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82行初97号 原告葛冬晋，男，196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 法定代表人覃刚，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白云，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李梅香（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茅迪群（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石浦支行，住，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南屏路**/div> 负责人竺武丹，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松巍（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徐汉威（特别授权代理），浙江人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葛冬晋不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简称宁波银保监局）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甬银保监举复〔2020〕32号《宁波银保监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事项调查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于同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石浦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石浦支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葛冬晋，被告宁波银保监局党委委员白云及委托代理人李梅香、茅迪群，第三人农行石浦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松巍、徐汉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宁波银保监局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意见书》，告知原告：“关于反映的农业银行象山石浦支行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事项，经调查，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未与浙江新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开展合作，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及象山石浦支行未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为你提供过银商通签约服务。你反映的举报事项不属于我局监管职责范围，建议向有权机关反映”。 原告葛冬晋诉称，2020年7月初，原告通过EMS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农行象山石浦支行的银商通业务报案书》（以下简称《报案书》）。后被告作出《意见书》。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一方面违反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义务，另一方面又违反了被调查人农行石浦支行违法经营银商通业务的客观事实。综上，诉请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意见书》；2.被告正确履行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事项的调查监管职责义务。原告于庭审中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对原告反映的农行石浦支行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意见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未履行调查监管职责的事实； 2.《报案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进行举报的事实； 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向原告提供了银商通服务的事实； 4.《银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书》2份，用以证明第三人为原告提供了两套（柜面、网络）银商通签约服务，推定被告负有监管银商通业务职权的事实。 被告宁波银保监局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主体适格。根据《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19年第8号）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受理原告举报，在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涉案意见，被告主体适格。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20年7月2日，被告收到原告举报件，反映第三人存在“一、提供银商通业务品种的服务未尽审批义务”、“二、未尽客户适当性、审慎性经营义务”、“三、未按规定履行保存客户交易记录义务”三项问题。其中第二项具体为：在向原告提供银商通业务服务时，不了解银商通业务品种、不揭示银商通业务风险、不测评原告对银商通业务的风险偏好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导致原告经济遭受损失。2020年7月1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宁波银保监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甬银保监举告银〔2020〕067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被告在职责范围内受理其反映的部分举报内容，包括第三人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问题，并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对于其举报的第三人营业执照中未包括银商通业务问题，建议其向工商管理部门反映；对于其举报的银行未履行保存客户交易记录义务问题，被告已在2018年的《银行业消费者投诉事项回复函》中予以答复。2020年8月27日，被告根据调查情况，向原告出具了《意见书》，并邮寄送达原告，被告所作的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三、被告作出被诉《意见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针对受理的举报事项，被告通过调阅资料等方式开展了核查。经调查，根据《葛冬晋银商通网上签约记录（总行回复）》中“交易日志”显示，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上午9时41分36秒提交了签约申请，9时41分37秒交易处理成功，交易码：26714，为市场端发起的签约。签约过程中，原告绑定了其于2011年10月在农行石浦支行开立的、卡号为6228××××9118的借记卡，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在原告办理银商通业务过程中只提供了转账结算功能。此外，根据农业银行总行机构业务部于2016年6月28日印发的《关于银商通上线市场端签约提示和网银签约功能的通知》，农业银行总行于2016年6月上线银商通个人客户网银签约功能，而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签约银商通业务，亦证明其签约并非通过农业银行网银端。另查明，新华公司为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客户，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未与新华公司开展过业务合作。被告认为，从调查情况看，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通过新华公司的签约平台签约开通银商通业务，签约过程中绑定了其2011年10月在农行石浦支行开立的借记卡。鉴于农行石浦支行及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并非银商通业务签约方，亦未向原告提供银商通业务签约服务，仅提供了资金转账结算服务，因此农行石浦支行及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无需承担原告列举的了解银商通业务品种、向原告揭示银商通业务风险、测评原告对银商通业务风险偏好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义务。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年修订）第二条和第八条的规定，新华公司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属于被告监管职责范围。