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28813号原告：唐小兰，女，198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祝文，广东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迪和无纺布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拱农科站原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51CGF01K。法定代表人：刘经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华，男，系被告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敏燕，女，系被告的员工。上述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3日、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祝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华、区敏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70671.2元及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完结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疫情期间，原告拟开展民用口罩生产业务，于2020年4月与被告销售人员通过微信磋商，向其购买11吨无纺布，协商价格为34000元一吨，双方达成一致后，原告分三次向被告大股东许国华支付了25万元，被告于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4月25日期间发货2720.2千克货物，2020年4月26日至5月30日期间共发货2451.2千克货物，被告擅自将第二批货物提价至6.2万元每吨，原告予以拒绝并要求按照原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被告出售无纺布质量存在问题，遂于2020年5月3日要求被告提供相应产品的合格证及检测报告，被告却发送其他公司的相应检测报告，原告提出质疑后，被告并无相应合理解释。鉴于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尚未使用的货物，并要求退还相应货款（170671.2元），被告一直拒绝履行，原告无奈将未使用的货物（2838.2千克）运至被告所在地，退还给了被告。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起诉。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驳回其起诉。1.原告唐小兰称其于2020年4月与被告销售人员通过微信磋商向被告购买11吨无纺布，但原告提交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联系人并非被告的销售人员，被告与原告从不认识，未与原告达成任何买卖协议。2.被告与吴先生为买卖合同当事人，2020年4月初，吴先生直接到被告的经营场所要求购买无纺布，双方达成买卖共识，本轮交易涉及吴先生及其客户共7人，吴先生共购货36.9762吨，整个交易过程是吴先生让其不同的客户或本人向被告直接支付货款，被告在确认收到货款后排单，所有货物均由吴先生指示调配发向其客户或由吴先生直接自提，运费由吴先生自付，并以被告与吴先生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例如在被告、吴先生、原告三者的买卖计价中，被告于4月初向吴先生报价为28000元/吨，而吴先生向原告报价为34000元/吨;被告于4月底向吴先生报价为50000元/吨，而吴先生向原告报价为62000元/吨。由此可见，被告与吴先生的交易和吴先生与原告的交易价格并不一致，属于不同的交易关系。因此，被告与原告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法院应驳回其起诉。3.今年4月份疫情期间，用作口罩的无纺布市场价格每天都在飙升，曾高达每吨十多万元。2020年7月24日，原告将一批无纺布强行搬至被告办公场所并声称退货，被告也很诧异，因双方并不认识。而在此时，无纺布的价格已大幅回落，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是因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其所持有的无纺布已严重贬值，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无理地将所持有的无纺布强行搬至被告处。原告之举实属野蛮行为，强行堆货不仅占用了被告的使用空间，还阻碍了日常生产的通行，被告将依法维权。4.现被告郑重声明：原告必须尊重事实，立即搬离堆放在被告处的货物，并自行承担该批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方对真实性均没有提出异议，经审查，本院予以确认并附案佐证。经审理，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20年4月3日，“吴先生”（后核实全名为吴海明）去被告处联系业务并与被告的员工即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敏燕加了微信（“吴先生”的微信昵称WHM、微信号wxid-k3eie2gj14xo22，提供的电话号码为152*****769）。原告借用他人工厂名义做口罩，经朋友介绍（后又称是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无纺布卖家“吴先生”（后核实为吴海明），并于4月6日与其加了微信（“吴先生”的微信昵称工业机器人厂家、微信号wu139*****506，提供的手机号码为139*****506）。“吴先生”通过区敏燕向被告订购无纺布，双方商定如不开发票时私账收款，被告向“吴先生”提供了营业执照及股东即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国华的私人账号。“吴先生”向被告订购无纺布后加价再分别向“深圳市无线云图电子有限公司”及原告（“唐小姐”）等客户销售，所销售的货物由“吴先生”自己提货或自行联系车辆送货给各客户，运费则由“吴先生”自己承担或由“吴先生”自行向客户另行收取；同时，“吴先生”安排客户直接向许国华私人账户汇款，之后“吴先生”直接与被告统一对账结算。被告与“吴先生”的客户并没有直接联络，但如因开发票需要，也存在被告与“吴先生”的客户签订买卖合同的情形，但双方并不以该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2020年4月6日晚上，原告与“吴先生”协商确定，原告购买11吨的无纺布，单价34000元，货款支付至“吴先生”指定的私人账户（即许国华的私人账号）。原告询问许国华的身份时，“吴先生”表示是“财务”、“大股东”、“我们公司的大股东”。原告进一步询问“佛山迪和无纺布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财务吗”时，吴先生”即发送了互联网上所查到的被告公司的相关信息，并回复“是的”、“最大的老板”。随即原告要求“销售合同发给我看看”，“吴先生”即发送了供方为“佛山迪和无纺布有限公司”，需方为“唐小姐”的购销合同给原告，主要内容是买卖11吨蓝色或白色的无纺布，不含税、不含运费，总价款374000元，全款发货，由需方指定交货地点。后原告提议先支付15万元的定金，明天去公司看看后再付全款，“吴先生”表示“可以”、“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先打50%”。后双方又商定由原告先支付50%。商定后，原告委托范世菊分三次向许国华私人账户汇257000元。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4月13日，被告按“吴先生”的要求向原告交货2720.2千克，2020年4月24日至4月26日，再交货2451.2千克。因材料价格上涨，被告多次调高，“吴先生”也相应调高其客户的价格。同时，“吴先生”多次要求被告帮忙在其提供给原告的合同上盖章未果。2020年5月3日原告要求“吴先生”提供质检报告，“吴先生”提供了“洪辉达无纺布公司”的检测报告；5月9日，原告表示“吴先生”所提供的是“洪辉达无纺布公司”产品的检测报告，并非“迪和无纺布公司”检测报告，该批货物检测好像有问题。