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鲤，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支农，浙江群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美娣，女，1963年7月3日，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羽嘉，北京盈科（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雪梅，女，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强，男，199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嘉善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李观珍，女，195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上诉人俞鲤、袁美娣因与被上诉人张雪梅、范强，原审第三人李观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鲤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雪梅、范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伪造，俞鲤、李观珍未收取过范金明的购房款，也未向范金明交付过房屋发票、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证。（二）俞兴土于1995年12月14日死亡时继承开始，案涉房屋的未分割遗产部分依法属于亲子俞鲤、继子袁珏共同共有，根据当时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袁美娣亦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之一。俞鲤、李观珍若向范金明转让案涉房屋，系无权处分。（三）案涉房屋在1997年系划拨土地上房屋，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不会导致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且案涉房屋所有权因《嘉善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生效而发生变动。张雪梅、范强的物权确认请求与生效的行政协议相冲突，不应被支持。（四）一审认定张雪梅与范金明的事实婚姻关系依据不足，且范金明死亡时，（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将张雪梅排除在范金明的近亲属范围之外，故张雪梅不在继承人范围内。（五）案涉房屋使用状态混乱，俞鲤、李观珍曾给他人使用，而非转让。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未援引今年施行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行政协议先于司法审查的规定，导致一审判决与生效行政协议相左。（二）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有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规定并无必要。张雪梅、范强共同辩称，一、俞鲤声称其与范金明素未谋面的说法并不可信，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经鉴定系其亲笔签名。二、在购得案涉房屋后，未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且袁珏已于2018年9月13日在（2018）浙善证字第1842号公证书中放弃了对案涉房屋的继承，公证书已生效，因此俞鲤具有对案涉房屋的处分权。三、《嘉善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明细清算表》等一系列拆迁补偿文件并未认定俞鲤为所有权人，俞鲤称一审判决与行政确认相冲突具有误导性，且相关拆迁部门在得知本案权属争议后已经中止与俞鲤之间的协议。至于案涉房屋土地是否为划拨，并不影响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俞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土地为划拨性质。四、（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仅是对范金明与范强生物学关系的认定，并不涉及遗产继承和近亲属范围认定，张雪梅与范金明系事实婚姻无误。袁美娣辩称，同意俞鲤的上诉意见。袁美娣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1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雪梅、范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俞鲤、李观珍与范金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系无权处分。案涉房屋系俞兴土与袁美娣的夫妻共同财产，购房时袁美娣支付了8500元，双方在离婚时未分割所有权，仅因俞兴土无住房而约定了居住权，离婚协议中“现有家庭财产已处理妥、无纠葛，无其他争议”系民政局的格式版本，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俞鲤、袁珏亦认可袁美娣系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之一。二、一审认定袁美娣未对案涉房屋主张过权利并无依据。案涉房屋系凶宅，袁美娣因忌讳故未对案涉房屋进行处理符合常理，且2018年9月5日，袁美娣与俞鲤、袁珏一起将案涉房屋出卖，并非未主张过权利。三、袁珏公证放弃对俞兴土遗产的继承是基于案涉房屋在公证前出卖给了案外人，若其知晓案涉房屋有此争议不会公证放弃继承。张雪梅、范强共同辩称，一、袁美娣称案涉房屋购房款8500元由其支付，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其二十多年未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二、袁美娣与俞兴土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俞兴土居住系双方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而非居住权的约定，房屋所有权人就是俞兴土，其无必要与袁美娣约定居住权。