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2民初2424号 原告：江志容，女，197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信尧，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有志，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仲，男，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小惠（曾用名：徐会，系杨仲之妻），女，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歧，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法定代表人：杨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开剑，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玉希，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任志渠（系江志容丈夫），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原告江志容与被告杨仲、徐小惠、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川0192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徐小惠不服，上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追加任志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10月10日进行了询问。原告江志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有志、被告杨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被告徐小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歧、被告锦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开剑、第三人任志渠均到庭参加诉讼。因双方对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个人还是锦龙公司等事实分歧极大，本院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出庭对质，2020年12月15日任志渠、江志容夫妇与杨仲、徐小惠夫妇均到庭对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志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仲、徐小惠、锦龙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事实与理由：江志容与杨仲、徐小惠夫妇是同乡故友，杨仲夫妇均是锦龙公司股东，杨仲还是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7日，江志容根据杨仲要求向其卡中转入借款100万元，2016年5月7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5年11月10日、12日，根据杨仲、徐小惠的要求，江志容帮徐小惠代付车位款26.3万元，向杨仲账户转入借款23.7万元，合计50万元，同月12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6年4月29日、5月1日，江志容委托丈夫任志渠向杨仲账户、锦龙公司账户分别转入借款20万元、30万元，合计50万元，2016年5月1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9年2月3日，江志容与杨仲结算，杨仲签字确认欠借款本金200万元，月利率按照2分计算。经向三被告多次催还前述借款本息，三被告答应节前付清，但迄今未履行。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杨仲辩称，1.借款人是锦龙公司，杨仲不是借款人，江志容不应当向杨仲主张权利；2.杨仲对代付车位款的事实不知情，也从未与江志容进行结算，是锦龙公司作为确认人与江志容签订的《借款结算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 徐小惠辩称，1.借款人是锦龙公司。2014年5月7日、2015年11月12日，江志容分两次向锦龙公司出借150万元，锦龙公司先后分八次向江志容归还86万元，这些借款和还款均系锦龙公司通过公司财务或者公司借用工作人员个人银行卡收取和支付。徐小惠未收取借款也未还款，更未出具过借条，故不是适格被告。2.徐小惠购买的车位与江志容无关。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华润路****负****车位（以下简称2078号车位）是徐小惠于2015年10月30日向妹妹借款30万元，向华润置地（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转账28万元购买，同日，华润公司出具了收据。3.江志容无权就锦龙公司的债务查封徐小惠的财产。徐小惠与杨仲于2013年6月5日登记结婚，案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之后，江志容查封的均系徐小惠婚前个人财产。综上，请求驳回江志容的全部诉讼请求。 锦龙公司辩称，1.案涉借款本金只有150万元。因为杨仲收到江志容于2014年5月7日、2015年11月12日出借的150万元后将该款转至锦龙公司，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另50万元是任志渠分两次转款，用作锦龙公司流动资金，该50万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处理。2.江志容借给锦龙公司的150万元源于贷款资金，构成高利转贷，其与锦龙公司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综上，锦龙公司的借款本金为150万元，且已归还86万元。 任志渠述称，1.任志渠于2016年4月29日、5月3日共计向杨仲转款50万元，该笔借款是江志容委托任志渠代为转款，锦龙公司的财务和杨仲也出具了收据。2.江志容2015年11月10日出借的50万元系因杨仲称徐小惠急于购买车位，江志容直接到华润公司售楼部代徐小惠刷卡支付的车位款。 围绕本案的争议问题，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一、江志容的举证与杨仲、徐小惠、锦龙公司的质证 证据1.