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永超，男，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波，河北宇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志涛，河北宇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金录，男，195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勇，山东锦心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永超因与被上诉人赵金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永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没有依法查清赵金录与魏永超之间资金往来的真实数额，系事实认定错误。魏永超与赵金录之间的业务往来除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外，所有的现金往来魏永超都需要向赵金录出具借支条，综合全案证据，赵金录现依据的10万元借支条不足以证明赵金录在结算时没有计算在内。首先，从赵金录提交的证据看，魏永超向赵金录出具的借支条在一审开庭前一直是有赵金录保管的。赵金录承认其提交的2019年6月7日的借支条记载的60000元是经过相春生的手借支，已经在《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中冲抵劳务费。但赵金录提交的2019年6月26日的借支条10万元却认为没有包括在该明细内冲抵，缺乏事实根据。第一，该笔借支条虽然在赵金录手中，但是赵金录没有向魏永超实际支出该借支条的10万元款项。根据赵金录一审中提交的相春生出具的证明内容，该款项是从赵金录的工作人员相春生处分4次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借支给魏永超的，分别是第一次50000元，第二、第三次每次20000元，第四次10000元，魏永超向相春生出具了四次条，相春生又让魏永超向赵金录出具了一张条。魏永超向赵金录出具的借支条也就是现在赵金录持有的证据。魏永超向相春生出具4次借支条后相春生要求魏永超向赵金录出具借支条，实际上是与相春生的4次借支条重复的，赵金录并没有向魏永超支付任何款项。第二，相春生的证明是赵金录提供的，恰恰证明魏永超收到的实际借支款是10万，但出具的借支条总计是20万，赵金录起诉的借支条和相春生作为财务人员记账的4张条是重复的。其次，魏永超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发现赵金录向魏永超支出的有记录转账款项双方互抵后仅仅有4万余元，并没有从赵金录手中借支172800元，《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中记载的赵金录的款项远远高于赵金录实际支出的款项，如果赵金录诉称的10万没有计算在内，显然和相春生出具的证言相矛盾，否则，赵金录诉称的款项加上172800元，就高达272800元，自借支条出具日期2019年6月26日至出具《借支明细》的2020年1月17日长达半年之久，且数额巨大，赵金录以“发现另有2019年6月26日被告借支的10万元劳务费未计算在内”的理由提起诉讼，显然于常理不符。再者，一审法院审理该案仅仅围绕赵金录提交的借支单和借支款项进行审理，没有综合诉讼双方的业务往来进行全案分析。赵金录提交其银行交易明细，自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6月25日合计取款26万元不能证明赵金录有足够的能力支付魏永超现金10万元。赵金录作为房地产开发工程承包商，在20天内取款26万元用来支付一个承包工地的费用显然是不够的。就算赵金录取款26万也仅仅只是证明赵金录有取款行为，而不能证明是支付给魏永超的款项。另外一审中刘学平作为该案的代理人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委托书和推荐函等代理手续，一审法院让刘学平作为代理人出庭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应当改判或发回重审。赵金录答辩称，魏永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魏永超称其借支的10万元已经计算在对账明细中与事实不符。1、魏永超的陈述存在多处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真实性存疑。魏永超在一审质证时称“其从2019年6月24号、25号、26号一共收到10万元，打的2019年6月这个条，就这一个条，其没有给任何人打过别的条。”而在上诉状中又称“向相春生出具四次条”；在一审时称“该10万元是从刘学平那里借支的。”而在上诉状中又承认了“该款项是从赵金录的工作人员相春生处分4次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借支给魏永超的……”。2、赵金录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已证实双方在结算时并未将魏永超借支的10万元计算在内。赵金录在一审时提交了《人工费内部分包协议》和《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以上两份证据都是经魏永超签字的，其在一审时也表示对该两份证据没有异议。在《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中详细记载了魏永超从刘学平、相春生和赵金录处借支的数额。其中魏永超从相春生处借支60000元，有单独的借支条与之相对应。从赵金录处借支的172800元在《人工费内部分包协议》中也有明细，包括每次借支的时间、金额等，172800元均是发生在2019年8月8日之后的，本案诉争的10万元不可能包含在该172800元之内。综上，无论魏永超所述的其在借支10万元后分别向相春生和赵金录各打了10万元的条是否真实，双方在结算时都没有将该10万元计算在内。其次，魏永超上诉称其与赵金录之间有记录转账款项双方互抵后仅仅有4万余元，不是事实，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观点，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最后，魏永超认为赵金录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10万元的观点仅是其个人推测，且其存在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即赵金录并非房地产开发工程承包商，而是劳务承包商，两者在资金的占用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故魏永超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推测是不成立的。刘学平在一审提交了委托书，只是没有提交推荐函。