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浙江省邮政公司大厦裙房**。 代表人：俞宇懿，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韩丹、张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裙杰，女，198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鸣亮，男，198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国英，女，194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荣，男，194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倪国英、陈国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宇震，男，197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为与被上诉人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7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招商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招商银行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相对性为合同法律的重要原则，合同的效力仅发生在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效力问题，也仅考虑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及各当事人行为是否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施桂英非案涉合同当事人，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犯罪行为，在论证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时无需考虑，只需考虑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即招商银行与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是否意思表示真实，各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即可。首先，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使范裙杰、袁鸣亮系应范裙杰母亲施桂英的要求出面办理案涉贷款，但范裙杰、袁鸣亮是案涉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其一，两人明知施桂英伪造材料骗取贷款，是施桂英骗取贷款的共犯；其二，具有向招商银行借款的真实意图。施桂英骗取贷款犯罪己经审理有生效的刑事判决，涉案被告人仅有施桂英一人，也只有施桂英一人被判处刑罚。则范裙杰与袁鸣亮向招商银行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招商银行向其发放贷款的意思表示也真实。其次，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施桂英不是合同当事人，其犯罪行为虽然是通过伪造材料及范裙杰、袁鸣亮向招商银行借款300万元实现，但该行为是施桂英的犯罪行为，不是范裙杰、袁鸣亮的犯罪行为，案涉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并未涉入施桂英的犯罪行为中。一审判决将案外人的犯罪行为当作合同无效的要件，于法无据。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不利于金融秩序稳定。施桂英与范裙杰系母女，范裙杰与袁鸣亮系夫妻，施桂英与陈国荣、倪国英夫妻从多次配合贷款事实来看也关系匪浅。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不能因施桂英的骗取贷款犯罪而免于履行民事还款义务。招商银行认为，合同的效力仅应考虑合同的各方当事人，无需也不应考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使合同牵涉到该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在考虑合同效力时，不应将该第三人的行为作为合同是否有效的考虑因素。另补充以下上诉意见：2013年4月19日，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因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宏公司）经营所需向招商银行贷款300万元，抵押人陈国荣、倪国英用房屋提供抵押担保。申请贷款时，借款人、抵押人提供了与自身征信有关的材料、为宏公司经营相关的材料，由案外人施桂英等提交招商银行。贷款发放后，其中200万元被用于归还李颖翀借款（案外人施桂英向李颖翀个人借款200万元，用于归还陈国荣先前在招商银行贷款），剩余100万元部分用于购买广发银行理财以及支付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供应商的货款等。此后，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归还部分贷款利息。贷款逾期后，借款人袁鸣亮、抵押人陈国荣为摆脱民事责任，歪曲事实，举报范允斌、施桂英、范裙杰骗取贷款罪。最终，法院判决施桂英骗取贷款罪。一、刑事判决并不当然可以直接否认民事合同的效力。1.案外人施桂英并非本案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当事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案涉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进行独立判断。2.骗取贷款罪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财产权本身没有侵犯。刑事判决仅评价案外人施桂英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并未涉及财产权，故案外人施桂英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案涉合同亦应认定有效。