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终8765号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圣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天运花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93081642J。 法定代表人：黎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效梅，男，195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兰，女，197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阳峰，男，198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冬，男，198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上诉人杭州圣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洽公司）与被上诉人张秀兰、倪阳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民初17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因案情疑难复杂，本案不宜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于2020年11月9日裁定转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圣洽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浙0102民初1768号民事裁定书。二、请求依法撤销（2020）浙0102执异9号裁定书并确认圣洽公司对该商铺享有20年租赁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张秀兰负担。理由：一、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上述规定是对案外人提出书面异议所规范的时效要求，而并非执行异议之诉。圣洽公司在书面异议被驳回后提起的诉讼，并无时效限制。同时，原执行中“终止”所依据的《申请终结报告》显示，执行局所终止的是张秀兰诉黄效梅借贷纠纷一案，而非张秀兰与倪阳峰的原始借贷纠纷案。从法律程序层面上来说，执行并未终结。退一步讲，即使诉讼时效已过，本案系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租赁期限错误认定，圣洽公司已提交了叶来燕和圣洽公司向黄效梅租赁涉案房屋20年的《租房合同》。圣洽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是被法院执行法官逼迫出具。而该“情况说明”作为执行的依据，侵害了上诉人善意取得的合法租赁权益。即使时效已过，也是上城法院执行局没有把相关裁定送达，违反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倪阳峰在向张秀兰借款当时，银行账号中有大量资金存在，没必要向张秀兰借款。张秀兰之所以要借给倪阳峰钱，是要实现非法高利转贷目的。原审法院不执行倪阳峰账户里的钱，而是要进行拍卖，原审法院执行拍卖程序、执行行为、执行标的均违法。涉案商铺执行时，黄效梅并非案涉当事人，却被列为第一被执行人。黄效梅提出异议，被驳回，未通过正常程序进行纠错。另一边重新出具执行裁定，在（2020）浙0102执异9号裁定书中去除黄效梅名字。张秀兰申请终结的是其诉黄效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张秀兰诉倪阳峰民间借贷案程序也还没有终结。被执行人主体由原来的黄效梅和倪阳峰，变成了倪阳峰一人，但实质上，被执行主体还是没有改变。涉案商铺实际所有权人为黄效梅，黄效梅在商铺被执行前已向江干区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属于首封人，有权参与分配，比张秀兰有优先受偿权。原审法院执行局没有将黄效梅的第一被执行人从实质上去除，反过来也证明执行程序没有终结。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没有按照（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判决书判定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程序，不依据原审基于判决的《抵押借款合同》，更没有执行倪阳峰账户里的大量现金，进行执行合同各方确定的抵押物协商价值400万元确定折价金额进行执行，而是进行拍卖。在未解除首封的情况下，严重违反执行程序。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未将评估报告发送给相关利害关系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及另一案外人叶来燕属于涉案商铺的共同承租人，属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法院执行局未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也未提醒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竞拍。属于执行程序、行为违法。