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3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贵友，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峰，贵州双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乃浩，贵州双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杰，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天台县，现住贵州省都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之忠，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平，贵州威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贵友因与被上诉人安之忠、曹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贵友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黔0111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上诉人不符合有关职业放贷人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151号民事裁定书裁判要旨,只有借款人提出出借人是职业放贷人，并且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作出认定。但在一审中借款人均未提出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的抗辩理由，更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一审判决以王贵友作为债权人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较多为由，认定其向他人发放贷款具有反复性、营利性、不特定性，已经明显超出一般民间借贷的范畴，客观上系从事一种金融业务活动，前述认定欠缺证据及事实基础。王贵友在花溪区人民法院涉诉案件中，王贵友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案件占10件；以曹杰、安之忠为特定被告的案件占9件（其中有4个案件是2018年起诉后撤诉并于2019年重新起诉，被法院拆分为5个案件立案），即自2016年以来王贵友作为债权人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仅有7件。本次判决的5个案件涉及起诉的金额分别是（300÷2）=150万、256.5万、188万、122.2万、（400÷3）=133.3万，合计：850.03万元。从时间、金额、对象上，王贵友都不具备职业放贷人的条件。特别是安之忠、曹杰借贷案，是安之忠、曹杰不断的主动向王贵友借款，而且安之忠与王贵友是朋友，是在他的担保下才借款给曹杰，借贷人是特定的。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上诉人不符合有关职业放贷人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错误。二、原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条》、打款凭证、被上诉人还款证明以及王贵友向被上诉人追索欠款时被上诉人表示认可的录音及短信等证据，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合法有效存在，被上诉人认可尚欠款项未还，并且上诉人还提交二被上诉人是如何恳请上诉人帮忙借款的短信及通话录音，以及二被上诉人现在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曹杰涉案18起，涉案款上亿元，安之忠6起、双龙实业公司3起，涉案款千万元以上）的证据，但一审法院未对借款事实及还款情况进行实质审查。三、一审判决违背公序良俗、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上诉人提交证据证实是二被上诉人在特别困难的时候恳请上诉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帮忙借款，上诉人担着风险帮忙，安之忠也表示感谢（有短信交流为证），被上诉人曹杰2014年11月20日借款20万、2015年2月14日借款20万，2015年9月20日借款20万，共计60万都是被上诉人没有出示借条情况下帮助曹杰解决工人工资、交电费。2019年2月4日曹杰无法过年向王贵友求救，王贵友打款5000元给其过年（短信为证赠送给他），但一审只字未提，没有区别职业放贷人的特征是图利和不特定多数人。二被上诉人违背诚实守信原则，不还本付息，诉讼中还以各种理由赖账。上诉人起诉的5起案件起诉时就以二被上诉人为对象起诉2起案件，一审法院为扩大立案基数体现工作成绩就让上诉人分立为5个案件，二被上诉人乱用管辖权异议之诉，拖到年底无法审结，一审法院又做工作叫上诉人撤诉（有交费审批单为据）后再起诉。2019年重新起诉后二被上诉人又用管辖权异议之诉的手段拖延到8月才开庭审理，将近十一个月后才作出判决。四、一审判决部分内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对提供证据没有阐明，漏审证据。其一，被上诉人曹杰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却认定一审法院向二被上诉人释明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二，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三次借款共计60万元有转款凭证、短信证明是曹杰请求上诉人救命的借款，没有让曹杰打借条，没有叫曹杰付利息，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其三，一审判决并未提到上诉人提供的第七组证据，该组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是老赖，是多家法院公布的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人长期恳求上诉人帮忙借款，而非上诉人开公司图营利主动借款。