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峰通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北（临空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99417114J。法定代表人：刘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利，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木勇，男，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远翔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西新镇繁荣村警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555250599C。法定代表人：欧希昌，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大岭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镇黄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3815988132161。负责人：欧希昌，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繁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02514049A。法定代表人：欧希春，董事长。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骥，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涡阳县金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涡阳县城关镇胜利西路孙楼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1MA2MRXN98Q。法定代表人：宋艳，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安徽省亳州市魏武大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796416692R。负责人：储强健，总经理。原审被告：陆吉灵，男，197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春，安徽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峰通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峰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木勇、吉林省远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远翔公司）、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大岭分公司（以下简称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四扬公司）、原审被告涡阳县金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涡阳金地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亳州公司）、陆吉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7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峰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车辆维修费及贬值损失224447元由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二审诉讼费用由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杨木勇、刘铭在交警部门的笔录，可以证实杨木勇是四扬大岭公司员工，是吉Ａ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吉Ｃ××**号重型厢式半挂车专职司机，长春四扬公司负责调度和派遣运输任务，定期结算费用。长春四扬公司有业务，让杨木勇做，按公里数结算，保险是公司统一缴纳、年检公司统一，杨木勇的运输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北京峰通公司与四扬大岭公司没有签定书面运输合同，但与杨木勇微信联系。符合运输行业的特点。车辆登记的车主各自为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机动车登记后对外产生公示的效力，杨木勇驾驶该车辆近两年，客观上是向社会公示车辆的运输主体即为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运营车辆安装ＧＰＳ或行驶记录仪，通过ＧＰＳ系统或行驶记录仪来监管驾驶员的运输路线及运输过程，故北京峰通公司在委托运输前明确知晓杨木勇代表四扬大岭公司，否则，不会交给杨木勇运输。刘铭在交警部门及其他案件调解时，均认可杨木勇是职务行为。即使不能认定劳动关系，也应是劳务关系，应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吉林远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四扬大岭公司的负责人，无法证实其经营的独立性，且即使能够证实经营的独立性，一方将车辆登记在另一方名下，其行为系挂靠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北京峰通公司的损失应由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承担。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陆吉灵述称，上诉请求与陆吉灵无关，但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木勇未作答辩。涡阳金地公司、太保亳州公司均未作陈述。北京峰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木勇、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涡阳金地公司、太保亳州公司、陆吉灵连带赔偿北京峰通公司：1.车辆维修费2041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拖车费2700元；3.车辆贬值损失244794元及公估费用1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9日，广东睿龙汽车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峰通公司将三台大众品牌的商务凯路威车辆从浙江星驰汽车有限公司运送至广州，北京峰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便直接联系杨木勇进行运输。2018年3月20日3时11分，王午己驾驶皖皖ＳＢ××**／皖皖Ｓ××**挂号车途经Ｇ15Ｗ（常台）高速公路往苏州方向165公里＋900米处时，与杨木勇驾驶的吉吉ＡＫ××**／吉吉Ｃ××**挂车发生尾随碰撞，造成王午己死亡、两车损坏及货物、路产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5月7日，该事故经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嘉兴支队认定，杨木勇驾驶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以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王午己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故认定由杨木勇及王午己负事故的同等责任。