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85民初3015号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开发区冬青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268020221C。法定代表人：李永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王霏（实习），北京天驰君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凤昌，男，197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澜，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第三人：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登封市阳城路中凯龙城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694860098G。法定代表人：崔国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梦雨，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茂公司）与被告王凤昌、第三人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豫0185民初4980号民事判决，原告生茂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7月2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1民终6133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生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王霏，被告王凤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澜，第三人融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梦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生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凤昌返还原告不当得利500万元及利息141.5万元，合计641.5万元（利息以500万元款项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7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3月23日止。此后利息，要求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归还至实际返还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凤昌系第三人融通公司的股东，2012年7月20日原告生茂公司向被告王凤昌工商银行名下账户汇款500万元，认为是向第三人的还款，至2017年2月原告得知，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被告王凤昌无合法依据，获得不当利益，造成原告重大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具文诉讼。被告王凤昌辩称，原告的起诉完全不具有事实根据，其支付给王凤昌的500万元的性质明确，系原告代借款人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润公司）及时万超向王凤昌的还款，因此其起诉完全不能成立。一、涉案的500万元转款性质明确，系原告代他人向王凤昌的还款，根本不属于不当得利。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书证能够充分证明，涉案的500万元的性质是原告接受委托代嘉润公司及时万超向王凤昌的还款。生茂公司作为原告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即对王凤昌取得涉案5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生茂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指定被告作为第三人的收款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生茂公司的打款是收到第三人的指定而实施，即原告没有对王凤昌取得上述500万元属于“没有合法依据”提供证据，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考虑到涉案转款的金额十分巨大，原告作为该500万元的转款人自身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该转款的事实的发生，因此从2012年7月20日到其起诉期间，原告从未向王凤昌主张过，其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王凤昌认为原告的起诉完全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融通公司述称，一、第三人从未授权原告将任何款项转入被告的账户，对于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第三人不清楚，本案与第三人无关。二、第三人贷款资金发放及回收制度规定：借款人申请借款审批通过后，财务部门按照借款人提供的本人（公司）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如借款人需将借款委托支付给第三人（公司）时，借款人及第三人（公司）需向融通公司共同出具转款委托书，经财务部门审核，总经理审批后方可转账。借款人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时，需以借款人账户进行本金及利息的归还，如需第三人（公司）代为还款时，需经融通公司同意，三方签订委托还款书，根据协议归还借款本金利息。融通公司如需借款人将还款转向指定的第三人（公司）账户时，融通公司需向借款人出具委托转款协议，经第三方签字确认后，进行款项划转。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案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20日，原告生茂公司受案外人时万超（时任第三人总经理）指示向被告王凤昌账户转款500万元，原告提供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显示“付款人：生茂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王凤昌金额：500万元，用途：还本金”。2009年至2010年间原告及生茂固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茂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生茂饭店有限公司多次向第三人融通公司借款，后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融通公司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生茂公司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生茂公司等被告提交了包括案涉500万元在内的相关付款凭证，辩称已不欠融通公司借款本息。本院审理后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生茂公司等被告偿还融通公司借款本息。生茂公司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2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生茂公司以上述生效判决未认定其向被告王凤昌转账500万元为偿还第三人融通公司借款，被告王凤昌占有5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0年1月18日及同年7月21日，时万超两次分别向王凤昌借款5000万、4000万，共计9000万元，9000万元均通过王凤昌岳母秦兰英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至时万超指定的收款人银行账户。2011年11月份，时万超将该款转借给嘉润公司。2012年11月1日，王凤昌与实际用款人嘉润公司直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7000万元，时万超、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30日，王凤昌与嘉润公司、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三方确认，嘉润公司尚欠王凤昌借款8000万元，仍由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6月16日，王凤昌以借款到期后，时万超仅偿还本金1000万元及部分利息，剩余8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为由，把嘉润公司、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嘉润公司返还王凤昌借款本金8000万元整，并支付王凤昌利息3680万元（按照月息2%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应计算至被告实际偿还之日）；2、依法判令时万超、严峰、兴港公司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9月18日，王凤昌以时万超已于2016年8月因病去世为由，申请撤回对时万超的起诉。