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96民终8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桂明，男，汉族，1973年5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鹏，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沁园中路**。法定代表人：卢新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源市汇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思礼镇涧北村法定代表人：袁飞，经理。原审被告：济源市裕鑫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思礼镇思礼村法定代表人：卢根，经理。原审被告：济源市欣欣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思礼镇思礼村西北法定代表人：王栓，经理。原审被告：卢根，男，196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原审被告：王富源，男，197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上诉人徐桂明与被上诉人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农商行）、原审被告济源市汇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心公司）、济源市裕鑫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鑫公司）、济源市欣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欣公司）、王富源、卢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9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桂明上诉请求：一、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9157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徐桂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部分判决，依法改判徐桂明不承担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济源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915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未认定“2015年度800万借款系2014年度800万借款的借新还旧，且该借新还旧是济源农商行与一审被告汇心农业公司明知，由济源农商行操作”的事实。（1）一审诉讼中，徐桂明申请法院在济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的济源农商行借款资料中，2015年度《济源市汇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800万元借新还旧贷款审查报告》明确载明为“借新还旧”，而并非是2015年《济源农商银行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购钢管、棚膜、棉被”公司经营所需物资。（2）徐桂明提供的《河南省银监会信访事项回复函》明确载明2015年度借款实际上也用于偿还2014年度借款。故，相关书证足以证明2015年度800万元借款是2014年度800万元借款的借新还旧，且系济源农商行具体操作的，该重要事实一审判决未认定。二、一审判决未认定“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800万元借款均系借新还旧，但济源农商行在借新还旧的操作方式上不同（以徐桂明介入为界线）”的事实。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诉争的800万元借款是2014年度800万元借款的“借新还旧”，但一审判决未认定2015年度800万“借新还旧”采取“购买物资”，即济源农商行按新借款操作，但是在2016年度、2017年度徐桂明介入纠纷后，济源农商行直接将借款用途标注为“偿还汇心公司所欠债务”，直接按“借款还旧”方式操作。该重要事实是判断和认定济源农商行主观恶意的关键事实，对本案具有重要影响，但一审判决未予以认定。三、一审判决未认定“徐桂明与王新渠之间是借贷关系，股权转让是非典型担保”的事实。一审判决对徐桂明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所反映的事实在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未予以认定，该事实对于认定徐桂明是否是汇心公司股东、是否清楚汇心公司财务状况及2016年度之前借款事实及用途具有影响，也影响到本案的处理，但该事实一审判决未予以认定。四、一审判决未认定“汇心公司2013年度在济源农商行借款1000万元，2014年度济源农商行帮助汇心公司筹借过桥资金偿还2013年度借款的”事实未查清、未认定。2014年度800万元借款是否用于偿还“过桥资金”、“过桥资金”提供者为谁、济源农商行与汇心公司通过“过桥资金”还款重新放贷的事实，该事实对本案的处理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徐桂明申请法院向公安局调取的证据中显示，汇心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偿还2013年度借款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并且起息日是2014年3月21日；而在2014年度发放800万元贷款时，汇心公司委托王新渠于2014年5月28日先向济源农商行存款800万元，然后同日委托郜娟取款该800万元（用于发放贷款），随后王程又将该800万元归还给济源农商行（王程就是2014年度借款用途购买物资的合同相对方），2014年度该三次业务凭证上显示的800万元贷款的起息日同样是2014年3月21日。相关书证说明：（1）归还2013年度贷款的“过桥资金”来源于银行；（2）2014年度800万元贷款（日期2014年5月28日）的借款实际发放日期是2014年3月21日、并且从2014年3月21日开始计息。济源农商行与汇心公司之间存在协议和默契。五、一审判决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一）（1）徐桂明在2016年度、2017年度保证担保合同及汇心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时，并没有约定借款用途，均是空白内容，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均没有如实告知诉争借款的真实用途。（2）汇心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是非典型抵押担保，徐桂明不是汇心的真实股东，对汇心公司的情况更不清楚。（3）2017年度借款是偿还2016年度借款，2016年度借款是偿还2015年度借款，但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并没有告知徐桂明2015年度借款已经是“借新还旧”后形成的不良贷款，没有向徐桂明如实告知足以影响徐桂明是否愿意继续提供保证的重要事实。