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8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莉，女，196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傲寒，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颖吉，女，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某区紫竹北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帝淦，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莉因与被上诉人戴颖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某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6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莉一审中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莉取得成都清渊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资格系合法有效而认为双方之间的投资行为完全履行错误。1.工商登记中杨莉的出资额只有10.85万元，并非50万元；2.戴颖吉无证据证明其收到杨莉的50万元后支付给实际的股权转让人，而杨莉并未参加此次股东会，也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事宜完全不知情；3.杨莉与尹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显示与戴颖吉之间有股权转让或者代持等任何法律关系；4.即便杨莉事实上已成为清渊健身公司股东，参加了股东会，行使了表决权，分取相应红利也是杨莉与清渊健身公司及尹华丽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杨莉向戴颖吉支付50万元投资款无关。二、一审未查清杨莉投资款的去向和用途，杨莉如何成为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戴颖吉如何具体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杨莉股东资格的获取在公司法的法律关系中与戴颖吉之间无任何关联性的情况下，错误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三、杨莉被登记成为清渊健身公司股东后，并未收到清渊健身公司任何出资证明、收款证明、占股份额等文件。戴颖吉不是股权转让方，没有权利收取杨莉投入的股本金。四、戴颖吉对于杨莉的投资意向具有欺骗性，在合同履行中已构成违约。戴颖吉并未按照《收到投资款证明》约定在2015年9月15日后成立新的公司，而是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同时分公司并没有任何股东介入，也没有杨莉在该分公司的出资情况。杨莉的投资款被投入到2011年成立的公司，且未按约定与戴颖吉签订任何协议，可见戴颖吉的行为已经违约，单方改变了杨莉的投资意向，涉嫌欺诈。 戴颖吉辩称，1.2015年杨莉预投资50万元并开设成都清渊健身有限公司益州大道分公司（以下简称益州大道分公司），当时清渊健身公司旗下还有其他几家分店。经综合计算公司资产价值后，将杨莉登记为了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加入了清渊健身公司股东会微信群。杨莉通过其支付的50万元成为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并履行了股东义务、享受分红权利，戴颖吉不存在违约行为。2.关于杨莉提到的工商登记的问题，将尹华丽的股份转让给杨莉是公司统一调整股权配比，杨莉领取分红即是通过其行为对该比例的认可，尹华丽仅投资了清渊健身公司旗下的苏宁店，对于其他分店其并未出资，在其他股东增资投入开设新店的情况下，其股权需要调整减少，所以直接将尹华丽需要减少的股份部分转让给了杨莉，这是各股东通过领取分红都同意了的。 杨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莉、戴颖吉的投资约定；2.戴颖吉向杨莉退还已经支付的预投资款50万元；3.戴颖吉支付杨莉投资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按同业拆借利率，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总计966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渊健身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由戴颖吉、尹华丽发起设立。 2015年4月27日，杨莉向戴颖吉支付了股本金50万元。2015年9月15日，戴颖吉向杨莉出具了《收到投资款证明》，载明：“兹收到杨莉清健身银泰城投资款50万元。待公司营业执照注册之后，以签订股份待持协议为准。” 一审另查明，2016年10月9日，杨莉登记成为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杨莉出资10.85万元。同年12月22日，清渊健身公司在银泰城设立益州大道分公司。 杨莉自2016年12月即作为“清健身股东会”微信群的成员之一。2017年7月27日，戴颖吉委托高某区清生活服装商贸部向杨莉支付分红款43400元。 2019年12月26日，清渊健身公司减低注册资本为20万元。 2020年4月26日，清渊健身公司通过该微信群召开股东会，杨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杨莉以戴颖吉违反《收到投资款证明》关于“未设立清健身银泰城公司及签订股份待持协议”约定为由，主张解除投资约定并退还投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收到投资款证明》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及性质，戴颖吉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杨莉能否单方解除合同。 对此，杨莉主张其投资50万元系为设立新公司“清渊健身银泰城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并由他人代持股份。戴颖吉主张并非设立公司，而是通过成立分公司的方式，投资清渊健身公司银泰城项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设立公司协议，应当是各方当事人经一致意思表示，并对各方股权份额、在设立公司过程中各自负责的事务、设立费用的确认等进行的约定，系发起人之间就设立公司事项所达成的明确的彼此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本案中，杨莉提供的《收到投资款证明》内容较少，并无前述关于设立公司的各方股权份额等详细约定，不符合设立公司协议的基本特征。在此情况下，戴颖吉将其解读为通过领取分公司《营业执照》的方式，投资清渊健身公司的银泰城项目，与《收到投资款证明》的内容亦能契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杨莉向戴颖吉付款后，已登记成为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并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分取相应红利，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杨莉对其取得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资格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相反戴颖吉主张实际履行过程中，杨莉要求显名登记为清渊健身公司股东，系对双方《收到投资款证明》约定的变更履行，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最后，杨莉的投资款为50万元，戴颖吉对此并无异议；而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杨莉投入50万元，获取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和认缴出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能以此认定戴颖吉违约。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杨莉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所主张观点成立，进而指控戴颖吉违约，故无权单方解除投资协议并向戴颖吉主张退还投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883元，由杨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莉向本院提交以下五组新的证据材料：1.清渊健身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戴颖吉将杨莉的资金投入到清渊健身公司，不符合《收到投资款证明》的约定，构成违约。2.清渊健身公司2016年9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戴颖吉在收到杨莉投资款项后，于2016年9月22日通过虚拟的新增股东会会议，并伪造杨莉的签字，在杨莉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杨莉的50万投资款直接缩水成10.85万元。并伪造杨莉签名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杨莉获得清渊健身公司股权的相对方是尹华丽，而非戴颖吉。