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7民终1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中央街东三道街。负责人：苏丽荣，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杰，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芬，女，1973年11月１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卫国，内蒙古桐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金国，男，1968年８月13日出生，现羁押于成吉思汗监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以下简称免渡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王荣芬及原审第三人罗金国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20）内0782民初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免渡河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荣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王荣芬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存在逻辑错误。合同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但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合同生效，有可能合同成立后不生效，即合同无效；还可能合同成立后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是否生效要看合同成立时的生效要件后来能否补正等（如本案涉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合同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要件，应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来处理案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八条）；如果效力待定的合同具备了成立时的生效要件，则合同有效；不具备生效要件，则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条）。这两种情况分别关乎合同有效与无效、成立与生效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定性问题。如果定性合同无效，就不必再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要件；如果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要件，必须是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进行。本案中，对案涉《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既认定委托理财合同为无效合同，同时又认定罗金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裁决逻辑错误。免渡河支行认为，一审判决如果要定性委托理财合同为无效合同，就不必再对罗金国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进行阐述，委托理财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就无必要再判断委托理财合同是否具备生效要件。如果一审判决认定罗金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就意味着委托理财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不存在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一审判决又定性委托理财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一审判决的裁判思路自相矛盾、逻辑错误。免渡河支行认为正确的裁判思路，首先应根据现有证据判断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是否成立，其次应根据现有证据判断罗金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果构成表见代理，则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对免渡河支行有法律约束力，再据此作出判决。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对免渡河支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王荣芬依据案涉委托理财合同主张的诉求不能成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免渡河支行认为，一审判决关于罗金国不构成表见代理、王荣芬存在过错的认定正确，由于一审法院已采纳免渡河支行认为罗金国不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一审判决已无必要再对合同无效问题进行认定，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本案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罗金国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主任、客户经理、免渡河大堂经理，王荣芬在免渡河支行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罗金国作为经办人员为王荣芬出具了金融理财凭证，并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基于以上事实，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免渡河支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错误。1.罗金国在伪造的理财单据上加盖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如果合同成立，也只是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与王荣芬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事实上“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已不存在，2005年9月3日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分理处”。到2017年7月，免渡河支行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即罗金国实施的案涉理财产品诈骗活动时免渡河支行的名称，该名称无论是在工商营业登记还是营业场所显著位置，都有明确的公示。如果“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的印章是在免渡河支行还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名称时加盖，按照名称变更，变更后主体承继权利、义务的原则，可以视为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理财合同关系成立。但“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已不存在，罗金国是在免渡河支行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后，在假理财凭证上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的印章，故不符合前述的名称变更，以及权利、义务承继的原则。2.罗金国虽然担任免渡河支行的相关职务，但在向王荣芬出具假理财凭证时，罗金国只是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并没有以负责人或代理人的身份在理财凭证盖章处签字。3.罗金国并未得到免渡河支行销售案涉理财产品的授权，王荣芬也未将购买的资金存入免渡河支行处开设的王荣芬名下的理财账户中，而是由罗金国将诈骗所得资金用于其个人用途。因此，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并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王荣芬无权依据该委托理财单向免渡河支行主张权利。