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8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吉贵，男，195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宜翠，女，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如军，男，198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南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家松，男，196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锦宗，男，197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王吉贵、王某、邓宜翠因与被上诉人潘如军、洪家松、洪锦宗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吉贵、王某、邓宜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的内容并依法改判；2.请求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潘如军、洪家松、洪锦宗连带赔偿王吉贵、王某、邓宜翠各项损失共870566.32元（诉请金额：2276415.8元×40%-40000元）；3.请求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潘如军、洪家松、洪锦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应适用公平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平原则仅适用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形。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死者王德兵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紧接着又认定本案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而在判决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等条款均为与过失相抵原则相关的条文，可见一审判决前后自相矛盾，本案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二、本案应当适用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无过错责任。1.本案应当认定为王德兵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德兵死亡前居住在涉案未完工建筑物内的行为与其接受潘如军的雇佣从事琉璃瓦铺设工作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王德兵的死亡与其为潘如军提供雇佣劳动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王德兵系因接受潘如军的雇佣参与涉案房屋建设工程铺设琉璃瓦工作，王德兵为了提供劳务，才居住在涉案未完工的房屋内。洪家松在事故发生后接受公安询问时陈述：2019年10月12/13号左右开工后，潘如军及其工人都居住在工地建筑房子内。潘如军、文通平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均将涉案事故发生地的未完工工地建筑房子称之为“宿舍”，可以证实潘如军班组工人均长期稳定居住在涉案工地建筑房子内，才有可能将其称之为宿舍。可见王德兵是获得雇主潘如军的授权和指示才居住在涉案未完工的工地建筑房子内。因此，王德兵居住在涉案未完工工地建筑房子内的行为与其提供劳务之间存在直接、紧密的内在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二款，应当将王德兵于2019年10月30日在惠州市惠东县稔山镇稔山医院后面工地高处坠落死亡的事实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2.涉案工程从接受发包人和分包业务的雇主均为自然人，没有相应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故被上诉人二、三均应与被上诉人一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庭审中被上诉人三陈述其投入资金一百多万元用于涉案房屋的建设的事实，涉案工程属于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因此涉案工程的相关承包方均应具有相应资质。被上诉人二明知被上诉人三为自然人，仍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三，被上诉人三明知被上诉人一为自然人，仍然将琉璃瓦铺设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二、三均应与被上诉人一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即便不能认定王德兵系直接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因潘如军在案发前一直将涉案未完工工地建筑房子当做宿舍提供给其雇佣的工人居住使用，该未完工的建筑物实际上发挥着员工宿舍的作用和功能。结合公安调查笔录中潘如军雇佣的另一工人文通平陈述：“睡到早上六点许，我就和我同事马小兵开的一台摩托车过去稔山医院后面的工地准备上班”，可以证实事发当天潘如军班组的工人有开工计划。那么王德兵在事发前晚居住在内的行为也应视为第二天提供劳务的预备行为，王德兵从涉案未完工建筑物三楼落地窗位置上料机口处高处坠落死亡的事实也与其为潘如军提供劳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三、被上诉人一潘如军和被上诉人三洪家松均为涉案房屋的建设施工责任人，对涉案未完工工地房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有权请求各被上诉人一、三承担相应赔偿责任。1.