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25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诉人）：张顺启，男，汉族，1967年4月14日生，住漯河市召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王爱玲，女，汉族，1971年4月6日出生，户籍地：漯河市召陵区，现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朵朵，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爱玲因与张顺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2020）豫11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书，向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漯召检民（行）监[2020]41110400002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豫1104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一审法院再审后，于2020年11月4日作出（2020）豫1104民再6号民事判决。张顺启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顺启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王爱玲向张顺启借款14万元用于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属实，张顺启一审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认定。王爱玲经营粮食收购生意，由于资金不足，2017年6月7日，向张顺启借款14万元用于支付粮食款，张顺启以现金方式将14万元借款支付给王爱玲，王爱玲向张顺启出具有“欠条”。张顺启提交的证据“欠条”及出庭证人刘某、张某的证言真实可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述借款事实真实存在。二、王爱玲再审理由及其在再审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明显虚假。王爱玲辩称：1、其向朋友借款14万元全部交给张顺启，此款由张顺启代王爱玲用于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2、张顺启向法庭提供的“欠条”上面之所以有王爱玲的签名，是因为张顺启收到了王爱玲向其支付的14万元。王爱玲对以上主张未提供证据，王爱玲以上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和逻辑。首先，拖欠售粮农户的人是王爱玲而不是张顺启。王爱玲对售粮农户负有直接支付粮食款的义务。张顺启没有义务代王爱玲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其次，如果张顺启收到王爱玲向其支付的14万元并代王爱玲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王爱玲一定会要求张顺启向其出具“收到条”。再次，正是因为王爱玲在2017年6月7日向张顺启借款14万元，王爱玲才会为张顺启出具“欠条”。尽管该“欠条”形式不规范，根据证人刘某、张某的证言，“欠条”上面“欠条”、“欠款人”、“张顺启”的字样是张顺启当着王爱玲的面，当场添加的，王爱玲完全知情，未提出异议。本案应认定王爱玲认可向张顺启借款14万元属实。王爱玲提供的出庭证人证言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87条、第388条规定的再审新证据，且证言内容漏洞百出，明显不符合常理，属伪证，应不予采信。1、这几位证人如果证言属实，王爱玲在本案一审环节为何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为何不依法提起上诉?2、这几位证人均是被告王爱玲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系利害关系人，具有串通作伪证的重大嫌疑。在王爱玲不能提供“借条”及转款凭证的情况下，应不予采信。3、证人杨会杨某其是做生意的，其与王爱玲关系非常好，其不仅借钱给王爱玲，还连续10多天整天陪着王爱玲在粮食收购场所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该证言明显不符合常理，系伪证。证人杨会杨某己的生意，怎么可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不做，专门长时间陪同王爱玲在粮食收购场所向售粮农户支付粮食款?4、这几位证人证明王爱玲在2017年6月向他们借款。2017年6月距离2020年8月24日本案再审开庭日期，已经3年多。这几位证人竟然能够非常熟练地、不加思考的回答出其在具体那一天的上午或者下午，在具体那个地点将借款给了王爱玲。这几位证人证言明显是串通后作的伪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判决结果不公，应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爱玲辩称，本案中，张顺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欠条形成的事实，所以双方之间不应当认定为借贷关系。张顺启提交的欠条以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王爱玲提供的证人证言并不存在超期举证的情形，反而是其为了早日摆脱诉累，超出了自身的举证责任提交了相应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应当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104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顺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本金140000元整，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2020）豫11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被告经营粮食收购生意，由于资金不足，2017年6月7日，向原告借款140000元用于支付购粮食款，原告以现金的方式给了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有欠条一份，欠条上未显示双方就该笔借款约定的利息。一审法院（2020）豫11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由原告陈述、欠条及证人刘巧玲刘某臣的证言为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欠条上未显示其与被告就该笔借款的利息支付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从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起诉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故从2019年1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判决：被告王爱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顺启借款本金14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偿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2020）豫1104民再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2017年被告经营粮食收购生意，经和案外人协商用原告的收购粮食场收购，由于周边村民不认识被告，原告就在被告收购粮食的收款收据上经手人处签上原告的名字。原告称在2017年6月7日被告没钱向卖粮户支付小麦款，被告向原告借款140000元，被告在收款收据上签名，内容为：收款收据00060322017年6月7日今收到140000元，人民币￥拾四万元，出纳王爱玲，经手人张顺启,”该票据一式两份，原、被告各一份。后原告称这收款收据不合适，当时在收款收据处写成欠条，在今收到140000万元之间加写了张顺启，在出纳前面写上了欠款人并将出纳二字划掉。被告对原告的诉称不认可，称2017年6月7日收款收据上今收到140000元是自己筹备的款用来归还所收小麦款的，当时出具0006032收款收据，原、被告各持一份是便于记账，并各提供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2020）豫1104民再6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借原告140000元。2017年被告收购粮食，通过案外人借用原告的收粮食场地收小麦，由于原告周边村民不认识被告，在被告收购小麦的收款收据上除有会计处王爱玲签名外，都有经手人处张顺启签名。由于收购的小麦款没有支付完现金。2017年6月7日原、被告通知卖粮户前往原告收粮场地结账付款。原告主张自己借给被告140000元用于兑付给了卖粮户，被告主张是自己筹集140000元用于兑付给了卖粮户。双方书写有一式两联收款收据各持一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40000元，从收款收据的形式上看“欠条”，今收到与140000元之间“张顺启”，及“欠款人”是原告添加的，被告不认可，所以该“收款收据”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要件，故原审中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故一审法院（2019）豫11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书应予撤销。原、被告之间在收小麦的过程中如有其他经济纠纷，可另行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2019）豫1104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告张顺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100元由原告张顺启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顺启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是否有误。本院认为，张顺启所提供据以支持其诉请主张的证据即王爱玲向其出具的“欠条”系张顺启涂改变造而来，其涂改变造前的“收款收据”双方各持一份，内容相同，该“收款收据”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张顺启关于王爱玲向其借款14万元的诉请主张，张顺启对自己单方持有的“收款收据”内容进行涂改添加，王爱玲又不予认可，一审法院（2020）豫1104民再6号民事判决以此认定张顺启所提供的“收款收据”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要件，判决驳回张顺启的诉讼请求，并告知当事人双方之间在收购小麦的过程中如有其他经济纠纷，可另行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张顺启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张顺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喜庆审判员  石笑云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裴蓉书记员任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