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8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焕俊，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振南，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伟，男，196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文波，男，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振南，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骏玮，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大西庄村。法定代表人：袁保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业，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4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1082民初487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龙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以龙都公司不持有股权、不是股权转让方为由，判决三上诉人起诉主张的诉讼主体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龙都公司2007年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因股东退休或解除劳动关系以后，退休或离职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由公司依法组织转让，并且对转让完成登记时间和程序均有明确的要求。公司股东退休以后持有的公司股权，由龙都公司出资予以收回，但是公司不能持有自身的股权，因此公司将该部分股权由荣成市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龙都公司工会）代持。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组织转让的义务主体是公司而不是工会。二、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要求分配的25.28万元股份已由案外人持有、无法进行分配理由不当。龙都公司据以进行股权转让和分配的依据是2019年6月10日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效力已形成诉讼，且一审法院已确认该次股东会会议形成的决议无效。龙都公司根据无效的股东会决议进行转让，受让人的股权依法应予追回进行分配，无需另案诉讼。三、一审法院以三上诉人未履行前置协商程序为由，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不当。2019年5月23日，龙都公司制定了无效的征询意见书，拟对公司持有的待分配股权进行转让。王焕俊已明确表达征询意见书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求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进行分配，但龙都公司在王焕俊表示反对的当天即进行转让分配，导致双方协商的基础根本不存在。二审中，三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三上诉人讼争的分配利益所适用的理由各不相同，合并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袁文波的诉请与退休年龄和股东资格问题相关联，李光伟的诉请与自身持股数量相关联，三上诉人的诉请分配对象是归属于三人各自的利益，非必要共同诉讼法律关系，其法律利益的判定不应体现在同一份判决文书之中。二、一审未查明龙都公司待分配股权数额、龙都公司工会会员持股情况、龙都公司自然人股东和工会成员转让股权情况及工会受让股权情况。本案是诉请分配股权，需查清分配股权的详细情况，但一审法院未能查清，龙都公司作为有义务提供证据和说明的一方，也始终未履行自身提供证据的义务，导致本案关键事实处于未予查清的状态。三、一审判决对诉请股权中的18.28万也即原由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3人持有股权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了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三人在退休时即分别转让了自己所持有股权给龙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保财这一事实系认定错误，首先股权转让应出具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龙都公司在一审中未进行证明，其次袁保财的一系列行为也表明上述3人股权并未在退休时进行转让，在该上述三人退休后，袁保财从未增加该三人股权的比例取得分红，同时在2019年5月23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袁保财依然具有受让该三人股权的意愿，从而表明其之前并未实际享有该三人股权，最后即使是退休时即转让，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也应由公司经协商后统一组织转让，而无权私下转让。四、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主体错误问题，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诉请的是请求公司依据章程分配股权，诉请的对象必然是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公司负有组织转让的义务，根据公司管理实践，也确实存在着大量待分配库存股的事实，不论从章程义务的应当负担性，还是股权分配的行权可能性，公司都必然是适格被告。五、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因股权由案外人持有，应受限另案起诉的理由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和认定25.28万元有多少系案外人持有，其次案外人持有的该部分股权是否合法，也被一审法院所忽略，再次即使存在案外主体的原因，若一审法院认为适当，从解决纠纷的角度应依职权追加当事人，或是向上诉人释明追加与否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在判决中直接以此为理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六、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应首先履行协商程序，从而不应在一审中判决分配，系认定事实错误。王焕俊已以回复短信的方式，明确拒绝了龙都公司的分配方案，从而就表明了存在协商不成的事实，应按章程的规定以其他程序进行分配，而不是以应继续协商为由判决驳回。在本案上诉期间，上诉人也已经向龙都公司发出协商建议，但龙都公司明确予以拒绝，该事实即达到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应首先协商的要求，应在二审程序中对分配理由是否确实充分一并进行审理。龙都公司辩称，认为一审判决合法性简单明了。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和上诉人陈述事实均有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龙都公司是工会持股会和股东会并存的双轨制公司，两者在权力机构、股权性质、管理方式、组织规范边界、权利义务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本案有关的具体转让的事实是：1.