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7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众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长松路**1812。 法定代表人：刘建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维克，山东元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邬前彬，男，198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平，重庆龙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潍坊众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洁环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邬前彬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702民初1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众洁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邬前彬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承诺书不等同于居间服务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亦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媒介的服务。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承诺书》，用以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但《承诺书》存在重大瑕疵，不应认定为有效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首先，《承诺书》并没有签署签订日期。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表明《承诺书》的签订日期为2020年4月24日，但《承诺书》第三条载明“2019年12月10日前付清，”该表述与被上诉人主张的签订日期前后矛盾，且被上诉人无法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实际《承诺书》的签订日期应为2019年12月2日左右。2019年12月2日中午，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办公场所以跳楼等极端方式进行威胁，《承诺书》系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签订的。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再次前往跳楼情形威胁之时，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再次通过报警解决。这对上诉人而言明显要求过于苛刻。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否认2019年12月2日在上诉人的办公室以跳楼威胁上诉人。由于事发当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建并不在潍坊，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员工要求过于严苛。这种不问是非、不分对错，一味强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观念，显然与法治原则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要求人民法院撤销《承诺书》。其次，《承诺书》第二条“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支付甲方合同款268000元”，该表述与事实不符，实际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九公司”）支付合同款266000元。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川九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具体细节并不了解。被上诉人作为居间人，但对合同的具体价款知之不详，与事实不符、有悖常理。再次，《承诺书》第二条“经上诉人、被上诉人协商，由被上诉人为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设备款90000元”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上诉人分别于2019年6月19日、2019年7月1日为川九公司垫付货款30000元、60000元，共计90000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川九公司间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是在2019年6月20日签订。被上诉人主张其为川九公司垫付设备款时，上诉人与川九公司尚未签订任何合同。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述90000元为垫付设备款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是应上诉人的要求为川九公司垫付设备款，与事实不符，有违交易习惯。2019年11月26日，川九公司向上诉人支付了除质保金外的全部合同价款，即266000元。若被上诉人主张90000元设备款项是应上诉人要求为川九公司垫付的，那么被上诉人不可能不与川九公司沟通并告知，以保证自己垫付的款项能够得到偿还。第四，上诉人与川九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合同总价款仅为280000元，上诉人所获得的利润仅在5%至6%之间，而被上诉人主张的居间费已达到合同总价款的30%，即90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显失公平，有违市场经济规则。最后，被上诉人为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提供2019年11月20日委托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这件事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为上诉人到川九公司收取货款。委托书虽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但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川九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是由被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所签订的。2019年11月26日，川九公司将合同款266000元支付至上诉人的公户内，并未通过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川九公司进行过催收。如前所述，《承诺书》第2条载明“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支付甲方合同款268000元”，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委托书的收款义务，被上诉人亦不清楚川九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数额。综上，《承诺书》中所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显失公平，有违市场交易习惯。且《承诺书》亦存在书写上的重大瑕疵，被上诉人亦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6月17日签订的《承诺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经查，川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公司为国有企业，其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在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提交2019年6月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用以证明居间费90000元，并不是上诉人所说受胁迫所签订的。从该承诺书的内容来看，上诉人与川九公司之间签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的总价款实为190000元，90000元为被上诉人的居间费。由此来看90000元的性质并非是居间费。据此可以看出该《承诺书》中关于90000元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侵害国家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依法不能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且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欠付居间费的事实。三、上诉人与案外人川九公司的合同尚未履行完毕。被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居间服务合同义务，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全部居间费用，属认定事实不清楚。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则被上诉人应完全履行双方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由被上诉人向川九公司催要《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剩余款项，否则应视为被上诉人未能完全履行居间合同义务，故上诉人不应支付居间费用。四、被上诉人的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应同案处理。如前所述，邬前彬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即使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居间费与返还垫付款为两种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处理。本案案由为居间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仅能要求上诉人支付居间费90000元。而返还垫付款90000元，是邬前彬、上诉人及川九公司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一同处理。被上诉人就返还垫付款90000元可另案以不当得利或其他案由予以主张。五、承诺书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其次，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承诺书》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而《承诺书》载明要求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0日前支付，逾期则支付违约金。该《承诺书》明显存在倒签的行为，承诺书中的内容并非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再次，《承诺书》中存在诸多实体瑕疵，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据此，被上诉人要求违约金无事实法律依据。即使被上诉人有权要求逾期违约金，上诉人也认为违约金过高，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调整。综上，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所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亦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其曾向上诉人报告订约机会、未举证证明提供订立合同媒介的服务。