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621民初2433号 原告：李大用,男,1970年6月1日出生,住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托代理人：吴康忠，男，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住岳阳楼区。 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冷水铺路临港工作组办公大楼**。 负责人:葛静湖，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榆，湖南理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希林。 原告李大用与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大用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康忠、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榆、张希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不服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岳楼劳人仲字[2020]第7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裁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1、为原告依法依标准补缴养老、医疗保险费用。2、补偿原告1999年1月至2020年8月30日的职工工资1680640元。工资计算以2019年湖南省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7563元(月平6464元)计算,共260个月,合计工资260×6464=1680640元。2020年8月30日以后的工资另行计算。3、按全民合同制待遇合理安排原告工作。4、补偿原告应依法享受的企业职工待遇:原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土地量化每个职工分得的9.8万元,低收入补助3万元,国有土地棚改拆迁职工分得的5万元,单位土地上所建住房一套130平方米,2003年单位分得的门面租金至2016年拆迁共13年的6.67平方米的租金。事实与理由:2020年9月2日,原告因与被告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向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9月3日,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原告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理由:1992年5月26日,原告依法通过岳阳县劳动局招工为岳阳县机械厂的全民合同制工人,1993年依法依正常程序转移工作单位至岳阳市南区劳动人事局,岳阳市南区劳动人事局安排原告至岳阳市中化工厂(后更名为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工作,至1998年原告一直是本企业的全民制职工,并在本企业上班工作。1998年,厂里通知原告,因厂效益不好,工人在家听候上班的通知,原告只好回家等候通知。期间,原告也多次去厂里,但无法得到上班的信息,到厂里也找不到负责的人。2016年,原告单位所在地正在棚改范围内,因棚改拆迁,分在原告名下的门面拆迁需要原告签字领款,该棚改项目部及原单位的负责人找人联系上原告,这时原告才知道原单位在2003年就已改制。原告的原单位在岳阳市棚改区改造项目范围,并被告知原告还有分到的拆迁款。2018年底,原告被迫领取了门面拆迁款。2016年,原告得知单位改制后至今,就一直找原单位、岳阳楼区政府、岳阳楼区劳动局、岳阳楼区工信局要求给原告一个答复,并要求解决原告的工作、养老医疗、失业、赔偿(补发)原告的工资和应得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等企业职工待遇,保障原告的劳动权益。原单位的领导已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却对原告的合理请求毫不理睬。找了多次之后,岳阳楼区政府及其工信局领导以无法解决答复原告，并要求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几年的维权中,原告才基本清楚原告权益被侵犯的情况:由于原告是从岳阳县调入进去的,与当时的领导不熟,因而被告知回家等领导通知上班,其他关系人却没有被离岗,继续在厂里上班。2003年单位在岳阳楼区政府的主持下改制,职工安置,原单位没有通知原告,原单位负责人张希林和冯剑峰伪造了一份原告的《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冯剑峰假冒原告的名字在这份协议书中签字(张希林和冯剑峰楼区政府给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社会保障齐全),当时还有岳阳市岳阳楼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签证,这份虚假协议就将原告作为劳动者的权益全部剥夺,而作为劳动行政部门居然签证确认。1998年原告被迫回家等待通知后,至今原告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在农村，却没有农村承包土地,生活艰难,亦无任何社会保障。综上,原告1998年被迫离岗后,一直等待上班通知,单位改制后,2016年原告才得知,解除安置协议是伪造原告名义签订的,故原告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原告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收入来源、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是被告造成的。为此,特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公正裁决,以维护原告的劳动权益。 被告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具体理由如下： 一、李大用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用人单位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已经裁定宣告破产，原告所主张的劳动关系在华厦厂宣告破产时已经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关系终止。华厦厂于1996年10月宣告进入破产程序。2003年1月20日，因华厦厂的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尚不足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原告与华厦厂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1月20日终止。其次，按照楼区经济发展局批复和华厦厂职工大会通过的破产改制方案，对原告已经通过资产量化的方式进行了安置补偿。2003年11月27日，华厦厂的原主管部门岳阳楼区经济发展局（现为岳阳楼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批复同意了华厦厂的企业改制请示。2003年12月4日，华厦厂全体职工讨论通过了《华厦墙体材料厂企业改制及职工一次性安置方案》。按照该方案，华厦厂由于严重资不抵债，职工大会表决同意将门面和现有厂房量化到个人进行安置补偿。其中，原告应获得的补偿为10000元（按4000元基数，500元/年工龄的标准用门面财产（评估值）量化予以一次性安置。经核定，原告当时的工龄的12年），通过资产量化获得13号门面33%的所有权。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原告到2016年才知道企业已经改制。经被告查阅华厦厂的改制档案，在召开职工大会表决安置方案前，华厦厂的改制工作人员按照规定通知全体职工参加职工大会。但由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四4联系不上而未通知到本人。职工大会应到54人，实到49人。经参加会议的职工表决，47人同意安置方案，2人不同意。安置方案获得通过。因此，抛开原告未参加职工大会的原因系因自身无法通知到不谈，会议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即便原告不同意该安置方案，也不影响该安置方案的通过。