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265号原告王福根，男，1962年4月30日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温聪聪、潘越，上海尚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法定代表人胡博，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赵佳佳，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福根与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房屋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福根及其委托代理人温聪聪，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赵佳佳及委托代理人严洪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福根诉称，2019年8月原告得知所在村庄潞阳村要被政府征收，被告开始组织丈量灵芝街道潞阳村的建筑物及附属物。2019年9月20日晚上，被告在灵芝街道潞阳村公布《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2019年9月22日，被告公布《潞阳村征收公告》，征收范围为：潞阳村有关建筑物及附属物。2019年9月26日，被告与原告签署《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在对原告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的征收过程中，存在多处违法行为，具体如下：1、征收实施主体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本案所涉对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征收过程中，公告及实施人始终为被告，越城区人民政府作为本次征收行为依法应公告并组织实施的一方，至今未有任何作为。被告不具有发布征收公告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即使是受越城区人民政府委托从事征收与补偿相关工作，也不能免除越城区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公告及签订协议的法定义务。2、本次征收违反法定程序，未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2019年9月20日晚上，被告在灵芝街道潞阳村公布《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潞阳村征收公告的时间为2019年9月22日，实施方案仅仅公告1天即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将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据此，本次征收行为及征收方案的拟定未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显属违规。3、土地房屋调查登记阶段程序违法，认定的原告住宅房屋价值及面积违法，导致原告难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首先，本次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产生程序不合法。据《绍兴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属地乡镇(街道)组织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或本村(社区)村(居)民代表，在公布的候选评估机构中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也可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随机确定。候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少于3家。投票或随机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通过投票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应当有过半数的被征收人或本村(社区)村(居)民代表参加，且需获得参加投票人数的过半数选票。”而本案中，原告对评估机构是如何产生的毫不知情，并未有任何评选环节。其次，本次征收确认的房屋补偿价值过低。征收安置方案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确认的房屋补偿价值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货币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而原告房屋被征收时，征收范围附近的房屋售价超过26000元/平方米，这意味着原告房屋被征收，补偿价款却无力购置新的住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据此，因被告确认的房屋补偿价值过低，导致原告原有生活水平难以保障；同时，并未告知原告对房屋价值评估有异议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严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次征收中，被征收人房屋坐落在城市，对其征收亦是城市规划导致，应按照被征收地附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补偿，补偿总额应能保障被征收人选购面积相当、位置适中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对此原告已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并未提供房屋货币补偿比准价的合法依据，应视为案涉协议的主要证据不足。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被告对原告房屋的确权面积远远低于丈量面积，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我国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登记颁证工作和规划许可及建设审批手续不完善现象一直以来普遍存在。村民合法占有使用宅基地而没有相关权属凭证或建设手续，与所谓的违法占地、乱批乱建现象共存共生成为一个客观现实。这一客观现实不是农村居民个人一方能够克服和解决的，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机关执法不规范、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的以村民不具有合法的权属凭证或建设手续来判定其宅基地及房屋是否为合法建筑，而应由法定的具有相应职权的行政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并依照相关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结合相关历史和现实因素，依法作出认定。对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亦明确要求各地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妥善处理宅基地管理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原告叔父王夫生与其父亲共同所有的老房屋，在原告申请新建房审批时，村委误将属于其叔父的房屋份额一并拆除予以审批新房，故其叔父名下的60平方米房屋在本次征收时应一并予以补偿。4、拆迁方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潞阳村征收公告》称拆迁方式采用“即签即拆”，签约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0月4日；集中腾空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0月9日；签约时间与腾空时间完全一致。同时，《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第十条明示：“乙方按约定期限内搬迁腾空被拆迁房屋的，凭腾空单及相关证明到甲方处办理领款手续。”该做法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的先补偿后拆迁方式。被告采用的即签即拆方式，完全无视被征收人无力承担安置费用的现实，且搬迁时间过短，造成被征收人流离失所。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常见问题解答》中的意见，审查补偿安置行为时，亦应当一并审查征收行为的合法性。故涉案的征收公告和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也应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包括被征收土地房屋是否在征地批复或征地公告确定的范围，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征地适用的补偿安置方案的标准是否公平合理，征收房屋的面积确定是否合法，货币补偿款能否保障被征收人基本居住权等。本次征收未取得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案涉补偿协议的签署没有依据，显然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应属无效。6、安置房屋应当在被征收地原地原建，依法安置。原告世代居住在潞阳村，对该处土地有深厚的感情，要求在被征收地原地安置。