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3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卫东，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永梅，女，197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君，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登国，男，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上诉人仲卫东、翟永梅因与被上诉人姜登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20）苏1023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仲卫东、翟永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上述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仲卫东、翟永梅原审合法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部分重要事实未查清。一审法院己查明：1、双方通过中间人扬州润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泽公司）介绍相识，仲卫东、翟永梅向姜登国共计汇出款项55万元，姜登国实际收到55万元，双方互为出借人和借款人，并由姜登国向仲卫东、翟永梅出具借条、订立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提供房产作为抵押担保。2、姜登国收到上述借款后分别将其中的12.49万元、3.08万元合计15.57万元汇给润泽公司工作人员，2018年6月-10月按约定利率通过润泽公司偿还仲卫东、翟永梅相应月份利息。但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以下事实：1、姜登国对55万元实际已付利息数额，其实际分别支付6-10月利息0.63万元、0.63万元、0.99万元、0.99万元、0.99万元，合计4.23万元，一审认定4.59万元错误。2、如果仅按一审法院支持的年利率标准，姜登国实际应付利息是应从应付利息总额中扣减，还是“一刀切”地全部从本金中扣除。3、姜登国汇给润泽公司15.57万元是基于姜登国与润泽公司何种约定，仲卫东、翟永梅有没有实际从润泽公司处收到此全部款项或部分款项。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导致判决错误。基于上述应查清而未查清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下述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1、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之间虽通过润泽公司介绍相识，但借款关系实际形成于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之间，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标准并未超过当时法定最高利率标准，对姜登国己实际支付的利息适用的约定利率标准理应得到法律支持；对尚未支付的利息，可以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调整。主借款合同有效。2、即便可将仲卫东、翟永梅多次出借行为理解为职业放贷人行为，即便不支持上诉人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标准的利息，但对应收并且已收利息应首先划入利息范畴计算，而不应直接全部作为本金扣除。3、姜登国汇给润泽公司的15.57万元是基于姜登国与润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直接从仲卫东、翟永梅的已付本金总额中扣除，这一扣除方法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将导致仲卫东、翟永梅借出55万元本金，却只能收回34.84万元本金的结果。4、据悉，润泽公司收取15.57万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润泽公司为姜登国己代为偿付的外债6.4万元，二是润泽公司向姜登国收取的中介费9.17万元（具体付款构成以润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二审陈述为准）。如果润泽公司无权收取中介费9.17万元，则应由润泽公司负责对姜登国返还，而不应当从仲卫东、翟永梅本金中扣除；6.4万元则属于姜登国应偿还给润泽公司的款项，更不应当从仲卫东、翟永梅本金中扣除。5、一审法院确认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不予确认仲卫东、翟永梅对抵押房产拍卖、变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不予确认姜登国应承担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等，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等不合法现象存在，导致判决错误。姜登国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仲卫东、翟永梅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姜登国立即偿还借款55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8%计算，从2018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姜登国将位于宝应县产抵押金额范围以拍卖、变卖价款优先用于偿还原告所欠的债务（以100万元为限）；3.本案的诉讼费、代理费2.3万元由姜登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仲卫东、翟永梅系夫妻关系，于1998年结婚。姜登国向仲卫东、翟永梅借款。2018年5月17日，姜登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仲卫东、翟永梅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正（小写¥350000），借款期限12个月，定于2019年5月20日还清借款，本款项用于经营，借款人姜登国”，同时又出具收条一份，内容同借条。后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仲卫东、翟永梅为贷款人，姜登国为借款人；仲卫东、翟永梅根据姜登国申请向其发放贷款35万元；贷款自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0日止；贷款月利率按1.8%执行，利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每月20日为付息日；因订立和履行本合同及实现债权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逾期应支付中介方的服务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原、姜登国另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姜登国以其所有的位于宝应县产为履行主合同向原告作抵押担保；担保总债权金额为100万元。