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3民初3221号 原告：沈留宝，女，194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云，男，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勇，男，197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强，男，196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朝静、朱日月，浙江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翁惠敏，女，193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王**，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翁树芬，女，194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王**，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惠清，女，194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王**，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留宝、朱云、朱勇诉被告朱强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根据案外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申请，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留宝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被告朱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朝静、朱日月，第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故本院于2020年9月19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留宝、朱云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被告朱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朝静、朱日月，第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2月22日，本案经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沈留宝、朱云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平，被告朱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朝静、朱日月，第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沈留宝对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203.31平方米）享有5／8份额的房屋产权，原告朱云、朱勇和被告朱强各享有1／8份额的房屋产权；2.三原告和被告应当协助对方办理有关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原告沈留宝于2000年6月因遗产继承将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203.31平方米）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但因该房屋现涉及拆迁，三原告经核实才知道被告朱强早已于2001年3月通过假造原告沈留宝《赠与书》的非法手段将该房屋过户到其个人名下。原告朱云、朱勇和被告朱强均为原告沈留宝的亲生子，作为遗产继承，三原告和被告对上述房屋产权均有继承权利。原告方在审理中发现被告在《赠与书》中所用的“沈留宝印章”的外形尺寸与被告在其原先办理原告沈留宝房屋权证中所用的“沈留宝印章”明显不同，因此被告称其在《赠与书》中所用的“沈留宝印章”是在先使用与事实不符。原告方认为，本案所涉房屋应为原、被告共同所有，该房屋经认定为原、被告共同所有后，各原告和被告均应协助对方办理有关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非法将本案所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其所有，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一、原告方的所有主张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1.系争房屋是朱强祖母朱翠娥祖上所建，朱强祖父翁尚贤（改名为朱锦源）系招婿入赘。朱锦源和朱翠娥生有四个子女，即长女翁惠敏、长子朱树立、二女翁树芬、小女朱惠清。1955年，上述房屋确权给朱锦源与妻子儿女，登记在朱锦源名下，有所有权登记证为凭。朱锦源于1958年3月8日死亡。2.因1988年以前上述房屋被他人占据不还，故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于1988年向桐乡市人民法院诉请要求对上述房屋确认所有权并主张归还上述房屋。1989年6月3日，桐乡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即（88）桐法濮民字第25号，判决系争房屋归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五人所有。后该案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即（1989）民字第42号。故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明本案系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五人，而非沈留宝所有。3.1990年2月25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签署委托书，要求房屋登记部门将上述房屋以朱翠娥的名义登记注册。可见，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仅是委托朱翠娥出面登记注册，但依据上述二份判决书的认定，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仍是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五人所有。1990年7月20日，桐乡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领导小组发出公告，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朱翠娥名下进行公示。1990年11月16日，系争房屋正式登记在朱翠娥名下。4.朱翠娥于1990年3月8日去世，其对房屋的份额应当由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继承，四方各占四分之一的所有权。1994年8月29日，朱树立去世，其四分之一的房屋产权应当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沈留宝、朱强、朱云、朱勇继承。 