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8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治孝，男，196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春，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107507078。 法定代表人：游礼树，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檬，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涛，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洪，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攀枝花市**，现羁押于四川省米易县看守所。 上诉人王治孝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许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2020）川0421民初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治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昌达公司、许洪连带向王治孝支付货款175672.8元，并支付自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已经认定，2014年9月昌达公司承建米易县第三小学建筑工程，许洪是该工程的现场负责人，许洪代表昌达公司负责现场全部管理工作，许洪为工程施工购买工程所需材料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在已经生效的（2020）川04民再4号、（2020）川04民再7号案件中，均认定许洪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的行为是代表昌达公司的职务行为。2.根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施工合同》及《项目管理责任书》等全案证据可以证明，与案涉工程业主方签订《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是昌达公司，《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内部目标管理责任书》中昌达公司与许洪约定的许洪为项目负责人，申请案涉工程的业主草场中心校支付工程款的主体是昌达公司，许洪组织施工期间，施工现场的标示牌上标注的施工单位是昌达公司，许洪安排吴**勇联系王治孝供应的瓷砖是由厂家直接发货到昌达公司施工的案涉工地并实际用于该工程。而昌达公司无证据证明与案涉工程发生交易的王治孝在本案进入诉讼前已知晓其与许洪签订的《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内部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内容。因此，从案涉工程的外观形式看，与案涉工程发生交易的王治孝有理由相信许洪是代表昌达公司在进行施工。另外，昌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即对现场施工不管不问，全权交由许洪负责，现发生建设工程衍生纠纷，其有义务对许洪的行为仅代表其个人进行充分举证，但综合昌达公司诉讼中提交证据，均得不出这一结论。综上，应当认定许洪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的行为是代表昌达公司的职务行为。 昌达公司辩称，1.许洪以个人名义与王治孝进行结算系其个人行为，不符合职务代表的特征。2.王治孝订立合同过程中与吴**勇联系没有见过许洪，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许洪能代表昌达公司，王治孝不是善意相对人。3.王治孝在一审中所举（2020）川04民再4号、（2020）川04民再7号两份判决书及内部协议书等文件都是在本案一审阶段取得，不是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建立时取得，不能以此判断王治孝的善意。4.王治孝在一审时请求昌达公司或许洪承担责任，与其二审要求昌达公司、许洪承担连带责任矛盾。5.一审中王治孝提交的结算单和送货单以及瓷砖厂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王治孝供应瓷砖到哪个具体项目不明确。 许洪辩称，认可王治孝的上诉请求。昌达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方，许洪为工程建设购买瓷砖的行为是代表昌达公司，法律后果应由昌达公司承担，许洪与昌达公司的内部承包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王治孝。一审时，许洪认可案涉债务由其承担的前提是，昌达公司答应在其刑事犯罪案件中为许洪出具谅解书，但现昌达公司并未出具谅解书，许洪对本案债务不予认可。 王治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昌达公司支付其货款175672.80元，并自2016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月利率1%）至款项付清之日。如昌达公司不认可许洪的身份，就由许洪承担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昌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昌达公司承建米易县第三小学建筑工程，许洪是该工程的现场负责人。许洪委托吴**勇联系购买瓷砖，吴**勇与王治孝联系后，从2015年5月18日起，王治孝多次向许洪供应瓷砖，期间许洪通过吴**勇的账户向王治孝支付了500000元货款。2016年2月3日经双方结算，许洪在王治孝的结算单签注，情况属实，余款175672.80元。此后，该款未支付给王治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许洪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昌达公司是否承担责任；2.王治孝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时效。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许洪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昌达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王治孝与昌达公司未签订瓷砖的买卖合同，结算时也无昌达公司的签章确认，同时昌达公司又否认许洪的职务身份，在此情形下，要有证据证实许洪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才能将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归属给昌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中，吴**勇与王治孝联系购买瓷砖，吴**勇未提供其是昌达公司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据，同时付款均是吴**勇账户转款，结算单也是许洪个人签名，并无昌达公司盖章确认，无法证实许洪是以昌达公司名义购买瓷砖，同时王治孝明知许洪同时进行着多个项目的施工，而未要求许洪明确身份并出具相应的身份证明，在此情形下，许洪无足以让王治孝相信代表昌达公司的权利外观。因此，本案认定许洪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缺乏证据。