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3民终3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富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0114123607Y。 法定代表人：申玉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续鑫，男，汉族，1985年4月27日出生，住，住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菊，女，汉族，1967年1月1日出生，住，住四川省仪陇县/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蒙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路创世纪中心****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2670656148H。 法定代表人：梁树荣，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民，男，汉族，1968年11月1日出生，住四，住四川省仪陇县div> 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鄂尔多斯兴鹏建筑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号：152701000007684。 法定代表人：高鹏峰。 上诉人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春菊、张爱民、鄂尔多斯市蒙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隆公司）、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鄂尔多斯兴鹏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鹏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川1324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当依法追加四川华夏军安公司为被告。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施工日志”、“租赁经营处发货单”、“蒙隆公司的说明”可以证实四川华夏军安公司为涉案项目的另一家施工总承包单位，其与上诉人一样单独与被上诉人蒙隆公司形成了合同关系，“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作为当地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其效力应该高于一般书证，且证据“租赁经营处发货单”可以充分的证明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参与了施工，且有被上诉人蒙隆公司的说明及蒙隆公司直接将工程款支付给张爱民佐证，另该说明还证实第三人张爱民与四川华夏军安公司为挂靠关系，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四川华夏军安公司为本案的必要诉讼参加人。一审法院所提蒙隆公司提供的施工合同和张爱民提交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因该协议与上诉人与蒙隆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加盖上诉人的印章不一致，且该印章来源不明，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愿。而上诉人与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并没有合同关系，更不存在将工程交由四川华夏军安公司施工，那么依据蒙隆公司出具的“说明”张爱民作为四川华夏军安公司的代表，又怎么会与上诉人产生关系，张爱民在涉案项目中到底是什么身份，一审法院并没有予以查清；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与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存在分包关系，依据合同的相对性，那么一审法院应当将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列为本案的被告。因此，不论从何种角度讲，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应当参加本案的庭审，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述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参加与否对本案没有影响。二、第三人兴鹏公司应当为其给张爱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承担法律后果，而张爱民接受兴鹏公司的委托其本身也是明知不具有代表上诉人兴业公司的资格，更没有代表兴业公司进行民事行为的权利。该授权委托书中既有兴鹏公司的公章，又有兴鹏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鹏峰的签字，显然张爱民是知晓其代表的是兴鹏公司而非上诉人兴业公司。兴鹏公司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行为的法人单位，上诉人兴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高鹏飞并非兴业公司的高管，那么一审法院所述的张爱民作为结算人的合法性又是从何而来？一审法院这种对证据认定的片面性、不尊重事实的行为是对法律的亵渎。三、本案的劳务费给付主体为张爱民，被上诉人蒙隆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爱民挂靠四川华夏军安公司承接了由蒙隆公司开发建设的涉案项目，该事实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施工日志”、“租赁经营处发货单”、“蒙隆公司的说明”及蒙隆公司直接将工程款支付了张爱民等证据进行佐证，从而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民与兴业公司没有财务往来、四川华夏军安公司进行租赁业务等耐人寻味的事实。