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3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行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龙坑街道梳池社区堰上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795290899Q。法定代表人：麦满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文，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宽，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万友，男，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遵义行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行远陶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万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行远陶瓷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万友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周万友既未提供与行远陶瓷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提供其与行远陶瓷公司订立口头合同的证据材料，故行远陶瓷公司与周万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周万友提供的与微信名为“行远陶瓷余国祥”的聊天记录中没有提及周万友与行远陶瓷公司买卖事宜，也无法核实微信名称为“行远陶瓷余国祥”的主体是否是余国祥本人，因为微信名称是可以更改备注的。另外，周万友的转款没有注明是购买行远陶瓷公司的瓷砖预付款，行远陶瓷公司也没有收到该款，该转款并未经过案外人余国祥的确认，行远陶瓷公司并不清楚余国祥是否收到该款。从该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该款是周万友与案外人余国祥之间的个人转账行为，案外人余国祥也承诺尽快将该款返还给周万友，由此可以看出，该转款与行远陶瓷公司无关。周万友提供的瓷砖图片，系其他公司名称字样，并非行远陶瓷公司名称字样，由此可见，周万友所购瓷砖与行远陶瓷公司无关。周万友提供的案外人余国祥的名片系案外人余国祥自行制作，其实施的行为不能代表行远陶瓷公司，我公司瓷砖销售由专人负责，且客户进购瓷砖都是将款项打入我公司账户，案外人余国祥向周万友销售瓷砖属于二次销售，并非代表行远陶瓷公司与周万友达成买卖合意；3.案外人余国祥并非行远陶瓷公司大方县片区销售经理，其个人行为与行远陶瓷公司无关。周万友述称案外人余国祥系行远陶瓷公司大方县片区销售经理，但其提供任何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实际上案外人余国祥曾确实是行远陶瓷公司员工，于2015年11月6日入职我公司，2017年8月1日转入行远陶瓷公司后勤部门，后因其未按公司规定上班，我公司已于2019年8月23日发布与案外人余国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按照我公司管理规定，客户购买瓷砖货款必须转入公司账户，由公司确认，案涉款项是周万友与案外人余国祥之间个人转账行为，案涉款项转账时，余国祥系我公司后勤人员，其无权代表我公司进行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余国祥的行为未得到我公司的追认，对被代理人行远陶瓷公司不应当发生效力，应由案外人余国祥承担责任。周万友辩称：自2017年本人从事瓷砖经销以来，都是由行远陶瓷公司住大方片销售经理余国祥与周万友进行对接，2019年1月前行远陶瓷公司都按时向周万友发货。行远陶瓷公司辩称余国祥于2017年8月1日调到后勤部门上班，但是周万友对此并不知情，周万友将案涉的3万元瓷砖款转给余国祥时其还是行远陶瓷公司员工，根据一审双方提交证据：余国祥的名片、招录登记表、劳动合同书、员工内部岗位调动单等足以认定，余国祥代表行远陶瓷与周万友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周万友也有理由相信余国祥仍系被行远陶瓷公司的销售经理，并继续向余国祥支付3万元货款,由于支付货款后行远陶瓷未履行交付货款，其理应向周万友退还案涉货款，故一审判决认定行远陶瓷公司退还3万元货款给周万友，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行远陶瓷公司上诉。周万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行远陶瓷公司偿还瓷砖预付款3万元，并从2019年1月6日起以年息24%计算利息（从2019年1月6日起算至开庭之日止）；2.判令行远陶瓷公司支付因本案支出的车旅费用及案件诉讼费用，并赔偿周万友6个月无瓷砖销售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万友在贵州省大方县开设店面经营瓷砖销售，2017年1月，案外人余国祥以行远陶瓷公司的名义向周万友推销瓷砖，并向周万友出示名片，名片载明余国祥系行远陶瓷公司的区域经理。余国祥将周万友带到行远陶瓷公司进行实地参观考察并选择瓷砖样品后，周万友便开始购买行远陶瓷公司的瓷砖进行销售，约定由周万友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余国祥（微信名：行远陶瓷余国祥）支付货款后，行远陶瓷公司随即向周万友发货，双方一直按照上述方式进行交易。2019年1月7日，周万友通过微信向余国祥转账支付瓷砖预付款3万元，行远陶瓷公司未向周万友交付该3万元的瓷砖，经周万友多次催促未果，遂起诉请求被告退还货款3万元并赔偿损失。另查明，余国祥于2015年11月6日进入行远陶瓷公司工作，2017年8月1日由该公司销售部门调入后勤部门工作，2019年8月23日，行远陶瓷公司解除与余国祥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余国祥以行远陶瓷公司的名义与周万友约定由周万友向其支付货款，行远陶瓷公司向周万友交付瓷砖，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余国祥与周万友订立合同时其系行远陶瓷公司的销售部门工作人员，其向周万友出示名片证明其系行远陶瓷公司的区域经理，其微信名为“行远陶瓷余国祥”，并带周万友到行远陶瓷公司选择瓷砖样品，周万友有理由相信余国祥系代表行远陶瓷公司向其销售瓷砖，故行远陶瓷公司与周万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余国祥与周万友关于买卖瓷砖的约定对行远陶瓷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关于“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行远陶瓷公司认为余国祥无权收取货款，其对余国祥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已支付货款的周万友，故余国祥收取货款的行为，对行远陶瓷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关于行远陶瓷公司对余国祥工作岗位调整及解除与余国祥的劳动合同，未履行通知义务，周万友对此不知情，其有理由相信余国祥仍系行远陶瓷公司的销售经理，并继续向余国祥支付货款。由于周万友支付货款后行远陶瓷公司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周万友请求行远陶瓷公司退还货款，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周万友的其余请求，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不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遵义行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退还周万友瓷砖预付款3万元；二、驳回周万友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3万元是否应当由行远陶瓷公司承担返还责任。行远陶瓷公司认可案外人余国祥系其员工，但是辩称2017年余国祥已经调入后勤部门工作，无权代表公司进行销售活动，且公司销售的货款都是必须要进入公司账户，周万友转款3万元给余国祥的行为是个人之间的行为，余国祥的行为既未得到行远陶瓷公司的授权，也没有获得行远陶瓷公司的追认，不构成表见代理，行远陶瓷公司与周万友之间没有买卖关系。对此，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案外人余国祥系行远陶瓷公司聘请员工，在2015年11月6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负责销售瓷砖工作，2019年8月23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7年1月，案外人余国祥以行远陶瓷公司区域经理的名义向周万友推销行远公司所售瓷砖，在此过程中案外人余国祥向周万友出示了载明其为行远陶瓷公司区域经理身份的名片，并将周万友带到行远陶瓷公司实地考察选样，后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的方式达成买卖协议，周万友开始代理行远陶瓷公司所售瓷砖，并通过微信转账给案外人余国祥，直至2019年1月6日止双方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合作。周万友有理由相信行远陶瓷公司的员工余国祥的行为能够代表行远陶瓷公司，即便2019年1月6日余国祥事实上已无权代理行远陶瓷公司销售瓷砖，但基于此前的合作模式周万友有理由相信案外人余国祥能够代表行远陶瓷公司收取涉案的3万元瓷砖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余国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行远陶瓷公司应当向周万友承担返还3万元瓷砖款的义务。当然，行远陶瓷公司如果确实未从余国祥处收取到案涉瓷砖款，可以依法向余国祥进行追偿。综上所述，遵义行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4元，由遵义行远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朱小燕书记员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