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7257号 原告：袁学伟，男，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纪快，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向阳，男，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林红梅，女，1983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龙游县。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毕，浙江四海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学伟与被告徐向阳、林红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徐向阳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于2020年2月28日依法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嗣后，本院经调查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同年11月11日组织双方进行对账，于同年12月1日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并于同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学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纪快，被告徐向阳、林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毕及被告徐向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学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徐向阳支付货款565202元；2.被告徐向阳赔偿逾期付款损失36356.60元（以565202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日起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6.225%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2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林红梅对上述1、2项债务承担共同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徐向阳支付货款605440.21元；2.被告徐向阳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605440.21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4日起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6.225%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林红梅对上述1、2项债务承担共同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提交说明，将前述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逾期损失的计算方式调整为：以605440.21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6月，被告徐向阳因承包杭州市万科玉泉工地、留下工地、荣安翡翠半岛工地、温州工地、滨江柳岸晓风工地、下沙奥特莱斯工地等建设项目，多次当面或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原告采购各样式的石材。除2019年滨江柳岸晓风工地、下沙奥特莱斯工地的货款外，上述其他各工地采购的石材的货款合计1808535.70元，运费合计116940元，税金40000元；已付货款合计1214905.49元，运费合计105130元，税金40000元，仍欠593630.21元，运费11810元，合计欠款605440.21元。滨江工地与下沙工地合计金额石材款125947.40元与运费5450元，合计金额为131397.40元，被告支付130790元，仍欠607.40元。加上滨江下沙工地，合计欠款为606047.61元。该总欠款中，超出605440.21元的部分，原告放弃追讨。被告支付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拒不支付。因被告林红梅与被告徐向阳系夫妻关系，并共同从事石材经营，且二人系共同向原告采购石材，应当对支付欠款承担共同责任。 被告徐向阳、林红梅辩称，1.袁学伟与徐向阳有长期的石材买卖关系，截止袁学伟起诉时，袁学伟向徐向阳供应石材的货款为1696616.51元，袁学伟共收到徐向阳款项（包含代垫运费）为1495576.69元，徐向阳尚欠袁学伟货款201039.82元。根据袁学伟与徐向阳提交法庭的证据可以看出，袁学伟与徐向阳之间有长期的石材买卖关系，袁学伟自2016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8日止通过物流公司等向徐向阳发送石材。其中2016年提供石材的货款为105890元；2017年玉泉一期石材款为746134.91元；2017年崇贤荣安翡翠半岛石材款为404207.40元，2017年和家园石材款为78695元；2018年玉泉二期（无送货单）石材款为28054.80元；2018年温州（无送货单、双方未结算）铺地石材款为185116元，立面石材款为18607元；2019年柳岸晓风项目（含程晓东货款，部分无送货单）石材款为129179.40元，2019年下沙项目石材款为732元；以上合计货款为1696616.51元。