2018年4月23日，广东睿龙汽车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北京峰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买卖协议一份，约定2018年3月20日3时11分许，甲方委托乙方运输的车辆在行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三辆新车全部受损，经协商，由乙方购买因交通事故受损的三台车辆，车架号为WV2C807HXJH073334的车辆购买金额为550000元，车架号为WV2C807HXJH062138的车辆购买金额为620000元，车架号为WV2C807H7JH061402的车辆购买金额为640000元，共计1810000元，上述三台车辆全部由乙方自行维修，与甲方无关。同日，广东睿龙汽车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广州市宏威宇星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北京峰通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代收款三方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收取丙方三台商品车车款1810000元。北京峰通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刘影账户支付了上述1810000元。北京峰通公司将上述三台受损车辆在上海腾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车架号为WV2C807HXJH073334的车辆维修费为29000元，车架号为WV2C807HXJH062138的车辆维修费为101900元，车架号为WV2C807H7JH061402的车辆维修费为73200元，上述合计204100元。因北京峰通公司认为受损车辆系新车，故申请对车辆贬值损失进行鉴定评估。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浙江新东方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进行公估。2019年10月8日，浙江新东方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公估报告，公估识别代码为WV2C807HXJH073334的车辆因事故造成的车辆贬值损失金额为56650元，识别代码为WV2C807HXJH062138的车辆因事故造成的车辆贬值损失金额为101680元，识别代码为WV2C807H7JH061402的车辆因事故造成的车辆贬值损失金额为86464元。北京峰通公司为此支付公估费16000元。另查，吉吉ＡＫ××**重型半挂牵引车归吉林远翔公司所有，吉吉Ｃ××**重型厢式半挂车归四扬大岭公司所有。杨木勇在2018年3月20日回答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我是长春市四扬物流有限公司公主岭市大岭分公司的员工，系吉吉ＡＫ××**吉吉Ｃ××**车的专职司机”、“这辆车我开了近两年时间，到今年8月份满2年”、“车辆由公司车队负责检验，我负责日常管理。吉Ａ吉ＡＫ××**引车检验到2018年6月，吉Ｃ吉Ｃ××**检验有效期到2016年”；在2018年4月13日回答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吉Ｃ×吉Ｃ××**部四个角各有一块跳板伸出车外，不能缩回去，要缩回去需要用工具拆卸，这四块跳板供商品车辆装卸使用”、“吉Ａ**吉ＡＫ××**×吉Ｃ××**常管理人是我杨木勇”、“我从吉Ｃ×**吉Ｃ××**人四扬物流处取得的车辆使用权，接的活是四扬派的，牵引车吉ＡＫ×**吉ＡＫ××**这辆车时起，就是这么搭配在一起的，至今没有变动过”；在2018年4月23日回答交警询问“你与承运的货物货主间有无签订过合同”时陈述“我们通过微信联系的，没有书面签订过运输合同”。长春四扬公司员工刘铭在2018年4月12日回答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据我们车上驾驶人杨木勇说，他私自承运的三台黑色面包车中有部分损坏”、“事故发生时，该挂车是杨木勇驾驶的，我们公司与杨木勇之间不存在合同上的劳务关系，但是他驾驶的车辆属我们公司所有，他具有使用权，我们公司负责调度和派遣运输任务，按照每台车一定费用来定期结算，运输期间的过路费、油费、维修费等费用都是他自己负责的，我们公司不负责缴纳他的社保”、“吉Ｃ××**吉Ｃ××**3年-2014年左右的时候进行了改装”。王午己系陆吉灵雇佣的驾驶员，其驾驶的皖ＳＢ××**皖ＳＢ××**×号皖Ｓ××**灵所有，挂靠在涡阳金地公司名下。2017年11月3日，利辛县天安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金地运输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将皖ＳＢ××**皖ＳＢ××**州公司处购买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将皖Ｓ××**号皖Ｓ××**亳州公司处购买商业三者险5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11月4日至2018年11月3日。上述主车、挂车均未在太保亳州公司处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利辛县天安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加盖公章。根据太保亳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条款中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责任免除”条款中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输运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三者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贬值，修理后因价值降低引起的减值损失；“免赔率”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约定：违反安装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皖ＳＢ××**皖ＳＢ××**×号皖Ｓ××**故产生了损失，陆吉灵曾作为北京峰通公司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太保亳州公司主张赔偿车辆损失，即（2019）皖1602民初301号案件，太保亳州公司在该案中提出王午己无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且该车辆存在超载现象，故属于商业险免赔范围，且太保亳州公司已履行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告知义务。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太保亳州公司提供的机动车损失险责任条款对于超载免赔的内容没有加黑突出标注，且保险条款与投保单分离，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不足以证明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且没有对于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表述，条款指向不明、未尽告知义务等，故认为太保亳州公司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判决太保亳州公司进行赔偿。