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3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祖（曾用名李大伟），男，198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青岛市即墨区，现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宗华，山东瑞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北安街道办事处胡家庄**。 经营者：徐文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超，山东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芳，女，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春伟，男，196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系孙秀芳之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伟祖因与被上诉人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以下简称“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伟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宗华，被上诉人文鑫布料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超，被上诉人孙秀芳、潘春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伟祖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驳回文鑫布料商行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案件基本事实未查明，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与已生效判决相矛盾，判决证据不足。原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撤销。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未依法给上诉人送达民事起诉书和开庭传票，上诉人并不知道开庭时间，无法参加庭审，导致与本案基本事实有直接关系的大量证据无法提交。本案的买受人是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被上诉人潘春伟手写的面料清单和经营情况统计里的面料都与本案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上的货号、颜色、克重、数量等信息都是一一对应的。原审法院如果用了2019年案件的送达地址，那么这些重要的证据材料在该案中已经提交，本案并没有提及。况且，一案一送是必经程序，本案没有送达给当事人，就轻易的缺席判决，案件事实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审理。程序不公必然导致实体不正。二、案件的基本事实未查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因上诉人无法参加庭审，被上诉人孙秀芳、潘春伟手中具有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的另一联，孙秀芳、潘春伟为了逃避付款责任，对其不利的证据并不会提交，对于事实情况也予以否认。原审法院仅凭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一份签有李大伟的单据就直接判决上诉人李伟祖承担还款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要承担判决责任的被告连证据的三性都没有质证，都没有做出任何答辩，就直接简单宣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潘春伟手写的布料情况清单，第一张上其标注的17个序号，每一个序号的货号名称、颜色、克重都能与本案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一一对应。全部序号的每一项内容都是相一致的，详见证据一。×××.本案上诉人和潘春伟的电话录音，潘春伟说仓库里的面料让他拉走了，去裁了。这份录音是与证据一中第2张涉案面料的裁剪情况对应的。4.潘春伟手写的公司×××-6月公司运营情况支出第1行写到6月28日进8匹夏装料8972.6元未列入，这8匹夏装布料就是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6月28日的销售单编号为5244的8匹布料，销售单上这8匹的金额加起来正是8972.6元。匹数、价格以及布料详情两者都是一一对应的。三、本案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已生效的(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认定的事实以及判决结果相矛盾。在(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中，是对面料进行加工的一方起诉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以及上诉人，法院判决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承担还款责任。购买面料然后裁剪最后进行加工都是一系列的流程，都是给思之烁服装厂干的。本案的文鑫布料商行与(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的原告段会杰一起找孙秀芳要过钱。段会杰提交了一份录音，录音中孙秀芳也认可和他们之间发生业务还有货款的事，孙秀芳手里有对账明细等材料，要钱的录音另一案中已经播放，申请法院调取。