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9994号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经济开发区剡溪路**。法定代表人：王国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圣斌、许华娣，北京盈科（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光成，男，195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被告：徐玉娟，女，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容，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鲁文，女，197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德，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颖颖，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冯光成、徐玉娟、冯鲁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同年5月21日、同年12月16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娣三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玉娟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容三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冯鲁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德、施颖颖三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圣斌到庭参加第二、三次庭审，被告冯鲁文到庭参加第一、二次庭审。被告冯光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1月8日为本案管辖权异议处理期间（冯光成提出）。2020年2月3日至同年4月7日为本案中止期间。2020年7月20日至同年12月9日为本案鉴定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判令：一、三被告支付原告为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玻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债务偿付3318万元，并为此付出律师费用等65万元；二、三被告赔偿原告从2014年11月21日起至判决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互负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二审案中（2012）浙高终字23号判决书中由原告承担受理费84737元，二审中原告向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5万元；并在再审案中原告向被告雄志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万元，共计再增加标的334737元。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29日，原告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意把原告公司所属位于绍兴市××路××号商业大厦作抵押给浙玻公司在2009年6月29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向该行发生债务提供3300万元抵押担保，同时三被告为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其中冯光成系浙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玉娟系冯光成妻子，冯鲁文系冯光成女儿。后浙玻公司到期未能偿付在该行债务，导致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起诉，最后最高院作出了（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原告在2014年11月以司法拍卖抵押物形式向中信银行代偿了浙玻公司债务3318万元，三被告也未按反担保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此后原告陷入经营困难，没有资金起诉三个反担保人，现由于浙玻公司破产，己无法进行追偿，故依法起诉三被告。被告徐玉娟辩称，答辩人从未向原告提供反担保。原告在应诉（2011）浙绍初字58号及（2012）浙商终字第23号判决书中一再强调其未提供过抵押担保，如原告一直认为其未为中信银行提供过担保，则不存在反担保。既然原告认为存在反担保，不存在该事实。原告所提供反担保协议书中答辩人未签字，也不知道反担保事实。原告提供反担保书不能看出答辩人的签名，现有反担保书无法证明答辩人为浙玻公司提供了反担保。答辩人于2012年已与被告冯光成分居，对原告所述事实一概不知且未在任何文书上签名。根据原告提供的（2012）浙商终字第23号判决书可看出浙江省高院判决原告为中信银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金额为1048万元及相应利息，现原告诉请反担保金额3318万元为调解书中原告和中信银行自愿达成，并非法律规定原告需承担的责任，原告诉请要求答辩人在3318万元内承担反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要求答辩人对其已支付的律师费65万及增加诉请的律师费、诉讼费承担反担保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其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书的范围，并非其所应承担的律师费范围，就算原告认为存在反担保协议，其之前所付律师费等也不在反担保范围内。原告的主债务诉讼时效已过，要求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调解书于2013年12月5日达成，已明确原告可向浙玻公司主张追偿权，从该调解书达成时间到2015年12月5日，原告并未向主债务人主张过权利，现原告要求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依据。按2014年11月抵押物拍卖时间起算，到2016年11月，原告也未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故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对2014年11月2日起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反担保协议书，原告现要求反担保人承担担保利息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反担保协议书第2条及转账支票可以证明原告已收到质押物，即债务人向原告提供了物的担保，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应先实现物的担保，原告并未向主债务人就质押支票主张权利，原告不应向保证人进行保证责任追偿。综上，请求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冯鲁文辩称，一、冯鲁文并未在涉案《反担保协议书》中签字，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原告依据涉案《反担保协议书》提起诉讼，根据协议书中的担保条款要求三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然协议书中非冯鲁文本人签字，故对其不产生约束力。冯鲁文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二、除却考虑本案签字行为的真实性，冯鲁文亦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诉的全部还款责任，理由如下：（一）案件基本情况1、本案因鸥宇公司为浙玻公司提供担保引起，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作为债权人，浙玻公司作为债务人，鸥宇公司作为担保人，被担保主债务为浙玻公司的借款。2、根据2009年6月29日的《反担保协议书》，鸥宇公司作为债权人，浙玻公司作为债务人，反担保人为担保人，被担保主债务为鸥宇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3、2012年6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玻公司重整申请。4、2013年3月2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浙玻公司破产。5、2013年12月5日，鸥宇公司与中信银行达成的（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6、2013年12月1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浙绍破字第1-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浙玻公司破产程序。