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782行初163号 原告李其龙，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原告龚秀娟，女，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两原告的儿子），户籍地义乌市，现住义乌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佼，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义乌市江滨北路**。 法定代表人厉声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敏。 委托代理人陈颖，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义乌市宾王路**/div> 法定代表人吴爽，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虎华，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义乌市福田街道稠州北路****iv> 法定代表人王春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馨楠。 委托代理人王俊华，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住所地：义乌市西城北路** 法定代表人陈德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楼纯彬，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平平，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双江湖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住所地：义乌市佛堂镇蟠龙路与湖山路交叉口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凤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巧娟，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诉被告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第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稠城街道办事处”）、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场发展集团公司”）、义乌市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建设集团公司”）、义乌市双江湖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案，于2020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年6月18日向各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其龙及其与龚秀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吴佼，被告市住建局的出庭行政负责人叶子旦及委托代理人周敏、陈颖，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虎华，第三人市场发展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馨楠、王俊华，第三人水务建设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平平，第三人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巧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诉称，两原告合法持有义乌市稠城街道丁店2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和房屋所有权证【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Ｃ××2号】，系原告李其龙从其父李四弟处分家继承所得，为合法建筑。因义乌市下车门区块征收，原告丁店21号的66.2平方米被划入征收范围。2019年7月24日，原、被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中注明，原告对面积有异议，保留诉讼权利），因该协议认定丁店21号的土地面积仅为27.85平方米，远远少于原告合法拥有的土地面积，故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如下：一、被告程序违法。1、被告未履行《下车门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相关规定，且剥夺了原告的救济权，属程序违法。《义乌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义政征字2019第001号）同步公布的《下车门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规定，“被征收房屋面积及用途认定：（一）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和用途原则上按权属证书或登记簿记载的为准（权属证书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原则上以登记簿记载为准）。（二）征收范围内未经产权登记、用途不清或改变用途等房屋的认定和处理，按照《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属于“征收范围内未经产权登记、用途不清或改变用途等”情况下，才能进入房屋申请认定程序。而本案原告权属证明齐全、清楚，也不存在权属证书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情形，理应按照第（一）项权属证书确定被征收房屋面积，而被告却适用了第（二）项，进入房屋申请认定程序。即使被告认为登记证有误，也应该是通知原作证部门通过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或者注销，并给予原告充分的救济权。在原告《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双证都齐全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对原告获批土地的事实进行全方位的调查，而仅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份《复函》，稠城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一份《说明》，即确定原告合法拥有的面积为原告父亲获批的80平方米减去原告哥哥的占地面积，直接推翻了原告享有的物权证明，这不符合行政程序的规定，也违背了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原则。2、根据被告提供的《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公示的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而原、被告双方签署的时间为7月24日，也就是说，在结果尚未公示的情况下，被告就要求原告签署了协议，也违反了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二）项“先公示，再复核、再签拆迁协议”的程序。二、被告依据公示结果认定应当赔偿的面积，属证据不足。