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1002民初2472号原告：丁方荣，男，197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峰，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薇，女，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家鑫，安徽大友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鸿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刘巷**。法定代表人：孙红鹏。被告：孙红鹏，女，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第二、第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合，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二、第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飞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海昌路**法定代表人：丁忠海，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安徽弘亿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治淮街道治淮二村社区院内（交通路**）iv>法定代表人：杨连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澄，男。第三人：杨澄，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原告丁方荣与被告杨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与飞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洲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飞洲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认为杨澄、安徽弘亿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亿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依法通知杨澄、弘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并于2020年8月14日、10月1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安徽鸿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公司）、孙红鹏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2020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被告杨薇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要求对本案送货单中杨薇的签字是否真实进行鉴定，本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后，被告杨薇认可签字真实性，表示不需要鉴定。原告丁方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峰、被告杨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家鑫参加了四次庭审。被告鸿图公司、孙红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合参加了第四次庭审。第三人弘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澄，同时是本案第三人参加了第三次及第四次庭审。第三人飞洲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方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杨薇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313510.9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后，原告申请追加被告鸿图公司、孙红鹏为本案共同被告，故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杨薇、鸿图公司、孙红鹏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313510.9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明确孙红鹏对鸿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杨薇、鸿图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313510.9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孙红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杨薇于2011年9月28日和2012年3月10日向原债权人飞洲公司采购电缆等产品，原债权人依约送货至被告处后，杨薇在送货单上签收确认，货物金额共计1313510.9元，但被告一直未予支付。2020年4月9日，原债权人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2020年4月22日，原债权人通过EMS向被告杨薇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后，杨薇仍未支付上述款项。因杨薇主张其系代鸿图公司收货，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申请追加鸿图公司为共同被告，要求鸿图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被告鸿图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被告孙红鹏系其唯一股东，故要求孙红鹏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杨薇辩称：一、本案所涉送货单是由被告杨薇代表合肥鸿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以下简称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由于当时弘亿公司与鸿图蚌埠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对于该部分的送货单，弘亿公司也认可，杨薇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再提出异议，无需再申请笔迹鉴定。二、关于送货单的款项，在弘亿公司付给飞洲公司的款项中已经一并付清，不存在欠付，如存在未支付款项，也应由鸿图蚌埠分公司支付。三、原告提供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无效，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杨薇并非债务人，通知发生对象错误，且无法证明已送达到杨薇。四、原告主张的诉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送货单收货时间是2011年9月、2012年3月，飞洲公司自收货之日即有权向买受人主张，但直至今年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鸿图公司、孙红鹏辩称：一、鸿图公司在2011年、2012年未与飞洲公司发生过买卖合同；二、鸿图公司也未委托他人签收飞洲公司的货物；三、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告既往的诉讼来看，原告一直认为其是与鸿图公司之外的其他人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从未考虑过与鸿图公司之间有纠纷。