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83行初84号原告杜荣爱，女，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邹城市.委托代理人宋光健，邹城凤凰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法定代表人刘书寅，男，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孔祥泉，男，该局党委成员、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庆志，男，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刘延强，男，该局法制大队公职律师。第三人程文艳，女，198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住所地邹城市div>原告杜荣爱不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于7月17日向被告邹城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程文艳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通知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荣爱及委托代理人宋光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孔祥泉及委托代理人周庆志、刘延强，第三人程文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杜荣爱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杜荣爱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杜荣爱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20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杜荣爱诉称，2020年6月13日20时许，我儿子靳淼帝与孩子们玩耍时，被程文艳无端殴打，我正好发现，及时制止了程文艳的违法行为。随后为探明原因，我曾质问程文艳为什么殴打孩子，但并无过激行为。被告接警后处理，却认为我有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行为，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给予我行政拘留五日处罚。但是，被告没有证据证实我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这三项事实的存在，其决定没事实依据，属主观臆断，应予撤销。综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依法法撤销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古）行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杜荣爱向本院未提交证据、依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辩称，原告提出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一、案件基本情况：2020年6月13日20时许，程文艳在邹城市西门里大街经营的“荷香鸭”门头前因其儿子(冯浩瑀，3岁)与其邻居杜荣爱家的孩子(靳淼帝，5岁)玩耍时发生纠纷，程文艳对靳淼帝进行殴打；后靳淼帝的母亲杜荣爱质问并辱骂了程文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局于2020年6月28日分别对杜荣爱因侮辱他人行政拘留五日(因疫情未执行)、对程文艳因殴打他人行政拘留十日(因疫情未执行)的行政处罚。二、本案事实证据清楚，原告的行为已构成侮辱他人。2020年6月13日我局接到杜荣爱的报警后，我局古塔派出所迅速处置警情并于次日受理案件，办案人员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性文件对案件展开了调查取证，证实程文艳、杜荣爱的违法证据主要有：(一)杜爱荣询问笔录：第1次询问笔录第2页(证据复印件第22页)中间部分：“我过去以后我就问程文艳因为什么打我孩子，程文艳说靳淼帝打我三岁的孩子昊宇来，我就骂了对方两句，我骂完以后程文艳就回家了，我又追到程文艳家里问她因为什么事打我孩子，我们在他家里争吵起来了”。第3次询问笔录第2页(证据复印件第27页)中间部分：“我当时情绪比较激动，我就骂程文艳(具体内容略)之类的话***我走到程文艳的家以后还是因为打孩子的时唠叨起来，我就骂****，我又骂了一会，具体怎么骂的我记不清了，骂完以后我就回家了。***到了第二天我看着程文艳没有动静，我才去门头找的程文艳，走到以后我就骂起来了，(你****)之类的话”。第2次笔录第1页下方(证据复印件第24页)：“问：对于靳淼帝被打一事你有什么要求?答：我要求依法处理，不与对方调解协商”。通过以上笔录可以证实杜荣爱共辱骂了程文艳3次，第1次辱骂是在发现孩子被打后的现场，在路面人行道上(公共场所)实施了辱骂程文艳行为，第2次是在路面上骂完后，追到了程文艳的出租房内(私人居住场所)对程文艳实施了辱骂，第3次是在案发的次日6月14曰，杜荣爱到了程文艳经营的荷香鸭熟食店门头(公共场所)辱骂了程文艳。同时可以证实杜荣爱不同意调解处理本案。（二）程文艳询问笔录可证实：其陈述了因自己孩子的事情动手殴打了杜荣爱的儿子靳淼帝，陈述在案发现场及自己的家中遭到了杜荣爱的辱骂。(三)冯卫东(程文艳丈夫)询问笔录：证实案发现场杜荣爱辱骂了程文艳，程文艳也还口辱骂杜荣爱，后杜荣爱又跑到出租房吵闹。案发次日即6月14日，杜荣爱又到冯卫东、程文艳夫妻俩经营的门头实施了辱骂，冯卫东发现后就拨打了报警电话。以上证据可以证实：2020年6月13日19时许，程文艳的儿子冯浩瑀与杜荣爱的儿子靳淼帝发生纠纷，程文艳发现后对靳淼帝进行殴打，殴打行为被杜荣爱发现后质问原因并辱骂程文艳，在程文艳回家后又追到程文艳租住的房子处辱骂程文艳。第二天杜荣爱再次到程文艳的门头房处辱骂程文艳。程文艳的行为已经构成殴打他人，杜荣爱多次辱骂程文艳的行为已经构成侮辱他人。案件在报批处罚前，办案单位已征求了杜荣爱的意见，因其明确表示不接受协商处理，故我局对本案依法处罚处理得当，鉴于程文艳殴打了未成年人，我局对程文艳作出拘留十日的处罚得当。