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之规定，原告合法拥有的6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和125.12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是原告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另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之规定，无论是对持证人还是对许可机关，许可证一经颁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在征收补偿过程中，被告在没有相关部门对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进行撤销或注销的前提下，仅根据2019年7月25日由被告等五部门作出的《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调查公示结果，就直接推翻了原告享有的物权证明，按照土地面积为27.85平方米的基数予以赔偿，径直对原告合法拥有的38.35平方米不予认定，属于证据不足，违背了行政行为确定力的原则。三、被告按照27.85平方米的基数赔偿，属明显不当。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原告合法持有6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明，被告却按照27.85平方米基数予以评估赔偿，导致房屋征收补偿的价格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属于明显不当。四、原告理应得到66.2平方米面积的赔偿，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在征收过程中，被告提出稠城镇政府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与事实不符，原告合法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有误，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有过错。而原告为获得66.2平方米土地面积履行了合法的审批手续，事实清楚、于法有据。1.符合当时的农村惯例。1980年原告的父亲李四弟因住房困难，向当时丁店生产队申请四间房屋。当时大儿子李其新（原告之哥）18岁，小儿子（本案原告）16岁，后只同意批下三间。但根据当时农村惯例，儿子成家后还可以再次审批。根据1985年的《村镇规划审批证》及地形图，村里己经为原告的地基预留了位置，这也符合当时农村的惯例做法。故在1988年时分家《合约》中约定，分给大儿子李其新两间，本案原告一间一（地）基。为保证二儿子分家公平，当时原告哥哥还补偿原告建房款2500元（实际支付人为原告父亲）。2.履行过购买房基的义务。根据分家《合约》，原告于1989年在空基上加建房屋。但因该地基尚未审批，1989年12月25日，原告的父亲李四弟向村集体购买了28.8个平方，用于支付原告分家所得的这间房基费用。有《收费凭证》、当年办理此事的出纳丁某、队长刘某以及稠城街道保联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证。3.土地使用面积实际丈量出66.24平方米。根据城建档案馆提供的1992年《地籍调查表》可知，原告的土地经过工作人员的实际丈量，测出面积为66.24平方米。1998年8月2日，稠城镇政府也出具了《土地权属证明》（俗称三级证明），证明审批取得66.85平方的面积。1998年8月10日，原告父母亲、哥哥和原告一起到公证处公证，再次明确西侧二间二层屋归原告所有。在此基础上，原告于2000年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9年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理应获得66.2平方米面积的赔偿。五、被告在未对38.5平方米面积予以补偿的前提下，直接予以拆除，应予以额外赔偿。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之规定，原告己于2019年8月15日之前向被告腾空交接房屋，而被告在未对38.35平方予以补偿的前提下直接予以拆除，直到现在也未给予任何赔偿，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额外赔偿。综上所述，被告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证据不足、明显不当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1、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7月24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并按照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66.2平方米的标准重新签订补偿协议。2、原告丁店21号中的38.35平方米未在补偿前就被拆除，对未补偿部分要求被告参照征收补偿协议里第十条“每延迟一日，应当按照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的标准进行额外赔偿，具体为从2019年7月24日起按每日1318.28元（2636500元＊万分之五＝1318.28元）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原告李其龙、龚秀娟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原告身份证两份，用以证明两原告系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人，具有起诉资格。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争议内容，被告按照土地27.85平方米补偿，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 国有土地使用证〔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土地登记卡及续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合法拥有6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和登记簿记载一致。 建筑物房屋所有权证（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c00019662号）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合法拥有125.12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分家《合约》（一九八八年农历八月初六）、《房屋分拨约公证书》〔（98）浙义证民字第784号〕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土地系从父亲李四弟处分家所得。1988年分得一房屋一屋基，哥哥李其新补助2500元作为补助建房款。1998年该分家约又经过公证，确认原告取得二间房屋的产权（原屋基已经建造好）。 村镇规划审批证及地形图（1985年1月3日）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分家获得的屋基虽未获审批，但村镇规划里给原告屋基预留了位置，符合当时农村的惯例做法（地形图中虚线是（地形图中虚线是对地基进行了保留 编号007077的《收款凭证》（1989年12月25日）原件、证人证言（时任村出纳丁某）及身份证、房某（稠城街道保联股份经济合作社）及经办人毛协平、时任队长刘某身份证各一份，用以证明1989年12月25日，原告父亲李四弟向村集体购买房基一间，用于支付原告尚未审批的房基费。 土地登记申请书（1992年4月6日）、地籍调查表（1、地籍调查表6日）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履行了土地登记审批手续，土地经过工作人员丈量，实际面积为66.24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明（1998年8月7日）、证人证言（时任土管员兼城管办副主任郑某）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在90年代初，针对土管局成立之前宅基地取得采用村（居）乡（镇）政府三级证明的方式进行确权登记。