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21刑初192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洪彬，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汉族，小学肄业，务工，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青田县，现住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曾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10月10日被景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元。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于2019年10月21日被青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1月26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青田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夏安，浙江博翔（青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郑威，浙江博翔（青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杜鹃（曾用名杜娟），女，1987年12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宜黄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宜黄县，案发前住浙江省青田县。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于2019年10月21日被青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1月26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丽水市看守所。 辩护人高文，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海珍，女，1990年3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汉族，初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案发前住浙江省青田县。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于2019年10月22日被青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1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8月21日经本院决定被继续取保候审，2020年12月18日经本院决定被依法逮捕。现羁押在丽水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郑鑫瑜，浙江博翔（青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青田县人民检察院以青检一部刑诉〔2020〕73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于2020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6日、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青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留晓一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以及辩护人张夏安、高文、郑鑫瑜，侦查人员季江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青田县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青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3月至2019年10月，被告人余洪彬、杜鹃伙同单俊杰（刑拘在逃）以牟利为目的，通过伪造签证材料的方式为他人办理出国签证业务，并按平签、买签不同情况收取不等费用，事后按约定分成。具体流程分工为：首先，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和单俊杰招揽客户，收取护照和“材料费”等；其次，被告人杜鹃和单俊杰通过制作假印章或从他人处购买等方式为客户伪造、买卖公安派出所公章、公司印章、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证件、印章，并利用ＰＳ技术为客户伪造、修改户口本、营业执照等出国签证材料；再次，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等人拿着伪造后的出国签证材料带着客户到上海各国大使馆办理出国签证业务；最后，若客户成功出国，被告人余洪彬等人向客户收取后续费用，并按约定分成。期间，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等人分别在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进行伪造、买卖印章、证件活动，并雇佣叶三会（刑拘在逃）帮忙。 2018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人张海珍、余洪彬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共同居住在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被告人杜鹃从上述地址搬出，并搬至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被告人张海珍明知被告人余洪彬等人系通过上述方式为他人办理出国签证业务，仍然积极参与其中，为被告人余洪彬等人发布广告招揽客户、与客户洽谈、接收护照和“材料费”、指使他人伪造证件材料、带客户到上海各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等。若被告人张海珍招揽到客户并成功骗取签证出国的，被告人余洪彬将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给予张海珍好处。 2019年10月20日，被告人杜鹃报警并举报被告人张海珍制作假证、假章。同日，公安民警将被告人余洪彬传唤到案；次日，公安民警将被告人张海珍抓获归案。 2019年10月21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余洪彬、张海珍共同居住的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进行搜查，从现场查扣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户口簿复印件、公安派出所公章、公司公章、公司营业执照、办理护照签证材料、电脑、打印机、手机、Ｕ盘等大量物品。