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龙龙,男,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娟、花映洲，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淘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海创科技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泽绕，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娟、花映洲，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房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浙大网新智慧立方****** 法定代表人：王泽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娟、花映洲，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星,男,198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韩英，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泽金,男,1983年6月15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绥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娟、花映洲，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龙龙、杭州淘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邻公司）、杭州房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星、原审被告王泽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10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改判驳回陈星的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陈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根据2019年9月1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法院审理案件需要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原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了《退股协议》与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遗漏了《退股协议》因股东未同意也没有俞龙龙签字导致未成立未生效故而重新签订了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关键事实，并遗漏了同时间段同步股权转让退出的股东师永涛亦根据实缴出资金额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案涉三方《退股协议》系针对房侣公司的创始股东陈星退出房侣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出让方陈星身份特殊且与房侣公司在册的投资人股东签订过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其退出房侣公司如果没有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投资人股东同意是不可能得以履行的，故而该《退股协议》将房侣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作为协议生效要件，但因房侣公司股东未通过故而没有签署成立也没有生效。此后陈星与杭州淘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邻公司”)、陈星与俞龙龙重新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并另行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房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形成时间及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7年9月23日，可知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23日并非是9月19日，而且是因为案涉三份《退股协议》被房侣公司的股东否决无法生效故而各方重新确定了交易方式及对价并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退股协议》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系同一天签订的阴阳合同。第二，房侣公司关于同意陈星出让股权的股东大会作出时间是2017年9月23日之后，且转让对象为淘邻公司和俞龙龙，并非未成立的《退股协议》中载明的受让方王泽金与俞龙龙。房侣公司的股东大多为股权投资的基金，不可能也不会与陈星或者王泽金串通实施虚假股权转让行为。而之所以房侣公司的股东不认可陈星向王泽金转让股权，却同意陈星向淘邻公司转让股权，系因淘邻公司的股东为杭州房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邻公司），而陈星为房邻公司的股东，即投资人股东认为陈星依然通过间接持股的方式继续持有淘邻公司股权，故而对陈星向淘邻公司转让股权认可。第三，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方签字真实，房侣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也与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交易主体、转让股权比例、对价相互对应，而陈星在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以前从未主张过协议存在效力问题或者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按照其提交的证据，也仅表明其在股权转让后对转让价格不满意，并未对转让主体或者转让行为进行否认，一审判决依据（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无法得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第四，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同时，房侣公司的另一名与陈星同为创始股东的股东师永涛将其持有的房侣公司6.7999%的9.4444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8.4444万元）作价1万元转让给王泽金，同时将其持有的房侣公司4%的5.5556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5.5556万元）作价0元转让给淘邻公司，可见当时股权转让对于作为创始股东持有的股权在同一时间出让的对价是完全相同的，也是符合房侣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同时该转让对价并不是随便商定的，而是根据创始股东入股时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拟定的，故而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五，案涉协议签订后，淘邻公司依据协议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当陈星否认款项金额时，王泽金作为当时淘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予以回应告知其协议款项已经实际支付完成了，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成。即使陈星认为其对转让款项理解有误，也应该举证证明双方对款项有过其他约定，而且陈星能主张的也仅为合同撤销权，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二、一审判决错误的把陈星不认可转让对价的行为认定为虚假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合同，系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若一审法院认为系行为人与相对人串通实施的虚假意思表示行为，那么应进一步查明虚假的是什么意思表示？行为人与相对人又如何串通形成了一致的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是什么？