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902民初6183号 原告：杨志波，男，汉族，生于1972年11月22日，住四川省平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尹智明，巴中市巴州区江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喻正均，男，汉族，生于1981年4月28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被告：胡晓玲，女，汉族，生于1964年8月3日，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黎明（胡晓玲之雇主），女，汉族，生于1973年7月16日，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魏阳，男，汉族，生于1981年10月16日，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君德，男，汉族，生于1970年12月4日，住四川省平昌县。 原告杨志波与被告喻正均、胡晓玲、魏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志波之委托代理人尹智明，被告胡晓玲之委托代理人胡黎明，被告喻正均及三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志波诉称：原告自2014年至今任被告李君德的驾驶员，李君德先后于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7日、2017年5月1日三次在被告喻正均处借款共计人民币400万元（该借款已另案处理）。 被告李君德为了偿还喻正均的借款，便指派原告办理还款事宜，在喻正均的要求和指定下，原告从自己的银行卡（6228××××1919）内先后四次向喻正均卡号（×××96）共计转款100万元。 2016年1月13日、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25日，原告从自己的银行卡（6230520460176745176）三次向被告胡晓玲的农行卡（6228480461183276512）共转款150万元。 原告从自己的卡中（6228××××1919）向被告魏阳的银行卡（6215582318000573907）转款共计209万元（2017年6月25日转款15万元，6月16日转款15万元，2017年7月12日分5次在ＡＴＭ机上共转款9万元，2017年9月1日转款20万元，2017年9月19日转款100万元、2017年9月28日转款50万元）。 经李君德向我反映，2019年5月22日，被告喻正均将事先打印好的一份《还款协议书》强迫让李君德签字，但在该协议书中并未扣减我代替李君德偿还的借款459万元。同时，喻正均以该《还款协议书》为主要证据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提起与李君德的民间借贷纠纷之诉，诉讼中也未将原告偿还的459万元扣减李君德的借款本金，更重要的是另案的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现由于喻正均不认可我代李君德偿还的借款459万元，导致李君德也不认可我代其偿还的借款，要求我自己向被告主张权利，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喻正均返还原告人民币100万元；判令被告胡晓玲返还原告209万元；判令魏阳返还150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原告给三被告分别转款的金额为基数，从转款时间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息至偿清之日止）。 被告胡晓玲答辩：1、我于2015年4月任胡黎明的会计一职至2017年12月31日为止；2、2016年1月13日，胡黎明要求我用农行卡接收一笔50万元的款项，并于次日转给出纳龚小兵；2、2016年6月26日，我的农行卡又接收到杨志波转来的50万元，28日受胡黎明的指示将此款转给了胡黎明；3、2016年7月25日杨志波又转来50万元，该笔款项当日由公司总出纳何思琪提现交于胡黎明；综上，我仅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按照胡黎明的要求借用我的私人银行卡接收款项并按照胡黎明的指定账户转出款项，我没有取得一分一毫的不当得利，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喻正均、魏阳辩称：1、根据法律规定，该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方要取得财产利益、他方有损失、损失有因果关系、取得的财产没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但本案原告诉称“自2014年至今任李君德驾驶员，李君德先后在我方三次借款400万元，李君德指派原告办理了还款事宜”，由此可见，原告的还款行为是基于李君德的借款行为而产生，故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2、原告向三被告还款的行为是受李君德委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的行为应由委托人承担；如果李君德不认可或原告认为受到损失，原告应该起诉李君德，而不是起诉三被告。