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6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能定，男，1956年3月3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之润，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超，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宏一，男，195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能定因与被上诉人方宏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能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之润，被上诉人方宏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能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宏一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进行审理时，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但是根据签订的《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和2020年1月16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都可以看出，本案的17万元争议金额并不是合同款项，同时该款项已经及时交付给了方宏一指定的第三人，方宏一无权要求汪能定再次返还。因此，一审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本案争议的款项17万元不是合同价款。2018年6月5日签订的《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第四条明确表示“17万款项是替保管的款项”，由此可见，17万元并非合同款项。同时在2019年6月9日北京宏达科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科美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的仲裁中，申请人为宏达科美公司，被申请人为浙江震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亚公司）。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16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中第8页仲裁庭意见中认为“现有证据表明，2018年5月2日至5月3日，方宏一向案外人共支付了17万元，申请人主张该17万元为本案合同的合同款，但从本案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来看，方宏一作为本案合同的丁方向案外人账户支付17万元，是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所保管的款项，而且将来是要还给方宏一的，所以，该笔17万元并非是本案合同标的物的对价，对于申请人认为该17万元为本案合同的合同款的主张，仲裁庭不予以支持”。由此可见，仲裁庭没有采纳汪能定转款17万元是宏达科美公司的合同款的主张，因此本案的案由不是合同纠纷，而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却将本案作为合同纠纷处理，这与事实不符，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的情况。同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六页第三行中表示，“本院可以确定方宏一向汪能定支付17万元是为了在震亚公司成立前保证合同顺利履行，汪能定代表震亚公司一方先行接受宏达科美公司一方部分合同款”，一审法院将17万元款项认定为合同款项，这与仲裁认定的结果相悖，同时与《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约定的事实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除此之外，方宏一仅作为宏大科美公司的员工之一，既非股东，也非法定代表人。没有事实依据证明是为了推进合同履行要求汪能定支付17万元款项，就算是为了推动合同履行要求汪能定支付17万元款项，那么宏达科美公司也应当是从公司账户转款给汪能定个人，而不是通过方宏一私人账户转给汪能定之外的其他个人，而且是分四次转给了不同的两个人，此时汪能定已经拥有大陆的银行账户，没有必要转给其他个人，更没有必要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进行转款。因此，可以看出17万元款项并非是合同价款，仅仅是由汪能定代替保管的款项。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不能够以此为依据要求汪能定向方宏一支付争议款项。二、本案争议款项17万元已交付至方宏一指定之人。汪能定与方宏一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汪能定为了能够更好地与方宏一进行合作才答应为其保管17万元款项，并应方宏一的要求转交给指定的第三人。汪能定已经委托董毓雯在2018年7月份将17万元交付给了指定的第三方，地点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花园城商场的一个图书馆旁，为了更好地辨认身份，应方宏一的要求，我方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交付时，对方询问我方是不是方宏一先生委托过来的，我方核对了相关信息无误后便将2．5万美元（合计17余万元人民币）交付给了对方。因为汪能定待人和善，相信朋友，认为方宏一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并没有让对方出具任何收款凭证。同时，方宏一在此期间也没有对该17万元的款项进行催收，直到目前提起诉讼才进行催收，如果该17万元款项没有交付给方宏一，那么为何会迟迟不进行催收，由此可见，该17万元款项已经完成交付。因此，汪能定只是基于朋友关系，代为方宏一保管17万元款项，并已经及时返还。本案既非合同纠纷，双方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方宏一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作为其依据，不能够有效地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能够以此判令汪能定支付该争议款项。方宏一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方宏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汪能定返还方宏一17万元；2．判决汪能定承担迟延返还利息，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汪能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0日，宏达科美公司与汪能定签订《技术项目开发合作意向书》，载明双方就点对点视频流传输项目和药残检验光谱快筛系统达成合作协议。2018年6月5日，宏达科美公司与震亚公司、方宏一（同时作为宏达科美公司联系经办人）、汪能定签订《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约定震亚公司为宏达科美公司设计与开发物联网云平台，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39万元（已支付17万元）。该合同同时约定，因之前震亚公司未注册成立，为保证开发进度，各方之前约定方宏一向汪能定指定的银行卡支付17万元，由汪能定保管，待震亚公司成立后，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17万元，汪能定将所保管的17万元转账还给方宏一；该款项方宏一已经支付给汪能定，汪能定已收到；该合同签订时，汪能定已经注册震亚公司成功。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5月3日，方宏一向汪能定指定的案外人账户转账支付共计17万元。2018年6月7日，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5万元。2018年6月21日，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2万元。2018年7月23日，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5万元。2018年7月30日，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3万元。