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1民初3079号 原告：贾春燕，女，199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江东街道永和村****,公民身份号码3307821992********。 原告：骆凯，男，199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苏溪镇胡宅村**,公民身份号码3307821990********。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婷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凯,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应圣，男，199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诸葛镇双牌村何岗**,公民身份号码3307811991********。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龙，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伊丽，女，199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下宅口村三百路****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90********。 原告贾春燕、骆凯与被告何应圣、沈伊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春燕、骆凯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婷婷、被告何应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龙、被告沈伊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于2020年4月30日达成的买卖合同已经通过协商一致解除（由判令解除变更而来）；2、判令被告返还口罩款人民币1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两原告合作经营口罩生意，与第一被告何应圣自2020年4月21日起有口罩生意往来。双方通过微信聊天下单的方式订购KN95型口罩，于2020年4月22日，向第一被告订购口罩15万只，每只4.2元，计63万元；于4月27日订购口罩7万只，每只4.25元，计297500元；于4月28日订购口罩3万只，每只4.3元，计129000元。共计口罩款10565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帐向第一被告及其指定收款人第二被告支付1056500元。2020年4月30日，原告通过微信下单向第一被告订购口罩10万只，每只4.4元，共计44万元。根据第一被告指示转帐给第二被告货款订金10万元。收到货后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与第一被告协商退货退款，后于2020年5月10日如数退还口罩。经原告多次催讨，第一被告均以第二被告未退还货款为由拒不退款。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何应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庭审中辩称：1、被告何应圣是原告和第二被告的居间人，取得居间报酬，和原告不存在买卖关系，双方交易了1个多月，流水100多万元，大部分都是打到第二被告账户，从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是知道第二被告是真正的卖家。2、从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原告是知道是和第二被告达成交易，主体错误。3、本案不存在质量问题，第二被告给付了所有的口罩，由于2020年4月份口罩比较紧俏，一天一个价，原告自己的销路存在问题，才要求退货。第二被告在原告支付了10万的情况下怕原告不当处理这批货物，才同意原告暂时将货拉回厂家，但双方没有解除买卖合同关系，特别是由原告和第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2020年4月30日之后还在交易，而且抵扣了10万元货款中的一部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伊丽于庭审中辩称：告我本人没有意见，本人口罩符合国标标准。我承认何应圣是居间人，原告通过何应圣和我达成多笔交易，最后一次以毁约的形式要求我退还货款，这一次货的钱原告还没有付清的，还拖欠30万货款，因为基于信任才让她拖欠的。后来她没有付，我要求追回货物。我们没有解除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相关事实提出了六组证据材料。 （1）骆凯与何应圣的微信聊天记录6页，用以证明①自2020年4月2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开始有口罩生意往来；②2020年4月30日，原告向何应圣提出涉案口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何应圣方对之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2020年4月21日的聊天记录内容显示第一被告带着第二原告去了第二被告的工厂。第二原告看了货以后付了钱，原告是知道货在永康工厂的。4月24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知道是和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对象是第二被告。所以这组证据不能证明何应圣是卖方而是可以证明是居间人。沈伊丽接着发表意见称，原告方确实来过我工厂，我见过他；第一被告确实是取得报酬。 （2）贾春燕与何应圣微信聊天记录10页，用以证明①2020年4月30日原告向第一被告订购10万个口罩，支付订金10万元；②该批口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双方协商好退货退款；③2020年5月10日，第一被告叫货拉拉将涉案口罩全部拉回，并承诺退还口罩款10万元。何应圣方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转账是直接转给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不形成买卖关系；另外确实是向第一被告提过一些质量问题，但是第一原告的意思是先把货拉回来，等到有客人再拉过去，订金先放在第二被告处。所以双方没有解除买卖关系。沈伊丽的意见为，订金确实是放在我这里，我也可以给她配货。 （3）贾春燕与货拉拉司机聊天记录2页，用以证明2020年5月10日第一被告叫货拉拉（车牌号为浙Ｇ7Ｌ9**）将涉案口罩全部拉回。何应圣方对之质证意见为，车子确实第一被告叫的，但这是经过第一原告和第二被告同意的。沈伊丽对之质证称，没有什么意见。 （4）贾春燕与沈伊丽聊天记录2页，用以证明①原告已将货物如数退回，第一、第二被告收到货物的事实。②2020年6月8日，原告为退货款促成了一笔交易，扣除9600元货款被告还应退还90400元。何应圣方质证称，第一被告不是聊天内容的相对方，不是很清楚；但是原告是知道交易方是第二被告的。沈伊丽质证称，聊天记录没有异议，我认为合同未解除。5月10日退货到6月9日一直有交易往来；我一直认为在履行合同的义务；她从始至终都未要求退款。 （5）光盘1份，用以证明①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全过程录像资料；②第一、第二被告微信关联号码支付宝实名认证录像。二被告对之真实性没有异议。 （6）银行转账记录1份，用以证明原告陆续向第一被告及其指定收款人第二被告支付口罩款1156500元，其中10万元为2020年4月30日下单口罩款的订金。二被告对之均无异议。 被告何应圣方当庭提出的证据材料——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查询一页，用以证明何应圣2020年4月22日收到5万以后即转给沈伊丽4万元，余1万元为居间报酬，进而证明何应圣是居间人。原告方对之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有异议，这个是打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两被告之间如何分配货款与原告无关，关联性也有异议。证明力有异议，就算第一被告汇给第二被告4万元也不能证明是居间。被告沈伊丽对之质证意见为，我认可收到4万元，其他不知道。 被告沈伊丽当庭提出的证据材料为——检测报告1份，用以证明其生产销售的口罩是经过检验的，没有质量问题。原告对之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二被告交付的口罩与检验报告送检样品不是同一批次，被告何应圣方对之没有意见。 针对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认为，二被告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证据材料未涉及证据三性上的异议，故原告方的证据材料均可采信。至于其证明力问题，案涉需要证明的对象（或者说双方争议的事项）应是何应圣在交易中的角色（或者说二被告之间的关系）、买卖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该二事项在缺乏相应的书面协议情况下需要从多维度分析判断，与其说是事实证明问题还不如说是法律评价问题，故将在下文论述。对于被告何应圣提出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关于证据三性的异议牵强，事实上该证据对于居间关系的证明力是极为薄弱的，置于本案的全部证据材料中（包括当事人不争的陈述）而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举证方不至于在此环节上作假，而第二被告对之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沈伊丽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所涉抽检样品是否为原告退货同一批次不明，其关联性无法确认，并且所谓质量合格并不排斥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因而该证据的有无对于原告主张成立与否不生影响，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并当事人庭审中不争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案涉KN95口罩的买卖关系，初始由何应圣与骆凯于2020年4月21日建立微信联系进行商谈，骆凯问询了口罩所在地点和何应圣所处位置等情况，当天骆凯被带往永康的生产工厂看过货。