江志容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2.结婚证； 证据3.企业登记信息； 证据4.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 证据1-4拟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江志容与任志渠是夫妻；杨仲与徐小惠是夫妻，且两人均为锦龙公司股东。 证据5.借条、转款凭证、收据； 证据6.《确认书》； 证据7.手机短息。 证据5-7拟证明江志容借款给杨仲夫妇及锦龙公司200万元的事实。 证据8.王守汉、江志芳夫妇的《情况说明》。载明：“江志容、任志渠是我们妹妹、妹弟。2014年5月7日江志容向杨仲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来源于我们，因为我们和杨仲不熟，是江志容借给他的，不是我们借给他的。我们和杨仲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说过借款的事。后来也是妹妹、妹弟在向杨仲要这笔钱。” 证据9.王守汉、江志芳夫妇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8-9证明王守汉夫妇未与杨仲、锦龙公司建立借贷关系。 证据10.银行流水清单。拟证明江志容于2015年11月10日向华润公司转账26.3万元，该款用于徐小惠购买车位。 证据11.网签合同信息。拟证明徐小惠向华润公司购买车位，于2015年11月19日办理网签。 证据12.锦龙公司2015年11月12日出具的收条、客户回执。拟证明针对锦龙公司否认的50万元借款，收条中载明26.3万元系用于购买徐小惠的车位。 证据13.手机短信。拟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还款，徐小惠明确承认要还款。主要内容：（1）2016年8月19日，江志容：“徐姐好！我是志容，我大姐那笔钱请安排一下，他们等着签合同，请谅解！谢谢。”徐小惠回复：“好”。（2）2016年10月12日，江志容：“徐姐好，我昨天已与易会计联系核对了那几笔借款，共计200万元（易会计与万会计也核对了的），请安排一下，我姐急需要这笔钱周转。谢谢！”（3）2019年1月31日，徐小惠对江志容说：“还在收钱，一定安排，放心吧”。江志容回复：“我这边几个地方等到要哇，明天我只有过来等到你安排了”。（4）2017年10月30日，江志容对徐小惠：“徐姐好！我大姐那个钱，请你安排一下，他们要用！！谢谢！！”同年11月27日，江志容对徐小惠：“徐姐好！我大姐那个钱请你尽快安排一下，他们要用！（本金200万元，资金利息结到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7日及2017年1月12日）请月底安排还完。谢谢！”徐小惠回复：“要得，在安排。”（5）2017年11月7日，江志容向杨仲催收：“杨总：你好！我是江志容。我姐他们那钱请您尽快安排一下。谢谢！”杨仲回复：“好的。”12月17日，江志容又催促杨仲：“杨总：我大姐说他们那房子已被涨价了。请尽快安排！！！”杨仲回复：“好。”（6）2019年1月14日上午，江志容向杨仲催收，杨仲回复：“等李科回来双方算一下帐这个月内把这事了结了，你们也为难。感谢支持！”同日晚，江志容告知杨仲：“杨总：跟李科约的明天上午10：30左右在公司见面，请您安排好时间和相关人员参加。”（7）2019年1月21日，江志容对杨仲：“杨总：借款共计256万元（截至2018年12月，李科已核对无误），你这边安排哪个财务来支付，我这边等到急要！”23日、25日、28日、30日江志容不断向杨仲发短信催要。2019年1月31日杨仲回复：“正在收，年前还你们一部分。” 杨仲、徐小惠及锦龙公司的质证意见：1.对证据1-4无异议；2.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该100万元是转到锦龙公司在使用的杨仲卡后，当天就转到了公司出纳邓丽晴卡上，该借款是锦龙公司使用、偿还，杨仲本人从未归还该笔借款。2016年锦龙公司出具的收据上“收款事由”写明是公司借款，月息2分，再次确认该款是公司借款；3.任志渠转给锦龙公司的30万元，任志渠给公司使用的杨仲卡转20万元，20万元收到后也转到邓丽晴卡上，锦龙公司认可该50万元是任志渠的债权，但已抵扣一套房屋给任志渠，锦龙公司与任志渠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4.26.3万元和23.7万元合计50万元是江志容支付的款项，因杨仲使用公司的汽车常停小区，公司以小区另一业主张红名义购买的车位，价款26.3万元，登记名字是张红，与原告提交徐小惠购买的车位无关，该50万元也是锦龙公司的借款，公司仍出具了收据；5.《确认书》是原告先制作好后去找锦龙公司财务，财务人员根据公司还款情况做了一些批复，“确认人”处是锦龙公司，“借款人”处是杨仲代表锦龙公司进行的确认；6.对于手机短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徐小惠在公司分管财务，徐小惠说“在外面收款”是指锦龙公司在外收款，原告催促徐小惠实际上是在催促锦龙公司还款。7.通过原告的举证，发现原告出借的150万元来自于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的197万元贷款，再高利转贷给锦龙公司，高利转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故本案借款合同无效。 二、杨仲的举证与江志容、任志渠的质证 证据1.聘任书； 证据2.任职书。 证据1-2拟证明杨仲系锦龙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杨仲对案涉借款的签字均系代表锦龙公司，并非个人行为。 证据3.证明； 证据4.杨仲4340××××6217银行卡（以下简称6217银行卡）的流水明细。 证据3-4拟证明江志容2014年5月7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11月12日转账23.7万元、2016年4月29日任志渠转账20万元到杨仲6217银行卡，杨仲代收当天即转到公司出纳邓丽晴6214××××9766银行卡（以下简称9766银行卡），9766银行卡系锦龙公司在使用，借款用于锦龙公司，杨仲从未使用该借款，不是借款人，无还款义务。 证据5.2014年8月18日《付款申请单》及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 证据6.2014年11月19日《付款申请单》及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 证据7.2015年8月10日《付款申请单》及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 证据8.2015年11月9日《付款申请单》及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 证据9.2016年5月29日《付款申请单》3份、2016年8月2日《付款申请单》、2016年8月5日《付款申请单》、2016年8月11日《付款申请单》、2016年9月19日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 证据10.2017年1月17日《付款申请单》及锦龙公司转账回单。 