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7行终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陈果，男，198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金华自规局），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法定代表人韦国潭，局长。吴陈果与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息公开一案，吴陈果不服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行初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吴陈果系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上张家村村民。2019年6月6日，原告以自身用途为由通过政府政务网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信件编号为×××43，公开内容为：请提供“杭金衢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二期）”涉及罗店镇上张家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相关材料，包括：1.征地批文；2.征地告知书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告知书和批前听证告知书及批前公示的照片证据和告知书送达回执；3.村民申请或放弃听证的证明材料；4.如曾经召开听证，请求提供听证笔录；5.征求被征地村民和村集体意见的依据；6.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记录；7.批前草签的征地协议；8.国土主管部门对于建设用地的审查报告；9.一书四方案或一书三方案；10.土地面积分类汇总表；11.勘测定界图；12.规划意见和城市规划图；1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意见和规划图；14.社会保障落实情况材料；15.征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其公示的照片证据；16.市政府对于征地安置方案的批准文件；17.征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发放落实明细及证据；18.报批前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的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包括各户分户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清单）；19.对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中涉及的听证事项的申请或放弃的证明材料。同月12日，原告又以自身用途为由通过政府政务网（信件编号为×××85），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信息描述内容为：2000年前金华市区有没有合法有效的城市总体规划？如有，请提供金华市区2000年前的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准文件以及规划文件（包括各规划图和文本）。同日，原告又自身用途为由通过政府政务网（信件编号为×××03）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信息描述内容为：2000年前金华市区各乡镇有没有合法有效的总体规划或城市规划？如有，请提供金华市区各乡镇2000年前的总体规划或城市规划的批准文件以及规划文件（包括各规划图和文本）。同月15日，原告又以自身用途为由通过政府政务网（信件编号为×××75），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信息描述内容为：请提供《金华市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准文件（金政发2007－103），规划文件的全部文本、图件、附件（如有涉密内容的请将涉及部分模糊处理），图件请提供电子版彩图发送×××＠126.ｃｏｍ。同年8月1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信息公开〔2019〕160号告知书，对原告吴陈果就上述信息公开申请统一答复称：“一、你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且无法说明理由，本机关不再处理及答复；二、如你再向行政机关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审查，确属正当行使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政机关将按规定处理”。另查明：原告吴陈果因其自建农房及村集体土地被拆迁、征收，于2017年12月至2019年7月期间，先后向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含原金华市国土资源局和金华市规划局）、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金华市农业局、金华市罗店镇人民政府、金华市人民政府等单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共计68件，其中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37件，占54.41%；金华市人民政府15件，占22.06%；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5件。上述信息公开申请均未说明所需目的，仅载明“自身用途（需要）”。从申请内容来看，主要是：1.其所在上张家村集体土地地籍登记、土地确权调查材料、农田档案材料；2.上张家村相关土地征收的程序性材料、村中各拆迁户的拆迁协议资料信息等；3.上张家村安置小区建设批准相关材料（土地获取方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选址规划、施工图）等；4.金华市土地现状总体利用规划图、十里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金华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上述信息公开申请所涉内容繁杂，同一申请中包含多项内容，且存在重复申请；或申请信息的内容描述不明确、不规范，有的以疑问、咨询方式提出。期间，原告因不服被告对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处理而提起行政诉讼4起。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作为权利之一的获取政府信息公开权和诉权也不能滥用。原告因其或其所在村集体房屋、土地征收，而向金华自规局等行政机关提起大量信息公开申请，其中有多项信息为重复申请，且申请内容繁杂，有的描述不清，或明显属咨询事项，反映其主观上存在恣意使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利的故意。原告提起的大量信息公开申请，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之范畴，背离了其获取政府信息的正当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浪费了相应的行政资源。对其因违背常理提起信息公开申请，本质上并不存在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规定，对于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提起的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人民法院可不予立案。