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榆中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23民初2330号原告:魏某某，女，汉族，1969年3月3日出生，住甘肃省榆中县。原告：张某某，男，汉族，1994年9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原告：张某莉，女，汉族，1997年11月7日出生，住甘肃省榆中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榕桥，甘肃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荣，甘肃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某，男，汉族，1948年11月5日出生，住甘肃省榆中县。被告：张某红，男，汉族，1953年7月29日出生，住甘肃省榆中县。被告：张某胜，男，汉族，1975年5月13日出生，住甘肃省榆中县。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与被告杨某某、张某红、张某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榕桥、李亚荣，被告杨某某、张某红、张某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73020.53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受害人张某甲与各被告均系甘肃省榆中县清水驿乡稠泥河村下街社社员，2020年1月13日，因被告杨某某妻子去世，作为村中的惯例和要求，被告下街社社长张某胜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受害人前往杨某某家协助料理死者后事。2020年1月15日即葬礼当日，被告张某胜又通过下街社微信群催促包括受害人张某甲在内的本社全部男社员前往杨某某家帮忙料理死者后事，受害人张某甲收到消息后于当日早上9点前往杨某某家。被告张某红作为丧事“总管”安排受害人以“知客”（即知客人，帮主家招待前来吊唁宾客的人）身份帮忙招待宾客陪宾客喝酒。期间，受害人与张耀雄、刘树强、刘树刚、刘树国、刘树东、杨彦强、张明珠、刘玉仪等人共同饮酒，直至当日15点14分，原告魏某某突然接到被告张某胜电话称受害人受伤，原告在赶往被告杨某某家后发现受害人已倒地昏迷，头、面部有明显血迹及伤痕。鉴于情况紧急，原告立即拔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受害人送往榆中县××人民医院救治，因伤势严重，受害人于当日下午6点左右转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继续抢救治疗，并初步诊断为：创伤性颅内出血、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后期的救治过程中，受害人出现肺部感染，伴随神志不清，病情愈发严重，并于2020年1月23日3点4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于当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定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悲剧发生后，各原告找到被告杨某某、张某红、张某胜等人追问事情经过，但各被告均含糊其辞，不是谎称受害人系醉酒后自己摔倒，就是躲着原告不见。更有甚者，在料理受害人后事的过程中各被告出于心虚均未到场或进行慰问帮助。综上所述，各被告作为帮忙的邀请人、管理人，在受害人醉酒后，均负有照顾、护送、通知家属和及时救治的义务，但各被告未尽到相应义务，造成受害人饮酒后致伤死亡，给原告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原告魏某某常年疾病缠身不具有劳动能力，原告张某莉只能凭借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原告张某某也在外地打工维持生计，受害人张某甲生前为数不多的劳动收入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全部经济来源。现受害人的意外过世，对本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各原告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望查明事实，公正裁判。被告杨某某辩称:依据乡村惯例，家人去世以后都是需要喊别人帮忙抬埋，至于让谁来帮忙抬埋我不清楚，我只是买了烟、酒让前来帮忙的人吃、喝，至于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不同意赔偿。被告张某红辩称:杨某某妻子去世我是总管，我有权在他家安排事务，但是我只是操心让前来帮忙的人吃好、喝好，并且操心埋人的事宜。现在让我赔偿没有一点理由，我不同意赔偿。被告张某胜辩称:我不同意赔偿，我作为社长，社里每一家的红、白事都是我喊人的，不管是微信还是电话都是我通知。杨某某妻子去世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死者张某甲并没有来，杨某某家张某甲是第二天才来的，不同意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证据：1.《户口本复印件》1份5页，证明三原告均系受害人张某甲的直系亲属，为本案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稠泥河三社微信群聊天记录》1份2页，证明2020年1月14日，因被告杨某某妻子去世，作为村中的惯例，被告下街社社长张某胜通过微信群通知受害人及本社社员前往杨某某家协助料理死者后事。2020年1月15日即葬礼当日，被告张某胜又通过下街社微信群催促包括受害人张某甲在内的本社全部男社员前往被告杨某某家帮忙料理死者后事。3.《榆中县××人民医院甘肃省门诊病历首页》1份1页、榆中县××人民医院ＣＴ检查报告单1份1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病历》1份58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3份3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超声科报告单》2份3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1份1页、《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份1页；证明受害人张某甲于2020年1月15日因饮酒后受伤，当日下午送至榆中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伤势过重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转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治疗，治疗期间伤势不断加重，2020年1月23日3点4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于当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定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4、《榆中县××人民医院挂号单》2份1份、《甘肃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榆中县××人民医院）》9份5页、《甘肃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兰大二院）》1份1页、《甘肃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份1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费回执》2份1页、《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费用结算清单》1份5页、《收据》4份2页、《中国银行付款回执》1份1页、《收条-兰大二院太平间》1份1页，证明受害人张某甲在榆中县××人民医院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抢救治疗期间，原告共花费各项医疗费人民币48867.53元；医嘱护理费5120元；交通费350元。