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122。 法定代表人：高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峰，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聚得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柏庐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祝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怀静，上海四维乐马（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伴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昆山聚得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由聚得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9月之后，聚得公司已经停止向益伴公司供货，案涉《协议书》中却包含了未供货开票金额，聚得公司在诉讼中故意伪造证据、虚构供货事实，存在虚假诉讼行为，而一审判决却以聚得公司伪造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根据益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20）浙杭证字第1965号《公证书》，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祝超于2018年5月21日向益伴公司员工徐燕萍发送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威凌及聚得自2017年9月未接单交货”，即聚得公司和昆山威凌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凌公司）自2017年9月就停止向益伴公司供货了。并且，在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曾对祝超在邮件中的该意思表示“威凌及聚得自2017年9月未接单交货”着重询问了聚得公司的代理人及在场的祝超本人，聚得公司的代理人及祝超本人的答复是：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份起就未再接受益伴公司的新订单，但同时辩称“仍然在销售库存”，而当益伴公司要求聚得公司提交“销售库存”的相关凭证时，聚得公司却提供了与本案无关的何小余兼职帮助徐燕萍QQ联系其他供应商下单购货的聊天记录，并伪造了多张《苏州新亚电通电子有限公司供应商送货单》（这些送货单的名称、供应商代码、货物内容均是伪造的）以及套用了益伴公司从其他第三方进货并发货的相关《送货单》,试图捏造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之后还依然向益伴公司供货的假象。然而，尽管益伴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聚得公司存在故意伪造证据和虚构供货事实的情况，并在庭审中向一审法官强烈反映了聚得公司上述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的虚假诉讼行为，并且，聚得公司在庭审中自己也承认案涉聊天记录反映的是2017年9月之后何小余兼职帮助徐燕萍向第三方下单购货的行为（可以调取原审法院的庭审视频录音），但一审法官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并错误地认为徐燕萍与何小余间的聊天记录及聚得公司故意伪造与套用的送货单可以佐证2017年9月份之后仍然有销售库存的行为。此外，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书》是证明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金额的直接证据，《协议书》已经就所欠货款金额的具体组成进行详细列明，且益伴公司也认可相关发票均已抵扣认证，仅凭祝超向徐燕萍发送的该份邮件的陈述不足以推翻《协议书》的证明效力。对此，益伴公司认为，首先，根据聚得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20）苏昆正信证字第1292号《公证书》中的《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涉案《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是《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的总货款金额扣减已付款金额得出来的，而并非单纯地按照《协议书》中发票票面金额的简单相加，而《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的总货款金额却包含了2017年9月之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所以依据该对账明细表而得出的涉案《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明显包含了2017年9月之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中“《协议书》已经就所欠货款金额的具体组成进行详细列明”的裁判理由明显错误。虽然益伴公司在庭审中明确了案涉协议书中载明的发票已经收到并已经抵扣认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在益伴公司不认可聚得公司供货的情况下，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是无法证明聚得公司已经向益伴公司交货的事实，更何况聚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祝超的电子邮件中的意思表示也已经证明了：自2017年9月聚得公司和威凌公司就未向益伴公司供货了。所以，在聚得公司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自2017年9月后还有向益伴公司供货的情况下，包含未供货开票金额的案涉《协议书》并不能直接证明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的货款金额，因此，根据聚得公司自己向法院提交的案涉《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和祝超向徐燕萍发送的该份未供货的邮件陈述足以推翻涉案《协议书》的证明效力，所以依据案涉《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而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明显存在与实际供货情况不符，故一审判决裁判理由明显错误，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二、益伴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代聚得公司向研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兆公司）支付的货款50万元并未在《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扣减，依据《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而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存在明显错误，该错误充分证明了徐燕萍是在不清楚付款情况的情形下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主观上对案涉《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一审判决仅凭“附言内容系益伴公司单方备注，聚得公司不予认可”为由就随意否定了该份50万元代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另外，一审法院对益伴公司提交的益伴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代聚得公司向研兆公司支付50万元货款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认为“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代付聚得公司货款系益伴公司单方备注，聚得公司不予认可，无法作为益伴公司代付款项予以扣除”，对此，益伴公司认为，银行转账凭证中的附言内容由转账方单方备注完全符合常理和银行转账的日常操作。因此，一审判决以“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代付聚得公司货款系益伴公司单方备注”和“聚得公司不予认可”为由认定该份转账凭证无法作为益伴公司代付款予以扣除，明显不符合常理，是一种是十分荒谬、自相矛盾的司法认定。