原告的代理行为与三被告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告不是适格诉讼主体；3、杨志波、李君德有欺诈行为，在借款过程中，喻正均、胡黎明、李君德都曾有过自己收款或委托收款或委托他人转款的行为，本案中原告自己承认与被告胡晓玲、魏阳至今不认识，更不存在经济往来，但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胡晓玲(胡黎明的委托人)、魏阳曾与杨志波发生过经济往来；4、李君德或杨志波到目前为止，仍然下差胡黎明390余万元甚至更多，下差喻正均810万元以上，在庭审举证过程中予以举证证实，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君德辩称：1、2015年初经他人介绍认识案外人胡黎明，胡黎明找我帮忙办事并有一定的经济往来；2、喻正均系四川睿博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黎明系该公司的股东，胡黎明知道我在四川省资阳市有一个项目，项目名称为“四川省资阳市筏清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总价款1.72亿元，该项目前期费用均由我垫付；胡黎明引荐喻正均与我见面并明确表示与我合作该项目，我与喻正均达成口头合作协议，由我安排李映华转给胡黎明指定的何思奇账户150万元，尔后何思奇转入挂靠的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保证金50万元，胡黎明退回我100万元；故我与胡黎明、喻正均基于合作关系存在经济往来；3、合作期间由于我其他项目需要资金周转，向喻正均借款，喻正均分别于2015年8月1日委托魏阳转入我指定的杨志波账户资金200万元；2015年8月7日喻正均委托杨孝春转入我的账户100万元；2017年5月1日喻正均委托魏阳转入我的账户100万元，共计400万元，我分别给喻正均书立了《借条》；针对在喻正均处的借款我数次委托了杨志波先后累计向喻正均以及其指定的收款人还款共计459万元；4、2017年9月1日，喻正均将事先打印好的《还款协议书》强行叫我抄写签字，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被迫于当晚的12点按照喻正均的打印件抄写了一份《还款协议书》，我签完字后，喻正均等人才将我放行。回到家后我给喻正均打电话，说喻正均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强行叫我签合同，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喻正均表示不用报警，双方不履行这份协议就行了，并向我保证该份协议作废；5、2019年5月22日上午9点，喻正均叫我去他成都的办公室说有事需要我帮忙，我去后喻正均借故离开，并叫公司法律顾问拿出一张打印好的《还款协议书》叫我签字，我要求喻正均到场并抵扣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喻正均到场后声称“今天必须签字，至于杨志波转的钱各算各的账”，我不签字，一直僵持到下午3点多，由于我有事需要处理，便被迫签字。同时喻正均派人拿出2017年9月1日的《还款协议书》原件，我要求撕毁该原件，但喻正均要求我在原件上批注“作废”便可；6、2019年5月22日的《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喻正均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笑的是我居然委托了喻正均的法律顾问肖何律师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我当时将杨志波转给喻正均或指定的魏阳、胡晓玲的459万元转款凭证复印给了肖何律师，庭审中肖何律师告诉我喻正均不同意抵扣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同时也告诉我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在案件处理结束后另案提起诉讼，故该案中没有扣减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并由肖何律师与喻正均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发生效力后，我数次给喻正均打电话要求扣减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喻正均明确表示不同意扣减；7、基于喻正均不同意扣减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我也向杨志波明确表示不认可该459万元，杨志波自行向相关人员追回，故而形成此案。8、2017年9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虚假，没有出借时间、支付凭证，金额800万元纯属喻正均捏造；该协议双方当事人没有实际履行，且合同相对人喻正均也明确表示不履行该合同，并要求我标注“作废”，该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故该协议书无效。9、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明确载明借款时间、金额、给付方式等内容，该协议书有效；更重要的是喻正均以这份协议向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该份《还款协议书》得到了喻正均的自认和人民法院的确认，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喻正均在另案中已经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后，不得反悔；10、请人民法院认真审查2019年5月22日的《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我与喻正均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仅限于该协议书确定的2015年6月至2017年9月1日之间的三笔借款共计金额为400万元，其他经济往来与喻正均民间借贷没有任何的联系；11、如果喻正均认为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是属于支付的以前的利息或给付的80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在两个《还款协议书》中没有任何体现的内容？加之2019年5月22日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借款期间为“2015年6月-2017年9月1日”，按照交易和结算习惯，肯定应该对这期间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进行抵扣或者品迭。