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82民初412号 原告：宁波金玉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崇寿镇崇寿东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MA284LHEXK。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剧院路17号美华中心10楼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收件人：姚瑶）。 法定代表人：苗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泽康，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浩兰工艺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JNNXR。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726号华敏翰尊国际广场13楼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代收人：张燕伟韩晨曦）。 法定代表人：桑霞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伟，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晨曦，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鼎董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延吉中路****用代码：91310110320881847P。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006号甲611室（收件人：丁为民）。 法定代表人：董月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为民，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宁波金玉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洋公司）诉被告上海浩兰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治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于2020年3月4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被告的申请，依法追加上海鼎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董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5月15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12月2日、2020年12月18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中第一次庭审，原告金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马海燕，被告浩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伟、韩晨曦到庭参加诉讼；第二、三、四次庭审，原告金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孙泽康，被告浩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伟、韩晨曦，第三人鼎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玉洋公司起诉称：2017年开始，被告浩兰公司陆续向原告金玉洋公司采购箱包。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制作其要求的颜色、规格和数量的产品，并依约交付；业务开展过程中，原告也依约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给被告。截止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765026元未支付。原、被告签署的合同中明确记载：“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均严格执行，如无特殊变化，不得变更；如一方违约，应支付对方30%合同价款违约金”。被告拒不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违约，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违约金529508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请求判令：1.被告即时支付原告货款1765026元和违约金52950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在法庭调查终结前，原告认为被告浩兰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为此，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浩兰公司和第三人鼎董公司共同支付原告货款1725026元。 被告浩兰公司辩称：首先，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同意，不予认可；被告和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更无权向被告主张支付违约金。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未和原告签订本案系争合同。原告提交的6份《合同》中没有任何一方的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是被告和原告达成了买卖合意，在被告收到法院的诉讼文件之前，被告也没有见到过这6份《合同》；第二，被告系受第三人鼎董公司的委托为其代理出口业务。2017年1月3日，第三人鼎董公司和被告签订了《代理协议》，被告受第三人的委托为其代理出口业务。在具体代理出口业务过程中，是由第三人的股东以及时任法定代表人的丁为民和被告进行过沟通，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的微信记录、邮件也可以看出，原告一直是和丁为民在沟通涉案交易，而非和被告。因此，是第三人向被告采购产品，原告也是按照第三人的指示制作和交付产品；第三，被告收取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和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被告在收到外汇款后，收取第三人指定工厂即本案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按第三人的指示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履行《代理协议》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和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出口业务中，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出口退税、抵扣的依据，被告作为出口代理商，收取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因代理第三人出口货物退税需要。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法律允许合同向当事人以外第三人履行以及由第三人履行，该履行行为并不改变合同双方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被告基于与第三人的代理出口关系，是按照第三人的要求向代理出口关系以外的原告付款，符合向第三人给付的情形。综上，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以及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被告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不同意，不予认可。原告主张“被告浩兰公司和丁为民所在的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浩兰公司和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是代理出口关系，二者签订的《代理协议》明确划分了两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经营的合意；第二，被告浩兰公司和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不存在共同利益。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无论是否办理退税，被告都只是以收到的外汇款为基数收取1.5%的代理费，不存在从税款抵扣中获取利益的情形；第三，原告金玉洋公司和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两者是出口退税抵扣利益的实际获益者；第四，原告明知被告是出口代理商，且在被告收到外汇款并扣除代理费后才需支付款项。 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关于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鼎董公司辩称：其不认可原告的诉讼主张，是其委托被告代理产品出口业务，被告是根据其的指示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向原告付款，被告和原告不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原告金玉洋公司为证明其的诉称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A1.编号为H612DDC16F072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2.编号为H612DDC16F096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3.编号为H612DDC16F0100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4.编号为H612DDC16F091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5.编号为H612DDC16F098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6.编号为H612DDC16F084买卖合同、装箱单、发票、微信记录、邮件一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并且原告依约交货开票的事实； A7.催款及付款记录一组，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款以后被告支付货款的事实； A8.对账邮件、微信对账记录、自制账单一组，拟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765026元的事实； A9.授权书、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买卖业务，被告公司的员工丁为民一直表示代表被告，并且出示了被告公司的授权书的事实。 