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28民初2231号原告：韦宗伶，男，1995年8月28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黎亚秋，女，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家住广西陆川县横山乡石塘村罗塘队**，现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岑贞翼，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韦宗伶与被告黎亚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宗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被告黎亚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岑贞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宗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20年10月6日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2.依法判令黎亚秋退还韦宗伶转让费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黎亚秋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10月初，黎亚秋以店面没有人员管理为由，打算将其正在经营的位于富宁县旁的名为“富宁东哥汽车维护中心”的店面（下称：涉案店面）转让。韦宗伶知道该情况后，出于继续经营涉案店面的目的向黎亚秋提出愿意受让的意向，在商量过程中，黎亚秋向韦宗伶许诺：“有关该店经营的行政许可问题韦宗伶可以不用担心，转让后即可经营，并承诺如需要，可将该店的经营权转到韦宗伶名下经营。”2020年10月6日，在黎亚秋的催促下，韦宗伶与黎亚秋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金额为60000元，其中包括原店里的所有经营设施、物品，以及涉案店面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后韦宗伶便向黎亚秋转款了60000元，履行了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韦宗伶在准备经营过程中，经向主管部门申请，发现涉案店面经营权手续并不能登记到韦宗伶名下，因无法继续经营该店，韦宗伶多次向黎亚秋提出此事，黎亚秋总是答应通过社会关系将经营权登记到韦宗伶名下，但至今未能办理该事宜，也不同意退还韦宗伶的转让费。综上所述，黎亚秋在转让经营权时未告知不能在富宁县城区内经营汽车修理业务的规定，并承诺可将涉案店面经营权转至韦宗伶名下，造成韦宗伶重大误解，致使韦宗伶受让涉案店面经营汽车修理业务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因此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以撤销，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上诉请。黎亚秋辩称，一、黎亚秋认为韦宗伶起诉本案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因为黎亚秋与韦宗伶签订的《转让协议》只是约定“黎亚秋将涉案店面及店里的所有物品，以及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韦宗伶”而不是约定“将涉案店面的经营权转让给韦宗伶”。至于转让涉案店面后，韦宗伶经营什么，怎么办证，是韦宗伶自己的事，完全与黎亚秋无关，黎亚秋也没有向韦宗伶承诺过什么，现韦宗伶在起诉状中陈述“在协商过程中，黎亚秋向韦宗伶许诺：‘有关该店的行政许可问题韦宗伶可以不用担心，转让后即可经营，并承诺如需要，可将该店的经营权转到韦宗伶名下’”根本不存在，这些事实完全是韦宗伶自己编造出来的，从《转让协议》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说明。二、双方是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识健全、自愿以及涉案店面的房东同意的基础达成《转让协议》，因此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在协议生效后，黎亚秋已经按协议约定的义务，将涉案店面及店里面的所有物品，以及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了韦宗伶。因此，韦宗伶要求撤销该协议不合法。三、从韦宗伶所提供的第2号证据两份《通话录音笔录》也能说明黎亚秋与韦宗伶的《转让协议》只是约定“黎亚秋将涉案店面及店里的所有物品，以及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韦宗伶，而不是将涉案店面的经营权转让给韦宗伶”的事实。因为这两份《通话录音》说明：（一）韦宗伶受让涉案店面以后，是由韦宗伶自己去办转让涉案店面的经营权证，并且韦宗伶自己也去找有关单位办理证件，但却办不了，所以韦宗伶才打电话给黎亚秋的；（二）电话中黎亚秋只是教韦宗伶办证的方法，黎亚秋告知韦宗伶证是能办的，并教韦宗伶去洞波办证，也告知韦宗伶说在富宁是办不了证的，还让韦宗伶自己去问自己的亲戚（即韦宗伶的大妈）；（三）第l份《通话录音笔录》的倒数第七、八行显示出黎亚秋也叫韦宗伶自己去办证，还说是办一张韦宗伶自己的经营权证；（四）第1份《通话录音笔录》的倒数第六行韦宗伶也称谈协议时双方都没有谈办证的事实；（五）韦宗伶称其愿意出钱给黎亚秋去帮办证，但黎亚秋却告知韦宗伶：“这种你出不了，你自己办。”黎亚秋还介绍一个人给韦宗伶，并将介绍人的微信发给了韦宗伶，让韦宗伶去联系该介绍人。综上所述，韦宗伶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客观、真实，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韦宗伶向本院提交1号证据《转让协议》，用以证明韦宗伶与黎亚秋存在合同关系，韦宗伶出于继续经营涉案店面的目的，于2020年10月6日在黎亚秋的催促下，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金额为60000元，其中包括原店里的所有经营设施、物品，以及涉案店面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经质证，黎亚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因为从该协议可以充分说明韦宗伶、黎亚秋在合同中只是约定把涉案店面包括店里面的物品以及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韦宗伶，而不是把涉案店面的经营权转让给韦宗伶。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是不能证明该《转让协议》是在黎亚秋的催促下签订，也不能证明韦宗伶出于继续经营涉案店面的目的，故对于待证事实予以部分采信。2.