二、《个人贷款借款合同》是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共同向招商银行出具贷款申请，提供个人银行流水、杭州及上海房产证明，借款人袁鸣亮还另行提供信用卡逾期说明（手写），以证明其资产情况、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等文件上签字系借款人本人签署，其对于借款事实及合同约定是明知和认可的。贷款发放后，借款人也按约支付部分利息，可以证明还本付息是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合同相对方招商银行而言，借款人积极参与到整个贷款过程中，如果没有借款人的自愿配合，仅凭案外人施桂英一人无法完成整个贷款手续。招商银行发放贷款主要基于借款人本身的资信情况、增信措施、借款人经营企业等要素，并非是对案外人施桂英的认可，更不是配合案外人施桂英套取贷款。三、《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抵押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1.抵押人曾三次自愿用案涉房产为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包括2008年6月范允斌在光大银行高新支行贷款170万元、2011年9月陈国荣个人在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贷款200万元、2013年4月范裙杰在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贷款300万元。从三次抵押贷款可以发现，抵押人多次用同一抵押物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的事实，其对贷款事项明知。2.在办理本案抵押担保过程中，抵押人陈国荣、倪国英向招商银行提供了抵押物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到评估公司均上门进行实地勘察。抵押人同意让评估人员进门评估，应当知道房产在银行做抵押担保的事实。3.抵押人在本次贷款中主动提供了第二居所证明，用以证明若案涉贷款逾期，抵押人同意处置抵押房产，有其他可供居住住所，不影响银行债权优先受偿。然而，在本案贷款逾期后，抵押人随即转让该处房产，明显有逃脱担保责任之嫌。4.在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按规定需要面签相关材料，抵押人在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见证下，签署《询问事项记录》。即使抵押人在招商银行签署《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时不清楚贷款金额及期限，但是在办理正式抵押登记时，房管部门要求有明确的主债权金额及履行期限，所以抵押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若抵押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认为最终银行审批的贷款结果与原先申请贷款时不一致，有权拒绝签字、有权不办理抵押登记。若未办理抵押登记，银行不会发放贷款。5.在贷款出现逾期后，抵押人亲笔书写报告，敦促招商银行提前收贷，内容均写明其知晓贷款事实。四、抵押人在多次为范允斌、范裙杰办理抵押贷款的过程中，享受了相应利益，可以推定借款人、施桂英与抵押人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对于借款抵押担保事先达成合意。1.刑事判决书载明，300万元贷款发放后，其中200万元被用于归还李颖翀借款。该笔借款是案外人施桂英向李颖翀个人借款后用于归还陈国荣先前在招商银行贷款，因此，抵押人陈国荣是本次贷款的受益者。2.据案外人施桂英陈述，抵押人陈国荣在两次向招商银行贷款中收取好处费合计15万元。3.对于范允斌、施桂英、范裙杰、袁鸣亮、陈国荣、倪国英而言，其内部已经多年用不同借款人名义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其内部如何分配款项，招商银行不得而知。施桂英刑事案件中，也是事后查明款项最终走向，但并不代表招商银行事先就明知。五、招商银行发放贷款是基于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的资信情况、还款能力及增信措施，本次贷款发放符合招商银行信贷要求。一审期间的证据工商局的内档用以证明为宏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不存在实际经营，因此贷款用途虚假。然而，办理贷款时，为宏公司提供了水电费凭证及银行流水往来、不动产信息、购销合同，从信贷审查角度来讲，可以证明为宏机械存在实体经营。况且，是否发放贷款的最关键因素是借款人的资信情况、还款能力及增信措施，哪怕为宏公司有再多资产、再强的经济实力，一旦贷款发生逾期，招商银行业仅能向借款人、抵押人主张权利，而不能向为宏公司主张。因此，贷款用途仅是银行风控措施之一，并非借款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六、没有证据证明招商银行或其员工对案外人施桂英骗取贷款时明知或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充其量是可撤销合同，但因银行不行使撤销权，借款、抵押合同均继续合法有效。1.本次抵押贷款的合同当事人，无论是招商银行、借款人、抵押人都未被刑事侦查，也不是施桂英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而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招商银行为受损害方，案外人施桂英提供虚假购销合同的行为是其单方面对招商银行作出的，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2.银监调查、回复、处罚仅能证明招商银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不能证明招商银行员工存在明知或恶意串通。相反，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是案外人施桂英的女儿、女婿，对整个抵押贷款系明知。抵押人陈国荣、倪国英与案外人施桂英、范允斌一家是多年好友，多次用案涉房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在提供担保时，抵押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审核借款人的资产状况、识别财务资料是否真实。至于，抵押人是否受到借款人或案外人施桂英的欺诈，招商银行无从考证。3.