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黔01执异539号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古敬强,男，196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王院林，男，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申请人：六盘水市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东路****楼。法定代表人：田卫，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邓兴贵，男，1960年5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执行人：贵州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华城凯旋门**法定代表人:冀玉栋，该公司董事长。被执行人：冀玉栋，男，195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执行人:贵阳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v>法定代表人:邓永欣,该公司执行董事。在本院执行王院林、古敬强申请执行贵州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公司）、冀玉栋、贵阳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案中，申请人王院林、古敬强向本院申请追加六盘水市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公司）、邓兴贵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王院林、古敬强异议称，申请人古敬强与被执行人华城公司、冀玉栋执行纠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经调查了解，二申请人向执行法院提出，被执行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到期债权人民币7600万元，贵院依法对被申请人下达了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等，同时查封了被申请人21套门面房，扣划恒远公司银行存款1000万元。后被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最终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民终第18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后贵院依法恢复执行措施，2018年，被申请人又以被执行人冀玉栋涉嫌合同诈骗罪，而7600万元保证金系冀玉栋诈骗赃款，故对7600万元的执行应等到冀玉栋所涉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由，向贵院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贵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黔01执异1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被申请人的异议请求。2018年11月4日，被申请人在贵院的执行谈话笔录中，称，现在成都那边的案件已经在上周结了，这下我们公司就可以明确把剩下的这笔6600万元的款项付给古敬强和王院林了。”。被申请人于2018年11月19日与古敬强、王院林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在签订协议后，用自有的位于六盘水市共计**门面以评估拍卖的价款以物抵债给申请人；余款37126800元在2019年3月31日前全部付清。上述和解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至今仍未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余款支付义务。于2018年12月28日又在贵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同意贵院在变卖门面时，在二拍流拍价格的基础上再降价20%组织变卖，同时称争取在年前付2000万元给古敬强、王院林，3月份把尾款全部付清。”，于2019年1月11日在贵院的执行谈话笔录中，称：“愿意付款，并提供了政府将要对其土地进行征收补偿的相关线索”，但至今均因被申请人的各种原因而执行未果。综上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追加二被申请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对其财物及时采取执行措施。被申请人恒远公司及邓兴贵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申请人将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违背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行)》第61条-第69条规定,代位执行中的“次债务人”在收到人民法院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未提出形式异议即成为“执行当事人”,但此处的“执行当事人”叫第三人,而不是被执行人。代位执行开始后,申请执行人还是原来的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还是原来的被执行人。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不会变更为被执行人。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然而申请人竟然违背这些法律常识,申请将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这一点从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中无法列举出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得到证实。二、申请人将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邓兴贵追加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这显然是在闹笑话。关于“代位执行”制度,我国有以下三部司法解释进行了具体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部司法解释界定了代位执行的条件:1、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2、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3、被执行人怠于行使债权;4、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提出申请;5、坚持有限原则。