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10101号 原告：沈高强，男，198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玉洁，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尔夫路**第**。 法定代表人：章永华。 被告：章永华，男，197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英杰，浙江九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飞，浙江九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全芳，女，197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沈高强诉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苏全芳、章永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高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余玉洁、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相欣公司”）和章永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英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苏全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高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星相欣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189970元、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0341元（2017年11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共计23612元；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6月18日期间以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报价的1.5倍计算，共计6729元；此后仍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共计220311元；2.被告章永华、苏全芳对被告星相欣公司的上述货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三被告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星相欣公司经营服饰辅料买卖等业务。2017年11月17日至28日期间，被告星相欣公司从原告处购买了价值366212元的服饰材料，后又退了价值26238元的服饰辅料。2017年11月21日，被告苏全芳、章永华分别支付货款1万元、4万元。2017年12月12日，被告苏全芳支付货款5万元。2017年12月25日，被告章永华支付货款5万元，共计支付货款15万元。被告星相欣公司是自然人独资企业，被告章永华是其唯一股东。被告章永华个人向原告支付过本案的货款，其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应对被告星相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12月23日，被告苏全芳个人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加入被告星相欣公司的债务，对货款承担清偿责任。故被告章永华和苏全芳均应对星相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沈高强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陈述并出示了如下证据： 1.提货清单一份，证明被告星相欣公司从原告处购买的服饰辅料总价款； 2.星相欣公司销货清单一份，证明星相欣公司退了部分货物的事实； 3.银行流水一份，证明被告苏全芳、被告章永华共同付款15万元的事实； 4.星相欣公司企业信息一份，证明经营服装辅料是被告星相欣公司的经营范围之一，从原告处购买服装辅料是该公司所需；另该公司是自然人独自企业，被告章永华是其唯一股东，因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欠条一份，证明被告苏全芳出具欠条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被告章永华和被告苏全芳结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各两份，证明被告章永华和被告苏全芳多次结婚离婚以逃避债务。 被告星相欣公司辩称，第一，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且原告提交的出货单没有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章永华的签字。第二，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章永华与被告苏全芳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的情况。第三，公司现股东为章永华和案外人马建英，而非一人有限公司，故原告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被告苏全芳的答辩意见，原告是与被告苏全芳之间发生的交易往来，与被告星相欣公司并无关联。 被告章永华辩称，第一，被告章永华与被告苏全芳2013年就已办理了离婚手续，被告章永华只是为被告苏全芳代付过货款。第二，被告章永华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生意往来，对被告苏全芳与原告之间的交易也是不知情的，且原告提交的退货清单等也没有被告章永华的签字确认。原告是与被告苏全芳之间发生的交易往来，与被告章永华并无关联。 被告苏全芳未到庭答辩，但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认为：第一，截至目前，被告苏全芳共欠原告货款189970元，受疫情影响而资金紧张，暂无法支付给原告。但这是被告苏全芳与原告之间的个人业务，被告苏全芳从未以被告星相欣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发生过业务。原告提交的证据除欠条外其他证据均为其单方提供的证据，被告苏全芳不予认可。第二，被告苏全芳和被告章永华早在2013年因感情不和而离婚。二人都是各做各的生意，不存在共同经营一说。只是在客户催款急而资金紧张时，被告苏全芳会让被告章永华帮被忙支付货款。第三，被告苏全芳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也未约定过逾期付款利息，而且被告苏全芳和原告之间货款的最后结算时间是在2018年12月23日，也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应当从原告起诉之日开始起算。且其主张的1.5倍计算没有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中不合理的部分。 三被告均无证据提交。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星相欣公司和被告章永华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上的签名并非被告星相欣公司和被告章永华的签名。被告星相欣公司和被告章永华对证据3、4、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在被告章永华与被告苏全芳离婚之后，被告章永华仅代被告苏全芳支付过货款，但被告星相欣公司和章永华均未与原告发生过买卖关系，本案是被告苏全芳的个人业务，且被告星相欣公司现已从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东为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苏全芳未到庭质证，但其在答辩状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虽系原告单方制作，但与证据3、5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 本院为查明事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调取了被告星相欣公司的工商备案登记情况、司善祥涉嫌诈骗罪一案的相关卷宗材料。