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5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然，男，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琅莎，四川光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跃国，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玲，女，汉族，1972年1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邛崃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娜，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然因与被上诉人侯跃国、何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然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侯跃国、何玲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侯跃国、何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陶然与侯跃国、何玲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4年起，陶然、侯跃国、案外人赵某共同以陶然名义向三人共同的朋友杨汉春投资，收到杨汉春的返利后按三人的投资金额分配红利。双方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侯跃国、何玲亦未要求陶然出具借条或者欠条。二、陶然从未占有使用过案涉款项，聊天记录显示侯跃国知晓款项是由杨汉春占有使用；侯跃国将投资收取的红利作为本金扣减亦违反常理。 侯跃国、何玲答辩称，陶然与侯跃国、何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侯跃国、何玲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陶然交付了500000元人民币，存在借贷合意。1.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陶然多次称“卖房还钱”、“怪哥不用太着急，正在想办法”、“我会负责到底”等表述，证明陶然自始至终具有还款的意思表示；2.陶然还款有规律，2014年9月30日到2016年3月陶然按照月利率3%按时支付利息，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利息逐步下调；3.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陶然应当对其主张系共同投资提供证据证明，但陶然未提供相应投资转账凭证或证明侯跃国、何玲共同参与投资。综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而非共同投资。 侯跃国、何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陶然向侯跃国、何玲偿还借款本金19375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3350元（利息以1937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再扣除2018年偿还的利息3000元，截至2019年11月20日利息暂计为2335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陶然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侯跃国与何玲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9年3月10日登记结婚。 2014年9月17日、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3月7日，侯跃国通过其尾号为0816的银行账户向陶然尾号为7060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0000元、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 2015年1月9日，何玲通过其尾号为2211的银行账户向陶然尾号为7060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 2014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陶然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侯跃国上述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09250元。 以上案件事实有结婚证、银行交易明细、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庭审中，侯跃国、何玲为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以及陶然有还款的意思表示，还提供了侯跃国与陶然的微信聊天记录。陶然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该证据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投资的关系。同时，陶然还提供的其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投资的关系，侯跃国、何玲将款项转入陶然账户后由陶然支付给案外人，投资收益也是由案外人支付给陶然后再由陶然支付至侯跃国、何玲银行账户。侯跃国、何玲对该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其认为该银行交易明细仅能反映陶然向侯跃国转款的事实，不能体现侯跃国与陶然、赵某、杨汉春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陶然与侯跃国在聊天中并未提到过投资情况及具体的投资项目名称等信息，反而陶然曾提到过“放款”“收款人”等字样，因此双方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侯跃国与陶然系合作投资关系。同时，陶然提供的其银行交易明细仅体现了其与侯跃国、赵某、杨汉春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但该银行交易明细并未体现侯跃国向陶然的转款的资金去向，亦不能证明侯跃国向陶然的转款系双方合作投资。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系合作投资关系，一审法院对陶然主张其与侯跃国、何玲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的抗辩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侯跃国、何玲主张其向陶然的转款系借款，陶然抗辩系投资款，但陶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同时，陶然在与侯跃国的微信聊天中有还款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为侯跃国、何玲与陶然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为500000元。2014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陶然向侯跃国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09250元，侯跃国、何玲主张陶然的转款中306250元用于偿还本金，3000元用于支付利息。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侯跃国、何玲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故其主张陶然的转款中3000元用于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陶然向侯跃国的转款309250元均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陶然还应当向侯跃国、何玲偿还借款本金190750元（500000元-309250元）。