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3民终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如，男，1973年7月2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永嘎，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峰，乌海市海勃湾区海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许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岚，内蒙古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高乐，内蒙古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如因与被上诉人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2020）内030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永嘎、王晓峰，被上诉人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岚、闫高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如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2020）内030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隶属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事业单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同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事业单位应当具备法人条件”。而根据一审法院在（2020）内0302民初59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认定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因此关鲁义所任职的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当然不是事业单位错误；2.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事业单位基础上，又对其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关系上出现了认识错误。关鲁义所任职的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被上诉人的内设机构，根本不存在所谓人员组织上和机构管理上仍具有相应的权限和独立性这一情况；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公章管理不规范、用人失察，是对证据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出示了关鲁义实施诈骗的合同原件，上面加盖了规划监察执法分局的公章。被上诉人虽然在一审庭审阶段出具了内部的公章管理制度文件，以证明其存在完善的制度。但是制度制定是一方面，制度执行是另一回事。如果制度执行完善，就不存在关鲁义为擅自利用公章的情况，这是典型的公章管理不规范；其次，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刑事判决书、乌海市纪委监委通报等证据，这些证据能够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存在用人失察。综上，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用人失察具有充分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导致错误判决，故请求依法改判。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依据《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五定”方案》，规划监察执法分局隶属关系为：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所属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6名。一审法院认定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隶属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事业单位，并无不当；2.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正确。被上诉人不存在公章管理不规范、用人不察的情形，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关鲁义的合同诈骗行为起因为陷入网络贷款，具有个别性、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完全由其自身原因，误入歧途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系因上诉人的主观过错和关鲁义的诈骗行为造成，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因果关系。上诉人的所有质保金均转账至关鲁义个人账户，而非转账至被上诉人账户，质保金应由关鲁义个人返还，在刑事案件中上诉人的质保金未追回，直接造成其经济损失，因此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偿还合同履约质保金1836491元；2.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赔偿利息损失数额至实际给付履约保证金之日，暂计算至起诉时为87375.1元（计算方式：以183649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34984.79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20日止的利息损失52390.31元，上述利息损失暂时共计87375.1元）；3.案件诉讼费用由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关鲁义系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办公室主任。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13日关鲁义利用保管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公章的职务之便、虚构城市围挡设置项目工程与张如分别签订《乌海市海勃湾区滨河二期指定位置围挡设置工程合同》（乌城管规合字【2018】044号）一份、《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关于新建滨河二期指定位置围挡工程（乌城管合字【2018】044号）补充协议》一份、《乌海市指定位置围挡设置工程合同》一份。合同签订后，张如按照关鲁义的指示向关鲁义个人账户转账合同质保金322875元、78000元、1435616元共计1836491元。2019年10月31日，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内0302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关鲁义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责令关鲁义退赔被害人张某（即本案原告张如）1830875元。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隶属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事业单位。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个人涉嫌经济犯罪，对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单位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张如诉称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存在公章管理不规范、用人失察的过错责任，未能举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且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虽具有机构隶属关系，但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在人员组织上和机构管理上仍具有相应的权限和独立性。关鲁义作为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办公室主任利用保管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公章的职务之便、虚构城市围挡设置项目工程实施合同诈骗罪，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具有明显过错。综上，张如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张如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应明确被上诉人单位在关鲁义的犯罪行为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原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办公室主任关鲁义利用职务之便虚构城市围挡设置项目工程与张如签订《乌海市海勃湾区滨河二期指定位置围挡设置工程合同》（乌城管规合字【2018】044号）一份、《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关于新建滨河二期指定位置围挡工程（乌城管合字【2018】044号）补充协议》一份、《乌海市指定位置围挡设置工程合同》一份，合同中对工程地点均未有明确约定，合同签订方为关鲁义个人并加盖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公章，且张如将工程质保金打入关鲁义个人账户，收据以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红头文件的形式出具。在合同签订前，张如未进行过任何招投标，也未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其他工作人员核实过工程的真伪及具体情况，在合同签订及缴纳质保金过程中虽产生过异议，但未进行进一步确认而执意与关鲁义个人签订合同，其缴纳的款项中包括支付给关鲁义个人的公关费，本身属于私下交易获取利益的行为。张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合同的签订持审慎态度，尽到注意义务，合同签订的整个过程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导致关鲁义有机可乘，造成自身财产损失。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是隶属于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事业单位，单位不会通过工作人员个人对外发包工程，且所有对外合同必须以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名义盖章方为有效，各分局无权对外签订合同。张如与关鲁义签订合同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其所在单位在整个过程中不知情并且不具有明显过错，张如的经济损失与被上诉人单位无因果关系，其财产损失应由关鲁义个人承担，且（2019）内0302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了责任主体，判决关鲁义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责令关鲁义退赔被害人张如1830875元，不应再由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承担赔偿责任。故张如上诉称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应对其下属的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分局行为承担责任，且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用人失察、管理不严造成其财产损失应予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14.79元，由张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硕审判员 张新峰审判员 魏 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尉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