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刑终373号 原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男，1968年5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汉族，初中文化，私营业主，户籍所在地宁波市北仑区。2008年6月5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因本案于2019年3月2日被抓获，同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裴长利，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赖越超，浙江靖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男，1974年5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盖州市。2001年3月19日因强某他人财物被辽宁省营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二年；2007年11月2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辽宁省盖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0年8月31日刑满释放；2013年8月13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015年2月19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9年3月2日被抓获，次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9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章学锋，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升津，男，1971年10月27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盖州市。因本案于2019年10月18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同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取保候审。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原审被告人于生波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盗窃罪、强迫交易罪，原审被告人于升津犯寻衅滋事罪，以及由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浙0212刑初29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2006年至2018年期间，以被告人刘江龙为首要分子，以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和刘某33（另案处理）、刘杰（另案处理）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宁波市北仑区，为控制石场、争抢工程、打击异己等，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毁坏财物、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 一、寻衅滋事 （一）被告人刘江龙因其养狗合伙人刘志光对宁波市北仑区春晓镇干岙村村干部刘某1不满，遂指使刘某34（另案处理）教训刘某1。2006年5月20日，刘某34带领刘飞虎（另案处理）等人至干岙村被害人刘某1的家门口，用拳头殴打被害人刘某1，造成被害人刘某1轻微伤。 （二）2007年，被告人刘江龙与钱龙、刘某9等为争抢春晓镇杨家岭采石场生意而发生矛盾，被告人刘江龙怀疑被害人刘某2是给钱龙、刘某9出主意的人，后被告人刘江龙指使刘某34纠集谭春林、杨会龙、任少文等人（均另案处理）报复刘某2。2007年8月3日晚，被告人谭春林、杨会龙、任少文等人用砍刀在北仑区新碶街道新大路与华山路交叉路口将被害人刘某2砍伤。经鉴定，被害人刘某2头部、左耳、左肩胛、左上肢外伤，遗留疤痕累计长26.6厘米，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三）被告人刘江龙因经营北仑区春晓镇昆亭杨家岭石场与其曾经合伙人刘某9发生矛盾，遂指使刘某33带路，由项万飞、李大壮、李兆社、苏远会（均已判刑）持砍刀于2007年9月5日，在春晓镇昆亭信用社门口将刘某9砍致左手第3、5掌骨开放性骨折、皮肤裂伤等，治疗后，遗留肢体疤痕累积长11.7厘米，左小指屈曲功能障碍。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四）2009年3月10日下午，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交管站协警贺某2在执勤处置违法车辆时遭到叶某阻拦并发生争执。后被告人刘江龙与贺某2的哥哥贺某1在电话中发生争吵。被告人刘江龙遂指使项万飞等人报复贺某1。2009年4月的一天，受项万飞指使，李大壮在北仑区××路××路交叉口处附近对被害人贺某1用拳头进行殴打。 （五）2011年4月2日上午，被告人刘江龙因宁波市鄞州区宁达建筑有限公司欠其材料款，指使手下将多车渣土倾倒于宁波市北仑春晓佰盛物流有限公司大门口进行滋扰，堵门约5小时。经查，宁波市北仑春晓佰盛物流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区宁达建筑有限公司的工程款已结清，与被告人刘江龙并无债务关系。 （六）2011年4月，郑某与乐智良（均已病逝）在沙船买卖中发生纠纷，郑某请被告人刘江龙出面帮忙，增强己方势力去讨要说法，被告人刘江龙明知有可能要发生打架的情况下，仍指使刘某33、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等人与郑某一起去。2011年4月17日，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刘某33、郑某等人持砍刀等工具至北仑区横浦下三山沙场，与对方发生冲突，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刘某33等人持凶器殴打王某4、王某5、王某2、虞某等人，致王某2等人受伤。 （七）2011年8月、9月一天，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等人受被告人刘江龙指使在北仑区春晓镇昆亭村西塘强占看管鱼塘，被害人刘某3、刘某4、刘某5至该鱼塘边附近打捞蛏子，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等人采用威胁手段强行将三被害人从某内带入鱼塘边的小房子内，对三被害人进行控制、威胁，期间朝刘某5扔饭碗，刘某5害怕趁机逃跑。后经被告人刘江龙处理，被害人刘某3、刘某4才得以脱身，其三人所养殖的蛏子不敢再去打捞。 （八）2011年12月23日下午，浙江火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北仑区春晓镇沿海中线被告人刘江龙所在的旗逸山庄边施工时，不慎将旗逸山庄门口的水管挖破，被告人刘江龙为逞威，以对方公司负责人没有主动来找其解释、解决事情为由，纠集多人至该公司在位于沿海中线的施工场地，强行关停施工方的机器，并持凶器将施工工作人员杨某1、蔡某1打伤。 （九）2012年5月16日17时许，被害人刘某6驾驶面包车送其父母去北仑区春晓镇昆亭村被告人刘江龙所强占的鱼塘边地里种西瓜秧，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等人予以阻拦，并殴打刘某6，期间被告人于升津等人持凶器砍击刘某6未砍中而砍到刘某6面包车上，将刘某6面包车砸损。事后，被告人刘江龙替出面摆平事态，赔偿被害人刘某6人民币5000元。 （十）2012年9月24日，被告人刘江龙的亲戚林建光与林某2发生矛盾，被告人刘江龙为了逞威，替林建光出头，带领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前往北仑区梅山林某2家附近找到林某2，后殴打林某2方的满某、樊某，其中被告人于生波持刀刺伤满某的腿部。 （十一）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年初的一天，被告人刘江龙以被害人顾某的北仑区春晓街道沿海中线路面拓宽工程有关业务未交与其做为由，指使刘某14开车带着刘某16、刘某15将施工工地堵住，阻扰顾某的正常施工约两小时。 （十二）2015年11月8日开始，被告人刘江龙为争夺沙子堆场，指使他人驾驶皖Ｍ6××××汽车，故意停在北仑区春晓街道咸昶村靠海边被害人刘某7所经营的沙场出入口，持续多日堵住沙场，不让刘某7正常经营。 （十三）2017年1月6日至9日，被告人刘江龙以北仑区春晓龙湖工地相关项目负责人曾口头答应其参与春晓龙湖滟澜海岸1号地块三标段的渣土工程，但后因工地管理层人事调动而未兑现为由，指使刘某14驾驶一辆白色全顺面包车，停在工地门口，阻拦施工三天。 （十四）2017年7、8月份的一天中午，被告人于生波纠集王贺**、王某11（均另案处理）至北仑区春晓街道潮海路666号宁波北仑鑫禾建设有限公司门口，以怀疑被告人刘江龙旗逸山庄的藏獒是被害人王某1毒死为由，采用扇耳光、脚踢等方式殴打被害人王某1。 （十五）2017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于生波为逞强耍横，以被害人刘某8“不识相”为由，伙同王贺**至北仑区体艺中心西侧停车场大门口边上，被告人于生波指使王贺**采用扇耳光、皮带抽打等方式殴打被害人刘某8。 （十六）2017年底2018年初，刘江龙与赵某1因承接工程业务有竞争关系，遂指使于生波等人，对赵某1等人的外运渣土和泥浆行为进行举报。期间，赵某1的合伙人王某3被多次举报，且因尚未办出清运许可证被举报而被处罚后，为了顺利开展业务，迫于压力与被告人于生波进行了联系，被迫于2018年3月11日、2018年3月12日转账给被告人于生波共计8000元，以求被告人于生波停止举报行为。 （十七）2018年8月6日上午，被告人刘江龙为了追讨总承包商夏国义的工程款，指使刘某14驾驶浙ＢＣ××××汽车至北仑区××街道××村，用车堵门在中铁二局搅拌站工地门口约一小时。期间，还有他人将大量渣土倾倒在该工地门口进行堵门。 二、聚众斗殴 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刘江龙团伙与钱龙团伙为了争抢宁波市北仑区春晓一带渣土运输工程，相互进行滋扰争斗。2011年10月20日15时许，钱龙一方的渣土运输车在位于北仑区××镇××路的海塘工地被被告人刘江龙合作人柯明君及傅豪贤（均另案处理）驾驶的浙Ｂ8××××汽车拦住。后钱龙方的王红岩（另案处理）安排手下曾超、安华飞（已判刑）等人持钢管赶至工地将柯明君的汽车砸损。此后，被告人刘江龙及柯明君、刘某33、刘杰等人纠集刘盼成、刘平海、施静国、梅波杰、贺虎、胡敬、刘仁杰、刘琪丰、梅东海、葛召、张浩（均另案处理）等人，钱龙方齐勐（已判刑）通过纠集王红岩和吴强强、邓守辉、曾超、安华飞、李东海（均已判刑）等人并准备砍刀、钢管等工具。被告人刘江龙及柯明君一方由刘某33组织、指挥多人持械至该海塘工地，双方持械冲向对方斗殴过程中，邓守辉鸣枪，刘某33等人逃跑，对方持械追赶，后被告人刘江龙及柯明君一方的三辆汽车被对方持钢管等工具砸损。事后，被告人刘江龙及柯明君一方人员将工具丢弃，并串通口供，谎称己方正常施工被对方砸毁车辆。 三、盗窃 （一）2002年12月开始，被告人刘江龙与刘某9、刘世态合伙经营宁波市北仑区春晓镇恒业杨家岭石场，2007年该市场被政府拆迁征用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晓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同意被告人刘江龙在春晓杨家岭原址进行轧石子生产，约定由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晓建设有限公司向被告人刘江龙的轧石场提供塘渣，但不得将塘渣外运，只能将塘渣经机械加工成碎石后再出售，同时约定塘渣价格为8元／吨，被告人刘江龙的石场需要以包干形式每年交纳88万元人民币的塘渣费用。后杨家岭石场进行爆破搬迁，根据规定由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晓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将杨家岭爆破的塘渣提供给宁波市北仑七姓涂围海造地工程指挥部。2008年4月至2009年6月期间，被告人刘江龙承揽了从杨家岭石场到七姓涂围海造地项目部的塘渣运输业务，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刘江龙指使他人，采用不过地磅等秘密窃取手段，将杨家岭石场的塘渣以“混子”等名义分别卖予七姓涂围海造地工程一标段49667.25吨，得款720175元；卖予二标段36103.63吨，得款514026.86元；卖予三标段116185.77吨，得款1789269.8元。结合价格认定结论，扣除有关重复计算的数量、运费等，被告人刘江龙盗窃塘渣总价值为人民币100余万元。 （二）2017年8月期间，被告人于生波将北仑区春晓街道潮海路与将军山路交叉口处场地里的塘渣盗挖，以25元至26元每吨的价格卖予北仑区梅山码头工地20余车，每车塘渣40余吨，该些塘渣总价值人民币约15600元。2017年8月5日被北仑春晓城管执法中队查获后未再盗取。 四、故意毁坏财物 （一）2009年开始，被告人刘江龙强占已被宁波市北仑区统一征地拆迁办征收的春晓镇昆亭村西塘鱼塘，指使刘某33、被告人于生波等人进行管理，还派刘某33、被告人于生波等人在龙湖建筑工地进行管理，其明知该处系农用地，仍持续多年将北仑春晓龙湖工地等处的建筑渣土约40000方、泥浆约40000方非法倾倒至该场地内，严重毁坏该地，经鉴定，造成经济损失506.24万元。 （二）2011年8月11日，被告人刘江龙伙同柯明君经商量后勾结北仑区春晓镇政府干部章立江（另案处理），由章立江指示相关镇政府工作人员代表春晓城区管理办公室与柯明君签订了洋沙山西十路（现名庆河路）的渣土消纳场地租赁协议，承包期限为2011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约定场地宽80米，长1600米，总计可容纳渣土30万方，用于刘江龙、柯明君在该场地倾倒渣土、泥浆。经查，该场地在协议签订时属国家海洋渔业部门管理，春晓镇未取得海洋渔业土地出让权证。后持续多年，被告人刘江龙在明知在该地倾倒未经依法审批情况下，仍将春晓龙湖建筑工地的渣土686062余方及泥浆约80000方非法倾倒于该处，严重毁坏该场地，经鉴定，造成经济损失3580.253万元。 五、非法占用农用地 2013年1月15日，被告人刘江龙为逃避法律追究，分别以宁波春晓东港运输有限公司、北仑区春晓东江轧石场与春晓镇干岙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二份茅洋岙周边各4.9亩的土地租赁协议，同时还以个人名义签订了零散用地协议。被告人刘江龙在明知是农用地的情况，仍然使用塘渣，将该地填埋作为自己轧石场的经营场地，期间还扩大使用范围。