经鉴定或公安机关查询认定，从该处扣押物品中：43本机动车行驶证为假证、3本机动车登记证书为假证，1枚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44枚公司公章为假章，8份户口簿复印件中的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1份营业执照为假证。 2019年10月21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杜鹃居住的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进行搜查，从现场查扣户口簿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公章、办理护照签证材料、打印机、打印机配件、光敏印章机、金印光敏垫、电脑、手机、Ｕ盘、制作证件、公章流程图等大量物品。经鉴定或公安机关查询认定，从该处扣押物品中：2份户口簿复印件中的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25枚公司公章为假章，4本房屋所有权证为假证，3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为假证。 为证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伪造证件、印章及其他材料等方式为主要手段，为他人代办出国签证，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中，涉及伪造公司、企业印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系主犯，被告人张海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均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余洪彬辩称对扣押物品的数量、来源均不清楚也不知情，其不是老板和组织者，只是收取签证材料后交给杜鹃、单俊杰等人，由杜鹃等人整理好材料后由其带客人去签证，然后收取提成费用，其也没有指使杜鹃、单俊杰等人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因此不应将其作为主犯列为第一被告人。希望法庭能考虑其家庭有小孩需要抚养，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杜鹃辩称其是在余洪彬的暴力胁迫下才实施了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行为，且很多假材料都是单俊杰伪造、购买的，其没有买过假机动车行驶证，也没有收取过客户费用并带客户去签证过，更没有实际获利分红，因此不应将其认定为主犯。希望法庭能考虑其有小孩需要抚养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海珍辩称自己只是帮忙余洪彬发朋友圈招揽客户，带人去大使馆帮忙送材料签证，但其不知道余洪彬等人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也没有伪造过签证材料，更没有向客户介绍说可以伪造签证材料。希望法庭能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余洪彬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余洪彬的罪名不持异议，其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余洪彬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理由如下：1.从分工来看，各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内容系通过伪造相关公章、证件，来帮助他人代办签证牟利，可见本案中材料的伪造及内容的设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实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余洪彬在本案中的分工仅为招揽客户及带客户去上海签证，仅起次要的辅助作用；2.余洪彬在共同犯罪中并未起到统筹全局的领导地位。余洪彬雇佣叶三会的事实仅有在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存在雇佣的事实，而被告人杜鹃的讯问笔录及当庭供述，可知其有雇佣其表妹协助工作的情形。而且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余洪彬账户中存在的大额款项系其收取的签证的材料费或者尾款，且余洪彬在讯问笔录及庭审中均对款项的来源合法性做了说明。（二）本案中扣押的伪造公章、证件，不能全部归属于被告人余洪彬。本案中除余洪彬外，其他被告人及单俊杰、叶三会等人均具有各自招揽客户、制造假证及带客户去上海签证的能力，因此，对于其他被告人以及单俊杰单独制造的假证、假公章不应认定为余洪彬参与共同实施，余洪彬仅对自己接手的客户对应形成的假证、假章承担责任。（三）被告人余洪彬当庭表示认罪，认罪态度良好，其供述对伪造、买卖假证、假章不知情，是因为其本身不会伪造假证、假章，主观上缺少对假证、假章的关注，且本案搜查到的证件和印章中存在其他被告人及单俊杰单独制造的部分，余洪彬供述不知情符合客观实际。（四）被告人余洪彬的非法获利部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以余洪彬供述为准。（五）被告人余洪彬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现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家中有两个小孩患有疾病且需要抚养。综上，希望法庭对被告人余洪彬从轻处罚。 被告人杜鹃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鹃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指控杜鹃参与犯罪起始时间不准确，杜鹃是在2017年7月左右开始跟单俊杰学做印章时才知道余洪彬等人在伪造代办签证材料，2018年12月左右其和余洪彬分居后，就没有帮助伪造签证材料了，且在该时间段内还因为怀孕生子坐月子等原因中断过一段时间；2.指控杜鹃存在招揽客户、收取护照和材料费行为不准确，目前在案证人无一人指证杜鹃收取过护照或材料费；3.指控杜鹃通过制作假印章或从他人处购买等方式为客户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杜鹃没有在××镇住处伪造过假签证材料，因此该处房子内的物品与杜鹃无关，而从青田县鹤城街道38号4单元602室原为单俊杰、余洪彬、杜鹃等人的共同办公地点住处，单俊杰等人均能够自由出入该房间，因此不排除该处扣押的物品系他人所有，因此在单俊杰未到案情况下，不能让杜鹃对602室扣押的物品承担全部责任；4.杜鹃仅是在家帮忙整理签证材料，并没有带客户去大使馆办理出国签证业务，后来虽有去过上海相关国家大使馆，此时办理的都是正规业务；5.出国签证客户的首付款或者签证成功后的尾款均有余洪彬等人收取，杜鹃不负责收款，也没有从签证成功的客户尾款中取得分成。（二）指控被告人杜鹃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达到“情节严重”的证据不充分，理由如下：1.