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25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梅，女，198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红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甘肃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强，甘肃骏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龙，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甘肃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强，甘肃骏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川东路**。法定代表人：焦玉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生，甘肃锦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鹤，甘肃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住，住所地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川东路**/div>负责人：焦玉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生，甘肃锦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鹤，甘肃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梅、刘玉龙因与被上诉人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鹏冶金公司）、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以下简称福川水电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9)甘0111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梅、刘玉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共同承担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1396512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尤其是据以做出判决的关键事实认定有误。1、一审认定“2016年2月电站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错误。根据现场勘查照片表明，电站从案发至今多年从未在事发河段两岸设置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村民可随意走到河边及河心。上诉人在原二审和发回重审时均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此次发回重审，一审合议庭审判人员从未到事发地段进行实地勘查核实，何以得出上述结论？一味听从电站一面之词，纯属片听片信，何以让上诉人及老百姓信服？上诉人认为，一审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即认定事实，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良心的背叛，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挑战。2、一审法院无条件单方采信被上诉人所有证据，程序严重错误。尤其电站提供的夹滩村村民委员会便函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因为上诉人提供的夹滩村村民委员会书面便函证明以及全村村民的证明足以推翻第一份便函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只采信电站一边的单方证据，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全面审核双方证据的原则，片听片信，一味袒护被上诉人，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民事权利和诉讼权益。二、一审法院回避案件关键事实和电站泄洪警示义务，必然导致错误结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泄洪之前并没有履行足够的预警义务。首先，按照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材料，称其是按照上级电站下达命令后的开闸泄洪行为，没有举证证明上级水电站是提前几天下达的命令或是泄洪当天下达的命令。若是提前下达的命令，为何红古区平安镇夹滩村村民的证人证言中一致认定被上诉人直到两位被害人被洪水冲走的第二天才开始在××村村××周张贴泄洪安全告示？若是当天下达的命令，福川水电站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召集齐相关工作人员、打印好一定数量的书面安全告示，驱车前往夹滩村等村落进行张贴的？以上种种被上诉人均未能举证说明。其次，被上诉人称在泄洪之前福川水电站已经拉响了警报，却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只是根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所谓“弃水警报通知记录本”而认定福川水电分公司进行了“警报”，进而认定福川水电分公司没有任何过错。这种罔顾事实，肆意偏袒的行为对上诉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三、一审因事实认定不清，导致本案适用法律错误，进而作出极为荒谬的判决。1、一审未适用《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管理规定》错误。《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水电站运行单位应当按照防汛要求，做好防汛工作，确保水电站大坝安全度汛。每年汛期，加强对水电站大坝的巡视检查，做好水电站大坝的安全监测、水情测报和水库调度，确保泄水建筑物闸门和有关设施能够按照防洪调度原则和设计规定安全运行。每年汛前、汛后，对水电站大坝近坝库岸和下游近坝边坡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被上诉人首先一点就是没有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其次，被上诉人称自己没有违法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毫无法律依据。第一，执行上级的命令不是违法的理由，不能免去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具体而言执行命令的行为不是法律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被上诉人辩称自己是在收到上级的命令之后才开闸泄洪放水的。诚然，开闸放水是为了泄洪，是为了防止洪水漫过河道给沿岸的村庄造成损害。但是，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水电业务且承担防洪泄洪任务的公司，应当具备一套科学的、完整的、可行的预警机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泄洪之时顾此失彼，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究其原因正是福川水电分公司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预警体系，又或者福川公司压根就没有预防机制。否则，怎么会酿成如此大祸？2、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侵权责任法》第69条、《水法》第28条和《防汛条例》第14条，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处理本案。