且该离婚协议由魏塘镇司法所调解员手写起草，不存在所谓的格式条款。三、袁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公证放弃对案涉房屋的继承，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俞鲤辩称，认可袁美娣陈述的下列内容：俞鲤、李观珍与范金明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无权处分；案涉房屋物权不属于张雪梅、范强；范金明在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过程中可能存在重大过错；案涉房屋确已另行出售给案外人。二审中李观珍未作答辩。张雪梅、范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位于××街道××弄××号××室房屋产权归张雪梅、范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俞兴土（已故）与第三人李观珍于1974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俞鲤。二人于1989年6月27日协议离婚，约定现住梅花弄5号2室化肥厂宿舍（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财产全部由男方处理，住房由女方自行解决。1990年4月29日，俞兴土与第三人袁美娣登记结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1995年9月25日，俞兴土与其单位嘉善县化肥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并缴纳购房款8772元、登记费36元、工本费5元。1995年12月1日，俞兴土与袁美娣协议离婚，约定：袁美娣原有子女归其抚育，与俞兴土无关；现有私房归俞兴土居住，袁美娣住房自行解决；现有家庭财产，双方已妥善处理，无纠葛；双方无其他争执；自办理离婚后，双方互不干涉。1995年12月14日，俞兴土在案涉房屋中自杀身亡。1996年7月11日，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登记权利人为俞兴土，坐落为嘉善县××镇××弄××号××室，房号6-18，第二层，建筑面积51.64平方米。1997年4月22日，乙方范金明与甲方俞兴土（俞鲤）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乙方，乙方一次性付清购房款17000元，房屋产权归属乙方所有；甲方将购买房屋的有关凭证如购房发票、购房合同书、房屋产权证，一并交给乙方；按政策规定，甲方有义务帮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至乙方名下，过户所需税收等费用乙方自负；乙方付清房款后，如逢该房有政策性的变动，均归乙方享受。协议甲方（签字）处有“李观珍”、“俞鲤”签名，乙方（签字）处有“范金明”签名。2013年7月17日，范金明被（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屠兆平杀害，并于当年8月10日注销户口。该案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范金明系范强的生物学父亲。张雪梅另提交“出生证”、嘉善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证明书，证明其系范强母亲，与范金明系事实夫妻关系。上述医疗证明书于2019年7月18日开具，内容为张雪梅于1993年7月18日在我院分娩一男婴（取名范强），丈夫范金明，妻子张雪梅。出生证亦记载张雪梅于1993年7月18日分娩一男婴。庭审中，俞鲤对张雪梅、范强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中的签名不认可，申请笔迹鉴定。李观珍在法庭调查时亦否认签订过相关协议。故一审依法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协议书落款甲方签字处的“李观珍”、“俞鲤”是否系该两人所书写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8月6日做出杭华硕中心［2020］文鉴字第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两份标称日期为1997年4月22日《房屋转让协议书》上“俞鲤”签名笔迹与样本上“俞鲤”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两份标称日期为1997年4月22日《房屋转让协议书》上“李观珍”签名笔迹与样本上“李观珍”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张雪梅、范强为此支付鉴定费4000元，俞鲤为此支付鉴定费4800元。2018年，案涉房屋所在魏塘街道硕士街一号地块被列入旧城改建范围。2018年9月13日，嘉善县公证处出具（2018）浙善证字第1842号继承公证书，内容摘要为：申请人俞鲤，被继承人俞兴土，经向被继承人俞兴土的继承人俞鲤、袁珏（第三人袁美娣之子）核实，俞兴土生前对案涉房屋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袁珏系俞兴土继子，与其形成抚养关系，俞兴土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俞鲤要求继承俞兴土的遗产即案涉房屋，袁珏自愿表示放弃对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即依照相关规定证明被继承人俞兴土的遗产即案涉房屋由其儿子俞鲤一人继承。2018年11月16日，俞鲤（乙方）与嘉善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甲方）、嘉善县嘉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嘉善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约定乙方被征收房屋为案涉房屋，房屋评估补偿金额516658元，装修及附着物补偿金额28520元，签约奖励金额40000元，总计585178元；甲方提供位于5＃原妇保医院地块1（幢）2（单元）701（号）房屋作为产权调换房屋，预测建筑面积为102.83平方米，产权调换房价款为810449.45元，代收费8841.8元；差价款302638.25元，在乙方办理交房手续时付清等。