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5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院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院后庄社区。 法定代表人：刘昇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业，山东星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金润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西岭。 法定代表人：生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德寿，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院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院后庄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金润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院后庄居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钢材款12260006.7元、利息200万元及鉴证咨询服务评估费107200元的诉讼请求，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证人出庭作证费人民币3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青岛院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院民公司），而非院后庄居委会。（一）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为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2012年3月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作为发包方将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工程（1#-23#楼）发包给了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将钢材等材料供应以及外墙保温等分项工程分包给了院民公司，后院民公司找到了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供钢材。一审时，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提交了《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棘洪滩街道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工程合同问题证明》、《17#18#竣工结算》、（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的《民事起诉状》、《钢筋供货明细》等证据，且刘会禄亲自到庭作证，这些证据和证言足以证明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工程中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没有对工程内的主材及分项工程对外分包和供应任何材料，且总包方提交的竣工结算资料中包括钢材款项以及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院民公司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金润祥公司以院民公司和院后庄居委会为被告提起诉讼。其在该案中的《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中明确称：“自2011年开始，被告青岛院民工贸有限公司从原告处购买钢材”。同时，金润祥公司在该案中提供了2014年12月30日供方金润祥公司和需方院民公司的《钢筋供货明细》，需方院民公司财务人员武清娟在该《钢筋供货明细》上签字确认，并注明“经送货单核对，明细无误”。该《钢筋供货明细》与金润祥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2013年的所谓《对账单》14张中的所显示钢材供货时间及数量一致。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明确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金润祥公司在（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的《民事起诉状》已经明确自认购买其钢材的是案外人院民公司，且该案中金润祥公司提交的供方金润祥公司和需方院民公司的《钢筋供货明细》形成于2014年12月30日。故本案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院民公司，并非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三）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称：已经收到货款1605万元，均是通过转账支付，且其中绝大部分由院民公司转账支付，其他由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转账支付。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从未以转账形式支付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任何钢材款。因此本案查明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所称已经收到的货款1605万元为何单位支付，足以确定本案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既然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称已经收到的货款1605万元均是通过转账支付，则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处必然存有相应的财务账簿及记账原始凭证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第四十八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不但书面要求法院责令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提交，而且上诉人也当庭要求被上诉人提交1600余万元钢材款的支付凭证以及记载该付款内容的会计账薄和记账原始凭证等书证，但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没有提交该书证。此情形下，原判决应依法认定该货款1605万元并非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支付，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并非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原判决关于2013年8份供货明细、2013年6月24日王晓英出具的“供货明细”及2014年两份《证明》的事实认定和证据认定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关于2013年的8份供货明细。