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9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林，男，197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花，四川品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四川品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海，男，198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莉，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乾，男，198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莉，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羚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东路**。 法定代表人：肖攀，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金堂县赵家镇三烈社区居民委员会。住。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赵家镇三烈场镇/div> 法定代表人：徐前，主任。 原审第三人：金堂县赵家镇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赵家场镇/div> 法定代表人：张晓强，镇长。 上诉人徐林因与被上诉人伍海、易乾，原审第三人四川省羚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羚阳公司）、金堂县赵家镇三烈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烈社区）、金堂县赵家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赵家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林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01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伍海、易乾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伍海、易乾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羚阳公司向被告进行催收，并将催收无果的情况每年向三烈社区进行反映，请求三烈社区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因原告不同意减少债权，三烈社区并未实际组织双方面对面协调付款事宜…”认定事实错误。1、在徐林原审中提交的张华琼与三烈社区主任徐前2020年6月16日《手机通话录音》及《录音通话文字记录》中，徐前已明确陈述：在前出具了错误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系伍海、易乾自行打印好后交其盖章，该内容系徐前自己理解为真实因此加盖公章。原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对该部分事实并未表述，对徐前已承认为错误出具的证据仍然予以采信，其认定伍海、易乾向该居委会进行权利主张的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在原审中向徐前所称的三烈社区体经办人高毅进行调查询问时，高毅在笔录中明确陈述：羚阳公司只在2013年、2014年找过社区，最近一次是2019年10月。高毅并未陈述羚阳公司在2016年、2017年、2018年找过社区主张款项支付。徐林在原审中对该笔录提出质证意见：2013年、2014年徐林还没有签订案涉《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徐林签订该合同的时间在2015年6月5日，该合同约定的最后支付代建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前付清，2013年、2014年找到社区主张支付代建款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且2019年10月找到社区主张权利也是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后，两种情况均不能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原判决无视上述高毅笔录陈述内容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伍海、易乾在原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系从徐林处领取工资的员工，其与伍海、易乾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徐林在原审庭审中已提出异议，但原审判决认为该证人证言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并且对于如此重要的催告事宜，该证人作为所谓的经办人没有提交任何催告过徐林的通话记录，原判决仅凭其口头的陈述即对证言予以采信，其认定事实错误。4、本案中伍海、易乾主张债权系从羚阳公司处转让取得，应首先对羚阳公司是否进行过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催收欠款行为予以查清，才能判断伍海、易乾的权利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羚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庭审中述称：“对向被告催收过欠款的事情不清楚”，因此结合原审中相关录音、笔录、证人证言，能得出羚阳公司并未在诉讼时效期内主张权利的事实认定。原判决对羚阳公司上述陈述未予认定，以至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本院审理查明：“后羚阳公司设立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为易乾、伍海。后羚阳公司成立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由伍海、易乾负责代建”的事实认定错误。三烈社区在原审庭审中述称：“对案涉代建房屋合同具体内容不清楚，对被告是否系与三烈社区建立代建合同不清楚，对‘金堂县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系谁设立不清楚，对向被告催收欠款的事情不清楚...”