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红运，男，195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赫金艳（史红运之妻），住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法定代表人：谢伏瞻，院长、党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淳，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史红运因与上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8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红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史红运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史红运于1988年12月31日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放映员，直至2016年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交给史红运本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史红运1988年12月31日至2016年1月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比照《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2.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9年3月、1990年8月分别向国家人事部、劳动部提出书面申请将史红运调入我院学术报告厅工作，但最终均未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双方未建立人事关系；3.一审法院以1993年3月临汾市文化局出具的调动介绍信、1993年工资改革审批表、1994年的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1995年4月向公安机关出具的函件等认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未考虑当时用工体制的特殊性和政策性。史红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1988年12月31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间史红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史红运称其于1988年12月31日从临汾市文化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处工作，担任学术报告厅放映员，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让史红运工作，但未出具解除手续。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认可，辩称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未找到关于史红运入职的相关材料。史红运主张自己是干部身份，正式在编职工。由于时间较久远，从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调取的史红运档案看，史红运是1988年12月从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9年和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将史红运正式调入，但是均未被批准。从档案材料显示史红运从1989年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处实际工作。1993年3月，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职工调动介绍信，记载史红运，男，市解放电影院，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材料已建。1994年12月北京市电影放映人员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显示史红运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工作时间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三年工资改革审批表，显示史红运基本工资自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由82元调整为职务工资188元、津贴81元。备注栏显示该同志在山西临汾电影院工作，临时借调到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工作。行政、户口仍在原单位，只有工资关系。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函，内容“我院办公厅借调人员史鸿运同志，原（山西省临汾市解放电影院职工），已经在京内结婚，我院现在拟接收史鸿运同志。请协助解决进京户口问题”。关于档案。1989年1月12日，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具的函，内容是“经研究，同意我局解放影院史鸿运同志调往贵处工作，现转去本人档案，请查收。”史红运称其档案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保管，2016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档案转交至史红运所在街道。关于离职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史红运《情况说明》，内容是“本人于1988年10月调进社科院学术报告厅，……1997年5月因身体原因离开学术报告厅。此证明仅用于社保，办理退休手续使用……。”史红运认可该说明是其书写。2019年12月20日史红运代理人赫金艳出具的《情况说明》，史红运，本人1996年10月自动离职至今无工作，没有工作单位造成断交社保。史红运提供的证人朱某证明显示，史红运同志1988年至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证人钱某的证明显示，1997年5月史红运同志因个人原因辞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称由于没有接收史红运的手续，因此不能为史红运出具离职证明。关于双方建立的人事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经法院释明，史红运坚持主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存在劳动关系。史红运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6月5日作出京东劳人仲不字[2020]第16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决定不予受理。史红运不服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史红运原系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职工，后于1988年底开始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处，但是一直未办理正式调入手续，然而史红运一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劳动，也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只是其行政关系并未调入，直到1993年3月，临汾市文化局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具了调入介绍信，其人事档案在此之前已经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处，199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给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函中也表述其拟接收史红运，从上述档案材料看，史红运作为长期借调人员已经在1993年3月履行了全部的调入手续，并且也实际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劳动，根据工资关系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实际为史红运发放工资，虽然名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做出正式的接收手续，但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最终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履行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权，因此法院确认史红运自1993年3月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史红运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情况说明及其提供证人证言均证明其最后工作时间是1997年5月，因此法院确认史红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1993年3月至1997年5月期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史红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3年3月至1997年5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史红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从事放映员的工作未办理行政调入手续，但根据史红运档案材料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三年工资改革审批表》记载，双方具有工资关系，《北京市电影放映人员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亦显示史红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级电影放映员，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5年4月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具书面函件，表明拟接收史红运，请公安机关解决进京户口，一审法院综合上述用工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史红运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史红运主张1988年12月31日为起始时间，但其档案材料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90）社科人字66号文件载明，史红运1990年8月10日时仍然系临汾市文化局技术员，直至1993年3月史红运的原工作单位临汾市文化局才出具职工调动介绍信，欲将史红运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史红运主张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劳动关系应自1988年12月31日起算，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确认双方自1993年3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史红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时间，史红运于2019年12月22日自行书写的《情况说明》确认，其1997年5月因身体原因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待业在家，史红运提供的证人证言即朱某、钱某均能确认，史红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后工作时间为1997年5月，上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提供的史红运在该单位的工作时间，与史红运书面自述的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间一致，本院对史红运自1997年5月以后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且未再向该单位提供劳动的事实予以采信。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史红运于1993年3月至1997年5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史红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史红运、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卜晓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