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98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恒，男，198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雷宇明，浙江恕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融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万宝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7XEMR6K。 法定代表人：沈金良。 委托代理人：郑满玉，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梓晨，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沈金良，男，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郑满玉，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梓晨，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恒为与被上诉人杭州融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数公司）、一审被告沈金良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9月18日、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恒及其委托代理人雷宇明、被上诉人融数公司及一审被告沈金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梓晨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融数公司及一审被告沈金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满玉参加前两次庭审。经本院院长批准，本院延长审限三个月。双方当事人经庭外和解两个月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恒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恒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融数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本案的关键重要事实，导致判决结果有失公正。（1）遗漏了张恒提供的细致完备的居间服务内容。张恒提供了媒介服务将买卖双方对接取得联系。为促成涉案物业的收购，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26日买卖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期间，张恒作为居间人分别从线上和线下引荐双方碰面沟通，建立了3个微信群（涉及收购事项、合同事项、融资事项）经数日沟通并组织双方7次现场谈判，与沈金良手机通话44次，最终促成交易。张恒另就收购物业涉及的融资及融资风险把控提供了大量辅助工作。张恒就此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一审判决遗漏上述重要事实，弱化了张恒的媒介居间作用。（2）遗漏了交易完成后双方多次协商居间报酬的事实。在涉案物业交易完成后，双方就居间报酬就进行了数次沟通。具体如下：①2019年4月8日，张恒与沈金良现场沟通，沈金良主动提出基本确认支付200万元报酬。②2019年4月11日上午，张恒与沈金良现场沟通，沈金良共11次主动提出支付170万元居间报酬。③2019年4月11日下午，沈金良在电话中6次主动提出支付170万元居间报酬。④张恒通过微信文字方式提出185万元居间报酬的诉求，沈金良回复“可以”。一审判决遗漏双方沟通居间报酬的过程，错误地滥用自由裁量权，使得判决结果严重脱离了当事人确定的数额，侵害了张恒的合法权益。（3）遗漏了融数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阴阳合同的事实。张恒提供居间服务促成交易后，融数公司与卖方为了逃避巨额税款，抛开张恒签订阴阳合同，并以虚假合同完成过户。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部分案件事实。（1）融数公司通过张虹与刘涛取得联系等事实认定错误。西湖区法院判决书认为融数公司通过张虹与刘涛取得联系的事实认定错误。①张恒是在之前居间人张虹居间不力的基础上接受沈金良的委托开展居间工作。②张恒提供媒介服务，让买卖双方取得联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张恒将物业出售方负责人刘涛名片发给沈金良，当晚沈金良给刘涛打了第一个电话，张恒又建立微信群将沈金良与刘涛拉进群。张恒让买卖双方取得了直接联系，提供了媒介居间服务。③买卖双方第三次现场谈判录音进一步佐证了张恒提供媒介服务，买卖双方通过张恒取得联系的事实。沈金良在后期多次沟通中均确认张恒是居间人提供了居间服务。④一审判决也认为张恒提供了媒介居间服务。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买卖双方通过张恒取得了联系，是张恒提供了媒介服务。由此也可以证实一审判决中“张恒代表融数公司就涉案房屋买卖事宜与案外人刘涛进行沟通、商谈”、“在张恒参与之前双方已通过其他途径相识，张恒所提供的服务仅为促成交易成功的部分环节”的认定错误。并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双方通过张虹取得了联系。（2）一审判决错误地认为张恒无法确定其具体实施的居间行为。张恒提供了让买卖双方取得联系的媒介服务和后期积极斡旋促成交易的服务。张恒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全程参与整个谈判、沟通过程，提供了大量居间服务，直至双方签署了房屋转让合同。（3）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的内容错误。居间服务过程和协商报酬过程均有微信证据，完整记录并确认了双方居间服务合同的内容和过程。微信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高的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证据规定》以及指导案例都确认了微信证据的效力。一审法院对“书面形式”的理解仅限于传统的纸质形式，在此基础上作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判断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居间报酬的认定错误。2019年4月11日，张恒与沈金良通过现场沟通、电话沟通方式就居间报酬多次协商并进行了确认。张恒提出185万元居间报酬的诉求属于要约，沈金良回答“可以”属于承诺。依法应当视为双方已经就居间报酬达成一致，居间报酬已明确约定，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约定不明确。三、一审判决滥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基于案件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平、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对案件事实或者法律适用问题酌情作出裁判，或者是在多种合法的法律解决方案之间进行合理选择。本案中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一是双方协商居间报酬过程中，沈金良近20次主动提出向张恒支付的金额；二是双方通过微信确定的金额；三是张恒就同一涉案物业和其他居间人签署居间协议所确定的金额。