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朝阳产业园朝阳五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744298276C。 法定代表人：林德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孙韩丹，浙江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原浙江奥盛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工业园区五都工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6663918680H。 法定代表人：叶积锋，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法、吴晨鸣，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6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6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实体错误。1、被上诉人存在未如实陈述，隐瞒事实虚假诉讼的行为，一审法院未予以审查和处理。2、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案件实体处理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自2008年开始，一审未对双方自2008年至2015年期间产生的电机买卖实际数量和款项进行调查。关于这部分事实，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法院责令要求被上诉人补充提交2015年10月之前财务资料，被上诉人当庭表示可以提交。庭后，被上诉人才向法院补充提交火灾资料，表示客观上无法提交财务资料。被上诉人陈述前后矛盾，显然是虚假陈述，隐瞒事实。截止本案审理结束，被上诉人作为供货方提起诉讼，但未向法院提交货款结算凭证，并在诉讼中刻意隐瞒缺乏关键证据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行为合理性未做审查。对被上诉人主张无法提供财务资料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3、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首先，该对账单上我司工作人员官嫚婷虽签字，但官嫚婷仅为我司财务人员，无对账权限；其次，官嫚婷仅在最后一页签字，结合一审时被上诉人财务杨卫琴在谈话笔录中陈述，其与官嫚婷对账，核对的是表格所载明的收款金额和开票金额，并未对2015年的年初余额进行对账。官嫚婷系我司2018年新入职员工，其亦无理由与被上诉人方财务人员核对2015年年初余额。4、一审中，上诉人曾就2015年、2017年，被上诉人方存在漏记上诉人方已付款项的行为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仅对2018年、2019年度的漏记情况进行认定，未对上诉人的主张进行回应，程序违法，实体认定也错误。漏记的具体情况是：2015年1月6日，被上诉人遗漏记载上诉人已支付的5000元；2015年1月7日，被上诉人遗漏记载上诉人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160000元；2017年3月2日2000元；2017年3月17日2000元；2017年6月12日100980元；2017年6月20日50490元。二、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后未依法向上诉人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2、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财务人员作的谈话笔录系证人证言，未经上诉人质证便作为定案证据。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一、答辩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双方形成的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提出的，2019年双方所签订的《外协外购件订货合同》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签订，手写部分已经双方确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各持有一份该份合同，但是被答辩人为了拖欠货款，始终不肯拿出其持有的合同，却谎称合同内容虚假，纯属是为逃避责任而罔顾事实的虚张声势。且答辩人方财务人员杨卫琴与被答辩人方财务人员官嫚婷对账系双方的合作惯例，根本不存在季强引导官嫚婷签字一说。二、关于2015年前的财务资料的问题，我在此先说明两个情况。第一、2015年前双方的财务往来，已经双方对账确认，我方对此也提供了对账单予以证实，无对2015年前的财务资料进行举证的必要。第二，一审第二次庭审的时候，季强向法庭陈述我方持有这份财务资料，事后又说材料因火灾灭失，是因为季强认为双方合作时间这么长，肯定已经对该时间段内的账目进行对账，对账需要有账册资料为基础。为了配合法庭的要求，我们也自愿同意提交。但是庭后财务人员杨卫琴才告诉季强这一部分的财务资料火灾时确已被火灾烧毁，而2018年公司财务室发生火灾，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已经提交了火灾事故认定书，上面明确了起火地点就在财务办公室。综上，2015年前的账目是否核对不是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也不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三、关于官嫚婷是不是有签字权限的问题，一审上诉人方提供的财务凭证显示官嫚婷就是作为审核人进行签字的，这已证明了官嫚婷有财务签字确认的权限，而且从实际管理上来说，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杨卫琴跟官嫚婷长期以来频繁进行对账，他们的聊天记录也能显示双方一直在进行对账，并且确认往来金额。四、关于对账单为什么官嫚婷只在2017年签字的问题，当时，杨卫琴、季强和季强的夫人三个人一起到上诉人处进行对账，一共对了3天，只对到了2017年，而2017年的数据不是凭空出来的，他是基于2015年之前，2015年、2016年的事实基础结算出来的，所以官嫚婷是在2017年的地方签字。五、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相关法律文书都是依法送达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已通过移动微法院进行举证质证，程序合法。