截止2019年8月27日，袁学伟（包括浙江石材市场尹利红石材经营部）共收到徐向阳、林红梅、浙江誉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全公司）支付的款项（包含徐向阳代付垫的运费）共计1495576.69元。因此，徐向阳尚欠袁学伟石材款201039.82元。2.袁学伟与徐向阳之间存在多次购销石材的事实，采用的是滚动交易的方式，且付款金额与货单并非一一对应。袁学伟与徐向阳没有签订书面石材买卖合同，袁学伟采取滚动发货，徐向阳则采取滚动付款，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多次购销石材的事实，且付款金额与货单并非一一对应的情况，特别是2018年的温州工地，由于徐向阳欠袁学伟前期的石材款，又涉及到案外人誉全公司代为付款的原因，袁学伟主张收到的货款与订单对应，但未能提供徐向阳确认收货的货单，亦无货运公司将石材交付给徐向阳的相关证据，故徐向阳按照温州工地的实际用量计算袁学伟的货款并无不当，并且，就整体而言，袁学伟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徐向阳提供了价值1808535.70元石材的充分证据，故其向法院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3.袁学伟主张的已经向徐向阳各工地提供石材的货款合计1808535.70元，但并未提供徐向阳确认收货的送货单据；其主张的运费116940元及税金40000元，根据相关证据显示，此两项目费用应由袁学伟承担；因此，其诉请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1）袁学伟与徐向阳未对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袁学伟提供的石材进行结算，根据徐向阳提交法庭的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投标书工程量清单及施工范围，可以证明袁学伟提供的石材施工面积为1135.68平方米的事实，合计石材款为203723元。根据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5月12日的微信聊天截屏显示，徐向阳对袁学伟说：“货单随车走，现场要有人签字，没字的不予结算，特此说明”，袁学伟对徐向阳说：“好的”。但是袁学伟至今未能提供温州工地徐向阳确认收货的发货单，亦无货运公司将石材交付给徐向阳的相关证据，故徐向阳按照温州工地的实际用量计算袁学伟的石材款并无不当，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2）袁学伟除温州工地的石材款为1492893.51元。其中2016年向徐向阳供应石材的货款为105890元；2017年玉泉一期石材款为746134.91元；2017年和家园石材款为78695元；2018年玉泉二期（无送货单）石材款为28054.80元；2019年柳岸晓风项目石材款为129179.40元；2019年下沙项目石材款为732元。（3）袁学伟诉称的运费问题，根据袁学伟与徐向阳之间的约定，袁学伟提供的石材是包送货的，只是袁学伟要求徐向阳先行垫付，根据袁学伟2017年12月19日发给徐向阳的对账单可以看出，运费在备注栏标注“徐向阳付款”，在剩余货款栏则是扣除了运费的，因此，袁学伟诉状中陈述的运费与双方约定不符，与袁学伟2017年12月19日发给徐向阳的对账单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袁学伟诉状所陈述的与客观事实不符。（4）袁学伟与徐向阳之间未对税款作出约定。根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出具发票义务的发生依据为法律规定。对袁学伟来说，在货物交易的过程中，开具发票是出卖方的一项义务。因此，请法庭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4.袁学伟向徐向阳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的起止时间错误，由于袁学伟与徐向阳对有争议的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石材供货数量尚未结算，因此，袁学伟向徐向阳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袁学伟未与徐向阳订立过买卖合同，也未对付款方式作出约定，袁学伟也没有向徐向阳催过款，徐向阳也不欠袁学伟的货款，即使袁学伟有权向徐向阳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那也只能从袁学伟向徐向阳主张货款时开始计算。由于袁学伟与徐向阳对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石材供货数量尚未结算，因此，袁学伟向徐向阳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5.林红梅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袁学伟供货的施工项目是徐向阳向誉全公司承包的，林红梅虽然与徐向阳是夫妻关系，林红梅只是根据徐向阳的指令向袁学伟支付货款，并没有共同从事石材经营，也没有共同向袁学伟采购石材，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袁学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徐向阳，因此，林红梅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袁学伟主张林红梅对徐向阳欠付的货款与逾期付款损失承担共同责任的事实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条等有关规定，徐向阳与袁学伟对支付货款没有做出约定，故徐向阳已经支付袁学伟本案所涉的没有争议部分的全部货款。