次日再谈，达成合意后（包括何应圣的身份证件图片、银行账号发给骆凯），买方通过沈伊丽的账户网银转账付给何应圣账户内5万元，骆凯在微信中向何应圣文字表明“15万的KN95，我明后天回来拉”,并问询钱是否收到，何应圣文字答复“收到了，货留住了”。上述5万元付给何应圣后，何应圣于当日15时许通过手机银行转给沈伊丽4万元并作转账留言为“订金”。2020年4月22日晚间7时以后，何应圣与骆凯就交易事项再一番发起微信语音间夹文字通信。其中：骆凯发给何应圣一则文字“留住，下次还要和你合作的”；何应圣发给骆凯一则文字告知了沈伊丽的开户行和账号并接续一则文字“打了凭证给我”，随后原告方通过手机银行付给沈伊丽账户10万元，并将转款凭证截图发给了何应圣。上述5万元、10万元的二笔付款后，从贾春燕账户付给沈伊丽账户的交易款项还有：2020年4月24日一笔30万元，4月27日三笔分别为39.5万元、0.9万元、8.1万元，4月28日一笔9.5万元，4月30日最后一笔10万元。另还有4月28日付给何应圣账户一笔2.65万元。2020年4月27日至30日的几天内，原告方共受领了四批次KN95口罩，前三次已经钱货二清，4月30日最后一笔付给的10万元系属对应于第四批10万只口罩（原告列表主张四批次下单数量依次为15万只、7万只、3万只、10万只，单价依次为4.2元、4.25元、4.3元、4.4元）。 前述2020年4月21日至30日的交易过程中，原告方骆凯与何应圣进行微信联系接洽，贾春燕也有与何应圣联系接洽。在4月27日第一批15万只口罩给付之日，39.5万元货款给付之前，何应圣与骆凯又有一番微信接洽。其中有：骆凯向何应圣发起语音“你那个你们老板娘的银行卡账号发给我啊”，何应圣应要求复以沈伊丽的开户行名称和账号（属第二次发给），接着骆凯发给手机截屏图片（显示计算货款395000的算式）和二则语音“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货款”、“你跟哪个老板娘讲一下啊，我现在在开车，在开车，我得停下来再转账，稍微等个三、五分钟就好”；几分钟后何应圣向骆凯发起语音信息意为“等一下你老婆可能要收15万个，今天的都给你买好了”。上述期间贾春燕发给何应圣的微信有：付款0.9万元、8.1万元、9.5万元、2.65万元、10万元的截图，定位截图，催促装车发货的语音，等；何应圣发给贾春燕的有：装车视频，货运司机的电话，等。其中，28日贾春燕发给何应圣一则微信“我就是急这口罩，你不理解我，我合同签着”，何应圣复以语音“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老板娘那边我已经催他很多次了，早上跟你说我办事你放心就好了哦”。 2020年4月30日原告方收到口罩后（案涉最后一批），随机抽检发现口罩鼻梁条脱出的问题。为此骆凯拍摄照片和视频于17:45发给何应圣，何应圣当即复以文字“都这样吗”，数分钟后骆凯发起语音通话，双方通话时长36秒。5月1日至10日之间，贾春燕为最后一批口罩的质量问题与何应圣多次进行微信，双方微信内容有：贾春燕向何应圣告知口罩经意向下家查验、检测的一些质量问题（包括做工不平整、耳带易断）、不能出货，双方商讨处置方案，等等。其中，5月6日贾春燕向何应圣发起文字微信“你那个货退回去好了，不好出的”、“现在外贸公司检查都用砝码了”。至5月10日时，何应圣招呼了社会货运车辆将最后一批口罩从原告处全部运回到沈伊丽处。在即将运回之际，何应圣与贾春燕的一次语音对话内容为“永康的那个货，你还有10万押金，如果换成不好说的工厂的话，他不会给你退的呗，对不对，……”，贾春燕随即语音回复“那不是的呀，当时我下单的时候，我跟你讲了呀，货有问题要退回去的呀，然后那天我是去了之后我就跟你讲啊，你要货有问题让你退回去，你说放在这里你来出，第一次去吗那个鼻梁骨鼻梁条不是有问题，后面你朋友去那个耳带又说一拉就断过不了关”。 口罩退回后，贾春燕先与何应圣微信要求退还10万元货款。5月12日上午贾春燕发起文字微信“你老板娘那个10万退退给我咯，你等着吃完午饭去说一下”,何应圣文字回复“好”。当日下午贾春燕将自己的银行卡图片发给何应圣并发给户名和账号的文字，还发给“让你老板娘帮忙转一下呀”。5月14日，贾春燕再一次向何应圣发起微信催款，说“你让你老板娘那个钱安排一下呀，我有用，咋都不回复呢”；何应圣语音回复“她还没有退给你是吧”，继而把自己与沈伊丽的微信图片发给贾春燕看并配以文字“我礼拜二就和他说了”（微信图片反映出何应圣曾在星期二发给沈伊丽一则微信文字“老板娘上次那10w能先转还我朋友吗”）。该日双方微信内容还包括有：何“如果要给他出出掉10W块钱好拿点”（并将自己与沈伊丽有关出货话题的微信截屏发给贾春燕看），贾“等下有其他单子再看吧”，何“哦”，贾“你发我老板娘不出的时候，我回掉他了，后面你说出的时候，他应该找到其他人了”，何“我是想不给他出货10W块钱不好拿”，贾“不会啊，你之前退回去我问你的/你说会退的/我是想给他出货啊，最近这价格太变态了/都在清货/我内置2.4清，都嫌高/外置更加了（哭丧表情图），收的人少，要凑”。