故，鸿图公司非适格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四、鸿图公司在2016年以前名称为合肥鸿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叫过“蚌埠鸿图”或者“安徽鸿图”，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的“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与被告鸿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弘亿公司、杨澄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意见称：一、弘亿公司针对这批货物是与鸿图蚌埠分公司存在贸易往来，弘亿公司进货后出手给鸿图蚌埠分公司。鸿图蚌埠分公司负责人原系杨澄、杨薇的母亲，杨薇是帮母亲的忙，有货物过来了，在现场临时签了个字。二、在飞洲公司第一次起诉弘亿公司时，两家还在合作，有工程没有结束。所以鸿图蚌埠分公司就委托弘亿公司先帮忙解决，能调解代付的调解代付，只要有法律依据并真实的，可以让弘亿公司代付。弘亿公司当时在调解过程中，就根据飞洲公司提供的这些送货单，一揽子进行了调解，弘亿公司按照飞洲公司的意思，也补足了剩下的六万多块钱，涉案买卖合同纠纷已经全部结束。第三人不清楚原告怎么又冒出两张送货单。现鸿图公司跟弘亿公司已结束合作关系，鸿图蚌埠分公司也已注销，原告提供的这两张送货单，弘亿公司不太清楚，对其真实性有怀疑，当时为什么不提供，过了这么多年，又提供出来。即便送货单是真实有效的，那也应该由鸿图蚌埠分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弘亿公司与该送货单无关。第三人弘亿公司、杨澄在第四次庭审中陈述意见称：涉案送货单发生在何人之间不清楚，其没有指示原告在送货单上书写“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也没有指示杨薇在该送货单上签字，杨薇为什么在送货单上签字不清楚。弘亿公司与鸿图蚌埠公司存在业务往来，杨薇可能在现场帮助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过送货单。但在之前的案件中，已经全部调解解决。第三人飞洲公司未陈述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1年9月26日，飞洲公司出具送货单一份，载明订货单位“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联系人王伟，并载明所送货物型号规格及数量、单价、金额，货款总金额为645812.50元。2011年9月28日，被告杨薇在送货单收货确认人处签字。2012年3月10日，飞洲公司出具送货单一份，载明订货单位“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联系人王伟，并载明所送货物型号规格及数量，货款总金额为667698.40元。被告杨薇在送货单收货确认人处签字。2020年4月9日，飞洲公司作为债权人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载明：“债务人杨薇：贵方于2011年9月28日和2012年3月10日分别签收向我方采购的电缆等货物的送货单两份，金额共计1313510.9元，该笔货款贵方一直未支付。现我方已将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丁方荣（身份证号33260319********），为此特通知贵方收到通知后立即直接向丁方荣支付。特此通知，本通知一经送达，立即生效。”该通知经邮寄杨薇，显示邮件退回。另查明，案外人姚闻亚、第三人杨澄于200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杨澄、姚闻亚系弘亿公司、蚌埠市弘亿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盾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姚闻亚系上述公司监事；公司名称为“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的企业未能查到工商登记信息；被告鸿图公司原名“合肥鸿图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6月14日更名为现名；鸿图公司原有两名股东，2020年3月27日变更为孙红鹏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鸿图蚌埠分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已注销。另，第三人飞洲公司曾于2013年11月25日起诉弘亿公司、杨澄买卖合同纠纷案，要求弘亿公司支付其货款2504137.05元及违约金，杨澄负连带责任。飞洲公司提供《产品销售欠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弘亿公司欠飞洲公司货款2504137.05元。弘亿公司、杨澄在该案中抗辩，飞洲公司总计发货金额为2880767.2元，弘亿公司、杨澄向飞洲公司汇款2818890元，只欠61877.2元，因飞洲公司未开具发票，故拒绝付款。弘亿公司、杨澄提供《产品购销合同》、付款明细表，证明弘亿公司、杨澄支付给飞洲公司2818890元货款的事实。针对上述证据，飞洲公司提供反驳证据订货确认单四份及鸿图公司送货单十四份，认为弘亿公司、杨澄另向飞洲公司采购电缆，其在对帐后支付的款项是支付现金交易部分的欠款，与《产品销售欠款协议书》中确定的2504137.05元无关。弘亿公司、杨澄主张上述送货单载明的订货单位是“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只能证明飞洲公司向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送货，不能证明向弘亿公司送货。2014年12月11日，飞洲公司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予以准许，并作出（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民事裁定书。在该案中，飞洲公司曾提供抽样单一份，拟证明杨薇系弘亿公司员工，弘亿公司及杨澄在该案中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2016年11月23日，飞洲公司再次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弘亿公司、杨澄，诉讼请求与（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一致。弘亿公司、杨澄的答辩意见也与上述案件一致。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飞洲公司与弘亿公司、杨澄进行调解，双方经对账确认，产品购销合同价款共计2880767.20元，弘亿公司、杨澄已支付2818890元，尚欠61877.20元。在调解笔录第三页中，飞洲公司陈述：“双方一致同意，鉴于原告在（2013）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鸿图公司对账之后送货单是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等情况，可由原告另行主张。同时，鉴于本案中的鉴定意见，被告亦不认可对账事实及被告尚欠原告250余万元事实，双方仅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款项进行对账。”在调解笔录第四页中，飞洲公司陈述“两被告明确一下，不存在争执的是我方与被告弘亿公司以及杨澄个人之间，而对于杨澄作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之间的其他公司，比如鸿图公司的债务，我方如有证据证明可另行起诉，并未在本案中了结，是不是这个意思。”弘亿公司及杨澄的代理人陈述“是这个意思。”