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4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百事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善县惠民街道成功路**。法定代表人：沈志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杰，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国良，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上虞嘉彬化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联江村**/div>法定代表人：阮海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观庆，浙江敏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嘉磊，浙江敏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嘉善百事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嘉彬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事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嘉彬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适用程序不当。原审法院未通知朱某、嘉兴市麟湖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处理不当，朱某、麟湖公司作为实际经营方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参加诉讼导致了本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原审法院判决对证据3“证据失权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的做法不合法。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认定百事顺公司与嘉彬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错误。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买受人应为朱某，系朱某承租百事顺公司四车间向嘉彬公司购买化工原料，百事顺公司只是代为付款收票，且嘉彬公司对此心知肚明，该情况在本案朱某、陆林荣的证人证言中均已证明且相互印证。2.原审认定百事顺公司尚欠430余万元货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认定430万元欠款的依据是嘉彬公司自认以及朱某的证人证言，但朱某证言的欠款主体是其自己开办的麟湖公司，其证言证明百事顺公司只是代为付款收票，真正与嘉彬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以及欠款的均是其自己开具的麟湖公司，原审法院认定是百事顺公司欠430余万元货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经核查，朱某及其妻子直接支付嘉彬公司款项4143966元，加上朱某委托百事顺公司支付的款项4291875元，合计8435841元。三、原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没有查清。1.购销协议书上载明购货单位为嘉善百事顺朱某，嘉善百事顺只是送货地点，承租经营人朱某才是交易收货方；2.购销协议书签收人员大部分为朱永林（系朱某之父），部分为朱金泉（系朱某叔父），结合购货单位记载为嘉善百事顺朱某，能证明朱永林、朱金泉实际服务于朱某，原审仅凭朱永林社保挂靠关系认定朱永林系百事顺公司的人是片面的；3.朱某及其子付款也证明百事顺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4.原审法院对百事顺公司提交的其与朱某之间的租赁合同不予采信的做法不利于查明事实；5.原审未审查嘉彬公司向百事顺公司的催讨记录，实际上均是向朱某催讨的。四、嘉彬公司涉嫌虚假诉讼、虚开增值税发票。嘉彬公司明知交易对象为朱某，甚至将数百万元发票开给没有生产资质的麟湖公司，拒不提交其与麟湖公司的送货单、交易合同，混淆了其与朱某交易的事实，见到朱某、麟湖公司处于债务危机，试图将风险转嫁给百事顺公司，已构成虚假诉讼、虚开增值税发票。嘉彬公司辩称,一、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无需追加麟湖公司、朱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关于买受人的认定，发票记载的买受人为百事顺公司，送货单签收人员系百事顺公司员工，送货地点也是百事顺公司，注明朱某是为了区别其他车间，百事顺公司支付了款项，二审百事顺公司的账册也反映付款单位为百事顺公司。关于欠款金额，一审嘉彬公司自认百事顺公司支付了500多万元，百事顺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未超过该金额。朱某一审庭审时陈述百事顺公司四车间欠嘉彬公司430余万元，因此本案欠款事实清楚；三、遗漏重要事实不能成立。嘉彬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付款金额442500元，双方在一审时均提交了收据，均认可442500元是第三人支付的款项，是朱某代自己公司支付的款项；四、双方发生的交易金额是1000余万元，嘉彬公司有部分发票开给百事顺公司，有部分发票因百事顺公司没有要求没有开具，嘉彬公司已经向税务部门交纳税费，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偷税的事实。嘉彬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百事顺公司支付嘉彬公司货款4348629.4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嘉彬公司向百事顺公司的一、二、四、五车间发送分散液黑、分散蓝等染料货物，其中一、二、五车间的货款均已结清。涉及四车间的送货单均有朱永林、张俊等人签收，共计9581565元。嘉彬公司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向百事顺公司开具票面金额总计806406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百事顺公司均予以认证抵扣。现嘉彬公司主张百事顺公司尚欠货款4348629.40元，百事顺公司否认其系买卖合同相对方，故成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百事顺公司一、二、五车间已结算完毕之事实并无异议，针对四车间讼争的货款，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嘉彬公司主张百事顺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协议书、付款凭证、养老保险缴纳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百事顺公司辩称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系实际挂靠租赁百事顺公司车间的人员或公司与嘉彬公司之间发生买卖交易往来。该院认为，纵观本案证据，百事顺公司的辩称意见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其所辩称的内部租赁挂靠行为并不足以约束嘉彬公司。该院对嘉彬公司关于嘉彬公司、百事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予以采纳，具体从以下几点理由展开阐述：其一，在2014年至2019年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嘉彬公司陆续向百事顺公司开具票面金额共计8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百事顺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交易主体以买方的名义接受嘉彬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办理了认证手续。其二，百事顺公司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嘉彬公司支付部分款项，且百事顺公司也自认从其账面上反映付款金额高达770余万元。