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03民初3495号 原告：郑元金，男，汉族，生于1969年2月11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兵,四川由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路锦云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泳君，男，汉族，生于1976年3月20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原告郑元金与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刘泳君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2019）川1303民初284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郑元金的起诉。原告郑元金不服，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作出了（2019）川13民终1598号民事裁定，二审认为，郑元金二审中明确提出其与刘泳君存在雇佣关系，与正大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基于正大公司与刘泳君之间存在违法分包或内部承包关系要求正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针对郑元金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本案不涉及劳动争议，不需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郑元金的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条件，应予审理，遂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9）川1303民初2842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重新立案后，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原告郑元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兵、被告正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泳君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元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连带承担应支付给原告的劳动报酬57万元及利息;2.确认原告在57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被告正大公司下述BT项目回购款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2月，被告正大公司（乙方，BT投资建设方）与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甲方，BT回购方或BT业主方）签订了投资建设合同，承建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为经营投建项目，被告正大公司于2010年9月30日与被告刘泳君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刘泳君承包建设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农民聚集点二）全部工程内容。合同签订后，刘泳君依约组建了“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以下简称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并从2013年2月就聘请原告项目部经理，从事项目全面管理工作，直到项目竣工验收合格，2018年底完成项目收尾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共计下欠原告劳务费57万元。被告刘泳君在2019年2月2日虽确认所欠原告上述劳务费属实，并请被告正大公司在安置二项目应收款中优先列支，但二被告却至今没有向原告支付分文。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向贵院起诉。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正大公司违法将案涉工程内部分包给刘泳君，属于违法分包、转包，根据国办发（2016）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办意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支付条例》）规定，发包单位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个人，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应当由发包方承担，所以原告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被告正大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正大公司与刘泳君系违法分包、转包法律关系错误，正大公司与刘泳君是分包法律关系已经南充中院生效判决所确认。原二审判决表述的原告基于违法分包或内部承包要求正大承担责任，现当庭只主张违法分包，放弃内部承包主张，故对于是否是内部承包的争议不再赘述。二、正大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1、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原告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原告与正大公司有承担付款责任或连带付款责任的约定，而《国办意见》是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公文、《支付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不属于《立法法》第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故原告依据的《暂行办法》、《国办意见》、《支付条例》在本案中并不适用。2、原告在二审期间明确表示与刘泳君存在雇佣关系，与正大公司无劳动关系，而上述《国办意见》、《支付条例》的制定依据是《劳动法》，而《劳动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制定劳动法的依据是宪法，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既然原告与正大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也不适用《国办意见》和《支付条例》。3、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工资，是指农民工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后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本案原告明确是与刘泳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为刘泳君个人提供劳务，不是为正大公司提供劳务，刘泳君不是用人单位，讼争款项是原告为雇主个人提供劳务而应取得的劳务费。故本案也不适用《国办意见》和《支付条例》。4、《国办意见》和《支付条例》均规定工程总成包企业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分包是导致拖欠工资的原因，正大公司虽然将工程分包给刘泳君，但正大公司已超额支付刘泳君工程款，“分包”不是造成本案拖欠工资的原因，故基于该理由本案同样也不适用《国办意见》和《支付条例》。5、依据《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在2018年以前，且本案也经一二审法院裁决，故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支付条例》不适用于本案。综上，原告要求正大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全部驳回其对正大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泳君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审理查明：2012年2月25日，正大公司（乙方）与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BT建设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主要内容为：（1）318国道拓宽工程、新建市政道路工程；（2）3个安置小区工程（包含还房工程），统筹城乡聚居点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3）高速路两旁绿化带工程；（4）广场及游客接待中心工程；（5）市场建设工程；（6）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电网、水网、路网、田网；（7）项目区内供水、污水管网系统工程等。工程投资建设方式为：乙方负责工程的投融资、施工总承包工作，工程完工后，通过竣工验收，并在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通过备案，将符合设计各项要求的完好的工程移交给甲方，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以收购项目资产的形式支付回购价款。 2012年9月30日，被告正大公司（甲方）与被告刘泳君（乙方）签订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农民聚居点二）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为加快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甲方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工程内容为基础、主体、屋面、装饰（初装饰）、楼地面、塑钢窗、金属栏杆、室内水电安装、室内消防安装等施工图范围全部工程内容，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开工日期暂定于2012年10月1日起开工，以甲方书面开工令为准；合同价款暂定金额为18200万元；乙方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或肢解后以分包名义转包；分包工程价款由乙方与分包单位结算，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单位支付各种工程款项；甲方按政府审计部门最终审定的工程总造价下浮10%（含税）后作为甲方与乙方双方的工程结算总价；刘泳君为本工程项目总负责人。 