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4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住所地诸暨市五泄镇十四都村(狮象)。 经营者:陈可芳，女，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先迪（陈可芳的丈夫），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国，诸暨市恒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士良，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菊仙，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以下简称蓝天化纤厂）因与被上诉人金士良、金菊仙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2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蓝天化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先迪、徐明国及被上诉人金菊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蓝天化纤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蓝天化纤厂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中金士良、金菊仙系夫妻，从事弹丝加工、买卖业务，蓝天化纤厂是专业经营长丝业务，为此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及加工关系。对于买卖部分，双方于2017年1月23日结账，金菊仙出具了欠蒋先迪原料款308171元的欠条；对于加工部分，由蓝天化纤厂提交的销售清单所证实，且注明“金士良处加工”，送去加工的长丝价值为331180元。2019年9月，蒋先迪起诉金菊仙支付买卖关系货款308171元，金菊仙提出已用货物价值为367968元的弹丝作抵，且其认为该价值为311180元加工物包含在买卖货款中，为此法院认定了抵债的事实，同时也认定双方加工关系的存在，蓝天化纤厂可另行主张。为此，本案的焦点应为蓝天化纤厂提交的331180元的长丝价值是否包含在买卖案件中的308171元中以及金士良、金菊仙收到该331180元加工材料后除其充抵买卖案件外，有无交付过工作成果或退过长丝。事实上，金菊仙只提供了载明日期为2017年4月的两份退丝码单（其中一份净重为250.4公斤、另一份净重为1045.1公斤），该组码单纯属金士良、金菊仙单方行为所致，并未征得蓝天化纤厂的确认，故该组码单载明数量不得在之后提供的加工材料金额中扣除，更不能以此推定加工材料已包含在买卖关系的货款当中，应由金士良、金菊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存在买卖和加工关系，金士良、金菊仙收到蓝天化纤厂加工材料计款331180元，至今未交付工作成果，也不存在其他退丝现象，故应承担相应责任。 金士良未作答辩。 金菊仙辩称，2017年1月23日，金菊仙确实写了一张欠条给蒋先迪，金额是308171元。之前生意都是金士良和蒋先迪在做的，后来金士良患尿毒症，蒋先迪来催款，就由金菊仙出面写了欠条。之后由于金士良一直住院，没有再做生意，双方就商量以原料抵债。抵到30万元左右时，蒋先迪说家里还有一点长丝，让金菊仙和金士良加工掉，到时候欠多少就是多少，欠条上的金额累计下去。蒋先迪拿过来的丝有色差，很难做，他就一直没有来拿货，也没有结账。后来因为房子要租掉了，金菊仙又催促可以拿货了，蒋先迪才拿走，时间都过了一年多。因双方结算价格没有谈拢，蒋先迪就起诉了，但根本就不存在他说的那些事实。 蓝天化纤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士良、金菊仙返还蓝天化纤厂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并赔偿该款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赔偿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士良、金菊仙系夫妻，于1992年12月11日登记结婚。蓝天化纤厂的经营者为陈可芳，与案外人蒋先迪系夫妻。2017年1月23日，金菊仙向蓝天化纤厂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蒋先迪原料款计人民币（叁拾万捌仟壹佰柒拾壹正）?308171元”。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10月21日，金士良、金菊仙以自己所有的弹丝抵扣上述欠款，有部分退还给蓝天化纤厂（蒋先迪）的长丝价值也计算在上述弹丝款内，共计360012元。2018年5月7日，金士良、金菊仙又向蒋先迪交付价值7956元的弹丝，上述总计367968元。金士良、金菊仙另在2017年4月向蓝天化纤厂退还过一批长丝和纸管，长丝净重250.4公斤，未计算在上述弹丝款中。 