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82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桃源县平镇市涌丰里工业二路**。代表人：黄钰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森兴，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朵，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雪梅，女，汉族，1943年10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男，汉族，1964年8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李雪梅、李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文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雪梅、李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昕怡，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竹子林建业工业区**厂房**西。注册号：440301104192280。法定代表人：宋桂云。上诉人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嘉硕）因与上诉人李雪梅、李东、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威利公司）减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台湾嘉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中“其中李雪梅以人民币1620万元为限、李东以人民币180万元为限”内容，改判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的责任限额均为在减资1800万元的范围，亦即，整体判项改判为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在减资人民币18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台湾嘉硕的货款718725美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以200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基准汇价将718725美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亿威利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违法减资的事实认定清楚，但判决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对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的货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限额分别为人民币1620万元、人民币180万元，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是对两被上诉人的责任判定有所遗漏疏忽的。亿威利公司减资程序违法，两被上诉人作为亿威利公司股东，应在减资人民币1800万元范围内共同对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的货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现行公司法之规定，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亿威利公司进行减资，未按法定程序通知上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的规定，属于减资程序违法。公司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减资通知时，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可比照公司法相关原则和规定来处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审法院错误地判定两被上诉人分别在其各自减资范围内（李雪梅以其减资人民币1620万元为限、李东以其减资人民币180万元为限）对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的货款以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是片面的，对两被上诉人的责任判定有所遗漏疏忽。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作为亿威利公司的股东，在明知亿威利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争议的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亿威利公司的偿债能力，故两被上诉人的违法减资行为明显侵害了上诉人的债权，属于特殊的侵权形式，且属于互相协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共同侵权行为，均应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该种法律责任应包括两个方面，即：（1）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由于减资程序违法，应在其各自减资（李雪梅减资人民币1620万元、李东减资人民币180万元）范围内对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的货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诚如原审判决说理分析所示，在此不再赘述。（2）被上诉人李雪梅、李东作为亿威利公司股东，分别对其他的股东的减资行为具有协助、配合违法减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即，李雪梅协助配合了李东违法减资180万元、李东也协助配合了李雪梅违法减资1620万元，该种协助配合行为亦造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后果，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这种行为的行为人也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故此，李雪梅对李东减资180万元的事实也应该承担责任，李东对李雪梅违法减资1620万元的事实也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一点，正是原审判决所疏忽遗漏的。综合上述两方面，两被上诉人应在减资人民币1800万元的范围内对亿威利公司所欠上诉人的货款以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李雪梅以其减资人民币1620万元为限、李东以其减资人民币180万元为限。二审法庭调查时，台湾嘉硕补充如下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年11期）刊载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10330号民事判决书（即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判决），在该案中，江苏博恩公司减资时，该公司原有三个股东：上海博恩公司、冯军、陈芹燕，其中股东冯军减资1900万元，另两个股东上海博恩公司和陈芹燕未减资（见判决书第5页中段），由于该司减资时未通知在减资前已经形成的公司债权的债权人德力西公司，该案一审判决冯军在减资1900万元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欠德力西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而未判决未减资的股东上海博恩公司同样承担补充责任（原告未起诉另一股东陈芹燕）。债权人德力西公司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均属于应当明知德力西公司的债权，在此情况下仍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冯军的减资要求，并且未通知债权人德力西公司，故判决上海博恩公司和冯军均在在减资1900万元范围内对江苏博恩公司欠德力西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上诉人认为该案的情况与本案案情比较类似，法理相同，请求法庭支持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在减资总额度1800万元范围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拖欠上诉人的债务连带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雪梅、李东答辩意见：台湾嘉硕提供的案例与本案存在差别，根据公报案例，这两家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且卖方也完成了供货的义务。