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26行初145号原告龙传君，男。委托代理人杨美桃,特别代理。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智，县长。委托代理人吴小和，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杨健，一般代理。第三人黄平县新州镇黄猫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廖启先，村主任。第三人廖启朝，男。原告龙传君不服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一案，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2月26日作出（2019）黔26行初171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龙传君的起诉。龙传君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黔行终709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再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传君的委托代理人杨美桃，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吴小和、杨健，第三人黄平县新州镇黄猫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猫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廖启先、第三人廖启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龙传君诉称：1983年第一轮林地承包时，谷陇镇白斋五组（原谷陇公社兴隆大队干塘五生产队）将“大架斗坡”林地承包给龙明勇户管理使用，面积为70亩，四至：上抵大架斗坡大路，下抵盖屎冲，左抵大叉土大坳，右抵盖屎冲小坳。1983年8月3日黄平县人民政府为原告户（原户主龙明勇）颁发了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原告户一直经营管理至今。2008-2009年进行林权制度改革期间，林业部门在踏山勘查时，因相邻的黄猫村一组不愿意配合到场指界签字，导致谷陇镇林业部门无法按照程序取得相应的资料，未给原告颁发林权证，原告仍然照常管理使用，龙明勇于2015年去世，原告也在外地打工，2018年9月原告回家后才知道因建设公路，将原告家在盖屎冲的“大架斗坡”林地征用为堆土场，但征用林地的补偿款未得一分，通过多方询问，才知道政府已经将征用原告家林地补偿款发放给了其他农户，因此产生林权纠纷。2018年10月29日，原告向黄平县调处办递交确权申请书，在林权纠纷调查期间，也就是2019年5月份，原告才得知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已经在2009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将原本属于原告承包的“大架斗坡”林地以“水牛坡”林地的名义为第三人廖永成颁发了《林权证》，直接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户与第三人户分属不同的乡镇及村组集体，1983年实施林业三定，将林地承包到户后至今未进行更改或者重新调整。在第一次林地承包时，廖永成户根本就没有承包这一幅林地。2009年林改时，第三人廖永成及第三人黄猫村委会将这幅林地占为己有，在没有合法林地权属来源的情况下，将本属原告户的“大架斗坡”林地，以小地名为“水牛坡”签订了林地家包字[2008]09-01-027号《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并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被告为第三人颁发了错误的《林权证》。因此，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中登记的“水牛坡”林地无合法权属来源。被告没有通知林地权利人及其相邻权利人踏山勘界签字，第三人擅自指认本属于原告的林地进行现场勘界。第三人黄猫村与廖永成没有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相关规定的程序进行勘界。从廖永成林权证的登记档案中可以看出，颁证过程存在先发证后审批，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中地名为“水牛坡”的林地权属登记。上述事实有原告行政起诉状、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庭审笔录、黄平县新州镇黄猫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黄平县公安局谷陇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第一次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龙传君提供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作为其户享有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根据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林业三定时期，集体林地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国家不可能为村民个人颁发《山林所有证》。因此，龙传君以该时期颁发至个人的《山林所有证》主张权属依据不充分；同时，原告龙传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享有争议“水牛坡”森林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的证据。因此，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向廖永成户颁发林权证，将“水牛坡”林地权属登记给第三人享有，与龙传君并无利害关系，龙传君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㈡项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原告龙传君的起诉。原告龙传君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龙传君是否具备起诉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原告起诉资格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为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所谓利害关系人，是指因行政行为受到实质的、不利影响的除相对人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只要当事人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存在一定意义上的链接，即对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审查应当以存在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就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范畴,而应当是进入实体审查的范畴。本案中，根据龙传君提交的山林所有证、黄平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已经能证明龙传君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同时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的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一审法院以山林所有证不能作为本案证明权属的证据为由驳回其起诉显属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撤销本院（2019)黔26行初17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次审理过程中，原告龙传君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四至范围图》，证明第三人的林地范围涵盖了原告的范围。原告提交的《四至范围图》系黄平县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办工作人员勘界时制作，与本案有关联，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1983年8月3日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该证登记有“小米冲坡”、“大架斗坡”两幅林地，面积共85亩。其中“大架斗坡”，面积70亩，四至为上至架斗坡大路，下至盖屎冲，左至大叉土大坳，右至盖屎冲小坳。该证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规定，确认谷陇公社兴隆大队干塘五生产队的上述两幅山林归龙明勇所有。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月1日向廖永成颁发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该证中登记有“水牛坡”林地，其中该林地所有权人为黄猫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权利人均为廖永成，四至为东抵冲、南抵小路、西抵冲、北抵油路。黄平县村民龙明勇于2015年去世，其子为龙传君。黄平县村民廖永成已于2019年3月去世，其子为廖启朝，其妻为龙麦发。龙传君以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大架斗坡”主张享有争议地“水牛坡”林地的相关权属，认为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将其属于本户承包的“大架斗坡”林地以“水牛坡”林地的名义为廖永成户颁发了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将“水牛坡”林地所有权登记给黄猫村，林地使用权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登记为廖永成，直接侵害了原告户的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水牛坡”林地的权属登记。本院认为，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月1日向廖永成颁发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林权登记申请表内页廖永成及村委会签字时间均为2009年1月18日，乡镇府签字时间为2009年1月21日，林业主管部门及发证机关审批时间均为2009年1月24日，存在先发证后审批现象；第一榜公示时间为2011年12月17日，居于颁证日期2009年1月1日两年之后，被告黄平县政府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二榜公示时间为2008年12月12日，第三榜公示时间为2008年12月15日，中间间隔仅为三天，违反了贵州省林权制度改革的规定；廖永成1981年8月8日黄林自黄猫字第11号社员自留山证记载的地名“牛嘴巴”与其《林权证》登记的“水牛坡”四抵方位不能吻合，权源依据不明；黄平县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办工作人员2018年10月18日勘界时制作的龙明勇1983年8月3日黄林证谷字4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大架斗坡”《四至范围图》与被诉廖永成《林权证》中地名为“水牛坡”的林地权属登记对比等高线存在大部分重叠。因此，被告黄平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的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㈠㈢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2009年1月1日向廖永成颁发的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900178-1／1号《林权证》中地名为“水牛坡”的林地权属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郭荣华审判员  龙世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杨程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