杜鹃在侦查阶段所做伪造假印章、证件数量供述虽然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杜鹃在庭审中辩解其之前所做供述是受余洪彬胁迫下不得已所为，其是被迫帮助余洪彬、单俊杰等人伪造签证材料；2.目前在案证人证言无一指证杜鹃有涉及违法签证行为，虽然在温溪、鹤城街道两处地方扣押了一定数量的印章和证件，但由于温溪住处的物品与杜鹃无关，而青田鹤城街道住处扣押的物品存在多人合租时的交叉，在单俊杰在逃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全系杜鹃所为。综上，按照疑点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认定杜鹃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行为达到“情节严重”。（三）杜鹃在因与丈夫余洪彬感情纠纷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在公安机关没有掌握单俊杰、余洪彬、杜鹃等人涉嫌伪造假证假章的违法犯罪线索时，检举揭发自己和丈夫余洪彬、张海珍的有关伪造签证材料违法犯罪行为，应当认定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四）被告人杜鹃实际参与犯罪时间较短，在共同犯罪中仅负责协助整理完善材料，也没有获利分成，起次要帮忙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并考虑其是受余洪彬胁迫，案发时已主动终止了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对其减轻处罚。（五）被告人杜鹃真诚认罪悔罪，愿意认罪认罚，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偶犯，社会危险性较低，可以从宽处罚。（六）本案涉及夫妻共同犯罪，且二人尚有两名幼儿需要抚养，杜鹃作为幼儿的母亲，希望能对其从轻处罚，以便于子女的教育抚养。综上，希望法庭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依法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海珍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杜鹃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其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属于竞合型犯罪，应从一罪论处，不应构成数罪并罚，张海珍为了实现帮助他人骗取签证以牟利的犯罪目的，实施了伪造公章和文件的行为，虽然客观上侵犯了两种犯罪客体，但是根据刑法理论，应当从一重论处而非数罪并罚；2.张海珍系从犯，且参与犯罪时间较短，不应对本案查获的所有假证假章承担刑事责任，鉴于目前尚有同案犯在逃，无法查明每个人对应的造假数量，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情节严重的证据不足；3.张海珍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庭审中对公安机关的供述全部予以确认，应认定为坦白，庭审中辩解的所谓不知情是指在实施具体行为时，没有认识到存在犯罪的可能性，并非拒绝认罪；4.张海珍犯罪情节较轻，且不具备再犯罪的可能性，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综上，希望法庭对被告人张海珍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开始至2019年10月，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夫妻二人伙同单俊杰（刑拘在逃）以牟利为目的，通过伪造签证材料的方式为他人办理出国签证业务，并按平签、买签不同情况收取不等费用，事后按约定分成。具体流程分工为：首先，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和单俊杰招揽客户后，由余洪彬等人收取护照和“材料费”（材料费收取后，不管签证成功与否概不退还）等；其次，杜鹃和单俊杰等人通过制作假印章或从他人处购买等方式为客户伪造、买卖公安局派出所公章、公司印章、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证件、印章，并利用ＰＳ技术为客户伪造、修改户口本、营业执照等出国签证材料；再次，余洪彬等人等人持伪造后的签证材料带客户到上海各国大使馆办理出国签证业务；最后，若客户成功出国，由余洪彬等人向客户收取后续费用，并按约定分成。期间，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等人在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两个地方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并雇佣叶三会（刑拘在逃）等人帮忙，利用伪造、买卖的假印章、证件为客户伪造签证材料，代办出国签证并从中牟利。 2018年下半年，被告人张海珍、余洪彬二人成为情人关系，之后共同居住在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被告人杜鹃则因为夫妻感情危机从上述温溪住处搬出，之后搬至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居住，并继续使用放置该处的假证件、印章继续伪造签证材料，替他人代办出国签证，从中牟利。之后，被告人张海珍明知被告人余洪彬等人系通过使用假证件、印章伪造签证材料的方式为他人办理出国签证业务，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参与其中，帮忙余洪彬等人进行发布广告招揽客户、与客户洽谈业务并介绍可以伪造签证材料、接收护照和“材料费”等活动，并约定若张海珍招揽到客户并成功骗取签证出国的，余洪彬将以每人5000元人民币的标准给予张海珍好处。期间，被告人余洪彬曾以生活花销等名义给予张海珍好处。 2019年10月20日，因与被告人余洪彬、张海珍的情感纠纷，被告人杜鹃带领朋友来到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与余洪彬发生冲突，后杜鹃报警并举报被告人张海珍在余洪彬家中制作假证、假章。同日，公安民警将余洪彬传唤到案，之后又根据余洪彬揭发杜鹃涉嫌犯罪的线索将杜鹃传唤到案。2019年10月21日，公安民警在青田县温溪镇将被告人张海珍抓获归案，并从其身上扣押到白色苹果手机1部。 2019年10月21日，公安民警对被告人余洪彬、张海珍共同居住的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进行搜查，从现场查扣到护照22本、疑似公安派出所公章2枚、户口本复印件18份、户口薄7本、机动车行驶证43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9份、结婚证4本、退休证2本、机动车登记证书3本、职业资格证书1本、空白学生证7本、白色苹果牌笔记本电脑1台、打印机2台、疑似办理护照签证材料1箱、苹果牌手机1部、老人手机15部、台式电脑1台（主机加显示器）、Ｕ盘1个及疑似公司公章44枚等物品。