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9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天华，男，汉族，1968年7月25日出生，住址：重庆市铜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奉起国，系广东天穗（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古玉珍，系广东天穗（惠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位均，女，汉族，1969年2月11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潼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米鹏，男，汉族，1990年8月2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潼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米雪，女，汉族，2006年5月22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潼南县。法定代理人：夏位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米瑞，男，汉族，2009年2月22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潼南县。法定代理人：夏位均。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兴超，系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诗琦，系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林强，男，汉族，1960年9月1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上诉人王天华与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邓林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7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天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1、请求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73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7313号】民事判决书，特向贵院提起上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证据规则予以裁判，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一、原审判决查明案件事实不清，未能查明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被上诉人邓林强之间的法律关系，忽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导致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具体错误认定事实如下：（一）被上诉人邓林强联系上诉人为其进行旧房改造工程，但双方沟通的工程内容仅为建造房屋，工程内容不包括“拆除铁皮房”，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是在洽谈过程，双方并未就修建房屋达成合意。（二）上诉人王天华对死者米德银要拆除铁皮房的事宜一概不清，即死者米德银并非系在上诉人的指令下，拆除铁皮房的，系由死者米德银与被上诉人邓林强协商后，死者米德银实施的，与上诉人无关。（三）涉案房屋的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邓林强需重修的房屋一共四间瓦房相连，根据被上诉人邓林强的要求：需保留一间瓦房，剩余三间瓦房予以拆除后重建；涉案铁皮房位于四间瓦房后方，与被上诉人邓林强的旧房重建无任何直接关联。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死者米德银与被上诉人邓林强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及相关证据，可充分证实死者米德银系一名专门承包拆墙工程的小包工头，上诉人仅是介绍死者米德银去拆墙，并非拆除铁皮房，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本案三方当事人的实际关系是：被上诉人邓林强需在原有四间瓦房的位置上建造房屋，有意愿将涉案房屋主体建筑工程承包给上诉人。但鉴于上诉人仅仅只承建房屋主体工程，因此上诉人表示，被上诉人邓林强需将瓦房拆除后其才能够承包该房屋主体工程。经被上诉人邓林强要求，上诉人将专门从事建筑拆墙等小包工头的死者米德银介绍给被上诉人邓林强，介绍工作内容仅是拆墙，将瓦房墙面分离。即：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至于死者米德银与被上诉人邓林强如何协商拆除铁皮房的事宜，上诉人一概不清。上述事实由以下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予证实：（一）证人王柏青证人证言：证明在其跟从上诉人王天华工作七八年间，并未看到过死者米德银曾跟随上诉人王天华务工，且上诉人王天华从未承接拆墙、拆铁皮等工程。由此证实，被上诉人称死者米德银是长期跟随上诉人王天华工作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证实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王天华之间不存在存在劳务关系。（二）证人朱旭峯证人证言：证明死者米德银是专门承包拆墙、打墙、拆房子业务的小包工头，证人朱旭峯以前也曾经介绍过拆墙工程给死者米德银承包，由米德银直接与房东商谈拆墙具体事务，并且证实在农民工建筑行业习惯中，承接建筑主体工程与拆墙工程一般是分开承包的。由此证实，死者米德银是专门承包拆墙等业务的小包工头，且在其承接业务时是由其自行与被上诉人邓林强协商的事实。另外，由于被上诉人王天华仅承包建筑主体工程，因此其将案涉拆墙业务介绍给死者米德银的行为是符合社会常理及建筑行业习惯的。（三）被上诉人邓林强在一审庭审陈述：被上诉人邓林强在庭审中先表示拆铁皮这项业务是与被上诉人王天华商谈，后续又表示是与被上诉人王天华、死者米德银共同商谈，且拆铁皮不需要支付费用，但铁皮拆下来归死者米德银、被上诉人王天华所有；在最后又表示被上诉人王天华、死者米德银、案外人吴晓杰三个人是一伙的，另外两个人都是受被上诉人王天华聘用，且铁皮归该三人所有。