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4652号原告：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安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084130450E。法定代表人：郭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铁维中，北京市沃尔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攀枝花市仁和区渡仁西线田房箐会信用代码：91510400558205216T法定代表人：刘桂兰。被告：吴晓，男，197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肖静，女，197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刘桂兰，女，195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周建，男，195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攀枝花市仁和区前进南山综合停车场会信用代码：915104002044952010。法定代表人：肖远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勇，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之行公司）与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源公司）、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宗升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锋之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铁维中、被告宗升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熊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智源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锋之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垫付款5179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517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4日起至被告偿付之日止按照代偿金额2%/月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3日为41432元：3、请求判令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已支付的律师费8389.98元：4、请求除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以及为促使被告履行合同而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7日，被告智源公司与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所运营网络平台的出借人达成《借款合同》，由出借人向被告智源公司出借50万元。2018年3月7日，铜板街公司委托原告代为向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了全部出借款。随后，原告与被告智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原告为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提供连带担保。此后，被告智源物流公司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出借人向原告主张债权，原告作为连带保证人向出借人清偿了被告智源公司的全部债务。根据原告与被告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的约定，被告己经构成违约，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此外，其他被告与原告签订《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保证期限为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两年内，因此，其他被告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宗升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和智源公司签的借款合同没有时间，因此生效条件未成就。我方查询了智源公司的还款记录，从2018年2月13日开始，智源公司陆续向原告转帐支付了400多万元，从对应的时间看，2018年2月28日智源公司向原告还款501388.89元，2018年2月24日智源公司向原告还款701225元，2018年3月26日智源公司向原告支付801166.67元，2018年4月24日智源公司向原告支付100万元，2018年4月28日智源公司向原告支付200466.67元，因此智源公司欠的钱早就支付了给原告，款项上已经支付完毕了。其次，宗升公司等其他保证人不应该承担该笔债务的保证责任。原告和智源公司该笔借款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中，其对债权的担保期限是自2018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7月16日止，而且担保合同是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本案涉及的借款是2018年2月13日，因此我方认为从担保的时限来看，这笔债权不属于签订的合同的担保时限。最后，原告与宗升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是无效合同，根据公司法规定，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的是原告与案外人鼎诚公司要为智源公司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反担保人是为原告和鼎诚公司担保行为承担反担保责任，而该笔借款，原告和鼎诚公司并不是借款合同上约定的担保人，因此合同的条件没有成就。原告没有金融借款的相应资质，涉嫌非法放贷和非法经营，原告收取的保证金、利息早就超出了法律规定，原告应该涉嫌刑事犯罪。被告智源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初，智源公司（合同乙方借款人）与锋之行公司（合同丙方咨询服务人）、先行永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丁方担保人，以下简称永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其中主要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9月3日，借款年利率16.2%，借款用途为经营性贷款；甲方委托铜板街平台将出借资金代为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同时委托丙方在乙方还款时代为收取乙方偿还的借款本息，甲方同意上述委托丙方可通过书面方式转委托给铜板街平台；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按本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加收逾期罚息，直至乙方清偿完毕全部本息为止；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按期向甲方偿付借款本息，除应继续履行偿付义务外，逾期还款期间还应加付本合同约定借款利率50%的罚息，即按本合同约定利率的150%支付利息，直至乙方向甲方偿还全部借款利息；因本合同产生之争议，由本合同签订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借款合同》落款处乙方、丙方、丁方均加盖公章，其中乙方智源公司除加盖公章外亦有法定代表人刘桂兰签字加盖指纹，甲方处为空白。对此，锋之行公司称，杭州铜板街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板街公司）作为甲方出借人出借款项，并委托锋之行公司实际付款，所以没有盖章。2018年3月7日，铜板街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智源公司50万元。