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男，198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荟，女，198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鑫,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传富，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 上诉人杨旭因与被上诉人梁荟、梁传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敏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杨旭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荟、梁传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杨旭向梁荟、梁传富交付的800000元是杨旭给梁荟的补偿款错误，该款是梁荟腹中孩子的抚养费。一审法院对杨旭提交的与梁荟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未审慎核实，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到2018年12月9日至12月12日期间，杨旭与梁荟多次就梁荟腹中孩子的抚养费进行磋商，梁荟多次明确表示要将腹中孩子生下来，希望杨旭支付抚养费和陪同医院产检，双方之间从未明确梁荟不生孩子且杨旭须支付800000元作为个人补偿。2018年12月17日，梁传富与杨旭及杨旭父亲杨智慧签订《协议书》时，杨旭与梁荟仍未明确梁荟不生孩子且杨旭须支付800000元补偿梁荟。杨旭父亲杨智慧已和梁荟当面说明“生养孩子的钱会给你，但你要把孩子生下来”，梁荟在2018年12月19日的聊天记录中也已亲口承认，2018年12月18日，杨旭将800000元抚养费转入梁传富银行账号后，事情发生变化，梁荟于2018年12月19日9时28分向杨旭发微信称“现在这个孩子我很难保住了，如果我不拿掉，我爸绑也会把我绑到医院，就像那天说的一样，800000元可以养一个孩子，问题是我去哪里生，离开杭州吗？”，上述事实，一审判决只字不提，错误认定杨旭支付的800000元系对梁荟的个人补偿。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梁荟已确认在梁传富与杨旭及杨旭父亲杨智慧签订《协议书》时，杨旭支付的800000元系梁荟腹中孩子的抚养费，现梁荟在收取800000元抚养费后，借口梁传富不同意，自行前往医院引产，显然对杨旭有欺诈的故意。若梁荟在《协议书》签订时已明确表示不生孩子，这800000元是对其个人的经济补偿，那梁荟又怎会在收到800000元后，还向杨旭发微信告知不是其不想生孩子，而是其父梁传富不同意。梁荟的举动是为侵吞800000元抚养费寻找借口，意图使杨旭相信其本意是想生孩子，为此索取800000元抚养费，现因梁传富的原因而被迫引产。2.一审判决未认定杨旭受梁荟、梁传富的暴力威胁，出于恐惧心理而一次性给付800000元的事实。2018年12月10日，梁荟带领10余人到杨旭家中要求先支付300000元作为孩子的后续抚养费，否则要将杨旭家拆除并进行报复。因杨旭父亲有心脏病，母亲有高血压，身体状况不好，不能受到惊吓，出于防卫，杨旭不得不报警，警方到场后将梁荟等人劝退。随后，梁传富打电话给杨旭说等他回来谈。杨旭本以为此事已经得到解决，2018年12月17日，梁荟与父母、姐夫等人再次约杨旭及家人谈判，谈判期间对方多次扬言若次日下午4点前不一次性支付800000元孩子的后续抚养费，将带百十号人再到杨旭家中闹事。杨旭迫于无奈而四处借钱，筹集800000元交付梁荟、梁传富。杨旭已举证证明家庭经济困难，向梁荟、梁传富支付的800000元是父母向亲友借款而来，若非基于恐惧心理，杨旭怎么可能置家庭经济情况于不顾，一次性支付800000元巨款。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未予查明，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梁荟、梁传富未到达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程度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2月17日梁荟向杨旭发送微信称“现在要把他从我的身体里拿走，那是我的命，是我们的骨血”。因当天下午所有问题都已当面明确，这番话让杨旭感受到对方又以拿掉孩子为要挟来逼婚，故第一时间回复“已经不能改变什么”，以此彻底断掉对方迫使结婚的念头。付款后，杨旭几次提醒梁荟，让其把抚养费从其父亲手中尽快要回，因为这个钱不属于梁传富。基于杨旭和梁荟交往期间，其父梁传富曾几次向杨旭借数额不小的钱，杨旭因无经济能力而婉拒，所以杨旭怕孩子的抚养费被梁传富侵占。