二、沈留宝对诉争房屋登记所有权不能排除法律文书判决的还有其他共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事实，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对讼争房屋享有四分之三的权利，沈留宝将讼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也未征得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的同意，是侵权行为。诉争房屋也不是沈留宝的遗产。 三、沈留宝在2001年3月1日将诉争房屋出卖给朱强后，三原告就丧失了对诉争房屋主张部分共有权的权利。沈留宝将房屋卖给朱强也是事出有因：2000年6月，沈留宝还在对上述房屋申请登记时，就与徐景清谈恋爱，并于2000年11月22日登记结婚。其后沈留宝提出要带徐景清一起到诉争房屋居住，徐景清也另有子女，朱强和朱勇得知后不同意（朱云因与沈留宝不和，长期独自居住在外，所以没有参加此事）。朱强、朱勇为防止纷争，同时考虑到沈留宝已再婚，与朱树立不再有夫妻关系，于是与沈留宝协商，对系争房屋估价后（按照嘉兴当时拆迁房每平方米300元），由朱强出资60000元，给沈留宝、朱云、朱勇三人各20000元，将产权过户到朱强名下。于是沈留宝和朱强在2001年3月1日签订了《房屋交易申请书》，朱勇在申请书上也盖章同意，濮院镇北市街居委会也盖章签字“同意购买”，产权证“附记”也注明“转移登记，向沈留宝购买，原产权证号桐字00052247”。朱强其后支付了60000元给了朱勇、沈留宝。 四、朱强并非通过假造沈留宝赠与书获得房屋登记，而是善意取得且付出了合理对价。当时沈留宝要将诉争房屋卖给朱强，房屋产权登记部门要求沈留宝出具买卖发票，但由于沈留宝为个人，没法开具发票，为避免沈留宝开票难，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及桐乡市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提议由沈留宝写一个赠与书，将诉争房屋赠与给朱强，这样就无需沈留宝开发票。赠与书的纸张抬头是“桐乡市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面的内容是由该公司书写，沈留宝盖章，而不是朱强书写。但是最后该房的过户仍以买卖行为而转让，朱强依据60000元缴税900元。沈留宝的印鉴自始由其自行掌控，且其有几枚印鉴，盖章自愿，不存在朱强造假的问题。 五、沈留宝与朱勇在2001年3月1日就参与了将房屋过户到朱强名下的全过程，并拿到了朱强付出的对价，该二人不是目前才得知涉案房屋登记在朱强名下，其现在违背诚信主张房屋权利，系恶意诉讼。据沈留宝称，其在2013年与朱云恢复来往的3个月后，就将朱强支付的60000元中的20000元交给了朱云，所以朱云也是在2013年就知道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朱强名下。据此，三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六、1998年，登记在朱强名下的位于东门中山××弄××号的房屋被拆迁，原、被告商量确定继承份额，沈留宝为八分之五，朱强、朱云、朱勇各八分之一，当时按照每平方米300元计算，拆迁房有60平方米左右，随后朱云拿了其份额的款项离家出走，其余人则取得了嘉兴市西马桥38幢603室的安置房，该房屋由沈留宝、朱勇居住，朱强当时在部队服役未在家。2004年9月28日，沈留宝、朱勇与朱强签订房屋遗产协议书和申请各一份，沈留宝与朱勇确认朱强对安置房及系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朱强补偿给朱勇100000元，沈留宝与朱勇用该款项买了西马桥小区43幢110室的房屋。因此，原、被告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均无异议。 七、诉争房屋建造于100多年前，房屋破败。自诉争房屋登记在朱强名下以来，朱强每年都要支出数万元用于维修，才能使房屋维持现状不至于倒塌，至今已用去30余万元。正因如此，原告方从未承担维修义务，从不过问房屋现状，证明朱强对维修和保管房屋所尽义务超过了其他人员，也可以证明三原告早在2001年和2013年就已明知朱强拥有房屋所有权。只是因为目前该房屋可能要拆迁，三原告才谎称其刚刚知道诉争房屋登记在朱强名下。 八、若系争房屋今后拆迁，被告会考虑第三人的利益。 第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共同述称，一、鉴于朱翠娥、朱树立及第三人的特殊家庭成员关系，并且第三人及朱树立于1990年2月25日共同出具委托书由母亲朱翠娥登记，故涉案房产虽登记在朱翠娥一人名下，实际仍为五人共同共有。原告沈留宝本身的权利来源存在瑕疵，三原告及被告仅能享有涉案房屋四分之一的权利，因此第三人提出参加诉讼，确认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分别享有四分之一的产权。 二、原告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方所称的继承遗产，但实际上朱翠娥已于1990年3月8日去世，其相应份额应由第三人与朱树立继承，即四人各占四分之一的所有权。朱树立于1994年8月29日去世，其房屋产权应由三原告与被告各享有十六分之一。涉案房产系祖屋，而非朱树立和沈留宝的夫妻共同财产。 三、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并考虑到被告作为长子长孙及其对全家各方面的贡献与对涉案房屋的实际支出，第三人认可保持涉案房产现状，第三人的相应份额可另行协商确认。若法院判决需确认各方相应份额，则第三人必然要求确认各自的应有份额。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方提供了下列证据： 一、亲属关系证明3份，证明原告沈留宝与原告朱云、朱勇及被告系母子关系。 二、房屋所有权证（桐字第00052865号）、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申请人朱强）、桐乡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附朱强居民身份证）、赠与书、房屋交易申请书、契税完税证、房屋勘丈调查表（附图）、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桐乡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证件收据、房地产所有权申请登记收件存根各1份，证明诉争房屋产权由原告沈留宝转至被告的情况，其中赠与书上原告沈留宝的姓名并非其本人所写，印章也非其所用，被告通过虚假的赠与书取得诉争房屋产权，且房屋交易申请书中也无原告沈留宝的签名捺印，其也并不知情，被告的陈述前后不一致。 三、房屋所有权证（桐字第00052247号）、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申请人沈留宝）、桐乡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附沈留宝居民身份证）、证明、协议、继承证明书、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及证明书、房屋勘丈调查表（附图）、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桐乡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证件收据、房地产所有权申请登记收件存根、房屋所有权证（桐字第0××5号）各1份，户籍证明2份，证明诉争房屋产权由朱翠娥转至原告沈留宝的情况，第三人当时均已放弃了继承权。 