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40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梁林，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小利，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鑫昶，男，199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甜甜，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鑫昶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7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才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曹鑫昶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曹鑫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原告与才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该约定以原告结清房款并交纳办证资料及税、费作为才高公司履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义务的条件，明显加重了原告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约定无效。”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才高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约定无效。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才高公司认为，上述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如下：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并未加重曹鑫昶任何责任，办证前提交办证所需全部资料和缴纳税费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作为买房人的曹鑫昶应尽的义务，即便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做如此约定，曹鑫昶也应提交相关资料和缴纳税费，否则不符合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房产登记的基本要求，曹鑫昶按涉案合同约定提交办证所需全部资料和缴纳税费既是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办证程序要求，也符合全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做如此约定的现状实践。一审判决将买房人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义务条款认定为加重买房人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其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才高公司与曹鑫昶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合同第2页也有此记载），从合同内容上看，无论才高公司作为开发商在交房、办证、面积差异处理、违约责任等核心义务上，还是曹鑫昶作为买房人相应权利约定上，均公平合理，甚至倾向于保护作为曹鑫昶等购房人，在现有房地产市场很难找到如此一份保护买房人利益的合同。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加重购房人责任”的格式合同，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认定曹鑫昶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义务条款无效，如果诚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加重买房人责任的格式合同，应认定整个合同自始无效，曹鑫昶应当退房给才高公司，才高公司也同意返还相应购房款，但曹鑫昶能否接受房价从6500元/平方米已上涨到2.6万多元/平方米而原价返还房屋的结果不得而知。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买房人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条款为加重曹鑫昶责任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认定合同约定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整体无效，曹鑫昶应返还才高公司涉案房产。二、原审判决基于上述曹鑫昶提交办证资料和缴纳税费等合同约定无效的错误认定，依据才高公司实际交房时间，并根据该交房时间为基准，以才高公司未在房屋交付后730日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构成违约为由，判令才高公司依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约定按照已付房款日万分之一标准向曹鑫昶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自相矛盾。具体如下：首先，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约定的730天办证期限尚未届满，也未开始起算，才高公司不构成逾期办证违约，没有义务支付违约金。涉案房产办证期限的起算按合同约定应当同时具备“出卖人将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及“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两方面条件，但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曹鑫昶2019年8月5日前并未提交办证资料及缴纳税费，属于购房人应完成的办证条件尚未成就，依据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第1款“买受人未能提供、签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所有资料、文件和缴纳所有相关费用的，出卖人不承担任何延期办证的责任”约定，才高公司亦不应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原审判决确定才高公司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约定，应当认定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另外，才高公司虽已按时实际交付了房产，但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曹鑫昶交付取得《综合验收备案证明》的房产，应属于上述合同第15条约定的“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不被包括在办证期限起算条件之内，因此上述两方面办证期限起算条件均不具备，一审判决直接以实际交房日期起算730天，且在曹鑫昶拒不提供资料和缴纳税费导致无法办证的情况下判决才高公司支付违约金，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次，如上所述，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属于加重曹鑫昶责任的格式合同而无效，曹鑫昶可以不提供资料和缴纳税费，则才高公司同样无需为曹鑫昶办证，更不需要向曹鑫昶支付所谓逾期办证违约金，原审判决自相矛盾。再次，既然该15条约定无效，则曹鑫昶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了合同依据。故，一审判决才高公司向曹鑫昶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退一步讲，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买卖合同第十五条之“取得”的理解是指已经具备了办理产权登记备案的条件。故，2019年7月3日，涉案房产办理完毕综合验收备案，即已经具备了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登记备案条件。一审判决认定才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5日，为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三、在曹鑫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有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才高公司向曹鑫昶支付违约金，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截至2019年8月5日，曹鑫昶尚未履行完毕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七条之规定，曹鑫昶系先履行义务一方，在其未履行时，才高公司有权拒绝履行。因此，一审判决才高公司向曹鑫昶支付违约金，为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曹鑫昶应当提供因迟延办证而受有损失的证据。但是，截止目前，本案所涉房屋增值较大，曹鑫昶并未因迟延办证而受有损失。同时，曹鑫昶亦无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因迟延办证而致使其利益受损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才高公司向曹鑫昶支付违约金，为认定事实错误，且，违约金数额过高。四、一审法院判决才高公司支付曹鑫昶律师费5000元，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中曹鑫昶系为自身的权益而聘请的律师，系曹鑫昶自身原因扩大损失，该损失应当由曹鑫昶自行负担，故，要求才高公司承担该费用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不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委托律师诉讼并非实现债权之必须。守约方支出律师费获得了法律服务，违约方并未从此种法律服务中获益，故曹鑫昶恶意支付高额律师费，并要求才高公司支付，实属恶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依法从事相关的行为，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侵害国有资产。本案中曹鑫昶系为自身的权益而聘请的律师，系曹鑫昶自身原因扩大损失，该损失应当由曹鑫昶自行负担。基于上述，曹鑫昶要求才高公司承担该全部的律师费用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合同约定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但是，本案尚未经二审法院审理，在未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才高公司为败诉方，也无法认定曹鑫昶为胜诉方，故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由才高公司承担该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曹鑫昶的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参照《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于2020年7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主张2016年4月16日至2019年8月5日期间的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3年，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违背双方当事人约定，应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才高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曹鑫昶未作答辩。