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各方均确认的事实是，被上诉人二是涉案房屋建设工程发包人，被上诉人三是涉案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被上诉人三将其中的琉璃瓦铺设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一，被上诉人一雇佣了包括死者王德兵在内的三人从事琉璃瓦铺设工作。因此，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均为涉案房屋建设工程的施工活动组织者，属于上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中规定的“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由于本案被上诉人二作为房主未依法将涉案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但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作为实际施工活动的组织者，理应承担涉案房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维护安全、防范风险、预防火灾”等安全保障义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包含自建设工程开工到竣工验收的全部施工过程，仅承包部分工程的，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时间段为其承包部分工程开工到全部完工的全部施工过程。安全保障义务针对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参与施工建设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任何可能进入施工场所的人员。因此，不论本案王德兵死亡事故发生时涉案工地是否处于开工状态，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均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2.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王德兵的死亡原因为高处坠落。从公安调查笔录以及庭审中各被告确认的事实可知，王德兵接受潘如军的雇佣，从事涉案房屋三层楼楼顶的琉璃瓦铺设工作，涉案房屋的三楼正面落地窗位置设置了上料机，潘如军班组内包括王德兵在内的工人均为高空职业。国家标准GB/T3608-2008《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第四条：“施工单位应做好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及相关的安全预防工作。(一)所有高处作业人员应接受高处作业安全知识的教育；特种高处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上岗前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技术签字交底。”第五条规定：“施工单位应按类别，有针对性地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悬挂于施工现场各相应部位，夜间应设红灯示警。”第七条规定：“物料提升机上料口应装设有联锁装置的安全门，同时采用断绳保护装置或安全停靠装置。”因此，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在本案土德兵参与的琉璃瓦铺设工程中，至少应当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安全保障义务：一是应做好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本案中被上诉人潘如军安排居住在未完工的建筑物内，显然说明其自身无安全防范意识。被上诉人三明知潘如军班组的工人全体居住在未完工建筑物内，未进行任何阻拦，显然也是安全意识不足。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一、三均未对王德兵等参与琉璃瓦铺设这样的高处作业工程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二是从事高空作业人员应当持有特种作业许可证：木案中，据上诉人方了解，死者王德兵并无高空特种作业许可证，潘如军雇佣王德兵从事高处作业期间，也从未要求过王德兵提供或考取特种作业许可证，足以证实潘如军雇佣无高处特种作业许可证的工人从事高处作业，属于未尽到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三是应在施工现场各相应部位悬挂安全警示标志，夜间应设红灯示警。从本案原告一审提交的事故发生现场照片来看，没有看到事发现场有悬挂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设置夜间空等示警。本案潘如军、文通平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均表示王德兵是在事发前的29号晚上独自一人居住在涉案未完工建筑工地，30号清晨被人发现死亡，据此推断，王德兵极有可能是在夜间从三楼上料机位置没有任何防护装置的位置坠落，不排除王德兵是因为上料机位置夜间未涉及红灯示警的情况下误入上料机附近位置而不幸坠亡。如果在王德兵坠亡位置设置有红灯示警，必然会大大降低王德兵坠亡的风险。四是应在上料机口装设联锁装置的安全门。从上诉人在事发后赶到事故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被上诉人在事发工地三楼设置一台上料机，上料机口临边位置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更不存在法律规定应当设置的联锁装置安全门，导致涉案工地存在高处坠落重大安全隐患，使得任何出现在上料机口临边位置的自然人都可能面临高处坠落的风险。本案王德兵正式在上料机口临边位置坠落至地面死亡，若该位置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设置连锁装置的安全门，则完全可以预防和杜绝高处坠落的情况。如果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对王德兵进行安全教育，要求王德兵提供或考取特种作业许可证，或者仅聘请有特种作业许可证的工人，不允许包括王德兵在内的工人居住在未完工工地，按照法律规定对涉案建筑工地相应位置悬挂安全警示标志、夜间设红灯示警，且在三楼上料机口临边位置装设安全门，则完全有可能从根源上杜绝和排除任何自然人从该处坠落的风险。