四、桐乡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申请表、桐乡县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桐乡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土地房产所有证、委托书、房屋勘丈调查表（附图）、公告、桐乡县私有房屋产权审查记录、桐乡县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证件收据、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各1份，桐乡县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2份，证明诉争房屋产权由朱锦源转至朱翠娥的情况。 五、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印章鉴定结果以及被告通过虚假登记取得了诉争房屋。 六、鉴定费发票、缴费通知各1份，证明鉴定费为22000元。 七、（2017）浙0483民初1806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2份，证明被告在原告方第一次起诉庭审过程中承认是通过赠与取得诉争房屋权证，而从未陈述是通过买卖取得，并陈述前后两次产权转移所用印章均一样，同时被告陈述第三人翁树芬及朱惠清也知道放弃继承的情况。 被告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产权转移的原因如答辩意见所述，故被告取得诉争房屋是善意取得，且付出了合理对价；被告对诉争房屋的买卖与登记资料一致；原告朱勇在产权共有人意见处有盖章，也拿到了被告支付的2万元；原告沈留宝提供的样本中有与被告买卖行为的书面样本，并盖章确认，证明被告并未通过伪造而获得讼争房屋；赠与书的内容并不是被告书写，不存在造假，当时房屋产权登记部门要求原告沈留宝出具买卖发票，但由于原告沈留宝为个人，没法开具发票，为避免开票难，所以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及桐乡市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提议由原告沈留宝写赠与书，将诉争房屋赠与给被告，这样就无需开发票，赠与书的纸张由桐乡市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内容由桐乡市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书写，并由原告沈留宝盖章，但最后该房屋仍以买卖行为而转让；原告沈留宝的印鉴自始由其自行掌控，自愿盖章，且其有若干枚印鉴，不存在被告造假的问题；被告依据《物权法》第16、17条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证据三，对继承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中故意隐瞒遗漏了共有继承人即第三人翁树芬和朱惠清，侵犯了二人的继承权利，并且共有继承人一栏中的“朱树立”不可能是其本人所签。对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及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系第三人翁惠敏所写，其放弃继承是一个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当条件成就时，该行为才生效，而此时朱树立已死亡，条件未能成就，故其放弃继承房屋权利的行为没有生效。第三人翁惠敏对讼争房屋的权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两份判决书的认定，其对讼争房屋享有五分之一的所有权；二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继承了朱翠娥五分之一中四分之一的所有权。若其放弃的声明成立，其也仅是放弃了继承朱翠娥的遗产部分。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的规定，因朱树立已死亡，其他共有人也不知晓，故其行为也不符合该程序要件。第三人翁惠敏从未对其所享有的讼争房屋所有权做过处置；如果处置，也是一个赠与行为，而赠与行为是一个双向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其没有赠与，朱树立也已死亡，不可能接受赠与。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等，原告沈留宝将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其个人名下，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侵犯了其他所有权人的权利，其登记行为系侵权行为。其依据侵权所得来主张讼争房屋权利显然无合法依据。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也证明上述房屋既不是原告沈留宝的个人财产，也不是其与朱树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而是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5人的共有财产，三原告主张对该房屋具有八分之七的权利不能成立。证据五，1、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的基础资料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沈留宝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不具有合法性，侵犯了其他所有权人的权利，据此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不具有合法性。2、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有异议。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为2001年3月1日《赠与书》上‘沈留宝’红色印文与样本1-8上‘沈留宝’红色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原告方欲以此证明被告私刻印章伪造《赠与书》，但事实上原告沈留宝刻了多枚印章，且都保管在自己手里。当天正是原告沈留宝与被告同时到场，才能在《赠与书》上签字、盖章，故该鉴定报告毫无意义。3、原告沈留宝提供的样本中有与被告的买卖行为的书面样本，并盖章确认，由此证明了其将讼争房屋卖给被告成立，被告并未通过伪造而获得诉争房屋。证据六，被告自始至终不同意进行该司法鉴定，认为该鉴定报告毫无意义，故该司法鉴定的费用应由原告方全部承担。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待证事实有异议。1、第一次审理笔录中，被告陈述原告朱勇同意原告沈留宝将房子赠与被告，但要被告给钱，被告也把购房款6万元给了原告沈留宝、朱勇，原告朱勇也拿到了其中的2万元；2001年3月1日的房屋交易申请书第二页的出卖人和承买人处由原告沈留宝和被告盖章，产权共有人意见处有原告朱勇盖章，被告还支付了900元税款并有纳税凭证，居民区意见载明“同意购买”并由桐乡县北市街居民委员会盖章；2004年9月28日，原告朱勇与被告约定西马桥38幢603室及祖传房屋即诉争房屋的产权归被告所有，由被告支付给原告朱勇10万元；以上都能证明被告是用6万元买下了房屋而不是通过赠与取得房屋。2、第一次审理笔录中，被告称涉案房屋由朱翠娥名下转到原告沈留宝名下时是原告沈留宝、朱勇与被告一起去办理的；原告沈留宝在本案中自始认可自己刻有印章，并一直认可房屋交易申请书、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沈留宝的印章，仅对赠与书上沈留宝的印章有异议，即认可了房屋交易申请书、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印章的真实性，由此可见，原告沈留宝持有印章，诉争房屋由朱翠娥名下转到其名下以及该房转让给被告时，原告沈留宝都在场。