因此，本案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787032.62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结清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被告于2008年开始向原告购买汽车玻璃升降器电机。2019年1月，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季强及财务人员杨卫琴前往被告处对前期已开具发票的货款进行对账，被告财务人员官嫚婷于2019年1月9日在原告提供的《发货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止2017年12月底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037648.28元（已开具发票部分电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记载至2019年被告所欠货款为1294120.62元（已开具发票部分电机）。经原、被告庭审确认，原告提供的对账单2018年收款部分遗漏记载已付货款39080元（其中2018年4月遗漏4080元，8月遗漏10000元，9月遗漏5000元，10月遗漏10000元，12月遗漏10000元），2019年收款部分遗漏记载已付货款71478元（其中2019年3月遗漏1000元，4月遗漏6000元，5月遗漏25000元，6月遗漏24478元，7月遗漏5000元，8月遗漏10000元）。2018年、2019年度原告遗漏记载已付货款共计110558元（39080元+71478元）。另查明，2019年1月8日，被告工作人员郑祥盛在原告提供的2015年9月至2018年发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原告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向被告交付电机200264只，在2017年向被告交付电机114020只（对2017年6月26日发货的200只、8月3日发货的50只、9月18日发货的40只不予认可），在2018年向被告交付电机23880只（对2018年3月21日发货的60只、8月15日发货的20只不予认可）。经该院核对产品发货通知单，2017年6月26日发货的200只电机有被告工作人员兰德良签字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3月1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即《外协外购件订货合同》，合同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条款约定：预付50%，货到付25%，余款于60天内付清(含税价每只28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电机10656只（尚余240只未使用）。再查明，原告于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期间开具发票的电机数量共计329835只（其中2015年为54765只，2016年为122770只，2017年为115359只，2018年为28878只，2019年为8063只）。原告自认被告退回电机数为11798只，并放弃主张现余被告未使用的240只电机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已开具发票部分的电机货款。因被告财务人员官嫚婷在原告提供《发货对账单》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底前所欠货款为2037648.28元，对该部分货款该院予以确认。而2018年、2019年度的货款经双方确认，原告除遗漏记载已付货款共计110558元（39080元+71478元）外，双方对对账单记载的其余款项无异议。因该院已确认2017年12月底前被告所欠货款为2037648.28元，对账单记载截止2019年被告所欠货款为1294120.62元，故截止2019年被告尚欠原告已开具发票部分电机货款即为1294120.62元扣减2018年、2019年度遗漏的已付货款110558元，即1183562.62元。被告抗辩对账期间官嫚婷为被告普通会计没有对账权限，但官嫚婷系被告财务人员，普通的往来款对账应属于其正常工作范围，故对被告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未开具发票部分的电机货款。被告工作人员郑祥盛在原告提供的发货清单上签字确认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交付电机200264只，2017年交付电机114020只，2018年交付电机23880只，对该发货数该院予以确认。双方均认可2019年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付电机10656只，该院予以确认。2017年6月26日发货的200只电机，发货通知单上有被告工作人员兰德良签字确认，该院予以确认。故2015年9月至今，原告发货电机数量应为349020只（200264只+114020只+23880只+10656只+200只）。关于原告主张2015年8月底前未开票电机库存数为7538只，以及2017年8月发货的50只、9月发货的40只，2018年3月发货的60只、8月发货的20只，因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该部分货款该院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尚有2499只电机于2015年9月6日、2016年1月24日交付，虽然该2499只电机在产品发货通知单上有所体现，但因原告在其提供给郑祥盛核对的发货清单上未予载明，现被告不予认可，根据原、被告陈述存在另行结算可能，故对该部分电机货款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自认退回电机11798只，并放弃主张现余未使用的240只电机货款，该院予以确认。原告已开具发票的电机数量为329835只。故原告主张的未开具发票部分的电机数量为7147只（349020只-11798只-240只-329835只）。因双方在签订最后一份《外协外购件订货合同》之前，原告所开发票载明的电机单价均超过28元/只（含税价），现原告主张对该部分电机按《外协外购件订货合同》约定的28元/只计算价款，该院予以支持，故未开具发票部分的电机货款应为200116元（7147只×28元/只）。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的电机货款为1383678.62元（已开具发票部分电机货款1183562.62元+未开具发票部分电机货款200116元）。