经鉴定或公安机关查询认定，从该处扣押物品中：43本机动车行驶证为假证、3本机动车登记证书为假证，1枚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8份户口簿复印件中的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1份营业执照为假证。44枚公司公章中，14枚系假章，28枚为更改名称、注销、倒闭或无工商登记公司章，2枚印章已发协查暂未反馈未予鉴定。 2019年10月21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杜鹃居住的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进行搜查，从现场查扣到制作证件、公章流程图1份、金印光敏垫33枚、疑似成品公司公章25枚、Ｕ盘1个、老人手机10部、疑似办理护照资料1箱、打印机配件1箱、打印机2台、光敏印章机1台、一体机电脑1台、白色苹果手机1部、房屋所有权证4本、户口薄复印件26份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7份等物品。经鉴定或公安机关查询认定，从该处扣押物品中：2份户口簿复印件中的公安派出所户口章为假章，4本房屋所有权证为假证，3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为假证。25枚公司印章中，12枚系假章，12枚为不存在、倒闭或无工商登记的公司章，1枚印章已发协查暂未反馈未予鉴定。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物证公章71枚、机动车行驶证43本、机动车登记证书3本、户口簿复印件44份、户口本7本、护照22本、结婚证4本、房屋所有权证4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6份、退休证2本、职业资格证书1本、学生证7本、制作证件、公章流程图1份、办理护照签证材料2箱、电脑3台、打印机4台、打印机配件1箱、光敏印章机1台、金印光敏垫39枚、Ｕ盘2个、老人手机25部、苹果手机3部及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办案民警从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房间内查扣涉案假证件、印章材料、相关制假设备以及作案通讯工具情况。 2.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身份情况及犯罪主体适格。 3.（2002）景刑初字第66号刑事判决书及前科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余洪彬于2002年10月10日因犯抢劫罪被景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杜鹃、张海珍无违法犯罪记录。 4.受案登记表、侦查终结报告，证明本案发破案经过。 5.抓过经过、情况说明、警情信息截图，证明2019年10月20日晚，接110指令称在青田县××镇××路××号有人闹事，温溪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是被告人余洪彬和杜鹃夫妻之间发生冲突，后余洪彬因有伤势先行到医院包扎，民警将杜鹃带到温溪派出所后，杜鹃在派出所里举报了余洪彬涉嫌在家里制作假证、假章的犯罪事实，随后民警将余洪彬口头传唤到案进行讯问；之后又根据余洪彬的供述发现杜鹃也涉嫌伪造、买卖假证、假章，遂又口头传唤杜鹃到派出所对其进行讯问；2019年10月21日，被告人张海珍在温溪法庭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6.丽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告知书、情况说明，证明从余洪彬处查扣到的18份户口簿复印件和7本户口簿中发现的11个派出所户口红章，经鉴定，其中8个系伪造章，另有3个未鉴定；从杜鹃处查扣的26份户口本复印件中发现的2个派出所户口红章，经鉴定均系伪造；另其余的黑白户口簿复印件和户口簿，因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不予受理的事实。 7.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情况说明，证明经公安机关从余洪彬家中查扣的4本结婚证为真证件。 8.调取的营业执照留底、情况说明，证明从余洪彬家中查扣的9份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1份在青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留底，经对比为假证，其余没有留底，无法鉴定真伪；从杜鹃处查扣的17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3份在青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留底，经对比为假证，剩余的14份没有留底无法鉴定。 9.调取证据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调取与本案相关的印章样本，后用于鉴定的事实。 10.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各被告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情况。 11.被告人张海珍与滕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被告人张海珍与滕某的微信聊天情况，其中说到滕某在办理签证过程中没有房产证，张海珍表示可以为滕某制作假房产证的事实。 12.U盘1个、情况说明，证明从余洪彬处查扣的3台电脑，其中有两台为一体机，无法拆除查看，一台台式机无硬盘。 13.淘宝购买记录截图、手机微信勘查内容，证明被告人杜鹃曾于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在淘宝网上购买伪造印章、证件所用的印章机、金印光敏垫、光敏印油、印章纸等相关设备材料的事实。 14.关于制作笔录的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对余洪彬第一次是询问笔录，第二次就直接记录为讯问笔录的事实；另因疫情原因，被告人张海珍和其姐姐张海芽无法离开温州到青田县公安局温溪派出所接受询讯问。 15.关于查扣的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一体机及Ｕ盘等物品勘查情况说明，证明侦查人员将上述查扣的物品向青田县公安局网警大队提请勘查，但因不具备勘查条件而未予受理，后经办案民警自行查看，未在笔记本电脑内发现制作假材料的软件、买卖印章、证件的内容和痕迹；但在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杜鹃家中查扣到长城牌一体机、Ｕ盘中发现大量的户口本影印件、房产证影印件、个人资料表、营业执照影印件、行驶证影印件、结婚证影印件等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的痕迹，其中涉及的叶大汝、戈云娟、项荣喜、黄小林、徐广银、陈崇君、何丽芝、王磊、项海斌、罗媛媛等人的身份信息、户籍所属派出所、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行驶证等信息或被修改或为伪造。 16.