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3民初12071号原告：杨建新，男,194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华，女,系原告杨建新的妻子。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838122183B。负责人：庄建贞。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璐，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建新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花望路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朱丽君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以下简称昆山工行）的主体应诉，原告对此并无异议。原告杨建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华、被告昆山工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提款机盗刷3000元，查清还给原告。2.给原告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份刷卡查询一直到9月30日不见退休工资出现，只出现1000元。觉察不对，当即打明细，上面记载9月13日退休金4316元入帐，9月22日两笔取出共3000元。原告是沈阳人，沈阳办的卡，又赶上过十一国庆节，还有沈阳的房子要交冬季采暖费，回沈阳办理。到沈阳铁西工商银行询问，结果：自家人取了忘了可能性大。无奈原告到铁西保工派出所报案，民警说要到事发地办，要抓紧，于是12月16日回花桥办。12月17日去了花望支行，工作人员说只有李永钢主任会弄录像，查找9月22日谁取钱的问题，明天再来。12月18日李主任给原告用手机展示了一个走进银行和走出银行的视频，同时左边画面和右边的时间一动会脱节，确定是原告取的钱，并问这人是你不?原告只好报警了。12月19日上午找到了花桥公安派出所并记了笔录。原告曾多次去昆山市中国人民银行咨询。12月31日银行工作人员让原告到花望支行打9月22日的流水号，证明此事发生在花望支行，而且记载是新客户，这表明是新卡，用它9月22日取的两笔3000元。原告9月份直到30日取出账面1000元，只取款一次。9月份以来刷卡一直无退休金出现。不可能22日有钱取出，明细上还出现余500元，每月500元以上原告一并取出，这说明他们背地里已经计算好钱数和视频和时间。原告曾多次去昆山市公安局咨询：2020年1月16日，去花桥派出所询问时，民警说工商总行没有查出2019年9月22日11点30分提款机的视频有原告去取款。花望支行为了确定是原告取出的钱，又把视频的的时间从右侧拉到了上面，写成数字2019.9.22.11：37了!事实是这样的：9月22日这天原告连查询都没有去，原告生活日记里写着：这天阵雨，到巷浦农贸市场公厕对面药房买药，然后走到光明路去花桥农贸市场，又去了万客隆超市。人没有去银行，竟有视频，证明是假的。进银行和出银行不能证明取钱行为，这说明了错误在花望银行，理当还钱。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昆山工行辩称：第一，昆山工行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本案案由是银行卡纠纷。根据案由规定银行卡纠纷系储蓄合同纠纷下的一个子分类，司法实践中也将包括伪卡交易在内的盗刷纠纷案由确定为储蓄合同纠纷，而储蓄合同是发生在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的，原告案涉银行卡发卡行经查询为辽宁沈阳分行下的某一个网点，原告依法应向其主张权利。在苏州的生效判例中，无论交易发生在哪里或哪个银行，最终都有发卡行承担责任，并且基于储蓄合同是发卡行对持卡人资金的管理业务，与盗刷案件互不影响，故只有在储蓄合同纠纷中才能排除先刑后民的结果。如果是适用其他的案由，必须要按先刑后民的规定，故被告实际是希望帮助原告尽快实现其权利。第二，从本案的证据看，原告也未能证明事发时人卡未分离的基本事实，这恰恰是储蓄合同纠纷中持卡人最为核心的举证义务，在此基础上发卡行才需要就其卡片信息、资金安全等保管义务进行反对性举证，故原告目前就其诉讼请求未完成举证义务。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和证据认证。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建新陈述，原告户籍为沈阳市，现已退休，原告持有的社会保障卡系在沈阳市工商银行开卡的账户，每个月发放退休金4000元左右。