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6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皓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后半壁街****楼****。法定代表人：罗明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东方梅地亚中心**iv>负责人：沈国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运霞，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煊祺，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首地恒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体育场西路****II段501-3iv>法定代表人：刘军。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寰岛博雅大酒店****iv>法定代表人：陈昭文。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后院**iv>法定代表人：刘军。原审被告：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法定代表人：刘军。原审被告：盛济（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化凤玲。上诉人北京国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原审被告北京首地恒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公司）、原审被告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澳公司）、原审被告盛济（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11月16日上诉人国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被上诉人盛京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运霞、李煊祺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皓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复利第二段的计算标准，改判自2019年9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复利按照年利率7.3625%计算；2.双方当事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国皓公司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依照交易习惯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认定按照逾期利率计算贷款逾期后的复利，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混淆了行业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第一，《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仅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行业指导规范，用以约束银行的行为，并不能天然地对其他主体（如合同借款人）产生拘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借款人从银行贷款时，双方权利义务（包括违约责任）应通过书面合同予以确定；若借款人到期不归还贷款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即使是一审判决援引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其第二十条也明确要求“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对于贷款利率的规定，并非是用来约束或者给借款人强加其根本不了解的义务或违约责任，恰恰相反，法律和行业指导规范均反复要求各商业银行，要通过协商一致的书面合同规范贷款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复利标准，无异于强迫国皓公司承担《借款合同》未约定的高额复利。第二，国皓公司和盛京银行关于复利不存在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也不能被解读为“交易习惯”加以适用。一方面，国皓公司从未向盛京银行支付过任何复利，不存在交易和习惯；另一方面，银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是要把行业规范转化为双方协商认可的合同条款。一审判决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条款直接认定为“交易习惯”用以约束国皓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认定“交易习惯”的规定。一审判决混淆行业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适用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交易习惯”认定的基本规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盛京银行辩称，一审法院关于复利的计算标准的判项正确，适用法律无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在合同约定不明且没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复利的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交易习惯包括“（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一审判决作为借贷法律行为交易习惯所援引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业指导规范，在银行业已执行二十余年，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此外，案涉《借款合同》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的11.2款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或出现10.5条规定的事项时，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国皓公司作为正常的商业主体，应当知道该交易习惯，出现违约行为应适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除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21条关于“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规定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佐证借贷法律行为行业内的交易习惯是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因此，国皓公司关于不存在交易习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国皓公司在本案关于复利利率标准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亦未举证证明支持其主张的合同依据或交易习惯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皓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盛京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皓公司立即向盛京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17067706.60元(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5日止，按照年利率7.3625%，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分次还本基数，逐笔计算)、罚息（自2018年6月21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18日为2314585.94元，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1.0438%计算）、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9月18日为1030250.16元，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未付利息17067706.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1.0438%计算），并支付违约金4000万元；2.判令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恒瑞公司就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项下国皓公司应偿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国皓公司、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恒瑞公司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1343863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50000元、公告费260元等盛京银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6日，盛京银行（甲方）与国皓公司（乙方）签订1010190117000060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授信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乙方提供2亿元整的授信额度。同日，双方签订1010110217000284号《盛京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国皓公司借款金额2亿元。其中1.2条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与实际期限不一致的，以借据上标明的放款日和还款日为准。借款用途为采购工艺品原材料。贷款年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4.75%基础上上浮55%，实际执行年利率7.3625%。借款人每季支付利息一次，每季度末月20日为付息日。第4.1.3条约定，贷款实际发放的日期和还款日期以借据为准。《借款合同》第六条关于借款本息的归还约定，分次还本，2018年3月6日还本500万元，2018年9月6日还本500万元，2019年3月6日还本500万元，2019年9月5日还本18500万元。《借款合同》第八条，借款人的承诺和保证：按期归还借款本息，……。《借款合同》第11条关于违约责任部分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逾期贷款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第11.3条约定，借款人不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对借款人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第11.4条约定，借款人违反本合同第八条中借款人承诺和保证的事项时，应按借款总额的20%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此外，第12.1条约定，因本合同发生的诉讼，由贷款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12.2条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同意承担贷款人因此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收取的代理费等。盛京银行的借款借据载明，贷出日期为2017年9月7日，借款人为国皓公司，借款利率为7.3625%，还款方式为多次还息，一次还本，借款金额为2亿元，约定还款日为2019年9月5日，国皓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罗明勇的名章。2017年8月1日，盛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同意为国皓公司向盛京银行申请授信2亿元贷款提供担保。2017年9月6日，盛济公司（保证人）与盛京银行（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国皓公司与盛京银行签订的《授信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国皓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债权的含义为：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利息、违约金等所有应付款项。本合同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所产生的贷款及垫款等债权的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印花税等全部余额之综合，还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取的代理费等，还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如《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为分期办理、分期到期的，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保证人对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产生每笔债务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该笔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7年9月6日，盛京银行分别与中基公司、中珠公司、恒瑞公司、国澳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为国皓公司与盛京银行《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债权的含义为：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利息、违约金等所有应付款项。