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水电站泄洪，是对河道和周围环境具有高度危险的作业行为，是典型的高度危险作业行为。首先泄洪作业本身具有高度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变为现实损害的几率很大，超过了一般人正常的防范意识，或者说超过了在一般条件下人们可以避免或者躲避的危险。其次泄洪作业即使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了相当的注意也无法避免损害。日常生活中，任何一种活动都可能对周围人们的财产或人身产生一定的危险性，但高度危险作业则具有不完全受人控制或者难以控制的危害性。因此，水电站的泄洪作业行为是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9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种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就是说只要是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无论作业人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责任。被上诉人未尽到合理的安全防范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对事发河段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水电站在汛前、汛后对大坝近坝库岸和下游近坝边坡进行安全巡视检查是法定义务，国家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14条规定：“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工程规划设计、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以及工程实际状况，在兴利服从防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备案，并接受其监督。”被上诉人甘肃祥鹏冶金有限公司及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未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泄洪前不向红古区人民政府防汛部门进行报批。而是随意、无规律放水、泄洪。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在日常放水发电管理活动中，只在水电站旁边设警示标志，未在下游村庄沿岸设立明显警示标志,亦没有提前采取必要的预警防范措施。其无序泄洪、放水作业行为与张梅、刘玉龙的两个女儿的溺水死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被上诉人辩称其在发电放水过程中对下游居民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从庭审双方举证情况来看成，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事发地点距离电站4公里左右,受害人也不可能听到警报声。因此被上诉人未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1396512元。根据《侵权责任法》和2020年2月25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会同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保监局下发的《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执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同命同价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1396512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完全错误。本案的两位被害人刘怡和刘玥系被泄洪之水吞噬而亡，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正是被上诉人福川水电站一系列“错误”的操作所造成的。如果福川水电站能够尽职尽责，严格科学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进行泄洪，那么肯定不会有之后这一惨案的发生。让人气愤的是，福川水电站一直在为自己的失误寻找种种理由，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责任时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严重的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还上诉人公道。以此告慰两位死者的在天之灵。翔鹏冶金公司与福川水电分公司共同辩称，一、福川水电站不是自然公共河道的管理人，不具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案例1：（2017）粤02民终779号民事判决书、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并无任何规定要求水电站及经营者对其经营的水电站下游河段负管理责任，且红梨水电站的过水发电并不依靠下游河段，对下游河段不具有得益性，其过水发电的经营行为既不具有违法性，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具有危险性”；“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事发地点位于红梨水电站1.5公里以外的下游河道，该水域属于自然流水，不属于红梨水电站的管理范围，红梨水电站对该河道水域并没有法定的管理维护和安全保障义务，河道的周围是否需要设立警示标志及防护措施亦不在红梨水电站的职责范围之内。案例2、(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出事水潭虽然位于新河电站修建的拦河坝的下游，但是该水域属于自然流水，不属于新河电站的管理范围之内，新河电站对该水潭没有管理维护及安全保障的义务。并且，众所周知，开放性的水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1、管理人身份：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规定，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而本案件中，福川水电站不是湟水河河道的管理人、占有人、使用人，也不是湟水河的河长，因此，由于管理人要件的缺失，福川水电站对案发公共河道不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次，2016年红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红古区度汛应急预案》成立防汛应急指挥办，并规定由区农防汛办负责红古镇、花庄镇、平安镇等农村防汛工作，主要成员单位为：区水务局、红古公安分局等，并未将福川水电站列入防汛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即，福川水电站没有管理上的“注意”义务。另外，福川水电站由永靖县水务局管理，下游河道由红古区水务局监管，事发河道的管理机关是红古区水务局，福川水电站不是自然公共河道的管理人，不应承担安全保障责任。