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渝0114行初147号 原告戴明昌，男，1953年3月1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河滨西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9500114009130848Y。 负责人秦晓红，主任。 委托代理人邓明刚，企业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庞俊超，重庆金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明昌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简称黔江区供销社）行政给付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与（2020）渝0114行初146号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明昌，被告黔江区供销社的委托代理人邓明刚、庞俊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明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黔江区供销社履行行政支付义务，将原告享有的8200元的经济补偿金和奖励金合并计入企业安置费共计42833元，按照当期资产评估价格置换其《安置方案》中所列安置房产。2．本案诉讼费由黔江区供销社承担。事实和理由：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简称农资公司）因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于1999年初就进入歇业状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00年11月21日吊销了该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从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就被依法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职工也因此全部下岗。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黔江区经济委员会向黔江区供销社作出《关于确认县农资公司为三类企业的答复函》（黔江经委函[2003]4号），并告知“速到区人力社保局办理三类企业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事宜”。2002年，该社向黔江区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再就办）报请《原黔江县农资公司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享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请示》（黔江社文[2002]128号），2003年1月21日，再就办对该《请示》问题作出了“同意”的批复。根据上诉两个《请示》和《批复》公文，公司属于全民身份的44名下岗职工（注：公司申报51名，其中符合提前退休条件7名未获批），分别以丙方名义与甲方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资公司和乙方黔江区供销社再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于2003年4月1日签订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简称协议），并于当日又与乙方签订了快出“中心”的自谋职业协议，之后，甲方向原告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乙方向原告送达了《解除进中心协议通知书》（即双解除）。“双解除”后，再就办根据黔委办发[2001]43号文件第二条规定，通知区财政局将其44名“双解除”职工分别享有8200元的经济补偿金和奖励金共计360800元，一次性划拨到黔江区供销社制定账户，黔江区财政局于2004年1月13日，从“失业保险基金专户”将此款一次性划到了黔江区供销社指定账户。该笔款项有区再办出具的《划款通知单》及发放花名册为证。但是，收到该款的黔江区供销社，并未按照《发放花名册》所列对象将此款转至职工个人账户，而是纳入了企业改制成本，支付了其他职工的安置费。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黔江区供销社辩称，1．被告黔江区供销社不是本案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的机构类型为“其他”，该载明的机构类型明确了被告的性质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发[2009]40号文件和中发[2015]11号文件对供销合作社定性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也说明被告自始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被告虽然是农资公司主管单位，对改制和安置职工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但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2．2019《完善企业改制安置职工方案》是企业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具有行政行为性质。3．黔江体改办（2014）14号批复的内容实施的主体不是被告，而是农资公司。4．原告依法不属于农资公司改制中的职工补偿安置对象。农资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仅是不能进行经营活动，但其民事主体资格尚存，可以进行安置职工的民事行为。2003年4月20日原告与农资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原告仍在农资公司上班并领取相关待遇，直到2004年12月28日原告才在农资公司办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待遇，说明原告虽然与农资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未履行，双方的劳动关系尚存。农资公司已按照黔府发[2001]176号《通知》第23条规定，将原告提前退休（病退休）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用、丧葬补助金一次性予以解缴，原告被批准退休（病退休）后也顺利地领取到养老金，说明对原告进行了很好的安置，进一步说明原告不属于被安置对象。3.农资公司改制的主体是农资公司自身的行为。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对被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根据国发[2009]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发[2015]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被告黔江区供销社原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其于2020年6月4日更换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其机构性质为“其他”。农资公司成立于1990年4月14日，其公司类型为国有经济，原告戴明昌原系农资公司职工，2000年11月21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农资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3年4月1日，戴明昌自愿申请进入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并于当日与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2003年4月20日，戴明昌申请自愿解除与农资公司的劳动关系，农资公司于当日下发《黔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批复》，同意戴明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03年4月20日，戴明昌申请自愿解除与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的《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并于当日签订《解除进中心协议通知书》。2004年5月12日，农资公司改制小组制定2004《实施方案》并向黔江区供销社报送。2004年7月10日，重庆市黔江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黔江体改办发[2004]14号文原则同意农资公司企业改制方案。2004年8月14日，农资公司制定《黔江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关于企业职工安置具体实施办法》，同时附安置职工花名册，在该花名册中有原告戴（代）明昌。2013年4月15日，戴明昌向黔江区供销社提出《关于支付“双解除”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或者按企业安置方案落实其安置房产》的书面请示，黔江区供销社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来信回复，以戴明昌的请求已经人民法院的两次生效裁判所羁束而未予支持。戴明昌对此不服，于2016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请求判令黔江区供销社按照区体改办的批复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安置下岗职工的法定义务、依法落实戴明昌对置换资产的房屋产权手续的诉讼，以及提起请求判令黔江区供销社支付快进快出“中心”的经济补偿和奖励金8200元、并支付16400元赔偿金的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渝0114行初15号以及（2016）渝0114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戴明昌的起诉。戴明昌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驳回戴明昌的上诉，维持本院原裁定。戴明昌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驳回戴明昌的再审申请。2020年12月2日戴明昌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黔江区供销社支付其享有的8200元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奖励金34633元共计42833元，并按照当期资产评估价格置换其《安置方案》中所列安置房产。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戴明昌以黔江区供销社为被告提起诉讼，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黔江区供销社系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行政行为的组织。经审理已查明，黔江区供销社的原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其于2020年6月4日更换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明其机构性质为“其他”，其系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经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履行行政职责的组织，因此黔江区供销社不具有行政给付的行政职责，戴明昌起诉要求黔江区供销社行政给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戴明昌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戴明昌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戴明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 净 审 判 员  张 妹 人民陪审员  王小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孙文敏 书 记 员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