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17行赔初29号原告刘长龙，男，196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纪桂芹（原告之妻），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被告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东路**。出庭负责人暨法定代表人吴亚军，乡长。委托代理人赵顺河，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宁振国，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长龙诉被告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熊儿寨乡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20年11月16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长龙及其委托代理人纪桂芹，被告熊儿寨乡政府乡长吴亚军及委托代理人赵顺河、宁振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长龙诉称，1.刘长龙养蜂场用地属于农业设施用地，养蜂场上的附属、配套设施，包括仓棚和硬化地面，供应热水用的太阳能和小彩钢棚，合理合法，不属于违建。2.2017的卫拍，通过2018年的整改，2019年北京市国土、熊儿寨乡政府和原告个人进行了电子版的签字确认，已经整改通过，原告的养蜂附属、配套设施是合法的。3.被告的这次强拆不仅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同时对原告的生产生活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综上，原告的养蜂附属、配套设施不该被拆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熊儿寨乡政府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包括：1.恢复蜂场及附属、配套设施费用120000元，包含彩钢棚费用65700元，路面硬化费用54300元；2.刘长龙精神损失费50000元；3.蜂群损失253200元；4.纪桂芹精神损失费50000元；5.残值损失；6.允许原告将蜂场附属、配套设施恢复为2020年8月被强拆前的原貌。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荒滩租赁协议，证明涉案土地的来源以及土地性质，涉案土地是养蜂用地属于设施用地；2.原魏家湾村书记刘长香开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当年承包另外一块土地，为了配合乡政府搞开发，才调换现在的土地，当时承诺原告办理用地手续，但是迟迟没有办理下来，这个责任不在原告；3.关于成立平谷区养蜂协会实验基地的决定，证明原告的养蜂项目和涉案建筑合理合法的；4.北京市新式蜂箱实验基地牌匾、平谷养蜂协会实验基地牌匾，证明原告是养蜂用地，属于设施农用地，不是果园；5.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涉案土地为设施农用地；6.2020年限期整改明细表，证明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7.熊儿寨乡政府限期拆除决定书，8.熊儿寨乡政府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据7、8证明原告收到两份决定书，但是不认可内容；9.协议书两份，证明：1.熊儿寨乡政府不守信用，原告没有不守信；2.原告提出要求熊儿寨乡政府盖章以及出具整改到位的证明，熊儿寨乡政府就把工期缩短到2天，8月30日就拆除完毕了；3.3月29日协议中的第二项记载的山坡上的违法建筑，原告认为不是原告家的违法建筑；10.视频、照片说明及光盘，证明：1.上次整改通过了以及保留水泥路面和蜂房的必要性；2.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无法办理，不是原告个人的原因；3.原告损失情况；11.蜂场卫片一张，证明土地性质合法。证据交换后原告补充提交照片3张，证明拆除违建后，蜂箱由原来468箱变为257箱（其中双蜂王由100箱变为64箱）。被告熊儿寨乡政府辩称，刘长龙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涉案土地性质系一般农用地，不是设施农用地。二、本案被告所作依法拆除涉案建筑，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此次拆违，被告履行了现场检查、立案、现场勘验、调查及函询、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及送达等程序，依法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涉案建筑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经函询规划部门证实系违法建设。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五条和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应予拆除。三、刘长龙对涉案建筑系违法建设明确表示认可，并书面表示同意拆除。被告在拆违之前，充分考虑了刘长龙系养蜂户，为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主动向上级部门请示推迟拆除时间，并给刘长龙进行了补偿。因此本案不是强拆，而是政府配合刘长龙进行助拆。现在刘长龙提起诉讼，其请求既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也明显违反诚信原则。四、鉴于涉案被拆除建筑系违法建设，刘长龙请求对其进行赔偿和恢复原貌，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外补充一点，根据法律规定合法财产受到损害应该得到赔偿，违法财产和恢复原貌不能得到法律的赔偿，原告签订协议后违反协议约定，被告要求原告返还6万元补偿款，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刘长龙的诉讼。被告熊儿寨乡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现场检查笔录；2.立案审批表；3.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人民政府关于核实刘长龙东侧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4.京规自（平）审批函[2020]第0055号《关于京平（熊）政函（2020）9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5.现场勘验证据材料、卫星图片、照片；6.询问笔录；7.[2020]第1号京平熊限拆字《限期拆除决定书》；8.京平熊强执字[2020]第2号《强制拆除决定书》；9.送达回证；证据1-9证明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的过程及相关措施程序合法；10.熊儿寨乡政府关于将魏家湾村刘长龙违法建设拆除向后延期的函，证明被告在工作中已经最大限度考虑到原告拆除的困难，被告在权限范围内向上级请示，并延期，但上级政府不允许延期到10月22日，所以给予拆除；11.保证书，证明原告认可自己的建设是违法建设，并同意自行拆除，鉴于此，被告考虑到养蜂季节等问题并照顾原告利益给予原告6万元补偿，但原告又起诉到法院，被告要求原告退还6万元；12.协议书,证明双方就拆除涉案建筑协商一致，原告同意拆除，被告配合原告拆除并考虑到原告养蜂的特点和困难给予原告6万元补偿，对于原告所称的受到胁迫不认可，根据协议书第四项的内容，如果原告反悔应该返还6万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协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为设施农用地，设施农用地不是村委会能够认定的，另外根据协议第五项第二款的内容，被告不得私自建设；证据2不符合证据形式，人证需要出庭；证据3不认可，不同意原告证明目的，养蜂协会是民间团体，不是国家授权的部门，养蜂协会无权批准涉案建设；证据4是协会颁发的，与涉案建筑是否违法没有关联性，不同意其证明目的；证据5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据7、8真实性认可；证据9真实，之所以有两份协议是因为原告提到第一份协议没有熊儿寨乡政府盖章，8月30日，原告女儿用被告工作人员的笔记本打印的第二份协议，该协议经原告确认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0中张瑞星是熊儿寨乡政府工作人员，但不是负责土地方面的工作人员，熊儿寨乡政府的表态应该以书面盖章决定为准，不能以工作人员聊天式的表态为准；证据1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补充的证据：1.