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0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浦江县柏润莲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仙华街道前方大道**。 法定代表人：黄莲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东升，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璐，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浦江县先利针织厂，住，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白马镇里傅村殿外**/div> 经营者：傅建平，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白马镇里傅村殿外**。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晨骞，浙江月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浦江县柏润莲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润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浦江县先利针织厂（以下简称先利针织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6民初6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柏润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东升，被上诉人先利针织厂经营者傅建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晨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柏润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先利针织厂要求柏润莲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先利针织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记账单中“邵某”、“张某”签收的价值394228元的49038条裤子系柏润莲公司收取，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认定显属错误。一审法院采信邵某、张某的证言，属采信证据不当。首先，邵某、张某与本案均具有利害关系；其次，邵某的证言并不能证明货物是由柏润莲公司运走。先利针织厂在对邵某的证言质证时，也认为邵某对货物的去处没有讲清楚，有待进一步核实。柏润莲公司认为，在当事人双方均一致认为货物去处有待进一步查实，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直接认定由柏润莲公司收取，显属不当。邵某、张某签收的价值294228元的49038条裤子应从总定作款中扣除。二、一审判决认定25695条直贡呢裤子是定作关系，而非加工关系，以6元／条计算定作款，总计人民币154170元，由柏润莲公司承担付款义务，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理由如下：1、涉案裤子除蚂蚁布裤子是定作之外，直贡尼和法拉绒裤子都是加工关系。一审中，先利针织厂无任何证据证明直贡尼裤子存在定作关系；2、从先利针织厂提供的傅建平加工费清单（证据4）中，记载的内容可明显反映出，先利针织厂也认可蚂蚁布裤子是定作关系，直贡尼、法拉绒均系加工关系；3、25695条直贡呢裤子记载在记账单第一页，该页与其他8页记账单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该页注明了“保某”四个字，意思是直贡呢的布料是向保某购买的，而“保某”所有布料的布款均是由柏润莲公司支付。故从支付布料款的主体分析，关于直贡呢裤子，双方存在的是加工关系而非定作关系。柏润莲公司愿意支付先利针织厂直贡呢裤子的加工费，但不是定作费。基于本案先利针织厂主张的是定作关系，25695条直贡呢裤子的加工费双方可另行解决。故本案的定作款总额应扣除该25965条直贡呢裤子的“定作款”154170元。综上，柏润莲公司认为本案的定作报酬总计人民币1068624元，扣除已支付的1215000元，柏润莲公司实际未欠先利针织厂定作报酬。望依法支持柏润莲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先利针织厂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认定定作的裤子数量正确。1、柏润莲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证人邵某、张某的证言不能采信是错误的。邵某两次出庭作证，张某的证言在第二次庭审中出庭作证与邵某的证言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在第二次庭审中，先利针织厂出示其与柏润莲公司驾驶人的微信记录，可以证明邵某经手的49038条裤子已经由柏润莲公司收取的事实。故柏润莲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不能成立。2、直贡呢裤子25695条是定作而非加工。柏润莲公司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柏润莲公司有相关的布款支付到布行，该布款是柏润莲公司交付给先利针织厂用于加工裤子的，因双方之间有定作和加工的裤子，案涉的裤子是定作，加工的裤子则另案起诉在（2020）浙0726民初2644、2623号，涉及加工款有13万余元。