2013年的所谓8份“供货明细”，每份均由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人员签字，分别为：9#10#11#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9#10#11#楼项目部肖玉钦于2013年6月20日签字并注明“数量以核对”、23#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23#楼于新宝于2013年6月21日签字并注明“数量已核对”、22#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22#楼项目部孙朋波于2013年6月22日签字并注明“数量正确”、1#2#5#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1#2#5#楼迟洲恩于2013年6月22日签字并注明“钢筋数量正确”、14#15#18#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14#15#18#楼迟洲恩于2013年6月22日签字并注明“钢筋数量正确”、13#17#20#21#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13#17#20#21#楼项目部孙益海于2013年6月22日签字并注明“数量已核对”、3#6#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3#6#楼于伟昌于2013年6月21日签字并注明“数量以核对”、8#12#19#楼的“供货明细”由总包方8#12#19#楼王俊国于2013年6月21日签字并注明“数量已核对”。而刘会禄在该所谓8份“供货明细”上注明“经双方核对情况属实”，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7月20日。刘会禄已经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言并当庭作证称：当时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各楼座项目部工作人员与金润祥公司核对数量后，由各楼座项目部工作人员签字。刘会禄还有个身份是院民公司的监理，只是作为见证人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各楼座项目部工作人员与金润祥公司数量核对情况是否属实进行证明。如其中2012年5月24日的78.095吨是金润祥公司供应给院民公司办公楼的钢材。需要指出的是，该8份“供货明细”中，刘会禄无论是代表上诉人签字，还是代表院民公司签字，均不够导致认定被上诉人是为上诉人供货的法律后果。假设该8份“供货明细”中，刘会禄是代表上诉人签字，那么该8份“供货明细”中的签字双方为建设单位上诉人和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是该双方对院后庄旧村改造工程中各楼座使用钢材数量的核对。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核对时间均在2013年6月，而刘会禄在2013年7月20日统一签字。故与钢材的供方先行核对的显然是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直接的钢材采购方。此种情形下，该8份“供货明细”在建设单位上诉人和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之间仅是核对涉案工程各楼座所使用钢材数量的核对结果，该8份“供货明细”并未标明供货单位，也没有被上诉人单位人员的签字。故该8份“供货明细”不具有证明上诉人为钢材直接采购单位的法律效力，也不具有证明被上诉人直接给上诉人供钢材的法律效力。关键是，（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金润祥公司提交的供方金润祥公司和需方院民公司的《钢筋供货明细》形成于2014年12月30日，形成时间在该8份“供货明细”之后，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假设该8份“供货明细”中，刘会禄是代表院民公司签字，结合（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金润祥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30日供方金润祥公司和需方院民公司的《钢筋供货明细》，则足以证明本案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院民公司，并非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因此该8份“供货明细”中，刘会禄无论是代表上诉人签字，还是代表院民公司签字，均不够导致认定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是为上诉人直接供货以及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上诉人的法律后果。（二）关于2013年6月24日王晓英出具的所谓“供货明细”。该份所谓“供货明细”为一页，该页上方为一表格，表格中分为时间、名称、规格和数量四栏，名称中品种有“方管”、“角钢”和“架子管”三种，总数量为756.695。数量单位没有标明。该页下方，有三行文字为“数量规格核对无误”、“王晓英”和“2013.6.24号”。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的旧村改造工程中，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没有购买过方管、角钢和架子管。虽然2013年时王晓英在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担任过妇女主任，负责计生工作，但从未负责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工程结算货款工作。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也从未委托王晓英向被上诉人购买过上述方管、角钢和架子管。关键的是，王晓英当时也是私营企业院民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在仍然在该公司投保。原判决仅以王晓英2013年在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处工作过以及王晓英签名认可的所谓“供货明细”就判决该“供货明细”中的方管、角钢和架子管是被上诉人供给了上诉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关于2014年11月10日和2014年10月29日的两份《证明》。因院后庄社区旧村改造工程为青岛恒生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包，青岛恒生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钢材等材料以及外墙保温等工程分包给了院民公司。后当时的社区主要负责人未经民主程序擅自将部分安置房顶账给青岛恒生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院民公司。青岛恒生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院民公司又将其中的个别房屋顶账给了部分分包单位和材料供应商。需要指出的是，该两份《证明》没有上诉人经办人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顶房者为王可才，并非是被上诉人。而且证明内容中虽然有“钢材款顶房”字样，不能够证明是王可才或者被上诉人直接给上诉人供货形成的钢材款。原判决以该两份《证明》推论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是为上诉人供货显然武断错误。因此上述2013年8份供货明细、2013年6月24日王晓英出具的“供货明细”及2014年两份《证明》等不存在原判决所谓的“互相印证”，并未形成一审所谓的“较完整的证据链”。