被上诉人邓林强在一审庭审的陈述反复多变，且前后差异较大，甚至提到案外人吴晓杰、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是一伙的，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在庭审陈述的内容也与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内容相互矛盾。由此证实，被上诉人邓林强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其陈述内容应不予作为本案证据。另外，虽被上诉人邓林强陈述多次变化，但有关于“因拆除铁皮是不需另行支付费用，但铁皮归拆下来的人（劳务相对方）所有”的陈述始终没有改变。由此证实，与被上诉人邓林强商谈拆除铁皮的相对方，是拆下来铁皮的所有人。（四）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案外人吴晓杰作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记载“问：谁安排米德银去拆除该铁皮房？答：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叫我过去帮忙拉他拆的铁皮？...问：你与米德银是什么关系？答：以前工地上我偶尔会帮他拉水泥...问：你是否认识一个姓王的老板？答：今天早上有个王老板来看了一会...”。首先，由上述笔录内容可证实，案外人吴晓杰并不知道是谁让死者米德银去拆除铁皮，即案外人吴晓杰陈述无法证实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存在本案劳务关系。其次，案外人吴晓杰是死者米德银叫去帮忙拉铁皮的，并且案外人吴晓杰陈述其曾多次应死者米德银要求，帮其做事、拉水泥、拉铁皮，由此可证实，死者米德银自己是个小包工头，案外人吴晓杰系与死者米德银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试想，若死者米德银是被上诉人王天华的员工，死者米德银怎么会另外叫一个根本不认识王天华的人去拉铁皮，而不是让王天华其他工人一同前往呢？这明显不符合社会一般常理。由此证实，拆除下来的铁皮的所有权人应为，让案外人吴晓杰去帮忙拉铁皮的死者米德银。再结合上述（三）论述内容，证实与被上诉人邓林强商谈拆除铁皮房的人正是死者米德银，并非被上诉人王天华。（五）原告提交证据中案外人邓火兴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问：你是否知道王天华何时帮邓林强施工？答：...目前我知道的还在谈钱的阶段，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由此证实，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邓林强之间还未对涉案房屋的建筑达成具体合意，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给付时间、履行时间等。结合社会一般生活常识，在上诉人尚未与被上诉人邓林强达成建筑房屋合意的情况下，上诉人又怎么会无偿提供一个工人实施实际劳务工作呢？这显然也不符合社会一般交易习惯。上述五项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王天华之间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事实，该证实内容与实际事实相符，因此，恳请法庭对原告主张死者米德银与被上诉人王天华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定！三、原审判决违背证据规则予以裁判，仅以各被上诉人的陈述内容及案外人吴晓杰的陈述，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未能审查上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恳请法庭依法重新认定案件事实。（一）原审判决直接以案外人吴晓杰在公安机关中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不予认可。首先，案外人吴晓杰仅是在接受公安机关机关调查时，陈述“米德银是帮姓王的做工的”。现原审判决直接以案外人吴晓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作为认定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存在劳务雇佣关系的关键证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该认定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规定。若要以案外人吴晓杰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应当要求案外人吴晓杰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上诉人的询问，否则对其陈述应不予认可。其次，案外人吴晓杰仅是陈述“米德银是帮姓王的做工的”，其并未明确“姓王的”人就是上诉人王天华，结合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陈述，也未说明其作出上述陈述的理由。若直接以案外人吴晓杰的陈述，即认定王天华与死者米德银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明显违背证据规则，无法排除案外人吴晓杰作虚假陈述的可能。（二）被上诉人邓林强的笔录内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5）不仅与其庭审陈述内容相互矛盾，并且与案外人吴晓杰的笔录内容相互矛盾，鉴于被上诉人邓林强与本案具有明显利害关系，被上诉人邓林强有虚假陈述的可能，对其陈述应不予认可。矛盾点：根据吴晓杰笔录“问：谁安排米德银去拆除铁皮房的？答：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叫我过去帮忙拉他拆的铁皮....问：姓王的老板来了之后看完有没有说什么？答：他来了之后看了一会，喝了会茶就走了。问：跟谁喝茶？答：跟房东还有米德银，喝完茶米德银才开始拆除铁皮房”。吴晓杰的笔录证实，上诉人王天华仅在现场一会，死者米德银、吴晓杰是比王天华先到场的，且王天华未对该两人进行任何工作安排，否则吴晓杰不可能表示王天华就看了一会就走，且表示不清楚谁安排米德银拆除铁皮房的情况。并且，需提醒法庭注意：若王天华与死者米德银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双方怎会不就工作内容进行沟通？但依据被上诉人邓林强笔录“...老王到了我的铁皮房后就打电话叫了两个人过来，工人到了后，他就告诉工人需要拆除的铁皮是那些，然后那两个工人就借用木梯爬到铁皮房房顶....