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0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女，197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平，重庆巴南区李家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营业场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鱼轻路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378518。负责人：张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任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梅与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8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梅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895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原告陈梅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在1997年2月1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并计算连续工作年限。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系被告单位的在职职工，于1997年2月1日入职被告所在的重庆邮政系统，一直在被告下属的巴南区李家沱邮政系统内从事报刊信件投递、分拣分发工作；2001年2月9日由被告将原告转为合同制职工，仍在原岗位服从原单位领导、管理，继续从事原工作；2007年12月26日，原告因连续在被告单位工作满10年，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审证据4)，原告一直在被告下属巴南区李家沱邮件处理中心(邮政支局、邮政所、揽投部)工作至今。由于原告临近退休(将于2021年3月)，在清理核对社会保险费的衔接缴纳时，发现其工作年限和缴费起算时间差错，经与被告人事部沟通，被告认可原告入职时间为1997年2月1日，并同意原告走个法律程序由被告为其补缴保险费，故才有本案诉讼。一审中，被告违背双方诉前沟通时的诺言，聘请律师强力抵赖，以致一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部分错误，致使原告不得不上诉。一、原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判决书第5页第5行至第6页第16行)部分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一审对原告证据1、2、3的关联性和证据4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重新查明认定。1、被告启用的移动终端员工管理APP系统，系被告管理员工档案记载，其内容已公示多年，具有真实、客观性外，与本案原告主张入职时间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联性。虽然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单方修改APP上原告入职时间，但是不能否认原告在被告修改前的截屏图片(证据1)。2、原告证据2《证明》及五证人出庭作证证言，该组证据不仅真实客观呈现了原告1997年2月入职被告单位，在巴南区李家沱支局工作的方方面面，证人并没有因与被告用人单位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退却，该组证据系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3、原告证据3邮储银行工资卡，摘要载明每月定时、持续不间断收到“工资”、“薪”，虽因邮储银行系统仅给打印2000年12月24日至今的流水，但是开卡时间为1999年5月11日，是在被告工商登记(1999年7月12日)之前，且至今每月被告仍然以该卡发放工资薪金给原告。邮储银行与被告系一个系统统归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被告邮政业务与邮储银行业务人员合署办公，并且邮政一直代理掌管邮储银行二级网点，原告从开卡起的流水本应能够打印，只因被告与邮储银行的关系密切，被招呼后不给原告打印而已。邮储银行工资卡证明被告在其工商登记之前以此卡向原告发放工资、薪金的事实。故邮储银行工资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4、原告证据4劳动合同，双方认可于2007年12月26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二款第(一)项：“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第(二)项“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的规定，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是法定条件；如果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依法，请被告举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动因及合理理由。一审对该证据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结合前述证据1、2、3，请求二审予以纠正。5、一审认定(判决书第6页第14行)“因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未依法成立前，未取得用人单位资格，故本院对原告证据1、2、3的关联性不予采信”，该认定运用到本案，是对被告主体资格非工商注册登记不可的片面认识，其实，被告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主体资格有其历史沿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仅此一家，包括巴南区从来没有他家邮政局出现，原告1997年2月1日入职的李家沱邮政系统也系巴南区邮政局下属分支机构，根据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邮政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所属的邮政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经营邮政业务的公用企业。邮政企业按照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经营邮政业务的分支机构。”和1990年11月12日国务院令第65号《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被告在1999年7月12日进行工商登记之前，已由《邮政法》及其国务院法规规范为“全民所有制的经营邮政业务的公用企业”，已经具有民法上的主体资格；按照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二款“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规定，而原告入职时25岁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其双方作为提供劳动与用工主体适格，被告将原告转为合同制职工是因其父陈礼全系被告单位老职工死亡，被告以补员为由将在本单位连续工作4年余的原告转为合同制职工，并形成巴邮局发【2001】5号文件上报重庆市邮政局(被告提供的证据)，此时倒推至原告入职前，被告名称仍然叫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和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规定，故一审认定被告“未取得用人单位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否认原告从入职起至被告工商登记期间的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查明认定。