机动车行驶证查询记录及情况说明，证明查扣到的43本机动车行驶证，提供给青田县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车辆唯一识别代码，经查询无此43本机动车行驶证的信息，均系伪造的假证件。 17.查询机动车登记证书情况说明，证明经青田县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系统查询涉案三本绿色机动车登记证书里面的车辆唯一识别码，经查询无此证件的车辆信息，均系假证。 18.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及情况说明，证明经公安机关查询，查扣的4本房屋所有权证，经比对房产证号均比正常的号码多1位数字，均系假证。 19.情况说明，证明2020年8月11日，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被告人杜鹃归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未举报非本案的犯罪情况，不构成自首和立功；关于向证人孙某、蔡某等人出示的户口本复印件、工作证明均来源于杜鹃、余洪彬处扣押的Ｕ盘内容；从余洪彬处查扣的2本退休证、1本职业资格证、7本学生证均无法鉴定真伪；从余洪彬处查扣的44枚公司印章和杜鹃家中扣押的25枚公司印章被告人供称均为假印章；从余洪彬家查扣的22本护照原件，经查均为真证件。 20.证人叶某1的证言，证明2019年2月底，其向余洪彬交了5000元的出国签证材料费，并向余洪彬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银行卡照片等材料。3月底其去上海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发现余洪彬给其做了一个假的结婚证，把其和另外一个女的做成了夫妻。 21.证人叶某2的证言，证明2019年3月期间，余洪彬叫其提供了护照原件、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彩色白底两寸和银行卡，但是其不能提供结婚证复印件，余洪彬便帮其做了一张假结婚证和一份假银行流水明细。同年3月份期间，其去了上海西班牙大使馆去申请签证，在大使馆门口给了余洪彬5000元材料费，但最后其申请签证还是没有成功。 22.证人孙某的证言、户口本复印件、工作证明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上半年期间，其老公陈忠文把其护照原件、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给了一个叫“阿彬”的人，后来“阿彬”在其签证材料里伪造了一张户口本复印件和两张工作证明。经其辨认，“阿彬”就是被告人余洪彬。 23.证人叶某3的证言、婚姻家庭情况伪造材料、出入境记录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上半年期间，其和老公潘进东将护照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等材料给了代办签证的人，后来其又把自己的照片和结婚证扫描件给了代办的人，后来签证成功了，其和老公给了代办的人7万元。经查看公安机关给其核对的材料，其发现里面两份户主姓名是陈均楷的户口本复印件、陈钦敏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结婚证复印件，男子的照片、公司信息材料，英文写的材料其没有提供过，系伪造材料。经其辨认，替其代办签证的人就是被告人余洪彬。 24.证人黄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9年5月中旬，其去温州市瓯海区当地一家旅行社申请签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黄积玉的人并加了微信，后来其把护照、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银行流水明细和一张移动手机卡发给了黄积玉。6月份的时候，一个叫“大可”的人打电话跟其说其申请签证的事情由她来代办，要是签证成功要支付5万元，其也就同意了，但是后来被拒签了。之后“大可”跟其说可以代为买签申请出国，成功率百分百，但是收费要10万元，其就没有答应。经其辨认，跟其联系的“大可”的女子就是被告人张海珍。 25.证人厉俊杰的证言、结婚证、户口薄复印件、微信转账记录、账户信息及辨认笔录，证明2019年9月22日，其和一个叫“大可”的女子以及她的老板碰面商定出国签证的事情后，其把老婆李梦婷的护照原件拿给了“大可”，并转账给“大可”5000元材料费，到了晚上，“大可”让其提供李梦婷的电子照片、户口簿、房产证扫描件等材料，其说没有房产证，“大可”就说可以帮忙解决，第二天其把扫描好的材料发到“大可”的邮箱，但之后其就联系不上“大可”和她的老板了。经其辨认，“大可”就是被告人张海珍，“大可”的老板就是被告人余洪彬。 26.证人滕某的证言、身份证、户口薄、结婚证复印件及辨认笔录，证明2019年9月份，其给一个叫“大可”的女子和她的老板提供了他们夫妻俩的护照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结婚证、车证复印件、银行流水，还有两张电话卡办理出国签证，并给“大可”转了1万元钱，后来“大可”他们给其夫妻伪造了房产证复印件、工作证明等材料。经其辨认，“大可”就是被告人张海珍，“大可”的老板就是被告人余洪彬。 27.证人洪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9年6月份，一个微信昵称叫“大可”的女子加了其微信，并说普通签证申请要先支付5000元材料费，后来其家人就给了“大可”5000元。期间，其把本人的户口簿复印件、护照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流水拿给了“大可”。6月27日，“大可”把其申请签证出国的材料给了其，其发现材料里除了其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护照原件、银行流水明细外，其中添置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系伪造材料。经其辨认，“大可”就是被告人张海珍。 28.证人季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3、4月份左右，杜鹃让其帮忙介绍客人到她那里办理出国签证业务，并对其说只需要客人提供护照原件、户口簿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照片、银行流水就可以办理出国签证了。到了10月底的时候，其和杜鹃就没有再联系了，期间其给杜鹃有介绍了两三个客人。 29.证人朱某的证言、工作证明及辨认笔录，证明其曾在阿锋那里一共办理4次签证，前3次其和老婆刘丽芬把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护照原件和房产证复印件、银行流水明细材料交给阿锋交代的一个温溪人，第4次是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其夫妻俩只是提供护照原件给了阿锋，并给了600元钱，后来也签证成功了。之后其在查看公安机关给其看的材料，发现其签证材料里的4张就业证明不是其提供的，系伪造材料。经其辨认，替其办签证的温溪人就是同案人员单俊杰。 30.证人胡某的证言、户口薄复印件、就业证明等材料，证明2016年左右，其给一个代办出国签证的人自己的护照原件、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张本人的彩色照片等材料，但后来其在查看签证材料时发现其中的户口本复印件、就职证明不是其提供的材料，系伪造的材料。 