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9779号原告：刘富强，男，196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大冶市裕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乔红权，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营业部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姜瑞芝，女，1976年9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医生，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慧，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晓鹏，男，197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原告刘富强与被告乔红权、姜瑞芝、任晓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富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被告乔红权及被告乔红权、姜瑞芝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任晓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富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乔红权、姜瑞芝连带偿还原告欠款2830000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1.2％给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被告任晓鹏对上述款项中的1800000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1.2%给付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刘顺日系父子关系。被告乔红权、姜瑞芝系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乔红权曾系朋友关系，双方曾合作炒股。被告乔红权于2016年10月17日起至2017年3月5日期间曾多次从原告处借款。经双方结算被告乔红权于2017年3月19日向原告出具了4030000元的欠条，并承诺2017年3月31日之前还清欠款。这些欠款发生在乔红权与姜瑞芝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保证按约定还款，被告乔红权夫妻将登记在被告姜瑞芝名下的楼房抵押给原告。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被告乔红权夫妻将房产证质押于原告手中。2017年3月31日之前被告乔红权夫妻并未按约定偿还原告欠款。被告乔红权为保证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款，让被告任晓鹏担保，被告任晓鹏担保向原告偿还2500000元并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了担保还款书。此种情况下，原告将此债务还款期限顺延至2017年5月30日。后乔红权共计偿还500000元，任晓鹏共计偿还700000元。刘顺日代表原告与被告达成担保书。因被告对剩余欠款迟迟不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乔红权、姜瑞芝辩称，不认可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是场外配资关系，场外配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原告所述的炒股账户，炒股亏损后原告剩余的自有资金为4030000元，这一金额我方认可，扣减已还部分，还需要返还2830000元，但这笔钱我方不同意退给原告，应由任晓鹏退还原告。原告和乔红权之间没有签订过书面的配资协议，乔红权收到原告8000000元后全部汇给了任晓鹏，任晓鹏提供了炒股账户，乔红权在其中只是中间人的角色。原告炒股的账户是任晓鹏控制的，原告炒股自负盈亏，由原告自行操作，在整个炒股过程中，也是有盈利的。4030000元之所以未能退还，是由于配资比例1：4，还有其他配资账户，这些账户之间是相互联保的，由于其他账户出现问题，刘富强所用的账户也被波及，并非是任晓鹏更改了账户密码，不退钱。此外，我方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标准过高，没有书面依据，我方对于原告提交的相应证据的合法性也存在异议。姜瑞芝与乔红权已经离婚，涉案房屋是姜瑞芝的婚前个人财产，与本案无关，且涉案款项也未用于家庭生活，姜瑞芝不同意承担责任。被告任晓鹏未到庭答辩，庭前曾发表意见称，我不认识刘富强，刘富强打钱给乔红权，找我做配资，把账户交给李卫卫做股票操盘。李卫卫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实际打的钱已经亏没了，这方面乔红权是知道的，乔红权应该报过警因为刘富强威胁他。后来找到我，就让刘富强、乔红权来我公司谈，我替乔红权签了协议。我跟乔红权是朋友，基于朋友关系，我给乔红权做了担保。我觉得如果法院判决乔红权赔偿，我也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我签了字，而且乔红权的欠账也是真实的，但是我签字的原因是乔红权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之前乔红权打给我2500000元做股票配资，签订担保书当时我确实应当返还乔红权2500000元，但是签完担保书之后，这笔钱就亏没了，所以我也没有钱返还给乔红权了。担保后，我偿还了刘富强700000元，此后我的公司亏损了，我也没有能力偿还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刘顺日、袁瑞瑞及刘富强曾分别通过乔红权进行配资炒股。其中，乔红权（出借人，甲方）曾分别与袁瑞瑞（借款人，乙方）、刘顺日（借款人，乙方）签订名为《借款协议（股票）》的书面合同，约定：出借人委托代理人向乙方提供借款、签订本借款协议并进行账户管理和风险控制；为保证出借人的资金安全，乙方愿意以自有资金向出借人提供相应比例的保证金作为借款履约保证，承诺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使用借款，接受甲方的账户管理和风险控制，按约支付利息和综合管理费及收取盈利，自行承担账户亏损。协议中指定银行账户户名：乔红权，并提供了不同的证券公司股票账户户名和股票账户号供乙方使用。乙方应使用乙方名下银行账户将保证金汇入甲方指定银行帐户。乙方使用上述银行账户支付保证金、利息、综合管理费和违约金等应付款项为有效支付，甲方将乙方应提取的盈利、退还乙方保证金等结算款项转至上述乙方名下银行账户为有效支付。借款期到期前一个交易日，乙方应将股票账户内总资产全部变现为货币资金，借款期满当日，甲乙双方办理股票账户内资产的清算手续，甲方须在借款期满三日内（节假日前一天平仓的，相应延后）转出甲方本金和应得利息、综合管理费，再将剩余的款项划转到乙方指定银行账户（双方约定续借的除外）。如因甲方原因导致甲方账户（包括银行账户和期货账户）被依法采取查封、冻结、划拨等强制措施，甲方应自账户被依法处置之日起按借款本金和保证金之和的0.15%/日支付违约金给乙方，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借款期满账户未解除强制措施的，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将乙方保证金和乙方己付利息、乙方应提取盈利退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并按约定支付违约金。诉讼中，刘富强、乔红权确认双方未就涉案的此次交易签订书面协议，但两人之间的操作模式和乔红权与刘顺日、袁瑞瑞之间的操作模式基本一致。2016年10月17日，刘富强分三次共计向乔红权转账支付8000000元，2016年10月18日，乔红权向任晓鹏转账支付8000000元，并向刘富强提供了配资比例为1:4的以任晓鹏名义开立的股票账户，刘富强用该账户进行股票操作，自行承担亏损，至2016年底、2017年初，该股票账户内留存有刘富强自有资金4030000元。后刘富强要求退还该笔钱款，并就此与乔红权、任晓鹏产生争议。