免渡河支行认为仅凭由罗金国经办，没有其本人以负责人或代理人身份签字，也没有加盖罗金国实施诈骗行为时与免渡河支行名称一致的印章，无法证明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成立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认定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认定：罗金国的行为已经被认定为诈骗行为，系利用其为免渡河支行单位职员的身份，向王荣芬出售虚假的理财产品，罗金国向王荣芬提供《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的目的是掩盖其犯罪行为，骗取王荣芬的信任，系其进行犯罪的手段和方式，属于利用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形式掩盖非法骗取财物之目的，故涉案《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无效，对王荣芬、免渡河支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免渡河支行认为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的认定案涉理财合同无效。1.免渡河支行认为刑事判决中已认定罗金国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客观要件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实施了欺诈行为。在本案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应依据刑事判决中的认定，确定罗金国实施的是欺诈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和“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即使王荣芬主张权利，也是行使撤销权，而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2.一审判决认定理财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无论是从法理，还是审判实践，以该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都需要具备一个要素，即合同当事人对该“非法目的”达成“合意”，构成通谋，仅有一方存在非法目的，即使当事人已构成刑事犯罪，也不能否定合同效力。具体到本案，罗金国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在民法上系欺诈行为，只有对方不知情，罗金国才能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只有罗金国一方存在非法目的，而无王荣芬的通谋，并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是，如果双方为了非法目的有了通谋，罗金国就不构成诈骗罪，这与刑事判决的认定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三）假使涉案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也错误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后的处理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没有考虑王荣芬的过错、资金的去向和实际损失情况，认定由免渡河支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划分和判决结果显失公平。1.一审判决虽然认定王荣芬存在过错，但并没有因其存在过错，而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是由免渡河支行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一审判决既然认定《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无效，则假理财凭证中所约定的利息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王荣芬自然无权主张理财的回报，只涉及本金的返还问题；罗金国实施诈骗行为的款项并没有转入免渡河支行处开设的王荣芬的理财账户中，而是由王荣芬转入到案外人周某的账户中，免渡河支行并未因案涉理财合同取得王荣芬的财产，自然无须返还；一审判决既然认定王荣芬也有过错，其有关利息的请求就不应支持，同时还应按过错程度，对本金部分确定责任比例，王荣芬不应获得全部本金，但一审判决认定由免渡河支行承担赔偿全部本金的责任，相当于免渡河支行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王荣芬并没有因有过错而承担责任，故一审判决结果显失公平。2.一审判决在认定免渡河支行赔偿数额时，未考虑王荣芬多年在罗金国处购买假理财所获收益的实际情况，处理方式不合理，判决结果不公平。一审庭审时，免渡河支行提交了王荣芬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案发时，通过罗金国购买假理财而向周某账户转账和获利的资金往来明细。一审庭审后，免渡河支行将王荣芬的资金往来明细汇总成表，提交至一审法院。该明细中明确反映出王荣芬最初是以约35万元的资金购买假理财并获得高利，从2016年开始数额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2月3日，王荣芬已获得利息合计422938元，已远远超过其最初投入的本金，且利息也持续变成本金继续获利。案涉委托理财单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就意味之前的委托理财合同均无效，再之王荣芬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在确定损失赔偿金额时，应考虑王荣芬和罗金国之间多年的资金往来及获利情况，按照无损失、无赔偿，少损失、少赔偿的实际损失原则处理本案，才能体现判决结果公平。（四）一审判决未对王荣芬五笔转账资金（金额合计122.5万元）的性质作出认定，并予以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免渡河支行通过调阅与七份假理财凭证对应的王荣芬的汇款凭证，发现以下问题：1.在王荣芬提供的罗金国伪造的2019年5月5日的理财单上，既未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的印鉴，也未加盖免渡河支行现有名称的印鉴，罗金国也没有以负责人身份在理财单上签字，充分证明该委托理财合同未成立，罗金国该诈骗行为与免渡河支行无关，一审法院应将该笔款项予以扣除。但一审判决以双方多年的购买关系和罗金国的陈述，错误认定该笔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既然一审法院在此考虑罗金国和王荣芬多年的购买关系，但在确定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时，并未考虑王荣芬多年购买关系中的获利情况。免渡河支行认为该理财单涉及的诈骗数额35.5万元，应予以扣除。2.王荣芬的四份假理财汇款行为，无法证明是在银行发生，支付时间也非免渡河支行营业时间，王荣芬均是通过掌上银行转账支付给周某，与其所称购买柜面理财产品不符。王荣芬转账上述款项时，免渡河支行尚未开始营业，故王荣芬不可能在免渡河支行营业厅办理业务，上述行为表明与罗金国的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无关，且王荣芬的过错明显。上述五笔款项金额合计122.5万元，均应予以扣除。一审时，王荣芬也提交了该证据，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也未提出合理的抗辩理由，但一审法院对免渡河支行提出应予扣除上述金额的主张未予回应，未扣除该部分款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五）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理和“九民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错误认定王荣芬有权提起案涉民事诉讼，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免渡河支行认为，本案应驳回王荣芬的起诉。（六）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免渡河支行对公章管理、人员监管不当是罗金国实施诈骗行为的根本原因。免渡河支行认为罗金国的诈骗行为之所以得以实施，一是与王荣芬的主观非善意直接相关；二是王荣芬是基于对罗金国的个人信任，才购买假理财产品，而非对于免渡河支行的信任。实际上，王荣芬与罗金国之间产生的系民间借贷关系，为了保险起见，用免渡河支行更名前的公章加盖在假理财单上，寻求一种心理安慰，以及作为如果罗金国不能按时还款时的一种保险措施。因此，王荣芬的过错才是罗金国实施诈骗行为的根本原因。三、免渡河支行多年来不断加强合规管理，但再严格的监管也无法杜绝银行员工利用工作条件实施犯罪行为。