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司法拍卖时，没有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调查，错误地把叶来燕当成是圣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圣洽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仍认定承租人只有圣洽公司单方。在执行局在司法拍卖时，也没有在拍卖五日前通知优先购买人（包括但不限于上诉人）到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属于程序违法。黄效梅属于本案第三人，从未与张秀兰产生民间借贷关系，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黄效梅的涉案商铺后，还要求黄效梅继续向张秀兰还款并限制高消费，属于滥用职权，侵害黄效梅的合法权益。本案形式上终结执行程序，而实质上持续处在执行状态，没有实际终结执行。商铺拍卖后，因未发现倪阳峰其他财产，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杭上执民字第412号裁定书，该裁定书基于的《申请终结报告》是张秀兰诉黄效梅的民间借贷案，而执行局出具的“函”所指的是“关于就该案申请终结”，即张秀兰诉倪阳峰一案并没有终结执行程序。而执行终结后，法院应不再以司法强制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时至2019年2月15日，法院在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出具《拘留决定书》拘留倪阳峰，说明案件执行程序没有终结。根据租赁合同约定，20年的租期内，租金都为12万/年。而执行法官要求出具的“情况说明”，违背已支付20年租金的事实，上诉人自己“说明”要提前解约，明显有悖常理。上诉人不是当事人，是案外人，按常理是不需要向执行局提交“情况说明”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拍卖的依据。另案（2019浙01**民初7588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查证20年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为叶来燕和圣洽公司。但原案执行时只有圣洽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而没有叶来燕的“情况说明”，这也明显有悖常理。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员声称如果不写《情况说明》，一年租期都不给你们，属于滥用职权、胁迫圣洽公司放弃自身的合法租赁权益。上诉人违背意愿，在执行法官要求打印好“情况说明”上盖了公章，该执行行为、执行标的都违法。上诉人要求撤销该“情况说明”。黄效梅系涉案商铺的实际产权人，在2014年4月1日，即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上诉人和叶来燕，租期为20年。出具情况说明时，上诉人和叶来燕已全额支付了20年的租金。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系真实意思表示，因该“情况说明”并未得到另一共同承租人叶来燕的认可，上诉人不具备单方与黄效梅终止20年租赁合同的权限，属于无权处分，该“情况说明”应属无效。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仅凭案外人的陈述，就直接将20年租期认定为5年租期进行拍卖，拍卖依据违法，存在重大瑕疵，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就是有权限终止合同，上诉人是合法占有、使用房屋的租赁权人，与黄效梅签订的租房合同还剩15年，如果张秀兰要求重签合同，张秀兰要支付给上诉人15年已付的租金和物业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判例[（2019）最高法民申3846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借名人对标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并可排除普通金钱债权人的执行。具体到本案，即黄效梅为涉案房屋天运路4号商铺的实际出资、占有、使用人，享有所有权并已得到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确权确认，可排除普通金钱债权人张秀兰的执行。现在即使不能执行反转，至少也应确认20年的租赁合同有效。原审判决依据的《抵押借款合同》确定房屋抵押价值400万有效，应在400万内清偿，即使拍卖也应在400万元之上拍卖。执行法官没有依据原审判决“折价或拍卖、变卖”执行。张秀兰知晓黄效梅为案涉房屋产权证的保管人；相关款项、费用的支付人；案涉房屋的实际处分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已确认的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进而黄效梅对案涉房屋天运路4号商铺具有物权期待权。黄效梅是借倪阳峰名买房的实际出资人，且已实际合法占有房屋，可类推适用《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物权期待权的规定，排除强制执行。张秀兰申请的执行、拍卖、清偿等等的依据，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不审查，执行裁定都前后矛盾，依据不足。（2019）浙0104民初7588号，法院已查明租期为20年。