该日即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除斥期间起算日。7、2014年11月2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路××号房产归买受人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转移。即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最迟起算日为该裁定送达买受人之日。（二）本案原告主张的追偿权的基础债权与涉案《反担保协议书》中约定的追偿权的基础债权不同，原告不能以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向被告主张担保责任。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与中信银行的诉讼当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就原告的担保责任判决确认其承担1048.95万元的担保责任，该责任属于本案《反担保协议书》第一款中的“承担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即协议中反担保责任的主债务，对中信银行的违法贴现行为所产生的本案其它债权，不应由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之后原告放弃该有利诉讼判决，与中信银行达成的（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的调解书确认，原告单方同意支付中信银行3000万元，将原来单纯的抵押担保责任替换为清偿支付责任，并为该清偿支付责任，设置抵押担保。整个过程并未通知被告，更未经被告书面同意。1、由调解书调解产生的原告支付责任相较于原终审判决明显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且未经担保人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再审程序中，自愿承担了3000万元还款责任，远超浙高院二审确定的1048.95万元债务。且该3000万元债务系其自愿承担，未经冯鲁文同意，故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由调解书调解产生的原告支付责任，实质上系新确立的债权，不为被告所担保。新债中，债权人为中信银行，债务人为鸥宇公司，以鸥宇公司抵押物设定担保，该抵押行为并非对原借贷债务的抵押。因该新的债权未清偿，将抵押物变价产生之追偿债权，亦非实现担保清偿责任产生的追偿债权。故该担保责任的架构与上文分析本案争议反担保责任的架构完全不同，不能列入被告反担保范围之内。显然，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基础，因其与中信银行达成新的合意已不同于《反担保协议书》中担保的主债务，本案被告责任系基于主债务的从债务，原告不能以承担了（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3000万元违约责任向被告提起保证责任诉讼。（三）即使原告享有部分或全部债务的追偿权，但原告主张涉案债务已经超过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除斥期间。本案中在浙玻公司破产终结前，鸥宇公司已经对浙玻公司享有债权。在浙玻公司的破产程序中，鸥宇公司作为本案第一层担保关系的担保人，虽然其最终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未确定，但担保的替代偿还义务已经确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51条，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担保法》第32条，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保证人可以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权。因此鸥宇公司就未来可能会承担的担保责任而享有将来求偿权，并可以就该权利向浙玻公司申报债权，主张权利。退一步讲，即使鸥宇公司不能就将来求偿权进行申报，其在破产终结前，仍可以以确定的债权进行补充申报。鸥宇公司与浙玻公司、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民事调解系在浙玻公司被裁定破产终结之前。即在调解书达成时，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鸥宇需承担的担保债务数额及方式已经确定，公司已获得债权人身份。虽然此时鸥宇公司尚未实际完成债务的偿付，但其无需再行诉讼，履行只是程序问题。此时，鸥宇公司有权向浙玻公司进行补充债权申报，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第四十五条规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2019）最高法民终546号民事判决书亦曾指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其中的“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是指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亦即债权人在超过破产程序终结六个月后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故原告因自身原因并未在破产过程中（自2013年3月25日起）以及破产程序终结（2013年12月12日）后六个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因除斥期间届满而失去向保证人的追偿权利。（四）原告的追偿权已经超过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被告作为担保人享有抗辩权。本案担保关系中的主债权是担保人承担担保义务进行代偿后取得追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2014年11月实际代偿债务，其对主债务人浙玻公司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于2016年11月止。然至上述最迟期限，原告并未向浙玻公司主张债权亦未申报债权，涉案主债务诉讼时效已届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从债务人同样适用该诉讼时效抗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被告作为担保人，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况下，有权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涉案主债权因诉讼时效届满（自2014年11月起至2016年11月止）成为自然债权，债权人丧失胜诉权，被告作为保证人同样有权以此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冯鲁文的全部诉讼请求。另补充：一、本案所诉的债务数额并非经判决的法定债务数额，答辩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以及承担范围仍需法院审查确定。（一）、根据反担保协议无法直接确定答辩人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反担保与担保不同，在担保合同签订时并不以所担保的债权实际发生为前提，故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的范围、履行期限等都是不确定的，需根据日后主债权的实现情况来具体确定。所以，答辩人作为反担保人的担保债权，在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并不能确定，不能以鸥宇公司所担保的债权金额确定答辩人所担保的债权金额。（二）、担保债权的法定性决定了债务人自愿达成合计的债务对担保人不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人应依法承担担保债务，答辩人作为反担保人，所应承担担保责任是法定的。被答辩人与案外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调解，根据（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约定的金额承担了责任。（2013）民提字第208号所涉案件，经两审判决作出的判决均未生效，两审判决金额差距较大，被答辩人在再审程序中自愿承担了3000万元的还款责任。