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04民初8159号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兰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杰，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男，198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谢艳辉，男，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谢艳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东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杰、刘洁，谢艳辉、王绍佐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三方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定稿》；2.判令王绍佐将剩余的合伙资金96724元支付给原告刘东东；3.判令王绍佐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47252.48元；4.判令谢艳辉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47252.48元；5.判令王绍佐、谢艳辉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诉讼中，刘东东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变更为王绍佐将剩余的合伙资金66880.1元支付给刘东东，第三项和第四项变更为王绍佐和谢艳辉每人向刘东东支付合伙亏损59967元。事实与理由：刘东东与王绍佐、谢艳辉三人自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9月2日共计出资219.3万元合伙在柬埔寨投资经营，其中刘东东出资73万元、王绍佐出资73.3万元、谢艳辉出资73万元。三方于2019年9月1日签订《股份制协议书定稿》约定：“股份分配比例为被告王绍佐32％股，谢艳辉32％股，刘东东36％股。”合伙期间，刘东东在柬埔寨进行项目的执行工作，公司账目由王绍佐管理，谢艳辉提供出资。现因疫情原因合作项目迟迟得不到进展，均不愿继续投入并认可投资失败，三方合作确已无法继续履行，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王绍佐、谢艳辉辩称，1.剩余合伙资金为30880.1元，应当由三人均分，而不应全部返还给刘东东；2.三人投资项目实际亏损为175万元，刘东东所称合伙亏损王绍佐、谢艳辉不知其是如何计算，同时项目亏损为三人共同亏损，刘东东称二被告每人向其支付合伙亏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绍佐、谢艳辉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刘东东交出其与谢艳辉、王绍佐共同在西哈努克省与柬埔寨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由谢艳辉、王绍佐共同保管；2.刘东东返还从项目总投资款中预支的347340.9元用以清算；3.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由刘东东承担。事实与理由：谢艳辉、王绍佐与刘东东于2019年5月商议在柬埔寨投资经营，后三人商议每人出资73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经营，三人共计出资2190000元，2019年6月12日，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三人共同在努西哈克省支付项目订金213000元人民币，2019年9月2日三人将项目投资款250000美金（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75万元左右）全部交付予柬籍房东。由于除本项目外刘东东在柬埔寨与其他人另有投资项目，因此刘东东自2019年6月19日前往努西哈克省后直至今年7月才返回国内，期间刘东东以生活困难为由向王绍佐、谢艳辉申请预支项目剩余资金，待项目盈利后清算花销再予以返还。王绍佐、谢艳辉考虑到刘东东与其妻子离婚，家中有两个学龄儿子、年迈父母及残障弟弟待养且每月有房贷要还，因此刘东东每次预支款项时，王绍佐、谢艳辉均在第一时间向其转账。随后由于疫情原因，投资项目眼看毫无盈利可能，王绍佐、谢艳辉多次要求刘东东返回国内以清算花费支出，但刘东东执意不肯回国，2020年3月9日最后一次给刘东东预支转账后，王绍佐、谢艳辉便商议不再向刘东东预支转账，期间除去三人共同开支外，刘东东共计向公户预支款项347340.9元，此时三人公户内只剩30880.1元。没想到刘东东却反咬一口要求谢艳辉、王绍佐返还剩余投资款，实属荒唐。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反诉，恳请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支持谢艳辉、王绍佐的反诉请求。刘东东针对反诉辩称，刘东东与王绍佐、谢艳辉三人共同出资219万元在柬埔寨投资经营，刘东东负责在国外执行合伙事务，直至2020年7月11日回国并隔离至7月26日，刘东东为执行合伙事务作出大量工作，王绍佐、谢艳辉支付给的款项刘东东花费完毕后自己垫付了部分费用，刘东东均有明确的费用清单和明细，同意依法实事求是进行清算。经审理查明：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于2019年5月份开始商议在柬埔寨投资经营，2019年6月12日，原被告三人共同前往西哈努克省进行考察。