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4095号原告：嘉兴清水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中山西路**嘉欣丝绸工业园**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738422373R。法定代表人：大泽喜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进华，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嘉兴市业能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新荷路西侧**第**会信用代码913304025669572312。法定代表人：罗刘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根、崔剑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敬波，男，197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鲍冲冲，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兴清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公司）与被告嘉兴市业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能公司）、王敬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根据原告清水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浙0411民初1296号民事裁定，并据此对被告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8日依法裁定驳回原告清水公司的起诉。原告清水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裁定，撤销本院裁定并指令继续审理。2020年10月9日，本院立案受理本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清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进华，被告业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根，被告王敬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清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人民币445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8月，被告王敬波通过应聘进入原告清水公司从事采购工作，并担任采购部主管职务。2020年1月，王敬波辞去清水公司工作。工作期间，王敬波获悉清水公司需要采购大量铁芯等配件，即产生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获取上述业务计划。2020年12月，王敬波为了实现其不正当获取清水公司铁芯采购业务的目标，以自己及其母亲李喜英为股东向嘉兴市南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业能公司，并担任业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2018年8月，王敬波将业能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其妻子罗刘香和母亲李喜英，并将业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刘香。2015年7月，为保障各方权利，明确各方责任，促进公平竞争，清水公司分别与包括业能公司在内的所有供应商签订了《供应商阳光采购协议》（以下简称阳光协议）。该阳光协议明确规定，清水公司与业能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业能公司的股东、管理人员或者员工不能有任何是清水公司员工的朋友关系或亲戚关系，业能公司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或者虚假证据，不得故意隐瞒企业实情，不能蓄意欺诈。如果业能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则清水公司有权取消其供应商资格，拒付所有货款，并有权向业能公司主张业能公司出售给清水公司货物的总金额30%以上的违约金。协议还明确，凡是直接参与违背阳光协议的人员，也应当与业能公司共同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王敬波继续隐瞒业能公司的实情，甚至恶意制造虚假资料欺骗清水公司，并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清水公司供货。王敬波系清水公司的采购、营销部门负责人，属清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理应履行其法定的勤勉尽责、忠诚义务，不得谋取属于清水公司的商业利益。然而，王敬波擅自设立业能公司从事变压器、电抗器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其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2017年1月，为细化清水公司与包括王敬波在内的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清水公司与王敬波签署《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以下简称保密协议）。保密协议明确规定，未经清水公司同意，王敬波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清水公司或与清水公司关联公司同类的营业。