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永（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北科技产业园****楼**C21。 法定代表人：毛艳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好问，天津恒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敏，天津恒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仁高，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东，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继文，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建芳，女，197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东，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继文，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永（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钱仁高、程建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好问、陈玉敏，被上诉人钱仁高、程建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东、付继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永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钱仁高立即向安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20000000元；2.钱仁高向安永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期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1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12%/年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产生的违约金金额为5760000元）；3.程建芳就上述款项对安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款项共计人民币125760000元。（二）钱仁高、程建芳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为安永公司在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5亿元借款构成的情况下，“单独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要求钱仁高承担股权对价给付义务，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1.2.5亿元借款之债与5500万元股权之债从形成时间、法律关系主体、法律性质各方面均体现明显的独立性。2.5亿元借款之债系因债权投资引发的发生在安永公司与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川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确认时间为2015年7月16日；5500万元股权之债系因安永公司将所持有的九川集团股权转让给钱仁高而发生在安永公司与钱仁高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交易时间在2.5亿元借款之债已确认一年之后，且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无需支付交易对价的形式协议。2.在投资交易发生后，安永公司与九川集团已经多次书面确认2.5亿元借款的范围，除了《投资协议》外，无其他任何相关文件体现股权投资事项，5500万元股权投资也并不完全符合《投资协议》项下的投资安排，钱仁高无任何证据证明5500万元股权投资款系2.5亿元借款的一部分。在2.5亿元借款案件调解时，除了2.5亿元借款和5500万元股权投资之外，安永公司（及关联公司）对九川集团（及关联公司）之间还存有其他未解决的投资款项争议，《备忘录》中表述的“投资款金额”系对双方尚有未了结的其他投资争议事实的确认，而并非特指2.5亿元借款。3.2.5亿元借款纠纷已经通过仲裁解决，并形成了生效法律文书。在第0753号仲裁案件终结后，安永公司才与钱仁高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案诉讼前，钱仁高从未就协议效力提出过任何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钱仁高恣意推翻其签署确认的法律文件，将本案争议的债务与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内容混淆视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认为安永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5亿元借款的全部投资款构成，系事实认定错误。1.《担保承诺函》系债务人九川集团对2.5亿元借款本金构成的盖章确认，真实合法有效。2.《担保承诺函》明确了2.5亿元借款之债构成，与5500万元股权投资款无关。3.一审法院以《担保承诺函》中2.5亿元投资款构成有6笔款项的主体、款项性质、给付时间上看均无法确定与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款相关为由不予认可，与客观事实不符。 （三）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钱仁高的配偶程建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九川集团由钱仁高、程建芳夫妻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本案债务系因收购九川集团股权而发生，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经营之债，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2.程建芳对涉案债务的发生有参与，该债务系基于钱仁高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程建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钱仁高和程建芳共同辩称，安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已充分论证，安永公司投入九川集团的5500万元属于（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调解书所解决的2.5亿元借款的组成部分。1.安永公司在依据《投资协议》申请仲裁时，主张其与九川集团之间是借贷关系，这与其主张的其在出资之后“即依法持有了九川公司的合法股权，并依法享有股东权益”自相矛盾。2.