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出现的“诽谤、诬告陷害”，系电脑办案系统中，对同一法条对应的违法行为，办案系统自动排列所致，我局已在《行政处理审批表》中明确载明了杜荣爱的违法行为案由是“侮辱”，而不是“诽谤诬告陷害”。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裁适当。特请求邹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维持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实体方面：1、程文艳户籍信息，证明程文艳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2、程文艳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14日我局对程文艳进行了第一次询问调查。程文艳在笔录中陈述了用手殴打杜荣爱儿子靳淼帝的事实，同时陈述其与程文艳实施了互相辱骂。3、程文艳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我局已告知了程文艳在案件中的权利义务。4、程文艳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14日我局对程文艳进行了第二次询问笔录，程文艳在笔录中陈述了在案发现场，杜荣爱对程文艳实施了辱骂；在程文艳回家后，杜荣爱追到程文艳家中实施了辱骂行为。5、杜荣爱户籍信息，证明杜荣爱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6、杜荣爱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14日我局对杜荣爱进行了第一次询问调查，其在笔录中陈述看见自己孩子靳淼帝被程文艳殴打后，就走到程文艳跟前骂了程文艳几句，陈述又追到程文艳家中与程文艳发生了争吵。同时陈述没有看到靳淼帝明显的伤。7、杜荣爱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我局已告知杜荣爱在案件中的权利义务。8、杜荣爱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14日我局对杜荣爱进行了第二次询问调查。其在笔录中陈述要求对殴打靳淼帝一案依法处理，不与对方协商。9、杜荣爱第三次询问笔录，证明我局于2020年6月16日对杜荣爱进行了询问调查，其在笔录中陈述了在靳淼帝被殴打后，杜荣爱对程文艳实施了辱骂，后追到程文艳家中对程文艳实施了辱骂，其还陈述案发后次日又到门头辱骂了程文艳。10、冯卫东询问笔录，证明证明我局于2020年6月28日对冯卫东进行了询问调查。其陈述系程文艳的丈夫，案发现场杜荣爱辱骂了程文艳几句后，又追到出租房吵闹；陈述案发后第二天中午，杜荣爱到门头辱骂程文艳时，冯卫东拨打了报警电话。11、靳淼帝户籍信息，证明靳淼帝系未成年人，其母亲是杜荣爱。12、案发现场地点图片，证明程文艳殴打他人的地方系室外。程序方面：1、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来源、报案时间，本案的报案简要案情，证明本案公安局由古塔派出所依法受理登记。2、受案回执，证明我局依法受理案件后已向报案人杜荣爱履行了受案告知程序。3、程文艳传唤证，证明我局于受案后及时传唤程文艳到案接受调查，证明传唤程序合法。4、被传唤家属通知书，证明我局已履行了告知被传唤人程文艳家属的程序。因程文艳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无法告知家属。5、程文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对程文艳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行政处罚程序合法。6、杜荣爱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对杜荣爱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行政处罚程序合法。7、程文艳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明对程文艳殴打他人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审批程序合法。8、杜荣爱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明对杜荣爱侮辱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审批程序合法。9、程文艳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程文艳被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处罚内容、执行方式及救济途径。10、杜荣爱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杜荣爱被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处罚内容、执行方式及救济途径。第三人程文艳述称，在没卖鸭子之前，我与原告两家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关系处的还行，原告家小孩好动，我家小孩比她家小孩小三岁多，原告家小孩多次对我家小孩不打就挠，最严重的对我儿子打两个耳光，原告做为小孩监护人不管不问，任由她儿只要自家人不吃亏就行，多次警告置之不理，任由放纵。这次事发当晚8点左右，我们生意也忙，没时间看孩子。我们在屋里干活，就听到小孩大哭大叫，我跑出去一看，就发现原告的孩子手里拿着石子正往我儿子脸上捂，吓的直哭，当时我处于激动状态，随后便把她儿子拉开，随手变向原告孩子屁股拍了两下，也没拍疼，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杜荣爱看到我拍她儿子过来就破口大骂，说你打我儿子我让你做牢，(小乖乖你等着，我不把你弄服我誓不罢休，你想在这干肃静门都没有，杜荣爱原话)，随后我丈夫不想让事态往坏发展，把我骂回了家，我把孩子领回家有7分左右，原告又跑到我家大闹大骂，完走后，又在店门头两口子堵着门骂并报警，原告拿我家剁鸭子的刀朝我丈夫就要砍，我的丈夫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被及时赶到的110民警制止，(对原告拿刀威胁我，我并没有向派出所叙述，为的是不想把事情闹大)，随后接到丈夫的电话赶到门头给原告理论，原告辱骂不休，随后被110民警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还是吵闹骂人，经过派出所调解她提出要求说做个全面检查，经过派出所调解，我同意给孩子检查，但在第二天我等了原告10点半左右她没有来，原告直接去我的店门口又骂又闹，她吐我满脸都是吐沫，并拿手指挫我眼睛试图摔我手机被邻居拉开，随即我丈夫报警，去了派出所，民警问怎么不去做检查，我说，我领他们去，原告不去。