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923民初2639号 原告：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高县汗堂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3550852961J。 法定代表人：袁锦华。 被告：钟利坤。 被告：钟育坤。 原告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诚公司）与被告钟利坤、钟育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志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东明、戴黑牯，被告钟利坤及其与被告钟育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杨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志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判令被告钟利坤、钟育坤向原告支付款项4668627元；2．判令被告钟利坤、钟育坤赔偿原告志诚公司损失850000元（当庭撤销该项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订立《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的矿山生产线由被告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从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约定按协议第一条第4项结算，承包所得给被告外，其余收入全部应交给原告。2018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届满前，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书面函告被告，告知“于2019年1月1日始立即停止矿山的一切经济活动”等，并于2019年1月3日免去被告一公司副矿长、副总经理职务。但是被告并未停止一直开采经营至2019年6月止。双方为2019年1月1日至6月的结算发生争议，2019年8月23日，经翰堂镇人民政府主持协商，双方同意“一周内按承包协议结清2019年1月至6月的账目，所结清款项钟利坤方面多退少补”。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被告没有履行约定拒不与原告结算。经原告结算，2019年1月至6月，被告收取料款9764252元，冲减其支出882141元、库存104830元、承包所得4108654元后，被告应交给原告4668627元。综上所述，被告拒不依约向原告交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钟利坤、钟育坤辩称，一、《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并未生效也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各方对矿山合作生产已经另有约定。（一）本案事实情况是志诚公司钟育坤、袁锦华合作经营志诚公司名下矿山，二人有将矿山劳务生产部分分包给钟利坤。故合同的甲方为钟育坤、袁锦华，合同的乙方是钟利坤。虽然《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第1.2.3条载明：“经志诚公司合伙人一致同意钟利坤承包生产线”但事实上付高平与钟利坤就协议条款进行协商时并未取得袁锦华、钟育坤的同意。二人也没有在《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上签字。故该协议并未生效，各方也没有按照该协议内容进行合作。（二）针对志诚公司矿山如何经营，各方实际合作情况如下：1、2015年7月8日付高平、钟利坤与袁锦华签订《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约定：矿山5000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由钟利坤、付高平、袁锦华统一签字确认，否则自行承担；股东各自提货销售，按月结算，多退少补；2、钟育坤与袁锦华约定：双方共同销售石料，分配比例为45：55，双方按月结算。双方在2019年2月23日的《会议记录》对此进行了确认。3、钟利坤实际上垫付了生产线的劳务开支款项，对该部分开支双方确定纳入合作各方的共同成本，由各合作方共同承担；二、原告主张自相矛盾，双方明确约定，刻意曲解违背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基本原则。1．承包合同作为无名合同的一种，其特点是承包人向发包人缴纳固定的承包费用，承包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剩余所得全部归承包人所有。本案中，原告竟然创造性地提出扣减各项费用后剩余收益归发包人所有，该主张违反法律基本原理，且与其主张的合同内容自相矛盾。2．原告据以支持其观点的《协调会会议纪要》明确：由志诚公司向钟利坤结算支付款项，矿山上剩余的石料由志诚公司购买后按比例支付价款给钟利坤。因此。按照双方约定，有明确支付义务的是原告而非被告。现原告对证据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刻意误导法庭，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三、原告所提出的损失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且与本案争议无关。1．