本案行为人与相对人分别为陈星、淘邻公司、俞龙龙，而俞龙龙压根就没在三方的《退股协议》上签字，陈星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及（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案件中提交的俞龙龙在2017年10月22日的录音也印证了俞龙龙根本不知晓三方的《退股协议》，至于淘房公司就更冤枉了，就没有其参与《退股协议》的协商与签订，并非《退股协议》的一方，就被一审判决认定为做出了虚假意思表示，毫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本案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陈星与俞龙龙、及陈星与淘邻公司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也通过了股东大会决议并完成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一审判决以对《退股协议》毫不知晓的俞龙龙、淘邻公司存在与陈星虚假意思表示为由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补充事实与理由：一、两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陈星与淘邻公司的协议系新旧股东全体协商一致的结果，陈星除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还出具了承诺书进行确认。1、房侣公司系引入了宁波才富君润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余姚才富君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中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二叠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五家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司及谢中仕(以下简称投资股东)等投资入股，且房侣公司的全体创设股东包括陈星均与投资股东签订了对赌协议及投资协议。对于公司股权变更有着明确的程序约定及严格的违约条件。这也是为什么王泽金与陈星之前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执行的根本原因。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所以会获得房侣公司包括投资股东在内的股东的股东会决议通过，系因为包括陈星在内的所有新老股东均向投资股东共同出具承诺函，对对赌协议项下义务进行承继，同时将房邻公司的股权变更为房侣公司100%持股，并通过房邻公司收购淘邻公司100%股权方式最终实现将淘邻公司作为房侣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股权架构设计，否则案涉两份协议也不可能获得股东会决议。而如此复杂的持股架构设计，不可能是基于淘邻公司代王泽金持有房侣公司股权的结果。反而说明了淘邻公司受让陈星股权系真实意思表示。否则淘邻公司也不会变为房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案涉陈星向俞龙龙、淘邻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19日，而淘邻公司当时的股东结构为王慧瑜持股30%，房邻公司持股70%，也即王泽金并不是淘邻公司的股东。同时房邻公司股东中陈星持有18%的股权。也就是说两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若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主体均系王泽金指定的代持方，王泽金不可能从陈星处受让股权后再以陈星持有股权的主体淘邻公司作为代持方。因为这种代持模式会导致陈星间接持有淘邻公司股权，那么与陈星主张的系王泽金个人受让股权的说法是相矛盾的。(二)俞龙龙从陈星处受让的房侣公司8%的股权从始至终有且仅有一份协议，就是案涉俞龙龙与陈星签署的2017年9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前案已经通过鉴定的方式查实了俞龙龙没有与陈星签订2017年9月19日《退股协议》，而陈星提交的证据没有涉及俞龙龙与其之间关于退股协议进行协商的事实，俞龙龙也没有授权王泽金代为谈判。一审判决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俞龙龙与陈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三)陈星主张总代股权转让款为48.4万元且付款方式为过户前支付20%，过户完成后支付80%。但事实上陈星过户前没有收到9.68万元款项，且在2017年10月9日完成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变更的工商登记后，在没有收到所谓70%的尾款的前提下，又配合在2017年11月7日完成了房侣公司的股权转让，将陈星持有的房邻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房侣公司。可见陈星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按照承诺函及案涉两份协议约定进行股权转让。(四)协议签订后陈星向受让方俞龙龙及淘邻公司转让股权，而俞龙龙及淘邻公司也依据协议约定向陈星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两份案涉协议均履行完毕，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均存在错误，(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的基本事实部分没有对受让方俞龙龙及淘邻公司的协议系虚假意思表示进行事实查明，且认定案涉两份协议系虚假意思表示应以陈星与受让方俞龙龙及淘邻公司存在虚假意思表示为要件，而一审判决认定陈星与案涉协议以外的第三方王泽金的意思表示虚假进行推论案涉协议无效，系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规则明确了，对于无须举证的事实仅限于法院发生效力的判决书中认定的基本事实，并不是指整份裁判文书。且当事人有证据推翻的，不能当然作为无须举证的事实。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5条第9款规定，争议证据认定和事实认定，可以合并写，也可以分开写。分开写的，在证据的审查认定之后，另起一段概括写明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表述为：“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及第6条第2款规定，理由部分以“本院认为”作为开头，其后直接写明具体意见。(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从判决书第7页第8行至第11页部分，但没有任何一个文字提及俞龙龙、淘邻公司签署协议时为虚假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以另案中法院的裁判理由作为认定本案案涉协议效力的依据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如前所述，俞龙龙与陈星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签字并实际履行完成了，陈星依据该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并收取了转让价款。陈星在与淘邻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后，将其持有的房邻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房侣公司，完成了淘邻公司变更为房侣公司股权持股平台的承诺条件。该两项事实足以推翻前案判决书中理由阐述部分的描述，本案可以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2、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无论是王泽金还是俞龙龙或者淘邻公司，均不认可与陈星存在签订价格虚假的合同行为，即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需要提请二审法庭注意的是，陈星无论是前案还是本案中，从未就自身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虚假进行主张，相反，陈星前案的诉讼恰恰说明了其认可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陈星仅仅是不认可股权转让价格，但对于出让股权一事无论是本案一审证据还是陈星的陈述，均可知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也不存在虚假意思表示导致行为无效的生效条件。3、陈星股权转让的价格与同时间出让股权的创始人股东师永涛的计价方式一致，也符合《合伙经营协议书》第7条第2项约定的“合伙人退伙可拿回入股时的本金及提出退伙之日当年利润的50%”这一约定股权转让价格计价方式。综上所述，陈星向俞龙龙、淘邻公司转让股权的案涉两份协议，无论是受让主体、受让过程还是受让价格，均系协议双方经过多方面考量得出，案涉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陈星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陈星在整个退股过程中，仅与王泽金协商过股权转让的细节，从邮件往来和聊天记录，可知王泽金作为法定代表人，认为退股协议需要缴纳近10万元的高额税费，要求陈星配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以“阴阳合同”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来逃避缴纳高额税费，主观故意明显。2、2017年9月19日，陈星和王泽金、俞龙龙(他人代签)签署的《退股协议》有完整的协商过程，明确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款、受让比例以及付款方式，其中股权转让金额48.45万元为税后金额，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王泽金和房侣公司承担。