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晋01刑终876号抗诉机关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连某，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户籍地太原市，住太原市。辩护人彭某、封某，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理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8）晋0107刑初354号刑事判决书，宣判后，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原审被告人连某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晋01刑终665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19）晋0107刑初74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原审被告人连某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连某及其辩护人彭某、封某、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张泽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0年1月6日至2017年7月，被告人连某先后担任太原富力公司市政部、开发部经理，负责公司水、电、气、暖、道路、通讯网络等市政工程施工，监督施工质量并配合招标中心做好市政招标等工作。在任职期间，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钱款共计125000元；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共计32万元。（一）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2014年间，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个人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由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分别在太原富力公司使用的矿机办公楼、太原富力公司康体中心楼楼顶安装通信基站，后被告人连某将该公司给付的场地占用费共计125000元据为己有。（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犯罪事实2014年间，李晓冬为了感谢被告人连某在其承揽太原富力公司工程及工程施工、结算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先后送给被告人连某现金共计25万元。被告人连某将该款据为己有。2015年间，博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揽了太原富力公司A区手机信号覆盖业务。被告人连某以协调费为由，向该公司负责人张敏杰索取贿赂7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报案材料、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125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3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连某犯数罪，应数罪并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综合被告人连某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二、追缴被告人连某的犯罪所得十二万五千元，发还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缴被告人连某的犯罪所得三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连某侵占场地占用费犯罪事实错误。该院指控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个人名义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并收取租金445024元，被告人连某将该笔款项全部占为已有并用于个人消费。原判决认为，2014年间，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个人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通信基地场地占用合同，由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分别在太原富力公司使用的矿机办公楼、太原富力公司康体中心楼楼顶安装通信基站，后被告人连某将该公司给付的场地占用费共计125000元据为已有。该判决理由错误，理由如下：该院指控认定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康体活动中心顶楼、矿机办公楼楼顶、七星锅炉房楼顶、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高层楼顶、北中环街北侧两栋高层住宅楼顶、敦化坊片区两栋高层住宅楼顶、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东南角楼顶共七笔基站场地占用费445024元，而原审法院仅认定矿机办公楼、康体中心楼顶两笔基站场地占用费1250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除审理查明所认定的场地外，其余均在太原富力公司所开发的住宅楼楼顶，且上述住宅楼均已交付业主居住使用，属小区业主共有，新补充的《场地租赁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等证据，均不能证实该住宅楼楼顶的权属属于太原富力公司及广州天力物业公司太原分公司。该院认为该观点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太原富力公司及物业公司具有上述场地的管理职能。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在企业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物，以公共财产论”：《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也规定，对物业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有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业主均签署上述协议，并授权物业公司负责实际管理。《物权法》第八十二条：“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置，并接受业主的监督。”故该院认为，太原富力公司及广州天力物业公司太原分公司经业主授权，具有涉案建筑公共部分的管理职能。（2）太原富力公司及物业公司客观上行使了上述场地的管理职责，太原富力公司及物业公司对上述建筑公共区域部分的建设、管理等行为实施管理职责。包括电信公司对建筑区域内基站建设施工，并向太原富力公司支付电费等款项，太原电信公司出具的说明也能证实，该公司是因连某获得太原富力的授权，才与连某签订场地租用协议并支付费用，太原电信公司的主观上认为其与太原富力公司之间合作而非与连某合作。因此，该场地占用费应属于太原富力公司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职务侵占罪。2.原判决未认定被告人连某侵占太原富力公司408040.26元工程款，属事实认定错误。该院指控2015年1月6日，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给付太原和利和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燃气工程签证费的名义，采用太原富力公司与濮阳市华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华通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的手段，将437928.54元实际支付给濮阳华通公司。濮阳华通公司扣除税金及管理费后，将408040.26元转入被告人连某的招商银行卡中（卡号：×××）。后被告人连某将该笔款项占为已有并用于个人消费。原判决认为，本起事实中实际施工单位和利和公司已完成太原富力公司的工程并已竣工验收，太原富力公司经过本单位内部审批程序将签证费支付给濮阳华通公司，濮阳华通公司将签证费给了被告人连某，被告人连某未将此款付给和利和公司，其辩解是与和利和公司之间有纠纷，但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人连某侵占了太原富力公司的款项。该院认为该判决理由错误，理由如下：（1）从职务便利条件上看，被告人连某利用了其作为太原富力公司开发部（市政部）负责人，主管公司水、电、气、暖、通信网络、道路等职务便利，向太原富力公司申请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濮阳华通公司，并由濮阳华通公司将该笔款项转入连某本人银行帐户占为已有。（2）从客观看，一方面被告人连某虚构了该工程是由濮阳华通公司完成而非和利和公司完成的事实，另一方面，和利和公司燃气工程款约为213300元，而被告人连某向太原富力公司申请支付的数额为437928.54元。（3）从主观方面上看，被告人连某具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骗取的手段将富力公司的工程款直接打入其本人的银行帐户中，供其本人使用，客观行为能够证明其主观存在非法占有的故意。3.原判决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错误。该院指控2013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晓冬所挂靠的山西宏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能够承揽到太原富力公司的工程提供帮助，被告人连某分别于2014年、2016年以现金和转帐的形式收取李晓冬的贿赂款共计40万元。原判决认定，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连某收受李晓冬40万元贿赂的指控，经查，该40万元中的15万元系李晓冬向被告人连某转账，根据被告人连某的供述与李晓冬的证言证实，李晓冬曾向被告人连某借款10万元未归还，且被告人连某辩解未收受李晓冬的贿赂，上述款项均为其给李晓冬的投资回报，故该15万元不能排除是李晓冬归还被告人连某的欠款本息，认定该15万元系被告人连某收受的贿赂款证据不足。该判决理由显属错误，理由如下：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1月26日李晓冬向连某转账15万元整。李晓冬称，2016年11月其向连某借款10万元，该笔款项至今未还。从时间上讲，李晓冬贿赂连某是在2016年1月26日，李晓冬向被告人连某借款是在2016年11月。二行为之间有明显的时间差距，且借款还款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可以排除15万元是李晓冬归还被告人连某的欠款本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书证、证人证言均可以证实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李晓冬的贿赂款1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的行为，该15万元应当认定为被告人连某的受贿款项。4.量刑不当。被告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其犯罪金额为853064.2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连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犯罪金额为47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原审判决被告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属量刑不当。综上所述，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判处。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审查后认为,抗诉正确,应予支持。具体意见和理由如下:第一笔职务侵占罪犯罪数额为45万余元。连某以虚假的委托以个人名义与电信太原分公司、联通太原分公司签订七份基站场地占用合同,收取两公司支付的45万余元场地占用费,据为已有。在该笔事实当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个,一是富力公司是否有资格收取该笔款项,二是8万元的白条能否应认定为连某的犯罪数额。经审查,出庭检察官认为,从现有的证据及法律规定来看,富力公司有资格代收取涉案的45万余元的场地占用费,一是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涉案七个基站所占场地属于富力相关小区全体业主共有,但是现实的状况不可能由每一个业主都来行使对共有面积的管理权,需要一个代为管理者。通过刚才的举证,富力公司作为涉案小区的建设单位,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一直以其名义与三大运营商商谈并对接基站建设项目,除了涉案的七个基站外,双方之间签订了多份合同,合同期限十年,覆盖本案的涉案期间即2014年至2017年,证明小区通信基站的建设一直纳入富力公司的管理范围之内。