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12673号原告：曹世强，男，198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黄勇，男，1972年8月10日出生，布依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冬鹏，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曹世强与被告黄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世强，被告黄勇，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冬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世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车辆贬值损失18830.83元；2.误工费4090元；3.交通费3112.52元；4.鉴定费1980元；5.精神损失费2000元；以上共计30013.35元；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9日15时54分，被告黄勇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在昌平区立军路清水园南门与原告停放在路侧的机动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经昌平交通支队沙河大队交通警察现场勘查后认定被告黄勇驾驶车辆碰撞依法暂停、停放的车辆的过错行为全部责任，原告曹世强为无责。原告机动车于2019年12月8日购买并存放于4S店内，12月9日上午在昌平亚运村汽车市场4S店提车并办理机动车登记手续，于下午14时23分办理完结，随后将机动车驾驶到事故发生地点并将车辆停放到此处；15时54分发生交通事故，此时车辆累计行驶表显里程36公里，使用时间未超过两个小时，属于全新车辆；原告车辆于当日21点左右拖至4S店进行定损维修，保险公司于12月11日上午进行初步定损，结果显示原告车辆损坏严重包括后桥总成及后悬挂系统、燃油箱总成、左后叶子板、多连杆等等损坏，由于后桥总成及后悬挂系统、燃油箱总成等损坏对车辆维修后的安全性、舒适性、操控性等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无法达到出厂时的车辆合格标准，致使原告车辆贬值；12月11日上午接到初步定损结果后，原告本着在协商解决、酌情赔偿的基础上与被告联系协商解决赔偿车辆贬损价值，但被告态度恶劣拒不协商、不见面且放言“那你就去告我吧”，故原告于1月8日车辆修理完成后申请具有资质的机动车鉴定中心进行车辆贬损价值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原告车辆贬值价值为18830.83元整，鉴定之前该鉴定机构相关信息及相关费用也已告知被告，被告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因此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误工费及交通费等要求被告予以赔偿；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因双方协商不成，故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车损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车辆的维修费用我们已经支付完毕，对于贬值损失的费用我们不承担，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我们提交的客户投保单中有告知黄勇贬值损失免赔的事项。被告黄勇辩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队沙河大队对本案交通事故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忽略了原告曹世强具有重大过错的客观事实，并作出了错误的事故责任划分，该认定书不应作为法庭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019年12月9日发生交通事故时，原告的车辆在交通事故现场立军路清水园路口处于违停状态，清水园路口道路只有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事故现场图片清晰的反应了原告车辆正是停靠在非机动车道上，交警在做交通事故鉴定时忽略了该重要的客观事实。曹世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的规定。如果没有曹世强的违停，这起交通事故本不该发生。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本人在交通事故中负全责是明显错误的。由于本人当时在车辆驾驶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手，未经历过此类事情，当时由于撞车整个人处于发蒙状态，在交警做出事故鉴定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认可了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在曹世强起诉我时，经过咨询才知道要做重新鉴定，此时已经过了鉴定的复核期。本次事故本人确有责任，但原告的车辆违停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恳请法院作出重新认定双方交通事故中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关于原告车辆贬值损失18830.83元及鉴定费1980元的主张。因为本案是交通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对交通事故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车辆贬值损失并不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且原告的车辆受损后，已经专业机构修复完毕，并且原告的车辆仅仅只是做了外观修复和一些零部件更换，不涉及车身主体及发动机等重要部位受损。原告请的专业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第20页也说明“车辆损伤位置不属于车身主体结构部分，维修后对车辆正常使用安全性及驾驶性无影响，非事故车”。因此本案中，原告要求获赔车辆贬值损失，法律依据不足。车辆本身就属于消耗品，从购买的当日起就已经处于折旧状态。我国的车辆鉴定机构并不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损失，甚至可以说车辆在修理过程中越修越好。因此我放弃了二次鉴定。所以原告的车辆贬值损失赔偿要求，我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我不予认可，同时鉴定费我也不承认。原告主张的其他偿项目缺乏法律依据。原告主张误工费赔偿4090元，交通费赔偿3112.52元，精神损失费2000元。