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7101行初58号原告襄阳市开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新城湾路**。法定代表人张亚帅，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施志群，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武礼斌，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负责人张勇，局长。委托代理人左磊，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红刚，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姚家岭**负责人秦守成，局长。委托代理人宋涛，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汪后新，湖北立丰事律师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住所，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建华路**div>负责人谢本洪，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军，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波，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阳市开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放公司）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行政处罚及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局）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1月31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当日立案。后该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于同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本案需等待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裁定中止审理。2020年9月10日，本院恢复审理本案。因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税务局（以下简称襄阳市税务局）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组织召开了庭前会议，并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襄阳税务稽查局局长张勇、省税务局副厅级领导邓国强作为负责人参加诉讼。原告开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志群、武礼斌，被告襄阳税务稽查局的委托代理人左磊、刘红刚，被告省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宋涛、汪后新，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军、王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襄税稽罚〔2018〕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一）原告2009年至2011年少申报缴纳印花税190500元，其偷税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且不存在连续或继续状态，依法不予处罚；（二）原告2010年转让襄阳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可公司）股权及取得其他收入，采取在账簿上多列支出、少列收入导致少缴纳税款的偷税行为从2010年持续到2013年，存在连续或继续状态，对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82067552.89元，处三倍罚款，罚款金额计246202658.67元。对原告2014年因虚假的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2927362.35元，处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计6463681.18元；（三）原告2009年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4000000元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且不存在连续或继续状态，依法不予处罚。应缴款项共计252666339.85元，限原告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襄城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被告省税务局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了鄂税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维持了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原告开放公司诉称，原告对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及被告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理由如下：一、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在税务处罚决定中未载明原告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证据，应予撤销；二、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已过五年的处罚追溯期限，不应进行行政处罚；三、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认定2010年度少申报缴纳82,067,552.89元税款事实认定错误；四、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于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属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处理；五、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于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作出三倍于税款的处罚倍数畸高；六、税务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4年度因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12,927,362.35元并处以50%的罚款，显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七、被告省税务局行政复议程序违法、流于形式，错误的维持了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的税务处罚决定。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2.撤销被告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开放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税务处罚决定，证明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2.复议决定，证明被告省税务局作出维持税务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3.襄地税稽检通一〔2017〕23号《税务检查通知书》，证明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发现原告2010年“违反税收法规”的股权转让行为为2017年11月13日，已经超过5年的处罚追诉期限；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涉案股权转让的税收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见证和调解下由案外人即实际支付公司上海星信捷公司承担解决；5.咸公（经）调证字〔2018〕010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涉案股权交易财务资料自2018年4月3日起至今被咸宁市公安局调取，原告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阶段均无法查阅和核实；6.咸公（经）扣字〔2018〕004号《扣押决定书》，证明涉案年度财务资料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今都被咸宁市公安局扣押，原告在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阶段均无法查阅和核实，符合《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中止检查的条件，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违反程序继续检查。7.（2019）鄂0606行初7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为张开放，并非原告；8.（2019）鄂06行终18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为张开放，并非原告。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以未载明原告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证据，认为税务处罚决定应予撤销，依法不能成立。