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39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军需南路**。 法定代表人：姜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男，该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聊城会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经济开发区北城办事处北环路东段农业科技园西邻。 法定代表人：马兆慧,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路，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太会，男，196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路，男，系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办事处光彩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海丽，女，197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立泽，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亚菲，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建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高新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王立,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高新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王立,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男，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栋，男，198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栋，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洪志，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上诉人山东省聊城会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晟公司）、刘太会因与被上诉人高海丽、山东华建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环保公司）、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农商行的诉讼代理人张维、王**成，上诉人会晟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张炳路，上诉人刘太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路、被上诉人高海丽的诉讼代理人苏立泽，被上诉人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栋的共同的诉讼代理人王栋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商行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驳回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改判农商行对高海丽名下证号为鲁(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0003513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诉讼费用由高海丽及会晟公司、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农商行与高海丽2018年4月4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高海丽以其位于东昌府区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为：鲁(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0003513号)为借款人会晟公司自2018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3日在上诉人处形成的债务在1800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8年4月4日在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债务履行期限(债权确定期间)为2018年4月4日起至2021年4月3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发生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抵押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限额内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案涉贷款发生在2019年3月30日，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一审法院认定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以农商行未与高海丽重新签订新的抵押合同，故判令农商行对高海丽的抵押房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农商行与会晟公司2019年3月30日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农商行与高海丽2018年4月4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8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3日，在该期间内，农商行不是未与高海丽签订抵押合同，而是无需重新签订抵押合同，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违背了最高额抵押制度设立的本意。二、案涉贷款于2019年3月30日发放后，高海丽2020年6月2日偿还贷款本金3000000元，由此可以看出高海丽对于案涉贷款为借新还旧事实是明知的，因此，农商行对高海丽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针对农商行的上诉，会晟公司辩称，一、根据九民会议纪要57条规定：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与贷款人订立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贷款人以旧贷上的担保物权尚未进行涂销登记为由，主张对新贷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农商行所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嫌骗取贷款罪，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审法院认定“会晟公司将借款挪作他用并未在该公司购买机器设备构成民事欺诈”明显与事实不符，应当参照最高法院公示的典型案例改判决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会晟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立以虚假贸易和虚假报表数据骗取巨额贷款挪作个人使用，已构成涉嫌骗取巨额贷款的违法行为，案涉借款应由王立偿还。案涉贷款到账后，王立直接在答辩人处下账，并于当日通过山东科林动力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分别转入其控制的三家商贸公司，以偿还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个人借款13000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中止审理本案，按照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74次会议通过法释【1998】7号文第十条之规定依法将本案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三、本案农商行与答辩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违规发放贷款，造成巨额资金被会晟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王立转移，实际答辩人并未使用该笔贷款，答辩人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出借人农商行在审批该笔贷款时存在明显过错，且不能排除农商行审批贷款与王立之间存在串通行为。该笔贷款13000000元既然用途为购销合同，且数额如此之高，不可能一次性购进的情况下,直接将款项支付给到借款人即答辩人账户，造成资金失控，为骗贷提供了便利。另外，农商行也没有按《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对案涉贷款进行贷后监督审查，极大地损害了会晟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案涉贷款合同涉嫌构成骗取贷款罪、挪用资金罪，且答辩人并未实际使用该笔贷款，答辩人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请法院查清事实，按照最高法院第974次会议通过法释【1998】7号文第十条之规定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高海丽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农商行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情况可知，在抵押登记当时，同时提交了《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系抵押合同的主合同，而《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第1.4款明确约定“最高额借款用途：购柴油机”，其中“购柴油机”系手写体。