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0192行初149号原告徐宁，男，汉族，1997年10月5日生，身份证载住址南京市栖霞区。委托代理人徐希唐（系原告父亲），男，汉族，1970年10月4日生，身份证载住址同上。被告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住所地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仙林商务中心3802。法定代表人周传明，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张雯鹤，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四级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孙畅，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宁诉被告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栖霞区住建局）房屋拆迁管理行政强制一案，原告曾于2018年10月10日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经补正相关材料后，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8）苏8602行初1882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188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提起该次诉讼无事实根据，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2019年8月28日，南京中院作出（2019）苏01行终487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487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提起的该案诉讼具有相应事实依据，应立案审理，故撤销了1882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后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重新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苏8602行初1475号。因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7月1日起对外停止履职，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批复，该案转移至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宁的委托代理人徐希唐，被告栖霞区住建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张雯鹤及委托代理人孙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宁诉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栖霞区政府）于2017年8月26日在原告住所地栖霞区发布《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征收范围》公告，对吉祥村集体、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吉祥村73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同日，南京市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栖霞区征收办）发布《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公告，对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以下简称伯乐三期工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就涉案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事宜，被告未与原告达成协议、未发通知亦未履行程序，突然于2018年3月11日上午对原告的涉案房屋实施拆除，扒走防盗门窗，侵犯原告合法财产，致使原告合法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保障，是依法行政依法拆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告未履行程序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栖霞区住建局辩称，其为伯乐三期工程的征收部门，原告涉案房屋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经多次协商未能就补偿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并未实施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但原告并未提供。事实上，至原告起诉时止涉案房屋尚未被拆除，原告所述的强制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6日，栖霞区政府发布《伯乐地快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征收范围公告》，同日，栖霞区征收办发布《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公告》。经修改完善，栖霞区政府于2017年11月30日重新发布《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公告》和《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涉案《实施方案》）。涉案《实施方案》载明，此次征收范围为“北至水吉路，南至幕府山庄小学，东至和燕路，西至阅江花苑小区（具体范围以公告的项目征收范围图为准）”，该方案同时对征收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地点、征收签约期限以及征收补助及奖励等作出较详细的约定。2017年12月13日，栖霞区政府再次发布《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公告》（以下简称涉案《公告》）载明，征收部门为“南京市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原告徐宁所有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号：宁栖国用（2016）第03979号）坐落于栖霞区，在此次征收拆迁范围内。2018年3月11日，原告涉案房屋的门窗被拆除。原告认为拆除门窗行为系被告所为，且未经任何法定程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及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9年4月10日，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燕子矶派出所出具《接处警工作记录》，记录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11日11时许，报警人徐希唐发现吉祥村73号租18其住处的防盗门及窗户被拆迁的施工队拆掉了，故报警。民警接警后至现场，经了解，负责拆迁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德让确认是其误拆报警人徐希唐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住处的防盗门及窗户，并与报警人徐希唐达成将拆迁区域的一间门窗完好的房屋交由报警人徐希唐居住，直至徐希唐与拆迁办达成协议为止，徐希唐同意此方案。还查明，河南新远大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建设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情况说明》称：我司于2018年经摇号确认为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项目房拆除项目的承包人。我司严格按照被拆迁人签订的《房屋拆除交接单》并经被拆迁人指认后对旧房实施拆除，经查我司实施的旧房拆除中并无徐宁所述的房屋。再查明，根据栖霞区政府作出的宁栖政复[2020]1号《区政府关于调整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机制的批复》，栖霞区征收办原承担的关于栖霞区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职能转由栖霞区住建局承担。以上事实有《伯乐地快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征收范围公告》、《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公告》、《伯乐地块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工程（三期）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公告》、涉案《实施方案》、《接处警工作记录》、《情况说明》、涉案照片若干以及宁栖国用（2016）第03979号不动产权证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庭审中，原告称涉案房屋门窗被拆除时，原告及家属在现场，但对现场人员并不认识，当场报警；2018年4月3日，原拆迁办负责人朱强到现场，承认是其拆除的。被告栖霞区住建局称，涉案房屋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但还在；原告当天已与拆房队人员达成和解，2018年4月3日又给原告把门窗安装起来了；涉案房屋的门窗后面又被拆了，不清楚系谁作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之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因栖霞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职能已经由栖霞区征收办变更至栖霞区住建局行使，故本案被告变更为栖霞区住建局符合法律规定，栖霞区住建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栖霞区征收办实施的涉案相关行为，均视为栖霞区住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根据查明的在案事实，2018年3月11日，原告涉案房屋的门窗被拆除，原告作为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且涉案房屋在涉案征收项目范围内。基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房屋征收等的法定职权，对合法建筑及其相关部分的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行为。原告提起诉讼时，提交了现场照片、燕子矶派出所就报警事项作出的《接处警工作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实施涉案拆除行为的主体系此次负责拆除房屋事务的施工队，即远大建设公司，而栖霞区住建局为伯乐三期工程征收项目的征收部门。据此，原告已初步完成了在诉讼活动中应承担的初步举证责任，提起本案诉讼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可以栖霞区住建局为被告就其房屋门窗被拆除提起行政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门窗被拆除的行为是否应视为被告的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合法。原告徐宁的涉案房屋位于伯乐三期工程征收项目内，涉案房屋的门窗被负责涉案项目内房屋拆除事务的施工队即远大建设公司拆除，远大建设公司系普通民事主体，其实施的拆除行为发生地点位于涉案征收项目内，发生时间处于涉案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未就涉案房屋安置补偿达成协议，栖霞区住建局系涉案征收项目的征收部门，再结合庭审中原告、被告的陈述与说明，应认定远大建设公司实施的拆除行为系受被告栖霞区住建局委托或指示而为，应视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因原告与被告未就涉案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未将涉案房屋移交被告处置，故被告未经法定程序直接拆除原告涉案房屋门窗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但因拆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应确认违法。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于2018年3月11日拆除原告徐宁位于栖霞区房屋的门窗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文超人民陪审员  方 云人民陪审员  李鸿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王 琳书 记 员  俞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