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顾北东路****871。法定代表人：左广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臻，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梅，女，1973年2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涵菁，上海市群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傅强，男，1981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臻，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侣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红梅及原审被告傅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10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侣行公司及原审被告傅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臻，被上诉人杨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涵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侣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并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出租委托合同》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托法律关系，非租赁合同关系，此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二、新冠疫情爆发后所产生的不可抗力是公知事实，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最迟在2020年1月31日已经解除。之后，双方之间应按无因管理法律关系确定权利和义务；三、一审判决按照正常标准计算租金，没有充分考虑不可抗力因素对上诉人的影响，明显不公；四、考虑到疫情对于租金支付及租金水平的实际影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照正常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上诉人受疫情影响而未依约支付租金不属违约行为，且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律师费，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律师费没有依据。被上诉人杨红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不同意上诉人的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傅强述称，与上诉人的意见一致。杨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红梅与侣行公司签订的《房屋出租委托合同》于2020年5月22日解除并归还房屋钥匙；2.判令侣行公司搬离位于金山区XX路XX号XX室的房屋；3.判令侣行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22日的租金人民币（以下同）6,919.35元及违约金2,000元；4.判令傅强对2020年3月12日前的债务4,491.31元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侣行公司按照2,0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20年5月23日至其实际搬离日止的占有使用费；6.判令侣行公司退还服务费6,000元；7.判令侣行公司、傅强支付律师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杨红梅与侣行公司签订《房屋出租委托合同》，约定：杨红梅委托侣行公司对位于金山区XX路XX号XX室的房屋进行出租并收取租金，租赁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侣行公司每月向杨红梅支付上月租金，第一年租金2,650元/月，每两年上涨5%。合同履行期间，侣行公司每月向杨红梅支付租金2,000元，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至6月的租金，侣行公司未全额支付，仅支付了500元/月。2020年3月12日前，侣行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傅强系其一人股东。侣行公司将系争房屋进行了转租，但经一审法院释明，杨红梅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次承租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杨红梅与侣行公司签订的合同虽名为《房屋出租委托合同》，但从合同约定的租金及支付、租期、房屋交付、费用承担、维修义务承担、优先续租等内容来看，杨红梅与侣行公司间实为房屋租赁关系，而非委托关系。该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签订，亦无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诚信履行。侣行公司未能足额支付2020年1月起的租金，构成对租赁合同主要义务的违反，经杨红梅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杨红梅有权解除合同。侣行公司在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表达了公司因新冠疫情原因经营困难，但有意愿继续履行。一审法院向其释明，若有履行意愿应将疫情防控等级下调后的租金及时支付，侣行公司表示目前无力支付。结合侣行公司未足额支付的第一期租金是疫情发生之前的租金、疫情逐渐缓解后的租金侣行公司仍未足额支付等情节，一审法院认为，杨红梅享有解除权，案涉合同的解除日期应确定为侣行公司签收杨红梅起诉状之日，即2020年7月15日。租赁合同解除后，侣行公司作为承租人应向杨红梅返还租赁房屋。杨红梅接受租赁房屋现状返还，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一审法院释明，在已知租赁房屋由侣行公司转租给次承租人占有使用的情况下，杨红梅不申请追加次承租人。侣行公司亦明确表示租赁房屋内没有其物品。故一审法院认为，侣行公司无需搬离腾退，但负有返还租赁物的义务。系争房屋由杨红梅出资、侣行公司进行了装修并对外转租，故侣行公司在返还房屋时应将房屋钥匙、门卡或密码交付或告知杨红梅。合同解除前未足额支付的租金，侣行公司应予支付。合同解除后，租赁房屋返还前的占有使用费，侣行公司应按照租金标准予以支付。杨红梅主张侣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一个月的租金2,000元作为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傅强原系侣行公司唯一的自然人股东，但侣行公司、傅强提交了侣行公司历年的审计报告，报告明确载明：未发现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在侣行公司、傅强提交了前述证据的情况下，杨红梅未提出反证或申请司法审计，故一审法院对杨红梅要求傅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杨红梅要求侣行公司退还的服务费与本案的租赁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杨红梅可另案主张。杨红梅诉请侣行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损失1,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结合杨红梅提交的证据酌情予以支持。因新冠疫情原因，侣行公司的经营确实受到影响。本案系群体性案件之一，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大部分出租人对侣行公司的经营困难予以理解和体谅，并同意减免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大部分出租人的意见体现了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方共担风险、共克时艰、分担损失的良好社会价值取向，一审法院予以肯定，结合杨红梅意愿及多数出租人的意见，酌情统一减免1个月租金。一审法院审理后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一、确认杨红梅与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出租委托合同》于2020年7月15日解除；二、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红梅返还位于上海市金山区XX路XX号XX室的房屋；三、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红梅支付未足额支付的房屋租金8,000元；四、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红梅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占有使用费的计算方式为：按照2,000元/月的标准，自2020年7月16日计算至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其间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应予扣除）；五、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红梅支付违约金2,000元；六、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红梅支付律师费1,000元；七、驳回杨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元，由杨红梅负担36元，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3元。二审中，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房屋出租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至于该合同的性质，上诉人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关系，但结合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以及经营风险的承担主体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就系争房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未按约定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经被上诉人催告后仍未履行，且在一审法院释明的情况下其仍表示疫情防控等级下调后的租金部分也无力支付，故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合同的解除时间，一审法院所作处理亦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关于新冠疫情系不可抗力而合同应于2020年1月31日自动解除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合同既已解除，则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系争房屋并支付欠付的租金以及占有房屋期间的使用费，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至于租金及使用费的数额，一审法院所作处理应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考虑到上诉人违约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律师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予以承担具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上诉人关于律师费未实际支付等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侣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元，由上诉人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兵审判员 娄 永审判员 刘 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功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