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24行初99号 原告徐俊东，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 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高湖路**。 负责人马天军，所长。 委托代理人杨海峡、徐东泽。 第三人张建平，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杨光明，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俊东诉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以下简称“城东派出所”）、第三人张建平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原告于2020年8月14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8月19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管辖。8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行辖259号行政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案。本院于9月21日立案受理，于9月26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俊东、被告城东派出所所长马天军及委托代理人杨海峡、徐东泽、第三人张建平的委托代理人杨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城东派出所于2020年8月3日作出诸公(东)行终止决字[2020]000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因徐俊东被侮辱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决定终止调查。 原告徐俊东诉称：第三人不认可原告此前向人社局寄去三封举报信行为，于2020年6月1日下午2点30分在司法局二楼会议室召开科室长会议(月结月报)上突然发难，开批斗会并把原告赶出会议室。会后第三人下了封口令，参会人员均不得开口。原告原先所有的举报也好，投诉也罢，都是在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这样的行为应当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若第三人最后所述有关原告的言论合法合情合理合规，何惧原告录音录像!若第三人最后所述有关原告的言论合法合情合理合规，何必把原告轰出会议室!这是不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体现?第三人事先不沟通，开会搞突击，涉嫌以权压法、颠倒黑白，以一面之词当众否定原告行为合法性质、否定原告人格、名誉。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原告于2020年6月5日向诸暨市公安局控告，请求依法作出处理。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于2020年6月9日受理，后原告提供了三段视音频文件及人社局举报受理通知书。2020年8月3日，被告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的成立条件是有两个，一是行为人在三人以上的公开场合提到他人，这是公然的应有之义；二是行为人提到他人的语言是对他人名誉的否定或人格的污侮辱。同时构成这两项即可认定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原告在向公安局提出查处申请期间，已经提供三段视频文件，能充分证明第三人在科室长会议上提到原告向人社局的举报行为，也就是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的第一个成立要件。由于后来原告被第三人赶出来，导致原告无法亲耳听到第三人到底在会议上对原告本人及行为是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或者是两者皆有之评价，亦或是第三人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没有再就原告及原告的举报行为多说一句。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的第二个成立要件，就成了待证事实。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以没有违法事实为由，作出终止调查决定，说明已经证据确凿的查清了第三人到底在会议所说的内容，并据此内容认定不存在违法事实。没有违法事实，有两层意思，第一，不存在原告在举报中所认谓的侮辱的违法行为，第二，不存在同一个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其他治安违法行为。对于第一点，原告认为，此前无论是向武义人社局还是诸暨人社局的举报，都是在行政法律法规赋予的法定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对此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来贬低原告的名誉，侮辱原告的人格。故而除非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查清第三人没有再在会议上提及原告、在会议上对原告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或赞扬外，其他以全部否定或部分肯定部分否定方式的行为，都是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结合第三人在禁止原告录音录像的态度并把原告轰出会议室的做法，是很难依据常识和心理学的一致性来推断第三人在会议上对原告的行为会是肯定评价。被告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当有确凿的证据能对此事项进行否定。对于第二点，本案可能涉及两个违法行为，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违法行为，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规定的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据原告在会议之后的一两天之内，向还在完整参加过这个会议的部分同事了解，第三人在会议上讲的是原告与其在武义的表姐就武义某厂劳动争议事项所进行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均发生在武义、金华、省高院)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与诸暨市司法局无关，与第三人无关，属于他人隐私，所以如第三人承认确实在科室长会议上提到了这些事情，则第三人构成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被告没有违法事实的结论亦当有确凿的证据能对此事项进行否定。 再退一步讲，在原告被轰出会议室后，第三人是否在会上继续对原告以及原告的举报行为进行否定的评价，这一事实，只有当时在场的人知道，除非还有其他音频文件或者视频文件，能板上钉钉的予以证明之外，公安机关是做不到证据充分地查清有还是没有以及有多少的事实的。