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2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翔，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达刚，系贵州贵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939509。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春，系贵州贵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201117655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兴才，男，194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均，执业证号：32409011200022。上诉人付翔因与被上诉人吴兴才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且法律适用错误。1、合同法第二条对一般合同进行了定义，第五十二条对无效合同进行了规定。2、执行和解协议指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经自愿协商，就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达成的协议。案涉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普通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为有效。3、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并无法律依据。首先，双方执行和解协议只是约定被上诉人应当配合上诉人办理林权证，若因涉及需要经相关部门审批和同意即认定协议无效，则实质上是将所有需要相关部门予以登记公示的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其次，无效合同由法律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不明确清晰，不严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是物权变动的效力，而非合同效力。应当理解为依法登记，发生物权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案涉执行和解协议不属于需登记、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双方仅对物权变动作出约定，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一审法院也认定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应当认定协议有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付翔与吴兴才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支付的100万元并非付翔的个人财产，而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由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代为支付。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违法查封了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产，但无法执行，故双方才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由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支付100万元，由一审法院执行局代为保管，待吴兴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义务后，再由一审法院向吴兴才支付该笔款项。三、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意义。首先，是民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即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他人利益，双方即可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协商，就生效裁判文书相关事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是双方当事人就自身权益进行处分的权利，不应当受限于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其次，执行和解制度也是为解决执行难、减少社会纠纷而产生，是允许通过双方的协商、让步达成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若不允许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作出一定变更，则执行和解制度将形同虚设。本案中，一审法院仅因执行和解协议对生效裁判文书设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变更，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即认定执行和解协议无效不当。上诉人付翔已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一审法院也已终结执行，若认定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则是对整个执行和解制度的根本否定，既不利于解决法院执行难题，也不利于化解社会纠纷。吴兴才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1、一审认定上诉人据以起诉的《执行和解协议书》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协议是正确的。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产生于2018年1月29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时间是2018年2月23日）发布之前，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判定标准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缺少该法条规定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法定要件，并且执行法院也未以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为依据制定中止或终结裁定，故《执行和解协议书》不是法律上的执行和解协议。2、即使《执行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采〔1998〕15号）第二条“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六种生效法律文书，其非执行依据，没有强制执行效力。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履行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法律依据。同时，上诉人作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没有提出过执行异议的情形下，诉请确认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有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相悖，该法条明确规定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的仅限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只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或者撤销之诉。3、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首先，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缺少具体确定的标的物和数量两个法定必备要件，依法未成立，无法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书》仅有“办理新的林权证”的内容，没有办证的具体位置、具体数量以及具体的森林、材木、林地等特定化的内容。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由上诉人作为执行和解协议主张，理应依附于特定的执行程序，但《执行和解协议书》中却没有与其关联的执行案号或生效判决书、裁定书等文号。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缔约双方未达成合意，故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未成立。其次，一审判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为无效合同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执行和解协议》未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而无效，并无不当。《执行和解协议》中对林地面积等重大事项作了变动，但并无须依法审批的内容。《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双方签字即生效，显属故意规避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林地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收益权。其次，《执行和解协议书》属无效合同的理由还有，其主要内容否定了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其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非法目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制性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执行和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双方共同申请办理新的林权证并另行确定执行标的。实质是以当事人协议的方式对前诉生效裁判认定的并据以确定执行标的的主要事实完全否定。吴兴才已按约定将两个林权证上的权利人变更为了付翔，付翔取得该两份林权转让合同中所涉及的林场及相关权利。上诉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抗拒执行前述生效判决。二、上诉人所谓“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同样无法成立。1、上诉人认为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是认为其被强制执行100万元款项的执行行为违法，该说法不成立。上诉人有充足的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债务；上诉人在本案中也称该100万元系其支付至执行局；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上诉人和其配偶余朝昱出资设立的公司，付翔持有60%的股份、余朝昱持有40%的股份。后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全部股份登记在余朝昱名下，以此抗拒对生效裁判的执行，欲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付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有效；2、判决被告向原告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即将登记于被告名下的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号、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5号林地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协助原告办理新的林权证；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1日，付翔（乙方）与吴兴才（甲方）签订两份《林权转让合同》，吴兴才将其拥有的位于水城县小地名甘家坟总面积493亩（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号）、石桌子总面积1012.5亩（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5号）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分别作价50万元和100万元转让给付翔。合同约定：甲方办理完林权证过户手续和林场交接手续后，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5%，在乙方取得新的林权证一个月内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50%给甲方，乙方接管林场5个月内，甲方无遗留债务纠纷，乙方将余下转让款一次性付清甲方；若甲方违约，必须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并以双倍已付转让款作为违约金赔偿乙方，若乙方违约，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款，须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逾期支付利息。2009年10月21日，“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吴兴才的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号、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5号《林权证》，经水城县林业局审批并在《林权证》“变更登记”页签署“同意将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吴兴才变更为付翔”。2012年8月1日，付翔用该《林权证》所示权利为案外人六盘水市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贵州省黔农融资信用担保中心抵押担保贷款500万元人民币，并在水城县林业局办理了抵押登记。