（4）同样是“借新还旧”，但徐桂明介入后，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采取不同的借款手续、约定不同的借款用途，足以说明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恶意串通，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贷款转嫁给新的保证人。（5）徐桂明提供的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的视频，一审判决没有对济源农商行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评判，没有进行法律分析。（二）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中关于“担保责任免除”“借新还旧”的相关规定及立法本意，均是为了防止债权人、债务人利用保证人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骗取保证或转嫁风险。立法本意不仅是应告知借款用途是用于“借新还旧”，而更应确保前笔借款是客观真实的，而非前笔借款已经“借新还旧”或“倒贷”的情形。如果前笔借款存在“借新还旧”或“倒贷”的情形，那么对担保人来讲，借款人（汇心公司）的贷款已经是长期形成的无力偿还的不良贷款，该事实足以影响保证人（徐桂明）是否提供保证，出借人（济源农商行）、借款人（汇心公司）就应当向保证人（徐桂明）特别说明。（三）汇心公司与其他原审被告均是互保单位，对借款的形成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其他原审被告也不具有偿债能力。本案诉争借款是2014年度800万借款的“借新还旧”，甚至是2013年度借款的“倒贷”。“借新还旧”本质上就是原借款的延续，徐桂明从没有为2014年度借款甚至2013年度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和表示。本案实质上就是金融机构利用其地位优势，将汇心公司长期不良贷款转嫁给徐桂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诸多重要事实未予以认定，理解和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徐桂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应从法律规定和立法本意予以评判。望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济源农商行辩称：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济源农商行与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徐桂明为该借款提供了担保。借款人无力清偿,作为担保人的徐桂明应当依法、依约承担担保责任,且不具备可以免除担保责任的法定或约定理由,一审对该案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是正确的。徐桂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徐桂明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未对借款人实施人欺诈、胁迫行为,也不存在与借款人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情形,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汇心公司2017在济源农商行处借款800万,该借款用于清偿汇心公司2016年在济源农商行的800万元借款。双方在借款协议及担保协议中对该事实并未隐瞒,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本案所涉借款用于清偿汇心公司2016年度借款,即所谓的“借新还旧”。并且,汇心公司关于在农商行借款以清偿此前借款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上,徐桂明作为汇心农业公司的股东在该记录上签字,这也足以证明出借人并不存在向其隐瞒“借新还旧”事实的主观故意,徐桂明也完全知道该笔借款为“借新还旧”。且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免除担保人担保责任。本案中借新还旧中的2016年度的借款,同样是由徐桂明担保的。故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徐桂明的保责任均不能免除。二、徐桂明所谓的要求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徐桂明在上诉状中第一至第四所列的“法院未查明的事实”或“法院应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审理没有法律关系。2013年、2014年、2015年，甚至2016年度的借款均已清结完毕,主合同履行完毕,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终结。与本案所涉的2017年度借款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徐桂明以2017年度借款为2013年以来“借新还旧”或“倒贷”而形成的,出借人未对其进行明示,影响了其是否提供保证的决定,故而主张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1、在商业领域,企业长期在银行借用资金,仅是资金使用需求而已,现有企业,尤其是优质企业,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实现长期借用银行资金,从而取得经营收益的情形十分常见。借新还旧与企业的经营情况、与企业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没有任何必然关联。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17年度借款与2013年度借款存在关系。2、退一步讲,如果此前曾经存在借新还旧,担保人徐桂明对风险认知不足,则其在2016年提供担保后,即不应当在2017年度继续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对徐桂明而言,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银行。3、徐桂明从2015年即向汇心公司投入巨额资金,从而成为汇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汇心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应比济源农商行更加了解，其在2016、2017年度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完全是为了公司经营需要,并非受出借人引诱或欺骗。至于其与汇心公司原股东之间是股权转让,还是所谓的“非典型”借款担保,是其与汇心公司原股东之间的事,济源农商行作为汇心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并不知情。相反,如果徐桂明与汇心公司为获取贷款,向出借人隐瞒了股权虚假转让、股东虚假变更的事实,显然属于借款人与担保人串通一气,损害出借人利益,担保人同样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至于所谓的“签订”担保合同的视频,一审不仅依法进行了示证、质证,一审判决中对其进行了认证,即“不予认定”。