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1473号 原告：刘磊，男，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浙江兴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阳，浙江兴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志伟，男，199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被告：梁晓迪，女，198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磊为与被告刘志伟、梁晓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以小额诉讼程序受理后，因本案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依法转为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作出民事裁定，冻结被告梁晓迪所有的支付宝账号资金25805元。后原告申请追加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当庭撤回对被告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刘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陈梦阳，被告刘志伟及其与被告梁晓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志伟、梁晓迪支付原告货款25805元（含人工费用），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在义乌市××街××号××季花店经营鲜花类生意。2016年至2018年间，被告刘志伟、梁晓迪（当时两被告同属一家公司）曾多次找到原告要求原告为其承接的楼房开盘活动做场地鲜花布置，并要求原告提供鲜花。期间，两被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剩余25805元经原告多次催讨，两被告均拖延不付，至今无果。 二被告共同答辩称：原告诉请的货款20500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不应由两被告承担，其中5205元被告梁晓迪认为已经于2018年结算，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有体现，现已不存在该债务。该5205元原告认为是与“志杰”发生的交易，且原告也承认当时与其交易的主体是星云公司，其微信的名称备注也是星云公司，代理人经与被告梁晓迪核实，志杰是星云公司的员工，应由星云公司承担该笔债务。 针对被告答辩，原告补充陈述：5205元是志杰与原告交易，但志杰向原告称其老板是梁晓迪，志杰离职后其所有工作均交与刘志伟。20600元系刘志伟直接与原告交易，刘志伟称其老板是梁晓迪，自始至终双方交易的人员系刘志伟和梁晓迪，且梁晓迪在微信聊天中承认其欠原告25000多元。 被告刘志伟补充答辩：志杰离职后的工作并没有交给我。 原告刘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刘磊与刘志伟(黎阳是刘志伟的化名)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为两被告承接鲜花活动的事实及两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事实。 证据2、刘磊与梁晓迪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梁晓迪追讨货款。 证据3、刘磊与刘志伟(黎阳是刘志伟的化名)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证明被告刘志伟承认欠原告货款的事实。 证据4、订货单，是原告自己填写的，证明5205元是与梁晓迪交易的，这个单子在证据2中有通过微信发给梁晓迪。 二被告共同质证认为： 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27页被告刘志伟有发给原告开票信息，可知原告本人知道且认可其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发生交易，所以把发票开给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并非两被告承接鲜花活动，也不存在两被告欠货款的事情。36页刘志伟也说了会催一下温州，这里的温州即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原告回复“好”，说明原告清楚知道应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原告说有没有说过我的发票，说明是通过发票来固定交易金额，是以发票来付款的，从发票抬头可知交易相对方是原告和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43页原告说发票早都开了怎么会搞到现在呢，说明原告知道发票给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不付款。上述均说明原告应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从2017年5月开始在微信里的询价和订单是刘志伟在杭州墨迪公司打工的时候的行为，这些款项都是结掉的。2017年8月9日的单子也是后面的公司做的。2017年2月1日后刘志伟已经不在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涉案的20592元货款开票金额为20500元，刘志伟一直在帮原告催。5000多元的金额刘志伟没有经手。 证据2，与原告的手机显示内容核对一致没有异议，但不排除原告进行了相应的删减，从聊天内容看，原告与被告已经进行了结算，款项结清，不存在2016年还有未结清的情况。同时也说明了20500元的款项是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应由原告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主张。 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从录音内容可看出应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付款，第2页第四行“公司账上”，这里的公司即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第七行“没去过那公司了”，这里的公司也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第十行“他就说他认的”，这里的他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王洛特，股东张立科也是承认的。第十二行原告的意思是指说没有办法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原告是知道应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只是找两被告更方便，但这对两被告是很不公平的，两被告仅是员工的身份。第3页第一行原告陈述是在公司里面的公账上，说明原告也知道楼盘开业的活动是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承接的，甲方支付给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款项是在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账上，应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花艺款。