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5577号原告（反诉被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曹江路****车间第**部分东首。法定代表人：王柏泉。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天喜、傅燕敏,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云栖村云栖大桥西南面法定代表人：卢贤良。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坚超、裘佳益，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脉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舟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诉，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中被告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8月10日、同年8月26日、10月9日三次公开开庭就本诉与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4日就本诉与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天喜，被告（反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坚超四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另一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燕敏到庭参加前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判令：一、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退还两个月的托管费20833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约定：乙方对甲方实施联盟托管经营；联盟托管标的为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共有出租汽车车辆90辆，其中公司自营车辆35辆)；乙方对甲方公司的联盟托管期限为五年，即2019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联盟托管经营期限内，乙方全面负责(甲方)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联盟托管经营期间，(甲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或业务)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在确定的总托管费用中统一列支；联盟托管期间甲方的一切经营管理由乙方负责；托管费用每年为115000元(不包括甲方委派管理工作人员3人的工资、社保、福利)，甲方每年8月1日前向乙方付清一年度的联盟托管费用；按照本协议联盟托管(甲方)公司，并以乙方名义开展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鼓励创新、积极探索做大做强公司规模、努力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在联盟托管经营期间，乙方应认真做好(甲方)公司安全生产及驾驶员队伍维稳管理工作。该协议书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义务，交纳托管费用115000元。而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另，前述《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签订前，原、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曾签订《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约定乙方对甲方托管经营，托管经营期限三年，即2018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托管费用第一年为125000元、第二、三年为115000元，每年10月1日前付清一年度的联盟托管费用。该协议书项下第一年度的托管费用125000元，原告已于2018年9月30日交纳。原告认为，《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自原、被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被告未按约履行义务，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有权解除该协议。被告辩称，对增加部分的事实与理由不清楚，还是要求原告继续支付托管费。对原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如下：被告已按约履行托管义务，原告无权解除原联盟协议书，原告必须按照第六条第七点约定支付被告补偿金30万元，并按照第五条约定支付235000元并按985.9元/天支付托管费至原告退还办公室止，并配合被告办理退出股东资格的相关手续。被告原先要求原告先予履行1.承担违约金、2.支付剩余价款、3.退出股东三项义务后才同意解除合同，后变更为仅要求原告履行上述第1、2项义务后即同意解除合同。被告就原告主张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补充发表以下答辩意见：被告认为本案确实属于联营合同纠纷，案涉托管协议是为完成原告和其他股东之间的联营之间的必要授权，并非简单的委托合同，本案联营合同的定性在前3次庭审终结前无异议，在庭审结束签字时原告才提出。被告是为完成原告和其他股东之间的联营合同成立的组织，原告虽系被告股东，但并无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托管协议中的托管费是被告唯一的收入来源，目前原告要求解除托管协议但拒绝退出股东身份，说明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联营合同，本案托管协议是原告和其他股东的保障所在，原告与其他股东的联营合同无履行的可能性，被告认为本案系联营合同纠纷。并提起反诉诉请判令：一、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补偿金30万元；二、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2020年7月31日前托管费235000元，并按958.9元/天计算托管费至反诉被告腾退反诉原告办公室并且退出反诉原告股东资格之日止；三、反诉被告办理退出反诉原告股东资格的相关手续；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诉讼中反诉原告撤回第三项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反诉被告应该依约支付反诉原告30万元补偿费退出联营并且办理股东变更手续。2018年8月20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有一份《补充协议书》，其中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也可同乙方协商，在行业管理部门的同意下，退出联盟托管经营，并一次性补偿给乙方人民币30万元。