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02民初8558号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菏泽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MA3EJ2872L。法定代表人：孟国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月霞，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光明，男，汉族，1972年1月25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昊，山东辰静（日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光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月霞、被告陈光明诉讼代理人崔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解除劳动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无须向被告支付赔偿金;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19年9月至11月、2020年1月至2月的工资差额13899.25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20年6月17日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日劳人仲案字(2020)第185号仲裁裁决书，2020年6月18日，该委向原告送达了上述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不应当支付被告赔偿金，原告由于公司职能调整，撤销了大区经理的职位，导致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与被告协商，被告等人不同意调岗调薪，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与原告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且事先已经将理由通知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会亦同意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也已经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6条、第40条和第46条之规定向被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和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正当，合法有效，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工资总额为12500元/月，原告对被告整体工资水平并未调整，根据考勤情况和绩效情况发放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出具的工资流水无法显示其基本工资的发放情况，且基本工资也是根据被告的出勤情况予以核算，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仅凭被告的单方说辞就认定被告的基本工资少发，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020年2月份，被告未提供劳动，根据原告提交的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协商程序批准2月份执行疫情期间工资发放方案，应当根据出勤情况具体核算，根据陈光明的出勤记录，2月份实际未出勤(用调休抵5天出勤)，因疫情未返岗15天，其工资已经按照2月份工资方案足额发放。被告辩称，日劳人仲案字（2020）第185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如下：一、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当向被告支付赔偿金。首先，2020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聘通知书，关于解除原因，解聘通知书载明“公司业务调整，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及薪酬”，原告在劳动仲裁过程主张解除事由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原告单纯的业务区域和岗位的缩减并非具有不可预见性，也并不必然导致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所主张的业务调整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应当支付赔偿金的情形。其次，对于原告所主张的事先将解除理由通知原告工委会，根据劳动仲裁过程中原告提交的征询函以及工委会复函，该两份文件出具日期分别为2020年4月2日、2020年4月3日，但原告向被告发出待岗通知书以及解聘通知书的日期分别为2020年3月25日、2020年3月26日，该文件明显为后补文件不符合解聘的法定程序。最后，对于原告主张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的解除原因部分的被告姓名及其他内容非被告所写，并且，该通知与原告向被告出具的解聘通知书中辞退原因相矛盾，仅能够证明本案被告收到了该通知文件，双方并未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意见。二、原告违法降薪，应当支付相关的工资差额。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工资差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减少劳动报酬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未与被告协商一致，降薪方案未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仅通过内部请示就贸然对被告基本工资进行调整，属违法降薪。其次，根据《劳动法》第十九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劳动报酬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对劳动关系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对其进行修改时，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本案中，双方虽在劳动合同中有原告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视生产经营状况和被告工作业绩适当调整被告劳动报酬的约定。但并不意味着原告可以对被告的工资和工作岗位随意调整。原告在未与被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调整工资发放比例以及对被告降级且较大幅度的降低其薪酬的行为，其真实目的在于违法降低被告薪资待遇，超出了其作为用人单位合法的用工自主权，为违法降薪调岗。最后，原告所述被告提交工资流水无法证明基本工资发放情况与事实不符。本案仲裁阶段被告向仲裁庭提交了被告日照银行工资流水1份、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工资条及2019年7月及2020年2月工资明细1、营销人员赔偿明细表，该三份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的工资构成情况。同时在仲裁阶段，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交的绩效调整方案及薪酬调整申请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两份证据明确了被告的工资构成及基本工资降低为2800元。而原告出具的考勤记录为用人单位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该证据不具备证据效力。且在仲裁过程中原告主张旷工情况符合被告签字接收的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但该原告手册上面签字并非为被告所签。对于原告伪造文件的行为，被告保留相应的追诉检举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恶意降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工资差额部分应当予以补齐。二、被告二月份工资应当予以补齐。原告提交的2月份工资发放方案会议纪要真实性及会议内容无法证实，即使改会议纪要为真，2020年2月份开始受疫情影响停产停业，根据山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2月份工资企业应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该工资支付周期的工资。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恶意降薪事实清楚，应当支付赔偿金并补足工资差额。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主张：陈光明于2019年1月18日入职，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三年(2019.1.18-2022.1.18)，岗位为大区经理，劳动合同里未写明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为岗位工资6250元/月（根据出勤情况核算）、绩效工资6250元/月（根据月度目标达成情况核算）。通过银行支付至工资卡，每月18日发放上月工资。社保已经按时缴纳至2020年4月份，2019年9、10、11月份，2020年1、2月份，被告的工资构成固浮比由5：5调整为3：7，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本身就非固定，以及工资总额保持不变，并未降低工资。