该3000万元债务系其自愿承担，未经答辩人同意，对答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本案中法院仍需结合具体案情来判定答辩人应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在第一层担保关系中，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作为债权人，浙玻公司作为债务人，鸥宇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法律关系中，中信银行存在违法贴现行为，对鸥宇公司构成欺诈，对于该违法贴现行为所产生的其他债权，不应由担保人鸥宇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答辩人作为担保人鸥宇公司的反担保人，依法所承担担保责任应以鸥宇公司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为限，所以，答辩人依法无需承担鸥宇公司自愿承担的3000万元债务。二、鸥宇公司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向保证人提出权利主张，除斥期间届满，其无权再行主张。在浙玻公司破产终结前，鸥宇公司已经对浙玻公司享有债权。在浙玻公司的破产程序中，鸥宇公司作为本案第一层担保关系的担保人，虽然七最终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未确定，但担保的替代偿还义务已经确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51条、担保法第32条，鸥宇公司就未来可能会承担的担保责任而享有将来求偿权，并可以就该权利向浙玻公司申报债权。由此可以证明鸥宇公司对浙玻公司享有债权。退一步讲，及时鸥宇公司不能就将来求偿权进行申报，其在破产终结前，仍可以以确定的债权进行补充申报。鸥宇公司与浙玻公司、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在2013年12月5日达成民事调解书，2013年12月11日，浙玻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申请称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主要分配公司已经完成。2013年12月12日，浙玻公司被裁定破产终结。在破产终结前，鸥宇公司需承担的担保债务数额及方式已经确定，即在调解书达成时，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鸥宇公司已获得债权人身份。虽然此时鸥宇公司尚未实际完成债务的偿付，但其应履行的债务数额及方式均已经由民事调解书确定，无需再行诉讼，履行只是程序问题。此时，鸥宇公司有权向浙玻公司进行补充债权申报，亦能证明鸥宇公司对浙玻公司享有债权。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4条，鸥宇公司因自身原因未进行将来求偿债权申报，而要求第二层担保关系中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在破产终结后6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其中的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是指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亦即债权人在超过破产程序终结六个月后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被告冯光成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反担保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民事调解书、中信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因为浙玻公司支付不了中信银行债务，由三被告在反担保协议书中明确承诺原告为浙玻公司偿付债务5年内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等。证据2.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11月15日通过拍卖其名下的不动产为浙玻公司代偿了最高院调解书中浙玻公司欠中信银行的款项。证据3.1.近远所法律服务合同、证明各1份、近远所开具的发票三份，拟证明一审中原告支付律师费20万元。3.2.天策所委托协议、解除委托协议、代理费发票各1份，拟证明原告因二审为实现债权支付5万元律师费。3.3.近远所法律服务合同2份、发票1份，拟证明支付再审律师费15万元。3.4.北京雄志所委托合同1份、代理费发票20份，拟证明原告再审支付律师费20万元。3.5.（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承担诉讼费84737元。3.6.38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判决书已经被撤销，提起了再审。证据4.绍兴中院的执行款划扣通知书等材料1组，拟证明抵押物于2014年11月5日以3318万元拍卖成交，2014年11月25日书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缴入共计3318万元，2014年11月27日执行款33079600元划付给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同年12月13日案件受理费绍兴中院扣划100400元，合计3318万元。被告徐玉娟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据1反担保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从未在反担保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无法看出系其签名，从原告提交民事判决书可看出原告没有为浙玻公司提供担保。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解书是原告自愿于2013年12月5日在最高院达成，按照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并未经被告确认，所以要以民事调解书要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原告一再否认其为中信银行提供抵押担保。对转账支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支票可以看出如果原告认为存在反担保协议，主债务人浙玻公司已经提供支票质押，原告应先向浙玻公司主张，但其并未主张而是向担保人追偿，违反了物权法第167条的规定，原告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系原告自愿为浙玻公司在最高院调解而达成，并未受到反担保人的追认，不应由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证据3，对近远所的2组法律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任何经办人签名盖章，是否代原告支付代理费作为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而且记账联发票也是开给快捷公司而非开给原告。虽约定20万元代理费，是否支付依据不足，按照反担保协议看，追偿范围并未包括原来的律师费，该协议仅是为实现反担保权，以前所支付的律师费不属于担保范围内。对天策所的法律委托合同及律师费发票有异议，判决书载明代理人也是近远所，即使有律师费发生也不属于反担保范围内。对再审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的律师费发票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委托的律师并没有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对原告主张委托雄志所不认可，即使支付了律师费也不属于反担保范围内。对省高院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如反担保存在，根据该判决书确认原告为浙玻公司的担保责任为1048.95万元，并非原告追偿的3300万元，即使有该判决也不应由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对最高院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其无关。被告冯鲁文经质证认为，证据1，反担保协议书及转账支票，对三性不认可，并非冯鲁文签订和出具。且需强调反担保协议中被担保债务是指鸥宇公司基于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2009年6月29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后所形成的债务。鸥宇公司作为债权人，浙玻公司作为债务人，反担保人为担保人，被担保主债务为鸥宇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结合上述抵押合同和（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在原告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的诉讼当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就原告的担保责任判决确认承担1048.95万元的赔偿责任（查明违法贴现行为），但之后原告放弃该有利诉讼判决，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调解书确认，原告单方同意支付中信银行绍兴分行3000万元，将原来单纯的抵押担保责任替换为清偿支付责任，并为该清偿支付责任设置抵押担保。