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24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林，女，199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泽勇，男，199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琴，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林因与被上诉人贾泽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6民初220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林及委托代理人赵阳，被上诉人贾泽勇及委托代理人罗家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并支持闫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贾泽勇负担。事实和理由：1.闫林与贾泽勇的《分手协议》没有法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分手协议》中已经很明确贾泽勇需要向闫林支付15万元的原因是对双方恋爱期间共同生活而产生的债务进行清算后确定的，并非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的该笔费用为弥补感情的“分手费”。在双方交往期间，双方的生活支出主要来源于闫林的工资和信用卡。并且也是闫林一直在还信用卡。贾泽勇在协议上签字，就已经能够充分表明其知晓并认可这一事实。闫林和贾泽勇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分手协议》时，闫林并未对贾泽勇进行欺诈或胁迫，协议本身的内容也没有法定无效的情形。2.《分手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得到法院的保护。 贾泽勇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正确，请求驳回闫林的上诉请求。闫林陈述不是事实，贾泽勇与闫林于2011年网上认识，2012年9月闫林在成都上大学双方才正式见面、恋爱。2015年闫林毕业后在北大方正做保险底薪1800元，开单才有收入，后因其业务不理想又到太平洋保险且没有底薪。贾泽勇于2010年高中毕业后在工地上班，2011年在外地，2012年回成都一直在公司上班收入稳定。其余意见和一审法院判决的意见一致。 闫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贾泽勇支付闫林1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闫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林、贾泽勇于2012年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闫林系在校大学生，贾泽勇在工地上务工，恋爱后双方共同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未办理结婚登记，期间闫林怀孕过两次，因彩礼等多方面原因，闫林做了人流。闫林于2015年7月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上班，后因感情不和于2017年口头协议分手。分手后各自生活，期间偶有联系，后双方于2019年5月18日签订《分手协议》，载明：“闫林、贾泽勇交往7年，因双方性格不合，感情破裂，经协商自愿和平分手，订立以下有关共同债务和其他相关事宜的协议，双方自愿遵守并履行：一、分手之后，任何一方不能破坏对方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不能以任何手段来威胁双方的感情和家庭；二、交往期间，双方的生活支出主要来源闫林的工资和信用卡，并且也是闫林一直在还信用卡，今特此协议，贾泽勇自愿主动赔偿闫林人民币15万元，并在2019年11月17日前付清，如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清，剩余金额将以2%月利计息，直至还清为止；三、此协议一经签订，立即生效”。 另查明，闫林、贾泽勇于2017年口头协议分手后，闫林曾与其他异性耍朋友，于2019年2月左右与一男子发生关系并怀孕，怀孕后与该男子多次进行协商处理，闫林在与该男子的聊天记录中称其怀孕后流了两次血。协商处理后，对怀孕的孩子进行了亲子鉴定，确定该孩子系该男子的子女，该男子系在读研究生，不同意与闫林结婚，但闫林仍将该孩子生育，现由闫林抚养。贾泽勇提交的其与闫林母亲的聊天记录显示，时间为2019年4月9日，闫林母亲称闫林身体不好需要医治，并称其欠贾泽勇1万元钱。闫林在与贾泽勇签订分手协议之前，曾对如何写协议咨询过律师，且该协议系闫林事先自行拟定，签订协议时是晚上。分手协议签订后，贾泽勇未将款项支付闫林，现闫林诉讼至法院要求贾泽勇支付。 双方争议的事实为：闫林、贾泽勇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是否是闫林诉称的基本均是闫林负担。闫林对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为：信用卡账单（2016年12月22日至2019年，主要为2018、2019年的信用卡账单），显示在不同银行确实存在使用信用卡的情况，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贾泽勇对此也不认可用于与贾泽勇共同开支。贾泽勇认为主要系其支付，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为：支付宝账单详情，显示贾泽勇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支付宝向闫林支付3万元左右（其中2017年支付9420元，2018年支付800元，2019年2月2日支付8000元）。综合闫林、贾泽勇提供的证据及双方陈述，一审法院确认闫林、贾泽勇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并非闫林所述的基本均是闫林负担，贾泽勇也进行了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闫林、贾泽勇恋爱同居多年，双方不可避免在感情或金钱上均有付出，于2017年已分手的情况下，本应保持克制和理性，恪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再为感情所纠缠，但双方各自生活后偶尔也有联系，最终签订了分手协议，酿成本次诉讼。