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8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法定代表人：黄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设、林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 诉讼代表人：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柯菲。）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博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城，住所地嘉兴市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邵名震。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宝，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华，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全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胡庆余堂）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公司）、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明公司）、洪华确认合同无效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2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庆余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胡庆余堂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视杭州恒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有效的事实，简单地认为“恒丰公司是否已取得案涉债权至今未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致使未能准确查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2011年5月10日，恒丰公司、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百汇公司将对开明公司享有的(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恒丰公司。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因此，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恒丰公司已于2011年5月10日受让取得案涉债权。胡庆余堂认为，一审判决简单地认为“恒丰公司是否已取得案涉债权至今未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该条规定，债权转让自通知到达债务人时生效，并不需要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而且，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4民再5号《民事裁定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书》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执复17号《执行裁定书》均未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作出否定性认定。因此，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约定，恒丰公司受让取得案涉债权，且符合法律对债权转让生效条件的要求。恒丰公司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取得案涉债权，百汇公司就丧失了对案涉债权的处分权利，也无权再次转让案涉债权。但是，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和解协议》，百汇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洪华。鉴于《和解协议》与《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均涉及案涉债权的转让问题，因此，《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及案涉债权的权属问题与查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的真实意图及签订背景具有相当关联性。一审判决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及案涉债权的权属等基本事实不作明确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意图，《和解协议》及后续行为事实上也损害了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和解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认为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之间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从表现形式看，恶意串通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其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法律后果是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从证明责任看，第三人无法完全再现行为人实施某具体行为时的动机和目的，由第三人举证证明行为人具有恶意串通的主观心理是不可能的，第三人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外部行为和法律后果等客观事实来证明行为人的恶意串通。因此，本案中，如果胡庆余堂通过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的行为及其后果等客观事实，能够证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具有相互串通损害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应当认定胡庆余堂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不能要求胡庆余堂对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这一事实的证明达到“完全”或“必然”状态。百汇公司和开明公司均是《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百汇公司和开明公司均明确知晓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恒丰公司，是不争的事实。显然，百汇公司和开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同意将案涉债权两次转让给洪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故意。2014年12月2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发《函》，该函附有“洪华等债权人所提书面异议”，并且洪华作为百汇公司的债权人认为“百汇公司将债权单独转让给恒丰公司，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其他执行案件债权人的权益”。后被上诉人洪华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对(2014)嘉南商初字第486号判决案件进行再审的申诉申请》。结合前述事实，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和解协议》时，被上诉人洪华显然明确知晓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恒丰公司的事实。