证据5-10拟证明：（1）2014年8月18日起，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一直是锦龙公司通过公司付款流程向江志容归还，江志容从未提出异议；（2）杨仲签字的单据均显示其身份是公司领导，系职务行为。 江志容的质证意见：对杨仲的证据无异议。 任志渠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2019年李科、蒋育英对包括2017年1月1日之前的利息都结算清楚了，为何现在又称支付的86万元不是利息，而是本金。 三、徐小惠的举证与江志容、任志渠的质证 证据1.徐小惠在公司任职的情况。拟证明徐小惠仅为锦龙公司股东，锦龙公司与江志容的借贷与徐小惠无关。 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 证据3.消费POS单（华润公司）； 证据4.华润公司出具的收据。 证据2-4拟证明徐小惠购买的2078号车位是他人（账号：6228××××8877）于2015年10月31日向徐小惠账户（账号：6228××××3618）转入30万元，徐小惠于2015年11月10日直接转给华润公司购买2078号车位，2015年11月19日备案。原告主张徐小惠向其借款购买车位不符合事实。 证据5.结婚证； 证据6.2013年购买的锦江区××号车位的房屋信息登记查询记录； 证据7.锦江区华润路36号1栋2单元2层5号房屋的房屋信息登记查询记录； 证据8.武侯区科院街6号1栋2单元5层19号房屋的房屋信息登记查询记录。 证据5-8拟证明原告因本案查封的财产系徐小惠的婚前财产，原告明知债务人是锦龙公司，恶意保全徐小惠婚前财产。 江志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徐小惠名下有两个车位，2015年10月19日的车位款部分来源于原告，因为原告2015年11月10日转款，徐小惠就用该款购买车位。对证据5-8无异议。 任志渠的质证意见与江志容一致。 四、锦龙公司的举证与江志容、任志渠的质证 证据1.锦龙公司与江志容资金往来明细表； 证据2.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2020）川中证经字第828号《公证书》及其附件。 证据1-2拟证明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1月17日，锦龙公司分8次共向江志容还款86万元。 证据3.锦龙公司出具的《证明》； 证据4.杨仲6214××××1666的银行卡（以下简称1666银行卡）银行转账流水记录。 证据3-4拟证明杨仲系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邓丽晴为公司出纳。杨仲1666银行卡、邓丽晴9766银行卡均系锦龙公司在使用。 证据5.任志渠借款给锦龙公司50万元的依据； 证据6.《沙河项目3#楼劳务（任志渠）财务结算》（以下简称《劳务结算单》）； 证据7.任志渠以其子任江浩名义抵房的明细表。 证据5-7拟证明：（1）任志渠于2016年4月29日向锦龙公司使用的1666银行卡转入20万元，2016年5月1日向锦龙公司转款30万元；（2）2018年1月1日任志渠以其子任江浩名义抵房一套，房款50万元，除去应抵扣任志渠工程款97247元，剩余房款应抵减借款本金402753元；（3）任志渠的借款因存在抵扣工程款和抵扣借款的情形，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证据8.平安银行发给江志容的催款短信。拟证明江志容借给锦龙公司的150万元系其向平安银行的贷款资金，江志容的行为构成高利转贷，其与锦龙公司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江志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2证明锦龙公司自认支付给江志容的86万元是利息。 任志渠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每次付款会计、出纳都注明是利息，与锦龙公司的陈述吻合；对证据5-7无异议，任志渠与锦龙公司有工程款往来，双方于2018年1月19日结算，任志渠应补付锦龙公司402753元。但江志容出借50万元在先，补付房款在后，两者相隔两年多。 五、江志容的补充证据与三被告的质证 证据1.卡折单信息明细表； 证据2.个人授信特度生效通知书； 证据3.特种转账借方传票； 证据4.个人贷款出账凭证； 证据5.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 证据1-5拟证明江志容向平安银行借款是为了归还自身的借款，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并非源于银行贷款。 杨仲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江志容出借案涉资金的来源。 徐小惠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江志容在上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平安银行向其催收款项是1973064.74元，但证据5的合同金额为967500元，收款方是魏富贵，不能达到江志容并非高利转贷的证明目的。 锦龙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杨仲、徐小惠的质证意见一致。 江志容针对三被告质证的反驳意见：被告一直不还钱，原告遂找中介帮忙贷款，银行将贷款转给中介，中介再转给原告。魏富贵是中介的员工。 六、徐小惠的补充举证与原告、第三人的质证 证据1.华润公司出具的2万元定金收据复印件； 证据2.2015年11月10日锦龙公司以张红名义与华润公司签订购买61号车位的《商品房（车位）买卖合同》； 证据3.华润公司开具购买61号车位的发票； 证据4.61号车位的《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录》。 证据1-4拟证明杨仲使用锦龙公司的汽车需要停放，因华润翡翠城一期车位紧张，非业主不能购买，故61号车位仍登记于张红名下，该车位系锦龙公司从江志容处借款26.3万元加上锦龙公司部分资金共28.3万元购买。 江志容、任志渠的质证意见：证据1是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2-4与本案无关，但需说明的是张红购买的是61号车位，而在第一次庭审中阐述的是2078号车位，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徐小惠的证明目的。 徐小惠针对任志渠夫妇质证的反驳意见：（1）2万元定金收据无原件系因华润公司已开具28.3万元的正式发票，包含了定金，定金收据原件已被收回。