那借钱。从那之后，其三人就开始准备采砂设备和相关工作，为了方便采砂，余玺和金国强负责拓宽一条从三溪镇蒋家村民组到旌缘置业征收的河滩，一共修了一百多米，之后金国强找吕新晓在旌××置业××河滩（路与三溪社区交接处）架设了砂石加工设备后就开始是采砂了。余玺占40%股份，没有出一分钱，这个40%的股份是余苏谷的，余玺只是帮余苏谷在挖砂、采砂现场管理，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每个月支付给金玺4000元工资。2013年年初在旌缘公司上游的位置，吕新晓将滚筒式砂石分离设备架设好后，吕新晓喊挖机从河滩上挖砂，用农用车运到附近滚筒式砂石分离设备加工，然后将砂石分离，将分离后的鹅卵石用农用车运到挖砂的坑里回填，砂子堆放在加工点，然后将砂子散卖出去，余玺和金国强、汪尚华三人都有权将砂子向外出售，所得的砂款全部打到余苏英的账户上，在这个采砂点采了两年左右，从余苏英的账上核对出来，当时的砂石是卖70元每方，余玺给吕新晓21.5元每方的加工费用，这个费用包括挖机和运砂费。卖砂是余玺丈母娘章某2在现场负责开三联单。2013年下半年，汪尚华和余玺说在路××西桥下游的河边上征收了一块地七八十亩滩涂地，其中有三十多亩废地可以用来堆放砂子，剩余的河滩可以开采砂石，前期是江某2组织挖机和农用车挖砂运砂，砂石加工设备也是江某2架设，余玺支付江某221.5元／方的加工费，挖了半年左右，2014年初的时候，江某2感觉加工费太低了，挖机和农用车的费用就由余玺与汪尚华、金国强来支付，余玺支付后拿着支付凭证找余苏英报账。在这个点挖砂的同时，余玺和金国强、黄晓本、胡松四个人每人出了15万元造了一条采砂船（可以加工砂），金国强请了一个江西人的开船师傅开船，然后我们的采砂船就到路西桥下游的水里去采砂，采了2两个月，水里的砂量太少了就没有采了，之后就将这个采砂船拖到路西加工点加工砂，每方收取加工费30元，加工费余玺和金国强、黄晓本、胡松四个人平分，这个船的加工费余玺得了10万元左右。2014年初，我们开始在徽水苑公司征收的河滩上（路培里村民组河滩）采砂，这边采砂是余玺喊的挖机和农用车采砂、运砂，先用挖机将砂挖起来，然后装到农用车上，运输到徽水苑公司征收的砂石加工点，这个加工点是王志良架设的，离我们采砂的地方只有100米左右，我们给王志良21.5元／方的加工费，分离出的鹅卵石回填挖的砂坑里，砂子堆放在旁边，然后将砂子散卖出去，余玺和金国强、汪尚华三人都有权向外出售，所得的砂款全部打到余苏英的账户上，在这个地方挖了半年左右，我们感觉挣不到钱，于是就将这块河滩的一部分以200万的价格卖给了王志良，之后王志良在那里采砂，卖给王志良的200万也是归我们三人所有，这块地卖给王志良之后我们就和王志良分开了，我们将挖的砂全部运到我们新建的路西加工点加工，路西加工点的设备是新设备，可以将鹅卵石加工成砂，这样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砂。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古城村靠近河滩的地方征收了二十多亩地，然后选了十几亩地做新的砂石加工点，这个设备是金国强找徐某5上的新型加工设备，可以将鹅卵石加工成砂，这个点主要是金国强在负责。2016年初，汪尚华说三溪镇姜园河滩也可以采砂，于是余玺就安排挖机和大货车到姜园河滩去挖砂运砂，先用挖机将砂挖到大货车上，大货车将砂运到古城加工点加工，从古城加工点将砂出售，我们在姜园河滩挖了一年，砂大多都是运到古城加工点，后来古城加工点堆放不下了，就运到路西加工点，这个挖砂主要是余玺负责，余玺知道在姜园河滩挖了20万方左右。这些砂一直向外出售，直到现在还有10万方砂没有卖掉。砂石堆放点有三个：第一个堆放点在旌缘公司附近，这个堆放点从2013年开始，大概到2014年底拆除，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吕新晓，负责开某的是余玺岳母章某2；第二个堆放在路，这个堆放点从2013年开始，大概到2018年初拆除，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江某2，负责开某的是金国强的哥哥金某；第三个堆放点在古城村，这个堆放点从2014年开始，至今还没拆除，这里负责加工砂石的是徐某5，负责开某的是汪尚华的老丈人“老邓”。我们在挖砂、采砂过程中，挣了点钱就还给了余苏英，挖砂的钱不够了，由汪尚华、金国强再找余苏英借，挣了钱就还，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将借余苏英的钱还清了。余玺在清淤工程中每个月拿4000元钱工资，另外2013年至2015年间，徽水苑公司还支付其5000元／月的工资，这段时间等于余玺的工资是9000元／月。余玺不参与分红，所以挣的钱就是每个月的工资。从2013年至2017年余玺一共从徽水苑公司和砂场领取了约30万元的工资。经过余玺辨认，其交给其姑妈余苏英的银行卡卡号：100364575114410000000057。经过余玺仔细辨认并计算，该银行卖砂所得砂款为3586000元。除了交给余苏英的卡，余玺还有一张农业银行卡也收过卖砂款，农业银行收取卖砂款的银行卡号为：62×××76，该银行卡上就王兰芬给余玺汇的款是卖砂所得钱，余玺计算了一下该银行卖砂所得钱款为：1625800元。加上之前皖南农商行上卖砂款，从余玺银行走账卖砂款为：5211800元。出售砂石所得砂款，余玺一般支付挖机，运输车和工人工资，剩余的钱都转给其姑妈余苏英。转给余苏英后就按照之前的股份将钱分给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汪尚华、金国强再将钱还给余苏英的借款及利息。5、被告人余苏英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合伙自2013年来开始在旌德县清淤，他们三人向余苏英借过钱，余苏英为他们管过账。2012年12月左右，汪尚华和余玺找到余苏英，说他们合伙承包了一个政府的清淤工程，需要上交政府配套资金一千多万元。他们说没有钱，只有金国强能拿出100万元，其余的要向余苏英借。之后余苏英就答应借钱给他们，利息为年息2分。但是钱没有直接到他们账户，而是由余苏英用其个人账户转账到徽水苑公司账户，再通过徽水苑公司账户将配套资金转到旌德县水务局账户。余苏英和汪尚华等人商量好，由余苏英给他们清淤工程管账，他们所有费用的收支从余苏英个人账户走，为此余苏英当时专门在旌德县农商行开了一个个人账户。2013年，汪尚华他们在三溪镇清淤了，他们在清淤过程中将河滩里的砂石挖起来卖出去，所得砂石款全部由买方打到余苏英农商行账户，另外汪尚华等人在清淤过程中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征地款、拆迁款、挖机、运输费用，也是从余苏英的账户支出，有时候余苏英直接将钱借给汪尚华等人，有时候直接代他们付款。2013年，余苏英用农商行的账户走账。2014年，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三人各办一张农商行的银行卡放在余苏英这里，密码也归余苏英保管。余苏英一直将他们的银行卡保管到2019年4月份，之后把卡都还给他们了。2013年是以年息2分借给汪尚华等人的，2014年至今是以年息1分借给汪尚华等人的。从2013年至2019年1月左右，汪尚华等人有钱就还，最后将本金和利息全部还清。最开始，余苏英借给他们有五百多万元，其中近四百万元是余苏英自己的钱，都是以余苏英的名义借给了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接下来，汪尚华等人提出要余苏英给他们管账，账目收入和给他们的支出从余苏英这里走账。余苏英第一次上交旌德县水务局政府配套资金好像是300多万元还是500多万元，过了不久，旌德县水务局根据协议拨向徽水苑公司账户征地拆迁款几百万元，跟第一次上交的配套资金差不多。这个征地拆迁款当时没有用来征地、拆迁，过了一段时间，余苏英又通过徽水苑公司账户第二次上交水务局配套资金几百万元，总共上交政府配套资金一千多万元。第二次上交配套资金后，水务局没过多长时间又拨向徽水苑公司账户几百万元的征地拆迁款。总共拨给徽水苑公司账户征地拆迁款九百多万元，每次都是上交政府配套资金后，水务局就会拨一次。通过上交和拨款，政府配套资金既上交了，征地拆迁款也拨下来了，余苏英借出去的五百多万元实际上在徽水苑公司账户里。到了2013年，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开始征地、清淤，前期的征地拆迁费用是在徽水苑公司账户五百多万元中解决的。