在双方签订《投资协议》系列协议后，安永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28日、2013年1月14日、8月19日和8月30日向九川集团汇入1.3亿元、2000万元、1529.41万元和1970.59万元的“投资款”，其中后三笔共5500万元作为九川集团的新增注册资本，这证明本案的5500万元与1.3亿元同为履行《投资协议》系列协议所发生的资金往来，不能割裂对待。3.安永公司在2013年11月19日向九川集团发函称九川集团欠其2.5亿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依据是双方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补偿及回购协议。在双方的另一份《补充协议》中，双方明确2.5亿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根据也是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而在上述系列协议中，同时约定了1.3亿元的投资和总共5500万元的股权投资，且都得到了履行。可见，5500万元与1.3亿元同属于一系列协议，共同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贸仲委员会）调解书中得到了解决。4.国际贸仲委员会调解书在开篇就清楚写明审理的是2012年5月23日安永公司与九川集团签订的《投资协议》，而该仲裁已解决了包括5500万元注册资本和1.3亿元资金的问题。5.一审判决以具体证据明确指出了从《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到《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一系列协议，安永公司如何投资九川集团，股份如何安排，何时进入，出资以及股比多少，与后来安永公司的5500万元股权投资的实际操作完全一致。而安永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关于三笔共5500万元出资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其所说的2.5亿元借款的关系，而是进一步印证了该5500万元与1.3亿元一样，都是履行《投资协议》系列协议的结果。因此，安永公司表示“除了《投资协议》外，无其他任何相关文件体现股权投资事项”，是刻意回避事实。 （二）安永公司提交的《担保承诺函》与本案无关。1.《担保承诺函》共涉及7笔资金合计2.5724亿元，并非2.5亿元，即安永公司所谓的2.5亿元实际上是2.5724亿元，这样就存在两个2.5亿元：安永公司所谓的2.5亿元和国际贸仲委员会第0753号仲裁案中所解决的2.5亿元没有对应关系，这与其主张的“2.5亿元借款纠纷已经通过仲裁解决”不符。2.《担保承诺函》共涉及7笔款项，往来主体、款项性质、给付时间都不同，其中1.3亿元是在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和《投资协议》后发生的，可认定与上述协议及仲裁案有关。因安永公司与九川集团在该函列出的7笔资金之外还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及纠纷，该7笔款项除去1.3亿元外，其他的资金不能认定与仲裁案的2.5亿元有关，不能因此就认为此2.5亿元就是彼2.5亿元。3.安永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2.5亿元借款初期款项支付金额相对不是很高，都是根据九川集团的需要，口头达成一致后即发生付款。然而，《担保承诺函》中的7笔款项都是千万以上，这种表述严重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安永公司作为专业投资公司的专业素养。天津九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胜公司）已被安永公司控股的贝恩（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恩公司）完全控股，一审期间，安永公司拒绝对账，应当承担其关联企业与九胜公司资金往来不具有证明力的不利后果。 （三）程建芳对安永公司与钱仁高之间的债务不知情，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九川集团属于家族企业，为了便于控制公司，所以将实际控制人钱仁高的妻子程建芳列为了股东。程建芳只是形式上的挂名，没有真实参与经营，也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故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安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钱仁高立即向安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2亿元；2.判令钱仁高向安永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期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1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12%/年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产生的违约金金额为5760000元）；3.请求判令程建芳就上述款项对安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判令钱仁高、程建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九川集团成立于2003年7月22日，2012年九川集团增资扩股前的注册资本为2亿元，股东为被告钱仁高、程建芳夫妻二人，持有的股份占比分别为85%和15%。 2012年4月29日，原、被告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鉴于原告有意对九川集团进行投资，参股九川集团。被告愿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原告作为新股东对九川集团进行投资。经各方充分协商，被告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接受原告作为新股东以现金方式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如下：1.2012年12月31日前，原告向九川集团先期投入1.3亿元。2.2013年9月30日前，原告再次（可分次）向九川集团投入5500万元，计入九川集团的注册资本。公司增资后的股本结构为钱仁高占66.67%，程建芳占11.76%，原告占21.57%。协议还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内容。 2012年5月23日，原告作为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九川集团签订《投资协议》约定，本轮投资采取增资方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529.41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23529.41万元。本轮投资总金额为25000万元，除增加注册资本3529.41万元外，其余作为资本公积。原告向九川集团本次投资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其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九川集团增资完成后持股比例为：钱仁高占72.25%，程建芳占12.75%，原告占15%。