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中加盖的刻有兴业公司字样的项目部印章，兴业公司也举证证明了该印章并非兴业公司刻制，兴业公司刻制的是刻有“仅限技术资料专用”字样的印章，上诉人兴业公司不能对任何一枚刻有其字样的印章去承担责任，显然如此认定是不严谨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张爱民到底在涉案项目是何身份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四、向张爱民主张权利不能等同于向上诉人兴业公司主张权利。兴业公司从未给张爱民任何授权，被上诉人也未证明兴业公司向张爱民授权雇佣被上诉人，因此其向张爱民主张权利不能扩大于兴业公司。因此，本案就兴业公司而言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就现有证据而言，并不能将给付责任强加于上诉人，且蒙隆公司在一审的陈述与“蒙隆公司的说明”前后矛盾，显然是在逃避责任，被上诉人提供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与上诉人持有的合同中的印章不符，该印章来源不明。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被上诉人李春菊辩称：兴业公司的上诉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兴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答辩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工资结算单》加盖的是“包头兴业公司滨河名邸西标段项目部”的印章。2019年7月，兴业公司以“张爱民私刻该章”向公安报案，但至今公安没有立案及结果，说明张爱民没有私刻该印章。张爱民还在工程验收等处也用过该印章，兴业公司也知道张爱民用该印张而没有提出异议，从而可以推定，该《工资结算单》是包兴集团授权张爱民所为。二、从张爱民代表包头兴业与蒙隆公司签订的《滨河名邸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西标段）看，张爱民是兴业公司聘请的管理人员，该证据来源于建设局的备案合同。而兴业公司在上诉状称该协议的“印章来源不明，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愿”，一审中，兴业公司也没有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纯粹是胡搅蛮缠。联合第三人兴鹏公司为张爱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证据，张爱民向答辩人出具《工作结算单》，是兴业公司授权所为，并非其诉称的“张爱民在涉案项目中到底是什么身份，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三、从一审的证据看，也只有蒙隆公司把涉案工程发包给兴业公司的合同书，被答辩人蒙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将全部工程发包给兴业公司的，而兴业公司也没有蒙隆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其他人（包括四川华夏军安公司和张爱民）的证据，理当承担全部责任。四、本案中，因为张爱民是以结算人的身份向答辩人出具的结算单，之前也是张爱民发放的工资，所以，每年向张爱民要工资，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案正确。为了争取得到工资，答辩人用去差旅费、误工费等，一审没有支持，但答辩人为了和气而没有上诉。请求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让答辩人早日拿到血汗钱。 被上诉人张爱民辩称：对于一审判决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符合事实的，对上诉意见我不赞同。1.滨河名邸项目西标段是兴业公司和蒙隆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2.蒙隆公司为了便于管理，划分了东标段和西标段，西标段是我和高鹏峰与蒙隆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是划分我的责任，比如哪些地段，哪些质量，在蒙隆公司手上那一份补充协议上是我和高一起签的字，上面盖了兴业公司的章。高鹏峰当时是兴鹏公司的法人，同时又是整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在房管局备案的合同是高鹏峰代表兴业公司一个人签的字。3.所有工人工资都是我负责发放，所以当时欠钱都是我写的欠条，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找我要工资。工资是蒙隆公司拨到项目出纳肖冉的账户上，第一笔是发到兴鹏公司账上的。每次领钱是我打领条，加盖高给我的财务专用章，第一笔是蒙隆公司拨到兴鹏公司账上，再转给我的。后面他们嫌麻烦，所以直接是蒙隆公司发到我账上的。4.项目章是高鹏峰给我出具的委托书以后，交了两个章给我，在所有工程中，给所有的涉及文书报告时都是加盖的这个印章。欠条也是这个章。在房管局备案中也是加盖的这个章。不是我私刻的。房管局备案资料中，既加盖项目章也有兴业公司的印章。 被上诉人蒙隆地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1．通过答辩人一审出示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看出，案涉工程的承包方为本案上诉人。而且答辩人一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作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了案涉工程的承包方就是上诉人；2.通过一审被上诉人张爱民出示的补充协议可以看出，该协议中张爱民为签约代表，结合上诉人为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足以认定张爱民系上诉人的代理人；3.结算单中加盖了上诉人项目部印章，同时又有代理人张爱民的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足以证明本案劳务费的支付主体应为上诉人。 李春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兴业公司、张爱民、蒙隆公司支付其劳务费49000元，并从2012年11月3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并支付其因催收工资所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误工费、通讯费2000元；2.