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民再10号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士通中国投资5有限公司（CrosstownChinaInvestments5,LL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特拉华州新城威明顿市橘子大街1209号企业信托中心。代表人：丁杰士（JamesD·Dingel），执行经理。申诉人：冯书运，男，1964年2月4日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河西银盆岭银都大厦。原法定代表人：孙家琪，董事长（已去世）。申诉人高士通中国投资5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通公司）、冯书运因与被申诉人湖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都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08年10月27日作出的（200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5月6日向本院第一次提出申诉，本院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监字第6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了高士通公司的申诉。由于本院于2013年9月13日就关联案件即：湖南日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公司）与银都公司、高士通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案作出（2013）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日月公司的诉讼请求，高士通公司的全权代表冯书运据此再次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对（200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进行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8）湘民监1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士通公司、冯书运申诉请求：撤销（201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对该案立案再审，改判《长房押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有效合同。主要理由为：1、高士通公司对银都公司拥有4534.9677万元的债权及39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权。2、该二审判决认定《长房押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依据之一，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抵押合同无效。但该判决书是建立在当事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的基础之上，该关联案件有关事实已被相关生效刑事判决书所确认。3、该二审判决认定《长房押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严重违背客观事实。4、《长房押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我国商业银行放贷期限一般为一年，而该笔贷款无法在一年内归还，必须展期。双方经协商一致，为每次因展期而重新办理抵押评估之繁琐，签订一个为期三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2007年3月19日，高士通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900万元及利息17358672.76元（时间算至2007年8月20日止，后期另算）；2、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75万元；3、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抵押物的折价款或拍卖、变卖所得的款项享有⑴、⑵、⑷项请求优先受偿的权利；4、被告承担全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4月23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交行营业部）与银都公司签订《长房押字Ｎ××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银都公司以其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至第十八层进行抵押，抵押金额为6816万元，抵押权人交行营业部同意在抵押金58%以内向债务人提供贷款，总额为3900万元。合同特别约定，以此合同为最高限额抵押合同，在2001年5月16日至2003年5月15日内签署的合同都有效，该份合同加盖了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抵押登记专用章。该院（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09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该关联案件审理期间，一、二审法院到长沙市房××大厦××层××层在房地产管理部门抵押登记的全部资料时，没有发现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01年5月24日，交行营业部与银都公司签订《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银都公司向交行营业部借款39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1年5月24日至2002年1月24日。双方对利息、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双方单位均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时双方还签订了《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借款抵押合同》，合同仍约定银都公司以其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至第十八层楼进行此次借款抵押。合同还对抵押权的实现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单位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并将以上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房产评估资料在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了抵押登记。借款合同签订后，交行营业部按照合同约定将3900万元借给银都公司。合同到期后，2002年1月31日银都公司与交行营业部又另行签订《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借款合同》和《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借款3900万元，并将该3900万元偿还了《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在《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中双方约定银都公司以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层至第十八层进行抵押借款。贷款到期日为2002年8月31日止。由银都公司向有关登记机关办妥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双方均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但合同签订后，银都公司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该合同的抵押登记备案手续。《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借款合同》到期后，银都公司未能偿还借款。2004年6月7日，交行营业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2006年6月1日，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与高士通公司签订《单户资产转让协议》，将《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高士通公司，并明确担保人为银都公司，担保合同编号为《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债权余额为49872192.76元。另查明：日月公司曾就财产权属纠纷一案起诉银都公司及第三人交行营业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07年8月28日作出（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093号民事判决，判决的主要内容为：1、解除银都公司的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至十八层共十四层楼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2、确认银都公司的银都大厦第一楼、第六至十八层楼共十四层楼的所有权归日月公司所有。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银都公司与交行营业部签订的《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银都公司与交行营业部签订的《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虽经双方签字、盖章，但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的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故上述抵押合同无效。交行营业部将《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而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又将该债权转让给高士通公司，上述行为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银都公司有义务向高士通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39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高土通公司请求银都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9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设定有合法、有效的抵押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093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长房押字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故本案中，在高士通公司不能举出足以推翻上述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下，应认定涉案《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没有设立抵押权，高士通公司对《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及《长房押字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所涉及的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其请求确认对抵押物的折价款或拍卖、变卖所得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08年3月27日作出（2007）长中民一初字第0120号民事判决：一、限银都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士通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3900万元及借款利息（从2002年1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高士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高士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高士通公司享有银都大厦第一层及第六至第十八层共计16199平方米房产的抵押权。