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刑终335号 原公诉机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杭州河川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河川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金鑫大厦**，法定代表人鲁杰。 诉讼代表人鲁杰，男，1985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辩护人吕硕，浙江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祁显唐，浙江纳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建财，男，1972年4月25日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河川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9年3月21日被留置，同年9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赵志军，北京京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谢俊，浙江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河川公司犯串通投标罪，被告人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一案，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19）浙0110刑初1030号刑事判决。被告单位河川公司、被告人徐建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鲁杰及辩护人吕硕，被告人徐建财及辩护人赵志军、谢俊到庭参加诉讼，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驭及李雨霏出庭履行职务。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串通投标犯罪事实 1.2015年12月，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羊山湾Ⅲ标段项目进行招投标。被告单位河川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徐建财为使河川公司能够承建该项目，与时任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简称正邦公司七分公司）负责人的卓某商议后，约定由河川公司替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简称正邦公司）垫付投标保证金，正邦公司中标后将项目交给河川公司实际施工并收取相应管理费。之后，徐建财为进一步提高中标概率，与正邦公司副总经理谢某串通投标价格等信息后，以河川公司名义和正邦公司共同参与投标。最终正邦公司中标该羊山湾Ⅲ标段项目，并按约定交由河川公司实际施工，中标项目金额为人民币28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2.2015年至2019年，河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建财通过垫付投标保证金、控制标书制作、约定陪标公司中标后将项目交给河川公司实际施工并收取相应管理费等方式，长期与舟山一水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一水公司）、杭州河昇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河昇公司）、正邦公司等公司串通投标。最终由一水公司中标余杭区东湖配水工程、余杭区闲林街道灵项溪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东塘南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四标、瓶窑镇澄清塘排涝机埠移位新建工程、中泰街道直路溪河综合整治工程、余杭区乔司街道方桥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一水公司中标后按约定将工程交给河川公司实际施工；由河川公司中标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朱家斗节制闸新建工程、余杭区仁和街道永泰村（劳家峰）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上述8个工程（项目）金额共计3974万余元。 （二）合同诈骗犯罪事实 2016年至2019年，被告人徐建财在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羊山湾Ⅰ标段和Ⅲ标段项目施工期间，因甲方单位杭州余杭林业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水利公司）未能提供土方消纳场地，经协商后双方约定由徐建财自行寻找土方消纳场地并外运土方，按实际工程量结算费用。其间，徐建财为非法牟利，在未实际支付土方外运堆场费的情况下，通过虚增外运土方量、伪造土方运输及消纳协议、消纳回执等材料的方式，虚构堆场费支出1371万余元，实际骗取水利公司支付的相应工程款457万余元。 （三）行贿犯罪事实 2018年9月，时任水利公司工程一科科长的姚某（已判刑），利用现场管理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羊山湾Ⅰ标段和Ⅲ标段项目等的职务便利，以借为名向被告人徐建财索要30万元。徐建财为感谢姚某在工程量增加等方面给予的关照以及为继续搞好关系，给予30万元。2018年12月，审计部门发现姚某钱款往来异常。为掩盖犯罪行为，徐建财提供现金30万元给姚某，由姚某存入银行后再转到徐建财控制的账户，制造钱已归还的假象。 另查明，被告人徐建财接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 原判认为，被告单位河川公司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徐建财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徐建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徐建财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三十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单位自愿认罪，徐建财对串通投标罪、行贿罪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徐建财一人犯三罪，依法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单位河川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二百万元；（二）被告人徐建财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三）责令被告人徐建财退出违法所得457万元，发还杭州余杭林业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上诉人河川公司及其辩护人提出，河川公司所犯串通投标罪成立自首，原判未认定不当；本案串通投标犯罪行为未实际造成经济损失，社会危害不大，原判判处罚金200万元过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从轻判处。 