2、场所危险的可控性：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场所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这些场所范围特定且管理人能够对场所范围内的危险进行把控、预防，但本案件所涉自然河道绵延不绝，范围无法界定，福川水电站对自然河道无法进行控制、管理，即，福川水电站对案发公共河道无法也不可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二、福川水电站开闸泄洪行为不属于高度危险作业，本案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案例（2017）粤02民终779号民事判决书，因红梨水电站系利用自然水力资源发电，其作业过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必须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适用，不能任由当事人解释，不能随意扩大或者缩小其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案件有：产品缺陷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等损害赔偿案件，以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雇员工伤的雇主责任、雇员侵权的雇主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章第六十九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的高度危险责任纠纷对应《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分别为：①、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纠纷；②、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纠纷；③、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④、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责任纠纷；⑤、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⑥、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纠纷。福川水电站是提取水流在机房内进行发电，不具有等同于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对周围环境的高度危险性。相反，自然河道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其危险性不是因福川水电站的存在而存在，不能将孩子自身实施冒险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归咎于福川水电站的正常运行行为，即，福川水电站过水发电不属于高度危险作业，本案件不属于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责任纠纷，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三、福川水电站已经在最大限度内履行了额外的安全警示义务，对本案件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每年七月份，湟水河流域进入主汛期，该流域水电站数量较多，依次根据上级水电站的水流量及通知做出泄洪准备，而福川水电站处于湟水河流域最末级，泄洪不受自身控制，完全取决于上游来水。2016年7月11日至12日，湟水河流域上游多部分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2016年7月11日开始，白川水电站通知下泄流量200m3/s，福川水电站拉响警报后开始提升弧门加大下泄水量﹝7月11日：警报拉响时间16:15—16:17、弧门提升时间：20:00为2m﹞，之后陆续调整弧门开幅。7月12日平安水电站通知下泄流量250m3/s，福川水电站开始提升弧门前拉响警报，之后加大下泄水量﹝7月12日：警报拉响时间14:50—14:52、弧门提升时间：15:00为1.2m﹞。即，7月11日和事发当天14:50福川水电站接到平安水电站的通知后，第一时间拉响了电站、枢纽的弃水警报，警报长达两分钟且在距离枢纽3公里处完全能够听到，刘怡、刘玥及其家人、附近村民完全能够听到刺耳的弃水警报，警报结束后15:00才将弧门提升至1.2m，甚至低于12:00的弧门开度，因此，福川水电站的开闸泄洪行为系根据上游电站通知后的被动泄洪行为，且2016年7月11日开始，在河水明显上涨的前提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提醒和注意义务，不存在违规泄洪的情形，福川水电站未实施任何过错侵权行为。2、福川水电站每年都会发送主汛期安全通知，本次意外事件发生之前的2016年6月17日，福川水电站即向各村发送了《福川水电站主汛期安全通知》，即，虽然福川水电站不是河道的管理人、责任人，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基于对生命的敬畏、对安全的重视，福川水电站仍然积极履行了法律规定之外的额外义务〔不能因福川水电站额外做出防范行为，从而认定其具有法定的“注意”义务，并据此要求其承担过错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3、夹滩村、福川村等五个村以及永靖县水务局已经对福川水电站无任何过错出具了证明，福川水电站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所能尽到的通知和提请注意等额外义务。①、2019年3月20日，夹滩村、福川村等五个村就福川水电站于2016年2月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标牌、枢纽和厂房安装了高音喇叭、发放防汛通知等出具了证明﹝原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夹滩村《证明》、永靖县水务局《证明》均表示认可﹞。夹滩村5月26日出具的《证明》与其3月20日出具的《证明》前后矛盾，夹滩村作为基层组织，代表村民集体意志，但其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自身公信力，依据禁止反言原则，夹滩村5月26日出具的《证明》不应作为本案件的定案依据，不具有任何可信性。②、永靖县水务局出具《证明》：2016年福川分公司即对电站进行了全面整治，2016年2月电站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标牌和防护措施、枢纽和厂区安装了高音喇叭，每年汛期前派人逐村发放防汛、防洪的通知，学生放暑假之际电站会特别提示对学生和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监管和教育。即，政府管理机关也证实福川水电站已经做好了主汛期泄洪通知及保障工作，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所能尽到的通知、提请注意等额外义务，在此前提下，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在上游洪水来临之际，福川水电站无法，也不可能对整个湟水河河道“盖上一个安全的大盖子”，即福川水电站对该起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另外不能单方面的去强调企业的义务和责任，应当看到并注重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责任和后果的承担，否则，同情心置于法律之上的畸形价值判断将会使众多无辜的社会主体陷入被动的责任承担。4、本案件事件发生在2016年，距今已经近五年时间，人民法院实地勘察事故现场已无较大意义，而且，福川水电站已经提供了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应苛责福川水电站及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或查明事实法外义务。四，即便是从意外事件认定、公平原则等角度，福川水电站也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意外事件：事件发生后红古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落水儿童失踪意外事件，不予立案。对这起意外事件，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家长对孩子监管责任不到位是主要原因”。