原告在立案后增加的损失赔偿诉讼请求属于侵权之诉的诉讼请求，二个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关联，不应当在一个案件中审理；2．原告提出的所谓损失是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中承担的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系原告自己违约所导致，与本案并无事实上的关联性；3．原告在与钟育坤合作期间擅自将矿山另行发包给案外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志诚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志诚公司章程，证明1、志诚公司的主体资格，2、钟利坤、钟育坤提供的章程文本为假； 证据二：《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证明1、志诚公司的矿山生产线由被告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为：自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2、次月15日，钟利坤、钟育坤应交纳承包费；3、钟利坤、钟育坤的承包所得按协议第一条第4项结算，即A、规格料为（1-2、1-3、2-4）成品料每立方25元；B、规格为0.5石，每立方7元；C、规格料为50-80块石，每立方14元。 证据三：《协调会议纪要》，证明1、进一步证明钟利坤、钟育坤是承包经营，应按承包协议结算；2、双方同意按承包协议一周内结算完毕，多退少补。钟利坤、钟育坤拒不结算交款，违约。 证据四：《函告》、《关于免去钟利坤等人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矿长的通知》，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书面函告被告至2018年12月31日承包期届满，应于2019年1月1日停止矿山的经营活动。被告此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为非法。2019年1月3日，免去钟利坤副总经理、副矿长，进一步证明承包结束。 证据五：2019年1月至6月结算清单及相关财务报表，盘点库存数字。证明钟利坤、钟育坤欠交志诚公司4668627元。 被告钟利坤、钟育坤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章程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章程与本案无关；2、对于证据二的第1.2页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第1.2页并未原件，第1页和第3页的字迹笔迹都不相同。真实情况是钟育坤、钟利坤与原告合作经营，协议只有付高平的签字，付高平并不是公司的负责人，证据二的纸张都不相同，签字所用的笔也不是同一支；对于证据三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会议纪要明确规定，第一条结清义务人是袁锦华，对会议纪要的第二条，被告与原告口头达成并已实际履行的合作经营协议，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合作利润是按照志诚公司55%、钟利坤方面45%分配；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两份文件是志诚公司单方面制作的，没有经过合作方钟利坤、钟育坤同意，也不符合双方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对证据五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原被告双方已就2019年1月至6月所产生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进行过结算，志诚公司对结算结果已盖章确认，钟利坤方面在稍后会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对该份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章程系2004年上高县志诚矿业成立时制作的章程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虽对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在本院询问是否需要鉴定时表示不予鉴定，故对该份协议书的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该份协议书上关于成品料结算、炸药费用的承担及产品单价需经双方认可执行等款项均有证据证明已经实际履行；对证据三：本院对该份协调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承包协议，生产线系分包给了被告钟利坤；对证据四的三性不予采信，系原告志诚公司单方面制作，并未附实际送达至各当事人的回证；对证据五的三性不予采信，该结算清单及相关财务报表未附原始凭证，且为原告志诚公司单方面制作。 被告钟利坤、钟育坤为证明自己的抗辩，提供了如下证据 1．钟利坤、钟育坤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钟利坤、钟育坤主体资格； 2．志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袁锦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志诚主体资格。 3．志诚公司采矿权证查询信息复印件，证明目的：1、志诚公司取得了上高县硅灰石采矿许可证。