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2民初1565号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与吉福路交叉口东北角国隆花园里**楼。代表人：蔡赣梅，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真真，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旭平，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成远，男，汉族，1967年7月15日，住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身份证号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廖树桐，河南正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滨县航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城关北大街。法定代表人：秦良安，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廖树桐，河南正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为与被告张成远、被告淮滨县航运公司(以下简称“淮滨公司”)通海水域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8月17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11月24日，本案证据交换。2020年12月22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真真律师、袁旭平律师，被告张成远及淮滨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树桐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20年1月，原告承保案外人覃荆海委托运输的1900吨单价每吨人民币21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高粱货物运输险。张成远为此签发运单以其所有的“豫信货11638”轮承运上述货物由上海至湖北荆州，但在途中306.60吨高粱遭雨淋水湿霉变，覃荆海最终以每吨1000元价格变卖处理受损货物由此遭受损失。原告作为保险人经公估定损及协商后，保险赔付覃荆海货物损失254100元，由此取得代位求偿权。原告认为，张成远系“豫信货11638”轮船舶所有人并签发运单承运涉案货物，淮滨公司系该轮船舶经营人，两被告应对涉案货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张成远及淮滨公司连带赔偿原告货物损失254100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自2020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张成远辩称：覃荆海与吉安市轮船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公司”)就涉案货物签订运输合同，且约定承运人仅承担保险公司保险赔付后不足部分的损失，张成远系受吉安公司指派承运涉案货物，涉案货物遭雨淋水湿霉变系不可抗力所致，承运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淮滨公司辩称：其仅系“豫信货11638”轮登记船舶经营人并未实际参与该轮经营，且已按相关要求履行配备船员、安全教育、投保保险等义务，其未参与涉案货物实际运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举证、两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1、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凭证及附页(复印件)，以证明原告承保涉案货物运输险；2、高粱购销合同(复印件)，以证明涉案运输的高粱1900吨单价每吨2100元；3、水路货物运单(原件)、码头卸船统计表(原件)、运输情况说明(复印件)；4、公估报告(原件)；5、补充协议(原件)及付款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张成远作为承运人签发运单承运涉案货物，但途中遭雨淋且因雨布漏水导致306.60吨货物水湿霉变，最终以每吨1000元低价出售处理由此受损；6、船舶证书(复印件)，以证明张成远系“豫信货11638”轮船舶所有人，淮滨公司系船舶经营人；7、付款凭证及权益转让书(原件)，以证明原告最终保险赔付254100元后取得代位求偿权。两被告对上述证据1-6均无异议，但认为涉案货物运输当时处于疫情期间，货物不得不紧急降价处理导致损失扩大，且计算货损金额不应包含增值税；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承运人仅需赔偿保险未赔付的不足部分损失。本院认证认为，两被告对上述证据1-6均无异议，本院确定该些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两被告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亦以证据记载为准。被告张成远举证、原告和被告淮滨公司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1、水路运输合同(复印件)，以证明吉安公司就涉案货物签订运输合同，且约定承运人仅承担保险公司赔付后不足部分的损失；2、气象证明(原件)，以证明涉案货物运输途中遭不可抗力水湿霉变；3、回复函(复印件)，以证明涉案货物损失原因属保险理赔范围；4、疫情通告(原件)，以证明涉案货物因疫情原因无法及时卸载晒货导致损失扩大。原告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吉安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与两被告无关，且相关约定明确承运人除承担已保险赔付损失的赔偿责任外，还应当就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并非免除保险赔付损失的赔偿责任；对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涉案货物因雨布漏水导致水湿霉变非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及不能克服之不可抗力；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且已认可涉案货损属保险赔付范围；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认为通告发布主体不具备发布资质。