据此，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项、第三款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吴陈果的起诉。吴陈果上诉称，一审裁定认定案涉政府信息不属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认为上诉人存在《法发〔2017〕25号》第16条以及第15条规定的“不当情形”，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并未进入实体审理，就贸然认定“案涉政府信息不属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仅此，一审裁定至少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而案涉政府信息无可争辩是属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二、2019年5月15日，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其中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当“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三、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践行“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删除了第十三条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规定。也就是说，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申请理由”并不作要求，只对于“申请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作了一定的规范和限制。四、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对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第四十二条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授予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的职权，以转嫁相关行政成本。也就是说，除了新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以及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认为“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且“申请理由不合理”的情形，或者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无正当理由不支付信息处理费的”，制作或保存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供相关政府信息。五、案涉的4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上诉人最早是在2019年6月6日提交的，当时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六、关于“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一审未经开庭审理让各方充分举证、质证，陈述、辩论，且仅凭“数量、频次”就认定上诉人属于《法发〔2017〕25号》第15条、第16条规定的“不当情形”，至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结案前几天，法庭向我调查、询问，并出示了一份由被上诉人提交的，注明上诉人曾经向金华市各部门提出了“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清单表格，但被上诉人并来提交具体的“申请书”以及“答复材料”，在该次法庭询问的1小时左右时间，上诉人只能凭“回忆”、“印象”进行相关陈述。虽然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清单都应该是上诉人申请的，但因没有相关的“申请书”和“答复材料”进行核对，上诉人无法完整的还原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背景”、“申请理由”、“申请目的”、“来龙去脉”，但上诉人提出的多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都是正当的，也有合理、合法的理由。由于时间跨度长，上诉人并未完整的保存该70件申请的“申请书”以及“答复材料”，所以上诉人希望在二审阶段，被上诉人能提交该70件信息公开事项的“申请书”以及“答复材料”，上诉人也愿意质证，以便二审能查明并还原真正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来龙去脉。上诉人认为，因被上诉人未提交具体的“申请书”以及“答复材料”，一审也未开庭进入实体审理，所以一审裁定仅凭“70件数字”就作出相关认定，至少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该清单中，“申请内容空白”的有5件，备注“未办理”的有4件，而其余也有部分被上诉人实际并未依法提供所需的政府信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70件信息公开申请中，有多份是上诉人对之前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补正”；还有部分是因被上诉人存在“遗漏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未按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以致难以核实真实性”，甚至存在“涉嫌《征地告知书》照片造假”的情形，上诉人进而“更改表述”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因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被上诉人的“遗漏”“未按要求的形式提供”等行为而导致增加的数量，上诉人甚至怀疑案涉的《关于吴陈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告知书》（信息公开〔2019〕160号）是被上诉人“故意设局”陷害。3、客观上，公民很多时候因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欠缺等原因，往往不清楚政府信息的制作机关、保存机关、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相关政府信息对公民权益的影响。公民通常只能根据仅有的线索，通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等方式获取更多所需的政府信息，若发现仍有所需的政府信息，必然需要继续申请。国家也没有对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和频次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国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也因2019年5月15日实施的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升级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若“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也只是赋予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以及“收取信息处理费”以转嫁“行政成本”，并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在“未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未通知缴纳处理费”的情况下就能径行“决定不再处理”。