之后，他们就开始清淤了，清淤过程中所产生的砂石收入打到余苏英的个人账户，当时余苏英的这个个人账户是用来给他们专门用来清淤收支账户。如果汪尚华等人清淤支出也会从余苏英这个账户支出，涉及到转账部分，是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各自打电话给余苏英，余苏英代他们转账，涉及到现金支出部分，是由余苏英直接取现给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他们三人，有时候余苏英还会把银行卡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取现。余苏英之所以借给他们，也是相信他们有偿还能力，是因为他们清淤有砂石收入，可以用来还款。2012年的时候，余苏谷跟余苏英说，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承包清淤项目要上交政府配套资金，他们资金不足，说余苏英有钱，可以借给他们。后来，汪尚华他们找到余苏英，承诺给利息，余苏英就答应了。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是用清淤工程中所产生的砂石收入来偿还余苏英债务的。（经过余苏英辨认），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32、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024、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49这三张卡是余苏英给砂场管账的卡，这个三张卡到2014年就注销了。汪尚华账号：10031443125610000000049余玺账号：10036457511410000000057，金国强的账号：10013179187210000000129，这些卡是从开始办一直都是余苏英在管理。关于王志良2014年4月份给汪尚华账号汇款两次，两次汇款共计150万元，余苏英听汪尚华说过有个浙江桐庐人承包玉溪河里的一段清淤工程，会有一笔钱打到账号上来，余苏英就负责查收，余苏英收到这个钱后，还是按照往常管账一样，记录下来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最后有多少剩余资金，这部分钱来偿还余苏英和余苏谷的借款及利息。余苏英管理的账号的收入都是汪尚华、余玺、金国强通过卖砂所得的收人，包括余苏英自己的账号入账也是他们三人卖砂所得的收人，他们感觉账号有多余的钱暂时不需要使用时就会和余苏英说，让余苏英算一下把他们的借款还一部分，账号上留多少流动资金他们自己定。（出示余苏英的皖南农商行的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32、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024、账号：10010844115910000000049的银行流水），经过余苏英仔细辨认，旌德恒瑞建材汇款的5万和王兰芬汇款的8万元是买砂款，汇款买砂的有13万元，这三张卡还有现金存现的买砂款有1184.18万元，所以余苏英的卡上卖砂款有1197.18万元卖砂款。这些卖砂款有一部分钱是用来还余苏英和余苏谷的借款和利息，剩余的都用于砂场经营的开支了。关于余苏英帮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人管账的三个账号的银行流水，汪尚华、余玺、金国强卖砂款转账的都会和余苏英说一声，然后余苏英会定期到开某的邓某、金某那里对账，只有他们开某的钱和余苏英收到钱能对齐就行了，余苏英无法通过这些银行流水算出买砂款，可以让汪尚华、余玺、金国强算出卖砂款，存现的钱大多数是卖砂款，他们三个人的卡存现为410.11万元。（出示旌德县河道采砂规划（报批稿）），余苏英记得汪尚华提过这个采砂规划，让余苏英打一笔钱给合肥的一个公司，具体打多少钱余苏英不记得了，之后合肥的公司还退给我们17000元没有用完的费用。6、被告人黄晓本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徽水苑公司从政府拿了一下徽水河治理项目，需要护岸加固所以要在我们村征收土地清淤上来的砂石，于是政府召开会议黄晓本代表路参会，徽水苑公司在路下门组征收了几十亩河滩地，当时征收的土地就是堆放砂石用，但征收过后徽水苑公司将征收的河滩地剩余砂石挖去卖掉了，剩余一部分河滩用来砂石堆放，并且建一个砂石加工点在那里，后来因为加工点的设备加工的砂石清洁度不高，余玺、金国强、胡松就合伙买了一套采砂加工设备，在河滩上洗砂，直到2014年初他们找到黄晓本，谈入股他们的采砂船的事情，黄晓本拿15万入伙，之后黄晓本就和金国强、余玺、胡松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协议的内容就是我们每人出资15万买一套采砂加工设备，每人占股25%，收益四人平分，之后我们四个人共同和徽水苑公司签订了一份加工协议，当时约定21.5元每方加工费，我们给公司加工了一段时间，洪水将我们村的护岸冲开了一个口子，之后黄晓本就让金国强喊挖机将口子补起来，这个护岸修复工程花费的五万多元钱，村委会不认，于是黄晓本就让我们的采砂船在路西河里采砂，然后将砂买掉，所得砂款来支付这五万元的护岸维修费用，后来又采了1700多方砂来卖，所以我们的采砂船在河里一共采了2400多方砂。2015年我们的采砂船就没有在采砂了，主要就负责给徽水苑公司挖的砂加工，这个时候我们的加工费已经涨到30元每方了，之后一直给徽水苑公司加工砂石至2017年底，后来因为采砂船老是坏，维修费用高就没有继续加工了。我们的采砂船是金国强、余玺、胡松他们买的，是在黄晓本入股之前就已经买好了，好像是花了18万元左右。总共有两条船，一条采砂船，一条运砂船，采砂船和运砂船是配套一起购买的。黄晓本主要负责调解矛盾纠纷。整个采砂过程中一般只需要两个工人，一个负责操作采砂船，一个负责开运砂船，工人都是余玺和金国强找的。黄晓本会把他们卖出去的砂子的过磅单的底单给留着，这样就知道他们一共卖出去多少砂，这样可以计算出其应得多少钱，另外我们加工砂石的加工费一般都是余苏英来到我们加工点的磅房来给我们结钱。路西堆放加工点的磅房的负责人是金国强的哥哥金某，每次卖出去的砂子都由他来负责过磅，过完磅他再开一个三联过磅单，铲车驾驶员留一单，买砂的留一单，还有一单放黄晓本这里留存着。我们采砂船采上来的砂子卖出去之后留下的过磅单金某会交给黄晓本来保管，铲车是我们四个股东共同投资按揭买的，驾驶员是金国强和余玺他们请的。我们四个股东在路西加工堆放点加工砂石大概每个人获利12万元，也就是说一共获利约48万元。其中前期是按照21.5元每方拿的加工费，从2015年开始涨到了30元每方，这两个时期的加工量基本相同，所以黄晓本估算了一下大概总共加工了两万方砂石。黄晓本与金国强、余玺、胡松合伙入股的采砂船当时先向三溪镇政府打了报告并且盖了章，后来拿到县水务局那里但是没有批，所以没有取得采砂资格也没有采砂证。金国强、余玺、胡松拉黄晓本入股，因为其是路的书记，他们没有采砂证在这边采砂怕会有老百姓来阻挠，所以当时他们拉黄晓本入股是认为其在这里与当地的老百姓好沟通，可以协调解决一些采砂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麻烦。（第二次供述）证实：2012年下半年，徽水苑公司承包了玉溪河河道清淤工程，后来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出面在搞这个清淤工程。在汪尚华等人启动清淤工程之前，汪尚华等人找到黄晓本，跟其说了这个清淤工程的事情，要其作为路村委会书记来支持协助他们，另外他们还跟其说了要在路××下游岸边××土地作为路西堆放点，同时也准备把砂石加工的工程放在这个堆放点。当时黄晓本就跟汪尚华等人提出要在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清淤和砂石加工的工程中占股份。汪尚华他们当时也同意了，但是股份占比的分配，他们要回去商量一下。过了几天，大概是在2013年1月初的一天中午，他们喊黄晓本到旌××××学校附近山上的一个饭店，当时参与吃饭的有余苏谷、金国强、汪尚华加黄晓本四人。吃饭的时候，我们四人就在谈砂石加工占股的事情，主要就是黄晓本和余苏谷两个人谈。余苏谷说要给黄晓本25%的股份，黄晓本跟余苏谷谈能不能加一点，后来商定黄晓本占35%的股份出10万元，黄晓本把这10万给了给汪尚华等人管账的余苏英。