被告淮滨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原告对上述证据1、3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证据2、4均系原件，本院确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亦以证据记载为准。被告淮滨公司举证、原告和被告张成远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1、船舶运输经营合同(复印件)，以证明“豫信货11638”轮由张成远实际经营；2、船长安全责任书(复印件)，以证明“豫信货11638”轮船舶经营中由其自担相应安全责任；3、营业执照(复印件)，以证明淮滨公司的主体资格。原告对上述证据1、2均不予认可，认为均属两被告间内部协议或文件，不能对抗第三人；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张成远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1、2均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原告亦未予认可，本院对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相关“豫信货11638”轮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之身份应以该轮相应证书记载为准；原告对证据3无异议，本院确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为准。本院查明：2020年1月5日，覃荆海与吉安公司签订水路运输合同，委托吉安公司自上海良友新港码头运输1900吨高粱至湖北荆州防汛码头，运输途中货物如果受潮、发霉、短少、变质，保险公司理赔后的损失由吉安公司负责，货物干霉与吉安公司无关。该合同所附运输船舶为“豫信货11638”、联系人为张成远。1月7日，张成远签发编号XXXXXXX水路货物运单承运前述1900吨(实装1814.90吨)高粱，载明承运船舶为“豫信货11638”轮，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水规”)。同日，原告签发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凭证，承保上述货物运输综合险，载明被保险人覃荆海，货物品名、重量、起运港、目的港、起运日期与前述水路运输合同及运单记载一致，保险金额总计399万元。“豫信货11638”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张成远，船舶经营人为淮滨公司。涉案承运船舶“豫信货11638”轮于2020年1月8日在上海良友新港码头装货完毕；1月9日上午开航驶离装货码头；1月10日在南京加油；1月11日在南京梅子洲锚地锚泊进行保养、补给；1月12日早上继续开航；1月16日晚到达武汉王家屋锚地锚泊；1月19日张成远离船回河南老家过年；1月28日返回船舶；2月5日及6日武汉天气为雨天；2月11日驶离武汉；2月14日到达荆州观音寺锚地锚泊；2月14日及15日荆州天气为雨天；2月25日天晴打开全部雨布透气，发现船舱后部因雨水淋湿雨布漏水造成高粱发霉、结块、变质，应货主要求尽快挖开发霉高粱晒货以减少损失；2月29日晚开始卸货；3月6日卸货完毕，张成远在其签发的涉案水路运单上记载码头实卸1807.90吨高粱，其中霉变306.60吨。因新冠疫情影响，武汉于当年1月23日封城，荆州于1月24日封城。覃荆海采购涉案高粱单价每吨2100元(含9%增值税)，后因306.60吨水湿霉变变卖处理总价为305000元。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估公司”)受原告委托就涉案高粱水湿霉变受损事宜出具公估报告，载明因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进行现场查勘，通过视频对受损货物进行联合检验和查勘；待新冠疫情缓解后于2020年3月26日到达现场查勘；经清点过磅确定306.60吨高粱遭受霉变、结块等水湿受损；受损原因系运输途中因降雨且雨水从雨布缝隙渗入所致；受损货物核定货值643860元(采购价每吨2100元*306.60吨)，残值305000元(变卖处理总价)；因船舶承运人未考量货物基本属性，违反一般路线运输轨迹，到达目的地后长期滞留货物于舱内，未及时发现货损，存在过失；被保险人获悉货损后未迅速采取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减少货物损失，存在过失应负部分责任，且无法提供购买高粱发票，经协商保险人按照80%的比例赔付货损；最终定损金额271088元，即(643860元-305000元)*80%；扣除保单约定的5%免赔额(取高)计13554.40元后，建议保险赔付金额257533.60元，即271088元-13554.40元；后经双方进一步协商取整为254100元。同年5月14日，原告通过银行汇付被保险人覃荆海保险赔款254100元，覃荆海为此向原告出具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另因被告于本案诉讼初始下落不明，原告为此支出公告费人民币56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运输合同纠纷之代为求偿之诉，应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原告作为涉案货物的运输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覃荆海实际赔付水湿霉变所致损失的保险赔款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在其赔付范围内有权要求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按约依法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吉安公司与覃荆海签订水路运输合同系涉案货物承运人，张成远签发运单并以其所有的“豫信货11638”承运涉案货物系实际承运人。张成远签发的运单确认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水规》依法有据、并无不妥。吉安公司与覃荆海间的水路运输合同虽约定“运输途中货物如果受潮、发霉、短少、变质，保险公司理赔后的损失由吉安公司负责，货物干霉与吉安公司无关”，但就该约定的行文措辞而言，“保险公司理赔后的损失”既包含保险公司自身保险赔付后的损失，也包含保险公司赔付后被保险人可能未足额受偿的损失，该约定之内容并未明确承运人仅就未足额保险赔付的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更无法必然得出承运人可就保险公司已赔付的损失免予赔偿之结论。相反，结合该约定后文“货物干霉与吉安公司无关”之已明确的免责内容来看，该约定意在解决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潮霉变损失与货物自身特性所致干霉损失的赔偿责任之划分。现涉案货物因张成远所有并实际经营的承运船舶“豫信货11638”轮在运输过程中未妥善保管、照料致损，与承运人吉安公司无涉，与该轮登记的船舶经营人淮滨公司亦无涉。吉安公司与覃荆海间的水路运输合同之约定，亦不影响张成远作为实际承运人依其自身签发的运单所载明适用的《水规》确定的应负之责。