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302民初4721号原告：张勇，男，1977年2月6日出生，住淄博市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山东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颐泽将军大道**。法定代表人：张庆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梅，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正浩，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张勇与被告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川农商行）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4日、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被告淄川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梅、谢正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信息记录，恢复原告的征信；2.判令被告在淄博市范围内的报刊上刊登文章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及经济损失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9年4月20日为借款人张鹏与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提供保证，于2010年4月2日为借款人蒲利与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提供保证，由于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分别于2011年2月21日和2013年1月9日向淄川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借款人和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经法院审理，并依法作出（2011）川商初字第516号（以下简称516号）、（2013）川商初字第159号（以下简称159号）民事判决，确定由原告及其他保证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法律文书生效后，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原告将上述两个案件的民事责任予以承担，其中516号案件已经淄川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作出了（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159号案件原告在缴纳了116500元后，被告在淄川区法院的执行笔录中承诺在原告偿还了116500元之后不再申请执行原告，案件与原告无关。2018年8月27日，被告与借款人张鹏达成执行和解，淄川区法院依法作出（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案件已经结案。综上所述，原告已经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履行了还款义务，且案件已经全部结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原告已经不再具有涉案的担保义务，不存在不良征信的事实，且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个人信息通过征信机构予以提供，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淄川农商行辩称，1.答辩人采集上报的原告的担保信息与事实相符，不存在错误。《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其有关要求，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报送个人信用信息”。答辩人在采集上报再审申请人的担保信息时，未对相关信息进行任何篡改，完全按照原告为案外人在答辩人处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进行采集上报，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记录并反映在其征信报告中。截止目前原告所担保的借款仍未结清，其担保事实仍然存在。答辩人征信报告中对该担保信息所做的描述也与担保事实一致，信息不存在任何错误。2.答辩人采集上报原告担保信息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信用数据库标准及其有关要求，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报送个人信用信息”。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依照以上行政法规和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原告担保信息是答辩人的规定义务，答辩人采集上报原告为案外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信息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和不当。3.答辩人采集上报的原告担保信息不当然导致金融机构对原告的信誉做出负面评价。《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供信息使用者参考”。答辩人依照规定采集上报原告担保信息后，该信息记载于原告的征信报告中，并未对其行为做出任何定性评价。按照上述规定，该信息仅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参考，其他金融机构是否向原告发放贷款取决于原告是否具备其他金融机构机构贷款发放的条件，而非取决于该信息所反映的事实。4.征信报告所记载信息系对客观事实的记载，不以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为前提。《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上述规定表明，首先征信报告记载的内容是“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参与“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上述信息都属于事实信息，这些信息的形成和记录与是否承担法律责任无任何关系，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记录。其次，针对个人不良信用记录，保存期限为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而非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即不再记录，这说明征信报告中的信息是客观事实的记载，是对被记载人的信用行为的如实记录，不以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为前提。原告案件全部执行完毕的时间在2018年9月，至今尚未满5年，也不符合消除的年限规定。5.答辩人采集上报的原告担保信息不存在错误，不符合人民银行征信异议条件，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删除担保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个人认为本人信用报告中的信用信息存在错误时。可以提出书面异议申请”，“异议信息确实有误的，商业银行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应当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更正信息”。上述规定是中国人民银行给予被记载人针对征信报告记载内容的救济措施。如前所述，原告为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以保证人身份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其保证担保事实真实存在，且其担保的借款仍未清偿，答辩人根据该担保事实，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的与原告的担保信息与事实相符，信息不存在任何错误，不符合征信异议的条件，原告不能要求答辩人就不存在错误的信息向人民银行提出异议申请，其请求无法律法规依据。6.保证责任免除是对民事责任的消灭，而非对客观民事行为的消灭。依照担保法规定，原告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答辩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但原告为案外人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仍然存在，保证责任免除是对民事责任的消灭，而非对客观民事行为的的消灭。7.征信系统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通过征信报告促进个人或企业重视自己的信誉。征信有以下四大特征：一是征信报告是基于事实产生的记录，它如实客观的记录个人或企业在金融机构发生的历史信贷业务痕迹，不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要。金融机构录入信贷记录时依据合同文本，只要合同真实有效，征信系统就会客观记录。征信记录不能作为债权确定或消灭的依据。二是征信系统只记录，不定性。个人征信报告只是作为金融机构做出信贷决定的参考，不是决定性因素，只要该客户符合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容忍，金融机构可以向有违约记录和担保记录的客户发放贷款。三是征信系统是相对封闭的。按照规定只有本人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因法定事项经法定程序（取得授权）才能对征信系统内的信息进行查询，征信报告不存在向不特定人群传播的情形。四是自违约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后，征信机构才会删除不良信息。这说明征信报告就是一个人的信用记账本，它如实反映一个人的信用行为记录，信息保留5年的设计是为了进一步约束个人的信用行为，督促其珍惜信用。综上，原告为他人提供保证担保，由于未按约还款致判决到申请执行，均未能守信，已属于不良贷款。在执行阶段，原、被告虽对如何还款进行和解，原告也已经按照协商的内容归还了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但并未付清借款的全部利息。被告方虽出具了执行完毕证明，但该证明并不能消除原告未付清借款利息的事实，被告不再向原告主张债权也不意味着原告的贷款记录为良好。作为一个守信的公民，仍可按原有约定承担还款的义务。原告未能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借款利息系造成其不良贷款记录的成因，被告对此并无过错，原告所提请求无理，虽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但是其担保事实仍然存在。侵犯自然人的名誉权，应是不真实的散布了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并造成了自然人名誉的损害。答辩人采集上报其担保信息，不论从行为还是信息本身而言，均不存在过错，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而且，征信报告仅仅是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参考，并不当然导致金融机构拒绝向原告发放贷款。并且，个人征信信息对外并不公开仅有本人及司法机关或特定金融机构才有可能在必要时获取，不会造成原告在社会上评价度的降低，没有所谓的侵犯名誉权后果发生，因此存在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问题。最后，构建良好的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提升全社会的信用水平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只有诚实守信才是立足之道。