民警说，你不让她带领去，你自己领着孩子去，检查的结果单拿来。(她还是不听，就说，打我的孩子，我能愿意。我让你干，***的想干肃静，小乖乖等着。这是在派出所说的)。随后我们多次找原告协调，我丈夫也去赔礼道歉!但原告不予理睬。(原告的丈夫说，这事没得商量，走法律程序，反正你打孩子了，你得蹲进去)原告说，你钱再多，我不要，走法律，等着蹲吧。第四天原告看见就骂，老是这样缠着我，让我不肃静，当天下午我便安装了监控器。监控器安装以后，就没再骂过。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接到派出所电话，去解决此事，走到一块，派出所也想私下调解开就行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能私了就私了，和原告商量，就是不行。到了下午民警同志把处罚书拿来，给我行政处罚十天，我在上面签了字。后第二天早上，我在店里门头上打扫卫生，原告又跑到我店里骂、闹，说派出所是你爹，有你爷爷在里边，你往派出所里扔钱喽，口无择拦的说派出所收了我的钱，七八天之后，原告的姐姐又去我店找我，并向我要1000元钱，我为什么拿1000元钱，你们想要的公了，得到了，私下解决多少次，你们不同意，想干吗我说出于人道，我可以给孩子买点吃的，喝的。原告的姐姐说，东西可以不买，但这1000元你得给，我说你要的太多，原告的姐姐说，给1000块钱这事算完，不给法院见，后来我又跑了趟派出所，警察说，你已经被处分完，这里有案底，公了这案子结了。综上所述，我已向原告及原告孩子表示道歉!更希望原告不要再找我的麻烦！双方能和平相处！第三人程文艳向本院提交手机录制视频8段。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被告分别对原告杜荣爱、第三人程文艳询问的录音录像。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交的实体方面的12份证据，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但对上面的签字有异议，上面签字是刘洋和张传伟签字，签字字体是一个人的，不是两个人的签字。对证据2的效力有异议，1、询问人和记录人都是一个人签字，并不是两个人；2、对程文艳的一些信息没有询问，按规定应当询问是否受过行政处罚、行政拘留等情况，这些均没有询问；对询问笔录的事实有异议，当时只是和她争辩，并没有骂她。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面的签字有异议，办案民警是刘洋和张传伟，签字是一个人，并不是两个人在办案。对证据6不认可，询问人和记录人都是一个人签字，不符合办案程序，对杜荣爱的其他信息没有进行询问，询问不全；询问笔录中杜荣爱说当时在询问时没有说骂程文艳，在记完询问笔录后直接让其签字，没有让她看内容，因为当时询问的时候杜荣爱比较激动，也没有顾得上看笔录，再加上杜荣爱的文化水平较低，认不全笔录内容，办案人员也没有给她宣读记录的内容。对证据7不认可，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对杜荣爱宣读告知书上的内容，直接让其签字，杜荣爱因为文化水平较低，也不明白上面内容的含义，当时也没有时间看上面的内容，直接就签字了。对证据8-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6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原告骂人的具体话是办案人员先提醒一遍骂人的话，然后问原告你是这样骂的吗，原告说我不记得这样骂的，我也没有这样骂过，在笔录上就把办案人员提醒的这句话给记上了，并且变成了原告承认骂人的原话，所以对这份证据不认可。对证据10，询问人和记录人都是一人签字，不符合程序；对冯卫东的其他信息没有询问，冯卫东说的事实，原告不认可，冯卫东系程文艳的丈夫，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且证据很孤立，就这么一个证人。对证据11信息的内容无异议，提取人员签名是一个人签的两个人的名。对证据12，打孩子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位置还要再往西，具体位置是左上面那个照片电线杆往西(就是带有荷香鸭的那张照片)。第三人对实体部分证据无异议。被告提交的程序方面的10份证据，原告对证据1-3、5无异议。对证据4本身无异议，但程序上办案人员的签字是一个人的。对证据6有异议，告知笔录上的字虽是我自己写的，但当时没有告知内容，直接让签字，原告并不知道这些告知的内容。对证据7有异议，承办人于2020年6月14日签字是刘洋和周启光，而在办案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周启光的名字，所以认为周启光不应该是承办人，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出现；在审批表最后承办单位意见和审核部门意见以及领导审批意见，落款时间均是2020年6月28日，认为不符合常理，不可能审核这么快，三个部门都签完。冯卫东作为最后一份询问笔录，是在2020年6月28日15：15做完的笔录，已经到了下午，然后把案件所有的材料送到上级部门审批，也就是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并且一致通过，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怀疑是先作出了处理决定，然后再补签的审批表。对证据8的质证意见同证据7。