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8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华阳大道一段**银泰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冯志彬，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玄，四川蜀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轶冬，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怡，女，197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第三人：李伦修，男，196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原审第三人：李在平，男，197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原审第三人：周伦平，女，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上诉人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轶冬、尹怡，原审第三人李伦修、李在平、周伦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初4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明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明信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1.原审已达到举证法定倒置的情形，明信公司明确要求杨轶冬说明资金去向，但杨轶冬未做说明并提供证据，原审忽略对明信公司有利的事实，未进一步调查取证程序错误。2.明信公司60万元驾驶员押金被侵占是客观事实，一审中已充分证实上任公司管理者存在滥于管理、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严重侵权行为，原审把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明信公司属程序错误。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充分认定杨轶冬始终实际和深度参与明信公司管理的客观事实，忽视杨轶冬、尹怡与公司股东杨忠全、尹全安间存在亲属关系，忽视杨轶冬藏匿公司账本、公款私存，以及拒不按法庭要求说明资金流向及用途的重要事实。原审以明信公司收费票据加盖有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公司”）公章，以收费主体系天鹅公司而非杨轶冬和尹怡个人，并以此豁免二人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以商事主体应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审慎处理并明晰财产状况为由，否认或豁免原公司董高监的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结果无视客观事实、背离立法精神，致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形同虚设，必将纵容更多不良企业肆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本案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缺乏事实依据，与立法精神相悖，应当予以撤销改判。 杨轶冬辩称,本案应为返还纠纷，非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事实与证据不符合返还责任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明信公司诉请返还的押金均是天鹅公司、明信公司、李在平等在收取，无证据证明杨轶冬收取并侵占相应款项。明信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发生变更，交接工作已经完成，明信公司现在主张杨轶冬承担返还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尹怡、李在平、李伦修、周伦平二审中均未发表意见。 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轶冬、尹怡退还其在管理明信公司期间占用的向驾驶员收取的押金60万元；2.判令杨轶冬、尹怡向明信公司支付自2015年11月以来占用明信公司资产600000元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153600元（按年利率6.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4日，明信公司召开股东会，明信公司股东天鹅公司、尹全安形成股东会决议：1.同意选举尹全安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任期一年；2.同意聘任李在平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3.同意选举杨轶冬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4.同意公司章程共11章47条。 明信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登记设立，原始股东为尹全安和天鹅公司，2014年8月13日，明信公司股东由天鹅公司、尹全安变更为杨忠全、尹全安。2019年8月7日，天鹅公司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成都榆成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月27日，尹全安、杨忠全作出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尹全安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杨轶冬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二、同意杨轶冬辞去公司监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尹怡为公司监事；三、同意李在平辞去公司经理并免去其职务，重新聘任李伦修为公司经理……；六、会议决定委托杨轶冬办理公司变更手续。 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11月11日期间，尹怡担任明信公司监事。2015年11月11日，尹全安、杨忠全作出明信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决议内容为：1、同意杨轶冬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冯志彬为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2、同意李伦修辞去公司经理并解聘其职务，重新聘任冯志彬为公司经理；3、同意尹怡辞去公司监事并免去其职务，重新选举杨轶冬为公司监事。同日，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轶冬变更为冯志彬，明信公司监事由尹怡变更为杨轶冬。 2015年3月19日，明信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陈万刚交回3月份规费5620元，尹怡在明信公司加盖公司公章处签字。2015年1月26日，明信公司向雷光明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雷光明15000元服务保证金，经手人签名处落款“尹”。