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13民初14881号原告：俞然，男，199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聂超，男，199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俞然诉被告聂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然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昆，被告聂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俞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37万元；2.偿还借款利息，其中161万元，自2018年4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还款利息，计算到2020年9月10日利息约为93.38万元；76万元，自2018年4月9日起按照2018年央行贷款年利率4.75%计算逾期利息，2020年9月10日利息约为7.97万元；利息合计101.35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是同学关系。2018年，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短期借款。2018年3月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76万元，出具一张借条，约定2018年4月8日归还，若逾期不还，按照银行每天最高利息支付违约金。随后，原告通过工商银行给被告账户转款76万元。2018年3月9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161万元，并签订两张借条，约定2018年4月9日全额归还，若逾期不还，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并承担追回借款的一切损失。原告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转款161万元。上述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和被告联系，索要借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2020年5月，原告曾起诉被告还款，被告声称本案涉及刑事，要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现公安机关业已查明，本案与刑事案件无关。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原告起诉被告立即还款，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聂超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我没有向俞然借过钱，借款事实不存在。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我是2018年3月份报案我被诈骗，刚开始我反映的是蔡忠胜诈骗我的问题，俞然起诉我之后，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起诉我，俞然和蔡忠胜关系很好，2018年3月份蔡忠胜跟我说他的卡不知道为什么有限额了取不出来钱了，说让我帮着提现一笔钱，当时我的账户上收到钱之后，我在柜台办理取现，取现后现金让蔡忠胜、俞然一起拿走了，出了银行门拿走的，一笔76万元、一笔80万元、一笔81万元都是这样操作的，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我当时并不知道给我账户转账的人是俞然。借条是蔡忠胜让我打了，是取现之前一两天打的，在蔡忠胜家打的，当时蔡忠胜在滨河小区租的房，我之所以给蔡忠胜打借条是因为蔡忠胜跟我说为了他方便向别人借款或贷款，让我给他写个借条，之前他本来说不去银行取现的，但实际他去了。取完现金后当时我问他，他说他已经把借条撕了。我打借条时没有俞然的名字，借条上其他的手写体是我自己写的，后来俞然起诉我我很惊讶，如果我一开始知道是俞然给我转的账我报警时肯定会把俞然的事一块说了。我本来想着俞然今天开庭会来，我跟他当面对质，结果他没来。本院经审查查明如下事实：2020年7月9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俞然诉被告聂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俞然的诉讼请求除利息计算期间不同之外，其他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后因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本院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京0113民初89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俞然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2020年8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回函称，该案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存在刑事犯罪，故将原材料退回。后原告俞然再次起诉即本案。原告俞然称被告聂超向其借款237万元未偿还，并提交借条三张、三张转账凭证，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具有借贷关系，原告已将三笔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给了被告，根据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期限及利息约定，被告应如期偿还。