虽然该条款后文字打印部分为“每笔借款的具体用途以具体借款合同的约定为准”，但根据对于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原则，合同内容存在冲突的，应当以“手写体”为准，且应当采纳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故，所涉最高额抵押项下借款的用途为“购柴油机”系限定性条件，而非农商行所主张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新还旧”,所以对于农商行所主张案涉借款，高海丽不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二、根据会晟公司的上诉理由以及其一审答辩中有关王立骗贷的相关陈述，答辩人有理由认为案涉13000000元贷款存在恶意串通、骗取贷款资金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结合其中存在的违规、违法情形，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农商行与王立恶意串通，骗取答辩人提供抵押担保，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正当权益，故不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的3000000元，是因为答辩人在接到一审法院传票后，基于原来对“购柴油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遂与上诉人联系，其工作人员仅告知“贷款未还清”，造成答辩人错误认知，遂先行支付了3000000元。当时，答辩人及其家属多次拨打12××5电话，要求农商行提供贷款资料的情况，也可以证实支付上述款项时答辩人并不明知具体贷款情况。 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栋共同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酌情判决。一审判决书作出后，被上诉人王立与被上诉人刘太会于2020年10月14日签订协议书，就案涉贷款偿还方式进行了约定，说明被上诉人刘太会作为会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经对案涉的贷款的用途进行了充分的了解，被上诉人王立与农商行不存在串通或者违法放贷行为。 上诉人会晟公司、刘太会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认定案涉贷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改判由实际用款人王立承担偿还责任；2.请求依法中止审理，并将本案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与理由：一、农商行所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嫌骗取贷款罪，本案应当依法中止审理，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涉借款合同系2018年4月17日王立以实际控制会晟公司的便利，以会晟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名义进行的贷款，但事实上会晟公司根本没有购进任何机械设备，王立是以虚假贸易形式进行的骗贷行为，而且案涉贷款到账后，王立直接下账，偿还个人借款13000000元，将案涉贷款资金挪作个人使用，王立涉嫌骗取贷款罪、挪用资金罪，根据上述事实，会晟公司已经申请法院依法中止审理本案，并将案涉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一审法院不顾已经查明的客观事实，未予支持该合法诉求。另外，在王立伙同山东科林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公司）骗取贷款的行为中，农商行对该笔贷款的发放存在重大审查失职的违法行为，对王立成功骗贷，而后逃避债务嫁祸他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审查该笔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放贷犯罪的行为应当一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案涉贷款13000000元到账后直接由王立转移至其控制的公司，偿还了个人借款，该笔款项由王立个人使用，实际会晟公司并未使用该笔贷款，会晟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贷款人，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王立的上述犯罪行为，足以证明案涉贷款构成以签订借款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审核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属于农商行的职务行为，在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况下，足可认定农商行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因此导致王立在采取多种违法行为之后以签订《借款合同》之合法形式进而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案涉借款合同明显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农商行和会晟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会晟公司偿还农商行借款本金12950000元、利息2090439.74元及自2020年3月1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农商行对于高海丽名下证号为鲁（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0003513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4日农商行与会晟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聊农商行营业部)高流借字（2018）年第62号，主要约定借款人会晟公司、贷款人农商行，借款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可向贷款人申请的最高借款额度为人民币18000000元，最高额借款期限自2018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3日；最高额借款用途购柴油机，每笔借款的具体用途以具体借款合同的约定为准；在最高额借款期限内发生的单笔借款，还需逐一签订具体的借款合同，每笔借款的起始日、到期日、金额及利率、提款、支付方式、还款方式等内容以具体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和相关业务凭证的记载为准；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借款期限和最高借款额度内，借款人可一次、分次或循环使用最高借款额度；借款人与贷款人依据本合同就每一项具体借款所签订的具体借款合同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合同整体。依据上述合同，双方又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4日，主要约定会晟公司向农商行借款13000000元用于购柴油机；期限自2018年4月4日至2019年3月19日；年利率9.0045%，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偿还到期（含提前到期）应付的借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50%作为罚息利率，计收逾期利息，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应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仍未支付的利息，应按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资金的发放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由贷款人根据约定的借款用途，审核借款人提供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象、支付金额等信息是否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经贷款人审核同意后，根据借款人加盖公章的流动资金贷款提款申请书及其中的委托支付意思表示，由贷款人将借款资金发放至借款人账户并直接对外支付给符合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高海丽为上述第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农商行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约定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保证期间2年。上述合同签订后，农商行于2018年4月17日向会晟公司账户发放贷款13000000元，2018年4月18日根据会晟公司的委托将贷款13000000元转至科林公司账户。后会晟公司将借款挪作他用，并未在科林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亦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第二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30日，主要约定会晟公司向农商行借款12950000元用于归还上述第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本金等债务；期限自2019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8日；年利率11.745%，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偿还到期（含提前到期）应付的借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50%作为罚息利率，计收逾期利息，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应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仍未支付的利息，应按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为上述第二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农商行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双方约定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保证期间2年。