2013年期间，经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委托宁波市宇科国土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进行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被告人刘江龙非法侵占土地面积10566.8平方米，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确定的限制建设区，土地改变现状中农用地10566.8平方米（其中耕地5237.8平方米，林地4527.6平方米，农村道路38.8平方米，坑塘水面762.6平方米），2017年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认定该地块5237.8平方米基本农田受外力严重压实或堆放有非农业生产所需的固体废弃物，难以彻底、有效清理，耕地种植条件重度受损。 六、非法采矿 2014年2月15日，被告人刘江龙以浙江旗逸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春晓镇昆亭村燕湾股份经济合作社租得该社农用地30亩。2014年4月份开始，被告人刘江龙指使他人将场地内的黄泥进行开采盗卖，经鉴定，所盗挖的黄泥（岩性为黄褐色含碎石粘土或含粘土碎石）3.5563万立方米，重7.1126万吨，价值人民币53.9135万元。 七、强迫交易 2017年3月，向某欲参与承包宁波市北仑区梅山钢便桥拆除项目，其询问被告人于生波是否认识中标单位的人员，后被告人于生波带领向某、汪某3与实际中标该项目（中标拆除总价人民币1824000元）的朱某1见面，期间被告人于生波对朱某1进行言语威胁，强迫朱某1将该项目给向某承包。后朱某1将该项目交给向某承包施工。向某承诺给被告人于生波5万元好处费，后被告人于生波伙同王贺**、王某11对向某进行恐吓威胁，要求向某尽快兑现承诺给被告人于生波好处费的余下部分，后向某被迫予以支付。 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2008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人刘江龙在承接北仑区春晓镇杨家岭石场塘渣外运业务的过程中，发现叶某、刘某33、刘某34等人私自盗窃杨家岭的塘渣卖给宁波市北仑区七姓涂填海工程项目部，遂让叶某等人交出相关的结账票据，并派人至围海填海项目部结账塘渣款19万余元，被告人刘江龙支付运费后剩余约8万元由其支配使用。 此外，原审法院还查明： （一）2007年期间，被告人刘江龙与被害人刘某9因争夺春晓镇杨家岭石场产生矛盾纠纷。2007年11月29日，被告人刘江龙在北仑区沿海中线洋沙山红绿灯路口殴打被害人刘某9，致其轻伤。被告人刘江龙因该案于2008年6月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刑。 （二）2012年3月12日，被告人于生波因赌博纠纷对被害人林某1产生不满，遂驾车接上林某1强行将其带至北仑区春晓镇永基混凝土公司附近的被告人刘江龙所强占的鱼塘内，使用棒球棍将林某1打致轻伤，后被告人于生波于2013年8月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刑。期间，被告人刘江龙为替手下于生波平息事态，向林某1赔偿25000元进行和解。 （三）2012年12月9日，被害人戴某1因琐事与被告人刘江龙在电话中发生争吵，被当时与刘江龙在一起的被告人于生波听到，被告人于生波夺过刘江龙的电话与被害人戴某1发生争吵，后被告人于生波心生不满，驾车伙同他人至北仑区××镇××路××附近的春晓农村信用社门口，持刀将被害人戴某1砍致轻伤。后被告人于生波因该案与林某1被故意伤害案于2013年8月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刑。被告人于生波服刑期间，被告人刘江龙多次以经济补偿形式向被告人于生波家属打款数十万元。 （四）2007年7月16日，赵磊（另案处理）与丁小雷两人因各自的女朋友店面租赁产生纠纷，相约在宁波市北仑区××街道××路××路交叉口的上岛咖啡店内谈判。赵磊指使康海达（另案处理）纠集人员到场壮声势、逞威风。康海达又联系了被告人于生波，被告人于生波又纠集周东（另案处理）、“小明”（在逃）两人，并准备了刀具。当晚20时许，赵磊、康海达与丁小雷、田某1等人在上岛咖啡店内谈判过程中发生言语冲突，被告人于生波、周东、“小明”持刀将被害人田某1砍致全身多处刀刺伤、腹部开放性刀刺伤、胃破裂，经鉴定，被害人田某1的伤势程度为重伤。 2019年3月2日，被告人刘江龙在昆亭村旗逸山庄被民警抓获；同日，被告人于生波在辽宁省盖州市被民警抓获；2019年10月17日，被告人于升津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于次日至盖州市公安局太阳升派出所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原审根据上述犯罪事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08）甬仑刑初字第2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刘江龙的缓刑判决。二、被告人刘江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与前罪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三、被告人于生波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四、被告人于升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追缴被告人刘江龙、于生波违法所得。六、被告人刘江龙应承担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昆亭村沿海中线一侧的鱼塘（即西塘）的建筑泥渣处理费用共计人民币506.24万元。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裴长利提出：1.原判未对辩护人提出的证人出庭、证据调取、非法证据排除等案件争议焦点作出回应，也未对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进行核实，单方采信公诉机关的举证证据和公诉意见，且原审违反庭审公开审理原则,程序违法。2.原判认定本案属恶势力犯罪集团依据不足。刘某33、刘杰、于生波等人在刘江龙的企业里负责工程业务，上述人员并非为实施犯罪而纠集在一起。相关人员在刘江龙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任职不稳定，不具有固定性。因此，刘江龙等人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特征。刘江龙合法经营企业，相关工程项目均是刘江龙合法取得，春晓当地工程并非由刘江龙控制。原判认定的多起事实均是经济纠纷或邻里纠纷引起，事出有因，刘江龙等人没有实施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行为，且刘江龙对于生波等人的违法行为都是事后知情，并及时化解，未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刘江龙等人也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特征和结果特征。3.关于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罪事实。