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331行初44号 原告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 负责人汤忠林，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居旺，荔浦市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广西荔浦市荔城镇滨江南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姚礼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志娟，荔浦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铸文，广西华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 负责人潘绍月，组长。 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 负责人潘荣建，组长。 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 负责人潘安明，组长。 第三人潘日忠，男，1945年11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荔浦市。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忠光，广西丰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第二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一村民小组、潘日忠林权登记一 案，原告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审理后，依法作出（2020）桂0331行初4号行政判决。第三人对该判决不服，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桂03行终244号行政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进行审理，依法通知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二、三村民小组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向被告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一、第二、第三村民小组以及第三人潘日忠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第二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居旺，被告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志娟、李铸文，第三人潘日忠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忠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9月26日，原荔浦县人民政府颁发本案B451101473873号《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证中登记小地名为“古壮”，宗地申请编号为04503160901G1DYMSY170074号(以下简称74号），坐落于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四至范围：东至岭脊，南至冲田，西至冲田，北至潘世兴山，面积32.20亩。登记的林地所有权人为西任集体，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潘日忠，使用期限为长期。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西任屯调查摸底表、自留山权证明，证明潘日忠申报了涉案的“古壮”岭自留山林地，西任屯出具了自留山权属证明；2.西任屯会议签到、表决表、林改方案及有关材料，证明西任屯召开村民会议通过林改方案，确认村民申报的自留山林地由各村民继续承包，不存在林地权属纠纷；3.西任屯现场勘查材料，证明，2009年11月，西任屯集体进行林地现场勘测，确认林地边界，西任屯集体所有的林地××龙庆屯集体所有的林地并无交接或插花的情形；4.西任屯发证公示材料，证明西任屯集体将林地勘界全部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并于2011年9月25日颁发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5.龙庆屯林改调查摸底表、林改方案，证明，2009年9月，龙庆屯开展了林改工作，该集体及村民无人申报登记“拿东岭”（第三人称“古壮”岭）的林地，龙庆屯林改方案中载明无插花地、纠纷地。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1、4、5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中，第三人潘日忠林权证中登记的涉案林地来源不符，争议地范围一致，但名称不一样；证据4中，被告只在进行了公示，原告并不知情；证据5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并补充说明：证据1中，潘日忠林权证中的“古壮”岭包含了一户五保户的土地；证据5中，原告称对西任屯集体的林改公示不知情，这与朱丽君儿子黎振秋在屯留村参加林改这一事实互相矛盾。 原告诉称，原告村民朱丽君1953年以前是茶城乡茶香村西任屯村民，1952年土地改革期间，涉案林地“拿东岭”(第三人称“古壮”岭）由人民政府分配给朱丽君及其女儿潘东兰，并核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1953年，朱丽君随丈夫迁回原告屯留村龙庆屯居住，争议地仍属朱丽君所有。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化以后，山岭随所有人带入其所在的集体，自此“拿东岭”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生产队集体在此种植过木薯，砍伐过林木。该林地距离原告村屯较远，落实生产责任制以后便疏于管理。