因此，被上诉人一和被上诉人三对涉案建筑工地工程施工期间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两被上诉人的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王德兵在建筑工地高处坠落死亡，原告有权请求两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四、被上诉人二还具有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三之间为承揽关系，被上诉人二作为定作人，应当选任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施工单位承揽其建房工程，但其明知被上诉人三没有相应资质，仍然将涉案建设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三，其存在选任过失，对于本案王德兵在受被上诉人一雇佣从事琉璃王铺设工程期间，从建设工地高处坠落死亡的事故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王德兵的死亡原因为高处坠落，并非酒精中毒，故即使一审法院根据尸检报告检测的酒精含量认定王德兵在事发时属于醉酒状态，最多可以认定其自身具有—定过错，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三被上诉人的责任，但也不应排除被上诉人一的雇主责任和被上诉人二、三应当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即使不能将王德兵从涉案未完工工地高处坠落死亡的情况认定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也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一、三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以及被上诉人二应承担的选任过失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公平原则却又引用过失相抵原则的相关法条是错误且自相矛盾的。一审法院错误分配并确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潘如军提交答辩意见称，首先对于王学良死忙事件我表示沉重悲痛，甚至想到死的情愿是我的这种想法。其次我写下下面的不是为了推卸责任，只是为了得到公正的法律的对待。王学良在2018年10月左右和一个长期的工友来到我的工地与我一起干活。在2018年11月左右与别的工人喝酒打架我支付8000元医药费，在打架后我就叫他离开我的工地。在2019年他不停带电话，发微信与我要来我的工地干活我并没有同意，证据给县人民法院审决看过，在9月31日他自己来到我的出租屋找到我，我并没有叫他干活。他自己在工地上和我们工人一起干活，完了之后我看他干了就把他的钱付给他，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工人都在我租房这里一起，他自己不愿意租房在工地午休的地方睡觉生活，工人回到家休息期间他自己去外面听工地旁边人说他买了瓶红星二锅头，每瓶一斤装的一个人喝完了所以体内酒精严重超标。（注他们村上说他经常一个人买一斤50度左右的酒在他家门口喝，喝完谁走他门前过他就打人，他喝酒没思想他们村委可以帮我作证。）他喝了三斤酒在不清醒之后在洪老板房子掉下去死掉。我发现之后积极帮助他们家人处理后事，并花掉我的存款11万元。他的家人走后并不承认花了那么多，不过王学良的妻子知道花了这么多可以打电话问得到，他们只承认用了3、4万。现在事情出了我认，但请法院考虑我的家庭情况，我们工资并不多每年还要消费。洪家松提交答辩意见称，一、正如我在一审中所讲的，对于王德兵意外死亡一事，深感惋惜，也非常理解和同情其家属的心情，其家属因悲痛错误判断死亡责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纠纷进行公正审判的，并不是以感情为审判依据的。再次，既是意外，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希望死者家属能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二、关于答辩人洪家松对王德兵之死是否存在过错问题。第一，王德兵并不是答辩人洪家松雇佣的工人，况且答辩人洪家松对于潘如军雇请工人一事并不知情，因此，答辩人洪家松对王德兵并不负有管理和支付报酬的义务，王德兵在工作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由潘如军负责，更何况王德兵并非在为答辩人分包给潘如军的盖瓦工程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其死亡的结果与答辩人洪家松等人无关。第二，答辩人洪家松并非接受劳务的一方，答辩人洪家松与王德兵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劳务关系。三、答辩人洪家松介绍潘如军承包部分工程对于王德兵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上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安调查以及相关鉴定证据，王德兵并非死于工作过程中，即并非因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是王德兵在晚上凌晨休息时间喝醉至极高度醉酒的状态下（血液中酒精含量446.33mg/100ml）意外身亡，在交通驾驶中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1就已经是醉酒驾驶的标准，王德兵已经超过这个标准的5倍以上，可见王德兵自己存在极为严重过错的行为，也是导致本次意外死亡的根本原因。且王德兵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具有绝对的认知能力，且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有完全的责任。即使，答辩人洪家松介绍没有建筑资质的潘如军来给洪锦宗铺盖琉璃瓦（除此外并没有发包其他建造工程），严格来说铺盖琉璃瓦与搭建铁皮棚一样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工程（房屋主体），不要求必须要具有建筑资质，而且王德兵根本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而是因自己的严重过错导致死亡的，与先前介绍潘如军承包铺瓦工程并无联系。因此，答辩人洪家松与王德兵之意外死亡并没有因果关系。