对不予认定的证据载明的内容,自然无需进行评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该案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是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汇心公司、裕鑫公司、欣欣公司、王富源、卢根金未到庭陈述，也未提交书面意见。济源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汇心公司归还其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自2017年6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合同期内利率按月利率4.785‰计算,逾期利率按合同利率上浮50%计算);2、判令裕鑫公司、欣欣公司、卢根、王富源、徐桂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济源农商行下属的思礼支行与汇心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心公司向济源农商行借款800万元整,用于偿还该公司所欠贷款人的债务,借款期限为12个月,月利率4.785‰,逾期利率按合同利率上浮50%收取,按月结息,到期还本,每月结息日为21日。汇心公司在借款人落款处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袁飞签字。同日,济源农商行分别与裕鑫公司、欣欣公司、卢根、王富源、徐桂明、王新渠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由裕鑫公司、欣欣公司,卢根、王富源、徐桂明、王新渠对汇心公司该笔80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方式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时载明本合同之主合同项下借款用于偿还借款人汇心公司所欠贷款人的债务。当日,汇心公司在济源农商行提供的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袁飞签字,济源农商行按借款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汇心公司将利息清至2017年6月2日,后未再支付利息,保证人也未履行保证责任,其中的保证人王新渠已故。另查明,汇心公司在2017年5月12日签订借款合同前,于2017年5月5日召开股东会,三个股东袁飞、徐桂明、王新渠均参加会议,决定向济源农商行贷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由袁飞代表公司办理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规定的所有提款、用款、转账、登记、备案和资料提供等相关事宜,三个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了字。汇心公司2017年所借的800万元借款系归还其2016年5月28日在济源农商行处所借的800万元借款。汇心公司在2016年5月28日借款800万元时,于2016年5月23日同样召开了股东会决议,三个股东袁飞、徐桂明、王新渠均参加会议,同意向济源农商行贷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归还汇心公司2015年5月28日向济源农商行所借的800万元借款。徐桂明和裕鑫公司、欣欣公司,卢根、王富源、王新渠同样作为保证人,为汇心公司2016年向济源农商行所借的800万元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汇心公司辩称800万元贷款是王新渠借用其公司名义进行的贷款,不是其的真实借款,但汇心公司和济源农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飞在合同上也签了字,其公司的三个股东对此召开了股东会并签署了股东会决议,济源农商行也发放了贷款,因此,双方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汇心公司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应当向济源农商行还本付息。欣欣公司辩称其是在空白担保合同上加盖印章,但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欣欣公司应当按照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徐桂明辩称,本案所谓的借款是2013年形成的不良借款,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王新渠对此都明知,并且连续多年以新借款的形式填平借款,后串谋掩盖事实,对其进行欺诈,骗取其为借款提供担保。但徐桂明分别在2016年、2017年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上均签了字,而且其作为汇心公司持股85%的大股东,在汇心公司向济源农商行借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的股东会决议上均签字同意,表明其知道800万元借款的用途,另外,2016年、2017年的借款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上均明确写明该笔借款用于偿还汇心公司所欠贷款人的债务,说明徐桂明对800万元借款用于借新还旧的用途是明知和认可的。徐桂明提供的音像资料证据不能证明济源农商行胁迫其在保证担保合同上按了指印;其提供的精神二级残疾的残疾人证是2018年7月10日签发的,不能证明其于2016、2017年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签字时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综上,济源农商行、徐桂明双方之间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真实有效,徐桂明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裕鑫公司、卢根、王富源作为保证人,也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汇心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济源农商行借款80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6月3日起按月利率4.785‰计算至2018年5月12日止;从2018年5月13日起按月利率4.785‰上浮5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支付逾期利息);裕鑫公司、欣欣实业公司、卢根、王富源、徐桂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汇心公司负担,裕鑫公司、欣欣实业公司、卢根、王富源、徐桂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徐桂明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3年5月27日600万借款借据1张；证据2，2013年6月6日400万借据1张；证据3，2014年5月27日取款凭条3张；证据4，2014年5月27日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3张，共同证明2013年度600万、400万借款在2014年5月27日到期后，是由济源农商行向汇心公司出借了1000万元“过桥资金”偿还的。