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2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鉴葑村鉴湖大道****。法定代表人：王永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生态产业园银兴路**车间一（**）。法定代表人：张惠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杰，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莱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好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7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衣莱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红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惠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1月16日期间进行司法鉴定，现已审理终结。衣莱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红好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衣莱堡公司与红好公司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案涉合同终止，且红好公司向衣莱堡公司出具《凭证》和《欠条》各一份。本案中书面的加工合同是衣莱堡公司经红好公司多次请求后事后补签的，红好公司明确过该书面合同用于其他纠纷的证据。衣莱堡公司的负责人长期在外经营，没有收到一审的相关材料，因此没有参加一审庭审，也未能在一审中提供相关证据。红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衣莱堡公司称未收到一审的诉讼材料，但实际上其在一审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且由委托诉讼代理人签收了相关材料，因此其关于没有收到相关诉讼材料的陈述不真实。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之间的其他加工费已经结清，只剩下本案的这一单因衣莱堡公司将加工完成的货物出卖给他人，所以没有没有结清加工费。衣莱堡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凭证》和《欠条》上虽然盖具了红好公司印章，但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红好公司离职员工拿着盖有空白印章的便签纸给衣莱堡公司再事后添加内容，要求对落款文字和印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红好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解除编号为HH170828号的《加工合同》；2.衣莱堡公司赔偿红好公司面料损失105608元，并赔偿从红好公司起诉之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衣莱堡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8日，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签订编号为HH170828的《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一份，约定：衣莱堡公司为红好公司加工泡泡印花连衣裙，款号为HM1618，数量为9090件，单价为每件11.3元，交货期为2018年1月5日；衣莱堡公司需按红好公司要求配色、配码生产，交货地点为红好公司指定仓库；如果因衣莱堡公司自身的问题而造成逾期交货的，逾期时间6天以上10天以内的，将扣除产品加工总价20%，逾期10天以上15天以内的，将扣除产品加工总价30%，逾期15天以上的，将扣除产品加工总价80%，并承担赔偿红好公司因衣莱堡公司逾期交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逾期交货15天以上的，红好公司有权取消合同，并不负责衣莱堡公司的任何损失；付款方式为货送到指定仓库，红好公司出货30天把加工费打到衣莱堡公司账上（备注：衣莱堡公司确认后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一个月内付清）。2017年8月29日，张惠芳代表绍兴亿利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达公司）与张某2（张某1代签）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亿利达公司向张某2采购120克泡泡雪纺，款号为ＨＭ1618，数量为12280米，单价为每米8.6元，交货期为2017年9月10日。上述采购合同系红好公司委托亿利达公司向张某2采购。亿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志平，与红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惠芳系夫妻关系，张惠芳同时系亿利达公司的监事。证人张某1陈述：2017年，亿利达公司和其哥哥张某2联系购买布料，张某2让其去拿合同，故由其在合同（2017年8月29日的购销合同）上签字，该合同是在亿利达公司签的，需方处是亿利达公司老板娘签字的；合同上的货物是根据亿利达公司老板娘的指定送达衣莱堡公司处的。并出示了送货到衣莱堡公司处的2017年10月5日的张某2布业信誉划码单一份，载明的款号为ＨＭ1618款，客户名称为衣莱堡（亿利达），数量为12872.4米，总价为110703元。证人张某2陈述：其与红好公司曾有面料业务往来，红好公司从他那里采购面料到衣莱堡公司处加工，红好公司曾向其采购过120克泡泡雪纺面料，并指定送到衣莱堡公司处，并签订了合同，合同是其小妹张某1签的，是与亿利达公司签的，其认为红好公司与亿利达公司是同一个公司，买面料都是张惠芳与其联系的；该笔业务是张某1跟单的，发货码单是有的。2019年1月4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皋埠派出所向夏国海作了询问笔录，夏国海陈述：其工作单位是衣莱堡公司，曾给红好公司进行加工，一开始是业务员单玖玖介绍红好公司过来的，总共和红好公司合作了十多单业务；从2017年12月份左右开始共计有5单红好公司的加工订单，加工好后没有发货，这5个订单都是红好公司业务员单玖玖和“俞君”的业务，当时据其了解是业务员和公司闹不和，然后业务员当时就说订单都不做了不出货了，公司又要开除这几个业务员，其当时去做过和事佬，想要红好公司把其公司加工的货出完之后再开除业务员，但没有说好；后来几个业务员离职后，其5个订单的货就积压下来了，之后其多次与红好公司联系，但红好公司就一直拖着没有来发货也没有付钱，其告知红好公司再不来出货就要卖掉了；后其公司实在拖不下去了，故在2019年9月，其联系单玖玖让她把HM1618款泡泡印花连衣裙买走，该单业务加工数量是9090件，单玖玖买走是8856件，单玖玖是以“杨生荣”的名义买走的；该批货物的面料是红好公司的。夏国海系衣莱堡公司的监事。2019年1月5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皋埠派出所向单玖玖作了询问笔录，单玖玖陈述：HM1618款泡泡雪纺连衣裙是其从“杨文荣”那里买的，数量是8000多件，杨文荣也是从事生产加工服装的。另衣莱堡公司于2019年8月6日收到该院邮寄的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一审法院认为，红好公司提供的ＨＭ1618款泡泡印花连衣裙加工合同可以证明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根据衣莱堡公司监事夏国海的陈述，可以证实红好公司让衣莱堡公司加工的案涉合同项下的连衣裙，大部分衣莱堡公司早已出卖给了案外人，已无法向红好公司交付货物。而衣莱堡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出卖加工物是经过红好公司同意的，亦未举证证明其多次催促红好公司出货付款，并给予红好公司合理期限，告知红好公司在该期限内不出货或不付款其将对加工物进行处置。