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9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 主要负责人：沈立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福特、王徐萍，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根，男，196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中兴路**市体育中心**看台下/div> 法定代表人：徐智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际商务中心****v> 法定代表人：何宇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 法定代表人：何宇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长龙，男，195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亢吉成，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金，浙江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延安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金根、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行汽车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行延安支行上诉请求：1、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470号民事判决书之第一项至第四项判决事项。2、请求依法改判“由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对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在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李金根追偿”作为判决第六项。3、由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公司对李金根的付款义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建行延安支行与李金根、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应恪守约定，全面履行各项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建行延安支行根据约定将分期本金金额183180元以转账形式“划入担保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以购买本合同第二条所列之车辆”。长行汽车公司在收到建行延安支行转账的购车款后，由其宁波分公司协助一审李金根购置宝马牌小型轿车壹辆（车牌号为浙ＢＱ××××号），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建行延安支行。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的保证人处有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加盖公章，负责人张晓签字。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长行汽车公司已实际收取建行延安支行出借的购车分期本金，并由宁波分公司为主债务人（即李金根）购车提供担保中介，长行汽车公司实施的合同行为，实际认可其宁波分公司作为《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保证人，并开展相关担保中介业务的意思表示。对于长行汽车公司及宁波分公司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授权书》，对授权担保范围的约定是明确的，即：一、甲方（即长行汽车公司）授权乙方（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开展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并授权乙方办理业务相关手续；三、甲、乙双方共同为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根据该两条款，长行汽车公司及宁波分公司对“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并未限定为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且建行省分行营业部本身并未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均是由其下属支行办理相关业务，其中包括建行延安支行。既然长行汽车公司及宁波分公司承诺对“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故其对建行具体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的债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授权书》第五条：本授权书有效期一年，有效期从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本案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的主债务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4日，在授权书有效期限内，故长行汽车公司及宁波分公司应对建行延安支行审批同意在此期间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所以，不论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还是从明确的书面授权情况，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作为主合同保证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保证行为是有效的，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长行汽车公司作为其总公司，在授权书上承诺共同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且作为合同指定的分期本金收款单位，亦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关于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长行汽车公司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能否适用于本案，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四份最高额担保合同的债权人虽然不是建行延安支行，是建行延安支行的上级行――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建行延安支行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其业务开展必须得到上级公司的授权。而且根据最高额担保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甲方（即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出现下列任一情况而减免：（二）乙方（即债权人）委托第三方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建行延安支行作为合同乙方（即债权人）的下级行，其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是得到债权人审批同意的，且已将分期款项全额支付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指定的长行汽车公司银行帐户内，长行汽车公司书面授权下属分公司开展担保业务，该笔购车分期付款业务应适用四份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保证范围。且在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长行汽车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内，其自身并未从事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均是由其下级行具体开展和履行，所以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一系列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本意来看，是为其开展具体业务的下属支行信用购车分期放贷行为提供保证担保，故建行延安支行在此期间发放购车分期付款业务应属于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 被上诉人亢吉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涉及到的是建行延安支行与本案债务人李金根之间的贷款，本案的债权人即建行延安支行，而本案建行延安支行与亢吉成就该贷款并未有过任何连带责任的相应承诺或协议，因此作为亢吉成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李金根、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 建行延安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金根归还建行延安支行借款本金53098.82元、利息25131.77元，滞纳金3222.84元及其他费用3846.8元（利息、滞纳金暂计至2018年9月26日止，此后按合同约定另计至本息结清之日），合计85300.23元：2.请求判令李金根承担建行延安支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暂合计86300.23元；3.请求判令建行延安支行对李金根抵押的车牌号为浙ＢＱ××××、车架号为ＬＢＶＶＺ1108ＥＭＡ70135的宝马牌小型轿车就第1、2项诉讼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有关李金根办理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办理车辆抵押登记、建行延安支行放款以及李金根逾期偿还透支款等事实与建行延安支行所述一致。有关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均为保证人、甲方）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建行延安支行所述有误，该法院认定如下：上述合同均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租赁公司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因与乙方签订主合同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亿元；等等。除以上事实之外，该法院另查明案件事实如下：（一）长行汽车公司系长行租赁公司的子公司，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系长行汽车公司的分公司。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中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加盖的公章中有“声明：未经总公司书面授权担保无效”的字样。（二）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有“债权银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由申请人承担。”等内容。本案中，建行延安支行因提起诉讼，与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并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元。另，在该法院审理的（2019）浙0103民初4474号案件中，认定如下事实：长行汽车公司、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曾共同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长行汽车公司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开展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并办理业务相关手续；长行汽车公司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及其负责人张晓签署业务开展过程中所需的一系列协议文本；长行汽车公司、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共同为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授权有效期从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等等。