综上所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袁学伟起诉徐向阳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原告袁学伟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6年良渚留下工地送货单7份、2017年留下、万科玉泉工地送货单37份、2017年荣安翡翠半岛工地送货单18份，证明被告因承包杭州市万科玉泉工地、留下工地、荣安翡翠半岛工地良渚工地等建设项目向原告采购石材，石材总价款为1370873元，案涉石材运费为112960元。 2.袁学伟与徐向阳2016年12月2日-2018年12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徐向阳已支付运费101150元，仍欠运费11810元，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采购石材，林红梅实际参与本案的交易，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 3.袁学伟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20171231，20180101-20181231）1份，证明被告已付货款800041元，仍欠货款570493元；林红梅实际参与本案的交易，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 4.《杭州仓央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章程》1份，证明林红梅与徐向阳共同从事石材经营。 5.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5月11日-2018年5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3日发货清单、2018年5月8日发货清单1组，证明2018年5月14日被告转账的108640.86元是用于支付2018年5月3日和2018年5月8日的货款。 6.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16日发货清单1组，证明2018年5月17日被告转账的57775.23元是用于支付2018年5月16日的货款。 7.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5月20日-2018年5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1日发货清单1组，证明2018年5月24日被告转账的37530.90元是用于支付2018年5月21日的货款。 8.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6月8日-2018年6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发货清单1组，证明2018年6月10日被告支付的79648元是用于支付2018年6月10日的货款，2018年6月19日被告支付的101269.50元是用于支付2018年6月15日的货款，被告温州工地项目当日货款未结清，仍欠原告25082.40元。 9.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8月3日、2018年10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8月3日发货清单1组，证明被告2018年8月3日采购的用于温州工地的贵妃红石材，货款28054.84元仍未支付。 10.袁学伟与徐向阳2016年11月15日、2018年5月12日、2018年9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9月27日发票1组，证明2018年9月27日被告支付的30000元是用于支付发票税款，被告当日欠原告税款10000元。 11.袁学伟与徐向阳2019年3月20日-2019年3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3月20日与2019年3月26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9年3月17日-2019年3月27日送货单1组，证明被告2019年3月20日、3月26日支付40000元、20000元，是用于支付滨江柳岸晓风工地和下沙工地，因采购石材产生的56476元石材款和3800元运费。 12.袁学伟与徐向阳2016年12月7日-2016年12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0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2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2016年12月10日杭印路与通益路石材交易真实性；货款不含运费，交易的运费由徐向阳承担；2017年10月22日“蓝眼睛”石材交易的真实性；2017年10月19日“芝麻黑”石材交易的真实性。 13.袁学伟与程晓东2019年4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货清单、袁学伟与徐向阳2019年4月9日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3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被告2019年4月17日转账的45376.30元是用于支付2019年3月14日、2019年4月9日向原告采购的合计45381.79148元的滨江柳岸晓风工地石材的货款。 14.徐向阳与程晓东2019年5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1组，证明2019年5月16日被告转账的12462元用于支付2019年5月滨江柳岸晓风工地的石材款。 