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10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广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水澄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4702410959。 法定代表人：王学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泽军，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民，女，194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丽，女，195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华，女，194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喜，女，195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兰，女，195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山，男，195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新生，男，194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浙江广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新民、常新丽、常新华、常新喜、常新兰、常新山、常新生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5民初76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余文玲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20）浙0105民初763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本案系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理。判断一个案件类型是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应当从诉讼主体双方的法律关系来判断，而不应当从证据来源判断。本案一审中无论从原被告主体还是从一审诉讼请求来看，本案均应当属于民事纠纷。本案中《关于安置老干部住房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仅为一份证据，载明了本案的部分事实。如果仅仅因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份证据来源于行政机关，相应的案件就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那么将极大限制证据的种类，无形中缩小了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对于当事人来说非常不公平，也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且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不仅仅只提交了《纪要》一份证据来证明上诉人与常鸣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还提交了包括住房调剂协议及补充协议、企业往来件、政府往来件、安置表、情况说明及调剂用房清单、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户籍证明等来证明上诉人与常鸣之间存在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就上述证据进行评议，仅以其中一份证据《纪要》来源于行政机关就此得出案涉纠纷不是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显然错误。本案中法院认定常鸣系根据与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下称“房管局”）签订了《杭州市区房改换购公有住房协议书》，收回了案涉房屋，并配售沈塘苑的房屋，常鸣与广通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但是房管局至今未根据上述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将信义新村办理过户至其名下，权属登记仍在常鸣名下，且一审法院认定的房管局已收回案涉房屋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撑，事实上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房屋一直由上诉人控制。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杭州市区房改换购公有住房协议书》是因为当时为了方便年事已高，时年81岁的常鸣以最快速便捷的方式取得沈塘苑的房屋，解决常鸣住房改善的后顾之忧。否则需要先将安置房屋过户到上诉人名下，再由上诉人将沈塘苑房屋过户到常鸣名下，该途径程序复杂，耗时周期过长。因此，法院在上述情形下得出这样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为方便法院查明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向法院申请追加杭州市拱墅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参与本案诉讼，说明当时沈塘苑房屋的来源以及安置过程。一审法院未予以追加，亦未作出不予追加的裁定。二、本案《纪要》系上诉人与常鸣等六位老干部及拱墅区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书面载体。1999年12月9日上午，为安置在信义坊改造中被拆迁的老干部住房问题，拱墅区政府与广通公司、以及老干部召开了关于安置老干部住房的会议。各方均到场参加会议，并且对于广通与六位老干部安置情况发表了意见，最终通过会议达成会议纪要中约定的内容。本案证据《纪要》实际上是拱墅区政府、广通公司与六位老干部三方达成的一个合意，《纪要》为各方权利义务约定的一个书面载体。其次，从该份会议纪要落款处可以看出，该纪要同时抄送广通公司与六位老干部。因此各方并没有在会议后重新签订合同，因为《纪要》本质上就是三方之间的合同，并且广通公司也是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三、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行政案件。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上诉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一审被告也不是行政机关，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形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因为证据《纪要》来源于行政机关就否定了本案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广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常新民、常新丽、常新华、常新喜、常新兰、常新山、常新生将位于拱墅区信义新村14幢93单元401室房屋交付给广通公司，并协助广通公司将信义新村14幢93单元401室房屋变更过户至广通公司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常新民、常新丽、常新华、常新喜、常新兰、常新山、常新生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因信义坊改造，拱墅区人民政府为妥善解决常鸣等老干部的居住问题，决定对其按每户100平方米的标准安置。2001年12月11日，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甲方、新售房单位）与常鸣（乙方、换购住房人）签订了《杭州市市区房改换购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沈塘苑1-4-102的住房（以下简称新房）一套（附图）配售给乙方，乙方将坐落于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的原购住房（以下简称原房）一套（附权证）由甲方收购；新房和原房一次性结算价差为29029.82元，乙方须于2001年12月30日前一次付清；结清价差后，新房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原房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有关权证的转移登记手续由甲方办理。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在甲方处盖章，常新华作为乙方代常鸣签字。2001年12月11日，常鸣向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支付房款及个人维修基金29334.14元，并将杭州市拱墅区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的房屋及产权证明等交还。2002年1月30日，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幢××单元××室房屋登记至常鸣名下。另查明，常鸣与秦淑媛系夫妻，两人育有二子五女，分别为常新山、常新生、常新民、常新丽、常新华、常新喜、常新兰。秦淑媛于2014年6月15日死亡，常鸣于2015年2月14日死亡。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广通公司与常鸣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常鸣系通过房改换购的方式取得案涉沈塘苑2-4-102室的房屋。常鸣与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了《杭州市市区房改换购公有住房协议书》，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通过收回案涉信义新村房屋，向常鸣配售了案涉沈塘苑的房屋，且常鸣支付了相应的房屋差价。常鸣与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之间形成公房买卖的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常鸣已将案涉信义新村的房屋交还给了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案涉房屋权属登记于常鸣名下，广通公司与常鸣之间亦无合同约定，广通公司主张返还原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现广通公司要求常新民、常新丽、常新华、常新喜、常新兰、常新山、常新生作为常鸣的继承人交付案涉杭州市拱墅区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的房屋并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依据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然会议纪要系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非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因此，案涉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5日裁定：驳回广通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广通公司以常鸣的七继承人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交付登记在常鸣名下的案涉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的房屋并协助办理过户登记，选择的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但是，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常鸣系与原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了《杭州市市区房改换购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原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将坐落于沈塘苑1-4-102的住房配售给常鸣，常鸣将坐落于信义新村14幢93号401室的原购住房交由原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收购；新房和原房一次性结算价差并结清后，新房所有权归常鸣所有，原房所有权归原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所有，有关权证的转移登记手续由原杭州市拱墅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而广通公司是根据会议纪要确定的安置房源由广通公司落实、安置后旧房交广通公司等内容，提起本案主张。据此，综合相关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并非常规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物权保护纠纷，而是应由相关行政机关解决的争议；且涉及公有住房的权属变更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余文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