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4633号原告：胡鉴炜，男，198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东,上海融孚（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俞洁，女，198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告：何琦，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娄奇铭，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鉴炜与被告俞洁、何琦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中，被告何琦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受理，后反诉原告何琦于2020年12月9日申请撤回反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于2020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2月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东、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奇铭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何琦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一、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股权投资款76万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被告何琦从王晓声处购买浙江**宇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2.5%的股权，价格为950万元。2015年12月底，何琦邀请原告一起投资，原告以76万元向何琦购买华宇公司0.152%的股份且由何琦代持，双方达成口头约定后，原告通过妻子董彧分别于2016年1月4日、1月27日向何琦转账20万元、46万元，剩余10万元在原告与被告何琦合作的其他投资收益分红中直接扣除。2017年3月7日晚和3月8日，何琦召集华杰、原告等人与王晓声商谈退股和返还股权转让款事宜，何琦取得王晓声退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2018年3月何琦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王晓声，该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判决，解除何琦与王晓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判决王晓声返还给何琦917万元及相应利息。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之后，被告何琦已从法院取得部分执行款。上述判决退回的股权转让款，其中有76万元归属原告所有，但是原告一直联系被告何琦要求返还未果，遂成讼。另上述何琦所负债务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其该负债是基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夫妻共同生活存在密切联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俞洁应当共同承担。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认为当时是向何琦购买股权，但是没有相关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变更为原告委托何琦购买股份，变更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俞洁答辩称：两被告确系夫妻关系，但俞洁不参与原告和何琦之间的经营往来。何琦和原告是生意伙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所产生的收益和资金并没有被何琦取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交付给何琦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俞洁并不需要就何琦和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何琦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何琦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委托何琦向王晓声购买华宇公司股权，但原告并没有向何琦支付相应委托款项，而是由被告何琦为原告垫付了款项。二、被告何琦作为受托人在履行受托事务时一直做到诚信尽职，及时向原告汇报王晓声的情况。此后，原告和被告何琦共同在2017年3月7日、3月8日协商索要款项事宜及亲自向王晓声索要。由此可见，原告不仅对委托事宜确认，也行使了对王晓声的权利。三、由于对王晓声存在讨款过激行为导致原告和被告何琦曾被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后虽然两人均未被检察院起诉，但此后原告不再联系被告何琦，也不再要求被告何琦向王晓声索要款项，也拒绝向被告何琦偿还委托款项及利息。由于双方当时为口头约定，被告何琦仅能以自己名义起诉王晓声，现对王晓声的起诉已胜诉，被告何琦获得300多万元执行款。四、被告何琦在原告本次起诉后，愿意认可原告投资权利，也愿意按执行款项比例将原告投资款转付给原告，但请求原告先支付委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汇款凭证1份、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原告通过其配偶董彧支付股权投资款66万元的事实，原告有较多资金，并不是被告提到的原告资金紧张。2.判决书打印件2份，拟证明法院判决解除何琦和王晓声的股权转让合同，王晓声返还转让款，其中76万元属于原告所有。3.