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3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恩军（曾用名任伟），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圣和，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东方，北京市汉鼎联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常辉，男，198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某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崔继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勇，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军廷，男，197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永雪，山东国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恩军、孙常辉因与被上诉人韩军廷、济南某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2020）鲁0124民初1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莎莎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恩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韩军廷在一审中对任恩军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韩军廷、济南某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任恩军和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其在涉案工程中系履行职务行为，济南某某公司是涉案合同当事人，济南某某公司应当承担涉案工程责任。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没有查明以下事实：1.济南某某公司餐饮标准化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主体是谁？2.济南某某公司与任恩军、济南某某公司与孙常辉、孙常辉与任恩军、孙常辉与韩军廷、任恩军与韩军廷之间的关系。（二）根据济南某某公司一审提供的下列证据，可以证明产业园项目的建设主体是济南某某公司。1.济南某某公司与山东宏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产业园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一）；2.济南某某公司与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的济南平阴开启餐饮产业园一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3.2018年12月20日济南平阴开启食品产业园对接群中建设专业人员微信聊天截图；4.2019年1月15日马德勇、韩军廷的微信聊天截图；5.2019年1月王霞、韩军廷的微信聊天截图。（三）任恩军不是涉案工程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1.任恩军没有在《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合同当事人是济南某某公司和韩军廷。2.证明书载明“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代表济南某某公司”，任恩军在证明书上的签字是以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的名义。3.任恩军也是以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结算单上签字。4.任恩军与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继华是亲戚关系，监事吴萍与任恩军的妻子吴丽芳是亲姐妹，任恩军没有书面授权而代表济南某某公司负责涉案工程符合常理。5.因济南某某公司没有钱付工程款，吴丽芳给韩军廷转款是应其姐姐吴萍请求代济南某某公司付款。一审法院依据吴丽芳给韩军廷转款凭证判决任恩军承担责任是错误的。6.韩军廷一审中陈述“我一直认为任总是济南某某公司二把手，王霞是三把手。2018年12月接到任总电话，说有王霞和我联系，以后的事情由王总负责。王总当时是2018年12月29号和济南某某公司的马总及设计院的两个人、勘察公司的一个人在现场和我接洽的，我这才知道任总在公司不干了，后期的工程由王总、马总和孙常辉负责。”再结合之后韩军廷与王霞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任恩军、孙常辉在涉案工程中均是代表济南某某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王霞代表济南某某公司与韩军廷商谈了涉案工程，王霞及济南某某公司与涉案工程有关系。7.济南某某公司员工王霞一审中陈述“该结算单日期为2019年3月3日，这时任恩军已经离开公司数月”，证明了任恩军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8.韩军廷一审中也认可任恩军、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证明了韩军廷在任恩军、孙常辉为其签署涉案文件时明知两人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9.济南某某公司在一审辩论意见中主张“第二被告、第三被告没有在其组织签署涉案合同时向公司汇报请示”，恰恰证明公司认可任恩军、孙常辉员工身份。（四）孙常辉不是涉案工程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孙常辉作为济南某某公司的代理人与韩军廷签订了《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是职务行为。1.济南某某公司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每月通过公司股东、监事、法定代表人崔继华的妻子向孙常辉支付工资，具体发放情况详见孙常辉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清单，足以证明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2.济南某某公司向孙常辉支付工资，没有给孙常辉缴纳社保，而是给孙常辉的妻子缴纳社保，这是济南某某公司与孙常辉达成的一致意见。3.孙常辉是在《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处签字，韩军廷在签字时也明知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4.韩军廷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在为济南某某公司施工，并非是给任恩军、孙常辉个人施工。5.