五、本次一审判决的5个案件分别为：1、2019黔01**民初466号：王贵友、夏明亮与双龙实业公司、安之忠、曹杰，出借时间2010年11月4日；2、2019黔01**民初100号：王贵友、王贵生与安之忠、双龙实业公司，出借时间2012年1月17日；3、2019黔01**民初463号：王贵友与曹杰、安之忠，出借时间2012年9月27日；4、2019黔01**民初464号：王贵友与曹杰、安之忠，出借时间2012年11月20日；5、2019黔01**民初465号：王贵友与曹杰、安之忠，出借时间2012年11月8日；从出借款项的时间看，2010年出借1笔款项，其余4笔发生在2012年，2年之内最多仅有4次，因此不应当认定放贷行为具有经常性。六、依据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述5案借款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为同一关联借款。2012年1月17日借款来源包含2010年11月4日安之忠向夏明亮、王贵友借款应支付的利息；2012年9月27日借款来源包含2010年11月4日和2012年1月17日借款支付的部分利息；2012年11月20日借款来源包括前述借款中曹杰支付的利息；前述5笔借款是在前债未还的情况下又借新债，存在结算之后利息转化为借款的情形。七、本案的借款对象为特定人，不具有不特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明确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属于特定对象，从民间借贷行为的互帮互助的本质出发，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出借自有资金，除利率超出法定上限外，不应当评价为无效。认定是否向特定对象发放借款，应当就案涉借贷行为进行评判，而不能超出审理案件的范围对其他借贷行为进行评判。案涉借款的出借对象均为安之忠与曹杰，王贵友与安之忠是朋友关系，王贵友2012年借款的出借对象均是安之忠及其关联方曹杰，在旧债未还的情况下又借大额新债，借贷双方存在特定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上诉人属于向特定人发放借款。八、案涉借款所出具的借条由借款人亲自简单书写，并向出借人出具，借款不存在统一格式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格式化书写程度为零。九、职业放贷与民间借贷均以借款收取利息为行为内容，职业放贷之所以违法，并不是行为内容违法，而是其行为方式违法，即行为人在不具有金融从业资格的情况下以金融业务方式常态性地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上诉人王贵友的行为不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王贵友“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案涉借款行为合法有效。曹杰、安之忠辩称，王贵友的出借行为明显具有经常性，除了本人涉案多起借款以外，夏明亮、王贵生的借款行为由王贵友主导，经花溪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就有17个案子以上，关键是涉案金额巨大，已经达到2000万元。王贵友提供借款的对象与王贵友不是亲戚关系，也不是同事关系，安之忠、曹杰与王贵友在生活和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对于王贵友来说安之忠、曹杰就是不特定的对象。王贵友的5案借款行为都获得高额利息，这是营利行为，而非互帮互助，所以王贵友的出借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远超过上诉人提供借款金额的两倍或者三倍，其本金和利息都已经足额得到偿还，而且按照民间借贷的标准来看被上诉人还多偿还了，对多还部分，王贵友应该予以返还。从资金来源来看，王贵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拥有上千万的巨额资产，明显与其收入不符。如果其不能证明款项是合法来源，那么就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利用巨额资金向老百姓收取非法利益，扰乱市场金融秩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借款行为无效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贵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为止（利息从2015年8月27日起按每月2%计算）；2.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贵友系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区分局干警。2012年9月27日，曹杰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贵友人民币贰佰柒万元整（2700000.00元），约定于2013年3月26日归还，特立此据，每个月按壹拾叁万伍仟支付利息。借款人曹杰2012年9月27日”。被告安之忠在该借条左下角书写“同意担保安之忠2012.9.27”。同日，原告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款250万元至曹杰账户；王念从其银行账户转款65000元至曹杰账户，王念陈述其与原告系兄妹关系，是原告委托其将该笔款项转账给曹杰，并非其向曹杰出借款项，对于原告主张权利不持异议。关于出借资金来源，原告自述系继承其父亲做煤炭生意的遗产，其妻子做服装、运输、养殖产业的经营收入以及其个人的工资奖金等积蓄。原告于庭审中还提交证据如下：1.2014年3月13日，曹杰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王贵友利息人民币柒佰伍拾陆万元整（7560000元），截止2014年3月1日止”。2.2014年8月12日，曹杰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王贵友3月至8月利息肆佰伍拾贰万柒仟元整（4527000元），特此立据”。3.原告与被告曹杰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在2015年10月16日、2018年1月31日和2019年2月4日其通过短信多次催促被告归还借款。4.安之忠与原告的通话录音，录音内容：（1）前期安之中谈曹杰问题，谈为什么打不通曹杰电话，具体说曹杰失联可能是因为拒不执行法院被司法拘留；（2）原告向安之忠主张保证责任。5.原告与安之忠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其向安之忠主张保证责任，但短信内容显示系要求安之忠催促曹杰支付利息。