四、被答辩人以受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答辩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则被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答辩人对王德兵之死存在侵权行为。答辩人洪家松并非侵权人，对王德兵意外死亡并不存在过错，不应负任何责任，更不存在被答辩人诉请的承担连带责任，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洪家松对王德兵之死承担连带责任，是毫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的，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因此，答辩人洪家松对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均不予认可，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裁判，正如刚刚两会上所提及的杜绝“谁受伤谁有理”现象，以及“让守法者不用为他人过错买单”等。在本案中被答辩人毫无证据证明答辩人对王德兵之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因按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相关原则由被答辩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最后，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被答辩人一方来说已经是法外照顾了，虽对答辩人一方来说不够公平，但答辩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一审判决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人道救济了。而被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了公平原则，说明被答辩人根本就不需要人道救济，本案应当改判认定为意外事件，所有被上诉人均无需负责。理由：一是被答辩人根本无视事实、蛮不讲理，认为王德兵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歪曲事实。本案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实王德兵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反而所有证据均可指向王德兵是自己在凌晨因高度醉酒状态下意外身亡的事实。答辩人不是王德兵的保镖，没有义务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王德兵纯属个人活动中保障其人身安全。王德兵自己不顾生命安全，在饮酒至高度醉酒状态下凌晨私自进入他人未建造完好的场所意外身亡，事后强硬扭曲事实、无理套用劳务关系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将责任强加到他人身上，这是极其不公，此时要求他人保障王德兵的人身安全，根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是毫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的，不能期待他人在没有任何先行行为产生安全义务的情况下为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请公正的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洪锦宗交答辩意见称，一、2019年8月，答辩人实施房屋装修，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本案被上诉人洪家松，由于洪家松是当地多年乡镇自建房建筑承包商，要求答辩人的工程给予其承包，故建房工程由洪家松承接，动工后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安排全部由洪家松负责。工程开工不久，洪家松把其中盖琉璃瓦工程转包给本案被上诉人潘如军负责，潘如军雇佣的几个工人其中包括上诉人死者王德兵在内。由于2019年10月10日订购的琉璃瓦在2019年10月25日已贴盖完毕，订购琉璃瓦数量不够，仍有部分墙壁顶面未贴盖，答辩人于2019年10月25日再向惠东惠煌建材销售门市补单订购琉璃瓦，因琉璃瓦未能及时到位无法在短期内开工。因此，2019年10月25日后至2019年10月30日止以潘如军为包工头雇佣的几个工人(包括死者王德兵)已转移到其他工地开工作业，未在答辩人房屋开工作业，直至2019年10月30日早上六点多才得知在答辩人房屋发生死者坠落死亡不幸事情。二、死者王德兵并不是答辩人雇佣的工人，况且答辩人对于潘如军雇请工人一事并不知情，因此，答辩人对王德兵并不负有管理和支付报酬的义务，王德兵在工作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由潘如军负责，更何况王德兵并非在为答辩人的盖瓦工程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其死亡的结果与答辩人等人无关。答辩人的房屋属于在建中的建筑物，不能强行要求答辩人要对于凌晨喝醉酒的王德兵的人身安全负责，因为答辩人根本不知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王德兵凌晨醉酒闯入。三、根据公安调查以及相关鉴定证据，王德兵并非死于工作过程中，即并非因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是王德兵在晚上休息时间喝醉至极高度醉酒的状态下（血液中酒精含量446.3mg/100ml）意外身亡，且王德兵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具有绝对的认知能力，且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有安全的责任。严格来说铺盖琉璃瓦与搭建铁皮棚一样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工程，不要求必须具有建筑资质，而且王德兵根本不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的，而是因为自己的严重过错导致死亡的，如果没有喝酒根本不会闯入和坠落及死亡，与先前发包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联系。因此，答辩人的先前行为与王德兵之意外死亡并没有因果关系。