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民，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星红，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沈家路****。 法定代表人：叶伟，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甘村长春桥**iv> 法定代表人：张兴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国民为与上诉人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金诚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5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国民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由长运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张国民与金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违背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一)金诚公司从2015年2月起因贷款、工人工资等原因而被陆续起诉，以及自2016年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不能得出在2019年8月1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金诚公司仍旧有金额巨大的债务未清偿的结论。（二）2019年8月11日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金诚公司仅处于整理、催讨对外债权过程中，公司并未破产(目前也还未破产)，公司对外尚有大量债权。现金诚公司将其对长运公司所享有的或然可实现债权转让给张国民以抵销其对张国民的相等金额的债务，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也是金诚公司履行对张国民生效调解书所确定债务的必需行为。(三）金诚公司将本案所涉的对长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张国民，不属于金诚公司对张国民的个别清偿行为。二、原审认为张国民曾经系金诚公司的员工，是案涉监管合同中负责出入库工作的具体联系人，且案涉债权转让对价也系调解书确认债权中的15万元，因此认定张国民较他人对金诚公司财务及偿债能力更为了解，属主观猜测，明显错误。三、原审认定张国民依据调解书所享有的对金诚公司的债权未能在2年申请执行期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债权客观上已经不具有通过私力救济得到清偿的可能，相关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为了规避2年申请执行期限规定，背离法律规定，难以让人信服。四、张国民不可能存在与金诚公司恶意串通的必要性。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逻辑不合理。 针对张国民的上诉，长运公司辩称，一、案涉债权转让行为未经核对，且未履行通知义务，故该次债权转让无效。二、长运公司与金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单纯的给付之债，双方互负债务，金诚公司无权就其享有的债权单独进行转让。三、长运公司对金诚公司的债权数额远高于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债权数额。金诚公司的不诚信行为导致长运公司后续业务均无法开展，长运公司的损失巨大。 针对张国民的上诉，金诚公司述称，案涉债权因为长运公司人员变动的关系，导致金诚公司无法与对方进行沟通，只能采取法律途径。但考虑到诉讼成本的问题，金诚公司无力支付，故与张国民协商确定将债权转让给张国民，由张国民向长运公司主张。若张国民未能主张成功，金诚公司承诺仍由金诚公司承担。 长运公司上诉请求：1.对一审判决中“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享有的债权，该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进行纠正，改判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金诚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2.由张国民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不享有债权，即便享有债权，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金诚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存在多次违约行为，长运公司因其违约行为导致费用不能及时收取并代垫相关费用，双方签署的《监管协议》对违约有明确条款约定，故从保证金中抵减延期监管费、监管员住宿和餐饮费用等并无不妥。二、金诚公司存在延期支付监管费用等违约行为，按照《监管协议》约定，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一审法院认定两个项目的监管结束于2015年2月，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便长运公司应该退还履约保证金，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金诚公司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其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权利，长运公司有权不予退还。案涉《监管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保证金应于监管期结束后退还履约保证金，而案涉两份《监管协议》实际均于2015年4月终止，本案起诉时间已距离此时长达4年之久，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 针对长运公司的上诉，张国民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无误，《监管协议》并未对长运公司返还保证金的具体时间进行约定，张国民可随时向其主张。二、长运公司主张的金诚公司对其所负债务，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针对长运公司的上诉，金诚公司述称，一、案涉合同并未约定保管期限届满之后，保证金应当立即返还。而且考虑到当时金诚公司的特殊情况，实在无暇主张。二、案涉仓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长运公司擅自退出监管，其该项违约行为应向金诚公司支付违约金，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损失赔偿的问题。且合同期限届满之后，长运公司从未向金诚公司主张要求支付保管费用。 张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长运公司立即返还张国民仓储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二、案件诉讼费用由长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该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的(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截止2015年12月2日，第三人金诚公司尚欠张国民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2019年8月11日,金诚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张国民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1份。该《债权转让协议》载明：“根据(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甲方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应归还乙方张国民借款本金200000元及相应利息。鉴于甲方经营状况困难，难以偿付该调解书项下的借款本息，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将其享有的对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的保证金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达成本协议。一、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系指甲方基于向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上海银行临安支行贷款而提供财产质押，并因此而与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而支付的保证金共人民币15万元；二、乙方同意受让该保证金债权，并以自身名义向债务方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权利的主张;三、乙方以受让的上述保证金债权而相应抵销甲方在调解书项下应当支付的债务，对于经抵销后甲方的剩余债务，仍由甲方负责归还，但如乙方最终不能实现该保证金债权的(指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乙方采取的法律手段失败)，则乙方有权宣告本协议作废；……” 2014年1月2日，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0140102002），约定金诚公司为其与中国工商银行临安支行贷款质押物的出质人，长运公司为该贷款质押物的监管人。