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2583号 原告：钟婷，女，198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于某1，男，200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于某2，女，201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震洲，男，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161号野风现代中心北楼2001、2201、2203、2301、2302、2303室。 负责人：王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玲玲、熊小兰，浙江临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与被告吴震洲、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下简称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2020年7月2日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提出对交通事故因素在于兆光死亡案件中作为诱发因素的具体参与度比例的鉴定申请。后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习鹏、被告吴震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良二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玲玲第一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熊小兰第二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起诉称，2019年6月8日12时许，吴震洲驾驶浙Ｅ2××××号福克斯牌ＣＡＦ7180Ｂ48型小型轿车，在孩儿巷由西向东行驶至豆腐巷口向北左转时，左前门与由西向东逆向行驶的于兆光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碰撞，造成一辆机动车受损、一辆非机动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于兆光在事故中受伤并在协商过程中倒地，经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杭州华硕【2019】病鉴字第291-Ａ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被鉴定人于兆光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发作而引起的猝死。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作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依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33010320190000061】号认定：于兆光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一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鉴于于兆光驾驶的为非机动车，吴震洲驾驶的为有保险的机动车，基于法律倾斜，被告除交强险部分比例外，商业险范围内的责任比例为40%。被告二已支付保险金378872.7元，需补足支付赔偿金354322元（精神损害赔偿率先在交强险范围内扣除）。综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足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和处理丧葬事宜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财产损失小计35432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庭审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具体计算明细为：医疗费9303.73元（自费）、误工费(0元)、护理费和处理丧葬事宜费5000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332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262+206294+93770=356326元、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财产损失2500元。以上共计1664985.73元。吴震洲系次要责任，总计赔偿金额应为733194.29元，保险公司已支付378872.7元，剩余可获赔偿金额为354322元。 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答辩称，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事故责任无异议。肇事车辆在其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限额的商业险，投保了保险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但认为，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相应依据，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金额，以及本案应当按照交通事故中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并结合交通事故对死亡的参与度（5%-15%）承担赔偿义务。本案属于交通事故结束之后，双方时候协商过程中死者因自身疾病导致死亡，交通事故这一侵权行为已经结束，驾驶员本仅应承担交通事故导致的车损，不应当对侵权行为结束后的死亡承担赔偿义务。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明确记载显示事故仅导致车辆受损，事故没有对死者产生碰撞，更没有碰撞导致死亡的部位，交通事故仅仅可能起到引起死者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可能诱发心脏病的诱发因素，且参与度为5%-15%的微乎其微的作用。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24号“荣宝英案”案例并不类似。指导案例中荣宝英患有骨质疏松，但骨质疏松若无外力碰擦碰撞并不会导致伤残结果的发生，伤残结果的发生系肇事司机驾驶机动车碰擦碰撞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死亡系死者自身心脏疾病与交通事故导致死者情绪激动两方面原因所致，且鉴定意见书中已经明确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为5%-15%，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案保险公司应当在次责的基础上承担5%-15%的责任比例。本案中交通事故并没有作为外力直接作用于死者的身体，从而导致死者心脏病发作造成死亡的损害后果。交通事故作为一种诱因和死者死亡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是交通事故并不存在使当事人死亡的必然性，与死亡结果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之前垫付的378872.7元，如果超出赔偿范围，超出部分金额视为其出于人道主义对原告的自愿给付，不再要求追回。针对具体计算明细，认为医疗费应扣除非医保金额；因不存在误工，原告明确的误工费实为护理费和处理丧葬事宜费，认可3人7天，每天100元计算，为21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支出的总额不得超过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交通费酌情认可1000元；丧葬费金额无异议；精神抚慰金最高不超过2万元；财产损失认可2000元。 被告吴震洲答辩称，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驾驶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原告诉请金额在保险范围内足以覆盖，其没有补足支付的义务，应根据事故发生的事实、责任比例等，由保险公司理赔。 被告吴震洲、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案件法律事实如下： 2019年6月8日12时许，吴震洲驾驶浙Ｅ2××××号福克斯牌ＣＡＦ7180Ｂ48型小型轿车，在孩儿巷由西向东行驶至豆腐巷口向北左转时，左前门与由西向东逆向行驶的于兆光驾驶的雅迪牌电动自行车相碰撞，造成一辆机动车受损、一辆非机动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第33010312019000006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于兆光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吴震洲驾驶机动车对周边观察不够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在此事故中，于兆光的交通安全违法过错行为作用大于吴震洲的交通安全违法过错行为，认定于兆光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吴震洲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 于兆光生于1965年1月9日，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6月8日，事发后，双方当事人在现场协商过程中，于兆光突然倒地，经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9年7月25日，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根据尸体检验，未见有急性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征象存在，可排除其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直接致死的可能。根据法医病理尸体检验及组织病理检查，于兆光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及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史，本身心脏病变严重，已有失代偿表现，并伴有急性心肌坏死的急性发作表现和两侧急性肺水肿伴出血等急性心力衰竭表现。于兆光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发作而引起的猝死。由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可应激性引起于兆光精神紧张、情绪激动，交感神经兴奋，促进儿茶酚胺分泌，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可诱发心脏病发作。鉴定意见：被鉴定人于兆光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发作而引起的猝死。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作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审理过程中，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申请对交通事故因素在于兆光死亡案件中作为诱发因素的具体参与比例鉴定。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函告：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兆光的死亡原因出具了鉴定书，该鉴定报告已经对死亡原因给出鉴定意见，若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参与度数值，请函告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补充死亡原因参与度鉴定。该鉴定中心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不予受理。