在国土部网站上查询到上一期的采矿许可证的期限为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许可证号为：C3609232009097120038487。2、2019年6月20日之后批准的采矿许可证已经于2019年8月颁发给志诚公司。 4．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原件，证明目的：由于自2013年8月1日起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以来，原被告双方及志诚公司其他股东在合作过程中就销售结算、分红（利润）方式及时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统一规范，2015年7月8日，志诚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袁锦华、股东付高平及合作股东钟利坤（钟育坤一方）三方共同商议，就股东及合作方的提货（销售回款）结算方式、分红方式、分红时间方案进行了约定：1、股东先提货后结算，做到月结，货款可以从上月经营分红里直接扣除，根据结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2、各股东在结算后扣除应得分红后应交回的销售款，在结算后7天内付清，否则按提货金额（销售款）支付每日1%的滞纳金后交由钟利坤处置；3、每月22日前钟利坤确保上月分红发放到各位股东手上。 5．会议记录，证明目的：2019年春节假期后，在未告知钟利坤方的情况下，志诚公司私自对已开采出的石料进行销售，钟利坤方得知消息后赶回江西准备一并销售石料，但遭到志诚公司的无理阻挠，双方发生争议。2019年2月23日，经调解人协调，被告法定代表人袁锦华与被告钟育坤、钟利坤及被告财务负责人王燕共同商议，双方就志诚公司2018年已开采未销售的存料如何处理、志诚公司投入的固定资产、采矿平台各方达成了解决争议的结论：1、双方按照老规矩共同销售存料；2、销售后按钟利坤方45%、志诚公司55%的比例结算分红（利润）款；3、销售后按10天结算一次，2月底结算一次，3月10号结算一次，争取3月20日前将存料卖完；4、全部固定资产实行盘底清单，当面核定清楚，对于钟利坤方在生产经营中剥离山顶土层、加宽开凿的开采平台、钟利坤方投入的生产线、设备等的核算应确定核算方法。 6.2016年、2017年、2018年志诚公司员工花名册原件。证明目的：1、王燕于2013年8月30日入职志诚公司，一直担任公司会计，受志诚公司指派，履行会计职责，负责公司各项财务工作。2、袁艳梅2014年入职志诚公司并作为志诚公司派驻矿山票房（销售出库）的员工，与钟利坤方派驻矿山票房的员工共同管理、监督矿山销售工作；2016年4月后，袁艳梅负责制作上报安全生产的文件资料以及代表志诚公司以“恒运”名义与钟利坤共同进行矿山开采石料销售金额、袁锦华垫付款项金额的对账工作。 7.2018年8月至11月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2018年12月志诚与恒运对账明细原件。证明目的：1、自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以来，志诚公司股东晏春荣、付高平、袁锦华（袁锦华以“恒运”名义结算袁锦华对志诚公司垫付款以及应交给钟利坤（“志诚”名义）的销售货款）、钟利坤均各自进行志诚公司石料销售。2、根据各方达成的约定（证据3），股东先提货后结算，股东应付志诚公司的货款从上月经营分红里直接扣除，根据结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袁锦华指派志诚公司员工袁艳梅代表袁锦华“恒运”与钟利坤进行石料销售款及袁锦华对志诚公司垫付款的结算工作。3、2018年8月以前各方已经对账结算完毕。经双方对账，2018年8月至11月，袁锦华（恒运）应付给钟利坤（志诚）的销售款为488692元；4、在2018年8月至11月对账的基础上结合12月份销售及垫付款的情况，2019年1月，袁锦华指派的袁艳梅与钟利坤（志诚）对账后，双方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钟利坤应付袁锦华（恒运）的款项为189122元。 8．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6月财务报表原件、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6月结算清单明细原件。证明目的：1、原告与被告自2013年8月起共同出资经营志诚公司名下矿山，合作经营期限至矿产资源开采完毕为止；2、双方按照钟利坤方45%及志诚公司55%的比例分担志诚公司名下矿山生产经营成本及固定资产投入及享有志诚公司名下矿山利润分配权；3、双方于次月按照志诚公司财务报表确定的上月销售货款减去成本费用，计算出志诚公司利润，并根据双方约定的钟利坤方45%及志诚公司55%的比例结算原、被告双方各自应得利润。3、根据双方结算，2019年1月至6月原告应得利润为1029797.8元，减去2018年12月原告应付被告的结算余额189122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合作利润共计840675.8元。 9．志诚公司任命通知原件。证明目的：根据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合作经营的约定，2016年至2018年期间，志诚公司任命钟利坤、钟伟坤、钟贤坤担任志诚公司副矿长、副总经理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职务，代表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锦华共同对志诚公司进行经营。 10．志诚公司上报给矿山经营主管机关的相关文件。