即使第三人自己承认进行否定的评价以及在场的其他人如实地陈述进行了否定的评价，从证据角度来说，第三人自述和在场其他人的证人证言，都属于言词证据，在没有其他物证、视音频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或补强的前提下，是不能得出肯定没有或肯定有的结论的。换句话说，是查不清的。因为，如果第三人在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期间承认进行了否定的评价，待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又否认没有进行过否定的评价，则公安机关先前作的处罚决定立马就会陷入证据不充分的境地。所以被告城东派出所认为没有违法行为，是证据不确凿、不充分的。这就如同甲对乙说，甲给乙行贿100万了，乙也说承认收到100万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甲向乙行贿100万的事实是不能认定的。就原告被赶出后第三人的言语，是无法查清，叫做违法事实不成立，应当作出不予处罚决定，而不是终止调查决定。 但是，在本案当中有另一个能查清的违法事实存在。原告提供了铁证如山的三段视音频文件，这些文件能清晰地反映第三人所说的话，无论第三人现在否认也好，还是以后否认也好，都不可能反驳这三段视音频文件的真实性。这些文件结合同样是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人社局受理通知书，可以证据确凿地第三人知悉了原告的举报情况，并且将原告举报情况在司法局科室长会议上广而告之。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原告不曾也不想公开向诸暨市人社局三封举报信，原告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人社局寄去实名举报信的，但实名举报不等于公开举报。对于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外的其他人来说，实名举报是举报人的隐私。况且，根据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名举报是有保密要求的。也就是说，被举报人是不应当知道谁举报了的。但现在第三人不仅窃取举报人的举报信息，而且将这个举报事项在公众场合予以公开，构成散布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更何况，第三人属于被举报人，原告属于举报人，而举报事项尚处于待处理未有结论的调查期间，第一个涉及违法的被举报人——以此公然方式、神情泰然“点评”原告——一个依法行使举报权利的举报人，不知道的还以为第三人才是正义的化身、原告是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恶魔呢!是否有一种天地倒转的异样!是否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天大的笑话!原告虽然以涉嫌被侮辱为由要求被告查处，针对的是原告离开会议室后的情况而言，但原告在调查阶段提供的证据却可以充分证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的违法行为。或许是原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疏忽大意，亦或许是原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后知后觉，但被告负责有全面审查违法行为存在与否，违法行为类别的职责，尤其是在原告提供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更是应当审查证据所反映的违法行为的成立与否。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20年8月3日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徐俊东于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回复。 关于请求对诸暨市司法局张建平局长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控告信、控告信证据材料清单及材料，证明原告提出控告，要求公安机关查清事实，依法处理。 受案回执，证明被告受理案件。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明被告接受视频文件等材料。 至徐俊东的函和信封，证明原告被控诉，说明袁吉苗询问笔录中第三人在会议上讲的内容，也证明第三人在散布原告隐私；其中这份信有句话我对诸暨比较熟，有空来拜访我，我认为是一种恐吓，以此为由向武义县公安局投诉，就是第二份证据，武义县公安局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武义县公安局对李立波不予处罚决定书，证明李立波的投诉差点构成对原告恐吓威胁而受到处罚。 武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议决定书、（2019）浙07行初47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袁吉苗询问笔录中第三人在会议上讲的内容，也证明第三人在散布原告隐私，以这些行为作为例子来强调工作记录，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损害他人名誉的侮辱行为，同时也证明被告未深入调查该证据。 探头照片五张，一楼和二楼的情况，证明被告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在程序上调取视频监控不尽职，被告决定事实依据不足。 被告城东派出所经质证，对证据1、3、4三性均认可；对证据7三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客观存在，但对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8中的摄像头，被告已核实位置，并向司法局调查，摄像头未启动，无相关录像记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张建平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被告城东派出所辩称：一、被告对该案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内容适当。2020年6月8日，公安机关收到原告控告信，原告举报事项：请求对张建平局长涉嫌于2020年6月1日下午以开批斗会的形式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经调查，本案没有相关违法事实。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原告的询问笔录，第三人的询问笔录，陈洁、赵海军、季华慧、张海菊、陈红军、袁吉苗、陈芸等人的询问笔录，控告材料，视听资料等证据证明。2020年8月3日，被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 被告依法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程序合法。2020年6月8日，被告接原告控告信，于6月9日依法受案。同日15时许，被告制作原告报案笔录，并接受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6月12日至7月29日，被告依次制作案发当日在场的陈芸、袁吉苗、陈红军、张海松、季华慧、赵海军、张建平、陈洁等人笔录。6月16日，被告依法向诸暨市司法局调取案发楼层监控视频。诸暨市司法局于当日回复：无相应录像。8月3日，被告综合全案证据，依法对该案作出终止案件调查的决定。 