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5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兖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新驿工业园济阳路以西、后寺村、西西村生产路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MA3N7C4423。法定代表人：孙密特，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龚方全，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垦利区华丰路以西、美辰北路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155221033X6。法定代表人：梁新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华平，北京盈科（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颜世栋，北京盈科（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宁市兖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对于陆通公司主张的按照文某指示分别于2018年8月30日、9月7日向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发货，应视为向信达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不予认定”，其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照片以及证人文某证言，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前，文某与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新光到兖州参观陆通轮胎生产线并与上诉人达成合作意向，且文某与被上诉人均表示文某系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因此，上诉人有充足理由相信文某是被上诉人公司人员。2018年8月30日、9月7日文某指示上诉人向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发货，是履行的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次，根据文某庭审证言，上诉人有理由认为文某代表被上诉人而指示上诉人向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发货，文某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再次，2019年1月8日，经梁新光同意后，文某指示上诉人向滨州博兴县纯梁镇陆通轮胎直营店陈立军供应的轮胎。因陈立军未将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故其向文某出具了欠条，欠款数额为169610元。同时，文某证实陈立军出具的欠条已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因此，一审查明的程通挂车公司支付的158000元，上诉人己经按照文某的指示将相应价值的轮胎发给陈立军。综上，上诉人己经按照被上诉人的指示将全部轮胎交付其指定的公司，上诉人己实际完成了交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交付义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答辩，通过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文安德是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无权代表被上诉人改变合同约定的收货地址，更无权代表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发货。文安德的证言前后矛盾，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案事实清楚，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陆通公司履行合同，交付价值202390元的货物（陆通牌12.00R20、18PR*RA05型号轮胎138条）、退款133610元；并支付以33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无争议：2018年9月16日，陆通公司(供方)与信达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向陆通公司购买陆通牌轮胎共计200条，金额为228000元，其中，12R22.5-18PR-HF01型轮胎100条，单价1200元；12R22.5-18PR-RF12型轮胎100条，单价1080元；交货地点为供方送货到需方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配货上门，付款后开具增值税发票。2018年9月28日，信达公司向陆通公司转账支付轮胎款600000元。2018年10月17日，陆通公司向信达公司交付12R22.5-18PR-HF01型轮胎130条，12R22.5-18PR-RF12型轮胎100条，合计230条，配件工具16套，总价值264000元，收货地点为东营市垦利区利河路与黄河路交汇处佳通轮胎卡客车服务站的仓库。2018年11月14日，陆通公司向信达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发票载明货物为12R22.518PRHF01型轮胎100条，12R22.518PRRF12型轮胎100条，两张发票的价税金额合计228000元。2019年1月7日，陆通公司(供方)与信达公司(需方)签订第二份《购销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向陆通公司购买陆通牌12R.00R2018PR*RA05型轮胎138条，金额为202390元；交货地点为供方送货到需方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为配货上门，付款后开具增值税发票。2019年1月26日，陆通公司向信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发票载明货物为12R.00R2018PR*RA05型轮胎138条，两张发票的价税金额合计202390元。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陆通公司是否于2018年8月30日、9月7日向信达公司履行了《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即案外人文某是否获得了信达公司的代理权限，并代表信达公司指示陆通公司向其他案外人交付轮胎。陆通公司主张案外人文某系信达公司的轮胎销售负责人员，文某代表信达公司指示陆通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30日、9月7日两次向案外人公司发货，价款共计328000元，上述发货行为应视为向信达公司履行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信达公司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可。陆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8月30日陆通轮胎随货同行单一份；证据二、2018年9月7日案外人通力轮胎有限公司发货单一份；证据三、照片三张；证据四、证人文某的证言。文某出庭作证，主要陈述为：其是信达公司负责轮胎销售的专职经理，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新光授权其开展轮胎销售业务。2018年8月9日，其与梁新光到充州参观了陆通轮胎生产线并与陆通公司达成合作意向，陆通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由其经办，信达公司向陆通公司购买轮胎，主要是再销售赚取利润。其在临沂以陆通公司的名义发展了两家挂车制造公司开展销售业务，为了节省从充州供货到东营再转运到临沂的运费，在征得梁新光的同意后，其代表信达公司要求陆通公司于8月30日向程通挂车公司发货，轮胎价值为208000元，于9月7日向首达汽车公司发货，轮胎价值为120000元。程通挂车公司应将货款支付给信达公司，但信达公司不能开发票，所以程通挂车公司于10月29日将208000元货款中的158000元支付给陆通公司，由陆通公司向程通挂车公司开具发票，剩余5万元货款抵作程通挂车公司的轮胎宣传费(文某当庭提交程通挂车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载明收到文某陆通轮胎宣传费50000元)。关于首达汽车公司的12万元货款，其中价值6万元的轮胎作为试验轮胎，剩余6万元货款作为首达汽车公司的年会封盘大典的商务赞助费。在程通挂车公司向陆通公司付款158000元前，信达公司于9月28日向陆通公司支付轮胎款60万元，这60万元就已经支付了程通挂车公司的货款208000元，因此程通挂车公司后来向陆通公司支付的158000元就属于信达公司的货款。2019年1月8日，在征得梁新光同意后，其就以陆通公司的名义将价值158000元的轮胎供应给滨州博兴县纯梁镇陆通轮胎直营店的陈立军，卖价是169610元，陈立军应将货款支付给信达公司，因未付款就出具了欠条(文某当庭提交陈立军出具的欠条复印件，载明下欠文某169610元)。2019年4月份，其离开了信达公司，离开时将陈立军的欠条原件交给了梁新光，其留存欠条复印件。