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3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宗利，男，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荣，女，系上诉人孙宗利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静，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阿胶街**。 法定代表人：张子先，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明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闪闪，山东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长河，男，195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长丁，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霞，女，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贝太彬，男，198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扶贫办主任，住东阿县。 上诉人孙宗利、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宗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荣、肖艳静,上诉人鑫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明星、鹿闪闪，被上诉人贝太彬，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按本院指定的时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宗利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20）鲁1524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孙宗利不承担责任。2.上诉费用由鑫诺公司、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孙宗利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在案证据有《东阿县金融扶贫企业贷款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东阿县金融扶贫“富民企业贷”申请推荐表》（以下简称推荐表）、《东阿县扶贫小额信贷担保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三方协议可以证明，出借人东阿青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隆村镇银行）、东阿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东阿县扶贫办）和鑫诺公司三方就扶贫贷款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扶贫贷款的对象为“在东阿县扶贫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孙宗利不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其依法设立了东阿县利康黑头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利康合作社），故利康合作社属于扶贫贷款的对象。推荐表及审批表证明涉案扶贫企业贷款的借款人为利康合作社。青隆村镇银行亦于2017年7月10日在审批表上加盖了公章及法人章，表明该行同意向利康合作社提供扶贫贷款。一审法院依据孙宗利与银行的借款合同认定案涉借款人为个人，不符合事实。因为鑫诺公司及借款银行均系三方协议的签订者，二者均明知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利康合作社，借款银行与孙宗利个人签订借款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鑫诺公司向孙宗利追偿属于故意混淆是非。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明确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运用穿透式思维，查清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要被表面文件迷惑。二、贷款催收通知书及逾期贷款催缴通知书可以证实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利康合作社。两份通知书所记载的借款人均为利康合作社，均是向利康合作社催收借款。一审庭审中鑫诺公司对两份通知书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其中贷款催收通知书系我方起草，后找东阿县扶贫办加盖的公章。以上可以证明鑫诺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明知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不是孙宗利，而是利康合作社，所以鑫诺公司向孙宗利行使追偿权没有事实根据，应当依法驳回鑫诺公司对孙宗利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孙宗利的上诉请求。 鑫诺公司辩称：涉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及合同效力已经生效的（2020）鲁15民终116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孙宗利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孙宗利的上诉请求。 鑫诺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对涉案款项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承担。事实与理由：鑫诺公司与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对涉案款项应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没有为孙宗利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错误。一、鑫诺公司与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不包含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和编号等内容）系贝太彬填写的，其中乙方（借款人）处填写内容为“利康合作社孙宗利”，利康合作社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若按照原审判决认定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仅为利康合作社提供反担保，那么贝太彬在反担保合同（借款人）处仅应填写利康合作社，而没有必要再填写孙宗利个人的名字。