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冀02行终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唐山市路**裕华西道**。 法定代表人路遇，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书慧，该局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监督管理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翠玲，河北天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行政审批局，住，住所地：唐山市路**丹凤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文彬，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静，该局企业注册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翠玲，河北天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唐山市路**卫国路北新西道玫瑰庄园**div> 法定代表人董庆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洢铭，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立双，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部贵志，男，1982年1月17日生，汉族，住唐山市路**。 委托代理人张立双，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静，女，1989年1月14日生，汉族，住唐山市路**。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庆柱，男，1969年4月2日生，汉族，住唐山市路**，现被羁押于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子杰，男，1958年1月2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唐山市路**。 委托代理人梁立群，北京市京师（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勇，河北德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静、董庆柱、部贵志因与被上诉人梅子杰工商行政登记管理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7年5月2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提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将原股东登记内容“董庆柱70%股份共5600万元、谢静20股份共1600万元、部贵志10%股份共800万元”申请变更登记为“董庆柱70%股份共5600万元、部贵志30%股份共2400万元”，并向被告提交了2017年4月28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谢静与部贵志《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股东会决议》、《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董庆柱、谢静、部贵志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2017年5月17日，被告向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了公司股东变更为董庆柱（法定代表人）、部贵志后的《营业执照》。另查，经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委托，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唐检技鉴〔2019〕97号鉴定书记载：送检材料中检验材料为2019年5月7日，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员从唐山市行政审批中心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案卷中扫描提取的：（1）参加人董庆柱、梅子杰，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议决议1页；（2）转让方梅子杰（甲方）、受让方董庆柱（乙方），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合同1页；（3）转让方梅子杰（甲方）、受让方谢静（乙方），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一页；（4）转让方梅子杰（甲方）、受让方部贵志（乙方），时间为2017年1月8日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一页；（5）梅子杰身份证复印件（2009.09.28-长期）1页；其中上述文件上的“梅子杰”签名。送检材料第二项详列了样本材料。委托要求：检材文件上的“梅子杰”签名与样本上的梅子杰签名是否同一人书写。简要案情：涉嫌职务侵占。鉴定意见：检材收条上的“梅子杰”签名与样本上的梅子杰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又查，2019年1月31日，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厅唐办字〔2019〕41号关于印发《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厅唐办字〔2019〕43号关于印发《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通知对二被告的职责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权限范围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统一登记注册及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权限范围内各类企业和其他经营单位的登记注册及相关工作。本案所涉工商登记事项现已由被告唐山市行政审批局负责。 原审认为，对于第三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主张，因相关鉴定人员所作鉴定书系公安机关委托而非本院委托，故本院决定对上述相关鉴定人员在本案中不再接受质询。关于第三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董庆柱尚被羁押于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无法出庭应予延期审理的申请，因在本案开庭前，本院已向第三人董庆柱通过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转交送达了相关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告知了其积极行使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及详细具体的开庭时间、地点，、地点柱在此后直至庭审结束均未就开庭事宜提出异议，亦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而第三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权就董庆柱开庭事宜提出抗辩。对于被告及第三人提出的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辩解，因本案系行政诉讼，审理的内容是被告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本案的审理结果依法无须以第三人董庆柱涉嫌职务侵占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被告及第三人中止审理的申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交并再次经本院依法调取的2019年6月12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鉴定书》（唐检技鉴〔2019〕97号）鉴定意见显示检材收条上的“梅子杰”签名与样本上的梅子杰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该鉴定意见中的检验材料包括本案所涉2017年1月8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中的申请材料：《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叁份《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分别为：梅子杰与董庆柱，梅子杰与谢静，梅子杰与部贵志)及梅子杰身份证复印中“梅子杰”签名。该鉴定书系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委托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所作，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认定。第三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8日向被告申请变更登记提交的相关材料中“梅子杰”的签名系他人伪造，且二被告未提交原告梅子杰在申请变更当日亲自到场签名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系在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基础上所作，且该局对此次股权变更登记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而本院业已判决撤销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故本次变更登记亦应予以撤销。原告提出的关于恢复其与其妻李桂莲为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二、驳回原告梅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均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7年5月2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公司变更申请时，我市尚未成立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同年5月17日受理与核准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的行政机关是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一审判决认定的“被告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系在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基础上所作，且该局对此次股权变更登记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是错误的。（1）唐山市行政审批局成立于2017年11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是由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唐山市行政审批局不是由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而来，是根据2019年1月31日唐山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唐办字〔2019〕43号承接了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内资企业和其他经营单位的登记注册的相关行政职能。