基于此，双方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一、由弘亿公司、杨澄于2018年1月15日前共同支付飞洲公司价款61877.20元，及赔偿诉讼费用损失1313.50元；二、如弘亿公司、杨澄未全面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则飞洲公司有权就价款61877.20元的未付部分及以该未付部分款项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诉讼费用13130.50元的未付部分一并申请执行；三、截至2017年12月27日，飞洲公司与弘亿公司、杨澄之间除本案债权债务外，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1347元，减半收取673.5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1600元，由飞洲公司负担。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第二次庭审中，孙娇、李姚曾作为弘亿公司员工出具书面证词。杨澄在本案中陈述姚闻亚系其妻子、杨薇系其姐姐，周维仙系其母亲，吴哲不属于哪个公司的正式员工，其系姚闻亚的亲戚。弘亿公司、杨澄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系由飞洲公司作为供方、弘亿公司作为需方于2011年9月9日签订，该产品购销合同附件载明所需电缆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金额，总额为2880767.20元。弘亿公司、杨澄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荷花园电缆款对账单，确定针对《产品购销合同》货款已支付2818890元，分别为：2011年9月9日，由弘亿公司转账给台州市路桥欧博电缆商行（以下简称欧博商行）300000元；2011年9月26日，由弘亿公司转账给欧博商行200000元；2012年3月1日，由杨澄转账给张耀治650000元；2012年3月7日，由杨澄转账给张耀治350000元；2012年6月4日，由杨澄支付给张耀治518890元（其中卡取418890元）；2012年6月7日，由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300000元；2013年2月8日，由弘亿公司转账给滕新志500000元。被告杨薇、第三人弘亿公司、杨澄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对飞洲公司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14份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包括：2011年5月14日，杨薇签收的金额为34260元送货单；2011年5月18日，孙娇签收的金额为19800元送货单；2011年5月21日，王伟签收的金额为5876元送货单；2011年5月9日，姚闻亚签收的金额为22600元送货单；2011年6月9日，李姚签收的金额为36525元送货单；2011年6月16日，姚闻亚签收的金额为1041831元送货单；2011年9月28日，杨薇签收的金额为645812.5元送货单；2012年3月3日，吴哲签收的金额为692709元送货单；2012年3月10日，杨薇签收的667698.4元送货单；2012年6月7日，吴哲签收的512000元送货单；2012年6月12日，吴哲签收的125580元送货单；2012年7月28日，吴哲签收的115782元送货单；2012年8月31日，吴哲签收的72875元送货单；2012年9月23日，吴哲签收的149700元送货单。以上共计4143049.9元。被告杨薇、第三人弘亿公司、杨澄对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丁方荣提供的用于参考的另外5份送货单不认可，分别是：2011年4月6日，周维仙签收的未载明金额的送货单；2011年4月18日，姚闻亚签收的未载明金额的送货单；2011年4月21日，“杨晨”签收的未载明金额的送货单；2011年9月27日，“姚闻亚”水笔签收的金额为2234954.7元的送货单；2011年10月10日，杨薇签收的金额为337250元的送货单。被告杨薇认为前述14份送货单中的货款已全部付清，并提供相应转账凭证，除与荷花园工程有关的2818890元外，另包括：2011年6月15日，弘亿公司转账给台州市椒江日通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通公司）221184.1元；2011年6月15日，弘亿公司转账给日通公司100000元；2011年7月7日，弘亿公司转账给日通公司77846.92元；2011年7月29日，弘亿公司转账给欧博商行800000元；2011年8月15日，弘亿公司转账给欧博商行98478.52元；2012年5月28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100000元；2012年7月18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50000元；2012年7月26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40366元；2012年8月28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33400元；2012年9月14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50000元；2012年9月19日，姚闻亚转账给张耀治88780元。以上共计1660055.54元。被告杨薇、弘亿公司、杨澄认为，上述十四份送货单货款4143049.9元，已在上述付款中全部付清。另，日通公司工商登记显示，2013年9月1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丁忠海变更为郑高会，公司股东由丁忠勇、丁忠海变更为郑高会、郑高建。针对2011年9月27日姚闻亚签收的金额为2234954.7元的送货单，原告曾经提起诉讼，后姚闻亚对该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撤诉，在本案中也明确表示对该份送货单签字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债权转让通知书》、EMS邮件回单、婚姻登记查询表、企业信息查询表、抽样单（飞洲公司在2166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被告杨薇提供的银行转账回单、交易明细、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的姚闻亚、弘亿公司、杨澄的银行明细，送货单十四份[飞洲公司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日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鸿图蚌埠分公司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表，被告鸿图公司提供的公司变更信息表，本院从（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中调取的民事起诉状、飞洲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产品销售欠款协议》、送货单，弘亿公司、杨澄在该案中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及附件、该案三次庭审笔录、（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从（2016）浙1002民初9733号案件中调取的民事起诉状、庭审笔录、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及到庭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一、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如何认定；二、付款金额如何确定；三、本案债权转让是否有效。