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8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峰，男，汉族，1964年10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恒信华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惠名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9388178-3。法定代表人：陈振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子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敏恒，男，汉族，1963年4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何启东，男，汉族，1957年3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西县。上诉人郭峰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恒信华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原审被告陈敏恒、何启东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粵0303民初13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郭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的第一项，改判恒信公司将郭峰的投资款50万元扣除30万元注册资金，退回2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月8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给郭峰。2.判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恒信公司负担。庭审中，郭峰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恒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郭峰的出资事实。2008年1月7日，郭峰与原恒信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融资负责人陈敏恒，原总经理、融资负责人黄某签订《认股协议》。恒信公司需要融资2500万元，郭峰出资50万元，占股份0.6%。恒信公司财务总监陈振良在《认股协议》盖财务章。《认股协议》达成了双方的法律主体意愿，后续事宜是在郭峰出资50万元的基础上进行的。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3日前，无法达到融资2500万元的目标额度，因此，恒信公司只增加700万元注册资金，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按照1000万元的股份比例，郭峰出资50万元应该占比5%，公司因与郭峰的工作矛盾冲突，陈敏恒、陈振良故意将郭峰的股份降为3%，在郭峰表达不满并强烈要求的情况下，公司在2012年变更股份时，陈敏恒不得已将1%的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郭峰，郭峰占有4%股份。陈敏恒、陈振良将郭峰50万元合理的5%股份强行压至3%，经过郭峰维护自己权益，才勉强给郭峰增加1%到占4%股份。以上事实，陈敏恒在2018年9月26日上交罗湖区人民法院的《应诉答辩状》中的第3页证明“郭峰50万元现金的投资款是注册工商股份登记的专用款”。黄某的证词也载明“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证明郭峰投资的50万元，就是注册工商局登记股份的款项，公司对投资款应该负责任”。二、郭峰交50万元给恒信公司是2008年1月，恒信公司注册时间是2008年11月。恒信公司要融资2500万元，融资需经过一个时间段。变更公司股份必须建立在公司原投资人的经济基础上，按照承诺和已经签订的法律文件办理。故年初交投资款，年底办理变更工商注册登记，是符合时间逻辑的。三、恒信公司2008年融资1183.4万元，注册增资700万元，陈振良委托中介公司注册，全部操作注册资金安排，应该交代清楚。四、因为陈振良拒绝执行深圳市仲裁委员会（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执字第73号拘留决定书，拘留陈振良十五天并扣押陈振良63万美元现金。五、恒信公司已经在2013年5月份停止一切经营，没有公司地址，陈振良一直躲避在香港，由其律师代理一切事务，公司公章、财务章、银行账户私章，亦全部由陈振良一个人保管。七、关于新证明人出庭作证。新证明人是介绍郭峰认识恒信公司总经理黄某，也是投资恒信公司的介绍人，同时也是介绍杨秋兰投资200万元给恒信公司的经办人。二审庭审中，郭峰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程序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或发回重审，以查明案件形成的真实性，并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1.恒信公司于2013年5月2日停止营业，实际已经关闭。原因是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陈振良，其当时还兼任财务总监将公司印章及相关材料带走，并提出公司清盘。恒信公司注册地址已经不复存在，已于2013年被陈振良出售，并无工作人员，客观上不可能提出本案诉讼。且陈振良至今没有露面，法院也无从查找，因此本案无人代表提起诉讼。2.恒信公司所谓诉讼代理人掩瞒陈振良的香港身份，现经其他案件审理，该代理人在法院的追问下，才承认陈振良是香港身份，在香港名为陈稳辉。现在陈振良的大陆身份证是无效身份证，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没有经过合法认证，也未在法院面签，委托手续不合法。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郭峰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未予以审查，该代理人也未如实向法庭告知法定代表人真实身份，导致该代理人无出庭资格。二、就是本案以公司名义起诉股东，但未经股东会议同意，也未起诉大股东即法定代表人，遗漏了其他股东，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均为违法。三、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显示恒信公司已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至今未履行公司相关义务。现在以公司的名义追究股东出资责任，无实际意义。四、郭峰实际已经支付股本金50万元，公司增资程序出现问题，应该由责任人负责，要求郭峰再承担出资义务显然不合情理。五、恒信公司混淆了公司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陈振良出资未到位。郭峰出资50万元，公司外部当事人不认可可以理解，但是恒信公司另外起诉不合情理，请求公司清算处理。恒信公司辩称，一、恒信公司认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结果。二、关于郭峰投资的50万元是否属出资的问题，已由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认定。三、关于郭峰上诉状所提出的融资2500万元以及2008年融资1183.4万元的事实，恒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由于疫情的影响暂时无法确认，对相关事实不予确认。四、关于陈振良被司法拘留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无关。当时的司法拘留是因为另案在执行阶段，法院联系不到陈振良，陈振良也没有主动向法院报告相关的财产，所以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振良进行司法拘留，司法拘留后已被释放。