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典壘，男，197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虎，男，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系四川省温州商会皮具箱包分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金牛区聚霞路**， 法定代表人：寿建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溢，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斌，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典壘因与被上诉人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厦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8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典壘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853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黄典壘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伊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伊厦公司提供的欠款结算单日期为2013年1月10日，该欠款结算单标注欠款金额是基于黄典壘与伊厦公司签订的使用协议，而此时并无任何租赁合同产生。伊厦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14年1月，发生在该欠款结算单之后一年，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本案整个过程，伊厦公司都没有提出申请，一审判决主动适用不当。且本案属于租赁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短期诉讼时效，租金欠款结算单清偿日期确认为2016年3月28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3.黄典壘已在一审中多次提交了商贸城出租图纸与实际不符合的证据，同时一审引用格式欠条中的文字以及“禁止反言”原则作为判决依据错误。二、伊厦公司提供的欠条单据性质是租金欠款结算单，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金额不正确。黄典壘与伊厦公司出具的单据内容是在未来2014年至2016年租金的给付承诺书，性质为租金欠款结算单，且合同中清楚写明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6日为特别豁免期，不计算任何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租赁合同债务人因欠付租金而出具的“欠款结算单”不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复函》，租赁合同债务人因欠付租金而出具的“欠款结算单”只表明双方就未付租金的数额，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并未改变其与债权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因此租赁合同当事人就该欠款结算单所发生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特殊诉讼时效一年的规定，伊厦公司错误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进行诉讼。三、根据黄典壘提供的在成都市城建档案馆调取的《成都国际商贸城3区块四层建设施工总平面图-竣工图复印件》，其租用的案涉商位实际面积为101㎡，与商位使用协议中载明的租用面积136.6㎡不符，伊厦公司以136.6㎡为基础计算租金与综合管理服务费明显错误，且测算面积误差所显示的消防通道也没有。伊厦公司应当按照要求提供和出示黄典壘承租商铺的租赁落位图以及相对应的面积凭证和消防验收凭证。四、伊厦公司主张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计算标准有误。1.根据已经交费的综合管理服务费收据表明合同面积136.6㎡签约一年综合管理服务费合计为33767.52元，即综合管理服务费的收取标准是20.6元/平方米/月，与合同中2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不符。且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6日为特别豁免期，伊厦公司主张自2018年3月28日至起诉之日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并无事实依据。2.综合管理服务费属于房屋租金的组成部分，诉讼时效应当适用租金法则。商位使用协议第六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综合管理服务费的具体缴纳时间，伊厦公司提供的催收函件经过确认核查于2018年3月29日寄到黄典壘合同地址处，而“欠款结算单”确认的清偿日期为2016年3月28日，已经间隔两年以上，因此第二、三、四期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已过诉讼时效。 伊厦公司辩称，1、案涉的欠条并非多期租金的结算单，而是改变原支付租金的法律关系，建立新的欠款法律关系的凭据，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时效。黄典壘举示的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文件并非司法解释，仅为20年前的复函，对本案没有适用性。2、综合管理服务费实际对应的是物业服务，在整个租赁期间产生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属于同一债权，因此诉讼时效应当自最后一期缴费期限届满之日起算。3、综合管理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及标准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黄典壘主张特别豁免期应当免缴综合管理服务费缺乏合同依据。伊厦公司对综合管理服务费收取权利的放弃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而非黄典壘所称的进行推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7日，黄典壘与伊厦公司签订了《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编号为：Y8-3-4-0892），主要约定为：黄典壘租用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号01.3-40892,01.3-40893号。使用期限自2013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6日，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4月6日为止的期限为本商位特别豁免期。本协议项下共计2个商位，套内建筑面积合计136.6平方米，商位使用费合计931418.02元（其中65%为商位经营权费，35%为商位租金）。本协议项下履约保证金合计30000元。协议第六条第二项约定，黄典壘按25元/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月的标准，每年向伊厦公司缴纳一次综合管理服务费，首次缴纳时间为本商位使用期起始日前30日内，之后的年度费用均应在下一付款周期开始前30日内预交，该协议还就商位的交付、双方的权利义务、商位的返还、商位使用权续约，违约责任等事项作了具体的约定。 