原告主张逾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结清日止，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标准应变更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奥盛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383678.62元及逾期支付利息（自2019年9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浙江奥盛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为主张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5年1月6日《收条》1份，待证《发货对账单》漏记上诉人已付货款5000元。证据2，2015年1月7日《收条》1份、承兑汇票3份，待证《发货对账单》漏记上诉人已付货款160000元。证据3，2020年6月10日的一审庭审笔录第25页至31页一份，待证庭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漏记2015年1月6日上诉人已付货款5000元，并将2015年1月7日收到的160000元与2015年2月12日《收款收据》的4800元及上饶银行汇款的155200元（总计16万元）混同。证据4、5，2020年6月10日庭审笔录第33页一份、火灾事故认定书一份，待证被上诉人当庭虚假陈述。证据6，2020年6月10日庭审笔录第51页、57页一份，待证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2018年漏记款项，并陈述2018年之后没再进行对账，这与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主张的事实经过、郑思啸陈述的合同手写部分事实、经过均前后冲突。证据7，2020年6月10日庭审笔录第49至50页一份，待证被上诉人一审要求对2015年首行余额74万元进行对账，法庭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2008至2015年的财务凭证。证据9，2017年3月2日《索赔通知书》一份，待证《发货对账单》2017年度漏记三包索赔款2000元。证据10，2017年3月17日《索赔通知书》一份，待证《发货对账单》2017年度漏记三包索赔款2000元。证据11，编号05175171《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6月12日《电机退赔通知书》一份，待证《发货对账单》漏记三包索赔款100980元。证据12，编号05175172《江西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6月20《电机退赔通知书》一份，待证《发货对账单》漏记三包索赔款50490元。证据13，2020年6月10日庭审笔录第32至37页一份，待证《发货对账单》2017年漏记151470元三包索赔款。证据14，《江西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一份，待证官嫚婷为2018年5月新入职员工，2019年1月尚在试用期，不具有对账权限。证据15，工商银行社保缴款记录一份、2019年12月葛绿燕社保缴纳记录一份，待证至2019年12月，葛绿燕为上诉人财务负责人，之后离职。证据16，供应商对账单档案册，待证上诉人公司财务负责人为葛绿燕，对账惯例为葛绿燕签字、林德华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证据17，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8年至2014年财务资料。含上诉人制作的与被上诉人2008年至2019年对账单、2008年至2019年付款凭证及发票凭证、记账凭证存储照片，待证上诉人的实际欠款仅为29万元左右，《发货对账单》上的年初余额记载错误。 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3、9、10、11、12、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中，对于漏记款项的问题，双方已经进行对账，一审认定正确。证据4、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被上诉人方已作出合理说明。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该笔录中被上诉人方确认对账对到2017年底，但不意味着双方在2017年之后不会再进行对账，2019年形成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具有关联性，双方买卖关系的交易习惯是一边交易一边结算，2015年之前的款项已全部结算完毕。证据8、14、15、1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具有关联性。官嫚婷系上诉人的财务，有签字确认的权限。葛绿燕在上诉人处已经成为高管，不能因为之前是葛绿燕对账就要求被上诉人一直只能找葛绿燕对账。证据17，对收款金额予以确认，对开票金额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显示2008年5月至2014年12月，被上诉人开票金额为7148884.1元。收款金额为7160727.79元，开票金额比收款金额少11843.69元。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合作协议，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要求开具发票后一段时间后上诉人再支付货款，因此不可能出现收款金额大于开票金额的情况，故证据17提供的开票金额是虚假的。另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7不能证明2008年至2019年被上诉人只欠货款29万元左右。 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如下：证据1，上诉人工商登记材料1份，待证2018年4月26日之后，葛绿燕成为上诉人的经理、董事，2019年对账之时其已不是财务人员。证据2，2008年4月至2019年5月被上诉人发货清单及凭证、2008年5月至2019年被上诉人收款清单，待证上诉人欠货款1701290.56元。 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葛绿燕在上诉人处担任高管，不能必然证明她不是财务负责人。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凭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发货凭证无我方人员签字，系单方形成；二是部分凭证上的签字并非我方公司仓管人员，凭证未经公司确认；三是我方提供所有发票后被上诉人方才向法庭提交上述证据，不能排除伪造的可能；四是发货凭证不能待证双方实际发生的交易数量。庭审中双方已确认根据实际使用的电机数量按照约定的价格支付货款；五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凭证和收款清单不能证明2015年前结欠货款744249.84元。 