2019年7月25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绍兴市大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共同签订《联营协议书》，明确约定：“各车队不得以公司转让、拍卖或者其他原因而退出联盟公司，如强行退出，必须对联盟公司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2019年11月27日，反诉被告单方面函告反诉原告，《联营协议书》自即日起解除，并再次要求退出联盟。11月29日，反诉原告函告反诉被告不同意单方解除《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联盟协议书》。2019年12月15日，反诉原告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第四条内容为：“同意其退出联盟，但必须按相关协议承担违约、补偿责任。”反诉被告对该决议予以明确拒绝并且继续占用反诉原告租用的办公场地。现在反诉被告再次起诉要求退出联盟，反诉原告同意反诉被告履行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后退出联营，并且办理相应的股东注销手续。二、反诉被告依法应该补缴托管费235000元，并且按反诉被告实际占用办公室的时间支付联盟托管费。2018年8月20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委派的三个人员中必须包括原甲方公司的经理(包括今后甲方公司转让拍卖后)，否则，联盟托管经营费用自动调整为叁拾伍万元每年(不包括委派人员的工奖)。反诉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解除聘任陈建芸为经理，根据《补充协议书》第二条规定，联盟托管经营费应该调整为每年35万元。反诉被告已经缴纳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年度115000元托管费，因此需要补缴托管费235000元。根据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联营协议书》第五条规定，反诉被告应该在2020年7月31日前缴纳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的托管费，标准仍然为35万元。因此，反诉被告合计拖欠反诉原告托管费为585000元。反诉原告愿意放弃部分权利，同意反诉被告按35万元/年折算为958.9元/天支付托管费至反诉被告实际腾退办公室并且退出反诉原告股东之日止。根据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联营协议书》第六条第7点和《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反诉被告强行退出联盟公司应当支付反诉原告补偿费用30万元。反诉被告辩称，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补偿款及托管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失效，并被双方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联盟委托协议所替代，其次，反诉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委托协议书是因为反诉被告违约在先而法定解除，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全部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请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2019.7.26）1份，拟证明原告由被告托管经营，被告全面负责原告的生产、经营、管理，每年托管费为115000元等。证据2.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复印件（2018.8.20）1份，拟证明原告由被告托管经营托管期限2018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托管费用第一年为125000元、第二、三年为115000元。证据3.业务回单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已交纳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21日的托管费115000元。证据4.2018年9月29日收据联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已交纳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托管费125000元。证据5.8月19日、22日视听资料整理笔录及光盘各1份，拟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卢贤良、监事陈建芸实施有碍原告正常生产经营和驾驶员队伍稳定的不当行为。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份（原告员工郑琦与运管局杨凡、童科长），拟证明被告未按协议书约定对原告进行联盟托管经营。证据7.2019年1-11月被告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越舟公司财务报告1份、越舟公司监事报告1份（原件存放在（2019）浙0602民初11484号案卷中）、2019年1-12月被告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明细表复印件1组，拟证明2019年12月15日股东会中第三人提交的2019年1-11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与2020年6月28日第三人提交的2019年1-12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有重大出入，明显造假。越舟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监事陈建芸提交的报告说明大地公司已经缴纳2019年年度托管费68900元，而明细账中大地公司未交纳2019年度托管费。财务报告所附的托管费用具体适用情况中的支出金额与会计账簿明细账载明的支出金额根本不符，越舟公司财务造假、监事出具的监事报告不真实，说明越舟公司缺乏基本诚信，不是规范运作的经营主体。同时联合公司、大地公司对前述财务报告和监事报告居然同意通过，原告与被告缺乏联营合作的互信基础。证据8.聊天截图1份，拟证明疫情期间消毒用品由原告自行购买。证据9.2020年度投票单1份，拟证明原告的业务均由原告自行经营。证据10.协议2份，拟证明出租车的承包管理均由原告自行处理。被告（反诉原告）经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该协议书第八条第一点，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提前解除本合同，否则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现在原告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已构成违约。