2020年7月22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认为原告向被告采购的11吨无纺布，双方约定单价3.4万元，被告交付第二批货物（白色无纺布）时要求单价按6.2万元计算，原告不敢使用并封存；原告在使用蓝色无纺布时发现质量存在问题，故曾要求被告提供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但被告提供了其他公司的报告，被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且存在欺诈，故告知被告将于7日内将3吨多的无纺布退还被告，由被告退还全部货款257000元。2020年7月24日，原告将货物（原告称共2838.2千克）运至被告住所地，强行卸货堆放在被告公司。被告拒绝接收未果报警处理，最终双方协商未果。诉讼中，原告称其于2020年4月15日由吴先生安排及接待到被告住所，在被告公司看了货物及场地。另，因“疫情”影响，无纺布的价格波动较大。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买卖合同则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形式上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方式上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原、被告没有直接签订书面协议，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买卖合同关系的本质上看，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被告将货物（无纺布）的所有权转移给原告，二是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物的价款。一、关于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1.双方没有成立书面合同。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络或磋商，双方各自与“吴先生”洽谈、磋商，虽然“吴先生”在原告的要求下向原告发送了合同主体双方为原、被告的合同条款，但原、被告双方均没有签名，且原告多次催促“吴先生”时双方也未签名，故双方之间没有成立书面合同。2.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吴先生”与原、被告之间是分别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吴先生”的行为也不能为原告与被告确立合同关系。1）“吴先生”的行为不属于居间行为。“吴先生”并非向被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被告也没有约定向“吴先生”支付报酬。一般而言，报酬的计算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按比例分成或者按差价计算的提成，但按差价计酬时给予买受人的销售价格应当由委托人确定，而本案中的“吴先生”是独立自行与客户（买受人）协商价格，被告并无权干涉，故“吴先生”赚取的差价并非提成性质。另外，被告在与“吴先生”交易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与“吴先生”的客户签订买卖合同的情形，但仅是被告配合“吴先生”开具发票给客户，双方并不以履行该合同为目的，并不改变双方的关系，故“吴先生”的行为不符合居间行为的构成要件。2）“吴先生”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吴先生”并非被告员工，也没有得到被告授权以被告的名义销售货物，“吴先生”与被告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吴先生”向被告购买货物，作为出卖人的被告也并不知道“吴先生”私下以被告的名义进行销售，被告不存在过错。原告与“吴先生”进行联系、磋商的过程中并未合理审查、核实“吴先生”的身份；原告曾在“吴先生”安排下到被告处参观考察，且一直有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的要求，故有充分的条件与机会去核实“吴先生”的身份，但原告到被告处时却又未直接要求被告签订合同，甚至也未与被告方的主要人员如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接触，原告疏于审查，未尽审慎义务，存在过失。即使“吴先生”有误导甚至欺骗原告的成份，“吴先生”的代表被告也是一厢情愿的单方行为，被告不知晓也不应苛求其知晓，故责任不在被告，故“吴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直接转移。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由第三方代为履行债务但并不改变合同的相对性，“交付货物”的行为既可以是合同当事人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可以是合同的第三方代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故不能简单以存在“交付货物”的行为即认定行为人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本案中，被告向原告发送货物实际是其按“吴先生”要求交付货物，属于履行被告与“吴先生”的买卖合同的交付义务，货物的所有权虽然发生转移，但是属于一次交付二次转移，即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被告转移至“吴先生”再转移至原告，原、被告之间只有标的物的交付而非所有权的直接转移。二、关于价款的支付。基于以上分析，同理，本案中，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是基于“吴先生”要求其买受人、客户（包括原告）直接向被告支付价款的认知，原告属于代“吴先生”向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不会由此与被告形成直接的合同关系、不会由此成为被告货物的直接买受人。正如，原告货款的支付人为范世菊，但属于代原告支付货款，范世菊并非（原告与“吴先生”的买卖）合同当事人、也不会由此转变成（“吴先生”的）货物买受人；再如，原告认可的，其向被告股东许国华付款但该股东也并非合同相对人、也非货物不是出卖人。况且，“吴先生”与原、被告之间有各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除合同主体不同外，主要条款中的价格条款也存在重大差别，故原告在本案中的付款是代“吴先生”向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非原告直接向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虽然原告是买受人，被告也是出卖人，但被告并无将货物（无纺布）的所有权转移给原告，而是转移至“吴先生”后再由“吴先生”转移给原告，原告也并非向被告支付了货物的价款，而是代“吴先生”向支付价款，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没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合同相对方均是第三方即“吴先生”。三、关于原告自行将所购货物送去被告处的问题。原告与被告本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自行将货物送去被告处并不能形成向被告退货的效力，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所送去的货物为被告所生产并存在质量问题，相关权利人应当另行处理。综上，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直接将货送去被告处要求退回相应的货款，违反交易秩序，也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进行商业活动，追求利润时也应考虑到风险承担，原告也没有证明相关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市场变化即要求退款也不合理，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小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856.7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巫伟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梁倩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