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严，男，199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北京市中伦文德（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营业场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西路名山大道80号5幢1-2、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QXWU48。负责人：刘柱，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张浩，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志平，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佳欣，女，199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志平，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张申彧，女，199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志平，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严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保），原审原告张浩、刘佳欣、张申彧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14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被上诉人中国太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原审原告张浩，原审原告张浩、刘佳欣、张申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志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中国太保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的行为认定为明显破坏事发现场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上诉人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有一个反应过程，反应过来后才停车，此时车辆已经向前行驶几十米，因为事故发生地是主干道，车流量大，为了防止二次事故发生，上诉人就近找了空车位停车。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积极拨打120，并同张浩一起将死者抬上救护车，一审庭审中张浩对这一事实予以了认可。上诉人因为事发后害怕所以在事故现场隐匿了自己驾驶员身份，上诉人没有依法保护现场，但上诉人没有明显破坏事发现场，这二者之间有显著区别，上诉人是隐匿车辆和驾驶员身份，而破坏现场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积极行为，上诉人没有主动追求破坏现场的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错误。被上诉人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上诉人寄送的保险单，上诉人未在签收人处签字，从未阅读过保险条款，更不知道有免责条款的存在。被上诉人及其保险代理人未以任何刑事和渠道告知和提示上诉人有免责条款的存在，也未用电话、当面交流等方式告知上诉人应仔细阅读免责条款，并告知哪些条款属于免责条款。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依法保护现场的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错误。本案上诉人的行为不是肇事逃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不是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是义务性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中国太保辩称，1、上诉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肇事逃逸，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隐藏车辆，提供虚假线索，误导办案，出警完毕后，也驾驶肇事车辆离开现场，从始至终其具有故意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意向，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2、我方所依据保险条款约定，肇事逃逸，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已交付给上诉人，而且肇事逃逸行为也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我方所交付的责任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我方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浩、刘佳欣、张申彧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便于本案的履行，请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黄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与实际情况不符，黄严在事故发生后积极救治，也并未出现和导致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收集而未收集到的证据，根据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第二款中当事人故意毁坏、伪造现场、伪造证据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的与法律规定的并不包含，故请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张浩、刘佳欣、张申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护理费120元、丧葬费44856元（7476元/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758780元（37939元/年×20年）、交通费3520元、误工费1800元、住宿费2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共计891136元，被告中国太保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23日0时7分许，被告黄严驾驶车牌号为渝DCUX**号小型客车从杨家坪环道方向沿西郊支路往动物园老大门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西郊支路杨家坪中学路段时，右侧车轮驶上人行道路沿，与沿车行方向从左至右经过人行横道斜线向横过道路即将走上人行道的行人张浩、唐兴兰发生碰撞，并将路边停放的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撞倒，致两车受损，张浩、唐兴兰受伤的交通事故。被告黄严在事发后将车藏匿于距事发地点前方六十米附近的路边，并返回现场后隐匿其驾驶员身份，向出警民警提供虚假线索，误导民警办案，待民警出警完毕离开后驾驶肇事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受害人唐兴兰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3月23日4时18分许死亡。后经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认定，黄严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浩、唐兴兰无责任。渝DCUX**号小型客车在中国太保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以及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投保后，被告中国太保向被告黄严送达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及《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本）》，该两份保险单背面分别印刷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其中《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上保险人以“明示告知”等文字提请“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另《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以黑色加粗字体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审理中，被告中国太保还举示《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1份，拟证明其已向被告黄严明确告知免责条款且被告黄严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后中国太保述称黄严系通过汽车销售商处投保，投保人声明书签字系应该由他人代为签字。被告黄严否认在投保人声明书签字，并称因保险公司认可为他人代签而不申请对签字进行司法鉴定，另，被告在事发后积极救助了受害人，其本次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隐匿车辆及身份等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性，中国太保亦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中国太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应免除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唐兴兰被送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天，后因“失血性休克，多发伤，多器官衰竭”死亡。伤者唐兴兰为此产生门诊费400.15元及住院医疗费18128.2元，另张浩产生门诊医疗费2634.22元，此二人产生医疗费均由被告黄严垫付。被告黄严还为受害人唐兴兰垫付遗体处理、冷藏、创口缝合等费用18000元、火化费3000元及丧葬费35000元。