关于焦点一，原告凭送货单起诉，该两份送货单载明的订货单位“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中查询不到，作为货物签收人的杨薇负有证明为谁签收货物的举证责任，其主张是为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鸿图蚌埠分公司已注销，其原负责人杨澄先表示，杨薇是为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货物，在之后的庭审中又表示其未指示原告在送货单上注明“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也未指示杨薇在送货单上签字，杨薇为什么在送货单上签字也不清楚，其只是一味强调即使存在买卖关系，货款也已付清。杨澄作为鸿图蚌埠分公司原负责人对送货单的合同主体陈述含糊不清，前后矛盾，本院无法据此认为其认可杨薇是为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货物；第二，鸿图公司表示，其在2011年、2012年期间未与飞洲公司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也从未授权他人代表鸿图蚌埠分公司从飞洲公司接收过货物；第三，根据飞洲公司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2016）浙1002民初9733号案件中的陈述，其认为订货单位是根据杨澄指示写上，货物是卖给弘亿公司，故其并不认为买卖合同发生在飞洲公司与鸿图蚌埠分公司之间。而本案原告追加鸿图公司作为共同被告，系基于被告杨薇的披露，现杨薇并未举证到位，原告要求被告鸿图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依据不足；第四，在（2016）浙1002民初9733号调解笔录中，飞洲公司、弘亿公司、杨澄陈述：“双方一致同意，鉴于原告在（2013）2166号案件中提供的鸿图公司对账之后送货单是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等情况，可由原告另行主张，同时，鉴于本案中的鉴定意见，被告亦不认可对账事实及被告尚欠原告250余万元事实，双方仅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款项进行对账。”对账发生在2011年10月28日，根据上述内容，弘亿公司及杨澄对2011年10月28日对账之后的送货单未认可，同时弘亿公司及杨澄否认对账结果，故对账前的送货单无法直接根据《产品销售欠款协议书》确定为弘亿公司欠款，尤其是（2016）浙1002民初9733号案件中，双方已明确飞洲公司与弘亿公司、杨澄之间已不存在纠纷，故上述十四份送货单弘亿公司均未认可与其有关，相应款项也未包括在9733号案件调解中。基于鸿图公司、弘亿公司均否认送货单与其有关，杨澄作为原鸿图蚌埠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未明确杨薇是为鸿图蚌埠分公司签收货物，且杨薇与杨澄系姐弟关系，也不存在举证障碍。故，本人认为杨薇的举证责任未到位，其应作为送货单对应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承担付款责任。关于焦点二，首先，飞洲公司总的货款如何确定。飞洲公司货款包括送货单及《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款项。第一，本案涉及的十九份送货单，被告杨薇及第三人弘亿公司、杨澄认可其中十四份，共计4143049.9元。原告提供的另五份送货单，其中三份未载明金额；2011年10月10日杨薇签收的337250元已提交原件，被告杨薇虽对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9月27日姚闻亚水笔签收的2234954.7元的送货单，姚闻亚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本院对该送货单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上述五份送货单本院对杨薇签收的337250元送货单认可，对另外四份不予认可。第二，关于《产品购销合同》中对应的货款2880767.20元。本院认为，该合同系飞洲公司与弘亿公司之间签订，买卖合同发生在飞洲公司与弘亿公司之间。在（2013）台椒商初字第2166号案件第二次庭审中，弘亿公司及杨澄的委托代理人陈述，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货物有送货单，每次都有签收。而杨澄在本案中表述，其从未指示原告在订货单位上载明“安徽蚌埠鸿图电力有限公司”，也未指示姚闻亚、杨薇等人签收，故《产品购销合同》即使有送货单，也应与本案所涉的十四份送货单不相同，不应认为包含在本案十四份送货单中。飞洲公司总的货款应为十四份送货单加上杨薇2011年10月10日签收的送货单及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计7361067.1元（4143049.9+2880767.2+337250）。其次，关于付款问题。第一，被告杨薇举证已支付货款4540822.74元，其中支付给日通公司的三笔货款共399031.02元，飞洲公司认为系与日通公司发生的货款，但未举证证明该事实，且上述付款发生时的2011年，丁忠海还是日通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从（2016）浙1002民初9733号案件看，飞洲公司确实存在让他人代收货款的情况，故支付给日通公司的三笔款项应认为系支付给飞洲公司。第二，根据（2016）浙1002民初9733号案件的调解笔录，《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2880767.20元已支付，包括4540822.74元中的2818890元及61877.2元，上述付款中还剩余1660055.54元。第三，十四份送货单相应的货款为4143049.9元，另有杨薇2011年10月10日送货单337250元，即使按被告姚闻亚、第三人弘亿公司及杨澄所述，14份送货单中的货款已在其举证付款中支付，那么在上述付款中的1660055.54元用于支付上述14份送货单后，仍有2820244.36元货款未支付。本案姚闻亚签收的送货单系1041831.8元，（2020）浙1002民初2472号案件杨薇签收的送货单是645812.5元、667698.4元，共计2355342.7元，原告主张的货款也未超过统算剩余的货款金额。本案货款1313510.90元杨薇应予支付。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飞洲公司将其持有的送货单对应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丁方荣，该债权经本院前述分析确实需要杨薇向飞洲公司履行，且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禁止转让的情形。其次，关于债权转让通知，虽然邮寄给杨薇债权转让通知的邮件被退回，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债权转让通知已有效送达给被告杨薇，涉案债权转让应为有效。被告杨薇应向原告丁方荣履行付款义务。综上，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被告杨薇另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涉案送货单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原告也未针对该送货单向被告主张过，诉讼时效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被告杨薇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丁方荣货款1313510.9元，并赔偿该款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经济损失；二、驳回原告丁方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99元（已减半），由被告杨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杜 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代书记员  张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