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5992号之一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伟娟，女，199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梅,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达,上海市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萍，女，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涛，浙江**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翠娥，女，198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梅,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达,上海市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伟娟为与被上诉人王晓萍、原审被告刘翠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舒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伟娟与原审被告刘翠娥的委托代理人王立梅、张仲达，被上诉人王晓萍的委托代理人金涛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本案双方争议较大，且案情疑难复杂，不宜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伟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晓萍负担。事实与理由：叶伟娟认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缺乏证据证明，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主体错误，王晓萍和叶伟娟都不是合同的真正主体，也都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首先，王晓萍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刘翠娥的身份证复印件上以手写的方式注明“仅限与杨海光配资使用”，透露了杨海光真实角色的内容，也表明了王晓萍并非适格主体的实情。其次，叶伟娟与王晓萍素不相识，二人在签约前不认识，签约后也无联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更没有就案涉合同的签约和履行有过沟通。再次，叶伟娟的身份证复印件反映了签订涉案合同时，叶伟娟刚刚18岁，王晓萍在没经过洽谈的情况下，将2600万元大额资金出借给素不相识又不具有经济能力和股票业务知识的农村姑娘，不符合常理，叶伟娟本人也没有收到过案涉证券账户密码，更没有操作过案涉账户。最后，王晓萍本人也不具备提供2600万元资金的经济能力，其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案涉的配资款不是王晓萍的自有资金，王晓萍对案涉合同签约前和签约后的情况也不知悉，对所谓的配资亏损也从未找过叶伟娟本人，而且案涉合同等材料均在杨海光和黄继红处存放。因此，这些事实情况说明了王晓萍与叶伟娟均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对于案涉主体资格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王晓萍提交的“担保协议”，没有核实清楚该材料的来源、形成及内容等情况。《合同法》规定合同(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成立，涉案担保协议没有协议的相对方签字，协议没有成立。该担保协议还反映出涉案合同是杨海光组织的已涉讼4件系列合同的组成部分，已经涉讼的郑焕乐、王晓萍、陈雪芬手中都是没有担保协议文本原件的，所以王晓萍只提交了“担保协议”文本的复印件，因为刘翠娥原本就没有与前述三人签过担保协议和出具担保函。3、一审判决虽然认定案涉合同属于场外配资合同关系，却没有查明案涉证券账户的平仓线、平仓时间、配资人何时修改密码、触及平仓线时和平仓时证券账户内资产市值等审理场外配资案件中本应查明的重要基本事实（这些事实情况关系着场外配资纠纷中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而是直接按照民间借贷的计算方法粗暴地用所谓“本金”和“归还金额”简单加减得出场外配资合同纠纷中配资人所主张的诉请金额，这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直接影响判决结果。一审判决对于《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只引不用，并未结合本案正确适用法律，导致案涉场外配资合同中的法律责任判定错误。1、案涉场外配资合同无效后，并不存在配资人所主张的返还配资款的财产返还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是物权性质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以财产的交付为返还的前提条件。而在场外配资合同关系中，因配资人所提供的2600万元配资款始终都在自己的账户内，所有权从未转移给用资人，其对该款项从始至终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用资人在合同期限内对该款项仅有部分使用权和有限的支配权，不存在用资人向配资人承担“财产返还”的民事责任。在《九民会议纪要》中也没有任何关于配资人优先资金亏损后要求用资方承担的规定。因此，暂不论案件主体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叶伟娟向王晓萍承担11051260.59元本金返还责任，明显是法律适用不当。本案应适用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八条关于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产生的亏损，由参与人自行承担的规定。2、用资人不存在向配资人承担前述款项的财产返还责任，当然就不存在向配资人赔偿以前述款项为基础计算出来的所谓“利息损失”。此外，正式发布的《九民会议纪要》第87条在规定场外配资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时，也删去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配资方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持赔偿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可以看出，对于配资人的利息损失不应予以支持，这一点从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将配资方判定为场外配资合同纠纷中的主要过错方也可得到印证。因此，一审判决判定叶伟娟向王晓萍“返还本金”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是错误的，实际上造成了作为主要过错方的配资人不仅没有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还通过司法判决实现了“保本保息”，如此一来，配资人是主要过错方的法律责任无以体现在何处，一审判决对于法律责任的认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明显违法，应予撤销，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已查明本案为无效的场外配资合同纠纷，而在原告未依此变更诉请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法院不应依据查明的案件性质直接作出实体判决，而是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请，否则就是对当事人未提出的诉请进行裁判。