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该协议第四条第一点载明原告每年8月1日前向被告付清一年一度的联盟托管费用，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协议义务，收取了协议约定的联盟保证金及联盟托管费用，并租赁了相关场地、组建了管理机构，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工作。原告要求退出联盟协议毫无理由，又公然违反协议约定，想通过诉讼的方式不支付违约金及联盟托管费，且该协议书与2019年7月26日的协议书不一致，必须以2019年7月26日的协议书内容为准。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只支付了115000元托管费，尚拖欠235000元托管费。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履行了统一经营管理义务。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该对话为原告偷录，证据来源不合法，而在2019年9月10日之前，对话人陈建芸系原告单位的总经理。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从聊天内容看，聊天内容与本案无关，根据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第三条第四点，被告管理原告单位车辆是通过管理原告派遣到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实现，目前现状是原告未委派人员到被告单位接受被告的管理和考核，原告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证据7，在（2020）浙0602民初6159号案件中已提供详细书面材料且已质证，在本案中用以参考。1-12月报表不一致的原因是联合公司的托管费已经在2019年8月27日交纳，当时开了收据没有开发票，开股东会的时候是临时记载，因为实际开票是6万元，有64000元没有开票，所以财务报表中改成了6万元，是财务制作报表的处理。利息的问题，被告在2019年8月22日定期存款70万元，70万元利息在2019年不体现，是到2020年8月22日才可以取，所以存款多利息少。关于联盟公司、大地公司、绍市车队托管费的交纳，允许大地公司托管费跨年度交纳，所以2019年可以不缴纳，到2020年交纳，是各方决议内容，且原告原法定代表人也已签字。对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11月27日原告强行要求退出联盟不再同意被告继续管理，2019年12月15日被告股东开会时同意原告退出，此后被告未再管过原告事宜。证据10，聘用协议未载明与联盟公司签协议，协议是各自公司签订，由联盟公司去落实。被告制作样本，各自参考修改使用，与被告陈述并无矛盾。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照片4张，其中三张是被告公司下设的三个车队，另一张是原告办公室，可以证明被告已经按约组建三大车队，并对三大车队进行管理。原告一直根据联盟管理协议书约定占用办公室，其当然也应该继续承担义务，缴纳联盟托管费。证据2.补充协议书1份，拟证明原告委派人员中不包括原经理，托管费要调整为35万元/年。原告退出联盟托管经营需一次性补偿被告30万元。证据3.协议1份，拟证明陈建芸系国脉公司原经理，原告于2019年9月10日已经解除与原经理的聘用关系，因此符合补充协议里调整托管费的要求。托管费应该调整为35万元/年。证据4.联营协议书1份，拟证明根据协议书第5条规定，托管费应该在每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第6条第7点强行退出联盟需要经济补偿，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为准。证据5.会议登记表2份，会议登记表约定成立联营公司理事会，第三条明确约定原告需委派人员三名。证据6.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各类考核和组织文明、创建活动的记录和文件1组，拟证明被告已经充分履行联盟委托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义务。证据7.《房屋租赁合同》1份，拟证明被告承租房屋的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租金为5万元/年，已交2年租金10万元。原告（反诉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标注国脉车队未显示车牌号，不能证明该车辆为原告车辆。其次，原告按协议有90辆出租车由第三人托管，但照片上标注国脉车队的出租车原先不足7辆，现在已无。第三，该组照片不能证明第三人已对原告实行托管经营。证据2，补充协议书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反诉被告存疑，认为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反诉原告在本诉部分中提出的2018年8月20日的补充协议已经被2019年7月26日的协议书所取代。本合同的补充协议已经被新的委托协议所取代，对反诉被告没有约束力且无效。从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来看，甲方的经理是不确定的，甲方的经理是由反诉被告来指定。在这种情况下反诉原告认为没有原经理没有事实依据。托管费调整为35万，要求补偿30万为“或者”，而非“并”，不能证明反诉原告想要证明的内容。证据3，原告与案外人陈建芸签订过该协议，但是陈建芸系甲方总经理的时间点为到2019年11月30日为止，协议签订时间是2019年9月10日，新的股东加入后原由陈建芸作为甲方经理，其提出不愿再继续做了，双方同意解除劳务关系。其提出提前解除，补偿金给了11万多，签订了这份协议。这是双方一致同意解除而解除，是退休后返聘，到期后没有任何补偿金，其提出该条件后双方达成该协议，跟本案无关，该协议签订也不是反诉原告诉请要求反诉被告支付补偿金的依据。证据4，本案中反诉被告没有任何违约，是反诉原告违约在先，不存在强行退出的情形，本案中反诉被告没有符合该约定的情形存在，补充协议据反诉被告了解，三方之后没有签订过补充协议。如果要有补充协议需要有三方形成，与反诉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是两码事。所以联营协议及补充协议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证据5，对会议登记表的三性存疑，即使协议合法真实有关联，会议时间为2018年8月9日，但双方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了新的协议，合同没有约定需通过委派人员才能管理。证据6，该组材料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履行托管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被告受到上级管理部门考核的一组材料中考核及材料均为复印件，即使为原件，考核是运管局对被告的考核，考核的内容不涉及到被告与原告履行的协议所签的内容。送清凉活动部分的材料首先为打印件，并非原件，没有相应的证明力。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是一份真实的材料，相关的内容是被告受协会委托处理相关事宜，并非履行原被告之间的协议的相关义务。安全检查部分为复印件，没有证明力，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没有讲到被告如何履行协议内容。