被告浩兰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B1.《代理协议》一份，拟证明如下事实：1.2017年1月3日，第三人鼎董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代理协议》；2.《代理协议》约定，第三人授权被告代理其业务出口商品，商品主要为箱包、宠物包袋等产品，出口事宜由被告具体操作；3.《代理协议》第（一）条约定，第三人义务：（1）负责出口商品货源的组织，包括向工厂布置生产、质量检查，在规定交货期内交货；（2）对所交商品的品质负责；（3）负责商品包装的牢固和安全性；（4）及时向被告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确保第三人鼎董公司指定公司知晓第三人和被告系委托代理出口关系；（5）承担被告商品出口所需的一切费用；（6）被告不承担垫付资金，第三人通知国外客户将外汇以T/T形式汇入被告外汇账户；（7）第三人指定的货代公司及时将正本提单以及核销单退单转回被告，以便被告的退税进程顺利实施；4.《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被告义务：（1）根据第三人鼎董公司提供的信息，负责出口发票等一系列出口单证的缮制工作；负责办理出口商品的出运及报关事宜，填报外汇核销单及有关结汇单证；（2）收到T/T外汇款后，扣除代理费（1.5%）并收到第三人指定工厂开具之增值税发票后支付第三人指定工厂；5.《代理协议》第（三）条约定，如外商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延迟履行相关义务，被告并不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6.《代理协议》第（五）条约定，凡第三人自行与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与工厂签订的收购合同、业务备忘协议等，由第三人鼎董公司自行处理并自行承担责任，与被告无涉； B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鼎董公司）一份，拟证明如下事实：1.2014年11月13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丁为民系第三人鼎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2.原告应当知道丁为民的身份； B3.《代理协议》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嘉兴殴纳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殴纳达公司）和（金玉洋公司）共两份，拟证明殴纳达公司签署了《代理协议》，殴纳达公司和原告明知被告为出口代理商，且明知被告在收到外商的外汇款，扣除代理费之后才需支付款项的事实； B4.行内外币结汇业务（客户入账回单）、（2020）沪徐证经字第12883号公证书、结算业务申请书，拟证明如下事实：1.以原告和第三人已结清的两笔交易为例：（1）被告在收到外汇后，在收到原告根据第三人的要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照第三人的指示向原告支付货款；（2）原告和第三人通过出口退税共同获得抵扣利益，即原告和第三人通过出口退税获得更多的利润；（3）按照第三人制作的《成本核算表》，被告将包干费支付给货代公司，以收取的外汇款为基数收取代理费；2.关于系争交易，被告于2020年1月15日按照第三人的指示向原告支付了系争货款40000元；3.被告上述行为是履行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代理协议》的行为。 第三人鼎董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C1.微信聊天记录四份，拟证明原、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流程和惯例，以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业务关系的事实； C2.微信聊天记录十份、名片一张，拟证明原告继承了殴纳达公司的业务，原告知晓被告系出口代理商的事实； C3.微信聊天记录二份、名片一张、名片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和原、被告之间关于出口代理的业务流程，及原告起诉后又支付原告40000元货款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浩兰公司对原告金玉洋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1，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装箱单显示的件数、包装等与合同上的约定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2，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而且合同中约定的预生产的时间早于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因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装箱单系复印件，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3，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装箱单系复印件，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4，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装箱单显示的件数、包装等与合同上的约定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5，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装箱单显示的件数、包装等与合同上的约定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6，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买卖业务达成合意；对装箱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一张装箱单系复印件，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对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聊天，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接收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7，其对催款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催款，其对相关情况不知情；对收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向原告付款，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8，其对对账的聊天记录、对账单等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相关聊天，其对相关情况不知情；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9，其对对账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参与相关聊天，其对相关情况不知情；授权书系丁为民提供给原告，不能证明丁为民系被告公司的员工，更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第三人鼎董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A1至A6中的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相关合同并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确认，只是“要物清单”，而非正式的合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相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A8中的对账单的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只是初步看过，并非最终对账；对于证据A9的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其根据原告的要求而提供授权书，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 原告金玉洋公司对被告浩兰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B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方不知晓该份协议，而且该份协议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B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并不必然知晓丁为民的身份；对证据B2，原告对《代理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与殴纳达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无法核实殴纳达公司盖章的真实性、合法性，且该协议系被告与案外人所签，与原告主张的货款无关联性；对殴纳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殴纳达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工商信息与本案无关；对于被告提供的原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无异议，该份证明表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于证据B4，对于客户入账回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系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原告不清楚；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成本核算表系第三人单方制作，没有证明效力；对结算业务申请书无异议。 