原告认为该两份证据证明被告苏全芳是被告星相欣公司的经营者之一，能代表公司签订合同、购买材料、报案等，本案的合同买受人是被告星相欣公司，苏全芳后出具欠条自愿对该笔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星相欣公司和章永华则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星相欣公司之间建立起了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苏全芳是被告星相欣公司的合同经办人，且原告主体存在错误，卖方应为杭州崇贤印染厂。被告苏全芳认为，其为了公安能立案，所以代被告星相欣公司去报案；杭州崇贤印染厂的送货单收货人之所以是沈高强，是因为沈高强匆忙之中将星相欣公司写成了沈高强，其与沈高强之间约定以个人发生业务，以减少税金。 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8年12月23日，被告苏全芳向原告沈高强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沈高强里布货款189970元。 另查明：2017年10月18日，被告苏全芳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30000元。2017年11月21日，被告苏全芳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10000元，被告章永华则在同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40000元。2017年12月12日，被告苏全芳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50000元。另，在原告自行制作的页首写着“苏全芳合计共欠189974元”的提货清单显示，“11.21汇5万”、“12.12（付）5万”。 另又查明：退货给原告的销货清单（2018年12月23日之前出具）全称为“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销货清单”，在“电话”一栏中，打印有被告苏全芳的电话号码。另，被告章永华与被告苏全芳曾于2007年12月26日结婚，于2009年3月3日离婚。2012年3月21日，双方复婚，又于2013年9月24日离婚。 再查明：被告星相欣公司成立于2015年，其经营范围包含“服饰辅料”。2020年7月17日，被告星相欣公司由唯一股东为被告章永华的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东为被告章永华和案外人马建英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3日之前，被告苏全芳系被告星相欣公司的监事及公司联络员。 还查明：被告苏全芳曾于2017年12月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报案，举报案外人司善祥涉嫌诈骗。被告苏全芳在报案中提供了签订日期分别为2017年12月4日、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8日的三份《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供货合同》，供方均为章永华，需方均为司善祥，货物均为黑色舒美绸等面辅料。此外，被告苏全芳还提供了2017年11月26日、27日收货单位为沈高强杭州崇贤印染厂送货单两份，送货单中的货物也包含黑色舒美绸，用以证明供应给司善祥的货物原始来源。另，被告苏全芳还提供了一份被告星相欣公司2017年11月27日的销货清单，该清单的购货单位为司善祥，格式与退货给原告的前述销货清单一致，送货单位经办人处有“苏”字签名。另，在苏全芳报案时在公安部门做的笔录里，其自述“2014年以来我和我老公章永华一起经营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在杭州市富阳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首先，关于卖方，被告抗辩应为杭州崇贤印染厂而非原告沈高强，但根据苏全芳的欠条、货款的支付记录以及苏全芳向公安提交的送货单，其均是与沈高强发生交易，而与杭州崇贤印染厂无涉，故本院认定本案买卖关系的卖方为原告沈高强，其主体适格。其次，关于买方，被告苏全芳与被告章永华虽然早在2013年9月24日就已离婚，但苏全芳在2018年4月3日之前一直担任着被告星相欣公司的监事及联络员，而沈高强与苏全芳发生交易的时间在2018年4月3日之前。且2020年7月17日之前被告星相欣公司一直系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章永华的一人有限公司，结合章永华支付过沈高强货款、苏全芳退货给沈高强时其使用的被告星相欣公司的退货单、退货单上载明了苏全芳联系电话、苏全芳在公安做笔录时的自述、其提供给公安的三份《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供货合同》、证明其出卖的面辅料等系从沈高强处购买的送货单等，能够综合判断实际上与原告沈高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被告星相欣公司，苏全芳系代表被告星相欣公司与原告沈高强之间进行的买卖事宜的接洽和往来。由此，被告星相欣公司应当支付原告沈高强尚欠的货款189970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但因双方未约定应付款的时间，故原告主张自2017年11月29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并无法律依据，本院将其调整为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10日开始计算。 关于被告章永华和被告苏全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星相欣公司虽然于2020年7月17日由唯一股东为被告章永华的一人有限公司变更成了有限责任公司。但在沈高强与星相欣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之时，被告星相欣公司仍为被告章永华为股东的一人有限公司，而被告章永华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其财产独立于被告星相欣公司，故被告章永华应当对被告星相欣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被告苏全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苏全芳向原告出具欠条时其已不再是被告星相欣公司的监事及联络员，但其仍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沈高强出具了欠条，且其在答辩意见中也认可其应当向原告支付欠付的货款，故本院认为被告苏全芳具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其应当与被告星相欣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苏全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和被告苏全芳支付原告沈高强货款18997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和被告苏全芳赔偿原告沈高强利息损失（以18997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2020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被告章永华对被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苏全芳和章永华共同支付原告沈高强因本次诉讼支出的保全申请费162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原告沈高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302元，由原告沈高强负担318元，由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苏全芳和章永华负担1984元。 原告沈高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被告杭州星相欣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苏全芳、章永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许 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叶云琦 书 记 员  范书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