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43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女，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连发，男，195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红因与被上诉人李连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被上诉人李连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改判刘红不承担47600元本金及利息清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连发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红与李连发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案涉款项是李连发委托刘红在线上投资理财平台中券资本集团开设账户所用，系投资理财款。刘红于2016年12月16日给李连发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条，今收到李连年现金57600元，用于李连年在中券资本投资平台报单开设账户收款人刘红确保57600元安全到李连年陆续到账，若不能到账，刘红承担，保证人刘红，2016年11月16日”该条据中出现多处笔误，将“李连发”书写成“李连年”并且将“2016.12.16”书写成“2016.11.16”。之后“中券资本集团公司”平台多次有投资收益回款，其中2016年12月20日回款1848元、2017年2月19日回款2250元、2017年3月1日回款5345元、2017年3月20日回款5126元，平台总计回款14569元，刘红都通过银行账户转账至李连发账户，刘红还于2017年11月6日通过微信给李连发转账7000元和3000元两笔款项，后因国家政策调整“中券资本集团公司”平台关闭，导致投资失败。期间，李连发投资本金收回24569元，仅剩余33031元未收回。并且李连发以该笔投资纠纷重复在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襄城区人民法院业已开庭审理，刘红认为此两起诉讼完全是李连发对刘红的恶意诉讼。李连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红混淆了民间借贷和投资的法律关系，请求驳回刘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连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红偿还借款本金57600元，并支付利息（以576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由刘红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年底，李连发和刘红因均为某网上投资平台的线下人员，双方经人介绍相识。2016年12月16日，李连发通过其自有的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1）向刘红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62×××＊8）转款57600元，当时未要求刘红出具债权凭证。2017年9月26日，李连发以该款属于其出借给刘红的借款为由，要求刘红补写借条，即日，刘红向李连发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李连发现金57600元，人民币伍万柒仟陆佰元整，于2017年10月30日付清。”2017年11月6日，李连发与刘红在广东深圳经案外人张兵居中调解，刘红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偿付李连发10000元，并于当日就尚余款项47600元再次向李连发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李连发现金人民币47600元，大写肆万柒仟陆佰元整，现于2018年10月前付清。身份证：。欠款人：刘红。2017.11.6.”后刘红未能按时偿付款项，李连发提起诉讼。一审诉讼过程中，李连发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在李连发诉讼请求争议标的额范围内对刘红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同时对李连发的担保财产也进行了查封。为此，李连发支付财产保全费72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案涉57600元转款系借款还是委托投资理财款发生争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连发为证实该笔款项系借款，提交了2016年12月16日其向刘红银行账户转款的转款凭证和2017年9月26日刘红书写的《借条》，虽然李连发实际支付借款资金在时间上与债权凭证即《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时间存在时间差，但一审法院认为，现实生活中，先由出借人打款入账，后由借款人出具借据，或者反过来，先由借款人出具借据，后由出借人打款入账，该种债权凭证（《借条》）所载明的借款时间与借贷资金的实际支付时间存在一定时间差的情形，与借贷双方关于交易凭证出具的习惯并不相悖，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常识。因此，本案中，李连发对于借款给刘红的待证事实，已经完成其举证责任。刘红认可收到57600元款项，但辩称该款不是借款而是委托投资款，并申请数位证人出庭作证，案涉证人虽然可证实李连发参与过刘红主导的投资理财事宜，但均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知情，无法推翻李连发提交的转款凭证和《借条》所证实的借贷事实，刘红辩称该笔57600元的款项系委托理财款，证据不足；刘红还辩称，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借条》，《借条》的出具不真实、不合法，不可作为定案证据。为证实其抗辩主张，刘红提交一份报警记录佐证，但该份报警记录的出警时间在2017年9月22日，与刘红出具《借条》时间即2017年9月26日相差4天，无法证实2017年9月26日其是否处于受胁迫境地，该份证据材料也没有提及李连发对刘红有所谓胁迫行为。况且，从后续2017年11月6日刘红在深圳经案外人张兵居中调解，在偿付2017年9月26日的《借条》57600元中的10000元之后，又于当日（2017年11月6日）再次向李连发出具尚欠47600元借款并承诺在2018年10月前付清的《借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刘红，其否认向李连发借款却又两次出具《借条》的行为，与生活经验不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案涉57600元款项应当依法认定为李连发向刘红支付的借款，刘红理应按时偿还。在偿付10000元情况下，尚欠47600元未按《借条》上约定的时间按时足额偿还，应承担违约责任，李连发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刘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李连发借款本金47600元，并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47600元借款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李连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0元，减半收取645元，财产保全费720元，合计1365元，李连发已经预交，李连发承担65元，刘红承担13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款项为委托投资理财款还是借款。因案涉款项发生在刘红向李连发出具借条之前，无论该款项是投资理财款还是借款，在刘红向李连发出具借条时，当事人对案涉款项为借款的意思表示明确，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当事人之间因此成立合法有效的借贷合同关系，李连发依借贷关系提起诉讼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款项与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的投资理财关系是否存在关联性，由当事人在另案中主张和解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评判。故刘红关于案涉款项为委托投资理财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元，由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