同时协议还约定了在本次投资完成后至投资人退出期间，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 同日，双方签订《补偿及回购协议》约定，根据《投资协议》，原告作为新增投资人，以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的形式向公司投资2.5亿元，合计持股比例占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的15%。钱仁高、程建芳作为公司原股东，占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85%的股权比例。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如下，以资信守：1.原告、九川集团以及九川集团原股东同意，九川集团应按照如下方式向原告支付投资回报：（1）九川集团资产如未能完成增发，九川集团或其原股东应按照原告总出资额的160%（即原告总出资额溢价60%）回购原告在九川集团的股份。（2）九川集团资产如完成增发，九川集团或其原股东同意按下面原则确定原告投资九川集团的15%股权投资本金及收益。在原告的投资周期结束后，九川集团原股东将按此价值回购原告持有九川集团15%股权。投资本金及收益计价原则：参照现金参与定向增发以增发价九折的方式，确定原告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初步估价6000万股（最终以增发价确定）以不低于市值5亿元为准，原告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九川集团及原股东保证每股不低于8.33元的保底价。超过此保底价的部分，原告、九川集团及原股东同意，10%的收益归原告所有，九川集团或原股东获得90%的收益。上述股价参照本协议签订后最近一次已发生大宗交易价格或回购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九折计算。2.自原告投资完成日起19个月为止，九川集团及原股东向原告支付上述第一条的投资回报。3.根据原告的需求，各方原则同意，原告要求提前部分还款，安排如下：（1）由原告协同九川集团或其原股东筹措所需款项；（2）具体还款日期及金额：2012年11月30日前，支付3750万元（该期款项主要由原告负责筹措）。2013年5月30日前支付3750万元（原告、九川集团双方共同解决）。2013年11月30日前，以投资回购款直接扣除3750万元。（3）原告在投资周期间已收取提前还款金额本金及因此产生的利息，将在九川集团原股东回购原告股权的股权款中予以扣除。4.原告因参与九川集团利润分配的所得全部无偿转让给九川集团原股东，或原告不参与九川集团利润分配。5.九川集团原股东就上述承诺和保证与公司及相互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6.原告保证对九川集团及其原股东在不影响原股东控股权下的战略合作行为投赞成票。 九川集团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3年1月10日，九川集团形成股东会决议，增加原告为新股东，原告增加实收资本20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0万元增至22000万元。其中钱仁高实缴出资17000万元，出资比例77.27%。程建芳实缴出资3000万元，出资比例13.64%。原告实缴出资2000万元，出资比例9.09%。同日，九川集团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2013年8月7日，九川集团形成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22000万元增加至23529.41万元，其中原告原拥有公司2000万元股权，现追加投资1529.41万元，前后共出资3529.4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公司增资后，钱仁高实缴出资1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72.25%。程建芳实缴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2.75%。2013年8月23日，九川集团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2013年8月27日，九川集团形成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23529.41万元增加到25500万元。其中原告原拥有公司3529.41万元股权，现追加投资1970.59万元，前后共出资5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1.57%。公司增资后，钱仁高实缴出资1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66.67%。程建芳实缴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1.76%。2013年9月4日，九川集团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 2012年5月28日，原告向九川集团的银行账户汇入1.3亿元并附言“投资款”。2013年1月14日，原告向九川集团的银行账户汇入2000万元并附言“投资款”。2013年8月19日，原告向九川集团的银行账户汇入1529.41万元并附言“投资款”。2013年8月30日，原告向九川集团的银行账户汇入1970.59万元并附言“投资款”。2013年8月8日，九川集团向原告的银行账户汇入7500万元并备注“往来款”。对于原告给付九川集团的款项，原告主张其中的1.3亿元系双方约定的2.5亿元投资款的一部分，此后其支付的三笔共计5500万元款项系其投入的注册资本，与2.5亿元投资款无关。被告则主张1.3亿元和5500万元均包含在2.5亿元投资款内，因九川集团已转给案外人，无法找到剩余部分投资款的相关凭证，原告是否已经实际投入不清楚，原告可以举证，但认可仲裁调解书中认定的2.5亿元款项。对于九川集团给付原告的7500万元，原告主张为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的借款利息，被告则主张开始是依据双方协议作为往来款给付的，后来是作为利息偿还的。 2013年11月19日，原告向九川集团发函称，根据原告与九川集团在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补偿及回购协议的规定，九川集团应在2013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告本金2.5亿元及利息3750万元。2013年11月25日，九川集团向原告回函称，鉴于九川集团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资金使用量非常大，后续还需投入大量资金，致使2013年11月30日前偿还原告借款本息确有困难。为了尽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促成九川集团的发展腾飞，九川集团还需再使用一段时间上述借款周转，为此九川集团特向原告申请借款延期四个月，并承诺于2014年3月31日前偿还上述借款本金2.5亿元以及相应利息。原告与九川集团签订的无落款日期的《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2年5月23日双方签订《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现双方共同协商，约定延长协议期限如下：1.