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国强，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宝福，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幼琴，女，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华，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叶勇幸，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虞国强为与被上诉人沈宝福、高幼琴、沈建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0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虞国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虞国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沈宝福、高幼琴、沈建华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确认书》第三条、第四条的理解和认定有误，违背了公平合理原则。(一）签订《确认书》是为了挽救杭州利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一公司）、沈宝福等人的资金危机、信用危机，虞国强并不是为了获利。2011年原利一公司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发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两次借款共计本金1300万元，其中700万元以沈宝福、高幼琴的案涉房屋作为抵押借款，600万元由杭州中意光学坡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公司）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5月，因沈宝福及利一公司在杭州某建设工程项目中遇到巨额债务风险，为了保住公司及保全两处抵押物，在沈宝福请求下，经银行牵头，虞国强、沈宝福、利一公司、农商银行通过贷款平移的方式，由中意公司和虞国强承担这1300万元的债务，解决沈宝福及利一公司的资金危机，也使得农商银行的贷款免受损失。故沈宝福、高幼琴及利一公司、农商银行均是受益人，而中意公司、虞国强增加负债，是实际受害人。2013年7月26日、8月2日，虞国强分别向利一公司转账共计13095494.73元，以用于偿还1300万元贷款的本息。(二）《确认书》第三条、第四条的签订基础，均以将抵押物最终转让给第三方后变现为前提，而不是仅约定将抵押物以抵债的方式抵给虞国强后，就算结清虞国强与利一公司等人的债务。1.《确认书》第三条以将房屋出售给第三方后变现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确认书》的前提条件。2.以司法拍卖的方式变现，违背了将房屋出售给第三方的前提，对虞国强不公平。沈宝福等人将房屋抵押给虞国强，只是为了让虞国强同意平移贷款增信，并不是抵债作价1300万元后清偿各方之间的债务。房屋曾以1300万元左右的售价，挂在中介拟尽快转让，但由于沈宝福不同意在扣除税费后以低于1300万元的价格成交，导致房屋最终被司法拍卖，过错在于沈宝福，而不在于虞国强。3.《确认书》第四条的前提是如果将房屋出售给第三方变现，则不得低于1300万元的指导售价，最好是1600万元以上，方能覆盖本息、税费。售价如果高于1300万元售价，合同中已约定由对方承担损失，如果低于1300万元，更不可能覆盖本息，更不需要由虞国强来承担，否则违背了契约精神和公平合理原则。《确认书》第四条中约定1300万元只是指导售价，加上收取的房租，才不至于让虞国强、沈宝福发生亏损，并不是对当时市场实际价格已作出合理评估，也不是抵债的数字，各方均不希望看到亏损的结果。以司法拍卖的方式变现，是发生亏损的根本原因，过错在于沈宝福等人。4.虞国强已垫付的各项费用，应由沈宝福等人承担。虞国强被迫平移贷款，并不是为了从沈宝福等人处谋利，本身徒增债务，增加负债。农商银行因债权得到实现而全身而退，沈宝福、利一公司从贷款危机、信用危机中脱身，但虞国强已垫付的各项费用，根据公平原则，故均应由沈宝福等人承担。二、《确认书》中还有两层意思：1.保护虞国强代偿1300万本息后产生的利息损失和过户税费损失；2.在前述第1项损失得到完全弥补情况下，两处房产再次转让的剩余溢价归属利一公司、沈宝福所有。三、虞国强有权依据合同及股东清算责任向原利一公司的股东主张权利。1.利一公司的注销未遵守法定程序，债务应由其股东承担。利一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解散公司的决议，2014年5月6日在《萧山日报》登报公告，2018年5月14日形成清算报告（各项税收、职工工资已结清、债权债务已结清、截止该曰，公司净资产493万元，由沈宝福、沈建华两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该清算报告经股东会决议确认，同日利一公司完成注销手续。2.利一公司注销过程中有以下违法之处：未积极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无论在股东会作出解散公司决议的2014年或实际注销的2018年，利一公司对虞国强仍负有合同之债，双方之间尚有债权债务尚未结清；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告应当刊登在省级媒体，利一公司的公告刊登在《萧山日报》，该报纸是区级；刊登日期是2014年5月，注销日期是2018年5月，其中间隔四年，违背了公司法设定公告制度的目的，债权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利一公司提供虚假清算报告，以隐瞒及欺诈的方式骗取注销。