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程序有异议，对杜荣爱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异议，事实上我们认为事实不清，没有证据证明杜荣爱有违法行为，整个办案程序上存在违规行为，并且处罚决定书作为法律文书，应当十分严肃，从处罚决定书来看，证人证言前面都是空格，都没有标明是谁的证人证言，我们在起诉状所说的诽谤、诬告均不是事实，把不存在的违法行为也写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处理的不严谨，被告说是电脑自动排出的，这个不能成为制作处罚决定书不严格的理由，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些内容去掉，我们对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侮辱是不存在的，诽谤、诬告陷害是无端添加的，原告拒绝签字，办案人员刘洋和张传伟在送达说明当中，两个人是一个人签字，不符合程序，并且办案民警刘洋和张传伟也与审批表中刘洋和周启光不一致，这个不一致表现在整个的办案过程中。第三人对被告程序部分的10份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提交的8段视频，原告不认可：1、该视频材料监控器显示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第三人也认可是在事件处理完毕后，才安装的监控器，该资料与本案已无关联；2、其他内容中，有图像的无声音，有声音的无图像，无法证明具体时间，无法证实是针对第三人进行的辱骂，达不到视频证明的目的。3、从图像中可看出，原告在场时，确无其他人在场围观，仅有原告一人，不存在公然侮辱行为，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被告对该视频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第三人程文艳提交的视频可证实原告杜荣爱站在第三人经营的荷香鸭商店门外边的路沿石上实施了辱骂行为，辱骂时间处于白天，且有人员车辆在路沿石下边的道路通行。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实体方面的12份证据和程序方面的10份证据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原告杜荣爱对部分证据提出了异议，但无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第三人程文艳提交的8段视频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杜荣爱系邹城市西门里大街文庙街居民，在西门里大街经营“烤鸭”店一间，与第三人程文艳经营的“荷香鸭”门店隔马路相对。2020年6月13日20时许，杜荣爱之子靳淼帝（5岁）与程文艳之子冯浩瑀（3岁）在程文艳经营的“荷香鸭”门头前玩耍时，程文艳看到靳淼帝往其子脸上捂东西，就过去拉开并在靳淼帝屁股上打了两巴掌，原告杜荣爱看到第三人程文艳打其子靳淼帝，就到程文艳经营的门店前质问程文艳为什么殴打孩子并对程文艳进行辱骂。后程文艳带孩子到租住的地方，杜荣爱则追随程文艳至租住地继续同其争吵，后原告杜荣爱的丈夫报警，称其儿子靳淼帝被同街经营“荷香鸭”的程文艳殴打。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下属的古塔派出所接警后到达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分别对原告杜荣爱和第三人程文艳及程文艳丈夫冯卫东进行了询问。次日，原告杜荣爱继续到第三人程文艳经营的门头对其嚷骂，第三人的丈夫冯卫东报警。后经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调解，原告不同意与第三人调解。2020年6月28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杜荣爱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同日，被告对第三人程文艳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3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第三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因疫情原因，原告和第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均未实际执行。原告杜荣爱对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杜荣爱作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直接相对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邹城市公安局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20年6月28日对原告作出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天向原告送达，原告杜荣爱于2020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事实证据方面，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对原告杜荣爱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原告杜荣爱对第三人程文艳共实施了三次辱骂，第一次系原告看到其子在第三人门头前被第三人殴打后，随即到现场对第三人进行了辱骂；第二次系第三人程文艳回到其家中，杜荣爱追随至该地继续对第三人进行辱骂；第三次系案发次日，原告到第三人经营的门头前对第三人进行辱骂，原告杜荣爱在被告的询问笔录中对上述三次辱骂行为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签字捺印，三次辱骂的事实与第三人程文艳及程文艳之夫冯卫东在询问笔录中所述基本吻合，且与本院依法从被告处调取的询问视频相互印证。另外，从第三人程文艳提供的视频中的5段视频可以清晰地显示杜荣爱在第三人程文艳经营的“荷香鸭”门店前对第三人进行了辱骂。