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43号 原告：俞金龙，男，197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浙江省石油化工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法定代表人：张培龙，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君，浙江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金龙与被告浙江省石油化工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金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签订阴阳劳动合同中的2011年3月31日的约定1600元/月工资的劳动合同违法无效；2、判令2010年3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和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有效。事实和理由：浙杭劳人仲不（2019）6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定原告提出的劳动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己经在仲裁时效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58号仲裁申请，原告已经依法依据真实劳动合同约定向被告提出拖欠工资主张，后向法院起诉，经（2017）浙0106民初836号、（2018）浙01民终8567号审理，审理过程中产生新的阴阳劳动合同的争议，但对于案件中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据出现的阴阳合同，法院未对违法阴阳劳动合同作出真实有效性、合法性及合同效力审查，致使原告权利受到侵害。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2018）浙01民终8567号判决后开始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从中断时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在仲裁时效内申请仲裁和法院审理向被告主张权利时效中断，故对于审理中出现阴阳劳动合同损害原告权利提出仲裁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10条的规定，原告的请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因阴阳劳动合同的争议是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新的争议。原告一直在持续主张申诉该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2011年3月31日，被告为了少缴社保，与原告签订与实际工资完全不符的约定1600元每月工资的劳动合同，形成违法的阴阳劳动合同，与员工签订阴阳劳动合同是其一贯的违法行为。被告签订的该劳动合同明确违反《社会保险法》第4、12、23、35、60条、违反《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3、4条及违反《劳动法》第72条等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应依法为员工缴纳及按依法缴费基数及比例足额缴纳社保费的规定而签订虚假劳动合同逃避责任、未足额缴纳劳动者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法》第18条、《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该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为免除应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法定责任、逃避应尽社保义务；以欺诈、乘人之危等手段使员工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虚假劳动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劳动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该劳动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欺诈手段订立虚假劳动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民法总则》第155条、《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原告作为被告的技术总监同时负责质保部及兼任技术部经理而只有1600元/月的工资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告经过多年努力工作职位从技术员、技术经理到技术总监不断调整上升、工作内容不断增加而原告工资、项目提成奖金却一直不上升显然与事实不符；而在2016年2月被告签订《薪酬及奖励实施细则》约定原告基本工资8333元/月、项目提成奖金及福利另计，而2015年10月时原告工资仅为1600元/月显然与事实不符，被告签订的约定1600元/月工资的劳动合同明显是虚假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原告于2002年入职被告处，在2015年11月4日被告未经协商一致单方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之后2016年2月初被告因业务发展要求原告重新回公司入职上班，协商一致签订《薪酬及奖励实施细则》协议，约定原告保底年薪10万元，实际月工资8333元，项目提成奖金和福利另计。之后原告与被告副总经理周京成关于之前奖金核算意见分歧产生矛盾，被告在支付了2016年2月份的工资后，3月份开始被告一直拖欠不付原告工资，至2016年8月后，由于被告拖欠工资、提成奖金原告提起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58号。 在2016年8月因被告私自对原告办公室加锁封闭，后又对原告办公室加贴封条、单独为原告专门设置公司大门门禁，阻止原告正常进入公司，致使原告的许多物品无法拿出、许多证据无法找到。在2016年8月25日原告主要对于被告2016年拖欠工资、2015年拖欠建造师岗位补贴、2015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03号案中，申请仲裁时原告提供了当时能找到的2011年双方签订的约定1600元/月工资的用于被告缴纳社保的阳面劳动合同证据，仅用于证明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审理中被告在庭审上说谎称原告只有1600元/月的工资、没有其他工资；原告明确提出1600元/月的工资的合同是虚假合同,当时还不确定真实合同是否能找到，拥有的有效证据只能证明已经实际发放3100元/月的工资，根据实际发生的工资进行了主张，对于双方实际约定4000、4500元/月工资由于当时尚没有实际证据，且原告的代理律师确认约定工资对于403号案的主要请求事项不产生影响、只需要确认已存在劳动关系，故按实际己有证据能证明的事实进行申请。原告也明确了约定1600元/月工资是被告为了少交社保签订的虚假合同，仲裁委也查明认定1600元/月的工资不是实际工资。之后原告通过报警在民警全程陪问及被告全程监控下才得以进入公司原告自己的办公室找到一部分证据原件，于2016年10月在后案458号中申请2015年11月之前被告拖欠工资、加班工资等劳动仲裁，该仲裁请求与约定实际工资直接密切相关，所以原告将后来新找到的真实劳动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劳动合同中被告只有盖章，没有签字和日期，这是被告一贯签订劳动合同的模式。所以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完全与被告的一贯模式完全符合。被告所称的2010年3月2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工资一栏是原告事后自行添加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被告称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原件，系原告偷取被告保管的合同原件的说法陈述是无稽之谈。而且该说法也恰恰证明该份合同是真实的合同，原告也是保管有该合同原件。所以被告所说完全是混淆视听。 