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8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健，男，1989年4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军，重庆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梅，女，1989年10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军，重庆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卓桂英，女，1974年6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重庆舟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健、刘晓梅因与被上诉人卓桂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3民初19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健、刘晓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卓桂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卓桂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肖健系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真正的货物买受人是重庆博港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港公司），肖健不应该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卓桂英于2017年年底就开始与博港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肖健只是作为博港公司的员工与卓桂英进行业务对接，卓桂英清楚真正的买受人是博港公司，所以在本案一审中原本是以博港公司为被告。在卓桂英与博港公司员工刘晓梅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中，卓桂英也自认系博港公司拖欠其材料款12万元。2.卓桂英举示的送货单上的“惠达总代”就是博港公司，博港公司是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少部分送货单有肖健签名，但肖健也仅是作为业务对接人签字，送货单上的电话是博港公司实际负责人岳洋，送货单上的顾客地址也是与博港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公司或个人的地址。3.在与卓桂英的交易过程中，相应的货款是由肖健代表博港公司与卓桂英对账后将待支付的金额告知博港公司负责人朱玉，朱玉再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卓桂英。在与卓桂英的通话录音中，肖健并没有直接认可相关货款系个人债务，仅仅是基于自己是该合同中的负责人，表示会尽量安排付款，肖健对账结算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刘晓梅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属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刘晓梅不应该承担付款责任。肖健并不是实际买受人，李晓梅是基于自己是博港公司员工的身份，曾表示会安排支付货款，但并未认可案涉债务系肖健个人债务，更未认可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卓桂英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1.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系肖健，而非博港公司。从交易方式来看，整个交易过程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的过程不论从订货、发货或是到付款均是通过肖健完成，交易方式均是通过肖健在微信上下订单，卓桂英通过肖健的指示将订单的货物交付给肖健本人或肖健指定的货拉拉司机，同时一审中肖健也认可了卓桂英举示的送货单中的货物均为肖健在卓桂英处订购的货物，并且货款的支付方式也是通过肖健直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所以，肖健是本案的直接买受人。2.卓桂英从不知道博港公司的存在，在2019年3月11日之前，从肖健与卓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卓桂英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能够看出，肖健从未告知卓桂英买受人系博港公司，也从未告知卓桂英其是代表博港公司购买的货物。直到2019年3月底卓桂英多次找到肖健、刘晓梅催款，他们才向卓桂英提及博港公司，但博港公司从未向卓桂英认可购买涉案货物的事实，也未就卓桂英与肖健的对账行为进行过确认，且无任何授权肖健代表公司购买货物及办理结算的依据。3.卓桂英在一审起诉时连同博港公司一起起诉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并不代表认可与博港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将博港公司列为被告的原因均是听肖健、刘晓梅说欠款的主体是博港公司，以备位之诉对公司一并起诉，并非是自认博港公司为责任主体，在审理过程中，肖健、刘晓梅并未出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行为经公司授权或代表公司，法官依法释明后，卓桂英撤回了对博港公司的起诉。4.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晓梅应对肖健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刘晓梅与肖健系夫妻关系，卓桂英在一审中提交了与刘晓梅的通话聊天记录，该记录中刘晓梅认可了欠款的事实，并表示会尽快安排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刘晓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从交易形式上来看，本案的买受人是肖健，肖健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代表公司，且公司也未对肖健、刘晓梅的行为进行确认。肖健、刘晓梅在通话录音中已对欠款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无论是在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中均未向卓桂英提及博港公司，以及告知卓桂英其系代表博港公司履行职务。因此，肖健、刘晓梅在本案中应当共同承担支付欠款的义务。卓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晓梅、肖健共同向卓桂英支付货款129308元，并支付以129308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晓梅、肖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卓桂英为建材销售商，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肖健多次在卓桂英处进货，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习惯为肖健通过微信向卓桂英提出货物需求，卓桂英准备相应货物后，肖健或肖健安排他人上门取货，取货后再付款。2018年10月8日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卓桂英共出具29份送货单，肖健或肖健安排的他人在部分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29份送货单的格式相同，每份送货单上均载明有订货日期、地址、型号/方向、玻璃工艺、规格及数量等。其后，卓桂英与肖健进行了对账，双方对货款金额129308元均无异议，具体为2018年10月货款55385元，2018年12月货款66243元，2019年1月货款7680元。2019年3月5日，卓桂英工作人员夏保俊与肖健进行通话，肖健在通话中承认欠付案涉货款13万余元，并承诺在2019年3月份支付5万余元，余款在2019年4月底支付完毕。2019年3月11日，卓桂英与刘晓梅进行通话，刘晓梅在通话中对欠付卓桂英货款13万余元的事实表示认可，并表示尽量安排付款。