第一、我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前，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多方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也多次向我局提供了书面陈述和意见，我局在听证中将该案的证据进行了全面质证，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并经过集体审议决定，我局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二、原告诉称的税务处罚决定应载明证据的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我局的税务处罚决定是按照税务行政处罚规定的要求作出的，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诉称“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已过五年的处罚追溯期限，不当进行行政处罚”，是错误的，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的偷税行为一直连续或继续，没有超过法定的追溯期限。原告从2010年到2014年财务费用中一直在计提与共享公司虚构股权交易对价所产生的费用，且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纳税调整，证明其违法行为一直连续发生。对于2010年的股权交易事项，双方截止2014年仍然存在民事诉讼纠纷，且有继续取得相应股权转让对价的行为发生，故原告的诉称不能成立。三、原告诉称“2010年度少申报缴纳82067552.89元税款事实认定错误”依法不能成立。原告诉称为纳税争议，原告在本案中无权提出，应当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已生效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作为定案的依据，法院对原告的主张应不予审理。本案中，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在同日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对税务处理决定没有申请行政复议，该处理决定书已生效，本案的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与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一致，原告的主张属于“纳税争议”，已生效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应当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如果允许纳税人在行政处罚诉讼中再对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税款征收方式等课税要素提出异议，将使得上述法律制度的设置失去实际意义。四、原告诉称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错误，是错误的。五、原告诉称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作出三倍于税款的处罚倍数畸高，我局认为该处罚倍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偷税金额特别巨大，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属于违法情节恶劣的行为。六、原告认为“税务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4年度因虚假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12927362.25元并处50%的罚款，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认为7000万元不属于债务重组收入，不应在2014年度确认为应税收入并申报纳税，是错误的。综上，我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依法维持税务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2017年企业变更信息，证明“襄阳市开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襄阳市开放实业有限公司”；2.居民身份证，证明开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亚帅；3.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明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5月13日开放公司被授权人为张亚伟；4.授权委托书，证明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11月14日开放公司被授权人为孟子路；5.开户许可证，证明开放公司基本开户行为中国银行襄阳襄城支行，账号55×××47；6.开放公司章程，证明开放公司股东为张亚帅、张开生；7.关于开放公司办公地点的说明，证明开放公司现办公地址为襄阳市樊城区解放路炮铺街共享国际大酒店15楼；8.关于几个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与开放公司关系的说明，证明开放公司、共享实业、开放现代特色农业系张开放同一实际控制下的关联企业，杨端卉为开放控股雇员；9.关于补充提交原襄阳市开放实业有限公司2005-2016年各年度会计报表的说明，证明开放公司2011-2016年期间一直实施零申报，2005-2010年期间未真实申报；10.开放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税务清结）资料，证明开放公司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各项数据均为零；11.企业基本信息、变更信息，证明雅可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12.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雅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开放；13.2009年7月1日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14.2009年7月9日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据13-14证明严青称：《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成员签字”、《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是严青所签，目的是为了配合张开放到工商办理股权变更手续；15.襄华检字〔2009〕第26号《审计报告》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度会计报表附注、2008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雅可公司2008年度“其他应付款--郑宽敬”期末余额为9,000,000.00元；16.2009年6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四份），证明严青称：苏州雅可转严青、林起武转严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签字”是严青所签，目的是为了配合张开放到工商办理股权变更手续；17.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襄万信和验字〔2010〕034号《验资报告》，证明雅可公司2010年1月14日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18.2010年1月11日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任免决定书》，证明严青称：2010年1月11日《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成员签字”、《任免决定书》“股东会签字”不是严青所签，严青对《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任免决定书》不知情；19.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0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严青称：2010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签字”不是严青所签，严青不知情；20.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2010年6月12日雅可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由张开放变更为张亚帅；21.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0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二份），证明2010年6月23日雅可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由张亚帅变更为汪晓华；开放公司转让所持雅可公司全部股权；22.《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雅可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襄阳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23.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襄华验字〔2011〕089号《验资报告》，证明雅可公司2011年3月22日增加注册资本3000万元；24.