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303民初841号 原告：魏红雨，男，汉族，自贡市人，1970年12月21日出生，住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加霖，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正洪，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江市东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内江市东兴镇。 法定代表人：李德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男，汉族，1963年2月26日出生，住内江市东兴区，系公司副总。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群，内江东兴区东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自贡市宝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自贡市贡井区筱溪街青杠林居委会农贸市场。 法定代表人：周登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一次庭审）：钟晓秋，女，汉族，1967年8月21日出生，住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利，四川群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洋（第二次庭审），四川川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锦绣中浩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 法定代表人：杨中浩，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雨，四川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芝，女，汉族，1994年10月10日出生，住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陈志明，男，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1973年8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洪，自流井区红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宋刚，男，汉族，内江市人，1974年12月4日出生，住内江市东兴区。 被告：钟诚，男，汉族，内江市人，1970年5月8日出生，住内江市市中区。 被告：王明富，男，汉族，自贡市人，1963年7月8日出生，住自贡市沿滩区。 被告：洪太平,男，汉族，1984年10月25日出生，四川省安岳县人，住内江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萍，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佑春，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红雨与被告内江市东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建司）、自贡市宝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成都锦绣中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浩公司）、钟诚、宋刚、陈志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在答辩期内，被告东兴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陈志明、宋刚、钟诚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本院审查后准予追加。该案由本院审判员聂元春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7日，与江克华、王明武、林建彬、曾建、代勇、李志勇诉东兴建司、宝利公司、钟诚、宋刚、陈志明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进行了合并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魏红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加霖、袁正洪，被告东兴建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桂群，被告宝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利、钟晓秋，被告中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雨、王润芝，被告陈志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洪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宋刚、钟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在庭审中，原告以案涉的支付担保上被告中浩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为由，向本院当庭书面申请撤回对中浩公司的诉讼。本院审查后，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中浩公司的起诉。在第一次庭审后，根据该案情况，本院再次于2020年12月18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合并开庭审理，被告东兴建司在举证期内申请追加洪太平为本案被告被告参与诉讼，本院审查后准予追加。同时根据第一次开庭审理情况，本院依职权追加了王明富为被告参与诉讼。原告魏红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加霖、袁正洪，被告东兴建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国、桂群，被告宝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利、郭凌洋，被告陈志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洪，被告洪太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萍、陈佑春，被告王明富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宋刚、钟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魏红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东兴建司支付原告工程劳务费9568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2、被告宝利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被告东兴建司欠付原告的工程劳务费承担付款责任；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2月进入被告东兴建司承建的位于自贡市贡井区××区的沃尔沃城市展厅工程项目，分包其泥工班组劳务。