证明目的：根据原告与志诚公司合作经营的约定，2017年至2018年期间，志诚公司指派钟利坤、钟伟坤、钟贤坤、李超荣分别担任志诚矿山安全检查、矿山风险辨识及分级管控工作、矿山安全专项整治、汛期安全生产等公司专项管理工作中担任专项工作小组组长、副组长、组员等职务，与志诚公司股东袁锦华、其他管理人员副矿长、副总经理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职务，代表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锦华共同对志诚公司进行日常经营管理。 11.2016年3月至2018年8月志诚公司经营管理会议记录原件。证明目的：1、根据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合作经营的约定，自2013年起至2019年春节前，钟利坤方派代表参与志诚公司全部经营管理活动。2016年到2018年期间，钟利坤方代表钟利坤、钟伟坤、钟贤坤、李超荣等人代表钟利坤方参与了志诚公司每一次经营管理会议，代表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锦华共同对志诚公司日常经营进行管理。2、根据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合作经营的约定，钟利坤方与志诚公司的合作收益方式为：各合作方根据双方商定的销售价格，先提货销售后结算，各合作方应付志诚公司的货款从上月经营分红里直接扣除，根据结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2016年至2018年期间，钟利坤方代表与志诚公司代表袁锦华多次对提货销售价格进行商定，并进行了签字确认，双方均按照商定的销售价格进行销售回款。 原告志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 一、对证据1、2、3的三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系； 二、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理由：1．从内容上看是公司章程的规定，原告的举证中已经提供了志诚公司备案的原始章程，因此被告提交的章程规定是属于对原是章程的变更和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02、103条规定，对于章程的修改必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但本证据并没有股东大会的召开记录，也没有股东大会的表决决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因此该证据违法而无效。2．该证据内容没有涉及到原被告双方如何分配承包所得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该证据股东签字方有付高平、袁锦华，而且该证据的第一条也列举了公司的其他股东名称，有邱章健、陈仲现，还有增加的股东毕校林、晏春荣等人，足以证明志诚公司的股东并非袁锦华一人，被告对此是明知的。付高平既是志诚公司的股东又受志诚公司的委派，在双方拟定的生产线承包协议书上签字合法有效。4．该证据证明被告明确承认自2013年8月1日起，原、被告双方合作以来，就能反证出我方提交的证据二的承包协议的真实性。因为该承包协议的起点就是2013年8月1日； 三、对于证据5的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会议记录第一、二、三页均没有会议参加人的签字确认，王总讲话的后面出现的文字是明显的事后添加，仅仅在第四页有袁锦华和钟利坤、钟育坤的签字，因此，该会议内容的真实性有可能因为篡改和调换而无法确认。2．从会议内容的参加人看，有王总讲话，但没有王总的签字确认，而且志诚公司从来就没有王总这个人。钟利坤方面代理人说王总是安监局的领导，但上高安监局没有姓王的领导。即使是有王总，他所说的45%、55%分配，也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任何人。该会议记录中王总的讲话真实性无法确认；3、即使存在45%、55%分配，也被2019年8月23日的会议纪要所否定，因此这份会议记录不能证明钟利坤方面所要证明的问题。 四、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上看是2016年、2017年、2018年的花名册，这正处在钟利坤、钟育坤承包经营期间，根据双方签订的生产线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均由钟利坤方面负责，钟利坤方面在自己负责生产经营期间聘用的有关员工是其行使管理权的体现。钟利坤方面专门提到的两个员工王燕、袁艳梅并试图证明两人是志诚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志诚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从钟利坤方面的提交的证据上看，王燕是2013年8月30日入职，袁艳梅是2014年入职并担任票房，从两人的入职时间上看，属于被告承包经营期间。因此，两人入职是钟利坤方面正常招聘工作人员。而且从证据6上看，袁艳梅仅出现在2018年的员工花名册上看，且工种为文员不是票房，足以说明袁艳梅是2018年才成为志诚公司的员工，与钟利坤方面试图证明的内容相矛盾。 五、对于证据7的对账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从该证据的内容上看，反映的是钟利坤方面在承包经营期间与提货销售的袁锦华进行的对账，他们仅仅是生产方（钟利坤方面）与客户（袁锦华）之间的正常销售交易往来，与钟利坤方面承包经营矿山是否拖欠费用没有任何关系。 六、对证据8的部分内容有异议，在1-6月份财务状况分析明细中，对出现的“生产线上工资明细”以及“山皮”、“所得总余款”、2019年6月份费用状况分析明细表中出现的文具用品费用是202元并非100元、业务招待费23640元并非21176元，同时该明细表中遗漏了国土测量费30000元，水泵及配件费212元，电费1550元，除此之外对于钟利坤方面在证据八提出的数字没有异议。