同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应判决驳回王晓萍的诉请，而不是在认定本案性质为场外配资纠纷及案涉场外配资合同无效后，还直接作出与认定事实和应适用的法律相背离之错误判决。四、在一审中叶伟娟明确指出王晓萍的涉案资金系非法套取证券公司的金融资金，属于涉嫌非法套取金融资金转贷牟利的犯罪行为，不应由法院以司法形式予以保护。叶伟娟已明确指出王晓萍提供的所谓联保协议是通过不当手段取得的复印件，即使不作为伪证，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中事实的依据。叶伟娟在一审中反复强调指出，王晓萍账户内的资金系上海政法机关正在查办的7.03案即关于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中的相关内容。目前，该案材料尚处于不公开阶段，待2020年6月30日开庭后可提供证监会稽查局案由为《“王晓萍”账户组涉嫌操纵“恺英网络”和“春兴精工”案》的相关材料，但在一审的判决书中对这些重大问题却未作任何表述，显然系枉法裁判。综上所述，叶伟娟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直接影响判决结果。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王晓萍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已由一审法院依法查清，简要再说明如下：1、2017年9月22日，王晓萍与叶伟娟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晓萍出借人民币2600万元给叶伟娟，并指定借款专用账户。2、合同签订当日，叶伟娟转账520万元作为保证金，加上王晓萍在该账户中初始资金2600.844234万元(其中8442.34元系超出借款本金，在借款账户内的留存资金，与上述借款一并交由叶伟娟使用，返还时应扣减结算)。3、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就借款期限以及借款本金数额变化等事宜，双方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8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以及《补充协议二》。刘翠娥自愿为借款人叶伟娟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叶伟娟在占用上述账户及其户内资金期间，通过证券投资初期盈利并取得600万元。叶伟娟也根据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之约定，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8月21日，按月支付利息。5、2018年8月27日，叶伟娟向王晓萍返还该借款账户时，账户内资金余额仅为9884692.64元。扣减前述原账户留存8442.34元款项，叶伟娟实际向王晓萍最终返还的借款仅为9876250.30元。二、关于诉讼主体问题。1、叶伟娟上诉提出王晓萍并非出借人，叶伟娟本人也不是借款人，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格存疑。王晓萍认为，双方先后签订《借款合同》以及后续的《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于借款金额、用途、期限、利率明确约定，也确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上合同及协议由王晓萍和叶伟娟本人签字确认没有任何争议，双方合同关系明确。2、王晓萍与叶伟娟之间不仅签订了上述借款合同和多份补充协议，借款合同所指向的指定证券账户明确。叶伟娟于证券投资期间，也按约支付了部分利息，其也收取了炒股盈利款合计600万元。期间，关于借款本金减少等事宜由双方多次签订补充协议确认。以上事实及相应转账记录在案佐证，证明王晓萍与叶伟娟之间不仅签订借款合同，且也实际履行了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王晓萍已经将涉案资金全部出借给叶伟娟，截至今日，叶伟娟还未返还全部借款本金也未承担利息损失。王晓萍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叶伟娟返还借款、承担责任。叶伟娟上诉所谓主体不适格与在案证据不符，与相关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不符，不应采信。三、关于法律适用以及诉讼程序问题。1、一审判决以场外配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在此基础上按照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处理，王晓萍尊重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相应处理。2、本案纠纷适用九民会议纪要相关精神。而该纪要第86条、87条主要阐述了证券市场场外配资对应的司法认定和法律责任。其中第86条规范了相关合同效力判断的标准和依据。第87条确定了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归根结底，九民会议纪要关于场外配资(无论是合作炒股还是借款炒股)，司法处理的根本原则是：(1)投资收益归用资人(借款人)，亏损风险由用资人自行承担；(2)借款人返还出借款项本金给出借人(或者合作炒股出资人)，资金占用期间按照法定孳息计算支付。最高院编注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最高院民二庭意见对于法定孳息应根据民事纠纷的基本原则，予以支持。3、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也是法院审理、裁判合同纠纷的基础。无论当事人是否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都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并依法确定合同的效力。在此基础上，根据合同有效和无效分别处理。合同有效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无效按法定处理。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系合同无效(或合同撤销)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处置的规定，审理法院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援引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无需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以上不仅是上述法律条款的立法本意，也完全符合司法精神和审判实践。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亦明确关于无效合同的司法处理原则)。更何况在一审中，王晓萍根据九民会议纪要以及相应裁判规则，也对诉请进行了变更、调整，叶伟娟上诉理由不成立。5、叶伟娟上诉中提及所谓案涉资金炒股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与本案的叶伟娟与王晓萍都没有关联，无论是王晓萍还是叶伟娟都没有牵涉其中。按照叶伟娟上诉，2020年6月30日开庭，说明该刑事案件即便存在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而王晓萍以及叶伟娟显然都不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者被告人。