2015年，第三人潘日忠（朱丽君堂侄）将“拿东岭”林地出租给他人种植果树，2017年被原告村民发现，双方发生纠纷后申请茶城司法所调处，司法所一直没有处理，原告于2019年6月申请茶城乡人民政府调处。2019年11月12日调解过程中，第三人潘日忠出示了其持有的B451101473873号《林权证》，证中申请编号为04503160901G1DYMSY170074号宗地包含了原告村民朱丽君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拿东岭”的登记范围。原告认为，被告和第三人侵害了原告林地所有权，特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给潘日忠的B451101473873号《林权证》中第74号宗地的林权登记。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诉《林权证》，证明被告于2011年9月25日颁发涉案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2.《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村民黎思力祖母朱丽君于1952年土地改革期间，分得“水兰岭”、“拿东岭”、“亚魁岭”，原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此证；3.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经现场核实，原告持有的朱丽君、潘东兰《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了涉案林地，涉案林权证也登记了上述林地；4.第三人潘日忠的询问笔录、第三人茶城乡茶香社区第一村民小组组长的询问笔录，证明西任屯集体落实承包责任制期间，是以各户承包使用的土改时期分得的山场进行分配，潘日忠没有1952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被诉林权证没有权属依据；5.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一村民小组组长2019年10月17日的询问笔录，证明西任屯集体落实承包责任制期间，是以各户承包使用的土改时期分得的山场进行分配，各家庭户的承包使用证系自己填写，并没有以土改证进行核实，也没有四邻人采界确认；6.2019年11月12日的调解笔录，证明，原告村民黎思力祖母朱丽君的前夫潘绍军于1950年去世，朱丽君于1952年在西任屯参加土改，同年招屯留村龙庆屯村民范盛锐为夫，1953年带其女儿潘东兰随丈夫回龙庆屯生活。故，第三人认为朱丽君1953年以后不在西任屯生活了，朱丽君土改分得的林地就归西任屯集体；7.《权属纠纷调解中终结书》，证明，朱丽君于1952年分得“水兰岭”、“拿东岭”“亚魁岭”等林地，第三人落实承包责任制期间，是以各户承包使用的土改山为分配方案，第三人将朱丽君的土改山分配给其村民违反了土改法以及合作化时期的土地政策。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中登记的“水兰岭”、“拿东岭”、“亚魁岭”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中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林权证的分配方案以土改证为准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恰恰相反，争执地是由西任屯一直管理使用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但该证据并没有证明朱丽君把西任屯的土地带到龙庆屯；对证据7，认为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予采信。 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不认可，该证是“朱利君”与潘东兰共同持证，而原告诉称的朱丽君与证中“朱利君”是否系同一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证明朱丽君就是黎思力的祖母，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并且该证已经失效，不能够证实原告的主张，证中“水兰岭”没有载明四至界限，不能够证明土地的登记范围；对证据3，认为原告提供的土改证登记的争执地与第三人潘日忠《林权证》中登记的林地范围不一致；对证据4的合法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2009年林权改革并不是以土改为依据，而应以1985年的《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以下简称“《责任山使用证》”）为依据，集体化以后，争执地都归西任屯集体所有，所以涉案林地已经归第三人潘日忠管理使用；对证据5，认为该询问笔录不能够否认1985年政府颁发的《责任山使用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认为只是乡政府的一个意见，并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且该终结书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乡人民政府否定县人民政府1985年核发的《责任山使用证》，明显错误。 被告辩称：一、林业部门颁发给第三人潘日忠的林权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经查阅林权证档案，第三人西任屯集体于2010年1月开始进行林改工作，经过调查摸底、制定林改方案、外业勘界和发证前公示等工作环节，核实了林地权属，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于2011年9月25日将“古壮”林地的所有权人登记为第三人西任集体，同时将该林地的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登记为潘日忠，林权档案的材料证据证实，核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二、原告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林业部门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存在错误。