依据公司章程第17-1条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工会只在2012年的7月9日受让了股东李光伟转让的普通股股权2万元，由工会以社团法人股东的资格自持；2.根据工会章程第十七条、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改制企业职工持股会的试行办法》（威政发[1997]43号）（以下简称《职工持股会办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条的规定，退休等离开企业的会员所持有的内部职工股应当由工会收回或转让给工会，该部分内部职工股由工会以持股会的资格自持，因工会代替持股会职能，故本质上是工会自持；3.依据2019年5月23日股权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工会内部转让4万，股东之间转让19.4万，工会转让的全部是其自持的内部职工股。上诉人对事实的表述错误地依据了公司章程。二、本次转让的职工股数量及受让资格，按照倒推的规则，本次转让受让人为7人。转让股份为会员4万，董事1.44+3.36+2.6+12万，合计23.4万，剔除优先权13万，本案只有10.4万。王焕俊放弃了3.36万的受让，另2人无受让权。三、一审法院认定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的依据和适用法律都是错误的。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但依据公司章程进行解释说明，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万工会发展会员的转让与股东无关，适用的是工会章程和职工持股会办法，其余6.4万股东之间的转让虽然可以适用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但依据的是公司章程17-1条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自由转让的规定，不是适用公司章程17-2、3条，更不适用17-4条。四、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本案由三名自然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要求公司分配股权，其诉讼请求三者是一致的，三人作为共同原告是没有问题的，但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是不适格的。公司并不持有股权，只有股东才持有股权，三上诉人要求公司将不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三人，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基于此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五、上诉人要求公司提供股权转让的相关情况没有法律依据。作为公司的股东有权利了解公司的经营股东名册的登记等相关情况，本案三上诉人应依据自己提供的证据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要求公司向其提供证据来证明公司违法，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没有依据的举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六、股东之间股权的转让不受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龙都公司原有三名股东在退休以前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至于上诉人认为该转让没有依据，应该另案进行诉讼。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一审诉讼请求：龙都公司按照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持股比例11.56%、2.08%、7.22%受让分配公司回购股权32.28万元。诉讼中，将要求分配的股权数额变更为25.2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都公司（原名为荣成市祥龙渔业有限公司）系于2004年通过企业改制而来，成立时股东为袁保财、王焕俊、袁文波、王振卫、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李光伟、荣成市祥龙渔业有限公司工会，出资额共计144万。2007年9月16日，龙都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将公司名称改为现在名称、重新签订了公司章程，并将工会持股中的3万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了袁保财、王焕俊、袁文波、王振卫、王荣功，该5人受让的股份按五人出资额比例受让。该次转让协议的转让方为“荣成市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受让方为上述五人。转让后股东人员未变、出资额未变，各股东持股分别为：袁保财33.28万元（23.11%）、王焕俊16.64万元（11.56%）、袁文波10.4万元（7.22%）、王振卫10.4万元（7.22%）、李华忠8万元（5.56%）、王荣功7.28万元（5.06%）、王建永3万元（2.08%）、李光伟3万元（2.08%）、龙都公司工会52万元（36.11%）。2007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七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撤回出资，股东因退休不能在公司工作时，公司应当将其持有的股份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该股份在转让前应当享有的红利依然享有，但公司因工作需要退休后继续聘任者或因公负伤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且本人愿意继续持有股份者除外。股东因死亡、调离、辞职或者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及其他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出现时，所持有的股份必须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的股份，应当依据章程的规定，如达成协议按协议转让分配，如达不成协议按出资比例进行转让分配。第十九条：公司股东由发起设立本公司的全体自然人股东和工会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如董事会认为必要，在与工会负责人协调一致时，也可以召集工会内的股东直接参加会议，工会负责人应在召开股东会议的决定或通知上签字并通知内部股东。但股东会议中的统计、签字等程序上，仍以工会名义进行。工会行使表决权时，应当如实将其内部股东的表决情况带入股东会统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十二）对公司的其他重大事项做出决议；……。对前款所列职权项，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在决议上签字时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全体股东在决议上签名视为一致同意，并视为书面形成同意。召开股东会议应于召开日的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工会行使表决权，应按工会内部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并不得违反本章程。此后直至2019年6月10日，龙都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中，再未变更过股东持股比例、未再修改公司章程。