一审判决将唐山市行政审批局与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混同是错误的。（2）工商登记机关在办理工商登记事项时，只负有形式审查义务。申请人申请登记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实质上处于何种状态，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审查范围。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资料中的“梅子杰”签名是否真实，不属于办理变更登记行为时应当予以审查的对象。梅子杰向董庆柱、谢静、部贵志进行股权转让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3）2017年1月10日之后，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时任法定代表人董庆柱签名的申请人声明中，明确表述：“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申请登记、备案，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另外，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办理工商登记事项时，基于股权变更涉及到相关股东的利益关系，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股东到现场登记。2017年1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就是经办人员在核对了梅子杰、董庆柱、谢静、部贵志及委托代理人夏凡的身份证原件，并要求以上人员在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确认之后，经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资料符合《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要求的情况下，于2017年1月16日核准了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登记申请。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充分尽到了审查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规避公司登记机关的法定义务，认定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1月16日准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应予以撤销，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可见，申请人对其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是申请人的法定义务，公司登记机关不具有实质审查义务。2017年1月10日之后，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凡向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有关的工商登记资料，均于2017年1月8日在本公司内部履行完毕，且时任法定代表人董庆柱已代表本公司声明提交材料真实、有效，经过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审查，确认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月16日受理并核准了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一审判决避而不谈公司登记机关的法定义务，认定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是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曲解。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次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撤销行政行为的任何法定情形。2.一审法院认定“二被告未提交梅子杰在申请变更当日亲自到场签名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是申请公司变更登记的法定主体，且申请变更登记所需要提交的文件、材料应由公司先行备齐。法律法规对于公司申请变更登记事宜，并没有规定其他相关当事人必须到场，即相关当事人是否到场不是公司登记机关应予审查核实的法定义务。在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公司登记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股权变更登记，已履职尽责，无任何过错。3.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提交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档案材料、2001年12月至2008年11月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2017年5月至9月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与2016年11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及2017年1月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一脉相承，均属于国家机关保存的文件，但一审法院否认2016年11月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否认2017年1月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9日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一方面否认唐山市行政审批局提交的相同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证据采信自相矛盾，主观臆断。4.2017年1月，被上诉人梅子杰将其持有的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后，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梅子杰与2017年5月17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请求撤销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2020）冀0203行初30号行政判决尚未发生既判力的情况下，以“本院业已判决撤销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认定2017年5月17日变更登记亦应予以撤销”，显然其裁判理由无法律依据。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第一，每一次工商变更登记行为都是一次完全的、独立的、一次性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5月17日的工商变更登记，系在2017年1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基础上所作，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两次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股权转让当事人不同，数额不同，手续不同。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每次工商变更登记中，不仅履行形式审查义务，还审慎审查核实是否是本人亲持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且要求相应人员亲自签名确认，不仅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形式审查义务，而且已完全尽到了更为严苛的审核义务。第二，一审法院依“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系在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基础上所作，且该局对此次股权变更登记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而本院业已判决撤销2017年1月16日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故本次变更登记亦应予以撤销”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首先，2017年1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虽判决撤销，但该判决未生效，没有既判力。其次，两次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是完全独立的、不同的、单独的行政行为，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诉讼，应公开、公正、单独审理每次具体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用未生效的，没有既判力的行政判决推导出另一个完全独立的行政行为也应撤销的判决。第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为形式审查，假设梅子杰签名为假，假设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假设2017年1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应撤销，只要案涉的2017年5月17日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则不应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部贵志、谢静均上诉称，被上诉人在该次股权变更和转让前已转让完毕自己名下的所有股权，在案涉的工商变更中，被上诉人不是权利人，不享有任何权利，上诉人亲自持身份证原件在一审被告现场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被告完全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该次工商变更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定形式，被上诉人不享有要求撤销的权利。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董庆柱上诉称，一、本人是此案的重大利益关系人，也是此案焦点公司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原审法院粗暴的剥夺了本人的诉讼参与权。现在是全国抗疫时期，路北法院明知上诉人被羁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即不能会见律师，又不能参加庭审，而他们通过私人关系联系看守所领导，让上诉人的刑事辩护律师来会见上诉人，但无法签代理委托授权书。后强行给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请二审法院主持公道，等疫情缓解后，上诉人能面签律师的授权委托书时再开庭审理。