15.徐向阳与程晓东2019年6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2019年6月6日被告转账的5600元是用于支付2019年6月6日的滨江柳岸晓风工地的石材款。 16.徐向阳与程晓东2019年8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2019年8月27日被告转账的7351.60元是用于支付2019年8月26日的滨江柳岸晓风工地的石材款。 17.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6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发货清单、2018年6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2018年6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实际是告知被告6月15日增加部分的石材发货清单，而非被告主张的原告未发货清单。 18.袁学伟与徐向阳2018年4月30日-2018年6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被告向原告采购用于温州工地的石材数量；温州工地因被告返工，实施了二次铺装。 19.袁学伟与徐向阳通话记录1组，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14日向徐向阳催讨2017年交易产生的欠款，于2019年8月24日向徐向阳催讨剩余五六十万的欠款。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审核后认定如下：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石材运费是徐向阳帮袁学伟预先垫付，袁学伟在结算货款时将徐向阳预先垫付的运费充抵货款；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称徐向阳在微信聊天中明确告知“没字的不予结算”，可见双方之间的石材买卖与结算是有明确约定的，并不是袁学伟所称的在微信聊天中发了发货单就代表已经交货，发货单要经过徐向阳这一方的签字，且本案的石材是用于施工工地，并不是市场上转卖，林红梅也没有参与施工，袁学伟认为林红梅支付过石材款，进而将林红梅列为被告，完全是无稽之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杭州仓央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与本案的石材买卖无关，案涉工程系徐向阳的个人行为，与杭州仓央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无关；鉴于袁学伟确认案涉货物并非杭州仓央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向其购买，系徐向阳个人向其购买，故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至8，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称徐向阳与袁学伟之间的石材买卖是长期连续性的，双方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关系，袁学伟不定期连续向徐向阳交付货物，徐向阳预付或不定期支付部分货款，且徐向阳没有及时、完全收到袁学伟的石材，袁学伟至今也没有向法院提交徐向阳收到其该组发货清单中交付的石材的证据，发货清单不能作为认定袁学伟交付石材的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经双方确认，该批“贵妃红”石材系送往杭州万科玉泉二期景观绿化工程，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0，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作为石材经营者，开发票是法定义务，微信聊天中说的是多开发票要支付税款，由于袁学伟在本案中所开的发票没有超过交易额，因此，袁学伟提出的30000元是用于支付发票税款的主张是不成立的；结合双方微信聊天的上下文，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同时对2018年9月27日的30000元系用于支付发票税费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11、12，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3至16，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7、18，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徐向阳、林红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送货单据1组，证明袁学伟（程晓东）向徐向阳提供石材的事实。 2.微信聊天记录1组、银行流水及业务回单1组、《付款情况说明》1份，证明徐向阳本人、林红梅及誉全公司支付袁学伟（尹利红）石材款的事实。 3.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投标书工程量及图纸1组。证明袁学伟提供的石材施工面积为1135.68平方米的事实。 4.袁学伟与徐向阳对温州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的石材商谈价格以及询价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徐向阳与袁学伟商谈桃花岛示范区景观工程的石材价格：“芝麻灰”（5CM）价格为140/平方米、“芝麻黑”（5CM）价格为170/平方米、“山西黑”（“中国黑”）（5CM）价格为280/平方米的事实。 