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355号原告：鲍鲁光，男，195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中国商业对外贸易总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鲍鲁明，男，195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歌舞剧院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市中区。原告：鲍捷，女，196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农垦集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以上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画荣，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鲍鲁辉，男，195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国家气象科学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立刚，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鲍睿，女，195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中国水产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鲍鲁光、鲍鲁明、鲍捷与被告鲍鲁辉及第三人鲍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鲍鲁光、鲍鲁明、鲍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刘画荣，被告鲍鲁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立刚，第三人鲍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鲁光、鲍鲁明、鲍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忠新与鲍鲁辉于2009年12月15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事实与理由：鲍光宗与王忠新婚后共生育五子女，包括长子鲍鲁光、次子鲍鲁明、三子鲍鲁辉、长女鲍睿、次女鲍捷。鲍光宗已于1986年去世，未留有遗嘱，王忠新于2018年3月6日去世。2009年8月5日，王忠新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立公证遗嘱，遗嘱内容：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号由鲍鲁辉继承。2009年8月16日，王忠新又书写补充遗嘱，内容：××的所有权己立遗嘱赠与被告鲍鲁辉，房屋未拆迁前用于出租，租金全部归被告鲍鲁辉，如拆迁不回迁，拆迁款的80%给被告鲍鲁辉，拆迁款的6%给鲍鲁光，拆迁款的7%给鲍鲁明，拆迁款的7%给鲍捷。2017年11月鲍鲁辉起诉鲍捷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鲍捷腾房，至此鲍捷才知道：2009年12月15日王忠新与被告鲍鲁辉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王忠新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号房屋出售给被告鲍鲁辉，房屋成交价格50万元，2009年12月17日上述房屋完成过户登记，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鲍鲁辉，但被告鲍鲁辉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房屋成交价款。原告认为，王忠新以买卖的方式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被告鲍鲁辉，与王忠新所立公证遗嘱和自书遗嘱的内容不一致，王忠新在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己神志不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且被告鲍鲁辉至今未支付房屋成交价款，故将上述房屋出售给被告鲍鲁辉并非王忠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当属无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鲍鲁辉辩称，被：不同意原告的所请请求，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1.本案诉求合同无效与否，与原告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非为与涉诉《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合同签订日期为2009年，合同当事人王忠新（2018年3月6日去世）尚在世，王忠新去世前，该合同无效与否均与原告无关。王忠新已于2009年留有公证遗嘱，将涉案房屋遗留给被告鲍鲁辉所有，故涉诉合同即使无效，该涉案房屋也与原告无关。2.本案诉求并非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故原告不能依据继承取得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二、被告鲍鲁辉与母亲王忠新所签《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被告鲍鲁辉与母亲王忠新所签《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并且赠与已经完成，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合同双方系母子关系，且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署之前，王忠新已立下公证遗嘱，载明涉案房屋由鲍鲁辉继承，因此生前将房屋无偿赠与鲍鲁辉符合其意愿；2.从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形式来看，仅有网签合同，无纸质合同，再者房屋交付条款及房款支付条款等均为空白，不符合房屋交易常规；3.从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内容来看，该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格为50万元，远低于当时该房屋的市场售价，不符合常理；4.从涉案房屋的房款支付情况来看，在鲍鲁辉并未付房款的情况下，双方即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显然不符合真实的房屋买卖交易流程。四、原告主张王忠新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律依据，王忠新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年王忠新立过公证遗嘱，原告主张应向法院提交申请并提交证据，但是原告并未出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其诉求。五、我从1999年患病，王忠新陪同我出门散步直到2010年，因此从未出现过原告所述的没有痴呆的行为，因此原告所述不是事实。综上可见，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并非是以涉案房屋应有的真实价格为对价给付，而是以过户为主要目的，该合同虽在形式上为买卖，但实质上却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再者原合同双方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行为已履行完毕，赠与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确认原合同双方所签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补充：第一条关于规避税款的问题，属于国家税务机关的监管事项，与合同效力无关。第二条是关于原告提出无法确认是否为王忠新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点可从公证书、公证遗嘱上确认，王忠新在2009年8月5日列为遗嘱，将涉案房屋由被告继承。由此看出通过明为买卖实为赠与的交易行为是王忠新的真实意思表示。鲍睿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鲍鲁辉的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鲍光宗与王忠新系夫妻关系，鲍鲁光、鲍鲁明、鲍鲁辉、鲍捷、鲍睿系二人之子女。