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43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登河，男，汉族，1966年8月20日出生，住菏泽市牡丹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忠，男，汉族，1968年6月4日出生，住菏泽市牡丹区。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效军，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住菏泽市牡丹区西安路1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310429822N。 负责人：晁艳红，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倩，女，汉族，1988年9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系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敏，女，汉族，1975年12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系该行员工。 原审被告：侯敏，女，汉族，1970年8月20日出生，住菏泽市。 原审被告：王文桥，男，汉族，1968年3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定陶区。 上诉人吴登河、孙建忠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以下简称西城支行）及原审被告侯敏、王文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9）鲁1702民初5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登河、孙建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9）鲁1702民初502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西城支行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以2011年11月17日邮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挂号信函收据上的邮戳时间为准，反而以公证处事后在2011年12月31日出具公证书上的时间为准，错误的认定了本案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关键时点，再次导致诉讼时效被违法延长，使得与2013年12月24日西城支行的起诉行为在诉讼时效上得以违法延续，导致作出了明显错误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在此之后才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而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结合本案，如果认定西城支行2011年11月17日的邮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那么诉讼时效到期日应为2013年11月17日，而2013年12月24日的起诉时明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公证处在2011年12月31日出具公证书上的时间为准，错误的将诉讼时效到期日认定为2013年12月31日，使得与2013年12月24日西城支行的起诉行为在诉讼时效上得以违法延续，导致作出了明显错误的判决。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空捏造了2013年10月20日西城支行虚假的催收事实，导致诉讼时效被违法延长，剥夺了吴登河、孙建忠的诉讼权利，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根据一审时西城支行的举证目录及庭审笔录，可以看出西城支行只陈述了共计2次向吴登河催收，分别是2006年7月15日和2008年4月17日。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捏造了西城支行2013年10月20日的虚假催收事实（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8行），导致诉讼时效被违法延长，使得2013年10月20日的虚假催收行为可以与2013年12月24日西城支行的起诉行为在诉讼时效上得以违法延续，剥夺了吴登河、孙建忠的诉讼权利，违反诉讼程序，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三、一审判决自身出现严重错误，根据一审判决内容就可以认定西城支行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向吴登河、孙建忠主张权利，但一审却截然相反地判决吴登河、孙建忠败诉。一审判决认定西城支行于2013年12月24日向牡丹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牡丹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西城支行于2019年8月22日提起诉讼时已经严重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范围（2015年8月17日至2019年8月22日间隔长达4年零5天），但是一审判决再次认为西城支行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判决吴登河、孙建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判决对下列关键问题避不审理。1.一审判决对保证期间届满前，债权人西城支行是否向保证人吴登河、孙建忠有效地主张权利，没有进行审理。一审时西城支行当庭提交的2006年7月15日、2007年6月29日、2008年4月17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均没有加盖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公章，不能据此确认债权人的主体身份和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西城支行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吴登河、孙建忠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己届满，吴登河、孙建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保证债务没有从或然债务转变为实然债务，不涉及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问题。明显不同的是，在保证期间届满之后，西城支行多次通过公证邮寄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均加盖了西城支行公章。因此，西城支行主张已经在保证期间届满之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登河、孙建忠于保证期限届满日的次日起，也就是2007年8月14日，便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西城支行当庭提交的2006年7月15日、2007年6月29日、2008年4月17日“签有”吴登河、孙建忠名字的三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均不是吴登河、孙建忠本人所签，不能据此认为西城支行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吴登河、孙建忠的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对《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应当由西城支行继续承担举证的责任，因此应由西城支行申请鉴定。一审判决对此没有进行审理。3.一审判决对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届满前，债权人西城支行是否有效地向保证债务人吴登河、孙建忠主张权利，没有进行审理。以挂号信邮寄的方式送达，要么“到达”，要么“未到达”，不存在“应当到达”的情况，是否到达可以由国内挂号信函回执证实。本案中，西城支行没有出示国内挂号信函回执加以证明，西城支行在一审当庭提交的四份公证邮寄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邮寄出”的行为，无法证实是否“到达”吴登河、孙建忠，所以公证邮寄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保证人吴登河、孙建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4.一审判决对牡丹区人民法院2013年受理西城支行第一次起诉之后，裁定驳回起诉和送达回证签订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进行审理。