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302民初1802号 原告：金珈伊，女，汉族，1969年10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雄文，湖南怀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崇明，男，汉族，1965年5月3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傅亚萍，女，汉族，1958年1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依涵，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明，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美都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8XU747T。 法定代表人：周雪英，系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幼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受理。后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湘0302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后经上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2020）湘03民终2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原一审判决，并发回本院重新审理。2020年3月19日，本院重新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重新组成了由审判员范安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湛以及人民陪审员张思源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9月2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珈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雄文，被告傅亚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依涵、胡光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崇明、中幼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珈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2.判令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返还原告合作投资款3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中幼公司对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系朋友关系。为解决案外人陈慧齐、原告金咖伊、被告周崇明、被告傅亚萍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于2017年12月1日在被告周崇明的主导下，原告金珈伊、被告周崇明、被告傅亚萍三人签订了《合作收购协议》，协议约定：原告金珈伊出资350万元、被告周崇明出资500万元、被告傅亚萍出资350万元，共计投资1500万元，收购案外人陈慧齐名下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份（实为资产）。其中，部分资金由三方对案外人陈慧齐的债权转为股份，部分资金由三人另行出资。同时协议约定原告金珈伊和被告傅亚萍的股份由被告周崇明实际控制的中幼公司代持，被告周崇明负责将代持股份一年内以利润的十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所共同投资的项目约定为三方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合作收购协议》生效后，原告依约将投资款150万元在2018年1月19日打入被告周崇明指定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另200万元投资款为各方确认的债权转股权，至此，原告的投资款350万元支付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然原告的全部投资款到位后，在其履行该协议的一年多时间内，被告周崇明和被告傅亚萍却违反《合作收购协议》约定，一不让原告参与共同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甚至在原告多次提出要求对经营期间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解、查阅财务帐目时，二被告明确予以拒绝，致使原告对所有的经营状况一概不知，导致原告自始至终无法，也没有参与项目的合伙经营管理，更谈不上分红。另据原告调查，被告周崇明系被告中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中幼公司系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人股东，因周崇明与中幼公司人格混同，中幼公司应对周崇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鉴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的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此外，原告在庭审时补充如下内容：对事实部分进行补充，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合资决议书、债权重组解决方案全称是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约定如下：股权解冻及变更保证协议，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系列的文书反映的真实客观事实是为解决陈慧齐借义务浦发银行460万元的银行贷款，为解决该贷款中周崇明、傅亚萍担保责任所涉及的全套资料，不存在实际履行的真实客观存在情况，退一步讲，如有履行后续举证说明。 被告周崇明未出庭应诉答辩，但在原一审中辩称，1、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在签订后因存在关于合同主体表述错误、收购资产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没有实际履行，也无法履行。在各方协商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时，被告周崇明实际系被告浙江中幼公司的代理人，其代表的是浙江中幼和各方签订合同，所以在《合作收购协议》中以其个人身份签署是不符合事实，也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中表述“由甲方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在《合作收购协议》中各方约定收购杭州蓝盟公司80％的股份，该收购目的主要基于其名下有“蒋村西溪人家”和“山水人家”两个教学点的资产，但协议签订后才发现前述两个教学点实际属于浙江蒙元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故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并非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根本无法履行，也没有实际履行。 