三、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不具有原判决所谓的科学性，鉴定人员也未对上诉人异议作出合理解释，且违法无效，不应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因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并非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无论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是否有效，与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无关且对院后庄居委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1、该《资产评估报告书》仅使用市场法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资产评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除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八、评估方法中称：“本次评估选择并使用的评估方法是市场法”。评估执业准则从未规定钢材的价值评估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故本案钢材的价值评估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仅使用市场法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资产评估，明显违法。2、该《资产评估报告书》，内容中没有“对鉴定过程的说明”等，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四）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五）对鉴定过程的说明”。法庭向上诉人送达的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书》，内容中没有“对鉴定过程的说明”。鉴定机构在最后一次庭审中，虽当庭提交了一份“鉴定过程说明”，但当庭以商业秘密为由收回，鉴定机构不让拍照，法庭没有责令鉴定机构提交该“鉴定过程说明”作为证据，剥夺了上诉人对评估价格的“鉴定过程”是否合法及该评估价格是否成立的质证权利。3、该《资产评估报告书》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四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对鉴定过程、鉴定意见提出询问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应当给予解释或者说明。”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鉴定人员出庭人员没有对被告对鉴定过程、鉴定意见的质询，拒不给予解释和说明。4、该《资产评估报告书》违反了《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测算结果”。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资产评估报告书》没有按照资产评估程序进行。（二）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基准日是2011年和2012年申请方供货时间。而被上诉人所谓对账单中的供货时间的日期十分具体，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每个日期的钢材价格进行鉴定。但从《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附《评估明细表》来看，同型号钢材2012年全年均是同样价格。而钢材的市场价格不会全年没有波动，显然评估机构没有严格按照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青岛市当地钢材价格基本以我的钢铁网价格为依据，市场价格基本在该价格基础上上下浮动不到100元。2011年和2012年的钢材市场价格不过3000元。但《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附《评估明细表》中所载评估价格最高5190元，最低4520元，比市场价格高1000元以上。故《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格严重背离2011年和2012年的市场价格。而且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没有提供相关的评估过程资料，致使上诉人无法对其评估价格是否合法、独立、客观、公正进行提出异议。故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违法无效，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应退回上诉人缴纳的3000元出庭作证费用或者应判决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承担该费用。因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并非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无论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是否有效，与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无关且对院后庄居委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明知本案为虚假诉讼，却故意不尽审判职责，导致错误判决。（一）原判决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按照钢材交易的习惯，即使双方不签订买卖合同，也会在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或者发票等证据上显示购货单位和钢材价格。本案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有《送货单》，（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2014年12月30日供方金润祥公司和需方青岛院民工贸有限公司的《钢筋供货明细》，院民公司财务人员武清娟在该《钢筋供货明细》上注明“经送货单核对，明细无误”，也证明有《送货单》。而《送货单》在交易习惯上是供方出具，至少一式三联，需方签字后给需方一联，供方保留记账联等二联。而本案中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却拒不提交该《送货单》。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的任何付款都受街道办事处审批，且相对方必须开具发票之后才能够支付款项。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从未向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开具任何发票，上诉人也从未支付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钢材款。而2013年的所谓8份供货明细、2013年6月24日王晓英出具的所谓“供货明细”其性质并非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也非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且均未记载债权人为被上诉人。因此，即使根据钢材买卖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否定被上诉人的主张。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是关于预期付款违约金和预期付款损失的规定。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与合同相对方规定了付款时间。原判决却以2013年1月1日作为应当支付货款的时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称已经收到货款1605万元，且均是通过转账支付。而本案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从未以转账形式支付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任何钢材款。