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民终1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华远华中心**楼3701-3717。法定代表人：施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晓燕，女，197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尤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斌，上海市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菲菲，上海市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晓燕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1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上诉请求主要涉及法律适用争议问题，经阅卷和对当事人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正证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甘晓燕全部诉讼请求。2、甘晓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期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如果一案中存在多个可能涉及诉讼时效起点的日期，则应以其中最早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本案中，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栏目截图、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页面截图、［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其上所载的发文日期、落款日期均为2017年5月5日，且中国证监会还于当日发布证监会要闻，多次明确方正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决定对方正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被各全国性媒体转载报道。因此，无论是根据法律规定、类案司法实践惯例，还是依据诉讼时效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立法本意，本案诉讼时效均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一般情况下，已于2020年5月6日届满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并于2020年5月10日届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便本案诉讼时效不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考虑到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案涉处罚决定书全文，本案诉讼时效最晚也应从2017年5月9日起算至2020年5月9日诉讼时效届满。甘晓燕提交答辩意见称：1、2017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公告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2、发文时间不等于发布时间，通过网页链接可以看出，中国证监会是在2017年5月10日于官网上正式对外发布[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便以中国证监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也应为2020年5月10日。3、甘晓燕于2020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甘晓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方正证券公司赔偿其损失964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甘晓燕主体资格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投资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以外，还须提交以下证据：（1）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2）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该院已依照以上规定审查了甘晓燕提交的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确定甘晓燕主体身份适格。二、关于方正证券公司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是否构成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情况。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主要内容为：1、方正证券公司上市前，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贸易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容大公司）分别持有方正证券公司约为3.98亿股、8344.20万股、5461.38万股，分别约占方正证券公司总股本的8.65%、1.81%、1.91%，为该公司第二、第八、第十三大股东。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06年）等文件的规定，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方以及前十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应当予以披露。方正集团公司、利德科技公司、西藏昭融公司、西藏容大公司在方正证券公司上市时出具的专项声明、承诺或说明，均包含“本公司与方正证券公司其他股东不具有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四家公司刻意隐瞒关联关系，未依法告知方正证券公司，致使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相关公告及上市后各期定期报告中，均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口径，未依法披露上述公司的关联关系，构成信息披露虚假记载。2、2005年8月1日，北京大学、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分别与成都市华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11条、第19条等相关规定，上述补充协议属于可能对方正证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的协议或安排，方正证券公司应当予以披露。方正集团公司未将签署补充协议的相关情况告知方正证券公司，未配合方正证券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方正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及上市后，未依法披露上述补充协议，构成信息披露重大遗漏。综上，中国证监会认为，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根据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等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中国证监会决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等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处罚决定书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2017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关情况进行了公告。综上，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方正证券公司的未披露上述涉案信息的情形构成重大事件，方正证券公司的行为构成《证券法》及《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中规定的证券虚假陈述。三、关于本案证券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确定以及基准价的计算方法的相关事实。第一，关于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中国证监会认定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在2011年8月9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未披露涉案信息，该日是方正集团公司、方正证券公司最早作出虚假陈述之日。故应确认该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第二，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双方当事人对于2015年7月15日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三，关于虚假陈述基准日的确定。因2015年7月15日已确定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且该日方正证券公司股票的可流通股股数为6100000000股，至2015年10月26日股票累计成交量达6181468109股，达到可流通股股数的100%。因此，基准日应确定为2015年10月26日。第四，关于基准价的计算方法问题。虚假陈述揭露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即为基准价，且该价格就是按算数平均法计算即揭露日到基准日每日收盘价的平均值。经核算，本案虚假陈述的基准价应为7.88元/股。四、关于方正证券公司涉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与甘晓燕主张的投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事实。甘晓燕在《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时点进行方正证券公司股票交易并产生损失，由此可以认定方正证券公司的涉案证券虚假陈述与甘晓燕主张的投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五、甘晓燕的经济损失的相关事实。综合考量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因素、方正证券公司2015年7月至9月连续发布的一系列利空公告以及甘晓燕自身投资的风险因素后，酌情确定方正证券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对甘晓燕造成的投资损失承担15%的责任，根据甘晓燕的涉案交易信息，按照“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以基准价7.88元计算甘晓燕的赔偿金额为9642元（包含了佣金和印花税）。