还有一份加工出库单看不清楚的，涉及7千多条裤子加工款2万余元，该些布款都是用于这些加工裤子，而非本案定作裤子。3、先利针织厂一审提交的加工清单只是为了证明加工裤子和定作裤子的总量，柏润莲公司对加工清单不予认可，今天却作为证据提供，显然是错误的，法院不应予以采信。4、先利针织厂曾向保某拿货，在先利针织厂的笔记本中出现保某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说明该些裤子是加工而非定作，该推测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一审对于裤子数量的认定是正确的，也反复进行了核对，柏润莲公司在二审提供的证据和证人一审就已经存在，却在二审提供其目的不纯。二、按照双方口头约定以及先利针织厂在一审向法院提交的清单中约定的价格都高于6元。但法院经鉴定认定为6元，先利针织厂也认可。本案涉案时间很长，先利针织厂有理由推测柏润莲公司是为了拖延时间，而本案的上诉程序也是十分蹊跷，柏润莲公司是在上诉最后一天提起上诉，之后在一审法院等了2个月，6月份的上诉案件今天才开庭，柏润莲公司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一审时对所有数量均不认可就是为了赖账，对先利针织厂来说极其不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先利针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判令柏润莲公司支付551004.7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3月起，先利针织厂为黄莲英、任庆余（二人系夫妻关系）定作、加工布料为蚂蚁布、直贡呢、法拉绒的裤子，其中蚂蚁布均为定作，法拉绒均为加工，直贡呢有部分定作、部分加工。2019年6月6日由黄莲英任法定代表人的柏润莲公司注册成立后，先利针织厂继续为柏润莲公司提供定作、加工。相关当事人始终未订立书面合同，也未对定作裤子的价格进行明确约定。交易发生期间，先利针织厂定作的货物基本由压包厂收取后进行压缩打包，再由柏润莲公司（包括黄莲英的儿子任志明或驾驶员楼文章等）到压包厂取货。2019年3月至9月期间，先利针织厂定作蚂蚁布裤子227142条以及部分直贡呢裤子25695条，相关定作款共计1517022元。黄莲英陆续支付了1215000元。现先利针织厂以案涉承揽报酬尚未清偿为由提起诉讼。案件诉讼过程中，因双方对蚂蚁布和直贡呢裤子的定作单价有争议，先利针织厂申请对蚂蚁布飘带裤子的批发价格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金华天证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之后，该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书》，价格鉴定结论为在价格鉴定基准日，对布料为蚂蚁布的飘带裤子共计227142条，批发价格为6元/条的总金额为1362852元；评估费为132000元。后经先利针织厂申请，鉴定人朱天华出庭接受质询。该评估公司又出具《回复函》一份，表面鉴定结论为蚂蚁布飘带裤子的批发价格为6元/条，该价格为生产227142条时的批发价格；并重新开具评估费发票，评估费为1500元。另外，柏润莲公司于庭审中明确表示自愿承接黄莲英、任余庆在该案所涉定作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先利针织厂亦表示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据已查明的事实，先利针织厂与柏润莲公司之间存在定作、加工裤子的承揽关系。先利针织厂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仅主张其为柏润莲公司定作蚂蚁布和部分直贡呢裤子的承揽报酬，故本案案由应为定作合同纠纷。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定作裤子的单价，二是定作裤子的数量。关于定作裤子的单价，其中蚂蚁布裤子的单价，因定作双方事先未作明确约定，事后又未能达成一致，故应以评估价6元/条为准。对于先利针织厂提出的第1、2页记账单已载明价格，柏润莲公司既然向法庭提交，证明其对价格没有异议。该二页记账单上有四种不同的价格，且定作双方对价格又未曾明确约定，若直接以先利针织厂记录的价格计算报酬存在不妥，故对先利针织厂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对于直贡呢裤子的单价，虽柏润莲公司否认直贡呢裤子存在定作，但又曾于庭审中自认蚂蚁布、直贡呢两种布料定作价格都是6元/条。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认定该部分直贡呢裤子的单价为6元/条。关于定作裤子的数量，先利针织厂因双方的交易模式所限并非将货物直接交与柏润莲公司，但结合先利针织厂提供的记账单、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实记账单上定作的直贡呢、蚂蚁布裤子已通过压包厂交付给柏润莲公司。综合该案案情，先利针织厂已完成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柏润莲公司虽不认可先利针织厂主张的定作数量，但其作为定作合同的相对方始终未能陈述具体的定作数量，也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先利针织厂的主张。因此，对先利针织厂记账单上直贡呢、蚂蚁布裤子的数量共计252837条予以确认。另外，对于第1页记账单中的42150条裤子，虽柏润莲公司辩称属于加工关系，但先利针织厂将该页记账单发给黄莲英时已载明价格，且价格均为6元以上，远超过柏润莲公司自认的加工价。柏润莲公司的抗辩既不符合常理，也无证据佐证，不予采纳。上述42150条裤子（包括直贡呢25695条、蚂蚁布16455条）应认定为双方定作关系的一部分。