二是富力公司管理通信基站期间没有业主提出异议,富力公司与业主之间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富力公司代为收取电信太原分公司、联通太原分公司支付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费,既符合现实情况,也符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三是《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在企业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依据上述规定及刑法精神,富力公司代为收取的基站场地占用费,在该公司管理期间,可视为其公司财产。连某作为富力公司的员工,利用其担任富力公司市政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虚假委托与电信、联通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合同,收取电信、联通公司支付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费,据为已有,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8万元白条,结合现有的证据,出庭检察官认为该8万元应当认定为连某已收取,应认定为犯罪数额。理由如下:一是两张白条对应的合同,富力桃园基站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9日,富力城C区基站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16日,两份合同均约定占用期限10年,年度占用费税后4万元,按年结算,每年5月前付款。二是周庆虎证实,2015年5月左右,其收到电信公司的指派,到太原富力公司建设两个基站,基站建设好后,先行垫付两个基站的占用费8万元,交由杨俊飞,由杨俊飞交给连某。三是从电信公司调取的两张白条佐证连某收到两笔共8万元的款项（2015.8.10)。四是2016年电信公司向连某支付了8万元。五是电信公司如果未支出该8万元,那么以电信公司的财务管理情况来看,该两笔合计8万元的合同应该在该公司账面上体现为应付款,但实际上并无上述账面处理。六是2016年电信支付8万元的场地占用费用是建立在2015年合同签订及当年费用已支付的基础上。七是证据上虽仅有白条,没有相应的发票、记账凭证,也是因客观原因造成,周庆虎可以解释清楚该问题,据周庆虎证言,其与电信结账时该8万元已与其费用一起结算,因时间关系,现不能分出哪一张发票了。故,该8万元的证据虽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认定该数额为犯罪数额的一部分。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两份合同签订后,施工单位垫付8万元的场地占用费,交给连某,之后施工单位与电信公司与其它款项一起打包该8万元,之后2016年费用的支付才能转为正常,由电信公司直接向连某支付。关于连某辩解由施工单位代电信支付不合常理,出庭检察官认为,从合同对应关系上来看,连某的辩解是成立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也不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履行,实际施工中,施工单位为了与发包方搞好关系,顺利施工,经常出现由施工单位代为垫付相关费用的情况，这一点连某自己也认可,所以连某的辩解不能成立。且在连某的第一次供述中,其认可收到了该8万元,之后,其并未否认没有收取该8万元的事实,只是强调要记账凭证、发票、收条三者相符才能认可。在得知该8万元没有相关记账凭证及发票后,连某又辩解，其可能没有收到这笔8万元,原因是电信公司没有支付,其不好意思向电信公司索要。连某的辩解同样不能成立。综合全案来看,连某在非法占有涉案场地占用费的主观支配下,伪造了委托书,对富力公司进行隐瞒,与电信、联通公司签订涉案七个基站,收取占用费,从其犯意的产生到客观行为的实施,无不在其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支配下完成,再说支付场地占用费是电信公司的行为,而非某个个人,连某与电信公司之间有何情面可言,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再要纯属无稽之谈,于情于理都讲不通。综上所述,综合全案证据,应当认定连某收取了上述8万元。第二笔职务侵占的犯罪数额为22.4628万元。因富力城D区燃气现场施工签证费,连某以华通公司的名义从富力城请款43万余元,但事实上仅支付给和利和公司21万余元,连某以虚报冒领的形式,将两笔款项之差额据22万余元据为已有,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连某辩解工程款数额的问题,经审查,一是和利和公司当初提交了《工程量签证单》《工程量签证结算书》,薛某的证言也证实也曾经提交过,但薛某同时也证实连某说其做的《工程量签证单》《工程量签证结算书》质量不行,其联系别的公司走账,最后把钱给他就行了。二是富力公司内部请款单证实,该工程量已由市政部和工程部结算,因天然气公司材料价远远高于市场价,导致核算部无法核价。结合上述两方面,富力公司应当没有和利和公司提交的《工程量签证结算书》。薛某的证言从2017年9月29日第一次笔录,至2018年12月10日连某的父亲代支付工程款,再到出庭检察官2020年12月8日询问,薛某稳定的陈述工程款数量为21.33万元。反击连某的辩解,首先提出薛某的工程质量存在问题,不予给付工程款,其次又提出其代和利和公司做了部分工程,但其又不能提供相关的线索,以便于司法机关核查。综合全案的证据,连某的辩解不能成立。第三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40万元的犯罪事实,第四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7万元,意见同一审公诉意见,不再详述。综上所述,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请依法纠正。上诉人连某上诉提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部分事实证据明显不足，没有证据证明矿机办公楼南、康体活动中心场地属于富力公司所有。2.一审判决中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成为签订合同的主体，不是职务决定的行为，电信公司等安装相关设施，与富力公司没有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收受李晓冬25万元贿赂款，只有李晓冬证言这一孤立的言词证据，且与上诉人供述存在重大矛盾，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4.一审判决认定收受张敏杰7万元贿赂款，该笔款项只是经过上诉人之手，已经付给相关人员，至少不能排除提供协助的人员领取了该笔费用的合理怀疑，且上诉人没有给张敏杰牟利，罪名不能成立。5.不管是否构成犯罪，上诉人家属都已经向相关单位退还了全部场地占用费用，一审判令追缴犯罪所得十二万五千元没有事实依据；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部分，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获得犯罪所得三十二万元。上诉人连某的辩护人提出：第一部分：连某与电信公司及联通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并收取租金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控辩双方一致认同涉案七处场地均为小区业主共有，公诉人极力主张的富力公司对场地占用费具有“管理权”因而属于“富力公司财产”的逻辑不能成立。（一）公诉人认同涉案七个场地属于业主共有，符合物权法规定，且在案证据确实不能证明属于富力公司所有。1.一审认定五个位于小区楼顶的通信基站场地属于业主共有，该五起事实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第一次一审以及重审一审均持该观点，完全符合《物权法》第73条之规定，不具有任何疑义，请合议庭对该项事实继续予以认定。2.关于康体活动中心和矿机办公楼南两处场地，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当庭认可该两处场地同样属于业主共有。关于该两处场地的权属，一审判决认为“除审理查明所认定的场地外，其余均在太原富力公司所开发的住宅楼楼顶，属小区业主共有”。该论述内含两层意思：其一，康体活动中心和矿机办公楼南并非业主共有（即富力公司所有），其二，如果涉案场地不属于富力公司所有，或者属于业主共有，则收取相应场地占用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已多次向法院表达书面意见，论述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康体活动中心和矿机办公楼南所有权属于富力公司。此次庭审中，检察员在发表公诉意见时明确表示“涉案七个通信基站场地均为业主共有”。这表明，公诉机关同样认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康体活动中心和矿机办公楼南两处场地属于富力公司所有。职务侵占罪成立的前提是单位财产受到损失，既然涉案通信基站并非单位（富力公司）所有，场地占用费就并非应当由富力公司收取，单位利益就没有受到损害，职务侵占罪成立的前提就不能成立，这也是一审判决的逻辑。因此，公诉机关的当庭表述本身便能够证明本起犯罪事实不能成立。（二）公诉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解读《刑法》第91条，指控逻辑混乱，十分令人怀疑本案是否有人为干预，公诉机关的抗诉是否具有公正性。公诉机关的指控逻辑是，虽然涉案场地全部属于业主共有，属于“私人财产”，但是该私人财产处于富力公司（或者有时又倾向于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的管理当中，因而属于“公共财产”，即富力公司（或者天力公司）所有。该指控逻辑十分混乱，公诉机关对法条的理解主要犯了如下错误：1.《刑法》第91条第2款中的“公司、企业”，限于“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富力公司属于私营企业，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刑法》的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原文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联系上下文，该条款中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法条列举的其他几个部门，也都是具有国有或公共性质的。公诉机关的抗诉书刻意“剪裁”法条，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剪裁为“企业”，完全曲解了法律的本意。按照检察机关的理解，所有私有企业的财产都将属于公共财产，私有企业将完全丧失财产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与《刑法》的第九十二条也是明显矛盾的。2.即便在国有公司或国有企业管理中的财产，也是属于“公共财产”而非“公司或企业财产”。根据公诉机关及一审判决的逻辑，涉案场地虽然不是富力公司所有，但处于富力公司或天力公司管理中，因而就变成了富力公司财产。这种逻辑同样不能成立，要区分“公共财产”和“公司、企业财产”，二者不能等同，私营公司、私营企业财产本质上也属于私有财产，不能得出“公共财产”就是“富力公司财产”的结论。3.涉案通信基站场地占用费也从未由富力公司“管理、使用”过。涉案场地占用费直接由相关公司支付给了连某，没有进入过富力公司账户，不属于富力公司“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不会变成“公共财产”，更不会变成“富力公司财产”。4.职务侵占的对象到底是富力公司财产，还是天力公司财产，公诉机关左右摇摆，语焉不详。如果所谓受害人是富力公司，那么控方大量证据证明是天力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富力公司对涉案场地不仅没有所有权，甚至连管理的权限都不存在；如果所谓受害人是天力公司，但连某又非天力公司员工，不满足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公诉机关的指控方向模糊不定，但无论选择哪一个方向，其指控均不能成立。（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连某收受了周庆虎的8万元，两份所谓收据上并非连某本人签名，且时间并不匹配，依法不能采纳。1.两份收据上的签名明显不是连某本人笔迹。周庆虎所说的两份收据上面的笔迹与连某讯问笔录上的签字笔迹进行对比，明显不是连某所签。2.收据落款时间与指控事实不符。收据上的时间显示是“05.9.7”，可能意指2015年9月7日，而本案中，周庆虎证言中陈述给连某这笔8万元钱的时间是2015年8月10日，无论是年份还是月份，都与收据上的时间不符。且两份收条落款时间均是“05.9.7”，说明是同一天支付，既然一起支付，为何要分开写两张收据？3.关于连某是否出具收据，周庆虎和杨俊飞证言相互矛盾。周庆虎称通过杨俊飞给了连某这笔8万元，同时连某出具了收据，而杨俊飞证言中表示连某没有出具过收据。可见，这份收据来源不明，且时间上和内容是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四）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连某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案中，连某能够与电信公司和联通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并非基于职务便利，理由如下：1.