二、即使被告历经多少次体制改革、名称更改，中国邮政(包含巴南区邮政局)仅此一家，其邮政的基础业务没有第二家敢经营，这是邮政法的明确规定，原告从1997年2月1日入职后，在巴南区邮政局李家沱邮政支局(现被告的李家沱邮件处理中心)一直在同一岗位从事同样工作；即使被告在1999年7月12日工商登记前，拒绝认可《邮政法》第三条和《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原告仍然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规定，原告诉讼目的是在临近退休时依法完善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综合全案，原告入职至转为合同制职工期间，被告没有理由不承认其连续工作年限和与之形成的劳动关系，被告也应当为原告补缴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且补缴保险费系其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三、被告一直强调工商登记后单位主体才成立，一审也据此才认定双方有劳动关系，该认定违背了民事法律权利义务的承继基本原则，即悖论到被告工商登记前的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与工商登记后的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不是同一单位主体，但被告未能证明系前巴南区邮政局消亡清算，后巴南区邮政局验资注册成立，前后无瓜葛牵连，更没有证明前后基础业务工作的不同和前后资产的处置与投入，以及使用的劳动者、管理者不是同一班人，被告前后办公场所、资产完全一样。一审法院的认定也未表明法律和事实依据，致使公司法、民法规定的承继原则荡然无存。根据国家邮政系统多次改革和规范变更名称，是否进行工商登记系邮政系统以文件形式调整(邮政系统文件原告无法获取)，事实上此邮政局与彼邮政局就是一个主体，国家邮政企业为一级法人，全国邮政基础业务同一。在一审中被告提交的重庆市邮政管理局文件，系下发被告等区县邮政局的下行文，当时(1997年1月4日)被告收文时仍然以“巴南区邮政局”长方形收文章签收登记，证明被告在仍然沿用工商登记前的名称，承继前巴南区邮政局的基础业务和民事权利义务，当然前单位的劳动人事工作被告就不能推卸了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14号)第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第二款“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规定，故原告1997年2月1日入职后与被告或被告前身形成的劳动关系，以及连续工作年限应当依法予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部分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全案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原告与被告在1997年2月1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并计算连续工作年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辩称，陈梅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不成立，邮政公司是1999年7月12日新设成立，并非是陈梅所说的名称变更或者合并分立，根据相关规定，邮政公司依法登记成立前，邮政公司不具备用人主体的资格，所以邮政公司设立前不可能与陈梅一方建立劳动关系。陈梅所说的证人证言、银行流水等证据，均不能证明陈梅是在1997年2月1日入职，具体理由详见上诉状。对于陈梅要求法院责令邮政公司提交证据的问题，一审承办律师在庭审中已经依法向法庭作出回应，根据法律规定一方有证据证明对方持有的证据对于己方有利而不提交的作出了相应规定，而法律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向法庭提交客观不存在的证据。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渝0113民初8957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陈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有误。(一)被上诉人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举示的常驻户口页》以及《证明》，被上诉人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属于农业户口，系花溪村5组菜农，于2001年2月22日才转为城镇户口，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该规定直至2008年1月15日才被废止)第三条、《邮电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的通知》(现行有效)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邮电企业聘农民作为合同制工人的岗位只有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岗位，而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招工条件是“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年龄十七至二十五周岁的男青年”，而被上诉人明显不符合该条件。因此，被上诉人不是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建劳动关系的合意。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五条，企业招用农民工应当公开招收、自愿报名、择优录用，并到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录用手续。本案中，上诉人巴南邮政没有聘录用过被上诉人陈梅，被上诉人亦未报名参加招聘活动，上诉人也没有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过录用手续，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三)被上诉人陈梅没有证据证明其接受上诉人的劳动管理，从事了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上诉人的规章制度适用于被上诉人。1.邮政员工自助APP中记载的上诉人个人履历信息系被上诉人陈梅自行填写，并未经过上诉人的确认。邮政员工自助APP系中国邮政集团开发，于2016年启用的移动终端员工管理APP。其中记载被上诉人个人履历信息系被上诉人自行填写，而上诉人并未对该信息进行核实，一审法院仅因上诉人未在填写当时提出异议，而认定上诉人单方上传的信息即为真实，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明》以及出庭作证的5位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1)《证明》的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证明》不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2)一审法院允许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并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是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开庭让证人出庭作证。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十规定》第五十四条。(3)5位证人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证人被“污染”的情况。在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后，其并未待在旁听席上或离开法院，而是直接离开法庭，在其他尚未出庭的证人等候处等待庭审结束后签署庭审笔录，第一位证人已与后面三位证人接触(有庭审笔录和庭审录像证明)，因此后面三位证人可能存在被“污染”的情况。(4)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出庭作证的5位证人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在上诉人公司上班。