2018年7月30日，智源公司（合同甲方）与锋之行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其中主要载明：“甲方因融资需要，委托乙方为其融资提供担保；主合同指甲方与债权人签署的融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协议、融资租赁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主合同为一份或多份，主合同形式包括书面形式、数据电文和其他形式；债权人指在融资协议中向甲方提供融资款项的一方，包括贷款人、出租人等，债权人可能为一人或多人；本协议中乙方提供的担保形式包括保证担保、质押担保、抵押担保；甲方委托乙方为其主合同项下融资款的本息、逾期罚息、违约金和其他应付款项的支付提供担保，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并就此与债权人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出具保函；甲方委托担保的债权为自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甲方与债权人签订的一份或多份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受托主体在上述期间外，为甲方的融资向其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视为甲方委托的债权；如甲方未完全履行主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乙方或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乙方或其他担保人有权自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每日向甲方收取应当代偿金额0.5%的违约金；如甲方违反主合同的约定，导致乙方或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乙方或其他担保人有权自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立即向甲方行使追偿权，并要求甲方偿付实现债权所花费的费用等……”。智源公司与锋之行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对于上述《委托担保合同》，宗升公司认为智源公司委托担保的债权期限系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而本案债权发生于2018年2月，不在委托担保债权期限内。对此，锋之行公司提交2017年7月7日智源公司（合同甲方）与锋之行公司（合同乙方）、深圳鼎诚易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同丙方，以下简称鼎诚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其中主要载明：“甲方因融资需要，委托乙方和/或丙方为其融资提供担保；主合同指甲方与债权人签署的融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协议、融资租赁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主合同为一份或多份，主合同形式包括书面形式、数据电文和其他形式；债权人指在融资协议中向甲方提供融资款项的一方，包括贷款人、出租人等，债权人可能为一人或多人；本协议中乙方和/或丙方提供的担保形式包括保证担保、质押担保、抵押担保；甲方委托乙方和/或丙方为其主合同项下融资款的本息、逾期罚息、违约金和其他应付款项的支付提供担保，乙方和/或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并就此与债权人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出具保函；甲方委托担保的债权为自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甲方与债权人签订的一份或多份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受托主体在上述期间外，为甲方的融资向其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视为甲方委托的债权；如甲方未完全履行主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乙方、丙方或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乙方、丙方或其他担保人有权自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每日向甲方收取应当代偿金额0.5%的违约金；如甲方违反主合同的约定，导致乙方、丙方或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乙方、丙方或其他担保人有权自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立即向甲方行使追偿权，并要求甲方偿付实现债权所花费的费用等……”。智源公司、锋之行公司与鼎诚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宗升公司认可该合同真实性，但提出涉案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永信公司并非锋之行公司和鼎诚公司。庭审中，锋之行公司提交担保人（甲方）锋之行公司、鼎诚公司与反担保保证人（乙方）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智源公司、宗升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以下简称反担保合同），其中主要载明：“智源公司委托甲方在一定期限内向其债权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时乙方愿意为甲方上述连带保证担保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主债权是甲方依主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范围自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600万元；保证期间为甲方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2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或保证担保的费用等；甲乙双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为15.3条中约定的送达地址，该送达地址范围包括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合同各方均在落款处签字或加盖公章。对此，宗升公司表示涉案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永信公司，并非锋之行公司或鼎诚公司，锋之行公司未与实际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其向铜板街公司还款不构成有效履行担保责任，故反担保人不应承担反担保义务。2018年9月3日，锋之行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付铜板街公司3602300元，其中包括智源公司就涉案合同所欠本息517900元。2018年10月24日，铜板街公司出具代偿证明，其中主要载明：“借款人智源公司自2018年2月12日起通过我司平台申请借款并按下表所述借款金额、日期签订借款协议，下表中所有借款由锋之行公司向我公司提供担保，其中包含本案债权，应付金额为517900元，截至2018年9月3日，借款人智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上述款项已由担保人锋之行公司依据担保约定于2018年9月3日前全部代偿，代偿后上述借款已全部结清。”锋之行公司就本案纠纷委托北京市沃尔森律师事务所办理相关诉讼事宜，支付律师费8389.98元。