原告土地获得了确权登记。 被告市住建局辩称，1、本案撤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曾以与本案相同事实和理由向义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浙0782行初67号]，原告于2020年6月1日撤回该起诉后，现又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予驳回。首先，两诉的事实相同，即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其被征收房屋的土地面积为66.22平方米，而征收补偿协议中的土地面积为27.85平方米。其次，两诉的理由也是一致的，均是原告认为根据其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土地面积为66.2平方米，还应补偿38.35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并认为其38.35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未进行补偿即被拆除应予以赔偿。再次，两诉有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从两诉的当事人以及诉讼请求也可得以印证，两诉的原被告和第三人完全一致。诉讼请求也实质相同，前诉要求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按66.2平方米重新签订补偿协议、对38.35平方米参照协议内违约金标准进行额外赔偿，而后诉的诉讼请求仅仅是将“无效”变成了“撤销”，仅为两字之差！但两者的实质并无区别，无论是“无效”还是“撤销”，均是要求按66.2平方米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补偿，即增加补偿38.35平方米。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六十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现案件已受理，则根据《行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七）项“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首先，征收部门已按《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征收补偿款已发放到位。其次，征收部门也未违法变更、解除该协议。故本案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3、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不应撤销。首先，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无论是被征收房屋土地面积27.85平方米的条款，还是原告对面积保留诉讼权利的条款，均系原告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与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约定，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故原告主张撤销案涉协议，没有法律依据，该协议依法不能予以撤销。其次，根据《征收补偿协议》，原告应另案向法院起诉确认其主张的3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如日后原告取得司法裁判支持其主张，则征收部门必然履行生效裁判，与原告重新签订或补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案涉协议并不会阻碍或影响原告的任何合法权利，根本不需要撤销。4、原告主张的3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不具有合法性。2019年3月28日，义乌市政府发布义政征字[2019]第001号房屋征收决定，案涉的丁店21号房屋列入下车门区块征收范围。在征收过程中，原告主张登记在其兄李其新名下的室外楼梯的一半份额，同时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也发现了李其新户双证登记的图形面积不一致，故作为征收部门的我局下设单位义鸟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原为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中心”）对案涉房屋所在宗地进行调查，发现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分别登记在原告户名下66.22平方米、李其新户名下73.53平方米，宗地共登记了139.73平方米，远超过其父李四弟（李尚弟）于1980年11月审批取得的壹分贰厘面积（80平方米三间）。为此，征收中心向义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征询函》，义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复确认了上述事实，并明确原告户义乌国用（2000)字第1965号土地登记有误。因原告户权属登记明显有误，故不属于《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上按权属证书为准”的情形，而属于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等”概括情形之一。同时，因《物权法》第十七条也规定，权属证书有误，征收补偿则应以事实为依据。故，由义乌市人民政府组织了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五个有关部门对案涉房屋的土地面积、建筑面积等进行了调查、认定、处理，认定结果为案涉房屋的土地面积为27.85平方米(即李四弟获批的80平方米-李其新户建筑占地围合面积7米*7.45米)，该认定结果依法予以了公示。同时，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二款第四项以及《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原告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10天内提出复核申请，但原告并未提出复核申请，而是选择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通过诉讼方式另行主张权利进行救济，故，本案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征收部门“剥夺其救济权”的情况。5、原告要求38.35平方米参照《征收补偿协议》赔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明确约定，被征收房屋应按期交付丙方（即稠城街道）进行拆除，原告也系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与征收部门办理了腾空交接验收手续。故，征收部门依法与原告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并合法拆除房屋，对原告不负有赔偿义务。综上，本案在程序上属于人民法院“不应立案”情形，且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体上《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撤销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市住建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事实证据 第一组：1.