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3民终34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淮河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02723348385G。 法定代表人:徐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天保，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科苑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浍水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0269414098X7。 法定代表人:刘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旗，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安徽科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20)皖1302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当事人同意，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庆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科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科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补充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过程及形式均合法有效。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龙丽飞同时持有两公司印章与实际情况不符。龙丽飞在2018年1月22日作为科苑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庆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此时龙丽飞形式上虽然仍是庆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庆安公司实际控制权早已移交给新股东。在一审庭审中庆安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徐斌回答，是由龙丽飞将盖好章的《补充协议》寄给徐斌后，由徐斌在协议上加盖庆安公司印章并签写日期。所以签订该份《补充协议》过程中，根本不存在龙丽飞同时掌控两家公司印章的情况。重审判决为论证《补充协议》无效，增加不存在的事实。第二、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并不存在龙丽飞同时作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情况，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是由不同主体完成的行为，龙丽飞为科苑公司法定代表人而非代理人，且加的是公司印章，并非龙丽飞的个人签字。庆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也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加盖公司印章，非龙丽飞个人签字，也不是龙丽飞代表庆安公司完成签约。从《补充协议》签订的过程及形式看，并非龙丽飞同一人完成。同时龙丽飞继续担任庆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基于新旧股东为控制股权转让中存在的风险而进行的安排，龙丽飞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并没有代表庆安公司签订。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龙丽飞没有代表庆安公司签订协议，并非自己与自己签订协议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第三、科苑公司内部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庆安公司。《补充协议》签订有充分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无条件免除庆安公司债务，而是在履行庆安公司新旧股东之间于2015年12月22日签的《増资并购协议》，以及2017年5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对股权债权一并转让的约定，因此，签订《补充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庆安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龙丽飞在2018年8月12日给庆安公司负责人徐斌的邮件中明确提到，《补充协议》是为了履行庆安公司的股权债权一并转让出具，而且在北京中弘基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内部履行了审批手续。一审重审判决采信北京中弘基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科苑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情况说明论证《补充协议》没有行内部决策程序，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尺度完全违背公正标准。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庆安公司账面的所有债务，在法律上由科苑公司进行了免除，科苑公司无权再向庆安公司主张欠款。二、重审判决根据《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经营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关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认定庆安公司付科苑公司464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情况说明》是由庆安公司出具给税务局，为争取相关税收优惠，而非出具给科苑公司确认存在债权债务的文件。因此，在法律上不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自认行为。该说明不能免除科苑公司关于存在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借款是否成立、庆安公司是否欠款，应当以科苑公司提供真实借款证据为依据。三、案渉2010年4月6日发生1820499.37元往来，已由科苑公司确认属于科苑化工公司所有，而且庆安公司在另案中已履行了该笔债务。重审判决认为科苑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主张1820499.37元，但又依据庆安公司出具的包含该笔往来的《情况说明》，认定庆安公司欠付464万元，导致庆安公司需两次偿还该笔债务，认定事实错误。1、庆安公司在2017年向税务部门出具情况说明，以及税务部门进行核查的财务资料中，包括庆安公司与科苑公司之间的历史所有财务往来，其中也包括2010年4月6日发生的1820499.37元往来。但是，科苑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该笔往来归科苑化工公司所有。因此，在庆安公司与科苑公司之间的往来中，应将1820499.37元予以扣除。2、重审判决认为庆安公司未提供已清偿的相关证据明显错误。一方面，庆安公司提供了免除债务的《补充协议》，从根本上证明科苑公司已不再享有债权，另一方面提供了科苑公司2018年5月15日的情况说明，证明科苑公司已将2010年4月6日发生的1820499.37元确认给了科苑化工公司，上述证据均直接证明庆安公司已不再欠付科苑公司464万元。重审判决未予支持，导致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四、科苑公司有能力举证双方之间具体的债权债务明细，却始终不提供相应证据，应承相不利后果。科苑公司在几次庭审中均拿不出直接借款证据，更说明科苑公司存在不可告人的非法秘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本案中庆安公司己经提供证据表明该笔1820499.37元债权由科苑公司转给科苑化工公司，科苑公司应当承担证明其主张债权构成明细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科苑公司作为债权人，提供了九份账务往来记录，可见其掌握双方往来明细完整的财务资料，也有能力证明其主张欠款的构成明细，但其始终未提交相应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庆安公司有理由相信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欠款事实。