（1）第一节事实中刘江龙未指使刘某34殴打刘某1，刘某1也明确其是被刘某34殴打，与刘江龙无关，且缺少刘某1受伤证据；（2）第二节事实中刘江龙是合法经营行为，未与钱龙、刘某9争抢采石场生意，刘江龙未指使刘某34报复刘某2，且刘某2的伤情存疑；（3）第三节事实中项万飞等人用刀砍人是其个人行为，刘江龙不应对砍人后果承担责任；（4）第五节事实中刘江龙与百盛物流公司存在民事委托关系，双方在费用结算上存在纠纷；（5）第六节事实中缺少关键证人郑某证言，对双方打架之事刘江龙是事后知情，刘江龙未指使刘某33等人给郑某出面帮忙；（6）第七节与第九节事实中的涉案鱼塘处于征而未用的状态，刘江龙有权使用尚在承包期内的鱼塘，而非强占鱼塘，刘江龙未安排于生波等人看管鱼塘；（7）第八节事实中刘江龙发现水管被挖破，让人去现场要求对方停工，并未授意使用暴力，对双方打架之事刘江龙是事后知情；（8）第十节事实中缺少满某腿部系被用刀刺伤的证据；（9）第十一节事实中是顾某未按合同约定使用刘江龙石料引发；（10）第十二节事实中刘江龙是涉案沙场的承包人，在政府征而未用的情况下，有权继续使用。此外，原判认定的第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节寻衅滋事事实或是事出有因、或是已被行政处罚，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4.关于原判认定的聚众斗殴罪事实。涉案的下场地是柯明君一人经营管理，下场地利益受损与刘江龙无关，不存在刘某33为刘江龙利益带人斗殴之说。柯明君是其车辆遭钱龙一方砸毁后派人到下场地查看情况，是保护自己场地免受滋扰，不具有斗殴的故意。而刘江龙作为柯明君的朋友，其让刘某33到现场察看情况也是人之常情，并非安排人员配合柯明君斗殴。刘江龙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5.关于原判认定的盗窃罪事实。原判采信相关不客观、不真实的证人证言，认定刘江龙采用不过磅手段将塘渣以“混子”等名义售卖，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三个标段“混子”石料实际使用情况及碎石垫层施工建筑工艺要求，可以证明三个标段所有石料总和与工程所需碎石垫层需求量基本一致，也与春晓开发建设管委会提供的塘渣总量相当。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刘江龙未有偷卖塘渣行为，刘江龙售卖的“混子”是其加工后有权处置的石料，刘江龙不构成盗窃罪。6.关于原判认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事实。（1）刘江龙承租的西塘卤饼厂房屋拆迁款已下发至村里，但刘江龙未领取，且当时尚在西塘鱼塘承包期内，刘江龙并未强占鱼塘。刘江龙倾倒行为是对其承包期内挖的鱼塘进行土地恢复，而且倾倒渣土当时经过镇领导口头同意，目前西塘地面已种植了绿化苗木且耕种状况极好，不存在土地价值被损毁；（2）刘江龙为避免非法倾倒找相关领导协调倾倒场地，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倾倒和毁坏海涂地的故意，且倾倒的渣土与泥浆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危害。综上，刘江龙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7.关于原判认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事实。刘江龙为配合地方工程，经政府部门协调将轧石场搬迁至涉案地块，刘江龙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8.关于原判认定的非法采矿罪事实。原判认定刘江龙开采盗卖黄泥数量错误，应以吴某2车队结算单为准，即为2.2万余吨。同时价格认定人员所取样本对象不明，不能作为价格认定的依据。9.关于原判认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没有证据显示叶某等人私自卖过塘渣，况且刘江龙结算的是经过加工的“混子”石料款，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财产。认定刘江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辩护人赖越超提出：1.刘江龙从事正常企业经营行为，除刘某33、刘某34、刘杰、于生波在其公司上班外，其余人员均不是刘江龙公司员工，不存在层次分明、相对固定的组织结构。能认定刘江龙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几笔事实具有偶发性，系邻里纠纷引发，被害人有一定过错，涉案行为暴力程度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刘江龙在聚众斗殴事实中所起作用小，团伙人员系临时组成。刘江龙出资参与家乡建设，是口碑较好的企业家。因此，从人员结构、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社会危害性、刘江龙的社会评价等方面看，本案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2.刘江龙向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三个标段售卖的是对塘渣加工后的“混子”，符合刘江龙与春晓管委会之前的约定，原判将工程所有结算的“混子”认定为刘江龙偷卖的塘渣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寻衅滋事第七、九节事实，刘江龙仅是让于生波等人看管鱼塘，于生波等人实施的是其个人行为。第十一节事实中，因刘江龙与顾某存在经济纠纷，刘江龙安排刘某14找对方是为了问清工程安排，刘某14等人用车堵路、阻挠施工是其个人行为。此外，第十四、十五节事实与刘江龙无关。第十六节事实中，于生波的行为超出刘江龙的意图。刘江龙不应对上述六节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承担责任。第八节事实中被害方存在过错，第五、十二、十三节事实均因民事纠纷引发。考虑刘江龙参与的寻衅滋事暴力程度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等情况，应予从轻判处。4.刘江龙并非是聚众斗殴的纠集者，刘江龙仅是指示刘某33配合柯明君，刘某33到现场参与斗殴是听从柯明君指示，柯明君一方参与斗殴的三伙人是临时拼凑，不应认定为犯罪集团，原判认定刘江龙系聚众斗殴首要分子属事实认定错误。5.故意毁坏财物第一节事实，应以刘江龙多次供述的倾倒在鱼塘中的4、5千方泥浆作为计算经济损失的依据。第二节事实中认定刘江龙明知倾倒场地未经依法审批而仍予倾倒渣土和泥浆，证据不足。如认定刘江龙构成犯罪，应考虑当地政府过错因素，量刑时应予从轻处罚。 综上，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申请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此外，上诉人刘江龙家属及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刘某10、刘某11、叶某书写的情况说明以及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三个标段负责人张某1、伍某、卢某的电话通话录音资料，拟证明工程使用的是机器轧过的石料，即“混子”，侦查阶段笔录中记载的“混子”是塘渣不是事实。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提出：1.关于原判认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于生波与刘江龙合股做工程，帮刘江龙看管塘渣场地，是正当经营行为，并非为经济利益纠集在一起。涉及于生波的多起犯罪系被人诬陷，刘江龙也并未对于生波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善后。2.关于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罪事实。