但是就台湾嘉硕和第三人亿威利公司在之前福田区法院的案件中，双方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争议较大，且债权存在不确定性，是存疑债权，因此我方认为两个案件不同，上诉人提供的案例没有参考价值。且上诉人提供的案例恰好可以印证，法院在公司减资纠纷中，应当重点审查债权人和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而台湾嘉硕和第三人亿威利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经过将近十年的审理，最后法院采取了较为模糊的判断，因此应当认为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不应当对台湾嘉硕承担债务，至少债务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上诉人李雪梅上诉请求：1、撤销（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台湾嘉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台湾嘉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台湾嘉硕起诉所主张的事实理由之外，超出诉请范围进行审理，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纵观台湾嘉硕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其主张亿威利公司与台湾嘉硕的买卖合同纠纷己经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予以确认，双方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在该买卖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亿威利公司进行减资时，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提供了《深圳市亿威利公司债权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承诺对减资前的债权债务继续承担责任，依此主张上诉人应当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绕开了台湾嘉硕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将案件争议焦点归纳为“亿威利公司减资时是否有义务通知原告”、“未履行通知义务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第6页），原审法院主持下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对台湾嘉硕起诉状中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避而不谈，另行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围绕台湾嘉硕在亿威利公司减资时是否是已知债权人、是否应尽通知义务等进行调查和辩论，显然已经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二、原审法院认定亿威利公司减资时与台湾嘉硕之间的诉讼尚未终结，依此推断亿威利公司知晓双方存在争议债权，进而认定亿威利公司在减资过程中负有通知台湾嘉硕的义务，但事实上双方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在减资时尚未有最终定论，故亿威利公司并无义务通知台湾嘉硕，在亿威利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减资后，股东不应再承担补充责任。台湾嘉硕与亿威利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件历经多个审判程序、历时将近十年，所涉法律关系复杂难辨，即便双方确实存在争议，也无法直接认定争议债权为已知债权。在本案中，上诉人最终是否应当为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前提是亿威利公司对外负有明确债务，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确，且该债务形成于亿威利公司减资之前（即有确定的债权人，履行对象明确），且债务金额没有争议（即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回到前案即台湾嘉硕与亿威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无锡嘉硕”）作为共同原告于2009年8月26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案历经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终审判决，才最终确认亿威利公司需要向台湾嘉硕支付相应货款。但是，对于亿威利公司来说，到底凭什么判断前案所涉债权属于“己知债权”？1、台湾嘉硕与亿威利公司之间到底属于代理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关系？在前案中，亿威利公司基于其与台湾嘉硕所签订的是《代理合同副约暨新增条款》，主张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应为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并且，在双方实际往来过程中，台湾嘉硕所主张的每一笔货物发送及收货、货款支付并不能与亿威利公司一一对应，亿威利公司并未实际收到涉案代理合约项下的相关货物，谈何支付货款？正因为前案所涉事实复杂，法律关系难辨，且双方当事人存在巨大争议，因而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围绕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了大量举证质证、司法鉴定。即便如此，在该案原二审阶段深圳中院仍以原审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前案发回重审[（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48号民事裁定]。最后在深圳中院重审二审判决即（2016）粤03民终20032号民事判决中，仍然对此进行了模糊认定：台湾嘉硕与亿威利公司存在代理（买卖）合同关系。众所周知，代理与买卖合同属于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合同关系，其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也截然不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到底属于代理关系还是买卖关系，深圳中院重审终审判决也不敢明确作出判断。可见，人民法院经过两个审级仍无法明确双方法律关系性质。2、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公司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债权人?由于前案所涉交易中，无锡嘉硕公司虽与亿威利公司之间没有签署代理或买卖合同，却存在部分由无锡嘉硕公司签发订单的情形。因而，最初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公司均以自己属于债权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甚至在本案中，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公司最初于2015年11月3日也是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两家嘉硕公司甚至连自己对于谁才是债权人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这种情形下，又如何强求亿威利公司准确判断谁是债权人？可见，在亿威利公司减资时甚至是台湾嘉硕提起本案诉讼之后，不仅没有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台湾嘉硕对亿威利公司享有确认债权，且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也无法明确债权主体，即无法直接认定在亿威利公司减资时，台湾嘉硕就是已知债权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而今在法院作出（2016）粤03民终20032号民事判决认定亿威利公司应支付货款后，不应反推减资时台湾嘉硕为已知债权人、亿威利公司负有通知义务，即不应当以人民法院判决结果苛求商事主体具有司法裁判专业水准，苛求亿威利公司对于当时争议的债权关系具有准确的认定。