招商银行管理不规范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1）基本要素空白，并不代表借款人、抵押人对该要素不知情。如前证据所述，借款人、抵押人都积极参与到整个抵押贷款过程中。而且，借款人、抵押人在空白合同签字，已授权招商银行员工对此进行填写。（2）虽然案外人施桂英提供的购销合同虚假，但因购销合同仅系借款用途的证明，实际借款用途与合同约定用途不符，借款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与合同效力认定无关。关于贷款用途是银行贷款审查的要求，属于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范，银行违反该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借款目的亦不违法，违反该规定既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并不能以此认定合同无效，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综上，请求支持招商银行的上诉请求。 范裙杰未作答辩。 袁鸣亮辩称：一、招商银行的上诉内容偷换概念，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1.根据《合同法》第8条、第12条等规定，招商银行对合同相对性的论述偷换概念。在合同各方对谁是真正借款人的问题产生争议，并直接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应结合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实，综合判断各方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1）主体相对性方面。首先，已有刑事判决作出认定，即“施桂英向招商银行提供为宏公司的虚假购销合同等贷款资料……向招商银行贷款300万元”。其次，招商银行在（2015）浙杭商终字第629号上诉状及庭审时陈述，“因陈国荣需要继续借款300万，但其年纪已超过可以申请借款的年纪，因此由范裙杰、袁鸣亮为借款人，陈国荣、倪国英为抵押人签订了本案的一系列合同”，可见，招商银行完全知道该笔借款实际借款人不是袁鸣亮和范裙杰。最后，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申请事项答复意见书》、浙银保监申复（2019）9号文件，招商银行审批通过的借款合同并没有交给袁鸣亮和范裙杰，而是直接交给施桂英。（2）内容相对性方面。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中主要条款皆为空白，招商银行是向施桂英收取相关贷款材料。贷款审核时，只找了施桂英，没有和其他财务人员联系核实情况。再结合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并且责令施桂英退赔300万元。以上都可知晓，300万元是施桂英需要借款的金额。借据约定的放款去向是施桂英所伪造的购销合同中的供货公司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账户。袁鸣亮对于300万元贷款，既没有控制权也没有支配权。放款后，通过施桂英每月所付利息也可以看出，借款合同利率的约定也是招商银行与施桂英达成的合意。此外，在袁鸣亮与招商银行前员工郎静尔的电话录音显示，郎静尔自始至终都表示招商银行是向施桂英追讨贷款。根据上述内容，就本案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看，相对方是施桂英与招商银行，施桂英是真正的借款人，承担了借款的权利义务，是300万元借款的实际占有、控制、使用人，而招商银行对于施桂英是借款的权利义务相对方是明知的。（3）袁鸣亮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是合法合规的合同。其次，袁鸣亮签订借款合同时，借款金额未定，且抵押物为范裙杰名下的清波苑住宅，具体借款金额待房产评估后，应由招商银行向袁鸣亮进行追认，然后再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招商银行在借款合同审批通过后，并未将合同交给袁鸣亮和范裙杰，袁鸣亮和范裙杰也没去房产中心办理抵押事宜。袁鸣亮一度认为该笔借款合同并未获得审批通过，直至2014年招商银行起诉。2.招商银行强调“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不利于我国金融次序的稳定”，逻辑上倒置因果，推卸责任。招商银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1条、《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6条规定，招商银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规定，被处以行政处罚罚款25万元。招商银行自身存在的严重管理问题，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损失的直接原因。二、招商银行所提交的关于袁鸣亮、范裙杰拥有多套房产的证据，不符合贷款常理，且其在多次诉讼表述中前后不一致。1.袁鸣亮从未提交任何贷款材料，包括房产证明。袁鸣亮和范裙杰有诸多房产，不用自己的房产抵押，而用陈国荣的房产抵押，明显有违常理。根据招商银行的陈述，既然陈国荣是实际借款人，且已经提供了自己的房产抵押，还要提供袁鸣亮、范裙杰名下的房产证明，违背常理。2.案涉借款合同历经多次诉讼，招商银行于2014年起诉时称袁鸣亮和范裙杰是借款人，2015年上诉时称陈国荣和倪国英是借款人。后经刑事判决书认定是施桂英向招商银行借款300万元后，招商银行改称袁鸣亮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招商银行在多次的诉讼中表述完全不一致。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中，如果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有效合同，其实质意义就等于明确了袁鸣亮、范裙杰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对于合同内容的约定、借据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真实的，与施桂英骗取贷款的刑事判决以及浙银监局所认定事实不符。2.