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4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伟，男，汉族，1969年6月4日出生，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星，甘肃律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明全，甘肃律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法定代表人：胡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军，男，汉族，1953年11月13日出生，住兰州市西固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濛，女，汉族，1988年6月9日出生，住兰州市西固区，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崔建伟因与被上诉人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4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建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四建公司向崔建伟继续履行《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交付位于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新乐花园××号楼××层××层××房屋一套，本案诉讼费由四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未查清楚，导致法律关系混乱；把经审理查明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在本院认为中予以引用，并作为驳回上诉人的理由。二、一审未查明的案件事实，就作为定案的案件事实，即崔建伟和宋劝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不明。1、在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2017年5月11日，崔玉庭的儿子崔建伟代“崔玉庭”与四建公司签订了《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简称：协议)。该事实证实了崔建伟和崔玉庭之间是代理关系，但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崔玉庭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去世多年，而且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崔建伟根本不可能“代”已故之人“崔玉庭”签订《协议》，违背了基本的生活常识。2、在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中，没有表述崔建伟代宋劝签订《协议》的事实，但是被上诉人自认为宋劝是本案实际的被拆迁人，认为崔建伟代宋劝签订了《协议》，即认为崔建伟和宋劝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提供崔建伟和宋劝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事实证据，否则崔建伟和宋劝之间就不存委托代理关系。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1、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并没有否定《协议》是无效的、不成立的。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三章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赋予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要贯彻案结事了的原则，在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合理行使释明权，实现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节约诉讼资源的规定，证实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认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签订《协议》是合法有效的。2、既然一审法院认可《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三章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和坚持诚实守信原则。被上诉人已经举证，在经过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向案外人交付了三套房子，上诉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证实，被上诉人要向上诉人交付四套房子。被上诉人提供与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未提供经上诉人同意的证据，一审法院采信的观点是与上诉人无关。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提供与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与上诉人无关；那么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还要向上诉人交付一套房。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3、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推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是无效、不成立的基础上，却让上诉人举证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完全违背《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一款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举证了《协议》，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被一审法院所采信，已经证实了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不明，一审法院还需要上诉人提供何种证据，除了《协议》之外还需要举何种证据，才能达到证明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而且是画蛇添足。四、被上诉人和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在本院认为中做了模糊处理。1、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时，将四建公司和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认定与上诉人无关。在本院认为中“又可见，宋劝家庭内部对外补偿安置房屋的分配似已有定论"，说明一审法院在猜测、推断认为宋劝家庭内部对安置房的分配有定论，借此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交付四套房的义务。不可否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履行和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在履行方式上出现错误的认识。假设按照一审法院的认为，宋劝是实际的被拆迁人，被上诉人与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时，是不是应当经过宋劝同意，宋劝是安置房屋的权利人；但是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均没有征求宋劝的意思表示，就将属于宋劝的安置房给处分了，这是在滥用职权，严重侵害了宋劝的合法权益。因此，被上诉人在一审如何抗辩，都不能否认一个客观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和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与宋劝或者崔建伟存在关联性，就必须经过宋劝或者崔建伟同意，否则就是无效的，非法的，系无权处分。2、如果被上诉人和刘馨莹签订的安置购房协议与宋劝或者崔建伟不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处分行为与上诉人或者宋劝无关。但是，根据《协议》，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交付了三套安置房，还有一套安置房没有交付，就构成违约，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五、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崔建伟不是《协议》的合同主体，就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就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不是从实体上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四建公司答辩称，崔建伟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首先，崔建伟不是拆迁协议的当事人。