2、原告和被告傅亚萍、中幼公司等签订《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系对前述无法实际履行的《合作收购协议》中错误主体及内容的变更和取代，原告出资的时间是2018年1月19日100万、2018年1月2日50万，而《合作收购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2月1日，《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月18日，所以原告的出资行为显然系履行《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的义务。且被告傅亚萍和中幼公司均据此进行了出资，按约定成立中幼公司，且实际已收购浙江蒙元公司名下的“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后因案外人陈慧齐（浙江蒙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个教学点的实际经营者）的失踪导致各投资人没有能够按原计划进行第二期出资并收购“山水人家”教学点。 3、原告所谓的被告周崇明存在“一不让原告参与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利润的十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的违约行为，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在设立中幼公司后，被告没有不让原告参加经营管理，原告实际也是积极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具体由以下内容可以证实：其一，根据协议原告任公司副董事长；其二，原告参加了2018年7月19日的公司股东会；其三、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周崇明的电话录音证明被告周崇明（代表被告浙江中幼）对公司经营中的重要事项是及时通知原告的；其四、原告提供的其与王静娟的电话录音证明原告要求对公司业务和财务行使监督权，事实上也派了相关人员去查账；其五、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自己曾对“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的消防问题进行处理、为公司收购新的教学点在杭州滨江区进行考察等。其次，《合作收购协议》因为前述原因被《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所取代，且被告周崇明并非合同主体，因此原告所谓被告周崇明没有按合同约定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系被告周崇明的违约行为根本无法成立。退一步讲，即使《合作收购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的话，其中第4条约定“甲方争取在一年内将代持的股份，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如二年内不能出售，三方再共同商定如何退出代持或出售等”中对于该合同目的也只是甲方争取达到，如果实现不了需要三方共同商定解决方案。原告不能以此要求被告周崇明承担违约责任，何况合作至今尚处于亏损状态，何来以“利润10倍估值出售”的可能。 4、从各方投资款的流水来看，原告诉称被告周崇明侵吞原告的投资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原告（现金出资150万元）和被告傅亚萍（现金出资175万元）、被告浙江中幼（现金出资250万元）的投资款共计575万元人民币均打入中幼公司账户，其中的4633562元大部份款项最终又通过中幼公司直接和代付的方式汇入原告个人账户，其余部分款项均用于“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的经营，故原告所谓被告周崇明侵吞其投资款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综上，《合作收购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实际已经被《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所取代，原告出资系履行后一协议的行为；且被告周崇明并非本案所涉真正履行合同的合同主体，也没有收到和侵吞原告的任何投资款项，原告所谓的被告周崇明的违约行为均不能成立。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50万元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请求依法驳回。 被告傅亚萍辩称：一、程序上，本案应当追加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和陈慧齐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另外，请合议庭查明本案在2019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原告金伽伊有没有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的相关票据。如果金珈伊交纳诉讼费用的票据开具时间不是在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的，那么只能说明本案在2019年3月19日受理后七日内，金珈伊没有向受理法院交纳诉讼费用。本案就应当按原告自动撤回起诉处理。为节约司法资源，这个程序上的问题请合议庭法官现在就查一下。如果金珈伊没有在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3月26日交纳诉讼费用，本案现在就应当裁定原告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 二、实体上，针对诉讼请求部分，原告金珈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金咖伊的诉请。针对事实与理由部分，原告金咖伊起诉状所述的内容，部分与客观实际不符，答辩人在此予以澄清。本案的客观实际是：2017年11月28日，原、被告及案外人陈慧齐签订《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筹）合资决议书》，约定各方共同合资设立一个新公司“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甲方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周崇明、傅亚萍、金咖伊）出资1350万元，占90%（先到位1280万元，后到位70万元。其中浙江中幼先出资580万元，傅亚萍先出资350万元，金咖伊先出资350万元；乙方陈慧齐出资150万元，占10%)。新公司成立后资金陆续到位，分期分批以750万元从浙江蒙元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购买其下属的所有山水人家教学点所有权和吝类权属，教师和学生等；另外以750万元从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购买其下属的所有蒋村人家教学点的所有权和各类权属，教师和学生等。注册资金1500万元先进入新公司，再从新公司通过购买资产的方式主导乙方陈慧齐以及杭妙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12月1日，甲方周崇明、乙方金伽伊、丙方傅亚萍三方签订《合作收购协议》。该收购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为优化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权配置，早日进入资本市场，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经评估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估价1500万元，其中浙江蒙元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占20％股份，甲、乙、丙三方收购80％股份。