2018年5月22日，原告翟永梅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苏（2018）宝应县不动产证明第0006851号]，证明载明：权利人为翟永梅，义务人为姜登国；担保债权数额100万元；房产座落于宝应县。同日，原告仲卫东向姜登国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姜登国收到20万元汇款后，将其中12.49万元汇至案外人翟启会账户，后原告仲卫东又汇款15万元至姜登国账户。2018年6月19日，姜登国为支付两原告利息，向案外人万佳佳银行账户汇款0.63万元，同日，仲卫东账户收到从万佳佳银行账户转出的0.63万元。2018年7月13日，姜登国再次向仲卫东、翟永梅借款。同日，仲卫东向姜登国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姜登国收到5万元汇款后，将其中3.08万元汇至案外人万佳佳账户，该3.08万元又被汇至翟启会账户，后仲卫东又汇款15万元给姜登国。2018年7月21日，姜登国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仲卫东、翟永梅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小写¥200000），借款期限10个月，定于2019年5月20日还清借款，本款项用于经营，借款人姜登国”，同时又出具收条一份，内容同借条。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内容格式同上份借款合同，约定：仲卫东、翟永梅根据姜登国申请向其发放贷款20万元；贷款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0日止；贷款月利率按1.8%执行，利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每月20日为付息日；因订立和履行本合同及实现债权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逾期应支付中介方的服务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双方另签订抵押合同一份，内容同上一份抵押合同。2018年7月19日，姜登国为支付两原告利息，向万佳佳银行账户汇款0.99万元，仲卫东于2018年7月16日收到万佳佳账户转出的0.99万元。2018年8月19日，姜登国为支付仲卫东、翟永梅利息，向万佳佳银行账户汇款0.99万元，仲卫东于同日收到万佳佳账户转出的0.99万元。2018年9月20日，姜登国为支付仲卫东、翟永梅利息，向万佳佳银行账户汇款0.99万元，仲卫东于同日收到万佳佳账户转出的0.99万元。2018年10月23日，姜登国为支付仲卫东、翟永梅利息，向万佳佳银行账户汇款0.99万元，仲卫东于2018年10月20日收到万佳佳账户转出的0.99万元。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一致认可，双方是通过润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借款（经营者侯绪才），万佳佳系润泽公司员工，翟启会系侯绪才岳父。借款合同上载明的仲卫东的签名系事后补签。仲卫东、翟永梅已收到姜登国以支付利息为由给付的款项合计4.59万元。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万佳佳银行账户向仲卫东账户转账99次，金额合计54.906万元，其中除2018年9月15日汇入的2万元、2019年9月26日两次分别汇入的5万元外，其他汇款金额均在1万元以下，金额0.1万元至0.99万元不等。原告认可其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润泽公司（侯绪才）介绍借钱给他人，借款人大约有十几人，万佳佳转给其的钱大部分都是利息钱。一审法院认为，仲卫东经他人介绍，向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放贷并收取利息，姜登国是经介绍的放贷对象之一，仲卫东实际上从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故原、姜登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姜登国应向原告返还两次借款的本金合计55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给付借款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使用费用。先前姜登国依约定给付的利息合计4.59万元应当冲抵应返还的本金。另，姜登国在两次借款当日分别支付给借款中间介绍人12.49万元、3.08万元，合计15.57万元。原告仲卫东与借款介绍人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合作关系，仲卫东通过介绍人多次借钱给他人，并从介绍人处收取借款利息，其明知介绍人向姜登国收取费用，仍按照介绍人要求将一笔借款拆分成两笔先后转帐给姜登国（35万元拆分成15万元、20万元，20万元拆分成5万元、15万元），方便了介绍人向姜登国收取费用。鉴于仲卫东、翟永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及在整个借款过程中实际上的共同故意，姜登国应返还的借款本金应是姜登国实际所收到款项金额，而不是借条或仲卫东、翟永梅向姜登国的转账金额，即应返还的借款本金应为39.43万元（55万元-15.57万元），因姜登国诉讼前已偿还4.59万元，故姜登国应再向仲卫东、翟永梅偿还借款本金34.84万元及资金占用使用费用。为履行借款合同，原、姜登国间又签订了抵押合同，姜登国将其所有的房产抵押给原告，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故对仲卫东、翟永梅要求将姜登国所有房产进行拍卖、变卖并优先偿还原告债务的诉求不予支持。仲卫东、翟永梅要求姜登国支付律师代理费2.3万元，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该项费用是由违约方承担，现因借款合同无效，该约定无效，故对仲卫东、翟永梅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姜登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仲卫东、翟永梅人民币34.84万元及资金占用使用费用（以22.51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2日起算至2019年6月18日，以21.8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9日起算至2018年7月12日，以38.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算至2018年7月18日，以37.8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9日起算至2018年8月18日，以36.8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9日起算至2018年9月19日，以35.83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0日起算至2018年10月22日，以34.84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3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以34.8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仲卫东、翟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仲卫东、翟永梅负担3410元，由被告姜登国负担5890元。