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11行终1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全尚元，男，195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委托代理人杨小燕，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彤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五大堡派出所，住所地庆元县五大堡乡五大堡村**。 负责人黄业斌，任所长。 委托代理人叶峻箐，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全尚元因诉庆元县公安局五大堡派出所公安传唤行为纠纷一案，不服龙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1181行初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14日，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在庆元县××乡××村开展移民签约工作时，认为原告在村中散布谣言、无中生有，对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项目安置签约工作造成重大影响，遂指派工作人员到被告处报案。被告于同日受案。被告受理案件后，对张一男、叶某等人进行了询问。被告初步查明原告具有涉嫌寻衅滋事行为，遂于2020年1月15日以原告涉嫌寻衅滋事为由，传唤原告于2020年1月15日16时前到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办案中心接受询问。原告实际到达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15时49分，离开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21时45分，到达时间及离开时间均由原告签字确认。其间，被告民警对原告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其不存在在村里和微信群里造谣蛊惑村民不要签约的行为，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程序实体均严重违法，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被告至庭审时未对原告行为作出处理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被告在依法立案受理后以涉嫌寻衅滋事对原告进行传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具有职权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违法嫌疑人被传唤到案后和询问查证结束后，应当由其在传唤证上填写到案和离开时间并签名。拒绝填写或者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传唤证上注明。”根据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和传唤证上填写的到案和离开时间，被告对原告的传唤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在案证据来看，被告以原告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进行传唤，传唤事实并无不当，且在传唤过程中，履行了相关程序，程序上亦无不当。原告诉称被告对其超期羁押，违规参与征地拆迁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故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传唤原告的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全尚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全尚元负担。 全尚元上诉称，一、上诉人并不存在寻衅滋事的行为，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存在寻衅滋事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涉嫌寻衅滋事的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的房屋被纳入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项目，因补偿价格偏低、安置点未经移民选定，上诉人未签订补偿协议，后上诉人出于对我国法治环境的信任，聘请律师帮助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始至终未煽动其他村民拒绝签订补偿协议，案涉行为的发生系因张一男报案，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声称上诉人存在造谣生事的行为，但并未提供任何报案材料证明该事实存在。而且，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来看，均是与如何聘请律师、如何交费相关的问题，甚至在上诉人被带至派出所后，还被要求与其他村民联系，要求其他村民尽快签约，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传唤完全是为了逼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甚至是通过此种方式达到逼迫其他村民签订协议的目的，对上诉人在内的其他村民进行施压，完全违背了我国严厉禁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到征地拆迁活动中的要求。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项目相关工作人员的报案记录、询问笔录及光盘介质，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光盘可以看出其对上诉人的手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但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记录以及光盘内容并未有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寻衅滋事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寻衅滋事的行为存在缺乏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实施的传唤行为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应当被予以撤销。首先，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进行传唤时，并未出示传唤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的规定，在经过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进行传唤证传唤。