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3177号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505（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刘德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杲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祖辉，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恒通融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江涛，北京市博涵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裕华路**/div>法定代表人：卢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杲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汪祖辉、第三人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杲荣，被告汪祖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福号销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9年1月工资59493.84元；2、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5547.76元；3、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7年至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51656.94元；4、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1日，被告入职我公司任销售总监。2017年5月20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每月工资2500元。2018年10月被告被实名举报，存在违规收取茅台酒、索要大额现金、购物卡及酒水等，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等。在被调查期间，被告自2018年12月下旬便不再到公司上班，已自行离职。2019年3月14日，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仲裁委作出的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938号裁决书我公司并不同意，理由如下：1、我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的事实，不应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我公司出具的告知函是针对合作单位，而非针对被告个人。我公司在告知函中明确说明了被告是因个人原因离职，而并非我公司辞退。西城仲裁委在计算被告工资依据时，将北京辉正致远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给我公司的咨询服务费错误的计算为被告个人的绩效工资，我公司与北京辉正致远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有合同，该公司收取我公司咨询服务费后，为我公司开具发票，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2、被告自2018年12月下旬即不再向我公司提供劳动，其无权主张工资及绩效工资。3、被告系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适用不定时工时制度，其在职期间公司已安排其享受带薪年休假，因此其未休年休假工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汪祖辉辩称，2005年11月，被告入职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福号食品公司)，一直从事销售工作，历任业务、销售部大区经理。2011年7月，天福号食品公司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即原告天福号销售公司。原告成立后，第三人天福号食品公司便安排被告到原告公司工作，职务及工作岗位均不变。2017年5月20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职务为销售总监。2019年1月14日公司副总王岩找到被告说公司要搞承包制，人员多需要裁减，让被告自动离职，被告表示不同意。2019年1月18日下午王岩又找到被告要求主动离职，被告拒绝后王岩说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上述事实从原告2019年1月18日对外出具的《告知函》完全可以证明。该《告知函》已经表明原告已于2019年1月18日对外明确作出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意思表示，且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汪祖辉是因个人原因离职。故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就应当是违法解除行为，被告直至2019年1月20日左右才从超市方面得知原告已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事实清楚，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被告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10000元和绩效工资。《兴业银行收款回单》表明原告曾以“绩效”、“汪祖辉12月绩效”等名义向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支付过相关款项，被告提供的《社区店销售表格》、《支出报销凭证》载有的汪祖辉的销售目标、销售收入、达成率和应发绩效的金额均与《兴业银行收款回单》所载的相关收款记录金额一致。原告提供的咨询服务合同的内容是其他公司需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公司支付相关费用，而不是原告主张的支付其他公司的费用，故原告支付被告名下公司的费用即为被告的绩效工资。被告实际工作到2019年1月18日，但原告支付被告工资只到2018年12月，原告应支付2019年1月的工资。被告的绩效工资是按照销售额提成的，绩效标准是完成销售额的75%以上，每超过1%，奖励350元；超过100%以上，每超过1%，奖励520元，到120%封顶。社区店月度绩效按社区店月度发货奖励提取0.8%，2017年12月1日将原奖励额0.8%调整为0.5%。2019年1月的销售目标是35052325元，销售收入是47157838元，达成率为135%。社区店发货额为5359776元、连锁小店发货额为708991元，社区店加连锁小店共计是6068767元，被告的绩效工资应为49493.84元、基本工资1万元，故2019年1月的工资总计应为59493.84元。被告每年年假天数应为十天，2017年、2018年均未休，原告应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综上所述，原告在2019年1月18日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原告发放工资均是以《绩效工资表》的内容发放，原告应当按照2019年1月的绩效工资表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工资。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原告并未安排其休年假，应当支付被告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述称，同意原告天福号食品销售公司的陈述与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天福号销售公司成立日期为2011年7月14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股东为第三人天福号食品公司。原告称被告于2011年12月1日入职该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于2005年11月入职第三人处，2011年7月第三人安排其至原告公司工作。被告为此提供2008年11月14日第三人出具的《证明信》，内容为被告为其正式员工，入职时间为2005年11月。2009年3月第三人曾向被告发放《聘书》，聘请其在2009年3月1日至2010月2月28日期间担任销售大区经理，原告及第三人均表示认可。2017年5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担任销售总监；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满一年，享受带薪年休假，但应根据原告生产、销售季节进行休假安排。2019年1月18日原告发出《告知函》，其内容为：“尊敬的合作伙伴，您好！我公司商超部总监汪祖辉因个人原因已于2019年1月18日离职，其与我司已无劳动关系，今后其不再代表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对外开展任何业务，其再与贵司发生的一切事务也将与我司无关。此前其负责与贵司的相关工作，将由我司商务中心渠道经理负责。由此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感谢贵司对天福号多年的支持与厚爱！”。原告主张被告已于2018年12月自行离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该函件应视为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表示该告知函系发送给合作伙伴用于新业务员开展工作。原告主张被告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8000元及岗位工资2000元，并提供被告2012年的《员工职位变动申请表》，该表显示被告职务变动前为运营部副总监，工资标准7000元；职务变动后为运营部总监（代），工资标准10000元。被告主张其工资结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并认可基本工资为10000元。北京辉正致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辉正致远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3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汪祖辉。