上诉人徐建财提出，（1）原判认定其犯串通投标罪、行贿罪成立，但未认定自首不当；其所犯串通投标罪系单位犯罪，在对河川公司判处罚金二百万元的基础上，再对其判处四十万元罚金过高；其所犯行贿罪有被索贿的因素，原判量刑过重。（2）原判认定其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河川公司作为工程实际施工方，已经按照施工合同及口头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包括额外增加的外运土方工程；河川公司实际将土方外运工程转包给徐某3完成，按“一脚踢”的价格支付费用给徐某3，该费用包括运输费及堆场费等，其并未虚构支付堆场费事实；河川公司在完成外运土方工程后，按照市场价组价并申请水利公司支付工程款，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是合同诈骗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判。 徐建财的辩护人提出，（1）余杭区监察委直接调查本案合同诈骗事实无法律依据，系超越管辖规定的越权行为，且未对合同诈骗罪立案，上述错误导致合同诈骗罪的全部证据在收集人员、收集程序方面缺乏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原判认定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理由：徐建财无非法占有目的，河川公司完成了土方外运及消纳工程，且实际支付了堆场费，由此，河川公司按照市场价格组价并向水利公司申请工程款，是正常的报价结算行为，河川公司及徐建财无非法占有工程款目的。徐建财及河川公司并未实施任何欺骗行为，河川公司实际已经向土方承运方徐某3支付了堆场费，至于具体金额属于经营秘密，没有必要告知水利公司，水利公司从未与徐建财约定以徐建财实际花费的土方外运及消纳费用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双方约定的结算原则是根据实际工程量结算，并非实报实销；河川公司根据承包合同、施工设计图，按照建筑行业通用的计算公司测算出来的方量申报土方量，不属于虚增土方量，且所申报的45万方土方也是经水利公司委托第三方测绘机构和工程造价机构通过实地测绘和审计确认；徐建财虽然出具了虚假的土方运输协议及消纳协议、消纳回执，但不能认定为实施诈骗财物的手段，上述协议是应水利公司要求而出具且也实际未被水利公司采纳，与水利公司按照10元单价支付堆场费无因果关系。河川公司及徐建财的行为无法益侵害性，水利公司目前尚欠河川公司工程款二三千万元，水利公司无财产损失，且按照杭州市住建委和渣土领导小组的文件，杭州地区渣土消纳费信息指导价最低每吨23元，按体积计算为每立方35元，高于水利公司付给河川公司的结算价格，水利公司无财产损失。（3）原判认定徐建财犯行贿罪和串通投标罪正确，但未认定自首不当，且所犯行贿罪主观恶性不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辩护人还提交了《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明确杭州市工程渣土运输及消纳项目计价清单编制和报价口径的通知》《杭州市工程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发布杭州市工程渣土消纳市场信息价的通知》，欲证明徐建财按每立方30元申报堆场费合理。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1）根据《监察法》第33条、第34条规定，本案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符合法律规定，调取的证据依法可以作为证据适用。（2）徐建财并未实际支出堆场费，其已经向水利公司申报和领取了土方外运费用的情况下，又虚列堆场费并申报费用，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害单位误以为徐建财支付了堆场费，才会同意支付这笔费用，虽然未按照申报的价格付款，但还是因陷入错误认识而支付了不应支付的457万余元堆场费；涉案工程虽然尚未竣工和审计，但水利公司已经超额支付该457万余元，且徐建财提供了相关伪造的材料，审计也不一定能发现，即使被发现，也属于被动退赃。故原判认定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符合法律规定。（3）原判对行贿罪、串通投标罪的判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一）原判认定被告单位河川公司、被告人徐建财串通投标的事实，有证人卓某、沈某、王某1、谢某、陈某、王某2、章某1、周某1、宋某、鲁杰的证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信息、中标公示信息、情况说明，杭州市余杭区林业水利局文件、保证金交易清单、部分投标保证金交纳、退还情况、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交易记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聊天记录，评标报告，公司登记信息、营业执照等书证，以及徐建财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和二审庭审质证无疑，证据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判认定该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二）原判认定被告人徐建财行贿的事实，有证人姚某、徐某1、俞某、汪某的证言；任职情况、杭州余杭农林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文件、劳动合同，协助查询金融通知书、交易明细、领（付）款凭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营业执照、公司登记信息、名称变更说明等书证，以及徐建财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和二审庭审质证无疑，证据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判认定该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三）合同诈骗犯罪事实 2016年至2019年，河川公司系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羊山湾Ⅰ标段和Ⅲ标段项目实际施工人。