2019年9月3日，原告经与工程项目负责人廖某及施工人员雷某结算，共产生劳务费182735元，截止起诉时止，被告东兴建司共支付了87051元，剩余95684元未付。 被告东兴建司辩称：1、本案案由是劳务合同纠纷，原告不能证明原告方与被告之间有事实上、书面形式上的劳务关系；2、劳务的总承包、管理、费用的支付是洪太平，原告系与洪太平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因此，原告方主张劳务费应该由洪太平来支付；3、东兴公司与宝利公司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是真实的，但是订合同为了办理相关施工手续，由于该该工程项目最终没有施工许可证，东兴公司从来没有履行该合同；4、实际施工人是由钟诚、宋刚、陈志明、王明富，他们冒用东兴公司名义，非法启动沃尔沃工程，同时指定洪太平为劳务总承包人。原告起诉东兴公司主体不适格。 被告宝利公司辩称：1、宝利公司不是原告的用工主体，双方没有用工劳务关系，原告的劳务费应该由东兴建司支付。宝利公司与东兴建司有另一个合同法律关系，宝利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工程进度款，但没有办理工程结算，东兴建司不享有到期债权，只享有工程支付期权，原告不能向宝利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2、宝利公司不是适格的次债务人，更不是连带债务人，没有协助履行义务；3、合同具有相对性，被告东兴建司才是适格的用工主体。原告诉请东兴建司承担的是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宝利公司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更构不成违约，原告诉请不成立；4、本案实际施工人是钟诚、宋刚、陈志明、王明富，不是原告，也不是洪太平，因此，原告没有权利按照实际施工人向宝利公司主张权利。 被告陈志明辩称：1、原告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陈志明与原告有雇佣关系，陈志明与本案无关。东兴公司与宝利公司的合同实际履行了的；2、原告的诉讼项目的负责人是廖某，并不是陈志明；3.洪太平所签字、领款，是作为承包人的职责。因此本案涉及的劳务均由洪太平作为总承包人负责；4、陈志明不是本案实际施工人；5、原告出示的结算清单，是在宝利公司及东兴公司未支付劳务费的情况下，草率进行的结算，主要目的是为了讨要费用，并不是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陈志明的诉讼请求。 被告洪太平辩称：1、我不是案涉项目的劳务总承包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案涉工程系由钟诚、宋刚、陈志明、王明富挂靠东兴建司承建。我只是宋刚安排负责现场木工、泥工和钢筋工三个班组管理的。钟诚、宋刚、陈志明、王明富按三个班组12℅支付管理费。我除了管理的三个班组长，其他班组长根本就不认识；2、在2019年11月3日向贡井法院起诉中附的《劳务工程总计》，是与项目部签字确认的，是为了计算我应得的管理费。起诉状之所以陈述我是劳务承包人，是因为曾建、林建彬、李志勇、魏红雨与我商量，希望我在主张管理费时，作为三个班组的劳务分包人代为他们一并主张劳务费，由我委托律师，大家共同支付律师费。在我与律师签订委托协议后，曾建、林建彬通过微信把代理费转给了我。 被告王明富辩称：本案与我无关，我不应成为本案被告。 被告宋刚、钟诚未予答辩。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8年11于29日，被告宝利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被告东兴建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东兴建司承包被告宝利公司开发的位于自贡市贡井区××区的沃尔沃城市展厅项目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土建、水、电、通风、消防、防雷、绿化、道路总评等。计划开工日期为2018年11月18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0年11月7日，签约合同总价为99926621.21元。合同还约定，承包人项目经理为邓亚林，承包人委托何某为财务对接人，办理财务收付款等相关事宜。合同签订后，双方将该合同向行政主管机关进行了报备。随后，原告魏红雨组织人员进场开展泥工作业。后因案涉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手续，被责令停工。2019年8月30日和2019年9月3日，就实际产生的劳务费问题，廖某、雷某以项目负责人名义签字，形成“泥工组工程量统计”单和“泥工计时工补贴”单各一张，两张清单共计178355.76元。对于上述欠费，原告自述，截止起诉时止实际收到87051元。 二、被告陈志明提供的银行网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显示，被告东兴建司于2019年8月8日分别向李志勇等19人转账共计300000元，摘要注明“工资”，转账名单与陈志明提供的民工工资表上领取工资的人员基本一致。在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8月8日，由洪太平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款单，以借支劳务费名义，通过银行转账，分四次共借款1000000元，其中2019年6月11日，系由何某转账500000元给洪太平，附言“工程款”。2019年7月16日、7月27日，洪太平分别收取银行转账180000元、100000元。借款单上，项目负责人注明为陈志明，项目经理为廖某或邓亚林，施工员为雷某或廖某，安全员为周文渊，借款人为洪太平。 三、2019年10月25日，被告洪太平与四川贡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就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事，委托律师提起诉讼。合同约定支付固定费用10000元。合同签订后，曾建、林建彬于当日通过微信向洪太平支付9500元，魏红雨以现金形式支付洪太平500元。2020年1月19日，被告洪太平向本院提起诉讼称：被告宋刚、钟城、陈志明、王明富系借用东兴建司名义承接沃尔沃城市展厅工程，宋刚、钟城、陈志明、王明富将沃尔沃城市展厅工程项目的木工、泥工、钢筋劳务工程分包给洪太平，同时现场委托洪太平管理，要求被告宋刚、钟城、陈志明、王明富及东兴建司和宝利公司支付欠付劳务费1839815.48元及管理费500000元。