2017年5月25日，蓝天化纤厂另向金士良发送价值10444元的长丝，抬头写明“金仕良处加工”，下面还写明了“此前欠款295211元”，由金菊仙在欠款人处签名“金仕良”。同年5月27日、6月14日、6月21日、7月7日，蓝天化纤厂又分四次发送长丝到金士良处加工弹丝，均由金菊仙在欠款人处签名“金士良”或“金仕良”，这五次合计发送的长丝价值为35969元，加上“此前欠款295211元”，到2017年7月7日共计欠款331180元。 2019年8月15日，蒋先迪持2017年1月23日的欠条向该院起诉金菊仙，要求金菊仙支付长丝货款308171元及相应利息损失。金菊仙辩称欠款已经用弹丝抵销，蒋先迪则认为这些弹丝是其将长丝交给金菊仙加工后的工作成果，并提供了抬头为“金士良加工”的销售清单五份用以证实。2019年9月25日，该院作出（2019）浙0681民初13641号民事判决，认为上述欠款已经由36万余元的弹丝抵销，蒋先迪主张这些弹丝系加工完成后的工作成果，证据不足，据此驳回蒋先迪的诉讼请求，另认定，金菊仙曾为蒋先迪提供加工业务，双方至今尚未结算。蒋先迪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20）浙06民终46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6月，蓝天化纤厂持上述五份销售清单诉讼来院，要求金士良、金菊仙返还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及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蓝天化纤厂（蒋先迪）与金士良、金菊仙之间的长丝买卖、加工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至2017年1月23日，金士良、金菊仙尚欠长丝货款308171元，以及在2017年5月27日至7月7日期间蓝天化纤厂（蒋先迪）又将五票价值35969元的长丝送到金士良、金菊仙处加工，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在金菊仙出具欠条以后，金士良、金菊仙已向蓝天化纤厂（蒋先迪）发送价值367968元的弹丝（含部分退货长丝），用以抵扣上述欠条中的货款，该节事实已为生效的（2020）浙06民终465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 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蓝天化纤厂（蒋先迪）有无将价值295211元的长丝交于金士良、金菊仙加工。蓝天化纤厂主张2017年5月25日的销售清单上记载的长丝是送过去让金士良、金菊仙加工成弹丝的，此前欠款已经载明是295211元，说明在2017年5月25日之前金士良、金菊仙已经收到了蓝天化纤厂所交付的价值295211元的长丝用于加工，最后一张2017年7月7日的销售清单体现的总交付长丝价值为331180元，在金菊仙签名时这些内容都是已经存在的，蓝天化纤厂无需再提供295211元长丝的送货凭证，也是因为此前的销售清单遗失了，才会在现存的销售清单上写上“此前欠款”，这些加工业务和此前的买卖业务是独立分开的。如果“此前欠款”是欠条金额的延续，两者金额并不一致，且金菊仙也不可能不收回欠条或者在销售清单上予以注明。金菊仙则辩称，此前欠款295211元是欠条上的308171元减去之后的两票长丝退款形成的，金额是蒋先迪写的，是欠条上的金额延续下来的，不然其也不会签字，送过去加工的五票长丝也都已经加工完成交付了，最后一次交付是在2018年5月6日傍晚，第二天蒋先迪在欠款单上签字。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蓝天化纤厂主张在2017年5月25日之前已交付价值295211元的长丝给金士良、金菊仙加工，所依据的主要就是2017年5月25日销售清单上载明的“此前欠款295211元”，同时蒋先迪在之前起诉金菊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中均陈述加工业务是从2017年3月11日开始发生的，蓝天化纤厂对此亦无异议。也就是说在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双方发生了价值295211元长丝的加工业务，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却只有价值35969元长丝的加工业务，这两个时间段的业务量差距大得并不合理。其次，蓝天化纤厂（蒋先迪）自己制作的记账单记载的明细账目应该是蓝天化纤厂（蒋先迪）收到金士良、金菊仙送过去的弹丝，这与金菊仙提供的弹丝划码单的重量、金额可以对应，该记账单并不是如蒋先迪在之前案件中所称的是送过去加工的长丝明细账目，否则就变成了当天送货过去，当天就有加工完成送回来的情况，即使真的是当天送过去当天完成加工，也不可能是一样的重量一样的金额，因为同等重量的弹丝价值显然是高于长丝，至少多了加工费。由此可见，蓝天化纤厂的记账单是记载收到多少弹丝的明细账目，而且这些弹丝至少一开始的部分不是金士良、金菊仙给蓝天化纤厂加工完成以后的产品。记账单后面又写了发出去长丝的总金额，如果按照蓝天化纤厂的说法，买卖业务和加工业务是独立核算的，那么送过去的买卖长丝和加工长丝合计应该是639351元（308171+331180），但现在记账本上记载的却是“弹丝合计360012长丝合计331180元”。