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8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燕，女，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杨公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杨公社区****旁。 法定代表人周海潮，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杨公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杨公村 法定代表人倪志华，主任。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明、张杰，浙江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春燕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杨公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公居委会）、杭州市江干区杨公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杨公经联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张春燕户籍原为农业家庭户籍，后根据余杭县公安局、余杭县粮食局余公户（1993）18号文件征地转为非农业家庭户籍，户籍住址为××镇××村××之21。该户籍地的户主为张水祥，系张春燕父亲，其他还有徐小莲（妻子）、张海燕（长女）、王国强（女婿）、张雨琦（孙女）、张春燕系次女。2009年7月25日，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颁布“江干区九堡镇杨公社区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表决案），具体内容包括：社区经济合作社改革前的基本概况、股份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社区经济合作社资产的现状和处置、资产量化对象及量化办法、股份管理与红利分配、实施细则生效时间、实施细则的适用及最终解释权的归属等七部分。在资产量化对象及量化办法部分，规定股份设置为人口股和农龄股，其中人口股占可量化净资产90%，农龄股占可量化净资产10%。人口股按全额享受人员为1股计算，部分享受人员按比例同比类推。人口股以2009年9月30日24时止杨公社区在册人员、因婚姻关系由于政策原因未迁入本社区人员及部分家庭的未在册人员为准。农龄股农龄计算办法：1984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09年9月30日24时止，按在杨公社区在册农业户口年份计算农龄年份，（1993年11月24日及1994年2月21日一次性就地农转非和此后正常出生申报为非农业户口的小孩、迁入前为农业户口的婚迁人员视作农龄计算），以年为计算单位，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婚嫁人员以结婚登记证日期为准，计算农龄年份，除九堡镇内的征地或撤村建居农转非人员外，非农迁入人员不享受农龄股。原本村农业户口，在1993年11月24日及1994年2月21日征地就地农转非人员、此后正常婚迁本社区后农转非人员、随上述农转非的父母正常出生申报在本社区的子女称社区原农民；但不包括已婚嫁本社区外人员及转为公务员（含原国家干部，下同），国家事业编制的人员。下列人员可享受人口股股东资格及股份量化。在册人员全额享受：……部分享受……出嫁人员及其1998年7月22日前出生的子女享受25%；1986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非正常招赘的本社区一方（女方）享受80%；1991年1月1日后非正常招赘的本社区一方（女方）及1986年1月1日至1998年7月21日因非正常招赘所生育的小孩享受25%。出嫁人员子女及非正常招赘所生育的小孩不享受独生子女加倍优惠待遇……同日，杨公居委会公布杨公社区股份制改革关于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的决议，通过前述实施细则。2014年12月4日，张春燕领取了杨公回迁户政策性补助。2015年12月30日，杨公经联社出具给张春燕股权证书，载明股东张春燕，（1）量化人口股（股）0.25、每股金额（股）10504、量化农龄股（股）16、每股金额（股）62、总股金（元）3618。 张春燕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支付独生子女奖励费550元、村级养老保险补贴10000元、2015年度分发的村级集体经济分红款差额700元，共计112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杨公居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杨公经联社系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具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与决策管理的自主权利。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按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的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确定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及持有股份，并按持有的股份分配集体组织的收益，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在该实施细则未被撤销或部分变更的前提下，张春燕对其持有股份份额提出异议并据此要求按100%的股份取得集体经济收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春燕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0.5元，由张春燕负担。 宣判后，张春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依法具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与决策管理的自主权利”，此条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有法不依，判决不公。二被上诉人制定的《杨公社区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款第1项“部分享受”第（3）中：“出嫁人员及其1998年7月22日前出生的子女享受25%。”正是这一条款侵犯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赤裸裸地抵触法律。根据《婚姻法》第九条“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上诉人登记结婚后，户籍未迁出，生活和工作都留在原籍，在撤村建居前是拥有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农民身份，在撤村建居后是失土农民。上诉人的这一身份并没因婚姻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仍然是杨公经联社的合法成员。所以根本没有“出嫁人员”一说，上诉人理所应该是全额享受的在册人员，理所应当参照《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款第（1）项：“截止2009年9月30日24时本社区原农民享受1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一款：“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第十五条“……居民公约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实施细则》却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这种封建余毒思想剥夺居民的合法权益，明目张胆地抵触法律。