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3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从文，男，1969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优琳，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931210669，住所地梁山县人民北路**。法定代表人：刘信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娟，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成龙，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18786938L，，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法定代表人：刘信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娟，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成龙，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信义，男，195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娟，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成龙，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7814944X9，住所地梁，住所地梁山县水泊西路**v>法定代表人：陈存东，董事长。上诉人李从文与上诉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刘信义、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2民初6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对（2019）鲁0832民初6851号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程序合法，决议程序及决议内容合法，一审判决认定决议不成立无事实依据。第一，一审判决对于焦点一的表述，先是引用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部分条文，然后引用了原告的陈述及第三人的陈述，继而直接认定了上诉人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也就是说，一审法院认定决议不成立的依据为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首先，关于原审第三人的陈述。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明确载明了已按照章程规定进行了通知，并且载明了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萍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而庭审中，第三人的陈述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的事实完全相反，那么对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未受到欺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文件（书证），仅凭第三人在法庭上口头说未参会就能够推翻吗？并且，第三人作为地方国资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能随随便便否认自己签署的文件吗？若能随便推翻否认，那国有企业还有何公信力有何诚信可言？法律对于当事人的要求是“禁反言”，而一审法院恰恰允许了第三人的反言并且采纳了第三人的反言，并且在庭审中未曾询问第三人为何反言，那一审法院如何就认定反言是真实的，采纳的依据是什么？上诉人认为，对于第三人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情况的说明认定，应以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为准，不应该采纳第三人的法庭陈述。其次，关于原审原告的陈述，上诉人有一点提请贵院参考，李从文于2017年2月开始与上诉人合作，利用其控制的深圳市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园林”）承包了上诉人投资规模9.8亿元的建设项目，但在中标后随即违约，上诉人在梁山县人民法院起诉了文科园林，目前（2019）鲁0832民初4827号判决书已经确认文科园林违约并判决赔偿上诉人损失。在上诉人起诉文科园林后不久，原告即在梁山县提起了本案诉讼，很明显，原告虽然作为上诉人股东，但其个人利益已与上诉人公司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其提起的本次诉讼是为个人谋求利益，意在恶意缠讼，从而扰乱上诉人的正常经营。恳请贵院酌情考虑案件发生背景，对原审原告陈述的真实性依法依实作出认定。第二，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会股东代表均签字确认了会议召开的通知情况、会议地点及会议主持情况等，通过的表决比例为81.82%，在无其他有力证据证明该决议虚假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份决议成立且有效。另，2019年12月19日，上诉人已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后形成的会议决议及修订后的章程提交至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经过审核予以备案。故，上诉人召开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成立，并已完成登记备案。二、2017年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与2017年《公司章程》内容一致，符合各方股东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一审判决第15页，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2017年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表述部分，一是说该份会议记录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二是说原告及第三人均否认其真实性。第一，关于该份会议记录内容上的差异：最后一页载明“本页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而实际应该为“本页为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签字页”。此处系笔误，为证明该笔误情况，上诉人在一审庭后提交了在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调取的2018年1月25日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登记备案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的最后一页亦载明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同时，该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人及备案受托人与案涉2017年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记录人及备案受托人均为张申举，以此说明该处内容不一致系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并不影响其真实性。第二，原告的否认不能推翻2017年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原告派驻上诉人的董事黎银在该份会议记录上签字，且原告确认该签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原告认可该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现在，为了达成诉讼目的，原告又否认该份会议记录，同样，原告的口头否认毫无根据，不能推翻其签字认可的文件的效力。第三，李萍否认其签字为本人所签，亦不能就此认定该份会议记录不真实。且不论李萍并未提供鉴定依据以支持其非本人所签的主张，即使该字迹为代签，这亦应当是李萍委托代签的。因为，该份会议记录与上诉人2017年依据该会议记录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是一致的。在本次会议召开时李萍首先是原审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次是原审第三人作为股东派驻到水泊影视公司的董事，如果其既未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不知情，那么原审第三人作为国有资本持股93.07%的国有企业，未经参与未经决策，就不会在2017年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盖章。