31.证人王某的证言及户口本复印件材料，证明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其亲属把其护照原件、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给了代办签证的人办理出国签证，后来，其办了一张中国银行卡寄给了代办签证的人，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其从代办签证的人那里拿来了材料，其发现材料中户口本复印件和流水明细不是其提供的，是伪造的材料。2013年初的时候，其被告知签证成功了，之后由其大姨夫支付给代办的人10万元。 32.证人蔡某的证言及户口本复印件、就职证明等材料，证明2016年左右，其给代办人提供了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护照原件，后来代办人给其伪造了两张就职证明。 33.侦查人员季江维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的到案情况，余洪彬、杜鹃均系在没有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检举了同案人员的犯罪事实，之后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犯罪线索将余洪彬、杜鹃二人分别传唤到案。 34.被告人余洪彬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余洪彬供称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其朋友单俊杰叫其帮忙做护照签证，并给提成好处，后来其和老婆杜鹃就开始帮忙单俊杰收护照，决定将其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房间作为办公地点做签证业务，并添置了电脑、打印机等伪造印章、证件材料的相关设备，后来还和单俊杰、杜鹃等人租了青田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一起用于代办签证业务。期间，其和杜鹃帮忙单俊杰招揽客户收取护照，然后把签证材料给单俊杰，待签证材料做好后，其就帮忙带客人去大使馆签证，签证成功后再向客人收取签证费用。当碰到客户资料不齐全的时候，单俊杰就会在电脑上进行伪造证件和公章制作假材料的，后来杜鹃也学会了伪造证件和公章的办法。有时其接到客户的时候，也是直接拿给单俊杰和杜鹃去做，并从中赚取差价。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和杜鹃因为感情问题闹翻了，杜鹃搬到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那边的房子住了，并把之前做假证的机器都搬走了，并在青田那边伪造签证材料帮人办理出国签证，单俊杰后来也去临江东路那边的房子做业务了。2018年下半年开始，其有让张海珍在朋友圈发广告拉客户，张海珍拉到客户后，会把材料拿给单俊杰或者由其转交杜鹃伪造补齐材料，材料做好后再带客人去上海办理签证，并让其从中赚取差价，其总共有八九个人的客户材料是伪造的。庭审中其辩解伪造材料主要是单俊杰和杜鹃负责，杜鹃的伪造技术是单俊杰教的，其只是帮忙负责接客户、收护照、代客户去上海签证，否认有指使单俊杰、杜鹃等人伪造、买卖假公章、证件等材料。经其辨认，和其一起代办签证伪造公章、证件的“单俊杰”就是同案人员单俊杰。 35.被告人杜鹃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被告人杜鹃在侦查阶段共作了12份笔录，其中第1、2两份笔录均否认自己有伪造印章证件行为；第3份笔录杜鹃承认有帮余洪彬一起做过代办签证业务，但否认有帮忙伪造公文证件；第4至10份笔录杜鹃供称2017年3、4月份的时候，其和余洪彬夫妻二人和单俊杰一起在其居住的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家中代人办理出国签证，并添置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等伪造证件印章的的设备。刚开始的时候，其和余洪彬在招揽客人收取材料后会转给单俊杰，由单俊杰对客人不齐全的材料进行伪造，后来其学会了伪造证件、印章技术后，其和余洪彬就决定二人自己代办签证业务，由其和余洪彬招揽客户，再由其和单俊杰、叶三会等人伪造印章材料，或从网上直接购买伪造的行驶证、房产证等假证件，材料做好后由余洪彬等人带人去大使馆签证，最后由余洪彬等人负责收取材料费和签证费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其和余洪彬因感情问题闹翻了，后来就搬到青田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居住，但是还是有陆续回到青田温溪家中居住的，其有看到张海珍居住在青田温溪的家中并有伪造材料。第11、12份笔录则辩解其伪造公文证件系受余洪彬胁迫后被逼帮忙伪造的，并非出于自愿，而且否认有买过机动车行驶等假证件；并辩解其之前所作供述也是在派出所里受余洪彬的威胁，才胡乱的承认自己有伪造过大量的假证件印章材料行为。经其辨认，杜鹃辨认出了涉案人员单俊杰、叶三会和苏珊。 36.被告人张海珍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张海珍在侦查机关共作有8份笔录，其供称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认识了余洪彬，之后答应帮忙余洪彬收护照代办出国签证业务，并约定谈成一笔生意就给其一些提成，其就同意了。2019年初的时候，其就住在余洪彬温溪的家中帮余洪彬代人签证，期间其知道了余洪彬代办签证材料时会对客人不齐全的材料进行伪造，但假材料都是杜鹃等人所作，其只是参与收护照、带人去签证等事务性事情。在庭审中则辩解其只是有帮余洪彬收护照、带客人去大使馆签证，并不知道余洪彬等人有伪造签证材料，自己也没有伪造过假证件、印章，也没有和客户洽谈说可以为客户伪造材料。 37.丽公司鉴（2019）645号鉴定书，证明查扣的温州市公安局蒲鞋市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永嘉县公安局东瓯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印章系假印章。 38.丽公司鉴（2019）51号、52号、53号、54号、55号、56号、57号、58号、59号号鉴定书及情况说明，证明查扣的户口薄、户口本复印件上所盖的青田县公安局滩坑库区派出所、船寮派出所、鹤城镇派出所、海口派出所、仁庄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印文，丽水市公安局白云派出所、岩泉派出所、紫金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印文，温州市公安局中山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印文均系假印章印文。 39.丽公司鉴（2020）648号鉴定书，证明从被告人余洪彬青田温溪家中扣押的44枚公司印章中，14枚印章经鉴定系假章，剩余30枚印章中，除2枚印章已发协查暂未反馈外，其余皆为更改名称、注销、倒闭或无工商登记公司章；从被告人杜鹃青田鹤城街道住处扣押的25枚公司印章中，12枚经鉴定系假章，剩余13枚印章中，除1枚印章已发协查暂未反馈外，其余皆为不存在、倒闭或无工商登记的公司章。 