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24民初1197号原告：戴文昌农户。诉讼代表人：戴文昌，男，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国，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建国农户。诉讼代表人：戴建国，男，197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第三人：永嘉县乌牛街道岭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乌牛街道岭下村。法定代表人：戴家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双锋，浙江中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玲香农户。诉讼代表人：孙玲香，又名孙林香，195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第三人：赵忠道农户。诉讼代表人：赵忠道，男，195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原告戴文昌农户与被告戴建国农户、第三人永嘉县乌牛街道岭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岭下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审理过程中，因孙玲香农户、赵忠道农户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孙玲香农户、赵忠道农户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先后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文昌农户的诉讼代表人戴文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国、被告戴建国农户的诉讼代表人戴建国、第三人岭下村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双锋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玲香农户、赵忠道农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件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文昌农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永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2019）永土仲字第4号仲裁裁决书第一项裁决；2.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01年7月4日订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确认位于永嘉县乌牛街道岭下村茶堂下两块耕地（合计0.8亩，其中垟0.43亩、横路边、垟新田合计0.3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2001年7月4日，被告经全家一致同意将承包地0.8亩转让给原告。被告户内成员何秋香与原告户主戴文昌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被告坐落于岭下村茶堂下的2块良田共计0.8亩自愿无偿划给原告耕种，征收和农业税由原告承担。第三人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原、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被告户主戴建国与戴文昌丈量了土地面积，确定了界址，并交付给原告耕种。同时，第三人在原告和被告的《永嘉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分别作了承包地面积调动，农业税和征收任务也做了相应调整。2012年5月20日，被告户主戴建国在其《永嘉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确认。2018年上半年，被告反悔，要求归还上述承包地，经第三人调解不成，被告于2019年向永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2019年12月24日，永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永土仲字第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终止戴建国农户与戴文昌农户之间的承包地流转《协议书》，戴建国农户可以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本案争议的茶堂下的2块良田，合计0.8亩（平田）恢复自行耕种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经过发包人确认，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反悔，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永嘉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审理过程中，原告补充陈述：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为了耕种方便，多年前已将诉争的垟?、横路边地块与相邻的戴胜聪（孙玲香丈夫）、赵忠道家进行了调换。本院追加孙玲香农户、赵忠道农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在庭审明确是与他们交换耕种土地，没有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被告戴建国农户辩称：1.2000年年终时节，应原告的代耕要求，被告与家人协商一致后口头同意将名下的0.8亩地划量给原告无偿耕种，相应农业税与粮食征收任务由原告承担，属于无偿代耕的流转关系，而非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2.2001年7月4日，原告趁被告常年出门在外省以及当时通讯不发达的时机，骗取被告母亲（目不识丁）的信任，私下签订了一份代耕协议书，好在该份协议书的内容与早先双方口头约定的意思相差无几。3.2001年8月4日，原告又私下把他自己的《承包权证》《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田亩数进行了肆意篡改。4.2012年5月20日，被告在岭下村委会留底的《永嘉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名是事关当时村里举行的三分三改田亩数核对活动，与原告没有丝毫关系，其他内容系原告指使他人私自添加，原告提供的证据第30页村委会公章也是这次仲裁过后私自新盖（与仲裁审时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公章落盖位置不同）。5.被告手中的《永嘉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与永嘉县农业局的档案底册一致，至今没有任何变动。第三人岭下村经济合作社辩称：如果认定被告将诉争的0.8亩土地转让给原告，第三人没有异议，将配合进行产权登记。第三人孙玲香农户未到庭答辩，在本院向其送达应诉材料时接受了谈话，陈述称自己是其家庭承包经营户的户主，户内还有子女戴建海、戴建欧，丈夫戴胜聪分田时在当兵所以没有分田的资格。自己家在垟?有0.91亩地，与戴文昌、赵忠道家的地相邻，这块地给赵忠道种了三四年。戴文昌曾提过换地的事情，但自己没有同意。第三人赵忠道农户未到庭答辩，在本院向其送达应诉材料时接受了谈话，陈述称自己家在垟?、横路下各有0.7亩地，这两块都跟戴文昌的地交换耕种，但没有换地，交换耕种的事情并没有跟村里说过。戴胜聪家在垟?的地没有跟自己换过，但他家那块地已经给自己种了很多年。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进行了调查取证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1.原告申请证人戴某1、戴某2出庭作证，本院对证人戴某3进行了谈话取证。戴某1出庭作证陈述称：1999年至2002年间自己担任岭下村会计，村委会的章由自己保管。本案的协议书是戴文昌和戴建国的母亲何秋香到村委会找自己按他们的要求代笔的，协议书内容当时读给双方听过，自己作为见证人签名并盖了岭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岭下村委会）的印章。当时戴建国不在家，但因为戴建国是户主所以把戴建国列为协议书一方。原告的土地承包权证地块信息变更的文字是自己跟当事人确认后写的。至于有没有一并修改过戴建国的土地承包权证，自己不记得了。戴某2出庭作证陈述称：2005年至2017年间自己担任岭下村会计。村里的土地承包合同正本都保存在村里不动，2012年三分三改期间自己先在复印件上写好田亩数变动情况再给当事人签字确认，戴建国、戴文昌的合同田亩数变动情况都是自己写的，但戴建国的合同不是自己经手给他签字确认的。戴某3在本院对其进行谈话时陈述称：自己在岭下村担任了三届村书记，2016年任满，自己有经手2012年村里三分三改事宜。三分三改的内容包括核实、统计村民承包地的数量、位置等情况，流程是核实后复印村里保存的底册并写好变动情况再给村民签字确认，签字后不会再添加文字。