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17498号原告：王满辉，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533。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华，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盆弟，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排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337号、339号湖兴花园一、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68T。负责人：王锦田，系该支行行长。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广发金融大厦商铺101-103、109、110及办公207、401-801、9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62。负责人：陈若鹏，系该分行行长。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园，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员工。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洪，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满辉与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石排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东莞分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满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燕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洪到庭参加诉讼。双方经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满辉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3834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人民币138346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同期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2001年案外人叶晃校入职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后任职理财经理。原告自2014年左右开始在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购买理财，案外人叶晃校是原告的理财经理，负责接待与处理原告的理财业务。2016年2月至2018年9月期间，原告前往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内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叶晃校作为理财经理接待了原告，并与原告洽谈购买理财事宜，叶晃校以帮原告购买高额的理财产品为由让原告先把钱汇总到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平时用来汇集资金的账户中，在资金汇总后，再与其它客户的资金一起购买大额起购标的的理财产品，并向原告提供了封面写有广发银行财富增值理财合同的信封给原告作为理财产品的购买凭证，该信封写明了理财产品的时间、金额、到期日及利息等。原告因叶晃校作为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理财经理的身份及所有事项均发生在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内，所有转账手续均是在叶晃校的指导下由其它银行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导致原告轻信叶晃校已为原告购买了理财产品的说法而上当受骗。原告认为，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作为叶晃校的用人单位，安排叶晃校担任理财经理，负责理财产品有关业务是导致原告轻信叶晃校的直接原因，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作为叶晃校的用人单位，对员工具有管理及监督的义务，而原告在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的上班时间前往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处购买理财产品，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未对叶晃校的工作内容进行监督，同时在原告按照叶晃校指示进行转款时疏忽未尽到合理注意及监管及提示义务，导致叶晃校诈骗成功，导致原告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损失，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是被告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的分支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被告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应当对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的债务承担责任。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共同辩称，1.根据原告在（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中的陈述，原告是与叶晃校签署借款合同，叶晃校出具借据，每隔两个月支付10厘利息，原告与叶晃校之间为借贷关系，两被告对于员工叶晃校的个人借贷行为并无管理责任，两被告不存在过错，无需对案涉的款项承担责任，且两被告并非是原告与叶晃校借贷关系中的当事人，无需对案涉款项承担责任。2.叶晃校出具的案涉借条利率为高息，不符合银行理财产品低收益低风险的基本常识，原告出借款项给叶晃校是基于高额回报的追求及对叶晃校的信任，而非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另外原告将案涉款项转给银行以外的个人，其行为在客观上配合及帮助叶晃校规避银行的监管，导致叶晃校的行为脱离银行的监督体系，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告具有多年购买理财的经验，应当清楚出具借条是叶晃校个人向其借款，故与两被告没有关系。根据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01年10月，案外人叶晃校入职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后任理财经理，期间叶晃校认识了原告王满辉等人。原告王满辉在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处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原告王满辉提供的账户交易历史显示在2016年1月4日，案外人邓柏辉向其转账50000元，后其于2016年1月6日现金支取50000元，于2016年4月5日转账150000元至案外人黄焕笑的622*************268的账户。案外人叶晃校向原告出具了两张借条，两张借条均记载叶晃校因资金周转不灵，向原告王满辉借款，其中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的借条记载有“借到王满辉，身份证号码:441************533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现金收讫，以此借条为证，约定还款日为2018年9月30日”;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6日的借条记载有“借到王满辉，身份证号码:441************533人民币伍万元正，现金收讫，以此借条为证，约定还款日为2018年11月6日”；每份借条的落款中借款人处均有叶晃校的签名、捺印及身份证号码。本院作出的（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叶晃校在2016年至2018期间，以“虚构高息借款投资项目”、“虚构收益较高的理财项目”、“修改客户购买理财的周期，骗取对方提供U盾转走资金”的方式，对多人实施诈骗，其中以“虚构高息借款投资项目”骗取王满辉等人共约12180000元等。