（2）张红是徐小惠邻居，锦龙公司占用张红名额购买车位，故车位买受人是张红，但定金是锦龙公司给付，原告代锦龙公司支付26.3万元。（3）徐小惠个人购买的车位与原告出借26.3万元给锦龙公司买车位无关，且原告与锦龙公司之间对26.3万元借款无争议。 本院对原、被告举证的认证意见：1.徐小惠提交的证据5-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2.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对当事人之间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存在异议的证据，其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江志容丈夫任志渠与杨仲是同乡故友，两家关系密切。在案涉借款发生前也曾有借贷发生。 一、江志容主张的第一笔借款100万元 2014年5月7日，江志容向杨仲6217银行卡（与尾号1666是同一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杨仲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江志容（江志芳、王守汉）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月息按贰分计算（资金利息按每季度结算支付一次）。该借款提前通知借款方，借款方须按时归还。”杨仲在借款人处签名。同日，6217银行卡将100万元转到锦龙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 因该借款两年未还，任志渠担忧债权超过诉讼时效，遂找杨仲换借条，杨仲叫其找公司财务。2016年5月7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26），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江志芳、王守汉）；收款方式：转账；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并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 二、原告主张的第二笔借款50万元 2015年11月7日，锦龙公司以案外人张红名义向华润公司给付购买61号车位定金2万元。11月10日，锦龙公司以张红名义与华润公司签订《商品房（车位）买卖合同》，约定张红购买华润公司开发的“华润置地•翡翠城”一期地下61号车位，总价款28.3万元。同日，江志容向华润公司（华润广场）账户转入26.3万元。2015年12月6日，华润公司开具发票载明：“付款方为张红；收款方为华润公司；不动产项目为成都翡翠城一期8栋-1楼61号车位；建筑面积30.53平方米；金额28.3万元；款项性质：购房款。”该车位于2015年11月30日备案登记于张红名下。 2015年11月12日，江志容向杨仲6217银行卡转入23.7万元。同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06）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现金；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事由：收到借款（实收现金23.7万元，余款26.3万元直接支付车库）。”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同日，6217银行卡的23.7万元转入邓丽晴9766银行卡。 三、原告主张的第三笔50万元借款 2016年4月29日，任志渠向杨仲6217银行卡转入20万元。2016年5月3日，任志渠向锦龙公司账户转入30万元。2016年5月1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27），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银行转账；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并加盖锦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日，6217银行卡将该20万元转入邓丽晴9766银行卡。 四、锦龙公司支付的利息 锦龙公司共8次支付利息，每次公司内部均填写《付款申请单》，载明：付款事由“江志容利息”、支付利息的期间、金额、有时还注明“杨总安排支付”或“杨总、徐总安排支付”。会计易晓放签名、财务经理签字。有2张《付款申请单》杨仲在“公司总管分管领导签字”栏签名。每次转账付款前，易晓放或邓丽晴都会给江志容或任志渠打电话，告知支付利息的金额，再从邓丽晴银行卡转给江志容。2014年8月18日、11月25日，2015年2月15日、6月16日、8月18日、12月4日，2016年8月25日，2017年1月17日，邓丽晴银行卡分别向江志容银行账户转入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30万元、20万元，共计86万元。 五、江志容、任志渠的催收及《确认书》的形成 因2016年未还款，2017年也未支付利息，任志渠夫妇多次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向杨仲、徐小惠催要。2019年1月初，面对江志容的催要，杨仲叫江志容、任志渠找公司财务经理李科对账，明确借款总额、已还利息、还欠利息。任志渠与锦龙公司财务对账后，打印出《确认书》，载明：“经核对单据，现将之前我们和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事实确认如下：一、1.2015年11月12日借款50万元（收据号：9088606）；2.2016年5月1日借款50万元（收据号：9088627）；3.2016年5月7日借款100万元（收据号：9088626），三笔合计200万元；二、前述三笔借款约定的利率为月息2分，每季度结算付息，2016年12月底之前的利息已结清；三、截止到2018年12月，前述三笔借款利息合计为1187760元（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计24个月，借款200万元按月息2分计算每季度结算），后期利息继续计算。对前述借款和利息共计3187760元，我们承诺并保证将最大努力，并在江志容许可的期限偿还。”“确认人”一栏打印的是“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锦龙公司会计蒋育英（易晓放辞职后接任）在《确认书》下书写：“借款本金200万元属实。利息已结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未办理结算，请领导确认上述计息标准”。同月15日，锦龙公司财务经理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借款本金贰佰万整属实，利息按月息2%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共欠息96万元（玖拾陆万元整），共欠款本息296万元整，抵房款（节能）40万元，补付256万元（贰佰伍拾陆万元整），请领导审批。” 