太保亳州公司不服该判决而上诉，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皖16民终2250号案件中也认为太保亳州公司不能证明已就商业保险合同的免赔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北京峰通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如何确定及杨木勇的驾驶行为是否职务行为，二是太保亳州公司提出的有关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及超载、贬值损失进行免赔的意见是否成立。一、与北京峰通公司建立运输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及杨木勇的驾驶行为的认定。北京峰通公司认为与其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四扬大岭公司，杨木勇系四扬大岭公司的员工，故杨木勇在本案所涉事故中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长春四扬公司、四扬大岭公司认为，其从未与北京峰通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北京峰通公司委托杨木勇托运车辆系杨木勇个人承揽的“私活”，与四扬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峰通公司主张运输合同相对人系四扬大岭公司，杨木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但北京峰通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理由如下：一、北京峰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北京峰通公司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当事人当庭的陈述可知，北京峰通公司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此前从未有过运输业务往来，仅就本次运输业务来说，北京峰通公司也明确未与四扬大岭公司事先有任何业务接洽或签订了运输协议，仅仅与杨木勇个人之间通过微信进行了联系，北京峰通公司也认可就运输费用是与杨木勇个人进行了洽谈，北京峰通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四扬大岭公司事先知晓该次运输业务或者将从该次运输业务中获益，且北京峰通公司对此应是明知的，并不存在北京峰通公司对杨木勇系代表四扬大岭公司在承揽业务有任何误解，故北京峰通公司主张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二、虽然杨木勇在交警询问时陈述系四扬大岭公司的员工，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长春四扬公司也不认可与杨木勇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木勇及刘铭在交警询问时均确认，吉ＡＫ××**吉ＡＫ××**车归吉林远翔公司所有，吉Ｃ××**号吉Ｃ××**车归四扬大岭公司所有，该两辆车配置在一起，由杨木勇驾驶使用，运输业务日常由长春四扬公司分配派遣。另外，刘铭还陈述运输期间的过路费、油费、维修费都是杨木勇负责，按照每台车一定费用来定期结算。以上所述的情形不足以认定杨木勇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排除杨木勇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劳动关系，单就北京峰通公司委托的该笔运输业务，北京峰通公司与四扬大岭公司之间未建立起运输合同关系，杨木勇私自承接北京峰通公司的运输委托业务，超出了四扬大岭公司的预期，杨木勇的驾驶行为也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至于在王午己的家属起诉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的案件中即（2018）浙0481民初4919号案件中，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在谈调解方案时自认杨木勇系远翔公司的员工，明显与杨木勇的陈述不符，显然系为了调解解决该案所作陈述，故不予确认。二、太保亳州公司所提免赔理由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由此可见，对于保险人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当对投保人进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生效。就本案而言，对于太保亳州公司所提的有关从业资格证的意见，法院认为，该保险合同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属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内容，但该保险合同未明确“许可证书”、“其他必备证书”具体为何种证书的，条款指向内容不明，应视为太保亳州公司未有效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故对于太保亳州公司据此提出的免赔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北京峰通公司主张的贬值损失，法院认为，案涉三辆受损车辆系新车，尚处于初次销售阶段，被撞后必然减损其价值，影响其销售价格，现北京峰通公司主张贬值损失，属于北京峰通公司的财产性损失，应予以支持。至于是否在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当事人有争议。对此，法院认为，太保亳州公司提交的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虽约定了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范围为财产的直接损毁，但该合同中无任何条款将车辆修理后的贬值损失约定为间接损失，反而是在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约定了各种间接损失情形，在第（二）项中约定了贬值损失，该两项条款内容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可见贬值损失并非双方约定的间接损失，太保亳州公司认为该贬值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故不在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范围之内，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贬值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也属于免除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内容，保险人应该就该责任免除的内容履行提示和告知义务。对于太保亳州公司提出的已履行责任免除告知义务的意见，法院认为，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皖16民终2250号案件中已判决认定了太保亳州公司不能证明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赔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现该判决已生效，虽然该判决与本案审理的保险险种不一样，但保险条款内容及免赔告知的形式均是一致的，鉴于该判决已生效，也予以确认。