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国敏，女，196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前，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系程国敏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龙珠，女，198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飞，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国敏因与被上诉人张龙珠、张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国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前、被上诉人张龙珠及其与张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飞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国敏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5043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或发回襄州区人民法院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偏离了本案最基本的法律事实：1、因张昌介绍上诉人在刘萍处存款，上诉人请他帮忙收回，才发生张昌派张龙珠从上诉人手里取走两份合同原件，张龙珠只是替张昌跑腿，此时上诉人与张龙珠无任何法律关系。2、张昌并未帮助上诉人要回刘萍借款，应将合同退给上诉人，张昌却私自操作安排刘萍（债权出让人甲方）与张龙珠（债权受让方乙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所签有关书证均控制在张龙珠手中，未给上诉人。事后电话约上诉人见面，张昌告知上诉人钱未要到，办理了债权转让，总借据由张龙珠保管（直到现在原件仍在他手中），以后由张龙珠负责兑付。合同原件退给了刘萍，见上诉人不放心，张昌才给上诉人出了凭据，成为张龙珠拿走上诉人合同的孤证。3、之后几年上诉人不间断的向张昌催要此款，张昌总是以没要回来搪塞。2018年8月，张昌要上诉人把身份证复印件给张龙珠，上诉人提出要看总借据，张龙珠才把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彭宏伟给张龙珠出具的借条给上诉人看后，用手机拍照取得以上材料的复印件，原件仍在张龙珠手上。因借据上没有上诉人的名字，所以上诉人不同意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至此，上诉人才发现彭宏伟出具张龙珠名下的346万元借款含有上诉人的32万元，是张昌操作的将上诉人的32万元债权转移给了张龙珠。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来源于张昌、张龙珠，以及上诉人与张昌、张龙珠电话信息书面记录，均已在法庭举证，足以证实。原判认定存在两个最主要的错误，将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1、认定上诉人可依法向债务承受人彭宏伟主张债权错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上诉人可依法向债务承受人彭宏伟主张债权，不可能用彭宏伟在饭桌上说的酒话作为证据。原审判决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缺乏认定上诉人32万元合法债权的去向。张龙珠受让的346万元对彭宏伟的专有债权明显包含有上诉人的32万元，上诉人的32万元怎么跑到张龙珠的名下，不正是张昌操作的吗。原判决完全不顾事实，认定张龙珠、张昌都不应承担责任，导致上诉人的32万元合法债权完全丧失。二、原判程序违法，隐瞒主要诉讼环节。1、原审中，张龙珠于2019年12月9日向法庭举证，内容是彭宏伟出具给上诉人32万元的借条，同时向法庭递交追加彭宏伟为共同被告的书面申请。为此，法庭还主动配合依职权对彭宏伟作了调查，法庭制作的调查笔录显示：（1）彭宏伟出具给上诉人的借条是张龙珠于2019年12月30日找到他，让他补写的。（2）彭宏伟不同意追加为被告，认为应当一码归一码。原审明知张龙珠举假证，仍然强行传唤上诉人到庭质证。2、原审于2020年4月24号又传唤上诉人到庭，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追加彭宏伟为第三人的意见，上诉人要求法庭提供被上诉人提出追加彭宏伟为第三人的书面申请，但是法庭给上诉人提供的是张龙珠提出追加彭宏伟为被告的书面申请。为此上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反对追加彭宏伟为第三人，上诉人书面申请对张龙珠与彭宏伟串通作假证的行为给予司法制裁，原审未采纳。三、原判认定上诉人与张龙珠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当，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纵观本案全过程，上诉人请张昌帮助收回借款，张龙珠只是跑腿，受张昌的安排从上诉人处拿走合同，而后发生张昌操作的债权转让事宜，导致上诉人享有的32万元合同债权被转给了张龙珠，其行为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张龙珠、张昌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证据不足，因一审中上诉人是原告，谁主张谁举证，其证据不足当然应当承担诉讼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因上诉人主张是合同纠纷，不论是张昌还是张龙珠均非债务人，上诉人程国敏的债权对象是刘萍，以及后来发生债权转移的彭宏伟，上诉人实际不具有向张昌、张龙珠起诉的诉权。