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雪良，男，198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景尧、黄胜刚，杭州市余杭区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根法，男，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春兰，女，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鑫，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雪良为与被上诉人蔡根法、吴春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7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雪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雪良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蔡根法、吴春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剥夺了高雪良申请评估的权利，程序不当。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清兰卫生用品厂（以下简称清兰卫用厂）的资产组成是否价值50万元是本案涉及的基础问题，高雪良两次书面申请对清兰卫用厂的价值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均未准许，违反法定程序并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二、蔡根法、吴春兰的行为构成欺诈。1.蔡根法、吴春兰虚构了300万元业务订单及客户资源的事实，隐瞒了设备及其等并非其所有的事实，出售空壳企业。2.蔡根法、吴春兰以合作、合伙为名金蝉脱壳套取款项，损害高雪良利益。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仅认定双方订立了《合作协议书》，但对于协议成立后双方是否进行合作投产未予认定，对双方的出资并未予以认定。2.一审法院对于300万业务订单、技术客户资源是否虚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价值是否虚构均未作出认定。3.高雪良系受欺诈而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书》，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认定高雪良提交的证据8，不准许高雪良的评估申请，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蔡根法、吴春兰共同辩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准许高雪良的评估申请正确无误，因为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包含大量隐形价值无法评估，且双方已就相关资产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蔡根法、吴春兰始终并未提出300万业务量的保证，双方也未约定营业执照及业务量包括在股权价值中，高雪良以此为由主张蔡根法、吴春兰存在欺诈，与事实不符。二、蔡根法、吴春兰已按约交付了设备，亦无第三方对该设备主张所有权，且高雪良也认可收到主要设备且可以投入生产。三、双方是合作关系，案涉设备价值50万元，高雪良支付了30万元，相当于蔡根法、吴春兰以设备中的20万元价值作为合作的投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雪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高雪良、蔡根法订立的《合作协议书》，蔡根法、吴春兰返还高雪良出资款48万元；2.蔡根法、吴春兰支付高雪良违约金2.4万元；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蔡根法、吴春兰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0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清兰卫用厂个体工商户字号有效期自2012年10月10日至2013年4月9日，个体工商户姓名为吴春兰。2012年12月27日，浙江省卫生厅向清兰卫用厂颁发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2年12月27日至2016年12月26日。2013年1月7日，吴春兰申请个体工商户清兰卫用厂登记，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从业人员4人，资金数额20万元，经营范围卫生用品（湿巾）。 2018年12月20日，蔡根法通过微信向高雪良发送《合作协议书》，同时蔡根法向高雪良发送清兰卫用厂外立面改造照片，该《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蔡根法，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股份占比余杭区星桥街道清兰卫生用品厂总估价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现乙方出资叁拾万元给甲方，占60%股份。甲方剩余40%股份。合作经营卫生湿巾生产。二、资金投入甲方、乙方按股份比例总计投入叁拾万元用于生产经营（?300000元）。甲方出资12万元，乙方出资18万元。乙方负责后续日常经营费用投入。三、双方权力、义务1、乙方全权负责工厂生产经营和管理，甲方负责前期订单业务和生产指导。2、每年结算一次销售利润。3、不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四、本协议一式贰份，合伙人各一份。本协议自合伙人签章（或盖章）即日起生效。”诉讼中，高雪良、蔡根法均确认上述《合作协议书》中乙方即高雪良。2018年12月31日，高雪良向蔡根法转账30万元。 后清兰卫用厂的机器设备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169号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530号，新厂址的装修具体由高雪良负责。2019年1月19日，高雪良支付蔡根法10万元；2019年1月23日蔡根法支付沈华强96000元，备注“4楼租金”。 2019年3月4日，高雪良及其妻子春云、蔡根法、吴春兰在一起商讨清兰卫用厂经营事宜，其中蔡根法称：我也开饭店了，投资大，又没有时间，当时和你说过的。第二，房屋等各方面都上涨了，投资也不吃不消了，我要卖掉它的，那时候沈华强也知道的，价格谈好了50万，对方要分期付款，一次性不到位的，我不同意……我那时候和他说过了，我一部分机器、一张营业执照，那时候早的，办出来花了十多万，还有那批订单、业务方面，我本身在做的……那时候一个机器，一张营业执照，第二个我本身就有这个单子在的，小闵都谈好了……。诉讼中，高雪良认为清兰卫用厂估价50万元包括机器设备、业务订单300万余元、营业执照以及卫生许可证；蔡根法认为包括清兰卫用厂的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客户资源。 另认定，蔡根法、吴春兰于2008年7月3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高雪良与蔡根法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吴春兰对此无异议，应认定合法有效。案涉《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后，高雪良已经按约向蔡根法支付30万元购买清兰卫用厂60%份额，亦通过蔡根法向新搬迁地址房东沈华强支付房租96000元，双方已经开始合作经营。现高雪良主张蔡根法、吴春兰欺诈要求撤销《合作协议书》并返还出资款48万元等，该院对其理由分析如下：第一，高雪良认为清兰卫用厂系个体工商户并非有限公司，不存在股份，故蔡根法、高雪良出让“股份”属欺诈；第二，《合作协议书》载明的总估价50万元属虚构，机器设备并非蔡根法、吴春兰所有，且存在折旧，而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不可转让，也无蔡根法所述300万元业务订单，但《合作协议书》有关“股份”陈述，实系合伙份额，且案涉《合作协议书》系约定高雪良购买清兰卫用厂60%份额后，双方继续投资进行共同经营，高雪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在签订案涉《合作协议书》之前对清兰卫用厂的个体工商户性质以及资产情况进行核实调查，且双方均认可《合作协议书》清兰卫用厂估价50万元包括机器设备、订单等，该估价系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共同认可的，高雪良也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机器设备不属于蔡根法、吴春兰，高雪良现主张蔡根法、吴春兰欺诈,要求撤销合同并返还投资款等诉请，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同时该院对高雪良在本案诉讼中要求对清兰卫用厂的资产（机器设备、材料和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申请不予准许。