，三烈社区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均不清楚，而案涉代建合同上加盖的“三烈社区代建房工程专用章”并非上网备案章，无法查询制章的主体，原判决仅依据羚阳公司的陈述即作出前述印章系羚阳公司提供和上述事实的认定。原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还认为：“能够确认代建房系羚阳公司受三烈社区委托与农户签订...”。原判决裁判逻辑认为该合同里约定了“...第六条该项目代建房屋代建费由乙方直接向委托建设的农户收取，收取的资金要接受甲方监管...，羚阳公司就是受三烈社区委托向徐林收款。徐林作为三烈社区村民从未见到过上述《委托建设合同书》，也从未同意过三烈社区代表徐林与羚阳公司签订所谓的《委托建设合同书》。三烈社区没有代表徐林签订《委托建设合同书》的权利，因此其委托的权限亦是无权委托。三烈社区对上述重要事实都不置可否，原判决在三烈社区没有确认的情况之下仅依据羚阳公司一方的陈述，即得出上述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三烈社区委托羚阳公司向徐林收代建款的事实认定，其认定事实错误。徐林认为是与三烈社区签订《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退一步来讲如果按原判决认定系三烈社区委托羚阳公司收房屋代建款，羚阳公司作为受托人其也不是《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的主体，三烈社区才是《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的主体，提起诉讼的原告应该是三烈社区，羚阳公司无权将不属于自己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伍海、易乾，伍海、易乾不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原判决采信的原审法院对当事人徐前询问形成的笔录，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徐前在上述录音证据里的陈述内容，在原审第一次、第二次开庭后，伍海、易乾的代理人、赵家镇司法所人员均向其联系询问过开具《情况说明》的事情。徐林在原审第三次开庭时明确提出请求原审法院通知徐前到庭接受询问，但原审法院并未通知其到庭接受询问，而是由办案人员单独对徐前进行询问，导致徐前有可能存在心理准备，且在没有开庭没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的质询下做出不实的陈述。徐林在对上述笔录质证时，并未见到相关保证书，原审法院对徐前的询问是在其没有到庭、没有签署保证书的情形之下完成，应当做出对伍海、易乾、三烈社区一方不利的认定。综上所述，原判决认为伍海、易乾向三烈社区进行过权利的主张，但三烈社区在庭审中的述称，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均不清楚，在徐林补充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徐前对错误出具《情况说明》做了明确的陈述，且高毅的笔录能证明羚阳公司并未在诉讼时效期内向三烈社区主张权利，证人张某与伍海、易乾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徐林并非不诚信之人，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本来就存在非法占用徐林本社区集体土地违法建房、违法向本社区外出卖房屋的情形，徐林与三烈社区其他村民从2011年以来多次向省级部门、省纪委巡视组反映，2015年期间赵家镇政府和三烈社区工作人员为平息徐林上访，告诉徐林签了案涉代建合同，房子住进去了以后不会让你交钱，徐林这才息访，至此从签订合同至伍海、易乾起诉时并未有任何人向徐林催要过“代建款”。原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撤销原判，驳回伍海、易乾的诉讼请求。 伍海与易乾共同辩称，关于徐前录音证据的问题，即使徐林提交了徐前的录音证据，但录音中徐前并未承认该事实是虚假的，徐前也并不是本案当事人。证人张某虽然是伍海、易乾的员工，但是与徐林也存在亲戚邻里关系，双方与张某之间的利害关系程度相当。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羚阳公司、三烈社区、赵家镇政府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伍海、易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林向伍海、易乾支付尚欠的建房款81454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81454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徐林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30日，三烈社区（甲方）与羚阳公司（乙方）、赵家镇政府（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委托成都市建工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金堂分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市政公司）代建金堂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农民向场镇集中居住）工程项目，甲方已于2012年8月11日同成都建工市政公司解除2011年8月30日签订的《委托建设合同书》。经县、镇、村三级部门多方及甲乙双方协调由乙方全盘接管该在建工程，乙方按原《委托建设合同书》内容继续出资代建该工程。第一条甲方将委托给成都建工市政公司代建的金堂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农民向场镇集中居住）工程项目在建工程委托给乙方出资代建，乙方同意接管原合同受委托方成都建工市政公司的权利义务。第三条乙方有收取代建款项的权利、负责该项目的垫资。第六条该项目代建房屋代建费由乙方直接向委托建设的农户收取，收取的资金要接受甲方监管。该协议尾部甲方处由三烈社区徐前签字，乙方处由羚阳公司盖章，委托人伍海、易乾签字，丙方处加盖赵家镇政府公章，陈国玖签字，另有金堂县司法局赵家司法所加盖公章。后羚阳公司设立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为易乾、伍海。 后羚阳公司成立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由伍海、易乾负责代建。2015年6月5日，案涉房屋交付。徐林与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补签了一份《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该合同约定：建房人（甲方）为徐林，代建人（乙方）为金堂县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负责人：易乾、伍海。