对外签署合同并不在连某职权范围内。根据富力公司提供的开发部经理岗位职责，连某的职权主要是制定部门计划、工程质量监督等，是针对本公司相关工程和工作的。电信公司和联通公司建设基站，并非富力公司自己的建设工程，且对外签署合同也并不在连某的职权范围内。连某成为签合同的主体，只不过是意外发现和利用了这一信息，但与其工作职权无关。2.连某签订相关合同时，也没有得到富力公司的授权。案卷中加盖“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印章的所谓《委托书》，内容是“兹委托连某与贵公司洽谈有关北中环与东中环周边电信基站的相关事宜”。首先，富力公司出具《证明材料》证明该授权委托书及印章系伪造，富力公司没有授权连某洽谈电信基站相关事宜，这表明连某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庭审中，公诉人也在举证中说明富力公司没有授权连某签订相关合同。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书》来自连某，连某也表示没有见过该《委托书》，不知道其来源。再次，如果连某只是代表富力公司签订相关合同，为什么合同甲方名称、甲方银行账户等信息都是连某个人信息而与富力公司无关、也未加盖富力公司印章呢？这表明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连某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3.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明确约定要求甲方提供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而根据连某的职权其并不能接触和获得相关文件。以电信公司《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为例，合同第3.1条约定：“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应向乙方出具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以及对场地及楼顶拥有合法权利的证明文件，并提供复印件交乙方留存”。事实上，连某并无职权获得上述证明文件，签订合同时，他在签合同时也根本没有向电信公司提供过相关文件，而电信公司也没有严格审查。以上三点充分说明，无论是签订合同的主体资质、还是签订合同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文件，都不属于连某职权，也不在连某依据职权可以获取的范围内。以上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的因素”的存在。4.要区分“工作便利”与“职务便利”。职务侵占罪中，“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在公司享有某种职权，或者因为执行职务而产生的主管、经手、管理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本案中，连某的职权最多是就小区物业服务事项与电信公司对接，而并不包括经手和管理公司财产的内容。对本案被告人来说其并没有看管、保管工厂财物的职责,而仅仅是利用了在工作中较易接触到作案目标的方便条件,故其在犯罪过程中所利用的不是职务之便,而是因工作关系产生的便利条件。本案中，连某最多是在工作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了“可以支付场地占用费”这一信息，但这一信息的获取只是基于工作中的方便条件，而非经手、管理财物的“职务之便”。综上，连某只是基于工作上的方便条件及人情关系等因素获取到相关信息，至于后续具体签合同、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等内容，均不在连某职权范围内，与职务行为无关，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五）电信公司、联通公司都和连某签订了书面合同，其明知连某是签约主体，明确认同将场地补偿款支付给连某，且约定了出现纠纷后的解决手段，即便存在争议，也属于民事纠纷。本案应定性为民事纠纷，不应认定为刑事犯罪，应保持刑法的谦抑性，能用其他法律规范调整就不能动用刑事手段干预。（六）原一审判决前，被告人家属已经向相关单位退还了涉案场地占用费，即便是经济纠纷，也已经解决完毕。2018年12月12日，被告人连某的父亲向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铁塔公司）转账365024元。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继受太原电信公司与太原联通公司对通信基站的管理权。连某被控收受场地占用费445024元，但连某表示其确实没有收到周庆虎通过杨俊飞给他的现金8万元（除了两张虚假的收据证明外，没有任何其他客观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无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连某最多收到了365024元场地占用费，而该笔费用在原一审判决前已经全部向相关权利主体进行了返还。第二部分：连某与和利和公司408040.26元签证费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原一审法院关于该部分事实判决正确。1.涉案签证费属于应支付给太原和利和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和公司）的款项，工程量真实无误，且签证费已经经过富力公司的审批和拨付手续，不属于富力公司财产。连某如实汇报了签证款的数额，并履行了公司审批手续，没有欺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协议》明确约定签证费为437928.54元，该合同有富力公司杨培军、耿毅签字，公司盖章。根据《关于富力城D区及四号路燃气签证款的请示》，明确写明该工程签证费为437928.54元，该份文件由连某签字、工程部负责人签字、富力公司总经理耿毅、富力地产集团西北区域董事长相利军等人签字，表明签证费的数额已经经过各级领导层层审批，可见，富力公司对于工程量以及相对应的工程款均无异议。该笔签证费也已经由富力公司支付给了濮阳华通公司账户，这笔费用不再属于富力公司财产。2.连某与濮阳市华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华通公司）签订《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协议》，是因为客观情况导致不能与和利和公司签订合同。连某通过濮阳华通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非有意欺骗，而是客观原因导致的变通之举。3.连某之所以暂时没有向和利和公司支付签证费，是因为其工程质量差，还有部分任务没有完成，且已向上级汇报，连某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连某并没有决定不向和利和公司支付签证费，只是因为工程质量原因时间暂时延后，且公司对此情况知情。因此，连某并没有想将该笔款项据为己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可能侵占得了。4.连某的父亲暂时代为向薛某退还213300元，并非连某和薛某对签证费的最终结算，不代表着连某从富力公司虚报签证费并将差额据为己有。首先，连某的父亲向薛某暂时退还213300元，是薛某自己主动提出的数额，并非连某提出。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某提出的213300元签证费的计算依据和相关凭证，不能证明实际发生的签证费就是213300元。再次，对于尚未结算的款项，连某表示案件结束之后，自己会与薛某最终结算，目前暂未处理只是考虑到薛某是本案证人，自己作为被告人私自接触证人不合适，连某并没有侵占签证费的主观故意。最后，假使应付给薛某的签证费和富力公司实际拨付的签证费存在一定差额，也并非连某虚报。连某对该问题进行了合理解释，因为施工过程中部分工程比较急，或者和利和公司工程质量不达标，连某自行联系施工人员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并垫付了相关工程费。耿毅证言也可证明，垫付工程费的情形很常见。签证费的总体数额是有合同明确约定的，且富力公司对工程进行了验收，对工程量没有异议，这就足以表明富力公司所支付的工程款得到了等额对价（即对等的工程量），富力公司利益没有受损。至于连某与薛某之间如何结算，都不涉及职务侵占的问题。第三部分：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李晓冬单方面陈述的向连某行贿40万元的事实，该事实被告人又完全不予认同，况且连某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晓冬谋取任何利益，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原一审判决认定连某收受李晓冬25万元贿赂款，只有李晓冬证言这一孤立的言辞证据，且与连某供述存在重大矛盾，远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1.对于15万元的认定辩护人同意原一审判决意见，公诉机关认为“还款在先，借款在后”的观点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出，李晓冬向连某转账15万元是在2016年1月，而连某分两笔向李晓冬转账10万元是2016年12月，因此15万元不可能是李晓冬偿还借款。该观点不能成立，李晓冬证言：“从2013年到2014年我共向连某借过三四次，每次大约两到三万，共计借款十万左右。可见，从时间上讲，借款时间是2013年至2014年左右，借款时间与还款时间并不冲突，公诉机关所称的2016年12月的两笔转账，并非李晓冬所称的借款。且李晓冬称借款是通过现金支付，因此没有转账记录也属正常。2.25万元到底是合作投资分红还是贿赂款仍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甚至数额是否为25万元都不能确定。李晓冬与本案所谓受害人富力公司存在重大利益关联，其证言客观性存在重大疑问，在此情形下，应当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本起事实不予认定。3.李晓冬表示按照工程利润的30%给连某，但是原一审并没有查明李晓冬承揽工程的总价款、利润比例、利润数额，不能认定李晓冬的工程利润与其给连某的25万元是否符合30%的比例。4.本起事实只有李晓冬自己孤立的证言称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连某，但作为如此巨额的现金交付，没有说明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收款凭证或者其他人证言等证据，且连某称其从未收到，本起事实还存在重大疑问。5.没有证据证明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晓冬谋取了利益。6.除了发起请款流程的职责，公诉机关也没有指出连某的任何其他职权。为了指控连某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公诉机关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证据和事实依据，而只是单纯的渲染，连某发起请款流程即是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晓冬谋取利益。7.关键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也不说明原因，依法不应该采纳其证言。根据最高院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证人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在原二审开庭前，被告人家属通知过李晓冬出庭，遭拒绝，被告人辩护人向法庭提交过书面申请，申请李晓冬出庭，李晓冬还是拒绝出庭，本次庭审辩护人再次申请出庭但其还是拒绝出庭，如此关键证人，始终拒绝出庭，法庭不应该采纳其单方面的证言作为定案根据。并且，李晓冬本人因有工程款项富力公司还未进行结算，此次也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责任追究，不排除李晓冬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或受到不当的误导，有作伪证的嫌疑。8.再来看看关于涉案款项李晓冬的证言与连某的陈述，其矛盾明显，且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印证谁的陈述属实，根据存疑的证据应该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李晓冬的证言应该予以排除。9.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部分，也是靠推测得出的结论，不客观，不合法。原一审判决根据李晓冬的陈述认定有行贿受贿事实，具体金额则根据连某某次笔录回忆与李晓冬可能有二十几万元的经济往来（庭审中连某再次声明及确认只有15万元的经济往来），李晓冬陈述有25万元，就认定受贿金额为25万，如何让人信服。（二）重审对此没有补充实质性证据，本起事实至今仍然只有李晓冬证言作为唯一证据，且连某对此明确否认在重审中，对本起事实补充的新证据只有一份《情况说明》，侦查机关表示“正在进一步核查新的证据证明该项事实”，截至开庭侦查机关也没有提交新的核查到的新证据。在重审过程中，对本起事实的证据与原审一致，仅有李晓冬证言，在连某明确否认且不能排除投资分红等其他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本起受贿事实成立。