4、关于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理由为何“仅注明自身用途”？公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通常是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以及核实相关信息等需要，而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清单中主要都涉及征地、拆迁相关的政府信息申请，而上诉人是上张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显然，毫无疑问具有利害关系。而上诉人主观上也并不愿意很直白的陈述“为了行政诉讼收集证据材料”，所以，该申请理由虽然笼统，但“自身用途”四字足矣。另外，政府网站一般有4项用途供选择，上诉人一般都会打勾2项以上，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表格清单中并未体现已打勾的内容。而且申请理由是否合理，是由行政机关审核的，若行政机关已经提供所需信息的，相当于其已认定相关政府信息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或其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理由是正当、合理的；若行政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存疑的，通常也会要求“补正”。而案涉的4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最早于2019年6月6日提交，当时，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也已升级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并删除了第十三条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规定以践行“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也就是说，新条例对于“申请理由”并不作要求，只对于“申请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作了一定的规范和限制。所以，上诉人就算以“自身用途”作为理由，也符合申请的形式要件。（二）、上诉人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主要涉及“征地、拆迁”事项，事关核心利益，而且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也仅涉及相关“征地、拆迁”事项的部分政府信息。1、一审裁定查明，上诉人申请公开的该70件政府信息，大部分都涉及相关的征地、拆迁事项。而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且不可再生，征地、拆迁毫无疑问就是农民一辈子最大的事，上诉人对如此重大的切身利益，期望获取更多的政府信息，以便能从更多的细节综合评价政府的行政行为，以有利于后续的维权。就算上诉人因此申请更多的政府信息，也并不应认定存在不当之处。上诉人申请所需的政府信息，天经地义；上诉人依法维权，天经地义。2、征地、拆迁事项本就涉及众多政府信息。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前，金华市区征收农用地或征收宅基地和房屋的，就涉及下列政府信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基本农田、批前程序，如：土地现状调查、勘测定界图、现状调查得出的土地类型结论、权属结论、面积结论、地、地上附着物评估值类型、选择评估机构的程序、征地告知书、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告知程序、批前听证告知程序、利害关系人申请或放弃听证的证据，如召开听证的会涉及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过程和听证笔录、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批前草签的征地补偿协议、国土主管部门对于建设用地的审查报告、一书三方案、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批后组织实施征地程序，如：征地公告、批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批准抄告单，听证程序等等。如涉及清表的，还有实施时间、实施主体、地、地上附着物损失等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占用土地的，也涉及实施时间、实施主体、占用面积、占用时长等等。如果农民仍不接受征地的，对占用土地后的划拨或出让程序、第三方因划拨或受让而使用土地建设的选址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等。征收宅基地和房屋的，还涉及房屋征收年度计划、列入城中村改造的还有专项规划、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及应急预案、房屋征收告知书、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房屋现状调查、房屋调查结论、评估、评估机构的选择程序、安置人口、安置方式、剩余合法宅基地用益物权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方案告知、审批、听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安置用地安排，安置房建设的小区、户型、规划图以及《金华市政府第52号令》第四条规定公开的其他“征收结果”等等。所以，上诉人申请的相关政府信息也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仍然有很多政府信息因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欠缺或其他原因，以致作为“农民”的上诉人或不知情，或者未能及时申请。（三）、关于一审认定的该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繁杂”、“同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内容描述不清楚、不明确、不规范”、“以疑问、咨询的方式申请”、“重复申请”。上诉人陈述如下意见：1、被上诉人提交的该70件申请清单，有部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所需信息，有部分未答复，还有部分被上诉人还存在“遗漏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未按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以致难以核实真实性”，甚至存在“涉嫌《征地告知书》照片造假”的情形，但上诉人并未以此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在间隔很近的时间内进行“补正”或以“更改表述”、“逐项注明政府信息内容”等方式“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就算此类情形被认定为是“重复申请”，但行政机关也未“重复提供所需的政府信息”，上诉人并无不当。2、客观上，因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欠缺等原因，公民往往不清楚政府信息的制作机关、保存机关、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相关政府信息对公民权益的影响。