第三人鼎董公司对被告浩兰公司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C1，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第三人阐述的交易流程是属实的，但签订合同的相对方系被告，增值税发票是开给被告，货款也是被告支付给原告，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而且第三人提供的授权书更能印证上述内容；对于证据C2，原告认可聊天记录中其中两人是周孙州和董海隆的微信，但该份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原告金玉洋公司继承了殴纳达公司的业务，在主体资格上，原告与殴纳达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家公司；对于第三人提供的名片的三性，原告均有异议；对于证据C3，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支付40000元货款的事实无异议，对其他聊天内容的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浩兰公司对第三人鼎董公司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其一，对原告提供的6份合同，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六份合同均无原、被告双方的签字、盖章确认，对其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其二，对原告提供的装箱单，其中三份系复印件，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对其余装箱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关联性，本院难以认定；其三，对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等，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其四，对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凭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浩兰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B1、B2，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B3，关于《代理协议》，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对于两份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B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对第三人鼎董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C1，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C2，对于聊天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两张名片，其中一份为复印件，本院难以认定其真实性；另一张名片，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难以认定其真实性；对于证据C3，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二，第三人和被告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并据此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原、被告之间有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应根据双方对账金额向原告支付价款；被告抗辩称涉案交易实际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与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关系。本院认为，在涉及生产厂家、中间商和代理出口商三方关系的出口贸易业务中，生产厂家和中间商签订了买卖合同，中间商和代理出口商签订了出口代理合同。按照正常的交易程序，交易主体应按照各自的合同环节履行相应的义务；但基于特定的原因，也会出现由出口代理商从其账户向生产厂家支付部分货款，接收生产厂家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抵扣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以交易主体之间签订合同的事实为基本依据，结合全案相关情节，正确认定各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被告浩兰公司与第三人鼎董公司签订委托出口协议，双方就被告为第三人代理货物出口事项设立了委托合同。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第三人自行组织货源、寻揽客户，自行与与供货商签订供销合同，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责任，被告不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此可见，被告与第三人系独立主体，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系被告为第三人代理货物出口业务，被告并未授权第三人以其名义向供货商采购货物。第三人向原告采购箱包等产品，在被告对此未作授权的情况下，即便第三人以被告名义与原告就货物的采购进行沟通，第三人的行为也系无权代理。现被告对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买卖行为不予追认，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在与第三人进行箱包买卖业务中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具有被告的代理权。第三人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和被告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关于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诉称，本院难以支持；被告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共同经营的特征，应对其主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辩称其与第三人签订了代理协议，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的特征；第三人亦认为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的情形。本院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和第三人的相关行为，反映了出口代理贸易实践中的不规范做法，模糊了中间商和出口代理商的民事地位，隐含着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被告应就其在本案涉诉交易中的相关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一，被告和原告之间虽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仍以买方名义接受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了认证手续，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具有明显的违规性，被告因违规行为获益，却不愿承受相应的民事后果，其行为不符诚实信用原则；其二，被告接受原告根据第三人的要求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退税手续，涉案买卖标的物也以被告名义出口；因此，被告和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应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向原告支付本案诉争的价款。被告及第三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1月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代理协议一份，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第三人负责出口商品货源的组织，包括向工厂布置生产、质量检查，在规定交货期内交货；对所交商品的品质负责；及时向被告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确保第三人指定公司知晓第三人和被告系委托代理出口关系；被告不承担垫付资金，第三人通知国外客户将外汇以T/T形式汇入被告外汇账户；第三人指定的货代公司及时将正本提单以及核销单退单转回被告，以便被告的退税进程顺利实施；凡第三人自行与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与工厂签订的收购合同、业务备忘协议等，由第三人鼎董公司自行处理并自行承担责任，与被告无涉；双方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素有买卖业务往来，第三人向原告购买箱包等产品，由被告代理相关产品的出口业务。在交易过程中，原告分别于2019年3月7日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分别为76540元、76540元、81810元、81810元共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开具了金额分别为102495元、102495元、102495元、102495元、72900元、72900元、66311元、 66215元、93825元、93825元共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72900元、72900元、103140元、103140元、103140元、93825元、93825元共七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亦支付了部分货款给原告。2019年12月2日，经原告与第三人对账，第三人确认尚欠原告货款1765026元。此后，被告于2020年1月15日支付原告货款40000元。余款1725026元，被告及第三人至今未支付给原告。 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之间设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金玉洋公司已提供货物给第三人鼎董公司，第三人应按约支付全部货款。现第三人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显属违约，故原告有权要求第三人支付全部货款。被告和第三人鼎董公司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二者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应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原告变更后的诉请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浩兰工艺品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鼎董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宁波金玉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货款172502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203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5325元，由被告上海浩兰工艺品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鼎董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治军 人民陪审员  厉科红 人民陪审员  祝小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