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589号 原告：浙江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盛泰名都中心1，**102（酒店）室。 法定代表人：陈帮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歧岚、沈铁成，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善支行。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124号。 负责人：张克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龙，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紫竹人家****。 法定代表人：肖文。 诉讼代表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王琪，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房地产公司）与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善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独任审判，并追加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房地产公司）为第三人，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歧岚、沈铁成，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龙、李玉梅，第三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本金损失5274836.46元；2、被告赔偿原告自2011年4月29日起至债权实际实现日止的利息损失（以年利率12%计算，暂算至2020年1月4日利息损失为5992327.27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保全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编号：深发杭州宝善委字第20100612001号），合同约定如下：1、第一条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向案外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4000万元整，贷款期限4个月（自2010年6月12日起），贷款期限自贷款实际发放日起算，发放日期、到期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2、第七条约定：被告向原告收取手续费，年费率为1‰；到期还本付息；利率8%。3、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原告不可撤销地授权被告，在出现《贷款合同》规定的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形时提前收回贷款。后被告与金星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编号深发杭州宝善委贷字第20100612001号），合同约定：被告向案外人发放贷款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贷款期限三个月（自2010年10月14日至2011年1月14日止），利率为年息8%，利随本清；贷款到期或提前到期，金星房地产公司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被告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自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即按年利率12%计算）。同日，被告与金星房地产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金星房地产公司以产权证号为杭余出国用（2010）第116-2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抵押担保的债务范围为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并于同日办理了抵押登记，被告取得杭余土他项（2010）第116-251号《土地他项权证》。贷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0年10月15日交付被告委托资金4000万元，同日被告向金星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2011年1月14日贷款到期，金星房地产公司仅归还被告本金17072514.27元和利息808888.89元。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对金星房地产公司进行起诉以收回贷款本息，被告以金星房地产公司在持续还款理由，怠于起诉。直至2012年1月5日，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才向法院诉讼。截止至被告起诉时，金星房地产公司尚拖欠贷款本金5508444.23元，利息659156.73元（实际应按尚拖欠本息以年息12%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012年3月12日，法院裁定受理金星房地产公司破产，通知被告进行债权申报。至2019年12月23日，破产分配原告仅实现债权233607.77元。原告在得知破产清算已经完成，且实现债权比例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要求被告阐明原因，因为原告一直认为自己的债权是优先债权，是有抵押权保障的债权，不至于受偿比例如此之低。被告并未阐明原因。原告于2019年向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信息公开查询抵押财产情况，才得知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于2010年10月21日，向余杭区建设局出具承诺书，承诺如金星房地产公司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与消费者发生权利纠纷，被告单方放弃优先受偿权。此承诺书出具后实际上原告的委托贷款债权已经无抵押权保证，而被告并未告知。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基于委托合同权限与金星房地产公司签订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是原告明确的委托意思表示；但其于2010年10月21日向杭州市余杭区建设局出具“承诺书”是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所做的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被告擅自放弃抵押物（杭余出国用（2010）第116-2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优先受偿权，导致优先债权转为普通债权，且未告知原告。被告作为受托人，在明知原告债权无抵押权保证的情况下，发生金星房地产公司逾期，又怠于起诉向金星房地产公司追讨贷款本息，导致原告债权未足额实现，被告的重大过错即超越委托权限放弃抵押物优先受偿权致使贷款本息无法足额收回，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受托有偿进行委托贷款发放行为中，未尽审慎义务，擅自放弃抵押权，且不告知原告，造成重大过错（原告债权在有抵押物保证的情况下，债权完全可以得到全额实现）。事后被告明知原告债权无抵押权保证的情况下，又怠于起诉，贷款逾期将近一年才起诉。