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再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三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温玉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峻熙，广东日升（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温玉珊，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凯梅，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峻熙，广东日升（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和营，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先来，广东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李洪浩，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一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郑和营。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先来，广东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惠州市惠阳三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洋公司）、温玉珊因与被申请人郑和营，一审被告李洪浩、惠州市惠阳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寮湖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终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8）粤民申561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峻熙，温玉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凯梅，郑和营、李洪浩、郑和营及寮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先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洋公司、温玉珊申请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民终145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重新审理及依法改判确认再审申请人三洋公司、温玉珊享有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的三分之一份额；三、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使用权；四、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和营、寮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的基础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错误。（一）本案的基础事实：1992年温玉珊与另案当事人黄燕辉、寮湖公司、郑和营协商一致，由三方共同出资购买位于惠阳区××的土地（以下简称：“该土地”）使用权。因受限于土地政策，3197平方米的土地属于较大面积的土地，不允许登记在个人名下，而当时三洋公司尚未设立（设立时间为：1993年5月28日），故该土地当时登记在郑和营关联的寮湖公司名下，以寮湖公司名义与原惠阳县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并以寮湖公司名义于1992年11月17日取得了《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期间，温玉珊、黄燕辉、郑和营、寮湖公司各自履行了出资义务及办理了相关手续。为了确认各方共同出资购买土地的事实和确保各方对该土地所享有的权利，1992年12月10日各方签订了《合约》，以书面形式再次确认该土地是由温玉珊、黄某辉、郑和营与寮湖公司三方出资购买，由三方按份平均共有，且三方对该土地的边界在红线图上进行了划分。1994年3月8日，寮湖公司又向三洋公司、温玉珊出具《建设用地证明》，证明其在淡水河背村受让的3197平方米的土地面积中有1066平方米（即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使用权归三洋公司所有。以上事实有《合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红线图》《建设用地证明》《收据》、三洋公司的企业信息予以证实，并且在一审中已予以查明，二审法院亦对该基础事实予以确认。由此可见，温玉珊、三洋公司，黄某辉，寮湖公司、郑和营三方之间是合伙购买涉案土地的关系，在购买涉案土地事宜完成并以寮湖公司名义获得《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后，再签订《合约》，以书面形式确认合伙购买及涉案土地权属分配事宜。（二）二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温玉珊、三洋公司，黄某辉，寮湖公司、郑和营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合约》中并关于寮湖公司转让土地给温玉珊的约定，该《合约》不属于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而签订《合约》时，三洋公司尚未成立，三洋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寮湖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前曾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如果根据二审法院这一认定，则温玉珊与寮湖公司的关系则为国有土地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显然该认定有悖于事实。首先，温玉珊、三洋公司，黄某辉，寮湖公司、郑和营三方在以寮湖公司名义向原惠阳县国土局受让涉案土地前，三方已经达成了共同购买的内部协议，该事实在后来三方签订的《合约》中已经明确载明；其次，温玉珊在以寮湖公司名义取得《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之前已委托其儿子温某鸿代寮湖公司支付涉案土地的征地款，该事实在《收据》《温某鸿声明书》中已明确载明，即温玉珊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再次，涉案土地是由三方协商以寮湖公司名义向原惠阳县国土局受让，其真实法律关系应为：温玉珊、三洋公司，黄某辉，寮湖公司、郑和营三方与原惠阳县国土局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法律关系。