故可以认定原告杜荣爱先后三次对第三人程文艳实施了辱骂行为，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因此认定原告杜荣爱对第三人进行辱骂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杜荣爱在庭审中对上述事实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推翻，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程序方面，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杜荣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调查询问、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理审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告知了原告杜荣爱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询问笔录上均有原告本人的签名。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户籍信息、询问笔录中工作人员签名系同一人所签的问题，被告提交的询问视频可证实，对原告杜荣爱、第三人程文艳的询问均在被告所辖古塔派出所的询问室进行，全程有两名办案民警在现场进行询问，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签字系同一人所签，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称被告未对其全部信息进行询问，存在询问不全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首次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问明违法嫌疑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是否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收容教养等情况。必要时，还应当问明其家庭主要成员、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民族、身体状况等情况。”之规定，从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可看出，被告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已对原告的姓名、出生日期**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了询问，对其他相关信息是否进行了询问，在询问笔录中虽未显示记录出询问的情况，但该相关信息是否进行了询问对原告杜荣爱的合法权益并不造成实质影响，原告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当然，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看，被告作为司法机关，对执法的程序上更应严格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被告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本院对被告在询问笔录中未记录对原告相关信息询问的行为予以指正。原告称其询问笔录内容系办案人员提醒后自行记录，原告并没有承认对第三人进行辱骂，原告系在没有看笔录的情况下签字的问题。从被告询问视频中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被告工作人员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并没有对原告进行提醒和引导的言语，系原告自行承认自己骂人的话（此处不再引用），被告工作人员记录时仅仅是对原告所述的骂人的话进行了记录后询问原告是否是这样，原告予以认可，并且在对原告询问结束后，被告工作人员将询问笔录打印出来交给原告进行阅读确认，原告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后，并没有对笔录提出异议，亦没有要求工作人员对笔录内容进行宣读，在笔录的最后签署“看过，和我说的一样”并签字捺印，原告杜荣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告在庭审中称自己文化程度低看不懂笔录，笔录内容与其所述不符说法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行政处理审批表》中承办人周某的名字未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不是承办人的问题，从被告提交的询问录像看，被告对原告及第三人询问时均有二人进行；同时，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公安机关进行询问、辨认、检查、勘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表明执法身份。接报案、受案登记、接受证据、信息采集、调解、送达文书等工作，可以由一名人民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进行，但应当全程录音录像。”、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一般行政案件的程序可以包括受案、询问、勘验、检查、鉴定、辨认、证据保全、办案协作、听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等多个程序，并不是每一个办案程序必须由固定的二人办理或由该二人签字，周某虽未参与原告及第三人的询问程序，不代表其未参与案件的办理，因此，原告认为该审批表中承办人周某不是实际承办人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行政处理审批表》中承办单位意见、审核部门意见、领导审批意见落款时间为同一天，不符合常理，系先作出处理决定后补签审批表，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案件在各个环节办理的时间顺序上，并没有详细规定谁先谁后，也没有规定不能在同一天作出上述审批程序，且原告的该主张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杜荣爱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对原告实体权益并未造成影响，原告以此为由认为被告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适用法律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之规定，“侮辱”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他人的行为，这里所说的“侮辱”，是指公然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侮辱的方法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暴力以外的其他方法；二是侮辱他人的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的，“公然”是指当众或者利用能够使多人听到或看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三是侮辱他人的行为必须是明确地针对某特定的人实施。