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民终25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兴华，男，1947年5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强，男，1953年8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审第三人：徐兴中，男，1944年6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安龙县，现住贵州省兴义市。原审第三人：徐智，男，1951年7月14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大道中**市。原审第三人：徐萍，女，1955年5月2日生，汉族，住，住贵州省安龙县/div>上诉人徐兴华因与被上诉人徐强及原审第三人徐兴中、徐智、徐萍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11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兴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所有案件受理费均由徐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十四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徐兴华之父徐应龙才是本案所涉房产的唯一所有权人，其有完全处分权。退一步说，就算要认定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案涉房屋系徐应龙在婚前于1940年向景姓人家购买所得，在购买时就有房屋74.38平米、堡坎、院落等附属设施，该财产应为徐应龙个人财产；在徐应龙入狱期间，马必会确实修建了84.48平米的房屋，该部分地面建筑（不包含地基）应为徐应龙与马必会夫妻共同财产。1969年徐强闲在家中，偶尔做点小工，其本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有何能力出资建房，故徐强说拿出500多元参与建房纯属谎言。一审法院采纳徐强的这一虚假陈述认定84.48平方的正房是1969年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等人共同修建错误。二、一审认定《遗嘱》无效错误，且从徐强对徐应龙生前的虐待行为及徐应龙对待各继承人的行为来看，徐强不应享有相应份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社会效果差，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徐兴华的上诉请求。徐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兴华支付徐强应分得的共有物征拨补偿款2076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兴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40年6月，徐应龙出资购买位于贵州省安龙县房屋瓦房四间（草房二间、瓦房二间）和园地一幅。1942年，徐应龙与马必惠结婚，婚后共同生育子女五人：长子徐兴中、次子徐兴华、三子徐强、四子徐智、长女徐萍。1958年，徐应龙投放安顺桥子山劳改。1969年，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在徐应龙原购置之园地上建造石木结构房屋正房三间，面积为84.48平方米，徐应龙出狱后，将原有厢房四间草房二间改为瓦房，面积为74.38平方米。1993年3月3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马必惠因病去世。1998年5月，徐应龙自书遗嘱继承书，主要内容为：“一、二儿徐兴华夫妻鼎立承担立遗嘱人赡养扶助义务，并完全负责立遗嘱人之生养死葬，立遗嘱人徐应龙的个人私有合法财产按宅基地登记证记载为（162.95）平方米房产及园地一幅，全部归二子徐兴华所有继承。子孙永远管理使用，以房产证和宅基证为凭，其他子女绝无非议干涉权利；二、四儿徐智远在异乡，尚能艰苦自立，亦对立遗嘱人尽到赡养及扶助义务，有父子情感，尽人子之道，立遗嘱人则指定继承全部财产人徐兴华付给徐智币二万元正作为继承立遗嘱人部分财产之折价，也作帮助四子在湛江集资建房之补助。若要转来居住，须四子与二子妥为协商处理；三、长子徐兴中对生父立遗嘱人不管不问，只承认有父子关系而无父子情感，谈不上对立遗嘱人尽到抚养之责。可是长子徐兴中之妻郭清贤深明大义，善于待人处事，尤对立遗嘱人关怀照料，颇尽媳妇孝道之责，着（酌）由二子徐兴华付币一万元给孙女小红为升学费用，以作继承立遗嘱人部分财产之折价；四、五女徐萍，一向善习经营，艰苦创业，则少对立遗嘱人之扶养照顾，有时立遗嘱人生病输液，五女夫妇守护送水送饭并付给药费，当有父女之情，且五女徐萍较为宽裕，也需立遗嘱人徐应龙之房产园地继承。着（酌）由二子徐兴华付给五女徐萍币一万元正，以作继承立遗嘱人部分财产之折价，而维父女、兄妹之情，务盼和睦相处切勿争论至要；五、三子徐强，一贯对立遗嘱人仇视、遗弃侮辱和虐待，其情节之恶劣纯属忤逆不孝之表现，于国法家规所不容，故该三逆子徐强绝不能继承享受立遗嘱人徐应龙个人私有合法财产分毫，以示公正而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六、立遗嘱人徐应龙私有金戒四枚分赠给平时对待立遗嘱人徐应龙生活上关心照料而有孝道表现之大媳郭清贤一枚，二媳魏永珍一枚，四媳王益荣一枚，五女徐萍一枚，分别享受以作纪念；七、本遗嘱一式六份，经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呈一份交公证处备案，五个子女各执一份为凭。在立遗嘱人去世后，由继承立遗嘱人徐应龙全部财产之二子徐兴华分别转交给兄、弟、妹四人，以作为生效的法律证据，并得到依法维护立遗嘱人和继承全部财产人的合法保障，谨此遗嘱。”该《遗嘱》上并未注明书写遗嘱的时间，并且有多处修改的部分。1999年3月，安龙县国土地资源局向徐应龙颁发了位于新安镇××正房××、厢房××及园地（地号65007，图号Ａ-036）土地使用权证，使用证上载明使用权面积441.8㎡。