因此科苑公司应当提供足够证明欠款发生的账务明细，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科苑公司辩称，庆安公司诉称2018年1月22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22日，龙丽飞既是代表科苑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又是代表庆安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其代表科苑公司与其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庆安公司签订放弃债权的补充协议，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庆安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委托了龙丽飞之外的其他人与科苑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认定该补充协议违法，事实清楚。二、龙丽飞以科苑公司名义与庆安公司签订放弃债权的补充协议，既未经科苑公司股东和董事会同意，也未经科苑公司追认，属于违反公司章程的越权行为。鉴于龙丽飞是代表庆安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因此，庆安公司对龙丽飞的违法行为明知，其根本不属于善意的第三人，庆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三、一审法院仅依据《上海庆安药业集宿州制药经营情况说明》和市税务局《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认定庆安公司欠付464万元，属于认定事实存在疏漏。说明和调查中庆安公司欠付科苑公司款项仅是截至到2016年底的债务数额，且省略了万位以下的数额，实际上科苑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还借给庆安公司20万元，经2018年1月5日双方财务对账，庆安公司实际尚欠付科苑公司4844985.49元。四、庆安公司所称的另案判决的1820499.37元，与本案所涉的464万元或484.498549万元毫无关联，庆安公司在说明和调查中在承认欠付科苑公司464万元的同时，又承认欠付科苑化工公司205万元。同时生效的另案判决也认定，科苑公司在本案起诉的诉讼请求中不包括该1820499.37元。五、庆安公司欠付科苑公司的4844985.49元，既包括科苑公司前期受让的债权，也包括科苑公司出借给庆安公司的款项，对此，科苑公司不仅在上述说明和调查中予以认可，更是在2018年1月5日的询证函中予以承认，同时与科苑公司所举证的汇款凭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庆安公司尚欠付科苑公司款项4844985.49元，庆安公司上诉称科苑公司未提供直接的借款证据与本案事实不符。 科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2018年1月22日所签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庆安公司向科苑公司清偿债务4844985.49元；3、判令庆安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庆安公司原名称为宿州科苑制药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庆安公司。因经营需要，庆安公司多次从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009年4月13日，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宿州科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资产出售协议,将包括其对庆安公司享有的债权在内的资产出售给宿州科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2月，宿州科苑实业有限公司与科苑公司签订协议,由科苑公司承接上述出售协议中的资产、债务，并确认将上述资产出售协议中所有的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全部转让给科苑公司。2017年5月22日，庆安公司出具《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经营情况说明》，第三部分写明，公司长期亏损而依然存在的原因“欠款股东单位如下---科苑公司464万元，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等”。2017年5月22日，安徽省宿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关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在第四部分欠款股东写明：科苑公司464万元。2018年1月5日，科苑公司向庆安公司出具询证函，内容为：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4844985.49元，庆安公司确认“信息证明无误”并签章。庭审过程中，庆安公司提供了科苑公司（甲方）与庆安公司（乙方）2018年1月22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鉴于乙方常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屡次发生发不出工资、欠缴职工社保的情形，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已经无力偿还甲方债务。为了缓解乙方债务危机，同时重组完成后甲方自身出于账务调整的需要，本着友好协商、公平公正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无条件放弃甲方及其甲方控股子公司对乙方的所有债权，乙方无需偿还所有对甲方及甲方控股子公司的所有债务。2、甲乙各方账务人员各自以本协议进行账务处理。”2018年9月3日与2018年6月16日，科苑公司股东北京中弘基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董事吴立平分别出具情况说明，从未接到科苑公司召开免除本案债权会议的通知，并不知道该《补充协议》的存在。另查明，《补充协议》签订时，案外人龙丽飞同时担任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两公司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2018年1月22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2、庆安公司是否应支付科苑公司欠款4844985.49元。对双方2018年1月22日所签协议问题，根据科苑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条董事会职权第（十二）项“决定公司单项金额达到或者超过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经营合同事项，相同业务内容合同额一年内累计计算”。依据以上章程规定，超10万元以上事项均需董事会讨论决定，根据科苑公司股东北京中弘基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董事会成员吴立平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从未接到科苑公司通知召开《补充协议》会议事宜，亦不知道该《补充协议》的存在。本案《补充协议》所放弃款项数额巨大，系公司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情形，未经董事会会议决定自行放弃，属严重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龙丽飞作为法定代表人签订《补充协议》前未经授权，签订后又未经科苑公司的同意与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双方共同法定代表人龙丽飞代表双方公司签订协议，属于双方代表行为，其免除庆安公司巨额债务，损害科苑公司利益，构成利益冲突的自我交易，是违反法律限制性规定的越权代表行为。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龙丽飞应当知道科苑公司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与公司内部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其签订《补充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有正当理由信赖其法定代表权的善意相对人，越权代表行为无效。