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宁0502行初23号原告：李某1，个体工商户。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被告：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马某。出庭负责人：景某。委托代理人：张某，宁夏辅德（中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李某2，宁夏中卫市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原告李某1诉被告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昌镇政府）行政撤销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李某2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李某2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某1，被告文昌镇政府的行政负责人景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第三人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与原告的弟弟李某2在2012年5月14日签订[卫房征字第东(256)号]《应理新社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案置协议》)1份，被征收房屋位于××镇居民点同，被征收房屋【房产所有证5714,丘号IV-13-（83）】的产权人是原告,而不是李某2。1999年8月原告与李某2签订过1份《借款抵押协议书》，原告与李某2事实上没有抵押借款实现的履行事实,故原告没有向李某2书写借条，双方也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更没有签署过关于房屋产权转移的有效性文件。2012年5月初,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丈量了房屋、储物间、院落等,在面积确认后原告等待拆迁补偿安置签约。2012年5月14日签约时,李某2向被告工作人员出示《借款抵押协议书》和其从父亲手中拿走的原告《房产所有证》称原告的房产已顶给了李某2，被告工作人员操作反常,对原告不理睬,不询问，不核实情况和原由,也不核实抵押与置换面积差异。被告无视原告的《房产所有证》，既不查证征收房屋是否过户给李某2，李某2持有的《借款抵押协议书》是否有公证凭证或抵押物登记凭证,又不求证《借款抵押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当原告与李某2发生意见分歧时,被告工作人员没有立即终止签约,原告顿时血压增高,头昏脑涨,认为自己是产权人,在产权人不同意且不签字的情况下，看谁能签成协议,当时原告就气愤地离开了现场。后来被告否定了原告的《房产所有证》,仅凭1份《借款抵押协议书》和一句话,就擅自武断地与李某2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原告的房产签到了李某2名下,转移了原告的房产，将“置换房产面积”537平米,多于“抵押楼房面积”239.2平米的面积一并转移给了李某2。协议经被告审核,盖政府印章送给了李某2。当原告知道被告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给李某2后,几年来拖着病体多次找被告反映要求纠正、变更合法的签约人,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未果。2019年11月20日分房之际,被告也没有给原告解决安置协议的产权错移问题。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被告签约程序违法。原告是合法产权人。被告隔过原告与第三人李某2签约程序违法。被告征收房屋的工作人员与原告共同丈量了房屋、储物间、院落等地方,确认了房屋拆迁面积。但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被告却没有通知原告,是原告听到消息后才赶到签约现场。在签约现场,被告工作人员无视原告及原告的《房产所有证》,不向原告明示,不向原告询问事由、征求意见、核实情况,甚至全程不做笔录。在原告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被告却与第三人李某2签订了协议。被告在后来审核时也没有找原告核实情况。被告审核、签约、盖章、发协议,原告概不知情。被告作为房屋征收人,却未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审查、核实被征收人提供的依据来判断确定合法的房屋所有权人。被告对原告唯一有效法律依据《房产所有证》视而不见,被告工作人员没有理睬原告,操作反常,明显存在故意违规操作,有帮助李某2非法转移财产之违法情形,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直接剥夺、侵犯了原告的房屋所有权。(二)被告错误认定被签约人即产权人。《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房产所有证》是唯一正确签约的依据，至今原告仍为《房产所有证》的持证人,为房屋权属的产权人,享有物权。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应依据原告的《房产所有证》。原告此前没有与李某2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无论什么理由,被告都不得否定和改变《房产所有证》在签约中的合法性、唯一性和有效性，都不得将《借款抵押协议书》替代《房产所有证》作为签约依据，也不得将“抵押”等同于“抵债”混淆法律概念。