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4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鸿钧，男，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管家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7591U。负责人：鲁荣锋，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岩，该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山，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菲斯克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五四路**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81557003B。法定代表人:谢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谢鸿钧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以下简称渝中区公安分局）、重庆菲斯克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斯克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7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鸿钧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主要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被欺诈签署的材料，上诉人发现签名处和日期有人冒充本人签字，但一审法院以第一行有本人笔迹为由未予支持不当。该辞职书本身就是格式条款，关键位置找人冒充上诉人签名，该辞职书上诉人并未签署，如果上诉人是自愿辞职的，理应由上诉人来签名，现该辞职书系他人冒充签字，本身无效，更说明被上诉人有意欺诈。2.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的通话对方是督察支队的座机，通话内容都与投诉有关，对方说我有违纪退回派遣公司，不会有赔偿金，这都不是事实，但一审却以双方没有表明身份为由，未予采信，认定事实不清。3.上诉人书写的辞职申请书是在渝中区分局一张拟好的纸质材料上填写，但一般情况下其他视巡员自己辞职都是在派出所写辞职申请书，这也说明上诉人是在缺乏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书写的，说明上诉人不是自愿辞职。4.在分局书写辞职书理应是和分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是和菲斯克公司有劳动关系，是经办民警暗中把菲斯克公司写在前面，让上诉人产生重大误解，上诉人从来没有想过辞职。被上诉人渝中区公安分局辩称：上诉人与我单位没有劳动关系，我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没有采取任何不法手段迫使上诉人辞职。上诉人辞职完全是出于自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菲斯克公司辩称：上诉人辞职是其自愿行为，我公司同意上诉人的辞职，并无胁迫、欺诈等违法行为，请求驳回上诉。谢鸿钧一审请求：请求撤销谢鸿钧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辞职书。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7日，谢鸿钧与菲斯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10月17日起至2016年10月16日终止；被派往渝中区公安分局从事视频巡逻员工作；工作地点重庆；月工资实行计时工资基本工资2000+其他费用；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之后双方又两次续签劳动合同至2020年10月15日。2018年11月12日，谢鸿钧提出《辞职书》，载明：“菲斯克公司：本人谢鸿钧（身份证号X）因个人原因现提出自愿离职，离职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用人单位（用工单位）主要领导意见处有戴渝签字，并加盖了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石油路派出所、菲斯克公司签章。同日，渝中区公安分局石油路派出所向菲斯克公司出具《退工通知单》，载明：“菲斯克公司：因员工主动辞职原因，我单位决定将谢鸿钧同志自2018年11月12日起不再使用，退回你公司，请贵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14日，菲斯克公司向谢鸿钧出具《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谢鸿钧同志：你系我司派遣至渝中区公安分局工作的劳动合同制职工。因你本人原因，主动提出辞职解除劳动关系，并一直未到我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司规章制度，你与我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12日止解除，请你尽快做好交接工作，若未交接工作或交接手续未完善造成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由你本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经济损失。”2019年1月2日，谢鸿钧以菲斯克公司、渝中区公安分局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使用不合法手段迫使申请人签订的辞职材料，是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请求撤销，继续履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该委逾期未作出决定，于2019年1月9日出具《证明》（编号2019-174号），证明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谢鸿钧遂以本案诉讼请求诉至一审法院。对谢鸿钧主张其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辞职书》这一事实，谢鸿钧向一审出示了手机录音。该录音系谢鸿钧提交《辞职书》之后，向渝中区公安分局打电话反映其不是自愿签名的，并询问渝中区公安分局调查的情况。录音中对方并未标明身份，提到谢鸿钧有违纪行为，但未就谢鸿钧所称辞职系胁迫的事实进行回复。渝中区公安分局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谢鸿钧提交的录音通话双方的身份无法核实，且属于其签署辞职材料后的事后行为，属于其自我陈述，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更不能证明签署辞职材料时受到欺诈或者胁迫，只能反映谢鸿钧提出自愿辞职后反悔，通过信访等手段想推翻该份资料。菲斯克公司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同意渝中区公安分局的质证意见。对谢鸿钧提交的录音，渝中区公安分局、菲斯克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录音中对话的双方均未表明身份且录音内容与谢鸿钧签订《辞职书》是否系欺诈、胁迫没有直接关系，故一审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一审认为，谢鸿钧与菲斯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受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谢鸿钧于2014年10月17日与菲斯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建立劳动关系，2018年11月12日，谢鸿钧以个人原因向菲斯克公司提交《辞职书》，提出离职申请，同日，作为用工单位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用人单位菲斯克公司均予以同意，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现谢鸿钧主张其签名的《辞职书》是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且显失公平，请求予以撤销，其提交的录音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故谢鸿钧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谢鸿钧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谢鸿钧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谢鸿钧负担。