侯跃国、何玲还主张陶然自2017年8月26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但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侯跃国、何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即2019年12月4日。故陶然应当以1907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侯跃国、何玲支付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陶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侯跃国、何玲借款本金19075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9075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侯跃国、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78元，由侯跃国、何玲负担220元，由陶然负担2058元。 本院二审期间，陶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侯跃国、陶然、赵某三人群名称“涨涨涨”群聊天记录，来源于证人赵某的手机。拟证明：三人长期共同讨论向案外人投资的事宜，侯跃国、赵某都清楚他们的出资是通过陶然向案外人投资，收益由陶然统一收回后按个人的出资分给三人，陶然没有从中谋利，陶然与侯跃国、何玲之间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2.侯跃国、陶然、赵某ＱＱ群聊天记录，来源于证人赵某的手机。拟证明：1.侯跃国、陶然、赵某三人共同将钱款投资向案外人，案外人支付利息的时间与一审中侯跃国出具的银行流水时间一一对应，利率变更也在群聊中通报，经过三人一致同意，陶然与侯跃国、何玲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陶然在与侯跃国微信中表示，会对此事负责，是基于朋友感情，而非基于借贷关系。3.陶然与侯跃国在2016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源于陶然修复后的手机提取的内容。拟证明：侯跃国明知钱款投向了第三方，并因其他事由需要用钱，曾经请陶然代为收回了部分投资款。侯跃国、何玲质证称，1.陶然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当庭提交证据、申请证人出庭均超过法定期限，依法不应采纳。2.聊天记录是从2015年7月资金所有聊天中筛选、删除后的，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内容也不能达到陶然的证明目的，侯跃国最后一次向陶然转账是在2015年3月7日，而聊天记录在转账后、双方协商还款中，无法证明转账时达成投资合意，聊天记录也没有提及委托投资。陶然另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陶然和侯跃国系共同投资，陶然在投资事项中并没有谋利的行为，其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好朋友一起挣钱，三人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侯跃国、何玲质证称，证人证言无法证实证人与陶然系委托投资关系，没有相应的聊天记录对投资项目返款时间等进行约定；即便证人与陶然是委托投资关系，也无法证明侯跃国与陶然的是投资关系；证人与陶然之间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与陶然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经双方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陶然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范畴。其次，三组聊天记录具有真实性，但聊天的时间均发生于案涉转账后，并不能达到陶然拟证明转账时双方之间不具有借贷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依据聊天内容也不能证明侯跃国与案外人之间建立了投资关系。证人赵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亦将款项转至陶然，每月固定收入利息，其自认为双方是投资关系，但并不能推定侯跃国也应认为其与陶然之间存在投资关系。陶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2017年1月3日，陶然向侯跃国发送微信：“......如果不行我会在其他地方尽量想办法先给解决点，剩下的逐步给你到位。每月的汤先作为回本吧，回本了再说汤的事，之前拿的部分如果有没有用的先算作回本。”“今年我打算把我成都房子卖了，一个是项目上要用资金，再就是以防万一资金方那里迟迟给你不到位，我自己可以逐步给你到位，需要点时间，但这事我会负责到底，不管资金方那里怎样。这些情况我俩知道就行了。” 2017年1月10日，陶然向侯跃国转账50000元。 2017年5月4日，陶然向侯跃国发送微信：“......我之前给你承诺的不会变：我会负责到底......。” 2017年8月26日，陶然向侯跃国转账50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侯跃国、何玲与陶然之间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认可侯跃国、何玲陆续向陶然转款500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陶然应当首先对收到的500000元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首先，陶然上诉主张案涉款项是由杨汉春占有使用，但陶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侯跃国与杨汉春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依据在案证据亦无法确认侯跃国向杨汉春投资的事实，故并不能排除侯跃国将款项出借给陶然，陶然将款项出借给杨汉春的可能性。其次，陶然在上诉状中主张500000元款项是侯跃国以陶然名义向共同的朋友杨汉春投资，陶然收到杨汉春返利后按照投资金额向侯跃国分配红利。但依据侯跃国、证人赵某在审理中的陈述，侯跃国、赵某并不认识杨汉春，陶然亦未举证证明其在收到侯跃国转账后，已将所收款项全部支付至杨汉春。在陶然未证明其已完成作为受托方的义务的情况下，其应向侯跃国返还诉争款项。对于陶然主张的关于分配红利的问题，陶然仅在一审中提交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杨汉春向其转账的银行流水，但陶然向侯跃国有规律的转账却持续至2017年1月1日，陶然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且，杨汉春向陶然转账的金额亦与其向侯跃国转账的金额不符、数额差距亦较大，对此，本院要求陶然对于其收到的该部分款项所涉本金的构成、计算基数、利率、起止期间等做出书面说明，但陶然并未在限期内向本院提交任何材料，故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依据陶然与侯跃国之间的聊天记录，陶然在2017年两次向侯跃国作出承担责任的承诺，并分两次向侯跃国转账偿还款项共计100000元。陶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应对其作出的意思表示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综上，在陶然未对其抗辩主张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推定侯跃国与陶然之间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关于陶然上诉主张侯跃国将收取的红利作为本机扣减违反常理的问题，首先，依据陶然向侯跃国方的微信“每月的汤先作为回本吧，回本了再说汤的事，之前拿的部分如果有没有用的先算作回本”，陶然亦主动提出将收取的利息算作本金。本院认为，在本金无法保障的情况下，陶然都曾主动提出该钟扣减方式，故侯跃国在诉讼中自愿将收取的利息作为本金扣减，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并不违反常理、常情，亦是其自愿对其权利的处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陶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556元，由陶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