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再10号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住址河南省商丘市南京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706700551Y。法定代表人：王向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经德，河南浩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袁灿芬，女，1973年4月10日生，白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宾川县。（未到庭）被上诉人：杨汝太，男，1967年10月16日生，白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址同上。（未到庭）以上二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书妤，云南桑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张同良，男，1972年11月13日生，汉族，河南省永城市人，住河南省永城市，（未到庭）被上诉人：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住址河南省永城市商务中心区（永城市陈集镇政府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178507689910。法定代表人：刘洪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万江，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云南京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以下简称“京涛公司”），住址大理市凤仪镇**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0804013136。法定代表人：白国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营，住址：河北省泊头市。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与被上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张同良、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金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大理市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云2901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生效后，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向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云29民申3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申诉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大州检民（行）监[2019]5329000003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云29民抗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大理市法院再审本案。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云2901民再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杨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彪主审，审判员段冲参加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财保商丘公司以一审再审的答辩理由提起上诉，同时提出一审再审支持原告变更、增加一审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属超再审范围，是违法裁判，另重判我公司应赔付款项18298.4元。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再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袁灿芬、杨汝太以一审再审理由答辩，认为一审再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再审判决。被上诉人银联公司答辩同上诉人意见一致。被上诉人京涛公司当庭答辩无意见。被上诉人张同良未到庭作答辩。原告袁灿芬、杨汝太一审诉称：2016年11月26日，驾驶人杨恒道驾驶云Ａ×××**（临）号车载乘客吴云强、苏海润、张志强、陶俊瑞沿大丽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行驶，23时03分许从大理东云浪收费站驶出后沿连接线由云浪收费站往大理西方向行驶，23时04分许，行至事故地点，所驾车车头与前方同向行驶至路口在右侧车道内停车等待放行信号灯的驾驶人张同良所驾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尾部相撞，造成杨恒道及乘车人张志强、吴云强、苏海润、陶俊瑞五人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张同良、银联公司、保险公司、京涛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71666元、丧葬费39452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车辆损失35400元，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276518元，该费用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予以赔偿，剩余部分由张同良、银联公司、京涛公司连带赔偿。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被告张同良辩称：张同良是雇佣的司机，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被告银联公司辩称：1、发生事故属实，同意依法赔偿。但是由于银联公司车辆在事故中仅负次要责任，不同意赔偿精神抚慰金。2、由于银联公司车辆仅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因此赔偿比例最多不能超过总额的30%。3、银联公司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和105万的商业险，原告方的合法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4、银联公司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已经垫付了5万元，也就是被告张同良在处理事故垫付的5万元实际上是银联公司支付的，要求在本案中予以返还。5、因为受害人系农村户籍性质，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被告保险公司辩称：1、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保险公司愿意以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进行依法赔偿。2、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及相关费用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3、被保险车辆驾驶人负事故次要责任，商业险部分按照责任划分承担30%的责任。4、精神抚慰金依法不应当赔偿。5、依据商业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商业险赔偿限额以主车100万为限。从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被保险车辆有超载情形，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商业三者险免赔10%。6、本案诉讼费等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被告京涛公司辩称：1、京涛公司对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无法律责任，依法不应对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承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将事故发生的责任划分的十分清楚，损害赔偿责任应该由事故责任方承担。2、京涛公司的行为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京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交警部门依法委托鉴定，本案肇事车辆无任何技术质量问题，系符合道路交通行车标准的合格产品。虚假牌照的处罚属于交管部门职责范围事项，是行政执法范围，本案肇事车辆“云Ａ×××**（临）号牌”系虚假牌照的行为属于交管部门行政处罚范围事项，与事故的发生无关。