2000年6月15日，徐应龙向安龙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土地证号安国用（99）字第01650**，房屋所有权人徐应龙房屋状况1.石木84.48㎡,2.石木33.23㎡，3.砖木41.15㎡，使用面积441.8㎡。2003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九日），徐应龙去世。2017年7月，贵州省安龙县城进行旧城区、棚户区改造，登记在徐应龙名下的位于贵州省安龙县征收。2017年7月12日，徐兴华与征收补偿实施人安龙县榔府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编号皇—纯货－377《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被征收房屋签约确权情况为：住房总面积315.18㎡，其中，已登记房屋面积158.86㎡，未登记房屋面积156.32㎡，未登记房屋面积含住房补足二层面积127.44㎡。二、被征收房屋纯货币补偿款：住房总面积315.18㎡，补偿单价2688元／㎡，补偿价值847203.84元；三、房屋室内装修、配套设施、附属设施等补偿款271939.22元；四、奖励、补助、临时建筑工料补偿3000元；五、扣减项目，未登记房屋扣缴完证费、补足两层扣缴工程建筑费、土地收益金等相关费用126952.08元；九、搬家费1877元,过渡费11264.40元，上述九项扣除扣减项目后应支付的补偿款为1008332.78元。”2017年7月19日，徐萍代徐兴华与安龙县榔府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安龙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充协议，约定提前签约奖22500元，提前搬家奖9000元，合计31500元。事后，徐兴华领取了以上款项共计1039832.78元，全部存入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后因拆迁款分配问题而引起纠纷，徐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均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是共有物分割纠纷还是继承纠纷的争议，继承纠纷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其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产生的争议。需审查死者死亡时遗留的全部个人合法财产，然后根据法律规定来继承。本案诉讼指向的是特定的房地产，并非是某死者死亡的全部财产之争。而所讼争的房地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历史跨度时间长，始于新中国成立前，系各当事人的父亲购买所获得，后为夫妻共有，再之后，又经家庭成员共建及修缮，不单纯系某死者个人的财产。即案涉房地产既有家庭成员的共有部分，也有继承死者的部分，故本案应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更为适宜。案涉争议房屋已经被拆迁，故分割及于拆迁补偿款。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自书遗嘱要想合法有效,除了要求书面形式外,还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1）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全文。遗嘱人亲笔书写全文,即完全真实的表达本人的意思,又不易为他人伪造、篡改。（2）遗嘱人应亲笔签名。应由遗嘱人亲笔签名,以示遗嘱为何人所立,内容为书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遗嘱有效的决定性条件;无亲笔签名的遗嘱无效。（3）遗嘱人必须注明年月日。遗嘱上写明日期,不仅在发生纠纷时有助于辨明真伪,且能辨明遗嘱人书写遗嘱时是否有遗嘱能力;当有几个内容相矛盾的遗嘱时,还有助于判明哪个遗嘱是最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之所以对自书遗嘱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是基于遗嘱有可能使法定继承人失去继承财产的权利。就本案而言，首先，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徐应龙生前确实有订立遗嘱的意愿,并亲笔书写了一份《遗嘱》,但是《遗嘱》尾部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缺乏完整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条件，并且在《遗嘱》中，有多处修改的痕迹。其次，该份遗嘱书在1998年时书写，遗嘱中明确载明：“本遗嘱一式六份，经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呈一份交公证处备案，五个子女各执一份为凭。”徐应龙于2003年去世，自徐应龙书写遗嘱后至徐应龙去世，中间间隔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徐应龙并未对该份遗嘱进行公证，也未将该份遗嘱交给除徐兴华以外的其他人。不能排除该《遗嘱》系徐应龙书写的草稿。再次，徐应龙去世以后多年，直至贵州省安龙县征收，涉及平分拆迁款时，徐兴华才将《遗嘱》复印送至他人手中，至于该份遗嘱为何只有徐兴华持有，以及徐应龙是在何种情况下书写的《遗嘱》，徐兴华均称其不清楚，徐兴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份《遗嘱》是徐应龙的最终意思表示，也未对为何在徐应龙去世后多年才拿出《遗嘱》作出合理解释。最后，该《遗嘱》中载明：“将宅基地登记证记载为（162.95）平方米房产及园地一幅，全部归二子徐兴华所有继承”。经查，1969年，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在徐应龙原购置之园地上建造石木结构房屋正房三间，上述翻建房屋应属于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等人共有，徐应龙在《遗嘱》上私自处分他人财产，该部分应属无效。