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28民初1926号原告:张小良，男，族，1981年10月23日生，罗平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罗平县。原告:黄利先，女，族，1979年4月10日生，罗平县人，文盲，农民，住罗平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石珍，云南宏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保所全，男，回族，1991年10月3日生，曲靖市益区人，初中文化，无业，住曲靖市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冬，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保玉贵，男，回族，1994年3月3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初中文化，无业，住曲靖市沾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礼晶，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颖，男，彝族，1993年2月24日生，曲靖市沾益区，居民，住曲靖市麒麟区，身证号:530328199302240016。被告:李永坤，男，汉族，200年10月13日生，昭通市盐津县人，大专文化，在校学生。被告:刘玉，女，汉族，1999年9月2日生，曲靖市益区人，大专文化，在校学生，住曲靖市沾益区。被告:唐雄，男，汉族，1991年4月13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居民，住曲靖市沾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久，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吴建英，女，汉族，1984年8月14日生，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曲靖市益区，份证:51303019840814524。被告:余顺金，男，汉族，1989年4月27日生，曲靖市益区人，初中文化，无业，住曲靖市麒麟区。被告:张浩伟，男，汉族，1992年1月10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中专文化，无业，住曲靖市沾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云峰，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系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绎权，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青，女，汉族，1990年3月10日生，曲靖市活益区人，大专文化，无业，住曲靖市沾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云峰，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绎权，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朱玲，男，汉族，1990年9月6日生，初中文化，无业，曲靖市沾益区。被告:朱俊旭，男，白族，1993年12月11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大专文化，无业，住曲靖市沾益区。被告:曲靖市水务局。住所地：曲靖市麒麟区南宁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00151501675。负责人:张晓芬，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系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然（实习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住。住所地:曲靖市沾益区环城东路**/div>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30151535014。负责人:张正礼，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波，曲靖市益区西平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张小良、黄利先与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唐雄、吴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被告保所全的申请，本院追加曲靖市水务局、曲靖市益区水务局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张小良、黄利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石珍、被告保所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冬、被告保玉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礼晶、被告李颖、刘玉、被告唐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久、被告吴建英、余顺金、被告张浩伟、张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云峰、王绎权、被告朱玲、朱俊旭、被告曲靖市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谢然、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小良、黄利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由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玉坤、刘玉、唐雄、吴建英、余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连带赔偿原告张小良、黄利先因长女张路琴死亡的经济损失778017元，其中：丧葬费53257元（106514元÷12月／年×6月），死亡赔偿金724760元（36235元／年×20年）的50%，即389008.5元；2、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石珍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提出代理意见。事实与理由：原告张小良、黄利先的长女张路琴自2017年后一直沾益、曲靖城区居住、间接性打工，2020年8月5日晚与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玉坤、刘玉、唐雄、吴建英、余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及另一名死者余磊在沾××街道（南盘江附近）的烧烤摊上同桌饮酒，张路琴严重醉酒后，保所全等十二名被告没有对张路琴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张路琴于2020年8月6日在沾益区风闸上游，因生前溺水死亡。