整个过程并未通知被告，更未经被告书面同意。由调解书调解产生的原告支付责任，系新确立的债权，不为被告所担保。该新债中，债权人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债务人为鸥宇公司，以鸥宇公司抵押物设定担保。该抵押行为并非对原借贷债务的抵押。因该新的债权未清偿，将抵押物变价产生之追偿债权，亦非实现担保清偿责任产生的追偿债权。该担保责任的架构与上文分析本案争议反担保责任的架构完全不同，不能列入被告反担保范围之内。故该新责任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反担保责任无关。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执行裁定书、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真实性由法院确认，关联性，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债务经过法院拍卖程序，于2014年11月5日被买受人竞得，之后原告并未向主债务人和被告主张相应权利，已超过追偿诉讼时效和对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除斥期间。证据3，对（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至于关联性，与之前对民事调解书的意见一致，对证明、记账联（近远所）的三性不认可，无转账凭证，与本案无关，且律师费明显过高，对记账联（天册所）的三性不认可，无转账凭证，无天册律师代理行为，与本案无关，对发票（雄志所）的三性不认可，无转账凭证，无与本案相关信息，与本案无关，且律师费明显过高。对（2013）民申字第388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关联性，与之前对民事调解书的意见一致。证据4，对300万元诉讼费不认可，交款单位与原告无关，对2014年12月13日结算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被告徐玉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判决书2份，拟证明原告一直认为其未为浙玻公司向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提供抵押担保，现有反担保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根据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原告为浙玻公司向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的抵押担保责任为1048.95万元及相应利息，现原告要求追偿3318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2.调解书1份，拟证明该调解书是原告自愿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的付款协议，并非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不能因此向反担保人追偿。根据该份民事调解书，原告认为存在担保责任，应向主债务人浙玻公司追偿，现原告未向主债务人追偿，超过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不应向反担保人追偿。被告冯鲁文经质证对被告徐玉娟提供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冯鲁文向本院提供证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1、说明本案的一个基本情况：2012年6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玻公司重整申请。2013年3月25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浙玻公司破产。2013年12月5日，鸥宇公司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的（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2013年12月1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浙绍破字第1-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浙玻公司破产程序。2、证明原告主张的追偿权超过了对保证人主张的除斥期间。（因自身原因并未在破产过程中（自2013年3月25日起）以及破产程序终结（2013年12月12日）后六个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除斥期间届满）3、证明原告主张的追偿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涉案主债权因诉讼时效届满（自2014年11月起至2016年11月止）成为自然债权，债权人丧失胜诉权，被告作为保证人同样有权以此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4、由调解书调解产生的原告支付责任，系新确立的债权，不为被告所担保。该新债中，债权人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债务人为鸥宇公司，以鸥宇公司抵押物设定担保。该抵押行为并非对原借贷债务的抵押，将抵押物变价产生之追偿债权，亦非实现担保清偿责任产生的追偿债权。该担保责任与反担保协议中的反担保责任完全不同，不能列入被告反担保范围之内，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反担保责任无关。被告徐玉娟经质证对被告冯鲁文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徐玉娟、冯鲁文提供的证据一并质证认为，对4份裁判文书的三性均无异议，2份民事判决书因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提起再审，最高院对该案已进行提审，虽该两份文书客观存在但已失效。该民事调解书确定原告方的履行范畴。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不认可，其提到的除斥时间及诉讼时效属于法律适用的问题。诉讼中被告徐玉娟、冯鲁文申请对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书》中原告所称的被告徐玉娟的签名和被告冯鲁文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附鉴定费发票2份）。原告经质证对鉴定意见书的三性无异议。并明确反担保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为：在浙玻公司大会议室里，会议室中间用玻璃隔开，可以看到里面情况。签订当时反担保协议书拿到里面，看到被告冯光成与一戴眼镜女子在里面签字，之后被告冯鲁文再进去签字，签完后由浙玻公司财务拿出交给原告经办人王国梁。原告虽认可鉴定报告的三性，但即使徐玉娟的签名不是被告徐玉娟本人所签，也应由被告徐玉娟承担共同担保责任。对发票无异议。被告徐玉娟经质证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原告要求被告徐玉娟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有异议。原告陈述的签署过程可以证明原告不能确定在协议上签字的为被告徐玉娟，鉴定报告也已否定被告徐玉娟的签字，原告要求被告徐玉娟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冯鲁文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原告之前对协议形成过程的描述，结合本次庭审描述，其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很大，对协议本身的关联性和合法性都不认可。当时原告陈述王国梁是同一天办的，说的很清楚是徐玉娟先走，原告明确经办人王国梁认识三被告，与今天的陈述完全不一致，基于鉴定结论中徐玉娟签字虚假，其对鉴定报告指向的协议的三性不认可，该协议书系伪造证据。鉴定费应由原告承担。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关于《反担保协议书》，结合鉴定报告，本院对除徐玉娟签名以外的其他内容、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转账支票系原件，本院对真实性本身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和中信银行《最高额合同》复印件，被告冯鲁文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2号执行裁定书加盖有该院档案印章，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拍卖成交确认书虽系复印件，但结合上述执行裁定书，本院对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证据3，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证据4，可以证明执行款的流向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徐玉娟、冯鲁文提供的证据均为裁判文书或调解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书》载明：甲方（担保人即抵押人）：鸥宇公司，乙方（反担保人）：冯光成、徐玉娟、冯鲁文。