3、赔偿项目错误，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原告主张了死亡赔偿金就不应再主张精神抚慰金。受害人是农村户口，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综上，被告京涛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一审认定事实：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挂车系被告银联公司所有，登记车主为银联公司，事发时，该车辆由被告张同良驾驶。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挂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保险公司，交强险保险期为2016年10月27日零时至2017年10月26日二十四时，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牵引车（车头）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期为2016年11月1日零时至2017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挂车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期为2016年4月8日零时至2017年4月7日二十四时。2016年11月26日，驾驶人杨恒道驾驶云Ａ×××**（临）号车载乘客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沿大丽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行驶，23时03分许从大理东云浪收费站驶出后沿连接线由云浪收费站往大理西方向行驶，23时04分许，行至事故地点，所驾车车头与前方同向行驶至路口在右侧车道内停车等待放行信号灯的驾驶人张同良所驾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尾部相撞，造成杨恒道及乘车人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五人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恒道负事故主要责任，张同良负事故次要责任，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不负事故责任。事故中，驾驶人杨恒道驾驶的云Ａ×××**（临）号车系杨恒道于被告京涛公司处购买，云Ａ×××**（临）号车牌系京涛公司在卖车时给肇事车主即驾驶人杨恒道提供的伪造的临时号牌。事故发生后，被告银联公司先行垫付了五万元给原告。本案原告杨汝太系死者杨恒道父亲，原告袁灿芬系死者杨恒道母亲。一审认为：首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与杨恒道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人张同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恒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张同良应与车主被告银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应按比例在五人中予以分配。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交强险于被告保险公司，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在保险期内，则首先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对原告予以赔偿，但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应按比例在五个诉讼中予以分配。其次，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后，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保险公司，则对于超过被告保险公司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的应当由被告张同良承担的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应依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投保商业三者险于被告保险公司并附加不计免赔特约条款，豫ＮＹ10**（牵引）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豫Ｎ×××**（挂）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50000元，保险合同同时约定主挂车连接使用时，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另因为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事故发生时系超载，保险公司免赔10%。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杨恒道死亡，被告保险公司应依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1000000元的五分之一再免赔10%即人民币180000元内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再次，经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赔偿后，仍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死者杨恒道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其自身损失经次要责任方赔偿后不足部分由其自身承担。经一审核实，杨恒道于2016年11月26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原告损害范围及数额如下：①丧葬费39452元（78904元÷2）②死亡赔偿金180400元（9020元×20）；③财产损失118000元。上述损失共计人民币337852元。上述原告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22000元（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其余四人所涉案件均已另案起诉，交强险在五个诉讼中予以分配，即每人1／5），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剩余损失人民币313852元，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员张同良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张同良承担责任的比例为30%。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84740.04元（313852×30%×90%）。剩余10%因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事故发生时系超载，该部分损失由被告张同良、银联公司承担，即9415.56元（313852×30%×10%）。原告损失剩余部分219696.4元（313852元×70%），因死者杨恒道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该部分损失由其自身承担。另被告银联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5万元，在本案中由保险公司代原告返还被告银联公司，扣除银联公司应该承担的9415.56元后，保险公司还应返还银联公司40584.44元，扣除此部分，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还应赔偿原告杨汝太、袁灿芬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4155.6元（84740.04元-40584.4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汝太、袁灿芬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4000元；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汝太、袁灿芬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4155.6元；三、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被告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0584.44元；四、驳回原告杨汝太、袁灿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大理州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称：同一交通事故中同车死亡的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在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29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中将农村标准改判为城镇标准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同一交通事故中同车死亡的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在二审中已由农村标准改判为以城镇标准赔偿，同车死亡的吴云强案件上诉获改判后，本案申请人因出现新证据而自身案件已过上诉期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再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统一执法尺度。