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4932号原告：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东路******（部位2712）（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许跃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明，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元，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div>法定代表人：李兴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仕长，男，198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系该学校职员，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告：王兵，男，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以下简称春华学校）、王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明，被告春华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仕长，被告王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购车款310000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2016年10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25日，惠州市湘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惠公司）与两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由湘惠公司向两被告出售同心牌校车三台，总价款为570000元；合同约定为分期付款，定金80000元，提车时支付280000元，于2013年9月15日前支付105000元，余款105000元在2014年3月10日前付清。合同签订后，湘惠公司依约向被告春华学校交付了车辆，但两被告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此后，因湘惠公司注册地在惠州，且逐渐停止经营，而原告的注册地在广州市，催收款项较为方便，故湘惠公司将案涉合同权益全部转给原告，并由原告向两被告催收款项。2016年5月4日，被告王兵向湘惠公司及原告共同出具一份《对账单》，确认还拖欠购车款160000元并承诺于2016年9月30日前付清。在该对账单中，被告王兵还确认其曾委托案外人黄福平在2015年9月7日至9月8日共计支付了购车款150000元，明确其本人于2016年1月23日支付了10000元，于1月25日支付了50000元，于1月26日支付了40000元，于2月5日支付了50000元，共计150000元。之后，在被告王兵与黄福平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黄福平否认有帮被告王兵代付案涉合同购车款的事实，被告王兵又声称其在2016年1月23日至2016年2月5日向原告支付的150000元是代黄福平支付的另案的购车款，即被告王兵既陈述该150000元是案涉合同的购车款，又另案主张该150000元是代黄福平支付的另一案件的购车款，属于“一款两用”。最终，（2017）粤01民终917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王兵向原告所支付的150000元是代黄福平所支付的另案的购车款，故两被告实际拖欠原告的购车款应该为对账单中确认的欠款160000元款项加上被告王兵未能作为本案案涉合同构成款的150000元款项，共计310000元。现被告王兵承诺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被告均不予理睬。2018年10月13日，原告和湘惠公司共同向被告寄送了《催款函》，明确告知两被告湘惠公司已经将案涉合同全部权益转让给原告，并要求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购车款。但两被告至今仍分文未付。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以及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签订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由被告春华学校向湘惠公司购买同心牌TX6830A3车辆两台，单价为188000元；购买同心牌TX6830A3车辆一台，单价为194000元，总金额共计570000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2月11日；定金80000元，提车时支付贰拾捌万元整，余款210000元在2013年9月15日支付105000元，余款105000元在2014年3月10日前支付等。湘惠公司作为供方在该合同中盖章确认，代理人为王益新。该合同需方处有“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的印章，并有“王兵”的签名及捺印。被告春华学校表示该证据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其公章，是他人伪造的印章。原告主张是被告王兵持被告春华学校的公章与王益新签订的，但无授权委托书。被告王兵则表示其并未签订过上述合同，签名及捺印均非其本人的签名及捺印，且该合同中的数量、单价均不是事实并要求对该合同中的签名及捺印进行司法鉴定。2.对账单，记载：“王兵从2013年至2015年底在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及惠州市湘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各类校车现尚欠人民币16万元整，承诺于2016年9月30日前付清余下全部欠款，该对账单具有法律效益，如延迟付款，滞纳金按承诺时间起每天千分之五计算，延迟时间超过10天以上，由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该对账单中部有缩小印刷的字样，内容为：“注：2015年9月7日起至9月8日共支付15万元整，由黄福平代为支付；我于2016年1月23日支付1万、2016年1月25日支付5万、2016年1月26日支付4万、2016年2月5日支付5万，合计15万，抵黄福平2015年9月7日至8日支付的15万款项。”