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81民初218号 原告：李秀红，女，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伟，吉林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艳，女，196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四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秀红与被告高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秀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伟、被告高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一审现已审理终结。 李秀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0000元，从2017年1月1日按本金85万元，月利息1.5分支付利息至全部借款偿还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高艳的妹妹高某是同学关系，原告通过同学高某认识了被告高艳，被告高艳在2013年分二次在原告处借款35万元，当时约定月利息1.8分。2014年3月3日被告高艳向原告借款50万元，当时被告要求原告将借款转账到她指定的李国霞账户，被告高艳给原告出具了借据，当时约定月利息1.5分，被告每年年底给原告结算85万元借款利息，并重新出具借据；后被告在2016年1月1日给原告结算利息后重新给原告出具了借款60万元和25万元的借据。被告在2017年1月11日给原告汇款10万元借款利息。现原告家急需用钱，多次找被告索要借款和利息，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拖，原告无奈，故诉诸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高艳辩称，被答辩人本案所诉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诉讼主体错误，一、被答辩人诉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的事实错误，是不真实的，2013年3月份左右，被答辩人通过答辩人的妹妹高某想把自己的存款放在答辩人的公司，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放贷，为了赚取高额利息，2013年7月份被答辩人分别两次一次将50万元汇给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李国霞会计银行卡，第二次将35万元分两笔汇给公司，当时是客户经理答辩人账户里，答辩人收到该35万元款项后，立刻将款项转给了会计李国霞，李国霞将这三笔共计85万元和公司的资金一并放出（放贷），答辩人并非和被答辩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答辩人并非本案的主体，该公司是实际的借款人。反过来又说，是答辩人找被答辩人要求公司主动找上门上放高额利息的。答辩人并不认识被答辩人，2016年前答辩人从未见过被答辩人，又因借款当年，答辩人自己不需要资金，自己并不需要向被答辩人借款使用。答辩人的行为是代表正邦小额公司的行为。二、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2015年1月1日两个借条。2016年1月1日两个借据，都是答辩人先给公司出具的空白借据，并没有填写任何借款内容以及数额。而2016年1月1日的借条上分别是60万元、25万元，借条中注明了委托正邦小贷放款。“高艳是经办人，而不是借款人”。三、从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借款本金及利息看，答辩人在原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已经返回给被答辩人10万元本金，按照借条的内容并没有约定利息。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6条第二款、第17条第二款，第2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被答辩人主张的本金和利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本案应追加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公司为被告主体。被答辩人的债权应向该公司追偿，答辩人的身份在2013年至今为该公司的客户经理，李国霞为该公司会计，公司为了接受款项方便，分别用李国霞和答辩人等公司员工的银行卡，为公司汇款使用，答辩人只收到两笔35万元还直接转到会计李国霞的账户里。答辩人并没有收到85万元的事实，答辩人也不是实际借款人，她只是履行了公司一个职务的行为，被答辩人应该追加正邦公司作为被告，承担返款义务。五、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答辩人有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借款主体、也有证人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的事实，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希望被答辩人撤回对答辩人的诉讼，以免虚假诉讼的发生，望审判长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李秀红提供的证据建设银行转账记录、工商银行转账记录、高艳提交的证据建设银行流水明细和工商银行流水明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李秀红提交的证据 2015年1月1日，高艳给李秀红出具的25万元借据一张和60万元借据照片各一张、2016年1月1日高艳给李秀红出具借据照片一张、2016年1月1日高艳给李秀红出具借据二张；李秀红提供该证据证明高艳向李秀红借款85万元的事实，证明双方约定月利息1.5分，证明每年给付利息127500元；该四张借据系高艳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016年1月1日借条两张，上面写了“今收到李秀红借款60万元，借款人高艳”，这是2016年书写的借条的时候所写的内容，在2017年春天向高艳要钱的时候，高艳自行书写的委托正邦小额贷，后填的内容与2016年书写的内容的用的两种笔书写，该借条上没有小额公司的盖章签字以及确认，证明李秀红与高艳存在借贷关系，与小额公司无关；在2013年借款开始，每年到年底1月份高艳将借条收回支付利息，重新给李秀红出具借据，2013年和2014年的借据被高艳已经收走，2015年的借据是当时高艳给李秀红出具新的借据，要求把2015年的借据邮寄到四平高艳手中，在邮寄之前，李秀红用手机拍照留下了2015年1月1日的欠据照片，时间是2016年2月份。 