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民终1744、1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华远中心**楼3701－3717。 法定代表人：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军玲，女，1954年2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德惠，女，195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骏，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军玲、万德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两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1民初887、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正证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董军玲、万德惠全部诉讼请求。2、董军玲、万德惠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期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如果一案中存在多个可能涉及诉讼时效起点的日期，则应以其中最早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本案中，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栏目截图、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页面截图、［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其上所载的发文日期、落款日期均为2017年5月5日，且中国证监会还于当日发布证监会要闻，多次明确方正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决定对方正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被各全国性媒体转载报道。因此，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类案司法实践惯例，还是依据诉讼时效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立法本意，本案诉讼时效均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已于2020年5月6日届满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并于2020年5月10日届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便本案诉讼时效不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考虑到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案涉处罚决定书全文，本案诉讼时效最晚也应从2017年5月9日起算至2020年5月9日诉讼时效届满。 董军玲、万德惠提交答辩意见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布处罚决定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而不是内部发文或者有相关媒体报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能以行政处罚新闻被媒体第一次报道的时间为依据，人民法院也不会因为某一虚假陈述事件被新闻媒体报道而受理案件。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官网上正式发布[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2、在中国证监会未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前，股民不知道行政处罚具体内容，也就无法主张自己受到侵权的具体事宜，也无法计算方正证券公司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基准价等三日一价的重要内容，无法计算法定投资损失，也就无法提起诉讼请求。 董军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方正证券公司赔偿其损失15413元。 万德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方正证券公司赔偿其损失20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正证券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公司，证券代码601901。方正集团公司系方正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董军玲、万德惠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 2011年8月9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2011年8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015年7月15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未披露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间关联关系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6年12月2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披露中国证监会拟对方正证券公司、方正集团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作出行政处罚。 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主要内容为：1、方正证券公司上市前，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贸易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容大公司）分别持有方正证券公司约为3.98亿股、8344.20万股、5461.38万股，分别约占方正证券公司总股本的8.65%、1.81%、1.91%，为该公司第二、第八、第十三大股东。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06年）等文件的规定，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方以及前十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应当予以披露。方正集团公司、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公司在方正证券公司上市时出具的专项声明、承诺或说明，均包含“本公司与方正证券公司其他股东不具有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四家公司刻意隐瞒关联关系，未依法告知方正证券公司，致使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相关公告及上市后各期定期报告中，均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口径，未依法披露上述公司的关联关系，构成信息披露虚假记载。2、2005年8月1日，北京大学、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资产）分别与成都市华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鼎）、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隆）签署《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11条、第19条等相关规定，上述补充协议属于可能对方正证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的协议或安排，方正证券公司应当予以披露。方正集团公司未将签署补充协议的相关情况告知方正证券公司，未配合方正证券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及上市后，未依法披露上述补充协议，构成信息披露重大遗漏。综上，中国证监会认为，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根据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等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中国证监会决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等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处罚决定书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2017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关情况进行了公告。 董军玲、万德惠在二级市场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其认为：方正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没有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证券法意义上的“虚假陈述”，自己受该行为的影响，于实施日后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后由于方正证券公司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而遭受损失。董军玲、万德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1、2015年7月25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民族证券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披露因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将20.5亿元自有资金投向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等情况，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对民族证券作出暂停证券自营业务、暂停核准新业务并予以谴责等行政监管措施。