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4民终13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肇余，男，1943年9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屏，女，194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民，重庆群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俊，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丽平，女，198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肇余、张玉屏因与被上诉人成俊、邓丽平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1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11月20日对上诉人成肇余、张玉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民、被上诉人邓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进行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肇余、张玉屏上诉请求:撤销(2020)渝0241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成肇余、张玉屏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由成俊、邓丽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成肇余、张玉屏将自有的42万元资金交给成俊保管的事实清楚，有银行转账流水予以佐证，且对该笔资金的转账原因，双方均一致认同是成肇余、张玉屏将资金交与成俊保管。2.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金保管关系，其理由不充分，且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以成俊银行账户内40万元资金下落不明以及取现的时间、金额，与成肇余银行账户存入40万元的时间与金额恰巧吻合为由，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金保管关系，系主观臆断。一是取款时间与存入时间并非完全吻合，二是如果成俊将自己账户内资金取现后存入成肇余账户是为了隐藏夫妻共同财产，那成肇余在成俊、邓丽平离婚前3个月将资金转给成俊不符合情理，三是成肇余转给成俊保管的资金是42万元，与成俊转账的40万元金额不符。 邓丽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1.成肇余、张玉屏诉称的保管关系并不存在。成肇余、张玉屏诉称委托成俊保管的42万元实质上是成俊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成肇余自己在农商行开设有银行账户，客观上没有委托他人保管之必要，成肇余将资金交付成俊保管并未约定收益，且成肇余除成俊外还有一子，其诉称的保管事实既无必要，也与常理不符。2.邓丽平非本案适格当事人，成肇余、张玉屏起诉不合法。本案系成肇余、张玉屏与成俊三人因保管合同引发的纠纷，邓丽平不知晓这一事情，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且订立该类大笔资金的保管合同明显超越家事代理权范围，不能适用家事代理规则，应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成俊履行返还义务。该笔资金不属于家庭生活所需，不属于成俊与邓丽平的夫妻共同债务。3.成肇余、张玉屏及成俊提起的本次诉讼是企图再次通过合法手段掩盖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逃避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非法行为，依法不应获得支持。总之，邓丽平与成肇余、张玉屏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成肇余、张玉屏主张的保管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成俊未作答辩。 成肇余、张玉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成俊、邓丽平共同退还成肇余、张玉屏现金42万元；2、成俊、邓丽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肇余、张玉屏系夫妻关系，成俊系成肇余、张玉屏之子。2020年5月18日该院作出（2019）渝0241民初3638号生效民事判决，解除成俊、邓丽平之间的婚姻关系，并认定2016年9月8日成俊将其尾号为6666账户内的存款30万元转至其尾号0296的重庆银行账户，后转为幸福存，现该幸福存存款已于2017年11月9日解约，该笔款项现下落不明，成俊亦未说明合理用途。2017年11月9日成俊尾号6666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现金支取10万元。 再查明，截至2017年9月21日成肇余尾号3795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913.41元，2017年11月9日收到现金存款30万元，2017年11月10日收到现金存款10万元。从2017年11月10日至2019年7月2日成肇余该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除2017年12月20日支出1000元、2018年3月11日支付张汉英28,800元、收取张汉英28,800元、向成俊转账30万元、2018年10月16日现金存款3万元、2019年7月2日向成俊转账12万元之外，其余资金往来项目均为收取的小金额活期结息或者支付电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成肇余、张玉屏与成俊、邓丽平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保管合同的事实，评述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成肇余的银行转账明细虽然证实其分别在2018年3月11日向成俊账户转账30万元，2019年7月2日转账12万元，共计转账42万元。但在2017年9月21日成肇余尾号3795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仅为913.41元，该账户收取的较大金额的款项来源分别是在2017年11月9日收到现金存款30万元、2017年11月10日收到现金存款10万元、2018年10月16日收到现金存款3万元，除此之外，该账户并未较大数额的资金往来。因此可以推定，成肇余转账给成俊的款项来源系该两笔现金存款。而2017年11月9日成俊尾号0296账户内的存款30万元下落不明，成俊亦未说明合理用途。同日，成俊又从其尾号6666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现金支取10万元。成俊上述款项取款的时间、金额与成肇余收到40万元恰巧吻合，以及基于成肇余与成俊系父子关系，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成肇余账户中的款项系成俊从其本人账户现金取款再存入，再通过成肇余银行转账给成俊。因此，成肇余、张玉屏与成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金保管关系，成肇余转付给成俊的款项，系成俊本人账户所有，故对于成肇余、张玉屏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成肇余、张玉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成肇余、张玉屏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42万元是否形成了保管关系，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义务。评述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的订立，应当由保管人与寄存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本案中，虽然成肇余的银行账户向成俊的银行账户转账42万元，但转账行为可以基于多种法律关系发生，如：借贷、赠与、保管等。现仅有成肇余、张玉屏、成俊的陈述成肇余将案涉42万元交给成俊保管，无其他证据佐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虽然成俊陈述基于42万元形成了保管关系，但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的邓丽平对此事实予以否认，故成俊的陈述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再次，根据成俊、成肇余账户资金情况来看，在2017年11月9日成俊的银行账户40万元资金取出后下落不明，同时在当日及次日成肇余的账户共计存入40万元现金，成俊未能证明资金去向，成肇余、张玉屏未能证明资金来源，以及结合成俊与成肇余的关系，足以认定现金存入成肇余账户的40万元实际属于成俊。之后成肇余再将该笔款项转给成俊，并不构成保管关系。综上，现成肇余、张玉屏基于保管关系，请求成俊、邓丽平退还42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成肇余、张玉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成肇余、张玉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咏梅 审 判 员 徐婷婷 审 判 员 王军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孙正心 书 记 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