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9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满源，男，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健，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石塘镇大源口村寨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55729298433。 法定代表人：徐健。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凌满源因与被上诉人徐健、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5民初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满源上诉请求：1.撤销云和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5民初38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徐健和汇田公司共同支付尚欠租赁款245.5万元及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止的违约金215.817万元，并继续以245.5万元为基数按月3%为标准支付从2020年3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未查明，对被告主体、租赁期限和租金、违约金是否应当支付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在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遗漏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100余万元租赁款除了两笔计6万元之外其余全部都是被上诉人徐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分近30次支付给上诉人。二是经双方协商，上诉人于2018年4月24日将案涉设备从汇田公司拆除，5月1日运回。这两点事实涉及本案主体认定和租赁期限的认定，应当作为本案重要事实予以查明。二、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有以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徐健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是错误的，徐健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判决对此认定的理由是三点：《移动破碎站机组加工协议》的甲方是汇田公司、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时的申请书中陈述其与汇田公司签订《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将设备租给汇田公司、汇田公司在《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但凭这三点不能得出徐健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结论。（1）徐健是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案涉的《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的承租方（乙方）为徐健，汇田公司都没有作为承租方，而是徐健个人作为合同承租相对方。而且本案最重要的证据——两张欠条的出具人是徐健个人，并无汇田公司公章。如果前述协议的承租人是汇田公司，说出具这两张欠条是职务行为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理由，但在徐健个人作为承租人一方时，其出具欠条更应当理解为个人行为。（2）徐健是实际履行合同的一方。如前所述，徐健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分近30次支付给上诉人100万左右设备租赁款。徐健确实是汇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如果仅仅是汇田公司租赁，不应该由徐健个人付款，付租赁款并不是职务行为，法律和汇田公司章程都没有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为法人支付款项的职责，用职务行为显然解释不通。《移动破碎站机组加工协议》的甲方是谁与本案无关。该协议双方已经解除，之后在2016年7月3日双方签订了《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本案涉及的是后面租赁买卖协议履行发生的争议，前面加工协议不是本案争议的内容。上诉人在执行异议中陈述，案涉设备租赁给汇田公司是因为法院把该设备作为汇田公司的财产予以查封，所以上诉人才是陈述其租给汇田公司的，汇田公司是承租方之一，上诉人这样陈述也没有什么不对，重点在于设备所有权是上诉人的，是上诉人租给汇田公司的，而不在租给汇田公司一方，还是徐健和汇田公司双方，陈述的目的是为了法院能够解封，徐健是否承租的一方与法院能否解封没有关联。上诉人作为老百姓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在提起执行异议时对事实陈述考虑得很详细周密。实际上，上诉人当时也提供了《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给执行局法官，法官在审核时也可以知晓承租人实际上是徐健和汇田公司两个。而且云和法院执行局的裁定也没有认定案涉设备只是租赁给汇田公司，因此上诉人在执行异议书的陈述并不构成上诉人对设备只租赁给汇田公司的自认，原审判决以此作为徐健不是适格被告的理由毫无道理。2、原审判决对租赁期间和租金认定错误，租赁期限应为2018年4月24日到期，尚欠租赁款应为245.5万元。原审判决仅认定租赁期限到2017年9月、确认徐健出具的两张欠条的数额为尚欠租金的数额，而无视欠条本身写明的其他内容和本案的其他重要事实，严重偏袒被上诉人。（1）徐健2017年7月4日出具的第一张欠条在左下角写明：买卖协议延期6个月至2018年1月份（原协议内容不变）。由于案涉的《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约定的是租赁期到2017年6月30日，租赁期满后并租赁款在2017年7月15日付清后再付100万即将设备转让给徐健，而徐健此时还欠109万租赁款付不出，因此徐健的意思很明白：租赁买卖协议的履行期限延长到2018年1月，协议内容不变，即到2018年1月把设备租赁款付清再付100万元把设备买下。因此仅仅从徐健出具的这张欠条就可以确认设备租赁期限到2018年1月到期。（2）原审第二次开庭庭审结束前不久主审法官问徐健设备使用到什么时候，徐健回答到2017年11月，主审法官似乎有点意外，又问了徐健一句到底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到9月？徐健才改口说到2017年9月。主审法官如此诱导性的发问让人匪夷所思。（3）从原审判决对案涉合同解除的认定可以推导出租赁期限到2018年4月。