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补交的三张照片没有时间，不能证明是什么时间拍摄的；2.蜜蜂死亡也可能是由于原告养蜂技术造成的；3.即使拆除行为对原告造成影响也是因为涉案建设是违法建设，不同意赔偿；4.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自己承担。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认可，不知道被告什么时间作出的，被告没有要求原告签过送达笔录；证据2-3不认可，涉案土地是设施农用地，不需要乡村规划许可证和审批手续；证据4不认可，涉案土地为设施农用地，不是一般农用地，现状图也不是果园，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原告涉案建筑所占土地性质不是果园；证据5卫片和照片认可，现场测绘图不认可，涉案建筑实际是27米*4.65米，挨着建筑的旁边还有一个大约2米*2米的小棚子；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熊儿寨乡政府确实跟原告作过笔录，但是内容不认可，村委会答应原告建设，2017年建设的时候乡里也有人去过，说没有人举报就可以保存现状，有人举报就得拆除，原告认为原告的建筑是合法的；证据7-8不认可，被告确实送达给原告，但是原告对内容不认可；证据9认可；证据10不认可，熊儿寨乡政府没有做到2020年10月20日前拆除完毕；证据11不认可，保证书是被迫签订的，如果7月18日不签7月22日就得给原告全部拆除，不能给原告延期；证据12中被告给的是拆除费用，不是补偿费用，并且根据第四条的内容，2020年8月29日、30日两天被告强行拆除涉案建筑，9月4日被告工作人员与国土部门确认整改通过，原告要求被告出具整改通过说明书，被告以国家整改没有通过为由没有出具，协议书是强制拆除行为以后签订的，原告是被迫的，如果不签，涉案建筑没有了，原告也得不到6万元，6万元与熊儿寨乡政府没有关系，是拆除公司给原告的拆除费、人工费。被告依原告申请向本院提交了图斑、规划图、现状图，原告认为涉案建筑是设施农用地，不是果园，总体规划图不能规划涉案土地；被告认为土地的性质是上级机关同意规划确定，不能以原告种植什么确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视频、照片对强拆情况具有说明作用，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证据交换之后提交的证据超过法定期限且未说明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系其执法过程中收集、形成，能够证明案件来源，被告进行现场检查、勘验情况，向规自部门询问原告建设房屋的审批及回函情况，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决定进而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对被告主张的是助拆行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依原告申请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的规划和现状，但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设施农用地。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9日，原告刘长龙取得北京刘长龙养蜂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告刘长龙于2016年、2017年在河水厂3号宅基地范围外进行路面硬化、建设建筑。2020年7月6日，被告熊儿寨乡政府现场勘查发现，河水厂宅基地范围外所建建筑未能提供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0年7月14日，被告熊儿寨乡政府经与村委会询问和现场检查，对刘长龙涉嫌违法建设的情况进行立案调查。被告熊儿寨乡政府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发送京平熊政函[2020]9号函，核实刘长龙河水厂宅基地范围外东侧建筑规划审批情况。2020年7月15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向被告熊儿寨乡政府作出京规自（平）审批函[2020]第0055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确认位于平谷区熊儿寨乡魏家湾河水厂的京平熊政函[2020]9号所示内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经过现场勘查、询问，被告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限期原告刘长龙于2020年7月17日前对涉案违法建设自行拆除。2020年7月17日，被告复查发现原告未自行拆除涉案建筑，即作出强制拆除决定。2020年7月18日，原告刘长龙向被告出具保证书，以养蜂具有季节性、违建情况特殊为由，申请对涉案建筑延期拆除，并保证于2020年10月20日之前自行拆除涉案建筑，被告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就该情况发送对涉案违法建设拆除向后延期的函。2020年8月29日、2020年11月27日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河水厂宅基地范围外的建筑及硬化路面，原告自行处理了拆除后的彩钢残值。2020年10月15日，原告刘长龙向本院一并提起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之诉与行政赔偿之诉，在本案的行政赔偿之诉中，请求判决被告熊儿寨乡政府赔偿：1.恢复蜂场及附属、配套设施费用120000元，包含彩钢棚费用65700元，路面硬化费用54300元；2.刘长龙精神损失费50000元；3.蜂群损失253200元；4.纪桂芹精神损失费50000元；5.残值损失；6.允许原告将蜂场附属、配套设施恢复为2020年8月被强拆前的原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了侵犯，且原告应当对其合法权益受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拆除建筑物取得了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被告提供的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可以证明涉案建筑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设，故原告所建建筑不属于应予保护的财产，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恢复蜂场及附属、配套设施费用，并允许原告将蜂场附属、配套设施恢复被强拆前原貌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程序，本案中，被告虽作出了京平熊强执字[2020]第2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但该强制拆除决定书载明的强制拆除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作出2020年8月29日、2020年11月27日强制拆除行为前，履行了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依法公告强制执行决定，在实施强制拆除时通知当事人清理有关物品、制作笔录、通知原告自行处理拆除后建筑材料等义务，存在过错。本案中，原告提供视频、照片证明了涉案建筑拆除前后的情况，本院对建筑残值损失进行酌定，并确定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故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刘长龙精神损失费、蜂群损失、纪桂芹精神损失费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刘长龙经济损失一千元；二、驳回原告刘长龙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查金枝人民陪审员  王德启人民陪审员  关来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张 悦书 记 员  谭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