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1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宇明，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会，女，197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玲，女，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育哲，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雨莎，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邦宇，男，197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育哲，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伟，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鹏飞，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蒙，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百联汇盛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法定代表人：黄达国，董事长。 原审被告：黄达国，男，196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杨宇明、李世会、黄玲、王邦宇因与被上诉人文伟、原审被告四川百联汇盛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汇盛公司）、黄达国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5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宇明、李世会、黄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伟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文伟举示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自2013年起便可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从2013年8月17日文伟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来看，其对于公司增资完成后的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的事实明显知情，故文伟的诉请应当自2013年“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文伟于2019年7月4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债权，且无证据证明发生过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事由，文伟本案债权早已过诉讼时效期间。2.文伟实际上为百联汇盛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并非增资人。文伟和杨宇明、李世会、黄玲、王邦宇均是“百联汇模式”课程班的学员，因均认可该商业模式而共同发起设立百联汇盛公司，考虑到操作便利，设立公司时仅登记了5名股东的信息。3.我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增资行为无效。即使增资行为效力存在瑕疵，但百联汇盛公司、其他股东对文伟的股东身份知悉并认可，文伟实际行使股东权利长达6年，各方实际履行行为已治愈了效力瑕疵。3.文伟作为理性投资者，明知百联汇盛公司的组织形态为股份公司，设立理念为“每人10万元股份均等”，也明知杨宇明、李世会、黄玲只是代为办理工商登记且尚未缴足认缴资本，在此背景下，文伟坚持投资百联汇盛公司，存在明显的过错，其应当对增资行为无效承担相应责任。 文伟辩称，杨宇明、李世会、黄玲主张划分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表明其认可增资行为无效。关于过错责任，杨宇明、李世会、黄玲未缴足股本金直接导致合同无效，文伟不存在过错。王邦宇参加了股东大会，杨宇明、李世会、黄玲对王邦宇系公司发起人的身份是知晓且认可的。 王邦宇认可杨宇明、李世会、黄玲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王邦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伟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王邦宇不是公司股东，百联汇盛公司设立时提交给工商局的文件中王邦宇的签名均系他人伪造，一审法院强行剥夺王邦宇申请司法鉴定的权利，在关键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判决王邦宇在所谓“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严重损害了王邦宇的权利。其他事实和理由与杨宇明、李世会、黄玲的一致。 文伟辩称，公司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并非2000万元，且发起人未缴足，文伟之前一直处于被欺骗蒙蔽的状态，直到起诉并委托律师查档后才知晓。我国公司法第八十条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文伟系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不具备适用诉讼时效的基础。杨宇明、李世会、黄玲作为发起人是认可王邦宇的股东身份的，五位发起人均在章程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中签字。 杨宇明、李世会、黄玲认可王邦宇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百联汇盛公司、黄达国二审中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文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百联汇盛公司返还投资款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判令黄达国、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在各自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范围内对返还投资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30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黄达国（投资额200万元，投资比例40%）、杨宇明（投资额150万元，投资比例30%）、王邦宇（投资额50万元，投资比例10%）、李世会（投资额50万元，投资比例10%）、黄玲（投资额50万元，投资比例10%）5个投资人出资，注册资本500万元，设立百联汇盛公司。 百联汇盛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的《四川百联汇盛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载明，百联汇盛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公司由5个自然人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公司全部资产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其中，黄达国认缴股本20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以货币实缴出资40万元，剩余认缴出资160万元，应于2015年6月24日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杨宇明认缴股本15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以货币实缴出资30万元，剩余认缴出资120万元，应于2015年6月24日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黄玲认缴股本5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以货币实缴出资10万元，剩余认缴出资40万元，应于2015年6月24日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王邦宇认缴股本5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以货币实缴出资10万元，剩余认缴出资40万元，应于2015年6月24日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李世会认缴股本50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以货币实缴出资10万元，剩余认缴出资40万元，应于2015年6月24日前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并经四川省工商局审批机关批准，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一）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增发新股的方式；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2013年6月27日，四川法德美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川法德会验字【2013】6-002号《验资报告》，载明百联汇盛公司截至2013年6月25日止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首次实收情况为：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其中：黄达国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4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40万元；杨宇明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3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30万元；王邦宇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万元；李世会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万元；黄玲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10万元。