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0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俊英，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春雨。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茂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承悦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军权，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军权。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寿超，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春雨、苏州承悦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悦公司）、唐军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9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味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诉讼费由邓春雨、承悦公司、唐军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错误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味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了杭州日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喜公司）的公章，一审法院仅根据承悦公司提交的一份自称从网上下载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复印件，在未审查下载时间和下载来源、无法验明承诺书真实性的前提下，即以两份文件上日喜公司公章存在差异为由否认对账单的真实性，事实认定错误。两份文件形成日期不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持有两枚或以两枚以上印章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便承诺书上印章真实，也不能推导出对账单上印章不真实。2.错误忽视各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邓春雨持有上海承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承悦）50%股权，其字号与承悦公司高度重合。本案几个关键时间点紧紧相扣：2015年7月，上海承悦成立；2015年10月，承悦公司成立；2016年10月，日喜公司发布促销专案；2016年12月、2017年1月及2月承悦公司相继取得系争款项共计100万元；2017年2月底，邓春雨主动提出自承悦公司离职；2017年3月，上海承悦成立清算组，并于2017年5月注销。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承悦公司辩称系争款项系其履行《商超系统市场维护协议》所得价款，但系争款项100万元并不是该协议明文约定的金额，而是应由承悦公司与日喜公司根据业务量结算得出的。承悦公司虽提交了协议及发票，但拒不提供任何结算依据和履行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承悦公司无法证明其自日喜公司取得系争款项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邓春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承悦公司、唐军权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味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春雨、承悦公司向味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自2017年2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邓春雨、承悦公司承担；3、唐军权对承悦公司的前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2日，日喜公司出具《2016年度乐享双十一促销专案》，活动方案为活动期间经销商客户打款金额，按以下比例进行返利，其中打款金额满150万元，奖励点数10%，活动时间为11月1日--11月11日。2016年11月8日、2016年11月9日及2016年11月10日，味源公司累计向日喜公司汇款2000万元。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日喜公司现已注销。味源公司审理中提交对账单一张，主要内容为：致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0日收到2000万元，2016年11月30日费用到票金额100万元，备注“味源打款奖励合计2000000元核销费用1000000元”，2017年1月10日费用到票金额100万元，备注“根据味源对接人邓春雨要求付款核销至味源维护商苏州承悦”。上述对账单加盖有“杭州日喜贸易有限公司”字样公章，未载明对账单出具或加盖公章具体日期，味源公司确认取得该对账单时间为2017年6月左右。审理中，承悦公司、唐军权提交网上下载打印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一张，该承诺书加盖有“杭州日喜贸易有限公司”字样公章，经比对，承诺书与对账单上所加盖的公章在字体细节上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两处公章中的“日”字大小有较明显差异。味源公司认为无法核实网上打印资料的真实性，不知晓两公章存在差异的原因。味源公司审理中提交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三张，均系日喜公司向承悦公司转账，记账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6年12月16日转账30万元、2017年1月21日转账30万元、2017年2月16日（“6”字迹模糊，亦可能为“0”或其他）转账40万元。三次转账的摘要及用途处分别为“咨询费”、“广告”、“往来”。承悦公司、唐军权审理中提交《商超系统市场维护协议》一份，甲方为日喜公司，乙方为承悦公司，协议有效期为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主要内容为双方权利义务、责任处罚、结算及争议解决，结算4明确“乙方收取服务费，应向甲方开具发票”，协议盖章处加盖有日喜公司合同专用章和承悦公司公章。