对于该明细表中最后一行，志诚公司应付钟利坤2019年1-6月合作利润款1029797.8元有异议，对于第一行志诚矿业利润明细有异议。其他没有异议，予以确认。此外承包协议书第二条第五项约定，乙方（被告）应承担购买炸药的费用，每吨20000元，而从被告提交的证据2019年1月份财务状况分析明细中第二项，明确写有收取炸药7200公斤＊20元/公斤=144000元，每公斤20元正好是每吨20000元，恰恰印证了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的真实性，承包经营的每一项约定，都得到了双方的履行和落实。 七、对于证据9、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些证据中有的没有加盖公章，有的是复印件。另外，该证据内容反映的是钟利坤方面在承包经营期间因为安全生产而进行的自查或者检查，是一种生产管理活动，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于证据11的会议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上看，很多都没有与会人员签字且所有内容仅仅涉及到钟利坤方面在承包经营期间的生产管理和销售，以及员工的福利待遇和安全检查等内容，是基于一个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对发包企业应尽的管理义务，也是必尽的职责，不能因此得出双方合作经营的结论。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章程虽然名为章程，实为袁锦华、付高平方代表志诚公司与钟利坤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袁锦华认可该章程上的签字为其本人的签字，该章程明确了股东邱章健、陈仲现由袁锦华与他们本人协商等，也说明股东之间经济交往纠纷矿山不负任何责任，虽未显示分红比例，但确定了双方确有分红的约定，即为合作经营的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王总”讲话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分红比例为55%：45%，原告辩称“王总”讲话是在袁锦华讲话的后面，袁锦华在会议记录最后一页的签字不构成对“王总”讲话的认可，但从“王总”讲话侧面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分红比例，无需袁锦华的认可；对于证据6，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以被告提供的2018年从业人员花名册反证袁艳梅2018年在原告志诚公司从业，视为对该花名册真实性的认可，故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7的三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份志诚公司与恒运之间是客户往来的关系也是证明原告志诚公司（以恒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钟利坤方进行结算；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部分确认；对于证据9.10的三性予以确认，与原告提供的函告中提到的人员职位相一致；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会议记录为连续的完整记录，并部分记录原、被告均有签字。 审理过程中，本院找到袁艳梅做了一份调查笔录，笔录内容为“2018年袁艳梅同时在恒运及志诚公司工作，在恒运公司负责与志诚公司的对账工作，其中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志诚利润显示收款金额10928510元＊055等金额系经袁艳梅方统计核对的，袁艳梅2018年在志诚负责提交给安监局的安全资料。”原告对该份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为袁艳梅在2018年在志诚工作并非在恒运工作，袁艳梅说陈述的内容为虚假的。袁艳梅在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表上的签字不能代表恒运而是代表志诚，且袁艳梅在笔录中陈述其没有授权及不清楚数据来源也可说明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表是无效的。被告认可该份笔录的三性，袁艳梅的行为属于原告志诚公司和袁锦华的授权以及职务行为。本院认为，2018年袁艳梅系同时在恒运及志诚公司工作、在恒运做会计工作，在志诚从事报备安全资料的工作，二者并不冲突，对于袁艳梅的笔录内容的三性予以确认。 本院综合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情况，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1日起，原告志诚公司与被告钟育坤共同合作经营志诚公司，同时原告志诚公司将矿山生产线分包给被告钟利坤。2013年8月1日，原告志诚公司代表付高平与被告钟利坤签订《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协议将志诚公司的矿山生产线由被告钟利坤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为：自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2、次月15日，钟利坤应交纳承包费给原告志诚公司，否则原告志诚公司有权终止合同；3．钟利坤、钟育坤的承包所得按协议第一条第4项结算，即A、规格料为（1-2、1-3、2-4）成品料每立方25元；B、规格为0.5石，每立方7元；C、规格料为50-80块石，每立方14元．．．