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3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艾伏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法定代表人：刘蕊蕊，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天翔，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明超，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赛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高邮市送桥镇纬十九路与S333省道交叉口/div>法定代表人：顾恒林，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耀君，江苏盛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国勇，江苏盛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飞，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高邮市。上诉人苏州艾伏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伏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赛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鸥公司）、陈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20)苏1084民初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艾伏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赛鸥公司、陈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考虑陈飞系赛鸥公司在职车间主任、案涉买卖合同履行方式，认定陈飞系案涉货款唯一责任主体不当，对代理相关法律适用错误。1.从案涉买卖合同交易方式来看，艾伏特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陈飞有代表赛鸥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权限。具体体现在：送货单和对账单上的客户名称均为赛鸥公司；陈飞的工作牌显示其系赛鸥公司的生产部车间主任；2017年12月15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备注交易用途是“赛鸥电气”；上诉人调取的陈飞的社保记录显示赛鸥公司于2013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一直为陈飞缴纳社保。2.陈飞的行为可以构成代理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一、一审判决已确认陈飞系赛鸥公司的员工，而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履行期间与陈飞的在职时间对应，故陈飞的行为符合职务代理的特征，或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其二、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陈飞具有代表赛鸥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权限。上诉人将货物送至赛鸥公司厂房后签收，已尽到实地考察、身份核对、门卫授意、货物交付方式、地、地点及时间等合理注意义务据民法总则第170条及相关法律规定，陈飞的行为符合“与赛鸥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系以赛鸥公司的名义实施”以及“与陈飞车间主任的身份存在内在联系”等认定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认定其系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赛鸥公司承担；其三、不能对上诉人提出过高的注意义务。陈飞的行为符合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且交易内容符合赛鸥公司经营范围和陈飞的职能范畴。一审法院忽视了上诉人作为交易相对方的信赖利益。3.一审法院对案涉货款金额认定错误，赛鸥公司欠款应为183149元，而非153948元。赛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赛鸥公司并非合同主体，无需承担付款责任。理由是：首先，艾伏特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系其单方出具，相关签字人员并非赛鸥公司员工，对账单上也无赛鸥公司盖章。陈飞的工作牌是为业务需要自用，其并非赛鸥公司员工。且仅凭生产部车间主体的身份不足以表明其对外享有订立合同的权限。社保缴纳的相关证据也系案涉审理过程中获得，不能够作为艾伏特公司所谓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判断因素之一。其次，即使陈飞是赛鸥公司的生产部主任，其职务也只是生产而非采购，陈飞已当庭确认是其本人与艾伏特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采购的产品也系用于自己经营的业务需要，与赛鸥公司无关。交易时间长达一年半，艾伏特公司从未就买卖合同问题与赛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接，也未要求赛鸥公司在合同、对账单等文件上盖章，其所收款项也来源于陈飞个人，对此亦未提出异议。艾伏特公司所称权利外观不能表明陈飞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代理权表象，不构成表见代理。最后，艾伏特公司同时起诉陈飞和赛鸥公司与其所主张的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之间相矛盾。陈飞未到庭，未能发表答辩意见。艾伏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赛鸥公司给付货款183149元及利息（以183149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以18314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两倍计算）；2、陈飞对赛鸥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飞和赛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艾伏特公司系从事电子零配件、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研发、生产、加工、安装、销售的公司。2017年，艾伏特公司与陈飞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向其提供保护板及太阳能路灯控制器。2017年8月-2018年9月间，艾伏特公司陆续向陈飞发货。期间，陈飞陆续三次向艾伏特公司给付货款共计12万元。