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京0113行赔初27号原告姜飞，男，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呼兰区居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代理人李茂文，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耿鹏，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头二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93307D。法定代表人乔龙，镇长。委托代理人宋国龙，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综合执法科科员。委托代理人尹莲双，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澳科美人造大理石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陆英，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娟，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飞诉被告北京市顺义区X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X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因北京市澳科美人造大理石厂（以下简称澳科美大理石厂）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姜飞的委托代理人李茂文，被告X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国龙、尹莲双，第三人澳科美大理石厂的委托代理人邓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飞诉称：2014年开始，姜飞一直承租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X街X号房屋，2015年姜飞出资购得上述厂房。2019年5月10日，X镇政府将姜飞的上述厂房强行拆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13行初345号行政判决书，确认X镇政府拆除姜飞7300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X镇政府理应对其违法行为给姜飞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姜飞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X镇政府赔偿因违法拆除给姜飞造成的房屋损失6638090.87元、工程配合奖3650000元、停产停业损失5840000元、搬家费365000元、装饰装修补偿款700000元、附属物补偿款800000元（以上损失金额是姜飞参照北京市大兴区非住宅拆迁的补偿标准自己计算的）以及建筑材料残值损失2000000元。被告X镇政府辩称：一、本案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均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五款规定的受理条件。本案中，姜飞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之诉前向X镇政府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因此，在行政机关未先行处理的前提下，姜飞直接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二、姜飞依法不应获得赔偿。（一）违法建设并非合法权益，姜飞无权就违法建设部分申请国家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造成损害，是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姜飞要求赔偿的涉案建筑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并非合法权益。因此，姜飞的合法权益未受到侵犯，其要求赔偿的违法建设及附属物、装饰装修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其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赔偿。（二）X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时，违法建设内不存在物品，X镇政府不存在侵犯姜飞其他合法财产的情形，其无权要求赔偿。X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涉诉违法建设之前，已告知姜飞自行清理违法建设内的财物；X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涉案建设内不存在物品，已由姜飞清理完毕，剩余物品均为废弃物，故X镇政府不存在侵犯姜飞建设内其他合法财产的情形，姜飞无权要求赔偿。（三）姜飞无权主张间接损失、奖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款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此，国家赔偿的范围系直接损失，并不包括间接损失。姜飞要求赔偿的搬家费、停产停业损失，不属于直接财产损失，其主张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外，姜飞主张的工程配合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不应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本案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且姜飞合法权益未受到侵犯，其要求赔偿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其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故，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姜飞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澳科美大理石厂述称：不同意姜飞的诉讼请求，因为涉案的厂房及租赁场地属于澳科美大理石厂，X镇政府违法拆除之后对于赔偿的相关权益应该归澳科美大理石厂。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11日，案外人翟望飞、余开平（乙方）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X村委会）（甲方）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村北空地租赁给乙方，租赁土地面积7300平方米，租赁期限30年，自2005年至2035年5月31日止。”2014年3月25日，姜飞（乙方）与案外人余开平（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X镇X村X街X号的房屋使用权出租给乙方，面积73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4年3月25日至2034年3月24日，本合同租金一次性付清，每年每季度乙方不向甲方支付房屋租赁费用。”