金国强占15%的股份、汪尚华和余苏谷的侄儿子余玺各占25%的股份。当天中午，我们就在饭店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大概就是由黄晓本、金国强、汪尚华、余玺四人合作承揽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南坦桥下至古城段河道清淤、疏浚和砂石加工工程，这一段清淤产生的砂石收入和加工收入归我们四个人分。签订完协议后，黄晓本就和金国强等人搞的采砂船入伙，开船的人是胡松、金国强、余玺他们请来的，具体负责采砂、销售的是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他们，黄晓本负责协调路老百姓纠纷，防止有人来闹事。2013年初，汪尚华等人以徽水苑公司清淤工程的名义在路坦桥下游岸边征收了100亩土地，其中包括40亩废地和60亩河滩地和杨树林。2013年6月份左右，征地结束，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引进砂石加工设备，因为引进设备需要钱，这个钱由余玺出，大约要几百万元。当月黄晓本、金国强、汪尚华、余玺又签订了补充协议，重新划分了股份占比，黄晓本占35%、金国强占15%、汪尚华占25%、余玺占55%，协议签订后，黄晓本跟他们要求以后不再允许增股份、扩股。随后，这套砂石加工设备就架设在路××40亩废地上。2013年下半年，汪尚华等人将路征收的另外60亩地挖了近50亩，深3米左右，挖出来的砂石没有加工，堆放在40亩废地上，大约有砂石10万方左右。2014年初，砂石加工设备架设好之后，就把这40多亩地下挖出来的10万方砂石部分加工成了成品砂，成品砂大约有3万多方，以80元左右的价格卖出去了。剩下还有几万方左右还没有加工，后来这些没加工的砂石被运到了古城堆放点去了。2012年的时候，当时三溪镇人洪春水（占2股）、童来胜（占1股）、陈大辉（占1股）三人合伙搞了一条采砂船放在徽水苑公司征收的土地上，帮助徽水苑公司采出来的砂石加工，加工费为每方30元。时间不长，洪春水就找到黄晓本，说徽水苑征地所在的培里村村民经常去闹事，希望其作为村书记能帮忙协调。洪春水主动提出要带黄晓本入股，出15万占1股，黄晓本当时同意了，除了黄晓本之外，还有陈和文出7.5万元占半股，“小双”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出15万占1股。总共加起来是6.5股。洪春水前前后后帮助徽水苑公司加工砂石大半年左右，挣了加工费78万元（包括徽水苑公司押金退的30万）左右，每股分12万元左右。后期因为陈大辉闹事，徽水苑公司又将剩余的20万左右的押金退回来了，每股又分了3万元左右。2012年的时候黄晓本出了15万元和洪春水等人合伙入股，后来只挣回了本钱15万元，等于没有获利。2013年至2017年底，黄晓本在路和××、××、余玺合伙投资砂石加工设备，分了26万元，除去前期投资10万元，净赚16万元。2014年，黄晓本与金国强、胡松、余玺等人在玉溪河南坦桥下河道内采砂、河岸上采砂分成25万元，除去前期投资入股15万元，净赚10万元左右。和洪春水等人合作，黄晓本是按照1比6.5的比例分钱的，包括砂石加工费48万元和30万元押金，后期因为陈大辉闹事，徽水苑公司另外的20万元押金也退给了我们，我们也是按照占股的比例分的。和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合作搞加工砂石分帐是余苏英给黄晓本结算，余苏英是负责管账的。余苏谷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采砂，但是金国强、汪尚华、余玺都听他的，余苏谷能做主划分股份。余苏英负责帮汪尚华、金国强、余玺等人清淤、采砂管账，黄晓本之前出资10万元是把钱给的余苏英，之后分成26万元也是余苏英给的黄晓本。7、被告人王志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11月份的时候王志良来到旌德和汪尚华签订了一份清淤加工协议，12月份的时候王志良就带着设备过来了，当时王志良是在三溪大桥下游徽水苑公司沿河岸一侧的一块空地上架起设备，一直到2013年4月份才开始正式施工，施工主要就是在河里清淤，用挖机在河里挖泥巴和砂石，我们每次挖砂现场都是有徽水苑公司的人在指导，他们讲挖哪里我们就挖哪里。挖机将挖出来的泥巴和砂石由货车拖到加工点加工，加工好的砂石通过运送带直接上车卖掉或者存放在堆放点，这样的开采一直从4月持续到10月份王志良就不想搞了，王志良当时也找汪尚华也反映了这个事情，但是汪尚华讲不行，因为王志良之前和汪尚华签了合同，汪尚华讲必须按照合同来算。就这样一直停到2014年3月份，后来王志良就找汪尚华协商，他讲要么把机器拆掉走人，要么一次性付给他200万元的加工后的砂石款，他就将三溪大桥下游至南××这段距离的清淤项目给王志良做，在清淤过程中所得砂石由王志良卖掉，砂石款归王志良。后来王志良就答应付给汪尚华200万元，王志良先付了170万元后开始施工，到六月份河道汛期就停工了。一直到当年的十月份才开始的，断断续续的搞到2015年四、五月份。后来汪尚华就不给王志良挖了，王志良也就没有挖了。没有挖后加工厂的一部分工人就走了，还有一小部分工人还在加工之前挖上来的砂石，一直加工到2015年11月份左右就把机器陆续拆了，机器拆完后加工的砂石也都卖完了。王志良在三溪镇清淤主要有两个阶段：2013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王志良是从汪尚华那里承包了砂石加工项目，王志良主要负责清淤和加工，汪尚华每方付给王志良21.5元，这个价格包括加工费、清淤费、运输费等费用。这段时间王志良一共加工砂石四、五万方，汪尚华按照每方21.5元的加工费一共付给王志良100万元左右的加工费；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王志良付给汪尚华200万元的加工后的砂石款，他就将三溪大桥下游至南××这段距离的清淤项目给王志良做，在清淤过程中所得砂石由王志良卖掉，砂石款归王志良。在这段时间王志良负责在河道内清淤，过程中将清出来的砂石加工，共计加工两万方左右，当时卖砂是由王志良自己负责的，价格是每方80元左右，王志良一共卖了150万元左右。王志良都是在三溪大桥下游至南××这段距离里面清淤。清淤的时候徽水苑公司有人现场指导，但是现场施工由我们来做，就是用挖机清理河道里面的淤泥和砂石，然后在将淤泥和砂石运走，挖机都是王志良在附近喊的，王志良自己有四、五部货车，平时用于运输淤泥和砂石，有时也从附近喊一些农用车。前期销售主要由汪尚华负责，当时负责开某的是汪尚华岳父，王志良只是确认他一共卖了多少砂石，这样就按重量付给王志良加工费。后期的砂石销售由王志良自己负责，主要就是卖给散户，付款方式基本都是现金。关于王志良和徽水苑公司资金往来，之前徽水苑公司付给王志良100万元的加工费用都是他们的会计余苏英分多次结王志良的，基本上是每月结算一次，余苏英结算后王志良签字，钱都是由余苏英通过银行转账到王志良的一张农村信用社的卡上。王志良打给汪尚华的20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给他的。之前王志良只负责加工的时候汪尚华一共付给王志良100万元的加工费，但是这段时间一共开支近200万元。后期王志良自己负责卖砂的时候一共卖了近150万元的砂石款，但是付给汪尚华200万元砂石款，以及工人工资和其他开支等费用150万元。王志良在采砂的过程中没有办理采砂证，汪尚华等人也没有给王志良看过采砂许可证。王志良与郑勤军是合伙关系，采砂投资的钱各出一半，如有盈利就五五分成。8、被告人郑勤军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金国强、汪尚华来到桐庐县找郑勤军。郑勤军和金国强很早之前就因为生意上的来往认识了，他们来找郑勤军和王志良是想让我们去旌德县投资。金国强告诉郑勤军，他和汪尚华在旌德县承包了一个河道清淤的项目，主要就是将河道里面的砂石清理上来后进行加工，然后在将砂石销售。金国强当时想让郑勤军和王志良过去投资，帮助他们加工从河道里清理上来的砂石。大概在2012年的年底王志良带着机器来到三溪镇开始了砂石加工。王志良来到三溪后就开始帮金国强他们进行砂石加工，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但是后来王志良和汪尚华他们在加工过程中矛盾很大，郑勤军也从中协调过几次。王志良和汪尚华主要矛盾就是当时讲的加工费用的问题，王志良说是按吨算的，汪尚华他们说是按照方算的。