同桌饮酒，对饮酒者应尽到警劝和相互保障安全、将醉酒严重者送在外行走而溺水死亡，应当对张路琴的死亡给原告张小良、黄利先造成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保所全辩称，被答辩人诉称“张路琴严重醉酒后，保诉全等十二被告没有对张路琴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将醉酒严重者送医或者报警约束至酒醒，被告保所全等人没有尽到，放任张路琴在外行走而溺水死亡”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案发地-东风闸存在安全隐患，与张路琴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三、张路琴应对自身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涉案其它共同饮酒人根据各自的过错及其它相关因素按照差别份额承担次要责任。四、余磊应对自身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涉案其它共同饮酒人根据各自的过错及其它相关因素按照差别份额承担次要责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冬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被告保玉贵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告诉请答辩人与其余被告对其因长女张路琴的死亡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张路琴的死亡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保玉贵与张路琴并不认识，保玉贵是中途参与进来吃烧烤的，在烧烤摊上与张路琴是第一次见面，在吃烧烤过程中，保玉贵并未邀请张路琴饮酒，更没有劝酒，并且，在保玉贵与另一被告朱俊旭提前离开烧烤摊时，并未发现张路琴显现出醉酒、行为举止失控等需要看护、照顾的危险状态，所以，答辩人对张路琴没有看护、照顾、救助的条件和义务，其对张路琴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张路琴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张路琴作为成年人，应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其是最清楚自身能喝多少酒和对酒精的耐受力，其也完全能够预见到过量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和酒后可能发生的意外等，而张路琴非但没有注意、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反而在他人劝止饮酒无效后，仍坚持继续饮酒。所以，张路琴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此外，依据我方于2020年10月12日实地查看的张路琴落水溺亡河道的情况来看，该河道水体较深，河道两侧并未设置安全防护栏或安全防护网，且未设有安全警示标识和自救设施，如行人通行不慎落入水中，生还机率小、自救难度较大，该河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与张路琴的溺亡有一定因果关系，故该河道的主管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赔偿费用，答辩人认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计算合法，但对赔偿责任的划分不合理。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答辩人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故恳请判决驳回。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礼晶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被告李颖辩称，我没有答辩。被告李永坤辩称，我是和女朋友刘玉去的，没有和他们饮酒，张路琴也不是朋友关系，他们的死亡与我无关。被告刘玉辩称，两位死者与我无关，我没有与死者没有喝过酒，当晚是余顺金打电话喊我过去的。我因父母离异自幼在昭通威信县姑妈及彝良县爷爷家生活、读书，极少回沾益。案发当晚，表哥李颖与其我表哥的朋友余顺金因较长时间未见我，多次打电话约我见面，当时正与我男朋友李永坤在家聊天，便多次拒绝。但因表哥的朋友余顺金再三邀约，我表哥李颖从微信给我发了位置，我便与李永坤开车于当晚11：08左右到达表哥所在的烧烤摊。因在场的人除我表哥和余顺金外我都不认识，人又很多，我与表哥和余顺金聊了一会儿后，大约于11：20与李永坤开车离开，到了“沾益小花园”的“胖子烧烤”摊上吃东西，大约于凌晨12：30回家睡觉，之后发生的事我毫不知情。我与二死者从未有任何交集也不认识，且当天我走时他们都还很清醒。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我还是个学生，因父母离异，现寄居于爷爷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被告唐雄辩称，我不是邀约人，我不应当承担责任。我在一点前就离开了，当时保所全、保玉贵等人还在烧烤店。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久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被告吴建英辩称，我在两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当晚我是去接我老公，我也没有喝酒，我不认识他们。被告余顺金辩称，当晚我也是提前离开，和我没有关系，我走得时候他们是清醒状态，我走的时候还叫他们少喝酒。被告张浩伟，张青共同辩称，二答辩人因与被答辩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作如下答辩：一、就二原告痛失爱子、爱女，答辩人张浩伟、张青再次深表痛心和惋惜。但是依据法律规定答辩人是否存在过错，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二、余磊、张璐琴溺水死亡与喝酒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一、余磊和张路琴死亡的原因由公安机关出具了溺水死亡证明，被答辩人在诉状中阐述余磊醉酒，不慎掉入南盘江，死者余磊已经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行为，神志不清无法支配自身行为与事实不符，没有充足证据，案发当晚支付烧烤钱的系死者余磊，既然能支付烧烤钱，可以推断余磊是清醒的，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行为，在答辩人张青离开余磊和张路琴时，余磊没有处于醉酒状态，不存在被答辩人在诉状中阐述醉酒的情形；第二、在2020年8月5日在“样事有”烧烤店吃烧烤的组织者系死者余磊，一、在被告余顺金笔录表述余磊邀约去吃烧烤，二、死者余磊用微信扫码支付吃烧烤的钱，通常情况下，谁组织，谁买单。