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作为居间人的居间义务。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存在，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邬前彬辩称，《承诺书》中将266000元写成268000元，系上诉人公司人员的失误。《承诺书》系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自行打印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违约金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 邬前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众洁环保公司支付邬前彬居间费90000元；2.判决众洁环保公司退还邬前彬垫付的设备款90000元；3.判决众洁环保公司向邬前彬支付以18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10日起按日1‰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截止2020年5月8日违约金为27000元）；4.判决由众洁环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0日，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签订《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一份，约定：川九公司从众洁环保公司处购买污水处理设备一套，价值28万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合同生效后买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安装完毕经业主确认后支付合同总额45%；剩余5%质保一年内付清。邬前彬为证明上述加工承揽合同是由其提供居间服务而促成的，提供如下证据：1、承诺书原件一份，拟证明众洁环保公司通过邬前彬提供服务与川九公司签订了《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众洁环保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前应支付邬前彬居间费90000元，偿还垫付的货款90000元，共计180000元，否则每延期一天要支付相应款项1%的违约金；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邬前彬于2019年6月19日、2019年7月1日分别向众洁环保公司垫付货款30000元、60000元，两次共计垫付货款90000元；3、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川九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向众洁环保公司支付货款266000元；4、提供委托书一份，拟证明邬前彬在这件事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为众洁环保公司到川九公司收取货款。5、2019年6月17日众洁环保公司给邬前彬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居间费90000元，并不是众洁环保公司所说受胁迫所签订的。众洁环保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承诺书有异议，该承诺书未签署时间，无法证明具体的签订时间。但根据内容来看签订时间应为2019年11月26日至2019年12月10日之间，合同的第2条载明，川九公司支付268000元与事实不符，该承诺书是在邬前彬胁迫的情况下签订，2019年12月2日邬前彬到众洁环保公司办公场地以跳楼等极端方式威胁众洁环保公司，邬前彬自行报警通知110、消防及120到达现场，邬前彬于2019年12月2日下午被西关派出所带走批评教育之后，应该是2019年12月3日或者是4日邬前彬返回众洁环保公司单位处以同样的方式胁迫众洁环保公司签订的承诺书。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该承诺书应属于可撤销合同，我方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承诺书。对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邬前彬的主张，根据邬前彬提供的该证据及我方在答辩中自认川九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支付除质保金外合同的款项266000元，若邬前彬称此90000元为川九公司的垫付款，则川九公司应支付176000元而非266000元，邬前彬所述与事实不符，前后矛盾。对证据3、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单打印件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川九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并不存在他人垫付的情形，证明邬前彬提供的证据1第2条载明川九公司支付268000元与事实不符，证明邬前彬对加工承揽合同并不知情。对证据4、该委托书仅能证明众洁环保公司曾委托邬前彬向川九公司收取货款，但该委托书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邬前彬所称垫付款的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7月1日，而该委托书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11月20日，川九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将全部货款汇至我公司账户内，邬前彬并未履行收款义务。对证据5、2019年6月17日承诺书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邬前彬主张欠居间费的事实，而且该证据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根据。邬前彬提供的证据1中的“承诺书”主要内容为：“一、经由邬前彬先生介绍甲方即本案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合同金额共计280000元整。二、自2019年6月20日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后，川九公司由于资金问题致使设备款没有履约到位，经甲乙双方协商，由乙方即本案邬前彬个人为川九公司支付设备款90000元，川九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6日支付众洁环保公司合同款268000元。三、根据甲乙双方协定甲方应支付乙方中介费90000元，乙方个人垫付费用90000元，合计支付180000元，2019年12月10日前付清，每延期一天违约金为应付款项的1‰，最多不超过应付款项的10%。”邬前彬主张该承诺书是于2020年4月24日在众洁环保公司公司签订的。邬前彬提供的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系邬前彬于2019年6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众洁环保公司支付30000元，转账附言中记载：“川九公司三交污水处理预付款”；2019年7月1日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众洁环保公司支付60000元，转账附言中记载：“川九公司污水处理设备代付款”，两次转账共计9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并双方已实际履行。在合同签订之前，邬前彬即以川九污水处理预付款名义向众洁环保公司垫付货款30000元，合同签订后，又向众洁环保公司代付川九公司污水处理设备款60000元。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众洁环保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向邬前彬出具委托书，委托邬前彬代理众洁环保公司公司向川九公司收取货款，综合以上种种行为，能够证明邬前彬在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订立承揽合同中提供了居间服务并促成合同成立，众洁环保公司作为委托人应该向邬前彬支付报酬。邬前彬依据提供的证据1的承诺书向众洁环保公司主张居间费90000元及垫付的货款90000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众洁环保公司辩称该承诺书是在邬前彬胁迫下签订，且双方对该承诺书签订的时间表述不一致，但是根据众洁环保公司庭审中的陈述，即便该承诺书如众洁环保公司所述：2019年12月2日邬前彬到众洁环保公司办公场地以跳楼等极端方式威胁众洁环保公司，邬前彬自行报警通知110、消防及120到达现场，邬前彬于2019年12月2日下午被西关派出所带走批评教育之后，于2019年12月3日或者4日邬前彬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到众洁环保公司单位所签。若存在胁迫之说，也应该是在2019年12月2日当天所谓的邬前彬跳楼情形紧迫之时，但是众洁环保公司陈述该承诺书是邬前彬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到众洁环保公司单位所签，众洁环保公司完全有理由再次通过报警解决，故该承诺书不能证明众洁环保公司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因此，对该承诺书法院予以确认。至于邬前彬提供的证据5的承诺书，系邬前彬、众洁环保公司双方在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订立承揽合同之前所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众洁环保公司与川九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签订的《污水处理设备加工承揽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邬前彬、众洁环保公司签订的该承诺书并不能否定上述合同的效力，对该承诺书，法院不予采信。对邬前彬主张的违约金，按邬前彬、众洁环保公司双方证据1的承诺书中的约定，应为18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众洁环保公司支付邬前彬垫付货款90000元、居间费90000元、违约金18000元，合计198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由众洁环保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川九公司订立承揽合同中提供了居间服务并促成合同成立，上诉人作为委托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居间费90000元及退还垫付的货款9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诺书不等同于居间服务合同、上诉人与案外人川九公司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故不应支付全部居间费用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对此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准确认定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充分说理，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被上诉人的二项诉讼请求不应同案处理、违约金过高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潍坊众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潍坊众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同文 审 判 员 崔福涛 审 判 员 孙 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郭晓莉 书 记 员 仲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