王志良说如果按照方算的话就会亏本的，后来不知道王志良是怎么和汪尚华他们协商好的。王志良加工砂石的地点在三溪镇大桥下游一点的位置。王志良采砂加工没有办理采砂证。（向郑勤军出示《协议》复印件），经过仔细辨认，郑勤军确定该协议复印件是郑勤军于2014年4月14日和汪尚华签订的。《协议》的主要内容：甲方是旌德县徽水苑水上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是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金牛村王志良、郑勤军，甲方将三仙桥下游至南潭桥上游区域内未开采的砂石以两百万的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当日支付一百七十万元，另外的三十万元在二月内付清；乙方清淤、砂石采挖、加工在2016年12月底之前完成；上级拨付的清淤工程款全部由甲方负责与水务局结算，并贵甲方所有，甲方用于支付政府配套资金。我们的协议是2014年4月14日签的，尾款是郑勤军2015年1月10日付清的。2013年的时候，王志良不认识金国强，是郑勤军介绍王志良给金国强认识的，金国强只买郑勤军的面子，所以，砂场出事情都是郑勤军出面和金国强谈，王志良只负责砂石开采及销售。记得有一次铲车把一个工人的脚铲掉了，是郑勤军找受害者及家属协调，后来赔了钱事情才平息。9、被告人吕新晓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金国强说他承包了三溪镇的河道清淤，让吕新晓帮忙砂石加工，双方签订合同后，吕新晓带着机器进入三溪镇公路大桥上游一点的砂石加工点，在金国强指定的地里和河道里挖砂加工，加工出的砂由金国强他们负责销售。吕新晓工作了1年的时间，加工了10万方左右的砂石，加工费25元每方，金国强公司会计余苏英共计支付吕新晓200万元左右加工费。吕新晓没有看到金国强他们的采砂证，只看到过政府的相关清淤文件。10、被告人洪春水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9年底，朱某2和汪尚华合伙成立了徽水苑公司，汪尚华在这个公司占了百分之十的股份，朱某2占了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旌缘公司就开始在距离××春水××村征地。2010年的时候，征地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徽水苑公司成立之后，就从旌缘公司承包了100多亩地挖砂。洪春水找到朱某2，谈了一下承包清理地基的事情，朱某2当时告诉洪春水说总的是180亩，其中130亩是农田，50亩是河道，朱某2先包60亩给洪春水，让洪春水先将表层的泥土清理掉，再继续挖下面的砂并加工，加工好砂按25元每方的价格给洪春水，砂挖完了土方回填是按10元钱每方给洪春水，洪春水就和合伙人陈大辉一起将合同拿到徽水苑同朱某2把合同签了，洪春水、陈大辉、朱某2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朱某2还在合同上盖了徽水苑公司的章和他自己的私章。合同签定之后，洪春水就没有见过朱某2，挖砂的事情洪春水都是和汪尚华联系，培里村的工程都是由汪尚华负责。2011年7月，洪春水就带着设备进场了，当时有一台挖机、一台铲车。开工之前洪春水和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合伙集资了82.5万元，作为工程开工后的日常开支，这些钱平时放在洪春水这里。挖机挖了个把月的样子，已经挖了有三米深了，下面有很多水，挖机将砂挖上来水又将砂冲下去了，因此，洪春水和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合伙投资了一条采砂船，共花了152000元钱，另外还购买了一台铲车。买了船之后我们又搞了两个月左右，底部的砂越来越硬了，我们买的船吨位小了，挖不动，洪春水就租了一条吨位在50吨左右的船过来继续挖砂。租来大船之后，我们继续在培里村挖砂，直到2012年7月份的时候，汪尚华找到洪春水，让工程停一停，说汛期到了，省里的水务部门要到旌德县来检查，而且汪尚华还告诉洪春水说什么手续没有办齐，怕上面来清查。我们承包这60亩地采砂加工费是25元每方，最后算账的时候总的加工费是140万元左右，共计5.6万方砂。140万元的加工费用是徽水苑公司会计在施工过程中陆续打到洪春水农村信用社卡上的，卡号是62×××32。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三个人合伙之后，2013年2、3月份的时候，清淤工程刚开工，洪春水找到金国强合伙买了一台挖机，挖机总价是70万元，这台挖机就放在徽水苑公司的工地上挖砂，2015年的时候，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将贷款还清了，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将挖机卖掉了，当时卖了39万元，洪春水和金国强每人得19.5万元。在这期间，如果徽水苑公司自己的挖机作业赶不上进度的时候，也会请洪春水的挖机来挖几天。汪尚华在现场是总负责人，他是徽水苑和旌缘置业两处挖砂作业的总指挥，其中洪春水在徽水苑公司负责挖机的调度、砂的加工，胡某4红负责旌缘置业那边的挖机调度和砂的加工，陈和文基本上不到现场去，陈大辉和童来胜在现场帮忙管理挖机和加工砂。洪春水有一个记账本，上面简单的记了一些采砂的总账，还有一份徽水苑公司给洪春水汇款的单据（共计25万元），洪春水已经主动提供给公安机关了，具体的详细账目在洪春水的会计田某那里。关于《清基以及填土劳务承包合同》的具体情况是：2011年7月16日，洪春水同徽水苑公司签定《清基以及填土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的内容主要是：由洪春水来承包徽水苑公司位于旌德县路的“徽水苑”征用地块清基和清基以后的土方回填两项劳务工程，采掘起来的砂石归徽水苑公司所有。清基劳务工程是由洪春水一方自备设备、人员，负责将“徽水苑”征用地块防洪堤坝内约60亩的砂石采掘起来，并搬运堆放。土方回填劳务工程是由洪春水一方设备及人员，负责从徽水苑征用的三溪镇路的山地约30亩的山上开挖和运输土石方将已采掘砂石而留下的“窟窿”回填起来。合同中特别要求，两项工程同步施工，以保证“窟窿”及时回填。徽水苑给洪春水的承包价是砂石从采掘到加工好每方25元，回填土石是每方9.5元，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回填，只是挖砂。我们实际施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清基以及填土劳务承包合同》签定之后，我们就开始施工采砂了，随着采砂工程的推进，采砂深度逐渐增大，水下挖机已经不好采砂了，只能用采砂船作业了，所以和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黄晓本、小张（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合伙出钱在山东省青州市购买了一艘采砂船，共花费了152000元钱。我们一共有6个合伙人，分别是洪春水、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小双、黄晓本。以上6名股东股份分配情况是洪春水、陈大辉、童来胜、小双以及黄晓本每人出了15万元，陈和文出了7.5万元，共计82.5万元。我们每次股东开会都是刘德荣代表小双参加。经过洪春水辨认，确认农商行账号：10004925114810000000032就是徽水苑公司给其的加工费，洪春水计算了一下，一共有1970068元钱加工费。根据徽水苑公司给的的加工费价格25元每方来算，洪春水给徽水苑公司采砂加工7.88万方砂石。洪春水所得的1970068元钱加工费除去开支按照入股的比例分给各个股东了。2018年8、9月份的时候，徽水苑公司将砂石从路西砂石堆放点搬到古城砂石堆放点，金国强请了洪春水的两台挖机，搞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给洪春水的价格是1.6元每方，挣了12.7万元，钱是余玺用手机转到洪春水农村信用社卡上的，卡号是62×××32。11、被告人胡松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胡松到徽水苑公司上班，看到有一浙江人的采砂船在为汪尚华、朱某2采砂，采出来的砂由汪尚华、朱某2出售，还看到洪春水也在为徽水苑公司采砂，采出来的砂也是由汪尚华、朱某2出售。