第九行原告陈述人家也说了，这里的人家是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说明原告明知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才是交易的相对方，应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第十四行被告说我再问下他，这里的他是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张立科。倒数第四行原告陈述我也不能直接去找他，这里的他即指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 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并无被告签字也无任何公章盖章，原告也承认系其自行填写，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并不能体现系梁晓迪交易，上面没有体现梁晓迪的任何字迹、信息、内容，反而恰恰证明了与原告发生交易的对象是星云公司，左上角标注的客户就是星云公司，并非梁晓迪。 二被告为证明其辩解，向本院共同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与刘志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被告刘志伟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洛特的微信聊天记录六页、被告刘志伟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张立科的微信聊天记录十一页,证明原告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均认可案涉款项20500元系应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 证据2、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洛特,股东为王洛特、张立科。 证据3、银行汇款记录，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洛特给梁晓迪支付工资和提成，证明被告梁晓迪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且可看出汇款记录的交易详情载明被告梁晓迪为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提供职务行为的活动名称，比如说2016年11月20日的开化指的就是在浙江省开化县为中梁外滩一号房地产项目品牌说明会，11月28日这张备注的祥云指的是在义乌佛堂宝龙广场为祥云置业的开业活动，2017年3月7日备注的宝龙夏也是为相关的项目准备的活动。 证据4、支付宝转账记录，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梁冰冰、金丽莎等人以及梁晓迪给刘志伟支付、报销相关费用，证明梁晓迪、刘志伟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 证据5、微信转账记录，系张立科、王洛特给刘志伟支付工资，证明刘志伟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 证据6、营销宣传合同复印件两份（9月29日、9月30日各一份），证明原告诉请的20500元货款中的两个活动项目系嘉纳公司与开化县中梁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系温州嘉纳公司为开化县中梁泰置业有限公司服务活动中产生的，故20500元均应由嘉纳公司来支付。 证据7、被告刘志伟与温州嘉纳公司的股东张立科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刘志伟代原告向温州嘉纳公司催讨货款，温州嘉纳公司并未否认该债务。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聊天记录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记录片面,有截取删除的部分,故无法反映案件真实的事实。对其关联性也有异议,该聊天记录系被告提供给原告开票使用,且记录时间为2017年12月13日,而涉案款为原告与被告2016年的交易行为,无法证明原告认可涉案款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支付,也无法证明被告在交易时披露了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存在,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涉案款项的事实系刘志伟、梁晓迪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事实情况。 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在原告进行涉案交易时,原告并不知情。 证据3，对转账记录原件核对一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反映王洛特支付款项系工资,同时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从原告处订货的系两被告。 证据4，与原件核对一致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冰冰”等人员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及工作人员,同时支付工资、报销相关费用系梁晓迪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且支付给刘志伟的款项中正好有一笔系梁晓迪本人支付给刘志伟的，其中备注为8月份工资，正好证明刘志伟系梁晓迪的员工。备注为运费的一笔也是梁晓迪本人给刘志伟的报销费用，证明刘志伟的老板是梁晓迪。 证据5，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支付的系工资,同时支付工资相关费用系刘志伟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间的争议，且系2017年1月支付工资，本案货款系2016年的欠款，即使王洛特及张立科给刘志伟支付过款项，也与本案无关。 证据6，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中签字处公章并非标准公司公章，甲方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中也没有签字时间，且该合同系嘉纳公司与中梁公司的合作证明，与本案无关。 证据7，对核对一致无异议，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仅有片面内容，不能反映真实案情，且对方也未给予肯定答复。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案原告主张的交易期间5205元发生于2016年7月25日，其余款项发生于2016年8月至12月，但该证据系从2017年5月开始，仅能证明2017年5月开始刘志伟下单向原告订购场地布置鲜花，并发送布置场地的定位。同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8日，刘志伟告知原告需要开发票报账及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开票信息，原告回复“有空叫财务帮我转一下”。2018年12月22日，刘志伟表明“那个2万的，等一下我再催一下温州的，他说过这个月会给你打，等一下再催一下”，原告方回答“好”。刘志伟说“那个5000多的你不是说他那个公司的到时候你再找他吧，那还有2万多在温州，我帮你催一下”。2019年1月20日刘志伟发送磊哥花艺清单给原告，双方核对了金额，原告对签订合同方为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也未提出异议，说明其知晓项目承接方非刘志伟。结合刘志伟庭审陈述，可以确认案涉20592元的花款系刘志伟直接向原告下单订购。