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921行初24号 原告彭朝明，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 委托代理人吴群英，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全权代理。 被告孝昌县民政局，住所地：湖北省孝昌县平安路**。 法定代表人汪晓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邹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建江，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黄玉玲，女，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孝昌县。 原告彭朝明因要求确认被告孝昌县民政局作出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无效，于2020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20年8月31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朝明的委托代理人吴群英，被告孝昌县民政局副局长周元清、委托代理人邹莎、王建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黄玉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孝昌民政局于2016年5月11日为原告彭朝明和第三人黄玉玲补发字号为BJ420921-2016-000783的结婚登记证。彭朝明以孝昌民政局补发结婚登记证行为无效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彭朝明诉称，彭朝明于2002年2月26日与黄玉玲在孝昌邹岗镇民政所登记结婚。因夫妻感情不和，2009年9月21日，原告与黄玉玲经孝昌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考虑到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双方商量复婚，原告与黄玉玲一起到孝昌民政局办理结婚证时，由于面子作怪，两人不想在工作人员面前重提曾经结婚又离婚的事情，同时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心想反正两人之前办过结婚证，不如就说结婚证遗失，直接补办一个结婚证，这样更省事一些。于是两人隐瞒了已经离婚的事实，于2016年5月11日向孝昌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补办了字号为BJ420921-2016-000783的结婚登记证，后因性格不合无法在一起生活，双方再次提出分手。彭朝明于2017年9月到孝昌邹岗人民法庭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法庭以补办结婚证而并非重新办理结婚登记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与黄玉玲于2017年11月26日签署了《解除事实婚姻协议书》，明确表示感情确已破裂，自愿分开生活。由于补办结婚证的行为是在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调解书之后进行的，民事调解书下达后，彭朝明和黄玉玲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在两人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孝昌民政局补发结婚证的行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所以补办的结婚证也属于无效。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请求确认被告孝昌民政局于2016年5月11日为原告彭朝明和第三人黄玉玲补发字号为BJ420921-2016-000783的结婚登记证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彭朝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证，拟证明原告身份适格； 证据二、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黄玉玲已离婚的事实； 证据三、补领结婚证档案信息，拟证明被告在原告已离婚的情况下，仍然为原告补办结婚证； 证据四、解除事实婚姻协议书，拟证明两人没有意愿在一起生活。 被告孝昌民政局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我局婚姻登记处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原告与第三人补发结婚证，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且补发程序合法，不存在任何瑕疵，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并非违法行政行为，更不是无效行政行为。1.2016年5月11日，彭朝明与黄玉玲二人亲自到我局婚姻登记处申请补领结婚证，二人提交的身份证、户口簿、声明书、查档证明等证件合法有效，其提供的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亦为已婚，未显示离婚信息。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具有办理结婚登记以及补发结婚证的职权，依据当事人的申请，经过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查证双方的婚姻登记档案后，确认符合办理补领结婚证的条件，随即要求二人填写了《申请补领婚姻登记声明书》和《婚姻登记申请人诚信确认书》，双方二人亲笔签名，最后我局依法向彭朝明和黄玉玲补发结婚证。2.我局婚姻登记处补发结婚证的行为因实体和程序均合法，故该行为并非违法行政行为，也不存在被确认无效的问题。无效行政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了的行政行为但由于重大、明显违法而不具有公定力，从而自始、当然、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我局补发结婚证是依据《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无违法操作，更谈不上重大、明显违法，不构成无效行政行为的前提。退一步讲，无效行政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局补发结婚证的行为本身是对结婚双方婚姻关系的一种证明，若我局的该行为被确认无效，那么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2002年2月26日登记结婚后开始的婚姻关系也归于无效，有悖常理。二、补发结婚证不同于补办结婚证，两者具有迥异的法律性质和效力。补发结婚证和补办结婚登记，虽然都有一个“补”字，但两者无论法律性质还是效力都有着很大区别。首先，办理流程不同。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办理流程上，补办结婚登记按照结婚登记的流程进行审查、询问。而补发结婚证，其流程是由当事人持身份证、户口簿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查证属实的予以补发。其次，性质不同。补办结婚登记属于结婚登记行为，是一个可以进行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而补发结婚证是出现“遗失、毁损”情况下的“复印”行为，不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再次，效力不同。补办结婚登记，即确立夫妻关系，取得合法婚姻效力，由此产生人身、财产等法律关系。而补发结婚证，是对原婚姻关系的证明，不是办理复婚手续，并不为当事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本案中，彭朝明和黄玉玲隐瞒其二人在法院调解离婚的真实情况，采取欺骗手段补领了结婚证，并不产生复婚的法律效力，不能因为当事人补领了结婚证就能产生否定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离婚的事实，二人持补领结婚证后共同生活的情形应按同居对待。