既然原审第三人在《公司章程》上盖章了，就说明该份会议记录符合原审第三人的意思表示，签字亦符合其真意。综上，上诉人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成立且有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真实有效，依法应当被采信。李从文答辩称，就贵院受理的李从文与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梁山公司）、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义时代公司）、刘信义、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浒文化公司）之间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现李从文针对水泊梁山公司上诉状中的内容，发表如下答辩意见：一、水泊梁山公司并未实际召开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为了使信义时代公司逃避出资义务，而自行制作的、所谓的水泊梁山公司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一）李从文未收到关于召开此次会议的通知，未参会。李从文作为水泊梁山公司持股18.18%的股东，从未收到过关于召开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的任何形式的通知，也未参会。直至在2019年9月份通过2019年9月16日刘信义《关于收到“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黎银提请董事长召开董事会的回复》及2019年9月16日信义时代公司《关于“借款催款函”的回复》，才知晓所谓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二）第三人水浒文化公司未收到关于召开此次会议的通知，且未参会。根据原审判决书中查明的案件事实，水浒文化公司也未收到过任何关于召开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也未曾参会，对案涉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未曾表决，且一无所知。并且水浒文化公司明确表示不认可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同意在未经合法程序股东表决通过的情况下将信义时代公司的出资期限恶意进行延长。要求信义时代公司按照水泊梁山公司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约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逾期出资的法律后果。(三）经李从文2019年12月24日及原审法院2020年3月17日分别向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档查询，并无水泊梁山公司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会相关的任何备案资料。即使如水泊梁山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其在2019年12月19日才将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会议决议及修订后的章程提交至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也无法证明该临时股东大会在2018年7月10日曾真实召开过。理由如下：1、此表述与之前陈述相违背。水泊梁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刘信义在2019年9月16日《关于收到“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黎银提请董事长召开董事会的回复》（原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七）的第一点结尾处明确表述“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修改后的章程，同时报备了有关部门备案”，即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会议决议及修订后的章程在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9月16日之间已经向有关部门备案。此与上诉状中表述的2019年12月24日提交至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相比，前后明显不一致。2、此举与常理不符。根据2019年9月16日刘信义《关于收到“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黎银提请董事长召开董事会的回复》及2019年9月16日信义时代公司《关于“借款催款函”的回复》的附件资料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原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显示，临时股东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章程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照此，2018年7月1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2019年1月作出章程，2019年12月再进行工商变更，之间时间跨度太大，明显不符合常理。（四）除上述情况之外，水泊梁山公司也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曾于2018年7月10日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过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及水泊梁山公司2017年6月15日《章程》第六章中的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等规定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提前15日通知各股东，应制作会议记录等资料，如股东委托代理人参会则须提交授权委托书等资料。但水泊梁山公司除了自制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外，而未能提交任何会议记录、授权委托书等其他证据材料用于证明此次会议曾真实召开过。与此相反，李从文及第三人水浒文化公司对未曾开会的事实能做出且已作出充分的论证。二、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依此作出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的章程均为伪造（详见原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根据2020年3月17日原审法院向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企业变更情况》，截止2019年12月24日水泊梁山公司共进行过五次工商信息变更，其中第三次变更是在2018年2月6日、第四次变更是在2019年6月11日，两次均是对章程中的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具体如下：2018年2月6日变更之前经营范围为“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场地租赁；影视道具生产、销售与租赁；影视服装、头套生产、销售与租赁；演艺表演；文化艺术经纪服务。（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2018年2月6日变更后为“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场地租赁；影视道具生产、销售与租赁；影视服装、头套生产、销售与租赁；演艺表演；文化艺术经纪服务；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此基础上，经2019年6月11日变更后为“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场地租赁；影视道具生产、销售与租赁；影视服装、头套生产、销售与租赁；演艺表演；文化艺术经纪服务；文化演出及推广服务；广播节目、影视节目制作及发行；电视剧制作、电影开发制作及销售；出入境签证咨询服务。（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因此，信义时代公司及刘信义于2019年9月16日提供给李从文及黎银的依据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2019年1月作出的《章程》（原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且在原审中已水泊梁山公司、信义时代公司、刘信义质证，且其均认可此两份证据）中水泊梁山公司的经营范围应该与2018年2月6日变更后、2019年6月11日变更前的公司经营范围相同。但是，2019年1月《章程》第三章第六条中所规定的公司经营范围却与2019年6月11日变更后的内容完全一致，而非2018年2月6日变更后2019年6月11日变更前的公司经营范围。由此明显可知，所谓据以作出该章程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该章程均系伪造。