本案中，罗金国实施诈骗行为隐蔽性强，相关监督以及监管机构难以发现。即使罗金国按时轮岗，王荣芬基于对其个人的信任，也会继续购买假理财。事实上，王荣芬早就搬到牙克石市区工作生活，但依然要去免渡河镇找罗金国买假理财，这与免渡河支行对罗金国是否轮岗没有直接关系。一审判决不区分责任比例，认定免渡河支行承担全部责任、返还本金，判决结果错误。对于罗金国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一审法院未考虑其寻求解脱，让免渡河支行承担责任的心理，对罗金国陈述事实均予以采纳，背离了人民法院公平、公正解决纠纷的中立地位。既然一审判决认定双方都存在过错，就应合理划分责任比例，而王荣芬作为过错方亦不能够获得全部本金。同时，一审判决未考虑王荣芬之前的获益情况，形成了即使有过错、非善意也能获益、不承担责任的负面社会指引作用，一审法院未通过本案判决达到好的社会指引效果。通过检索类案，免渡河支行发现一审判决除了在“认为”部分直接使用了某法院的认定之外，并未在处理结果上参照类案，既不做合理扣除、也不合理确定责任比例，与2020年7月31日最高院发布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相违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免渡河支行的上诉请求。王荣芬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正确。理由如下：1.罗金国曾历任免渡河支行主任、客户经理、大堂经理等职务，免渡河支行的名称无论如何变更，并不影响罗金国的银行职员身份，即罗金国所代表（或代理）免渡河支行所作出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免渡河支行承担。罗金国的行为构成犯罪，则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2.本案涉及的理财凭证是否存在真伪问题，王荣芬作为普通客户无法辨认理财凭证的真伪，也无义务辨认其真伪。如果理财凭证是假的，则说明免渡河支行在其行业管理过程中存在漏洞。罗金国以保证人身份签字，同时也是以免渡河支行大堂经理的身份签字，且加盖了免渡河支行的公章。3.罗金国是否得到免渡河支行授权出售案涉理财产品，王荣芬作为普通客户无从得知，这是免渡河支行与罗金国之间的事情，与王荣芬无关。王荣芬是在罗金国指引下将钱存入其指定的理财账户，并根据免渡河支行的宣传，在具有银行特殊身份的罗金国指引下，才购买了案涉理财产品。可见，由于免渡河支行的宣传，加之此前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王荣芬有充分理由相信该理财产品的存在，以及罗金国具备免渡河支行推销理财产品的职务身份，故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问题。1.关于罗金国存在欺诈行为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本案中罗金国本人对王荣芬实施了欺诈行为，而非免渡河支行对王荣芬实施了欺诈行为；本案是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非罗金国与王荣芬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故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和“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2.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不妥。“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指的是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和目的上是非法的。在该种行为中，当事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其真正目的，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希冀通过这种形式和行为来掩盖并达到其非法目的。结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的特点，对此种合同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2）合同行为只是一种表象，其被掩盖的是一种非法隐匿行为。（3）当事人主观上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知道其所隐匿的行为与外表行为不一致，也就是说当事人所要达到的非法目的是故意的，而不是过失造成的非法结果。在本案中，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不存在这种行为，仅是罗金国通过自己的欺诈行为掩盖其非法目的的。3.王荣芬在免渡河支行签订委托理财合同时，王荣芬不存在过错。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均系格式合同，无论之前，还是案涉七份合同，王荣芬均无过错。罗金国在合同中提高了利率，是否得到免渡河支行的批准与授权，王荣芬无从知晓，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均希望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王荣芬七次购买都是在免渡河支行的大堂经理罗金国指引下进行的，王荣芬没有过错，作为一名普通客户，王荣芬没有义务也无法去了解免渡河支行内部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这些规定是为内部工作人员制定，要求其遵守的。4.免渡河支行无论在公章管理、合同管理、对外宣传、还是人员轮岗、内部监管等各种规章制度方面都存在巨大漏洞，免渡河支行存在诸多过错，直接导致了王荣芬受到巨大经济损失，免渡河支行因疏于管理给罗金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应承担责任。在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时，从专业方面讲，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的地位不对等。本案中，正是因为强者免渡河支行的巨大过错，才导致了弱者王荣芬的巨大损失。5.关于一审判决审理王荣芬提出的特定诉求问题。本案涉及的是王荣芬七次从免渡河支行购买理财产品而引起的纠纷，王荣芬为此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也是围绕该七次购买理财产品而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而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故一审法院对双方以往的委托理财合同不做考虑正确。6.免渡河支行主张扣除五笔金额合计122.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2019年5月5日的委托理财合同上没有免渡河支行公章的原因，在一审庭审时，王荣芬已经予以说明，在王荣芬和罗金国签字后，罗金国以单位公章更换为由，没有及时加盖公章，在一审庭审时也得到了罗金国的证实，故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多年的购买关系、交易习惯以及罗金国的陈述，认定合同成立正确。如果没有罗金国的特殊身份和免渡河支行委托理财格式合同的存在，王荣芬就不会在合同上签字和汇款。其他四笔汇款行为，尽管不是在银行的上班时间，但是王荣芬是在罗金国的指引下，通过掌上银行转账付款的，掌上银行也是银行机构，王荣芬的汇款行为也发生在银行，故一审判决对五笔金额的认定正确。7.一审法院受理此案符合法律规定。“一事不再理”是诉讼原则之一。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民事诉讼中，“－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第二，一案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所以“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的诉讼请求。因这个同一事件已在法院受理中或者已被法院裁判，当然就不得再起诉，法院也不应再受理，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当事人纠缠不清，造成讼累。本案不存在关于“一事不再理”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刑事案件仅审理罗金国的犯罪问题，民事案件审理的是免渡河支行与王荣芬之间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合同是否成立、履行、效力和责任承担等问题，故一审法院受理此案正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另外，尽管一审判决以合同无效为依据仅判令免渡河支行承担了本金的损失，没有保护王荣芬应得的利息，并非王荣芬期待的结果，只是王荣芬考虑司法资源成本问题，希冀双方都可以接受此结果，尽快挽回王荣芬的绝大部分损失，便未提出上诉。