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41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云，女，196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立龙，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庆，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山东省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显，莘县莘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王延安，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冠县，与王建云系夫妻关系。 上诉人王建云因与被上诉人刘永庆、原审被告王延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5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建云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5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仅凭借据认定借贷实际发生，依据上诉人代签的合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案涉借贷已实际发生，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对案涉借贷事实并不知情，而原审被告王延安也称不记得收到过182000元借款。原审法院仅凭借据直接推定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称借贷均是现金交易，但在2012年、2013年甚至现在，单笔52000元、70000元的现金交易数额巨大，日常家中也不会存放这么多现金。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提出质疑后，被上诉人称临时从银行卡里取的现金并进行出借。如果情况属实，取款记录均可查询，被上诉人应提交相应取款记录。被上诉人未提交，原审法院也未核实。2.原审法院认定“孙爱玲前后出借三笔借款，被告如未收到借款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依据客观证据认定事实。原审被告在庭审中提到过，当时公司财务混乱，实际操作中存在打了借条给当事人，当事人又反悔的情况，这些借条并未回收，因此存在当事人手里持有借条却未实际出借的情况。因此案外人孙爱玲持有三张借据，并不能直接推定三次借贷均已实际发生。而原审法院却直接推定孙爱玲的借贷实际发生，进而推定案外人刘文科、刘敏的借贷也实际发生，认定事实错误。3.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过分依赖借据认定错误事实。同样情况，被上诉人提起的另一起民事诉讼中证据只有一份合同：2018年11月5日，在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上诉人(代原审被告王延安)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记载:被上诉人“共预付租金18万元整”。2020年3月13日，被上诉人仅依据该合同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20)鲁1525民初2321号]，称预付了18万元的事实，要求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返还租金。如果被上诉人不撒诉，按照原审法院在审理双方借贷纠纷案件的逻辑，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租赁法律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支付了18万元租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返还剩余租金。而事实却是该案为被上诉人捏造民事事由提起的虚假诉讼，上诉人已固定相关证据准备向公安局提起控告。现在被上诉人又仅凭借据提起诉讼，称原审被告不偿还借款。4.一审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多次提到《房屋租赁合同》的背面有被上诉人刘永庆本人书写的注明:“如欠款有出入，账目不准，经双方核对后无任何异议，可改动房屋租赁合同日期。直至与欠款数额与房屋租赁期相同。”因为无法确定该债务的真实性及具体数额的大小，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补充添加该内容，该注明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对借贷毫不知情，更不能确定借贷实际发生与否。而此证据，原审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原审法院依据借据，结合毫不知情的上诉人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认定借贷发生，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诉称，本案的借贷行为发生在2012年11月24日至2013年9月23日。至今已有7年之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借据并未就借款期限进行约定，故出借人可随时要求偿还”。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在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中并不适用。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多次催要，被告无理由拒不偿还”，“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多次催要上述借款被告仍拒不偿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诉讼时效应该从被上诉人所称的原审被告及上诉人第一次拒绝偿还之日起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第四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如果原告没有对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共同承担还款义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王建云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推定存在明显逻辑错误。1.根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在租赁合同背面添加的注明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对案涉借贷毫不知情，无法确定借贷实际发生与否。而不是原审法院主观认为的“上诉人签了字，借贷就发生了”。2.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以为王延安借钱属实，房子长期闲置，现在对方又强占着屋子，而该房屋也有王延安的一部分，可以出租一定期限抵偿王延安的个人债务，所以便自作主张，替王延安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了字。如果上诉人在租赁合同上以其本人的名义签字，也可推定上诉人有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但合同上却是上诉人代替原审被告王延安签的字，上诉人没有签本人的名字，从未表示过共同偿还借款的意思。为了更好地保护夫妻之间未借款一方的合法权益，严格界定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案涉合同既没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上诉人事后也未追认作出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替原审被告王延安签的字认定上诉人有还款的意思表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永庆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称王延安所在公司账目管理混乱，是上诉人及王延安管理问题，王延安借款时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打的借条又被出借方把现金取走而不把借据收回的情况。三、上诉人称对借贷不知情不符合事实，如不知情就不会与刘永庆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背面的内容是对租赁合同的补充，注明了双方无任何异议，可以直至租赁到双方约定的18万元租赁费用履行完为止。事后，王延安对该协议并未否认。四、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上诉人为善意的处分自己夫妻的共同财产，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故该合同应该给予保护，被上诉人的行为应该得到支持。五、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均是真实意思表示，从该日起至本案上诉时，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被告王延安未到庭陈述意见。 