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女，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201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法定代理人：蒋某，女，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系何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201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法定代理人：蒋某，女，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系何某1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男，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筷子街**（同属民族路**）中国人寿大厦名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884052J。负责人：于青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澄，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某及各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3民初1455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给付上诉人保险金489400元，并以4894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电子投保单尾部的签名并非何某3本人所签，人保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询问和告知义务，五份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何某3无效，人寿保险公司作出的《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人寿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何某3明知自己患有糖尿病，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是其主观故意。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给付保险金489400元，并以4894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某3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五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何某3分别于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30日、2019年6月3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5399.04元、3167.2元、2723.2元、1391.2元、1805.6元共计14486.24元。五份保险合同生效日期分别为2019年5月22日、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1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1日。保险金额分别为：182400元、92000元、107000元、47000元、61000元，合计489400元。以上五份保险合同均为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和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个险种，均有保险单及所附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利益和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利益保险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等内容共同构成。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第四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项中均约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本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本公司可以就投保人、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该项中加黑加粗内容为：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退还保险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祥瑞终身寿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项中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重大疾病”项中第三款脑中风后遗症”，是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引起脑血管出血、栓塞或梗塞，并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在以上五份保险合同的电子投保单中，均列有被保险人和投保人需填写的告知事项，第4—12项为保险公司的询问，被保险人和投保人须以选择“是”或“否”的方式回答。其中第7项的内容是询问被保险人是否曾患有或接受治疗过下列疾病，第（G）小项列明了糖尿病、痛风、垂体机能亢进或减退、甲状腺机能亢进或减退、肾上腺机能亢进或减退；第8项第（A）小项的内容是询问过去3个月内是否接受过医生的诊断、检查和治疗，第（B）小项询问过去1年内的健康体检是否有异常，第（C）小项询问过去5年内是否因疾病或受伤住院或手术。对上述问题，均显示在“否”的前面方框内打钩。投保单尾部“声明和授权”部分第二项内容为：“本人已认可本次通过电子化投保提供的《电子投保单》中各项信息及告知事项等全部内容，确认投保人、被保险人及身故受益人信息、投保事项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正确无误，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与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认无误，以上内容均属事实并确无隐瞒。上述一切陈述及本声明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一部分。如有不如实告知，贵公司有权在法定期限内解除合同，并依法决定是否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在“声明和授权”项下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处分别有“何某3”的签名。在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举示被调查人为人寿保险公司保险销售员马某的客户告知过程详细问卷调查表，拟证明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员马某在何某3投保时面对面逐项询问被保险人何某3的健康情况后，由马某在选项处打钩再由何某3核实后在投保单尾部签字确认。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质证认为人寿保险公司未对何某3进行询问，并否认电子保险单上尾部的签名为何某3本人所签。故人寿保险公司向该院提出对该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但申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不认可对方提交的笔迹比对材料，何某3已去世亦无法现场书写签名进行比对。2019年1月30日，被保险人何某3经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检验糖化血红蛋白为10.10%（参考范围为4.0-6.5）、葡萄糖为13.02mmol/L（参考范围为3.89-6.11）、胰岛素为85.5（参考范围为35-140）。经该院在庭审中询问“2019年1月30日，何某3为何去医院检查？”，蒋某称何某3因为当时有点头昏所以去检查，检查结果是轻微糖尿病，但不知道会威胁自己的生命，通过吃药可以控制。2020年1月8日，被保险人何某3因突发失语、左侧肢体无力前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被诊断为脑梗死、2型糖尿病。同日，被保险人何某3转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脑梗死、2型糖尿病，何某3父亲何某2自述何某3既往史为：既往2型糖尿病病史1+年，长期口服格列齐特控制，血糖控制情况不详，否认“脑梗死”病史。经手术后，何某3于2020年1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右侧额颞顶枕叶大面积脑梗死，去骨瓣减压术后；2、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3、2型糖尿病；4、低钾血症；5、贫血；6、低蛋白血症；7、电解质紊乱；8、肺部感染。出院医嘱为：院外继续治疗。2020年1月17日，被保险人何某3死亡。2020年3月4日，人寿保险公司收到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提出的理赔申请，人寿保险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向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被保险人何某3因患2型糖尿病，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本次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根据保险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公司解除该合同，终止其效力，并将退还所交保费金额共计14486.24元。在庭审中，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亦认可已收到人寿保险公司退还的保险费共计14486.24元。