叶伟娟与王晓萍签订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借款炒股，是其自己亲自炒股还是有专业的炒股团队与其共同炒股，与王晓萍无关，更不影响本案审理。四、相同案件审理和裁判规则。1、有关类似的纠纷，在杭州市下城区、上城区、西湖区等法院以及杭州中院、浙江省高院都有相应的判例。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5340号案件判决，相关裁判尺度、法律适用等方面与本案一审处理完全一致，该判决已经生效并在执行阶段。期间，该案件上诉人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2020)浙民申834号。浙江省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3、以上裁判都是在九民会议以后，就性质相同的配资合同效力认定、借款本金返还以及利息损失承担等方面审理并依法认定。根据同案同判原则，叶伟娟基于相同的理由上诉也同样不应得到支持。 刘翠娥陈述：同意叶伟娟意见。 王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叶伟娟返还借款11091255.33元，并支付利息损失375583.33元（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此后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2.刘翠娥对叶伟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叶伟娟、刘翠娥承担本案全部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2日，王晓萍（甲方，出借方）与叶伟娟（乙方，借款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将人民币2600万元借给乙方进行证券投资，甲方保证借出资产来源合法，且在法律上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甲方在海通证券杭州环城西路证券营业部开设借款资产的证券专用账户，户名为王晓萍，资金账号为×××56（以下称借款账户）；甲方于2017年9月22日将借款账户内人民币2600万元（含融入资金）拆借给乙方，乙方借入资金后用于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乙方在同日内，将520万元的资金存入上述借款账户内，作为还款付息的质押保证金，借款账户的初始总资金为3120万元；在借款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提取资金（除乙方未按期支付甲方利息，甲方有权卖出有价证券提取现金或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一条第6点的约定和本合同第一条第7点的约定外），不得办理银证转账业务，不得转移有价证券到其它账户或其它营业部，不得办理转托管及撤销指定交易之手续；合同第一条第6点约定乙方借入资产后用于股票的投资业务，投资范围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创业板股票市值不得超过账户总市值的30%，中小板和主板的单一股票市值不超过账户总市值的70%，新上市或恢复上市当天无涨跌限制的股票买入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不得购买权证、＊ｓｔ股票、ＳＴ股票，不得购买被恶炒的老庄股、出货庄股和基本面严重恶化的股票，未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乙方不得随意变动投资范围，乙方使用资金若超出上述投资范围，甲方有权将超出部分自行卖出，后果由乙方承担；合同第一条第7点约定，借款期间，当借款账户内的总资产（股票市值按当天收盘价及股票数量计算）降至2912万元（警界线）以下时，乙方应于次日9：20分之前追加质押保证金，使借款账户内的总资产补足至2912万元，当借款账户内的总资产在盘中降至2860万元（平仓线）及以下时，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借款合同，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修改借款账户密码，对借款账户内的证券进行强制平仓，并将借款账户内的资金划付甲方指定账户，用作归还甲方的本金和约定的全部利息，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如果变现后借款账户内的资产仍未能达到甲方的本金和约定的全部利息，乙方应无条件在三天内用其他资产给予补足，否则从第四天起甲方按甲方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每日收取乙方违约金，为公平合理起见，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如事后继续补足约定的质押保证金，甲方也应在3个工作日内把原借款账户内划出的资金划回借款账户，并使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在此期间乙方照常向甲方支付约定的利息；甲、乙双方的借款时间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3月21日止，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600万元；乙方承诺以2600万元借款本金13.5%的年利率按月向甲方支付利息，每月支付29.25万元，利息支付方式为乙方名下现金转至甲方账户或直接从借款账户中支取；合同执行期间，当股票账户的总资产（本合同中资产包括现金和证券）高于初始资金（初始保证金＋借款金额）的105%时，视作股票账户的盈利，乙方有权随时通知甲方将100%以上的盈利部分转账至乙方名下指定银行账户，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通知之日两天内完成转账；借款期满前一日，乙方应将借款账户内的有价证券全部变现为货币资金，期满当日内，甲乙双方办完借款账户内本金和利息的清算手续。 2018年3月15日，刘翠娥作为保证人出具《担保协议》，载明：倪为平、叶伟娟、赵倩、刘翠娥以借款人身份于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22日、2017年1月17日、2018年3月15日与郑焕乐、王晓萍、陈雪芬、杨海光签定了《借款合同》，我自愿为其他三位借款人、对以上时间所签《借款合同》的履行承担全部连带责任担保，本保证为连带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本保证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 2018年3月21日，王晓萍（甲方）与叶伟娟（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一）》，约定：1、甲、乙方双方在原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3月21日，现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延期至2019年3月21日，借款期限到期后，如甲乙双方均无异议，借款期限可顺延。 2018年8月18日，王晓萍（甲方）与叶伟娟（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二）》，约定：甲方向乙方的出借资金从2018年7月3日调整为2303万元；甲方的出借资金的年利率为13.5%，乙方应于每月21日向甲方支付25.90875万元。 