被告王兵在该对账单前述内容下方签名并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4日。被告春华学校表示其不清楚上述对账单的签订情况。被告王兵表示其确实在对账单中签名并捺印，但在签署该对账单时，对账单中并无缩小打印的内容，且缩小的内容明显与上文没有关联性，要求对该段文字与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3.湘惠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确认书》及《催款通知书》，记载：“2013年1月25日，我司与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简称春华学校）、王兵所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合同》，向春华学校、王兵出售同心牌校车三台，总金额57万元。合同签订后，我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全部义务，但春华学校、王兵未按约定支付购车款，至今仍拖欠购车款本金31万元。2016年初，我司已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喜易德公司），并将债权转让情况告知了春华学校和王兵。2018年10月11日，我司又与喜易德公司联合向春华学校、王兵寄出一份《催款通知书》，再次告知我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喜易德公司的事实，并明确要求春华学校、王兵直接向喜易德公司付款。现我司特确认：我司已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喜易德公司，并已多次告知春华学校、王兵；喜易德公司有权直接向春华学校、王兵催收款项。”被告春华学校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王兵则表示其并未收到上述文件。4.原告与湘惠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共同出具的《债权转让告知和催收函》以及顺丰速运快递单及签收记录，其中《债权转让告知和催收函》显示，原告与湘惠公司共同告知被告春华学校、王兵债权转让事宜，要求两被告尽快将款项支付给原告。顺丰速运快递单及签收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18年11月6日发出，收件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88号，收件人为黄锦堂、春华学校。该邮件于2018年11月7日签收。被告春华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王兵表示其并未收到上述文件。5.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显示：同心牌TX6830A3（发动机号：WA160519，车架号：LJ16BT5D9D2001008）、同心牌TX6830A3（发动机号：WA159958，车架号：LJ16BT5D5D2000616）两台车辆的纳税人均为被告春华学校。被告春华学校表示其对车辆完税情况不清楚。被告王兵则表示其购买的车辆就是完税证明中载明的两台车辆，并非原告主张的3台车辆，且车辆并非是被告春华学校购买的，而是由被告王兵购买的。被告春华学校辩称：一、被告春华学校从未与原告发生买卖交易，亦从未与惠州市湘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中需方所盖公章是他人非法伪造的，冒充被告春华学校签订合同。二、从2006年2月1日起，被告春华学校租用王小春和被告王兵两人的校车接送学生。2005年12月28日签订的《校车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第一点再次强调：“由乙方提供车辆和司机，按甲方规定的时间接送学生上学和放学；购买车辆和司机工资福利、维修保养、车辆保险、加油、年审、路桥费等所有与车辆有关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六点约定：“如乙方所购买的车辆因业务需要挂靠登记在甲方名下或转出时，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车辆使用存续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违法、安全责任、经济赔偿等法律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车辆购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车辆、税收、保险、年审、车船税、路桥费等）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该车辆产生的收益均由乙方享有。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由乙方对甲方进行赔偿。”被告春华学校根本无须购买校车。三、原告提供的2013年1月25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需方所盖公章的样式与被告春华学校与被告王兵签订的《校车承包协议书》、《校车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日常使用的公章样式完全不同。综上，原告向被告春华学校主张买卖合同的合同价款无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春华学校的诉讼请求。被告春华学校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校车承包协议书》，显示：被告春华学校（甲方）与被告王兵及案外人王小春（同为乙方）约定：甲方向乙方租用客车用于接送学生到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上、放学；租期自2006年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共五学年，租期届满后，除非甲方书面通知乙方续本协议，否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租车费，一般在次月15日支付；乙方必须协助学校收取学生车费，甲方按实际已收费的人数向乙方支付每生接送费71元/月，不够整个月按校方向学生收取的实际天数计算；乙方租用的车辆应具有齐全的手续，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文件所要求进行正常校车接送所需的一切批准手续许可证照和海珠区校车接送证等。