兴业公司、张爱民、蒙隆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31日，张爱民作为“结算人”向李春菊出具“工资结算单”一份，载明李春菊合计应领工资76000元，已领27000元，下欠49000元。结算单加盖“包头兴业公司滨河名邸西标段项目部”印章。 2010年7月25日，蒙隆公司作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兴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前者将“滨河名邸”9#-18#楼、22#-51#楼发包给后者；2010年8月25日，双方又分两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1#楼、2#楼、7#楼、8#楼、3#-6#楼、19#-21#楼等进行发包。2010年8月20日，兴业公司滨河名邸西标段项目部与蒙隆公司签订《滨河名邸项目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前者在后者处承建1#楼、8#-15#楼、26#-37#楼、47#-51#楼及相应西侧的商业地库的建筑等，张爱民作为签约代表并签字。兴鹏公司系兴业公司子公司，兴鹏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鹏峰曾委托张爱民负责“滨河名邸”西标段项目的施工和结算。蒙隆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出具“说明”一份，载明9#-15#楼、26#-37#楼、47#-51#楼用内蒙古兴业公司资质备案，但实际承建、受益的是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庭审中，蒙隆公司诉讼代理人认为公章管理审批中并没有关于该说明印章的记载和备案，并对“说明”所载内容予以否认；李春菊等到讼争工地务工的人员均受张爱民、李承述（务工人员之一）之邀，之前所发放工资均系张爱民代为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以下五个争议焦点：一、是否应当追加华夏军安公司为一审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责任。兴业公司称李春菊所作劳务工地实为华夏军安公司施工，兴业公司与李春菊等人无劳务合同关系，并为此出示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施工日志、租赁经营处发货单、蒙隆公司的说明予以佐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工资结算单”并未载明李春菊做工的具体楼号，且根据蒙隆公司提供的其与兴业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以及张爱民提供的《滨河名邸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西标段）等效力更高、记载更明确的证据，证明案涉项目工程的承包方是兴业公司，至于兴业公司在实际中是否又将部分工程交由华夏君安公司施工并不影响本案适格被告为兴业公司而非华夏军安公司；二、兴鹏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高鹏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第三人兴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鹏峰曾向张爱民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张爱民负责西标段的施工和结算，尾部加盖了兴鹏公司的公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委托书系高鹏峰而非兴鹏公司出具，鉴于兴鹏公司系兴业公司的子公司这种特殊关系，高鹏峰又为兴鹏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为兴业公司的高官，此委托书仅能一定程度佐证张爱民作为结算人的合法性，而不能据此证明结算的法律后果由兴鹏公司或高鹏峰承受；三、本案的劳务费给付责任主体如何确定。本案属劳务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蒙隆公司不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兴业公司称不认识张爱民并与其无法律关系，但“结算单”显示加盖了兴业公司项目部印章，而张爱民为“结算人”；同时委托书显示其为代理人，补充协议显示其作为签约代表，即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张爱民系兴业公司的代理人身份，故兴业公司的辩称与实际情况相悖。根据各方对证据的掌控力，兴业公司应更有能力举证证明其与张爱民之间的法律关系。“结算单”因加盖有兴业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应认定为兴业公司的行为，故李春菊的劳务费理应由兴业公司给付；四、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张爱民在诉讼中辩称，李春菊每年都向其索要劳务费，因张爱民以结算人身份向李春菊出具了“结算单”，之前所发放劳务费也系张爱民发放，故李春菊等人有理由相信其应代公司继续发放劳务费，故向其提出权利要求当然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五、李春菊诉争劳务费的利息是否应当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因“工资结算单”并未载明给付时间，李春菊仅得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3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至于李春菊主张的因催收所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误工费、通讯费，因李春菊未提供相应证据且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兴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春菊支付劳务费49000元，并从2019年11月13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春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元（已由李春菊预缴），由兴业公司负担512.50元，由李春菊负担239.50元。 二审中，当本院询问高鹏峰是兴鹏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兴业公司是什么关系时，兴业公司回答，兴鹏公司是兴业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占股份15%。