3、陈星按照王泽金的指示，为了减轻和规避王泽金和房侣公司因股权转让导致的税务支出，陈星另行与淘邻公司、俞龙龙三方签订的用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规避国家税收并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非各当事人股权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自始无效，在拱墅区法院生效判决书中对上述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已给予认定。4、当时陈星就签订阴阳两份合同事情，担心有法律风险，特别在签字之前，请教了自己朋友，并把合同拍给朋友，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退股协议》是王泽金提供的，当时俞龙龙处已有签名(陈星并不知情非俞龙龙本人签字)，基于与王泽金的合作信任关系，陈星完全按照王泽金的指示，前后签署了两套完全不同股权转让合同。陈星在退股协议中特别加入条款“三方确认因公司变更需要签署的协议文本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同样印证了订立协议时，已经为后面工商版股权变更协议做了伏笔，若不一致，以退股协议为准。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一)经2015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25日两次引入投资，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为1061.11万元。若按照房侣公司当时的市值5000万元，持股比例14.4%对应的股价为720万元，若按照公司收到实缴的货币资产1120万元的14.4%对应的股价为161.28万元。作为如此高数额的股权转让交易，没有证据可反映该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具有真实的协商过程，加之以0元转让的方式，显然有违常理。1.王泽金仅通过淘邻公司真实转让给王泽金4万元，该4万元是陈星在设立房侣公司时实缴的注册资本金，陈星没有赚取任何利润，这种0元转让行为与当时公司引进风投资本实力增加及被评估高价值、高发展潜力的现状严重不符，有驳常理。2.另证据显示在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磋商过程中，王泽金作为淘邻公司、房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中未围绕0元和4万元的数额开展，甚至并未提及；陈星要求的数额一直是48.45万元；俞龙龙在录音中所言“老王(指王泽金)叫我交多少钱我就交多少钱......最后谈下来多少钱，我都认的”，可判断其知晓，俞龙龙是听从王泽金指挥，控制整个股权转让均听从王泽金的指示，陈星的转让股权并非是无对价的；故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以0元和4万元转让”绝非该股权转让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因陈星签订的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没有承担任何税收，使国家税收利益受到了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无效事由“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也应当归于无效。另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系“以0元转让”的形式掩盖“以48.45万元转让但逃避高额税款”的非法目的。原判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无效后，权利义务恢复原状，即股权回转到陈星名下，适用法律正确。三、王泽金利用“控制”房侣公司和俞龙龙，采取了恶意欺诈(侵害)陈星的手段。致使陈星签订该“两套不同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使陈星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非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比如对陈星本人有害的工商版“0”转让费的意思表示有真实签名。相反，对陈星本人有利的可获得股权转让款48.45万元的三方退股协议，签名伪造在先(而陈星本人一直不知情，直到鉴定机构鉴定结论签名非俞龙龙本人)，致使三方协议不能成立并生效。1、通过录音内容可知，俞龙龙了解该交易的渠道是王泽金，在2017年9月14日的协议草案照片中，就已经有了“俞龙龙”的签名和捺印，此时陈星担心有风险，尚未同意签署该协议，王泽金利用与陈星是老乡及房侣公司初创合作的信任，建立只要陈星同意，该三方《退股协议》即成立的假象，事先又设计好三方协议(因俞龙龙签名问题)不可能成立的条件。2、俞龙龙在录音中的表示中“他们觉得，你2年投了3万块钱，50万元拿走，他们觉得心理不平衡”(揭示本案欺诈原因)，王泽金的系列行为蓄谋已久。在确定交易数额后，王泽金以税款过于高昂为由，提出《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公司变更，签订该协议，意图逃避高额税款，令陈星作出关于“股权转让”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而王泽金却利用该《股权转让协议》侵害陈星的合法权益，故意以该协议作为股权转让的依据，以牟取不应得的正当利益，欺诈意图明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参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撤销权的行使”的阐述中所表达的精神实质，以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若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原判结合陈星的(无效)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支持工商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权转让执行回转恢复陈星持有股权的原状，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股权转让交易中，有关交易的系列行为都是由王泽金整体操控的；房侣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作为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在邮件中可知王泽金作为房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房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为谈判筹码，利用阴阳合同转让股权的方式，没有其不能实现的，共同参与了该侵权行为。综上所述，结合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4261号生效判决，《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当事人股权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规避国家税收并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自始无效；王泽金利用控制房侣公司、淘邻公司、俞龙龙等恶意欺诈陈星、欺骗国家税务机构，签订的工商版《股权转让协议》严重侵害了陈星及国家税务机构的合法权益，原判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王泽金对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的上诉无异议。 陈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陈星与淘邻公司、俞龙龙三方签订的用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始无效；2、判决淘邻公司返还给陈星因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陈星转让的6.3999%股权，与此同时陈星返还对应4万元股权转让款；3、判决俞龙龙返还给陈星因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陈星转让的8%股权；4、王泽金、房侣公司参与策划整个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全过程，对此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协议》负有过错，应与俞龙龙、淘邻公司承担股权转让回转的连带责任，请求王泽金、房侣公司协助淘邻公司、俞龙龙执行股权转让回转；5、诉讼费由俞龙龙、淘邻公）、房侣公、王泽金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陈星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陈星与淘邻公司、俞龙龙分别签订的用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始无效。