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8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忠洪，男，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思文，安徽金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房老龄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地王国际商会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龙，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忠洪因与被上诉人中房老龄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3民初5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忠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胡忠洪的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若中房公司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可能系双方之间其他法律关系产生，则一审判决驳回胡忠洪诉请合法。反之，若中房公司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则案涉款项应推定为借款。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应证据，不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只要达到案涉款项可能是其他法律关系的证明标准即可。但同时，若能够明确排除案涉款项系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情况下，则所举证据未达到证明标准，应就款项的性质作进一步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中房公司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标准。根据中房公司述称，其已按照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即注册成立了上海远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眺公司），即该公司的成立是委托持股协议的履行结果，案涉款项是胡忠洪支付给中房公司的代持股费用。但事实上，委托持股协议所涉代持股费用与案涉款项无关联性。其一，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共同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即该公司的股东应是协议双方或其中一方，亦或是双方委托的名义股东。但2014年8月27日成立的远眺公司股东为合肥蓝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陆杰和上海杰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该三股东与胡忠洪、中房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中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三股东与胡忠洪、中房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关系，也未合理说明远眺公司的股东是这三方的原因。因此，该事实足以说明远眺公司的设立并非委托持股协议的履行结果。其二，胡忠洪与中房公司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的目的是借用“中房”品牌，所成立公司的名称形式上应具有“中房”字样，且在委托持股协议中，胡忠洪的签字处标明“甲方：中房联合集团xxxx有限公司”字样，可见，胡忠洪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目的是成立带有“中房”字样的xxxx有限公司，而远眺公司明显不符合协议约定，该公司并非协议的履行结果。其三，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的代持股费用是每年120万元或一次性支付400万元，而案涉款项只有15万元，二者差距巨大，且在胡忠洪支付款项后，中房公司至今未以任何形式向胡忠洪主张协议约定的代持股费用，且胡忠洪至今未享受任何投资权益和投资利益，明显不符合常理。其四，委托持股协议约定注册成立的“中房xxxx有限公司”，胡忠洪持股49%，中房公司持股51%，并由中房公司代持胡忠洪的全部股权。而中房公司与远眺公司于2014年10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中房公司持有远眺公司100%的代持股份，且该协议书又体现出中房公司在远眺公司无任何股权，明显存在矛盾之处。因此，中房公司关于远眺公司是委托持股协议履行结果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远眺公司并非因履行委托持股协议而成立，该协议未实际履行，案涉款项能够排除是委托代持股费用。一审认定胡忠洪未提供终止委托代持股协议的相关证据，进而认定中房公司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款项可能系其他法律关系产生，并要求胡忠洪举证反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案涉款项能够排除是中房公司所述的委托代持股费用的情况下，中房公司仍应进一步举证，否则，案涉款项应认定为借款。 被上诉人中房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忠洪主张本案15万元是借款，但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明显与民间借贷不一致，且其陈述前后矛盾。胡忠洪在一审庭审中先称15万元是陈敏因资金紧张而短期借款，后又陈述当时陈敏有工程介绍给他，15万元是给陈敏的好处费，这是矛盾之一。在本案之前，胡忠洪的女儿胡霞飞曾以其名义起诉中房公司，诉状中称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是2分，但胡忠洪在本案一审中又称未约定利息，这是矛盾之二。若本案15万元是借款，作为债权人的胡忠洪，却无法说清借款的背景和利息，不符合常理。仅凭转账凭证无法证明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房公司已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本案款项是双方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正确。针对胡忠洪提出的四个问题。其一，胡忠洪主张我方述称远眺公司的成立是委托持股协议履行结果的意见不完全正确。该公司的成立以及中房公司按照委托持股协议履行代持股义务，这两项同时完成才是委托持股协议的履行结果。其二，胡忠洪称其与中房公司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的目的是借用“中房”品牌，所成立的公司名称应具有“中房”字样，但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注册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该协议涉及的是中房名下的公司，并非有“中房”字样的公司。目前，根据企查查或天眼查的查询结果，远眺公司均显示其属于中房集团，也即中房公司已经完成了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的义务。其三，胡忠洪仅向中房公司支付15万元，与120万元存在一定差距，因陈敏目前被羁押，且在陈敏被羁押前，公司已存在很多营运上的问题，故未及时或没有精力向胡忠洪主张其他股权代持费用。中房公司未主张权利不代表放弃权利。其四，胡忠洪称2014年10月9日的协议书体现出中房公司在远眺公司无任何股权，但协议书中没有该内容。即使有该表述也不矛盾，中房公司是代持股权，并非实际权利人。 胡忠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房公司立即归还胡忠洪借款本金1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9日，胡忠洪作为委托人（甲方）与中房公司作为受委托人（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和乙方共同注册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其中甲方所占股权比例为49%，乙方所占股权比例为51%，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由甲方全额出资，乙方为甲方代持上述股权。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其对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2550万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该出资占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51%，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委托期限为五年。关于代持股费用，双方约定有两种支付方式：一种为按年支付，即甲方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当年度的委托代持股费用120万元；一种为一次性给付，即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委托代持股费用400万元。双方还就委托权限、权利义务、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10月28日，胡忠洪通过其女儿胡霞飞的银行账户向中房公司汇款15万元。另查明，远眺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7日，同年12月4日，公司股东由合肥蓝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杰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陆杰变更为中房公司，中房公司系该公司唯一股东，持股比例100%。另查明，中房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将名称变更为中房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胡忠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中房公司的15万元是否属于中房公司向胡忠洪的借款？