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正贵，男，1948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生，曲靖市麒麟区司法局众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东，男，1990年9月2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云，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燕，女，1978年4月6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兵，男，1975年2月4日生，汉族，现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上诉人戴正贵与上诉人陈晓东、被上诉人宁燕、刘兵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3民撤1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受理后，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戴正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生，上诉人陈晓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云，被上诉人宁燕、刘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正贵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认定原一、二审生效裁判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错误；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认定陈晓东与宁燕、刘兵在签订《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戴正贵巨大经济利益；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幼儿园转让协议书违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强制性审批规定和禁止性强行规定而依法无效；四、请求二审人民法院认定陈晓东取得幼儿园的事实不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法定条件；五、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宁燕与广厦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六年期的《房屋租赁合同》《关于珠江源小区珠江源幼儿园转让补充协议》《转让珠江源幼儿园的情况说明》以及16年期的《房屋管理使用合同》因签约主体不合法而依法无效；六、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刘兵与广厦公司签订的20年期的房屋管理使用合同合法有效；七、请求二审法院认定原一、二审生效裁判存在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不公，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八、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纠正上述八项错误的同时，维持一审关于撤销原生效裁判的正确结果；九、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确认珠江源小区幼儿园归上诉人戴正贵及宁燕、刘兵共同所有，其中戴正贵为该幼儿园的主要出资人；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陈晓东返还珠江源小区幼儿园归还戴正贵、宁燕及刘兵所有，同时责令陈晓东将非法占有幼儿园后的收益，自2017年秋季起退还上诉人戴正贵、宁燕、刘兵享有；十一、依法判决陈晓东修复非法占有幼儿园期间被损坏的设施设备；十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晓东、宁燕、刘兵按责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两审生效裁判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错误；二、《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转让合同》因签约双方存在明显恶意串通的行为和事实依法无效；三、幼儿园转让合同还违背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前置程序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而依法无效；四、陈晓东巧取豪夺取得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的事实，不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法定要件；五、宁燕以个人名义与广厦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六年期房屋租赁合同书等四份文件应依法无效；六、原生效一审判决认定数个书面证据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顺序，导致定案错误、判决错误；七、除前述未予纠正的原一、二审生效裁判中存在的系列错误外，本案一审判决同样存在程序性错误，事实认定方面及法律适用上前后矛盾的错误和采信证据上的不公正的错误；八、依法确认珠江源幼儿园为戴正贵、宁燕及刘兵所有，其中戴正贵为该幼儿园的主要出资人；九、陈晓东无权享有幼儿园的所有权和收益权。陈晓东答辩称，戴正贵的上诉请求明显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我方不同意戴正贵的上诉请求。宁燕、刘兵答辩称，同意戴正贵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陈晓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戴正贵的诉讼请求；2.维持原沾益区人民法院（2017）云0328民初字第1269号民事判决、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823号民事判决；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戴正贵等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戴正贵系案涉幼儿园的投资人之一，系其与宁燕共同投资所设，属认定事实错误。戴正贵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原案的诉讼标的为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的经营管理权和财产所有权，是宁燕、刘兵于2014年合伙投资开办，于2015年1月28日办理登记手续成立，此时戴正贵已在监狱服刑劳改，所有的开办登记及房屋租赁等手续均为宁燕、刘兵办理，与戴正贵无关。戴正贵对原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与他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珠江源小区幼儿园作为一个民办非企业的实体，在法律上是独立存在的。宁燕作为投资人之一，其投入的资金是否系夫妻共同财产或是宁燕单独借贷而来，不是本案考虑的因素。即便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投入，戴正贵也只能仅就宁燕的投资收益或转让收益向宁燕主张权利，而不能因此提出协议损害其利益对该案进行撤销之诉。宁燕作为幼儿园投资人之一，有权对幼儿园进行处分，处分过程中无需征得戴正贵的同意。戴正贵在原一审过程中即使没有坐牢，也不能够参与到案件的诉讼过程。珠江源小区幼儿园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案的一、二审判决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维护法律的稳定和裁判的既判力。原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原案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就房屋租赁合同存在租期及租金隐瞒的事实。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陈晓东为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的投资人，是基于本案转让事实的认定，戴正贵认为超出诉请的主张是错误的。