被告公司的2019年度各类文件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认可，且原告从未收到过通知及对应的文件，需要提供将相关文件送达原告的相关手续，不足以证明其在履行所谓协议的义务。被告组织的应急演练活动部分相关材料为复印件，同时，即使真实，相关活动是运管部门要求组织的考核活动，而不是被告组织的活动。在照片上有文字描述时间为2019年12月，而绍市公司在2019年7月就已经退出，是被告编写的材料，没有任何证明力。公司上墙制度等资料部分同样没有提供原件，依法没有证明力，下面各项活动是协会组织的，而非被告组织。警示教育大会部分材料为复印件，依法没有证明力，应提供相关会议人员的签到记录。驾驶员安全例会教育内容部分全是打印件，落款的地方没有加盖印章，系单方面制作的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明力。且如果该材料真实，反映的交通事故情况在主管部门单位有相应的记录。被告组织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内容相关材料为打印件和复印件，材料没有任何证明力，那么多次会议的召开应提供参加会议人员的签到记录，不能证明在相关的时间点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被告被评为先进单位的材料系复印件，原告相信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经营合同及行车协议系被告单方面制作的打印件，不具有证据应有的三性，但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实际上原告没有使用该协议。口罩采购材料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原告同意一起购买，在托管费里抵扣。公司的管理制度是被告单方面制作的材料，原告不认可，原告也不知晓该制度的存在。证据7，被告与案外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分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如果真实，该合同对被告与案外人有约束力，与原告无涉。该合同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案涉托管协议中任何条款均未涉及到该租赁合同，且该合同的履行有不确定性，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诉讼中，本院依法向案外人陈建芸制作询问笔录2份，原告经质证对9月3日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部分内容有异议，其陈述并非事实。询问笔录第一页倒数第二行，因为根据联营协议约定，相应办公室租赁由被告统一安排，第二页第7行回答是的，办公场所是在原告自己的办公场所，办公场所是被告统一租赁的。倒数第二行，不清楚她说的自己的公司是原告还是被告，但是有些自营车辆是由公司交纳而非自己交纳。对陈建芸的第二份笔录的质证意见也是部分反映了基本事实，有些内容是其主观推测，而非事实本身情况。第一页第9行、第10行，另外2个人在签订联盟协议之前已经走了。陈建芸讲到郦大江出事以后去了5、6次，郦大江本人讲的是2次。倒数第4、5行讲安全事项应是由运管部门组织，而非联盟公司。这一页最后一、二行，原告方的合同是由原告与各驾驶员签订的，而非与越舟公司签订。第二页第三行原告的员工都是在自己的办公场所处理相关事务，并非在被告上下班。陈建芸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她讲的有13个员工，越舟公司签订劳动关系的员工据原告了解现在是没有的，与事实不符。当初到被告实际上是没有节约成本，事情是原告的员工自己做，工资也是原告自己付，只有办公场所由被告统一租赁，原告分配到了一间半，节约成本无从体现。资料移交是其单方面陈述，并没有移交该材料。陈建芸本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系被告员工，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提到的财务报表中明显作假，在对原、被告相关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表述不应采信。被告经质证对陈建芸的笔录无异议，可以证明陈建芸原系原告公司经理，2019年9月被解聘，因此联盟托管费应按35万元/年算，被告已经充分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因被告陈建芸在询问过程中提到其及被告法定代表人一同处理过案外人郦大江的交通事故，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郦大江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1份，原告经质证对郦大江笔录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其回答被告有无对各家公司进行管理的表述系其单方表述和主观推测。对郦大江系原告员工无异议。被告经质证认为郦大江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被告已充分履行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且可证明原告在法庭中存在虚假陈述，之前抵赖被告未处理过事故。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5，两份录音发生时陈建芸仍系原告经理，第1份录音内容主要为陈建芸及曹勤、陈惠英在商谈去留问题，陈建芸关于卷走资料等言辞即使不当，该证据也无法体现原告的证明内容。证据6，难以反映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余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结合原告承认被告有交房租费承租办公场所，本院对被告承租办公场所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系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4，原告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经本院向陈建芸询问，其对该会议登记表中的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陈建芸参加该次会议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6，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关于案外人陈建芸的询问笔录，陈建芸现虽为被告工作人员，但其原系原告经理，与原被告均存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应具一定证明力，其与郦大江的询问笔录，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证据7，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2018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约定托管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双方就托管费用、托管事项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8月20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有《补充协议书》1份，约定：一、在联盟托管经营协议期限内，乙方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不受甲方公司的转让、拍卖或其他原因的影响而中止联盟托管；二、人员约定：考虑到出租汽车行业的特殊性、甲方委派的三个人员中必须包括原甲方公司的经理（包括今后甲方公司转让拍卖后），否则，联盟托管经营费用自动调整为叁拾伍万元每年（不包括委派人员的工奖），或者，甲方也可同乙方协商，在行业部门的同意下，退出联盟托管经营，并一次性补偿给乙方人民币30万元。