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7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丹，女，1991年2月8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义民，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锐，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竹某1，男，1963年3月17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女，1964年6月5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1，女，2010年6月28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法定代理人：霍某2，男，1987年3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固始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负责人：武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上诉人李丹、刘某因与被上诉人竹某1、余某1、霍某1、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丹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李丹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时刘某为李丹拉货，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刘某与李丹是姻亲亲属关系，李丹是刘某配偶的侄女，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刘某2019年7月11日才拿到驾照，当月31日发生交通事故，相距时间才20天。李丹公司名下有运输车辆，也有司机专门运输货物，李丹不可能雇佣刚考驾照的刘某作为司机运输货物。2.刘某与李丹二人在北京城环城汽车汽配城（以下简称汽配城）各自独立经营汽车配件，李丹与刘某均有自己租赁的仓库，在汽配城附近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丰盈超市三楼是刘某承租案外人李某1的仓库。3.李丹经营北京恒京韩现汽配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京韩现公司），刘某经营商号名称为“北京浩洋”的汽车零件销售部，双方均有销售单汇总、销售单明细，而且财务收入相互独立，不存在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故车辆上有李丹的货物并认定李丹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事故发生时车上确有一部分李丹的货物，同时也有刘某购进的汽车配件。李丹的货物在刘某驾驶车辆之前就已经在车上了。李丹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在自己车辆上存放日常经营的货物属于正常经营使用行为，没有任何过错。2.事故发生当天因刘某着急去汽配城附近的库房拿货，因李丹车上的货物很少就没有再卸，在回汽配城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并非为李丹运送货物。汽配城要求各个商户需要履行相应的“三包责任”，对其车辆场地为了防火不准许商户将货物卸货在汽配城场地内，刘某为了节省时间符合正常人的思维习惯。三、刘某驾驶行为与机动车所有人属于特定关系下的借用或擅自驾驶行为，李丹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在出借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作为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亲属擅自驾驶情形下，要求机动车所有人在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使用机动车，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是无法预见的。本案中李丹作为车辆所有人履行了车辆妥善管理义务，且涉案车辆在太平洋北分公司有交强险和三者险，车辆亦不存在安全缺陷，故李丹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没有承担责任的先行义务行为。竹某1、余某1、霍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丹的上诉请求。刘某辩称，同意李丹的上诉意见。太平洋北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某给付死亡赔偿金为620677.5元；诉讼费由竹某1、余某1、霍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判决刘某赔偿竹某1、余某1、霍某1死亡赔偿金1767597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北京农村标准支持。1.在工作方面，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的在城镇工作的证据缺乏真实性、连续性。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了店铺转让协议、北京市市场场地租赁合同及北京企业信息查询来证明竹某2曾自营店铺，但是证据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竹某2的签名存在字体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且一系列证据均表明2017年6月后竹某2的店铺未继续经营，无法证明事故发生前一年在北京的工作情况。竹某1、余某1、霍某1补充提交的北京佳美瑞灯饰经营部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竹某2工作证明，证明竹某22017年起一直在此工作。此证明无证明人签字、联系方式等，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且无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费记录、完税证明予以佐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问题，不能作为确定竹某2在城镇工作一年的依据。2.居住方面，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来证明竹某2在京居住状况，但房屋租赁合同并未进行房屋租赁备案，真实性无从查证，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12月5日起，截止事故发生时并未满一年，且竹某1、余某1、霍某1无法提供居住证、租金支付凭据、水电费缴纳凭证等实际居住证据。