但两个《还款协议书》只字未提还款事宜，进一步表明：双方在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未扣减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而且喻正均在没有扣减杨志波代还的459万元的情况下，又以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起诉我民间借贷纠纷；从法律上讲，我应当履行喻正均起诉我民间借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相应地被告无任何法律依据收取杨志波的459万元当然应当返还，喻正均不能以民间借贷案件对抗该借贷案件引发的返还不当得利。12、胡黎明和我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喻正均与胡黎明不是一个整体或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家庭成员，喻正均与胡黎明恶意抗辩本案，或者胡黎明与喻正均恶意串通损害杨志波和我的利益的行为不能得逞，更不能得到法律保护；13、杨志波转给胡晓玲的款项，无论胡晓玲收到后转给了谁，受谁的安排，均不能抗辩杨志波按照喻正均的授意转款给胡晓玲并由喻正均享有权利的事实，更不能恶意歪曲与胡黎明有关；14、魏阳与喻正均系亲属关系，我和杨志波均不认识魏阳，喻正均指示杨志波将款项转给魏阳，至于魏阳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与我和杨志波没有关系；15、综上，如果喻正均坚持不将杨志波按照其授意转给被告的459万元抵扣原借款，我对杨志波处转出的459万元坚决不认可也不归还，由杨志波自行依法向相关人员主张权利。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志波自2014年至今任被告李君德的驾驶员并管理李君德的资金，被告李君德指派原告为其办理资金往来相关事宜。 被告喻正均系“四川睿博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魏阳系喻正均的妹夫，喻正均指派魏阳为其办理资金往来的事宜,魏阳收取的资金和支付的资金均为喻正均所有。 被告胡晓玲系案外人胡黎明的会计，胡黎明指派胡晓玲为其办理资金往来的事宜。胡黎明与李君德有多笔资金往来关系。 2015年11月4日，胡黎明通过银行给杨志波转款120万元，该流水备注“借款”；2017年9月17日，胡黎明转给杨志波2.9万元,共计转款给杨志波122.9万元。 杨志波于2016年1月13日转款给被告胡晓玲50万元、2016年6月26日转款50万元、2016年7月25日转款50万元，共计150万元。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自己书立的三张《便条》：1、“胡晓玲（于军）：50万元，（农）：6228480461183276512，2016、1、13，杨农网转”；2、“胡晓玲：50万元（农）（喻正均）：6228480461183276512，2016、6、26，杨农网转”；3、“胡晓玲：50万元（农）（渝总）（玉总）：6228480461183276512，2016、7、25，杨农网转”。并称以上三张《便条》均是转款之时，喻正均指示我转给胡晓玲的真实记录。 同时查明：被告李君德因资金周转在喻正均处借款，从2015年起至2017年9月1日，被告喻正均先后给李君德转款：1、2015年5月19日，何思奇受被告喻正均委托给原告杨志波通过工商银行转款100万元，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上备注：“借款”；2、2015年8月1日，赵晓蓉受喻正均委托分别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给原告杨志波转款共计100万元；3、2015年8月1日，魏阳受喻正均委托通过农业银行给李君德转款200万元（另案处理）；4、2015年8月7日，杨孝春受喻正均委托通过原农村信用社给李君德转款100万元（另案处理）；5、2017年5月4日，魏阳受喻正均委托通过工商银行给李君德转款100万元（另案已经处理）；6、2017年8月7日，魏阳受喻正均委托通过银行给李君德转款30万元，合计630万元。但喻正均陈述由于时间关系还有转款凭证未能提供。 2017年9月1日，以喻正均为甲方，以李君德为乙方，以胡黎明为丙方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一、借款事实：自2015年6月至2017年9月1日止，乙方向甲方述称资阳发电站（垃圾）项目由其实际承建且该项目有高利润、高回报，因乙方资金周转需要，故多次向甲方提出借款请求。在此期间，甲方分别以转款、现金共计向乙方借款800万元，乙方对此不持有异议。二、乙方还款期限：1、在2017年9月20日偿还甲方200万元；2、在2017年11月10日前偿还300万元；3、在2018年2月15日前偿还300万元。还约定逾期月利率为2%。六、特别约定：1、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借条”“欠条”“还款协议”等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负责销毁，除本协议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借条”“欠条”“还款协议”。双方以本协议确定的金额为准；2、乙方自愿以其在中节能集团与资阳（垃圾）发电站的股权和实际承建的资阳发电站的工程款、项目回报等为甲方提供担保；八、丙方自愿对乙方所欠甲方的全部欠款及利息和甲方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在协议的尾部，甲、乙、丙三方签字。 庭审中，丙方胡黎明陈述：1、签订该《还款协议书》的地点，是被告李君德指定的茶楼；2、由于是我介绍喻正均认识李君德的，故签订该《还款协议书》时，我一直在场见证了他们签订的过程，喻正均和李君德之间相互算账后才签订的，没有人威胁、强迫李君德签字；3、实际上我的处境最尴尬的，当初我仅是介绍李君德和喻正均相识，至于他们之间借不借钱与我没有关系，但签订《还款协议书》时，他们要求我作为丙方签字担保，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愿意的，由于两边都是朋友，碍于情面我还是签了字。 