2019年9月1日原被告三人签订《股份制协议书定稿》，约定：“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3人，在柬埔寨××省、西哈努克市，友谊路与821公路交接口处，硬卡为1484号地块。项目合作股份分配比例明细。如下：王绍佐32％股，谢艳辉32％股，刘东东36％股，共合计100%股，此协议与此项合同并用且同等合法，有效期与合同同时生效，同时截止。”三人约定各自出资73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经营。从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9月2日，原告刘东东出资73万元，王绍佐出资73.3万元，谢艳辉出资73万元，三人共计出资2193000元，该笔投资款由被告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2019年9月2日，原、被告三人与柬埔寨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签订不动产租赁合同,承租了位于西哈努克市第4分区第5村面积1004平方米的房屋，自2019年10月1日至2033年9月30日。2019年9月3日，原被告三人又与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签订租赁合同，续租至2038年9月30日。后三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不动产主CHEAMPOCH和CHHEANGNARIN缴纳房屋租赁押金250000美金（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75万元左右）。后由于疫情等原因，三人投资项目未果，均认可出资款剩余部分为66880.1元。二被告称刘东东借了谢艳辉10万元高利息，谢艳辉征得王绍佐同意后与刘东东在微信商议刘东东认可付4个月利息，每人12000元，因此公户剩余30880.1元，原告刘东东对此不予认可。原被告三人因合伙项目无法开展导致严重亏损，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但因清算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引起本案争讼。刘东东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第一组证据：股份制协议书定稿（原件）一份，证明：2019年9月1日，原、被告三人签订合同，对三人已在西哈努克市合作项目进行书面约定：刘东东占股份36%，王绍佐、谢艳辉各占股份32%。投资款总金额为人民币2190000元。第二组证据：1.收王总打款（2019.6.18）；2.西港支出3页；3.小本记录29页；4.收据一份出入境记录，证明：1.原告被告三人共计投入219万元均转入被告王绍佐账户，由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原告共收到被告转来公款939813元；2.截止2020年7月26日除支付710000元外，原告在国外共计支出生活费用等45785美元，回国机票3005美元，小计48790（按7.1计合人民币346409元），回国后7月11日到26日隔离费用计7681元。第三组证据：1.原、被告三人的群聊信息14页；2.原告与被告王绍佐微信聊天记录4页；3.原告与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5页，证明：1、原、被告三人在西哈努克市合作项目的事实，以及三人共计投入219万，原告刘东东负责在外执行合作事务，被告王绍佐负责管理财务；2.三人均认可在外开展业务的事实，并且多次向原告支付合伙资金用于合伙项目的拓展，同时认可原告为合伙作出的努力；3.原告将合伙期间的支出费用发到微信群里被告二人，2020年5月前并未提出过异议。4.被告认可原告工资10000元每月。被告王绍佐、谢艳辉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收到王绍佐打款，以二人记账账单为准。对第二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所记缺少部分花销，缺的是2019年9月15日4000元未记，王绍佐中行转给刘东东，刘东东用该笔费用交其自己的房贷，还有一笔2019年7月19日，王绍佐用中行给原告转了13万元人民币，刘东东15万元投资款未到账，应该往公账转28万元，但是2019年8月28日刘东东给王绍佐转账21万元，还差7万元。对第二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记账29页，为其个人生活支出，该支出为原告向公款项目预支花销，由于原告在西港另有其他项目，故该花销为其个人生活支出，应由其个人承担。对第二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三人投资共计219万元，被告对其予以认可，但原告在外负责执行合伙事务，是他主动要求去的，由于正式合同签订之后其投资项目委托于中介，二被告合意要求原告返回国内，但原告在西港有其他项目其执意要留在西港，因此二被告考虑到刘东东在西港无其他收入，其家庭成员亦需要刘东东供养，才同意其预支项目公款用于生活消费，原告将合伙期间的支出费用发到微信群中，仅仅为了证明其未将预支款项用于生活开支以外。对于原告所称工资，在签订合同之前三人确有协商，但仅限于项目盈利之后三人分成时予以考虑，而且当时三人商议若有工资，刘东东每月为10000元人民币，二被告每人每月为8000元人民币，但事实上，三人投资项目血本无归，刘东东在向二被告要求支付工资时，二人不同意支付。