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8民初6274号 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普安镇新街口剑阁县国税局普安分局办公楼**。 负责人：安克清，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振华，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王伍明，男，汉族，1958年3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汉族，1986年3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被告王伍明的儿子，特别授权。 被告：唐可俊，男，汉族，1954年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 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以下简称智力律所）与被告王伍明、唐可俊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代理人苟振华、被告王伍明和代理人王伟、被告唐可俊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智力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律师费500,000元及从2020年3月4日起至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因武海明与太仆旗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委托原告指派律师代理，律师费50万元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金额由被告承担；若中大公司不通过诉讼程序按照回购协议履行兑现支付290万元房款，则律师费3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安克清律师代理诉讼，此后经协商，一致同意原告指派苟振华律师接手承办该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该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仆旗法院）按一套房屋一案被分立为34件案件，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致使二被告诉讼目的未达到预期，由此原、被告于2019年10月再次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由原告指派苟振华律师以新的法律关系再次起诉，再次立案后亦已由太仆旗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原告先后指派两位律师，两次立案，开庭三次，在四川广元、成都与内蒙古太仆旗三地往返五趟，行程两万余公里，付出巨大代价，经向二被告发送《交纳律师费通知书》，二被告仍拒绝支付费用。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伍明辩称，二被告不懂法律，合同签订后才知晓约定的50万元代理费属于风险代理，当时双方商定是在收回案款后再支付律师费，但该内容被原告以所有代理合同写法一致为由没有写入合同，故相关代理合同并非二被告完整意愿。原告为二被告代理案件，对所诉法律关系判断错误，经法院释明后仍不变更诉讼请求，导致所代理的案件败诉，且未调查所诉被告的还款能力，也未向二被告告知风险，致使二被告至今未收到案款，并增加了败诉案件至内蒙古立案、开庭等差旅费损失，原告应当承担责任。原告受托代理的案件并不疑难复杂，却约定代理费高达案涉标的16%以上，且未为被告实现任何代理利益，却索要高额代理费，极度不公平。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唐可俊辩称，二被告经人介绍，告知安克清为知名律师，能为二被告代理诉讼追回600多万元案款，支付50万元风险代理费千值万值，但在签订合同时安克清却以全国代理合同写法一致为由未写明属风险代理。原告中途变更律师，致使所代理案件以错误法律关系诉讼，导致案件败诉，不仅未为二被告追加案款，还增加了败诉案件的损失，再要求二被告支付50万元代理费，于情于理不符。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5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安克清律师为一审代理人；根据双方协商及律师收费标准，甲方向乙方缴纳律师费50万元整，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额全部由甲方承担，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如中大公司按回购协议履行兑现支付290万元房价款，不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则全案律师费为30万元；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或约定事项办完止。2019年7月8日，王伍明、唐可俊为安克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安克清作为上述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武海明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书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还签订了《委托代理（辩护）风险告知书》，该告知书告知有诉讼请求不当的风险、费用的风险、证据的风险、判决结果的风险等。 2019年10月11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对2019年7月5日《委托代理合同》作修改补充约定：原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诉讼案件案由“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纠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已经变更为“合同纠纷”；乙方指派的承办案件律师已经变更为“苟振华律师”；如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被告中大公司已经交付原告的13套房屋及未交付的21套房屋问题，并且通过诉讼程序（判决或调解）解决，律师费金额仍为原合同约定的50万元；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该修改补充合同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为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2020年3月11日，王伍明、唐可俊再次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代为申请对所诉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的执行。 