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64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穆亚健，男，1990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恩辉，天津安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苑福诚，男，1977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术岭，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穆亚健因与被上诉人苑福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20）冀0903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穆亚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903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双方并未产生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因购买机床一事只签署过一份买卖协议，即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于2019年4月24日所签定的《个人买卖协议》，合同编号为：2019042403。双方约定由上诉人作为买方向案外人卖方李某购买“乔鸿立式加工中心机 —2— 床”一台，价格为190000元。同时该协议对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上诉人付案外人李某6万元作为定金下单，机床发货前付3万元，剩余货款10万元自2019年6月份开始，顺延一年（12个月）内付清。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被告穆亚健通过中间介绍人李某向原告苑福诚釆购乔鸿牌机床一台”认定无据。首先，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签署任何有关买卖合同类文件，也未与被上诉人达成初始的买卖合同合意，相反，上诉人却与案外人李某签署了《个人买卖协议》并对有关买卖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其次，从上诉人的付款过程来看，其包含首付款在内的绝大部分货款都是向卖方李某的账户进行支付和对李某进行现金支付，只有一小部分货款是卖方李某直接要求上诉人汇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上诉人就此支付对象曾向李某进行询问，李某向上诉人陈述其本人是被上诉人的销售代理，购货款可以直接付给作为生产商的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机床购货款的支付数额认定有误，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购货款付清。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签署前述协议后，上诉人即于2019年4月25日和4月26日分别向卖方李某尾号为5820的建设银行账户内汇入设备采购定金50000元和10000元，总计60000元。至此，上诉人完成其与案外人李某所签定协议中的定金交付义务。上诉人交付定金后，案外人李某便指示作为机床生产厂家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交货，2019年6月7日被上诉人受案外人李某的指示将机床送至上诉人处，由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收货后出具收获凭证，才产生了上诉人于2019年6月7日手写的《协议》一份，且该协议内容只体现了上诉人收到货物和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所约定的付款方式，并且该协议着重强调了之前与李某所签定的采购合同有效，也就是说该协议的内容并未对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所签署的《个 —3— 人买卖协议》做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包括双方主体关系。在上诉人收到机床并进行调试后，于2019年6月8日，上诉人将30000元货款向李某进行支付时，李某称上诉人可直接向生产厂家付款，上诉人便将该30000元货款支付给了被上诉人，至此，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支付货款总计90000元。自此之后，上诉人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剩余尾款，其中向案外人李某转账支付42000元、现金42600元，通过李某的指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15400元，且李某收到上诉人的货款后也向被上诉人进行了支付，转账部分有银行流水充分佐证，至此，上诉人已经履行完《个人买卖协议》中所约定的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在当前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支付已成社会常态的大背景下，7万余元直接以现金支付显然不合常理，因此本院认为，李某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极大可能性，也违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该认定首先是对上诉人向案外人李某支付现金货款的数额认定错误，其次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支付货款方式合理性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现金支付的合理性不以其他支付形式的存在为前提。（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的关系认定有误，李某有无代理销售资格并不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首先，《个人买卖协议》的签署双方是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也就是说案涉机床的销售方是案外人李某，至于合同签定后，李某是自己生产该机床还是去包含被上诉人在内的等其他生产厂家购买后再向上诉人进行销售，与上诉人无关，其只要按照合同要求向上诉人进行交货即履行了合同义务。其次，本案中，无论案外人李某作为单纯的卖方还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销售方，在其与上诉人签定买卖协议后，上诉人按照李某所指示的付款方式付款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再次，通过案外人李某与本案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 —4— 记录证据显示，李某与被上诉人的关系即代理销售关系，由李某对外签定买卖协议，协议签定后，李某负责收取货款然后转交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负责向买方进行发货并且向李某支付一定比例的销售提成。一审法院以案外人李某自己设立公司并且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否定其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这一认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李某代理被上诉人进行销售并与上诉人签定买卖协议的行为并不以其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为前提，在李某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中显示，其除了与上诉人外还与其他机床购买者签署过买卖协议,被上诉人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履行方式，且被上诉人对李某收取货款和经李某指示后由买方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都未提出过异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在上诉人已经向合同向对方即案外人李某完全履行完毕合同付款义务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迟延履行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有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以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苑福诚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所出具的协议及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及一审查明事实能够证实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将机床交付上诉人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书面协议，上诉人并按协议约定内容把截止机床调试完成日的全部款额付给了被上诉人，因此案涉机床的出卖人是被上诉人，买受人是上诉人，本案的机床买卖合同关系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法设立。因此一审判决 —5— 事实认定证据。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机床购货款的支付数额认定正确，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购货款付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付款过程与事实严重不符，协议约定机床调试完成付到9万元，这9万元的真实付款过程是上诉人在2019年5月28日通过中间人李某付定金2万元，上诉人本人在2019年6月7日收到机床时付4万元，上诉人本人在2019年6月8日机床调试完成后付3万元，以上合计9万元。另外在6月8日上诉人又支付分期款7000元，上诉人在2019年7月8日通过中间人李某付8400元，上诉人本人在2020年1月8日付分期款8400元，以上合计付款11.38万元。