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8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朱保镇工业园。诉讼代表人：张兆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庆，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锦丰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后耿家埠社区。法定代表人：龚延超，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延超，男，197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山东登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政华，男，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山东国铭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正超，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善梅，女，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上诉人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木业）因与被上诉人临沂锦丰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木业）、龚延超、李政华、李正超、张善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1302民初1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善木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1302民初106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各项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嘉善木业系本案适格的主体。（一）涉案土地及厂房通过投资建设取得。嘉善木业于2003年3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90万元，股东为杨超、刘敬兰、孙士才。因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之间经济纠纷，由股东杨超自2004年6月29日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案号为（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后经过多次诉讼。2014年1月28日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杨超申请嘉善木业清算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临兰清（预）字第1号，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4）临兰清（算）字第1号决定书，成立清算组，对嘉善木业进行强制清算。临兰清（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审理查明：闵庆彬与杨超于2003年1月17日与临沂市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共同作为甲方于同月26日与分别作为乙方的严森康、沈敏立、胡震宇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其在上述租赁的土地上投资建设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闵庆彬之妻刘敬兰与杨超、孙士才于2003年3月17日共同投资成立了嘉善木业，嘉善木业即取代上述协议中的甲方依协议约定开始投资建设厂房。嘉善木业通过投资建设取得涉案土地及厂房。李政华提供的2003年2月8日《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印证涉案厂房系嘉善木业投资建设取得。（二）（2019）鲁1302执异92号执行裁定书已经生效，进一步证实涉案土地及厂房属于嘉善木业财产。案外人杨超在申请清算时，对嘉善木业公司财产进行保全，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案件，锦丰木业提出书面异议，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9）鲁1302执异92号执行裁定书，查明锦丰木业2010年11月26日占有涉案土地及厂房，驳回案外人锦丰木业的执行异议，该92号裁定已经生效。二、龚延超并未取得涉案土地及厂房。（一）2004年3月15日李政华与嘉善木业、孙士才、刘敬兰《协议书》应当认定无效。首先，已经生效的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民二初字第161-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在兰山区朱保镇政府的协调下于2004年6月6日就嘉善木业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审计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后因各方在审计过程中对于对方提供的单据及材料存在争议，致使上述协议约定的清算及审计事项未能实施。从上述各方在镇政府协调下形成的书面协议内容来看，系各方基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而一致同意解散公司进行清算达成的协议”。其次，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临民二初字143号案件庭审时刘敬兰、孙士才对于2004年5月25日向杨超发出的《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和《关于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真实性无异议（详见临沂中院2004年7月30日庭审笔录中对证据九的质证）。尽管在本案中，被告对这一事实进行辩解，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推翻其质证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九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应以（2004）临民二初字143号查明的事实为准。再次，2004年5月25日的通知书及决定与2004年1月16日孙士才、刘敬兰的《股东会决定》、2004年3月15日李政华与嘉善木业、孙士才、刘敬兰《协议书》内容相互矛盾，与2004年6月6日在嘉善公司厂房所在地村委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会人员参与下达成的资产分割及计划账目审计的《协议书》和会计师出具的《理账说明书》的内容相互矛盾。