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城市第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宜城市新村路。法定代表人：杨银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国，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加进，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建红，男，197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湖北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宜城市第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章建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4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建公司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有失公允。（一）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系错误的。一审认定肖建军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肖建军委托邓辉栋处理天琦工业园相关事宜，邓辉栋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双方就租金价格、支付方式进行了自愿协商确定，是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这个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未曾参与其中，且对该合同不知晓，没有参与谈判。整个合同均由肖建军参与，系肖建军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二）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认可上诉人公司2014年12月21日写下承诺书，该工程是由肖建军施工，肖建军是实际施工人，因此实际施工人是具有独立签订民商事合同的能力的，并且被上诉人也承认所有租赁款项的支付也是由肖建军支付。其次从合同的签订来看，未涉及到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存在重大过失。再次，上诉人作为建筑单位，没有参与合同的履行，因此被上诉人不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最后，被上诉人如果认为是上诉人欠租赁款，其应当让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并且欠条出具后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不是肖建军。因此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故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二、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租金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实际施工人为本案原审被告，以便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及责任的承担。四、委托代理人邓辉栋出具的结算不具有法律效力，肖建军出具的欠条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章建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章建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建公司向章建红支付塔吊租金24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四建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日，精工伟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公司）与四建公司签订2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精工公司将宜城市天琦工业城C区精工办公楼、精工1#厂房等工程交给四建公司承建。2015年4月23日，精工公司与四建公司签订1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精工公司将天琦工业城C区3号宿舍楼工程交给四建公司承建。三份合同上加盖了四建公司的公章，并由肖建军在四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4年12月21日，四建公司出具施工承诺书并加盖了四建公司印章，承诺上述工程由肖建军施工，肖建军在承诺书上施工项目承诺人处签名。2014年12月25日，肖建军出具《授权委托书》，基本内容为,“本人肖建军系天琦工业城**办公楼项目负责人，现委托邓辉栋以我名义签署、澄清、证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天琦工业城(C区)办公楼项目施工，处理有关事宜，其签名真迹如本授权书末尾所示，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委托期限为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6月30日，代理人无转委托权”。委托书委托人处由肖建军签名加盖了四建公司的公章，委托代理人处由邓辉栋签名。为了上述工程项目施工，邓辉栋需要租用章建红的塔式起重机。2014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1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基本约定，租赁QTZ63型塔式起重机；签订合同之日支付进场费18000元；最低起租为4个月，月租金10000元，不够4个月按4个月计算，超出按实际天数计算；签订合同时预付租金10000元；起重机拆卸前必须付清租金，租金未付清严禁拆卸，因租金未付清导致闲置期间的租金照常计算。2015年2月5日，双方签订第2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租赁QTZ40型塔式起重机，签订合同之日支付进场费15000元，月租金9000元(其余内容与上述租赁合同一致)。2015年8月25日，双方签订第3份《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租赁QTZ63型塔式起重机，签订合同之日支付进场费15000元，月租金7000元(其余内容与上述租赁合同一致)。上述3份租赁合同签订后，章建红依约将塔式起重机交付给了邓辉栋使用。2016年3月24日，四建公司因拖欠章建红的塔吊租金由工程现场负责人黄海林出具书面承诺并加盖四建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基本内容为,“天琦工业城(C区)拖欠塔吊租金，我方与塔吊供应商章建红达成承诺，C区宿舍楼封顶进度款到位付款伍万元，A区夫妻楼封顶付款捌万元，剩余款在工程完工后一次付清”。2016年7月7日，经邓辉栋核算塔吊租赁费用，截止2016年5月30日共欠章建红租金247000元。次日，肖建军给章建红出具1份欠条，内容为,“欠条A区C区塔吊共计费用247000元，到5月30号之前”。嗣后，章建红联系肖建军和四建公司索要租金无果，导致本案诉讼发生。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四建公司承接天琦工业城工程时，肖建军作为四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嗣后，四建公司出具了施工承诺书，将该工程交给肖建军实际施工，肖建军的施工行为即代表四建公司，该行为已经由生效的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民终2682号民事判决、宜城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4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因此，肖建军因天琦工业城工程施工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四建公司承担。肖建军为上述工程施工委托邓辉栋与章建红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章建红依约履行了租赁义务后，四建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违反了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故章建红要求四建公司支付所欠的租金247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章建红要求四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案涉合同签订时双方对此并无约定，应按照本案受理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1月7日)起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宜城市第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章建红支付租金247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本案立案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章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四建公司负担。二审中，四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宜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的肖建军、邓辉栋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告知书，拟证明案涉承诺书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不应被采信；四建公司与肖建军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拟证明肖建军系借用四建公司的资质，肖建军为实际施工人且为所租塔吊的承租人、使用人。被上诉人章建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肖建军、邓辉栋与上诉人四建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本院(2018)鄂06民终2682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四建公司在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建设工程备案时，相关材料上使用的就是该项目部的印章，四建公司在建设施工活动中处理相关事务时，也使用的是该枚印章’，‘邓辉栋持有四建公司的授权书’，故该项目部所签订的销售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应由四建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四建公司承接天琦工业城工程时，肖建军作为四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嗣后，四建公司出具了施工承诺书，将该工程交给肖建军实际施工，肖建军的施工行为即代表四建公司并无不当，上诉人四建公司上诉理由因缺乏相应的事实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四建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