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海云，女，199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韬，男，198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倪海云因与被上诉人贺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夏明贵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倪海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贺韬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贺韬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倪海云与贺韬之间无直接联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贺韬陈述，倪海云与贺韬在整个交易协定过程中，两者未曾见面及联络，系由戚金浩在中间全程沟通、决定。事实上，戚金浩系明确认知到倪海云本身没有大量口罩，准确的表达为：只是负责替朋友联系买家。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应系与倪海云的朋友（真正的卖家）直接成立，而非倪海云。现因合同相对方真正的卖家没有按约履行义务，却让倪海云承担本案未履约全部责任，着实有失公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事实显示，倪海云只是作为中间联络人，一边替朋友联系卖口罩，一边与戚金浩联系，替戚金浩买口罩，至于戚金浩这边卖给谁不参与，只是在戚金浩的告知下，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到一笔费用，然后将该笔费用转给卖家朋友，倪海云支付宝账户只是起到了代收代付功能。以至于发生本案由贺韬打款，上面却备注“李纯一30000个医用口罩”，然而具体李纯一是谁，贺韬是谁，两人什么关系，为何如此备注？当下倪海云系不知晓的。贺韬仅仅作为一个打款主体即起诉要求倪海云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同样，贺韬仅仅作为一个收款主体，即要履行全部违约责任，实属不公，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倪海云认为本案自身的联络行为仅仅为一个代理行为，系代表卖家朋友的一个真实卖口罩的意思表示，且这一点戚金浩系明确知晓的，更何况贺韬仅凭一个不能明确自己是买受人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即要求倪海云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倪海云要求倪海云承担上述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贺韬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贺韬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倪海云返还贺韬货款12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倪海云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20年2月16日，贺韬向倪海云支付宝转账123000元，并备注“李纯一30000个医用口罩”。贺韬陈述，其系经戚金浩介绍及沟通，向倪海云购买医用口罩。贺韬还陈述李纯一系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贺韬购买口罩系用于公司复工，故当初备注为李纯一，并要求倪海云将口罩直接发货至公司地址。 根据倪海云与戚金浩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载明，2020年2月16日，戚金浩问倪海云：3.8元一个。倪海云回：嗯。戚金浩：“他转4.1元，3毛他朋友要。杭州市拱墅区泰嘉园Ｋ座704李纯一135××××7800。”当日，倪海云通过微信将其支付宝账户发给戚金浩，戚金浩转发给贺韬，贺韬当日即向倪海云支付宝账户转账123000元。倪海云收款后转款9000元给戚金浩。后戚金浩多次通过微信催问倪海云3××××个口罩到哪了以及一些具体的发货、送货情况。倪海云回复30000个口罩已发货，后经查未见发货物流信息。期间，双方就该30000个口罩送货等进行微信沟通。2020年2月26日，倪海云回复戚金浩：“我帮他催吧，我那个朋友也是遇到诈骗了，没办法，我已经帮他报案了，不知道能不能把钱追回来，他说自己贴，但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等我回来吧，我先贴点给他吧……我朋友不承担，我都会来承担的，我这个人的人品……”。戚金浩：“不给的话，他肯定会立案”。倪海云：“所以我给他啊”。此后，倪海云还回复：我这里的4000佣金，你那里的9000佣金，我们先给他退回去。我没说不给你们钱，我现在暂时没钱，等钱追回来我立马还给你们，追不回来那也只能等我赚出来还给你们啊。 另查明，2020年2月18日，倪海云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人以贩卖口罩为由诈骗。倪海云在公安机关陈述：在2020年2月17日14时许至20时许期间，在××路××号曼哈顿酒吧，通过手机朋友圈看到有人称其有口罩出售。后倪海云根据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分三笔分别转账50000元、33200元、25000元，合计108200元用于购买42000只口罩。三小时左右，倪海云再微信联系该人，对方再无回复。为此，倪海云认为自己被骗，故报案处理。当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对倪海云被诈骗一案决定立案侦查。目前该案仍在侦查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在于贺韬与倪海云之间就口罩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本案中，贺韬通过戚金浩与倪海云进行沟通，购买30000个口罩。倪海云将其支付宝账户通过微信告知戚金浩，戚金浩将该账户转发给贺韬，贺韬当日即通过支付宝转给倪海云1230**元。在该转账时备注：“李纯一30000个医用口罩”。倪海云接收贺韬的转款，看到转账的备注信息，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结合戚金浩此前亦已将收货地址、联系人即李纯一等信息通过微信发给倪海云，可以认定倪海云明知口罩的购买人不是戚金浩，而系贺韬。倪海云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接受案涉款项前，曾向贺韬或戚金浩表明其仅仅系该口罩买卖业务的介绍人或仅系代为购买，不是出卖人。且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中，倪海云明确陈述系其自己通过微信朋友圈购买口罩被骗，从未陈述系因介绍贺韬或戚金浩向案外人购买口罩被骗。故在案涉口罩买卖业务关系中，倪海云应认定为出卖人，而非其所辩称的业务介绍人。倪海云接收贺韬的货款，也未对转款备注中所写的口罩数量、款项数额等提出异议，并在此后微信中明确30000个医用口罩已发货等行为，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对贺韬要求购买30000个医用口罩的要约作出承诺，故双方之间就该30000个医用口罩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倪海云收到货款后，至今未能交付口罩，贺韬要求倪海云退还货款1230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倪海云作为口罩的出售方，因向案外人采购口罩被骗，该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与买受人贺韬无关。贺韬、倪海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倪海云被诈骗一案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倪海云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倪海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贺韬货款123000元。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80元，由倪海云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贺韬陈述，其系经案外人戚金浩介绍及沟通向倪海云购买医用口罩，并要求将口罩直接发货至公司地址。根据案涉微信聊天记录，倪海云通过戚金浩提供了收款账户，也通过戚金浩获悉贺韬提供的送货地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贺韬也是根据倪海云提供的收款账户支付了货款123000元。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贺韬与倪海云之间成立本案买卖关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倪海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上诉人倪海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