然而，即便如此，王敬波仍采取隐瞒、欺骗手段，利用业能公司开展与清水公司同类营业，甚至将自己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清水公司的意向客户与业能公司发生交易。更让人气愤的是，王敬波为了开展与清水公司同类营业，暗地里将自己表弟叶想想于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3月31日运作进清水公司制造部工作，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9月27日进入品保部IPQC工作。在叶想想对相关技术均熟知后，再让叶想想回到业能公司开展与清水公司同类的经营。2020年1月，清水公司偶然发现业能公司与王敬波有关。为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清水公司李总与王敬波进行了谈话。谈话中，王敬波对自己隐瞒、欺骗清水公司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安与后悔，对利用业能公司进行同类经营虽予以认可，但仍避重就轻，对业能公司所供货物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予以认可，但其辩解为是因为业能公司缺乏相应的机器设备需要对外委托加工，并由于业能公司采购材料时系小批量采购，故需对外委托加工行为和原材料的进价高于其他公司，从而导致其产品成本增高，使得产品的售价高于市场价格。综上，王敬波作为清水公司采购部、营销部的负责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理应依法履行勤勉尽责、忠诚义务，绝不可谋取公司的商业机会和损害公司的利益，但其利用职务便利获悉清水公司需要采购铁芯的信息后，私下设立业能公司，并与业能公司采取隐瞒、欺骗等手段成为清水公司的供应商。王敬波与业能公司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还违反了清水公司与业能公司签订的阳光协议，特别是其以高于市场价格将铁芯等销售给业能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清水公司的合法权益，从而给清水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王敬波利用业能公司进行同类经营的行为，不仅违反其法定忠诚义务，还违反了其与清水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原告在本院驳回起诉的裁定作出后，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45万元。理由是：原告基于被告业能公司违反了双方所签订的阳光协议而要求其承担约定的违约金。同时，被告王敬波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理应履行其法定忠实义务，由于其违反了忠实义务而将公司业务暗地里转移给被告业能公司，故要求被告王敬波与业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金。为便于查明案情，原告决定撤回对被告王敬波作为公司高管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的起诉，并将在另案中对其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原告清水公司提交如下如下证据：一、劳动合同一份，证明被告王敬波于2005年通过应聘担任采购部主管的事实；二、业能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份（打印件），证明业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14日，以王敬波及其母亲李喜英名义在嘉兴市南湖区设立登记。2018年8月，王敬波为了逃避责任，将业能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其妻子罗刘香。三、阳光协议一份（复印件），证明2015年7月13日原告清水公司与被告业能公司通过邮件方式签订阳光协议，该协议约定清水公司与业能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业能公司的任何人员都不能与清水公司有亲属关系，不得故意隐瞒欺诈，并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的事实。四、保密协议一份，证明原告清水公司与王敬波在2017年1月18日签订保密协议，协议规定未经原告清水公司同意，王敬波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清水公司或清水公司关联公司的同类业务，并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五、供方评价表及询函各一份，证明被告王敬波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隐瞒了业能公司的企业实情，恶意制造虚假资料欺骗清水公司，从而获得供应商的资格，并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向清水公司供货，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清水公司的意向公司发生交易。六、采购付款明细表一份（打印件五页），证明双方之间自2011年至2019年年底，发生业务总额1360余万元的事实。七、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证明王敬波与罗刘香是夫妻的事实。八、发票和送货单一组，证明双方业务往来总金额为13699446.15元。九、录音及其文字材料一份，证明2020年1月8日原告清水公司发现业能公司与王敬波有关联，向其询问，其承认欺骗隐瞒清水公司将业能公司操作成为供应商，并认可营业执照是其拿走，在录音中也体现了原告的一些客户已经流失到了业能公司中。同时证明，王敬波将阳光协议偷走了，还偷了业能公司的营业执照。供方评价表的资料都是王敬波收集的，原告不知道业能公司就是王敬波的，到2020年才知道。十、比对表、订单、发票、对账单、报价单各一份（复印件），证明2019年10月左右，估计是王敬波担心案发，故业能公司表示不再继续给原告供货，为此，原告向其他公司进行询价发现，业能公司的供货价比其他公司的报价还高出29.3%、35.6%、37.9%。