本案未涉及人员伤亡，按照北京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定义，这些费用都不予存在，若有原告需要举证，并提供银行流水，合理的交通出行票据等。赔偿费用的承担方如果本案最终产生了车辆贬值费、鉴定费以及其他费用，我认为应该由我投保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支付，理由是：我是2019年12月2日购买的平安保险，而且是全险，交通事故是2019年12月9日发生。我购买保险的初衷就是为了规避车辆驾驶中的交通意外事故，一直以为上了保险就有了上路保障，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甚至在原告起诉我时，我也坚定的认为保险公司能够帮我承担车辆贬值费。但是直到2020年9月9日庭前调解时，法官要求保险公司的人员给我看证据，平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才拿着一本厚厚的保险书，悄悄地告诉我保险法中的保险条款中有一条免责条款规定保险公司不予支付车辆贬值费用，我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有保险免责条款，保险是不支付车辆贬值费用的，可是此时距离我投保已过去9个多月了。我是2019年12月2日投保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当时无人告诉我有免责条款。我收到的平安保险公司的单据只有2张保单，保单上没有任何保险条款说明，更没有对所谓的责任免除加以解释；保单上字迹很密，不易查看，在责任免除这几个字上没有任何加粗加大字样提醒。保险作为产品，作为产品就应该有产品的使用说明以及相关规定。我因为买车才上的保险，看看我刚一提车就给了我车辆使用说明，简易操作说明等资料；我的车险到期了，我在2020年11月11日换了太平洋保险，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在投保的当日就以电话告知、短信告知、邮件告知等多种方式提醒告知我(保险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信息等内容)，这些是证据。现实的情况是我在2019年12月2日投保平安保险车险时时只收到2张保单，无人告知我存在保险免责条款，保单上没有保险条款，我也没收到单独的保险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本案如果产生车辆贬值费、鉴定费及其他费用，我认为应该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支付，因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做到告知、提醒的义务。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9日15时54分，黄勇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轿车在昌平区立军路清水园南门与原告停放在路侧的车牌号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黄勇负全部责任，曹世强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将车辆送至北京泊士联汽车销售中心维修，维修期间为2019年12月9日至2020年1月8日。保险公司对原告车辆维修费已经理赔。曹世强委托北京坚实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损车辆贬值损失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事故导致车辆综合价值贬损额为18830.83元。曹世强支出鉴定费1980元。另查一，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另查二，曹世强被损车辆登记日期为2019年12月9日，鉴定时表显里程数为55公里。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报告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事故由黄勇负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已对原告直接损失进行理赔，本院不持异议。对于曹世强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鉴于曹世强被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天购置，行使里程仅55公里，属于全新车辆，曹世强在事故发生后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车辆贬值额进行了鉴定，本院认定曹世强被损车辆存在贬值损失，对于贬值额，本院采信鉴定结论为18830.83元。关于责任负担，本案争议所涉的保险合同是通过网络方式订立的，本院注意到，投保人须使用验证码完成激活，保险公司已经通过网页的形式将保险条款告知了投保人，相关免责条款也加黑加粗，并特别要求投保人阅读，投保人必须确认其对所有告知、条款及相关声明已经阅读并理解后才能激活投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通过分析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投保流程，本院认定保险公司已经通过网页的形式将保险条款告知了黄勇，并对其中的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法产生效力。根据保险条款车辆贬值损失属间接损失，故对于原告车辆的贬值损失及鉴定费用应由侵权人黄勇进行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替代性交通损失，鉴于原告所有车辆车型为皮卡，皮卡车在北京行驶受诸多限制，结合原告提交的滴滴出行记录所显示的出行信息，大部分在皮卡限行范围，故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替代性交通损失在限行范围内的部分无相关依据，本院结合行程单及原告修车的期间酌定替代性交通费用为1000元，对于过高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关于替代性交通费用的负担问题，该费用为车辆维修期间合理且必要的费用，故原告该损失由保险公司负担。关于曹世强主张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无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曹世强车辆贬值损失18830.83元、鉴定费198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曹世强交通费1000元；三、驳回原告曹世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曹世强负担102元，已交纳。由被告黄勇负担1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文军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