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7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忽国安，男，196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委，河南天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二伟，河南天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路喜增，男，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龙，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忽国安与被上诉人路喜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忽国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委，被上诉人路喜增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忽国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忽国安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路喜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忽国安与路喜增双方是否就一标段工程款进行结算仅做了形式审查，而未做实质审查，且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害了忽国安的合法权益。1、忽国安与路喜增是否就一标段工程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对此未做实质审查。2018年1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是路喜增与忽国安共同向胜达公司出具的，虽然在承诺书中有“我路喜增与忽国安在洛阳伊滨区岳洛路1标段BT工程的债务已经协商解决完以后不再管工程款的结算。”，但纵观《承诺书》全文，该《承诺书》是应胜达公司的要求，由路喜增与忽国安共同向胜达公司出具，其目的是表达胜达公司不再参与忽国安与路喜增关于一标段工程款的结算。其后忽国安与路喜增并未对一标段工程款结算。如双方已经结算，如事实部分所述，路喜增应返还忽国安600多万工程款，路喜增必定会有向忽国安大额转账的银行流水，路喜增只需举证其已支付忽国安相应款项的证据即可完全推翻忽国安的诉请，路喜增怠于举证。一审法院未责令路喜增提供相应证据，未对双方是否就一标段工程进行结算做实质审查，仅依据《承诺书》体现的部分内容就认定双方已经结算过于草率，有违公平。2、一审法院对“14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和用途认定错误。2018年10月，路喜增在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豫1003民初115号】，要求忽国安归还其140万元及利息，在该案的起诉状中，路喜增述称：“被告忽国安因工程需要资金为由，陆续向路喜增借款420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后忽国安向路喜增偿还了280万元（含忽国安的哥哥忽俊安代为偿还的80万元），忽国安将原手续收回，并重新向路喜增出具《借条》（以下称“140万元借条”）”，可以明确路喜增在一审中出具的“140万元借条”，是对路喜增出借给忽国安420万元借款的结算。此外，一审中路喜增提供的“140万元借条”，形成于2017年11月19日（在（2019）豫1003民初115号卷宗中有显示），而非落款时间2018年1月25日，一审中路喜增提供的《承诺书》落款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14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早于《承诺书》的形成时间。无论从借条的形成时间，还是借条的用途，“140万元借条”均不应理解为是对一标段工程款的结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14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晚于《承诺书》的形成时间，并结合《承诺书》的部分内容，按照逻辑推理认定该“140万元借条”是忽国安与路喜增对一标段工程款的结算是错误的。路喜增辩称：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第二，关于本案所涉及的款项是由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与本案的工程款存在一定的交叉，而且有一定的关联性。双方已经在2018年1月23日作出了协商解决的承诺。同时在2018年1月25日，双方签订了借条，确认了忽国安仍欠路喜增借款140万元的事实，且该事实已经经过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了判决已经生效，说明双方之间的关于款项的结算已经结算完毕。路喜增不存在向忽国安支付款项的钱。第三，关于本案工程款具体支付问题，路喜增并不清楚。因为工程负责人是由忽国安所找的，石炳江负责，而路喜增接受财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借贷资金的安全，并不参与具体的工程施工以及工程款项结算，而且这个工程的款项支付也是按照忽国安的要求进行所以对于路喜增来说，路喜增并不关心这个款项具体支付问题以及账目核算以及工程结算问题。所以关于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以及忽国安本人所支付的款项。路喜增并不清楚。而且忽国安缺少相应的证据来说明这个观点。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忽国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路喜增返还忽国安工程款6784404.7元及利息（利息以6784404.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路喜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忽国安提交2014年1月7日《施工合同》一份，其中载明：建设单位（甲方）为洛阳伊滨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环保局，施工单位（乙方）为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乙方承包伊滨区岳洛路建设工程（BT）项目第一标段。合同中双方对工程价款、工程质量标准、工程款及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2月22日，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忽国安为公司在洛阳市××××标段施工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处理该工程施工进度、现场管理、安全管理相关事务。二、2014年6月27日，忽国安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我承包的洛阳市××××标段BT工程，现委托路喜增为财务负责人，具体负责工程款的结算，将工程款汇入路喜增的账户（开户行：光大银行，账号：62×××39），未经路喜增同意，不得将工程款汇入任何人的账户或直接领取现金。