等他们上去后我就会自己家里了，而老王也离开了”，其表示被告王天华的到场时间明显是早于死者米德银、吴晓杰，且是由其指挥死者米德银、吴晓杰干活。这明显与吴晓杰笔录相互矛盾。由案外人吴晓杰的笔录，证实上诉人王天华对死者米德银要实施拆除铁皮房房顶的工作内容是不清楚的，上诉人也未对死者米德银的工作进行任何安排、指示。鉴于邓林强本案纠纷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吴晓杰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应当明显大于邓林强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力，邓林强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对邓林强作的笔录内容应不予认可。（三）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未能提出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首先，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并非本案当事人，该四名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表示“系听案外人吴晓杰说，米德银好像是帮王天华做工的”，即该四名被上诉人对死者米德银与上诉人王天华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是不知情的。并且，被上诉人的上述陈述属于“传来证据”，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死者米德银确实与上诉人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否则对其主张应不予认可。结合上述三点，证实原审判决未能按照证据规则予以裁判，径自以未到庭接受调查的案外人吴晓杰的陈述内容、未能提供客观证据的四名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的陈述，即认定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明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重新认定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之间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四、原审判决对三方的责任划分不公，未能查明认定死者米德银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应当意识到在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爬上铁皮房的重大危险，死者米德银应当对其自身的损害承担较大过错责任。（一）死者米德银在其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死者米德银作为一名成年人，且是常年从事建筑工程行业的小包工头，其应当对爬上铁皮房屋顶拆除铁皮的危险性及危害后果具有预见性。但在可预见如此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死者米德银仍然在无任何保护、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甚至连安全帽、绳索都不予佩戴的情况下，直接爬上铁皮屋顶，导致其在施工过程摔落致死。该情况证实，死者米德银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较大责任。但原审判决仅判决死者米德银承担两成的责任，将更多的责任判决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邓林强承担，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二）被告邓林强在死者米德银受损事件中存在主要过错。被上诉人邓林强作为房屋业主，明知死者米德银爬往铁皮房屋顶拆除铁皮的危险性，但在死者米德银施工过程中，不仅未能为其提供一定安全保护条件、安全保障工具，也未尽到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义务责任。另外，被上诉人邓林强作为死者米德银的实际雇主，其应当为死者米德银的作业提供安全保障工具及设备。由此证实，被上诉人邓林强并未尽到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死者米德银损害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三）被告王天华在死者米德银受损事件中不存在过错。上诉人王天华仅仅是作为介绍人，且介绍死者米德银承接被上诉人邓林强的工程内容是：拆墙，并非拆除铁皮房（死亡事故的发生场所）。由此证实，拆除铁皮房业务是由死者米德银与被上诉人邓林强两人私下协商，与上诉人王天华无关。因此，上诉人王天华在本案事故发生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若上诉人王天华仅仅作为中间介绍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及相关道德准则。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违背法律规定采纳证据，并以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违反证据规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上诉人根本未尽到举证责任，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本案的多项证据也都指向上诉人与死者米德银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恳请贵院依据法律规定，查明案件事实，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173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上诉人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通过答辩人一审举证，本案已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依法应当认定被答辩人一与受害人之间存在个人劳务用工关系。根据被答辩人一以及被答辩人二所作的公安询问笔录（一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五），被答辩人一在笔录中称“我是2019年9月1日08时许到达铁皮房”，被答辩人二在笔录中称“当时老王也在现场”。