40.搜查笔录、搜查照片，证明2019年10月21日，公安民警对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余洪彬、张海珍的住处进行搜查，并查扣到大量涉案伪造签证物品材料；同日晚上21时许，公安民警又对青田县鹤城街道临江××路××号××单元××室杜鹃住处进行搜查，并查扣到大量的涉案伪造签证物品材料。 41.青公（网）勘[2019]102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及U盘1个，证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持有的手机进行电子物证检查，提取了手机中涉案信息和聊天数据。经查，余洪彬的手机中登陆有一昵称为“欧洲通”的微信账号；杜鹃手机中登陆有昵称为“欧洲签证”、“AAA诚信全球签证”等七个微信账号；张海珍的手机中登陆有昵称为“上海商务旅游签证”、“大可”的微信账号。经勘察，被告人杜鹃的QQ、浏览器记录、淘宝历史搜索、陌陌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中有大量的与本案伪造签证材料有关的内容，和显示其和余洪彬之间因家庭问题有争吵记录，但是不存在其受余洪彬胁迫参与伪造签证材料的记录。被告人余洪彬的微信朋友圈中有大量与本案伪造签证有关的内容。被告人张海珍的视频文件、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大量证明其对伪造公文证件印章明知的证据，另外其与微信好友“姐姐”的聊天中有说到由其指使他人伪造公文证件的情况。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客观真实性，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另关于辩护人张夏安递交的被告人余洪彬的家庭情况说明、住院申请证明等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上述证据与本案的犯罪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纳；关于辩护人高文递交的被告人杜鹃的自书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客观证实性，本院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 关于本案存在的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辩护人共同提出的余洪彬、杜鹃、张海珍不应对本案中查扣的全部假印章、证件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本案中，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等人共同主观目的就是通过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后伪造签证材料的手段帮助客户出国签证，从中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之间对各自犯罪行为均了解知情，并负责实施各自的分工内容，伪造印章、证件仅是作为整个违法犯罪中的一环，故三人均应当对违法犯罪中产生的全部假证件、假印章共同承担责任；2.本案中，青田温溪701室原系余洪彬、杜鹃共同居住和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代办签证的地点，××街道××室也是余洪彬、杜鹃、单俊杰等人租住的另一处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代办签证的办公地点。之后杜鹃从青田温溪701室搬到××街道××室居住并继续伪造签证材料后，张海珍则和余洪彬一起共同居住在青田温溪701室并伪造签证材料。因此，被告人余洪彬、杜鹃二人应当对青田温溪701室、鹤城街道602室扣押的全部假印章、假证件共同承担责任；而张海珍作为参与帮忙余洪彬伪造签证材料的同案人员，应当对其和余洪彬共同居住的青田温溪701室查扣的全部假印章、假证件共同承担责任，但对于在××街道××室查扣的假印章、证件，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张海珍曾在该处居住并伪造材料，故张海珍对××街道××室查扣的假印章、证件不承担共同责任。综上，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的辩护人提出的余洪彬、杜鹃不应当对本案中查扣的全部伪造印章、证件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海珍的辩护人提出张海珍不应当对本案中查扣的全部伪造印章、证件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可予采纳，张海珍仅对青田温溪701室家中查扣的全部伪造印章、证件共同承担责任。 二、关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辩护人共同提出的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均不能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犯罪“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公安机关查获的假机动车行驶证、公安局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印文、机动车登记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共计60余份，其中仅从青田县××镇××路××号××单元××室中查扣的假机动车行驶证就有43本，三被告人伪造、买卖的假证件、印章数量众多，且用于伪造出国签证材料，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因此，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辩护人共同提出的三被告人不构成“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的辩护人共同提出的余洪彬、杜鹃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本案中，余洪彬虽不直接参与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但由其联系招揽客户收取“材料费”，指使杜鹃、单俊杰等人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等材料，之后由其和张海珍等人带客人到大使馆签证，签证成功后由其等人收取签证费用；杜鹃有招揽客人行为，且在余洪彬等人收取材料后交由杜鹃、单俊杰等人实施伪造、买卖假证、假印章伪造签证材料。