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79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龙，男，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风瑜，女，196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昊，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至成，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竹颖，女，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波，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负责人：张强，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董事长。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吟秋，女，1989年4月24日出生，蒙古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男，198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李洪龙、孙风瑜、戴竹颖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洪龙、孙风瑜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昊，上诉人戴竹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宇、王德波，被上诉人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吟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洪龙、孙风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戴竹颖、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首先，戴竹颖因担任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的客户经理才有机会长期、频繁地接触李洪龙、孙风瑜，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知晓李洪龙、孙风瑜有近100万元的资金正在定期理财；其次，戴竹颖身为客户经理，应当具有比普通银行职员更高的技术素养与道德操守，其提出代李洪龙、孙风瑜炒股时，已违反相关规定。由此可见，招商银行在进行人员管理、选拔和培训的时候存在重大漏洞。如果招商银行没有任何过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何以要求其“加强员工行为管理”、“对核查发现问题认真加以整改”、“严肃违规人员责任追究”?而且，招商银行及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在知晓戴竹颖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却未作出开除、罚款或责令其给李洪龙、孙风瑜赔偿、赔礼道歉等处罚措施，仅仅作出“诫勉谈话”的问责处理。因此，招商银行内部管理混乱，是案涉侵权行为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李洪龙、孙风瑜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李洪龙、孙风瑜承担80%的责任过重。1.李洪龙、孙风瑜并不知晓银行从业人员代客理财违反相关规定，而且，戴竹颖作出了“有内部消息可以稳赚”的承诺；2.李洪龙、孙风瑜从未炒过股，开户后均由戴竹颖操作，因此李洪龙、孙风瑜根本无从得知账户的资金变动及交易情况；3.李洪龙、孙风瑜的实际损失为944595.12元，出于对轻信他人行为的反省与检讨，李洪龙、孙风瑜才在一审时确定了主张金额为50万元，自行承担承担剩余部分的损失。 针对李洪龙、孙风瑜的上诉请求，戴竹颖答辩称，1.戴竹颖本人并未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账户，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戴竹颖主动提出帮李洪龙、孙风瑜炒股的事实;2.李洪龙、孙风瑜起诉时所主张的金额可以看出，李洪龙、孙风瑜自认的损失金额为50万元，而一审法院却按照100万元的损失金额计算。尽管李洪龙、孙风瑜在上诉状中称，起诉时之所以主张赔偿50万元，是因为自己需承担部分损失。但是，从戴竹颖提交的关于证券账户委托交易表中的委托来源可以看出，有多个IP进行过证券账户的操作，若李洪龙没有自行操作过自己的证券账户的话，怎么会自愿承担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仅由戴竹颖操作证券账户的事实明显不符合真实情况。 针对李洪龙、孙风瑜的上诉请求，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1.李洪龙、孙风瑜的投资损失与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无任何过错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李洪龙、孙风瑜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戴竹颖实际操作其证券账户。尽管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载明戴竹颖存在代客炒股行为，但是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出具的《金融监管意见书》中对上述陈述进行了澄清，明确戴竹颖并未操作股票账户。因此，戴竹颖未实施侵权行为，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更无需承担责任；3.李洪龙、孙风瑜损失系自行操作或委托他人操作证券交易所造成，应由李洪龙、孙风瑜自行承担风险，与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完全无关；4.案涉代客炒股相关事宜属于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不应当承担责任；5.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内部管理完善，用人管理体制健全，已尽合理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在员工管理上不存在过错。李洪龙、孙风瑜基于与戴竹颖私人关系，自愿请戴竹颖介绍他人代为炒股，并将证券账户委托他人进行操作，此等私人往来极具隐蔽性，已经超出单位控制范围，除非李洪龙、孙风瑜或者戴竹颖自行告知或信访投诉等外部途径，否则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无从获悉。因此，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已尽合理的管理和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6.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金融监管意见书》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也并未认定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违反法定义务或者存在过错；7.李洪龙、孙风瑜委托他人操作股票账户，形成合同法律关系，应根据双方约定解决纠纷。综上，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给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资金造成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李洪龙、孙风瑜的上诉请求。 