西城支行于2013年12月24日第一次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牡丹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又严重超期审理，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同时该裁定是错误的，仅仅以“根据原告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注明的被告地址，该处查无此人”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之后又严重超期送达裁定（西城支行称牡丹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11月1日才让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但西城支行一审庭审时并未举证该送达回证，没有经过吴登河、孙建忠的质证）。而一审判决更没有提及上述送达回证一事，其送达回证是否真实，是否合法不得而知，却直接认定西城支行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此关键问题避不审理，却直接作出对吴登河、孙建忠不利的判决。 被上诉人西城支行辩称，一、被上诉人对各上诉人催收均合法有效，能够合法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涉案借款贷出日2004年12月13日，到期日2005年8月13日，2006年7月15日、2007年9月28日对一审被告王文桥进行逾期催收；2006年7月15日、2008年4月17日对上诉人吴登河进行逾期催收；2007年6月29日对上诉人孙建忠进行逾期催收，各人均在《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捺手印确认。被上诉人第一次催收均在法律规定的担保期间内，此后，担保期间转为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在催收通知书中签字即是认可了被上诉人的催收行为，且催收通知书中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名，再者，即便是空白的催收，只要上诉人自愿签名催收行为即为有效，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明确“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的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因此，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催收未加盖公章的陈述无法律依据。再者上诉人称被上诉提交的逾期催收通知书中的签名、手印非上诉人所签、所按，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但在一审中并其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在期限内申请笔迹鉴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同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吴登河主张权利两次，一审判决中第四页第9行认定的也是两份催收通知，第8行的2013年10月20日的催收虽然出现，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结合上下文，应当是笔误所致。既然没有认定，自然不存在虚假催收的情况，上诉人在未认真阅读判决书的情况下，断言一审法院捏造虚假催收事实、违反诉讼程序的陈述，缺乏基本的常识。二、被上诉公证催收一直连续，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2009年4月13日、2009年12月22日，2011年11月17日，2013年11月5日、2015年10月30日、2017年10月23日对一审被告侯敏、王文桥、上诉人吴登河、孙建忠进行公证催收，被上诉人的公证催收一直连续有效，在一审卷宗中，以上所有的公证催收的资料被上诉人均已提交，也可以查到，庭审中也已经举证并且经过被上诉人质证，明明已经质证过的证据，上诉人却说未提交，其上诉行为浪费司法资源，逃避履行债务。对于公证催收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通过公证邮寄的方式向各案件当事人主张了权利，且能有提供以挂号信的方式对各被告邮寄送达《催收通知书》的国内挂号邮件收据及邮寄信封复印件，并且有公证人员对邮寄送达催收行为及催收内容进行了公证的证明文书，邮寄催收资料的地址与各案件当事人办理借款和提供担保时所预留的地址一致且唯一，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主张了权利。同时，依据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7民终2458号、(2017)鲁17民再88号两份判决书，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公证催收的效力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的公证催收合法合规，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三、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被驳回后，直至再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2013年12月24日将各当事人起诉至牡丹区人民法院，2015年8月17日被法院驳回，2016年11月1日被上诉人签订送达回证，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被上诉人诉求被法院驳回签订送达回证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故涉案借款按照诉讼催收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8年11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总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法院应当支持。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9年11月1日，被上诉人2019年8月22日将涉案当事人重新起诉至牡丹区法院，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再者，即便不按照诉讼时间计算案件的诉讼时效，在被上诉人诉求2015年被法院驳回后，被上诉人2015年10月30日、2017年10月23日又对各案件当事人进行公证催收，按照公证催收计算诉讼时效，同样连续且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自2005年连续对案涉当事人进行各种催收，主张权利，一直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所有催收证据一审中均已提交且经过上诉人质证，一审法院按照证据公正审理，无任何违法违规之处，现上诉人为逃避债务，推翻一审质证，浪费司法资源，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公正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侯敏、王文桥未陈述。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侯敏偿还我行借款本金121473元及利息、逾期利息；2.王文桥、吴登河、孙建忠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城分社进行股份制改革，其债权债务由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承担。2004年12月13日，侯敏与牡丹区农信联西城分社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侯敏在牡丹区农信联西城分社贷款19万元，借款用途为购煤，期限自2004年12月13日至2005年8月13日，贷款月利率为9‰，按季结息，合同第5.3条约定逾期后按日万分之五收取逾期利息，逾期后按逾期利息计收复息。侯敏在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同日，王文桥、吴登河、孙建忠作为担保人与牡丹区农信联西城分社签订保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为确认侯敏债务的切实履行，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为债务合同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为短期人民币借款壹拾玖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经原告催要，被告已偿还借款本金68527元及2007年10月25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另查明：西城分社分别于2005年8月14日、2006年7月15日、2008年3月16日向侯敏催收，侯敏分别在三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确认。西城分社分别于2006年7月15日、2007年9月15日向王文桥催收，王文桥分别在两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确认。西城支行2006年7月15日、2008年4月17日，2013年10月20日向吴登河催收，吴登河分别在两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确认。西城支行于2007年6月29日向孙建忠催收，孙建忠在《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西城分社于2009年4月11日、2009年12月22日、2011年11月17日以挂号信的方式向侯敏邮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王文桥、吴登河、孙建忠邮寄送达《担保人履行责任担保书》。