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民再3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黑龙江省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庆安县政府路**。负责人：张强，该管理局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范春贵，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庆安县。再审申请人黑龙江省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以下简称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因与被申请人范春贵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2民终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20）黑民申882民事裁定，提审该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被申请人范春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一份，欲证明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汽车队（以下简称汽车队）于2019年11月7日注销，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作为出资人系本案适合再审申请人。证据二、《中国共产党员组织存根》和范春贵《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范春贵已经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将党组织关系转入该厂，范春贵对该事实出具说明并认可。（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范春贵申请劳动仲裁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起诉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不能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范春贵自认1997年6月到单位找过两次，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应自此开始计算仲裁时效，其2018年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仲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无论从1997年6月范春贵到汽车队主张权利，还是自1998年10月份汽车队作出除名决定起算，范春贵的诉讼均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得到支持。其次，范春贵要求依法认定职工待遇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此受理并作出超出诉讼请求的判决不当。再次，范春贵提交的除仲裁裁决书外的所有证据均为复印件，汽车队不予认可，一、二审法院依据复印件认定范春贵信访、申请仲裁时间等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三）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范春贵在1985年至1988年期间与汽车队是人事关系，本案并非劳动关系纠纷。1988年7月7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区类别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可以证明。即使本案为劳动关系纠纷，汽车队与范春贵也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范春贵旷工17个月，汽车队作出除名处理合法、有效，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范春贵一、二审并未提交与汽车队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一、二审判决并未核查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劳动关系确认的事实，范春贵离职20余年，双方处于“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劳动关系早已实际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范春贵辩称：（一）其与汽车队存在劳动关系。范春贵系复员转业分配到汽车队工作，与汽车队建立劳动关系。汽车队虽为事业单位，但是一直系企业化管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汽车队不能证明范春贵收到解除劳动关系书面通知。1997年范春贵到单位要求安排工作，汽车队没有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让其等待。直到2017年9月，范春贵均在等待汽车队安排工作，并不知晓汽车队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2017年9月，范春贵得知汽车队已经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认为自己权利受到侵害。2017年9月4日范春贵向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信访此事主张权利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范春贵于2018年8月28日申请劳动仲裁，于2018年10月21日收到驳回仲裁请求的仲裁裁决书，于2018年11月5日诉至庆安县人民法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职工待遇问题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问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职工待遇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原审法院判决汽车队为范春贵办理职工待遇是正确的。（四）关于范春贵停薪留职的问题。范春贵19**年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到1997年6月停薪留职期限届满。范春贵要求上班，但是单位没有给其安排工作岗位，未上岗的责任在于汽车队，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一直存在。（五）汽车队开除职工违反国家行政法规。庆安县林场公司系依据国发[1982]5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发布〈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通知》对范春贵作出除名决定，该文件规定：“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须经厂长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或人事部门备案”和“职工受到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或者除名，企业应当通知本人，并计入本人档案。”汽车队对范春贵作出除名决定并未经法定程序，未依法送达，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撤销。范春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认定范春贵于2018年8月28日申请与汽车队、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劳动仲裁一案未超过仲裁时效；2.依法认定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1998年10月作出的给予范春贵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无效，确认范春贵与汽车队的劳动关系有效存在，范春贵依法享有汽车队单位职工一切待遇；3.汽车队及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与汽车队系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1984年范春贵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汽车队工作。后范春贵于1988年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至1996年12月末。1997年开始汽车队没有为范春贵安排工作，范春贵没有上班。1998年7月8日汽车队以庆国林汽发（1998）5号文件的方式，解除与范春贵的劳动合同关系。该文件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研究决定，该文件也没有范春贵本人签收的书面手续。在待岗期间范春贵也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关书面材料。范春贵于2017年9月4日开始通过信访的方式多次反映情况。范春贵于2018年8月28日向庆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年10月19日庆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庆劳人仲字（2018）第31号仲裁裁决书，以范春贵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其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范春贵系汽车队职工，双方已形成长期、固定的劳动关系，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1998年7月8日汽车队以庆国林汽发（1998）5号文件的方式，解除与范春贵的劳动合同关系。该文件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研究决定，也没有范春贵本人签收的书面手续。该文件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需经厂长（经理）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或者人事部门备案”之规定。虽然该条例已废止，但汽车队解除与范春贵的劳动合同关系时，该条例正在施行中，应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处理。故庆国林汽发（1998）5号文件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汽车队未提供范春贵收到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相关证据。范春贵通过信访方式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7年9月4日，其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其诉讼主张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范春贵要求依法确认与汽车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享受职工待遇的诉讼请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范春贵与汽车队存在劳动关系；二、汽车队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为范春贵办理职工依法享有的待遇；三、驳回范春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汽车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庆安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4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改判汽车队与范春贵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享有职工待遇；2.诉讼费由被范春贵承担。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汽车队作为用人单位，其未向范春贵本人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一审法院将范春贵信访时间确定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汽车队与范春贵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应为范春贵办理职工享有的养老保险待遇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期间，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一份，旨在证明汽车队已经注销，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作为汽车队出资人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主体适格。范春贵对该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和真实，与待证问题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中国共产党组织存根》一份、《情况说明》一份，旨在证明1989年11月4日范春贵与新民新型建筑材料厂建立劳动关系，并将组织关系转入该厂，范春贵在2000年12月21日情况说明中认可组织关系在新民新型建筑材料厂。范春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1989年在停薪留职期间，其将组织关系转入新民新型建筑材料厂，至今未转出。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范春贵的组织关系转入其他单位，但是不能证明其已经与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范春贵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及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虽然《民法通则》对时效起算作出明确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为人民法院确认时效期限提供了普遍遵循的原则，但作为特别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却对仲裁时效作出了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的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认定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时效起算点时，就应依据规范劳动争议案件的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即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仲裁时效。《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未举证证明范春贵已经收到《庆安县林场公司关于对范春贵除名的批复》的书面通知，2017年9月4日范春贵向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信访此事主张权利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范春贵自2017年9月知道除名决定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虽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主张范春贵19**年去单位要求上班时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已经向范春贵送达该《批复》，亦未举证证明范春贵应当知晓已经被除名，其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汽车队解除与范春贵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的问题。范春贵19**年到汽车队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1998年10月30日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依据国发[1982]5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发布〈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通知》对范春贵作出除名决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第二十条规定：“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记入本人档案。”第二十一条规定：“在批准职工的处分以后，如果受处分者不服，可以在公布处分以后十日内，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书面申诉。但在上级领导机关未作出改变原处分的决定以前，仍然按照原处分决定执行。”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未举示证据证明《庆安县林场公司关于对范春贵除名的批复》系经法定程序作出并经合法送达，原审判决以违反法定程序撤销该批复，并据此确认汽车队与范春贵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范春贵诉请依法享有汽车队单位职工一切待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一审庭审时，法庭要求范春贵明确诉请，范春贵回答“同起诉状”即依法享有汽车队单位职工的一切待遇，该项请求并非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对此诉请本院不予审查。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的再审主张部分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12民终81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庆安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4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撤销庆安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4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黑龙江省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凤良审判员  刘显峰审判员  赵 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吕季森书记员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