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贾泽勇是否应将分手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闫林。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分手协议以一定的基础合同关系为前提，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凭证，分手协议所载明的内容应当具有合法的依据。本案中，闫林主张案涉分手协议项下的15万元欠款系双方对恋爱期间生活支出的一个结算，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为分手协议、信用卡账单，但分手协议本身并未记载案涉欠款的具体构成明细和结算的过程，信用卡账单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是否用于双方共同开支并不确定，且主要为2018、2019年的信用卡账单，而双方已于2017年分手，也无他人在场见证，且签订协议时是晚上。恋爱关系确定时，闫林系学生，并无实际收入，毕业后开初工资必然也不高，而贾泽勇一直在工地上务工，存在收入的情况很明显，且贾泽勇提供证据证明向闫林转款3万元左右，口头协议分手后仍向闫林转款，再结合闫林、贾泽勇所述，闫林所称的生活开支主要由其支付这一事实，并不具有合理性，相反，贾泽勇对生活开支负担较多更具有合理性。闫林对此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恋爱期间存在大额开支以及生活开支具体明细，并能证明生活开支系由闫林支付，现仅凭一张分手协议、信用卡账单尚不能使人确信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与常理和双方的客观实际不符，闫林对双方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现闫林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充分证据，致使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在此情况下，应由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闫林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其次，案涉分手协议虽载明款项系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但该协议抬头为分手协议，且有“分手之后，任何一方不能破坏对方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不能以任何手段来威胁双方的感情和家庭”等内容。双方于2017年已口头协议分手并各自生活，按常理双方应在分手时做好了断，但闫林当时并未要求贾泽勇支付生活开支费用，可视为双方不再进行追究。反而是之后一年多闫林在已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并怀孕的情况下与贾泽勇签订协议，该男子系在读研究生，并无经济收入，也不同意与闫林结婚，可看出闫林确需用钱的情况很显然，签订分手协议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生活开支的结算。从贾泽勇提供的证据可看出闫林怀孕期间有过流血等身体不好的情形，需要进行医治，而贾泽勇之前确实造成过闫林人流的情形，难免对身体有所伤害，贾泽勇在知晓后基于负疚感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签订分手协议更具有合理性，并非闫林所述双方实实在在的对之前同居期间生活开支具体明细的一个结算过程。再者，闫林并无证据证明同居期间存在购买房屋、车辆等大额开支的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具体开支明细，且是闫林支付。分手协议系闫林咨询过律师之后自行拟定，而非与贾泽勇协商后再行出具，再从协议内容可看出欠款系生活开支费用，而该费用主要由闫林支付，上面已论述不符合客观实际，闫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存在规避法律的嫌疑。综合上述分析、双方陈述以及从常理分析判断，案涉欠款名为生活开支费用实为“分手费”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恋爱中的男女在进行结婚登记之前所进行的同居行为虽未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它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也不被我国法律所提倡。恋爱期间达成的分手协议，自然也缺乏法学理论基础而不受法律保护。即使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系闫林支付，但一般的生活开支是维持和增进双方关系的必要消费，与债权、债务无关，分手时也不宜予以返还。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鼓励和倡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男女双方应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注重感情的培养与沟通；也应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给予彼此足够的人身自由空间。用赔偿费或者对一般性生活开支进行结算的方式解决同居多年来产生的纠纷，实属一种“恶习”，有悖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不应受到法律保护。闫林、贾泽勇之间形成债权性质更符合自然之债法律特征，其性质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债务，法律不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综上，现闫林要求贾泽勇偿还15万元欠款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闫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00元，由闫林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闫林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0月17日至2017年10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闫林有固定的收入来源；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闫林在校期间其母亲向其支付的费用；3.