主要理由为：00020359号抵押合同已明确为最高额抵押合同，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具备法律效力。根据原审卷宗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事实的承认，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高士通公司与银都公司对于双方基于《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设定有合法、有效的抵押，高士通公司对该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认为，《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没有设定有合法、有效的抵押。理由是：（一）本案银都公司与交行营业部签订的《长房押字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设定的权利未依法转移给上诉人高士通公司。交行营业部向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的转让债权清单以及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向高士通公司单户资产转让协议清单中，均只载明了《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向高士通公司单户资产转让协议清单中还载明了《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而无本案所涉及的《长房押字NO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二）《长房押字Ｎ××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已被《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及《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取代。虽然交行营业部与银都公司签订了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但在具体签订《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的同时，又签订了《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并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交行营业部实际履行了贷款义务。尽管该抵押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金额及用以担保的抵押物相同，但因《长房押字Ｎ××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额确定，且当事人双方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抵押合同，其最高额抵押已变为普通抵押。这是当事人双方合意将《长房押字ＮＯ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特定化、变更担保方式的民事行为，不为法律禁止。因此，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于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特定化而使之被在后签订的具体贷款及抵押合同取代。（三）《长房押字Ｎ××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均未办理合法、有效的抵押。（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093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长房押字ＮＯ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上诉人高士通公司在本案审理中也不能举出足以推翻上述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亦认定涉案《长房押字ＮＯ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在相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合法、有效的抵押。而《长交银2002年抵字第13010号借款抵押合同》中虽然约定银都公司以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层至第十八层房产进行借款抵押，由银都公司向有关登记机关办妥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抵押物的抵押登记，但银都公司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该合同的抵押登记备案手续，故《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也没有设立抵押权。（四）《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不是《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延续。《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及《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依法成立生效，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物即为本案诉争之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至第十八层房产，故《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项下之债权设定了合法有效抵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也消灭”之规定，在银都公司以《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3900万元偿还了《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3900万元贷款后，《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所设立的抵押权因其担保的3900万元债权得以偿还而消灭。因此，《长交银2001年贷字第013015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与其后签订的《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是完全独立的合同，前者并不涉及后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后者也不是前者权利义务关系的延续。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高士通公司请求判令其享有银都大厦第一层及第六至第十八层共计16199平方米房产抵押权及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于2008年10月27日作出（200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过程中查明以下事实：第一，涉案债权转让情况。2013年4月19日，高士通公司与冯书运签订《单户资产转让协议》，冯书运以160万元对价受让《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债权余额为45349677元，其中，该《单户资产转让协议》担保人名称栏、担保合同编号栏均为“无”。第二，关联案件基本审理情况。日月公司与银都公司、高士通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案于2006年10月31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日月公司起诉请求：解除本案抵押物的在建工程抵押；确认本案抵押物的所有权归日月公司所有。该案经岳麓区人民法院一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和本院第一次再审，日月公司均胜诉。后，日月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冰松等因在该关联案件中涉嫌帮助伪造证据以及行贿罪被提起公诉，并分别判处刑罚；该关联案件一审承办人、第一次再审承办人亦因受贿罪被判处刑罚。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令再审裁定对该案进行了第二次再审，并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即：撤销（2010）湘高法民再终字第27号、（2007）长中民一终字第0093号、（2006）岳民一初字第1971号民事判决，驳回日月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银都公司涉案房产抵押和执行回转情况。1、经查阅关联案件案卷，交行营业部以及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原相关工作人员确认，涉案“长房在押2001字第034号长沙市在建房地产（已完工部分）抵押登记证明”系于2001年5月30日办理，办理时间在《长房押字ＮＯ0002035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借款抵押合同》签订之后。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关于银都大厦第一层、第六至第十八层的抵押登记全部档案资料中，没有《长房押字Ｎ××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只有《长交银2001年抵字第013015号借款抵押合同》原件。2、日月公司与银都公司、高士通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审判决作出后，银都公司涉案房产于2006年11月登记至日月公司名下。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于2008年5月7日向交行营业部作出《关于注销“长房在押2001字第034号长沙市在建房地产（已完工部分）抵押登记证明”的决定》，注销了银都公司涉案房产“长房在押2001字第034号长沙市在建房地产（已完工部分）抵押登记证明”。3、2012年3月1日，日月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建行营业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中商大厦（原银都大厦）为湖南浏阳河实业有限公司担保1.2亿元贷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6月，因湖南浏阳河实业有限公司逾期还款，建行营业部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各方当事人在该调解书中确认建行营业部对中商大厦享有抵押权。