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9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再良，男，195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海，浙江回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飞，浙江回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晨，女，198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思，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浙江杭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再良因与被上诉人张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以庭询谈话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再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处的自2018年9月-2019年9月共计9笔120000元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一、上诉人自2013年到2019年8月止一直都是东莞巨亿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上诉人后一直在该公司工作至2019年12月底，在巨亿公司工作期间，被上诉人将一些款项汇入上诉人处作为公司采购款项、支付上诉人工资、快递费、面包车加油费等其他费用，本案中的该12万元就是上述性质款项，上述款项的汇款凭证注明的是往来款，并没有注明股权转让款，且在此期间股权转让也没有发生，故原审法院认定是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客观事实。二、2019年8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巨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而被上诉人所支付的12万元款项中除2019年9月12日10000元系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其余11万元均在股权转让合同之前，与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关系，缺乏关联性。另《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在本协议约定之日起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上诉人所转让的股份”。该合同足以证明在签订时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40万元，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支付了12万元，那该协议就必须写明“被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2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28万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付清”，同时被上诉人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清股权转让款，就构成违约，由此产生的诉讼保全费等费用应当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故原审判决不符合合同约定，证据也不充分。三、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儿子潘晓晨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来推定该12万元系预先支付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上诉人直到2018年年底才知道他们离婚的事情，到2019年年底才知道离婚协议中存在75万元条款的事实，对此条款上诉人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也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既然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这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之前根本不存在支付投资款事实，但原审判决认为是支付离婚协议中投资款，前后出现矛盾。四、被上诉人在巨亿公司工作近7年时间，但被上诉人目前仅仅提供三个月工资（即2019年11月1日5000元，12月2日5000元、2020年1月2日5000元）和2018年4月份、6月份二个月采购款的银行汇款凭证，那上诉人除上述时间以外的工资凭证、其他代付凭证为什么不提供?同时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股权转让之前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且从时间上看，上述证据与该12万元款项没有关联性，不能排除该12万元不是采购款、工资等其他款项可能性。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其企业做账时支付工资注明支付工资、采购款备注采购款，那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就应该注明股权转让款，没有备注就意味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是原审法院却对该12万元汇款凭证只载明“往来款”的却认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原审认定完全违背“谁主张，谁举证”规定，是不合法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张晨答辩称，一、上诉人对2018年5月离婚协议中关于其名下股权处分明知。在一审法院两次开庭中，上诉人均明确表示其对于离婚协议中的股权处分是明知的，且辩称是作为投资款，与协议中的“投资款”吻合。上诉人在巨亿公司中没有投资，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投资的依据，其也无法提供。巨亿公司以上诉人妻子的名义贷款80万元用于公司运营，这也是离婚时上诉人一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75万元投资款的原因。再结合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微信中其妻子要求被上诉人偿还银行贷款，之所以出现前面30万元被上诉人愿意先还进去，而后面50万元不愿意还进去。是因为根据离婚协议约定，除10万元外，余款到2023年年底前支付。但在被上诉人还了20万元贷款后，上诉人妻子不再贷款，导致被上诉人提前付款，所以被上诉人不愿意再提前支付50万元。如果上诉人不知道离婚协议中7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那为什么被上诉人无缘无故要代上诉人去偿还银行贷款呢？