全体股东以货币合计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比例为20%。 2013年7月5日，百联汇盛公司成立，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黄达国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登记股东为黄达国（持股40%）、杨宇明（持股30%）、黄玲（持股10%）、李世会（持股10%）、王邦宇（持股10%）五人。 2013年8月16日，文伟委托成都玖昊科技有限公司向百联汇盛公司转账100000元，并附言“投资款”。同日，百联汇盛公司向文伟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文伟股本金100000元。 2013年8月17日，百联汇盛公司召开并形成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主持人为杨宇明，出席股东103人，会议通过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四川百联汇盛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共计十二章，一百八十四条；……文伟在本次会议上行使股东表决权，并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文伟提交的该会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于2013年8月17日表决通过并生效。 2013年8月22日，百联汇盛公司向文伟出具《股权证书》（股权证号：2013102），载明百联汇盛公司注册资本为贰仟万元人民币整，文伟通过现金方式入股，持股份额为壹拾万股。 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提交百联汇盛公司2013年8月16日形成的《股东花名册》一份，载明文伟为股东之一，汇款日期2013年8月16日，职务为成都玖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一审庭审中，文伟对该股东花名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 2014年2月18日，百联汇盛公司向文伟支付5433.79元并备注“8.18-12.31红利”，文伟一审庭审中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并不清楚款项性质。同日，百联汇盛公司财务记账凭证（顺序号第N-14010）显示：股权分红款金额为748908.68元。该股权分红款金额与百联汇盛公司提交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载明的2014年2月18日向各股东支付的款项总金额一致。 2014年2月15日，文伟参加百联汇盛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并签到。该次股东会对《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津贴、薪酬管理制度》《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两项议案进行审议，文伟对两项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行使表决权。文伟对签到表及表决票未发表质证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百联汇盛公司增资行为是否有效；二、文伟主张百联汇盛公司返还全部投资款10万元能否成立；三、文伟主张黄达国、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补充赔偿责任能否成立，该主张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现分别评判如下： 一、百联汇盛公司增资行为是否有效。本案中，百联汇盛公司系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记载的5位发起人认缴了相应股份数额，认缴期限为2015年6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该规定旨在保护其他投资者利益，防止发起人在自己认购的股份尚未缴足之前，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募集资金，从而加大他人投资风险。故上述法律规定应属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百联汇盛公司未举证证明在向文伟募集股份之前，其5位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已经缴足。百联汇盛公司收取文伟缴纳的股本金并向文伟发放股权证书的行为，实际系向发起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新股，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增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至于文伟是否实际出席股东会、是否持有股权证书并领取公司派发红利的行为均不影响百联汇盛公司向文伟募集股份行为的效力，故杨宇明、黄玲、王邦宇、李世会关于文伟实际系发起人并参与公司经营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文伟主张百联汇盛公司返还全部投资款10万元能否成立。虽然文伟与百联汇盛公司未就公司增资行为签订书面增资协议，但增资行为的履行后果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案涉百联汇盛公司增资扩股行为无效，故百联汇盛公司应当将文伟支付的投资款予以退还。因百联汇盛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向文伟转账支付5433.79元，文伟称不清楚该款项性质，该收取款项应在投资款100000元中扣除，故百联汇盛公司应向文伟退还100000元-5433.79元=94566.21元。一审法院对文伟要求百联汇盛公司返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部分支持。对于百联汇盛公司增资行为无效产生的损失，其有权主张自起诉之日（2019年7月4日）起至上述资金退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三、文伟主张黄达国、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该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黄达国、百联汇盛公司未到庭应诉，未就文伟主张由百联汇盛公司返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发表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论意见，故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辩称文伟向百联汇盛公司主张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是否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该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中，黄达国、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并未举证证明其作为百联汇盛公司股东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在各自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百联汇盛公司无法履行投资款返还义务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文伟主张黄达国、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在未履行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上述黄达国、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未履行出资本息金额均超过百联汇盛公司应当向文伟返还的出资款金额，故一审法院不再分别表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系文伟向百联汇盛公司提起的返还投资款纠纷，黄玲、王邦宇、李世会、杨宇明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于法有悖，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王邦宇关于其已于2013年实际退出百联汇盛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根据百联汇盛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王邦宇目前仍登记为该公司发起人、股东，王邦宇提交的股东花名册及情况说明均无法证明王邦宇并非百联汇盛公司登记股东的事实，故对王邦宇要求对股东会决议中签名是否系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同意，对于王邦宇的上述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1.