（1）第六节事实中，定案证据相互矛盾，而且大部分证据与客观事实相矛盾，于生波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2）第七节事实中，当时于生波并未入住鱼塘小屋，所涉行为与于生波无关；（3）第九、十节事实中，于生波的行为均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4）第十四节事实中，相关证人与于生波存在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5）第十五节事实中，于生波未实施殴打行为，该节事实与于生波无关；（6）第十六节事实中，王某3转账8000元与于生波举报无关，两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认定为于生波向被害人强某。综上，原判认定于生波上述七笔事实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关于原判认定于生波盗窃罪事实。整个盗窃过程均是林某3所为，与于生波无关。4.关于原判认定的强迫交易罪事实。于生波仅是介绍工程，未威胁朱某1转包项目，也未威胁向某兑现好处费。5.关于原判认定的故意伤害罪事实。于生波受人指使参与，未直接实施伤害行为，是从犯，且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应减轻处罚。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冯某证言和电话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2011年8、9月份于生波并未入住刘江龙的鱼塘小屋，刘某8被打与于生波无关，于生波未威胁、强迫朱某1将项目转包给向某。综上，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申请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升津提出：1.其仅是与于生波一起住在鱼塘小屋，并未跟从刘江龙，不是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2.原审认定其参与第六、七、九、十节寻衅滋事罪事实，缺乏充足证据证明。3.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且有自首情节，现因患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上诉人于升津恳请对其适用缓刑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为首要分子，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于升津和刘某33（另案处理）、刘杰（另案处理）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同案犯刘某33、刘杰，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供述和辩解等。 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害人刘某1、刘某2、刘某9、贺某1、王某2、刘某3、刘某5、刘某4、杨某1、蔡某1、刘某6、满某、樊某、刘某7、王某1、刘某8、王某3等人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泽瓦基、徐某1、贺某2、叶某、刘某12耀、余某1、王某4、王某5、虞某、张某2、赵某1、王某6、陈某1、俞某1、刘某13、李某1、林某2、刘某14、顾某、徐某2、刘某15、刘某16、刘某17、汪某1、陈某2、田某2、谢某、刘某18、戴某2、杨某2、秦某1、裘某、孙某1、秦某2、雷某、余某2、王某7、李某2、左某、傅某等人证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笔录、资料、春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证明、刑事判决书、报警受案登记表、110记录单、病历资料、门诊收费发票、面包车被砸照片，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以及同案犯刘某34、刘飞虎、谭春林、任少文、杨会龙、刘某33、项万飞、李大状、李兆社、苏远会、王贺**、王某11、王贺**、张传龙、王志强、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聚众斗殴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同案犯刘某33、刘杰、王红岩、邓守辉、吴强强、钱龙、齐勐、梅波杰、刘平海、贺虎、葛召、张浩、施静国、胡敬、刘仁杰、刘琪丰、梅东海、傅豪贤，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予以证实。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盗窃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刘某11、刘某19、刘某20、刘某21、陈某3、金某、刘某22、刘某23、朱某2、张某1、张某3、伍某、张某4、卢某、刘某24等人证言，塘渣运输及碎石材料款结算汇总表、石料结算单、石料及运输塘渣结算单以及领款凭证、石料运输协议及购买石料的明细单、春晓开发指挥部移交的财务明细账以及记账凭证、银行结算凭证、关于滨海指挥部与东江轧石场供料协议的情况说明、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建设项目结算书、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晓建设有限公司与恒业杨家岭石场的搬迁协议书及供料协议书、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晓建设有限公司与刘某23临时用工协议，宁波市鄞州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另案处理的叶某、刘某10和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蒋某、刘某25、赵某2、吴某1、王某8、朱某3、钱某、丁某1、程某、刘某26、刘某27、汪某2、隋某、孙某2、陈某4、潘某、杭某、俞某2、廖某、贾某、张某5、陈某4、王某9、朱某4、王某10、丁某2等人证言和辨认笔录，协议、合同、结算表、工程确认单、工作明细表、土方开挖和泥浆清运合同、结算发票、土方工程量核算确认单、工程记录单、土地承包合同、补偿协议书、收条、春晓街道办事处对海塘用地项目事宜的说明及协议批文、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春晓城区管理办公室证明及入账凭证、证明，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另案处理的柯明君、刘某33、赵某1和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刘某1、刘某28、刘某29、刘某30证言，轧石厂场地租赁合同及说明、塘渣运输计算单、北仑区国土资源局及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调查询问笔录、村民上访控告及答复等材料、现场检查照片、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答复意见、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非法采矿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