原告给该微信的备注为“星云josh”，同时，原告说“你们老板说让我找你”等等，从聊天内容前后可以看出原告知晓被告刘志伟系为公司承办的开业活动订购鲜花，也知晓其并非老板，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证据2经核对与原告手机显示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2018年12月16日向梁晓迪催款2016年7月25日的花款，所发的单据照片即证据4，被告梁晓迪认为双方已经结算完毕，不予认可，证据4为原告单方制作，没有任何签字和盖章，客户名称处载明为“星云”，在证据2中被告梁晓迪也未予以认可，仅凭该些证据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中原告2019年5月向被告梁晓迪催款25000元的花款，被告梁晓迪不予认可，回复业务是温州公司做的，业务是黎阳（刘志伟）联系的，那时工资都是温州公司给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录音中显示，原告让刘志伟为其向公司催花款20600元，原告说“而且本来是在你们那公司账上的，又不是说怎么样的”，“2万多块钱，再说这个钱又没在你那，是在公司里面的公帐”，说明原告知晓刘志伟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刘志伟回复“这是公司账上的钱，不知道他们谈好没有”、“我给你发那个聊天记录，我也给你看过，他就说他认的，但是他说我没跟他谈好钱我就不打”，刘志伟表明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曾认可该笔债务。 2、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经核对与被告刘志伟手机显示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刘志伟与原告的聊天记录显示刘志伟于2017年12月8日向原告发送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开票信息。刘志伟与张立科的聊天记录中，2017年12月5日刘志伟发送了“花艺刘磊2016年清单”文件，载明2016年8月-12月6个项目的花艺款清单，总价为20592元，并注明签订合同公司为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并告知是王总要求找其对账，张立科“看了”之后并未提出异议，对交易内容和项目也未提出过异议，并于12月8日发送开票信息要求开具发票，2018年6月4日，刘志伟再次催促付款时张立科表示“我和财务说了”，后刘志伟多次催款，要求张立科再问一下好了没，张立科表示“OK”，“快好了”。原告与王洛特的聊天记录中，2017年6月1日，王洛特要求刘志伟催促供应商，刘志伟发了包括本案花艺款20500元的三笔金额，王洛特要求刘志伟确认2017年2月1日前所有活动加上这3笔是否都支付完毕，说明其确认供应商的款项应由公司支付，2017年11月17日，刘志伟再次发送花艺刘磊2016年清单，要求公司安排支付花艺款，王洛特也没有提出异议。证据2具有客观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王洛特系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张立科系该公司股东。综上，该两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刘志伟直接向原告订购的花艺款为20592元，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对原告供应花艺的6个项目和供应商的款项应系其公司支付也予以了确认。 证据3-5均系转账记录，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交易详情均无表明是工资，金额每个月相差很大，也毫无规律性，最低6000元，最高250000元，且一个月有多笔款项，被告梁晓迪称均系工资，又没有提供其他依据，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仅2016年7月28日的2890元和10月24日的1370元备注过工资，转账人为“冰冰”、“晓迪”，其余为运费、报销等，转账人均不同，被告没有提供这些转账人的身份依据，故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仅可以证明被告刘志伟并非“老板”，是领取工资的。证据5显示2017年1月，王洛特三次转账给被告刘志伟，但仅凭该证据也无法证明系工资。证据6虽系复印件，但与刘志伟发送的花艺刘磊2016年清单中9月29日和30日的两个项目相印证，说明该宣传活动项目系由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承接。证据7与被告刘志伟手机显示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中刘志伟向张立科代原告催讨20500元花艺款，对方也未予以否认，仅要求“你和王总商量好”。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磊分别于2016年8月28日、9月29日、9月30日、10月22日、11月11日、12月4日向金华中梁百悦国际商业样板段开放等宣传活动供应花艺产品，花艺款共计20592元，由被告刘志伟直接向原告刘磊下单。被告刘志伟称下单期间其为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未收到花艺款20592元，要求被告刘志伟代为向公司催讨，被告刘志伟代为向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洛特和股东张立科发送花艺清单，并向原告发送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开票信息，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洛特和股东张立科对花艺清单中的内容并未提出异议。 另，原告以梁晓迪2016年7月25日订购花艺款项5205元未付在微信中向梁晓迪催讨，梁晓迪以双方已对账结清不予认可。现原告认为上述两笔花艺款应由被告梁晓迪和刘志伟共同承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梁晓迪和刘志伟为合同相对方，对该主张应负举证责任。关于5205元的花艺款，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系二被告直接订购，原告提供的清单无签名或盖章，其在微信中向梁晓迪催讨该笔款项，对方也并没有认可，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订单应由二被告承担。关于20592元的花艺款，被告刘志伟确认系其直接向原告下单，但抗辩并非合同相对方，系代表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下单，温州嘉纳传媒有限公司为清单上宣传活动的承接方。从原告和刘志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中可以看出，原告知晓刘志伟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并要求其代为向公司催讨，理由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详述，原告在诉状中也称二被告属于同一家公司，其目前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部分花艺款的合同相对方系梁晓迪。故，原告本案主张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3元，保全费278元，由原告刘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 瑶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鲍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