3、第一次审理笔录中，被告称第三人翁树芬、朱惠清知道朱翠娥死亡，但没有说二人放弃继承，二人也没有说过自己放弃继承，更没有放弃继承的证据材料，故二人并没有放弃继承。4、涉案房屋由原告沈留宝名下转到被告名下时，是被告和原告沈留宝一起到居委会办理登记，也是原告沈留宝用自己的印章盖章，该印鉴与其在房屋交易申请书、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的印鉴完全一致，若其不到场，其自行保管的印鉴不会出现在居委会的表格上。5、原告沈留宝与朱勇在2001年3月1日时就参与了将房屋过户到被告名下的全过程，并拿到了被告付出的对价6万元，所以该二人不是目前才得知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2013年，原告朱云与沈留宝恢复来往的3个月后，原告沈留宝就将被告支付的2万元交给了原告朱云，所以原告朱云也是在2013年就知道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名下；三原告正是因为知道诉争房屋是被告所有，所以20年来从不过问该房屋的问题，更不参与对房屋的维修和保管，若无被告的维修付出，该房屋早已倒塌毁损，据此更可证明三原告早在20年前就明知被告对该房屋具有所有权；三原告在20年前拿到被告付出的对价时都没有异议，所得款项也符合当时的房屋市场行情；正因为目前该房屋可能要拆迁，三原告才谎称刚刚知道诉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故三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显示交易双方是原告沈留宝与被告，原告沈留宝的权利来源存在瑕疵，又进一步把该房产与被告交易，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证据三，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继承证明书、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均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继承人共有4人，翁惠敏在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中表达的是在朱树立给予翁惠敏有关房屋产权诉讼等费用2000元的前提下同意房产归朱树立所有，但是实际并未履行，因朱树立早已死亡；翁惠敏这里所处分的是可继承朱翠娥份额五分之一中的四分之一，显然不包括翁惠敏本身五分之一的份额；另外，涉案房产在2000年时应该是共同共有状态，单独一人无权作相关意思表示，即使涉案房产仅登记在原告沈留宝名下，第三人还是对该祖产享有权利，并且是每人均为四分之一；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翁惠敏起决定作用以及其他两位第三人放弃继承，若真的放弃继承肯定需要作出明确的放弃继承表示，若居委会核实有多位继承人，也不可能出具不符合事实的证明书，只需要将该实际情况书面确认即可。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上述房屋产权登记人虽为朱翠娥，但实际是第三人与朱树立共同委托登记在其名下，属于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朱翠娥5人的共有财产。证据五，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鉴定检材原始材料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鉴定检材主要以原告证据二、三为基础，但检材本身不具备合法性，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相应的鉴定结果也不具备合法性，并且毫无意义，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鉴定本身是对不合法检材出具的不合法结果，毫无意义，也无法证明原告要证明的目的，故相应的鉴定费用应由申请人自己承担。证据七，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均无权代替第三人放弃相应权利。 针对自己的答辩理由，被告提供了下列证据： 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沈留宝再婚情况，其自此与朱树立已无夫妻关系；因原告沈留宝再婚后要带着现任丈夫徐景清住进讼争房屋，被告和原告朱勇才要求原告沈留宝将房屋过户到被告名下；从判决书所载原告沈留宝与徐景清离婚的主要矛盾可以看出原告沈留宝更看重金钱而非亲情，也可推断原告沈留宝在后来将诉争房屋过户给被告时会提出金钱要求；讼争房屋并不是朱树立与原告沈留宝共同建造的房屋，所以不是其夫妻共同财产。 二、房屋遗产协议书、申请各1份，证明登记在朱树立名下的位于东门中山××弄××号的房屋被拆迁，被告与三原告商量确定继承份额，原告沈留宝为八分之五，被告及原告朱云、朱勇各八分之一，随后原告朱云拿了其份额离家出走，其余人未领钱而去取得了嘉兴市西马桥38幢603室的安置房屋，该房屋由原告沈留宝、朱勇居住，被告当时在部队服役未在家；2004年9月28日，原告沈留宝、朱勇与被告就西马桥38幢603室及祖传房屋即诉争房屋的产权归属作出书面约定均归被告所有，由被告补偿原告朱勇10万元，原告朱勇拿了该10万元在西马桥小区另外购买了房屋，至今原告沈留宝与朱勇就居住在该房屋中；原告沈留宝、朱勇与被告在同日又给嘉兴市城市开发办公室写了一份申请，载明嘉兴市西马桥38幢603室的房屋所有权归被告所有，今后如发生房产纠纷，与嘉兴市城市开发办公室无关，被告一家也一直居住在该房中；以上证据证明了原告朱勇、沈留宝在2004年就用书面方式与被告约定了诉争房屋的产权归被告所有，被告也已付出了相应对价，故现在原告方提起本案诉讼系毫无诚信。 原告方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的推断不成立，而原告沈留宝也没有收到被告支付的所谓6万元购房款。证据二，对申请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可以看出原告沈留宝能够自己签名，且嘉兴市西马桥38幢603室的房屋因缺少原告朱云的签名，至今仍登记在原告沈留宝名下；对房屋遗产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清楚，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第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二，对房屋遗产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无权处分本案涉案房产，系侵犯了第三人合法权利；对申请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一，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1.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该组证据与原告方主张的事实相互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第三人虽对关联性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3.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三、四可知，原告沈留宝本无权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当然也无权将诉争房屋转让给被告，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第三人对合法性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4.