此外，在《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的威凌公司与益伴公司的对账部分中，统计的已付款中同样包含了益伴公司代聚得公司的关联公司威凌公司向研兆公司支付货款的记录，也从侧面证明了益伴公司替聚得公司代付货款的高度可能性。况且，该份代付款的转账凭证上有银行的盖章，是一份客观真实有效的证据。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客观真实的书面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言辞证据，所以原审判决在聚得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以“聚得公司不予认可”的答辩意见就否定了该份转账凭证的真实有效性，这明显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如上所述，涉案50万元代付款的转账凭证是客观真实有效的，《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并未将该笔代付款进行扣减，《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的剩余货款金额存在明显错误，进而依据该《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而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也同样存在错误，该错误也充分证明了徐燕萍是在不清楚付款情况的情形下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主观上对案涉《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所以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裁判理由错误的问题。三、因聚得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给益伴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部分并未在《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扣除，依据《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益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因聚得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给益伴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供方补偿处理单》和（2020）浙杭证字第1966号《公证书》。经过聚得公司质证，聚得公司认可了这部分因产品质量问题给益伴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辩称这部分经济损失已经在对账中扣除了。然而，经益伴公司仔细查看，益伴公司发现《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的聚得公司与益伴公司对账部分中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扣减记录，所以《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的内容明显与聚得公司庭审中的陈述不符，《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中的剩余货款金额与事实不符，进而依据该《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而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也存在明显错误，这也再一次证明了益伴公司员工徐燕萍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对《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的内容根本不知情，主观上存在重大误解。然而，一审法官对这一问题竟然熟视无睹，并在判决中直接认定与本案无关，对这一重要事实不予考虑，故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四、聚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和何小余多次单方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并不能证明案涉《协议书》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签订的，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审法官曾就案涉《协议书》的具体签订过程及签订地点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核实。经当庭核实后，案涉《协议书》是在聚得公司所在地的一家咖啡馆内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也是现场打印出来后进行签署的。由此可见，聚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然是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祝超事先准备好并胁迫徐燕萍盖章的，该份《授权委托书》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其并不能证明是益伴公司向徐燕萍特意出具并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的事实，反而欲盖弥彰地凸显了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祝超试图通过该份《授权委托书》的表面合法性来掩盖案涉《协议书》的虚假与不正当性。此外，针对聚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何小余多次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益伴公司认为，现实中对账行为是双方互动确认的行为，而聚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何小余多次向徐燕萍发送的对账邮件均是何小余单方向徐燕萍发送的，徐燕萍对这些对账邮件并未正式回复确认。更为关键的是，何小余向徐燕萍发送的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以《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为附件的那封对账邮件，徐燕萍根本就没有回复确认过。直到此次开庭审理，聚得公司当庭拿出了这份对账明细表，徐燕萍才知道有这么一张对账明细表，也才意识到何小余在该对账明细表中故意将2017年9月后未供货的开票金额计入总货款内。所以，一审判决“结合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及聚得公司何小余曾多次向徐燕萍发送有关对账邮件等事实，应当认定该份《协议书》系在双方经过协商后而签订”的这种司法认定明显错误，与事实不符。此外，一审判决认为“益伴公司从未向聚得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相反于2018年7月31日向聚得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对此，益伴公司认为，如果益伴公司对《协议书》内容无异议的话，那么按常理来说会按照《协议书》约定进行付款，怎么会在2018年7月31日支付了一笔款项后就停止付款了呢？显然，益伴公司停止付款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其对《协议书》内容是存有异议的，至于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与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后还向聚得公司付款，则恰恰反映了益伴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法律意识不强，主观上对案涉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所以，如上所述，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裁判理由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存在明显错误。