刘永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2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到偿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2年11月24日至2013年9月23日期间，被告王延安因资金紧张，分五次向案外人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借款共计182000元，被告王延安分别出具借据五张。借据载明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出借人、借款人信息，被告王延安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许婷婷、曹爱梅、张玉华作为借款经手人在备注处签字。原告称借款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后案外人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刘永庆并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因被告未偿还上述借款，原告搬至被告位于冠县陶然居14号楼3单元101室房屋居住。被告王建云发现其房屋被原告居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11月5日，被告王建云与原告刘永庆在冠县崇文派出所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合同租赁方王延安（王建云代签），承租方刘永庆。出租期限自2018年6月12日至2032年3月11日止，共计租金180000元，每年租金为13000元，共预付租金壹拾捌万元。合同还注明如欠款有出入，账目不准，经双方核对无异议可改动房屋租赁合同日期，直至与欠款数额与房屋租赁期间相同。2020年2月18日，冠县陶然居14号楼3单元101室房屋因执行其他案件经一审法院成功拍卖于他人。因租赁不能继续，原告刘永庆于2020年4月13日提起租赁合同诉讼，后原告刘永庆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20年6月11日，原告刘永庆又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 另查明，被告王延安与王建云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均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案外人孙爱玲、刘文科、刘敏与原告刘永庆系母子、父子、兄妹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王延安向案外人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借款并出具借据，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相关借据由原告方持有，均载明收到“现金”，且孙爱玲前后出借三笔借款，被告如未收到借款不符合常理，结合被告王延安之妻被告王建云与原告刘永庆达成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以租金抵顶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均已实际出借。现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将相应债权转让于原告刘永庆，被告王延安应向原告刘永庆偿还相应借款。被告抗辩称该借款系用于山东世界华商大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营，属于公司债务，但借款人处仅有被告王延安签字捺印，且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公司借款，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被告王建云辩称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且用于公司经营，不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偿还，但本案借款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被告王建云代替被告王延安与原告刘永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以租金抵偿借款的事实，应当视为其对债务的认可以及共同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故被告王建云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其该辩解意见亦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但借据均并未就借款期限进行约定，故出借人可随时要求偿还，且2018年双方以房屋租赁合同的形式确认以租金抵偿借款，故本案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因双方在达成以房屋租金抵偿借款的合意后，原告实际租赁了被告的房屋，应当就房屋租赁期间的租金予以抵扣，抵扣金额应当自合同约定的2018年6月12日起至2020年2月18日房屋拍卖成功之日止，按照双方约定的年租金13000元计算，共计21940元，故被告合计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60060元。原告请求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对原告刘永庆要求被告王延安、王建云共同偿还借款16006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王延安、王建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刘永庆借款160060元及利息（以16006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案件受理费3940元减半收取1970元，保全费1430元，以上费用共计3400元，由原告刘永庆负担410元，被告王延安、王建云负担2990元。 二审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对案涉借款事实及还款主体的认定是否适当；上诉人王建云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 王延安分五次向案外人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借款182000元，并出具五张借据，每次借款金额均不大，以现金方式交付完全符合常理。后孙爱玲、刘文科、刘敏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刘永庆，因王延安未偿还上述款项，刘永庆搬至王延安的房屋内居住，由此引发矛盾，致王建云向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11月5日，王建云与刘永庆在冠县崇文派出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以房屋租金抵偿王延安的上述欠款，并由王建云代王延安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字。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王延安与王建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房屋系王延安与王建云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王建云并未在原始借据上签字，但在刘永庆受让涉案债权，并因居住王延安夫妇房屋由此引发矛盾后，王建云代王延安与刘永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以房屋租金抵顶涉案欠款直至租赁期间与欠款数额相同，应当视为王建云知晓王延安的上述欠款并同意共同偿还。因涉案房屋已被法院拍卖，刘永庆无法通过获取租金的方式抵顶王延安欠其的款项，故刘永庆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要求王延安、王建云共同偿还涉案借款，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扣除实际租赁期间的租金，判决王延安、王建云共同偿还剩余借款本金16006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王建云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借款发生在2012年11月24日至2013年9月23日期间，但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且在2018年11月5日王建云代王延安又与刘永庆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方式确认以租金抵顶欠款，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王建云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建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上诉人王建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曙昉 审判员  徐红杰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杜娟 书记员肖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