四、上诉人方与孙秀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付款记录足以说明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是潘春伟、孙秀芳控制的，账目材料都在孙秀芳手里，对外的欠款明细也都在孙秀芳手中，上诉人只是负责联系生产经营等业务。1.微信名为上善若水的微信是孙秀芳的，微信收款码还显示孙秀芳的名字。上诉人负责联系客户，把孙秀芳的微信收款码发给客户，客户的货款直接打给上善若水，然后上善若水收到款后会在微信上说刚收到了多少钱，这一笔是谁的等对话，上诉人和上善若水之间的聊天记录与上诉人和客户间的聊天记录是相应的，聊天内容正好是一致的，可以相互佐证。2.有的客户忘记了，将货款发给上诉人，上诉人都是将货款给退回去，让客户将货款重新转给孙秀芳上善若水的微信号。×××.因特殊原因上诉人如果收到客户的款项后也是转给Miss烁工厂店孙秀芳，一笔进一笔出都是对应的，收款方都有孙秀芳的名字。支付宝付款时还备注了是谁的货款。4.上诉人从思之烁服装厂拿两件衣服送朋友，都给上善若水货款了，聊天记录显示按成本收，上善若水把多付的钱通过发红包返回来了。以上证据，可以相互佐证，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共同指向同一个案件事实：本案的实际买受方就是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五、被上诉人孙秀芳、潘春伟让上诉人签过一个文件，他打好了只让上诉人签了个名，意思是说厂子、材料等所有都是他投资的，上诉人只负责干活。要求被上诉人拿出来。而且孙秀芳跟客户也是这么说的，她是老板，上诉人是打工的。被上诉人在公安也说过所有东西都是他的。申请法院调取。六、本案判决书开头列明的被告是四个，判项描述的被告是三个。无论是多列被告、判项遗漏被告还是两份法律文书重复列被告都是不当的。 被上诉人文鑫布料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如上诉人确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系合伙做生意，系合伙购买文鑫布料商行的布料，则由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对文鑫布料商行而言，更有利于货款的支付，亦无不可。 被上诉人孙秀芳、潘春伟辩称：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一审法院按照其在其他案件中确认的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符合法律对送达程序的要求。而且如果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送达有问题，一审结束时按照同一地址送达的判决书上诉人却收到了。从一审两次送达的过程来看，恰能说明上诉人是在恶意规避送达，故意给法院的送达工作制造麻烦以拖延时间。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描述不应予以采信。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有效送达的情况下，拒不出庭参加庭审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从时间上来看，其在二审再次所进行陈述及举证已经是超出了一审所确定的举证期间，不应予以采纳。其次，上诉人所描述的事实也是虚假陈述。涉案的加工款与孙秀芳、潘春伟无任何关系，一审时文鑫布料商行也明确自己与孙秀芳、潘春伟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到孙秀芳、潘春伟曾经的店面送过货，何来单据在孙秀芳、潘春伟手中一说？关于布料清单，出现的原因是因上诉人自己经营服装加工，曾经分三次向孙秀芳、潘春伟借款（上诉人不仅向孙秀芳、潘春伟借款，还向其三姨孙美芳借过），孙秀芳、潘春伟找到与其共同经营的配偶周丽娜催促还款的时候，周丽娜称钱不在自己手里，自己不懂记账，自己也怀疑沾有赌博恶习的上诉人有没有赚钱，钱都到哪里去了，并委托懂记账的潘春伟帮忙理算账目，潘春伟在帮其理算的时候进行了记录整理，因此形成了上诉人所提交的材料，整理此账目的时候，上诉人配偶向潘春伟出示过许多类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销售单另一联”，不仅如此，上诉人配偶还向潘春伟提供了上诉人在当时使用的微信零钱流水，并在潘春伟帮其理算之后几日，又向潘春伟提供过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以及支付宝记录让潘春伟帮忙理算，这些流水目前仍在潘春伟手中，其更能证明上诉人有自己的服装店且一直在高频率经营，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是为孙秀芳、潘春伟打工的情形。三、上诉人的服装店与孙秀芳、潘春伟所经营的服装店为各自独立经营，首先，孙秀芳与潘春伟在石家庄有自己的固定工作，2019年6月时候刚刚从工作岗位退休（内退），开服装店也只是两人试着在退休后做点小生意，业务量也不大，并没有大量布料需求。而在（2019）鲁0282民初10×××81号民间借贷案中，上诉人的三姨孙美芳诉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上诉人明确其与配偶经营有服装店，并且称其与孙美芳为合伙关系，孙美芳到店中拉过衣服。上诉人在上述案件中所称的店铺，与孙秀芳、潘春伟店铺不是同一店铺，这一点若法庭认为有必要，孙秀芳、潘春伟可以申请孙美芳出庭作证，上诉人在本地不仅有此一个店铺，还有其他加工点，据了解上诉人的加工厂位于即墨区附近，且在今年还曾因违法受到过行政处罚。关于上诉人所称的与孙秀芳、潘春伟款项往来的事实，仅仅为上诉人的客户需要孙秀芳、潘春伟相关业务时，双方就付款进行的沟通交流。四、关于上诉人所称9680号案件的判决结果，该案的庭审笔录有详细记载，该案原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相互勾结，将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的加工业务恶意合并，但在庭审中查明双方的交易时间、交易习惯、交易价格均不相同的时候，该案原告又配合上诉人撤回对其的起诉，并将诉讼数额调整至孙秀芳、潘春伟认可的数额，造成孙秀芳、潘春伟最终承担责任的假象，但原审笔录中，对于相关事实的调查非常清楚，该案及本案第一次起诉笔录中，所有的原告及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均表示，除了受上诉人带领见过孙秀芳、潘春伟后才知道孙秀芳、潘春伟店铺外，之前与孙秀芳、潘春伟没有过任何接触，相关款项的支付也是由上诉人直接支付，上诉人称自己为职务行为，首先没有与孙秀芳、潘春伟之间的劳动、劳务、雇佣合同，其次在其接触的所有一审原告中，没有任何人认可其为别人打工，尤其文鑫布料商行，在一审中两次明确表示不认可上诉人是受人雇佣，不认可是孙秀芳、潘春伟员工的事实。