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2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男，1978年2月8日生，哈尼族，现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祥，男，1968年6月6日出生，哈尼族，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墨江顺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为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罗克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菊，云南慧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张军因与被上诉人杨文祥、墨江顺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云082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杨文祥对张军的诉请，支持张军一审时的答辩请求。事实及理由：张军认为，原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法定适用原则，系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且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庭审质证表明，张军与杨文祥和顺达公司之间对事实的陈述完全不一致，特别是顺达公司在一审时对自己的答辩陈述及主张，根本没有举证证明，且权利义务关系不能明确区分，并且各方当事人对本案的是非、责任承担的争执有原则性的分歧，因此，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完全违反法定程序，系审判程序适用违法。二、原审庭审调查质证表明，张军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上发包方栏盖有顺达公司的公章，《合同》中约定了顺达公司发包的工程名称、地点等内容（承包人为王俊），张军仅为顺达公司的代表，更为质证证明的是，在张军去联系杨文祥运输材料前，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顺达公司的另一个代表罗可成也先联系了杨文祥，而且单价是另一个代表罗可成订的，张军仅是在工程过程中代替罗可成去负责相关事项，而且罗可成也代表顺达公司支付过8000元的运输费给运输人员，这些庭审调查质证查明的事实，原判决为何不予列明认定？三、原审庭审调查质证表明，张军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发包方栏盖有顺达公司的公章，施工项目为顺达公司的建设项目，材料也是由杨文祥拉到顺达公司的建设工地上使用，施工成果(先由承包人王俊施工了部分工程，王俊退场后由顺达公司自己完成工程）也由顺达公司享有，张军既无建设项目，也没有建设工地，故张军是顺达公司的建设工地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杨某）退一万步讲，即使张军联系杨文祥拉材料时无顺达公司的书面委托，但张军的这个行为是为顺达公司的建设项目服务的，顺达公司自始自终都没有反对过张军找人拉材料到顺达公司的建设工地的行为。这一过程及事实，足以证明张军的行为至少系表见代理行为。一审法院违法否定了顺达公司的支付责任，违法把责任强加于张军身上。四、原判决已载明认定“顺达公司对其答辩理由没有举证”，这就充分证明顺达公司所主张的把其工程转包给张军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而张军己依法举证证明顺达公司把工程转包给了王俊的事实。但原判决却让没有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顺达公司不承担责任，而让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张军承担责任，原判决的这种认定严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由不能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原则。请二审法院对原判决的这种违法认定行为给予完全纠正，并依法处理。顺达公司、杨文祥均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杨文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顺达公司、张军向杨文祥支付材料运输费5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8日墨江县发生5.9级地震后，原告到墨江县建盖民房工程中运输材料。2019年11月12日经杨文祥与张军结算，张军尚欠杨文祥运费58000元，张军给杨文祥出具欠条，标明现欠杨文祥在雅邑镇××××组运费58000元，欠款人张军，欠条上张军标注了“墨江顺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但没有标明是欠款人，没有加盖顺达公司印章，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签名。欠条中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后张军没有给杨文祥支付运费。一审法院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的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关于顺达公司、张军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及尚欠杨文祥的运费该由谁支付的问题。张军找杨文祥运输材料，应视为杨文祥与张军之间达成了口头运输协议，经结算张军认可尚欠杨文祥运费58,000元，并给杨文祥出具欠条，在欠条中标明欠款人张军，张军就应当给杨文祥支付运费。为此，杨文祥要求张军支付运费的诉讼主体适格。在张军出具给杨文祥的欠条自标注顺达公司，但没有加盖顺达公司的印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现在公司不予追认。为此，张军的标注行为对顺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杨文祥要求顺达公司支付运费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张军主张其是公司员工，其行为代表公司的辩解，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此，张军主张欠杨文祥的运费应由顺达公司支付，要求驳回杨文祥对其所有诉讼请求的辩解不成立。顺达公司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的辩解成立。综上所述，杨文祥要求张军支付运费58,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顺达公司支付运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军要求驳回杨文祥对其诉讼请求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顺达公司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文祥运费58,000元；二、驳回原告杨文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元，减半收取625元，由被告张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阅卷宗材料，本院二审还查明如下法律事实：顺达公司与墨江县31户村民签订《墨江雅邑镇托洛村恢复重建集中安置房施工合同书》，由顺达公司负责恢复重建安置房屋的建设。张军在扶贫安居房屋的施工工地组织施工。本案诉讼中，张军称其系顺达公司职员，顺达公司则称其将其承包的恢复重建安置房屋的建设工程转包给张军。张军、顺达公司相互间不认可对方的前述主张，并主张应由对方承担本案杨文祥所主张的《欠款》。除前述查明事实外，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欠条》、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违法的争议。本案系杨文祥以欠付其运费提起的诉讼，其提供了对方签字欠付其费用的相关《欠条》。从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的情况看，事实较为清楚，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审法院送达应诉材料后，张军、顺达公司未在答辩期内提交书面答辩状，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时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当庭告知当事人。各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未提出异议。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各方就本案需要再次以普通程序开庭进行审理均未提出主张。一审法院对程序适用已作了告知释明，当事人无异议，系对自己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故一审法院以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张军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所涉运费应如何承担的争议。本案中，2019年11月12日《欠条》系由张军出具，欠款人处签字为张军。该《欠条》系对欠付运费的结算确认，可以证实欠款主体对杨文祥负担的具体给付义务。据此，杨文祥就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已完成举证证明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欠条》项下载明的内容看，系对应给付杨文祥运费的结算，属于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依据案涉《欠条》所载，欠款人明确为张军。张军作为《欠条》的出具人及项下签字的欠款人，有提供证据加以说明的责任。而张军主张其与顺达公司存在代表关系，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代理行为，不应由其承担给付责任。张军的前述抗辩主张，系对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基于与顺达公司存在职务代理事实的主张。《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张军属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张军应对其出具《欠条》存在职务代理行为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从在案证据看，张军未举证证实其与顺达公司存在代理关系，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取得了顺达公司的授权或存在职务代理。对此，张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物品运输所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关系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张军出具的《欠条》未被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亦无充分证据证实其出具《欠条》行为系职务代理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结合《欠条》等证据，判处张军向杨文祥承担相应运费的给付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处张军承担责任后，合同相对人杨文祥未提出上诉。故对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处，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军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0元，由上诉人张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鲁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