另查明，肖健于2017年11月14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340元，于2018年1月3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1484元，于2018年1月4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100元，于2018年3月24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5075元，于2018年12月18日分别向卓桂英微信转账3452元、1378元、655元，于2019年3月27日向卓桂英微信转账837元。另查明，肖健与刘晓梅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4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肖健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2.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肖健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首先，肖健辩称送货单中的经销商“惠达总代”即代表博港公司，送货单中的联系电话“X”即为博港公司老板岳洋的电话，本案买受人为博港公司。但送货单中并没有博港公司的字样，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博港公司印章，肖健举示的授权书等证据也无法证实“惠达总代”及联系电话“X”与博港公司之间的关系，相反，肖健在庭审中认可送货单中的签字是肖健及肖健安排的他人所签，足以表明合同相对方为肖健。其次，肖健与卓桂英进行对账，对账过程中并未提及博港公司，博港公司也未就对账行为进行确认，不能说明卓桂英知晓肖健是作为博港公司的员工代表公司与其办理对账结算。再次，对于货款的支付，肖健举示了其与朱玉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博港公司通过朱玉支付货款，但该聊天记录无法核实朱玉的身份，也无法表明朱玉与博港公司之间的关系，因此，肖健举示的证据并没有体现出博港公司向卓桂英支付货款的事实，相反，肖健却直接多次向卓桂英支付款项。综上，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肖健一直是以个人名义与卓桂英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办理款项结算事宜，卓桂英可以基于肖健确认的送货单及对账金额向其主张支付货款的义务。肖健、刘晓梅抗辩称自己是博港公司的员工，系履行职务行为，博港公司为真正的买受人，但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肖健、刘晓梅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货款金额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标准。因肖健对货款金额129308元并无异议，也未向一审法院举示其履行支付义务的其他证据，同时肖健在通话中承诺在2019年4月底付清货款。现要求肖健支付货款129308元，并支付从2019年5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标准，因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故一审法院依法主张为以129308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刘晓梅与肖健系夫妻关系，且刘晓梅在与卓桂英的通话中，对欠付卓桂英货款13万余元的事实表示认可，并表示尽量安排付款。由此说明刘晓梅对此是知情并同意的，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肖健的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晓梅应当对肖健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肖健、刘晓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卓桂英货款12930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29308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卓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6元，由肖健、刘晓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肖健、刘晓梅举示如下证据：证据一、肖健与卓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3月26日，卓桂英自认案涉款项系博港公司拖欠，要求博港公司向其出具欠条。该证据说明，卓桂英自认博港公司系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肖健的所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证据二、治安调解协议书，证明：2019年6月10日，卓桂英在石油路派出所自认其与博港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系博港公司拖欠其案涉款项。卓桂英认为上诉人刘晓梅系博港公司负责人，故要求刘晓梅代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再次证明肖健不是案涉货物的买受人。证据三、民事起诉状，证明：2019年6月26日，卓桂英在民事诉讼中自认其向博港公司供应了案涉货物，自认案涉货款的付款主体为博港公司。证据四、商品销售单3份，证明：博港公司是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的总代理商，博港公司一直以惠达公司的名义对外供货，该证据与肖健、刘晓梅在一审中举示的《惠达授权书》相互印证。证据五、棕榈阳光确认单，证明：卓桂英向肖健个人供货后，送货单上明确备注了客户为“肖健私人”，而卓桂英在一审举示的送货单中均注明客户为“惠达总代”，说明案涉货物的买受人是博港公司，不是肖健个人。该份确认单来自于肖健与卓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六、重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卓桂英在一审中举示的送货单中的收货人联系电话，即“X”系博港公司实际负责人岳洋的电话，再次证明案涉货物的买受人为博港公司，并非肖健个人。证据七、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卓桂英在一审中举示的送货单中备注的顾客地址，如兄弟等，均与博港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相关公司也向博港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案涉货物系博港公司购买后，博港公司再销售给了与其合作的公司，再次证明案涉货物的买受人为博港公司。证据八、肖健与朱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案涉买卖合同之前，博港公司与卓桂英之间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博港公司的负责人朱玉也向卓桂英支付过部分合同款项。证据九、博港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岳洋和朱玉均是博港公司的股东，二人合计占公司95%的股份。证据十、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历史明细单，证明：证人李成梅系博港公司的员工，李成梅与肖健的工资支付主体为同一人，即杨希贞。肖健也是博港公司的员工，肖健的所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肖健、刘晓梅还申请证人李成梅出庭作证，拟证明肖健和刘晓梅系博港公司员工，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系博港公司，肖健和刘晓梅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卓桂英的催款行为也说明其自认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系其与博港公司之间形成。卓桂英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肖健与卓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该信息是按肖健的要求书写的，自始至终公司未认可欠款的事实，也未向卓桂英出具欠条。对证据二，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调解内容不认可。