因此，洪华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也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胡庆余堂认为，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在明知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恒丰公司的情况下，再就转让案涉债权签订《和解协议》，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企图通过签订《和解协议》达到各自目的，该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和解协议》应认定为无效，胡庆余堂对此事实的证明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认为胡庆余堂未能举证证明前述事实，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三、百汇公司在拖欠胡庆余堂等多个债权人约7亿余元债务未履行的情况下，将案涉债权单独转让给被上诉人洪华，将导致洪华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进行受偿，严重损害了胡庆余堂等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公平原则。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的(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书》记载，百汇公司当时为浙江省内三家法院16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未履行的执行债务标的额约7亿元。一审判决罔顾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约时百汇公司存在多个债权人及大额债务未清偿的事实，没有考察《和解协议》签订时的基础背景，导致未能正确认定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约时的真实意图，致使本案裁判结果错误。百汇公司在拖欠胡庆余堂等多个债权人约7亿余元债务未履行的情况下，将案涉债权单独转让给洪华，属于个别清偿行为，严重损害了胡庆余堂等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签订的《和解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不予认定，认为本案不应参照单独清偿行为无效原则进行裁判，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此外，《和解协议》存在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执行案件过程中，被执行的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时候执行，法院应当将案件做移送破产审查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更是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加强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关事宜的告知和征询工作，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所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百汇投资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过程中，经过财产调查，应该能够明确地发现，百汇公司实际上早已歇业，并且在法院存在着多起案件未执行完毕。按照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裁定书高达7个亿。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应该很清楚，被执行的财产是无法满足所有执行案件的。按照上诉规定，执行法官显然应当做征询被执行人和其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是否同意将百汇公司移送其住所地法院做破产审查，但是执行法官却引导，甚至威逼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方式，将债务人唯一的财产对外清偿债权。实际上这个对外债权当时已经转让给其他债权人，而且是早在2011年的时候转让给恒丰公司，执行法官通过拘留债务人百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逼迫同意将债权转让给洪华的方式来处理案件，促使他们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所以，这份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事由，应当确认无效。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百汇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相关事实是百汇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经余杭区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百汇公司对开明公司享有债权本金31734943元，执行案号为（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号。2011年，百汇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恒丰公司，恒丰公司据此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执行申请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百汇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缺乏正当性，驳回恒丰公司申请。2015年，沈金松控制下的百汇公司及关联企业全部歇业，2016年3月，百汇公司的关联企业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经杭州市下城区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2019年3月14日，洪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经下城区人民法院主持签订《和解协议》，百汇公司将对开明公司的31734913元债权转让给洪华，后发生胡庆余堂起诉确认《和解协议》无效的诉讼。二、本案一审漏列当事人，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发回重审。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执复17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执异50号二份执行裁定书，可以确认百汇公司在（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号案件中所享有的债权在2011年5月10日曾转让给案外人恒丰公司，百汇公司在上述案件中享有的债权在洪华前还存在另一个受让人。可见，本案债权转让涉及案外人利益，审理结果直接影响该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其对本案有独立请求权未参与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应参与本案诉讼。原判决遗漏当事人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三、百汇公司自2011年起存在巨额债务不能执行的事实，以任何方式转让执行案件的债权，均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百汇公司于2011年起已有多个经法院确认的债权人，且执行标的高达数亿。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百汇公司应履行金额38463万元，经执行及破产程序清偿后，截至2019年3月，债权金额仍高达33261万元，这种情况下，百汇公司无论以何种方式转让债权，均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截至开庭日，管理人已经收到百汇公司债权申报7笔，申报总额38864万元，初审债权金额33994万元。