前十二个月工资数额：2019年4月份工资10279.80元，2019年5月份工资10717.88元，2019年6月份工资5431.52元，2019年7月份工资9103.99元，2019年8月份工资10962.46元，2019年9月份工资8791.45元，2019年10月份工资5781.51元，2019年11月份工资5464.60元，2019年12月份工资9733.24元，2020年1月份工资33696.59元，2020年2月份工资3162.95元，2020年3月份工资2000.75元。平均工资9593.90元。2019年9、10、11月份，2020年1、2月份，被告的工资构成固浮比由5：5调整为3：7，工资总额不变，所以没有降薪，因为没有降薪，工资调整没有履行工会程序。双方于2020年4月23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且履行相应的工会程序。2019年10月23日有薪酬调整方案是基本工资为6250元，绩效为6000元，合计12250元，调整为基本工资为3675元，绩效工资8575元，合计12250元。对于陈光明的岗位于2020年2月18日已经做了调整，岗位标准下调了三个职级，由大区经理调到维护经理，由原来的薪酬12500元调整为8500元。两次调整均没有履行工会的相应程序。调岗调薪没有陈光明的签字，当时统一开会通知陈光明。并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解除劳动合同意见征询函》、《关于征询函的复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就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一事，原告于2020年4月2日征询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意见，工委会于2020年4月3日回复同意，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中载明因第1项双方协商一致原因，于2020年4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实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非违法解除。证据二、《日照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经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后，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被告转账22500.04元，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6743.435元（剩余5756.60元为返还被告的个税差额）。证实原告已经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依法向被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被告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解除劳动合同征询函以及复函不予认可。原告向被告发放待岗通知书以及解聘通知书的日期分别为2020年3月25日和3月26日，征询函的日期为2020年4月2日，复函的时间为2020年4月3日，该两份文件明显是后补的不予认认可，对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解除原因、时间以及社保缴纳的时间均不是被告所写，签名是被告的签名，而且该通知仅能证实被告收到该通知书，对于解除原因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解除原因是业务范围调整，被告不接受新的岗位和薪酬。关于解除原因，解聘通知书载明“公司业务调整，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及薪酬”，原告在劳动仲裁过程主张解除事由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原告单纯的业务区域和岗位的缩减并非具有不可预见性，也并不必然导致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所主张的业务调整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单方面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向被告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不能证实原被告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主张：对于原告陈述的陈光明的事实部分有异议，入职时间、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以及工作岗位没有异议，对工资标准有异议，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第十三条关于工资的支付形式双方约定工资总额为12500元，对工资发放形式无异议，对于离职前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有异议，月平均工资应该为12500元，对于2019年9、10、11月份，2020年1、2月份这个期间对工资发放数额有异议，实际发放2019年9、10为3675元，11月发放3750元，2020年1月份为4250元，2月份为2000.75元，4月份1730元尚未发放，有工资发放记录。对于上述工资发放标准双方没有协商一致，2020年5月1日双方未协商一致，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应该有，但被告没有。对于两次调岗调薪的决定原告一直未告知，发放工资时发现，发现之后和公司提出过异议，通过微信工作群询问工资为什么少发，后来公司单方面答复工资属于保密的，没有告知，且仲裁时原告提交的开会照片并不显示开会时间内容，无法辨认参会人员。被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1份，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8日至2022年1月18日，被告与原告在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被告工资为12500元/月。证据二、入职通知书（复印件）1份，工作证复印件1份（工作证已上交原告），证明被告在原告处任职“营销公司大区经理”，岗位工资6250元/月，绩效工资6250元/月。证据三、原告“关于日照营销人员9-12月份薪酬绩效调整方案内部请示”复印件1份，该内部请示由原告审核、会签、并批准。证明原告未经合法民主程序以及未与被告协商一致情况下，单方调整薪酬比例，使被告实际发放工资大幅降低，属恶意变相降薪。证据四、“关于华东大区部分人员岗位及薪酬调整申请”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2020年2月18日对被告进行调岗并再次恶意降薪，薪酬由12500元/月调整为8500/月，岗位工资调整为4250元/月。意图通过岗位及薪资调整变相辞退被告。证据五、员工待岗通知书1份，证明2020年3月25日，原告将被告安排待岗，其真实目的在于变相辞退被告。证据六、解聘通知书1份，证明2020年3月26日，原告违法解除被告与原告劳动合同。证据七、被告日照银行工资流水1份。证明被告工资发放情况。证据八、被告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份工资条一份及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份工资明细一份。证明被告工资构成情况。证据九、营销人员赔偿明细表1份。证据七、八、九共同证明：（1）被告2019年9月、10月基本工资为3675元，2019年11月份基本工资为3750元，2020年1月份基本工资为4250元，2020年2月份基本工资2000.75元，2020年4月份工资1730元未发放。具体如下：2019.10.31发放9月份基本工资加绩效合计5781.51元，基本工资3675元，实发绩效3181.75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发工资5781.51元2019.11.18发放10月份基本工资2735.95元，11.29日发放10月份绩效2728.65元。该月基本工资3675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发基本工资2735.95元。2019.12.18日发放11月份基本工资2683.95元，12.31日发放绩效7049.29。该月基本工资3750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发基本工资2683.95元。2020.1.19日发放12月份基本工资加绩效合计7423.01元，基本工资6250元实发绩效2325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发资合计7423.01元。2020.2.27日发放1月份基本工资3162.95元，工资条载明基本工资4250元，扣除各项费用实发基本工资3162.95元。2020.3.9日发放2月份工资2170.45元，实发工资2000.75元。（2）原告单方面确认被告补偿款为16743元。被告已经收到原告支付赔偿款16743元（仲裁请求中已经扣除），原告仍有20227.68元赔偿款未支付。原告质证称，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劳动合同第十三条中并没有写明月工资12500元，手写部分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都不是固定的。对于证据三、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工资总额不变，并非恶意降薪。对于证据五、六、七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八、九真实性均有异议，对于发放的工资数额以工资流水为准，其它请法庭依法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为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22年1月18日止。其中试用期自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18日止。乙方从事销售经理工作，工作地点为日照市。