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31行终1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首市人民北路**风流大厦。法定代表人：尚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艺，湖南董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清燕，湖南董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湖南省吉首市乾州新区人民南路**法定代表人：周斌，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凯，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明军，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北路**/div>法定代表人：龙晓华，该州人民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肖杰。委托代理人：田中圣，男，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边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州市监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州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花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3124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州市监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认定边城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至26日，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导致民众大量采购防控物资之机，在购进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擅自将店内销售的部分口罩进行加价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决定对边城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边城公司不服，向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6月15日，州政府作出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州市监局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原判认定，2020年1月26日，湘西州12315平台接到群众投诉称边城公司高价销售口罩。同年1月28日，州市监局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询问调查该公司经理罗永红、法定代表人尚红，责令限期提供材料，调取销售清单、购货凭证、销售单、调价单序时薄、购进单、入库单、销售明细、销售小票等，查明：1.海氏海诺一次性平面无纺口罩购进价3.5元/包，2020年1月19日前售价8元/包，2020年1月22日售价上调为10元/包。2.稳健日用口罩（稳健）购进价1.5元/袋，2020年1月19日前售价2.5元/袋，2020年1月21日售价上调为3.5元/袋，2020年1月22日上调为5元/袋。3.可孚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粉色）购进价1.5元/个，2020年1月23日以3元/个、5元/个两种价格进行销售。4.稳健脱脂纱布口罩（绑带型）购进价1.45元/袋，2020年1月19日前售价3元/袋，2020年1月22日售价上调为5元/袋。5.稳健脱脂纱布口罩2020年1月19日前售价6元/袋，2020年1月21日售价售价分别为6元/袋、8元/袋、10元/袋；2020年1月23日购进价5元/盒，售价分别为12元/盒、20元/盒；同日购进价12元/盒，销售价20元/盒。6.N95口罩2020年1月23日购进价12元/个，售价25元/个；2020年1月26日购进价格16.5元/个，售价分别为20元/个、25元/个。该局于2020年2月7日作出州市监听告字（2020）1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该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陈述、申辩、听证权。2020年2月10日，州市监局作出州市监听告通字（2020)4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听证主持人、记录员、时间、地点、地点义务等事项。2020年2月18日，州市监局在该局五楼会议室进行听证。经集体讨论，该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认定2020年1月21日至26日，原告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导致民众大量采购防控物资之机，在购进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擅自对部分口罩加价销售，推动了口罩价格过快、过高上涨，根据国市监竞争（2020)21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构成了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从《商品进销单》可确认有多个品种口罩出库记录，但未查实对应的销售记录和相关票据，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应当按照没有违法所得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决定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50万元上缴国库。原告不服，向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州政府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后，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州市监局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吉首市市监局于2020年1月26日向原告作出吉市监责（2020)1-26-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认为原告购进一次性医用口罩未查验、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原告改正，执行查验记录制度，建立进销货台账。202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2020年1月24日，湖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决定，启动湖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1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坚决维护防疫用品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2020年第3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规范市场行为、维护价格秩序的公告》；2020年1月30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48号）；2020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2020年2月18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依据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66号）。原审认为，关于行政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价格行政处罚由价格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管辖。本案中，被告州市监局作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州政府作为州市监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作出案涉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主体资格，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州市监局接到投诉后，决定立案调查，经调查询问、调取证据、处罚告知、召开听证会、经集体讨论后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同时，吉首市市监理局作出的吉市监责（2020)1-26-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针对的是原告购进一次性医用口罩未查验、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本案涉及的是价格违法行为，并未构成重复受理、重复处罚。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举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听证会，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公众代表参加。本案中，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防护用品涉及人民群众是生命财产安全，应属重大公共利益，依法应有一定比例公众代表参加，但被告州市监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不邀请有关公众代表参加听证会并无不当。关于事实认定。哄抬价格行为是一种故意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实施者在主观上具有推动价格上涨的故意，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行为，主要包括：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大量囤积；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具有导致价格上涨的结果或者重大可能性。过快是一个时间概念，过高是一个程度概念，二者结合，就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上涨。本案中，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规定的乙类××，并采取甲类××的预防、控制措施。2020年1月30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48号），自即日起至疫情解除前，对口罩等防疫用品以及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生活必需品加强价格管控，并明确以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日（2020年1月24日）前销售价格为原价作为哄抬物价的查处依据。2020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明确经营者销售同种商品，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可以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2020年2月18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依据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66号）明确以2020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为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查处依据，湘发改价调［2020］48号不再执行。本案中，根据被告州市监局查明情况，原告边城公司存于2020年1月21日至26日在购进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部分口罩加价销售，明显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且部分口罩在同一天二次、三次以递增式价格销售，被告州市监局认定原告的行为推动了口罩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原告销售的Ｎ95口罩在被告州市监局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后，拒不提供合法销售和收费票据，导致违法所得金额无法计算，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州市监局按无违法所得论处并无不当。故被告州市监局认定原告边城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时期的行为构成哄抬价格行为，并无违法所得，情节较重，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责令原告改正并处以人民币50万元的罚款，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结果适当。关于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被告州市监局在查清原告边城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哄抬价格行为，适用上述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地方性法规条例和单行条例，参照规章。国务院部门以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于具体应用法律、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本案中，被告州市监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直接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并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并未违反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故原告诉称被告根据事后的规范性文件处罚文件出台之前的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州市监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结果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被告州政府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的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案涉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边城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边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边城公司上诉称：1、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高价格销售口罩为《价格法》允许的自主定价行为。