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4民终2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明莉，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丽、段宏坤，山西振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栗爱萍，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禚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明莉因与被上诉人栗爱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2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明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丽、段宏坤，被上诉人栗爱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禚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明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年9月4日作出的(2020)晋0403民初2451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以被上诉人乘人之危导致双方签订的“投资分配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明显处于优势。但一审判决却将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予以割裂进行判断,置上诉人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于不顾,作出的一审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分配协议”的结果与双方投资比例明显不符,分配比例“显失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本案的关键应是签订协议时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审理的重点应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分配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0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1、一方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之境结合本案来看,2020年1月24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即大年三十。上诉人因2013年与被上诉人投资购买资产包时,对外以高额利息借款,现接近年关上诉人对外借款仍未还清,自然会有债主不断催债,上诉人急迫需要资金缓解被催债之困境。针对上述事实,上诉人当庭提供了对外借款的相关证据,同时上诉人可以提供债主催债的通话记录予以证明上诉人当时的困境。2、对方明知其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之境,而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4日上午见面协商投资款回款分配事宜,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表明有债主催债的事实发生。双方协商过程中因意见发生分歧,上诉人心脏病复发,被上诉人开车拉上上诉人就近找到药店,买上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才将上诉人病情予以控制,但随时有复发的可能。上诉人从发病到病情予以控制,整个过程被上诉人均在场,其明知上诉人被催债且不能再次因为投资款分配的事宜动气,否则很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才敢于向上诉人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上诉人作出违背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3、一方实际作出了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结合本案来看,购买资产包时,上诉人投资了250万,被上诉人投资了150万,上诉人投资比例占到62.5%。后购买资产包回款到被上诉人账户1300万元,按照当时的投资比例上诉人应得812.5万元,但事实上2020年1月24日之前,上诉人仅陆续收到被上诉人转款的230万元,与其应得的812.5万元差距甚大。此时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身体不支、年关催债人之多的不利情形,迫使上诉人答应其无理要求。上诉人迫于无奈只能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签订显失公平,违背其内心真实意思表示的分配协议。协议签订后,因正值年关,又逢疫情爆发时期,上诉人无法立即提起诉讼主张撤销协议,但疫情缓解法院开始接受立案后,上诉人便立即提出要求撤销分配协议,足以说明当时协议的签订严重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4、一方因为接受对方乘人之危的行为而蒙受了重大不利结合本案来看,上诉人本应得到812.5万元的投资回款,最终却仅得到475万元,相差337.5万元。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利用其实际占有投资回款的主动权,上诉人身体不支、大年三十债主催债的特殊时期,迫使上诉人接受其提出的无理分配要求,使上诉人遭受了337.5万元的巨额损失。337.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上诉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明显违背常理、违背上诉人当初投资购买资产包的初衷。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投资分配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乘人之危的情形,应予以撤销,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导致理解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及《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前半段的规定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结合本案来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投资购买资产包及回款后如何分配的相关事宜并未订立书面协议;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通过微信沟通订立的“投资分配协议”明显显失公平,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现上诉人已提出撤销,不应作为分配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投资分配协议”,并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栗爱萍辩称，1、答辩人与上诉人形成了投资收益分配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庭审证据依法作出判决，公平公正并无任何偏袒，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针对投资购买资产包及回款后及如何分配的相关事宜已达成书面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3本案不存在趁人之危，所谓的困境以及危困一定要现实存在，而本案不存在此情形，一审原告所称的危机最主要的理由是债主要债，即便存在债主要债也不构成趁人之危的危机，现实中如果遇到追债可以让债主起诉或者债权转让，而现实中存在这些很正常，所以对一审原告构不成危机；4、显失公平体现在投资分配协议的内容上，显失公平一定要很明显，本案中不存在明显和不公平的问题，本案的现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在实际生意中贡献很大，一审的原告自愿写了投资分配方案的内容，内容类似于双方的投款协议，疫情期间是原告自行书写拍照发给被告，符合协议形式，而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综上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代理人查询的判例至今没有找到由于趁人之危显失公平而支持的判例，本案要求一审原告对本案的举证责任很高，一审包括二审如果举证不利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正确，支持和认可一审判决。