……四、本补充协议书与联盟托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9年7月25日，原告（乙方）与联合公司（甲方）、大地公司（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1份，约定：在传统出租汽车受到不合规网约车严重冲击的环境下，为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切实提高出租汽车的生存能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在三方一致同意绍兴市车队退出联盟公司的情况下，上述三方同意继续以甲方147辆出租汽车、乙方90辆出租汽车、丙方54辆出租汽车，共同组建成立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为合作型联营公司，各联营方不实际出资、共同经营，按协议约定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因绍市车队退出联盟，要及时办理好相关手续。公司组织机构：公司设执行董事1名、监事1名，由执行董事兼任联盟公司总经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设副经理若干人，由总经理推荐，各公司委派的人员岗位由经营班子进行统一安排调整；联营后下设三大车队，由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公司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客运。劳动关系及人员管理：原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委派根据各自原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劳动关系归属原公司，工奖、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费用由原公司自己支付，联营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考核奖。委托联营费用:以节约成本和双赢为原则，根据各公司对联营以前的费用进行测算，按照每辆车1100元每年的费用（公司自营车辆按1.5系数计），在每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给联盟公司，由联盟公司进行统一安排、考核使用，具体规定以附件1为准。公司经营场所：办公用房统一由联盟公司租赁安排并支付相应费用。日常经营管理统一以联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各车队（原公司）保留原有的经营主体，所有车辆经营管理权划入联盟公司，所有权仍属于各车队（原公司）。联盟期限：五年，五年内不变更公司经营主体，五年后各车队在自愿的基础上，车辆可以逐步过户到联盟公司。在联盟期间，各车队（原公司）的财务保持独立，安全及维稳管理由联营公司负责，若涉及经济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由各车队（原公司）自行承担。本协议签订后，各车队向联盟公司交纳联盟保证金（联合车队40万元、国脉车队30万元、大地车队5万元），各车队不得以公司转让、拍卖或其他原因退出联盟公司，如强行退出，必须对联盟公司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在联盟经营期限到期后，如有车队要退出联盟公司，必须经其他车队和行业管理部门同意，本协议自动终止，否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期五年。其中，案外人傅飞龙作为原告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2019年7月26日，原、被告又签订《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1份，就相关事项重新进行了约定：原告为委托方（甲方），被告为受托方（乙方），为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切实提高出租汽车企业的生存能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经济效益，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决定将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委托乙方实施联盟托管经营，现就有关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根据2019年7月25日三方签订的联营协议书内容要求，决定对甲方公司实施联盟托管经营；2.乙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联营协议设立的联盟公司，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资格和权利，愿意接受甲方委托对公司实施联盟托管经营。一、联盟托管标的1.本协议项下托管联盟标的名称为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共有出租汽车车辆90辆，其中公司自营车辆35辆（其中停运0辆）。二、联盟托管期限，本协议项下乙方对甲方公司的联盟托管经营期限为五年，即2019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三、联盟托管事项1.本协议联盟托管经营期限内，乙方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2.资产产权：联盟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原公司资产依法归甲方所有；3.经营费用：联盟托管经营期间，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或业务）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在确定的总托管费用中统一列支；4.人员薪资：联盟托管期间，甲方委派的人员由乙方进行统一管理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由原甲方公司安排享受薪资、社保、福利待遇，如涉及人员社保、税收问题由甲方负责处理。四、1.联盟托管期间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由乙方负责；托管费用每年为115000元（不包括甲方委派管理工作人员3人的工资、社保、福利）；甲方每年8月1日前向乙方付清一年度的联盟托管费用，联盟托管费用使用范围和具体考核方案参联营协议书附件，如因外部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经三方同意后，再调整托管费用。2.按照本协议联盟托管公司，并以乙方名义开展生产、经营及管理活动，鼓励创新、积极探索做大公司规模、努力降低公司经营成本；3.应当妥善保管甲方的各项文件、资料，联盟托管经营期满后按照本协议约定归还甲方；4.