5.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袁学伟缺货严重没有按照徐向阳要求发货以及双方对石材结算的说明等事实。 6.《情况说明》1份，证明被告徐向阳施工的温州项目没有返工情况。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审核后认定如下：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银行流水及业务回单，原告对被告主张的已付款项的数额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款项用途，认为其中部分款项不是石材款，而是运费，运费应由被告承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聊天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付款情况说明》，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誉全公司不是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无权指定支付款项的用途；鉴于徐向阳自认与誉全公司系承包关系，案涉工程项目均系从誉全公司转包，故徐向阳以哪个项目的名义向誉全公司申请用款，与原告无关，故本院认为原告的异议成立，仅对誉全公司向浙江石材市场尹利红石材经营部及原告的付款时间及金额予以确认。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不是承揽关系，被告如何施工，与原告无关，原告并不清楚被告在温州有几个工地，无法确认被告与发包人之间有没有变更工程量，且投标书来源不明，从内容上无法确认其性质及制作时间；本院认为原告的异议成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所加盖的是工程技术专用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形式不合法，无法证明原告提供的石材系在桃花岛T01-06B工地使用；本院认为原告的异议成立，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6年起，徐向阳就其向案外人誉全公司承包的景观工程项目向袁学伟采购石材，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 案涉景观工程项目包括2016年的杭州万科竹径云山一期低密区景观绿化工程、2016年的杭州九龙仓通益路公园、2016年底至2017年的杭州万科玉泉一期景观绿化工程、2017年的杭州振兴B83#地块景观绿化及边坡覆绿工程、2017年的荣安翡翠半岛示范区景观工程工地、2017年的杭州万科西庐二期景观工程、2018年的温州“金地”项目（双方对项目名称存有争议）、2018年的杭州万科玉泉二期景观绿化工程、2019年的绿城柳岸晓风2标景观工程、2019年的都会钱塘东区景观工程。 因徐向阳未足额履行付款义务，袁学伟于2019年12月13日以徐向阳拖欠其2016年11月至2017年11月的石材款558932元、运费6270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称徐向阳于上述期间向原告采购石材货款合计1370873元、运费合计101820元，仅支付货款811941元、运费95550元。诉讼过程中，因徐向阳称2018年温州“金地”项目双方尚未结算，其使用温州“金地”项目的发货清单向誉全公司申请的项目资金系用于支付2016年、2017年拖欠袁学伟的货款，并非对应温州“金地”项目的石材款。故袁学伟于2020年6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将2016年11月至2019年6月双方之间产生的货款、运费、税金全部计入，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认。本案中，袁学伟与徐向阳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徐向阳对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拖欠袁学伟货款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徐向阳对袁学伟主张的金额存有异议，但袁学伟于2019年8月24日向其催讨主张“五六十万”时，徐向阳并未就该金额提出异议，仅表示“安排不了”，故其关于截至袁学伟起诉时尚欠货款金额为201039.82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欠款金额，本院结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对账情况等，审核后认定如下： （一）关于2016年的应付款。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3日，袁学伟通过微信将《徐总石材对帐单》拍照发给徐向阳，该对账单显示：2016年11月20日至2016年12月25日，共发7车，货款、运费总款为112863.59元。后徐向阳于2017年1月24日支付32114元、1月26日支付38729元、29198元（以上3笔合计100041元）。2018年2月10日，袁学伟通过微信告知徐向阳，称“2016年还欠12792元”，并在前述《徐总石材对帐单》上手写已付的3笔款项及合计数100071元（此处为计算错误，合计数应为100041元，但112863.59元-100071元=12792.59元，与袁学伟所称“2016年还欠12792元”相符）后重新拍照发送，同时告知徐向阳“减去你付的运费和付给我的钱，一共还欠851822元”。 袁学伟在本案中主张的涉及2016年的货款合计110801元、运费合计2060元，以上合计112861元。