2019年1月25日，嘉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不动产权属证书遗失公告［2019］27号”，根据相关规定，将案涉房屋不动产证号（房产证号：0×**）的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将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补办手续。张雪梅、范强得知案涉房屋被征收及俞鲤签订相关协议后向征收单位提出异议并主张权利，且诉至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房屋的购买情况，因购买人范金明已死亡，张雪梅称系其与范金明一同前往俞鲤住处，由范金明与俞鲤、李观珍签订，并现金支付购房款17000元，后俞鲤将案涉房屋相关购买凭证及房产证等交付给范金明；又因范金明与张雪梅关系不稳定，故相关凭证及房产证等在范金明去世后，由范金明哥哥交付给张雪梅、范强，17000元的收条应该有，但因拆迁，张雪梅、范强、俞鲤都曾进入案涉房屋，无法提供，也无转账凭证；张雪梅、范强曾找俞鲤过户，但俞鲤不配合。俞鲤和李观珍则称：未签订过《房屋转让协议书》，也未收到17000元；相关购房凭证及房产证系张雪梅、范强非法侵入拿走。关于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张雪梅、范强提交邻居签名的证明及水费清单、证人证言等称：购买案涉房屋后，曾让他人开过一年多麻将室；范金明去世后，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后，由范强居住，但因俞兴土在案涉房屋自杀，故张雪梅、范强也并非正常居住；范金明的灵位和照片均摆放在案涉房屋至今。其中嘉善县幽澜自来水有限公司盖章的水费清单显示：装表位置梅花弄4-1，户名为范强的水表2014年至2019年3月期间每年产生数吨水费。张雪梅、范强称此即是案涉房屋水费，因系非正常居住故水费较少，且因当时不知具体门牌，就按底楼的门牌作为装表位置。俞鲤则称：因其父亲俞兴土系在案涉房屋中自杀，故之后均未进入案涉房屋，亦未居住使用；2004年下半年之前与其母亲住在西塘，之后去了上海，逢年过节会回西塘母亲李观珍家。因本案系确权之诉，且各方当事人分歧较大，未能调解。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结合本案，案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俞兴土。在无相反证据或相关权利人无异议的情况下，俞兴土即为案涉房屋权利人。张雪梅、范强庭审提交《房屋转让协议书》、案涉房屋产权证、购房原始凭证等拟证明俞兴土去世后，范金明从俞兴土的儿子俞鲤处购买了案涉房屋，因范金明亦已去世，故主张案涉房屋归张雪梅、范强所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俞鲤及李观珍虽否认曾签订过《房屋转让协议书》，但经依法委托鉴定确认案涉协议书中俞鲤、李观珍的签字确系二人所写。范金明、俞鲤及李观珍签订协议时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2、俞兴土1995年购得案涉房屋，其与李观珍已于1989年离婚，李观珍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权利。案涉房屋确系袁美娣与俞兴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离婚时两人约定“案涉房屋归俞兴土居住，袁美娣住房自行解决”。袁美娣称该约定仅是处分居住权，并非所有权即其享有案涉房屋一半份额。结合两人的婚姻实际情况（结婚五年、婚后未生育子女，两个月前俞兴土才办理购房手续等），及协议中“现有家庭财产已处理妥、无纠葛，无其他争执”的约定，同时袁美娣二十五年来从未对案涉房屋主张任何权利，在明知其子袁珏与俞鲤就案涉房屋办理遗产公证时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可见，袁美娣与俞兴土离婚时关于“案涉房屋归俞兴土居住”的约定实质应系对案涉房屋归属即所有权的处分，并非仅是居住权。现因案涉房屋存在拆迁利益，袁美娣才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一半份额，依据不足，更有违诚信，一审不予采信。故俞鲤作为俞兴土的继承人于1997年与范金明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出卖案涉房屋，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属有权处分。3、根据一般认知，因俞兴土系在案涉房屋自杀，俞鲤在其去世后将房屋出卖的可能性较大。换句话说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出卖案涉房屋应属俞鲤的真实意思表示。如其未出卖案涉房屋，即便存在上述原因其不愿居住，亦可行使案涉房屋其他权利，但俞鲤多年来未有行使案涉房屋权利的任何意思表示和行为，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认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范金明、俞鲤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袁美娣的儿子袁珏是否与俞兴土形成继父子关系尚待认定，即便形成继父子关系，袁珏亦明确放弃继承案涉房屋，不影响俞鲤作为俞兴土的继承人转让其父亲遗产即案涉房屋的协议效力。关于案涉协议的履行情况，因协议一方当事人即范金明已去世，故需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张雪梅、范强未能提供购买案涉房屋的交款凭证，确有一定瑕疵。但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张雪梅、范强的主张较为有据、可信，一审予以支持。理由是：首先，案涉房屋原所有权证、原始购买凭证等原件均由张雪梅、范强持有，俞鲤称系范金明或张雪梅、范强非法侵入拿走相关材料可能性较小；其次，范金明交付现金，俞鲤交付购房原始凭证及房屋，符合1997年大多数人的交易习惯；再次，如范金明签订协议却未支付购房款，俞鲤可依法行使相应权利，或在知晓范金明、张雪梅、范强占用或他人可能占用案涉房屋时提出异议。