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7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绍英，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大园，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77年9月11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维平，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鞠戟玺，男，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系鞠维平叔叔。原审被告：喻朴，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审被告：王星浩，男，197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吕绍英、蒋大园、刘勇因与被上诉人鞠维平、喻朴、王星浩清算责任纠纷（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6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吕绍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吕绍英支付鞠维平18,745元的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吕绍英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只有沈先煜认可欠付鞠维平劳务费，而沈先煜与鞠维平系亲家关系，其二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吕绍英合法权益的可能。吕绍英虽原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但已于2016年9月1日与樊会英签订退股协议，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樊会英，退股协议约定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樊会英承担，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签订退股协议后，吕绍英已经退出了公司经营，鞠维平对此是知晓的，此后鞠维平继续在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务，吕绍英并不知晓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是否欠付鞠维平债务，应当追加樊会英参加诉讼。在鞠维平为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沈先煜认可鞠维平的劳务费为由，认定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欠付鞠维平劳务费，证据不足。2、一审未依法追加樊会英参加诉讼，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3、虽然吕绍英将其在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樊会英未经工商登记，但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该事实，吕绍英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已不再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不应当承担股东责任。且吕绍英将股权转让给樊会英后，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无权参与公司的管理和清算事宜，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清算而注销并非吕绍英的过错。吕绍英依法不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上诉人蒋大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蒋大园支付鞠维平18,745元的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蒋大园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只有沈先煜认可欠付鞠维平劳务费，而沈先煜与鞠维平系亲家关系，其二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蒋大园合法权益的可能。蒋大园虽原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但已于2016年9月1日与樊会英签订退股协议，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樊会英，退股协议约定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樊会英承担，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签订退股协议后，蒋大园已经退出了公司经营，鞠维平对此是知晓的，此后鞠维平继续在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务，蒋大园并不知晓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是否欠付鞠维平债务，应当追加樊会英参加诉讼。在鞠维平为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沈先煜认可鞠维平的劳务费为由，认定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欠付鞠维平劳务费，证据不足。2、一审未依法追加樊会英参加诉讼，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3、虽然蒋大园将其在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樊会英未经工商登记，但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该事实，蒋大园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已不再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不应当承担股东责任。且蒋大园将股权转让给樊会英后，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无权参与公司的管理和清算事宜，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清算而注销并非蒋大园的过错。蒋大园依法不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上诉人刘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刘勇支付鞠维平劳务承包费的内容，改判驳回鞠维平对刘勇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鞠维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只有沈先煜认可欠付鞠维平劳务费，而沈先煜和鞠维平是亲家关系，二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勇合法权益的可能。2、鞠维平主张的劳务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连最基本的每日上下班出勤记录、月考勤记录等资料都无法提供，缺乏证据证明其所诉真实有效。被上诉人鞠维平辩称，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清算就注销，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鞠维平起诉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法律规定。吕绍英、蒋大园、刘勇等人转股、退股后，未经变更登记不能对抗鞠维平主张劳务费，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喻朴二审未作答辩。原审被告王星浩二审未作答辩。鞠维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五被告三日内在原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比例内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106,666元并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0日，鞠维平与原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沈先煜签订《合同书》（毕节胡桃里音乐餐厅厨房承包合同书），约定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将所属的胡桃里音乐餐厅厨房劳务承包给鞠维平，鞠维平担任其厨师长，鞠维平自行组织安排厨房内中西餐正副灶台、凉菜、面点等技术岗位的工作，并负担工资，当时约定每月支付鞠维平承包费工资36,800元每月。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20日至2017年7月20日。合同签订后，鞠维平依约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承包经营胡桃里公司的厨房，至2016年6月，胡桃里公司已经将支付鞠维平的承包费涨至50,000元每月。鞠维平承包至2016年10月4日，胡桃里公司支付鞠维平的承包费至2016年8月（2016年8月支付承包费25,000元），尚欠鞠维平承包费为：2016年8月25,000元、2016年9月50,000元、2016年10月4天承包费50,000元×0.13月=6,500元，合计25,000元＋50,000元＋6＋500元=81,500元。2018年5月2日，鞠维平以胡桃里公司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承包费（2018黔05**民初3239号案），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查明胡桃里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遂裁定驳回鞠维平的该案起诉。