2014年12月6日，余开平（甲方）与张延龙（乙方）签订《厂房买卖合同书》，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X街X号（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厂房出卖给乙方，并将与所出卖该厂房的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出卖给乙方，总价款为160万元。2015年11月10日，姜飞（乙方）与案外人张延龙（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一条转让事项。甲方将其对余开平180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对价转让给乙方。备注：签字之日起，跟余开平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交给姜飞，姜飞多交给张延龙损失20万元。”同日，张延龙向姜飞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姜飞同志，负责我和余开平房屋买卖合同，包括政府征收房屋土地，由被委托人代理洽谈、签约、领款，如因此房屋买卖合同引起的所有纠纷，由被委托人全权代理等事宜，请洽予办理。授权有效期为201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0日。”关于涉案建筑物的相关情况，姜飞陈述如下：“2005年由余开平建设。2014年3月25日姜飞租赁以后，余开平在2014年12月6日将该厂房卖给了张延龙，但因为买卖不破租赁，涉案房屋一直由姜飞实际使用。2015年11月10日，张延龙又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姜飞，并由姜飞实际拥有并使用至拆除。”2019年3月16日，X镇政府对姜飞进行询问，姜飞陈述如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澳科美大理石厂（转给姜飞）的建筑物是余开平建设的。2005年余开平与村里签的合同。2013年、2014年左右与余开平签订合同，同年将该地厂房7300平方米买卖。该建筑物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或其他审批文件。”2019年3月20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向X镇政府作出《关于姜飞建设的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京规顺执函[2019]第191号），内容是：“经查，位于X镇X村北侧集体土地上的由姜飞所建**钢结构房屋一处，总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9年3月28日，X镇政府向姜飞作出并于同日送达（2019年）第3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内容是：“经查，姜飞在X镇X村北侧建设2层砖混、钢结构建筑物处，经测量，该建筑物东西长约118米，南北长约49米，建筑面积共7300平方米。姜飞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所建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和《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行政机关责令姜飞于2019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恢复原地貌，并接受复查。逾期未拆除，本行政机关将依法组织拆除。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10日，X镇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北侧的7300平方米建筑物予以强制拆除。强拆时，姜飞没有在现场，其父母在现场。强拆前，X镇政府没有对姜飞作出催告、强制拆除决定，也没有提前通知姜飞及其成年家属到场。强拆过程中，X镇政府未制作笔录和财物清单。拆除后的建筑材料由X镇政府作为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姜飞因不服X镇政府拆除上述建筑物的行为，于2019年6月5日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X镇政府于2019年5月10日强制拆除姜飞上述建筑物的行为违法。2019年10月24日，本院作出（2019）京0113行初345号行政判决书，以X镇政府实施的强拆行为程序违法为由，判决确认X镇政府于2019年5月10日强制拆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北侧7300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各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2020年4月23日，姜飞通过EMS方式向本院邮寄立案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庭审中，姜飞称涉案7300平方米建筑物归其所有，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姜飞使用，并称其自2014年3月25日开始占有涉案场地及房屋。澳科美大理石厂称涉案7300平方米建筑物归其所有，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其使用，并称涉案场地及房屋自2015年7月24日被张延龙侵占，涉案厂房被拆除前由姜飞占有控制。另1，2015年，余开平向本院起诉张延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顺民初字第13988号。该案中，余开平诉称：“2014年12月6日，余开平与张延龙签订《厂房买卖合同》，约定余开平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的厂房7300平方米以160万元出卖给张延龙，张延龙第一次向余开平卡里打入96万元，第二次打入51万元，剩余款项张延龙未支付。由于厂房是建设在余开平租赁的农业用地上，无法取得建筑规划许可证，房屋属于违章建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违章建筑不得出卖、出租，故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余开平起诉要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厂房买卖合同》无效；2.要求张延龙向余开平腾退厂房；3.诉讼费由张延龙承担。张延龙辩称：不同意余开平的诉讼请求。张延龙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了余开平160万元，双方的《厂房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合法有效，不同意腾退厂房。后张延龙反诉称：2014年12月6日，双方签订《厂房买卖合同》，约定余开平将其位于顺义区X镇X村的厂房（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以16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张延龙。上述《厂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张延龙依约向余开平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共计160万元，余开平也将涉案厂房交付张延龙使用。后来，余开平无端主张《厂房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张延龙返还房屋。