对于水泊梁山公司、信义时代公司及刘信义等伪造证据材料、进行虚假陈述的行为，贵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对其采取罚款、司法拘留等措施，并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同时，我方向贵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附件资料，恳请贵院对此恶行予以严惩。三、水泊梁山公司、信义时代公司、刘信义等伪造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所涉内容也不符合水泊梁山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规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也是不成立的伪造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所涉的表决事项为推迟信义时代公司的出资期限。其中，信义时代公司与此表决事项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其对此事项无表决权，表决时应回避，计算结果中应扣除其45%的持股比例。同时，李从文因未收到任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而未参会，其持有的18.18%股权比例也应扣除。那么，剩余股东共持股36.82%。根据水泊梁山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二十三条中规定的议事规则（股东大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修改章程等），必须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四分之三及以上通过。因此，即使剩余持股36.82%的股东对表决事项全数通过也无法达到四分之三的比例。况且，其中持股18.18%的水浒文化公司并未接到该会议召开的通知，也并未参会。综上，显而易见该伪造的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议事规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是不成立的。四、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真实有效，信义时代公司应按该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其逾期出资的法律责任。水泊梁山公司原审中当庭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为拼凑、伪造而来，且“黎银”的签字样也是伪造的。对此，李从文在原审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代理词、黎银的情况说明等书面资料中均已作出明确且详细的论述。而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经股东表决通过的文件，对股东的出资期限及金额等内容已作出明确约定，且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能够与信义时代公司通过“巨潮网”“同花顺”等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布的2017年年度报告（原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五）、2017年5月18日《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原审中李从文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一）等其他证据形成完整且有利的证据链。并且，水泊梁山公司、信义时代公司及刘信义本人在2019年5月22日（2019）粤0304民初16944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均已确认了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真实性（详见本案二审中李从文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三），在本案中因己方私利，存在“反言”及不诚信诉讼的情形。因此，信义时代公司应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并其承担逾期出资的法律责任。具体理由与李从文的上诉状，原审中的起诉状、2019年12月26日提交的书面代理词、质证意见、本案一、二审的庭审意见等文件中李从文所述内容一致。综上所述，水泊梁山公司并未召开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9年1月章程均为伪造。因此，依照法律及水泊梁山公司章程，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信义时代公司应按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恳请贵院驳回水泊梁山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同时支持李从文的全部上诉请求。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刘信义答辩称，同意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未陈述。李从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判项，改判支持李从文原审中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因其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404，654.45元（债务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暂计至2019年11月11日，并将继续计算至实际完成出资之日止）的诉讼请求；2.判令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期限的问题上，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忽视与案件基本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未能组织质证，导致程序不当、一审判决不公。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1“2017年6月15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决议》”等证据及庭后提交的证据“2017年5月18《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可以证明如下事实：经2017年6月15日被上诉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一致通过，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水泊梁山公司增资1200万元，其中被上诉人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义时代公司）以货币形式认缴800万元，分别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出资600万元，于2017年11月30日前出资200万元。但是在上述基本事实的查明问题上，一审法院逻辑混乱，其一方面认为“原告李从文提交的证据1为复印件，原告未能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亦无其他材料予以印证”（见一审判决书第14页），另一方面又认为“原告李从文于庭后提交的证据（2017年5月18《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缺乏与本案必要的关联信的证明力，不视为新证据，不予组织质证”（见一审判决书第15、16页）。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不仅违背现行法律规定，而且对上诉人十分不公。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水泊梁山公司经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一致通过增资1200万元。但关于信义时代公司认缴出资的具体出资期限，各方存有巨大争议。此争议关乎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争议焦点。对此，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对于被上诉人信义时代公司的出资期限，已有详细且明确的表述。但在一审开庭举证质证环节中，两被上诉人主张该证据系复印件而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该份证据所涉出资期限等内容，并于当庭提交由其自行拼凑、伪造而成的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在上诉人当庭获悉上述意见及证据后，为反驳被上诉人的不实陈述，上诉人于庭后及时提交了证据增资协议，其可直接反映在此次水泊梁山公司增资过程中，股东信义时代公司应当履行增资义务的具体时间。