对此，分析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胡忠洪为证明涉案15万元款项系借款，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中房公司反驳称涉案15万元非借款，而是胡忠洪支付给中房公司的委托代持股费用，并提供了由双方签字的委托持股协议。虽然胡忠洪称公司最终未设立，双方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终止，中房公司称实际已设立成功远眺公司，只是因为中房公司代持股份的原因，故在远眺公司的股东信息中无法反映出胡忠洪的名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房公司提供的委托持股协议，胡忠洪、中房公司确实曾于2014年4月9日就委托代持股份达成过合意，并约定由胡忠洪支付中房公司相应的委托代持股费用，胡忠洪也未提供双方终止委托持股协议的相关依据，现中房公司以此抗辩胡忠洪向中房公司转账的15万元系支付委托代持股费用，即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在中房公司已提供相应证据拟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系胡忠洪支付的委托代持股费用而并非借款，涉案款项性质存疑的情况下，胡忠洪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未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等借贷关系成立的相应事实进行进一步举证，应由胡忠洪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在胡忠洪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其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否定中房公司之反驳证据，不能使该院确信其主张的涉案15万元系借款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在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胡忠洪应承担诉讼不利的后果。综上，胡忠洪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忠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胡忠洪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胡忠洪向本院提交远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中房公司与远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胡忠洪与远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远眺公司的成立并非履行委托持股协议的结果。被上诉人中房公司质证认为，对三性均不认可。情况说明证明的事实是胡忠洪与远眺公司股东之间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不能证明胡忠洪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据中房公司了解，胡忠洪与远眺公司的股东，或者说是与法定代表人费杰之间存在一定利益关系。协议书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使协议书属实，据向陈敏核实的情况，起初是与胡忠洪洽谈共同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的合作，达成意向后，与胡忠洪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因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较多，胡忠洪表示无法提供，遂找了另外几个合作伙伴。2014年8月份远眺公司成立后，胡忠洪表示要退出，不愿意再继续履行，但当时公司已经成立，中房公司理应向其收取代持股费用及相应的品牌使用费。至于胡忠洪最终有无参与该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以及其与合伙人之间的纠纷，中房公司无权了解，也无权干涉，中房公司只要能够收到协议约定的股权代持款即可。 被上诉人中房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中房公司与胡忠洪、费杰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胡忠洪与费杰（远眺公司法定代表人）共同与中房公司签订协议书，就成立中房名下xxxx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进行政策指导，并约定品牌使用费200万元等内容，以此佐证胡忠洪与远眺公司之间的关系，并辅证证明中房公司已经履行了与胡忠洪订立的委托持股协议，成立了中房名下的远眺公司。 2.费杰和王琳珺出具的保证一份，证明费杰对本案15万元知情，且该款项的性质并非是借款。 对被上诉人中房公司提交的证据，上诉人胡忠洪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协议是其所签，但其与中房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只有其与中房公司两方，所有协议都只有胡忠洪一人的签字，没有费杰的签字；本案款项与该协议无关。对证据2不知情；王琳珺是合肥蓝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杰是上海杰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保证材料的第一条表明该二家公司与中房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材料不能证明胡忠洪的15万元是代缴。胡忠洪提交的情况说明表明其与远眺公司无关，中房公司主张远眺公司是履行委托持股协议而成立的依据不足。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胡忠洪提交的证据材料，情况说明系原件，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协议书因系复印件，现无原件可供核对，本院暂不予认定。对被上诉人中房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胡忠洪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保证系原件，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6月7日，中房公司（甲方）与胡忠洪（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4年4月9日，甲乙双方经协商就成立中房集团下属中房联合名下“ｘｘｘｘ有限公司”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中房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认真考察、评估和论证；决定同胡忠洪共同合作；成立中房名下“ｘｘｘｘ有限公司”。根据集团对新加入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和程序；依据胡忠洪所提出的申请；中房公司、中房联合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责为乙方胡忠洪作为提名人并为其担保设立中房下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ｘｘｘｘ有限公司”。……甲方中房公司按照进入中房联合集团体系的规定和程序，应在收到乙方胡忠洪一次性给付冠以名称资源款项人民币200万元和服务费用人民币4万元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将冠以中房联合“ｘｘｘｘ有限公司”字符的公司批复和相关准入文件交于乙方（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局预名核准为准）节假日顺延。付款方式：该款项总计人民币204万元整。全款付至提名人并担保方【中房公司；9309××××023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城西支行】。在新成立的中房“ｘｘｘｘ有限公司”内，由甲方中房联合阳光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房公司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代持股份，代持股份费用见代持股份协议（代持股份协议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可另行补充协议，约定规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协议书抬头的“乙方”栏除打印有胡忠洪的名字及身份证号外，还打印有“费杰”字样及身份证号，协议书末尾的“乙方”栏也打印有“费杰”字样，且边上有“费杰”的手写字样。胡忠洪在二审中确认其签字时，该协议书的内容均已打印完整，但其签字时，费杰并未签字。再查明，2014年10月28日胡霞飞汇付中房公司的15万元款项是汇入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城西支行账号为9309××××0230的账户内。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15万元款项是否是胡忠洪与中房公司之间的借款。本案中，依据胡忠洪与中房公司在2014年4月9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以及双方在同年6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胡忠洪与中房公司曾就合作成立中房名下的某公司达成合意，并就委托代持股费用、冠名费及服务费的数额、付款方式等进行约定的事实清楚。虽然，胡忠洪主张其与中房公司的合作事宜已经终止，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中房公司亦不认可。结合本案讼争15万元款项是汇付至上述协议书指定的收款账户的情形，胡忠洪与中房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较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胡忠洪仍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当。鉴于胡忠洪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一审认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亦无不妥。综上，胡忠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胡忠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玉强 审 判 员 高丽霞 审 判 员 覃仕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