九川集团承诺于2014年2月28日前，将2.5亿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1875万元（从2013年12月1日到2014年2月28日，按30%／年计）归还给原告并汇入原告账户。2.若九川集团于2014年2月28日仍不能全额还款，九川集团每日按应还款总额的千分之1.7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金，直至九川集团全额还款为止。 因九川集团未完全履行上述约定的付款义务，2014年11月5日原告向国际贸仲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九川集团立即清偿原告借款本金2.5亿元及利息5625万元,共计3.0625亿元；2.九川集团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5375万元；3.九川集团向原告支付原告为本案承担的律师费371.8万元，以上三项仲裁请求合计3.63718亿元；4.九川集团承担本案仲裁费。2015年7月18日，原告向国际贸易仲裁委提交了双方达成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6日的《和解协议书》，并由国际贸易仲裁委出具了（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仲裁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原告与九川集团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原告以投资方式提供2.5亿元款项给九川集团，协议签订后，原告如约向九川集团提供了款项，但九川集团并未实际履行其在该协议项下的义务，后双方同意将该2.5亿元款项视为原告提供给九川集团的借款，九川集团应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但九川集团仅支付了7500万元的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讨，九川集团未能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遂申请仲裁。双方经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原告同意建立在九川集团遵守本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九川集团仅需归还原告3.1619亿元。另，九川集团应当承担该案的律师费185.9万元、仲裁费及仲裁员费用239.7473万元，总计425.6473万元。二、九川集团将按如下还款计划进行支付：1.2015年8月31日前，九川集团向原告支付应承担的该案的律师费、仲裁费及仲裁员费用总计425.6473万元。2.2015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3000万元。3.2016年1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3000万元。4.2016年6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12809.5万元。5.2016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12801.5万元。调解书签订后，原告将其部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因九川集团未履行仲裁调解书，案外人及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本案庭审时，尚未全部执行完毕。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润公司）多次代九川集团给付执行款。 2015年9月26日，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盛医疗公司）发布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2.5亿元，并由公司第一大股东九川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仁高提供全额无条件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九川集团与原告之间存在诉讼纠纷，运盛医疗公司多次发布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2016年6月，蓝润公司与九川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九川集团持有的运盛医疗公司的部分股份。2016年10月12日，运盛医疗公司发布股东股权过户完成公告，称九川集团已办理完毕其所持有公司5000万股转让给蓝润公司的过户手续，蓝润公司现为运盛医疗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6年8月12日，原告、钱仁高及九川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九川集团注册资本情况以及九川集团是上市公司运盛医疗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运盛医疗公司相关公告，蓝润公司拟受让九川集团持有的运盛医疗公司股份。原告和钱仁高一致同意由原告将所持有的九川集团21.57%的股权转让给钱仁高，股权转让价格为1.2亿元，钱仁高从2017年7月开始根据资金状况逐步安排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并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最迟不能迟于2018年3月1日。协议签订后，经钱仁高书面要求，原告将无条件配合钱仁高办理标的股权的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变更章程、变更工商登记等）。且原告确认无论标的股权是否实际交割，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都由钱仁高享有，原告将提供必要的配合以实施股权交割完成前九川集团的一切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向蓝润公司出让运盛医疗公司的股份。钱仁高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钱仁高认可，原告虽然作为九川集团的股东，九川集团的所有股东权益实际都由钱仁高掌控，钱仁高已充分评估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钱仁高不以标的股权价值的增减作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抗辩理由。九川集团的实际运作均由钱仁高操控下的管理团队进行，钱仁高应负责督促九川集团积极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原告仅根据钱仁高或九川集团书面要求提供必要的配合，在任何情况下，钱仁高不得以股权交割手续未办理完毕作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抗辩理由。