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可知，800000元是基于梁荟腹中胎儿出生后所需抚养费用而协商达成的合意，梁荟在收到800000元抚养费后借口梁传富不同意而终止妊娠，足以说明梁荟、梁传富在当初与杨旭索要抚养费时，故意告知杨旭梁荟会产下胎儿的情况，使杨旭陷入错误认识，认为在胎儿出生后的抚养费用是合理的，也是作为父亲的法定义务，应当向梁荟支付的。而杨旭当时之所以要一次性支付800000元抚养费，是受梁荟、梁传富纠集多人威胁所致，并非真实意愿。梁荟、梁传富当时找杨旭借口索要抚养费，并以打砸房屋为要挟，在其收取800000元抚养费后，不经杨旭同意便自行前往医院引产，已构成《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欺诈、胁迫情形，杨旭要求撤销协议，退还8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使认定杨旭支付800000元的性质属于对梁荟的个人补偿，案涉协议亦违反《民法总则》和《合同法》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1）仅仅因为杨旭与梁荟恋爱期间梁荟意外怀孕，梁荟、梁传富在明知杨旭家境贫寒，800000元已完全超出杨旭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明知杨旭是在用父母的钱支付这800000元的情况下与杨旭签订协议，破坏社会公德，颠覆了普通社会大众对男女恋爱期间引发意外怀孕纠纷的补偿标准的认知。更何况梁荟未举证证明其因此次引产手术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损伤，也未在引产前进行亲子鉴定，证明引产胎儿与其获取的800000元个人补偿具有合法赔偿性质。（2）杨旭家境困难，母亲身患××并有高血压，父亲有心脏病，家中还有××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外婆需要照顾，整个家庭的开支完全靠父母亲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杨旭至今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杨旭提交的证据证明梁荟、梁传富欺骗、胁迫杨旭支付的800000元系杨旭母亲四处贷款筹集而来，并非源于家庭自有资金。 杨荟答辩称，一、杨旭称协议项下款项系抚养费，但双方在付款前一天的聊天记录表明该款项系补偿款，即是将小孩流掉的补偿款。二、案涉款项是杨旭自愿支付的，因为在款项支付之后，杨旭多次要求梁荟合理支配款项，建议其做合理的投资。三、杨旭称案涉款项的支付导致其家境困难，并无证据支撑。 梁传富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 杨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杨旭与梁荟、梁传富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2.梁荟、梁传富返还杨旭80万元；3.诉讼费用由梁荟、梁传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杨旭与梁荟以男女朋友关系同居生活，在此期间梁荟为杨旭流过一次产，后双方闹分手，梁荟极力挽留杨旭。2018年12月7日，梁荟告知杨旭其再次怀孕，并在微信聊天中多次表示其生育孩子的意愿以及第二次打胎可能导致的身体风险，杨旭先是表示“尊重你的决定，如果想生下来，我会尽到法律内所有义务，如果能不生下来，可以说出你的条件，能力范围内会尽量满足”。12月9日，梁荟再次告知会生育孩子并要求杨旭一次性付清抚养费，杨旭则不同意一次性支付。12月12日，杨旭告知梁荟“我妈和我交流过，她觉得这个孩子出生后得不到父爱，对孩子的一生会产生深远影响，你以后带孩子过日子也会很辛苦”，梁荟则对是否生育拿不定主意，杨旭表示“想生就生吧，定期给你打钱，按季度或半年”，但同时又表示不愿意孩子出生，双方约定家长见面商定胎儿去留等问题。12月14日，梁荟提到“你爸后来答应了呀，我如果要打掉，那笔钱他给”。12月17日，梁荟之父梁传富与杨旭及杨旭之父杨智慧签订《协议书》，载明：杨旭因与梁荟未婚同居导致对方怀孕，现因双方感情破裂，已无复合可能，经协商本人一次性给付对方经济补偿共计80万元，从此日后双方家庭互相不联系，女方发生任何风险，由女方家庭独自承担，付款时间为12月18日下午4时前。协议签订当日，梁荟明确告知杨旭“等孩子拿掉以后吧”、“现在要把他从我身体里拿走”、“这是我孩子的命换来的”，杨旭则回复“已经不能改变什么了”、“这个钱是你的”，并劝梁荟“（钱）不要乱用，做点稳健投资理财”。协议签订后，梁荟在与杨旭的微信聊天中，再次表示了希望继续生育并结婚生活的意愿，杨旭拒绝并表示会按协议筹钱并给付，双方还就款项支付及打胎事宜进行了沟通。杨旭于12月18日如约将80万元转入梁传富银行账号。梁荟于12月28日打胎，并在微信中告知杨旭。 