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8601行初884号原告柯良骐，男，197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徐婉蓉，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法定代表人陈洪林，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吴晓兵，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何柒零，长沙市芙蓉区东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住，住所地长沙市人民东路**/div>法定代表人张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伦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俊男，湖南大鲲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斯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芙蓉中路二段**顺天城**iv>法定代表人柯良骐。原告柯良骐不服被告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芙蓉区市监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7月27日以邮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7月29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因原告当庭申请追加被告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下简称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本院准许后向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同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柯良骐的委托代理人徐婉蓉，被告芙蓉区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晓兵、何柒零，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委托代理人刘伦伦、陈俊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湖南斯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良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芙蓉区市监局于2016年5月9日审查了第三人斯良公司申请公司设立登记的材料，认为该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手续合法，遂于同日设立登记。原告柯良骐诉称，2016年6月17日，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对第三人斯良公司予以核准登记，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柯良骐，但原告一直工作生活在上海，从未去过湖南省注册过任何公司，也未委托他人注册过公司，原告对于被他人冒用身份登记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一事完全不知情。2019年下旬，原告从网上得知自己受到过税务部门的处罚进而查询工商信息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登记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原告2015年身份证曾在上海市遗失，原告当时已经在当地公安局报案挂失了身份证，并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从时间上看原告被他人冒用身份登记为第三人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发生在原告挂失身份证之后，该公司系在原告未到场情况下，他人冒用原告的身份证注册的公司。2019年10月，原告委托律师前往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处提交《撤销登记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同意受理，并于2019年11月20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上公示第三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调查公示，公示期45天。2020年4月，原告向被告芙蓉区市监局询问相关撤销流程的进展，被告芙蓉区市监局答复无法处理，机构改革后没有权限进行撤销登记。原告认为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撤销被告于2016年6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错误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登记；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损失人民币42113元（暂定交通费956元，住宿费1157元，律师费40000元，鉴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公司登记公示信息（网页截图），拟证明原告被登记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证据2.户籍信息，拟证明原告身份证2015年遗失，补办身份证。证据3.公安局接报回执单，拟证明原告身份证于2015年被盗，报警记录系2019年补充登记的。证据4.撤销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提交过撤销登记申请书。证据5.2019年12月11日电话录音（文字摘要），拟证明原告已提交撤销登记申请，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曾经同意帮助原告撤销错误登记。证据6.调查公示，拟证明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曾协助原告公示第三人冒用原告身份信息。证据7.2020年6月10日电话录音（文字摘要），拟证明被告芙蓉区市监局随后又表示无法协助原告撤销错误登记。证据8.本次诉讼成本费用（律师费、住宿费、交通费），拟证明原告为本案所支付的成本费用。证据9.律师函及快递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发过律师函。被告芙蓉区市监局辩称，一、原告错列被告，被告不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根据2019年4月23日施行的中共长沙市芙蓉区委办公室文件芙办发[2019]35号文件规定，被告不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所以不存在拒不履行法定职责，也不存在行政不作为。根据2019年9月20日施行的中共长沙市芙蓉区委办公室文件芙办发[2019]67号文件规定，芙蓉区行政审批局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服务职能，该局审批二科主要负责涉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撤销冒名登记工作由作出该次登记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登记机关发生变更的，由现登记机关负责撤销。由于机构改革，自2019年7月起，芙蓉区企业设立、变更、撤销变更、注销登记等行政审批职能都划入芙蓉区行政审批局。因此，被告不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二、被告在案涉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过错，无须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承担原告损失人民币42113元及诉讼费，被告认为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被告已根据上述规定，对第三人斯良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了审查;在申请材料实质内容不存在重大明显缺陷的情形下，应认定被告已尽审慎审查的义务;而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故被告在案涉变更登记行为中不具有过错。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规定，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登记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在实际工作中被告不可能对每一项登记申请材料中的身份证复印件来源、签名是否真实等进行审查，只能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履职。3.被告认为，被告在登记过程中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对资料的完备性、形式要件、登记程序已尽审慎审查义务，原告的经济损失和诉讼费应由提供虚假材料的责任人承担。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原告柯良骐提起的本案之诉主体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证据1.芙办发[2019]35号文件，拟证明原告错列被告，被告不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证据2.芙办发[2019]67号文件，拟证明被告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意见移交到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证据3.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服务事项截图，拟证明芙蓉区行政审批局具有对公司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证据4.国市监信[2019]128号文件，拟证明根据文件明确规定，登记机关发生过变更的，由现登记机关负责撤销。证据5.国发【2014】7号文件，拟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证据6.