十一、邮件一份（打印件），证明阳光协议的来源，王敬波于2011年收到客户宁波依莱克顿的电子邮件，并要求签订阳光协议，2011年8月王敬波将该协议转发给清水公司的李总。被告业能公司辩称，一、阳光协议在双方买卖合同交易期间因原告未盖章而不生效，在交易终止后原告再补盖公章已无法律意义。案涉阳光协议由原告以电子邮件带附件方式发送给业能公司，再由业能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盖章后以传真方式发回原告的事实，业能公司不持异议。上述传真发送行为，仅仅完成了合同要约和承诺过程，因此可以认定阳光协议已于2015年7月13日依法成立。但是，依照阳光协议第二十三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之约定，原告收到传真件后，并未即时盖章并将其中一份正本提供给业能公司，因此其并未于2015年7月13日生效。至于原告作为本案证据提供的阳光协议上的公章，系原告为本次诉讼而补盖。由于双方买卖合同已于2019年12月31日完全终止，阳光协议作为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在买卖合同终止后再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已无法律意义。综上，阳光协议于起诉状载明的日期2020年3月31日由原告补盖公章，此时原告与业能公司已终止全部买卖合同，因而阳光协议不应适用于本案买卖合同交易。二、即便阳光协议在交易期间已经生效，但在原告履行内部手续后与业能公司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其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业能公司违约的情形。首先，业能公司于2010年12月14日依法成立，其经营范围为电子零配件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股东为王敬波、李喜英，法定代表人为王敬波。2018年8月17日，业能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喜英、罗刘香，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刘香。罗刘香系王敬波的配偶。2011年1月，原告开始与业能公司试行买卖合同交易，由原告向业能公司采购铁芯等配件。2011年3月，原告通过试行买卖后，对业能公司进行正式评价，填写供方评价表，其中供方信息及营业执照等资料由王敬波填写及提供，书面评价、样品评价及实地评价由工程部主管梁德峰、生产部主管贺春雷、品管部主管董炎良、财务部主管方琼分别签署意见，且账务部主管对业能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进行了核查，最终由原告清水公司总经理李微签名同意。业能公司据此正式具备原告的供应商资格。需要提出的是，在原告与业能公司日常交易过程中，原告均通过向业能公司发送订单的方式采购货物，该订单均由原告履行了采购担当、主管审核、仓库审核、账务审核及总经理批准的内部程序。以上事实表明，即便阳光协议在双方交易期间已生效，但业能公司向原告供应货物，均由原告严格履行了其内部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其次，依照阳光协议第十七条之“除外条款：要获得本规则除外条款，需要得到甲方总经理的书面确认同意”的约定，由于原告与业能公司的交易均由原告总经理进行审批，该除外条款应适用于本案，即不认定业能公司存在违约情形。三、即便阳光协议在交易期间已经生效，其也仅仅适用于生效后的交易，但生效时王敬波已经不再担任采购部主管，事实上对交易不会产生影响。首先，即便阳光协议已于2015年7月成立之日即生效，该协议也仅能约束其后的交易，原告与业能公司自2011年1月试行交易至2019年12月终止交易，该期间累计交易金额13699446.15元，其中属于阳光协议订立后的交易金额为6608763元，原告以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金额作为其计算违约金的基数，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其次，王敬波早在2011年10月已经调任原告清水公司的营销部主管，不再负责原告清水公司的所有采购事项，在其调任后对原告与业能公司之间的交易不能也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会也不能损害原告的任何利益。四、原告起诉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本案应就原告与业能公司之间买卖合同过程中业能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责任及承担何种违约责任进行审理。原告与业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王敬波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原告在本案中将业能公司、王敬波列为共同被告，实质是以侵权纠纷为由追究业能公司、王敬波的共同侵权责任。原告应当对上述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选择，选择买卖合同关系的，本案继续审理，选择侵权关系的，业能公司将另行应诉及答辩。综上，原告在与业能公司交易之初即已明知业能公司与王敬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所有交易均由原告履行总经理审批等内部程序，不会损害原告的利益，且应当适用阳光协议除外条款，即便阳光协议于2015年7月生效，其生效后至双方完全终止期间，王敬波早已不担任采购部主管，不会也不能对双方的交易施加影响，不会也不能损害原告的利益，业能公司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据此，原告以业能公司违反阳光协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全部驳回。倘若原告主张侵权责任的，应当另案处理。被告业能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订单一份（复印件），证明原告向业能公司发出的订单，均经过采购担当、主管审核、仓库审核、财务审核以及总经理批准。