戴竹颖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洪龙、孙风瑜、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戴竹颖与李洪龙、孙风瑜不存在委托亦或转委托关系并且戴竹颖未代替其操作其证券账户。1.戴竹颖与李洪龙、孙风瑜之间不构成委托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约定，李洪龙、孙风瑜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2.李洪龙、孙风瑜提交的录音证据翻译不完整且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中戴竹颖的陈述断章取义，戴竹颖并未作出关于利润分成的陈述，亦不知晓所谓的“保证书”。相反，该录音证据恰好能证明戴竹颖从未操作过李洪龙、孙风瑜的银行账户以及证券账户，也从未写过所谓的“保证书”以及要求利润分成；3.《金融监管意见书》的内容能证明戴竹颖仅系推荐人，推荐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员工周维代为操作证券账户，戴竹颖本人并未代为操作证券账户；4.《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内容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应综合评判。从李洪龙、孙风瑜提供的证券账户委托交易表中的委托来源项（即记载操作证券账户的手机号、IP地址）可以看出证券账户的操作方并非戴竹颖，录音证据也证明戴竹颖从未使用过李洪龙、孙风瑜的银行账户、证券账号、账户密码以及约定利润分配。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戴竹颖不存在代客理财行为，也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亦与证券账户中股票损失无因果关系。1.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金融监管意见书》中明确证券账户的操作方并非戴竹颖本人；2.李洪龙、孙风瑜并未委托戴竹颖以其名义购买银行相关理财产品，同时，戴竹颖告知李洪龙、孙风瑜炒股信息的行为亦不属于关于《四川银行从业人员五十个严禁》关于代客理财的行为。不能因为戴竹颖推荐炒股朋友的行为就认定戴竹颖对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的损失存在侵权行为，应尽到管理义务。综上所述，戴竹颖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三、一审判决对于损失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未对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是否存在证券账户资金转出的情况、哪些股票由李洪龙、孙风瑜进行买卖、哪些股票由他人代为操作买卖等事实进行调查。从证券交易委托明细来看，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存在多方操作的情形，因此，不能由戴竹颖承担所有损失。而且，股市本来就有风险，经济因素、市场行业因素、公司经营因素等均会造成股价下跌，李洪龙、孙风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证券账户的损失系人为因素造成，因此，其损失也应由李洪龙、孙风瑜自行承担。四、李洪龙、孙风瑜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涉及虚假陈述。李洪龙、孙风瑜在起诉状中陈述的“2007年4月16日在戴竹颖的带领下在招行的柜台开立了银证转账储蓄卡和股票账户，戴竹颖在她的办公室亲自操作转款”与事实严重不符。戴竹颖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银行账户开立的时间是2007年4月12日，证券账户开立的时间是2007年4月16日，与李洪龙、孙风瑜起诉状中称同时在银行开立证券账户相矛盾。银行账户与证券账户只能分别在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开立，是不可能一同在招商银行柜台办理的。同时，2007年4月12日银行账户已经开立，戴竹颖怎么可能在4天之后在银行办公室代替其操作转账，而戴竹颖作为客户经理当时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且，李洪龙、孙风瑜开立证券账户时相关资料上所留信息均为李洪龙、孙风瑜的个人信息，故其对自身股票账户的资金情况以及股票交易情况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因此，李洪龙、孙风瑜的陈述自相矛盾，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针对戴竹颖上诉请求，李洪龙、孙风瑜答辩称，首先，李洪龙、孙风瑜完全是因为对戴竹颖的信任才将其银行资金交由戴竹颖进行管理，李洪龙、孙风瑜从未见过周维，也从未与周维取得过联系。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及相关录音证据显示，李洪龙、孙风瑜只认可戴竹颖，所有炒股理财及相应的后续事项也均与戴竹颖进行联络并核实；其次，戴竹颖在明知李洪龙、孙风瑜不懂如何炒股的情形下，仍然推荐李洪龙、孙风瑜炒股理财，并为李洪龙、孙风瑜开设股票账户，并承诺稳赚不赔，以取得李洪龙、孙风瑜的信任。 针对戴竹颖上诉请求，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戴竹颖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以支持。 李洪龙、孙风瑜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戴竹颖、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共同赔偿李洪龙、孙风瑜经济损失50万元；2.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戴竹颖、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洪龙、孙风瑜系夫妻关系。戴竹颖系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2007年4月16日，李洪龙在招商证券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同日，李洪龙（甲方）与招商证券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乙方）、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丙方）签订《招商银行、招商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就招商证券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代理李洪龙证券交易，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存管李洪龙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及其他相关事宜进行约定。李洪龙证券账户卡为深Ａ0xx7、沪ＡＡ5x**；李洪龙招商银行第三方存管账户为×××36。招商证券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反映，客户：李洪龙；卡号：3xx1；股东代码：深Ａ0xx7、沪ＡＡ5x**；2007年4月16日，银行转存600000元；2007年5月22日，银行转存400000元。2007年4月17日至2018年1月23日，该资金账户多次进行沪Ａ、深Ａ市场多支股票交易。截止2018年6月26日，该资金账户股东代码沪ＡＡ5x**股票余额为：产品代码600503华丽家族，库存数14100，可用数量14100，市值54003元，成本价23135元；该资金账户股东代码深Ａ0xx7股票余额为：产品码128024宁行转债，库存数10，可用数量10，市值1049.20元，成本价100元；资金余额为352.68元，市值合计55052.2元，资产合计55404.88元。 2019年9月16日，李洪龙、孙风瑜向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反映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戴竹颖代客炒股造成损失。