综上，高雪良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蔡根法、吴春兰的答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雪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120元，由高雪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高雪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欲证明蔡根法、吴春兰出售的清兰卫用厂估价50万元的构成包含办理价值10余万元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300万元订单（利润）及机器设备；2.清兰资料，欲证明蔡根法、吴春兰虚构清兰卫用厂价值50万元的事实；3.《情况证明》，欲证明蔡根法、吴春兰虚构事实，案涉湿巾流水线及净水设备系案外人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现由案外人杭州齐创日用品有限公司占有使用；4.《厂房租赁合同》，欲证明案外人杭州齐创日用品有限公司承租兴国路530号9幢4楼；5.《证明》及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蔡根法、吴春兰虚构机器设备系其所有的事实实行欺诈，案涉主要机器设备系沈华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6.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意见书、浙江政务网查询资料，欲证明蔡根法、吴春兰虚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办理费用，高雪良向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按照答复意见书指示查询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办理收费标准为不收费的事实。 经质证，蔡根法、吴春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中谈话主体的身份无法确认，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该录音中亦无承诺300万元订单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一审期间既已提交，且高雪良明确向一审法院自认收到了大部分设备，仅有小部分配件没有收到，且不影响生产；证据3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其内容与蔡根法、吴春兰持有的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相悖；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该证据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当时主设备已卖给蔡根法、吴春兰；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办理相关证照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并符合相应条件，且需要成本。 蔡根法、吴春兰向本院提交《80片湿巾机生产线所用权证明》一份，欲证明案涉生产线实际由清兰卫用厂所有，该证明所载价格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设备单价一致。 经质证，高雪良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高雪良提交的证据1中交谈各方的身份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蔡根法、吴春兰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高雪良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所载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高雪良提交的由案外人杭州齐创日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3载明“湿巾生产线及配套的净水设备系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经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意，该配套净水设备已由我公司使用”，而高雪良提交的由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5记载的是“我公司的上述净水设备已赠与杭州齐创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流水线已收回”，该两份证据对于净水设备的所有权归属的说明明显矛盾，且蔡根法、吴春兰向本院提交的加盖有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80片湿巾机生产线所用权证明》载明“2017年8月由杭州家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余杭区星桥街道清兰卫生用品厂转让80片湿巾机生产线一台（泉州明辉机械），转让价壹拾万元，该设备所有权为余杭区星桥街道清兰卫生用品厂”，鉴于前述三份证据两两之间均存在矛盾之处，亦无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其真伪，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均不予采信；高雪良提交的证据4、6与本案争议事项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二审期间，高雪良向本院提出如下申请：1.对清兰卫用厂的资产（机器设备、材料和无形资产）进行定价评估；2.请求法院责令蔡根法、吴春兰提供清兰卫用厂账册、财务会计凭证、取得资产的合同（协议）及享有无形资产的书证；3.请求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2020年8月4日高雪良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东湖派出所报警，东湖派出所接处警记录；4.仲建英与沈华强（已故）的结婚登记表。对此，本院认为，高雪良自认其与蔡根法于2018年12月31日订立案涉《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清兰卫用厂总估价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高雪良的前述缔约行为表明其已接受该协议估价，其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估价有误，其要求对清兰卫用厂的资产（机器设备、材料和无形资产）进行定价评估，责令蔡根法、吴春兰提供清兰卫用厂账册、财务会计凭证、取得资产的合同（协议）及享有无形资产的书证的申请，均无必要，故本院对其第一、二项申请不予准许；高雪良的第三项申请所涉材料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对其该项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高雪良在申请调取仲建英与沈华强的结婚登记表时称，案涉部分机器设备系案外人沈华强所有，其该项陈述与高雪良二审提交的证据3、5自相矛盾，鉴于现无任何初步证据证明该项申请与本案争议事项缺乏直接关联性，对于高雪良的第四项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高雪良上诉称蔡根法虚构300万元业务订单及客户资源的事实、隐瞒案涉机器设备并非全部系其所有的真相，已构成欺诈，其有权撤销案涉《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蔡根法、吴春兰返还出资款并支付违约金。但，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蔡根法在与高雪良签订该《合作协议书》时承诺为清兰卫用厂提供300万元业务订单等客户资源。且，高雪良虽上诉称案涉主要设备实际为案外人所有，但本案审理过程中其陈述的设备实际所有人前后不一，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亦自相矛盾，且法庭调查过程中其代理人明确陈述至今尚无案外人就案涉机器设备向其主张所有权，故高雪良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案涉《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记载清兰卫用厂总估价为50万元整，鉴于高雪良未能举证证明其系受欺诈而订立该《合作协议书》，无法推翻案涉《合作协议书》的证明效力，其亦未提交有效的初步证据证明前述协议估价存在虚高、不实等情形，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其要求对清兰卫用厂的资产进行评估的申请，并无不当，高雪良以此为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高雪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40元，由上诉人高雪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 宁 审 判 员  袁正茂 审 判 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余 凯 书 记 员  周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