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03民初3043号 原告：郑胡铃，男，196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多，台州市黄岩区安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葛兴伟，男，197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 被告：高永显，男，197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吕斌，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烽，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胡文兵，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 原告郑胡铃为与被告葛兴伟、高永显及第三人胡文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审理中，本院依被告葛兴伟的申请追加胡文兵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依法先适用简易程序，尔后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22日、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胡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多、被告葛兴伟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吕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永显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第三人胡文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胡铃起诉称：原告在宁波常隆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公司）拥有40%股份，两被告当时在常隆公司任职。2019年6月4日，原、被告协商一致，并经常隆公司股东会同意，原告将自己所有的常隆公司40%股权议定转让价款2000000元转让给两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交割手续。两被告按约应在合同签字生效之日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00000元，但仅支付了1000000元（其中100000元左右以原告在常隆公司报销费用中冲抵），余欠1000000元应在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付清。常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间在2019年7月16日。在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后，两被告以资金周转暂时困难为由要求原告暂缓，但此后借口拖延，不肯支付。原告并没有为第三人胡文兵代持股份，涉案40%的股权均系其个人所有。请求判令（变更后）：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股权转让价款10000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 被告葛兴伟、高永显答辩称：一、原告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收到，被告并未拖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确系常隆公司原股东，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为40%，但该股权并非全部属于原告。2018年2月18日，原告与陈某、汤受谦、王春梅及第三人胡文兵签订《股东协议》，约定各自以现金、设备等资产入股，其中原告与胡文兵各以现金1000000元入股，其他人以现金、设备等折现1000000元入股，原告与其他四位股东各占常隆公司20%股权，其中案外人胡文兵的股权由原告代持并登记在原告名下，即原告名下的股权中的一半属于案外人胡文兵。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实际上出资仅900000元，胡文兵以现金865000元加上被告葛兴伟代其支付部分现金共计900000元出资，上述款项均汇入股东陈某的账户内。随后五名股东设立常隆公司并开始经营。2019年6月，原告与第三人胡文兵因公司经营不佳，要求退还投资款。经股东会同意，原告及第三人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两被告。2019年6月14日，在股东陈某、王春梅（被告葛兴伟代，系其母亲）、胡文兵及原、被告在场的情况下，由原告出面与两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附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2000000元并清理了常隆公司的债权债务及资产。同时，各方当场口头约定，两被告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中间人股东陈某，再由股东陈某分别支付给原告及案外人胡文兵，且股权转让款金额仍按照原告及案外人胡文兵实际投资的款项金额计算。上述协议签订后，经答辩人同意，原告与胡文兵按答辩人指示将其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至被告高永显名下，两被告将属于原告的股权转让款通过陈某进行了支付，原告也自认其已收到了1000000元。同时，案外人胡文兵也已收到了9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与胡文兵均出具了收条，原告已经取得了其应得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两被告并未拖欠。二、原告涉嫌虚假诉讼，其实际参与股权转让并签署全部协议，明知其所持股权为其自身和第三人各半所有以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其自身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事实，却仍恶意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处理。 第三人胡文兵陈述意见称：其与陈某、郑胡铃、王春梅、汤受谦共同签署协议及投资常隆公司属实，其在常隆公司投资了865000元，投资款都是打到股东陈某的账户里，其占20%的股份，工商登记上没有其名字，挂在谁的名下不清楚，也不清楚原告是否有40%的股份。2019年6月份，第三人与原告想退出常隆公司，将投资款收回。现在第三人已收到了款项，并出具了相应的收条。原、被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其是在场的，但是怎么签的不清楚，也记不清是否也与两被告签过转让协议。退股时第三人与原告去被告处补打了收款收据作为投资款的出资凭证，本来与两被告说好要在退股时按月利率0.8%支付投资款的利息，后来也没有再算利息了。股东的钱都是打给陈某，陈某比较清楚，其只要求自己的投资款收回就可以了。现在常隆公司是两被告及陈某在经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供了第三人胡文兵出具的收条、原告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转账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第三人及原告的转让款已支付完毕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证明予以认可，对转账明细和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收条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后认为，原告提供的部分转账凭证虽系其与案外人吴荷青之间，但因原告认可已收取了股权转让款900000元，另100000元已在常隆公司报销费用中冲抵，第三人胡文兵对出具收条及收到股权转让款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2、被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称：其与原告、第三人及王春梅、汤受谦五人共同出资签订协议开办常隆公司，约定每个人各出资1000000元，各占20%的股份，合同已经写明；实际出资情况是其出资了1000000元，原告出资了900000元（其在100000元是证人出借给原告），胡文兵分数次出资865000元；当时胡文兵因征信问题账户无法使用，借用了其母亲的账户，后来在公司登记的时候就写了原告持有40%股份；因为入股时的协议写得比较清楚了，所以第三人的股份挂在原告名下没有重新签协议；各个股东的投资款资金都是经过其账户的，合作的款项都放在其处；2019年6月，原告与第三人想退出并拿回投资款，退股时五个股东都在场，协商后决定股权转让款按照两人投资款进来的金额计算，胡文兵说投资款退回来就可以了；因为资金紧张，最后原告那边分了两次付清，胡文兵不同意先出具欠条，后来分了好几次付清，钱付清后其要求原告与第三人出具了相应的收条；两人的投资款是从2018年1月左右钱到财务账上开始，按月利率0.8%计算利息至2019年6月1日，投资款收款收据写2018年1月16日的原因记不清了等内容。原告质证后提出证人陈述的部分事实与实际不符，不可能先打收据再交钱，也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股权登记在原告名下。