但俞鲤二十五年来实质从未主张过案涉房屋任何权利，亦有违常理。综上，可认定范金明与俞鲤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现因范金明已去世，而案涉房屋涉及拆迁利益，俞鲤即将原产权证挂失，与拆迁单位签订补偿协议，且否认相关《房屋转让协议书》等，均有违诚信，不应得到法律的正面评价。经认定范强系范金明之子，张雪梅与范金明虽未领取结婚证，但于1994年2月1日之前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可按事实婚姻处理，且范强对张雪梅的身份亦无异议。故张雪梅、范强现以范金明继承人的身份，依据《房屋转让协议书》等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另考虑到本案之所以成讼张雪梅、范强、俞鲤均有一定责任，故就双方因本案鉴定支付的费用，一审酌定由各方自行承担，不再另行处理。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登记在俞兴土名下的位于浙江省嘉善县××街道（原魏塘镇）梅花弄5号2室，建筑面积51.64平方米的房屋归张雪梅、范强共同所有。案件受理费80元（张雪梅、范强已预交），由俞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俞鲤提供了四组证据：证据一，嘉善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以及公告附件打印件共3页，证明案涉房屋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围并因政府决定产生了物权变更限制，张雪梅和范强请求确认所有权客观不能。证据二，案涉房屋的土地证书原件1页及俞鲤、李观珍户口簿原件，证明案涉房屋土地为划拨土地，若案涉房屋发生转让，必须由政府审批，即未经审批同意补办出让的，不发生物权变动，且俞鲤及第三人李观珍落户于案涉房屋内至今。证据三，编号1097的嘉善县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明细表复印件各1份，共4页，来源于一审中张雪梅、范强的举证，证明案涉房屋土地性质系划拨土地，所有权人系俞鲤，应当取得征收补偿的系俞鲤。证据四，（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范强出生证明、出生证、门诊医疗证明书复印件共7页，证明（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仅认定范金明是范强的生物学父亲，但未涉及张雪梅，且当年医院开具的出生证明中仅记载了生母，未记载生父，医疗证明书与出生证明内容不相符，没有证明力，一审推定张雪梅与范金明之间存在事实婚姻，依据不足。张雪梅、范强经质证认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俞鲤所要证明的事实。袁美娣经质证认为，认可俞鲤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俞鲤提供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具体将在说理部分进行阐述。袁美娣提供了三组证据：证据一，《嘉善县房地产买卖合同》原件一份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收条及电子银行转帐回单原件共8页，证明袁美娣、袁珏、俞鲤于2018年9月5日与案外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案外人已将约定的购房款共计33万元支付给袁美娣、袁珏、俞鲤三人的事实。证据二，公证书原件一份、袁珏询问笔录原件一份，证明袁珏是俞兴土的法定继承人，且袁珏不知道俞鲤在1997年与范金明签署了房屋转让协议，否则其不会作出放弃继承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因此公证书内容并非袁珏的真实意思表示，俞鲤于1997年出卖案涉房屋系无权处分。证据三，案涉房屋用户用水清单一份，证明案涉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无人居住。张雪梅、范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认可，从签订时间上看，该合同并非新证据，但袁美娣在一审中从未提起，不能排除伪造的可能，且该合同并不能推翻俞鲤与范金明买卖关系的合法有效。另，收条的金额与合同约定的数额、转帐凭证数额不符。对证据二中询问笔录的三性均不认可，袁珏已放弃继承是既成事实，袁珏作为案外人以书面笔录的方式推翻自己在公证书中的意思表示，无法律效力，且该笔录没有询问律师的签名，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二中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袁美娣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有证据证明张雪梅、范强在案涉房屋居住过，并非闲置状态。俞鲤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俞鲤本人收到购房款23万元，袁珏收到购房款5万元。本院认证认为，因张雪梅、范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认可，故对证据一、二不予认定。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具体将在说理部分进行阐述。张雪梅、范强提供了一组证据：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原件一份，该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目前仍登记在俞兴土名下，房屋性质为市场化商品房，可证明俞鲤、袁美娣所谓的政府征收导致案涉房屋所有权变动以及划拨土地房屋买卖未经批准无效等主张，均与实际不符。俞鲤经质证认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这只能证明目前案涉房屋不动产档案的情况。案涉房屋已涉及征收，被冻结了产权登记的变动，但根据调查，案涉房屋已被确定为俞鲤所有。袁美娣经质证认为，认可俞鲤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当前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无法达到其所述的证明目的。