任志渠又找杨仲、徐小惠签字、锦龙公司盖章。因徐小惠、锦龙公司认为《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试图将借款定为杨仲、徐小惠与锦龙公司的共同借款，故锦龙公司未盖章、徐小惠拒绝签字。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的“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 六、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1.锦龙公司前身是四川国防工业环境艺术工程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于四川国防科技情报研究所。2001年3月11日改制变更为锦龙公司，股东杨仲、徐会（徐小惠曾用名），二人分别出资1000万元、500万元。杨仲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徐小惠任监事。2020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杨仲变更为曾刚。 2.杨仲与徐小惠于2013年6月5日登记结婚。 3.2018年1月19日形成的《劳务结算单》，锦龙公司财务经理李科于2018年1月19日在结算单上签字，并手写：“一、以房抵工程款原价（优惠后）50万元；二、比华利结算详见上面，应付任志渠137265元，扣除4万人工费，实付97265元。三、收-支，任志渠应补付给公司402753元”。任志渠在该结算单上签字。 4.案外人通过账号6228××××8877于2015年10月30日向徐小惠农行账户（账号：6228××××3618）转入30万元。次日，徐小惠向华润公司转账28万元，华润公司当日向徐小惠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徐小惠成都翡翠城一期地下车位2078号楼款28万元。”该车位于2015年11月19日备案登记于徐小惠名下，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载明成交价为28万元。 5.2017年，江志容、任志渠（甲方、借款人）与平安银行（乙方、贷款人及抵押权人）、江志容（丙方、抵押人）签订《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个人循环授信额度，丙方愿以位于天府新区××镇××道××段××号××号××栋××单元××层××号房屋为此额度提供抵押担保。额度金额为967500元，额度期限从2017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共计120个月。 江志容以“装修+购家私电器”之名向平安银行贷款967500元。后平安银行短信催收时，任志渠将催收金额改为1973064.74元后发给徐小惠，用以催收借款。 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收据、《借条》《情况说明》《确认书》、房屋信息查询记录、手机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结婚证、《劳务结算单》《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以及法庭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五个，现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锦龙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是200万元还是150万元 锦龙公司对前两笔借款共计150万元无异议，但认为第三笔50万元借款是任志渠转给锦龙公司的流动资金，该50万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处理。本院认为，首先，50万元中的20万元任志渠转入了杨仲6217银行卡，同日，该20万元转入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2016年5月3日，任志渠直接转给锦龙公司30万元，故该50万元锦龙公司全部收到。其次，锦龙公司对第三笔50万元借款的处理方式与前二笔相同，均出具收据，载明出借人、借款事由、借款金额、利息标准、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锦龙公司对第三笔借款也按照收据确定的月利率2分向江志容给付了2017年前的利息。第三，原告与锦龙公司财务核对借款本息后形成了《确认书》，《确认书》表明锦龙公司承认借款包含第三笔50万元。锦龙公司、徐小惠抗辩称原告起草的《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试图将借款歪曲为三被告的共同借款，故原告要求锦龙公司盖章和徐小惠签字均被拒绝，《确认书》因无公司盖章、无徐小惠签字而未生效。本院对此认为，因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认可，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第四，该笔50万元虽系任志渠转款，但因任志渠与江志容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志渠同意由江志容一人作为出借人主张权利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锦龙公司的利益，且减少诉累。因此，锦龙公司以第三笔50万元借款系其与任志渠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否定江志容的该笔债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锦龙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是200万元。 二、关于杨仲个人应否承担还款责任 江志容主张第一笔100万元借款转账给杨仲，杨仲出具了《借条》；杨仲亦在《确认书》“借款人”处签字，确认借款本金为200万元及利息；杨仲系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锦龙公司出具收据确认，在江志容与杨仲、锦龙公司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故江志容有权要求杨仲归还借款200万元及其利息。杨仲则认为借款人是锦龙公司，其书写《借条》、在《确认书》上签字均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本院认为，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江志容夫妇直接转入杨仲6217银行卡共有三笔，即（1）2014年5月7日100万元；（2）2015年11月12日23.7万元；（3）2016年4月29日20万元。