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30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彬，男，1940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繁，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良，男，194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甘肃善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永顺，男，197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繁，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文彬因与被上诉人李良、原审第三人李永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文彬及其与原审第三人李永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繁，被上诉人李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根据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房屋在被上诉人于1990年左右全家迁居北京后长期空置，2002年经中间人刘旭敏介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口头约定将涉案房屋以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将购房款2万元付清，被上诉人亦向上诉人交付了房屋及房产证、契证、房屋钥匙。虽然涉案房屋买卖的牵线人刘旭敏现因身体原因不能准确表达当时的情况，但涉案房屋契证原件、房产证原件及户籍信息证明原件均在上诉人手中，该情况与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借住的抗辩意见完全不符。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为同事关系，被上诉人不可能将自家房屋出借上诉人近二十年之久不闻不问。此外，被上诉人因涉案房屋反复诉讼，其既然如此看重涉案房屋，则不可能发生其所述将房屋证件遗落在房屋内的问题，如确属遗落，被上诉人也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让上诉人返还，而不会在近二十年后才请求确认房屋归属。因此，被上诉人关于涉案房屋系借住、房屋证件遗落的抗辩意见于理不合，解释不通。二、被上诉人及其妻刘玉荣2007年居住在北京，由于二人年龄较大往来兰州不便，故上诉人委托中介机构办理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造成房屋过户办理出现瑕疵。涉案房屋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需提供被上诉人本人的身份信息，如果被上诉人未将其身份证和曾用名身份证原件邮寄给上诉人，上诉人是不可能获得被上诉人的身份信息并成功办理房屋过户的。至于被上诉人辩称其身份证系丢失在家中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完全是被上诉人为攫取涉案房屋拆迁利益进行的狡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得到支持。李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永顺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李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李良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李良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2．判令被告李良协助原告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文彬主张2002年经中间人刘旭敏介绍，李良之妻刘玉荣与李文彬协商后，口头约定将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路××号××号××室房屋以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文彬，李文彬以现金支付方式付清了购房款2万元并交付房屋。对此事实主张，李文彬提供了三份证人证言证明。证人佟继华在2020年4月9日法院调查时认可2018年9月11日的“证明”是本人签名，但内容不是本人书写，“证明”中将其妻姓名“刘训敏”误写为“刘旭敏”，并否认“证明”中陈述的事实，本院认定佟继华的陈述，对该“证明”不予认定。证人倪某在2020年4月9日法院调查时的陈述与当庭作证证言不一致，对其陈述和证言均不予认定。证人张某证言证明的内容是李永顺落户问题，与本案房屋买卖无直接关系，即便其2019年8月7日“证明”认为李文彬与李良买卖关系成立，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其认知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李文彬是否支付了2万元购房款对价？李文彬与李良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李文彬提供的证言等证据不能证明李文彬与李良就涉案房屋买卖达成合意，李文彬与李良未就涉案房屋买卖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李文彬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向李良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2万元，认定双方存在口头协议并已实际履行缺乏事实依据。故原告李文彬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文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文彬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根据已生效的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8）甘01民终2616号民事判决，李文彬于2007年7月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子李永顺名下，其所依据的《委托书》、《房地产买卖契约》中李良的署名并非李良本人签名，该次房屋过户中以兰州市公证处名义出具的《委托书公证书》亦系伪造，据此，该案判决署名李良、李永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李文彬请求确认与李良就涉案房屋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并由李良为其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经审查，首先，李文彬与李良未就涉案房屋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李文彬虽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系其与李良之妻刘玉荣以口头形式达成并在本案一审中提供了证人佟继华签名的《证明》以及证人张某出具的《证明》欲以证实，但佟继华与张某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李文彬亦未提供该二人具有不能出庭作证的法定情形，同时，经一审法院核实，佟继华对其签名的《证明》内容亦予否认。故根据民事诉讼证人证言的审核认定规则，佟继华与张某的《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李文彬与李良之妻刘玉荣以口头形式达成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据。此外，李文彬就其主张又提供了证人倪某出具的《证明》并申请倪某出庭作证，从倪某的证言来看，倪某并非李文彬购买涉案房屋的见证人，倪某有关李文彬向其借款3000元用于购买涉案房屋的证言系其基于李文彬的单方告知而作出，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李良之妻刘玉荣是否将涉案房屋房产证、钥匙交付于李文彬以及因何交付的问题，倪某的证言与其出具的《证明》内容亦相矛盾，故倪某的证言及《证明》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李文彬与李良之妻刘玉荣以口头形式达成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据。因此，李文彬主张其与李良之妻刘玉荣以口头形式达成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根据不足，难以认定。其次，关于本案中是否存在因李文彬已经支付购房款而可认定其与李良成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经查，李文彬虽主张其于2002年将涉案房屋购房款2万元支付于李良之妻刘玉荣，但对相关付款事实，李文彬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有关支付购房款而未要求刘玉荣出具收据的陈述，亦与常理不符。故本案中认定李文彬已经支付购房款而与李良成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第三，李文彬无证据证明其与李良就涉案房屋过户事宜具有约定，该情形与房屋日常交易习惯不符。同时，本案查明，涉案房屋自2002年起即由李文彬占用，但至本案纠纷发生前，李文彬并未依法主张李良为其办理涉案房屋过户事宜，相反，根据已生效的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8）甘01民终2616号民事判决，李文彬于2007年7月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子李永顺名下所依据的有李良署名的《委托书》、《房地产买卖契约》以及以兰州市公证处名义出具的《委托书公证书》存在伪造李良签名等问题，该《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已依法判决无效。由此表明，李文彬就涉案房屋过户事宜存在违反房屋日常交易习惯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该事实对认定李文彬所提与李良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构成不利影响，李文彬应当对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李文彬对其主张与李良就涉案房屋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并由李良为其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李文彬在本案中所提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李文彬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李文彬以其占用涉案房屋并持有房屋契证、房产证原件而主张涉案房屋系其购买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本案中难以认定李文彬与李良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仅仅依据李文彬占用涉案房屋并持有房屋契证、房产证原件的事实，尚不足以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其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文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文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锡东审判员  王 晖审判员  金文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魏廷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