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4行终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林红，女，196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忠民，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住所地山东省临邑县城区瑞园路**。 法定代表人张尚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贾延东，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德勇，临邑县司法局公职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庆民，男，196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 委托代理人孙丽萍，山东众城求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林红与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李庆民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行初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1日第三人李庆民及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向被告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并提供了《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和《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经理聘任书》，2019年10月31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经过审核作出《受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收回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原营业执照，重新颁发营业执照。2020年1月4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临审撤字[2020]1号关于撤销法人变更登记的决定书，以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中另一股东未签字为由撤销了该局2019年10月31日作出的变更登记，并收回公司营业执照。2020年1月14日，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及李庆民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临审撤字[2020]1号关于撤销法人变更登记的决定，2020年1月17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临审撤字[2020]2号撤销决定，撤销了其作出的临审撤字[2020]1号关于撤销法人变更登记的决定，并恢复了该局对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料有限公司2019年10月31日的变更登记。另查明，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由李庆民、李林红共同出资设立，李庆民认缴出资额450万，李李林红认缴出资额350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设监事一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对被告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具有涉案登记的法定职权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被告具有涉案登记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焦点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变更李庆民为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是否合法。上述变更登记涉及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三个行政行为，即2019年10月31日由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2020年1月4日撤销上述变更登记，由李庆民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林红；2020年1月17日撤销2020年1月4日的决定，恢复2019年10月31日的变更登记。因为上述三个行政行为相互关联，最终将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林红变更登记为李庆民。故，本院为化解行政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在重点审查2019年10月31日变更登记的同时，对另外两个行政行为一并进行评价。关于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变更登记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本案中，被告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收到有拟任法定代表人李庆民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同时该申请也加盖了公司印章，并提交了《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被告经审核予以受理并准予变更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原告以被告拒绝原告查询企业变更档案等为由，认为被告变更登记行为无事实依据的观点，本院难以支持。关于2020年1月4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临审撤字[2020]1号关于撤销法人变更登记的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单方作出该行为，且申请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在没有有权机关予以撤销或认定无效的情况下，被告以申请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只有一名股东签名为由对申请人申请登记的事项予以撤销，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2020年1月17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临审撤字[2020]2号撤销决定。由于上述临审撤字[2020]1号行政决定于法无据，因此该决定对其进行了撤销，进行了自我纠正，并无不当。应当指出的是，本案涉及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应当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登记。而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短短的时间内，反复对涉案事项进行变更登记和撤销，工作过程实属不够严谨。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将审批和服务高度融合在一起，既要依法进行审批，又要给予相关公司企业良好的服务，努力优化营商环境。而作为本案涉案公司股东的原告和第三人，应该牢记创业的艰辛，倍加珍惜在一起创业的时光和创业的成果，共同协商处理好公司事务，履行好董事、监事的职责，努力将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综上，被告在审查关于涉案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过程中，虽存在不严谨的地方，但2019年10月31日变更登记具有合法性。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林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林红负担。 上诉人李林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2行初35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为：撤销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变更李庆民为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改判。（一）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系伪造，部分证据互相矛盾，一审判决予以认定显属错误。首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系第三人李庆民伪造。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证明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照片中出现的刘曙光、陈庆远二人明确表示未曾参加过股东会，也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署过姓名，且据陈庆远说，李庆民只是叫刘曙光、解伟伟在陈庆远办公室坐了几分钟，其并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同时，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证明：2020年1月13日第三人才向上诉人发出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与被上诉人证据二中的临时股东会议通知（2019年9月24日）明显矛盾。