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5民初24956号原告：黄明春，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公民身份号码511************390。被告：钟丽结，女，195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公民身份号码440************32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明（被告女儿），女，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辉（被告女婿），男，住广东省仁化县************。原告黄明春与被告钟丽结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明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明、张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额39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搬家损失费30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失费5000元；4.被告向原告退还保证金1300元，以及八月份房租1300元；5.本案的诉讼费以及误工费由被告承担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原住黄岐南村****，因为原告夫妻二人是自由职业，为了帮助女儿女婿照看两岁多小孩，需要一处两房一厅的住房，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在黄岐南村找到了满意的两房一厅(共四层，房东居住二楼，三楼四楼出租，原告租四楼)。2020年4月28日，原告搬去了黄岐南村****，5月1日正式签订租房合同，同时还有口头协议(楼下车库旁边给原告存放几件货物，当时屋主是同意的)。居住之初，原告与被告还能愉快相处，但时隔不久被告经常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找原告的麻烦，要求原告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甚至被告答应原告的一些条件都反悔不予满足。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是居住了半个月左右，屋主的女儿跟原告的女儿在微信上聊天产生了一些不愉快，聊天的主要信息就是叫原告不要带亲朋好友串门，如果不能遵守就叫原告搬离。由于微信沟通没有达成共识，所以5月26日晚上房东一家四人来到原告的住处进行沟通，叫原告不能带陌生人进出，如果做不到的话就立马搬走，在言语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吵也没有得到解决方案，最后报警求助。在警察的帮助下原告双方协商处理，原告要求如需原告搬离就房东自己请搬家公司帮原告搬，并退回押金和房租还有搬家产生的损失。房东不同意，给出了一个补充协议。原告思前想后，这个天气太热去找房也不好找，也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住房，无奈之下原告只好同意了房东第二份补充协议。经过上一次的协商后，又住了两个多月，也就2020年8月8日晚十一点左右，原告和家人朋友在外聚餐回出租屋时，因楼道灯不亮，就稍微大力地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道里踏了两下，但却因此引来被告及其家人的强烈不满，房东一家四人从房间里追出大声地指责原告，并以原告闹事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原告被派出所民警以饮酒为由强行扣留在派出所，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才允许原告离开。原告认为，原告在发现楼梯间的感应灯不亮时，用力踏一下楼梯本是正常操作，实在无法理解被告何以反应如此之大，甚至到需要报警的地步。被告作为房东本应为租户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而对于应由自己负责好的楼梯间灯不亮时，原告通过一般人均会采取的正常操作点亮的情况下，无端与原告产生争执，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导致原告被民警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虽然原告饮酒了，但是原告正常回家，并没有主动闹事，在楼道也没有大声喧哗，被告却说原告故意闹事，导致原告被强行扣留。前述事情发生后，被告还单方面要求解除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合同，要求原告必须搬离，被告在未提前一个月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违反了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口头威胁原告不搬离就断水、断电、换锁处理，甚至让原告在本村租不到房子，不得已之下原告一家只好先搬离，这给原告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也是拖家带口的人，本来期望租一套房子稳定的居住下来，而且搬来居住也是支出了一笔不菲的搬家费。