最后，三洋公司在受让涉案土地时尚未成立更是佐证了当时三方约定涉案土地以寮湖公司名义购买的原因。《合约》所记载的内容已对合伙购买土地事宜追认，温玉珊、三洋公司根本不需要与寮湖公司签订涉案土地的买卖合同。2、二审判决认定：“温玉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履行《合约》关于共同购买土地的约定，不能证明其支付行为系基于其与寮湖公司存在土地转让协议而支付对价的行为。”根据上述认定，已确认温玉珊已履行涉案土地的付款义务，但二审法院认为温玉珊系履行《合约》中共同购买土地的约定存在时间顺序的错误，并导致法律关系认定的错误。（1）以寮湖公司名义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时间是1992年9月19日，惠阳县国土局颁发《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的时间是1992年11月17日，温玉珊支付征地款的时间是1992年10月24日，《合约》签订的时间为1992年12月10日。可见，三方以寮湖公司名义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履行义务的顺序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温玉珊支付征地款——取得《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合约》签订。（2）《合约》已明确表示涉案土地是由寮湖公司郑和营、温玉珊、黄某辉三人购有，其中“购有”的措辞即已证明在三方签订该《合约》时，涉案土地已由三方内部合伙获得出让权属。（3）《合约》：“特立此约为证。注明：以后改拆证件时，必须三人都在原件上签名方能办理。”由此可看出，涉案《建设用地许可证》在《合约》签订前已经办出，各方的已经完全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才有改拆证件时必须三人签名之约定。因此，三方合伙购买土地事宜的约定及履行系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前，《合约》的签订是为了确认及追认三方之间的合伙购买土地事宜，《合约》签订前三方合伙购买涉案土地的事宜已经完成，温玉珊就该土地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三方根本不存在土地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而系合伙关系。3、二审判决认定：“温玉珊、三洋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目前对涉案土地的占有系基于交付或其他法律事实的合法占有。”认定存在理解错误。（1）基于温玉珊、黄某辉与郑和营、寮湖公司的合伙购买土地关系，涉案土地交付应当在温玉珊、黄某辉与郑和营、寮湖公司三方履行付款义务后，由惠阳县国土局交付给温玉珊、黄某辉与郑和营、寮湖公司使用，即交付人为惠阳县国土局，并非寮湖公司。（2）二审法院在确认温玉珊已履行了付款义务，确认了《合约》内容的情况下，即基于三方之间的合伙事宜，温玉珊、三洋公司自惠阳县国土局交付土地之日起当然取得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合法占有、使用权。（3）自1992年受让土地以来至今，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面积一直均由温玉珊、三洋公司使用，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八、九、十一、十二、十三中均能予以证实，并且20多年以来并不存在第三方或郑和营、寮湖公司向温玉珊、三洋公司提出任何异议及对该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主张任何权利。4、二审判决认定：“寮潮公司于1994年3月8日出具《建设用地证明》，证明涉案土地中有1066㎡属三洋公司，但双方并无签订转让协议及支付对价”。二审法法院对三方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1）温玉珊与郑和营、寮湖公司是合伙购买土地的关系，由于当时三洋公司尚未设立，但根据政策面积较大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办理至自然人名下，因此三方约定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2）温玉珊于1993年5月28日设立三洋公司后，寮湖公司应温玉珊的要求向三洋公司出具了《建设用地证明》，明确涉案土地的三分之一（即1066㎡）属三洋公司所有。温玉珊作为三洋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将属于自己份额的土地使用权无论以出资、增加注册资本或其他方式在将来登记至三洋公司名下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建设用地证明》亦再次证实了温玉珊、三洋公司为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真实权属人，涉案土地二十多年来均由温玉珊及三洋公司使用。因此，三洋公司基于三方合伙事宜与温玉珊共同取得涉案土地三分之一的份额，三洋公司根本不需要另行签订协议及支付对价。二、二审法院基于认定上述事实及法律关系错误，从而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错误判决，严重损害温玉珊、三洋公司的合法权利。1、二审法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目的理解错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就是为了解决物权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而给予真实权利人救济权利的法律途径，而二审法院的认定及判项显然与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目的相违背。2、二审法院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导致错误判决。该规定仅适用于在不动产买卖过程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案件类型。而本案温玉珊、三洋公司，黄燕辉，寮湖公司、郑和营三方为合伙关系，并非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不顾本案基础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机械地将本案的情况套入该规定当中，所作判决必然有失公允。3、本案应当适用确权之法律规定。（1）本案虽为执行异议之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温玉珊、三洋公司在一审起诉时可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即本案中除了执行异议之诉外，仍有确权之诉的性质。（2）本案系基于执行异议而产生的执行异议之诉，执行申请人李洪浩，李洪浩在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1303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即本案的审查重点及法律适用应侧重在于温玉珊、三洋公司是否对涉案土地享有物权的基础事实上。