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31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槐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844068400H。 负责人：崔明君，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放，浙江天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晨光，浙江天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夫，男，194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冬妹，女，193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敬才，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芳，女，197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红，女，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开基，男，198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现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原审被告：李国建，男，197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刘开基、原审被告李国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2民初4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111200.55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未认定商业三者险免责，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无论依据保险条款还是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刘开基均负有通知义务而其并未履行。1.《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08）第6章明确规定机动车按使用性质分为营运、非营运和运送学生。庭审调查中，涉案被保险机动车登记使用性质为非营远，而实际车辆中长期用于营运，且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营运过程中，这一事实明确。2.除保险条款约定免责事项以外，《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也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3.被保险机动车已经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首先，被保险机动车登记为非营运，而实际用于营运，属于用途的改变。营运车辆较非营运车辆，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会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其次，被保险机动车因所运输货物性质所需，需在夜间或凌晨运输，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夜间凌晨照明条件不佳，驾驶人易疲劳驾驶，也会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再次，被保险机动车长期用于营运，危险程度增加一直持续。二、原判认定交强险外机动车方承担85%赔偿责任过高。三、原审原告方交强险内医疗费用为1200.55元，但原判计算赔偿金额时按10000元计算，计算有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主体有误，赔偿金额亦不合理，请求依法改判。 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辩称：上诉人的第一点、第二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对于上诉人的第三点理由，答辩人予以认可。 刘开基辩称：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答辩人在2019年出过一起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没有分营运和非营运，直接进行保险理赔。如果保险公司那一次提到了营运和非营运的区别，答辩人这一次交保费肯定会注意到。保险公司给答辩人发的文件是电子版的，字很小，还要求15分钟以内签完。最起码要将免责条款加粗加黑告知答辩人，但是保险公司并没有告知答辩人，只是催答辩人签字，让答辩人签字完以后赶紧付钱。答辩人的车属于特种车辆，保费一万多，保费比普货要贵好几千元，且现在已经取消了营运证。 李国建未作陈述。 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五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912730.21元。以上损失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给五原告人民币111360.21元；余款由李国建、刘开基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721233元，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并直接支付给五原告，两项合计人民币832593.21元，并要求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在审理过程中，五原告变更误工费标准为197元/天，丧葬费为36039元，并要求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受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五原告系张菊仙近亲属。李国建系刘开基雇佣的司机。2019年12月21日凌晨，李国建驾驶刘开基所有的浙ＪＭ××××号轻型厢式货车从临海市杜桥小学旁驶往椒江区。6时3分，自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临海市杜桥镇府前街与杜西路交叉路口时，因疏忽大意未及时发现行人且超速行驶与自南往北方向的行人张菊仙发生碰撞，造成张菊仙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浙ＪＭ××××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车辆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临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李国建应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张菊仙应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浙ＪＭ××××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额100万元）和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张菊仙，女，1952年7月11日出生，生前地址为临海市××镇××村××号。王正夫系张菊仙丈夫，徐冬妹系张菊仙母亲，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系张菊仙的子女，为本案的赔偿权利人。本次事故后，五原告与李国建达成了调解协议：在法定赔偿外，李国建方补偿五原告经济损失102800元，款项已交付。另查明，李国建因本次交通事故犯交通肇事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对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的各赔偿项目及损失该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五原告提供的票据，医疗费金额为1360.21元，其中10元属救护车费，应予以扣除，故合理的医疗费为1350.21元，其中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标准的费用部分为149.66元，医保内的费用为1200.55元。2.死亡赔偿金：张菊仙生前户籍所在地为临海市××镇××村，考虑浙江省户籍制度改革的现状及按照2019年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划分标准，临海市××镇××村的城乡代码为1的事实，该院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城镇标准，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额为782366元。3.丧葬费：根据规定，丧葬费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故该院确认丧葬费为36039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徐冬妹的子女情况及其年龄，该院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7508元÷5人×5年＝37508元。5.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张菊仙死亡，结合张菊仙家庭成员情况，其家人处理相关事宜产生的误工费该院酌情确定为4人×197元／天×5天＝3940元。6.交通费：鉴于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张菊仙死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该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为500元（包括救护车费用）。7.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和侵权人过错等因素综合确定为42500元，并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以李国建已受刑事处罚为由不予赔偿精神抚慰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上述经济损失合计904053.55元（不含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标准的费用部分149.6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经过及责任经有关交警部门认定，事实清楚，定责准确，予以确认。李国建因过错侵害张菊仙的生命安全，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内容，应对张菊仙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85%的赔偿责任。李国建系刘开基的雇员，故雇主刘开基应对五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认可肇事车辆浙ＪＭ××××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其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等险种，故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先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按85%的比例予以赔偿，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标准的费用部分应由刘开基承担85%的赔偿责任。对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认为投保车辆改变使用性质，按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予免责。该院认为其仅仅提出保险合同条款文本为据显然事由不足，该院难以支持。理由为：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重点在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增加是一个相互比较的概念，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增加一说，其比较的标准是保险人承保当初对于风险程度的评估，就使用性质改变导致危险程度增加而言，“使用性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与“用途”混淆的概念，而“非营运”与“营运”之改变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判别，可从机动车行驶证登记内容作比较，可从车辆有无道路运输证作比较，还可从车辆实际上的使用状况作比较。因此，保险条款中“改变使用性质”的定义可以作多种解释。本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经就该条款的含义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也没有证明保险标的车辆在比较意义上的“改变”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要求免责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应赔偿五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20000元＋（904053.55元-120000元）×85%＝786445.52元。刘开基应赔偿五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49.66×85%＝127.21元。综上，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合理的诉讼请求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经济损失786445.52元；二、刘开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经济损失127.21元；三、驳回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78元，减半收取2289元，鉴定费5000元，合计7289元，由刘开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各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关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保险机动车登记为非营运，实际用于营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被上诉人刘开基辩称其在2019年发生过事故，2019年8月保险公司未告知其营运与非营运的区别直接予以理赔，其在2019年11月重新投保时，车辆的保费交了一万多元，保险公司亦未尽该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本院认为，从法律规定看，2019年3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须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换言之，讼争车辆从事运输已无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而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看，上诉人认可讼争车辆无论营运或非营运，保费均相同。按照常理，如果上诉人尽到了投保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其可免责的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刘开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即按照营运车辆进行投保。但被上诉人刘开基在选择车辆营运或非营运进行投保、保费均相同的情况下，仍按照车辆非营运予以投保，说明上诉人未尽到该免责条款提示与说明义务的盖然性更大。因此，本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交强险外由机动车方承担85%的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经临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李国建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张菊仙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各方过错程度，认定刘开基承担事故85%责任，系一审法院自由裁量范围，并无不当。三、关于一审法院对交强险内医疗费金额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认可上诉人提出的交强内医疗费金额按照1200.55元计算的主张。故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赔偿计算方式予以调整，即扣除一审判决由刘开基支付的127.21元后，赔偿金额为904053.55元，交强险内赔偿金额为111200.55元，剩余金额按照85%责任比例计算后，由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673925.05元，故应由上诉人支付的总金额为785125.6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2民初40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2民初40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经济损失785125.6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79元，减半收取2339.5元，鉴定费5000元，合计7339.5元，由被上诉人王正夫、徐冬妹、张敬才、张春芳、张小红负担126元，由被上诉人刘开基负担721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7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文杰 审 判 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应一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