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11民初15793号 原告：王某，女，2017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法定代理人：王永良，男，1987年7月11日生，系原告父亲，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葛丽明，女，1991年1月31日生，系原告母亲，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微，北京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211422406617Y，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 法定代表人：谭书彬，系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涛，辽宁祥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2000715586348，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体育新城规划**路****。 法定代表人：邵小光，系党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硕，系该院职工，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原告王某与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以下称“大连湾地区医院”）、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以下称“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的法定代理人王永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微，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涛、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贾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1月，产妇葛丽明因怀孕就诊于大连湾地区医院，2017年10月28日原告王某出生，整个孕检过程和生产过程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均表示一切正常。原告出生当日，家属发现原告后腰正中位置皮肤有类似红色胎记的淡红色色素沉着，中间有黑色小眼，里面长满黑色毛发，遂向医生询问是否有问题，医生查看后表示是正常胎记，没有任何问题。2018年6月10日原告因无明显诱因发热3天到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入院治疗，入院后家属向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说明了原告腰骶部胎记的情况，但在入院10天无明显好转且无法查明发热原因的情况下，被告对家属描述的腰骶部胎记的情况完全没有考虑，甚至没有进行体表查看。2018年6月19日因治疗无效果，原告转至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入院接受治疗，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后，确诊为脊髓栓系综合征、腰舐瘘、皮毛窦合并感染，建议原告转院。出院当天原告已经无法自主排尿，2018年7月25日到北京儿童医院时，下肢已经没有知觉。2018年7月28日原告紧急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先天性皮毛窦（腰骶部）、感染性脊髓脊膜室管膜炎、脊髓栓系、皮毛窦及椎管内肿瘤合并感染等。原告目前遗留有重度大小便排便障碍、下肢活动障碍、腰骶部活动障碍。原告认为，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明知腰骶部有异常，未及时进行相关检查，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在发热原因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于原告描述的王某后腰位置的皮毛窦症状完全没有给予重视，二被告的行为共同导致了王某的治疗延误。现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赔偿原告合计262,713.8元（在医院就诊的医疗费263,032.51元、其他医疗费16,529.38元、医疗辅助器具费96,173.33元、误工费68,551元、护理费1,408,500元、交通费20,000元、住宿费65,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500元、营养费及餐费40,000元、复印费252元，以上共计1,997,138元，按照10%的责任比例计算为199,713.8元，加上鉴定费1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262,713.8元）；2、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原告合计262,713.8元（在医院就诊的医疗费263,032.51元、其他医疗费16,529.38元、医疗辅助器具费96,173.33元、误工费68,551元、护理费1,408,500元、交通费20,000元、住宿费65,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500元、营养费及餐费40,000元、复印费252元，以上共计1,997,138元，按照10%的责任比例计算为199,713.8元，加上鉴定费1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262,713.8元）。 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鉴定结论在分析说明部分第二项中，用推论的方式猜测不能排除对被鉴定人查体欠细致，该结论与我院的病志不一致，病志所记载的查体中未发现异常，应以病志为准。原告关于医疗费的诉请主张了医保统筹报销部分的费用，被告不同意负担。其他医疗费部分没有病历、药品名称等，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关于医疗费，仅认可鉴定机构回函中确定的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医疗费自负部分。关于误工费，应以鉴定结论和回函确定与被告有关联的时间，结合原告监护人误工的情况按照责任比例计算。关于护理费，不同意给付，因已支付原告监护人误工费，二者是重合的，尤其是原告主张的后期护理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交通费，认可原告监护人自大连往返北京花费的2,030元，其余不予认可。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同意承担。关于鉴定费、复印费，华夏鉴定所退鉴产生的2,000元不同意承担，其余部分同意按照责任比例承担。 被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现有鉴定意见及回函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回函中对我方相关鉴定意见写为“不能排除妇儿中心存在过错”，我方没有发现患者异常情况对其后期疾病的治疗及发展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即使我方存在错误，与后期的损害后果也没有关联性。我方的诊疗行为与患儿的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害赔偿，最多认可按照5%的责任比例，承担患方在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医疗费的自负部分，关于辅助器具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判断，不同意承担。关于误工费、护理费，因原告系婴幼儿，本身即需要照顾护理，故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关于交通费，仅认可往返北京参与鉴定的2,030元，同意按照5%的责任比例承担。关于住宿费不同意承担。关于营养费，原告主张大部分不是在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发生的部分，不同意承担。