在403号案中被告也己经提交过2010年双方签订的阴面真实劳动合同证据，自认2010年3月2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己按该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只是当时其故意掩盖了约定4000元/月工资的关键信息伪造证据。在杭劳仲案字2016第403号被告答辩状中，被告自认2010年3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且自认实际己按该劳动合同履行。杭劳仲案字2016第403号庭审笔录中，证明2011年3月31日签订约定工资1600元/月的劳动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只是被告为少缴社保违法签订的阴阳合同，被告已自认2010年3月2日劳动合同真实有效并按该劳动合同一直实际履行。 己经确认的2016浙01**民初10460号案录音笔录第10项证据，证明被告己自认其总经理张培龙在公司员工大会上明确按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员工签订阳面劳动合同、按最低标准缴纳员工社保，员工实际工资签订另外阴面劳动合同，被告平时扣留员工部分约定的工资，平时扣发员工部分工资是其一贯做法，被告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签订阴阳劳动合同欺骗政府。《薪酬及奖励实施细则》协议中被告也是按其以往一贯做法确定员工工资拆分成多次发放及一贯存在扣留员工部分约定工资，约定原告工资8333元/月。其中每月工资发放情况为：一、为欺骗政府少交社保按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签订虚假劳动合同公司账面发放工资1800元；二、当月发放除公司账面外工资3800-1800=2000元；三、次月发放3000元；四、年底补发每月工资800元；五、其他还扣留员工部分工资1133元，完全能够证明被告工资发放的方式分成多次发放，方式相当复杂，扣留工资完全是其一贯的做法。 被告与原告及其他员工签订的《薪酬及奖励实施细则》协议是被告为少缴社保违法签订阴阳劳动合同和扣留员工工资的事实证据。证明2016年2月被告约定原告保底年薪10万元即工资8333元/月、项目提成奖金和福利另计，与被告主张的原告在两个月前的2015年10月工资只有1600元/月,且没有约定项目提成奖金存在显著重大差异、形成天壤之别，说明被告完全说谎。证明原告原先工作岗位技术经理、技术总监对应4000元、4500元岗位工资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真实有效。 原告提交的2010年3月2日签订的约定4000元/月工资的劳动合同与被告自认的2010年3月2日签订的是同一份劳动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且被告也自认己经按该合同实际履行，合同约定也符合原告技术经理岗位的实际情况，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劳动合问。2011年后根据原告当时调整为技术总监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被告会议录音笔录和签订《薪酬及奖励实施细则》以及被告与劳动者签订阴阳劳动合同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双方2011年4月15日和2014年4月2日签订的约定4500元/月工资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规定，应属有效劳动合同。 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损害国家及原告利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的规定，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从未签订过“阴阳合同”，原告诉请与事实严重不符。依据业已生效的（2016）浙0106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了如下事实：原告于2006年、2008年、2011年三次与被告签订固定期劳动合同，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任技术总监，月工资为1600元，实际原告每月基本工资为3100元，直至被告离职。再依据（2017）浙0106民初836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原告提供的2010年3月2日、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劳动合同各一份，被告提供的2010年3月2日、2011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各一份。即原告与被告提供了约定工资数额不同的同一时期劳动合同。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数额为4000元、4500元、4500元，该数额与原告仲裁庭审时的陈述存在矛盾，亦与原告多年来的工资实际发放情况矛盾，故贵院不予采信。2011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原告认可其真实性，且约定的月工资数额1600元与每月转账发放的金额相吻合，故贵院予以确认。可见，原告所指的“阴阳合同”仅是指月工资存在争议的部分，在之前的仲裁程序及庭审中，被告已经多次说明情况，原告也认可月基本工资为3100元，其余几份合同中关于月工资数额与上下文笔迹不同，不应当予以认可，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贵院综合全案考量对此均以作出了公正裁决。现原告巧换名目妄图推翻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二、原告提出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属于重复起诉，请求裁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看似是确认合同的效力，其实质是为了后续追索被告“拖欠”的自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的工资。该项诉请在杭劳人仲（2016）第458号案件中已经提出，原告不服仲裁向贵院起诉，案号为（2017）浙0106民初836号，在该案中法院已作出了评析并公正判决。现该判决书业已生效，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都应当遵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就本案而言，原告所期望追求的诉讼目的就是为了主张按照后续几个劳动合同上标注的月工资数额来追索“被拖欠的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的工资”,并且用本次的诉讼请求来否定前诉的判决结果。显然系重复起诉，应当遵照“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予以裁决驳回。就算原告的本次诉讼不符合字面意义的“重复起诉”案件，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原告对于2011年3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存在争议早已知晓，并在2016年11月3日的仲裁中已经提出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工资的诉请，可以看出在彼时原告已经知道自身的权利受损，那么原告于2019年12月25日提请仲裁确实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纵观本案，原告用极小的诉讼成本却大大增加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工作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从本质来看，原告已然缺失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为了营造劳动者系弱势一方的氛围，原告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生效判决，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公正裁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业已生效的（2016）浙0106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了如下事实：原告于2002年8月1日入职被告单位，担任助理工程师一职，于2003年4月27日取得浙江省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工作期间，原告陆续取得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等。