第三，上诉人在本案中，无法提供任何孙秀芳、潘春伟为其发放工资薪酬的证明，甚至连每次付款是由孙秀芳、潘春伟实际支付的证明都无法提供，而且，在两案中，上诉人均向对方支付了部分款项，但是此部分款项却不是来自于孙秀芳、潘春伟。即便是其在二审中变更了说法，不再主张自己职务行为，而仅主张孙秀芳、潘春伟为实际买受人，但对于已付清的款项，均为上诉人进行支付，孙秀芳、潘春伟没有给过上诉人任何钱，上诉人在没有工资情况下，还为孙秀芳、潘春伟垫付货款，这不符合常理。当庭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看，其要求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从一审送达程序看没有问题，相关对账单及货单也均为上诉人一人签字并与一审原告结算，在一审不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及基本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不应发回重审，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为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要求孙秀芳、潘春伟对涉案相关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孙秀芳、潘春伟则不应列为被上诉人。 文鑫布料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伟祖、孙秀芳、潘春伟、思之烁服装厂给付货款8×××63×××元。2.诉讼费用由李伟祖、孙秀芳、潘春伟、思之烁服装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伟祖于2019年5月份至8月份期间向文鑫布料商行购买布料，经双方结算截至到2019年8月5日共计尚欠文鑫布料商行货款8×××63×××元。上述事实有文鑫布料商行、李伟祖、孙秀芳、潘春伟、思之烁服装厂当庭陈述，有文鑫布料商行提交有李伟祖签字确认的销售单，欠款确认函等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李伟祖购买文鑫布料商行布料，并在销售单、欠款确认函上签字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文鑫布料商行要求李伟祖偿付欠款，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文鑫布料商行称思之烁服装厂系李伟祖与孙秀芳、潘春伟合伙经营，应由孙秀芳、潘春伟与李伟祖共同偿还，孙秀芳、潘春伟对此不予认可，文鑫布料商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伟祖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其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伟祖偿付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货款8×××6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文鑫布料商行对孙秀芳、潘春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1元，减半收取945.5元由李伟祖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伟祖提交证据一、潘春伟手写的布料情况单1张，证明：实际买受方思之烁服装厂的潘春伟统计的货号、颜色、重量以及其他若干信息都能与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对应：第一张上潘春伟标注的17个序号，每一个序号的货号名称、颜色、克重都能与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一一对应。文鑫布料商行的销售单是一式三联的，其中红联在孙秀芳手里。这一点文鑫布料商行在之前的庭审中也说过去思之烁服装厂要钱时，孙秀芳拿出过这些销售单。证据二、潘春伟手写的春夏季（×××-6）月份公司运营情况一张，证明：潘春伟手写的公司×××-6月公司运营情况支出第1行写到6月28日进8匹夏装料8972.6元未列入，这8匹夏装布料就是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6月28日的销售单编号为5244的8匹布料，销售单上这8匹的金额加起来正是8972.6元，之前的庭审问文鑫布料商行5244是什么意思，文鑫布料商行也已经说明夏装布料的编号是5244。匹数、价格以及布料详情两者都是一一对应的。证据三、潘春伟和裁剪工人手写的布料情况统计2张，证明：第1张上半部分是裁剪工人杨立诚写的，下半部分是潘春伟写的。第2张是潘春伟写的，第2张的布料颜色、匹数和第1张的是相对应的，是对裁剪情况的统计。这两张都是和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上的布料情况一致的。证据四、潘春伟手写的成品盘点统计单×××张。证明：证据三中涉案布料情况统计中的小熊、小动物印花图案的布料做成了成品，潘春伟统计的，图案、颜色都是与证据三对应的。潘春伟还记载上诉人的妻子拿走了一件。证据五、证人证言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裁剪工人杨立诚写的证明证据×××中的第1张的上半部分是他写的，写完给了上诉人的姨夫也就是被上诉人潘春伟。证据六、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对于上诉人与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的关系，（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已经审理过。