依法经营，按照工商、税务等机关的规定和要求办理公司年检、依法纳税；积极开展文明创建，保证公司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5.严格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遵守公司各项管理制度；6.乙方应按年度报告公司经营情况，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7.在联盟托管期间，乙方必须按规定投保车辆保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及以上，乘运人责任险30万元/座及以上）；8.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以公司名义贷款、提供担保。9.严格执行乙方公司理事会的各行（项）决议。五、联盟托管事项的交接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可以向乙方移交企业的各类有效证照、资料、档案等全部公司经营管理资料，并由甲、乙双方共同对企业联盟托管移交清单进行签字确认，也可以由自己委派的人员单独保管；2.乙方联盟托管经营期满前30日内，根据联营协议的规定，由甲方自愿确定甲方公司的发展方向，如要退出乙方联盟托管，则由甲、乙双方共同签署《企业托管经营终结确认书》，乙方结束并退出对甲方公司的托管经营。六、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1……；3.在联盟托管经营期间，乙方应认真做好公司安全生产及驾驶员队伍的维稳管理工作，如发生安全及维稳事件法律责任按联营协议书约定处理。七、公司劳动、人事管理1.……；八、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1.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否则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2.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但须签署书面协议。……。十、附则……3、联营协议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告于2018年9月29日向被告交纳托管费用125000元，于2019年8月9日向被告交纳托管费用115000元。2019年7月5日，被告（乙方、承租方）与案外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石油分公司（甲方、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越城区车站路原绍兴油库房屋（7间），建筑面积113.6平方米，甲方对该物业拥有独立、完整的租赁经营权，乙方同意承租该物业范围内的房屋及有关设施。租赁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租金为5万元（含税）/年，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租金一年一付，每年8月1日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原告陈述其曾委派陈建芸、曹勤、陈惠英至被告处。2019年8月19日，陈建芸、曹琴、陈惠英及被告法定代表人卢贤良进行过谈话。谈话过程中陈建芸提到不管谁接管公司，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摆架子，现在不摆，以后就没用了；真话难听，我们把驾驶员的资料带走就够难过了；如果他们叫我们走，我们就走，印章交出，其他都卷走；我自己建的资料，是可以卷的啊。曹勤、陈惠英也在谈话中提及了去留的问题。2019年8月22日，陈建芸与原告驾驶员董师傅、金龙发生过谈话，谈到了车辆抵押能否抵押、驾驶员提建议等事项。2019年9月10日，原告与陈建芸签订《协议》1份，内容为原告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聘任陈建芸为总经理，现因原告投资人发生变更，双方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劳务关系，原告不再聘任陈建芸并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陈建芸补偿金人民币12万元，实际应支付补偿金112000元。2019年11月中旬，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退出联盟，被告于2019年12月15日召开股东会，股东大地公司、联合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确认，该决议其中载明同意原告退出联盟，但必须按相关协议承担违约、补偿责任，原告表示其参加过该次股东会但未在决议中盖章同意。本院向陈建芸依法进行了询问，其陈述：其于1995年至原告处工作，其参加过2018年7月23日、同年8月9日两次理事会会议。原告委派其、曹勤、陈惠英至被告处，被告司设置了相应办公室。原告于2019年9月中旬正式向其发出解聘通知。现在其已在被告工作，原告公司委派人员还剩曹勤一人在被告处工作，各家公司委派到被告的人员系为管理自己公司的事情。越舟公司主要负责驾驶员安全教育、春运、驾驶员再教育、处理出租车事故、文明创建、考评等。前年4、5月份左右，原告的一位驾驶员郦大江出现一起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卢贤良陪同驾驶员去交警部门和医院共5、6次，一同与驾驶员商量如何处理事故、分析事故原因。其于2019年8月底已将国脉公司的全部资料（如安全台账、规章制度、投诉、驾驶员资料等）移交给国脉公司的老板娘，公司公章在原告公司拍卖之前已经移交给总公司，移交资料过程中未出具签收手续。本院还向案外人郦大江依法进行了询问，其陈述：其系原告员工，与原告已签约十多年，于2019年4月份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对方伤者受伤严重被送至重症监护室，其清楚原告国脉公司与联合公司、大地公司一起联盟成立了被告越舟公司，当时是越舟公司卢经理和陈大姐帮其处理该起事故，该两人与其一同至医院看望伤者和家属，与家属协商并到交警队了解事故经过共2次。其还陈述越舟公司有对各家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包括消防演习、各公司之间评比优秀驾驶员、组织培训。原告对郦大江系其公司人员无异议。被告为证明其履行《联盟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提供的证据显示：1.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8日的《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文件-关于聘用黄孟钧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载明决定成立公司车队，并聘用相应车队的车队长。通知后附《绍兴市交通职业学校发放清单》3份，清单中其中有金龙的签字。落款2018年9月17日的《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文件》内容为明确对各车队委派管理人的岗位职责要求和安排。