因此，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因台湾嘉硕并非已知债权人，对其不负有直接通知义务。三、《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当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应作限缩解释，即已知债权人，因此在前案没有生效判决认定亿威利公司确应支付货款的情形下，亿威利公司及上诉人不负有通知义务。《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仅笼统规定，在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应当通知债权人。但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与台湾嘉硕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尚未审结，亿威利公司是否应当履行通知义务，应当参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公司清算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也即对于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应当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应当理解为已知债权人，即债权债务关系经双方认可或者依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债权人。如前所述，在亿威利公司减资时，亿威利公司和台湾嘉硕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尚在审理当中，法院并未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台湾嘉硕享有债权。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债权形成于亿威利公司减资之后，亿威利公司及上诉人在减资时不负有直接向其发出减资通知的义务。四、退一步而言，亿威利公司减资时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定履行了对已知债权人的通知义务，也进行了公告，并不妨碍台湾嘉硕申报债权，亿威利公司并非恶意减资逃避债务，上诉人无需承担补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定程序减资，即是公司减资前对债务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公司股东对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原审判决第7页）”，但事实是，亿威利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己经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作出股东会决议、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在报纸上进行公告。亿威利公司减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并依法办理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前案裁判结果，亿威利公司与台湾嘉硕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8年底才最终确定，也即在公司减资多年后才成为亿威利公司的明确债务。鉴于亿威利公司对于潜在债权人采取了公告通知的形式，若台湾嘉硕认为对亿威利公司享有债权，在其没有接到直接通知的情形下，并未妨碍其根据公告进行债权申报，从而要求亿威利公司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上诉人作为亿烕利公司的股东，在亿威利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减资后，无需再对公司债务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原审法院仅以亿威利公司与台湾嘉硕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尚未审结、存在争议，推定亿威利公司、上诉人对台湾嘉硕负有减资时的通知义务，进而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台湾嘉硕答辩意见：一、被答辩人提出原审判决超出答辩人诉请范围的观点，是错误的。1、原审判决不存在所谓“超出诉请范围”的问题。答辩人在原审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令两被答辩人在其减资1800万元的范围内共同对生效判决[（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8号和（2016）粤03民终20032号]所确定的亿威利公司的应付债务（包括本金和利息）向答辩人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而原审判决并未完全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而是判决两被答辩人分别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比起答辩人请求的连带责任明显轻多了，对此，答辩人亦有不服，对这个问题提出上诉。显然，原审判决是没有超出诉请范围的。2、庭审中，法官对双方都是提出或陈述的案件事实与理由，认为有不全面或不明确的地方，可以继续发问或其他方式进行补充调查，这完全符合诉讼法的要求，也符合司法实务的惯例。这与“不告不理”原则完全两码事。由于本案在起诉时立案的案由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后随着审判活动的推进再将案由变更为公司减资纠纷，案由的变化本身就意味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庭针对双方主张的事实要进行补充提问和调查，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且在庭审中，也是我方主动提出亿威利公司减资未通知我方，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之后，法庭再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门提问。二、关于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是否应该通知我方的问题，答辩人的观点是明确的，是应该通知，公司法对此亦有明确的规定。1、关于被答辩人提出我方与亿威利公司之间的合同是代理合同还是买卖合同的问题。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6号）第一条：“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由此可见，尽管双方原来签订时为代理合同，但是合同内容约定以及实际履行中，均为买卖关系，故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对此问题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其次，不管是视为代理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一方享有债权的事实这一点是不变的。2、关于被答辩人提出台湾嘉硕和无锡嘉硕到底谁是真正债权人、应该通知谁的问题。答辩人认为，首先，真正的债权人当然是台湾嘉硕。这个无需赘述了。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被答辩人不能完全确认谁是真正债权人，但是，只要被答辩人确认是有债权在外，就应该通知债权人。事实上，无论台湾嘉硕还是无锡嘉硕，均没有收到亿威利公司的减资通知。由于无锡嘉硕是台湾嘉硕的全资孙公司，虽然是两个独立法人，但两者的业务联系是很紧密的，如果其中的任何一家收到了亿威利公司的公司减资通知，那么被答辩人的这一抗辩理由还有展开辩论的必要，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最后，答辩人反问被答辩人一句，为什么亿威利公司宁愿登报公告给任何一个不相干的读报人（任何一个不特定的人），而不愿意通知一个或两个正在法院起诉它、在向他主张债权的公司？显然，这是亿威利公司及其股东即两个被答辩人的故意行为，其目的就是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3、关于被答辩人主张应对公司法对公司减资程序规定的债权人应作限制解释，限定为“已知债权人即债权债务关系经双方认可或依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债权人”。