被告春华学校、王兵在该合同末盖章签认，同意延期至2015年12月。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人，并认为被告王兵持被告春华学校的公章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文件向湘惠公司购买车辆，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王兵对上述证据无异议。2.两被告于2011年1月5日签订的《校车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由甲方（即被告春华学校）将接送学生的工作承包给乙方（即被告王兵），由乙方提供车辆和司机、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接送学生上学和放学；购买车辆和司机工资福利、维修保养、车辆保险、加油、年审、路桥费等所有与车辆有关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租用乙方车辆费用为：53座和54座大巴每年支付费用115000元，56座大巴每年支付费用120000元，其中一辆73座改56座大巴每年支付125000元，30座中巴按每接送一天支付440元计算。费用每半年结算一次，按当期实际租用的车辆结算等。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人。并认为被告王兵持被告春华学校的公章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文件向湘惠公司购买车辆，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王兵对上述证据无异议。3.被告春华学校章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表、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请表，显示上述文件中所加盖的公章与原告提供的《汽车销售合同》中所加盖的“广州市海珠区春华学校”的印章存在明显的差异。原告经比对其提供的《汽车销售合同》以及上述证据中被告的公章，确认公章确实存在差异，但认为不排除被告春华公司存在两枚公章的事实，也表示湘惠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义务审查公章的真实性，而案涉车辆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告春华公司，故销售合同中公章的真伪对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构成影响。被告王兵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王兵辩称：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所指向的车辆是由被告王兵购买的，与被告春华学校无关。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由于被告王兵与湘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益新为乡亲关系。被告王兵一直向王益新购买各类校车，王益新则通过湘惠公司、深圳市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程公司）及原告陆续向被告王兵出售校车，但湘惠公司向被告出售的校车仅为2台，而非《汽车销售合同》中记载的三台，车辆价款也不是《汽车销售合同》中记载的价格，而是172000元与178000元，但因车辆型号一致，但车辆配置有所区别，现已无法区分。被告王兵认为：被告王兵与湘惠公司之间所指向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仅涉及2台车辆，而非原告所主张的三台车辆。车辆总价款亦仅为350000元，如原告认为湘惠公司就案涉买卖合同向被告王兵提供的车辆为三台车辆，应当提供相应的发票予以证实，且原告现确实也仅提供了2台车辆的完税证明予以佐证。被告王兵与王益新对账时，由于王益新向被告王兵出售校车的方式为根据不同的公司出售的，双方对账后，确认尚欠货款为160000元，案涉对账单是王益新制作好的，且属于双方之间全部车辆交易的货款结算，并非仅为本案2辆车辆的货款结算，且并非原告主张的310000元。被告王兵在签署对账单时，该对账单中并无缩小打印的文字，若双方对账时已经确认上述文字的内容，应当表述在原文中而非在确认尚欠160000元以后又作另行注明。且缩小打印的文字明显与对账单其他内容缺乏关联性。首先：若原告认为黄福平代被告王兵偿还债务，则该部分内容应当由黄福平确认，而非由作为债务人的被告王兵进行确认，且根据14013号案件庭审笔录可知，黄福平在还款150000元中备注为黄福平支付购车款。其次、根据被告王兵陈述，其基于信任，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60000元，希望原告可以秉承诚信原则。最后，两被告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合同关系，由被告春华学校向被告王兵租赁车辆，被告春华学校没有必要购买车辆。原告提供的完税证明只是原告自行填写登记的车辆所有权人，不足以证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查明：2016年6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111民初7506号]，要求广州市顺福校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福公司）向其支付购车款317500元及违约金。该案中，本院查明，2015年8月18日，原告、顺福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将6台江苏友谊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校车销售给顺福公司，货款共计1782000元；原告于2016年4月24日与顺福公司签订对账单，载明顺福公司已经支付615000元；对账单签订后，顺福公司再分期支付了共计181500元，但上述款项其中100000元原告主张为支付对账单中“收购垫付广州市悦安校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安公司）1台”的车款。