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4853号原告：方鹏，男，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鑫，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俞家模，董事长。被告：俞家模，男，199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文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鹏与被告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舞蹈圈公司）、俞家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鑫、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文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87844.5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在公司注册办理过程中，需要与腾讯公司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因此找到俞家模，俞家模答应以舞蹈圈公司的名义与腾讯公司签订合同。2018年11月19日，原告将走账协议提交给二被告，虽然该协议未实际书面签订，但各方均认可该协议且已实际履行。2018年11月22日，以舞蹈圈公司名义与腾讯公司签订了短视频授权合同书，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腾讯公司向舞蹈圈公司支付了880000元，二被告在扣除税费后应向原告支付813767元，但在支付575922.47元后，二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余款287844.53元。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二被告共同辩称，舞蹈圈公司基于短视频授权合同取得相应的合同利益，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被告取得相应利益与原告无关，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由原告取得被告与腾讯公司段视频合同的利益，因此其无权要求舞蹈圈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俞家模个人从未获得本案相应的诉争利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如双方争议的标的按原告所说是880000元，这么大的合同金额采取口头约定不符合常理，原、被告从来没有约定过关于880000元走账的合同如何走账、利益如何分配。原告应就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取得合同利益有法律和合同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7日，舞蹈圈公司（甲方）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乙方）曾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杰恩”“百变楚楚”等账号上传的内容授权乙方，由乙方支付授权费用，方鹏在甲方代表处签字，合同首部预留的甲方电子邮箱715362248@qq.com为方鹏所使用。舞蹈圈公司认可715362248@qq.com邮箱为方鹏实际使用，就该公司所签订的《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中由方鹏签字且预留方鹏电子邮箱的原因，舞蹈圈公司称因为方鹏和俞家模是朋友关系，双方存在业务上的合作，所以让方鹏去做代表签的字。方鹏提交了合同预留的电子邮箱715362248@qq.com与前述合同中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预留电子邮箱的往来邮件，欲证明其借舞蹈圈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就涉案合同的履行及款项的构成，方鹏称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时，其自己设立的公司正在注册过程中，账户还没有开立，当时与腾讯公司有短视频的合作业务，因为方鹏与俞家模是朋友关系，所以当时商量用舞蹈圈公司的名义与腾讯公司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短视频授权合同书》所涉及的短视频和相关的合同义务是方鹏完成并已经向腾讯公司交付，腾讯公司也依约将款项支付至舞蹈圈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的合同款项是880000元，加上一笔天津淘梦银汉天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合同款10000元，共计是890000元。被告已支付了575922.47元，双方在对账金额统计表中明确了入账金额，扣除了相应税点、快递费等相关费用，最终约定被告应支付剩余287844.53元。庭审中，方鹏提交了其与俞家模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方鹏询问“这个发票你们能开不？”,俞家模回复“这个你直接联系崔某，她能安排财务，应该可以吧估计”。方鹏称“发票提前开，我现在着急钱用”，俞家模回复“还有就是你把两笔税款钱直接打给崔某，她那边入公账填充立马就可以开出来，这种的话账是对的，剩余就等他们打也行”。方鹏“麻烦一点，帮我走一会，回头结算完给你个大红包”。2019年2月26日，俞家模通知方鹏“40万-763（1万发票）-15690（39万发票）-16090（40万发票）-40000（40万×10%的所得税）=327457”，同日，方鹏回复“这边有一笔可以对公转账，需要开什么发票，125000”，俞家模“看什么业务和合同开对应的发票，这个你直接跟崔某对就行”。后，方鹏多次催问俞家模款项进展，俞家模要求方鹏与崔某对接。2019年4月10日，方鹏问俞家模“腾讯的40万26号到，本月能转出不”，俞家模回复“转不了，只能15号-20号，上次你讲他那边打了后来一个多星期了才到”。庭审中，方鹏提交了其与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月2日方鹏询问“你今天来公司不”，崔某回复“现在是3张发票，一张1万淘梦的，发票+合同，一张腾讯9万发票+结算单，一张腾讯30万+结算单，是吗”，方鹏回复“发票开好了吗”，崔某“1万的开出来”，方鹏“另外两张？”，崔某“明后天开，跟会计说了”。2019年2月26日，崔某“1万是7个点，39万和40万是按4个点的，40万-763（1万发票）-15690（39万发票）-16090（40万发票）-40000（40万×10%的所得税）=327457”，方鹏“4个点是咋算的，有明细吗”。2019年3月15日，崔某通过微信发给方鹏走账记录，走账记录中载明“1月3日，天津淘梦银汉天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账10000元，实际转出方鹏金额9237元，1月7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YOO视频进账390000元，实际转出方鹏金额374310元，3月1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YOO视频进账400000元和90000元，每月5万内走报销，剩余走劳务费，代开发票税点3,5月-49900,6月-50000,7244，7月-42000,8月-30000,6131.47，7000，9月-49900（剩余287844.53），分3批转完，预计下周四前吧，能全部收到”。庭审中，方鹏申请证人崔某出庭作证，崔某称当时是舞蹈圈公司的助理，协助俞家模处理公司的事务，其认可2019年3月15日的走账记录是其发送给方鹏，并称当时不负责财务工作，但是当时俞家模让其和方鹏对接，其对走账记录认可并按捺了手印。舞蹈圈公司认可崔某时任公司员工，但称崔某没有权限做该事项，其作出的走账记录没有得到舞蹈圈公司的同意，该走账记录没有经过舞蹈圈公司的授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结合方鹏在《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中的签字及预留了本人的邮箱、邮件往来记录，能够认定方鹏事实上履行了该合同中应由舞蹈圈公司承担的合同义务。虽方鹏与舞蹈圈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其与俞家模、崔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走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认定方鹏与舞蹈圈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已就合同履行的后果进行了结算，舞蹈圈公司辩称方鹏有自己的公司没有必要借助该公司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但对方鹏与俞家模、崔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院对方鹏提交的走账记录予以采信，舞蹈圈公司辩称崔某无公司的授权、未经公司同意出具的走账记录不对该公司产生约束力，但俞家模在与方鹏的聊天记录中多次要求方鹏与崔某对接，因此崔某出具的走账记录的效力及于舞蹈圈公司，本院对舞蹈圈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俞家模与方鹏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方鹏要求俞家模承担付款义务无合同依据，本院对其要求俞家模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方鹏287844.53元；二、驳回方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9元，由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运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赵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