百联汇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文伟退还投资款94566.21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94566.2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9年7月4日支付至2019年8月19日，以94566.2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支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黄达国、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在未履行出资范围内对百联汇盛公司返还文伟投资款94566.21元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驳回文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百联汇盛公司、黄达国、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负担2164元，由文伟负担136元。 本院二审期间，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撤销公司登记备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拟证明王邦宇在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以及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均系他人伪造，王邦宇已就被仿冒一事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向工商部门申请撤销公司登记；2.王邦宇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用于工商登记的王邦宇身份证遗失并被冒用；3.百联汇盛公司招股说明会材料，拟证明公司股权模式及文伟也是发起人；4.2014年6月13日百联汇盛公司向全体股东发出的关于股权结构调整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文伟自认是公司股东；5.黄达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告百联汇盛各董事、监事的函》《辞职报告》，拟证明文伟应当在2014年得知百联汇盛公司不能再履行公司义务，不能继续经营，不能召开股东会及分红，此为起算诉讼时效的起点。文伟质证认为，对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一审中王邦宇陈述公司成立后其就退出了；法院受理通知书和本案无关，工商局的受理通知书无原件不予认可；王邦宇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招股说明会材料、股权结构调整有关电子邮件、黄达国告知函和辞职信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书、受理通知书、王邦宇身份证复印件不足以证明王邦宇的发起人身份系被冒用，不予采信；招股说明会材料及关于股权结构调整的电子邮件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黄达国的《告百联汇盛各董事、监事的函》《辞职报告》能够与本案其他事实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百联汇盛公司2013年8月17日章程载明：“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第二十条：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额、实缴股份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略。” 2014年9月23日，百联汇盛公司董事长黄达国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各董事、监事发送《告百联汇盛各董事、监事的函》，载明：“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上周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原因：我司给商会一会员单位在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今年8月该企业贷款到期未还，这下把我实际控制的企业及我和我老婆何娟全打入黑名单。接下来我们在南充商行的两笔共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填仓，说好了的填进去再增加30%的抵押物便马上办出来，结果填进去一笔未出来。这样把计划全打破，资金链条全出问题。其他银行正在审批的贷款也全停下来，银行、民间借款本息也只好停止，危机全面爆发。……另外，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暂停发放经营团队的工资及福利。妥否，请明示！”2014年10月11日，黄达国通过电子邮件向百联汇盛公司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申请辞去董事长一职。 上述事实，有百联汇盛公司章程、黄达国《告百联汇盛各董事、监事的函》《辞职报告》在卷佐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百联汇盛公司案涉增资行为是否有效；2.在百联汇盛公司的增资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时，文伟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请求应否受诉讼时效约束，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如何认定；3.百联汇盛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对文伟的诉讼时效抗辩权；4.若股东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文伟本案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5.若部分股东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成立，百联汇盛公司及黄达国应否承担责任。现分析评判如下： 一、百联汇盛公司案涉增资行为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该规定旨在保护其他投资者利益，防止发起人在认购股份缴足前，以公司名义对外募集资金，从而加大他人投资风险，损害不特定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的利益，继而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故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百联汇盛公司通过发起方式设立后，五位发起人并未缴足股份。在此情况下，百联汇盛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注册资本，向文伟等投资人募集股份。百联汇盛公司该行为属于发起人未缴足认购股份即对外募集股份，因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对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上诉主张该增资行为有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上诉主张文伟系发起人而非增资人的理由，因无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在百联汇盛公司的增资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时，文伟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请求应否受诉讼时效约束，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须于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在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对另一方合同权利的侵害。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而对方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期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尽管对方未按期履行的合同义务在事后被确认无效而不为法律所认可，但因合同双方是在自认为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基于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任何一方对其合同约定权利的实现期限均有其明确、合理的预期；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期限履行合同义务之时，另一方基于其对合同有效的认识以及对方到期不履行义务的事实自当意识到其合同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即应关注并及时行使其权利；即使其行使权利的结果会因对方的合同义务无效而使该项权利不能实现，但在处理合同无效之后果的过程中亦即依法返还财产、使双方的民事关系恢复到合同履行之前的状况的同时，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合同义务被确认无效所遭受的损失亦得以弥补，其合法的民事权利即得以实现。