故本次烧烤的组织者是余磊，他应该对在场的人尽到合理照顾注意的义务，在当天晚上，在喝酒的过程中，二答辩人不存在劝酒、押酒的行为，也没有用刺激的语言让二位死者喝酒，且当晚在场的12人均证实没有人押酒，且表明吃烧烤负责倒酒的系余磊。事发当天二答辩人受二位死者的邀约帮忙从曲靖南关搬家到沾益，从情义来说，二答辩人帮死者搬家，感激二答辩人的应该是两位死者，且张浩伟和张青从小和死者余磊就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们三人的关系较好，不会押酒给余磊，更加不会押酒给一个未成年人张路琴。针对死者张路琴，二答辩人多次提醒张路琴不要喝酒了，张路琴没有听从，反而自己主动多次倒酒自己喝，张路琴系未成年人，系死者余磊的女朋友，其生前一直跟着余磊生活在一起，余磊对其有照顾、劝阻的义务，余磊存在过错。同时，到了凌晨12点多，作为张路琴的父母是其第一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应尽到监管的义务，其父母放任张璐琴的行为，是监管失职的表现，也因对其过错承担责任。故二答辩人没有过错不因承担责任。三、共同饮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合法、正常的社交活动，但饮酒本身也是一种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任何人在饮酒之前应当预见到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并应自主控制饮酒行为，防止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在共同饮酒行为中，饮酒是行为人的权利，其他人无权强迫其饮酒，况且酒量大小只有自己本人才知道，且根据心情、状态、环境的不同，酒量也会发生变化，别人是无法判断的。任何人如对自己的饮酒行为不加以控制，都会给社会和自身增加风险。本案中余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带着自己未成年的女朋友张路琴，其应当知道自己的酒量大小及过量饮酒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事发当日，喝酒后，在答辩人张青陪同下，要给余磊、张路琴二人送回宾馆，但是二人因“感情”纠纷,从吃烧烤的过程中就一直吵架，到张青离开之时，二人情绪已经稳定，在公路边的草坪上靠做在一起已经停止吵架了，在张青询问后是否送其回宾馆，但是二人不愿意回宾馆，张青既不是组织本次吃烧烤的组织者也不是邀约者，相比同桌吃烧烤的人相继离开，唯独答辩人张青一直陪同二位死者到凌晨三点多，并且张青还需要照顾睡在车里的张浩伟，张青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张浩伟因为喝酒后身体不舒服在车里休息，在自己都不能保障的前提下，也没有能力照顾他人，故张青和张浩伟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四、在吃烧烤的过程中，出现过护送张路琴回酒店的情况，因为张青体型比较娇小，根本扶不动张路琴，而张浩伟身体不舒服在车里睡着，根据“样事有”烧烤店老板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张路琴在烧烤店老板和另外一个男的搀扶下送到了车里，她依然打开车门挣脱，不愿意回宾馆。其次，从事发现场来看，烧烤店门口是公路，公路边是人行道，人行道往里是草坪，草坪往里靠近河边又是人行道，人行道旁边靠近南盘江的位置有接近1米高，宽约0.6米的绿化隔离带，要坠入河里，必须跨入隔离带再穿过矮小的灌木，才能靠近南盘江，而绿化隔离带相互之间间隙很密，即使是白天要穿过绿化隔离带也非常困难，在晚上要从马路边的草坪不慎跌入河里，是不可能发生的，故其二者死亡另有它因；在南盘江夜钓的刘文海及报案人刘文海均陈述，凌晨3、4点有人在附近吵架，再加之二位死者在生前就经常吵架，张路琴平时就存在自残的情形，尤其表现明显的就是张路琴在案发当天在“样事有”烧烤店睡在烧烤店院子里的地上又哭又闹并说“余磊不再乎他，不爱她，因为余磊已经和家里人闹翻”。种种情况表明，张路琴和余磊之间因为感情的纠纷发生矛盾，故二者的死亡与饮酒没有关联，溺水死亡系双方感情所致，不能牵连二答辩人，二答辩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责任。因余磊生前与张浩伟、张青系好朋友，处于人道主义，并结合各自的经济条件，二答辩人分别给予余磊、张路琴补偿1000元；五、张路琴的父母主张的各项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张路琴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张路琴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生活收入来源于城市，故不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六、同理，余磊父母及非婚生子余关达主张的各项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第一、根据余磊父母的身份年龄信息显示，其都未满60周岁，在曲靖这个小城市里，普通家庭多数在60多岁以上的人都在靠劳动获取收入，何况余磊父母未满60周岁，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和无其他生活来源，被扶养人余新华、刘小燕的生活费不应得到支持。第二、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死亡赔偿金具有精神损害抚恤金的性质，不应重复计算，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所述，余磊、张路琴的死亡，二答辩人没有过错，且死亡与喝酒没有因果关系，二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照顾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谢！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云峰、王绎权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被告朱玲辩称，当天晚上我到烧烤店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十二点就走了，后面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东西没有吃，酒没有喝。被告朱俊旭辩称，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当天晚上是保玉贵喊我过去跟他开车，我没有喝酒也没有吃东西，我十二点就离开了，我与死者都不认识，跟本案没有关系。被告曲靖市水务局辩称，一、曲靖市水务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发生的地点在东风闸附近的南盘江，离东风闸还有近两公里。根据《南盘江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南盘江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二、东风闸等五闸一站及重大事项直接由曲靖市水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管理。