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16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少华，男，汉族，1972年7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文星，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金菊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7672563008。 负责人：杨明，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亮，该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翔，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绵阳信和商贸有限公司（原名：绵阳森腾商贸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临园路东段**森腾大厦** 法定代表人：熊武勇，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45727871016。 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氢，四川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斌，男，汉族，生于1978年3月19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伟，北京德和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军，男，汉族，1969年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伟，北京德和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少华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以下简称商行城西支行）、原审被告绵阳信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公司）、原审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东公司）、原审被告赵斌、原审被告王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5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少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程文星，被上诉人商行城西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亮、蒋剑翔，原审被告惠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氢，原审被告赵斌、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信和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少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依法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进行贷款诈骗罪刑事立案侦查；或撤销原判，依法判定涉案《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程序及法律适用错误。1.绵阳市森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腾公司）与被上诉人就《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申请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的批复》规定，原审法院应不予受理。2.本案中，诸多查明事实证明本案涉刑事犯罪，贷款主合同签订人森腾公司在签订合同时，营业执照已被注销，其已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贷款主体及贷款用途虚假，贷款后款项也去向不明，其已构成贷款诈骗，原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侦查。3.本案应追加漏列的诉讼主体森腾公司。4.原判法律适用错误，合同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继受有两个基本法律条件，第一、合同有效，第二、生效合同签订在前，法人名称变更在后。二、原判事实认定错误。1.原判认定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为有效合同，并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错误。商行城西支行向本案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担保人隐瞒了森腾公司主体资格已经消亡的事实，在明知森腾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和公司名下后，仍欺骗各担保人签署了《最高额担保合同》，违背了诚信原则。2.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签署人是森腾公司，而不是信和公司，从合同相对性来讲，信和公司与本案主债务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本案担保人与信和公司也没有任何担保合同关系。3.本案主合同因主体消亡而应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依法也认定为无效合同。4.原判基于对利息的认定错误，而导致判决金额超过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商行城西支行辩称，上诉人所说的理由和情况完全没有证据，森腾公司名称变更仅是登记变更，不影响担保成立。公证处没有办法提供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只能通过诉讼保障权益。 惠东公司述称，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已对我们提出了撤诉但没有处理。 赵斌、王军述称，本案是否涉及刑事犯罪，请法院根据案件证据进行认定。 商行城西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信和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993326.36元及其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1）支付2014年7月21日至2016年8月3日的利息1879026.86元（包括罚息和复利）；（2）以借款本金5993326.36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4日起至全部借款本金给付之日，按照月利率11.25‰计付利息；（3）从2016年8月4日起对每个月未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1.25‰计收复利，至全部利息付清之日止】，未按生效判决履行给付义务的，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惠东公司、秦少华、赵斌、王军分别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8日，森腾公司作为甲方与商行城西支行作为乙方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森腾公司向原告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12日起至2014年8月1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5‰，按月结息，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即11.25‰月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即11.25‰月利率）计收复利，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该合同签订后，森腾公司、商行城西支行共同向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申请办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8月15日，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出具（2013）绵国证证经字第045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确认自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2013年8月12日，惠东公司作为甲方与商行城西支行作为乙方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惠东公司自愿为森腾公司自2013年8月12日起至2014年8月11日止在商行城西支行形成的债务6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森腾公司依主合同与商行城西支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用、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森腾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次担保由保证人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受保证人与总行所签合作协议相关条款的制约。同日，王军、秦少华、赵斌分别与商行城西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3年城西字第022013119号、第022013120号、第02201312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森腾公司自2013年8月12日起至2014年8月11日止在商行城西支行形成的债务600万元提供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森腾公司依主合同与商行城西支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用、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森腾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商行城西支行于2013年8月12日按照合同约定向森腾公司发放借款600万元，该笔借款按照借款合同中有关贷款资金受托支行的相关规定，同日，商行城西支行接受森腾公司受托支付方式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本人放款账户中对外支付贷款资金向绵阳达力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借款600万元。 森腾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由股东王军、赵斌、李军、秦少华共同出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赵斌。2013年7月16日，森腾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监事，将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和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为50年、同意修改后的《章程》，并由股东邓光华、熊武勇签字并捺印，森腾公司加盖公章。2013年5月29日，经四川省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森腾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和公司。2013年7月24日，四川省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信和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3年8月14日，绵阳市公安机关出具印章销毁证，确认森腾公司交章时间为2013年8月14日，交章两枚，编号分别是5107030034947、5107030034948。 另查明，借款合同到期后，被告信和公司向原告商行城西支行偿还借款本金6673.64元，被告惠东公司为信和公司代为偿还借款本金5993326.36元，共计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28日，被告尚欠利息共计4589619.08元。 