后作出司法拘留的相关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已经结案，与本案无关。五、恒信公司是因为资金缺乏无力缴租，将原来经营的场所退租，并不是恶意停止经营。股东都知晓退租的事情，当时郭峰也在公司拿走了一部分会计凭证。陈振良并没有隐瞒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事情，被拘留的理由是陈振良在执行案件里没有如实主动报告财产，并不是陈振良涉嫌走私而被拘留。后来在处置63万美元的过程中，陈振良向法院披露了他同时在香港的身份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杨秋兰一案时扣划了50万美元后，把剩余的款项退给陈振良，对陈振良的身份进行过核实，所以陈振良并没有故意隐瞒身份。而且，陈振良在境内的身份证是真的，并不是虚假的，确实是公安部门签发的身份证，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六、恒信公司的营业期限虽已届满，但恒信公司的法律主体是存在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七、在所有股东的出资都被法院认定为虚假出资的情况下，陈振良通过代公司履行杨秋兰的债务，实质上已经履行了他的出资责任。在此情况下，如果免除其他股东的出资义务，显然对陈振良不公平。陈敏恒、何启东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恒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郭峰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为157972元），陈敏恒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陈敏恒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583000元并支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3000000元自2006年10月16日起算、2830000元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分别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542242.53元）；3.何启东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1000000元及支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的利息为526573.33元），陈敏恒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案件诉讼费用由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信公司于2006年10月11日登记设立，股东为陈敏恒，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100%。陈敏恒于2006年10月10日将投资款300万元转账汇入恒信公司在华夏银行竹子林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内，完成验资后该笔出资即于2006年10月16日全部转账支付给案外人深圳市恒益礼品商行。2007年8月2日，陈敏恒将其持有恒信公司34%股权转让给陈振良、33%股权转让给黄某。黄某于2008年3月18日又将其持有恒信公司33%股权再分别转让给陈敏恒和陈振良，股权变更登记后，陈振良持有恒信公司51%股份，陈敏恒持有恒信公司49%股份。2008年11月11日，陈敏恒、郭峰、何启东与陈振良签订股东决议，一致同意新增郭峰、何启东为恒信公司股东，将恒信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新增部分由陈敏恒认缴283万元，陈振良认缴287万元，何启东认缴100万元，郭峰认缴30万元。增资后，陈敏恒持有恒信公司43%股份，陈振良持有恒信公司44%股份,何启东持有恒信公司10%股份，郭峰持有恒信公司3%股份。2008年11月12日，上述股东分别将应认缴新增投资款共计700万元分别转账汇入恒信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湖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但上述700万元投资款转入恒信公司银行基本户后即于2008年11月13日分五笔全部转出。2012年1月9日，陈敏恒将其持有恒信公司的1%股份转让给郭峰，7%股份转让给陈振良，5%股份转让给于立。股份转让后，恒信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陈振良51%,陈敏恒30%，何启东10%，郭峰4%，于立5%。2016年，杨秋兰对郭峰、陈敏恒、陈振良及何启东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请求:1.郭峰在抽逃资金30万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陈敏恒在抽逃资金5830000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陈振良在抽逃资金2830000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何启东在抽逃资金1000000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诉讼费用由郭峰、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承担。盐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6)粤0308民初字第7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2006年10月和2008年11月恒信公开公示设立与增资的两次出资过程中，四名被告作为公司时任股东虽曾分别将认缴的出资款转账汇入公司账户，表面上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在两次完成验资后均随即就将刚转入公司账户的出资款全额转出，之后也未有再补充出资，显然有悖常理及公司经营惯例，已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同时被告郭峰确认2008年11月的增资系委托中介垫付，并非真实出资，而被告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作为恒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参与经营者，亦不能举证说明两次全额转出出资款的具体用途，故本院依法认定四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出资，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恒信公司对恒信公司杨秋兰应承担的债务已经[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所确认，后经恒信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恒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四被告依法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偿清偿责任。”最终判决:1.