证据2中载明用于偿还2013年度借款资金的起息日为2014年3月21日。第二组证据：证据5，2014年5月28日800万借款借据、存款凭条、取款凭条4张，证明2014年度800万借款2014年5月28日发放，但起息日为2014年3月21日。根据2014年借款合同，该800万元采取受托支付方式，一直处于济源农商行的控制之下，后通过王程账户偿还了上述“过桥资金”。第三组证据：证据6，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心理检测报告单和医嘱记录单6张；证据7，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门诊病历1张，证明2011年度徐桂明前往医院治疗××，后徐桂明病情逐年加重，2015年开始需要家人陪护，徐桂明长期患有××，行为能力存在障碍。济源农商行质证后，认为：第一、二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进行过质证，不再发表质证意见，这两组证据不能证明徐桂明的主张。第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证据6的六张病历不能证明徐桂明患有××，检测报告中显示的是轻度焦虑、无抑郁、正常范围，不足以证明徐桂明存在××。住院医疗所用药品中，没有用于治疗精神病的医疗用品，标注的注射用腺苷钴胺属于营养药品一类，××，××是两个概念。对证据7，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徐桂明患有××，该诊断结果是抑郁发作、睡眠障碍，诊断时间是2020年11月25日，也不能证明徐桂明在签订担保协议时，存在认知和识别障碍。抑郁症分轻度、中度、重度，轻度抑郁症完全不影响人的精神和行为，不能够证明徐桂明在从事担保行为××、行为障碍或认知障碍，也不能因此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汇心公司、裕鑫公司、欣欣公司、卢根、王富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认证如下：徐桂明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在一审中已向法庭出示，一审法院已依法进行认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三组证据，济源农商行对其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王新渠（甲方）与徐桂明（乙方）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中载明：1、汇心公司主要经营在涧北村、张村、黄庄等村的桃园，占地5300多亩，汇心桃园处于亏损状态，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桃园已处荒废境地。甲方占有汇心公司99%的股权，因已无资金继续投入汇心桃园，经与乙方协商，自愿将其占有的汇心公司85%的股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以人民币2362.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2、经甲、乙双方核算，徐桂明已通过袁飞向王新渠实际支付了借款2200万元（其中，一笔结算合计900万元，另一笔结算合计1300万元），利息162.5万元，以上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2362.5万元。袁飞签署声明对代付借款事实予以确认。现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上述王新渠应还的借款2362.5万元与徐桂明应付的股权转让款2362.5万元相互抵消，即，本协议生效之日，王新渠已清偿上述借款，徐桂明已付清股权转让款。徐桂明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受让股权成为实际股东，占汇心公司85%的股权，依法享有股东的各项权利义务。……4、因双方已于2015年10月19日至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现无需再办理变更登记。即，双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完成股权转让事宜。5、由于转让股权后，王新渠仍希望筹措资金再次购买汇心公司的股权，徐桂明同意给予王新渠优先购买期，在2016年11月13日前，无论王新渠是否依公司法享有优先购买权，都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要求徐桂明向其转让85%的股权，综合考虑徐桂明对汇心桃园的各项继续投入、经营付出、管理改善及桃园整体增值等因素，双方经预算、评估及协商后确定，徐桂明向王新渠转让汇心公司85%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3500万元。实际转让股权时，如双方经协商达成新的转让价格则以新价格为准。……9、王新渠依照本协议享有的购买股权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11月13日止，期限届满，如未能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3500万元，王新渠不再享有本协议项下优先购买股权的权利，徐桂明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由处置其占有的85%股权。如双方仍有股权转让意向，需另行协商及签订协议。10、由于甲、乙双方同时存在两项股权转让约定，2015年10月19日提交至工商局的《济源市汇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是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文本，无法完整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本协议内容才是双方真实意愿表达，2015年10月19日虽在形式上做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当时徐桂明并未成为实际股东，也不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实际上股东仍然是王新渠，所投入资金也是王新渠对公司的投入，徐桂明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受让股权后才成为实际股东，开始依法享有股东的权利义务，关于股权转让价格及股权时间以本协议为准。……本院认为：本案关键事实的时间节点如下：1、2015年10月19日，汇心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徐桂明占股80%，王新渠占股15%，袁飞占股5%。2、2016年3月16日，徐桂明与王新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汇心公司主要经营在涧北村、张村、黄庄等村的桃园，占地5300多亩，汇心桃园处于亏损状态，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桃园已处荒废境地。”