涉案商铺执行基于的基本法律关系事实认定错误。（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秀兰与倪阳峰的借贷关系系合法等认定，但真实情况是，张秀兰与倪阳峰的借贷关系并不合法，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张秀兰并非善意取得涉案商铺的抵押权。张秀兰借款涉嫌高利转贷罪。张秀兰向农业银行借款480万元，银行还款期限与本案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一致及张秀兰在另案审理时提交的向农业银行还款的《业务凭证》证明张秀兰违反银行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擅自用于民间借贷牟利。这种合同被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根据法释（2019）19号第45条的规定，申请法院责令张秀兰提供《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原件，还原借款资金来源属于高利转贷的本质。张秀兰不提供原件时，法院就应确认此复印件为原件或以公安部门已立案对其进行追查追诉的事实认定是不合法的借贷关系。本案借款（260万元）发生在2014年7月16日，张秀兰怂恿倪阳峰背着借名买房人黄效梅用挂失商铺产权证（因商铺原产权证由黄效梅实际保管）的方式办理了商铺抵押登记。倪阳峰在本案借款期间是有足够资金，无须用涉案商铺抵押借钱即可，但张秀兰为了非法占有涉案商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故意设套，人为制造条件，怂恿倪阳峰，“善意”取得商铺抵押权，意在侵占商铺。张秀兰要求倪阳峰虚假签订《第二住所承诺书》，倪阳峰仅替黄效梅代持了涉案商铺，其名下无第**住所，法院在拍卖商铺时因未发现第**住所等财产，于当年年底（2015年12月10日）裁定执行程序终结。明明没有第二住所，为了能顺利“善意”取得商铺，虚构出来了一份《第二住所承诺书》，为日后拍卖伪造条件。张秀兰虚构《看房确认单》，本案借款期间，商铺已在先租赁并实际使用，张秀兰明知抵押房屋存在租赁将导致抵押物价值降低，极大影响自身权益，却故意不在看房确认单里体现租赁事实。只是为了形式上让抵押登记变得合理，为其最终的“善意”取得创设条件。张秀兰用套路贷手段层层转单，垒高借款金额，伪造借款流水，但大部分借款最终又回转到张秀兰手中。在签订260万元格式借款合同的同时，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由张秀兰再提供一个借款人张海燕作为与倪阳峰共同的借款人，共同向张秀兰借款上述260万元（将210万元改成260万元）。倪阳峰实际只向张秀兰借款130万元，余款130万元打还给了张秀兰。并且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8月，张秀兰通过银行柜面多次转账倪阳峰，倪阳峰又打还利息的方式进行资金往来。由此可见，张秀兰的借款事实本就是伪造的，提起的诉讼属于虚假诉讼，法院应予制裁。黄效梅在本案中根本没有担保责任，黄效梅是涉案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又是首封人，应首先受偿才合理合法，最终却反而被执行了2089265元，等等都说明本案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张秀兰事先知道倪阳峰借款用于归还前赌债和继续赌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审法官怠于审查，未按法律规定查清出借款项来源等关键细节，就错误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现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该《抵押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张秀兰涉嫌高利转贷，证明《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原审裁定违背《九民会议纪要》的审判精神，颠倒裁判规则。执行过程中，争议房产的实际购买人（出资人）是房产的实际购买人即权利人，名义上的权利人不能对抗实质上的权利人，张秀兰不应对涉案商铺申请拍卖。实际购房人已经实际占有了房屋的，名义权利人没有向实际权利人主张返还房屋。即倪阳峰没有向黄效梅主张返还房屋，张秀兰无权对涉案房屋进行拍卖。申请执行人（张秀兰）只是名义权利人的一般债权人，对于房产也不享有物权，其对房产的权利来源于名义权利人对房产的权利，其权利的范围当然也不能超过名义权利人本身。即张秀兰与倪阳峰同样是挂名人。那么，张秀兰向黄效梅执行2089265元款项应返还给黄效梅。如果名义权利人本身不能向实际权利人主张返还房屋，那么自然已占有的房产。即张秀兰无权执行黄效梅本应占有且已经占有的房产；在张秀兰取得《他项权证》前，上诉人已依法善意签订了20年租赁合同，结合到本案符合买卖不破租赁，即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所有权人将租赁物让与他人，对租赁关系也不产生任何影响，买受人不能以其已成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更何况倪阳峰不是所有权人，张秀兰更不是合法成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黄效梅自身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黄效梅与倪阳峰的实质性借名买房合同）；（2）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3）已支付全部价款；（4）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办理过户。