钟明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被告于2020年1月24日达成的投资收益分配协议；2、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337．5万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利息（自2020年1月25日起至被告付清投资收益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原告出资250万元，被告出资150万元，以被告名义与案外人牛翠平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牛翠平以400万元的转让价将其享有的“山西省长子县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等九户国有企业原向中国工商银行长子支行贷款本金为11086300的不良资产包组合”债权转让给被告。2019年1月10日，长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428民特5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与长子县人民政府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调解协议中约定长子县人民政府以本息合计1300万元的价格整体偿还被告享有的对山西省长子县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等九户国有企业的债权。之后，长子县人民政府分别于2018年12月30日向被告转款500万元，于2019年10月16日左右给付被告100万元，2020年1月22日将余款700万元结清。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曾分别于2018年12月30日向原告转账150万元，2019年10月16日向原告转账50万元，2020年1月24日支付原告现金30万元。2020年1月24日，原、被告经协商及反复修改后，原告于当天下午14时35分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主要内容为“钟明莉栗爱萍合作投资长子九户企业的债权款已全部到栗爱萍账户，钟明莉认可栗爱萍计算的转账余额，款到账，两人全部结清，如果款不到账，此单据无效，钟明莉，余款转账2450000元”的投资分配协议一份。当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45万元。之后，原告认为其于2020年1月24日下午向被告出具的“两清”的协议非真实意思表示，且显失公平，故依法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于2020年1月24日达成的投资分配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二、原告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一分析如下：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困境或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况下，与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自己明显有重大利益而使对方明显不利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四：一是利用对方当事人处于困境或者缺乏经验等，包括一方故意乘对方当事人的危困之机而与其订立民事法律行为，利用自身优势和对方的轻率、无经验，使对方难以拒绝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或使对方对不利于自己的情形不知情而与自己订约；二是对方当事人因困境或缺乏经验而与其订立民事法律行为；三是行为人获得的利益超出了法律所准许的限度；四是显失公平发生的时间在订立民事法律行为时。本案中，首先，结合原告所举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被告方证人牛水莲、纪胜江的证言，以及原告出具投资分配协议之前已实际支付给原告的230万元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出具投资分配协议时不存在债主上门讨债的经济困境。其次，原告称其是在当天上午心脏病发作导致协商未果，而其出具投资分配协议是在当天下午，可以认定原告出具投资分配协议时不存在健康方面的困境。最后，从原、被告双方聊天及通话中可以看出原告是与被告经过反复沟通并多次修改后达成的协议，亦不存在轻率或无经验的可能。故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订立投资分配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不构成显失公平的情形，对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分析如下：原告于2020年1月24日经与被告协商后出具了投资分配协议，在被告依协议付清约定款项245万元后，协议中的“款到账，两人全部结清”的约定已确定地发生法律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关于“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就合伙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后，原告再行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收益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钟明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00元，由原告钟明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新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上诉人钟明莉与债主李锁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锁生年前不断的向钟明莉催债，特别是在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早上7点左右李锁生再次发微信，要求钟明莉还款。并向钟明莉施加压力，足以说明钟明莉当时处于危困的状态。证据二、2015年3月22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证据三、2015年3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据四、李锁生与李姝如的结婚证，证据二～证据四共同证明证人李锁生与妻子李姝如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3月22日给钟明莉丈夫杜建平转款30万元的事实，该款项为购买钟明莉夫妇房屋的首付款，后因房屋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故上述购房款转为李锁生与妻子李姝如对钟明莉、杜建平的借款。证据五、2020年1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据六、2020年1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凭证，证据五、证据六共同证明上诉人钟明莉于2020年1月30日分别从中国农业银行支取现金10万元、从中国工商银行支取现金50万元，支取后现金交付给证人李锁生。另外从支付的金额可以看出，因钟明莉2015年借款至今未及时还款，需要支付借款人高额的利息。证据七、钟明莉2019年9月2日和2020年12月8日彩色超声影像诊断报告单，证明报告单上显示二三尖瓣返流，上诉人患有心脏病。证据八、出庭证人李锁生的证言，证明证人从小年到大年三十就不断向上诉人催债，特别是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早上证人陈述再次提醒上诉人要求其还款，而且明确和上诉人说如果不还款今年过年就要到上诉人家过年，说明其向上诉人施加了压力，当时年三十中午吃完饭证人到上诉人家，上诉人告诉证人款已经到位，为了保证过年能拿上钱就把上诉人的卡直接拿走，而且可以从取款凭证上可以看出是初六到银行直接把钱取出把现金给了证人。