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根据成都市“三个集中”的原则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坯房改造及危旧房改造的要求及赵家镇总体规划，由于建房人目前的农房破旧，安全性能差，急需改造，建房人自愿到规划区内集中居住，并委托乙方按规划代为修建。第二条代建房屋基本情况：所建房地址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根据排号，本户代建房房号为，结构砖混，房类清水房，建筑物外装按施工图做完，层高按设计图。第三条建筑计价方式与工程价款：经甲乙双方协商，代建房总金额144000元。第四条付款方式及期限：双方商定分期付款：签合同当日付29346元，剩余114654元于2015年12月30日前付清。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清尾款，按照本合同违约责任执行。本合同为处理三烈村3组土地纠纷问题特价。第五条双方违约责任：1.甲方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款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1）逾期在3日之内，自本合同约定的应付建房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建房款之日止（逾期应付款部分）甲方按同期银行双倍利息（按日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60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解除合同的，甲方按累计应付建房款的5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乙方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约定的应付建房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支付建房款之日止（逾期应付款部分）甲方按同期银行贷款双倍利息（按日计息）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第六条交付期限2015年7月30日前。第十条本合同一式三份，乙方二份，甲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该合同尾部加盖“三烈社区代建房工程专用章”，易乾在代建人负责人处签字，徐林在建房人处签字捺印。 2015年6月8日，徐林向张某交纳59346元，《收据》载明：收到徐林三烈代建房款59346元，剩余84654元于2015年12月30日前付清。备注：其中含二次土地后补金额29346元，现金收取3万元。该收据加盖三烈社区代建房工程专用章，经手人栏由张某签字。 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羚阳公司向徐林进行催收，并将催收无果的情况每年向三烈社区进行反映，请求三烈社区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因原告不同意减少债权，三烈社区并未实际组织双方面对面协调付款事宜。 2020年4月15日，羚阳公司（甲方）与伍海、易乾（乙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上载明：甲方代建金堂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工程项目，与委托建设的农户徐林订立《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现将该合同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乙方，由乙方直接向徐林收取，具体如下：一、甲方与徐林订立的《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144000元，但徐林至今尚欠81454元未付。甲方将该合同项下权利全部转让给乙方。二、因乙方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投入，故乙方受让该债权，不在支付对价，但应自行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三、甲方提供相应资料，配合乙方实现债权。四、本协议经双方签订生效，一式二份，各执一份。尾部甲方处由羚阳公司加盖公章，肖攀签字，乙方处由易乾、伍海签字捺印。徐林于2020年4月19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6月5日，三烈社区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羚阳公司受三烈社区委托出资代建金堂县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项目，与我居委会及赵家镇政府签订一份《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由出资代建人羚阳公司分别与各农户订立《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然后依据与农户订立的代建合同收取代建款并直接交付代建房屋。因羚阳公司与我社区3组村民徐林、徐林、张华琼订立《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交付代建房屋后，未能收到约定代建款，该公司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多次向我居委会反映催收无果的情况，请求我居委会帮助协调解决，我居委会也多次出面进行协调仍无果。特此予以说明。三烈社区在该情况说明上加盖公章，徐前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案涉代建房屋合同的当事人是谁；二、本案中案涉房屋代建款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代建房屋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伍海、易乾认为是羚阳公司与徐林签订，徐林认为其系与三烈社区签订。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能够确认代建房系羚阳公司受三烈社区委托与农户签订，农户也向羚阳公司交纳了部分代建款，故案涉代建房屋合同的主体应当为羚阳公司与徐林。现羚阳公司已通过合法途径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伍海、易乾，伍海、易乾有权向徐林主张支付剩余房屋代建款。 二、关于本案中案涉房屋代建款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案涉代建房屋合同及收据，剩余房屋代建款的支付期限为2015年12月30日前，权利人最迟应当于2018年12月30日前主张相应权利。