涉案珠江源小区幼儿园是宁燕与刘兵共同申请设立并投资开办，财产所有权及经营管理权属于宁燕、刘兵。宁燕的投资款项中即使有戴正贵的财产部分，但对外的公示人只能确定在宁燕名下，戴正贵仅就夫妻共同财产纠纷向宁燕主张。陈晓东依据协议书取得涉案幼儿园的经营权和财产权，属于合法取得的财产，也符合物权法善意取得的规定。如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逻辑成立，将会带来恶果。任何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要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投入或夫妻另一方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异议，该民事行为都应当被予以撤销。综上，请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戴正贵的诉讼请求。戴正贵答辩称：戴正贵是幼儿园的投资主体，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原生效的一、二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宁燕、刘兵答辩称，陈晓东不是善意取得，是非法恶意占有幼儿园。戴正贵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3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2.请求判决陈晓东归还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止三个学期的收入(其收入多少按幼儿园在校人数每人每学期所交各种费用计算，再减去合理的成本开支)；3.请求判决陈晓东将幼儿园退还给戴正贵，并负责补偿或修复已损坏的设施设备；4.本案诉讼费由陈晓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晓东与宁燕、刘兵合同纠纷一案，陈晓东作为原告向沾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宁燕、刘兵退还已经支付的转让款106万元、办理办学许可证、收费许可证等变更登记手续、支付违约金212000元、承担诉讼费。沾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如下事实：宁燕、刘兵于2014年合伙投资开办了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该幼儿园用房系宁燕与第三方（沾益广厦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后承租，对租期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年租金285482.88元等作出了明确的约定。2017年1月1日，陈晓东与宁燕、刘兵签订了《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约定宁燕、刘兵将幼儿园以450万元转让给陈晓东，同时对场地租赁费进行了约定即按与出租方签订的《房屋使用管理合同》执行，协议书将《房屋使用管理合同》作为协议附件之一，该《房屋使用管理合同》载明：租期为16年即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30年8月30日止、租金以26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5-8元，年管理费130000-200800元，甲方同意免收乙方三年管理费，从第四年至第五年按管理费执行，以后每五年每平方米递增5元，以此类推至合同期满等内容。协议签订后，陈晓东先后按约支付了转让款250万元。同年3月开学时，宁燕、刘兵收取了学费等费用120.8万元。3月9日开始，陈晓东派人进驻该幼儿园并接管了幼儿园的全部业务。同年4月22日，宁燕就转让幼儿园书写了情况说明，载明：一个是4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和退还王松娥的转让费200万元、利息50万，合计250万元。另一个是若宁燕到了4月30日前还没有退还和支付清王松娥以上款项，那宁燕要把珠江源幼儿园交给王松娥经营管理，经营权、管理权、受益权全权属于王松娥，并退还转让费106万元。同年5月3日，宁燕与陈晓东签订了幼儿园转让补充协议，协议明确：因甲方在履行幼儿园转让合同时未做到合同约定事项，对乙方开办幼儿园造成极大损失。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后，提出两个解决方案：（1）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于2017年4月30日前归还乙方幼儿园转让款人民币250万元。如甲方于2017年4月30日之前未履行第一方案，则履行第二方案。（2）2017年4月30日前未归还约定金额，则幼儿园的使用权、经营权及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并且甲方需退还乙方幼儿园转让款106万元（双方认定的损失实际为156万元，协议签订时，宁燕已支付50万元）。其中，2017年6月3日前归还56万元、同年7月3日前归还30万、同年8月3日前归还20万。如甲方逾期归还上述款项，需向乙方支付尾款协议约定金额2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宁燕未按约定履行，陈晓东遂提起诉讼。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系经沾益区教育局审核批准并发放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同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沾益区人民法院依据以上事实，判决由宁燕、刘兵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陈晓东490000元、确认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的投资人为陈晓东，宁燕、刘兵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办理相关证照（包含但不限于办学许可证、收费许可证等证照）的变更手续。宁燕、刘兵不服提起上诉，戴正贵以宁燕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诉讼，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3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823号民事判决在再审审查过程中。另查明，戴正贵与宁燕系夫妻关系，戴正贵于2013年11月29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服刑。戴正贵服刑期间，向宁燕出具委托书委托宁燕办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持有戴正贵银行卡到银行查询、取现等事宜，以上委托经公证。宁燕之后向银行取现，戴正贵、宁燕、刘兵均认可戴正贵为该幼儿园的主要出资人，该幼儿园转让前由宁燕、刘兵经营管理，2019年7月之前刘兵为该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经沾益区民政局核准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7月10日变更为陈晓东。2017年1月1日宁燕、刘兵以夫妻身份与陈晓东签订的《沾益区龙华街道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转让协议书》中载明：宁燕、刘兵确认其为幼儿园的唯一所有人，转让幼儿园的经营管理权和财产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戴正贵与宁燕系夫妻关系，原案生效判决的纠纷标的是珠江源小区幼儿园的经营权与财产权。戴正贵向法院提交了大量证据证实案涉幼儿园系其与宁燕共同投资所设，宁燕、刘兵对此予以认可。刘兵系宁燕的合伙人，并担任幼儿园法定代表人负责幼儿园的部分管理职责。戴正贵明确提出，宁燕、刘兵在其服刑期间，未经其同意擅自处置了案涉幼儿园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宁燕、刘兵与陈晓东签订珠江源小区幼儿园转让协议中处分案涉幼儿园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其中包含了戴正贵作为宁燕配偶所占有的相应份额，戴正贵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上述财产，故戴正贵与原案生效判决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第三人主体资格。