综上，竹某2事故发生之前连续一年在城镇工作、生活的证据并未构成完成的证据链条，无法证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北京农村标准计算。二、不应支持余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涉案事故发生时，余某1刚满55周岁。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供竹某1、余某1无收入证明，此证明系村委会出具，村委会无出具此类证明的资质，且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经查竹某1、余某1在河南省固始县徐集乡实际经营一家名为“广东精品灯饰”的店铺，二人均有劳动能力和可观的收入来源，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存在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此证明认定余某1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不应支持余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竹某1、余某1、霍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的上诉请求。李丹辩称，同意刘某的上诉意见。太平洋北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竹某1、余某1、霍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医疗费155383.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护理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2427元、丧葬费7029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5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食宿费5000元、车辆损失2000元，以上共计2324101.66元，扣减刘某支付的7万元医疗费后实际主张2254101.6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31日19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吕家营中街H20011号灯杆处，刘某驾驶李丹名下的肇事车辆与竹某2（1987年生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前乘霍某3、后乘霍某1）接触后，又与墙接触，造成竹某2、霍某1受伤，霍某3死亡，两车损坏，竹某2经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定刘某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禁令表示）通行，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负事故全部责任，竹某2、霍某1、霍某3无责任。刘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李丹系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竹某1、余某1、霍某1称李丹是刘某的雇主，对此提交肇事车辆登记查询信息、李丹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信息查询单、某库房门口摄像头拍摄的影像材料和冷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刘某驾驶李丹的车辆频繁出入李丹的库房，二人应是雇佣关系。刘某、李丹对此不予认可，称二人是亲属关系，刘某也在汽配城经营，二人共用库房，对此提交北京东方思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软件销售证明和刘某的银行交易流水为证，竹某1、余某1、霍某1对此不予认可。刘某在交警队表示其在超市租了一个库房存放货物，事发时车上有李丹的货，其是准备去拉自己的货。李丹在交警队表示其把车钥匙放在车里，其不清楚车辆为何由刘某驾驶。竹某1和余某1是竹某2父母，霍某1、霍某3是竹某2和霍某2之子女，竹某2和霍某2已离婚。事发当日竹某2被送往北京朝阳急诊抢中心住院治疗，于2019年8月12日经救治无效死亡，住院12天，竹某1、余某1、霍某1要求按照每天100元计算12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就医疗费，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了救护车专用收据、门诊收费票据、住院费收费票据，金额共计155383.66元（其中包含病历复印费53.2元以及刘某支付的7万元）。护理费，竹某1、余某1、霍某1主张按照每天250元计算12天，刘某称事发后给竹某2垫付护理费2000元，竹某1、余某1、霍某1认可，同意扣除。死亡赔偿金，竹某2是居民家庭户口，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租房合同、北京市市场场地租赁合同等，证明竹某2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要求按照2018年度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竹某1和余某1有四个子女，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村委会证明，证明二人无收入来源，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父母和霍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此外，竹某1、余某1、霍某1估算了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食宿费以及电动车的财产损失。本起事故中的另一死者霍某3，另一伤者霍某1均已起诉，各方同意交强险医疗费限额由本案使用，剩余保险限额本案、霍某3案各使用50%，霍某1案不使用保险限额。一审法院认为，肇事车辆在太平洋北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和死者家属就保险分配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太平洋北分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保险责任外，事发时刘某驾驶的是李丹的车辆，车上的货物也是李丹的货物，刘某虽称其开车是去拉其自己的货物，但对此证据不足，此次驾驶行为不论是否有偿，从现有证据看都是为了运送李丹的货物，相应赔偿责任应由李丹承担，刘某对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造成严重后果，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就竹某1、余某1、霍某1的各项诉讼请求：医疗费，一审法院扣减病历复印费以及刘某垫付的7万元后支持85330.