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02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宋志生，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辉，河北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柳金岐，男，194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春，河北畅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柳勇，男，197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柳凤巧，女，196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柳凤荣，女，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 再审申请人宋志生因与被申请人柳金岐、柳凤巧、柳勇、柳凤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2019）冀1102民初6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冀1102民申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宋志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辉、被申请人柳金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春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柳勇、柳凤巧、柳凤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1月18日，宋志生向本院提出原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柳金岐位于衡水市桃城区房产（房产证号：衡房居字第**-02-059）中五分之三房产产权归还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岳父柳金庆（已故）生前做木材生意时，借原告现金4.9万元，后因无力偿还于1995年8月23日与原告达成房屋转让协议，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三间北房及相应下房、院落抵顶所欠债务，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柳金岐作为此协议证人，在2000年1月1日将原告上述房屋产权过户到柳金岐的名下，侵害原告权益。 柳金歧原审答辩称：1、原告所诉阜丰街柳家二条8号房产系被告柳金岐所有，房产证号是衡房权证河东字第××号，而非原告所诉的衡房居字第03-02-059。2、原告诉讼请求是判令归还8号房产的五分之三，明显属于给付之诉（具有明确的返还内容）；确认之诉是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所以法院确认本案的案由为确认之诉不妥。3、1999年柳金庆一家从8号房搬出后，将钥匙交给了柳金岐，柳金岐管理使用该房产，在院子里养鹅、种菜；在这时宋志生就应当知道协议书约定的抵顶房产受到了侵害没有交付给自己，诉讼时效即开始计算；退一步讲到2014年6月份柳金庆去世，柳金庆在去世前没有履行1995年《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抵账交付、过户义务；2007年《物权法》生效，宋志生应当知道房屋所有权以过户为准；柳金庆去世多年，既没有将抵账的房屋交付，生前也没有过户，宋志生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其知应当知道之日起算，也就是柳金庆在去世时起算，至今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4、原告持有的仅仅是以房抵债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不仅债务人柳金庆没有追认，而且没有得到实际履行；抵债房产既没有交付，也没有过户；因此，原告依据该协议对已经交付并过户到第三人名下的房产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原告属于明显的诉讼对象错误。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柳金岐的起诉。原告宋志生与被告柳金岐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其依据其与柳金庆的协议起诉柳金岐，属明显的诉讼对象错误，被告主体不适格，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柳金岐的起诉。 柳凤巧原审答辩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房产，应当以1995年的协议为准。 柳勇原审答辩称:1995年柳金庆因生意失败欠下不少钱，家里经常有要账闹事的。当时为了抵挡要账的，觉得原告宋志生不姓柳，又比外人牢靠，就由原告宋志生起草写了份假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柳勇在上面签了字。柳勇与柳金庆均不欠原告钱，只是为了保证家人的正常生活才写了这份假协议。