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金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1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8日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5月份，原告赵金录将其承包的邹城市唐村镇兖矿集团阳光、希望、吉祥三个小区和济宁市碧桂园二期济州印象的电力电缆敷设工程劳务交付给被告魏永超施工，其中，邹城市唐村镇兖矿集团阳光、希望、吉祥三个小区电缆敷设工程劳务费30万元，济宁市碧桂园二期济州印象电缆敷设工程劳务费15万元。因工程起初未签订合同，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3日补签了《人工费内部分包协议》，载明：“人工费内部分包协议经赵金录、魏永超二人协商，魏永超同意分别以30万元和15万元的人工费分包赵金录承包的北京恒华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邹城市唐村镇充矿集团阳光、希望、吉祥三个小区；济宁市碧桂园二期济州印象的电力工程施工。魏永超已完成了图纸内的工程量施工。魏永超已从刘学平手里借支人工费229500元，大写：贰拾贰万玖仟伍佰元；从赵金录手里借支人工费175800元，大写：壹拾柒万伍仟捌佰元。经相春生手里借支的人工费等同魏永超二人对账后再确认。图纸外变更的工程量人工费等同北京恒华决算后，除扣留公司管理费及税金外再支付给魏永超。其余未尽事宜经。待赵金录与魏永超协商再定。双方签字：赵金录魏永超2019年12月3日”，该协议确认了原告已支付被告劳务费405300元的事实。后工程施工完毕，双方于2020年1月17日签署了《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对账目借支明细进行了核算，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已向被告结清劳务费。后，原告发现另有2019年6月26日被告借支的10万元劳务费，在双方对账时未计算在内。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返还该10万元，被告至今未予返还。原告因此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从原告处多借支了10万元？本案中，被告魏永超对原告提交的2019年6月26日由被告书写的借支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称该张借支单上对应的10万元系从刘学平处借支，并不是从原告处借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应首先对被告从其处多借支10万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该事实原告提交了《魏永超邹城、济宁工地借支明细》、2019年6月7日借支单、2019年6月26日借支单、相春生书写的记账明细以及《证明》，同时提交了影像资料等证据，用以证实被告2019年6月26日从其处多借支10万元的事实，被告魏永超虽主张未从原告多借支1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赵金录提交的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26日从原告处多借支10万元的事实，原告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负的举证责任。被告魏永超虽然主张其未从原告处多借支1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的质证意见均不足以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支付的10万元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20年1月18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因原被告劳务费已于2020年1月17日结算完毕，原告要求从2020年1月18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诉讼费1150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的诉讼请求，因被告拒不返还从原告处多借支的劳务费造成原告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债权，该部分费用系原告的合理支出，理应由被告负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魏永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赵金录劳务费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合计2170元，由被告负担。除2019年6月26日魏永超向赵金录借支10万元的事实认定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金录主张魏永超在2019年6月26日从相春生处借支了10万元并出具了涉案的借支条，魏永超对该借支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借支条的出具是因在2019年6月24日至6月26日期间刘学平向其转账98000元和支付了2000元现金，故魏永超向刘学平出具10万元的借支条，交给相春生转交，该解释符合情理，而且赵金录与魏永超已于2020年1月17日结算完毕，赵金录主张魏永超还有借支的10万元未予结算，赵金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除了10万元的借支条外，赵金录还应当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对于赵金录一审中提交的相春生的书面证明材料，本院认为，相春生称其分别支给魏永超50000元、2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现金，魏永超向其出具了四次条，相春生又要求魏永超再向赵金录出具一张10万元的借支条，而魏永超针对同一笔10万元出具总款为20万元的借支条，明显不符合情理；退一步，假设存在重复出条的情况，既然相春生手中有魏永超出具的四张借支条，那么即使没有涉案的10万元借支条，在双方对账时也不可能漏算该款项，况且相春生是记账人员，也有相应记账，更何况一审中赵金录提交的相春生的记账明细显示2019年6月7日的6万元和2019年6月26日的10万元在同一张纸上，后面还有2019年7月8日的记账，更不可能存在对账时只有6万元而遗漏10万元的可能性。综上分析，相春生的书面证明材料不能证明相春生在2019年6月26日借支给魏永超10万元的现金，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赵金录主张2019年6月26日魏永超借支了10万元现金，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永超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金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赵金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