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8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恒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西关街**。 法定代表人：陈保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华南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乐街******。 法定代表人：赖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仕敏，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登林，男，196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 上诉人云南恒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南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登林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8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华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华南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周智有权代表恒通公司对外承担债务，并判决原施工单位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欠付的租金860533元由恒通公司承担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租赁费支付协议书》其中涉及的内容不仅有将原施工单位华海公司欠付的租金860533元转让给恒通公司的内容外，还有华海公司与华南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恒通公司，两个部分不可分割。因此，双务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必须经原合同的双方及第三方受让方一致同意，而华海公司并未被列为《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的协议主体，故不能发生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二）《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签署时，其上只有周智、周星呈的签字及私刻项目章，对恒通公司不能发生约束力，原审认定周智系有权代表认定事实错误。1.周智不是恒通公司员工，华南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华南公司在立案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系其伪造，恒通公司没有给周智出过授权委托书，即使要出具委托书，也只会向挂靠人刘登林出具，用于办理施工手续，没有必要在一份授权委托书上出具对两个人的委托授权。3.华南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多了两枚恒通公司的公章，不属于恒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恒通公司作出了追认。这两枚章是立案之后被加盖的，原因在于华南公司法定代表人赖春以借款为由，将相关文书夹带在借款手续中，不是恒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4.即使法院最终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公章系偷盖，也不能将《授权委托书》作为周智可以代表恒通公司的证据。华海公司欠付租金数额巨大，对恒通公司而言，受让大笔债务是重大民事处分行为，但《授权委托书》中并无可以受让债务的授权范围，且即使认定《授权委托书》真实，但其中委托了两个人，需要两个人签字才能发生效力。（三）《租赁费支付协议书》加盖项目印章是实际施工人刻印，不是恒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恒通公司已经充分举证是周智等人私刻的印章。即使该枚印章用于备案设计方案，也不能认定是恒通公司使用，而是实际施工人刘登林使用。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正在与华南公司形成合同关系的是刘登林。据此，请求判如所请。 华南公司辩称，2017年10月6日前是华南公司与华海公司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但之后施工总包方由华海公司变更为恒通公司，在此背景下，恒通公司与华南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协议由周智、周星呈签订，且加盖了项目部公章，华南公司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证明公章用于工程备案，周智有恒通公司的授权委托，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至于华海公司的债务转让，只需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原审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另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确认了华海公司拖欠租赁费的债务事实，即华海公司是无异议的。 刘登林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华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通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租赁费1416616元及利息；2.判令恒通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起至塔式起重机出场之日的租赁费及利息（截止起诉之日，共计产生租赁费341666元）；3.判令恒通公司向华南公司支付违约金351656元；4.判令恒通公司向华南公司返还租用塔式起重机两台[型号：QTZ80（6013）、QTZ80（6010）]；5.本案律师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华南公司撤回第4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0日，华南公司与华海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华南公司将型号为QTZ80(6013)、QTZ80(6010)、QTZ80(5513)的塔式起重机出租给华海公司，并对租期、租金、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第五条第4项约定“设备报停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办理完结算，60日内甲方（华海公司）支付乙方（华南公司）全部租赁费用，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租赁费。若未付清，乙方拒绝拆除出场并向甲方继续收取租赁费，按月租金的100%计收，直至付清为止”。 2016年11月3日，恒通公司与刘登林签订《协议》，约定刘登林挂靠恒通公司，借用恒通公司资质承接沙湾鑫若苑商住楼工程项目。2017年6月23日，招标人乐山市晋亨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亨公司）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恒通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恒通公司已被确定为沙湾区鑫若苑商住楼项目的中标人。次日，晋亨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乐山市沙湾区鑫若苑商住楼工程合同协议书》，双方就乐山市沙湾区鑫若苑商住楼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落款处有恒通公司签字，同时刘登林作为恒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2016年11月3日，恒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现授权委托周智、刘登林身份证号码****016、****83X为我公司沙湾鑫若苑商住楼工程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代理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至此项目竣工验收为止。 2017年9月1日，乐山市沙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恒通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备注：变更施工单位出证，原施工单位为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颁证日期为2016年1月21日。