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1768号 原告：潘永琴，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康、曹胤龙，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59159206XD）。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燕，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马静波，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潘永琴为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10030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国汇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浙02民终1822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国汇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浙民再3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1822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浙0212民初10030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重新立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马静波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于2020年6月23日、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永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康、曹胤龙，被告国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王旭燕，第三人马静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永琴向本院起诉，诉请判令：1.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被告赔偿原告自2016年10月21日起至涉案车辆可正常营运之日止按每月2500元的标准计算的损失（暂计算至起诉日2017年8月，计算10个月，计2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9日，原告出资101900元购买车架号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6ＣＸ327961的小型汽车一辆，用于出租车营运，车牌号为浙ＢＴ××××。国汇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成立，成立时有31位股东，31辆出租车。后来股东人数增加为47人，车辆扩充至50辆。原告为国汇公司47位股东之一，拥有一辆出租车，享有公司2%的股权。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以132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公司47位股东的股权，成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完全掌控了公司。2014年12月5日，和其他出租车司机一样，原、被告签订《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约定：原告的浙ＢＴ××××车辆挂靠被告经营，被告拥有经营产权，原告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原告缴纳，原告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2日至车辆转让止，原告每月向被告缴付600元的管理费，等等。《挂靠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月按时向被告支付管理费600元，每年如期交纳有偿使用费。双方签订的《挂靠合同》履行正常、平稳、有序。原告自己营运涉案出租车，每月有8000元的收入。2015年开始，随着网约车推向市场，出租车行业受到严重的市场冲击，经营也陷入困难。2016年5月10日，叶春良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将包括原告在内的47名原股东告上法庭。后经过开庭审理，法院驳回了叶春良的诉讼请求。案件败诉后，叶春良以各种名义扣押挂靠车，不但造成原告等出租车车主经济损失，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2016年10月21日，被告扣押的原告的涉案车辆。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2017年9月8日将涉案车辆从第三人马静波处拖回。但原告至今无法正常营运。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挂靠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较长时间，该合同不存在无法履行、不能履行或履行到期的情况，被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国汇公司答辩称：1.本案审理的主要焦点是要解决车辆的权属问题，解决车辆权属问题是解决挂靠经营合同是否需要继续履行、车辆是否需要返还以及是否需要赔偿等问题的关键。被告认为，原告不享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的事实是清楚的，原告也无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也无权要求返还涉案车辆，其他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关于原告不享有车辆所有权的问题，原告在2012年将车辆过户至国汇公司，相关证据已经提交，此后，相关的证据能确认2014年双方再次确认车辆所有权归属于国汇公司，另外本案诉讼中，原告又确认了涉案车辆归国汇公司所有。所以车辆不属于原告所有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印证。2.关于所有权的基础性证据，2012年被告提供了车辆转让协议和车辆发票，原告虽然不认可车辆是真转让，但被告认为是真转让，当时原告是国汇公司的股东，跟公司的资产交割不是很清楚，但到了2014年，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将股权及资产与本案被告法定代表人叶春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通过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原告对涉案车辆不再享有所有权。3.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约定的内容能明确反映事实，此前有观点提出1325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太低，原告卖低、卖亏了，如果原告认为合同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应当撤销或者变更合同解决。所以对原告主张返还车辆的请求不应当支持。4.本案所涉车辆已经依法出售给了第三人，该出售行为符合宁波市出租车流转的手续，第三人也支付了相应的合理对价，符合日常操作流程。5.原告主张要求继续履行挂靠协议的问题，涉案车辆当时所有权已不属于原告，该挂靠协议名为挂靠，实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担保。2014年10月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变更完毕后叶春良在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10月中下旬，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后，因叶春良未及时支付股权收购款，原告等人一直在闹事，后在宁波客运管理局的协调下，双方形成了这份挂靠协议。这份挂靠协议的本意是在款项没有付清之前，原告有权以使用权的方式使用车辆来保证股权款能顺利支付，且挂靠年限在车辆使用年限内。按照出租车管理规定，强制报废期间是6年，故理论上能预见的最长车辆挂靠年限是6年，而不是挂靠到营运权终止时。6.涉案车辆转让当时双方有一个议价的过程，出租车行业从2014年至今市价一直在往下走，双方当时约定的交易价格是双方综合评估市场前景确定的。7.原告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因为车辆被告的，且每月2500元的金额也不符合目前出租车经营的市场行情。 第三人马静波向本院陈述并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涉案车辆归其所有。事实与理由：涉案车辆系其于2017年6月8日向国汇公司购买，故其享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 原告对第三人马静波提出的诉讼请求答辩称：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不应该确权给第三人；马静波系国汇公司员工，知道原告与被告国汇公司之间的纠纷，被告无权将属于原告所有的车辆转让给第三人马静波，因国汇公司擅自转让车辆导致的后果和纠纷应该由国汇公司与马静波自行解决。 被告国汇公司对第三人马静波提出的诉讼请求答辩称：第三人的陈述基本属实，认可涉案车辆属于第三人所有，应该确权给第三人。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浙ＢＴ××××号出租车原登记在原告潘永琴名下。2012年4月10日国汇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潘永琴出资2万元，成为股东，持有国汇公司2%股份。2012年5月10日，潘永琴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潘永琴将其所有的浙ＢＴ××××号出租车转让给国汇公司。该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客运出租汽车出让方、受让方相关信息、转让车辆车牌号码，其他如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同日，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80000元，但国汇公司实际没有支付该笔款项。