婚姻登记记录档案证明1份，拟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俞洁要对何琦案涉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1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和被告何琦在业务往来中使用多个银行账户，包括原告的妻子和岳母，其妻子的两笔款项是双方其他业务中的款项；对情况说明三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否是董彧本人书写捺印，这实际系证人证言，原告应申请其出庭作证，其反映内容不真实，实际该款项是原告和何琦生意业务往来。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能证明两被告婚姻关系，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3份、收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何琦向王晓声支付股权转让款1075万元，其中包含为胡鉴炜垫付的股权转让款76万元。2.银行流水1组，拟证明被告何琦与胡鉴炜素有生意往来，在胡鉴炜主张支付的66万元资金前后，何琦有多笔款项汇给胡鉴炜及其妻子和其他直系亲属，故双方的资金往来不属于股权转让款，何琦作为受托人为胡鉴炜垫付了相应款项。3.何琦平安银行流水6页，拟证明原告妻子和被告何琦有多笔款项往来，原告妻子的账户也参与邮币卡交易，原告妻子所汇的20万元和46万元实际是邮币卡配平使用，并非原告打给被告何琦的投资款。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其没参与，也不是当事人，具体情况不清楚，由法院审查，是何琦出面和王晓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由何琦付款。对证据2有银行盖章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66万元是原告妻子代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是和何琦的生意往来；所有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原告妻子和何琦只有该66万元往来，没有其他往来，原告妻子是公务员，不能参与生意经营，其在原、被告生意往来中从未开卡用于经营。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流水的起始时间是2016年9月29日，本案股权合作是2016年初，款项交付也在2016年1月；从金额看，董彧和原告多支付给何琦14万元多，可以证明董彧支付的66万元并不是被告所说的配平；该卡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郑州棉花交易的平台，平安银行是该平台指定的银行，几个合伙人发动家庭成员和朋友到平安银行开卡，所有人在平安开的卡都是封闭交易。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及依职权调取了原告、被告何琦、张宇翔、沈炜、华杰、詹少杰、吕亮的刑事询问或讯问笔录1组。经质证，原告对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何琦2017年3月19日笔录中描述当时股权投资过程，提到沈炜和原告一共125万元，全部以何琦名义入股；何琦2017年3月21日的笔录中自认原告把钱都交付了；原告自己的笔录陈述是和何琦拼了95万元，原告是76万元，何琦是19万元；张宇翔、吕亮2017年3月19日笔录中均提到投资过程，可证明原告已经支付76万元投资款。两被告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些笔录与被告陈述的事实一致；被告何琦一直主张与原告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也承认原告向王晓声投资的金额为76万元，有部分人也确认原告投资金额，所有笔录中都没有体现投资款项原告已经交付给被告的事实；原告在本案中也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已将投资款全额交付给被告，原告只是基于被告垫付行为存在投资，并未真正支付款项；原告以癌症为借口向王晓声退钱是所有人设计的策略，这些人中只有原告和王晓声不认识；所有人的笔录都是有固定模板，大家在公安阶段做的笔录和事实情况有很大出入。本院依职权出示与张宇翔、沈炜、华杰、詹少杰、吕亮的通话录音各一份。经质证，原告认为詹少杰、吕亮、张宇翔、沈炜都明确答复原告有投资出钱，也没听说何琦垫款，他们陈述的内容和公安笔录基本一致，可以证明公安笔录内容是真实的；张宇翔陈述其和何琦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和解前提是张宇翔不能出庭作证，可以说明何琦在本案中刻意歪曲事实，害怕张宇翔出庭作证。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华杰明确表示不清楚；沈炜、詹少杰、吕亮表示知道原告有投资，但款项有无支付给何琦不清楚；以猜测口气表示原告应该支付给被告何琦款项的只有张宇翔，他的陈述带有猜测性，系个人推断，并未亲眼见到支付情况或者支付凭证。本院依职权出示结案申请和结案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经质证，原告与两被告均无异议，被告认可已全额收到王晓声的执行款。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情况说明系董彧出具予以认定。证据2、3，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已在（2018）浙0602民初2626号案件中被认定，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均系银行流水，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出示的笔录及录音，均系各相关人员的陈述，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结案申请及结案通知书，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何琦作为受让方、王晓声作为出让方曾于2015年8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华宇公司2.5%的股权以9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何琦于2015年8月17日、9月18日、10月27日支付给王晓声共计950万元。