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501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719107554A，住所地为周口市川汇区交通路**。代表人：徐晓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军涛、刘蓬蓬，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殿福，男，汉族，1963年9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垒，男，汉族，1986年4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江涛，男，汉族，1989年2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宝磊，男，汉族，1980年3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新征，河南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川汇区人民法院（2020）豫1602民初6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口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涛、刘蓬蓬，被上诉人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口农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改判。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以便稳定交易秩序。认定权利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届满，须基于权利人持续怠于行使权利的客观事实。虽然法律规定对公告主张权利相关条件作出一定程度限制，但由此认定法律规定完全排除其他形式公告主张权利行为的法律效力亦不附合立法目的。本案实际情况是，周口农商行在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怠于还款之后，连续数次在《河南法制报》上刊登公告催收。这些事实表明，周口农商行不仅始终没有怠于主张权利，反在每次诉讼时效届满前积极发布催收公告主张权利。因此，周口农商行认为公告催收债权行为已经产生中断，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有违立法目的，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辩称，公告这种法律拟制的送达方式，其适用的前提应当是当事一方下落不明，而本案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并不存在下落不明，且周口农商行在一审中也未能举证证明债务人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故其在报纸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的方式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对于下落不明的债务人，债权人可以通过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公告的方式，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登报方式催收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即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以及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而本案截止到2010年8月13日立案起诉之时，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一直在原居住地进行举证，并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且一审中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承担下落不明或穷尽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其虽在庭审中主张有电话联系等方式催收无法送达，但至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在河南法制报刊登催收公告的方式，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诉请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周口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所欠贷款本金60000元、期内利息（自2010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2012年5月31日，月利率为8.1‰）及逾期罚息（自2012年6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6月24日止按月利率8.1‰再上浮50％计算），本息共计131199元，2019年6月24日以后的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执行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31日，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王殿福签订《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60000元，借款期限为24个月，自2010年5月3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8.1‰，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20日，逾期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收息账号为尾号为1326号的农信社账户。2010年5月23日，王垒、孙江涛、杨宝磊与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保证合同》并出具《保证担保承诺书》，承诺为王殿福在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6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限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合同签订后，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依约向尾号为1326号的农信社账户发放借款60000元。2018年9月26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下文同意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债务由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014年4月30日、2014年10月15日、2016年3月22日、2017年1月3日、2019年3月4日，周口农商行及其前身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分别在河南法制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要求四被告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周口农商行与四被告签订的《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被告王垒、孙江涛、杨宝磊出具的《保证担保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周口农商行主张已按约定发借贷款，四被告应当承担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四被告辩称并无收到该笔借款，且即使收到该笔借款，本案也已超诉讼时效，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双方借贷关系是否实际成立；二、如双方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本案是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省级媒体上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周口农商行依约向被告王殿福名下尾号为1326的账户内发放借款，已履行合同义务。四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在借款保证合同中签字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是事先预知的，所以即使其非实际用款人，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顾名思义，周口农商行及其前身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省级媒体刊登针对四被告的催收公告的前置条件应为四被告下落不明。据庭审查明，四被告自借款之日起至2018年间一直都在原籍居住，且周口农商行并未提供四被告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故周口农商行在未确认四被告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省级媒体刊登针对四被告的催收公告的行为不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本案债务虽实际存在，但周口农商行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未能实际举证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四被告提起诉讼、提出还款要求，无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发生，周口农商行已依法丧失胜诉权，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口农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62元，由周口农商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顾名思义，周口农商行及其前身周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省级媒体刊登针对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的催收公告的前置条件应为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下落不明。据庭审查明，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自借款之日起至2018年间一直都在原籍居住，且周口农商行并未提供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故周口农商行在未确认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省级媒体刊登针对王殿福、孙江涛、杨宝磊、王垒的催收公告的行为不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所述，周口农商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4元，由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诗永审判员朱雪华审判员吕文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