唯有第一笔100万元杨仲以个人名义出具了借条。一般而言，第一笔100万元借款由于系将款项转到杨仲银行卡，且杨仲出具了借条，通常应当认定借款人是杨仲个人。但是，杨仲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普通自然人又是锦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书写借条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应当结合本案的证据予以分析。 第一，从借款的使用来看。杨仲主张其6217银行卡是锦龙公司在使用，从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具有合理性。三笔转入6217银行卡的款项均在收款当日即转入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证明江志容出借的款项并非用于杨仲个人，而是锦龙公司在使用。 第二，从锦龙公司出具的收据来看。江志容先后出借三笔共计200万元，锦龙公司分别向其出具了三张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银行转账”“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等，且都加盖了锦龙公司财务专用章，体现了完整的借贷关系。江志容接收收据的行为表明其认可锦龙公司是借款人。 第三，从利息的给付来看。200万元借款的利息均系锦龙公司支付，锦龙公司先后8次共计支付利息86万元，每次付息公司财务均填写《付款申请单》，载明付款事由、付息期间、利息金额、有时还注明“杨总安排支付”或“杨总、徐总安排支付”，再由会计、财务经理签字。其中2张《付款申请单》上杨仲在“公司总管分管领导签字”栏签名。庭审中，江志容夫妇也承认“每次转账付款前，会计易晓放或出纳邓丽晴都会给江志容或任志渠打电话，告知支付利息的金额，再从邓丽晴银行卡转给江志容。”上述利息支付的审批、支付过程证明，江志容清楚知晓借款人是锦龙公司。 第四，从江志容举示向杨仲、徐小惠催收还款的短信来看。江志容提交的催收短信显示：（1）2016年8月19日，江志容：“徐姐好！我是志容，我大姐那笔钱请安排一下，他们等着签合同，请谅解！谢谢。”徐小惠回复：“好”。（2）2016年10月12日，江志容：“徐姐好，我昨天已与易会计联系核对了那几笔借款，共计200万元（易会计与万会计也核对了的），请安排一下，我姐急需要这笔钱周转。谢谢！”（3）2019年1月31日，徐小惠回复江志容：“还在收钱，一定安排，放心吧。”江志容回复说：“我这边几个地方等到要哇，明天我只有过来等到你安排了。”（4）2017年11月27日，江志容：“徐姐好！我大姐那个钱请你尽快安排一下，他们要用！（本金200万元，资金利息结到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7日及2017年1月12日）请月底安排还完。谢谢！”徐小惠回复：“要得，在安排。”（5）2017年11月7日，江志容向杨仲催收：“我姐他们那钱请您尽快安排一下。”杨仲回复：“好的。”（6）2019年1月21日，江志容致杨仲：“借款共计256万元（截至2018年12月，李科已核对无误），你这边安排哪个财务来支付，我这边等到急要！”1月31日杨仲回复：“正在收，年前还你们一部分。” 从上述催款短信的内容可以得出，其一，江志容向杨仲或徐小惠催收时，用语均是“请安排一下”“请你尽快安排一下”“明天我只有过来等到你安排了”等，均有“安排”或“安排一下”，此用语不同于直接要求杨仲、徐小惠个人偿还。如是要求杨仲夫妇个人归还，则是直接要求还款，无需使用“安排一下”“我只有过来等到你安排了”。“安排”在四川日常生活中有请领导布置、指挥之意，即江志容请求杨仲夫妇安排锦龙公司财务向其还款，这从“我只有过来等到你安排了”“你这边安排哪个财务来支付，我这边等到急要！”可得到证实。其二，从杨仲、徐小惠夫妇的回复“好”“要得，在安排”“还在收钱，一定安排，放心吧”等也得到印证。其三，在江志容提交的多次催收中，无证明其直接向杨仲个人主张偿还借款的证据，证明江志容指向的借款人不是个人，而是锦龙公司。 第五、从《确认书》的形成来看。任志渠夫妇找杨仲催要，杨仲要求先找财务核对本金、利息。核对后任志渠拟定并打印了《确认书》，2019年1月10日找到会计蒋育英签字，蒋育英在《确认书》下书写：“借款本金200万元属实。利息已结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未办理结算，请领导确认上述计算标准”。2019年1月14日杨仲回复江志容：“等李科回来双方算一下帐这个月内把这事了结了，你们也为难。感谢支持！”同日晚，江志容告知杨仲“跟李科约的明天上午10：30左右在公司见面，请您安排好时间和相关人员参加。”次日，财务经理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借款本金贰佰万整属实，利息按月息2%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共欠息96万元（玖拾陆万元整），共欠款本息296万元整，抵房款（节能）40万元，补付256万元（贰佰伍拾陆万元整），请领导审批。”后任志渠又找杨仲签字，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的“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确认书》的上述形成过程表明，江志容指向的借款人也是锦龙公司。 （二）第一笔借款100万元杨仲出具了借条，该款杨仲应否偿还。江志容主张杨仲借款100万元用于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杨仲也应当承担责任。杨仲则以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做抗辩。本院认为，企业不同于自然人，其为法律拟制的人，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活动均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施，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企业的行为，但是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在借贷关系中，一方面其作为自然人可能借贷，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企业借贷。如何区分所欠债务为个人债务还是企业债务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通常而言，在经济社会奉行的基本原则是谁欠债由谁还，即审查以谁的名义借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就由谁来偿还，但这一基本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形。