本案中，伍海、易乾称羚阳公司每年都在通过电话催要的方式向徐林主张权利，且多次向三烈社区反映催收无果并请求组织协调，伍海、易乾举示了三烈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申请了经办人张某出庭作证。徐林否认进行了催收，否认三烈社区组织了协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权利人向村民委员会主张权利能够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守约方、制裁违约方系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价值追求，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与诚信是法律本身的价值取向。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旨在督促债权人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无放纵或鼓励失信行为的意思。本案中，徐林本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但其违背诚信原则，应当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从本案张某的证言、三烈社区的情况说明、张华琼与徐前的通话记录、一审法院对徐前、高毅的调查笔录综合来看，羚阳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向徐林进行催收并向三烈社区反映催收情况请求社区出面组织协调具有高度盖然性，不能认定羚阳公司存在怠于主张权利的事实，其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三烈社区是否实际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协调与权利人提出请求不是同一概念，即只要权利人向相关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即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综上，一审法院对伍海、易乾关于在诉讼时效期间催收过的事实予以采信，对徐林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另，关于伍海、易乾主张的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逾期支付的违约金，该约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伍海、易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伍海、易乾主张的金额，因伍海、易乾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以起诉状为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徐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伍海、易乾支付尚欠的房屋代建款81454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81454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双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8元，由徐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徐林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耕地保护年度审核确认表复印件，拟证明本案所涉房屋被占用的土地均系徐林合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三烈社区及伍海、易乾没有取得任何土地使用审批权限的情况下在土地上建造房屋，严重损害了徐林的土地使用权。证据2：三烈社区、张华琼、徐林、张顺蓉等村民集中于2014年所写的紧急情况反映复印件，拟证明伍海、易乾及三烈社区，在未取得土地审批权限情况下，在耕地上违规建房，严重侵害农户权益，农户集中向省、市、县等国土部门反映保护权利。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三烈社区及该项目的办公室为了平息农户的信访，与徐林签订了《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而《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第4条第1款表明了签订合同的目的及原因是为了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至今土地问题并未解决。证据3：照片6张，拟证明三烈社区及伍海、易乾违规建房过程中，村民进行维权。证据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案涉项目占用的确实是耕地。 伍海、易乾质证认为，全部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要证明的问题属于承包经营权的纠纷，而本案是农村房屋建设合同纠纷。证据2反映徐林信访维权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反映的是因土地原因徐林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房屋代建合同均无关联性，而且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房屋代建方已经免除了徐林支付剩余代建款的义务。案涉合同均是以成本价与徐林签订的合同，所以徐林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虽然真实，但不能证明徐林的土地即被占用，即使被占用，也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伍海、易乾提交本院（2014）成民终字第646号判决书、原审法院（2015）金堂民初字第30号判决书及金堂县赵家镇人民政府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选址意见的函、金堂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选址意见的复函、金堂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选址意见复印件，拟证明伍海、易乾挂靠羚阳公司，且案涉工程有规划文件，符合规划要求。 徐林质证认为，相应文件是复印件，即使作为生效裁判中引述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项目建设符合审批要求、审批手续完备。 