高艳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李秀红在主张借贷关系存在时应当提供相应的借据、票据等能够证明借款关系事实存在的证据，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该证据的内容是后书写的，高艳本人现先在空白处签字，借款数额和李季红的名字是后书写的，也就是说“今收到李秀红的名字，借款数额60万元、25万元以及借款日期”都是后填写的。该两笔借款是原告向正邦小额公司放贷的款项，并不是高艳实际向原告借款；2016年借条注明了一个是60万元的，一个是25万元的，委托正邦公司小贷放款，经办人位置签字的是高艳，还有经办人会计李国霞，所以该两份借条非常明确的共计85万元就是李秀红通过高某介绍找到高艳，要求在正邦小额放贷的事实；另外借据上没有约定利息，不应给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该支付利息。对借条复印件那是2015年的内容，和本案没有关系，利息已经给付李秀红了，2015年的借贷关系已经结束了；2016年的借条上，借款人签名是我，是我给公司会计李国霞留下的是空白借据，内容不是我书写的，是2016年李会计在办公室给李秀红填写的内容。当时写此条的时候，公司李会计直接给李秀红打的电话，让她取利息及借条，这个过程我全程都不知道，都是他俩之间联系的。当时李国霞让她把钱拿走，她说不拿，这个我有证据，而且李国霞告诉她，现在公司不景气，没有利息。我在2015年12月9日乘坐火车去广东，于2016年9月11日从广东开车回四平，中途从未回过四平。2015年的利息都是会计直接转入李秀红提供的个人卡号，借条上的油笔字是李秀红要求我写上去的，当时是在四平一块豆腐饭店书写的，当时有公司两位员工和我妹妹高某在场。她当时说，大姐，咱们的钱啥时候回来，我们当时从法院返回来请她吃饭跟她见面，她要求我给个说法，我说公司回不来钱，当时员工也和她解释都在跑法院，全员清收。就这样她说，那我找谁要钱，就这样，我才把它写上。她本人承认此款放入公司。我有证据录音、录像。2017或者2018年她去公司的时候，她随后去了小贷公司，在小贷公司见到了会计，谈话内容我有录音。 本院认为，关于李秀红提供的证据借据照片及借据，从证据内容上看，均系高艳形成，并交付给李秀红，通过双方对证据的质证和说明，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陈述借款的过程，以及借款的交付过程，从借款时间上看，该借款具有连续性，故本院对李秀红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关于高艳提供的证据 1、刘立彬、聂文博证明一份，高艳提供该证据证明李国霞是四平正邦小额贷的会计，高艳为小贷公司客户经理，证明李国霞和高艳的身份主体；李秀红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根据新的证据规则，证人证言必须出庭作证才具有相关的法律效力，该份证据没有小额公司说明以及加盖公章，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高艳提供的该证据证明的问题，李秀红虽然不予认可，但是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证明内容亦属真实，虽然没有四平正邦小额贷款公司的证明，但对此证据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参考。 2、关于公司借用内部职工账户的说明，该证据证明当时公司使用过该公司员工个人银行卡进行公司的转账、汇款业务使用。 李秀红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根据新的证据规则，证人证言必须出庭作证才具有相关的法律效力，该份证据没有小额公司说明以及加盖公章，不予认可，高艳在哪上班，在哪工作与李秀红无关，与本案无关，李秀红基于对高艳的信任，将钱转给高艳，高艳提供相应的账户，至于高艳将钱转给谁，放给谁，李秀红不知情。高艳作为成年人在借据上签字，就应该知道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认为，该证据均系个人签名，对证明的问题属于四平正邦小额贷款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出具说明的高艳、李国霞、刘立彬、聂文博四人对证明的内容不具有说服力，该说明没有四平正邦小额贷款公司认可和证明，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3、李国霞证实材料一份，该证据证明李国霞为原正邦小额贷会计，高艳为客户经理，李秀红给李国霞50万元、包括给高艳转的35万元都由李国霞随公司的资金一并放出，是公司的放贷行为，并不是高艳借款的行为。高艳没有向李秀红借款。2013-2015年的利息都是由公司会计支付给李秀红的，后2016年因公司经营原因，不存在给付利息，所以李秀红提供的借据上没有提供利息，也没有口头承诺给付利息。本金不是85万元，本金是75万元，已经给付10万元本金。李秀红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根据新的证据规则，证人证言必须出庭作证才具有法律效力，李秀红打款50万元给李国霞，系高艳要求李秀红转入的，从李秀红提供的借据足以说明该问题，实际的借款是高艳，而不是小额贷款公司。本院认为，对李国霞的证实材料，虽然没有出庭作证，但该证言综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对李国霞的身份可予以采信，关于证明的内容，该证据系打印形成，且证明的内容和事项已经超出作为公司工作人员的范围，且该证实材料的内容没有得到正邦公司法人的追认，故对该证实材料不能全部予以采信，但可作为本院定案依据的参考。 