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13790号 原告：朱双雁，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元，男，197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系原告配偶。 被告：徐位国，男，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朱双雁为与被告徐位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14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徐旭霞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11月11日、11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蔡伟元和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被告因企业经营需要，电话联系原告借钱。原告于2017年11月17日转账给被告300000元（其中205000元为股份转让款，实际出借95000元）。2017年12月7日,被告联系原告借款，原告同日转账给被告100000元。2018年3月30日，被告又联系原告借款，原告同日转账给被告100000元。原告三次共计出借给被告295000元，并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被告于2018年11月24日、11月25日通过案外人高某分别归还50000元，但利息未付。剩余借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拖欠未还。故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95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7日起计算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66300元；二、被告支付已偿还的本金100000元的利息9000元。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金额为195000元的民间借贷，案涉195000元系原告向案外人何红钢的投资款。被告、何红钢和朱元兵三人合资开设一家公司，原告要求通过被告投资205000元至该公司，款项包含在原告于2017年11月17日转给被告的300000元中。后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经济纠纷已通过人民调解解决。原告还要求投资195000元给何红钢在该公司的股权，原告与何红钢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被告作为见证人签字。因原告与被告熟悉，便委托被告代为将195000元投资款转给何红钢。投资款组成为2017年11月17日原告汇给被告的300000元中的95000元，以及2017年12月7日原告汇给被告的100000元。被告收到款项后，于同年12月20日汇给何红钢。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100000元已还清，双方对该笔债务未约定利息，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起诉系编造事实，恶意提起虚假诉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9月5日，被告（乙方）与何红钢（甲方）、朱元兵（丙方）签署《公司股东入股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公司，总投资额为1000000元，其中韩方投资300000元，甲乙丙三方现金300000元，其余400000元由丙方负责贷款到位，贷款利息由公司支付，400000元贷款公司在2019年8月底还清；甲方、乙方、丙方实际股权各30%，另外10%股权待定（作为生产管理人员的年终奖金资金）。 2017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汇款300000元。同年11月26日，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转让甲方在总厂里的一部分股权于乙方，乙方不参与管理，乙方占甲方的股份与厂内无关；甲方占总厂股份的33.33%，实际分红股份为30%，乙方出资人民币二十万五千元，占甲方股份的29%，实际分红股份占甲方股份的25%；分红按厂内的规则执行；投资有风险，如遇亏损，乙方根据所持股份的比例，必须同意按总厂的规定进行清算赔偿；依据总厂的发展需要，如需增加投资，乙方必须按照比例增加投资，否则乙方的股份将按增加投资后资金总额就行下调；甲乙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解除协议及退还股份。该份协议的见证人为何红钢。同日，原告与何红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的其他内容与原、被告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仅投资额有区别，记载“甲方（何红钢）占总厂股份的33.33%，实际分红为30%，乙方（原告）出资人民币十九万五千元，占甲方股份的27.5%，实际分红股份占甲方股份的24%”。被告在原告与何红钢《股份转让协议》上的见证人一栏签字。同年12月7日，原告向被告汇款100000元。同年12月20日，被告向何红钢汇款200000元。2018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汇款100000元，同年11月24日、11月25日，被告委托其公司员工高某向原告分别还款50000元。 2020年7月15日，原告与被告在宁波市鄞州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记载“2017年11月26日，当事人朱双雁投资徐位国公司的所有股，投资款为人民币20.5万元，双方签订转让协议（详见徐位国、朱双雁股份转让协议），现因公司在2018年12月停止生产，所以双方就经济问题产生矛盾。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同意解除徐位国、朱双雁在2017年11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徐位国同意退回朱双雁的投资款计人民币20.5万元（大写：贰拾万零伍仟元）；三、第一、第二款协议履行后，徐位国不承担朱双雁和其他人订立协议的责任，并和徐位国无涉”。 另查明，2011年6月25日，原告的配偶蔡伟元向朱鸿坚（原告称系其弟弟）汇款180000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宁波银行交易明细，2016年7月31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朱鸿坚有多笔款项汇给朱双雁，金额在200元至100000元不等，总计约240000余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银行流水清单、被告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收款收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公司股东入股协议书》、本院调查所制作的《调查笔录》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佐证。证人张某、高某系被告开设公司的员工，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告共计汇给被告500000元，对于其中的100000元双方均确认系借款，另外205000元也确认系原告向被告的投资款，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剩余195000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抑或是原告向何红钢的投资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2017年11月26日，原告在同一天与被告和何红钢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且被告与何红钢互为对方《股份转让协议》的见证人，可见两份协议的关联性。二、原告向被告汇款500000元，扣除已归还的100000元借款后，尚余400000元，而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的金额相加亦正好400000元。三、在2020年7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中，第三条记载“第一、第二款协议履行后，徐位国不承担朱双雁和其他人订立协议的责任，并和徐位国无涉”，原、被告均确认该条所提及的“朱双雁和其他人订立协议”，系指原告与何红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如原告与何红钢《股份转让协议》中的195000元投资款系原告另行直接交付给何红钢，而非原告汇给被告款项中的一部分，那么原告与被告在处理他们之间的205000元投资款时，并无提及原告与何红钢之间《股份转让协议》的必要。毕竟在原告与何红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被告仅是作为见证人签字，而非协议相对方。但现实情况却是，原告与被告不仅在《人民调解协议》中提及了原告与何红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且还明确被告不承担该份协议的责任，该份协议与被告无涉，据此也能够从一方面印证被告关于何红钢协议中的195000元投资款系通过被告转交的陈述。四、原告称195000元系现金交付给何红钢，而现金来源于原告弟弟朱鸿坚的还款。但从原告与朱鸿坚之间多年的款项往来看，少至200元，多至100000元的款项，朱鸿坚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却对195000元的大额款项采取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况且原告也未能提供朱鸿坚现金取款的相应凭证来佐证款项来源。此外，原告在第一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朱鸿坚之间的款项往来凭证，称原告多年来陆续借款给朱鸿坚，但后续经核实，除2011年6月25日的180000元系原告通过其配偶蔡伟元汇款给朱鸿坚外，其余2016年7月31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的宁波银行流水清单中，均为朱鸿坚向原告的汇款，总额约240000余元。原告就与朱鸿坚借款往来存在不实陈述，且从双方的款项往来金额看，朱鸿坚通过宁波银行汇款给原告的款项已超过原告给付朱鸿坚的款项，故朱鸿坚在2017年11月以现金归还原告195000元的陈述亦不符合逻辑，可信度较低。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何红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所涉及195000元投资款，系原告汇给被告款项中的一部分转化而来。该部分原告汇给被告的195000元已转化为投资款，故原告主张就该笔195000元与被告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依据不足，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195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何红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被告是否已将195000元款项汇给何红钢，系被告与何红钢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已归还100000元借款的利息，因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就该笔借款曾约定利息，故原告主张借款利息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双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55元，减半收取2677.50元，由原告朱双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旭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李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