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122。 法定代表人：高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峰，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威凌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柏庐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水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怀静，上海四维乐马（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伴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昆山威凌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威凌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威凌公司自2017年9月之后就停止向益伴公司供货了，案涉《协议书》中的发票金额是2017年9月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一审阶段，在同时进行审理的关联案件昆山聚得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得公司）诉益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浙0110民初1342号〕中，聚得公司（聚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本案案涉协议书的签订人祝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公证书》〔（2020）苏昆正信证字第1292号〕。在该份《公证书》中有一份《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聚得公司依据该份《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来证明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当时，鉴于两案的关联性和两份案涉协议书的签订人均为同一个人（即聚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祝超），为了便于查明事实，一审承办法官合并审理了这两个案件。本案实际上分别于2020年5月19日、2020年6月16日、2020年7月31日经过了三次开庭审理，而不是如一审判决书中所陈述的只经过2020年5月19日一次开庭庭审。因此，实际上，益伴公司在第一次开庭后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和一份关于祝超于2018年5月21日向徐燕萍发送的电子邮件的《公证书》〔（2020）浙杭证字第1965号〕，以证明威凌公司和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之后就已经停止向益伴公司供货的事实，而案涉《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却将2017年9月后未供货已开票的金额也统计在总货款中，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为此，一审法官对祝超在邮件中的意思表示“威凌及聚得自2017年9月未接单交货”着重询问了威凌公司的代理人及在场的祝超本人，得到的答复是“威凌公司和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份未再接受益伴公司的新订单”，进而明确了2017年9月份之后威凌公司和聚得公司未再接受益伴公司下的新订单，也就没有再向益伴公司供过货了。因此，本案案涉协议书中的发票金额对应的是《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2017年9月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虽然益伴公司在庭审中明确了案涉协议书中载明的发票已经收到并已经全部抵扣认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在益伴公司不认可威凌公司供货的情况下，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是无法证明威凌公司已经向益伴公司交货的事实，更何况案涉协议书签订人祝超的电子邮件中的意思表示也已经证明了：自2017年9月后威凌公司就未向益伴公司供货了，所以一审判决裁判理由部分明显与事实不符，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二、威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和何小余多次单方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并不能证明案涉《协议书》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后的付款行为恰恰体现了益伴公司对案涉《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经本案第一次庭审查明，案涉《协议书》是在聚得公司所在地的一家咖啡馆内签订的，当时在场的人除了祝超和徐燕萍外，还有陈永庆、何小余等祝超的朋友在场，案涉《协议书》也是现场打印出来后进行签署的。由此可见，威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然是祝超等人事先准备好并强制徐燕萍盖章的，该份《授权委托书》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其并不能证明是益伴公司向徐燕萍特意出具并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的事实，反而欲盖弥彰地凸显了祝超试图通过该份《授权委托书》的表面合法性来掩盖案涉《协议书》的虚假与不正当性。此外，针对威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何小余多次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益伴公司认为，现实中的对账行为应该是一种双方互动确认的行为。然而，威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何小余多次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均是何小余单方向徐燕萍发送的，徐燕萍对这些对账邮件并未正式回复确认。更何况，何小余向徐燕萍发送的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以《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正是依据该对账明细表得出来的）为附件的那封对账邮件，徐燕萍根本就没有回复确认。直到此次开庭审理，威凌公司当庭拿出这张对账明细表，徐燕萍才知道有这么一张对账明细表，也才意识到何小余在该对账明细表中故意将2017年9月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计入总货款内。所以，一审判决中“结合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及威凌公司何小余曾多次向徐燕萍发送有关对账邮件等事实，应当认定该份《协议书》系在双方经过协商后而签订”的这种司法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并且，一审判决认为“益伴公司从未向威凌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相反于《协议书》签订后向威凌公司支付货款130万元”。对此，益伴公司认为，如果益伴公司对《协议书》内容无异议的话，那么按常理来说会按照《协议书》约定全部付清款项，怎么会在2019年8月就停止付款了呢？显然，益伴公司停止付款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其对《协议书》内容是存有异议的。至于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和《协议书》签订后还向威凌公司支付货款130万元则恰恰体现了益伴公司法律意识不强，主观上对案涉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如上所述，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裁判理由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的问题。三、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如上所述，威凌公司自2017年9月就停止向益伴公司供货了，案涉协议书中的发票金额却是2017年9月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如威凌公司欲证明其2017年9月后还有向益伴公司供货，应由威凌公司举证证明，否则应由威凌公司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截止目前，威凌公司都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相关的供货凭证。因此，依据上述《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和《公证书》〔（2020）浙杭证字第1965号〕两份关键证据，益伴公司已经就徐燕萍签订案涉《协议书》时主观上存在重大误解完成了举证责任。然而，一审判决书中却根本就未提及益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和《公证书》〔（2020)浙杭证字第1965号〕这两份关键证据，反倒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认定益伴公司未完成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忽略了重要事实与关键证据，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法律适用明显错误，故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当庭补充如下：请求二审法院将聚得公司一审中的虚假诉讼行为移送公安。 