综上所述，从该《遗嘱》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均存在诸多瑕疵，不能排除该《遗嘱》是徐应龙书写的草稿，无法证明该份《遗嘱》是徐应龙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按法定继承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在本案被继承人马必惠、徐应龙去世后，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该房屋现已经被拆迁，但拆迁款并未分割，处于共有状态。徐强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在徐应龙原购置之园地上建造石木结构房屋正房三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以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故该房屋属于马必惠、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共同共有，房屋面积为84.48㎡，拆迁补偿为2688元／㎡，故该共有部分的补偿款为227082.24元（84.48㎡×2688元／㎡），每人应占份额为45416.448元（227082.24元÷5）。《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在马必惠去世后，属于马必惠的遗产应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徐应龙、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继承，其中关于翻建房屋部分，每人继承的份额为7569.40812元（45416.448元÷6）。在徐应龙去世后，其遗产应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继承。在马必惠、徐应龙去世后，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在《遗嘱》无效的情况下，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所继承的份额应当均等。故翻建的共有房屋外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徐萍应享有的拆迁款金额共计为812750.54元（1039832.78元-227082.24元），每人应当享有的金额为162550.108元。加上房屋翻建后的共有部分徐兴中、徐兴华、徐强、徐智每人可以享有215535.964元（162550.108元＋45416.448元＋7569.408元），徐萍应享有的金额为170119.516元（162550.108元＋7569.408元）。但结合各个子女对徐应龙生前的赡养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院酌情对徐兴中、徐兴华、徐智、徐萍等人予以多分，徐兴中、徐兴华、徐智每人享有225535.964元，徐萍享有180119.516元。徐强最终享有金额为183105.372元（1039832.78元-225535.964元×3-180119.516元）。因案涉拆迁款项现已被徐兴华领取，并全部存入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故徐强应享有的金额应由徐兴华直接支付。徐兴中、徐智、徐萍未提出诉讼请求，本案不宜在裁判主文中明确其权利，仅认定徐兴中、徐智、徐萍享有共有物份额。徐兴中、徐智、徐萍是否主张分割或给付，当事人可自行处理。综上所述,本案应为共有物分割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徐兴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徐强应当享有的拆迁补偿款183105.372元。二、驳回徐强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14元，由徐强负担800.5元，由徐兴华负担3613.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同时查明：徐强实际早于徐智出生，当事人大家庭没有进行过分家；徐强、徐兴中称其父徐应龙于1981年劳改回家，徐萍称1980年将草房翻建好以后，其父徐应龙才劳改回家的，而徐兴华、徐智称不知其父徐应龙何时回家的；安龙县征收补偿是采取“N＋1”补偿模式，即地面建筑只有一层房屋的按占地面积的两倍计算建筑面积，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未登记房屋面积156.32平方米，实际是对地基的补偿。案涉房屋的装修徐强、徐兴中未参与。房屋搬迁之前，屋内用品由徐萍组织人员搬出。徐萍陈述，案涉房屋的修建主要是其母亲出资出力，其五姊妹都只是帮补。本院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早在1927年至1937期间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和债务，但至1945年以前仍然一直是封建地制下的小农经济，农民仍然需向地主交租交息；自1945年至1949年，我国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被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等措施，将人民赖以生存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在广大劳动人民之间进行重新分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6月颁布《土地改革法》，明确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并遵守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护工商者、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原则，在各新老解放区掀起了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1958年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到改革开放前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土地制度处于无序的状态。