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福君，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华，女，196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伟，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妍妍，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福君因与被上诉人张军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4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福君、被上诉人张军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伟、肖妍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宋福君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2民初418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通话详单及录音资料仅能证明原告拨打110报警，不能证实原告受到被告的胁迫”错误，事实是上诉人在拨打110报警之前，被上诉人及其儿子带领的社会人员已经在上诉人家里赖着不走要求退还全部律师费，威胁上诉人，上诉人不得不要求被上诉人到场签订协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的朋友，即介绍与被上诉人认识的张世同的妻子也到场协调解决，但张世同的妻子鉴于被上诉人一帮人的气势，也不好开口居间调解此事。无奈上诉人拨打110报警，110出警的警察到场后，分别做双方的工作。民警给上诉人说：“你先打发他们走，再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我们也只能劝他们不闹事。”；二、一审判决认定“系原告主动与被告就解除代理合同签订协议”错误，事实是上诉人考虑到110警察也不能解决问题，为使被上诉人一帮人离开，才被迫签订的解除代理合同协议。在警察走后，被上诉人带来的社会人员一直在威胁上诉人（有录音为证）；三、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未曾到庭，开庭时被上诉人并未委托代理人，法庭也未曾播放录音质证；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结果与之相背。另，庭审时补充：一审时，一审法院以其他诉讼正在审理为由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后因已经超审限了，为补诉讼时效，让上诉人写了延期审理申请书，在被上诉人提起的其他诉讼终结后，没有将审判结果交予法庭质证。另外，一审提交的录音没有播放，上诉人提交的文字材料也没有质证，在上诉人等待被上诉人的案件审判终结，并签署了延期审理申请书之后，没有再开庭就做出判决。因此，要求二审法院就一审未质证的录音和被上诉人的判决书进行质证。 被上诉人张军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通话详单及录音资料仅能证明原告拨打110报警，不能证实原告收到被告胁迫”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的儿子及其带领的社会人员在其家里赖着不走，威胁原告，不得已要求被上诉人到场签订协议。上诉人所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通话详单及录音资料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威胁上诉人。二、一审判决认定“系原告主动与被告就解除代理合同签订协议”正确。2018年11月28日18时录音（044号）（与张军华丈夫），宋福君：“你儿子来过我知道，这个需要跟张军华谈，我说给他退，就完了，没有什么复杂滴”。张军华丈夫：“签退钱协议啊？退钱签什么协议啊？”宋福君：“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协议啊，解除合同也得有协议啊。”2018年11月28日18时录音（049）（报警后警察调查登记），宋福君：“今天他们来退钱，我说退多少啊，他们说给我2000，我说签协议吧，签了”。警察走后双方签署了协议。上述录音系上诉人提供，其内容充分说明由被上诉人留2000元，剩余58000元退还给上诉人，系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的；而从该录音中也可确定就解除代理协议系上诉人主动提出。三、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事由。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即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以委托，也可以不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人未出庭，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本人依法参加了庭审，并对录音资料进行了质证，一审卷宗资料中有书面质证意见，一审程序合法。 宋福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2018年11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解除委托合同代理书》；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军华于2008年购买案外人李君（贺林波之妻，2015年去世）房产一套，被告张军华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因该房产产权证尚未办理而未过户，2012年9月24日贺林波、李君办理《房屋所有权》，李君通知张军华办理过户手续，贺林波、李君公证委托张军华好友李玉之子李梓洋办理过户手续，李梓洋利用公证的《委托书》到小额贷款公司办理了50万元抵押担保借款，导致房屋过户手续一直未办理。张军华于2017年1月3日书写诉状，提起诉讼，要求贺林波、李君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6年9月23日，张军华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约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作为被告与李君、贺林波、李玉房屋买卖（贷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人，被告向原告交纳代理费60000元，原告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起诉、上诉，代为变更诉讼请求，代为提交并签收法律文书和证据，代为调查取证，代为出庭、质证、辩论。签订合同当日，原告写下收条，收条载明：“代收张军华诉李君、贺林波、李玉案律师代理费叁万元（小写30000元），余款在判决确定后支付（并以判决为准）。此条自打入指定账户（农业银行，户名宋福君，账户62×××71）后生效。”经原告调解，被告与贺林波于2017年4月22日、2017年8月11日各签订《协议》一份，对上述案件协商处理，被告张军华于2017年4月22日写下撤诉申请书，向法院申请撤诉。后，被告张军华就发票及税务事项向税务机关投诉原告。原告提交无立协议人签字或捺印的《协议书》，主张经其努力，被告张军华与小贷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被告张军华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张军华之子曾于2019年1月18日找原告要求退代理费，2019年1月28日被告张军华之子及张军华之夫又找到原告，要求退还代理费，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28日录音资料显示2019年1月28日原告主动要求与被告张军华签署解除合同协议，后原告报警，经警察与被告家人沟通，被告家人同意第二日再来，警察走后，被告张军华与原告签署《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上述协议载明：“一、自签订本协议之日，宋福君律师终止张军华诉贺林波、李玉、李梓洋案件的一切代理行为；二、宋福君律师代河北美东律师事务所退还张军华伍万捌仟元整（小写：58000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打入张军华指定的账户（河北银行62×××40，户名：张军华）；三、张军华支付宋福君律师个人跑腿辛苦费、差旅费等共计贰仟元整（小写2000元），张军华不再要求开具发票。四、本协议为一次性了结，双方互不追究。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备注：2018年11月29日12时前打入指定账户。如不能到账按照年24%的利息计息（自2016年9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原告称其签订上述协议是因被告等人赖在原告家里不走，受被告等人胁迫签订。另查明，被告已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将律师代理费全部给付原告。原、被告签订《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后，原告未将约定的律师费退还被告。以上事实，有民事起诉状、委托代理合同、收条、授权委托书、通话详单、协议、撤诉申请书、公证书、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协议书、关于张军华投诉宋福君律师发票及税务事项的说明、通话记录、录音资料、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作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系在被告的胁迫下签订的，但原告提交的通话详单及录音资料仅能证明原告拨打110报警，不能证实原告受到被告的胁迫，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系原告主动提出与被告就解除代理合同签订协议，该协议亦在警察处理完报警事宜离开后签订，原告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签订上述协议的法律后果，在警察已经对被告进行了沟通后仍然与被告签订上述协议，应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故对原告请求撤销《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为：驳回原告宋福君的诉讼请求。诉讼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宋福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的问题。上诉人称本案一审时以其他诉讼中止了本案审理，二审应组织当事人就上述诉讼判决书进行质证。经查阅一审卷宗，本案并不存在因其他诉讼中止审理的情况，中止审理是因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故对上诉人要求对其他诉讼的判决书组织质证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所称未质证的录音证据，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送达该录音后，被上诉人已于2020年4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故一审法院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该证据进行了质证，无需再组织质证。 关于涉案《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予以撤销，但综合分析本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上诉人提交的通话详单仅能证明其曾经拨打110报警，而根据其提交的录音资料，可知警察走后是其本人主动提出与被上诉人张军华就解除代理合同签订协议，并非是受胁迫下签订，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协议系上诉人宋福君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宋福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宋福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籍利民 审判员  李会宁 审判员  于 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 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