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8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连付，男，198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姜堰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燕，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敏，女，198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现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连付、刘敏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连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敏向吴连付支付违约金325500元，即（11000+20000）/2*70*30%；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吴连付与刘敏签订的《演出经纪合同书》（以下简称《经纪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总价至少300万元以上，应给付给刘敏的费用也至少在108万元以上，一审法院忽略了合同约定的价款而酌情认定于法无据。按照合同的标的额计算，《合同法》相关解释规定当事人可按合同标的额30%计算违约金数额，那么刘敏至少应当承担325500元。二、本案中刘敏未对违约金过高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应当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对此应当按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优先考虑。三、10万元违约金对于作为网红艺人的刘敏而言，违约成本过低，不到三场的演出价，长期下去不利于该行业的稳定性。 针对吴连付的上诉，刘敏答辩称，第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损失”是指实际损失。吴连付主观猜测了刘敏的收入，据此得出了预期收益，把预期收益定义为合同标的额，又错误引用法律条文，逻辑混乱。第二，案涉合同的性质应为委托合同。当日下午5点前签的合同，5点47分刘敏就提出了异议，当日晚刘敏明确表示不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该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吴连付在本合同中未有任何实际损失，其也没有举证证明有何损失，判令刘敏承担10万元违约金也是属于巨额违约金。第三，根据案涉合同的条款内容，如吴连付违约，其最严重的违约后果也仅仅是赔付3.5万元。刘敏在签署合同当日就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一审法院判其承担10万元违约金，明显过高，对刘敏明显不公平。综上，吴连付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刘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刘敏不承担违约金；2.诉讼费用由吴连付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敏撤销合同的理由应当成立，该合同显失公平。签订合同当晚，刘敏即明确提出了异议。在双方沟通无果后，刘敏于7月2日发出了《撤销合同通知函》。根据通知函的内容，加上两人之间的聊天，可以明确看出合同是由吴连付提供且当天签合同仓促，合同内容与提前沟通的不一致，且合同对刘敏的约束太大，而对吴连付基本无约束。案涉合同明显不公平，刘敏有权撤销。二、即便刘敏不享有撤销权，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且判令的违约金过高。刘敏在签署合同前并未看到和研究合同条款。在仓促签订合同当晚就明确表示了异议，即6月28日凌晨合同就应该认定为解除。该合同也并未实际履行。且在6月29日上午9点左右，刘敏表示“合同自7月1日解除，愿意支付一万违约金”。在吴连付并没有任何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刘敏愿意支付一万元，但吴连付未接受。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刘敏并不存在恶意违约，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1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另外，根据合同的内容，合同规定的代理范围和吴连付的责任以及合同第三项，可以明确案涉合同是一份委托合同，即刘敏委托吴连付为其联系商业唱歌的机会。 针对刘敏的上诉，吴连付答辩称，一、关于刘敏所提的合同显失公平是根本不存在的。该合同是在平等互利、自愿合法基础之上建立的。合同约定是在双方签订合同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刘敏支付35000元定金，其余按合同约定支付，即前70场，夜场演出每场11000元，商业演出每场20000元，超出70场每场全款支付。如此详细的演出数量和单价以及付款方式，刘敏不可能称时间短不清楚的，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二、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刘敏称时间匆忙未仔细看于法无据。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并非第一天认识，而且双方对于演出场次、价格等已作了详细约定，双方均认可后吴连付才从杭州赶到合肥去签订合同，不可能双方什么都没商量直接跑到合肥签订合同的，这不符合基本常识。后，吴连付开始着手为其投入了广告，双方甚是聊得较愉快。在双方签订合同后，刘敏将吴连付称为一家人，而其也发微信称：“我啥也没有，以后有你就行”这样的话。如果存在强迫情况，刘敏也可通过报警方式来处理。三、刘敏要求撤销合同，表明不再履行合同是无视合同契约精神的表现。实际原因是其他单位或经纪人可能给予的报价高于双方已签订的合同。据一审证据可看出，刘敏后续演出费用为每场43000元，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及总场数来看，吴连付至少损失可得利益200余万元。双方签订的合同违约金为100万元实属合理范围之内。作为一名艺人，其一次违约行为的成本若过低将不利于该行业的健康发展，较高的违约金方能约束艺人频繁违约。四、一审法院判定10万元违约金过低。退一步讲，即便不按合同约定的100万元来计算，按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按合同标的额30%计算违约金数额，则为325500元。 吴连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8年6月27日签订的《经纪合同》；2.刘敏向吴连付支付违约金100万元。 刘敏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吴连付支付刘敏定金3.5万元；2.吴连付支付刘敏违约金10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7日，吴连付（乙方）、刘敏（甲方）签订《经纪合同》，主要约定：乙方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独家代理甲方在中国全国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乙方为甲方提供不少于70场演出的相关资源，合约期内（含前70场和超出70场以后）夜场演出费1.1万元每场、商业演出费2万元每场。乙方需于本协议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3.5万元作为前70场演出的定金，前70场在每场演出完乙方支付余款，70场以后在每场演出完支付全款，直至合约截止日。乙方负责联系甲方演出事宜，按此合同规定按时支付演出费用，并提供相关食宿、交通费用、演出保障。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未能为甲方安排70场演出，乙方已支付的费用甲方不予退还、作为损失赔偿，乙方不需再提供其他违约赔偿。甲方确保按时到达参加演出活动并给予积极配合、协助，负责提供服装、相关资料等。