原审判决在第9页认定：原告拆回了案涉机器设备，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该默示行为应视为双方对合同解除的认可，故双方并未完成案涉机器设备的所有权转让。这个认定对双方解除合同的判定是正确的。那么原告将案涉设备运回是什么时候呢？是2018年4月24日拆除，5月1日运回。既然认定了设备拆回为合同解除，当然应该认定设备拆回的时间就是合同解除的时间。但是原审判决却无视事实将租赁期限认定到2017年9月，显然自相矛盾。（4）从法律对租赁期限更新的规定也应当认定租赁期到2018年4月。《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即将施行的《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也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前面说过按徐健第一张欠条所写的那句话，可以确认租赁期限已延期到2018年1月。之后有没有继续租赁就要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来判断。2018年1月以后案涉机器设备继续留置在汇田公司，而且法院早已对该设备解封，被上诉人完全可以继续正常使用，上诉人作为出租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构成了租赁期满后，承租人继续使用，出租人没有异议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只是期限不确定，直至2018年4月设备拆除后合同解除。至于2018年1月以后被上诉人是正常在使用，还是徐健不正常使用或者不使用，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不能仅凭徐健在法官诱导式提问下的回答就认定用到何时。而且徐健的回答与欠条上书面要求的延期到2018年1月明显矛盾，显然纯属谎言不应该采信。（5）尚欠租金为245.5万元，根据前面的分析租赁期限应认定为到2018年4月24日，则尚欠租金：第一张欠条109万元+第二张欠条35万元（上诉人一审时已主动减去3万元，理由下述）+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90万元+2018年4月1日至4月24日12万元-徐健2017年10月22日支付5000元=245.5万元。这个数字才是本案真实的尚欠租赁费的数字。可见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主张2017年9月之后的租金因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在此期间仍在继续使用案涉机器设备，故对该部分租金不予支持的判定完全错误。一方面无视徐健本人白纸黑字的要求，另一方面采用诱导式提问下徐健的不实之词，还不顾双方租赁期满后租期更新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3、原审判决认定违约金已经结算，双方已对违约金支付达成了合意完全错误，应当支持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对违约金部分的认定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中陈述，两份欠条中已包含了拖欠租金的补偿，是对前期欠付租金及违约金的结算，可以认定双方对违约金的支付达成了合意。这个说法错得非常离谱。（1）2017年7月4日第一张欠条，欠109万元只是租金的结算，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材料和庭审中从来没有说过这张欠条包含违约金的补偿。在2020年6月3日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答辩，补充提交了双方之前签署的《移动破碎站机组价格协议》，在该清单的证明对象栏写了两条，第2条是：“被告已经支付的112.5万元款项中，包括根据本加工协议支付的2万元运费和2016年3-6月的28万元加工费”。在第一次庭审，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证据举证时稍微做了变更，说2016年5、6月份的加工费及补偿是29万元。因为从2016年3月双方签第一份加工协议到2017年7月4日写该欠条之日，应付款为209万元，其中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租金180万元，之前的加工费及补偿是29万元，被上诉人这段时间共支付102万元，其中2万元是设备的运费，所以徐健出了109万元的欠条。补偿只是2016年7月之前29万元费用中含有补偿，而所欠的109万元是2016年7月以后所欠的租金，并没有什么补偿，并不包含到2017年7月4日为止的违约金结算。（2）2017年9月24日第二张欠条是徐健对2017年7-9月三个月租金的确认，写的是承包款38万元（此处承包款系租赁费笔误），并不包括这三个月内违约金，更不包括之前第一张欠条的违约金。第一次庭审时，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应付45万元，实际付了10万元，应该还欠35万元。写了38万元，可能徐健记错了，多算了3万元，也可能是这3个月欠租35万元的补偿。基于这样的分析，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前上诉人变更了诉讼请求，从诉状上要求支付租金249万元减掉该3万元和写欠条后付的5000元，变更为245.5万元。（3）被上诉人从来也没有抗辩过违约金已经结算。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对违约金的抗辩是“于法无据，且标准过高，违约金数额已超过未付设备款，明显畸高”，在两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从来没说过违约金双方已经结算，从来没有说过两张欠条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可见原审判决“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不知从何说起？上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连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这样抗辩过，原审判决却一方面曲解上诉人的说法，另一方面越俎代庖替被上诉人抗辩，寻找子虚乌有的理由。（4）上诉人要求以每月3%支付违约金并不过高。纵观本案协议的履行过程，被上诉人拖欠租金不付数额达200余万，占应付租金的70%以上，拖欠时间长达3年，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除了上诉人本来可以用该笔资金经营产生的利润（即可得利益外），还有因为物价年年涨的货币贬值损失，按照我国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三年的贬值损失至少达到20%以上。综上，原审判决遗漏了一些重要事实，对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本案证据不认定，作出错误认定和判决，恳请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徐健、汇田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关于本案主体问题。