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0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传敏，女，196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庆，男，198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工人，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女，198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址同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耀，山东晟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志宝，男，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唐山市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丰南区亨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丰**黄各庄镇工业区（宋家坨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673240375T。法定代表人：赵亦熳，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健，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闫传敏、李国庆、李伟与被上诉人董志宝、唐山市丰南区亨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89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传敏、李国庆、李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民间借贷真实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考虑李廷民因车祸突然死亡这一现实情况，不恰当地增加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未发生直接的民间借贷，和被上诉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是被继承人李廷民。李廷民生前常年在外，主要经营活动的范围就是河北唐山、石家庄、邢台等地。李廷民在2017年10月29日发生车祸死亡，对上诉人搜集、提供本案证据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上诉人仅知道李廷民生前曾向被上诉人出借过巨额资金，但是具体时间、地点、通过何种方式、共出借了几次、具体金额是多少、具体收款人是谁、借款的具体用途均不甚知情。李廷民去世后，三上诉人费尽艰辛才搜集到本案的有关证据，了解该借贷的基本情况，并提起了诉讼。从常理来看，现金借贷的借款人出具了直接证明款项交付的收条之后，出借人往往会将前期的借条交还给借款人，不会保留其他证据，出借人多数情况下难以进一步举证。如果要求出借人在收条之外进一步举证，是强人所难。上诉人已尽最大努力提交了借款合同、被上诉人签字盖章的收条等有力证据，在李廷民去世的情况下，再让上诉人提交李廷民与被上诉人系何种关系、出借次数、借款实发生的转账凭证等证据属额外不合理地增加上诉人的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应当考虑而未考虑借款时董志宝系亨盛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亨盛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7日，注册资本55万元，公司成立时股东分别为王绍勤、董志宝、张贺臣、关利强、林作生，直到现在该公司股东一直没有变化。公司成立时董志宝就持有该公司18.18%的股权，出资额为10万元，并且一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到2016年5月3日。而两被上诉人向李廷民借款、签订借款合同、出具收条行为均发生在2016年5月3日前，可见董志宝在借款时，不仅是以自然人身份向李廷民借款，而且还同时具有亨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因素。李廷民之所以让两被上诉人共同签订借款协议和出具收条，也是考虑到出借的资金用于亨盛公司厂房建设，董志宝是亨盛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符合出借人通常的做法和认知常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借款手续即使没有企业盖章，该企业都应承担还款责任。举轻以明重，亨盛公司在各项借款手续上盖章的情况下，更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未考虑借款实际发生至最后一次借条出具的期间，董志宝均为亨盛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志宝完全能够代表亨盛公司的这一情况，而更多是从判决时董志宝身份现状、其和亨盛公司现有关系考量，割裂了过去事实和现在诉讼的因果关系，缺乏历史眼光和系统思维，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未考虑两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互相对抗背后的真实意图和逻辑关系。一审开庭时董志宝辩称：本人向李廷民借款情况属实，但是借款全部用于亨盛公司的厂房建设，没有用在个人身上，因此应当算作是公司借款。董志宝答辩意见的潜在含义是亨盛公司实际使用了这笔资金，因此应当由亨盛公司来偿还而不应由其本人来偿还。而亨盛公司辩称：亨盛公司于2016年之后已经承包给了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赵亦熳经营，因此公司对于2016年之前发生的民间借贷并不知情，公司也未收到这笔借款，因此公司不能对这笔借款承担借款责任。虽然两被上诉人答辩意见表面上存在一定的对抗性，但实际上都体现了当事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推卸责任的做法。如果一审法院考虑到两被上诉人答辩的真实意图和逻辑关系，不会轻易得出董志宝对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自认，亨盛公司属于否认这么简单的结论。4、一审法院未考虑两被上诉人多次出具收条的事实。假如被上诉人确实没有收到借款，不会多次向李廷民出具收条。在两被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廷民出具收条，并且每次收条都把前期利息计入欠款金额中，完全可以证明两被上诉人不仅对借款本金已经实际支付的事实多次认可，而且还可以证明两被上诉人对于本金产生的利息也予以认可。两被上诉人向李廷民三次出具借条的事实完全可以推定出：两被上诉人确实已经收到了李廷民出借的资金。