综上，太保亳州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就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提出的贬值损失及超载免赔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北京峰通公司的主张的损失，车辆修理费204100元及车辆贬值损失244794元，合计448894元，有相应维修记录，维修发票及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证，予以支持。北京峰通公司主张的拖车费2700元，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至于太保亳州公司提出维修费应扣除13%税点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各方的赔偿责任，案涉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由杨木勇及王午己负事故同等责任，并无不当，予以确定。根据我国侵权法的相关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北京峰通公司主张对方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根据交警部门查明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情形可知，杨木勇的过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驾驶的车辆低速行驶，二是驾驶的车辆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三是驾驶的车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改动车身尺寸、家装的后部钢质部件伸出车身外）。因杨木勇的驾驶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故属于杨木勇的驾驶方面的过错导致的赔偿责任应由其个人承担。但四扬大岭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对于车辆存在的擅自改装及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志也有过错，且上述过错也是导致事故发生和加重事故后果的原因之一，故属于四扬大岭公司的过错导致的相应赔偿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综合以上情形，确定北京峰通公司主张的车辆维修费及贬值损失448894元中的50%即224447元，由杨木勇承担其中的70%即157112.90元，由四扬大岭公司承担其中30%即67334.10元。因四扬大岭公司系长春四扬公司的分公司，确认由长春四扬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其余224447元，因王午己系陆吉灵雇佣的驾驶员，故应由陆吉灵承担。因陆吉灵、涡阳金地公司并未举证其涉案的车辆是否投保了交强险，只是举证在太保亳州公司处投保了合计105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224447元扣除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2000元后即222447元应由太保亳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涡阳金地公司与陆吉灵之间系挂靠关系，该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2000元由涡阳金地公司、陆吉灵连带赔偿。若确已另行投保了交强险，可依法另行主张理赔。至于北京峰通公司主张吉林远翔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木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峰通公司损失157112.90元；二、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峰通公司损失67334.10元；三、太保亳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峰通公司损失222447元；四、涡阳金地公司、陆吉灵连带赔偿北京峰通公司损失2000元；五、驳回北京峰通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58元，由北京峰通公司负担16元，由杨木勇负担396元，由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负担925元，由涡阳金地公司、陆吉灵负担1321元。公告费820元，由杨木勇负担。评估费16000元，由杨木勇负担5600元，由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负担2400元，由涡阳金地公司、陆吉灵负担800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与在案证据，1.案涉运输业务系由北京峰通公司通过微信联系到杨木勇后，明确由杨木勇为其运输货物，并且约定了运送的时间、地点、收货人及运费等内容。双方接洽过程中并未涉及四扬大岭公司，即北京峰通公司并非因杨木勇系代表四扬大岭公司而与杨木勇接洽运输业务，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运输合同相对人为四扬大岭公司。2.各方对于杨木勇劳动关系的陈述不一，从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杨木勇与吉林远翔公司或四扬大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对此知情或从中获益。故难以认定事发时杨木勇为履行职务行为或存在雇佣关系。3.案涉车辆分别为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所有，日常的运输业务由长春四扬公司分配派遣，但运输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均由杨木勇负责，按一定费用定期结算。故杨木勇事实上拥有该车辆的支配、使用权，其实质享有单方对外接洽运输业务的权利，因此，北京峰通公司认为杨木勇系履行职务或存在劳务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对于案涉车辆的日常管理存在疏漏，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车辆改装导致的责任认定，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共同承担杨木勇承担部分的30%的赔偿责任属于合理，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北京峰通公司请求吉林远翔公司、四扬大岭公司、长春四扬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北京峰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2元，由上诉人北京峰通远洋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瑾审 判 员  刘 坤审 判 员  杨 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金傅祥书 记 员  盛丽娟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