原告认为被告作为金星房地产公司长期合作单位，基于其所属行业专业性及数据优势，理应知道金星房地产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帮助金星房地产公司掩盖这一情况，导致原告债权变成破产债权，受偿时间漫长，比例奇低。综上，原告认为，如非因被告的重大过错，原告所有债权可以得到及时足额实现，现造成巨额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至贵院请求判令所请。 另补充以下事实：1、在转贷时的委托贷款合同编号为第20101012001号；2、破产案件优先受偿等事项，与本案委托合同无关。 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委托贷款委托合同2份（当庭补充提交1份编号为第20101012001号委托贷款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向案外人发放4000万元贷款及相关约定的事实证据。 2．贷款合同1份，证明被告与金星房地产公司签订贷款合同。 3．土地他项权证1份，证明金星房地产公司将坐落于余杭区余杭镇金星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被告并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 4．银行进账单、借款借据1组，证明原告转账交付银行4000万委托资金、银行向案外人发放4000万贷款的事实。 5．民事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1组，证明被告2012年1月5日起诉金星房地产公司，法院立案受理的事实。 6．（2012）浙杭商破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债权申报表、申报证据材料、债权分配表、银行转账记录1组，证明2013年8月30日，法院裁定案外人等30家“中江系”企业合并重整，经债权申报，被告仅获得233607.77元破产分配款，转账交付原告。 7．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承诺书1组，证明被告未通知原告，于2010年10月21日出具承诺书放弃案外人抵押物优先受偿权。 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答辩称：一、被告已依约履行了委托义务，不存在过错。且案涉《承诺书》的出具并未导致原告的抵押权消灭。原告的案涉债权虽尚未全额得到实现，但该风险与被告履行委托义务的行为无因果关系，乃其委托贷款的商业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对于原告所谓“过错一”，擅自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被告认为，案涉委托事务中，原告的授权为概括授权，案涉《承诺书》的出具属于原告的授权范围。《承诺书》系被告依据原告的授权所出具的，不属于“擅自出具”，不存在任何过错。且即使法院认为《承诺书》系被告“擅自出具”的，案涉《承诺书》的出具与原告的债权尚未得到全额实现的结果，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以《承诺书》是被告擅自出具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具体而言：1、被告出具《承诺书》系依据原告的指示所为，属于原告的授权范围，被告没有过错。从《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内容上看，一方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从未约定有被告未来行使委托义务或代理行为时还需依原告的书面指示的相关内容，故被告在行使相关代理行为时，并不需要原告就某个行为出具相应的书面指示文件。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出具《承诺书》需要依据其书面指示的，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十一条乙方授权第1款中明确载明：“乙方谨此确认，其已认真审阅、充分知悉甲方代理其签订的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合同），认可该等合同的所有条款，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该条款的内容，应当视为原告已对被告的所有代理行为均已概括授权，并已明确被告所有的行为均由其承担法律后果。原告在已经作出上述概括授权之后，再以“其不知情”、不认可为由，认为案涉《承诺书》为“擅自出具”，无事实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据此，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原告的授权范围，不存在过错。2、即使法庭认为《承诺书》确系被告擅自出具的，存在过错，但《承诺书》的出具并未导致案涉债权的抵押权消灭，案涉债权仍为优先债权，未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面临的债权无法全额回收的风险或者损失，与案涉《承诺书》的出具之间也并无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案涉债权在借款人金星房地产公司的破产程序中一直被认定为有抵押权的优先债权，其债权性质从未因《承诺书》的存在而发生过变化。优先债权的认定，从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法院出具的债权认定表均可以明确。案涉《承诺书》的出具，并未导致原告的案涉债权失去抵押权以及优先受偿权，未给原告造成任何额外的损失。至于最终在认定案涉债权为优先债权的前提下，原告的案涉债权的实际清偿率为多少，与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相关，此为案涉贷款本身就存在的商业风险，与《承诺书》的出具无关。依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九条之约定，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本息的，被告无须负任何经济、法律责任，该风险应由委托人即原告自行承担。（二）对于原告所谓的“过错二”，未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等进行监管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的这一主张也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案涉贷款为指定委托贷款，双方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中明确载明，委托贷款的风险由原告自行承担。故被告没有任何义务去进行所谓的“贷前调查”，也没有义务去安排借款人的还款资金来源。至于同意预售时是否签署“资金监管协议”或进行资金监管，这更非被告的义务，事实上，被告从客观上也没有签订“资金监管协议”或对资金进行监管的权利。依据《浙江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开设资金账户的银行机构以及工程监理单位，签订主体中并没有土地抵押权人。而依据该暂行办法，监管的主体也是监管银行、监理单位，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有监管权利的主体中也不包括土地抵押权人。所以，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监管的义务，属于过错，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案涉贷款的本金总额原为4000万元，除其分配到的破产财产之外，依据原告的起诉状所称，截至被告于2012年1月5日向金星房地产公司起诉时，借款人金星房地产公司已归还了大部分本金及利息，仅剩550844.23元本金及利息659156.73元未归还。而借款人金星房地产公司归还借款的时间，就在其销售房屋的时期内，故从金星房地产公司的还款行为中，也无法得出抵押财产的销售资金处于无监管的境地。