被告把李某2出示的《借款抵押协议书》作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依据,不具备签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物权法》相关司法解释,抵押协议并不是物权行为,不具备物权即房屋所有权的支配权,仅为债权行为,不享有对房屋的支配权和处分权,更不能实行实际的物权变动,不得占有抵押房屋的所有权。李某2出示《借款抵押协议书》主张权利,只是债权行为而不是物权行为,不享有对房屋的处分权,故不得以此对房屋产权进行实际的转移。《借款抵押协议书》不具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前提和条件。被告仅仅是房屋征收人,对征收房屋更没有处分权。被告超越法律规定,为李某2主张房屋权属,行使处分权,明显属于侵权行为。(三)《借款抵押协议书》无效,不能作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依据。1.《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该法规定，未登记的抵押合同不生效，因此《借款抵押协议书》没有办理公证和抵押物登记应无效。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故《借款抵押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约定违法无效。3.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据此，《借款抵押协议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属于无效协议。4.抵押借款履行没有实现,抵押合同无效。原告与李某2事实上抵押借款且事实上没有履行。《借款抵押协议书》实现的法定方式和法定程序,以抵押物实现所得价款清还债务，没有证据证明《借款抵押协议书》在有效期已履行实现。(四)被告将安置置换面积同等于抵押面积,其行为故意。房屋安置置换面积537平米(其中原告后续建设部分房屋的面积143.6平米,还有院落、巷道、等面积)，大于《借款抵押协议书》中的抵押约定面积239.2平米,多出面积一并计入了约定抵押面积，房屋安置置换面积和抵押约定面积二者相差甚远不对等,被告没有对此事实做出具体的面积差额认定处理,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实施征收,没有履行审查的法律程序,行政不依法,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属于行政违法。被告在李某2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拆迁房屋权属合法的情形下,不经严格审查，也不经原房屋所有权人即原告的同意、签字确认房屋权属,就擅自与李某2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没有签约法律依据。被告随意处置、变更原告房产权属,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系行政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侵权。原告持有原中卫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房产所有证》，是《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合法的签约人和合法的房产权利人,被告征收房屋补偿安置的权利人应该是原告。综上事实和理由，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与李某2于2012年5月14日签订的【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依法判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合法签约人为原告；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中卫县房产所有证》1份复印件，证明案涉拆迁房屋在1994年时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某1的事实。2.《关于李明程反映房屋征收安置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证明李某1要求政府纠正拆迁房屋的安置协议，政府没有纠正，只给李明了1份答复意见的事实。3.证人李某3当庭证言，证明：①李某1、李某2与李某3系同胞兄弟。案涉拆迁房屋购买宅基地的5000元钱由李某4夫妇出了一半，李某1一个人出了一半。建房时由李某3亲自策划，李某2设计，房屋建好后也是一家一半。建房时李某1出资12000元，其余的30000多元都是佘账后由李某1偿还，父母只出了点口粮，当时三个妹妹没有成家，建房时也出力出了钱。办理房产证时，房产证办在了李某1名下，家里没有人说房子不是李某1的，也没有人说是共有的。②李某1与李某2因债务问题签订过抵押协议而不是抵债协议。当时李某1承包银川的一家企业拖欠了承包费，因担心企业起诉李某1要承包费将拆迁房屋被查封抵债，李某1和李某2就签了一份抵押协议，因此李某1与李某2之间的债务关系不真实，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李某2拿抵押协议称房屋抵押给了李某2，李某2就与被告签订了安置协议。③2012年签订安置协议时，李某4通知李某1签署协议，李某1是知道的，但李某3不在场。2012年李某2与被告签订安置协议后，李某1就患病做了两次手术，手术后长期休息，所以没有过多过问安置房屋事宜。2015年开始李某1就因拆迁房屋安置问题找过被告好多次，也信访过。李某1还交给李某3一份暂停分房的申请请求被告暂停分配安置房屋。被告辩称：1.原告所诉事项不属于行政行为，该案件不属于行政案件，应该是分家析产的民事纠纷。据被告工作人员说涉诉房屋在拆迁和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李某1和李某2都在场，而且李某1和李某2的姐妹也都在场，当时都确定以李某2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由李某2给其兄弟姐妹分割，故原告的诉求应依法予以驳回。