2020年5月17日开始，贾春燕直接与沈伊丽建立微信联系，多次催讨10万元货款。双方微信内容多数为贾春燕主动发起的文字或语音，沈伊丽并非全部回复，初时让贾春燕与何应圣沟通，5月22日回复给贾春燕的对话相对为多，依次有：“大家都生意人”、“急不过来的”、“我说了我沟通好和你说，你急也没办法。我的确没空”、“你找你上家”、“我没和你交易过”、“那你就告我诈骗吧/你这样说更没有意思”，贾春燕对待没交易过的话语回复“我钱是打到你卡上的”、“没交易钱怎么会在你卡上/我也是好好和你说”予以反驳。随后贾春燕再次发起“钱退是肯定退的，我之前也联系你沟通了”沈伊丽回复“我也没说不退啊”。6月9日晚，贾春燕向沈伊丽发起一则微信文字“老板娘，我刚刚把客户送回去了，昨天8000个口罩的货款是9600元，那么之前付你的10万个口罩订金10万减9600元，订金还剩90400元，你核对一下，没算错哈？”，沈伊丽回复一字“嗯”，贾春燕回以“（握手）谢谢。合作愉快”。贾春燕向沈伊丽微信催退货款的期间，与何应圣仍然保持微信联系。其中：5月19日14时许何应圣发起文字“老板娘钱退你没有”，17时许贾春燕发起“你让老板娘安排了吗/那个货款”；5月22日、23日双方的微信显示出不愉快语气，贾春燕有责怪何应圣催促次数少之意，何应圣则复以不止一次向沈伊丽要求退款的微信图片并配以不太客气的话语回复贾春燕。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点有二，一为被告何应圣是出卖人还是居间人，二是最后一批口罩买卖合同是否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对于争点一，本院认为，原告为KN95口罩的买受人、分四次订购和受领口罩是不争的事实，四次订购和受领货物可以认定为四个买卖合同关系，四个买卖合同从交易发生连贯性看应当归属于相同主体之间的系列交易，此从当事人诉答和举证看也是如此。因此，前三次交易的相关微信交流内容也应当作为判断第四批次交易主体的依据。也即是应从整体上来判断何应圣究竟是出卖人还是居间人。按原告具状诉称以及第一项诉讼请求看，何应圣是出卖人，原告付给沈伊丽钱款系按何应圣的指示给付。如果这种主张成立，那么沈伊丽应被认为是何应圣的上手出卖人（也即何应圣是中间买卖商，从沈伊丽处购买随即出卖给原告方），于此情形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的诉讼请求只能针对被告何应圣一个人，然而原告却将沈伊丽列为共同被告并要求其共同承担返还10万元的民事责任。原告将沈伊丽作为共同被告在诉状中未陈明法律理由，庭审中先是主张二被告为合伙关系，最后意见则是“如果第二被告认可第一被告对外的行为，我们认可承担主体是第二被告”，原告这最后意见仍未明确主张被告何应圣在交易中究竟是什么角色，解读其语句表达似乎仍然不认可何应圣是居间人，而是可解读为认可何应圣是沈伊丽的代理人，或者可解读为何应圣是行纪人。上述原告方的诉讼主张可谓是飘忽不定模棱两可，而二被告则明确一致主张何应圣为居间人。本院根据证据材料综合分析，认为被告何应圣为居间人的主张成立。其理由不仅仅是二被告主张一致，还在于：（1）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买卖主体为谁缺乏合同书载明或其他证据材料可以明确证明的情况下，价款（金钱）的给付和受领是判断买卖双方主体的重要方面依据。一般而言，受领价款者可被认定为出卖人，支付价款者可被认定为买受人。此正如原告贾春燕于2020年5月22日在微信中驳斥沈伊丽声称“我没和你交易过”所言“我钱是打到你卡上的”、“没交易钱怎么会在你卡上”。当然，钱款的收付不是判断买卖主体的绝对依据，因法律允许债权人指示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现实中也确有向出卖人以外的第三人支付买卖价款的情况，但这种向第三人支付而效果归于出卖人的情况，需要有出卖人的明确指示，一般是一笔一指示且金额具体。本案中何应圣微信发给骆凯以沈伊丽的银行卡号和开户行，不足以解释成出卖人向买受人指示向第三人付款，这条信息尚不能构成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行为，综合其他证据事实，应解释为居间人为买卖双方传递有关信息。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角度分析判断买卖主体，案涉买卖标的物是从沈伊丽的工厂中运抵原告处，之后的退货也是运回到沈伊丽处，此与原告方给付货款以及之后催退10万元货款的对象相一致，这些情况也可从一个侧面认为原告的直接卖家是沈伊丽而不是何应圣。事实上，原告方在庭审一开始就已经不否认沈伊丽为直接卖家，只是主张何应圣为合伙人而已。但对于合伙却无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论说理由也是没有说服力的。（2）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居间人促成的交易中，居间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任何一方的代理人，不代表一方向另一方作出意思表示或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然而，在媒介居间的场合，社会现实中常常发生有居间人转达交易双方的意思表示（即俗称的传话）、转交标的物甚至转交钱款的情况（即俗称的过手）等媒介居间上的服务或者延伸服务，于此情形下如果对居间人的言行不细加剖析，或者说只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言行而不从整体上综合考察，易将居间人误以为是交易一方主体或其代理人。