济南某某公司一审中陈述“孙常辉的关系落在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而崔继华持有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99%的股份，崔继华是济南某某公司与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开启集团在下属企业之间调配员工符合常理，且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知道孙常辉的关系落在哪家公司，更进一步证明了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其行为是职务行为。6.从济南某某公司出具的《单位工作人员身份证明》和王霞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可以证明王霞的社会保险不是在济南某某公司，而是在崔继华实际控制的济南汇华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与济南某某公司的股东完全相同，均是崔继华和吴萍夫妻两人。济南某某公司给员工缴纳社保是通过其控制的其他公司缴纳，进一步证明济南某某公司也是将员工孙常辉的关系落在崔继华实际控制的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7.孙常辉的工作记录记录了从2018年1月17日至2019年3月16日济南某某公司涉案项目的全部工作情况和公司领导崔继华、马德勇、王霞、任恩军到涉案项目工地的情况，证明济南某某公司是涉案合同当事人。例如工作摘要记记载：2018年1月17日马德勇支付给孙常辉10000元，马德勇（厂长）、王霞、任恩军一块看项目指挥部房子；2018年2月24日向马德勇厂长、王霞、任恩军汇报；2018年12月29日马德勇厂长、王霞、设计郭工、刘工、地勘孙工、强夯韩总来工地现场对接方案。（五）济南某某公司是涉案工程合同当事人，应承担责任。1.一审中，济南某某公司对韩军廷与员工王霞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有关于韩军廷与济南某某公司强夯施工业务关系的内容。2.济南某某公司一审中提交了涉案施工合同原件和施工简易图原件，进一步证明其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3.济南某某公司一审中确认邀请了韩军廷投标，这也证明韩军廷原来施工的涉案工程得到了济南某某公司的认可，若韩军廷擅自施工，济南某某公司不可能再邀请韩军廷投标。4.济南某某公司一审中多次强调涉案工程施工存在质量问题、涉案合同未履行，证明其对韩军廷的施工是知情的。（六）韩军廷在起诉状中一直主张任恩军和孙常辉的行为是代表济南某某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一审判决超出韩军廷提出的诉讼事实和理由，与其主张相矛盾。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对济南某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没有进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是否采信的认定，也没有对韩军廷提交的证据3、证据4、证据7、证据8进行认定，一审判决仅对有利于韩军廷的证据进行了认定，而对不利于济南某某公司的证据没有认定。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1.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没有第五项规定。2.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是关于有效合同，不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就不能再适用有效合同的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并没有对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认定，就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4.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没有第三项规定，该条款是关于分包，本案并没有查清涉案工程的总包事实及法律关系，无从谈分包。（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加重了任恩军、孙常辉的举证责任。应由济南某某公司举证证明其与任恩军、孙常辉的关系，应当由韩军廷举证证明任恩军、孙常辉承担责任的依据。孙常辉辩称，同意任恩军的上诉请求。孙常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韩军廷在一审中对孙常辉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韩军廷、济南某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部分同任恩军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任恩军辩称，同意孙常辉的上诉请求。济南某某公司针对任恩军、孙常辉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全部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一、韩军廷与济南某某公司并无合同关系，韩军廷实际是与任恩军个人存在合同关系。济南某某公司既没有签订过《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也没有事后追认。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正确，任恩军、孙常辉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系代表济南某某公司的职务行为。二、任恩军、孙常辉、韩军廷制作的《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结算单等书证，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违背合同法要约与承诺的基本规则，违背工程施工常识，违背施工先后逻辑顺序，且任恩军和孙常辉的上诉状完全一致，三人涉嫌虚构合同及价款，恶意串通。恳请二审法院结合两高一部《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指导意见》驳回任恩军和孙常辉的上诉请求。三、任恩军、孙常辉二人配合韩军廷的所有签字行为，均系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孙常辉实际是受任恩军个人指使与安排，不代表济南某某公司。两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具有济南某某公司签约、定价职权或合法授权。证明书系任恩军给自己授权，违反公司授权委托的基本常识，系无效证据；一审时任恩军针对其从配偶账户支付给韩军廷的5万元工程款陈述：“当时施工到八月十五前，我说过节了，就让我老婆给原告卡上打了5万块钱”，而转账凭证显示时间是2018年6月1日。任恩军在上诉状又陈述为“吴丽芳给韩军廷转款是应其姐姐吴萍请求代济南某某公司付款”，其陈述前后矛盾。四、任恩军支付5万元的行为，完全脱离正常公司财务签字审批手续，济南某某公司并不知情也未同意，系个人行为。该行为与韩军廷起诉状中陈述“任恩军、孙常辉挂靠在济南某某公司名下从事各种业务”相互印证。