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源生，男，1970年9月22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园，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竞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成飞，男，1968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云，男，1972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宛鹏飞，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宛雄飞，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源生因与被上诉人胡成飞、李忠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23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源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解除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3.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全部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合计人民币4711548元（包括转让款项人民币460万元、粵Ｂ××××应收费用111548.00元），及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合计人民币5711548元）；4.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在原审过程中，上诉人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协议书》、《补充协议》关于转让客运线路行为的约定无效，《协议书》、《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上诉人多次提请原审法院对《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判定。本案作为合同纠纷案件，原审判决却一反常态，故意对《协议书》、《补充协议》合法性、有效性问题进行回避，明显存在错误。第二，即便《协议书》、《补充协议》为有效合同，根据《协议书》、《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以人民币460万元的价格向二被上诉人收购“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博罗分公司”名下的“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线路”经营权（共三辆大巴车，车牌号分别为：粵Ｌ××××1、粵Ｌ××××8、粵Ｌ××××0）及“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机场客运班线”经营权（一辆大巴车，车牌号为：粵Ｂ××××）共两条客运线路经营权、四辆大巴车。但实际上，《协议书》、《补充协议》签订至今，二被上诉人均未将“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机场客运班线”这条客运线的经营权转移至“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博罗分公司”，也未过户至上诉人名下，因此被上诉人已违反《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二被上诉人在《协议书》第八条明确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为上诉人办理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更换新车批文，而实际上至今也未为上诉人办理。第四，二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深圳市宝×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名下Ｂ1-Ｌ4005（即“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线路因存在变相挂靠经营情况被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粵Ｂ××××”车也可能作报废处理，二被上诉人未明确转让标的是不合法的、存在被依法取缔的风险，导致上诉人签订合同目标无法实现，明显已构成违约，上诉人有权根据《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解除合同，追究二被上诉人违约责任。第五，原审判决中称，是上诉人默许二被上诉人将“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机场客运班线”变更“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线路”，更是无稽之谈。上诉人实际上一直要求被上诉人履行义务，只是被上诉人一直推诿。第六，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履行举证责任，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违约事实，因此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也明显错误，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被上诉人胡成飞、李忠云辩称，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涉及的是车辆转让款的事宜，和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涉案4辆客运大巴车交付给上诉人经营至今，且上诉人亦与宝×华公司及博罗分公司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并且上诉人多次与两家公司续签续期，因此，上诉人并非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上诉人运营涉案4辆客运大巴车也有数年之久，盈利丰厚，其已将其中3辆客运大巴车再次转让，并已更换成新车进行营运，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挂靠在博罗分公司的三辆客运大巴车至今仍在正常经营，目前事件的导火线主要是宝×华公司名下的粤Ｂ×××**客运大巴停运的问题所引起的。再次，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多次确认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我方亦认可合同的效力，包括上诉人上诉请求中主张合同解除以及律师费违约金均是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但是其诸多思路都是混乱的，具体到本案，双方的合同涉及的是4辆客运大巴车的转让款，被上诉人和宝×华及博罗分公司两家运输公司的合同已到期，随后是由上诉人直接与两家公司建立新的合同关系，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五条第三项，对于道路交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在案件实际处理中，因有关禁止运输车辆挂靠经营的规定，主要见于行政规章，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考虑运输车辆挂靠现在是普遍的情况，如果认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无效，将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倾向于认定合同有效，上诉人应与两家运输公司针对挂靠问题进行协商解决，我方并非上述合同相对方，与我方无关。