首先，原告称“合作化、人民公社集体化”以后，山岭随所有人带入其所在的集体无证据证实；其次，原告确认落实生产责任制以来没有管理过争执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林业部门发证程序违法，或者权属存在争议而不能发证的情形。查阅原告村民小组的林权档案，原告集体从2009年9月开展林改工作以来，其集体及村民均没有申报本案的“古壮”岭林地，该林地从开展林改工作到颁发林权证无权属或界限争议；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本案争议的林权证于2011年9月25日核发，原告于2020年1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五年的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综上，原告无证据证实林业部门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存在错误，且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受理期限，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共同诉称：涉案林地“古壮”岭是其集体所有，原告认为荔浦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潘日忠户的林权证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三人潘日忠户登记有“古壮”的《林权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理由如下： 一、原告持有的朱丽君、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原告诉称的争执地“拿东岭”与第三人潘日忠《林权证》中登记的“古壮”岭四至界限完全不同。原告以朱丽君、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依据诉请撤销第三人潘日忠的《林权证》，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二、“古壮”岭在解放前是第三人潘家祖宗山，分在第三人潘日忠大伯潘绍军名下，潘绍军1950年去世，1952年土改时，作为潘绍军的遗孀朱丽君及女儿潘东兰能否全部分得潘绍军名下的山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潘绍军还有母亲（潘日忠的祖母）健在，潘绍军的山场不可能全部分给朱丽君、潘东兰。上述事实，证实“古壮”岭确系第三人西任集体这边的山场。另外，潘东兰是茶城乡屯留村新村屯村民，不是原告的村民，原告持新村屯村民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证明“古壮”岭是原告集体所有，明显不成立。 三、原告的主要证据是朱丽君、潘东兰在1952年获荔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据是土地私有化时期（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的证据，但现在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物权凭证。原告使用失效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其主要证据，明显证据不足。 四、诉争的“古壮”岭林地，在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归属西任屯集体所有，并且一直由西任屯第一生产队经营、管业。1985年荔浦全县进行“林业三定”，分山岭到户，荔浦县人民政府将“古壮”岭分给第三人潘日忠户，是潘日忠户的自留山、承包责任山，荔浦县人民政府造册登记并颁发《责任山使用证》给潘日忠户，证明第三人潘日忠户在1985年已取得“古壮”岭所有权的物权凭证，该物权凭证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1985年荔浦县分山岭到户时，原告没有任何村民主张诉争“古壮”岭为其户自留山、承包责任山，充分证实“古壮”岭自集体化、人民公社后不属于原告集体所有。原告也一直未管业，这是原一、二审原告当庭承认的事实。因此，原告诉称“古壮”岭在集体化、人民公社后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没有事实依据。 五、诉争“古壮”岭林地自1962年人民公社后至1985年，一直是西任屯第一生产队集体管业，1985年至现在一直是潘日忠户经营管业，潘日忠户在“古壮”岭种植木薯、玉米、番薯等经济作物，又管理“古壮”岭的松树、杉树等林木。第三人种植经营“古壮”岭几十年，解放初的荒山野岭，经过第三人集体及潘日忠户精耕细作，变成易种易收的熟地。原告在原一、二审当庭承认几十年来，没有在“古壮”岭耕种过，现在仅凭一份失效的证据，就认为“古壮”岭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于情于理于法不合。 六、荔浦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潘日忠持有的B45110147387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原告申请撤销该林权证，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潘日忠持有的林权证，是荔浦市人民政府依据第三人潘日忠的《责任山使用证》，并经人民政府召开会议，茶城乡统一摸底调查各村委会、各村屯、各村民所有的林地，现场采界，公示后才颁发的林权证，具有政府的权威性。同一时期原告处也进行林业改革，也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但在茶城乡统一调查摸底各村委会、各村屯、各村民林地时，原告及朱丽君的儿子黎振秋户没有申报“古壮”岭为其林地，证明“古壮”岭自集体化后一直不属于原告所有。现在市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十年后，原告才拿一份不属于原告集体村民的潘东兰（系屯留村新村屯村民）并已失效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古壮”岭为其集体所有，申请撤销第三人潘日忠合法的《林权证》，证据明显不足。 