照片，拟证明闫林申请的证人的身份；4.闫林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话费充值记录，拟证明闫林向贾泽勇陆续有大笔转款，2017年有一笔2万元的转款记录。 贾泽勇质证意见：1.证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2017年所有的收入只有1.2万元左右，其中有些还是贾泽勇为了闫林增加业绩而自己购买的保险。2.证据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闫林陈述是其母亲转的，但是看不出转出人，整个2016年其母亲给其转款8970余元，2016年闫林已经工作，若其母亲还转款给她，也说明闫林从事保险业务收入低需要其母亲给予扶持。3.证据3和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闫林和贾泽勇在一起时贾泽勇的工资是上交的，闫林每天给贾泽勇10元。还有四笔3000元的转账是为了提高支付宝的信誉而相互转账。 本院认证意见：因贾泽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证据1显示从2016年10月17日至2017年10月17中闫林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的款项共计收到佣金39745.43元（2016年12月23日522.27元，2017年1月24日8510.82元，2017年2月24日3938.6元，2017年3月24日4682.98元，2017年4月25日2900.41元，2017年5月26日5104.67元，2017年6月23日79.84元，2017年7月25日7025.28元，2017年8月25日2279.04元，2017年9月25日4701.52元）； 2.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看2014年6月至2016年9月汇款金额共计22345元（2014年现金开卡10元，2014年9月9日1500元，2015年*月16日500元，2015年8月27日20元，2015年8月27日40元，2015年10月25日5000元，2016年1月1日2000元，2016年1月1日1210元，2016年1月1日632元，2016年1月1日984元，2016年1月1日474元，2016年1月2日5元，2016年2月23日3970元，2016年2月24日5000元，2016年3月31日1000元）另，2015年10月25日及2016年2月24日汇入的5000元均在同日基本转入了四川省分行及总行的账户，故不太可能用于零星的向贾泽勇的转账； 3.证据3贾泽勇对证人的身份无异议，本院亦认可； 4.证据4从闫林提交的转账情况看，2014年7月转账是300元，2014年8月转账是9800元（其中转到王小……7100元，备注是贾泽勇朋友），2014年9月转账1000元，2014年11月转账890元，2014年12月转账503元。上述款项共计12493元。暂且不论备注为贾泽勇的朋友是否真是贾泽勇的朋友，单从上述转账金额看，2014年闫林仅是一名学生，无收入来源，从其提供的2014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其卡上的全部存入金额仅有1510元，根本无力向贾泽勇支付上述转账金额，故贾泽勇称在生活期间均是其将工资交由闫林保管，然后由闫林每月给其一定生活费具有合理性。 从2015年闫林提供的转账情况看，2015年3月转账给贾泽勇1050元，2015年4月转账400元，2015年5月转账560元，2015年7月转账800元（其中500元转给李剑……备注贾泽勇朋友），2015年8月转账350元（其中100元转给胡永……备注贾泽勇朋友），2015年9月转账270元，2015年10月转账250元，2015年11月转账5600元，2015年12月转账1860元[其中风（*定寻）-风（*定寻）1800元，备注为贾泽勇朋友]，共计转账11140元，与2014年论述一致，现无法确认备注为贾泽勇的朋友是否真是贾泽勇的朋友，单从闫林的收入与支出对比看，闫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卡片2015年总收入是5560元，收入明显小于支出，同样可印证贾泽勇上述陈述为真。 从2016年闫林收支情况看，2016年1月向贾泽勇转账802元，2016年2月转账800元，2016年3月转账517元（其中245元注明是贾泽勇的贷款，收款人是王明健），2016年5月转账930元（其中600元备注为贾泽勇的朋友，收款人是陈定……），2016年7月转账304元，2016年8月转账327元，2016年9月转账100元，2016年10月转账21元，2016年11月转账131元，2016年12月转账2029元，共计5961元，虽2016年闫林的收入大于向贾泽勇的转款，但从转款情况看是明显小于2015年的金额，上文已陈述，本院有理由相信贾泽勇是将其收入交给闫林后，闫林每个月再转给贾泽勇一定的生活费。即使2016年闫林向贾泽勇有转款，因闫林向贾泽勇的转款未大于2015年的转款，故本院有理由相信贾泽勇自己的收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闫林的证据无法证明贾泽勇依靠闫林生活。 从2017年闫林向贾泽勇转款的情况看除2017年4月的4次3000元，共计12000元的款项外（对该款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是为了提高支付宝信誉而相互转账），闫林向贾泽勇的转账情况为2017年1月2400元，2017年2月4768元，2017年3月1398元，2017年4月124元，2017年5月200元，2017年6月1030元，2017年7月150元，2017年9月1580元，2017年10月50元，2017年11月3000元，2017年12月100元，共计14800元。对于2017年闫林提供的向贾泽勇的转账是否能达到闫林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综合阐述。 闫林提供的充话费的金额均比较小，故本院不再一一核算，将在下文综合评述。 