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验资事项说明》，证明雅可公司2011年5月16日增加注册资本2900万元；25.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0年10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二份），证明2010年10月31日雅可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由汪晓华变更为刘晓星；名人酒店转让所持雅可公司全部股权；26.《询问笔录》（雅可公司何时成立、注册资本是多少、原始股东有哪几个），证明2004年雅可公司成立时股东及出资真实情况；27.《询问笔录》（雅可公司的股权何时发生变更、具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是谁、交易金额是多少），证明2008年雅可公司股东及出资真实情况为严青占75%，林起武占25%；28.《询问笔录》（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2009年6月11日股权转让是否真实），证明2009年6月11日股权转让不是真实的，是为了配合张开放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签的；29.《询问笔录》（2009年股权转让真实交易情况、有无合同、转让真实价款、对方是如何支付的）、2009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2009年5月20日股权转让真实情况、开放实业取得严青所持雅可公司80%股权向严青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4000万元；30.《询问笔录》（2009年5月20日股权转让价款4000万元，受让方是如何支付的）、严青收到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原始凭证，证明2009年5月20日开放实业受让严青所持雅可公司股权，共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31.《询问笔录》（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2010年1月11日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任免决定书》是否为你签字,是否真实），证明共享实业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开放实业、开放实业出资40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严青未参与，不知情；32.《询问笔录》（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2010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你签字,是否真实），证明2010年3月24日雅可公司申请股权转让、变更企业类型等事项变更登记，严青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开放实业，严青未参与，不知情；33.《询问笔录》(开放公司提供的2010年4月7日开放实业通过中行新华支行向你付款400.2万元，是否真实)、严青中行新华支行账户2010年交易记录及取款凭条、存款凭条，证明2010年4月7日开放实业通过中行新华支行向严青账户转入的400.2万元，同日转出到张亚帅中行新华支行账户；34.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2011年11月1日《襄樊雅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2010年6月开放实业将其所持雅可公司30%股权转让给名人酒店的交易价格为13000万元；开放实业2014年应确认其他收入7000万元；35.《民事起诉状》、2014年10月15日《调查笔录》、上海星信捷转入省高院的6500万元按调解协议转入张开放指定账户《申请书》、2014年11月12日《和解协议书》、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2010年6月开放实业将其所持雅可公司30%股权转让给名人酒店的交易价格为13000万元；开放实业2014年应确认其他收入7000万元；36.《和解协议书》（甲方：张开放、乙方：上海星信捷、见证方：曹邦臣），证明19000万元款项内容包括因股权交易而产生的本金、违约金；37.《情况说明》（2010年6月股权转让，雅可70%股权转让价格2.21亿元）；天亿公司2010年“长期股权投资--襄樊雅可公司”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2010年6月开放实业将所持雅可公司70%股权转让给天亿公司，约定转让价格为2.21亿元。2010年6月25日开放实业收到天亿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雅可公司收到拆迁借款6100万元；38.2010年6月24日农行武汉江岸支行记账凭证及附件（农行2100万元银行汇票解付情况），证明2010年6月24日，开放公司的关联公司湖北共享投资收到天亿公司转款2100万元；39.《说明》、湖北共享投资有限公司2010年6月第1#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2010年6月24日中行武汉花桥支行《银行进账单》，证明2010年6月24日，开放公司的关联公司湖北共享投资收到天亿公司转款6100万元；40.关于2010年6月“股权转让（四方）协议”的说明、2010年6月《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开放公司、乙方：天亿公司、丙方：名人酒店、担保方：张开放、谭守盛、李红新)，证明2010年6月，开放公司将其持有雅可公司70%股权转让给天亿公司取得股权转让收入共计23783.718万元；41.雅可股权转让涉税事项说明（开放控股、共享实业），证明开放控股、共享实业对雅可股权转让涉税事项的意见；42.开放实业2010年3月至2013年4月“往来—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明细账；2010年3月记0065号、记0066号、记0101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2010年3月开放公司通过其农行樊城支行账户向雅可公司农行樊城支行账户转款6800万元；43.2010年3月开放公司通过其农行樊城支行账户向雅可公司农行樊城支行账户转入6800万元拆迁款去向，证明2010年3月开放公司通过其农行樊城支行账户向雅可公司农行樊城支行账户转入6800万元拆迁款均为虚列；44.（2010）鄂银最抵字第007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雅可公司以名下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开放实业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壹亿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45.（2010）鄂银贷字第592号《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借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2010年4月22日至2013年4月18日开放公司中信银行贷款账户73×××57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7月19日至2013年4月18日，天亿公司、雅可公司向开放公司中信银行贷款账户存款56笔，合计116837180元；46.《中信银行贷款还款及利息明细表》、雅可公司2010年1月至2013年4月“其他应收款—襄樊市开放实业有限公司”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2010年7月19日至2013年4月18日开放实业收到的天亿公司、雅可公司转款合计116837180元；47.开放公司2009年7月至2010年8月“其他应收款—雅可商务区”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2009年7月30日至2010年8月24日，开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雅可公司建行襄阳支行账户、中信襄阳分行账户转款合计2700万元；48.开放公司转入雅可公司2000万元资金去向（建行襄阳支行），证明2009年7月30日至12月7日，开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雅可公司建行襄阳支行账户转账存入7笔资金，金额累计2000万元。上述款项经严青确认为开放实业向严青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9.雅可公司中信银行存款账户73×××86交易明细(临时存欠)，证明开放公司2011年1月25日出具的《货币资金交接补充说明》记载：雅可公司于2010年6月末发生股权变更，并以6月30日为财务基准日进行账务交接。由于未及时做账务调整，财务交接时雅可公司现金、银行存款账面余额共计45,668,773.92元。根据双方股权转让约定，实际交付现金、银行存款为零。开放公司作为雅可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在其直接控制下上述45,668,773.92元资金于股权变更前后的2010年5月18日至2010年9月1日期间转入到襄樊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拆迁款代发户，后经多次周转又转入到开放公司关联公司名下，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财务基准日实际交付现金、银行存款为零；50.关于我公司2010年发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相关情况的说明、雅可公司2010年《待处理财产损溢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货币资金交接补充说明（账面金额45668773.92元，实际交付0元）、雅可公司2010年6月30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银行存款明细账、预付账款明细账、其他应付款明细账、其他应收款明细账、雅可公司2010年6月27日第0020#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应确认取得其他收入45,668,773.92元；51.