而本案中三方的关系为合伙购地的法律关系，温玉珊、三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认定其为真实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恳请再审法院依法改判确认温玉珊、三洋公司享有涉案土地三分之一的份额。4、判决不得执行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并不影响李洪浩对郑和营、寮湖公司债权的实现。执行申请人李洪浩对郑和营、寮湖公司的债权本金为500万元，李洪浩在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阶段查封了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块为本案的诉争标的土地，其中李洪浩系上述第一块土地的抵押权人。对李洪浩享有抵押权的土地评估价值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对郑和营、寮湖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温玉珊、三洋公司起诉请求不得执行及确权的份额仅为涉案土地的三份之一，仍可对属于寮湖公司份额的土地予以执行。李洪浩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亦再次证实一审判决不影响其债权的实现。三、郑和营的上诉主体不适格，无权就涉案土地权属提出上诉请求。本案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属人是寮湖公司，其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郑和营并非涉案土地登记权利人，亦非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真实权属人，其在一审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诉讼地位，仅仅是因为其与李洪浩的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与寮湖公司同时作为被执行人。因此才有温玉珊、三洋公司在一审当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的规定，将其列为本案一审被告。因此，郑和营根本无权就不属于其个人的财产提出涉案土地的物权抗辩及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在未清楚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况下作出的民事判决，严重损害了温玉珊、三洋公司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款及物权法、民法总则等规定，提出再审申请，恳请在尊重历史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撤销二审判决，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郑和营、寮湖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从原审第一审开始到再审立案整个审理过程中，都犯了法律适用的错误。本案行为发生在1992年，应当适用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用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来确定土地使用权人，整个原审全部背离了法律。尽管二审的结果是对的，但不得不说审理有缺陷。关于合同应当适用的是1980年的经济合同法，合同法颁布实施是1999年的10月1日，整个审理完全的背离了应当适用的法律。二、本案的性质是执行异议之讼，审理范围就是两点：案外人是否有真实的权利存在，这个权利能不能阻却执行。温玉珊、三洋公司是否有真实的土地使用权，这是确权之诉，不符合本案性质与审理范围。三、物权法定原则应当遵守。物权归属确认的本质是原因行为与物权行为的统一，征地是物权原因，获得土地使用权是物权行为。再审申请书第5页中温玉珊、三洋公司已经自认没有参与征地行为，就算参与也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书中“可见，三方以寮湖公司名义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履行义务的顺序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签订——温玉珊支付征地款——取得的《惠阳建设用地许可证》——《合同》签订”，可见只有寮湖公司是征地人及获得物权人，三洋公司还未成立，没有物权。四、司法裁判不能侵涉土地行政管理职权，寮湖公司通过征地行为原始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与他人共享。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依据当时的法律原始取得，征地资格的人身性决定了因征地而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与他人分享。五、再审申请的基础事实，必须正确区分征地与购买土地。征地不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政府赋予的资格。本案是通过征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只有寮湖公司有权征用、使用土地，当时三洋公司都没成立，不是征地人。六、关于权利义务的均衡。1992年征地补偿范围包括征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以及征地后办理手续的规费、征地服务费、差旅费等合理支出。温某鸿介才厂代寮湖公司付征地服务公司款111754元是另一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与本案再审申请人没有关系。即使将该款计算在再审申请人名下，以该111754元取得涉案1/3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与寮湖公司支付教育附加费6394元、31970元、征管费、水利费25576元，以及土地出让金127880元，还有最核心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等支付相匹配。七、《合约》只是三方的一个意向性协议，还没成立，黄某辉至今没有签名，只有两方当事人却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效力的认定只能适用1980年的合同法，内容违反征地相关法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八、温玉珊、三洋公司所用的土地不在涉案土地的红线范围内。李洪浩述称，作为债权人其是依法查封的，查封是合法有效的。