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顺福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175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17500元为本金，自2016年4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6年12月2日，案外人黄福平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113民初10745号]，要求被告王兵退还购车款7199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要求被告王兵赔偿经济损失81801.5元；被告刘华英对被告王兵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中，顺福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审理查明：黄福平通过被告王兵，以顺福公司的名义向原告购买三台友谊牌校车，车牌号码分别为粤Ａ×××**、粤Ａ×××**、粤Ａ×××**，每台车单价为297000元，总价款为891000元；原告与顺福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购车合同；黄福平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分次共向王兵交付购车款合计719900元；2016年11月14日，本院依据（2016）粤0111民初7506号案件生效判决，在执行程序中扣押了上述三台车辆，2016年11月23日，黄福平与顺福公司达成协议，约定（2016）粤0111民初750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由黄福平承担，该三台校车第二期、第三期的购车款各192000元由黄福平直接支付给原告；2016年11月24日，顺福公司与原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黄福平于同日向原告支付了购车款317500元、违约金31750元、受理费6113元、保全费1962.5元以及执行费5376元，本院于同日解除对上述车辆的保全措施等。2017年2月27日，番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王兵向黄福平返还购车款719900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及车辆停运损失等。上述判决作出后，被告王兵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17）粤01民终9170号]，广州中院查明：黄福平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通过转账、现金和支付宝方式多次向被告王兵交付购车款共计719900元，被告王兵则分别于2015年8月22日，2016年1月23日、1月25日、1月26日、2月5日、3月18日向原告支付150000元、10000元、50000元、40000元、50000元、2000元，其中2016年3月18日支付的2000是作为王佳的结婚贺礼，故被告王兵就该案所涉三台车辆向原告支付了购车款300000元。遂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民事判决，改判被告王兵向黄福平退还购车款419900元并支付利息，维持番禺法院关于违约金、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及车辆停运损失的判决。2017年11月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11民初14013号]，要求被告黄福平立即向原告支付购车款302000元及违约金。其理由为根据（2016）粤0111民初7506号民事判决，顺福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购车款317500元及违约金，后经执行和解，约定由黄福平履行上述判决，但黄福平未能按照其与原告于2016年11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分期支付购车款384000元条款执行，仅支付了82000元，尚欠购车款30200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收到由“王r”寄送的《案情说明》，内容归纳如下：1.黄福平是通过王兵的关系，以挂靠顺福校车公司的方式向喜易德公司购买了3台校车，黄福平与喜易德公司之间没有直接进行交易，相关款项是由黄福平支付给王兵，再由王兵支付给喜易德公司；2.2016年4月24日喜易德公司与顺福公司签订的《对账单》上显示王兵向喜易德公司支付了30万款项，则30万款元中有10万元应该计算是支付收购悦安公司一台校车的钱，因为悦安公司的这台校车实际上是王兵购买，只是挂靠在顺福校车公司名下。3.因为之前王兵还向喜易德公司和惠州市湘惠汽车贸易公司购买了校车并拖欠了部分款项，所以王兵曾委托黄福平在2015年9月7日、9月8日代王兵偿还了15万元，但王兵在2016年5月4日向喜易德公司出具了一份《对账单》，明确了用王兵自己支付的15万元抵黄福平所支付的15万元；4.王兵不是本案的被告，黄福平与王兵之间的经济纠纷，已经获得了法院判决，黄福平拖欠喜易德公司的款项，应该由黄福平承担，王兵对喜易德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本院在该案中查明：黄福平于2015年9月7日和9月8日向喜易德公司支付了150000元；本院依据（2016）粤0111民初7506号案件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黄福平于2016年11月23日与顺福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乙方（黄福平）除直接支付喜易德公司15万元外，其余72万元已转账给王兵，但王兵既没有将收到的款项交给甲方（顺福公司），也未将相关相关情况告知顺福公司，导致顺福公司与喜易德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购车合同无法履行，……。”该案诉讼过程中，黄福平对案涉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支付给喜易德公司的15万元就是该案中应当支付的购车款，而非代被告王兵支付的其他款项。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认定被告王兵经（2017）粤01民终9170号生效判决认定，已经支付给原告300000元，而黄福平本人已经支付给原告591500元，总计891500元，已经足额支付原告的购车款项，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原告不服，向广州中院提起上诉[案号：（2018）粤01民终12774号]。