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协议签字双方是杨旭、杨旭父亲杨智慧以及梁荟父亲梁传富，但2018年12月17日梁荟在微信中向杨旭表示和梁荟父亲协商，指由其父亲代为出面协商，以及聊天中多次提到一切等梁荟父亲梁传富回来再谈，结合梁荟处于怀孕时期的身体情况，梁荟父亲梁传富代理梁荟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协议对被代理人梁荟发生效力。而且从协议及聊天内容看，该款项是杨旭对梁荟的补偿，款项直接支付给梁传富，故杨旭起诉梁荟、梁传富并无不当。本案的主要焦点是该协议是否是受欺诈、胁迫而签订，是否显失公平。杨旭提出该协议是其基于梁荟腹中胎儿出生后所需的抚养费用而达成的合意，梁荟在收到80万元后擅自终止妊娠，构成欺诈。但在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中，2018年12月14日梁荟表示：“你爸后来答应了呀，我如果要打掉，那笔钱他给”，12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当天及此后，梁荟多次在聊天记录中提到要将孩子拿掉的事实并告知杨旭整个打胎过程等，杨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认为款项是给梁荟的并劝其不要乱用，结合协议内容足以证明杨旭明确知晓协议中80万元并非抚养费用。杨旭认为梁荟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不具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至于杨旭提出该协议是杨旭及其父母受梁荟、梁传富的胁迫所签，非杨旭真实意思表示。该院认为，在杨旭与梁荟的聊天记录中，杨旭多次提到“之后我家人也和你父亲沟通过答应等他回来当面说”、“一切等他回来再说让我们家长和当时坐在一起来谈这个事情你爸爸亲口说的”、“你爸是长辈我们家也尊重他的意见”以及挑选饭店包厢以方便两家人见面协商等表述，尽管微信中也提到“请你各位哥哥舅舅也消消气”，但并未到达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程度，故杨旭的胁迫主张亦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协议系双方家庭成员磋商后达成的，权利义务未明显失衡，因此杨旭主张显失公平不足采信。综上，本案所涉《协议书》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杨旭的诉讼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00元，由杨旭负担。 杨旭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其母亲与梁荟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梁荟与其母亲交流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与杨旭同居的责任。 梁荟、梁传富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杨旭提交的证据，经质证，梁荟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对杨旭二审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杨旭以案涉协议书项下800000元是其给梁荟当时腹中孩子的抚养费，但梁荟在收取800000元后却将孩子引产，存在欺诈，以及该协议书是其受梁荟、梁传富等人暴力威胁所写、内容显失公平等为由，主张撤销协议，返还800000元。然一方面，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并未反映800000元系杨旭用于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根据杨旭与梁荟在协议签订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定杨旭明确知晓协议项下800000元并非孩子抚养费有事实依据，故杨旭主张梁荟、梁传富存在欺诈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杨旭与梁荟在协议签订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系杨旭受胁迫签订，杨旭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协议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是双方家庭成员经磋商后达成，权利义务未明显失衡，杨旭关于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杨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杨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