5位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于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在上诉人处工作，而5位证人可以证明该事实的前提在于其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也在上诉人处工作，因此，但上诉人并未提供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在未确定5位证人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在上诉人工作的前提下，就直将5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属于认定事实有误。(5)被上诉人可能存在不适当引导证人作证的行为。《证明》系被上诉人系在庭前找证人签字然后提交给一审法院，而据上诉人本人当庭陈述，《证明》除签字部分之外，其他内容均为被上诉人本人自行书写，然后找证人(包括出庭的五位证人)签字确认，同时，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发现，陈梅可能存在不适当引导证人作证的行为。因此，这些在《证明》上签字的行为实际上是串通作证的行为，其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6)5位证人的证言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陈梅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在上诉人处工作。证人杨渝江当庭陈述：“在《证明》上签字时，没戴眼镜看不清，不晓得其中内容”。其他几位证人，例如李涛，何启光、简宗年，谢茜均陈述自己是一般员工岗位，对被告单位的用人计不清楚，对被告单位与陈梅是否建立芳动关系也不清楚。而且5位证人的证言也存在诸多矛盾，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并未作出任何评述。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明》以及出庭作证的5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3.被上诉人陈梅提供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巴南邮政向被上诉人陈梅发放过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的工资报酬。根据被上诉人陈梅举示的银行流水显示，第一笔交易的时间为2000年12月24日，在2001年1月没有任何工资性收入，且该份银行流水并未载明工资的发放主体，不能直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陈梅声称自已与上诉人单位自1997年2月就存在劳动关系，但对1997年2月至2000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无法提供证据，尽管被上诉人陈梅从2001年2月28日入职上诉人单位后的工资卡为其举示银行流水的工资卡，但这并不能证明该时间点之前双方就存在劳动关系。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一审判决是把该举证责任错误的分配给了上诉人。4。被上诉人陈梅提供员工APP个人履历、《证明》、5位证人证言均记载自1997年2月起被上诉人就与上诉人有在劳动关系，但上诉人公司自1999年7月12日才成立，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中所记载的信息明显有误，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陈梅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与上诉人巴南邮政存在劳动关系，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即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为上诉人提供过劳动，也是上诉人根据当时的政策所聘请的临时工(即一般劳务用工)。而临时工的连续工龄认定系社会保险机构的行政管理范围，不应与确认劳动关系混为一谈。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举示的《关于招收死亡职工子女陈梅补员为合同制工人的请示》、《重庆市全民单位在农村招收制工人审批表》、《招收死亡职工的子女补员为合同制工人名册》、《招聘职工录取通知书》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诉人聘用合同制员工(即正式工)需要经过招收单位主管局(即重庆市邮政管理局人事教育处)以及重庆市劳动局(即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招收，上诉人才能聘用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而被上诉人直至2001年2月才经上述两家行政机关同意成为被上诉人职工。(即正式工)，因此即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为上诉人提供过劳动，也是上诉人根据当时的政策所聘请的临时工(即属于雇佣关系项下的普通劳务关系)，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合同制工人(即正式工)需经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是在当时特有的规定与制度，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尊重历史，以当时的法律法规、制度来审理案件，而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未考虑当时的法律法规、制度，直接适用2005年5月25日实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明显有误。另，从被上诉人的诉状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也是对于社会保险机构未允许其补交社会保险有异议而提起诉讼，这实际是临时工的连续龄认定，而临时工连续工龄的认定系社会保险机构的行政管理范围，如上诉人对社会保险机构关于其临时工工龄的认定有异议，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论，而确认劳动关系与临时工的连续工龄认定并非同一性质。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陈梅与上诉人巴南邮政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院作出的(2020)渝0113民初89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子以改判。陈梅辩称，一、一审认定被告1999年7月12日工商注册登记时起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确实有误，因为原告1997年2月1日就入职被告单位前身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从事邮件报刊分拣投递工作至今，与之形成了劳动关系。(一)关于原告劳动者原告入职时主体资格问题。原告陈梅1997年2月1日入职被告单位时年满25周岁，高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符合劳动者主体资格。上诉人所指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邮电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的通知》，此时已被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代替，根据《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二款“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规定，而原告入职时25岁达到法定劳动年龄，被告前身单位系邮政企业，其双方作为提供劳动与用工主体是适格的。(二)原告入职被告单位，一直在巴南区邮政局李家沱邮政所从事分拣投递的繁重劳动工作至今，如果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为什么不解除其劳动关系。