2013年夏天，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安排胡松到路坦桥下游征收的土地上做现场指挥，监督挖机把砂挖出来，交给江某2加工。同时，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安排胡松到路玉溪河河道内砂挖出来，也是堆在加工设备边的堆场。江某2加工后，由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出售。2013年9、10月，金国强、余玺说要买一条采砂船在河道内采砂，讲我们三人合伙，每人拿11万元，与金国强、余玺购买了船只在河道内进行采沙。一个多月后胡松回淮南老家了，再回来后，金国强、余玺说黄晓本也出了11万元参与到股份里，后每人又出资4万元买了一台碎石机，和采砂船一起加工砂。碎石场后以30万元价格卖给了江某2，胡松分得了7万元，采砂船一直加工到2015年，钱是徽水苑公司会计余苏英结给黄晓本的，黄给了胡松两次钱，一共7万元。金国强找人开船采砂，余玺负责安排施工，黄晓本负责记账，胡松做一些杂事。12、被告人刘德荣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许小双找到刘德荣，跟刘德荣说“培里村那边的项目要开工了，洪春水他们正在集资准备将清基工程承包下来，你带我进去入个股啊”。说是清基工程，其实就是把表面泥土清理掉，在下面挖砂出来卖掉，这个是非常赚钱的，最后刘德荣就同意了，我们两个凑了15万元，每人拿7.5万元，刘德荣就找到洪春水，跟他说让其在这个工程里面参个股，他没有同意，刘德荣就找到汪尚华，没过几天，汪尚华跟刘德荣说他已经跟洪春水说好了，让刘德荣去找洪春水，很快刘德荣就找到洪春水将钱给他了。刘德荣把钱给洪春水的时候，工地已经开始施工了，挖机等设备已经开始作业，是在徽水苑公司征地范围之外的河滩地，那里基本上都是砂，洪春水就开始组织挖机等设备从下游往上游挖砂，并将洗下来的石头用铁丝网装起来，沿着河滩摆着做护坡，我们在河滩上面采砂搞了一年多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徽水苑公司手续不全，我们工地停了一两个月，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让我们搞了。洪春水采砂的具体位置是在路培里村村民组新大桥下面的河滩上，是在徽水苑公司征地范围之外。他们前前后后一共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一开始是用挖机把表面的淤泥清掉，然后在把下面的筛出来一个水坑，大概过了有两三个月就开始用采砂船到河道里采砂，刘德荣估算他们的采砂船一天应该能采150方左右的砂，一个月能采个20多天。据此推算的话，刘德荣估计最少采了有四万至五万方。采的砂子是汪尚华负责对外销售，有散卖的就是卖给附近的村民，都是用农用车来装的，还有的就是旌德的造房子的工程队用那种后八轮的大货车来装。当时的销售价格应该是七八十元一方。洪春水负责购买设备，砂子的加工设备、采砂船都是他购买的，洪春水还有台挖机是他儿子在开，采砂船是洪春水请的外地师傅来开的。2016年，汪尚华开始在姜元段河道采砂了，一开始汪尚华在河道旁边挖了一条很深的沟，还弄了条采砂船过来采砂，但是我们县搞全域旅游，领导不让他采砂，他就将采砂船拆了当废铁卖了，但是他还是继续挖砂，用大型车辆，把从河道里采的砂石运到古城去加工，汪尚华在这搞了一年左右就结束了。13、被告人童来胜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上半年，童来胜的表姐夫洪春水在旌德县徽水苑公司征收的河滩上承包了一块清基工程。洪春水因资金不够，问童来胜入不入股，随后童来胜筹集了15万元给洪春水，童来胜占1股。占股比例是洪春水占2股，陈大辉、黄晓本、童来胜、刘德荣各占1股，陈和文占0.5股，总共是6.5股，每股投资15万元。我们合伙之后，洪春水到山东花了25万元买了一条采砂船，放在徽水苑公司征收土地的河滩上开始清基，清基出来的砂堆放在旁边的工地上，由徽水苑处理，我们得加工费。我们用采砂船采了两个月左右，徽水苑公司汪尚华跟洪春水说采砂船采出来的砂质量不行，让我们换设备。之后，洪春水等人在外面买零件回来，在三溪镇路徽水苑征收土地上打造一条新的采砂船，我们用新设备采了几个月，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徽水苑朱总出事，就没再让我们继续采砂了。由我们合伙帮助徽水苑公司朱总和汪尚华采砂和砂石加工，我们拿25元每方采砂和砂石加工费。我们自己用采砂船采砂，然后把砂加工好，交给徽水苑朱总和汪尚华处理。我们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至2012年下半年，前后陆续采砂一年时间左右。采砂的具体地点在三仙大桥下游，徽水苑公司征收的土地上，一开始在河滩，后来在现在的护岸上。我们一共采了不到8万方砂，每方毛利润25元，除去机器费用、人工、机械维修等各项费用，大约每方纯利润在8元左右。我们总共纯利润有60多万，最后每股分了10万元左右。关于采砂、加工的分工情况，洪春水为总负责，主管人员安排、财务、购买设备和与外面协调等工作；陈大辉负责协助洪春水工作；黄晓本是路书记，采砂的地点是在路，属于黄晓本的地盘，需要其关照和处理一些当地的纠纷；刘德荣和陈和文也不参与实际管理；童来胜负责在工地上计工和买菜等杂事。在徽水苑公司开某的是汪尚华的老丈人邓某，我们加工出来的砂就是交给他们管理。14、被告人陈大辉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夏天的时候，洪春水找到陈大辉，并跟其说“朱某2要在培里村那边搞开发，现在有60亩土地的清基工程马上要开工了，我们合伙把工程承包下来，搞点事情做，挣点钱”。陈大辉就同意了。之后，洪春水就带着陈大辉找到余苏谷商议承包清基工程的事情，当时谈的是将砂挖起来加工好，徽水苑公司以25元每方的价格给我们，所以我们谈好价格后的当天下午洪春水就和对方把合同签了，之后洪春水将合同带给陈大辉签的字。合同签定之后，我们就开始挖砂作业了，陈大辉和洪春水还到山东那边去买了一条采砂船，并根据徽水苑公司的要求采砂。船买回来之后，我们开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承包的60亩地之外开一条沟做护坡，由于船比较小，采砂进度跟不上，而且挖上来的砂的质量也不行，高铁项目还因为砂的质量问题来找过我们，这个事情汪尚华也找过我们多次。后来我们又想办法到江西那边租采砂船回来，这个事情主要是由洪春水负责的。后来因为徽水苑公司的手续不全，有人来检查就让我们把工程停掉了，之后就没有再开工了，我们在这个工地陆陆续续搞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真正采砂的时间也就几个月。我们一起合伙的人有：洪春水、童来胜、黄晓本、“小双”和陈大辉。我们每个人都是15万元，钱都是交个洪春水保管的。因为“小双”那时候刚从上海回来，他之所以能入股估计是他和刘德荣合伙入股的。陈大辉在工地就是负责买菜、记录挖机和工人工时；洪春水主要负责跟汪尚华联系，协调如何施工的事情；陈大辉走之前，童来胜跟其一起看看场地，陈大辉走之后，其做的事都有童来胜负责了；中、后期黄晓本在工地负责跟汪尚华联系施工的事情；汪尚华是总负责，安排我们怎么施工，反正现场怎么做都要听他的。汪尚华安排我们在徽水河培里村段河滩上挖砂，具体挖砂是在徽水苑公司征的60亩地与徽水河之间，先将砂石挖起来，形成一条沟，然后用大石块砌河埂，这条沟我们挖了约十二米宽、一百米长、四米深。15、被告人陈和文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洪春水在徽水河培里村段承包了一个采砂加工的工程，陈和文找到洪春水，以现金的方式把7.5万元给他入了股，当时洪春水还拿了份合同，陈和文和洪春水在合同上签了字。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洪春水他们买的那条采砂船经常坏，维修耽误工程进度，而且那条船比较小，采砂量提不上来，所以洪春水他们想换一条大船。洪春水将我们几个股东召集在一起谈集资买船的事情，陈和文担心成本收不回来，就想提出退股，但最终也没有退成股。16、被告人许小双的供述和辩解证实：许小双在培里村征地之后就回来务农了，到其三溪村的房子居住，开了家饭店。