现衣莱堡公司擅自处置加工物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案涉合同的货物无法交付给红好公司，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红好公司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理由正当。通过该案起诉状副本的送达，已将红好公司解除合同的意思通知到了衣莱堡公司，故案涉加工合同于2019年8月6日已解除。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红好公司及衣莱堡公司监事夏国海的陈述，案涉加工合同的面料是红好公司提供的，故合同解除后，衣莱堡公司应将面料返还给红好公司。但因红好公司已将面料加工成成衣，并已将8856件成衣予以出卖，显然红好公司已无法返还面料。红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衣莱堡公司赔偿面料损失，理由正当。红好公司委托亿利达公司与张某2签订的采购合同、送货码单及证人张某2、张某1的证言，结合衣莱堡公司确已收到面料的事实，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红好公司面料的损失金额，现红好公司主张面料损失105608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红好公司同时主张面料损失的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衣莱堡公司经公告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签订的编号为ＨＨ170828《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已于2019年8月6日解除；二、衣莱堡公司应赔偿给红好公司面料损失105608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三、驳回红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衣莱堡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三组，分别为：1.2018年8月25日由红好公司出具的《凭证》一份，以证明红好公司认可尚欠衣莱堡公司加工费17万元，并自认将存放在衣莱堡公司工厂内的已加工好的成衣都给衣莱堡公司以补偿其经济损失；2.2018年10月10日由红好公司出具的《欠条》一份，以证明红好公司认可尚欠衣莱堡公司加工费17万元，并承诺如公司无能力付清，由红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惠芳个人支付；3.红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王志平和衣莱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永仁之间于2018年12月10的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内容为王志平主动联系王永仁请求宽限时间付款，以证明衣莱堡公司不欠红好公司款项，相反红好公司结欠衣莱堡公司款项。对上述证据，红好公司质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且短信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2亦不认可，认为虽《凭证》和《欠条》上盖具了公司印章，但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红好公司离职员工拿着盖有空白印章的便签纸给衣莱堡公司再事后添加内容，为印证其质证意见，红好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4.2018年5月22日绍兴晚报声明一份，以证明红好公司原业务员单玖玖、俞君持有盖有公司空白印章的便签纸若干张，红好公司发现后已登报声明如离职后的上述业务员与任何一家单位及个人发生所有业务关系及所有法律责任，均与红好公司无关。红好公司同时申请对《凭证》和《欠条》上手书落款部分的“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期”和印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衣莱堡公司对证据4质证表示不清楚。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1.标称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凭证》上“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国际贸易有、8”等手写字迹是先墨后朱，即先手写文字、后盖印印文形成；2.标称日期为2018年10月10日《欠条》上“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国际贸易有、10”等手写字迹是先墨后朱，即先手写文字、后盖印印文形成。衣莱堡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无异议，红好公司对鉴定意见不认可，认为鉴定结论有误，且《凭证》和《欠条》上的印章可能系伪造，并补充提交申请书申请对《凭证》和《欠条》上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同时申请对《凭证》和《欠条》上手书落款部分的“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期”和公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重新鉴定，并于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5.手书委托加工单、微信转账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绍兴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一组，以证明红好公司不欠衣莱堡公司加工费，因此其不可能在《凭证》和《欠条》上盖章，以印证对《凭证》和《欠条》上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的必要性。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2中的手书内容系衣莱堡公司书写，但加盖有红好公司印章，现鉴定机构已出具鉴定意见认定上述证据中的朱墨时序系手写文字、后盖印印文形成，与衣莱堡公司对证据的陈述一致，应当系红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可以认定。红好公司为证明证据1、2不符合客观事实而提供的证据5，其内容或系证据1、2形成之前的发票及付款事实，或系加工标的物的规格型号等要求，显与其欲证明的内容无关，本院不予认定。红好公司另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但本院经审查，鉴定机构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也无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况，故红好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红好公司还提出对证据1、2中的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其在提交印章与文字先后顺序的鉴定申请时，并未对印章本身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现再提出，有违诉讼诚信原则，本院不予准许。证据3未提交原始载体，真实性无法确认，衣莱堡公司亦未认可，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但系红好公司单方声明，且其关联性已被鉴定意见所否定，本院亦不予认定。