这是完全是被答辩人的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的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两被答辩人决定减资时，答辩人所享有的债权属于已知债权。首先，事实上，两被答辩人在给亿威利公司减资时，答辩人正在与该公司进行法律诉讼，且亿威利公司已经法院通知并进行了应诉，所以，尽管诉讼尚未结束，但亿威利公司和两个被答辩人对我方向其主张债权的事实是显然明知的，是属于事实上的明知。其次，根据最高院等相关司法判例，“已知债权”以减资前已经形成或存在的债权为认定标准，无须考虑是否存在诉讼争议，答辩人的债权属于已知债权。司法实务中，关于已知债权的认定标准，答辩人经检索向法庭提供如下司法判例：（1）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博恩世通高科有限公司、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沪02民终10330号，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案例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7年11期）；（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海杰之能诉钟丹东等公司减资纠纷二审判决书，案号（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此外，还包括答辩人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供的数个判例：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董秀珍、江文中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1112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海朗达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美信宝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减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0306民初14840号，审理法院：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上述判例中，被告均没有确认涉案债权为已知债权，法院根据往来的合同等交易文件等证据对已经债权进行认定，并采取了以减资前已经形成或存在的债权为已知债权的认定标准。答辩人认为上述认定标准，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日常生活常理，因为在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关系中，绝大多数的合同关系，都是双务合同，双方均相互持有同等或对等的证据或信息，一方债权的形成都需要对方接收相关商品、服务等或者对债权文件进行确认方可以形成，对方关于债权形成是必然知晓的，因此，以减资前已经形成或存在的债权可以认定为已知债权。相关司法判例并没有采取经司法审判后的债权方为已知债权的认定标准，因为诉讼争议的产生，往往是被告也知悉债权存在，但恶意拖欠债务，违约而引发的，诉讼争议的债权并非未知债权。在本案中，（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18号民事判决书、（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3民终20032号民事判决书均查明及认定，答辩人与亿威利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债权形成的主要证据有双方签署的《代理合同副约暨新增条款》、《代理合同附件一》—《授权销售之客户名单》、订单、双方关于送货地址及合同履行的往来电子邮件、双方关于货款对账结算的往来电子邮件、联邦快递证明、海关出口报关单等，以上证据，答辩人和亿威利公司均持有或知晓，以上证据形成于2008年11月份之前，法院认定以上证据具有真实性，并认定答辩人证据已经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明2008年7月29日至2008年10月3日期间亿威利公司应付答辩人货款金额为718725美元。法院判决亿威利公司应向答辩人支付上述货款并从2009年1月1日起赔偿答辩人上述货款的利息损失，则视为法院明确了答辩人的债权形成于2009年1月1日，而两被答辩人减资行为系在2011年8月19日发生，答辩人的债权对于两被答辩人而言属于已知债权。最后，被答辩人将本案争议的债权认定为非已知债权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该种解释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司法判例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两被答辩人在本案审理中一直在混淆概念，误导法庭。两被答辩人认为诉讼争议的债权不是已知债权，其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在双方往来过程中，亿威利公司对涉案的货物早已接收并审核确认对账单，在两被答辩人减资前，答辩人已提起诉讼，两被答辩人对涉案的债权早已明知。两被答辩人只是恶意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已知债权进行否认，但不能证明其不知晓涉案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对减资程序中的“债权人”并没有进行“有诉讼争议的债权人”或“非诉讼争议的债权人”的限制性解释或区分，则法庭应当认定减资前，债务人应当通知所有的债权人，而不应当违背立法文义和立法精神将“债权人”的范围限制为“没有诉讼争议的债权人”。将诉讼争议的债权认定为非已知债权，该种解释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司法判例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可以假设：如果该种解释成立，日后涉及公司的债务诉讼，被告为了逃避债务，其完全可以在诉讼中恶意减少注册资本及转移资产，而被告股东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院所有关于公司的诉讼案件的判决将无法得到执行，法院的判决将变成一纸空文。法院不会也不应当向社会公众作出如此违背公平正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导。4、关于被答辩人主张亿威利公司在公司减资时虽未直接通知答辩人但已经进行了公告，故并不妨碍答辩人申报债权，因而无需承担补充责任的观点，答辩人认为是错误的。由于被答辩人在减资时，我方已经起诉亿威利公司，亿威利公司和两个被答辩人明知我方向其主张债权，但亿威利公司仅仅登报公告，而没有依法采取合理有效的直接通知方式通知答辩人，致使答辩人丧失了在亿威利公司减资前要求其偿还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由于公告作为一种拟制的通知方式，应当是对直接通知的补充，只适用无法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对于能够直接通知的债权人未采取直接通知方式，不仅有违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也不符合公司法第177条的本意；公司减资时应通知的债权人，并非单指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或债权债务双方无争议的债权人，也应包括如本案情形的已有争议、正在法院诉讼的债权人。由于亿威利公司未通知已知的债权人，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亿威利公司的减资对答辩人不具有对抗效力，依法应当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相关司法判例表明，如债务人在诉讼中进行减资，即可认定被告及其股东对债权明知，其减资行为明显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如钟丹东公司减资纠纷一案的二审民事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的阐述一样，在该判例中，被告抗辩称，减资行为过程中，涉案债权仍在诉讼中，各方债权关系不明确，被告未通知答辩人而自行减资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当相关赔偿责任。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持股公司减资时，答辩人已对其提起诉讼，虽然在此时该诉讼尚未审结，但被告对于答辩人主张债权已明知。