湘编办函[2019]156号文件，拟证明从2019年7月开始将被告行使的34项行政许可和72项行政备案事项由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行使，现工商局已不具有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辩称，1.被告不具备撤销冒名登记的完整权能，且被告亦未收到关于原告柯良骐是否构成冒名登记的任何结论，故被告无从履行行政职责，不应承担任何不利法律后果。2.对于冒名登记事项的核实，被告芙蓉区市监局负有调查义务；在调查结论未作出前，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无法办理撤销冒名登记的申请，故从实质上而言，在被告芙蓉区市监局不履行前置程序的前提下，被告芙蓉行政审批局无法单独履行撤销冒名登记的行政职责。3.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被告亦不具备单独履行撤销冒名登记行政职责的条件。综上，被告恳请法院详尽厘清关于撤销冒名登记调查取证的职责归属，以免扩大争议，同时维护案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第一组证据：1.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省政府呈报增加芙蓉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领域的请示（芙政[2019]22号）；2.关于同意长沙市芙蓉区扩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范围的函（湘编办函[2019]156号）；3.关于印发《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的通知。第一组证据拟证明经审批芙蓉区市监局行使的34项行政许可事项，由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行使，其中4撤销登记属于34项行政许可之一。在除此之外，芙蓉区市监局的其他职能并未划转芙蓉区行政审批局，不具有对被冒名登记进行调查取证的行政职责。第二组证据：4.撤销冒用他人身份取得公司登记操作手册。第二组证据拟证明撤销冒名登记的系统，以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载体，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无法使用和进入该系统，除许可登记外的其他板块，不具备系统操作的现实条件，进而无法履行社会公示、调查取证、调查、录入等相关行政职责。第三人斯良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和证据2是内部文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职权改变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行政机关在作出工商登记时需要对申请人的真实身份进行核查。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职权变化与原告无关，二被告之间不应该互相推诿不作为。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1、2、3、4、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自芙蓉区2019年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审批权改革以来，有关公司撤销变更登记这一单项职权，已经由芙蓉区市监局划至芙蓉区行政审批局，但是与该权能相配套的调查取证、社会公示等相关职能，并没有划至行政审批服务局，所以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无法单独履行在本案中所涉及到撤销冒名登记有关的调查取证、社会公示等相关行政职责，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是芙蓉区政府内部发文，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如果已在网上公示，对真实性认可，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快帮原告撤销相关登记。被告芙蓉区市监局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调查取证应该就包含在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职能范围之内，调查举证并不是一个行政许可。第二组证据是规范性文件，不是规章，并不能参照适用。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芙蓉区市监局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芙蓉区市监局现在不具有撤销、变更登记的职权。对证据2、3、4、6、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电话录音，是文字摘要，其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8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否存在被冒用工商登记的信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仅能证明原告曾经丢失过身份证，并且补办过身份证，但丢失身份证和补办身份证被冒用身份信息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说明原告因为被冒名工商登记的事项芙蓉区市监局进行过相应的沟通，而且芙蓉区市监局在沟通的基础上面也采取过相应的措施，比如进行相应的调查公示。既然芙蓉区市监局能够进行相应公示，而且是在芙蓉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之后进行的调查公示。该证据恰恰能够说明芙蓉区市监局能够履行相应的调查公示的职责，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但能证明芙蓉区市监局能够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也就是芙蓉区行政审批局要进行相应工商撤销登记所要履行的一个前置的程序。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有关诉讼成本的费用，并不会因为本案而必然产生，所以原告主张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同样是原告与芙蓉区市监局就有关工商撤销登记的事项进行相应沟通所产生的往来函件，该函件与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没有必然的联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4、6、9和二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7为电话录音的文字摘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要求，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9日，经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审批，第三人斯良公司设立登记，由股东柯良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股东陶力斯任监事。同年6月17日，经被告芙蓉市监局核准，该公司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2019年6月25日，该公司被吊销，现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2020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市监局发律师函，要求其履行撤销涉案工商登记职责。同年7月27日，原告向本院起诉。另查明，原告柯良骐于2015年5月2日办理身份证挂失，于同年6月3日补办身份证并领取，新身份证有效期为“2015.05.04-2035.05.04”。本院认为，根据芙办发[2019]35号《中共长沙市芙蓉区委办公室、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和芙办发[2019]67号《中共长沙市芙蓉区委办公室、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本案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已经没有权利行使其撤销工商登记的职能，由被告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承受行使该职能。故本案中，芙蓉区行政审批局是适格被告，芙蓉区市监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第八条规定“申请人应当如实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第三人斯良公司在申请办理设立登记过程中，向被告芙蓉区市监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及形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故被告芙蓉区市监局在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时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的审查职责。但因第三人斯良公司在提交申请资料时，向被告提交原告已遗失的身份证复印件，导致被告作出设立登记行为的主要证据失去真实性，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要求撤销该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芙蓉区市监局作出的第三人斯良公司设立登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具有过错，但因第三人斯良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而导致登记错误，第三人斯良公司对造成本案被诉工商行政行为应承担过错责任。故原告关于因本案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5月9日对第三人湖南斯良商贸有限公司作出的工商设立登记行为。二、驳回原告柯良骐对被告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起诉；三、驳回原告柯良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第三人湖南斯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进人民陪审员  胡敏莉人民陪审员  李月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贺文仪书记员罗珊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