施工期间，因甲方单位水利公司未能按原合同提供土方消纳场地，经水利公司与河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徐建财协商，约定由河川公司自行外运土方，自行寻找土方消纳场地并堆场消纳，双方按实际工程量结算费用。徐建财实际将土方外运消纳工程转包给徐某3，并与徐某3约定按每立方26元的“一脚踢”价格结算费用。经徐建财决定，河川公司在向水利公司申报工程量时，土方外运运输费的单价按每立方60元至70元申报，土方堆场消纳费的单价按每立方30元申报。徐建财明知与徐某3结算的价格极低，徐某3不可能将土方运至他所称的德清东衡石矿内堆场消纳，即徐建财明知实际并未发生土方堆场消纳的工程量，但为牟取非法利益，伪造土方运输及消纳协议、消纳回执等材料，虚构河川公司已实际支出堆场费1371万余元，欲从水利公司骗取该部分堆场费，水利公司已实际支付457万余元。案发时，羊山湾Ⅰ标段、Ⅲ标段工程主体已完工，尚未验收，尚未总结算，水利公司尚有3000余万元施工款待支付。 另查明，被告人徐建财接电话通知后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串通投标犯罪的主要事实。 上述事实，有证人姚某、林某、葛某、刘某1、舒某、周某2、徐某2、胡某、徐某1、徐某3、徐某4、丁某、刘某2、杨某、江某、章某1、张某、章某2、李某的证言；徐某3提供的外运土方清单，徐某4提供的聊天记录，合作协议书及情况说明，报告单、施工联系单、编制说明，工程进度付款申请单、审核汇总表、已完工程量汇总表、付款证书、资金拨付审批单、羊山湾Ⅰ标、Ⅲ标外运土方工程款支付明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会议纪要，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关于对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项目部分造价结果审核的复函》，土方外运及消纳协议书、土方运输、消纳协议书、归案经过等书证，以及徐建财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和二审庭审质证无疑，证据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余杭区监察委调查本案合同诈骗犯罪事实的程序问题。徐建财的辩护人提出余杭区监察委对本案合同诈骗犯罪事实无调查权，且未立案，导致程序违法，收集的相关证据均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经查，（1）余杭区监察委对徐建财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依法可以并案调查。《监察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行贿罪属于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件，徐建财涉嫌犯行贿罪，应由监察机关调查。本案中，徐建财涉嫌犯行贿罪，余杭区监察委对此立案调查，调查中发现徐建财还涉嫌犯串通投标罪、合同诈骗罪，依法可以一并调查。（2）余杭区监察委未对合同诈骗罪单独立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相关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我国《监察法》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但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在侦查或调查过程中，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是否必须立案。从理论层面分析，刑事案件立案主要解决的是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在刑事案件立案前，侦查机关或调查机关认为他人涉嫌犯罪的，可以进行初查，但不能采取限制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侦查、调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可以依法采取相关侦查、调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立案后，侦查或调查的任务是要查明全部犯罪事实，随着侦查或调查的深入，可能会发现在已立案罪名之外的其他犯罪，对新发现的罪名不立案而一并侦查或调查，并不会涉及到上述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当然，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角度看，对新发现的罪名立案，可以更为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综上，徐建财的辩护人所提余杭区监察委对本案合同诈骗犯罪事实进行调查系越权管辖，未对合同诈骗罪立案，从而导致所收集的相关证据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或者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徐建财是否犯合同诈骗罪。原判认定徐建财虚构堆场费支出，实际骗取被害单位水利公司457万余元。徐建财及辩护人均提出异议，认为徐建财向水利公司申报堆场费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构成犯罪。经查，（1）土方（本案中指工程渣土）外运消纳的工程量包括土方外运和土方消纳二种工程量，水利公司与徐建财约定按实际工程量结算土方外运消纳的工程款，包括与土方外运工程量和土方消纳工程量相对应的工程款。土方消纳有二种方式，一种是运至临时中转码头，由中转码头处置，另一种是运至正规消纳场地堆放，也称堆场消纳。 （2）在案证据证实，徐建财对水利公司声称自行将施工中产生的土方外运至德清东衡石矿堆场消纳，但实际上以每立方26元的“一脚踢”价格交给徐某3外运处置，徐某3并未将土方运至德清东衡石矿堆场消纳，而是倾倒在其他地方。徐建财在向水利公司申报土方外运消纳工程量时，土方外运的单价为每立方60-70元，土方消纳的单价为每立方30元，该价格明显高于其与徐某3结算的价格。故依据徐某3以极低的价格承运土方外运消纳工程，徐建财应当知道徐某3并未将土方运至德清东衡石矿堆场消纳，即知道实际并未发生土方消纳工程量。 （3）工程施工方可以赚取利润，但以实际存在工程量为必要。徐建财若确实将渣土运至德清东衡石矿堆场消纳的，其可以按市场价与发包方结算，发包方不能要求按照徐建财实际支付的工程款结算。相反，若徐建财实际并未将渣土运至德清东衡石矿消纳，而是交给他人任由他人处置，实际并未产生堆场费的，发包方就不应支付堆场费。 综上，徐建财以极低的价格将土方交给他人处置，明知土方并未被实际运至德清东衡石矿消纳，未实际产生消纳费用，却仍以土方运至东衡石矿消纳为名虚报土方消纳工程量，骗取土方消纳费用。