2009年6月29日甲方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意把甲方公司所属位于绍兴市××路××号商业大厦作抵押为浙玻公司在2009年6月29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向该行发生债务提供3300万元抵押担保，根据《担保法》等有关规定，达成如下反担保协议：一、如浙玻公司未按时归还在上述担保期间发生债务，致使甲方依法承担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时，甲方有权向浙玻公司进行追偿，其追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为实现追偿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等其他费用；二、作为反担保人协议乙方浙玻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光成、徐玉娟夫妻及总经理冯鲁文自愿为上述债务向甲方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滞纳金、律师费等其他费用，保证期限以甲方为浙玻公司偿付债务后五年内有效；三、为使甲方为浙玻公司到期债务能够实现，浙玻公司提供建行杨汛桥支行转账支票一份作为抵押备用。原告在《反担保协议书》下方“甲方”处盖章。“乙方”处签有被告冯光成和冯鲁文的名字，冯光成和冯鲁文签名中间签有“（徐玉娟？）”。诉讼中被告徐玉娟、冯鲁文申请如下鉴定事项：①对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中被告冯鲁文的签名是否系被告冯鲁文本人所签进行鉴定；②对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中被告徐玉娟的签名是否系被告徐玉娟本人所签进行鉴定；③对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协议》中落款甲方处加盖的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的公章和乙方处的三个签名是否系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8月20日发函，告知本院经其初步审查，确认其受理的鉴定事项为上述第①、②两项，第③项因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对文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其不予受理。该鉴定中心出具杭华硕中心[2020]文鉴字第1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作出如下鉴定意见：1、标称日期为2009年6月29日《反担保协议书》上“（徐玉娟？）”签名字迹不是徐玉娟所写；2、标称日期为2009年6月29日《反担保协议书》上“冯鲁文”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本次鉴定产生鉴定费用25500元（徐玉娟）、26500元（冯鲁文）。原告提供的号码为FM/0206324900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的票面记载：出票日期为2009年11月，收款人为鸥宇公司，金额为3300万元，左下方“出票人签章”处加盖有浙玻公司财务专用章。2011年7月13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被告浙玻公司、鸥宇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诉请判令：1、被告浙玻公司立即归还贴现本金3000万元、并支付截至2011年6月20日止的利息2193480元，自2011年6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和双方合同约定计付，利随本清；2、被告浙玻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1万元；3、若浙玻公司不能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则原告有权对鸥宇公司提供抵押的绍市工商字第005624号抵押物登记证项下的解放北路180号7804.16平方米的房产经拍卖后优先受偿。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起诉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09年6月29日，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鸥宇公司签订编号为（2009）信银杭绍最抵字第7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为抵押权人，被告鸥宇公司为抵押人，被告鸥宇公司愿意为原告与债务人被告浙玻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09年6月29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因原告向债务人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叁仟叁佰万元。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和最高额度内，原告与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抵押人提供给抵押权人的抵押物为该合同附件（编号为075）“抵押物清单”（即解放北路180号房地产）所列明的财产。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抵押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双方就上述抵押物在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领取了绍市工商字第005624号抵押物登记证。通策公司向原告申请贴现时提供了一份其与被告浙玻公司之间关于燃料油买卖的合同及二十七张总计票面金额为3153.51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九张共计票面金额为1048.9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已经绍兴县国家税务局认证。又查明：被告鸥宇公司曾于2008年11月7日与原告签订过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以本案所涉抵押物为原告与债务人盛华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在叁仟叁佰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同日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后2009年6月29日，该抵押登记注销。还查明：2011年7月11日，原告与浙江**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越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委托华越律所律师代理本案诉讼业务，律师代理费为21万元。同月12日，原告向华越律所支付了上述律师代理费。并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浙玻公司归还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商业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3000万元，并支付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本金2000万元的利息自2010年3月27日起算，本金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0年3月28日起算）；二、被告浙玻公司支付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律师代理费21万元；三、如被告浙玻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则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有权以绍市工商字第005624号抵押物登记证项下的解放北路180号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额33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其余诉请。上述判决书其中载明鸥宇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淑芳、史红江。