2016年12月9日、2017年1月10日及2017年2月10日，承悦公司分别向日喜公司开具30万元、30万元及4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承悦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4日、11月9日、11月14日向日喜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为96643.61元、10万元、56278元、20910.88元、33722元。上述8张增值税发票的用途名称均为“企业管理咨询”。审理中查明，邓春雨曾系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KA部副经理，于2014年入职，于2017年2月21日以个人因素为由解除劳务合同。味源公司陈述，KA部系商、超营销渠道的部门，KA系KeyAccount的缩写，意为重点客户或大客户，味源公司系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同其子公司合称克明集团，邓春雨原属的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亦属于克明集团。本案的争议焦点即承悦公司对味源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味源公司以对账单及银行业务回单为凭证，主张日喜公司应邓春雨要求将本应支付给味源公司的100万元支付给承悦公司，承悦公司占有的此100万元没有合理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根据现有证据，虽可确认承悦公司确实收到日喜公司支付的100万元，但两公司之间存在商业合同及多笔款项往来，承悦公司具备收取日喜公司款项的合理前提，味源公司虽主张承悦公司系为取得款项做的形式合同及开票，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主张一审法院碍难采信。当然，即便承悦公司与日喜公司之间存在商业合同及款项往来，亦不能排除案涉的100万元为不当得利，对此一审法院作以下分析：一、该100万元的用途，对账单载明“核销费用”、“根据味源对接人邓春雨要求付款核销至味源维护商苏州承悦”，但味源公司提交的100万元的银行业务回单载明的用途分别为“咨询费”、“广告”、“往来”，与对账单所载用途不一致；二、该100万元的支付时间，对账单载明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银行业务回单载明支付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21日、2017年2月，与对账单所载时间不一致；三、对账单的真实性，承悦公司对对账单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交加盖有日喜公司公章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一份，在两个公章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味源公司未能解释两公章存在差异的原因，未进一步证明对账单的真实性。综上，承悦公司收取日喜公司款项具备合法依据，味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100万元即承悦公司收到日喜公司多笔款项中的100万元，味源公司主张此100万元系承悦公司取得的不当利益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请碍难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90元，减半收取76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645元，由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承悦公司收取日喜公司支付的100万元是否构成对味源公司的不当得利。味源公司以盖有“杭州日喜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银行业务回单为凭证，主张日喜公司应邓春雨要求将本应支付给味源公司的100万元支付给承悦公司，承悦公司占有该100万元没有合理依据。承悦公司对对账单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表示其系基于与日喜公司的合同关系收取该100万元。本院认为，首先，承悦公司对味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日喜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供商业查询网站上下载的盖有日喜公司公章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两份材料上公章确存在明显差异。味源公司未能解释存在差异的原因，也未能证明对账单上的公章在日喜公司的其他文件中使用过。味源公司主张其在2017年6月左右即取得了该对账单，但其当时未向承悦公司主张权利。现日喜公司已注销，对账经办人员也离职，无法直接向日喜公司核实对账单的真实性，味源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味源公司所称顾虑到与日喜公司的大客户关系维护，未第一时间起诉维权的解释也不合理。其次，即使对账单是日喜公司出具，对账单中所载的邓春雨要求付款至承悦公司的事实也是日喜公司单方表述，邓春雨、承悦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味源公司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再次，承悦公司提交了《商超系统市场维护协议》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其收取的款项系与日喜公司的业务往来款，发票总金额超过100万元。味源公司主张承悦公司为取得款项而做了形式合同及发票，未就此提交证据证明。而且日喜公司转账部分用途显示为“咨询费”、“广告”，与对账单显示的核销费用或味源公司所称的日喜公司返利并不相符，转账时间与对账单所载时间也不一致。最后，味源公司未能证明上海承悦、承悦公司的投资人、控制人存在关联，其根据上海承悦成立与注销时间、承悦公司的成立时间、承悦公司取得系争款项以及邓春雨离职时间等情况主张邓春雨与承悦公司恶意串通依据不足。综合味源公司的举证及承悦公司反驳证据情况，味源公司主张的承悦公司所收100万元系日喜公司付给味源公司的返利的事实不具有高度可能性，味源公司主张承悦公司收款构成不当得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味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90元，由上诉人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冰雅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