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发货对账单》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系葛绿燕而非官嫚婷，官嫚婷无结算签字的权限。但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虽否认官嫚婷签字的效力，但认可官嫚婷签字确认的《发货对账单》中除其二审期间主张的漏记的款项及2015年年初结转余额之外，其余货款往来均与实际情况相符，故本院对上诉人认可的《发货对账单》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可，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15、16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不予采信。 二、关于《发货对账单》中所记载的上诉人2014年底结欠被上诉人744249.84元是否真实的问题，即2015年年初结转余额是否为744249.84元的问题。被上诉人在2020年12月3日的谈话笔录中自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7发票完整，亦对该证据中包含的《奥盛特对账单（2014年）》中记载的“本年累计-14472.69”的金额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7予以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不予采信。 三、关于2015至2017年《发货对账单》是否存在漏记上诉人已付款项的情况。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其提供的《发货对账单》漏记上诉人于2015年1月6日支付的5000元，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中收条所载明的票据号及金额与银行承兑汇票相互印证，时间亦能相互呼应，收款方亦能确认为被上诉人，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9、10为2017年3月上诉人因电机质量问题向被上诉人索赔的款项，《索赔通知书》上有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季强签字，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12为2017年6月上诉人因电机质量问题向被上诉人索赔的款项，但《电机退赔通知书》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其制作方式与2017年3月存在较大差异，一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时，被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上述两笔款项系代开票行为，且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税点。结合《发货对账单》记载2017年7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2875元，备注为“税点”的情况，不可排除上诉人存在代开票行为的可能性，故本院对上述两项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发货对账单》2015年、2017年收款部分遗漏记载已付货款169000元（5000元+160000元+2000元+2000元）。 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4、6、7、8、13均系一审庭审过程中形成的笔录。庭审笔录以文字形式固定的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环节，是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并居中裁判的基础之一。二审程序系一审程序的监督程序，同一案件的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一脉相承，一审形成的庭审笔录本就属于二审审查的范围，不属于二审形成的新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系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证据与其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二审认定的事实如下：2020年4月27日，被上诉人浙江奥盛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名称依法变更为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上诉人于2008年开始向被上诉人购买汽车玻璃升降器电机。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交易流程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发货通知单——被上诉人依据发货通知单备货并发货至上诉人仓库——上诉人依据实际使用的电机数量通知被上诉人开票——被上诉人开票——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发货至上诉人仓库的货物在未被上诉人实际使用之前，仍然属于被上诉人方库存。 一、关于2017年之前已开具发票但欠付的货款。2019年1月，被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季强及财务人员杨卫琴前往上诉人处对2015年至2017年已开具发票的货款进行对账，上诉人财务人员官嫚婷于2019年1月9日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对账单》上签字，但双方未就2014年底结转至2015年初的余额进行核对，二审中被上诉人自认该年初余额所载数据744249.84元错误，实际结转余额为-14472.69元。官嫚婷虽签字确认《发货对账单》上所载明的各笔款项往来，但该《发货对账单》遗漏记载上诉人于2015年1月6日支付的货款5000元，2015年1月7日支付的货款160000元，2017年3月2日三包索赔款2000元，2017年3月17日三包索赔款2000元。 二、关于2017年之后已开具发票但欠付的货款。《发货对账单》载明，2018年度上诉人支付货款1422987元，被上诉人开票金额974546.72元；2019年度上诉人支付货款534770元，被上诉人开票金额239682.62元。一审组织双方当事人就2018、2019年的款项往来进行对账，经一审对账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2018年收款部分遗漏记载已付货款39080元，2019年收款部分遗漏记载已付货款71478元。