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02民再2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金卫红，女，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巧云、徐艳，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葛临瑛，女，197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利，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吴加梅，女，198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再审申请人金卫红因与被申请人葛临瑛、吴加梅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1102民初第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浙1102民申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金卫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巧云、徐艳、被申请人葛临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利、被申请人吴加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金卫红申请再审称，2020年7月2日上午，再审申请人收到微信零钱被冻结的信息，才得知2019年再审申请人作为（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案件的被告被起诉，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调取该案的判决书、相关证据材料后发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4行至第1行认定：“被告金卫红向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汽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审申请人认为，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担保函》系伪造。再审申请人根本不认识被申请人吴加梅，也从未为吴加梅提供过担保。2015年6月5日的《担保函》中，身份证号码“33072219660060028”，移动电话“137××××5300”，此两项与再审申请人的身份证和电话均不相符；且担保人签名栏中，“金卫红”的签名捺印根本不是再审申请人本人所为，根据金天鉴所【2020】文鉴字第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标称日期为“2015年6月5日”的《担保函》落款“担保人签名”处的“金卫红”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据此，原告提供的《担保函》不真实、不合法，无法证明再审申请人担保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第3页第8至10行认定：“案外人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对被告吴加梅、金卫红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已通知被告吴加梅、金卫红”。再审申请人认为，该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根本没有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三、原审判决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程序违法。再审申请人没有收到过原审丽水市莲都区法院（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该案也未有向再审申请人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和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材料。原审法院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就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告判决，违反了法定的审判程序。四、本案因为被申请人吴加梅的过错行为造成再审申请人为本案聘请律师收集材料、参与诉讼，并对本案的证据“担保函”申请鉴定，花费了再审申请人大量的财力、精力，再审申请人为本案所付出的律师费用7500元、鉴定费3900元，理应由被申请人吴加梅承担。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认为(2019)浙1102民初3013号判决书中认定再审申请人提供担保事实的证据“担保函”中金卫红的签名和捺印系伪造，且该案认定债权转让已通知再审申请人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审判程序违法。为此，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的请求，驳回对再审申请人金卫红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申请人吴加梅承担再审申请人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用7500元、鉴定费用3900元；3、原审诉讼费及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葛临瑛辩称，此前案件已经过法院审理，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的主要依据是担保函中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原审原告认为担保函中除了签字以外，还有捺印，故要证明担保函不是金卫红签订，还需要对捺印进行鉴定。因为捺印与签字均可以作为其承担责任的依据，即便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捺印是其本人所按，则该担保函仍对其具有约束力。对于债权转让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受让债权后，仅需要通知债务人，并未规定需要另行通知担保人，并且根据合同法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故只要债权人通知过债务人，受让人也是依法当然取得从权利的。再者，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债权转让后需要通知担保人，那么起诉中包含了债权债务的内容，同样也是尽到了通知的义务。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吴加梅辩称，其不认识再审申请人金卫红与被申请人葛临瑛，在原来的案件里，其未收到相关材料，电话也没接到过，判决书也没看到，也不知道再审的事情。其当时是去安信公司，车子没拿到，现在也不在原审被告吴加梅处。当时是他们代其垫付车款后，让其去办张高额度的信用卡，再将钱取出来还他们代其垫付的车款，但车子现在一直都没在吴加梅处。从车子拿出来到现在，一直没看到过车。信用卡没办出来，垫付的款项也没还，车子也没在吴加梅处，后来就联系不上那些人了。银行那笔款项其合同是签过字的。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葛临瑛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吴加梅归还原审原告代偿款人民币166477.9元及资金占用费(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的资金占用费为69544.5元，之后的资金占用费按每日0.0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原审被告吴加梅支付原审原告实现债权费用5000元；3、原审被告金卫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5年5月15日，原审被告吴加梅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审被告吴加梅向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借款人民币175300元用于购车，借款分36期等额本金偿还。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出具了《担保承诺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吴加梅签订了《汽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因甲方违约原因导致乙方资金被占用，应自资0.06%的计息标准金占用之日起按实际占用资金和占用时间每日向甲方收取资金占用费”、“乙方有权向甲方继续追偿，包括但不限于本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原审被告金卫红向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汽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依约向原审被告吴加梅发放了借款。原审被告吴加梅购车后未按约归还借款，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期间，累计为原审被告吴加梅代偿24笔，代偿金额共计166477.9元。