施桂英的行为，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其缔约时，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而在其骗取贷款犯罪下形成的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是其采用被刑法所禁止的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所形成的合同，此时的合同已经沦为犯罪的手段和工具，完全丧失了民事行为的独立属性。故应认定涉案相关借款合同因违反刑法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3.浙银保监局已经对案涉贷款的放贷过程做出了明确定性，是违法违规的贷款。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2019）254号政策参考文件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四、招商银行让袁鸣亮签订空白合同，并在此过程中对袁鸣亮隐瞒重大事实，而后其将与施桂英达成合意的贷款内容填写在与袁鸣亮签订的空白借款合同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1.案涉贷款是施桂英和招商银行互相联系，空白合同上填写的主要条款是施桂英的意思表示，空白借据的填写也是根据施桂英伪造的购销合同放款，其本质上符合通谋属性，从最低限度来说，招商银行在本案借款合同的形成过程中，也是积极配合施桂英完成了借款。贷前的贷款材料取得、贷中的审慎调查不作为、贷后的借款合同没有交给袁鸣亮而是交给施桂英，以及事后向施桂英催要还款利息等等一系列行为，都印证招商银行并非根据袁鸣亮的意志办理贷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2.招商银行在（2015）浙杭商终字第629号上诉状中的陈述显示其明知袁鸣亮并非实际借款人。五、本案借款合同是施桂英和招商银行之间进行的，如认定合同有效，不符合已认定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规定。六、招商银行在案涉借款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移送公安机关以调查其违法发放贷款罪事宜。另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袁鸣亮签订本案借款合同的前后背景。袁鸣亮与范裙杰婚自2010年开始商讨离婚事宜，直至2013年双方达成口头离婚协议，清波苑房产归范裙杰。后施桂英以工厂生产有资金需求为由，需要袁鸣亮、范裙杰去招商银行办理借款，并用清波苑房产提供抵押。后招商银行信贷员郎静尔要求袁鸣亮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事后，银行未向袁鸣亮索取并核对贷款资料，也未通知办理抵押登记，更未收到审批后的借款合同。袁鸣亮以为银行不同意放贷。直至2014年收到陈国荣来电，告知与袁鸣亮有关的借款事宜。袁鸣亮并不认识陈国荣、倪国英。二、招商银行的补充上诉意见并非事实。袁鸣亮与范裙杰向招商银行申请贷款属实，但借款金额无约定；借款利息是施桂英归还；借款事宜都是施桂英与银行联系；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施桂英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并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案涉借款合同不是袁鸣亮和范裙杰的真实意思表示；袁鸣亮和范裙杰从未提供“个人银行流水”、“杭州及上海房产证明”；银行最初并未打算将袁鸣亮作为借款人；招商银行是向施桂英收集为宏机械的购销合同等贷款资料；刑事判决并未认定袁鸣亮和范裙杰积极参与案涉贷款或作为共犯；陈国荣、倪国英签订的也是空白合同；袁鸣亮与陈国荣、倪国英不存在商业合作关系；施桂英给与陈国荣好处费15万元未得到法院认可；招商银行基于袁鸣亮和范裙杰发放贷款，是形式工具和手段，其最终是为发放贷款给施桂英；为宏机械已经被认定无任何经营活动，水电费凭证、不动产信息不能证明为宏机械有所谓的经营活动；招商银行员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等尚未得到调查以确认，但其办理贷款及发放贷款过程已经被浙银保监局认定违法违规并处罚，而违法发放贷款罪是不需以恶意串通为前提的；本案袁鸣亮等人不存在欺骗、隐瞒银行的情况，是银行隐瞒事实真相，致使贷款被施桂英骗取；招商银行在贷款中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等，应由公检法调查才能确认；即使不是恶意串通，本案借款合同从其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方，都指向招商银行与施桂英；袁鸣亮、范裙杰对案涉借款合同不知情，银行提供的新证据最多证明袁鸣亮、范裙杰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对于涉案借款合同的内容，袁鸣亮、范裙杰明知；浙银保监局的处罚，即确认了招商银行并未与袁鸣亮、范裙杰进行合同约定；招商银行根据施桂英的意思表示放款至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袁鸣亮完全不知情。 倪国英、陈国荣辩称：一、案涉300万元的贷款发放合意形成于施桂英与招商银行之间，施桂英和招商银行才是合同真正的相对方。虽是借款人袁鸣亮夫妇在合同上签字，在外部表象上其与招商银行形成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但究其实质，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载明内容，可以确认事实：就借贷合意而论，本案借款发生于施桂英与招商银行之间。1.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施桂英向招商银行贷款300万元的性质是个人犯罪。招商银行上诉认为借款合同的相对方为袁鸣亮、范裙杰，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2.刑事判决书载明所有的贷款材料包括虚假购销合同、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等均由施桂英提供。3.办理贷款过程中所有事宜银行联系的都是施桂英。4.银保监申复【2019】9号答复意见书指出招商银行没有向除施桂英以外的为宏公司财务人员核实为宏公司的财务情况。5.银保监申复【2019】9号答复意见书指出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银行的交付对象都是施桂英，而非袁鸣亮、范裙杰及陈国荣夫妇。6.招商银行在发放案涉300万元贷款过程中，采用了第三方委托支付方式将贷款发放至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账户。