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82民初70号原告:贾承运，男，198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现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芝琳，浙江兴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伶俐，浙江兴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洪春生，男，198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被告：洪维民，男，1957年3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Ａ）。被告：洪斌斌，男，198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被告：洪艳艳，女，198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被告：洪美选，女，198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告贾承运诉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承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芝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承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共同支付原告货款共计284472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洪艳艳、洪美选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中的货款金额为2794724元。事实与理由：被告洪春生与被告洪艳艳系夫妻关系，被告洪斌斌与被告洪美选系夫妻关系。被告洪斌斌、洪艳艳系被告洪维民的子女。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共同合伙经营鑫顺贸易公司（未注册），由被告洪春生负责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采购，被告洪维民负责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销售，被告洪斌斌负责采购及销售。2018年年间，被告洪春生向原告采购价款共计3288003元的货物，但其先后仅支付了443279元的货款，尚有2844724元的货款未支付。被告洪春生、洪斌斌的经营所得款项均用于家庭生活。原告认为，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合伙经营，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营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被告洪艳艳、洪美选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拒不履行付款义务，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洪维民曾指示他人向原告转账支付100000元，原告方将该100000元款项中的50000元支付给其他供应商，另外50000元作为本案货款予以抵扣。被告洪春生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涉案债务是六个合伙人在共同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应由六位合伙人共同承担。被告洪春生、洪艳艳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存续期间，与被告洪艳艳娘家人洪维民、施一萍、洪斌斌、洪美选（其中洪维民与施一萍系夫妻关系，系洪春生的岳父、岳母；洪斌斌与洪美选系夫妻关系，洪斌斌、洪美选系洪维民的儿子、儿媳）共同合伙经营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鑫顺贸易公司。洪春生一直以来都在义乌等地负责采购、发货，洪维民长期在印尼负责销售、管理资金，洪斌斌起先在义乌协助采购（合伙期间为了经营方便，当时洪斌斌居住在义乌并办理居住证），之后在印度尼西亚负责协助销售，三个男方的妻子各自协助丈夫办理合伙相关事务。洪春生是因为共同经营需要在原告提供的订货单上签字，在采购过程中对外所代表的并非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全部合伙人的意思表示，属于履行合伙体的职务行为。因此，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应当由所有六位合伙人共同承担。二、洪春生与被告洪维民、洪斌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都有承认是合伙关系，其中洪维民在微信中明确表示，还是把洪春生当成股东和女婿，要洪春生前去分货，合伙经营过程中产生纠纷。而且涉及的聊天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共同经营需要的进货款式、图片、单价、数量、对账单、经营方式等，相关的聊天记录均可以印证洪春生与各个被告彼此之间是合伙关系，那么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应当由全部合伙人共同承担。三、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的收入都是用于家庭共同支出，应当由三对夫妻即六位合伙人共同承担债务。