羚阳公司、三烈社区、赵家镇政府未发表质证意见。 为查明案件相关情况，本院向赵家镇政府去函，该镇政府回函如下： 1.金堂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农民向场镇集中居住）工程项目所占用的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性质；2.金堂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农民向场镇集中居住）工程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3.所建房屋向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卖的情况不属实；4.《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中的“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是由该项目建设单位（成都市建工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金堂分公司或四川羚阳工程有限公司）设立。同时，提交了以下文件的复印件：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川国土资函[2011]202号《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金堂县福兴镇等土地整理项目的审核批复》、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资发[2011]49号《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等3个土地整理项目的立项批复》、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国土资函[2015]301号《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成都市金堂县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建房整理项目实施规划的批复》、成都市金堂县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建房整理项目基本情况表、金堂县赵家镇人民政府赵府函[2012]28号《金堂县赵家镇人民政府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选址意见的函》、金堂县国土资源局《金堂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选址意见》、金堂县城乡规划管理局金堂规划函[2012]43号《关于赵家镇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选址意见的复函》。 本院经审查认为，赵家镇政府提交的各级政府文件虽然系复印件，但属于其依据职权能够提供的文件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徐林提交的证据1-4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伍海、易乾提交的判决真实、合法，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综合其他证据认定，伍海、易乾提交的政府文件与赵家镇政府提交的部分政府文件重复，故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与徐林情况相似的张华琼、张顺蓉亦被伍海、易乾提起诉讼，一审诉讼中，伍海和易乾提交了三烈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后，张华琼向三烈社区出具《情况说明》的具体经办人徐前拨打了电话并对通话进行了录音，张华琼在电话中要求徐前为张华琼、徐林等人开具《情况说明》，证明伍海或羚阳公司有无通过村上来找徐林等协商，徐前在电话中表达了“我前头都开错了，我不得开了，前面都开错了，我这会我还要给你开啊，不得开了，他们到时候法院里来了，我们就只有用口述来表达了”同时表达“我开那个，当初他写起，我理解的意思，那个理解是各人能力有限，是个人理解能力哈，我就理解他说17、18、19年他们来找过你，我就认为他们来找过你，那理由很简单”并称“他们要我出这个《情况说明》，我就出了，但是我就没有理解到”。2020年9月26日，原审法官到三烈社区向徐前进行了调查，徐前听完张华琼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后，确认了录音的真实性，对于审判人员关于羚阳公司或易乾何时来找徐前的提问，徐前表示“这几年都来找过我们，具体时间记不到了”，同时表示因为他们不愿意减少价款，“我们就觉得没必要给被告打电话了”，是2020年年初疫情期间才让工作人员给徐林等人打电话赶紧把钱给了。徐前还承认在原告反映过后，没有组织双方协调。针对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为什么有“我居委会也多次出面进行协调仍无果”的记载，徐前表示“因为原告每年都要来求我们帮忙协调，特别是过年左右，原来这一块原来是高毅在负责，他们来求我们过后，高毅去催过没有我也不清楚”。原审法官遂在当天找到原三烈社区负责调解工作的高毅，高毅对于羚阳公司在2020年过年前有没有向社区反映过的提问答复是“也反映过，但不是每年找，好像2019年10月左右说过一次，2013、2014年说过几次”，同时表示社区没有组织双方当面协调过，也没有给徐林打过电话。伍海没有找过社区，是伍海的父亲伍分东说的，说的时间是2019年10月，易乾是在2014年的时候说的。易乾、伍海和徐林在一审中对于相关调查笔录均发表了意见。 再查明，一审中羚阳公司到庭称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系该公司成立，相应印章亦由该公司提供，羚阳公司委托伍海与易乾代建房屋，对于向徐林等人催收房屋代建款的事，羚阳公司表示不是很清楚，具体细节也不清楚，并称张某是伍海请的。 一审中三烈社区工作人员文武到庭，在2020年8月13日的庭审中，对于法庭关于“向三被告催收房屋代建款的事情你们是否清楚”，文武答复“不清楚，居委会帮助调解过但没有结果”，也表示不清楚居委会最早帮助协调的时间，也不清楚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由谁设立。 二审中，伍海、易乾陈述，案涉工程原已修到一定程度，故案涉《协议书》签订后即入场施工，2013年3月工程完工，修好之后就陆续有人入住，但不是所有人都一次性把钱给完，也有一些人是通过赵家镇政府和三烈社区催收的，实际上徐林等三户也通过赵家镇政府催收过，其他10多户人都处理完毕。 