经对账，徐向阳对其中2016年12月18日的两笔货款金额有异议（合计40135元），经协商，袁学伟同意按照徐向阳主张的两笔款项合计33506元计算。关于2016年的运费，袁学伟在其2017年1月23日发给徐向阳的对账单中载明货款、运费总款为112863.59元，徐向阳收到后未提出异议，袁学伟后续向徐向阳催讨的金额也包含运费，故本院认定2016年产生的运费应由徐向阳承担。综上，本院认定徐向阳2016年的应付款为106232元。 （二）关于2017年的应付款。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7日，袁学伟应徐向阳的要求将2017年的送货单拍照后逐一通过微信发送，同时发送两份对账单的电子表格。根据两份对账单，2016年未付款为12792元，2017年未付款为1139030.315元（已扣减徐向阳2017年代付运费95550元），徐向阳2017年付款6笔合计300000元（分别为8月15日50000元、9月15日150000元、9月28日10000元、10月13日50000元、10月20日20000元、10月24日20000元），总计未付款为851822.315元（该金额去零后，与2018年2月10日袁学伟告知徐向阳的欠款金额一致）。 袁学伟在本案中主张的涉及2017年的货款合计1259733.04元、运费合计110900元。经对账，徐向阳对其中2017年9月21日金额为29288.90元的货款有异议，袁学伟自认在其2018年10月17日发给徐向阳的对账单中遗漏了该笔货款，鉴于该批货物的发货清单上有验货人何茂刚签字，徐向阳亦确认已收到该批货物，故本院对该笔货款予以确认。结合对账情况，本院审核后认定货款金额合计1259733.04元、运费合计105350元（其中徐向阳支付运费101500元）。双方对于运费负担存有争议，袁学伟制作并于2018年10月17日发给徐向阳的对账单上将徐向阳代付运费在总额中扣除，袁学伟对此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且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就运费的负担做出过约定，袁学伟同意将徐向阳支付的运费作为徐向阳的付款扣除。袁学伟未在对账单上扣除“短途运费”，结合双方2016年的交易习惯，从公平角度考虑，本院酌情认定其余运费应由徐向阳承担。综上，徐向阳2017年的应付款为1263583.04元。 （三）关于2018年的应付款。 1.温州“金地”项目。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起，袁学伟与徐向阳通过微信就温州“金地”项目石材采购事宜进行沟通。4月30日，徐向阳通过林红梅账户向袁学伟转账20000元，备注为“金地温州花岗岩订金”。同日，袁学伟通过微信告知徐向阳，称“打过来的订金芝麻黑跟芝麻灰一家分了一万，已经开始加工了”。此后，袁学伟与徐向阳通过微信、电话就石材种类、数量、型号、发货等事宜进行多次沟通，至6月8日，袁学伟陆续通过微信向徐向阳发送《发货清单》的电子表格7份，分别为发货日期为5月3日的总货款34728.39552元、5月8日的总货款41151.3564元、5月8日的总货款32761.10992元（取小数点后两位，以上3份合计金额108640.86元）、5月16日的总货款34531.394元、5月16日的总货款23243.841元（取小数点后两位，以上2份合计金额57775.23元）、5月21日的总货款37530.93792元、6月8日的总货款180917.47元。徐向阳通过誉全公司、林红梅账户陆续向袁学伟或其指定的浙江石材市场尹利红石材经营部付款，其中5月14日支付108640.86元、5月17日支付57775.23元、5月24日支付37530.90元、6月10日支付79648元、6月19日支付101269.50元（以上两次合计支付180917.50元）。6月15日，徐向阳微信告知袁学伟称：“我是按上次的单子报上去批的”、“这次增加的，今天打不了你”、“1万多吧”，原告回复：“那我在打个单子”、“是的”。后袁学伟就新增部分重新制作电子表格1份，总货款为21019.9507元，并于6月22日通过微信发给徐向阳。 2018年10月17日，袁学伟通过微信向徐向阳发送2018年8月3日“贵妃红”石材的《发货清单》电子表格（总货款为28054.842元，并注明以上价格不含运费不含税），并称“这个是今年的贵妃红”、“去年的（送货单）都发给你了”、“今年的就这一张，别的都结了”。 徐向阳辩称双方石材买卖的付款金额与货单并非一一对应，其使用温州“金地”项目的发货清单向誉全公司申请的项目资金系用于支付2016年、2017年拖欠原告的货款，并非对应温州“金地”项目的石材款。对此本院认为，就温州“金地”项目，除2018年6月22日袁学伟就新增部分制作的发货清单外，誉全公司、林红梅向袁学伟方付款的时间、金额与袁学伟发给徐向阳的发货清单能够对应，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袁学伟关于温州“金地”项目是“发一次货付一次钱，他不给钱，我不发货”的陈述属实，也与其2018年10月17日告知徐向阳的“今年的就这一张，别的都结了”相印证，故本院认定2018年4月30日的订金20000元、5月14日的108640.86元、5月17日的57775.23元、5月24日的37530.90元、6月10日的79648元、6月19日的101269.50元（以上合计404864.49元）均系用于支付温州“金地”项目产生的货款。徐向阳自认与誉全公司系承包关系，案涉工程项目均系从誉全公司转包，故徐向阳以哪个项目的名义向誉全公司申请用款，系徐向阳与誉全公司的内部结算，与袁学伟无关。徐向阳辩称袁学伟未按照约定发货，双方尚未就温州“金地”项目产生的货款进行结算，并根据现场测量、电子版图纸以及标书自行对温州“金地”项目的石材款进行核算得出货款金额203723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袁学伟制作并发送给徐向阳的发货清单的金额合计406004.4505元，徐向阳已支付404864.49元，不足部分，袁学伟自愿放弃，本院予以尊重。 2.杭州万科玉泉二期景观绿化工程。