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921民初2129号 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梁裕，村民小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玲，广西五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厚海，男，194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广西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林，广西梁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玲，被告何厚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确认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无效。事实与理由：被告何厚海是容县村民小组的村民。何厚海的母亲刘国超改嫁给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村民梁伟林。刘国超和梁伟林生前未生育有子女。刘国超于1988年病故，之后，梁伟林成为同古村的五保户。梁伟林于1993年7月死亡。后梁伟林的承包地由何厚海（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户耕种。2015年，容县人民政府组织进行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容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的桂（2018）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3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被告何厚海。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村民对被告何厚海户签订上述承包合同并取得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事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没有征求过村民意见并取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土地发包给何厚海户承包。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原五保户梁伟林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因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归属及分配问题，原告与被告何厚海发生纠纷。何厚海与其妻子彭瑞珍向法院起诉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要求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返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常规青苗补偿金、误工费合计83634.06元。至此，原告的村民才知道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了这份承包合同,容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桂（2018）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3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被告何厚海。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被告何厚海的桂（2018）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6350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9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桂行终36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为：因本案属于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原告中心一组应先行解决案涉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若案涉承包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则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自然无效，容县政府应当撤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此，原告只能另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原告认为，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无效。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农村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的。何厚海户共有四口人，分别是彭瑞珍、何厚海及女儿梁咪、外孙女李倩倩。彭瑞珍以户为单位于2017年7月10日在容县村民小组同时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050033Ｊ），即何厚海（彭瑞珍）户享受着容县村民小组的土地利益。在2019年1月国家建设需要征收部分土地时，何厚海户得到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队征地补偿款就达到73791.83元。二、原告村民从来没有召开过会议讨论把土地发包给不是本队村民的何厚海户承包，更没有原告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土地发包给何厚海户承包。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梁海堂代表）与被告何厚海签订这份承包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在2017年7月10日梁海堂代表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这份承包合同时，梁海堂并不是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村民小组长（队长），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村民小组长（队长）是涂建同、涂建钢。梁海堂在2017年7月10日无权代表原告与不是本村村民的被告何厚海签订上述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査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在广西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行政诉讼二审审理过程中，容县人民政府及被告何厚海均确认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梁海堂代表）与被告何厚海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时都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讨论把土地发包给何厚海，不存在有原告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土地发包给何厚海户的会议程序。而且根据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行终368号行政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8行也明确认为：“上述事由均属于判断案涉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因素”。因此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梁海堂代表）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这份承包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二）、（五）项，应属于无效。