一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也应该在此三者基础上进行综合裁量。首先，从双方协商居间报酬的区间来看，双方对于居间报酬仍共同确认了大致区间范围。张恒诉求是190万元，融数公司同意支付170万元。该金额经融数公司多次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自由裁量应在双方确认的范围内确定。其次，根据现场录音电话录音和微信文字涉及的报酬金额，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就居间报酬进行了明确约定。融数公司就同一涉案物业分别与另两个居间人签署了居间协议，分别确定了标的总额3%的居间报酬金额和200万元的定额居间报酬金额。一是与郎建斌、秦冠锋业签署了居间协议，承诺支付居间报酬为标的物成交额的3%。如按此标准计算，融数公司需向张恒支付424.5万元居间报酬。二是融数公司与张虹签署居间协议，承诺支付200万元居间报酬。最终张恒更出色地完成了居间工作，在张虹居间的基础上节省了150万元交易费用。由于以上两个居间方都没有让买卖双方取得联系，融数公司另委托张恒居间，最终通过张恒提供的居间服务得到1.415亿元的交易价格完成收购。因此即使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同一涉案物业也应参考融数公司与其他居间方约定的居间报酬金额，还应考量张恒更好地完成居间的实际效果。因此，一审法院仅判决支付20万元居间报酬，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应依法予以纠正。四、本案一审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一审法官助理对张恒申请调取房产交易合同的请求多次刁难不予同意，经反复申请最终才取得调查令调取相关证据。庭前会议中，法官助理故意少记录或者不记录张恒的意见，却又要求双方签字确认。法官助理对融数公司的答辩却详细记录甚至提示引导总结。未经张恒同意擅自拍摄张恒的手机内容。本案一审是简易程序，但共开庭3次历时8个多月，并未签署庭外和解申请。张恒在本案中并没有提出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超范围裁判。 被上诉人融数公司和一审被告沈金良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依据张恒在交易中实际提供的劳务合理酌情确定劳务报酬的认定是正确的。首先，张恒介入交易的时间要晚于融数公司与交易相对方接洽时间。融数公司与交易相对方刘涛、包平等人早在2018年10月份就通过案外人张虹取得了联系，并就房屋买卖事宜进行了初步沟通。而张恒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张恒参与了房屋买卖过程中一段交易双方的协商过程，而身为居间人最重要的提供交易机会以及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签订合同均未介入。一审法院依据张恒在交易中实际提供的劳务来确定报酬是合情合理的。其次，张恒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等证据，仅能证明其确实在2018年11月起代表融数公司就房屋买卖事宜安排与刘涛进行了沟通商谈，但无法证明张恒在融数公司与相对方的交易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更无法确定其具体实施的居间行为。聊天记录中没有具体说明提供的居间行为，都是融数公司乙方与刘涛在沟通。而在张恒参与之前，融数公司与交易相对方的刘涛、包平就已通过其他途径相识。张恒所提供的服务仅为促成交易成功的部分环节，一审法院根据张恒在交易中实际提供的劳务合理酌情确定支付劳务报酬，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居间报酬约定不明确正确。首先，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融数公司虽与张恒一直在协商报酬，但融数公司从未答应过张恒所要求金额。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处于磋商过程中。包括录音最后部分也能体现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是不欢而散。聊天记录中沈金良甚至曾回复没有居间费。其次，张恒主张的居间报酬如此之高却不签署书面合同有违常理。张恒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自己专门从事居间工作。充分说明张恒在居间工作中具有风险防控流程，其在与沈金良协商过程中一直录音，充分说明其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但本案中，张恒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从未要求过居间费用。而是在交易结束后才与沈金良协商收费。与张恒此前行为方式完全不同，未签订居间合同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建立了居间合同关系，但张恒主张报酬标准系其自行提出并无相应依据，融数公司也从未明确回复同意，也未就此签订协议，双方对报酬及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明确。最后，张恒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融数公司就涉案物业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仅能证明融数公司曾与案外人就案涉物业达成过《居间服务协议》，但该协议并不能适用于本案当事人，更不能以该协议约定的居间报酬标准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未将案外无关的合同作为认定依据，认为双方对报酬及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明确认定正确。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张恒要求调取的房产交易合同与本案事实关联不大，且涉及案外人个人隐私信息。一审法院在收到申请后从全案案情出发，多方考量后同意取证申请完全合法，保护了公共秩序和个人隐私安全，并无不当。庭前会议是为了归纳整理案件的争议焦点，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对方证据发表意见并就对方诉辩主张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官据此归纳争议焦点，使后续能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本案庭前会议主持人充分尊重了民诉法和民诉法司法解释，实现了我国规定的民事庭前会议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在庭前会议中充分归纳了双方对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会议结束后让双方当事人在会议笔录上签字确认，整个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违规之处。若张恒认为庭前会议存在不当之处应当场指出。既然张恒已经在庭前会议上签字并认可记载内容，又上诉提出异议毫无根据。一审法院组织的庭前会议程序合法有效。张恒在一审过程中签署过庭外和解协议，张恒罔顾事实上诉称从未签署过，不应得到二审法院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正当合法。张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融数公司、沈金良支付张恒税后居间报酬人民币230万元整。二、本案律师费及诉讼费用由融数公司、沈金良承担。三、融数公司、沈金良支付张恒利息43.7万元（以2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26日开始算至2019年11月26日，实际算至支付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的4倍）。