关于精神损失费，原告的主张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鉴定费，华夏鉴定所退鉴产生的2,000元不同意承担，其余部分我方认为可以按照过错参与系数合理承担，最高不超过5%。关于复印费，我方认为其花费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1、2017年10月28日，原告之母葛丽明以妊娠39周、腹部阵痛到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住院，于同日23时9分分娩生育原告。根据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住院病历，原告新生儿首次身体检查：脊柱、四肢：生理性弯曲；脑脊膜膨出：无；四肢活动：正常。根据新生儿首次身体检查记录、新生儿家庭访视记录表及1岁以内儿童健康检查记录表，均未见关于脊柱及腰骶部皮肤存在异常的记录。 2、原告主诉发热3天，于2018年6月10日至2018年6月20日在被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院治疗。被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给予抗生素及免疫球蛋白治疗，至2018年6月20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为：发热而原因待查。 3、原告因发热、腹泻等，于2018年6月19日至同年6月30日、2018年7月18日至同年7月24日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两次住院治疗。其中第二次住院期间，该院经查体见原告下腰部一椭圆形褐色斑片，大小约3*4cm，中间可见一窦道。原告此次出院诊断为：脊髓栓系综合征、腰骶瘘、皮毛窦合并感染等。 4、原告于2018年7月28日至同年12月12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11月26日在该院行皮毛窦及椎管内肿瘤合并感染切除术。其该次住院诊断为：先天性皮毛窦（腰骶部）、感染性脊髓脊膜室管膜炎、脊髓栓系、皮毛窦及椎管内肿瘤合并感染切除术、败血症、不完全Horner综合征、隐性脊柱裂等。原告此次住院治疗期间，个人自负住院医疗费用63,274.17元，医疗保险统筹报销住院医疗费用107,580.5元。原告另于2019年7月26日、7月30日在北京天坛医院花费门诊诊疗费300元、药费9.52元。 5、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二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以及原告的残疾等级、残疾辅助器具、营养期、护理期限和人数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选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2020年5月21日，该中心出具《终止鉴定说明函》，以本案案情难度超过其技术能力水平，终止本案鉴定。原告为申请该次鉴定花费鉴定费用2,000元。 6、经双方协商，再次选定北京迪安法润鉴定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原告撤回关于伤残等级、残疾辅助器具、营养期、护理期限及人数的鉴定申请。2020年11月6日，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轻微原因。被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轻微原因。原告为申请该次鉴定，花费鉴定费用24,000元。原告法定代理人为参加鉴定听证会，花费交通费2,030元。 7、因双方对鉴定意见中损害后果的范围是否包括患者治疗自身疾病的手术及住院治疗、后续护理费用等，及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存在争议，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向该鉴定所致函，该鉴定所2020年12月2日作出函复：不能排除被鉴定人2018年7月28日至（同年）11月26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期间关于感染的相关治疗与医方诊疗过错存在相关性。关于责任比例，对于参与度的表述，目前学术上尚无明确定论，习惯上轻微作用的参与度系数值为1%-20%，理论数值为10%。 8、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永良原系大连大立钢制品有限公司职工。该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出具一份证明，称王永良月收入4,600元，自2018年6月12日至2019年12月24日因原告住院请假陪同治疗，共195天未上班工作，该公司扣发其间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共41,241元。另根据王永良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2018年6月26日收入工资2,482.42元，2018年7月27日收入工资4,287.09元，2018年8月29日收入工资1,973.67元，2018年9月28日收入工资6.33元，2018年10月29日收入工资6.33元，2018年11月26日收入工资610.1元，2018年12月28日收入工资12.33元。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住院病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回函、鉴定费发票、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劳动合同书、证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现有司法鉴定意见认为二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建议为轻微原因。二被告则辩称其不存在医疗过错，即使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亦不存在因果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二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第二，原告所主张损害后果的范围，第三，原告主张各项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第四，二被告承担的责任比例。 第一，关于二被告诊疗行为的过错及因果关系，现有司法鉴定意见中指出：不能排除被告大连湾地区医院对原告的查体欠细致，故存在过错；不能排除被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对原告相关病情未能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亦存在过错。本案司法鉴定意见系本院依法委托，由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二被告亦未对本案鉴定程序提出任何异议。案涉鉴定意见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对于二被告的过错进行的认定，鉴定意见表述“不能排除二被告查体欠细致、未尽到相应诊疗记录”，二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亦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故应当依鉴定意见，确认二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第二，关于应纳入本案的损害后果的范围，根据鉴定机构回函表述，对于原告感染及相关并发症，其先天性疾病为发生的内在根本原因，但二被告存在的诊疗过错，导致未能更早地发现原告先天性皮毛窦病情，延误了更早进行临床干预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疗难度，因此不能排除原告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6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期间关于感染的相关治疗与医方诊疗过错存在相关性。