被告王敬波辩称，与原告没有签订阳光协议，故不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请求驳回对其的相关诉讼请求。被告王敬波提交如下证据：一、转岗通知邮件一份（打印件），证明2011年10月14日，王敬波通过邮件方式通知转岗，其已经由市场部经理转至营业销售部主管。二、市场部岗位说明书一份（打印件），证明市场部相关负责的项目及相关岗位流程，岗位并无价格决定权限。三、营业部岗位说明书一份（打印件），证明王敬波在营销部门的相关负责事项，该部门并没有采购材料的权限。四、财务部岗位说明书一份（打印件），证明财务部对采购材料价格调整议价及决定权（报批流程）。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被告业能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是发生在双方交易之前的劳动关系，原告与业能公司最初的交易时间为2011年1月，当时王敬波已经调离采购部主管岗位转为销售营销，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业能公司是2010年12月14日成立的，而且成立的时候王敬波就是业能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直到2018年8月17日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虽然提供的证据为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并陈述该协议为传真签订，那么该协议中两方都应当是黑章，不应有一方为红章，也没有提供相关传真签订的辅助证据。后经核实，补充认为确实是原告以电子邮件发给业能公司，2015年7月13日盖章签字后发送给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等原告盖章完毕后发给业能公司才能生效，所以这份阳光协议虽然成立但不生效，至于上面的印章形成时间如果原告不认可，业能公司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公章是原告为了本次诉讼而补盖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但同意王敬波本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五的三性没有异议，并认为证明以下事实，该证据形成于2011年3月1日，双方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交易，同时在供方评价表中可以看出，先由王敬波作为市场部人员进行填表，然后由工程部主管、生产部主管、品管部主管、财务部主管一一进行审核，最后由总经理予以批准。从各个主管的审核意见来看，业能公司的产品都是符合原告要求的，从财务部主管的意见来看，其已审查了业能公司的营业执照，而当时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的法定代表人就是王敬波；对证据六，认为不属于证据，但对交易金额确认，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双方确实发生了这些交易，但是该证据同时显示原告尚欠业能公司233796.10元；对证据七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也仅证明罗刘香是王敬波的妻子，证明不了别的事实；对证据八，认为因为送货单数量非常大，不再一一质证，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但是对于交易总额为13699446.15元予以认可，原告尚欠23万多元欠款未支付；对证据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录音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原告与业能公司没有签署阳光协议，原告认为王敬波含糊其词就推定有该份协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并且原告与业能公司发生交易时，王敬波提供了营业执照供原告审查，并让总经理对当时的单据进行了审核和签名，至于营业执照事后有没有被王敬波拿走并不影响业能公司已经提交且原告经过审核的事实；对证据十，认为单价对比表是原告自行制作的表格，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两份订单，认为是2019年12月2日、3日的，该订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两份订单的相关主管及公司本身对单价进行签名确认，证明王敬波在订单处理上没有参与，对两份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针对12月的对账单一份，认为该对账单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报价单，认为需要核实原件，报价单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当时已经由业能公司向原告供货，报价单位作为竞争对手可能存在报低价的情形，该报价单也没有明确足以影响价格的其他条件，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报价单位按报价的价格实际进行了成交。邮件属于内部人员的沟通情况，对阳光协议的生效与否和违约事实不产生影响，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王敬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开始于2006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对劳动关系这个事实是确认的，但该合同只反映了2006年至2007年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王敬波在入职后一开始是负责采购部门担任主管，后来公司成立了市场部，2011年10月王敬波从采购部门调离，转任营销部门，并不负责原材料采购。