合同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所产生的贷款及垫款等债权的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印花税等全部余额之综合，还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取的代理费等，还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保证期间为：《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如《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为分期办理、分期到期的，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保证人对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产生每笔债务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该笔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7年9月7日，盛京银行向国皓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2017年9月20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1日、2018年6月29日，国皓公司分别向盛京银行支付贷款利息531736.11元、3722152.78元、5.62元、0.01元、7444299.93元。2018年6月21日起的利息，国皓公司至今欠付。2019年12月，中基公司、中珠公司、恒瑞公司分别出具《确认函》，内容为，公司对盛京银行的如下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2亿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公司的全体股东对担保事项明确知悉，并且对外担保行为已经经过了全体股东的决议，全体股东均完全同意。为追索本案所涉贷款，2020年2月24日，盛京银行与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签订《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盛京银行因与国皓公司、盛济公司、国澳公司、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盛京银行委托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为代理人。盛京银行已经支出律师费5万元，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具了律师费5万元的发票。另外，盛京公司为本案支付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由于国澳公司未提交股东会决议等对外担保文件，就国澳公司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问题，盛京银行主张：如果法院认为国澳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则主张国澳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盛京银行分别与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恒瑞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盛京银行与国皓公司签订了《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后，盛京银行依约向国皓公司发放了2亿元贷款，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关于贷款的还款方式及到期日问题。盛京银行主张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分次还本，国皓公司、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恒瑞公司主张借款本金2亿元应依据借款借据于2019年9月5日到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第4.1.3条约定，贷款实际发放的日期和还款日期以借据为准。借款借据载明，还款方式为多次还息，一次还本，还款日期为2019年9月5日。因此，案涉贷款2亿元的还款日应为2019年9月5日。关于国皓公司的违约责任。自2018年6月21日起的贷款利息，国皓公司至今未付，借款本金2亿元，国皓公司至今尚未偿还，故国皓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国皓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盛京银行要求国皓公司偿还本金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率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年利率转化成日利率如何折算借贷双方虽没有明确约定，但是从借款人已经支付的几期利息金额可以看出，借贷双方已经形成年利率除以360天折算为日利率的交易习惯，故还应以此交易习惯折算日利率为宜，国皓公司、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恒瑞公司关于日利率等于年利率除以365天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罚息，应该以借款本金2亿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关于罚息利率，《借款合同》第11条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逾期贷款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即年利率11.04375%。盛京银行主张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分次还本方式，从2018年6月21日开始分别计算罚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复利，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复利的计算标准，对复利执行何种利率双方意见不一。一审法院认为，在此情形下，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银发[1999]77号文印发）第二十一条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合同利率按季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案涉贷款贷款期限内的复利，以合同利率，即年利率7.3625%计算；贷款期限到期后按照罚息利率，即年利率11.04375%计算。盛京银行主张贷款期内复利标准亦按照罚息利率计算，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国皓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盛京银行主张国皓公司应按借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符合《借款合同》第11.4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上述利息、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外，《借款合同》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同意承担贷款人因此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收取的代理费等费用。盛京银行因提起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5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均属于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故盛京银行主张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盛济公司、中珠公司、中基公司、恒瑞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盛济公司提交了对本案债务进行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中珠公司、中基公司、恒瑞公司提交了对本案债务进行担保的《股东决定情况确认函》，故盛济公司、中珠公司、中基公司、恒瑞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盛济公司、中珠公司、中基公司、恒瑞公司对国皓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保证范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为：《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所产生的贷款及垫款等债权的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印花税等全部余额之综合，还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取的代理费等，还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盛济公司、中珠公司、中基公司、恒瑞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国皓公司追偿。关于国澳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国澳公司未提交相关的就国皓公司债务提供担保事项的《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盛京银行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与国澳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曾经审查了上述材料，因此，国澳公司与盛京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国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军的越权担保行为，盛京银行未审查相关《决议》等材料，不属于善意，依据上述规定，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经释明，盛京银行主张如果法院认为国澳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则主张国澳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主合同《借款合同》有效，《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盛京银行和保证人国澳公司对此均有过错，依据上述规定，保证人国澳公司应就债务人国皓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国皓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盛京银行借款本金2亿元；二、国皓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盛京银行利息（以贷款本金2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5日止，按照年利率7.3625%计算）、罚息（以贷款本金2亿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1.04375%计算）、复利（分为两部分：1.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5日止，以未付利息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3625%按季计算；2.自2019年9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未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1.04375%计算）、违约金4000万元；上述日利率均按照年利率除以360计算；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之和，累计不超过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数额；三、国皓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盛京银行律师费损失50000元、财产保全费损失5000元，公告费损失260元；四、盛济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恒瑞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确定的国皓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国皓公司追偿；五、国澳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确定的国皓公司的债务，就国皓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盛京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六、驳回盛京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国皓公司的上诉理由，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在于案涉合同复利计收标准的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案涉《借款合同》仅约定盛京银行有权收取复利，但并未约定复利的计收标准，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在双方当事人对于复利执行何种利率产生分歧的情形下，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银发﹝1999﹞77号）系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为中央规范性文件，各银行必须遵照执行，故该规定中关于复利的计收标准符合“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之客观要件。《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为公开发布的部门规章，案涉《借款合同》违约责任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或出现10.5条规定的事项时，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逾期贷款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11.04375%）；借款人不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对借款人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故国皓公司与盛京银行的约定符合“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之主观要件。因此，可以认定《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在本案当事人未明确约定复利的计收标准时，一审法院依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对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之规定作为计收复利标准的依据，符合规定。综上所述，国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39元，由北京国皓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春梅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甘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英博书 记 员 杜 杰书 记 员 张秋实书 记 员 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