原告就此提供社保卡一张，该社保卡载明：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工商银行，姓名杨建新，发卡日期2012年12月，卡号62×××62。原告杨建新陈述，该张社保卡有密码，密码只有原告夫妻两人知道；2018年11月原告从沈阳来到昆山花桥生活，涉案的这张社保卡，原告大概在每个月15日或16日取款一次，一般取4000元，原告大概自9月中旬到月底期间经常去银行查询，大概去了四五次，都显示只有几百块钱，原告以为退休金没有发，一直到9月30日查询才出现一个整数1000元，原告就取出来了，取完以后感觉钱不对，就去大厅里面的自助机器打明细，明细打印出来以后，才发现9月13日的进账，还有9月22日被取出了3000元，另外发现卡里还有五百元左右。原告就此提供工商银行的业务凭证一份和取款凭条一份。其中，业务凭证载明：ATM机号11023360，2019年9月22,11：37:14，新客户，卡号62×××62，11：37:19，交易介质【芯片】，主账号62×××62，应用ID：A000000333010101，11：37:39，取款2000元，取款授权成功；11：38:09，钞票被取走；取款1000元，端机索引：008707，取款授权成功；端机索引：008708，11：38:40，返回码：00，11：38:51，钞票被取走；查询，端机索引：008709，11：39:16，返回码：00，11：39:19,银行卡退出。取款凭条载明：交易日期及时间：2019年9月30日12:20:54，受理银行行号2317，ATM编号11023360，交易序号002252，卡号62×××*2（芯片），金额1000元。该取款凭条上由原告手写内容为“建新5**余，欠发工资本月，9月30日”。原告杨建新陈述，原告提供的上述业务凭证是2019年12月30日人民银行让昆山工行花望路支行的人员以及派出所的人员一起到花望路支行打印取得的，凭证上标注的是“新客户”，故原告怀疑有人伪造了一张新卡盗刷，怀疑是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盗刷。被告昆山工行对原告提供的上述业务凭证的真实性认可，该业务凭证能证实2019年9月22日涉案银行卡有取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盗刷，银行卡上标注的“新客户”，指的是该ATM机插入一张银行卡操作拔出后，再插入另一张银行卡即会显示“新客户”；对取款凭条真实性认可，对原告手写部分内容不认可。原告杨建新还提供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并陈述该张明细表是原告自己从昆山工行花望路支行的自助机器上打印的。该张交易明细表载明，卡号62×××62，户名杨建新，昆山花望路支行；2019年9月22日，ATM取款2000元，余额2532.86元；2019年9月22日，ATM取款1000元，余额1532.86元；2019年9月30日，ATM取款1000元，余额532.86元。被告昆山工行对该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杨建新陈述，其于2019年9月30日发现自己的涉案银行卡被取款3000元，当时以为下个月会补发过来，以为银行弄错了，所以没报警，后来大概在10月20日左右回到沈阳，10月底左右在沈阳保宫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做笔录，还说可能是原告家里人取的，让原告去事发地报警，原告先去铁西的工商银行，他们也以为是原告家里人取的，原告询问儿子其说没取，后来原告大概在12月14日回到昆山，后于2019年12月19日至花桥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做了笔录，还说从工商银行总行调了监控，说不是原告取的钱，花望路支行的负责人李永刚看了录像，之后说原告9月22日到过银行，但实际上当天原告夫妻两都没去过银行。被告认可公安机关确实向被告进行过调查，但因原告报警时间较晚，故已经无法调取事发ATM机前的监控视频，被告遂将可以调取到的9月22日当天服务大厅门口的监控视频提供给派出所。审理中，被告根据法院调查提供视频监控影像一段。被告称，该视频是昆山工行花望路支行人工服务大厅门口的监控所拍摄，该监控对着涉案的取款ATM机方向，时间为2019年9月22日上午11时35分。该视频显示时间为2019年9月22日上午11时35分，视频中可看见原告杨建新妻子先走向ATM机区域，几分钟后走出该区域再次出现在监控中。对于该份监控视频，原告杨建新质证后认为，视频是认可的，但是视频显示的日期不对，该视频不是2019年9月22日的，因为9月份原告去查询了好几次，具体日期记不清，9月22日当天有小雨，原告带着雨伞，但该份视频里原告没有带雨伞，视频日期系伪造。针对原告该质证意见，被告昆山工行解释称，视频显示的日期是准确的，公安部对于这类监控视频的时间准确性有要求，误差不允许超过2到3分钟，该监控设备从初始设定以来从未更改过时间，另外，原告在2019年12月19日报警后，公安局曾组织双方观看了该份视频，原告对视频并无异议，公安局还对原告妻子孙艳华制作笔录一份。