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2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爱芬，女，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容海，浙江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婷婷，浙江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珍，女，196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泉，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明，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浙江，男，196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陈爱芬因与被上诉人刘秀珍、应浙江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爱芬上诉请求：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超出刘秀珍诉讼请求。刘秀珍诉讼请求第一项为依法确认刘秀珍与应浙江于2014年8月23日签订的坐落于金华市××村××栋××号××地转让协议有效。但一审判决第一项确认的是金华市××村××栋××号的75平方米宅基地的转让行为有效，确认协议有效与确认行为有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结果超出了刘秀珍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二、一审确定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的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1、一审确认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的判决包括了宅基地所有权的转让。而根据法律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不可转让。应浙江与刘秀珍签订的是名为借款抵押，实为宅基地所有权转让的借款抵押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任何人无权转让。故陈爱芬在一审中指出双方协议转让的是宅基地使用权，并不是所有权。陈爱芬对双方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有效并无异议。2、一审判决与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政策及法律规定相冲突。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土地管理法》修订后“国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规定是目前司法审判中确认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在非同一集体户之间转让的政策依据和法律依据，均已明确宅基地所有权不可转让。三、一审法院在“本院审理查明”中认定两套公寓安置房权益系因未取得产权证的案涉房屋所取得，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房屋所涉地块开始征迁补偿后，应浙江名下有合法宅基地，即位于闻家路7号产权证号为金字第05833号的房屋及婺集建（1993）字第02360号土地使用权证。同时有以应浙江名义提出申请审批的位于案涉地块的未经审批的土地。2、本案所涉拆迁补偿权益的两套公寓安置房屋的权利来源系因应浙江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及合法产权房屋所取得。根据法律规定及拆迁政策文件，在农村土地征迁过程中具备公寓式安置房的对象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使具备合法产权的房屋，原则上也不进行公寓式安置。本案中应浙江具有合法产权房屋，登记该户名下的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浙江及其母亲方晓月。拆迁补偿协议中也明确两套公寓式安置房的安置对象为应浙江、方晓月。3、应浙江因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而根据其名下的合法取得产权证的宅基地权益51.67平方米与拆迁部门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其中第1条中明确权属证明占地面积56.17平方米，根据拆迁补偿政策，每人25平方米按1：4.3补偿的标准，可得出本案公寓式安置补偿的面积为215平方米。4、拆迁指挥部与应浙江签订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其中第1份第1条中对合法的土地权属和建筑面积进行了认定。后为解决刘秀珍建设房屋的拆迁问题，又签订了第2份协议，但在该协议第1条中，征迁部门对宅基地合法权属并未予以认定。5、一审法院“本院认定”表述，“本案双方对于公寓安置的拆迁补偿对象发生争议，因关于拆迁补偿对象及范围的确认属于行政职权范围，对拆迁政策内容的确认也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故对刘秀珍要求应浙江、陈爱芬返还拆迁补偿权益诉请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但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中又对拆迁补偿权益取得的来源进行政策性认定，前后矛盾。6、一审法官和双方代理人对本案审理中涉及的政策问题向城西街道拆迁指挥部进行现场征询，明确了本案农村土地征收公寓式安置的对象是具备村民资格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针对应浙江和其母亲方晓月的身份资格所作出的补偿，与刘秀珍所建造的房屋没有关联。综上，本案应浙江所取得的两套公寓式安置房是因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及合法产权获得的不动产，与刘秀珍所建造的房屋没有关联。四、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宅基地纳入征迁范围，集体土地性质发生转变，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现均为同一居委会成员，刘秀珍也未有其他农村宅基地”，从而作出一审判决不当。土地征收针对的是土地征收决定做出截止之日之前的土地现状，和此后双方的身份转变没有关联。同时，刘秀珍不是涉案所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是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其本身也不具备向该村集体申请审批农村宅基地的资格。否则，无需向应浙江协议转让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只需向村集体申请便可以获得。