因此本案查明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所称已经收到的货款1605万元为何单位支付，足以确定本案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因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处1600余万元钢材款的支付凭证以及记载该付款内容的会计账薄和记账原始凭证等书证，故本案一审时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向一审法院邮寄了《责令原告提供证据申请书》，后在开庭时又当庭提交了该《责令原告提供证据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提供其所称的1600余万元钢材款的支付凭证以及记载该付款内容的会计账薄和记账原始凭证等书证。上诉人的申请理由完全成立，但一审法院既没有作出责令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提交相关书证的裁定，也没有通知上诉人申请理由不成立，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的有关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因（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钢筋供货明细》每页最后均有院民公司财务人员武清娟亲笔签字确认并书写“经送货单核对明细无误”。另，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2013年6月24日的供货明细上为王晓英签字。而武清娟和王晓英为院民公司工作人员，均在该公司投保。因上诉人无法取得该两人的投保情况。为证明武清娟和王晓英为院民公司工作人员的事实，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向城阳区社保部门依法调取武清娟和王晓英在案外人院民工公司社会保险投保情况。但一审法院拒不依法调取，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四）一审法院明知本案为虚假诉讼，却故意不尽审判职责。2019年以来包括本案在内，已经发生多起总包方、院民公司、其他分包单位或材料供应商等单位、政府有关部门及上诉人以前的部分工作人员互相勾结，利用院后庄旧村改造账目没有向新一届居委会移交，上诉人无法正常举证的情形下进行虚假诉讼。本案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明知其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院民公司，却故意捏造事实针对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尤其是，本案在存在（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及2014年12月30日《钢筋供货明细》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理应尽到审判职责，依法调取证据并责令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提交1605万元货款的财务账簿及记账原始凭证等书证，并追加院民公司为第三人，以查明本案事实。 金润祥公司辩称，原判决正确，应予维持。1、生效文书认定“外墙保温涂料等为建设单位即上诉人指定专用分包项目，上诉人指定分包项目及甲供材从每阶段进度款中按付款比例扣除”，该认定直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没有对涉案工程内的主材及分项工程对外分包和供用任何材料，总包方（青岛恒生源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将钢材等材料供应及外墙保温等分项工程分包给了院民公司”，不能成立。2、关于（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问题，该案金润祥公司在起诉后，认为相关主张错误主动撤诉，所以该案并未进行任何的事实确认，且文书同样认定“以撤诉结案，提交的钢筋供货明细复印件等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3、关于供货明细及刘会禄的身份问题：刘会禄系上诉人处的两委成员，并系上诉人指定的涉案旧村改造工程中的工程师，职责为代表上诉人“行使本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见上诉人提交的《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明确记载）。很显然其在金润祥公司提交的供货明细中的签字，是对金润祥公司供货数量的确认，同时也是对上诉人收到金润祥公司钢材进行核实，履行职务行为的明显体现。4、关于以房抵顶工程款的两份《证明》：首先，该两份证明系上诉人出具，且明确记载用于抵顶金润祥公司（王可才系金润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个人未从事钢材买卖业务）的钢材，如果金润祥公司没给上诉人提供钢材，作为社区根本就不可能出具该证明。其次，如果该证明如上诉人所称，那王可才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证明中约定的房屋，更不可能一直居住、使用该房屋直至今天（见一审金润祥公司提交的缴纳水费等费用票据及出租房屋的租赁合同）。最后，出具《证明》的行为实际上已确认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为上诉人。5、关于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该报告书的出具主体系依法成立的专业评估机构，具有相应法定资质，鉴定程序及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事项，在一审过程中鉴定人员已经当庭给予了充分、明确的解释与说明。对此，金润祥公司不再赘述。6、原判决认定200万元利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金润祥公司在2012年给上诉人供货，但上诉人一直拖欠货款1200余万元达八年之久，给金润祥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即使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也达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基于金润祥公司的主张仅支持了其中的200万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金润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院后庄居委会支付钢材款16846400元及经济损失2000000元；2.判令院后庄居委会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1年12月20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金润祥公司向院后庄居委会旧村改造工程提供钢材、方管及架子管等物资。院后庄居委会、旧村改造工程院后庄居委会方指定工程师刘会禄在金润祥公司出具的8份供货明细中签字确认供货时间、类型和数量；院后庄居委会工作人员王晓英在金润祥公司出具的1份供货明细中签字确认供货时间、类型和数量。 2.2014年11月10日，院后庄居委会给金润祥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王可财用钢筋款顶房楼房号为14#4单元402户。面积为84.87㎡*3700元=314019元正。储藏室没计算，以后以实际面积为准计算。特此证明”；2014年10月29日，院后庄居委会给金润祥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王可财用旧村改造钢筋款顶账的安置楼房为1号楼2单元401户。面积为113.77㎡*3700元=420949元正。储藏室没计算，以后以实际面积为准计算。特此证明”。上述两套房屋现由金润祥公司法定代表王可才占有使用。 