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7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艳，女，197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洪祥，四川藏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子东，男，197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洪祥，四川藏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崇州市耘丰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桤泉镇中和社区**。 法定代表人：尹遥霞，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伦，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远征，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艳、李子东因与被上诉人崇州市耘丰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耘丰合作社）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任艳、李子东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洪祥，耘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尹遥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艳、李子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4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内容；2．请求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耘丰合作社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任艳先在桃子园大桥附近将75000元付给尹遥霞，后在家乐福广场给付20000元的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任艳、李子东早就准备好95000元，并己与尹遥霞约好在桃子园大桥附近交付服务费，但任艳在交付时发现少了20000元，就联系其丈夫李子东，才知道李子东准备用20000元购买其他物资，就立即让李子东将钱拿到家乐福广场附近，让尹遥霞与丈夫罗通先到家乐福广场等，任艳在李子东处拿到钱后，将尾款支付给尹遥霞，并取回欠条原件。二、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文书里列出的几个疑点。1．任艳、李子东不懂银行转账，所以只能用现金交易，第一次转账10000元是其女儿代转的。2．任艳给付75000元后，没有要求耘丰合作社出具收据也属正常，这出于对耘丰合作社会给付欠条原件的信任。而耘丰合作社在任艳、李子东未付清时向将欠条原件交付任艳、李子东而不出具收据更不符合常理。3．任艳在去家乐福广场时并没有与耘丰合作社同行，后才找到李子东后补交20000元。4．任艳手机没电，所以没接电话没看短信，这也符合常理。5．报警应是耘丰合作社看到任艳、李子东不与之合作后的一种报复行为。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已查明是李子东与耘丰合作社签订合同，结算也是李子东与耘丰合作社完成，仅在支付款项时由任艳代为履行，故本案中任艳不是适格被告，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1条之规定判决任艳承担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任艳、李子东已提供欠条原件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一审法院认为“任艳、李子东持有自己书写的欠条不足以对抗耘丰合作社的服务合同和履行依据，不能当然证明债务消灭”的认定是错误的。 耘丰合作社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驳回任艳、李子东的上诉。二、任艳、李子东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任艳在桃子园支付耘丰合作社7.5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任艳二审中陈述在桃子园大桥发现少了2万元后就约定到家乐福广场在支付2万元，与任艳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不相符。任艳、李子东在上诉状当中陈述其所谓的疑点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依法不能成立。任艳、李子东陈述耘丰合作社报警出于对其报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任艳与李子东系夫妻关系，任艳一直在参与整个交易的过程，从签订合同、接收秧苗及物资进行结算、付款，因此任艳同样应承担付款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任艳、李子东陈述款项已经支付清了，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但至今为止任艳、李子东仍没有提交已支付7.5万元的任何证据。 耘丰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任艳、李子东立即给付欠款75000元及滞纳金；2．判决任艳、李子东给付耘丰合作社律师费1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子东与任艳系夫妻关系，家庭经营有农业合作社，种植有几百亩稻田。李子东于2017年11月1日与耘丰合作社签订《2018年水稻机插（育秧）全程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由耘丰合作社向任艳、李子东提供育秧、耕整、机插等服务，2017年11月2日，李子东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耘丰合作社订金10000元。服务完成后，耘丰合作社和任艳、李子东进行结算，李子东于2018年11月20日向耘丰合作社出具欠款95000元的欠条，承诺于2019年5月31日前付清，逾期按月利息1%支付滞纳金。 2019年6月9日18：22时，任艳用登记在其名下的手机号139××××73联系耘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尹遥霞，通话时间为54秒，通知尹遥霞次日去任艳、李子东所在地大邑县收款。2019年6月10日，尹遥霞及其丈夫罗通先于任艳到达家乐福广场，任艳于11时15分到达，尹遥霞把欠条原件递给任艳，任艳从其电瓶车后座拿出20000元交给尹遥霞，任艳于11时17分骑电瓶车离开，尹遥霞及其丈夫在原地等候，11：30时，尹遥霞与任艳电话联系，通话5秒，尹遥霞夫妇继续在原地等待，后再次联系任艳的两个号码均未接听之后，连续发给任艳几条短消息，内容为：“本着相互信任的原则，我把单子还给你，你只付了20000元，说取了钱就过来，怎么还没有过来？我们走法律程序吧”任艳未回信息。尹遥霞夫妇随即电话咨询律师，然后报警，当晚，耘丰合作社与其工作人员前往任艳、李子东家里催要欠款，任艳、李子东家人称任艳、李子东未回家。 关于75000元的是否交付问题，任艳主张是在交付20000元之前，在另一处叫桃子园大桥的附近交付给尹遥霞的，尹遥霞没有出具收据，清点时发现差了20000元，便用女儿的手机号打电话给李子东，让李子东把余款补来（任艳陈述目前这两个手机号均已注销，自己骑电瓶车与尹遥霞夫妇驾驶的汽车一路行驶约2公里到了成都银行附近，把20000元给了尹遥霞）。 