1998年左右柳金庆已多次在柳金岐处借款，欠账越积越多，有价值的物品都抵给别人了，已无其他偿还能力，就把柳家二条八号（现柳家四条八号）抵给了柳金岐（当时柳勇家在西，柳金岐家在东是邻居）。柳金庆与柳勇均搬离。随后柳金岐也把原向北的门口翻盖，在门洞里养了几只鹅，出入全由柳金岐住的院子经过。直至2014年6月柳金庆病重去世，原告也未对柳金岐对该房产的拥有和使用提过任何异议，因此原告对这套房产没有任何权利。 柳凤荣原审未答辩。 本院原审查明：1995年8月29日原告与柳金庆、被告柳金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柳金庆欠原告4.9万债务，由于无力偿还愿将位于衡水市房产（房产证号：衡房居字第**-02-059）中5间北房中由西排列的第3、4、5间及相对应的下房、院子（相邻隔墙为共用）折合人民币5.1万元抵顶所欠债务。房屋产权（包括土地使用权）归债权人宋志生所有。原告作为债权人签字，被告柳勇在债务人处代柳金庆签字，被告柳金岐作为证人签字。衡房居字第××号房产证的档案显示，该房产证系1988年7月22日由被告柳金岐申请，东邻柳金庆，建筑面积86.07平方米。1999年3月19日衡水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柳金岐颁发了衡房权证河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为210.22平方米，该房产系柳金庆建设，另查明柳金庆已于2014年去世。 原审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法进行登记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争议房产被告柳金岐认可地上建筑物系柳金庆建设，但是登记在柳金岐名下，原告以签订有《房屋转让协议》为由，主张确认其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志生的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过程中，宋志生称，1988年其岳父柳金庆将所拥有的柳家二条7号与柳金歧所有的柳家二条8号交换，后对柳家二条8号进行翻建并居住。两院的互换是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柳金庆基于新建，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90年代因柳金庆、柳勇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故就柳金庆欠宋志生的款项于1995年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予以明确。当时柳金庆在东北，电话沟通好后，柳勇代签的。柳勇是债务人柳金庆的唯一儿子，按照农村习惯，有权代表自己的父亲处理一些事务。故柳勇代柳金庆签字有效。后因拆迁，柳勇、柳金歧与宋志生存在利害关系，故柳勇、柳金歧之后对协议的否认不能对抗原始书证。被告主张8号院是柳金歧的，柳金歧卖给了柳佳铭，7号院是柳金庆抵给柳金歧的，但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柳金歧办理的2-××号房产证未取得柳金庆的同意，是不合法的。要求确认其享有涉诉房产五分之三的产权，并要求被告予以返还。 柳金歧辩称，柳金歧拥有1988年拆旧建新之前的宅基使用证及1999年房屋产权证书，说明柳金歧对8号院房屋产权拥有所有权。因柳金歧拥有8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故即便翻建柳金庆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1995年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假的，为挡要账人的眼。1999年柳金歧办理房产证时柳金庆在世，房产证为柳勇领取，说明柳金歧领证行为不存在掩盖和欺骗。无证据证明柳勇代表柳金庆在《房屋转让协议》上签字时具有代理权限，事后柳金庆亦未追认柳勇的代理行为，协议书无效。1999年，柳金庆多方欠债，欠柳金歧10万元左右，未免多年挣下的家产落到外人手里，将翻建后的房产和7号院都抵给了柳金歧。 根据宋志生的申请，本院调取了《胜利东路阜丰村区域房屋丈量评估报告》两份（编号分别为石房估字[2018]第CQ002号、石房估字[2018]第CQ010号）。 柳金歧质证认为，8号院已经由柳金歧卖给了柳佳铭（即柳勇之子），拆迁补偿房产归柳佳铭所有，故由柳佳铭在拆迁相关材料上签字，不能说明房产是柳金庆的。柳金歧享有7号院所有权是柳金庆生前欠柳金歧账抵债给柳金歧进而取得的产权，不能证明换房一说。 本院再审查明：1988年之前，阜丰村原柳家二条7号（居东，以下简称7号院）归柳金庆所有，阜丰村原柳家二条8号（居西，以下简称8号院）归柳金歧所有。衡房居字第××号房产证的档案显示，该房产证系1988年7月22日由柳金岐申请，东邻柳金庆，建筑面积86.07平方米。1988年到1989年间，柳金庆将8号院翻建，后柳金庆一家在8号院居住，柳金歧一家在7号院居住至今。1995年8月29日形成《房屋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柳金庆借宋志生现金共计4.9万，由于无力偿还愿将位于衡水市房产（房产证号：衡房居字第**-02-059）的5间北房中由西排列的第3、4、5间及相对应的下房、院子（相邻隔墙为共用）折合人民币5.1万元抵顶所欠债务。房屋产权（包括土地使用权）归债权人宋志生所有。此协议生效，原有有关房地产证件同时作废，以此协议为准。此协议立字为据，签字生效。宋志生作为债权人签字，柳勇在债务人处代柳金庆签字，柳金岐作为证人签字。