综上所述，嘉善木业、刘敬兰、孙士才在2004年1月16日、3月15日、5月25日、6月6日作出数个不同的意思表示，并且意思表示存在矛盾，应当以2004年6月6日在嘉善公司厂房所在地村委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会人员参与下达成的资产分割及计划账目审计的《协议书》来认定涉案争议财产的情况，这一事实经过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民二初字第161-1号民事裁定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认定，因此李政华并未取得涉案争议土地及厂房。（二）涉案土地及厂房自2004年6月29日一直由法院查封保全，合同标的物因受限制不能在查封期间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龚延超并未取得涉案土地及厂房的使用权、所有权。首先，案外人杨超与刘敬兰、孙士才清算协议纠纷一案，根据杨超申请，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6月29日、2004年9月24日，2005年10月12日作出（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第143-2号、第143-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嘉善木业公司房屋及设施。嘉善木业涉案财产一直被查封，查封期间未经法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处置该财产，合同标的物因受限制不能在查封期间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龚延超无法取得嘉善公司涉案财产。对于这一事实，由生效（2019）鲁1302执异92号执行裁定书查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十条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至于保全时向何人送达相关的手续，那是法院内部工作方法问题，即便是李政华辩称的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向李政华送达相关裁定，但涉案土地及厂房在2004年6月29日之后经过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全查封，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李政华与李正超2010年8月19日《转让协议》、李正超、张善梅与龚延超2010年11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2015年4月28日龚延超与耿家埠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在法院查间，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2日《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临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租赁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1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查封文书送达给耿家埠村委会。龚延超对涉案的土地及厂房的占有均发生在法院查封期间，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三）李正超应对220万厂房转让款支付方式提供相关的转款凭证、龚延超应对366万元厂房转让款支付方式提供相关的转款凭证，这是认定涉案厂房及土地交易的关键，特别是龚延超将366万元厂房转让款转账给谁，是认定龚延超是否支付对价、构成善意的关键。李政华与李正超2010年8月19日《转让协议》涉案土地及厂房转让交易价值220万元，李正超、张善梅与龚延超2010年11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涉案土地及厂房转让366万元，上述两次交易尽管在形式上符合交易方式，特别是李正超、张善梅与龚延超2010年11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还经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但是李政华与李正超2010年8月19日《转让协议》没有相关的付款凭证，220万元的交易价值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会通过银行转款支付，原告多次要求李正超提供相关转账凭证，但李正超至今没有提供。而李正超、张善梅与龚延超2010年11月25日《资产转让协议》涉案土地及厂房转让366万元，在庭审时原告要求查明366万元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支付给何人，并对龚延超进行发问，龚延超居然说与本案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第四十八条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因此无法认定龚延超支付对价、构成善意。（四）涉案土地及厂房经过李政华→李正超（张善梅）→龚延超多手交易，应当查明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情况，来查明多手转让交易的真实意图。多手交易其目的就是形成形式上的合法，而恰恰证实龚延超在交易时不存在善意。尽管上述交易发生在2010年，至今已经达10年之久，但交易的前提是嘉善木业股东之间矛盾重重，从2004年诉讼至今长达16年。本案涉案土地及厂房经过李政华→李正超（张善梅）→龚延超多手交易。龚延超在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2日《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临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租赁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1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送达给耿家埠村委会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在2015年4月28日与耿家埠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是正当交易下的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而本案中龚延超对366万元如何支付、支付给谁都不能说清楚、转账凭证更是无法提供，对于几百万如此大额的资金交付情况，仅凭2010年12月4号李正超的《收条》无法证实龚延超交易时的善意，恰恰证实其在交易时不存在善意，损害嘉善木业的利益，并未取得涉案土地及厂房的所有权。（五）2004年《股东会决定》及2004年3月15日与李政华协议书系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同时上述协议也被2004年6月6日协议书取代，不应适用诉讼时效、除斥期间。补充上诉意见：一、李政华从未善意取得涉案厂房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1.李政华的行为不构成善意。临沂永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是涉案厂房的施工方，而李政华作为该公司的代表同闵庆彬、朱效礼(杨超的曾用名)签署的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因此，李政华至少从2003年2月8日起，即知道涉案厂房是由闵庆彬、杨超(曾用名朱效礼)共同作为临沂嘉善木业工业园的出资建设方，且工地都是由杨超负责收方、结算。