郭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中应付恒信公司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陈敏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583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3000000元自2006年10月16日起算、2830000元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分别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中应付恒信公司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陈振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287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中应付恒信公司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何启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书中应付恒信公司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2535.45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峰、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共同负担。陈振良不服上述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6)粵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粵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杨秋兰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7)粵0308执281号。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扣划了陈振良在(2014)深中法执字第73号案的美元500000元至杨秋兰银行账户。随后，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根据杨秋兰的结案申请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本案予以结案。郭峰不服已生效的（2016）粵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予以了审理，并作出（2018）粵03民再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在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础上再查明：郭峰与杨秋兰于2016年9月16日签订《调解书》，约定基于该案一审判决，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确认杨秋兰基于涉案仲裁裁决的债权金额为2074039.45（未计算200万元的银行利息）；郭峰占恒信公司4%股权，按照4%的比例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在郭峰追回被恒信公司拖欠的工资差额后，再向杨秋兰偿还利息；郭峰在15天内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该调解书经双方签字生效后，郭峰撤回上诉。该《调解书》签订后，郭峰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并向该院撤回上诉。郭峰在一审提交了《认股协议》和收款收据。《认股协议》的甲方为恒信公司，一方为郭峰，落款时间2008年1月7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决定收购案外人股权，扩大公司业务，需筹集资金2500万元，经双方商议决定由乙方出资50万元，成为恒信公司新股东，占股0.6%。陈敏恒、黄某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恒信公司公章。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08年1月8日，写明收到郭峰投资款50万元，并在“现金”前的方格打钩。收款收据“出纳”、“经手人”处分别有“田静波”、“黄某”签名。在查明上述事实基础上该判决认定：1.郭峰主张其已向恒信公司实际支付投资款50万元，但该付款时间、金额及占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不符；2.郭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恒信公司及各股东就其之前的投资款50万元抵作其在恒信公司增资时出资的30万元达成合意；3.郭峰确认2008年11月12日恒信公司增资时，各股东委托中介代办验资，但均未实际出资，证明郭峰在恒信公司增资时，不仅未提出以其已经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相抵，还委托中介代办其出资30万元的验资手续。综上，对郭峰主张的其已经履行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2日增资时出资30万的义务，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如郭峰就其主张的50万元投资款相关事宜与恒信公司或其他股东存在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以郭峰自认的2008年11月12日认缴的30万元出资实际未到位，判令其在该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最终判决：维持（2016）粵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郭峰在本案中同样提交了《认股协议》和收款收据等证据以证明其已实际向恒信公司恒信公司足额出资，同时申请了证人黄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黄某确认郭峰是交了50万元现金给田静波，但对于田静波有无将该款项存入银行账户，存入哪个银行账户，黄某则表示不清楚。对恒信公司问及50万元款项有无可能存在陈敏恒的账户时，黄某表示也有这个可能。李某确认郭峰有给他看过签订的认股协议，但对协议约定的出资款是否已实际支付，其则表示不清楚。另，郭峰也提交了其与杨秋兰2016年9月16日签署《调解书》，该证据即为郭峰在（2018)粵03民再25号民事判决中提交的《调解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郭峰、陈敏恒、何启东作为恒信公司的股东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对于各股东是否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在杨秋兰诉郭峰、陈敏恒、陈振良及何启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中已认定，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及陈振良作为恒信公司的股东已构成虚假出资，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该案的再审中，法院对郭峰主张的其已经履行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2日增资时出资30万的义务也不予采纳，并认定原审判决以郭峰自认的2008年11月12日认缴的30万元出资实际未到位，判令其在该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郭峰在本案中主张其已出资的事实和理由及所依据的证据与（2018)粵03民再25号民事判决基本一致，除外，郭峰未能提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因此，郭峰主张其已向恒信公司足额缴纳出资款30万元缺乏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确认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均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均应在虚假出资范围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金额及对应的利息。