2018年7月21日，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确认书》，将对原审被告吴加梅、金卫红的债权转让给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9年3月21日，案外人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原审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对原审被告吴加梅、金卫红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审原告，并已通知原审被告吴加梅、金卫红。债权转让后，原审被告吴加梅、金卫红至今未向原审原告葛临瑛支付代偿款。本院原审判决：一、原审被告吴加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审原告葛临瑛代偿款人民币166477.9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的资金占用费为69544.5元，2019年5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费按每日0.0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并支付给原审原告葛临瑛实现债权费用5000元；二、原审被告金卫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15元，减半收取2457.5元，由原审被告吴加梅、金卫红承担；公告费300元，由原审原告葛临瑛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2015年，案外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作为乙方与原审被告吴加梅作为甲方签订了《汽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购买汽车向贷款银行申请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或消费贷款，乙方同意为该债务向贷款人提供担保，甲方未按时归还贷款，乙方履行担保责任代甲方垫付的，甲方无条件承诺自乙方垫付之日起10天内归还垫付款，并向乙方支付垫付金额的0.06%/天的资金占用费；乙方未受偿的，有权向甲方追偿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庭审中原审被告吴加梅陈述双方约定案外人安信公司为其先行垫付购车款。同年6月5日，原审被告吴加梅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武林支行”）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审被告吴加梅向工行武林支行借款人民币175300元用于购车，借款人授权银行将透支资金支付至案外人安信公司的账户中，分36期等额本金偿还。同日，案外人安信公司向工行武林支行出具了《担保承诺函》，同意对上述款项、手续费等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落款日期为同日的担保函中显示“担保人姓名为金卫红，与申请人关系为朋友，担保声明为：本人愿为吴加梅就其与贵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00624的《汽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自2015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4日”，该担保函落款担保人处签名为“金卫红”，并按有指印。银行发放贷款后，吴加梅未按约还款，安信公司代偿了相应款项。2018年11月16日，案外人工行武林支行出具保证人偿债证明，载明截止2018年6月30日，保证人安信公司以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累计向其偿还吴加梅在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合计人民币166477.9元。 另查明，1、2018年7月30日，案外人安信公司在浙江法制报上登报公告“债权转让通知”，将对案涉追偿债权转让给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2019年3月21日，案外人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原审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对上述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审原告。对于债权转让通知，原审原告提交了邮寄单，该邮寄单上载明寄件人为“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件人为吴加梅，但其未提交邮寄回执单。2、2020年7月10日，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金卫红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2015年6月5日的担保函担保人栏“金卫红”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金天鉴所【2020】文鉴字第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案涉《担保函》落款“担保人签名”处的“金卫红”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3、同年7月15日，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向金卫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标称日期为“2015年6月5日”的《担保函》落款“担保人：金卫红”签名处的指印纹线模糊，不具备检验条件，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4、再审申请人为本次再审花费律师代理费人民币7500元，鉴定费3900元。5、原审原告葛临瑛为原案支出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元。 本院采信并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审卷宗，再审申请人提交的金天鉴所【2020】文鉴字第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金天鉴所【2020】终第2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鉴定费发票、律师费发票；原审原告提交的吴加梅的行驶证复印件及当事人庭审陈述。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葛临瑛诉请要求原审被告吴加梅归还代偿款166477.9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虽吴加梅抗辩提出其从原债权人安信公司处并未实际取得车辆，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其庭审中亦认可案涉贷款合同系其与案外人工行武林支行所签订，故应认定原审被告吴加梅与案外人工行武林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债权人安信公司作为担保人代吴加梅归还相应贷款后，吴加梅应承担归还代偿款的责任，并依约支付资金占用费。本案原审原告系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案涉债权，对于债权转让是否已通知吴加梅的问题，根据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仅提供了债权转让通知单的邮寄单，并未提供回执单，但原审原告于2019年5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视为对债权转让进行了通知，债权转让应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审原告的上述诉请，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另，原审原告诉请要求原审被告吴加梅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符合原债权人与吴加梅签订的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金卫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根据金卫红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案涉2015年6月5日担保函落款担保人签名处“金卫红”签名字迹并非其本人所签，且根据终止鉴定告知书的内容载明，该签名处的指纹因指印纹线模糊，鉴定无法继续。原审原告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补充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原告要求金卫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金卫红的担保责任进行认定，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 此外，对于再审申请人金卫红提出的要求原审被告吴加梅承担律师费7500元及鉴定费3900元的请求，该请求并非原审诉讼请求范围，不属再审审理范围，在本案中不宜进行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本院（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本院（2019）浙1102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葛临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15元，由原审被告吴加梅承担；公告费300元，由原审原告葛临瑛负担。 审 判 长  应利静 人民陪审员  吕颖英 人民陪审员  徐培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钟梓元 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