另查明，蒋某系何某3之妻，何某、何某1系何某3之子，何某2系何某3之父，徐某系何某3之母，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均系何某3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人身保险合同系投保人何某3与人寿保险公司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就是否应当支付何某3的身故保险金问题发生争议，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主张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而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何某3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故不予赔付，该院将本案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对被保险人何某3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询问。本案中，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主张人寿保险公司在投保时未就包括健康在内的有关情况对何某3进行询问，并否认电子保险单上尾部的签名为何某3本人所签。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其公司保险员马某在何某3投保时经询问其本人的健康情况后，再由何某3核实后在投保单尾部签字确认。人寿保险公司向该院提出对该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但申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不认可对方提交的笔迹比对材料，何某3已去世亦无法现场书写签名进行比对。该院认为，电子投保单尾部的签名是否系何某3的签名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因电子投保单系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险合同中唯一一份有何某3签名的书面材料，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否认该签名的效力则否定该保险合同的成立，这与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要求人寿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费的诉求相矛盾，且人寿保险公司对其主张举示了相关证据，故该院依法认定该签名系本案何某3本人所签，并不准许进行笔迹鉴定。何某3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投保单尾部“声明和授权”处签名确认对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表明何某3认可人寿保险公司已就前述事项进行了询问。二、投保人何某3是否应当如实告知人寿保险公司其患病情况。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主张对签订格式合同时的免责条款，人寿保险公司具有法定的在先的询问和告知义务，并且要向投保人说明不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而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对何某3进行询问和说明,故何某3无从告知。人寿保险公司辩称其公司销售员已对何某3投保时的健康情况等进行了询问，而何某3并未如实告知其有2型糖尿病的事实，属于人寿保险公司可以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不予赔付的法定理由。该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何某3将自己患糖尿病的事实告知人寿保险公司属于合同义务还是法定义务，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主张是合同义务，人寿保险公司主张是法定义务。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保险标的的民事合同，基于其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必须以诚实信用为原则，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决定着保险人是否订立合同，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基础，故投保人真实告知关于保险合同的重要事实之义务是法定义务中的先合同义务。《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何某3与人寿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中“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第四条亦约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及违反告知义务的免责，合同中对此进行的免责约定，应当看作是对法定义务的强调和重申，并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采用格式条款特别约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在合同中对告知义务本身及违反义务后果进行提示和说明后，无需对免责条款另作额外的明确说明。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已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何某3就相关健康情况进行询问，何某3应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故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以人寿保险公司未明确说明为由而主张何某3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三、投保人何某3未如实告知其患病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主张投保人何某3在投保前清楚自己有轻微糖尿病，但认为可以通过吃药控制，不会威胁自己的生命，故何某3未如实告知人寿保险公司主观上没有过错，保险人也可以要求被保险人何某3体检，但保险人将其权利予以放弃。人寿保险公司认为何某3系故意隐瞒其患病的事实，构成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不予赔付的法定理由。该院认为，2019年1月30日投保人何某3因感觉头昏去荣昌区人民医院检验其糖化血红蛋白、葡萄糖等指标，后清楚自己有轻微糖尿病，并长期吃药控制，且其父亲何某2在2020年1月8日何某3患病住院时陈述何某3患有2型糖尿病1年多。但何某3在2019年5月、6月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时不仅在回答保险人询问时否认其患有糖尿病、也否认过去1年内的健康体检异常，还在投保单尾部“声明与授权”处签名确认对告知事项确无隐瞒，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意图较为明显。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认为保险人将可以要求被保险人体检的权利予以放弃，但并不等同于据此能够免除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第四条的约定，投保人何某3故意隐瞒其患糖尿病的事实，显然足以影响人寿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故人寿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综上，对于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给付489400元保险金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人寿保险公司在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索赔过程中已退回何某3所交保费14486.24元，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42元，减半实际收取4321元，由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对《电子投保单》、《保险销售人员登记表》等上“何某3”的笔迹进行对比鉴定。二审另查明，依据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已将保险合同，包括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险条款、电子投保单送达给了投保人，其中电子投保单上载明有《告知事项》，《告知事项》中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电子投保单最后段有“何某3”签字。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关于“何某3”签名问题和上诉人申请鉴定问题，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对何某3提出了相关询问。人寿保险公司在合同生效后，已将载明有《告知事项》的电子投保单送达给了投保人，《告知事项》中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故可以推定投保人应知晓该询问内容。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后，现没有证据证明投保人对签名问题和告知事项内容的回答提出过异议。该送达虽在合同成立生效后，但可以佐证本案的事实。且双方均认可本案保险合同系有效合同，而该合同又包括《告知事项》，综合以上情况，故可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对何某3的有关情况提出了询问，何某3对人寿保险公司的询问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何某3能够认识到《告知事项》中载明的自身情况并不属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依据合同约定，人寿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鉴定问题，因二审中，双方未举示其他证据，且一审中双方均不认可对方提交的笔迹比对材料，对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客观基础，且缺乏鉴定的必要性，故对上诉人要求鉴定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42元，由上诉人蒋某、何某、何某1、何某2、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蓉审 判 员  刘健红审 判 员  胡 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院印）法官助理  闫帅锋书 记 员  谭虹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