《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一）》(开放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管理费用—招待费”科目实际发生额)，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管理费用—招待费”科目实际发生额；52.开放公司2010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账面会计利润为-134,960,272.55元；53.开放公司2010年至2013年长期借款明细账，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4月22日，收到中信银行发放贷款壹亿元；54.开放公司2010年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账(16400.2万元)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2010年“其他应收款—城市名人酒店”明细账(应收名人酒店1800万元)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账面记载收购共享实业所持雅可公司股权成本10000万元、收购严青所持雅可公司股权成本2400.2万元；对雅可公司增资4000万元，合计16400.2万元；55.开放公司2010年财务费用明细账、2010年12月记0013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计提应付共享实业股权资金成本43,750,458.33元中的26,583,333.33元系虚构股权受让对价壹亿元而产生；56.开放公司2010年其他业务收入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账面其他业务收入为384,186.00元；57.开放公司2010年营业外收入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账面营业外收入57,835.10元；58.关于2010年-2014年“两项费用”的说明，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2014年账面所列员工工资未达个人所得税扣税标准；59.开放公司2014年“其他应付款—上海星信捷”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开放公司2014年“其他应收款—上海星信捷”明细账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4年11月转回2010年6月确认的对雅可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损失8600.2万元；收到省高院转款6500万元；60.张开放中信银行账户2014年11月《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张开放62×××29中信银行账户2014年11月19日收到省高院转款1500万元；61.开放控股2018年3月16日自行补缴2009年、2010年税款《税收完税证》，证明2018年3月16日开放公司补缴2010年度地方税费22,573.25元；62.开放公司2011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费用明细账、2011年12月记0026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1年度账面会计利润-56,309,013.30元,计提应付共享实业股权资金成本49,200,600.00元中的30,000,000.00元系虚构股权受让对价壹亿元而产生；63.开放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费用明细账、2012年12月记0006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2年度账面会计利润-55,502,773.43元。挂账共享实业利息49,200,600.00元中的30,000,000.00元系虚构股权受让对价壹亿元而产生；64.开放公司2013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费用明细账、2013年12月记0003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3年度账面会计利润-53,733,886.48元。挂账共享实业利息49,200,600.00元中的30,000,000.00元系虚构股权受让对价壹亿元而产生；65.开放公司2014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费用明细账、2014年12月记0024号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开放公司2014年度账面会计利润-49,173,876.27元。计提应付共享实业股权资金成本48,808,941.66元中的30,000,000.00元系虚构股权受让对价壹亿元而产生；66.雅可公司中国银行存款账户23×××01对账单，证明无天亿公司2010年6月通过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向雅可公司转款6100万元《银行汇票》的入账交易记录；67.雅可公司工商银行存款账户18×××70交易明细，2011年至2012年雅可公司工商银行存款账户18×××70交易明细；68.雅可公司交通银行存款账户426080208018010119133交易明细，2012年雅可公司交通银行存款账户426080208018010119133交易明细；69.雅可公司工商银行存款账户18×××81交易明细，2012年雅可公司工商银行存款账户18×××81交易明细；70.雅可公司湖北银行存款账户42×××93交易明细，证明无天亿公司2010年6月通过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向雅可公司转款6100万元《银行汇票》的入账交易记录；71.襄万信和验字〔2010〕034号《验资报告》，证明2010年1月开放公司向雅可公司增资4000万元；72.关于襄樊开放实业有限公司襄阳雅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增资行为是否违法的认定意见，证明市工商局认定开放公司2010年向雅可公司增资后，抽逃出资；73.严青中国银行存款账户46×××92交易明细及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证明严青称：他本人从未在中国银行襄樊新华支行开过户，也未收到开放公司的400.2万元；74.共享实业2009年《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账》(对雅可投资1599.8万元)、关于共享实业受让雅可股权的说明、共享实业2010年《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账》(将雅可股权转给开放1599.8万元)、共享实业2010年至2013年《内部往来明细账》(对开放公司)，证明严青称：对2010年1月共享实业将所持雅可公司股权转让给开放公司事项不知情，也没参与；75.江苏天亿6100万元拆迁借款使用情况，证明经到农行襄阳分行核实，2010年3月雅可公司支付给刘璐等13笔（10人）共计6400万元拆迁补偿费，均为虚列，最终全部转入张开放及其控制的公司名下；76.开放公司2011年1月至2014年9月网络申报情况，证明开放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未按规定自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77.开放公司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情况，开放公司2014年度自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零，进行虚假纳税申报；78.被检查单位意见书及“关于雅可股权转让涉税事项的陈述意见，证明开放公司对本次检查结果的意见；79.关于张开放不持有雅可公司股权的说明，证明张开放为开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1年1月11日代表开放公司签署《协议书》《襄樊雅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以原告身份代表开放公司参加省高院鄂民二初字第00020号诉案；80.查补占比情况，证明2010年偷税占比达到99.97%，2014年偷税占比达到100%；81.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82.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83.税务事项通知书；84.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85.询问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证据81-85证明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行政行为合法；86.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二份，证明重大审理程序；87.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证明处罚告知程序；88.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证明重大审理程序；89.听证申请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授权书、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延期听证申请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90.授权委托书、明税律师事务所函、律师工作证；91.听证，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笔录；92.听证，被检查人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辩意见、关于税务稽查中止和重新处理的申请书，证据89-92证明听证程序；93.