对于被告未就减资事项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告知，被告的上述行为明显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需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上述司法案件与本案的争议基本类似，答辩人在2009年对亿威利公司起诉主张债权，两被答辩人也承认知悉该诉讼，两被答辩人对于答辩人主张债权已明知，其在各方诉讼尚未最终完结前，在2011年8月就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减少至200万，明显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法庭对恶意逃避债务、明显缺乏诚信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不应当予以肯定或错误引导。5、最后，答辩人再强调一点，两被答辩人在公司减资时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债务继续承担责任，这也是两个被答辩人应当承担责任的重要的事实依据。两被答辩人在《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承诺“股东承诺对减资前的债权债务继续承担责任。”该说明非常明确，没有歧义，两答辩人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继续承担清偿责任。两被答辩人在本案一审时却毫无逻辑地歪曲解读该条款，两被答辩人关于该文件这是工商局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没有其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亿威利公司均未提交答辩意见。上诉人台湾嘉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雪梅、李东在其减资人民币1800万元范围内对（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8号以及（2016）粤03民终2003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亿威利公司应付台湾嘉硕的货款718725美元向台湾嘉硕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请求判令李雪梅、李东在其减资人民币1800万元范围内对前述判决所确定的亿威利公司应赔偿台湾嘉硕的相应利息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上述利息损失以200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基准汇价将718725美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于实际清偿之日止）。3.请求判令李雪梅、李东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9年8月26日，台湾嘉硕及无锡嘉硕以亿威利公司为被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亿威利公司支付货款718725美元和逾期付款利息。该院于2011年11月11日作出（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18号民事判决，判令亿威利公司支付台湾嘉硕、无锡嘉硕货款718725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亿威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7日裁定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518号判决，发回重审。3.2015年1月3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亿威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台湾嘉硕货款718725美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利息以200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基准汇价将718725美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无锡嘉硕的诉讼请求。4.亿威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6）粤03民终200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亿威利公司注册成立于2002年12月4日。2011年5月8日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李雪梅出资人民币1800万元，持股90%，李东出资人民币200万元，持股10%。6.2011年5月8日，亿威利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减资为人民币200万元。股东李雪梅出资额由人民币18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180万元，股东李东出资额由人民币2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20万元。二人持股比例不变。7.李雪梅、李东于2011年8月8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深圳市亿威利公司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载明：亿威利公司于2011年5月8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减至人民币200万元，并于2011年6月23日在《深圳商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一、截至2011年8月8日公司的债务状况。本公司将减资情况按程序通知了所有债权人，没有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二、公告至今已超过法定45天债权登记日，无人前来办理债权登记手续。三、本公司无对外经济担保事项。四、股东承诺对减资前的债权债务继续承担责任。8.亿威利公司未就减资事宜通知台湾嘉硕。2011年8月19日，李雪梅、李东完成了减资变更登记。9.2015年11月3日，台湾嘉硕与无锡嘉硕作为共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1月17日无锡嘉硕向一审法院申请退出诉讼，一审法院已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台湾嘉硕作为债权人要求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涉台减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侵权行为地为中国大陆，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为准据法。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亿威利公司减资时，是否有无义务通知台湾嘉硕？2.如果未履行通知义务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台湾嘉硕2009年8月26日已经以亿威利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货款及利息损失。亿威利公司减资时虽然该诉讼尚未终结，双方争议的货款金额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但亿威利公司应当明确知晓双方存在争议债权，也清楚其减资行为可能损害原告的债权。因此，亿威利公司减资时负有通知台湾嘉硕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全面出资和维持公司资本的义务。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是否减资是股东会决议的结果，公司办理减资也需要股东的配合，因此股东应当清楚减资的法定程序和后果。