上诉人此举显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9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51条第3款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据此，上诉人庭后及时提交的证据并未逾期。更为关键的是，即使一审法院不重新确定举证期限，并认为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2条，因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也应当组织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基本事实存有巨大争议的情况下，对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未经组织质证就得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是新证据的结论，违反了我国的程序法，实属不当。二、上诉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已完成举证责任，可证明信义时代公司第二阶段的出资期限于2017年11月30日已届满。（一）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真实有效且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具体如下：1、水泊梁山公司及信义时代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的增资协议其中第2条交割中2.1与2.2分别关于出资期限进行了明确的约定“2017年5月30日之前出资30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于2017年6月底之前出资300万元，2017年11月30日之前出资200万元”。此内容与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第三条第2款中关于信义时代公司出资期限及金额的表述完全一致。2、信义时代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的2017年年度报告（该文件是信义时代公司在“巨潮网”、“同花顺”等平台上向社会公众公布的年度报告资料）第16页中明确表述“公司于报告期内（2017年度）计划向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800万，现已支付400万元”。此与上诉人主张的信义时代公司未足额出资的事实完全一致（直至2019年信义时代公司才陆续出资40万元，目前尚有360万元未出资），且与2019年9月水泊梁山公司董事黎银《提请董事长召开董事会并敦促未实缴到位的股东依法缴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的函》中所表述的内容相印证。3、2019年9月16日信义时代公司针对上诉人的函《北京信义时代800万借款催款函》，其书面回复《关于“借款催款函”的回复》。在该回复之中，面对上诉人主张信义时代公司实缴期限已严重逾期并要求履行增资义务时，信义时代公司声称“针对‘时代电影’尚未缴足注册资金事宜,梁山公司已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了股东大会，经过到场股东表决同意,修改了梁山公司章程中关于我公司出资认缴时间的条款，我公司对梁山公司的出资，依据现行有效的梁山公司章程，需在2022年缴足”。从此也可以看出，信义时代公司并未否认水泊梁山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增资1200万元，其中信义时代公司以货币形式认缴800万元，实缴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之前出资600万元，2017年11月30日前交200万元，其只不过是主张出资期限已经被修改了而已。“修改”顾名思义就是在原有出资期限的基础上进行的变更，这也正说明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中已对信义时代公司的认缴800万元的出资期限作了明确的约定。上述三份文件均由被上诉人信义时代公司作出，与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一2017年6月15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决议》完全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二）上诉人对其主张不仅完成了举证义务，并能做出且已作出充分的论证，对于部分未能提供原件的证据有合理理由，就此也已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而被上诉人却未能就其主张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且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虽一审庭审质证环节，被上诉人当庭提交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中未对1200万元的增资事宜进行表述，被上诉人也依此否认了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但经法庭质证发现，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签字页明确注明：“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签字页”与文件第一页的标题“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内容不符，显然是拼凑而成。且该签字页上“黎银”的签字是伪造的，除去伪造的“黎银”签字样，此份签字页与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水泊梁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签章页完全相同，明显是被上诉人自行将文件的正文内容进行了替换，并伪造了黎银的签名。另外，上述会议记录对于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中关于1200万元的增资款项由谁认缴以及各自的认缴金额、认缴方式、认缴期限、新引进的股东李从文是如何成为水泊梁山公司新股东等诸多核心内容及关键议题均未做任何表述，明显不符合商业交易惯例，有违常理。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不仅自身未能充分查明案件事实，且在上诉人提交与本案基本事实存有实质联系的证据后，既不组织质证，在上诉人一方存在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也不依申请进行调查取证，由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现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正当的程序利益及实体权益。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关于被答辩人第一条上诉意见的答辩。第一，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多次使用“拼凑”、“伪造”等词汇，指责被答辩人伪造证据，该行为是对答辩人的诽谤，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被答辩人的行为予以警告训诫。对于被答辩人所称“伪造”的2017年6月1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是经过参会股东各方代表（包括被答辩人方派驻的代表）签字的，且答辩人于2017年6月28日将该文件原件送交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一审法院也调取到了该文件。该份《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是经过工商部门依法审查并予以备案的文件原件，且与答辩人的《公司章程》内容一致，该份文件是真实有效的。第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自2020年5月1日才开始施行，而本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即本案不适用上述证据规则，而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2001版证据规则”）的证据规则。被答辩人于庭审结束后才提交《增资协议》、黎银身份证复印件及说明等证据，已经超过了人民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间，根据2001版证据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再组织质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且被答辩人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在举证期限内不能获得的证据，依法不属于新证据，根据2001版证据规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未对被答辩人庭后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不采纳该证据认定正确，程序合法。