即使通过劳动关系，也要以变化的眼光去看，因为工作过程中职务、岗位是有调整的；对证据二，认为业能公司于2010年12月成立时王敬波是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登记及对外的信息都是王敬波的，但不存在隐瞒的情况；对证据三，认为该协议从未经手也未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说是传真方式签订，按照一般习惯，是自己公司盖章后传真给对方，对方盖章后回传，原告应当提交的是一个带有两个黑章的传真件。如果原告认为是空白的文件先传送至业能公司的，那么应当提交回传的证据予以证明。协议第二十三条规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那么该协议原告是什么时候盖章的，需要原告核实。该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认，而协议生效才有约束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2017年1月18日确实与原告就任职期间保密及竞业禁止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签定协议的原因是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合同中没有对保密相关的事项进行约定。2017年1月18日第一次对任职期间的保密事项进行约定，应当对签订之后的时候有约束力。对于保密协议，因为离职之后没有收到公司任何补偿，所以该协议不能约束离职后的行为。另外，原告应当明确本案到底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劳动纠纷；对证据五，认为是审核业能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清水公司供应商的审批流程，可以看到清水公司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评价表的三性予以认可，从中看到市场部王敬波签字后，仅仅是流程的开始，业能公司成为合格供应商需要经过工程部、生产部、品管部、财务部及总经理的审核。该证据第四行“以上评审中出现否定时，即停止审核无需向下传递。”在供方身份的评定工程中，其只是收集了一些基本信息，如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环保等材料，在审查过程中，特别是财务部对这些凭证都进行了审核并确认。审核过程中需要书面评价、实地评价和样品评测，其在审核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轻微的；对证据六，认为其后期在清水公司都是负责对外销售业务，对相关业务最终明细并不清楚；对证据七没有异议；对证据八，认为总金额无法确认，尊重业能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对话中可以确认以下事实，王敬波自始至终没有签订阳光协议，其按照原告要求提供了业能公司营业执照进行审查，且企业信息是公开的，对于其在业能公司的身份地位是清楚的，并不存在原告说的是2020年1月8日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录音中提到业能公司利用原告转移客户并不符合事实。王敬波自始至终没有这样的行为，录音中也不存在这样的言论，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盗取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关于原告上述证据一至九，在证据清单中原告明确了证明目的，本案中诉讼请求也明确变更，相关的证明对象和目的应有所变更，原告应向法庭明确，也方便被告答辩，对于供方评价表原告说是不知道业能公司的情况，但一家公司的基本信息在市场管理局和APP上都可以查到，对于一家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是谁这个审查过程是非常简单的，评价表中明确了相关材料都已经向原告提供，原告已经对相关的材料不止是营业执照等都进行了审核，这些材料都能体现业能公司的基本情况，原告现在说被告隐瞒是站不住脚的；对证据十，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拖欠业能公司货款的事实，这在另案中原告也认可，原告在证明对象中提出自己的证明目的，是原告一方的臆想，与事实不符，相关的询价单，作为业内人士需要说明，不同材质的东西和规模的供应商，不同单次发货因数量不同有浮动的，且铁芯钢材价格是有很大的波动，以相关的报价证明价格过高是没有依据的。对于阳光协议的来源，不知道原告的证明目的是什么，因没有签订阳光协议，故不受其约定的约束。原告对被告业能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免除业能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告被欺骗以后不能让骗子免除责任。被告王敬波对被告业能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并认为在整个交易中，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影响最终的价格和交易的成功，其前面10个月是担任了采购部负责人，后面是担任了营销部的负责人。原告对被告王敬波提交的证据，认为无法证明所要证明的目的，王敬波是有权控制采购的成本，有核对的权利，不是决定权。业能公司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成为原告的供应商。被告业能公司对被告王敬波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同意王敬波的举证意见和证明内容。