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本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原告方对其诉讼请求在本院指定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诉讼证据有：1、2020年7月28日同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现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一队）的村民小组长（队长）是梁裕。2、2019年8月6日容县公安局容厢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情况证明一份，证明何厚海（彭瑞珍）户共有四人，分别是彭瑞珍、何厚海、梁咪、李倩倩。3、《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证明本案争议的合同是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4、《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050033Ｊ），证明彭瑞珍（何厚海）户于2017年7月10日与容县村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5、征地协议、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二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地上附着物补偿、误工、会议补助付款凭证、土地转包合同书，证明何厚海（彭瑞珍）户在容县村民小组有承包地。在2019年1月国家建设需要征收部分土地时，何厚海户得到征地补偿款73791.83元。6、容县城厢公社管委会文件〔（83）民（1）号〕一份，证明按文件规定，五保户梁伟林逝世后，其责任田应收归原告容县村民小组所有作为机动用。7、中心一队村民自我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村民小组长（队长）是涂建同、涂建钢。梁海堂在2017年7月10日无权代表原告与被告何厚海户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8、2019年11月9日中心一队户主会议记录一份，证明原告村民对案涉合同的签订不知情，对案涉合同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没有原告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土地发包给何厚海户承包。9、（2019）桂09行初79号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桂行终36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两级法院告知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先行解决案涉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因此，原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补充证明问题：（1）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高院两份判决书从来没有一句话认可所诉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合法有效的。（2）原告提起本诉讼是因为本队集体所有承包地要调整，不是因为被告使用了就一直能够使用。（3）而且即使被告能够提供承包证，关键也是在于合同的问题。10、2020年7月28日晚上中心一队村民会议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一队）的村民小组长（队长）梁裕是诉讼代表人；原告村民不同意将本队的土地及山场承包给何厚海经营；梁海堂在2017年7月10日无权代表原告与被告何厚海户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11、2019年3月12日中心一队村民向容县征地办提出申请一份，证明原告村民对被告何厚海取得原告的承包地有异议，不同意支付征地款给被告户。12、（2019）桂0921民初1649号容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何厚海、彭瑞珍与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一队）土地承包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已撤诉。1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承包方调查表》各一份，证明被告何厚海提供虚假的材料，以便达到签订涉案合同，取得原告方土地承包经营权、骗取利益的目的。 被告何厚海辩称，一、答辩人取得土地并签订有承包合同，合同性质是对原合同的延续，这个合同并不是新的合同，从承包期限来看，是对原期限进行补充，相当于补充协议。二、原告多次提起诉讼，直接走到高院，经中院、高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人一直耕种和管理梁伟林的田地，原告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直至土地被征收之后原告方才提出异议，这块土地两次被征收（1996年部分征收，2019年也是部分征收）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全部征收才提出异议，原告不顾该村保持的良好风俗，提出不合理的管辖要求，对答辩人是极不公平的。三、当年为了解决梁伟林五保户的生活问题，村委会指定答辩人作为梁伟林的承保人，答辩人根据村委会的要求照顾梁伟林的生老病死及相关费用，原告要收回土地仅仅是为了得到补偿金，答辩人全心付出得不到回报。现在我们取得的承包证是对2014年土地承包证的延续，是以旧证换发新证。在行政官司中政府也就此问题作出解释，在玉林中院开庭审理时法官随机抽取以前原告与各户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方的负责人是梁海堂，所以梁海堂与答辩人签订合同是他的职务行为。关于征收款的问题，村民户主会议也达成了协议，说明按谁耕种的土地征收款归谁的原则进行分配，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户主已经签名。故本案件中原告以没有经三分之二成员同意为由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我们取得土地并不是依据合同法而取得，是依据承保人的制度而取得，对主体的要求并没有限制。关于何厚海在中心二队取得的承包土地是彭瑞珍取得的，何厚海并没有取得。 被告何厚海为其辩解在本院指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诉讼证据有：1、被告何厚海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个人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2、2019年11月3日同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彭瑞珍和何厚海是夫妻关系，并证明1994年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取得承包水田2.5亩的事实，在1996年修建一级公路时，土地被征收，所得的补偿款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3、2019年8月10日同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同古村证明被告取得梁伟林土地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4、1994年彭瑞珍取得政府发给容县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一份，证明被告妻子彭瑞珍已在1994年8月1日取得原来梁伟林名下的土地耕作的事实，中心一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新的承包合同是基于确权政策的出台，本案的合同是基于原来承包合同的延续。