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支持；护理费，刘某已支付2000元，相较于12天的请护工费用合理，一审法院不再支持；死亡赔偿金，竹某2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不以务农为生，一审法院支持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竹某1未到法定退休年龄，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余某1和霍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07797元，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该项费用计入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按照法律规定计算为5308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刘某已承担刑事责任，一审法院不再支持；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属必要支出，竹某1、余某1、霍某1对损失金额未举证，一审法院酌定；办理丧葬事宜的食宿费，竹某2生前在北京居住，竹某1、余某1、霍某1未举证证明产生住宿费等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电动车的财产损失，金额合理，一审法院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竹某1、余某1、霍某1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55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以上共计67000元；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竹某1、余某1、霍某1死亡赔偿金250000元；三、李丹、刘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竹某1、余某1、霍某1医疗费75330.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死亡赔偿金1462597元、丧葬费53084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共计1594211.46元；四、驳回竹某1、余某1、霍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丹向本院提交：证据1.书面证人证言7份，用以证明刘某与李丹属于姻亲亲属关系，双方在汽配城各自独立经营汽车配件，在汽配城的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双方均有自己的租赁仓库。证据2.软件销售证明、北京浩洋采购单、销售单部分明细，证据3.交通银行流水清单，证据4.车保姆业务订单、厂房租赁合同、与博达物流合作单据，证据5.离婚证，均用以证明刘某与李某2婚姻存续期间共同通过购买汽配单机版软件独立作为经销商用户，商户取名北京浩洋，销售汽车配件而且财务收入互相独立，与李丹不存在雇佣关系。证据6.李丹经营的恒京韩现公司交通事故当天的销售明细，证据7.机动车行驶证，证据8.恒京韩现公司销售、采购商户北京浩洋的交易明细，均用以证明刘某与李丹在汽配城各自独立经营汽车配件，李丹名下有运输车辆，牌照为×××，也有司机专门运输货物；2019年7月31日事故发生当天李丹经营的恒京韩现公司并没有销售刘某驾驶涉案车辆上的货物，事故发生当天只是车辆借用关系，并没有雇佣刘某运输。证据9.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据10.库房租赁合同，证据11.证明，均用以证明汽配城附近的仓库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丰盈超市三楼，是刘某承租案外人李某1的仓库，该仓库并非李丹承租，刘某经常出入该车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证据12.汽配城消防安全责任书以及门前“三包”责任书，用以证明汽配城要求各个商户需要履行相应的“三包责任”，对其车辆场地为了防火不准许商户将货物卸货在汽配城场地内，因刘某着急去汽配城附近的库房拿货，李丹车上的货物很少就没有再卸，刘某为了节省时间符合正常人的思维习惯。证据13.恒京韩现公司销售单，用以证明该公司销售系统用的也是思锐软件，与刘某用的是一个系统，经该系统打印的销售单无法更改，恒京韩现公司从2018年设立开始使用，一直到事故发生时一直有独立的销售单。同时，李丹申请证人潘某、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交通事故与李丹无关。潘某出庭作证称：潘某与刘某各有公司，均是做汽车配件的，双方之间有相互调货的过程，涉案事故发生之前，恒京韩现公司门前有一个小货车，作为经营使用，均为独立的个体，涉案事故发生后，潘某将其所有的一辆车出借给恒京韩现公司使用。张某出庭作证称：张某是汽配城的经营者，与李丹及刘某均有合作，李丹及刘某均向张某拿过货，刘某和李丹经营的店铺都是独立的个体。竹某1、余某1、霍某1发表意见称：以上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8、11、12、1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5、6、7、9、10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刘某发表意见称：对证据1、6-1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2-5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部分不认可，北京浩洋是刘某本人独立经营，并非与李某2共同经营。刘某向本院提交：证据1.灯饰店铺门面照片、名片照片及余某1在店经营照片，证据2.视频光盘，均用以证明余某1有劳动能力且有收入来源，不应支持余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竹某1、余某1、霍某1发表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确实存在灯饰店铺，但登记在竹某1名下，由竹某1经营，竹某1不在的时候，余某1偶尔会来店铺帮忙，但余某1主要是在家做家务，帮忙带孩子。李丹发表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竹某1、余某1、霍某1向本院提交：证据1.书面证人证言三份，用以证明刘某给李丹开车拿货送货，受雇于李丹。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竹某2一直在北京居住工作，收入来源于城镇，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李丹发表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与竹某2有关系，也无法证明店铺开设时间，与本案无关。