后被告何琦作为受让方、王晓声作为出让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华宇公司0.25%的股权以1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被告何琦于2015年12月31日转账支付给王晓声95万元。王晓声另出具收条一份，载明至2016年1月31日总收到何琦1075万元。何琦持有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解除协议两份，载明解除何琦与王晓声签订的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何琦自愿返还给王晓声华宇公司的股权，王晓声自愿返还何琦已支付的950万元、125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017年3月7日晚，何琦召集原告、华杰、张宇翔、吕亮、金大成、沈炜、詹少杰商谈股权纠纷事宜，在咨询律师未果后，经何琦提议，众人决定于次日趁金大成约谈王晓声之际，共同前往并以强硬的态度和方式向王晓声谈判。次日，上述众人与王晓声发生冲突。后公安机关询问或讯问了原告、何琦、张宇翔、吕亮、沈炜、詹少杰、华杰等人。张宇翔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何琦、华杰、詹少杰凑了950万元（其个人投资190万元），以何琦名义向王晓声购买了华宇公司2.5%的股权，当时所有人在场写了股权转让协议。后来到2015年11月，王晓声又说要增加股权，这一次由沈炜、胡鉴炜两人凑了125万元给何琦，本来也要签协议的，但王晓声一直没有签。到了2016年7、8月份，胡鉴炜家里老人生了癌症，当时向王晓声提出既然不写转让协议，那他投的75万元能不能先还给他20万元用来看病，但王晓声不肯还钱也不肯写协议。到了2017年过年前，沈炜也提出退钱，王晓声同意退钱，但一直没给，最后王晓声写了一个125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吕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和华杰、詹少杰、张宇翔把买股份的钱给了何琦，通过何琦出面和王晓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后何琦和我们几个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时其投了76万元，几个人加起来共有900多万。后来胡鉴炜、沈炜也去找王晓声买华宇公司的股份，其知道胡鉴炜好像是投了76万元，沈炜投了30多万元，但是王晓声迟迟未和他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来胡鉴炜因丈人生病想去找王晓声退钱，但王晓声称自己没有钱。何琦在2017年3月19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8月15日，王晓声和其、詹少杰、张宇翔、华杰、吕亮一起喝茶，王晓声说他是华宇公司的股东，占股15%，说华宇公司两年之内可以上市，叫他们都入股赚点钱，还说钱都拿到何琦那里，以何琦名义入股。到2015年年底，王晓声又拉了沈炜、胡鉴炜入股。其中其和詹少杰、张宇翔、华杰、吕亮一共是950万元，其最多，大概360万元。沈炜和胡鉴炜一共是125万元，全部都是以其名义入股。之后其和詹少杰、华杰、沈炜、胡鉴炜经常催促王晓声退股，王晓声也同意的，但钱一直不肯还。何琦在2017年3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年底王晓声联系了胡鉴炜和沈炜购买华宇公司的股份，让他们把钱打给其，其再转给王晓声，他们一共是125万元的资金。2016年7月，胡鉴炜因老丈人得了癌症，想把投资的这个钱退回去，但是王晓声不同意。何琦在2017年3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沈炜和胡鉴炜两个人凑了125万元，也想购买王晓声的股权，也是通过其名义去购买的，当时王晓声和他们说好是380万元起购的，但是只筹到了125万元，王晓声就没和他们签合同。何琦在2017年4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7年3月7日晚上，他们找了律师在无限装饰公司一起商量如何处理与王晓声股权的事情，其和华杰表示要来点强硬的，当时其他人听了之后没有表态，其就说：“沈炜你只有30万，你不去也可以的，其他人数额都比较大的，反正每个人自己去讨自己的钱，而且你们去态度一定要强硬的，一定要王晓声把钱拿出来。”胡鉴炜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王晓声跟其说华宇公司的股份会增值，所以其和何琦拼了95万元收购了华宇公司0.25%的股份，其出了76万元，何琦出了19万元，与王晓声的合同上签的是何琦的名字。詹少杰在与承办人的通话中陈述：听大家说过（包括原告和被告何琦）原告有买华宇公司的股权，具体多少金额不知道，大概60、70万元，没有听说过原告买股权的钱是何琦垫付的。吕亮在与承办人的通话中陈述：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说到过原告也投了钱买股权，合同也没签，具体金额说不上来，70万元应该有的吧；胡鉴炜投资的钱有没有给何琦不知道，没有听说过原告买股权的钱是何琦垫付的。张宇翔在与承办人的电话中陈述：胡鉴炜出资了70多万元还是90多万元买华宇公司的股份，具体时间长了记不大清；胡鉴炜买股份的钱是给何琦的，钱应该是给了，听胡鉴炜说是打给何琦的，平时三个人坐在一块的时候，大家各自的股份都在说的，没有听到过原告买股权的钱是何琦垫付的；其与原告、被告何琦一起做邮币卡，是赚钱的，原告大概可分得利润有100万元左右。沈炜在与承办人的电话中陈述：其与原告一起通过何琦向王晓声购买华宇公司的股份，其的钱是在2016年年初给何琦的，是30万元，胡鉴炜出了多少钱不清楚，只知道他也有买，几十万有的；没有听说过原告买股权的钱是何琦垫付的。华杰在与承办人的电话中陈述：不清楚胡鉴炜买了多少股份，与胡鉴炜不熟，听说不是很多。2018年3月2日，被告何琦就上述股权转让起诉王晓声，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转让款1075万元及赔偿相应的损失和律师费。