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3民初2543号 原告：邹某，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荔融、侯实习，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庄某1，女，194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庄某2，女，194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被告：庄某3，女，195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庄某4，女，198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航、苏纹，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邹某与被告庄某1、庄某2、庄某3、庄某4遗赠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荔融，被告庄某1、庄某2、庄某3、庄某4及庄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航、苏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邹某与庄某1、庄某2、庄某3按各四分之一份额继承分割庄某5名下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单元（原坐落于：台江区××新村××＃楼××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坐落：台江区××街道××新村××＃楼××附属间）。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庄某5与连秀维原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庄某4；离婚后，庄某4归连秀维抚养。被继承人庄某5未再婚，也未育有其他子女。2015年，被继承人庄某5个人买受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原坐落：台江区××新村××＃楼××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坐落：台江区××街道××新村××＃楼××附属间）。被继承人庄某5离异后独居，其日常生活起居由邹某及庄某1、庄某2、庄某3帮忙照应。2017年6月9日，被继承人庄某5为防止将来其去世后子女等人为上述房产发生继承纠纷，因此自愿立有遗嘱将其名下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楼××附属间的房产由大姐庄瑞英之子邹某、二姐庄某1、三姐庄某2、四姐庄某3四人各继承上述房产四分之一份额。被继承人庄某5于2020年4月6日死亡，其身后事也是由邹某及庄某1、庄某2、庄某3进行料理。因被继承人庄某5生前自愿立下遗嘱，明确表示上述房产应由邹某庄某1、庄某2、庄某3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为此，邹某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允邹某的诉讼请求。 庄某1、庄某2、庄某3辩称，对邹某的诉讼请求和陈述的事实与理由都没有意见。 庄某4辩称：一、案涉《律师见证书》及《遗嘱》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一）律师见证书中的《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见证书中的遗嘱从法律规定的五种遗嘱形式上看，属于代书遗嘱。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然而本案遗嘱存在如下不符合代书形式的情形：1、遗嘱为打印件，而非见证人书写；2、遗嘱见证书确认：“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但遗嘱书正文中没有庄某5的指纹，因遗嘱见证书和遗嘱书二页之间没有骑缝手印，也无律师事务所的骑缝章，因而无法确认二者是一体；3、见证律师、代书人均未在遗嘱书上签字确认；4、见证人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佐证见证情况。见证人需要证明不存在事后见证、当时不在场、未确认庄某5神志是否清醒等情况。因为如果不作此要求，则意味着律师见证人的地位等同于公证机关，代书遗嘱等同于公证遗嘱。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具有公证机关的职能，如果律师代书见证遗嘱可以有公证遗嘱的效力的话，法律就不会规定公证遗嘱这一遗嘱形式了；5、从遗嘱见证书页的二位律师签字笔迹一看，肉眼就能看出二位律师的签字笔迹完全相同，显然不符合需要二位见证人在场的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如果二位律师见证人再不出庭的话，也将导致被告庄某4失去要求对律师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的诉讼权利，无法查明本案的主要事实，必然影响案件的公证审判。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根据《继承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应当从严掌握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对违反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有效。代书遗嘱生效的基础是真实意思表示，形式要件是生效的必要条件，也是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保证。故案涉《遗嘱》因违反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见证书中的《遗嘱见证书》不符合行业规范。依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18条规定，律师在出具见证书前，应严格审查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客户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案涉《遗嘱见证书》没有对被继承人的精神状况、是否具有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查和说明，只记载了“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显然不符合《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要求。见证程序和内容都不合法，因此，案涉《遗嘱见证书》及所附内容都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二、本案证据不能证明邹某、庄某1、庄某2、庄某3等四位继承人的身份，应当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本案作为遗嘱继承案件，邹某应当提供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身份关系证明。然庄某1在本案中无任何证据提及；用以证明庄某2、庄某3与庄某5身份关系的证据因前后相互矛盾且无相关原始底档不具证明力；邹某虽提供其与父母的关系证明，但不论是其本人还是其父母，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跟被继承人庄某5有关联。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邹某无法证明案涉四位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应当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 三、案涉《遗嘱》并非被继承人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庄某4提交的《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出院记录》，在2017年6月5日父亲庄某5出院当天，出院情况描述有“患者头晕不堪”，出院诊断描述有“中风”“右脑大面积脑梗塞”。