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2民初2533号原告：袁发群，男，196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告：袁磊，男，198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霞，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亚楠，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先进，男，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东西湖辛安渡农场，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徐家台（1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300257422P。法定代表人：杨庆成，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华辉，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大桥大队社区服务中心，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大桥大队，注册号420112000107427。负责人：李伟山。原告袁发群、袁磊与被告戴先进、武汉市东西湖辛安渡农场（以下简称辛安渡农场）、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大桥大队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辛安渡大桥大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亮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发群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霞、齐亚楠、被告戴先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被告辛安渡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华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发群、袁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享有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3号房的权利及相应搬迁利益；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共计216,976.03元以及以216,976.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7月21日至付清时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戴先进父母共生育五名子女，其中长子戴福安、二子戴某1、三子戴胜安、四子戴先进、女儿戴望梅，其母亲于1997年9月去世，父亲于2001年4月去世。戴望梅于1988年与原告袁发群结婚，婚后生育原告袁磊，2008年9月戴望梅因病去世。2018年7月21日，在原告及其他继承人未知晓的情况下，被告戴先进与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擅自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处分了被搬迁房屋，被告戴先进获得了搬迁利益。经查，被搬迁房屋“双桥村5号南”为相邻两间平房，其中一间面积为22.23平方米，另一间面积为19.35平方米，共计41.58平方米，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其中面积为19.35平方米房屋系戴望梅与原告袁发群的夫妻共同财产，戴望梅去世后，原告袁发群及其子袁磊系该房屋的权利人，现上述被搬迁房屋己被拆除。被告戴先进明知被搬迁房屋权属存在争议，仍与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签订协议，存在主观故意；被告辛安渡农场和辛安渡大桥大队在未严格审查搬迁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与被告戴先进签订协议，主观上亦存在过错，综上，三被告的行为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戴先进辩称，一、位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被搬迁房屋为戴先进单独所有。位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相邻的两间平房组成，其中一间为22.23平方米，是戴先进自行建造的，当年建房时，房子正对门住的张玉祥可以证明，但是由于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原告方向张玉祥施某，不让张玉祥出庭作证。另外一间为19.35平方米，是1999年戴望梅以700元价格从汪友芝处购买，用于经营种子、柴油等物料生意，后来戴先进和戴望梅合伙做生意时发生亏损，戴望梅就把这间房屋抵给了弟弟戴先进偿还债务。故该房屋一部分基于建造而原始取得，另一部分基于债权而继受取得，全房屋自此由戴先进单独所有无疑，戴先进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至拆迁时止。二、戴先进与辛安渡大桥大队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2013年，涉案房屋面临拆迁，辛安渡大桥大队组织多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测量、走访工作，最终确认了拆迁补偿面积，并确认被搬迁人为戴先进。辛安渡大桥大队把搬迁补偿内容及搬迁人情况在2018年进行了公示，前后时间跨度长达5年之久，期间无人提出过任何异议。2018年7月21日，辛安渡大桥大队与戴先进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协议(房屋产权调换)》，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经办的村长汪明君可以证明。戴先进基于上述协议而获得的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的所有权合法有效，原告自称其享有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的权利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三、原告虚构事实，妄图通过滥诉向基层自治组织施某，达到其侵占戴先进合法权益的目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关于本案事实，原告曾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在本院提起过诉讼，案号为（2019）鄂0112民初1756号、（2019）鄂01民终11996号，经过贵院及中院两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又以相同的事实改换明目再次起诉，不断向戴先进、辛安渡农场、辛安渡大桥大队及相关证人施某，妄图通过滥诉改变既定事实，造成涉案房屋存在争议的印象，进而侵占戴先进所有的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及其他利益。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真如原告所述，涉案房屋存在争议，那么在该房屋被抵债后至拆迁的十几年间，为什么无人提出申索？在房屋拆迁调查至正式公告之日长达5年之久的时间内，为什么无人提出异议？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告方在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对于戴先进占有、使用该房屋一言不发，而在戴先进获得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屋，房价大涨后提出诉求？原告方枉顾真相，否认已故的戴望梅把涉案房屋中的一间抵给戴先进用于偿还债务的事实，进而提出异议，通过多次诉讼的手段，妄图挑战戴先进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四、（2019）鄂011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其中事实认定的部分存在诸多错误及偏颇之处。涉案房屋因为年代久远，又没有办证，欠缺书面材料，权属关系确实不易查明。原告方作为权利申索方，应提出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其诉请，但其提交的证据基本都是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无直接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戴福安、戴某1、胡某、戴某2等人的证言，上述人皆是与原告有亲属关系且涉案房屋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我们认为以上证人证言因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作出而不应采信。