不论虞国强与利一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清算报告公告当时，利一公司对农商银行还负有债务，其自清算报告中称债务已结清属隐瞒及欺诈。基于以上事实，虞国强有权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沈宝福、高幼琴、沈建华答辩称：一、利一公司和沈宝福以房屋过户来保障对虞国强的本金、利息债权的偿还，并对出售时的价格作了约定，目的是在贷款发放之前，能以出售房产所得款项抵偿虞国强代利一公司支付的二笔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不存在不合理，也不能作受害人和受益人的区分。虞国强先后代利一公司归还两笔贷款及相应利息，而利一公司和沈宝福则以各自名下的两处房产、以过户来保障对虞国强因代利一公司归还二笔贷款及相应利息形成的债权进行偿还。自房产过户开始至贷款平移也即银行发放货款之前的过渡期内，双方为求得一次性解决，对房屋的出售价进行最底价和最高价的约定。过户后，虞国强对外有权以任何价格进行出售，出售价越低，抵偿债权的金额就越低，利一公司对虞国强的偿债压力就越大，为此，各方在《确认书》中进行最底价和最高价的预期，并不违背公平原则。随着平移成功，银行贷款发放，虞国强代利一公司支付的1300万本金已得到解决，只存在虞国强代利一公司支付的二笔贷款相应的利息和过户产生的税费，而此利息和过户税费虞国强已从其收取的租金中得到扣除。二、虞国强夫妻名下的二处房屋，作为中意公司贷款的抵押物，被司法拍卖，涉及到虞国强控制的、接受平移的中意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并不能归责于利一公司和沈宝福。司法拍卖系虞国强控制的中意公司经过三轮贷款，在第三轮时，因支付利息逾期才遭受起诉并最终对抵押的二处房产进行司法拍卖，这是因市场原因，导致中意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并非利一公司或沈宝福的原因所导致，不能归责于利一公司和沈宝福。且《确认书》第一、二条对债务平移后的责任作了明确约定，平移之后实际也由中意公司归还贷款及支付利息。三、依据《确认书》第一、二条的约定，平移之后也即银行贷款发放后，由接受平移的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双方《确认书》约定的第三、四条，针对的债权是虞国强代利一公司偿还的1300本金及利息而形成的债权，而不涉及其他，针对的期限是房屋过户后至债务平移也即贷款放下来之前的过渡期，目的是为了在贷款放下来之前通过出售房屋来抵偿对虞国强的债权，虞国强的债权本金在贷款放下来之后已得到解决，相应的利息和过户费已在虞国强收取的租金中得以扣除，平移之后涉及中意公司的贷款及利息，利一公司和沈宝福依法和依约均无义务承担，既然如此，股东责任就无从谈起。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虞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宝福、高幼琴返还虞国强代付税收及各项费用810942.67元、利息1304119.76元，合计2115062.43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沈建华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6日，虞国强向利一公司两次转账，金额分别为4529632.63元、2516462.57元。2013年8月2日，虞国强向利一公司转账6049399.53元。以上款项共计13095494.73元，已用于偿还利一公司向农商银行的1300万元贷款本息。2013年7月29日，利一公司（甲方）、虞国强（乙方）、沈宝福（丙方）签订《确认书》，主要约定：鉴于为平移贷款债务，甲方名下萧字第00041275号、丙方名下城厢镇萧字第1340471号房产（两处房产有证、无证实用面积为1486平方米）中的有证部分已过户至乙方及其妻名下。乙方为中意公司和杭州雨果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双方确认：1.2.甲方向合作银行分别贷款700万元（抵押）、600万元，经甲、乙方同意转移至乙方指定公司，由该公司还款付息，与甲方及丙方夫妻无涉。3.三方确定上述两处房屋（包括无证部分）价值底线为1300万元，该房产由乙、丙方各自寻找买主，尽可能以1600万元以上的价位出售，乙、丙方对此无异议，但最终以与第三方的成交价格为准。4.乙方承诺：已过户至乙方夫妻名下的房产，实际成交价超过1300万元的部分或遇国家拆迁补偿实际补偿金超过1300万元的部分，乙方扣除支付相关的利息、两次过户（包括甲方、丙方过户给乙方夫妻及乙方夫妻过户给其他人）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收及各项费用，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丙方承担。5.案涉房屋在签订确认书时已出租给客户，甲、丙方同意从2013年8月10日起的租金由乙方先行收取，甲、丙方同意配合；乙方应做好房屋租金收入及管理房屋中可能发生支出的各项记录工作，最终结算，乙方有权从房租中优先扣除第4条中提到的应由甲、丙方承担的税收和费用。案涉两处房屋于2013年7月31日至8月2日因过户给虞国强、马彬产生的各项交易税费合计810942.67元，均由虞国强支付。虞国强自认从两处房产收取的租金为1089500元。2013年8月起至2016年1月，中意公司向农商银行支付1440万元贷款项下利息共计2266125.03元，并向杭州市萧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转贷中心转贷基金专户支付32000元。