邬某、蔡某2、蔡某3、赵某1、屠某、刘某31、刘某12、刘某32、吴某2、沈某、邓某、邵某等人证言和辨认笔录、辨认照片，账单、施工合同、清单、用料款情况、绿化种植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浙江总队出具的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昆亭村燕湾社开采区开采消耗剥离量估算报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仑分局出具的土地规划用途审查表、梅山国土资源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租赁合同、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文件，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刘某33、叶某、刘某34、刘某10、刘某11证言，混子等结算单，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供述和辩解等。 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犯盗窃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刘某14、林某3、崔某、王某11证言和辨认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土地临时使用物管协议书，宁波市鄞州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犯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害人朱某1陈述，证人向某、汪某3、刘某8证言，微信转账记录、梅山专用钢便桥废旧资产处置协议书，另案处理人王贺**、王某11和上诉人于生波供述和辩解等。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生波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害人田某1陈述和辨认笔录，证人赵某1、李某3、石某、胡某、丁某3证言，法医学人身损伤程度鉴定书，另案处理人康海达、赵磊、周东和上诉人于生波供述和辩解等。 证实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有：搜查证及搜查笔录及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暂扣款票据、户籍证明、前科判决书、抓获经过等。 关于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综合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采信问题。经对上诉人刘江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进行全面审查，侦查人员首次讯问刘江龙时已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所有讯问笔录已由刘江龙核对后签字确认，说明刘江龙对侦查人员的记录内容予以认可。尤其是刘江龙被监视居住后的多次讯问笔录显示，刘江龙对记录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进一步说明刘江龙对笔录内容进行了仔细阅读，足见其供述过程自然及内容真实。虽侦查机关提供的部分同步录音录像出现没有声音或没有刻录至签字结束的情况，但从之前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内容看，侦查人员不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进行讯问的情形，笔录制作后由刘江龙长时间核对，侦查人员根据刘江龙提出的异议进行修改，最后由刘江龙签字确认，整个讯问过程符合法律规定。辩护人仅以刘江龙体重发生变化及部分录音录像刻录不全为由，提出刘江龙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系非法证据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同样，侦查人员对涉案证人询问时亦是告知其各项诉讼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笔录内容由证人签字确认，侦查机关依法制作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2．经审阅原审庭审录像等材料，原审已就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等问题召开了庭前会议，对侦查机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梳理。原审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之后的庭审活动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不存在庭审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3．关于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及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提出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刘江龙供述称，其手下先后有项万飞、刘某34、刘某33、刘杰、于生波、刘某14等人，于生波等人又有几个人跟着，其需要这些人主要是为了争工程，此外有这些人跟着其讲话做事也有底气了。其一方面安排刘某33、刘某34、刘杰、于生波等人负责采石场管理、渣土运输、鱼塘管理等事务，同时为上述有关人员购买轿车、送股份、支付固定工资、安排吃住和善后费用等，另一方面安排上述人员教训刘某1、刘某2、刘某9等人。于生波、刘某33、刘杰等人亦是供述其等人跟着刘江龙看管工程，帮刘江龙处理纠纷。从已查明的事实看，刘江龙围绕工程利益，纠集人员采用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外，刘江龙以拉拢、腐蚀基层干部方式，非法占有自然资源，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还毁坏农用地和海塘，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利益。由此可见，认定以刘江龙为首要分子，于生波、于升津、刘某33、刘杰等人为相对固定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及辩护人就此提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罪提出的意见。（1）刘江龙是否应对刘某34、刘某33、项万飞、于生波、于升津、刘某14等人实施的殴打刘某1，报复刘某2，砍伤刘某9，鱼塘里控制、威胁被害人，驾车堵路阻挠施工等行为承担责任。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述相关事实中或是刘江龙因采石场生意、工程原因与被害人发生矛盾，或是因刘江龙个人原因对被害人不满，或是在指使于生波等人看管鱼塘过程中发生，虽刘江龙未直接参与部分事实，但上述事项均是围绕刘江龙工程和个人利益展开，同案人员又明确指认系受刘江龙指使实施，刘江龙理应对上述事实后果承担责任。对于生波殴打王某1、殴打刘某8、向王某3强某8000元三节事实，原判已据实认定系于生波个人行为，本院予以确认。