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602民初9844号原告：刘某，女，197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住甘肃省武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甘肃致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致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2，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甘肃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郝某，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甘肃省武威市。原告刘某与被告甘肃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公司）及第三人郝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张某1与被告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中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及第三人郝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万达公司、中健公司赔偿不能向刘某交付房屋给刘某造成的损失338260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5日，郝某和刘某作为中健公司股东与万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将郝某持有的中健公司60%的股权以及刘某持有的中健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万达公司，中健公司将实际控制的“清华园”项目的开发权及一切经营销售权移交给万达公司。同时合同约定，万达公司以开发成本价预留“清华园”项目二号楼13、14、15、16、17层东户5套商品住宅房给中健公司职工安置，其手续及房款由中健公司指定职工缴纳办理。刘某系中健公司的职工，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二款二项的约定，2019年1月23日，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中健公司将位于武威市××路第二幢十三层东户房屋出售给刘某，房屋面积约130.1平方米。中健公司自2019年3月取得“清华园”项目二号楼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已开始对外预售，现涉案房屋已出售，导致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客观上履行不能。万达公司、中健公司在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又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第三方的行为导致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万达公司、中健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刘某有权要求万达公司、中健公司赔偿造成的损失，具体损失为：涉案房屋市场价格（6800元/㎡）与涉案房屋成本价格（4200元/㎡）的差价338260元。现刘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判如所请。万达公司辩称，刘某的诉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另刘某已构成虚假诉讼，侵害万达公司的合法权益，侵占宝贵的司法资源，请贵院依法予以处理。一、刘某诉请解除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任何根据。1、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伪造。中健公司的原股东郝某、刘某（全权受托人邵忠，为原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万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2017年5月25日原股东已将中健公司公章、财务印章、发票专用章移交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随后将前述印章在双方面前当场销毁、并重新依法刻制了新的印章。但刘某诉称与中健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加盖的中健公司印章与现中健公司重新刻制并使用至今的印章明显不同。中健公司从未与刘某签订过任何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合同中少许的手填内容也非现中健公司人员所填。2、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中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忠伙同原股东郝某、刘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而伪造。中健公司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万达公司后，在2019年1月25日前，法定代表人仍为邵忠。但刘某诉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而且该合同显示法定代表人为邵忠，由此可见即使该合同真实存在，也为邵忠及原中健公司为获取非法利益所为，属于无效行为，对中健公司及万达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3、刘某伪造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中健公司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因无权销售而无效。中健公司股东由原郝某、刘某变更为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邵忠变更为李某后,中健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始对外销售房产。销售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部已经过房屋主管部门的网签备案。因此刘某诉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与股权变更后的中健公司所签订，该合同对中健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4、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因缺少主要内容而未成立。刘某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空白合同，该合同对房屋面积、房屋价款、付款方式、交付期限、交付方式、交付条件、产权登记、违约责任等主要条款均未约定，不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的内容要件，合同尚未成立，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5、中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忠及其股东曾与万达公司约定，以成本价购买5套房产的约定已失去法律效力。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全权受托人邵忠，为原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甲方，万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乙方承诺以开发成本价预留二号楼13、14、15、16、17层东户5套商品房给目标公司职工安置，其手续及房款由乙方指定职工缴纳办理，否则由甲方承担由此给乙方带来的经济损失及违约责任。”为履行前述预约条款，中健公司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多次要求中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忠确定职工名单并要求前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手续、缴纳房款，但邵忠置之不理。