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黔0522行初221号 原告刘天贵。 委托代理人李林，大方县羊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游劲松，代理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开崇，特别授权。 第三人李维秀。 委托代理人杨**，系第三人李维秀之子。 第三人杨**。 原告刘天贵与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李维秀、杨**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天贵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林、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开崇、第三人李维秀、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天贵诉称：原告属于大方县村民，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一家四口在大方县××分得门口三尖角承包东至路、南至骆家原承包地、西至大路、北至杨家坟直上大路的承包地，该地一直由原告耕种到现在。1994年完善土地承包手续，1998年全国延长土地承包，原告于1998年11月4日取得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门口三尖角东至路、南至骆家原承包地、西至大路、北至杨家坟直上大路的承包地登记在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内，2018年完善承包手续时，被告在颁发给第三人李维秀之夫杨成贵（已故）的黔（2017）大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将原告位于三尖角东至路，南至骆家原承包地，西至大路，北至杨家坟直上大路的承包地中的3.2亩土地登记给杨成贵（已故），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第三人及杨成贵系非农业人口，无权在大方县××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被告的颁证行为违反政策规定及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承包土地的政策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李维秀的丈夫杨成贵的黔（2017）大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天贵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原告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原告合法经营的承包土地，该证件属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证件； 第三组证据：2018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分别向原告、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经过对两份承包经营权证进行对比，明显发现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清、地块重复； 第四组证据：现场照片一张，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的现状； 第五组证据：中共大方县委（1988）3号文件、中共毕节地委（1988）3号文件、中共中央（1977）11号文件、中共大方县委（1998）24号文件、中共毕节地委办公室（1998）54号文件、中共贵州省委（1988）1号文件，证明本案发包方违法发包土地，违反法律、政策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陶某1的证言：我只看见刘天贵在耕种土地，但我不知道土地是不是刘天贵的，但确实是看到刘天贵在耕种。 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陶某2的证言：这一块土地一直都是刘天贵家在耕种，具体是属于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刘天贵在耕种土地，我也帮刘天贵耕种过土地。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在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从2015年试点开始到2019年现在，没有接到原告提出的相关土地有纠纷的任何书面材料或口头反映；二、被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承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进行颁证，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被告无权对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作为民事基础的承包合同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签订的承包合同在没有被确认无效之前，被告的登记颁证行为合法有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之规定，被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杨成贵的行为是依据法定程序进行的，程序合法，依法不应被撤销，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档案（一户一档），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是按有关程序进行，程序合法，不应该被撤销。 第三人李维秀、杨**述称：刘天贵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并无相关依据能够证实其已承包了“门口三尖角”的土地，且1980年时，刘天贵尚未结婚，不存在四人承包。原告的承包证上所载地块信息与承包登记表中的登记不符。原告承包证上包含了第三人的饲料地，但该饲料地实际属于杨成贵的母亲刘世荣，因属于饲料地所以就没有登记上册。在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前，经现场指认、测绘、张榜公示、签字到领证，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杨成贵生前系大方县武装部招聘非在编干部，但属于农业人口，故杨成贵依法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杨成贵是合法取得承包经营权证，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杨成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不应被撤销，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维秀、杨**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熊某1证实材料，证明刘天贵土地承包证来源违法； 第二组证据：荒山承包登记表，证明刘天贵土地承包证来源违法； 第三组证据：2014年12月24日峻岭村委会的证明，证明村委会误将第三人的承包地划到原告的二轮承包证； 第四组证据：纠纷处理意见，证明涉案土地是第三人家的土地； 第五组证据：熊某2的证实材料，证明土地下发时，这块土地属于第三人家； 第六组证据：杨**的证实材料，证明该块土地是当时分给第三人家的饲料地； 第七组证据：户口簿、关于杨成贵任职的证明，证明杨成贵属于农业户口。 第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熊某1的证言：大约在2005年，刘天贵请我帮其补填二轮土地承包证，我答复刘天贵，我已经不在村委会了，这一块土地是××组刘世荣的，我只能按二轮承包清册填，当时我正与刘天贵商量，正好杨成贵就来了，于是我们就在我家明确了边界，明确靠大路这一边是杨成贵的，刘天贵当时无异议，后我帮刘天贵填写承包证时，误填了承包证，直上大路这一块土不应该填在刘天贵的证上。 第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熊某2的证言：当兵之前，我是生产队的会计，对于本组的土地我是参与分配的，比较清楚，第二块大土是划给杨成贵母亲刘世荣当作饲料地，40年来，明确给刘世荣作饲料地以后，没有任何人调换。 经庭审举证、质证：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第一、二、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人对第一、三、五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需原告明确拍摄时间。被告对证人陶某1、陶某2的证言无异议；第三人对证人陶某1、陶某2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两个证人均不是××乡××村的村民，不了解案涉土地的情况。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中的公示无异议，对声明书、申请书、承包合同、地块调查表、村委会出具的土地纠纷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其余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关于第三人李维秀、杨**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第一、五、六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合法，证人应当出庭；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体现原告在门口三尖脚有承包地的事实，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印证原告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原件核对，且该证明不客观、不真实，与原告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第三人提交的荒山登记表相悖；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是村委会不负责任，该处理意见仅有杨成贵一人的签字，无原告的签字，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双方土地发生争议，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一直有争议，未得到人民政府的依法处理；对第七组证据中户口簿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承办人员的签字、签章，不具有合法性，对杨成贵任职的证明有异议，无星宿乡党委负责人签字，且不是人事部门出具，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对证人熊某1、熊某2的证言均无异议；原告对证人熊某1、熊某2的证言均有异议，认为两个证人所述不是事实，内容虚假。 经审查认定，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能体现案件客观事实，依法不予采信，其余证据及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案中不作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为大方县××乡××村村民。2016年3月28日，大方县××乡××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杨成贵签订了合同编码为520521225207000××Ｊ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约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将大方县地块名称为洞口、地块编号为52052122520700002××（面积为2.70亩），名称为糯包谷土，地块编号为52052122520700002××（面积为1.08亩），名称为糯米包谷地，地块编号为52052122520700002××（面积为2.00亩），名称为麻窝、地块编号为52052122520700003××（面积为4.74亩），名称为施梨坝大土，地块编号为52052122520700003××（面积为3.02亩）的土地承包给杨成贵用于农业生产，土地承包期从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2018年1月6日，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向杨成贵颁发了黔（2017）大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的承包地块与合同编码为5205212252070001××Ｊ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现原告刘天贵认为黔（2017）大方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7××6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包含了其本人的3.2亩承包土地，被告的颁证行为侵犯了其承包经营权，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向杨成贵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另查明，杨成贵已经去世，杨成贵与第三人李维秀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了杨**、杨旖旎。杨成贵父母均已去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杨成贵、李维秀之女杨旖旎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杨旖旎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正）》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之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机关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证权而非设权性质的行政行为，承包方取得承包经营权并非基于被告的行政确认行为，而是基于合同。故原告与涉案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即使大方县人民政府向杨成贵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撤销，但杨成贵与大方县××乡××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在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仍处于有效状态。故大方县人民政府向杨成贵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之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修正）》第五十五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原告如认为杨成贵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侵犯其权利，可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天贵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刘天贵。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含有上诉内容的光盘一张），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 敏 人民陪审员  徐开益 人民陪审员  李真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胡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