因此，张秀兰据此获得的涉案商铺产权证是违法的。张秀兰据此提起的“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并进一步说明执行程序没有终结。综上所述，上城法院执行局对涉案商铺的执行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租赁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张秀兰答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一个早已经定性的案子，黄效梅黑白颠倒，胡搅蛮缠。出借给倪阳峰的资金并不来源于银行贷款。公安机关已经查证，答辩人根本没有高利转贷，答辩人经济实力雄厚，借倪阳峰的钱是自有资金。借贷发生5年后，2019年9月，黄效梅以本借贷案存在套路贷嫌疑及涉及高利转贷刑事犯罪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在审申请[（2019）浙01民申422号]。2019年9月25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未认定本案存在高利转贷的刑事犯罪。借倪阳峰的钱是答辩人闲余资金。银行贷款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1日，在答辩人贷款期间还没有倪阳峰这个人。而出借给倪阳峰的时间为2014年7月16日，答辩人不可能获得贷款后放置8个月在转贷。答辩人是2014年11月3日归还农行480万贷款的。而此时倪阳峰已经处于违约状态了，双方正在发生民间借贷诉讼。在倪阳峰没有还一分一毛钱的情况下，答辩人依然把银行480万提前还清后账户上还剩下200万余额。在还银行贷款后，答辩人仍然置办多处房产，在2015年12月第三次法拍以212万又把天运路4号商铺拍下。在2012年-2017年答辩人大量购买理财产品。在农行还款后的2015年，一年当中流水账就2个多亿，现今名下仍持有6套房产。高利转贷罪的立案标准是要求牟利超过10万，可是在本起借贷纠纷案中，答辩人不但没有获利，还亏损了50多万本金未拿回，就连（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民事案的诉讼费等费用全部都是答辩人垫付着。根本没有任何收益，不存在构罪问题。黄效梅、倪阳峰、叶来燕、黎怡等团伙作案，钻法律空子进行诈骗。黄效梅自己法院里有70多起案子，派出所里有20多起案子，专业靠打官司来谋生。打不赢，就恶意制造一些假证据去派出所虚假报案，搞些假证据来法院立案。倪阳峰银行流水账上的林某、鲍某等人都是和黄效梅合作开办广信小额贷款公司等，黄效梅为什么六年前不提出执行异议？商铺是公开拍卖所得，也是在法拍网上挂了8个多月第三次拍卖报名参拍。当时进拍有七个人网上报名，黄效梅也在场。黄效梅声称房子值400万，那为什么不出比答辩人高拍买走呢？黄效梅指使倪阳峰来骗有钱的答辩人，倪阳峰通过卓家房产中介所打电话说搞土建工程零时资金周转一下，有上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去卓家房产中介所调查笔录为证。倪阳峰和答辩人当年在卓家房产中介所我们签合同时，一张补充协议打印错了，被答辩人发现，然后我要求另外打印一张。一张被扔掉的废纸，黄效梅拿出来作文章。补充协议上都是“燕”字。就是黄效梅当年特意安排打印错误后多年以后可以作为新证据拿出来害人的。在2019年9月中院开庭时已经查过。“燕”就是黄效梅20年假租赁合同上那个叶来燕。叶来燕是《浙江理想小额贷款公司》的法人代表，黄效梅开办放高利贷公司的合作伙伴。2019年答辩人在江干区人民法院告黄效梅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才发现圣洽公司的大股东是黄效梅。并且圣洽公司经营状态为“吊销”，从来没有经营过。而且批准书有效期六个月，（2014年8月14日至2015年2月13日止）。房子哪有自己出租给自己公司的，在2015年2月13日止就已经不存在有此公司了，又何来20年租赁合同？黄效梅在法拍期间又恶意把隔壁天运路28号天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强行搬入天运路4号。以黄效梅的收入没有能力买商铺，抵押物是天运路4号商铺，黄效梅何来让法院去执行第二住所，并且第二住所承诺书只有倪阳峰一个人签字。答辩人和倪阳峰的借贷，从一开始就是黄效梅与倪阳峰设的圈套，以倪阳峰向我借款来骗取我的钱财，且商铺抵押折扣值260万的。答辩人的抵押他证是2014年7月16日办的，黄效梅的圣洽公司中医诊所公告7月22日，批复8月14日，商铺一直是毛胚房空置着的，张秀兰、倪阳峰、卓家中介所业务员当时我们一起查看商铺毛胚房空置的。倪阳峰也当时签订一份看房确认书，以上交上城区人民法院。黄效梅早不设置诊所，偏偏要等倪阳峰2014年7月16日抵押贷款后，才在天运路商铺司中医诊所批准书有效期2014年8月14日-2015年2月13日止。圣洽公司早就不存在了，又何来20年合同？倪阳峰借款不到一个多月就开始玩消失。答辩人和卓家中介所不管怎么找他也找不到。这时突然冒出一个黄效梅，所称是倪阳峰舅舅。黄效梅口口声声说也在找倪阳峰，紧接着黄效梅又把答辩人抵押物查封，通过江干区人民法院假确权。黄效梅为什么不在倪阳峰没有抵押之前就查封商铺？偏偏等倪阳峰抵押贷款后来查封商铺？天运路商铺是2007年购买的，黄效梅早七年前干嘛不确权？等倪阳峰2014年7月16日抵押贷款后才来确权。黄效梅有名有姓的，商铺房又不限购，问为什么不挂自己名字购买？因为商铺根本不是黄效梅出钱购买。江干区人民法院黄效梅和倪阳峰确权案直接影响答辩人抵押人的利益。答辩人六次申请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官不让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借贷官司中，却让黄效梅参加为第三人。