信达公司对证据一及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审查证据后认定如下：对于证据一2018年8月30日陆通轮胎随货同行单，信达公司不认可。该证据载明收货人为王文斋，收货人签字处为张都堂，该证据不能证明信达公司授权文某要求陆通公司将该批货物发送给程通挂车公司。对于证据二通力轮胎有限公司发货单，信达公司不认可，该证据载明客户名称为济宁市充州区爱托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蒙阴，收货人签章处为济宁市充州区爱托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信达公司授权文某要求陆通公司将该批货物发送给首达公司。对于证据三陆通公司提供的三张照片的真实性，信达公司无异议，但认为照片不能证明信达公司与文某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文某有权代表信达公司签订合同或者代表信达公司变更收货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该三张照片只能证明文某曾与梁新光共同参观过轮胎生产线以及文某参加过信达公司的会议，不足以证明文某系信达公司的业务员，亦不足以证明其能够代表信达公司与陆通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对于证据四文某的证言，信达公司认为与事实完全不符，文某不是信达公司业务员，是卖轮胎的，信达公司及梁新光没有以任何形式授权文某通知陆通公司向第三方发货。一审法院认为，文某的陈述自相矛盾：第一、关于其身份问题，对于陆通公司，其称自己是信达公司的销售经理，对于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其又以陆通公司的名义销售轮胎，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确认时，其又陈述自己向两家挂车公司表明的身份是信达公司的业务经理；第二、其陈述的2018年8月30日、9月7日的两次供货均发生在第一份《购销合同》签订之前，不符合常理与交易习惯；第三、其陈述的程通挂车公司向陆通公司打款158000元是因为信达公司无法出具发票，但对于陈立军所购买的158000元的轮胎并未向陆通公司付款，并不具有一致性。文某提供的程通挂车公司出具的收到条及陈立军出具的欠条，不能证明系向信达公司出具，该证据与信达公司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对于文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综上所述，对于陆通公司主张的其按照文某的指示分别于2018年8月30日、9月7日向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发货，应视为向信达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陆通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第一份购销合同签订后，信达公司向陆通公司支付货款600,000元，已履行货款支付义务，陆通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信达公司交付了价值264,000元的货物，至此，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购销合同》已履行完毕。在第二份《购销合同》履行中，从上述600,000元中扣除第一份《购销合同》的履行款264,000元，剩余货款336,000元，信达公司已实际向陆通公司支付。陆通公司未向信达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货物，因双方未约定货物交付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信达公司可以随时要求陆通公司履行，但应当给陆通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信达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起诉前曾要求陆通公司发货，故应以陆通公司收到信达公司民事起诉书副本之日，即2020年4月26日为信达公司要求陆通公司履行发货义务的起算日，同时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自上述日期起至2020年5月15日止为陆通公司交付货物必要的准备时间，陆通公司在期限届满后未向信达公司交付货物，已构成违约，陆通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信达公司依照第二份《购销合同》要求陆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交付价值202390元货物（陆通牌12.00R2018PR*RA05型号轮胎138条）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剩余的款项133610元，陆通公司已无占有之依据，信达公司要求陆通公司返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信达公司要求陆通公司支付尚未交付货物的货款336000元相应的利息，属于信达公司货款被占用期间的损失，可以要求陆通公司赔偿，利息起算日应为2020年5月15日，因买卖交易属于商事活动，利息的利率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LPR）确定。因此，信达公司要求陆通公司支付以33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宁市充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交付价值202390元的货物（陆通牌12.00R2018PR*RA05型号轮胎138条）、返还货物价款133610元；并支付以实际未交付货物价值及未返还货物价款之和为基数，自2020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垦利信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40元，减半收取计3170元，由济宁市充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陆通公司提交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信达公司代理人的报案记录一份；证据二，被上诉人信达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一份。证明：文某系被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员工，且被上诉人信达公司亦认可文某是其员工。经质证，被上诉人信达公司认为：报案记录不是通过法律途径与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法律规定的证据使用，录音所体现的内容与本案诉争的供货合同无关联性，不能客观真实反应案件事实。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仅限签订合同及发票事宜，且没有委托日期，不能证明该委托书与本案诉争事实及供货合同具有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陆通公司提交的二份证据，因被上诉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且该二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为上诉人陆通公司向案外人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交付货物是否是履行案涉《购销合同》。首先，上诉人陆通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2018年8月30日、9月7日，2019年1月8日向案外人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的发货行为系上诉人陆通公司履行的与被上诉人信达公司的购销合同。其次，上诉人陆通公司表示其向案外人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发货的行为均系受文某指示，案外人陈立军出具的欠条上的相对方也仅为文某个人，且上诉人陆通公司未提供被上诉人信达公司变更交付地址的商函或通知，也未提供证实案外人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与被上诉人信达公司存在与本案诉争相关交付义务的其他合同，因此上诉人陆通公司向案外人程通挂车公司、首达汽车公司及陈立军交付货物的行为不属于履行与被上诉人信达公司购销合同的交付义务。再次，被上诉人信达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未载明具体的委托日期，且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仅限签订合同及发票事宜，上诉人陆通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文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如上诉人陆通公司认为其依文某指示向案外第三人交付货物发生损失，可另行向文某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陆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0元，由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陆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