5、《赔偿项目计算清单》1份2页，证明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均根据《2020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及原告实际花费的费用计算，符合法律规定。6、榆中县公安局调取的询问笔录，证明受害人在张某胜的召集下为杨某某家中丧事帮工，由张某红安排作为支客陪同来客喝酒，导致死亡的过程。被告杨某某对《户口本复印件》、《稠泥河三社微信群聊天记录》无异议；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不予质证；对《赔偿项目计算清单》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榆中县公安局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对事情发生的经过不清楚。只是给社长张某胜打了电话、至于谁安排、谁干什么、谁喝酒都不清楚。被告张某红对《户口本复印件》、《稠泥河三社微信群聊天记录》无异议；对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不予质证；对《赔偿项目计算清单》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榆中县公安局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是总管，但是支客不是我安排的。把杨某某妻子埋了以后，我只安排受害者去了大门口，只有妇女孩子的一桌帮忙，至于他后来怎么喝酒的我不知道。被告张某胜对《户口本复印件》、《稠泥河三社微信群聊天记录》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认可；第四组证据无异议；对《赔偿项目计算清单》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可其是社长，不管谁家出事都要安排别人帮忙，甚至本案受害者也是我安排抬埋的，这是我的职责，我通知别人没有错，现在让我赔偿没有理由。对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稠泥河三社微信群聊天记录》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榆中县××人民医院甘肃省门诊病历首页》、榆中县××人民医院ＣＴ检查报告单、《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病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超声科报告单》、《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榆中县××人民医院挂号单》、《甘肃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费用结算清单》、兰州金英卫生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发票、《收条-兰大二院太平间》是死者在治疗期间医院诊断、治疗及死亡后实际产生的费用，本院予以确认。对编号×××64、0004319的《收据》两份无单位名称、盖章、护理内容不明确，本院不予确认。中国银行向甘肃至仁同济大药房付款凭证因无医嘱证明，不能证明与伤情治疗需要相符，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赔偿项目计算清单》对死亡赔偿金应当以死者经常居住地，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榆中县公安局询问笔录系死者家属报案后，公安机关根据职权向受害人家属及其他证人证言制作的询问笔录，其程序合法、如实记录，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死者张某甲与被告杨某某、张某红、张某胜均系甘肃省榆中县清水驿乡稠泥河村下街社社员。2020年1月15日,被告杨某某为妻子举办葬礼，按照村中的惯例，下街社社长被告张某胜通过下街社微信群通知本社男社员前往杨某某家协助料理死者后事。受害人张某甲收到消息后前往杨某某家帮忙招待宾客。被告张某红受被告杨某某委托，作为“总管”处理丧葬事宜。当日受害人张某甲酒后不慎摔倒致创伤性颅内出血、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于2020年1月23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于当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确定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另查明：各原告经济损失共计282659.53，其中：医疗费48867.53元、护理费1232元（154元/天×8天）、护理用品16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100元/天×8天）、交通费350元、死亡赔偿金192578元（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28.9元/年×20年计算）、丧葬费为38668元（职工平均工资77336元/年÷2计算）。本院认为，村民在婚丧嫁娶中互帮互助的行为是一种团结友爱、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和善良风俗，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宴席饮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人际交往活动,但饮酒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人们在饮酒前应当预见到饮酒可能会给自身或者他人造成的伤害，在饮酒时自主控制饮酒行为，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对自己的酒量有一个正确的估计，量力而为，不可过量饮酒，将自己置于伤及自身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中。本案死者张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己的酒量和身体状况，但过量饮酒导致意识不清，不慎摔倒致创伤性颅内出血、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的后果，对此死者本人应当承担90%的责任。被告杨某某作为酒宴的主人，应对饮酒的数量加以审慎的控制，有注意保证前来赴宴的客人在喝酒过程中和醉酒后的人身安全的义务。对赴宴客人人身安全承担合理的护送、照顾、通知家属的义务，避免在离开饮酒场所后由于没有人照顾发生意外事故。其对邀请招待宾客的“知客”张某甲未尽到提醒、照料、护送的义务，应承担10%的责任。被告张某红作为义务帮工人，未领取工资报酬，不属职务行为，系村民之间增进感情及沟通交流的情谊行为。也无证据证实其安排死者招待宾客喝酒，其与受害人之间不产生法律关系，也对受害人死亡无侵权责任。被告张某胜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成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倡导村民之间互相帮助的提醒是乡风文明的体现，并未不妥，在宴席中也未对死者有恶意劝酒行为，其没有照顾、护送的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死亡赔偿金646468元，但死者户籍、经常居住地均为农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原告要求被抚养人生活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因本案死者自身有过错，对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各项经济损失282659.53元的10%，即28265.95元。二、驳回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65元，由原告魏某某、张某某、张某莉负担4018元，被告杨某某负担4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丽梅审 判 员  高崇龙人民陪审员  张荣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陶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