；三、生产线开采的费用全部由钟利坤负责，但购买的炸药每吨只承担2万元，高出部分由原告志诚公司负责，以当地民爆公司的单价为准；3．钟利坤负责产品销售。产品单价需经甲、乙双方认可执行，产品出库严格按双方制定的制度执行…。 为规范原、被告双方的合作，2015年7月8日，志诚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袁锦华、股东付高平及合作股东钟利坤（钟育坤一方）三方共同商议，就股东及合作方的提货（销售回款）结算方式、分红方式、分红时间方案进行了约定：1、股东先提货后结算，做到月结，货款可以从上月经营分红里直接扣除，根据结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2、各股东在结算后扣除应得分红后应交回的销售款，在结算后7天内付清，否则按提货金额（销售款）支付每日1%的滞纳金后交由钟利坤处置；3、每月22日前钟利坤确保上月分红发放到各位股东手上，否则按当月红利每日收取钟利坤1%的滞纳金分给其他股东。 经营过程中，原告志诚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任命袁文强为专职安全管理员，2017年7月31日任命钟利坤为副矿长及副总经理；同日分别任命朱焕发为副矿长及生产厂长，任命钟伟坤为副矿长，于2018年4月13日任命钟贤坤位安全副矿长，于2018年10月29日任命李桓及袁陆华为专职安全管理员。原告志诚公司单方面于2018年12月15日向被告钟利坤函告通知其于2019年1月1日停止矿山的一切经营活动，于2019年1月3日签发《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上志发【2019】2号》，通知免去钟利坤副矿长、总经理职务、朱焕发副矿长、生产厂长、钟伟坤副矿长、钟贤坤副矿长职务。上述函告及通知原告志诚公司均附送达至被告钟利坤等人的回证。原告志诚公司（以恒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钟利坤、钟育坤（以志诚公司合作体的名义）进行对账、结算。2018年7月至12月份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显示，在2018年8月至11月份恒运应付志诚合作体11026791元，恒运应收志诚合作体款10537278元（其中恒运垫付款2232377元，志诚老股东的利润10928510＊0.55=6010680元，山皮款205696元），至2018年11月30日，恒运应付志诚合作体489513元，2018年12月份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中显示志诚老股东利润5175345＊0.55，至2018年12月31日志诚合作体应付恒运189122元，上述对账明细上有恒运公司员工袁艳梅及被告钟利坤的签字确认。因原、被告双方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纠纷，2019年8月23日在上高县翰堂镇人民政府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调会议纪要“1．志诚公司一周内按承包协议结清2019年1月至6月的账目，所结清款项钟利坤方面多退少补；2．双方积极行动，一周内按市场价格估算好山上半成品料及料场成品料的总价值，由志诚公司购买后按承包协议分成；3．钟利坤提出需要结算的事项，一周内由钟利坤列出详细清单后再协商；4．志诚矿业可以依法依规开展生产活动，钟利坤方面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止或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上述会议纪要未能解决双方没矛盾纠纷，原、被告双方协商未果，原告志诚公司诉至法院。 另查明，2005年1月13日，志诚公司成立，注册地址为上高县翰堂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元整，并已实际出资到位。原告志诚公司现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为袁锦华占有股份99%，陈勇占股份1%。并已取得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的矿山生产许可证，于2019年8月取得至2020年6月20日矿山生产许可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矿山生产线承包协议书是否客观存在，双方的合作方式是承包还是共同经营 原、被告之间为合伙经营的关系。从2018年12月份志诚与恒运对账明细在志诚利润处标明5175345＊0.55，且注明至12月31日志诚应付恒运189122元可看出原、被告在2018年为共同经营关系，利润分配比例为55%：45%。原告主张恒运与志诚的对账明细真实性无法确定，经恒运公司员工袁艳梅确认，该份对账明细为真实的，原告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上反映的是钟利坤方面在承包经营期间与提货销售的袁锦华进行的对账，他们仅仅是生产方（钟利坤方面）与客户（袁锦华）之间的正常销售交易往来，与钟利坤方面承包经营矿山是否拖欠费用没有任何关系。如双方为正常销售往来，在2018年12月份，志诚公司应付恒运189122元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买卖双方，卖方给买方付款与常理不符。2018年7月至12月份的志诚利润＊55%亦无法解读。 