这些证据充分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会议经过、会议内容、会议决议均系第三人伪造。其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系第三人偷盖公章而为，不真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的盖章日期2019年10月21日与证据二“关于登记（备案）申请书盖章经过的说明”中解伟伟称2019年10月23日上午在申请书上加盖公章时间上存在冲突，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均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最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系为掩盖违法变更而事后制作，不具有合法性。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质证时强调，其提交的证据三《企业登记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合议审核记录》“有具体时间，有参加人员，这是我们在接到原告的反映问题之后，在审批之前，组织有关专家及对口人员对该问题进行的论证，是在2019年10月23日。”该审核记录上记载的时间也是2019年10月23日。但上诉人2019年12月才得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违法变更，进而向被上诉人反映问题，故该审议记录不可能形成于2019年10月23日；另，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关于登记（备案）申请书盖章经过的说明”中解伟伟称2019年10月23日上午在申请书上加盖公章，即使当日提交，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内，组织有关专家及对口人员进行论证。（二）一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选择性认定证据，从而错误认定事实。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二系伪造的虚假证据，被上诉人依据虚假证据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一审判决为袒护被上诉人违法行政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以“不具有关联性”予以否定，显属滥用自由裁量权。（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当庭提出的调取证据请求不予理睬，未能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提出，结合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提交工商档案电子档案的录入时间凭证，以证明其在作出变更登记行为时已有充分根据，否则即为违法变更。一审法院在审查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并听取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及意见后，对该节事实不予调查，不理睬上诉人的调取证据请求。而是在庭审结束后为被上诉人辩解，告诉上诉人“他们肯定有依据啊，就是你们一去闹，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而当上诉人表示“啥证据都没有凭啥说他当时就有啊，而且啥叫我们去闹，我们要这不应该的吗”，审判长则立即表示“行了，不说一些了”。随后一审法院在未经调查、询问的情况下，直接忽略双方证据及质证情况，忽略被上诉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推定被上诉人变更依据充分。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刻意回避对被上诉人不利的事实与证据，倾向性引导庭审，通过控制法庭调查的方式做不利于上诉人的审理，并于庭后代替被上诉人做辩解的行为，与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公正地位严重不符，导致没有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变更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告知上诉人的事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就本案而言，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关系到上诉人的重大利益，但被上诉人均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由，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即使被上诉人进行合理审慎审查的辩解成立，但其根据虚假申请材料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并不因此取得合法性。一审法院无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申请资料虚假的事实，片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三次随意变更登记行为“不够严谨”，进而未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第三人没有提供法定材料、未告知利害关系人（即上诉人）的情况下，违法变更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接到上诉人关于第三人申请材料造假的投诉、举报和控告后，坚持其所谓的“形式审查原则”，刻意回避对虚假材料的质询及听证，多次隐瞒上诉人，滥用职权，随意变更工商登记，已明显超出合理限度，属明显不当行为，依法应予撤销。（四）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由，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主要证据不足、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均应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也规定了“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评价并不仅仅局限于形式层面，当有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或明显不当时，应当对其进行实体评价，此时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只是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之一，而非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如前所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第三人提交虚假申请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一审判决选择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不符合本案事实，也违反该条规定。三、一审诉讼受到不当干扰，未能做到公正判决。第三人李庆民的叔父李希河同志为临邑县常委、政法委书记。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第三人曾扬言：其已通过李希河同志宴请临邑县、德州市两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所以不论与被上诉人的行政案件还是与第三人的离婚案件，上诉人都必败无疑。故，上诉人有理由怀疑一审判决有失公正。四、（补充上诉意见）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违反程序规定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其作出的决定书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第一，本案涉及三个行政行为，一是2019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由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二是2020年1月4日临审撤字【2020】1号决定书，其撤销了2019年10月31日变更登记行为。第三是2020年1月17日，临审撤字【2020】2号决定书，其撤销了2020年1月4日一号决定书，恢复了李庆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定。其中第一号决定书，被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原因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另一股东签字，也就是说本案的上诉人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在2020年1月4日，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才发现原审第三人提交变更登记材料并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对原审第三人2019年10年21日的材料存在怀疑，才做出一号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但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三重大登记复杂合议审核笔录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该合议笔录的主要理由是发现另一股东未在股东会决议签字，要求公司进一步提交通知股东参加会议，但未到场的证明材料，这显然是前后矛盾。该合议笔录应为事后补办。