不管我们怎么找倪阳峰都找不到他人，江干区法院确权案中，倪阳峰就到法庭上来了。房产三证，税务发票，全部都是倪阳峰名字，但付款凭证是某某装修公司的，江干区人民法院怎么就凭伪造代持协议书支持了黄效梅的诉讼请求？法院可以查看那张付款凭证到底是谁名字支付的。江干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效梅与倪阳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2014年11月19日开庭，同年11月24日就判决书下来了。看一下倪阳峰杭州银行流水账，黄效梅所称外孙赌博，但又2014年-2015年-2016年黄效梅放贷公司的大资金往倪阳峰账户当天进当天出。综合这些情节，可以大致勾勒出：黄效梅指使倪阳峰到答辩人这里抵押的方式借到钱后，就让倪阳峰藏起来。然后舅舅和外孙俩个人想通过假确权要求房产归黄效梅所有。意图达到既骗到了钱又保全了抵押物的目的。在确权官司中，黄效梅和倪阳峰确实达到了目的，不料在借贷官司中，法院认定了答辩人的抵押权有效。他们又生一计，伪造了二十年的租赁合同，来对抗拍卖。伪造20年租赁合同和转租合同虚假诉讼。黄效梅以第三人参加上城区人民法院庭审后，见事情不对劲，就恶意把天运路28号天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搬入答辩人抵押物毛胚房内，来对抗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拍卖房子。20年租期的租赁合同，出租方是黄效梅，承租方是从来没有经营过的圣洽公司，同时还出具了一份圣洽公司叶来燕和天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转租五年合同，意图来对抗执行。后来在执行局的调和下，圣洽公司同意租期至2019年3月31日止。并且当年黄效梅和叶来燕给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了一份“情况说明书”，房产才得以拍卖。今年，黄效梅又以20年租赁合同为主要依据，向上城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也开庭审理了此案。黄效梅所称20年租金已经2014年黄效梅自己公司分三次给自己了，并且出示了二十年三次打款凭证，打款凭证上也没有付款人名字，20年租赁合同上叶来燕又是《浙江理想小额贷款公司》的法人，庭上所说20年租金已付，可20年租赁合同上又是明明白白写着二年一付，自相矛盾。黄效梅圣洽公司当年都出了“情况说明书”一份。公司章也是黄效梅自己保险箱里放着，谁也偷不走。叶来燕根本已经不在圣洽公司，公司没她法人名字。答辩人网上检索判决书，发现一个关于黄效梅与天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黄效梅起诉对方索要租金，20年的租赁合同及转租合同都是假的。2019年4月1日答辩人去天运路收回法拍房天运路4号商铺。黄效梅竟然在2018年5月23日和胡晓林又签了一份5年租赁合同，里面七八个男人强行霸占了我的法拍房。无奈之下，只能去年去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效梅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被上诉人倪阳峰辩称，一、圣洽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效。圣洽公司受到原审执行法官胁迫，要挟出具一个放弃15年租期的情况说明，圣洽公司作出违背事实、法律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违法用作拍卖租赁物涉案房产天运路4号商铺的依据，给圣洽公司财产等都造成极大的损害，并致使执行拍卖、执行行为、执行标的均违法。现要求确认“情况说明”无效。在“拍卖公告”出笼前一年，圣洽公司已依法签订了合法有效的20年《租房合同》，并全额支付了20年的租金。相关法律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涉案商铺执行拍卖前，黄效梅已对涉案商铺完成首封，张秀兰只是轮候查封。涉案商铺已由江干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所有权为黄效梅所有，原审法院仅凭2015年5月12日的《执行笔录》就违法拍卖执行黄效梅所有的房产。执行期间，答辩人卡内有大量的资金，张秀兰故意不申请执行我的资金，而执行拍卖房产则能获取暴利，张秀兰攫取房产证后以要价720万元挂价出售。原审判决认定对涉案商铺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原审判决的关键证据《抵押借款合同》已明确协商确定涉案商铺抵押故意不按照原审判决进行折价执行，恶意进行违法拍卖。张秀兰已申请执行终结且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上城区人民法院滥用职权，对答辩人实施拘留，证明执行程序实际从未终结，也证明原审法院和张秀兰自相矛盾，违法、枉。答辩人已告知张秀兰用钱归还其实际借款，但他们不同意，恶意要拍卖黄效梅所有的天运路4号商铺以获取暴利。证明上城区人民法院对答辩人的案件执行程序未终结，终结的是“张秀兰诉黄效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0年5月，圣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确认圣洽公司对杭州市江干区××路××号房产具有20年的租赁权，且20年租金已支付完毕；2.撤销（2020）浙0102执异9号裁定书；3.