（三）如果仅凭李晓冬证言就认定该项犯罪事实发生，违反了“孤证不能定案”、“言辞证据应当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以及“疑罪从无”等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原则，这破坏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底线。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认定犯罪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理论界的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涵至少包括：每个定案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到合理排除；根据证据所得出的事实结论为唯一结论。本案中，李晓冬证言与连某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法排除，更无法得出唯一结论，李晓冬拒绝出庭作证，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如果仅凭李晓冬证言就可以定案，则是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违反！第四部分：张敏杰给予连某7万元，连某并没有为其谋取利益，且不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并且对款项用途和去向的证明责任在控方，连某没有义务自证无罪。1.张敏杰所在的公司与富力公司、天力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连某没有为张敏杰谋取利益，也不存在为张敏杰谋取利益的前提。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无论是利用职务便利主动索取贿赂，还是被动收受贿赂，客观上要求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刑法之所以设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保证非国家经营主体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不能损害相关主体的利益，本案中，张敏杰支付“协调费”只是为了保障工程进度，使施工人员配合工作，这本就是施工人员的分内之事。事实上，工程也确实按照正常进度完工，没有证据证明连某利用职权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指使，以保障工程进度，连某没有为张敏杰谋取额外利益，反而连某带领工人提供正常的配合是为了业主的福利，为了富力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一件为公司谋利益，仅给他人提供必要方便的事情被指控为犯罪，显然不妥，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客观要件。2.“协调费”的给付目标是施工人员，而非连某个人，不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本案中张敏杰支付“协调费”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积极性，不拖延施工进度。整个过程中，连某的作用更接近于一个额外酬劳的中间人，发挥的是转交的作用。在张敏杰看来，其支付的“协调费”的对象也是施工人员，其“请托”的对象是施工人员而非连某，只不过“协调费”由连某代为分发。整个过程不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没有行贿受贿的故意，连某不存在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3.所谓贿赂款7万元，是基于3000多个天线，每个20元的标准计算得来，明显与工程量挂钩，如果是贿赂款不可能如此计算。4.连某不具有为张敏杰谋取利益的职务便利。张敏杰所承接的手机信号覆盖业务来自联通公司，而非富力公司，连某没有权力为张敏杰提供业务。5.对于款项用途和去向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连某没有义务自证无罪。在重审新补充的证据中，侦查人员对协调费支付的人员名字、金额等向连某进行了核实，并在《情况说明》中指出：“连某未能提供相关人员名单及金额”。潜在逻辑是，连某需要对协调费的去向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本案中，公诉人指控连某收受张敏杰贿赂款7万元，就应当对该笔款项性质作出证明。第五部分：连某收取的涉案通信基站场地占用费已全部退还铁塔公司，一审判决财产刑量刑错误，不应判令连某退还场地占用费十二万五千元。连某的父亲已经向铁塔公司通过转账方式退还365024元。根据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约定，如果出现场地权属纠纷，也是连某向电信公司、联通公司退还费用，在费用已经实际退还的前提下，假使连某构成犯罪，也不应当再追缴违法所得。第六部分：本案存在的程序问题。1.本案存在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2.原审一审违法更换合议庭成员。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考虑并采纳。连某不符合职务侵占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证据也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部分存疑证据应该予以排除，请依法判决被告人连某无罪。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连某于2007年入职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城公司），2010年1月至2015年4月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副经理、经理，2015年4月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部经理。任职期间，上诉人连某负责公司水、电、气、暖、道路、通讯网络等市政工程施工，监督施工质量并配合招标中心做好市政招标等工作。（一）职务侵占基站场地占用租金的犯罪事实2014年至2015年，上诉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用伪造的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委托书，以个人名义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签订了六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签订了一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共收取租金365024元。上诉人连某将上述款项全部占为己有。2018年12月12日上诉人连某父亲连新民将365024元退回至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2020年12月15日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将该365024元予以扣押。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⒈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7年7月3日，富力地产员工彭津金到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开发部经理连某私自与电信公司太原分公司、联通公司太原分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收取场地占用费用35.53万元，自己侵占。7月5日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立案侦查。（2）到案经过、传唤证证实，2017年7月6日上诉人连某被依法传唤至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经侦大队。（3）拘留证、逮捕证、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等书证证实，上诉人连某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7年7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7月5日被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释放并取保候审，2020年7月5日被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监视居住。（4）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上诉人连某的身份情况。（5）富力城公司应聘入职表、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劳动合同书等书证证实，上诉人连某于2007年入职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1月至2015年4月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副经理、经理，2015年4月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部经理。（6）富力城公司开发部经理岗位职责证实，负责水、电、气、暖、道路、通讯网络等市政工程施工的准备和协调，监督施工质量；负责市政规划方案的确定工作；负责市政设计并办理市政工程的规划许可证；负责大市政工程的成本控制及市政管线的验收和交用；配合招标中心做好市政招标工作。公司开发部原工作内容由开发及市政两部分组成，市政工作自2017年4月1日由开发部转入工程部，但之前未完成的市政工作仍由开发部负责。（7）富力城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2015年签订的《富力桃园9号楼场地占用合同》、富力城公司与电信公司2014年签订的《室内覆盖系统合同》、富力城公司与联通公司2009年签订的《室内覆盖系统合同》证实，富力城公司因覆盖网络、场地占用与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8）2014年8月4日，连某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402479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康体活动中心楼顶部分场地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连某实收25000元。（9）2014年8月4日，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402480C0000，合同约定将矿机办公楼顶部分场地，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用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连某实收25000元。（10）2014年8月4日，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402481C0000，合同约定将七星锅炉房楼顶部分场地，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用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连某实收25000元。（11）2014年8月4日，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402482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部分场地（富力城项目D区），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连某实收25000元。（12）2014年10月30日，连某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签订的《富力城云栖谷和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站址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cu12-1402-2014-00361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东南角B3、北中环北侧师院附中东侧B5楼顶（富力城B区3号楼、5号楼）提供联通公司，作为移动电话项目基站场地。合同期限五年，联通公司每年支付连某32640元人民币。（13）2015年6月9日，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501817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敦化坊片区两栋高层住宅楼顶部分场地（富力桃园），提供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其中3600用于开具发票。（14）2015年6月16日，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证实，合同编号：SXTYO1501816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街北侧两栋高层住宅楼顶部分场地（富力城C区），提供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其中3600用于开具发票。