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5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都工业园创业服务中心办公楼****。法定代表人：解明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海军，河北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长军，男，197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兵晨，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崔运良，男，1978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上诉人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长军及原审被告崔运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5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宝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被告的职务是现场负责人，职责是债权负责履行施工现场乙方的管理职能，但是并没有代表上诉人与宋长军的结算代理权。一审被告的行为超越代理权。根据上诉人给一审被告的授权委托书，及与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一审被告身份为现场负责人，全权负责履行施工现场乙方的管理职能。一审被告仅是现场管理权，并没有代表上诉人给宋长军的结算权。二、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即使按照一审判决书所说，一审被告给被上诉人出具结算属于超越代理权的表见代理行为，那么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做出相应的扣减行为。在2018年上诉人究竟给宋长军已经支付了多少款项，一审被告并不清楚。三、被上诉人在2018年上诉人共计支款237932元，应当予以扣减。分别是：1.银行转款五笔合计109625元；（1）2018年2月14日转款一笔2万元，转款用途为项目支款；（2）2018年2月14日转款一笔4万元，转款用途为项目支款；（3）2018年8月4日转款两笔分别是一笔2万元转款用途为工资支款；（4）2018年9月23日转款一笔19625元，转款用途为工资支款；（5）2018年10月10日转款一笔1万元，转款用途为工资支款。2.2018年被上诉人所使用的工人直接在工地现场从上诉人公司现场管理会计崔振超手支款46754元，分别为李天成13000元，李冬莲26700元，孙雁南3191元，李海平3860元。3.2018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直接从上诉人公司现场管理会计崔振超手支款12000元；4.2018年被上诉人直接从上诉人公司现场施工管理即一审被告手中支款69553元。四、2019年2月19日之后即一审被告给被上诉人出具手续的时间之后，上诉人公司又支付了被上诉人80250元，分别是：1.2019年5月29日给被上诉人银行转款7000元；2.2019年2月24日给被上诉人所使用的工人杜海亮银行转工资款17840元，张太强银行转工资款28000元，李**飞银行转工资款3000元，张永亮银行转工资款1200元，张海勇银行转工资款410元；2019年2月26日给被上诉人所使用的工人银行宋红亮转工资款19800元合计70250元；3.一审被告给被上诉人微信转款3000元；综上，不要说被上诉人所做的工程质量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即使说一审被告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总工程款是289000元，上诉人公司已经在2018年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公司支款237932元和2019年上诉人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款项80250元合计为318182元，被上诉人已超额支付。再判决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五、事实上被上诉人所做的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被甲方勒令停工，有大量的现场照片为证。六、超额支付的原因。1.2018年10月28日被上诉人直接从上诉人公司现场管理会计崔振超手支款12000元及其它项目。因为2019年崔振超从上诉人公司离职，一直没有给我公司报账，经过上诉人公司多次催要才给我公司报账，造成超支超付；2.国家规定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否则将被拉入建筑市场黑名单，会造成上诉人公司不能承接工程，迫于压力，后期上诉人公司支付了工人工资。综上，请求依法予以改判。宋长军辩称：一、一审被告崔运良为盛宝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履行管理职能中出具的结算证明应由盛宝公司承担。其一，在盛宝公司的《应付账款明细账》上列明了崔运良郑州工地，清晰地注明了崔运良的支款工程款记录，证明崔运良有财务支配权。其二，在《水电安装过程分包合同》《临水临电分包劳务合同》上，法人解明军已签章的情况下，崔运良仍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表明崔运良的工程施工管理权。其三，除了工程款必须由盛宝公司过账支付外，工地上的大小支出和事务均是由崔运良掌管。综上，崔运良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基于盛宝公司对其委托授权的事实，其与盛宝公司内部约定不能影响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及交易安全。有鉴于此，判决盛宝公司按崔运良出具的欠款证明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一审崔运良出具的欠款证明中欠款事实及金额具体明确。一审被告崔运良在2019年2月19日向宋长军出具的书面欠款证明，明确写明：今欠到宋长军郑州工地款24万元整。因为当时不确定宋长军从盛宝公司2018年累计支款59000还是49000，双方还特别注明：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59000，崔运良付宋长军23万元整；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49000，崔运良付宋长军24万元整。同时约定：2016年6月15日付8万元，10月15日付8万元，2月1日付剩余款项。综上，从欠款证明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均具体明确，不存在盛宝公司所诉情形。根据盛宝公司的《明细账》显示，在2018年2月24日付宋长军6万元，当时阴历是2017年腊月初八，并不在约定的2018年支款范围内。其后，2018年8月4日支款20000元，9月23日支款19625元，10月10日支款10000元，共计49250元，宋长军主张欠工程款24万元符合双方约定。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时，误将“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五万九”看做“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五万”，导致将欠款数错误地认定为23万元，而非24万元。对此，望二审予以纠正改判。三、盛宝公司所述宋长军在2018年共计支款237932元，是在故意混淆事实，一审中已经查明，再次胡搅蛮缠。1.针对银行转款问题，2018年2月24日转款6万元是阴历2017年腊月初八，并不在双方约定的2018年支款范围内。其后，2018年8月4日支款2万，9月23日支款19625元，10月10日支款1万，共计149250元，恰恰印证了证明中双方约定的“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四万九”之说。2.针对盛宝公司所述：宋长军从公司会计崔振超处借款46754元，从崔运良处转款69553元。一审中已经对于盛宝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予以质证，均是复印件，且该证据上的“已清账”字体有明显涂改。况且，这些证据均在欠款证明出具之前，《郑州工地工资确认单》上也注明此前的这些欠条全部作废。上诉人是在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扰乱法庭秩序并浪费司法资源。四、2019年2月19日欠款证明出具之后，盛宝公司共计支付1万元。1.盛宝公司在2019年5月29日付宋长军7000元，崔运良通过微信向宋长军支付3000元，共计支付1万元。2.上诉人所述在2019年2月24日向张永亮付工资1200元，向李朋飞支付工资3000元、向张太强付工资28000元、向杜海亮付工资17840元、2月25日向张海勇付工资410元、2月26日向宋红亮付工资19800元，共计70250元，与宋长军没有关联性。