作为证据，被告洪太平还提交了2019年9月3日，其以“劳务”身份与廖某、雷某、周文渊签字确认的《劳务工程总计》，确认木工、泥工、钢筋三个班组劳务费共计3239815.4元。后该案因洪太平未在期限内缴纳案件受理费，法院对该案裁定按照撤诉处理。 四、2019年5月5日，东兴建司通过银行转账给何某4500元，附言为“工资”；2019年8月22日和23日，魏红雨收到东兴建司银行转账两笔共计10000元，摘要为“工资”；2020年1月17日、1月21日、1月23日，代勇收到钟德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三笔款项共计89452元，附言为“代内江东兴建司付民工工资抵工程”；2020年1月21日、1月23日，钟德华向李志勇转账两笔合计79755元，2020年1月21日，钟德华向林建彬转账5000元，1月27日向王明武转账24244元；2020年1月18日，钟晓秋向王明武转账49040元；2020年1月20日、1月21日、1月27日，王明武收到交通银行手机转账短信通知，共计98573元，附言为“内江工程款”、“代内江东兴建司付民生工程款”、“代内江东兴建司付民工工资”；2020年1月22日、1月24日、4月17日、4月21日、4月26日，被告洪太平向李志勇转账共计149000元。 五、证人廖某、雷某证实：廖某、雷某分别受被告宋刚和被告陈志明雇请，到案涉工程工地从事现场管理。在发生劳务费支付纠纷后，魏红雨、代勇、曾建、王明武等将自行制作的农民工用工备案表、考勤表、工资支付表，经廖某、雷某、周文渊以项目部名义签字确认并加盖“东兴建司沃尔沃城市展厅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后，报贡井区劳动监察大队存档。 六、经被告宝利公司自述以及贡井区劳动监察大队证实，案涉工程除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外，其他证件齐全。宝利公司共预付工程款1660000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如下证据证实： 一、原告魏红雨出示的：1、身份证复印件、企业公开信息查询单、2、“泥工组工程量统计”单和“泥工计时工补贴”单各一张；3、原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后，向贡井区劳动监察大队调取的农民工用工备案表、考勤表、工资支付表。 二、被告东兴建司出示的：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洪太平的《民事起诉状》及《劳务工程总计》单和本院（2020）川0303民初71号民事裁定书； 三、被告陈志明出示的：1、借款单；2、银行电子回单；3、民工工资表； 四、被告洪太平出示的：1、委托代理合同书；2、手机微信转账记录； 五、证人雷某、廖某、陈某、何某当庭证言及何某提供的银行工资转账清单，银行转账记录； 六、曾建、魏红雨、代勇、李志勇、王明武、林建彬的银行交易明细、账户对账单、银行短信提示、微信转账记录； 七、本院针对贡井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杨德平、邹瑜做的询问笔录；在第一次开庭后对何某做的询问笔录。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其中对于魏红雨、代勇、曾建、王明武班组的农民工用工备案表、考勤表、工资支付表，贡井区劳动监察大队证实系劳务班组长自行提供，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但该系列证据系经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廖某、雷某当庭确认并加盖“东兴建司沃尔沃城市展厅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实案涉建设工程相关施工、用工及工资（劳务费）支付和结算情况，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案涉的劳务费（工程）计算单（结算单、计时单等），虽然有部分系复印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有困难的，可以提交经核对无异的复制件，该系列证据经过证人廖某、雷某当庭核对无异，具有等同于原件的效力，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陈志明还举示了一张由李志勇代书的洪太平的承诺书，但经当庭询问，李志勇表示其在代书时未取得洪太平同意，被告洪太平也当庭否认该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该证据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林建彬班组的农民工用工备案表、考勤表、工资支付表，仅有“廖某”署名且证人廖某否认系其本人签字，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林建彬提交的自行制作的工地施工及借支记录，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东兴建司是否实际履行了与被告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洪太平是否是本案案涉工程的相关劳务分包人；三、本案是否存在“实际施工人”；四、原告被拖欠的劳务费具体金额。 被告东兴建司是否实际履行了与被告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表明，首先，被告东兴建司与被告宝利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东兴建司委托的财务负责人何某实际参与了项目部的财务工作并领取了被告东兴建司发放的工资，同时，被告东兴建司也直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案涉的工人发放了工资。在被告洪太平借支工资时，借条上被告东兴建司指定的项目经理邓亚林以项目负责人名义签字确认。此外，案外人钟德华实施的一系列银行转账及其附言，虽然不能直接证实钟德华系接受东兴建司委托，实施支付行为，但结合前述事实以及根据日常生活逻辑经验判断，可以认定钟德华的行为具有代理东兴建司的性质。因此，本案东兴建司完全具有实际履行了承包方职责的外在表现形式，换言之，相关证据和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东兴建司实际履行或者授权相关人员实际履行了案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东兴建司辩称合同未实际履行，系他人冒用其名义施工，与事实不符，其代理人在庭审中还辩称公司账号系被被告陈志明等人冒用，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二、洪太平是否是本案案涉工程的相关劳务分包人 本院认为，本案从被告洪太平的自认以及证据证实，洪太平系案涉工程木工、泥工和钢筋劳务分包人无疑，理由如下：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起诉状中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构成自认，非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能够证明是在受到胁迫、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不得撤销。