除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亢吉成（保证人、甲方）曾于2013年2月22日与建行延安支行（债权人、乙方）签订一份《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租赁公司及其开办业务的具体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在2013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2日期间因与乙方签订主合同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亿元；等等。2013年2月22日，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亦分别作为担保人与建行延安支行签订了《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建行延安支行与李金根签订的《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以及李金根出具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表》及《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人约定条款》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李金根在合同签订后以信用卡透支方式购买车辆，建行延安支行已实际履行了放款义务。现透支债务已届期满，而李金根未按约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建行延安支行要求李金根偿还所欠借款本息、滞纳金并支付其他费用、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案涉车辆已办理抵押登记，故建行延安支行主张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关于建行延安支行要求被告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该法院认为，建行延安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分期付款业务的担保中介（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系经长行租赁公司有效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故无法认定案涉借款属于《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债权范围；同时，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签订，其中明确约定债权人、主合同的签约主体均为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且建行延安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就相关合同权利存在承继关系，而建行延安支行确与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另行签订过以建行延安支行为债权人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结合建行延安支行与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之间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本案债务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建行延安支行据此主张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保证责任无法成立，不予支持。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的担保义务。该法院认为，案涉的《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中，长行汽车公司宁波分公司签章声明未经总公司授权担保无效，本案中，建行延安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长行汽车公司宁波分公司在提供担保签章时已经获得了总公司的明确授权，从另案审理的情况来看，长行汽车公司签署的《授权书》是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而非向建行延安支行出具，故依据该《授权书》无法认定长行汽车公司针对建行延安支行的特定债权作出了授权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故长行汽车公司宁波分公司的担保法律关系不成立。建行延安支行要求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李金根、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金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建行延安支行借款本金53098.82元；二、李金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建行延安支行利息25131.77元、滞纳金3222.84元、其他费用3846.8元（利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8年9月26日，此后按约定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总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三、李金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建行延安支行律师代理费1000元；四、若李金根未按照上述第一至三项条款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则建行延安支行可就李金根抵押的浙ＢＱ××××号（车架号：ＬＢＶＶＺ1108ＥＭＡ70135）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五、驳回建行延安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8元，财产保全费883元，共计2841元，由李金根负担。建行延安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法院申请退费；李金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建行延安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浙建发2011417号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省分行杭州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文件，证明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机构调整方案建行延安支行与营业部、国际业务部与中山支行合并使用分行营业部，机构号和名称对接下城区，被合并资格支行的机构号继续保留隶属于新的相应的综合型支行管理，进一步说明建行延安支行与省分行营业部之间是存在隶属管理关系的。省分行营业部与长行汽车公司、长行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行为效力及于建行延安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所涉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由省分行营业部隶属即建行延安支行开展。证据2、浙建发（2012）85号文件，证明根据优化方案，省分行营业部定位为负责杭州地区经营管理的责任主体，对杭州地区的总体经理管理和业务发展有效性的负责，建行延安支行的经营管理由省分行营业部负责。证据3、浙建发201818号关于省分行营业部更名为杭州分行的通知，证明省分行营业部2018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被上诉人李金根、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质证，亢吉成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形式看是建行内部的文件机要，没有对外公开过，建行延安支行及省建行的关系，亢吉成无法确认。关联性上，该两份文件的内容，即便省分行是建行延安支行的上级行，本案的贷款由建行延安支行出借给李金根，从整个贷款看合格的上诉人是建行延安支行，故与上级行的贷款合同不适用本案贷款。证据3，一审中见过更名的工商登记信息，对证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证据1、2系内部文件，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证据3，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可。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虽有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作为保证人的盖章，但该签章载明“未经总公司授权担保无效”；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以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为授权人、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为受托人的《授权书》是该两家公司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不能作为认定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为本案建行延安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及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为该债权提供担保的依据，故建行延安支行以此要求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不能成立。其次，建行延安支行依据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能否成立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建行延安支行据以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建行延安支行并非该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约主体，亦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建行延安支行承继了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合同权利，且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主合同债务人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汽车租赁公司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而案涉业务的担保中介为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该公司并非长行汽车租赁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案涉贷款亦非由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发放，故案涉债务不属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范围，建行延安支行据此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能成立。综上，建行延安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8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金 佳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