最后，关于我方不存在违约，已依约履行义务的理由如下：根据诉讼格式化图表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协议书，被上诉人将涉案4辆客运大巴交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进行经营管理，而对于粤Ｂ×××**当时的起点站为深圳市龙岗长途汽车站，终点站为博罗汽车站，上诉人于2017年8月8日自行将该车辆的起点站更改为深圳市宝安石岩汽车客运站，终点站更改为博罗客运汽车东站，该终点站与粤Ｌ的三个终点站是一致的，随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签订补充协议，双方调整总合同金额，被上诉人履行完最后的合同义务，双方再无任何的法律纠纷，而上诉人又于2018年3月8日自行将粤Ｂ×××**客运班线的起点站更改为深圳市宝安汽车客运站，最终形成粤Ｂ的客运大巴与其余三辆粤Ｌ车辆的起点站、终点站均保持一致，该事实是由于上诉人为了便于统一管理自行调整，而且根据生活常理可知，客运大巴是需要多辆车辆进行来回往返才能盈利，因此其有调整的必要性，其实际履行的行为，并且多次续期、续签以改变原合同的有关约定。陈源生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2.两被告向原告返还全部已支付的款项4711548元；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4.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主张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120000元及保全担保费9000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9日，陈源生与胡成飞、李忠云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博罗分公司（以下简称博罗分公司）与王某兵已签订《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且博罗分公司、王某兵及胡成飞三方同意上述承包合同履行主体由王某兵变更为胡成飞；陈源生与胡成飞、李忠云经友好协商，就将《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续签权及四辆客运大巴车转让事实达成协议；胡成飞、李忠云以总价4750000元将四台车辆（粵Ｌ××××1、粵Ｌ××××8、粵Ｌ××××0、粤Ｂ×××**）及在挂靠公司所缴纳的保证金153000元转让给陈源生；胡成飞、李忠云保证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向博罗分公司申请续期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并要求将续签合同的履行主体变更为陈源生；胡成飞、李忠云保证能够促成博罗分公司与陈源生就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签订相关《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胡成飞、李忠云保证自陈源生支付2500000元完毕之日起180日内将前述四辆客运大巴车中的三辆客运大巴调至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其中一辆客运大巴调至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机场班线；待陈源生付清所有转让款之后，陈源生拥有车辆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权利；胡成飞、李忠云保证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为陈源生办理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更换新车批文；若胡成飞、李忠云违反本协议约定，陈源生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胡成飞、李忠云应归还陈源生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向陈源生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一方违约，另一方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用等相关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等。同日，陈源生通过银行转账向李忠云支付2500000元。李忠云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陈源生支付的关于收购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的《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续签权及四辆客运大巴（粵Ｌ××××1、粵Ｌ××××8、粵Ｌ××××0、粤Ｂ×××**）的转让款2500000元。2017年4月6日，陈源生与胡成飞、博罗分公司签订《车辆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根据胡成飞与博罗分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胡成飞已书面向博罗分公司提出车辆经营权转让申请，由陈源生接管承包经营；三方同意博罗至深圳客运班线三辆车辆（粵Ｌ××××1、粵Ｌ××××8、粵Ｌ××××0）转让由陈源生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合同条款与原合同条款一致等。2017年4月11日，李忠云又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陈源生支付的关于收购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的《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续签权及四辆客运大巴（粵Ｌ××××1、粵Ｌ××××8、粵Ｌ××××0、粤Ｂ×××**）的转让款2000000元。2018年2月6日，陈源生与胡成飞、李忠云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三方于2017年1月19日就胡成飞、李忠云向陈源生转让《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续签权及四辆客运大巴转让事宜签订有《协议书》一份；各方同意将关于《协议书》项下的权益的转让总价由4750000元变更为4600000元；自陈源生按照前述约定支付款项完毕后，不再拖欠胡成飞、李忠云任何费用、款项；三方均确认，胡成飞、李忠云以刘兵的名义与深圳市宝×华新达运输有限公司就承包粤Ｂ×××**客运大巴运营权事宜签订有《客运车辆合作经营管理合同书》。另，上述《补充协议》中关于“胡成飞、李忠云保证，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30日内将粤Ｂ×××**客运大巴过户至陈源生或陈源生指定方并将手续办理完毕，否则，按照《协议书》第十一条处理”的内容被划横线删除，陈源生及李忠云于上述划横线处签字确认。