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1民初1887号 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第****。 法定代表人：陈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晔文，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娟，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平海路** 法定代表人：赵丽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哲，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昆明鑫奕帆商贸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海归创业园******v styl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林明兴，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睿利公司提出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并决定合并审理。本案于2020年7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晔文、徐娟，被告（反诉原告）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哲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职权追加昆明鑫奕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奕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8月3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晔文、徐娟，被告（反诉原告）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鑫奕帆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后经审理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12月2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娟，被告（反诉原告）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鑫奕帆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红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万元；2.被告支付以上述不当得利款项1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比例，自原告向被告支付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确认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被告返还货款15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4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以及自2012年5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资金占用费；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与被告睿利公司以及第三人鑫奕帆公司曾因《钢材买卖合同》项下钢材买卖交易纠纷诉至法院。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作出（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作出（2013）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在案涉钢材买卖交易项下，其曾分别于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25日向睿利公司支付了货款100万元、50万元，合计150万元。前述事实已经该案一审、二审、再审法院查明且睿利公司均予以认可。但在该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为，鑫奕帆公司是案涉钢材买卖交易唯一的供货主体，而睿利公司既不是签约主体，也不是共同供货主体，交货及结算凭据即《销货清单》非睿利公司持有，亦未记载睿利公司为供货方的任何内容。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案一审、二审民事判决，并驳回了睿利公司在该案下要求其支付货款、垫资费、违约金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该案再审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经过，睿利公司无权收取其所支付的案涉钢材买卖交易货款150万元，应予返还。 被告睿利公司辩称，1.其与原告红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已依约供货，但红阳公司仅支付150万元货款，未足额支付货款，对此其在本案中已经提出了反诉。2.红阳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费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后，红阳公司从未要求其返还任何款项。即便计算资金占用费，应该从法院立案或者其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开始计算，计算的标准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三人鑫奕帆公司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对原告诉请的书面陈述意见。 反诉原告睿利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货款及运费1?503?522.43元；2.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以货款1?503?522.43元为本金，以当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反诉被告承担因本案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和律师代理费。审理中，反诉原告变更并明确反诉请求为：1.反诉被告支付货款1?503?522.43元，并支付自2012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货款1?503?522.43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2.反诉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元；3.反诉被告承担因本案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2月16日，其、第三人鑫奕帆公司、反诉被告红阳公司共同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由其、鑫奕帆公司共同向红阳公司送货。其依照合同约定向红阳公司送货价值共3?003?523.43元，红阳公司仅向其付款150万元，还余1?503?522.43元货款尚未支付。其、鑫奕帆公司、红阳公司因合同纠纷诉至法院，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确认鑫奕帆公司是《钢材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但以上判决均未否认其向红阳公司送货的事实。事实上，除鑫奕帆公司向红阳公司送货外，实际上其也存在向红阳公司送货的行为，且在以上诉讼中，红阳公司和鑫奕帆公司均确认供方所供钢材必须随货出具当批次货物的质量保证书，红阳公司在诉讼中也多次承认其对红阳公司之间确实存在送货的事实。