2020年1月23日在《武威日报》刊登关于加快办理房屋买卖相关手续的催告函，要求邵忠、郝某、刘某前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以成本价缴纳购房款，否则解除该预约条款，但刘某仍没有任何回应。根据催告函的内容，刘某逾期办理手续及缴纳房款，该预约条款已经解除。故刘某无权就案涉房产主张任何权利。另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因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经甘肃省高院终审判决后，万达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判决义务，刘某也无权主张涉案房产。二、刘某主张赔偿不能交付涉案房产所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依据。1、根据前述，刘某诉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刘某伪造且没有法律效力。刘某无权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请损失。2、刘某未向万达公司支付任何房屋价款，不存在任何损失，刘某无权就案涉房产向万达公司主张任何损失。3、刘某主张的损失数额无计算依据，刘某主张的损失数额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4、涉案房产不能交付由刘某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办理手续及不缴纳房款等自身原因造成，故刘某无权主张不能交付涉案房产的损失。5、退一步讲，根据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全权受托人邵忠，为原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万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如果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该承担相当于本协议全部转让价款30%的违约责任”，即使万达公司未履行预留5套商品房的义务，而预留房条款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其中一条，后因股权转让协议发生纠纷经甘肃高院终审判决，万达公司已支付了违约金9048000元。且根据预约条款，违约责任承担者系甲方郝某、刘某和邵忠，也与中健公司无关。故刘某也无权主张因不能交付房产造成的损失。再者：一、万达公司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万达公司与本案无关，邵忠代表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万达公司与郝某、刘某，受托人邵忠以及刘某等均非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无权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向万达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应当驳回刘某对万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刘某等人向法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加盖的印章与中健公司的印章编号不一致，刘某涉嫌伪造中健公司印章，伪造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虚假诉讼，请求法庭予以查明后，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处理。综上，刘某的诉请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中健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万达公司一致。郝某述称，我认可刘某所述的事实，2019年1月28日，万达公司的董事长与我进行相关手续的交接，当时我也与万达公司进行了详细的洽谈，包括五套涉案房屋，当时我要求形成书面协议，但是万达公司认为有之前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就没有形成书面的协议。在此期间，我一直向中健公司询问房屋事宜，2019年12月，中健公司要求以5600元、5900元与我签订合同，我要求拿出相关成本价的依据。2020年5月，我才知道中健公司在《武威日报》刊发催告的公告。我认为现在应当对涉案房屋成本价、市场价进行评估，以成本价及市场价格的差价，对刘某进行补偿。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6民初7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终7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2017年5月5日，中健公司股东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三条二款二项约定万达公司以开发成本价预留“清华园”项目二号楼13、14、15、16、17层东户5套商品住宅房给中健公司职工安置，其手续及房款由中健公司指定职工缴纳办理。2.股权转让协议经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据此，中健公司及万达公司应当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给中健公司职工刘某以开发成本价安置涉案房屋，并办理相关房屋买卖手续。二、中健公司印鉴移交表一份、附印鉴移交说明、印鉴使用说明一份、（2018）武天公内字第512号公证书一份、（2018）武天公内字第527号公证书一份、整改通知书一份（附EMS邮寄回执一张）、《武威日报》公告一份；证明2017年5月25日，中健公司执行董事邵忠及股东刘某将中健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移交给万达公司。2018年3月29日，因中健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慎损毁，损毁次日，使用印鉴各方对印鉴的刻制及保管签订了印鉴使用说明，印章由邵忠负责重新刻制，从印章损坏之时起到印章刻制完毕交付万达公司保管之时，期间的责任由邵忠负责。中健公司对上述事项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股东会，形成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向万达公司送达，并进行了公证；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万达公司违反协议，在保管中健公司印鉴期间，擅自启用印鉴，在涉案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房屋违反了相关规定，损害了公司利益，被武威市房地产管理局要求整改，邵忠将该整改通知书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万达公司送达。在此情况下，中健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在《武威日报》予以公告，作废中健公司的旧发票专用章，启用新发票专用章，由邵忠保管。综合证明在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中健公司的公章系合法使用。三、通知两份（附EMS邮寄回执两张）；证明2019年1月15日中健公司向万达公司和万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兰州亚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亚太实业”）发出通知，要求该两公司于1月17日前与中健公司就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五套商品房给职工安置具体落实办理事宜进行商谈；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附工资表一份（共27张）、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鉴使用登记表一份；证明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019年1月23日中健公司职工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中健公司将位于武威市××路第二幢十三层东户房屋（房号为1132）出售给刘某，房屋面积约130.1平方米。