威凌公司答辩称，一、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应当根据该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双方有着较为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经对账确认，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在江苏省昆山市签订《协议书》一份。但协议签订之后，益伴公司仅支付了部分款项，其他款项没有支付。同时，该协议书对于益伴公司所欠款项的组成部分即由哪些发票项下的金额组成均予以载明，另该协议书的文本系益伴公司制作并供双方签署，因此，该《协议书》内容具体明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益伴公司应当根据该协议来支付所欠威凌公司货款。二、益伴公司上诉称，徐燕萍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如上所述，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对于益伴公司所欠威凌公司款项的组成部分即由哪些发票项下的金额组成均一一予以列明，且所有发票均由益伴公司进行了抵扣和认证；2、徐燕萍系益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益伴公司与威凌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基本是与徐燕萍进行沟通，在签订协议之前，威凌公司亦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徐燕萍发送了有关对账明细，在此情况下，徐燕萍持有益伴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前往昆山签署上述协议书。因此，该协议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之后所签订，并非是在徐燕萍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订的。3、虽然益伴公司在一审开庭前向法庭撤回了反诉请求，但其提交的反诉状中称威凌公司系以合法形式掩盖益伴公司上述已付款的事实从而达到要求益伴公司继续付款的非法目的，在一审庭审中益伴公司又称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此协议，由益伴公司上述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可以清楚的知道，益伴公司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规定，显然，就是在为其不诚信的行为寻找借口，退一步讲，不管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还是存在重大误解，益伴公司在法庭上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4、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在《协议书》签订后至2019年9月23日，威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长达一年多时间内，益伴公司从未向威凌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相反还向威凌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5、在上述《协议书》的第5.2条明确载明：“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等情形，亦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导致显失公平情形。本协议一经作出，合法有效，不可撤销。”由本条款，并结合益伴公司的行为来看，本协议的签订根本不存在益伴公司所谓的重大误解，益伴公司的上诉所称完全是颠倒黑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益伴公司上诉称，徐燕萍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益伴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请求。针对补充上诉意见：一审中，威凌公司向一审法官提交了要求追究益伴公司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我们认为是对方在向法院进行虚假陈述。 威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益伴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73098.24元；二、益伴公司赔偿威凌公司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130计算；三、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由益伴公司承担。诉讼中，威凌公司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益伴公司赔偿威凌公司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益伴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燕萍系益伴公司股东，系益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载明兹委托徐燕萍代表我公司签署与威凌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书。2018年6月25日，益伴公司作为甲方、威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甲乙双方系客户与供应商关系，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乙双方已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双方之间在本协议签署日前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货款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8年6月24日，甲方尚欠乙方货款共计1773098.24元，以上货款具体明细如下：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发票号码×××39、金额102027.93；开票日期2018年1月30日、发票号码×××40、金额10841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2、金额116999.9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3、金额116999.91；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4、金额116999.91；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5、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6、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7、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8、金额112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9、金额113050；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0、金额102047.06；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1、金额69716.19；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2、金额97785.48；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3、金额95500；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4、金额66246.36；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5、金额11638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6、金额86985.1；合计1773098.24。二、付款方式1.经甲乙双方最终确认，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为1773098.24元整，该款项待威凌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现法定代表人李卫平变更成其他人员及股东变更现股东李卫平变更成其他股东并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并甲方可从工商信息网站查询到变更信息后的次月起4个月内付清；2.乙方同意甲方可自行选择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汇票等形式支付上述款项。三、其他约定乙方保证，若在上述款项支付期间，因乙方、乙方股东或其工作人员或其关联人员，对甲方进行任何不利行为或散布对甲方的不利信息时，甲方自知晓该等行为之日起，甲方有权立即终止付款，并没收乙方所有剩余代付款项，并且甲方有权根据自身损失，向乙方追究法律责任及损害赔偿。四、甲乙双方承诺与保证一甲方承诺并保证1.