刘某发表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太平洋北分公司就上述证据统一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均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太平洋北分公司只在相应的限额内进行赔偿。太平洋北分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关于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予以评判。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经询，李丹称：其大概于2017年租赁涉案店铺进行经营，2018年办理恒京韩现公司营业执照，该店铺包括里间和外间，里间是刘某经营的北京浩洋，外间是李丹经营的恒京韩现公司，整个店铺大约63平方米，里间约4平方米，外间约20平方米，剩余为李丹放货所用；李丹将里间分租给刘某所用，因刘某系其姑父且家庭条件不好故未向刘某收取里间的租金，里间没有店铺名称和营业执照，李丹与刘某经营的汽配业务存在少部分重合；关于库房情况，李丹称其仅有一个库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面积约500平方米，由其父亲李某1承租，李丹及其姑姑、姐姐和叔叔等亲戚共用。此外，李丹表示，涉案车辆登记在李丹名下，车钥匙一般就在车里，车辆平时停放在店铺门口，类似于小仓库，进货或者退货会放在里面；因为刘某是其亲戚，李丹表示对于刘某的用车行为一般难以拒绝，并表示刘某在涉案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左右拿到驾照，会使用涉案车辆练车。刘某称：其使用涉案店铺的里间进行经营，没有显示店铺名称，刘某最初有两个库房分别位于吕家营和小红门，并在2020年7月在香河另行租赁库房，并将前述两个库房退租；刘某名下没有车，其在涉案事故发生当天使用李丹涉案车辆前未告知李丹，该车辆钥匙一般放在店铺的固定桌子上或放在车里。此外，刘某表示涉案事故发生当天，其系驾驶涉案车辆前往吕家营仓库拿自己的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李丹是否应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是否正确。一、关于李丹是否应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查明事实，涉案车辆登记在李丹名下，刘某驾驶涉案车辆产生交通事故，现刘某对事故发生及责任认定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李丹是否应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李丹对涉案车辆是否尽到管理注意义务来看，本案中，根据李丹及刘某关于车辆使用情况的陈述，涉案车辆一般停放在店铺门口，车辆钥匙亦存放在车里或店铺内桌上等易于获取的位置，李丹表示因双方的亲属关系其一般难以拒绝刘某的用车需求，刘某亦称其在涉案事故发生当天使用涉案车辆并未告知李丹。综上可以看出，李丹对涉案车辆钥匙未能妥善保管，对车辆的使用情况不能及时掌握，涉案车辆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同时，李丹称涉案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左右刘某才拿到驾照，刘某经常使用涉案车辆练车，在此情形下，李丹应对刘某的基本驾驶技术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却仍放任刘某对涉案车辆的使用。综合前述情况，本院认为李丹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对未能对涉案车辆尽到必要的保管义务和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认定其存在过错。其次，从李丹与刘某主张的经营行为看，双方均经营汽车配件业务，在汽配城使用同一个店铺，双方虽称刘某经营的北京浩洋使用店铺里间、李丹经营的恒京韩现公司使用外间，但均认可里间未显示店铺名称，李丹亦称其将里间出租给刘某使用未向其收取租金，结合双方所述在业务上存在部分重合，且均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有共同的库房，本院难以判断双方各自独立经营的情况。即使按照双方所称的各自独立经营的意见，第三人难以从外观上进行判断，故双方关于独立经营的主张无法对抗第三人。此外，涉案事故发生当天，车上的货物是李丹的货物，刘某亦主张前往吕家营库房取货，因该库房系双方共有库房，刘某虽主张系去拉其自己的货，但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综合考虑刘某与李丹所述使用同一店铺、在吕家营拥有共同库房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李丹与刘某对涉案事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李丹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充足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根据竹某1、余某1、霍某1提交的租房合同、店铺转让合同、北京市市场场地租赁合同以及北京佳美瑞灯饰经营部出具的证明等，可以认定竹某2生前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一审法院按照北京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某主张余某1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不应向其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查明事实，刘某虽向本院提交了竹某1、余某1的灯饰店铺经营照片，但竹某1、余某1表示该店铺由竹某1经营，余某1仅在竹某1忙碌时偶尔帮忙，且交通事故发生时余某1年满55周岁，村委会亦出具的证明亦表明余某1无其他收入来源，一审法院认定余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因刘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赔偿费用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综上所述，李丹、刘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07元，由李丹负担25393元（已交纳），由刘某负担15114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夏海曼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