鸥宇公司不服上述（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7日受理，该院于2012年8月22日作出（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中信绍兴分行与浙玻公司分别于2009年9月27日、28日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综合授信额度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中信绍兴分行于2009年9月27日贴现2000万元，次日贴现1000万元。中信绍兴分行取得由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6月29日出具的抵押人鸥宇公司、抵押权人为中信绍兴分行、抵押合同为（2009）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75号等抵押物登记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一审法院的委托于2011年12月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一、2008年11月7日、合同编号（2008）信银杭绍最抵字第12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含附件《抵押物清单》）与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09年6月29日、合同编号（2009）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7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含附件《抵押物清单》）中“张慧丽”签名字迹墨迹的老化程度存在差异；不能确定二者中“鸥宇公司”印文、“张慧丽”私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异同。二、送检的标称实际为2008年11月7日的《鸥宇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抵押物评估作价协议书》、《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核保书》与标称时间为2009年6月29日《鸥宇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抵押物评估作价协议书》、《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核保书》中“张慧丽”签名字迹墨迹的老化程度存在差异；不能确定上述材料中“鸥宇公司”印文、“张慧丽”私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异同。三、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08年11月7日的《鸥宇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与标称时间为2009年6月29日的《鸥宇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中的“王国梁”签名字迹的老化程度存在差异。其他事实与（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一致。并判决：一、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变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如果浙玻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有权以绍市工商字第005624号抵押物登记证项下的解放北路180号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在1048.95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实现本案债权的相应费用的范围内优先受偿；二审案件受理费203591元，由鸥宇公司负担84737元，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负担118854元。上述判决书其中载明鸥宇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淑芳、史红江。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因不服（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388号民事裁定书，查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8日作出（2012）浙绍破字第1-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的管理人，2013年3月25日，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向该院申请宣告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该院于同日作出的（2012）浙绍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并裁定案件由该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上述民事裁定书载明鸥宇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淑芳和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烈锁。2013年1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再审申请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为与被申请人鸥宇公司、浙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6月25日以（2013）民申字第3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案再审审理期间，经该院主持调解，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鸥宇公司、浙玻公司协议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鸥宇公司同意，就本合同纠纷案件，鸥宇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前向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3000万元，逾期付款的，应向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支付人民币3300万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鸥宇公司支付完毕后，三方确认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不再就鸥宇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范围的金额向浙玻公司主张（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责任，鸥宇公司享有对浙玻公司的追偿权，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不得再就浙玻公司向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所负债务向鸥宇公司主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在鸥宇公司支付上述第一条所列款项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对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因本案申请抵押的绍市××号××房产的解押手续；三、如果鸥宇公司在2014年4月1日前未履行协议第一条项下的义务，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有权拍卖上述抵押房产并依据协议第一条从变卖上述房产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上述调解书载明鸥宇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史红江和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五荣。原告陈述其因上述纠纷支出律师费共90万元并提供了增值税发票等凭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2）浙绍破字第1-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该院于2012年6月28日裁定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对浙玻公司的重整申请。2013年3月25日，该院裁定终止浙玻公司重整程序，宣告浙玻公司破产。