三洋公司、温玉珊一审起诉请求：一、判决不得执行其享有位于惠阳区××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使用权；二、确认三洋公司、温玉珊享有位于惠阳区××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使用权；三、本案的诉讼费由郑和营、寮湖公司与李洪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9月19日，惠阳县国土局与寮湖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合同约定：“一、甲方（指国土局）同意将位于惠阳县地块面积为3197平方米（亩）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给乙方（指寮湖公司），作为兴办综合楼项目的建设用地。……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人民币每平方米10元，总额为31970元……”。1992年10月24日，惠阳县土地资源开发服务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温某鸿介才厂代寮湖实业发展公司付征地款壹拾壹万壹仟柒佰伍拾肆元”。1992年11月17日，寮湖公司于惠阳县国土局处办理了惠国土准字（92）第1593号《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证上载明：“用地单位（个人）：惠阳县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用地地址：淡水镇淡环××村，用地面积：叁仟壹佰玖拾柒平方米”。同日，寮湖公司因位于××村的××土地使用权向惠阳县缴交了教育附加费￥6394元，土地有偿使用费￥31970元，征管费、水利费合计￥25576元，土地出让金、城市扩容费、公路基金合计￥127880元，发证费￥417元。1992年12月9日，寮湖公司向温玉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兹由郑和营手收到温玉珊先生人民币叁拾柒万元￥370000元”。该收据由寮湖公司签字盖章确认。1992年12月10日，温玉珊与寮湖公司、郑和营签订《合约》，约定：“兹有惠阳县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和营与淡水镇温玉珊、黄某辉三人在淡水镇××管理区河××村购有地皮叁仟壹佰玖拾柒平方米（3197㎡）。该地皮证件由寮湖实业公司出名，原件由黄某辉保管。该地皮以后或分地或出让，转证费的负担或出让的获利由三人均分。特立此约为证。注明：以后改拆证件时，必须三人都在原件上签名方能办理。”温玉珊、寮湖公司、郑和营均在合约上签字盖章。1993年5月28日，三洋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温玉珊，股东为温玉珊、温某明、温某鸿。1994年3月8日，寮湖公司出具一份《建设用地证明》，其上载明：“兹有本公司在淡水××村油麻墩征用地叁仟壹佰玖拾柒平方米（3197㎡）面积中有壹仟零陆拾陆平方米（1066㎡）属惠阳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的，证件尚未改名，特此证明”，寮湖公司盖章签字确认。自2003年起，三洋公司、温玉珊将位于惠阳区部分土地出租他人，以租金为收益。2015年4月13日，惠州市惠阳太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因寮湖公司、郑和营借款纠纷一案向惠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8月14日，该院作出（2015）惠阳法执字第56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三、对被执行人惠州市惠阳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惠阳法执字第560-2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将申请执行人由惠州市惠阳太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李洪浩。在执行过程中，因对惠州市惠阳寮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进行执行，三洋公司、温玉珊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10月27日该院作出（2016）粤1303执异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三洋公司、温玉珊的异议。三洋公司、温玉珊不服该裁定，于2016年12月23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三洋公司、温玉珊主张其享有惠阳区××土地使用权三分之一份额，提供了温玉珊、寮湖公司、郑和营于1992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约》、寮湖公司1994年3月8日出具的《建设用地证明》、1992年12月9日寮湖公司出具的《收据》等证据为证。《合约》中约定了涉案土地由寮湖公司出名，由温玉珊、郑和营、黄某辉三人均分；《建设用地证明》证实了涉案土地有1066平方米属三洋公司；《收据》证明了温玉珊支付了该份额土地的相应对价。上述证据表明，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并不是由土地出名人寮湖公司全部占有，温玉珊、三洋公司也是该土地的共有人，占有三分之一份额。三洋公司、温玉珊取得涉案土地三份之一份额，有合约为依据，有支付对价为凭证。因此，三洋公司、温玉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一、确认温玉珊、三洋公司享有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三分之一份额。二、不得执行位于惠阳区××土地使用权中属于温玉珊、三洋公司享有的三分之一份额。郑和营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3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三洋公司、温玉珊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上诉费等由被三洋公司、温玉珊承担。事实和理由：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3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误。一、三洋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三洋公司、温玉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以及《合约》中并无三洋公司的签名或盖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土地的受让人是寮湖公司，而非三洋公司、温玉珊。因此，三洋公司、温玉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和土地的权属人。二、三洋公司非涉案土地的按份共有人。三洋公司并未出现在三方签订的《合约》内容中，也未在合约后盖章确认。因此，三洋公司非涉案土地的按份共有人。三、涉案土地的物权应当以登记为准。本案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而非三洋公司、温玉珊名下，应当以登记为准。