原告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12月22日、2011年12月31日对向侯敏邮寄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王文桥、吴登河、孙建忠邮寄送达《担保人履行责任担保书》及挂号信函收据在菏泽市曹州公证处进行公证。又查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向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2013）菏牡商初字第11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起诉。被告已经偿还本金68527元及2007年10月25日前的借款利息已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侯敏在原告处贷款19万元，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及罚息，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故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责任。原告均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范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现尚欠本金121473元，故对原告要求侯敏偿还借款本金121473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也应按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应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予支持。吴登河辩称在保证期间未收到原告要求履行保证责任，保证期限已过的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建忠辩称对担保事实不知情没参与，亦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侯敏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借款本金121473元及利息（利息自至2009年10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121473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3.5‰计算）；二、被告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向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其支付的款项向被告侯敏追偿。如未按生效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2元，由被告侯敏负担，被告吴登河、王文桥、孙建忠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西城分社向王文桥直接催收的时间分别于2006年7月15日、2007年9月28日，王文桥分别在两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确认。西城分社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12月22日、2011年11月17日、2013年11月5日、2015年10月30日、2017年10月23日，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工作人员见证下，按照当事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以挂号信的方式向侯敏邮寄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王文桥、吴登河、孙建忠邮寄送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20日向吴登河催收，但原审时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根据“吴登河分别在两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确认”的认定，属认定事实有误，予以纠正。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否超过保证期间；二、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建忠虽对2006年6月2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吴登河对2006年7月15日、2008年4月17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原审时孙建忠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又向法院撤回司法鉴定申请。二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在法院释明是否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二上诉人以应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为由而未申请鉴定。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已履行初步举证义务及一审法院已释明的情况下，上诉人未向法院申请鉴定，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原审被告王文桥于2006年7月15日、2007年9月28日，分别在两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字确认，由于被上诉人在2006年7月15日向王文桥主张权利，对王文桥而言产生保证期间消灭，保证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影响。上述规定表明，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也就是说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应当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的连带共同保证人。由于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向王文桥主张了权利，而同为连带共同保证人的吴登河、孙建忠的保证期间尚未届满，被上诉人向王文桥主张权利的行为效力亦应及于吴登河、孙建忠。故吴登河、孙建忠上诉所称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保证期间法院不应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收到通过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公证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但被上诉人依上诉人在办理借款担保手续时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向吴登河、孙建忠邮寄送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是客观事实，且该事实已经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公证，且上述身份证地址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唯一地址。被上诉人在公证处公证下按照上述地址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的规定，应视为主张权利的文书应当到达收寄人，从而引起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上诉人于2006年7月15日、2007年9月28日向王文桥催收，于2006年7月15日、2008年4月17日向吴登河催收，于2007年6月29日向孙建忠催收，于2009年4月13日、2009年12月22日、2011年11月17日、2013年11月5日、2015年10月30日、2017年10月23日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工作人员见证下，以挂号信的方式向吴登河、孙建忠、王文桥邮寄送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催收，另因2013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2013）菏牡商初字第11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吴登河、孙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22元，由上诉人吴登河、孙建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庆生 审判员  朱晨曦 审判员  王静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