现在被告突然的无理要求原告搬走，无疑给原告的生活居住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及严重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依法赔偿原告的所有损失。基于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一、情况说明：被告方和原告方于2020年4月29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租赁期为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给原告方夫妻、女儿、女婿、孙女一家五人租住。由于房屋租赁前期，处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严管期，全国人民正在积极对抗疫情，村内仍未全面解封，被告房屋内居住有孕妇、老人、儿童以及人民教师，为做好疫情防控措施，被告方要求各租户在疫情期间不得带非租住人员到访，但原告方不同意，并多次不听劝说私自带外来不知名人士到访，原告方以工作工具重，搬上搬下不方便为由请求被告方给予方便在楼梯间堆放3-4个工具箱，被告方出于理解并同意，原告方租住之后堆放的实际是货物（十几箱货物），并经常带人看货实际把被告方私人楼梯间作为营业场所使用，更是增加了安全隐患，为疫情防控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导致被告方无法尽到对居住人员防控疫情保障义务。因此于2020年5月26日双方就此事发生争执，其后被告方报110进行调解，并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中原告方承诺“疫情期间不带外来人员到访”，并同意在租赁期间，房屋的使用解释权归房东所有，如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房东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此后原告方在租住被告房屋期间，因拍墙拍门叫嚣闹事等与被告方多次发生争执，原告方经常使用冷暴力关门（备注：被告方楼道大门是约3米宽的加厚不锈钢门，租住时便已告诉原告方用力关门会产生巨大声响，正常关门不会,未发生争吵之前他们一家都是正常关门），原告方经常在深夜23-1点之间，暴力关一楼和四楼大门，产生巨大声响以及制造噪音，已影响同楼层其它租户的正常作息和孕妇、老人休息。后来更是多次将垃圾堆放在楼道发臭也不处理，且污水流到楼梯间，产生恶臭和湿滑，造成安全隐患，影响正常居住。被告方楼道是雷达感应灯（物体移动感应，非声控），原告方多次在楼道使用冷暴力（大力拍墙，跺脚，用钥匙敲打楼梯扶手）故意在一楼就以三楼的楼道不亮为由而制造大声响，影响被告方孕妇、老人和其它租户正常休息。（原三楼租户有小孩也因此而搬离）。孕妇怀孕期间因此受惊出现不适就医。被告方老人还因此长期惊吓而出现受惊焦虑抑郁，现已确诊焦虑抑郁症，正在接受治疗。原告方的种种行为给被告方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安全风险。经多次报警求助，最后于2020年8月9日，在民警到达到现场了解情况调解后要求被告方和原告方各派一名代表进行沟通(经沟通双方各委派女婿作为代表），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并且现场签下《和解协议》并按手印（在场人员包括原告方女儿、女婿，被告女儿、女婿及一朋友，身份证资料均已现场提交过当时处理民警），原告方同意在七天内搬离被告房屋，办理退租事宜。被告方也同意支付原告方1千元搬家费。搬出后合同自动作废处理。双方也不得做出报复性行为。此后原告方女儿于2020年8月11日微信通知被告方：原告方准备搬离，并告知被告方检查行李及房屋设备，最后原告方于2020年8月13日全部搬离被告房屋，并于2020年8月14日来被告方交还钥匙和原租赁合同。被告方认为原告方的行为是在执行《和解协议》中所述内容。民警随后在电话回访中亦询问被告方处理情况，原告方是否已按《和解协议》搬离等。二、基于上述情况，被告方就原告方的诉求进行答复或反驳。1、被告方不存在违法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方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被告方与原告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中，未写明合同终止，被告方需支付承租方赔偿金额，并根据《补充协议》，房屋的使用解释权归房东所有，如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房东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和解协议》被告方与原告解除租赁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原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方诉求被告方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额3900元是无据可依。与事实及三份协议书所述不符，缺少法律依据。2、被告方已根据《和解协议》向原告支付搬家费1000元，但原告逾期未接收，现要求被告方支付搬家损失费3000元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根据《和解协议》被告方支付原告方1000元搬家费，原告方逾期未接收（微信有转账记录），不能归责于被告方。