从时间点可以看出当时证人向上诉人催款比较急，而且拿上卡已经是对上诉人的不信任，是在过完年银行上班就立马把钱取出来。栗爱萍质证认为，一、1.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第2款二审新证据应为一审结束后当事人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内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未获准许的二审法院审查认为应当准许调取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是在一审法庭给予的举证期前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不符合证据规定当中新发现或者是申请调查未予准许，故上诉人提交的八个证据超越了举证期限；2.证据一到四显示债权人为李锁生，即便李锁生有相应的债权存在，应采用相应的诉讼方式且证据当中没有阐明或者发现李锁生采用了物理性的强制措施（比如李锁生按住上诉人按手印，强迫上诉人书写）相应的导致上诉人处于危困状态；3.一审原告提交的二审所谓的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二、1.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债权的形成原因是房屋买卖，上诉人不能为其办理房屋产权证，不能过户给证人导致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且证人不认识本案的被上诉人，故该债权不能显示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2.证人陈述于腊月三十早上发信息给上诉人进行催款，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截屏显示证人语气柔和，并没有激烈的言词也无激烈的举动，未对上诉人的人身、财产构成了威胁，民法总则第151条有具体规定。证人在腊月三十到达上诉人家，上诉人将银行卡给其但证人并不知道银行卡密码，可见证人未采用超越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导致上诉人极为急迫的需要钱款；3.且证人是于年后的初七到银行进行取现未给上诉人打收条且当时无任何人证明证人拿到了60万元现金。被上诉人于腊月三十的上午在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已经给付了上诉人30万元的现金，当时合计金额为230万元，已基本和上诉人投资资产包的本钱持平，所以不存在债主催债的紧迫形式，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请求法院不予采信。4.证人证言看出整个催要过程属于正常催要范围，催要方式以及催要结果均正常，而且一审原告在被催要时有钱可还，并且实际已经还清，因此对一审原告不构成危困；5.证人所称还款60万元现金没有证据，有伪证嫌疑，请法院查实。6.证人明确说明是今年正月初七和上诉人取得现金60万元，但两张凭证均显示2020年1月30日。二审经审理查明：长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428民特5号民事裁定书，对栗爱萍与长子县人民政府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该调解协议约定长子县人民政府支付栗爱萍的补偿款13000000元，于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5000000元，2019年12月30日前支付8000000元，分两期完成。案外人李锁生多次向钟明莉讨要借款，2020年1月20日上午7时30分钟明莉向李锁生发微信“早上好！把卡号发过来，这两天款到就给你转过去。”2020年1月24日（年三十）上午7时32分案外人李锁生给钟明莉发微信“我想实在是过不去了，你再给不了钱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看着办吧！”并于当天中午午饭后到钟明莉家里讨债，钟明莉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李锁生，并承诺节后银行上班就和李锁生一起到银行取钱还借款。其他事实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和一审一致，本院逐一评析如下：针对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4日达成的投资分配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的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知显失公平的两种典型情形为处于危困状态和缺乏判断能力，该两种情形为并列情形，也即在同时满足显失公平其他构成要件时，只要再符合前述两种典型情形之一就满足显失公平的全部构成要件。本院根据案情认为2020年1月24日当事人达成的投资分配协议已经满足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一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和手机通话记录，能够认定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有债主于当天上门向上诉人讨债，对上诉人的困境被上诉人是明知的，且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反复多次修改投资分配协议；二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其申请的出庭证人李锁生证言，能够认定上诉人曾于2020年1月20日向债主李锁生承诺两天内归还借款、债主李锁生2020年1月24日上午7时32分微信告知上诉人要于当天到上诉人家中拿钱、李锁生2020年1月24日（阴历年三十）当天中午到上诉人家中并拿走了上诉人的银行卡，也即上诉人被债主不断催债并拿走了其银行卡，上诉人处于要么拿到钱就能兑现对债主的承诺，要么拿不到钱再次无法兑现对债主的承诺，面临再次失信于债主的困境；三是被上诉人出资仅占二人合伙的37.5%，但是在获得1300万元补偿的情况下，扣除支出350万元（本院将在下文论述认定支出350万元的理由），本应得356.25万元，因案涉投资分配协议被上诉人却得到475万，超出了118.75万元，显然超出了相关法律所准许的限度；四是被上诉人所得超出应得118.75万元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就存在。针对上诉人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争议焦点，基于本院对争议焦点一的评议，本院对上诉人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的请求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当事人对双方之间购买债权的行为构成合伙不持异议，且上诉人出资额占比为62.5%，故上诉人主张按投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意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1300万元有450万元用于开销，但无证据佐证，且上诉人对450万元用于开销不予认可，然而当事人在购买案涉债权后到获得补偿的过程中产生开销符合实际情况，故本院酌情认定开销为350万元。综上，对于案涉400万元债权取得的补偿1300万元，扣除合伙支出，上诉人应得593.75万，被上诉人应得356.25万元，除去上诉人已经得到的475万元，上诉人还应得118.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更正。综上所述，钟明莉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0）晋0403民初245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钟明莉和栗爱萍于2020年1月24日达成的投资分配协议；三、栗爱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钟明莉应得的补偿款1187500元；四、驳回钟明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00元，由钟明莉负担10140元，栗爱萍负担67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0元，由钟明莉负担20280元，栗爱萍负担135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成立审判员 王 瑞审判员 王少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申媛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