出资比例按甲方出资500万，占33.33%。乙方和丙方各出资350万元，各占23.33%,2、为方便管理，尽快推动上市，三方同意该股份由甲方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代持”。因此，本案案涉的《合作收购协议》实质上是原、被告之间达成的一份合伙协议。原、被告与案外人陈慧齐作为发起人，共同出资1500万元，设立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和山水人家教学点。为尽快推动公司的上市，原、被告的股权由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代持。也就是说原告金珈伊、被告周崇明、被告傅亚萍是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发起人是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出资人，名义股东。2017年12月28日，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显名股东为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1月18日，陈慧齐、金珈伊、傅亚萍、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2018年1月19日，傅亚萍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75万元。2018年1月19日，金伽伊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00万元。2018年1月22日，金珈伊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50万元。2018年1月11日，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50万元。2018年1月18日，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另外，金珈伊将其享有陈慧齐的200万元债权作为债权转股权的投资款。据此，原告金珈伊和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内部作为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发起人之问的关系完全是一个“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合伙投资进行收购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和山水人家教学点并进行经营该等教学点的合伙的法律关系。原告金珈伊的投资款并非是向傅亚萍和周崇明，而是向“合伙体”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金珈伊的出资对象是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而非被告周崇明和傅亚萍。作为合伙人之一的金珈伊无权要求其他合伙人（周崇明、傅亚萍）返还出资款。否则，同样的逻辑，周崇明和傅亚萍也可以照着原告金珈伊，“依葫芦画瓢”向法院提起返还投资款的诉讼。也就是说，周崇明也可以像金珈伊一样作为原告，起诉金珈伊和傅亚萍返还出资款250万元；傅亚萍也可以像金珈伊一样作为原告，起诉金珈伊和周崇明返还出资款175万元。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另外，作为一个由金珈伊、周崇明、傅亚萍等人组成的合伙体，其中的一个合伙人金珈伊也是无权要求其他的合伙人向其返还出资款的，这应该是一个法律常识。否则本案的司法导向就会让当事人回到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丛林社会中。原告金珈伊的投资款（350万元）支付义务并没有全部履行完毕。金珈伊仅履行了缴纳150万元（2018年1月19日出资100万元、2018年1月22日出资50万元）出资款的义务。另外的所谓的债权转股权的200万元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即便金珈伊要求解除《合作收购协议》法院也判决解除该协议，该200万元的所谓债权转股权也应当是恢复到原状即由金珈伊继续享有陈慧齐200万元债权。金珈伊向“合伙体”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款只能认定为缴纳出资150万元而非原告主张的3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200万元债权转股权）。原告起诉状中所称的“在其履行该协议的一年多时间内，被告周崇明和被告傅亚萍却违反《合作收购协议》约定，一不让原告参与共同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利润的十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甚至在原告多次提出要求对经营期问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解、查阅财务账目时二被告明确予以拒绝，致使原告对所有的经营状况一概不知，导致原告自始至终无法也没有参与项目的合伙经营管理，更谈不上分红”与客观实际不符。原告金珈伊一直参与教学点项目的经营管理。原告金珈伊只是在与其他合伙人共同经营教学点项目两年多时间之后在看到项目没有盈利的可能及无法上市之后才放手不管。真是因为原告金珈伊对经营状况太清楚、太了解了而且没有风险共担的责任心，原告金珈伊才会当甩手掌柜，才会对共同经营的合伙体放任不管。这是原告的失职，本应该予以谴责。而现在原告反而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作收购协议》是极其不诚信的表现。周崇明、傅亚萍与原告金珈伊一样，大家都希望项目能够赚钱。但事实上项目没有赚钱甚至还亏钱，这是原、被告应当共同承担的投资风险，这是商业风险，是原、被告作为投资人，需要按照投资比例共同承担的商业风险。另外，周崇明与傅亚萍跟原告金珈伊一样，她们也都没有享受到“合同约定以利润的十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投资人的投资款并分红。”原告起诉状中所称的“鉴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的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与客观实际不符。在教学点的经营及收购工作陷入困境之后，作为副董事长的金珈伊未能与周崇明、傅亚萍共患难，而当甩手掌柜。周崇明、傅亚萍及其他工作人员一直苦撑着这个项目却被金咖伊认为“不让原告参与共同经营管理”，周崇明与傅亚萍不就成了“南京彭宇案”中的“彭宇”的角色吗。答辩人对于原告自己在起诉状中自认的“原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的合伙关系是认可的。本案的的确是一个“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而不是“合同纠纷”案件。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法院却将原告自己主张的“合伙协议纠纷”改变案由立为“合同纠纷”是错误的，依法应当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纠正为合伙的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原告金珈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幼公司未出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8日，中幼公司（周崇明、傅亚萍、金珈伊）作为甲方与乙方陈慧齐签订了一份《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筹）合资决议书》，约定由甲、乙双方合资成立“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由王静娟担任董事长，邱斌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金珈伊担任副董事长，金厚盛担任出纳，特聘王向儒担任业务总监，陈慧齐担任教学总监。