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0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开飞，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增方，男，196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贞会，山东谛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开飞、张**因与被上诉人朱增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6民初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开飞、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鲁0826民初9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3日向上诉人出借440万元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该笔440万元的借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六张总金额为430万元的承兑汇票；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记账凭证；案外人李帅作为领款人签字的领(付)款凭证。从上述三份证据分析：第一、六张承兑汇票载明的内容未显示该六张汇票已转让给上诉人；第二、记账凭证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案外人李帅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或上诉人授权人员，而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440万元的利息，被上诉人针对其主张的440万元借款，根本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能认定该借款已向上诉人出借。二、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8月24日向上诉人出借370万元的承兑汇票，上诉人已还清该笔借款。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5份证据即“双方及相关公司自2013年以来发生业务的财务明细清单一份(附相应光盘一份)”，该明细第3页载明的(6)项以前发生的交易账目已结清，不包含(6)项以后，其中第(6)项载明上诉人针对370万元的借款已偿还144万元，第(7)项载明上诉人转款共计4300400元，虽然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转账的4300400元是偿还的440万元的借款，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440万元已出借给被上诉人，故(6)项载明的上诉人偿还144万元及(7)项载明的转款中的226万元应认定为是对370万元借款的偿还，所以该笔370万元的借款已还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70万元是正确的，但认定上诉人仅还款144万元，尚欠226万元是错误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增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错误。1、上诉人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3日向上诉人出借440万元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是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歪曲和篡改。事实上，一审判决对440万元的认定是“从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原被告及原被告相关公司之间均有经济来往，且没有明确之分，应一同认定。从上述证据可以确认该440万元已出借的事实，也可以确认该项目下的记载应为还款的事实”。针对上诉人不承认拿走440万元承兑汇票，反而认为被上诉人欠其204.04万元，一审判决则认定“被告刘开飞作为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被告张**之夫，在与原告及相关公司存在多年多笔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对于上述事实应是明知的，其在明知原告方欠其款项的情况下不要求原告方给付欠款，而是出具借条，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可见，一审判决并未明确该440万元的借款主体，而是对双方及其相关公司经济往来的概括性认定。一审只是通过该笔承兑汇票兑换的事实认定刘开飞出具的借条系经过结算后出具的，符合客观实际，是有效的。2、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5，即双方及相关公司的对账明细，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称，对对账明细记载的除2014年第(7)项即2014年11月18日承兑汇票440万元以外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资金的明细没有异议。而该440万元承兑汇票是一笔单独的账目，与涉案的370万元不存在任何关联。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记账凭证和银行转款单，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诉人的公司及工作人员在2014年11月3日向被上诉人的宏大公司分别转款29万元、98万元、33万元、82万元，11月4日又转款1880400元，共计4300400元，上诉人付清上述款项后，被上诉人贴息99600元，被上诉人便于11月4日将440万元承兑汇票交付给上诉人公司，该笔承兑汇票的兑换往来，在两天内即行清结。对于双方公司兑换承兑汇票是经常发生的经济往来。至于上诉人提到的李帅签字的领(付)款凭证，只是涉及到被上诉人公司用于贴息的财务费用为99600元，而并不是领取的承兑汇票。关于承兑汇票的金额问题，交付给上诉人公司的承兑汇票的面额是430万元，而被上诉人公司在财务记账时体现的是:承兑汇票(财务费用)贴现利息99600元、银行存款4300400元(上诉人公司转入)、应收票据4400000元(这里的应收票据是指被上诉人公司的应收票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明确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70万元是正确的”，即认可了上诉人个人向被上诉人个人借款的事实，与其公司无关，且上诉人“对对账明细记载的除2014年第(7)项即2014年11月18日承兑汇票440万元以外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资金的明细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在对账明细中，除了涉案的370万元借款以外，其余往来均是账清。而一审查明的上诉人对该笔借款的还款数额为144万元，因此，不论就370万元的该笔借款还是一审判决作出的双方及相关公司经济往来的概括性认定，上诉人就370万元借款只偿还了144万元，事实是清楚的。朱增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拖欠原告的借款计2831400元及利息1415700元(利息从2017年1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2月21日，以2831400元为基数，按月息二分计算)；2、被告继续支付利息自2019年2月22日至本金偿清之日止(以2831400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4年8月24日，被告张**从原告朱增方领取承兑汇票19张，共计370万元，并填写凭证一份。该凭证为领（付）款凭证，其中该凭证抬头“领（付）”部分由被告张**划去，改为“借条”。该凭证内容记载：领款人（单位）为济宁市天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核准人为朱增方，领款金额为叁佰陆拾叁万肆仟元正，领款用途为承兑17张（实为19份，被告张**错记为17份），370万，领款人为张**。该凭证中领款用途部分后加括号，注明29日还。该凭证中领款人（单位）天星公司的名称系被告张**书写，没有天星公司的盖章。同年8月29日，被告张**转入原告朱增方账户116万元(其中93万系还本案款款,23万元系还之前秦海军借款)。