其三，嘉彬公司提供的涉及四车间的购销协议书中购货单位均含有百事顺公司的简称，例如“嘉善百事顺印染”、“嘉善百事顺”，货物签收人员基本上为朱荣林（百事顺公司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为其交纳养老保险）。证人朱某也认可涉及四车间的购销协议书签收人员系四车间的员工，且嘉彬公司的货物均送至百事顺公司经营场所的四车间。从四车间欠款的货款金额来看，该院结合证人朱某关于朱金泉身份的陈述，嘉彬公司提供的四车间的购销协议涉及总货款金额9581565元，扣除嘉彬公司自认四车间已付款5277095.60元，现尚欠货款金额为4304469.40元。该金额与朱某在庭审中承认四车间尚欠货款430余万元的该节事实基本相符。现嘉彬公司主张百事顺公司支付货款4348629.40元，该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相应予以调整。嘉彬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妥，该院予以支持。百事顺公司辩称部分购销协议书的诉讼时效已届满，该院认为，案涉购销协议书本身属于交货凭证的性质，结合百事顺公司于2019年仍在转账付款之事实，该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法律及行政法规已就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抵扣、代开等事宜作出相应规定，各方均应恪守财务制度。百事顺公司若认为本案存在违反税法规定的行为，可自行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应线索。综上所述，该院对嘉彬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百事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嘉彬公司货款4304469.40元和自2020年3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嘉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百事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4民终1727号、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20）浙0411民初1006号、嘉善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1民初4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朱某系百事顺公司实际租赁经营户，朱某系讼争交易买受人，百事顺公司并非买受人；2.厂房租赁协议，证明朱某系百事顺公司四车间实际租赁经营户；3.朱某、朱永林户口本、麟湖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朱某与朱永林系父子关系，朱某系麟湖公司实际控制人，麟湖公司与朱某已信用危机；4.百事顺公司代为支付的朱某付款凭证，金额为4291875元；5.朱某及妻子姚园青向嘉彬公司法定代表人阮海江付款凭证，付款金额合计4143966元；6.（2020）浙0602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租赁合同代为开票的交易习惯。嘉彬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审核，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朱某对外是以百事顺公司的名义采购材料，百事顺公司也认可朱某是其主管、四车间的负责人，该案判决书与本案之间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嘉彬公司明知百事顺公司与朱某之间的内部租赁法律关系；2.已超过举证期限，也不属于新证据；证据3对工商登记信息及户口本真实性无意见，但与本案无关，朱某、朱永林之间的关系在本案中是代嘉善百事顺公司签收的职务行为；证据4、证据5，朱某转账明细打印时间显示为2020年4月18日，其他证据也早已形成，百事顺公司一审拒不提供，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朱某及妻子姚园青支付款项无异议，但百事顺公司存在重复计算，嘉彬公司一审承认四车间付款5277095.60元（对公转账506875元、承兑及个人支付4770220.6元），百事顺公司二审提供的支付凭证小于该自认金额，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从百事顺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等看，付款单位为百事顺公司，部门主管朱某，应付账款嘉彬公司，均可表明百事顺公司是讼争交易买受人；证据6与本案无关，真实性由法院审核。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6与本案无关，证据2系朱某与百事顺公司内部关系，不能约束嘉彬公司，证据3与本案无关，也不能据此认定买受人；证据4、5不是二审新证据，且该支付凭证小于嘉彬公司一审自认金额，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嘉彬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庭询结束后，百事顺公司向本院寄送朱某付款明细一组，嘉彬公司认为其中部分付款不是支付四车间货款，部分存在重复计算，因上述材料并非二审新的证据，且扣除嘉彬公司有异议款项后，小于嘉彬公司自认款项，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讼争买卖关系，如果存在，交易金额如何认定；二、本案是否需要追加朱某、麟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百事顺公司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假诉讼。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讼争买卖关系。百事顺公司主张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实际交易方系挂靠租赁四车间人员朱某，但该内部租赁关系百事顺公司与朱某的内部关系，不能约束嘉彬公司。从付款情况看，百事顺公司通过公司账户支付了部分货款，另有部分货款系通过朱某及妻子转账给嘉彬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以及承兑方式支付，该个人付款嘉彬公司开具的收条上写明的付款单位均为百事顺公司，百事顺公司记账凭证会计科目及用款申请单上记载的单位也为嘉彬公司，结合购销协议书中购货单位均含有百事顺公司、百事顺公司以买方的名义接受嘉彬公司开具的800多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办理了认证手续，可以认定讼争买卖关系发生在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关于交易金额的认定，嘉彬公司一审承认四车间付款5277095.60元（对公转账506875元及承兑及个人支付4770220.6元），百事顺公司二审主张的朱某委托百事顺公司支付的款项4291875元与朱某及其妻子直接支付嘉彬公司款项4143966元存在重复计算，计算错误等情况，剔除重复计算金额后，支付金额小于嘉彬公司自认金额。另外，朱某在一审庭审中承认百事顺公司四车间尚欠货款430余万元。因此，一审对交易金额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因讼争买卖关系发生在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本案无需追加朱某、麟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二审中，嘉彬公司申请追加麟湖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亦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三，因讼争买卖关系发生在嘉彬公司与百事顺公司之间，百事顺公司以嘉彬公司明知交易对象为朱某、试图将风险转嫁给百事顺公司为由，主张嘉彬公司构成虚假诉讼、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能成立。综上，百事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89元，由上诉人嘉善百事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冯 莹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