百汇公司于2015年歇业，歇业时无其他任何财产，至百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无新增资产。四、参照同类型案件的判决，一审法院保护案涉债权转让行为，违反公平原则。百汇公司自2011年始，多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存在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情形。2011年百汇公司将对开明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恒丰公司，恒丰公司为此向法院申请变更自己为申请执行人，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百汇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同时在他案中有多个被执行案件未履行义务，则其债权应作为他案中的责任财产，百汇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势必影响百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实现。根据我国执行程序中的多个债权人清偿制度，需根据债权性质及被执行财产状况等具体情况确定多个债权人的清偿顺序及数额，被执行人此时转让债权或其他财产，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各债权人均应在百汇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以多个债权人清偿的方式实现。洪华独享百汇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对百汇公司的其他债权人而言显失公平。本案洪华以《和解协议》方式受让百汇公司在执行案件中对开明公司债权的行为，同样侵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本案与上述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均相似，本案应当参照同类型案件的判决，该债权转让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五、《和解协议》涉及的债权转让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1.本案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发言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90条、第96条的规定，百汇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全部或主要财产被查封，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其次，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和执行异议处理中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的规定，百汇公司作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歇业的企业法人，其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应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百汇公司未经清理歇业，且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下，不应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百汇公司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歇业，其多项财产即使分别被不同法院查封，即使部分法院查封的财产足以清偿其执行中的债务，但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全部财产相加不足清偿已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属于《执行规定》第90条、第96条规定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应适用参与分配。故本案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执行阶段形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违反最高院的执行规定及省高院的答复意见而无效。2.本案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执行和解形式合法，但实质是一个债权人独享（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号案件中所享有的债权。在百汇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且百汇公司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歇业情况下，洪华独享百汇公司唯一或主要财产的合同目的是非法目的，故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综上，请求支持胡庆余堂的上诉请求。 开明公司答辩称，胡庆余堂提到这个和解协议是三方恶意串通，不符合事实。这个协议是在执行法官的诱导之下而产生了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至于和解协议的有效和无效。根据事实和法律，由二审法院来确认。 洪华答辩称，本案的一审的查明的事实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详细的理由在一审中已经作了充分的陈述，在此不再赘述。但是有几点想做出重点说明。一、胡庆余堂的上诉理由第1项、第2项和第3项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第1项和第2项，其认为是存在着百汇公司、开明公司和洪华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言下之意，是针对恒丰公司的权益受到了侵害。而在第三项的上诉请求中主要提到了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如果胡庆余堂的第1、2项的上诉理由成立，也就意味着恒丰公司的权益就变成了合法权益。既然恒丰公司的权益变成合法权益，后面第三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那就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反之，如果第三项理由是成立的，也就等于第二项里面恒丰公司的利益又变成了一个非法利益，二者之间必然有着一个此与彼的矛盾关系。所以胡庆余堂的上诉请求是前后矛盾的。胡庆余堂一再主张恒丰公司与开明公司、百汇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姑且不论洪华在2019年3月14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在法院的执行行为主持下形成。单纯看双方均签订协议这一形式要件，均是以协议的形式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为什么恒丰公司的协议就有效，2019年3月14日洪华的协议就变成无效。这是胡庆余堂在自我逻辑上的第二个矛盾之处。其实从合同上看，既然前者有效，不谈其它因素，后者当然有效。在胡庆余堂的上诉理由中，其实第1、2项的核心意识和核心诉求，主要是想体现本案之中存在着两个债权转让协议。由于恒丰公司的在先，2019年3月14日洪华的协议在后。所以认为后协议因为知道前者的存在而存在着恶意串通。但事实上，其核心论点仍然是本案存在着所谓的一物两卖的情形。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物两卖的司法解释，其实如果真正存在一物两卖的话，也完全排除了恶意串通。因为如果真正存在一物两卖，处分人和受让人或者第一受让人和第二受让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协议都是有效的。无非是最后协议如何履行，还有另外一个协议得不到履行之后，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所以说，既然胡庆余堂在1、2项请求中，着重强调这个逻辑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物两卖的相关司法解释冲突的，是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的。