被上诉人依据国市监竞争（2020）21号认定上诉人自主定价销售口罩合法行为为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价格法》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2、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是错误的。州市监局不具有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听证没有一定比例的公众代表参加，违反《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吉市监责（2020)1-26-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已针对上诉人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被上诉人再次处罚，构成重复受理、重复处罚。3、口罩是实行市场调节价。上诉人在湖南省口罩实行管控之前，根据市场机制调整价格销售，没有违反《价格法》，更不能实用《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处罚。4、本案存在处罚不公的情况。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以50万元罚款，处罚过重。同时，违反同案同罚处罚原则，吉首市世纪健康大药房因2020年1月21日至22日涨价销售口罩，被州市监局处以50万元罚款（州市监行处字（2020）7号），世纪健康大药房是吉首第一个处以50万元罚单的药店。湖南省市监局已作出撤销处罚的决定。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州市监局答辩认为，一、疫情发生后国家根据相关法律对市场物资、价格及经营行为等进行管控，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且于法有据。特别是口罩等防疫用物资实行的是重点管控。上诉人未履行《价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定义务、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及国家2020年第1号公告的相关管控措施。以“经营者自主定价”为借口，在进货成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销售价格以牟取利益为目的行为，多次被举报，社会反响大。二、答辩人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适用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不是国市监竞争（2020)21号文件和湘发改价调（2020）48号文件。答辩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时间为2020年2月26日，此时已明确湘发改价调（2020)48号文件不再执行。并且明确“以国市监竞争（2020）21号文件为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查处依据”。三、上诉人所销售的口罩存在一天内进行多次涨价销售行为，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该行为应认定上诉人销售口罩价格上涨过高。四、因上诉人不能提供合法的销售和收费票据，拒绝和隐瞒销售收费票据数量、账簿，导致票据金额不符无法确定违法所得的计算基数和计算价格。最终认定上诉人无违法所得，且情节较重。五、答辩人具有管辖权，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据查吉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吉市监管（2020）1-26-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针对上诉人购进一次性医用口罩未查验、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与本案涉及的价格违法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违法行为。因此不构成重复立案和重复处罚。我局组织的行政处罚听证会，符合《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只涉及到被处罚对象即上诉人，属于单一式执法听证会不需一定比例公众代表参加，已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权。本案与世纪健康大药房案件是两次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不同的救济途径解决的，因此不应作对比。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州政府答辩认为，一、上诉人构成价格违法行为清楚，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二、州市监局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本案不存在处罚不公。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州市监局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及州政府的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具体表现在事实认定和行政程序及法律适用方面。一、关于事实认定。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规定的乙类××，并采取甲类××的预防、控制措施。2020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明确经营者销售同种商品，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可以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因此，本案中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依据应为国市监竞争［2020］21号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五、经营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三）经营者销售同品种商品，超过1月19日前（含当日，下同）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根据州市监局查明情况，边城公司存在2020年1月21日至26日在购进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部分口罩加价销售，明显超过2020年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且部分口罩在同一天二次、三次以递增式价格销售，州市监局认定边城公司的行为推动了口罩价格过快、过高上涨具有事实依据。边城公司销售的Ｎ95口罩在州市监局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后，拒不提供合法销售和收费票据，导致违法所得金额无法计算，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州市监局按无违法所得论处并无不当。州市监局认定边城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时期的行为构成哄抬价格行为，并无违法所得，情节较重，其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责令边城公司改正并处以人民币50万元的罚款，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结果适当。二、关于行政程序及法律适用。州市监局接到投诉后，决定立案调查，经调查询问、调取证据、处罚告知、召开听证会、经集体讨论后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边城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程序方面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处罚结果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依据以上规定，州市监局作为行政处罚机关，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因此，边城公司认为州市监局不具有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吉首市市监局于2020年1月26日向边城公司作出吉市监责（2020)1-26-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理由为认为边城公司购进一次性医用口罩未查验、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而责令其改正。本案处罚决定的理由为“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导致民众大量采购防控物资之机，在购进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擅自将店内销售的部分口罩进行加价销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罚。属于不同行政机关因不同的事由作出不同的行政行为。因此，边城公司认为本案属重复处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边城公司销售的N95口罩在州市监局下达《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后，拒不提供合法销售和收费票据，导致违法所得金额无法计算，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州市监局按无违法所得论处并无不当。州市监局认定边城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时期的行为构成哄抬价格行为，并无违法所得，认定情节较重，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规定责令原告改正并处以人民币50万元的罚款，亦无不当。因此，上诉人边城公司关于处罚过重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二审期间，边城公司及州市监局均未提交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吉首市世纪健康大药房复议决定书原件，边城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提交的“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复议决定书”复印件的真实性，且该复议决定不属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和评价。一审法院根据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径行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违反同案同罚处罚原则的情形。因此，上诉人边城公司提出原判违反同案同罚处罚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举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听证会，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公众代表参加。本案中，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防护用品涉及人民群众是生命财产安全，应属重大公共利益，依法应有一定比例公众代表参加，但州市监局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在疫情发生的特殊时间段不邀请有关公众代表参加听证会并无不当。在州市监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处罚决定之前，本案涉及到疫情特殊时期关于哄抬物价的相关规定，即《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48号)、《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竞争[2020]21号）、《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依据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20]66号），其中湘发改价调[2020]66号已明确了国市监竞争[2020]21号为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查处依据，湘发改价调[2020]48号不再执行。因此，上诉人边城公司关于“被上诉人依据国市监竞争（2020）21号认定上诉人自主定价销售口罩合法行为为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是错误的”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的州市监行处字（2020)9号《关于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哄抬价格销售口罩案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结果适当，依法应予维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的州府复决字（202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结果适当，依法应予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首市边城药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学军审判员  李华华审判员  张宇开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胡 成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