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209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临汾市发达物资经销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新建路**。 法定代表人：郭玉柱，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翟宣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秦蜀路** 法定代表人：周太生，该院院长。 申诉人临汾市发达物资经销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申请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汾中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20）晋委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物资公司以临汾中院在执行(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的过程中存在执行错误为由，向临汾中院申请国家赔偿。临汾中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晋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物资公司的国家赔偿请求。物资公司不服，向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请求事项为：撤销临汾中院(2018)晋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临汾中院赔偿因执行错误给物资公司造成的损失857.4万元及利息。 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1989年物资公司注册成立，性质为集体企业。1995年，物资公司与山西省襄汾县木材公司（以下简称木材公司）因代发生铁发生纠纷，物资公司将木材公司起诉至临汾中院。临汾中院于1997年6月20日作出（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由被告木材公司付清原告物资公司生铁款63404元，并承担从1995年11月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代发生铁费10800元由被告承担，原告退回被告500元差旅费。1997年11月2日，物资公司申请临汾中院强制执行。1999年7月20日，临汾中院给木材公司下发了（1999）临中法执字第143号执行通知，限其于1999年7月23日前自觉履行55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1999年8月27日，临汾中院作出（1999）临地法执字第143号民事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木材公司房产7间（东西房一楼5间，2楼2间，房产证号为1××号），实际查封了上下10间房屋。1999年9月29日，临汾地区价格事务所受临汾中院委托，对该10间房屋进行价值鉴定，鉴定价格为124000元。后临汾中院委托山西省临汾地区万信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信拍卖公司）拍卖该房屋。2000年9月19日，万信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报告，该房屋以92930元成交，买方为王跟成（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委托），扣除佣金及支出的合理费用9293元，实付委托方83637元。2000年10月25日，临汾中院作出（1999）临地法执字第143-2号民事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木材公司价值8万元的房产（北楼东半部分，楼上7间，楼下6间，共13间），实际查封了上下12间。2000年11月7日，临汾地区价格事务所受临汾中院委托，对该12间房屋进行价值鉴定，鉴定价格为138963元。后临汾中院委托万信拍卖公司拍卖该房屋。2000年12月1日，万信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该房屋以105000元成交，买方为赵保平（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委托）。2001年3月20日，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汾县法院）作出（2001）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宣告木材公司破产还债。2001年8月6日，临汾中院给物资公司下发（2001）临执字第143号通知，要求其拿此通知去襄汾县法院申报债权，否则造成损失后果自负。2001年8月13日，临汾中院作出（2001）临执字第143-1号民事裁定，临汾中院（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2001年11月10日，临汾中院向襄汾县法院下发（2001）临市执字第143-2号通知，通知襄汾县法院对临汾中院第一次拍卖成交的房产继续执行，第二次未拍卖成交的财产按照破产程序处理。2001年12月10日，临汾中院作出（2001）临执字第413-2号民事裁定，被执行人木材公司（北楼西半部上下10间）拍卖成交房产归买受人所有。拍卖价款用以偿还其所欠物资公司部分债务，剩余债务继续清偿。2001年12月19日，临汾中院将执行回的木材公司房产上下10间交付物资公司。2004年2月20日，襄汾县法院作出（2001）襄民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木材公司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2004年10月12日，物资公司申请恢复执行（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和（2001）临执字第413-2号民事裁定。2004年11月16日，万信拍卖公司出具情况说明:“2000年12月1日本公司公开拍卖木材公司12间房产，拍卖成交，成交价为105000元，竞买人为赵保平（郭玉柱的委托人）。由于买受人郭玉柱在规定的期限内没能把剩余拍卖款交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买受人郭玉柱属于违约，因此，拍卖不成交。”2005年5月23日，临汾中院作出（2004）临中法执字第210号民事裁定，临汾中院（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终结执行。 