五、一审判决认定不予扣除应浙江、陈爱芬为履行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所发生的110248元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双方签订协议后，应浙江、陈爱芬为履行上述协议，先后向村集体缴纳了110248元，其中2万元系村集体为保证依法建房手续收取的押金，法律性质为保证金。在刘秀珍房屋建设完成后，该笔费用应当退回保证人，和本案房屋进行建设及协议履行所发生的费用没有任何关联。一审判决不予以抵扣该笔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结果超出刘秀珍诉讼请求，在一审认定中对涉案公寓式安置房的权利来源作了错误认定，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权超越行政权，也未扣除应浙江、陈爱芬向村集体缴纳的建房保证金，法律适用错误。故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秀珍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刘秀珍与陈爱芬、应浙江关于金华市××村××幢××号××平方米宅基地的转让行为有效，并未超出刘秀珍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不违法。1、在评价合同或协议是否有效时，是从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和形式合法等角度进行，实际上是针对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进行认定。故转让协议有效与转让行为有效属于同一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确认转让行为有效并不包括宅基地所有权转让，刘秀珍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中，仅应浙江符合取得资格，且根据陈爱芬一审提交的证据证实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由应浙江个人审批取得。故实际上陈爱芬并不是权利人，而刘秀珍起诉状的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依法确认双方就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村××幢××号××地转让有效，实质就是确认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有效。故本案从未要求对宅基地所有权转让进行确认，也无需确认。3、本案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目前国家对于集体土地流转逐渐放开的政策来看，一审判决也并未违反国家政策。陈爱芬不管是一审庭审陈述还是上诉理由，均认可系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根据实际履行情况看，刘秀珍已按约支付宅基地转让对价，并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使用至今，陈爱芬均未提出异议。说明陈爱芬自始至终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已转让给刘秀珍是内心确认的。4、涉案宅基地已被征收，土地性质已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就本案来说，宅基地已不复存在，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已消失。一审判决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保护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并无不当。二、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拆迁补偿协议》可以计算对比得出，两套公寓式安置面积是基于涉案宅基地取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事实部分。1、2019年7月7日应浙江与拆迁办签订《城西街道西郊潘里、七里殿两个新村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中，认定合法建筑面积224.68㎡。即原老宅的56.17㎡建筑面积认定到新村房屋内进行补偿。2、2019年7月7日应浙江与拆迁办签订《城西街道西郊区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确定可享受215㎡的公寓式安置，及96755元的货币补偿。在附件二补充协议内容显示：（1）应浙江可得补偿款96755元。（2）原协议应浙江户7闻家-012号作废，但依据7闻家-012号原协议应浙江于2018年1月5日领取补偿款133606元，2018年2月1日领取补偿款21504元，共计领取155110元。据此，应浙江需退还58355元。但该笔款项从应浙江新区协议7闻家-012-2号里扣除，即刘秀珍现居住的房屋补偿款中扣减。（二）计算对比。现案涉宅基地根据《城西街道西郊潘里、七里殿两个新村房屋收购补偿协议》可取得房屋价值等的补偿为1018691元，系因为其中有56.17㎡享受了215㎡公寓式安置，而该56.17㎡对应的补偿面积224.68㎡在计算补偿款时只享受一倍的货币补偿，而不是按照享受单纯的货币安置1：3的标准进行补偿，故两套公寓式安置面积是基于涉案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所取得。三、一审判决不予扣除110248元适用法律正确。双方达成的85万元宅基地转让款中包含110248元，理由为：1、陈爱芬于2012年12月21日向村集体缴纳110248元，于2014年8月23日将宅基地以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秀珍，故从发生时间上看，110248元的费用早在宅基地转让时就发生，如需刘秀珍另行支付，却未在协议中约定显然不符合常理。2、从宅基地转让发生至今已长达6年，陈爱芬也从未向刘秀珍主张过该笔费用。3、无其他证据证明陈爱芬要求额外支付110248元，陈爱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收据的交款人为应浙江，其也未提出上诉，陈爱芬无权主张，二审应不予审查。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未超出刘秀珍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公寓式安置面积的来源及建房保证金不予扣除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应浙江未作答辩。 刘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于2014年8月23日签订的坐落于金华市××村××幢××号××地转让协议有效；2、依法确认金华市××村××幢××号××地及地上建筑物因征迁而取得的所有拆迁补偿权益归刘秀珍所有（具体补偿权益以拆迁政策为准）；3、由应浙江、陈爱芬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应浙江、陈爱芬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4月26日登记离婚。应浙江、陈爱芬均为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闻家村居民。位于金华市××村××幢××号××地登记在应浙江名下。