征地分到钱的那年，许小双找到三溪村的书记刘德荣，跟他说“洪春水买了个船在培里“噶”石头，你帮我跟洪春水讲一下，我想在里面入一股”，过了几天，刘德荣就跟许小双说“入股的事情谈好了，搞到一股，合同我已经签了，你拿7.5万给你半股，我们合伙，其他事情你不要管了，不要去工地，也不要在外面说你入股了”，他这么说了，许小双也怕他不带其，再加上其老表童来胜在里面，有什么事情能从童来胜那里了解到，许小双也没说其他的，就将7.5万块钱给了刘德荣。许小双偶尔会找童来胜打听工地经营的情况，有没有收益。入股之后刘德荣前前后后给了许小双7万块钱。童来胜拿了15万入了一股，许小双拿了7.5万元入了半股，其他人拿了多少钱占多少股许小双不知道。刘德荣先后大概给了许小双7万块钱，还有5千块钱的本钱没有收回来。许小双是通过刘德荣入股洪春水采砂加工的，洪春水没有办理采砂证，他说他是清淤。原判认定其他案件事实的证据有：1、任职文件，证实：余苏谷1997年8月任旌德县林业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02年11月任旌德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2006年8月任旌德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7年3月至2011年7月兼任旌德县城东指挥部指挥长），2011年5月任旌德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17年2月退休。2、户籍证明及被告人人口信息资料，证实：各被告人身份情况。3、到案经过说明，证实：各被告人的到案情况。4、被告人退出违法所得的书证，证实：各被告人退赃情况。5、2014年中央、省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的批复。6、安徽省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验收证书。7、项目资金转帐凭证及支出明细。8、政办秘［2012］53号文件《关于成立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建设领导组的通知》9、政办［2012］89号文件《关于印发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证实：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工程是《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2013-2015年建设规划》项目，经安徽省发改委、财政厅、水利厅批准下达了投资计划，县政府组织实施。10、金国强与徽水苑公司之间承包合同。11、金国强、汪尚华、余玺三方合作协议。12、黄晓本、金国强、汪尚华、余玺四方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13、旌德县玉溪河路西段河道治理清淤工程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证实：旌德县徽水河城区段河道治理清淤工程的建设内容已基本完成，工程资料基本齐全，工程质量合格，同意通过验收。14、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如缴款通知单1份，证明被告人郑勤军在庭审前主动退赃15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余苏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被告人余苏谷伙同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黄晓本、王志良、郑勤军、吕新晓，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开采的矿产品价值46913498元，黄晓本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6000000元，王志良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2400000元，郑勤军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500000元，吕新晓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2000000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洪春水、汪尚华伙同被告人陈大辉、童来胜、黄晓本、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750000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金国强、余玺、黄晓本、胡松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590000元，情节严重。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余苏谷一人犯三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为共同实施非法采矿犯罪而组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被告人余苏谷对犯罪集团起组织领导作用，系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在犯罪集团中系作用较大的从犯，被告人余苏英在犯罪集团中系作用较小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黄晓本、王志良、郑勤军、吕新晓在与余苏谷等人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在被告人洪春水、汪尚华伙同被告人陈大辉、童来胜、黄晓本、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汪尚华、洪春水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大辉、童来胜、黄晓本、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在被告人金国强、余玺、黄晓本、胡松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金国强、余玺、黄晓本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胡松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余苏谷在被宣城市监察委留置期间，如实供述了贪污、非法采矿主要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主动交代了全部受贿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王志良、洪春水、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余玺、余苏英、黄晓本、郑勤军、吕新晓、胡松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各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其自首或坦白的认定。