本院二审期间，仲卫东、翟永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4月12日上午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形成于双方第一次民间借贷诉讼的笔录，证明姜登国在前一个案件中自认润泽公司即中间人与姜登国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且认可润泽公司向姜登国收取的居间费、保证金和润泽公司代姜登国偿还一审法院的执行款。2、润泽公司营业执照，证明润泽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质。3、润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侯绪才于2020年11月25日书写的《证明》，证明侯绪才对案件事实情况说明的内容，与证据1的证明目的相吻合，以及其愿意出庭作证。4、润泽公司与姜登国分别于2018年5月16日、2018年7月12日签订的《委托申请金融机构贷款合同》，以及分别于2018年5月21日、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履约合同》各一份，证明润泽公司与姜登国之间居间合同关系存在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润泽公司收取的姜登国的居间费用、保证金的计收、收取标准的依据即为该四份合同。5、润泽公司提供给仲卫东、翟永梅（二审期间）的关于代理姜登国委托借款服务费用明细，证明仲卫东、翟永梅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一审法院扣取的15.57万元实际与仲卫东、翟永梅无关联，均由润泽公司按其与姜登国的约定收取。6、润泽公司提供给仲卫东、翟永梅的2018年5月21日的转账明细，证明润泽公司代为姜登国偿还一审法院执行款54328.86元。7、侯绪才证言，证明一审法院扣减的出借款项中的15.57万元系润泽公司收取的姜登国的居间费和保证金，这些费用发生在姜登国和润泽公司之间，润泽公司不仅没有向仲卫东、翟永梅支付一分钱，甚至没有告知有这样的约定和款项存在，所以，一审法院将此费用在出借本金中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姜登国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姜登国对提供给仲卫东、翟永梅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2、3无异议。证据3，侯绪才出具的证明中，其于2018年7月汇款给万佳佳9900元，不是6300元，其余是一样的。证据4，合同是其签名，但当时内容是空白的，是其签名之后添加的；侯绪才当时是与其口头说服务费10个点、利息1.8，对此其是知道的；当时扣了两个月的利息押金，两次借款都扣了两个月的利息作为押金，其余没有异议。证据5，借款35万元中的第三笔代为偿还宝应法院执行款54328.86元是侯绪才帮其偿还的，与高寿强、翟启会无关；对于第四笔代偿法院款的手续费，是没有的，其不清楚；其余部分都无异议。证据6，无异议。证据7，其是知道手续费、押金和利率的，只是其签字时，合同是空白的，和其知不知情无关，没有盖章就直接让其签字。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5月16日，润泽公司（受托人）与姜登国（委托人）签订《委托申请金融机构贷款合同》一份，约定姜登国委托润泽公司代为向金融机构申办贷款，委托申请贷款金额为20-30万元整；贷款期为1年，利息为1.8%/月；姜登国同意支付贷款额度的10%作为润泽公司服务报酬、两个月押金作为保证金。2018年5月21日。润泽公司（受托人）与姜登国（委托人）签订《履约合同》一份，约定，姜登国委托润泽公司代为向金融机构申办贷款，委托申请贷款金额为人民币35万元整；贷款期限为1年，利息为1.8%，履约保证金12600元，姜登国保证自取得贷款之日起，必须按约定时间还款，不得违约，姜登国按时还款且按期履行约定还款义务润泽公司到期退还保证金12600元。2018年7月12日，润泽公司（受托人）与姜登国（委托人）再次签订《委托申请金融机构贷款合同》，约定姜登国委托润泽公司代为向金融机构申办贷款，委托申请贷款金额为20万元整；贷款期为10个月，利息为1.8%/月；姜登国同意支付贷款额度的10%作为润泽公司服务报酬。2018年7月13日签订《履约合同》，约定，姜登国委托润泽公司代为向金融机构申办贷款，委托申请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整；利息为1.8%，履约保证金7200元，姜登国保证自取得贷款之日起，必须按约定时间还款，不得违约，姜登国按时还款且按期履行约定还款义务，润泽公司到期退还保证金7200元。本院审理期间，仲卫东、翟永梅申请侯绪才出庭作证。侯绪才陈述称，姜登国委托其借款，双方签订了居间协议，服务费为10个点，利息1.8，两个月利息为押金。35万元，10%是35000元，两个月押金12600元，一个月利息6300，加上代垫法院执行款、协调费用等；20万，10%是20000元，两个月押金7200元，一个月利息3600元。姜登国两次转账是应其要求转账的，也收到了该两笔款。姜登国陈述称，其与润泽公司侯绪才约定服务费10个点、利息1.8、两个月的利息押金，也是保证金；转账120900元、30800元是根据侯绪才提供的金额，有服务费、利息押金、当月利息，帮其代还法院的执行款；不清楚手续费是什么意思，对于代为偿还法院执行款54328.86元是认可的，是其委托侯绪才帮其还款的，手续费不认可。仲卫东陈述称，利息由润泽公司帮其代收，再由润泽公司转给其，本金返还由借款人打到出借人账户。姜登国陈述称，利息打给润泽公司员工，侯绪才和其说本金还款也是要通过侯绪才还款，其房产证押在侯绪才那里。再查明，润泽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10日，股东侯绪才（持股75%）、翟桂香（持股25%、侯绪才妻子）。2020年11月16日，该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名称均予以变更。名称现更名为扬州润泽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侯绪才变更为翟启会（侯绪才岳父）。就案涉借款，仲卫东、翟永梅曾于2019年1月23日以姜登国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仲卫东、翟永梅于2019年5月16日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苏1023民初8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仲卫东、翟永梅撤回起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二、案涉借款本金数额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所谓职业放贷人，是指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营业性、经常性特点的单位，以及以放贷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并赚取高额利息的个人。金融业务活动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本案中，仲卫东自认其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润泽公司（侯绪才）介绍，先后向十几人出借款项。同时，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润泽公司工作人员万佳佳与仲卫东之间的账户往来达99余次，合计金额54.906万元，而仲卫东陈述万佳佳转给其的款项大多为利息。