在（2016)粵0308民初字第750号民事判决作出后，郭峰基于该判决与杨秋兰签署了《调解书》，并根据该调解书向杨秋兰支付了82961.58元的调解款。因上述调解款的支付是基于(2016)粵0308民初字第750号民事判决作出的判决内容，郭峰为恒信公司向杨秋兰支付的款项应视为郭峰向恒信公司支付的出资款，该款项应从郭峰应向恒信公司支付的出资款中扣除，即郭峰应再行支付的出资款为217038.42元(300000元-82961.58元）。恒信公司主张陈敏恒对郭峰及何启东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其理由为陈敏恒为恒信公司的发起人。一审法院认为，恒信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陈敏恒只是原股东，而非发起人，因此，恒信公司的上述请求没有事实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恒信公司是否选择起诉其另一股东陈振良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其并不影响对郭峰、陈敏恒和何启东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的判断。陈振良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的情形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各股东对此存在异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郭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217038.42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陈敏恒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583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3000000元自2006年10月16日起算，2830000元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分别计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三、何启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款100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四、驳回恒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89941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峰负担2890元，由陈敏恒负担77631元，由何启东负担13316元，由恒信公司负担1104元。上述费用已由恒信公司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还。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负担的费用迳付恒信公司。二审期间，郭峰提交恒信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表，显示恒信公司于2019年9月4日被列入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在之前已经被列入，证明该公司已于2013年就不再经营了，现在又无地点、无办公人员。恒信公司对上述工商信息查询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2017年6月恒信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恒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邓子明律师和刘芹实习律师。原审法院分别于2017年10月31日和2018年10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次庭审中郭峰对邓子明代表恒信公司出庭应诉未提出异议。二审期间恒信公司向本院提交日期为2020年1月13日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其中《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恒信公司委托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邓子明律师为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书加盖恒信公司印章并有法定代表人陈振良的签名捺印。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原审判令陈敏恒、何启东因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在虚假出资范围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金额及相应的利息，陈敏恒、何启东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二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峰作为恒信公司股东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本院认为，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向公司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法律义务。关于2008年11月恒信公司增资时郭峰是否已履行出资30万元义务的问题，在杨秋兰诉郭峰、陈敏恒、陈振良及何启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一审、二审案件中已认定，郭峰作为恒信公司的股东构成虚假出资，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该案的再审中，本院对郭峰主张的其已经履行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2日增资时出资30万的义务也未予采纳。由此可见，郭峰在2008年11月恒信公司增资时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在郭峰没有提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时，恒信公司可以无须举证证明。郭峰在本案中主张其已出资的事实和理由及所依据的证据与（2018)粵03民再25号民事判决基本一致，二审阶段亦未提出新的理由及证据，故对郭峰主张其已向恒信公司足额缴纳出资款30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据此认定郭峰应在虚假出资范围内向恒信公司补缴出资217038.42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该股东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恒信公司目前仍是存续状态，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被公安部门注销均不影响恒信公司诉讼主体资格，恒信公司亦已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活动，郭峰关于恒信公司诉讼主体资格及委托代理人身份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郭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6元（郭峰已预交），由郭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