该合同因房屋开发成本价尚未核算，故未填写房屋出售价格，房屋出售价格处显示为空白；预售项目信息一份。并证明中健公司于2019年3月取得涉案房屋预售许可证并开始对外预售；通知书一份（附EMS邮寄回执两张）。证明2020年9月4日，刘某及中健公司其他四名职工向万达公司和中健公司发出通知，要求两公司按照成本价4200元/㎡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房屋价款的填写义务，但两公司不予理睬；清华园项目2号楼住宅楼销售价格表照片一张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一份；证明被告出售的涉案房屋在2020年8月的市场价格为6800元/㎡，并证明2020年7月13日，中健公司将涉案房屋擅自出售给第三方，房屋单价为6000元/㎡，鉴于涉案房屋已出售给第三方，且在凉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备案，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客观上已无法履行，应当予以解除，中健公司和万达公司应当承担不能履行合同向刘某交付房屋给刘某造成的损失，该损失体现为：涉案房屋市场价格（6800元/㎡）与涉案房屋成本价格（4200元/㎡）的差价338260元。经质证：对于刘某提供的证据一，万达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刘某等人无关，刘某对协议中就房屋的事宜约定理解错误，首先是乙方预留五套房屋，其次是由目标公司的职工来缴纳房款办理买卖手续，若未按此办理应当由甲方承担责任。上述履行不能的后果应当由郝某、刘某承担；中健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中健公司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刘某不能向中健公司主张权利，即便中健公司有安置房屋的义务，中健公司已多次通知刘某办理房屋手续，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对于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判决书并未涉及中健公司，即使中健公司需承担违约责任，万达公司根据判决书已经承担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以及未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导致的违约金904万元；郝某对证据一无异议。对于刘某提供的证据二，万达公司对印章使用登记表表示不知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印鉴移交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移交表中附的印鉴移交说明并未限制万达公司使用印鉴，只是提到在万达公司保管期间，因使用印章而引起的责任由万达公司承担。对印鉴使用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记载的内容，在2018年3月30日至将印章交付给万达期间，因为印章使用而引起的责任由邵忠负责，结合郝某陈述的2019年1月28日，万达公司和中健公司原股东办理交接手续时，现场销毁了这个印章，根据这个陈述，能够说明自2018年3月30日至印章销毁时，万达公司和中健公司从未控制这个印章，都是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及实际控制人邵忠控制、使用，所以责任也应当由郝某、刘某及实际控制人邵忠承担。对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两次股东会决议是不合法的，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八项的约定，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股东无权就中健公司的任何事项做出任何决定；该股东会没有当时注册的股东万达公司参加，而股东会里面的内容涉及到了股权转让、公司清算、税务清算等需要持股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进行决议的内容，而参加本次股东会决议的股东只有郝某一人，持股60%，所以合法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对于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万达公司对于印章保管期间，对于印章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对公司移交证照、文件资料明细表，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纠纷无关，同时根据这个记载的内容来看，在2019年1月28日的移交中并不包含刘某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一步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伪造的，在这一天销毁了两个印章，一个公章（6206010029906）和一个财务专用章（6206010029907），这两个章在当日销毁，进一步证明这两个印章自从刻制完成之日起到销毁为止，万达公司及过户后的中健公司从未使用过。都是由邵忠在使用，所以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后续责任应当由邵忠承担，与中健公司、万达公司无关。对《武威日报》的公告，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证意见与公证书一致，股东会决议是不合法的，且与本案无关。而且也可以证明，《武威日报》是刘某经常使用的报纸之一。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邵忠私自加盖，应当由邵忠自行承担相应后果，与万达公司、中健公司无关。中健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万达公司一致；郝某对证据2无异议。对于刘某提供的证据三，万达公司对通知两份，认为其没有收到，所附的两份快递单只有寄件人，没有收件人签收，另外关于预留的五套房屋，如何办理手续、如何签订合同双方不是没有协商，前面郝某也进行过陈述，双方多次协商，但是没有协商成，刘某也没有交钱，所以对这份证据不予认可。对于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个工资表并不能引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仅是在万达公司与刘某、郝某之间发生效力，只有在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印鉴登记表，这上面的审核人都是邵忠、郝某，使用人也出现了一部分刘某，对于真实性、合法性是无法核实的，这上面没有万达公司、中健公司现有人员的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2020年9月4日的通知书，万达公司已收到，这个是刘某起诉前发的，这个内容与起诉状大同小异，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房屋面积没有计价方式及价款，没有付款方式及期限，没有交付条件及交付期间、交付方式，也没有产权登记的约定，只有房屋的坐落位置，剩下的所有的都是空白的，不具备合同的基本要件，是一个未成立的合同。另外合同的公章编号与中健公司自2017年5月25日至今使用的公章编号都不一致，涉案合同是伪造的。第三点是合同日期是2019年1月23日，是万达公司支付完股权转让款之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之前，即刘某等人在明知其股权转让款已经收清，在中健公司全部交付给万达公司的情况下，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未通知万达公司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私自伪造空白的合同，用以要挟中健公司和万达公司，达到其非法目的，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刘某所主张的涉案房屋中健公司与其并未建立商品房买卖关系，中健公司将商品房出售给任何人都不应受刘某的限制，对刘某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中健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万达公司一致，并补充认为第一份证据通知，即使该份通知已经送达到万达公司、中健公司，但是通知是送到给亚太公司，亚太公司和中健公司都不是股权转让的主体。