二审中，谢鸿钧举示了新的证据：1.通话清单及截屏：拟证实12月5日是与督察支队通话。2.信访告知书：拟证实11月14日和11月15日已在进行信访。3.微信群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拟证实上诉人是被通知到分局政治部，在政治部写的辞职申请，并非在派出所写的，我也告诉菲斯克公司我受到了胁迫。4.联通通话记录：拟证实上诉人与督察支队通话的事实。渝中区公安分局质证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实受到胁迫。证据4只能证实双方有过通话，不能证实通话内容。菲斯克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中通话清单是复印件，没有相关公章，截屏模糊不清，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只能证实双方有过通话，不能证实其他内容。二审中谢鸿钧申请对渝中区公安分局一审举示的落款为“2018年11月12日”的《辞职书》上“本人签字及手印”部位的“谢鸿钧”署名是否为谢鸿钧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同意后，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笔迹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第08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倾向认定落款为“2018年11月12日”的《辞职书》原件上“本人签字及手印”部位的“谢鸿钧”署名字迹与供检的谢鸿钧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该次鉴定产生鉴定费1500元及鉴定人出庭费用300元，均已由谢鸿钧自行垫付。鉴定意见作出后，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及鉴定人邹卫东出庭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质证。谢鸿钧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认为，该结论证明是渝中区公安分局伪造了我的签名，该《辞职书》是非法无效的。渝中区公安分局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认为，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理由：1.鉴定意见结论与该意见书中的部分意见相矛盾，本次作出的倾向否定同一鉴定根据国家标准，作出此鉴定意见应当符合三个条件，而鉴定书的说理分析并未对本次鉴定同时符合三个条件进行论证，说理并不充分，其论证过程不符合相关规定，缺乏客观性，有以鉴代审之嫌。2.本次鉴定为同一性鉴定，但结论为不确定表述，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当进行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3.鉴定书中没有复核人签字，程序违法。4.本次鉴定中，我方提交的样本并未全部作为鉴定的样本，不排除上诉人有意伪装书写，以追求对自己有利的鉴定结果。根据鉴定人的当庭解释，本次鉴定实际上不具备同一性鉴定意见的条件，应当重新提交样本进行鉴定。5.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并未向被上诉人了解案情，程序不合法。6.上诉人在一审、二审中的表述前后矛盾，其本次鉴定的目的是证明辞职书是伪造，进而认定辞职书不成立、不生效，但在一审起诉及审理中，上诉人认可其书写了辞职书，但是基于受胁迫、威胁、欺骗，进而要求撤销辞职书，上诉人二审申请司法鉴定已经违法了禁止反言的规则。故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应被采信。菲斯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自己辞职的事实，其余意见同渝中区公安分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谢鸿钧起诉的请求为“撤销谢鸿钧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辞职书”，陈述理由时对自己在2018年11月12日签订了辞职书予以确认，仅是认为签订辞职书系受到渝中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的胁迫、欺骗，其签订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因而要求撤销。故本案的待证事实为其书写辞职书的行为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受到胁迫、欺骗。谢鸿钧举示的电话录音、信访记录均是发生在谢鸿钧书写了辞职书、渝中区公安分局对其作了退回派遣单位的处理以及菲斯克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之后，反映了其在与菲斯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相应行为，不能证实其在书写辞职书时的受到胁迫的外部环境和不能正确表达真实意思表示的状况，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谢鸿钧在二审中对渝中区公安分局一审举示的落款为“2018年11月12日”的《辞职书》上“本人签字及手印”部位的“谢鸿钧”署名申请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倾向认定该处“谢鸿钧”署名字迹与供检的谢鸿钧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谢鸿钧据此认为，该鉴定结论否定了《辞职书》为其书写，更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拟证实其主张。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使谢鸿钧证实了渝中区公安分局一审举示的证据并非谢鸿钧本人书写，但谢鸿钧在一审起诉状、二审上诉状及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对自己曾经书写过一份首部为“菲斯克公司”，内容为自愿辞职的辞职书的事实有过多次肯定性陈述，其诉讼请求中要求撤销的也是自己曾经书写的这份《辞职书》，并非仅仅指明撤销渝中区公安分局一审所举示的《辞职书》。现谢鸿钧提出在《辞职书》上并未签名与其陈述自相矛盾，其又不能对其改变陈述进行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对于谢鸿钧曾经书写过一份自愿辞职的《辞职书》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谢鸿钧二审中申请的司法鉴定的鉴定意见结论不能达到其并未书写过《辞职书》的证明目的，更达不到其书写《辞职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因渝中区公安分局举示的证据引发当事人增加证明活动并产生多余的费用，应由渝中区公安分局承担相应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谢鸿钧负担；鉴定费15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300元，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负担（此款已由谢鸿钧垫付，在收到本案生效判决后，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径付谢鸿钧）。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科审判员 肖 琴审判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