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8民终2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春祥，男，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劲，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辰微，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谢开志，男，196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武，男，傣族，1987年8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系谢开志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倚象镇石膏箐村民委员会石丫口小组。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石膏箐村石丫口村民小组。负责人：李新文，该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波，男，汉族，1976年10月10日出生，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春祥、谢开志与被上诉人倚象镇石膏箐村民委员会石丫口小组（以下简称石丫口小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104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依法裁定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3.一、二审诉讼费由谢开志、石丫口小组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定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争议土地“大鱼塘”权属清楚，“大鱼塘”系刘春祥承包土地。一是刘春祥提交的《1991年农业承包合同书》可以证明石丫口小组已经将八丘田1亩旱地发包给了刘春祥；二是2019年11月17日石丫口小组出具的《证明》1991年刘春祥在“八丘田”开垦种植的旱地仅有“大鱼塘”一宗土地；三是石丫口小组原队长李福安、原会计刘应文在法庭上陈述在1983年前后同意刘春祥种植“大鱼塘”即石丫口小组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已将“大鱼塘”发包给刘春祥。2.石丫口小组未合法收回、调整土地的情况下（实为刘定明未经过村民小组会议决议擅自签字）将“大鱼塘”发包给谢开志，侵犯了刘春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刘春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应得到支持。3.谢开志无石丫口小组农户资格，且石丫口小组与谢开志签订的《农村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程序、实体违法法律规定，谢开志持有的《农村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系无效合同。4.本案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刘春祥和谢开志的承包合同哪一份有效的问题，确认合同效力是人民法院职权之一，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综上，请求支持刘春祥的上诉请求。谢开志书面答辩称：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清楚。刘春祥提交的假承包合同承包的土地在“八丘田”范围内，而本案争议地“大鱼塘”在谢开志持有的《农村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和《林权证》范围内，地名叫“八丘田边”。两块地在河流对岸，互不相连。2.一审法院采信刘春祥提交的非法《证明》，否定《承包合同》内容认定本案事实，属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3.本案争议地不存在未收回或违法收回调整的情况。4.谢开志户全家人口转到石丫口小组，并居住生活27年，有石丫口小组的户口、宅基地，谢开志户是石丫口小组集体经济组组织成员。本案争议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均为谢开志户，刘春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石丫口小组未作书面答辩。谢开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支持谢开志的一审反诉请求，驳回刘春祥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春祥负担。事实与理由：1.刘春祥不是谢开志户《林业承包合同》相对方，刘春祥及承包地与谢开志户承包地不存在相邻关系和利害关系，刘春祥不具备确认谢开志户《林地承包合同》无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刘春祥提交的1991年土地承包档案记载的刘春祥户八丘田承包旱地面积1亩，与谢开志户持有的《林地承包合同》及《林权证》载明的内容不同。一是两地位置不同，刘春祥户承包地位于八丘田，谢开志户承包地位于八丘田边；二是土地性质不同，刘春祥承包的是旱地，谢开志承包的是林地。两块地互不关联，更不存在相邻、交叉、重合、重证等情形。故本案不属于权属争议纠纷，一审法院未作实体判决确认合同效力不当。3.一审法院采信刘春祥提交的虚假《证明》错误，刘春祥从未取得过争议地的合法使用权，也未使用过该地。即便刘春祥提交《证明》是合法的，但其证明力不能与《林地承包合同》及《林权证》相提并论。据此，本案权属清楚，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应当支持谢开志上诉请求。刘春祥、石丫口小组均未作书面答辩。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诉争土地“大鱼塘”包含在谢开志的林权证[证号：思林证字（2008）第0207001097号]范围内。刘春祥提交的1991年土地承包档案内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八丘田”土地的性质记载为旱地，2019年11月17日由石丫口小组出具的《证明》中记载本案争议的土地“大鱼塘”性质为旱地且包含在“八丘田”范围内，而谢开志作为承包方，石丫口小组作为发包方于2009年4月16日签订的《农村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八丘田边”的土地性质为林地，普洱市思茅区林业局于2008年1月31日向谢开志颁发的林权证[证号：思林证字（2008）第0207001097号]确认谢开志为“八丘田边”的林地使用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石丫口小组作为发包方对本案诉争土地性质的认定与普洱市思茅区林业局作为登记机构的认定不一致。综上所述，对于本案诉争土地“大鱼塘”的土地性质不清、权属不清，当事人应当先行向有关职权部门确认土地性质及权属，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为：一、驳回刘春祥的起诉。二、驳回谢开志的起诉。在二审审理期间，谢开志提交了《普洱市思茅区农村居民宅基地审批表》一份、2020年6月18日石丫口村民小组出具的《证明》一份。刘春祥提交2020年10月12日在石丫口会议室作出的会议签到表复印件一份。石丫口小组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谢开志、刘春祥提交的证据为实体性审查证据，不在于本案程序性审查范畴。本院认为，刘春祥依据1991年土地承包档案内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张其向石丫口小组承包了“八丘田”，2019年11月17日由石丫口小组出具的《证明》中记载本案争议的土地“大鱼塘”包含在刘春祥承包的“八丘田”范围内。同时，本案诉争土地也“大鱼塘”包含在谢开志持有的《农村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和林权证范围内。由此可见，本案虽名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实为土地使用权争议纠纷。更为关键的是，本案争议土地“大鱼塘”的四至界限不明确。简言之，本案争议的土地“大鱼塘”地界不明，权属紊乱，故本案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应依法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综上，刘春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谢开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叶枝松审判员 张相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罗光华书记员张正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