2018年8月18日，刘翠娥作为担保人出具《担保协议》，载明：倪为平、叶伟娟、赵倩以借款人身份于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22日、2018年1月17日与郑焕乐、王晓萍、陈雪芬三位出借人签定了《借款合同》，现上述三位借款人已于2018年2月24日、2018年3月21日、2018年7月16日分别与三位出借人签定了《补充协议（一）》，又于2018年8月18日分别与三位出借人签定了《补充协议（二）》，本人确定已知晓上述三份《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自愿为倪为平、叶伟娟、赵倩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履行承担全部连带责任担保。本保证为连带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本保证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 2017年9月21日，王晓萍于海通证券杭州环城西路证券营业部开立的客户号为×××56的证券账户中余额为********.34元。2017年9月22日，叶伟娟分别向王晓萍的交通银行账户中转账5500000元、12000元，王晓萍于同日向上述证券账户中转入款项5200000元后又从该证券账户中转出1000000元，至此，该证券账户中尚有余款31208442.34元（其中26000000元属于王晓萍向叶伟娟交付的配资款）。此后，王晓萍将证券账户的账号及密码等交给叶伟娟进行证券操作。2017年10月23日，叶伟娟从证券账户中转款300000元至王晓萍的交通银行账户，2017年10月25日王晓萍又将7500元转回证券账户中。王晓萍自认叶伟娟自2017年11月起至2018年5月，均于每月22日前后向其支付292500元（其中部分属于融资利息扣款，部分系由叶伟娟转账还款）。另，证券账户中2018年6月20日融资利息扣款4578.08元，2018年6月26日融资利息扣款49046.93元，2018年7月20日融资利息扣款394.49元，2018年7月24日融资利息扣款39775.54元，2018年8月20日融资利息扣款33751.23元，以及2018年7月3日证券账户支出了2970000元以归还券商融资款，王晓萍自认上述款项均系叶伟娟还款。此外，王晓萍自认叶伟娟于2018年7月23日还款258693元、于2018年8月21日还款225336元。2018年8月27日，案涉证券账户中的证券均被卖出，此时账户余额为9884692.64元，王晓萍自认该款项余额扣除8442.34元后余下的9876250.3元属于叶伟娟还款。 另查明，自2017年10月23日至2017年12月5日期间，叶伟娟从案涉证券账户中共计提取款项6000000元至王晓萍的交通银行账户中，王晓萍亦将该6000000元转账至叶伟娟的银行账户中。 一审法院认为，王晓萍与叶伟娟之间系场外配资合同关系。场外配资交易本质上系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融资活动，其不仅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的诸多限制，也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客观上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造成损失的，应根据过错程度合理分担损失。故叶伟娟应当返还从王晓萍处取得的资金并按年利率6%赔偿王晓萍利息损失。因叶伟娟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已经归还王晓萍诸多款项，本院按照年利率6%及先赔偿利息损失再归还本金的计算方式计算还款，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叶伟娟还应返还王晓萍本金11051260.59元、利息损失374228.99元。关于叶伟娟提出的其从未参与过履约行为也未操作过证券账户、王晓萍未向其交付款项等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所查明的事实，叶伟娟不仅签署了借款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而且还根据约定向王晓萍支付了保证金，同时与王晓萍在资金上有密切的往来，还多次从证券账户中提取款项至王晓萍账户后又转账至其自身的银行账户，以上情况与叶伟娟的抗辩意见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刘翠娥作为担保人，自愿出具两份担保协议为叶伟娟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现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刘翠娥在明知借款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违反金融证券市场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仍然为叶伟娟担保，具有过错，应当对叶伟娟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叶伟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晓萍本金11051260.5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74228.99元（暂算至2019年3月21日），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的标准另行计付；二、刘翠娥对叶伟娟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三、驳回王晓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121630元，因王晓萍减少诉讼请求且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应收案件受理费45300.5元，由王晓萍负担124元，并由叶伟娟负担45176.5元，刘翠娥对其中15058.8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经本院核实：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金融刑诉[2020]86号起诉书，指控王悦、盛李原、陈方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袁湘龙犯窝藏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盛李原根据王悦指使，与陈方约定，由王悦、盛李原控制披露“恺英网络”利好信息，由陈方利用王悦提供的3.6亿元保证金进行配资后，在二级证券市场配合交易“恺英网络”股票，共同拉抬股价……陈方按照信息披露的时点，使用配资资金和实际控制的279个证券账户大量买卖“恺英网络”股票，诱导或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及证券交易量”，上述279个证券账户中包含本案所涉王晓萍名下的证券账户。 本院认为：王悦、盛李原、陈方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已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且本案与该刑事案件相关，故在本案主要事实存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依法应驳回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7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晓萍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21630元，退还王晓萍。上诉人叶伟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163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