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项规定的抗诉条件，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项，第二百零八条一款、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特提出抗诉。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申诉诉称：死者杨恒道的死亡赔偿金应与吴云强的一致为572220元。死者虽为农村户口，但二审时死者吴云强的父母上诉，改判为城镇居民，应该同车同判，同一交通事故适用同一赔偿标准。另杨恒道确实在下关打工，只是没有相应证据，死亡时杨恒道是回宾川老家准备婚礼事宜。被申诉人张同良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审理、判决的过程中，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等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符合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条件。2、申诉人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视为对法院判决的认可。3、法律没有规定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必须”按相同的金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以相同的金额确定死亡赔偿金。4、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抗诉机关所谓的新证据为二审生效判决书，而该判决书中上诉人吴家军等在二审时向法院提交新证据，因其新证据，才导致二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此时本案一审判决早已生效并无不当。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即便本案有新的证据，也不必然导致本次事故中各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必须”按相同额计算。因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法律赋予审判人员在法律适用时在“可以”或“可以不”之间的选择和裁量权，法律没有规定审判人员“必须”以相同的金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因此，即使有新证据，但该新证据并不能足以推翻和否定原判决。抗诉机关的行为强行剥夺了法律赋予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裁判权，执意要将法律规定的“可以”变为“必须”。抗诉是有法律赋予抗诉机关的监督权利，但法律并没有赋予抗诉机关修改法律的权利，希望抗诉机关不要试图越权。也希望人民法院能够约束抗诉机关，尊重法律尊重事实，不要有抗必改，审判应当以法律为准绳。5、保险公司商业险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我驾驶的车辆在商丘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我所承担的责任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车辆虽有超载，但事故发生时，车辆在等红绿灯，处于静止状态，并未行驶，超载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保险公司超载免赔的辩称不能成立，商业险应当全赔。被申诉人保险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同一事故造成死亡的，可以按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该规定中，是“可以”而非“必然”，而原审原告因自身原因放弃提起上诉的权利，本案中另一死者提起上诉，改判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该二审判决并不当然否定本案原审原告所涉案件判决的正确性。2、我司承保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及100万商业险，经一审、二审后我公司已经支付交强险112000元，商业险415011.48元，即使原告提交相应证据，我公司也应当在商业险剩余限额584988.52元范围内依据责任认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本案还有三个死者的案件在大理中院再审未开庭，请考虑其余死者的赔付数额以进行相应保险数额预留。交强险112000元2018年3月23日支付给大理市人民法院账户；商业险部分2018年3月23日214521元支付给大理市人民法院账户，2018年3月22日支付冯爱忠20750.57元，2018年3月23日支付给冯爱忠179739.91元。另被保险车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我公司免赔10%，主挂车连接时商业三者险以主车头的限额100万为限。我公司不是事故侵权人，不应承担诉讼费等间接损失。被申诉人京涛公司辩称：1、本案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杨恒道交通事故死亡标准应由城镇标准计算。2、侵权责任法17条有规定，同一事故造成死亡的，可以按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是“可以”而非“必然”，留给法院自由裁量权，这是立法本意。3、申诉人依据的及检察机关抗诉的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7条进行自由裁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我国并非采用判例法，本案衍生出5个案件，可以根据案情适用不同法律，不一定要求僵化的同车同判。杨恒道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他酒后驾车导致同车人死亡，此情节应作为本案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因素考虑。本案还有三个再审案件未开庭，如本案僵化的同车同判处理，那么会导致本案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严重失衡。被告京涛公司因不合格的临时号牌已经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并实际履行，但京涛公司的临时号牌与本案发生无直接关系，如本案再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京涛公司的赔偿数额过大。请求法庭适用自由裁量权处理本案。经一审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另一审再审中查明，一审（2017）云2901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同车死亡的吴云强的父母吴家军、何丽珍就本院的（2017）云2901民初1192号民事判决上诉，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29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将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由农村标准180400元，改判为城镇标准572220元。因此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向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云29民申3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申诉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大州检民（行）监[2019]53290000032号民事抗诉书，向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云29民抗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再审本案。另2018年3月23日保险公司向本院转账支付交强险赔款112000元，商业险赔款214521元。2018年3月22日、23日保险公司分别向冯爱忠支付20750.57元、179739.91元。原审判决生效后，袁灿芬、杨汝太从本院领取判决中判项第一、二项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共计68155.6元。