审理中，双方同意被告黄严为受害人唐兴兰垫付的各项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同时请求在交强险限额内为张浩预留已产生的门诊费用。另查明，张浩与唐兴兰系夫妻关系，均系城镇居民，二人育有女儿刘佳欣、张申彧。唐兴兰的父亲唐帮国和母亲黄忠芳分别于2002年3月8日、2002年3月15日去世。审理中，三原告举示机票三张，拟证明原告张申彧及家属宿庆玮、宿诺凡为处理受害人唐兴兰丧葬事宜共产生机票费用3520元，该机票信息显示原告张申彧于2019年3月24日从东营回重庆，宿庆玮、宿诺凡也于当日从济南回重庆。二被告对机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宿庆玮、宿诺凡产生的机票费用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黄严驾驶车辆与原告张浩及唐兴兰相撞，导致唐兴兰因伤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责任经公安机关认定被告黄严承担全部责任，各方当事人对责任划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中国太保系渝DCUX**号小型客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承保人，应按原告请求先行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中国太保是否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评述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对其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被告黄严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系通过第三方代为购买投保，但已经支付保险费并收到保险单正本，应视为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合同对被告黄严及中国人保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本案中，虽然被告黄严未在《投保人声明》上的签名确认，但确已收到被告中国太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与《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以及印刷在保险单背面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而该商业保险单上保险人以“明示告知”文字提请“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且保险单背面印刷的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内容也以黑色加粗字体体现，故可以确认保险人已经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作出提示，应当认定中国太保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被告黄严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不仅隐匿肇事车辆及其驾驶员身份，还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线索并误导民警办案，待民警离开后，其自行驾驶肇事车辆离开事故现场，上述行为不仅明显破坏事发现场，还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线索并误导办案后，自行驾驶肇事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其行为系法律明文禁止情形，被告黄严应当了解事发后保护现场并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含义，而不会对前述免责条款的理解发生歧义。因此，在中国太保对该禁止性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后，就已经达到了“明确说明”的要求，无需再进一步解释破坏现场和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定义和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中国太保在商业保险单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履行提示义务，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赔偿范围或免赔部分应由被告黄严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具体赔偿费用：对于医疗费：根据住院病案及医疗费发票，可以证明为抢救唐兴兰共计产生费用18528.35元，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死者唐兴兰住院1天，按每天60元计算，为60元。对于护理费：死者唐兴兰住院1天，按120元/天计算，为120元。对于死亡赔偿金：死者唐兴兰系城镇居民，故其主张按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939元/年计算，并无不当，死亡赔偿金为758780元（37939元/年×20年）。对于丧葬费：按照重庆市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9714元，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应为44857元（89714元/年÷12个月×6个月），现三原告仅主张44856元，本院予以尊重。对于办理丧葬支出的误工费，本院按100元/天计算3人3天，应为900元。对于交通费：根据原告举示的张申彧于2019年3月24日从东营至重庆的机票信息，能够证明产生的机票费用与参加死者唐兴兰的丧葬事宜具有高度盖然性，该笔费用1430元，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其余二人的机票费用，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宿诺凡、宿庆玮与死者唐兴兰是否具有亲属关系，本院不予认定，但考虑到死者唐兴兰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应费用，本院另行酌情认定交通费共计1000元，故交通费共计2430元。对于住宿费：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死者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具体金额，结合二被告意见，考虑死者唐兴兰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应费用，本院酌定100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唐兴兰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必然会对三原告造成精神损害，本院酌定50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为：医疗费18528.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护理费120元、死亡赔偿金758780元、丧葬费44856元、误工费900元、交通费2430元、住宿费1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876674.35元。其中被告中国太保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为本次事故另一伤者张浩预留医疗费2634.22元，剩余限额内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17365.78元。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损失759308.57元（876674.35元-117365.78元）由被告黄严承担赔偿责任，抵扣被告黄严已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74128.2元，被告黄严实际还应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685180.37元（759308.57元-74128.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浩、刘佳欣、张申彧各项损失117365.78元；二、被告黄严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张浩、刘佳欣、张申彧各项损失685180.37元；三、驳回原告张浩、刘佳欣、张申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400元，由被告黄严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黄严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未及时停车且将肇事车辆驶离事故现场；在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又隐瞒肇事者身份，其行为明显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且其提供虚假线索误导民警办案，系伪造事故现场的情形，结合前述规定，上诉人黄严在此次事故中的行为系应承担全部责任的行为，亦系法律给予否定性评价的行为，故一审认定该行为属于法律禁止的情形，并无不当。黄严系委托第三方代为投保，且已支付保险费并已收到被上诉人中国太保邮寄的《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以及印刷在保险单背面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且该商业保险单上有“明示告知”文字提请“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同时，保险单背面印刷的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内容也以黑色加粗字体体现，故一审认定涉案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对黄严具有法律效力且中国太保已依法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黄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黄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兴芸审判员  倪洪杰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