3、本案审理过程中，金润祥公司自认院后庄居委会除用房屋顶账外，还已经支付货款16050000元的事实。 4.经金润祥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对金润祥公司供应的钢材、方管、架子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青海德评鉴字【2020】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和2012年申请方供货期间，评估结论为：委托评估的涉案钢材、方管及架子管的市场价值合计为29412204.98元，其中，2012年5月24日单独注明为“办公楼”的供货明细中的所列明的钢材价值为367231.28元。金润祥公司支出鉴证咨询服务、评估费107200元。院后庄居委会对该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申请评估人员出庭接受质询。2020年7月17日，评估人员邴兆国出庭接受原、院后庄居委会质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有关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尽管金润祥公司、院后庄居委会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建筑钢材买卖合同，但是金润祥公司提交的由院后庄居委会工作人员刘会禄、王晓英签字确认的供货明细，院后庄居委会出具的金润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可才用钢筋款顶房的证明，以及原、院后庄居委会双方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院后庄居委会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钢材买卖合同。院后庄居委会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为院民公司，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程序合法，意见具有科学性，且评估人员已经对院后庄居委会的异议作出解释，故对该评估报告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标注为“办公楼”的2012年5月24日供货明细系单独形成，签字人刘会禄确认该部分钢材并非是使用于院后庄居委会旧村改造工程，且金润祥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办公楼系院后庄居委会旧村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对金润祥公司向院后庄居委会主张该部分钢材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金润祥公司可以持有效证据向真正的义务人另行主张。院后庄居委会认可刘会禄为其社区居委会委员，院后庄居委会提交的《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显示刘会禄为院后庄居委会旧村改造工程中院后庄居委会方指定的工程师，代表院后庄居委会“行使本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本案审理过程中，院后庄居委会和刘会禄本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刘会禄与院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院民公司授权刘会禄向金润祥公司购买建筑钢材的事实，因此，对院后庄居委会主张的刘会禄为院民公司职工，受院民公司委托接受金润祥公司钢材的意见，不予采纳。院后庄居委会认可王晓英为其社区工作人员，且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晓英同时为院民公司职工，因此，对院后庄居委会主张的王晓英为院民公司职工，受院民公司委托接受金润祥公司钢材的意见，不予采纳。金润祥公司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鲁0214民初1009号案件中起诉院后庄居委会和院民公司，要求两者共同偿还案涉钢材款，但在法院对事实作出认定之前金润祥公司就申请撤回起诉，因此，金润祥公司起诉的行为并不当然证明其已经确认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院民公司的事实。综上，院后庄居委会购买金润祥公司建筑钢材，价值29044973.7元（29412204.98元-367231.28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货款扣除院后庄居委会以房抵扣的734968元（314019元+420949元），以及金润祥公司自认的院后庄居委会已经偿还的16050000元，余款为12260005.7元。因院后庄居委会至今未付款，给金润祥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金润祥公司以12260005.7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规定，予以确认；金润祥公司仅主张其中的2000000元，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且不损害院后庄居委会的合法权益，予以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院后庄居委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金润祥公司货款12260005.7元及利息2000000元；二、院后庄居委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金润祥公司鉴证咨询服务、评估费107200元；三、驳回金润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878元，由金润祥公司负担26875元，院后庄居委会负担108003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鉴定机构出具的青岛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证人出庭花费了3000元。 证据二、《电汇凭证》、《记账凭证》、《活期历史交易查询》各1份，拟证明：1、2012年7月30日，院民公司通过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棘洪滩支行账户向金润祥公司青岛银行向阳路支行账户汇款3000万元；2、该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处明确记载：购钢材；3、与被上诉人金润祥公司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院民公司。 金润祥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是上诉人应当交缴纳的费用，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明显系被上诉人与院民公司之间的账务往来，与本案毫无关系。该证据本身并不能证明该资金的真实情况，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该笔资金与本案无关，当时院民公司需要贷款，该笔贷款以购买钢材的名义办理，该笔贷款进入被上诉人账户后，被上诉人已经返还给了院民公司，上诉人调取的该证据仅是一部分，并未调取返还的证据材料。根据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当庭陈述，该证据中显示的款项不可能是与本案有关的款项，因为双方的涉案业务量不可能存在一笔3000万元的业务，据此也可以证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待证事实，本院将在裁判理由中予以认定。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就已付款1605万元向法庭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及六张银行进账单，称因双方买卖合同履行时间为2012年，距今时间很久且一部分系付给了生丽个人账户，相关的材料无法全面提供，金润祥公司仅有收款统计及部分收款凭证，无详细的财务账本。