但2012年7月9日李光伟与龙都公司工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光伟将持有的2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工会，龙都公司出具了2万元的付出证明单。对该转让，龙都公司称李光伟自协议签订时其仅余1万元股权；李光伟认可签订了协议，但称时间不真实、未支付给其对价2万元，因此其仍有3万元股权。庭审中，李光伟自认其于2015年将2万元原始股金单交给了公司。在2007年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龙都公司工会代职工持股的职工退休后，该职工的股份未再进行分配、转让。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也在该期间退休。龙都公司称，该三人退休时即分别将自己持有的8万元、7.28万元、3万元股份转让给了袁保财，但为了办理工商部门的股权备案，该三人于2019年6月10日分别与袁保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故在2019年前袁保财的股份就为51.56万元，因该三人股份早已转让，也不存在被公司收回的事实。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不认可龙都公司的说法，称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仍为龙都公司股东。2019年5月23日，龙都公司制作了《股权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主要内容为：“为完善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机制，就公司代管的部分股权，优先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转让，将转让股权及有关事项代行通知如下，并征询同意意见：一、受让人是公司的正式非股东员工，并担任中层或以上管理职务及独立核算单位财务主管；受让人承诺承担并完全履行原始股东的义务，包括2007年重组龙须岛渔业集团时评估确定的，市政府核准的包括资不抵债3830万元的退休费等预期债务（这可能会造成至少15—20倍的短中期投资亏损）；受让股权数额为每人1万元；二、董事会成员的股份，董事不足9.0278%，副董事长不足13.8889%，董事长不足36.81%，可以有条件的自愿补足。”龙都公司股东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签字的有“袁保财、王振卫、李光伟”，另有部分工会代持股的股东进行了签字。5月23日，龙都公司制作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转让方为龙都公司工会，受让方为符合前述征询意见书条件的全部受让人和董事（袁保财、王焕俊、王振卫、袁乾铭、袁阳、王晓锋、王永宁、袁洪平）。该协议写明：“有资格的受让方，签字后为实际协议受让人，按时交款、股权证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后为股东”，协议主要内容有：“……详见‘股权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其中，数额为：袁保财19.72万、王焕俊3.36万、王振卫2.6万、袁乾铭1万、袁阳1万、王晓锋1万、王永宁1万、袁洪平1万。并就转让的其他条件等事项约定如下：……2.受让股权的价款必须于2019年5月24日下午4点前、一次性、足额缴清，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权利；3.五名公司在册中层干部、独立核算单位财务主管，列入工会新召纳的会员管理；4.不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人员，视为放弃本协议及由本协议引发的全部权利义务。”袁保财、王振卫、袁乾铭、王晓锋、王永宁、袁洪平在该协议上签字。龙都公司称，该协议签订后袁保财、王振卫、袁乾铭、王晓峰、王永宁、袁洪平交了转让款。5月23日，王振卫给王焕俊发送短信称“依据股东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你可以选择受让股权33600元，代管费6720元。请于本月24日下午四点前足额缴清，否则视为你自愿放弃。没有在意见书签署意见者，视为自动弃权（如要受让股权，应先补签，再按规定出资）。”5月24日，王焕俊给王振卫回复信息，内容为“通知已收到，该通知中所依据的《股份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中的转让条款，不仅与公司章程不符，且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本人不同意该股权转让条款，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依法照章转让分配。”在工商部门备案的材料中有2019年6月10日龙都公司工会与袁保财、王振卫、袁乾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龙都公司工会将其持有的17.04万元股份，分别转让给袁保财1.44万、王振卫2.6万、袁乾铭13万。龙都公司称，该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备案方便，实际上袁保财1.44万、王振卫2.6万、袁乾铭13万中的1万元，是基于5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而来，袁乾铭受让的另12万元，是其选举为董事取得股东资格后，由工会转让而来。2019年6月20日，龙都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公司有关事项，其提交了“新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写明：“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召开股东会，召开时间2019年6月10日，会议性质（临时），应到7人，实到4人，实到4人持有公司股权113.96万元，占79.1%，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袁保财主持，经入会股东一致同意形成如下决议：1.公司股东会由袁保财、王焕俊、王振卫、袁文波、袁乾铭、李光伟、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工会组成；2.撤销公司原经营管理机构；3.重新选举袁保财、王振卫、袁乾铭、袁玲军、袁阳为公司董事会成员，重新选举刘国彬、王海东、李长文为公司监事会成员；4.重新制定公司章程；5.同意股东荣成市祥龙渔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名称变更为荣成市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6.本次股东会议应到7人，实到4人，股东王焕俊、袁文波、李光伟未按会议通知按时到会，视为放弃股东权利。如有问题由公司承担一切责任。”此后，龙都公司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变更，主要有：“一、将股东变更为袁保财、王焕俊、王振卫、袁乾铭、袁文波、李光伟、龙都公司工会，变更后持股分别为袁保财53万（36.81%）、王焕俊16.64万（11.56%）、王振卫13万（9.03%）、袁乾铭13万（7.22%）、袁文波10.4万（7.22%）、李光伟3万（2.08%）、龙都公司工会34.96万（24.28%）。二、将董事变更为袁保财（董事长）、王振卫、袁乾铭、袁玲军、袁阳；将监事变更为刘国彬（监事会主席）、王海东、李长文；三、将重新制订的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2019年，王焕俊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龙都公司、龙都公司工会、袁乾铭，要求确认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为龙都公司关于袁乾铭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违法。