4、由于本院于2013年9月13日就关联案件作出（2013）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日月公司对银都公司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湘0104执5896号执行裁定书，将涉案房产执行回转至银都公司名下。第四，冯书运进入关联案件和本案诉讼情况。1、在日月公司与银都公司、高士通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案由本院第二次再审期间，2013年4月19日，高士通公司与冯书运签订《单户资产转让协议》，将其对银都公司的涉案权益转让给冯书运。2013年5月1日，冯书运以债权受让为由，要求在该案中将申诉人主体从高士通公司变更为冯书运。2013年9月13日，（2013）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作出，并将申诉人列为冯书运。2、本案二审判决于2008年10月27日作出，冯书运于2013年4月19日受让涉案债权。高士通公司不服本案二审判决，于2013年5月6日第一次向本院提起申诉，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冯书运。2013年5月10日，高士通公司又以债权转让给了冯书运为由，申请变更诉讼主体为冯书运。在本案此次审理期间，高士通公司于2018年7月22日出具情况说明，明确冯书运仅为其授权的代理人，但在2020年3月6日，冯书运再次向本院提交了《申请变更诉讼主体的报告》，主张因冯书运已承接高士通公司的实体权利和诉讼主体资格，特请求本院在诉讼中将高士通公司变更为冯书运。第五，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料提交情况。1、在本案中，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均未重新提交依法进行公证认证的公司主体身份证明文件和委托授权资料，且经本院明确要求其限期提交仍未提交。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诉讼主体身份证明文件和委托授权资料均为其于2013年在关联案件以及本案第一次申诉再审程序中所提交的材料。同时，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在前案中所提交的相关授权资料信息存在自相矛盾，既主张变更诉讼主体为冯书运，又主张冯书运系高士通公司员工、高士通公司全权委托冯书运进行本案诉讼。在该些资料中，未发现冯书运系高士通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等证据。2、经本院询问，冯书运主张：（1）因债权受让的事实，冯书运在本案中不以高士通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而是以其本人的身份参加诉讼。（2）冯书运是帮高士通公司收不良债权的，赚催不良贷款提成，不是高士通公司的员工，没有劳动合同。（3）高士通公司对冯书运只有2013年6月30日一个授权，此后没有其他的授权，高士通公司对于冯书运的授权是无期限的。（4）冯书运现也难以与高士通公司取得联系，在今年8月冯书运经多方努力与高士通公司取得联系，告知其已经撤回美国，且高士通公司认为，因涉案债权已经转让给冯书运，故高士通公司在本案中已无权对此主张任何权利，也无义务向法院提交任何诉讼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核心争议为涉案《长交银2002年贷字第13010号交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设定有合法、有效的抵押权的问题。由于本案系高士通公司在于2013年提起的第一次申诉被驳回后，其全权代表冯书运再次申诉而于2019年启动的第二次再审程序，且高士通公司系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因此，对于本案的审理应首先从程序上进行审查，以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综合审查全案，本院认为：一、关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系高士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第三款规定：“代表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本案中，高士通公司作为外国企业，依法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过公证认证的公司主体身份资料和委托授权资料。经审查，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在本案中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其于2013年在关联案件以及本案第一次申诉再审程序中所提交。鉴于本案与高士通公司第一次申诉再审程序系两个不同的诉讼程序，且两案审理时间相距六年，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于六年前在另案中所提交的公司身份证明文件，不适用于认定在本案中该公司目前的身份存续状态。经本院释明，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仍未在合理期限内重新提交相关合法的身份证明文件。其二，冯书运系中国公民，其诉称为高士通公司涉案债权受让人，冯书运担任高士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五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其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高士通公司在向本院提出第一次申诉被驳回以后，依法不能再次就本案提出再审申请。基于前述情形，本院无法确认冯书运所提交的相关申诉申请和诉讼主张系高士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高士通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交任何有效的公司主体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有效的委托授权资料，且冯书运在本案所提交的相关材料显示，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均主张：高士通公司在本案中已无任何权利义务，冯书运在本案中不以高士通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而是以其本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因此，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本案诉讼实际是由冯书运在未经高士通公司依法授权的情况下以高士通公司名义提起。二、关于冯书运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申请再审。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答复：“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的，因其不具有申请再审人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本案中，冯书运并非一、二审的诉讼当事人，而是依据其受让高士通公司涉案债权的事实，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诉人主体。经审查，本案二审判决于2008年10月27日作出，而高士通公司与冯书运的债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债权转让的事实发生于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冯书运作为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的债权受让人，对生效判决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冯书运称其为债权受让人，本院认为，即便本案诉讼系冯书运以其本人的名义提起，冯书运依法也并不具备对本案申请再审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提起本案申诉系高士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冯书运依法也并不具备对本案申请再审的诉讼主体资格。对于冯书运以高士通公司名义和其本人名义提起的本案再审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二十三条、第五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高士通公司和冯书运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伍 胜审 判 员  邓国红审 判 员  曾志燕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晨曦书 记 员  王瑞菲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二百六十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一）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三）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委托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五）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六）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符合本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第三百七十五条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申请再审。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百七十七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二）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三）原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四）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及其他材料。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材料可以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第三百八十三条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二）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三）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除外。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第五百二十三条外国人参加诉讼，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代表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其有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证明，该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本条所称的“所在国”，是指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设立登记地国，也可以是办理了营业登记手续的第三国。第五百二十八条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代理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或者领事特权和豁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