韦宗伶向本院提交2号证据《通话录音》，用以证明黎亚秋在转让经营权时未告知不能在富宁县城区内经营汽车修理业务的规定，并承诺可将涉案店面经营权转至韦宗伶名下，造成韦宗伶重大误解，致使韦宗伶受让涉案店面经营汽车修理业务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因此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予以撤销。经质证，黎亚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该证据能够说明当时韦宗伶与黎亚秋签订的协议上只是约定把涉案店面包括店里面的物品以及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韦宗伶，而不是把店的经营权转让给韦宗伶，并且录音能够说明涉案店面的经营权是由韦宗伶自行办理，并且韦宗伶自己已经去找有关单位人员办证，但却办不了才打电话给黎亚秋，能够证实黎亚秋只是将办证的方法教给韦宗伶，并告知韦宗伶证是可以办的，并教韦宗伶去洞波办证，还告知韦宗伶在富宁是办不了证的，还叫韦宗伶自己问韦宗伶的亲戚；从韦宗伶所提供的录音笔录的第二页第六行也能说明韦宗伶与黎亚秋签订协议的时候没有提及办证的事情，录音的第四页还能说明韦宗伶还说他愿意出钱去帮黎亚秋办证，当时黎亚秋就跟韦宗伶说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给你，叫韦宗伶自己与介绍人联系并自己与介绍人商量办证，也把办证人的微信说给韦宗伶听。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韦宗伶向本院提交的1号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3.韦宗伶向本院提交3号证据关于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申请书复印件，用以证明黎亚秋申请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时没有被批准，说明黎亚秋明知该地段不能经营汽修业务的事实。经质证，黎亚秋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关于涉案店面及店面货物等转让，而不是经营权的转让，与黎亚秋是否取得经营权无关。由于黎亚秋的店有这些问题，所以才不想经营，把店以及里面的设备转让给其他人，所以只是约定把涉案店面包括店里面的物品以及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给韦宗伶，而不是把店的经营权转让给韦宗伶。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证。4.黎亚秋向本院提交1份证据2张《微信照片》，用以证明黎亚秋将涉案店面转让时经过房东同意的事实。经质证，韦宗伶对该证据的三性有异议。第一，该证据属于证言，证人不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客观真实性；第二，该证据的举证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若要作证，要出庭作证接受双方的质证；第三，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韦宗伶也没有知道该事实，也就是韦宗伶没有与之前的经营人商量过，韦宗伶并不认识陆品号；第四，因没有提供证人的身份证，，无法核实作证的人是不是陆品号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孤证，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且韦宗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黎亚秋在富宁县家店，名为“富宁东哥汽车维护中心”。2020年10月6日，韦宗伶与黎亚秋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黎亚秋）将位于那力村××国道旁的‘富宁东哥汽车维修中心’店铺转让给乙方（韦宗伶），转让金额为60000元整（大写：陆万元整）。其中包括原店里所有物品，以及2020年10月6日至2021年4月14日的房屋租金。转让协议签订后，甲方无权干涉，全权由乙方自主经营管理。”协议签订后韦宗伶向黎亚秋支付了转让费60000元，后韦宗伶未能办理相关营业执照，韦宗伶认为黎亚秋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未告知其不能在富宁县城区经营汽车修理业务，并承诺可将涉案店面经营权转至韦宗伶名下但未能转让，故韦宗伶以其系基于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下与黎亚秋签订《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上诉请。本院认为，一、关于韦宗伶要求撤销其与黎亚秋于2020年10月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首先，双方于2020年10月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虽名为转让，但根据协议的内容，实质为转租合同；其次，韦宗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智力、精神正常，应能够理解《转让协议》的内容；再次，根据韦宗伶在庭审时的陈述，其在决定受租涉案店面之前对店面的位置已经过了充分的了解，其之前从事过洗车工作，应对经营汽修行业需办理相关证件有一定的认知，且在受租涉案店面时，黎亚秋已告知韦宗伶涉案店面刚从别人手里转过来，还没有去办理证件，在通话录音中黎亚秋也明确告知韦宗伶涉案店面的位置在富宁县城不能办理经营修车业务的证件。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韦宗伶在本案作出判决前，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黎亚秋签订《转让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的情形，故对其主张撤销双方于2020年10月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韦宗伶要求黎亚秋退还转让费60000元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韦宗伶与黎亚秋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如上所述，该《转让协议》不具有韦宗伶主张的可撤销情形，故对于韦宗伶要求黎亚秋退还转让费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韦宗伶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韦宗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由韦宗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显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