二、之所以填写利康合作社与孙宗利两个独立法律主体，原因在于反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保证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表示“不论是利康合作社还是孙宗利个人都愿意提供反担保”，故反担保合同中“乙方（借款人）”处是同时注明利康合作社及孙宗利两项。因此，不论是利康合作社还是孙宗利个人借款，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均是明示提供反担保保证的。三、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晓在合同上签字所代表的意义。鑫诺公司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均是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亲笔签署，按照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在鑫诺公司承担保证义务后，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应承担相应的反担保保证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对涉案款项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 贝太彬辩称：我认为一审判决合理，当时申请的该合作社的扶贫贷款在签订个人担保合同时已经中止，相应的反担保合同缺乏事实支撑，应属无效。就该合作社的扶贫贷款问题，我已到市县两级扶贫部门咨询，与一审法院认定相同，我们四人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 孙宗利述称：鑫诺公司明知涉案借款人为利康合作社，并为其提供担保，其行为表现在起草催款通知书，所以鑫诺公司不应向孙宗利行使追偿权，应向利康合作社行使追偿权。 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鑫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孙宗利、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向鑫诺公司偿付由其垫付的银行贷款本息计人民币603098.18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5日起至给付日止的利息(以代偿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保全费用均由孙宗利、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利康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8月26日，系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孙宗利为该合作社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25日，该合作社在原东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集分社取得《开户许可证》，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账号为9150115040642050000419。案涉《反担保合同》签订时，贝太彬系东阿县高集镇扶贫办主任，周长河系玉皇庙村副主任，周长丁系玉皇庙村会计，王红霞系玉皇庙村妇女主任。 2017年5月25日，利康合作社填写推荐表，拟带动贫困户数14户21人，申请扶贫贷款70万元。同日，该推荐表由高集镇玉皇庙村委会、高集镇扶贫办、高集镇政府、东阿县扶贫办分别盖章或签字。贝太彬依据工作职责将上述推荐表递交至东阿县扶贫办。东阿县扶贫办和青隆村镇银行等考察后，决定由青隆村镇银行办理该笔借款事宜，鑫诺公司对该笔扶贫贷款提供担保。鑫诺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贝太彬取得联系，让其告知利康合作社需提供一家公司为贷款提供反担保。孙宗利称无法找到公司提供反担保。后经协调，鑫诺公司同意由领财政工资的个人提供反担保。孙宗利联系了周长丁、周长河、王红霞三人。鑫诺公司将反担保合同电子文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贝太彬，贝太彬填写了基本信息（不包括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和编号等内容）。 2017年6月23日，贝太彬带着已经填写基本信息的反担保合同，和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孙宗利夫妻六人一起到鑫诺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贝太彬、周长河、王红霞、周长丁四人向鑫诺公司提供了《个人信用报告》、《收入证明》、反担保保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反担保保证书（借款人）“利康合作社孙宗利”两处手写字体均为贝太彬书写，四人均在反担保保证人处签字。同日，鑫诺公司（甲方）、利康合作社、孙宗利（乙方）、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丙方）签订了《反担保合同》，该合同中借款合同的日期及编号是空白的，鑫诺公司在借款合同签订后，将借款合同的日期和编号填写在反担保合同上。合同乙方（借款人）处内容为“利康合作社孙宗利”，该内容为贝太彬事先填写的。对于借款处既有合作社也有孙宗利个人的原因，贝太彬称填写孙宗利“是用于证明孙宗利为合作社法人，在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已提交利康合作社开户许可证”。鑫诺公司称“当时推荐的是合作社，但是周长丁、周长河、王红霞说是孙宗利让来的，基于公司考虑，不清楚青隆村镇银行是放款给孙宗利还是合作社，所以签的反担保合同借款处既有合作社也有个人”，鑫诺公司还称明确告知了四反担保人，四人表示“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孙宗利个人都愿意提供担保”，贝太彬不认可该主张，周长河、王红霞称“不清楚是给个人还是合作社贷款”，周长丁称“应该是给合作社贷款”。 2017年7月8日，孙宗利向青隆村镇银行递交《借款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本人孙宗利，因购买育肥羊需要，申请借款柒拾万元，期限12个月，用于购买育肥羊。本次借款由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孙艳民提供保证担保。申请人孙宗利。2017年7月10日，孙宗利填写《东阿县金融扶贫企业贷款审批表》，该表封面书写，“贷款申请人：孙宗利，申请时间：2017年7月，经办银行：东阿青隆村镇银行”。主要内容中贷款申请人基本情况：公司法人姓名：孙宗利。配偶情况：姓名张金荣。企业基本情况：公司名称：利康合作社，下附扶贫贷款申请及承诺书。孙宗利在申请人签名处签字并按手印，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该表由玉皇庙村委会、高集镇政府、东阿县扶贫办、青隆村镇银行盖章确认。 2017年7月12日，青隆村镇银行同鑫诺公司及孙艳民签订《保证合同》，鑫诺公司及孙艳民承诺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青隆村镇银行、鑫诺公司、孙艳民亦盖章或签字按手印确认。