如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钱仁高未能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原告有权要求钱仁高自2018年1月1日起，以剩余未付股权转让价款为基数，按年化12%支付违约金，直至钱仁高实际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钱仁高认可，原告在作为九川集团股东期间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益，因此无论标的股权是否实际交割，九川集团所涉及的全部债权债务、法律风险均由九川集团继续享有和承担，并由钱仁高负责解决，与原告无关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如约向钱仁高转让了股权，办理了股权交割手续。 另查，2016年12月23日，被告将九川集团的全部股权以8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并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以被告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另案提起确认被告与受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之诉。 2017年7月18日，（2017）沪01民终6525号民事判决确认，九川集团向案外人胡某归还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20万元。2017年11月29日的（2017）沪0115执20371号裁定书载明，关于胡某诉九川集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胡某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要求被执行人九川集团归还借款1000万元、利息20万元及违约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已归还申请执行人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20万元。因申请执行人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等内容。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告、被告钱仁高及九川集团三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2日的《协议》复印件，证明原告所主张股权转让款从金额上考量是不能成立的。该《协议》复印件载明，就胡某诉九川集团民间借贷1000万元一案，诉争款项系以九川集团名义借款后实际用于偿还胡某对其关联企业天津联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垠基金）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欠款，且由胡某直接支付给天津联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九川集团对该款项未实际占有或使用。为促进各方间后续进一步的合作，各方就上述案件所涉借款金额1000万元，经协商达成一致，胡某在案件中主张的权利所导致九川集团应承担的相应还款责任，抵销原告对钱仁高基于原告与钱仁高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关于九川集团《股权转让协议》所享有的债权。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胡某的身份问题，被告主张系原告派到九川集团的董事。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因原告股东程某对胡某信任，在程某退出九川集团董事会时，原告同意胡某成为九川集团董事，委托胡某监督钱仁高等高管和九川集团情况，但胡某是依据公司章程由股东选举产生，并非原告委派，胡某与钱仁高也存在业务关系。 2019年12月18日，原告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加盖原告、九川集团、案外人贝恩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但无落款日期的《备忘录》一份，载明钱仁高与原告就有关持有九川集团的股份事宜达成如下备忘：原告承诺将其持有九川集团的全部股份（占九川集团股权的21.57%，仅对应注册资本金为5500万元，具体投资金额待双方协商核定后再做确认，但不再对应、享有1.3亿元的资本公积金，已另行解决完毕）转让给钱仁高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有关股权转让和转让款支付，原则上在2017年6月前完成，在此期限之前有关股权转让款的价格初步商定为8500万元，双方确认投资款金额后做相应比率调整。在有关股权转让完成之前，原告作为九川集团股东，应当在涉及股东义务等重大事项上配合钱仁高及九川集团的运营事项。但相关法律风险由九川集团及钱仁高负责承担等。原告称该《备忘录》与仲裁和解协议系同一天签订，证明案涉股权与2.5亿元借款无关。被告仅认可其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 2019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仲裁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在该案中原告曾于2015年7月4日向国际贸易仲裁委补充提交原告及案外人的付款凭证、银行流水和担保承诺函。2014年1月22日的《担保承诺函》（复印件）载明，“兹有九川集团承诺如下：1.为胡某、程某、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所拥有九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包括上海龙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九川集团为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依据2012年5月23日，原告与九川集团签订的《投资协议》及《补偿及回购协议》；因九川集团未履约，形成九川集团欠原告25000万元本金构成如下：①2012年3月2日至5日原告通过联垠基金汇入九胜公司两笔金额为3000万元、1500万元。②2012年3月22日至4月18日原告通过联垠基金汇入九川集团三笔金额为2500万元、1829万元、2795万元。2012年5月10日至25日原告汇入九川集团两笔金额为13000万元、1100万元。3.九川集团承诺于2014年3月31日前偿还胡某、程某、原告及其关联公司的债务，如不能清偿，九川集团同意用公司持有的运盛实业流通股按其价格折算成股数等值抵偿原告本金25000万元和利息及违约金（流通股价格以2013年11月30日前20个交易日的均价九折计算）。4.九川集团在未偿清原告的债务前不减持、不设定任何他项权利。5.