一审法院认为，耘丰合作社与李子东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耘丰合作社履行了提供服务的义务，任艳、李子东应当履行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双方结算后，李子东欠耘丰合作社95000元，耘丰合作社自认收到20000元，任艳、李子东主张另外付过75000元而权利消灭，对此应当负担举证证明的责任，现任艳、李子东未能提供付款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任艳、李子东提出耘丰合作社退还欠条原件即清偿债务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在经济交往中不排除有退还债权凭证而清结债务的情况，但本案中，即使没有欠条，凭耘丰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合同》和任艳、李子东的签单，亦足以证明耘丰合作社履行了服务义务，任艳、李子东需证明履行了付款义务，亦即是说，该《服务合同》关系中，欠条并非是证明任艳、李子东欠耘丰合作社债务的唯一证据，任艳、李子东持有自己书写的欠条不足以对抗耘丰合作社的《服务合同》和履行依据，不能当然证明债务消灭；而且，有下列几个疑点，难以用日常生活经验加以解释，一是之前任艳、李子东支付定金10000元是银行转账，那么银行转账95000元岂不是更方便？二是假如任艳交付了75000元，但没有要求耘丰合作社出具收据或收回欠条原件，任艳、李子东在履行大部分付款义务后未要求耘丰合作社出具手续？三是既然任艳骑车与耘丰合作社的汽车一同行驶，途中李子东补来的20000元可以随手交付，不必放进电瓶车坐垫下前往家乐福广场再交付，且任艳未能说明李子东补来20000元的地点，四是在广场交付20000元之后十余分钟，耘丰合作社还在电话催促任艳、李子东支付75000元，紧接着报警、去任艳、李子东家里催收，五是任艳在收到欠条原件离开不久与耘丰合作社短暂通话5秒后就不再接听电话和回复短信。综上，可以认定李子东尚欠耘丰合作社75000元，按照约定，任艳、李子东应当按照月利息1%支付违约金。耘丰合作社请求的律师费无合同依据，且没有提供费用票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子东与任艳系夫妻关系，任艳在参与农业合作社的收货、付款等经营事务，可以认定该合同债务为任艳、李子东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对任艳以未在合同上签字即不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子东、任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耘丰合作社75000元及违约金（计算方法为：以75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6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耘丰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3元，由李子东、任艳承担（此款耘丰合作社已预交，待判决生效执行时由任艳、李子东一并给付耘丰合作社）。 本院二审期间，耘丰合作社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任艳微信的朋友圈照片，拟证明：任艳、李子东在家中设立了大邑县红红种植专业合作社，任艳以大邑县红红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微信图像。证据二：大邑县红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任艳、李子东是该合作社的成员。证据三：收据30张，拟证明：任艳收到了耘丰合作社供应的秧苗和物资，任艳一直参与了案涉的购买秧苗和物资等事项，上面的所有签字签单都是任艳签字，因此应当是夫妻共同承担责任。 李子东、任艳对此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系打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上面是大邑县红红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收据有8张是任艳本人签的字。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综合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案涉稻田系任艳与李子东双方共同经营。 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对案涉的争议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任艳主张其未在案涉合同签字故其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案涉《服务合同》仅有李子东签字，但任艳与李子东系夫妻，任艳对李子东签订合同亦知晓，且耘丰合作社提交的有任艳签字的收据、任艳微信的朋友圈照片等证据能够证明任艳、李子东系夫妻双方共同生产经营案涉水稻，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案涉债务系任艳、李子东夫妻双方共同债务，任艳对该债务亦应承担履行责任，故任艳该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任艳、李子东已履行债务数额的认定问题。任艳、李子东上诉主张其已经收回欠条原件，能够证明其已经支付9.5万元，故其对耘丰合作社所负债务已经清结，而耘丰合作社则认为任艳、李子东仅履行了2万元债务，还需就剩余的7.5万元继续为给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欠条仅系耘丰合作社的债权凭证之一，因任艳、李子东对耘丰合作社主张的债权总金额并无异议，仅系对已经支付的数额有异议，故任艳、李子东是否收回欠条，并不影响耘丰合作社该9.5万元债权的成立。任艳收回案涉欠条亦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该9.5万元债务。现耘丰合作社仅认可任艳、李子东支付了2万元，故任艳、李子东还需就其主张的已经支付剩余7.5万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任艳、李子东并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剩余7.5万元债务，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具体而言，就案涉7.5万元债务的履行，任艳、李子东除有庭审陈述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从任艳的庭审称述来看，存在前后矛盾和不符合生活常理之处，本院无法采信。首先，任艳称该7.5万元系其以现金方式交付，但其无法准确说明交付该现金的具体时间及地点。其次，对于该7.5万元现金的来源，任艳亦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任艳于二审庭审中先陈述系卖2万只鸡鸭共得2万元、5头猪共得1万元，卖粮食及从其母亲处借款1万元，后又改称系向其朋友借钱5.5万元或5.6万元，但其无法准确说明该朋友的具体姓名，且该朋友亦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任艳、李子东已经支付剩余7.5万元，故其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又因李子东于欠条中承诺案涉9.5万元欠款于2019年5月31日前付清，逾期付款则按月利息1%支付滞纳金，故任艳、李子东应当就2019年5月31日之后未给付的款项承担逾期付款滞纳金，一审法院认定该滞纳金以7.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6日起算存在不妥，但鉴于耘丰合作社并未就此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作调整。 综上，任艳、李子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任艳、李子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袁晟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