金诚公司承诺接受长运公司对质押物的监管，长运公司愿意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对案涉金诚公司对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物承担监管义务和责任。监管费用为每年80000元，监管期间结束后，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此外，金诚公司应支付给长运公司履约保证金50000元，如金诚公司在监管期内未出现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应在监管结束后退还全部履约保证金。2014年1月24日，金诚公司依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监管费80000元，履约保证金50000元。 2014年2月27日，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及上海银行临安支行三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编号：ZDBSX1851401000501）1份就案涉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的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约定。同日，金诚公司又与长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1份，该份《监管协议》约定上海银行临安支行为质押权人，金诚公司为出质人，长运公司为质押物的监管人。金诚公司承诺接受长运公司对质押物的监管，长运公司同意接受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委托并按照其指示监管质押物。该协议同时约定监管费用为每年100000元，监管期间结束后，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履约保证金为100000元，如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保证金。合同签订后，金诚公司依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监管费100000元及履约保证金100000元。 上述两份《监管协议》还约定：“甲方（金诚公司）同意将其场地或仓库租赁给乙方，并签订《租赁协议》，乙方（长运公司）取得监管物存放场地或仓库的使用权。” 此外，张国民曾系金诚公司的员工，且金诚公司出具的案涉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及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两个监管项目的《新监管项目确认单》分别指定张国民担任案涉两个监管项目的“出、入库凭证授权签字人”及“企业实时出入库单据提供联系人、企业库存清单提供联系人”，且上述两份确认单均明确两个监管项目均由金诚公司提供食宿等费用。 协议签订后，长运公司合并派遣监管人员负责案涉两个项目的监管，并于2015年2月份自行撤出监管。长运公司撤出监管后至今未向金诚公司返还150000元履约保证金。 另查明：1、2015年2月起，金诚公司开始停产。截止本案起诉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金诚公司尚有65件以金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未执行到位，涉案标的数千万元，且金诚公司于2016年起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2019年10月15日，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临安金诚电子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张国民是否实际享有对长运公司债权的问题，在张国民对第三人金诚公司的债权已被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情况下，仍需查明以下内容：1、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债权；2、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 关于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债权的问题。该院认为，金诚公司在其向张国民转让债权前对长运公司享有债权。首先，金诚公司已按约向长运公司支付了两笔共计15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且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及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两个监管项目的监管协议中均明确约定如金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保证金。其次，长运公司不具备没收履约保证金的前提条件，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虽然长运公司抗辩称金诚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擅自强行出货导致在库质押物低于控货线及虚报质押物数量等违约行为，其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而对于长运公司主张因金诚公司存在拖欠监管费的违约情形，其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没收履约保证金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综合庭审中金诚公司关于长运公司于2015年2月已自行撤出监管的陈述以及上海银行工作人员王晓东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长运公司实际上在2015年2月已撤出了案涉两个项目的监管。因此，在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中，长运公司并不存在延期监管的情形。即便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监管项目中存在一定的超期监管的情况，在尚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另行就延长监管期限及支付监管费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金诚公司未支付该部分监管费用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系恶意拖欠且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长运公司并不存在适用没收保证金条款的前提，故对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再次，金诚公司与长运公司的债权债务并未抵销。1、对于长运公司关于金诚公司尚欠其监管人员食宿、办公费用27900元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金诚公司关于其于2015年2月才开始停工的庭审陈述并结合临劳人仲案字[2015]第0073号仲裁调解书中卢建华等82人关于劳动工资支付期间的主张，在长运公司并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金诚公司于2015年2月才正式停产停业。且长运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金诚公司存在拖欠监管人员食宿及办公费用的情形，故对于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2、对于长运公司要求金诚公司承担因补足质押物所造成的损失42100元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该项目属于质押物的静态监管，且长运公司也自认该监管项目中的质押物荧光粉系经由长运公司、金诚公司、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三方进行清点后才由长运公司进行入库监管，故在长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金诚公司存在过错导致该质押在监管过程中出现减损的情况下，上述损失理应由长运公司承担，故对长运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3、关于长运公司主张的延期监管费用问题。如前所述，长运公司实际已于2015年2月份撤出监管，故在上海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中，长运公司并不存在延期监管的情形，亦不存在延期监管费用。