该案审理后，判决撤销了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2019年6月20日准予龙都公司关于袁乾铭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该案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现尚在审理过程中。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称公司退休离职职工退回的股份有41.28万元；龙都公司对该41.28万元（含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的股份18.28万元）认可，但称还应包括李光伟退回的2万元，并且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的股份18.28万元在其退休前已转让给了袁保财。对李光伟的2万元，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一审庭审中自认在起诉时估算公司回收的股份时也计算了该2万元。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称上述41.28万元股份中的16万元（转让给袁乾铭13万元、王晓峰的1万元、王永宁1万元、袁洪平1万元），王焕俊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余的25.28万元，应按持股比例分配。该25.28万元双方认可已由袁保财持有19.72万元（含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的股份18.28万元）、王振卫持有2.6万元，其余的公司尚未组织转让。另查，1.龙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保财（1964年6月6日生）系袁乾铭父亲。2.当事人均认可在2019年6月10日前的董事会成员为袁保财、王焕俊、袁文波、王振卫、李华忠。3.对2019年6月10日前龙都公司已退休的股东都有谁的问题，龙都公司称有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袁文波，公司有规定男职工年满55周岁，袁文波已到退休年龄但没有配合办理手续，其已不具有股东资格；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称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已退休，但如果袁文波也是退休股东，则袁保财也是退休股东，因袁保财于1964年6月6日出生，其在2019年6月10日也年满55周岁。一审法院认为，龙都公司章程中规定职工退休后股份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亦即职工退休后持有的股份应当收回，而收回后的股份也由龙都公司工会代持。该事实从2007年9月16日将公司工会持有的3万元进行转让时签订的协议转让方为公司工会亦可佐证。另外，从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另案主张的“确认袁乾铭与龙都公司工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表述，亦可认定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亦认可股权的转让方系龙都公司工会，并非龙都公司。龙都公司只是负责组织转让，但股份的转让方并非龙都公司，因此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要求龙都公司将25.28万元股份按比例进行转让，因龙都公司并未持有收回股份，故该主张主体错误，不予支持。另外，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要求分配的25.28万元股份，其中部分已由案外人持有，该部分股份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如欲分配，应首先主张案外人持有不成立，至于是否不成立不宜由本案直接进行认定，亦不能由本案直接判决分配案外人持有的股份，故该部分主张亦不能成立。再者，依据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主张有效的2007年的公司章程，职工退回的股份应由公司组织转让，转让前应先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才按比例分配。本案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主张2019年5月23日的征求意见无效，但又没有证据证实公司此后另行组织协商过，因此对于现尚未分配的职工退回的股份，因未按章程规定的先行协商，亦不能直接由本案判决按持股比例分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元，王焕俊负担366元、李光伟负担25元、袁文波负担30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山东省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原件三张和起诉状、网上立案截图，证明一审法院对三上诉人起诉的案件分别进行独立立案、单独收费的事实。证据2.一审中龙都公司提交的形成于2019年5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在该转让股权转让协议书中，龙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保财拟受让股权数额为19.72万元，根据一审查明的尚存争议的事实，该19.72万元中是包含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等三人共计18.28万元的股权，即在签署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袁保财通过自认的方式承认其转让之前并不享有李华忠等三人的股权。证据3.三上诉人于上诉期间内向龙都公司发出的分配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和快递收发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虽然上诉人在一审案件审理之前，即已完成了与公司协商但协商不成的程序，同时在上诉过程中，三上诉人按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谓的未履行的协商程序与龙都公司完成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根据该事实同时也对应了一审法院判决三上诉人败诉的理由，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根据公司章程由公司组织依法分配待分配的库存股，一审法院驳回三上诉人请求的该判决理由也因上诉人的协商行为而不存在。证据4.（2020）鲁10行终75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该判决结果是撤销袁乾铭作为股东的登记，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李华忠等人自认股权已转让，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以后，在目前情况下，王焕俊只能向真正持有上述股权的实际的所有人龙都公司进行诉讼，并要求分配。证据5.