5、2018年12月3日被告取得政府发给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被告已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2019年3月4日容县国土资源局与中心一队签订的征地协议一份，证明被告是该征收土地的承包者之一，与容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7、2019年2月28日同古村中心一组征地面积调整表一份，证明被告在容县士泰烟花厂租用的土地占地为0.853亩。8、2019年6月4日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村民小组征地补偿款分配表一份，证明原告村民户主会议，一致同意按谁耕种的土地，征收款归谁所有的原则。9、容州镇同古村中心一村民小组征地拨款明细表一份，证明征地办已经向被告足额支付征地补偿款。10、中心一队部分村民提议一份，证明原告也有部分村民对原告的各种起诉行为认为不妥，且认为该行为将引发更多的矛盾。11、2019年3月12日中心一队部分村民向容县征地办提交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私下截留被告的征地补偿款。12、2016年7月1日容县士泰烟花厂土地租金报销册一份，被告在容县士泰烟花厂租用的土地占地为0.853亩，租金收益归被告所有，直至征收前，原告都没有提出异议。13、2019年3月14日同古村中心一组征地面积调整，证明原告在容县士泰烟花厂租用的土地占地为0.853亩。14、2002年农业税（公粮）任务和入库情况表一份，证明梁伟林的土地一直由何厚海耕种与管理并承担缴交农业税的义务，中心一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15、行政诉讼答辩状一份，证明容县人民政府认为梁海堂有权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经审理查明，被告何厚海是容县村民小组的村民，何厚海的生父病故后，其母亲刘国超改嫁给到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村民梁伟林，刘国超和梁伟林生前没有生育有子女。刘国超于1988年病故，之后，梁伟林成为同古村的五保户。为了照顾梁伟林的生活，同古村委会指定了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并由何厚海履行对梁伟林的生养死葬义务。梁伟林于1993年7月死亡。梁伟林的生老病死均是何厚海照顾负责。此后，梁伟林户所承包的土地由何厚海继续承包经营，并于1994年8月1日由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作为户主取得了土地承包使用证，承包期限从1994年10月31日到2029年10月30日。从梁伟林去世到土地被征收之前，梁伟林户所承包的土地应缴交的农业税和公购粮，均是由何厚海负责缴交，同古村里包括中心一组在内的村民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2015年，容县政府组织进行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经过调查核实，中心一组于2017年7月10日与何厚海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Ｊ，合同括注为：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共19块，面积4.24亩，承包期限为1994年10月31日至2029年10月30日，共35年。合同签订后，由何厚海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申请，经中心一组当时的村民小组长梁海堂签字确认，同古村委会、容县容州镇人民政府、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容县人民政府最后审查批准，并于2018年12月3日颁发了第063509号承包证给何厚海。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上述第063509号承包证所登记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因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归属及分配问题，中心一组与何厚海发生纠纷。 2019年10月10日，中心一组向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容县人民政府撤销何厚海获得的第063509号承包证。2019年12月24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桂09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中心一组的诉讼请求。后中心一组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以（2020）桂行终36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经容县人民政府查看2017年7月中心一组各户全部农村土地承包证书档案材料，得知中心一组各户签订的承包合同均是由梁海堂作为村民小组的负责人签名。在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桂09行初79号行政案件庭审时，法院随意抽出中心一组10户承包证的原始档案登记材料，其中的承包合同及其他档案材料均是梁海堂作为村民小组的负责人签名。 2020年7月29日，中心一组向本院提起本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J)无效。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农村土地承包事实的确认。农村土地承包事实根据承包合同来认定。梁伟林成为同古村五保户之后，为了照顾梁伟林的生活，同古村委会指定了何厚海为梁伟林的承保人、供养人，并由何厚海履行对梁伟林的生养死葬义务，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何厚海承担梁伟林的生养死葬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1993年7月梁伟林死亡后，梁伟林户所承包的土地由何厚海继续承包经营，并于1994年8月1日由何厚海的妻子彭瑞珍作为户主取得了土地承包使用证。2015年，容县政府组织进行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时经过调查核实，何厚海是以梁伟林的承保人、供养人的身份在1994年就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以中心一组村民的身份，中心一组于2017年7月10日与何厚海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是就1994年彭瑞珍取得农村土地承包证基础上，在政府换发新证时，由梁海堂以中心一组队长的身份与何厚海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协议约定承包土地包括水田和山地面积、界址等情况均与原土地承包证登记内容一致(除1996年政府修建玉容一级公路时征收0.53亩，面积相应减少外)，承包期限仍与原承包证书一致，即从1994年10月31日起到2029年10月30日止，并没有予以改变或延长，合同约定内容是对原承包证书的再次确认，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彭瑞珍和何厚海夫妻有权在剩余承包期限内继续承包。原、被告讼争涉案的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中心一组与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签订合同的主体适格，此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相关政策规定，合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中心一组诉请确认2017年7月10日以梁海堂为负责人代表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与被告何厚海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450921100205130003J)无效，中心一组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容县容州镇同古村中心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戈元 人民陪审员  秦德华 人民陪审员  韦广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璐思 书 记 员  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