在李政华没有拿到闵庆彬、杨超同意将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所涉权利由后来成立的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享有授权的情况下，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李政华如果以物抵债，需要询问杨超的意见，经过杨超的同意。但是，李政华从未就临沂永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问题，询问过杨超，更未征得杨超的同意。另外，既然李政华声称是从嘉善木业以物抵债，则款项应该支付给嘉善木业，但李政华没有将所谓的欠付工程款之外的款项支付至嘉善木业的账户，嘉善木业也从未收到该款，即使李政华支付了，根据中院的笔录，也是支付给了闵庆彬。在李政华应当知道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即使存在上述协议，即使支付给闵庆彬相关款项，李政华的行为也不构成善意。2.李政华从未支付合理对价。临沂永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闵庆彬、杨超从未进行结算，更未确认欠款金额。嘉善木业从未收到过李政华所提交的收据，财务账簿中也没有记载留存该三张收据，在杨超与其他股东清算纠纷的历次诉讼中，其他股东从未提及、提交过该三张收据。3.李政华从未从嘉善木业通过交接占有、使用过涉案厂房，也未获得过涉案厂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杨超等人与耿家埠村委签订100亩土地承包合同后，已经实际占有使用。耿家埠村委从未依法与杨超等人解除协议，更未收回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即使李政华与耿家埠村委再次签订所谓的合同，也仅仅是对耿家埠村委享有债权，耿家埠村委没有再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交付给李政华。因此，李政华从未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临沂中院在2004年6月29日即查封了涉案厂房、租金、经营权等。而李政华从未有证据证实，嘉善木业已经将厂房的占有控制权实际交付。因此，李政华提交的之后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因已经查封等本身就是无效的，不能作为其取得占有使用权的依据。二、李政华与嘉善木业签订的协议书不成立。1.李政华明知涉案厂房系闵庆彬与杨超共同与其签订的钢结构施工合同，李政华却和孙士才、刘敬兰协商签署协议，没有告知杨超并征求其意见，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既没有召开的程序材料，也无杨超的签字，并且，李政华主张把款项支付给了闵庆彬，而非嘉善木业，而闵庆彬与刘敬兰是夫妻关系，印章是闵庆彬控制。上述行为显然是闵庆彬的个人行为，即使加盖了印章，也显然并非嘉善木业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认定是嘉善木业实施了签订合同的行为。2.临沂永固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是涉案厂房的施工方，而李政华作为该公司的代表同闵庆彬、朱效礼(杨超的曾用名)签署的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李政华明知杨超为嘉善木业股东，对嘉善木业股东刘敬兰、孙士才在杨超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将嘉善木业财产抵债的所谓股东会的事实是清楚和明知的，故李政华不属于善意获得受让财产，2004年3月15日《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三、在杨超诉刘敬兰、孙士才侵权纠纷案件（2006）临民二初161号庭审笔录中，闵庆彬陈述是其跟李政华商量折价84万元，现金也是闵庆彬收取，上诉人没有收到支付的对价，闵庆彬无权代表公司与李政华进行对价，其并非善意，也未支付对价。龚延超与村委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涉案土地被兰山区法院查封，其余村委的合同也并不能证实其合法占有涉案土地。锦丰木业辩称：1.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上诉人嘉善木业欠付李政华的建设工程款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争议财产的构成，是由公司股东部分投资、同时赊欠工程款、加之对外借债而多项组成，所以，上诉人首先应当分清嘉善木业的债权与债务基础，然后才有权讨论是否可以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李政华一审提交的《钢结构厂房施工合同》足以证明嘉善木业公司的厂房系李政华垫资建设完成，上诉人有义务向李政华支付建设工程款，鉴于嘉善木业无资金偿债的客观现实，由此形成了本案中的以物抵债。所以，曾经在2004年3月15日之前归属于上诉人的财产，在以物抵债之后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历经16年之后，上诉人又对该项已经转移的财产主张权利，于情于理于法均不可得到支持。2.兰山区人民法院的92号执行裁定书是否生效，均与涉案财产所有权无关，保全行为是服务于诉讼审判的保障性程序文书，在上诉人的起诉败诉时，该保全行为依法应当立即解除。3.上诉人公司在2004年3月15日与李政华签署的《协议书》中，嘉善木业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刘敬兰签字，另一股东孙士才签名确认，该形式完全符合公司法及民法通则的要求。同时，上诉人欠付李政华的工程款应当且必须偿还，在此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的以物抵债协议，根本不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无效条件。4.上诉人主张股东杨超提出诉讼保全并对涉案财产查封的时间为2004年6月29日，但是，该保全对李政华没有约束力。首先，2004年3月15日已经将争议财产转让给了李政华，杨超的申请保全时间显然在财产所有权转移之后。其次，2004年6月29日的保全裁定及相关法律文书并没向李政华送达，对此，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5.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李正超的收款收条，本次庭审中补充提交一组支付转让款的证据，证实涉案的财产转让系真实的，且具有绝对善意。至于上诉人主张的非善意转让，需要由其提供有效证据。6.上诉人主张2004年的《股东会决定》及2004年3月15日的《协议书》系恶意串通，但未明确串通主体，更未对恶意是否存在举证证明，只是单方认为无效，显然不能成立。同时，作为上诉人嘉善木业，对其实施的与本案有关所有行为，显然是基于当时的公司经营需要而为，却在历经16年之后的本案中又主张当时的决定和协议无效，无视债务应当清偿的这一基本原则，这有违客观常理，严重有悖于商业诚信和社会善良公理的基本底线，上诉人更不具备提出无效的主体资格。7.基于以上事实和上诉请求，上诉人的此项主张，应当是代替股东杨超的意思表示而提出的，可是，杨超却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上诉人无权也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作为杨超的代言人。