通知所称要求按照成本价4200元签订买卖合同，没有任何依据，其次证明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邵忠等人提前获取非法利益而伪造的。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或者说没有意思表示，合同的主要约定事宜都是空白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实行网络备签制，且需要在互联网备案，不具备合同的构成要件，合同不能成立。且刘某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而签订的，但是中健公司不是合同转让协议的主体，中健公司没有权利签订该合同，很明显，这是邵忠等人在移交公司前突击签订的合同，不能作为有效合同来要求中健公司履行相应的责任；郝某对证据3无异议。万达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刘某、康月梅于2017年5月25日签署的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公司印鉴移交表；《武威日报》于2019年1月28日刊登的甘肃中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遗失声明；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印章）一份。证明中健公司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9年1月28日公司印章编号为“6223001018509”、财务专用印章编号为“6223001018511”，在2019年1月28日之后公司印章编号为“6200010035537”，而刘某提交的于2019年1月23日签署的空白商品房买卖合同印章编号为“6206010029906”，与中健公司在此期间使用的印章编号不一致，刘某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印章系伪造。二、《武威日报》于2020年1月24日刊登的关于加快办理房屋买卖相关手续的催告函；2017年5月5日，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全权委托其法定代表人邵忠与万达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全权委托邵忠在与万达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由“邵忠指定其职工以成本价购买5套房屋”的预约条款，因邵忠（或其指定的职工）至今未向中健公司缴纳房款，亦未与中健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经中健公司催告后仍未签订合同缴纳房款，该预约条款已失去法律效力。三、（2018）甘民终7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中健公司原股东郝某、刘某及其全权委托人邵忠，已因万达公司未按时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在足额收取股权转让款之外，还收取了904.8万元的违约金，其收取的违约金已远远超出其实际遭受的损失，故本案刘某已无权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主张任何损失。经质证：对于万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刘某认为对于《武威日报》的声明，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且复印件与公章实际销毁的编号不一致，在我出示证据的时候，双方销毁的公章编号在移交表中有登记，而且移交表后面盖有的公章编号与《武威日报》上声明的编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证明的目的不能成立，同时请求追究万达公司出示假证据的责任。对于印鉴移交表中的公章，在后期我提交的公章不慎损毁后又重新刻制的公章，即在2018年损毁的时候就已经刻制了新的印章。对于万达公司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既不是公告销毁的印章也不是后来使用的印章，但是我们在向万达公司移送的印章及移送表中加盖的印章编号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是一致的。中健公司对证据一无异议；郝某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与刘某一致。对于万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刘某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二项二款约定，涉案房屋中的五套房屋系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安置职工的附随义务的条款，并非涉案房屋的预约出售条款；邵忠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方的全权委托人，经向邵忠询问，万达公司从来没有向邵忠通知过对涉案房屋的相关出售事宜；对报纸的登载时间，是当时的大年三十日，该时间段系放假期间，作为邵忠本人是无法看到报纸的内容，邵忠自始至终与中健公司在一起办公，不存在中健公司无法联系到邵忠或者无法送达相关协商文件的事宜，其实是中健公司利用放假时间登载的一份公告，邵忠实际未收到这份公告，也不存在公告所述的放弃相关权利的证明目的。中健公司对证据二无异议；郝某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与刘某一致。对于万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刘某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判决万达承担违约责任是万达公司没有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意味着万达公司对协议约定的其他履行义务不予履行，涉案商品房的相关义务是股权转让的附随义务。在诉讼期间，万达公司未做出拒绝履行的意思表示，判决书不能涵盖万达公司对所有相关义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判决书仅仅处理了万达公司不履行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中健公司对证据三无异议；郝某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刘某一致。中健公司、郝某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和法律的适用在论理时一并认定。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证明效力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如下：原中健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18日，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预售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万达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25日，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5月5日，原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忠代表公司股东郝某、刘某（其中郝某持股60%，刘某持股40%）与万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郝某、刘某将其持有的原中健公司股权及原中健公司开发的清华园房地产项目转让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向郝某、刘某支付股权转让款45240000元；协议还约定万达公司承诺以开发成本价预留二号楼13、14、15、16、17层东户5套商品住宅房给目标公司职工安置，其手续及房款由万达公司指定职工缴纳办理，否则，由甲方承担因此给乙方带来的经济损失及违约责任。2017年5月25日，原中健公司执行董事邵忠及股东刘某将中健公司的公章（编号6223001018509）、财务专用章（编号6223001018511）、发票专用章（编号9162060029628833SC）移交给万达公司。