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2民初7404号原告：伍永强，男，195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洪，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受重庆市潼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被告：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歇台子科园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3584502W。法定代表人：廖碧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强，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誉华电信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22037975P。法定代表人：张华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强，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池祥余，男，196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区。被告：刘灿，男，198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绪伟，重庆市潼南区双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黄泳鑫，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原告伍永强与被告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重庆誉华电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池祥余、刘灿、黄泳鑫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0日、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伍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廷珍、被告通信公司及电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被告池祥余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伍永强解除了与杨廷珍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与另行聘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洪、被告通信公司及电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被告池祥余及本院依原告伍永强申请追加的被告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绪伟到庭参加诉讼，依原告伍永强申请追加的另一被告黄泳鑫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第三次开庭时原告伍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洪、被告通信公司及电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强、被告池祥余、被告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绪伟、被告黄泳鑫到庭参加诉讼；第四次开庭时原告伍永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洪、被告通信公司及电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被告池祥余、被告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绪伟、被告黄泳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伍永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9278.6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1日，原告应被告池祥余的要求到被告通信公司、电信公司承包的中国移动股份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移动光纤下乡工程项目务工，主要工作是打洞和安装通信电杆。同年12月14日下午，原告在该项目工程工地上做工时，因安装电杆的撑竿断裂致原告受伤。事发后，原告于当日即被送往遂宁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原告出院后，曾多次要求上列被告支付赔偿款无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通信公司、电信公司辩称，被告通信公司将案涉工程项目合法分包给被告电信公司施工，故被告通信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电信公司存在过错，故被告电信公司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明知货三轮车不能载客的情况下搭乘，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事故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通信公司、电信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池祥余辩称，被告池祥余并未雇请原告做工；被告池祥余在潼南区太安镇鱼溅村承包的光纤下乡工程系被告电信公司发包，与原告做工的工程系不同的工程项目。故，被告池祥余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灿辩称，被告刘灿对原告做工的工程项目并不知情，故刘灿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刘灿的诉讼请求。被告黄泳鑫辩称，原告是受被告黄泳鑫与案外人薛忠共同聘请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张红兵联系来涉案工程工地上做工的；但被告黄泳鑫是受被告池祥余的雇请负责涉案项目工程的施工，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原告受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被告池祥余承担。事发当日，原告在工休期间明知货三轮车不能载客而故意搭乘该货三轮车，后因三轮车侧翻受伤所致。因此，原告自身存在过错。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2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与被告通信公司签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2018年至2019年有线宽带和集团专线施工框架采购合同资本开支（框架＋订单）》协议。双方约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将位于重庆市境内2018年至2019年重庆移动集团固话施工项目工程发包给通信公司进行施工。施工主要内容包括：有线宽带、集团专线施工；新建杆路施工等。随后，通信公司将位于潼南境内的上述工程项目分包给被告电信公司施工，双方为此签订了《工程类服务简易合同》。