6.原告王贵友提交了自行统计的关于与本案相关联的出借款项来源及利息支付情况，列明如下，其中前五项借款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共五案均已诉至一审法院。（1）2012年1月17日，双龙实业公司、安之忠向王贵友、王贵生借款300万元。出借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2010年11月4日安之忠向夏明亮、王贵友借款应支付利息，其中王贵生出资150万元。关于付息情况，2013年2月16日前安之忠零星支付195万元，2013年2月17日至2013年5月16日由曹杰于2013年6月3日向魏云借款250万元支付。该案系一审法院（2019）黔0111民初100号案件。（2）2012年9月27日，曹杰作为借款人，安之忠作为担保人，向王贵友借款270万。出借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加上安之忠于2010年11月4日和2012年1月17日借款支付的部分组合形成。关于付息情况，2012年9月27日至2013年2月26日期间零星支付利息。2013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26日期间利息由王贵友介绍并担保曹杰向魏云借款250万元支付。该案及系本案。（3）2012年11月8日，曹杰作为借款人，安之忠作为担保人，向王贵友借款200万。出借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加上王贵生出资100万元组合形成。关于付息情况，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月7日期间零星支付利息。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5月8日期间利息由王贵友介绍并担保曹杰向魏云借款250万元才支付。该案系一审法院（2019）黔0111民初465号案件。（4）2012年11月20日，曹杰作为借款人，安之忠作为担保人，向王贵友借款130万。出借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加上前期曹杰支付的利息，以及孙**共计出借的55万组合形成。关于付息情况，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2月20日期间零星支付利息。2013年2月20日至2013年5月20日期间利息由王贵友介绍曹杰向魏云借款250万元才支付的。该案系一审法院（2019）黔0111民初464号案件。（5）2012年12月3日，安之忠作为借款人，曹杰作为担保人，向夏明亮、王贵友借款400万元。出借资金来源为安之忠于2010年11月4日向夏明亮、王贵友借款345万元（其中夏明亮200万元、王贵友80万元、代某20万元）。到2012年12月3日通过结算后安之忠还欠100万元利息，本息共计400万元。结算完毕后，安之忠重新出具一张400万元借条给王贵友，作为新的借贷关系。关于付息情况，2012年12月3日至2013年2月2日零星支付部分利息，2013年2月3日至2013年6月2日未付利息，王贵友作为担保人介绍魏云借款250万元给曹杰后，曹杰从前述借款中代支付该期间利息。该案系一审法院（2019）黔0111民初466号案件。（6）2014年11月20日曹杰向王贵友借款20万元，资金来源为王贵友自有资金，但未支付利息。（7）2015年2月14日曹杰向王贵友借款20万元，资金来源为王贵友向朋友借款，但未支付利息。（8）2015年3月19日、20日，曹杰向王贵友借款20万元，资金来源为王贵友向朋友借款，但未支付利息。7.王贵友自述：（1）上述前五笔借款的前期利息零星支付后截止时间为2013年6月3日。因为2013年6月3日王贵友介绍并担保魏云借款给曹杰250万元后，曹杰才用250万元将上述五笔关联借款利息支付到5月对应时间段，其认可2013年5月利息已支付完毕。到2014年8月30日，王贵友介绍并担保向夏明亮借款350万元后才付息220万元；2014年9月4日王贵友担保曹杰又向夏明亮借款600万元后付给王贵友利息4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王贵友再次担保曹杰向夏明亮借款550万元付给王贵友利息400万元，收到曹杰利息1020万元。（2）由于魏云、夏明亮、孙**等人向曹杰催账，曹杰又请王贵友介绍人借款用于归还前期向王贵友、魏云、夏明亮、孙**等人的借款本息。王贵友介绍杨恒云等八人共计借款1437万元给曹杰。由于曹杰系失信人员且欠款太多，因此后述借款均委托付在王贵友账户，王贵友支付魏云本金250万元，利息190万元全部结清曹杰与魏云的账。又支付给夏明亮200万元利息（有判决书为证）。王贵友又打款13万元给曹杰。因此王贵友认为曹杰本次支付的利息为：1437万-250万-190万-200万-13万＝784万元。（3）分开计算五笔借款利息：2012年1月17日借款300万元，每月支付15万元利息，至2013年2月16日安之忠已付195万元，从2013年2月17日至2015年8月16日利息为15万×30个月＝450万元，共计645万元；2012年12月3日借款400万元，每月支付20万元利息，至2015年8月2日，共计20万×32个月＝640万元；2012年9月27日借款270万元，每月支付13.5万元利息，至2015年8月27日，共计13.5万×35个月＝472.5万元；2012年11月8日借款200万元，每月支付12万元利息，至2015年8月7日，共计12万×33个月＝396万元；2012年11月20日借款130万元，每月支付7.8万元利息，至2015年8月19日，共计7.8万×33个月＝257.4万元。五笔借款应收到利息共计2215.9万元。（4）前述利息曹杰零星支付198.4万元，魏云处借款给曹杰支付204.3万元，夏明亮处借款给曹杰支付1020万元，杨恒云等人处借款给曹杰支付784万元，共计2206.7万元，因此，尚欠2015年8月30日前的利息为9.2万元。另查明，1、本案原告王贵友从2016年起在一审法院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含本案在内共有17件，涉案标的达到3096.8万元。2、诉讼中，因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向二被告释明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二被告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将另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系个人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一种调剂行为，即个人以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出借给另一特定的人，目的是帮助解决借款人一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借人为此获取一定利息回报，但出借人并不将此作为经常性的牟利手段。