诉讼各方均认可，鲍光宗于1986年5月去世。2000年9月6日，农业部（甲方）与王忠新（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按照成本价每平方米1450元出售给王忠新。购房时，鲍光宗的工龄折算了部分房款。随后，涉案房屋登记至王忠新名下。2009年8月5日，王忠新立下遗嘱，表示涉案房屋由鲍鲁辉继承，并进行了公证。2009年12月16日，王忠新与鲍鲁辉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王忠新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鲍鲁辉，成交价格50万元。2009年12月17日，涉案房屋登记至鲍鲁辉名下。2018年3月6日，王忠新死亡。现鲍鲁光三人主张王忠新与鲍鲁辉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为：1.涉案房屋购买时使用了鲍光宗的工龄，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王忠新擅自处分，合同应属无效；2.双方交易价款过低，构成偷税，违反了纳税的强制性规定；3.双方名为买卖实为赠与。鲍鲁辉对此不予认可，鲍鲁辉认为，购房时鲍光宗已去世十多年，即便使用鲍光宗的工龄，涉案房屋也非夫妻共同财产，王忠新对涉案房屋有处分权，其将房屋通过买卖的形式赠与给鲍鲁辉，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属合法有效。为证明涉案房屋交易价格过低，鲍鲁光三人申请对涉案房屋2009年12月16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支付评估费7900元。2019年6月21日，北京鼎春德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估价总价为215.98万元。鲍鲁光三人出示王忠新的病历（2006年、2010年、2012年、2013年），证明王忠新从2005年开始行动迟缓、认知能力下降，2006年出现理解障碍，2010年前后以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鲍鲁辉认可病历的真实性，但鲍鲁辉主张病历仅有表述，没有诊断结果，依据症状也无法确认王忠新的民事行为能力，且2009年王忠新还作了公证遗嘱，可以推断王忠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诉讼中，鲍鲁光三人申请对王忠新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并向鉴定机构提交了王忠新的病历。鉴定机构要求补充提交王忠新签订协议时有关精神状况的就诊资料（包含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住院病历、门诊病历及可以体现王忠新精神状态的视频资料）。此后，鲍鲁光三人未补充提交资料，并撤回了该项鉴定申请。鲍鲁光三人还申请对《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落款处王忠新的签名及落款日期是否为王忠新本人书写及两处落款日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并支付鉴定费用11200元。2020年9月21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落款处王忠新的签名系王忠新书写，日期非王忠新书写，两处日期为同一人书写。本院认为，第一个问题，涉案房屋是否含有鲍光宗的遗产份额。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原系农业部所有，后经房改售房，王忠新于2000年9月6日与农业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取得房屋的产权。我国婚姻法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限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或夫妻有明确书面约定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鲍光宗在王忠新与农业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及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之前已去世，虽然王忠新在房改购房时使用了鲍光宗的工龄，但因鲍光宗当时已死亡，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财产，故涉案房屋产权并非鲍光宗与王忠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其次，对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该问题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2月17日以[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对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作出回复，其中涉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本院也注意到上述复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废止。故购买涉案房屋是否使用夫妻双方共同积蓄以及是否使用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均不足以据此产生涉案房屋物权取得主体的认定基础。再次，购买公房时使用已死亡配偶的工龄折抵房款的，所获工龄政策福利能否折算后作为死亡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即其遗产的问题，本院认为，房改房具有出售对象特殊性、房屋价格特殊性、优惠政策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等特点。从房改政策可以看出，职工的工龄优惠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是考虑到我国长期低工资制、住房福利性分配制度，房改房相当于将多年的工资差额一次性补发给职工。职工生前虽未实际取得工龄优惠，但工龄优惠实际来源于死者生前的贡献，应理解为个人的财产利益。该福利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不能无视已故配偶的人身属性而将福利随意归于健在配偶一方。遗产形式不应拘泥于公民死亡时已有的物质财产，亦包含死亡后因其生前行为而转化的财产利益。因此，工龄优惠应认定为专属于已故配偶个人的财产性利益，可作为已故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最后，上述所获工龄政策福利，能否折算对应鲍光宗享有涉案房屋物权的问题。我国物权法采取的是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所称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分别为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王忠新与农业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依法予以登记，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即依法取得不动产物权。出资份额并不能当然对应为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份额。依据上述分析意见，涉案房屋中并不含有鲍光宗的遗产份额，王忠新有权处分涉案房屋。综上，王忠新将涉案房屋通过买卖的形式赠与给鲍鲁辉，未见法定无效之情形，应属合法有效，现鲍鲁光、鲍鲁明、鲍捷要求确认王忠新与鲍鲁辉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需指出，王忠新购买涉案房屋使用鲍鲁光工龄折抵房款所获得的工龄政策福利应作为遗产处理，由继承人享有相应的权益，若对该部分遗产价值及分配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鲍鲁光、鲍鲁明、鲍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评估费7900元及鉴定费11200元，由原告鲍鲁光、鲍鲁明、鲍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韩 涛人民陪审员  卢成志人民陪审员  刘岩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 助理  任 卓书 记 员  张晓奕书 记 员  林 彤书 记 员  刘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