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8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89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学英，女，193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建平，男，197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襄阳市绿野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萍，女，1967年7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襄阳市樊城区。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庆，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军、张学英因与被上诉人段建平、吕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3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军及其与上诉人张学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巍、被上诉人段建平、吕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庆、王虎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军、张学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段建平、吕萍共同偿还王军、张学英借款673250元；2.段建平、吕萍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3.一、二审诉讼费由段建平、吕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现金311250元的借条认定未生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郭洪珍生前自2009年起一直在农村、乡镇往来从事粮食收购、加工生意，生意往来中使用大量现金结算，符合2015年以前的农村、乡镇交易习惯，包括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郭洪珍生前的银行流水，可以说明郭洪珍生前的资金结算中，鲜有用到银行转账的方式，并且郭洪珍生前有使用保险柜的习惯，郭洪珍生前在家存放大量现金具有高度盖然性。2、被上诉人段建平在2012年6月1日给郭洪珍出具的是“借到”现金311250元的借据，与被上诉人段建平2012年6月15日注册设立襄阳市绿野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时间相吻合，在农村修建养猪场，需要大量物资材料，在当时的市场交易环境下需要用大量的现金进行交易，结合二人之间后续现金借款的交易习惯，显然郭洪珍出借给被上诉人311250元的现金的事实符合当时市场交易的习惯及郭洪珍与段建平之间的交易习惯的。3、被上诉人段建平在原审辩称其2012年6月1日未收到311250元的现金，也未收回该311250元的现金借据，但是却在仅仅时隔两个月即2012年8月3日收到147000元的现金，并且又另外出具该147000元的现金借据，但未注明有“此前311250元现金借据作废”或者“尚有164250元未收到”等类似意思的表述，甚至连同后续多笔现金达到362000元的多张借据中都未做出过没有类似的意思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也进一步反证被上诉人段建平2012年6月1日收到311250元现金的事实。二、原审判决将其余362000元借款以被上诉人段建平银行转账30万元款项予以扣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郭洪珍与被上诉人段建平其双方都有实体业务经营，资金往来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郭洪珍不是以借贷来赚取利息，并且每一笔借款被上诉人都出具有借据，说明二人之间有出具条据的交易习惯。2、被上诉人段建平通过银行还款30万元，却不收回借款，也不要求郭洪珍给其出具还款收据，明显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二人之间形成的交易习惯。3、相反，被上诉人段建平仅有银行转款记录而不能提供郭洪珍出具的还款收据，恰恰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段建平已经从郭洪珍处收回该30万元的借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包含该30万元已还款项的事实。三、原审判决对本案借款不予认定为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借款由被上诉人段建平用于经营养殖场，二被上诉人是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吕萍无其他职业，显然其夫妻二人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经营养殖场所得，上诉人多次到养殖场向被上诉人段建平主张债权，被上诉人吕萍也皆在该养殖场参与日常经营，2020年5月27日出警记录也证明被上诉人吕萍在养殖场的事实。2、另外，从互联网公开资料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5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处于长期下跌周期，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养殖成本也一直高企，生猪养殖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每头生猪亏损260元至360元，直至2015年养殖成本回落后，2016年生猪价格才有所回升。2018年至2019年生猪价格又经历一个下跌周期，2019年底才又有所回升。由此可见，生猪价格下跌期间与被上诉人段建平从郭洪珍处数年密集性的借款时间、次数也可以相互印证，同时也能够证明本案借款由被上诉人段建平用于二被上诉人共同经营养殖场及二人共同生活，由此本案借款应当认定为二被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段建平在2012年6月1日给郭洪珍出具的是“借到郭洪珍现金311250元”的借据，其“借到郭洪珍现金311250元”所表述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的情形，即“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借款合同生效的情形。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错误的适用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作出错误的判决。2、原审判决已核实载明被上诉人吕萍为无业，并且也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共同经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即“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原审判决在错误认定本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错误地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作出错误的判决。段建平、吕萍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判决对第一笔借款311250元未生效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该笔借款生效的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将段建平以银行转账方式偿还给上诉人的30万元从借款金额中扣减，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公正。原审判决不予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正确。王军、张学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段建平、吕萍共同偿还王军、张学英借款673250元；2.段建平、吕萍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3.诉讼费由段建平、吕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军系郭洪珍的儿子，张学英系郭洪珍的母亲。郭洪珍长期从事粮食加工、收购生意，与段建平认识多年。2012年至2013年，段建平多次向郭洪珍借款。