所以，合同当事人在知悉其预期的合同权利受到侵害即对方当事人在约定期限届满而不履行约定义务之时，即有权亦应当及时提出权利主张，无论该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在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其对合同对方的请求权亦即其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签订并履行合同，以及对方到期不履行合同等事实而形成的要求对方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的权利即已产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对方合同义务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对此依法不应认可与支持。据此应当认为，即使在一方当事人合同义务应当或事后已经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合同而要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其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从合同约定的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本案中，文伟与百联汇盛公司间成立事实上的增资合同关系，文伟的合同义务为向百联汇盛公司支付增资款，百联汇盛公司的合同义务为履行增资义务，即向文伟出具股权证书，记载入股东名册、修改公司章程、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等。本案中文伟以百联汇盛公司未履行增资义务为由要求公司返还其投资款，即便百联汇盛公司的增资义务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本院认定为无效，但文伟诉请百联汇盛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权利，应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基于前述分析，该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百联汇盛公司未按约履行增资义务之日起计算，而非从百联汇盛公司的增资行为被确认无效时开始计算。 三、百联汇盛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对文伟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本案中，百联汇盛公司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视为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文伟主张公司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该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关于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对文伟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本院认为，首先，上述司法解释条文，其原理在于债权人基于代位权向股东主张履行出资义务的权利，对权利本身而言，该缴付出资请求权并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股东对该请求权并不享有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但债权人享有代位权的前提，应为其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中亦有体现。因此，应当对债权人对公司所享债权是否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审查，此即赋予了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进行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其次，百联汇盛公司目前并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本案属于债权人个别清偿。在股东出资义务的填补责任一次用尽的情况下，若不赋予股东对单个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则会损害其他对公司所享债权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第三，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6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按照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规则，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时，股东也应当享有公司对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百联汇盛公司股东享有公司对文伟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文伟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予以审查。 四、文伟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根据前述第二部分分析，文伟本案诉请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百联汇盛公司未按约履行增资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文伟与百联汇盛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增资协议，双方对百联汇盛公司增资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期限均未明确约定。百联汇盛公司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履行其增资义务，结合文伟于2013年8月16日支付增资款，百联汇盛公司于2014年9月底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止经营的事实，本院确认该该合理期间应在2014年9月30日前。根据查明的事实，文伟在缴纳增资款后，百联汇盛公司向文伟出具股权证书，将文伟载入股东名册，文伟也以股东身份参加了百联汇盛公司的股东大会，并领取了部分公司分红，但百联汇盛公司至今未将案涉增资事宜进行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因百联汇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其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的义务，对文伟的投资权利造成损害，则文伟本案诉请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应为2014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文伟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事由，则其本案诉请的诉讼时效期间于2016年9月30日届满。文伟于2019年7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返还投资款，其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五、百联汇盛公司、黄达国应否对文伟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虽然百联汇盛公司及黄达国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其他股东所行使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实为百联汇盛公司对文伟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经本院审查，文伟本案对百联汇盛公司的债权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文伟该项债权已丧失胜诉的权利，则文伟要求百联汇盛公司返还投资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百联汇盛公司本案中无需承担向文伟返还投资款的责任，则文伟主张公司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便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宇明、李世会、王邦宇、黄玲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566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文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由文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云平 审判员  史 洁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盈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