广州中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23日，深圳市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程公司）向番禺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13民初801号]，要求被告王兵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会江实验学校（以下简称会江学校）支付购车款78000元及利息。该案诉讼过程中，万**程公司提交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14日的、由被告王兵签名的《购车合同》作为主要证据。该案审理查明，2016年5月30日，被告王兵向万**程公司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深圳市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同心校车款12.8万元，壹拾贰万捌仟元正。今年9月份还清。欠款人：王兵。2016年5月30日。”2017年4月20日及2017年5月23日，被告王兵分别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50000元、40000元，万**程公司确认会江学校、王兵仍欠其购车款38000元。2017年10月23日，番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王兵、会江学校向万**程公司支付货款38000元及利息。2018年10月2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111民初14842号]，要求顺福公司、王兵向原告支付购车款116000元及违约金。悦安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该案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1日，原告与悦安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原告将14台江苏友谊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校车销售给悦安公司；规格型号ZGT6920DSX；其中7台单价为285000元，6台单价为283000元，剩余一台单价为275000元，总货款3968000元，已上牌交车；2014年9月10日前支付40000元定金；提车前，悦安公司在支付79万元货款给喜易德公司，余款2778000元及相应利息分三期于2016年3月10日前付清，计划如下：第一期2015年3月10日前支付本金2778000元、利息115287元，第二期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本金1852000元、利息76858元，第三期2016年3月10日前支付本金926000元、利息38429元，应付本息合计3008574元；悦安公司未付清全部货款前，本合同约定购销的14台校车的所有权属喜易德公司等等。2016年4月24日，原告与顺福公司签订《对账单》，载明：“以下为广州市顺福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友谊牌各类校车6台及收购垫付广州市悦安校车服务有限公司一台付款明细，现具体进行对账：首付：定金8万+55万+5万（悦安1台）=68万元整。第一期：2016年4月10日前支付38.4万元整+5万（悦安1台）=43.4万元整。第二期：2016年10月10日前支付38.4万元整。第三期：2017年4月10日前支付38.4万元整。已支付明细：首付：2015年7月17日刘总支付8万（定金），2015年8月22日王兵支付15万，2015年8月28日刘总支付18万，2015年9月3日支付5.5万（现金），2016年1月23日支付1万，1月25日支付5万，1月26日支付4万，2月5日支付5万，现尚欠6.5万元整（该款项已承诺于2016年4月30日前付清）。”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王兵对（2017）粤0111民初14013号中本院收到的《案情说明》提出异议，认为无法确认《案情说明》的签名及指印是否其本人，因为其与原告自2009年开始做生意，故曾在空白A4纸上签名，不排除该《案情说明》是在已有王兵签名及指印的空白纸上打印文字，但其从未向法院出具及提交过该《案情说明》，涉案车辆不是其购买的，而是顺福公司向悦安公司购买且已付清购车款。关于该案所涉车辆，被告王兵陈述：“2014年9月开始我个人与第三人合作经营校车，2015年12月我退出合作，退出谈好我要拿15.5万元分红款，但是第三人没有钱，两人就协商拿走涉案车辆，作价25.5万元，按照双方约定我还要给10万元给第三人，但是因为第三人也欠原告车款，因为案涉车辆是分期付款的，经过原告同意及三方协议后，由我支付10万元车款给原告，……。该车辆我拿给了顺福公司了。因为我是顺福公司的股东，且我和顺福公司口头约定涉案车辆一直交由顺福公司使用，所以涉案车辆的10万元差价由顺福公司向悦安公司支付，但因为悦安公司还欠原告10万元尾款，所以我代表顺福公司与悦安公司、原告口头约定直接由顺福公司代悦安公司向原告支付10万元购车尾款，而我不需要再向第三人支付10万元分红差价。”2018年12月28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顺福公司、被告王兵共同向原告支付购车款1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诉讼过程中，经被告王兵申请，本院于2019年3月4日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对账单》中备注部分缩小字体与被告王兵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同年6月13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提供复函，表示因《对账单》上三行备注小字字样与落款“王兵”签名无交叉部位，且为不同种类的物质材料，二者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机构现有技术，可对《对账单》上三行备注小字字样与其他机制文字是否一次形成进行鉴定。2019年11月10日，王兵向本院复函，表示请求对《对账单》上三行备注小字字样鉴定是否为后添加形成的小字体，与其他机制文字（即对账单、正文文字、落款处的“欠款人”、“年月日”）是否一次制作打印形成进行鉴定。