龙都公司工商信息一份，证明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3人的股东身份和持股数量，该三人于2019年1月1日转让给他人，不再具备公司股东资格，根据公司2007年章程的规定，股东在退休时，应将股权由公司统一组织分配，2019年并不是上述三人的退休时间点，其于2019年进行股权转让，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三人应是在2019年之前退休，若其于退休之前，未进行股权转让，则其所持有的股权应由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或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由公司以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统一分配，但该三人的股权未做此项处理，从而侵犯了上诉人的利益。经质证，龙都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将王建永、李华忠、王荣功三人的股权已经收归公司，而且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既包含了龙都公司工会会员的内部转让，也包含了龙都公司股东之间的互相转让，并非三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意义上的全部股权转让。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该证据形成于2020年的7月26日，该日正是一审判决书载明的判决时间，双方正就股权转让在法院进行诉讼，三上诉人再以分配股权申请书的形式要求分配股权，不能起到证据的效力。且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根据公司章程，袁文波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其无权向公司主张进行股权分配。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行政判决中明确可以看出因为龙都公司在办理股东登记时，将袁乾铭作为会员股东受让的股份以及作为龙都公司股东受让的股份合并在一起向荣成相关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存在登记资料的瑕疵，因而撤销了变更登记，对于股东身份的认定并非依据工商登记，关于袁乾铭的股东身份问题，在另案当中进行审理。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无法确认该材料是从何处取得，即使该份材料记载的内容是正确的，也仅能证实李华忠、王荣功、王建永于2019年1月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转让的唯一证据，从龙都公司提供的转让合同来讲，该三人均是在未达到退休年龄时与袁保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龙都公司对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因系复印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龙都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07年9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实龙都公司工会将3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了袁保财、王焕俊、袁文波、王振卫、王荣功5人，该5人是当时龙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非转让给全体股东。证据2.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及三份出资证明书，证明王荣功于2007年12月将股权转让给袁保财，李华忠于2017年12月将股权转让给袁保财，王建永于2018年12月将股权转让给袁保财。证据3.股东发起人名录及两份股东名册，证实2007年时龙都公司工会的股东情况以及2019年变更后的股东情况。证据4.龙都公司工会章程复印件一份。证据5.龙都公司工会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定，证实龙都公司工会按照法定程序对于龙都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经质证，三上诉人对该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工会转出的3万元股权系根据2007年9月16日召开的股东会一致表决同意转让，其中有部分股东明确表示放弃受让，但依然同意了转让方案，龙都公司举出的该份证据与涉案股权转让和股权分配情形不同，不能支持其意见。对证据2中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二审中龙都公司多次陈述，王荣功等3人于2019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若存在2007年协议，龙都公司不必又于2019年重新签署了上述三份转让协议，且龙都公司在之前的庭审程序中从未陈述过存在该三份协议，三上诉人有理由认为，龙都公司系为了诉讼目的制作了三份协议，因此对该三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关于证据2中的出资证明书也是为了配合前述三份协议而单方制作的相关材料，证明力较低，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第八页、第九页、第十页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三页证据系工商机关处备案的股东名册，也反映了公司股东真实的持股情况，但对证据3的第十一页即2019年1月1日的公司股东名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股东名册系龙都公司单方制作，与公司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不符。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符合法律和常理所应有的情况，该份决定中在签名为真实的情况下，仅有部分工会成员的签字，但是签字所针对的对象仅有抽象的表述，并无通过的事项之具体内容，且三上诉人也没有见到该份决定中所表述的2019年6月10日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新章程，在该份新章程不存在的情况下，该证据的真实性也就同样存在疑问，因为工会并不能够通过一份不存在的章程。本院经审查认为，因三上诉人对龙都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效力的认定，本院在下文说理部分予以阐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4，因龙都公司未提交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据5，龙都公司在另案（2020）鲁10民终2865号案件中提交原件，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均系该案当事人，在该案中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8月，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分别以龙都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分别以（2019）鲁1082民初4870号、4871号、4872号立案。在2020年5月21日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龙都公司是否同意合并审理三案，当事人均同意合并审理，故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将上述三案合并审理。同日，一审法院分别制作（2019）鲁1082民初487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9）鲁1082民初487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上述两案并入（2019）鲁1082民初4870号案件审理并作出判决。