洪春生的妻子洪艳艳、洪维民的妻子施一萍、洪斌斌的妻子洪美选都是协助丈夫处理合伙相关事务，没有从事其他工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家庭生活费用都是来自于合伙体的经营资金，因此对于拖欠原告该笔欠款是属于六位合伙人的家庭共同债务。四、原告贾承运存在违法暴力催讨债务，其用不正当手段维权，致使洪春生的身体及身心已经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应当依法追究其滥用权利的行为。综上，原告所诉该笔债务是六个合伙人共同债务，洪春生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且六个合伙人的家庭生活费用都是来自于合伙体的经营资金，应当共同承担。五、洪春生与洪艳艳在婚姻存续期间，洪艳艳一直都是帮忙记账、转账，而且时常到义乌帮忙发货等相关事宜。经营产生的利润，大部分资金都是由洪春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交付给洪艳艳，由其代为保管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在洪艳艳提起离婚诉讼后，原告贾承运及其老婆也有屡次向洪艳艳催款，洪艳艳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否认其是债务人。因此，可以明确洪艳艳亦是合伙人，应当共同承担本案该笔债务。五、洪维民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也有主动承认洪春生与洪维民是合作关系，共同尚欠原告大量货款，并表明其主要负责印度尼西亚的销售及回款安排，而且原告本人也到印度尼西亚向洪维民催讨货款，相互可以印证，洪春生与洪维民确实是合伙关系，应当共同承担债务。六、如果洪斌斌仅仅是员工，而不是合伙人，那么原告不会向其催讨欠款，而且洪斌斌就没有权利协调支付货款相关事宜。事实上洪斌斌都有负责销售及安排货款（例如原告与洪斌斌于2018年12月5日、9日、12日、15日，都有明确其与洪维民、洪艳艳商量后，对于尚欠原告货款的安排事项等。综上，本案的所有被告均是共同合伙人，对于尚欠原告的货款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洪维民提交书面答辩状，称：首先，本案交易的双方是原告贾承运与被告洪春生，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的订货商明显是洪春生，且签名也是洪春生所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洪维民并非本案的交易主体，所以没有付款的义务。其次，对于洪春生出具的《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声明书生成时间是2019年7月21日，送货单交易时间均为2018年，作为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事后单方出具的声明书，根本不符合常理。洪春生曾经于2018年因精神病发作入住厦门市仙岳医院进行治疗，且处于长期服药状态；由于洪春生与女儿洪艳艳的感情一直不和，经过两次的离婚诉讼，洪春生对洪艳艳及其家人产生了一种怨恨，不排除洪春生为了报复洪艳艳及家人而把洪艳艳及其家人拉下水捏造事实的可能。从原告与被告洪春生的聊天记录可以得知，原告多次向洪春生进行违法催讨。基于上述三点，有理由相信洪春生是在精神极度不正常情况下或受胁迫情况下而出具《声明书》的，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目的。再次，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交易的双方主体是原告与被告洪春生，承担付款义务的只有洪春生。洪维民只充当协调的角色，无需承担付款义务。具体体现在原告或原告的妻子与洪春生、洪维民的聊天记录中。（1）2019年6月22日下午原告与洪春生的聊天。当原告向被告洪春生催讨货款时，原告问洪春生怎么解决，洪春生当即将洪斌斌等人的身份证拍照给原告叫他去上诉解决，原告回复这是干什么，你发这个给我有什么用，我只能找你，你找你老丈人。（2）2018年4月7日11时许贾承运的妻子与洪春生的聊天。原告贾承运的妻子向洪春生进行货款的催讨时说，“你不能不接电话，我们这么支持你，现在我们有困难你要想办法帮忙，厂里一直催，你说3月份没有，4月份给前几天说给没有给，昨天说吧今天明天，我不能总是这样对厂里说吧，我所有客人都转了，你这边这么多一分都没有安排，这样我们怎么做，信誉影响不好……”，洪春生的回复是晚上会打一些过去，月头才有钱。（3）2019年4月14日下午，原告贾承运的妻子向洪春生说：“再说了，你老丈人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我也不认识你老丈人，我的货全部是交给你的，我只找你，我给你的时间只能是25号前，这个月。”（4）2019年4月14下午，原告贾承运的妻子承认其不认可除洪春生以外的任何人，其称“你们之间什么事我又不清楚，公事公办，你们之间私事不能迁至于我们供应商，不能停止安排货款，我只能找你拿货款，我不认识他。我只想拿到我的货款，所以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你这个月肯定是要解决好的，我不能再等了，也等不起了，我的供应商给我的时间也是有期限的，你抓紧安排货款吧？老丈人回不回来也没有那么重要了。”（5）2019年7月21日下午，原告与洪维民的聊天。“洪春生欠我600多万，我也可叫他签一张1200万元，然后让你去补这个窟窿，我们不是吃素的。”原告作为一个生意人有违诚实原则，甚至在与答辩人交谈的过程中，还一直恐吓洪维民，甚至扬言要搞得洪维民家破人亡。以上内容均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当中可以体现，但是原告并没有完全的翻译出来供法庭参考，很明显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洪维民与原告贾承运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商业往来，也没有任何交往的。