2019年11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上述对账单中全部内容是同时、由同一打印机、同一种油墨打印出来的。随后，本院再次向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发出鉴定委托书，变更鉴定事项为《对账单》上三行备注小字字样与其他机制文字是否一次制作完成。2020年7月27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2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对账单》上三行备注小字字样与其他机制文字不是一次制作形成。被告王兵为此支付了鉴定费8690元。原告认为鉴定结论中案涉《对账单》中上下文是否一致并不影响或推翻对账单的内容，且根据被告王兵在（2017）粤0111民初14013号案件中提交的《案情说明》，足以印证对账单的内容。被告春华学校对鉴定结论无异议。被告王兵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该鉴定结论足以证实案涉《对账单》中三行备注小字字样是原告后期恶意添加的。2019年3月4日，本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中王兵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欠、指模是否为其本人所捺印进行鉴定。2019年3月11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关于送检材料要求的函》，要求：1.提交相关检材《汽车销售合同》的原件；2.王兵同时期（2009-2013年期间）工作生活日常比对样本材料原件五份以上（尽量多），需通过法院及双方当事人质证；如无法提交通过质证的对比样本，则有可能无法出具鉴定结论；3.王兵当庭书写材料原件多份（例如：送达回证、笔录以及当庭快中慢速度书写签名笔迹各20个的材料等）；4.王兵在法院工作人员见证陪同下到该中心现场采集双手十指指纹样本，法院工作人员需要见证签字；需提前与该中心预约捺印时间等。后被告王兵根据该鉴定机构的意见，提供了部分对比样本。2020年3月20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文证审查结果通知，认为：因同时期供比对样本原件数量不足，且现提供的样本均为复制件，条件局限，有可能出具倾向性鉴定意见或无结论，是否接受倾向性鉴定意见，如不接受则签名笔迹鉴定作退案处理；指印具备鉴定条件，缴费后捺印样本，可以受理。同年4月1日，本院向该鉴定机构发出鉴定委托书，表示仍需对《汽车销售合同》上王兵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指模是否为其本人所捺印进行鉴定。2020年6月28日，该鉴定机构再次向本院发出文证审查结果通知，表示如能提供样本原件（鉴定人可有偿外出到现场进行勘验原件，番禺区外派费用为2500元一次），则可出具明确性鉴定意见。2020年7月7日，该鉴定机构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20]痕鉴字第0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签订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的《汽车销售合同》需方“王兵”签名处的指印不是样本捺印人王兵所留。2020年11月18日，该鉴定机构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0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为检材，以日期为2010年9月8日、中文姓名及落款客户签名处均有“王兵”签名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等八份留存在金融机构的书面文件以及被告王兵签名笔迹实验样本为对比样本，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汽车销售合同》需方栏处“王兵”签名与本院指定样本上的“王兵”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被告王兵为此支付了指印鉴定费用4405元、签名鉴定费用7425元以及差旅费270元，共计12100元。原告认为：1.被告春华学校承认汽车销售合同所涉及的三台校车确实交付并登记在其名下，也确认被告王兵曾经有在春华学校经营校车业务，而且案涉三台校车是被告王兵挂靠其学校名下的；2.被告王兵并无证据可以证实案涉三台校车是其从其他渠道购买的；3.被告王兵承认在原告处购买过校车，仅对所欠金额不予确认，其无法举证证实除案涉三台校车之外，其还向原告购买了其他校车，故其所拖欠的款项必然就是案涉三台校车的款项。综上，可见汽车销售合同以及本案所涉交易行为均是真实的。而且被告王兵的签名随意性极大，也不能排除司法鉴定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司法鉴定没有必要。被告春华学校对上述鉴定结论无异议。被告王兵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认为上述鉴定结论正好印证被告王兵关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为虚假证据的陈述；被告王兵确实从王益新处购买了五台校车，其中三台是通过万**程公司购买的，另外两台是从湘惠公司购买的，原告主张被告王兵从湘惠公司购买了三台校车没有证据支持。本案庭审中，本院对原告的股东兼湘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益新进行了询问。王益新表示：三台同心牌校车均已出售给王兵，总价款五十余万元，王兵支付了十余万元以后，其已经将其中一台车辆的发票、购置税完税证明全部交给王兵。正是因为尚欠31万元，才由湘惠公司保留了两台车辆的购置税完税证明，但发票存根已经无法提供；王兵向湘惠公司买了三台校车（即本案的汽车销售合同所指向的车辆），向万**程公司买了三台校车，顺福公司向喜易德公司购买了六台校车；双方的交易惯例为先付定金，付了以后就有湘惠公司代办上牌，上牌后将车辆交付给王兵并将所有的资料（包括车辆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购车发票）全部移交给被告王兵；证人不清楚车辆登记注册的车牌号，除学校的住址机构代码证以及两份购置税完税证明以外，其他的车辆登记资料其均无法提供。原告对王益新的陈述无异议。被告春华学校表示对王益新陈述的情况其并不清楚。被告王兵则认为王益新的陈述不属实，原告一直主张向被告王兵出售三台校车，但一直未能提供相应的发票。