被告完全无视原告的权利，征收全程未听取原告意见，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及《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综上，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被告与原告签署的《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一并审查《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的合法性；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后本院审查认为案涉协议不属于无效情形，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向原告释明，原告要求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撤销《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撤销理由如前所述外，还有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原告王福根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潞阳村征收公告，证明征收公告主体违法，实施主体违法，即签即拆的方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2、《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证明补偿方案未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房屋价值定价过低，被征收人难以保持现有生活水平，违反了法律规定；3、《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证明该协议书多处违法，确权面积过分小于原告实际居住面积，房屋价值过低，导致原告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同时约定先搬迁后补偿,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4、身份证及户口本，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及人口信息；5、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答复，原告的房屋被征收并未取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无合法依据，且违反了法定征收程序；6、浙江省征地信息公开平台潞阳村征收信息截图，证明原告的房屋被征收并未取得省政府的批准，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无合法依据，且违反了法定征收程序；7、龙茂府及万科天际府预售许可备案及备案价格表、镜湖在建已开楼盘均价表，证明案涉房屋被征收时，被征收地附近房屋单价已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本次征收确认补偿的房屋单价过低，导致被征收人难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8、王夫生名下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证明，证明原告叔父王夫生与其父亲共同所有的老房屋，在原告申请新建房审批时，村委误将属于其叔父的房屋份额一并拆除予以审批新房，故其叔父名下的60平方米房屋在本次征收时应一并予以补偿。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答辩称，被告与原告王福根户签订的《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适当、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并未构成重大且违法等情形。因此，原告诉请要求确认《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原告王福根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村民。为加快绍兴市新城开发建设，潞阳村房屋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被告根据《越城区集体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费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征收规定，陆续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9月26日，被告与原告王福根户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209.08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163.57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3.32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9人，可安置补偿面积360平方米；原告选择货币安置的面积360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评估补偿款112680元，各项补贴及奖励29355元，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计补偿款4347839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869568元，上述房屋总补偿款5359442元。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得损害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被告在2019年10月10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被告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不负任何责任。9月26日，原告在房屋腾空单上签名，将其所有房屋腾空交付被告。同日，原告在拆迁户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并已领取补偿款。被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依据相关拆迁征收政策，经评估、公示、依法确权确户、签约腾空和结算等程序，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相关规定，且已充分保障原告的合法利益，在协议签订后原告也实际领取了补偿款，协议不存在重大明显违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等无效情形。根据《浙江省征地补偿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申请人是指被征收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青苗的所有权人。对土地补偿费的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协调、裁决申请；对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或青苗补偿费有争议的，由地上附着物或青苗所有权人提出协调、裁决申请。”可见征地与征收房屋系不同法律关系。原告以协议签订前相关征地程序不合法等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原告认为农村宅基地是历史遗留问题，有房就应确权的问题。事实上，潞阳村曾属于原绍兴县齐贤镇管辖，2001年，齐贤镇政府曾出台《齐贤镇清理整顿农村私人建房的政策意见》，对违法建造的私房和附房一并整顿，后来又出台了《关于在宅基地整治工作中严肃纪律的通知》，规定哪些房屋可以补办手续。这两个文件说明潞阳村的农村私房乱建问题已进行了整治，被告根据整治后内档证据予以确权，不存在违法情形。原告提出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应该原地安置，理由并不成立。该规定只是要求依法补偿，并保证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在本次拆迁中，可以选择货币安置，也可以选择住房安置，且货币补偿价高于同期周边安置小区的价格，可以保证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对于原告要求审查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被告认为，根据《绍兴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试行）》，有关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房屋征收实施主体，故《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并不违反《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上级政策规定，合法有效。综上，原告要求确认《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没有证据证明《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且协议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也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1、《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证明原、被告签订了案涉协议的事实。2、原告土地登记审批表及相关土地登记申请书、权证遗失证明、收款凭单、权属资料收件单、被征收人户籍调查表、户口本、身份证、证明、生育登记服务单、独生子女证、义务兵退出现役证、房屋征收确权确户表、房屋征收测绘图、房屋征收评估表、承诺书、房屋腾空验收单、拆迁户结算单、明确收款人授权书、补偿支付清单等，证明被告依法确权确户，双方签订协议后原告已腾空房屋并领取全部补偿款的事实。3、公告、公示、评估机构选定报告、村民代表会议纪录及签到表、村两委会会议纪录等，证明被告公告房屋征收和公示丈量面积及确权结果，原告所在村选取评估机构并报告被告选取结果的事实。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实施安置补偿的政策依据为：1、《土地管理法》；2、《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3、《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费标准》；4、《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5、（2019）28号房屋征收联席会议会议纪要、《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据4，被告认为人口信息以确权确户时为准；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案涉协议无效，反而可以印证案涉房屋征收经区政府同意，并由被告发布征收公告实施征收的事实；证据6，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确定，而且与案涉协议无关联性；证据7，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而且案涉协议的安置补偿价格高于2019年10月的安置小区价格，并未导致被征收人难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不能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证据8，被告对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王福根户依法可以确权的房屋已经确权，原告叔父的房屋与原告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的征收和补偿协议的签署，被告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证据3，原告对会议签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表上人员参加了会议，不能证明会议讨论了房屋机构评选事宜。