2006年、2008年、2011年，原告与被告三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任技术总监职务，月工资为1600元，实际原告每月基本工资为3100元，直至原告离职。原告的公司考勤至2015年8月25日，之后仍为被告提供劳动。原告自认其因被告停缴了2015年11月的社保，故于2015年11月2日之后不再上班。被告实际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5年10月。2016年2月15日，原告再次至被告处上班，并签订《薪酬及奖金实施细则》。2016年3月，原告经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培龙签字同意后，将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至杭州青鸟电子有限公司。杭州青鸟电子有限公司自2016年3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 2016年10月31日，原告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自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的拖欠工资97700元、拖欠工资赔偿金48850元、加班工资93639元、工程项目实施提成奖金1486061元、2013年2月至3月工资2900元。2017年1月6日，该委作出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58号仲裁裁决，裁决被告向原告补发2015年8月工资515元；补发加班工资60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月24日立案，案号为（2017）浙0106民初836号。原告在该案中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3年2月至3月工资2900元；2、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5年8月工资748元；3、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5年9月至10月工资620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扣留的工资88700元；5、被告补发原告加班工资59447元；6、被告支付原告工程项目实施提成奖金1486061元。2018年7月24日，本院作出（2017）浙0106民初8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原告部分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书中载明“原告提供了2010年3月2日、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劳动合同各1份、被告也提供了2010年3月2日、2011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各1份。即原、被告提供了约定工资数额不同的同一时期劳动合同。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数额分别为4000元、4500元、4500元，该数额与原告在仲裁庭审时的陈述存在矛盾，亦与原告多年来的工资实际发放情况矛盾，且被告落款处仅加盖了公章，并无签名、日期，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2010年3月2日劳动合同系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2011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原告认可其真实性，且约定的月工资数额1600元与每月转账发放的金额吻合，故本院予以确认”以及“关于2010年3月至2015年10月的扣留工资88700元。原告工作多年的月工资均为3100元，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每月扣留了部分工资，故原告主张被告补发所谓扣留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等。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杭州中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8）浙01民终8567号。杭州中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案的一审、二审判决均已生效。 另查明，2019年12月25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劳人仲不（2019）6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原告的仲裁请求（裁决原、被告签订阴阳劳动合同中的2011年3月31日的约定1600元/月工资的劳动合同无效；裁决2010年3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和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有效）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以上事实有浙杭劳人仲不（2019）6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5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7）浙0106民初836号案件受理通知书、（2018）浙01民终8657号判决书、（2017）浙0106民初83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请，原告主张2011年3月31日被告为了少缴社保，和原告签订与实际工资完全不符的约定1600元每月工资的劳动合同，形成违法的阴阳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违法无效。如若原告的上述主张成立，那么按照常理来说，原告在签订该份劳动合同时或者在实际工资发放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且原告在起诉状中亦陈述，在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403号案件审理中，被告谎称原告只有1600元/月的工资、没有其他工资，原告明确提出1600元/月的工资的合同是虚假合同，那么至迟在该仲裁案件的审理中，原告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原告于2019年12月才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明显已过仲裁时效，故原告的该项诉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在（2017）浙0106民初836号案件中，原告提供了2010年3月2日、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劳动合同各1份、被告也提供了2010年3月2日、2011年3月31日劳动合同各1份，即原、被告提供了约定工资数额不同的同一时期劳动合同。本院已在该案的证据审核认证部分对原告提供的2010年3月2日、2011年4月15日、2014年4月2日的劳动合同进行了审查判断，上述三份劳动合同工资数额分别为4000元、4500元、4500元，该数额与原告在此前仲裁庭审时的陈述存在矛盾，亦与原告多年来的工资实际发放情况矛盾，且被告落款处仅加盖了公章，并无签名、日期，故本院未予采信。而本案中，原告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三份劳动合同对工资数额的约定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俞金龙的诉讼请求。 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 蕾 人民陪审员  江启津 人民陪审员  曹 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