宋长军在一审提交了一份2019年2月21日的“郑州工地工资确认单”明确记载：崔运良同意以上人员工资由盛宝公司垫付，郑州工地回款后扣除已垫付工资。很明确这部分款项与崔运良出具给宋长军的24万元欠款并不重合。3.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24万元，包括了1万元押金，被上诉人一年半的工资9万元，被上诉人垫付的工人工资11万元和垫付的部分材料款3万元，并不包含前面的工人工资。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同时，依法对一审中误写部分予以纠正，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工程款23万元。崔运良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宋长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两被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工程款230000元及利息（以23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6月15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8250元）；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8日，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被告盛宝公司分别以劳务承包方（甲方）和劳务分包方（乙方）的名义就位于河南省××区××路××北××路西郑州融侨悦澜庭北院（162地块）项目水电安装工程签订《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劳务承包方承接、劳务施工任务。该合同第九条第1款约定：乙方法定代表人委托崔运良作为现场负责人，全权负责履行施工现场乙方的管理职能。该合同还对工程承包范围、工程工期、工程计量与结算、组织保证、双方职责等内容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盛宝公司按照约定进行施工。原告按照被告盛宝公司的要求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后原告因施工款项问题与被告发生纠纷，并诉至该院。另查明，一.被告崔运良于2019年2月19日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今欠宋长军郑州工地工程款贰拾肆万元整。备注（240000元）。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伍万元，崔运良付宋长军贰拾肆万元整。二.原告自认，被告于2019年5月已付款10000元（2019年5月转款7000元，微信支付3000元）。三.被告盛宝公司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先后支付原告宋长军109625元。四.被告盛宝公司于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先后支付原告宋长军剩余未发放工人工资共计70250元（宋红亮19800元，李朋飞3000元，张海永410元，杜海亮17840元，张永亮1200元，张太强2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按照被告盛宝公司的要求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且被告盛宝公司委托的现场负责人崔运良于2019年2月19日向原告出具了证明，对原告施工工程款予以确认。故原告与被告盛宝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已成立，其符合法律规定的约定内容已生效。双方应当本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已生效的约定内容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盛宝公司未按照其现场负责人崔运良出具的证明付款，违反了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原告主张的230000元工程款及其利息损失数额过高，对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因被告盛宝公司2018年已先后支付原告宋长军109625元，按照崔运良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证明载明的“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伍万元，崔运良付宋长军贰拾叁万元整”，被告盛宝公司应以230000元的标准为限支付原告工程款，扣除被告2019年5月已支付的10000元，被告盛宝公司尚需支付原告工程款220000元及其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被告原告崔运良2019年2月19日向出具证明，系履行被告盛宝公司的管理职能，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应由被告盛宝公司承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崔运良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被告盛宝公司认为不欠原告工程款，以及被告崔运良出具的欠款证明对被告盛宝公司不产生效力，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被告盛宝公司认为被告崔运良的行为损害了被告盛宝公司的利益，被告盛宝公司可在取得相关证据后另行处理。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长军工程款220000元；二、被告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长军2019年2月19日至履行完毕之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实际拖欠的工程款为基数，2019年2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照2020年6月份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宋长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诉讼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4765元，原告宋长军负担165元，被告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4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崔运良2019年2月19日出具的证明中显示“2018年如宋长军在公司支款伍万玖”。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崔运良系盛宝公司在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宋长军在案涉工地进行了施工，崔运良于2019年2月19日给宋长军出具证明，明确载明欠宋长军24万元，该证明具有结算性质。崔运良的行为代表了盛宝公司，盛宝公司应对崔运良的行为承担付款责任。盛宝公司称宋长军总的工程款为289000元，宋长军不予认可，盛宝公司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盛宝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盛宝公司称在上述证明出具后向宋长军所使用的工人支付的70250元的款项应予以扣除，宋长军不予认可并称上述工人工资并不包含在欠宋长军的款项中，盛宝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70250元包含在崔运良给宋长军出具的证明中，故对盛宝公司要求扣除上述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盛宝公司认为崔运良无权进行结算，崔运良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一审引导盛宝公司取得相关证据后另行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盛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河北盛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涛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谢宏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赵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