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579号。 负责人：杨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徐萍、潘福特，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360号体育中心15号看台下。 负责人：徐智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何宇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div> 法定代表人：何宇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长龙，男，195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亢吉成，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金，浙江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永冬，男，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原审被告：杨久蓉，女，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延安支行）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原审被告张永冬、杨久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行延安支行上诉请求：1、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4475号民事判决书之第一项至第四项判决事项。2、请求依法改判“由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对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五被上诉人在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张永冬、杨久蓉追偿”作为判决第五项。3、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建行延安支行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各被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系认定事实有误、法律适用不当,判决结果确有错误,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一、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对张永冬、杨久蓉的付款义务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建行延安支行认为，建行延安支行与张永冬、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应恪守约定,全面履行各项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建行延安支行根据约定将分期本金金额173670元以转账形式“划入担保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以购买本合同第二条所列之车辆”。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在收到建行延安支行转账的购车款后,由其宁波分公司协助张永冬购置福特牌小型轿车壹辆（车牌号为浙ＢＹ××××）,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建行延安支行。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的保证人处有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加盖公章,负责人张晓签字。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已实际收取建行延安支行出借的购车分期本金,并由其宁波分公司为主债务人（即张永冬）购车提供担保中介,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实施的合同行为,实际认可其宁波分公司作为《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保证人,并开展相关担保中介业务的意思表示。对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及宁波分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的《授权书》,对授权担保范围的约定是明确的,即:一、甲方（即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授权乙方（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开展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并授权乙方办理业务相关手续;三、甲、乙双方共同为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根据该两条款,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及宁波分公司对“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并未限定债权人仅为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且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并未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而是由其下属支行办理相关业务,其中包括建行延安支行。既然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及宁波分公司承诺对“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故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及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对作为具体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的建行延安支行,不能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承担。根据《授权书》第五条:本授权书有效期一年,有效期从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本案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的主债务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2日,在授权书有效期限内,故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及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应对建行延安支行审批同意在此期间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所以,不论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还是从明确的书面授权情况,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作为主合同保证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保证行为是有效的，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作为其总公司,且在授权书上承诺共同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并作为合同指定的分期本金收款单位,亦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关于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能否适用于本案,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1、建行延安支行与四份最高额担保合同的债权人即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具有合同权利的承续关系。根据建行省分行《建浙发（2011）47号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文件,经建行省分行杭州地区机构调整,建行延安支行与营业部国际业务部、中山支行合并,使用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即案涉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债权人）机构号和名称,对接下城区。被合并支行机构号继续保留,并隶属于新的相应综合型支行管理。《建浙发（2012）85号关于下发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地区经营管理模式优化方案的通知》文件,进一步将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定位为负责杭州地区经营管理的责任主体,对杭州地区的总体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有效性负责。以上文件,证明经过机构调整,建行延安支行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存在隶属管理关系,其经营管理由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全面负责。2013年12月31日,建行延安支行使用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的名称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具体实施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效力应及于建行延安支行。2、建行延安支行作为建行省分行下属分支机构,其业务开展必须得到上级公司的授权。而且根据最高额担保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甲方（即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出现下列任一情况而减免:（二）乙方（即债权人）委托第三方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建行延安支行作为合同乙方（即债权人）的下级行,其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业务是得到债权人审批同意的,且已将分期款项全额支付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指定的长行汽车服务公司的银行账户内,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书面授权下属分公司开展担保业务,该笔购车分期付款业务应适用四份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保证范围。