五、一审判决后，韩军廷并未提出上诉，单方实际已默认其未与济南某某公司签订《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任恩军、孙常辉上诉请求也仅限于改判驳回韩军廷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二审应当仅限于审理任恩军、孙常辉、韩军廷三人之间的关系，无须再审理韩军廷与济南某某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于任恩军基于与崔继华、吴萍的亲戚关系及其另外的要约、承诺等合同关系，均属于案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任恩军应依据客观事实、有效证据，另案主张。六、一审庭审笔录中，孙常辉对合同签订的事实陈述“记不清签合同的时间了（时间倒签不真实），请示了任恩军，我没有请示过崔总（崔继华），合同内容我看当时合同上空白处不是我填的，谁填的我不知道，我只是签了名字，对施工技术要求我不是太懂”,可见孙常辉是在完全不懂合同要素的情况下直接签字，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责任，如果能证明是任恩军安排他签合同，则应当由二人承担责任。合同上明确载明“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至今未加盖济南某某公司印章，该合同对济南某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合同第三页记载，对于本合同的修改、补充以及可能给甲方增加合同义务的任何合同性质的文件，必须经甲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方具有法律效力。该内容应当约束孙常辉与韩军廷，不应当约束济南某某公司，该内容直接导致任恩军违背事实签署的结算书也无效。韩军廷针对任恩军、孙常辉的上诉辩称，任恩军、孙常辉与济南某某公司应共同承担支付责任。韩军廷不上诉并不代表其默认济南某某公司不承担责任。韩军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恩军、孙常辉、济南某某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450706.8元，并赔偿损失（以450706.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7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任恩军、孙常辉、济南某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孙常辉与韩军廷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发包方将位于济南市平阴县安城镇北圣村的济南某某公司标准化食品产业园项目地基强夯工程发包给韩军廷施工，承包内容包括设备进出场、测量放线、点夯施工、满夯施工等（土方回填、整平，夯坑、满夯整平，防护网覆盖、洒水、夯后检测等由济南某某公司负责）。3000kN?m能量强夯工作量约计41910平方米，其中已施工面积40810平方米，正在施工面积1100平方米，竣工结算以现场实际发生工程量签证为准。夯击能量3000kN?m综合单价13.7元/平方米，工程总价约574167元，承包方式为综合单价包干。2018年3月28日进场，施工工期90天。发包方派驻的工程师为任恩军，职务总指挥（现场指挥孙常辉）。孙常辉在合同尾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并注明其手机号码，韩军廷在合同尾部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捺印，并注明其手机号码、农业银行账号。2.任恩军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证明书一份，主要载明：我任恩军（指印）受济南某某公司委托，全权代表济南某某公司处理其平阴开启餐饮标准化产业园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一切事宜。我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代表济南某某公司，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任恩军在落款“证明人”处签字、捺印，并注明其主要载明：根据贵我双方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合同，以及双方于2019年2月22日所签署的工程量进行结算，3000kN?m能量强夯施工面积为28644+2354=30998平方米（施工全部完成的面积），7106平方米（点夯已经施工完成，剩余满夯未施工面积）。施工全部完成面积按合同约定价格13.70元/平方米计算，施工剩余满夯未施工面积经协商按10.70元/平方米计算，结算金额为30998×13.70+7106×10.7=500706.80元（金额大写伍拾万零柒佰陆元捌角零分）。任伟在结算单尾部“建设单位济南某某公司代理人”处签字捺印，韩军廷在尾部“施工方”处签字、捺印。任恩军在庭审中认可任伟系其曾用名，该结算单系其与韩军廷所签订。4.任恩军之妻吴丽芳于2018年6月1日通过其名下6212****9321号银行账户，向韩军廷名下6228****5513号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本案中，涉案工程为地基强夯工程，属于地基与基础工程，根据原建设部《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规定，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施工。韩军廷作为自然人显然不具备地基与基础工程的施工资质，故其与孙常辉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韩军廷主张任恩军、孙常辉挂靠在济南某某公司从事济南某某公司的各种业务，故要求济南某某公司、任恩军、孙常辉对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济南某某公司、任恩军、孙常辉均不予认可：济南某某公司辩称该公司未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公章，合同对其无约束力；孙常辉辩称其系济南某某公司的员工，并以济南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韩军廷签订涉案《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任恩军辩称其系济南某某公司在涉案工地的总指挥，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韩军廷主张任恩军、孙常辉挂靠在济南某某公司从事济南某某公司的各种业务，但未举证证明，且济南某某公司、任恩军、孙常辉均不予认可，故对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常辉辩称其系济南某某公司的员工，其以济南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与韩军廷签订涉案《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任恩军辩称其系济南某某公司在涉案工地的总指挥，在济南某某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孙常辉、任恩军应当对其与济南某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孙常辉、任恩军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韩军廷提交的施工合同、证明书、结算单上均未加盖济南某某公司印章，亦无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确认，故对其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孙常辉、任恩军应对韩军廷主张的工程款自行承担给付义务。