由此可见，被答辩人一在事发当天一早就到达涉案铁皮房处，若仅仅是“介绍”受害人与房东认识，被答辩人一根本没有必要在事发当天一早再次去到现场，其更可能是到现场安排工作及查看情况。按照案外人邓火星所作的公安询问笔录“他们在谈关于建房子的事情……目前我知道在谈钱的阶段”，被答辩人二与被答辩人一已经在协商建房事宜，即使尚未最终达成建房的协议，但显然双方均有意愿达成合作。根据日常交易习惯，出于节省交流成本、时间成本、费用成本的目的，同类或者类似性质的工作一般会交由一方共同承接。在被答辩人二与被答辩人一均有意愿达成建房合意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二将需要拆除铁皮房的工作一并交给被答辩人一进行拆除合情合理，即被答辩人一在本案中并非简单的从中介绍。根据案外人吴晓杰所作的公安询问笔录“我知道米德银是帮这个姓王的老板做工的”，以及被答辩人二所作公安询问笔录“因为我想将铁皮房拆了，于是我就承包给了一老王，老王通知这名男子过来并告诉他要拆什么地方，他就到铁皮房房顶拆铁皮了。”案外人吴晓杰跟被答辩人二均认可受害人系为被答辩人一做工的，两人的说法一致且互相印证。其次，上述两份笔录均系案发当天中午由仲恺高新区分局沥林派出所进行询问记录的，其证言的可信度更高。对此，被答辩人一在上诉状中称原审法院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然而本案一审于2019年12月31日正式开庭时该规定尚未施行，即本案并不必然要求案外人吴晓杰出庭作证，该询问笔录符合证据规则。被答辩人一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以及庭审中一再提出案发前受害人和房东喝酒，但无任何证据证实。被答辩人二与案外人吴晓杰均否认，被答辩人一多次刻意引导法庭认为受害人存在酒后作业的过错行为，不排除被答辩人一存在以此推卸赔偿责任的可能性。若真如被答辩人一所辩称已将受害人“介绍”给了被答辩人二，那按照常理接下来应当是由受害人亲自与被答辩人二直接沟通拆房事宜。然而根据案发前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二之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相反受害人在事发前的8月30号、8月31号与被答辩人一频繁电话联系，结合案发当天被答辩人一一早到达拆房现场的事实，显然由被答辩人一对拆除工作进行管理和指挥的可能性更大。被答辩人一提供的证人有利害关系，而且案发时并不在现场，对本案没有任何证明作用，相反证人在庭审中也表示同样没有和被答辩人一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可见被答辩人一用工关系十分混乱。2019年9月12日，在沥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答辩人二与被答辩人一、被答辩人二共同签订了（2019）惠仲沥综民调第19号《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由邓林强、王天华各预支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合共肆万元整（￥40000.00元），作米德银意外死亡补偿。”若被答辩人一只是单纯地从中介绍，为何愿意签订该份协议书并提前赔偿答辩人两万元？各方当事人签订该份协议书均系基于尽快平息该事故的目的，然而该事故的发生并不会对被答辩人一的生活、工作造成实际影响，被答辩人一大可不必承诺提前赔偿答辩人两万元，显然被答辩人一并不是简单的“介绍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可见四答辩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询问笔录、通讯记录、调解协议等证据，已充分证明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一为个人劳务用工关系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则本案应当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一存在个人劳务用工关系。二、被答辩人一与受害人米德银成立个人劳务用工关系，被答辩人二与被答辩人一成立承揽关系。对于受害人的事故伤害，被答辩人一与被答辩人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劳务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主体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劳务者自主提供劳务服务，用工者支付相应报酬，彼此之间并不要求存在其他人身隶属关系或人身依附关系；在劳务关系中，劳务需求方所要求的劳动服务往往可以是一次性或在某一特定期间完成的，因此就算受害人从事的是相对零散的工作，也不影响劳务者与用工者之间成立个人劳务关系。本案中，被答辩人二在案发之前并不认识受害人，受害人系经被答辩人一联系并安排到被答辩人二处进行作业的，结合被答辩人二、吴晓杰证言及通话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一之间成立个人劳务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害人因受被答辩人一指派拆除铁皮棚工作，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落死亡，则被答辩人一应对受害人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被答辩人二系涉案铁皮房的房东，其将拆房工程交由被答辩人一进行施工，双方成立承揽关系。受害人因缺乏安全措施在拆除作业时从高处摔下致死，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被答辩人一不具备建筑施工的相应资质，对拆除房屋亦不具有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设备，并且没有为受害人作业提供任何安全保障设备和措施。被答辩人二作为涉案房屋的房东，应该对承包人的资质以及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予以审查。被答辩人二作为发包人明知被答辩人一无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仍将拆除工作交由被答辩人一承包，依法应与被答辩人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应根据各方过错程度划分赔偿责任的比例，一审法院认定的责任划分比例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本案导致受害人摔落致死的事故为多因一果。