本案中，前面已述100万元借款锦龙公司不仅向江志容出具了收据，确认其借款人地位，利息也由其支付，江志容也向锦龙公司催收，江志容无证据证明其就100万元借款要求杨仲本人偿还，故本院对杨仲关于职务行为的抗辩予以采信。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并不包含出借人与企业均认可法定代表人的借款是企业借款的情形，本案无适用该款的条件。 （三）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应否对借款承担责任 前文已述，《确认书》的由来是任志渠夫妇与锦龙公司对账后由任志渠单方拟定，锦龙公司会计蒋育英确认了差欠的借款本息，报请财务经理李科审核。李科审核时提出抵扣40万元房款，再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仲审批。但《确认书》未加盖锦龙公司印章，这与以前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均加盖印章的交易习惯不同。通过查明的事实，江志容夫妇也要求锦龙公司盖章、徐小惠签字，但是锦龙公司、徐小惠认为“原告起草的《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以‘我们’‘锦龙公司’并称，试图将借款歪曲为杨仲、徐小惠和锦龙公司的共同借款，故锦龙公司拒绝盖章、徐小惠拒绝签字。”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根据前述分析属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 三、关于徐小惠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 （一）江志容主张案涉借款中有50万元用于徐小惠购买住宅附属车位；徐小惠则以锦龙公司向江志容借款购买的是61号车位，其个人购买的2078号车位与江志容借款无关来抗辩。 本院认为，徐小惠为证明其个人购买2078号车位，提交了两方面的证据：1.案外人通过账号6228××××8877于2015年10月30日向徐小惠农行账号6228××××3618转入30万元；次日，徐小惠向华润公司转账28万元，华润公司当日向徐小惠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徐小惠2078号车位款28万元；该车位也于2015年11月19日备案登记于徐小惠名下。2.2015年11月7日，锦龙公司以案外人张红名义向华润公司给付购买61号车位定金2万元；11月10日，锦龙公司以张红名义与华润公司签订购买61号车位的合同，总价款28.3万元；同日，江志容向华润公司转款26.3万元，定金与江志容的转款正好是车位款28.3万元，华润公司开具了发票；同月12日，锦龙公司向江志容出具了收据（单据号：9088606），收据上注明“26.3万元直接支付车库”，该车位于2015年11月30日备案登记于张红名下。比较上述两方面的证据，徐小惠购买2078号车位的付款时间是2015年10月31日，早于江志容2015年11月10日出借26.3万元的时间，足以证明徐小惠购买2078号车位不是源于江志容的借款，江志容的借款系锦龙公司用于购买61号车位，因此，江志容关于其借款用于徐小惠购买住宅附属车位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江志容主张在2016年8月19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其与任志渠多次通过短信向徐小惠催要案涉借款，徐小惠均承诺返还。对此，本院已在任志渠夫妇向杨仲夫妇短信催收处论述，故在此不再赘述。 （三）江志容主张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借款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该意思表示应视为杨仲与徐小惠共同作出。本院认为，前文已述杨仲在《确认书》上的签名属于代表锦龙公司的职务行为，自然不能得出代表徐小惠的结论，且徐小惠拒绝在《确认书》上签字也表明其不同意《确认书》的内容。 （四）江志容主张其借款部分用于徐小惠添置家庭财产，部分用于锦龙公司生产经营，徐小惠不但知情且实际参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案涉借款属于杨仲与徐小惠的夫妻共同债务，徐小惠应对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江志容主张借款给徐小惠个人购买车位与事实不符，本院已作出否定性认定。其次，锦龙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债务应由其承担，既然不是杨仲的个人借款，自无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理由。 四、关于杨仲、徐小惠作为股东应否对公司借款承担责任 江志容主张杨仲、徐小惠是锦龙公司股东，案涉债务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仲夫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锦龙公司，即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可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由杨仲夫妇对锦龙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理由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15号案（以下简称1515案）的支持。 （一）关于案例的类推适用。本院认为，最高法院一直重视案例的指导工作，2010年11月制定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正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为了具体实施这一司法解释，加强、规范和促进案例指导工作，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2015年5月又颁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今年，最高法院又发布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足见最高法院对类案指导的高度重视，避免同案不同判的发生。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根据查明的事实，运用演绎推理确保正确的裁判结果。而类案适用是在法律无规定时，类推适用相似的案例，即将法律于A案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转移适用于法律未设规定的B案例之上。