五、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益伴公司有关徐燕萍基于重大误解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直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由益伴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如上所述，益伴公司已经通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祝超向徐燕萍发送的威凌及聚得自2017年9月未接单交货的邮件内容的（2020）浙杭证字第1965号《公证书》、50万元的涉案代付款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供方补偿处理单》以及（2020）浙杭证字第1966号《公证书》等相关证据，并结合案涉《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已经充分证明了依据《威凌聚得-益伴对账开票收款明细表》而得出的案涉《协议书》中的货款金额是明显错误的事实，益伴公司员工徐燕萍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对供货情况和付款情况并不了解，主观上存在重大误解，益伴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反观聚得公司，在聚得公司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明其自2017年9月后还有向益伴公司供货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聚得公司代理人的一句“在销售库存”和提供与本案无关的何小余兼职帮助徐燕萍向第三方供应商下单采购货物的聊天记录以及聚得公司故意伪造与套用的《送货单》，就简单地认为“对于邮件往来中的未供货陈述，聚得公司在庭审中已经做出了说明”,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一审法官明显存在不公，有故意偏袒一方、徇私枉法的嫌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法律适用明显错误，故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当庭补充如下：请求二审法院将聚得公司一审中的虚假诉讼行为移送公安。 聚得公司答辩称，一、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这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应当根据该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双方有着较为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经对账确认，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在江苏省昆山市签订《协议书》一份，确定截至2018年6月24日，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为4464311.89元，扣除聚得公司应支付给益伴公司的补偿款150000元，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为4314311.89元，同时约定，益伴公司应于2019年3月底支付聚得公司货款1270000元，协议签订后每个月支付100000元，并于2019年9月底之前付清上述全部款项。但协议签订之后，益伴公司仅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100000元，其他款项没有支付，因此，益伴公司共计尚欠聚得公司货款为4214311.89元。同时，该协议书对于益伴公司所欠款项的组成部分即由哪些发票项下的金额组成均予以载明，另该协议书的文本系益伴公司制作并供双方签署，因此，该《协议书》内容具体明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益伴公司应当根据该协议来支付所欠聚得公司货款。二、益伴公司上诉称，徐燕萍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如上所述，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对于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4464311.89元款项的组成部分即由哪些发票项下的金额组成均一一予以列明，且所有发票均由益伴公司进行了抵扣和认证；2、徐燕萍系益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益伴公司与聚得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基本是与徐燕萍进行沟通，在签订协议之前，聚得公司亦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徐燕萍发送了有关对账明细，在此情况下，徐燕萍持有益伴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前往昆山签署上述协议书。因此，该协议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之后所签订，并非是在徐燕萍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订的。3、虽然益伴公司在一审开庭前向法庭撤回了反诉请求，但其提交的反诉状中称聚得公司系以合法形式掩盖益伴公司上述已付款的事实从而达到要求益伴公司继续付款的非法目的，在一审庭审中益伴公司又称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此协议，由益伴公司上述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可以清楚的知道，益伴公司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规定，显然，就是在为其不诚信的行为寻找借口，退一步讲，不管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还是存在重大误解，益伴公司在法庭上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4、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在《协议书》签订后至2019年9月23日，聚得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长达一年多时间内，益伴公司从未向聚得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相反于2018年7月31日向聚得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5、在上述《协议书》的第6.2条明确载明：“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等情形，亦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导致显失公平情形。本协议一经作出，合法有效，不可撤销。”由本条款，并结合益伴公司的行为来看，本协议的签订根本不存在益伴公司所谓的重大误解，益伴公司的上诉所称完全是颠倒黑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益伴公司上诉称，徐燕萍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书》，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益伴公司上诉称其分别于2017年11月1日支付的1450000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的200000元、2018年3月2日支付的2866056元应在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的款项中予以扣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样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原则。1、益伴公司所称的分别于2017年11月1日支付的1450000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的200000元、2018年3月2日支付的2866056元等三笔款项均发生在双方最终签订协议的2018年6月25日之前，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对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全部货款对账之后所形成的，因此，益伴公司单独把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的上述三笔款项拿出来用于抗辩系对该协议项下款项的支付，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益伴公司的这一诉称不符合常理，如上所述，上述三笔款项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如果视为对协议书中部分款项支付的话，则应直接在该协议中注明应当另行扣减上述三笔款项或直接在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的总货款中直接扣除即可，如双方在协议书中就约定了聚得公司补偿益伴公司15万元，上述款项直接在益伴公司所欠款项中予以扣除，但对于益伴公司所提及的上述三笔款项，协议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约定，根据益伴公司的逻辑，在此之前益伴公司支付的任何一笔款项，益伴公司均可以以此理由进行抗辩，因此，益伴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显然不符合常理。