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14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男，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被上诉人余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07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38000元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欠条是因赊欠货款形成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1）、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2016年1月15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欠条是因为被上诉人参加传销组织钱款被骗，所以将上诉人非法拘禁并采取殴打、辱骂、恐吓、威胁的方法，逼迫上诉人书写的，双方并无买卖的事实，是上诉人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受胁而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规定》第七十五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上诉人的儿子是2012年度与被上诉人有过合同关系，上诉人与其并未产生过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仅凭一张有争议的欠条来认定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余某经营余某副食商行和欠条是购买了货物所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应提供账本以证明38000元的来源，但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3）、根据本案多次庭审情况，完全可以证实2016年1月15日，上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和遭受他人威胁、殴打的事实。如果上诉人余某没有参与其中，上诉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给被上诉人书写条据。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参与了非法拘禁和强迫上诉人书写条据的行为，其才会持有2016年1月15日的条据。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张某就被上诉人余某非法拘禁一案向甘州区公安局报了案，甘州区公安机关也于2018年6月15日决定立案，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立案告知单》，依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当待余某非法拘禁案件侦查、审理完毕后再依据相关证据资料予以裁判。但原审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却依据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区分局针对甘州区人民法院移交的“余某殴打让人、通写欠条涉恶线索”等问题的查结报告“排除了余某逼写欠条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甘州分局出具的《关于甘州区扫黑办移字(2019)283号甘州区人民法院移交余某殴打让人、逼写欠条涉恶线索等问题的查结报告》，针对的是余某是否涉黑是否涉恶的问题所做的答复，该答复意见中已经明确告知“余某等人涉嫌非法拘禁案件已立案侦查”，也就是说余某非法拘禁张某的案件还未侦查终结，原审判决一再对上诉人的理由置之不理，是有意偏袒被上诉人的表现，程序严重违法。 余某辩称：其并没有非法拘禁上诉人，欠条是因上诉人拖欠其货款形成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欠款3800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原告余某在甘州区龙渠乡街面经营余某副食商行，出售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粮油制品、日用百货、面条。因被告张某于2012年承包龙渠中学食堂，期间曾从余某经营的商行购买过面条和副食等。2016年1月15日，张某给余某出具金额为38000元的欠条一张。2016年1月18日，张某向甘州区刑警队报案称2016年1月15日有人对其进行了拘禁、殴打。接到报案后，甘州区刑警队工作人员于2016年1月18日对张某进行了询问，询问中张某在陈述对其殴打的人员时未提及余某，也未提及2016年1月15日出具欠条的事情。后因张某未给付该欠款，余某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张某曾从原告余某经营的商行购买过副食、面条等货物，由此，双方形成了合法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016年1月15日，被告张某作为欠款人给原告余某出具金额为38000元的欠条。庭审中，被告张某抗辩称，该张欠条是其受胁迫出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告张某针对其提出的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被告针对其抗辩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由被告张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案经原一审时已经甘州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进行调查核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作为扫黑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核查处理后，对被告提出的逼写欠条的问题已被排除，原告余某无涉黑涉恶犯罪的事实。故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张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其主张要求被告承担偿付货款38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庭审理中所提交的对马登高和张成虎的调查笔录和录音视听资料，因对涉案的事实已经公安机关查证核实，并作出结论。现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缺乏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定。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某偿付原告余某货款38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全部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750元，由被告张某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余某于2017年8月17日就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向甘州区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作为主张债权的一方，提交了由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以证明拖欠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作为履行债务的一方，应对债务履行完毕或不应当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认为涉案欠款系被上诉人加入传销组织后，为索要损失在被上诉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欠条。为此，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的数份询问笔录，并申请以余某涉嫌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请求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经审查，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被非法拘禁，在该次询问中，上诉人详细陈述了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被何人非法拘禁的情况，其中并未提及被上诉人余某对其进行非法拘禁并胁迫其出具涉案欠条的事实。在张伟华、王腾国、张自海、杨海林、王涛、韩淘、张海玲的询问笔录中，亦未谈及余某胁迫上诉人出具欠条的事实。一审法院应上诉人的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后，甘州区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甘肃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移交移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办理结果反馈书》载明：经核查，余某并未参与殴打他人，逼写借条的事情，故余某无涉黑涉恶犯罪及其他犯罪嫌疑。2020年6月17日，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分局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甘州区人民法院移交余某殴打他人、逼写欠条涉恶线索等问题的查结报告》载明：经审查，因张某出具给余某的欠条是双方正常债务还是非法手段取得无法查清，故被举报人余某无涉黑涉恶犯罪。据此，上诉人认为涉案欠条系被上诉人将其非法拘禁，并胁迫其出具的事实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应承担清偿欠款的民事责任。关于余某、马登高等人涉嫌非法拘禁案，公安机关虽已立案，但余某涉嫌的犯罪事实，是否与本案所涉欠条有关，上诉人再未提供新的线索或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应中止诉讼，待余某等人涉嫌的非法拘禁案查结后再恢复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 鹰 审判员 陈建武 审判员 宋 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许 静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