一审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同车死亡的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经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城镇标准，本案死者杨恒道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同一侵权行为是众多被害者死亡的共同原因，构成侵权的要素基本相同，即侵权人主观过错、侵害事实、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相同，这些相同点是损害赔偿的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同的基础和条件。近年人民法院在处理众多事故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时，均就高不就低，按照同一标准确定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数额，是体现权利平等、以人为本的理念。故本条中的“可以”应当原则理解，没有特殊情况的，均应当适用数额相同的赔偿标准。结合本案，杨恒道驾车搭乘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发生交通事故，五人均在此事故中死亡，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杨恒道的死亡赔偿金亦应当以相同数额计算，即572220元。故被申诉人张同良、保险公司、京涛公司提出本案不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答辩意见，一审再审不予支持。本案中，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与杨恒道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驾驶人张同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恒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同良应与车主银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五人死亡，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应按比例在五人中予以分配。杨恒道因本案事故所致的损失应为丧葬费39452元、死亡赔偿金572220元、财产损失118000元，上述损失共计人民币729672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项下赔偿袁灿芬、杨汝太22000元（交强险赔偿限额在五人中分配，每人1／5），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袁灿芬、杨汝太2000元，其余损失705672元，张同良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为30%即211701.6元（705672×30%），由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理赔。因豫ＮＹ10**（牵引）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100万元，豫Ｎ×××**（挂）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人民币5万元，保险合同约定主挂车连接使用时，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另张同良驾驶的豫ＮＹ10**（牵引）／豫Ｎ×××**（挂）号重型牵引车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超载情形，符合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与车辆所有人对绝对免赔率的约定，保险公司免赔10%。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人民币18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万免赔10%，剩余90万元赔偿限额在五人中分配，每人1／5）。故保险公司就张同良应承担部分的损失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袁灿芬、杨汝太18万元（211701.6×90%＝190531.44元），剩余损失31701.6元（211701.6×10%＋10531.44元）由张同良、银联公司承担。因银联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先行垫付了50000元，扣除其应由张同良承担部分，余款18298.4元（50000元-31701.6元），由保险在理赔时直接返还银联公司。杨恒道死亡因本案事故所致的其余损失493970.4元（705672元×70%），因杨恒道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该部分损失由其自身承担。另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在原审生效后，从本院领取保险公司的赔偿款68155.6元，应当在执行阶段予以抵扣。被告银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抗辩权利。综上，原审判决生效后，同车死者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经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9民终111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城镇标准赔偿。抗诉机关及申诉人以该判决作为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裁判结果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云2901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书；二、由被申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因杨恒道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4000元（已支付）；三、由被申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因杨恒道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80000元（已支付44155.6元）；四、由被申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被申诉人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垫付款人民币18298.4元（已支付40584.44元）；五、驳回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对一审、一审再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本案交通事故同时造成杨恒道及乘车人吴云强、陶俊瑞、苏海润、张志强五人当场死亡，其中，吴云强的死亡赔偿金已按城镇人口计算赔偿，在五人赔偿中数额最高，其余死亡人员可以参照此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再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主文第三、四项表述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保险公司关于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保险公司关于一审再审重判赔付款项18298.4元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再2号判决第三、四项；二、维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再2号判决第一、二、五项；三、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80000元)内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44155.6元和银联公司多支付的18298.4元共计62454元，赔偿被上诉人袁灿芬、杨汝太因杨恒道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17546元；四、由被上诉人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回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分公司多支付的22286.04元（已支付40584.44元-18298.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138元，由申诉人袁灿芬、杨汝太承担3597元，由永城市银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541元。二审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阳审 判 员 段冲审 判 员 王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何群书记员代 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