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7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东，男，199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东城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958915206。法定代表人：樊云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光明，男，198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上诉人熊东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龙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8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熊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吉龙公司支付熊东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元，本案诉讼费由吉龙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熊东与吉龙公司并非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而是吉龙公司违法辞退熊东。1.熊东办理离职手续时，在《离职申请表》中载明了离职原因为“公司辞退”。此时就已经对离职原因进行了书面确定，且《离职申请表》系吉龙公司提供，一审法院却只采信吉龙公司的审批意见，对熊东填写的离职原因则以熊东本人书写为由不予采信。但审批意见中“协商一致”的内容也系吉龙公司单方做出。从该离职申请表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并未进行离职及赔偿金的协商。熊东同意办理离职手续，并未放弃实体权利，一审法院以熊东同意办理离职手续，推定熊东对于吉龙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异议的认定错误；2.熊东于2020年3月24日办理离职手续，次日即2020年3月25日就向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亦可证明熊东对于吉龙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存有异议；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因用人单位辞退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熊东未能举示除《离职申请表》之外的其他证据，证明其被辞退的事实，应由熊东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吉龙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合同；4.吉龙公司有三种答辩意见，一为吉龙公司在试用期解除合同，二为熊东未达到工作要求，最后为双方协商解除。而熊东并未与吉龙公司口头协商过解除合同，吉龙公司该项答辩意见的依据仅为《离职申请表》，而该表已经载明离职原因为公司辞退。吉龙公司认为双方系协商解除，前两项答辩意见就不应成为理由，据此可以佐证吉龙公司系单方解除劳动合同；5.录音证据证明熊东系被单方辞退。吉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熊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吉龙公司与熊东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判决吉龙公司向熊东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26日熊东与吉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入职手续，岗位为法务，每月工资5600元。2020年3月24日，吉龙公司以熊东在试用期为由辞退熊东。熊东认为吉龙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25日向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并于2020年6月9日收到巴南区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巴南区仲裁委认为吉龙公司以熊东负责的工作内容没有达到岗位工作要求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驳回熊东要求吉龙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熊东不服该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吉龙公司称熊东在“殷益平诉讼案件材料”中出现了错误，而事实是该项工作并非由熊东完成，吉龙公司亦未提供该项工作系熊东完成的证据，巴南区仲裁委以此来认定熊东在工作中未做到认真细致，没有达到岗位要求，系事实认定错误，且不能证明熊东在工作中未做到认真细致。二、巴南区仲裁委在认定吉龙公司以熊东负责的工作内容没有达到岗位工作要求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没有具体引用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没有关于工作内容未达到岗位工作要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因此巴南区仲裁委适用法律不当。三、熊东主张劳动合同中未约定试用期，吉龙公司认为在入职时有告知熊东有一至三个月的试用期，但巴南区仲裁委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却在存在试用期的基础上进行裁决。因此，吉龙公司违法解除与熊东的劳动合同，应向熊东支付赔偿金。吉龙公司辩称：1、吉龙公司与熊东约定试用期三个月，在熊东面试的时候就告知了熊东，熊东在学习公司规章制度时也告知了其试用期三个月。2、熊东除法务工作外还要分管风控部的相关工作，在试用期期间工作出现严重错误，在熊东分管的诉讼案件中，熊东就吉龙公司诉殷益平案件在易诉平台立案时，致殷益平的身份证号码及住址出现错误，未达到吉龙公司岗位要求。3、吉龙公司与熊东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的劳动合同，熊东离职时也交了离职申请表，因此，吉龙公司不是违法解除与熊东的劳动合同，不同意支付熊东赔偿金56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26日，熊东通过网上招聘到吉龙公司处应聘法务专员/助理职务。同日，熊东与吉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采取固定期限形式：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2023年2月25日止；熊东同意根据吉龙公司工作要求，担任风控部工作；吉龙公司根据其生产经营特点，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基本工资＋浮动工资的形式。经熊东与吉龙公司双方共同确定支付熊东的月基本工资为人民币3000元。其中，浮动工资根据吉龙公司经济效益和制度确定。吉龙公司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熊东工资。熊东与吉龙公司双方对工资的其他约定：基础工资＋绩效＋福利3000元＋2600元=5600元；熊东与吉龙公司对劳动合同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在劳动合同履行中，熊东向法院提交的重庆喜达屋搬家有限公司诉殷益平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案的诉讼材料中殷益平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均出现了错误，且2020年3月23日熊东在企业微信记录里也表明对风控部的工作进行反思和总结。2020年3月24日，熊东向吉龙公司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其在离职类别一栏中勾选辞退，在离职原因栏载明公司辞退，并签名。同时，在该离职申请表上，部门主管意见栏与人力资源约谈审批兰均载明经协商同意解除合同。庭审中，熊东称2020年3月24日，吉龙公司综合部负责人覃光明找熊东谈话，说熊东在公司表现不好，要求其办离职手续；熊东当时没有意见，按照覃光明的要求填写了员工离职申请表，并于当天办完离职手续。自2020年3月25日起，熊东未到吉龙公司处上班。2020年3月25日，熊东向巴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吉龙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600元。2020年5月26日，巴南区仲裁委作出巴南劳人仲案字［2020］第48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熊东的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熊东与吉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20年2月26日起至2023年2月25日止，2020年3月24日熊东向吉龙公司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后熊东与吉龙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而熊东与吉龙公司劳动关系的解除并非期满终止，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各执一词，吉龙公司称系因熊东在工作中出现错误，达不到岗位要求，在与熊东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劳动合同，熊东称吉龙公司系以试用期为由辞退熊东，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熊东在庭审中的陈述，2020年3月24日，当吉龙公司综合部负责人覃光明以熊东在公司表现不好为由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时，熊东当时并无意见，在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后即办理了离职手续。可见，在吉龙公司向熊东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熊东并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是依照吉龙公司的要求办理了离职手续，熊东的离职经过能够体现熊东与吉龙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熊东虽在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载明离职原因为辞退，但该记载与熊东自述的离职经过不一致；同时，离职原因为辞退系熊东自己书写的，其并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系被吉龙公司辞退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对熊东诉称的吉龙公司系以试用期为由辞退熊东，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该院不予主张；对吉龙公司辩称的其系与熊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该院予以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之规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条件是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本案中，如前述，熊东与吉龙公司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劳动合同，故熊东要求吉龙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主张。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熊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熊东负担，该院决定予以免收。二审中，熊东举示了其与吉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樊云龙，及综合部负责人覃光明之间的录音证据。录音中樊云龙提到因熊东试用期存在问题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覃光明以熊东在试用期间离职为由，拒绝为其办理离职手续等内容。拟证明吉龙公司与熊东并非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而是吉龙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吉龙公司认为录音内容足以证明熊东在试用期，确未达到公司录用条件的事实。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熊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20年3月24日，吉龙公司综合部负责人覃光明以熊东在公司表现不好为由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时，熊东当时并无意见，在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后即办理了离职手续。据此，熊东自认吉龙公司以熊东在试用期不合格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吉龙公司对此无需举证证明。结合《离职申请表》中载明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内容，可以认定吉龙公司与熊东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熊东在二审中否认其上述自认之事实，并主张因受到吉龙公司压力，故而提交《离职申请表》，且表中已经载明吉龙公司单方辞退的内容。熊东上述陈述与其一审自认的事实相互矛盾，而熊东也未举证证明自认系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熊东仅以《离职申请表》中其自行书写的“公司辞退”为由，主张吉龙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熊东要求吉龙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5600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熊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  昳  心审 判 员 吴杰审判员肖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岳     林书 记 员 曾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