2、2015年7月3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民族证券20.5亿元款项调查情况的进展公告》，披露因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20.5亿元款项问题，方正证券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要求方正证券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的监管工作函》。3、2015年8月11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之间存在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4、2015年8月15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以前年度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在与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纠纷中败诉，应偿还23,888.57万元本金及其利息。5、2015年8月26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因其他合规事项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15年9月1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股东政泉控股所持全部方正证券公司股票被司法冻结，占方正证券公司总股本的21.86%。6、2015年9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民族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披露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5年9月12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因前述其他合规事项拟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7、2015年9月28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重要事项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现任董事兼民族证券名誉董事长赵大建失联。8、2015年9月3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民族证券20.5亿元款项调查情况的进展公告》，对于民族证券发生的20.5亿元资金被挪用事件作出如下风险揭示：“鉴于恒丰银行未能按期支付2015年第三季度投资收益，剩余18.415亿元本金及其自2015年第三季度之后的投资收益能否按时收回无法判断。公司将持续关注民族证券20.50亿元款项相关进展并督促民族证券努力追回剩余本金及投资收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2015年10月26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公告，披露方正证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证券20.5亿元款项风险应急预案》。 再查明：2014年下半年起，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均呈整体上升趋势。上证指数显示：2014年7月1日为2050.38点、2014年12月31日为3234.68点、2015年6月12日为5166.35点。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显示：2014年7月1日为9.09元、2014年12月31日为22.66元、2015年5月26日27.87元。同期，方正证券公司股价亦呈整体上涨趋势。方正证券公司股价显示：2014年7月1日为5.42元/股、2014年12月31日为14.09元/股、2015年4月22日为16.47元/股。 2015年6月起，上证指数、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均逐步呈整体下跌趋势。上证指数显示：2015年6月12日为5166.35点、2015年7月14日为3924.29点、2015年7月15日为3805.70点、2015年10月26日为3429.58点。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显示：2015年6月12日为26.43元、2015年7月14日为19.65元、2015年7月15日为18.38元、2015年10月26日为14.54元。同期，方正证券公司股价亦呈整体下跌趋势。方正证券公司股价显示：2015年6月12日为15.06元/股、2015年7月14日为11.02元/股、2015年7月15日为10.30元/股、2015年10月26日为7.44元/股。 再查明：1、2015年7月15日，方正证券公司可流通股股数总计6,100,000,000股。2015年10月26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达到6181468109股。在此期间方正证券公司股票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7.88元/股。2、自方正证券公司上市至本案开庭审理时，方正证券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方正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北京大学。3、根据董军玲、万德惠的涉案交易信息，按照“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以基准价7.88元计算董军玲的投资损失为102550元，计算万德惠的投资损失为13440元（为计算方便及统一，涉及交易佣金及印花税，该院酌定以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二标准计算,主张的利息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计算）。 还查明：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中国证监会对方正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等四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内容。2017年5月6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方正证券关于公司被立案调查事项相关情况的公告》称：“……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了关于对方正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等4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内容，其中涉及对公司和有关责任人员披露违法情形的认定和处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待收到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称于2017年5月9日收到[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发布了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同日，中国证监会在官网上发布了[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和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方正证券公司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是否构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问题。二、关于本案证券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确定以及基准价的计算方法问题。三、关于方正证券公司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与董军玲、万德惠主张的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四、董军玲、万德惠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认定以及方正证券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五、董军玲、万德惠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分述如下： 关于焦点一。经审查，《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其特别强调的是“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才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因此，该项规定在《证券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证券虚假陈述的认定范围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该条中所涉及的证券法条款相对应于2014年修正后《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和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其中，与本案事实密切相关的是《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案中，方正集团公司与案外人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公司刻意隐瞒关联关系和签署涉案补充协议的相关情况，未依法告知方正证券公司，致使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相关公告及上市后各期定期报告中，未依法披露上述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涉案补充协议。中国证监会认为，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未依法披露方正集团公司、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构成信息披露虚假记载。