原告方欲以《赠与书》中与其他文书中原告沈留宝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为据，证明被告通过伪造《赠与书》的方式而取得了诉争房屋所有权，对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房屋交易申请书》等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据均显示系被告向原告沈留宝购买诉争房屋而非原告沈留宝将诉争房屋赠与被告，同时，在原告沈留宝确曾于案涉相关文书中使用过私人印章的前提下，原告方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沈留宝私章的数量、保管及使用等情况，故本院对原告方该部分待证事实不予确认；5.被告在受让诉争房屋前即已明知原告沈留宝无权单独处分诉争房屋，且被告既无确凿证据证明其已向原告沈留宝给付了60000元购房款，亦无证据证明《赠与书》中原告沈留宝的印章系其本人所盖，原告方对此也都予以否认，故被告关于其系善意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并支付了合理对价以及原告沈留宝亲自加盖印章的质证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1.该组证据与原告方主张的事实互相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虽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无相关证据足以反驳，本院不予采纳；2.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四可知，原告沈留宝无权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且诉争房屋亦不应在朱翠娥去世后仍被登记于其名下，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房屋所有权证》（桐字第0××7号、桐字第0××5号）、《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申请人沈留宝）、《桐乡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协议》、《继承证明书》的合法性不予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合法性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3.《桐乡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继承证明书》中明显隐瞒了诉争房屋的部分权利人的情况，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4.其余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确认；5.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中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合法事实，但《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中“朱树立应给予翁惠敏有关房产权诉讼前后所化去的旅差费及其它费用的经济补偿共计人民币贰仟元正”的内容，显然并非将来不确定是否发生的一个事实，与朱树立是否去世也无关联，故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该部分内容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均属曲解，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该份证据系第三人翁惠敏自行出具，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6.原告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第三人翁树芬及朱惠清也已明确放弃了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故本院对其该部分待证事实不予确认，第三人所提相关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证据四，1.被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除《公告》、《桐乡县私有房屋产权审查记录》之外的其余证据的合法性予以确认；2.朱翠娥早在1990年3月8日即已去世，但相关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却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仍先后同意就朱翠娥的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进行公告，从而导致登记错误，故本院对《公告》及《桐乡县私有房屋产权审查记录》的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五、六，1.内容客观真实，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与原告方主张的事实相关联，本院均予确认，但尚不足以证明被告通过虚假登记取得诉争房屋；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之规定，只有在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情况下才不予准许鉴定，但从本案原告方申请鉴定的事项来看，鉴定案涉证据材料中各印章是否一致显然与原告方的待证事实密切相关，也有助于查明待证事实，故不能以待证事实最终是否得到认定来反推鉴定是否应予准许，同时，被告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沈留宝刻有多枚印章并亲自到场在《赠与书》上签名及加盖印章，而印章一致性鉴定本身系技术性、程序性事项，所以，被告及第三人对合法性、关联性所提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七，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但笔录中并无被告明确陈述第三人翁树芬、朱惠清知晓及表态放弃继承等内容，故本院对原告方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被告虽称原告沈留宝曾将其支付的20000元购房款交给原告朱云，故原告朱云在2013年即已获知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于被告名下，但被告却无任何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与本案诉争房屋及主要争议事项缺乏关联性，亦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中，《申请》与本案诉争房屋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房屋遗产协议书》系原告朱勇与被告共同签订，亦系该二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该二人也无权自行确定诉争房屋权属，故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第三人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诉争房屋原登记地址为桐乡市××街××巷××号，后被变更为桐乡市××街××巷××号，面积共计203.31平方米。