2017年10月6日，华南公司、恒通公司、晋亨公司签订《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约定华南公司与华海公司签订的“沙湾区鑫若苑商业中心建设项目”工程《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恒通公司自愿承接该合同涉及华海公司的权利、义务，由恒通公司继续履行。截止2016年11月15日，华海公司尚欠华南公司租赁费等合计860533元，该欠款由恒通公司支付，各方表示同意。支付时间：2017年11月15日前支付30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3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260533元。如恒通公司未按约支付欠款，从欠款之日起，恒通公司向华南公司按每月2%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并承担租赁费20%的违约金。2018年1月15日，恒通公司与华南公司签订《塔机租赁费阶段性结算清单》，双方就租赁的QTZ80(6013)、QTZ80(6010)号塔式起重机2016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进行结算，结算金额共计556083元。 一审庭审中，华南公司陈述案涉塔式起重机已于2017年12月31日报停，于2019年1月10日被拆除并收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南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本案中，周智作为恒通公司授权的鑫若苑商住楼工程项目的项目部负责人，其在案涉工程项目中代表恒通公司签订的租赁塔式起重机的协议并未超过恒通公司授权范围，周智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恒通公司承担，故华南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恒通公司作为变更后的施工单位继续使用华南公司出租的塔式起重机，应按约支付租金。 恒通公司辩称《租赁费支付协议书》没有华海公司的确认，《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中华海公司的权利义务未转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华海公司与华南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因施工单位的变更无法继续履行，恒通公司作为变更后的施工单位，向债权人华南公司作出意思表示，自愿承担原租赁合同中华海公司的债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损害原债务人华海公司的利益，因此对于债务承担部分的约定，无需华海公司确认。 根据《租赁费支付协议书》，截止2016年11月15日，恒通公司承担的债务为860533元；根据《塔机租赁费阶段性结算清单》，2016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31日，经恒通公司项目经理周智签字确认的债务为556083元。故华南公司主张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租金141661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华南公司自认2017年12月31日案涉塔式起重机已报停，且双方进行了结算，华南公司应在合理时间内收回设备减少损失，故2018年1月1日以后的租金部分属于其自行扩大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因《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以及华南公司的实际损失，酌情支持违约金200000元。 关于律师费。华南公司未举证证明具体金额，故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恒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南公司支付租金1416616元，违约金200000元；二、驳回华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8680元，由恒通公司负担21974.36元，华南公司负担6705.64元。 二审中，恒通公司与华南公司均无新证据提交，恒通公司对一审查明该公司为《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提出异议，也不认可该公司签订了《塔机租赁费阶段性结算清单》。二审查明一审中，华南公司提交了《租赁费支付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内容与一审查明一致，该协议书的落款处加盖了恒通公司案涉项目的项目部印章，并由周智、周星呈签名。《塔机租赁费阶段性结算清单》亦由周智、周星呈签订，并加盖项目部印章。 对于《授权委托书》有两个版本的原因，华南公司进行了解释，该公司陈述：周智和周星呈向华南公司出具了加盖恒通公司鲜章的《授权委托书》，并将该份《授权委托书》复印给了华南公司，周智在相应复印件上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同时周智把没有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授权委托书》进行了复印，并由恒通公司最终对没有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印章，确认授权的真实性。 除上述事实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借用资质是建筑法明令禁止的行为，恒通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认刘登林挂靠该公司，本院对恒通公司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根据双方在二审中的意见，本院对双方争议综合认定如下： 虽然恒通公司现主张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刘登林，双方存在挂靠关系，但与晋亨公司签订总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恒通公司，相关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载明的施工单位亦为恒通公司。而塔式起重机属于施工所需的设备，在华海公司退场的情况下，新的施工单位为继续施工便利，可能愿意继续使用已经进场的塔式起重机，故对华南公司而言，恒通公司有与之签约的动机。从签约过程来看，签约处落款加盖了恒通公司的项目部印章，虽然恒通公司辩称该印章由刘登林私刻，但该枚印章同时也用于向案涉工程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的备案材料，证明该枚印章是恒通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能够代表恒通公司。并且，代表恒通公司签约的周智向华南公司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其中明确载明周智、刘登林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委托书并未载明两名受托人必须共同对外作出意思表示才能发生委托效力，因此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周智的行为能够代表恒通公司。恒通公司主张，华南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华南公司也对《授权委托书》为何先后有两份，一份有一枚印章，一份系复印件加盖恒通公司两枚印章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恒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关于印章系赖春“偷偷加盖”的主张，且委托事项可以事后追认，恒通公司也有对其公章进行妥善管理的义务，故对于恒通公司上诉主张华南公司偷盖印章，加盖印章不是其真实意思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即使《租赁费支付协议书》中涉及负担华海公司债务的问题，但负担华海公司债务亦是便于继续使用塔式起重机之需要，租用建筑设备属于完成施工的必要事项，因此华南公司也有理由相信周智能够代表恒通公司与之磋商与项目建设相关的设备租赁事宜。 前已论述，华南公司有理由相信周智能够代表恒通公司，虽然华海公司并非《租赁费支付协议书》的当事人，但协议书中明确了华海公司差欠华南公司的债务数额，恒通公司为继续租赁塔式起重机需要，自愿承担华海公司欠付华南公司的债务，无需华海公司同意。从查明事实来看，恒通公司继续在案涉工程中使用原华海公司租赁的塔式起重机，也即华南公司完成了向恒通公司交付租赁物的主要义务，恒通公司以华海公司不是《租赁费支付协议书》合同相对人为由主张不应负担华海公司欠付的租金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根据双方最终结算的租金数额，加上恒通公司确认负担华海公司欠付的租金数额认定恒通公司差欠华南公司的租金数额并根据履约情况认定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云南恒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80元，由云南恒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公告费560元，由云南恒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