因洪太平在2020年1月19日向本院起诉时，自述是木工、泥工和钢筋的劳务总承包人，该陈述已经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自认。被告洪太平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完整、明确且清晰的预见和判断，虽然其在本案开庭时提交了在与律师签订委托协议当日其他班组长向其转账的证据，其他班组长也证实了洪太平的陈述，但该系列证据不足以支持洪太平构成重大误解，不能阻却其自认的效力，本院不准许其撤销自认；2、2019年9月3日，洪太平以个人的名义与廖某、雷某进行结算并形成三个班组的劳务工程结算总计同时工程项目财务何某代东兴建司直接向洪太平转款，洪太平还直接向项目大额借支劳务费，又向案涉劳务班组长大额转账支付劳务费，该系列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管理范畴，具有明显的劳务分包性质；3、洪太平自认与陈志明、宋刚等人约定按照班组产值的12％收取管理费，该管理费远远高于雇佣人员工资标准，构成了实际上的劳务分包关系；4、证人廖某证实洪太平系现场劳务负责人，该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三、本案是否存在“实际施工人” “实际施工人”指依照法律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施工合同中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包括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分支机构、工头等法人、非法人团体、公民个人等。原告魏红雨作为泥工劳务班组负责人，不满足完成工程建设主体的条件，不属于实际施工人。根据本案被告东兴建司、被告宝利公司、被告洪太平的陈述与证人雷某、廖某证言相互印证的部分能够证实，案涉工程系被告陈志明、宋刚借用被告东兴建司资质承接，被告陈志明、宋刚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由于被告陈志明、宋刚作为自然人，不具备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资质，因此本案被告东兴建司与被告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东兴建司存在出借其资质或放任他人使用其资质的主观故意或过错，应该与实际施工人陈志明、宋刚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东兴建司和洪太平还提出被告王明富、钟诚也系共同实际施工人，但未能提供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四、原告被拖欠的劳务费具体金额 原告提供的“泥工组工程量统计”单和“泥工计时工补贴”单经证人雷某、廖某当庭证实，截止2019年9月3日，原告所带领的班组在案涉工程中一共产生劳务费178355.76元，由于被告洪太平、陈志明、宋刚及被告东兴建司未能提供已经全部支付上述费用的证据，故本院以原告自认已经实际清偿的87051元作为依据，认定本案尚有劳务费91304.76元未支付。 综上，本案原告魏红雨作为劳务班组负责人起诉要求支付劳务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对其主张的金额仅提供了大部分证据，对于没有证据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洪太平作为案涉工程木工、泥工和钢筋的劳务分包人，与原告魏红雨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对原告魏红雨班组尚未获得清偿的劳务费负有清偿义务。根据证人雷某、廖某证实，2019年9月3日，证人与洪太平经结算形成的《劳务工程总计》显示，截止2019年9月3日，洪太平分包的劳务班组共产生劳务费3239815.48元，同时根据洪太平在2020年1月19日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中的自认和证人何某证言及其他证据证实，洪太平一共收到案涉工程项目付款1400000元，故可以认定其还有1839815.48元劳务费未收取。根据原建设部、劳动保障部出台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因此，被告东兴建司出借或者放任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被告陈志明、宋刚使用其资质，应该与实际施工人，在未付劳务分包人劳务费的范围内，与劳务分包人一起对劳务班组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因无证据显示被告钟诚、王明富为本案实际施工人，故二被告对原告的劳务费不负有支付义务。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具有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其承担责任的权利，鉴于原告不属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且与被告宝利公司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被告宝利公司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未支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代东兴建司支付原告劳务费的义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洪太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魏红雨劳务费91304.76元（资金占用费用计算方法为：以未支付的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8月1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 二、被告陈志明、宋刚、内江市东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洪太平的给付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魏红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192元，减半收取1096元，保全费970元，合计2066元，由被告洪太平负担（鉴于原告已经全额预交，由被告洪太平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魏红雨20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聂元春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