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未依法披露涉案补充协议，构成信息披露重大遗漏。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方正证券公司的未披露上述涉案信息的情形构成重大事件，方正证券公司的行为构成《证券法》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中规定的证券虚假陈述。故方正证券公司提出的其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法不构成证券虚假陈述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经审查，第一，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应当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原则。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认定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在2011年8月9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未披露涉案信息，该日是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最早作出虚假陈述之日。故应确认该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第二，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15年7月15日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三，关于虚假陈述基准日的确定。《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本案中，因2015年7月15日已确定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且该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可流通股股数为6100000000股，至2015年10月26日股票累计成交量达6181468109股，达到可流通股股数的100%。因此，本案基准日应确定为2015年10月26日。第四，关于基准价的计算方法问题。《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虚假陈述揭露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即为基准价，且该价格就是按算数平均法计算即揭露日到基准日每日收盘价的平均值。经核算，本案虚假陈述的基准价应为7.88元/股。 关于焦点三。经审查，《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2）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3）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从以上规定来看，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投资者只须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证明其在上述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买入和卖出涉案股票存在损失，即应认定其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董军玲、万德惠举证证明其在《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时点进行方正证券公司股票交易并产生损失，董军玲、万德惠已完成其举证责任，由此可以认定方正证券公司的涉案证券虚假陈述与董军玲、万德惠主张的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焦点四。经审查，第一，《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1）投资差额损失；（2）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董军玲、万德惠主张的经济损失，未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第二，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人如能举证证明投资者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则应当认定该部分损失与证券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首先，沪深股市在2015年6月至8月间发生大幅波动，出现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市场流动性严重缺失等异常情况，对整个市场产生全面性、整体性重大影响，并非影响个别股票或者一类股票走势，且这种风险极少发生，难以预期。对市场上几乎所有投资者而言，都难以抗拒，故属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导致上证指数大幅下跌，同期，包括诉争股票在内的几乎所有股票均大幅下跌。据此，应认定诉争股票在此期间价格下跌，部分系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所导致，董军玲、万德惠的投资损失存在一定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因素。对于系统风险损失的核算，因方正证券公司是券商股，自上市以来与同行业券商类股票走势基本一致，能反映该个股与行业指数的真实相关性，以行业指数作为参照计算系统风险影响比例更为合理，故本案扣减系统风险应选择与方正证券股票最具关联性的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涨跌幅进行比较后予以认定。自2015年7月14日（揭露日前一日）至2015年10月26日（基准日），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服务板块指数从19.65元下跌到14.54元，下跌幅度为26.01%。而方正证券股票价格在该期间从11.02元/股下跌至7.44元/股，下跌幅度为32.49%，故本案中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对董军玲、万德惠投资损失的影响比例可确定为80%左右。其次，在上述期间，方正证券公司连续发布十余份利空公告，涉及全资子公司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并被立案调查、公司董事和监事失联、全资子公司20多亿元款项逾期无法支付、公司涉及重大诉讼并败诉、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存在诉讼纠纷、第二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等一系列重大利空消息，这对方正证券公司的股价下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董军玲、万德惠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牛市”期间，而此时距离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的2011年8月9日已有近三年时间。由此可见，董军玲、万德惠买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交易决策应是受到牛市影响。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有部分投资者系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买入方正证券股票，无论是基于投资还是短线炒作的目的买入涉案股票，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进行股票交易，其面临的市场风险亦较高，亦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因此，该院酌情认定上述利空公告、投资风险等其他因素对董军玲、万德惠投资损失的影响比例为5%。因此,综合考量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方正证券公司2015年7月至9月连续发布的一系列利空公告以及董军玲、万德惠自身投资的风险因素后，该院酌情确定方正证券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对董军玲、万德惠造成的投资损失承担15%的责任，根据董军玲、万德惠的涉案交易信息，按照“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以基准价7.88元计算董军玲、万德惠的赔偿金额分别为15382.5元、2016元。 关于焦点五。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虽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证监会对方正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等四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内容，但并未发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方正证券公司亦于2017年5月6日发布公告称：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待收到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官网上正式发布[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主张按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董军玲、万德惠于2020年5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董军玲、万德惠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方正证券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抗辩理由，对其答辩意见部分予以采信。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方正证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军玲赔偿损失102550元；二、方正证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万德惠赔偿损失13440元；三、驳回董军玲、万德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两案案件受理费合计235.33元，由方正证券公司承担。