李观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虽为俞兴土，然张雪梅、范强提交了《房屋转让协议书》、案涉房屋产权证、购房原始凭证等用于证明范强的父亲范金明在俞兴土去世后从俞兴土的儿子俞鲤处购买了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用户用水清单（户名：范强）能够证明案涉房屋自2013年起一直由范强在缴纳水费，张雪梅、范强在一审提交的邻居证明也能够证明张雪梅、范强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中。现张雪梅、范强主张其作为范金明的继承人，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针对俞鲤、袁美娣提出的俞鲤对案涉房屋系无权处分、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张雪梅、范强伪造、案涉房屋有物权变更限制以及张雪梅并非范金明继承人等上诉主张，本院回应如下：一、俞鲤、袁美娣均上诉称案涉房屋系俞鲤、袁美娣、袁珏共同共有，俞鲤于1997年与范金明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无权处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方面，案涉房屋虽是俞兴土于其与袁美娣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但俞兴土与袁美娣离婚时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归俞兴土居住，袁美娣住房自行解决”、“现有家庭财产已处理妥、无纠葛，无其他争执”。袁美娣虽称该《调解协议书》系格式条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房屋归俞兴土居住”约定的是居住权而非所有权，但该《调解协议书》全文系手写，若当时双方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处分有其他意思表示，完全可以写在该协议中，且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即为俞兴土，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中再行约定居住权归俞兴土并无必要，更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袁美娣的说法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即便袁珏与俞兴土形成了继父子关系，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袁珏已公证放弃了对俞兴土遗产的继承，俞鲤作为俞兴土遗产唯一继承人有权处置案涉房屋。二、俞鲤上诉称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张雪梅、范强伪造，案涉房屋并未转让给范金明，而是陆续给案外人使用过，但经一审笔迹鉴定，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系俞鲤、李观珍亲笔签字，且俞鲤未提供案涉房屋给案外人使用过的有效证据，故对俞鲤该说法不予采信。三、至于俞鲤上诉称案涉房屋在1997年系划拨土地上房屋，且目前已纳入政府征地拆迁范围内，政府征收部门已与俞鲤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案涉房屋有物权变更限制，张雪梅和范强请求确认所有权客观不能，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案涉房屋买卖发生时，土地使用权为划拨取得，俞鲤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范金明并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仍为居住而使用房屋及土地，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仅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且政府在客观上亦不存在不予审批的理由，不影响张雪梅、范强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取得案涉房屋土地的使用权。政府征收部门虽与俞鲤签订了协议，但该协议亦可因欺诈、重大误解而被撤销，不会因此而产生所谓的物权变更限制。故俞鲤用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政府征收否定张雪梅、范强的物权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四、张雪梅与范金明虽未领取结婚证，但于1994年2月1日前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且双方育有一子范强，可按事实婚姻处理，俞鲤以（2014）浙嘉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中未提及张雪梅及范强出生证明未提及生父范金明这两项事实否认张雪梅、范金明的事实婚姻，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俞鲤作为俞兴土遗产唯一继承人有权处置案涉房屋，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应系范金明、俞鲤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张雪梅、范强也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中，一审支持张雪梅、范强以范金明遗产继承人的身份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俞鲤、袁美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俞鲤负担80元，上诉人袁美娣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超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金佳欢书记员 张叶娟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