招工登记、录用手续均系被告操作并管理原告职工档案，应当由持有职工档案的被告举示职工档案予以证明。(三)关于被告单位管理职工的APP系统，系中国邮政集团开发，其登录、修改资料系被告单位根据权限设定的，原告只是被管理的劳动者，无权进入、修改资料；该APP系统原始未修改的信息具有被告劳动管理公示性质，被告在一审诉讼中为打败原告，单方进入APP后台修改原告资料系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庭惩戒。二审法院应当尊重客观事实，责令被告恢复APP系统中原告的原始记录的入职时间1997年2月1日。(四)一审中，原告的5位证人均系被告管理的职工，与原告系同事关系，证人的社会保险费从1993年重庆市建立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开始，就是被告及其上级重庆市邮政分公司缴纳的，一审庭审中5证人证言真实再现了原告入职时间为1997年2月1日，也证实了原告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为被告管理的劳动者，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被管理者会倾向管理者作证，因证人们不畏强势，敢于客观真实反映事实，以求法律的公正。证人资格、作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被一审部分采信，请求二审与以审查。(五)关于陈梅工资卡(存折)流水问题，从存折开户显示：开户日期为“1999年5月11日”，业务标志为“工资”，充分证明陈梅在开户时就以此卡接受工资支付，该开户时间是早于被告1999年7月12日的工商注册登记，但不能排除被告在工商登记前没有向陈梅支付过工资。至于流水记录为什么没有从头打印出来，这个问题人所共知，邮政储蓄银行系中国邮政集团的子公司，其二级业务也交由邮政集团下属分公司运营管理，被告直接能安排邮政银行不给有矛盾的职工提供全部流水。(六)被告何时成立?这需要了解中国邮政、重庆邮政、巴南区邮政的历史沿革，众所周知《邮政法》规定中国邮政基础业务运营仅此一家，即被告所在的中国邮政，从解放以来至今如此，在1990年7月12日工商注册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之前巴南区无其他邮政企业。被告的前身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体制改革中多次更改名称而已，其改制后的被告承继改制前的民事权利义务是不容躲避的客观事实。综上所述，原告一审的证据不仅能证明被告1999年7月12日工商注册登记后与原告具有劳动关系，而且还足以证明被告工商注册登记前的邮政企业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于1997年2月1日起仍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临时工权利问题。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6】215号、【996】238号的复函：《劳动法》于1995年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但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可以有所区别。为此，被告认定原告系临时工，但从入职起仍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三、被告单位在2007年12月26日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至今，该劳动合同的签订可以证明当时原告在被告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才具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所以，原告入职被告单位时间为1997年2月1日有多项事实和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原告与被告在1997年2月1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并计算连续工作年限。陈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陈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在1997年2月至2001年2月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梅1997年2月至李家沱邮政系统，从事报刊分发揽投工作。1999年7月12日，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成立，性质为企业，后名称几经变更，先后为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重庆市邮政公司巴南区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巴南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1999年7月12日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成立时，原告至该单位工作，从事报刊分发揽投工作。2001年2月9日，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以招收死亡职工子女补员为合同制工人名义，经其主管部门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劳动主管部门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招收原告为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单位职工。2007年12月26日，原告与重庆市邮政公司巴南区邮政局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至今。一审法院认为，众所周知，建国后我国邮政业务虽一直存在，但行业体制改革几经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被告巴南邮政分公司系1999年7月12日新成立的企业，成立后方具备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法定主体资格条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2项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被告属企业性质的用人单位，在确定劳动关系时，除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建立劳动关系外，如果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被告单位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仍应当适用劳动法确定事实劳动关系。被告2001年2月9日将原告招录为本单位职工，但自被告单位成立时原告便在被告单位提供有偿劳动，故双方自1999年7月12日起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虽然原告从1997年2月起便在李家沱邮政系统从事揽投工作，但被告系1999年7月12日新成立的企业性质的单位，并非由某个单位更名或改制而来，故原告在被告成立之前在何单位工作，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不属于本案认定范围，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确认1997年2月至1999年7月11日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参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陈梅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陈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陈梅提交《责令被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书》一份，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申请人陈梅个人完整的职工档案卷宗内容，包括卷内目录及多次填写的入职履历表原件等文件。