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9民终109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宇，女，汉族，1989年12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公民身份号码为522************021。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英权，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佐梅，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尹逸峰，男，汉族，1986年3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荔苑******，公民身份号码为441************47X。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远波，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东，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杨乐，女，汉族，2011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万科金域华府叠桦轩五号楼2单元2103房，公民身份号码为441************725。法定代理人：向洈，男，汉族，1981年4月27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22************139，系向杨乐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光，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宇、尹逸峰因与被上诉人向杨乐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张宇无须对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东莞市星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缘公司）的债务11948.78元及利息、受理费98.72元向向杨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向杨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星缘公司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以及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1日星缘公司被受理破产清算前，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均由星缘公司财务胡惠文保管，张宇没有保管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因此，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是否灭失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星缘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的规定，胡惠文作为星缘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对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负有保管义务，张宇及尹逸峰作为股东对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没有保管的义务。（二）胡惠文是否是星缘公司的股东，胡惠文所保管的财务账册是否因向杨乐等一帮家长情绪激动冲击公司办公室而导致灭失，并不影响“张宇作为公司股东在破产清算中无法定的清算义务，更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也不负责保管公司的财务账册，不属于有责任的股东”的事实。（三）2020年4月8日，星缘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张宇在破产清算程序当中没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没有拒不移交财务账册的情形，张宇对星缘公司的账册是否灭失没有怠于履行义务，星缘公司的账册是否灭失也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却没有依据该事实认定案件事实。二、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判决张宇、尹逸峰应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的星缘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在公司破产程序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非公司破产清算的义务人，张宇作为公司股东在破产清算中无法定的清算义务，更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也不负责保管公司的财务账册，不属于有责任的股东。破产清算不同于解散清算，应适用破产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属于破产法调整的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清算制度调整范围。本案中，向杨乐于2020年5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在向杨乐起诉前，星缘公司已于2019年5月23日被法院宣告破产，星缘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被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至此星缘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终止，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星缘公司已于2019年7月1日被东莞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显然，星缘公司的主体资格终止是破产程序的结果，且破产程序早于行政管理机关的吊销程序。本案案由为清算责任纠纷，但向杨乐在一审程序的事实与理由均是：“余翰达申请对星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但在清算过程中，由于张宇、尹逸峰作为星缘公司的股东，未向管理人移交星缘公司的账册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张宇、尹逸峰作为星缘公司的股东即清算义务人，负有保证会计账簿等文件资料的完整并向破产管理人移交的清算义务，因张宇、尹逸峰未全面履行该义务，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结合向杨乐提交的证据，向杨乐的本案诉求是基于星缘公司两股东在破产程序中未能提供或怠于提供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资料而提起诉讼，不是星缘公司未进入破产程序前解散清算程序。向杨乐的诉求及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0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第4条规定“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118条(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中，亦明确了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的规定，星缘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星缘公司的股东不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张宇作为星缘公司股东不是破产企业的清算义务人。即使张宇是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清算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6条、第127条也只是由法院对其罚款，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司法拘留。因此，一审判决张宇作为星缘公司原股东需要对已宣告破产的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四、退一步讲，即使张宇系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清算义务人，但张宇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并没有“怠于履行义务”，张宇不应当对已宣告破产的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再退一步讲，即使张宇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怠于履行义务”，但张宇并没有掌握、控制或保管星缘公司的账簿、文书资料，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由公司财务胡惠文保管，无保管即无义务，并且根据相关规定，股东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星缘公司财务账册的灭失与张宇没有因果关系。六、星缘公司已被宣告破产，其公司法人人格消灭，星缘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债务也归于消灭，除非向杨乐等债权人在星缘公司终结破产程序之日起，另行发现星缘公司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3条规定的情形，债权人才可以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七、向杨乐在本案中主张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第18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是关于公司解散原因的规定，第183条是关于公司解散清算中清算组成立时间的规定，前述规定均非企业在破产清算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118条也规定，法院在适用法释[2008]10号文第3款的规定，债务人及相关人员责任应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来确定主体的内容及责任范围，不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规定判令张宇对星缘公司破产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尹逸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尹逸峰无须对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星缘公司的债务11948.78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98.72元向向杨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向杨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清算责任纠纷”，清算责任纠纷与申请公司清算责任纠纷有明显的区别，清算责任纠纷是因清算组成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所引起的纠纷，而申请公司清算责任纠纷则是由于公司董事等相关责任人怠于履行职责所引起的纠纷。