根据回函中的前述表述，二被告诊疗行为的损害后果应当限于原告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就诊期间，但回函中确定期间的截止日2018年11月26日系原告进行皮毛窦及椎管内肿瘤合并感染切除术的日期，因原告术后的观察、治疗等均系前述手术治疗的后续部分，系连贯的过程，原告相应治疗的花费也不宜按照前述日期予以区分，故本院确定二被告应当对于原告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即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2月12日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和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发生在2018年7月28日之前及2018年12月12日之后的各项损失和费用，均缺乏必要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纳入本案的损害赔偿范围。 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的数额。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原告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花费医疗费的个人支付部分63,274.17元及原告另于2019年7月26日、7月30日在北京天坛医院花费门诊诊疗费300元、药费9.52元以上合计63,583.69元，均系因二被告诊疗过错导致原告增加的经济支出，应由二被告按照相应的过错比例承担。原告亦主张由二被告承担已由医疗保险统筹报销的住院医疗费用，因前述费用已由医疗保险报销，故并非由原告实际支出，不属于其实际损失，故不应纳入赔偿范围。原告亦主张其他医疗费用及医疗辅助器具费，但其主张的医疗费用的发生时间均不在二被告应承担责任的治疗期间内，其主张的医疗辅助器具费也没有相应鉴定结论作为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及护理费，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被侵权人为幼儿，并不存在误工损失，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亦无权以原告的名义向二被告主张其误工损失，故原告主张误工费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护理费，虽然原告自愿撤回关于护理期限及人数的鉴定申请，其主张的护理费并无鉴定意见作为依据，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法定代理人王永良确因陪同照料原告住院治疗导致其收入受到损失。虽然被告辩称原告作为婴幼儿无论住院治疗与否均需看护照料，故不存在相应的损失，但本院需指出，原告法定代理人对于原告的日常看护照顾与原告在住院期间的看护、护理有所区别，原告在住院治疗期间，其法定代理人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予以护理照料，故对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本院酌情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收入损失作为计算依据。结合王永良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其用人单位出具的证明，王永良每月实发工资应为4,287元，用人单位未足额发放其2018年8月至11月期间工资待遇，应以其正常工资收入与实际工资收入的差额作为护理费的计算依据，计算方式为：4,287元/月*4个月-6.33元-6.33元-610.1元-12.33元，即16,512.91元。 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其提供的证据中，发生于原告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的部分包括滴滴出行行程单、去哪儿网订单、小蜜单车订单，前述证据均不属于正规交通费票据，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法定代理人因参与鉴定听证会发生交通费2,030元，因二被告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主张的住宿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同样并非正规票据，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其主张以每日100元为标准应属合理。原告于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2月12日期间共住院137天，原告相应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元/日*137日，即13,700元。 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营养费，因原告是否需加强营养并无司法鉴定意见作为依据，故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原告主张的复印费，虽然原告提供相应发票及收据用以证明其因复印病历等有所支出，但其该项主张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司法鉴定意见确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且二被告的过错程度仅为轻微，二被告对于原告之损害并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告亦缺乏证据证明二被告之行为对原告造成了何种严重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对于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应纳二入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项目为：医疗费63,583.69元、护理费16,512.91元、交通费2,0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700元，以上合计95,826.6元。 第四，关于二被告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本案中，原告先后在二被告处就诊，二被告分别对原告实施相应的诊疗行为，造成原告于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11月26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进行相关治疗并导致相应的损害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被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原告同一损害后果，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二被告医疗行为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均为轻微原因，根据鉴定机构回函，习惯上轻微作用的参与度系数值为1%-20%，理论数值为10%，本院据此确认二被告对于原告之损害后果应各自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各项损失合计95,826.6元，应由二被告各自承担9,582.6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合计9,582.66元。 二、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合计9,582.6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55元、鉴定费26,000元，合计35,055（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8,044元，由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地区医院负担3,505.5元，由被告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负担3,50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李子林 人民陪审员  李 伟 人民陪审员  蔡延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