被告人余苏谷、黄晓本、王志良、郑勤军、吕新晓、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退出部分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苏英、黄晓本、王志良、郑勤军、洪春水、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人余玺、吕新晓、许小双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余苏谷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汪尚华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三、被告人金国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四、被告人余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五、被告人余苏英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六、被告人黄晓本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七、被告人王志良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被告人郑勤军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九、被告人吕新晓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被告人洪春水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十一、被告人胡松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二、被告人刘德荣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三、被告人童来胜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十四、被告人陈大辉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十五、被告人陈和文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六、被告人许小双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七、扣押在案的砂石拍卖款318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十八、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黄晓本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虽然黄晓本参与了三起非法采矿，但原判认定黄晓本参与非法采矿获利的数额与事实不符，其在第二节第四起获利为16万元而非26万元，第三节获利10万元而非25万元。2、原判对黄晓本量刑过重，原判虽然没有认定黄晓本为犯罪集团成员，但在量刑上没有体现，甚至比与其他被认定为犯罪集团成员的被告人量刑更重。3、黄晓本获利并不多，但其退赃数额高，在量刑时也应当有所体现。4、黄晓本并非明知故犯，主观恶性不深，其承包的工程有政府的会议纪要等，作为参与者很难辨别是否合法。5、黄晓本系初犯，平时表现一贯良好，对社会有贡献，退赃积极、取保候审期间表现良好，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其适用缓刑对社会没有危害。原判对黄晓本的量刑有失公正，建议二审予以轻判。吕新晓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本案认定吕新晓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吕新晓与汪尚华等人签订的是砂石加工的承包加工合同，其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对砂石进行加工处理的行为并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不符合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应依法改判吕新晓无罪。2、即便吕新晓的行为构成犯罪，原审判决也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对吕新晓承包工程时的合伙人遗漏；吕新晓加工费价格为21元每方，数量为8万方，非法获利没有200万元。3、吕新晓系初犯、偶犯，且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是：1、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证据已形成完整锁链，足以证实余苏谷、汪尚华等人贪污、受贿、非法采矿的犯罪事实。2、本案侦查、起诉、一审诉讼程序合法。3、本案中，原审被告人余苏谷等人通过陈某2获取旌德县人民政府2012年所谓12号会议纪要，未办理采砂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假借“河道清淤”“护岸工程”之名，超期限、超范围、超深度随意挖砂，均构成非法采矿罪，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非法采砂的涉案金额均已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应当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黄晓本的非法所得数额，有其多次稳定供述、其他原审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吕新晓的非法所得数额，有其供述、其他原审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其本人以及余苏英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黄晓本、吕新晓在一审期间均认罪认罚，一审法院据此量刑情节，并综合考虑其他量刑情节，采纳原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对二人均从宽量刑，其中对吕新晓系减轻处罚，现二人提出上诉，致认罪认罚量刑情节不再具备。但因检察机关未按照二审程序提出抗诉，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审中，黄晓本的辩护人提举了以下证据：1、黄晓本获得的荣誉证书7份，拟证明其曾经在乡村建设中作出的贡献；2、金国强、余玺在一审庭审中的当庭供述，拟证明黄晓本与其二人分得的钱是一样的。出庭检察员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只能证明金国强、余玺认为他们分得的钱是一样的，而不能证明他们实际分得的钱是一样的。对黄晓本的辩护人提举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证据1缺乏关联性，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吕新晓的辩护人提举了以下证据：1、谭伟、丁立华、王某4、赵代玉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吕新晓与其四人系合伙承包案涉工程，该四人没有被追究责任，吕新晓也不应被追究责任；2、永康市象珠镇东圆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吕新晓家庭困难；3、《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拟证明江西省的河道管理制度。出庭检察员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3只能证明江西省的情况，安徽省与江西省的管理不同。对吕新晓的辩护人提举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因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原审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王志良、郑勤军、洪春水、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犯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余苏谷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采矿罪的事实已被一审判决列举的、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的相关证据证实。