所以，显然，不应假设公民已完全知晓相关政府信息，并要求公民对于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描述清楚、准确、规范”。而且，若真存在“内容描述不清楚、不明确、不规范”的情形，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法要求“补正”。而实际上行政机关很多都已按该“不清楚、不明确、不规范”的申请提供相应的政府信息。3、行政机关若发觉公民对于同一项政府信息，甚至在间隔很近的时间内，以“补正”、“更改表述”等方式提出具体的要求。往往意味着行政机关的相关答复内容未满足申请人的需求，比如说答复可能存在“遗漏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变更政府信息的提供形式”等情形，行政机关应先考虑从其自身上找原因，而申请人以“补正”等方式“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实际上是与行政机关在申请政府信息的过程中进行“沟通”，并无不当之处。也正因被上诉人确实存在“遗漏”、“造假”等情形，申请人根据相关线索和自身理解，逐项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就算多达18项内容，也并无不当之处，而被上诉人仍然可以依据相关规定，作出“提供”、“不提供”、“要求说明理由”、“要求补正”、“要求支付信息处理费”等决定，或告知“信息不存在”。4、如果说“同一申请包含18项内容”不符合规定，而“分成18次分别申请”又会被认定“扰乱行政机关秩序”，而这两者显然是相悖而不能共存的。也正因为上诉人在一次申请时就注明多达18项内容，也能证明上诉人并没有如一审认为的“恣意”、“滥用”、“干扰”等情形，否则，上诉人何不“分成18次分别申请”？（四）、上诉人没有造成“浪费行政资源”、“扰乱行政秩序”。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以转嫁“行政成本”。一审认为的“浪费行政资源”并不可能成立。种种迹象表明，被上诉人宁可“做局陷害”也“拒绝转嫁成本”。2、虽然被上诉人“统计”得出上诉人有70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被上诉人并来陈述其一年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有多少数量，也并不清楚上诉人提出的申请占其期间受理数量的多大的份额？“扰乱了多大的行政秩序”？因部分申请被上诉人实际并未提供所需的政府信息，很多都是答复“信息不存在”，甚至部分申请未作出答复，所以，不清楚被上诉人处理上诉人每件申请，平均耗费了多少“行政资源”？上诉人愿意承担之前和之后的合理的“行政成本”。希望在二审阶段，被上诉人能陈述相关的数据，或提交相应的年度总结报告。3、关于所谓的“干扰”，上诉人不予认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定的，行政机关应积极践行“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对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难道不是应该“欢迎骚扰”吗？况且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可能出现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已有充分考虑，并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试想，如果被上诉人认真学习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对“不应公开”的情形坚决不予公开：对于“应当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坚决“收取信息处理费”，怎么会存在“行政秩序被扰乱”的可能？“乱”字太“重”，如果区区几个信息公开申请就能“扰乱行政秩序”，那被上诉人的内部管理可想而知有多混乱。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存在很多违法答复的情形，上诉人都未提起行政诉讼，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上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不存在“滥用”、“滥诉”的情形。（五）、关于上诉人曾因不服被上诉人的信息公开答复提起的4起行政诉讼。一直以来，被上诉人违法答复多起，上诉人多以“补正”、“更改表述”、“提出更具体的要求”等方式要求被上诉人纠正，但竟然被其“设局陷害”。期间，上诉人提起的4起行政诉讼最终都“和解撤诉”，甚至都未进入递交“答辩状和证据”的环节，就连本案的4个行政不作为，也未分成4个案件起诉。本案，是上诉人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提起的第一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行政诉讼，不存在“消耗行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更没有“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的情形，也不可能造成一审所认定的“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后果，一审裁定未根据《法发〔2017〕25号》第17条的规定，“从严掌握标准”，且仅以这未经开庭审理让各方充分举证、质证，陈述、辩论，仅通过“数量、频次”而作出的一纸裁定，并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确实、充分”。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上诉人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而一审认定的“内容繁杂”、“同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内容描述不清楚、不明确、不规范”、“以疑问、咨询的方式提出申请”、“数量70件”，以及被认定为属于“重复申请”而事实上是“补正”、“提出新的答复要求”，且被上诉人也未“重复提供政府信息”等等全部情形，都不属于“恣意”、“故意”、“恶意”、“滥用”、“滋扰”，上诉人并不存在任何不当之处，客观上也并不会对被上诉人造成“干扰”，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也不可能“扰乱诉讼秩序”。七、关于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法发〔2017〕25号》第16条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法律适用问题。1、对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情形，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已经作出很好的制度安排，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法“要求说明理由”，“要求支付信息处理费以转嫁行政成本”，在此制度的安排下，其实已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上的类似《法发〔2017〕25号》中涉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所谓“滋扰”、“扰乱”行政机关的情形。2、《法发〔2017〕25号》不仅涉及“正确引导、严格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内容，更在“第一项”就提出“进一步强化诉权保护意识，有力保障当事人依法合理行使诉权”。