在被告钟利坤方提交的2015年7月8日的《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中注明的原、被告之间的结算方式为：“1、股东先提货后结算，做到月结，货款可以从上月经营分红里直接扣除，根据结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2、各股东在结算后扣除应得分红后应交回的销售款，在结算后7天内付清，否则按提货金额（销售款）支付每日1%的滞纳金后交由钟利坤处置；3、每月22日前钟利坤确保上月分红发放到各位股东手上，否则按当月红利每日收取钟利坤1%的滞纳金分给其他股东”虽然原告志诚公司认为该份章程作为2004年章程的补充部分，未经股东会合意，不符合修改章程的程序，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但并未否认其真实性。该份章程可以与2018年7月至12月恒运与志诚对账明细相印证，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以恒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钟利坤方（以志诚公司合作体的名义）进行对账、分账。原、被告双方均在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公司拉料销售，当月拉料的金额与当月的利润进行对冲，双方多退少补。结算方式为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以恒运公司名义）的销售额-志诚公司的总利润＊55%（即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应得利润分成）-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当月的垫付款，所得的款项由被告钟利坤方多退少补。该章程虽然名为章程，实为袁锦华、付高平方代表志诚公司与钟利坤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袁锦华认可该章程上的签字为其本人的签字，该章程明确了股东邱章健、陈仲现由袁锦华与他们本人协商等，也说明股东之间经济交往纠纷矿山不负任何责任，虽未显示分红比例，但确定了双方确有分红的约定，即为合作经营的关系。从2019年2月23日在九龙半岛酒店的会议上，由袁锦华、钟利坤、钟育坤、王总参会，王燕作为会议记录人召开的会议上，存料的销售、多种固定资产及各种政府费用的争议、以及王总提出的没有销售完的料按量方按时价一次性了结不存在争议，时价（当时的价位）按45%的及55%比例分配，均与原、被告双方为合作经营的关系相印证，如仅仅是生产线承包关系，则不存在政府费用承担的问题，王总提出的55%：45%的分配比例问题。 此外，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于2019年8月23日在翰堂镇人民主持协调下形成的协调会会议纪要：1．志诚公司一周内按承包协议结清2019年1月至6月的账目，所结清款项钟利坤方面”多退少补“；2．双方积极行动，一周内按市场估算好山上半成品料及料场成品的总价值，由志诚公司购买后按承包协议分成；…”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从该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协议，如系原告所称双方为发包与承包之间的关系，则应由承包方进行账目的结算后将产品销售给发包方，该会议纪要结清义务人系原告志诚公司，且所结算款项钟利坤方面“多退少补”，与2015年的《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所规定的结算方式相印证；该协调会议第二项中所述的“分成”，也可证明原、被告双方为合作经营的关系，如是承包则不存在分成的问题。 原告志诚公司主张原、被告之间系承包关系，依据2013年8月1日案外人付高平与被告钟利坤签订的《生产线承包协议》，原告主张是授权案外人与被告钟利坤签订该协议，本院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生产线承包关系，但该生产线承包已计算入生产成本，双方是合作经营的关系，将生产线分包给了钟利坤，是公司经营一个环节，且原告志诚公司亦未向本院提交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原、被告双方按承包协议结算及被告按《生产线承包协议》缴纳承包费的相关证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承包费款项4668627元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双方为共同经营关系，利润分配方式为：原告钟利坤方为45%：原告志诚公司为55%。根据2019年8月23日在翰堂镇人民政府主持协调下形成的协调会会议纪要第一条，2019年1月至6月的账目按协议结清，故本院认为2019年1月至6月的账目应延续2019年1月之前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即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以恒运公司的名义）的销售额-志诚公司的总利润＊55%（即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应得利润分成）-原告志诚公司老股东当月的垫付款，所得的款项由原告钟利坤方多退少补。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149元，因当庭撤销对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诉请，增加诉讼请求部分补交诉讼费6281元，减半收取为3140.5元，案件受理费共计为47289.5元，两次保全费为10000元，共计57289.5元，由原告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账上，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 潜 人民陪审员  李水根 人民陪审员  钟建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