二、关于被答辩人第二条上诉意见的答辩。被答辩人在上诉状第二条第（二）项中，指出了我方一审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瑕疵。该瑕疵系笔误，被答辩人在工商局备案的其他文件中亦存在这个问题，是文件制作人的制作失误。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后，对该份证据的形式瑕疵提交了补正证据，即被答辩人2018年1月24日在济宁市工商局备案的文件也是标题是“会议记录”，签字页是“股东大会决议签字页”，该份备案文件与上述争议文件的制作人均是张申举，系其用模板制作的，并不是伪造。三、第三人水浒旅游投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及质证存在多处矛盾，带有一定主观性，不符合事实，请求贵院对第三人的一审陈述不予采信。第一，质证矛盾。本案一审中，水浒旅游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包括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而对于被告水泊梁山公司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质证意见则为对于“李萍”的签字不予认可，不是其本人所签。经过对两份文件进行对比，“李萍”的签字肉眼可见的一致，水浒旅游投公司却认可原告方提交文件的签字真实性而否定被告提交文件上一模一样的签字，我公司不明白水浒旅游投公司是据何作出判断的，同样的签字，一个认可，一个否定。另，如果如水浒旅游投公司所述，我方提交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是不真实的，那么旅游投公司在本案一审开庭前应当没见过该份文件，旅游投公司在当庭未向李萍本人确认的情况下，无法对一个之前未见过的签名作出质证意见，而水浒旅游投公司当即表示“李萍”签字不是本人所签的，这显然是不客观不合常理的。第二，陈述矛盾。第三人水浒旅游投公司的庭审陈述内容与其原法定代表人李萍签字确认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对于答辩人2018年7月10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李萍对于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表决、地点已签字确认，水浒旅游投公司亦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但在庭审陈述中，水浒旅游投公司的陈述完全否决了李萍签字确认的内容。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第三人陈述的证明效力较低，不能推翻书证记载的内容。否则，人人都没有契约精神，都可以随意反悔。由此可见，第三人水浒旅游投公司在本案中带有一定的主观偏向性，其陈述及质证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都相对较低。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意见不成立，请求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陈述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第二条第（一）项上诉意见均是建立在对文件用词的“解释”上，是对文件用词做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强行支持己方观点。关于信义时代电影公司的公告，表述为“公司于报告期内计划向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增资800万”，这仅表明了信义时代电影公司的计划，并不是信义时代电影公司的法定义务，计划可以完成也可以完不成，计划不等于承诺，即使是承诺也不是对被答辩人的承诺。故，被答辩人将计划理解为义务是不争取的。关于信义时代公司对被答辩人催款函的回复，该回复内容与水泊梁山公司对被答辩人的回复内容是一致的，重点都在于表述水泊梁山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形成了《章程修正案》，原来《公司章程》中没有对于出资期限的规定，修改后对于各股东的出资期限进行了明确，答辩人将按照现行有效的章程规定缴纳出资。被答辩人片面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违背了《公司章程》及相关修正案的本义。二、答辩人现已对水泊梁山公司完成实缴出资。本着服务水泊梁山公司发展的原则，随着水泊梁山公司今年项目开建的资金需求进度，答辩人已于2020年7月14日之前将所有增资应缴款项分笔汇入了水泊梁山公司，完成了800万元增资款的缴付义务，很好的支持了水泊梁山公司的业务发展。综上，答辩人心系水泊梁山公司发展，在水泊梁山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资期限内提前完成了缴付出资义务，而被答辩人同样作为股东非但不为水泊梁山公司发展尽心尽力，反而通过多轮诉讼的方式搅乱公司正常经营，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答辩人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水泊梁山公司的正常经营权益，支持水泊梁山公司稳定发展，对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行为不予支持。刘信义陈述称：没有答辩意见。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未陈述。李从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不成立；2.请求判令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因其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404,654.45元，上述债务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完成出资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担保费、公告费、鉴定费、公证费、律师费）合计4,004,654.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月9日，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600万元，占60%；第三人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占40%。2017年6月，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在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载明：李从文，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刘信义、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确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200万元，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股东认购的股本总额，其中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认购990万元，占45%；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占18.18%；刘信义出资410万元，占18.64%；李从文债转股出资400万元，占18.18%（章程中关于出资时间均为空白）。关于公司股东大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章程第十九条约定：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十一）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约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本章程第十九条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至第（十二）项职权，必须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四分之三及以上通过。第二十六条约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第二十七条约定：股东大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一并保存。2019年1月，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根据2018年7月10日的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其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第十五条股东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记载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时间：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时间为“2009年、2017年、2022年缴足剩余未缴部分共计400万元”；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时间为“设立时缴足”；刘信义的出资时间“2015年、2016年缴足”。