2013年12月12日，该院裁定终结浙玻公司（含并入破产的浙江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浙江长兴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平湖玻璃有限公司、浙江绍兴陶堰玻璃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被执行人为鸥宇公司，该院在执行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鸥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1号执行裁定书，于2014年11月5日对被执行人鸥宇公司位于绍兴市××路××号房产进行拍卖，买受人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最高价3318万元竞得。并裁定被执行人鸥宇公司位于绍兴市××路××号房产归买受人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号码为1300125633的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执行）载明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交款单位为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金额为300万元。号码为1300125653的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执行）载明时间为2014年11月25日，交款单位为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金额为3018万元。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执行款划付通知书》2份，其中1份载明：财务办：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被执行人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号案件已执行3318万元，请将款项33079600元，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该款2014年11月25日由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缴入。另1份载明：财务办：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被执行人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号案件已执行3318万元，请将款项100400元，划本院诉讼费账户，该款2014年11月25日由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缴入。号码为1300198549的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执行）载明时间为2014年12月13日，案号为（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号，交款人为鸥宇公司，负担诉讼费金额为100400元。（2014）浙绍执民字第113号案件执行日志其中载明：执行根据为（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被执行人鸥宇公司，执行标的为3300万元。执行情况：承办人于2014年4月8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告知书等材料，现在执行中因被执行人鸥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粱恶意伪造租赁合同对抗法院执行，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移送绍兴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经过三轮拍卖于2014年11月5日浙江书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3318万元价格竞得。申请人执行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同意受偿33079600元后终结本案执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本案系主债务人浙玻公司以外的保证人为担保原告对浙玻公司追偿权的实现而提供保证反担保引起的纠纷。根据庭审调查和原、被告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追偿权诉讼时效有无超过，如追偿权（主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被告作为保证反担保人是否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应在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张保证责任的规定是否适用于本案；三、（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结果是否影响保证反担保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五、原告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一、关于诉讼时效。被告冯鲁文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原告于2014年11月代浙玻公司清偿债务，其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二年应自代偿之日起算，原告未在诉讼时效内行使追偿权，被告作为保证人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规定，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本院认为，企业法人因破产程序终结而终止，债务因其法人终止而不再清偿。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5日裁定宣告浙玻公司破产，于同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浙玻公司破产程序。原告代浙玻公司清偿了债务，但其清偿时间发生在浙玻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近两年，原告已无法向浙玻公司行使追偿权。但债务人破产并非债权消灭的原因，债权人依照破产程序未得到全部清偿的债权，除非该债权人有免除的意思表示外，并不因为债务人破产而消灭。保证人和其他连带责任的债务人并不因为债务人破产而免除保证和连带责任，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不受影响。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以其未受清偿的债权部分，向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继续追偿。对此，相关法律亦已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也规定，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的，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受偿后，对受偿不足的部分，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以原告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从而其作为保证人也可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应在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张保证责任的规定是否适用于本案。被告冯鲁文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第二款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上述六个月应为除斥期间且应是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本院认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如何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49号）中，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仅适用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时保证期间尚未届满，而在债权人申报债权参加清偿破产财产程序期间保证期间届满的情形。