如原告认为系由于借款人的预售资金未监管到位导致其债权受损，原告因向相关负有监管义务的主体主张权利。（三）对于原告的所谓“过错三”，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怠于起诉的行为，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贷款逾期一年后才提起诉讼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1、依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九条第2款、3款之约定，被告对原告委托贷款资金，仅负有代为发放、协助收回的义务，如果发生纠纷的，被告可依据原告的委托代为催收和诉讼，催收和诉讼的费用由原告承担。据此，案涉贷款发生纠纷时，被告的义务仅为协助义务。所谓协助的意思，指的是被告没有主动进行催收、提起起诉的义务。至于如何催收、何时提起诉讼，均应由原告自行决定。所以，被告完全不存在被认定为“怠于起诉”的可能。如原告决定由被告代为诉讼的，其可以委托被告进行，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决定起诉，并委托律师参与诉讼，交纳律师费、诉讼费，被告已依据原告的要求在诉讼材料上加盖公章、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已依据委托合同之约定完成了协助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多次催告被告对案外人进行起诉以收回贷款本息，但被告以案外人在持续还款为由，怠于起诉”，其陈述内容不属实，对该诉称内容，原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案涉贷款为委托贷款，且在《贷款合同》第八条中已明确向借款人披露了原告与被告的委托贷款关系，故即使被告的确存在在原告要求起诉时未依据原告的要求，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原告也可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行使委托人介入权，自行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以被告的名义提起诉讼并非诉讼催收的唯一路径。据此，因原告在贷款发生逾期一年后才提起诉讼，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四）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被告帮助案外人金星房地产公司掩盖其财务状况恶化，导致原告债权变成破产债权”的主张，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案涉贷款的借款人金星房地产公司，为原告指定的公司，并非被告选定的借款人。根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十二条第6款之约定，“委托贷款项目、借款人的选取及其他贷款条件均由乙方独立、自主地确定。”与被告相比，原告与金星房地产公司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其更应知道同城同行企业的经营状况，故对于金星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状况，原告比被告更有可能了解。现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帮助金星房地产公司掩盖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将其债权变成破产债权的后果归咎于被告，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为各方其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故基于该条规定，被告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在于，被告存在过错，原告有损失，且该过错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已依据该委托合同的约定，并依据原告的指示，履行了所有的委托义务。被告的所有代理行为均是在原告的指示下所作出，也符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十一条所确定的概括授权内容，符合委托合同的约定，不存在任何过错。即使因举证的原因，导致法庭认为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存在过错，但原告的债权一直属于优先债权，案涉《承诺书》并未导致抵押权消灭，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也就是说，《承诺书》的出具与原告的债权尚未全额实现的损失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至于原告的案涉债权最终作为优先债权在破产财产分配时最终能分配到多少，依据《委托合同》第九条的约定，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无须负任何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二、退一步说，即使法院认为被告存在重大过错，且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原告的损失目前尚未确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方式也不合理。（一）依据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案涉债权的最终分配情况尚未确定。也就是说，原告的损失金额尚未确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对于损失的金额，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故在损失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告主张的损失的计算方式也无依据。破产管理人认定的债权金额为5043835.73元。原告从未对该债权认定金额提出异议，亦未提起确认债权之诉，故此金额为原告最多能获得清偿的全部金额。现原告已获得破产分配款233607.77元，故原告最多还有4810227.96元款项未获清偿。而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赔偿的损失，除了未被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部分债权外，还包含受理破产日之后的利息，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此外，在破产财产分配时，由于在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前，还有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等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权的存在，故即使是优先债权，亦可能无法获得全部清偿。故在计算其损失时，还需考虑清偿率。总之，即使法院认定原告的损失是由被告的过错所致，应予赔偿的，其赔偿的上限也不应当超过原告依据优先债权的分配方案，在破产程序中可分配而最终确定的未分配的款项。 三、再退一步说，如果法庭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被告的过错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应予以赔偿的，但原告于2020年方提起本案诉讼，不论是原告主张的哪个所谓的过错行为，其诉讼均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的相关行为侵害其权利，如果法庭认为被告的相关过错行为的确与原告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且被告应予赔偿的，那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的行为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一）就《承诺书》的出具行为而言，案涉《承诺书》系于2010年10月21日出具，相关的预售许可证系于2010年、2011年取得，相关房屋的销售工作也是在2010年、2011年即已开始。