一方面，被答辩人二未依法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并且未提前告知涉案铁皮房的安全隐患事项，间接增加了受害人的作业风险；另一方面，被答辩人一作为拆房工程的实际承包者、管理者，没有为受害人作业提供任何安全保障设备和措施，亦未就安全施工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义务，直接导致了受害人在危险作业中意外跌落致死；再一方面，受害人自身未能尽到审慎的作业注意义务，对其自身的摔落也具有一定的过错。由此可见，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均与本案受害人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对于该事故发生的影响力、以及从有利于保护提供劳务者的角度出发，被答辩人一应作为主要责任人，被答辩人二与受害人应作为次要责任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各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被答辩人一承担50%的事故责任、被答辩人二承担20%的事故责任、受害人承担30%的事故责任，并不存在不当之处，二审法院依法应当维持。综上所述，四名答辩人已充分举证证明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一存在个人劳务用工关系的高度可能性，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应当认定受害人与被答辩人一之间存在个人劳务用工关系。其次，被答辩人二作为存在重大过错的发包人，依法应与被答辩人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四答辩人恳请合议庭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一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邓林强未在法定期限内发表答辩意见。原审原告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赔偿四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人民币1171827.5元（详见赔偿项目清单），扣除两被告已先行赔付40000元，尚需赔偿113182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29至30日，被告邓林强联系被告王天华为其进行旧房改造工程，内容包括：拆除铁皮房及建造房屋。后被告王天华叫来米德银（即四原告的近亲属）到现场处理铁皮房拆除工作。2019年9月1日上午11时许，死者米德银在拆除铁皮房的过程中，因房顶石棉网破损，米德银在未佩戴任何防护工具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屋顶摔落，后被在场的邓林强、吴晓杰报救护车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死者米德银死亡原因为：极重型脑外伤.2019年9月12日，经沥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原告米鹏作为甲方、被告王天华作为乙方、被告邓林强作为丙方，三方达成协议：米德银意外死亡补偿问题，三方一致同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由邓林强、王天华各预支人民币20000元作为米德银意外死亡补偿；乙方、丙方预支补偿款，待法院判决后，以多退少补原则处理米德银意外死亡补偿问题。三方还就其余事项达成一致，并于人民调解协议签字确认。原告方起诉至法院，原告方及被告邓林强均称，被告王天华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死者米德银系被告王天华安排至被告邓林强处拆除房屋铁皮。案发时在场的证人吴晓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死者米德银是帮姓王的老板做工。被告王天华则称，其仅介绍死者米德银到被告邓林强处拆除房屋铁皮，具体事宜由死者与被告邓林强直接协商，其不知情，也并未从中获利。另查，被告王天华、死者米德银均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又查，死者米德银的父母均已去世，其与原告夏位均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子一女，长子米鹏于1990年8月27日出生，现已成年；长女米雪、次子米瑞分别于2006年5月22日、2009年2月22日出生，均系未成年人，米雪就读于潼南区龙形镇龙形中学，米瑞就读于重庆市潼南县龙形镇小学。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一、死者米德银与被告王天华、邓林强之间是何法律关系？二、各方责任如何分担？关于死者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中，被告邓林强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其将旧房改造工程发包给被告王天华施工，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被告王天华叫来米德银为被告邓林强拆除涉案的铁皮房，米德银与被告王天华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米德银提供劳务，所从事的工作任务系被告王天华承揽的案涉房屋旧房改造的组成部分。被告王天华抗辩称其不是涉案工程承包人，本案中仅是“介绍人”的身份，但从被告邓林强、死者家属及在场的证人吴晓杰的证言看，被告王天华为涉案旧房改造工程的承包人，相关事实有证人证言的相互印证，且从王天华与米德银案发前的手机通话记录频率看，被告王天华的辩解与事实及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各方责任如何分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邓林强作为定作人，被告王天华作为承揽人，被告邓林强将旧房改造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被告王天华施工，显然存在选任过失，自身存在过错，被告邓林强应对本案事故中的受害人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米德银因劳务人身受到损害，应根据其与被告王天华之间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王天华将本案工程安排给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米德银，其未在现场给予监督指导并作出合理的提醒及告知义务，导致米德银因施工工具等问题而摔伤，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死者米德银长期从事此类工作，在未佩戴安全设备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对自身安全、组织实施等未作足够的预测、防护注意义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被告王天华、死者米德银及被告邓林强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本院分析具体案情，酌情确定本案各方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应为5：3：2为宜，即被告王天华承担承担50%，原告方承担30%，被告邓林强20%。