据此可见，仲卫东实际放贷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姜登国外，另有多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以放贷为其收入来源，显然是以借贷为常业，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赚取利息。仲卫东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放贷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之规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该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当认定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仲卫东、翟永梅与姜登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仲卫东、翟永梅上诉认为主借款合同有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借款合同无效，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亦应无效。抵押合同无效，抵押权当然亦不能有效设立，故仲卫东、翟永梅要求对抵押物宝应县产的拍卖、变卖价款在抵押范围内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仲卫东、翟永梅主张姜登国给付律师费的请求，亦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而缺乏合同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案涉借贷合同无效，故姜登国应当将其从仲卫东、翟永梅处取得的借款款项予以返还，并向仲卫东、翟永梅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对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兼顾公平公正诚信原则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息，符合相关规定。仲卫东、翟永梅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后，先后于2018年5月22日向姜登国转账20万元、15万元，2018年7月13日向姜登国转账5万元、15万元。姜登国在收到前述20万元的当天向润泽公司工作人员转账12.49万元、收到5万元的当天向润泽公司工作人员转账3.08万元。现姜登国及润泽公司侯绪才确认前述12.49万元款项中包括当月利息6300元、履约保证金12600元、服务费35000元；3.08万元款项中包括当月利息3600元、履约保证金7200元、服务费20000元。根据仲卫东、翟永梅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润泽公司实际控制人侯绪才的证言，可以看出本案双方当事人通过润泽公司建立了借贷关系并通过润泽公司收、付利；润泽公司根据其与债务人姜登国签订的《委托申请金融机构贷款合同》、《履约合同》，向姜登国收取借款金额10%的服务费、当月利息以及两个月利息的履约保证金；而仲卫东、翟永梅与润泽公司工作人员在案涉借贷发生期间的款项往来频繁，结合其多次经润泽公司（侯绪才）介绍向多人出借款项的事实，不能排除双方具有通过与债务人分别签订借款协议、委托借款协议的方式收取高额回报、垒高出借本金的共同故意，故该部分款项应从案涉借款本金中予以扣减。至于润泽公司侯绪才代姜登国偿还的法院执行款，姜登国在本院审理期间确认其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20万元借款后，转与润泽公司工作人员的12.49万元中的54328.86元是其委托侯绪才代还款，一审法院将该部分款项在姜登国应予返还的借款本金中扣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前述12.49万元中剩余的款项，润泽公司侯绪才认为系其受姜登国委托代偿法院执行款而产生的相关手续费，因姜登国不予认可，且无证据证明系姜登国应付款项，亦不能认定为姜登国实际收到的借款款项，不应返还。综上，姜登国于收到借款当天向润泽公司转账的15.57万元款项，除代偿的执行款54328.86元外，均不应在姜登国应返还的借款本金总额扣除。除前述两笔款项外，姜登国在收到案涉借款款项后，先后向润泽公司工作人员支付的五笔、金额分别为6300元、9900元、9900元、9900元、9900元合计4.59万元的利息。因借款合同无效，应在本金中扣除。仲卫东、翟永梅上诉认为即使合同无效，对于已经支付的利息也应首先划入利息范畴计算，而不应该直接全部作为本金扣除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仲卫东、翟永梅上诉主张前述五笔款项中的一笔9900元，其实际仅收到6300元一节，与其在一审期间所作陈述不一，且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加之仲卫东与润泽公司万佳佳之间的往来明细显示双方之间存在多笔9900元的款项流转，且姜登国已实际履行其通过润泽公司给付利息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姜登国已经偿还4.59万元并无不当，对仲卫东、翟永梅上诉主张姜登国实际仅付息4.23万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在扣除姜登国已经向仲卫东、翟永梅偿还的4.59万元后，姜登国尚需向仲卫东、翟永梅返还借款本金402728.86元以及占用仲卫东、翟永梅资金期间给仲卫东、翟永梅造成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仲卫东、翟永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20）苏1023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二、姜登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仲卫东、翟永梅借款402728.86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279428.86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19年6月18日，以2731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7月12日，以4423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以4324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18年8月18日，以4225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9日起至2018年9月19日，以4126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22日，以402728.86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以402728.8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仲卫东、翟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合计18600元，由仲卫东、翟永梅负担3000元，姜登国负担15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