当本院询问张爱民项目印章来源是，张爱民陈述印章由高鹏峰向其提供。兴业公司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并提交原件核对，拟证明一审中张爱民提交的合同并非兴业公司与蒙隆公司签订，印章没有合同专用章字样和印章编号。张爱民质证称合同上盖章是由高鹏峰所盖，其不清楚是否有编号。李春菊质证称，张爱民提交的合同是从建设局档案里面提取的，是总包合同，对方提供的合同有问题，他只承认了1到8栋，而40多栋全都是包头兴业承包的。兴业公司提交了其他案例拟证明其主张的应由张爱民承担给付责任，李春菊质证称案例是买卖合同，与本案劳务合同没有可比性，与本案无关；张爱民质证称，案例与本案无关。 另案一审原告聂荣江在本院询问时陈述，13.14.15号楼和西侧商铺，1号楼和8号楼的工程资料加盖的是出具欠条所用的章，工程资料加盖项目章后，再加盖兴业公司印章，最后交给鄂尔多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本院责令由兴业公司限期提供，但其向本院补充提交的工程资料为：9.10.12.17.26.27.28.29.30.32.33.34号楼原材料进场验收记录、48号楼养护试件统计表、27号楼混凝土强度评定表、26.32号楼模板验收记录、10号楼防水混凝土、钢筋验收记录、9号楼混凝土施工记录、9号楼养护试件统计表、32号楼土方开挖验收记录。兴业公司举证以上证据拟证明，工程资料中有上诉人字样的案涉项目部印章为“技术专用章，仅限技术资料往来使用”，与被上诉人李春菊提供的结算单中的印章不相符，但张爱民陈述结算单中的印章也用在了工程资料中，两枚印章并不相同；张爱民在庭审时所称与事实不符，结算单中的印章没有用在工程资料中。张爱民质证认为，该资料证实施工单位为兴业公司，通常建筑公司有多枚印章，技术部门与项目部印章不一致，也不能否认本案所涉工程为兴业公司承建。李春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即使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项目部印章是伪造的，以上证据加盖的技术专用章是合理的，如果在工资单上加盖这个章才显得不合理；资料上加盖的“兴业公司兴鹏公司滨河名邸技术专用章”，说明兴鹏公司是挂靠兴业公司承建的滨河名邸工程，其法人高鹏峰向张爱民出具委托书，具有合理性；兴业公司没有按照二审要求提交证据，也有可能加盖西标段项目部专用章的资料没有调取和上交二审法院。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兴业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均系从鄂尔多斯市城建档案馆提取，应系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但上述资料均未包含本院要求其提交的聂荣江在本院询问时陈述的楼栋，兴业公司有能力提供其余楼栋的工程资料，而不按照本院要求提供证据的行为，本院视为其举证不能，并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通过其举证的证据，本院可以查明，兴鹏公司参与了兴业公司承包的滨河名邸项目的承建。 二审另查明：蒙隆公司将“滨河名邸”项目建设发包给兴业公司承建，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合同时，兴业公司一方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处签名为“高鹏峰”。高鹏峰向张爱民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高鹏峰系兴业公司鄂市兴鹏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张爱民为为公司滨河名邸项目西标段的委托代理人，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负责本工程的施工和结算”，该委托书由高鹏峰签名，并加盖兴鹏公司印章。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张爱民作为结算人出具的工资结算单，加盖了“兴业公司滨河名邸西标段项目部”印章，记载的下差李春菊的工资应由谁支付。根据一审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高鹏峰代表兴业公司对外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了蒙隆公司的“滨河名邸”项目。兴业公司补充提交的工程资料上加盖有“兴业公司兴鹏公司滨河名邸技术专用章”，可以认定第三人兴鹏公司参与了兴业公司承包的滨河名邸项目的承建。高鹏峰为第三人兴鹏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鹏峰向张爱民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加盖了兴鹏公司印章，委托张爱民全权负责西标段工程的施工和结算。综合上述证据，本院推定张爱民陈述项目部印章由高鹏峰向其提供这一事实成立，故张爱明向李春菊出具工资结算单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根据表见代理的规则，其付款责任应由兴业公司承担。针对兴业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李春菊一直向张爱民主张还款，张爱民予以认可，该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李春菊提出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兴业公司提出应追加四川华夏军安公司为当事人，但未举证证明四川华夏军安公司系案涉工地的承包人，也无证据证明张爱民与其有挂靠等合同关系，故其在本案中不参与诉讼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影响。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有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最终认定，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4元，由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朱 伟 审 判 员  罗晓翠 审 判 员  肖 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漆家明 书 记 员  曹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