另外，原告方诉求搬家费3000元，数额超出正常费用，其搬家距离也只是同一居民楼片区相隔4条巷的距离，且未提供任何支出证明。协议中已明确被告方支付1000元搬家费，原告方使用何种方式搬离与被告方无关。原告方诉求的搬家费3000元是无据可依，缺少法律依据。3、被告方与原告在整件事件中，均持积极沟通的态度，未对原告造成任何精神损害。相反，是原告在整个过程中多次通过争吵、冷暴力的方式扰乱被告方的正常生活。整个事件中，被告方作为普通租户与租客积极沟通和处理纠纷问题，报警求助也是合情合理的处理方式，原告方曾出言警告被告方要注意出入安全，并扬言会“动”别的租客和“打人”。警察到现场调解还拍墙叫嚣“我租了房子就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被告方才是一直受恐吓的一方。被告方因此老人（有高血压）、孕妇承受了长期的冷暴力和租客损失均未向原告方提出赔偿要求，被告方有权保留追究的权力。原告方曾多次没有通知便带外来人员到访，8月9日当天更是多了好几名非租住人员居留，被告方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相处方式，以及考虑孕妇安全和老人安全一直忍耐，最后因原告方酒后闹事才再次求助报警到最后签下《和解协议》。协议中提出：协议期间要文明居住，不得故意制造事端或损坏行为。可见原告方对被告方已造成严重居住影响。原告方诉求精神损失费5000元是无据可依。4、原告未能提供保证金原件，且原告于8月份已居住了一段时间，被告方无需全额返还8月租金，而应在扣除一定金额后返还剩余金额，根据《和解协议》，租金及费用结算至搬离日，即2020年8月13日。被告方在原告方搬离进行检查后已核算应退还金额，其中保证金1300元和2020年8月13日后租金佘额533元（已收8月租金1300元，应退租金737元，扣除产生水费30元，电费174元，实退533元），因原告方未提交保证金原件，被告方根据协议日期（2020年8月9日至2020年8月15日）结束后第二天（2020年8月16日）即通过微信转账并告之原告方，原告方也清楚知道有转账情况。备注：被告方和原告方一直以微信转账方式进行租金收取结算，并没有进行现金和银行账户相关结算方式（微信有转账记录）。原告方诉求退还保证金是合理的，但需要提供原收据。原告方诉求退还8月房租1300元是无据可依，实际仅应退533元。5、被告方未造成原告任何误工，且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费用损失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方支付诉讼费和误工费2000元无任何依据。被告方在原告搬离前已经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且原告方女儿于2天后（8月11日）微信告诉被告方搬离大致时间及询问墙身画花修复情况，原告方一家于2020年8月13日进行搬离，于2020年8月14日来被告方表达交还钥匙办理退租事宜均是事实搬离及办理退租程序。自签订《和解协议》后，原告方也没有和被告方再进行关于租赁的相关沟通，均说明原告方是同意并事实执行《和解协议》。原告方在清楚并根据《和解协议》搬离被告方后，不接收微信转账和保留保证金收据原件及《房屋租赁协议书》复印件为由，控告被告方是故意制造事端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且有意隐瞒事实是浪费政府资源占用公共资源的有意行为。原告方诉求的本案诉讼费和误工费2000元是无据可依。另，现向法院申请调取2020年8月9日向黄岐六联派出所报警，民警到场的执法调解记录，以证明被告方是在民警协助下与原告方才进行的调解并最终签下调解协议。而且随后也有民警电话回访是否已经按搬离和支付1000元搬家费。因为2020年8月8日因原告方酒后与被告方争吵后被告方报警，由于原告方处于酒后状态，并且在派出所内不停大吵，一直无法正常沟通。于8月9日在六联派出所双方进行笔录登记。随后下午被告方到原告方敲门沟通，原告方一家邀请被告方进入后以非法进入为理报警，被告方便在楼道等待民警到达，民警到达现在了解后马上要求双方各派代表到一楼大楼梯间处沟通。并且对在场人员进行身份登记。被告方有朋友在场见证整个调解过程。均已进行身份登记。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质证和辩证。对当事人无异议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截图、租客街坊情况说明、怀孕报告、就诊记录，本院综合全案后对其证据效力进行认定。本院结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29日，被告（出租方、甲方）与原告（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出租给乙方；租赁期从2020年*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每月租金1300元，每月1号缴纳，水费5元/方，电费1元/度，签订协议当天须先交保证金1300元，作为该房屋的租赁押金，在租赁期限满时，甲方验收无误后，结清水电费等一切费用后，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乙方，不计利息；乙方违约，甲方则无偿收回该房屋及乙方在房屋的水电等设施等，押金及乙方所缴的一切费用不作退回，并终止协议。等等。2020年5月26日，原被告因居住问题发生争执而报警。同日，原告与被告女儿李小明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疫情期间不带未租住人员回来；疫情过后，如非必要不带未租住人员回来，如有需要朋友到访，要提前通知房东，经房东同意后方可进入；关于房屋的所有使用解释权归房东所有，如出现意见分歧情况，房东有权终止租赁合同，并提前一个月通知租户无条件解除租约，扣除该月水电杂费等后退还相应押金余款；车库只可以暂时存放一台电动车，不允许充电。