3、我们注意到，益伴公司提出的上述三笔款项合计为4516056元，而根据上述《协议书》，在聚得公司未收到益伴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的100000元前，益伴公司合计尚欠聚得公司货款为4314311.89元，而益伴公司却上诉称已经支付了4516056元，根据益伴公司的逻辑，也就是说在双方签订本协议之前，益伴公司就已经不仅不欠聚得公司货款，还向聚得公司多支付了部分款项，益伴公司却在此情况下仍然与聚得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确定了欠款金额以及付款时间，在益伴公司产生如此“重大误解”，并导致自己可能产生400多万元损失的情况下，其不仅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而仅是在聚得公司提起诉讼之后才提出如此抗辩，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本案的事实永远只有一个，就是益伴公司违背民法所规定的的诚信原则，故意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另外，在益伴公司已经多支付款项的情况，其不仅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仍还于2018年7月31日又系向聚得公司支付了10万元，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很显然，益伴公司的这一上诉意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在双方的往来邮件公证书中，清楚的载明，双方实际供货时间到2018年3月份，并非如益伴公司所讲的到2017年9月份，2018年4月份双方依然在对聚得公司供货数量及货款在进行对账，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在货物交付之后，即进行对账，对账之后，聚得公司开具发票，益伴公司在收到聚得公司提供的发票之后三个月内进行付款，因此，益伴公司辩称的上述已付款4516056元实际为《协议书》中列明的发票之外的聚得公司已开具发票的付款，与《协议书》付款无关，因此，益伴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应在协议书约定的货款中予以扣除没有事实根据。5、在双方的往来邮件的公证书中，清楚的载明，截至2018年3月，聚得公司合计开票16231304.95元，截至2018年3月益伴公司已经支付11766993.06元，二者相减，即为协议书中载明的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的货款4464311.89元，而在上述聚得公司已经收到的11766993.06元中，就包括了益伴公司所讲的2017年11月1日支付的1450000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的200000元、2018年3月2日支付的2866056元等三笔款项。由此可见，该《协议书》是在双方在对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货款全面对账后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签署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重大误解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益伴公司所辩称的上述三笔款项在双方进行最终结算时已经计算在益伴公司的已付款项中，并不存在益伴公司所谓的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终上所述，益伴公司上诉称其分别于2017年11月1日支付的1450000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的200000元、2018年3月2日支付的2866056元应在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的款项中予以扣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益伴公司上诉称其于2017年11月29日代聚得公司向研兆公司支付的货款50万元，同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完全正确。首先，聚得公司从未要求益伴公司代付上述款项，益伴公司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聚得公司委托其支付上述款项，转账凭证中的附言，系其单方备注，与聚得公司无关。其次，从双方的《协议书》来讲，已经就益伴公司所欠聚得公司款项进行了详细列明，因此，在诉讼过程中益伴公司在提起要求扣除该笔款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益伴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请求。针对补充上诉意见：一审中，聚得公司向一审法官提交了要求追究益伴公司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我们认为是对方在向法院进行虚假陈述。 聚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益伴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214311.89元；二、益伴公司赔偿聚得公司利息损失自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到益伴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三、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由益伴公司承担。诉讼中，聚得公司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益伴公司赔偿聚得公司利息损失自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到益伴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益伴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燕萍系益伴公司股东，系益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载明兹委托徐燕萍代表我公司签署与昆山聚得光电电子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书。2018年6月25日，益伴公司作为甲方、聚得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甲乙双方系客户与供应商关系，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乙双方已没有任何业务往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双方之间在本协议签署日前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货款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8年6月24日，甲方尚欠乙方货款共计4464311.89元，以上货款具体明细如下：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0、金额116500.2；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1、金额116536.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2、金额113552.4；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3、金额115886.8；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4、金额116999.8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5、金额116912.5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6、金额116997.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7、金额116997.