行政起诉状（前诉）一份、2.行政裁定书（撤诉）一份，共同用以证明原告曾以与本案相同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浙0782行初67号〕，原告于2020年6月1日撤回该起诉，现又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 第二组：1.李其新户土地登记申请书一份、2.李四弟的《社员建造房屋占用耕地申请表》一份、3.分家《合约》一份、4.〔义乌国用（1998）字第07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共同用以证明：1980年11月李四弟审批取得建房面积壹分贰厘（80㎡三间）；1988年八月初六李四弟户分家，分给长子李其新靠东两间，分给原告西面一间一（地）基，李其新为此找补原告建房款2500元，故该一基上的房屋至少是在1988年8月后建造（并非如原稠城镇政府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所述建于1980年2月）；李其新提供李四弟的《社员建造房屋占用耕地申请表》、（分家）《合约》于1998年5月登记了土地使用权73.53㎡。 5.李其新户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一份，用以证明李其新户位于丁店21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73.53㎡中包含柱走和楼梯面积，剔除柱走和楼梯面积后，其房屋建筑占地面积为7m*7.4m=52.15㎡。 第三组：6.土地登记申请书复印件一份、7.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复印件一份、8.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共同用以证明原告提供原稠城镇政府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1988年8月的分家（合约）进行土地登记。 李其龙户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户案涉房屋系李四弟批建后分家析产给原告取得（并非原告本人申请取得），原告提供其父李四弟的《社员建造房屋耕地申请表》申请房产登记。 询问事项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签字确认提交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或隐瞒，愿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四组：11.地籍图一份、12.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说明》一份、13.义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复函》一份，共同用以证明：1984、1988年地籍图显示丁店21号仅有房屋3间，并无4间；原稠城镇政府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中所载的“李其龙户丁店21号房屋共66.85㎡……建于1980年2月，由审批取得”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由分家析产所得，1988年8月分家时，原告分得西面一间（房屋）一（地）基；李四弟于1980年11月审批取得建房面积壹分贰厘（80㎡三间）；登记部门确认原告持有的义乌国用（2000）字第1965号的土地证有误。 第五组：14.义政征字[2019]第001号下车门区块《征收决定》及其附件《征收补偿方案》各一份。用以证明：住宅垂直房按合法建筑的占地面积予以征收补偿；住宅垂直房建筑占地是指合法建筑**围合面积，不含走廊、阳台、天井、庭院等面积。 第六组：15.评估公司提交的认定申请一份，用以证明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了李其新户双证登记的图形面积不一致，因而征收部门对案涉房屋所在宗地进行调查。 16.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一份，用以证明案涉房屋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处理，认定结果于2019年7月25日进行公示，土地面积27.85㎡（80㎡-52.15㎡）。 第七组：17.关于协商选定下车门区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公告一份、18.公告一份、19.关于下车门区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及入户查勘评估的公告一份，共同用以证明案涉区块被征收人依法确定了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作为评估机构。 20.评估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国信公司依法对原告户合法房屋作出评估，评估价值不低于类似房地产市场价值：国信公司拥有一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两名估价师经依法注册具有估价资质；估价报告依法将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作为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估价报告经负责房屋征收评估项目的两名估价师签字并加盖了评估机构公章；估价师对案涉房屋进行实地查看后作出估价报告。 第八组：21.《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22.下车门区块征收补偿资金结算单一份、23.下车门区块征收补偿资金分配申请单一份、24.义乌市法院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水务集团汇款清单、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各一份、25.房屋征收腾空交接验收表一份，共同用以证明原告与征收部门签订了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约定：（1）对案涉房屋27.85㎡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2）被征收房屋应按期交付丙方（稠城街道）进行拆除；（3）原告对面积保留诉讼权利，且该协议已履行。 法律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六十九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五条、第十四条；3、《物权法》第十七条；4、《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述称，1、原告曾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原告又自愿撤回起诉，现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应当驳回起诉。2、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补偿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情形，也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3、根据征收决定，稠城街道办事处属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原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也自行对房屋进行了腾空，稠城街道办事处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将下车门征收区块整体发包给拆除公司进行拆除。