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为原告与被告王敬波签订，予以采纳；证据二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材料，予以采纳；证据三，被告业能公司对该阳光协议予以确认并盖章后传真给原告，予以采纳；证据四，因原告已变更诉讼请求，故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五由被告业能公司出具，予以采纳；证据六、八，因被告业能公司对与原告交易总金额并无异议，而被告王敬波表示尊重业能公司的质证意见，虽然证据六为原告自行制作，但证据八反映了双方发生交易的情况，该两份证据能相互印证，均予采纳；证据七来源于档案材料，予以采纳；证据九，为原告一方人员与被告王敬波的通话内容，予以采纳；证据十，显示的报价时间为2019年11月份，而原告与被告业能公司发生的业务并非仅为该段时间，且报价与最终成交价格还可能因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因素而有变化，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证据十一，为被告王敬波作为原告员工收取原告客户有关要求签署阳光协议的材料，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被告业能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与被告王敬波并无异议，予以采纳。被告王敬波提交的证据，属于原告清水公司的材料，予以采纳。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05年6月，被告王敬波入职原告清水公司工作。2006年8月，被告王敬波担任原告清水公司采购部主管，并于当月19日与原告清水公司签订了合同期为2006年9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的劳动合同。2011年10月，原告清水公司决定被告王敬波调至市场部后，被告王敬波转岗至市场部并担任主管，之后又负责营销部，并依然负责采购。采购部的岗位职责包括积极开发供应商，不断降低采购成本，并淘汰不合格供应商等。市场部的岗位职责包括制作订单原件、合同评审书、成本核算表等。营销部的岗位职责包括变压器、电抗器新客户营销计划制定、实施以及材料降价事宜等。账务部主管岗位职责包括审核当月材料采购的申请单，核对发票金额与入库金额，审核采购单价，审核订单或请购单材料单价与实际成本的差距，并将异常项通知总经理和业务部等。2011年开始，被告业能公司开始与原告清水公司发生业务往来。2011年2月，清水公司经对业能公司考察、评价后，业能公司成为清水公司的供应商。2011年3月，被告业能公司根据清水公司要求，由被告王敬波提交了业能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所提交的营业执照所载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并不真实。在双方业务往来中，业能公司根据清水公司的订单向清水公司供应矽钢片、铁芯等货物。原告清水公司的订单由其公司采购担当签署并经主管、仓库、财务分别审核后报总经理批准。2015年7月，原告清水公司决定将被告业能公司列为相对固定的供应商，并将阳光协议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被告业能公司。阳光协议载明，甲方为了能在对乙方评估、考察、管理和采购活动中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监督的环境，甲方与乙方签署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愿意买乙方生产的产品，乙方愿意生产和供应产品给甲方。二、乙方必须根据甲方详细描述在有竞争力的价格下及时生产产品。三、甲方与乙方的业务关系是严格的买卖关系，乙方方面的股东、管理人员或员工不能有任何是甲方的朋友关系或亲戚关系。……十、乙方不提供假证明或假证据，不故意隐瞒企业实情，不能蓄意欺诈，影响采购结果。……十三、乙方保证与甲方相关评估、考察、管理供方及采购人员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关系。十四、若乙方违背十、十一、十二条款，甲方有权取消其供应商资格，拒付所有货款，同时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且终止业务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十五、在评估、考察、管理供方及采购过程中，乙方如违反上述承诺，甲方可以视情采取下列一种或几措施：停止向乙方采购；给予乙方经济处罚；取消乙方资格；追究乙方法律责任。乙方有本协议第十条欺诈行为，并已通过甲方认证或签订合同的，甲方除采取本条上述措施外，甲方还有权随时终止与乙方签订的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由此导致的损失。……十七、除外条款：要获得本规则除外条款，需要得到甲方总经理的书面确认同意。十八、以上条款适用于所有关联的常勤及非常勤员工，包括总经理和股东。……二十、乙方同意遵守以上条款，同时违约金是乙方在所有期间供应商货物的总金额的30%以上，乙方必须明白和甲方关系的损害，包括直接参与违背此条约的人。……二十三、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正本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015年7月13日，被告业能公司作为该协议的乙方盖章后，通过传真发送给甲方即清水公司。由此，被告业能公司成为原告清水公司相对固定的供应商。之后，被告业能公司通过报价，原告经确认后以订单方式陆续向被告业能公司购买矽钢片、铁芯等货物。自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原告清水公司每年多次向被告业能公司采购货物，总计货款13699446.15元，其中2011年1月至2015年7月13日合计7090683.05元，2015年7月13日至2019年10月合计6374967.01元，2019年11月、12月合计233796.09元。2019年11月、12月的货款尚未支付，业能公司已提起诉讼，诉请清水公司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2020年1月，原告清水公司发现被告王敬波与被告业能公司的关系后，被告王敬波辞职，并在辞职后将其于2011年3月提交于清水公司的营业执照擅自取走。被告业能公司在与清水公司业务往来中，其经办人员也隐瞒真实身份。另查明，业能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14日，王敬波及其母亲李喜英为公司股东，王敬波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14日，王敬波与罗刘香在嘉兴市南湖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8年8月17日，业能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李喜英、罗刘香，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刘香。