该案中对面料进行加工的一方起诉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以及上诉人，法院判决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承担责任。购买面料然后裁剪印花最后加工成成品进行买卖都是一系列的流程，都是给思之烁服装厂干的。证据七、存于（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中段会杰提交其与孙秀芳之间的录音一份，请求法院调取。证明：文鑫布料商行和（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原告段会杰都知道面料的买受人不是上诉人，是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他们一起去服装厂找孙秀芳要过钱，孙秀芳也认可和他们之间发生业务往来还有货款的事，孙秀芳手里有送货明细等材料，要钱的录音另一案中已经播放。证据八、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各一份，证明：李伟祖妻子与潘春伟的电话录音，潘春伟说仓库里的面料让他拉走了，去裁了。这份录音是与证据一中第2张涉案面料的裁剪情况对应的。证据九、上诉人妻子和孙秀芳之间以及上诉人与客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记录一份（2×××张），证明：证明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是潘春伟、孙秀芳控制的，账目、对外欠款明细都在孙秀芳手中，上诉人只是负责对外联系业务联系客户等。1、微信名（上善若水）的微信是孙秀芳的，微信收款码还显示孙秀芳的名字。上诉人负责联系客户，把孙秀芳的微信收款码发给客户，客户的货款直接打给上善若水，然后上善若水收到款后会说收到了多少钱，这一笔是谁的等对话，上诉人和上善若水之间的聊天记录与上诉人和客户间的聊天记录是相应的，聊天内容正好是一致的，可以相互佐证。2、有的客户忘记了，将货款发给上诉人，上诉人都是将货款给退回去，让客户将货款重新转给孙秀芳上善若水的微信号×××、如果因特殊原因上诉人收到客户的款项后都是转给Miss烁工厂店孙秀芳，一笔进一笔出都是对应的，收款方都有孙秀芳的名字。支付宝付款时还备注了是谁的货款。4、上诉人从思之烁服装厂拿两件衣服送朋友，都给上善若水货款了，聊天记录显示按成本收，上善若水把多付的钱通过发红包返回来了。5、孙秀芳和客户说她是老板，上诉人辞职不干了。证据十、潘春伟统计的一张残品清单，证明：这个面料可以和原审原告的面料色卡核对。清单上的内容和衣服的颜色以及印刷的字母可以一一对应。 文鑫布料商行质证称：对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法确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向上诉人催要欠款时，上诉人才告知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系上诉人李伟祖与孙秀芳、潘春伟合伙经营，在起诉时应当列孙秀芳、潘春伟以及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为被告。对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法确认。对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为布料的实际买受人，在上诉人购买原告布料后，向文鑫布料商行出具的欠款确认函已经明确了买方是上诉人李伟祖，并且李伟祖在欠款确认函上签字注明了身份证号年月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即买卖合同中的买受方。 孙秀芳、潘春伟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为真实的，相关的情况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已经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上述证据所显示的相关内容均为上诉人与其配偶共同经营的服装店的经营情况，与孙秀芳、潘春伟无关，从其对应的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相关证据来看，签字方均为上诉人，与此证据也可以相互印证。对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法确认，其他的意见同答辩状。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证人证言的相关要求，同时从时间上看，上诉人在另案（2019）鲁0282民初9584号案件的庭审中没有提交过此份证人证言，时间上属于事后证明，也不能排除其为本次庭审刻意制作。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相关情况孙秀芳、潘春伟在答辩意见中有详细的阐述，此证据恰恰能证明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雇佣与合伙关系。因证据七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本次庭审未提交，但经孙秀芳、潘春伟了解上述录音系上诉人对外多笔欠款后，故意称其与孙秀芳、潘春伟存在合伙或雇佣关系，带领债权人到孙秀芳、潘春伟店里进行干扰，影响孙秀芳、潘春伟正常营业而形成的录音。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从内容看不能证明其在证明事项中的任何主张。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其提交的微信零钱账单，因相关的交易流水可以进行删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如能够提供双方完整的流水即可看出其除了与孙秀芳、潘春伟的几笔零星款项往来外，还有大量的对外资金往来，这也恰恰能够证明上诉人经营有自己的服装店，与孙秀芳、潘春伟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每个加工点都应该有不同的布料进行加工，同样一款衣服也会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上诉人随便挑选一款字样与一张无法确认的纸张上记载的内容勉强对应的物品想要证明与本案有关，是说不通的。