因此上诉人尚有7.62万元货款未支付，因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3、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的关系认定正确，案外人李某不是被上诉人处销售人员，其与被上诉人也不存在委托代理的合同关系，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李某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机床买卖达成的中间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苑福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货款762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762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20年6月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穆亚健通过中间介绍人李某向原告苑福诚采购乔鸿牌机床一台。原告苑福诚于2019年6月7日将机床送至被告穆亚健厂内。被告于当日为原告出具书面协议 —6— 书，写明：“今收到苑福诚乔鸿精机加工中心一台。价格¥190000（壹拾玖万圆整）。机床调试完成付到¥90000（玖万圆整）。剩余货款分一年12个月付清。之前所签采购合同有效。”。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情况为：2019年5月28日被告通过李某银行账号付原告20000元，原告送货当天即2019年6月7日被告通过自己银行账号付原告40000元。原告送货并调试完成后，2019年6月8日被告通过自己银行账号付原告7000元，2019年6月8日被告通过自己银行账号付原告30000元，2019年7月8日被告通过李某银行账号付原告8400元，2020年1月8日被告通过自己银行账号付原告8400元。以上付款合计113800元。原告向被告催要剩余货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 又查明，原、被告机床买卖中间人李某在本案开庭时出庭作证称，其本人为原告经营生产机床的销售员，因原告未足额支付其销售提成，其在2020年春节前离职，但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均由其本人领取，并为被告出具收据及设备分期清款证明。本案庭审后经一审法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得知李某曾在2019年3月5日出资设立天津吉玖科技有限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穆亚健于2019年6月7日在原告苑福诚送货后出具书面协议书确认收到原告苑福诚乔鸿精机加工中心一台，价格190000元；并在该协议中承诺机床调试完成付款90000元，剩余货款分一年12个月付清。该协议系经被告当庭质证无异议，体现了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就案涉机床具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其与原告无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并为此提交其本人于李某的买卖协议，均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被告应按照协议承诺给付原告货款190000元，现被告 —7— 仅给付了113800元，尚欠76200元未给付，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76200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实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在书面协议中承诺剩余货款分一年12个月付清，但被告剩余货款至今未给付，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为2020年6月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约定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一审法院酌定违约金以未付货款762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焦点是被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并称所欠剩余货款已全部付款给李某，并提交了相应证据，对该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一、经一审法院庭审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已知，证人李某在2019年3月5日成立天津吉玖科技有限公司，并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等职务，因此不可能成为原告生产经营机床的销售员，更不可能与其成立的公司之外的任何单位另行建立劳动关系，证人李某在出庭作证时自称是原告销售员，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二，即使李某称原告拖欠其中介提成未付，也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购销货款是两个法律关系，而且李某当庭称在2020年春节前已在原告处辞职，因此其无权收取被告给付原告的货款，并予以扣留而不给原告。其三，被告在2019年6月7日收到原告机床后给原告出具的书面协议中明确承诺，剩余货款分一年12个月付清，体现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款应直接付给原告方，但被告却将该款直接付给李某本人，属于 —8— 被告履行不当，对象错误，应承担继续履行的付款义务。其四，李某在2020年6月8日为被告出具83200元收据及设备分期清款证明，而该收据及清款证明无相应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被告当庭述称及李某当庭作证所称该款中约有70000元是现金给付，与原告诉求的欠款余额相符，在当前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支付已成社会常态的大背景下，7万余元直接以现金支付显然不合常理，且与之前的双方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极大可能性，也违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基于前述分析，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理由及李某的作证内容均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穆亚健给付原告苑福诚货款762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76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53元，由被告穆亚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提交以下证据：案外人李某的银行流水以及支付宝收支明细以及微信转账截屏一张，拟证明：被上诉人收到的首批货款为9万元，上诉人除 —9— 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中自认的收到上诉人款项的部分之外，上诉人曾于2019年8月7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2月8日向机床的出卖人，即案外人李某支付过三笔货款，分别为8400元。于2019年10月8日通过支付宝支付方式，曾向李某出借2万元，李某于2019年10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上诉人归还1.16万元，该差额8400元即上诉人向案外人李某所支付的该期货款，也就是通过该付款明细能够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的金额，上诉人已经支付货款5.74万元，加上上诉人支付的首期货款定金9万元，上诉人已实际支付14.74万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支付宝明细及微信转账截图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上诉人没有提交原始载体，该明细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李某之间存在其它经济往来，这一点上诉人庭审中作出了明确的陈述。另外，因买卖合同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即便上诉人向李某支付也是不合法的，因此被上诉人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所查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既然上诉人主张其是与案外人李某签订并履行的涉案设备合同，则李某应履行该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对该合同没有履行义务。而对涉案设备是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这一客观事实，上诉人并无争议。上诉人未能提供李某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涉案设备的购销合同，故无法认定李某向被上诉人购买涉案设备后再向上诉人出售的客观事实存在；上诉人亦未提交李某与被上诉人的代理销售合同，亦不能认定李某与被上诉人系代理销售关系。据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交付涉案设备，系履行的上诉人与李某的买卖协议，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6月7日的协议，是上诉人穆亚健与被上诉人苑福诚双方之间形成的，该协议明确约定，穆亚健收到 —10— 的是苑福诚的涉案设备，并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期限，且上诉人也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部分货款，原审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是涉案设备的出售方，李某只是双方买卖合同的中间人，与客观事实相符。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李某在未取得被上诉人委托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被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故上诉人向李某交付的款项，除被上诉人予以追认的以外，均不能认定其已向被上诉人交付。 综上所述，穆亚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6元由上诉人穆亚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刘晓莉 审判员  毕文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