被告质证后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经审核上述证人证言后认为，证人陈述胡文兵出资865000元并占20%股权，原告第一次庭审时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但提出该股权系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虽在第二次庭审时又提出第三人投资款进来后实际上是作为对公司的借款，但无法提供相关依据佐证，且第三人持有的常隆公司收款收据记载其所缴纳款项为“入股资金”。故对上述证人证言中证人、原告及第三人与王春梅、汤受谦等五人共同出资签订协议开办常隆公司，胡文兵出资并享有20%股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告的实际出资、所占股份比例以及是否代持第三人胡文兵的股权，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3、被告提供了收款收据及领（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涉案出资凭证系后补以及各股东在2019年6月4日领取了2018年1月16日起至2019年5月16日的股本利息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虽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其收取的122400元仅是合伙经营期间的各种费用报销，收款收据不能否认原告的出资。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被告提供的领（付）款凭证载明的金额用途为2018年1月16日至2019年5月16日的费用，其主张该款项系利息缺乏依据，仅能证明各方在2019年6月4日领取了相关费用的事实，无法证明其他待证事实。被告提供了各方合伙经营期间的2018年度收款收据（整本），记载原告出资的收款收据的时间虽系2018年1月16日，但却记载在2018年5月的收款收据之后；同时，原告持有的收款收据客户联加盖了常隆公司公章，该公司系在2018年4月注册成立，2018年1月便加盖公章与常理不符，且第三人陈述称其持有的记载出资情况的收款收据系退股时进行了补打。故本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原告所持有的记载出资情况的收款收据系后补出具。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2月18日，原告郑胡铃、第三人胡文兵与陈某、汤受谦、王春梅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各方订立了《股东协议》1份，载明：陈某、胡文兵、郑胡铃分别出资1000000元现金，各占股份20%；汤受谦以现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具等，按350000元折现及生产零配件按采购价折现入股，累计折现金额1000000元，不足部分以现金出资，所占股份20%；王春梅共出资500000元，所占股份20%，王春梅以现有生产零配件按采购价折现入股，累计折现金额500000元，不足部分以现金出资等内容。同时，原告分别于2018年1月15日（通过其女儿账户）、2月6日各向陈某转账投资款200000元、600000元，于2018年4月1日向陈某借款100000元用以支付投资款。协议签订后，各股东于2018年4月10日成立了常隆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载明公司股东为陈某、王春梅、汤受谦、郑胡铃，其中陈某、王春梅、汤受谦各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000000元，各占20%，郑胡铃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2000000元，占40%。之后，郑胡铃、陈某、胡文兵取得了出资款收款收据，收款收据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系事后补打），载明入股资金郑胡铃为900000元、陈某为1000000元、胡文兵为865000元。2019年6月4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原告在常隆公司合法拥有40%股权，现有意转让其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且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原告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的40%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受让；原告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2000000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40%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被告同意在本合同签字之日向原告支付1200000元，在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支付剩余价款800000元等内容。同日，原、被告又签订了《附股权转让协议》1份，对转让股权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两被告通过陈某向原告郑胡铃陆续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由原告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今收到常隆公司股份转让款玖拾万元整（陈某卡号转账）.全部收到”等内容，另100000元以报销费用冲抵形式取得，原告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同时，第三人胡文兵的股权转让款项由两被告通过陈某支付完毕，并由胡文兵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了收条。2019年7月16日，原、被告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常隆公司股东由陈某、汤受谦、郑胡铃、王春梅变更为陈某、汤受谦、高永显，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高永显。 另查明，常隆公司目前工商登记股东为被告葛兴伟、高永显、陈某，法定代表人为葛兴伟。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在常隆公司实际所占股份比例以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履行完毕。原告主张其共出资2000000元，持有常隆公司40%股权，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全部价款；两被告辩称原告所持股份实际仅为20%，另20%系代第三人胡文兵持有，其已向二人付清全部款项。对于原告的出资金额，被告提出原告认缴1000000元，实际系分200000元、600000元、100000元三次共出资900000元，并于退股时对其出资股本金补开了日期为2018年1月16日的收款收据。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称其投资款组成为2018年1月16日收款收据载明的900000元、2月6日转账的600000元，并由陈某出借100000元，剩余的投资款均通过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大约开具了400000元左右的承兑汇票，并提出2018年1月16日收款收据的900000元组成部分为其女儿的200000元转账，剩余700000元款项以承兑汇票和现金方式出资；第二次庭审时又提出收款收据中的900000元投资款系其女儿转账的200000元、承兑汇票以及租房和采购、报销等方式支付，剩余1100000元投资款系以报销和采购方式支付，并在两次庭审中均表明除被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及900000元的收款收据外，其无法提供其他投资款的支付依据。根据原告的上述陈述，若其在2018年1月16日、2月9日已分别出资900000元、600000元，则其在2月18日签订《股东协议》时实际已出资1500000元，但上述协议仍载明其出资1000000元，所占比例为20%，显然与常理不符。原告对于其主张的出资情况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佐证，结合其在两次庭审中中前后陈述不一致的行为，本院对原告关于其出资金额为2000000元，持有常隆公司40%的股权的主张不予采纳，应认定其实际持有常隆公司20%的股权。常隆公司成立后，工商登记中仅有除第三人胡文兵外的四名股东，且除原告与第三人之外的其余三名股东工商登记的持股情况均与《股东协议》载明的20%一致，而原、被告及证人与第三人均认可第三人胡文兵出资并持有常隆公司20%的股权，且第三人已向两被告收取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项，可见原告郑胡铃在常隆公司工商登记中的40%股权系代第三人胡文兵持股20%。现两被告已按约向原告及第三人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故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支付另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胡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郑胡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喻 夏 人民陪审员  张雪萍 人民陪审员  俞贤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李婷燕 代书 记员  李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