并变更第2、3项诉讼请求为淘邻公司、俞龙龙返还其合计14.3999%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房侣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万元，股东为王泽金、陈星、虞君、师永涛。其中陈星认缴出资额为20万元，持股占比20%，其于2015年10月16日实缴出资额4万元。王泽金认缴出资额为50万元。2015年10月30日，房侣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增至111.11万元，陈星的认缴出资额未变更。2017年2月23日，房侣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38.89万元，陈星的认缴出资额未变更，股权占比14.3999%。 2017年9月19日，房侣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中有如下内容：同意陈星将拥有本公司6.3999%的8.89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4.89万元股权）转让给淘邻公司；同意陈星将拥有本公司8%的11.11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1.11万元股权）转让给俞龙龙。 2017年9月19日，出让方陈星与受让方淘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拥有房侣公司6.3999%股权的8.89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4.89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4万元，出让方实际到位4万元股权，其中受让方占6.3999%，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7年9月19日前交割，未到位的4.89万元股权由受让方于2020年5月30日前承担到位的义务。 2017年9月19日，出让方陈星与受让方俞龙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拥有房侣公司8%股权的11.11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11.11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0万元，出让方实际到位0万元股权，其中受让方占8%，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在2017年9月19日前交割，未到位的11.11万元股权由受让方于2020年5月30日前承担到位的义务。 2017年10月9日，房侣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中，原登记的陈星出资额为20万元、股权占比14.3999%变更为淘邻公司出资额14.4456万元，股权占比10.4007%（淘邻公司另还受让了他人的股权），俞龙龙出资额11.11万元，股权占比7.9991%。在公司登记机关存档的为前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0月21日，淘邻公司支付给陈星股权转让款40000元。 2018年4月19日，该院立案受理陈星诉王泽金、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0105民初4261号，并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应认定陈星所提交的证据对证明其主张事实的存在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三方《退股协议》为陈星与王泽金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工商部门备案的由陈星与淘邻公司和俞龙龙各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并判决驳回了陈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院（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所涉的陈星与淘邻公司、俞龙龙分别签订的备案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均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其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并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亦应认定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淘邻公司、俞龙龙分别依据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自陈星处取得的房侣公司的股权应当返还给陈星，陈星亦应当将淘邻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0000元返还给淘邻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故应由房侣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前述淘邻公司、俞龙龙的相应股权恢复登记至陈星名下，淘邻公司、俞龙龙给予协助。陈星明知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仍予以签订，亦有过错。其请求王泽金对股东恢复登记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星与淘邻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并备案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陈星与俞龙龙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并备案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房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将淘邻公司名下的其中的6.4008%股权恢复登记至陈星名下的手续，淘邻公司予以协助；四、陈星于上述第三项履行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淘邻公司股权转让款40000元；五、房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将俞龙龙名下的7.9991%股权恢复登记至陈星名下的手续，俞龙龙予以协助；六、驳回陈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68元，由房侣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五组。第一组：1.王泽金与陈星的短信记录；2.承诺书。3.王泽金与励婧的微信聊天记录；4.王泽金与谢中仕的微信聊天记录；5.王泽金与朱成志的微信聊天记录。 第二组：1.合伙经营协议书；2.师永涛与淘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3.师永涛与王泽金的《股权转让协议》。 第三组：1.陈星与房侣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房邻公司股东会决议。 第四组：1.房侣公司变更登记情况；2.淘邻公司变更登记情况；3.房邻公司变更登记情况；4.淘邻公司.房侣公司、房邻公司股权结构图。 第五组：房侣公司2017年9月份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第六组：1.证人证言；2.员工转正申请表；3.杭州维阿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五组证据均不能推翻（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对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已经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案件审理并判决，各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根据（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的认定，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陈星依据上述生效判决的认定以及相关事实提起本案诉讼依据充分。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2018）浙0105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对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俞龙龙、淘邻公司、房侣公司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68元，由俞龙龙、杭州淘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房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杨沁如 审 判 员 张  蕊 审 判 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周 治 平 书 记 员 刘 沁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