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3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华，女，198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健如，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魏华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梅，女，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魏华之母。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健如，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梅，女，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海邦，男，199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上诉人魏华、魏健如、刘兴梅因与被上诉人魏海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2020）甘0122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华、魏健如、刘兴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2020）甘0122民初7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魏海邦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确立法律关系明显不当，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明显错误。2018年11月15日魏华与魏海邦经人介绍相识经过短暂恋爱后于2018年12月8日举行订婚仪式，2019年1月29日魏华与魏海邦按照当地风俗宴请亲朋、举办婚礼，随即两人既往兰州同居生活。期间魏华提出去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魏海邦不置可否。时间长达4个月也未去补办结婚登记，应属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魏海邦诉魏华属婚约财产纠纷明显错误；第二，魏健如、刘兴梅在订婚现场分别回拨了18000元、3000元、3000元，魏健如、刘兴梅经手将剩余60000元交由魏华与魏海邦开支使用，魏健如、刘兴梅并未收到、管控该款项，亦未做出退还承诺，非本案适格被告。2018年12月8日魏海邦及家人与魏华及家人在魏华家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场给付彩礼100000元，魏健如回拨了18000元、3000元，刘兴梅给回拨了3000元，合计回拨金额为24000元，剩余60000元交付魏华与魏海邦用于房屋装修支配、开销，二人具体如何开支了该笔款项魏健如、刘兴梅不知情，此事实王风琴(系魏海邦之母)一审当庭表示确实。另魏健如是否曾向魏海邦索要银行账号、是否做出退还承诺，魏海邦未提出主张，提交的证据亦未经当庭提交、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魏健如、刘兴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明显错误且不当；第三，《彩礼退还协议》系魏海邦提前准备的机打协议，且是在未与魏华自由自愿、平等协商的情形下“被迫、施压”由魏华签署形成。2019年3月25日魏海邦要求魏华按照其提前机打准备的彩礼退还协议内容作出承诺，魏华在无奈、被施压的情形下按照魏海邦的要求签署此协议，并非双方自由自愿、平等协商，也根本不属于魏华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日魏华在与魏海邦因口角发生矛盾，魏华在魏海邦的“被迫、施压”下退还了将近40000元的现金，故此一审判决认定“魏健如向魏海邦索要银行账号的行为表明魏健如、刘兴梅对协议的认可”明显不当，更进一步确认魏华与魏海邦是在协商后签署的退还彩礼协议明显对魏华不公。魏海邦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原判。无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或者魏海邦与魏华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的《彩礼退还协议书》，魏海邦与魏华的关系已经结束，魏海邦要求魏华、魏健如、刘兴梅退还彩礼的诉求应得到法院支持；第二，魏华、魏健如、刘兴梅提出其向魏海邦退还将近40000元现金以及魏健如、刘兴梅将100000元彩礼中的60000元交由魏华与魏海邦开支使用无事实依据，更无任何证据支撑。事实是魏华、魏健如、刘兴梅家庭长期处于资金非常拮据的状态，其在法院有多件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其作为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生效判决。魏华与魏海邦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彩礼退还协议》后，协议约定退还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但魏海邦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收到退款，鉴于此，魏海邦与其长兄于2019年10月3日曾到魏华家中沟通彩礼退回事宜，在魏华家中协商期间，魏华母亲情绪失常，还用铁棍击打魏海邦及长兄。后魏海邦拨打了110，警察协调后魏健如、刘兴梅明确退还款时间为10月底。之后魏海邦还委托其长兄多次与魏华一家人电话沟通还款事宜，2019年11月16日魏海邦长兄在得到魏健如的还款承诺后，曾通过短信方式将将银行账号信息发送至魏健如手机中。2019年2月12日魏华、魏健如、刘兴梅曾到魏海邦家中明确表示100000元彩礼中至少有80000元是用于偿还其家庭经营亏空及个人借款，但在一审庭审中，魏华明确否认此事实。针对此事实，魏海邦有相关音频文件可以证明魏华一家在2019年2月12日曾到过魏海邦家中，且在魏海邦家中停留超过四个小时。案涉60000元彩礼任何证据证明交给了魏海邦保管，其次，若60000元交给魏华保管，魏华的经济窘迫程度也不至于到连日常饮食及通信话费都无法承担的地步。至于魏华一家人提出的其给魏海邦40000元现金的主张与其现实经济情况不符；第三，魏华提出案涉《彩礼退还协议》系魏海邦提前准备，其实在“胁迫、施压”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主张不属实。魏海邦及魏华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魏海邦甚至违背他人意愿达到任何目的都属于违法。案涉《彩礼退还协议》并非提前准备，而是魏海邦与魏华达成口头协议后到打印店打印完成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魏华、魏健如、刘兴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海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魏华、魏健如、刘兴梅立即返还魏海邦彩礼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魏华、魏健如、刘兴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海邦与魏华于2018年12月8日在魏华家举行订婚仪式，订婚时魏海邦当场给付魏华、魏健如、刘兴梅彩礼100000元，魏健如退还魏海邦18000元，后魏海邦通过手机银行又给魏华转账18000元。魏华陈述订婚时其父亲、母亲还分别返还魏海邦3000元，魏海邦承认收到一人返还款具体金额不清楚。在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因魏华信用卡欠款问题产生矛盾，魏海邦与魏华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彩礼退还协议书约定魏华返还魏海邦彩礼60000元，魏华承诺将该笔款于2019年10月1日前一次性退还魏海邦，魏健如曾向魏海邦索要过其银行账号。