综上所述，被告对徐俊东被侮辱一案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城东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徐俊东的询问笔录，2、张建平的询问笔录，3、陈芸的询问笔录，4、袁吉苗的询问笔录，5、陈红军的询问笔录，6、张海松的询问笔录，7、季华慧的询问笔录，8、赵海军的询问笔录，9、陈洁的询问笔录，10、调取证据通知书，1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12、受理通知书，13、试听资料，以上证据证明本案没有违法事实；14、邮寄凭证、15、控告信等证据材料，证明被告接到原告控告信时间及证据相关内容。 第二组证据：16、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17、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18、受案登记表，19、受案回执，20、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诸暨市公安局对该案做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程序合法。 被告明确其行政行为法律依据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当庭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张建平的询问笔录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内容有异议，所述“我临时想到……”不实，当时他讲的内容非常多，绝对不是临时想到；所述“我考虑到当时会议内容已经结束了，就让他出去”不实，实际是他把原告轰出去的；所述“徐俊东出去以后我就对近期工作及工作纪律进行了安排”不实，本身就是月结月报会，不是近期工作，最多就是工作纪律进行强调；所述“工作有想法可以向单位反映，要注意方式方法”，第三人以原告的三份举报中有两份涉及到司法局为例子来强调工作纪律，与原告举报做法不一致，这是对原告行为的反向评价；所述（我拿出手机拍摄以后他）“没有再讲下去”不实，实际上他后头讲了其他内容。对证据3陈芸的询问笔录，三性均无异议，所述“徐俊东离开后张建平局长继续讲了十分钟”，与其他笔录相印证，强调的是纪律方面的问题；所述“张局长语气很平和地”，与当时情况不符。对证据4袁吉苗的询问笔录，所述“徐俊东走出会议室后张建平局长向我们讲了徐俊东被其武义老家企业投诉”,信息量很大，不是徐俊东去投诉企业，而是被投诉，以提出例子再提升到工作纪律讲法，才符合逻辑，才符合“十分钟”的时间要求。对于证据5陈红军的询问笔录，制作时间和地点与袁吉苗的笔录时间地点有重合，都是在412办公室做的，有交叉询问情况，陈红军也讲到张局长大概讲了十多分钟，强调的是工作纪律。证据6-9大同小异，对于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证人所述强调工作纪律和大概说了十分钟左右，原告认可，其他不认可。对证据10调取函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个调取函仅仅是司法局的回函，被告没有尽到职责。对于证据11-15三性均无异议。从证据2-9可以看出，原告离开后会议还进行了十分钟左右，主要讲的是工作纪律，所有证人中只有袁吉苗是副局长，其他都是科室长，鉴于科室长和局长的上下级关系，他们所述存在利害关系，不特别可信。袁吉苗说的比较可信，比较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十分钟的时间，以工作纪律为主题，提到了原告一些在武义老家的事情，其中被投诉的事情原告不愿意公开，属于隐私，即便是后面复议和诉讼，这些都是原告不愿公开的隐私。袁吉苗的询问笔录，至少证明被告认定“第三人在会上没有提到原告，没有据此进行评价”，然后据此作出第三人没有违法行为的结论，事实根据不充分。 对于第二组证据原告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经质证，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证实原告所称的开批斗会、下封口令、把原告轰出会场，均与事实不符合。所有证人证言都没有讲到开批斗会、下封口令、把原告轰出会场，都讲到第三人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也没有散布个人隐私。即使原告最认可的袁吉苗证言，也讲到没有侮辱性的语言，至于袁吉苗讲到原告在老家有诉讼，也不属散布个人隐私，也不侮辱原告。隐私有特定的含义，不是说原告不想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就是隐私。 第三人张建平述称：第三人从未对原告进行过侮辱或实施其他违法行为。一、2020年6月1日在我局召开的科室长会议上，第三人未在会议中对原告进行所谓的谩骂、贬低人格、侵犯个人隐私等不当行为，会议期间原告拿出手机欲对会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被第三人所制止，并要求其离开会议现场。第三人认为原告进行录音录像的行为违反会议纪律，第三人对其做出处理，要求其离开会议现场属于正常的行政机构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存在不当之处，更不违规违法。 二、被告做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完全正确合法。1、被告受理原告报案后，积极进行调查，并向当天参与会议的多名副局长、科长等调查核实情况并制作了相应的调查笔录，证实第三人无违法事实后，才最终做出了终止调查的决定，故被告做出该行政行为证据确凿。2、被告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因此在确认第三人无违法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终止调查的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3、原告在起诉状中也陈述“导致原告无法亲耳听到第三人到底在会议上对原告本人及行为是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充分说明实际上原告本人对于第三人是否有侮辱言语或行为这一基本事实也不知晓，其在报案及起诉时所说的种种情形都是自己的主观臆断，根本没有相应的证据。 综上，第三人认为自己无任何违法行为，被告做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正确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建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3、4、7，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6可以甄别原告行为性质，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与认定本案事实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1-9，来源、形式合法，所述主要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均予认定。证据11-20，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可以证明被告向诸暨市司法局调取2020年6月1日下午司法局大楼二楼视频监控，司法局作出“经查看，无相应录像”回复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20年6月1日下午，诸暨市司法局召开月结月报会议，由局领导和中层正职参加。