韩军廷主张济南某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任恩军与韩军廷于2019年3月3日签订的结算单记载，韩军廷所施工的工程款共计500706.80元，扣除任恩军之妻于2018年6月1日支付的5万元，韩军廷主张欠付工程款450706.8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付款的损失，根据《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地基强夯工程施工完成，签证结算后余款14日内一次性付清”，韩军廷与任恩军于2019年3月3日结算工程款，但任恩军未在结算后14日内付清余款，故任恩军应自结算后第15日即2019年3月18日起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对于具体计算方式，一审法院调整为：以4507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4507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韩军廷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一、孙常辉、任恩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韩军廷欠付工程款450706.80元；二、孙常辉、任恩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韩军廷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4507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4507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韩军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0元，由孙常辉、任恩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常辉提交证据1.工作记录本原件一份，证明其为济南某某公司工作，受济南某某公司马德勇、王霞领导，两人到涉案工程工地视察工作，应由济南某某公司承担责任。证据2.济南某某公司银行凭证原件一份，证明公司监事、股东、法人代表的妻子，通过银行转账向孙常辉发放了一年多的工资。证据3.孙常辉妻子蒋春杰社保缴纳记录、孙常辉与蒋春杰的结婚证一份，证明济南某某公司通过关联公司济南汇研食品有限公司给孙常辉的妻子交纳社保，王霞的社保也是由济南某某公司通过关联公司交纳。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代表济南某某公司驻扎在工地。任恩军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恰恰证明了涉案工程是济南某某公司的工程，涉案合同是孙常辉代表济南某某公司与韩军廷签订，应由济南某某公司承担责任，任恩军不承担责任。韩军廷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韩军廷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济南某某公司应当共同支付施工工程款。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吴萍即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继华的妻子，确实向孙常辉支付过钱款，任恩军的妻子吴丽芳于2018年10月1日向孙常辉转账1.2万元，从而证明孙常辉与任恩军共同挂靠了济南某某公司，进行涉案工程的建设。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孙常辉的有关陈述无异议，从而证明孙常辉与任恩军共同挂靠济南某某公司，从事涉案工程的建设。对孙常辉与蒋春杰的结婚证无异议。济南某某公司质证称，证据1第一次出现在法庭，孙常辉没有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举证，也没有申请延期举证，庭审中也没有提交该证据，其逾期举证按程序应当不予采纳，孙常辉是本案被告，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在一审判决后才提交证据，内容与形式均已失真，从客观上讲，该证据理应保存在施工现场，而非由个人长期持有，内容不排除事后补写或擅自添加的可能性，故该记录内容既不真实也不合法，不具备证据的基本要素，不能证明本案其诉讼主张。证据2银行对账明细清单没有加盖银行的红色印章，相关流水只能以银行原始档案为准，而非复印件，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济南某某公司向孙常辉支付工资。证据3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没有任何证明力，不应采信。济南某某公司提交王霞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实王霞为其公司员工。任恩军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济南某某公司发放工资不是用公司账户，而是用吴萍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印证了济南某某公司用吴萍账户给孙常辉发放工资的事实，能够证明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员工，另，吴丽芳的民生银行卡一直由济南某某公司使用，现仍在济南某某公司。孙常辉的质证意见同任恩军质证意见。韩军廷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吴丽芳的银行卡一直由济南某某公司使用，吴丽芳、吴萍的财产与济南某某公司财产混同，济南某某公司通过吴萍银行账户给孙常辉发放工资与此印证，王霞的工资也是由吴萍账户发放，证明孙常辉是济南某某公司的员工。经审查，孙常辉提交的工作记录本系其单方记录，本院不予采信。孙常辉妻子蒋春杰社保缴纳记录、结婚证与本案无关，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孙常辉、济南某某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证实孙常辉、王霞工资发放情况，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1、《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发包方（甲方）为济南某某公司，承包方（乙方）为韩军廷，第七条双方责任4.甲方派驻的工程师姓名：任伟，职务：总指挥（现场指挥：孙常辉），孙常辉在合同尾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018年10月16日，济南某某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一）》，工程名称：济南平阴开启餐饮产业园一期工程。