九川集团同意按2013年9月25日三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贝恩公司、九胜公司、九川集团）约定，由九川集团、原告、贝恩公司平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投入的5500万元注册资本是否包含在仲裁调解书涉及的2.5亿元借款范围内，被告钱仁高是否应依据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以及被告程建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首先，从双方签订一系列协议的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原告与被告在2012年4月29日签订《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约定，原告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九川集团投资，其中原告投入的注册资本为5500万元。在此《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原告又于2012年5月23日与九川集团签订《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约定，原告以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的形式向公司投资2.5亿元，用于九川集团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并在协议中对本次投资完成后至投资人退出期间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对原告投资的回报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安排。但九川集团在原告投入资金、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后，并未完成协议中约定的资产增发。双方遂依据《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的约定，以往来函件和《补充协议》的形式确认了九川集团应偿还原告本金2.5亿元及相应利息。此后，因九川集团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依据《投资协议》向国际贸易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九川集团清偿原告借款本金2.5亿元并给付相应的利息、违约金等。该案最终在2015年7月以九川集团向原告支付本金及利息3.16亿元的方式达成仲裁和解。2016年10月12日，九川集团将其持有的运盛医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蓝润公司，后由蓝润公司直接给付了仲裁案件的部分执行款。而在此前原告与被告钱仁高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从九川集团退出。可见，原告虽然与被告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对价、给付时间等内容，但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协议确认原告在作为九川集团股东期间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益以及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来看，原告与被告钱仁高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对原、被告及九川集团之间前期签订的一系列投资合作协议的履行。综观原告与被告及九川集团签订的一系列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原告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将其部分投资款注入九川集团，其目的并不在于以股东身份长期持有九川集团的股权、享有股东权益，而在于通过短期资本运作获取收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防范其投资风险。原告与被告钱仁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原告完成资本运作、退出九川集团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重要的形式意义。故原告与被告钱仁高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原告退出九川集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从原告投资款的实际给付情况来看，原告分别于2012年5月28日、2013年1月14日、8月19日和8月30日向九川集团的银行账户汇入1.3亿元、2000万元、1529.41万元和1970.59万元，均附言“投资款”。原告以“投资款”名义给付九川集团的上述款项，与《增资扩股框架协议》的约定相一致，即原告作为新股东以现金方式投资对公司进行增资，先期投入1.3亿元，再次（可分次）投入5500万元计入九川集团注册资本;与《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的约定相吻合，即原告支付的投资款中包含了部分注册资本，原告以认缴九川集团新增出资额的形式向公司投资，也与九川集团的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相互印证。同时，无论是《增资扩股框架协议》《投资协议》《补偿及回购协议》中涉及的原告投资款数额，还是后续履行过程中双方往来函件以及所达成的协议中均未曾提及在2.5亿元投资款外，原告对九川集团还存在5500万元注册资本的投入。 最后，从当事人举证情况看，原告起诉主张仲裁案件中涉及的2.5亿元投资款中不包含其投入九川集团的注册资本5500万元，被告钱仁高应给付5500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转让对价1.2亿元。原告应举证证明2.5亿元资金投入情况以及其投入的5500万元注册资本与仲裁调解书中确认的九川集团借款2.5亿元无关。但经一审法院多次向原告释明，原告称除5500万元注册资本和1.3亿元投资款外，无法提供其余1.2亿元投资款的相关凭证。在一审法院调取了仲裁案件相关材料后，原告于2020年3月16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书面意见称，（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调解书中涉及的2.5亿元投资款与原告在仲裁案件中提交的九川集团出具的《担保承诺函》中所述的7笔款项一致，与本案涉及的5500万元股权投资款无关。但经一审法院审查，《担保承诺函》中涉及的7笔款项，除双方一致认可的1.3亿元投资款外，其余6笔从主体、款项性质、给付时间上看均无法确定与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款相关，故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提交的无落款日期的《备忘录》，原告称系与仲裁和解协议同一天签订，但该《备忘录》明确记载“具体投资金额待双方协商核定后再做确认”，该内容与原告主张仲裁案件中其提交的《担保承诺函》确认了2.5亿元借款的具体构成自相矛盾，故该无落款日期的《备忘录》亦不能证明被告钱仁高负有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2亿元的义务。关于2016年8月12日的《协议》，原告不予认可，且胡某已就民间借贷案件申请强制执行，本金和利息均已执行完毕。