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内,系建行延安支行经营管理的责任主体,建行延安支行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及合同承续关系,而且建行省分行营业部本身并未开展信用购车分期付款业务,所以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一系列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本意来看,是为其开展具体业务的下属支行即建行延安支行的每一笔信用购车分期放贷行为提供保证担保,故建行延安支行在此期间发放购车分期付款业务应属于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综上,建行延安支行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建行延安支行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予以改判。 亢吉成辩称：亢吉成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之处。亢吉成在本案中唯一与建行有关的，是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是这份保证合同，无论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的范围界定，均与建行延安支行没有关联性，合同所列债务人跟本案的主债务人范围也不一致。综上，亢吉成认为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本案的贷款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因此，对于本案贷款，亢吉成不应当承担责任。 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未发表答辩意见。 张永冬、杨久蓉未发表陈述意见。 建行延安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永冬、杨久蓉归还建行延安支行借款本金65570.93元、利息29387.34元、违约金3175.31元及其他费用5014.68元（利息、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止，此后按合同约定另计至本息结清之日），合计：103148.26元；2.张永冬、杨久蓉承担建行延安支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3.建行延安支行对张永冬、杨久蓉抵押的车牌号为浙ＢＹ××××、车架号为ＬＶＳＨＥＦＡＣ9ＥＦ845398的福特牌小型轿车就第1、2项诉讼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永冬、杨久蓉、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长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日，张永冬向建行延安支行申请办理购车分期业务，并签订《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表》及《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人约定条款》，办理龙卡信用卡一张，卡号为5324××××6992，并承诺遵守《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人约定条款》。张永冬申请购车分期金额为173670元，分期期数为36期，手续费费率（月费率）0.2625%，持卡人月支付手续费金额455.88元。杨久蓉在购车分期共同还款承诺书上签名确认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同日，建行延安支行与张永冬、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订《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张永冬以其所有的车架号为ＬＶＳＨＥＦＡＣ9ＥＦ845398的福特牌小型轿车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为张永冬主合同条款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16日，办理了机动车抵押登记。根据《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人约定条款》，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的利息、滞纳金和手续费等计算规则以及其他未尽事宜依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申领协议》和《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执行。龙卡信用卡申领协议规定：ｌ、甲方未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全部欠款的，全部应还款项（含已还部分款项）不享受免息还款期，自银行记账日起计收利息，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按月计收复利。2、甲方未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最低还款额的，除按规定计收利息外，还需按月支付滞纳金，收费标准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1美元或按5元人民币。建行延安支行于2014年7月4日向张永冬发放购车分期借款金额人民币173670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张永冬尚欠借款本金65570.93元、利息29387.34元、违约金3175.31元及其他费用5014.68元，合计：103148.26元未予支付，杨久蓉作为共同还款人未履行还款义务。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均为保证人、甲方）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汽车租赁公司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在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因与乙方签订主合同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亿元；等等。 一审法院另查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系长行汽车租赁公司的子公司，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系长行汽车服务公司的分公司。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中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加盖的公章中有“声明：未经总公司书面授权担保无效”的字样。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约定有“债权银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由申请人承担。”等内容。本案中，建行延安支行因提起诉讼，与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并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元。张永冬与杨久蓉于2014年6月24日登记结婚。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曾共同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开展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并办理业务相关手续；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及其负责人张晓签署业务开展过程中所需的一系列协议文本；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共同为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批同意发放的每一笔购车分期付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授权有效期从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等。 一审法院在另案中查明：除案涉《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亢吉成（保证人、甲方）曾于2013年2月22日与建行延安支行（债权人、乙方）签订一份《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租赁公司及其开办业务的具体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在2013年2月22日至2014年2月22日期间因与乙方签订主合同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亿元；等等。2013年2月22日，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亦分别作为担保人与建行延安支行签订了《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建行延安支行与张永冬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以及张永冬出具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表》及《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申请人约定条款》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张永冬在合同签订后以信用卡透支方式购买车辆，建行延安支行已实际履行了放款义务。