2019年3月，济南某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山东省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签订《济南开启餐饮标准化食品产业园项目一期强夯工程》。2、济南某某公司认可王霞系其员工，王霞一审中陈述2019年3月3日任恩军出具结算单时已离开济南某某公司数月。济南某某公司提交王霞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王霞工资由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继华妻子吴萍账户或任恩军妻子吴丽芳账户每月转款支付。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继华妻子吴萍账户自2018年2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16日止，每月向孙常辉支付工资，具体为：2018年2月10日3352元，3月30日6700元，4月17日6900元，5月16日6900元，6月16日6900元，7月13日6900元，8月16日6900元，9月14日6538元，10月14日6538元，11月14日6538元，12月14日6538元，2019年1月15日6538元。济南某某公司主张吴萍向孙常辉发放工资后，将账目记在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上。3、济南某某公司一审提交的《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在工程量及造价条款后手写“38104（含点夯7106），减掉：30998（实际）”，济南某某公司认可该部分内容由其添加；济南某某公司另提交孙常辉、韩军廷于2019年2月2日签字确认的简易图一份，合同及简易图中确认的工程量均与任恩军2019年3月3日签字确认的工程结算单中工程量数额一致。王霞于2019年1月17日向韩军廷发送信息：韩工，经过我公司与设计院及相关专业技术部门及平阴政府方的沟通，我方决定：麻烦您将一期剩余部分按照原来的强夯方案打完。主体结构向北外延23米左右，向东延至红线外3米左右，如有阐述不清请电话联系。因为政府也在追我们进度，谢谢麻烦了。韩军廷：请你们抓紧时间让孙工放出施工边线，我们进场干活。王霞：已经安排，你今天去夯吗？韩军廷：你们放完了线我就让工人上去，能夯就开始，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可以等，让施工就施工。王霞：昨天和县里征询了下现在咱可以夯，没禁止。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应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常辉主张其系济南某某公司员工，并提交了济南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继华妻子吴萍账户向其支付工资的银行交易明细，双方虽未签证正式劳动合同，但孙常辉系在济南某某公司的涉案工地从事相关工作，对孙常辉系济南某某公司员工的主张，具有盖度盖然性。济南某某公司抗辩吴萍向孙常辉支付的工资均在济南冠捷食品有限公司入账，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交吴萍基于何种原因向孙常辉支付工资的有效反驳证据；结合其员工王霞的部分工资亦由吴萍个人支付，可知济南某某公司存在不经公司财务账户支付员工工资的事实，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分析，本院对孙常辉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济南某某公司工作的事实予以确认。就涉案《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而言，根据济南某某公司一审提交的多份合同可以证实，其为涉案工程的建设方；孙常辉系在济南某某公司工作期间以济南某某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在济南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应当认定为履行济南某某公司的职务行为。济南某某公司虽未在施工合同、结算单、证明书中加盖公司公章进行确认，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济南某某公司员工王霞在与韩军廷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要求韩军廷按照原来强夯方案继续施工一期剩余部分，主体结构向北外延23米左右，向东延至红线外3米左右，对韩军廷的施工行为进行安排、下达指令；该聊天记录印证了济南某某公司知晓韩军廷进场施工、孙常辉系根据济南某某公司的安排签订合同的事实，故，与韩军廷形成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济南某某公司，而非孙常辉个人。济南某某公司主张韩军廷未经许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进场施工，与任恩军、孙常辉存在恶意串通的抗辩，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涉案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主体应为济南某某公司，而非任恩军、孙常辉个人，对两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任恩军2019年3月3日出具结算单的效力问题，济南某某公司虽主张任恩军出具结算单时已离开公司数月，但该表述亦印证了任恩军在其公司工作过的事实。济南某某公司一审提交的《强夯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其单方手写添加“38104（含点夯7106），减掉：30998（实际）”，与其提交的简易图记载工程量、任恩军出具结算单中工程量数额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韩军廷施工的具体工程量及结算单的真实性；结合合同约定单价及结算单确认的工程价款，对韩军廷要求济南某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450706.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济南某某公司关于任恩军妻子向韩军廷支付5万元不合常理，任恩军、孙常辉无公司授权、三人存在恶意串通，公司不应支付工程款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恩军、孙常辉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2020）鲁0124民初1566号民事判决；二、济南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韩军廷欠付工程款450706.80元及利息（以4507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韩军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济南某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莎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杨志颖书 记 员 林子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