该笔款项与本案双方诉争的股权转让款之间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因此，基于原告与被告钱仁高、九川集团达成的一系列投资协议、往来函件以及（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调解书对2.5亿元借款的确认，在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全部投资款构成的情况下，原告单独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要求被告钱仁高承担股权对价给付义务，被告程建芳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与事实不符，也有违公平原则，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安永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600元，由安永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安永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用于证明仲裁案所涉2.5亿元借款系独立的债务，与本案所涉股权注册资本5500万元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其中，证据1为《担保承诺函》原件；证据2为2020年11月4日九胜公司出具的、确认《担保承诺函》中列明的前2笔款项为安永公司向九川集团支付的借款，由九川集团负责清偿，并已在（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53号（以下简称第0753号仲裁案）裁决书中解决的《证明函》；证据3为2020年11月4日联垠基金出具的、确认《担保承诺函》中列明的前5笔款项已在第0753号仲裁案中解决的《证明函》；证据4为证人程某及胡某证言。程某到庭陈述称，其是安永公司100%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出庭目的是作证第0753号仲裁案中2.5亿元与本案所涉5500万元投资款不一致。安永公司和九川集团之间5500万元注册资本金是通过银行打入到九川公司账户的2000万元、1529.41万元和1970.59万元，属于本案诉争的范围。第0753号仲裁案依据的是2.5亿元借款，该借款的依据是《担保承诺函》。胡某到庭陈述称，《担保承诺函》是在香格里拉酒店签的，当时其在场，九川集团财务集团钱敏华作为钱仁高的代表与其商量《担保承诺函》的事宜，对和九川集团有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事情起草了协议，约定了2.5亿元的构成。《担保承诺函》的内容程某是知晓的，钱仁高也是同意的。其和程某之前都是联银恒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其还曾在九川集团担任董事。钱仁高、程建芳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认可《担保承诺函》上九川集团的盖章，但时间是铅笔写的，对于具体出具的时间不能确定，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程某系安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不认可其发言的内容。胡某和程某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前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程某为安永公司100%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故对其陈述应结合相关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胡某与程某具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具有单独证明力。 本院另查明：安永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2日的九川集团《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于2016年8月12日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开15日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股东，应到会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2人，占总股数100%。形成决议如下：一、同意原股东安永（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21.57%的股权作价1.2亿元转让给钱仁高，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钱仁高出资：225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88.24%；程建芳出资：30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1.76%。二、免去公司胡某、郑知足的董事职务。三、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的，占总股数100%；不同意的，占总股数0%；弃权的，占总股数0%。”该决议上有钱仁高、程建芳的签名。2019年10月30日一审庭审笔录载明，程建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承认该决议上的签字系程建芳本人所签。 安永公司于2015年7月4日向国际贸仲委员会补充提交的安永公司及联垠基金的付款凭证、银行流水载明，联垠基金于2012年3月2日、3月5日向九胜公司分别汇入3000万元、1500万元，于3月22日、3月31日、4月18日向九川集团分别汇入2500万元、1829万元、2795万元。 安永公司向九川集团银行账户汇入1.3亿元并附言“投资款”的日期为2012年5月25日，而非一审判决所写的2012年5月28日。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两个问题：一、钱仁高应否承担给付案涉股权对价款本金和违约金的责任；二、程建芳应否承担案涉连带给付责任。 一、钱仁高应否承担给付案涉股权对价款本金和违约金的责任 本案二审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涉安永公司的股权投资款是否包含在第0753号仲裁案已经解决的2.5亿元借款之中。安永公司向九川集团支付的股权投资款有三笔，分别为其于2013年1月14日、2013年8月19日、2013年8月30日汇入九川集团的2000万元、1529.41万元和1970.59万元，共计金额5500万元。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中，安永公司提交了九川集团加盖印章的《担保承诺函》原件。《担保承诺函》第②条写明：“依据2012年5月23日，安永与九川签订的《投资协议》及《补偿及回购协议》，因九川未履约，形成九川欠安永25000万元本金构成如下：2012年3月2日—5日安永通过联垠基金汇入九胜公司两笔金额共3000万+1300万2012年3月2日—4月18日安永通过联垠汇入九胜公司三笔金额共2500万+1829万+2795万2012年5月10日—25日安永汇入九川两笔金额共13000万+1100万。”由上述内容可见，第0753号仲裁案中所涉2.5亿元借款的构成，与安永公司对九川集团的三笔股权投资款在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上均存在不同，二者相互独立，5500万元投资款并未包含在第0753号仲裁案所解决的2.5亿元债权债务中。