三洋公司、温玉珊二审辩称，在三洋公司成立后，寮湖公司向三洋公司、温玉珊出具《建设用地证明》，证实三洋公司享有涉案土地中的1066㎡的土地权属，因此三洋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郑和营及寮湖公司已多次书面确认三洋公司、温玉珊对涉案土地享有三分之一的物权利，且涉案土地从1992年在惠阳县国土局受让至今，三洋公司、温玉珊自始至终均对其享有的三分之一权属的土地行使了占有、使用、收益等物权权利，对涉案土地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2014年12月28日，温玉珊与郑和营因涉案土地各自份额的土地界线侵占问题争议而发生打架事件，双方均在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分局桥背派出所接受了民警的询问，郑和营亦在笔录中确认因涉案土地的分地事宜与温玉珊发生争执，该询问笔录亦证实三洋公司、温玉珊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属份额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郑和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三洋公司提交了郑和营及温玉珊在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桥背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证明双方于2014年12月28日曾因涉案土地各自份额的边界占用问题发生争议，再次证实温玉珊系涉案土地的实际共有人。郑和营质证认为该证据与三洋公司没有关联性。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温玉珊、三洋公司对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提出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三洋公司、温玉珊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温玉珊、三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评析如下：其一，温玉珊虽然系三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是温玉珊与三洋公司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在没有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其主体及法律行为不能等同或替代。本案中，温玉珊虽与寮湖公司、郑和营签订《合约》，约定共同购买土地，并约定“该地皮以后或分地或出让，转让费的负担或出让的获利由三人均分”，《合约》中并无关于寮湖公司转让土地给温玉珊的约定，该《合约》不属于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而签订《合约》时，三洋公司尚未成立，三洋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寮湖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前曾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其二，温玉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履行《合约》关于共同购买土地的约定，不能证明其支付行为系基于其与寮湖公司存在土地转让协议而支付对价的行为。三洋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寮湖公司存在土地转让协议并按照约定支付了对价。其三，三洋公司、温玉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目前对涉案土地的占有系基于交付或其他法律事实的合法占有。其四，寮湖公司于1994年3月8日出具《建设用地证明》，证明涉案土地中有1066㎡属三洋公司，但双方并无签订转让协议及支付对价，三洋公司仅凭该证明不足以证实其对涉案土地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三洋公司、温玉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寮湖公司与三洋公司、温玉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转让行为并支付相应对价，其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予支持。《合约》中关于温玉珊与郑和营、寮湖公司约定共同购买土地及分配收益的问题，属于其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更不能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三洋公司、温玉珊主张确认其享有涉案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土地使用权并据此排除执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洋公司、温玉珊的相关权利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3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温玉珊、三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再审过程中，当事人并无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新的证据和事实主张。对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案3197平方米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在用地单位为寮湖公司的《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中写明：“本许可证是用地者申请办理建设项目报建手续和土地登记的合法用地凭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重点是温玉珊、三洋公司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温玉珊、三洋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及郑和营、寮湖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温玉珊及三洋公司与郑和营及寮湖公司之间是何法律关系；郑和营是否具有上诉主体资格；本案如何适用法律。关于温玉珊、三洋公司与郑和营、寮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温玉珊及三洋公司申请再审称，已有证据证明三方是合伙购买涉案土地关系，三方根本不存在土地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土地转让法律审理错误。