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43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港支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泉五路。 代表人：吴金春，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雯雯，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鹭强，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叶鹏梅，女，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泉港支行）因与被申请人叶鹏梅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5民终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行泉港支行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中行泉港支行对叶鹏梅信用卡交易34999元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一）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已于2018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了“叶鹏梅被诈骗案”，即本案盗刷者涉嫌诈骗一案已立案，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中，而本案与该经济犯罪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本案必须以该经济犯罪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二审法院径直做出判决有误。（二）本案信用卡交易34999元，中行泉港支行已提供该34999元的支付结算服务，但叶鹏梅至今未向中行泉港支行偿还该笔债务，因此叶鹏梅根本不存在经济损失，实际的损失方为中行泉港支行，二审法院认定损失方为叶鹏梅有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行为时有过错。叶鹏梅要求中行泉港支行赔偿34999元，其应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存在34999元的损害事实。（三）本案信用卡交易34999元的损失系因盗刷者的“网络盗刷”行为以及叶鹏梅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泄露校验码信息造成的，中行泉港支行在该笔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二审法院认定中行泉港支行未采取迟延支付的措施存在过错，应承担50％的责任，属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有误。盗刷者为本案损失的真正侵权人，因此相关损失应由盗刷者承担是显而易见的。叶鹏梅已持有诉争信用卡10年之久且在此过程属经常性使用、消费，其对中行泉港支行的客服电话为9××××是明知的，而盗刷者进行诈骗的电话号码为×××78，明显与中行泉港支行的客服电话不符，可见叶鹏梅未尽到一般民众辨别的注意义务。另一方面，校验码在办理银行业务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叶鹏梅对此也是明知的。即使叶鹏梅无法对假冒中行泉港支行发送的信用卡冻结信息进行辨别，但在后续的电话诈骗过程中，叶鹏梅只要不将中行泉港支行发送的校验码告知盗刷者，仍然可以有效防止盗刷发生。同时，从中行泉港支行9××××所发送的短信来看，“校验码：99XXX6，尊敬的客户，您正在进行中国银行移动支付业务的开通操作，请勿向任何人提供您收到的短信验证码【中国银行】”已明确告知叶鹏梅校验码是用于开通信用卡移动支付业务，并提示了切勿向任何人泄露校验码。基于此，本案信用卡交易34999元的损失系由盗刷者以及叶鹏梅共同造成，二者应对本案损失共同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忽略盗刷者为真正侵权人的事实，径直认定中行泉港支行和叶鹏梅对本案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属事实认定有误。（四）中行泉港支行执行诉争34999元付款指令符合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且中行泉港支行已尽到合理的风险提示义务及资金监管义务，因此不存在过错。叶鹏梅也未能举证证明中行泉港支行存在监管不到位的过错。1.根据《中银信用卡领用合约》，中行泉港支行与叶鹏梅之间形成信用卡合同关系，中行泉港支行应当按照叶鹏梅的支付指令在约定的额度内向叶鹏梅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叶鹏梅应当按期归还信用卡交易款项、利息和费用。本案诉争34999元交易系诉争信用卡开通虚拟设备卡后以网上账号支付方式进行，不需要使用银行卡物理介质。诉争34999元交易发生时，诉争信用卡处于正常状态，中行泉港支行收到支付指令，有理由将该交易视为叶鹏梅本人操作的合法交易，故中行泉港支行执行付款指令符合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2.中行泉港支行已尽到风险提示和资金监管义务，无证据证明中行泉港支行对诉争34999元交易存在过错。叶鹏梅错误提供验证码开通虚拟设备卡后，中行泉港支行又向叶鹏梅发送短信明确告知叶鹏梅务必及时设置消费密码。如果叶鹏梅及时设置了消费密码，仍然可以进一步有效防止本案损失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诉争34999元交易发生于2018年10月11日6:31,中行泉港支行在系统自动识别该笔交易存在风险后，于该笔交易发生后的两分钟内即6:32和6:33，分别两次向叶鹏梅致电询问上述34999元消费是否为叶鹏梅本人消费。且在落实非本人消费的情况下，中行泉港支行立即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3.依据《银联卡疑似欺诈合谋商户资金延迟结算工作指引（试行）》，只有伪卡或失窃卡欺诈才可适用资金延迟结算，虚假申请、未达卡、账户盗用等申请类欺诈，以及信用卡套现欺诈等均不适用资金延迟结算。而依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制度》的规定和本案事实，本案交易行为符合网络盗刷的行为定性。因此，本案网络盗刷行为不能适用《银联卡疑似欺诈合谋商户资金延迟结算工作指引（试行）》所规定的资金延迟结算，中行泉港支行根本无法采取延迟支付措施。二审法院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为中行泉港支行没有采取延迟支付措施，造成本案发生34999元的损失无法避免，该认定错误。同时，对于已经完成结算支付的交易，中行泉港支行也无拦截交易或者回溯交易的可能，因为若中行泉港支行在内的发卡行均有随意拦截或回溯交易的权利，极可能造成金融市场支付秩序、结算秩序的紊乱，更不利于持卡人的用资安全。（四）即使中行泉港支行存在资金监管不当的过错行为，本案损失亦应由盗刷者、叶鹏梅及中行泉港支行三者之间按责任大小承担按份责任，也就是中行泉港支行承担的责任范围应远小于损失的50%，而二审法院认定中行泉港支行和叶鹏梅对本案损失各承担50%，以及在刑事退赔、退赃后，中行泉港支行可向盗刷者主张权利，该认定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损失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盗刷者的“网络盗刷”行为以及叶鹏梅泄露校验码，即使中行泉港支行确实存在资金监管不当的过错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方原因力的大小，判决盗刷者、叶鹏梅及中行泉港支行三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中行泉港支行承担损失的范围应远小于本案损失的50％。综上，中行泉港支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行泉港支行主张本案应以刑事“叶鹏梅被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起诉。但叶鹏梅起诉请求系依据其与中行泉港支行签订的《中银信用卡信用合约》，主张的是合同之债。本案法律关系主体与“叶鹏梅被诈骗案”刑事案件主体不同，也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中行泉港支行是否应承担本案合同责任，无须以该刑事案件的侦查及审理结果为依据。中行泉港支行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行泉港支行主张叶鹏梅在本案中不存在经济损失。但叶鹏梅申领并持有的信用卡被盗刷34999元已经实际发生，该34999元系叶鹏梅信用卡账户的损失，原判认定叶鹏梅具有34999元的损失并无不当。 中行泉港支行主张本案因案外人欺诈行为导致信用卡被盗刷34999元的损失是叶鹏梅的过错所致，其已经尽到风险提示和资金监管义务，不具有过错。但依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银行在经营信用卡业务过程中，具有充分向持卡人披露相关信息，揭示业务风险，有效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业务风险等义务。中行泉港支行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叶鹏梅签订银行卡合同时，已经全面告知和明确说明案涉信用卡网络支付业务的持卡人身份认证方式、相关交易规则、提示该业务的法律风险及风险防范措施等信息，而案涉34999元的损失是因网络支付功能的使用而导致信用卡被盗刷，原判认定中行泉港支行对前述34999元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此外，中行泉港支行在履约过程存在过错而承担本案相应赔偿责任与案外盗刷人的侵权赔偿责任法律性质不同，亦是分别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而产生，中行泉港支行主张案外盗刷人应与其分担本案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中行泉港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港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峥峥 审判员  胡伟荣 审判员  高晓嵘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