2019年12月26日，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出具川银保监信复[2019]10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经核查，戴竹颖代为操作证券账户的行为违反相关银行业监管规定，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已督促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加强员工行为管理，严禁银行员工代客户操作证券账户，同时建议李洪龙、孙风瑜向证券公司申请更换账户密码，对李洪龙、孙风瑜与戴竹颖及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之间的民事纠纷，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2020年2月3日，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向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发出《金融监管意见书》，主要内容为：2007年，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员工戴竹颖向客户孙风瑜推荐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员工周维代为操作证券账户。2007年至2018年间，周维多次代客户操作证券账户。2007年至2018年期间，戴竹颖、周维未主动上报其代客户操作证券账户行为，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员工行为排查中也未发现上述问题。上述情况不符合《四川银行从业人员五十个严禁》（川银监发[2010]10号）第八条、第十条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银监发[2011]6号）第五条、第七条规定。要求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落实以下监管要求：加强员工行为管理；对核查发现问题认真整改；严肃违规人员责任追究。 一审庭审中，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陈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针对该违规行为对戴竹颖进行诫勉谈话。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证券账户资金开户申请表》《招商银行、招商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招商证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金融监管意见书》、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回函》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洪龙、孙风瑜与戴竹颖争议的戴竹颖是否存在代客炒股，并约定利润分成的事实。戴竹颖对李洪龙、孙风瑜提交的其与戴竹颖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该谈话录音中，戴竹颖称她将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交给她的朋友操作，“赚了就是利润的百分之多少，赚不到20%就不收钱”。李洪龙、孙风瑜称“反正我们写了个条给你的”。戴竹颖称“他只是说赚钱的分成，这个条也是写给他的”。该谈话录音与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金融监管意见书》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戴竹颖或其转受托人代为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买卖，并约定利润分成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关于本案中各方过错及责任承担问题。李洪龙、孙风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知晓银行从业人员代客理财违反相关规定，及股票交易的高风险性，但仍设立证券交易账户进行投资，并将其证券账户交易密码告知戴竹颖，由戴竹颖长期代为操作其证券账户，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李洪龙、孙风瑜未及时注意其证券资金账户的变动及交易情况，其自身对其证券账户资金损失具有过错，且其资金损失主要原因系股票投资交易的盈亏高风险性所致，故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损失的主要责任应由李洪龙、孙风瑜自行承担。戴竹颖作为银行从业人员，明知代客理财违反金融监管部门规定，仍由其自己或其转受托人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买卖股票，并约定利润分成；受托期间，戴竹颖未慎重处理受托事务、精心管理受托财产，长期频繁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账户，对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账户亏损情况未及时向李洪龙、孙风瑜报告，未采取任何止损措施，违反受托人善良管理义务。戴竹颖上述行为侵犯了李洪龙、孙风瑜的财产权益，对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资金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戴竹颖承担20%的赔偿责任。戴竹颖虽系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但其代李洪龙、孙风瑜操作证券账户，并非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名义实施，非基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授权，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并未从中取得利益，证券业务也并非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的经营范围及戴竹颖的业务内容。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要求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员工代为操作客户证券账户问题，认真加以整改，严肃违规人员追究。但该事实仅表明监管部门要求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加强内部管理，并不能因此认定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与戴竹颖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故李洪龙、孙风瑜要求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其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李洪龙、孙风瑜损失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故一审法院确定李洪龙、孙风瑜资金损失为944595.12元（1000000元-55404.88元）。上述损失由戴竹颖赔偿188919元（944595.12元×20%）。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戴竹颖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洪龙、孙风瑜损失188919元；二、驳回李洪龙、孙风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戴竹颖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李洪龙、孙风瑜承担2700元，戴竹颖承担1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戴竹颖、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李洪龙、孙风瑜案涉股票账户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2.