因此，事实上存在其与红阳公司、鑫奕帆公司与红阳公司两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确认的是鑫奕帆公司在诉讼中主张的货物的送货人和货款的债权人是鑫奕帆公司，与其和红阳公司之间的事实货物买卖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红阳公司不得以再审判决确认红阳公司与鑫奕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否认其与红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存在违法占用红阳公司150万元货款的情形，反之红阳公司还欠其1?503?522.43元货款未支付。 针对反诉原告睿利公司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红阳公司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第三人鑫奕帆公司为《钢材买卖合同》项下的唯一供货主体，其已经将全部货款4?568?208.21元付清。该判决认定睿利公司未提供《钢材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其不应支付睿利公司任何款项。 第三人鑫奕帆公司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对反诉原告反诉诉请的书面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6月25日，第三人鑫奕帆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支付货款3?568?208.21元，并承担超期垫资费、违约金、律师代理费、诉讼费用。后该院同意被告睿利公司作为该案原告参与诉讼，睿利公司诉请要求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支付货款1?503?352.43元，并支付垫资费、违约金，承担诉讼费。该院于2013年6月7日作出（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认为，1.庭审中，鑫奕帆公司陈述签订涉案《钢材买卖合同》时只有鑫奕帆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场，合同上只加盖了鑫奕帆公司合同专用章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合同一式三份，鑫奕帆公司持有一份，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持有二份，至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持有的两份合同上甲方（供方）一栏为什么会出现“睿利公司”字样、为什么会加盖有睿利公司的印章、睿利公司为什么会持有一份合同，鑫奕帆公司并不清楚，睿利公司也从没有参与过合同的履行。睿利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陈述签订涉案《钢材买卖合同》时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三方在场，约定签署三方合同，鑫奕帆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盖章后，因睿利公司的公章忘带而去取公章，待睿利公司工作人员返回时，鑫奕帆公司工作人员已经携带一份合同离去，睿利公司遂在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持有的合同及睿利公司持有的合同上加盖了睿利公司的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睿利公司作为供方参与了供货。该院认为，首先，睿利公司持有该案《钢材买卖合同》，且该合同与需方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持有的《钢材买卖合同》是一致的。在该两份合同上的甲方（供方）为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在甲方签章栏除加盖有鑫奕帆公司合同专用章外，还加盖有睿利公司的印章。其次，在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示的86份产品质量证明书中，有10份加盖有鑫奕帆公司的公章，有76份加盖有睿利公司的公章。鑫奕帆公司虽对加盖有睿利公司公章的产品质量证明书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证据反驳，也没有举证证实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示的加盖有睿利公司公章的产品质量证明书不是供方随货附送的产品质量证明书。鑫奕帆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确认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庭审中出示的产品质量证明书均为合同履行过程中供方随货附送的产品质量证明书。根据《钢材买卖合同》的约定，供方所供钢材必须每批随货出具当批次货物的质量保证书。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提交的产品质量证明书可以证明睿利公司也参与了合同的履行，并履行了供方交付产品质量证明书的义务。第三，2012年3月27日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支付了运费4?100元，该笔运费为鑫奕帆公司工作人员及睿利公司工作人员共同领取，该事实亦可印证睿利公司参与了合同的履行。第四，作为合同的需方，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认可睿利公司是合同主体，共同参与了供货，也向睿利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故现有证据虽不能证明睿利公司在《钢材买卖合同》上加盖公章时鑫奕帆公司在场，鑫奕帆公司持有的《钢材买卖合同》上也没有加盖睿利公司的公章，但结合以上几点分析，睿利公司以供方身份参与了合同的实际履行，在此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鑫奕帆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也认可睿利公司是合同主体，故该院确认睿利公司为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从《钢材买卖合同》的约定看，供方共同享有权利，共同履行义务，并未约定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分别行使权利、分别履行义务。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供方的供货均是以销货清单的方式进行了统一结算，并未分别结算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的供货量。睿利公司关于其与鑫奕帆公司分别向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供货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确认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属于共同供货关系。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之间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指定收货人及验收人栗明作为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代表人，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供方订货，并有权签收供方的送货单或销货清单，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对该代表人的一切行为均予以认可。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代表人在供方的钢材送到工地之后，应当现场予以清点数量，核对规格、品名、价格等，核实、确认后在供方的送货单或销货清单上签名，该送货单或销货清单作为双方结算的凭证。