2.被告在2012年5月14日与第三人李某2签订的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是正确有效的。因签订协议时李某1、李某2及其兄弟姐妹都在场，当时都确定以李某2为主体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直到2019年1月前被告没有接到反映有纠纷问题，2019年1月份后李某1委托其二哥李某3向被告提出暂停分房要求，并要求必须有产权人在场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分房，之后，被告就没有按补偿协议将安置房屋交付给签约人，待其兄弟分割完毕后再交付房屋。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1份及附件，应理新社区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合同（编号：东256号）1份（复印件），证明被告与李某2签订的协议程序合法、证据确凿，是正确有效的协议。2.李某3出示给文昌镇关于暂停分房的申请1份，李某1给李某3的授权委托书1份（复印件），证明因李某1、李某2对分配房屋存在争议，被告一直未交付分配房屋的事实。第三人李某2述称：1.案涉拆迁房屋宅基地由大姐李某4申请取得，李某4让出了其中的一半宅基地给父母，1991年李某4和父母两家合建了一栋二层楼房，两家各占一半，院落也有两家各占一半砌墙隔开。案涉拆迁房屋由父母及子女一起出资建成，房屋建成后由父母李维新、白雪花及子女李某1、李艳晴、李艳玲、李艳梅、李艳艳共同居住，其他子女李明今、李某3、李明忠、李某5、李某4该五人建房时均已成家，而李某2、李艳丽二人在外地工作，所以均未在案涉拆迁房屋长期居住。1994年办理房产证时，家里的人不知道房产证有共有人的选项，只认为李某1是户主，就以李某1名义办了房产证，房产证登记的产权人只李某1一人，没有登记其他共有人姓名和人数，但家里人都认为案涉拆迁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2.1995年李某1向李某2借款8万元一直未还，双方于1997年签订了借款抵押协议，至2000年李某1还欠李某266000元没有偿还，李某1就把自己在上述案涉拆迁房屋的份额以60000元抵顶给了李某2并且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2003年李某2交付了房产过户契税、转让手续费及变更登记费等，但办领新房产证需交回旧房产证，当时旧证一时找不到，就将办领新证的事暂时搁置下来。2004年3月李某2再次去办理新证，此时中卫市成立，案涉房产片区被划为拆迁区，过户交易手续冻结，此时李某2手中没有任何房产证，就仍以李某1名义补办了原来的房产证。3.因案涉房屋与大姐李某4为同一栋楼，所以拆迁时由李某4代李某2与征收单位进行了协商，上报的房主一直是李某2。2012年5月14日李某2与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李某4家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当时李某1、李某4、大姐夫毕耀文均在场，李某1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李某4、毕耀文也没有任何异议，所以李某1的陈述不符合事实。4.案涉拆迁房屋及院落共计补偿房屋面积448平米，置换安置5套房屋。2019年李某1认为自己经济条件差且患有重病，过去在家庭中受苦较多要求多分配安置房，可是李某1的份额已经顶账，所以安置的房屋中没有其份额。李某1要求除了李某2的两套房屋外，还争取将另外三套安置房都要分给他，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意，所以引发争议。5.李某2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真实合法，并且李某2本身就是案涉拆迁房屋的共有人，任何一个共有人都有权利代表全体共有人签订协议，而且李某2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全家人没有任何人反对，现李某1以自己持有的房产证起诉，其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案涉拆迁补偿安置的房屋分配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应由家庭成员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第三人提供以下证据：1.借款抵押协议书1份，证明1997年5月30日李某2与李某1签订该协议借款60000元，李某1答应在2000年5月31日到期不能清偿债务时以房抵债的事实。2.房地产买卖契约1份（原件），房屋产权过户契税、转让手续费票据6页（原件），房屋所有权证（卫房权证字第XXXX号）1份，证明李某2与李某1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双方以房抵债的意思表示真实，原告将房产证交给李某2，李某2缴纳了契税等相关费用并办理房产过户，但当时房屋过户冻结，只能以李某1补办原有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3.证人李某4当庭证言，证明：①1990年以我的名义申请了宅基地。建楼房共花8万元，我出了4万元，另外4万元是李某1拿出家里的11000元，另外赊了30000元账，父母出了些粮食，李某2设计的图纸。楼房建好后我家居住一半，另一半由父母和李某1及4个妹妹居住，但房产证办在了李某1名下，房产证上没有登记共有人。案涉拆迁的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原房产证没有注明共有人及人数属于登记错误。②李某1借李某2的钱做生意赔了，就大概以6.6万将房屋抵顶给了李某2，抵顶房屋时房屋质量非常差，已经无法住人闲置，所以不值钱。