另外，2004年6月6日的协议书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及的股东决定和财产转让以及以物抵债协议的形成及内容，全部都是公知的，即使是股东杨超对此提出异议和权利救济，也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而不可以任由时效无限。8.李政华作为对上诉人公司享有债权的工程施工方，有权向上诉人要求清偿所欠债务。在李政华代表永固公司与上诉人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时，李政华没有义务向各股东报告相关行为过程及结果，况且当时的抵债协议书是由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形成的，根据公司法规定，该抵债协议合法有效。因李政华取得涉案财产是基于抵顶债务而实施的，因此不存在债权人再向债务人支付财产对价的这一情形。自2004年3月15日之后，李政华将受让的财产占有并进行处置，这一客观事实结合2004年6月6日上诉人公司的相关股东所签署的协议书，足以证实了李政华已实际占有，并经营该受让财产。根据2005年之前实际的公司法以及上诉人公司当时备案的公司章程，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股东会决议后利用公司的有效财产向李政华抵顶所欠的建设工程款而签署的抵债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2004年6月6日，股东杨超及该公司股东已知晓该协议存在的情况下，如对该协议提出异议，则应当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行使权利。综上，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李政华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在上诉人公司与被上诉人李政华转让涉案财产时，涉案财产未有查封、抵押等限制，合法取得财产，后转让给李正超，之后的转让行为我方不清楚，亦与我方无关，请求二审驳回上诉。嘉善木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拆迁补偿款及奖励等所有补偿利益归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锦丰木业、龚延超共同支付占有原告不动产及设备期间的占有使用费用454.99万元及利息（该金额为暂估，自2010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需按评估价格计算）及利息损失（自2010年1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业间拆借利率计算）；3.龚延超在收取拆迁补偿款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等各项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月17日，案外人闵庆彬和杨超（又名朱孝礼）共同与临沂市兰山区原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租赁了该村村委土地使用权100亩，租赁期限为三十年。同月26日，闵庆彬、杨超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案外人严森康、沈敏立、胡震宇分别签订了厂房及锅炉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在上述租赁的土地上投资建设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期限均为七年，年租金分别为40万元、32万元、32万元。同年3月17日，闵庆彬之妻刘敬兰与杨超、孙士才分别投资30万元成立了嘉善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敬兰。该公司成立后即在上述租赁土地上开始投资建设厂房，所建厂房按坐落位置由北向南分别称为北厂、中厂、南厂，本案涉及的厂房系南厂，南厂的工程建设承揽人为李政华。建设期间，因南厂的建设资金不足，闵庆彬、杨超曾于2003年9月8日协商将南厂以嘉善木业公司的名义出售给案外人魏树海，双方为此还签订了协议，但协议未能履行。2004年3月15日，嘉善木业与李政华签订协议书一份，将南厂30亩地的土地租赁权、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等财产以1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政华，转让款及已收租金与建厂工程款折抵，转让后由李政华与后耿家埠村委另行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后，杨超对于南厂协议抵债及其抵顶的债务数额问题，以及三处厂房建设期间各自的投资数额等问题与刘敬兰、孙士才产生了争议。2004年6月6日，在当地镇政府的协调下，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就嘉善木业公司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等解散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内容为：“一、2004年6月12日以前，由闵庆彬负责收回2003年1月后耿家埠村与闵庆彬、朱孝礼三方签订的合同（2份，经贸办闵庆彬），以及后耿埠村与闵庆彬、孙百东、李政华签订的合同三份，全部收回交到××村××书记处，其他自动交到××村××书记处。二、2004年6月10日前，委托后耿埠村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嘉善木业有限公司的账务，三股东于2004年6月12日前把单据、凭证全部交到会计师事务所，过期不交者作废，审计费用由三股东平均分担。三、审计完以后，每股东一厂，不要厂的，原投资作废，后耿埠村与新企业所有人重新签订合同，以上所签合同全部作废。四、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完毕后一周内将新的企业价值款一次性交到会计师事务所（交款时，可将原投资冲抵）。五、以上协议系本协议涉及权利义务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由于各方对于对方提供的单据及材料互不认可，致使上述协议约定的清算及审计事项未能实施。2004年6月29日，杨超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由为清算协议纠纷，请求判令刘敬兰、孙士才履行2004年6月6日的协议书约定。同日，杨超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于当日依法作出（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并于次日进行了保全，查封了嘉善木业公司的厂房及设施。2005年8月22日，嘉善木业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10月28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继续履行2004年6月6日订立的清算协议，直至清算完毕，原、被告三人平均分配年租金收入104万元。刘敬兰、孙士才不服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审理后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2006）鲁民二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裁定发回重审。