三、我局婚姻登记处在原告与第三人共同隐瞒和欺骗情况下补发结婚证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1.我局婚姻登记处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形式上合法性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因婚姻登记处与法院之间信息不共享，造成婚姻登记机关在当事人刻意隐瞒和欺骗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补领结婚证手续的事实，其后果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2.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已在人民法院调解二人离婚时失去效力。补发结婚证的效力是对原婚姻关系的证明，是对当事人曾经存在婚姻关系并有档案为证的证明，并不是办理结婚登记，补领的结婚证既没有为已经离婚的当事人创设出婚姻关系仍存续的事实，也没有否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并且当事人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对法院调解离婚后共同生活期间产生的纠纷予以救济。属于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此，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照相关法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我局婚姻登记处补发结婚证的行为合法、程序合法，不存在任何过错，不符合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且补发行为未产生复婚的法律效力，原告要求确认我局补发结婚证的行为系无效行政行为，既无事实支撑也无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孝昌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婚姻档案一套，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02年2月26日在被告处办理结婚登记时，符合结婚登记条件，准许登记，并发给原告（2002）昌邹结字第90号结婚证。 证据二、补发婚姻登记证档案一套，拟证明被告补发结婚证的程序合法、审查到位，没有瑕疵，原告要求确认无效的补发结婚证系采用欺骗行为骗取的，被告没有任何过错。 第三人黄玉玲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 经庭审质证，孝昌民政局对彭朝明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彭朝明对孝昌民政局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是在没有查明已离婚事实的情况下补发结婚证，其补发行为是无效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彭朝明提交的证据一至四孝昌民政局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纳；孝昌民政局提交的两份证据即结婚登记档案、补发结婚证登记档案均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孝昌民政局已向彭朝明及黄玉玲补发婚姻登记证的事实，原告亦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孝昌民政局提交的证据二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评述。 经审理查明：彭朝明与黄玉玲于2002年2月26日在孝昌邹岗镇民政所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鄂孝昌邹岗结字02090），婚后育有一女，后因双方感情破裂，经本院2009年9月23日作出的（2009）孝昌民初字第55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2016年5月11日彭朝明、黄玉玲隐瞒已经法院调解离婚的事实，向孝昌民政局以结婚证遗失为由申请补发结婚证，并提交《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和签署《婚姻登记申请人诚信确认书》等材料。孝昌民政局在审查彭朝明、黄玉玲身份证、户口簿、声明书及查档证明后于当日为彭朝明、黄玉玲补发证号为BJ420921-2016-000783的结婚登记证。2017年9月彭朝明再次到本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与黄玉玲离婚，本院以彭朝明、黄玉玲已通过诉讼离婚，不存在婚姻关系为由不予受理。2020年8月28日彭朝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孝昌民政局为其和黄玉玲补发的BJ420921-2016-000783号结婚登记证的行政行为无效。 本院认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孝昌民政局作为依法履行婚姻登记行政职能的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等相关业务的法定职权。孝昌民政局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备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孝昌民政局对彭朝明、黄玉玲补发结婚证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毁损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结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可以申请补领结婚证，其前提是婚姻关系仍在存续期间，没有发生改变，婚姻登记机关补发的结婚证是对合法有效婚姻关系的证明。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当事人的补领结婚证申请后，应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而本案中，彭朝明、黄玉玲于2009年已由人民法院民事调解离婚，其婚姻关系经法定程序依法解除，孝昌民政局于2016年5月在不能确定彭朝明、黄玉玲婚姻关系是否仍然存续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为其补发结婚证，不具备补发结婚证的法定情形，客观上造成了为已经离婚的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的事实，为彭朝明和黄玉玲以后的结婚登记权利形成法律上的障碍，造成了明显的实质性影响，补发结婚证的行为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应当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依法应予确认无效。需要指出的是，彭朝明、黄玉玲在已签署《婚姻登记申请人诚信确认书》的情形下，仍然违反婚姻登记诚信原则，故意隐瞒已经离婚的事实，向孝昌民政局作虚假陈述，扰乱了正常的婚姻登记管理秩序,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其行为亦应受到婚姻登记机关相应的失信惩戒；孝昌民政局尽管受当时系统及科技等客观工作条件的局限，不能做到婚姻信息的互通共享，在补发结婚证时虽不存在过错，但应在今后的婚姻登记工作中切实予以改进和提升。据此，原告彭朝明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孝昌县民政局于2016年5月11日补发证件号为BJ420921-2016-000783结婚证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孝昌县民政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叶幼文 审 判 员  刘再华 人民陪审员  田静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周小妮 书记员晏杨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