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17行初143号原告唐雄，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为×××，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郭兰平（原告之妻），1964年6月12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为×××，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栾金光，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平谷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法定代表人高桂香，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振三，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雄诉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平谷区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平谷分中心）确认《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雄诉称，2017年7月5日，北京市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京建平拆许字［2017］第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开始启动“×××新村（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拆迁人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平谷区分中心，拆迁实施单位为北京世纪广平拆迁有限公司，后北京世纪广平拆迁有限公司又委托北京优达置业有限公司实施拆迁。原告在上述拆迁范围内一直有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后北京优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达置业公司）经与原告协商，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违心签订了空白的《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被诉协议书）。一、被诉协议书为行政协议，本次起诉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应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审理。1．本案被诉协议书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立案、审理。北京法院系统素有将“拆迁协议”作为民事协议进行审理的惯例，认为此类诉讼不属于行政案件。此种做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实行后应予改变。法释[2019]17号于2019年11月27日发布，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该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北京的拆迁制度上虽有其特殊性，但绝不应作为民事行为对待，土储平谷分中心作为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土地上建筑物拆除、土地整理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土储平谷分中心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绝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上公布的公开信息，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隶属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根据市编办《关于调整市国土房屋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的函》（市编办事［2001］8号）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是市政府土地整理储备的办事机构，具体承担本市土地整理、征收、收购、收回、置换、储备和供应等工作。根据“天眼查”显示的信息，土储平谷分中心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辖区内土地储备资源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承担土地开发整理和土地开发复垦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以上职责均可说明北京各区土地整理与储备中心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是为了实现土地整理、储备方面的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是一种行政行为，拆迁协议是一种行政协议。2．本次被诉协议书法律上应认定为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第二条第二款以及《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次拆迁应当适用市政府148号令进行补偿，则此次被诉协议书法律本质上应归类为征收补偿协议，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协议。综上，本次起诉拆迁协议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应当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审理。二、本次起诉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原告签订被诉协议书后，多次向优达置业公司索要，但优达置业公司一直拒绝提供。2019年11月中旬，原告委托律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拿到了两个版本的《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律师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2019第327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的优达置业公司联系人信息，于2019年12月4日现场获取的被诉协议书，付款期限、搬迁期限、甲方签字日期等信息栏都已填好。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1日通过邮政快递EMS寄送的协议书，付款期限、搬迁期限、甲方签字日期等信息栏都为空白。此足可证明，原告最早获得被诉协议书的日期为2019年12月4日。在未告知诉权的情况下，起诉期限应至2020年12月4日，原告本次起诉在法定期限之内。叠加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疫情导致原告几个月都不能起诉，足可认定本次起诉在法定期限内。三、被诉协议书违法。概述如下：1．被诉协议书中少算面积。被诉协议书中虽载明面积为26676．4平方米，但实际是根据配套的“银通安泰拆估字第F-2-010号”《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评估报告》载明的面积为25039．18平方米进行的补偿，原告在房屋拆除之前申请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书》载明的面积为40653．30平方米。如此计算，被诉协议书中载明面积比《公证书》载明面积少15614．12平方米（即：40653．30-25039．18）。对于面积认定及补偿数额的计算问题原告代理律师曾在当面调取“协议书”时询问过优达置业公司联系人，但对方只称“让唐雄跟你说”，不作其他任何答复。律师经询问原告，原告确实不明白如何认定的面积，以及认定的事实及政策依据。被告少认定面积，恐无法律及合法的政策依据，涉嫌违法。2．被告虽有北京市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京建平拆许字[2017］第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但《房屋拆迁许可证》只适用于住宅房屋，不适用于非住宅房屋。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第二条第二款以及《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适用市政府148号令进行补偿，则此次拆迁法律上本质应为征收补偿问题。但本次签订拆迁协议并未按照征收的程序进行，涉嫌违法。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土储平谷分中心委托优达置业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被诉协议书违法。被告土储平谷分中心辩称，双方所签协议属于民事合同，应由民事法律调整。2016年度经北京市发改委批准，平谷区人民政府启动×××新村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由被告负责建设。通过招投标程序，被告委托优达置业公司具体实施拆迁、补偿、市政建设等具体工作，并由优达置业公司负责以该公司名义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经过评估程序，原告与优达置业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了被诉协议书，依据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被告认为，被诉协议书属于民事合同，发生的争议应由民事法律调整。理由包括：1．该协议签约主体均为民事主体。被诉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一方为原告，另一方为优达置业公司，双方均为民事主体。2．合同内容未体现行政职权。原告与优达置业公司所签订的被诉协议书，仅就地上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达成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体现出优达置业公司的行政职权。3．被告亦非行政主体。依据原告起诉书陈述的观点，因被告属于行政机关，因此被告委托优达置业公司与原告所签的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但是原告对于被告性质的认知发生错误，因此其上述观点自然不能成立。被告全称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平谷区分中心”，主要负责平谷区的土地资源调查统计、开发整理等。被告属于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法人组织，由北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进行设立及变更登记、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19年11月27日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即明确了行政协议的签约主体其中一方是行政机关。而本案的签约主体是优达置业公司，为国营企业，优达置业公司与原告所签的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综上，建议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原告唐雄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土储平谷分中心委托的优达置业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违法，本院认为，该协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唐雄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唐雄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于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唐雄。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淑君审 判 员 王富菊审 判 员 查金枝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泽硕书 记 员 张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