原告未能提供付款凭证的证据证实王兵向其支付的全部款项的具体数额，被告王兵除经生效判决认定的款项以外，无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向原告或湘惠公司支付过其他款项。原告主张被告王兵已经支付26万元，其中于2013年1月26日支付80000元，于3月25日支付50000元，于10月3日支付40000元，另有90000元无法查明具体的支付情况，但对于上述确定付款情况，原告亦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开庭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汽车销售合同、合同书、对账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催款通知书、快递单、《债权转让告知和催收函》、购置税完税证明、校车承包协议书、校车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湘惠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确认书，将其对被告春华学校、王兵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两被告，故原告作为受让人，以其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论证如下：一、湘惠公司与两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湘惠公司与被告春华学校、王兵之间成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王兵对其与湘惠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并在案涉对账单中签认，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但《汽车销售合同》中所加盖的被告春华学校的公章与被告春华学校持有的公章存在明显的差异，原告主张系被告王兵持被告春华学校的公章与湘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益新签订的，但经鉴定，该合同中的签名及捺印均非被告王兵本人的签名及捺印，且原告未能提供由被告春华学校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书面文件证实被告春华学校确实授权他人与湘惠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故原告的陈述存在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况。结合被告春华学校已经于2006年2月1日开始通过与王小春及被告王兵签订《校车承包协议书》的方式取得校车的使用权的事实以及被告王兵所签认的对账单中所记载购买车辆主体仅为其个人的内容，本院认定被告春华学校与湘惠公司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春华学校承担清偿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与“合同相对性”原则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湘惠公司与被告王兵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履行情况以及被告王兵应当向原告清偿货款数额的认定。如前所述，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中被告王兵的签名及捺印均被鉴定并非本人的签名及捺印，且被告春华学校并非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故该合同中所载明的车辆数量、价格以及违约条款均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所涉车辆买卖合同购车事实的依据。原告主张湘惠公司向被告王兵出售同心牌校车三台，但仅能提供购置税完税证明两份，未能提供购车发票存根或其他辅助性证据予以佐证，现有的其他证据均无法反映湘惠公司向被告王兵出售三台车辆的事实，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亦无曾经对此作出过认定，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现有证据显示，登记在被告春华学校名下的同心牌校车为两台，被告王兵亦确认其基于与春华学校的合作关系而向湘惠公司购买的校车数量即为两台，在无其他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于被告王兵欠付货款的数额问题。因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的效力已被否定，原告与被告王兵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登记在被告春华学校名下的两台校车的出售价格，故其二人所作关于买卖合同总价款的陈述，本院均不予认定。湘惠公司与被告王兵因履行案涉买卖合同过程中不谨慎，未保留必要的证据，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各自承担，故本院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对被告王兵尚欠货款进行认定。经被告王兵签认的对账单显示：截止至2016年5月4日，被告王兵尚欠货款160000元未予清偿。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晚于万**程公司与王兵建立校车买卖合同的时间；对账单中载明的购车时间（2013年-2015年底）与万**程公司主张被告王兵的购车时间（2012年8月14日）不一致；案涉对账单的债权人为湘惠公司及原告，并未包括万**程公司；被告王兵2016年5月4日签署案涉对账单后，又于2016年5月30日曾经向万**程公司出具欠条。被告王兵与万**程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在前的情况下，如本案所涉对账单确实包括了尚未支付万**程公司的购车款，则对账单中债权人不应当排除万**程公司，被告王兵也不可能再另行向万**程公司出具欠条，综上，被告王兵主张对账单中载明的160000元包括尚未支付万**程公司的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案涉《对账单》中三行备注小字字样的效力问题。