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6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萍，女，汉族，1966年4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杰，男，汉族，1989年6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与刘淑萍系母子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叶，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徐彦梅，女，汉族，1967年4月27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伟，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淑萍因与被上诉人徐彦梅、原审被告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澳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9）豫0108民初7215号民事判决。徐彦梅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豫01民终36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豫0108民初7215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审理中，刘淑萍自愿撤回对中澳公司的起诉。该院审理后作出（2020）豫0108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刘淑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萍上诉请求：1、撤销（2020）豫0108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2、本案原一审、原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徐彦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系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诉争的事实与股权无关。本案中刘淑萍诉请的事实是，其于2015年11月27日将10万元以银行转账形式转款给徐彦梅，作为对中澳公司的出借款。实际上的事实是，从原一审、原二审及重审一审中徐彦梅及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答辩和举证情况看，徐彦梅并未将该笔10万转支付给中澳公司，而是据为己有。徐彦梅私自占有10万元的行为，没有得到刘淑萍的任何授权，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受损害的刘淑萍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二）重审一审判决将2015年11月11日刘淑萍支付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的性质认定为股权投资的法律性质，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首先，刘淑萍认为2015年11月11日出借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其次，刘淑萍从来不认为2015年11月11日出借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的性质为股权投资，中澳公司一直宣传的以及刘淑萍一直认为的都是具有固定高额回报（中澳公司承诺月息1.98分）的委托理财性质。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相关问题的纪要》，应将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的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又据中澳公司提供的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于2020年5月14日出具的《关于中止执行相关涉案资产的函》，“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及相牵连公司共吸收公众存款100亿元，涉及群众3000余人……．现贵院审理、执行有关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件与我局所立刑事案件有资金混同情况，以上公司与河南花园口家具城有限公司属于相关联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等规定，现函告贵院请予中止对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亦将委托投资人与中澳公司之间的关系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第三，即使是与2015年11月11日刘淑萍出借给中澳公司10万元有直接关系的（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虽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但该判决书根本没有认定10万元系股权投资性质，甚至连10万元性质都没有做评判，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该判决系徐彦梅私自为刘淑萍请的律师委托代理，委托手续均是伪造，但由于当事人刘淑萍一直处于病重状态，欠缺精力和财力暂未申请再审。现公安机关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中澳公司立案侦查，只能等刑事审判结果出具后再行决定处理方案。）第四，反观本案重审一审判决，在当事人并没有对2015年11月11日的10万元做任何诉讼请求，更没有查明中澳公司是否对委托投资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双方是否有股权代持协议、是否真正为股权投资性质，尤其是现公安机关（或已至检察起诉阶段）已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侦查（或审查起诉）的情况下，仅依据中澳公司单方面的内部记载就认定该10万元为股权投资性质。第五，重审一审判决作出的超出法律规定和当事人诉争事项的股权投资性质的事实认定，不仅严重侵害了刘淑萍自由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的权利，增加了刘淑萍的维权成本、增加了诉累，甚至是有可能切断了刘淑萍维权的途径。综上所述，重审一审法院的行为不仅仅是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的行为，更是有失公平公正，赤裸裸的偏听偏信偏袒徐彦梅的重大司法事件。（三）重审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无非认为诉争的10万元与刘淑萍第一次支付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是同一笔，但这种认定无任何依据。首先，刘淑萍于2015年11月11日第一次支付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已经在（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进行过处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判决的整个审判过程，均未提到2015年11月27日刘淑萍支付另外10万元的事情。该判决整个诉讼过程均是徐彦梅私自聘请的律师代刘淑萍进行，若2015年11月27日刘淑萍支付的第二个10万元与2015年11月11日支付的第一个10万元是同一笔，那么不可能在“民初130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徐彦梅私自聘请的律师不对所谓的还徐彦梅10万元加以阐明。其次，在“民初130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其庭审笔录明确记载徐彦梅私自为刘淑萍请的律师也表示2015年11月11日刘淑萍支付给中澳公司的10万元是现金，而中澳公司也未明确反驳当时收到的非现金。现本案中却认定中澳公司未收到刘淑萍现金，系未查清事实即作出错误判断，对事实认定非常之草率。第三，若2015年11月11日中澳公司未收到刘淑萍的款项，为何会为刘淑萍开具10万元的收据，现公安机关对中澳公司正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在金钱至上的经营理念下，中澳公司没有收到钱却出具10万元之多的收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和正常逻辑。第四，徐彦梅长期在中澳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与中澳公司管理层乃至整个中澳公司的利益联系十分紧密，现重审一审仅依据中澳公司2020年3月26日出具的证明，就认定该证明内容系本案事实，没有公允可言。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淑萍已提供足够证据，重审一审法院仅依据徐彦梅的口头辩解意见即作出驳回判决，系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判。（一）重审一审认为在转款后至本次起诉刘淑萍未向徐彦梅主张权利系法律事实认定错误。