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8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应梅，女，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东明，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艳娟，女，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英，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雄英，女，197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霁霖，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应梅与被上诉人喻艳娟、喻雄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3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廖应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东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喻艳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喻雄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霁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廖应梅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喻艳娟、喻雄英于2012年10月28日出具《欠条》，2013年7月20日现金汇款4000元、2015年2月2日现金汇款2000元，2016年1月28日电话催要欠款，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应计算至2018年1月28日。喻艳娟的丈夫蒋定宏分别于2017年8月6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2020年1月23日向廖应梅还款，亦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上诉人于2020年5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综上，因还款事实、催收事实，诉讼时效多次中断而重新计算，上诉人的债权主张始终处于诉讼时效期间内，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买卖合同关系转化为的欠款合同关系，系法定之债，受法律保护。 被上诉人喻艳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上诉人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改变其在一审中所作的陈述，一审审理过程中对被上诉人提出的2013年7月20日、2015年2月2日的还款事实均予以否认，说明其在诉讼过程中并没有遵守诚信原则，其上诉状的表述不具有真实性；2.廖应梅其实已经收回或者基本收回喻艳娟所欠款项，否则不会等了那么多年才起诉；3、上诉状认可案涉欠条的诉讼时效自喻艳娟出具欠条后的第二天起算，喻艳娟如实陈述了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案涉欠条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2月2日届满，上诉人廖应梅提出的中断事由不成立，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明目的;4.在超过诉讼时效之后，喻艳娟并未向上诉人廖应梅支付过任何款项，上诉人廖应梅的债权变更为自然之债，已经丧失胜诉权。 被上诉人喻雄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本案一审中，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表明，喻雄英与上诉人廖应梅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使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不应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2.自2012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喻艳娟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出具欠条，但自此之后，上诉人廖应梅并未向喻雄英主张过任何权益。喻雄英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上诉人有起诉权、上诉权，但不应有胜诉权。 廖应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喻艳娟、喻雄英立即支付廖应梅货款69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喻艳娟、喻雄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0月28日，喻艳娟、喻雄英向廖应梅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火车北站西二楼经营户廖应梅货款87000元。2012年10月28日19：45分，喻艳娟向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双桥子派出所报警称：因在2011年和妹妹一起做服装生意，做生意亏本，今天来了很多厂家，因欠他们的货款，让其给他们打了欠条，但这些欠条，是在没有核对帐本的情况下打的，我只是来登记作为一个证据。2017年8月6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2020年1月23日喻艳娟的丈夫蒋定宏向廖应梅转款共计转款11500元。廖应梅认为，喻艳娟、喻雄英至今尚欠69000元货款未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20年3月廖应梅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喻艳娟与蒋定宏于2011年11月30日办理离婚手续，2016年6月13日复婚。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欠条、接报警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该欠条真实性问题？2012年10月28日，喻艳娟、喻雄英向廖应梅出具欠条，喻艳娟、喻雄英认为是受到胁迫所写下的，并提供了接（报）外警登记表予以佐证，但通过喻艳娟自己陈述的还款及蒋定宏的还款行为，其并未否定与廖应梅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欠付货款这一事实。故该欠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第二、廖应梅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答复：“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0月29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10月28日止。不论喻艳娟自已陈述的最后一笔还款2015年2月2日，还是蒋定宏2017年至2020年的还款行为，均在该诉讼时效之外。而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已处于自然债务关系中。由法定之债变为自然之债，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强制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只存在一种客观事实。对于这种自然之债，权利人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但是债务人自愿履行的，债权人有权接受。但不能因为债务人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履行部分债务，而认为原诉讼时效期间仍在进行之中，对于剩余债务，债务人仍享有时效抗辩权。