新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甲方出资1350万元占90%（先到位1280万元，后到位70万元，其中中幼公司先出资580万元，傅亚萍先出资350万元，金珈伊先出资350万元），乙方出资150万元。另约定：公司成立后分期分批以750万元从浙江蒙元公司购买下属所有的山水人家教学点的所有权和各类权属，包括教师和学生等。另以750万元从杭州蓝盟公司购买下属所有的蒋村人家教学点的所有权和各类权属，包括教师和学生等。此外，该协议还约定:“第一次各方先按比例出资460万元，先解决金珈伊房子还贷款和湘潭园股份转让给傅亚萍和浙江英伦公司，后续再出资解决其他债务。对赌人陈慧齐、王向儒做出业绩承诺，承诺两个教学点每年产生300万元结余利润。其他事宜双方再协商解决。”同日，为解决陈慧齐债务，由陈慧齐、金珈伊、周崇明、金厚盛共同签订了一份《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约定浙江中幼公司出资的580万元、傅亚萍出资的350万元、金珈伊出资的350万元共计1280万元均用于偿还陈慧齐的债务。其中，该方案第4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200万元，用以偿还金珈伊贷款及利息、律师费及诉讼费等。第5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460万元，用以偿还陈慧齐在义乌上海浦发银行460万元贷款，以解压贷款时金珈伊房屋抵押担保。第6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周崇明支付168万元。第7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厚盛支付30万元。剩余款项用于偿还陈慧齐其他债务。上述合资决议书及方案签订后，周崇明作为甲方，金珈伊作为乙方，傅亚萍作为丙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了《合作收购协议》一份，其内容如下：“三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为优化杭州蓝盟公司股权配置，早日进入资本市场三方协议约定如下：经评估杭州蓝盟公司总股份1500万元，其中浙江蒙元公司占20%股份，甲、乙、丙三方收购80%股份（出资比例按甲方500万元，乙、丙双方各出资350万元），并由周崇明独资公司中幼公司代持。中幼公司代持后应马上向乙、丙双方出具股权证，载明出资人及金额等。甲方周崇明争取在一年内将代持的股份以利润的十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如两年内未能出售，三方再共同商定如何退出代持或出售等。如有第三方收购时，三方应协商同时将股份公开、公正、公平地按比例或者全部出售，不得厚此薄彼。三方约定共同管理，甲方选派专职人员驻管理，乙方担任副董事长，可随时监督管理，丙方选派专业出纳。业务收入每年3月20日、9月20日进行分红，由杭州蓝盟公司两个教学点出纳直接打入三方指定账户内。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应由三方共同商定，每年上、下半年各召开一次股东大会，通报公司重大决策及经营风险等。代持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害乙、丙方利益，保证乙、丙方的合法权益。未经乙、丙双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各种担保类等经济用途。该协议签订后，中幼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18日向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支付了50万元和100万元，傅亚萍亦于2018年1月19日支付了175万元，金珈伊则分别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1月22日支付了100万元和50万元，银行转账明细备注栏均载明“投资款”。 另查明：（1）根据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以及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股东为中幼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邱斌，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于2037年1月1日前到位。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非职工代表担任，设立时执行董事由邱斌担任。2018年1月12日注册资本变更为18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邱斌变更为周拨群。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3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浙江蒙元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该公司大股东，认缴出资为255万元，占股51%，另杭州蓝盟广告有限公司以及张涵宇分别认缴39%和10%，法定代表人为王舜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2018年1月18日，金珈伊、傅亚萍、陈慧齐以及中幼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该章程载明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系中幼公司、傅亚萍、金珈伊、杭州全人教育集团、陈慧齐等股东共同投资创办的有限责任公司。为达到高效、快捷之目的，创立时暂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斌，该合作各方将在各股东实收资本到位并验资完毕后，向工商部门进行股东身份备案。章程规定了公司的名称、性质、宗旨、住所地、股东权利义务、股东会的召开等。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及投资比例规定为：公司实收资本1800万元，用于购买蒋村西溪人家启蒙学堂校区100%股权及山水人家启蒙学堂100%股权。各股东出资及股份比例如下：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股27.778%，傅亚萍出资350万元，占股19.444%，金珈伊出资150万元和债转股200万元，占股19.444%，杭州全人教育集团债转股300万元，占股16.667%，陈慧齐出资150万元，占股8.334%，机动暂未分配150万元，占股8.333%。首届董事长由王静娟担任，副董事长由金珈伊担任，傅亚萍任董事，由邱斌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在支出各项费用后的利润，前三年即2018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18日止，分别以2018年320万元，2019年360万元，2020年400万元的利润，按对赌协议向陈慧齐收取。并在每年度的3月30日、9月30日前进行分红。但该章程仅有陈慧齐、金珈伊、傅亚萍签字以及中幼公司加盖公章，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全人教育集团等未签字盖章。