诉讼费由张秀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原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驳回原告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涉案商铺拍卖时原告对租赁期限（即使用权）有异议，租赁期限为20年，截止日为2034年3月31日。涉案商铺含所有权和使用权两部分，所有权部分已执行终结，但使用权部分并未执行终结，故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执行局在执行过程中对租赁期限认定错误，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没理由说圣洽公司错过了异议时效。即使异议时效已过，其主要原因是执行局未履行告知义务，圣洽公司客观上无从知晓执行终结的时间节点。二、涉案商铺执行过程中程序违法。1．执行局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未将评估报告发送相关利害关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评估报告发送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圣洽公司及案外人叶来燕属于涉案商铺的共同承租人，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属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但执行局未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也未提醒参与竞拍，属于程序违法。2．执行局在司法拍卖时，没有对财产的占有使用等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拍卖财产现状的调查笔录或收集其他有关资料。涉案商铺的共同承租人为圣洽公司和叶来燕，但执行局在拍卖过程中错误地把叶来燕当成是圣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不是共同承租人，更没有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给叶来燕。圣洽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在原裁定书中还是认定承租人只有圣洽公司。3．执行局没有在拍卖五日前通知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圣洽公司和叶来燕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法院未依照法定程序告知原告和叶来燕，属于程序违法。4．商铺拍卖后，因未发现倪阳峰其他财产，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杭上执民字第412号裁定书，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而执行终结后，法院应不再以司法强制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时至2019年2月15日，法院在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违规出具《拘留决定书》，导致倪阳峰被拘留，属于程序违法，从而也证明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三、涉案商铺执行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商铺的租赁期限为20年，而非司法拍卖公告显示的5年。黄效梅系涉案商铺的实际产权人。2014年4月1日，黄效梅将涉案商铺出租给原告和叶来燕，租期20年。圣洽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圣洽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执行法官声称如果不写《情况说明》，一年租期都不会给我们算。出具《情况说明》时，圣洽公司和叶来燕已全额支付了20年的租金。退一步讲，即使圣洽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真实意思表示，因该《情况说明》并未得到另一共同承租人叶来燕的认可，圣洽公司不具备单方放弃15年租赁权的权限，属于无权处分，该《情况说明》应属无效。四、涉案商铺执行基于的基本法律关系事实认定错误。（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秀兰借款真实，善意取得了涉案商铺的抵押权，有权就涉案商铺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张秀兰并非善意取得：1．张秀兰借款涉嫌高利转贷罪。本案借款发生前，张秀兰向农业银行借款480万元，银行还款期限与本案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一致。张秀兰违反银行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擅自用于民间借贷牟利。2．张秀兰、倪阳峰共同合谋，设套骗取涉案商铺的抵押权并最终占有。首先，倪阳峰没有真实的借款需要。涉案260万元借款发生在2014年7月16日，因商铺原产权证由借名买房人黄效梅保管，两被告背着黄效梅用挂失商铺产权证的方式办理了商铺抵押登记。同年7月18日，倪阳峰向黄效梅投资开办的杭州市下城区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倪阳峰在本案借款期间是有足够资金且具备还款能力的，但张秀兰为了非法占有涉案商铺，与倪阳峰合谋，故意设套，人为制造条件，“善意”取得商铺抵押权。