四、被答辩人以受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答辩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则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答辩人对王德兵之死存在侵权行为，答辩人并非侵权人，对王德兵意外死亡并不存在过错，不应负任何责任，更不存在被答辩人诉请的承担连带责任，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对王德兵之死承担连带责任，是毫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的，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本案中被答辩人毫无证据证明答辩人对王德兵之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因按证据规则、举证责任相关原则由被答辩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了公平原则，说明被答辩人根本上就不需要人道救济，本案应当改判认定为意外事件，所有被上诉人均无需负责。理由：一是被答辩人根本无视事实、蛮不讲理，认为王德兵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歪曲事实。本案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实王德兵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反而所有证据均可指向王德兵在自己凌晨因高度醉酒状态下意外身亡的事实。答辩人不是王德兵的保镖，时时刻刻看护其一举一动，没有义务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王德兵纯属个人活动中保障其人身安全。王德兵自己不顾生命安全，在饮酒至高度醉酒状态下凌晨私自进入他人场所意外身亡，事后强硬扭曲事实套用劳务关系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将责任强加到他人身上，这是极其不公，此时要求他人保障王德兵的人身安全，根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是毫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的，不能期待他人在没有任何先行行为产生安全义务的情况下为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请公正的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王吉贵、王某、邓宜翠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2048774.22元（丧葬费53289.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40421.9元、处理丧事人员交通费3000元（酌定）；处理丧事人员住宿费32000（酌定）、处理丧事人员林小琴（妻子）误工费638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2276415.8元，诉请金额2276415.8元×90%=2048774.22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洪锦宗将位于惠东县******卫生院后面的的建筑房屋工程发包给被告洪家松。后被告洪家松将该工程转包给被告潘如军。被告潘如军聘请王德兵参与该工程的工作。洪锦宗发包给洪家松、洪家松转包给潘如军、潘如军聘请王德兵均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潘如军、洪家松、王德兵均没有建筑行业资质。2019年10月30日，王德兵被发现在上述建筑工程工地中死亡。原、被告对此予以确认。2019年10月30日上午6时26分许，被告潘如军向惠东县公安局报警。2019年11月15日，惠东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死者死亡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死亡地点为惠东县稔山镇稔山医院后面工地，死亡原因为排除暴力打击致死（高坠）。2019年12月14日，王德兵在惠东县殡仪馆火化。根据原告提供的南郑县*******民委员会出具的三份证明显示，王德兵与曾用名王学良为同一人，王德兵与2019年1月20日自愿与村委会签订赡养协议，赡养其叔父王吉贵（残疾、痴呆）并每年给予王吉贵生活补助金3000元和料理其以后的所有费用直到百年归世为止。王吉龙与邓宜翠结婚后只生育了王德兵独子，王吉龙于2013年去世。王德兵与林小琴于2017年9月5日共同生育儿子王某。原告自称王德兵与林小琴按老家习俗办理了婚礼，但没有领取结婚证。2019年12月16日，惠州市********出具惠市公（司）鉴（化）字[2019]12065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1、王德兵心血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446.33mg/100mL；2、王德兵的胃内容中未检出常见安眠镇静药物成分。王德兵工友文通平经民警询问时陈述：其最后一次见到王学良是2019年10月29日晚上8点许，王学良在事发前一天晚上没有开工。早上6点许，其与同事马小兵到稔山医院后面的工地准备上班，到工地看见王学良趴在工地宿舍一楼，马小兵过去摸一下发现王学良的手是凉的，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潘如军。潘如军就打电话报警。潘明成经民警询问时陈述：2019年10月29日晚上7时许我儿子潘如军在自建房工地三楼给其和文通平、马小兵、王学良发工资，发完工资后我和文通平、马小平到我儿子潘如军的出租房玩，当时走的时候王德兵说要出去买酒喝，然后他自己就一个人走了。直到第二天早上6时许到达自建房工地，在工地一楼外的地面看见王学良整个人趴躺在地面，地面还留有一点血迹。然后我过去查看情况，发现王学良一动不动，身体冰冷僵硬，我才知道王学良已经死亡。潘如军经民警询问时陈述：由于是高空职业，晚上是不开工的。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学良是2019年10月29日晚上9点许。