甘晓燕于2020年5月7日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上述查明认定事实，经当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对上述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甘晓燕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虽于2017年5月5日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中国证监会对方正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等四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内容，但并未发布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方正证券公司亦于2017年5月6日发布公告称：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待收到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7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官网上正式发布[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方正证券公司主张按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甘晓燕于2020年5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甘晓燕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一条，《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方正证券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晓燕赔偿损失9642元。如果方正证券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方正证券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已由甘晓燕预交,由方正证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甘晓燕。二审审理过程中，方正证券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最高法民申3502号《叶林海、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3]1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有类案认定，在行政处罚决定发文日期、落款日期、上市公司公告日期、行政处罚决定官网地址链接中数字编码不相同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以其中最早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且均与落款日期相同。第二组证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栏目截图、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页面截图、[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官网要闻报道：《对方正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等4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2017年5月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对方正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闻后，当日被全国性媒体转载报道的情况，拟证明无论是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日期，还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文页眉处显示的发文日期，亦或是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日期，其均显示为“2017年5月5日”，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5月5日起算。第三组证据：2017年5月9日方正证券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7-039）、公告提交系统中显示该公告已被《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下载的截图、2017年5月9日晚间各全国性媒体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7-039）进行广泛报道的情况，拟证明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当日收市后便立即发布公告，且该公告文件在2017年5月9日晚便已被《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下载。足以证明方正证券公司实际已于2017年5月9日晚便已发布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文，投资者在2015年5月9日就已知悉方正证券公司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考虑到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本案诉讼时效最晚也应从2017年5月9日起算。甘晓燕质证认为：以上证据均是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其无权对一审庭审结束前存在的证据再行使举证的权利。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证明了佛山照明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方正证券案件诉讼时效的认定不存在关联性，更不能得出在众多日期中以最早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结论。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证明中国证监会关于案涉处罚决定书的发文日期，发文日期不等于对外公告日期，且方正证券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发布公告称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使包括甘晓燕在内的投资者无法确定方正证券公司是否被予以处罚。对第三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方正证券公司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0日，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5月10日起算。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属于类案判决，不属于新证据。类案是否具有参考性需要综合具体案情加以判断。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日期为2017年5月5日，具体的公布之日应以普通投资者能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发布日为准，达不到方正证券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虽显示方正证券公司在2017年5月9日收盘后在其后台发布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官网上显示的正式发布日期也是2017年5月10日，不能要求普通投资者在收盘后还应查看方正证券公司后台发布的信息，该证据亦达不到方正证券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如何确定。方正证券公司主张应以中国证监会［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载的发文日期、落款日期，即2017年5月5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本院认为，根据《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之规定，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虽于2017年5月5日对方正证券公司作出[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上载明的发文日为2017年5月5日，但只能证明该处罚决定书系于2017年5月5日作出，而并非向投资者公布该决定书内容的日期。在此之后，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10日在官网上正式对外公布了[2017]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投资者在此时才能通过权威监管部门公布的信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方正证券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且受到了行政处罚的事实。结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开始起算。虽然方正证券公司提供了中国证监会的网页截图和部分媒体转载的信息截图，但是上述渠道均非普通投资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关注到的信息来源，不能以此推断普通投资者在2017年5月5日就已经知道方正证券公司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方正证券公司作为该行政处罚的利害关系人，还于2017年5月6日对外发布公告称未收到相关的行政处罚。即使投资者知晓在2017年5月5日的信息，也可能被方正证券公司自行发布的澄清公告而否定。方正证券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投资者应当于2017年5月5日即知道了该行政处罚的事实，与其澄清公告自相矛盾。方正证券公司主张其2017年5月9日收盘后在后台发布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发布日期显示为2017年5月10日，且没有证据证明投资者在收盘后仍在继续关注股市动态和股市信息，不能证明投资者在2017年5月9日即知晓该事实，方正证券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将2017年5月10日定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此时开始起算三年，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20年5月10日。甘晓燕于2020年5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方正证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李 娟审判员 贾小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王海洋书记员谢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