即在上述情况下，考虑到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期间不便对保证人行使权利，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对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通过该批复内容可看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解释目的是为赋予债权人一种选择权，债权人可在破产重整程序期间行使诉权，也可在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行使诉权。实际上是因破产重整而引发的债权人行使权利的不便而对债权人的一种特殊保护，通过对保证期间予以延长的手段来弥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如对此作相反理解，即对债权人行使诉权进行限制，将与司法解释的初衷相悖。本案《反担保协议书》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自原告为浙玻公司偿付债务后五年，该保证期间远超过上述除斥期间，故被告冯鲁文抗辩援引的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本案。三、（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结果变更了《反担保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告鸥宇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该变更是否影响反担保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被告冯鲁文认为，《反担保协议书》约定原告鸥宇公司为浙玻公司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反担保人就鸥宇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对浙玻公司享有的追偿权提供保证反担保，但上述调解书确认原告鸥宇公司为直接付款人，同时鸥宇公司以其抵押物为其直接偿付义务提供抵押担保，追偿权的基础债权已经发生变化，即主债务已发生变化，保证责任属于从责任，故反担保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无论（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最终确认原告鸥宇公司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鸥宇公司都是基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主张与鸥宇公司之间存在抵押担保合同法律关系而承担法律责任，鸥宇公司承担责任的本质均是为履行《反担保协议书》约定的抵押担保义务，其履行义务之后仍对浙玻公司产生追偿权，反担保人担保的主债权并未发生变化，且上述调解结果并未加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故本院对被告冯鲁文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四、原告要求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应如何确定。被告冯鲁文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原告鸥宇公司承担10489500元担保责任，后原告放弃该有利诉讼判决，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达成（2013）民提字第208号民事调解书同意支付3000万元。调解书所确认原告的支付责任相较于原终审判决明显加重了反担保人的责任且未经反担保人同意，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判断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先确定债权人和债务人有无协议变更主合同。原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诉浙玻公司、鸥宇公司案的一审、二审判决结果并非浙玻公司和鸥宇公司对主合同内容确认或变更的结果，而是其被动接受法院裁判的结果，故再审调解结果与一、二审判决结果不一致，也非上述法律规定的协议变更主合同的情形。被告冯鲁文仅截取上述法律规定中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结论进行解读而有意避开形成该结论的前提条件，系断章取义。同时，所谓再审，其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上述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时，其二审判决结果已处于不确定状态，即使未调解，被告冯鲁文认为的“有利判决结果”也有可能被改判成加重其保证责任，故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亦不予采信。现原告鸥宇公司已代浙玻公司履行了债务3318万元，原告有权要求反担保人按照《反担保协议书》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但反担保人承担的保证责任应以约定的保证范围为限。《反担保协议书》约定追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务及为实现追偿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等其他费用，反担保人为上述债务向原告提供反担保。但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均不是因实现追偿权而支出，其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律师费并无相应依据。另，协议书还约定保证范围包括利息，虽浙玻公司已于2013年3月25日被宣告破产，但《破产法》关于债权停止计息是立法对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所作的特别规定，而保证人并未进入破产程序，所以对其的债权不应当停止计息，故原告仍可向反担保人主张利息损失，但利息损失起算点应为法院通知拍卖款扣划之日即2014年11月27日。此外，原告还承担了二审判决确定的诉讼费84737元，因主债务人对相关债务负有终局责任，原告因原中信银行绍兴分行起诉的案件支出的诉讼费，有权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冯光成、冯鲁文对上述3318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二审诉讼费8473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保证人对利息承担责任的方式作以调整），同时对律师费部分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另，经司法鉴定，《反担保协议书》上原告所称的被告徐玉娟的签名并非被告徐玉娟所签，虽徐玉娟认可其当时与被告冯光成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要求被告徐玉娟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关于徐玉娟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冯光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冯光成、冯鲁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清偿给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款项人民币3318万元及该款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和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冯光成、冯鲁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清偿给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款项人民币84737元；三、驳回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2623.68元，由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负担5601.14元，由被告冯光成、冯鲁文共同负担207022.54元，被告冯光成、冯鲁文共同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本案鉴定费用，被告冯鲁文申请鉴定产生的鉴定费26500元，由被告冯鲁文承担。被告徐玉娟申请鉴定产生的鉴定费25500元，由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承担，该笔鉴定费已由徐玉娟预交，原告浙江鸥宇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徐玉娟。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琪喆人民陪审员  潘立洁人民陪审员  王惠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孟琼菲?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