综上所述，先利针织厂作为承揽人已按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柏润莲公司作为定作人理应及时支付相应的报酬。该案中，直贡呢裤子定作报酬为154170元、蚂蚁布裤子定作报酬为1362852元，合计1517022元。柏润莲公司已支付的1215000元，虽系支付定作、加工的所有报酬，但因柏润莲公司付款时未指明具体用途，先利针织厂自愿将上述款项在本案中全部扣减。柏润莲公司称该款项中包含了先利针织厂向柏润莲公司借的资金等，却始终不能明确具体的借款金额。因上述款项在本案应付报酬中扣减，不损害先利针织厂的实体权利，依法予以扣减。所以柏润莲公司还应支付先利针织厂定作报酬共计302022元。柏润莲公司拖欠未付的行为构成违约，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先利针织厂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其利率计算标准及起算日期，合理合法。柏润莲公司自愿承接黄莲英、任余庆本案定作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以及先利针织厂的认可，系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予以确认。综上，先利针织厂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柏润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先利针织厂定作报酬30202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30202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先利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55元（已减半收取），由先利针织厂负担2104元，由柏润莲公司负担2551元。鉴定评估费1500元，由先利针织厂负担678元，由柏润莲公司负担822元。 二审期间，柏润莲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保某销货清单十张，证明有保某字样的案涉第一页记账单都是由柏润莲公司购买并支付货款，柏润莲公司与先利针织厂之间就第一页记账单中的业务是加工关系，而非定作关系。 先利针织厂质证认为，对该十张销货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十份销货清单款项傅建平确定没有支付，但是由谁支付的先利针织厂不清楚，该十份销货清单中有部分没有货号，所以该十份清单不能说明所有布料都是直贡呢。该十份清单的布料是柏润莲公司交给先利针织厂加工裤子用的，是加工合同中涉及的布料，与本案定做合同无关。 同时，柏润莲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贾某出庭作证，证明第一张保某销货清单中的布料都是由柏润莲公司购买并支付货款，先利针织厂没有支付过货款。 柏润莲公司对证人贾某证言证实的内容无异议。 先利针织厂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已经存在，贾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明显在做虚假陈述。先利针织厂在开庭前已经问过贾某，傅建平有无向保某拿货，贾某陈述不清楚要问妹妹，庭审中贾某又说问过其妹妹，傅建平和保某之间没有货物来往，关于傅建平、黄莲英以及保某之间的买卖关系前后陈述不一，黄莲英和贾某是朋友关系，有利害关系。故贾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前述十张销货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达到待证目的，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人贾某也陈述对傅建平与保某之间的交易情况“不清楚”及“不能确定”，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定。 先利针织厂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邵某、张某签收的裤子是否应当认定为柏润莲公司收取；2、涉案25695条直贡呢裤子是否为定作。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在卷记账单、出库单等证据，并结合出庭证人邵某、张某、于某等人的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双方交易模式为先利针织厂完成涉案裤子的定作加工之后，将货物交由压包厂进行压缩打包，再由柏润莲公司任志明或驾驶员楼文章到压包厂取货。压包厂从厂家傅建平处取货后进行核对并在记账单上签字，而后运货的楼文章等人到压包厂运货时报黄莲英的名字即可将货物拉走。鉴于邵某、张某二人均系压包厂员工，原判认定邵某、张某签收的裤子为柏润莲公司收取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25695条直贡呢裤子记录在先利针织厂的第1页记账单中，该账单已由先利针织厂的经营者傅建平发送给黄莲英核对，且该账单上记载的价格高于柏润莲公司所称的加工价，柏润莲公司也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该部分直贡呢裤子系加工关系，故原判认定该25695条直贡呢裤子系定作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柏润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10元，由上诉人浦江县柏润莲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卢芷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