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0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进，男，198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锋，四川天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欣，女，198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雄海，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系邵欣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军，四川中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进因与被上诉人邵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欣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欣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一、邵欣利用青神县公安局以及相关法院工作人员和质监部门工作人员对张进实施了威胁和胁迫，一审法院认定不存在威胁和胁迫是事实认定不清。张进与邵欣系好朋友，后经张进介绍，邵欣结识案外人陈红，并向陈红转款投资。因陈红涉嫌犯罪，且将案款挥霍，邵欣据此要求张进赔偿。张进仅是帮忙转款，并非投资对象。邵欣父亲曾电话威胁，要求补偿。后青神县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出具介绍信，派包括邵欣表哥在内的几位民警到张进所在单位进行所谓调查，期间要求张进给予邵欣补偿，否则将对张进进行刑事立案调查。对此，当时在场的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及办公室主任均出具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载明前述民警要求张进承担邵欣的损失，存在威胁。张进系迫于无奈于2019年10月3日前往青神县与邵欣父亲沟通。在沟通中，邵欣父亲要求张进签订补偿协议，且找来所谓见证。上述事实，对张进造成了威胁。并导致张进违背真实意思签订案涉《补偿协议》。2.张进如果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补偿邵欣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在案外人陈红诈骗一案中，作为受害人的还有张进的同学，张进同学要求张进补偿，张进均未与同学签订补偿协议，而对在工作之后才认识的邵欣进行补偿，不符合逻辑，原因只能是邵欣未利用合法手段。如果没有受到胁迫，张进不可能和邵欣签订所谓的《补偿协议》。故请求改判驳回邵欣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 邵欣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邵欣向公安报案本身没有错误，并没有利用民警的身份威胁张进。2.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是张进主动提出赔偿，且签订协议全过程张进并未受到威胁。3.张进在向邵欣介绍案涉法拍房生意时，张进表达了在邵欣资金有风险的情况下，张进愿意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4.即便有威胁的成分，则《补偿协议》是可撤销的协议，张进可行使撤销权，但已过一年，张进已丧失行使撤销权的权利。 邵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张进向邵欣返还2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张进向邵欣介绍其通过案外人陈红倒卖法拍房赚取高额收益，邀约邵欣进行“投资”。邵欣于2019年3月15日、4月16日、8月10日分别向张进转款45000元、240000元、35000元，合计320000元。前两笔款项，张进收款后均转至陈红账户。2019年8月10日的35000元，张进陈述先是向邵欣借款，后来又协商作为“投资款”，其将35000元还入信用卡后再由陈红刷卡套现。邵欣第一次转款时，张进称“你先试着”“我一开始也是投几万试水”“亏了我给你负责”。2019年6月，张进通过微信向邵欣发送所谓法拍房的视频和照片，称其“过来看一下房子”“对你们负责啊”，并表示可以搬走房屋内家具家电。2019年8月初，张进提出“到时候你们要投，个人跟陈红对接”“主要是钱太多”“我是说我承担不起那么多资金的风险啊”。 此外，邵欣陈述其于2019年4月至7月期间还通过信用卡刷卡、转账等方式直接向陈红支付320000余元，以上共投入资金640000余元。 邵欣自认于2019年4月至6月收到“投资”收益146000元。2019年8月23日，邵欣发现被骗，其与张进及其他“投资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于2019年8月26日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陈红。 因公安机关未将张进作为诈骗罪嫌疑人，邵欣与其他“投资者”向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进行信访，请求对张进涉嫌诈骗案予以监督并立案侦查。张进称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多次向其调查，最后未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其所在单位四川省阿坝监狱因此事向其了解过情况。 2019年9月30日，邵欣向青神县公安局报案称其被张进诈骗。青神县公安局于10月3日派出三位民警前往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以及张进所在单位四川省阿坝监狱了解情况。青神县公安局向阿坝监狱开具的介绍信中仅有鲁珲、董林两位民警的姓名，另一位民警为邵欣的表哥帅杨。三位民警向张进了解情况时，有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在场。 2019年10月25日，张进乘坐动车前往青神县与邵欣协商。邵欣因身体原因，委托其父邵雄海、其母杨红玉代为参加。双方在某临街茶楼的包间中协商，除张进和邵雄海、杨红玉以外，邵雄海邀请了其战友李某、杨某协助调解和在场见证。协商过程中，张进可自由出入和拨打电话。 当日，张进与邵欣之母杨红玉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由张进书写。协议载明：“2019年3月，邵欣通过张进知晓陈红在做法拍房的投资事宜，邵欣表示愿意投资。