按照法定程序减资，既是公司减资前对债务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公司股东对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本案中，李雪梅、李东作为亿威利公司的股东，应当明知亿威利公司与台湾嘉硕之间的债权争议，其未按法定程序通知原告，未对债务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即减少注册资本，损害了亿威利公司的清偿能力，同时侵害了台湾嘉硕的债权，应当对亿威利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虽然未明确规定公司未按照法定减资程序减资时股东应承担的责任，但该情形与股东抽逃出资本质上并无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股东逃避了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可以比照公司法相关原则和规定来处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台湾嘉硕主张由李雪梅、李东在减资范围内对亿威利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李雪梅、李东辩称其在《债务清偿及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中的承诺不构成对亿威利公司减资前所负债务的保证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审被告在已有可预见的债权情况下，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通知台湾嘉硕，无论其是否出具承诺，均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雪梅、李东对第三人亿威利公司所欠台湾嘉硕的货款718725美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以200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基准汇价将718725美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亿威利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李雪梅以人民币1620万元为限、李东以人民币180万元为限）。如果一审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12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雪梅、李东共同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时，台湾嘉硕不同意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李雪梅、李东同意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台减资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大陆法律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是否应当通知当时债权存在争议的债权人台湾嘉硕？2、李雪梅、李东是否应以各自的减资额为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亿威利公司在减资时，是否应当通知当时债权存在争议的债权人台湾嘉硕。李雪梅、李东认为，亿威利公司决定减资时，与台湾嘉硕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有最终定论，故亿威利公司并无通知义务。本院认为，公司减资减少了以公司资产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比增资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就是在于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亿威利公司作出减资决议之时，台湾嘉硕已经以诉讼方式向其主张债权。无论案涉债权最终是否能得到司法确认，至少，在当时，亿威利公司对其与台湾嘉硕之间存在争议债权是明知的，应当预见到该债权经由生效裁判确认进而确定的可能，一审判决认定亿威利公司负有通知义务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并无不当。相反，如果以债权存在争议而不予通知，将使公司法关于减资通知义务的规定成为空文，严重损害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和债权人利益。综上，李雪梅、李东这一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李雪梅、李东是否应以各自的减资额为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公司减资时，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人，以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进行相应的权衡并作出利益选择，公司则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清偿或者提供担保。上述行为既是公司减资前对债权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股东对公司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本案中，亿威利公司仅在报纸上刊登减资公告，未就减资事项采取有效的方式通知台湾嘉硕，其并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亦未对其债务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即决议减资，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使公司无力清偿减资前产生的债务，所产生的后果与股东抽逃出资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雪梅、李东应在减资范围内对亿威利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李雪梅、李东作为亿威利公司股东，决议各按一定比例减资并完成减资，是在互相协助、互相同意下实施的行为，依照前述规定，李雪梅与李东应互负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判令李雪梅以人民币1620万元为限、李东以人民币180万元为限，对第三人亿威利公司所欠台湾嘉硕的货款718725美元及利息损失，在亿威利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未认定李雪梅、李东互负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台湾嘉硕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李雪梅、李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为：一、上诉人李雪梅在减资人民币1620万元范围内、李东在减资人民币18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所欠上诉人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货款718725美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以200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基准汇价将718725美元折算为等值人民币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深圳市亿威利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李雪梅、李东对上述赔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70128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李雪梅、李东共同承担。该费用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李雪梅、李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0128元、保全费5000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28元，由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5064元，李雪梅、李东承担35064元。台湾嘉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的3506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李雪梅、李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64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李雪梅、李东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28元，由李雪梅、李东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曲  云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周忱晨（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