另查明，2019年7月19日，太仆旗法院依据一房一案受理34件武海明诉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该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对该34件案件作出判决书认为，由于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案涉商品房的预售许可，故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经释明原告应按融资合同主张权利，但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0月12日，太仆旗法院受理王伍明、唐可俊、武海明（依职权追加）诉中大公司合同纠纷案；该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判决书认为，对于原告向中大公司的融资，经结算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34份《商品房预售协议书》，约定购房总价款648万元，但武海明并未实际交纳购房款，购房款来源于三原告的融资本金及利润，鉴于2016年7月6日中大公司向武海明交付13套房屋总价款2,119,936元，因中大公司手续不全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10月22日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约定中大公司以310万元价款向武海明回购16套住宅和5套商铺，中大公司已支付20万元，尚欠290万元，据此判决中大公司支付王伍明、唐可俊股金及利润290万元及自2017年10月22日始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判决书记载的原告方代理人均为智力律所的苟振华律师。 还查明，2020年3月，智力律所向王伍明、唐可俊发出《缴纳律师费通知书》，要求王伍明、唐可俊按照所签《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支付律师费50万元。 审理中，智力律所陈述称，2019年7月5日其接受委托时仅是听二被告口头陈述案情，未曾提及到中大公司的资质资信，更未料到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首次起诉开庭时二被告作为证人到庭，审理中发现中大公司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法院释明是否变更为按融资合同纠纷主张权利，经原告律师与二被告充分沟通和告知风险后，二被告认为自2012年后已涨价的34套房屋市场价值远超购房合同约定的价格，一心只要房，坚决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导致首次起诉败诉，责任不在原告律师；二被告非常清楚当时情况，虽不能接受法院判决结果，但知晓上诉改判不太可能，遂继续委托原告律师以融资合同纠纷再行起诉，该案开庭时二被告亦到庭，当庭接受中大公司已交付13套房屋冲抵2,119,936元的主张，也认可已收到中大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0万元，故虽不认可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的以310万元总价回购其余21套房屋的《回购协议》，但法院仍依据该协议约定作出判决，整个过程原告律师并无任何不当代理行为；原告在受托时应二被告要求暂未收取律师费，并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支付，并未约定要在案件胜诉后或者被告拿到案款后再行支付，故案涉代理并非风险代理，仅是一般代理；2019年10月11日《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签订时二被告已经知晓34套房屋无法办理产权，只能按购房价格主张融资本金及利润，也知晓中大公司的已付款情况、交房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判决及执行结果已可作出预估，且二被告作为从事商业经营多年的生意人，完全有能力充分理解合同约定内容，在此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仍确认律师费为50万元，不可能还会误解为是风险代理；原告律师两次受托跨省代理诉讼案件，五次往返太仆旗法院，每次耗时五、六天，行程两万多公里，约定50万元律师费应属合理，且案涉代理事项不属于政府指导价的收费范围，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二被告未在成都就近聘请律师而选择委托原告指派律师代理，关键原因就是原告同意在判决后再行支付律师费，现原告已经完成诉讼代理事项，但二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明显属于背信弃约。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告智力律所举出代理合同及修改补充、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民事判决书、执行申请书、缴费通知书等，被告王伍明举出的商品房预售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机票订购信息截图、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双方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智力律所与被告王伍明、唐可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由双方签名、捺印、盖章，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二被告主张双方商定内容为50万元律师费应在拿到所诉案款后再行支付，与上述合同文字记载的约定内容不一致，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经庭审未见二被告举出相关证据，应当自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本院认定双方所签上述合同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智力律所指派律师为被告王伍明、唐可俊完成了以武海明作为原告提起的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也完成了以二被告作为原告提起的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虽然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败诉，但双方此后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变更法律关系再次起诉解决纠纷的律师代理费仍为原约定的50万元，现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诉请二被告按约支付律师费50万元，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第四条“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的约定内容，予以支持；所诉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从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本院办理预立案时起算支持。二被告抗辩约定的50万元律师费明显过高有违公平，因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93号）规定，本案所涉代理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收费不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范围，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案件范围，原、被告经协商签订合同约定律师费为50万元，即应当诚信守约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故对于二被告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伍明、唐可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未支付的本项判决律师代理费作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20年3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被告王伍明、唐可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晏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