经协商应浙江、陈爱芬将该宅基地以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秀珍，刘秀珍分别于2014年2月16日、2月26日、4月7日共以现金方式支付款项45万元，于2014年5月23日通过转账方式将余款40万元支付给应浙江、陈爱芬儿子应俊的银行账户。陈爱芬收到上述转让款后分别出具收条，收条明确写明款项为买地基款项。2014年8月23日，双方协商后以签订《借款抵押协议》名义确认涉案宅基地的转让事宜，约定：后续对该宅基地的投入（建造、办证等）均由刘秀珍支出，由应浙江、陈爱芬无条件配合刘秀珍办理产权过户等手续，直至该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所有权归属到刘秀珍名下为止等等。协议签订后刘秀珍受让原涉案宅基地并出资建造房屋居住使用至今，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2017年7月1日，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办事处作出《征迁告知书》，涉案宅基地纳入此次征迁范围，应浙江作为涉案宅基地登记使用人，签订相关征迁补偿协议并获得涉案宅基地在内的补偿权益，该权益包含货币补偿及公寓式安置面积215平方米，安置人口在补偿协议中写明应浙江及其母亲方晓月。另查明，刘秀珍于1993年5月3日因土地征用“农转非”。2017年5月6日，刘秀珍名下无房符合迁移条件，户籍从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进贤街**迁入城西街道西郊闻家村闻家路**，变动原因系父母与子女互相投靠。 一审法院认为，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虽就涉案宅基地签订了《借款抵押协议》，但双方实际并无协议中所载的借款关系，据刘秀珍提供的《收条》内容及刘秀珍、应浙江、陈爱芬陈述，双方系对案涉宅基地达成买卖合同关系，故涉案宅基地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应为本集体组织成员，本案刘秀珍在受让涉案宅基地时因土地征用已“农转非”，与应浙江、陈爱芬并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但刘秀珍已于2017年将户籍迁户籍迁回城西街道西郊闻家村，全部转让款后已在涉案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居住使用。2017年7月，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办事处作出《征迁告知书》，涉案宅基地纳入征迁范围，集体土地性质发生转变，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现均为同一居委会居民，刘秀珍也未有其他农村宅基地。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交易安全及从本案双方实际情况出发，本案应当认定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的涉案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故对于刘秀珍关于确认双方涉案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依据拆迁补偿协议，应浙江所获补偿利益包含货币补偿及公寓安置两部分，本案双方对于公寓安置的拆迁补偿对象发生争议，因关于拆迁补偿对象及范围的确认属于行政职权范围，对拆迁政策内容的确认也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故对刘秀珍要求应浙江、陈爱芬返还拆迁补偿权益的诉请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六十二条等规定，判决：一、确认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关于金华市××村××幢××号的75平方米宅基地的转让行为有效。二、驳回刘秀珍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刘秀珍已预交，减半收取），由应浙江、陈爱芬负担。 二审期间，陈爱芬、刘秀珍、应浙江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判认定案涉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是否超出刘秀珍的诉讼请求范围；二、原判认定涉案征迁补偿内容是否正确；三、刘秀珍是否应当返还陈爱芬向村集体缴纳的110248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虽2014年刘秀珍受让案涉宅基地时与应浙江、陈爱芬并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但涉案房屋现已列入政府征迁范围，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且经征迁后，房屋所涉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现已属于同一居委会，刘秀珍也未有其他农村宅基地，故涉案宅基地转让与一般农村房屋买卖有异。鉴于刘秀珍支付对价后已在涉案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居住使用，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结合刘秀珍的庭审陈述，刘秀珍起诉要求确认双方就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村××幢××号××地使用权转让有效的情况。一审从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安全以及本案实际情况、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判决确认双方涉案宅基地转让行为有效并未超出刘秀珍所的诉请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涉案宅基地已纳入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的征迁范围，应浙江作为符合拆迁政策文件的安置对象签订了相关的征迁补偿协议以取得相应补偿权益，该补偿权益包含货币补偿及公寓式安置面积215平方米。现双方对公寓安置的拆迁补偿对象发生争议，考虑关于拆迁补偿对象及范围的确认属于行政职权范围，一审法院本案中对该部分权益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刘秀珍与应浙江、陈爱芬2014年协商案涉宅基地的转让事宜时，双方就转让价格已明确为85万元，之后刘秀珍也支付全部转让款并在案涉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居住使用，陈爱芬在该期间未要求刘秀珍另行支付陈爱芬已向村集体缴纳的110248元，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笔费用已约定应由刘秀珍支付。故原判未将该110248元予以抵扣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爱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爱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卢芷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