本案原告起诉主张何应圣为出卖方或许就是诉讼代理人未全面阅读剖析微信内容之故。被告何应圣在与骆凯、贾春燕进行口罩买卖交易活动的微信对话中，称沈伊丽为“老板娘那边”可以体现出其不是代理人也不是合伙人，如果是代理人一般会称“我们老板娘”，如果是合伙人则会对骆凯、贾春燕以“我们这边”、“我这边”自称；而对骆凯声称“今天的都给你买好了”则更是体现出其居间人角色。反过来看骆凯、贾春燕向何应圣的微信对话，虽有出现“你老板娘”这一可被认为何应圣是沈伊丽的代理人或者雇员的指称，但不能仅凭这一细微片段即认定何应圣为代理人，还需从更多的对话内容加以分析判断，从“退回去”而不是“退还你们”或“退还你”体现出贾春燕知道何应圣不是直接的卖家也不是卖家的代理人，“老板娘那边说一下”等类似许多话语，体现出的都是让何应圣向卖方转达买方的意思表示，而不是要求何应圣本人作出承诺或应允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如果说原告方认何应圣为卖家合伙人之一或者卖家代理人，对话内容应当不是如同前述那样。因此，原告方对何应圣指称的“你老板娘”应从居间合同的角度理解为付给居间人报酬之人。综上二个方面，被告何应圣的买卖居间人地位足以认定。从原告方最后意见看，何应圣交易角色之争或许是个假争点。对于争点二即4月30日给付原告的一批口罩的买卖合同是否已经解除问题。本院认为，合同的解除可分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协商解除。合同的协商解除与合同的订立二者原理相同，都需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协商解除的实质是订立一个解除原来合同的协议。协商解除并非书面形式不可，也并非事无巨细全面协商一致不可，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达成一致即可构成合同的解除，如有清算上的事项未及协商，不妨碍合同解除的效力，除非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具有以清算事项达成一致为前提的附加条件。本案中贾春燕于5月6日向何应圣发起文字微信“你那个货退回去好了，不好出的”，其实质是通过居间人向出卖人发出解除最后一批口罩买卖合同的要约，5月10日何应圣招呼社会车辆将口罩运回沈伊丽处的事实以及微信向贾春燕述称“永康的那个货，你还有10万押金，如果换成不好说的工厂的话，他不会给你退的呗……”的事实，则可以证明沈伊丽对解除合同的要约业已作出了承诺，只不过承诺系通过居间人表达而已。由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沈伊丽就4月30日给付的一批口罩的买卖合同已经通过协商而解除。买卖标的物已因合同解除而退还，按照社会交易习惯，如数退货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也应当是如数退款。卖方自然应当退还已收的货款。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适宜于恢复原状，退还了口罩微信中还可体现出，卖方沈伊丽应当是同意退还10万元货款的，但退款的时间未曾作出承诺。至于6月9日微信内容所反映的一节事实，不能构成此前合同解除的否定事由。此一情节反映出来的应当是6月8日沈伊丽卖出8000只一批口罩计价款9600元，应收价款9600元用以冲抵应返还贾春燕10万元货款，该受领8000只口罩的客户与贾春燕相关。本院认为就8000只口罩的交易不论该客户是贾春燕自己的买家还是贾春燕介绍给沈伊丽的买家，都是一个新的交易，不能改变先前原告与沈伊丽之间就10万只口罩已然协商解除的法律事实状态。解除合同后又发生了6月8日这一抵销上的交易，应当解释为原告方为使减少退还货款的阻力或者说容易退款而进行的示好行为，该节事实不改合同解除的事实状态但应返还货款已冲抵了9600元可使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数额不能完全成立，故本院对原告第二诉讼请求的数额不能完全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贾春燕、骆凯与被告沈伊丽于2020年4月30日达成的10万只口罩的买卖合同已经协商解除。 二、被告沈伊丽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贾春燕货款计人民币90400元并赔偿迟延返还的利息损失（以904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止实际履行日止）。 三、驳回原告贾春燕、骆凯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由被告沈伊丽负担1000元，由原告贾春燕负担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旭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徐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