2013年1月10日，黄典壘向伊厦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基于本人向伊厦公司提出延缓付款的请求，在本人于伊厦公司签署的《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项下，本人实际尚欠伊厦公司商位使用费共计465700元，上述欠款应由本人在2016年3月28日之前向伊厦公司一次性足额清偿。本人承诺：不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短缺”、“经营目的未能额实现”、“自愿放弃协议有效期内的剩余商位使用权”等）逾期偿付上述欠款。否则，除了仍应向伊厦公司足额偿付上述欠款外，本人还完全接受伊厦公司按照《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条款追究本人的责任。黄典壘在欠款人处签名捺印。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伊厦公司在2018年3月25日、2018年3月27日通过EMS向黄典壘寄送了催收上述欠款的《催收通知》。 黄典壘出庭参加了诉讼并提交了答辩状，但未提交任何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013年1月10日，黄典壘向伊厦公司出具《欠条》一张，其内容也是黄典壘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在伊厦公司按照协议将商位交付给黄典壘使用后，黄典壘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及欠条的承诺履行自己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因黄典壘《欠条》中自行承诺：不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短缺”、“经营目的未能实现”、“自愿放弃协议有效期内的剩余商位使用权”等）逾期偿付上述欠款。否则，除了仍应向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足额偿付上述欠款外，本人还完全接受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条款追究本人的责任。该承诺视为黄典壘已经自行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及其他事由抗辩的权利。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黄典壘对自己的权利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可。 其次，黄典壘虽然提交了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认为本案应按照类似判例结果处理本案。因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且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非完全一致，对一审法院正在处理的案件应当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独立进行审查，而不应简单套用其他案件的认定思路和处理意见。 再者，因为黄典壘于2013年1月10日出具了《欠条》，表明双方就合同履行期间的租金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具体的应付总金额和付款日期，在此情况下，双方已经由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转为欠款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同时黄典壘在答辩中也认可在2018年3月29日收到伊厦公司通过EMS单寄送的《催收函》。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3月30日起计算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本案黄典壘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黄典壘认为综合管理费计算有误，黄典壘仅仅按照已收的票据金额反推算出计算该费用的基础于法无据，也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在黄典壘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伊厦公司对该计算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伊厦公司依据协议的约定计算综合管理费是符合协议约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伊厦公司要求黄典壘支付2020年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因为是没有发生的费用，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待实际发生后，伊厦公司再另行主张。因此，从伊厦公司主张的245880元中扣减2020年1月至4月期间的费用13660元后应当为232220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黄典壘向伊厦公司支付商位使用费465700元及利息（利息以4657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黄典壘向伊厦公司支付综合管理服务费232220元；三、驳回伊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黄典壘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645元，减半收取5822.5元，由黄典壘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案涉合同中约定的商位使用费931418.02元（其中65%为商位经营权费，35%为商位租金）为7年租金总额，因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6日为特别豁免期，总租期7年按照5年计算。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系黄典壘与伊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商位综合管理服务费的计算标准应如确定；二、伊厦公司的综合管理服务费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伊厦公司的商位使用费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案涉商位综合管理服务费的计算标准应如确定的问题。黄典壘主张根据伊厦公司的综合管理服务费收据可以看出合同面积136.6㎡的案涉商位签约一年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合计为33767.52元，即综合管理服务费的收取标准是20.6元/平方米/月，与合同中2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不符，且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6日为特别豁免期，不应当收取综合管理服务费。伊厦公司主张综合管理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及标准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黄典壘主张特别豁免期应当免缴综合管理服务费缺乏合同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案涉合同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而不是由义务人进行推定。案涉《商位使用协议》第6.2条约定：“乙方按25元/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月的标准，每年向甲方缴纳一次综合管理服务费。”，伊厦公司与四川省温州商会皮具箱包分会签订的《合作协议》第3.4条亦明确约定：“综合管理服务费：25元/平米/月（套内建筑面积）。”