其次，倪阳峰、张秀兰合谋虚假签订《第二住所承诺书》。倪阳峰仅替黄效梅代持了涉案商铺，其名下无第二套住所。为了能顺利“善意”取得商铺，两人无中生有，虚构出一份《第二住所承诺书》。再次，倪阳峰、张秀兰合谋虚构《看房确认单》。张秀兰明知抵押房屋存在租赁，却故意不在《看房确认单》里体现租赁事实，是为了形式上让抵押登记变得合理，为其最终的“善意”取得创设条件。最后，倪阳峰、张秀兰合谋伪造借款流水，大部分借款最终又回转到张秀兰手中。两被告签订260万元格式借款合同时，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由张秀兰再提供一个借款人张海燕作为与倪阳峰共同借款人，共同向张秀兰借款260万元。倪阳峰实际只向张秀兰借款130万元，余款130万元打还张秀兰。综上所述，法院对涉案商铺执行错误，侵害了圣洽公司的合法租赁权益。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在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中，案外人对人民法院执行措施针对的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而请求人民法院对该实体上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圣洽公司对执行依据即原判决提出借款资金不实、系高利转贷等异议，主张裁判错误，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本案不作审查。经查，涉案倪阳峰名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路××号房产，经司法拍卖程序于2015年11月25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上带租拍卖，张秀兰以最高价212万元竞得。2015年12月10日，该院出具（2015）杭上执民字第412-5号执行裁定，确定（2015）杭上执民字第412号案件本次执行程序终结。2016年1月25日，杭州市江干区××路××号房产变更登记至买受人张秀兰名下。本案诉争的执行标的已执行终结。圣洽公司在此后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对涉案房产具有20年租赁权，已不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圣洽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条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等规定。首先，原审法院依据（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生效裁判，将上述房产在2015年11月25日经司法拍卖程序带租拍卖成交（张秀兰以最高价212万元竞得），并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杭上执民字第412-5号执行裁定，确定上述案件执行程序终结。2016年1月25日，上述房产变更登记至买受人张秀兰名下。而圣洽公司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该执行异议之诉因缺乏可供评价的执行事实而丧失审理基础，即案外人不能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实现其排除执行的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对于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不予受理。其次，圣洽公司在诉讼请求中不仅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而且对原审法院多个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同时圣洽公司在其诉讼请求中对于（2014）杭上商初字第2296号生效裁判提出了实体异议，该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情形，对于该部分主张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本案诉讼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构成要件。第三，上诉人圣洽公司认为在其提起本案诉讼时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民间借贷关系中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以及上诉人为其上诉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支持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上诉请求。据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圣洽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圣洽公司的上诉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刚 审判员 缪 蕾 审判员 茹 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