（15）通信基站照片、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编号为SXTYO1402479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康体活动中心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城二期3号楼楼顶和康体活动中心楼顶；编号为SXTYO1402480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矿机办公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华庭四期办公楼楼顶；编号为SXTYO1402481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七星锅炉房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城锅炉房楼顶；编号为SXTYO1402482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城三期3号楼顶和6号楼顶；编号为SXTYO1501817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敦化坊片区两栋高层住宅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园顶；编号为SXTYO1501816C000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北中环街北侧两栋高层住宅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城四期3号和7号楼顶。（16）联通公司出具的“关于富力城云栖谷和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的位置说明”证实，编号为cu12-1402-2014-003610的合同中，列明基站占用位置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东南角B3、北中环北侧师院附中东侧B5楼顶部分场地，系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区）楼顶。（17）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连某与电信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SXTYO1402480C0000的通信基站位置为矿机办公楼楼顶，该基站已于2016年10月拆除，故无法提供基站照片。（18）联通公司出具的“关于富力城云栖谷和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场地费的付款说明”证实，富力城云栖谷通信基站场地费已付款期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基站年场地费为16320元，共计32640元；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占地费已付款期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基站年场地费为16320元，共计32640元。2015年11月1日以后以上基站资产已移交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19）发票联、交易记录证实，2015年2月15日联通公司转账支付连某32640元（账号×××），2015年11月18日联通公司转账支付连某32640元（账号×××），以上共65280元。（20）电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合同中具体位置在“解放北路机车厂办公楼楼顶”的基站名称叫“矿机办公楼南（富丽华庭）”；合同中具体位置在“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西北侧高层楼顶”的基站名称叫“龙溪谷”；合同中具体位置在“富力城小城富力会所楼顶（富力铂尔曼酒店东北侧）”的基站名称叫“辰栖谷”；合同中具体位置在“北中环杏花岭实验小学北侧七星锅炉房2层顶”的基站名称叫“七星锅炉房”；合同中具体位置在××园楼内南向北第二栋）”的基站名称叫“富力桃园”；合同中具体××区楼由南向北第二栋）”的基站名称叫“富力城C区”。（21）电信公司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证实，七星锅炉房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50000元。周期：2014.5.1-2016.4.30；龙溪谷D3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50000元。周期：2014.5.1-2016.4.30；富丽华庭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50000。周期：2014.5.1-2016.4.30；辰栖谷3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50000。周期：2014.5.1-2016.4.30；富力桃园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40000。周期：2015.5.5-2016.5.4；富力城C区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40000。周期：2016.5.1-2017.4.30；辰栖谷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25000。2016.5.1-2017.4.30；富力城C区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40000。2016.5.5-2017.5.4；富力桃园基站支付给连某占地费40000。2016.5.5-2017.5.4。2015年11月电信公司基站开始向太原铁塔分公司进行产权移交，后续的房租电费均由太原铁塔分公司与连某进行支付。（22）收据、收条、转账记录、太原电信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电信公司共支付连某场地租用费39.5万元，其中支付代缴单位周庆虎8万元，有连某出具的收条。（23）两张收条证实，内容为“今收到中国电信租赁费肆万元正（40000）”，落款有“连某”签字、“05.9.7”，另两张收条空白处分别标记“富力桃园”和“富力城C区”。（24）侦查机关从电信公司调取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中提供的《委托书》证实，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委托连某与电信公司洽谈基站相关事宜，并盖有“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印章。（25）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公安机关从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取的印章图片证实，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未委托连某与电信公司及其他公司洽谈电信基站相关事宜，从未刻制“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公章，所谓委托事宜的“委托书”系伪造。（26）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连某涉嫌职务侵占案有关问题的说明”证实，太原富力城地产公司和天力物业太原分公司同为富力集团所属公司，物业公司无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自2008年5月至今以物业公司名称建立的账户期所有资金往来、资金使用和支配及财务工作均由地产公司财务部门管理和控制。天力物业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与涉案场地所在住宅楼的业主都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物业公司对屋面（楼顶等公共部位）的经营权、管理权，实际也由物业管理。（27）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签订的《太原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证实，合同中约定：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不侵害业主、物业使用人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利用业主所有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用于广告、会所经营、商业促销等活动的，应当每半年公布收益情况，接受业主监督；所得收益归相关业主所有。（28）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与业主2014年至2015年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证实，协议约定：1.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会所等经营性用房和设施等属开发商所有；2.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有权在本物业的屋面、外墙、大堂、电梯及其他公共部位设置经营广告并将其经营收益用于小区公益事业活动的开支。（29）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富力城B区、C区、D区、富力桃园项目的交付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和场地租赁合同证实，从2013年至2015年分别将富力城B区、C区、D区、富力桃园项目交付，并与业主签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连某案件发生后，三大运营商所有基站均由中国铁塔公司负责管理，地产公司为避免类似问题发生，同时为了便于管理，要求该公司与铁塔公司按照连某私自签订的合同减去运营商已缴纳的场地租赁费时间，重新签订了基站场地租赁费。（30）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太原富力会康体俱乐部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会所物业服务委托合同》证实，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会所由其全资子公司太原富力会康体俱乐部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对该经营场所提供物业服务。（31）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富力太原地产公司和天力物业太原公司是共同母公司的关联企业。物业公司无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自2008年5月至今以物业公司名称建立的账户所有资金往来、资金使用和支配及财务工作均由地产公司管理和控制。（32）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由地产公司统筹决定通信基站、通信设备的设置单位和设置位置，以地产公司名义与通信运营商签订场地占用合同；合同执行过程中以物业公司账户收款；收取的场地费由富力太原地产公司统筹管理，由物业公司用于富力小区改善环境、公共设施维修等物业活动。（33）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3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规划图等书证证实，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太原富力城、太原富力华庭用地项目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情况。（35）富力物业集团太原公司、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联通公司在富力A区进行施工过程中，物业公司接到连某通知后，按照要求只是配合打开楼座竖井门及提供电源接入点，并未收取联通公司及下属施工单位任何协调费。（36）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结算票据证实，2020年12月15日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将365024元予以扣押。⒉富力城公司报案材料及报案人彭津金的陈述证实，其是富力（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北区监察中心监察专员。其代表富力（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报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连某涉嫌职务侵占。2014年至2015年期间，连某在担任太原富力公司开发部经理期间，利用分管太原富力公司通信网络等市政相关工作职务便利，私自与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了共计五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将太原富力公司富力城项目内部分场地出租给对方作为通信基站使用。