二、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李家沱支局(包含职工陈梅)1996年1月至2001年3月期间连续月份职工工资表。本院认为，陈梅并无证据证明其曾填写过入职履历表，且请求提交巴南区邮政局李家沱支局(包含职工陈梅)1996年1月至2001年3月期间连续月份职工工资表亦无法律依据。陈梅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一、为证明虽然工商登记时间为1999年7月12日，巴南邮政分公司主体资格在工商登记前早就具备。提交以下证据：《企业申请营业登记注册书》、《巴南区邮政局向巴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函》，《企业资信证明表》、《企业登记房产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二、为证明巴南邮政分公司在工商登记之前具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提交以下证据：《退休证》(王智秀、王显春、何启光)、《重庆市邮政管理局文件(重邮局发【1997】376号)》。三、为证明巴南邮政分公司与陈梅建立劳动关系具备主体资格。提交以下证据：《常住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四、为了证明巴南邮政分公司单方进入APP系统后台，单方修改陈梅的初始参加工作时间。提交了以下证据：《2020年5月10日、5月11日的邮政员工APP管理系统原始截屏照片》、《2020年7月23日邮政员工APP管理系统截屏照片》。五、为了证明一审出庭作证证人谢茜、简宗年、杨渝江、李涛系用人单位职工，且作证时一直在巴南邮政分公司下辖的李家沱邮件处理中心工作，证人证人何启光于2016年3月17日退休。提交了以下证据：《社会保险参保证明》（陈梅、谢茜、简宗年、杨渝江、李涛）、《退休证》（何启光）。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邮政公司是1999年新设成立，成立之前的盖章的情况，因为是二十余年前的情况，当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不完善，先刻制公章的情况也可能存在。第二组证据中对于王智秀、王显春的《退休证》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王智秀盖的是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的印章，王显春盖的重庆市邮政管理局。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第五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这几个人2008年之前都是由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分公司参保，他们不是巴南邮政公司的职工，不能证明陈梅的情况。二审期间陈梅还提交《查询单》一份，证明其工资从开户到现在都是邮政发的工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二审法院查明其他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查明事实，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成立于1999年7月12日，性质为企业，其名称先后为重庆市巴南区邮政局、重庆市邮政公司巴南区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巴南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故巴南邮政分公司系1999年7月12日新成立的企业。陈梅所提交的《企业申请营业登记注册书》、《巴南区邮政局向巴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函》，《企业资信证明表》、《企业登记房产证明》、《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巴南邮政分公司设立前就已具备了主体资格。因此，陈梅请求法院认定其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于1997年2月1日就具有劳动关系的理由明显不成立。其次，巴南邮政分公司上诉认为其与陈梅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巴南邮政分公司认为陈梅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即陈梅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属于农业户口，2001年2月22日才转为城镇户口，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该规定直至2008年1月15日才被废止)第三条、《邮电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的通知》(现行有效)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陈梅不是与巴南邮政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另外，巴南邮政分公司还认为，即使法院认定陈梅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为巴南邮政分公司提供过劳动，也是巴南邮政分公司根据当时的政策所聘请的临时工(即一般劳务用工)。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上诉人聘用合同制员工(即正式工)需要经过招收单位主管局(即重庆市邮政管理局人事教育处)以及重庆市劳动局(即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招收，巴南邮政分公司才能聘用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而陈梅直至2001年2月才经上述两家行政机关同意成为巴南邮政分公司职工(即正式工)，因此即使法院认定陈梅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为巴南邮政分公司提供过劳动，也是巴南邮政分公司根据当时的政策所聘请的临时工(即属于雇佣关系项下的普通劳务关系)，与巴南邮政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1995年的《劳动法》正式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在用人单位各类职工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故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自1995年起已不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五位证人的证言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巴南邮政分公司与陈梅之间在1999年7月12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一审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最后，陈梅请求确认其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在1997年2月1日至2001年2月8日期间具有劳动关系外，还请求计算其连续工作年限。本院认为，巴南邮政分公司系1999年7月12日新成立的企业性质的单位，并非由某个单位更名或改制而来。因此，巴南邮政分公司成立之前陈梅与何单位具有劳动关系以及1999年7月12日之前其工龄是否应连续计算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梅、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陈梅负担1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片区分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英姿审 判 员 吴 杰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