原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5）金堂民初字第30号案中，认定伍海、易乾系挂靠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赵家镇政府提供的文件，能够证实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选址经过规划确定，徐林主张其土地被侵占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伍海、易乾系个人，不具有施工资质，羚阳公司称委托伍海、易乾施工，但与（2015）金堂民初字第30号案生效判决认定的关系相悖，本院亦认定伍海、易乾系借用羚阳公司资质。借用资质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本院对此予以否定性评价，但因本案所涉房屋已经实际建成，且徐林已经实际入住，该挂靠关系无效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根据双方在本案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徐林的合同相对方的问题。2015年6月5日徐林签订《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时，代建人落款为“金堂县赵家镇回乡创业集中居住三烈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办公室”，一审中羚阳公司表示该办公室由该公司设立，印章由其提供，三烈社区表示不清楚该办公室的设立主体。根据二审中赵家镇政府向本院的回函，结合羚阳公司与赵家镇政府、三烈社区是在2012年8月即签订《协议书》约定修建三烈社区土坯房改造工程的事实，应当认定该办公室由羚阳公司设立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徐林的合同相对方应当认定为羚阳公司。虽然徐林辩称因为土地占用问题，相关部门同意免除其修建房屋的费用，但《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中没有明确地免除徐林金钱支付义务的条款，且合同中还载明了余款114654元于2015年12月30日前付清，现徐林已经实际入住，故徐林主张其不应支付代建款没有依据。羚阳公司享有对徐林的债权。 关于徐林主张伍海、易乾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羚阳公司享有对徐林的债权，该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伍海、易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则徐林对羚阳公司的抗辩，可以向伍海和易乾主张。虽然三烈社区在2020年6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羚阳公司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多次向我居委会反映催收无果的情况，请求我居委会帮助协调解决，我居委会也多次出面进行协调仍无果”，但在8月13日的庭审中，羚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明确表示了该公司不清楚向徐林等三人催收房款的事宜，而三烈社区的诉讼代理人对此也表示“不清楚，居委会帮助调解过但没有结果”，也明确表示不清楚三烈社区最早帮助协调的时间。三烈社区在庭审中的表述与《情况说明》中记载的内容存在矛盾。 即使伍海和易乾认为二人催收行为是基于挂靠羚阳公司施工，能够得到羚阳公司追认，但在徐前与张华琼的通话中，作为出具《情况说明》的具体经办人，徐前对于出具“2017年、2018年、2019年多次向我居委会反映催收无果的情况”的解释是“当初他写起，我理解的意思，那个理解是各人能力有限，是个人理解能力哈，我就理解他说17、18、19年他们来找过你，我就认为他们来找过你”，并称“他们要我出这个《情况说明》我就出了”，该陈述亦与《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相矛盾。并且在一审审判人员向徐前进行调查的时候，徐前的陈述再次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先是称记不到易乾等人到三烈社区的时间，之后又称易乾每年都来找三烈社区帮忙协调。经原审继续向高毅核实，高毅明确表示不是每年找，而是在2013、2014年说过几次，2019年说过一次。虽然2013、2014年徐林尚未签订《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但从伍海、易乾在二审中关于2013年后有人陆续搬入，也有部分住户是通过社区催收款项的陈述来看，高毅关于“2013、2014年说过几次”的证言具有合理性，同时不能从高毅的证言中当然推定2017年、2018年伍海、易乾也向三烈社区申请过调解、主张过权利。虽然张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但张某由伍海、易乾发放工资，且除张某的证人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张某关于每年找徐林主张房款的陈述。 根据《三烈社区房屋代建合同》的内容，徐林应当在2015年12月30日前向羚阳公司支付余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伍海、易乾应当举证羚阳公司或伍海、易乾在2018年12月30日前向徐林主张过权利，羚阳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清楚催收房屋代建款的事，伍海、易乾虽然提交了《情况说明》，但《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三烈社区在庭审中的陈述有矛盾，《情况说明》经办人徐前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加之三烈社区是《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之一，故本院对《情况说明》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仅有张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伍海、易乾代表羚阳公司在2018年12月30日前向徐林主张过权利的主张，故徐林主张伍海和易乾通过受让羚阳公司的债权向其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徐林向伍海、易乾支付剩余款项和违约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徐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伍海、易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伍海、易乾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6元，由伍海、易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笛 审判员 夏 伟 审判员 张卫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