二、恒丰公司、百汇公司、开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已经生效裁定明确不具有债权转让的处分效力，不能对抗执行。首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明确的是，《债权债务转让协议》限于债权转让当事人之间产生合同效力。不能对抗已经进入法院执行程序案件的执行的。所以在本案之中，实际上涉及到协议与执行程序之中执行效力的区分和对抗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显然应该适用相关执行方面法律解释。其次，省高院的生效裁定虽然没有对该协议效力做出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但是不能对抗执行的法律效果，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根据现有的合同法理论，将合同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作出了区分，裁定书虽然没有对自行转让的负担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但对于处分行为已经明确否定，所以其不能对抗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能自行转让。洪华是通过法院的执行行为获取债权转让，应得到保护。三、和解协议并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的情形。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清，因为是否存在恶意，前提是洪华的利益如果是一个非法利益。但本案之中，洪华相关的债权6000多万元，本案债权转让的3000多万，洪华的债权实际上要远远超过这3000多万的数字，其通过和解，没有获得任何非法利益，其执行请求也是在一审法院的执行法官的主持之下，通过调解方式达成，所以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四、关于本案洪华第一顺位的保全的执行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合法债权人合法权益、违反公平原则的个别清偿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8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16条，对法人的普通债权执行，按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本案中洪华积极依法主张权利，第一时间申请对案涉债权的保全，最终得以优先执行。百汇公司歇业也不能够单纯的凭着某一些人的语言表达就予以确认，应该根据相关的营业的基本事实来进行确认。五、关于本案之中有没有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其实一审法院当时在开庭过程中已经提出是否是需要追加恒丰公司作为案件的一个当事人参与诉讼。对于这些问题，洪华在一审中也进行了相关的辩论提出意见。事实上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书，已经驳回恒丰公司的请求。所以恒丰公司在该案之中，根本就没有债权，或者说只是有一纸债权转让协议，根本就没有权利参与到相关的执行案件之中，包括其合同的相关效力，也与本案之中洪华所主张的合同效力是否无效没有关联性。恒丰公司参加案件与否，与本案根本不涉及到相关的利害关系，所以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他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参与诉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六、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上诉意见。首先从程序上来讲，超过了上诉期限。而且该理由不是在上诉状当中的涉及的，是一个新增的内容。不应当作为审理的范围。并且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对于执行法官有无义务向其他债权人进行征询，或者移送破产，不能对于执行法官过于苛求。在下城区人民法院并没有其他的债权人在并案执行，其他法院的债权人或者没有起诉的债权人不在执行法官应当征询意见的范围。因此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胡庆余堂讲到的应当向其他债权人去征询要不要破产的要求。如果说对于执行法官，要对案外有无起诉或者其他法院的债权人均要征求是否有破产要求的话，那对于执行法官太苛刻，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七、关于百汇公司因为没有其他可供财产执行，因此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问题，而影响到本案合同效力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究竟百汇公司有无其他财产。目前管理人尚未查明就做出一个百汇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观点。按照通常理解，百汇公司欠下几个亿的债，其应收款的去向是应当由管理人查明的，而不是简单的说没有财产。洪华取得的也是一个应收款而已，而不是固定资产，或者是现金人民币。所以说，没有其他财产，这个观点本身是不科学，也不是符合目前管理人可以做出的评判，即便是唯一财产，已经在执行当中，不存在因此导致无效的情形。如果按照破产法规定，存在偏颇性清偿的违法行为，也是由管理人提起撤销之诉，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管理人可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条件，时间上不符合法定撤销权的时间，即半年之内个别清偿。形式上也不是自行清偿，而是人民法院执行和解当中的一种清偿行为。《和解协议》签订时，百汇公司没有破产，是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签署，不属于恶意的个别清偿行为。八、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百汇公司管理人引用的法条现已废止，已被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16条所取代。不能用已废止的相关规定来主张可以参与分配。从目前规定来说，对个人和其他组织按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08条，还可以要求参与分配。但本案当中其他债权人也没提出要求参与分配，也不能够向企业提出参与分配的要求。所以本案当中，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顺位进行清偿是符合目前民事诉讼法解释和执行相关规定的。洪华为实现自己的真实债权，通过人民法院执行的债权取得的，要求是合法、正当的，应当得到保护。九、本案当中不存在法官诱导以致形成重大误解订立合同。如果认为有重大误解，当然可以在法定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撤销的。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做工作，不是一种威逼，更不是一种利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胡庆余堂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洪华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2、由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洪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3月14日，洪华（甲方）、百汇公司（乙方）、开明公司（丙方）三方经下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主持，签订《和解协议》一份。