但除东风闸这个水利设施之外的其他河段及日常事务由南盘江所在地的县（区）水行政管理部门按行政区划分段实施管理，是属地管理，因此事发地点的管理人不是曲靖市水务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三、南盘江不是人工湖或人工河道，属于自然河流。南盘江沾益段的主要作用是泄洪、蓄水进行农业灌溉，并不是主要供给市民玩耍的人工景观河道。根据《南盘江管理办法》第15条之规定，在南盘江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围堤，因此南盘江不可能修建护栏将河流围起来，长江、黄河等自然河流，也不可能修建护栏将整条河流围起来。况且，江边有专门供人行走的人行道，河道边有宽度2米左右的河堤，河堤上面是人行道，河堤和人行道之间均种植了树木和草坪作为隔离带，正常情况在人行道上行走，哪怕是醉酒，也不会跌入河里。本案，死者醉酒后，离开时没有人护送到安全地带，而是任由其二人哭闹吵架，才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四、南盘江沾益段的实际管理机关均设置了安全警示牌，明确提示：南盘江随时泄洪排水，禁止游客下河道内玩耍，出现安全事故后果自负。并且河道边每隔3、4十米，均设置了“水深危险，严禁戏水，垂钓，违者后果自负”或者“严禁戏水”等安全提示牌，目的就是反反复复告诫行人不要越过人行道，私自违规进入河道边。因此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五、本案的发生，是醉酒导致，与南盘江本身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喝醉酒，喝到人事不省，神志不清，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遇到危险，这个时候同桌饮酒的人应当起到安全护送义务。综上，曲靖市水务局在本桩事件中不是事发地点的管理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谢然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辩称，我同意市水务局的意见，原告对我局的起诉的赔偿责任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波请求支持被告的答辩提出代理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支持诉请提交了下列证据：1、张小良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黄利先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常住人中登记卡三份，证明张路琴是张小良、黄利先的女儿。3、居民死亡证明书一份，证明张路琴因溺水死亡的事实。被告保所全质证后认为，三性认可。被告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唐雄、吴建英、朱玲、朱俊旭、曲靖市水务局、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被告张浩伟、张青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但户口显示系农业户口，死亡证明书三性没有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分析后认为，证据1、可以证实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可以证实张路琴与二原告系父母子女关系的事实。证据3，可以证实张路琴因溺水死亡的事实。被告保所全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保所全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2.机动车行驶证一份。3.交通违法处理截图两份，证明被告保所全、吴建英于2020年8月4日凌晨两点驾车离开事发当晚就餐地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并于凌晨两点二十分行驶至沾益区万寿路的事实。第三组：1、微信转帐支付信息截图一份，证明被告保所全事发后于2020年8月11日向被告张浩伟转账3000元，委托其转交受害人余磊父母用于办理受害人余磊的丧葬事宜的事实。第四组:1、案发地东风闸河道旁照片12份，证明受害人余磊和张路琴溺亡有河道岸边路面崎岖不平，且在通往河道岸边的小楼梯口处和河道案边有裸露的水管管道，行人通过楼梯口和在河案边行走的时候稍不留神踢到裸露的水管管道时或者行走在崎岖不平的河道旁极易发生危险，滚入河道内。2、东风闸河道照片两份，证明河道两侧倾斜的驳岸两岸未设置安全防护栏或安全防护网，驳岸两壁陡直而未设置自救设施，且未设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说明该驳岸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受害人余磊和张路琴的溺亡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事实。3、东风闸河道内照片三份，证明东风河道内水草、淤泥淤积，水草长势较深，河道管理者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即未及时清理河道内的水草，淤泥、垃圾，行人不慎掉入河道内很有可能被淤积的水草绊住、影响其自救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第二份证据三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能证实保所全在同桌饮酒后没有尽到安全护送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的没有意见。被告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吴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被告唐雄质证后认为，第一、二、三组没有意见，但与我无关。第四组第一份有意见，对裸露的水管上的楼梯，不是原始存在的，第二份只是一部分，不是河道周边全局的拍摄，所以显示无警示标志，不能证实河道没有警示标志。第三份水务部门其他部门都不能间断性的将水藻开挖。被告曲靖市水务局质证后认为，第一份三性认可，第二份证据三性认可，证明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醉酒后保所全驾驶车辆提前离开，能说明未将同桌饮酒的死者尽到安全护送义务，第三份认可，第四份不认可，图片不能反映现场的真实环境，是有取舍的拍照，河堤是不少于两米的人行道，有绿化带隔离表明人员不能下去，图片能证实楼梯下面的河堤宽度不少于两米，河堤不是光滑的，即使人摔下去人也不会滑下去，南盘江河里的情况不是案发时的情况，所谓的水草不能证实死者是水草绊住，不能证实是死者落水的地点，从河道的周边的设计能证明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不能证明死者是如何落水的。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第四组证据我同意市水务局和唐雄代理人的意见。