洪维民一概不知情也不了解的。至于洪春生与任何人发生商业往来及资金往来是洪春生的个人行为的，与本人并没有任何关联。综上，原告要求洪维民与被告洪春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洪斌斌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洪斌斌是受雇于洪春生商行下的一名业务员，并不存在与洪春生共同经营贸易商行的事实。从原告提供的与洪斌斌的聊天记录中明显得知，买卖关系双方主体一直都是原告与被告洪春生，对于商行所有支付款项给客户都是洪春生在操作。这在原告贾承运与洪斌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2018年2月13日下午，洪斌斌：“我姐夫有说要安排给你的话，他一定会有准备给你。”2018年5月28日下午，贾承运：“你那边现场仓库目前缺什么货，你姐夫说要进货了。”2018年6月4日下午，贾承运：“你姐夫（指洪春生）让我出货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帮你们赶货，去年的话你姐夫（洪春生）说给我两百万，结果少了五十万，说过了年给我，结果现在已经6月了，如果要少的话我都不会说。”2018年12月5日，贾承运：“我这边天天问你姐夫要钱，他也没有钱把我搞死了天天。”以上聊天记录，虽然是从微信转文字功能直接翻译，但从内容大体可以证明洪春生就是老板，履行付款义务主体一直都是洪春生，洪斌斌只是作为洪春生商行下的一个业务员，又是洪春生的小舅子，有时只是协助洪春生与客户沟通货款安排事宜并及时提醒洪春生安排货款，有时根据洪春生的指示转款，至于具体订货、款项安排完全取决于洪春生。对于洪春生出具的《声明书》的意见与被告洪维民一致。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洪艳艳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洪艳艳与洪春生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是双方的感情一直都不和，且已经离婚。自结婚起到2019年2月，洪艳艳一直负责在家照顾小孩，期间有经营一家保健品商行，取字号漪翠轩食品保健商行。洪艳艳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来源，并非洪春生声明书所陈述的洪艳艳的所有开支都是来源于贸易商行。自2015年以来，洪春生就独自来到义乌经营贸易商行。期间都是被告洪春生独自经商，洪艳艳从未参与贸易商行的任何经营。洪艳艳的弟弟洪斌斌是受雇佣于洪春生，职务为商行业务员，并不存在与洪春生共同经营贸易商行的事实。针对这一点，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也只能证明买卖双方的交易主体是原告贾承运与被告洪春生。单凭洪春生出具的《声明书》就认为家庭共同经营的，显然不能成立。对于洪春生出具的《声明书》的意见与被告洪维民一致。最后，被告洪春生从来没有向洪艳艳告知任何有关贸易商行的信息，只是偶尔联系洪艳艳以借款的名义请求在资金上给予帮助，洪艳艳有时真的很不情愿，但是考虑到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无奈之下只能这样了。事实上洪艳艳从未参与贸易商行的任何经营。不存在与答辩人共同经营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洪美选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洪美选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故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主张洪美选与洪春生合伙经营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贾承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订货单七份，证明被告在2018年间向原告采购货物共计3288003元的事实。证据2、声明书一份【核对件，原件在（2019）浙0782民初17262号案件中】，证明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合伙经营，并各自分工，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事实。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及要点整理一组，证明被告洪春生向原告采购货物的事实经过；各被告共同合伙经营公司，各自分工的事实；经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证据4、转账记录（打印件）一组，证明对账后，被告洪美选支付300000元货款的情况。证据5、婚姻登记信息【打印件，原件在（2019）浙0782民初17262号案件中】一份，证明被告洪斌斌与被告洪美选系夫妻关系。被告洪春生为支持自己的抗辩，庭前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泉州市基本医保门诊特殊病种复印件、香港登记结婚证明书复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截图、照片一组。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文字整理一组。证据3、洪春生与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银行流水凭证一组（复印件）。证据4、洪春生与洪艳艳支付宝转账凭证一组。证据5、洪艳艳出具的记账清单一组。证据6、张晓华日记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洪艳艳平时都有参与帮忙记账、转账，而且时常出差到义乌协助发货，并负责具体经营事务，均由被告洪艳艳记载货物的款式、数量、价格等相关事项。