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3日，袁学伟向徐向阳承包的杭州万科玉泉二期景观绿化工程供应名为“贵妃红”的石材，通过微信向徐向阳发送《发货清单》电子版（总货款为28054.842元，并注明以上价格不含运费不含税），并告知司机电话、“15.36吨”、“260一吨”。8月10日，誉全公司支付浙江石材市场尹利红石材经营部3980.60元，誉全公司在其《付款情况说明》中明确该款项为石材运费。 袁学伟在本案中主张该笔货款为28054.80元，经对账，徐向阳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运费，《发货清单》已备注以上价格不含运费不含税，故应由徐向阳负担，且已实际支付，故不再计入当年的应付款。 综上，徐向阳2018年的应付款为28054.80元。 （四）关于2019年的应付款。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7日、3月20日、3月21日、3月22日、3月27日、4月16日、5月19日、6月6日、8月26日，袁学伟向徐向阳承包的绿城柳岸晓风2标景观工程供货；3月22日，袁学伟向徐向阳承包的都会钱塘东区景观工程供货。徐向阳通过誉全公司于3月30日支付40000元、3月26日支付20000元、4月17日支付45376.30元、5月16日支付12462元、6月6日支付5600.60元、7351.70元，以上合计130790.60元。 袁学伟在本案中主张的涉及2019年的货款加运费合计131397.40元。经双方对账，徐向阳仅对其中3月26日的金额10300元（含运费600元）有异议，经协商，袁学伟同意该笔按照徐向阳主张的9417.20元（含运费600元）计算，故2019年徐向阳应支付货款加运费合计130514.60元。期间，徐向阳付款金额、时间与袁学伟所称“先预付货款，我再发货”相印证，故本院认定徐向阳已支付的130790.60元系用于支付2019年产生的货款及运费。经核算，徐向阳超额支付276元（130790.60元-130514.60元）。 （五）关于发票税费。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2日，徐向阳通过微信询问袁学伟“发票能开多少”，袁学伟回复“四个点”、“这个不含税的”。7月30日，徐向阳将誉全公司开票信息发给袁学伟。8月22日，袁学伟发微信语音称自己借钱给徐向阳开票，要求徐向阳尽快付款。9月27日，徐向阳通过林红梅账户向袁学伟转账支付30000元，并在14时08分将交易明细截图发给袁学伟，袁学伟回复称“你应该打四万”，后于16时08分将两张金额分别为500000元、开票日期为2018年9月27日、销售方为“浙江石材市场尹利红石材经营部”、购货方为“浙江誉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的《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拍照发给徐向阳。 袁学伟在本案中主张的开发票产生的税费40000元。结合双方微信聊天的上下文，本院认定2018年9月27日徐向阳支付的30000元系用于支付发票税费。就不足的10000元，袁学伟自愿放弃，本院予以尊重。 除2017年运费101500元、2018年温州“金地”项目对应付款404864.49元、2018年杭州万科玉泉二期景观绿化工程运费3980.60元、2019年绿城柳岸晓风2标景观工程及都会钱塘东区景观工程对应付款130790.60元外，徐向阳其余付款合计820041元。综上所述，根据本院认定的应付款金额，结合徐向阳的付款情况，徐向阳还应支付袁学伟476052.84元（2016年的应付款106232元+2017年应付款1263583.04元+2018年的应付款28054.80元-2017年运费101500元-其余付款合计820041元-2019年超额付款276元）。袁学伟诉请超出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袁学伟曾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向徐向阳催款，故其主张自2019年8月27日起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应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另，袁学伟以林红梅与徐向阳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向其采购石材等为由，主张林红梅与徐向阳承担共同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袁学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确认案涉货物系徐向阳个人向其购买，林红梅从未就案涉石材采购事宜与其联系，故其主张林红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向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袁学伟欠款476052.84元； 二、被告徐向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袁学伟逾期付款损失[以欠付款项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8月2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袁学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54元，由原告袁学伟负担2106元，被告徐向阳负担7748元。 原告袁学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徐向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颖 人民陪审员  汤振英 人民陪审员  陆琳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邵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