孙秀芳、潘春伟与上诉人均经营服装生意，销售相同的衣服也是正常的。 本院认证认为，李伟祖提交的证据一到证据四，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对真实性均未予认可，且并无潘春伟签字确认，无法证明手写材料所列布料情况与李伟祖所签欠款确认函的关联性，本院对证据一到证据四不予采信。证据五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且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对真实性未予认可，本院对证据五不予采信。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对李伟祖提交的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七系案外人与孙秀芳、潘春伟等人的纠纷，并无证据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上诉人申请调取该证据无依据，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八、证据九均未出示原始载体，且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对真实性未予认可，本院对证据八、证据九不予采信。证据十，文鑫布料商行、孙秀芳、潘春伟对真实性均未予认可，且并无潘春伟签字确认，无法证明该残品清单与李伟祖所签欠款确认函的关联性，本院对证据十不予采信。 文鑫布料商行提交证据一、文鑫下单群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以及上诉人支付货款能够证实，上诉人是布料的买受人，上诉人应当支付所欠付的货款。证据二、即墨区文鑫布料商行负责人徐文强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徐文强向上诉人催要欠款时，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孙秀芳、潘春伟的身份信息以及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的营业执照。 李伟祖质证称：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布料的实际买受人是本案上诉人李伟祖，因为李伟祖没有服装加工厂，思之烁服装厂就是李伟祖的小姨（孙秀芳）、小姨夫（潘春伟）经营设立的，李伟祖负责对外联系业务、干活，购买的面料经过裁剪、印花、加工成成品后，对外销售，所有的账目收款都是由孙秀芳及潘春伟控制的，涉案布料的实际买受方是思之烁服装厂，李伟祖就是对外联系业务的，李伟祖对外下单也很正常，因为不可能是厂子的负责人出去干活，这个和李伟祖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潘春伟手写的所有涉案布料的清单都是相符合的。李伟祖提交的潘春伟统计的清单都是与本案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清单（颜色、克重、价格、货号）一一对应的，其中仅第一张潘春伟标注的17个所有序号都与文鑫布料商行的销售单一一对应。证据二是在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9680号案件中，该案件中布料的加工方段会杰起诉李伟祖、潘春伟、孙秀芳和思之烁服装厂，要求面料的加工费，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潘春伟、孙秀芳、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承担付款责任，在这个案件起诉未判决之前，本案文鑫布料商行也要起诉货款，文鑫布料商行向上诉人要潘春伟、孙秀芳的身份信息，李伟祖给文鑫布料商行发送过去的。而且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销售单另一联在孙秀芳手中，这一点文鑫布料商行在第一次、第二次起诉时庭审中均提到过其去要账时，见过孙秀芳手中的单子，法官还让其提供证人证言。该两份证据均不能证实涉案布料的实际买受人是上诉人李伟祖，而且在原审原告提交的销售单中不只有李大伟的签字，还有其他人的签字。 孙秀芳、潘春伟质证称：对聊天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由于本案中聊天的双方均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孙秀芳、潘春伟补充发表意见如下。首先在聊天记录中上诉人指定文鑫布料商行向其送货的地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址指向当时孙秀芳、潘春伟所经营的店铺；其次上诉人一直称庭审证据无法证明其为实际买受人，从此证据看，所有的业务洽谈定单以及付款均由其一人完成，并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确认。这已经足以证明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即为上诉人李伟祖，如果这都无法证明的话，那么本案合同的相对方不可能出现更强的证据予以确认。从证据二可以看出，文鑫布料商行在起诉时，就倾向于将上诉人列为被告起诉，是上诉人故意将孙秀芳、潘春伟的相关信息发送给一审原告，恶意诱导其进行诉讼，一审原告在第一次起诉（9584号案件中）一开始也并没有将孙秀芳、潘春伟列为被告共同起诉，在第一次庭审笔录中，文鑫布料商行明确自己不认可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存在雇佣关系，在二审笔录中即使到了最后陈述阶段，文鑫布料商行也没有认可上诉人与孙秀芳、潘春伟为雇佣关系。 