如前所述，即使法庭认定案涉《承诺书》是被告擅自出具的，原告作为与借款人金星房地产公司的同城、同行业企业，在金星房地产公司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对外开始销售相关房产时，就应当知道以被告的名义出具了相关同意预售的证明的事实。故其如认为被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侵害了其权利的，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其理应在其知道该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而原告于2020年方以此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间。（二）就所谓的“怠于起诉”的行为而言，依原告所述，其于2011年即多次要求被告起诉，而被告怠于起诉，故可以确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怠于起诉”的行为发生于2011年。那么，如原告认定被告的该行为导致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也应当于该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显然，原告于2020年方以此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保护期限。 所以，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所谓“被告存在过错的行为”，即使法庭认为被告的行为的确存在过错，但该些行为发生的时间均距离原告起诉之日已达九年之久，明显已超出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原告已丧失胜诉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 2.（2012）浙杭商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2012）浙杭商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及财产分配方案； 上述证据1-2，共同证明案涉债权被认定为优先债权，且案涉债权的最终分配情况尚未确定的事实。 第三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答辩称：“中江系”三十家企业合并破产一案，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善支行）申报债权中，有一笔债权编号为“总244”，申报金额为6573340.32元，管理人认定金额为5043835.73元，性质为优先债权。对应抵押物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一处。该债权认定已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考虑平安银行宝善支行该笔委托贷款的委托人急需资金，管理人已按普通债权清偿率于2019年11月21日分配233607.77元至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最终分配情况尚未确定。 第三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经原、被告当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7，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2，证据形式、来源合法，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其证明力。 综上，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0年10月14日，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善支行，甲方，受托人）与盛泰房地产公司（乙方，委托人）签订编号为深发杭州宝善委字20101012001号《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委托甲方发放委托贷款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委托合同；借款人（贷款对象）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金额为4000万元；贷款期限为3个月；贷款期限自贷款实际发放之日起开始计算，发放日期、到期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利率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固定利率；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甲方向借款人收取手续费，年费率为1‰；到期还本付息；利率8%；委托贷款风险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对乙方委托贷款资金，仅负有代为发放、协助收回的义务。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本息，甲方不负任何经济、法律责任；贷款发生纠纷，甲方可根据乙方委托代为催收和诉讼，催收和诉讼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谨此确认，其已认真审阅、充分知悉甲方代理其签订的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合同），认可该等合同的所有条款，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乙方不可撤销地授权甲方，在出现《贷款合同》规定的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形时提前收回贷款；甲方已经充分、清楚地向乙方阐明了委托贷款业务的风险，乙方亦充分、清楚地理解委托贷款的风险，并自愿承担该风险。委托贷款项目、借款人的选取及其他贷款条件均由乙方独立、自主地确定；乙方谨此确认，其已经认真审阅、充分知悉、理解本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签署本合同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等等。 2010年10月12日，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善支行，甲方，贷款人）与金星房地产公司（乙方，借款人）签订编号为深发宝善贷字20101012001号《贷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金额为4000万元；贷款期限为三个月（2010年10月14日至2011年1月14日）；本贷款根据深发杭州宝善委字20101012001号《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发放；贷款利率8%；到期还本付息；委托贷款手续费为千分之一，向乙方收取；等等。2010年10月14日，金星房地产公司将其坐落于余杭区余杭镇金星村11150.5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杭余出国用2010第116-272号）抵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善支行，抵押金额4000万元，抵押期限2010年10月14日-2011年1月14日，他项权证号为杭余土他项2010第116-251号。