李洪龙、孙风瑜案涉股票账户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戴竹颖、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李洪龙、孙风瑜案涉股票账户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 关于戴竹颖是否存在过错。针对李洪龙、孙风瑜的信访事项，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经核查，向李洪龙、孙风瑜出具川银保监信复【2019】10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以及向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发出的《金融监管意见书》，明确系戴竹颖违规代为操作证券账户，招商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在庭审中关于“在2018年12月开始就针对这个事情开展一系列内部调查，把相应的内部调查报告提交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根据我行报告出具《金融监管意见书》，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根据《金融监管意见书》对戴竹颖进行诫勉谈话，未对周维进行处罚”的陈述亦予以印证。戴竹颖上诉称，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在《金融监管意见书》中已经明确其未代客户操作证券账户，对此，本院经核查，《金融监管意见书》中并未明确戴竹颖未代客操作证券账户，相反，明确载明“2007年至2018年期间，戴竹颖、周维未主动上报其代客户操作证券账户行为，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员工行为排查中未发现上述问题”，因此，戴竹颖的该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戴竹颖上诉称，李洪龙、孙风瑜提交的录音证据翻译不完整且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对此，本院认为，录音证据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证据，对本案事实的查明并无直接影响，系本案其他证据的补强，因此，本院不予审查。综上，一审判决以戴竹颖作为银行从业人员，由其自己或其受托人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违反受托人善良管理义务为由认定戴竹颖对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资金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对戴竹颖关于其未代为操作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对其账户资金损失不存在过错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同时，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一方面针对李洪龙、孙风瑜投诉的相关问题开展内部调查并形成报告，在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依据该报告出具《金融监管意见书》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戴竹颖作出“诫勉谈话”的问责处理，而未对周维进行任何处罚；一方面否认戴竹颖代客操作证券账户。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的该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关于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是否过错。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尽管戴竹颖系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但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并不知晓戴竹颖违规代客理财的事实，未指示或授权戴竹颖代为操作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账户，未从中获得利益，而且，戴竹颖代为操作证券账户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的行为。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要求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员工代为操作客户证券账户的问题加以整改的事实，仅能说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需加强内部管理，而不能据此作出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员工的非职务侵权行为也存在过错并应承担责任的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对李洪龙、孙风瑜的证券账户资金损失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对李洪龙、孙风瑜上诉称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洪龙、孙风瑜案涉股票账户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李洪龙、孙风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常理来讲，首先，应知晓股市有风险，将证券资金账户交由他人代为操作更具高风险性；其次，应随时关注自己证券资金账户的变动及交易情况；再次，在股票损失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应及时采取修改密码或电话通知戴竹颖等方式解除对戴竹颖的委托。因此，李洪龙、孙风瑜对其证券资金账户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其承担80%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损失持续扩大的情形下，戴竹颖未将亏损情况告知李洪龙、孙风瑜，亦未采取任何止损措施。戴竹颖上诉称，一审法院未对李洪龙、孙风瑜证券资金账户是否存在资金转出以及哪些股票由其自行购买、哪些股票由他人代为操作购买等事实进行审查，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既然代李洪龙、孙风瑜操作证券账户，就必然知晓证券账户的资金情况以及操作情况，而且，一审法院对戴竹颖承担的责任比例系酌定，因此，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李洪龙、孙风瑜存在自行股买股票且亏损金额较大、将证券账户的资金大额转出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酌定戴竹颖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李洪龙、孙风瑜、戴竹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李洪龙、孙风瑜负担4400元，戴竹颖负担4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陈正霞 审判员 李婧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廖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