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8、金额116105.8；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59、金额116999.88；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0、金额114095.12；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1、金额116999.8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2、金额116999.8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3、金额116999.8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4、金额116292.46；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5、金额113512.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6、金额107102.8；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7、金额116999.1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8、金额116999.1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69、金额116999.1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70、金额107413.15；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71、金额93941；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72、金额108000；开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发票号码×××73、金额66937.69；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75、金额116474.2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76、金额112630.82；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77、金额116497.9；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78、金额10071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79、金额110513.82；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80、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81、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82、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4、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5、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6、金额116999.45；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7、金额104258.3；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8、金额104340.9；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59、金额95940.8；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0、金额92135.2；开票日期2018年4月28日、发票号码×××61、金额116027.5；合计4464311.89。二、补偿事宜鉴于乙方及其关联人员出于报复心理，向甲方的多个客户散布谣言，致使甲方多个客户已停止向甲方下订单，乙方的该等行为已给甲方造成了严重的商誉损害，并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愿意以甲方尚欠其的货款作为补偿款向甲方补偿，补偿金额为15万元，乙方同意甲方可从其货款中直接扣除上述补偿款项。三、付款方式1.扣除乙方给予甲方的补偿款后，经甲乙双方最终确认，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为4314311.89元整，该款项自本协议签署后次月起开始分期付款，具体付款方式如下：1第一笔付款金额为127万元整，甲方需于2019年3月底付清该款项，甲方每月付款金额不低于10万元但2018年12月当月甲方不付款；22019年9月底，甲方付清剩余款项，甲方每月付款金额不低于10万元，如因甲方资金周转困难或其他因素导致甲方付款困难，甲方可以提前通知乙方，对上述每月付款金额进行调整；2.乙方同意甲方可自行选择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汇票等形式支付上述款项。四、其他约定乙方保证，若在上述款项支付期间，因乙方、乙方股东或其工作人员或其关联人员，对甲方进行任何不利行为或散布对甲方的不利信息时，甲方自知晓该等行为之日起，甲方有权立即终止付款，并没收乙方所有剩余代付款项，并且甲方有权根据自身损失，向乙方追究法律责任及损害赔偿。五、甲乙双方承诺与保证一甲方承诺并保证1.甲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甲方承诺，本协议所涉债权债务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认，系合法、真实的；3.甲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确认之付款方式及时向乙方分期付款；4.甲方承诺，待甲方向乙方完成交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5.甲方同意待其向乙方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均不得基于原合同或原订单等相关材料再行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二乙方承诺并保证1.乙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乙方承诺，本协议所涉债权债务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确认，系合法、真实的；3.乙方承诺，上述货款支付之前，乙方会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因其行为给甲方造成的不良影响，待甲方向乙方完成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4.乙方同意收到甲方支付以上款项后，甲乙双方均不得基于原合同或原订单等相关材料再行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且本协议所涉货款及货款支付方式，乙方均不会向甲方主张利息等其他权利；5.乙方保证，因其欠供应商或与其他第三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行为，均与甲方无关，并保证不会再对甲方商誉造成损害，否则，甲方有权立即终止付款，并没收乙方所有剩余待付款项，有权向乙方主张损害赔偿。六、甲乙双方一致承诺并确认一乙方同意，若在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期限内，乙方因其欠供应商货款纠纷或与其他第三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的，如果牵涉甲方在内的，甲方在收到其他第三方请求或有关诉讼案件需配合审理的材料之日，甲方有权立即停止付款，待纠纷解决后再行确认剩余款项的支付，并且，因乙方的上述行为造成甲方停止付款的，若后续恢复付款，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支付利息等其他权利并应向甲方承担因此所遭受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甲方的该等损失，可直接从乙方剩余的代付款项中直接扣除，若待付款项不足以支付甲方损失的，乙方需另行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二本协议系其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等情形，亦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导致显失公平情形，本协议一经作出，合法有效，不可撤销。协议还就其他内容作出约定。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由益伴公司盖章，徐燕萍签字，乙方处由聚得公司盖章，祝超签字。上述协议书签订后，益伴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聚得公司货款10万元。