郑和营、寮湖公司答辩主张温玉珊、三洋公司不是土地权属人，原审正确。对此，本院认为，温玉珊、三洋公司以其与郑和营存在合伙买地关系，只是因土地面积较大不能办到个人名下而以寮湖公司的名义申请和办证，温玉珊、三洋公司享有涉案土地三分之一权益，从而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诉讼，一审按照合伙买地关系进行审理符合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二审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温玉珊与三洋公司向寮湖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买卖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的确存在与当事人诉讼主张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地方。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涉案3197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签订、《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的取得虽然在三洋公司成立前，但三洋公司成立后的股东温某鸿已在出让合同签订后、寮湖公司取得《惠阳县建设用地许可证》前，代寮湖公司支付了征地款111754元，寮湖公司当时已收到三洋公司成立后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温玉珊支付的370000元；寮湖公司在《合约》中认可寮湖公司郑和营与温玉珊、黄某辉三人购有地皮3197㎡，该地皮以后或分地或出让，转证费的负担或出让的获利由三人均分，以后改拆证件时必须三人签名，即认可温玉珊对涉案土地享有三分之一的民事权益；在三洋公司成立后，寮湖公司在《建设用地证明》中认可涉案3197平方米土地中有1066平方米属三洋公司。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即寮湖公司认可三洋公司股东在三洋公司成立前参与合伙共同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三洋公司股东参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民事权益转由三洋公司享有。故本院认为，本案证据证明存在温玉珊与郑和营共同以寮湖公司名义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寮湖公司认可三洋公司对涉案土地中的1066平方米享有民事权益。由于涉案3197平方米土地寮湖公司仅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领取土地使用证，尚不能认定寮湖公司就涉案3197平方米土地取得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一审判决基于寮湖公司为涉案土地使用权人而判决确认温玉珊、三洋公司享有涉案土地三分之一的份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郑和营是否具有上诉主体资格。温玉珊、三洋公司申请再审称，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属人是寮湖公司，寮湖公司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郑和营并非涉案土地登记权利人，因为其与李洪浩的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与寮湖公司同时作为被执行人，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将其列为本案一审被告，郑和营无权就不属于其个人财产的涉案土地提出物权抗辩及上诉请求。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土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虽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但正如温玉珊、三洋公司申请再审所主张的，本案存在温玉珊与郑和营以寮湖公司的名义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郑和营与涉案土地的处理存在利害关系；且郑和营已依法作为被告参与一审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九条关于“申请执行人对中止执行裁定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告知其另行起诉”的规定，限制的是被执行人不能对执行异议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被告不能行使上诉权。故温玉珊、三洋公司主张郑和营本案没有上诉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法律适用。因温玉珊、三洋公司主张与郑和营存在以寮湖公司的名义合伙买地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执行异议诉讼，而郑和营、寮湖公司否定合伙买地关系存在并认为合伙买地违反当时的法律，故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有关合伙、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以及执行异议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本案涉案3197平方米土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登记在寮湖公司名下，寮湖公司作为债务人，债权人李洪浩在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查封涉案土地，该查封行为是诉讼保全措施，是保障性查封，并非对涉案土地的处置，并无不当。寮湖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能否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温玉珊、三洋公司与郑和营、寮湖公司等主体对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的民事权益如何分配，能否进行分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均应另行解决，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温玉珊、三洋公司除认为二审判决审理的法律关系不当以外，其他申请理由均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虽审理的法律关系存在不当，但案件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终14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