由于类比推理的局限性，必须寻找相类似的案例，探求其规范意旨，以发现同一法律理由。在我国，地位最高的三种案例依次是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最高法院生效的其他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可见，适用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自然，适用效力层次低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案例更应遵循该规则。本案中，江志容提交的1515案属于第三层次，该案例的裁判要旨是：“夫妻二人出资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双方共同共有。即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在此情况下，该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基于此，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作为股东的夫妻二人。”本案中，锦龙公司原为四川国防科技环境艺术工程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2001年3月11日改制变更为锦龙公司，股东杨仲、徐小惠分别出资1000万元、500万元。但二人当时并非夫妻，2013年6月5日方登记结婚，故本案在基本案情上与1515案不同，不具有类推适用的基础。 （二）本案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理由不足。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故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分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公司要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最重要的是拥有独立的财产，即公司财产独立于设立公司的股东个人财产，公司对其财产享有完整的支配权。一旦投资人将某项财产投入到公司，投资人则丧失对该项财产的直接支配权，其对该项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则转变为股权。基于一人公司股东的唯一性，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容易发生混同，故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但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的证明责任则不实行举证倒置。即使是夫妻设立的公司，只要用作出资的财产征得夫妻双方同意，且该项财产的权属已经转移至公司，公司拥有物权法上的直接支配，则公司享有独立的财产。本案中，锦龙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2013年虽结为夫妻，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江志容出借的200万元全部用于锦龙公司，利息由锦龙公司支付，江志容亦向锦龙公司催收，江志容无证据证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故仅仅依据杨仲与徐小惠是夫妻就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江志容与锦龙公司借款合同的效力及欠付利息 （一）关于合同效力。锦龙公司主张根据平安银行发给江志容的催款短信，证明江志容出借的150万元系贷款资金，构成高利转贷，故江志容与锦龙公司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江志容则提交了补充证据证明出借款项并非源于银行贷款。本院认为，江志容出借的三笔款项分别发生于2014年5月、2015年11月和2016年5月，而江志容向平安银行的贷款发生于2017年，且是在出借给锦龙公司的款项未能收回后才发生，故其出借资金并非源于银行贷款，不构成高利转贷，锦龙公司关于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欠付利息。首先，锦龙公司归还的86万元是本金还是利息。锦龙公司主张归还的是本金。本院认为，杨仲提交的《付款申请单》、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均清楚表明归还的是利息，锦龙公司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其次，2018年1月1日任志渠以其子任江浩名义向锦龙公司购房一套，同月19日任志渠与锦龙公司结算，签订了《劳务结算单》，确认任志渠应付购房款与锦龙公司应付劳务款品迭后，任志渠应补付锦龙公司购房款402753元。2019年1月15日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差欠借款200万元、2年利息96万元，共欠本息296万元，抵房款40万元，补付256万元，杨仲亦签字认可，表明双方具有抵销的意思表示。但在诉讼中，锦龙公司却以购房款系其与任志渠之间的关系而不同意抵销。本院认为，锦龙公司与任志渠夫妇互负到期金钱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抵销条件。抵销权是形成权，一经通知对方即发生等额债权消灭的结果。且抵销简化债务清偿，节约成本，便利当事人，故本院对双方债权在402753元范围内抵销予以确认。第三，由于双方未约定是抵销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抵销的应当是利息。因此，锦龙公司差欠江志容的利息中应当扣减402753元。 综上所述，江志容与锦龙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锦龙公司迟延归还本息，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江志容要求杨仲、徐小惠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志容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但应扣减402753元）； 二、驳回江志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9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王长军 人民陪审员  周正勇 人民陪审员  杨乐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