甲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甲方承诺，本协议所涉债权债务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认，系合法、真实的；3.甲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确认之付款方式及时向乙方分期付款；4.甲方承诺，待甲方向乙方完成交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5.甲方同意待其向乙方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均不得基于原合同或原订单等相关材料再行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二乙方承诺并保证1.乙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乙方承诺，本协议所涉债权债务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认，系合法、真实的；3.乙方承诺，上述货款支付之前，乙方会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因其行为给甲方造成的不良影响，待甲方向乙方完成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4.乙方同意收到甲方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均不得基于原合同或原订单等相关材料再行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且本协议所涉货款及货款支付方式，乙方均不会向甲方主张利息等其他权利；5.乙方保证，因其欠供应商或与其他第三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行为，均与甲方无关，并保证不会再对甲方商誉造成损害，否则，甲方有权立即终止付款，并没收乙方所有剩余待付款项，有权向乙方主张损害赔偿。五、甲乙双方一致承诺并确认一乙方同意，若在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期限内，乙方因其欠供应商货款纠纷或与其他第三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的，如果牵涉甲方在内的，甲方在收到其他第三方请求或有关诉讼案件需配合审理的材料之日，甲方有权立即停止付款，待纠纷解决后再行确认剩余款项的支付，并且，因乙方的上述行为造成甲方停止付款的，若后续恢复付款，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支付利息等其他权利并应向甲方承担因此所遭受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甲方的该等损失，可直接从乙方剩余的代付款项中直接后厨，若待付款项不足以支付甲方损失的，乙方需另行向甲方承担赔偿则责任。二本协议系其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等情形，亦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导致显失公平情形，本协议一经作出，合法有效，不可撤销。协议还就其他内容作出约定。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由益伴公司盖章，徐燕萍签字，乙方处由威凌公司盖章，祝超签字。上述协议书签订后，益伴公司于2018年9月3日支付威凌公司货款20万元、于2018年9月29日支付10万元、于2018年11月1日支付10万元、于2018年12月4日支付10万元、于2019年1月31日支付20万元、于2019年3月12日支付10万元、于2019年4月2日支付10万元、于2019年5月30日支付10万元、于2019年7月3日支付10万元、于2019年7月31日支付10万元。此外，威凌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收到威凌公司票面金额10万元的承兑汇票。另认定，益伴公司曾于2018年3月28日转账支付威凌公司货款47万元。威凌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即由李卫平变更成其他人员的时间、完成股东变更即由李卫平变更成其他股东的时间均为2018年7月24日。2018年11月28日，祝超向徐燕萍配偶徐小涛发送微信，称小涛，有和你老婆讲了吗？马上11月完了，请帮忙按我们签的协议把威凌的款项结了，多谢？，徐小涛回复称不好意思我昨天有请会计帮忙查一下付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付，现在这边回款很少不够付给供应商的，谢谢；2018年12月25日，祝超称那下个月是不是能帮忙把威凌的结清？徐小涛回复称好的，我下午把汇票资料发给你，需要你打一份签收单盖个财务章法人章，谢谢2019年1月9日，祝超称小涛，帮忙问一下你老婆那边款安排得怎么样了？谢谢你老婆之前有讲月中就帮忙结，徐小涛回复称好的，我来问一下我在外面出差，月底肯定有付款。庭审中，益伴公司明确协议书中载明的发票已经收到并已经全部抵扣认证。 一审法院认为，威凌公司与益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书》约定，截至2018年6月24日，益伴公司尚欠威凌公司货款1773098.24元，扣除益伴公司已支付货款130万元，益伴公司尚欠威凌公司货款473098.24元。益伴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至迟于威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李国平变更为他人并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威凌公司从工商信息网站查询到变更信息后次月起4个月内付清，威凌公司完成上述变更登记手续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益伴公司应当至迟于2018年12月24日前支付前述货款，因益伴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威凌公司有权要求益伴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益伴公司辩称2018年3月28日支付威凌公司货款47万元，该笔款项应当予以扣减，但因该笔款项支付时间在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前，益伴公司主张扣除依据不足，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益伴公司辩称徐燕萍在签订《协议书》时对益伴公司欠款情况不清楚，系在重大误解情况下进行签字确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协议书》第一条货款部分就欠款组成进行了详细列明，且载明每张发票的发票号码，益伴公司认可收到该些发票且已经全部抵扣认证；第三、四、五条也有关于益伴公司在有关情形下有权停止付款的约定，结合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授权委托书》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及威凌公司何小余曾多次向徐燕萍发送有关对账邮件等事实，应当认定该份《协议书》系在双方经过协商后而签订，并非益伴公司所抗辩的徐燕萍对欠款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签订；其次，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在《协议书》签订后至2019年9月23日威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益伴公司从未向威凌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相反于《协议书》签订后向威凌公司支付货款130万元。综上以上两点，益伴公司有关徐燕萍基于重大误解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综上，威凌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益伴公司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益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威凌公司货款473098.24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案案件受理费839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135元，合计11531元，由益伴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威凌公司依据益伴公司签章确认的《协议书》要求益伴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但益伴公司主张该《协议书》系徐燕萍在不清楚付款情况的情形下签订。对此，本院认为，徐燕萍系益伴公司股东，且长期负责与威凌公司之间案涉业务的对账工作；同时，《协议书》中详细载明了欠款金额的组成，益伴公司亦认可已将其中所涉发票全部抵扣认证；该《协议书》签订后，益伴公司还曾向威凌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故应当认定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能够反映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状况，益伴公司应当按约承担支付义务。现益伴公司虽对《协议书》不予认可，但其提出的欠款金额包含未供货开票金额等异议，均不足以推翻《协议书》的结算效力，且威凌公司已就此作出相对合理的说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益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未有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96元，由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