送货单价按当天双方确认的市场价格每吨另加180元作为结算价格。该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供方合计向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具过13份销货清单，栗明作为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代表人予以了签名确认。庭审中，各方当事人认可销货清单载明的单价中均包含了每吨另加180元的结算价格。现并无证据证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以及签收销货清单时对每吨180元的加价提出过任何异议。故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关于每吨180元的加价应从货款中扣除的主张，与合同约定及该案查明的履行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该院确认扣除退货后的应付货款总额为4?568?208.21元。合同履行过程，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合计向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支付了250万元的货款，该院予以确认。综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尚欠货款为2?068?208.21元。3.······4.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为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共同的供方，共同履行义务，共同享有权利。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依约应向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实现共同的债权后，按其内部关系应如何区分，可另行诉讼，该案不予处理。······故判令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支付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欠款2?068?208.2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律师代理费。 后鑫奕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立案审理。该院认为，虽然目前在案证据显示该案出现了两份不同主体的《钢材买卖合同》，其余内容一致。其中鑫奕帆公司持有的合同供方为鑫奕帆公司，需方为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而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及睿利公司持有的合同中供方主体为鑫奕帆公司和睿利公司。鑫奕帆公司否认睿利公司共同参与了该案合同的履行，而作为需方的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坚持认为二者系共同供货，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亦分别向二者支付部分货款。从该案《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根据《钢材买卖合同》的约定，供方所供钢材必须每批随货出具当批次货物的质量保证书。在需方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示的86份产品质量证明书中，其中部分加盖鑫奕帆公司的公章，部分加盖睿利公司的公章。睿利公司二审提交了睿利公司与昆明蓬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达公司）之间的网上银行往来凭证及蓬达公司开具给睿利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经审查盖有睿利公司印章的部分质保书中的供货方即为蓬达公司，由此能够证实睿利公司交付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部分货品的来源情况，睿利公司在该案参与了合同的履行，并履行了供方交付产品质量证明书的义务。综合以上分析，该院认为，鑫奕帆公司与睿利公司系《钢材买卖合同》共同的供货主体。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为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共同的供方，共同履行义务，共同享有权利。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依约应向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实现共同的债权后，按其内部关系应如何区分，可另行诉讼，该案不予处理。故于2013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后鑫奕帆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以（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立案审理。该院认为，该案中，各方当事人对钢材款的数额及鑫奕帆公司是供货主体没有异议，对鑫奕帆公司要求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给付货款的诉请，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主张睿利公司系共同供货主体。根据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诉辩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睿利公司是鑫奕帆公司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钢材买卖交易的共同供货主体的主要理由三个方面，一是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睿利公司持有与鑫奕帆公司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内容一致而有睿利公司作为共同卖方的合同；二是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示的86份产品质量证明书及4?100元运费收据证明睿利公司参与了合同的履行，睿利公司网上银行往来凭证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证实其货物来源；三是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认可睿利公司是供货主体并支付了150万元货款。该院认为，首先，鑫奕帆公司依据其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两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向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主张权利，该合同尾部显示一式两份，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睿利公司先后提交另有睿利公司作为三方签约主体的《钢材买卖合同》进行抗辩和主张权利，该合同尾部也显示一式两份，并解释系因睿利公司离开签约现场取回忘带的公章时鑫奕帆公司先行拿走合同一式四份中的一份而导致在鑫奕帆公司持有的合同上未加盖睿利公司印章。但在该院再审庭审中，对于除了印章问题外，为何在鑫奕帆公司持有的合同上未像鑫奕帆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一样手书睿利公司名称而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和睿利公司持有的合同有睿利公司代表“林正荣”签名，为何一式几份的合同不仅在材质上明显不同，还在乙方名称、内容涂改的处理等方面存在区别等问题，红阳公司和睿利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对于如何排除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睿利公司在本是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与鑫奕帆公司签订的合同上擅自添加睿利公司的怀疑，亦未作出解释。