直到198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土地管理法》的颁布，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土地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土地、宅基地属家庭户内成员共有的原则基本确定。本案所涉土地及部分地上建筑物系徐应龙于1940年出资购买，基于我国前述土地变革及相关生产、生活资料在社会各成员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等政策因素，其实徐应龙于1940年出资购买的财产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同样已进行过重新分配，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宅基地部分及购置时地上部分建筑属当事人家庭共有并无不当。徐兴华所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十四条的规定，徐兴华之父徐应龙才是本案所涉房产的唯一所有权人，其有完全处分权。案涉房屋系徐应龙在婚前于1940年向景姓人家购买所得，在购买时就有房屋74.38平米、堡坎、院落等附属设施，该财产应为徐应龙个人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未登记房屋面积156.32平方米及未改建部分33.23平米的木屋赔偿款509510.4元［（156.32＋33.23）×2688］扣除未登记房屋扣缴完证费用、补足两层扣缴工程建筑费、土地收益金等相关费用126952.08元后应由7人均分，徐强享有七分之一的份额，即54651.19元［（509510.4-126952.08）÷7＝54651.19］。同理，马必会、徐应龙也各享有七分之一的份额，即54651.19元。综合各当事人的陈述，其父亲徐应龙未参与1969年的新建房屋和1980年的翻建房屋，而均系其母亲马必会组织，各当事均有出资或出力；同时，整个大家庭没有进行过分家。虽然各自对修建、翻建房屋的贡献可能会不均等，但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证明各自的出资、出力份额，因此，该部分建筑应认定为除徐应龙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共有。徐兴华所提“在徐应龙入狱期间，马必会确实修建了84.48平米的房屋，该部分地面建筑（不包含地基）应为徐应龙与马必会夫妻共同财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新建的84.48平方米及翻建的41.15平方米赔偿款337693.44元［（84.48＋41.15）×2688］应由6人均分，徐强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即56282.24元。同理，马必会也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即56282.24元。对前述马必会享有的110933.42元就由其继承人均分，即徐强享有六分之一，即18488.9元。对提前签约奖22500元及过渡费11264.40元，是对拆迁前共同人的补偿，应由徐兴华等5人共有，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即徐强享有6752.88元。根据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徐强未参与案涉房屋的装修，其对该部分赔偿不享有权利。同理，徐强搬家费1877元也不享有权利。关于案涉遗嘱的法律效力问题。各当事人均认可案涉《遗嘱继承书》系其父亲徐应龙所写，虽然遗嘱内容有些小修改、补充，但前后逻辑关系清晰，并没有相互矛盾之处，整个自书遗嘱内容详实，立遗嘱人徐应龙对处分自己的财产的理由也进行了适当说明。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共有人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部分有效处分他人的财产部分无效的批复》的意见，徐应龙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部分的处分应为有效，应尊重其个人意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之外的部分财产无权处分，应属无效。依据该遗嘱，徐强不享有徐应龙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徐兴华所提“徐强不应享有徐应龙合法财产相应份额”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徐强应享有的金额为136175.21元。徐兴华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11317号民事判决。二、徐兴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徐强应当享有的拆迁补偿款136175.21元。三、驳回徐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14元，二审案受理费4414元，共计8828元，由徐强负担2900元，由徐兴华负担59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简 坤审判员 付 君审判员 石 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罗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