此外，在破产改制过程中，原华厦厂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仍然为原告缴纳了到破产改制截止之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后，原告通过资产量化方式进行安置补偿所取得的房屋产权在2016年5月被依法征收，原告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08392和困难补助款50000元。2016年5月28日，原告与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将通过资产量化方式进行安置补偿所取得的房屋征收并进行货币补偿。征收补偿款共计为325176元。原告占其中33%的份额。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征收实施单位对原告进行困难救助补偿50000元。原告已经实际领取了上述两项补偿款项。综上，原华厦厂在破产改制过程中，已对原告安置补偿到位，原告请求补缴社会保险、补偿工资等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远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自1996年开始即离开华厦厂，华厦厂既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也未发放工资。按照原告的主张，劳动争议已经发生。再退一步讲，原告自2016年5月征收时，也应当知道原华厦厂已经破产改制，其也应当在一年内申请仲裁。但事实上原告自2020年9月2日才向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的劳动争议仲裁已经远超过了时效期间。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证据：证据一，李大用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主体资格；证据二，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岳楼劳人仲字[2020]第7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劳动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符合起诉条件；证据三，1992年岳阳县劳动局《招收全民合同制工人任务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大用原为全民合同制工人；证据四，1993年《全民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介绍信》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大用为改制企业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的全民合同制职工；证据五，《湖南省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基金转移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大用参加了社会保障,改制企业没有为李大用依法缴纳；证据六，《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大用为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协议上的签名是伪造的；证据七，李大用的岳阳楼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出具的《职工个人账户查询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改制企业没有依法为李大用缴纳社会保障金；证据八，《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结算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征收的房屋和门面是原岳阳市华夏墙体材料厂2000年在自己企业土地上修建的职工福利房，建于企业改制之前，也是原告应该享有的企业福利。证据九，刘南香、余小平的《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改制后李大用分得的临街门面一直没有实际得到并使用产生收益；证据十，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1月8日领取拆迁款。 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原告所主张与其建立关系的华夏厂已经破产，破产之日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存款时间为领取补偿款的时间2017年11月20日。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证据：证据一，《民事裁定书》，证明华厦厂已于2003年1月20日被楼区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证据二，华厦厂进行企业改制的请示及批复、改制方案，证明华厦厂已于2003年经楼区经发局批复同意进行企业改制。按照改制方案，对企业职工按照资产量化的方式进行安置补偿。原告一次性安置费为10000元。证据三，华厦厂关于企业改制方案的职工大会纪录及表决情况统计，证明改制方案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因原告未通知到而未参加表决。证据四，华厦厂一次性安置的门面量化实施细则及分布情况，证明证明华厦厂已经按照通过的企业改制方案，以门面量化的方式对职工进行了安置补偿。证据五，岳阳楼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补偿结算表、支付函及储蓄存单，证明原告通过资产量化方式取得的房产已被依法征收，原告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08392元。证据六，九华山片区棚户改造项目征收补偿补充协议及领款凭证，证明原告通过与征收部门签署征收补偿补充协议的方式实际领取了困难救助款50000元。以上六组证据证明在华厦厂破产改制过程中，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安置补偿。原告与华厦厂的劳动关系于华厦厂破产时已经终止。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第二、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作为原告在企业改制中的安置，原告都是不知情的，协议是被别人代签的。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33%的股权的门面没有作为原告的生活来源；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整个征收过程原告都是被迫的，房屋被拆迁后才通知原告来领款。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结合庭审情况，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证据五、六、七、八、九，因华夏厂已经破产，原告劳动关系已终止，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原告证据十可以确定其已经领取补偿款。被告证据一、二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华夏厂已破产改制，并对原告以资产量化方式进行了安置补偿。被告证据三、四可以证明改制方案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原告未参加表决系因未通知到，但未损害原告实质利益，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1992年5月26日,原告通过招工为岳阳县机械厂的全民合同制工人。 1993年原告调动至岳阳市中化工厂，该厂后更名为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 1996年,华厦厂因效益不好,原告被通知回家等候上班。 1996年10月，华厦厂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破产程序。 2003年1月20日，华厦厂的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尚不足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楼经破字10-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破产程序。 