如果不能排除合同义务一方擅自添加合同权利主体而在诉讼中予以认定，必将导致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因此，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关于睿利公司系案涉钢材买卖交易签约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及结算凭证是送货单或销货清单，质量保证书仅是当批次货物的质量标准、技术标准。案涉钢材交易的交货凭据即13份《销货清单》不仅为鑫奕帆公司持有，而且《销货清单》亦未记载睿利公司为供货方的内容。案涉钢材买卖交易中交付的产品质量保证书均是复印件，其上记载的信息也与实际交付的钢材数量等没有对应关系。鑫奕帆公司出具给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4?100元运费收据上睿利公司方的签名，其认为系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睿利公司为对抗其诉讼而私自添加，该主张具有合理性。虽睿利公司网上银行往来凭证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证实其货物来源，但不排除睿利公司参与其他钢材贸易，睿利公司有钢材货物来源与其参与案涉钢材买卖交易没有关联性。如果以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出示的86份产品质量证明书及4?100元运费收据和睿利公司提交的其有货物来源的凭据作为认定睿利公司参与了案涉钢材买卖交易的依据，既与《钢材买卖合同》约定不符，也有违钢材买卖交易习惯。因此，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关于睿利公司实际参与案涉钢材买卖交易的理由亦不充分。第三，由于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串通睿利公司伪造前述证据的不能排除，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认可睿利公司是供货主体并支付了150万元货款，显然不能作为睿利公司系案涉钢材买卖交易共同供货主体的认定依据。综上，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关于睿利公司系案涉钢材买卖交易共同供货主体的依据不足，该案应以鑫奕帆公司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及符合合同约定交货及结算凭证的13份《销货清单》为依据认定鑫奕帆公司系案涉钢材买卖交易唯一供货主体，并对鑫奕帆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鑫奕帆公司与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对于该案的钢材货款一共为4568208.21元及鑫奕帆公司收到100万元没有争议，故红阳公司及红阳公司应支付鑫奕帆公司尚欠货款3568208.21元。鑫奕帆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该院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判决，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支付鑫奕帆公司欠款3568208.21元及垫资费、违约金、律师费。 经执行，红阳公司已按照（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履行完毕。庭审中，睿利公司确认其曾经收到法院另外交付的执行款150万元但又被执行回转，现其收到红阳公司支付的货款只有150万元。 此外，本院注意到，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的证据交换笔录中，鑫奕帆公司称合同总标的为4?568?208.21元，实际上扣除已付款100万元，退货51909元，得出本金为3569027.21元，但其诉状上主张为3568208.21元，以诉状上金额为准，其的诉请中不包含睿利公司的供货。睿利公司称其主张的欠款金额为3568208.81元，总供货466225.34元减51?909元，其供货3003523.23元，减150万元，为其的起诉金额，睿利公司还称鑫奕帆公司主张的货款中包含了其的货款。红阳公司和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称认可签订合同及供货的事实，但对总货款有异议，而且其已支付250万元，还称，根据质保书可以区分货款，但该案中其只按照总的供货数量及金额付款，避免重复付款。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睿利公司称鑫奕帆公司所主张的货款中包含了其的供货，应当进行区分并支付给其。红阳公司和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称供货行为系鑫奕帆公司和睿利公司向其供货，其只能以质保书对供货行为进行区分，请求法院查清欠款事实后其支付给共同的两方，后又称质保书不完整，如果鑫奕帆公司和睿利公司认可质保书可以区分的部分，其可以分开支付，但对于无法区分的部分，其就无法分开支付。鑫奕帆公司称质保书中有其供货范围以外的供货，不能作为供货的依据，只能根据供货清单为结算的依据。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红阳公司、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在该案中均确认，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在2012年2月18日至2012年4月7日期间合计收到了921.025吨的货物，价值4568208.21元，并签收了《销货清单》13份，13份《销货清单》的制单一栏均填写有鑫奕帆公司的字样，部分制单栏上有鑫奕帆公司员工陈永军的签名，该13份《销货清单》为鑫奕帆公司持有。 本案庭审中，红阳公司负责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徐永山出庭称，其是和睿利公司林群辉、鑫奕帆公司柯德官谈的钢材采购，睿利公司和鑫奕帆公司跟其说他们是合作的，互相之间都有投资，项目上有时用睿利公司的名义签合同，有时用鑫奕帆公司的名义签合同，他们让其把款项付给个人，他们再以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款收据，让其不要管他们内部的事情，送货的是陈永军，好像是鑫奕帆公司的员工，每次送货都要附上质量证明书，监理确认后该批钢材才能使用，《销货清单》是每次送货时供方列好给其工地上的人员核对，确认数量规格无误后签字的，报验数量清单是红阳公司内部制作的，对外没有效力，与质量证明书没有对应关系，也无法从中区分是睿利公司送的货还是鑫奕帆公司送的货，红阳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把报审表、报验数量清单、质量证明书分开列，单独列开睿利公司和鑫奕帆公司，是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睿利公司交给红阳公司提交的，睿利公司说质量证明书能区分他们两个公司各自的送货，以他们各自的盖章为准，红阳公司就列了一下，实际上红阳公司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各自送货的。睿利公司负责涉案工程的林正荣出庭称，林群辉是其儿子，其是先认识鑫奕帆公司的柯德官，与柯德官合作供应钢材的，在这些合作中，有的是以睿利公司名义对外签合同，有的是以柯德官公司名义对外签合同，其与柯德官再签内部协议，2012年2月，徐永山经由他人介绍找到其和柯德官一起供货，《钢材买卖合同》一式四份（材质不同是因为可能有复印件），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和鑫奕帆公司签字盖章之后其还没有签字盖章就被鑫奕帆公司拿走了一份，所以才会导致各方手里的合同不一样，但睿利公司确实供了货，有时是睿利公司单独送货的，有时是和鑫奕帆公司共同送货的，不过这次没有内部协议，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没签内部协议，每次送货的时候睿利公司都会有人在场，鑫奕帆公司是陈永军在场，每次送货都会附有质量保证书和吊牌，可以区分睿利公司和鑫奕帆公司的送货，销货清单上没有写睿利公司的名字是因为第一次的销货清单写了鑫奕帆公司和陈永军，之后就按照第一次的来写了，而且没写睿利公司的名字也很正常。 