2018年8月10日，张梅、刘玉龙向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红古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0111民特7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12日，刘怡、刘玥在兰州市红古区××村河道边玩耍时溺水……，本院认为，刘怡、刘玥因意外溺水至今下落不明……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死亡的条件，应予准许”。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对此，行为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件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均认定，刘怡、刘玥死亡系在河边玩耍时意外溺水，属于典型的“意外事件”，即刘怡、刘玥死亡的后果与福川水电站的合法泄洪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应当由刘怡、刘玥的法定监护人～上诉人自行承担。2、公平原则：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该规定，公平原则适用的前提为双方都没有过错。本案件中福川水电站不是河道的管理人、责任人，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实施任何过错行为。而本案件事故发生前，河道上游水量较大，福川水电站从7月11日开始逐渐上调开闸弧度，自然河道内水位明显上涨，较平时有明显变化〔弧门开闭幅度：7月12日2时为1.6m、8时为2m、11时为1m、12时2m、13时1.2m，15时1.2m〕，而湟水河流域汛期较为固定，每年4、5、6月为春汛期，7、8、9月为主汛期，每年主汛期都会进行泄洪，周边村民对该事实均知晓〔原一审证人2明确表述每年4月、5月份开始河道内水时大时小〕；天气预报显示7月11日兰州就开始下雨，一直持续到7月13日；2016年红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红古区度汛应急预案》第三章第八条阐明“全区降水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而上诉人系湟水河河道附近的居民，对该河道每年夏季进行泄洪的事实完全知道，但上诉人作为刘怡、刘玥的法定监护人、红古区中和小学的人民教师，在湟水河河道水量增大的情况下，更应该履行监护人职责，做好暑假期间对孩子的看护与教育，但其却放任、纵容孩子在离福川水电站不足三公里的湟水河自然公共河道中脱衣服玩耍〔原一审证人1表述：看到孩子们脱掉衣服在水里玩耍〕，上诉人未尽到监护人、人民教师基本职责和义务，疏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本案件悲剧的发生，上诉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此，本案件不符合适用公平原则的前提。其次，2016年12月23日经红古区水务局、平安镇政府、福川水电站、张梅和刘玉龙四方协商一致，由福川水电站向张梅支付5万元救助款，同日，福川水电站通过红古区水务局将5万元交予平安镇政府常丽莉，平安镇政府将该5万元交予张梅的父亲张念学，即，福川水电站已经履行了自己社会义务和法律责任，不再对张梅、刘玉龙负有法律及道义上的任何赔偿/补偿责任。综上所述，生命固然至诚至贵，但同情心不能置于法律之上，福川水电站无任何的过错和侵权行为，刘怡、刘玥死亡的后果与福川水电站无任何关系，福川水电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现答辩人恳请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正的判决，依法驳回张梅、刘玉龙的上诉请求！张梅、刘玉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各项损失1396512元；2.二被告向原告作出真挚诚恳的道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6年7月12日，二原告长女刘怡（2006年5月3日出生）和次女刘玥（2008年7月29日出生）在湟水河兰州市红古区××村××段河滩玩耍，因被告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下属福川水电站泄洪导致河道水流短期上涨，刘怡、刘玥被水流冲走。2018年8月10日，原告张梅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刘怡、刘玥死亡。2018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甘0111民特7号终审判决，该判决认为刘怡、刘玥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死亡的条件，宣告刘怡、刘玥死亡。上述事实有二原告提交的结婚证、户口本及红古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0111民特7号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另查明，福川水电分公司下属福川水电站为湟水河下游最后一级径流引水式梯级电站。2016年2月电站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枢纽和厂区安装了高音预警喇叭，保障汛期电站周边村民的安全电站的规范运行。根据2016年福川水电站枢纽弃水警报通知记录本内容，2016年7月11日16时14分至16时17分，2016年7月12日14时50分至14时52分，福川水电站对前述时间段内警报情况进行了记录。且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红政办发﹝2016﹞135号）《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古区度汛应急预案的通知》第三章汛情成因第八条明确，红古区全区降水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2016年12月23日，原告张梅的父亲张念学收到红古区平安镇财政所转交的从福川水电站争取7.12夹滩村落水儿童救助款50000元。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交的2016年福川水电站枢纽弃水警报通知记录本、永靖县水务局证明、原一审庭审笔录、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红政办发﹝2016﹞135号）、夹滩村村民委员会便函、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二被告是否应该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396512元。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以下两点产生争议：一、本案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原告认为水电站泄洪是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本案应当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首先，福川水电站是合法成立的，其实施泄洪行为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且根据上游来水量进行泄洪行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故本案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次，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并无任何规定要求水电站及经营者对其经营的水电站下游河段负管理责任，故亦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综上，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二、被告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二原告长女刘怡和次女刘玥在湟水河兰州市红古区××村××段河滩边玩耍时，因被告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所属福川水电站泄洪被洪水冲走。