四建公司原应与公租房房主崔玉庭签订《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但崔玉庭已故，该公租房由其妻子宋劝居住，宋劝年事已高，宋劝的儿子崔建伟代签了拆迁协议。崔建伟不是被拆迁人与协议的相对人，无权向四建公司主张拆迁协议上的权利；其次，四建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拆迁协议。签订拆迁协议前，宋劝及其子女提出家庭困难、人口多，希望补偿三套房屋。四建公司考虑其家庭情况后决定予以照顾，向其补偿了三套住房，并将宋劝安置在新乐花园Ａ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内过渡。腾交公租房时，宋劝要求将供其过渡的房屋补偿给宋劝，否则不腾交公租房。为了不影响整体拆迁，四建公司只得将过渡房屋补偿给宋劝。2019年3月29日，崔建伟将过渡房屋出售给李红霞。2017年11月22日，崔建伟将四建公司补偿安置的新乐花园Ａ区2号楼ｌ702室房屋出售给胡旭珠。2020年4月30日，崔建伟、宋劝、胡旭珠在四建公司办理了2号楼ｌ702室房屋的入住手续，四建公司与胡旭珠签订安置购房协议。2019年ｌ2月22日，崔建伟将四建公司补偿安置的新乐花园Ａ区2号楼1302室出售给李正瑞。2020年6月16日，宋劝与李正瑞在四建公司办理了2号楼ｌ302室房屋的入住手续，四建公司与李正瑞签订安置购房协议。签订拆迁协议时，宋劝的子女均在场，崔建伟与姐姐崔兰英口头约定，由崔兰英支付三套安置房屋的预付房款，待交房时，将一套房屋补偿给崔兰英。2020年5月8目，四建公司交付房屋，崔兰英来办手续，四建公司将新乐花园2号楼2802室房屋补偿给崔兰英并与其女儿刘馨莹签订安置购房协议。上诉人崔建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四建公司继续履行《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向崔建伟交付位于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新乐花园××号楼××层××层房屋一套：2.本案诉讼费由四建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拆迁的平房是四建公司分配给崔玉庭的公租房，面积为48.6㎡，崔玉庭去世后，由其妻子宋劝继续居住，后该房屋被拆迁。2017年5月ｌｌ日，崔玉庭的儿子崔建伟代“崔玉庭”与四建公司签订了《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拆迁协议的乙方是“崔玉庭”，协议约定“2．分配安置Ａ区7＃楼住房壹套，总房款贰万元整。3．另计，Ａ区二期安置叁套房子，5号楼ｌ号房ｌ5层至28层之间壹套，2号楼3号房壹套、2号房壹套，15层至30层之间，总房款壹拾捌万元叁套房子房款”。2017年5月11日，四建公司与崔建伟签订《甘肃四建集团新乐花园（Ａ区7＃楼产权房）安置购房协议》，崔建伟选购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新乐花园Ａ区××号楼××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为74．68㎡）。2019年3月29日，崔建伟将该房屋出售给李红霞，四建公司与李红霞补签了安置购房协议。2019年6月26日，崔建伟向四建公司出具承诺书，载“……经我母亲宋劝同意，将临洮街新乐花园Ａ区7号楼401房屋转让给李红霞（授权书一份）。剩余两套住房余（与）我崔建伟无认（任）何关系。所发生一切后果予（与）四建集团拆迁办无任何关系。我本人承担法律责任”。2017年11月22日，崔建伟将新乐花园Ａ区2号楼2户型ｌ7层房屋（建筑面积为91．59㎡）出售给胡旭珠。2020年4月30日，四建公司与胡旭珠签订了安置购房协议。2019年ｌ2月22日，崔建伟与宋劝将新乐花园2号楼2户型ｌ3层房屋（建筑面积为91．59㎡）出售给李正瑞。2020年6月16日，四建公司与李正瑞签订了安置购房协议。2020年5月8日，四建公司将新乐花园Ａ区2号楼2户型28层房屋（建筑面积为91.59㎡）补偿给崔建伟的姐姐崔兰英，与崔兰英的女儿刘馨莹签订了安置购房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崔建伟是否为《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四建公司征拆涉案公租房时，仍以“崔玉庭”为被拆迁人，将“崔玉庭”列为合同乙方。崔玉庭已故，丧失了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四建公司将“崔玉庭”列为合同乙方，确有法律上的缺漏，但该缺漏恰能说明四建公司无意与崔建伟签订拆迁协议，即在拆迁安置补偿事宜上，四建公司与崔建伟并无合意。崔建伟不能据代签行为取得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崔建伟据拆迁补偿协议主张权利，其应举证证明该法律关系的存在。崔建伟未举证证明与四建公司有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崔建伟不是拆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与四建公司无拆迁补偿之合意，对四建公司不享有拆迁补偿合同上的请求权，无权向四建公司提出本案的诉请。四建公司在庭审中称被拆迁人应为崔玉庭的妻子宋劝。崔玉庭去世后，宋劝继续居住在公租房内，故四建公司将宋劝视为实际的被拆迁人确属合理，但四建公司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未将该内心真意表示于外，而仍以“崔玉庭”为合同乙方。四建公司称考虑到宋劝子女多，家庭困难，对其多加照顾，决定向其补偿安置3套房屋，并向宋劝提供一套过渡房。崔建伟向四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显示，崔建伟经宋劝同意，将其中一套房屋出售给李红霞，并承诺剩余两套住房与其无关。可见，四建公司虽未与宋劝签订书面的拆迁补偿协议，但在处理拆迁事宜时，将宋劝视为实际的被拆迁人，崔建伟出售安置房屋亦在得到宋劝的允许后，四建公司方办理房屋转让手续。又可见，宋劝家庭内部对补偿安置房屋的分配似已有定论，崔建伟出售一套房屋，并承诺剩余二套房屋与其无关，则四建公司向崔兰英补偿安置的另一套房屋更应与崔建伟无关。四建公司已向宋劝家庭补偿安置了四套房屋，崔建伟业已将其中三套房屋出售给他人。至此，四建公司已完全履行了拆迁协议的义务。综上所述，崔建伟不是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无权向四建公司主张协议上的权利；四建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涉案的补偿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崔建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88元，由崔建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崔建伟申请其母亲宋劝出庭作证，拟证明宋劝未曾同意崔建伟将房子给崔兰英。本院认证认为，首先，宋劝证言不符合新证据规定。其次，宋劝系崔建伟近亲属，与崔建伟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宋劝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已质证证据及审理笔录，一审认定2017年5月11日，崔玉庭的儿子崔建伟代“崔玉庭”与四建公司签订了《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与本案现有证据不符，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5月11日，四建公司签署《甘肃第四建设集团临洮街平房改造拆迁协议》，该协议主体乙方列为崔玉庭，崔建伟签字确认。本院认为，物权依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本案上诉人崔建伟诉讼请求四建公司交付位于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新乐花园××号楼××层××层房屋一套，该诉讼请求涉及不动产物权的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经审查，本案涉及房屋权属还未经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诉争房屋不动产物权未依法设立，且物权何时设立不能确定，崔建伟请求交付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本案安置房屋物权暂未依法设立，崔建伟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支持，故对崔建伟是否系拆迁补偿协议相对人无审查认定之必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崔建伟非拆迁补偿协议相对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崔建伟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由上诉人崔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志勇审 判 员 张惠东审 判 员 谢格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雷 婧书 记 员 魏凤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