而在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中虽存在一定的超期监管情况，但延期监管应以工商银行临安支行、长运公司及金诚公司已就同意长运公司进行延期监管及对监管费用支付问题等达成一致意见为前提，但长运公司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长运公司对金诚公司存在延期监管费用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将工商银行临安支行的质押物监管项目做延期监管处理，且按有利于长运公司的原则将长运公司延长的监管期限认定为自2015年1月2日至2月28日，并按“如延期监管，月监管费按年监管费比例折算，监管时间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支付”的约定折算成2个月的监管费也仅为一万余元。即便加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其金额也远不足以抵销案涉的保证金债权。最后，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案涉的上海银行临安支行及工商银行临安支行两个监管协议中均约定如金诚公司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长运公司将退还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但该条款并未明确具体的返还时间,且长运公司此前亦未明确表示不予退还，故金诚公司对长运公司的案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金诚公司在案涉债权转让前实际享有对长运公司的债权。 关于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该院认为，民事行为获得法律保护,应当以合法性为基础,张国民主张长运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应以其与金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为前提。虽然金诚公司与张国民于2019年8月1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符合债权转让的形式要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中，认定张国民与金诚公司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进而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应当从协议签订时的各个客观事实予以综合分析。首先，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8月11日，而该债权的转让方金诚公司从2015年2月起就因拖欠货款、工人工资等原因被陆续起诉，并自2016年起就被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且未履行的金额巨大。故金诚公司在有大量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生效判决未履行的情况下,仍将其可能实现的对长运公司的相关债权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将该债权平移给张国民进而实现债务的个别清偿,明显存在恶意。其次，张国民曾系金诚公司的员工，且从金诚公司出具的《新监管项目确认单》中显示张国民更是担任案涉两个监管合同中金诚公司方负责出、入库工作的具体联系人，且案涉债权受让的对价也系其与金诚公司于2015年达成的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中的150000元。因此，张国民较他人对金诚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更为了解，故张国民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应当已经知道金诚公司存在财务危机。最后，张国民受让案涉债权所支付的对价虽系经（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全部债权中的150000元债权，但该调解书实际上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申请执行期限，再鉴于金诚公司的财务状况，张国民的上述债权在客观上已不具有通过私力救济得到清偿的可能性，但张国民通过与金诚公司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则在形式上具有了通过另案起诉再次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后果，且在客观上也实现了其通过受让案涉债权从而规避两年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目的。这也与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如乙方最终不能实现该保证金债权的(指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乙方采取的法律手段失败)，则乙方有权宣告本协议作废”的约定相印证。综上所述，张国民为实现其自身利益，与第三人金诚公司恶意串通，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意图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获取金诚公司的债权，从而获得个别清偿，在客观上损害了金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应认定为无效。因此，张国民基于该债权转让协议起诉要求长运公司返还仓储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国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保全申请费1270元，合计4570元，由张国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金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金诚公司对外尚未收回的债权明细（包括11份判决书及调解书确定的债权以及往来对账单确定的债权），欲证明案涉债权转让时金诚公司对外仍享有两千多万元的债权可以收回；2.金诚公司在一审法院通过司法拍卖变卖的资产处置情况，欲证明案涉债权转让时，金诚公司在一审法院的债务经执行已完全清偿完毕。 经质证，张国民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亦予以认可；长运公司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所载内容并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 张国民、长运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监管协议》第7.2条仅约定监管期结束后如果金诚公司未出现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长运公司将退还收取的保证金。但对于保证金退还的具体时间，该协议并未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金诚公司可随时要求长运公司返还保证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金诚公司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长运公司要求改判金诚公司的前述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张国民系以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的（2015）杭临商初字第266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其对金诚公司享有的债权抵偿案涉债权转让之对价。张国民在上诉状中明确自认其并未依据该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其与金诚公司于2019年8月11日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前述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因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法定期间而丧失强制执行力。而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变相弥补了张国民该项债权权能之缺损且债务人长运公司需直接向张国民清偿债务，在金诚公司尚有大量债务未清偿完毕的情形下，有损金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判决驳回张国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国民、长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张国民负担1650元，由上诉人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650。张国民、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均已分别预缴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 宁 审 判 员  袁正茂 审 判 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余 凯 书 记 员  周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