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对象出借款项的放贷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民间借贷的范畴，客观上从事的是一种金融业务活动，此类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据查，本案原告王贵友从2016年起在一审法院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有17件，涉案标的达到3096.8万元。本案原告王贵友作为债权人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较多，其向他人发放贷款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且以营利为目的，其反复性、营利性、不特定性的放贷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民间借贷的范畴，客观上系从事一种金融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一审法院现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双方取得的财产应当互相返还，王贵友系导致合同无效的直接过错方，因此而遭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现审理的王贵友作为原告的包括本案在内的五案实际提交的借款付款流水为1148.535万元，其认可债务人已经归还的金额为2206.7万元。其中本案涉及的实际支付借款金额为256.5万元，其认可被告曹杰已经支付金额为472.5万元，这已明显超出其归还本金金额，故借款人不应再偿还本金。因此，对原告诉请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曹杰作为借款人和还款人，其偿付给原告的款项超过应还款部分，经一审法院向其释明，其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将另案主张，一审法院从其自愿，不在本案中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贵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贵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贵友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1.王贵友起诉案件统计表（2页）、2.撤诉裁定（裁判文书打印件）及关于将2018年案件诉讼费转为次年同案诉讼费用的请示（8页），拟证明：1.王贵友起诉案件实为6件，其中2018年起诉之后由于法院年底调头撤诉5件，并于2019年重新起诉；2.2019年重新起诉的5个案件，借款人均为特定对象即安之忠、曹杰，属于同一借款的关联借款。安之忠、曹杰质证称：1.统计的案件仅仅是部分，而不是王贵友涉案的全部；2.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安之忠和曹杰不是特定对象，只是其中两个借款人。第二组：1.王贵友与安之忠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及通话录音内容说明、2.王贵友与安之忠短信交流情况、3.王贵友与曹杰的短信交流（一审已提交、已质证，坚持二审作为证据提交），拟证明：1.安之忠、曹杰与王贵友系朋友关系，一直以兄弟相称，借款人特定；2.案涉5笔借款均为同一借款关系下衍生的关联借款，均系安之忠及曹杰因资金周转困难，主动请求王贵友作为兄弟帮忙出借款项帮其渡过难关，而且是在旧债未还的情况下联系向王贵友请求借款，王贵友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才帮助其渡过难关，才在前期借款未还清情况下连续出借款项，充分证明案涉的5笔借款均为同一借款关系下衍生的关联借款，借款性质属于向亲友内部人员出借资金，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应当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3.王贵友与安之忠的通话交流证明，其中有2笔共计700万元的借款是以安之忠的名义借款后转借给曹杰周转，安之忠、曹杰向上诉人借款过程中是互为借款人，互为担保人。安之忠在与王贵友通话及短信交流中一直以兄弟相称，充分证明双方系亲密朋友关系，安之忠对于曹杰向王贵友的借款表示承担责任；4.王贵友与曹杰的短信内容证明，因为曹杰资金困难多次另行向王贵友请求帮助，王贵友出于朋友帮助向曹杰无偿提供了借款，其中于2014年6月24日借款20万元帮曹杰渡过难关、2014年11月20日因曹杰借款信用出现问题借款20万元、2015年2月14日因曹杰发放工资困难借款20万元、2015年3月19日和3月20日因曹杰交电费困难借款20万元，以上款项均是出于朋友关系无偿帮助。曹杰、安之忠质证称：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1.以兄弟相称是社会交往的客套话，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好朋友，是真正的兄弟；2.无论是王贵友主动提出借款，还是安之忠、曹杰要求借款，均不影响非法放贷的认定，对方因为借款行为获取巨额经济收益；3.认定经常性的放贷行为，是以多次出借为条件，而不是以人数多少为条件。第三组：曹杰、安之忠及其公司涉案信息检索（裁判文书网、第三方APP查询后的打印件），拟证明：曹杰、安之忠及关联公司涉案达93件，失信11件，不守诚信，欠账不还。曹杰、安之忠质证称：1.证据来源合法性和可靠性不认可；2.安之忠和曹杰是当地比较出名的企业家，所以二人及其企业涉案较多比较正常，涉案多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信用不好。第四组：1.（2020）最高法民申2613号裁定书、2.（2020）赣民终488号判决书，拟证明：1.如主张上诉人是职业放贷人，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充分证明；2.职业放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在于职业放贷系行为方式违法，即行为人在不具有金融从业资格的情况下以金融机构业务方式常态性地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3.