首先、上述内容经鉴定与对账单其他机制文字并非同一时间形成，而原告在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所有文字均是同时、由同一打印机、同一种油墨打印出来，与鉴定结论不符，故虽被告王兵在对账单中签认，但不足以证实其对三行备注小字字样内容的确认。其次、根据《对账单》三行备注小字字样，黄福平于2015年9月7日至9月8日支付的150000元，是代被告王兵支付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但被告黄福平在（2017）粤0111民初14013号案件中明确否认代付的事实。而根据（2017）粤01民终9170号案件，被告王兵本人确认就顺福公司向原告购买的粤Ａ×××**、粤Ａ×××**、粤Ａ×××**三台车辆，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00000元价款。该陈述与（2017）粤0111民初14013号中本院收到的《案情说明》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而《案情说明》中关于被告王兵以2016年1月23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支付的15万元抵偿黄福平于2015年9月7日至9月8日期间支付的15万元的表述，却与案涉《对账单》中三行备注小字字样的内容一致，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王兵确认款项相抵的事实，且被告王兵亦已经在（2018）粤0111民初14842号对该《案情说明》的内容予以否认。由于案涉《对账单》三行备注小字字样与《对账单》中其他机制文字并非一次形成，不足以证实被告王兵确认上述字样的内容，《案情说明》中关于款项相抵内容成为孤证，无其他辅助性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作为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王兵以其个人名义或者联合其他案外人向原告、湘惠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购买校车的资金往来记录，客观上导致本案中既无法查清被告王兵向原告购买车辆的规格、数量以及总价款，也无法认定被告王兵所支付的款项具体指向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尚欠购车款的具体数额，且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所作的陈述，亦存在与客观事实不符，与鉴定结论相悖的情况，不足以完全采信。综上所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案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数量、合同总价款以及被告王兵实际尚欠的货款数额，被告王兵主张其签认的对账单中160000元包含其他欠款，同样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本院根据被告王兵在案涉对账单中签名确认尚欠160000元的自证事实，认定被告王兵尚欠原告购车款160000元未予清偿。现原告要求被告王兵立即清偿购车款160000元并自逾期之日即2016年10月1日起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湘惠公司与被告王兵之间成立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调整为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四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标准计付。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则不予支持。对于本案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虽被告王兵在本案中部分败诉，但其针对《汽车销售合同》以及《对账单》中三行备注小字字样的质证意见与司法鉴定结论一致，原告关于上述证据是如何形成的陈述，与鉴定结论不一致，故基于原告与王兵就上述证据形成方式而导致鉴定，由此发生的鉴定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上述鉴定费用共计20790元，已经由被告王兵向鉴定机构预交，原告应当向被告王兵支付。综上所述，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王兵向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清偿购车款16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6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四倍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标准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275元，由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913元，由王兵负担5362元。本案鉴定费用20790元，由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王兵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362元。广州市喜易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兵支付鉴定费用207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级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本项内容在判决生效后即视为执行通知，违反本项通知的，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申请执行立案或移送执行后，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对相关义务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邓汝辉人民陪审员  叶惠贞人民陪审员  蔡顺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叶炜书记员李凤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