另认定，益伴公司曾于2017年11月1日转账支付聚得公司货款145万元，于2017年12月1日转账支付聚得公司20万元，2018年3月2日背书转让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给聚得公司，票面金额为2866056元。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聚得公司何小余与益伴公司徐燕萍就双方之间交易往来通过邮件进行沟通。2018年6月17日，何小余向徐燕萍发送邮件，内容为对账单和发票明细，该份邮件附件2017.82018.3益伴已支付聚得货款中包括前述三笔款项。2018年5月21日，聚得公司祝超向益伴公司徐燕萍发送邮件称小徐，以下为益伴应付及未对账目：2家公司威凌、聚得合计待收款：6237410.13，剩余未对账聚得59606.5，威凌419624.985，海康质保金50万。威凌及聚得自2017年9月末未接单交货至今已半年有余，以上款项需请您帮忙尽快安排支付，供应商也一致在跟催我们所欠货款，因此请尽快帮忙处理，给出具体的支付方式及时间，我们也好针对付款对公司下一步的处理有所定性，非常感谢。庭审中，益伴公司明确协议书中载明的发票已经收到并已经全部抵扣认证。 一审法院认为，聚得公司与益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书》约定，截至2018年6月24日，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4464311.89元，扣除聚得公司应支付益伴公司的补偿款15万元及益伴公司已支付货款10万元，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4214311.89元。益伴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至迟于2019年9月底前付清该笔款项，因益伴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聚得公司有权要求益伴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益伴公司辩称已于2017年11月1日支付聚得公司货款145万元，于2017年12月1日支付20万元，于2018年3月2日支付2866056元，以上合计4516056元，所欠货款已经全部付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协议书》载明的对账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24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益伴公司抗辩的三笔货款的付款时间均在《协议书》对账及签订之前；其次，根据聚得公司提供的其工作人员何小余与益伴公司徐燕萍之间的邮件往来，前述三笔款项已经包括在《协议书》签订前益伴公司的已付款中；第三，庭审中益伴公司陈述双方的交易模式为益伴公司收到货物及发票后向聚得公司付款，《协议书》载明的发票开具时间为2017年10月26日和2018年4月28日，其中2017年10月26日的开票金额为2692780.7元，2018年4月28日的开票金额为1771530.89元，而益伴公司抗辩的三笔款项中第三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为2018年3月2日，即付款时间早于发票开具时间，与其关于发票开具时间及付款的先后顺序陈述相矛盾。综合以上三点，益伴公司有关《协议书》中约定的欠款金额已经全部付清的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益伴公司辩称徐燕萍在签订《协议书》时对益伴公司欠款情况不清楚，系在重大误解情况下进行签字确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协议书》第一条货款部分就欠款4464311.89元的组成进行了详细列明，且载明每张发票的发票号码，益伴公司认可收到该些发票且已经全部抵扣认证；第二条补偿事宜中载明因聚得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出于报复心理，向益伴公司多个客户散布谣言，对益伴公司造成损失，补偿15万元，第四、五、六条也有关于益伴公司在有关情形下有权停止付款的约定，结合益伴公司向徐燕萍出具《授权委托书》用于签订案涉《协议书》及聚得公司何小余曾多次向徐燕萍发送有关对账邮件等事实，应当认定该份《协议书》系在双方经过协商后而签订，并非益伴公司所抗辩的徐燕萍对欠款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签订；其次，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在《协议书》签订后至2019年9月23日聚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益伴公司从未向聚得公司提出对《协议书》内容有异议，也未提起相关撤销权诉讼，相反于2018年7月31日向聚得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综上以上两点，益伴公司有关徐燕萍基于重大误解签订案涉《协议书》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益伴公司辩称2018年5月21日聚得公司祝超向益伴公司徐燕萍发送邮件称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未接单交货至今已半年有余，表明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开始未再向益伴公司交付货物，而聚得公司主张的货款中包括了2017年9月份之后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邮件往来中的该句陈述，聚得公司在庭审中已经做出说明，即聚得公司自2017年9月份未再接受益伴公司的新订单，但仍然在销售库存，且聚得公司提供了徐燕萍要求向第三方发货的聊天记录及送货单用于佐证2017年9月份之后仍然有销售库存的行为；其次，《协议书》是证明益伴公司尚欠聚得公司货款金额的直接证据，如前所述，《协议书》已经就所欠货款金额的具体组成进行详细列明，且益伴公司也认可相关发票均已抵扣认证，仅凭祝超向徐燕萍发送的该份邮件的陈述不足以推翻《协议书》的证明效力。综合以上两点，益伴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此外，益伴公司还辩称于2017年11月29日代聚得公司向研兆公司支付货款50万元，并提供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但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代付聚得公司货款系益伴公司单方备注，聚得公司不予认可，无法作为益伴公司代付款项予以扣除。综上，聚得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益伴公司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益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聚得公司货款4214311.89元及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51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5514元，由益伴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聚得公司依据益伴公司签章确认的《协议书》要求益伴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但益伴公司主张该《协议书》系徐燕萍在不清楚付款情况的情形下签订。对此，本院认为，徐燕萍系益伴公司股东，且长期负责与聚得公司之间案涉业务的对账工作；同时，《协议书》中详细载明了欠款金额的组成，益伴公司亦认可已将其中所涉发票全部抵扣认证；该《协议书》签订后，益伴公司还曾向聚得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故应当认定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能够反映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状况，益伴公司应当按约承担支付义务。现益伴公司虽对《协议书》不予认可，但其提出的欠款金额包含未供货开票金额、送货单形制有问题、未涉及因产品质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等异议，均不足以推翻《协议书》的结算效力，且聚得公司已就此作出相对合理的说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双方在签订《协议书》确定未付款金额时理应将此前的已付款均予以扣减，故益伴公司关于未扣除50万元代付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益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未有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514元，由杭州益伴光电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