甲方保证在演出时良好状态，因甲方原因耽误演出事宜，需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若甲方不能在确定好的档期按时到达，需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每场演出曲目不少于四首、不多于五首。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在中国全国的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独家代理权归乙方个人，甲方及甲方的任何关系公司、甲方的任何关系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得自行承接中国全国的夜场演出和商业演出，甲方和甲方的公司承诺并保证在此前及之后未签订与本合同任何冲突或相抵触的任何文件或协议，甲方及甲方的公司承诺并保证在合同有效期内不要求乙方多加演出费……，否则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因甲、乙各方违约或单方终止协议以至对方受到损失，违约方需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2018年6月29日，刘敏以微信方式通知吴连付，自7月1日起解除合同，并愿意支付1万元违约金。吴连付回复不同意解除，之后刘敏明确不再履行该合同。同年7月2日，刘敏向吴连付发送撤销合同通知函，载明：吴连付未按双方事先商定条件，向刘敏隐瞒合同具体内容，并以匆忙为由，在违背刘敏意志的前提下，强行胁迫其签署合同。经刘敏事后发现，该合同在合作期限、场次、预付保底比例金额、本人收入等具体内容方面，与双方事先商定的条件南辕北辙，严重损害其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撤销双方签订的《经纪合同》。此后，双方交涉无果，争议成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吴连付于合同签订之时持有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经纪资格证，证号××，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12日。此后，其于2018年重新办理资格证，证号变更为3301201465，有效期为2018年8月22日至2023年8月22日。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经纪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刘敏在一审庭审中认为吴连付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案涉合同应认定无效。但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刘敏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吴连付不具备经纪人资格及其存在违反相关规定要求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便对刘敏主张事实的真实性不做考察，其主张吴连付违反的相关规定均为部门规章，而部门规章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此为其一；其二，刘敏主张吴连付违反的相关规定均为管理型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刘敏基于合同无效的诉辩理由，同时要求吴连付按照合同履行约定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其主张的法律适用与诉讼请求间存在明显矛盾。因此，对刘敏主张的合同无效，以及基于无效前提下的各项给付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基于以上分析，《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解除或变更。刘敏在合同签订之后曾作出解除《经纪合同》的意思表示，在吴连付予以拒绝后，刘敏已明确表示将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之后，刘敏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要求撤销合同。但直至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敏均未对其主张的合同存在解除及可撤销理由的依据进行有效举证。刘敏另辩称吴连付提供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加重其责任，但并未就格式条款加重其责任一节作出明确指示及说明，故对刘敏的以上主张不予采信。刘敏对于其签订合同后未按约履行的行为，有违民事行为诚信原则，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吴连付提起本诉的各项具体请求，作进一步分析如下：首先，《经纪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期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现合同履行期已届满，合同并无再行解除的必要。故对吴连付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刘敏在合同签订两天后，即明确要求解除合同，此后其更以要求撤销合同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吴连付基于其上述行为不再给付定金，并无不当。对于刘敏因违约造成吴连付损失的具体金额，吴连付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客观上其对此也难以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经纪合同》关于违约金金额的约定，但违约金的最终确定仍应结合违约时间节点、违约程度、双方对合同履行投入成本、合同附随义务等因素综合考量。据此，酌情确定刘敏应承担的违约金为10万元，对吴连付诉讼请求中的其余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连付违约金10万元；二、驳回吴连付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刘敏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吴连付、刘敏各负担6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58元，由刘敏负担。 二审中，刘敏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刘敏与吴连付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签署合同前，刘敏对合同不了解，没有研究合同条款；签署过程极为仓促；当天夜里刘敏就明确表示不会履行任何义务，该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吴连付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过电话沟通，且合同只有两页，无论如何都能够看完并了解。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待证事实将综合认定。 吴连付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经纪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的情形，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刘敏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丰富演出经验的艺人，应理性判断并签署与自己演出事宜及利益密切相关的《经纪合同》。刘敏在签约后即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经纪合同》中虽然明确约定“甲乙各方违约或单方终止协议以至对方受到损失，违约方需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且吴连付可得利益因此受损存在可能性，但基于损失缺乏客观依据，一审结合违约时间节点、违约程度、双方对合同履行投入成本、合同附随义务等因素综合考量后，酌情确定刘敏应承担违约金10万元，并无不当。吴连付和刘敏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83元，由吴连付负担4683元（已预缴6182.5元），刘敏负担2300元（已预缴）。就已预缴的案件受理费超出部分，吴连付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