5、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时本末倒置，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已经认可了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并作为了定案根据。真实有效的收条即可以得出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收到借款这一结论。6、一审法院认定大额现金借款没有转账凭证不能确定借款已实际支付没有任何依据。上诉人并未主张是一次性向两被上诉人出借了65万元现金，董志宝也陈述该65万元的借款中，48万元是本金，其余是利息，而且48万元借款也是以现金形式多次发生的。综合本案一审全过程，完全可以还原本案的基本情况：自2008年开始到2013年，因亨盛公司建厂房，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董志宝多次向李廷民借款。2013年10月8日，各方在对前期借款对账的基础上，签订了对账性、总结性的借款合同，将本金利息合并成新的借款，合计65万元，并出具了65万元借款的收条，董志宝签名，亨盛公司盖章确认。因两被上诉人一直未归还借款，持续计息。后两被上诉人又分别出具了收条，把增加的利息持续计入借款。截止到2016年2月7日出具最后一次收条时，两被上诉人共借款合计90万元。一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在整理李廷民遗物时，从李廷民手机里发现了其与董志宝在2017年8月的两段电话录音，该两段录音可以证明：李廷民以出借现金的方式完成了借款行为，董志宝予以认可。借款交给了董志宝，由董志宝用于亨盛公司厂房建设。董志宝认可其与李廷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同意以出卖厂房的形式归还该借款。二人在通话时，董志宝承认已将亨盛公司出租给了法定代表人赵亦熳，可以与亨盛公司的代理人答辩意见互相印证亨盛公司出租一事。二、亨盛公司的答辩意见不构成对董志宝自认的否认。董志宝的自认意见可归纳为两点：1、在建设亨盛公司厂房时，陆续向李廷民借款48万元，本人同意还款48万元；2、该款项全部用于亨盛公司的厂房建设，没有用在个人身上。亨盛公司答辩意见可归纳为三点：1、2016年开始亨盛公司已经由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赵亦熳承包，现在的公司并没有收到原告主张的借款。2、收条不能证明现在的亨盛公司收到了该笔款项。3、现在的司法解释和法院的判令政策规定，大额借款必须转账，现金方式借款不允许。三、一审法院在引用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在引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时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但均未写明所引用的具体条款序号，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还引用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但是并未列明所引用的具体条款，应当视为未引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本案进行裁判。2、一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存在错误。《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有两款，根据该两款的具体规定，对照本案事实和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一审法院能适用的只能是第二款，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主张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亨盛公司仅仅主张现在的公司未收到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因而公司不承担责任，而不是直接否认上诉人未实际出借资金。并且亨盛公司在答辩和庭审中仅仅是简单的否认，并未就其否认作出合理的说明，因此本案不存在适用《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情形。3、一审法院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存在错误。本案借贷事实发生在2008年至2013年以前，一审法院对本案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于2020年4月15日开庭审理完毕。借贷事实、立案和审理均发生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生效（2020年5月1日）之前，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一审法院应当适用2020年4月15日之前的法律进行裁判。虽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该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并未涉及，但是修改前的即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本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2002年4月1日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不适用本规定。”可见《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关于本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修改后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应秉持这种精神，至少在关于当事人实体权力的认定和否定上，应当坚持不具有溯及力的态度。一审法院适用修改后的即2020年5月1日生效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认定亨盛公司的答辩构成对董志宝自认的否认，进而否认董志宝自认的法律效力，违背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贯坚持的不溯及既往的立法精神，存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董志宝辩称：钱都花在厂子上了，把厂子卖了以后同意还款，但要根据卖厂子的数额向各个债权人按比例平均偿还借款。亨胜公司辩称：我方是租赁使用的厂房，应由董志宝偿还。