合同签订后，刘泳君负责组建了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并于2013年2月聘请被告郑元金为项目经理，刘泳君和原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同时，还聘请了杨才华、丁生汉、付良辉等人作为该项目部组成人员。刘泳君、郑元金并非正大公司在职员工，与正大公司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也无正大公司为二人购买保险的相应证据。2013年12月10日，综合体二第一项目部向郑元金出具《聘任书》一份，内容为“经公司研究决定，聘任郑元金出任正大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二）项目经理。负责该综合体（二）目前的工程移交事宜。”2014年8月20日，被告刘泳君向“正大集团南充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刘泳君全权委托项目经理郑元金与贵公司接洽安置二所有业务，所有责任由本人承担，特此委托。委托人：刘泳君”。 此后，被告刘泳君以资金紧张为由拖欠原告劳务报酬，2019年1月31日，项目部工作人员杨才华制作了一份《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下欠表》（以下简称《工资表》），项目部管理人员付良辉、杨才华、丁生汉、郑元金均在该《工资表》上签字确认。该表上记载的郑元金2015年下欠工资为45000元，2016年下欠工资为165000元，2017年下欠工资为180000元，2018年下欠工资为180000元，合计下欠工资为570000元。刘泳君于2019年2月2日在该《工资表》上批注“情况属实，请公司在安置二项目应收款中优先列支。”但此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刘泳君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至今未付。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BT建设合同》、《内部承包合同》、《工资表》、《聘任书》、《委托书》、（2019）川13民终2084号民事判决等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足以证明上述事实。 本院认为：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除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才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不能向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原告郑元金只能向与其有劳务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劳务报酬及相应利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刘泳君雇佣原告郑元金从事项目部经理的工作，且被告刘泳君还在案涉《工资表》签字确认了欠到原告“工资”570000元的事实。但上述《工资表》上未加盖被告正大公司印章确认。且原告在（2019）川1303民初2842号案件二审中也已明确承认其是受雇于被告刘泳君,因此应当认为是被告刘泳君与原告郑元金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被告正大公司与原告没有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所以被告在《工资表》中所记载的“工资”实际上应当为劳务报酬，被告刘泳君应当按照其所出具的《工资表》向原告郑元金支付所欠劳务报酬57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因为刘泳君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的时间即为2019年2月2日，从此日起被告刘泳君确认其所欠原告的劳务报酬为570000元。因此，应以此日为计算利息的起算日。即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欠款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原告所提出的要求对该BT项目回购款享受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正大公司是否应当就刘泳君欠到原告郑元金的劳务报酬57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告正大公司将案涉BT工程部分分包给被告刘泳君，双方系违法分包关系，原告据此主张本案中由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根据上述规定，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充分的法律规定或明确的合同约定作为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因此，要求被告正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应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而本案中，原告却未举证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有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的约定。 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原告在庭审中确认其要求被告正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国办意见》、《支付条例》。本院认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和《国办意见》不应在本案中作为要求被告正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所举出的《暂行办法》（劳社部发﹝2004﹞22号）系由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发布，该《暂行办法》仅属部门规章而非法律,属行政机关以行政手段解决劳资争议的规范性文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根据上述规定，处理民事纠纷所应适用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及相应的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从另一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对于此条中的“法律”，通说均认为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不应包括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中的“由法律规定”表述与该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的“由法律规定”表述完全相同，因此显然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的“法律”扩张解释为包含行政规章。因此，《暂行办法》作为行政规章显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所指的“法律”。而原告主张适用的《国办意见》则是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公文，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同理也显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所指的“法律”，因此《国办意见》也不应适用。第三，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建筑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之规定，仅与建筑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农民工才能适用该办法，即主张权利的主体应当严格限制为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所主张的工资必须为具体施工的农民工工资。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同时原告是案涉项目部的项目部经理，显然原告不属于农民工的范畴。 本院认为《支付条例》也不应在本案中作为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而《支付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且该条例中也无相关特别规定明确其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在2020年以前，故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支付条例》不适用于本案。而且，经核对，《支付条例》中并没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条文。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泳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元金支付劳务报酬57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5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欠款清偿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郑元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被告刘泳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任 恋 人民陪审员 张 勇 人民陪审员 陈国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何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