2016年12月7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做出（2016）豫01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一、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凤昌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7月3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追偿。目前，该判决已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再查明，融通公司于2009年9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王凤昌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10%。融通公司成立后，董事会聘请时万超为公司总经理。严峰为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利益受损；三、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利益的获得无合法根据。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原告受时万超的指示将案涉500万元付给被告，故本案应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谁主张、谁举证”系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因现行法律并未对不当得利诉讼规定除外的举证规则，故仍应将该原则视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性因素，由不当得利的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请求人作为财产的控制者,其给付行为是造成财产利益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任何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财产均负有合理谨慎注意之义务，以确保给付行为合乎特定目的，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理，更有利于促使行为人谨慎地处分财产；其次，“无合法根据”虽从文意上来讲属于消极事实，但不能将“无合法根据”一概视为消极事实。无合法根据既有自始的无合法根据，亦有嗣后的无合法根据。在基于嗣后无合法根据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诉讼中，因为请求人先前的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亦即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请求人可通过证明其给付时存在法律原因以及之后因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来证明其给付因缺乏法律原因而构成不当得利。此时“无合法根据”即“失去合法根据”，实际上是积极的事实；再者，出于对交易安全、稳定性的维护，对于受益人既有财产占有状态，应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请求人要推翻受益人占有状态，当然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不当得利之诉可能被滥用。综上，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受益人仅需对自己获利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解释即可。若请求人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受益人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在请求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未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形下，即使受益人对其获利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亦应由请求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原告系受时万超的指示向被告转款500万元，因此，三方之间构成指示付款关系。在指示给付的三人关系中，被指示人之所以对受益人进行给付，其原因可能为向指示人履行债务或代为支付等，而其与受益人之间，原无给付目的的存在。被指示人直接向受益人付款属缩短给付，效力上等同于被指示人将款项支付给指示人，指示人再将该款项支付给受益人。因而，真正的给付人实际上是指示人，给付关系仅存在于指示人与受益人之间，而非被指示人与受益人之间。因此，当被指示人完成给付后，如果因为其与指示人之间的原因关系出现瑕疵（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等）而发生纠纷，被指示人不能直接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受益人主张返还，而应向其债务关系的相对方—指示人主张权利。如果允许被指示人以“不当得利”突破既有的债务关系的相对性，必然引起法律关系和交易秩序的混乱。就本案而言，原告诉称因其与第三人融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时万超又时任该公司总经理，其受时万超的指示将500万元付给该公司股东王凤昌，当然应视为偿还其所欠第三人的借款。但从其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基本上都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虽然部分现金付给了第三人的财务人员，但均给原告出具了收据。原告通过银行转账付给第三人财务人员张某某1000万元，第三人为此向原告出具了转款委托书。再者，原告提供的案涉500万元转账凭证上备注用途为“还本金”，而其在本案及其他关联案件中所制作的资金明细中，该500万元却列为“已付利息”，且多付利息竟高达“19355745.63元”，自相矛盾，也有违常理。本案所涉金额巨大，被告王凤昌虽为第三人的股东之一，但并不参与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原告称为偿还所欠第三人借款将500万元付给被告，但却提供不出委托付款的书面证据，且对转款过程细节以经办人离职为由，不能作出明确说明，既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同时，也有违商事活动的交易规则。在被告与时万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虽然被告的举证在本案中尚不能直接得出待证事实，但从被告所提供其银行交易流水来看，在原告500万元转账前后，还存在时万超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时某亮、王某某、河南某贸易公司等）的多笔付款，根据法庭对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峰的调查询问，结合被告的陈述，时万超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付款均为偿还嘉润公司所欠被告借款。因此，被告辩称时万超通过原告代偿款500万元合乎常理。在此情况下，被告收取500万元，是基于嘉润公司、时万超等的借款关系，有合法的原因，并非不当得利。果如原告所述，其所付500万元有正当合理的理由，确为偿还所欠第三人借款，则时万超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处分第三人的财产，显然与原告无关，因为此时受损的是第三人而非原告。尽管原告诉称的还款行为未被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但因原、被告之间系指示付款关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给付关系，故即使存在不当得利，也只存在于被指示人与指示人（原告与时万超）之间，原告作为受指示的付款人对作为收款人的被告并无不当得利请求权，除非存在被告与时万超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但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706元，由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二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天朝人民陪审员  赵银平人民陪审员  王铁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 记 员  冯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