戴正贵未参加原一审诉讼系因其正在服刑，不知晓诉讼情况。其刑满释放后，在二审开庭审理前已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相关情况报告，作为宁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庭审。以上事实表明，戴正贵未能成为另案生效裁判的第三人并非其自身原因所致。原案2018年7月2日宣判后，戴正贵在6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满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期限要求。针对原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且损害戴正贵的民事权益的问题。（一）针对戴正贵诉请的错误内容，经审查不存在错误部分：其一，宁燕、刘兵与陈晓东作为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并未以明显低价转让幼儿园，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基础和情形。且陈晓东支付大部分转让款后，双方为是否继续履行协议分别于不同时间签订情况说明、补充协议，对继续转让或退还转让款做出明确约定，宁燕、刘兵在约定期限内并未退还转让款，导致幼儿园最终转让。故戴正贵主张原案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没有事实依据。其二，本案幼儿园具有公益性质，但并未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转让。转让确实应先报请审批机关核准，但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本案是幼儿园整体转让，并非单纯买卖办学许可证，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二）针对戴正贵诉请的错误内容，经审查确实存在以下错误：其一，原案陈晓东的诉讼请求仅为退还款项、支付违约金及办理证照变更登记手续，但原案超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陈晓东为幼儿园的投资人，不仅违反了法定程序，直接确认投资人为陈晓东对戴正贵的财产权益产生损害。其二，对诉争幼儿园享有投资份额的不仅为宁燕、刘兵，还有戴正贵。虽然刘兵是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转让合同上签字，不应当然认定为代表法人行使意志。因转让幼儿园并非正常的经营活动，而是对幼儿园的处置，转让过程中应征得权利人的同意，刘兵在签订转让合同时，能代表的仅是自己份额的转让，宁燕、刘兵无权处分幼儿园，故原案判决履行相应证照变更手续错误。原案生效判决以上两方面的错误内容与戴正贵民事权益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直接损害了戴正贵对幼儿园享有的财产权益。其三，宁燕与陈晓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从而签订了补充协议。宁燕不是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幼儿园签订协议，但原案判决的支付金额是根据该补充协议计算而得，原判判决宁燕、刘兵支付陈晓东49万元错误。综上，戴正贵诉请撤销原案生效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故原案生效判决应予以撤销。本案戴正贵同时提出归还收入、退还幼儿园、补偿或修复已损坏设施设备的诉讼请求。但本案中，戴正贵未提出确认其为幼儿园投资人的诉讼请求，该请求才是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基础，一审法院亦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幼儿园的投资人除了戴正贵，还有宁燕、刘兵，不宜将幼儿园判决返还给其中一个投资人，也不宜判决将收入、补偿向其中一个投资人进行给付。综上，戴正贵前述诉讼请求并非确权之诉，且并非提起撤销之诉的权利基础，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戴正贵应另案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823号民事判决、沾益区人民法院（2017）云0328民初第12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戴正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陈晓东承担。经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宁燕、陈晓东无异议。戴正贵、刘兵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案涉幼儿园的投资主体和金额，同时对案涉幼儿园的房屋租赁合同认定错误。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戴正贵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2.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如有错误是否侵害了戴正贵的合法权益；3.生效裁判应否撤销。本院认为，戴正贵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前由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3民撤3号民事裁定，认定戴正贵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驳回戴正贵起诉。后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9）云民终515号民事裁定，认定戴正贵系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指令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故，本案中戴正贵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已经得以解决，在一审判决中亦详细予以评判，本院二审不再赘述，上诉人陈晓东关于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戴正贵一审关于案涉幼儿园性质属于法律规定禁止转让的财产以及宁燕、刘兵与陈晓东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等主张，一审判决经核实后已认定戴正贵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述认定具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二审不再赘述。另外，关于原生效裁判错误内容的问题。依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戴正贵享有争议标的幼儿园的财产权及经营权，而另案生效判决在当事人陈晓东（原告）未提出主张的情况下，直接判决确认陈晓东为幼儿园投资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决变更权属，明显损害了戴正贵的财产权益。此外，基于原生效判决是建立在排除戴正贵合法财产权益基础上，在各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给付之诉，就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该错误认定应予纠正，一审判决撤销原生效裁判并无不当。至于戴正贵提出的除撤销原生效裁判之外的其他诉请，因并非确权之诉，而是在案涉各当事人之间形成新的给付之诉，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且由于案涉争议标的权属的复杂性，本案不宜直接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戴正贵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戴正贵及上诉人陈晓东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基础及充分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戴正贵负担200元，上诉人陈晓东负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莉婷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杨 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