2010年10月15日，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宝善支行向金星房地产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委托贷款。贷款到期后，金星房地产公司未按约归还贷款，仅归还了本金17072514.27元、利息808888.89元。之后，被告陆续归还了部分贷款本息，其中于2011年1月28日归还贷款本金4893005.07元和逾期利息106994.93元；于2011年3月11日归还贷款本金2747517.27元和逾期利息252482.73元；于2011年3月31日归还贷款本金2898276.45元和逾期利息101913.09元；于2011年4月29日，归还贷款本金3880242.69元和逾期利息119757.31元；于2011年9月28日，归还贷款本金2000000元；于2011年11月18日，归还贷款本金1000000.00元。截至2012年1月5日起诉时，金星房地产公司尚欠借款本金5508444.23元及相应利息。 2012年1月5日，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宝善支行为与金星房地产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2年1月12日立案受理。2013年9月13日，深圳发展银行宝善支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新敏律师以被告进入破产程序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撤诉。 2013年8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杭商破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与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十家公司合并重整。“中江系”三十家企业合并破产一案，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善支行）申报债权中，有一笔债权编号为“总244”，申报金额为6573340.32元，管理人认定金额为5043835.73元，性质为优先债权。对应抵押物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一处。2019年11月21日，管理人已按普通债权清偿率分配233607.77元至平安银行杭州分行。最终分配情况尚未确定。 另查明，2010年12月21日，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宝善支行向杭州市余杭区建设局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由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西城时代家园项目用地，已由2010年10月14日抵押于我行，该土地的使用权证号为杭余出国用2010第116-272号；用地面积36623.4平方米；土地他项权利证书编号为杭余土他项2010第116-251号；抵押金额共计4000万元；抵押期限为2010年10月14日至2011年10月14日止。为了支持该企业的经营活动，我行承诺：1、同意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西城时代家园项目用地，在不撤销抵押权的情况下，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如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与消费者发生权利纠纷，凡涉及土地使用权方面的，将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为前提，我行将自愿放弃优先受偿权。 本院认为，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与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之间签订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在案涉受托委托贷款及催收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案涉《承诺书》是否导致抵押优先受偿权丧失。案涉承诺书第1条为“同意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西城时代家园项目用地，在不撤销抵押权的情况下，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第三人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表明案涉平安银行宝善支行债权为优先债权。故案涉《承诺书》未导致案涉抵押优先受偿权丧失。2、案涉承诺书是否系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擅自出具。现原、被告双方对案涉承诺书的出具经过情况，因时间久远，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是，从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分析，本案委托贷款对象金星房地产公司系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指定，案涉承诺书出具于2010年12月21日，即本案委托贷款的第2个月，目的是为了商品房预售，而原告回收的三千余万借款时间为2011年1月至11月期间，应与金星房地产公司经营有关，故根据盖然性原则，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当时对金星房地产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款情况应属明知。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承诺书系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擅自出具。3、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是否怠于起诉。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第九条第2、3款约定，被告对原告委托贷款资金，仅负有代为发放、协助收回的义务；贷款发生纠纷，被告依据原告的委托代为催收和诉讼，催收和诉讼的费用由原告承担。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多次催告被告对金星房地产公司进行起诉以收回贷款本息。故在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知晓金星房地产公司经营、还款情况下，原告盛泰房地产公司主张被告平安银行宝善支行怠于起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案涉“中江系”三十家企业破产最终分配情况尚未确定，原告对于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不足。关于诉讼时效。原告以其于2019年11月4日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为由进行主张，鉴于被告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403元，由原告浙江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戴晓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金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