两案案件受理费已由董军玲、万德惠预交,由方正证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迳付董军玲和万德惠。 二审审理过程中，方正证券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组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7）最高法民申3502号《叶林海、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3]1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有类案认定，在行政处罚决定发文日期、落款日期、上市公司公告日期、行政处罚决定官网地址链接中数字编码不相同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以其中最早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且均与落款日期相同。 第二组证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栏目截图、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页面截图、[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官网要闻报道：《对方正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等4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对方正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闻后，当日被全国性媒体转载报道的情况，拟证明无论是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日期，还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文页眉处显示的发文日期，亦或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日期，其均显示为“2017年5月5日”，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 第三组证据：2017年5月9日方正证券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7-039）、公告提交系统中显示该公告已被《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下载的截图、2017年5月9日晚间各全国性媒体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7-039）进行广泛报道的情况，拟证明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当日收市后便立即发布公告，且该公告文件在2017年5月9日晚便已被《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下载。足以证明方正证券公司实际已于2017年5月9日晚便已发布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投资者在2015年5月9日就已知悉方正证券公司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考虑到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本案诉讼时效最晚也应从2017年5月9日开始起算。 董军玲、万德惠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裁定是针对其他个案作出的，与本案事实并不相同，不适用于本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虽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中国证监会对方正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等四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内容，但并未公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方正证券公司亦于2017年5月6日发布公告称：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待收到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官网上正式发布[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可能以行政处罚新闻被媒体第一次报道的时间为依据，法院也不会因为某一虚假陈述事件被新闻媒体报道而受理案件，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方正证券公司提供证据显示，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内容链接地址就是显示在2017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举证的媒体报道、公司公告等情况，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属于类案判决，不属于新证据。类案是否具有参考性需要综合具体案情加以判断；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日期为2017年5月5日，具体的公布之日应以普通投资者能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发布日为准，达不到方正证券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虽显示方正证券公司在2017年5月9日收盘后在其后台发布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官网上显示的正式发布日期也是2017年5月10日，不能要求普通投资者在收盘后还应查看方正证券公司后台发布的信息，该证据亦达不到方正证券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2020年12月7日，一审法院向本院送达了（2020）湘01民初887号、8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20）湘01民初887号、89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十八页倒数第一行、第十九页第一行“一、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董军玲赔偿损失102550元”补正为“一、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董军玲赔偿损失15382.50元”；第十九页第二行、第三行“二、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万德惠赔偿损失13440元”补正为“二、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万德惠赔偿损失2016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如何确定。方正证券公司主张应以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的发文日期、落款日期，即2017年5月5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之规定，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虽于2017年5月5日对于方正证券公司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上载明的发文日为2017年5月5日，只能证明该处罚决定书系于2017年5月5日作出，而并非向投资者公布该决定书内容的日期。在此之后，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10日在官网上正式对外公布了[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投资者在此时才能通过权威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方正证券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且受到了行政处罚的事实。结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虽然方正证券公司提供了中国证监会的网页截图和部分媒体转载的信息截图，但是上述渠道均非普通投资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关注到的信息来源，不能以此推断普通投资者在2017年5月5日就已经知道方正证券公司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方正证券公司作为该行政处罚的利害关系人，还于2017年5月6日对外发布公告称未收到相关的行政处罚。即使投资者知晓在2017年5月5日的信息，也可能被方正证券公司自行发布的澄清公告而否定。方正证券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投资者应当于2017年5月5日即知道了该行政处罚的事实，与其澄清公告自相矛盾。方正证券公司主张其2017年5月9日收盘后在后台发布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发布日期显示为2017年5月10日，并不能证明投资者在收盘后须继续关注股市动态和股市信息，不能证明投资者在2017年5月9日即知晓该事实，方正证券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将2017年5月10日定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此时开始起算三年，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董军玲、万德惠于2020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方正证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33元，由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莉 审判员 李 娟 审判员 贾小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刘沁雯 书记员谢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