2015年8月2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辉正致远公司（即甲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针对甲方在超市开展的熟食销售服务项目为甲方提供咨询及技术服务，服务期限为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收费标准为该项目收入的15%，甲、乙双方按自然月核对月度项目收入款后，由甲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2016年8月1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辉正致远公司（即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熟食系列产品在超市发便超等小型超市销售渠道代理商，合同期限至2017年3月31日止，乙方将货款汇到合同中约定的甲方银行账户，甲方按月于每月20日前支付乙方代理服务费。被告提供2016年8月1日的呈批阅件显示：请示内容为“为了提升销售对公司一直未经营的连锁小店、立风柜、濒临亏损的经销系统小店等进行深度开发，并实行代理制考核。奖励机制如下：为了方便核算和控制资金风险，由运营总监提供营业执照与公司签订代理制合同，与结算部统一核算费用和返利，给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返利统一结算后再按各岗位的销售拓展贡献比例奖励”，超商部、结算部、人事部及总经理处均有签字。原告虽对该呈批阅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向本院提供相反证据。被告提供了2017年、2018年原告支出报销凭证及兴业银行的收款回单，以此证明其绩效工资数额。其中：2018年3月21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18466.85元，2018年4月4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5月16日原告向辉正致远公司支付两笔咨询服务费，第一笔为32637.29元，第二笔为5743.75元；2018年6月12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项目咨询服务、金额15644.85，2018年6月14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7月6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15304.86元，2018年7月18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7月6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13285.67元，2018年7月27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8月9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22042.39元，2018年8月14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9月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17660.87元，2018年9月26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10月10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24661.07元，2018年10月26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8年11月13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18749.88元，2018年11月20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2019年1月31日原告支出报销凭证记载支付咨询服务24474.37元，2019年2月2日原告将该款支付给辉正致远公司。被告主张上述金额均为2018年1月至12月的绩效工资，并提供社区店销售表格的复印件。该表显示汪祖辉2018年1月绩效18466.85元、3月绩效5743.75元、6月绩效13285.67元、7月绩效22042.39元、8月绩效17660.87元、9月绩效24661.07元、10月绩效18749.88元、11月至12月绩效24474.37。被告提供的光大银行对账单显示2019年1月11日其收到工资后未再有任何工资支付记录。被告提供超商部总监2019年1月绩效工资表显示，其基本工资10000、销售目标35052325、销售收入47157838，社区+连锁小店6068767，绩效额为59493.84元，被告主张该款为原告已核算的2019年1月工资。被告提供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2009年5月至2011年11月其社会保险由第三人负责缴纳，2011年12月至2019年1月社会保险由原告负责缴纳。双方均认可被告年假天数应为10天，原告主张被告已休年假一节未向本院提供证据。2019年3月14日，被告向西城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确认与天福号销售公司自2005年11月15日至2019年1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天福号销售公司支付2019年1月工资59494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9624元、2006年至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201976元、2005年11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补偿金158658元。2019年7月10日，西城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938号仲裁裁决，裁决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12月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1月工资59493.84元；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65547.76元；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1656.94元；驳回被告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天福号销售公司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劳动合同书、工资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员工职位变动申请表、证明信、聘书、咨询合同、代理协议、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告知函、绩效考核表、内部呈批表、绩效工资表、收入证明、银行明细单、兴业银行收款回单、支出报销凭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仲裁裁决作出后未在法定期限起诉即视为认同裁决结果。原告认可与被告在2011年12月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称被告于2018年12月自动离职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告知函》的相对方并非被告，该函件内容虽涉及到被告，但并不具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性质，被告以此为据主张原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劳动者离职原因的情形下，考虑到双方劳动关系事实上已解除但原因不明，本院比照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处理，原告仍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供薪资管理规定，本院以实际发放数额为准。双方均认可被告的基本工资为1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被告提供的呈批阅件显示，2016年8月1日起原告公司实行代理制考核，奖励机制为运营总监提供营业执照与公司签订代理制合同，与结算部统一核算费用和返利，并给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辉正致远公司于2016年8月1日与原告签订《代理协议书》，被告提供了2017年、2018年原告支出报销凭证及兴业银行的收款回单，以此证明其绩效工资数额。其中2017年兴业银行的收款回单中用途标注有“汪祖辉绩效”、“绩效”、“汪祖辉12月绩效”等字样。2018年兴业银行的收款回单中用途为“咨询服务费”的金额与被告提供载有相应月份被告的销售目标、销售收入、达成率和应发绩效等项目的社区店销售表格金额均一致。就辉正致远公司为原告提供咨询服务的具体内容，原告亦未能表述，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绩效工资予以采信。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经核算，被告的月工资标准已超过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本院以此确定被告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原告仅支付被告工资至2018年12月，故原告应当依据2019年1月的绩效工资表发放被告2019年1月的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双方均认可被告年假天数应为10天，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主张已安排被告休假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原告应按每年10天年假的标准支付被告2017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汪祖辉在2011年12月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汪祖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4812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汪祖辉2019年1月工资59493.84元。四、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汪祖辉2017年至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50371元。五、驳回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其他之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北京天福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辉人民陪审员  李江辉人民陪审员  祁京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许 赫书 记 员  张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