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1民初28号原告：雷某1，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原告：胡某某，女，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原告：雷某2，男，201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刘某某（雷某2之母），女，199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原告：雷某3，女，201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法定代理人：伍某某（雷某3之母）,女，199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智，重庆渝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微，男，1991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铜梁区。被告：冉光菊，女，198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懂红伟，男，198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哨镇，现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陈久长，男，1977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铜梁区，现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官世国，男，196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官东，男，199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胡元刚，男，197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胡元林，男，197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官勇，男，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被告：官亚非，男，197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与被告周微、冉光菊、懂红伟、陈久长、官世国、官东、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某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智、被告周微、冉光菊、懂红伟、陈久长、官世国、官东、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由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23252元、被扶养人(雷某2、雷某3)生活费326079元、丧葬费40884元、死亡赔偿金697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720元共计1138715元的20%即227743元；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5日，周微因雷某4、懂红伟、陈久长在官世国家中帮忙，次日周微遂请雷某4、懂红伟、陈久长等被告到展图映月对面的酒壹捌大排挡就餐。雷某4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前往就餐，与雷某4同桌的有周微、官世国、陈久长、懂红伟等被告。当晚23时许结束用餐时，雷某4遂驾驶摩托车离开，在行驶至铜梁区迎宾路城南桥路段时，车辆撞于桥头路沿石及花台上，造成雷某4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10月7日4时许死亡。原告认为，被告等人与雷某4一起饮酒后，应当劝阻雷某4驾驶机动车，并护送其回家或通知其家属，但被告没有尽到此义务，对雷某4的死亡负有过错责任。为此提起诉讼。被告周微辩称，因他请雷某4、懂红伟、陈久长到冉光菊的父亲（周微的前岳父）家中帮忙换电线，当晚周微请帮忙的人和其他被告同桌吃饭属实，但周微没有劝酒，也曾劝阻雷某4酒后不要开车，且雷某4的准驾车型不符，驾驶的是报废车，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被告冉光菊辩称，当晚她和其他被告同桌吃饭并饮酒属实，有些人没喝酒，在当晚11点钟最后走的是她和周微、雷某4、懂红伟，其余意见同周微的辩称意见一致。被告懂红伟辩称，他与雷某4及其他被告同桌吃饭饮酒属实，但最后离开时雷某4先走了，他没看到雷某4离开，故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陈久长辩称，雷某4应当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且他在当晚九点多就走了，故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其余同周微的辩称意见一致。被告官世国辩称，其与雷某4及其他被告同桌吃饭饮酒属实，但他在当晚九点多钟就走了，比雷某4走得早，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官东辩称，他是官世国的儿子，当晚周微请客吃饭，其与雷某4及其他被告同桌吃饭属实，因他要开车没喝酒，且他和官世国在当晚九点多钟一起走了，故其不应承担责任。被告胡元刚辩称，他和胡元林、官勇、官亚非在官世国家帮忙后官世国喊吃便饭，其当晚与雷某4及其他被告同桌吃饭饮酒属实，但喝酒是大家自愿的，他和胡元林、官勇、官亚非在当晚8点过10多分钟就走了，当时雷某4没有走，故其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胡元林辩称，同胡元刚的辩称意见一致。被告官勇辩称，同胡元刚的辩称意见一致。被告官亚非辩称，他没有喝酒，也没有劝阻义务，其余同胡元刚的辩称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被告周微与冉光菊原系夫妻，二人于2013年4月登记结婚，于2019年4月9日登记离婚。2019年10月6日，因冉光菊父母让周微到其家中整改线路，周微遂邀请雷某4（本案事故死者）与被告懂红伟、陈久长三人一起到冉光菊父母家帮忙，当天周微遂邀请雷某4等人当晚到位于铜梁城区晏滨路的酒壹捌大排挡吃饭，并告知了冉光菊。当天周微与冉光菊在铜梁城区会合后，周微又邀请了被告官世国、官东一家及在官世国家装修房屋的被告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一起吃饭。当晚，冉光菊搭乘周微驾驶的摩托车前往就餐，雷某4驾驶渝CS5×**号摩托车前往就餐，懂红伟搭乘陈久长驾驶的摩托车前往就餐。当晚7点过饭局开始，与雷某4同坐一桌的有被告周微、冉光菊、懂红伟、陈久长、官世国、官东、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共11人。席间，除官东和官亚非外，其余9人均喝了酒。当晚20时15分许，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一起离开餐馆。当晚21时23分许，陈久长离开餐馆。当晚21时53分许，官世国、官东及家人离开餐馆，最后剩下周微、冉光菊、懂红伟与雷某4四人。周微买单后，四人于当晚23时26分许一起走出餐馆，雷某4、周微、懂红伟分别驾驶自己来时所骑乘的摩托车，冉光菊搭乘周微驾驶的摩托车，相继离开，周微与冉光菊、懂红伟一同去KTV唱歌。雷某4驾驶摩托车离开餐馆沿迎宾路由晏渡路方向往营盘路方向行驶，当晚23时20多分，当雷某4行至铜梁区迎宾路城南桥路段时，车辆撞于桥头路沿石及花台上，造成车辆受损、雷某4受伤的交通事故。雷某4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4时许死亡。原告为此支付雷某4的住院医药费共计23252.24元。2019年10月8日，经铜梁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委托重庆市铜梁司法鉴定所对雷某4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雷某4因车祸伤致肝、脾、肾破裂，大量失血致失血性休克、循环衰竭死亡。2019年10月8日，经铜梁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雷某4血液中的乙醇进行定性定量检测，雷某4血样中乙醇含量为56.6豪克/100毫升。2019年10月7日，经铜梁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委托重庆市安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摩托车在事发时的行驶速度应为39公里/小时、该车前照明装置未见异常，行驶、传动、转向和制动系统性能有效。2019年11月11日，该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认定，雷某4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尽观察义务观察道路情况，其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雷某4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明，死者雷某4，男，出生于1989年5月25日，生前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铜梁区×村**，原系农业家庭户口，于2018年6月经征地拆迁。