其他的没有意见。本院对被告保所全提交的证据分析后认为，证据1，可以证实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3,可以证实被告保所全离开烧烤店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但左右。第三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转款给张浩伟，委托其转款给原告父母的事实。第四组证据，照片是河道的部分照片，但照片不能证明余磊落水的地点、原因和余磊未能自救是由于河道管理者没有尽到管理义务。被告保玉贵提交以下证据：1、保玉贵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保玉贵的身份基本信息情况。2、保玉贵的手机通话记录截屏打印照片一份，证明2020年8月5日晚，保所全（手机号码:135××××****）在22时31分至23时18分之间，打电话邀约保玉贵到沾益东风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吃烧烤，保玉贵在是23时30分左右到达烧烤店的事实。3、拍摄于2020年10月12日，沾益南盘江东侧驳岸现场照片11张，证明受害人余磊和张路琴落水溺亡的河道存在安全隐患，此与受害人张路琴和余磊发生溺亡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该河道的主管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第一、三组没有意见，第二组本身没有意见，但该组证据可以看出，保玉贵是保所全邀约去的，是积极参与者，保所全是本次饮酒的组织者。被告保所全质证后认为，保所全不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被告李颖、李永坤、刘玉、吴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没有意见。被告唐雄质证后认为，与唐雄无关。被告曲靖市水务局质证后认为，第一份三性认可，第二份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三人护送回家，第三份三性不认可，理由与保所全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两点，根据第四张照片，楼梯与江边之间有2米的土路，证明不会直接落水。第九张照片河堤与河不在同一水平线，不会直接落水只有故意才能落水，没有安全护送产生的责任。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对保玉贵提交的证据分析后认为，证据1，可以证实被告保玉贵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可以证实是被告保所全邀约其于2020年8月5日晚23时许到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吃烧烤的事实。证据3，照片是部分河道照片，但不能证明余磊的落水地点、原因和河道主管机关未尽管理责任。被告李颖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李永坤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刘玉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唐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吴建英提交以下证据：出院通知书一份，证明我当时怀孕了，不能喝酒。原告质证后认为，被告吴建英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护送义务本人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履行，或拨打120。不能因此免除其赔偿义务。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余顺金、张青、朱玲、朱俊旭没有意见。被告张浩伟质证后认为，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没有载明孕妇不能饮酒。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对吴建英出示的证据分析后认为，吴建英在场的情形有同桌的其他人员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其未喝酒的事实。被告余顺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张浩伟、张青庭前提了身份证复印件，无其他证据提交。被告朱玲提交了下列证据：出示病情证明一份，通话记录一份，聊天记录一份，微信支付记录一份。证实其有病未喝酒。原告质证后认为，医院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对其证明目的有意见，虽然证明其有病不能饮酒，但不能饮酒不代表其实际没有饮酒，不能证明可以免除其护送义务和赔偿义务。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俊旭没有意见。被告曲靖市水务局、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对被告朱玲提交了的证据分析后认为，朱玲未喝酒有同桌的其他人员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其未喝酒的事实。被告朱俊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曲靖市水务局提交了下列证据：出示照片五张。证明河道及其附属设施不存在安全隐患，楼梯是供巡逻人员使用。制作方、管理方不是水务局而是河道所在的区县管理。原告质证后认为，河道周围在案发后，我也到了现场，安全提示当时是没有的，照片中的是案发后补加上去的，河道本身的结构也是表明人是可以轻松从楼梯下到河岸的，河岸边也可以行走，存在安全隐患。周围的居民也经常都周边垂，照片不能证明水务机关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能证明河道存在安全隐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保所全质证后认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警示牌当时我们去现场也没有，楼梯口也没有设置铁门或其他安全设施，河道是可以从楼梯口下去的，警示牌只是形式上的，由此可以证明管理者是存在过失的，管理过失与死者死亡是有因果关系，存在安全隐患。东风闸旁边是有幼儿园的。被告保玉贵质证后认为，同原告及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该条河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即便本案没有发生，也不能排除有其他人发生类似的事情发生，希望水务局以此警醒安全保障。被告李颖、李永坤、刘玉、张青、吴建英、朱俊旭没有意见。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被告余顺金、张浩伟质证后认为，同被告保所全的质证意见。