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税务处罚决定合法；9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税务处罚决定合法。法律依据：《税收征管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1991﹞国税发第1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7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国税发﹝2003﹞47号、国税发﹝2005﹞179号、《湖北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国发函﹝2005﹞44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被告省税务局辩称，一、我局受理原告开放公司行政复议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审理程序合法，原告诉称我局审理程序违法、流于形式，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我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诉税务处罚复议决定，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诉请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正确，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的纳税行为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作出三倍于税款的罚款裁量适当。综上所述，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的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复议决定，审理程序合法，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省税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举证材料目录；2.《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目录；5.《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行政复议听证笔录》；7.《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8.《行政复议决定书》（鄂税复决字〔2019〕3号）及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省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的受理、审查程序及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2018年06月15日修改）。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陈述意见，一、原告诉称税务处罚决定未载明原告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证据应予撤销，依法不能成立。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的依据、证据均已告知原告，未剥夺其知情权、陈述申辩权。行政处罚决定书需列明证据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但该案中，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通过调取证据时签字确认、听取陈述和申辩意见、提前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组织听证质证等方式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二、原告对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为纳税争议，原告对此不服，应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的纳税争议程序进行救济，本案是行政诉讼，在本案中无权提出，如果允许对此进行审理，将违反上述法条规定的“纳税前置”和“复议前置”规则。人民法院对原告该主张应不予审理。三、原告诉称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错误，依法不能成立。原告主观上存在偷税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偷税的行为，造成了少缴应纳税款的结果，明显属偷税行为，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予以处罚。四、原告诉称对原告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行为作出三倍于税款的处罚倍数畸高，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的行为主观恶性大、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被告的处罚适用适当。五、原告辩称不构成偷税及不应当处罚依法不能成立。纳税人的行为可以证明其有主观故意。综上，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9〕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从2017年11月13日开始进行调查，此时开放公司并不存在权利受限，并且多次向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提供资料和陈述，并没有因公安机关扣押资料而影响其权利，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已经充分保障了开放公司的权利。原告对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提交的证据1-4、8、10-12、17、38-41、60、71、78、86-92无异议；证据5-7、15、20、22-25、42、44-47、49、51-54、56-59、61-70、79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9、13-14、16、18、19、21、34-37、74、76-77、81-85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6、27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8-30、32、33、7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1、80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3、48、55、7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0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3-9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不认可。被告省税务局和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对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提交的所有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省税务局提交的证据1-3、5-7三性认可；证据4、8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及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对被告省税务局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提交的证据系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省税务局提交的证据4、8系行政机关制作的文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省税务局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3日，原襄阳市地方税务稽查局作出襄地税检通一〔2017〕23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决定对原告转让股权的情况进行检查。2017年11月22日，原襄阳市地方税务稽查局作出襄地税稽通〔2017〕1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调查需要的相关资料。2018年5月21日，原襄阳市地方税务局作出襄地税稽通〔2018〕2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对代持股权事项作出详细说明。2018年7月4日，原襄阳市地方税务局根据原襄阳市地方税务稽查局移送的材料作出襄地税重审决字〔2018〕1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2018年7月18日，因机构改革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向原告发出《税务事项告知书》，告知执法主体变更。2018年8月31日，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作出襄地税重审决字〔2018〕1-1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同意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备案资料意见。2018年9月4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原告作出襄税稽罚告〔2018〕3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向原告告知拟处罚的事项。