由于房屋周围水已污染无法住人，父母买了一套新房搬走，李某1把房屋抵给李某2，所以李某1在2001年也搬走了。李某1以房抵债已成既成事实达20年，到2018年李某1就不承认以房抵债了。③案涉房屋拆迁时我通知了李某2和李某1，房屋的面积由我看着丈量了，李某1也看了。安置协议以李某2名义签订，李某1在场但没有吭声。4.证人李某5当庭证言，证明：①案涉拆迁的宅基地由李某4申请，房屋建成后李某4和父母、李某1及四个妹妹各居住使用一半。建房时，因四个妹妹都务工挣钱，家里的钱由李某1管理，李某1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盖了房屋。因案涉拆迁房屋系父母在世时共同建起来的，所以属于家庭共有财产。②李某1将自己的房产份额顶账给了李某2，签订抵债协议时我在场，协议签完后李某1说从今天起房屋就属于李某2，说完后李某1哭了。兄弟姐妹都知道李某1将房屋抵债给李某2。李某1在2001年还是2002年就从案涉房屋搬走，搬到大武口居住，四年前搬到银川居住，从李某1从案涉房屋搬走后再没有在中卫居住过。③由于李某1将房屋抵债给了李某2，所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由李某2与被告签订的，李明霞说签安置协议时李某1在场，但他没有吭声。家里兄弟姐妹都认为房屋抵顶给李某2了就属于李某2所有，但从2018年以后李某1就不承认安置协议，因为李某1有案涉拆迁房屋的房产证。5.李艳晴、李艳艳、李艳玲、李明忠、李某4、李明今、李艳丽、李某5出具的证词，证明案涉拆迁的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家庭成员对拆迁后政府补偿安置的房屋应人人有份。经庭审质证，（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签订主体不正确，协议不合法，所以对安置协议、住房确认表、建筑面积确认表均不认可。对证据2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均无异议。（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李某1及其兄弟姐妹明确拆迁主体为李某2。对证据2系镇政府给李某1的答复意见，对其三性无异议。该信访事项在2019年11月12日，在此之前李某1、李某2对安置协议均无异议，后来镇政府也不清楚什么原因李某1要求撤销原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当时被告建议李某1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其产权纠纷。对证据3证人李某3证言，根据被告掌握的情况，证人李某3证言不真实，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三）第三人李某2对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持有房产证证明案涉拆迁房屋的产权属于原告不正确，原告仅是户主，该房屋产权属于家庭共有。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证人李某3证言，该证言与证人李某4、李某5证言不符，也与除李某1、李某3之外的其他兄弟姐妹的证词不符，故不予认可。（四）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是真实的，该协议上的签名按印属实，但手章不是李某1加盖的。证据2中，李某1没有与李某2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契约上没有李某1的签字，契约上盖的“李某1”印章不知道怎么盖上的。对缴费票据无异议，但第三人李某2缴费的事实李某1并不知情。房产证是真实的无异议，但李某1不知道李某2是如何办理的房产证。对证据3、4证人李某4、李某5证言，两位证人的证词部分属实，部分不属实。本案审理的是李某1诉被告征收房屋过程中程序是否违法是否侵权，两位证人的证词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是两种法律关系，证词证明的事实是民事纠纷应该另案处理，不再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所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被告在本案中没有实质性证据和搬迁征收房屋所依据的法律。证据5与本案无关，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被告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5质证后认为证词内容与拆迁时被告调查了解的情况一致，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被告的证据：证据1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但是否合法，应当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证据2，原告和第三人质证后没有异议，应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和第三人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因证据1、2均与本案有关联，故予以认定。（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原告质证后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能否达到第三人的待证目的，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证据2中，原告和被告对缴费票据、房产证无异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应予认定。