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重审，案号为（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号。重审期间，杨超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解散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并进行清算，同时申请追加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2012年3月20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杨超的起诉。后杨超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11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3）鲁商终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驳回了杨超的上诉，维持了原裁定。在上述诉讼期间，李政华将南厂转让于李正超、张善梅，李正超、张善梅又于2010年转让于龚延超，龚延超用以经营临沂锦丰木业有限公司，直至拆迁。一审法院认为，嘉善木业转让南厂后，杨超有异议，各股东经原朱保镇调解达成清算协议，协议未能履行，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起诉，并于同日申请保全的事实，已经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原告所有的诉求均基于嘉善木业转让其南厂给李政华，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应当是嘉善木业转让南厂的行为是否有效？嘉善木业转让的财产系公司自有财产，系有权处分。嘉善木业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李政华在签订协议时系成年人，应当认定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应当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在转让财产时，嘉善木业南厂所有财产及权利并未有查封、保全、抵押等限制，因此李政华合法地取得了南厂的财产。现嘉善木业要求返还厂房及设施，进而变更为确认南厂的拆迁权益归其所有，实际系要求解除其与李政华于2004年3月15日签订的转让合同。因自转让行为发生至其起诉，时间远超五年的最长除斥期间，李政华亦对此提出异议，因此，原告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嘉善木业提交证据：（2020）鲁13民终53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闵庆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针对同样的情况，临沂中院作出生效裁判，同样李政华知道杨超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在其明知杨超不知道其与上诉人公司签订协议书、也未在股东会决议签字的情况下，应认定李政华不构成善意，2004年3月15日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李政华取得财产的依据。锦华木业、龚延超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是执行异议之诉的二审判决，执行异议的基础是上诉人对涉案财产进行查封引发的保全异议，但是上诉人所提起的引发5347号民事判决的诉讼案件已撤诉，那么基于被撤诉的诉讼而形成的执行异议之诉判决应当对当前的案件不具有约束效力；5347号判决书中的闵庆彬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同本案无关，闵庆彬的意思表达以及所实施的行为效力也不及于本案，且闵庆彬对该判决提起了再审申请；该生效判决错误，1999年的公司法并没有规定上诉人公司召开股东会必须有全部股东参加，也没有规定会议通知必须留存回执，所以该判决的此项认定缺少法律依据；同时，该判决书中以股东杨超始终对股东会决议及抵债协议持有异议而简单否定已履行的抵债效力，显然过于偏颇，也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公司三名股东共集资90万元，在2004年3月15日利用建设的厂房向李政华抵债时，公司资产近500万元，因此上诉人公司有400多万元的债务需进行清偿，在此状况下上诉人利用厂房抵顶李政华债务，因此5347号民事判决所查明的部分事实与本案中李政华的抵债协议根本不具有可比性，请求法庭对上诉人的证明问题不予采信。李政华质证意见：同锦华木业的质证意见。锦华木业、龚延超提交证据：龚延超于2010年11月16日至2010年12月4日期间分14笔向李正超临商银行尾号70198的银行账户转款366万元的证据一宗，其中有转账明细表一份，证明龚延超向李正超转账的事实。嘉善木业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有异议，需要被上诉人提供盖有银行公章的凭证予以确定，并且转入卡号70198具体为谁的卡号不能确定。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主张的转款是真实的，但龚延超也没有取得合法的涉案厂房，因涉案厂房在龚延超与李正超交易时已被法院查封，查封期间任何单位不能处置该财产，不产生物权变动。李政华质证意见：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我方无关。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所有权人行使追回权的前提是其所有物被无处分权人转让给他人。本案中，嘉善木业为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案涉厂房和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权利人，有权对案涉厂房和土地使用权等财产进行处分。嘉善木业和李政华签订的转让协议上有法定代表人刘敬兰的签名，并加盖了嘉善木业公章，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嘉善木业所主张的其及刘敬兰、孙士才在协议转让前后所作的其他意思表示，相对人并非李政华，对李政华没有法律约束力。嘉善木业以数个意思表示相互矛盾及未征得股东杨超同意为由主张与李政华的转让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财产协议转让时间为2004年3月15日，被法院查封时间为2004年6月29日，在协议转让时并不存在查封等限制权利转移的情形。案涉财产实际由第三人承租方占有使用，根据双方转让协议约定，李政华与承租方直接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故在转让协议生效时嘉善木业即将案涉财产相关权利转移至李政华。李政华取得案涉财产权利后，其后续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后果均与嘉善木业无关，嘉善木业不能因此取得相关权利。综上所述，嘉善木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00元，由上诉人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树东审判员  马凤霞审判员  邵 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彭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