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甘0702民初3626号原告：程某1，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甘某。负责人：程某2。住所地：甘某。被告：甘州区乌江镇安镇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702ME0918859J。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安镇村。原告程某1与被告于荣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因被告于荣林在监狱服刑，疫情期间不能会见，本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甘0702民初3626号民事裁定书，中止本案诉讼。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向本院递交变更被告申请书、撤诉申请书各一份，以“因此次纠纷系社里的行为，被告于荣林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申请将被告变更为甘某，并申请撤回对于荣林的起诉，本院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于2020年7月13日恢复诉讼，通知甘某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作出（2020）甘0702民初362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对于荣林的起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程某1，被告甘某（以下简称安镇四社）负责人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安镇村四社负责人程某2情绪激动退庭，本院休庭。休庭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因案情所需，本院依职权追加乌江镇安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镇村委会）为共同被告，并于2020年9月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程某1，被告安镇村四社的负责人程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镇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同一法官审理的本院同类型原告马海林与被告张吉军、张吉海一案正在上诉期间，为避免同类型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况，本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20）甘0702民初3626号民事裁定书，暂时中止了本案审理，在该案经上级法院作出判决后，本院恢复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被告返还抢种原告的耕地2亩；2.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初，安镇四社根据土地整改项目对农户耕地进行重新分配时，原告不在家中，将原告的1亩地（庭审中原告陈述系笔误，实际为3亩）耕地抢种至今不予归还，致使原告无法耕种，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返还耕地，望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在庭审时补充陈述：我母亲写诉状的时候比较匆忙，把要求返还的耕地写成了2亩和1亩，实际是要求被告安镇村四社返还耕地3亩。2017年3月份安镇村四社在土地整改项目对农户进行重新分配时，第一次分地的时候我和我母亲都参与了，后来零星分地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是我母亲参与的。我现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应该有我们一家共20多亩地（包括我父亲程银德、我哥程某3），后实际给我们分配了17.2亩。现在我们一家人耕地证书由原来的3个经营权证变为了2个，因为我父母已经去世，我和我哥将父母的地一人分了些，其中我的大本子上应该分多少缺多少，我没有拿本子，记不清了，我完了再核对下我的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新的证书面积是通过航拍计算的。被告安镇四社的负责人程某2辩称：我是上一届的社委，因为前一任社长于荣林被判处刑罚，我于今年4月15日担任社长。原告所诉2017年3月我社进行土地整改项目时确实对农户的耕地进行了分配，当时整个安镇村都进行了土地整改，不仅是我们四社。重新分配的时候，由村上牵头，但村上并不派人实际参与，由每个社以社为单位进行重新分配，当时我是以社委的身份参与了整个社土地的分配。流程是当时我们从社员大会选出15个包括社委在内的社员代表，然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前期丈量，确认原来的证书上有多少地，按照1：1.1的比例重新进行分配。因为社里存在农户之间的地的亩数不一致，有些农户的地比较分散，还有些农户超出了原来本子上的亩数等诸多因素，我们在分配时60%的农户基本上在其原来的承包地上进行调配，现在原来的小块地全部整成了大块地，原来的地埂现在也不存在了。社里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时候有会议记录，但因前任社长被判刑，社里现在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我们于当年4月就分配完毕。我们分配的时候都是按照1998年的证书分配的，因为2016年年底航拍后颁发的证书在航拍时包含了路和渠等，航拍的面积比原来的面积都要大。原告一家原有14亩承包地，分别是原告的父亲程银德4亩，原告的哥哥程某36亩，原告本人4亩，我们按照1：1.1的比例应该给原告一家分配15.4亩，后因原告的父母去世，重新分配时我们将程银德的耕地平均分配给了原告和程某3，具体的分配方式是程某3分得7.15亩，加其父亲的2.2亩，合计是9.35亩，原告的两部分分别为3.29亩和1.78亩，合计5.07亩，加其父亲的2.2亩，合计是7.27亩，原告一家实际分得16.62亩，比应该分得的15.4亩多分了1.22亩。现在社里的意见是社里就这些地，都已经分配完了，没有多余的地，如果法院按照航拍面积进行处理，所有人的地都不够。原告程某1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原告程某1的当庭陈述；2.照片四张；3.原告和程某32017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原告提交复印件后，原件退还原告）。被告安镇四社围绕其抗辩理由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被告安镇四社负责人即社长程某2的当庭陈述；2.该社社长程某2书写的简易清单一份；3.原告以及原告父亲程银德、原告兄弟程某3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各一份；乌江镇2020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核实面积农户花名册复印件一份。本院对安镇村党支部副书记魏荣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对原告程某1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对程某2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对案外人程某3、于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各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程某1系甘州区安镇村四社村民。1998年7月1日，甘州区乌江镇安镇村委员会（原张掖市安镇村民委员会）以及乌江镇安镇村四社给原告发包承包地4亩，登记的承包人口为3人；给原告父亲程银德发包承包地4亩，登记的承包人口为4人；给原告兄弟程某3发包承包地6亩，登记的承包人口为3人。原告父亲去世后，其母亲将承包地流转给了程某1、程某3兄弟。2017年土地确权后，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示原告承包地为9.08亩，人口为5人（原告及其母亲任桃花，任桃花在本案诉讼期间去世，以及原告妻子、女儿、儿子）；程某3承包地为11.48亩，人口为3人（程某3及其妻子、儿子）。安镇四社的领取补贴花名册显示原告有2.91亩计税面积土地；原告母亲任桃花有3.63亩计税面积土地；程某3有3.62亩计税面积土地。2017年3月，安镇四社进行土地整改项目时，对农户的耕地进行了重新分配。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由村委会牵头，但村上并不派人实际参与，由每个社以社为单位进行重新分配。原告所在的安镇四社分配的时候都是按照1998年的证书进行分配，现在原来的小块地全部整成了大块地，原来的地埂现在也不存在。被告安镇四社称社里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时候有会议记录，但因前任社长被判刑，社里现在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效凭证。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返还抢种的耕地，即是认为被告侵害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原、被告争执的焦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程某1在庭审中表示对村社调整土地的详细过程、方案存在疑问，认为村社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存在问题，其对于安镇四社的耕地总面积也提出疑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原告程某1主张其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享有的土地比实际享有的土地少，故其主张属于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应当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其次，原告所主张的土地在进行调整的时候没有分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根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代码为620702104208000207J）中记载，其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9.08亩，但在庭审中原告自始至终并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少分的3亩地的具体位置，根据原告与被告安镇四社负责人程某2陈述，重新分配时，已经将小地块整改成了大地块，现亦无法区分、丈量原告主张的具体面积；再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是其与其哥哥程某3的总面积少分3亩，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活动中原告只能就自己的权利进行主张，根据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原、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程某1与案外人程某3已经分家，原告程某1并不能代替程某3主张权利，原告主体并不适格。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所争议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不属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一款（三）项、《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八条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程某1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0元，退还原告程某1。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索国雄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施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