(3)金珈伊、周崇明、傅亚萍于2018年1月份注资后，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收购了浙江蒙元公司名下的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该教学点由周崇明派出王静娟进行管理，由傅亚萍之夫金厚盛派出出纳主管财务事宜。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至25日通过银行转账或代付的方式支付了460万元给金珈伊。2018年7月19日，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由王静娟召集由金厚盛主持召开了关于蒋村点合法性问题的股东会，参会人员为金厚盛、金珈伊、周崇明、王静娟。但被告周崇明未提交此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后因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经营恶化，原告金珈伊派出会计查账，遭到王静娟的拒绝。后金珈伊多次与王静娟、周崇明电话沟通亏损事宜。2019年8月12日，被告周崇明通过微信与原告金珈伊沟通蒋村西溪人家停业整顿的事宜，其中周崇明称：“该教学点在运营两年多时间发展不错，但由于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导致学校收支无法正常运行，故开始停业整顿”。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金珈伊提交的“承诺书、银行流水、行政许可决定书（含报告）、合作收购协议、合资决议书、银行流水及本案有关的公司登记信息、电话录音”以及被告傅亚萍提交的“合资收购协议、合伙章程、汇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诉《合作收购协议》是否可以解除，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合作投资款”350万元（含利息损失），以及被告中幼公司是否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关于《合作收购协议》是否可以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根据《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筹）合资决议书》、《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合作收购协议》、《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等多份协议的签订时间顺序及其约定内容，并综合《承诺书》和银行流水等证据以及结合全案事实来看，原告金珈伊之所以于2017年12月1日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签订《合作收购协议》，其真实目的在于化解或重组案外人陈慧齐与原告金珈伊的660万元的债务问题，而非实现《合作收购协议》所约定的“为优化杭州蓝盟公司股权配置，早日进入资本市场，或由第三方收购”目的，该协议只是履行前述《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的“方案”。再者，从本案事实来看，该约定的合同目的在该《合作收购协议》签订后实际上亦未能实现（既没有向原告出具股权证，亦未让原告实质参与经营管理）。此外，单从该《合作收购协议》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也并非合伙关系，应理解为一般合作投资协议为宜，故原告在依约“缴纳”了350万元情形下，以“被告周崇明与傅亚萍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该《合作收购协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合作投资款”350万元（含利息）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返还原告合作投资款3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文所述，鉴于前述《合作收购协议》依法解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有权主张返还其分别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1月22日所实际依约支付的100万元和50万元，共计150万元。其次，从本案事实来看，该150万元所支付的对象系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且其股东为中幼公司一人股东，而该中幼公司系被告周崇明所开设的独资公司。且考虑到《合作收购协议》系由周崇明主持并参与，亦明确约定原告所“出资”350万元均由周崇明的中幼公司代持股，并向原告出具股权证并载明出资人及金额等，然之后实际并未向原告出具股权证，亦未实现该《合作收购协议》之约定目的，再加之原告之所以支付上述150万元均基于《合作收购协议》约定，故被告周崇明作为《合作收购协议》的当事人以及该150万元款项的实质受益人，依法应承担返还原告该150万元款项的义务。再者，如前文分析，鉴于本案非合伙关系，原告所支付的该150万元亦非真实“出资”，故不存在被告所称的“原告承担投资商业风险问题”，因此，在《合作收购协议》解除的情形下，上述150万元应当予以返还，否则有悖公平原则。最后，被告傅亚萍其在本案中，其地位与原告雷同，其并非合同实质“受益人”，亦未收到原告的上述150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傅亚萍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本案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主张返还的金额为350万元，但从本案事实来看，原告仅实际支付150万元，剩余200万元据原告陈述，系对案外人陈慧齐200万元的“债转股”，其系另一法律关系。另，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应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9日算起为宜，且考虑到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已改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应一并认定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为宜。 三、被告中幼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鉴于被告中幼公司系三方当事人在《合作收购协议》中约定的“代持股人”，亦为被告周崇明所控制的个人独资公司，且为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的个人股东，其与被告周崇明亦存在人格混同等问题，故原告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 二、被告周崇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返还原告金珈伊款项1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三、被告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金珈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9800元，由原告金珈伊承担22743元，被告周崇明、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705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安伟 审 判 员  张 湛 人民陪审员  张思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徐慧鹏 书 记 员  张 彤 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