庭审过程中，经原审法院询问，被告潘如军主张已垫付了近10万元，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经原告庭后与当事人核实，其确认潘如军共支付4万元给林小琴用于王德兵亲属4人（邓宜翠、林小琴、堂哥罗文春、表哥徐明清）处理王德兵案件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等损失，但称原告仅主张邓宜翠、林小琴2人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林小琴一人的误工费，该4万元不应在原告的诉请中抵扣，而应计入了罗文春、徐明清2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潘如军、洪锦宗、洪家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邓宜翠、王某、王吉贵600**元。二、驳回邓宜翠、王某、王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190.19元，由邓宜翠、王某、王吉贵负担21890.19元，由潘如军、洪锦宗、洪家松负担13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潘如军、洪锦宗、洪家松应承担的责任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王德兵提供劳务，被上诉人潘如军接受劳务，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王德兵在工地住宿期间因故身亡，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规定的范围，故本案非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劳务受到损害，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从事经营活动自然人，应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免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王德兵在提供劳务活动之外，和其他三名工友一并留宿在案涉工地三楼，潘如军作为分包人，对王德兵留宿在其控制范围之内未提出异议，故潘如军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潘如军未按照规定在上料口设置安全门存在过错，对于王德兵从上料口摔下造成的损害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公平原则，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安全保障义务置身于过错原则之下，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一种。社会活动安全保障义务的保护对象不仅包括经营活动中的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以及其他进入经营活动场所的人，还包括虽无交易关系，但出于合符情理的方式进入可被特定主体控制的对社会而言具有某种工作性的场所的人。本案中，王德兵下班后，经潘如军同意留宿在案涉工地三楼，以合符情理的方式进入潘如军控制的场所，因此，潘如军对王德兵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潘如军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与潘如军所从事的营业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适应。判断范围的标准在于,潘如军的实际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特定的操作规程的要求，是否属于同类社会活动或者一个诚实善良的从业者应当达到的通常的程度。另外，预见可能性的大小也是作为判断保障义务是否属于“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标准之一，所以损害事实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行为态样等予以合理确定。对从事经营活动自然人而言，正常工作时间的安全保障义务应重于休息时间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休息时间，尚在建设中的建筑物中随意行走的行为少于正常工作时间，此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力度也可也随之减小。从案涉现场的照片来看，上料口不属于楼梯或是电梯间，正常状态的自然人不会对其使用功能产生歧义，误以为可以从该处正常通过。即便不留意行至该处，作为正常状态的自然人，透过上料口能够往外看到外部环境，从而得知存在危险的结论，并就此止步。潘如军作为一般自然人，无法一定能够预见到夜间留宿在案涉工地的王德兵会离开床位，且在心血乙醇成分含量为446.33mg/100mL的身体状况下行至另处的上料口，从该处摔下，应承担与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相适应的赔偿责任。王德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发时25周岁，在案发现场提供劳务，对于现场的布局，以及存在的潜在风险应当知晓，过量饮酒达到446.33mg/100mL，丧失了正常状态的自然人的危险辨识能力，导致行为能力的严重下降，失足从上料口摔下，此为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重要的根本原因，应自行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一审判决将赔偿数额确定为10万元，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大小相适应，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743.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2.83元（缓交），共计15596.7元，由邓宜翠、王某、王吉贵负担15282.06元，由潘如军、洪锦宗、洪家松负担314.64元。邓宜翠、王某、王吉贵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由原审法院予以退还。潘如军、洪锦宗、洪家松应交纳的案件受理费，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不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弘扬书 记 员  钟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