对于房屋买卖契约，李某1认为其没有与李某2签订过该契约，如该房屋买卖契约真实，亦属李某1与李某2之间因借款形成的，所以对该证据涉及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四）证人李某4、李某5、李某3当庭证言及第三人李某2提交的6份证词，证明的主要事实是案涉征收房屋的权属问题，因本案性质系行政撤销类纠纷，上述证人证言及6份证词，应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对被告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及是否符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经审理查明，1991年，李某1、李某2的姐姐李某4在沙坡头区东园镇东园村六队申请取得宅基地一块，之后，由李某2设计，由李某4家庭出资40000元，和李某1、妹妹李艳晴、李艳玲、李艳梅、李艳艳共同出资（据当事人陈述当时共同出资11000元-12000元，赊账30000元后由李某1偿还）建成两层楼房一栋，其父母李维新、白雪花建楼房时主要提供了口粮。楼房建成后从楼房院落中间砌墙将房屋和院落分隔成相同的两部分，李某4家庭居住使用一半房屋和院落，李维新、白雪花、李某1、李艳晴、李艳玲、李艳梅、李艳艳共同居住使用另一半房屋和院落，并在1994年4月19日以李某1（当时办证用名李明程）为产权人对上述居住使用的楼房办理了房产所有证【房产所有证5714,丘号IV-13-（83）】。李维新、白雪花的其他子女李明今、李某3、李明忠、李某5、李某2、李艳丽或以成家或在外地工作，没有长期在上述房屋居住。至2001年-2002年期间，因受房屋周围居住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李维新、白雪花、李某1等人从房屋搬离，房屋开始闲置或出租。2003年10月15日李某2缴纳案涉房屋的契税等各项规费后，于2004年3月16日以“原老证换新证”为由仍以“房屋所有权人李明程”重新办理了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卫房权证字第**），该证一直有李某2保管。2012年政府决定征收应理新社区建设项目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案涉诉争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2年5月14日，被告（征收实施单位）与李某2（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人）就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签订[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征收给予的补偿安置房屋面积共计448平米，同日，李某2在《房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确认表》、《房屋征收安置住房确认表》上签名，确认：家庭人口4人，签订协议号东256，应置换房屋总面积448平米，选择住房面积537.6平米共五套房屋。2019年1月5日李某1出具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李某3处理与李某2债务顶房产、分房处理纠纷。2019年1月22日李某3以李某1受托人身份向被告递交《关于暂停分房的申请》称李某1与李某2由债务纠纷而引起的分房矛盾至今未解决，申请暂停选房并请求以下事项：1.暂冻结李某2单方选房草签合同（两套房），并不允许其买卖合同；2.其余3套房选房，李某2不得单方办理，必须有产权人在场，共同办理；3.签订正式合同，必须双方在场认可。2019年6月24日被告（征收实施单位甲方）与李某2（被征收人乙方）签订《应理新社区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合同》（编号：东256号）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乙方安置在应理新社区、金河三期B区住宅区，安置住宅房5套面积530.09平米，实际增加面积82.09平米结算缴款110135.6元。2019年10月9日李某1向被告信访反映“房屋被弟弟李某2抢占，要求镇政府将房屋分给自己”。2019年11月12日被告对李某1信访事项以《关于李明程反映房屋征收安置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如下：经调查，你与李某2系同胞兄弟，1991年房屋属家庭共有财产，1994年办理了产权人房产所有证，产权人是你，产权面积239.2平米。1999年你向李某2借款6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抵押协议书》，协议约定你自愿将239.2平米的房产抵押给李某2，如果你于2000年5月31日前不能还本付息，李某2有权处理该房屋，该协议也一直保存未撤销，且由你姐夫签字为证。2012年应理新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该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李某2向拆迁工作人员出具了《借款抵押协议书》，拆迁工作人员与李某2签订了《应理新社区东片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东256号）。综上，你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因历史久远，且涉及你们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问题，建议你向人民法院依法起诉，我镇待法院判决后，遵照判决执行。原告遂具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1997年5月30日李某1（甲方）与李某2（乙方）签订《借款抵押协议书》1份，协议约定：甲方因做服装生意所需资金不足向乙方借款，乙方借给甲方60000元，按年利息7.47%计息，须于2000年5月30日前一次性还本付息，甲方自愿将其座落于××座处一幢239.2平米的两层楼房，以每平米280元价格抵押给乙方并将其楼房产权所有证交给乙方，如果乙方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届时乙方有权按以上协议处理此楼，超出余额部分或不能还付息部分甲乙双方相互补齐。