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4，真实性均可确认，且可以证明案涉协议的签订过程及相关依据；原告证据5、6，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案涉房屋征收经越城区人民政府同意，并由被告发布征收公告实施征收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无合法依据；原告证据7，系网上截取的部分商品房价格，并非案涉拆迁房屋周边地段的安置房价格，不足以证明案涉协议补偿价过低；原告证据8，只能证明原告叔父名下曾有一处房产，与原告的安置补偿无关。被告证据1、2，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依法进行确权确户、签订协议及原告腾空房屋并领取补偿款的事实；被告证据3，可以证明被告公告房屋征收和公示确权结果，原告所在村选取评估机构并报告选取结果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村民。为加快绍兴市新城开发建设，潞阳村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9月，被告作出拆迁公告，之后陆续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9月26日，原告户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209.08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163.57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3.32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9人，可安置补偿面积360平方米；原告选择货币安置的面积360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评估补偿款112680元，各项补贴及奖励29355元，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计补偿款4347839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869568元，上述房屋总补偿款5359442元。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被告在2019年10月10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被告将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不负任何责任。同日，原告在房屋腾空验收单及灵芝街道潞阳村拆迁户结算单上签名，之后原告将其所有房屋腾空交付被告拆除，被告也按照协议约定将补偿款全额结算给原告。本院认为，因《房屋安置补偿协议》适用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属于规范性文件，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该办法第四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审查，本院认为，《土地管理法》只对征收集体土地作出程序规定，但未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如何征收补偿作出程序性强制性规定。在国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地方，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基础上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出台相应政策。越城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系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办法》、《绍兴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办法（试行）》制定的，并未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也未违反法定程序，内容未与上位法相抵触。且生效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6行终264号判决书也对被告具有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的职责进行了确认。故该规范性文件第四条规定不存在违法情形，可以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故对案涉协议是否应撤销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先，被告作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的规定，被告具有对涉案范围内的拆迁房屋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未超越职权。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拆迁或征地前先行补偿到位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与土地征收补偿的保障性目的相吻合，故双方在协商一致且不违反上位法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签订的行政协议，其效力应予确认。其次，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前，被告发布了征收公告，且对各户的丈量面积及确权面积均进行了公示，故原告对其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已充分知悉，协议约定的内容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费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的规定，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再次，原告对在案涉协议书、腾空单及补偿支付清单上签字等事项均予认可，应当认定其自愿签订协议并接受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就案涉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工作中征收房屋范围、确权面积、货币安置补偿标准、安置补偿款、搬迁时间、支付方式等事项均已达成一致，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在2019年9月26日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全额领取了房屋安置补偿款项，并腾空交付了房屋。可见，案涉协议系在自愿基础上签订并已履行完毕。另，原告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关于原告提出其叔父名下房屋也应在本次征收时一并补偿一节。本院认为，原告要求确权的依据是村委证明及其叔父名下的50年代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如本院在认证意见中所述，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原告房屋的确权依据。如相关权利人对该处房屋被认定为应拆房的行为有异议，也应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被告根据国土部门保存的内档资料对原告确权确户，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出的评估机构的选定程序及评估价格问题一节。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评估机构系由潞阳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村两委会讨论确定，并未违反安置补偿政策规定。安置补偿协议对拆迁补偿采取的是房屋安置补偿与货币补偿由原告选择的方式，且原告房屋的丈量总建筑面积仅为209.08平方米，合法确权面积只有163.57平方米，协议对其安置补偿面积达360平方米，显然不会降低其居住水平。原告以邻近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补偿价基准，既未结合被拆除房屋为原村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的实际，也不参考同类地段国有土地上的安置房拍卖价或二手房成交价，理由不充分。同时，原告要求原地原建无法律依据，也不能作为撤销协议的理由。综上，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附带审查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不存在不合法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福根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福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新辉审 判 员  王建国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周晓庆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并审查时，可以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是否超越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等方面进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一）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的；（二）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三）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四）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情形。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上一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机关。…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