而且，根据该《担保承诺函》第①条的内容可见，九川集团是为胡某、程某、安永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拥有的对九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债权得到清偿而出具该《担保承诺函》。该条关于债权构成的概括性表述与第②条列明的具体债权构成形成一个整体。上述内容表明，第0753号仲裁案解决的债权债务实际是发生在安永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作为债权人以及九川集团与其关联公司作为债务人的一系列债权债务。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也均认可，除本案讼争款项外，安永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九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之间仍有多笔款项往来。因此，《担保承诺函》中所载借款存在事实依据。安永公司关于其基于双方长期资金往来的事实、在第0753号仲裁案中是按照欠款整数进行的主张、适度减免了部分债务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因此，《担保承诺函》中7笔款项之和为2.5724亿元而非2.5亿元并不足以否定该款项是第0753号仲裁案所涉2.5亿元欠款的事实。如果第0753号仲裁案所涉及的2.5亿元包含案涉5500万元股权投资款，则很难解释为何安永公司与钱仁高在2015年第0753号仲裁案已经对该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并已经开始履行的情形下，还于一年之后就该已经解决了的股权投资问题再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处理。而且，直至安永公司于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第一次审理的二审审理期间，钱仁高才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提出异议，该时间距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多年，显然不合常理。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存在钱仁高所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胁迫事由，但其关于因此而否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主张也超过了撤销权存在的一年除斥期间。再有，第0753号仲裁案的当事人为安永公司与九川集团，而本案当事人为安永公司与钱仁高，两者主体并不相同。虽然根据《补偿及回购协议》的安排，案涉安永公司对九川集团的股权投资在性质上为名股实债，但若目标公司采取股权回购的方式回购安永公司的股权，并将回购款转化为借款债务予以偿还，则必须履行法定的减资手续，否则，其属于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如果第0753号仲裁案中的2.5亿元借款包含了九川集团因履行股权回购义务而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则须有相应的九川集团减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显然，第0753号仲裁案调解书未涉及该内容，钱仁高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九川集团减资事实。相反，安永公司通过与股东钱仁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实现了股权的退出，该形式并不具有违法性。综上，安永公司对九川集团投入的5500万元的股权投资款并未包含在第0753号仲裁案的2.5亿元款项中。现安永公司基于其与钱仁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依约主张钱仁高向其支付违约金，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案涉5500万元投资款已在第0753号仲裁案中解决，据此驳回安永公司对钱仁高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程建芳应否承担案涉连带给付责任 本案中，程建芳与钱仁高系夫妻。程建芳始终是九川集团的股东，至安永公司退出后，九川集团的股东为其夫妻二人，其中钱仁高持股85%，程建芳持股15%。虽然程建芳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但其在2016年8月12日的九川集团《股东会决议》上进行了签字，该决议涵盖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主体、标的和转让价格，足以证明程建芳充分知晓钱仁高与安永公司之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具体内容，其对股权转让知情并同意。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钱仁高取得的案涉股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安永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钱仁高获得股权并支付相应股权转让对价，系基于钱仁高、程建芳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的经营行为，故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程建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安永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初86号民事判决； 二、钱仁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安永（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20000000元及逾期履行违约金（违约金以1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12%/年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1月1日起给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程建芳对本判决第二项所涉钱仁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670600元，由钱仁高、程建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0600元，由钱仁高、程建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年 审判员 张雪楳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孙德昌 书记员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