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25民初2629号 原告：许荣友，男，195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亨春，四川银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魏述英（系原告儿媳），女，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 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渠县汇东乡白蜡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257672517884。 法定代表人：汪文兵，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叶本国，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斌，渠县三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许荣友与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荣友及其委托代理人严亨春、魏述英，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本国、曾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荣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未办理社保的损失183754元；2．本案起诉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从被告建厂时即1997年就开始上班。1997年至2005年是打掘井，2005年至2007年是井下采煤，2007年至2013年是井下设施维修，2013年从井下作业转至地面上班，主要是打扫卫生。先有工资2200元，后涨为2700元。2019年7月9日，原告受伤没有继续上班，被告继续给原告发放工资。原告在被告处连续打工23年，但被告没有给原告办理和缴纳社保。现原告年老之时应当享受社保待遇却不能享受，故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113772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以计算基数误差为由，将赔偿额度变更为183754元。 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双方从2017年1月11日之后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1．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11日达成了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已经明确终止劳动关系。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没有行使撤销权，也未提出异议；2．原告在矿区进行卫生清扫作业，系其与儿子许强、儿媳魏述英家庭内部的做工安排。被告公司与许强、魏述英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许荣友与被告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3．原告66岁已经初步检查出患尘肺病职业病后，双方都达成了职业病赔偿事宜的情况下，被告公司再与其形成劳动关系，于情于理不合。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劳动争议一年的诉讼时效。1.本案属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为一年；2.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其他意见。1.原告起诉的社保缴费计算方式方法错误，应以员工自己工资作为缴费标准，而不是参照省平均工资计算。2.2019年7月9日后，原告许荣友及承包人许强、魏述英就再也没有到被告矿区打扫过卫生，但承包费却一直领取到2020年8月23日。因此，被告保留向相关人员追回此笔费用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复印件两份及“举证材料”、“荣誉证书”、“林地承包证”、“出院记录”等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原告又名许云友，原告自确定职业病后，从2017年1月至2019年7月还在被告处上班，并于2019年7月在被告处上班时受伤，从而待证原告与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质证认为，“劳务承包合同”系原告与案外人许强、魏述英签订，能够证实原告在被告处打扫卫生系家庭内部安排，但不能推断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认为，“荣誉证书”并非基于劳动关系发放，仅是因为打扫卫生尽责，表示鼓励，不能待证原告劳动关系成立的目的。“林地承包证”、“出院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出院记录有原告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2.原告提交的渠劳人仲不[2020]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本案经过劳动仲裁程序。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明确申请人主体不适格。 3.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实原告1997年至2019年一直在被告处上班。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对原告上班期间不清楚，均是听原告所说。所以证实从1997年至2019年均在被告处上班的这部分内容，不具有真实客观性。且证人自身情况也能证实因年龄大，被告不愿再招录为工人，从侧方面反映出在原告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形下，被告不存在再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 4.被告提供的“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书”、“收条”、“劳务承包合同”、“报销单”等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原、被告已经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已按照约定履行协议。被告将卫生承包给原告的儿子、儿媳，原告基于劳务承包进行卫生清除，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质证认为，赔偿协议书中约定劳动解除形同虚设，实际上原告继续在被告处上班。劳务承包合同不能待证被告观点，报销单及领款单实际上系原告儿媳帮原告领取的工资，实际收益者系原告，应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劳务承包合同”，但合同主体系被告与案外人许强、魏述英，与注明付魏述英工资，领款人系魏述英签字的“报销单”相印证，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出被告将矿区卫生承包给魏述英或许强这一事实，无法直接推断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辩论观点不予采纳。“荣誉证书”、“林地承包证”虽能反映出原告别名许云友，曾于2019年受单位评优，但无法待证双方的法律关系。“举证材料”、“出院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渠劳人仲不[2020]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申请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早于原告离职，对原告2017年之后是否属于被告职工这一法律事实的叙述不具有客观性，本院对该部分不予采信。“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书”及“收条”能够形成证据链，客观反映出原、被告双方曾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协议，就职业病赔偿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履行，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曾就业于被告处，工作内容涉及有打掘井、井下采煤、设施维修、打扫卫生等。