徐建财主观上具有骗取未实际发生的工程款目的，客观上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且上述行为发生在履行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徐建财及其辩护人所提徐建财的行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要以实际发生了堆场费为事实基础，本案实际未发生堆场费，徐建财也就不能就此主张利润，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另，原判认定徐建财所犯合同诈骗罪系个人犯罪不当。在案证据证实涉案河道整治工程的实际施工方是河川公司，并非徐建财个人，徐建财是作为河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决定实施上述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也是为了河川公司的利益，故依法应认定为河川公司单位犯罪。 3.关于徐建财所犯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形态。原判认定徐建财已实际骗取水利公司457万余元，所犯合同诈骗罪系犯罪既遂。徐建财的辩护人提出水利公司尚有二三千万元工程款未支付，水利公司实际并未遭受经济损失。经查，（1）判断犯罪既遂的标准是犯罪是否得逞，合同诈骗犯罪中，犯罪得逞的外在表现是行为人实际占有了欲骗取的财物，同时被害人遭受了经济损失。在建筑工程领域，施工方垫资施工，根据工程进度要求发包方拨付工程进度款，双方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再最终结算。因此，施工方通过虚报工程量骗得工程进度款，此时尚不能认为发包方已经遭受了经济损失，因为在结算前，发包方并未支付全部工程款，若结算时发现施工方骗取了工程进度款，则直接扣除，不会遭受经济损失，若未能发现施工方骗取了工程进度款，则实际遭受了经济损失。概言之，发生在建筑施工领域的诈骗犯罪，要以施工方与发包方结算后，施工方是否实际骗取了工程款来认定既未遂，在结算前骗取了工程进度款的尚不能认定犯罪既遂。（2）发包人水利公司尚未与施工方进行结算，目前尚有3000多万元工程款未支付，虽然因徐建财虚构堆场费工程量，支付了不应支付的457万余元工程进度款，但水利公司一旦发现即可在结算时扣除，故尚不能认定徐建财已实际达到骗取工程款的目的，尚不能认定水利公司已经遭受了经济损失，辩护人所提本案未造成水利公司经济损失的意见成立，应予采纳，故原判认定合同诈骗罪系犯罪既遂不当，本院纠正为犯罪未遂，属于实行终了的未遂。 4.关于河川公司、徐建财所犯串通投标罪、徐建财所犯行贿罪能否认定自首。原判认定徐建财接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故不认定自首。河川公司及其辩护人、徐建财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徐建财经调查机关电话通知到案，系自动投案，投案后如实供述了串通投标事实和行贿事实，应认定河川公司、徐建财所犯串通投标罪、徐建财所犯行贿罪系自首。经查，（1）徐建财到案后在接受调查机关针对串通投标事实的第一次讯问，即如实交代了本案所涉串通投标犯罪事实，之后的供述稳定，庭审中对指控的串通投标犯罪事实亦无异议，应认定徐建财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串通投标犯罪事实。（2）徐建财到案后初期始终辩称借款给姚某30万元，还虚构姚某出具了借条的事实；后期徐建财承认行贿，但仍辩解自己直到姚某不愿意还钱才知道姚某是以借为名向其要钱，同时对姚某帮其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未如实供述。故尚不能认定徐建财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综上，徐建财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串通投标主要犯罪事实，成立自首，其，河川公司也成立自首；徐建财到案后并未如实供述行贿主要犯罪事实，不能认定自首。河川公司、徐建财及其辩护人所提串通投标罪系自首的意见予以采纳，徐建财及辩护人所提行贿罪系自首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河川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未实际发生的工程量，骗取发包人工程进度款，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徐建财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河川公司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徐建财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徐建财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徐建财犯三罪，依法予以并罚。原判认定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正确，但未认定系单位犯罪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原判认定犯罪既遂不当，本院改定犯罪未遂，并据此对徐建财减轻处罚。出庭检察员所提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的意见予以采纳；徐建财及辩护人所提徐建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判认定河川公司、徐建财犯串通投标罪正确，但未认定河川公司、徐建财具有自首情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对河川公司、徐建财从轻改判，河川公司、徐建财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予以采纳。原判认定徐建财犯行贿罪正确，量刑适当，徐建财及辩护人所提行贿罪量刑过重的意见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所提本案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对徐建财所犯行贿罪判罚适当等意见予以采纳，但所提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处理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刑初103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刑初103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的量刑部分及第三项； 三、被告单位杭州河川建设有限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四、被告人徐建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宏水 审判员  蒋祖峰 审判员  陈俊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顾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