另查明:2002年7月1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公证处出具(2002)临尧证经字第4554、4555两份公证书，载明2000年9月19日和12月1日两次拍卖木材公司房屋，买受人均为郭玉柱，两次拍卖活动及结果合法有效。据物资公司提供的两份委托书，在两次拍卖中，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先后委托王跟成、赵保平作为买受人参与竞拍，均拍得拍卖标的物。两次拍卖中郭玉柱在委托书中载明:“我单位委托王跟成(赵保平)同志代表我单位参加……”两次拍卖中竞拍人均只向拍卖公司交纳了保证金，而未交纳拍卖标的物价款。第一次拍卖成交后当日，即2000年9月19日，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向法院出具了收到执行款83637元的收据，收据落款显示收款人为“临汾市物资公司郭玉柱”。2001年12月19日，其又出具了收到临汾中院执行回木材公司房产10间的收据。 物资公司提交的《拍卖规则》第8条载明:“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并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同时付给本公司成交价10％的佣金。”该公司提交的前后两次《拍卖成交确认书》最后一栏第2条均载明:“买方须现场交纳成交价款和手续费或按成交价之30％交纳定金，欠交款项须在成交后七日内结清，方可凭证提货。” 临汾中院(1999)临中法执字第143号执行案第一卷第29页执行笔录记载，执行员李临平于2000年3月9日告知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法院已查封被执行人房屋10间，鉴定价格为124000元，足以抵顶其债权，询问其如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是否愿意接收该十间房产来抵顶欠款，郭玉柱回答：“我愿意接收。”该笔录由郭玉柱本人签名摁印。 在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期间，临汾中院还提供了一份由临汾博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息计算表”，证明以62904元为本金从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9月19日期间的利息和加倍利息共计34108.22元，本息合计97012.22元。物资公司则主张本金为63404元，利息按3％/月，滞纳金按2.5％/月，从1995年11月至1999年12月利息共计95106元，滞纳金共计79255元，本息合计237765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临汾中院(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1999)临中法执字第143号执行通知书、(1999)临地法执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1999)临地法执字第143-2号民事裁定书、(2001)临执字第413-2号民事裁定书、(2004)临中法执字第210号民事裁定书，襄汾县法院(2001)襄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2001)襄民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物资公司提供的由郭玉柱书写的两份委托书、郭玉柱向法院出具的收到执行款和10间房屋的两份收据、《拍卖规则》《拍卖成交确认书》，万信拍卖公司出具的《拍卖报告》，临汾中院执行笔录，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公证处出具的(2002)临尧证经字第4554、4555两份公证书，临汾博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息计算表”等证据予以证实。 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公证处出具的（2002）临尧证经字第4554、4555两份公证书载明的内容可以明确地看出在两次拍卖中，买受人均为郭玉柱，而非物资公司。物资公司提供了郭玉柱本人书写的两份委托书用以证明其以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委托他人参与竞拍，但该证据因系其自行书写，且无法说明证据来源，其证据效力明显低于公证书，故应认定两次拍卖的买受人均为郭玉柱。根据1996年拍卖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成交后，必须即时钱物两清。拍卖成交确认书只是确认拍卖成交的合同，而该合同是否能够实现要看双方是否履行了拍卖合同约定的义务。郭玉柱作为买受人所要履行的主要义务就是要交纳拍卖价款，其权利是在交清拍卖标的物价款后取得标的物。拍卖公司在拍卖成交后的主要权利是收取拍卖标的物价款，其主要义务是在收取拍卖标的物价款后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将拍卖标的物价款交付委托人。物资公司认为临汾中院仅确认第一次拍卖成交房产归买受人所有，而对第二次拍卖成交房产未予确认的行为违法。临汾中院认为，第一次拍卖标的物价款与物资公司申请执行标的可以相互抵顶，因买受人为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故对其用物资公司债权抵顶拍卖标的物价款予以认可，裁定第一次拍卖标的物归买受人所有。而第二次拍卖中拍卖标的物价款超出了物资公司应受偿的债权余额，故买受人应交纳拍卖标的物价款，因其未交纳，临汾中院对此次拍卖不予确认。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在第一次拍卖成交确认后，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向法院出具收到执行款项的收据及拍卖公司出具的拍卖报告证明了抵顶的事实。临汾中院同意以物资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抵顶郭玉柱作为买受人应当履行的交纳拍卖标的物价款，该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第二次拍卖中，郭玉柱委托他人竞拍12间房产成交确认后，从临汾中院于2000年3月9日对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所作的执行笔录和物资公司提供的《拍卖规则》《拍卖成交确认书》以及拍卖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对第二次拍卖标的物价款已超出该公司应当受偿的债权余额及其个人作为竞拍标的物买受人应当交纳拍卖标的物价款是知晓的。物资公司提交的临汾市尧都区公证处的两份公证书载明“兹证明本次拍卖活动及拍卖结果合法、有效”，物资公司所称原拍卖公司业务主管王某于2015年11月所写的“对郭玉柱拍卖过程情况反映的答复”均证明当时的拍卖成交过程合法，买受人为郭玉柱，并未反映出郭玉柱在拍得房产后向拍卖公司履行过交款义务。