（1）徐彦梅在原审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转账给刘淑萍2000元的凭证，系徐彦梅对借款的自认，更足以证明刘淑萍多次主张权利的事实。因刘淑萍手机保存的与徐彦梅的微信聊天记录已全部丢失故无法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以作为证据。提请本案二审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本案原二审庭审中，徐彦梅方提交过2018年3月25日其向刘淑萍还款2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庭审中刘淑萍对该转账认可无异议。在双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还款记录当然是证明刘淑萍曾主张权利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2）“（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判决也足以证明刘淑萍向徐彦梅及中澳公司主张过权利。因徐彦梅以各种理由夸大收益劝说刘淑萍进行委托理财的投资，刘淑萍才于2015年11月11日和11月27日分两次向中澳公司支付了共计20万元。刘淑萍一直以为20万元全部已经入账中澳公司，所以在一直等不来任何收益的情况下，多次催促徐彦梅跟中澳公司要回本金，这才有了徐彦梅私自委托律师代刘淑萍起诉2015年11月11日第一笔10万元的事情即“（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案件，因刘淑萍对该整个诉讼过程均不知情，直到判决结果出来才得知徐彦梅聘请的律师并未将11月27日的第二笔10万元起诉。也是直到本次诉讼经过原一审、原二审、重审一审的过程，刘淑萍才得知徐彦梅并未将2015年11月27日收到的10万元转交给中澳公司。“（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案件，虽然是徐彦梅通过私自聘请律师代刘淑萍进行起诉，但足以证明刘淑萍曾向徐彦梅及中澳公司主张过权利。以上，2018年的转账记录以及“（2019）豫0108民初1300号”民事诉讼均非常明显且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了刘淑萍曾向徐彦梅及中澳公司主张过权利。重审一审法院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有渎职之嫌。（二）重审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刘淑萍两次支付不同10万元的具体资金来源等问题，却不按照已经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对于2015年11月11日刘淑萍支付的10万元系现金的事实，有“（2019）豫0108民初1300号”的庭审笔录为证。重审一审承办人还让刘淑萍证明了10万元现金的来源，该10万元系借侯某5万元，借刘淑贞3万元，剩余2万元是刘淑萍自有的现金。因侯某、刘淑萍当时家里都做点小生意，家里备有现金也是正常。刘淑萍申请了证人侯某出庭作证，并在庭审中详细说明了证人与刘淑萍一同送10万元现金至中澳公司的过程。而2015年11月27日转账给徐彦梅的10万元，资金来源是刘淑萍于2015年11月19日从古荥信用社贷款20万元中的一部分，刘淑萍已提供古荥信用社出具的贷款凭证。以上事实，重审一审庭审已经查明，但在承办人却并未在判决书中将该事实阐明或认定。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审一审承办人出具的判决书未按照其在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系明显的违反法律规定。三、综上所述，本案中刘淑萍2015年11月27日将10万元转账给徐彦梅的初衷是让其转交给中澳公司，但徐彦梅一直未将10万元进行转交，使刘淑萍的利益收到损害，应当将得到的不当利益进行返还。徐彦梅辩称，一审判决（2020）豫0108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一、重审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定性与查明的事实均还原了本案的实情，刘淑萍对于其诉求并无直接证据支持。一审判决结果系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所得，符合事实与证据规则。徐彦梅亦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在刘淑萍转款10万之前已经将自己名下十万元股权转售给刘淑萍的事实。转售股权的事实亦由河南中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澳公司）的会计凭证所载明：2015年11月11日，徐彦梅已经将自己名下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淑萍。刘淑萍于2015年11月27日转给徐彦梅的10万元为偿还徐彦梅的股权转让款符合情理和常理。中澳公司在一审中与徐彦梅所述一致，也能证明刘淑萍并未向中澳公司缴付其所称的现金。二、刘淑萍曾就本案标的起诉中澳公司未果，而虚构了向中澳公司缴纳现金的事实向法庭提起虚假诉讼。对于其所述徐彦梅曾伪造委托手续、私自为刘淑萍委托律师提起诉讼的情况，纯属对徐彦梅的污蔑。三、徐彦梅在原二审中并未提交2018年转账给刘淑萍2000的凭证，当时徐彦梅提交的证据可以详见原二审证据目录。四、纵如刘淑萍所述：2015年11月27日转账给徐彦梅的十万元资金来源为其2015年11月19日从信用社贷款的20万元。也仅能说明刘淑萍贷款用于偿还了其欠徐彦梅的10万元股权转让款，亦能印证在11月19日前刘淑萍资金紧张，并无现金缴付给中澳公司，继而为偿还欠款而贷款。综上所述，本案系刘淑萍虚构事实而提起，其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徐彦梅所陈述的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相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作出正确的判决。故应驳回刘淑萍的上诉维持原判。刘淑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彦梅向刘淑萍返还融资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1.98%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保全费、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徐彦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1日，中澳公司向刘淑萍出具收据（凭证号码：7025733）一份，载明：兹收到刘淑萍交来预收投资款10万元。2015年11月27日，刘淑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徐彦梅支付10万元。另查明，中澳公司2020年3月26日出具证明载明：中澳公司2015年11月24日会计凭证第317号显示，徐彦梅2015年3月8日投资入股款645万元，于2015年11月11日将其中1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淑萍；刘淑萍10万元股权来源为徐彦梅股权转让（中澳公司未收到刘淑萍现金），刘淑萍投资款收据单号为7025733号，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综合考虑刘淑萍所持有收据与所诉款项的金额、收据开具与转款的相隔时间及刘淑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转款后至本次起诉前曾向徐彦梅主张权利等因素，徐彦梅称所诉款项系偿还收据所载明的投资款的辩解意见，符合情理，予以采纳，故对刘淑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刘淑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3元，由刘淑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刘淑萍上诉称刘淑萍于2015年11月27日通过徐彦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的10万元不是向徐彦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支付给中澳公司的投资款，但徐彦梅并未向中澳公司支付，该款项与刘淑萍于2015年11月11日向徐彦梅支付的10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徐彦梅应当返还不当得利10万元。但刘淑萍对其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并综合当事人在本案中涉及相关诉讼以及刘淑萍就涉案款项主张权利等情况，认为刘淑萍的诉请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条件，并无不当。故刘淑萍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淑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3元，由刘淑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勤焱审判员邓先理审判员王东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玉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