2018年3月29日，因原中健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慎损毁，次日，使用印鉴各方对印鉴的刻制及保管签订了印鉴使用说明，印章由邵忠负责重新刻制，刻制的新公章编号为6206010029906。后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郝某、刘某于2018年5月11日向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万达公司、兰州亚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12240000元并承担违约金等损失，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万达公司给付郝某、刘某股权转让款1224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9048000元等其他费用，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23日，邵忠以原中健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的出卖人为原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忠，买受人为刘某，合同约定原中健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武威市××区东户房屋出卖给刘某，合同落款处有原中健公司盖章（公章编号6206010029906）及刘某签字。但该合同未对房屋的面积及价款等主要条款做出约定。后万达公司向郝某、刘某给付了全部股权转让费用并支付了违约金，万达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办理了中健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并于2019年1月25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邵忠不再担任中健公司法定代表人。至此，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部分全部履行完毕。后刘某等人与万达公司、中健公司就涉案房屋购买问题未能达成协议，遂形成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某在开庭时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申请对武威市凉州区二环西路清华园小区第二幢十三层东户房屋（凉州区民勤路清华园2号楼1单元1132室）的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对该房屋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评估时间点为2020年9月17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某与原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2、刘某要求万达公司、中健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关于焦点1，关于刘某与股权变更前（即2019年1月25日前）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应当参照郝某、刘某与万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予以确定，该协议约定万达公司以开发成本价为原中健公司职工预留商品房屋5套；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涉案房屋应当由万达公司向刘某等人预留并出售，但因涉案房屋的实际开发人为中健公司，因此万达公司只能以中健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反言之，只有在万达公司取得原中健公司的全部股权后，即取得对原中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后，才能以中健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而完成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上述事项。本案中刘某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是2019年1月23日，通过该合同内容及刘某等人的陈述，可知该份合同是由邵忠在移交原中健公司及相关印章前夕以中健公司的名义与刘某所签订，在签订该合同时万达公司并未实际控制中健公司，此时的万达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只是中健公司的持股股东，直至2019年1月25日万达公司与郝某、刘某就中健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全部履行完毕，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万达公司才取得中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至此之后其所进行的各项民事活动，才可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此可见，2019年1月23日刘某与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向协议相对人万达公司告知，该合同亦非万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缺少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导致该合同不具备成立要件,邵忠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同时，根据郝某、刘某要求与股权转让完毕后的中健公司以5600元至5900元的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陈述可进一步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应当为刘某与中健公司，而不是原中健公司（即2019年1月25日前未变更工商登记的中健公司）；在庭审中，万达公司及中健公司对该合同均不予认可，在合同相对人未追认的情形下，该合同自始无效，故本院依法确定刘某与邵忠为法定代表人的原中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关于焦点2，刘某要求万达公司及中健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结合本院在前述所确定的无效合同，其必然导致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因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房屋成本价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之间未重新签订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故刘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要求万达公司及中健公司进行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刘某申请的评估事宜，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是刘某基于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所提起的，是否进行评估，均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刘某亦无法据此获得相应的赔偿，为避免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评估，对于刘某的该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74元，减半收取3187元，由刘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生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齐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