二、上诉人与梅子杰、部贵志、谢静于2017年1月16日亲自到行政审批大厅办理的手续，工作人员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进行了认真审查，并由本人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下了“与原件一致”的字样。上诉人与部贵志、谢静、夏凡及工商局工作人员都能证明是梅子杰本人到场并签字。三、本案的关键证据是两份结论完全相反的笔迹鉴定报告。一份是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受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委托所作的《唐山市人民检察院鉴定书》（唐检技鉴〔2019〕97号）鉴定书，另一份是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路北法院应摇号指定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上诉人请二审法院再次作一个科学的笔迹鉴定。检察院的鉴定意见是其受刑事案件的委托所作的，本案是行政诉讼，其委托主体在本案中是无效的，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毫无道理。四、董雅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不应全程旁听庭审。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一审法院不应驳回上诉人等提出的回避申请。本案是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203行初30号行政判决为主要依据作出的判决，但那是一个错误的判决，本案应当撤销。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梅子杰的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梅子杰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梅子杰答辩称，本案中上诉人提到关于行政审批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能划分和诉讼主体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职权变更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诉讼当事人。本案中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不存在，该局的职权由本案上诉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行政审批局分别行使，因此本案中一审列二上诉人为诉讼当事人并且由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以后判决二上诉人履行法定义务，完全合理合法。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和行政诉讼当事人以及履行判决义务的行政主体并非必然等同，本案正是由于行政机关出现了职能划分而导致的诉讼当事人的变化。本案中在原审时案涉的股权变更当事人均称在2017年1月8日亲自去工商部门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该诉讼中的陈述其性质属于诉讼中的自认行为，在后续的诉讼中改口称2017年1月8日是内部履行决议的日期，首先这种改变说法的行为并不符合诉讼中撤销自认的条件，其次这一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形式审查并非等于不审查，形式审查按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观点，登记机关必须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本案中现有证据已证明在2017年1月8日的股权变更申请材料中，梅子杰签名并非梅子杰本人所签。可知，当时办理股权变更的申请材料是虚假的，并非梅子杰真实意思表示。在此前提下，由一审法院判决撤销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并且撤销以前一次虚假材料为依据的股权变更登记为前提的后续的所有变更，均合理合法。关于董庆柱所申请或上诉人提到的本案应以董庆柱的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为本案中止审理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本案中审查的是上诉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局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撤销，该审查焦点的前提取决于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材料是否真实，是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行政机关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通过本案现在证据能对行政机关的上述行政行为作出判断，而不是必须以董庆柱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为本案的前提。同时，本案在一审中对董庆柱已经依法送达了相应的诉讼法律文书，保证了董庆柱的诉讼权利，程序正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到司法鉴定申请，我方认为是否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应当视诉讼是否必要，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已经能够得出判决结论，再进行笔迹鉴定完全没有必要，同时上诉人在今天的审理现场提交申请，也已超过了法定的期限。本案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路北区经侦大队的笔迹鉴定结论，已经能够证实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股权变更登记材料并非真实，并且该鉴定书已经为一审法院所采信，按照行政诉讼法中证据的类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单方委托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结论其性质属于单方书证，且因上诉人单方委托该书证的性质为私文书证，而由路北分局所委托唐山市检察院作出的笔迹鉴定书，因其委托机关为国家公权力部门，其性质为公文书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据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效力优于其他书证。因此就本案的证据情况看已能对案涉的行政行为及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审查义务，作出判断，证据非常充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在一审中我方提交了一份董庆柱于2017年4月24日向梅子杰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按照该承诺书承诺人的签字笔迹，董庆柱的签名可以和本案其他股权变更材料中董庆柱的签字笔迹进行对比确认，该承诺书为董庆柱本人所签，而且该承诺书出具的背景系梅子杰在事后（2017年1月16日股权变更登记）才得知董庆柱等人在没有经过梅子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对凤辉地产的股权进行了变更。在梅子杰得知后，找到董庆柱，由董庆柱向梅子杰出具的承诺书。如果本案的股权变更是正常变更，董庆柱为何又要在事后向梅子杰出具该承诺书。上诉人提到在本案审理中，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股权变更前后的工商档案材料，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本案中属于诉讼当事人，因此其提交工商档案材料在证据的形式上，应当属于当事人陈述。而现有的证据已经推翻了上述档案材料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梅子杰本人没有到现场进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不应当认定上诉人所称的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工商档案材料，在对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已经推翻的前提下，由上诉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完全合理合法，即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梅子杰在当天进行了现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上诉人不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前提下，结合本案其他已有的证据，一审法院作出现有的判决结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审法院审理中调取的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唐检技鉴〔2019〕97号鉴定书系刑事案件办理中形成的证据，其效力未经最终确认，且在一审中未对该鉴定书进行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梅子杰并未提出工商登记机关存在审核违法行为，其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是基于其认为2017年1月16日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出的工商变更登记违法。本院（2020）冀02行终276号行政判决已作出确认，认定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1月16日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出的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未尽到合理审核义务的情形，并驳回梅子杰的诉讼请求。因本案撤销之诉的基础行为未被确认违法或撤销，且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本次被诉公司变更登记，向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关于变更登记的法律规定，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唐山市行政审批局（原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对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工商变更登记，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0）冀0203行初31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梅子杰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梅子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敏 审判员  刘志强 审判员  刘天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郑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