综合全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证明其诉请的标准，应依法不予采信，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在质证时对于原告提交的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大多采信，而对戴先进提交的无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极为偏颇，没有尽到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综上所述，戴先进对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的被拆迁房屋享有所有权，进而对于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屋及其他权益享有充分、完整的权利。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恳请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予以驳回，依法保证戴先进的合法权益。被告辛安渡农场辩称，第一、关于原告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依据，我方不知道。第二、关于要求赔偿损失，损失是如何计算的，我方不得而知。第三、关于原告说搬迁的房屋是原告袁发群和戴望梅的夫妻共同财产，无证据证明。第四、本案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如果是合同纠纷，已经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有效。如果是侵权纠纷，旧房屋已经拆除，谁拆除就应告谁。被告戴先进享受新房屋是依据合同，如果原告要求新房子的利益，那有何依据？从整个起诉来看，原告方并没有证据，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综合分析评价。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袁发群于1988年与戴望梅结婚，婚后育有一子袁磊。戴望梅与戴先进系姐弟，其母1997年9月去世，其父2001年4月去世。戴望梅于2008年9月病逝。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大桥大队××南相邻平房两间，其中一间建筑面积19.35㎡，系戴望梅于1999年以700元的价格从汪友芝处购得，另一间建筑面积22.23㎡。2013年，前述房屋拆迁，辛安渡大桥大队进行了丈量并公示。2019年1月16日，辛安渡大桥大队（甲方）与戴先进（乙方）签订编号027《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房屋产权调换）》，约定：因辛安渡五龙御园还建房搬迁项目建设的需要，决定对该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依法实施搬迁，乙方被搬迁的房屋位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视同有证面积41.58㎡，面积补助4.16㎡，应调换安置房屋建筑面积45.74㎡；甲方同意乙方选择辛安渡五龙御园还建房搬迁项目建设的房屋进行产权调换，乙方选择的安置房位于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建筑面积85.51㎡，超出的面积39.77㎡乙方应支付甲方87,485.2元（15㎡×1,707.5元/㎡=25,612.5元，10㎡×2,480元/㎡=24,800元，14.77㎡×2,510元/㎡=37,072.7元）；装修装饰补偿6,400元、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26,466元、搬迁补偿1,200元、临时安置补偿1,500元、独子补助20,000元、奖励20,000元，甲方合计向乙方补偿及奖励共计75,566元；两项抵扣后，应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差价11,919.2元；乙方于2018年10月18日前将房屋腾空，并将被搬迁房屋的钥匙交与甲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辛安渡大桥大队作为甲方加盖公章、戴先进作为乙方签字捺印。协议签订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相邻平房两间房屋被拆除，辛安渡大桥大队向戴先进交付了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屋。2019年3月28日，袁发群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要求确认戴先进与辛安渡大桥大队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房屋产权调换）》无效。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鄂011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确认戴先进与辛安渡大桥大队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房屋产权调换）》无效。辛安渡大桥大队不服本院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鄂01民终11996号民事判决：撤销本院（2019）鄂0112民初1756号民事判决，驳回袁发群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袁发群、袁磊共同向本院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如诉称。因原、被告分歧较大，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大桥大队××南相邻平房两间中的建筑面积19.35㎡平房，系戴望梅于1999年以700元的价格从汪友芝处购得，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是戴望梅是否已将该房屋抵债于被告戴先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戴先进辩称戴望梅已将该间房屋抵给其用于偿债，但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之下，不能简单的以原告方当时未主张就认定其放弃主张权利。对于被告戴先进辩称通过抵债方式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戴望梅婚后购买位于辛安渡大桥大队××南建筑面积为19.35㎡的房屋，系其与原告袁发群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自享有50%的份额，戴望梅去世后，其份额由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即原告袁发群及袁磊继承。涉案房屋历史沿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不可归咎于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合法的产权证明，且长期无人居住。本着事实求实、符合现实的原则，被告辛安渡农场、辛安渡大桥大队按照相应程序拆除涉案房屋，不存在过错，未违反信赖保护原则，不承担侵权之责。对于两原告诉请被告辛安渡农场和辛安渡大桥大队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目前诉争的房屋已灭失，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共同的拆迁利益，此时只有将已获得的拆迁利益进行适当的划分、分割，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参照《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书（房屋产权调换）》确定的补偿项目：1、被告戴先进应调换房屋面积为24.45㎡（22.23㎡×110%），其取得五龙御园小区建筑面积85.51㎡的房屋，应支付140,923.1元[1,707.5元/㎡×15㎡+2480元/㎡×10㎡+2510元/㎡×（85.51㎡-24.45㎡-15㎡-10㎡）]，其实际支付87,485.2元，超出部分53,437.9元（140,923.1元-87,485.2元）应予支付给两原告；2、其他补偿费用一并按照比例折算为35,166.00元[75,566元×（19.35㎡÷41.58㎡）]，被告戴先进应予支付给两原告。两原告的损失确定为88,603.9元（53,437.9元+35,166.00元）。本案系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对于原告袁发群、袁磊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戴先进基于合同取得五龙御园小区建筑面积85.51㎡的房屋，两原告不享有五龙御园小区A4号楼1单元1层03号房屋权益及其他搬迁利益。被告辛安渡大桥大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戴先进赔偿原告袁发群、袁磊经济损失计人民币88,603.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袁发群、袁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2元（系减半收取，原告袁发群、袁磊已预交），由被告戴先进负担1,206元，原告袁发群、袁磊负担1,2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