后收取对方场地占用费35.53万元，并占为己有。连某2007年入职太原富力公司，一直在开发市政部工作，2009年任开发市政部副经理。2010年市政部和开发部分为两个部分，任市政部经理。2014年市政部与开发部、拓展拆迁部合并为开发部，任开发部经理至今。开发部主要有开发和市政两方面工作，市政工作主要是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对接，包括富力公司开发的项目的水、电、气、暖、通讯网络、道路等工作。太原富力公司开发富力城项目后，业主生活需要的水、电、气、暖、通讯网络、道路都应配套好。比如网络通讯，富力城项目建好后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就要建好，具体就由连某负责的开发部和移动、电信、联通部门对接，由连某代表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并加盖太原富力公司公章，收取的相关费用由财务收取，并向对方出具正规的财务发票，解决基站问题。(1)2014年10月30日，连某以自己名义与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签订了《富力城云栖谷和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站址占用合同》。合同编号：cu12-1402-2014-00361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东南角B3，北中环北侧师院附中东侧B5楼顶（富力公司称为富力城B区3号楼、5号楼）提供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作为移动电话项目基站场地。合同期限五年，联通公司每年支付连某32640元人民币。(2)2014年8月4日，连某以自己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了《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合同编号：SXTYO1402479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康体活动中心楼顶部分场地提供给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连某25000元。(3)2014年8月4日，连某还以自己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了另一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合同编号：SXTYO1402482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部分场地（太原富力公司称：富力城项目D区），提供给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其中2500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连某25000元。(4)2015年6月9日，连某以自己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了一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合同编号：不清。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敦化坊片区两栋高层住宅楼顶（太原富力公司称：富力桃园），提供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其中3600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连某40000元。(5)2015年6月16日，连某以自己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签订了一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合同编号：SXTYO1501816C0000。合同约定将太原市杏花岭区北中环街北侧两栋高层住宅楼顶部分场地（太原富力公司称：富力城C区），提供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场地。占地面积20平米，合同期限十年，自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其中3600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连某40000元。在报案之前，单位向联通及电信公司调取了上述相关通信基站占地合同及连某出具的收据，并且其公司内部也向连某进行了谈话，连某承认了收钱的事实，但是连某拒不退还其收取的钱款。连某与联通、电信签订上述相关合同没有经过太原富力公司审批。正常情况下是以太原富力公司名义与联通、电信等通讯公司签订，不会以个人名义签订的。连某自己交代除了与电信、联通签订了上述五份合同之外，还与电信公司签订了两份基站占地使用合同，分别在矿机厂办公楼、富力城楼房楼顶出租场地，并共计收取对方8万元占地费。经公司调查确认，连某于2014年、2015年私自以个人名义与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签订七份《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将公司富力城项目内部分场地出租给对方作为通信基站使用，并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对方场地占用费43.53万元。连某利用职务便利，将电信、联通公司应支付给太原富力公司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费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涉嫌职务侵占罪。此外，公司监察部门还收到匿名举报，反映连某多次收受濮阳华通建设有限公司等太原富力公司合作单位相关人员的贿赂。⒊证人证言（1）证人贾栋的证言证实，其是2008年之前在太原联通公司，2008年企业重组，通过组织安排到了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2012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太原电信网络建设部工作，并且担任该部门负责人。太原电信网络建设部工作职责是通信网络的建设，基站的建设属于网络建设部分管。建设基站的流程是第一选址，确定好要建设基站的地址；第二是与所要占用的场地的相关人员商谈占用场地情况；第三协商占用场地后由公司内部审批；第四，审批通过后，签订合同，并按照合同内容履行。占用住宅小区场地需要支付费用。公司占用住宅小区场地与对签订合同的有个人签订，也有和物业公司签订，也有和开发公司签订。公安人员出示编号为SXTYO1402479C0000、SXTYO1402480C0000、SXTYO1402481C0000、SXTYO1402482C0000的四份合同，是加盖的其名章，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合同上写的这些地址，具体占用的位置其都不知道。这四份合同为什么和连某个人签订，其想不起来了。其在太原电信公司担任网络部经理，主要分管网络建设，也就是基站建设。与连某是同学，而富力城很多小区都是新建，电信信号不好，电信公司经常收到投诉。偶尔碰上连某的时候，也听连某说因为富力城电信信号不好收到很多住户投诉，正在考虑与太原电信公司沟通加快建设通信基站的事情，让帮忙问问。其告诉连某基站可以建设，但是要按公司规定走流程审批，批下后，优先给连某建设。连某就正常走申请程序，之后其下属把审批流程报上来，就正常通过，并报上级领导审批确认后生效，公司就正常的签订合同。因为报上来的就是与连某签订合同，都是范本合同，平时就不审核，就直接签订了。电信公司与连某签订四份合同，是连某受富力公司委托签订的，连某代表富力公司。（2）证人耿毅的证言证实，其在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至2010年任开发部经理；2010年至2014年在客服部、人事行政部担任副总；2014年至2017年1月，在开发部（由原开发、市政、拓展三部门合并）担任副总；2017年至今担任太原富力公司总经理。2014年至2017年1月担任开发部副总期间，主要分管原开发、市政、拓展三部门，也就是现在的开发部，当时市政部的负责人是连某，之后2015年4月合并开发部后，连某任开发部经理。2014年至2017年期间，其是连某的直接上级领导。连某在2014年向其汇报过太原富力城相关项目场地上建设通信基站的事情。印象中，当时因项目场地信号不好，连某向其汇报需建设基站，具体如何建设，建设几个记不清。连某以个人名义与太原电信太原分公司、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签订场地基站使用合同及收取场地费的事情其不知道。连某在太原富力公司工作过程中，会因公垫付费用，这在房地产公司是常态。因为在工作中是要赶时间，而请款流程较长，急于取得成果，需先行垫付费用，尤其高管垫付的机会更多，垫付的费用更高。连某偶尔会向其提到他因公垫付资金的情况，但不详细，为了开展工作，他们都会自行处理。比如抢修电缆。施工单位往往要求付现金，付现金后才抢修，甚至供电局要求交罚款后，再送电。类似这种情况就必须先行垫付。之后与施工单位补签合同，费用支付施工单位后，由施工单位支付给垫付人。（3）证人周庆虎的证言证实，其是2004年左右到林州建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2009年开始担任该公司太原电信业务的负责人，主要是与太原电信公司对接，完成太原电信指派的业务，就是太原电信公司在太原市内基站的建设业务。有印象承揽了太原电信公司在太原富力公司相关的基站建设工程，建设工程款电信公司已经给其公司结算了。电信公司需要给富力公司支付基站的场地占用费。关于我们建设的两个基站的场地占用费，其清楚这两个场地占用费的第一年支付情况，第二年如何支付的其不清楚。这两个基站场地占用费因为是其经手支付的，所以其清楚。在2015年5月左右，其收到电信公司的指派，到太原富力公司建设这两个基站。基站建设好后，先行垫付这两个基站的占用费8万元，之后电信公司再支付给其。这8万元的费用是上述两个基站一年不含税的费用。一个基站一年的费用（不含税）是4万元，两个基站一年费用是8万元。这8万元其给了一个叫杨俊飞的，由杨俊飞再支付给太原富力公司的连某。当时连某要场地占用费了，电信公司支付需要一定的流程及时间，连某等不了。为了维护与业主的关系，这种费用都是由施工单位先垫付了，之后再由电信公司给我们。之所以不直接支付给连某是电信公司支付费用后要做账并且要发票，连某当时就不去开发票，只给打白条，电信公司做不了账，所以发票由我们代开，税金由我们代缴。我公司有连某出具的收据。（4）证人杨俊飞的证言证实，其在太原市晋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任经理，主要负责基站光缆施工、小区专线工程、电信汇聚工程。在太原富力公司的小区内做过电信公司的基站光缆施工。其认识连某，他是太原富力公司开发部经理，具体负责什么不知道，但是做光缆等业务的时候都是与他联系。其和连某之间没有经济往来。其认识周庆虎，他是做太原电信公司基站建设工程的。一般是周庆虎做完电信公司基站建设后，我们做后期光缆等工程。周庆虎通过其给过连某8万元，告诉其说是基站场地占用费。给连某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场，连某没有写收据。⒋被告人连某的供述证实，2007年10月入职太原富力公司开发市政部，任普通员工，2009年左右任公司开发市政部副经理，2010年左右任公司市政部经理，2014年上半年至今任公司开发部经理。其到太原富力公司工作至2017年4月，主要负责太原富力公司在太原所建设小区内配套工作，例如：小区内水、电、暖、通信设施配套。2014年至今还负责太原富力公司开发类工作。其知道公安机关传唤是因为我与中国电信公司签订基站场地租用合同，并收取租金的事情。有前四份合同，编号为：SXTY01402479C0000、SXTY01402480C0000，SXTY01402481C0000，SXTY01402482C0000。都是2014年8月4日签订，名称为《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甲方都是连某，乙方是中国电信公司太原分公司。合同主要内容：分别康体活动中心、矿机办公楼、七星锅炉房、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楼顶的部分场地，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面积约为20平米。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中国电信公司每年支付27500元（含税），税额2500元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其25000元。“康体活动中心”实际占用的是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富力城二期康体活动中心顶楼；“矿机办公楼”实际占用的是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太原富力公司购买的太原矿机办公楼。2016年左右这个办公楼已经拆除了，现在正建设成富力华庭A区。“七星锅炉房”实际占用的是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北侧的一个锅炉房。“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楼顶”实际占用的是位于太原市××区顶。除了七星锅炉房，其三个地方占用的场地都是太原富力公司的产业或归太原富力公司管理。七星锅炉房是2011年以前太原富力公司和山西丰蕴热力有限公司一起合作的，建好后主要承担给太原富力城小区供热。