2018年12月1日，电信公司与被告池祥余签订《2019年家宽、专线、固话及云视讯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电信公司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项目部分分包给池祥余进行施工。池祥余在获得该工程项目后，将其中所涉的打洞、立杆、放线等劳务以分包的方式交由被告黄泳鑫等班组进行施工。池祥余与黄泳鑫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口头约定了施工任务、计价方式、付款方式等内容。尔后，黄泳鑫赓即组织工人进场。同时，聘请了张红兵作为其施工现场管理人。张红兵进场后，按照黄泳鑫的安排和指示召集工人施工。2018年12月11日，张红兵在征得黄泳鑫同意的情况下联系了原告伍永强等人到潼南区太安镇鱼溅村工地上做工。同年12月14日13时许，黄泳鑫组织了7-8名工人在太安镇鱼溅村一处工地上准备拆除杆线，因未与当地居民达成协议，致原计划的拆杆任务不能进行。为此，黄泳鑫安排人员召集伍永强等工人去鱼溅村另一处工地做工。在此过程中，黄泳鑫安排另一工人驾驶一辆货三轮车将钢绞线等施工材料运送至伍永强等人去做工的地方。伍永强得知此事后，要求搭乘该车并坐在该三轮车的货箱内。当三轮车行至鱼溅村一转弯路段时，因驾驶人操作不当致车辆侧翻，车厢内钢绞线压在伍永强身体上，造成伍永强受伤。事发当日，伍永强即被送往遂宁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该院诊断为：1．胸腹联合伤：肺挫伤、左侧血气胸、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连枷胸；2．创伤性膈疝；3．肺部感染；4．创伤性湿肺；5．肝脏裂伤；6．胃壁挫裂伤。2019年1月13日，伍永强自动要求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休息一月，三个月内避免剧烈运动；2.出院10天后拆除引流管缝合线，一月后来院门诊复查，1年半后门诊复查；3．院外继续解痉化痰等对症治疗；4．胸外科门诊长期随访。实际住院30天，用去住院医药费91234.44元。伍永强出院后，曾多次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如诉称。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其因本次事故受伤所造成的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出院后的护理时限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9月6日，重庆市鼎正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1．伍永强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属九级伤残，膈肌修补术后属十级伤残，胃修补术后属十级伤残；2．伍永强后续治疗费约需人民币15000元；3．伍永强出院后护理时限评定为30日。为此，伍永强产生了鉴定费及鉴定检测费合计2843.60元。另查明，伍永强户籍地为潼**XX镇XX村****，系农村居民户口。伍永强的父亲伍全芝与伍永强之母孙怀清（1932年6月2日出生，住潼**XX镇XX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6个子女，包括伍永强、伍永伦、伍永禄、伍碧华、伍永素、伍菊芳，孙怀清及其6个子女现均健在。1992年，伍永芝因病去世。伍永强与何凤英（1956年9月4日出生，，住潼**XX镇XX村****系夫妻关系，该二人婚后共同生育了2个子女，包括长女伍绍会，次子伍绍奎，该二子女现均已成年并独立生活。还查明，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黄泳鑫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20000元，被告刘灿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67000元。庭审中，被告黄泳鑫提出其与薛忠共同合伙向被告池祥余承包了涉案工程的部分劳务，应当追加薛忠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因被告黄泳鑫对此主张仅有其本人陈述，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印证，故本院未依职权追加薛忠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薛忠作为共同被告。后，原告以无证据证明薛忠系涉案劳务工程的合伙人为由，自愿撤回了追加薛忠为共同被告的申请。庭审中，原告对涉案三轮车的驾驶人也不要求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焦点如下：1．是否应当追加薛忠及三轮车驾驶人作为本案共同被告？2．原告为谁提供劳务？3．原告的经济损失如何认定？4．原告对事件的发生有无过错？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评判如下：一、关于是否追加薛忠及三轮车驾驶人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主体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案中，被告黄泳鑫在庭审中提出其与薛忠合伙承包了案涉工程的部分劳务。因黄泳鑫对其辩解的事实并未举证证明，故本院无法判断薛忠是否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此外，原告虽然在庭审结束后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薛忠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其后又自愿表示撤回该追加申请。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决定不再追加薛忠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如果黄泳鑫在本判决生效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薛忠为共同合伙人，其可以就本案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与薛忠另行协商，也可另案起诉。至于三轮车驾驶人，因其在本案中并非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且原告明确表示不追加为被告，故本院应当尊重原告本人的意愿，亦不追加其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二、关于接受劳务一方的主体认定问题：劳务合同的内容约定的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一般情况下是接受劳务一方为完成某项工作而临时雇请劳动者形成的一种劳务法律关系，往往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征。本案中，原告并未与被告通信公司、电信公司及刘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也无证据显示原告与上述三被告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三被告亦未对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因此，原告与被告通信公司、电信公司及刘灿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劳务）关系。而原告与被告黄泳鑫之间，因原告到涉案工地上做工是受被告黄泳鑫聘请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张红兵的邀请，原告做工的时间、地点及工作内容均、地点及工作内容均受黄泳鑫的指示和安排工地上做工亦是受黄泳鑫的指示并从事黄泳鑫安排的工作任务即到太安镇鱼溅村另一工地上做工，双方之间客观上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另一方面，原告在涉案工地做工具有“临时性、短期性”；再则，被告黄泳鑫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在被告池祥余名下承包了涉案工程的部分劳务，进一步印证了原告为其做工的客观事实。