之后，邵欣通过网银、微信转账给张进，再如数转给陈红投资法拍房，共计金额320000元。之后，陈红通过张进转账给邵欣55000元。到了8月份，由于没有按时收回投资本金和收益，张进和邵欣、雍美霞、王丽君等受害者去派出所报案。在投资陈红法拍房的事情中，邵欣共计损失265000元，由于目前陈红被批捕，张进和邵欣是好朋友，张进愿意用个人资金补偿邵欣220000元。此协议签订后，邵欣在政府机关调查取证时要如实陈述，并且对此协议严守秘密，否则此协议无效。若张进未按约履行，邵欣可依法按欠款金额起诉张进。张进支付邵欣方式：2019年12月31日前先支付60000元，春节前再支付50000元，剩余的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上半年50000元，下半年60000元）。此协议一式两份。此协议由张进和邵欣的代理人杨红玉签订”。上述协议签订后，邵雄海的几名亲友到场，邵雄海邀请张进一起吃饭，张进拒绝后自行打车返家。 邵欣提起本案诉讼后，张进向相关部门进行信访。2020年6月，青神县公安局出具《关于对张进反映“青神县公安局滥用职权、公器私用，违规插手民警经济纠纷”的核查报告》，回复：因案件结果地发生在青神县，青神县公安局有管辖权，开展案件线索核查是正常程序；刑侦大队派三位民警前往了解情况时，帅杨以其与邵欣存在亲戚关系为由申请回避，但刑侦大队大队长认为是线索核查暂不回避；通过调查，三位民警在阿坝监狱向张进了解情况时没有威胁恐吓、公器私用的行为；邵雄海不是青神县公安局的领导，而是经侦大队民警。通过调查，邵雄海在与张进通话以及当面协商过程中没有对张进进行语言威胁、以及通过公共权力施加压力。 张进不服上述调查结果，继续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2020年7月27日，眉山市公安局出具《关于张进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回复意见为：青神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30日接到邵欣报案，于2019年10月2日受理为刑事案件开展初查工作，通过单位和领导向张进了解情况，未采用侦查强制措施，无滥用职权、公器私用问题；青神县公安局及驻局纪检组先后两次到阿坝监狱向张进了解情况，均有单位领导全程参与，无威胁、恐吓的言语和行为，但存在用语不规范问题；青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帅杨是报案人邵欣的表哥属实，但不属于法定近亲属回避范围；邵雄海作为邵欣的父亲与张进签订《补偿协议》，属个人行为。因协议履行产生的争议应当通过相关民事法律程序解决或由双方协商解决，公安机关无权干预；青神县公安局在受理调查邵欣控告你涉嫌诈骗一案中存在执法瑕疵，眉山市公安局已依规进行处理。 2020年7月22日，四川省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分别出具了内容一致的《情况说明》，称：“2019年10月3日，青神县公安局民警董林、鲁辉、帅杨在前往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了解后，凭青神县公安局开具的介绍信来到我单位，向张进了解相关情况，张进作了如实回答。董林一行三人明确提出张进要承担邵欣的损失，如果张进不给一个明确说法，他们回去无法交代，并且强调张进在陈红诈骗案一事上存在刑事问题，青神县公安可以随时对张进立案调查，将他带走。当时张进提出，自己也是受害者，还有其他受害者，但他们说他们只管邵欣的损失问题，其他人的损失问题他们不管”。 一审法院认为，张进介绍邵欣参与陈红实施的所谓倒卖法拍房“投资”，因陈红涉嫌诈骗罪，导致邵欣的“投资款”未能收回，张进签订《补偿协议》补偿邵欣220000元。本案争议在于，张进签订《补偿协议》是否受到胁迫，该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构成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满足以下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张进主张邵欣利用其父亲和表哥的警察身份，以对其立案侦查相威胁，导致其恐惧工作前程遭受影响，违背真实意思而签订《补偿协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张进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首先，邵欣虽通过向德阳市公安局信访，以及向青神县公安局报案的方式请求公安机关对张进立案侦查，但信访和报案本身并不构成非法胁迫。青神县公安局和眉山市公安局已对张进信访问题进行核查和回复，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进受到了办案民警的威胁恐吓。其次，邵欣之父和表哥虽为警察身份，但张进亦为监狱狱警，具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认知能力，应当知晓信访和报案仅是反映犯罪线索，是否立案侦查乃至最后承担刑事责任，仅凭当事人信访或报案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张进以此为由主张陷入恐惧，与其身份和应有认知不符。再次，青神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日前往张进所在单位调查，《补偿协议》于2019年10月25日签订，二者间隔二十天有余。即使被公安机关调查询问对张进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而从《补偿协议》签订过程来看，张进乘坐动车自行前往青神县，事后自行打车返家。协商地点位于临街茶楼，张进可自由出入和拨打电话。在场双方为张进和邵欣父母，以及两名协调见证人，邵欣一方虽有四人，但均年近六十，相较张进狱警身份且正值壮年，行动能力上不足以对张进构成威胁，张进不存在行为或意志受限的情形。最后，《补偿协议》全文由张进本人书写，内容层次分明、思路清晰，且明确“张进和邵欣是好朋友”，所以张进愿意以个人资金补偿邵欣220000元。双方因好友身份，且张进作为介绍人引荐邵欣参与“投资”，其因此作出补偿承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协议在约定张进补偿邵欣的同时，也对邵欣科以了配合调查和保密的义务，否则协议无效，可见，张进作出补偿承诺系附带条件和义务的，并非处于意志自由完全失衡的状态。协议签订后，直至邵欣提起本案诉讼的数月时间里，张进亦未主张受到胁迫也未提起撤销协议。 