同日，《保证合同》签订后，青隆村镇银行与孙宗利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内容为“借款人：孙宗利，借款种类：个人经营贷款，借款用途：购买育肥羊，金额：人民币柒拾万元整，期限：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1日止……”青隆村镇银行及孙宗利均在合同上盖章或签字按手印确认。鑫诺公司称不清楚借款合同的签订情况，大约签订《保证合同》一个月后，青隆村镇银行才向鑫诺公司提供借款合同复印件，发现借款人是孙宗利个人。青隆村镇银行称是按程序发放的，鑫诺公司未再提出异议。贝太彬称是在2018年11月到东阿县扶贫办了解贷款时才知道借款人是孙宗利，而非利康合作社。 2017年7月20日，青隆村镇银行履行了合同义务，向孙宗利发放贷款70万元，并存入孙宗利存款账户。借款借据注明，“贷款户名：孙宗利，存款账户：62×××61，贷款期限12个月，起止日期：20170720至20180711，执行利率(月)：4.712500‰、逾期利率(月)：7.068750‰、罚息利率(月)：9.425000‰”。孙宗利在借款处签字并按手印确认。借款到期后，利康合作社或孙宗利未按约定还款。 2018年9月26日，青隆村镇银行向孙宗利催收借款，孙宗利在《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并书写“9月底归还”，通知书载明“尚欠本金699822.64元”、“尚欠利息10094.74元”。孙宗利称当时是在空白纸上签名。2019年6月4日，鑫诺公司代孙宗利向青隆村镇银行偿还本金349911.32元，利息27025.05元，合计376936.37元。同日，山东东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226161.84元通过银行转账至东阿县润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由东阿县润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至青隆村镇银行。2019年9月19日，山东东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该款系代鑫诺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以上共计归还借款本息603098.18元。 另查明：借款到期后，东阿县扶贫办、鑫诺公司向利康合作社下发过《贷款催收通知书》，贝太彬和孙宗利分别在反担保人经手人、借款人经手人处签字。2018年8月17日，东阿县扶贫办向利康合作社发放关于“利康合作社”逾期贷款催缴通知书，孙宗利在企业负责人处签字。 再查明：2016年6月25日，东阿县扶贫办（甲方）、鑫诺公司（乙方）、青隆村镇银行（丙方）签订《东阿县扶贫小额信贷担保合作协议书》，约定服务对象是指在东阿县的扶贫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并根据不良贷款率不同，三方按比例承担风险。合作期限为2016年6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三方均盖章确认。 因各方当事人争议较大，致案件无法调解。 一审法院认为：孙宗利银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孙宗利认可其在借款申请书、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中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该《个人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青隆村镇银行于2017年7月20日将涉案70万元贷款发放至孙宗利的个人账户，孙宗利也认可收到了该70万元贷款，足以证实青隆村镇银行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孙宗利未及时偿还借款本息，存在违约行为。孙宗利认为涉案借款的实际用款人为利康合作社，而非孙宗利本人。尽管孙宗利曾以利康合作社名义申请贷款，但最终青隆村镇银行并未同利康合作社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孙宗利本人也向青隆村镇银行提出了贷款申请，并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青隆村镇银行向孙宗利本人账户发放了贷款。孙宗利的辩称理由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相违，其作为合同的借款人，就应履行还款义务。该借款由谁使用和其作为合同当事人履行偿还贷款的义务无关。东阿县扶贫办、鑫诺公司、青隆村镇银行签订的《东阿县扶贫小额信贷担保合作协议书》，三方承诺贷款损失分担，孙宗利认为案争贷款是按照上述三方协议操作的，三方也是按照上述协议承担借款本息的。一审法院认为，《东阿县扶贫小额信贷担保合作协议书》只对协议的签订方产生效力，对孙宗利不产生效力。该约定是穷尽向各债务人追偿后的救济或补救措施，而非免除债务人的还款责任，更与债务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关联。 鑫诺公司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为案争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鑫诺公司认可合同中的签名及盖章的真实性，应认定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在知道借款人是孙宗利个人而非利康合作社后，鑫诺公司并未请求撤销合同，也未提出其他异议，在借款人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鑫诺公司自愿承担了保证责任，证明鑫诺公司是自愿为孙宗利提供担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鑫诺公司已经承担了保证责任，有权向借款人孙宗利追偿。鑫诺公司主张孙宗利自2019年6月5日起承担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鑫诺公司于2019年6月4日承担了保证责任，但其向孙宗利主张追偿的时间应为向法院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3日，一审法院酌情保护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关于鑫诺公司与贝太彬等四人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首先，贝太彬作为高集镇扶贫办主任，对扶贫贷款的政策规定十分了解，推荐利康合作社申请扶贫贷款的材料也是其一手操办的。贝太彬清楚利康合作社是申请扶贫贷款的主体，孙宗利个人不是申请扶贫贷款的主体。贝太彬等四人与孙宗利个人并无特殊关系，贝太彬称“扶贫系统每月进行考核，扶贫资金发放是考核的一项内容，出于扶持合作社，也是出于成绩的考虑，才极力促成贷款发放”。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都是村干部，他们是在贝太彬的安排下才提供反担保的，四人提供反担保都是出于工作需要，并非个人感情。其次，《东阿县金融扶贫“富民企业贷”申请推荐表》推荐的贷款主体是利康合作社，该推荐表由高集镇玉皇庙村委会、高集镇扶贫办、高集镇政府、东阿县扶贫办分别盖章或签字。《东阿县金融扶贫企业贷款审批表》申请贷款的也是利康合作社，并附有扶贫贷款申请及承诺书。该表由玉皇庙村委会、高集镇政府、东阿县扶贫办、青隆村镇银行盖章确认。两份材料都显示利康合作社是申请贷款的主体。借款到期后，东阿县扶贫办、鑫诺公司向利康合作社下发过《贷款催收通知书》，贝太彬和孙宗利分别在反担保人经手人、借款人经手人处签字。2018年8月17日，东阿县扶贫办向利康合作社发放关于“利康合作社”逾期贷款催缴通知书，孙宗利在企业负责人处签字。