3.清渊健身公司2019年9月23日股东会决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章程修正案，拟证明戴颖吉于2019年9月23日，又用减资的手段（清渊健身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减至20万元），召开虚拟会议，通过伪造签名，将公司注册资本减资为20万元，将杨莉的50万元缩减为4300元。4.清渊健身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清渊健身公司2020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清渊健身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戴颖吉变更成第三人，该行为不排除其有规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5.杨莉与尹华丽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戴颖吉通过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在未向股东转让人尹华丽支付股本金的情况下，伪造签字侵吞杨莉合法投资款。经质证，戴颖吉对杨莉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杨莉的证明目的。 另，杨莉申请证人栾某、高某、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清渊健身公司的增资、减资包括股东会决议，杨莉及相关股东对此均不知情，戴颖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方式侵占杨莉的投资款，依法应当返还。戴颖吉认为三人均是公司股东，该三人陈述公司工商档案里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并非本人签署，不足以推翻其是公司股东身份；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与本案无关；杨莉已通过自身行为认可了相关的股权转让以及其持有的清渊健身公司股权份额。栾某、高某、李某均陈述，对2016年9月22日清渊健身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2019年9月23日清渊健身公司股东会决议减资均不知情，且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不能达到证明戴颖吉违约的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案涉争议焦点予以评析；对于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栾某、高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戴颖吉以欺骗方式侵占杨莉投资款的目的，不予采信。 戴颖吉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2020年12月11日“清健身股东会”聊天记录，拟证明杨莉参与公司人员聘用、经营事务公关、听取财务汇报等管理事务，实质履行了股权权利义务。2.戴颖吉招商银行流水、清渊健身公司员工胡丽的社保证明，拟证明戴颖吉收到杨莉的50万元投资款后，便转给了公司财务胡丽，用于公司经营。经质证，杨莉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戴颖吉的证明目的；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戴颖吉的证明目的，刚好证明了杨莉出资50万元的事实以及戴颖吉并未将杨莉投资款转入公司的账户，而是挪做他用；对胡丽的社保证明的关联性有异议，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案涉争议焦点予以评析。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戴颖吉于2015年4月29日向胡丽转账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戴颖吉是否应向杨莉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戴颖吉是否应向杨莉返还投资款的问题。第一，《收到投资款证明》载明“兹收到杨莉投清健身银泰城投资款50万元。待公司营业执照注册之后，以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为准”。杨莉主张其投资的是新注册的公司，且投资生效以签订代持协议为准，戴颖吉则认为杨莉投资的系益州大道分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均为口头陈述，并无其他可采信的证据予以证明，仅凭《收到投资款证明》无法确认杨莉向戴颖吉转账50万元是投资成立新公司还是益州大道分公司。但是按照通常理解，杨莉进行投资必然期望其就该50万元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收益。 第二，在案证据显示，杨莉于2016年10月9日被登记为清渊健身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出资金额为10.85万元。戴颖吉释称因各股东系对各分店进行投资，经全体股东协商同意，将各股东的投资品迭后纳入清渊健身公司进行股权配比，确认杨莉的出资额为10.8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1.工商登记明确载明杨莉出资金额为10.85万元，与戴颖吉释称的股权稀释配比系不同概念，戴颖吉的该项陈述实难令人信服；2.戴颖吉主张上述操作和登记经过了全体股东同意，却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予以证明，杨莉亦对此予以否认，戴颖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戴颖吉收到诉争的50万元后转给了胡丽，该款项既未投入公司，胡丽亦未向杨莉转让股权，不能证明戴颖吉履行了合同义务；4.戴颖吉主张杨莉的股权系通过尹华丽转让而来，杨莉通过领取分红的方式事实认可该比例，但杨莉收取分红的行为不当然代表其认可出资50万元仅被登记为10.85万元，亦无证据证明杨莉对该股权转让以及其股权占比等事宜知晓且认可，故本院对戴颖吉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 第三，本案中，戴颖吉据以证明其完成双方约定的投资义务的证据仅为杨莉进入了“清健身股东会”微信群，并分取了相应红利。但杨莉在该群发言、分红，不代表杨莉已经完全行使了其50万元投资款的股东权利，戴颖吉亦不能证明其完全履约，且其未完全履约的行为得到了杨莉的同意，故本院对戴颖吉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杨莉向戴颖吉转账50万元作为投资款，除清渊健身公司已登记的杨莉出资额10.85万元外，戴颖吉并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其对杨莉投资款中另外的39.15万元依约进行了使用。杨莉于2015年向戴颖吉交付了诉争款项，但戴颖吉至今未将大部分款项以杨莉的名义投入公司并作相应登记，仍未完全履约，杨莉的投资目的至今未能全部实现，杨莉要求其进行相应返还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对杨莉主张的至今无证据证明投入公司并作相应登记的39.15万元投资款予以支持。 关于戴颖吉是否应向杨莉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1.戴颖吉收取款项后未能履约，至今占有诉争款项，确应向杨莉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因双方并无关于资金利息损失的相关约定，杨莉也不能证明自己最初向戴颖吉主张返还款项且戴颖吉明确予以拒绝的日期，故杨莉以2015年10月1日为资金占用利息起算日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查，杨莉向一审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29日，故本院以2020年6月29日作为案涉资金占用利息起算时间点。因此案涉资金占用利息确定为自2020年6月29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杨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某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6695号民事判决； 二、戴颖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莉退还39.15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以39.15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9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杨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883元，由戴颖吉负担3283元，杨莉负担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66元，由戴颖吉负担6566元，杨莉负担3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袁晟翔 审 判 员 聂彪峰 审 判 员 罗 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卿 姣 书 记 员 罗川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