第五份合同是2015年6月16日签订，编号为：SXTY01501816C0000，名称为《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甲方是连某，乙方是中国电信公司太原分公司。合同主要内容：甲方同意将北中环街北侧两栋高层住宅楼楼顶的部分场地（富力城C区基站），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面积约为20平米。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中国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含税），税额3600元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其40000元。这个小区归太原富力公司管理。第六份合同是2015年6月9日签订，编号为：SXTY01501817C0000，名称为《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甲方是连某，乙方是中国电信太原分公司。合同主要内容：甲方同意将敦化坊片区两栋高层住宅楼顶内部分场地（富力桃园基站），提供给电信公司作为移动通信基站，面积约为20平米。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5日至2025年5月4日，中国电信公司每年支付43600元（含税），税额3600元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其40000元。富力桃园小区是归太原富力公司管理。中国电信公司分四次支付给其场地占用费。第一次是11万，其中有1万是税金，用于开具发票；第二次是10万；第三次是8万；第四次是10.5万元。共计支付了39.5万元，其中有1万元是电信公司给我委托我用于开发票。39.5万元用于我自己日常开销。电信公司是其联系的，因为2014年的时候其是太原富力公司的市政部经理，就是分管与电信等通讯公司联系的，2014年业主反映小区内信号不好，自己就联系电信公司解决问题。这几份合同都是以个人身份签订的，但按照公司规定，应以公司名义签订。签订合同应向富力公司汇报，其按照公司制度通过纸质的方式都向领导汇报过。只是在汇报的过程中有所隐瞒，只是向领导汇报电信公司要建立基站，没有向领导汇报电信建几个基站，建了基站后电信公司会支付费用。2014年业主反映小区内信号不好，就联系电信公司解决问题，并向公司领导书面报备，领导同意后，2014年5月就在上述六个地方树立了基站。当时电信公司没有说会支付费用。2014年8月的时候电信公司给其说可以支付一部分费用，才补签了四份合同。其心想公司不知道有这些费用，所以就有了贪念，把这些钱自己占有。正常情况下，电信公司给的这些费用应当交给太原富力公司。其与联通公司也签订过一份合同，2014年10月30日签订，编号为：CU12-1402-2014-003610，名称为《富力城云栖谷和富力城3期5号楼通信基站站址占用合同》（2014年移动网配套新建工程）。甲方是连某，乙方是中国联通太原分公司。合同主要内容：甲方同意将北中环与东中环交叉口东南角B3、北中环北侧师院附中东侧D5楼顶的部分场地，提供给联通公司作为移动电话项目基站。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联通公司每年支付32640元（含税），税额2640元用于开具发票，实际支付其30000元。联通的基站设立的时候其也不知道谁审批。只是建立后联通公司的人找其说和其关系不错，在我们富力城小区有基站，有费用可以给其。于是就以个人名义与联通公司签订了这份合同。因为是太原富力公司的市政部经理，联通公司平时到太原富力公司下的小区安装宽带等事宜，都是与其对接的。平时安排物业对他们有帮助，他们觉得关系不错，就把这笔钱给了其。联通公司共计向其支付了62640元，其中2640元用于开具发票，剩余6万元我自己拿了。与联通公司签订的这份合同太原富力公司不知道。上述七份合同我共计收了45.764万元。其中1.264元是电信、联通公司委托其开发票用，自己实际获得44.5万元。贾栋是其高中同学，他当时是太原市电信网建部的主任，负责安装各小区的电信基站的，有一次我们小区电信信号不好，公司的总经理黄蕾让其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其找到贾栋，他很快就给解决了，就是在一个月内让电信的人在小区安装了电信基站塔，信号立马就好了，当时其不清楚还要签什么合同，但是在两三个月之后，贾栋给其打电话说可以给其一些占地费，也可以用其个人的名义签，他可以操作。钱都打到了我的招商银行卡上了。其认识杨俊飞，但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他从来没有给过其现金。电信公司支付的费用都是转账到其招商银行卡上，没有通过别的方式支付过。与杨俊飞没有经济往来，杨俊飞从来没有给过其现金。以上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二）职务侵占工程签证费的犯罪事实2015年1月6日，被告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给付太原和利和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和公司）燃气工程签证费的名义，采用太原富力公司与濮阳市华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华通公司）签订合同的手段，将437928.54元实际支付给濮阳华通公司。濮阳华通公司扣除税金及管理费后，将408040.26元转入被告人连某的招商银行卡中。2018年12月11日上诉人连某的父亲代连某将213300元工程签证费，支付给了太原和利和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剩余款项194740.26元被上诉人连某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1）太原和利和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2）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与和利和公司签订的《庭院户天然气工程施工合同》、《天然气网管工程施工合同》、《竣工资料》、开工报告书、竣工验收证明书、工程结算书证实，由太原天然气公司作为发包方，和利和公司作为施工方，对富力城公司晋安东街7号的1422户天然气安装工程，于2014年10月22日竣工并验收。（3）富力城公司与濮阳华通公司签订的协议证实，濮阳华通公司负责富力城B区食堂厨房燃气工程施工，富力城公司支付工程款116405.82元。该协议有富力城公司公章和耿毅、杨培军的签章，无签署日期。（4）富力城公司与濮阳华通公司签订的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成协议证实，濮阳华通公司负责富力城D区及四号路燃气工程施工，富力城公司支付工程款437928.54元。该协议有富力城公司公章和耿毅、杨培军的签章，签署日期为2015年1月6日。（5）银行转账记录、对账单、收据证实，2015年2月9日濮阳华通公司收到富力城公司转账554334.36元；2015年2月10日濮阳华通公司李兴士向连某账户转账519300元；（6）连某的招商银行交易流水、郭纪忠的兴业银行交易流水证实，2015年2月10日连某账户分三次向郭纪忠账户转账5731.82元、50000元、4853.92元，共60585.74元；2015年2月11日连某账户分两次向张钢账户转账50000元、674元，共计50674元。以上两笔共计111259.74元。2.证人证言（1）证人薛某（和利和公司法人）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左右，太原天然气公司当时说富力城D区的项目工期比较紧张，我当时手里有工人空闲，天然气公司就让其去做这个工程，让和富力城公司连某具体商量。2014年上半年，工程快完工的的时候，找连某说，发生的签证费需要商量一下，其提出每户200元签证费，连某觉得高，经协商后，定为每户150元的签证费。其在富力城D区做了1482户，计算下来签证费应该是22万多元。在2014年12月，其在美国的时候，连某说预算做的不好，其人又不在太原，取公章不方便，连某说他来办，让其别管了。之后至2015年2月多次询问连某，都说没有办下来，在2015年过春节的时候再次联系连某，连某说签证费不对，不应该给这么多，后来就多次推诿不给。富力城D区天然气施工，都是其干的，有一段约30多米长的地埋管工程是连某找人做的。按照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富力公司应该支付其公司21万余元。2018年12月11日连某的父亲连新民给其公司账户转账213300元。当时连某表示还有其他工程，他们施工的只是工程的一部分，施工结束后，他将工程款结算给其，所以没有签合同。现在和富力公司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了。其公司施工质量由天然气公司考核，不是富力公司考核，施工质量没有问题。（2）证人李星雷（濮阳华通公司山西地区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父亲李广华是濮阳华通公司法人，其是山西地区总经理，其弟弟李兴士负责财务和材料采购。公司与太原富力公司有工程上的往来。富力公司需要施工先到天然气公司申请，天然气公司确定预算及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完成施工后，工程款由天然气公司支付。有时候需要富力公司支付另外的部分费用，如：签证费，这费用包括赶工期、增加材料等费用，也是天然气公司支付款项之外的费用。和富力公司关于签证费签订了十几份合同，签证费全是通过支票转账支付给公司。富力城B区食堂、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还有与富力华庭有关的工程都不是其公司做的。当时连某找到其说用公司走这两个工程的签证费，之后就签订了合同。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合同金额437928.54元，富力城B区食堂厨房燃气工程合同金额116405.82元。通过公司走账需要支付7%-8%的管理费，具体是李兴士算。（3）证人李兴士（濮阳华通公司财务人员）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2月，太原富力公司向其公司支付了两笔钱，分别是116405.82元和437928.54元，共554334.36元。这两个项目不是其公司做的，记账凭证上应支付给郭书金、连某，但直接收款人是连某。其中扣除了税金、管理费。（4）证人郭书金（煤气安装公司施工队人员）的证言证实，给富力城公司做过燃气安装工程，工程是从太原市煤气安装公司拿到的，发生的额外的签证费，会以濮阳华通公司名义与富力城公司签订合同，走濮阳华通公司的账。富力城商业食堂液化气管道工程是其干的，走濮阳华通公司的账，2015年2月李文彬让在濮阳华通公司的收据上签了其和连某的字，后来连某通过其儿子郭纪忠的账户于2015年2月10日分三次转账5731.82元、50000元、4853.92元，共60585.74元。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不是其做的。（5）证人郭纪忠（郭书金儿子）的证言证实，其跟其父亲做天然气工程。2015年2月10日，连某转账三次的钱不清楚，其父亲清楚。（6）证人耿毅（富力城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的协议是其签的，工程是真实存在的。公司规定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必须由部门负责人签订，当时其是开发部负责人，都是由其代表公司签订。3.上诉人连某的供述证实，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是和利和公司做的，随后发生签证费。原本签证费的合同应由富力城公司与和利和公司签订，但当时和利和老板薛某在美国，不能签合同，和薛某沟通后，薛某让其全权办理签证费手续。由濮阳华通公司代替和利和公司和富力公司签订了合同。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签证费是437928.54元，富力城公司通过转账给濮阳华通公司，濮阳华通公司连着之前富力城B区食堂燃气工程的签证费一起支付给了其，共519300元。富力城B区食堂燃气工程是郭书金、张钢做的，协议约定116405.82元，在扣除濮阳华通公司的管理费后，其向郭书金儿子郭纪忠银行账户转账6万多，向张钢转账5万多，剩余40万左右在其账户上。因为薛某做的工程质量差，特别是验收送气的时候不予配合，所以签证费下来后就将钱压一压，和薛某说过，也口头给主管耿毅说过。耿毅不知道D区燃气工程谁做的，合同上签字是公司要求，主管副总必须签字。以上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犯罪事实2015年间，博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揽了太原富力公司A区手机信号覆盖业务。上诉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以协调费为由，向该公司负责人张敏杰索取贿赂7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招商银行账务明细清单、上诉人连某的银行流水证实，张敏杰于2015年11月30日给被告人连某转账50000元，于2016年2月1日给被告人连某转账20000元，共计70000元。2.证人张敏杰（博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实，其在博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工作，其负责太原公司业务期间，做过太原富力公司的信号覆盖等业务，做过富力城的A区手机信号覆盖。这个业务是其公司从联通公司承揽的。公司与太原富力公司的连某整体对接。公司施工期间，于2015年年底的时候分两次给了连某7万元协调费。因为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太原富力公司的电工及负责管线、路由的人配合。