三、上诉人所称的32万债权并未实际转移给张龙珠，从而损害其32万元的债权，张龙珠仅是作为多个债权人的代表。四、本案中刘萍认可上诉人之前所承担的债务，彭宏伟亦认可该债务转移给他。所以上诉人的债务可以向刘萍或彭宏伟主张。如果其认可债务转移可直接起诉彭宏伟，如不认可债务转移可继续选择起诉刘萍。五、张昌、张龙珠只是帮助对刘萍享有债权的多个债权人催要债务，而根据网上可查的数据，刘萍已经对外承担债务一个多亿，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且在上诉人认可有其他债务人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发生了债权转移，张昌在程国敏原向刘萍投资理财协议中所叙述的内容亦能够证明程国敏认可债权转让的事实，因为张昌的书写时间为2014年9月1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程国敏对此事实一直未提出异议。综上，不能让帮助过受帮助者的人成为债务承担者。请求二审依法判决。程国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龙珠、张昌共同偿还程国敏借款本金32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8月20日起，按月利率2.5%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张龙珠、张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国敏及丈夫刘志前与张昌是同事和朋友关系，张龙珠系张昌女儿。2013年程国敏欲将闲散资金进行投资，便找到张昌介绍投资途径，后程国敏经张昌介绍认识了刘萍。2013年5月28日、2014年4月24日，程国敏分别将200000元、100000元交给刘萍，委托刘萍进行投资理财。程国敏、刘萍、担保人襄阳彩运钢材实业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两份《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每月按照月利率为2.5%支付固定收益等内容。2014年5月后，刘萍未付利息，程国敏担心借款安全，便请求张昌协助向刘萍要回借款。当时刘萍资金链断裂，已无法按期还款，彭宏伟又欠刘萍的钢材款，张昌便与刘萍、彭宏伟协商，将刘萍所负债务转移给彭宏伟，以抵消彭宏伟欠付刘萍的钢材款。2014年8月张昌安排张龙珠将程国敏持有的两份《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拿走，交给刘萍。2014年8月19日，刘萍（债权出让人甲方）与张龙珠（债权受让人乙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债务人彭宏伟所欠甲方的叁佰肆拾陆万元整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注：彭宏伟欠刘萍的债务）。同日，刘萍、张龙珠、彭宏伟签署了《债权人及金额表》，内容为“张龙珠：1638000元；候宁：6460**元；刘学华：535000元；程国敏：320000元；肖淑菊：215000元；王红艳：106000元。共计346万元。”同日，刘萍向彭宏伟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彭宏伟有限公司，根据我本人与张龙珠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贵公司所欠我本人的叁佰肆拾陆万元债务，该笔债权于2014年8月20日起转移给张龙珠享有。请贵单位届时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张龙珠。特此通知。债权人：刘萍”。2014年8月20日，彭宏伟向张龙珠出具了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张龙珠人民币叁佰肆拾陆万元（小写3460000元），2.5%月息，按（月/年）支付利息。借款期限壹年，自2014年8月20日—2015年8月20日”的借条，上有襄阳伟祯商贸有限公司的盖章及彭宏伟本人签字。2014年9月1日，张昌在程国敏持有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复印件上签字，内容为“为防止此存款及14年4月24日存款共计叁拾万元损失，经协商将此款项债权转移。新债务人出具的总借据由张龙珠保管，并由张龙珠督办落实此款项兑付事宜，原据已退刘萍。新债务人：伟祯商贸公司，法人代表：彭宏伟。”2015年8月，彭宏伟邀请债权人张龙珠、候宁、刘学华、程国敏的丈夫刘志前、肖淑菊、王红艳一起吃饭，告知债权人钱以后给，不要再找张昌要钱。2020年4月13日，彭宏伟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对于以上事实予以认可，表示愿意偿还6位债权人的欠款。一审法院认为，程国敏及其丈夫刘志前与张昌是同事和朋友关系。程国敏找到张昌、张龙珠帮忙介绍投资途径，并且在债务人刘萍没有还款能力时请求张昌、张龙珠予以协调处理。程国敏同意张龙珠将其持有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拿走，可以视为程国敏已经知晓债务转移给彭宏伟的协调意见。刘萍与张龙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和与彭宏伟签订《债权人及金额表》，将程国敏等6人在债权转让中所占金额予以确定，可以说明三人签订协议时，已经知晓转移的债务是由6人的债权组成。后彭宏伟针对张龙珠出具借条的金额是基于6人的债权数额组成，张龙珠只是代表6位债权人的承受者，并不是其个人承受了全部债权。2014年9月1日，张昌在程国敏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复印件上对债务转移情况和张龙珠在债务转移过程所起的作用及新债务人进行了详细备注，并且程国敏将签字的复印件予以接受保存。