被告在庭审中还辩称截至2020年12月3日，张鹏借款合同项下尚欠应收利息123106.13元，蒲利借款合同项下尚欠应收利息78944.81元，原告作为这两笔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于事实上尚未还清的借款，在民事行为上仍然具有担保行为，只是通过法院的执行和解，答辩人认为原告在法律上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4月20日，案外人张鹏从淄博市淄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淄川农信社）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4月20日至2010年4月19日，由原告张勇及案外人陈庆军、刘元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0年4月2日，案外人蒲利从淄川农信社借款10万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0年4月2日至2012年3月18日，实际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2日至2012年3月18日。由原告张勇及案外人王峰、彭绍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借款贷出前一日即2010年4月1日，蒲利、张勇、王峰、彭绍淳共同向淄川农信社出具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授权淄川农信社在本次业务过程中（从业务申请至业务终止），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并将本人身份识别、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个人基本信息，在个人贷款、各类信用卡和对外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等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上述两笔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均未按约还款，保证人亦均未履行保证责任。淄川农信社分别于2011年2月21日、2013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分别于2011年5月13日、2013年2月26日作出516号、159号民事判决。516号判决张鹏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20万元及自2009年4月20日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为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陈庆军、刘元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鹏、张勇、陈庆军、刘元胜负担。159号判决蒲利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1年9月21起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王峰、彭绍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蒲利、张勇、王峰、彭绍淳负担。该两份判决生效后，借款人及保证人均未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淄川农信社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516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2月4日、2015年7月1日支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息合计116500元。2015年7月1日，淄川农信社向本院承诺516号案件不再申请执行张勇，该案件与张勇无关。2018年8月27日，516号案件借款人张鹏与淄川农信社达成和解协议书，淄川农信社同意放弃对剩余款项的追索，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以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事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为由，裁定51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159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1月10日、2016年6月12日支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息合计35000元。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以本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至此，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事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为由，裁定15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原告于2020年8月17日打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该报告“（三）相关还款责任信息”部分记载：贷款人为淄川农商行，借款人为张鹏，开立日期为2009年4月20日，还款责任金额为200000元，张勇作为保证人，该笔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损失”；贷款人为淄川农商行，借款人为蒲利，开立日期为2011年4月2日，还款责任金额为100000元，张勇作为保证人，该笔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可疑”。张勇于2020年9月18日就该两项不良信用记录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该行回复“经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数据无误”。另查明，2016年2月2日，淄川农信社改制为淄川农商行，淄川农商行承继淄川农信社所有资产、经营业务、债权债务。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516号判决书、159号判决书、交款单据、执行笔录、授权委托书、和解协议书、（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个人信用报告、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被告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经当庭质证及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名誉权，应当根据原告是否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来认定。通过庭审查明，原告为借款人张鹏、蒲利在被告处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借款到期后及516、159两案判决生效后均未主动履行保证责任，被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监管要求向征信机构报送张鹏、蒲利两笔借款真实欠款记录，并非捏造，不存在虚构事实和侮辱、诽谤等情形。但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者其他主体提供信贷信息，应当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并适用本条例关于信息提供者的规定。”据此，即使报送的是真实信息，被告也应在向征信机构报送与原告相关的信贷信息时，事先征得原告的书面同意。本案中，被告仅提交了蒲利借款案中有原告签名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证实其履行了该项程序；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在张鹏借款案中亦事先征得了原告的同意，故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向征信机构报送记载原告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损失”的不良记录的行为构成违法。况且，该两笔借款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承担了部分保证责任，在张鹏借款案中，被告明确承诺不再向原告主张权利。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的（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及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的（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已裁定516、159两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被告以原告保证责任虽已免除但其所担保的借款仍未结清为由，继续计算和主张该两笔借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原先报送的信息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发现其所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不准确时，应当及时报告征信服务中心，征信服务中心收到纠错报告应当立即进行更正。”被告理应将该两笔借款全部结清的信息及时报告征信机构，但截至2020年8月17日原告查询其个人征信报告时，该两笔借款并未记载结清，原告的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亦因此仍记载为“损失”“可疑”，被告该行为亦属违法。综上所述，因被告向征信机构报送原告为张鹏借款担保的相关信息时，未事先征得原告的同意，被告应当停止侵害，协助消除原告在征信机构个人信用报告中该项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原告为蒲利借款担保的相关个人信用信息，虽然事先征得了原告的书面同意且自该笔借款全部结清至今尚未满征信机构保存不良记录的五年期限，但被告仍应纠正其未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的违法行为，将借款结清的信息报送征信机构，征信机构收到纠错报告后应当立即进行更正。因被告未事先征得原告同意报送个人信息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准确的向征信机构报送信息，致使原告的担保贷款五级分类记载为“损失”“可疑”，客观上确实为原告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相应的阻碍，但由于银行征信系统相对封闭，相关信用记录并未在不特定的人群中传播，未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此节，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在淄博市范围内的报刊上刊登文章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精神及经济损失1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消除张勇的不良信用记录（2009年4月20日为张鹏借款200000元担保）；二、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张勇报送不良信用记录的纠错报告（2011年4月2日为蒲利借款100000元担保）；以上两项，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张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勾 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相建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