1935年，第三人翁惠敏、翁树芬、朱惠清之母朱翠娥（1914年4月22日出生）招婿翁尚贤（后改名为朱锦源）入赘；二人婚后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女翁惠敏、长子朱树立（1943年9月18日出生）、二女翁树芬、三女朱惠清。朱翠娥的父母均于解放前去世，并遗留下本案诉争房屋；其生前育有四女，其一为朱瑞华。1955年，朱锦源委托他人对诉争房屋进行了首次产权登记，产权人载明为其本人及该户全家，并取得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但诉争房屋实际一直被他人占用。1958年，朱锦源去世。 后朱树立与原告沈留宝结婚，并生育三子，分别为长子即被告朱强、次子即原告朱云、三子即原告朱勇。1988年10月，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共同向桐乡县人民法院对朱瑞华之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归还诉争房屋；朱瑞华在该案中亦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1989年6月3日，桐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诉争房屋属于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五人所有。后朱瑞华及其儿子、女儿、女婿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0年2月12日，朱翠娥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书面申请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同年2月25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共同出具《委托书》一份，一致推举朱翠娥为诉争房屋的登记注册代表人。1990年3月8日，朱翠娥去世；但之后桐乡县濮院房地产管理所、桐乡县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仍先后同意就前述朱翠娥的登记申请进行公告；同年10月31日，桐乡县房地产管理处颁发了编号为“桐字第0××5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其中载明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朱翠娥。 1994年8月29日，朱树立去世。2000年4月25日，翁惠敏向桐乡市濮院北市街居民委员会出具《继承证明书》一份，其中载明：诉争房屋系其父母于1921年建造，并且其父母仅有其与朱树立两个子女。次日，翁惠敏又向桐乡市城镇房屋产权发证办公室出具一份《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作为《继承证明书》之附件，其中载明：其经慎重考虑，自愿放弃继承诉争房屋的权利，今后决不反悔，即诉争房屋归朱树立所有；但朱树立应给予其在有关房屋产权诉讼前后支出的相关费用的经济补偿共计2000元；其委托朱强、朱勇二人全权办理朱翠娥房屋遗产继承事宜。同年6月10日，朱强、朱勇共同出具《协议》一份，确认诉争房屋由沈留宝申请登记。同时，沈留宝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书面申请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但在《桐乡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中“直系亲属”一栏仅填写了朱强、朱勇二人。2000年6月19日，桐乡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编号为“桐字第00052247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其中载明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沈留宝，附记中注明系“房产继承”。 2001年3月1日，沈留宝向朱强出具《赠与书》一份，确认愿将诉争房屋赠与朱强。同日，沈留宝与朱强共同填写《房屋交易申请书》一份，其中载明朱强以60000元价格向沈留宝购买诉争房屋；朱勇在产权共有人意见一栏处盖章；桐乡市濮院镇北市街居民委员会、桐乡市房地产交易所也均表示同意。2001年3月21日，桐乡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编号为“桐字第00052865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其中载明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朱强，附记中注明系“向沈留宝购买”。 2004年9月28日，朱强与朱勇签订《房屋遗产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经双方协商并征得沈留宝同意，朱勇现住西马桥38幢603室以及祖传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归朱强所有，由朱强支付朱勇100000元作为遗产补偿，今后不再发生房产纠纷。 2017年3月9日，沈留宝、朱云、朱勇第一次就诉争房屋共有权确认争议向本院提起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沈留宝、朱云、朱勇针对案涉相关印章申请鉴定，但已超出法定期间且无正当理由，经本院释明后，其自愿申请撤回对该案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之后沈留宝、朱云、朱勇再次起诉，并同意先予诉前登记；期间，本院根据沈留宝、朱云、朱勇的申请，决定对案涉《赠与书》中沈留宝的印章与《房屋交易申请书》中以及《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所有沈留宝的印章进行一致性鉴定，并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后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赠与书》中与其他文书中沈留宝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沈留宝、朱云、朱勇预付鉴定费22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如何确定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诉争房屋分别享有的产权份额。对该问题，依据本院已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从时间脉络来看： 第一，本案诉争房屋最初是由朱翠娥的父母所建造，但未进行产权登记。朱翠娥的父母去世后，诉争房产本应由朱翠娥父母的所有子女依法继承，但实际却由朱锦源代表其全家人于1955年进行了首次产权登记，并取得相应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至此，朱锦源、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应分别享有诉争房屋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第二，朱锦源于1958年去世，其就诉争房屋所享有的部分产权应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继承。