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吉兰，女，1961年7月7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务农，住大理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毕社文，男，1959年4月3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务农，住大理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超，云南天外天（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雪芳，女，1983年3月13日生，白族，住大理市，系二上诉人女儿。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从良，男，1956年12月11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住大理市经济开发区，现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敬贤，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毕吉兰、毕社文因与被上诉人陈从良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吉兰、毕社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按照《大理市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将位于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等材料搬离；2.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依据双方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诉请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搬离生产设备、铁皮材料，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均为大理市下关镇文献村村民，被上诉人系浙江人，其与上诉人毕吉兰的妹妹满兰花同居多年，但未依法登记结婚。1993年，上诉人毕社文与同村村民赵发富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1993年5月5日，大理市市郊乡文献村公所、市郊乡土地管理所同意上诉人毕社文在换来的土地上创办小型铁件加工厂，被上诉人对此亦认可。2010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从良因经济问题发生纠纷，经大理市公安局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陈从良将位于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材料搬走”，被上诉人一直未履行。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可能导致上诉人永久失去该土地的使用权，被上诉人可以继续永久无偿占用上诉人的土地，对上诉人不公平。一审采信毕社文的调查笔录，但未采信赵信的调查笔录，存在矛盾。毕社文在笔录中对涉案房屋的陈述内容不能推翻《治安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调查笔录作为一种证言，是对涉案房屋形成过程的描述，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对双方权益的确定和处分。一审判决依据调查笔录否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从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第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和土地属于上诉人的合法所有，与赵发富换地的7000元费用是被上诉人出的，所以被上诉人保留了转让协议，并在一审时提交，房屋建盖也是被上诉人出资。第二，被上诉人签过《治安调解协议书》，但协议不是要把这个房子交给上诉人，只是为了解决经济纠纷，不是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纠纷，不能作为确定所有权和物权的基础。第三，本案被上诉人不存在侵犯上诉人的合法土地和土地上房屋的行为，土地是被上诉人出过钱的，房子一直是被上诉人在管理和使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毕吉兰、毕社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毕吉兰与被告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将位于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等材料搬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毕吉兰妹妹满兰花生前与被告陈从良同居生活多年。1993年，原告毕社文与同村村民赵发富通过土地置换方式获得案涉房屋土地，并另行向赵发富支付7000元土地置换差价，原、被告对该7000元款项实际出资人有争议。1993年4月13日，原告毕社文与案外人赵发富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对双方转让土地及补偿金的情况进行了约定。同年5月5日毕社文、赵发富向市郊乡政府、乡土地管理所等申请在该土地上创办小型铁件加工厂，获批准后，同年在该土地上建盖了四层房屋一栋。房屋建盖完成后由被告陈从良在一、二层经营铁件加工。2010年，原告毕吉兰、被告陈从良、案外人毕仅全因经济问题发生纠纷，经被告陈从良报警，大理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受理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三人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2.陈从良将其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材料搬走；3.在搬运的过程中，毕吉兰、毕仅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阻挠。另查明，案涉房屋第一、二层放置有被告的机器设备，第四层原由工人居住，放置有部分床铺等生活用品。该三层房屋自2010年起就未再使用，第三层由满兰花父亲赵信居住使用，赵信去世后整栋房屋由被告陈从良上锁封闭。2010年11月7日，被告委托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梁隆乾、周进向原告毕社文进行调查，在调查笔录中毕社文陈述：向阳村老人协会旁一栋四层楼房（即案涉房屋）是我岳父赵信居住，这个房子的地是1993年赵发富转让的，地基费7000元及建房的全部费用和向村委会交的相关费用是赵信的小女儿满兰花和陈从良交的，钱是满兰花和陈从良出的，有的费用是我转交的，但我换了一块地给赵发富。这个是农村的房子，没有任何产权证，只是村上开了一张发票，房子一直是满兰花和陈从良居住和使用。房子和地基是属于满兰花和陈从良的，但当初我换了一块地给赵发富，满兰花、陈从良应该给我经济上的补助才合理，陈从良要生产我也不干涉，但应在一定时间内将给我的补偿协商好。一审法院认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本案二原告以对案涉土地享有使用权且双方曾协商一致，被告应腾房为由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则二原告需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且被告已妨害其物权。但案涉房屋及土地至今未办理产权证书，而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系由被告陈从良及其原同居人满兰花（已故）出资建盖，且建盖至今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在无相关管理机关对被告陈从良对房屋的管理、使用作出否定性认定之前，被告陈从良作为房屋建盖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现二原告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被告排除妨害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在无法证实被告侵犯其物权的情况下，二原告仅依据原告毕吉兰、被告陈从良及案外人毕仅全因经济纠纷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要求被告陈从良排除妨害无事实依据。综上，两原告要求被告陈从良排除妨害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毕吉兰、毕社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毕吉兰、毕社文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基于《治安调解协议书》第二条的内容，搬走争议房屋内的所有生产设备和材料。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认定：上诉人认为其提出排除妨害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2010年3月16日在大理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即上诉人在本案中行使的是债权请求权。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债的相对性，《治安调解协议书》是毕吉兰、毕仅全与陈从良所签订，毕社文不能作为行使该请求权的主体；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违约责任的承担不包括排除妨害；再次，根据2010年正在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关于“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如陈从良明确表示反悔拒绝履行或不以实际行动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时，根据法律规定，其他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内容在《治安调解协议书》尾部已作出提示。上诉人未及时按照法律规定就当时的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现要求履行《治安调解协议书》第二条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为排除妨害纠纷，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行使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之规定，行使该请求权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物权的障碍或侵害。从毕吉兰、毕社文夫妇作为共同原告来共同主张排除妨害请求权可知，二原告是基于对物权的共同共有来行使物权请求权，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主张确定审理方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逻辑，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毕吉兰、毕社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毕吉兰、毕社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鲍 强审 判 员  段蓉晖审 判 员  杨明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淑婷书 记 员  洪艺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