一是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来看，一份是加工协议，一份是租赁买卖协议，设备实际使用方是汇田公司而并不是徐健。上诉人在执行异议申请书及本案一审之前已起诉的起诉状中也只是把汇田公司作为被告，可见上诉人实际上一直都把汇田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而并不是徐健。故租赁买卖合同相对方是汇田公司，一审认定并无错误。二是合同款项虽然由徐健支付了大部分，但法律没有规定徐健不可以支付款项，也没有规定支付了款项就是合同相对人了，付款主体与合同主体是无关联的。二、关于合同租赁期限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租赁期认定是正确，又认为租赁时间不对，是相互矛盾的。被上诉人认为租赁期限届满是2017年6月30日。案涉租赁买卖协议明确约定租赁期限是一年，并未对之后的租赁期间进行约定。2017年7月4日徐健代表汇田公司向上诉人出了一份欠条，欠条上所载买卖协议延期6个月至2018年1月，原协议内容不变。徐健在欠条上写上这句话，意思是到2017年7月4日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买卖协议付款100万，而被上诉人没付，延期至2018年1月份来付，原协议内容不变，除了买卖合同付款期限延期6个月，其他的内容按照合同约定不变，而没有说要延长承租期。上诉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上诉人的理解是将租赁期限延长，对此，被上诉人是不认可的。上诉人主张按照合同法的约定构成不定期租赁，被上诉人也不认同。因为不定期租赁的前提是双方租赁期满以后，双方对是否继续承租没有明确约定，但是根据案涉租赁买卖协议的第五条第二项，即本协议期满后，甲方按人民币100万元的价格，将设备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双方对租赁期满后被上诉人可以向上诉人购买设备的行为是有明确约定的，所以并不适用不定期租赁条款。三、关于违约金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出具欠条形式已涵盖了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凌满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租赁款249万元及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止的违约金218.598万元，并继续以249万元为基数按每月3%的标准支付2020年3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凌满源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租赁款248.5万元及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止的违约金218.598万元，并继续以248.5万元为基数按每月3%的标准支付2020年3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5日，原告凌满源与被告汇田公司签订移动破碎站机组加工协议，约定：原告自带碎石加工设备（移动破碎站两台及出料皮带机、电缆、电容组）代为加工生产，被告汇田公司按破碎机进料计算吨位支付加工费，每吨价格11元，破碎设备维护修理费用及人工工资、电费等原告支付；原告所有设备进场运输及安装费用由被告汇田公司支付，被告汇田公司应提前向原告支付20000元，实际结算按照实际产生的费用，设备加工到期后出厂费用由原告负责；在每月可允许生产天气不少于25天、每天24小时可生产的情况下，原告确保该移动破碎站每月生产产量可达到50000吨；如因原告设备故障或其他原告单方面原因而导致未达到50000吨月总产量的情况，差额部分由原告支付被告汇田公司3元每吨的补偿；如因被告原料、销路、村民纠纷、政府相关部门等问题导致原告未达到月总产量50000吨，差额部分则由被告汇田公司支付原告3元每吨作为补偿。2016年7月3日，原告凌满源作为出租方（甲方），被告徐健作为承租方（乙方），双方签订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设备（山美移动破碎站两台、出料皮带机10条、康明斯500kW发电机组、电缆、电容组、除铁器、电子皮带秤）。其中：租赁期限为1年，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设备租赁费按包年计算，一年租赁费用1800000元；设备租赁费每月支付150000元，协议签署当月于签署之日支付，以后支付租金日期为每月15日至20日，如乙方不能按期承付租金，甲方则按逾期租金总额每天加收3%的罚金，并有权让乙方停止使用设备；协议期满后，甲方按1000000元的价格将设备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在2017年7月15日前付清）。被告徐健在协议乙方落款处签字，被告汇田公司在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2017年4月27日，因汇田公司未履行（2016）浙1125民初97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该院裁定查封了包含案涉设备在内的放置在汇田公司的机器设备。2017年5月11日，原告以汇田公司场地内的山美移动破碎站两台及出料皮带机10条，康明斯500kW发电机组、电缆、电容组、除铁器、电子皮带秤等设备实际为原告所有并租赁给被告汇田公司使用为由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后于2017年6月8日向该院申请撤回执行异议。2017年7月4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徐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凌满源人民币壹佰零玖万元正”，同时在欠条上备注“买卖协议延期6个月至2018年1月份（原协议内容不变）”。2017年9月24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徐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凌满源7-9月份承包款叁拾捌万元正”，其中包含拖欠租金的补偿。2017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的抬头虽列乙方为被告徐健，但是从案涉移动破碎站机组加工协议的甲方为被告汇田公司、原告凌满源提出执行异议时在申请书中陈述其于2016年与被告汇田公司签订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将案涉设备租赁给被告汇田公司使用以及被告汇田公司在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等事实中可以看出，被告徐健在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以及两份欠条上签字系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徐健的个人行为，故徐健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凌满源与被告汇田公司签订的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被告汇田公司向原告承租设备，协议期满后原告按1000000元的价格将设备所有权转让给被告汇田公司，后原、被告双方又约定“买卖协议延期6个月至2018年1月份（原协议内容不变）”，但因被告汇田公司未能按时支付设备价款，原告拆回了案涉机器设备，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该默示行为应视为双方对合同解除的认可，故双方并未完成案涉机器设备的所有权转让。