原告俞然认可三张借条及三张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并没有收到237万元，并称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调取了聂超举报被诈骗一案的卷宗材料。其中，2018年3月29日对聂超的询问笔录中记载：聂超陈述“蔡忠胜还让我做担保从一个人那里借款237万元，3月8日76万元、3月9日一笔80万元一笔81万元，全部都取现金给蔡忠胜拿走了，蔡忠胜说这个钱用于公司周转，两周就能还上”；2020年12月1日对聂超的询问笔录记载：问：讲一下你之前向公安机关反映的俞然起诉你还钱一事的情况？聂超陈述“2018年3月7日，蔡忠胜找到我和我说他自己的银行卡限额了，取不出钱了，需要用我的银行卡帮他取钱。当天他给了我三张空白借条，借条上面没有出借人。让我在上面填上金额、日期、签名。他和我说‘到时候取钱的时候他不一定到，就写个借条，相当于是给他一个保障，取完钱就撕了’。当时我也没当回事，我就同意了给他取钱，在借条的金额上分别填的是76万、80万、81万，在借条上签了字，写了日期。2018年3月8日9时许我刚下夜班，蔡忠胜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取一下钱，他就到仁和花园去接我，我见到他的时候把工商银行的卡号给了他。我和蔡忠胜到了仓上工商银行顺义支行门口的时候，俞然也在银行门口。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显示我的工商银行卡到账76万。我和蔡忠胜说‘钱到了，76万，怎么这么多’，蔡忠胜说‘你不用管，取出来就行’。我还问蔡忠胜‘俞然就在这里，你还让我取钱干什么’，俞然说‘我的卡也限额不能用了’。我就到柜台取钱了。当时因为取得现金比较多，我没有袋，我就给蔡忠胜发微信，需要拿一个袋子。银行的工作人员问我，是否预约了，和谁预约了。我就又给蔡忠胜发了微信‘银行问预约了没有，打那个电话预约的’，他也没有回我微信。然后一会儿给我拿来一个袋子，银行也没在问预约的事儿。就把76万现金从窗口往外递，我就装袋拿出去就给了蔡忠胜和俞然了。蔡忠胜和俞然就开车走了，我就自己回家了。2018年3月9日我下了夜班，蔡忠胜给我打电话让我再取两笔钱，我还问他是否预约了，他说已经和银行约好了。蔡忠胜和俞然开车到仁和花园接我，我们一起到了裕龙的工商银行，到银行门口的时候手机短信提醒钱到账了80万。我自己进去银行把现金取出来，就直接给他们了我就自己回家了。当天下午15时许，蔡忠胜给我打电话说还有一笔钱要取，我就没在细问，开车到了蔡忠胜家楼下。蔡忠胜开车带着我到裕龙的工商银行，到了银行门口手机短信提示81万到账。我自己进去银行排号到柜台把81万现金取了出来，出了门口的时候俞然也在门口了。我就把钱给了他们两个，一起坐车到了蔡忠胜家楼下，我就开车回家睡觉去了。过了两三天，我问蔡忠胜借条呢他和我说借条已经撕了。我也没当回事。2018年3月23日前后，蔡忠胜找我借钱。我借给了他6000元现金。也没有写欠条。2018年3月17日前后，因为之前蔡忠胜用我的名义和银行贷款，到还款日了，我就给蔡忠胜打电话提醒他还款。他接了电话说知道还款的事。到28日还款的银行卡没有收到蔡忠胜转来的钱。我给蔡忠胜打电话，就打不通了。我之后又一直联系他，也联系不上。我后来就报警了。通过咨询律师，我到顺义法院起诉了蔡忠胜，法院判决我胜诉了。一直也找不到蔡忠胜。2020年7月份的时候，我收到法院传票俞然起诉我还钱。当时我特别诧异。我按照规定的日子到了法院，才知道是因为之前的三张借条和俞然给我的三笔转账起诉我还钱。我就联系公安机关，后来我去银行调取交易记录，我才知道之前的三笔钱是俞然转给我的。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庭审中，原告俞然称“俞然第一次起诉聂超时法院已经向公安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回函说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存在刑事犯罪，所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已经认定本案就是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被告抗辩说涉及刑事没有证据证明，又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借款，所以应当偿还借款”；被告聂超称“2018年3月29日我报案蔡忠胜诈骗的时候我没提到俞然，是因为我并不知道是俞然给我转的账，也不知道俞然会起诉我，所以询问笔录里没有提及俞然的事情。后来俞然起诉我之后我就去找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陈松警官，打电话找他预约，想向他陈述俞然起诉我的事，他答复说那就约个时间来做笔录，但后来他一直忙没有约我。2020年12月1日约我去做笔录了，警察说让我回去等消息，案子还在侦办中。当时关于回函的具体情况我也向公安了解了，公安答复是当时没有做书面的笔录，第一次我报案时的笔录并不涉及俞然，所以公安就回复了退卷，现在我向公安陈述了相关情况并作了笔录，公安已经受理了，该案还是涉及刑事需要移送公安机关办理”。本院认为：本院曾受理原告俞然起诉被告聂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因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回函退回原因为证据不足，但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来看，聂超于2018年3月29日举报其被骗事宜，公安机关确实已经立案且并未结案，聂超于2020年12月1日向公安机关陈述俞然起诉其事宜，涉及本案，公安机关并未对是否涉及刑事作出认定，在此情况下，本案是否涉及经济犯罪并无定论，原告俞然应待排除经济犯罪嫌疑后再行起诉，故对于原告俞然的起诉，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俞然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翟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