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阳光协议是否生效？二、两被告是否违约？若违约则应承担多少责任？关于阳光协议是否生效。阳光协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通过邮件将该协议发送给被告业能公司，表明其对协议中载明的内容已经同意并予确认。被告业能公司盖章并传真给原告，表明其对协议中载明的内容也已同意并予确认。同时，在签署该协议时，业能公司已为原告的供应商，原告通过签署该协议将业能公司作为相对固定的供应商，并在之后保持业务往来。因此，虽然被告业能公司在阳光协议上盖章并传真给原告后，原告并未按照该协议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签字盖章，但该协议在2015年7月13日原告收到时即已成立并生效，对协议双方都产生拘束力。关于两被告是否违约。被告王敬波以本人及其母亲为股东成立业能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管理业能公司，即使在2018年8月公司事项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股东还是被告王敬波的母亲与妻子，并由其妻子担任法定代表人。在业能公司成立时，被告王敬波已为原告清水公司员工并担任采购部主管，在清水公司不明知业能公司与王敬波关系的情况下，业能公司本不该与清水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也不应与清水公司签署阳光协议而成为清水公司的供应商，因此业能公司与清水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关系，违反了阳光协议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业能公司认为，与原告的交易均由清水公司总经理审批，但因业能公司是在隐瞒实情的情况下与清水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因此业能公司有关应适用阳光协议第十七条规定的除外条款之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虽然阳光协议第二十条规定了“包括直接参与违背此条约的人”，但协议的双方为清水公司与业能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阳光协议对清水公司与业能公司产生拘束力，故原告诉请被告王敬波与业能公司共同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业能公司承担多少责任。阳光协议第二十条规定“违约金是乙方在所有期间供应商货物的总金额的30%以上”，并未明确包括在该协议签署之前的交易金额。在该协议签署之前，即使被告业能公司不应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但双方并未具体明确一旦发生业务往来后所产生的违约等责任后果。因此，业能公司在签署该协议之后，因违反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2011年，业能公司在与清水公司发生业务时，王敬波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并非其本人的营业执照，以此业能公司通过了资格审查而成为清水公司的供应商，而王敬波提交营业执照时为清水公司的采购部主管，其岗位职责就包括积极开发供应商，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本属其职责范畴。清水公司基于对员工甚至担任采购部主管的信任，无需也不可能对业能公司成为供应商的资格再另行指派人员进行调查。因此，被告业能公司认为公司登记信息均公示，清水公司在2011年1月应当知道业能公司与王敬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当事人一方因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在阳光协议签署之后，业能公司与清水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为6608763.1元，其中清水公司已支付货款6374967.01元，尚未支付的货款233796.09元已另行诉讼。阳光协议第二十条规定“所有期间供应商货物的总金额”，但在阳光协议的十四规定“甲方有权取消其供应商资格，拒付所有货款”。据此，对于阳光协议第二十条规定的“所有期间”的货物的总金额应为已支付货款的总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鉴于业能公司隐瞒实情，与清水公司签署阳光协议而成为清水公司的供应商，结合双方的交易时间、交易金额等因素，本院酌定由业能公司按其与清水公司交易并已支付货款6374967.01元的20%承担违约责任，支付清水公司违约金1274993.4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嘉兴市业能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兴清水电子有限公司违约金1274993.40元；二、驳回原告嘉兴清水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400元，减半收取21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200元，由原告嘉兴清水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5063元，被告嘉兴市业能电子有限公司1113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沈宝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莫梦琪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