经审查，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衣莱堡公司持有红好公司出具的《凭证》和《欠条》各一份，《凭证》载明：“绍兴红好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红好贸易）与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莱堡厂）有服装加工业务往来，红好贸易与衣莱堡厂双方结账支付后，红好贸易尚欠衣莱堡厂辅料及加工费壹拾柒万元整（￥170000元），该款红好贸易保证在10天内全额付清给衣莱堡厂，衣莱堡厂（吴君）代收红好贸易购买面料送货单上吴君所签名送货单，与衣莱堡厂（吴君）无经济纠葛，由我红好贸易承担一切经济支付与法律责任。红好贸易客人原因无法出货所有成品衣服存放在衣莱堡厂内，红好贸易同意都给衣莱堡厂补偿给衣莱堡厂经济损失。衣莱堡厂也同意放弃红好贸易其他经济损失追究。（本凭证一式两份，红好贸易留复印件）”，该《凭证》落款“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2018.8.25”，落款文字上盖有红好公司印章。《欠条》载明：“绍兴红好国际贸易公司欠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加工费计壹拾柒万元整（￥170000元）（该款不开增值税票），到2018年10月前付清，公司如无能力未付清以上欠款，由我张慧芳个人支付给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该《欠条》落款“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2018.10.10”，落款文字上盖有红好公司印章。衣莱堡公司陈述《凭证》和《欠条》上的文字系吴君手写，红好公司在其上盖章确认内容。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两项：一、案涉编号为HH170828号的《加工合同》是否解除及解除的时间认定；二、红好公司要求衣莱堡公司赔偿面料损失105608元的诉请能否成立。关于案涉加工合同的解除问题。本案中，双方对解除案涉加工合同并无争议，但对解除的事由及解除时间持不同意见。红好公司以衣莱堡公司将加工完成的成衣出卖给案外人致使交付货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衣莱堡公司则认为双方已协商一致达成终止加工合同的约定。对此，本院认为，从二审中衣莱堡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的《凭证》来看，该《凭证》内容显示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已就案涉加工合同进行了结账，双方协商一致对加工费支付、加工完成的成衣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凭证》内容虽未明确指向编号为HH170828《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但从其内容包含有“所有成品衣服”及一般常理判断，应当包含了编号为HH170828《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在内的双方之间全部加工合同，故该《凭证》可视为双方对案涉加工合同已协商解除，《凭证》上的落款时间即为合同解除时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解除的原因及时间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确认红好公司与衣莱堡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H170828《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已于2018年8月25日解除。关于红好公司要求衣莱堡公司赔偿面料损失105608元的诉请能否成立的问题。红好公司提供了双方签订的编号为HH170828的《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衣莱堡公司虽称该书面加工合同是红好公司为其他纠纷作证所需，请求衣莱堡公司于事后补签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且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由红好公司提供的购买面料的合同、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所作的笔录等证据足以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该合同中明确约定衣莱堡公司交货期及逾期交货的责任，同时约定了红好公司支付加工费的期限。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衣莱堡公司监事夏国海的陈述，衣莱堡公司将加工的案涉合同项下的成衣出卖给了案外人，无法向红好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可以确认，但该处置行为是否经过红好公司同意，是否构成违约，因衣莱堡公司缺席一审审理，导致无法查明。现衣莱堡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凭证》和《欠条》，证明双方对于加工合同已进行结账，红好公司同意将存放在衣莱堡公司的已加工完成的成衣交给衣莱堡公司处置以作为对其的经济补偿，上述《凭证》和《欠条》的内容与夏国海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可印证，故衣莱堡公司上诉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红好公司要求衣莱堡公司赔偿面料损失105608元的主张与其出具的《凭证》和《欠条》中的内容相悖，亦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凭证》和《欠条》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根据查明事实，衣莱堡公司于2019年8月6日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并于2019年8月15日向一审法院寄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由此可知其关于因负责人长期在外经营导致没有收到一审诉讼材料的陈述不符合事实，现因其未在一审中提交《凭证》和《欠条》等证据，致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认定由此产生的二审诉讼费用理应由衣莱堡公司承担，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对衣莱堡公司予以书面训诫。综上，衣莱堡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衣莱堡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新证据，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731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H170828《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已于2018年8月25日解除；三、驳回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12元，财产保全费1220元，合计3632元，由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元，由绍兴市衣莱堡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4800元，由绍兴红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小梁审 判 员 陆卫东审 判 员 王**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黄 虹书 记 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