事实上袁鸣亮、范裙杰既不知道也从未委托银行将贷款发放到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银保监申复【2019】9号和21号答复意见书已经确认招商银行主张的所谓委托支付的依据：借据为空白填写；购销合同是施桂英伪造，且招商银行违规向施桂英收集。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就贷款发放而言，招商银行的合意相对方是施桂英，是受施桂英委托。7.案涉300万元贷款，最终进入施桂英账户，袁鸣亮、范裙杰从未占有及支配该笔贷款，每月均是施桂英还款付息。8.2014年7月23日，郎静尔与毛宇震电话录音自述其与施桂英联系贷款事宜，并向其催讨利息，催讨本金。 9.借款人袁鸣亮与信贷员郎静尔也有电话录音，也已由西湖公证处公证。10.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对象也是施桂英。综上，施桂英和招商银行是300万元贷款的真正相对方。二、招商银行发放贷款给袁鸣亮、范裙杰并非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1.招商银行在（2015）浙杭商终字第629号案件上诉状中陈述：300万元贷款是陈国荣需要借款，因其不符合贷款条件，因此由范裙杰、袁鸣亮作为借款人签订本案一系列合同。招商银行明知施桂英有贷款需求，借用范裙杰、袁鸣亮名字签署合同。陈国荣既无贷款需求，也未拿到贷款或好处。2.在桂英骗取贷款罪二审中，施桂英当庭供述银行信贷员对此事明知。3.施桂英应银行要求提供了袁鸣亮、范裙杰名下多处房产的证明。三、案涉相关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均非袁鸣亮、范裙杰及陈国荣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除签名外，贷款整个办理过程均非当事人出面办理，合同相关合意均形成于施桂英与银行之间，当事人仅是被施桂英及信贷员郎静尔联手欺骗，所有合同及借据均为空白填写。袁鸣亮、范裙杰和担保人陈国荣夫妇既互不相识，签订合同时也从未见面。所有合同包括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据等银保监会均已证明为空白填写，且从未收到过相关合同。四、案涉相关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既无双方合意，又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1.案涉300万元贷款的真正合意形成于招商银行与施桂英之间。2.案涉相关合同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合同无效。3.案涉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合同无效。本案《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施桂英为骗取招商银行300万元贷款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和通道，是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五、担保合同并非陈国荣、倪国英真实意思表示，招商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隐瞒欺诈。陈国荣、倪国英无过错，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六、贷款之所以被骗，与招商银行违法违规放贷密不可分，其理应对自身错误承担责任。1.案涉贷款的真正合意形成于招商银行与施桂英之间。招商银行明知袁鸣亮、范裙杰不是实际借款人。2.为达到违规发放贷款目的，银行信贷员贷前不调查、贷时不审查、贷后不检查，严重违反审慎原则。3.招商银行蓄意隐瞒贷款真相，违反贷款流程，欺骗借款人、担保人。4.刑事判决认定此笔骗贷已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300万元。七、招商银行就案涉贷款多次起诉过程中，事实描述前后矛盾，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其主张并无可信度。八、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小惩而大诫。首先，本案中，经过刑事调查，所有贷款材料均为施桂英伪造，而该材料也是招商银行违规向施桂英采集。其次，国家对于贷款发放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招商银行违规违法放贷，应给予严惩，否则将会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同时也请法院充分考虑2位高龄老人的实际情况，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综上，请求驳回招商银行所有诉讼请求，并将案件所涉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另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招商银行的补充上诉意见所叙述事情经过与事实严重不符。1.刑事判决书已明确案涉300万元贷款为施桂英向招商银行贷款，浙江银保监局也证实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借据、抵押合同所载日期均系伪造。2.刑事判决书及浙江银保监局均认定贷款材料为招商银行违规向施桂英收集，并认定违反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3.刑事判决书认定300万元贷款，其中200万元用于归还李颖翀借款，同时认定前笔200万元贷款为施桂英通过虚构陈国荣为杭州力士机械股东身份向招商银行骗取，由施桂英归还。4.案涉账户从未被范裙杰、袁鸣亮控制，既未收到300万元贷款，也未通过该账户归还利息。二、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预决力，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1.案涉300万元贷款即施桂英向招商银行贷款的300万元，与本案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2.骗取贷款罪的其中一个构罪要件即为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三、案涉贷款招商银行违法发放，将300万元贷款经范裙杰账户直接打入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范裙杰、袁鸣亮从未实际控制并占有过此300万元，也从未委托招商银行将300万元打入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账户，故不能视为对案涉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履行。