综合上述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黄泳鑫之间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原告系提供劳务的一方主体，被告黄泳鑫系接受劳务的一方主体。至于原告与被告池祥余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因原告既未与池祥余签订书面劳务合同，池祥余也未对原告做工进行指示和安排，也未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虽然被告黄泳鑫辩解其受池祥余安排参与涉案工程的管理，原告实际是为池祥余做工，但黄泳鑫对其辩解并未举示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黄泳鑫的这一辩解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与被告池祥余之间亦不构成劳务关系。三、原告因本次事故受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1．医疗费：91234.44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30天×60元/天=180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3．误工费：100元/天×（30天＋30天）=6000元。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故误工费不应支持。本院认为，原告在事发时虽年满64周岁，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其尚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故应当支持其误工费。原告受伤后实际住院30天，依照医嘱出院后休息一月，故误工期限应当计算60天；4.营养费：1500元。本院依照原告伤后治疗机构遂宁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加强营养”医嘱，结合原告的伤情情况酌定为1500元；5.护理费：120元/天×（30天+30天）=720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6.残疾赔偿金共计67727.51元，包括：（1）残疾赔偿金：15133元/年×15年×22%=49938.9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何凤英生活费：13112元/年×16年×22%÷3人=15384.75元；被扶养人孙怀清生活费：13112元/年×5年×22%÷6人=2403.86元；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故不应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因原告的妻子何凤英、母亲孙怀清在事发时均已达法定退休年龄，需要扶养人承担扶养义务。依照相关规定，扶养人是否有无扶养能力并不需要考量。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不予采纳。被扶养人何凤英在鉴定结论作出时其已年满64周岁，故其扶养年限为16年。原告对此主张18年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7.交通费1200元。原告对此主张2000元，因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且被告均认为其主张过高。本院根据原告治疗情况，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因素酌定交通费为1200元；8.鉴定费：2843.6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9.后续医疗费：15000元。因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10.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该项损失过高。本院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结合原告的损伤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确定为12000元。上列1-10项经济损失共计206505.55元。四、关于过错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三轮车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造成原告损害。因三轮车驾驶人及原告均系被告黄泳鑫雇请的人员，虽然三轮车驾驶人在从事黄泳鑫授权或指示的工作任务中造成了原告的损害，但原告并非雇员以外的“他人”，故不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原告在搭乘三轮车过程中受伤，虽然其尚未处于做工状态，其搭乘三轮车去工地做工的行为也超出了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故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因此，本案中应当以原告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进行认定。由于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三轮车货箱不能载客，但其置此风险于不顾，坚持搭乘三轮车并坐在货箱内，增加了风险的发生。故，原告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亦有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接受劳务一方即黄泳鑫的侵权责任。本院根据本案发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黄泳鑫与伍永强对本次事故发生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为：80%：20%。即：黄泳鑫承担165204.44元（206505.55元×80%），原告伍永强自行承担41301.11元（206505.55元×20%）。被告黄泳鑫先行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20000元，可在其赔偿责任范围内予以冲抵，经抵扣后，黄泳鑫实际还应当向原告赔偿145204.44元。至于被告刘灿垫付的款项，因系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在本案中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泳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伍永强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45204.44元；二、驳回原告伍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6元，由原告伍永强负担289.20元（原告已预交200元），被告黄泳鑫负担1156.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德建人民陪审员  郑雪松人民陪审员  张贤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