同日，李忠云又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陈源生支付的关于收购承包经营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区客运班线的《全额风险融资承包经营合同书》续签权及四辆客运大巴（粵Ｌ××××1、粵Ｌ××××8、粵Ｌ××××0、粤Ｂ×××**）的转让款100000元。2019年9月3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向深圳市宝×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撤销行政许可事先告知书》，其拟决定撤销191个客运经营许可，其中包括班车客运标志牌为Ｂ1-Ｌ4005。且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载明：车牌号码为粤Ｂ×××**车，班车客运标志牌为Ｂ1-Ｌ4005，有效期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2019年9月7日，深圳市宝×华运输有限公司向陈源生出具《通知函》，载明：我司于2019年9月3日收到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撤销行政许可事先告知书》，决定撤销191个客运经营许可证。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双方签订的《班合作经营合同》因政府行为无法继续履行。现通知你到我司办理终止《班车合作经营合同》相关事宜，签订《终止合作经营协议书》，及时办理车辆迁出或报废手续等。2019年11月25日，深圳市宝×华新达运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我司经营的粤Ｂ×××**车，标志牌为Ｂ1-Ｌ4005，原线路为深圳市布吉客货运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站，于2016年8月5日申请调整为深圳市龙岗长途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站，再于2017年8月8日申请调整为深圳市宝安石岩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站，最后于2018年3月8日申请调整为深圳市宝安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东站。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虽然各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有约定，胡成飞、李忠云要将粤Ｂ×××**车辆的运营线路调整为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机场班线。但陈源生在实际运营该车辆过程中，主动申请将该车辆的运营线路调整为深圳市宝安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东站，且在该车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其又主动申请新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仍将该车辆的运营线路确定为深圳市宝安汽车客运站至博罗汽车客运东站，该经营许可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陈源生已以其实际履行行为改变了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现陈源生据此主张胡成飞、李忠云构成违约，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陈源生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陈源生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故陈源生请求解除各方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并要求胡成飞、李忠云向其返还款项4711548元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等全部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原告陈源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7330.4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陈源生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粤Ｂ×××**号车行驶证显示注册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上诉人二审表示“对于粤Ｂ×××**车，由于该车辆的车况较好，所以更换新车的批文不涉及该车，是另外三辆车”。双方明确本案协议当中没有约定涉案车辆需过户至上诉人名下。上诉人还表示与博罗分公司、深圳市宝×华运输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涉案四辆车均由其实际运营，并获取收益。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上诉人虽然仅诉请解除协议,但其在上诉理由中也提出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对此予以审查。陈源生与胡成飞、李忠云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转让续签权及车辆事宜，实为挂靠经营车辆和挂靠资格的转让合同。陈源生后续与博罗分公司、深圳市宝×华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属于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挂靠人为陈源生,被挂靠人为博罗分公司或深圳市宝×华运输有限公司。涉案车辆以被挂靠人名义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领取牌照,被挂靠人办理适于营运的手续,然后交挂靠人负责经营。从当事人意思表示看,陈源生投资最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车辆所有权本身,而在于取得车辆营运权。车辆营运权的取得是经营的前提,而车辆经营权属于被挂靠人专有的权利,挂靠人离开被挂靠人是无法取得的。挂靠经营车辆的转让首先须征得法律上的所有权人被挂靠方的同意。其次,更主要的是双方所转让的标的是挂靠车辆有经营权的资格。本案原挂靠人胡成飞、李忠云向陈源生转让挂靠车辆,转让的仅是涉案车辆的价值和挂靠人的实质地位,即物的价值和线路经营主体资格的价值,但并不能转让和保证线路经营权本身。所以,该转让关系对胡成飞、李忠云来说,其义务即为将有关手续交给陈源生,并协助陈源生与被挂靠人办好挂靠转移手续,使其能成为符合条件的新的挂靠主体。如此,只要法律不禁止挂靠关系及挂靠关系的转让,胡成飞、李忠云也履行了协议中的主要义务的,陈源生与胡成飞、李忠云之间的合同关系就不存在无效或应解除的理由。陈源生向胡成飞、李忠云交付了转让款，以及与被挂靠人达成协议后,就取得了挂靠人的实体地位和车辆价值的享有人身份。之后，陈源生也实际运营涉案车辆客运业务，自主申请调整运营线路和申请办理新的道路客运班线运营许可证明，调整后的运营线路并非其在《协议书》中要求的“惠州市博罗县深圳市宝安机场班线”，原审认定陈源生以实际履行行为改变了协议中的约定，有事实依据。现陈源生仍以协议约定内容为由主张胡成飞、李忠云未履行义务，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协议对价、支付违约金和费用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880.84元，由上诉人陈源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