依《水规》规定，承运人将货物运输委托给实际承运人履行的，承运人仍然应当对全程运输负责。但原告作为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的涉案货物权利人，依法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现原告未在本案中向吉安公司提起诉讼并主张其作为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请求张成远作为实际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法有据、并无不妥。至此，张成远相关其仅需承担保险赔付后不足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及其仅系受吉安公司指派承运涉案货物之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而原告依据相关内河航行安全的条例，主张淮滨公司作为登记的船舶经营人连带承担涉案货损赔偿之责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承运人依法依规均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除非经其证明存有法定相应免责事由。经查，虽涉案货物运输途中于2020年2月5日、6日在武汉锚地遭雨淋，但系因遮盖货物之雨布漏水最终导致水湿霉变，属张成远在实际运输途中未妥善保管、照料货物所致。而该等雨淋之情形并非不能预见，在货物已有雨布遮盖的情形下更非不能避免或克服。此外，“豫信货11638”轮于同年1月9日即已驶离起运港码头，却未直接驶往目的港荆州，而于途中在南京经加油、保养、补给停留三日左右后于1月16日驶抵武汉锚地锚泊，张成远又于1月19日离船回家过年，此时武汉及荆州均尚未因新冠疫情封城，属其未按约定或习惯航线尽到速遣货物之责。该轮最终于2月14日方才驶抵目的港荆州，未及时运输、卸载并交付货物以避开途中可能遭遇的恶劣天气，而后方才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无法及时卸载交付，并再次于2月14日、15日在荆州锚地遭雨淋，同样因雨布漏水而造成高粱水湿霉变。张成远在此期间内仍未妥善保管、照料货物，且荆州雨淋之情形亦非属不能预见、避免或克服。退而言之，即使涉案货物在武汉及荆州锚地遭雨淋之情形可视为不可抗力，但均系因“豫信货11638”轮未尽速遣之责以避开可能遭遇的恶劣天气所致，属其迟延履行应尽之责后发生的不可抗力，依法亦不能籍此免责。而张成远在案亦无证据佐证存有其他免责事由，故其相关涉案货物遭雨淋水湿霉变系不可抗力所致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经查涉案306.60吨高粱遭水湿霉变，张成远在其签发的运单中已予以明确记载，而其在案并无证据佐证霉变货物处理总价因疫情影响远低于市场价格。但结合涉案整个运输过程及高粱货物自身特性分析，无论系因2020年2月5日及6日在武汉锚地遭雨淋受损，还是2月14日及15日在荆州锚地遭雨淋受损，若能及时卸载晒货可减少水湿霉变损失的扩大。但因新冠疫情影响，武汉已于1月23日封城，荆州亦于1月24日封城，由此直接导致涉案货物遭雨淋后无法及时采取卸载晒货之减损措施，只得长期滞留舱内进一步扩大霉变损失。即使张成远于2月25日天晴打开全部雨布透气方才发现船舱后部货物霉变，此距2月29日晚开始卸货至3月6日卸货完毕尚有5至10日的时间，亦足以导致霉变损失扩大。若发现后即可卸载晒货则可减少霉变损失进一步扩大，但因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采取该等减损措施，最终导致涉案306.60吨高粱水湿霉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一)项，相关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当事人对于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之规定，并结合原告自身经与被保险人协商后按80%比例保险赔付涉案货损之情形，本院确定张成远亦可按80%比例向原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货物损失的赔偿额若有约定的则按约定，若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按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故涉案受损的306.60吨高粱应扣除9%增值税以计算市场价格并确定损失金额则为585913元(306.60吨*每吨2100元*91%)，再行扣除货物残值305000元，则涉案货损赔偿金额应最终确定为280913元，原告已实际保险赔付254100元在该确定的赔偿金额之内并未超出亦无不妥，故张成远应按此金额及80%比例赔偿原告货物损失计203280元(254100元*80%)。另，原告有权主张该款之利息，其自保险赔付之次日(2020年5月15日)起算并无不妥，但应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为妥。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公告费系因被告下落不明所致，其要求被告负担亦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成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203280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自2020年5月15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二、被告张成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支付公告费人民币560元；三、对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被告张成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12元，由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负担人民币1022元，由被告张成远负担人民币409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中心支公司、被告张成远、被告淮滨县航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杰审 判 员  谢 徵人民陪审员  宋秉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马啸涛书 记 员  马啸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三条因第三人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后，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可以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