1989年6月3日，桐乡县人民法院作出（88）桐法濮民字第25号民事判决，亦确认诉争房屋属于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五人所有，并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1989）民上字第42号终审判决维持。至此，朱翠娥、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虽未对朱锦源所遗诉争房屋部分产权进行分割，但结合前述判决可知，包括继承朱锦源的相应份额在内，该五人对诉争房屋应分别享有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第三，1990年10月31日，桐乡县房地产管理处根据诉争房屋原《土地房产所有证》、朱翠娥生前提交的申请以及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共同出具的委托书等材料，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桐字第0××5号），其中载明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朱翠娥。但是，朱翠娥早在同年3月8日即已去世，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却均未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说明该情况，房屋登记机关亦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从而导致登记错误，并成为案涉纠纷之肇因。本院认为，自朱翠娥去世之日起，其就诉争房屋所享有的部分产权同样应当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继承。至此，虽然诉争房屋被错误登记于朱翠娥名下，但实际应由翁惠敏、朱树立、翁树芬、朱惠清均等享有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包括继承朱锦源、朱翠娥的相应产权份额在内）。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朱树立于1994年8月29日去世，且其生前未表示放弃继承，故其对诉争房屋部分产权的继承权应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沈留宝、朱强、朱云、朱勇；同时，朱树立原本即享有的诉争房屋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也应作为遗产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至此，沈留宝、朱强、朱云、朱勇应对诉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享有继承权，也即该四人应均等享有诉争房屋十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第五，翁惠敏在2000年4月26日向桐乡市城镇房屋产权发证办公室出具的《桐乡市放弃继承房屋产权权利书》中明确表示，其经过慎重考虑后自愿放弃继承诉争房屋的权利，今后决不反悔，即诉争房屋归朱树立所有；但朱树立应给予其在有关房屋产权诉讼前后支出的相关费用的经济补偿共计2000元；其委托朱强、朱勇二人全权办理朱翠娥房屋遗产继承事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翁惠敏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以公开方式作出的书面声明中关于其自愿放弃继承诉争房屋权利的内容部分，系翁惠敏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予确认；其次，虽然翁惠敏无权独自对诉争房屋进行处分，但从该声明中“即（诉争房屋）归朱树立所有”的表述，明显可以看出，翁惠敏实际上不仅自愿放弃了其对诉争房屋相应产权份额的继承权，也一并放弃了其最初享有的诉争房屋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再次，如本院上述认证意见所述，该声明中所谓朱树立应给予翁惠敏有关经济补偿2000元的内容，应系翁惠敏单方提出的其放弃诉争房屋相关权利之对价，故该部分内容显然并非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亦不影响翁惠敏放弃对诉争房屋所享有的继承权及物权的效力；最后，翁惠敏所放弃的诉争房屋合计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本应由朱树立的法定继承人与翁树芬、朱惠清三方均等享有，但是，结合翁惠敏在放弃声明中“即（诉争房屋）归朱树立所有”的表述以及翁树芬、朱惠清在本案中的主张，本院确定该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应由朱树立的法定继承人即沈留宝、朱强、朱云、朱勇均等享有。至此，沈留宝、朱强、朱云、朱勇应均等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第六，沈留宝在应当知道诉争房屋尚有其他权利人的情况下，仍于2000年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并隐瞒了真实情况；朱强、朱勇二人亦在应当知道无权单独处分诉争房屋的情况下，于同年6月10日自行出具《协议》确认诉争房屋由沈留宝申请登记；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则在诉争房屋此前的登记资料完整可查的情况下，同样没有履行基本的审阅核对职责，进而导致沈留宝一人取得了诉争房屋的全部产权。该登记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也不应影响翁树芬、朱惠清、朱云等对诉争房屋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第七，2001年3月1日，沈留宝在向朱强出具的《赠与书》中确认愿将诉争房屋赠与朱强，但同时其又在《房屋交易申请书》中确认以60000元的价格向朱强转让诉争房屋。而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赠与书》和《房屋交易申请书》的内容存在矛盾，并且完全能够核查诉争房屋之前的登记资料的情况下，仍未进行相应的审查了解，最终由朱强于同年3月21日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其中的附记注明系“向沈留宝购买”。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该登记错误也应予以纠正，亦不应影响翁树芬、朱惠清、朱云等对诉争房屋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其二，因沈留宝无权单独处分诉争房屋，故其将诉争房屋产权转至朱强名下的行为应视为其将自身享有的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给予朱强，至此，朱强应享有诉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其三，就《赠与书》与《房屋交易申请书》中所盖沈留宝印章的真伪及一致性问题，本院上文认证意见中已有论述，在此不予赘述，同时，结合朱勇在《房屋交易申请书》中产权共有人意见一栏处盖章及其与朱强所签《房屋遗产协议书》中所载“并征得母亲（沈留宝）同意”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印证沈留宝对于诉争房屋产权登记至朱强名下的情况已经知晓且无异议。 