因此，在共同犯罪中，余洪彬是统筹全局的主要组织者，杜鹃则是伪造、买卖假证、假章犯罪行为关键环节的主要实施者，二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被告人余洪彬、杜鹃的辩护人提出的余洪彬、杜鹃应认定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鉴于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杜鹃相较于余洪彬而言，其参与时间相对较短、犯罪作用相对较轻、犯罪地位相对较低，因此在对杜鹃量刑时相较于余洪彬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四、关于被告人杜鹃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杜鹃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及其参与犯罪是受余洪彬胁迫所致的辩护意见。经查，1.杜鹃所作其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活动是在余洪彬暴力胁迫才参与犯罪的辩解，与杜鹃使用的手机电子勘查提取到的显示杜鹃系自愿伪造、买卖假证件、印章的聊天内容不符；2.杜鹃所作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其在青田县公安局温溪派出所里受到余洪彬威胁后才做有罪供述的辩解，亦与侦查人员季江维在庭审中所作案发当晚，温溪派出所工作人员系全程对余洪彬、杜鹃分开关押，并派专人看管，不存在余洪彬对杜鹃实施威胁的陈述事实不符。综上，被告人杜鹃所作其有罪供述及参与犯罪是受余洪彬胁迫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五、关于辩护人郑鑫瑜提出的本案属于竞合型犯罪，应从一罪论处，不应构成数罪并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指控的两罪虽然均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但分属第一款、第二款，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不同，且保护的法益内容也不同，系两个不同的罪名，被告人杜鹃的犯罪行为已同时违反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应当分别作出判决，并实行数罪并罚。因此，辩护人郑鑫瑜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六、关于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辩护人共同提出的三被告人均已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且属于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余洪彬作为共同犯罪中统筹全局的主要组织者，仅供述了其收取护照、带客人去大使馆签证部分事实，却否认有指使单俊杰、杜鹃等人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的关键事实；杜鹃在侦查阶段初期虽供述了其参与犯罪的部分事实，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以及在庭审中均辩称系受余洪彬胁迫下才参与犯罪，且否认有购买过假机动车驾驶证等关键犯罪事实；张海珍仅承认其有帮助余洪彬收取护照、带客人去大使馆签证的行为，但是辩解其未参与余洪彬、杜鹃等人伪造、买卖假印章、证件行为，且否认自己有在招揽客户时告知客户可以帮忙伪造材料等关键事实。综上，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三人虽对各自的犯罪事实做了部分供述，但对各自关键犯罪事实均未如实供述，均不能认定具有坦白情节。因此，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七、关于被告人杜鹃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杜鹃构成自首和立功的辩护意见。经查，1.本案中，办案民警根据余洪彬的供述将涉嫌犯罪的杜鹃传唤到派出所后，对杜鹃依法进行了讯问，但是杜鹃在公安民警对其所作的第1、2份讯问笔录里，均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故不能认定杜鹃具有自首情节；2.被告人杜鹃虽有举报张海珍有做假证和假章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张海珍系共同犯罪中的同案人员，按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检举举报同案人员所犯的与自己有关的犯罪行为，不构成立功，因此，杜鹃举报张海珍涉嫌本案共同犯罪事实的行为，不属于立功行为。综上，被告人杜鹃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在对杜鹃量刑时可以考虑酌情从轻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伪造证件、印章及其它材料等方式为主要手段，为他人代办出国签证，在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中，合伙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情节严重，合伙伪造公司、企业印章，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且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张海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张海珍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依法减轻处罚，对张海珍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余洪彬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余洪彬、杜鹃、张海珍均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洪彬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2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即缴纳）； 二、被告人杜鹃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0月21日起至2023年7月2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即缴纳）； 三、被告人张海珍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2月18日起至2022年9月11日止（已扣除先行羁押的36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即缴纳]； 四、扣押在案的假证件、假印章、伪造签证材料以及打印机、打印件配件、老人手机25部、台式机电脑及显示器、一体机电脑、光敏印章机及金印光敏垫、制作证件、公章流程图、U盘等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熊秀丽 审 判 员  李晓伟 人民陪审员  张美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叶圣洁 代书 记员  叶贤仕 ?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