2020年8月9日，原被告再次因居住问题发生争执而报警。同日，原告女婿卢某以承租方代表名义与被告女婿张云辉以证明人名义签订一份《和解协议》，约定：承租方黄明春七天内搬离并交钥匙，租金水电计算至搬出日。房东检查房屋，如有损坏正常赔偿，租金余额、保证金退还承租方。另付1000元搬家费。和解协议期间，双方要文明礼貌居住，不得故意制造事端或损害行为，如有违犯立即搬离，所有费用不退还。搬出后，交还租赁合同，原租赁合同自动作废。双方不得做出报复性行为。2020年8月13日，原告搬离涉案房屋。2020年8月16日，被告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其准备退租金533元、保证金1300元、搬家费1000元，合计2833元予原告，并转账给原告，但原告未领取。诉讼中，原告陈述《和解协议》是原告女婿在楼下与被告的女婿一起签署，原告也看过该份协议但不认可内容；因8月8日晚上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是被告指责原告，被告报警后原告被送到派出所一晚上，8月9日中午才回来，且原告女婿对该事情不知情，签订协议不能代表原告的意思，警察应让原告与被告签协议，并非由原告女婿签名；租金是由原告交给女儿，再由女儿交给被告。被告陈述2020年8月9日警察来了之后，发现原告喝酒了就让原告派代表谈，他们就让原告的女婿到楼下协商，双方协商后由被告女儿书写在当天下午签订和解协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单方解除合同造成原告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抗辩双方已签订《和解协议》，应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经审查，《和解协议》已明确租赁合同解除事宜，被告同意退还租金余额、保证金，并另付1000元搬家费给原告，即《和解协议》是就涉案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解约清算的协议。虽然原告认为《和解协议》中“承租方代表”并非其签字，其不认可该《和解协议》内容，但原告确认“承租方代表”签字为其女婿，其也看过该协议，如原告对协议内容有异议，其应当即提出，而承租方代表为原告女婿，涉案合同的租金予由原告女儿支付，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女婿有权代表原告实施该行为，且《和解协议》是在民民警出警后签订，无论《和解协议》是否由原告本人签订，原告均应受该协议约束。根据《和解协议》内容，“租金、水电费计算至搬出日，房东检查房屋，如有损坏正常赔偿，租金余额、保证金退还承租方”，原告已付2020年8月的租金1300元、保证金1300元，双方确认原告于2020年8月13日搬离租赁物，即2020年8月份实际使用的租金为545元（1300元/月÷31天×13天），原告确认8月份的水费30元、电费174元，故被告应退还原告租金及保证金为1851元（1300元+1300元-545元-30元-174元），原告主张退还保证金及租金超出核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在《和解协议》中明确被告另付1000元搬家费予原告，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搬家损失费3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搬家费远超出《和解协议》约定的数额，也不能证明《和解协议》的约定导致双方权益严重失衡，故本院仅支持被告应支付搬家费1000元予原告，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误工费，因《和解协议》是双方就涉案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解约清算的协议，双方均应受该协议约束，原告主张该部分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失费问题，本案为租赁合同引起的纠纷，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精神受到创伤，本院对其主张被告支付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确认被告曾支付上述租金余额、保证金及搬家费，但原告没有收取，并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的诉讼费应由原告自行负担。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丽结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租金、保证金1851元予原告黄明春；二、被告钟丽结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搬家费1000元予原告黄明春；三、驳回原告黄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小额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6.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爱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