4、出庭作证的证人高某的证人证言，该证据证明85万元是放在正邦小额贷款公司放贷的事实；李秀红质证认为有异议，对于证人证实不予认可，因李秀红多次去四平找过高艳，在刚才证人出示的视频中，是李秀红找高艳要钱，高某将李秀红领到一个地方，李秀红也不认识视频中的岁数大的女人。证人系高艳的亲妹妹，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人的亲属作证的效力，低于其他证据证人证言的效力，高艳与证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人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李秀红和小额贷之间的关系，李秀红是出于对高艳的信任借钱给高艳，高艳出具借条才将涉案的85万元借给高艳。本院认为，该证人系高艳亲妹妹，与高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是否采信的问题，根据双方的陈述和询问以及该证人与李秀红之间原系闺蜜的特殊关系，该证人的陈述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对该证人证言，本院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参考。 5、李国霞与李秀红的录音一份，该证据证明李秀红将自己的款项放在正邦小额贷放贷的事实，后公司出现不景气，李秀红的款项不能及时返还，李秀红承认自己的款项是放在正邦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偿还李秀红欠款的是正邦小贷公司，而不是高艳。该录音还能够证明李秀红是知道该公司存在的事实，也知道李国霞是该公司会计的事实，还能证明2013年到2016年期间，让李秀红自己往回拿，李秀红不往回拿的事实。现在的公司状况是清收阶段。经李秀红质证认为，该份录音系传输过来的，根据新的证据规则，传输的录音录像必须有原始载体，否则不具有证据的效力，该份录音能够证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认可，李秀红与小额贷之间无借贷关系。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确表明，让李秀红找实际的借款人高艳，该录音也不能证明李秀红和小额贷之间有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该录音的内容均系李秀红要钱的过程，对该录音证明的内容，本院作为定案依据的参考。 6、关于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9）吉0303民初825号、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3民初41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高艳是原四平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她的行为代表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为，高艳不是债务的主体，不应该承担债务的责任。原告诉讼主体是错误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的第五页认定的事实非常明确，该案件原告诉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与本案民间借贷的事实是一致的，所以本案的被告不应该承担偿还责任。两份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李秀红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首先中国不适用于判例法，（2019）吉03民终416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系赵营的母亲亲自到小额贷办理，赵营的母亲收到小额贷的收据，故原告起诉与本案的事实不一致。原告不认可的被告的证明问题。本院认为，对于该两份判决是否生效，高艳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对高艳提供两份判决书，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参考。 经本院审理查明认定如下法律事实：李秀红与高艳的妹妹高某是同学关系。李秀红通过同学高某结识高艳。高艳系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客户经理。2013年7月22日，李秀红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高艳20万元，2013年9月5日，李秀红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高艳15万元，2014年3月3日，李秀红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李国霞50万元。李国霞系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会计。2015年1月1日，高艳给李秀红出具借据两张，其中一张借款金额为25万元，借据下方同时标注一年后付利息叁万柒仟伍佰元正，另一张借款金额为60万元，借据下方标注一年后付利息玖万元正。2016年1月1日，借款人高艳再次给李秀红出具借条两张，金额分别为60万元和25万元，同时借条上写有经手人李国霞，并由高某将此两张借条传输给李秀红，后在李秀红得到两张借条时，高艳在该两张借条上另行标注“委托正邦小贷放款，经办人高艳”，并写有高艳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同时将2015年1月1日两张借据收回。2016年之前利息已经全部结算完毕。2017年1月11日，高艳通过工商银行转给李秀红人民币1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秀红和高艳之间是否存在实际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高艳是否具有偿还义务、应否追加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被告，来偿还李秀红的借款问题。 