第八，2004年9月28日，朱勇在与朱强签订的《房屋遗产协议书》中确认，其现住房屋以及祖传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均归朱强所有，并由朱强向其支付100000元作为遗产补偿，今后不再发生房产纠纷。本院认为，朱勇并无权利独自或与朱强共同处分诉争房屋，故该约定也应视为其将自身享有的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转让给朱强。至此，朱强应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三的产权份额。 综上所述，原告朱云应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故本院对原告朱云关于确认其就诉争房屋享有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虽然被告辩称曾向原告朱云支付过购房款20000元，但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翁树芬、朱惠清应分别享有诉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故本院对该二人关于确认其就诉争房屋各自享有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的主张亦予支持。被告虽辩称其享有诉争房屋的全部产权，但本院认为，被告系从原告沈留宝处受让的诉争房屋产权，而原告沈留宝本就无权将诉争房屋登记于其个人名下，当然更无权将诉争房屋产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同时，被告直接参与了原告沈留宝取得诉争房屋产权的全过程，即应知晓前述情况，故其从原告沈留宝处受让诉争房屋产权时显然并非善意，故本院确认其仅能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三的产权份额。原告沈留宝仅能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且其已将该部分产权份额给予被告，故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原告朱勇也仅能享有诉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并同样已将该部分产权份额转给被告，且与被告约定今后不再发生房产纠纷，但其现又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第三人翁惠敏已通过公开声明的方式自愿放弃了对诉争房屋所享有的继承权及物权，故本院对其主张亦不予支持。另，本案系共有权确认之诉，而产权变更登记应待产权经最终确认即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且即使诉争房屋产权经过确认，也并不必然发生变更登记，故对原告方关于其与被告应协助对方办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而针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及其对诉争房屋的维护有较大贡献之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一方面，物权确认请求权是一种程序上的诉权，并非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从定分止争的角度而言，若物权确认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会长期处于归属不清甚或权利真空之状态。这种状态不但对真正的权利人不利，而且还会导致各方当事人对标的物争夺不休，从而使标的物得不到正常的利用，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这显然是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相背离的。正是鉴于此，《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4条即规定：“已经合法占有转让标的物的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登记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不动产或者动产，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或内容，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对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抗辩的，均应不予支持。”另一方面，被告没有提供其对诉争房屋进行维护及相应支出的证据，故其可另行主张，与本案无涉。基于此，本院对被告该部分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定均由原告沈留宝负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朱云对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桐字第0××5号）产权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 二、确认被告朱强对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桐字第0××5号）产权享有八分之三的份额； 三、确认第三人翁树芬对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桐字第0××5号）产权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 四、确认第三人朱惠清对位于桐乡市××街××巷××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桐字第0××5号）产权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 五、驳回原告沈留宝、朱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六、驳回原告朱云的其余诉讼请求； 七、驳回第三人翁惠敏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沈留宝负担6000元，由原告朱勇负担1300元，由被告朱强负担4000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6228××××5365，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由第三人翁惠敏负担2500元（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60，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22000元，由原告沈留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3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张 亮 人民陪审员  胡晓红 人民陪审员  沈学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思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