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6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知，女，198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才先，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科，男，198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平安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孙建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熤，四川瑞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潇，四川瑞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知因与被上诉人张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2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王知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应是确认合同效力之诉而并非撤销之诉，王知在一审法官释明下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撤销合同，却被一审以王知不是撤销之诉的合法主体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一审法官的误导致使案件误入歧途。被上诉人张科为王知前夫，与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科并非一人，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二者系同一人，故意回避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恶意串通，伪造张科虚假身份信息，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而与华厦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严重损害王知合法利益等事实，错误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一审错误采信平安财保公司证据，而对王知的证据不予采信，且判决超出王知诉讼请求范围。此外，一审对王知《证据保全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程序违法。 平安财保公司辩称，本案案由为撤销合同纠纷，在一审中王知变更诉讼请求后应当按照撤销合同纠纷审理。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平安财保公司与张科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房产也办理了抵押登记。张科提供的户口簿和承诺书均显示张科未婚，房产证和购房合同也显示案涉房屋系张科单独所有，平安财保公司作为善意相对方，即使在张科提交虚假资料下也可以善意取得抵押权，也只有平安财保公司能作为合同相对方撤销合同。 张科未作答辩。 王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2018年5月18日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知与张科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12月27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民政局进行结婚登记，后于2019年7月17日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 2009年10月19日，张科与成都金阳华英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张科以343210元购买金阳公司出售的位于青羊区xx路xx号x幢x单元x层x号建筑面积68.85平方米的公寓，张科作为买受人单独所有；张科以按揭付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于2009年10月19日支付首付款103210元，另向银行申请房屋抵押贷款240000元支付给金阳公司。 2009年11月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高新支行）与张科及金阳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了《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4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买房产，贷款账号为22-8××××1663，借款期限自2009年12月3日起至2029年12月2日止，张科同意以青羊区xx路xx号x幢x单元x层x号房屋设立抵押，金阳公司作为阶段性保证担保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张科取得房地产权利证书，并办妥以农业银行高新支行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为张科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09年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09）川国公证字第1546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对前述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2012年1月5日，张科作为债务人，将案涉房屋为农业银行高新支行设立了抵押，被担保债权数额为24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09年12月3日至2029年12月2日。 2015年11月3日，王知与张科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双方约定：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系以张科名义在双方登记结婚前按揭购买取得，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上述房屋归属达成协议，约定上述房屋产权现归双方共同所有，作为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涉及上述房屋相关债权债务（含银行按揭款）均由双方共同承担；双方在此前签订的协议内容凡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同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公证处对前述协议进行了公证，并出具（2015）成高证民字第4525号《公证书》。 张科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厦门分行）分别于2018年5月18日、10月15日及12月22日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个人经营类）》，约定华夏银行厦门分行向张科发放个人经营类贷款用于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不得挪作他用，贷款金额分别为850000元、85000元和48000元，贷款期限均为36个月，贷款担保方式均为平安财保公司出具以华夏银行厦门分行及/或其指定的受让人为保险人的个人借款保证保险保单。 2018年5月18日，平安财保公司与张科签订《关于保证保险业务及债务清偿安排之协议书》，约定张科因自身需要向平安财保公司申请保证保险，协议约定业务有效期自2018年5月18日至2026年8月26日，张科在本协议项下可以向平安财保公司申请的保证保险的业务规模为累计最高不超过1365536元。 同日，双方还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8年5月18日至2026年8月26日止的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抵押期限自2018年5月18日至2026年8月26日止，抵押担保最高本金金额为1365536元，抵押担保主合同为2018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关于保证保险业务及债务清偿安排之协议书》，抵押物为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同日，张科出具《承诺书》，承诺除该房屋产权证上载明的产权人外，该房屋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人，该房产不存在登记不实或任何产权争议；不存在任何可依据协议、借据、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等主张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或该抵押无效的第三人。并保证不会因所有权存在瑕疵而给公司造成损失；至今日止，未曾登记结婚。 平安财保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10月15日及12月22日分别开具了《平安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投保单》及《平安个人借款保证保险保险单》，载明张科为投保人，平安财保公司为保险人，被保险人为华夏银行厦门分行，保险期间均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该笔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每月保险费分别为1024.8元、102元及57.6元。