2017年3月19日，乔红权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刘富强人民币肆佰零叁万元整，限定于2017年3月31日之前还清，逾期未还，本息一起算，承担一切经济后果。”2017年4月26日，刘顺日代表债权人刘富强与债务人乔红权、担保人任晓鹏、见证人陈明签订担保书，内容为：“乔红权欠刘富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其中任晓鹏欠乔红权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当乔红权没有偿还刘富强欠款能力，其中的贰佰伍拾万元由任晓鹏偿还，限期2017年5月30日前还清。之前有部分到账钱款，需先行支付，以银行到账为准，自动减扣。”2017年8月3日，乔红权出具还款计划书，内容为：“由于本人欠刘富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定于2017年8月15号之前还清至少伍拾万元整，之后每月还款至少伍拾万元整，未还资金按照月息1.2%，每月底结算，至止还清所有欠款，逾期未还，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7年10月29日，乔红权、任晓鹏出具补充协议，内容为：“今乔红权与任晓鹏借到刘富强肆佰零叁万元整，其中乔红权借到壹佰伍拾叁万元整，任晓鹏借到贰佰伍拾万元整，月息1.2%。还款约定：乔红权与任晓鹏每月最后一日支付当月利息，刘富强任何时间可主张要回本金。此协议为2017年4月26日签订的担保书之补充协议，所以利息按2017年4月26日起算。”庭审中，刘富强称，乔红权、姜瑞芝曾将姜瑞芝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交给其作为还款的担保，但就该房产，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对此，乔红权、姜瑞芝不予认可，称房屋所有权证是被逼无奈才交给了刘富强。关于书面字据，乔红权称，刘富强为让其负担并不属于其该承担的款项，多次派人到家里和单位进行骚扰和威胁，其中2017年3月19日、2017年8月3日其曾两次向派出所报警。乔红权称签订欠条、还款计划书并非其真实意愿，签订相关字据后，由于仍受到威胁，其也不敢再报警，因不懂法律规定，亦未在法定期限内就相关字据行使撤销权。因其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多份书面字据，故不认可相关字据的效力。乔红权另主张其只是配资活动的中间人，全部款项已经转账给了任晓鹏，故相关款项应由任晓鹏向刘富强进行返还。关于还款情况，2017年8月14日，乔红权返还刘富强250000元，2017年8月15日，乔红权返还刘富强250000元。2017年10月30日，任晓鹏返还刘富强100000元，2017年11月23日，任晓鹏返还刘富强100000元。2018年7月21日，任晓鹏委托的付款人赵伟返还刘富强300000元，2018年7月22日，任晓鹏委托的付款人赵伟返还刘富强200000元。刘富强主张现二被告仍有剩余款项2830000元未向其返还。对此，乔红权称相关还款是在其被逼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庭审中，刘富强、乔红权均称其与任晓鹏之间就此次配资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另查，乔红权与姜瑞芝于2008年10月17日登记结婚，诉讼中，两人称已于2018年2月13日离婚。另乔红权、姜瑞芝否认该笔款项系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任晓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刘富强与乔红权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双方陈述的交易模式，应属于场外配资活动。乔红权收取刘富强保证金，并向其提供配资账户，实质上从事了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此种行为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鉴于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信用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故本案中，交易双方刘富强、乔红权之间形成的场外配资合同关系，因违反特许经营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具体到本案股票账户内刘富强自有资金的处理，应由配资方向用资人返还剩余款项。诉讼中，刘富强、乔红权对配资账户内遗有刘富强4030000元自有资金的事实并无争议，仅对应由哪方予以返还持有不同意见。鉴于最初8000000元保证金系由刘富强支付乔红权，且此前相关交易模式亦是由乔红权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合同，并约定由出借人退还借款人保证金等款项，故在刘富强与任晓鹏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及资金流转的情况下，刘富强有权要求乔红权向其返还配资账户内剩余款项。关于任晓鹏是否应承担责任一节，鉴于原被告双方曾多次签订书面字据，就款项的返还事宜进行约定，在此过程中，任晓鹏亦表示同意承担相关责任，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又因为双方签订的多份字据在相关内容的表述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故除有特别约定外，就内容冲突部分，签订时间在后的字据应视为对签订在先字据相关内容的变更。据此，各方之间最后一份字据即补充协议系于2017年10月29日签订，其中对欠款4030000元的偿还进行了具体划分，即由乔红权承担1530000元，由任晓鹏承担2500000元，并约定利息标准为月息1.2%。故依据此协议，扣减乔红权、任晓鹏的还款后，乔红权应负担1030000元，任晓鹏应负担1800000元。乔红权虽称多份字据系被胁迫签订，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且亦未在其所称的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故对乔红权相关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鉴于双方对此已有约定，且利息标准亦未超出合理限度，现刘富强自起诉之日起主张利息请求合理，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姜瑞芝是否应承担责任一节，鉴于相关债务并非乔红权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担，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该笔债务非系乔红权与姜瑞芝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富强据此要求姜瑞芝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乔红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刘富强欠款10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3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2%计算）；二、被告任晓鹏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刘富强欠款18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2%计算）；三、驳回原告刘富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440元，由乔红权负担107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任晓鹏负担187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琳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杜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