原审法院支持二被上诉人以违法为前提的“自主权利”，无疑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按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的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符合法律、合法有效。”此条不符合事实，证据不足，原审法院有法不依，判决不公。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或者每户派代表参加，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参加。”但二被上诉人在制定《实施细则》时，既不是所有居民均参与表决，也不是每户派代表参加，而是由二被上诉人内部指定了119名“听话”的居民参与表决。指定的代表能算是“民主议定”吗？用“独裁”更为恰当。且在庭后答辩中，二被诉人只是口头称“民主”，却未提供选举居民代表的书面材料，口说无凭，原审法院怎可认定二被诉人“依法行使权利”？2、第8组的表决表中，表决人高国庆在备注栏里备注“五粮液壹瓶”，说明表决过程存在用高价礼品酒收买同意票的现象。表决无效，《实施细则》无效。3、《实施细则》表决过程中，那些被指定的“居民代表”都是法盲，不懂如何行使表决权、否决权。且表决结果明显有造假现象。以上在原审中上诉人的庭后质证中有详细阐述，且证据确凿，望法院能采信。三、原审法院认定二被上诉人有权利“确定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及持有股份，并按持有的股份分配集体组织的收益”。此条判决有法不依，大玩文字游戏，偷梁换柱。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所生育的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上诉人铁定是杨公经联社的集体组织成员之一，铁定持有100%的股份。上诉人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及持有股份”无须二被上诉人确定，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权限重新确定上诉人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并削减上诉人“持有股份”。理由如下：在杨公经联社成立时，上诉人便以100%的土地承包权自然成为杨公经联社的成员。任何组织都不可以上诉人婚姻状态变化为理由来减持或剥夺其股份份额。四、二被上诉人在8月6日答辩后，一审法院未尽到告知义务，使上诉人失去质证机会，造成判决不公。五、原审法院在判决时适用法律条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条第一款“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本案诉讼请求毫无逻辑联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错误，无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245号判决书中驳回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度社区集体经济分红款差额700元的判决；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答辩称：上诉人是1993年因征地转为非农户口，我们国家有两种户口，一个是农业户口，一个是非农业户口，只有农业户口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1993年转为非农业户口，所以没有任何权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杨公经联社还是比较好，赠送上诉人25%，都由被上诉人根据集体表决意志决定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春燕向本院提交：1、《实施细则》表决表三份，拟证明代表们不懂法，不懂得如何行使否决权，表决过程存在买同意票嫌疑，为凑足不同意票数集中造假，二被上诉人在制定这些条款的时候，都是不合法的；2、张春燕、张海燕的户籍证明及集体资产分红户内明细，拟证明张春燕、张海燕于1993年和整个村集体一起因征地撤村建居而农转非。集体资产分红户内明细拟证明同样情况的张海燕农转非后集体资产分红为100%（表内张海燕身份证号后的“1.5”是本人100%+独生子女50%的意思），而张春燕却因土地全被征用而只能是25%，还有75%去哪儿了？凭什么被侵占？张雨琦因出生自然落户，落户即为非农，张雨琦集体资产分红为200%（表内张雨琦身份证号后的“1”表示100%，另因独生子女身份而得100%，其中50%分到母亲张海燕名下，另50%分到父亲王国强名下），而同样情况的方泽州却未被列入分红范围。因就学农转非的方建平未列入分红范围。经质证，被上诉人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是通过民主程序表决的，是合法有效的实施细则；对证据2质证认为，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新证据。对杭州市公安局九堡派出所出具的张春燕、张海燕的户籍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张春燕主张的证明目的，反能证明张春燕已经于1993年因征地农转非，已经脱离杨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实。对集体资产分红户内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期间，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公居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杨公经联社系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具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与决策管理的自主权利。张春燕系杨公居委会居民，其主张的2015年度社区集体经济分红款差额700元，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问题。而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如何分配，杨公居委会、杨公经联社于2009年7月25日按民主议定程序，表决通过了《江干区九堡镇杨公社区集体资产量化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中明确了资产量化对象及量化办法、股份管理与红利分配等内容，并按股东持有的股份分配集体组织的收益。张春燕认为该实施细则表决无效，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实施细则表决程序违法。因此，在该实施细则未被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张春燕要求按100%的股份补足分红款差额7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对张春燕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春燕负担。张春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炜强 审 判 员 周志军 审 判 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