该判决书中第25页显示受害人王满辉陈述：在2014年的时候，别人介绍其去广发银行跟叶晃校购买理财产品，那时开始认识叶晃校，其与叶晃校没有什么关系。2016年2月份，叶晃校说需要一笔钱周转，问其能不能借钱，并且说了给其10厘利息，那时其就答应借了50000元给叶晃校，过了两个月，叶晃校连本带利还了51000元给其，叶晃校跟其说如果把钱存进银行收利息，不如拿钱给叶晃校去投资，其问叶晃校是不是像以前一样买理财产品，叶晃校就跟其说认识一些客户，当作是投资。叶晃校每隔两个月就给其10厘利息，那时其相信叶晃校的话就把现金50000元再借给叶晃校，并在同年5月份又借了150000元给叶晃校。叶晃校给其写借据，但是每隔两个月叶晃校就会通知其去广发银行找他，在叶晃校的办公室内，叶晃校会给其相关的利息4000元现金，然后收回上两个月的借据，重新在电脑上打过两张借据，并且复印他的身份证给其。至今其一共收了利息50000元人民币（补充笔录称没有收到过利息），该些钱已经全部用在生活开销，其借钱给叶晃校的方式是现金，叶晃校给其利息也是现金。该判决书第46页显示叶晃校供述：王满辉，两次借款分别50000元和150000元，共借款200000元，月息10厘，3个月支付一次利息。该刑事判决认定叶晃校的行为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的财物，构成诈骗罪，故判处其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处以罚金人民币300000元，随案移送的港币191800元、人民币401992元按比例发还给各被害人，其中发还给王满辉港币1559元、人民币3267元，并责令叶晃校退赔王满辉人民币138346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王满辉主张叶晃校向其出具了自行打印的广发银行的信封，信封内装有案涉借条，其提供的信封记载：广发银行财富增值理财合同，王满辉（收），时间两个月，金额15万元，到期日：2018年9月30日，利息3000元；广发银行财富增值理财合同，王满辉（收），时间两个月，金额5万元，到期日：2018年11月6日，以上材料均无两被告的印章。庭审中，原告王满辉主张案涉款项为理财款，案涉借条实际是作为理财合同的回执放于合同内，借条中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如借条写的是现金交付，但实际有部分是转账交付，当时出具该借条原因是叶晃校声称将原告及其他理财人员集合资金购买银行内部人员才能购买的大额高息理财，在正式出具高额理财合同前先出具借条作为凭证。原告在庭审中确认其曾在广发银行石排支行购买正规的理财产品，其陈述的有关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与案涉款项的交易过程存在明显不同，其并未与广发银行石排支行核实相关的情况，后听说叶晃校逃跑了，在2018年9月查银行时才发现没有购买理财产品。原告王满辉明确两被告承担责任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广发银行石排支行作为叶晃校用人单位，没有形成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没有对叶晃校进行监督，导致叶晃校在该行的工作场所以理财经理的身份骗取原告的信任，且使用该行的设备、信封，被诈骗的款项也是在该行其他人员现场指导下转至叶晃校指定的人员的账户,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存在管理不当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因广发银行石排支行是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的分支机构，故应由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广发银行东莞分行主张其是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其才发现叶晃校存在案涉的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赔偿责任；2.若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需承担责任的，被告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是否应对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作出如下分析：关于焦点一，原告王满辉主张案外人叶晃校以为其购买高额理财产品为幌子，将其款项骗走，导致其损失，两被告存在过错为由，要求两被告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第一、根据已生效的（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叶晃校是以“虚构高息借款投资项目”的方式对受害人王满辉谎称高息借贷项目，骗取了王满辉信任，先后诈骗王满辉共计200000元，该认定中并未涉及叶晃校向原告虚构购买理财产品的内容。第二、原告王满辉对（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其本人及叶晃校的陈述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根据原告的陈述，叶晃校在2016年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50000元，后叶晃校又称认识一些客户当作投资，在同年5月又向其借款150000元，同时向其出具了借据，支付利息后又收回借据，然后重新出具借据，如此反复，其已收到利息50000元，由此可见其对于该款为借款是明确知晓和认可的。第三、已生效的（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记载的叶晃校有关案涉款项的供述与原告在前述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基本吻合。第四、原告提供的广发银行财富增值理财合同封面均无两被告的盖章确认，在原告的陈述及叶晃校的供述中均未提及到该信封或理财合同的事宜，该部分材料不足以证明原告有关叶晃校虚构购买理财产品骗取款项的主张。综上，原告主张叶晃校以虚构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其款项的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叶晃校的案涉行为被认定构成诈骗罪，针对原告的损失而言，叶晃校是直接的侵权人。原告在与叶晃校的交易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资金安全风险疏于防范，是导致其涉案损失的根本原因。第一、（2019）粤1971刑初2622号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原告的陈述，案涉款项是其通过现金的方式向叶晃校支付的，该陈述与其在起诉状中有关“所有转款手续均是在叶晃校的指导下由其他银行工作人员协助办理”的主张不一致，现阶段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方式，原告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第二、根据原告的陈述，叶晃校给其支付的利息标准明显高于一般的理财收益，且叶晃校是以现金的方式向其支付利息，这与一般的理财收益的支付情况存在明显差异。第三、叶晃校为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的理财经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向叶晃校交付款项的行为与办理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的理财业务有关。根据前述可知，原告交付款项是出于对叶晃校的信任，并非出于对银行的信任或办理理财业务的需要。综上所述，原告在利益的驱使下放松警惕，导致叶晃校有机可乘，原告的轻率行为是导致案涉损失的原因。原告主张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对原告的损失存在过错，并以此要求被告广发银行石排支行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基于该理由，原告要求被告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满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33.4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王满辉负担1533.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慧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卢月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