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25民初2255号原告：安某2，男，汉族，1985年3月9日出生，住冠县。原告：史某，女，汉族，1986年6月14日出生，住址同上，原告安某2之妻。原告：安某1，女，汉族，2019年3月15日出生。法定代理人：安某2、史某，原告安某1的父母，身份事项同前。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恩峰，冠县冠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住所地冠县振兴西路**。法定代表人：郑锋昌，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雷，该服务中心B超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锐南，该服务中心法律顾问。原告安某2、史某、安某1与被告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某2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恩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雷、杜锐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额外扶养费用、鉴定费共计75528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史某在怀孕期间，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4日四次在被告处做产前检查，被告出具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均显示“四肢长骨可见”。可是，原告史某于2019年3月15日在产下原告安某1后，却发现安某1左下肢缺如。被告的产检结果错误，给原告的精神及家庭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被告辩称：一、答辩人的超声检查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原告史某在答辩人处四次申请常规产前超声检查（Ⅱ级），答辩人严格按相关标准为其做了检查，并出具了报告单。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附件6《超声产前诊断技术规范》规定的超声产前诊断应诊断出的严重致命畸形包括：无脑儿、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严重胸腹壁缺损伴内脏外翻、单腔心、致死性软骨发育不良，不包括胎儿四肢部分缺失。按照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分会《产前超声检查指南》中晚孕期常规产前超声检查（Ⅱ级）标准，对胎儿四肢部分的检查内容为显示一侧股骨并测量股骨长，不包含小腿骨。该《指南》在注意事项条款中强调，有时因胎位、羊水过少、母体因素等影响，并不能很好的显示胎儿的所有结构。答辩人在报告单中已按指南要求作了说明“其余器官：因胎位、羊水分布等因素分辨不清”。二、安某1的“左小腿缺如”是其宫内自身发育形成，非答辩人诊疗行为所致，其残疾也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没有关联性。安某1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三、即使答辩人告知原告胎儿左下肢缺如，史某也不能终止妊娠。《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规定，胎儿有严重缺陷是医师提出终止妊娠的情形之一。《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计划内怀孕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人为终止妊娠：……（二）胎儿有严重缺陷……”。而胎儿四肢部分缺失未包含在规定的六类严重畸形之中。所以，答辩人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与安某1的不当出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史某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14日四次在被告处做产前检查，被告分别出具的四份彩色超声报告单“超声描述”部分均载明有“四肢长骨可显示”。2019年3月15日，原告史某在冠县中心医院自然分娩一女婴，取名安某1。病历记载“新生儿左腿下肢缺如”。诉讼过程中，原告提出鉴定申请：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安某1的伤残等级、被告的过错与安某1的缺陷出生或伤残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参与度、安某1安装假肢及维修的费用等事项进行鉴定。在我院释明其申请的第二、三项鉴定结论对案件的裁判结果可能没有意义但会导致诉讼期限的延长并产生额外的鉴定费用后，原告仍坚持提出申请，并向我院出具了自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承诺书。此后，经我院司法技术科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所出具了鉴定意见书，载明：被告四次超声检查报告中均提示“四肢长骨可显示”，理解为胎儿四肢长骨未发现异常，与新生儿实际情况不符，存在过错；被告的首次检查属常规产前检查（Ⅱ级），但被告未告知患者Ⅱ级检查的范围，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存在过错。安某1小腿缺如系其宫内自身发育形成，非诊疗行为所致；被告未提供其相关医生资质的相关材料；原因力评定尚属学理性探讨，其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故鉴定人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鉴定意见为：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安某1缺陷出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以次要原因为宜；安某1的左胫腓骨近端以远缺如不宜评定伤残等级。山东正邦假肢赔偿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安某1在2-3岁时开始装配假肢为宜。18周岁之前需配置未成年假肢，每年更换一次，普适型每次费用为15000元；18周岁之后配置成人假肢，每四年更换一次，普适型每次费用为21000元，第一年免费维修，以后每年维护费为单价的6%。首次装配假肢需进行功能训练，功能训练费计2000元。上述费用不包括配置假肢时的交通食宿及护理费用。因上述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16800元。本院认为：被告四次超声检查报告中均显示胎儿四肢“长骨可显示”，与新生儿出生时的左小腿缺失的实际情况不符，检查结果错误。