由此可知，侮辱包括采用言语进行侮辱，即作刻薄的语言公然地对被侵害人进行嘲笑、辱骂等。本案原告杜荣爱两次在第三人经营的门店前对第三人进行辱骂，在案证据证实该门店为沿街店铺，属于公共场合，人员来往频繁，相邻店铺较多，且第三人提交的视频录像可证实，原告辱骂第三人的言语不仅难听，而且声音较大，足以让周围往来人员或相邻店铺的人员听到、看到；原告追随第三人至其家中对第三人进行辱骂，虽无相关视频录像证实现场情形，但不能排除公然的可能性，因此，原告先后三次辱骂第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公然侮辱他人，对第三人程文艳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已造成了侵害，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以侮辱他人为由对原告杜荣爱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诉称被告所作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诽谤、诬告”系无端添加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时，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三）案件定性是否准确；……”之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时，应当对违法行为进行准确的定性，本案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时，查明的事实为原告存在辱骂行为，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理审批表》中的案由亦为“侮辱”，因此，被告对该案件的定性上并无不当。虽然被告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认定原告“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违法行为成立”，并将“诽谤、诬告陷害”一并写入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实存在文书制作不严谨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一人有两种以上违法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可以制作一份决定书，分别写明对每种违法行为的处理内容和合并执行的内容。”之规定，被告对原告所作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虽载有“诽谤、诬告陷害”，但并未据此对原告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没有分别处理的内容，也没有合并执行的内容。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只是针对原告的侮辱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虽载有“诽谤、诬告陷害”的字样，但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益造成损害，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本案不宜撤销被告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重做。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一条、第四条规定的从严治警、严格执法上，本院对被告在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严谨的行为予以指正。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之规定，被告在制作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明确载明对原告行政处罚的种类，庭审中，被告辩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诽谤、诬告陷害”是系统自动排列所致的说法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上亦无不当，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对原告的权益未造成实质影响，《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的内容上虽有不严谨之处，但亦未对原告实体权利造成损害，且本院已予以指正。原告杜荣爱请求撤销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其作出的邹公（古）行罚决字［2020］10082号行政处罚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荣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杜荣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凡静人民陪审员  张 兵人民陪审员  赵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马远芳书记员田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