1999年3月19日，衡水市房地产管理局又颁发了衡房权证河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即8号院），登记产权人为柳金岐，建筑面积为210.22平方米，所附房地产平面图显示北房共五间，面积相等。2019年1月，桃城区河东旧城区拆迁期间，柳金歧作为7号院户主在《胜利东路阜丰村区域房屋丈量评估报告》上签字，柳佳铭分别作为8号院户主和被征收人在《胜利东路阜丰村区域房屋丈量评估报告》和《桃城区滏东新城北区棚户区货币化安置补偿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上签字。 另查明，柳金庆与柳金歧为亲兄弟。柳凤巧、柳凤荣、柳勇分别为柳金庆长女、次女、三子。宋志生系柳凤巧之夫。柳佳铭系柳勇之子。柳金庆已于2014年去世。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88年柳金庆是否与柳金歧交换院落并取得8号院的所有权，1995年形成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有效，1999年柳金歧是否取得8号院产权。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1988年柳金庆是否与柳金歧交换院落并取得8号院的所有权。 对柳金庆于1988年将8号院翻建，建成后柳金庆在8号院居住，柳金歧一家在7号院居住的事实，宋志生与柳金歧均无异议。1995年形成的《房屋转让协议》上，有柳金庆作为8号院房主对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的内容，柳金歧作为证人进行了签字。2019年1月，涉诉房产拆迁期间，柳金歧作为7号院户主在《胜利东路阜丰村区域房屋丈量评估报告》上签字，柳金庆之孙柳佳铭作为8号院户主在《胜利东路阜丰村区域房屋丈量评估报告》上签字。原审中我院在拆迁办调取的阜丰村区域现状图上，西户宅院（8号院）显示柳金庆字样，东户宅院（7号院）显示柳金歧字样。在审理过程中，柳金歧提交书面材料称1999年柳金庆将翻建后的房产抵给了柳金歧，说明柳金歧认可柳金庆有权处置翻建房产。综上，能够认定1988年柳金庆与柳金歧存在对7号院和8号院整体进行交换的行为，之后柳金庆对8号院拆旧建新，取得8号院产权。 二、1995年形成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1995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柳金庆对8号院5间北房中由西排列的第3、4、5间及相对应的下房、院子，亦即8号院五分之三部分的产权进行了明确的处置，并对相邻权、原有房地产证件的效力等进行了详细的约定。柳金歧主张该协议是假的，为挡要账人的眼，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不合常理，故对该辩称意见不予支持。上述协议债务人处显示柳勇代签，考虑到柳勇是柳金庆唯一的儿子，在1995年已成年，与柳金庆共同打理生意，在父亲不在本地时代表父亲处理一些事宜，符合我国农村习俗。宋志生作为柳金庆女婿，在妻弟柳勇已签字的情况下，事后不再索要代理手续或找柳金庆补签，符合常理。故认定柳勇代签的行为有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故宋志生虽未办理物权登记，但不影响合同效力。综上，1995年形成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宋志生依协议约定取得8号院五分之三的产权。 三、1999年柳金歧是否取得8号院产权。 柳金歧在1999年办理了8号院的房产证（衡房权证河东字第××号），该时间在宋志生取得8号院五分之三产权之后。柳金歧辩称，1999年左右柳金庆欠柳金歧10万元左右，将翻建后的房产和7号院都抵给了柳金歧，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加之8号院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人并非柳金歧，柳金歧自称拆迁前将8号院抵给了柳佳铭，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不合常理，故对柳金歧因抵债自柳金庆处取得8号院产权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故柳金歧虽办理了8号院的房产证，但不能对抗真实权利人，不能视为因此取得8号院产权。 综上所述，本案争议房产8号院自1988年交换翻建后归柳金庆所有，1995年柳金庆与宋志生间的《房屋转让协议》生效后，宋志生依法享有该房产五分之三的产权。被告柳凤巧、柳凤荣、柳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应予缺席判决。经本院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冀1102民初6982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原审原告宋志生享有现登记在柳金歧名下的，房产证号为衡房权证河东字第××号的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阜丰街柳家四条8号房产五分之三的产权。 案件受理费1024元，由原审原告宋志生，原审被告柳金歧、柳凤巧、柳凤荣、柳勇均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代 娜 审判员 杜建辉 审判员 赵 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李 蕾 张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