向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应当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4.在大额旧债未还的情况下又借大额新债，对于证明特定关系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应认定为向特定人提供借款。曹杰、安之忠质证称：与本案无关，不具备关联性，法律文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第五组:申请证人魏某、李某、代某出庭作证，前述三位证人与王贵友曾系上下级同事关系。三位证人陈述：安之忠与王贵友系朋友关系，王贵生在做生意过程中与汪以明、李家福、梅洪、毛世显、黄银昌、周春娥等人成为朋友。前述证人证言拟证明：１.安之忠与王贵友是朋友关系，而且关系密切；２.王贵生与汪以明、李家福、梅洪、毛世显、黄银昌、周春娥等人是朋友关系。曹杰、安之忠质证称：三位证人的证言内容是虚假的，理由如下：1.从证人的身份关系来看，三个证人与王贵友均为多年的同事，且王贵友是其领导，不排除证人为领导的个人利益作虚假证明的可能；2.从利害关系来看，证人代某称受王贵友安排借钱给安之忠，说明证人代某属于王贵友的非法放贷团伙成员之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出具虚假证言有为自己谋利的意识倾向；3.三位证人证言的内容甚至语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明显是受上诉人方授意作不真实的证言；4.三个证人均说王贵生从事鸡蛋生意认识很多人，涉及王贵生的民间借贷案件的几个当事人也是其做生意认识并经常走动，这足以说明这些人对王贵生来说都是不特定的。证人称这些生意中认识的人是王贵生的朋友没有依据；5.三位证人身为人民警察，经常接受辖区企业的吃请，违纪违法，还将这种吃喝美化为“朋友关系”，这种吃拿卡要的“朋友关系”正是被法律打击的贪腐现象。综上，三个证人的证词是伪证，证词内容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二审中，经本院核实，王贵友涉及民间借贷案件16件，其中8件王贵友系原告，8件王贵友系第三人。在王贵友作为第三人的案件中，其中1件的借款部分来源于王贵友，另外7件中王贵友系借款人指定的收款人，借款人/被告均为曹杰、浙瑞捷矿业公司，王贵友陈述之所以作为收款人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告向原告借款是为偿还曹杰欠王贵友及其他人的债务；二是曹杰上了失信人员名单。本院责令当事人对涉案借款的本金具体构成、还款金额以及还款性质进行核对，但各方并未按期核对。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二审核实的当事人涉诉情况，王贵友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为8件，数量较多，本次审理的五案中均约定了高额利息，且根据上诉人陈述的借款本金的构成，部分借款本金包含此前借款的利息，故涉案借贷具有反复性、营利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借贷行为明显超出一般民间借贷的范畴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在上诉人自认收到还款金额远高于实际出借金额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要求归还本金和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均不成立，具体分述如下：关于上诉人主张职业放贷人应当由对方当事人提出并举证的问题，因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可以依职权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故前述主张不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涉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借款人为特定的问题，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并不能证实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系朋友关系，且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故对前述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系被上诉人主动要求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借款时是谁主动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也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借贷行为的效力。关于上诉人所提一审让其撤诉后次年重新起诉、分案的问题以及五案借款系同一关联借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五案当事人就五案借款分别出具了借条，上诉人亦认可被上诉人分别还息，并且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请与其借贷情况相对应，故五案借款应当视为不同借款；针对上诉人撤诉后重新起诉的案件，二审中本院重新进行了核实，按照重新核实的数量，上诉人涉案数量仍较多，故并不影响本案认定。关于上诉人主张曹杰未到庭的问题，一审法院通过电话方式向曹杰本人进行了释明，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60万元借款未认定的问题，一审系因上诉人未提交借贷凭证而未予认定，该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老赖”的问题，本院认为借款人的信用状态并不影响本案审理。关于上诉人所提涉案借条非格式化合同的问题，借贷中的合同形式仅是法院审理案件中的一个参考因素，而非唯一因素，一审判决系综合全案情况作出认定。综上所述，王贵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王贵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吉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