王绍佐、谢艳辉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提交：第一组证据：王绍佐手记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项目款进出记录三页；刘东东手记原、被告三人合伙投资项目款进出记录四页；王绍佐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明细三份；刘东东与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目的：1、王绍佐与刘东东所记资金进出、流向完全一致，自2019年5月31日至2020年3月9日，王绍佐所掌管合伙出资款项共对外支出2123119.9元。由于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共出资2190000元，因此三人出资款剩余部分为66880.1元。2020年1月4日，谢艳辉征得王绍佐同意与刘东东商议在在公账剩余款项中每人减去12000元，刘东东认可，因此公户剩余款项为30880.1元。2、三人共同开支25779元，王绍佐、谢艳辉为刘东东代买物品3310.9元。第二组证据：刘东东手记账单一张、刘东东与王绍佐、谢艳辉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谢艳辉与刘东东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目的：1、刘东东在柬埔寨一直不回国的原因是其在柬埔寨与其他人另有项目，所以刘东东除了有家庭支出外还有在柬埔寨停留产生的生活费用，这是其向三人公户预支费用的原因；2、刘东东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随意处置投资款，私自将投资款8000美金出借给“龙哥”（吴扬芳）。第三组证据：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于2019年9月2日在柬埔寨××省依据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目前由刘东东保管）签订的《支付单-押金收据》一份，证明目的：刘东东、谢艳辉、王绍佐仨人合伙投资经营总款项为250000美金，按照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1750000元，除去三人共同开支及公户剩余金额以外，其余部分均为刘东东预支花费，故刘东东应当返还公户347340.9元。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三人共同出资剩余部分金额为66880.1元，不能证明原告同意二被告在公账上减去每人的12000元，并且证明目的第二项的共同开支25779元以及代买物品3310.9元都包含在2123119.9元内。第二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原告并没有另外单独项目，这个项目原先是我们三个人的项目，有证据，后期他们两个一直不想搞，我想了很多办法才卖给别人。他说我把公款借给别人，这八千元美金是共同借款，被告前期认可，后期不认可，该事实在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刘东东手记账单有显示。对第三组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确实是三人与柬埔寨方签订的，原告代表合伙将25万元美金支付给对方。原告独自一人在柬埔寨从事合伙事务花费巨大，并且有详细的记账清单，不存在返还的问题，而且原告的花费已经超出三人的共同出资。本院认为，刘东东、王绍佐、谢艳辉三人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协议签订后，三合伙人共同进行出资，共同履行了部分权利义务。受疫情影响，合伙项目严重亏损，三人出现重大分歧和矛盾，导致合伙协议无法履行。庭审中，原、被告三人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刘东东请求判令王绍佐支付剩余的合伙资金66880.1元、王绍佐和谢艳辉每人支付合伙亏损59967元的请求，以及被告王绍佐、谢艳辉关于判令刘东东返还从项目总投资款中预支的347340.9元用以清算的反诉请求，因合伙账目不规范，支出事项约定不明，原告刘东东在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7月11日之间在柬埔寨期间的支出是否属于合伙费用，涉及“龙哥”的8000美金借款是合伙债权还刘东东个人债权，以及工资问题，各方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本院无法查清双方合伙期间的具体账目支出情况。而且，三人在柬埔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截至2038年9月30日，该租赁合同的效力及押金25万美金尚未处理，合伙期间有关支出双方争议过大不能确定，亏损无法查清，故对原、被告本诉和反诉请求本院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被告王绍佐、谢艳辉还请求判令原告刘东东将三人在柬埔寨的案涉租赁合同及配套手续交由谢艳辉、王绍佐共同保管，因该合同效力不明，本院对此也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与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谢艳辉于2019年9月1日签订的《股份制协议书定稿》；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东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绍佐、谢艳辉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225元，反诉费6510元，减半收取计5367.5元，由刘东东负担2112.5元，王绍佐、谢艳辉负担32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小联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