被上诉人提交2012年4月20日进账单证实2012年4月20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收到上诉人通过支票支付的100万元；提交银行记账单证实2012年4月26日收到院民公司付款400万元，2012年11月15日收到院民公司付款20万元，2013年6月17日收到院民公司付款100万元，2016年3月9日收到院民公司付款100万元，以上四笔均汇至被上诉人公司账户；2012年7月24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收到院民公司付款600万元。该600万元实际是院民公司以向被上诉人购买钢材款的名义向银行贷款3000万元，贷款发放后汇至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因该款是院民公司的贷款，被上诉人将其中的2400万元还给了院民公司，有2012年7月31日被上诉人向院民公司转账2400万元的进账单为据，当时双方同意其中600万元为上诉人支付的钢材款。上述款项虽然以院民公司名义付款，但是实际上是上诉人支付购买被上诉人的钢材款。2012年1月3日收款40万元，2012年3月29日收款40万元，2012年4月10日收款60万元，2012年5月14日收款30万元，2012年12月14日收款15万元，共计195万元，以上款项均汇至生丽个人账户。因银行仅保留近5年的银行流水，上述款项银行无法提供进账记录，因此，无法提交上述5笔的记录。剩余的为2012年9月27日收款10万元，2012年10月收款20万元，2012年10月26日收款20万元，2016年7月21日收款50万元。该四笔暂时无法提交凭证。生丽现在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证认为，该记账流水系被上诉人单方记账，除支票付款和银行转账系书证外，其他付款说明，应当视为当事人陈述。因院民公司非本案当事人，与其有关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本院不予评判。 根据工商登记查询，院民公司系刘云厚一人公司，刘云厚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所提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院民公司的上诉理由，经查，院民公司系刘云厚成立的一人公司，刘云厚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同时系涉案合同履行期间的上诉人的社区主任，法定代表人。依据在案证据，涉案买卖合同的付款，既有通过院民公司账户支付，亦有上诉人的支票支付及以房抵债行为。二审期间，上诉人根据法院调查令又调取了《电汇凭证》、《记账凭证》、《活期历史交易查询》各1份，拟证明2012年7月30日，院民公司通过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棘洪滩支行账户向金润祥公司青岛银行向阳路支行账户汇款3000万元；该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处明确记载：购钢材。据此主张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是院民公司。本院认为，虽然电汇凭证明确记载汇款为购钢材，但涉案钢材买卖时间跨度为2011年12月-2012年12月30日，经评估后总计为2900余万元，不足3000万元，上诉人对该评估价款尚有异议，认为评估价格过高，若院民公司为买受方，在钢材尚未全部交付完毕，即超额预付全部价款的概率是很小的，且依据被上诉人自认，截止2012年7月24日，即涉案3000万元汇款前，被上诉人已经收到钢材款1270万元（40+40+60+100+400+30+600）。关于该3000万元，被上诉人辩称，该笔资金与本案无关，当时院民公司需要贷款，该笔贷款以购买钢材的名义办理，该笔贷款进入被上诉人账户后，被上诉人在扣留了600万元后，余款2400万元已经返还给了院民公司，并提交其向院民公司转账的进账单为据。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在院民公司未到案的情况下，上诉人据以主张涉案电汇凭证证明院民公司用于支付了涉案工程款，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应当提交其已收款1605万元相关证据的上诉理由，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相关收款证据，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及部分银行进账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买卖合同付款的证明责任在买受方，被上诉人作为出卖方自认的已付款数额，仅产生免除买受方对该部分付款的证明责任，不发生证明责任转移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申请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收款凭证，旨在通过付款主体推定买卖合同的买受方，本院认为，在院民公司未到案，院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签字确认供货明细的刘会禄、王晓英系上诉人工作人员，上诉人系涉案工程的建设方，系整个工程的最终债务人，涉案钢材款的付款既有通过上诉人账户支付及以上诉人房屋抵债的，亦有通过院民公司账户支付的情况下，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涉案交易的相对方系院民公司而非上诉人，其主张院民公司系买卖合同的买受方，欠缺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院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涉案评估报告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该上诉理由亦系其一审的辩解理由，本院认为，涉案评估报告系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针对上诉人的异议，鉴定人亦出庭接受了质询，原判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所提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经查，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出庭亦证实被上诉人供货的真实性，本案讼争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是上诉人还是院民公司，系履行合同的义务主体之争，上诉人据此主张涉嫌虚假诉讼，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判决责令其承担200万元利息不当的上诉理由，经查，涉案交易无书面买卖合同，对还款期限未作约定，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涉案钢材交易自2011年12月-2012年12月30日，总货款高达2900余万元，被上诉人自认自2012年1月至2016年7月陆续收到部分货款及房屋抵债，至今尚有1200余万元未还，被上诉人有权诉请逾期付款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上诉人关于200万元损失的诉请，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院后庄居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78元，由上诉人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院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晋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