该《和解协议》明确：洪华诉沈金松、孙青卫、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汇丰担保有限公司、百汇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2017）浙0103执317号一案和百汇公司诉开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7）浙0103执5162号一案，三方当事人经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一、百汇公司将对开明公司的31734913元债权转让给洪华，并另行支付40万元后，（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二案执行完毕，沈金松、孙青卫、杭州新星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汇丰担保有限公司、百汇公司对洪华的债务清偿完毕；开明公司对百汇公司的债务清偿完毕；二、开明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后一年内支付洪华31734943元，并按照月息1%支付利息，每三个月一付。如逾期支付利息，洪华有权以月息2%向人民法院主张全部债权。三、开明公司将位于嘉兴市城南路926号，产权证号嘉房权证禾字第0××4号、建筑面积为5035.18平方米的不动产抵押给洪华，本协议在洪华取得抵押权证后生效。如洪华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未取得抵押权证的，洪华有权解除本协议，由人民法院继续强制执行。四、本协议签订地为杭州市下城区，如有纠纷的，由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落款签名情况：甲方洪华签名，乙方由沈金松落款签名，丙方由邵名震落款签名并加盖开明公司公章。该协议签订后，洪华与开明公司对开明公司所有的嘉兴市城南路926号房产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编号为浙（2019）嘉开不动产证明第0009232号、权利人为洪华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后百汇公司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另行支付400000元。2017年5月21日，法院执行法官告知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开明公司、百汇公司、洪华三方对关于（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两案已达成和解协议，现开明公司已履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故法院解除对被执行人开明公司位于嘉兴市××路××号××幢××室，三号桥6幢房产及土地，但因协议尚未全部履行完毕，本案尚未执行完毕，故除今天法院解除的上述房产土地以外，剩余房产及土地开明公司在没有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处置。邵名震表示其知道了。另查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胡庆余堂公司对百汇公司等被告享有债权本金14895000元及利息，至今尚未清偿完毕；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洪华对百汇公司等被告享有债权本金49000000元及利息，执行案号为法院（2017）浙0103执317号；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百汇公司对开明公司享有债权本金31734943元及利息，执行案号为法院（2017）浙0103执5162号。2018年6月23日，法院作出（2017）浙0103执5162号裁定，因申请执行人百汇公司以被执行人开明公司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故裁定终结（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2018年7月20日，法院作出（2017）浙0103执317号之一裁定，因在本次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但不影响申请执行人洪华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百汇公司等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亦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查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浙执复1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事实如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百汇公司诉开明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浙杭商初字第73号民事调解书期间，杭州恒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称，其与百汇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百汇公司是开明公司的债权人，三方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恒丰公司同意百汇公司将其对开明公司拥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恒丰公司，并于2014年7月20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执行主体。在2014年8月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笔录中，执行法官建议恒丰公司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债权及权利主体资格。恒丰公司遂基于债权转让协议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8月8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嘉南商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判令开明公司支付恒丰公司28800000元；该判决被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3日作出的（2016）浙04民再5号民事裁定撤销。此后，恒丰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递交《变更执行主体再申请》，要求变更其未（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驳回恒丰公司的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裁定驳回恒丰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执异50号执行裁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依职权对百汇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金松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沈金松陈述：案涉《和解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由其本人所签；该和解方案由洪华提出来的，洪华找了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谈好，由他们双方签好字后，再由其本人签字。签《和解协议》时，百汇公司欠洪华9000多万，已经执行3000多万，开明公司欠百汇公司本金3200多万，所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把百汇公司与洪华以及百汇公司与开明公司的三角债清偿掉了，协议经过三方认可的，其本人认为协议没有问题。法院通过电话方式与开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名震进行联系，并进行录音及制作通话备忘。邵名震陈述：其本人目前在北京，无法前来下城法院开庭应诉，故委托公司员工代理出庭。执行局周利峰法官提出鉴于百汇公司欠洪华、开明公司欠百汇公司债务均未清偿，该两案均在下城法院执行中，可由开明公司直接向洪华进行清偿；其本人觉得这个和解方案可行，故与洪华的代理律师进行协商沟通后，在周利峰法官主持下签订了《和解协议》。其本人与洪华此前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和解协议》签订时，他们承诺要申请对开明公司查封的财产进行解封，但至今未进行解封，其本人认为该《和解协议》生效的前提是法院必须对其保全的财产进行解封，故认为《和解协议》存在诱导的性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乙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息；（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和解协议》系三方当事人洪华、百汇公司、开明公司经过自愿协商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合同效力应当予以尊重。