故昌达公司对涉案款项不承担责任。 二、王治孝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时效。 许洪与王治孝进行结算的时间为2016年2月3日，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在无证据证实王治孝要求许洪履行债务的情形下，本案诉讼时效从王治孝主张权利之日（2020年7月9日）起算，故本案诉讼时效未过。 综上，对王治孝请求昌达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许洪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许洪在收到货物之日即应该支付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对王治孝要求许洪自2016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许洪提出未对账目进行核对的情形下签注结算单，不认可结算单的辩解理由，因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许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治孝瓷砖款175672.80元，并从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王治孝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审理查明“许洪委托吴**勇联系购买瓷砖，吴**勇与王治孝联系后，从2015年5月18日起，王治孝多次向许洪供应瓷砖，期间许洪通过吴**勇的账户向王治孝支付了500000元货款。2016年2月3日经双方结算，许洪在王治孝的结算单签注，情况属实，余款175672.80元。此后，该款未支付给王治孝。”事实与二审审理事实一致，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同时，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2014年9月昌达公司承建米易县第三小学建筑工程。2014年12月7日，昌达公司与许洪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内部项目管理责任书》《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工程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承诺书》《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施工安全责任书》。《工程项目施工内部项目管理责任书》中载明“本工程项目建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审庭审笔录记载，王治孝陈述“幼儿园和三小都是我在供货，是有拼车运输的情形，结算价款是分开算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昌达公司是否应承担案涉款项的支付义务。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首先，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建立合同的双方享有或承担。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王治孝未与昌达公司就瓷砖买卖签订书面合同，在结算时也无昌达公司的签章确认，就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关事宜，王治孝均是与吴**勇进行协商，已付货款也是通过吴**勇个人账户进行支付。吴**勇系许洪在米易县第三小学工程项目中聘请的工作人员，吴**勇在工程中的行为可以代表许洪。在此情形下，需有证据证明许洪的行为系代表昌达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才能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归于昌达公司。一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职务代理的构成要件为：其一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二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其三必须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王治孝未提供证据证明许洪系昌达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反，在许洪与昌达公司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内部项目管理责任书》中载明“本工程项目建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在昌达公司承建的米易县第三小学建设工程所涉诉讼案件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确认了在案涉工程中许洪与昌达公司系挂靠施工合同关系。许洪的行为不能依法认定为职务行为。二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是无权代理人需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且其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相对人需善意无过失。本案中，王治孝未提交证据证明吴**勇在与王治孝协商合同事宜时是以昌达公司工作人员身份进行，且已付货款的支付也是吴**勇用个人账户进行，王治孝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中许洪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三是基于许洪与昌达公司在案涉工程的挂靠施工关系，许洪在具体负责工程施工过程中，必然会以昌达公司名义进行，从而对外呈现出许洪具有“项目负责人”等具有代理权外观表象的身份特征，但许洪的这一身份并不是基于其职务代理行为而获得，故不能仅凭其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直接认定为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 其次，王治孝为证明其履行了案涉买卖合同，在一审时提交了《收款收据》《运货单》及结算表一份。经审查，王治孝提交的2015年6月22日的《收款收据》和2015年6月5日的《收款收据》中，均载明“三小和幼儿园和东绘画砖”，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王治孝陈述其同时在向“三小”和“幼儿园”供货，在供货过程中存在拼车现象。而“幼儿园”工程并非昌达公司承建，在王治孝提交的结算表中，将两份《收款收据》记录的所有瓷砖用量一并算作米易县××工程，可见王治孝提交的结算表反映的瓷砖用量存在与其他工程混同的情形。王治孝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货款均是因修建米易县第三小学工程产生，而昌达公司对不属于米易县第三小学工程产生的货款也不应承担支付责任。 综上所述，王治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3元，由王治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怀胜 审 判 员 董 敏 审 判 员 蔡林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郭 成 书 记 员 罗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