2018年11月28日，艾伏特公司就货款金额向陈飞进行对账，并向陈飞发放《企业对账函》。2019年1月5日，陈飞在《企业对账函》签字确认，认可货款金额为153948元。后艾伏特公司在财务结算时，发现《企业对账函》中重复计算3万元，通过微信将金额为183149元的对账单发送给陈飞，但陈飞未予认可。另查明，陈飞原系赛鸥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赛鸥公司于2013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一直为陈飞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再查明，2017年1月1日，赛鸥公司与陈飞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陈飞租赁赛鸥公司部分厂房、机械设备从事LED灯具、太阳能电板、锂电加工经营，租赁期为两年（2017年1月-2018年12月31日）。因分歧较大，致使本案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艾伏特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及利息如何计算？2、应对艾伏特公司货款承担给付责任的主体是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艾伏特公司出具的《送货单》能够证明与陈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1月5日，艾伏特公司与陈飞对账，确认欠款金额为153948元。后艾伏特公司认为《企业对账单》计算有误，实际所欠货款金额为183149元，并通过微信将对账单明细发送给陈飞，但陈飞未予回复，且艾伏特公司通过微信发送给陈飞的对账单明细中并未载明“备注：烦请贵司核对无误后三个工作日内回传，若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否则视为默认。”在2019年2月1日，艾伏特公司发现实际所欠货款金额与《企业对账单》金额不符后至起诉期间，并未通过书面形式对实际所欠货款金额进行书面变更，也未得到陈飞书面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艾伏特公司所主张货款金额为153948元。对利息部分，一审法院认为自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应对艾伏特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给付责任的主体是陈飞。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首先，职务代理是指，代理人根据其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中所担任职务，依据其职权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艾伏特公司在与陈飞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具有足以使艾伏特公司相信其有权职务代理赛鸥公司的事实和理由。艾伏特公司主张陈飞代表赛鸥公司的主要证据是：陈飞办公室所拍摄照片（赛鸥公司对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等证据，仅能表明陈飞身份可能是赛鸥公司职员，并不具有代表赛鸥公司对外订立合同权限。上述照片均系艾伏特公司与陈飞发生业务往来之后的供货期间取得，而陈飞社保缴费记录系一审法院立案后艾伏特公司申请调查令至高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得。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艾伏特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相信陈飞系职务代理赛鸥公司。其次，若陈飞系职务代理，则陈飞需以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实施的职务行为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陈飞当庭予以确认与艾伏特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和赛鸥公司无关，均系其个人行为。最后，艾伏特公司具有过失。艾伏特公司在与陈飞履行合同时，既不审查核实陈飞身份及有无职务代理权，又不要求赛鸥公司在《企业对账函》上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要求赛鸥公司予以确认或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陈飞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艾伏特公司货款153948元及利息（以153948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艾伏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陈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62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5732元。由艾伏特公司承担632元，由陈飞承担5100元(此款艾伏特公司已预交，陈飞在履行本判决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艾伏特公司)。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艾伏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赛鸥公司江都分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截图，显示负责人是陈飞，成立日期是2015年12月24日，拟证明陈飞在交易发生之前就是赛鸥公司的员工，且在其分支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艾伏特公司有理由认为陈飞以赛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交易是一种职务行为。即使陈飞没有得到书面授权或者没有权限进行对外签订合同，其也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因此，不论是职务行为还是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均由赛鸥公司承担。赛鸥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首先，该分公司负责人陈飞是否为本案陈飞存疑；其次，无法确认该公司目前的状态；再者，即使负责人是本案陈飞，也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因为不管从职务行为还是表见代理行为，都应当有一定的权利外观，相关的权利外观应当发生在陈飞与艾伏特公司买卖合同签署或履行期间，由艾伏特公司所知晓，才能构成艾伏特公司认为的表见代理的可能性。原告并未在一审中提供，说明在与陈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期间不知道该情况。所以，缺乏与职务或者表见行为上的任何关联性。