现透支债务已届期满，而张永冬未按约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建行延安支行要求张永冬偿还所欠借款本息、违约金并支付其他费用、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债务发生于杨久蓉与张永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款项用途明确，金额未超出合理范围，结合杨久蓉在《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购车分期共同还款承诺书》中签字的事实，可以认定其对张永冬向建行延安支行申请案涉贷款事宜系明知并认可，故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张永冬、杨久蓉的夫妻共同债务，杨久蓉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案涉车辆（车牌号：浙ＢＹ××××、车架号：ＬＶＳＨＦＦＡＣ9ＥＦ845398）已办理抵押登记，故建行延安支行主张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关于建行延安支行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建行延安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分期付款业务的担保中介（即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系经长行汽车租赁公司有效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故无法认定案涉借款属于《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债权范围；同时，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系该四保证人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签订，其中明确约定债权人、主合同的签约主体均为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且建行延安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就相关合同权利存在承继关系，而建行延安支行确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另行签订过以建行延安支行为债权人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结合建行延安支行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之间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本案债务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建行延安支行据此主张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保证责任无法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的担保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中，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签章声明未经总公司授权担保无效。从现有证据来看，长行汽车服务公司签署的《授权书》是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而非向建行延安支行出具，故依据该《授权书》无法认定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针对建行延安支行的特定债权作出了授权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故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的担保法律关系不成立。建行延安支行要求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永冬、杨久蓉、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永冬、杨久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借款本金65570.93元；二、张永冬、杨久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利息29387.34元、违约金3175.31元、其他费用5014.68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止，此后按双方约定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总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三、张永冬、杨久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律师代理费1000元；四、若张永冬、杨久蓉未按照上述第一至三项条款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对张永冬、杨久蓉抵押的浙ＢＹ××××号（车架号：ＬＶＳＨＦＦＡＣ9ＥＦ845398）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041元，合计3404元，由张永冬、杨久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建行延安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建浙发（2011）47号《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2.建浙发（2012）85号《关于下发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地区经营管理模式优化方案的通知》。证据1、2证明根据建行省分行杭州机构调整方案，建行延安支行与营业部国家业务部、中山支行合并，使用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即案涉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债权人）机构号和名称，对接下城区。被合并支行机构号继续保留，并隶属于新的相应综合型支行管理。建行延安支行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之间存在隶属管理关系，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相关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效力及于建行延安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所涉信用卡购车分期业务由建行省分行营业部隶属行即建行延安支行开展实施。 亢吉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2三性有异议，从该证据的形式看，是建行延安支行内部通知，并未对外公开，对其出具时间的真实性有异议，因是内部文件，亢吉成并不知晓，因此不能证明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且该两份文件出具时间应该是2011到2012年期间，如果两家银行确系隶属关系，在2012年就已经形成，而本案是系列案件，无论是建行延安支行还是其上级行，均与亢吉成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且各自与亢吉成签订的保证合同时间均在2012年之后，因此从案件事实看，并非如两份文件所反映的两者是隶属关系，因为在2013年之后建行延安支行以及建行延安支行所谓的上级行分别与亢吉成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且两份合同从时间上看有重叠的时间段，这两份合同应该是亢吉成分别向建行延安支行与建行延安支行所谓上级机构分别作出的。本案中建行延安支行提供的是建行省分行营业部与亢吉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本案建行延安支行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该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亢吉成需要承担本案贷款的连带保证责任。 本院对建行延安支行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两份文件均系建行省分行内部通知，并不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关于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涉《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及抵押担保合同》虽有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作为保证人的盖章，但该签章载明“未经总公司授权担保无效”。建行杭州延安支行提交的以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为授权人、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为受托人的《授权书》是该两家公司向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出具，不能作为认定长行汽车服务公司为本案建行延安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及授权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为该债权提供担保的依据，故建行延安支行以此要求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长行汽车服务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不能成立。其次，建行杭州延安支行依据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建行延安支行据以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分别与建行省分行营业部签订，建行延安支行并非该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约主体，亦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建行延安支行承继了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合同权利，且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主合同债务人为“因购置车辆以长行汽车租赁公司授权开办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为担保中介而与乙方（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发生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债务人”，而案涉业务的担保中介为长行汽车宁波分公司，该公司并非长行汽车租赁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案涉贷款亦非由建行省分行营业部发放，故案涉债务不属于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卢长龙、亢吉成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范围，建行延安支行据此要求长行汽车服务公司、长行汽车租赁公司、亢吉成、卢长龙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能成立。综上，建行延安支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3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负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