为了工程更快施工，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管线、园林、电的相关人员配合，如果不配合在施工过程中电也没处接、管线也找不到，给些协调费员工们都配合。连某说大家配合你工作，有没有费用，其说有，按照一个天线20元给协调费，总共安装了3000多个天线，共计约7万的协调费。在行业内为了工程进度一般都会给协调费。连某不能决定将太原富力公司的其他通信覆盖项目给其公司。给连某这7万是通过其中国银行卡账户转账支付。2015年11月30日，向连某招商银行卡（×××）转账5万元，2016年2月1日又向连某该账户转账2万元。因为在富力城做工程的过程中需要富力公司的相关部门配合。而且公司有一部分费用是给业务单位，作为在施工过程中人员配合的辛苦费，或者破损业务单位建筑的赔补费。当时连某问其要费用，其就告诉他公司有相关的费用。连某是在富力城对接我们的负责人，连某当时提出费用问题，要是不给，就可能不安排人配合我们，这样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也找不到管道，工程就无法顺利开张。所以连某一问其费用的问题，其就明白他的意思。3.被告人连某的供述证实，太原富力公司和张敏杰及他的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其和他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张敏杰给我的7万元协调费，给了配合张敏杰工作的工作人员。都是现金给的，说了也没人承认，没有意义。以上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上诉人连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评判意见如下：（一）关于上诉人连某收取基站场地占用租金定性的问题经查，富力城公司从2009年至2015年，因所开发的小区覆盖网络、场地占用等问题，以富力城公司的名义与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分别签订了室内覆盖系统合同和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在此期间，从2014年至2015年，上诉人连某作为富力城公司市政部、开发部经理，利用负责公司通讯网络等市政工程施工的职务便利，使用伪造的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部委托书，与电信公司、联通公司分别签订了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非法收取租金365024元。以上事实，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判定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首先要认定两个构成要件，即“利用职务便利”和“侵占本单位财物”。本案中，上诉人连某以个人名义与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的过程中，提供了虚假的“单位委托书”，在安装通信基站的过程中，也系通过其职权在该单位的相关部门和关联单位的配合下，才得以建成，故其“利用职务便利”的事实应予认定。而作为本案争议的焦点，该场地占用租金，富力城公司能否收取，是否属于该公司的资金，成为本案认定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关键。在案证据能证实，在本案案发前直至案发期间，均系由富力城公司与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签订相关网络覆盖合同和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而本案中作为电信公司和联通公司，与上诉人连某签订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亦是基于上诉人连某在富力城公司的职务和“委托书”，且客观上也是上诉人连某在利用了富力城公司的相关资源的情况下，该合同才得以履行。故该所签订的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的租金，依法应属于富力城公司单位的资金。关于富力城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其不可以作为其他管理人对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理，但利用业主共同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属于业主共有。综上，上诉人连某的上述行为，构成了职务侵占罪。抗诉机关和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该相关意见成立，上诉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连某收取基站场地占用租金数额认定问题经查，上诉人连某与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签订了通信基站场地占用合同后，收取租金365024元的事实，在案证据不仅有证人证言、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上诉人连某对此亦不持异议。对于通过周庆虎交由杨俊飞转交给上诉人连某8万元的事实，上诉人连某虽在侦查机关供认收到该两笔款项，但在庭审中又予以否认，在案证据中，除周庆虎、杨俊飞的证言外，能认定上诉人连某收取该8万元的书证，便是在案的两张收条，但该两张收条中“连某”的签字不能证实系上诉人连某所签，且落款时间与基站占用合同签订的时间亦不一致，故该客观书证不能作为证据印证上诉人连某收到该8万元的事实。同时，根据电信公司与连某所签的其他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电信公司支付占地费用的款项均系通过转账方式履行，而唯独该两笔共8万元却打给周庆虎，再通过杨俊飞转交的方式履行，显然也不符合客观交易规律，故在案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连某收到了周庆虎转交的该8万元的场地占用租金，因此，该部分的职务侵占数额应认定为365024元。抗诉机关和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该相关意见不能成立，上诉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合理的部分予以采纳。（三）关于上诉人连某收取工程签证费的定性问题经查，富力城D区燃气安装工程由和利和公司实际施工，但富力城公司通过与濮阳华通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对该工程进行了结算，通过该方式结算后，由上诉人连某支付和利和公司工程签证费。该事实在案的书证、证人证言均能证实，且可以证实富力城公司的耿毅与濮阳华通公司签订了该协议，且有法人杨培军的签章。因此，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连某采用太原富力公司与濮阳华通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的手段”不当，该签订“虚假”合同的行为，并非上诉人连某所为，而是富力城公司为了实现结算工程款进行的一种违规操作的行为，故该部分事实的认定应予纠正。现查明，和利和公司实际施工支出的签证费共213300元，上诉人连某从富力城公司报请的签证费为437928.54元，扣除富力城公司支付给濮阳华通公司的税金及管理费后，上诉人连某实际取得该笔费用为408040.26元。其父亲已代其支付了和利和公司的签证费用，对于多报请的款项194740.26元，上诉人连某辩称其用于了公司的工程支出，但未能提供任何支出的证据，且直至案发，上诉人连某亦未予退还公司，其非法占有故意和目的明确，故对于该部分多报请的款项，依法构成职务侵占罪。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该相关意见，予以支持，上诉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四）关于上诉人连某收取李晓冬贿赂款的认定问题经查，李晓冬的证言称“转账15万，现金25万，共40万元是给连某的感谢费；向连某借过三四次钱，共十万，还没有偿还”，而上诉人连某供称“和李晓冬合作过生意，转账的15万是分红，借给李晓冬40万左右，李晓冬没有给过25万的好处费”。关于李晓冬向上诉人连某转账15万元的性质，二人说法不一，不能仅凭李晓冬的单方言词证据，便认定该款项系受贿款，因为二人之间确实存在经济交往，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关于现金25万元，上诉人连某虽供认“曾收到二十几万元”，但亦供称“大多是转账”，且对于收到该二十几万元的性质，辩称是“分红”。对此，李晓冬称给的是现金，对于收款的方式、性质二人供述均不一致。且直至目前李晓冬仍认可借连某10万元未偿还，同理，因为二人之间确实存在经济交往，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故在案认定上诉人连某收受李晓冬40万元贿赂款的现有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故该笔指控不能成立。抗诉机关和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该相关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五）关于上诉人连某索取张敏杰贿赂款的认定问题经查，对于收到7万元的事实，上诉人连某予以认可，且有转账记录及张敏杰的证言为证。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张敏杰证实连某提出配合施工需要费用，为此给了连某7万元作为协调费。而上诉人连某称“协调费给了配合张敏杰工作的人员”，对此，上诉人连某未能提供其支付给工作人员的具体情况。上诉人连某作为富力城公司负责市政工程施工的经理，在博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揽了富力城公司工程后，施工过程离不开富力城公司的配合，为了顺利完成工程施工，在上诉人连某提出“协调费”的要求后，作为该公司施工负责人张敏杰向其所支付费用，依法应认定为索贿款。故上诉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抗诉机关和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的该相关意见予以支持。（六）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存在的程序问题经查，上诉人连某2017年7月6日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9年7月5日因一审判决刑期届满被释放并取保候审，故并不存在超期羁押的问题，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提出原审一审违法更换合议庭成员的意见，经查，在我院上次对该案发还重审之前的第一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更换过合议庭组成人员，在更换后在重新开庭审理中，依法告知了诉讼参与人合议庭的组成情况，并告知了相关回避等权利，故该更换合议庭成员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相关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连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559764.26元），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上诉人连某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上诉人连某父亲连新民将侵占款项365024元退回至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该情节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该笔款项，依法应予追缴，返还被害单位富力城公司，富力城公司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归还业主。原判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上诉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部分事实不当，应予纠正。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根据上诉人连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已退赃的情节，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刑初747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连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拘役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三、扣押在案的365024元，发还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连某追缴194740.26元，发还太原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连某追缴犯罪所得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如灏审判员 张志刚审判员 李 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郭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