张延龙认为，《厂房买卖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余开平将房屋的使用权转让给张延龙，该《厂房买卖合同》应定性为租赁合同。故提起反诉要求：1.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厂房买卖合同》有效；2.请求法院确认张延龙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的厂房享有承租、占有、使用的权利；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余开平承担。余开平就反诉辩称：双方签订的《厂房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张延龙无权享有对厂房承租、占有、使用的权利，故不同意张延龙的所有反诉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2月6日，余开平与张延龙签订《厂房买卖合同书》，约定余开平将坐落在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X街X号（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厂房出卖给张延龙，并将与所出卖厂房的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出卖给张延龙。双方议定上述厂房及附属物建筑物总价款为160万元，张延龙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现金100万元，转卡60万元。当日，张延龙向余开平转账51万元，余开平向张延龙出具收条，内容为“收到张延龙房款现金壹佰万，转卡陆拾万元整”。但余开平称，除51万元之外剩余的款项张延龙并未给付，张延龙则称剩余的款项张延龙当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余开平。上述合同签订后，张延龙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余开平主张系张延龙在2014年12月中旬强行占据厂房，双方并无正式的交付手续；张延龙则称在合同签订当日，余开平即将厂房交付张延龙使用。2015年11月2日，本院作出（2015）顺民初字第139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余开平与张延龙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合同书》无效；二、张延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X街X号院内的厂房腾退给余开平；三、驳回张延龙的全部反诉请求。后张延龙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结合余开平在（2015）顺民初字第03134号案件中所做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张延龙在本案中的陈述及收、付款情况，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发生后，双方为担保债务履行签订了本案诉争的房屋买卖合同。余开平与张延龙应根据真实存在的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经本院释明，余开平仍不认可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坚持要求按照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处理，故法院不应受理本案。因双方在原审法院所作陈述不实，致原审法院依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2016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2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139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开平的起诉。三、驳回张延龙的反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另2，澳科美大理石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X村委会、余开平，第三人杨金平，案由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号为（2019）京0113民初1225号，诉讼请求为：1.确认X村委会与余开平2005年4月1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租赁合同》所涉土地系澳科美大理石厂承租；2.案件受理费由余开平、X村委会负担。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05年4月11日，甲方X村委会与乙方澳科美大理石厂法定代表人余开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土地位置位于X村北，东至道，西至奶牛厂、北至瞿望飞、南至魏国学，南北47米，东西130米。租赁土地面积6110平方米，9.17亩。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期限为30年，即2005年6月1日起至2035年5月31日止。该地块租赁费每年每亩3100元。合同签订后，乙方需要在2005年4月11日向甲方交付21855元，每年交付一次，在五月一日交款。该合同余开平签字处，均盖有澳科美厂公章。2005年4月11日，甲方X村委会与乙方瞿望飞、余开平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土地位置位于X村北，东至道，西至河，北至空地，南至魏国学，南北73米，东西100米。土地租赁面积7300平方米11亩。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期限为30年，即2005年6月1日起至2035年5月31日止。该地块租赁费每年每亩租金3100元，合同签字后，乙方需要在2005年4月11日向甲方支付34100元。每年交款一次，在5月1日交款34100元。2005年6月3日，甲方澳科美大理石厂与乙方陆英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厂房建设用地由甲方提供，位于X村委会500米，土地面积6110平方米9.17亩。合作模式为甲方提供土地，在该土地上建设厂房等相关事宜及资金由乙方承担，待厂房建设完成后，具体经营模式由甲方全权负责，经营所产生的经济利润，甲占85%，乙方占15%比例分配。2014年4月30日，甲方余开平、瞿望飞与乙方杨金平签订《租赁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与X村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成为上述租赁合同中的相对人，直接受上述租赁合同的约束，甲方由此退出合同关系，不再具有上述租赁合同中的一方主体资格。甲方与X村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内容不得变更，乙方必须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向X村委会承担合同中约定的一切义务和相应责任。甲乙双方签订的本合同必须经X村委会的同意。甲方在收到乙方交纳的转让价款后3日内，向乙方履行交付义务，其从上述租赁土地撤出，并移交给乙方。2015年甲方余开平与乙方陆英、杨金平、郑新签订《企业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系澳科美大理石厂的投资人，该企业为个人独资企业。