原告杨建新认可该份监控视频就是在公安局组织双方观看的视频，当时是工商银行花望路支行负责人李永刚提供的。原告杨建新认为，原告持有的涉案银行卡在2019年9月22日在被告位于昆山市支行被取款3000元，但原告并未发生该取款行为，故被告作为银行应承担该款项的返还义务。被告则认为，银行录像可以间接证实该取款行为人就是原告。审理中，原告杨建新明确，其未起诉涉案银行卡的发卡行，也未得到任何银行的赔付。后原被告就案涉银行卡的取款行为发生争议，故原告杨建新诉至本院。另认定：审理中，本院还依法调取昆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12月19日12时1分对原告杨建新的妻子孙艳华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孙艳华在该份笔录中陈述：我的银行卡在9月22日被取走了3000元，我老伴养老金应该在2019年9月15日到账，但我在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取到钱，一直到2019年9月30日，我的银行卡内转进去1000元，我就把钱取出来了，然后我就去银行把银行明细打了出来，上面显示2019年9月13日养老金4000元到账了，2019年9月22日有人取了两笔钱，一笔两千，一笔一千，然后我昨天去昆山市花望路工商银行支行去询问这个事情，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看监控，监控上是我来这取的钱，可是实际上我没有取钱，然后我就来你们所报案了。一共损失3000元，银行卡号为62×××62，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社保卡，是养老金的钱，取钱的银行地址是昆山市花望路工商银行支行，银行说在2019年9月22日是我们取的钱，可是我们并没有取钱，2019年9月22日我没有去昆山市花望路支行，我想知道2019年9月22日是谁取的钱。对该份询问笔录，原被告均认可其真实性。以上事实由社保卡、业务凭证、取款凭条、历史交易明细、询问笔录、监控视频及当事人陈述所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涉案银行卡系原告杨建新所有并由原告杨建新持有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杨建新在事发后再次取款的行为，结合原告自述，可以认定原告杨建新在事发后至今仍掌握涉案银行卡密码。原告杨建新主张涉案银行卡在2019年9月22日在被告位于取款机上被盗刷3000元，并就此提供了业务凭证、取款凭条、交易明细等证据，被告昆山工行认可涉案银行卡在事发之日取款的事实，但认为，原告向被告反映情况的日期距离事发日已超过两个月，ATM机内置摄像头及网点其他区域摄像头均已无法调取事发日的监控视频，仅有网点人工柜台服务大厅门外对准街道的摄像头可调取案发日视频，该视频显示，原告妻子于11：35进入网点自助区，11：39从网点自助区走出来与原告会合后，走向摄像头方向，该视频与事发日案涉银行卡的取款行为相互印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杨建新作为涉案银行卡的所有人及持有人，其自事发前至今仍实际持有该银行卡并掌握该银行卡密码；其次，原告称其于2019年9月30日发现该银行卡在9月22日被取款3000元且该取款行为非其操作，但原告并未在此后及时报警，而是在事发近三个月后才进行报警，导致ATM机内置摄像监控无法取得；再次，被告提供了事发当日网点人工柜台服务大厅门外对准街道的摄像监控视频，该视频显示原告配偶于当日11：35进入网点自助区，11：39从网点自助区走出来与原告会合后走向摄像头方向，视频所载与业务凭证、取款凭条及银行明细载明的取款时间大致能够相互对应，且9月22日的两笔取款（分别为1000元、2000元）之后，卡内仍剩余1000余元，与原告所称的涉案银行卡被他人盗刷存在相悖之处；最后，原告称涉案银行卡存在盗刷行为，但原告未能提供其报警后公安局对此予以立案的证据材料；综上，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主张涉案银行卡存在被他人盗刷或伪卡交易等事实，并主张被告昆山工行查清盗刷及将款项返还给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的主张，亦欠缺依据，本院亦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建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杨建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朱丽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邵 雯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