雷某4生前于2018年2月开始先后租住在重庆市铜梁区西环路南段、铜梁区南城街道民福街69号1-3，期间从事水电安装等工作。雷某4生前取得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其事发时所驾驶的渝CS5×**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检验有效期止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再查明，原告雷某1、胡某某系雷某4的生父生母，原告雷某2系雷某4与其前女友刘某某非婚所生儿子，原告雷某3系雷某4与其前妻伍某某所生女儿。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院证、诊断证明、住院医药费收据及费用清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法医学尸表检验鉴定意见书、乙醇定性定量司法鉴定意见书、车速司法鉴定意见书、车辆性能司法鉴定意见书、常住人口登记卡、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拆迁补偿及安置明细表、居住证明、房屋出租协议及出租人的身份证、租赁房屋的产权证、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对被告周微、官世国、懂红伟、陈久长、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就该事件所作的询问笔录、被告的常住人口信息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这些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并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原告近亲属雷某4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巨大安全隐患，但仍然酒后驾车途中碰撞于路沿石后死亡，对死亡后果的发生，雷某4自身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冉光菊与周微虽已离婚，周微仍接受冉光菊父母安排到其家中干活，周微另请了雷某4等人一同帮忙，并邀请雷某4等人当晚一起吃饭，冉光菊均知晓此事，并全程参与就餐，其与周微、雷某4等人同桌饮酒至最后散场，周微与冉光菊均应系当晚饭局的邀请者、组织者，二人对酒后的雷某4均负有一定照顾、扶助、护送的安全义务，但二人在结束饮酒后没有对雷某4尽到劝阻其驾车、护送、照顾或通知其家人的注意义务，任由酒后的雷某4驾驶摩托车离开，周微、冉光菊对雷某4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懂红伟与雷某4一起饮酒至最后散场，对酒后的雷某4同样负有一定照顾、扶助、护送的安全义务,但其未劝阻雷某4酒后驾车,而任由雷某4驾车离开，未完全尽到上述义务,被告懂红伟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全案，雷某4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其酒后驾车所致，被告周微、冉光菊、懂红伟的过错对其死亡的影响较轻微，故本院确定由雷某4自负90%的责任，周微承担4%的责任，冉光菊承担4%的责任，懂红伟承担2%的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陈久长、官世国、官东虽与雷某4同桌就餐或饮酒，但本案无证据证明该七人对雷某4有过度劝酒行为，且该七人均先于雷某41小时至2小时以上离开餐馆，对离开后的情况不可预知，对雷某4死亡后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该七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费用，本院审查核定如下：1、医疗费23252元，其请求符合本案客观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雷某4生前户籍虽然在农村，但其户籍地房屋在事发前已拆迁，且其事发前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并有正当生活来源，故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按34889元/年的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雷某4死亡时为30周岁，其死亡赔偿金应为697780元（34889元/年×20年）。关于雷某2、雷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本案事发时，雷某2、雷某3年龄分别为8周岁、1周岁，被扶养年限分别为10年、17年，扶养义务人均为雷某4与雷某2、雷某3的生母共2人。因雷某4应按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24154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先限制年赔偿总额后再乘残疾赔偿系数”的方法，分段计算如下：第1-10年，被扶养人有雷某2、雷某3二人，因二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4154/2+24154/2）元，即刚好等于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4元，故其年赔偿总额为2415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54元/年×10年＝241540元；第11年-17年被扶养人为雷某3一人，因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54/2元，未超过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4元，应当据实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154元/年×7年÷2人＝84539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相加后共计32607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项下，故本院主张死亡赔偿金共计1023859元(697780元+326079元)。3、原告请求的丧葬费40884元(6814元/年×6个月)，符合本案客观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原告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案损害主要系由原告亲属雷某4自身原因造成，原告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5、原告请求的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720元（80元/人/天×3人×3天），综合本案客观情况，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得以本院支持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23252元、死亡赔偿金102385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40884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720元，共计1088715元。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责任大小，由周微赔偿原告43548.60元（1088715元×4%），由冉光菊赔偿原告43548.60元（1088715元×4%），由懂红伟赔偿原告21774.30元（1088715元×2%）。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因雷某4死亡的损失费共计43548.60元。二、被告冉光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因雷某4死亡的损失费共计43548.60元。三、被告懂红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因雷某4死亡的损失费共计21774.30元。四、驳回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对被告胡元刚、胡元林、官勇、官亚非、陈久长、官世国、官东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9元（已减半），由原告雷某1、胡某某、雷某2、雷某3负担692元，由被告周微负担31元，冉光菊负担31元，懂红伟负担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四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