这些款项在最后一次放贷时表面上看是打入了张晨的账户，但实际上是发生在被上诉结婚之前的循环借款，系用于巨亿公司，而非张晨个人所借。2020年9月10日上诉人明确不认可离婚协议中的75万元投资款，那该代偿的20万元银行贷款失去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被上诉人将另案向上诉人妻子主张权利。因此，上诉人一家对于离婚协议的约定不仅知情，也一直在履行中，只是在一审两次开庭后才明确不再认可。二、12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而不是支付的工资或采购款。上诉人称没有标注“股权转让款”就不是转让款，而是工资或采购款等，与实际不符。首先巨亿公司曾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家人共同经营的企业，无论是上诉人、被上诉人还是其他家庭成员，在2019年10月之前都不曾有工资的说法。上诉人从来没有在巨亿公司正式工作过，其社保在浙江，人在广州的亲戚公司，但上诉人之前仅帮忙采购公司部分货物。2019年10月因为50万元的贷款还贷问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夫妻关系非常紧张，上诉人要求支付工资，作为其帮忙的报酬，被上诉人答应后，为此支付了三个月左右的工资。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12万元是支付工资的说法。另外，对于上诉人帮忙采购事宜，均是明确采购款，或直接现金，或通过上诉人儿子账户转出，或直接由被上诉人等支付给供应商，不存在12万元采购款之说。再者，被上诉人一审时根据上诉人的举证和庭审陈述，既提交了12万元的付款凭证，也提交了工资、采购款的支付凭证，如果上诉人认为这12万元系工资或采购款，应由上诉人举证。但上诉人在两次开庭后均未提交，当然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2019年8月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所用，当时被上诉人一直是按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在履行。2018年5月被上诉人离婚后，由于公司银行贷款原因一直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8月可以办理了，双方签订了一份市场监督管理局既定的模版合同，被上诉人也与前夫签订了一份平价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从未将该协议放在心上，一直是按离婚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价款在履行，也才会同意支付部分银行贷款。被上诉人从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预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另外由于是备案的合同，且当时双方一直以75万元的合同在履行，所以在该份合同上直接按注册资本的40万元来写，没有写28万元。因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于2020年9月10日向法院提交不予认可的书面声明之前，一直认为其支付的款项不止12万元，而是322960元，当然也不可能写28万元。上诉人庭后明确不认可75万元，要求按40万元来主张，被上诉人同意一审判决扣除12万元后，再支付28万元。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潘再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张晨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16日，原告潘再良（甲方）与被告张晨（乙方）签订《东莞巨亿皮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巨亿公司40%的股份，认缴40万元，实缴40万元，以4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同日巨亿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前述股权转让事宜。2019年8月21日，巨亿公司经核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张晨一人。 另查明，被告张晨与原告儿子潘晓晨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2018年5月29日协议离婚，并就巨亿公司的股份作如下约定：原本由潘晓晨持有60%、潘再良持有40%的巨亿公司的股份统一转到张晨名下，潘再良投资的75万元由张晨在2019年5月份前归还潘再良10万元，剩下的65万元由张晨在2023年年底前归还给潘再良。协议签订后，被告陆续向原告转账120000元，其中2018年9月14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8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30日转账20000元、2018年12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9年5月3日转账10000元、2019年5月24日转账20000元、2019年6月13日转账20000元、2019年7月5日转账10000元、2019年9月12日转账10000元；被告于2019年8月10日向原告潘再良配偶潘秀荷转账202960元。 再查明，2017年8月21日，案外人潘秀荷向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银行”）申请循环贷款300000元，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2018年12月29日，潘秀荷向农商银行成功申领贷款200000元。同日，潘秀荷向被告张晨转账200000元。2019年8月10日，被告向案外人潘秀荷转账202960元。同日，潘秀荷向农商银行归还贷款本息202989.3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应当按《离婚协议书》约定支付750000元的投资款还是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400000元的转让款？抑或两者均应支付？原告认为，其子潘晓晨与被告的《离婚协议书》上约定的被告应支付的投资款非股权转让款，系原告投入公司经营的款项，与股权转让款不相冲突，故被告两笔款项均应支付。但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之子潘晓晨约定的750000元即为受让公司股权所应支付的全部费用，而《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变更登记所需而签订的。该院认为，案外人潘晓晨对原告潘再良所持的巨亿公司40%股权并无处分权，现原告亦明确表示对潘晓晨的处分行为不予追认，故《离婚协议书》上就原告所持股权的处置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亦不能据此向被告主张该750000元。现原告基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400000元，被告亦表示愿此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认为其之前按《离婚协议书》约定支付的322960元应予抵扣。