甲方按工作标准经考核、考评确认乙方不胜任本岗位（工种）工作，可以调换乙方的岗位（工种）工作。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根据生产经营发生变化或工作需要，可以变更乙方的岗位（工种）工作，乙方无正当理由的应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2019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入职通知书一份，载明：被告拟担任销售经理职位，岗位工资为6250元/月（根据出勤情况核算），绩效工资6250元/月（根据月度目标达成情况核算）。年底工资12500元，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9年10月23日，原告对被告9-12月薪酬绩效进行调整，将被告岗位进行调整调，薪酬基本工资项由6250元、绩效工资6000元分别调整为3650元、8575元。2020年2月18日原告将被告岗位由大区经理调整为渠道维护经理，将薪酬12500元调整为8500元，调整原因为岗位已经调整，根据岗位下调标准，下调三个职级。2020年3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员工待岗通知书，载明：根据部门人员退回人力审批流程及《员工待岗管理制度》之规定，经公司领导批准，决定你待岗期限为1个月（2020年4月1日-2020年4月30日），待岗工资为1730元（含社保公积金个人代扣部分），待岗地点为营销公司请接到本通知一天之内，到公司人力资源科报到，听后安排。2020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聘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及薪酬原因，不能继续在我单位工作，故予以辞退。经本单位研究决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本单位解除与你的聘雇劳动关系。关于经济补偿将参照劳动法相应要求进行补偿。2020年4月2日原告通过履行通知工会程序，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因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于2020年4月23日解除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同时终止劳动关系。我单位及你本人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均已缴至2020年4月。凭本通知书与新的录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在该解除劳动合同书盖章，被告签字捺印。2020年4月22日，原告通过日照银行账户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22500.04元。另查明，被告向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一、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9月基本工资差额2575元、10月份基本工资差额2575元、11月份基本工资差额2500元、2020年1月份基本工资差额2000元、2020年2月份基本工资差额4249.25元，2020年4月份工资1730元，共计15629.25元；二、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20227.68元。该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日劳人仲案字［2020］第185号仲裁决定书裁决：一、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5月1日解除；二、原告向被告支付赔偿金20218.245元；三、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9月至11月、2020年1月至2月的工资差额13899.25元。原告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由日劳人仲案字［2020］第185号仲裁决定书、劳动合同、员工待岗通知书、银行流水、解聘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2019年1月18日入职原告处，2020年4月23日离职，双方于2019年1月18日至2020年4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2.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拖欠工资差额。关于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的问题。原告于2020年3月26日以公司业务调整，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及薪酬为由，向被告发出解聘通知书，并载明自2020年5月1日起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但在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2020年5月1日未至时，双方于2020年4月以协商一致为由达成新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于2020年4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被告在该份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且未举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虽被告抗辩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内容由原告离职专员填写，亦与解聘通知书的原因相矛盾，且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能意味着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解除劳动合同书中签字确认，应当知晓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论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其他内容由谁书写，其在下方的签名，即是对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内容的认可。虽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解聘通知书内容矛盾，但该两份通知书是在先后两个时间段内分别签订，并不违背常理。从2020年4月2日原告通过履行通知工会程序及2020年4月23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原告向被告打款的时间能够相互印证，能证实原、被告于2020年4月23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的事实。故被告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请求，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对原告主张无须向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拖欠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虽主张因撤销华中区域及山东区域销售经理职位，生产经营发生变化故对被告调岗调薪，双方亦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在履行期间根据生产经营发生变化或工作需要，可以变更工作岗位。但该次调岗调薪幅度较大，足以对被告产生较大影响且被告有异议的情形下，原告并未举证证实其于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对被告的调岗调薪是为企业经营所必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原告在庭审中主张2020年2月执行疫情方案且被告未实际出勤，但均未举证证实，且即便企业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原告可与被告经协商一致调岗调薪，但本案原、被告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依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精神（人社厅发明电[2020]5号）》，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应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故对原告主张不支付被告差额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9月至11月、2020年1月至2月的基本工资差额13899.2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光明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23日解除；二、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陈光明赔偿金20227.68元；三、驳回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被告陈光明工资差额13899.25元的诉讼请求；四、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被告陈光明工资差额13899.2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日照中兴汽车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安晓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聪媛书记员徐丽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