对认定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的相关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列举的六大严重畸形只是相关规范规定的应当诊断出的胎儿缺陷，据此不能得出肢体缺失不应检出的结论。被告提交的《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文本所列中晚孕期常规产前超声检查（Ⅱ级）的“检查内容”和“注意事项”中确有被告述称的“胎儿四肢：显示一侧股骨并测量股骨长”及特定条件下“不能很好的显示这些结构”的内容，但该“注意事项”中同时还载明有“最少应检查以上胎儿解剖结构”的内容；Ⅲ级检查胎长四肢部分载明有“观察……双侧股骨，双侧胫、腓骨”。涉案报告单未显示“常规产前超声检查”或“Ⅱ级”检查字样，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告知了原告涉案检查的级别及检查范围。报告单中对胎儿四肢的表述为“无中生有”的肯定性“长骨可显示”，而非能力不足或基于真实的“分辨不清”。被告关于其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案系被告违反告知义务侵害胎儿父母知情权和生育选择权引起的“不当出生”纠纷。在检查结果正确或者分辨不清的情况下，原告安某2、史某极有可能依据正确的检查结果或通过进一步的产前诊断获得胎儿肢体残疾的正确信息，进而做出终止妊娠的选择以避免残疾儿的出生。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基于父母对子女前途命运的担忧，尤其是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下，残疾儿的出生将会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精神压力有可能伴随残疾儿的整个成长过程甚至是父母的一生。对原告安某2、史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应予支持，但对其数额应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和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予以调整。残疾儿的出生会使父母支出比养育健康子女情况下增加的特殊抚养费用，即原告主张的额外抚养费，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假肢配置费用本院亦应予以支持。与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不同，安某1的小腿缺失并非诊疗行为所致，而是其宫内自身发育形成。被告的诊疗行为过错，与安某1的残疾没有因果关系，依法对此不应承担责任。对于任何生命个体而言，相较于生命的沉寂或死亡，生永远都是一种幸运。对于安某1而言，这种“不当”出生无疑是因祸得福。本院对被告关于安某1在本案中不具有请求权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告诊疗行为的过错导致不当出生的原因力，主要表现为父母获知胎儿的残疾状况后选择终止妊娠的可能性，是确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大小的重要依据。对这种原因力的判断并不仅仅是基于专门的医学知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社会伦理、法制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逻辑判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虽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显现引起了人们对人口数量控制手段及程度的反思，但减少残疾儿童的出生、提高人口素质却一直是一项受到普遍赞成和拥护的政策。由于不存在西方宗教反对堕胎伦理观念、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关于自然人人格始于出生法律规定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在意外受孕或孕期出现不便生产的状况而决定终止妊娠时，我国民众在伦理观念或心理感受上普遍不存在对尚不具人格的胎儿的歉疚感。在胎儿存在畸形或严重缺陷时，终止妊娠已经成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选择。在相关鉴定意见明确载明“鉴定人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的情况下，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被告的赔偿责任为80%。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发现胎儿异常的情况下，经治医师必须将继续妊娠和终止妊娠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进一步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孕妇，由孕妇夫妻双方自行选择处理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被告引用的我国母婴保健法和山东省的相关规定中的“胎儿有严重缺陷”只是医师应当提出终止妊娠意见的情形之一，并非必要条件，更不是孕妇终止妊娠的法定前提。其列举的产前诊断应当诊断出的不包括胎儿四肢部分缺失在内的“严重畸形”或“严重致命性畸形”，与上述规定中的严重缺陷也是含意不同的两个概念。被告关于其即使告知原告胎儿左下肢缺如史某也不能终止妊娠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与抚养健康子女的一般抚养费并无二致，确定额外抚养费的条件也应包括抚养人具有抚养能力和被抚养人劳动能力不足且无其他生活来源两个方面。就像幸运地出生一样，在成年之后，安某1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相较于获得赔偿金而言，这种可能性实现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幸运。据此，本院酌情确定额外抚养费按20年计算，自安某12021年3月15日年满2岁至2041年3月15日年满22岁期间，假肢费用为282000元（16×15000+21000×2）、假肢维修费为7560元（21000×6%×6）、配置训练费为2000元，共计291560元。在最后一次配置的假肢使用年限届满即安某1年满26岁时，如仍有必要，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某2、史某赔偿额外抚养费用233248元、鉴定费8400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共计32164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52减半收取5676元，由被告负担4540元，由原告负担11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延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彬书记员王慧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