针对被告支付的具体款项，经审查，被告自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陆续向原告转账9笔，合计120000元。原告认为上述120000元系被告支付原告的材料采购款及生活费等，非案涉的股权转让款，亦非《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对此，被告补充提交了其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及采购款流水明细。该院审查认为，原告就其陈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反观被告，其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采购款及工资等系另行支付并明确标注，故对被告辩称的上述9笔120000元系履行《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股权转让款项的意见，该院予以采信，该款亦应予以抵扣案涉的股权转让款。对于被告于2019年8月10日向原告潘再良配偶潘秀荷转账的202960元，原告认为该款系被告用于归还被告以潘秀荷名义向农商银行申领的200000元贷款本息，款项用途非被告所称。经审查，根据原告提供的潘秀荷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潘秀荷在告知被告2019年8月有两笔贷款先后即将到期及具体金额后，被告即回复“知道了”，并表示“先把10万的弄了”“20万的要到下个星期”，尔后，被告陆续向潘秀荷交付了两笔贷款的本息。针对该两笔贷款，被告现仅认可本金为99900元、利息1343.7元的贷款系其所用，另本金200000元、利息2959.77元的贷款非其所用。对此，该院审查认为，根据潘秀荷的还款证明、2018年12月29日转账给被告200000元的转账凭证及双方就贷款到期还款的微信聊天内容，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其所述事实，故该202960元应系被告用于归还其以潘秀荷名义申领的贷款本息，而非其履行《离婚协议书》上所约定的款项。那么，被告支付的202960元与案涉的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故对被告要求予以抵扣的意见，该院亦不予采纳。另，对于原告诉称的被告另存在以潘秀荷名义向银行申领贷款的相关问题，该院认为，此与本案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该院不作审查。综上，被告已累计向原告支付120000元，及于股权转让款400000元，被告尚需支付原告280000元。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9年9月1日起的相应利息损失，该院认为，因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原告在庭审中尚才明确不予追认其子的处分行为，被告亦并不存在怠于履行的行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潘再良股权转让款280000元；二、驳回原告潘再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计3650元，由原告潘再良负担1095元，由被告张晨负担255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QQ聊天记录系上诉人与巨亿公司财务人员之间的对话，内容未涉及本案争议的12万元款项，故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的款项往来记录，与本案亦无直接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亦不予确认；至于上诉人自行制作的采购款与工资清单，因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晨与上诉人之子潘晓晨原为夫妻关系，2018年5月29日两人协议离婚时约定，原本由潘晓晨持有巨亿公司60%、上诉人潘再良持有40%的的股份均转到张晨名下，张晨分期支付上诉人潘再良75万元。因潘晓晨对上诉人潘再良所持有的巨亿公司40%股权并无处分权，且上诉人明确拒绝对潘晓晨的处分行为予以追认，故该约定不对上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尽管因变更巨亿公司工商登记的需要，2019年8月16日上诉人潘再良与被上诉人张晨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巨亿公司40%的股份按认缴时价格40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但在一、二审中上诉人均主张双方真实的股份转让价格为40万元，且被上诉人张晨亦同意按此价格受让股份，故应视为双方就巨亿公司股份转让达成了一致协议。按该协议，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股份转让款40万元。除了本案讼争的12万元外，2019年8月10日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潘再良配偶潘秀荷转账202960元。根据被上诉人与潘秀荷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及款项流向，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系被上诉人用于归还其以潘秀荷名义申领的贷款本息。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向上诉人分九次共汇付12万元款项是否用于支付股份转让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上诉称该款项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资及采购款，则上诉人应对该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但直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均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故对其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反，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采购款及工资等系另行支付并明确标注，故一审法院采信了被上诉人的12万元系履行《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抗辩意见，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本院予以支持。尽管该款项并非针对双方此后达成的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履行，但该款项实为被上诉人为获得上诉人同一股份而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在上诉人拒绝追认《离婚协议书》约定而导致该约定对上诉人无效时，应由上诉人返还给被上诉人；鉴于此后双方又重新达成了股份转让协议，避免造成双方当事人的讼累，故一审判决直接将该款项在上诉人主张的40万元股份转让款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预交7300元，应收2700元，由上诉人潘再良负担，多收的4600元退还上诉人潘再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