，黄典壘仅依据2013年1月10日伊厦公司出具收据载明的金额推算出综合管理服务费的收取标准是20.6元/平方米/月，或参照其他签约主体签订协议中约定的收费标准，主张据此确定综合管理服务费的收取标准，与双方案涉《商位使用协议》明确约定的收费标准不符，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案涉《商位使用协议》第3.2条仅约定：“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4月6日为止的期限为本商位特别豁免期”，并不能说明双方达成合意在此期间不收取综合管理服务费，因该协议并未对豁免期豁免的具体内容进行约定，黄典壘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该豁免期系约定在第三条商位使用期限项下，该协议第四条系关于商位使用费的约定，而综合管理服务费系单独约定在第六条，故黄典壘据此主张免缴综合管理服务费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综合管理服务费的具体金额，根据商位使用协议的计算标准，2014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7日的综合管理服务费为245880元（计算方式为：25×136.6×12×6=245880元），因伊厦公司未对此提起上诉，故一审认定扣除2020年1月至4月期间的综合管理服务费13660元后为23222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伊厦公司的综合管理服务费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黄典壘主张综合管理服务费属于房屋租金的组成部分，诉讼时效应当适用租金法则，商位使用协议第六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了综合管理服务费的具体缴纳时间，第二、三、四期的综合管理服务费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商位使用协议》第6.2条约定：“……首次缴纳时间为本商位使用期起始日前30日内；之后的年度费用均应在下一付款周期开始前30日内预交（具体缴费方式见甲方公告）。”，因黄典壘未举证证明伊厦公司公告的2014年之后的综合管理服务费的缴费日期，故无法确定黄典壘应缴纳综合管理服务费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黄典壘主张综合管理服务费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具有法律依据，故一审认定伊厦公司关于2014年至2019年综合管理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伊厦公司的商位使用费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黄典壘主张本案属于租赁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租赁合同债务人因欠付租金而出具的“欠款结算单”不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复函》，其因欠付租金而出具的“欠款结算单”并未改变其与伊厦公司的租赁关系，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特殊诉讼时效一年的规定，“欠款结算单”的清偿日期确认为2016年3月28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伊厦公司主张案涉欠条并非多期租金的结算单，而是改变原支付租金的法律关系，建立新的欠款法律关系的凭据，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不宜简单根据该《复函》认定伊厦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为：1.最高院《复函》中适用一年诉讼时效的条件为“因欠付租金而出具的欠款结算单”，而案涉《欠条》所载欠付的费用为商位使用费，根据双方所签《成都国际商贸城商位有期有偿使用协议》的约定，商位使用费由商位经营权费（65%）和商位租金（35%）构成，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并非只是租金，因此，本案欠条所结算的费用与最高院《复函》中所指的欠款结算单的结算内容不同，因事实基础不同，故不能简单地以最高院《复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判断依据；2.本案中，《欠条》中统一使用商位使用费的名义，说明双方是将商位经营权费和商位租金进行统一结算和支付，而非仅对租金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伊厦公司有一定理由相信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不仅是租金，而是包含了多种费用在内的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有一定理由相信可以适用2年诉讼时效；3.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惩罚权利的睡眠者，在当事人所面临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前提（如本案中，双方将租金和商位经营费统一结算于商位使用费名义下），从而无法依据法律规定准确判断出其请求权适用何种诉讼时效时，只要当事人在普通诉讼时效内及时行使了权利，就不宜认定其存在怠于行权的行为。如果仅因当事人对复杂的法律适用出现理解的错误，导致其即使在普通诉讼时效内行权却仍要遭受丧失胜诉权的结果，对当事人较为不公，亦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4.从立法趋势来看，租金适用1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但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未再规定1年诉讼时效，亦有避免因特殊时效之规定导致当事人因理解问题而失权的目的。综上，本院认为，案涉欠条所结算的费用并不限于租金，且租金与商位经营费统一结算于商位使用费名义之下，在此情形下，伊厦公司有一定理由相信可以统一适用普通时效，如其在普通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则不应认定其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 至于伊厦公司是否在普通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的问题。首先，从事实上看，伊夏公司于2018年3月25日及2018年3月27日向黄典壘邮寄催款函，黄典壘亦在二审中自认催收函件于2018年3月29日寄到其合同地址处，黄典壘于此时收到了伊厦公司的催告，可以认定伊厦公司在积极向黄典壘主张权利。其次，从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典壘在《欠条》中承诺于2016年3月28日前支付商位使用费，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3月29日起算，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即自2016年3月29日至2019年3月29日止均为伊厦公司主张其权利的诉讼期间。伊厦公司于2018年3月25日及2018年3月27日向黄典壘寄送催款函的行为能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一审认定黄典壘主张伊厦公司关于商位使用费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典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45元，由黄典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王 果 审判员 赵 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浩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