2019年7月15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宏达科美公司与被申请人震亚公司就双方于2018年6月5日签订的《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所引起争议的仲裁案。宏达科美公司提出以下仲裁请求：1．确认《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于2019年6月9日解除；2．震亚公司退还宏达科美公司合同款32万元；3．震亚公司支付违约金63000元；4．仲裁费用由震亚公司承担。北京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合同应予解除，合同解除后，震亚公司应当返还其收取的合同款，但方宏一向案外人账户支付的17万元，是震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保管的款项，而且将来是要还给方宏一的，所以该笔17万元并非是本案合同标的物的对价。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0183号裁决，裁决如下：一、确认《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于该裁决作出之日解除；二、震亚公司返还宏达科美公司合同款15万元；三、驳回宏达科美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四、仲裁费22670元，双方各承担一半。一审庭审中，汪能定申请证人林某、证人汪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已将17万元归还给方宏一指定的人。林某作证称其系汪能定公司员工，林某听汪能定说过，2018年1、2月份，汪能定将17万元交给方宏一在澳大利亚的亲人。汪某作证称其系汪能定之子，其听汪能定说，汪能定2018年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帮助合作对象宏达科美公司的方宏一将17万元换成美元交给方宏一指定的人。方宏一认为证人与汪能定均有利害关系，且证明内容非亲眼所见，对林某、汪某的证言不予认可。经查，汪能定系震亚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询，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审法院认为：因汪能定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民商事纠纷。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本案系合同纠纷，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约定，可以确定方宏一向汪能定支付17万元是为了在震亚公司成立前保证合同顺利履行，汪能定代表震亚公司一方先行接受宏达科美公司一方部分合同款。震亚公司成立后，宏达科美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震亚公司支付17万元合同款，汪能定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已收取的17万元返还给方宏一。现《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经仲裁裁决解除，且裁决认为震亚公司应当返还合同款，汪能定继续占有该17万元已无合法依据，故汪能定应当将该17万元返还给方宏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汪能定主张其已经将17万元交还给方宏一指定的人，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主张。但两位证人均与其有利害关系，且均表示二人所述内容并非亲眼所见，而是转述汪能定的陈述。因此，在无其他形式的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依据证人证言采信汪能定的主张。故不能确定汪能定已还款，方宏一要求汪能定返还17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仲裁裁决，《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于2020年1月16日解除。合同解除后，汪能定即应当返还17万元，逾期未返还的，应当赔偿方宏一因资金被占用造成的损失。方宏一要求汪能定自2020年1月18日起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汪能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方宏一17万元；二、汪能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方宏一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8日起至汪能定实际履行判决第一项给付义务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中，汪能定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已将17万元归还给方宏一指定的人。刘某证言如下：“汪能定在澳大利亚游玩时，将随身美金款项交给本人现居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家中的保险箱代为保管。2018年7月我在澳洲时，汪能定委托我寄存款2．5万美元，代其交付给他指定的一位方先生，约在布里斯班的GardenCity图书馆旁边的座椅区，我方以穿着蓝色衣服做为辨识。当天我女儿董毓雯送小孩上学，由我前往约定地点，我将装有款项的现金袋交给对方点收无误后，立即告知汪能定。当时汪能定说已与对方做了收款确认，不需要我签收。”经询，刘某称其系汪能定的朋友，对于款项交付的时间、对象、金额等情况均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汪能定让其拿了一只袋子给对方，刘某未查看过袋子内物品。方宏一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方宏一申请证人方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从未收到过汪能定转交的钱款。方某证言如下：“我是方宏一的儿子，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从未认识刘某，也未收过刘某的现金。2018年7、8月，我在澳大利亚悉尼，没有去过布里斯班。”汪能定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案涉17万元款项的性质。本案系汪能定与方宏一因履行《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汪能定与方宏一之间关于支付及返还17万元款项的权利义务，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案涉《设备采购与服务合同》明确约定，因之前震亚公司未注册成立，为保证开发进度，各方之前约定方宏一向汪能定指定的银行卡支付17万元，由汪能定保管，待震亚公司成立后，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17万元，汪能定将所保管的17万元转账还给方宏一。可见，方宏一向汪能定支付的17万元是为了在震亚公司成立前保证案涉合同顺利履行，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虽然“震亚公司成立后，宏达科美公司向震亚公司支付17万元”这一返还款项的条件未成就，但因案涉合同已经解除，故为保证合同履行而支付的款项亦应返还。其次，关于汪能定是否已将17万元款项返还给方宏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期间，汪能定主张其已委托刘某将17万元款项交还给方宏一之子，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主张。因刘某与汪能定具有利害关系，且刘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已记不清楚当时交付的时间、对象、金额等情况，亦明确表示其未曾查看过袋子内的物品，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刘某的证言尚不足以证明汪能定已经向方宏一还款。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汪能定返还方宏一17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汪能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汪能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梅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甘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