虽然对于308171元的长丝，蓝天化纤厂（蒋先迪）另有欠条在手，但内部记账单未进行完整统计核算，与一般的商事行为不符。最后，虽然“此前欠款295211元”与金菊仙出具的欠条金额308171元不一致，但两者只相差12960元，结合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将之前所购的长丝部分退回的情况，该院亦认定了有部分退丝未计算在金士良、金菊仙送过去的弹丝款中，因此不排除该12960元的差额有可能是因退长丝而扣除的。在短短的两个半月送过去295211元的长丝去加工，却无法提供具体的送货凭证，蓝天化纤厂仅仅以遗失相关凭证作为解释，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蓝天化纤厂（蒋先迪）与金士良、金菊仙之间此前只存在买卖关系，在金士良、金菊仙积欠了30余万元货款的情况下，蓝天化纤厂（蒋先迪）应当对金士良、金菊仙的经济能力有所保留，却选择在此时与金士良、金菊仙开始发生加工关系，将价值30多万元的长丝送过去加工，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且根据蓝天化纤厂的陈述，送过去的长丝一点都没有加工完成交付过，从2017年3月初至7月初有整整4个月，如果前期这么大量的长丝一点都没完成加工交付，那为何后面还要继续送过去加工，显然也不合常理。综上所述，蓝天化纤厂应当就“此前欠款295211元”如何形成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否则难以采信蓝天化纤厂的主张，只能认定双方实际发生加工业务的长丝价值为35969元。而该部分加工的长丝即使未加工成弹丝交付给蓝天化纤厂，金士良、金菊仙用于抵债的弹丝价值（含部分退回的长丝价值）也已超过尚欠的长丝货款与加工的长丝价值之和（367968>308171+35969）。蓝天化纤厂提出的诉请不予支持。金士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蓝天化纤厂的诉讼请求。 蓝天化纤厂及金士良、金菊仙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可认定蓝天化纤厂、蒋先迪与金士良、金菊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加工合同关系，因蒋先迪与金菊仙已就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另案诉讼解决，而本案诉讼系为解决蓝天化纤厂与金士良、金菊仙之间就加工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加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争议焦点一致，仍在于蓝天化纤厂有否于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将价值295211元的长丝交付给金士良、金菊仙加工。对此，蓝天化纤厂主张双方之间发生的加工合同关系中共向金士良、金菊仙交付长丝价值331180元，与前案中争议的买卖合同欠款308171元系两笔不同的款项；金菊仙则认为双方除前案中买卖合同欠款308171元外，涉及加工合同关系的款项仅为蓝天化纤厂提供的五份销售单上发生的金额合计35969元，上述欠款均已通过2017年4月退丝退管及以弹丝抵债367968元予以抵销。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蒋先迪在前案中陈述，其收到弹丝系其将长丝交给金菊仙加工后的工作成果，但在本案中蓝天化纤厂却提出金士良、金菊仙尚未交付加工成果，前后陈述矛盾。其次，对于蓝天化纤厂提出2017年4月27日欠款（划码单）第二联上有五角星形符号及“退”字可证明双方此前有大量加工业务，故系退回加工成果。对此，经审查金菊仙另提交的该日欠款（划码单）第一联，该单据上并无上述符号及“退”字，且结合前后时间段的欠款（划码单）可确认欠款金额系连续累计且金额相连单据并无缺失等事实，蓝天化纤厂的这一主张亦不能成立。再次，关于金菊仙提供的2017年4月退丝250.4公斤码单，一审判决也已结合蒋先迪在前案中提交的第二联码单等作详细分析，可认定系未计算入以货抵债金额内而另外发生的事实，蓝天化纤厂主张未经其确认不能扣除依据不足。最后，鉴于蓝天化纤厂未能提交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价值295211元的长丝交付证据，且蓝天化纤厂仅以全部单据遗失所作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故本院认定2017年7月7日销售清单等记载的合计欠款金额应包含了2017年1月23日欠条项下金额，蓝天化纤厂对其主张应自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经与金菊仙交付的弹丝款项抵销，金士良、金菊仙并未结欠蓝天化纤厂加工的原料款项。 综上，蓝天化纤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68元，由上诉人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