对于被告（反诉原告）汇田公司主张案涉协议系以租金的形式分期付款购买设备的事实，因被告（反诉原告）汇田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反诉原告汇田公司基于此事实主张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租金的计算，虽然案涉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间已经届满，但被告汇田公司在2017年7月至9月仍在继续使用案涉机器设备并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表明双方已达成续租的合意，故被告汇田公司应当继续按照协议内容支付设备租金至2017年9月，至于原告主张的2017年9月之后的租金，因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汇田公司在此期间仍在继续使用案涉机器设备，故该院对该部分的租金不予支持。对于违约金，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2017年7月4日、2017年9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两份欠条中已包含了拖欠租金的补偿，系双方对前期欠付租金及违约金的结算，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违约金的支付达成了相应合意，故该院对原告另行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凌满源1465000元；二、驳回原告凌满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44208元，由原告凌满源负担26223元，被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7985元。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8200元，由反诉原告云和县汇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除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汇田公司于2011年4月5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健，股东为徐健和阮永发，分别占比85%和15%。另，2018年4月左右，凌满源将案涉机器设备拆除并拉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健是否为案涉租赁关系的承租方；二、承租方尚未支付的租金数额；三、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能否支持。 关于徐健是否为案涉租赁关系的承租方问题。上诉人凌满源对案涉《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的承租人为徐健。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案涉租赁协议抬头载明承租方为徐健，但在落款处有汇田公司的盖章及徐健本人签名，且案涉机器设备也是汇田公司用于矿石开采，汇田公司亦认可案涉机器设备系由汇田公司向凌满源承租；其次，2016年汇田公司向凌满源租赁案涉机器设备，双方签订《移动破碎站机组加工协议》，与案涉租赁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最后，徐健为汇田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租赁款及在两份欠条上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关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汇田公司承担。故案涉《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的承租方系汇田公司而非徐健个人，一审法院认定徐健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并无不当。 关于承租方尚未支付的租金数额问题。案涉《移动破碎站租赁买卖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一年，即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4日，徐健向凌满源出具的欠条中载明“原买卖协议延期6个月至2018年1月份（原协议内容不变）”。根据案涉租赁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期满后，甲方按人民币壹佰万元的价格将设备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协议第一条的设备清单在2017年7月15日前付清）。结合上述欠条的内容，能够认定双方当事人在租赁期满后由设备租赁关系转为设备买卖关系。同时，因汇田公司涉及到其他生效案件执行，案涉机器设备被一审法院裁定查封，凌满源即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后对案涉机器设备进行解封，并已通知凌满源，随后，凌满源撤回了执行异议。自此，凌满源已取得了案涉机器设备的实际支配权，应明知不及时取回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汇田公司出具的欠条结算尚未支付的租金费用，并无不当。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能否支持问题。根据租金的实际结算情况，2017年7月4日、2017年9月24日的两份欠条中金额明显大于应支付的租金数额，并且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能够认定经结算的两份欠条已包含了对拖欠租金的补偿，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对违约金的支付达成了相应合意，驳回上诉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凌满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1元，由上诉人凌满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海亮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代书记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