2012年6月1日，段建平向郭洪珍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郭洪珍现金叁拾壹万壹仟贰佰伍拾元整（311250元）”；2012年8月3日，段建平向郭洪珍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147000元；2013年1月2日，段建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4万元；2013年4月2日，段建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5万元；2013年11月13日，段建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35000元；2013年12月1日，段建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4万元；2014年2月21日，段建平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现金5万元。2016年1月15日，段建平向郭洪珍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后于同年9月4日转账15万元，于2017年9月14日转账5万元。2019年10月22日，郭洪珍因交通事故去世，生前未留下遗嘱，王军、张学英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郭洪珍去世后，王军在遗物中发现段建平出具的七张借条，现与张学英提起诉讼。另查明，段建平与吕萍系夫妻，二人于2007年7月24日登记结婚。诉讼中，段建平陈述2012年6月1日借条中的311250元系郭洪珍生前与其商量投资开办养猪厂的投资，但之后郭洪珍没有出资，也没有撕毁借条；认可郭洪珍以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提供另外6笔借款款项，但大部分款项已偿还。王军陈述其并不了解郭洪珍出借款项的交付方式，也不知道郭洪珍与段建平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段建平向郭洪珍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郭洪珍去世后，王军、张学英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争议在于郭洪珍是否实际提供2012年6月1日借条中的311250元。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借条虽然可以作为确定借贷关系和认定借款事实的初步证据，但并不必然证明有借款事实存在。本案中，王军、张学英以持有的七张借条提起诉讼，段建平否认向郭洪珍借款311250元和郭洪珍提供该款项，双方争议款项金额较大，王军、张学英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来源、出借方式等事实，但二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定。段建平自认收到后六笔借款，一审法院确认其向郭洪珍借款362000元，且已偿还30万元，在郭洪珍去世后，其应向王军、张学英偿还剩余62000元。后六张借条均未载明还款期限和利息，结合王军、张学英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利息以62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王军、张学英主张本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应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王军、张学英要求吕萍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段建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军、张学英62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6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军、张学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32元，减半收取5266元，由王军、张学英负担4781元，段建平负担485元。二审中，上诉人王军、张学英申请证人郭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郭洪珍向段建平交付了311250元的现金。被上诉人段建平、吕萍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不属实，证人与上诉人系亲属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本案的依据，证人的陈述不客观，其清楚记得是311250元，但不清楚是哪一天，对上诉人有利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不利的只字不提，证人陈述借款时间为收稻子的时候，但借条载明的时间为6月1日，此时并不是收稻子的季节，证人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本案中有7张借条，证人不提其他6笔，唯独对有争议的311250元出现在现场，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常理。证人证言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进行综合评判。被上诉人段建平、吕萍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郭洪珍是否向段建平交付了2012年6月1日借条约定的311250元款项；二、段建平向郭洪珍银行转账的30万元是否系其向郭洪珍的还款；三、本案债务是否是段建平与吕萍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评判如下：一、郭洪珍是否向段建平交付了2012年6月1日借条约定的311250元款项。上诉人王军、张学英上诉称郭洪珍生前在生意往来中大量使用现金，段建平修建养猪场需要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结合郭洪珍与段建平后续的现金交易，可以认定郭洪珍交付311250元现金给段建平符合当时市场交易习惯及郭洪珍与段建平之间的交易习惯，且在后续的借条中未注明311250元借条已作废等，也能反证段建平已经收到311250元现金，故被上诉人应当偿还该311250元。被上诉人段建平否认收到该3112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仅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提起诉讼，被告否认借贷事实发生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王军、张学英主张郭洪珍已向段建平交付311250元现金，段建平予以否认，而一审中上诉人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实已提供2012年6月1日借条约定的311250元款项，二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系王军的舅舅，其与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证明力较弱，且无其他交付款项的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证明郭洪珍已向段建平交付了311250元。而312250元数额较大，在没有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借条不足以证明郭洪珍已实际提供款项，上诉人王军、张学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上诉称郭洪珍已交付311250元款项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二、段建平向郭洪珍银行转账的30万元是否系其向郭洪珍的还款。上诉人王军、张学英上诉称段建平银行转账的30万元并非还款，郭洪珍与段建平之间还有其他业务往来，段建平在向郭洪珍转账后未要求郭洪珍出具收据或收回借条，恰好可以证明段建平已从郭洪珍处收回该30万元的收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包含该30万元。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郭洪珍与段建平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或者偿还向郭洪珍借的其他款项，本案中段建平银行转账的30万元应当认定为其向郭洪珍的还款。故上诉人上诉称段建平转账的30万元并非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债务是否是段建平与吕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案涉借款金额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吕萍未在借条上签字，事后亦认为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案涉借款用于段建平与吕萍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军、张学英主张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吕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军、张学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12元，由王军、张学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闫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