因余开平拖欠陆英货款48万元，拖欠杨金平借款220万元到期无力偿还，加之陆英代替余开平向债权人李国昌清偿债务200万元，又出资50万元向其他债权人清偿余开平负担的债务，杨金平代替余开平向债权人蒋毅清偿债务50万元，郑新出资62万元用于清偿其他债权人债务，甲方余开平遂将澳科美大理石厂转让给乙方三人。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权益范围包括：澳科美大理石厂的经营权、澳科美大理石厂的土地承租权（以杨金平名义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转让协议）、澳科美大理石厂的车间、厂房、办公室等建筑物。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及时配合乙方办理澳科美大理石厂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及与杨金平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转让协议》。2015年2月9日，转让方余开平与受让方陆英签订《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经余开平与陆英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原则，余开平愿将其投资的澳科美大理石厂于2015年2月9日转让给陆英，自转让之日起，转让前的债权债务、职工工资及各项税款问题由余开平承担责任转让之后的债权债务、职工工资及各项税款的问题由陆英承担无限责任。2015年2月25日，甲方陆英与乙方杨金平、丙方郑新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资收购澳科美大理石厂。因澳科美大理石厂投资人余开平拖欠甲方陆英货款48万元无力偿还，加之陆英替代余开平向债权人李国昌清偿债务200万元，陆英再出资50万元替代余开平向其他债权人清偿债务，上述款项折合成陆英的投资额，其占合伙企业50%权益，因余开平拖欠乙方杨金平借款220万元无力偿还，加之乙方杨金平替代余开平向债权人蒋毅清偿债务50万元，上述款项折合成杨金平投资，其占合伙企业40%权益，丙方郑新投资35万元，占合伙企业的5.6%。甲乙丙三方签订本合同后3日内，共同作为收购方与澳科美大理石厂投资人余开平签订《北京澳科美人造大理石厂转让协议》。澳科美大理石厂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澳科美大理石厂住所地为北京市顺义区X镇X村村委会北500米，投资人陆英。澳科美大理石厂由余开平于2003年4月办理企业设立登记，余开平系该厂法定代表人。2015年2月9日，该厂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陆英。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9）京0113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X村委会与余开平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一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所涉土地系澳科美大理石厂承租。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3，2019年4月11日，澳科美大理石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张延龙，案由为占有物返还纠纷，案号为（2019）京0113民初17021号，澳科美大理石厂诉称：“2015年7月24日，澳科美大理石厂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遭到不明身份人员强行入内，厂房被侵占，报警后未得到妥善解决，澳科美大理石厂的材料和厂子购买的材料设备被强占至今未能搬出。后来查明，张延龙和余开平以个人名义因借贷原因，导致张延龙带领几十个社会闲杂人员强占厂房，张延龙的行为给澳科美大理石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澳科美大理石厂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张延龙立即停止侵权、排除障碍，从X镇X村X街X号搬出，并赔偿损失，以建筑面积7300平方米为基数，自2015年7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24日（实际归还之日）止，按每日市场价计算每平方米每日四角钱计算赔偿损失暂计4204800元，厂房内所有物资损失以评估为准。2.诉讼费由张延龙承担。2019年5月14日，澳科美大理石厂申请追加姜飞、王高祥为该案被告，申请理由为：“2019年3月8日，澳科美大理石厂得到X镇政府通知，要求对澳科美大理石厂的厂房进行腾退。2019年5月3日，澳科美大理石厂的法定代表人陆英前往厂房时发现不明身份人员在拆卸厂房内设备，陆英当场拨打110报警，警察把拆卸的负责人叫来，负责人叫姜飞、王高祥，此二人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登报公告报纸》和盖有澳科美大理石厂公章的《房屋租赁合同》。陆英向公安机关讲明澳科美大理石厂有关厂房财产纠纷已经立案的情况后，公安人员也感到有严重问题，批准陆英进入厂房拍摄取证，并告知拆卸负责人如有欺诈后果自负。后来姜飞、王高祥组织拆卸工人搬走了澳科美大理石厂的全部设备、办公全部用具及全厂一切文件资料，包括厂房库存材料及已经成品的2000张大理石和500张未抛光的大理石。公安机关建议陆英走法律渠道解决此纠纷，并会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和姜飞、王高祥的身份信息。澳科美大理石厂认为姜飞、王高祥的行为与案件有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2019年11月6日，澳科美大理石厂申请变更民事起诉状，其变更民事起诉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被告为张延龙、姜飞、王高祥，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张延龙赔偿澳科美大理石厂位于X村X街X号厂房价值损失21.9万元，停产停业损失1042.4万元及厂房内所有物资等财产损失504.98万元，合计1569.28万元，最终金额以评估为准；2.判令姜飞、王高祥对澳科美大理石厂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诉讼费和司法评估费由张延龙、姜飞、王高祥承担。”后因澳科美大理石厂收到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京0113民初170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澳科美大理石厂撤回起诉处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姜飞与澳科美大理石厂对涉案7300平方米建筑物权属归属存在争议，且尚未有生效法律文书对此予以解决确认，在此情况下，姜飞直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姜飞的起诉，本院裁定驳回。姜飞应先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其与澳科美大理石厂关于涉案7300平方米建筑物的权属归属问题，方可再行主张行政赔偿权利。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姜飞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鑫人民陪审员  冯建华人民陪审员  马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付艳侠书 记 员  徐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