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根据（2019）浙0106民初408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9）浙01民终795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沈金良系融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刘涛等九人系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悦城**楼****房屋的产权人。2018年10月份，案外人刘涛等产权人欲出售该48套房屋，融数公司通过张虹与刘涛取得联系，并就案涉房屋买卖事宜进行初步沟通。2018年11月后，张恒代表融数公司就案涉房屋买卖事宜数次安排与案外人刘涛进行沟通、商谈。 2018年11月26日，融数公司与案外人刘涛等九位产权人签订关于案涉48套房屋的《转让合同》，转让总价为1.415亿元。张恒提供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与融数公司就案涉房屋买卖事宜及费用事宜进行商讨的通话记录及聊天记录，2019年4月11日商谈后，张恒发微信给融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金良，写道“居间总额185万，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10万签署协议当天支付，第二期75万签署协议45天之内支付，瓶窑的身份证不会提供，我会给你写承诺书，律师起草的协议和其他要求明天把文本发我，只能等到周六，当天签署支付协议并支付第一期居间费”；融数公司的法人沈金良回复“可以手机不好了”；张恒回“就这样定下来了，协议里可以不写居间费”；融数公司的法人沈金良回复“没有居间费”。2019年4月18日，双方再次进行协商，融数公司的法人沈金良说“我们希望再低一点，你结果高出了别人一个点”；原告说“哪一个点？签个200万税后我有合同的”；融数公司的法人沈金良说“这个合同是你的吗”；张恒说“不是啊”；融数公司的法人沈金良说“没有明确收费的事情”；张恒说“没有明确，沈总说不会亏待我的”；融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金良说“我只是说不会亏待你的，是后来你自己发了个微信给我……”。后，双方未就案涉房屋买卖事宜签订书面居间合同，也未对居间费达成一致。 2019年7月11日，融数公司、沈金良对张恒提交的证据4、7、8申请鉴定，以核实该3份证据是否存在修改、删减、拼接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对外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10月24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未发现张恒提交的文件名为“丁兰广场沈总刘总.m4a”、“临平沈金良19.4.3a.m4a”、“临平沈金良19.4.3b.m4a”的录音经过剪辑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对居间人的报酬约定不明确的，应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沈金良系融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张恒也表示其居间的对象是融数公司与案外人刘涛，故应认为沈金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沈金良系代表融数公司对外商谈案涉事宜。2018年11月，张恒开始与融数公司就案涉房屋买卖事宜进行沟通、商谈，2018年11月26日，融数公司已与案外人签订案涉48套房屋的《转让合同》。从张恒与被告融数公司的沟通及商谈的过程来看，张恒要为融数公司提供居间媒介服务，融数公司亦对此予以接受，应当认为双方建立了居间合同关系。张恒主张报酬金额2300000元，但该标准系张恒自行提出，未提供相应依据，张恒通过微信发送要求居间总额185万并签订协议，融数公司未明确回复同意，也未与张恒就该金额签订协议，应当认为双方对报酬及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明确。张恒无法确定其具体实施的居间行为，在张恒参与之前双方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相识，张恒所提供的服务仅为促成交易成功的部分环节，双方未签订书面居间合同，未对居间费用达成一致，也未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张恒在交易中实际提供的劳务合理酌情确定融数公司应向张恒支付报酬20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张恒要求融数公司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恒要求融数公司支付律师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律师费的产生及要求融数公司负担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沈金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张恒要求沈金良支付报酬、利息及律师费等费用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融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张恒支付报酬200000元；二、驳回张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96元，减半收取14348元，由张恒负担12198元，由融数公司负担215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设立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房地产经纪业务应当由房地产经纪机构统一承接，服务报酬由房地产经纪机构统一收取。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名义承揽业务。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根据上述规定，提供房地产经纪服务的主体应当为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张恒以个人名义为融数公司提供房地产经纪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不利于房地产中介市场的稳定，也不利于政府部门对该领域的监督管理，破坏了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当事人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应当认定无效。张恒以合同有效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经本院释明后，张恒仍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并坚持原诉讼请求，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003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恒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696元，减半收取14348元，由张恒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96元，由张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