2018年9月9日，原告制作《税务行政处罚陈述与申辩书》进行申辩。同日，原告向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申请听证。2018年9月10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向原告作出襄税稽听通〔2018〕1号《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2018年9月13日，原告申请延期举行听证会。次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驳回了原告申请。2018年9月21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举行听证会。2018年9月28日，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根据听证会后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提交的资料作出襄地税重审决字〔2018〕1-2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同意了备案资料意见。2018年9月29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原告作出襄税稽处〔2018〕1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原告2010年至2014年期间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未申报缴纳、少缴的事实，责令原告补缴地方税收95,185,415.24元（其中印花税190,500.00元、企业所得税94,994,915.24元包括2010年度82,067,552.89元和2014年度12,927,362.35元）和滞纳金。截止本案审理时，税务处理决定未经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处理。同日，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税务处罚决定，对原告2010年因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的偷税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82,067,552.89元，处3倍的罚款，罚款金额计246,202,658.67元；对原告2014年因虚假的纳税申报的偷税行为造成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2,927,362.35元，处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计6，463,681.18元；以上应缴款项共计252,666,339.85元。原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8年10月19日向被告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26日，被告省税务局作出鄂税复受字〔2018〕3号《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受理了原告的申请。2018年10月30日，被告省税务局向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发出鄂税复答字〔2018〕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8年11月8日，第三人襄阳市税务局向被告省税务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2018年12月7日，被告省税务局作出鄂税复听字〔2018〕1号《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决定举行听证，向原告告知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2018年12月24日，被告省税务局举行听证会听取原告申辩。因案情复杂，被告省税务局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鄂税复延字〔2018〕2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延期审理。2019年1月15日，被告省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本院认为，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对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具有查处职责。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被告省税务局作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的上级部门，具有行政复议的职权。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税务机关针对偷税行为，具有追缴税款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职权。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是两个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作出的不同行政行为，税务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是税务处罚决定的基础，税务处罚决定根据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金额计算罚金。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内容属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规定的范围。原告对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金额提出的异议属于纳税争议。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对纳税争议提起司法审查，必须先进行缴纳税款、申请行政复议等前置程序。本案中，税务处罚决定涉及的纳税争议未经前置程序处理，为避免当事人绕过前置程序对纳税争议进行司法审查，税务处罚决定中涉及的纳税争议不应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原告在2010年至2014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其多列支出、少列收入导致少缴税款的行为一直持续，原告的违法行为应视为连续行为。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于2017年发现原告存在从2010年持续到2013年的连续违法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其2010年度收入未申报纳税的行为已过五年的处罚追溯期限，本院不予支持。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追缴税款数额是行政处罚的基础，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在税务处理决定中对应当追缴税款数额的“事实和证据”已进行详细说明，税务处罚决定以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数额为基础作出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已让原告充分了解了处罚案件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税务处罚决定在违法事实部分简要列明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未损害原告权益。法律并未规定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不能同时作出。原告主张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处罚决定同一天作出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未如实申报企业收入，存在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的故意。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偷税，在法定范围内分别对原告违法行为处以3倍和50%的罚款，裁量适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在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原告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等文件，举行听证会听取原告的申辩，对重大处罚事项进行集体讨论，其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被告省税务局在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作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等行为，最终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被告襄阳市税务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省税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市开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襄阳市开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鄢危晶审判员  冯 蕾审判员  程 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岳碧寒书记员吴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