另，睿利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40000元。 本院认为，鑫奕帆公司、睿利公司、红阳公司及其云南分公司就各自持有的《钢材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行为，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终审（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红阳公司也已履行完毕，本院予以确认。红阳公司和睿利公司在本案中所争议的，仍旧是与该案同样的供货行为，而且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都已经在该案中提交并质证，双方在本案中均未提交任何新证据，故本院在此基础上对本案进行分析如下。 睿利公司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上有其和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公章，睿利公司和红阳公司均称存在供货行为，红阳公司据此支付睿利公司150万元货款。该付款行为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二终字第183号民事判决确认，并在红阳公司应付鑫奕帆公司和睿利公司的总货款4568208.21元中予以扣减。后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上述两级法院的判决，认为红阳公司应将该4?568?208.21元货款全部支付给鑫奕帆公司，但未对红阳公司已经支付给睿利公司的150万元货款进行处理，红阳公司为此诉至本院。睿利公司在本案中，依旧坚持其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的意见，认为其向红阳公司送货3003523.43元，红阳公司已支付150万元，仍欠1503522.43元货款未付，并提出反诉。对此，本院认为，不管是哪一方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合同内容都是一样的，结算方式均约定“以送货单或销货清单上的品名、数量、单价为标准，并由乙方（红阳公司云南分公司）代表人签字的送货单或销货清单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现睿利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货款的依据仍旧是鑫奕帆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提交的13份《销货清单》，而该13份《销货清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已经由（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认定应全部支付给鑫奕帆公司，红阳公司也已全额履行完毕。在睿利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推翻该判决，也未能提交任何新的证据证明其货款依据的情况下，本院对睿利公司再次就同样的13份《销货清单》向红阳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的反诉诉请难以支持。而且，睿利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明确称鑫奕帆公司主张的货款中包含了其的货款，现睿利公司在本案中又要求红阳公司在已经向鑫奕帆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再向其支付货款，明显有违诚实信用，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对于睿利公司要求红阳公司支付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的反诉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睿利公司与鑫奕帆公司之间的关系，应由二人自行理直。 对于睿利公司反复强调的应以质量证明书区分其与鑫奕帆公司的货款的主张。本院认为，睿利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对此进行了论述，对睿利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故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在本案中，为了保障睿利公司的权利，本院多次向睿利公司释明并给予了充足的举证期限，但睿利公司并未提交任何新的足以推翻（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事实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其主张同样不予支持。睿利公司还称，其是以红阳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提交的报审表、报验数量清单载明的送货数量，以《销货清单》载明的送货单价，与盖有睿利公司公章的质量证明书一一对应后，计算出来了其的送货金额。但本院注意到，睿利公司据此计算出的送货金额为2834851.7元，与其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主张的金额不同，也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金额不同。睿利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本院对其陈述的真实性存疑。睿利公司解释称是因为统计有误差，计算有偏差，之前的金额是其内部记账，不准确，应以2?834?851.7元为准。但该陈述不仅不合常理，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难以令本院信服。此外，睿利公司所依据的报审表、报验数量清单、质量证明书虽然是红阳公司在（2012）昆民四初字第154号一案中提交的，但红阳公司在该案中已经明确称质量证明书不完整。而且经本院核对，睿利公司所依据的报审表、报验数量清单中载明的送货数量，不仅无法与质量证明书一一对应，也无法与每批次的《销货清单》相对应，存在明显瑕疵，不能作为认定货款的依据。因此，本院认为，睿利公司以报审表、报验数量清单、质量证明书等为依据向红阳公司主张区分货款并要求红阳公司支付货款、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的反诉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红阳公司因与睿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支付了睿利公司150万元货款，该付款行为在（2017）最高法民再110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睿利公司应予返还。至于资金占用费，因睿利公司对此并无恶意，起算点应以该判决作出的时间即2017年11月18日为准，利率标准应按照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故本院对红阳公司诉请中超出该部分的金额不予支持。红阳公司诉请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睿利公司反诉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货款15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34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镇海睿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赵 淼 人民陪审员  刘渊静 人民陪审员  徐春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代书记员徐立芯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