一审法院认为，魏海邦与魏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魏海邦要求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魏海邦与魏华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后，协商达成了彩礼退还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魏华承诺返还彩礼60000元，魏健如向魏海邦索要银行账号的行为，表明魏健如、刘兴梅对该协议亦认可，以上事实与一审庭审中案涉双方的陈述及魏海邦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魏健如、刘兴梅辩称不承担返还彩礼6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魏华称分手时扔给魏海邦将近40000元的现金无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魏华要求拿回自己的个人物品，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一、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返还魏海邦彩礼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魏华、魏健如、刘兴梅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二、魏华的个人物品归魏华所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魏海邦负担920元，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负担1380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魏华、魏健如、刘兴梅向本院提交的一份证据为魏海邦与魏华书写退还彩礼协议时的手机录音一段，其提交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魏华是受魏海邦胁迫书写《彩礼退还协议书》的。魏海邦质证认为该录音中对话的双方确实是魏海邦与魏华，但打印、签订退还彩礼协议是3月24日，该录音是3月24日之前魏海邦与魏华吵架的录音，录音里不涉及退还彩礼的事情。魏海邦向本院提交的一份证据为其长兄与魏健如的通话录音2段，其提交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魏健如答应退还彩礼，但是没有退还。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质证认为该2段通话录音虽确实是魏健如与魏海邦哥哥的通话，但当时魏健如并不知道协议的事实，也说的是搞清楚之后该退多少退多少。本院认为，案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两份证据均未显示形成时间，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提交的录音内容的发生及形成时间均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当事人对于逾期提交的理由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新证据的范畴。并且魏华、魏健如、刘兴梅提交的录音证据仅能证明魏华与魏海邦发生争吵，并不能证明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是胁迫签订的。魏海邦提交的录音证据也仅能证明其长兄向魏华的父亲魏健如索要款项、询问退还事宜，但仅依据该通话录音并不足以证明案涉60000元款项的退还责任主体。综上，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审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还款责任主体及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是否正确。法律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是指解除婚约后，为分割与婚约有关的财产而提起的诉讼。本案中，根据魏海邦在一审中的起诉状，其据以要求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返还60000元彩礼钱的主要依据为其与魏华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的《彩礼退还协议书》。案涉纠纷虽然是因解除婚约关系所引起的，但案涉婚约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已针对婚约相关财产的分割达成书面协议，本案原审原告魏海邦也是依据该《彩礼退还协议书》中约定的退还彩礼金额提出诉讼主张，故案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所产生的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认定为婚约财产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魏海邦与魏华在婚约关系解除后，针对婚约财产问题于2019年3月25日签订了《彩礼退还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第2项中明确约定“乙方向甲方一次性退还礼金人民币大写：陆万元整，￥：60000.00”，。并且在案涉双方签订的《彩礼退还协议书》背面，魏华还以手写方式书写了一段承诺，承诺“本人魏华，身份证号（620122198705180220）承诺于2019年10月1日将退还的彩礼60000.00元整一次性给清，如若不还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及背面的承诺下方，魏华均签字捺印。故魏华作为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向魏海邦退还60000元彩礼的义务。现魏华针对魏海邦的诉讼请求抗辩称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是其在魏海邦的胁迫下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魏华对其该项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二审审理中，魏华虽然提交了一段其与魏海邦的交谈录音，但如前文所述，该录音仅能证明其与魏海邦发生争吵，不能证明魏华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彩礼退还协议书》。魏华再未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魏海邦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故魏华作为举证证明责任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提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魏海邦要求魏华向其返还60000元彩礼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魏海邦要求魏健如、刘兴梅共同承担返还60000元彩礼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魏健如、刘兴梅虽为魏华的父母，但魏健如、刘兴梅并未在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上签字，其并非案涉《彩礼退还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的原则，合同内容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虽然魏海邦提供证据证明其长兄曾跟魏华的父亲魏健如索要过彩礼钱，沟通过退款事宜，魏华的父亲魏健如也曾向魏海邦的长兄索要过银行账号，但该情形都不足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亦不能成为认定合同义务履行主体的依据，魏海邦要求魏健如、刘兴梅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关于魏华在一审中提出的要求魏海邦向其返还个人物品的主张，本院认为，魏华的该项主张仅以答辩意见的形式向一审法院提出，并未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予以提出。并且本案是合同纠纷，案涉合同，即《彩礼退还协议书》中并未涉及退还魏华个人物品的事宜，故其该项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未提出独立诉讼请求的主张予以审理显属不当，明显超出当事人的诉请，本院予以纠正。魏华的该项诉请可与魏海邦协商予以解决或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予以主张。综上所述，魏华、魏健如、刘兴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及还款责任主体的认定不当且超出当事人诉请予以审理，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皋兰县人民法院（2020）甘0122民初70号民事判决；二、魏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魏海邦彩礼60000元；三、驳回魏海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魏海邦负担920元，魏华负担1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魏海邦负担380元，由魏华、魏健如、刘兴梅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清审判员 张海军审判员 刘宝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贺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