三、一审判决并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从一审判决结果看，总体上保护了无辜者的绝大部分利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并未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免渡河支行在上诉状中提出了诸多假设，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其提出农行职工一再出现效仿问题，正是因为农行的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造成的。如果惩戒措施到位，任何人都不敢以身试法。免渡河支行作为合法的金融机构，理应承担其各项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见利而上，无利逃避。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四条规定：“类案检索范围一般包括：（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除指导性案例以外，优先检索近三年的案例或者案件；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的，可以不再进行检索”。免渡河支行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参考判决书，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更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和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牙克石市人民法院的生效案件。故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护王荣芬的合法权益，公正判决。罗金国未作陈述。王荣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免渡河支行偿还王荣芬本金173万元、利息50 816元，合计1 780 816元；请求判令免渡河支行向王荣芬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1.以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5％给付自2019年5月23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2.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率3.08％给付自2019年7月1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3.以2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3％给付自2019年6月15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4.以2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2％给付自2019年7月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5.以3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2％给付自2019年6月5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6.以５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15％给付自2019年6月20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7.以35.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09％给付自2019年8月7日至款项结清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由免渡河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1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10.5万元；期限为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5月22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5%。2019年3月3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被告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31.5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6月4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2%。2019年3月13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被告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28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6月14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3%。2019年3月18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5万元；期限为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6月19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5%。2019年4月2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22.5万元；期限为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7月3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12%。2019年4月12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50万元；期限为2019年4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08%。2019年5月5日，王荣芬通过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并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但未盖章，委托内容为王荣芬认购免渡河支行金钥匙本利丰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35.5万元；期限为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8月6日；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3.09%。《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签订后，王荣芬按照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罗金国的指示，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183万元陆续存入到周某的账户。在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时，第三人罗金国向王荣芬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并由第三人罗金国在《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书写给付利息的具体数额。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签订的6份《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均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另查明，罗金国曾退还王荣芬理财款10万元。2019年11月21日，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罗金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违法所得692万元予以追缴，…返还王荣芬173万元…。王荣芬在本案涉案资金173万元已计算在诈骗数额当中。