李从文称其并不知晓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对2018年7月1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诉请的请求为“确认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不成立；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因其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成立。二、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因其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约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本章程第十九条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至第（十二）项职权，必须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四分之三及以上通过。第二十七条约定：股东大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本案中，李从文主张，其未收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未能参会，且持股比例为45%的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无表决权，表决时应回避，即使剩余股东均参会且对会议决议全数表决通过，也未达到“四分之三及以上”的标准，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月10日会议表决结果因未达到公司章程所规定的通过比例，该会议决议不成立。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按章程确定的时间提前通知原告参加股东大会，并说明会议地点。且第三人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庭审时亦陈述：我公司作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知情，我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萍并未得到会议的通知，也未出席参与表决，虽然在股东大会成员处签字，只是相关工作人员拿着材料找李萍签字，临时股东大会并未召开。故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李从文作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向一审法院请求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依法订立的规范公司组织与活动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经制定生效后应保持其稳定性，在公司存续期间发生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公司法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关系到公司的存续和发展，股东会会议就前述事项作出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和一审法院调取的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除根据2018年7月10日股东大会变更的公司章程外，原告无证据证明此前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已就涉案争议的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李从文主张，刘信义利用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地位伪造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修改了2017年6月15日的公司章程中第十五条的内容，将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时间延长至2022年，并据此请求法院判令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按照2017年6月15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因其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404,654.45元，上述债务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完成出资之日止。李从文的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二、驳回原告李从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19元，由被告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6日至7月14日，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分10次将360万元投资款汇给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是，1、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履行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承担逾期出资而产生的债务利息；2、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月10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成立；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焦点1，二审经审理查明，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分10次将360万元投资款汇给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出资义务，且李从文提交的2017年5月18日《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并未对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逾期出资对李从文承担违约责任作出约定，李从文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逾期出资对其承担违约责任，故李从文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一审法院结合李从文主张其未收到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未能参会且持股比例为45%的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针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项无表决权，即使剩余股东均参会且对会议决议全数表决通过，也未达到“四分之三及以上”的标准，并且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按章程确定的时间提前通知李从文参加股东大会并说明会议地点，另外梁山水浒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亦陈述其作为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于2018年7月1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知情，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萍并未得到会议的通知，也未出席参与表决，虽然在股东大会成员处签字，只是相关工作人员拿着材料找李萍签字，临时股东大会并未召开。故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10日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焦点3，一审未对李从文庭后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程序虽有瑕疵，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未影响李从文的实体权利。综上所述，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李从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37元，由上诉人李从文负担38837元，山东水泊梁山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