上述材料均表明，直到借款到期后，贝太彬及东阿县扶贫办仍认为利康合作社是申请贷款人，不清楚借款人已经变成了孙宗利。再次，《反担保合同》是最先签订的，之后签订的《担保合同》，最后签订的是《个人借款合同》，贝太彬等四人签订反担保合同时认定借款人是利康合作社，他们是给利康合作社提供反担保，贝太彬等四人并不清楚申请借款人变成了孙宗利个人，鑫诺公司在得知申请人为孙宗利个人的情况后也未告知四人。综上，贝太彬等四人没有为孙宗利个人借款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该《反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宗利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偿还603098.18元及利息（以603098.18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31元，保全费3536元，由孙宗利承担。 二审中，鑫诺公司提交了该公司与东阿县绣青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刘敏等三人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复印件一份，认为通过该反担保合同与涉案反担保合同相比较，合作社系独立的法律主体，无需再注明自然人名字。涉案反担保合同同时注明了利康合作社和孙宗利两个主体，足以说明无论是利康合作社还是孙宗利借款，反担保人均提供反担保。贝太彬经质证认为，对于该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反担保合同并非在高集镇办理。我在高集镇经手的扶贫贷款有两笔，另外一笔是东阿县众益养驴专业合作社申请50万元的扶贫贷款，该反担保合同在鑫诺公司留存，经多次联系鑫诺公司未找到。在最初签订反担保合同时我知道发放的贷款属于企业贷款，所以在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基本信息栏书写了利康合作社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书写孙宗利的名字是为了表明其是利康合作社当时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贝太彬对于鑫诺公司二审提交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于该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反担保合同的签订人与本案反担保合同的签订人均不同，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孙宗利是否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其是否应向鑫诺公司偿还603088.18元及相应的利息；二、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贝太彬是否应对涉案款项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 关于焦点一，孙宗利主张其不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利康合作社。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虽然利康合作社作为贷款主体填写了推荐表等材料，但最终孙宗利以个人名义向青隆村镇银行递交了《借款申请书》及《东阿县金融扶贫企业贷款审批表》，申请借款70万元，并于2017年7月12日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孙宗利认可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青隆村镇银行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发放借款的义务，将70万元发放至孙宗利的个人账户，孙宗利亦在相应的借款借据上签字认可。借款到期后，孙宗利未能偿还借款，青隆村镇银行曾向孙宗利催收过借款，孙宗利在《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对欠付的本金和利息进行了签字确认，故孙宗利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孙宗利主张其不是涉案借款借款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孙宗利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到期后未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因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鑫诺公司在银行签订保证合同时，借款人并不明确。鑫诺公司在知道孙宗利为借款人，且孙宗利未偿还借款的事实后偿还了借款，履行了保证责任，该行为表明鑫诺公司愿意为孙宗利提供担保。鑫诺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依法取得对孙宗利的追偿权，孙宗利应当向鑫诺公司偿还603088.18及相应的利息。 关于焦点二，贝太彬、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前提，应该是有对孙宗利的借款提供反担保保证的意思表示。首先，贝太彬作为高集镇的扶贫办主任，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作为玉皇庙村的副主任、村会计、妇女主任，均知晓利康合作社在前期曾作为借款主体申请扶贫贷款，因扶贫项目要进行考核，贝太彬等四人为了考核成绩的考虑，才会为利康合作社提供反担保。其次，反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担保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由于前期一直是利康合作社作为借款主体进行填报材料，且贝太彬提前在《反担保合同》上填写了基本信息，包括“乙方（借款人）：利康合作社孙宗利”，利康合作社在合同尾部乙方处加盖了公章，在此情形下贝太彬等四人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利康合作社。但最后实际申请贷款并接受贷款的主体为孙宗利，贝太彬等四人对此不知情且与孙宗利不存在特殊的私人关系，其并没有为孙宗利个人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故贝太彬、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对于孙宗利的个人借款不应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鑫诺公司主张贝太彬、周长河、周长丁、王红霞应对涉案款项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孙宗利、鑫诺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31元，由孙宗利负担4915.5元，东阿县鑫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491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凤魁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雷蕾 书记员杨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