由于付翔未向吴兴才支付剩余转让款，2014年10月22日，吴兴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付翔支付林权转让款185.55万元、约定违约金和滞纳金304162.84元，合计2159662.84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黔水民初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由付翔支付原告吴兴才林权转让欠款90.5万元、2014年8月6日止的利息100.9867万元，合计191.4867万元，2014年8月6日以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9.75‰计算至转让款付清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吴兴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付翔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于2015年5月4日作出（2015）黔六中民终字第30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翔对该二审判决仍有意见，向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黔六中民申字第0013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付翔的再审申请。后吴兴才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2018年1月29日，吴兴才（甲方）与付翔（乙方）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同意共同申请国土资源部门办理新的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到乙方名下，双方林权转让的面积以该乙方新的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面积再上浮百分之一为双方林权转让总面积[总面积=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面积+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面积乘以百分之一]。二、甲乙双方林权转让款计算方式为乙方新办理的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面积再上浮百分之一[总面积=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面积+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面积乘以百分之一]乘以一千元每亩。乙方还需要支付给甲方的拖欠款项金额计算方式为总转让款（计算方式如前）减去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款项（59.5万元）。三、乙方需要支付给甲方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乙方还需要支付给甲方的拖欠款项金额（计算方式为上第二条确定之金额[总转让款减去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款项（59.5万元）]乘以年息百分之八点五乘以（自2012年9月14日开始至2018年1月29日终止)。四、乙方须在办理新的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之日起三日内，到水城县执行局配合甲方领取剩余转让款和利息（计算方式为第二、第三条），法院一审诉讼费用由甲方承担，二审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由乙方承担。五、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向水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解除对乙方、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元（壹佰万元）以上的查封保全措施，超过壹佰万元以上部分解除查封保全，款项支付给乙方、六盘水凉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六、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向水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将乙方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移出，不作为失信被执行人。七、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共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水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一份。本协议生效，双方互不纠缠。”2018年2月6日，一审法院强制扣划了付翔100万元款项支付给吴兴才。一审法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应以生效裁判文书为基准，对作为执行根据的生效裁判文书明确的权利义务，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且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上，对履行标的数额、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所做出的让步。而本案之《执行和解协议书》，虽然涉及生效裁判文书所明确的履行义务及执行措施，但主要内容系林权转让面积的增加和转让款项的重新计算，已脱离了原生效裁判文书所明确的权利义务。故该《执行和解协议书》已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协议。此外，被告虽认为其当初是在受胁迫且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但无证据证明，而且被告一直以来并未诉请撤销或确认无效，故法院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各方均可针对协议提起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起诉。然而，针对《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所涉及的新林权证办理问题，一是需要经过林业部门的审批和同意，二是无证据证明被告尚享有双方所约的在原《林权证》基础上所增加的“上浮百分之一”面积享有林权，故《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应属无效，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其余约定又是以该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为基础和前提，故《执行和解协议书》应属无效。关于原告诉请的要求被告将相应林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并协助办理新林权证的问题，其一，经审理查明且有生效的（2014）黔水民初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2015）黔六中民终字第300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林权早于2009年10月21日经水城县林业局变更登记为付翔，而且付翔也于此后的2012年8月1日，以该《林权证》所示权利为案外人六盘水市农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贵州省黔农融资信用担保中心抵押担保贷款500万元人民币，并在水城县林业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其二，既然案涉林权早已变更记到付翔名下，那么新林权证（不动产登记证书）的申办自不必需要吴兴才予以协助，况且付翔自述新林权证（不动产登记证书）的申办，相关主管部门还未启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翔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付翔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水城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的复函》及附件材料。上诉人付翔质证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吴兴才配合办理不动产登记证；被上诉人吴兴才质证无异议，案涉林权权利人已变更为付翔，办证事情与吴兴才无关。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本院在诉讼中向水城县自然资源局发出《询证函》咨询：1、案涉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000005号林权证是否已变更至付翔名下及在该两份林权证变更登记处的备注是否发生变更登记的效力；2、目前是否具备按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办理新林权证的条件。水城县自然资源局复函称：1、根据2000年12月31日施行的《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水城县林业局于2009年10月21日将案涉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000005号林权证作变更登记并在该两本林权证“变更登记”一栏注明“同意将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吴兴才变更为付翔”，该两本林权证已于2009年10月21日变更至付翔名下；2、当事人若需办理林权类不动产登记证，需按《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林权类不动产登记申请资料收件清单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0]826号）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向水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于2020年6月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1号），该文件第一条第一项载明“（一）原有权机关依法颁发的林权证书继续有效，不变不换。权利人申请换发林权证书的，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要求办理。单独申请森林、林木登记的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付翔与被上诉人吴兴才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否有效；2、上诉人付翔请求被上诉人吴兴才变更登记并协助办理新林权证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对于上诉人付翔与被上诉人吴兴才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经审查，双方因林权转让发生纠纷，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吴兴才向水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对此，该《执行和解协议书》虽是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形成，但仍具备双方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应属于民事行为。鉴于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民事行为无效情形，故应视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为有效的民事行为。一审以需经过林业部门审批同意及无证据证明当事人享有相应林权的理由认定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被上诉人吴兴才主张其签订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时神志不清、被胁迫等理由，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上诉人付翔主张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有效的请求成立。对于上诉人付翔请求被上诉人吴兴才变更登记并协助办理新林权证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虽《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同意共同申请办理新的林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到上诉人付翔名下，但经本院调查，水城县自然资源局已明确回复案涉水府林证字（2005）第000004、000005号林权证已于2009年10月21日变更至付翔名下，且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1号）也载明“原有权机关依法颁发的林权证书继续有效，不变不换”，故付翔的权利已获得法律保障，在法律上无继续履行变更登记并协助办理新林权证的必要，另上诉人付翔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必须由被上诉人吴兴才配合办理的理由。据此，通过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上诉人付翔请求被上诉人吴兴才履行相关办证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付翔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付翔与被上诉人吴兴才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有效；三、驳回上诉人付翔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合计90元，由上诉人付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波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黄佑玲书记员戴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