庭审中，宗升公司提交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的转帐凭证10张，分别是：2018年2月24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还款701225元，2018年2月28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还款501388.89元，2018年3月7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3.5万元，2018年3月7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4万元，2018年3月22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48748.45元，2018年3月23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4万元，2018年3月26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801166.67元，2018年3月26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763600元，2018年4月24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100万元，2018年4月28日智源公司向锋之行公司转帐200466.67元。以此证明智源公司已将涉案款项归还锋之行公司。锋之行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锋之行公司提出本案所涉借款主体为铜板街公司与智源公司，借款期限自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8月10日，本金数额为50万元，上述转账凭证无论时间或金额均不能与本案借款相互印证，且2018年3月26日金额为763600元的转账凭证收款人为智源公司，系锋之行公司向智源公司转账。庭审中，锋之行公司提出，现宗升公司以上述10张转账凭证用以说明本案款项已结清缺乏说服力，因智源公司与锋之行公司除本案外，另有多笔资金往来，故存在多次相互转账的行为，并提交2018年1月23日借款人为智源公司签订的借款本金为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同日锋之行公司给付借款的银行交易凭证。宗升公司认可该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真实性。庭审中，锋之行公司提交其董事会决议，证明其为智源公司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过公司决议程序。庭审中，锋之行公司提交宗升公司股东信息，证明股东肖远清持股比例为70%，其在反担保合同中代表宗升公司签字，即表示反担保合同符合宗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此外，诉讼中，本院依锋之行公司申请对宗升公司名下财产进行保全，保全费3359元。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委托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代偿证明、工商登记信息、董事会决议、律师费发票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锋之行公司于2017年7月7日、2018年7月30日均与智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其中约定智源公司因融资需要，委托锋之行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委托担保的债权为自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6月14日及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16日，而在此期间外，为智源公司的融资向其债权人提供担保的，视为智源公司委托的债权。智源公司因涉案合同所负债务本息处于上述委托担保期间内，2018年8月13日的银行交易凭证及代偿证明显示，锋之行公司已为智源公司清偿涉案合同债务，故锋之行公司作为保证人有权自承担保证责任后向智源公司行使追偿权，并要求智源公司偿付实现债权所花费的费用。关于违约金，根据锋之行公司与智源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智源公司应自锋之行公司代偿之日起向锋之行公司支付代偿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现锋之行公司认为《委托担保合同》中日千分之五的约定过高，自行调整为按照月息2%计算，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其中代偿金额应以代偿款项517900元作为基数进行计算违约金。关于律师费，根据双方约定，因智源公司违反涉案合同约定导致锋之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锋之行公司可向智源公司主张相应的律师费。现锋之行公司提交了律师费发票，且相关收费标准符合行业性规范，故对锋之行公司要求智源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锋之行公司要求宗升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基于《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予以支持。宗升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向智源公司追偿。对于宗升公司提出的各项抗辩意见。其一，关于锋之行公司系涉案合同出借人的抗辩意见。在涉案合同中，智源公司系借款人，锋之行公司系咨询服务人，借款用途系经营性贷款，出借款项通过铜板街公司银行账户支付智源公司，不能得出锋之行公司系涉案合同出借人的结论。其二，关于锋之行公司并非涉案合同担保人的抗辩意见。智源公司根据涉案合同所获取的借款明确用途为经营性贷款，在锋之行公司与智源公司的《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锋之行公司就智源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虽然锋之行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担保人，但锋之行公司在涉案合同债务到期后依据《委托担保合同》足额为智源公司清偿债务，锋之行公司应当享有向智源公司的追偿权。其三，关于智源公司已偿还锋之行公司相应款项的抗辩意见。宗升公司所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无论从交易时间或交易金额，均不能与本案中所涉款项对应，不符合交易逻辑亦无法形成自洽，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四，关于宗升公司提出其签订《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未经公司机关决议应为无效的抗辩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该合同中，持股比例为70%的宗升公司股东肖远清代表宗升公司签字并加盖公章，故宗升公司的保证行为有效。最后，关于锋之行公司系职业放贷人的抗辩意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追偿权纠纷，锋之行公司就《委托担保合同》为智源公司清偿涉案合同债务的行为寻求司法救济，无充分证据印证宗升公司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成立。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给付代偿款517900元；二、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5179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息2%计算）；三、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8389.98元；四、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对本判决第一、二、三项中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之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向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78元及保全费3359元（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四川智源物流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吴晓、肖静、刘桂兰、周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径行给付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仪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宋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