关于李秀红与高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问题，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可以分析认定李秀红与高艳原不熟悉，是因李秀红与高艳妹妹高某系同学关系而结识高艳，并知道高艳所从事的工作性质，而通过高艳所从事的工作来赚取一定的利息，为此双方达成合意，由李秀红将款转账给高艳和李国霞，并在此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双方互相履行该合意至2015年末，且在李秀红提供的证据中，高艳曾给李秀红出具过借据，金额分别为25万元和60万元，同时高艳在借据中标注了利息数额，并在2015年末将利息部分履行完毕，对此应视为高艳与李秀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再者，在2016年1月1日的借条中，借款人项下借款人仍为高艳，虽然高艳在2016年的两个借条中有标注，并有经手人李国霞字样，但该款项应系原来所借款项的延续，系开始借款85万元的延续，并不是李秀红与高艳之间合意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转嫁和转让，另从2017年1月11日，高艳通过工商银行转给李秀红人民币10万元上看，亦可以认定此85万元的借款的还款义务人为高艳，对剩余的借款，高艳具有继续偿还的义务。 关于应否追加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被告的问题，本案庭审后，认为可以追加，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经本院工作人员去四平调查了解，现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经不存在，并更名为四平市正邦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已经人去楼空，无法送达文书和追加。另根据本案高艳的辩驳，即使应由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来偿还李秀红的借款，但该公司也应出具可承担和应承担该笔债务的书面意见，但该公司没有出具，且现在亦无法追加该公司为被告，故对高艳请求追加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被告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 关于高艳应偿还的借款数额，李秀红主张85万元，并从2017年1月1日，按月利息1.5分给付利息问题，高艳辩驳在2017年1月11日给付李秀红的系本金，且自2016年后，没有利息约定，综合本案全部证据，本院认定2016年1月1日由高艳给李秀红出具的两张借条中，双方没有利息约定，对2017年1月11日给付李秀红的10万元，本院认定为给付的系本金10万元。高艳尚欠李秀红借款本金75万元。因双方对利息没有书面约定，对李秀红主张的利息请求，本院不能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秀红与高艳达成合意后，双方已履行了近三年时间，已经形成了实际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高艳为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认定由高艳偿还自己经手的借款，亦符合正常的当年开办小额贷公司的经营习惯，小额贷公司吸收社会资金来放贷并赚取高额利息，系当年的经营模式，是当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小额贷公司不体现实际出借人的名字和出资情况，而是由其出资人和管理人自己掌握，针对本案高艳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据证明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李秀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该公司的认可和承认，根据该公司的现状，本院不宜也无法判决由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来承担还款责任，李秀红与高艳之间及李秀红与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没有就该款应由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还款达成一致和协议，即使达成协议，在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高艳仍有继续义务偿还李秀红的借款的责任，故李秀红主张由高艳来偿还其借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应还款数额，根据双方的证据，本院认定为尚欠借款数额为75万元。另本院判决高艳承担李秀红的还款责任后，高艳可向原四平市正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法人及出资人或股东予以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高艳欠原告李秀红借款7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50元（减半收取），由高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李秀红。 被告如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原告向本院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毕明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贺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