上述事实还证实了原告明知十年前第三人潘日忠已领取了登记小地名为“古壮”的《林权证》，十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过了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 综上，荔浦市人民政府颁发B45110147387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荔浦市人民政府发证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 1.第三人潘日忠持有的《林权证》，证明朱丽君、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拿东岭”与林权证中登记的“古壮”岭四至界限完全不同，原告以朱丽君、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主要证据撤销第三人潘日忠的涉案林权证，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2.潘东兰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潘东兰是茶城乡屯留村新村屯村民，不是原告屯留村龙庆屯村民，原告以新村屯村民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证明拥有争执地“古壮”岭的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1985年《荔浦县茶城乡茶香村委会西任生产队社员自留山登记表》、第三人潘日忠持有的《责任山使用证》，证明第三人潘日忠户在“林业三定”时期就已经分得涉案林地“古壮”岭，荔浦县人政府于1985年核发此证，而原告持有的朱丽君、潘东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52年颁发的土地私有化的权属证明，现已失效，根据后证优于前证的原则，第三人潘日忠持有的《责任山使用证》合法有效，涉案林地“古壮”岭的所有权应属西任屯集体。4.原告村民黎家治户、莫崇生户持有的《责任山使用证》两份，证明，1985年荔浦县“林业三定”时，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原告及其村民同样在进行分山岭到户，县人民政府也为原告村民颁发了《责任山使用证》，但朱丽君儿子黎振秋、女儿潘东兰当时并未申报涉案林地；5.原告2009年林改的部分材料，证明原告及朱丽君儿子黎振秋、女儿潘东兰在2009年林改时也没有申报涉案“古壮”岭林地，说明涉案林地已归西任屯集体所有，并且原告应当知道第三人在2010年取得《林权证》，其在2020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6.茶城乡茶香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争执地自集体化、人民公社以来一直是西任屯集体管业，1985年以后是潘日忠户经营管理；7.原一、二审部分庭审笔录（共4页），证明原告承认其以及朱丽君儿子黎振秋户等所有村民对争执地从未管业，争执在在集体化、人民公社以后，属西任集体所有并管业。 经开庭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认为被告颁证程序违法，确权的权属来源错误；对证据2，认为潘东兰是搬迁户，且所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有朱丽君的名字；对证据3，认为当时颁证错误，实际界限也不一致；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认为原告对林改不知情，并且原告已经向第三人申报了涉案林地，但没有被受理；对证据6，认为村委的证明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7，认为原告对争执地未进行管业不能作为第三人对争执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依据。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现已失效，不能作为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凭证，但对土地权属来源仍有证明效力。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 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明了被告对争执地林权登记履行了申请、勘界、公示等程序，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人提供的《责任山使用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来源合法，对争执地权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该证系颁证错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供的涉案《林权证》，为本案审查对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余证据因与本案争议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村民朱丽君于土地改革前嫁与茶城乡茶香村西任屯村民潘绍军为妻，并婚生一女潘东兰，1950年潘绍军死亡，其与女儿潘东兰仍在西任屯生活。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因丈夫于此前死亡，故原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中登记的系朱丽君与潘东兰名字，该证中登记有地名为“拿东岭”的林地。1953年，朱丽君再婚后，其与女儿潘东兰随丈夫范盛锐回到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居住生活，现潘东兰户籍地为荔浦市，即潘东兰现并非屯留村龙庆屯集体成员。上述争议地在朱丽君及女儿迁出西任屯后，便无管业事实，之后经“合作化、人民公社、大包干四固定”，该争议地事实上已由西任屯集体进行管业。1985年“林业三定”时，西任屯集体将“古壮”岭林地发包给第三人潘日忠家庭户承包经营，原荔浦县人民政府颁发《责任山使用证》给本案第三人潘日忠，证中登记有“古壮”岭林地。上述争议地由第三人潘日忠家庭户承包经营并管业至今。 