可见，庄某5在出院后的第三天（即2017年6月9日）神志不清，其订立的所谓的《遗嘱》不可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继承法》第22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案涉遗嘱不是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台江区瀛洲街道建新新村1＃楼403单元（原坐落：台江区××新村××＃楼××单元）及台江区××街道××新村××＃楼08附属间（原坐落：建新新村1＃楼08附属间）系庄某5购买取得，2014年12月19日办理产权登记，登记在庄某5个人名下，登记权证号为“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权第009××4号”。2020年4月6日，庄某5因病死亡。庄某5与连秀维生育一女庄某4，两人于1992年经法院判决离婚。 2017年6月9日，庄某5在律师杨永俤、江梅英的见证下在打印《遗嘱》上签字，遗嘱内容为：“我名下尚有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附属间的房产。为防止将来我去世后子女等人为上述房产发生继承纠纷，经我慎重考虑，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愿订立如下遗嘱：我去世之后，位于福州市台江区××街道××村××＃楼××单元××附属间的房产，归大姐庄瑞英之子邹某、二姐庄某1、三姐庄某2、四姐庄某3继承，四人继承份额各四分之一。我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本人神智清醒且就订立该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为本人自愿作出，是本人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本人此房产进行干涉。本遗嘱一式六份，交给继承人各一份，本人收执一份，见证人所在的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留存一份。”同日，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出具闽知律见证字（2017）第09号《遗嘱见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庄某5于2017年6月9日在本律师的面前，在后面的《遗嘱》上签名、捺指纹，并表示知道悉其所立《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遗嘱人的行为和遗嘱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合法有效。”《遗嘱见证书》由杨永俤、江梅英律师签字并加盖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公章。 诉讼过程中，杨永俤律师出庭作证称：由于当时公证处没有提供上门服务，所以庄某5在做见证的前一天，其就与江梅英就去庄某5的住处，询问了庄某5的基本情况，对于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文化程度，庄某5都能作出一一准确回答。问庄某5有何事情要请律师，庄某5说把将现在这套房子由庄某5大姐的儿子和其他三个姐姐继承，各人份额是四分之一，并明确表示房子的坐落是在瀛洲街道建新新村1＃楼403单元（原坐落：台江区××新村××＃楼××单元）房产及其附属间。再三询问是否是庄某5的真实意愿，庄某5说是，并说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为了避免子女来争夺遗产。庄某5还说这段时间以来都是大姐的儿子即邹某以及其他三个姐姐轮流照顾，并再三强调讼争房屋由邹某及庄某1、庄某2、庄某3各继承四分之一。杨永俤、江梅英回到律所之后将遗嘱打印出来并盖好律师事务所章后，第二天把遗嘱拿给庄某5看遗嘱的内容，庄某5看了一两分钟，庄某5说这房子由邹某及庄某1、庄某2、庄某3各继承人四分之一，没有任何其他外界干涉。问是否是庄某5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庄某5就签字按手印了。然后杨永俤就在遗嘱见证书上与同事江梅英律师签字，再由江梅英律师进行拍照。因为在庄某5住的地方，有人照顾，因此是有叫在场的其他人回避之后再询问庄某5。在遗嘱见证过程没有制作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只有在签完字之后有拍照，同时没有签订委托合同，见证费用由邹某支付。 江梅英律师出庭作证称：邹某联系杨永俤律师，说庄某5有做遗嘱的见证事宜需要委托，江梅英与杨永俤律师最初是建议最好是找公证处，但由于公证处不愿意上门，所以就委托了江梅英与杨永俤律师。在2017年6月8日江梅英与杨永俤律师一起到庄某5的住处了解了基本情况，主要是庄某5本人的姓名、性别、文化程度、表述能力、意识是否清醒等信息，以及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了解并再三与庄某5确认之后，江梅英与杨永俤当天回律所拟了遗嘱见证书，第二天再上门又再次询问庄某5的真实意思及其意愿是否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把打印出来的遗嘱交给庄某5自己看，看完之后还让庄某5口述一遍，杨永俤律师还向庄某5讲解了一下，再三确认之后庄某5在遗嘱上签字盖手印。江梅英在做见证遗嘱书的过程中有自我审查，与庄某5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遗嘱见证过程中没有制作询问笔录及录音录像，但有拍摄照片。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邹某并非庄某5的法定继承人，其主张依据庄某5的《遗嘱》继承庄某5的遗产即本案讼争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因此本案应为遗赠纠纷。《遗嘱》系在杨永俤与江梅英的见证并由杨永俤拟定后订立，因此遗嘱形式为代书遗嘱，现庄某4对庄某5《遗嘱》的法律效力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见证人包括代书人与庄某5之间没有签订委托合同，系由受遗赠人邹某所找并支付相关费用，该见证人即见证律师与邹某具有利害关系；其次，见证人陈述《遗嘱》系在庄某5未在场的情况下在律师事务所拟定后次日再到庄某5家中交由庄某5签字，虽见证人称《遗嘱》是根据庄某5的意思拟定并在次日经庄某5再次确认后由庄某5签字，但未就与庄某5的谈话过程制作询问笔录，亦未对见证过程录音录像，无法证实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本案案涉《遗嘱》的形式要件与法律要件均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反映庄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该遗嘱无效。邹某主张依据该《遗嘱》受遗赠分割本案讼争房屋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庄某4申请对《遗嘱》中签名“庄某5”是否为庄某5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本院已认定《遗嘱》无效，故庄某4的鉴定申请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对庄某4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邹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道锦 人民陪审员  黄鸿勇 人民陪审员  林川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 助理  魏 哲 书 记 员  林小玲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