2017年6月2日，农商银行以中意公司向其借款1300万元未按期返还为由，向本院提起以中意公司、利一公司、虞国强等为被告的（2017）浙0109民初7821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诉，本院于同年8月16日作出判决，案经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本院对虞国强、马彬提供抵押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街道××号之房屋（即利一公司、沈宝福转让于虞国强的案涉房产）予以司法拍卖，其成交价格为1004万元。另查明，利一公司于2014年5月4日作出股东会决议，经100%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公司解散决议。2018年5月14日，清算组成员沈宝福、沈建华编制公司清算报告，确认截至该日的公司总资产493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493万元。同日，利一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认：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此后，利一公司办理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虞国强支付的利息及税款在扣除收取房租后，其不足部分是否有权要求利一公司、沈宝福承担。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确认书》明确利一公司的贷款已平移至虞国强指定公司，虞国强同意此后的还款付息由指定公司完成，与利一公司、沈宝福无涉；利一公司、沈宝福将两处房产所有权转移至虞国强名下。以上约定反映各方就利一公司和沈宝福以名下房产过户至虞国强的方式，作为虞国强指定公司受让利一公司债务之对价补偿达成一致意见。其次，《确认书》第3条约定“各方各自寻找买主，尽可能以1600万元以上价位出售”，应合理理解为各方对房产在今后再次转让时的或有溢价作出的良好预期；《确认书》第4条正是各方基于前述良好预期，就房产再次出让实际成交价超过1300万元的部分达成的补充。对超过1300万元的溢价部分，各方确认虞国强扣除相关利息、过户过程中发生的税收等各项费用，有权要求利一公司、沈宝福承担。换言之，对于溢价部分扣除费用后的余额，各方已约定由利一公司、沈宝福享有权利，否则《确认书》第3、4条的约定将毫无意义。再次，对两处房产再次转让的价格低于1300万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确认书》未作明确。但其一，《确认书》约定了“三方确定两处房屋（包括无证部分）的价值底线为1300万元”，可见该1300万元即为各方约定的房产转让最低价格，且各方在《确认书》签订后已履行房产过户手续。其二，《确认书》第5条约定“最终结算，乙方有权从房租中优先扣除第4条中提到的应由甲、丙方承担的税收和费用”；由此可知，在实际成交价格超过1300万元、利一公司及沈宝福对溢价部分仍享有权利的前提下，虞国强才有权要求沈宝福等负担相应税收和费用，并作为房租冲抵的对象。根据以上内容分析，可以推导缔约各方对于两处房产在过户当时的实际市场价格已作出合理评估，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基于一致合意签订《确认书》。《确认书》系缔约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至于两处房产过户至虞国强名下后因司法拍卖再次交易，造成其实际成交价格低于约定价格，其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不能由该结果反向推导出《确认书》的约定违反民法公平原则的结论。现并无依据认定《确认书》中的约定存在合同漏洞，故也不存在对相关条款进行补缺的必要。房产过户后的价值贬损风险，仍应由虞国强本人承担。综上，虞国强要求利一公司、沈宝福基于《确认书》承担相应损失的主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其要求沈宝福等人基于公司解散清算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虞国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虞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74元，由虞国强负担。 二审期间，虞国强向本院提交短信截图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确认书》的签约各方均系从事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应明知签约的法律后果，在无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其签约行为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确认书》对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就案涉平移后的贷款利息，三方签订的案涉《确认书》中明确约定，1300万元贷款转移至虞国强指定公司之后，由该公司还本付息，与利一公司以及沈宝福夫妇无涉，故虞国强要求沈宝福方支付利息的主张，因与各方就贷款平移事项所作书面合同约定的内容相悖，故本院无法采信。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各项交易税费合计810942.67元，各方在案涉《确认书》中已明确虞国强方可从房租中优先扣除，因虞国强自认从两处房产处收取租金1089500元，亦足以抵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虞国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974元，由虞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