本案中，张一男于2020年1月14日20时30分报案，当日受案部门的负责人便同意了受案，上诉人于1月15日下午15：00左右在丽水莲都区儿子家中被庆元县公安局民警在未出示传唤证的情况下强行带至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进行询问，直到1月17日凌晨一点多才被释放，被上诉人传唤上诉人的时间严重超期，程序存在重大违法。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上诉人被传唤时现场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记录，被上诉人的答复是在传唤上诉人时没有录制视音频。被上诉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应当清楚在进行现场执法时应进行全过程视音频记录，尤其是本案系其他人员报案且可能涉及到行政案件甚至是刑事案件，但其作为专业的公安机关，却偏偏在此案中忽视了这一重要过程，因此，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传唤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传唤行为违法。其次，本案的询问程序严重违法。1、上诉人于1月15日15时到达丽水市莲都区公安分局进行询问，在当晚22时左右又将上诉人直接带至松源派出所继续询问，一直到1月17日凌晨一点多被释放，长达33个小时未让年满62岁的上诉人休息，属于连续传唤、连续询问，变相体罚的违法行为，未保证上诉人基本的人权。2、被上诉人的询问时间已严重超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询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要求，按照《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和第8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或者办案部门负责人在审批书面传唤时，可以一并审批询问查证时间。对经过询问查证，属于“情况复杂”，且“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案件，需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适用超过8小时询问查证时间的，需口头或者书面报经公安机关或者其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对口头报批的，办案民警应当记录在案”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审批表，证明其延长询问时间经过审批，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但该审批表均系打印而成，并非负责人亲笔签名审批同意。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上诉人于1月16日11时46分便离开了被上诉人处，但根据上诉人儿子的报警录音(录音中民警答复被街道办拉去做工作了)及举报电话记录来看，上诉人于1月17日凌晨1点左右才被释放回家，说明被上诉人的询问时间已超出了24小时。3、被上诉人采取连续询问、夜间询问的方式未能保障上诉人必要的休息时间，上诉人是一位62岁的守法公民，被上诉人却在一次询问中采取凌晨时段最易使人困乏的时段进行询问，尤其上诉人是一位老人，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法规，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询问查证期间应当保证违法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的规定，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询问笔录，分别对上诉人进行了三次询问，三次的时间分别为“1月15日16时19分至1月15日18时07分”、“1月16日0时52分至1月16日4时20分”、“1月16日9时53分至1月16日10时50分”，自上诉人被传唤至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后又被直接带至被上诉人处继续接受询问，长达33个小时之久未让上诉人休息，被上诉人采取变相询问的方式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休息权利。最后，上诉人曾于一审中申请调取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的监控视频，被上诉人以视频监控被覆盖无法提供为由未予提交，但监控视频属于本案的关键性证据，询问过程是否合法，询问人员及询问内容是否如询问笔录所记载均需要该监控视频证明其合法合理性，而被上诉人却以视频被覆盖为由逃避举证责任，应视为其程序不合法。三、上诉人曾在一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并未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但本案中，上诉人是否存在寻衅滋事的行为，不能仅凭被上诉人一方的说辞，而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系对上诉人权利的侵害。四、本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传唤上诉人并不是真正为了维护治安秩序，而是以莫须有的涉嫌罪名传唤上诉人进行恐吓威胁充当拆迁部门的帮凶，最终威逼上诉人签订征收协议，而实际上上诉人也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签订了补偿协议，执法目的存在严重的不正当。上诉人在2020年1月15日被传唤，1月17日释放，1月16日在派出所就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甚至在无任何授权和委托的情况下替其儿子和女儿都签了征收补偿协议。从常人的思维来看，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且具有连续性与一惯性，在此期间负责拆迁工作的刘利明与上诉人的儿子在2020年1月16日电话沟通中告知其父亲签字后就可以回家，在通话过程中，负责拆迁工作的毛先华也与上诉人儿子通话要求上诉人的儿子提供授权委托书让上诉人替其儿子和女儿签订协议，并要求上诉人的儿子和女儿出具授权书，授权书模板提前准备好通过微信形式发送给了上诉人的儿子，而此时上诉人还在派出所，这有相关电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佐证，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威胁恐吓逼迫其签字，办案民警甚至威胁上诉人如果不签字就认定上诉人为黑恶势力的组织者，直接送去看守所，最终上诉人迫于无奈在协议上签字，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这个重要的证据并未予以审查。而且本案存在一个情况上诉人在2020年1月15日被强制传唤，与1月17日释放，虽然被上诉人作出了两个传唤证但是被上诉人中间根本没有释放过上诉人，两张传唤证本身中间间隔时间较短也属于违法连续传唤，被上诉人在传唤证上签名系在逼迫情况所签。