闫传敏、李国庆、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650,000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520,000元（以650,000元为基数，按照10%的年利率，从2012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日以后的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按照10%的年利率计算，直至全部付清时止）；3、判令两被告对上述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8日，李廷民（作为甲方）与董志宝、亨盛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出借给乙方650,000元，借款年利率为10%，本合同签订之前，乙方已经收到甲方出借的650,000元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止。借款用途系从事经营活动。2014年5月19日，亨盛公司在该借款合同中加注“本合同借款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继续有效”。2013年10月18日，董志宝与亨盛公司向李廷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本合同约定的李廷民向我出借的650,000元借款”。2014年5月19日，董志宝与亨盛公司再次向李廷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本合同约定的李廷民向我出借的三年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款195,000元”。2016年2月7日，董志宝与亨盛公司再次向李廷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李廷民现金650,000元利息（2012-2015）250,000元合计总数额900,000元（2012-2015）借据无效”。另查明，李廷民因车祸于2017年10月29日死亡，本案原告闫传敏系李廷民之妻，李国庆系李廷民之子，李伟系李廷民之女。被告董志宝于2016年5月3日前担任亨盛公司的法人，2016年5月3日亨盛公司的法人由董志宝变更为赵亦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三原告应当就李廷民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李廷民已将借款提供给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三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是650,000元，该金额系大额借款，但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转款凭证证明李廷民已履行了支付上述款项的义务，其主张借款均系现金交付，但李廷民仅为亨盛公司厂房的承建人，与董志宝之间并无其他关系，大额借款多次现金交付亦不符合当地交易习惯，且据董志宝陈述借款前后达二十余次，此间无任何支付款项的凭证亦与常理不符，因此，结合借贷金额、借贷双方的交易方式及双方关系，本院不能认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三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董志宝虽自认其作为借款人向李廷民借到款项480,000元，但亨盛公司并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的规定，董志宝的该自认并不发生效力，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闫传敏、李国庆、李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闫传敏、李国庆、李伟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在2008年至2010年亨盛公司建设期间，被上诉人董志宝与亨盛公司分20余次共计向上诉人的亲属李廷民借款48万元，至2013年10月8日经结算，本息合计为65万元，由二被上诉人向李廷民出具了借条，并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年息10%。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若存在借贷关系，数额应如何认定。根据各方的陈述与举证，足以认定在2008年至2010年被上诉人亨盛公司建设期间，二被上诉人为了亨盛公司的建设而向被上诉人的亲属李廷民借款的事实，因此二被上诉人应负偿还责任。尽管亨盛公司主张其承包经营后未向李廷民借款，但认可对2016年承包经营之前的事不清楚，并没有否认其承包经营前向李廷民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简单以其对借款否认，就认定涉案借款不足以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亨盛公司已经在涉案借款合同及收条上盖章确认，应承担偿还责任。亨盛公司以承包经营后未收到涉案借款，来主张其不应偿还，本院不予支持。根据2013年10月8日的借款合同和收到条可以认定，双方的借款利息为年利率为10%；另综合双方陈述，应认定双方借款本金为48万元，因此65万元借款中含有利息17万元，以48万元为基数，年息10%计算，17万元为42.5个月的利息，即从2009年6月16日以48万元，按照年息10%计算而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前期借款利息不超过年息24%，因此可以计入本金主张利息，但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上诉人主张以56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算利息，该起算点与双方合同约定的自2013年1月1日起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应从2013年1月1日计算；且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本案判决之日，其本息之和并不超过从2009年6月16日起算，以4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本息之和。综上所述，上诉人闫传敏、李国庆、李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89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董志宝、唐山市丰南区亨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闫传敏、李国庆、李伟本金6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0%计算）；三、驳回上诉人闫传敏、李国庆、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均由被上诉人董志宝、唐山市丰南区亨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吕玉宝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