赛鸥公司向本院提供两组证据：证据1.2017年12月31日赛鸥公司记账凭证两份，拟证明陈宏兵（陈飞的父亲）每年应付15万元租金给赛鸥公司，陈飞则为赛鸥公司供应灯具，用灯具的货款抵扣租金。证据2.2017年10月-2018年1月和2018年4月-6月赛鸥公司工资发放表各一份，拟证明在2017及2018年期间，赛鸥公司的工资表中没有陈飞，陈飞并非赛鸥公司员工。艾伏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记账凭证作为其公司内部的财务行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记账凭证中仅显示应付账款对象是陈宏兵并非本案陈飞，另，有陈飞签章的单据显示有代办字样，既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也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工资表由赛鸥公司单方制作，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内容也与本案无关。工资表显示的是行管人员和铁塔人员工资结算，无法确定与本案买卖合同的关系，并且结算表中的金额也无法和记账凭证中的金额对应，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此外，该份证据中制单员顾恒太与赛鸥公司的老板顾恒林以及陈飞之间可能存在亲属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除“陈飞原系赛鸥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赛鸥公司应否对案涉欠款承担相应民事责任；2、案涉货款金额应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赛鸥公司无需对案涉欠款承担还款责任。理由是：陈飞的行为不能构成职务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职务行为成立与否，需审查是否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行为人系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2）职务行为系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3）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合同行为。本案中，虽然赛鸥公司为陈飞持续缴纳社保，但并无证据证明赛鸥公司向陈飞发放工资、对陈飞进行考核和管理，尚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人身隶属关系。陈飞和赛鸥公司均称为个人缴纳社保系陈飞离职后完成赛鸥公司对外招投标项目所需，陈飞明确否认案涉交易发生时其系赛鸥公司员工，赛鸥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工资表中亦不包括陈飞，记账凭证以及一审中已提交的租赁协议又指向双方之间存在厂房租赁事实，故仅凭缴纳社保事实无法认定案涉交易行为发生时陈飞系赛鸥公司员工。另外，即便按照艾伏特公司所称陈飞系赛鸥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其职权范围理应限于生产环节，而无权代表赛鸥公司对外实施采购行为。艾伏特公司也未能提供陈飞就其职权范围外的行为持有特别授权的证明材料。故案涉交易行为不属于陈飞的职权范围。综上，艾伏特公司主张陈飞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观点无法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飞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成立与否，需审查是否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2）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表象；（3）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也即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本案中，首先，艾伏特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飞在订立合同阶段系以赛鸥公司的名义洽谈并订立合同，陈飞亦明确其在订立合同时已告知艾伏特公司其承包赛鸥公司生产车间的事实，且承包事实得到了赛鸥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的佐证；其次，陈飞欠缺代理赛鸥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的代表权表象。具体而言，艾伏特公司证明陈飞具有代理权的证据主要是陈飞的工作牌，然，其也认可工作牌的取得时间为订立合同后的履行期间内，订立合同时是否存在该工作牌并无证据证实，故难以作为订立合同时的代理权表象之一；艾伏特公司将案涉货物送至赛鸥公司厂区内的行为亦不能当然解释为代理权表征；诉讼过程中所调取的社保记录、赛鸥公司江都分公司的登记信息等证据均属事后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判断订立合同时代理权表象的证据使用。因此，赛鸥公司未能提供诸如授权委托书等可直接证实陈飞代理权表象的证据，案涉货款由陈飞个人支付的事实也一定程度上证明案涉交易系个人行为，与赛鸥公司无关。故该构成要件无法认定；再次，艾伏特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作为商主体，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理当知晓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重要性。而本案中，艾伏特公司既未要求与赛鸥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也未要求赛鸥公司于送货单、对账单等关键证据上加盖公章，交易洽谈的相对人陈飞的身份仅涉及生产部，与非采购部人员洽谈交易本身即不符合正常的商业规则。故艾伏特公司关于其有理由相信陈飞有代理权，自己善意无过失的主张不能成立，陈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艾伏特公司基于陈飞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进而要求赛鸥公司承担货款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货款应为153948元。理由是：艾伏特公司已与陈飞之间就过往交易进行结算并达成一致，后艾伏特公司也未明确提出结算存有不当，现其也无证据证实其所称错误之处，故一审法院依照企业对账函认定陈飞尚欠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调整。综上，艾伏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2元，由苏州艾伏特电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岐华审判员  李 响审判员  袁海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郑桂江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