被告还提供了其制定的其他文件：《关于印发公司安全生产方针目标控制指标及相关措施的通知》、《关于成立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2019年春运工作的通知》、《关于制订2019年度安全生产计划和实施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开展春运期间服务质量竞赛活动的通知》、《关于成立服务质量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服务质量管理及日常事务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关于成立三防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开展提升出租汽车服务质量集中整治活动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2019年国庆节相关工作的通知》。2.被告提供的照片显示被告参加、组织、开展多次会议、活动和培训，包括2018年9月份组织巡游车驾驶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2019年4月17日的412人伤事故会议、2019年6月4日参加绍兴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参加爱心助考活动启动仪式、2019年8月12日开展驾驶员夏日送清凉活动、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2月31日应急演练（其中1次签到人员中有金龙、郦大江）。3.被告申请补助2020年疫情期间交通运输企业防疫费用0.3612万元，原告工作人员郑琦于2020年3月9日签字确认向被告领取口罩100只。4.被告于2019年1月被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评为2018年度绍兴市区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先进单位和文明出租车企业。原告庭审陈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要求解除与被告之间的《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具体为基于双方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经营管理，相应费用由被告承担，但被告未承担相应费用，未履行托管义务，具体包括车辆出租、挂靠、事故处理、参加政府会议、进行培训、制定规章制度、出租车保费交纳、政策传达。同时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行使任意解除权要求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还陈述其至今在被告承租的其中1间半办公室内办公，案涉每辆出租车保险费约9000元/年。经电联确认，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案涉保证金30万元不在本案中处理。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对原告公司进行联盟托管经营，双方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本诉部分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能否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如不能，则原告能否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以及案涉《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有无解除，对此评判如下：1、关于原告能否行使任意解除权。《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虽然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对于原、被告行使解除权作了约定，即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以及《联营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不受原告公司的转让、拍卖或其他原因的影响而中止联盟托管。本院认为,《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在诸如本案这种商事委托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人身信赖关系往往并非是委托人选择受托人的主要考量因素,其更多的是关注受托人的商誉及经营能力。同时,受托人为完成委托事务通常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故对解除条件作出约定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风险所作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且也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在此情况下,如仍允许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就会给受托人带来损失，且有悖公平原则。因此,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时,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已经被排除适用。故原告主张行使任意解除权不能成立。2、关于委托人能否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解除协议。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构成违约且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要求解除合同。本院认为，《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联盟托管事项为被告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原告在庭审中认为“上述事项”即被告需负责经营过程中的所有事项，除租赁场地（已确认）外，还包括事故处理、承担费用、车辆出租、挂靠、保险、参加政府会议、进行培训、制定规章制度、传达政策。关于事故处理，本院对案外人陈建芸和郦大江进行了询问，郦大江系原告公司人员，其确认其于2019年4月份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系被告公司总经理卢贤良亲自处理，而陈建芸表示，事故去处理过一般不进行书面记录，其陈述符合一般常理。就后四项义务，被告提供了各类制定的文件、公司管理制度，被告组织、参加、开展各类会议、培训、活动形成的照片和记录，故本院认定被告履行了事故处理、参加政府会议、进行培训、制定规章制度、政策传达该五项义务。关于费用承担，租赁场地等费用均由被告开支，原告也未提供其额外承担费用的证据，其所述被告不承担费用与事实不符。关于与驾驶员签订合同也即原告陈述的车辆挂靠、出租义务，本院认为，虽协议约定被告全面负责生产、经营、管理，但《联营协议书》也约定联盟期间各车队（原公司）的财务保持独立，安全及维稳管理由联营公司负责，故上述“生产、经营、管理”应结合具体情况作出解释和理解。陈建芸表示因与驾驶员签订合同涉及经济利益，由各联营方分别签订合同和收取费用，被告仅负责起草合同，对此，原告也陈述车辆挂靠、出租确需交纳费用，加之被告提供了汽车租赁合同、聘用驾驶员协议等合同模板证据，应推定车辆的挂靠、出租属于涉及财务的特殊事项，由各联营方各自处理，被告仅起到提供合同模板等辅佐作用。