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民终18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昕，女，198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何春蓉，女，198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勇均，男，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反诉第三人）：成都市青羊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北路**。 法定代表人：王康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玫，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反诉第三人）：李长瑞，男，195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昕因与被上诉人何春蓉、赵勇均，原审第三人成都市青羊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青羊规划资源局）、李长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李昕上诉请求：1.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撤销（2020）川0105民初110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李昕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若法院认为李昕主体身份不适格，请二审法院改判何春蓉、赵勇均立即办理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路××号××幢××单元××号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青羊规划资源局给予配合；何春蓉、赵勇均取得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后立即将该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李长瑞名下。李长瑞取得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后立即再将该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李昕名下。3.若二审法院不能直接进行实体改判，则改判将本案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及理由：李昕委托李长瑞购买，是案涉协议真实权利义务主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李昕并非适格的原告系事实认定错误。1.李昕与李长瑞系父女关系，父母代子女购房十分正常，并且委托关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书面形式。相反，如果父母之间代为处理这些生活事项都签署委托协议才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李昕和李长瑞在起诉时为主张权利明确委托关系而签订的《委托关系确认书》，证明李长瑞与李昕均对委托代理关系予以认可，另外，李昕事实上从收房之日起便占有和使用该房屋也可佐证李长瑞是代李昕购房的事实。2.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在本案委托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李昕行使自己的介入权，案涉协议则应直接约束李昕与何春蓉、赵勇均，但之后又不认可李长瑞与李昕之间的隐名代理关系而认定李昕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系前后矛盾。3.李昕之前没有主张任何权利的原因在于案涉房屋是安置房，其购房后就实际取得了房屋的使用权并一直使用至今，期间并无任何人侵害其权利。另外，一审庭审中，青羊规划资源局也提到，该楼盘在起诉前才开始收集办理权属证书的资料，2020年9月底才具备办理权属证书的条件，因此李昕现在才主张权利是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4.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李昕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原审法院驳回起诉系判决错误。 何春蓉辩称，1.关于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主体的问题，案涉房屋房子是卖给李长瑞的，何春蓉不认识李昕。2.签订案涉协议时，只是签订了分房协议的一张纸，还没有实际分房。案涉协议上赵勇均的签字并非何春蓉所签，但手印是何春蓉所按捺，当时何春蓉就告知其仅签属了自己的名字，赵勇均的部分需要李长瑞自行沟通处理。何春蓉主张的是案涉协议不成立，何春蓉不应当协助履行过户手续。请求驳回李昕上诉。 赵勇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青羊规划资源局述称，1.青羊规划资源局是与被拆迁安置人何春蓉签订的征地拆迁现房安置协议书，青羊规划资源局办证只能基于拆迁安置协议，直接办理到被拆迁人名下，需要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手续，而且被安置对象必须是当地的被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农民才可以办理。2.至于何春蓉是否变卖房屋，房屋的买受人是谁，均与青羊规划资源局没有关系，青羊规划资源局也不可能将房屋过户登记至被拆迁人变卖的相对方。青羊规划资源局不能把证直接办理到李昕名下，而且这也涉及税费等方面问题。 李长瑞述称，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属可以直接转移给给李昕，也可以先转移给李长瑞后，再转移给李昕。 李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何春蓉、赵勇均立即办理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路××号××幢××单元××号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青羊规划资源局给予配合；2.请求判令何春蓉、赵勇均取得上述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后立即将该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李昕名下；3.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何春蓉、赵勇均承担。 赵勇均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长瑞与何春蓉之间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将涉案房屋返还给赵勇均；2.本案诉讼费由李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23日，何春蓉（卖方）与李长瑞（卖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何春蓉及丈夫赵勇均自愿将苏坡乡清波村二社应分的拆迁房（两人应分每人35平方米，共70平方米）自愿转卖给李长瑞，共计160000元。2.于2009年1月23日李长瑞付给何春蓉人民币150000元，余下10000元，待卖方手续完善，经公证后付给何春蓉10000元。3．自2009年1月23日起，何春蓉不能领取过渡费。4.有关分房手续何春蓉应无条件无偿提供给李长瑞。 2009年3月3日，何春蓉与李长瑞在《协议书》上备注：此房价为永远不变价格，何春蓉应无条件给李长瑞办理产权及过户，产权过户费用由李长瑞负担。落款出卖方处有何春蓉与赵勇均签字及捺印，买方有李长瑞签字及捺印。同日，何春蓉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李长瑞购买我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乡××村××组××房的房款155000元。 2009年3月26日，何春蓉（乙方）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青羊分局（甲方）签订《征地拆迁现房安置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拆除乙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住宅，以位于成都青羊区××路××号××幢××单元××号的房屋予以现房安置，乙方应支付补差款11340元。