（2）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寻衅滋事部分事实因邻里、经济纠纷引发，属事出有因，部分事实已被行政处罚，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已被行政处理或是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的，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据此，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虽然单独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但作为认定恶势力犯罪事实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5．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聚众斗殴罪提出的意见。经查，本节事实系刘江龙一方与钱龙一方为争抢渣土运输项目引发，在己方人员柯明君已明确告知准备纠集人员报复对方情况下，刘江龙仍安排刘某33配合柯明君，说明其此时具有与对方斗殴的故意。在双方人员实施斗殴行为前，刘某33等人纠集人员、踩点现场，在斗殴过程中又持械冲向对方。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人员均有聚众斗殴的故意和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刘江龙安排人员参与聚众斗殴，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的首要分子。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6．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盗窃罪提出的意见。经查，根据关于原滨海指挥部与东江轧石厂供料协议的情况说明、春晓恒业杨家岭采石场搬迁协议书、春晓杨家岭爆破填碴工程补充协议书、春晓东江轧石厂供料协议书、采石工程承包合同及杨家岭陆上运输协议等合同材料的约定，春晓建设公司提供给刘江龙的杨家岭塘渣原料由刘江龙负责运输至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工地，刘江龙只收取运输费用，刘江龙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形式将春晓建设公司提供的塘渣外运。据此，杨家岭采石场补偿搬迁后，刘江龙对杨家岭采石场塘渣原料不再有所有权和自由处置权。此外，春晓开发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金某、春晓管委会工作人员刘某23及杨家岭采石场管理人员刘某22证言，证实从杨家岭采石场运往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工地的塘渣运输车应在采石场南侧出口处过磅称重，但有运输车不过地磅往外运输塘渣，运输车驾驶员刘某20证言印证塘渣不在采石场过磅直接运往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工地的事实。可见，刘江龙确有不按协议约定，私自将杨家岭塘渣原料外运的事实存在。梅山七姓涂围海工程三个标段负责人张某1、伍某、卢某证言，均证实刘江龙向工程提供的塘渣只支付运费即可，结算单上记载的“混子”、“混合料”是三个标段工程向刘江龙购买的塘渣，该部分包括塘渣原料款和运费。三个标段工作人员张某3、张某4、刘某24证言，进一步证实只结算运费的就是刘江龙运输的塘渣，刘江龙售卖的“混子”实际也是塘渣，结算单名目上列明塘渣和“混子”的目的是结算时方便区分。另案处理的叶某、刘某10供述及给刘江龙负责结算对账的证人刘某11证言，均证实刘江龙对杨家岭采石场塘渣不经轧石，直接运输出去卖给梅山围海造地三个标段工程，为了方便对账和结账，将售卖的塘渣记载为“混子”，结算时有塘渣原料款和运输费二部分费用。刘江龙对上述事实亦供述在案，且与在案证据证实的内容相符。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刘江龙偷卖杨家岭塘渣原料的事实。此外，证人刘某10证言中还提到，真正的“混子”单价在26元以上，也能印证结算单上记载的“混子”实际就是塘渣。原判综合相关合同、协议里约定的塘渣价格及工程结算价格，结合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认定价格，扣减刘江龙掩饰、隐瞒部分的塘渣金额和运输过程中爆胎部分金额，最终认定刘江龙盗窃数额为100余万元，并无不当。经侦查机关对证人张某1、伍某、卢某进行核实，三证人均明确在侦查阶段所作笔录属实。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盗窃罪及对金额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7．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提出的意见。（1）西塘鱼塘一节。土地承包合同、补偿协议书及证人刘某27证言，证实涉案鱼塘已被政府部门征用，但刘江龙一直强占着鱼塘并派人看管。刘江龙供述称，政府征用西塘鱼塘后一直没开发，其就占着鱼塘并安排于生波等人管理，龙湖工程挖出来的4万方建筑烂泥、泥浆倒在鱼塘里，倾倒在围海塘和西塘鱼塘里的渣土大概有36万方。另案处理的刘某33、赵某1供述及证人蒋某证言，均证实刘江龙将龙湖工程的渣土、泥浆部分倒在西塘鱼塘中。刘江龙在已被征用的鱼塘中倾倒建筑废物，改变了原有的土地性质，使土地使用价值受损，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犯罪行为。原判根据相关证人证言、土方工程量核算确认单、结算表等证据，就低认定非法倾倒渣土、泥浆共计8万方，并以此计算土地损失价值，并无不当。（2）海涂地一节。刘江龙作为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建筑渣土依法、依规倾倒、处置是其明知的范畴，辩护人提出刘江龙在海涂地倾倒渣土、泥浆没有非法的故意及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危害，于情于理不符。同时，他人的渎职行为并不影响对刘江龙犯罪构成的认定。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刘江龙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及对损失金额提出的异议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8．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出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刘江龙供述称，杨家岭采石场拆迁后其选了干岙村作为经营场地，其得知租用土地需要和村里签订协议，租用土地面积超过5亩可能违法犯罪的情况后，就以运输公司、东江轧石厂名义把10多亩土地分开后租下来。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干岙村茅洋岙土地通过签订合同形式分开租给刘江龙二个公司。刘江龙通过拆分租赁方式租用干岙村茅洋岙土地，以规避被追究责任，说明其主观上对非法占用农用地是明知的。虽然干岙村村民委员会与刘江龙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但该事项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村干部的个人行为进一步说明刘江龙行为的非法性。