本案中，星缘公司于2018年6月1日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2019年5月23日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宣告破产，2020年2月20日被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至此星缘公司的法人资格终止。向杨乐2020年5月份的起诉是基于尹逸峰在破产程序中未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资料造成无法全面清算，该主张与事实相矛盾。因为从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20日期间，星缘公司处于破产程序中，星缘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没有清算义务。所以，向杨乐起诉时选择“清算责任纠纷”的案由与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19条和第20条的规定和尹逸峰在破产程序中存在所谓消极或违法行为的事实相矛盾。星缘公司已经被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1条的规定为星缘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星缘公司于2016年因经营不善被包括向杨乐在内的家长冲击、围堵和破坏。此时，根据相关证据可知，星缘公司的财务人员胡惠文不仅掌握公司的财务资料，而且还将公司的日记账和报税资料如实告知公安机关。在此情形下，向杨乐基于服务合同提请诉讼，胜诉后申请执行，后于2018年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星缘公司破产。向杨乐在执行终本时并未提请“清算责任纠纷”的诉讼，如当时提起清算责任纠纷的诉讼，则尹逸峰作为股东负有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但在星缘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向杨乐才行使其权利提起本案清算责任纠纷，显然是错误的。既然星缘公司通过破产程序已被宣告死亡，则星缘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没有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对星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为星缘公司在法律上的死亡不是因为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是因为破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的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故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财务管理人员非常重要。但本案星缘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却没有与财务人员胡惠文联系并索要财务资料，并且在法定代表人张宇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该管理人也不作任何行为。一审法院忽略相关法律规定和事实显属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尹逸峰因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履行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如前所述，星缘公司的账册在财务负责人胡惠文处，管理人怠于履行相应查明义务，不应由尹逸峰承担责任。本案案由是清算责任纠纷，但向杨乐适用的法律关系、法律依据及法律事实却是星缘公司破产程序中产生的义务。星缘公司破产在先，向杨乐要求尹逸峰承担清算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针对张宇、尹逸峰的上诉，向杨乐答辩称，张宇、尹逸峰系星缘公司的股东，对星缘公司清算负有首要的义务，不能将清算义务推卸给星缘公司其他人员及破产管理人。星缘公司倒闭时，张宇、尹逸峰有能力有条件保管公司账册，但其放任公司账册灭失，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宇、尹逸峰的上诉请求。向杨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张宇、尹逸峰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星缘公司应当向向杨乐履行的金钱义务[即支付向杨乐11948.78元及利息（以11948.7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6月6日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98.72元由星缘公司负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宇、尹逸峰承担。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张宇、尹逸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对（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星缘公司的债务11948.78元及利息（以11948.7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6月6日计算至2018年6月1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11948.78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从2017年1月26日计算至2018年6月1日止）、受理费98.72元向向杨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向杨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为101.19元，向杨乐已预交，由张宇、尹逸峰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9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向杨乐诉求张宇、尹逸峰对（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星缘公司的债务11948.78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向向杨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仅代表个人的诉求，且事实依据是张宇、尹逸峰未向管理人移交星缘公司的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导致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星缘公司作为债务人在被执行过程中，因未发现星缘公司有财产可予以执行，并经债权人同意及申请，转为破产程序处理。法院于2018年6月1日裁定受理星缘公司破产，于2019年5月23日裁定宣告星缘公司破产，2020年2月20日裁定星缘公司破产终结。从法院受理星缘公司的破产申请到破产终结程序来看，星缘公司已经进行破产程序处理。无论张宇、尹逸峰对星缘公司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的灭失是否存在过错行为导致星缘公司的管理人在星缘公司宣告破产后因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不全未能对星缘公司进行实质性清算并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在星缘公司终结破产程序后，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0条“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4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的规定进行。该两条规定明确了破产清算应适用的法律依据。由于破产程序本身具有彻底清理债务人债权债务的功能，相关主体不配合清算而导致债务人财产的灭失，在法律性质上均属于债务人破产的财产，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追回后用以清偿全部债权人，不应在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后，由债权人个别进行清偿并用于清偿其自身债权，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就本案而言，星缘公司已经被宣告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第一款“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21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应在立案阶段就不予受理，但因本案已经受理，故应驳回债权人的起诉。因此，向杨乐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来认定张宇、尹逸峰对（2016）粤1971民初1294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星缘公司的债务11948.78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向向杨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宇、尹逸峰的上诉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0）粤1971民初108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向杨乐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1.19元（向杨乐已预交），退还向杨乐；上诉人张宇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9元予以退还；上诉人尹逸峰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9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姚渠旺审 判 员 邓晓畅审 判 员 李远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春宁书 记 员 谭震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会议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管理人不予追收，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主张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向债务人清偿或者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依法申请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