故廖应梅于2020年3月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廖应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廖应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廖应梅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廖应梅的尾号为3351的工商银行历史账户明细，拟证明2013年7月19日，廖应梅收到被上诉人还款4000元；第二组证据：廖应梅的尾号为6879的农业银行历史账户明细，拟证明2015年2月2日，廖应梅收到被上诉人还款2000元；廖应梅收到喻艳娟丈夫蒋定宏还款：2017年8月6日3500元、2018年2月13日2000元、2019年2月13日3000元；第三组证据：短信记录、通话记录，拟证明2012年二被上诉人因在成都北站市场进货与廖应梅产生欠款关系，后喻艳娟（曾用名：卢娟）多次和廖应梅沟通还款事宜，其中2016年1月16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上诉人及同乡多次向喻艳娟索要欠款。第四组证据：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合同履行后，廖应梅向二被上诉人主张债权。 被上诉人喻艳娟质证称，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是在一审中已经产生，却逾期提交，不属于二审新产生证据，应当不予采信。1.针对第一组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恰好证明了被上诉人喻艳娟一审如实陈述，上诉人违反禁止反言原则；2.针对第二组证据：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这两笔款项不能证明系喻艳娟转存。对于案外人付款的几笔款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喻艳娟已经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并且如实说明了该款项支付的原因是案外人怕家里被闹事，并不是喻艳娟支付款项，且是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的转款，不能视为重新起算诉讼时效；3.针对第三组证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几张短信截屏的时间是2012年1月17日，是在本案欠条出具的时间点之前。本案欠条出具的时间是2012年10月28日，这几张截屏与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通话记录的截屏，手机号码并不是被上诉人喻艳娟的手机号码，与喻艳娟并无任何关联性；对于最后两张短信记录的截屏，该手机号码不是喻艳娟的手机号码，且短信内容中并没有双方的身份，也没有提及与本案欠条相关事项，不能证明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内向喻艳娟主张过案涉的欠条记载的款项。4.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属于逾期举证，不属于新证据；经过一审判决，案件事实均被判决书所固定，证人已经知晓判决结果，丧失了客观性；证人系上诉人关系密切的人，且属于传来证据，其单独的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人表示仅仅听到上诉人打电话，但不能证明电话对方的身份，具体说什么并没有听见，所以与本案与喻艳娟并没有任何关联性；证人表示其他的时间点均记不清楚了，但是却记得2016年的具体时间，还记得打电话的时长，不符合常理。 被上诉人喻雄英质证称，上诉人出示的三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1.针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喻雄英没有关联性；2.针对第二组证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其仅表明廖应梅收到2000元，但是无法说明是谁支付的，支付的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对于2015年7月14日的3000元，对其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仅表明廖应梅在当天收到了3000元，关于支付主体与款项的性质未作说明；对于2017年的几笔转账，在一审中已经出示并进行质证。3.针对第三组证据：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短信内容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10月17日，与诉讼时效没有关联；对通话记录的合法性认可，但是没有备注名称，不能证明是否是喻艳娟。同时代理人也向当事人进行核实，由于时间较长，喻艳娟也向相应的机构进行了查询，但未查询到是她的手机；关于“卢娟”的证据，该电话号码不是喻雄英所有，备注的姓名也与本案无关；其内容仅表明卢娟是要向手机持有人进行退款，但不能说明退什么款。4.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同意喻艳娟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前述证据中电话号码130××××3838的短信记录系其他案外人的短信记录，并非本案上诉人廖应梅在主张权利，对其关联性不予采纳。证人杨某与廖应梅系相识多年的朋友关系，再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其陈述，不足以证明杨某在2016年9月2日听到廖应梅通过电话向喻艳娟索要欠款。对其他二审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是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待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一审在卷证据及二审新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2012年1月17日，电话号码132××××6533机主发送短信，表明“我是乌市的卢大姐……钱一定要给你们的……”，短信内容没有收件人信息；2.2016年1月28日晚上7时39分向132××××6533机主拨打电话，显示“未接通”；3.廖应梅的尾号为3351的工商银行历史账户明细显示2013年7月19日，收到尾号3825账号转账4000元，廖应梅的尾号6879的农业银行历史账户明细显示2015年2月2日，廖应梅收到转款2000元，但均不能显示对方户名；4.一审审理过程中，喻艳娟提交短信截屏，拟证明2013年7月20日、2015年2月2日分别向廖应梅发送短信，内容为“小廖，大姐今天给你汇了4000元……”“你们自己很清楚，2012年逼迫我们打的欠条，我们当天就在公安局立了案。而且我也帮我妹还了你8000元。” 本院认为，就诉讼时效而言，喻艳娟、喻雄英于2012年10月28日出具《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次日开始计算。喻艳娟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主张2013年7月19日还款4000元、2015年2月2日还款8000元，应视为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自认，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2月3日开始从新计算。从现有证据分析，2012年1月17日，电话号码132××××6533机主发来短信，表明“我是乌市的卢大姐……钱一定要给你们的……”，2016年1月28日虽有向132××××6533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的记录，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在该时间段132××××6533电话的机主系喻艳娟。同时，廖应梅提交的其他案外人与喻艳娟的短信记录，电话号码亦并非132××××6533。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2016年1月28日廖应梅通过电话催收的形式向喻艳娟主张欠款，并到达对方。廖应梅一方主张通过电话催收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从喻艳娟的丈夫蒋定宏分别于2017年8月6日、2018年2月13日、2019年2月3日、2020年1月23日向廖应梅还款的效力来分析。首先，喻艳娟自认2015年2月2日有还款行为，应视为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自认，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2月3日从新计算至2017年2月2日至止。之后蒋定宏的多次还款行为仅能视为案外人即喻艳娟的丈夫对已过诉讼时效的部分自然之债的自愿履行，不能视为喻艳娟、喻雄英对全部债务愿意继续履行的承诺，不能起到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效果。 综上所述，廖应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是的负担，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廖应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廷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