2018年、2019年度被上诉人遗漏记载已付货款共计110558（39080+71478）元。故2018年、2019年上诉人已支付货款2068315（1422987+534770+110558）元；2018年、2019年被上诉人开票金额为1214229.34（974546.72+239682.62）元。 三、关于未开具发票部分的货款，2019年1月8日，上诉人工作人员郑祥盛在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9月至2018年发货清单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向上诉人交付电机200264只，在2017年向上诉人交付电机114020只（对2017年6月26日发货的200只、8月3日发货的50只、9月18日发货的40只不予认可），在2018年向上诉人交付电机23880只（对2018年3月21日发货的60只、8月15日发货的20只不予认可）。经核对产品发货通知单，2017年6月26日发货的200只电机有上诉人工作人员兰德良签字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3月1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即《外协外购件订货合同》，合同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条款约定：预付50%，货到付25%，余款于60天内付清(含税价每只28元)。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电机10656只（尚余240只未使用）。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期间开具发票的电机数量共计329835只（其中2015年为54765只，2016年为122770只，2017年为115359只，2018年为28878只，2019年为8063只）。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退回电机数为11798只，并放弃主张现余上诉人未使用的240只电机货款。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自2008年4月起形成。经双方确认，2008年4月至2014年12月底，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账面余额为-14472.69元。2015年，《发货对账单》漏记上诉人已支付款项165000元，2017年，《发货对账单》漏记三包索赔款4000元。故本院对《发货对账单》的结算金额予以调整，截至2017年12月底，上诉人所欠已开票部分的货款为1109925.75（2037648.28-744249.84-14472.69-165000-4000）元。2018年、2019年货款业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确认，2018年、2019年被上诉人开票货款为1214229.34元，收款2068315元。综上，截至2019年底，上诉人所欠已开票货款为255840.09（1109925.75+1214229.34-2068315）元。关于未开具发票部分的电机货款。2015年9月之后的发货数量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清点和庭审对账确认为7147只，货款为200116元，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2015年9月之前的未开票电机数量，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为7538只。二审期间，一方面，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完整，发票显示2008年至2015年8月底，已开票电机数量为265099只，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显示2008年至2015年8月底发货数量294040只，与一审被上诉人的主张存在较大差距。另，依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上诉人通知发货?——被上诉人发货——上诉人根据实际适用电机数量通知被上诉人开票——被上诉人开票——上诉人付款的基本交易模式，被上诉人发货后在上诉人仓库未使用的电机属于被上诉人方库存，双方的交易数量应当以实际使用电机数量结算而非被上诉人的发货数量。故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事由，经核实，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一审法院已通过微法院向上诉人方送达，被上诉人财务人员作的谈话笔录上诉人亦已在微法院上发表质证意见，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的电机货款为455956.09（255840.09+200116）元。一审认定欠付货款数量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支持被上诉人逾期利息主张有其依据，法律适用正确，但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庆元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6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江西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支付被上诉人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55956.09元及逾期支付利息（自2019年9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江西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883元，由上诉人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328元，被上诉人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负担15555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883元，由上诉人江西省索密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328元，被上诉人浙江积丰家居有限公司负担155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叶 坚 审 判 员 程允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代书记员 徐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