庭审中，李某2向法庭提交《房地产买卖契约》称李某1没有按期还清借款本息，便自愿将案涉征收房屋以60000元成交价买给李某2以房抵债并于2000年1月24日签订该契约。李某1则认为其没有与李某2签订过该份契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之规定，原告系本案适格主体，可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李某2与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有利害关系，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征收房屋系在1991年由李某1及其妹妹李艳晴、李艳玲、李艳梅、李艳艳共同出资（据当事人陈述当时共同出资11000元-12000元，赊账30000元后由李某1偿还）建成并与其父母李维新、白雪花长期共同居住的房屋，该房屋在1994年4月19日以李某1（当时办证用名李明程）为产权人办理了房产所有证，2004年3月16日李某2以“原老证换新证”为由重新办理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卫房：卫房权证字第**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仍然是“李明程”即本案原告李某1。1997年5月30日李某1与李某2签订的《借款抵押协议书》约定李某1向李某2借款60000元并自愿将239.2平米的两层楼房以每平米280元价格抵押，李某1在2000年5月30日前不能一次性还本付息，届时李某2有权按以上协议处理此楼，《借款抵押协议书》约定的上述主要内容只能证明李某2对抵押房产享有抵押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李某2向法庭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称李某1没有按期还清借款本息，便自愿将案涉征收房屋以60000元成交价买给李某2以房抵债，一方面李某1否认与李某2签订过该份契约，另一方面，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第一百八十六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之规定，李某2不能依据《借款抵押协议书》、《房地产买卖契约》取得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而李某1则是与被征收房屋权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综上，李某2提交《借款抵押协议书》与被告在2012年5月14日就案涉房屋的征收签订[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给予李某2补偿安置住房448平米主要证据不足，李某1委托李某3向被告递交《关于暂停分房的申请》要求暂停分房理由正当，现原告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与李某2在2012年5月14日签订的【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李某1要求判令其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合法签约人的诉讼请求，因该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规定的行政案件审查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应在查明被征收房屋权属的情况下，由征收机关与权利人依法进行处理。被告辩称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的意见，经审查，本案因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引发争议后，原告对被告与李某2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合法性存在异议而提起诉讼，属于行政案件审查范围，故被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李某1及其姐妹都在场且确定以李某2名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再进行分割的意见，因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李某2称李某1欠其66000元，双方协商以房屋的份额抵顶债务，其可以作为房主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意见，经审查，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该约定违反了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李某2称以房抵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李某2在2012年5月14日签订的【卫房征字第东(256)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二、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希刚人民陪审员 王振忠人民陪审员 张永江二Ｏ二Ｏ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张 楠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