原告张梅、刘玉龙作为成年人，疏于履行对年幼二女的监管职责，放任二女在没有成年人监护的情形下在河道进行玩耍，是导致本案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被告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下属福川水电站泄洪导致河道水流短期上涨，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但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要件，二被告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形下才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原告应对二被告存在过错进行举证证明。本案中，福川水电站是经政府部门发文批准的工程项目，事故发生时，福川水电站根据上游来水量进行泄洪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理生产经营作业范围。且7月系降水集中期，根据2016年福川水电站枢纽弃水警报通知记录本、永靖县水务局证明的内容，二被告于2016年2月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枢纽和厂区安装了高音预警喇叭，且刘怡、刘玥落水的前一天和当天，福川水电站均对开闸泄洪的弃水警报情况予以了记录。福川水电站对泄洪行为进行了相应的预警与提示，因此，其泄洪行为并无过错。综上，本案二原告作为刘怡、刘玥的父母，未对年幼二女的安全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注意，导致刘怡、刘玥被水流冲走的悲剧发生，其应对刘怡、刘玥的溺亡结果自行承担责任。且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均不能证明刘怡、刘玥的死亡与二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次事故的发生，给痛失孩子的二原告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身心痛苦，生命至贵至重，法律与良知并行不悖，但终归良知的同情心不能置于法律的公正客观性之上。故，对二原告主张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各项损失1396512元以及向原告作出真挚诚恳的道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梅、刘玉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69元，由原告张梅、刘玉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张梅、刘玉龙对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并在事发前播放了弃水警报的事实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事实做如下认定：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据此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了单位印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未在证明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因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应予以采信，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永靖县水务局出具的证明和永靖县盐锅峡镇福川村委会、西河镇瓦房村村委会、西河镇周家村村委会、兰州市红古区平安镇中和村村委会、兰州市红古区平安镇夹滩村村委会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均只有单位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根据上述规定，上述书面证明材料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依法应当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福川水电站单方制作，没有其他客观性证据能够佐证的枢纽弃水警报通知记录和上述证明材料，认定“二被告于2016年2月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枢纽和厂区安装了高音预警喇叭，且刘怡、刘玥落水的前一天和当天，福川水电站均对开闸泄洪的弃水警报情况予以了记录。”的事实缺乏根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在一审诉讼中，张梅、刘玉龙申请证人到庭作证：1、证人张某录的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永靖县人，7月12日中午两点半到三点左右，我在河边打农药，看见河边有三个小孩玩，离河边15米左右，看见闸门洪水下来了，我赶紧让孩子们跑，一个孩子已经爬出河沿了，两个被冲走了。闸门放水之前河道里没有水，是闸门放下来的水。当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听到警报、村里也没有发过通知。2、刘有福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水电站没有建的时候，河道水位一直很高，水电站建好后河道平时是干的。事发前没有听到水电站的警报，也没有看到警示牌。事故发生后，在村上河边立了警示牌。3、王玉鹏证言主要内容如下：水电站不放水时河道中间水基本是干枯的，没有看到水电站警示牌。上述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事发前福川水电站在泄洪前没有进行预警与提示，一审法院认定“福川水电站对泄洪行为进行了相应的预警与提示”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当，上诉人张梅、刘玉龙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定的事实是：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未能证明福川水电站于2016年2月在河道两岸设置了齐备的安全警示牌和防护设施，福川水电站在泄洪前没有进行预警与提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2、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对张梅、刘玉龙二女死亡是否承担过错赔偿责任？3、张梅、刘玉龙对其二女死亡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水电厂过水发电的行为是否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从而适用特殊侵权行为的无过错归责原则，还是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归责原则的问题。所谓“高度危险作业”，是对周围环境、人身或财产安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业务操作活动，在现有条件下，即使尽到高度谨慎和勤勉义务，人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和有效防范其致损风险，仍不能完全避免致人损害的事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采取列举的方式对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其中并不包括发电厂过水发电作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也并未将此类行为纳入高度危险范畴，因此，水电厂过水发电行为不会被认定为属于高度危险作业，不应适用特殊侵权行为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河道系地理或者历史原因等而形成的水流通道，不是正常的供广大民众出行的公共场所，也不是经营场所，而且对管理责任区域之外的河道，水电站并非管理人，故水电站也就不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因此，水电站过水发电行为不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对河道没有安保义务，故本案应按照一般侵权纠纷的过错归责原则对当事人在事件中的是非责任进行界定。