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民初5041号原告：孙建国,男,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鸣，上海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启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秀山路**********(崇明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陆建春,总经理。被告：陆建春,男,196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被告：劳建忠,男,197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原告孙建国与被告上海启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祯公司)、陆建春、劳建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同年8月14日、9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鸣、被告启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告陆建春、被告劳建忠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确认孙建国不具有被告启祯公司的股东资格。事实和理由：2018年年底，原告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了，于是查询了被告启祯公司的情况，得知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8日，注册资本800万元，工商档案登记的股东共三人，分别是原告和被告陆建春、劳建忠。后原告调取了该公司的工商信息，发现启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会决议中有“孙建国”的签名，原告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1年7月18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1年8月4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1年8月5日的《上海启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章程》、2011年8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孙建国”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结论是上述文件均非孙建国本人签署。基于此，启祯公司设立时，原告未在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因此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章程无效，原告不是该公司股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启祯公司、陆建春共同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启祯公司设立时的相关手续均是由园区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办理，陆建春本人的签名是真实的，孙建国的签名是否真实不清楚。被告劳建忠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启祯公司成立以来，其从未见原告到公司过，原告不是启祯公司股东。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如下事实：被告启祯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孙建国(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比例20%)、陆建春(出资额480万元，出资比例60%)、劳建忠(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比例20%)，由陆建春担任执行董事，孙建国任监事。2011年8月4日，上海某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贵公司(即启祯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本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出资额为160万元，应由全体股东于2011年8月4日之前缴纳。经我们审验，截止2011年8月4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首次注册资本合计壹佰陆拾万元整。股东以货币出资。2019年12月31日，原告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存档于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材料中2011年7月18日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1年8月4日的《指定代表人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1年8月5日的《上海启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章程》、2011年8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孙建国”的签名字迹(以上简称检材)，与2018年12月8日的《静力压桩施工承包合同》、2008年12月8日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2017年7月11日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2019年12月31日孙建国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孙建国”签名字迹(以上简称样本)进行比对鉴定。2020年4月1日，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某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孙建国签名字迹与样本上孙建国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另查明，就本案所涉纠纷，原告曾于2019年2月18日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19)沪0151民初1490号。在该案中，原告申请对启祯公司工商内档材料中孙建国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9月30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需鉴的“孙建国”签名与孙建国书写的样本签名，笔迹特征既有符合也存在差异，根据现有条件无法判断两者特征价值高低，故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工商登记材料中“孙建国”签名是否孙建国本人所写。2020年1月15日，孙建国撤回对该案的起诉。在(2019)沪0151民初1490号中，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至启祯公司注册地崇明工业园区，对该园区工作人员王某做笔录，其称启祯公司工商设立登记是本人帮助办理的，办理流程为先提供公司注册信息、法人及股东的身份证原件，然后进行企业名称核准申请，准备设立材料，文件交由法人及股东签字，股东会决议及章程的签字是由法人拿回去由股东签字后再交予其本人，办理中必须提供股东身份证原件交由工商部门核对，此外设立前还要出具验资报告，这个是由股东自己办理的。庭审中，原告表示，在2011年启祯公司成立前后，其身份证未遗失过，当时其将身份证交给被告劳建忠开房使用过。在启祯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材料中存有孙建国身份证复印件，且其上加盖有“此复印件仅供工商登记用，此件与原件一致”字样。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启祯公司工商内档材料、某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启祯公司提交的《验资报告》，本院调取的(2019)沪0151民初1490号案件卷宗材料、启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启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系该公司股东，该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现原告否认其股东资格，应对其不具备成为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进行充分举证，该实质要件即为原告从未作出过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原告孙建国的主要理由为启祯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材料上孙建国的签名均非其本人签署。本院认为，首先，在(2019)沪0151民初1490号案件中，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孙建国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是否系其本人所签，通过该鉴定意见并不能当然得出启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上的签名确非孙建国所签的结论。孙建国又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其签名进行鉴定，在两份鉴定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本院亦无法得出工商登记材料上孙建国的签名真实性与否的结论。其次，签名的真实性与否，并不是确定股东资格的决定因素，实践中不乏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或招商中心代办登记时代股东签名的情况，致使股东设立公司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难以简单以签名的真实与否直接判断，不能仅因非本人签字之事实就轻易否定其股东资格。庭审中，孙建国也表示其身份证原件未遗失过，仅交予劳建忠为其开房使用过。本院认为，孙建国将身份证交予他人使用的事实客观存在，现其身份证复印件出现在启祯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其虽否认有设立公司的意愿，但仅凭言辞否认尚不足以证明孙建国的主张。再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而言，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内容系其要求股东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孙建国股东资格的确认与否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实现与否。在孙建国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从维护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及债权人利益的角度衡量，本院对孙建国否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孙建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蒋秉臣书 记 员  田春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