后彭宏伟宴请6位债权人，告知债权人钱以后给，不要再找张昌要钱，上述事实应视为程国敏对债务转移的追认，张龙珠只是作为程国敏等6位债权人的代表与刘萍、彭宏伟办理债权债务转让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张龙珠作为程国敏的代理人，以程国敏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程国敏发生效力，由其承担责任，故张龙珠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程国敏可以依法向债务承受人彭宏伟主张债权。张昌在本案中只是应程国敏请求介绍、协调借款还款事宜，并不是借款的债务人，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程国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7870元，由程国敏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程国敏提交了三组证据，经审查，该三组证据均系一审卷宗材料，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将上诉人提交该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作为上诉人的陈述，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价。被上诉人张龙珠、张昌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张龙珠、张昌是否应当承担偿还上诉人程国敏本金320000元及利息的责任；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三、一审认定本案系合同关系是否恰当。本院评判如下：一、被上诉人张龙珠、张昌是否应当承担偿还上诉人程国敏本金320000元及利息的责任。经查，上诉人程国敏分两次将30万元交给刘萍，委托刘萍进行投资理财，并与刘萍及担保人襄阳彩运钢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两份《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此时欠上诉人程国敏借款的债务人系刘萍。2014年5月后，刘萍再未支付利息，当时刘萍已无还款能力，上诉人程国敏请求张昌、张龙珠予以协调处理，程国敏同意张龙珠将其持有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拿走。之后，刘萍与张龙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刘萍、张龙珠与彭宏伟签订《债权人及金额表》，该《债权人及金额表》列明刘萍与张龙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的346万元债权由程国敏等六人的债权组成。后刘萍向彭宏伟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彭宏伟向张龙珠出具346万元的借条。此时，承担程国敏等6人债务的系彭宏伟。后彭宏伟宴请6位债权人，告知债权人钱以后给，不要再找张昌要钱。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刘萍、张龙珠及彭宏伟办理债权债务转让手续之时，均知晓和认可转移的债务是由6人的债权组成，上诉人程国敏亦知晓债权债务转让事宜。故一审法院认定彭宏伟向张龙珠出具借条的金额是基于6人的债权数额组成，张龙珠只是代表6位债权人的承受者，并不是其个人承受了全部债权，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本案中，起初欠上诉人程国敏借款的债务人系刘萍，之后承担刘萍债务的系彭宏伟，被上诉人张龙珠及张昌未作出过承担程国敏债务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亦未就本案债务的承担达成合意。综上，上诉人程国敏要求被上诉人张龙珠、张昌偿还其借款本金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张龙珠只是作为程国敏的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张昌只是介绍、协调借款还款事宜，二人均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因本案的债权转让及借条等都涉及案外人彭宏伟，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对彭宏伟进行调查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将调查彭宏伟时制作的调查笔录以及被上诉人要求追加彭宏伟的申请交由上诉人阅读并发表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一审法院隐瞒主要诉讼环节的情形。故上诉人程国敏上诉称一审程序违法，隐瞒主要诉讼环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一审认定本案系合同关系是否恰当。因本案一审程国敏的起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均是基于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程国敏主张一审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程国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程国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余以祥二０二０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闫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