2019年7月30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呼伦贝尔监管分局给王荣芬等客户出具了信访答复意见书，在该答复意见书中认定罗金国2011年1月5日至2014年12月17日任农行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主任期间超期346天未轮岗、2015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12日担任农行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主任期间超期376天未轮岗。免渡河支行于2005年9月13日将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办事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牙克石支行免渡河分理处；于2009年6月8日将中国农业银行牙克石市支行免渡河分理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于2017年7月26日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分理处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涉案的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在免渡河支行更名后并未上缴亦未销毁，亦未履行公章收回及公示作废程序。又查明，王荣芬除签订上述《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外，还曾多次通过罗金国购买理财产品，购买款项均存入罗金国指定的案外人账户。王荣芬也曾于2015年12月24日购买过免渡河支行销售的正规理财产品。一审法院认为：罗金国曾历任免渡河支行主任、客户经理、大堂经理职务，王荣芬在免渡河支行处长期购买金融理财产品，罗金国作为经办人员为王荣芬办理金融理财业务，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虽2019年5月5日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未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但基于双方的长期购买关系及第三人罗金国的陈述，应认定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已经成立。罗金国利用免渡河支行工作人员身份、利用免渡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与王荣芬签订《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属于利用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形式掩盖其非法骗取财物之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无效。本案中，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均有过错，王荣芬作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按照罗金国的指示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并不熟知的他人账户，而不是存入本人账户，王荣芬未尽到注意义务；罗金国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向王荣芬承诺高额利息与正规理财产品交易行为不相符合，王荣芬应预见到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问题，但还是进行购买，具有一定的过失，综上王荣芬对其财产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过错程度较轻。免渡河支行对王荣芬购买理财产品造成的财产损失有过错，表现在：免渡河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其工作人员、公章及办公用品均具有管理的责任，免渡河支行疏于管理导致第三人罗金国能够利用其工作人员身份、利用单位的办公场所和办公用品实施诈骗行为，直接导致了王荣芬的资金被诈骗；免渡河支行违反履职任职管理规定，罗金国在免渡河支行任职期间存在超期未轮岗问题，给罗金国的诈骗行为提供了空间，综上，免渡河支行存在过错且过错程度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的过错程度，该院认为对于王荣芬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损失173万元应由免渡河支行负担，对于王荣芬的其他损失即约定利息和逾期利息应由王荣芬自行负担。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问题，王荣芬是基于《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的约定要求被告免渡河支行承担民事责任，关于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签订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是否成立、履行及效力如何，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审理，而刑事案件仅是审理罗金国的犯罪问题，对于《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是否成立、履行及效力如何，并不是其审理范围，故本案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关于罗金国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在无权代理的场合，如果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正当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从而与其发生法律行为，则该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表见代理是为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的法律制度。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罗金国指示王荣芬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存入案外人个人账户、向王荣芬承诺高额利息并在《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书写具体利息数额，均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王荣芬曾购买过免渡河支行正规的理财产品，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流程应有一定的了解，故王荣芬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综上，罗金国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免渡河支行应赔偿王荣芬173万元；驳回王荣芬的其他诉讼请求。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赔偿原告王荣芬173万元；二、驳回原告王荣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 82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荣芬负担625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负担20 203元。二审期间，免渡河支行提交了王荣芬历年购买假理财获利情况及相应转账凭证。欲证明王荣芬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罗金国案发时，通过罗金国购买假理财而向周某账户转账，以及获利的资金往来明细可以反映出，王荣芬最初是以35万元资金购买假理财并获得高利，从2016年开始数额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5月4日，王荣芬已经获得利息合计422 938元，已远远超过其最初投入的本金数额，而这些利息也持续变成本金继续获利。一审法院未考虑上述实际情况，判决免渡河支行返还王荣芬本金，使王荣芬在存有过错的情况下获利，一审法院系认定事实错误。王荣芬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免渡河支行提交的凭证反映的是案涉理财合同之前的理财利润问题，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涉及的是王荣芬从免渡河支行购买理财产品而引起的纠纷，王荣芬为此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也围绕涉案委托理财合同而进行审理和判决，故不应对以往的理财合同所获收益的情况进行评判，一审判决结果正确。2.