坚持有限原则的规定为《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8条“在对第三人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不得就第三人对他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代位执行中,只能执行“第三人”,不能执行“第四人”、“第五人”(即不能执行第三人的债务人)。本案中邓兴贵不是代位执行的“第三人”,别说邓兴贵对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恒远公司没有债务,即使有债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也不能追加为代位执行的“第三人”,更别说追加为“被执行人”了。因此,申请人的此项申请显然是在闹笑话了。至于答辩人在《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中提及的邓兴贵在法院做的笔录,这是作为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的笔录,不是邓兴贵个人作出笔录。因为法院通知邓兴贵去做笔录是因为邓兴贵是恒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通知其去的,如果邓兴贵不是恒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院能通知其做笔录吗?显然不能。邓兴贵做笔录的行为是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不是个人行为。除非邓兴贵在笔录中明确表示我个人愿意担保并偿还申请人的债务。”否则邓兴贵绝对不可能成为代位执行的第三人,更不可能成为被执行人。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笔录的内容中,邓兴贵是这样陈述的“这下我们公司就可以明确把剩下这笔6600万元的款项付给古敬强和王院林”,在谈及查封财产的处理方式时,其查封的财产是恒远公司的财产,不是邓兴贵个人的财产。三、恒远公司在法律上不可能作为“被执行人”,而作为代位执行的“第三人”,对其执行必须立即中止,否则将会产生执行回转,执行法官承担重大责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在2018年11月4日,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兴贵到法院做笔录之后,发生了如下新的重大事实,可能引发本案代位执行中,恒远公司不是“第三人”,其前期执行款项需要执行回转。在执行申请人王院林、古敬强与执行被申请人冀玉栋、贵州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案件中,贵院以我公司对被执行人华城公司负有7600万元保证金到期债务为由对我公司进行了代位执行。现我公司已被贵院执行现金约1500万元,另我公司被贵院执行查封了21套商铺及1栋商业综合楼。邓兴贵做完笔录后发生新的重大事实如下2019年5月26日,自然人骆正明以与我公司及华城公司签订有三方返还保证金的协议为由,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公司及华城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我公司退还其华城公司向我公司交付的保证金7600万元、利息12961.92万元、违约金1500万元,共计22061.92万元。现该案成都中院一审判决恒远公司败诉,恒远公司向四川省高院提起了上诉,四川省高院收件后发现一审判决书有一方当事人没有领取,交回成都中院公告送达,现恒远公司已经向四川省高院提交了上诉状,并且缴纳了二审案件受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裁定中止执行:(3)执行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处理完毕确定权属的。”贵院针对我公司正在“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所涉保证金退还案件二审审理完毕确定权属。因此,贵院应当立即中止针对我公司的所有执行措施。若贵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继续执行,将会产生如下严重后果:1、若四川省高院维持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判令我公司向骆正明返还保证金,则贵院针对我公司的代位执行错误,我公司不可能两头履行退还保证金的债务,必然引起执行回转,并且该情况在我公司多次提出执行异议的情况下发生的。2、若贵院继续执行,执行回转时,申请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即执行回转不能,必然给我公司造成数千万元损失,并且该情形是在贵院收到答辩人多次执行异议和中止执行申请后违法执行造成的,因后果严重,本案执行人员将会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本院查明，王院林申请执行华城公司、冀玉栋、贵阳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本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筑民二（商）初字第76号民事调解书，于2014年7月8日立案执行，案号（2014）筑执字第165号。古敬强申请执行华城公司、冀玉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本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筑民二（商）初字第85号民事调解书，于2014年11月4日立案执行，案号（2014）筑执字第313号。该两案本院经首次执行后，分别于2014年12月5日和2014年12月17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7月21日，本院恢复该两案的执行程序，恢复后案号为（2017）黔01执恢30号及（2017）黔01执恢31号。2018年10月2日，本院再次裁定（2017）黔01执恢30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11月13日，本院裁定（2017）黔01执恢31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王院林提出被执行人华城公司在恒远公司处有76,000,000元债权，请求本院执行局予以冻结。本院执行局于2015年1月4日作出（2014）筑执字第1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划拨华城公司资产39,483,310元，及（2014）筑执字第16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恒远公司协助将76,000,000元中的39,483,310元打入法院账户，并于2015年1月5日送达给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兴贵。2015年1月6日，恒远公司向本院执行局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恒远公司与华城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已经解除，与华城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76,000,000元非华城公司所有，故不能作为执行标的。本院执行局于2015年4月29日作出（2015）筑执他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恒远公司的异议申请。