戴建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具体是不是自己经手给他签字，自己记不清楚了，如果戴建国记得是自己经手给他签字的，自己也认可。被告主张其与岭下村另有征地款纠纷，故与村干部存在利害关系，因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三位证人的证言内容清楚，逻辑顺畅，未发现不合理之处，且相应证言之间能够印证，并与原告的陈述相符，故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审核认为，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证明对象将在说理部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阐述。3.原告提交的《永嘉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戴建国农户、戴文昌农户），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签名前并无亩数修改内容，其签名是对三分三改而非田亩数变化或征收的确认。本院审核认为，根据证人戴某2、戴某3陈述，岭下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原件由岭下村委会保存，2012年三分三改期间，村干部将复印件交村民确认，本案两份合同中田亩数变动情况均由时任村会计戴某2书写，至于被告在答辩中提出该土地承包合同与原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同一份合同中所盖村委会公章位置不同的问题，系岭下村委会在不同批次的复印件上盖章位置不同所致，并不影响相应复印件的真实性。前述承包合同与证人戴某2、戴某3的证言及原告的陈述相符，本院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的《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戴文昌农户），被告认为该权证有涂改，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审核认为，该土地承包权证系永嘉县人民政府颁发，据证人戴某1陈述，地块信息和田亩数变动的文字是在本案协议书签署后经向当事人核实后由其执笔修改，该土地承包权证与证人戴某1的证言、原告的陈述及本案协议书能够印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戴文昌农户与被告戴建国农户均系岭下村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户。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双方分别承包了岭下村1.95亩、2.74亩集体土地。2001年间，戴文昌与戴建国曾就承包地事宜进行过口头协商。2001年7月4日，戴建国（甲方）与戴文昌（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由时任岭下村会计戴某1代笔，载明：“甲方将座落在岭下村茶堂下的2块良田计0.80亩（零点捌零亩）自愿无偿划给乙方戴文昌耕种，同时征购及农业税由戴文昌承担。如有其他发展甲方戴建国无权干涉。”戴建国的母亲何秋香、戴文昌分别在甲方代表、乙方代表处签名、捺印。戴某1在见证人处签字并加盖岭下村委会公章予以确认。2001年8月4日，戴某1根据双方确认的地块位置及数量修改了原告持有的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分别在垟、横路边地块后添加“戴建国户迁出0.43亩”“戴建国户迁出0.37亩”，并将承包地面积由1.95亩修改为2.75亩。2012年5月20日，岭下村村书记戴某3将已由时任村会计戴某2添加了垟、横路边地块分别划给戴文昌户0.43亩、0.37亩等内容的戴建国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交戴建国核对，戴建国在该合同复印件上签署其本人姓名及签名时间予以确认。2012年间，时任村会计戴某2还在戴文昌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上添加了垟、横路边地块分别由戴建国户划入0.43亩、0.37亩等内容。后戴文昌为耕种方便，与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赵忠道口头协商后，与其交换地块进行耕种，现诉争的垟？、横路边均由赵忠道耕种。因诉争0.8亩承包地块的归属等纠纷，被告戴建国农户于2019年向永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户主母亲何秋香与戴文昌农户于2001年7月4日签订的0.8亩（平田）代耕协议中止作废并归还承包田等。后永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裁决：终止戴建国农户与戴文昌农户之间的承包地流转《协议书》，戴建国农户可以对争议的茶塘下的2块良田，合计0.8亩（平田）恢复自行耕种的权利等。原告戴文昌农户不服上述裁决，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2001年7月4日戴文昌与戴建国的母亲何秋香签订《协议书》的事实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本案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1.关于本案协议书性质问题。原告认为本案协议书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被告则认为本案协议书系无偿代耕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诉争地块耕种、其他发展的权利由戴文昌享有，征购、农业税义务也戴文昌承担，并载明戴建国无权干涉，可见该协议书系将诉争地块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戴文昌，戴建国并未作权利保留，且该协议书已经岭下村委会盖章认可，第三人岭下村经济合作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表示如认定为转让将配合办理相应手续，即发包方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故该协议书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特征。签订协议后，村干部根据向当事人核实的情况对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权证的地块信息、田亩数信息进行了相应修改，戴建国本人亦于2015年5月20日对添加了田亩数变更内容的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进行了签名确认，进一步证明了本案协议书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2.关于本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戴建国系家中独子，签订协议时正在外地，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故由户内主要成员即其母亲何秋香作为代表在本案协议书上签字，合情合理。本案协议书由时任村干部代笔并签名，同时加盖岭下村委会公章予以确认，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对协议内容已知晓并签名确认，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情形，故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戴建国辩称经其签名确认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田亩数变更的内容系在其签名后添加，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规定，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故本案诉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转让后，虽未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但在原、被告间仍产生转让的法律效力。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戴文昌农户与被告戴建国农户于2001年7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确认原告戴文昌农户对位于永嘉县乌牛街道岭下村茶堂下的0.8亩平田（其中垟0.43亩、横路边0.37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戴建国农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彩和人民陪审员  麻晓曼人民陪审员  胡建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陈长鑫永嘉县人民法院门户网站网址:×××.ｃｎ: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