鞠维平另以胡桃里公司各股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胡桃里公司各股东投资情况为：吕绍英认缴出资占比23%、蒋大园认缴出资占比23%、徐彬认缴出资占比12%、喻朴认缴出资占比21%、刘勇认缴出资占比15%、王星浩认缴出资占比6%。另查明，2016年6月1日，胡桃里公司部分股东签订《内部协议》，约定同意蒋大园退出在胡桃里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加盖该公司印章。2016年9月1日，吕绍英（由案外人翟培刚代表）、蒋大园、王星浩与案外人樊会英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吕绍英（由案外人翟培刚代表）、蒋大园、王星浩将其在胡桃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樊会英，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合伙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和亏损、盈利分红（包括合并前和退股后的）均与转让股份方再无关系”，但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鞠维平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各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债务？关于鞠维平债权是否成立的问题。鞠维平所举证据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虽然是案外人沈先煜代表胡桃里公司与鞠维平签订，但是经一审法院调查沈先煜，其认可公司合同是其代表胡桃里公司签订，被告所举证据工资发放清单中多处有沈先煜签字同意支付工资的记录，可见沈先煜是胡桃里公司的管理人员，且胡桃里公司后续发放工资的行为也视为对合同书的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书》对胡桃里公司有约束力，胡桃里公司应对鞠维平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关于鞠维平主张的金额问题，鞠维平称每月承包费5万元，尚欠2016年8月1日至10月4日的承包费未付，从被告所举证据工资册可看出，2016年6月、7月，胡桃里公司支付鞠维平的承包费均是按每月5万元支付，因此一审认定鞠维平主张的每月5万元承包费的事实成立。关于欠费期限问题，虽然鞠维平当庭未能举证证明其承包经营期间，但是一审法院庭后对案外人沈先煜调查，其认可鞠维平在胡桃里公司上班至2016年10月4日的事实，结合其原系胡桃里公司管理人员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鞠维平主张的欠款期限成立。另，鞠维平自认2016年8月承包费已经支付2.5万元，因此，原胡桃里公司欠鞠维平承包费为2016年8月25,000元＋2016年9月50,000元+2016年10月4天6,500元=81,500元。关于各被告是否承担本案债务的问题，鞠维平以各被告未经清算注销胡桃里公司为由，要求各被告按出资比例承担本案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胡桃里公司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即办理注销登记，违反法律规定，鞠维平要求其股东各被告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各被告偿债比例问题，鞠维平要求各被告按认缴出资比例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经计算为：被告吕绍英持股比例23%，应承担的债务为81,500元×23%=18,745元；被告蒋大园持股比例23%，应承担的债务为81,500元×23%=18,745元；被告喻朴持股比例21%，应承担的债务为81,500元×21%=17,115元；被告刘勇持股比例15%，应承担的债务为81,500元×15%=12,225元；被告王星浩持股比例6%，应承担的债务为81,500元×6%=4,890元。鞠维平未在本案中要求股东徐彬承担责任，系其自愿处分其权利。被告吕绍英、蒋大园、王星浩虽然与案外人樊会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并与案外人内部约定股权转让后公司债务与其无关，但协议签订后，未办理股东身份变更的工商登记，未发生股东变更的公示效力，对鞠维平而言，前述被告的股东身份未发生改变，其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前述被告不承担公司经营责任的抗辩一审不予采纳。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吕绍英、蒋大园、喻朴、刘勇、王星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下列金额支付鞠维平承包原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厨房的劳务承包费：吕绍英支付18,745元、蒋大园支付18,745元、喻朴支付17,115元、刘勇支付12,225元、王星浩支付4,890元；二、驳回鞠维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34元，由鞠维平负担779元、被告吕绍英负担438元、被告蒋大园负担438元、被告喻朴负担389元、被告刘勇负担268元、被告王星浩负担122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星浩负担。二审中，吕绍英、蒋大园申请证人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鞠维平对吕绍英、蒋大园将其股权转让给樊会英的事实；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解除限制高消费令，拟证明吕绍英、蒋大园不再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鞠维平质证意见：证人蒋某作证称鞠维平知晓吕绍英、蒋大园的内容不属实；解除限制高消费令证明不了什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刘勇、喻朴、王星浩二审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证人蒋某与蒋大园系叔子关系，鞠维平不认可蒋某的证言，因证人证言具有随意性，蒋某未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蒋某的证言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吕绍英、蒋大园提交解除限制高消费令所欲证明的案件事实已经一审法院确认，不能证明新的案件事实，本院亦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吕绍英、蒋大园自认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系经全部登记股东签字同意注销。吕绍英、蒋大园认可沈先煜系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员，认可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将所属的胡桃里音乐餐厅厨房自开业后一直由鞠维平负责。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沈先煜系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员，自沈先煜与鞠维平签订案涉合同后，鞠维平便开始负责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胡桃里音乐餐厅的厨房工作，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也按月与鞠维平结算工资，鞠维平与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根据吕绍英、蒋大园、刘勇在一审中提交的工资清册，在吕绍英、蒋大园、刘勇等人与樊会英签订退股协议书之前，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已按照每月50,000元的标准与鞠维平结算劳务费。一审庭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当庭要求鞠维平通知沈先煜到一审法院接受调查，在一审法院依法询问沈先煜并制作调查笔录后，已经将沈先煜的调查笔录交由各方当事人质证，沈先煜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称鞠维平在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至2016年10月4日，沈先煜的陈述能够与鞠维平的陈述印证，结合鞠维平每月劳务费标准，一审法院认定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欠付鞠维平劳务费81,500元并无不当。吕绍英、蒋大园、刘勇等人作为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股东，在将其持有的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给樊会英后未进行变更登记，且未经清算便以股东身份签字同意将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导致鞠维平无法再向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鞠维平有权要求吕绍英、蒋大园、刘勇等毕节胡桃里娱乐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按照其登记出资比例对鞠维平主张的劳务费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正确。本案为清算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劳务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吕绍英、蒋大园、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元，由上诉人吕绍英负担438元，上诉人蒋大园负担438元，上诉人刘勇负担2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徐 洪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