恒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筑民一初字第40号民事裁定，驳回恒远公司起诉。恒远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月2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黔高民终字第185号民事裁定驳回恒远公司上诉。2015年2月25日，本院执行局再次作出（2014）筑执字第16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恒远公司协助将76,000,000元中的39,483,310元打入法院账户；2015年3月25日，本院执行局作出（2014）筑执字第1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华城公司未到期债权。2015年5月15日，邓兴贵在执行工作协调笔录中表示：“我们恒远公司态度很明确，7600万我们认账，但是杜鹏要配合把帐算清楚，计算清楚后到底该退多少，退给谁必须弄清楚后我们才支付”，2015年6月23日，对邓兴贵的谈话笔录中，其表示：“这7600万还要等到销售到5个亿后，才逐步返还。我承诺用2个亿的房产进行担保，待搞清楚后，再处置”，2015年6月24日恒远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我公司同意用以下房产作为保证，由法院进行保全，配合法院，待有结果后，本公司才有处置权”，2015年9月22日对邓兴贵的谈话笔录中，其表示愿意由法院划拨其10,000,000元，解封其房产，由恒远公司将房产进行销售，并将售房款66,000,000元打入法院账户。2018年11月4日，邓兴贵在本院执行笔录中称：“之前是因为这个案子还涉及到成都那边冀玉栋的刑事案件，现在成都那边的案子已经在上周了结了，这下我们公司就可以明确把剩下这笔6600万元的款项付给古敬强和王院林。古敬强写的和解协议我也看了，现在就是一个问题，第一笔2000万元我已经和小贷公司联系了，大约在本月10号左右可以放款，剩下的4400万我也和重庆银行联系过，我先付一部分然后你们再解封一部分资产，我再给重庆银行做个抵押，就看重庆银行这边是否同意”。2018年11月19日，恒远公司（乙方）与古敬强、王院林（甲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一、乙方承诺签订本协议后，把六盘水市共计21套门面以评估拍卖价28873200以物抵债给甲方。二、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将余款37126800元在2019年3月31日以前全部结清给甲方。2018年11月19日，恒远公司法人代表邓兴贵在本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原来我是答应通过小贷公司这边在11月10日前先付2000万元给古敬强、王院林，但是现在小贷公司这边资金出现问题，也不能马上把钱给我，事情早晚都要解决，我同意用此次拍卖的门面房以物抵债。如果我公司在2019年3月31日前把钱还清，我想把抵债的门面房收回来，如果到时候不能把6600万元付给你们，那么就以第二次拍卖流拍的价格28873200元（含已经成交的103门面房）来以物抵债。恒远公司邓兴贵20**年12月28日在本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我们公司有部分员工有购买的意愿，所以也想等法院把门面挂网后竞买。我公司也同意你们组织变卖时在二拍流拍价格的基础上再降价20%，我公司员工已经在网上查看了价格，也准备以这个价格购买。我现在积极与政府和银行联系，办理贷款的事情基本上谈好了，争取年前付2000万元给古敬强、王院林，3月份把尾款全部结清给古敬强、王院林。恒远公司邓兴贵20**年1月11日在本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我公司有一块土地，办了两个土地使用权证，本来是打算用来开发的，现在政府要征收去做公园，这两块土地已经评估了，价值1.62亿元，而且也与我公司签订了征收协议，目前就是付款的时间和付款金额存在一点争议，我是想政府能一次性将征收补偿款付给我公司最好，但政府表示资金紧张，先付5000万元，其中还有我公司的合作方缴纳的4800万元保证金，征收款发放后也要把4800万元付给我公司合作方，我既然答应了古敬强、王院林要解决他们案子的付款问题，政府付5000万元肯定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由你们法院去把这两块土地查封了，然后我和政府去谈付征收款的问题。在本案审查期间，经向申请人古敬强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古敬强明确其本次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遵循法定主义原则。依据该规定二十四条：“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加被执行人，应符合该第三人向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条件。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恒远公司之所以在本院执行笔录中承诺还款，是因为本院在执行程序中依法向恒远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执行被执行人华城公司对恒远公司享有的债权，历经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可以认定恒远公司在本案的法律地位系被执行人华城公司的债务人，即次债务人，协助执行人。正是基于以上法律关系，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兴贵才在本院的执行笔录中对于还款的金额、方式等作出承诺，但其承诺的还款金额始终都在本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执行的债权的范围内。由此，恒远公司在多次执行谈话笔录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承诺履行本院责令其履行的协助执行义务，并非自愿代被执行人华城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意思表示。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应有该第三人提交执行法院的明确的书面承诺。综上，被申请人恒远公司在本院执行谈话笔录中明确表示向本案申请执行人古敬强、王院林还款，是对协助执行义务的履行，而非自愿代被执行人华城公司等履行义务。被申请人邓兴贵在执行笔录上签名是代表恒远公司的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申请人亦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基于自愿而向本院承诺代被执行人华城公司等履行义务的书面材料。故申请人申请追加恒远公司及邓兴贵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院林、古敬强追加六盘水市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邓兴贵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判长 毛 丽审判员 朱小龙审判员 张世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李肇星书记员石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