四、《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施桂英和招商银行，并非袁鸣亮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无效合同。五、《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也不是抵押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人被招商银行欺骗，签署了空白合同。招商银行同时将抵押合同交付给了施桂英，而非抵押人。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1.案涉房产确实涉及三次抵押担保，但是抵押人一直都以为是在为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既不知道为宏公司，也不认识袁鸣亮、范裙杰。2.刑事判决书及浙江银保监局调查证实贷款材料均为施桂英提供，案涉房产评估报告也是同理。3.招商银行所诉第二居所证明并非陈国荣夫妇提供。4.招商银行违规让陈国荣夫妇填写空白《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于事后根据其与施桂英的合意肆意补填，已经证实合同日期是伪造，且相关合同文本，银行版本与房产中心存档版本有明显差异。5.浙江银保监局证实招商银行将抵押合同交给了施桂英，而没有给陈国荣夫妇。6.关于抵押人手写要求中止担保的申请书。当时是根据招商银行信贷员郎静尔的建议所写。此申请书是对招商银行违法放贷的止损，不应视为追认。六、刑事侦查已经查明不管在前次200万元，还是本次300万元贷款过程中，陈国荣夫妇既没有控制和占有过相应贷款，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七、招商银行称贷款的发放符合其信贷要求，明显与主管部门银保监局认定不符。八、招商银行主张其对施桂英骗取贷款不知情，但是不等于其对施桂英是实际借款人不知情。九、招商银行诉其是受到施桂英的单方欺诈，故合同应为可撤销合同，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本案情况是：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是招商银行与施桂英，更重要的是该笔贷款银行完全没有按照正常流程放贷。招商银行对施桂英是实际借款人是明知的，其放贷过程也已经被浙江银保监局确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违法放贷。反观袁鸣亮，虽有借款意愿，但是案涉借款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陈国荣夫妇，虽有抵押意愿，但对给素不相识的范裙杰、袁鸣亮抵押担保是不同意的，案涉合同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合同不属于可撤销合同，而应定性为无效合同。十、自从2014年第一次和招商银行对簿法庭开始，陈国荣等一直主张是一起施桂英骗贷，银行违法放贷的贷款。鉴于招商银行的放贷行为已经被浙江银保监局认定为违法放贷，且已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完全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构罪要件，故请求法院将案涉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再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2008年光大银行贷款与本案无关。陈国荣夫妇当时答应给杭州力士机械做抵押担保，但没有签署过任何合同，也从未去房产中心办理过抵押手续。二、2011年招商银行200万元贷款与本案无关。陈国荣夫妇对贷款真实情况并不知情，于2014年向西湖区经侦大队报案，后在民事诉讼中也主张属于经济犯罪，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后移送公安。最终确认该笔200万元是施桂英向招商银行骗取贷款，该笔200万元施桂英已归还。该笔200万元贷款的真实情况及招商银行的违法违规放贷问题已在（2015）浙杭商终字第629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三、招商银行提交的证据中关于2013年招商银行300万元贷款房产中心资料并不能证明陈国荣夫妇对贷款情况是知情的。已在前次补充答辩意见中陈述。 招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范裙杰、袁鸣亮归还招商银行借款本金300万元；2.范裙杰、袁鸣亮支付招商银行利息190828.63元、罚息1070937.50元、复息80271.21元（暂计至2018年7月24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范裙杰、袁鸣亮承担招商银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4.招商银行有权对倪国英、陈国荣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抵押房产就上述债权优先受偿；5.本案诉讼费用由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案外人施桂英身为为宏公司股东，在明知为宏公司自2003年注册成立后一直未经营的情况下，仍向招商银行提供为宏公司的虚假购销合同等贷款资料，以其女儿范裙杰、女婿袁鸣亮为借款人，陈国荣、倪国英为抵押担保人，向招商银行贷款300万元。2013年4月，招商银行与范裙杰、袁鸣亮签订《个人授信协议》《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签订时借款金额、利率、期限等要素空白。合同约定，招商银行向范裙杰、袁鸣亮提供300万元贷款授信额度，范裙杰、袁鸣亮向招商银行贷款300万元。招商银行还与倪国英、陈国荣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担保金额等要素空白。抵押合同约定，倪国英、陈国荣以其名下杭州市西湖区阳关地带花园（西）8幢1单元501室房屋为范裙杰、袁鸣亮在招商银行的《个人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本息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4月19日，招商银行交付了300万元贷款。