因此，被告在《意见书》中告知原告，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未与新华公司开展合作，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及象山石浦支行未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为原告提供过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反映的事项不属于被告监管职责范围，建议其向有权机关反映。综上，被告作出的《意见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依据： 1.《报案书》及附件、《告知书》及邮寄凭证、《意见书》及邮寄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2.《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关于葛冬晋银商通问题的说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关于农业银行象山石铺支行拒绝提供银商通协议原始数据的核查报告不一致的说明》、《葛冬晋银商通网上签约记录（总行回复）》、《关于银商通系统上线市场端签约提示和网银签约功能的通知》、葛冬晋银期转账资金流向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的《意见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3.规范性文件依据：《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三人未作书面陈述，在庭审中述称，同意被告第三点答辩意见。第三人未与新华公司开展银商通业务，也未向原告提供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仅是在签约过程中绑定了在第三人处开立的借记卡。 第三人于2020年11月4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20）浙甬天证民字第6813号公证书，用以证明新华公司未在农行宁波管辖范围内开设任何帐户（未开展任何合作业务）的事实； 2.（2020）浙甬天证民字第6814号公证书，用以证明2015年6月30日原告签约银商通的发起方为新华公司的事实； 3.（2020）浙甬天证民字第6812号公证书，用以证明2015年6月30日原告签约银商通发起端为市场端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对被告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证据均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并未为原告提供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仅是绑定了在第三人处开立的借记卡进行资金结算；对原告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两份协议书中并无原告签名，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被告对第三人证据均无异议。原告认为其开通银商通的时间是2015年，而公证书是2020年作出的，对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且公证书只能证明操作的真实性，对内容真实性未作证明。 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对原告证据1、2、3以及被告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4系样式文本，并无原告和第三人的签名、盖章，不能证明原告和第三人签订了银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书；第三人提供的公证书虽系2020年形成，但其内容包含了历史交易，且公证书内容能与原告证据3、被告证据2相印证，本院对第三人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规范性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系现行有效的法律，应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系现行有效的规章，可参照适用。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30日，原告通过市场端新华公司的平台发起中国农业银行银商通业务签约申请，交易于同日处理成功。签约过程中，原告绑定了其在第三人处开立的、卡号为6228××××9118的借记卡。2020年7月2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报案书》，原告以其于2015年在第三人电子终端上接受银商通服务、可能网上签约了《银商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书》为由，反映第三人存在“一、提供银商通业务品种的服务未尽审批义务”、“二、未尽客户适当性、审慎性经营义务”、“三、未按规定履行保存客户交易记录义务”等问题。2020年7月14日，被告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一、在职责范围内受理举报事项部分内容，包括农行石浦支行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问题，并按程序进行调查。二、对于农行石浦支行营业执照经营业务范围不包括银商通业务问题，依法应向工商管理部门反映。三、对于农业石浦支行未履行保存客户交易记录义务问题，已在2018年的回复函中明确。经调查，被告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意见书》，告知原告：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未与新华公司开展合作，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及象山石浦支行未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为原告提供过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反映的事项不属于被告监管职责范围，建议其向有权机关反映。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宁波银保监局作为宁波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辖区内的银行具有监督管理职权，有权作出被诉《意见书》。被告在接到原告举报后，对原告反映的第三人在提供银商通服务时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问题，依法受理，经调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意见书》并送达原告，其行为程序合法。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诉《意见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被告认为第三人未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为原告提供过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举报事项非被告监管职责范围。而原告认为其在第三人处开立的农行借记卡交易记录中明确存在“银商通转”的交易记录，即证明第三人对原告提供银商通服务，但是第三人未向原告进行风险提示，导致原告经济遭受损失，被告应对第三人未尽审慎性经营义务的行为进行查处。第三人则认为第三人未向原告提供银商通签约服务，原告通过新华公司网站发起银商通业务签约，在签约过程中绑定了在第三人处开立的借记卡，该卡仅提供资金转账结算功能，不能由此认定第三人系银商通业务签约方。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告于2015年开通农业银行银商通业务的事实无异议，原告自述未通过柜台签约，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业务部《关于银商通系统上线市场端签约提示和网银签约功能的通知》，农业银行于2016年6月才上线银商通个人客户网银签约功能，故原告关于其通过手机网银签约银商通业务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认定第三人未通过柜面或电子银行渠道为原告提供过银商通签约服务，并无不当。证据显示，原告通过市场端新华公司平台发起银商通签约申请，第三人及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与新华公司并无合作业务关系，第三人处无法查询到与原告发生银商通业务签约的记录，原告亦无证据证明与第三人进行了签约，第三人对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显示的“银商通转”的交易记录已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告关于第三人为其提供银商通业务服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与原告进行了银商通业务签约的情况下，原告反映的第三人未尽风险提示等适当性、审慎性经营义务问题无从谈起。故被告未认定第三人存在原告举报的第二项违法行为，并将调查结果告知原告，并无不当。综上，被告作出《意见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葛冬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葛冬晋负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红 审 判 员  范智君 人民陪审员  马迪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 助理  陈 槚 代书 记员  戚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