参加会议的原告徐俊东时任诸暨市司法局应诉协调科科长，第三人张建平时任诸暨市司法局局长。会议议程为三项，一是各科室长汇报五月工作总结和六月工作计划，二是分管领导点评，三是局长作总结讲话。约下午四时，会议议程基本完成，第三人说：“有同志近期向有关部门投诉，有两件是涉及到我们局里的……”。原告即拿出手机对第三人进行拍摄。第三人问原告：“你是不是在录音录像？”原告说：“是的…以防你用诸暨话骂我，我要作证据使用。”第三人说：“录音可以，录像不可以。”第三人对原告说会议议程已经结束，可以出去了。坐在原告旁边的赵海军把原告手机拿下来，并把原告劝离会场。之后，第三人在会上讲了关于原告代理武义县老家亲戚向人社局投诉举报企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被企业投诉的事情，提醒大家在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要求大家要讲究工作方法，并对工作纪律作了强调。 2020年6月5日，原告向诸暨市公安局邮寄《关于请求对诸暨市司法局张建平局长涉嫌公然侮辱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控告信》，认为第三人事先不沟通，开会搞突击，涉嫌以权压法、颠倒黑白，以一面之词当众否定原告行为合法性质、否定原告人格、名誉，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作出处理。同年6月9日，被告接到控告信，受理案件并告知原告。同年7月7日，被告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天。同年8月3日，被告作出诸公(东)行终止决字（2020）000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因徐俊东被侮辱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 另查明，2019年1月11日，原告亲戚徐月飞向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要求查处武义威特公司违法行为。同年3月15日，武义县劳动监察大队作出武劳监告（2019）8号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并送达徐月飞。徐月飞不服告知书，向武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5月22日，武义县人民政府作出武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武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30日内对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并回复。同年6月6日，徐月飞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作为徐月飞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同年11月26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行初472号行政判决，驳回徐月飞的诉讼请求。 又查明，2019年6月26日，武义威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立波以永武缙企业联合会名义向原告寄送《致徐俊东函》。同年8月6日，原告认为该函中“有机会他会去拜访你”等陈述具有恐吓意味而向武义县公安局报案，要求查处。2020年1月8日，武义县公安局作出武公（熟溪）不罚决字（2020）00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李立波等人威胁徐俊东人身安全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但对被告行政程序无异议，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徐俊东被侮辱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是否证据确凿，据此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和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要求行为人具有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则不构成侮辱。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对特定的自然人进行人身侮辱，嘲笑辱骂，散布隐私，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并且使不特定人多人知晓。只有符合主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治安违法中的侮辱行为。组织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内部管理中上级对下级的评价，因不符合侮辱的主客观要件，均不符合侮辱行为构成要件。本案中，第三人在科室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有同志近期向有关部门投诉”，在原告离开之后又提及关于原告代理武义县老家亲戚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企业投诉的事情，并提醒大家在工作上有想法可以向单位领导反映，要求大家要讲究工作方法，并对工作纪律作了强调。从本质上讲，第三人的行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主观上不具有贬低原告人格、破坏原告名誉的目的，客观上未使用侮辱性质的手段。本院对第三人实施内部管理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不作评价，但该行为不符合侮辱行为构成要件，不属于治安违法中的侮辱行为。 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自然人所享有的不愿或不便他人获知的私密信息，以及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的私密空间。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是私生活权利。本案中，原告帮助亲戚向人社局投诉举报，进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有关信息，即使原告不愿意他人知道，也不属于隐私。 被告经调查，查明第三人没有违法事实，据此作出的诸公(东)行终止决字[2020]0004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撤销之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俊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俊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具体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审 判 长  潘旭峰 审 判 员  张兆刚 人民陪审员  李玉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小玉 书 记 员  何 懿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