二审期间，二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提出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黄晓本的非法所得数额，原判根据其多次稳定供述、其他原审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结合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予以认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黄晓本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其非法所得只有26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吕新晓的非法所得数额，原判根据其供述、其他原审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结合其本人以及余苏英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予以认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吕新晓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认为其非法获利没有20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伙同原审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王志良、郑勤军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开采的矿产品价值46913498元，黄晓本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6000000元，王志良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2400000元，郑勤军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500000元，吕新晓参与开采的矿产品价值2000000元，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黄晓本伙同原审被告人洪春水、汪尚华、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750000元，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黄晓本与原审被告人金国强、余玺、胡松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590000元，情节严重。二上诉人及其各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原审被告人余苏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原审被告人余苏谷一人犯三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原审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为共同实施非法采矿犯罪而组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余苏谷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原审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余玺、余苏英在犯罪集团中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原审被告人王志良、郑勤军在与余苏谷等人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在上诉人黄晓本、原审被告人洪春水、汪尚华、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的共同犯罪中，汪尚华、洪春水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黄晓本、原审被告人陈大辉、童来胜、陈和文、刘德荣、许小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在上诉人黄晓本、原审被告人金国强、余玺、胡松的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黄晓本、原审被告人金国强、余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胡松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余苏谷在被宣城市监察委留置期间，如实供述了贪污、非法采矿主要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主动交代了全部受贿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汪尚华、金国强、王志良、洪春水、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原审被告人余玺、余苏英、郑勤军、胡松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原审被告人余苏谷、王志良、郑勤军、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许小双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黄晓本、原审被告人余苏谷、汪尚华、金国强、余苏英、王志良、郑勤军、洪春水、胡松、刘德荣、童来胜、陈大辉、陈和文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上诉人吕新晓、原审被告人余玺、吕新晓、许小双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依法均可从宽处理。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诉人及各原审被告人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决定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现黄晓本、吕新晓上诉请求在原判基础上再行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黄晓本、吕新晓在一审期间自愿认罪认罚，一审法院据此量刑情节，并综合考虑其他量刑情节，采纳原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对二上诉人均予以从宽量刑，对吕新晓系减轻处罚，量刑适当，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漏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本院依法予以补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剑群审判员  胡德明审判员  刘 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苏强书记员高珺旻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