曹鑫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才高公司支付曹鑫昶逾期办证违约金118527元（以982815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5日止，按日万分之一标准计算）；2.本案律师费8000元由才高公司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才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0日，曹鑫昶（买受人）与才高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曹鑫昶购买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鑫源山庄小区14号楼1单元901室（2区8号楼1单元901号）房屋及地下室，房屋价款为936953元，地下室价款为45862元。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备案之日止，出卖人按日支付已交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才高公司为曹鑫昶出具收据二份，载明住宅936953元、地下室45862元。曹鑫昶已交清全部房款。2014年4月15日，才高公司交付涉案房屋。2019年8月5日，才高公司向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首次登记材料。《补充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对于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取得”的理解：此处的“取得”是指具备了办理房产登记备案的条件，并不是指买受人领取房产权属证书。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解决，双方约定：若双方发生纠纷诉诸法院时，败诉方除向胜诉方承担责任外，还应承担胜诉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用。2020年6月23日，曹鑫昶与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曹鑫昶与才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以曹鑫昶结清房款并交纳办证资料及税、费作为才高公司履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义务的条件，明显加重了曹鑫昶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才高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约定无效。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才高公司应当在房屋交付后的730日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才高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将涉案房屋交付曹鑫昶，应在2016年4月17日之前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才高公司直至2019年8月5日才提交相关材料。才高公司构成违约。因此，曹鑫昶有权要求才高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才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5日。才高公司辩称曹鑫昶所主张的违约金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以日或月为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数额的，属于继续性债权，债权具有可分割性，每个个别的债权系独立存在的部分，故违约金应当以每个个别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曹鑫昶于2020年7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主张才高公司支付违约金，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规定，曹鑫昶主张的2017年7月2日及此前的违约金要求，已经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且曹鑫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曹鑫昶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应自2017年7月3日起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曹鑫昶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才高公司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才高公司关于违约金过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曹鑫昶主张律师费8000元，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参照同类案件，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律师费5000元。综上，违约金数额，以982815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5日止，共计763天，按照日万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共计74988.78元。判决：一、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曹鑫昶逾期办证违约金74988.78元；二、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曹鑫昶律师费5000元；三、驳回原告曹鑫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30元，减半收取1415元，由原告曹鑫昶负担521元，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89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不应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一方面，《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产权登记的办理事宜部分第一款约定了才高公司具有通知曹鑫昶交纳办理房屋所有权所需的所有资料、文件及交纳相关费用的义务，但才高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楼盘竣工验收后在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初始登记是买受人交纳税费的前置条件，开发商未完成初始登记前买受人无法完成税费交纳手续。现才高公司在未完成初始登记前要求买受人交纳税费这一行为无法完成，其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即不能将买受人交纳税费作为其办理权属登记的前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案涉交纳税费作为办理权属登记前提条件的约定应为无效约定。综上，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因才高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判决才高公司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出卖人按日支付已交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该约定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按照此标准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逾期办证违约金系以日计付的继续性债权，每个个别债权应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曹鑫昶于2020年7月2日将起诉状提交至一审法院，故可认定曹鑫昶系于该日向才高公司主张权利。据此，曹鑫昶主张的2017年7月2日及此前的违约金要求，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新规定，已经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曹鑫昶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应自2017年7月3日起计算，并无不当。关于违约金的截止日期问题。才高公司与曹鑫昶签订的《补充协议》第5条中虽约定“对于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取得’的理解：此处的‘取得’是指具备了办理房产登记备案的条件，并不是指买受人领取房产权属证书”，但才高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在完成涉案房屋交付后，协助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成为了其主要义务，即才高公司在房屋交付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为其主要义务，不应以《补充协议》第5条中“取得”的解释否定才高公司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的主要义务，故应以才高公司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其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的时间即2019年8月5日作为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截止时间。一审法院对违约金截止日期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律师费的负担问题。曹鑫昶为实现涉案债权支出律师费8000元，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参照同类案件，酌情支持律师费5000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才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元，由上诉人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褚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