况且刘江龙租赁上述土地后，经塘渣填埋，改变了被占用土地的用途，耕地种植条件重度受损。刘江龙的行为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9．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非法采矿罪提出的意见。经查，证人赵某1证言，证实刘江龙从燕湾股份经济合作社租赁场地里偷挖了3万方左右黄泥卖到绿化项目，由其负责管理。证人沈某、邓某、邵某证言均证实其等人通过赵某1向刘江龙购买黄泥，上述人员提到的购买黄泥数量总计4万余方。原判根据上述证人提到的黄泥数量，最终以专业机构鉴定的盗挖黄泥3.5563万方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盗挖黄泥数量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10．关于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出的意见。经查，证人叶某、刘某33、刘某34证言，均证实其等人将杨家岭塘渣偷卖给梅山围海工地被刘江龙发现，刘江龙将上述塘渣结算单拿去后自己和工程方结算，证人刘某11等人证言、刘江龙供述证实的内容与上述证人证言相符，足以认定。刘江龙明知相关塘渣款是叶某等人盗窃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予以结算，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刘江龙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11．关于上诉人于生波、于升津及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罪提出的意见。经查，证实于生波、于升津参与涉案寻衅滋事事实的证据有同案人员供述、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为证，于生波、于升津亦供述在案，且与上述各证反映的情况相符。于生波辩护人提供的冯某书写的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于生波、于升津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于升津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均是积极实施，不属于从犯。于升津虽具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犯罪事实及情节，不宜适用缓刑。上诉人于生波、于升津及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12．关于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盗窃罪提出的意见。经查，刘江龙供述证实于生波偷挖万年基业旁堆场里的塘渣，后被城管发现，证人刘某14、林某3、崔某、王某11证言均证实于生波偷挖塘渣，经林某3联系部分塘渣由崔某运输，上述证据足以认定于生波盗窃涉案塘渣的事实。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意见与事实、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13．关于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提出的意见。经查，证人向某、汪某3证言，证实于生波为使向某从朱某1处承接梅山钢便桥拆除项目，在与朱某1谈话中采用言语威胁的软暴力方式，意图朱某1就范。被害人朱某1陈述亦证实，于生波等人称是跟着刘江龙混的，如果工程不交给向某做，工程不会顺利进行，基于此其只能按于生波的意思将工程交给向某施工。上诉人于生波的行为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于生波辩护人提供的电话录音不足以证实于生波仅是起到介绍作用，不予采信。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提出于生波未采用威胁手段的意见与事实及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14．关于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提出的意见。经查，认定于生波持刀行凶的事实有同案人康海达、周东供述、被害人田某1陈述及辨认笔录为证，足以认定。在该节事实中，于生波虽受康海达纠集参与，但其又纠集他人参与本案，且准备了刀具，发生冲突时又持刀捅刺被害人，于生波在共同犯罪中作用重要，且行为积极，不属于从犯。上诉人于生波及其辩护人提出于生波未直接实施伤害行为及是从犯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江龙、于生波、于升津伙同他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其中上诉人刘江龙是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上诉人刘江龙纠集他人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纠集他人持械聚众斗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故意毁坏财物，数额巨大；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大量毁坏；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严重；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饰、隐瞒，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诉人于生波伙同他人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公共财物，数额较大；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特定经营活动，情节特别严重；伙同他人故意伤害公民身体健康，致人重伤，其行为分别构成了寻衅滋事罪、盗窃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上诉人于升津伙同他人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刘江龙、于生波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刘江龙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上诉人于生波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案发后，上诉人于升津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因上诉人刘江龙通过毁坏手段破坏土地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负刑事责任外，对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奇辉 审判员  陈 靖 审判员  徐 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庄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