后本院判决认为王晓声在2017年3月8日已退还158万元，故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王晓声返还给何琦917万元及该款自2018年3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支付律师费5万元。后该判决被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何琦就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并已于2020年11月21日执行完毕，何琦认可已从王晓声处拿到107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与被告何琦在庭审中均确认是原告委托被告何琦以何琦的名义从王晓声处购买华宇公司的股份。2015年12月31日，何琦汇给王晓声95万元，其中有76万元是原告委托何琦购买的。何琦认为该76万元是其替原告垫付的，原告至今尚未支付。原告认为其在2016年1月4日、1月27日通过其妻子董彧中信银行账户汇给何琦20万元、46万元，用于支付股权投资款，另原告与何琦合伙做邮币卡生意，还有的10万元股权投资款是何琦从邮币卡生意的分红中扣除的。被告何琦认为董彧的上述两笔汇款是用于做邮币卡生意的，不是支付股权投资款。另何琦与原告有合伙做装修、邮币卡生意，何琦的账户与原告及其丈母娘账户在2015年、2016年有较多的资金往来；其中2016年1月4日，何琦有汇给原告丈母娘余瑞君5万元、汇给原告10万元、13万元。另原告妻子董彧的平安银行卡与何琦的平安银行卡在2016年9月、10月、11月期间也有款项进出。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何琦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双方均认可是原告委托被告何琦以何琦的名义向王晓声购买华宇公司的股份，且购买的金额为76万元，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该76万元款项原告是否已交付给被告何琦。原告认为通过其妻子董彧汇款66万元及扣除邮币卡分红10万元的方式向被告何琦交付了股权投资款。何琦认为76万元股权投资款都是其垫付的，原告并没有交付，66万元汇款是用于邮币卡生意，也没有从分红中扣除10万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被告何琦在公安机关的多次笔录中提到沈炜和胡鉴炜一共是125万元，从未提到该125万元中其也有出资或者有替原告垫资。而125万元中，沈炜的份额是30万元。二、2017年3月7日，何琦召集华杰等人商谈股权纠纷事宜，原告也参与了；次日何琦等人以强硬方式向王晓声谈判，原告也参与了。何琦、张宇翔、吕亮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提到原告因老丈人生癌症向王晓声提出过退钱。如果案涉的76万元原告没有交付给何琦，那么原告向王晓声讨来的款项是不可能给原告的，原告也不可能如此积极地向王晓声催讨款项，甚至于在2017年3月8日和何琦等人一起向王晓声采取了强硬方式。何琦在2017年4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也说到沈炜只有30万元，可以不去，其他人数额都比较大，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讨，且态度要强硬。若原告没有实际交付款项，且其与何琦之间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其根本不用多次去向王晓声交涉。三、从对张宇翔、吕亮、沈炜、詹少杰的电话询问看，他们均认为原告是有买华宇公司的股份，只是部分人对金额不太清楚，且从未听到过原告买股份的钱是何琦垫付的。另张宇翔与原告及何琦一起做邮币卡生意，应该比其他人对两人之间的状况更为了解，其认为原告的股权款应该是给何琦了。张宇翔和吕亮原来在刑事笔录中也陈述了原告入股的金额。四、虽然原告及其丈母娘的账户与何琦之间有较多的款项往来，但是从目前的证据看，原告妻子董彧的中信银行账户与何琦之间只有2016年1月4日20万元、1月27日46万元的两笔汇款，被告何琦并未举证证明董彧的该账户尚与其有其他款项往来，且该两笔汇款的时间与投资股权的时间相近。另张宇翔陈述与原告及被告何琦一起做邮币卡是赚钱的，原告解释另外10万元是从邮币卡生意分红中扣除，亦不违背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已将76万元股权投资款交付给被告何琦的主张已可形成高度的盖然性，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因何琦受原告委托与王晓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而该股权转让协议早已解除，王晓声也已全部归还了股权转让款，故被告何琦作为受托人理应将76万元的股权款返还给原告。另王晓声亦支付了917万元自2018年3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而被告何琦从王晓声处取得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及时返还给原告，在原告起诉主张后亦未及时返还，故原告主张被告何琦支付自2020年6月19日起的利息损失，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案涉款项是原告委托被告何琦购买股份，并不是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原告要求被告俞洁共同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琦应返还给原告胡鉴炜股权款76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胡鉴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161元，财产保全费4720元，合计16881元，由原告胡鉴炜负担1537元，被告何琦负担153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敏敏人民陪审员  王惠萍人民陪审员  潘立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寿雯婷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交付财产义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