2012年12月10日，潘永琴出资购买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6ＣＸ327961）对浙ＢＴ××××出租车予以更新。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潘永琴等国汇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将其持有的国汇公司100%的股权及依该股权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即叶春良），国汇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万元；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132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第一期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万元，第二期款项25.5万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国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叶春良向潘永琴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加上定金1万元，合计24万元。2014年12月9日，潘永琴（乙方）与国汇公司（甲方）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约定，甲方出资车辆成本23万元收购乙方，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缴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涉案车辆营运证权号0809，牌照号浙ＢＴ××××,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5日至车辆转让止；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600元；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实行统一保险，保费由乙方全额承担，并在续保的五天之前一次性付清一年的保险费，由甲方代办续保；等等。该挂靠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2016年6月23日，叶春良起诉潘永琴在内的47位股东，要求47位股东共同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国汇公司流动资金450万元-公司实际流动资金433405元＝4066595元）及利息、违约金。47位股东则提起反诉，要求叶春良支付47位股东股权转让款125万元及利息、分红款10万元及利息。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叶春良的本诉诉讼请求和47位股东的反诉诉讼请求。2016年10月21日，国汇公司扣留了潘永琴经营使用的浙ＢＴ××××号出租车。2017年6月8日，国汇公司与马静波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和《宁波市出租汽车挂靠合同》各一份，约定马静波向国汇公司投资150000元受让浙ＢＴ××××出租车，马静波通过每月支付管理费等方式挂靠国汇公司营运该出租车。2017年9月8日，原告从马静波处扣押了涉案出租车，但原告一直无法年检并正常营运。2020年12月10日，涉案车辆识别代码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6ＣＸ327961的车辆到了强制报废年限，原告至今尚未办理车辆报废手续，也未对该浙ＢＴ××××出租车进行更新。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收条、车管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被告提供的《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行驶证、《车辆转让协议书》、收据、车辆移交清单、《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原、被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车浙ＢＴ××××出租车（车辆识别代码为ＬＢＥＥＦＡＶＡ6ＣＸ327961）的权属应归于潘永琴还是国汇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国汇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47名，潘永琴作为股东之一，除将涉案出租车登记至国汇公司名下之外，另行出资2万元，持国汇公司2%股份，由此可知，彼时潘永琴成为国汇公司的股东系基于其出资了2万元，而非将涉案出租车作为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故涉案出租车的权属尚归于潘永琴；其次，2012年5月10日《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系一份未全面履行的协议，虽国汇公司向包括潘永琴在内的各股东开具了购车销售发票，但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后续亦是潘永琴自行支付了车辆更新款，故潘永琴主张该协议系出于响应政府提出的对个体出租车进行有效管理及公司化运作而订立的形式合同，具有合理性，至此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仍归属于潘永琴；第三，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包括潘永琴在内）与国汇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之间，是一次将国汇公司原有资产打包后整体出让的过程，从该协议载述的对价、叶春良之后起诉原股东支付流动资金差额被驳回以及转让之后涉案出租车仍保持原有经营模式的事实来看，虽该协议中将涉案出租车表述为“股权车”，但其并非意指涉案出租车属于股权组成部分，而是基于潘永琴等人的原股东身份，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车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阿范中介35辆）进行区分，故叶春良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是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各自股权以及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归股东各自所有的出租车对应的营运权，而不包括该些出租车的所有权，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不同车型、车况的50辆出租车会以同一个价格进行转让，亦无法合理解释后续潘永琴在使用车辆过程中仅需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而车辆的保险费、燃油费等其他费用均由潘永琴自行负担的事实；最后，叶春良在其他案件中解释其支付的24万元股权受让款，其中2万元系原股东们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款，7万元系车辆本身价格，剩余15万元系车辆运营证的价格，但叶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15万元处于当时市场上出租车运营证价格的合理区间内。综合上述，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原告所有，国汇公司无权对涉案车辆进行处分。第三人马静波系国汇公司员工，明知国汇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其与国汇公司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原告未予追认，马静波也不构成善意取得，故该协议无效，本院对被告认为车辆应归第三人所有的抗辩意见及第三人主张涉案车辆应确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原、被告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至车辆转让时止，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挂靠合同，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马静波与国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被告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虽然后由原告又强行取回，但原告一直无法正常营运，原告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其主张的2500元／月的金额也属合理，本院也予以支持。因车辆已到报废期限，对此原告也是明知的，故对车辆营运损失本院计算至车辆报废之日2020年12月20日。此后是否存在营运损失，因车辆尚未更新，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应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潘永琴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 二、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潘永琴自2016年10月21日起至2020年12月20日的营运损失125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潘永琴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第三人马静波要求确认浙ＢＴ××××号出租车属于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诉案件受理费425元，财产保全费220元，合计645元，由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第三人独立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第三人马静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彬彬 人民陪审员  王志妃 人民陪审员  王秀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干依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