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行终14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祥，男，197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灶市。委托代理人：杨**，北京市京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耒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耒阳市金阳东路**。法定代表人：吴旭东，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邓瑞平，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伍丽娟，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耒阳市余庆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耒阳市余庆街道余庆圩。法定代表人：陈鑫，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刘仁国，该街道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文瑞成，湖南楚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耒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耒阳市人民路**。法定代表人：曹洲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曾爱华，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轩，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耒阳市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胜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文峰，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徐国祥因与耒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耒阳市政府)、耒阳市余庆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余庆街道办）、耒阳市自然资源局及原审第三人耒阳市城市和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耒阳市城农投公司）撤销安置补偿协议一案，徐国祥不服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4行初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7日，徐国祥（乙方）与余庆街道（甲方）签订涉案协议，主要内容为：徐国祥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徐国祥的被征收房屋面积527.82平方米，为砖混结构；房屋补偿金额为1784032元；上浮奖励20%为356793元；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各项补助以及其他补偿金额为289199元；合计补偿金额2430024元。补偿协议签订后，甲方以银行付款方式在30个工作日内将征收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在领取征收补偿款后，自行安排临时过渡房，并在十日内搬迁腾房。房屋交由协调领导小组统一拆除。除耒阳市余庆街道外，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耒阳市征收补偿办公室均以参与方的名义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徐国祥当庭确认该协议“徐国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另查明，余庆街道提供的证据中，还包含：“耒阳市余庆街道办事处代管资金财政”专户于2019年12月12日向徐国祥支付征收的房屋补偿款2073231元，2019年12月21日向徐国祥支付20%的面积上浮奖励，二次共计2430024元的付款凭据及徐国祥2019年12月12日出具的领到××街道××4元房屋拆迁款的收条。徐国祥当庭确认上述付、收款行为的真实性。还查明，2018年11月29日，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耒阳市相关街道办事处，市直机关相关单位下发耒政办法（2018）10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下称补偿安置方案），在拆迁补偿方式、内容及标准项下确定：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砖混结构的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3380元；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拆迁协议，且搬家腾房的，以被拆迁人合法房屋面积按砖混一级每平方米650元给予20%的上浮奖励。在房屋拆迁安置的主体单位和组织单位项下确定：武广耒阳新城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武广耒阳新城片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代表耒阳市人民政府统一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相关街道办事处是拆迁安置的责任单位，负责群工工作，负责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操作实施。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为证，足以认定。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合同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其订立合同；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直接实施损害向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心理而与之订立合同。原告徐国祥的被拆迁房屋坐落地位于武广耒阳新城片区规划区范围，属于被征收对象。涉案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确保武广耒阳新城片区建设的顺利进行，目的为实现公共利益，属于行政协议。原告起诉主张涉案协议系受余庆街道欺诈、胁迫所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余庆街道对其实施了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对其实施了以损害相威胁的行为，故徐国祥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认定；从涉案协议的内容看，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一致，且补偿安置方案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虽然余庆街道缺席本案的诉讼，其提供的补偿安置方案没有进行举、质证，但经审查，涉案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一致，故补偿安置方案应当作为涉案协议是否损害原告徐国祥利益的认定依据；余庆街道已全部履行了约定的支付补偿安置款及徐国祥按期签订协议按被征收房屋面积的20%支付上浮奖励款的义务，未损害徐国祥的利益，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徐国祥在协议签订当日如约领取了补偿款，且在协议签订之后的19日又领取按约腾房的上浮奖励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院对此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耒阳市政府在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相关街道办事处是征拆安置的责任单位，负责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操作实施”，根据上述规定，余庆街道与徐国祥签订的涉案协议应当视为是受耒阳市政府委托所签订，涉案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耒阳市政府承受。据此，对耒阳市政府所称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答辩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三、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仅作为参与人在涉案协议上盖章，不是涉案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原告在诉讼主体明确的情况下，对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提起诉讼，该诉讼主体不适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驳回徐国祥对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的起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国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国祥负担。当事人在一审法院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随卷移送本院。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徐国祥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称，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认定面积错误，并提供了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的耒综执【2019】罚字25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徐国祥的房屋系非法占用土地，占地面积283.1㎡，建筑面积566.2㎡。另查明，徐国祥家庭人口4人，其所有住房占地铭记415.6㎡，建筑面积813.2㎡。徐国祥不服该处罚决定，向衡阳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湘8602行初12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耒综执【2019】罚字25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另查明，2019年11月27日，徐国祥的母亲周作满、徐国祥的胞兄徐国良、徐国祥的嫂子（徐国良之妻）杨田香分别与余庆街道（甲方）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均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征收安置，上述协议均已履行。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二、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有需要撤销的情形。一、关于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耒阳市政府在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相关街道办事处是征拆安置的责任单位，负责拆迁补偿安置的具体操作实施”，根据上述规定，余庆街道与徐国祥签订的涉案协议应当视为是受耒阳市政府委托所签订，涉案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耒阳市政府承受。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仅作为参与人在涉案协议上盖章，不是涉案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原审驳回徐国祥对耒阳市自然资源局、耒阳市城农投公司的起诉正确。二、关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否有需要撤销的情形的问题。本案中，徐国祥的被拆迁房屋坐落地位于武广耒阳新城片区规划区范围，属于被征收对象。涉案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确保武广耒阳新城片区建设的顺利进行，目的为实现公共利益，属于行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徐国祥主张其是在受到胁迫下非自愿签订的涉案协议，并提供了其与余庆街道工作人员的录音光盘。经查，该录音的文字只能证实余庆街道工作人员与徐国祥协商的过程，不能证明余庆街道对徐国祥及其家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对其实施了胁迫的行为，徐国祥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从涉案协议签订的过程来看，2019年11月27日，徐国祥和家人一起与余庆街道签订协议，其母亲、其胞兄、其嫂子均在同日与余庆街道分别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均是以货币方式安置，可以证实以上协议是徐国祥经过了与家人协商才签订的。从涉案协议的内容看，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一致，且补偿安置方案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涉案协议没有损害徐国祥合法权益。从涉案的协议履行情况来看，余庆街道已全部履行了约定的支付补偿安置款及徐国祥按期签订协议按被征收房屋面积的20%支付上浮奖励款的义务，充分保障了徐国祥的利益，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徐国祥在协议签订当日提供了其领款账户，领取了补偿款，且在协议签订之后的19日又领取按约腾房的上浮奖励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关于上诉人补充上述意见称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认定面积错误的问题，因上诉人提供的用以证明该意见的耒综执【2019】罚字25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被生效的法院判决所撤销，且徐国祥没有提供涉案房屋面积认定的其他证据。故该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以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论并无不当，上诉人徐国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国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远志审判员  夏 阳审判员  何建湘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佳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