原告提起的赔偿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市场发展集团公司述称，1、本案系撤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本案前诉与本案的当事人相同，事实和理由相同，诉讼标的也相同。虽然前诉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协议无效，本诉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协议，但是诉讼标的指向的对象均是协议是否违法以及违法程度。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撤销判决适用条件的核心，如果行政行为构成违法，在程度上只是一般违法，人民法院就应该判决撤销，如果在程度上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因而自始无效的程度，人民法院应当确认无效。换句话说，即使原告的诉请仅是撤销，法院经审理认为达到自始无效的程度，也会判决确认无效；反之，如果原告诉请的是确认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仅仅属于一般违法，也会转而作出撤销的判决。2、本案不具备可撤销的情形。涉案的补偿协议，在两原告自愿的前提下签订，无可撤销情形，案涉的《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市场发展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水务建设集团公司述称，1、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没有约定水务建设集团公司的权利或义务。在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实施征收、进行补偿的是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即本案的被告，被征收房产、获取补偿的是原告。原、被告根据该协议约定互享权利、互负义务。水务建设集团公司在该房屋征收补偿中作为建设活动组织实施单位盖章，虽然列明于该协议的“丁方”，但协议的内容均没有涉及水务建设集团公司的权利或义务，因此，案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无效与水务建设集团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二、原告是否享有其所称的38.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权益，这与水务建设集团公司也没有利害关系。原告以其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登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6.2平方米为由，认为该协议仅补偿27.85平方米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而要求撤销房屋征收协议。但就水务建设集团公司来说，无论原告是否享有其所称的38.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均不影响水务建设集团公司的权益，水务建设集团公司并非实施征收单位，只是该地块上最终的建设活动组织单位，与原告之间不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综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水务建设集团公司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符合第三人的主体条件，不应列为本案的第三人。 第三人水务建设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述称，1、程序上，本案是原告撤诉后再次提起的行政诉讼，两案的基本事实和理由相同，本案是原告没有新的理由重复诉讼，应当驳回起诉。2、诉讼主体上，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仅仅是建设实施单位，不具有合同上的具体权利义务，不应当列为案件第三人。3、实体上，原告自愿与被告各方签订协议，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不具有可撤销的法定理由，协议真实合法。综上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李其龙、龚秀娟提供的证据，被告市住建局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协议无论是被征收房屋土地面积27.85平方米的条款，还是原告对面积保留诉讼权利的条款，均系原告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与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约定，并不存在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动产登记中心已明确告知原告的土地证登记有误，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系由其父审批取得后分家析产给原告，因分家析产中原告分得一间一基，其兄李其新分得两间房屋，故原告的合法土地使用权为27.85平方米（即李四弟获批的80平方米-李其新户建筑占地围合面积7ｍ＊7.45ｍ），并非原告所称的66.2平方米，不动产登记中心也明确“经查询并无原告分家所得的一间屋基的房屋审批信息”，不动产登记中心同时也查阅了1984、1988地形图，告知“在该处并无房屋”。故根据登记部门、土地主管部门的上述意见，原告合法土地使用权为27.85平方米，并非66.22平方米。另外，根据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意见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执法局、稠城街道办事处等五个部门的认定意见，原告合法土地使用权为27.85平方米，并非66.2平方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因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是以土地登记为前提，即以土地证登记的土地面积作为房产登记的底层面积，而不动产登记部门已经明确告知原告的土地证登记有误，故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土地面积也不准确，在登记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无论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不能依据错误的登记作出决定；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分家）《合约》恰恰证明1988年分家，李其新分得两间房屋，原告分得一间一（地）基，在李四弟合法获批80平方米的情况下，原告分得的合法土地使用权即为27.85平方米（即李四弟获批80平方米-李其新户建筑占地围合面积7ｍ＊7.45ｍ）。公证书是家庭内部对其所认为合法的家庭财产进行分配，并不能以此来证明被分配的财产是合法的；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分家获得的屋基未审批”这一证明对象无异议，但对“村镇规划里给原告屋基预留了位置，符合当时农村的惯例做法”这一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村镇规划批准证和地形图并非针对原告所作，并非其依法取得该一间屋基土地使用权的依据；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即使该组证据证实，也不能作为原告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依据，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均未规定向农村交款就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登记时的土地丈量面积并不能说明原告合法取得了该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因原告在申请土地登记时提供的主要依据是《土地权属证明》（三级证明），而该三级证明已被出具的单位明确予以了否定，故原告申请土地登记的依据不合法，其据此得以登记的土地面积也不合法；证据9《土地权属证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土地权属证明的出具单位已明确告知登记部门，该证明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该证明进行登记本身不合法，登记也是错误的。