而在涉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第16条开头，也强调“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依法及时审理案件”，并且多次强调对于“不当情形”，要求情形要“明显”。因第15条和第16条规定的情形相对“笼统”、“抽象”，若过度适用，不仅会侵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更会损害国家的司法形象，所以在第17条专门强调“在认定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3、《法发〔2017〕25号》是在2017年8月实施的，早于2019年5月15日实施的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近2年。而《新条例》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对此，《法发〔2017〕25号》第16条的部分内容并未与时俱进，其实已经不适应《新条例》的该原则。上诉人认为，最高法其实应当考虑及时调整、修改，或删除该条款，以使得审判工作符合《新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而《法发〔2017〕25号》第16条的不当情形，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为宜。4、上诉人认为，就算从全国来讲，依据《法发〔2017〕25号》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作出的裁判都是极为罕见的。人民法院在定性此类诉讼时，应当根据《法发〔2017〕25号》第17条的规定，“从严掌握标准”，严格认定，谨慎适用，更不能滥用。如果过度适用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八、如果当事人无法通过直接起诉政府信息公开获取政府信息，必然会造成新的司法资源浪费，而所谓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也恐将缘木求鱼、事倍功半。因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大多都需要通过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才能核实。如果当事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被限制或剥夺，极端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预先假设相关行政行为违法，然后再通过“浪费司法资源”的方式，直接对相关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然后再通过由该案被告举证，才能满足“政府信息需求”，但若发现相关的行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必然会“浪费司法资源”。因《法发〔2017〕25号》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相对“笼统”、“抽象”，甚至“霸道”，所以，若人民法院以此作出裁判，恐将置当事人于长期不利的境地，若行政机关以此为借口，将造成长期限制、剥夺当事人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境地，也极大可能会形成前述局面。九、法无授权不可为。上诉人认为，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学习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对“不应公开”的情形坚决不予公开；对于“应当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坚决“收取信息处理费”；但对于符合规定的申请人，应当依法公开，以保障其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践行“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而本案所涉的《关于吴陈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告知书》（信息公开〔2019〕160号），被上诉人并未要求上诉人“说明理由”，也未要求上诉人“支付信息处理费”，而是径行决定“不再处理及答复”，限制、剥夺了上诉人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权利，其滥用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职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上诉人获取政府信息和后续的维权制造障碍。对此，上诉人必将倾尽所有，坚决反制。本案，是上诉人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提起的第一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的行政诉讼，但一审未经开庭审理让各方充分举证、质证，陈述、辩论，仅通过“数量、频次”就依据《法发〔2017〕25号》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剥夺了上诉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不符合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过度适用《法发〔2017〕25号》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请求：撤销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702行初30号行政裁定，指令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二审审理期间，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获取政府信息公开权和诉权不能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权利如明显滥用，则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5号）》明确要求，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申言之，当事人的诉求最终是否足以获得法院审理判决取决于诉求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权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本案上诉人就其或其所在村集体房屋、土地征收，而向金华自规局等行政机关提起大量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且仅以自身用途为申请理由，属于未合理说明理由，恣意使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利。已经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超越了权利行使的界限，已构成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和申请权的滥用。对此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提起的行政诉讼，可不予处理及不予立案。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吴陈果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单晓剑审 判 员 张淑英审 判 员 徐青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代书记员 余美子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