2003年11月27日，华厦厂原主管部门岳阳楼区经济发展局（现岳阳楼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批复同意华厦厂的企业改制请示。 2003年12月4日，华厦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了《华厦墙体材料厂企业改制及职工一次性安置方案》。本次职工大会应到54人，实到49人，含原告在内的4人因无法联系而未通知到本人。 2003年12月10日，华厦厂以格式文本与全体职工签订《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其中原告协议书上的签名为他人所签。按照该协议，华厦厂以将门面和厂房资产量化的方式分配给职工个人进行安置补偿。其中原告应获补偿为10000元（按4000元基数，加500元/年工龄的标准用门面财产评估值量化予以一次性安置。原告当时工龄12年），通过资产量化获得13号门面33%所有权。 2016年5月，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局将原华厦厂周边地块予以收储。 2016年5月28日，原告与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局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13号门面获得征收补偿款325176元，原告领取其中33%的份额108392元。 2017年12月30日，原告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收补偿补充协议，领取困难救助50000元。 2020年9月2日，原告向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020年9月3日,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2020年9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劳动争议，本院立案审理后，向原告释明主体不适格，原告向本院撤诉后，重新提起本诉。 本案焦点一：原告作为华夏厂的职工，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破产是否给予合理的安置补偿？ 2003年1月20日，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楼经破字10-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宣告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破产，破产公告在本地报刊登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故本院可以确认原告与华厦厂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1月20日解除。 华夏厂破产后，经其主管部门批复同意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其作出的《华厦墙体材料厂企业改制及职工一次性安置方案》业经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虽然原告因无法联系而未通知参加大会，但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其中对原告的补偿为10000元，通过资产量化获得13号门面33%所有权，该方案应属合理。 原告诉称《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上的签名为他人所签，自己并不知情。因原告离开华夏厂后失去联系，厂方在穷尽寻找途径无果后，采取无因管理方式代签协议，该代签行为没有损害原告利益，且原告2016年5月28日与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局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系事实上对原《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的确认。故本院对其诉称理由不予采信。 本案焦点二：原告的补缴养老、医疗保险费用的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华夏厂《关于用资产量化方式一次性安置职工的协议》第3条载明：“乙方改制日前欠交的养老保险金应由单位负担部分由单位负责交清;应由个人负担部分由乙方本人负责交清。乙方在企业改制日以后的养老保险金由乙方自愿交纳至法定退休年龄，届时按政策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并享受退休职工待遇”。 依据该协议，华夏厂破产后，员工的社会保险均由员工自理。经审理查明，华夏厂于1996年元月份为员工建立社保账户，1996年6月份进入破产程序，2003年破产终结时由区政府兜底解决员工社保问题，一次性缴纳至2003年12月31日。原告2004年元月后没有缴费记录。故原告的补缴养老、医疗保险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焦点三：被告是否应该补偿原告1999年1月至2020年8月30日的职工工资1680640元？ 1、关于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20日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民事裁定书期间工资问题。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因经营状况差，濒临破产边缘，通知员工停产回家等候通知。原告据此离开工厂后，未再回华夏厂工作，未提供劳动，华夏厂也未再对原告进行劳动管理和支付报酬，双方事实上已没有劳动法意义上权利义务关系，该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双方长期“两不找”，原告时隔多年以后要求支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报酬的请求，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2003年1月20日以后工资问题。因2003年1月20日华夏厂已被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原告劳动关系依法终止，且没有与被告岳阳市岳阳楼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建立劳动关系，对其补偿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焦点四：被告是否应当合理的为原告安排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据此原告诉请被告合理为原告安排工作，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原告应向其他部门申请解决。 本案焦点五：被告是否应该补偿原告应依法享受的企业职工待遇:原岳阳市华厦墙体材料厂土地量化每个职工分得的9.8万元,低收入补助3万元,国有土地棚改拆迁职工分得的5万元,单位土地上所建住房一套130平方米,2003年单位分得的门面租金至2016年拆迁共13年的6.67平方米的租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原告证据不足，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焦点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时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自认2016年5月门面被征收时，才知道华厦厂已经破产改制，此时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相应权利被侵害，原告2020年9月2日向岳阳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期间。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大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大用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谢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劳动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