其未交纳拍卖标的价款，拍卖公司也因此未向其交付拍卖标的物。郭玉柱作为买受人既没有依法依约履行支付拍卖标的物价款义务，也没有通过法院与物资公司办理债务抵顶手续，其对拍卖标的物最终未能交付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临汾中院在作为申请人的物资公司所拥有的债权不足以抵付郭玉柱作为买受人应当交纳的标的物价款而郭玉柱又不交纳拍卖标的物价款的情形下，对第二次拍卖不予确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拍卖成交确认书之约定。该行为并不存在导致物资公司权益受到损害的执行错误情形，与物资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物资公司主张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手续费等损失不是民事判决书指定的履行内容，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物资公司主张的其他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外，第二次拍卖所涉木材公司12间房产在买受人未交纳拍卖价款，且未实际占有的情况下，被襄汾县法院纳入破产财产范围，物资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在破产程序中也申报了债权，其申报的债权未得到受偿与本案所涉执行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其主张国家赔偿亦于法无据。 综上，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20）晋委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临汾中院(2018)晋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物资公司对山西高院赔偿委员（2020）晋委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事项为：（1）撤销临汾中院（2018）晋10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和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20）晋委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2）赔偿财产损失6504000元（房屋租赁损失350万元，12间房屋拆迁损失216万元，10间房贬值损失80万元，未执行本金44000元），利息175608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两项合计8260080元。其主要理由为：（1）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证人王某的证言和万信拍卖公司出具的《对郭玉柱拍卖过程情况反映的答复》等证据可知，《襄汾木材公司12间房产拍卖情况说明》系被胁迫作出，两审法院未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认定木材公司的12间房产拍卖不成交，属于程序违法。另外，根据物资公司提交的《关于郭玉柱反映临汾中院在执行临汾发达物资公司与襄汾县木材公司一案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关于郭玉柱要求进京上访的情况反映》等证据可知，临汾中院对于其在执行一案中存在的错误予以自认，但两审法院未对该证据予以审查，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2）物资公司通过合法的拍卖程序获得了被执行人木材公司12间房产，用以折抵执行款，临汾中院未予交付，属于执行错误。根据《拍卖确认书》《公证书》及临汾中院（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可知，截止第二次12间房产拍卖成交日即2000年12月1日，被执行人木材公司应向物资公司支付执行款总计为305011.44元，而12间房产拍卖成交价为105000元。因此，12间房产价款并未超出物资公司应当受偿的债权，且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并不具有交纳标的物价款的义务。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拍卖法不予确认第二次12间房产拍卖不当。（3）山西高院赔偿委员会认定木材公司10间房产和12间房产两次拍卖买受人均系郭玉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物资公司提交的《签订经济合同法人委托书》，赵保平受物资公司的委托参与处理木材公司12间房产的拍卖事宜。郭玉柱作为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案件执行和拍卖的具体情况，其作为买受人亦是合情合理，物资公司为实际买受人。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临汾中院未向郭玉柱交付第二次拍卖的木材公司12间房产是否属于错误执行行为。物资公司申请临汾中院强制执行（1997）临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后，临汾中院先后两次委托万信拍卖公司拍卖木材公司10间房产和12间房产。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郭玉柱分别以92930元、105000元竞拍到上述房产。第一次竞拍成功后，郭玉柱通过临汾中院办理了债权抵顶手续，取得了木材公司10间房产的所有权。第二次竞拍成功后，郭玉柱未交纳拍卖标的价款，也未通过临汾中院就物资公司对木材公司享有的剩余债权办理抵顶手续。根据当时施行的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临汾中院未向郭玉柱交付第二次拍卖的木材公司12间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根据临汾博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息计算表”，第二次拍卖标的价款已超出物资公司对木材公司享有的剩余债权。物资公司申诉称，截至2000年12月1日木材公司应向其支付执行款总计305011.44元，拍卖的12间房产成交价未超出其应当受偿的债权，系其计算错误，与事实不符。 综上，物资公司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重新审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临汾市发达物资经销公司的申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