尔后，原告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6228××××1919）于2017年6月16日给魏阳转款15万元、2017年9月1日转款20万元、2017年9月19日转款100万元、2017年9月28日转款50万元共计194万元；2017年7月12日原告分5次在ＡＴＭ机上共向魏阳银行卡转款9万元；2017年6月15日从李君德银行卡向被告魏阳的银行卡（6215582318000573907）转款15万元（该转款凭证由原告提供）。 原告杨志波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6228××××1919）先后于2018年7月18日向喻正均银行卡（账号：×××96）转款80万元；2018年7月23日转款10万元；2018年7月25日转款5万元；2018年7月31日转款5万元，共计转款100万元。 2019年5月22日，以被告喻正均为甲方，以被告李君德为乙方就借款重新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自2015年6月至2017年9月1日止，乙方向甲方述称资阳（垃圾）发电站项目由其实际承建且该项目有高利润、高回报，因乙方资金周转需要，故多次向甲方提出借款请求。自此期间，甲方分别通过他人转款共计向乙方借款400万元。转款明细如下：甲方委托魏阳于2015年8月1日通过农业银行给李君德指定的杨志波的账户转款200万元；甲方委托杨孝春于2015年8月7日给李君德转款100万元；甲方委托魏阳于2017年5月4日给李君德转款100万元共计借款400万元。一、还款期限：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承诺在2019年7月1日前归还甲方本金及利息共计600万元；二、违约责任：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一条履行还款义务，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提起诉讼，并从逾期之日起，按600万元的2%月息向乙方收取利息，直至所有本金及利息全部偿还；五、特别约定：乙方原向甲方出具的“借条”“欠条”“还款协议”等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负责销毁，除本协议外，双方在无任何“借条”、“欠条”、“还款协议”，双方以本协议确定的金额为准。同时，李君德在2017年9月1日的《还款协议书》上标注“此据作废”。 2019年7月，喻正均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9）川1902民初35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君德偿还喻正均借款本金及利息600万元。该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就被告所欠款项申请本院强制执行。现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 尔后，原告杨志波以“喻正均在2019年5月22日与李君德对借款结算时，不同意将原告杨志波代支给喻正均的100万元，代支给胡晓玲的150万元、代支给魏阳的209万元合计459万元抵扣借款，导致李君德也不认可代支款项，使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而酿成纠纷。 审理中，被告喻正均认可“从2017年9月1日的《还款协议书》金额800万元，到2019年5月22日结算借款金额减少到400万元时，已经扣减原告偿还的294万元（其中喻正均100万元、魏阳194万元），同时与李君德经协商我放弃了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从而形成了偿还借款本金为400万元、利息20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已经偿还的借款未表述在2019年5月22日的《还款协议书》中”。 由于原告杨志波未亲自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2月1日上午，原告通过电话向承办法官陈述：“1、我仅是李君德的驾驶员兼资金管理人员；2、收款和支付款项均是受李君德的指示，款项的所有人为李君德”。同日下午又通过短信陈述：“1、我转给三被告的459万元，是我代李君德偿还喻正均处的借款，其中转给胡晓玲的150万元也是喻正均给我提供的名字和账户；2、2019年5月22日喻正均和李君德签订《还款协议书》和喻正均起诉李君德民间借贷案件时，喻正均不同意扣减我代为偿还的459万元，而且李君德也不认可我代偿喻正均的459万元，故我起诉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020年12月3日晚上，原告再次短信陈述：“1、从我银行卡内转给三被告共计459万元，系我代李君德偿还喻正均借款本息，但喻正均不扣减李君德的借款本息，李君德也不认可我的代偿款，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2、喻正均、魏阳等人转给我的钱属于喻正均与李君德的经济往来账，我转给三被告的459万元属于我的个人享有的银行存款，与其他人无关”。 被告李君德通过短信称：“1、我只在被告喻正处借款400万元，并已经另案处理；2、其余200万元系喻正均在资阳筏清片区棚户区改造的前期费用和投入，我不认识何思奇、赵晓蓉，也从来没有在何思奇、赵晓蓉处借款”。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诉称、被告的答辩、银行转款凭证、2017年9月1日的《还款协议书》、2019年5月22日的《还款协议书》《银行转款凭证》、本院（2019）川1902民初3556号《民事调解书》、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方要取得财产利益、他方有损失、损失有因果关系、取得的财产没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该四个要件，缺一不可。