同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青羊分局出具两张票据，分别载明收到何春蓉煤气费32000元、退过渡费18000元，合计14000元，收到何春蓉购房款11340元。 2020年5月19日，李昕与李长瑞签订《委托关系确认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李昕与受托人李长瑞系父女关系，双方共同确认：2009年1月23日，受托人李长瑞与何春蓉、赵勇均签署了《协议书》，购买何春蓉、赵勇均位于成都青羊区××路××号××幢××单元××号××房以及之后的支付购房款和相应费用等相关行为，均系受托人李长瑞受委托人李昕的委托行使，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李昕享有和承担。受托人认可，其受托购买的成都青羊区××路××号××幢××单元××号房屋归李昕所有。 一审另查明，1.何春蓉与赵勇均于2006年5月30日登记结婚并于2010年3月15日登记离婚。 2.李昕与李长瑞系父女关系。 3.案涉房屋自2009年6月3日起至今一直由李昕实际占有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本案所涉《协议书》是李长瑞与何春蓉、赵勇均2009年订立的，李昕主张依据《委托关系确认书》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后，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则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委托人代替受托人成为合同主体，受托人不能行使合同权利；委托人不行使介入权的，则合同仍约束受托人，受托人可以行使合同权利。但本案中仅有2020年5月19日形成的《委托关系确认书》认可隐名代理关系，无其他证据相佐证，距李长瑞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长达11年，缺乏客观性，在此之前李昕也从未主张任何权利，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即便房屋的实际使用人系李昕，也不足以认定隐名代理关系实际发生在《协议书》订立之前，故《协议书》约束的主体应为李长瑞，并非李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李昕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李昕并非《协议书》相对方，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应当驳回李昕的起诉。 关于《协议书》的效力。赵勇均主张何春蓉在《协议书》上伪造其签名，与李长瑞恶意串通，损害了赵勇均的利益，主张《协议书》无效，但赵勇均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且李长瑞不予认可，赵勇均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赵勇均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李昕的起诉；二、驳回赵勇均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李昕。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赵勇均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李昕主张一审判决中载明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青羊分局出具两张票据出具的金额错误，及案涉房屋占有时间错误。其他各方当事人对李昕主张的该事实不持异议。 本院二审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2009年3月26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青羊分局出具两张票据，分别载明收到何春蓉煤气费3200元、退过渡费10800元，合计14000元。 2.案涉房屋自2009年3月26日起至今一直由李昕实际占有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昕主张按照《委托关系确认书》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系委托人可以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到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的权利。介入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故其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首先，李昕并非2009年1月2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合同主体，其行使介入权前提在于李昕与李长瑞必须存在真实的委托授权，而仅凭介入人和受托人对双方当事人对委托关系的承认，不足以证明委托授权既已存在之事实。本案中，除2020年5月19日李昕与李长瑞签订的《委托关系确认书》，再无证据证明签订于十多年前的《协议书》系李昕委托李长瑞签订，且李昕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出卖人主张过任何房屋权利。其次，从房屋交易履行的过程中来看，李长瑞分数次支付了全部款项、参与一同办理2009年3月26日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手续并持有相关手续原件，此后，也系李长瑞向何春蓉主张案涉房屋过户的权利。同时，根据2009年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09年3月3日在《协议书》上的备注均载明，李长瑞系卖受人，而出卖人的合同义务是无条件给李长瑞办理产权及过户，即合同约定何春蓉给李长瑞提供全部分房手续及将案涉房屋过户给李长瑞，而非过户给李昕或者李长瑞指定的第三人。结合青羊规划资源局关于办理案涉拆迁安置房屋过户手续系列规定的陈述，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合同的相对方系李长瑞，而非李昕，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李昕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李昕上诉主张要求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表示如果不获支持，则请求判令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转移至李长瑞名下后，再转移登记到李昕名下。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李昕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诉讼请求，在二审中将提出先将案涉房屋过户到李长瑞名下的主张作为其上诉请求，属于二审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且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就此项主张进行调解，且李长瑞系本案第三人，于本案中并未提出任何诉讼请求，李昕的该项主张依法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处理。其次，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李昕起诉系法院认定当事人对本案纠纷并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二审法院只能认定当事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具有诉权，而不能直接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综上，李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予收取，上诉人李昕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冯 璐 审判员 李 俊 审判员 白福群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何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