被告张浩伟质证后认为，同被告保所全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曲靖市水务局提交的证据分析后认为，照片五张证实的河道的局部现状，可以证实曲靖市水务局不是警示牌中的制作单位。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未提交证据。经本院调查有下列证据：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区分局西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18份（薛自清、刘玉、朱俊旭、保玉贵、胡林午、吴建英、李永坤、张浩伟、刘文海、张文斌、唐雄、余顺金、刘小燕、朱玲、李敬文、保所全、李颖、张青）、视频、检验报告。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意见，那些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张路琴是醉酒后不慎跌入江中溺亡。且被告保所全是组织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其余被告是积极参加者。被告保所全质证后认为，对该两份报告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薛自清的笔录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对张文斌、李敬文、胡林午、刘文海的笔录不能成为本案事实的根据。对张青、张浩伟的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死者余磊和张路琴是男女朋友关系；（2）事发当晚，保所全等人准备离开沾益龙源山庄时，余磊提议到东风闸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吃烧烤，即吃烧烤的提议者和宴请人均是余磊；（3）离开沾益龙源山庄时，张路琴、余磊都没有喝多，处于清醒状态；（4）张路琴有放纵饮酒行为，自身存在很大过错。吃烧烤期间，没有人劝张路琴饮酒，是张路琴自己主动饮酒，并且在他人劝阻其不要饮酒，其不听劝阻仍坚持继续饮酒；（5）张青于2020年8月6日三点二十左右离开张路琴和余磊，根据张青离开前与张路琴、余磊的对话内容以及余磊找、拿手机的行为来看，张青离开时，张路琴、余磊酒已醒，处于清醒状态；（6）张路琴生前将其自杀自残的视频发给张青看，证实张青生前有过自杀自残行为；（7）张路琴平时酒量大，每次酒喝多掉就哭闹；（8）从张青陈述的关于张路琴事发当晚张青、余磊及其他人劝阻其喝酒以及酒喝多掉哭闹并将其拉上车自己又从车里面爬出来的全过程来看，张路琴酒醉后同饮人尽到提醒、照顾义务。对余顺金、李颖的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2020年8月5日晚，从沾益龙源山庄吃完饭欲离开时，余磊提议去样事有吃烧烤；（2）离开沾益龙源山庄时，张路琴、余磊都没有喝多，处于清醒状态；（3）张路琴平时爱喝酒，每次喝完酒就会哭闹；（4）张路琴生前有过自杀自残行为。对保所全的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2020年8月5日晚，从沾益龙源山庄吃完饭欲离开时，余磊提议去样事有吃烧烤；（2）离开沾益龙源山庄时，张路琴、余磊都没有喝多，处于清醒状态；（3）张路琴平时爱喝酒，每次喝完酒就会哭闹；（4）张路琴生前有过自杀自残行为。对保玉贵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余磊给保玉贵倒过两次酒，每次一杯；（2）在样事有吃烧烤期间，没有发现谁醉酒，大家都还清醒。对吴建英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11点13分到达样事有烧烤店后一直在听张路琴哭诉，哭诉的内容是张路琴与余磊的感情纠葛、二人生前吵过架；（2）张路琴喝多后，被扶上车但其又从车上爬下来。对刘小燕的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刘玉、李永坤的笔录，依据事发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陈述，能证明以下事实：吃烧烤期间，没有谁喝醉，也没有人争吵。对朱俊旭的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吃烧烤期间没有谁喝醉，8月6号凌晨左右走时，没有看见谁喝醉。对唐雄的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2020年8月6日1点左右离开样事有烧烤店。对朱玲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8月6日凌晨走的时候，没有谁喝醉。对视频，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事发当晚几被告在样事有吃烧烤的事实。对微信聊天截屏，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客观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仅能证实2020年8月7日下午三点以后因打不通余磊和张路琴的电话后，被告张浩伟与张青关于他俩去向的一系列猜测。被告保玉贵质证后认为，对薛自清的笔录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对张文斌、李敬文、胡林午、刘文海的笔录不能成为本案事实的根据。对张青、张浩伟、余顺金、李颖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死者余磊和张路琴是男女朋友关系。（2）张路琴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案发时张路琴17周岁，但其诉称从2017年后就离家在外打工上班，靠打工的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依据《民法总则》第18条第2款规定，应将张路琴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3）8月5日晚22时30分许，张青、张浩伟、张路琴、余磊等人来到东风闸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吃烧烤，该顿烧烤的发起人和宴请人均是余磊。（4）张路琴有放纵饮酒行为，自身存在很大过错。吃烧烤期间，没有人劝张路琴饮酒，是张路琴自己主动饮酒，并且在他人劝止饮酒无效后，仍坚持继续饮酒。（5）张浩伟于8月6日凌晨两点多钟，喝醉上车休息，其喝醉前，张路琴和余磊仍是清醒状态。对保所全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保玉贵是被其堂哥保所全邀约来吃烧烤的事实。（2）保玉贵和朱俊旭提前离开烧烤摊的事实。凌晨十二点多钟，保玉贵和小朱（朱俊旭）走了，唐雄也走了。（3）保玉贵和朱俊旭离开时，余磊和张路琴没有喝醉，状态正常。凌晨1点多，张路琴、余磊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吵，余磊和张路琴没有喝多，正常。对保玉贵的询问笔录没有意见，对吴建英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11点13分到达烧烤摊后听见张路琴哭诉，当时，张路琴说话正常，没有醉酒。