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1、丧葬费26673元，参照上一年度国有房屋建筑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为53346/年÷12个月×6个月=26673元；2、死亡赔偿金841320元，死者米德银虽为农业家庭户籍，但长期居住于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镇，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具体计算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187687.5元，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具体计算为28875元/年×（5+8）年÷2=187687.5元；4、精神损失抚慰金100000元（酌定）；5、交通费2000元（酌定）；6、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元，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及其工作、收入情况，本院酌情参照3人、10日并参照国有同行（农、林、牧、渔业）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该项损失，故其请求的数额不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各项合计1159680.5元。对于原告的上述1159680.5元损失，由被告王天华承担559840.25元（1159680.5元×50％-20000元），由被告邓林强承担211936.1元（1159680.5元×20％-20000元），余下的347904.15元，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天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支付赔偿款559840.25元；二、被告邓林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支付赔偿款211936.1元；三、驳回原告夏位均、米鹏、米雪、米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综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一审确认的各方当事人对此事故赔偿的负责比例是否合适。关于焦点问题一。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确认被上诉人邓林强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其将旧房改造工程发包给上诉人王天华施工，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王天华叫来米德银为被上诉人邓林强拆除涉案的铁皮房，是否与米德银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上诉人王天华抗辩主张其不是涉案工程承包人，本案中仅是“介绍人”的身份，和米德银无雇佣与被雇佣的合意。本院认为，米德银提供劳务，所从事的工作任务系上诉人王天华承揽的案涉房屋旧房改造的组成部分；且从被上诉人邓林强、死者家属及在场的证人吴晓杰的证言、王天华与米德银案发前的手机通话记录频率看，实际上双方仍成立雇佣关系。故一审认为上诉人王天华的辩解与事实及常理不符，不予采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二。现米德银于2019年8月29日在案涉房屋工地施工时，从高处摔落死亡；被上诉人邓林强作为案涉房屋建设工程施工的定作人，在选用承揽人时负有注意义务，但其将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上诉人王天华，存在过错。上诉人王天华作为案涉工程木工部分的承包人，对工人施工的工地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和现场安全管理的责任，其在不具备建设工程相应资质条件的情况下承包案涉工程，且未对施工现场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而致米德银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死亡，对此其应承担责任；米德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预知在高处作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未采取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具有一定过错，故其对自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死者米德银对自身伤害承担30%的责任，上诉人王天华承担50%责任，被上诉人邓林强承担20%责任，一审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天华主张其不存在过错，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二位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59元，由上诉人王天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晓鹏审 判 员 严丽芳审 判 员 钟震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佳汝书 记 员 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