2、庆安公司是否应支付科苑公司欠款4844985.49元。2017年5月22日，庆安公司出具的《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经营情况说明》与同日安徽省宿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明确记载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款项464万元，与庆安公司2018年1月5日对科苑公司出具的询证函反馈内容基本一致。庭审中，庆安公司亦未提供其后已清偿相关款项的证据。故，庆安公司应依约定与认可的数额支付科苑公司欠款464万，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庆安公司辩称欠款中1820499.37元已经转让给案外人的观点，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3民终206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审理查明，认定该款并未主张，故，对该辩论观点，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8年1月22日科苑公司与庆安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二、庆安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科苑公司的欠款4640000元；三、驳回科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5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0560元，由庆安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庆安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1820499.37元的记账凭证一组，证明庆安公司当时把该笔款项记在了欠付与科苑公司之间的往来账目中。证据二2018年5月15日科苑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1820499.37元给了科苑化工公司，且1820499.37元在判决中得到确认，庆安公司在2010年就发生的错误记载，是因为科苑公司作出的新的事实行为造成。庆安公司收到科苑公司该笔款项时就记载在庆安公司的财务账册中。科苑公司的质证意见：1820499.37元经过生效文书确认，是科苑化工公司的，且庆安公司申请再审已被省高院驳回。科苑公司起诉的484万元是科苑公司承继科苑集团的债权以及借给庆安公司的20万元，即使庆安公司做到欠科苑公司的账里，也与科苑公司的主张没有关系，其承认欠科苑化工公司的204万元中包括1820499.37元。科苑公司提供唐向阳出具的说明，证明其作为科苑公司股东不知道放弃债权及补充协议。赵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作为公司高管对协议不清楚，也未接到过开会研究放弃债权的会议。庆安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不是合法证据，两份情况说明陈述的均是科苑公司内部管理，龙丽飞是否越权是科苑公司内部追责行为，与庆安公司没有关系。本院认证意见：对于庆安公司所举证据一、证据二不能证明科苑公司起诉的464万元包含1820499.37元，本院不予采信。对科苑公司提供的两份情况说明，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科苑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条董事会职权第（十二）项“决定公司单项金额达到或者超过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经营合同事项，相同业务内容合同额一年内累计计算”。依据以上章程规定，超10万元以上事项均需董事会讨论决定。科苑公司与庆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所放弃款项数额巨大，系公司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情形，未经董事会会议决定自行放弃，属严重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龙丽飞作为法定代表人签订《补充协议》前未经授权，签订后又未经科苑公司的同意与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签订《补充协议》时龙丽飞是科苑公司和庆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双方公司签订协议，作为庆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该知道其代表科苑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免除庆安公司巨额债务，没有经过科苑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授权，是违反法律限制性规定的越权代表行为，该行为应为无效。一审判决庆安公司与科苑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庆安公司上诉称《补充协议》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7年5月22日，庆安公司出具的《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经营情况说明》与同日安徽省宿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明确记载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款项464万元，庆安公司称出具情况说明是为争取相关税收优惠，那么2018年1月5日科苑公司向庆安公司出具询证函，内容为：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4844985.49元，庆安公司确认“信息证明无误”并签章，应该是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的确认，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经营情况说明》、安徽省宿州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厂困难性减免实地调查》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464万元的事实，故，庆安公司应依约定与认可的数额支付科苑公司欠款464万元，一审判决庆安公司偿还科苑公司464万元并无不当。庆安公司上诉称科苑公司没有提供欠款的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其欠科苑公司464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从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3民终2064号民事判决书反映安徽科苑化工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向庆安公司发了询证函确认庆安公司欠安徽科苑化工有限公司2049850.9元，庆安公司进行了确认，该询证函的时间与科苑公司向庆安公司发询证函确认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4844985.49元的时间基本一致，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3民终2064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1820499.37元包含在庆安公司欠安徽科苑化工有限公司2049850.9元里。从两份询证函可以看出庆安公司欠科苑公司4844985.49元和庆安公司欠安徽科苑化工有限公司2049850.9元是两个没有关联的欠款，因此庆安公司上诉称464万元欠款中包含1820499.37元应予扣除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庆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60元，由上诉人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磊 审判员  姚强 审判员  赵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崔玉凤 书记员王思嫚 附：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