第二笔借款到期后，会晟公司仅于2019年4月9日、7月25日分别支付农商行利息400元、300000元合计支付利息300400元，2020年6月2日高海丽代其归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会晟公司尚欠农商行借款本金9950000元、利息2787413.66元及自2020年6月22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2018年4月4日农商行与高海丽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约定抵押人高海丽、抵押权人农商行，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8年4月4日至2021年4月3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在人民币180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抵押权人依据与债务人会晟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财产为高海丽名下鲁（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0003513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不动产。双方在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抵押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会晟公司在农商行处借款用于向科林公司购买货物，农商行按照约定将贷款发放至借款人账户并根据借款人的授权转至科林公司账户，后会晟公司将借款挪作他用并未在该公司购买机器设备构成民事欺诈，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范畴。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在本案撤销权人农商行申请撤销合同之前，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依然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会晟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被告会晟公司仍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农商行请求判令被告会晟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主张应予支持。刑法与民法的立法目的不同，所关注的要素也不一致，刑法关注的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情节，包括行为、手段、后果等客观方面以及故意、过失、动机、目的等主观方面的事实；而民法关注的是行为人意思表示、过错及损害、违约等方面的事实。因此，刑法上是否评价并不能代替民法评价，会晟公司、刘太会辩称借款合同无效并要求中止审理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借款是否用于偿还了王立个人的欠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如会晟公司、刘太会认为王立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可向公安机关举报。 农商行并未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借款合同，在借款合同依然有效的情况下，本案农商行与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签订的保证合同不存在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事由的情况，亦应确认为有效合同，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不仅系本案借款的保证人，亦系旧贷的保证人，对于本案借款用于归还旧贷应当知悉，农商行对于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并不知情，故刘太会、刘栋辩称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一笔借款到期后，会晟公司与农商行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农商行与会晟公司签订第二份借款合同时，并未与高海丽签订新的抵押合同，故农商行对高海丽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求，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山东省聊城会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50000元、利息2787413.66元及自2020年6月22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山东华建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山东华建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省聊城会晟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会晟公司、华建环保公司、华建仓储公司、王立、刘太会、刘栋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农商行提交新证据：证据1、2020年6月2日高海丽偿还贷款本金3000000元的还款凭证，拟证明案涉贷款的到期日为2019年4月8日，高海丽的还款行为能够证明其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认可；证据2、（2020）最高法民申3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与案涉抵押同类型的案件，出借人的抵押权得到了支持。就上述证据，会晟公司、刘太会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两份证据不影响王立和农商行工作人员串通骗贷性质。高海丽质证称，证据1非新证据，且该3000000元支付的事实在一审中已经质证，不认可农商行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裁定书并未明确具体定义，案涉抵押情况应当以本案所涉合同和具体的法律规定为准。华建仓储、华建环保、刘栋、王立质证称，同高海丽的质证意见。就农商行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2与案涉纠纷不完全一致，农商行以该证据证明其对高海丽的房产享有抵押权，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证明的事实一审已经确认，仅凭该证据不能认定高海丽对案涉抵押权的认可。 二审另查明：会晟公司、刘太会不服本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但其在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后，未在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的认定。 本院认为，会晟公司、刘太会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的，应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就案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农商行对案涉借款办理过程中借款人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资料不负有实质审查义务，尽管会晟公司、刘太会等就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贷款办理过程中，农商行与会晟公司或王立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于此前提下，一审认定会晟公司将案涉借款挪作他用属于可撤销合同的范畴，农商行未行使撤销权则案涉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案涉借款合同也不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担保合同自身亦不存在瑕疵，就一审对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之效力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就会晟公司、刘太会所称的王立提供虚假购销合同、虚假财务数据、恶意骗取贷款、将贷款挪作私用等相关犯罪线索，本院予以移交，但本案的审理不必须以王立涉嫌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会晟公司、刘太会提出的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农商行的上诉请求及其他各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农商行就高海丽名下0003513号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就焦点问题的认定，本院认为，案涉《最高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为“购柴油机”，2018年4月4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亦为“购柴油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会晟公司与农商行于2019年3月30日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至2019年4月8日，在该借款已逾期且农商行提起诉讼的情况下，高海丽于一审审理程序中偿还本金3000000元，其偿还行为不应认定为其就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用途为借新还旧是明知的,亦不构成其就案涉借款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追认。尽管高海丽为会晟公司向农商行贷款在18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案涉借款发生的时间亦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但案涉借款系借新还旧，在高海丽主张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高海丽就借新还旧知道或应当知道，故对农商行提出的就高海丽名下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予以确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会晟公司、刘太会的上诉应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人农商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农商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唐端阳 书记员张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