被告张**又分别于2014年11月21日、12月18日、2015年2月13日转入原告朱增方账户30万元、10万元、10万元。2016年6月28日，案外人缪爱军受托转入原告朱增方账户1万元。2016年12月11日，原告朱增方与被告刘开飞经结算，被告刘开飞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有刘开飞向朱增方借现金贰佰捌拾叁万壹仟肆佰元整（￥2831400.00）；约定2017年1月20日前还款壹拾万元，2017年4月20日前还款贰拾伍万元，2017年8月20日前还款贰拾伍万元整，2017年12月20日前还款贰拾叁万壹仟肆佰元，剩余贰佰万元在2018年12月20日前全部还清；如按约定时间不以能按时还款，全部借款按月息贰分计息，并且朱增方有权向微山县人民法院对刘开飞所欠借款和利息提起诉讼。其后，被告刘开飞没有按照约定还款。另查明，原告朱增方曾是宏大公司和振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刘开飞系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相关的公司之前存在多笔经济来往，现均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1、借贷双方的主体分别是谁；2、本案民间借贷是否成立并生效；3、本案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问题1，二被告主张出借方应为宏大公司，而不是原告，从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是核准人，也是该证据的持有人，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该证据的所有人是宏大公司，并且，原告提交的证据2明确载明是向朱增方借款，故可以确认出借人是原告，而不是宏大公司。二被告主张借款人是天星公司，从原告提交的证据1，该证据中有领款人（单位）天星公司的名称，但是该名称系被告张**书写，并没有天星公司的盖章，或者天星公司于其后与原告确认其借款的事实，被告张**将该证据中抬头中“领（付）”划去，改为“借条”，是显系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可以确认被告张**系借款人，天星公司并不是借款；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开飞于2016年出具借条，其身份显系借款人，故原告以二被告为借款人提起诉讼，与事实相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问题2，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及被告张**实际领走承兑汇票的事实予以认可，二被告主张已清偿该370万元，被告刘开飞虽然出具借条，但是原告方没有给付借款，故民间借贷没有生效，从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原被告及原被告相关的公司之间均有经济来往，且没有明确区分，应一同认定，二被告主张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440万元汇票不能证明系被告张**拿走，故该项目下的还款均应视为对本案借款的给付，并且可以确认原告欠被告204.04万元，但是从上述证据可以确该440万元已出借的事实，也可以确认该项目下的记载应为还款的事实，被告刘开飞作为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被告张**之夫，在与原告及相关的公司存在多年多笔经济来往的情况下，对于上述事实应是明知的，其在明知原告方欠其款项的情况下不要求原告方给付欠款，而是出具借条，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故原告主张刘开飞出具的借条系经过结算后出具的，符合客观实际，予以确认。关于焦点问题3，二被告主张原告提提交的证据1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8月29日，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刘开飞出具的借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是原告没有提交证明该借款成立，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张**一直在还款，被告刘开飞出具的借条显系对之前债务的结算，故原告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二被告向原告借款，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明晰，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借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二被告借款370万元，还款144万元，尚欠226万元，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二被告欠款28314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刘开飞承诺如不能按照约定还款，全部借款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二被告逾期还款，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该借款利息自2017年1月21日起到原告主张的2019年2月21日为113万元｛226万元×2%×25个月（2017年1月21日至2019年2月21日）｝，对此，原告主张1415700元，在113万元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借款利息自2019年2月22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判决：一、被告刘开飞、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朱增方借款本金226万元，支付利息113万元（截至2019年2月21日），后续利息以226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二、驳回原告朱增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777元，减半收取计20388.5元，由原告朱增方负担3428.5元，被告刘开飞、张**负担1696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为:刘开飞、张**向朱增方借款的具体数额及还款数额。2014年8月24日，张**从朱增方领取承兑汇票19张，共计37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审庭审中刘开飞、张**对此予以认可，在上诉状中亦认可一审判决认定刘开飞、张**向朱增方借款370万元正确，但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朱增方2014年11月3日向刘开飞、张**出借440万元证据不足，朱增方提交的财务明细第3页（6）项载明的144万元及（7）项载明的转款226万元应认定为刘开飞、张**对本案借款的偿还。本院认为，从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双方及双方相关公司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无明确区分，应一同认定。假如刘开飞、张**的上诉主张成立，那么刘开飞、张**于2014年11月4日已向朱增方还款574.04万元，不仅偿还了本案借款370万元，还向朱增方超付了204.04万元。在此前提下，刘开飞作为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张**之夫，对双方及双方相关公司多笔经济往来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悉，其在明知朱增方欠其款项的情况下不要求朱增方给付欠款，而是于2016年12月11日出具了还款节点详细的借条，显然不符合借贷常理，故该借条应为双方对账后的结算凭证；且即便刘开飞主张其只是出具2831400元借条，朱增方并未提供借款的理由成立，那么依照日常借贷情理，刘开飞在未收到朱增方借款的情况下，应向朱增方要回借条，而不应该一直由朱增方持有该借条，故本院有足够理由认定朱增方已向刘开飞、张**出借440万元，那么（7）项载明的转款430.04万元应是对440万借款的偿还,故一审判决认定刘开飞、张**偿还144万元后再向朱增方偿还借款226万元及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开飞、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777元，由刘开飞、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