该调解内容均是由刘晓梅陈述，卓桂英催要货款的主体是刘晓梅，发生冲突的也是刘晓梅，该调解协议仅解决的是治安问题，而非民事法律关系。对证据三，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认可，其起诉博港公司的原因是因双方发生打架斗殴后听肖健、刘晓梅说欠款主体系博港公司，而卓桂英以备位之诉对博港公司一并起诉，并非是自认博港公司为责任主体，在审理过程中，肖健、刘晓梅并未出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行为经博港公司授权或代表博港公司，在法官依法示明后，卓桂英撤回了对博港公司的起诉。对证据四，商品销售单3份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并非是与卓桂英之间的销售单。对证据五，棕榈阳光确认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该笔业务发生在卓桂英起诉肖健、刘晓梅之后，卓桂英为肖健、刘晓梅新建了客户信息，该组证据达不到肖健、刘晓梅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六，重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七、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八，肖健与朱玉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一审已经举示过了，卓桂英对涉及案外人聊天的内容并不清楚，且聊天相对人的身份也无法核实。对证据九，博港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根据卓桂英代理人查询到的相关记录，截至2017年12月18日的股东仅有谢波和朱长春，其后变更为了岳定才，在2017年12月18日后的股东信息并没有岳洋和朱玉，岳洋和朱玉也并非公司股东。对证据十，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记录、中国农业银行历史明细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即便参保真实也不能仅凭参保记录来证明劳动关系。对银行交易明细并非是与卓桂英之间的交易，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仅能够证明第三人与李成梅有经济往来，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证人不能证明其是博港公司的员工，其陈述的是2016年7月到博港公司任职，与肖健、刘晓梅提交的重庆市社保参保证明相互矛盾，参保证明显示2016年证人还在融汇外商人力资源公司参保。本院对肖健、刘晓梅举示的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或可以核对真实性的复制件、打印件，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人提交的参考的参保证明显示其2017年开始由博港公司交纳社保，可以证明其与博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也予以确认。证据一肖健与卓桂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欠款人为博港公司，但该欠条为卓桂英草拟，并非由博港公司出具，卓桂英辩称该欠条系按肖健的要求书写的，符合常理，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治安调解协议中，调解事由因刘晓梅报案并陈述，也不足以证明实际欠款人是博港公司，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卓桂英称曾因其对诉讼对象产生错误认识，所以撤回对博港公司的起诉，系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能证明其自认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博港公司，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八、九，肖健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朱玉是何身份，仅凭一份2014年的股东会决议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产生期间朱玉为博港公司的负责人，微信聊天的对象是否为朱玉也无法核实，而且卓桂英也称对该聊天的内容并不清楚，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其他证据与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肖健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2.案涉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针对争议焦点分别评述如下：关于肖健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卓桂英诉称肖健与其联系供货、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因此肖健是买受人，肖健则辩称送货单中的经销商“惠达总代”即代表博港公司，送货单中的联系电话“X”即为博港公司老板岳洋的电话，本案买受人为博港公司。本院认为，肖健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卓桂英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博港公司。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肖健辩称送货单中的经销商“惠达总代”即代表博港公司，但送货单上并无博港公司的字样，也无博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博港公司印章等足以证明整个交易过程中有博港公司意思表示的证据。第二，肖健辩称其是博港公司的员工，其下单、沟通、对账等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但其并未举示劳动合同或社保缴纳记录等足以证明其与博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其举示的中国农业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仅能证明其与案外人杨希贞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足以证明肖健与博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委托代理关系。第三，肖健辩称送货单联系电话“X”即为博港公司老板岳洋的电话，其所付货款均是博港公司负责人朱玉向其支付之后其再支付给卓桂英，但其仅举示了博港公司2014年股东会决议，并未举证证明岳洋、朱玉在案涉债务产生期间为博港公司负责人。最后，肖健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交易过程中曾向卓桂英明确告知过其是以博港公司名义履行职务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博港公司曾向卓桂英支付货款，相反肖健本人认可送货单中的签字是肖健及肖健安排的他人所签，也曾向卓桂英支付过货款。如上所述，肖健并未举证证明其是以博港公司名义履行职务行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肖健一直是以个人名义与卓桂英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办理款项结算事宜，卓桂英可以基于肖健确认的送货单及对账金额向其主张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债务产生于刘晓梅与肖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刘晓梅在与卓桂英的通话中，对欠付卓桂英货款13万余元的事实表示认可，并表示尽量安排付款，可见刘晓梅对该债务是知情并同意履行的，故案涉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晓梅应当对肖健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肖健、刘晓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5元，由肖健、刘晓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克审 判 员  严永鸿审 判 员  邓筱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璐野书 记 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