证据7、洪春生与洪维民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组。上述证据，均未提交原件核对，且除证据6外，均未明确证明目的。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洪春生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能证明其余各被告与洪春生属于家庭共同经营。被告洪维民、洪斌斌于庭前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庭前收到的被告洪春生证据，未列明证明目的，若在庭审中未能提供原始证据载体，则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均未提供证据。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对除已发表了质证意见的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的质证的权利。本院对原告及被告洪春生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洪春生在各张订单上均签名进行了确认，并在最后一张（按订货时间顺序，最后一张为日期为2018年11月31日，）订单中注明：“截止到2019年2月2日，已付清2017年12月31日之前的货款，从2018年1月1日开始的货款已支付14329元”，而原告提供的七份订单订货时间为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七份订单合计货款为3288003元，故可以确认在被告洪春生标注上述结算内容时，2018年订单未付的货款为3273674元。另外，订货单中载明了订货商为“洪春生”，结合上述由被告洪春生对订单进行签字确认并进行结算的情况，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洪春生之间订立了买卖合同。对证据2本身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声明系由被告洪春生单独出具，未经其余被告确认，故仅凭该声明，无法认定被告洪春生、洪艳艳、洪维民、洪斌斌、洪美选及案外人施一萍六人合伙经营公司。对证据3，原告提供了微信原始载体手机核对，对各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原告或原告的妻子与被告洪维民的微信聊天。从2018年至2019年，原告（或其妻子）一直在向被告洪维民催讨货款。被告洪维民一直向原告方承诺“我们”一定会安排货款给原告，并多次称其主要在印度尼西亚负责销售，被告洪春生负责国内订货和安排货款。被告洪维民还称：被告洪春生挪用了“公司”的很多“公款”，其与被告洪春生合伙开公司，内部处理好才能面对客户；公司只是口头约定的，连一个合同也没有，也没有申请注册。至2019年5月，面对原告的催讨，被告洪维民称：要和被告洪春生分货分账，已理清了账目，公司只欠198613元以及其向公司借的64万元，其他的事都是被告洪春生的事了，这样做只是正常人做的公司散伙的公平做法，散伙了，就没有义务帮洪春生无偿工作了。从上述被告洪维民自己陈述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证明，被告洪维民认可其与被告洪春生共同经营，由被告洪春生负责国内的订货和安排资金，由被告洪维民负责在印度尼西亚销售货物。虽然被告洪维民在2019年5月后称“散伙了，其他的事都是被告洪春生的事了”，但在原告起初向其催讨货款时，被告洪维民承诺“我们”会还的，此处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指的是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故被告洪维民起初是认可其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只是因为与被告洪春生存在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告洪维民又转而声称账目要和被告洪春生分开算。且在声称“散伙”后，被告洪维民还指示被告洪美选支付了300000元的货款（见证据4）。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被告洪维民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共同买受人。（2）原告或原告的妻子与被告洪斌斌的微信聊天可以反映出，被告洪斌斌有参与收货、沟通产品质量问题的行为。但原告在向被告洪斌斌催讨货款时，称向洪春生催讨货款未果，要求被告洪斌斌这边安排货款，被告洪斌斌回复称安排货款都是洪春生安排的，会和洪春生商量到时候给原告多安排一些货款。原告还要求洪斌斌向洪维民说一下帮原告客户汇一点款，洪斌斌也是回复已经向洪维民反映了，洪维民也说（不给原告安排货款）说不过去，会尽量给原告多安排。对话中，被告洪斌斌并未作出要承担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其均是表示要通过其父亲洪维民或其姐夫洪春生安排支付原告的货款。原告在催讨时，也并未将被告洪斌斌作为债务人进行催讨，只是要求洪斌斌与被告洪维民、洪春生进行沟通。（3）原告或原告的妻子与被告洪艳艳的微信聊天。洪艳艳在微信聊天中称：被告洪春生挪用了公司的公款，其父亲（指被告洪维民）和洪春生合作了三四年，一分钱没赚都被洪春生挪用了，他们公司的事情很简单的，两个人把账目拿出来对一下。被告洪艳艳的上述陈述可以从侧面印证其父亲与被告洪春生共同经营。但洪艳艳并未自认其参与共同经营，故对原告关于被告洪艳艳也参与了共同经营的待证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4，原告自认被告洪美选系按照被告洪维民的指示支付了货款300000元，故可以证明被告洪维民于2019年5月支付了本案货款300000元。