该300万元贷款未按借款合同要求使用。2017年5月22日，本院判决施桂英犯骗取贷款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其退出赃款300万元予以发还招商银行。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范裙杰、袁鸣亮向招商银行借款300万元的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施桂英骗取贷款罪的犯罪行为，故招商银行与范裙杰、袁鸣亮签订的《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因主合同无效，招商银行与倪国英、陈国荣就该笔贷款所约定的担保事项也相应归于无效。一审法院就合同效力问题释明后，招商银行仍然坚持主张上述合同有效，并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招商银行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范裙杰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3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6936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招商银行二审期间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一审期间已经提交，本院不再评判；招商银行提交的贷款申请表、信用卡逾期说明、房产信息、抵押物评估报告、2008年倪国英以其房产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资料、2011年倪国英以其房产向招商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资料、2013年倪国英以其房产向招商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的相关资料等证据，对其主张的证明对象均不予确认。对袁鸣亮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银保监申复（2019）21号申请事项答复意见书，陈国荣、倪国英提交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2020）12号、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浙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9年3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银保监申复（2019）9号针对毛宇震、袁鸣亮的申请出具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300万元贷款过程中，该支行客户经理郎静尔进行实地调查，并按照当时行内规定收集相关材料等，但没有与除施桂英以外的其他为宏公司财务人员核实为宏公司的财务情况；袁鸣亮、范裙杰夫妇签署借款合同时，实际合同签署日期确非合同所载签订日期（2013年4月19日），且当时签署的借款合同中借款金额、利率、期限等要素空白；抵押人签署抵押合同时担保金额等要素空白；范裙杰、袁鸣亮夫妇与陈国荣、倪国英夫妇先后到银行签署合同，双方在银行签署合同时未见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都交付给施桂英等等。2019年5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银保监申复（2019）21号针对毛宇震、袁鸣亮的申请出具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贷款过程中，招商银行向施桂英（非借款人）收集为宏公司的购销合同等贷款资料，与《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符；陈国荣夫妇签署抵押合同时，实际合同签署日期确非合同所载签订日期（2013年4月19日）等等。2020年3月，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浙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招商银行存在签订关键要素空白的合同和借据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招商银行作出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招商银行以与范裙杰、袁鸣亮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以及与倪国英、陈国荣签订的案涉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合法有效为由，要求范裙杰、袁鸣亮及倪国英、陈国荣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本案中，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案外人施桂英采用欺骗手段取得案涉银行贷款，其行为已经构成骗取贷款罪，且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招商银行明知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施桂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招商银行与范裙杰、袁鸣亮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案涉抵押合同亦应无效。一审法院就合同效力向招商银行释明后，在招商银行坚持合同有效且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驳回其诉讼请求，该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招商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936元，由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丽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冯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