在此需要赘述的是本案除了张一男等报警人的单方口述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阻碍移民签约等不当言论，被上诉人完全是依据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单方报警而实施的欲加之罪。而且，上诉人穿着服刑人员马甲在审讯室和戴着手铐在看守所的照片被传播到了微信群和其他维权移民当中，并告诉维权移民上诉人已经被刑拘，如果其他移民户不在拆迁补偿协议上面签字，也会被刑拘，且会影响子女就业，这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违法逼迁行为。上诉人认为，居住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以移民项目而牺牲公民的居住权，让公民无家可归，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这同样也不是移民项目的初衷，相关部门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不惜牺牲百姓的合法利益，联合公安机关对上诉人进行打压的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制止和纠正!最后，不签订补偿协议并不涉及到寻衅滋事的问题，村民均可以在微信群发表各自的意见，根本不符合寻衅滋事的条件，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确实存在寻衅滋事的行为，被上诉人所实施的行为系赤裸裸的逼迁，充当当地拆迁部门的“帮凶”，而其在本案中所进行的一系列不规范的操作同样有失专业公安机关的工作水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审判决应当被予以撤销。为此，上诉人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龙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1181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庆元县公安局五大堡派出所答辩称，一、上诉人因有人举报其造谣滋事，散布谣言，煽动对抗政府，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答辩人依法受案调查，系履行法定职责的合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也规定了公安机关有履行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综上，答辩人根据报案对上诉人进行受案调查是依法履行公安机关法定职责的行为。因该案件与兰溪桥水库扩建项目移民搬迁有关，也与上诉人是否散布过与相关律师言论不同信息这一问题相关联，为此，调查时必然会涉及这些问题。但不能以此将依法调查案件事实与非法参与征地拆迁、逼迁等同起来。二、上诉人确属实施了造谣生事，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扰乱正常水库移民的行为。证实该事实的证据有：1、上诉人2020年1月16日9时53分开始询问的笔录。2、上诉人的《保证书》、《申明》。3、相关证人王某、叶某、刘某、吴某、胡某的证言。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几个问题的澄清。1、领导审批签字问题。答辩人案件审批不是传统的手写审批，而是电子审批（个人的数字证书审批）。随着无纸化办公的推开，这种情形更加普遍。2、传唤时间问题。传唤证上注明的时间可以证实，答辩人的询问时间没有超过法定时限，传唤证有当事人的签名捺印。3、关于是否侵犯了上诉人休息的权利问题。答辩人在传唤查证期间，并未侵犯上诉人必要休息的权利。庆公（五）行传字《2020》00017号传唤证上传唤上诉人的时间是15时49分至21时45分，时长5小时56分，制作笔录时长是1个小时48分，传唤时间未超过8小时，上诉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4、关于视频问题。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办案区的声像监控资料应当保存不少于三个月，并对其进行分级授权管理，严格设置使用权限等级，不得越权浏览、调阅、复制、拷贝相关声像监控资料”。上诉人提出要提供询问时的录音视频，因该案询问视频不属于应当刻制光盘予以保存的14类案件情形之一，为此，时间如超出录音视频的保存时间，就会自动覆盖而无法提供。上诉人提出要提供录音视频的日期已超出当时办案区视音频保存三个月的期限，故无法提供。5、关于佩戴执法记录仪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公安机关传唤时应当佩戴执法记录仪，公安机关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佩戴执法记录仪。虽《公安机关现场执法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应当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的六种情形，但本案传唤行为既不属于这六种明文规定的情形，也不属于地方公安机关有要求必须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的情形，故不存在违法。综上，答辩人对上诉人实施传唤询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本案一审判决。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传唤行为系公安机关作出最后决定之前的程序性、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鉴于本案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14日受理案件，2020年1月15日传唤上诉人，至今已超办案期限仍未作出处理决定，故应赋予上诉人对案涉传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违法嫌疑人被传唤到案后和询问查证结束后，应当由其在传唤证上填写到案和离开时间并签名。拒绝填写或者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传唤证上注明。”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受案后，认为上诉人涉嫌寻衅滋事，有权传唤其接受调查询问。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传唤其目的不正当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在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后对上诉人进行询问，实际询问查证时间未超过八小时，询问过程亦已保障上诉人必要的休息时间。上诉人提出被诉传唤行为存在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全尚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建民 审 判 员 邹一峻 审 判 员 李月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王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