2016年12月14日，原告经渠县疾控中心附属医院初步诊断为患有煤工尘肺病。2017年1月11日，原告许荣友以乙方身份与甲方即本案被告，签订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一份，协议下方有乙方直系亲属栏签字：许强、魏述英。协议载明有：“一、乙方提出终止于甲方的劳动关系，甲方同意…四、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赔偿乙方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工伤医疗待遇（含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辅助器具费等）以及基本养老待遇等一切费用，共计为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元）整”。2019年1月1日，被告与许强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许强）承包甲方（本案原告）矿区内卫生清扫，每年承包金额为26400元，按月给付，即每月月底给付当月承包费用2200元。承包期为一年，期满后可另行签订合同。该劳务合同下方还载明乙方责任有：乙方需自行完成承包工作，若乙方安排他人协助其完成卫生清扫工作，由乙方在其承包费中自行负责其工资待遇，而与甲方无关。2019年1月1日，被告又与案外人魏述英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一份，承包金额为每年32400元，按月给付。承包卫生清扫的范围及其余责任和义务的约定，与前述许强的承包合同一致。后原告在被告矿区内，针对劳务承包约定的范围，从事卫生清扫事宜。魏述英则以现金方式，在被告处按月领取报酬。2019年1月，被告评选原告为2018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三等奖。2019年7月9日，原告在被告矿区内受伤。2020年7月10日，原告向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与被告社会保险争议仲裁，后该委员会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另查明，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未给原告许荣友办理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原告许荣友因双方协商一致，应获得的赔偿款150000元，已由被告渠县杉树坪矿业有限公司支付。还查明，许强系原告之子，魏述英系许强之妻。现原告以被告未给原告办理和缴纳社保为由，主张赔偿包括社会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经济损失共计183754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未缴纳社保的经济损失，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原、被告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已明确载明终止劳动关系。表明双方在协商有关赔偿的同时，已就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等事项，作出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被告方根据该协议，已经向原告方足额支付了经济赔偿款。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证人证言”等，仅能反映出，原告有在被告矿区内从事卫生清扫事宜的事实。但无法据此推断出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法律事实，更无法以此否定双方于2017年1月11日达成终止劳动关系约定的客观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告称该协议中约定终止劳动关系不具有真实性，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亦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撤销权，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已于2017年1月11日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 其次，本案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11日达成的“职业病工伤赔偿协议”中第四条明确约定了，甲方（被告）赔偿乙方（原告）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工伤医疗待遇（含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辅助器具费等）以及基本养老待遇等一切费用。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针对原告患有职业病及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客观情形，就原告应当享受的伤残津贴、医疗、工伤及养老保险待遇等相关事宜，达成的一致的终结性约定。该约定具有民事契约性质，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且被告已按照该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原告已获取赔偿，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基于民事赔偿损失填平的原则，原告不得重复主张。 再者，双方在2017年1月11日时达成赔偿协议时，原告已年满65周岁。原告即知道且应当知道自己即满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年龄，从而得知权益被侵害的事实。在此情形下，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向原告支付包含养老保险在内的各项损失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原告未能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作出了一次性、弥补性的经济赔偿。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认定劳动关系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本案中，原告自2017年1月11日之后，在被告区域内从事卫生清除工作，是基于被告与其家人间的卫生劳务承包合同，且报酬领取人系劳务承包者。由此可见，原告的卫生清扫行为并非基于被告的用工制度，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的特征。即使原、被告借他人劳务承包合同之名，直接产生用工关系，双方亦可能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劳动关系。在劳务关系或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因受行政行为调整，无法从新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劳动者亦不能以此主张经济损失。且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社保机构缴纳的基数及标准，亦属于行政调整范围，该费用并不等同于原告应享受的保险待遇，亦不能以此作为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据此，对于原告主张以社评工资为基数按26.6%的比例承担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损失共计183754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许荣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许荣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羽丰 审判员  曾吉平 审判员  李 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吴明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