对证据5，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另外，对于原告陈述的被告洪维民指示他人另外支付过100000元，其中50000元用于抵扣本案货款，原告虽未提供支付凭证，但该陈述对被告方有利，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洪春生提供的证据。均未提交原件核对，且除证据6外，均未明确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洪春生、洪艳艳原系夫妻关系，于2020年3月3日离婚。被告洪斌斌、洪美选系夫妻关系。被告洪斌斌、洪艳艳系被告洪维民的子女。原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玩具球等的销售业务。2018年，被告洪春生累计向原告订购了价款共计人民币3288003元的货物。后被告洪春生支付了14329元，被告洪维民指示被告洪美选支付了300000元，被告洪维民指示他人另外支付了50000元。剩余货款人民币2794724元被告洪春生至今未付。被告洪维民、洪春生共同经营，由被告洪春生负责在国内采购货物、安排资金，由被告洪维民负责在印度尼西亚销售货物。原告于2020年1月2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系合伙经营。被告洪维民在微信聊天中自认其与被告洪春生“合伙”经营公司，被告洪春生则称其与本案其余被告均系合伙关系，而其余被告则均否认合伙，原告并未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存在合伙协议以及合伙人为谁，且本案并非合伙协议纠纷，故在本案中本院不宜也无法对个人合伙关系及本案债务是否为个人合伙债务作出认定。本案作为买卖合同纠纷，应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对买受人进行认定，从而认定支付货款责任的承担主体。经前述证据的分析认证，本院认定涉案货物系由被告洪春生向原告订购，被告洪维民参与共同经营，为共同买受人，故应认定洪春生、洪维民共同与原告订立了买卖合同。被告洪维民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当事人并未选择涉案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而涉案合同的订立、交付都发生在内地，内地与该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故涉案买卖合同应适用内地法律。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被告洪春生、洪维民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2794724元属实，应及时支付，未及时支付的应支付利息损失。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损失，合理合法，但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并无依据，利息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被告洪斌斌、洪美选的责任。现有证据并无法证明被告洪斌斌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被告洪斌斌也未作出过其愿意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告要求被告洪斌斌支付货款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洪美选承担责任的依据亦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洪艳艳的责任。本案债务虽系被告洪艳艳与被告洪春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但洪艳艳并未签字确认或事后追认，且本案债务数额巨大，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被告洪艳艳、洪春生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故原告要求被告洪艳艳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合法有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洪春生、洪维民、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洪春生、洪维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贾承运货款人民币279472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20年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贾承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58元，由原告贾承运负担400元，由被告洪春生、洪维民负担2915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及被告洪春生、洪斌斌、洪艳艳、洪美选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洪维民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晨播人民陪审员  鲍春宜人民陪审员  傅芝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代书 记员  王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