2010年林改时，原荔浦县人民政府经过林权和经营管理现状调查摸底、林权现状公示、制定并表决林权方案、组织相邻权利人签字确认、发证前公示等一系列程序后，于2011年9月26日颁发了编号为B451101473873号，证号为荔林证字（2011）第3160901G170027号《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证中宗地申请编号为74号，登记小地名为“古壮”，该项宗地内容前面已述。 2015年，因第三人潘日忠将涉案林地出租给他人种植果树而引发纠纷，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诉讼中原告及第三人均主张74号宗地及其林木权属，原告提供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等证据证实其主张，第三人提供1985年《责任山使用证》证实74号宗地的权属来源。 2020年12月8日，本院组织荔浦市林业局林改办技术人员、利害关系人潘东兰、黎思力以及第三人前往“古壮”岭争议地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制作笔录。经现场勘查查明，争议地范围与实际勘查核实的范围一致，双方当事人对现场勘查测绘核实的争议地范围均予认可，勘查测绘的争议地四至范围与第三人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吻合。 另查明，2015年6月18日，荔浦县人民政府根据荔浦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荔浦县不动产登记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荔编字［2015］42号}文件，成立了荔浦县不动产登记局，负责全县不动产登记工作即房屋土地、森林、林木、林地等的登记发证工作。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撤销第三人编号为B451101473873号林权证中申请编号为74号宗地项的林权登记，虽然当时颁证机关是原荔浦县人民政府，但因行政机构职能调整，相应的职权转由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行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原告将荔浦市不动产登记局作为被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虽是撤销林权登记之诉，但实际却是林地林木权属纠纷，故，审理该案应从涉诉林权证登记的争执地权属来源是否正确；被告的办证程序是否合法；争议双方对涉案林地的管业事实等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考量。 从权属来源来看，原告持有的朱丽君、潘东兰《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土地改革期间土地私有化的产物，朱丽君、潘东兰1953年不在西任屯生活后，涉案林地历经“合作化、人民公社、大包干四固定”时期，事实上已经收回西任屯集体。1985年“林业三定”时期，西任屯集体将涉案林地发包给第三人潘日忠户承包经营，原荔浦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潘日忠颁发《责任山使用证》，自此，第三人取得了有效的权属凭证。原告持有的丽君、潘东兰《土地房产所有证》现已失效，虽然该证可作为认定权属来源的依据，但第三人提供的《责任山使用证》却是有效的权属凭证，根据新证优于旧证的证据规则，第三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更具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权属来源凭证。原告主张争执地随着朱丽君、潘东兰迁入屯留村龙庆屯生活后便带入其所在集体，但原告并未提供“合作化、人民公社、大包干四固定”时期的登记清册予以证实，也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另，在“林业三定”、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原告也并未将上述争执地作为集体的土地分予朱丽君户承包，并且朱丽君儿子黎振秋、女儿潘东兰在“林业三定”时期以及2009年林权改革时均未申报涉案林地，而仅申报了所属集体的土地。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并没有涉案林地的合法权属来源和有效权属凭证。 从管业事实来看，涉案林地在“合作化”以后均是第三人荔浦市茶城乡茶香社区西任屯第一、二、三村民小组管业，“林业三定”时期，涉案林地发包给第三人潘日忠家庭户后，也是第三人潘日忠家庭管业至今，而原告在庭审中承认自朱丽君、潘东兰于1953年离开西任屯以后，就再无管业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也未能证明有管业事实。 从颁证程序来看，被告颁发涉案林权证严格按照林权登记颁证的相关程序，经林权和经营管理现状调查摸底、林权现状公示、制定并表决林权方案、组织相邻权利人签字确认、发证前公示等环节，充分履行了林权登记颁证的有关职能，才颁发涉案林权证。原告诉称被告颁发涉案林权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告在2017年与第三人对涉案林地产生纠纷后，一直在相关部门进行调解，直至2019年11月12日的调解过程中，第三人潘日忠出示了其持有的《林权证》后，原告才知晓被告颁发涉案林权证给第三人潘日忠的事实，原告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积极行使诉权，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被告、第三人提出的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对涉案林地有合法的权属来源和权属凭证，第三人却提供了有效的权属凭证并有管业事实，且被告核发涉案林权证程序并无不当。故，被告作出涉案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荔浦市茶城乡屯留村龙庆屯第二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粟开俭 审 判 员  洪 平 人民陪审员  罗雪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莫品儒 书 记 员  许馨日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