后本院要求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具体参与度数值进行补充。该中心说明：被鉴定人于兆光本身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性心脏病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随时发生猝死的风险；劳累、紧张、情绪激动、轻微外伤、饮酒、惊吓等诸多不利因素均有可能诱发其心脏病发作而导致其突发死亡；甚至可无明显诱因，睡眠中即可发生猝死。结合本能案情，被鉴定人于兆光的死亡发生在交通事故之后，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以引起被鉴定人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等，可以作为其心脏病发作死亡的诱因，建议诱发因素的参与度为5%-15%。 肇事车辆浙Ｅ2××××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钱红英，吴震洲驾驶该车发生本起事故。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已垫付原告方费用378872.7元。 另查明，于兆光于1965年1月9日出生，2017年3月29日从山东省郯城县团结路11号老龄委迁来，尚有母亲王帝兰（1942年生）、配偶钟婷、儿子于某1（2003年生）、女儿于某2（2012年生）。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交强险保险单、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医院入院病历、抢救病历、医疗费发票、证明、户口本及被告提交的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关于于兆光死亡原因参与度数值的说明函、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承担交通事故次要责任的被告吴震洲是否应当按照交通事故对死亡的参与度（5%-15%）承担赔偿义务。原告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下简称荣宝英案）为例，认为个人体质状况对死亡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辩称前述指导案例24号与本案并无类似，骨质疏松若无外力碰擦并不会导致伤残结果的发生，伤残结果的发生系交通事故碰撞所致。本案交通事故并没有作为外力直接作用于死者的身体，死者系自身心脏疾病与交通事故导致死者情绪激动两方面原因导致，鉴定意见书中已明确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为5%-15%。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具有一定特殊性：1.死者于兆光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于兆光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主要责任。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于兆光系在下车协商过程中情绪激动突然倒地死亡，于兆光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发作而引起的猝死。2.交通事故并未直接造成于兆光人身损害。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发生经过中载明：“……造成一辆机动车受损、一辆非机动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原、被告在庭审中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被告吴震洲庭审中述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在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死亡原因鉴定结论后作出，当时出于人道主义等考虑，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于兆光负主要责任，本来是要负全责的。3.于兆光的死亡后果超出了正常情形下可预期的范围。根据尸检报告，排除于兆光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直接致死的可能。于兆光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发作而引起的猝死，交通事故的发生可作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参与度为5%-15%。 原告提及的“荣宝英案”及其他材料均系被侵权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本身不存在过错，不负事故责任；交通事故均造成了被侵权人一定程度的人身损害，自身体质加大损害后果，但未超出正常情形下可预期的范围。综上，原告以“荣宝英案”为例，认定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忽略了“交通事故受害人没有过错”以及“损失后果未超出正常情形下可预期范围”等条件。本院对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的该相关意见予以采纳。具体诱发因素参与度比例问题，本院综合考虑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手段、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通常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与实际损害后果之间的差距、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酌定按15%诱因参与度进行计算。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超出部分由侵权人承担。 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认定，于兆光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吴震洲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对该事故认定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肇事车辆已在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原告方要求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限额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经审核认定案涉事故造成原告损失如下：关于医疗费，原告称总计11573.1元，诉请主张的为自费部分9303.73元。经原告当庭核算，票据金额3560.36＋3225.36＋1952.34＋1232.70＋890＋577.34＋130＝11561.8元，扣减掉已报销的费用2269.37元，为9298.73元，原告认可诉请金额稍微存在计算误差。对医疗费9298.73元，原告提交有效票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误工费，原告庭审中明确实为护理费和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共计5000元。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认可护理费按照3人7天每天100元计算。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且该费用实际存在，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5000元，因原告未提交凭证，但根据本案情况，原告实际有交通费支出，本院根据实际需要，酌情支持100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本院认为，该主张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可。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33216元，被告对此无异议，该部分主张亦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于兆光的抚养人分别为其母亲王帝兰、女儿于某2、儿子于某1，原告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7508元的标准计算三人的抚养费，被告认为其母亲王帝兰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按照于兆光的情况计算，原告计算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本院根据各被扶养人的抚养年限及抚养人人数分段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于某1生活费［37508元×（18-15）］÷2＝56262元，于某2生活费［37508元×（18-7）］÷2＝204644元，王帝兰系75周岁以上，按5年计算，有两个抚养人，生活费37508元×5÷2＝93770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54676元。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1203640元，并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财产损失，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损失为2000元。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本院认定的金额合计为1660480.73元，因原告选择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故被告平安保险杭州市分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单位，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21298.73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9298.73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2000元。因交强险不足以赔偿全部损失，不足部分1539182元。因被告吴震洲负事故次要责任，本院根据原、被告意见，酌定赔偿比例为40%，由被告吴震洲承担615672.8元（1539182元×40%）的赔偿责任。另外，因本案的特殊性，本院酌情按照交通事故参与度15%计算，被告吴震洲最终承担615672.8元×15%=92350.92元，该部分由被告杭州平安保险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综上，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承保范围内共计承担213649.65元。考虑到被告平安保险杭州中心支公司在诉前与原告协商过程中，本着案件的特殊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各方原因，最终自认诱因参与度为50%并进行了垫付，且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明确如垫付金额超出应承担部分金额，保险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等考虑，不再要求追回超出部分金额，视为自愿给付原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615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计3307.5元，由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负担。原告钟婷、于某1、于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判员  张闪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杨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