关于投保，虽合同约定由被告为车辆进行投保，但原告陈述投保费每辆车9000元/年，投保费用远超托管费用开支，加之投保亦涉及相关经济利益，故被告关于保险费由联营方各自交纳的抗辩合理。原告所称的财务做账不实问题，并不属于被告履约问题，本案中不作处理和分析。至于原告表示后期其自行处理如采购口罩、招标投票等事项，被告已陈述系原告不同意被告管理之故。综上，被告已基本履行《联盟委托管理协议》全部托管事项，法律赋予当事人在特殊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在被告按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并无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故原告关于因被告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3、关于合同有无已经解除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原告并不能通过行使任意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要求解除案涉《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但被告于2020年8月2日向本院提出反诉，称在满足支付补偿费等条件下同意原告退出联盟，应视为被告通过提出反诉主张因原告要求退出联盟产生的损失，被告提出反诉本身应视为其同意原告退出联盟，故案涉《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应视为于被告提出反诉之日即2020年8月2日解除。故上述协议实质上已由双方协商解除，法院无需再行判决解除合同，故本院对原告第一项诉请依法予以调整，仅作确认之判。根据法律规定，协议解除之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原告可要求被告返还未届满托管期间的托管费用，具体应为115000元/360天*（2020年8月3日-2020年9月28日）=17959元。关于反诉部分，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但认为原告构成违约故要求其支付补偿费30万元和支付剩余托管费。本院认为，《联盟委托管理协议》第八条约定一方提前解除合同需承担违约责任，故被告可要求原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联营协议书》约定如联营一方强行退出的，须对联盟公司进行经济补偿，补偿标准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而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20日确签订有《补充协议书》。原告认为该协议书形成于本案《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之前，对其无约束力。本院认为，原告表示除该《补充协议书》外原、被告未签订过其他补充协议，且《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已明确《联营协议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补充协议书》又约定于《联营协议书》的补偿条款中，故该《补充协议书》已经原、被告书面确认，对原、被告依法均具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书》约定：被告退出联盟托管经营的，应一次性补偿给原告30万元。被告依据该补充协议约定主张原告支付补偿费30万元，该补偿金额合理与否，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联营合同订明违约金数额或比例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处理。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或比例过高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经济损失酌减；约定的违约金不足补偿实际经济损失的，可由赔偿金补足。联营合同订明赔偿金计算方法的，按照约定的计算方法及实际情况计算过错方应支付的赔偿金。联营合同既未订明违约金数额或比例，又未订明赔偿金计算方法的，应由过错方赔偿实际经济损失。结合本案，被告陈述因原告违约致其主要损失为收入来源减少、人员支出成本增加及形象损失。本院认为，托管费系被告收入来源，该收入来源系被告公司的运营成本来源，但协议解除后，被告的托管事项和成本开支也均将相应减少，故被告主张30万元补偿费过高。结合案涉《联盟委托管理协议》订立的合同目的以及被告已为联营各方投入人力、物力的情况，加之被告公司稳定性可能因原告解除协议受到影响，本院酌情确定补偿费用为15万元。关于被告主张的托管费，因案涉协议已经解除，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托管费的基础已不存在，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托管费无相应依据，但被告为履行联盟托管义务已向案外人承租房屋，因原告退出联盟导致所租房屋可能空置产生的租金损失应由原告承担，具体应按原告占用房屋之比自合同解除次日计算至已付租金对应租期届满日止，即50000元/365天*1.5/7*（2020年8月3日-2021年8月1日）=10685元，对被告超出部分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联盟委托管理协议书》于2020年8月2日解除；二、被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给原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联盟托管费17959元；三、反诉被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补偿费15万元；四、反诉被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车站路原绍兴油库房屋中的1.5间房屋腾退并返还给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并支付给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租金损失10685元；五、驳回原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60元，由原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22元，由被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38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4575元，由反诉原告绍兴市越舟联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3201元，由反诉被告绍兴市国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374元，反诉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咪竹审 判 员  吕琪喆人民陪审员  潘立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孟琼菲?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