综上，张进主张以受胁迫而撤销《补偿协议》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其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协议约定分期支付220000元，现前两期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张进未按约履行支付义务，且在本案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对邵欣主张张进支付全部2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张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邵欣支付22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00元，保全费1620元，由张进负担。 二审中，邵欣提交了录音及照片一张，拟证明签订《补偿协议》时张进未受到胁迫，且补偿金额220000元也是张进主动提出的。张进质证认为，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录音不完整，可能存在剪辑和编辑，因此对合法性不予认可。且该录音非常吵闹，张进被其他人员大声呵斥诱导，张进百口莫辩，在此情况下，张进签订协议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因此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录音虽未完整记录双方协商以及张进签订《补偿协议》的全过程，但张进亦认可其记录的内容是真实的，能够反映签订《补偿协议》现场的实际情况，故对邵欣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进行论证。 二审审理中，邵欣对一审法院查明的“2020年7月22日，四川省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分别出具了内容一致的《情况说明》”提出异议，并陈述该《情况说明》内容无法核实，不是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系客观转述两份《情况说明》内容，并无不当，故对于邵欣前述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中，张进陈述其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可以自由出入，也打过电话。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进签订案涉《补偿协议》是否存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2.张进应否向邵欣支付22000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张进签订案涉《补偿协议》是否存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的问题 张进上诉认为，邵欣对其进行威胁、胁迫，导致其违背真实意思签订了《补偿协议》，包括青神县公安局三位民警于2019年10月3日到张进所在单位对张进进行威胁；邵欣父亲多次打电话威胁；在签订案涉《补偿协议》时，邵欣一方有四人在场，言语中对张进进行了威胁。据此，案涉《补偿协议》应予撤销。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青神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对张进反映“青神县公安局滥用职权、公器私用，违规插手民警经济纠纷”的核查报告》以及眉山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张进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所载明的内容，公安机关已对张进关于青神县公安局滥用职权插手民警经济纠纷的信访问题进行了核查及调查，并认定案外人帅杨虽系邵欣表哥，但并不属于法定回避范围，而青神县公安局就邵欣报案情况向张进了解情况，并未采用侦查强制措施、无滥用职权以及公器私用的问题，亦无威胁、恐吓的言语和行为，同时邵欣父亲虽为民警，但与张进签订《补偿协议》系个人行为。据此，根据前述公安机关的核查报告及回复可知，青神县公安局三位民警前往四川省阿坝监狱就邵欣报案情况向张进进行初查工作，并不存在对张进进行威胁、胁迫的情形。虽眉山市公安局认定青神县公安局民警在向张进了解问题时存在言语不规范的问题以及张进提供了四川省阿坝监狱政治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出具的《情况说明》，但上述认定及《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青神县公安局民警前往张进所在单位进行初查工作，即对张进构成威胁、胁迫，且张进作为监狱狱警，应对刑事案件相关程序事宜有所认知。因此，青神县公安局民警就邵欣报案情况向张进进行初查工作，并不构成对张进的威胁和胁迫。 其次，即使青神县公安局民警向张进了解当事人报案情况，影响到张进心理，但从青神县公安局向张进了解情况到张进前往青神县与邵欣父母协调补偿事宜，期间间隔20余天，其有充足时间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而张进在该期间内并未就青神县公安局民警的初查工作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同时，在张进前往青神县与邵欣一方进行协商时，双方系在公共场合进行协商，而协商过程中，虽邵欣一方人数较多，且存在声音较大的情形，但协商期间张进可自由出入以及接打电话，邵欣一方亦未限制张进人身自由，且案涉《补偿协议》系张进本人书写，内容完整、思路清晰，该协议中还针对邵欣约定了配合调查及保密义务。由此可知，张进与邵欣一方签订《补偿协议》时，其并未处于人身、意志受限的状态。因此，从案涉《补偿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邵欣并未对张进进行威胁、胁迫。此外，虽张进上诉认为，邵欣父亲多次打电话威胁张进以及签订《补偿协议》时邵欣一方存在言语威胁，但张进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张进关于其受到邵欣威胁、胁迫而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则张进应按《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张进应向邵欣支付2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张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张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范 伟 审 判 员  苏 展 审 判 员  毛 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雷 雨 书 记 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