关于郑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只是说明了当时形成土地权属证明的过程，并不能证明原告依法获批了一间屋基的土地使用权，也不能证明其依据该三级证明进行登记的合法性。 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市场发展集团公司、水务建设集团公司、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的质证意见均与被告市住建局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原告李其龙、龚秀娟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对被告市住建局提供的事实证据，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有不同的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也不同，适用法律不一样，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4、5与李其新有关的证据，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和本案无关。证据2、3的三性没有异议；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取得66.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程序合法，而证据9也恰好证明了原告在申请中写着建成年份是“1990年”，而登记机关却写成1980年，证明了原告没有过错，是工作人员的失误；第四组证据中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原告两间房屋其中一间在1980年其父手上就已建造好，而分家所得的空屋基是1989年前后建造，原告之父向村里缴纳了房基费。因此，1984、1988年地籍图上确实只有三间。对证据12、13的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这两个部门没有经过事实调查，就出具了“与事实不符”“土地登记有误”的证明，缺少合法性的依据；第五组证据无异议，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一）项，可以明确有权属登记证书的房屋，应当按权属证书确认面积为准，但被告在原告持有合法权属登记的情况下根据第（二）项进行处理，程序不当；第六组证据中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和本案无关，证据16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是7月24日就被要求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而认定事项结果公示却在7月25日，迟于协议签订日期，也违反了征收补偿方案第四条第（二）项先公示，再复核，再签拆迁协议的权利。从该两份材料出具的时间已经可以看出，被告在事实上己经通过施压，迫使原告放弃相应合法权利；第七组证据中证据20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评估报告提到依据是“经认定的建筑占地面积为27.85平方米”，而估价时间是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6月5日，也就是说评估的行为全部发生第六组证据中证据16结果公示之前；第八组证据中证据21、22、23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所以原告才提起了本案诉讼。证据25也恰好证明了原告合法拥有的38.35平方未获得被告的补偿，就已经于2019年8月15日将征收房屋腾空交接。对被告市住建局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质证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 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市场发展集团公司、水务建设集团公司、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对被告市住建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被告市住建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 1980年11月3日，原告李其龙之父李四弟提交《社员建造房屋占用耕地申请表》一份，申请建房四间，后实际审批得三间。1988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初六），李四弟主持分家析产，将新屋三间一屋基中的东侧两间分与李其龙之兄李其新，将西侧一间一屋基分与李其龙，并由李其新找补原告李其龙建房款2500元。1989年12月25日，李四弟向丁店村集体交纳房基费129.6元（28.8平方米＊4.5元／平方米）并于该时间前后在此空基上建成房屋一间。1992年4月6日，李其龙就分家所得两间房屋申请办理土地登记。经丈量，建筑占地面积为66.24平方米。1998年8月7日，义乌市稠城镇杨树塘居民委员会、义乌市稠城镇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义乌市稠城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土地权属证明》一份，证明李其龙户座落在××村××号的房屋两间共66.85平方米。1998年8月10日，李四弟、楼翠香、李其新、李其龙在义乌市公证处立有《房屋分拨约》一份，约定座落在义乌市××号的新屋四间一梯二层房屋中的东侧二间一梯二层房屋归李其新，西侧二间二层房屋归李其龙。2000年4月4日，原义乌市土地管理局向李其龙颁发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李其龙座落稠城镇××村××号的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09年6月24日，原义乌市房地产管理处向李其龙与其妻龚秀娟颁发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ｃ00019662号、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ｃ00019663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其龙、龚秀娟，房屋坐落丁店21号，房屋状况（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总共125.12平方米）。 2019年3月28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发布义政征字（2019）第001号房屋征收决定，李其龙的上述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9年5月6日，第三人稠城街道办事处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李四弟（李尚弟）户1980年11月经审批建房面积壹分贰厘。