二、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对张梅、刘玉龙二女死亡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纠纷，判断水电站是否承担责任，需要分析其在上诉人之女死亡事件上到底有无过错。在本案中，案涉福川水电站系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企业单位，经营范围是利用大坝截流的河水发电，根据我国民法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水电厂利用大坝截流的河水发电取得经营性收益的同时，应当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水电站不弃水时对下游河道危险通常较小，弃水行为开启后必然导致下流河道内短时间的水位提高、水流量突然增大，根据生活常识判断，此时必然导致河道中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危险增大，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认为其对河道没有管理权利，故没有危险警示的通知义务不当，福川水电站是危险源的开启者，按照对一般善良管理人的通常要求，该水电站准备开闸泄水时，应当知道其泄水行为可能对下游河道尚在活动的人员带来人身安全的巨大风险的情形下，作为危险源的开启者此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危险产生的警示义务，具体到本案，根据对一个善良经营管理人的要求判断，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下属水电站在开闸泄水前，对其开闸泄水后可能对下游河道尚在活动的人员带来的人身安全的巨大风险应当明知，但由于其主观的漠视或者疏忽大意、或者自信能够避免的疏失，没有尽到警示义务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案涉福川水电站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张梅、刘玉龙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以其下属水电站开闸泄水是根据上游水电站的通知，且其对下游河道没有管理权利为由主张其没有过错，故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足，从对善良管理人一般的要求标准判断，福川水电站开闸泄水前如果不提前对下游河道活动人员进行必要的告警，且给予必要准备时间，仅仅按照上游水电站的通知完成内部操作流程后泄水，泄水行为对下游河道活动人员可能带来的人身现实危险不能消除，本案悲剧的发生也恰好证明事实就是如此，福川水电站没有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应当尽到的对危险源开启以后对下游人员的告警义务，主观上有过错，而且过错行为与张梅、刘玉龙二女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被上诉人对福川水电站过错行为导致的后果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张梅、刘玉龙对其二女死亡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相应减轻对方民事责任的问题。上诉人张梅、刘玉龙作为在当地长期生活居住的居民，对河道上游水电站不定期弃水的情况应当明知，其应当知晓该河道的不是幼儿玩耍的安全场所，更应当预见到年幼的孩子在没有大人陪护下，擅自进入河道内玩耍对孩子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但上诉人疏于履行对年幼二女的监管职责，放任二女在没有成年人监护的情形下在河道进行玩耍导致悲剧发生，根据涉事二女的年龄等情况，本院认定上诉人张梅、刘玉龙对其二女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依法应当减轻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过错承担，本院酌情认定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对张梅、刘玉龙对其二女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四、赔偿数额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参照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肃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2019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201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57元/每年、职工年平均工资73704元的标准，张梅、刘玉龙请求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29957元/每年计算，二女死亡赔偿金共计29957元/每年×20年×2人=1198280元，丧葬费共计73704元÷2×2人=73704元，上述请求计算办法和标准均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考虑到二女死亡给上诉人带来的巨大精神痛苦，张梅、刘玉龙请求的精神损失费20000元本院亦予以支持全部支持；张梅、刘玉龙主张的搜救费用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翔鹏冶金公司、福川水电分公司赔偿张梅、刘玉龙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508793.6元【（1198280元+73704元）×40%】。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梅、刘玉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9）甘0111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及受理费的负担；二、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508793.6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三、驳回张梅、刘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17369元，张梅、刘玉龙负担10421元，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共同负担69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69元，张梅、刘玉龙负担10421元，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甘肃翔鹏冶金有限公司永靖县福川水电分公司共同负担69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志勇审 判 员 谢格浊审 判 员 邢定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车卓为书 记 员 禄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