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围绕上述不当得利要件进行阐述。 1、一方是否取得财产利益认定：被告喻正均、魏阳、胡晓 玲收到原告转款444万元，取得了财产利益，符合第一个要件。 2、原告是否有损失以及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1）、原、被告均认可杨志波与三被告之间没有民间借贷关系，也没有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资金往来；2）、原告杨志波系被告李君德的驾驶员兼资金管理人员，杨志波受李君德的指示收取和支付款项的行为，系代理行为，也是履行资金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3）、杨志波诉称“李君德为了偿还喻正均的借款，便指派原告办理还款事宜”、并在电话中自认“我只是按照李君德的要求办事，收取和支出的款项均是李君德所有”，结合本案系列相关证据，足以认定：杨志波仅是按照李君德的指示以代理人的身份向被告支付款项；代理人杨志波实施的法律行为，对委托人李君德发生效力。虽原告杨志波尔后又多次陈述：“给原告支付的款项是我的，我代李君德偿还喻正均处的借款”、“转给我的钱属于喻正均与李君德的经济往来账，我转给三被告的459万元属于我的个人享有的银行存款，与其他人无关”。原告前后陈述相互矛盾，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原则”，结合原告的诉称以及本案相关证据，对原告的第一次电话陈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其余陈述不予采信。故杨志波向三被告转的款项属于李君德所有，杨志波的财产没有损失，杨志波与三被告取得的财产没有因果关系，不符合第二、第三构成要件。 3、三被告取得的财产有无法律根据的认定：被告喻正均、魏阳收到原告的转款294万元，是基于李君德与喻正均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偿还借款的行为，于法有据。 1）、喻正均与李君德均认可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2015年起被告李君德在被告喻正均处有多笔借款。2017年9月1日，被告喻正均与李君德以及担保人胡黎明对民间借贷达成《还款协议书》，三方确认李君德在喻正均处借款现金及转款共800万元；虽李君德在本案中陈述“该《还款协议书》系喻正均胁迫签订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李君德还抗辩“该协议已经注明作废，至始没有法律效力”，经审理查明，该协议是双方在第二次重新结算并达成新的《还款协议书》的情况下才注明“作废”的，故在未达成新的协议之前，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告李君德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且担保人胡黎明证实：“该《还款协议书》是在我的见证下算账签字形成的”。故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2019年5月22日，喻正均与李君德再次达成《还款协议书》，确认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并达成偿还本金400万元、支付利息200万元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虽被告李君德陈述“只在喻正均处借款仅为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400万元，其余为资金往来”，但被告喻正均提供的转款依据金额为630万元（其中2015年5月19日，何思奇转给原告杨志波的100万元，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上备注：“借款”；2015年8月1日赵晓蓉转给杨志波的100万元，均未在该还款协议中），由此证明，喻正均与李君德之间借款金额不仅为400万元。 4）、从第一次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李君德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到第二次签订《还款协议书》金额减少为400万元，债的金额在逐渐减少，结合本案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足以认定：原告转给被告喻正均、魏阳的294万元，属于李君德偿还在喻正均处的借款，喻正均、魏阳取得的294万元有法律根据。 5）、由于李君德在胡黎明处也有借款，胡黎明委托胡晓玲收取款项，胡黎明系委托人，胡晓玲系受委托人，胡晓玲的行为对胡黎明发生法律效力，且胡晓玲收到款项后又转给了胡黎明，胡黎明对李君德的还款行为予以认可，故胡晓玲取得的150万元款项有法律根据。至于还款或者经济往来的结算问题，由李君德与胡黎明之间进行。 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被告李君德委托原告转给被告喻正均、魏阳、胡晓玲的款项系李君德所有，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在本案中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没有证据证明三被告获得的款项为不当得利，原告以此要求被告喻正均、魏阳、胡晓玲返还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志波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3520元，减半收取21760元，由原告杨志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 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宋秘杪 书 记 员  胡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