本院认证认为，文鑫布料商行虽未提交证据一、二的原始载体，但李伟祖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孙秀芳、潘春伟提交证据一、（2019）鲁0282民初9680号案件庭后询问笔录1份，形成于2019年11月8日16时，证明：在该案庭审结束后，该案原告段会杰到法院撤回了对孙秀芳、潘春伟的起诉，并且将原先数万元的诉讼请求按照孙秀芳、潘春伟在庭审中描述的交易习惯调整了诉讼请求，对于本案的庭审笔录孙秀芳、潘春伟申请合议庭进行全部调取，庭审笔录中可以明确看出，除了上诉人李伟祖到孙秀芳、潘春伟店里进行滋事骚扰外，所有人员之前都没有跟孙秀芳、潘春伟有过任何的接触及业务往来，该案原告也是受上诉人李伟祖的恶意引导，方将孙秀芳、潘春伟列为被告共同起诉。证据二、上诉人配偶周丽娜交给孙秀芳、潘春伟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支付宝交易清单以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1份，证明：上诉人称自2019年2月开始就为孙秀芳、潘春伟打工并所有账目的收款都是由孙秀芳、潘春伟控制，此份证明可以明显看出上诉人几乎没有与孙秀芳、潘春伟进行过款项往来，但其自身却对外有大量的款项往来，并且从转账备注看，明显可以看出其自己经营有自己的服装业务。同时孙秀芳、潘春伟认为上诉人既然称自己为孙秀芳、潘春伟打工，那不管是对外的支出还是收入都应该最终交由孙秀芳、潘春伟进行处理，但上诉人在数次庭审中一直没有完成此份证据的举证。 李伟祖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件中撤回对上诉人的起诉以及变更诉讼请求，这是该案原告自己的处分，李伟祖并不同意其撤回起诉。实际上该案中如果不撤回起诉，法院应当驳回对李伟祖的诉讼请求，这样对李伟祖更有利，但是该案原告为了自己的诉讼费或者是其他考量，作出了一个程序上的变动，该案已经生效判决，案件事实经过法院查明，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辩解的任何判决其承担责任的假象，法院的判决都是有证据证明的，为什么加工方起诉李伟祖和孙秀芳、潘春伟，法院仅判决孙秀芳、潘春伟承担付款责任，就是因为面料加工虽然联系人是李伟祖，但是实际的付款方是思之烁服装厂，潘春伟、孙秀芳承担连带责任仅是因为服装厂是个体经营，通过被上诉人的该份证据恰好能证明本案的实际买受方也是即墨区思之烁服装厂，就在该案中段会杰提交的录音中就有本案原审原告以及孙秀芳的对话，因此孙秀芳、潘春伟申请法院调取。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方之所以会将微信和支付宝的交易流水交付给孙秀芳、潘春伟，正是因为思之烁服装厂是潘春伟、孙秀芳设立并控制的，这些流水大部分发生在2019年6月份之前，这也和孙秀芳、潘春伟提到的其是2019年6月份才退休的吻合，也就是说，在2019年6月份之前的厂子筹备阶段的几个月里，都是上诉人在联系业务，所有的账目都是经过孙秀芳、潘春伟的，要给他们报备，2019年6月份之后所有的收款都是支付给孙秀芳的收款二维码中，是因为6月份孙秀芳就过来了，自己实际控制直接收款。上诉人给客户发送付款清单，然后发送给客户收款二维码，客户支付后，孙秀芳在接着问收到多少钱，是谁的。一个客户一笔款所有的记录都在李伟祖提交的证据九中。李伟祖提交的证据九结合孙秀芳、潘春伟提交的证据二足以看出，上诉人是给思之烁服装厂联系业务，所有的面料使用出售方、受益方均是思之烁服装厂。 文鑫布料商行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无法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法确认。 本院认证认为，李伟祖、文鑫布料商行对孙秀芳、潘春伟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无原始载体，李伟祖、文鑫布料商行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无法直接显示与涉案布料及货款的关联性，本院对证据二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在群聊名称为“文鑫下单群-李大伟”的微信群聊中，李伟祖发送“5244126有没有现货”、“给我定一批”、“52448号白75号黄个（各）一批”等与文鑫布料商行工作人员对接，进行订货。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二为上诉人是否应向文鑫布料商行支付货款。 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枓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在另案中留存的送达地址确认书进行邮寄送达并无不当，且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自认一审法官曾电话通知其开庭，故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个焦点问题，李伟祖为文鑫布料商行出具欠款确认函并签字确认，欠款确认函载明的李伟祖与文鑫布料商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在文鑫布料商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伟祖通过微信群聊“文鑫下单群-李大伟”进行订货，与文鑫布料商行发生业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涉案布料的真正买受方为孙秀芳、潘春伟控制的思之烁服装厂，但仅凭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欠款确认函等书面证据。故一审判令李伟祖向文鑫布料商行支付货款并无不当。 另，关于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由于思之烁服装厂已经注销，一审法院已另行裁定驳回文鑫布料商行对思之烁服装厂的起诉，上诉人称一审漏判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李伟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91元，由上诉人李伟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费晓宇 书记员 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