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4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 负责人：陈雪松，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安，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如玥，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福建支队泉州大队（原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后渚港。 负责人：梁清，该大队大队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隆瑞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和凤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李兰兰，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荣彪，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再审申请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福建支队泉州大队（以下简称泉州海警局）、南京隆瑞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公司）、孙荣彪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4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案涉事故发生时“隆瑞9”轮船长、大副均不在船上。一、二审庭审中，孙荣彪、隆瑞公司均当庭确认案涉事故发生时船长冯宏祥不在船上。大副白某宝提交的《关于事故前后的情况说明》确认其在案涉事故发生时不在“隆瑞9”轮上。二审中，白某宝出庭作证，确认其在整个航次航行、锚泊到事故发生全过程都不在“隆瑞9”轮上。（二）船舶停泊期间船长和大副不得离船是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国籍、外国籍船舶在停泊期间，均应配备足够的掌握相应安全知识并具有熟练操作能力能够保持对船舶及设备进行安全操纵的船员。无论何时，500总吨及以上（或者750千瓦及以上）海船、600总吨及以上（或者441千瓦及以上）内河船舶的船长和大副，轮机长和大管轮不得同时离船。”“隆瑞9”轮违反了该最低安全配员的强制性要求。（三）违反最低安全配员的强制性要求属于保险除外责任。在“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中第一款明确约定，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动态、配员、装载等……）本保险不负责赔偿。案涉事故的发生系由于“隆瑞9”轮在停泊时船员离船，无人管理值守。“隆瑞9”轮配员违反了最低安全配员的强制性要求，属于前述条款约定的保险除外责任情形，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此外，“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的是在船舶一切险项下保险人对船舶碰撞致他船受损后是否承担保险责任，二审判决却错误地将其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七规定的适航义务，并认为适航义务仅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是否承担货损责任的情况，该认定与本案保险条款的约定客观上不具有逻辑关联性。（四）本案存在编造虚假事故材料的情形，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案涉事故发生时，船长冯宏祥、大副白某宝均不在船上，但船长冯宏祥却在《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上签字并且在该报告书“发生事故的详细经过”中写明“船长听到铃声第一时间上驾驶台，通知大副去船头抛锚”，而大副同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却按照船东的要求出具相应的“海事报告”及“示意图”，并最终依据该内容形成虚假的《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上述行为均属于伪造事故资料，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系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也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泉州海警局提交意见称：（一）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隆瑞9”轮船长、大副不在船上与事实不符。《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记载了事故发生情况及船员在员情况。该报告书系案涉事故发生后由船长第一时间拟定并代表船东向海事局递交的，其证明效力高于大副白某宝的陈述。白某宝在庭审中自认其与船东存在工资纠纷，其证词不可靠。（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本案事故为保险除外责任依据不足。该保险公司仅凭白某宝或孙荣彪口述推定“隆瑞9”轮配员不足、船舶不适航，依据不足。“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保险除外责任的“不适航”约定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格式条款，在没有证据证明该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进行了提示或者说明，该格式条款对被保险人没有约束力。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七条关于适航义务的规定仅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对本船所载货物的货损责任。（三）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本案存在编造虚假事故材料属于其主观臆测，与事实严重不符。《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有船长、三副、水手等多人签名加盖公司船章，并有海事部门签证印章，损失情况部分也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记载的范围相符，报告书记载的系事故的客观事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再审审查案件，应当围绕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根据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申请理由，本案重点审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否就泉州海警局的案涉损失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为使“隆瑞9”轮及早开航，向泉州海警局出具了《担保函》。《担保函》明确了生效条件：本担保函仅题述事故属于保单号10228001900129674219项下保险责任的情况下生效。泉州海警局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就案涉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保险公司承担《担保函》项下保证责任应以该《担保函》生效为前提，即以案涉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前提。2014年4月2日，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承保“隆瑞9”轮船舶一切险。根据保险单所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首页除外责任部分第三条的约定，保险船舶由于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因此，“隆瑞9”轮在案涉事故发生时是否适航是《担保函》是否生效的重要考量因素。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关于船舶不适航，其对碰撞事故不负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亦与该法海上保险的有关规定相悖。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隆瑞9”轮在案涉事故发生时因船长和大副均不在船上而不适航，进而认为案涉事故不属于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其应就该主张举证。案涉《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首页有船长、三副、水手等人签名并加盖隆瑞公司船章。该报告书记载的“发生事故的详细经过”描述：2014年12月22日1205时，受风流影响，“隆瑞9”轮向下游海警码头快速移动，值班人员紧急按铃，通知机舱紧急备车。船长听到铃声第一时间上驾驶台，通知大副去船头抛双锚。该事实显示“隆瑞9”轮的船长和大副在案涉事故发生时均在船上。此后，大副白某宝虽出具《关于事故前后的情况说明》并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事故发生时，船长和大副均不在船上，但白某宝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词内容与提交给泉州海事局的材料明显相悖。仅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的“隆瑞9”轮在案涉事故发生时船长和大副同时离船的事实。其主张“隆瑞9”轮在案涉事故发生时不适航，该事故不属于其保险责任范围，依据不充分。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之处，但判决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就案涉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淑梅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马晓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赵珂 书记员张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