该证据系牙克石免渡河支行单方调取，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王荣芬的隐私，该证据应属于无效证据。3.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使用。王荣芬不是与周某进行交易，而是由免渡河支行主任提供的银行账户，王荣芬认为周某账户为免渡河支行的理财专用账户，故对免渡河支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罗金国未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免渡河支行是否应给付王荣芬理财款173万元。首先，关于涉案理财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免渡河支行认为罗金国不构成表见代理，且一审法院业已认定罗金国不构成表见代理，故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不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虽然认定罗金国不构成表见代理，但认定涉案合同成立，一审法院此部分论述虽然存在逻辑错误，但综合本案事实，在王荣芬提交的《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载明甲方为王荣芬、乙方为免渡河支行，且在该委托书上，具备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等内容，并加盖有“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财务专用章”，故从涉案合同的外部条件上看，应认定涉案理财合同成立。虽然该印章已经作废，但免渡河支行并未及时回收，而作为非银行工作人员的普通投资者，对免渡河支行的公章使用情况并不当然知晓。且综合本案事实，罗金国并非一般的银行工作人员，而是免渡河支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而王荣芬作为普通投资者，其对于免渡河支行等专业金融机构，本身便具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对于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较之普通工作人员，则具备更高的信赖程度。结合罗金国利用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其工作时间内，向王荣芬等人出售理财产品的事实，故无论从交易时间、交易场所和交易内容上，均足以使王荣芬有理由相信其系与免渡河支行之间成立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所购买的产品就是免渡河支行的理财产品。虽然在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如：王荣芬提供的罗金国伪造的2019年5月5日的理财单上，没有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免渡河办事处”的印鉴或免渡河支行现有名称的印鉴；在免渡河支行非营业时间，王荣芬通过掌上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涉案理财款项打入案外人周某的个人账户；罗金国在《理财产品申购/认购委托》上写有保证返还本息的内容。但如前所述，王荣芬作为普通投资者，因对银行等专业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任，按罗金国指示将理财款汇入罗金国指定账户，对于在2019年5月5日的理财单上没有加盖公章的理由，王荣芬陈述系罗金国告知王荣芬因公章更换暂时无法加盖公章，对此，罗金国在一审中亦陈述了其当时告知王荣芬无法加盖公章，之后予以补盖的内容。关于王荣芬多次通过掌上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购买理财产品问题，当前以此种方式购买理财产品较为普遍，王荣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虽然未充分尽到审慎义务，但不能以此来否认涉案理财合同的成立。且基于王荣芬曾受罗金国指引在免渡河支行营业场所购买“本利丰”理财产品并获得回款的经历，并考虑到王荣芬作为普通投资者，其投资理财的目的便系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的因素，从公平原则衡量，对王荣芬等普通投资者的注意义务不应过分苛责。故综合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王荣芬与免渡河支行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成立，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罗金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理财合同，骗取客户资金。罗金国业已受到刑事追究，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罗金国虚构理财合同，真正目的是骗取理财款。涉案合同的签订是罗金国诈骗的形式和手段。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关于涉案理财合同无效后，应如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王荣芬作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所从事的系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因此，应当具备较一般民事行为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如前所述，虽然王荣芬此前多次在罗金国处购买理财产品并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但亦不能因此麻痹大意，对理财产品的相关内容怠于审查，轻信罗金国虚构的事实，造成了自身投资款的损失。而免渡河支行作为专门金融机构，对于作废的印章疏于管理，对于员工任用未按其人事制度要求进行，也正是由于其内部管理缺失，疏于对员工进行管理和教育，对员工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是导致包括本案王荣芬在内的数名受害者财产损失的根本原因之一。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财产品也成为广大民众进行投资经营的首要选择，而作为普通投资者，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对于办理理财产品的相关流程，也均系按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引进行，故作为王荣芬等普通投资者，在银行工作地点，由银行工作人员引导开展的相关业务均视为银行的业务，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而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当注重客户的风险防控，加强自身管理，杜绝类似本案的情况再次发生。这既是银行的职责，也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对于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强，通过现有监督机制及监管手段难以发现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等，均不是本案中免渡河支行免除责任的法定理由。故综合以上理由及本案事实，对于涉案理财合同所涉及的本金部分，免渡河支行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对于王荣芬主张的利息损失部分，如前所述，因王荣芬亦存在过失，故一审法院未予维护并无不当。关于免渡河支行主张的涉案款项存入案外人周某账户，与免渡河支行无关的理由，本院认为，在（2019）内078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中，周某证实银行卡系罗金国所借，其不知“罗金国拿卡实际做了什么”。且该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本案所涉款项在罗金国诈骗金额之内。故款项用途如何及账户归属，均系罗金国的诈骗获取资金的手段，故对于免渡河支行的该项上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免渡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7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免渡河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波审判员 王丽英审判员 印 帅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包珊珊书记员 汪 洋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