明信公司向邹善云、王**、刘根、刘美富等人收取的保证金经办人落款亦为“尹”，明信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由尹怡、杨轶冬收取。 2016年8月19日至2019年2月23日，明信公司多次召开股东会与监事会，参会股东多次讨论了明信公司曾经收取的驾驶员缴纳押金和账本被侵占和藏匿的问题。股东杨忠全、尹全安及监事杨轶冬经通知均未参会。 2017年4月20日，冯志彬向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举报明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轶冬在担任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收取驾驶员保证金未入公司账户，涉嫌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对此出具“根据冯志彬提供的材料无法立案侦查”的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税务局向明信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中载明：明信公司在2016年6月1日在原地税申请了财务负责人变更，财务负责人姓名由杨轶冬变更为邱红英；明信公司在2018年7月27日申请了办税人员变更，财务负责人姓名变更为肖昌莲。明信公司述称目前明信公司财务负责人为肖昌莲。 2018年12月，明信公司向杨轶冬、尹怡、邱红英等人寄送函件，要求其交出2016年11月之前的账本和财务凭证（或书面说明公司账本去向及驾驶员押金等相关情况）。明信公司未收到杨轶冬、尹怡、邱红英有关上述事项的答复。 明信公司提交《收款收据》《收据》若干张，开具单位包括明信公司、天鹅公司，收据载明“合同未到期，保证金金额不退，此据自动作废”、“合同到期后，凭票退款，不计利息”等内容。经手人落款处有“杨”、“尹”、“李”等手签字迹。明信公司称上述签名分别系杨轶冬、尹怡及李在平签字，款项由经手人收取。明信公司根据上述《收款收据》《收据》整理后形成《（杨轶冬和尹怡管理明信公司期间）驾驶员和经营权主向明信公司交纳的保证金（押金）台账》一份，该台账分别列明经营权编号、对应车牌号、票据编号、开票人、驾驶员姓名、票据金额及开票时间。经明信公司单方统计，上述票据显示票据金额合计60万元。 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杨轶冬收取明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性质，杨轶冬称系代收营运车辆产生的保险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明信公司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系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损害公司利益本质上属侵权行为。首先，本案中，杨轶冬虽然曾系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任明信公司监事，尹怡曾任公司监事，但杨轶冬、尹怡与明信公司的关系无法单独证明二人存在侵占明信公司财产的事实；其次，明信公司提交押金、保证金收据拟证明杨轶冬、尹怡在收取上述款项后未交付公司，但上述《收款收据》《收据》仅在经手人处留有“杨”“尹”的字迹，无法证明保证金亦或押金由杨轶冬、尹怡收取并侵占；再次，《收款收据》《收据》及明信公司单方制作的收款台账中显示部分保证金（押金）由李在平收取，明信公司主张由杨轶冬、尹怡交付李在平作为经手人收取的费用无事实依据。最后，明信公司提交的部分收据加盖天鹅公司公章或财务专用章，表明收取主体系天鹅公司而非杨轶冬、尹怡个人。综上，明信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及股权调整期间应当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审慎处理并明晰财产状况，现明信公司出示的证据未能达到杨轶冬、尹怡存在侵占明信公司财产的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对明信公司要求杨轶冬、尹怡支付二人侵占公司财产6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36元，由原告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明信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2民4704号判决书；2.招商银行锦官城支行调取的明信公司开户资料一份、转账支票一份；3.明信公司自2014年至2016年年底期间32份机动车保险赔偿费用计算书，拟证明杨轶冬、尹怡实际控制明信公司财务。杨轶冬质证认为，该4704号判决书尚未生效，明信公司自始未设置账本，杨轶冬亦未保管，杨轶冬并非明信公司实际控制人；机动车保险费用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和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杨轶冬、尹怡是否存在利用职权侵占明信公司财产的行为。现分析评判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明信公司主张杨轶冬、尹怡在分别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和监事期间，侵占出租车驾驶员缴纳的押金60万元，应予返还，明信公司应就其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明信公司本案举示的驾驶员保证金收据，不足以认定杨轶冬、尹怡存在私自收取驾驶员保证金并据为己有的事实。理由如下：首先，杨轶冬、尹怡分别担任执行董事、监事的期间为2015年1月27日至11月11日，而明信公司举示的收据开票时间跨越2013年8月至2016年10月。该29份票据中，仅有15份开票时间在2015年1月27日至11月11日期间，故开票时间未在该期间内的票据所载收款的事实，不足以认定属于杨轶冬、尹怡在管控明信公司期间侵占公司财产的范围。其次，对于开票时间在2015年1月27日至11月11日的15份收据，4份票据无原件，无法证明存在收款的事实。而有原件的票据，“经手人”处显示“尹”，且均加盖了明信公司印章。本院认为，第一，该“尹”不足以证明为尹怡；第二，虽票据经手人处签署“尹”，但同时加盖了公司印章，不足以认定经手人实际收取了款项并据为己有。且2014年-2016年的部分收据中“经手人”处均有“尹”签字，署名“尹”的经手人签字属履职行为亦具有合理性。再次，明信公司所举示的票据中，除经手人处署名为“杨”、“尹”外，还有部分票据经手人处署名为“张”、“李”，且部分票据还加盖有天鹅公司印章，据此可以认定还存在其他经手人和收款主体。综上，明信公司本案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轶冬、尹怡在分别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监事期间，存在私自收取驾驶员保证金据为己有，侵占公司财产的事实，明信公司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对明信公司上诉主张杨轶冬、尹怡退还驾驶员押金6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明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36元，由上诉人成都明信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云平 审判员  史 洁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盈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