又查明，王焕俊与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龙都公司、龙都公司工会、袁乾铭工商行政登记一案，龙都公司、龙都公司工会、袁乾铭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30日制作（2020）鲁10行终7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2020年7月26日，王焕俊向袁阳（收件地址为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大西庄村荣成龙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邮寄分配股权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中载明：王焕俊、袁文波、李光伟系龙都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应组织对回收的股权进行分配。现三名股东请求公司组织对已回收的股权，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进行分配。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三上诉人的起诉予以合并审理且一并判决，程序是否正确；二、依据龙都公司章程负有组织转让并分配股权的责任主体为龙都公司还是龙都公司工会；三、三上诉人是否应就诉争股权中已由案外人持有部分先行解决以及是否应当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股权分配先行协商解决。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诉的主体合并，类型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其中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且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共同诉讼。本案中，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龙都公司回购持有的股权进行分配，即三案的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在一审开庭中，一审法院询问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龙都公司是否同意合并审理，上述当事人均表示同意，一审法院当庭口头裁定对三案合并审理，并于当日制作合并审理裁定书，构成上述规定中的普通共同诉讼。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后以同一份文书作出判决，程序并无不当，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该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龙都公司2007年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因退休不能在公司工作时，公司应当将其持有的股份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股东因死亡、调离、辞退或者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及其他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出现时，所持有的股份必须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的股份应当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如达成协议按协议转让分配，如达不成协议按出资比例进行转让分配。从该条规定可知，龙都公司负有组织依法转让、分配因退休等情形下股东的股权的义务，该章程中并未规定龙都公司工会相关的权利义务，从实践情况看，2019年5月23日《股权转让通知并征询同意意见书》的制作主体为龙都公司，其载明的“就公司代管的部分股权”、“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等内容可以看出，龙都公司系在依照公司章程对公司代管部分的股权进行分配、转让。虽然其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主体为龙都公司工会，但是在该协议书中亦载明龙都公司作为参与方，其职责为方案协议拟定、程序上组织、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因此龙都公司工会仅为转让股权的代持者。故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要求分配股权，应当向龙都公司主张权利，龙都公司作为一审被告主体适格，一审法院关于龙都公司被告主体不适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依上所述，本案系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规定，以龙都公司为被告方提起的要求分配公司股权的诉讼，诉争分配的25.28万元股权中，已由案外人袁保财、王振卫持有22.32万股权且已办理工商登记，对该部分股权，龙都公司无权直接对案外人工商登记的股权进行分配，三上诉人应先就案外人持有的上述股权进行处理，无权要求公司直接进行分配，案外人持有是否成立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三上诉人可另行提起诉讼，并在相关案件审理完毕后，再行向龙都公司主张分配。关于股权分配是否需履行协调的前置程序。股权分配关乎有限公司人合性、各股东持股比例、利益分配、经营管理权等重大事宜，属于公司自治范围，龙都公司章程第十七条已对股权分配程序进行规定，需先组织进行协商，协商不成、达不成协议时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本案中，三上诉人虽于2020年7月26日向龙都公司邮寄分配股权申请书，但公司并未组织召开股东会协商或由全体股东就股权事宜进行协商，故协商程序并未履行完毕，三上诉人直接要求公司予以分配，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若龙都公司存在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司组织依法转让的股份”，公司应当及时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履行相应职责，组织转让分配相关股权。王建永、李华忠、王荣功三人原有股权现已由案外人袁保财持有，该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故对龙都公司提交的证据2涉及的王建永、李华忠、王荣功与袁保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及三份出资证明书的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综上，上诉人王焕俊、李光伟、袁文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但关于被告主体问题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王焕俊负担366元、李光伟负担25元、袁文波负担3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刘志敏审判员 唐玉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杨昕书记员孙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