（2）张路琴和余磊在落水前因感情问题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对刘小燕的询问笔录，与本案诉争事实没有关联性。对刘玉、李永坤的询问笔录，能证明吃烧烤期间，没有谁喝醉。对朱俊旭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当晚是和保玉贵一起去到烧烤摊的，吃烧烤期间没有谁喝醉，8月6号凌晨左右走时，没有看见谁喝醉，这当然包括余磊和张路琴没有喝醉。对唐雄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保玉贵、朱俊旭提前离开烧烤摊的事实。对朱玲的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8月6日凌晨走的时候，没有谁喝醉，这当然包括余磊和张路琴没有喝醉。被告李颖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被告李永坤质证后认为，我没有和他们喝过酒，我跟他们是陌生人关系，我走时在场人没有人喝醉，我走的时候是12点左右。对视频，我并不在场。他们也有朋友陪他们清醒后才走的。检验报告的乙醇含量并不能证明死者当时属于人事不清的状态，附近的人也听见他两个死前吵架，所以他们两个的死亡和他们自身有重大的关系。被告刘玉质证后认为，我十一点多就走了，后面的视频我看不出什么来，我也不在场。我杯子里的是水。我是被余顺金喊过去的。被告唐雄质证后认为，死者喝酒与我之间不存在劝酒和被劝酒的行为。我不是酒局的邀约人。我也喝了酒，但是提前走，不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余顺金质证后认为，我走得早，后面发生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走的时候还叮嘱他们叫他们少喝酒。被告朱玲质证后认为，我是提前走的，我也没有喝酒，没有吃东西。被告张浩伟、张青质证后认为，对点菜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点菜单与本案溺水身亡没有关联。对张浩伟与张青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张浩伟当时身体不舒服在车里，至于二位死者是否喝醉，张浩伟根本不清楚，况且这个微信聊天只是张浩伟与张青的随口聊天内容，不具备采信力度；对曲靖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曲）公（司）鉴（理）字【2020】647号及680号二份鉴定报告，对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关联性，理由如下：该两份报告分别显示的是死者张路琴和余磊送检血液含有乙醇含量为177.4mg/100ml和271.8mg/100ml，并不能直接证明是饮酒导致，因为含有乙醇成分的食物或药物非常多，包括海鲜、卤制品、蛋黄派、荔枝、藿香正气水等，在事发当晚所点菜中就含有卤鸭、蘸水中有卤腐，当然也不排除在二位死者来烧烤摊之前喝过藿香正气水等含有乙醇成分的药物或食品。对刘小燕、薛自清两份笔录与本案要查明的事实无关联；对李敬文（烧烤店员工）、胡午林（烧烤店老板）、张文斌（报案者）、刘文海（垂钓者）四份笔录证明事实：（1）证实死者张路琴和余磊吵架，（2）胡午林（烧烤店老板）证实张路琴吃烧烤期间一直在烧烤店里哭，并且表示那个男的不在乎他，不爱他；（3）李敬文（烧烤店员工）证实支付烧烤钱的系死者余磊；对其余12名被告的询问笔录，证明事实：（1）吴建英、李颖、保所全、张浩伟、张青笔录证实死者张路琴在吃烧烤前、烧烤时、吃完烧烤后因与余磊之间的感情问题在争吵；（2）二位死者系恋人关系；（3）余顺金笔录证实吃烧烤的组织者系余磊；（4）张浩伟当晚23时因身体不舒服一直在车里睡到第二天；（5）保玉贵笔录中表示在吃烧烤的整个过程中，死者余磊负责给在座的人倒酒；（6）刘玉、李永坤、朱玲证实吃烧烤期间没有人喝醉酒；（7）笔录中均证实吃烧烤期间没有人押酒。被告朱俊旭质证后认为，我没有喝酒，更没有劝过哪个喝酒，我和保玉贵在烧烤摊上呆了个吧小时左右，我们就一起走掉了。走的时候，没有看见哪个喝醉或者扯皮。对检验报告没有意见。被告曲靖市水务局质证后，一、关于询问笔录，真实、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微信图片及视频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三、尸检报告，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对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该证据与我方无关联。上述笔录能够证实死者意外发生时属于饮酒后的行为，沾益区水务局不应当承担责任。本院对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薛自清、刘玉、朱俊旭、保玉贵、胡林午、吴建英、李永坤、张浩伟、刘文海、张文斌、唐雄、余顺金、刘小燕、朱玲、李敬文、保所全、李颖、张青）中，能相互印证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视频中录制的内容真实，可以证实当时余磊等人吃烧烤时的场景，对检验报告作为认定张路琴经血液检测属于醉酒状态的定案证据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余磊与张路琴系关系较好的男女朋友关系。2020年8月5日，张路琴因租房搬家需要搬运物品，余磊、被告张浩伟、余顺金、李颖、张青为张路琴帮忙搬运物品。搬运结束后，当天18时30左右，被告保所全邀约余磊、张路琴、被告张浩伟、余顺金、李颖、张青到龙源山庄吃饭，在就餐过程中，余磊、张路琴、被告保所全、张浩伟、余顺金、张青都饮酒。饭后，余磊提议到“样事有小院烧烤店”继续吃烧烤。2020年8月5日晚11时许，余磊和张路琴与被告保所全、保玉贵、李颖、李永坤、刘玉、唐雄、吴建英、余顺金、张浩伟、张青、朱玲、朱俊旭相互邀约陆续到“样事有小院烧烤店”吃烧烤。余磊和张路琴、被告保所全、保玉贵、余顺金、唐雄、李永坤、刘玉、张浩伟、张青在吃烧烤过程中均饮酒和相互敬酒。余磊和张路琴在就餐中因感情问题相互发生争吵、哭闹，后经劝解平息。在就餐过程中，李颖、李永坤、刘玉、唐雄、余顺金、朱玲、朱俊旭相继离开烧烤店。吃烧烤完毕后，余磊进行了结账。在余磊结账完毕时，在场人员有余磊、张路琴、被告保所全、吴建英、张浩伟、张青。被告保所全、吴建英、张浩伟、张青在余磊结账完毕后相继离开余磊、张路琴。余磊、张路琴于8月6日凌晨在南盘江内落水。2020年8月6日，在曲靖市沾益区琴死亡。2020年8月8日，在曲靖市沾益区风闸上游发现余磊死亡，公安机关推断余磊、张路琴是生前溺水死亡。公安机关未做尸检，经曲靖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余磊和张路琴的血液检测，对余磊的血液的检测结果是：送检ＪＣ-01-2020-608-1号检材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271.8ｍｇ／100ｍｌ;对张路琴的血液检测结果是：送检ＪＣ-01-2020-647-1号检材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177.4ｍｇ／100ｍｌ。另查明，张路琴的父亲张小良，现年39岁。张路琴的母亲黄利先，现年41岁。张路琴自2017年起在外打工和租房居住。