同时载明：“本协议内容才是双方真实意愿表达，2015年10月19日虽在形式上做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当时徐桂明并未成为实际股东，也不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实际上股东仍然是王新渠，所投入资金也是王新渠对公司的投入，徐桂明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受让股权后才成为实际股东，开始依法享有股东的权利义务，关于股权转让价格及股权时间以本协议为准。”3、2016年5月23日，汇心公司召开股东会，三个股东袁飞、徐桂明、王新渠均参加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向济源农商行贷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归还汇心公司2015年5月28日向济源农商行所借的800万元借款。2016年5月28日汇心公司与济源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徐桂明等保证人与济源农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4、2017年5月5日，汇心公司召开股东会,三个股东袁飞、徐桂明、王新渠均参加会议，形成决议，决定向济源农商行贷款800万元,用于借新还旧。2017年5月12日汇心公司与济源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徐桂明等保证人与济源农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本案二审的审理焦点是：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徐桂明是否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在对焦点进行论证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徐桂明与汇心公司之间的关系。徐桂明上诉认为其与王新渠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非典型担保”，徐桂明并非汇心公司真实的股东，对于汇心公司的情况不清楚，所以需要济源农商行与汇心公司如实告知其有关2015年度借款“已经是借新还旧后形成的不良贷款，没有向徐桂明告知足以影响徐桂明是否愿意继续提供保证”。从2016年3月16日徐桂明与王新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对于“汇心桃园处于亏损状态，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桃园已处荒废境地”是明知的，而且协议书也表明“2015年10月19日虽在形式上做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当时徐桂明并未成为实际股东，也不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实际上股东仍然是王新渠，所投入资金也是王新渠对公司的投入，徐桂明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受让股权后才成为实际股东，开始依法享有股东的权利义务”，并且按协议约定，“2016年11月13日前，无论王新渠是否依公司法享有优先购买权，都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要求徐桂明向其转让85%的股权，综合考虑徐桂明对汇心桃园的各项继续投入、经营付出、管理改善及桃园整体增值等因素，双方经预算、评估及协商后确定，徐桂明向王新渠转让汇心公司85%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3500万元”，此内容说明自徐桂明2016年3月16日起成为汇心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自主进行投入、经营。所以，徐桂明该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徐桂明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徐桂明诉讼中提出其在2016、2017年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提供2018年7月10日签发的残疾人证书及有关病历证明，因自然人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经过特别程序予以认定，在未经法院认定之前，民事案件中不能仅凭残疾人证书及病历直接予以认定。另外，2016年3月16日徐桂明与王新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长达两页16条，涉及2362.5万元、3500万元的资金处置，协议书内容涉及此前的借款、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后的优先购买权及对价，对于此前、此后的法律后果亦有详尽的陈述，内容繁多，但表述清晰无歧义，所以在未经特别程序审理的情况下，徐桂明认为自己不具备签署保证担保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理由，本院不能予以采纳。综上，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徐桂明自2016年3月16日起成为汇心公司的实际股东，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明知“汇心桃园处于亏损状态，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桃园已处荒废境地”。由此可知，2015年汇心公司在济源农商行的贷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后形成的不良贷款，不影响徐桂明判断汇心公司已处于资金链断裂、桃园荒废的状态。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系借贷双方连续借新还旧，因保证人连续的担保行为形成了连续的担保关系，事关保证人自身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即使在起初的以贷还贷中不知道主合同的目的是以贷还贷，但后来又为同一笔贷款签订的以贷还贷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不管第一笔贷款的用途如何，法院只审查相邻的两笔贷款，即相对的旧贷和新贷。理由是，如果保证人对第一笔担保的借款无法控制借贷双方的使用方式，但在签订新的借款担保合同之前，保证人应当查清第一笔贷款的使用方式，以依法主张权利或者决定是否继续担保。因担保人轻信借贷双方或放弃自己的权利又再次签订担保合同的，应当视为其对第一笔担保借款放弃抗辩权，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从而主张免除民事责任。因此，徐桂明认为“济源农商行和汇心公司没有告知徐桂明2015年度借款已经是借新还旧后形成的不良贷款，没有向徐桂明如实告知足以影响徐桂明是否愿意继续提供保证的重要事实”，故其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桂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上诉人徐桂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商 敏审判员 林慧慧审判员 谢高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琚磊磊书记员常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