一审法院认为，森腾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和公司后，森腾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信和公司享有和承担。原告与被告信和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分别与被告王军、秦少华、赵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森腾公司变更其公司名称仅属于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不影响其主体的同一性，森腾公司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对秦少华辩称其签订担保合同时，森腾公司的主体已经消亡，原告审查不严格存在重大过错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秦少华辩称森腾公司向原告贷款属于诈骗行为，因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案涉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查明截止2018年12月28日，信和公司尚欠利息共计4589619.08元。现商行城西支行要求信和公司偿还截止2018年12月28日的资金利息4589619.08元，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信和公司未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原告本息，现商行城西支行要求信和公司以利息4589619.08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29日起按月利率11.25‰计算的复利，符合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庭审中，商行城西支行申请撤回对惠东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要求其庭审后提供书面申请书，但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应视为商行城西支行放弃其请求。惠东公司、王军、秦少华、赵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森腾公司、商行城西支行共同向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申请办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但商行城西支行和本案四位担保人并未对《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四川省绵阳市国证公证处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证债权文书对主债务和担保债务同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执行；仅对主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担保债务的，对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对担保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主债务的，对主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的规定为由，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现商行城西支行起诉要求借款人信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以及要求担保人惠东公司、秦少华、赵斌、王军承担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遂判决：一、被告绵阳信和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行城西支行截止2018年12月28日的资金利息4589619.08元，并承担该款的复利，计算方法：以利息4589619.08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1.25‰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复利，上述资金的复利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秦少华、赵斌、王军对本判决第一项的给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行城西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组织了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秦少华提供了涉商业银行借款合同纠纷的判决书，证明：在此类借款中，提供担保的自然人均有股东身份，而上诉人之所以提供担保，是错误认为自己系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商行城西支行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该类判决之前的案件已经有50多件，但这里只提供了30多份，可见是有选择的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没有规定只有股东能够提供连带担保。原审被告赵斌、王军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原审被告信和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达不到上诉人基于股东认识错误提供担保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商行城西支行可以不经过诉讼，持公证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债权文书的当事人信和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但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另行诉讼，是债权人商行城西支行的权利，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仅对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予以否定，而本案中商行城西支行并非是对债权文书内容有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是依据合同约定提起诉请。本案不属于上述批复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秦少华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效力的问题。首先，本案中森腾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信和公司后，依然以森腾公司名称与商行城西支行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关于更名企业名称和印章使用的相关规定，但究其实质，更名前与更名后的公司仍实属同一主体，并未变更、消亡。且商行城西支行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的义务，信和公司对本案债务也未提出异议，故不应以信和公司在使用公章及名称上具有表面瑕疵而否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信和公司已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参与本案诉讼，本案不存在漏列森腾公司诉讼主体情况。其次，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借款时，往往由第三者提供担保，且多为连带保证担保。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人，这是降低贷款风险的一种方式。上诉人秦少华同意提供担保，应当推定为充分了解行为的后果。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的，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即便商行城西支行在发放案涉贷款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疏忽和过失。但上诉人秦少华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商行城西支行和信和公司之间具有恶意串通的事实，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商行城西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信和公司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上诉人秦少华提供担保。故本案中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有效。最后，上诉人秦少华主张信和公司相关人员涉嫌构成贷款诈骗因未有证据予以支持，其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秦少华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上诉人秦少华未提交其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过程中曾受到欺诈的证据。其次，即使如秦少华所言，秦少华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受到了信和公司的不当影响，但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债权人商行城西支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故本案不属于担保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可免除担保人责任的情形，秦少华关于其可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信和公司是否欺骗秦少华提供担保，并不必然导致商行城西支行和秦少华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原审判决认定秦少华应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四、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超诉请判决情形的问题。上诉人秦少华主张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截至2018年12月28日，利息应当为235.2万元，逾期罚息为117.6万元。原判认定的4589619.08元利息金额缺乏事实依据，且在利息包含了罚息、复利后，以此为基础，自2018年12月29日起按月利息1.125%支付复利，也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约定并超出了商行城西支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4.2.1条约定：“月利率为0.75%的固定利率......。”第9.5条约定：“......同时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可见，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对本案中因固定利率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复利都进行了约定。此外，案涉合同约定付息日为每月20日，根据合同第9.7条的约定，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应当计收复利。商行城西支行一审诉请中利息包含了罚息和复利的主张，亦与合同约定相吻合，结合秦少华在一审庭审中对利息计算的方式并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作出裁判，不属于超出商行城西支行诉讼请求范围的情形。秦少华的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秦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906元，由上诉人秦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光明 审 判 员 李 维 审 判 员 张 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云锋 书 记 员 伍静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