2019年10月31日，平安财保公司针对前述三张保险单分别开具了《平安个人借款保证保险批单》，载明基于发生理赔，在其他事项不变的前提下，对保险单关于保险费缴纳日期的约定由“借款的每月还款日一致”变更为“理赔日后不在收取”。 2018年5月21日，成都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了川（2018）第0xx1号成都市不动产证明，该证明载明，张科作为义务人用青羊区房屋为平安财保公司设立抵押权，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顺位抵押，最高额债权数额为1365536元，债权确定时间2018年5月18日至2026年8月26日。 2019年7月17日，王知与张科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部分约定为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面积68.85平方米，业务件号为权2xx2的房屋归女方所有；汽车型号为东风日产天籁，车牌号为川ＡＫ××××的汽车归女方所有。 2019年8月7日至2020年4月3日期间，王知持续为贷款合约号为22808001230001663、合约名称为张科的贷款业务还款，同时农业银行高新支行出具了相应的业务凭证。 一审法院另查明：1.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科，2018年8月6日该公司将名称变更为四川佳裕天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根据2018年5月18日及2019年11月22日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显示，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公寓所有人为张科，所有方式为单独所有。3.2018年5月18日，张科签署《投保单等签署确认函》，确认虽然电子投保单及征信查询授权书、综合授权书的电子签名不完整/不清楚，但确实是本人签署。本人承认该投保单及征信查询授权书、综合授权书真实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相关无效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现王知主张，张科故意隐瞒其与王知已于2011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在婚姻存续期间育有一女及双方已对案涉房屋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并进行公证的事实，并据此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张科系以欺诈手段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及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的主体应为受欺诈方平安财保公司，王知并非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相对方，其无权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主张撤销合同，据此，王知关于撤销《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知还主张张科与普惠四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故意隐瞒事实，损害王知合法权益，但王知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知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知负担。 二审期间，王知提交以下主要证据材料：1.反映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张科与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科并非一人，一审法院将二者认定为同一人系事实认定错误；2.载明张科为“户主”、王知为“妻”、张译文为“女”的户口簿，拟证明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合同的单身户口簿是虚假的，双方存在恶意串通。平安财保公司对证据材料1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材料2真实性、证明力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张科与华夏银行厦门分行的借款合同上载明的借款人张科身份证号表明其为本案当事人张科本人，借款合同关于所借款项用于成都佳裕天城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约定，并不改变借款主体为张科的事实，因此不存在借款合同当事人张科另有其人的问题；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提交的记载其为未婚的户口簿与实际情况不符，说明张科隐瞒和虚构了事实，但不足以说明平安财保公司与张科有恶意串通，故证据材料1、2不能达到王知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王知主张合同无效，主要理由是认为该合同系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害王知利益的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表现形式应为串通人之间明知所为的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恶意为之。本案中，张科为向银行借款而向平安财保公司申请保证保险，并以成都市青羊区房屋作为抵押。上述抵押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张科在与王知结婚前以个人名义订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张科个人名下。张科在与平安财保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隐瞒了其已与王知结婚且双方签订了房屋为二人共同所有的《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向平安财保公司提供了载明其为“未婚”的户口登记簿，以及房屋无产权争议且张科为未婚的承诺书。平安财保公司遂与张科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由于房屋所有权以不动产登记为公示方式，张科与王知虽就房屋所有权作了共有的约定，但外人对该约定无从得知。现没有证据证明平安财保公司作为抵押权人明知房屋由王知与张科约定共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平安财保公司有与张科恶意串通损害王知利益的故意。王知称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恶意串通伪造张科虚假身份信息，并无证据证明，不能予以认定；王知以《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恶意串通订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王知认为，一审法官误导其将诉讼请求由确认合同无效变更为撤销合同，致使案件误入歧途，且判决超出王知诉讼请求范围。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王知最初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与后来撤销合同的主张，均是因合同损害其利益而提起的否定合同效力的诉请。一审法院对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进行了审理，同时也对王知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进行了审查认定。由于王知前后两项主张的基本事实、法律后果相同，而合同效力是法院可依职权审查的基础性问题，一审法院对两项主张同时予以审查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和减少当事人诉累，未损害王知的诉讼权利，未超出王知诉讼请求范围。 王知提出，一审法院对王知《证据保全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系程序违法。经查，王知一审中申请调取和保全的证据主要是《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相关资料，目的是证明张科与平安财保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由于平安财保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签订合同时张科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承诺书，以及房屋信息查询记录等资料，故已无法院调取和保全证据的必要。王知该上诉意见不成立。 综上，王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陈正霞 审判员 魏云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黄鑫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