闫林微信转账情况：1.2017年6月1日闫林转账给贾泽勇2000元，2017年7月29日转账给贾泽勇3000元，2017年9月30日转账给贾泽勇500元，2017年12月30日转账给贾泽勇500元，共计微信转账6000元。 2018年7月20日贾泽勇向闫林转账1500元，2018年11月22日贾泽勇向闫林转账200元，2018年11月22日贾泽勇向闫林转账800元，2019年1月29日贾泽勇向闫林转账300元，共计收款2800元。 贾泽勇提交了如下证据：1.抗洪抢险的荣誉证书。拟证明：贾泽勇一直在工地从事水电工作。2000元奖励也给闫林了。 2.贾泽勇家照片，拟证明：贾泽勇的家庭条件不错，不需要闫林养活。 3.支付宝的转账流水，拟证明：闫林转账给贾泽勇是双方为了刷信誉而相互转3000元，一共转了四次。 闫林质证意见：1.荣誉证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017年闫林与贾泽勇就已经分手，证书产生时间是2019年，与本案无关。2.照片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贾泽勇经济来源。3.支付宝转账真实性无异议，只有一笔3000元是来回转账。 本院认证意见：1.荣誉证书产生时间是2019年，无法证明贾泽勇一直在四川恒工建设有限公司工作；2.因闫林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2予以确认；3.因闫林对贾泽勇所称的3000元无异议，故本院对贾泽勇提交的证据3予以采信。 闫林申请了证人杨某出庭，杨某陈述杨某与闫林是同事兼朋友关系，闫林在2017年时的业绩不错，保险公司的收入不仅有寿险收入还有车险收入，对于车险收入是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的，贾泽勇大概用了闫林十多万。 贾泽勇质证意见：证人证言不实，2019年没有与杨某见过面，证人说我欠闫林十多万也不属实。 本院认证意见：杨某系闫林的朋友，与闫林有利害关系，故其单独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杨某陈述闫林在车险方面的收入是现金方式支付的，除了其证言，无其他证据支持。杨某陈述贾泽勇用了闫林十多万，但从现在闫林2014年至2017年全部的流水看均无十多万元，故本院对杨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贾泽勇申请了证人黄某均到庭作证，黄某均称2012年开始黄某均就与贾泽勇一起做水电，贾泽勇的工资大概是5000-6000元，与贾泽勇工作期间了解到贾泽勇每个月的工资要养闫林还要照顾闫林的弟弟。 闫林质证意见：证人身份无法核实，证人证明2012年贾泽勇在工地上的收入就达到5000-6000元与实际不符。 本院认证意见：无法确认黄某均的身份，故对黄某均称贾泽勇在2012年的工资收入不予认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闫林与贾泽勇《分手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在交往期间“生活支出的主要来源”是闫林的工资和信用卡，贾泽勇要赔偿闫林人民币15万元。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闫林与贾泽勇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是否主要是闫林支出，在证据认证部分本院已经分析，虽闫林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闫林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向贾泽勇转款的事实，但从闫林2014年至2015年的收支情况看，闫林不具有扶持贾泽勇的能力，故贾泽勇称是其每个月将工资交给闫林，再由闫林向其支付一部分生活费符合常理。即使2016年至2017年闫林的收入足以能支付向贾泽勇的转款，但上文已论述闫林与贾泽勇生活期间存在贾泽勇将工资交由闫林保管的情况，且一审二审已查明，在此期间贾泽勇也有向闫林转账的情况，故闫林向贾泽勇所转款项无法证明就来源于闫林。即使这些款项均来源于闫林，2014年以来闫林共向贾泽勇转账50394元，结合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贾泽勇也向闫林支付了3万多元，两者相差2万元左右，与分手协议上记载的15万相差较大。从闫林2014年至2017年的收入情况看，总收入也仅62090.43元，根本无力支付《分手协议》第三条约定的15万元，故《分手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内容并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 双方当事人分手后本着真诚、客观地写下的《分手协议》本无可厚非，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本案的《分手协议》，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并未反映双方的真实情况。从协议签订的过程看，协议是由闫林在咨询律师后自行拟定，且在两人分手一年多后书写，未反映出其与贾泽勇商议的过程。贾泽勇在二审陈述其并未与闫林签订协议，贾泽勇解释在《分手协议》上签字的原因是在送闫林回家时，闫林陈述其各种困难，并拿出纸多次请求贾泽勇签字，为让闫林回家贾泽勇并未看内容就签字。从贾泽勇的陈述可知贾泽勇并非真诚的承诺愿意支付《分手协议》上的金额。闫林一直陈述由其负担两人生活期间的开支，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在闫林与贾泽勇生活期间，闫林本人的收入本来就较低，若如其陈述，在此情况下贾泽勇还要依靠闫林生活，说明贾泽勇的收入更低，而《分手协议》上记载贾泽勇要赔偿闫林15万元，该金额对于闫林认为的贾泽勇来说过分高，而且《分手协议》上约定支付期限仅半年，并约定了未还清以月利率2%计息，故无论是从金额、时间、利息的约定来看均完全超过了闫林陈述的贾泽勇的支付能力，故本院有理由认为《分手协议》并不是贾泽勇的真意，故闫林主张贾泽勇按《分手协议》支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闫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元由闫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润 审判员 陈志彬 审判员 聂华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刘书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