经查李其龙户丁店21号房产地籍档案，该档案内存有该户1988年分家约。该份分家约显示，该处房屋分给长子李其新东面两间，分给次子李其龙西面一间和一基。经查询，未发现李其龙在丁店21号1988年分家所得的一间屋基处房屋的审批信息，同时也查阅1984年现状图、1988年地形图，在该屋基处未显示有房屋。根据上述情况，1998年原镇政府出具土地权属证明中所载的“李其龙户座落在丁店村街（路）21号的房屋贰间共66.85平方。……建于1980年2月。由审批所得。”与事实不符。2019年5月12日，义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复函》，载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贵办来函收悉，根据查明的情况及确认的事实，现将有关意见复函如下：经查，李四弟（李尚弟）户丁店21号房屋，系1980年11月经审批所得，审批建房面积壹分贰厘（三间80平方米）。1988年该户分家，分给长子李其新东面两间，分给次子李其龙西面一间和一基。分家后，李其龙户提供原稠城镇政府的土地权属证明、分家约等材料申请办理了其分家所得的上述房屋西面一间一基的土地登记。李其新户提供为分家约、申请表（批条）等材料申请办理了其分家所得的上述房屋东面两间的土地登记。根据2019年5月6日稠城街道出具的有关“李其龙户申请登记提供的1998年原稠城镇政府出具土地权属证明中所载的‘李其龙户座落在丁店村街（路）21号的房屋贰间共66.85平方。……建于1980年2月。由审批所得。’与事实不符。”的说明。李其龙户坐落丁店21号房屋，土地证号为义乌国用（2000）字第19**的土地登记有误。特此函复。2019年7月24日，李其龙、龚秀娟（乙方、被征收人）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甲方）、稠城街道办事处（丙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市场发展集团公司／水务建设集团公司／义乌市佛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双江湖开发集团公司”）（丁方、建设活动组织实施单位）签订《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其中第二条被征收房屋载明“乙方的房屋坐落于义乌市××号，属于上述征收决定的征收范围。经确认，被征收房屋的房屋类型为垂直房，房屋用途为住宅，总建筑面积125.1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面积125.12平方米，土地类型划拨，土地面积27.85平方米”；第十二条其他约定第二款载明“本人对面积有异议，保留诉讼权利”。2019年7月25日，被告市住建局、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街道办事处、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联合发布《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其中丁店21号李其龙、龚秀娟户公示的建筑面积为83.55平方米、土地面积为27.85平方米。 2020年3月26日，李其龙、龚秀娟提起行政诉讼〔（2020）浙0782行初67号〕，诉请“确认2019年7月24日与市住建局下属单位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2020年6月1日，李其龙、龚秀娟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2020年6月15日，李其龙、龚秀娟提起本案诉讼，诉请“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7月24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 另查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为被告市住建局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2、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应撤销。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本院认为前案中，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提起的是确认行政协议效力之诉，主要理由是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李其龙、龚秀娟要求撤销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提起的是撤销行政协议之诉，主要理由是被告市住建局在征收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侵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两者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原告李其龙、龚秀娟在撤回前案后基于新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被告市住建局及各第三人提出的应驳回原告起诉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应撤销。根据庭审查明，原告李其龙、龚秀娟持有职能部门颁发的权属证书〔义乌国用（2000）字第1-19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c00019662号、义乌房权证稠城字第c000196**《房屋所有权证》〕，在上述权证被撤销之前产权明确，应以权属证书登记来认定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和用途，被告市住建局仅凭义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复函》即否定权属证书的法律效力，迳行对土地面积66.2平方米中的38.35平方米决定不予补偿，依据不足。且《下车门区块房屋认定事项结果公示》的发布时间（2019年7月25日）晚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2019年7月24日），亦存在程序违法。综上，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予撤销。因两原告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在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撤销后，被告市住建局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两原告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李其龙、龚秀娟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第三人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双江湖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签订的《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二、责令被告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就原告李其龙、龚秀娟位于丁店21号的不动产所享有的合法权益采取补救措施。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义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珺 人民陪审员 杨 旭 人民陪审员 吴晓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李 双 书 记 员 郑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