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和连带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本案的关键是，一同吃饭的人员是否应对其他人酒后落水死亡的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水务局是否应当对张路琴、余磊的死亡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余磊与被告保所全等人在吃烧烤期间自行饮酒，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同桌未饮酒人员中有人对余磊、张路琴强迫敬酒和尽力劝酒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余磊结账的事实，可以认定余磊是本次吃烧烤的邀约人。对于没有喝酒和提前离开的被告李颖、朱玲、朱俊旭、吴建英，他们均是受邀约参加，不是烧烤的组织者，也未对余磊、张路琴进行强迫敬酒和劝酒，不能要求他们在离开时对余磊、张路琴尽到照顾和扶助义务。因此，被告李颖、朱玲、朱俊旭、吴建英在主观上无过错，在客观上无不当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张路琴年龄虽然未满18周岁，但是在庭审中其家人陈述张路琴自2017年开始独自在外打工，结合其在外租房的实际情况，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情形，可以视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路琴自己在没有他人强迫和力劝喝酒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自己不饮酒或者控制饮酒，根据张路琴现有的血液检测数据已经可以证实张路琴在吃烧烤结束后处于醉酒状态，其对自己醉酒后不慎落水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保所全认为原告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在吃烧烤期间，被告保所全、张浩伟、张青、余顺金明知余磊、张路琴已经在吃烧烤前喝了酒，从余磊、张路琴在吃烧烤过程中的语言和行为上可以判断出其二人的行为已经不属于正常清醒状态，但对余磊、张路琴在吃烧烤期间继续饮酒未进行劝阻。其次，在吃烧烤结束离开时，余磊、张路琴表现出的状态已经有明显失态和失控迹象，被告保所全等在场的人员未采取有效的方式对张路琴、余磊予以照顾至酒醒或者送至安全的休息场所或者通知其家人对其进行照顾，主观有放任的过错，客观上未尽到合理的照顾、通知义务，上述被告的行为与余磊、张路琴醉酒后不慎落水死亡有因果关系，应对余磊、张路琴的死亡后果承担一定责任。被告保所全的辩解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不符，该辩解不能成立。被告张浩伟、张青还辩解张路琴和余磊之间因为感情的纠纷发生矛盾，故二者的死亡与饮酒没有关联，溺水死亡系双方感情所致，本院认为，虽然张路琴和余磊在吃烧烤期间因感情纠纷发生争吵是事实，但被告张浩伟、张青未出示证据证实张路琴和余磊的死亡原因系双方感情所致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能证实张路琴和余磊在饮酒后不慎落水后溺水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张路琴和余磊是因感情纠纷落水，也不能证实张路琴和余磊是故意落水的事实，因此，被告张浩伟、张青的辩解无事实依据，该辩解不能成立。在余磊结账前自行离开的被告保玉贵等人属于就餐还未结束就离开，被告保玉贵辩解称对张路琴没有看护、照顾、救助的条件和义务，其对张路琴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河道的主管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保玉贵、唐雄、李永坤、刘玉均系受邀约参加吃烧烤并饮酒和相互敬酒，虽然在余磊结账前离开，但从余磊和张路琴在吃烧烤过程中相互争吵、二人言语失当、行为失常的状态已经可以判断处于不清醒和不正常状态。被告刘玉参与饮酒的事实有张青、李颖、余顺金的笔录可以证实，李永坤参与饮酒的事实有张青、李颖、刘玉的笔录可以证实，其二人辩解未饮酒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辩解不能成立。被告保玉贵、唐雄、李永坤、刘玉在吃烧烤过程中未对余磊、张路琴饮酒予以提醒和阻止，而是相互敬酒，放任余磊、张路琴饮酒，疏于对饮酒过程中已经失态和行为有失控迹象的人进行提醒和劝阻，被告保玉贵、唐雄、李永坤、刘玉在主观上有过失，客观上未尽到合理提醒和劝阻义务，上述被告的行为与余磊、张路琴醉酒后不慎落水死亡有因果关系，上述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对上述被告主张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辩解不能成立。鉴于本案的余磊、张路琴对自己饮酒醉酒后不慎落水死亡有重大过错的实际情况，被告保所全、张浩伟、张青、保玉贵、唐雄、李永坤、刘玉承担10%的责任为宜。原告和被告保所全、保玉贵均认为被告曲靖市水利局和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承担责任，认为落水原因是河道两侧并未设置安全防护栏或安全防护网，且未设有安全警示标识和自救设施。本院认为，因本案中的南盘江河道属于开放性河道，河道的驳岸的设计无明显不当，河岸上已经设置有安全警示的标志牌，余磊、张路琴落水的河道的管理者已经履行了合理的管理、提示职责。原告未出示证据证实二被告因管理方面、设置方面存在过错并与余磊、张路琴落水和死亡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曲靖市水利局和被告曲靖市沾益区水务局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张路琴死亡前居住于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且同一事件中余磊也一同死亡，对相应赔偿项目的计算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原告可获得赔偿的项目是：死亡赔偿金36328元×20年=724760元；丧葬费53257元。合计778017元，原告请求按照50%进行赔偿的数额过高，该主张部分成立。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判决如下：一、被告保所全、保玉贵、张浩伟、张青、唐雄、余顺金、李永坤、刘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张小良、黄利先各项损失778017元的10%，计77801.7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二、驳回原告张小良、黄利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5元，被告保所全、保玉贵、张浩伟、张青、唐雄、余顺金、李永坤、刘玉负担204.5元，原告张小良、黄利先负担184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焱人民陪审员  方七林人民陪审员  顾家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杨红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