胡庆余堂公司主张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洪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事实，百汇公司与开明公司均予以否认，胡庆余堂亦未予以举证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开明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名震提出《和解协议》生效前提是法院解除对其全部保全财产的查封措施，而事后其财产未获解封，故认为《和解协议》未生效，《和解协议》存在欺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解协议》签订后，执行法官已告知邵名震对开明公司的部分财产进行解封，邵名震未提出异议，且《和解协议》未约定将解封行为作为协议的生效要件，故对于开明公司的抗辩意见，法院亦不予采纳。关于百汇公司曾将其对开明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恒丰公司的事实一节。有关认定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恒丰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法律效力的判决已被裁定撤销，恒丰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亦未获准许，故恒丰公司是否已取得案涉债权至今未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法院对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亦不作评判。即使该转让协议属实，就案涉《和解协议》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而言，产生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问题，而无法以该事实作为直接评判合同效力的依据。此外，有关法院（2017）浙0103执317号、（2017）浙0103执5162号执行两案裁定执行程序终结的事实，并不导致相关执行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实质意义上的消灭，亦不影响因此达成的《和解协议》效力。综上，胡庆余堂公司主张《和解协议》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第三者利益以及本案应参照破产法上单独清偿行为无效原则进行裁判而认定案涉《和解协议》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有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予以记录在卷。 百汇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2020）浙0110破申38号民事裁定书，（2020）浙0110破37号决定书。证明百汇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百汇公司已知债权统计表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证明百汇公司自2011年起存在巨额债务不能执行。百汇公司以任何方式转让执行案件债权，均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3.百汇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表及债权申报资料一套。证明截至2020年11月26日，7名百汇债权人申报债权金额388642321.37元，经管理人初审债权金额339941517.47元。4.百汇公司沈金松笔录，证明百汇公司2015年歇业，2015年后无新增自查，有关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5.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执协字第3号《关于建议对南湖法院（2014）嘉南商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进行审查的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执民字第500-3号函及附件《请求对（2014）嘉南商初字第486号判决案件进行再审申诉申请》，证明洪华认为百汇公司转让500号执行案件债权，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百汇公司涉及多个执行案件未履行，单独转让其对开明公司的债权属于个别清偿行为，违反了公平清偿原则，引起百汇公司诸多债权人信访，经省高院执行局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认为，南湖法院确认债权转让行为有效是错误的，函请相关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进而证明本案洪华以执行和解的方式取得开明公司执行案件债权的行为与恒丰公司受让开明公司执行案件债权的行为相同，不应得到法律保护。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认为:对证据1予以确认，对证据2-4中相关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对百汇公司管理人就百汇公司债权债务所作统计应在破产程序予以核查确认。百汇公司管理人沈金松所作笔录真实性难以确定。证据5的来源不明，且本案《和解协议》属执行程序中经执行法官主持形成的执行和解，《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系恒丰公司、百汇公司和开明公司自行达成，两份协议的订立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该证据不能达到百汇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胡庆余堂要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和解协议》的订立，属执行程序中经执行法官履行相应的职务行为进行主持、各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并无证据证明执行法官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存在威逼、诱导相关当事人等违法不当之处，在没有确凿证据推翻经由执行法官履行职务行为主持而形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该《和解协议》的有效性应予以确认；其次，上诉所提《和解协议》违反的相关规定属司法解释或相关指导意见，不符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形；再次，洪华对于百汇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且进入执行程序，洪华作为债权人，通过执行程序要求实现到期债权是其合法正当权益，不应以百汇公司存在其他债务未清偿作为本案债权债务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直接依据。如证据评判所述，《和解协议》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订的情况不同，如涉及相关当事人的无权处分行为，由此产生的系合同履行和违约责任的问题，不能以此否定《和解协议》的效力。同时，《和解协议》的签订时间在人民法院受理对百汇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前六个月以上，也不构成破产法上的单独清偿情形。由上，结合《和解协议》经执行法官因履职行为主持达成的事实，不能认定百汇公司、开明公司、洪华恶意串通签订《和解协议》。此外，本案涉及《和解协议》的效力认定，恒丰公司要求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已被驳回，其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综上，胡庆余堂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杭州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