2014年10月10日，忽国安（甲方）与路喜增（乙方）、石炳江（担保人）签订《洛阳市××××标段ＢＴ工程财务接管协议》，双方约定：因甲方忽国安向乙方路喜增借款用于该标段的施工投资，具体金额和利益分配双方另签借款和投资协议。本着资金安全保障，双方就工程款回款达成一致，忽国安委托路喜增具体接管工程款的结算，将每笔工程款汇入路喜增（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62×××69）的账户。未经路喜增同意，不得将工程款汇入任何人的账户或直接领取现金。该协议由石炳江监督并担保。2017年6月1日，忽国安向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撤销授权委托通知书》，内容为：本人忽国安就洛阳市××××标段ＢＴ工程财务结算向贵公司出具了委托路喜增进行工程财务结算的委托书。从即日起本人解除就该项目工程财务结算与路喜增的委托关系，即正式撤销该工程款支付给路喜增的委托授权，该工程款自贵公司接到本通知之日起由我本人亲自结算，由此产生的一起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我本人承担，与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关。2018年1月23日，忽国安与路喜增共同向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路喜增与忽国安在洛阳市××××标段ＢＴ工程的债务已协商解决完，以后不再接管工程款的结算，由忽国安自行对公司结算。三、2018年1月25日，忽国安、李梅月向路喜增出具《借条》及《收据》各一份，内容为：今因工程急需资金周转，特向路喜增借到1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5月24日。超期还款每月加收14万元作为滞纳金。上述借款发生后，因忽国安、李梅月未按期还款，路喜增于2019年1月9日向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忽国安、李梅月共同偿还忽国安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经审理，该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豫1003民初115号民事判决：被告忽国安、李梅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路喜增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庭审中，对于上述借条的形成原因，路喜增称双方就“洛阳市××××标段ＢＴ工程”的债务向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后双方协商形成该借条。对此，忽国安不予认可，忽国安称140万元系借款，与本案所涉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就案涉工程款并未结算。四、忽国安提交《洛阳伊滨区忽国安项目工程款收支明细》，依此证明路喜增从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领取工程款共计15903851.9元。路喜增该数额不予认可，路喜增称工程款仅通过其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具体数额路喜增并不清楚。五、庭审中，对于忽国安诉请主张返还的工程款6784404.7元的计算方式，忽国安明确为：涉案项目总工程款支出为10723347.2元，其中忽国安支出了3603900元，路喜增合理支出应为7119447.2元（10723347.2元-3603900元）。路喜增从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领取了15903851.9元工程款，路喜增应向忽国安返还8784404.7元（15903851.9元-7119447.2元），扣除忽国安应向路喜增归还的2000000元，经核算，路喜增需向忽国安返还剩余工程款6784404.7元（8784404.7元-2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忽国安向路喜增借款用于涉案工程的施工投资，基于资金安全考虑，双方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了《财务接管协议》，由忽国安委托路喜增负责该工程财务结算，2017年6月1日忽国安撤销对路喜增的委托授权，事实清楚。现双方就委托期间工程款问题发生争议，结合双方之间的借贷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忽国安委托路喜增负责工程款结算，但双方并未对工程款的管理支配、账目核算、利益分配等进行明确约定，现忽国安所主张的总工程款支出情况、忽国安个人负担部分及路喜增应负担部分，均系忽国安个人计算所得，因工程款项的支出涉及案外人，在未经双方共同对账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忽国安主张的工程款支出情况无法作出认定。另一方面，忽国安向路喜增借款用于涉案项目的施工投资，同时，忽国安委托路喜增负责工程款的结算，即表明忽国安与路喜增之间的借贷资金与涉案工程款存在交叉，有一定的关联性。就工程债务双方于2018年1月23日向公司作出“协商解决”的承诺，之后2018年1月25日双方签订借条确认了忽国安借款140万元的事实，从时间逻辑顺序上看，该借条形成于双方“协商解决”工程债务问题之后，可以视为双方通过“借条”形式对工程款及借款进行了汇总对账。而该借条引发的纠纷，已经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认定。基于以上情况，忽国安要求路喜增返还剩余工程款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忽国安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68878元，减半收取34439元，由忽国安承担。剩余34439元退回忽国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已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忽国安上诉称《承诺书》不能证明忽国安与路喜增双方已就涉案工程款进行了结算，而且忽国安向路喜增出具的140万元借条的时间系在《承诺书》的时间之前，并非是双方就工程款及借款进行结算的依据。但忽国安与路喜增签订的《财务接管协议》对涉案项目工程款项的管理支配、账目核算、利益分配等方面没有明确的约定，并且双方存在借贷资金与涉案工程款项支付交叉的情形，工程款的结算支出亦涉及案外人。忽国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供的结算依据系经双方与案外人核算确认。并且，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涉案140万元借条的时间为2018年1月25日。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认定忽国安以出具的140万借条形式对工程款及借款进行了汇总对账，并无不当。故忽国安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忽国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878元，由上诉人忽国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勤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