第二，第三人提交的通知物流信息及备案申请盖章的说明，王超的签收记录均在2019年10月17日形成，结合一号决定书依据的事实均能够证明第三人提交的补充材料与审核会议记录均在事后补办。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在被上诉人发现其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瑕疵，且涉及上诉人的重大利益时，应当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但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未依法予以告知，未履行相应的程序。因此在整个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该决定书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错误认定主要事实，在证据认定上滥用自由裁量权，错误适用法律，违反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辩称，一、变更登记合法合规。关于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的变更登记问题，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递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依法审查后准予变更登记，该行政行为合法合规。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需要提交以下申请材料：一是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是公司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法律依据如下：(一)《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号)，附件2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第一部分一(二)中规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原任法定代表人的免职证明和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证明(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公司董事签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四)该《公司》章程原文：第十一条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如下：李庆民认缴出资额4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0年7月22日。李林红认缴出资额3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0年7月22日。合计认缴出资额800万元。第十六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条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过程中，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交了一是由拟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并加盖公司公章，二是提交了公司过半数表决权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经认真、严格、审慎审查，认为申请人(本案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完全符合法定形式。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法为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合法合规，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称“本案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系伪造”与实不符。第一，本案中，登记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定证据材料是申请人(本案第三人)提交的申请书和股东会决议。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在申请过程中向登记机关提供的其他材料，只能作为登记机关辅助了解材料，不是作出变更登记的主要依据。第二，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法定申请材料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书上拟任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签字，并加盖了公司公章(上诉人曾在一审起诉状中表示，公司公章一直由其进行保管，这充分说明其对变更登记事宜提前是知情且同意的)。股东会决议由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进行了签字。以上两个申请材料，符合《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法定形式。至于上诉人称“刘曙光、陈庆远二人明确表示未曾参加过股东会，也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署过姓名”，并称“2020年1月13日第三人才向上诉人发出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与被上诉人证据二中的临邑股东会议通知(2019年9月24日)明显矛盾”，以上两种说法，在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辅助了解材料中，都没有反映和体现。提交的材料中，没有刘曙光、陈庆远关于上述表述的记载；登记机关收到的股东会议通知，落款时间是2019年9月24日，载明的会议时间是2019年10月18日上午10点，会议审议事项是“变更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重新聘任公司经理”。登记机关没有收到上诉人所称的“2020年1月13日其收到的股东会议通知”。且登记机关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属于其公司内部如何召集召开股东会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审查范围，其属于民事问题，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至于上诉人称“《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盖章日期与解伟伟盖章说明的日期存在冲突”的情况，在作出变更登记之前，公司代理人解伟伟已向登记机关作出了解释，解伟伟表示，申请书是其在2019年10月22日下午，在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取回，但李庆民签字时，签的是10月21日，李林红于10月23日上午在申请书上加盖了公章。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系为掩盖违法变更而后制作，不具有合法性”，此种说法纯粹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毫无逻辑可言。公司代理人解伟伟于2019年10月22日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咨询办理变更登记事宜，并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示了包括股东会决议在内的部分申请材料，此时申请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尚有欠缺，但股东会决议中仅有一名股东签字却十分明确，因此，2019年10月23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相关科室，围绕股东会议决议仅有一名股东签字事宜进行集体讨论，形成了《企业登记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合议审核记录》，2019年10月31日，解伟伟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交了全部申请材料后，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当日形成《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对该变更登记申请予以依法受理，并经工作人员审查，当日作出了变更登记决定。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形成的《企业登记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合议审核记录》，仅仅是围绕“股东会议决议仅有一名股东签字事宜”开展的，有时间、有人员、有论证，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真实有效。第三，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经过审慎审查，没有发现申请人(本案第三人)存在材料造假或伪造的情形。变更登记之前，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对申请书中，原法定代表人或拟任法定代表人是否进行了签字进行了审核确认，对是否加盖了公司公章进行了审核甄别，对股东会决议股东是否进行了签字、过半数表决权的一个股东签字是否合法等进行了集体讨论、多方论证，在严格审查各个环节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变更登记。整个过程，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尽到了审慎审查的法律义务，并且没有发现申请材料存在造假或伪造的情形.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不能因为上诉人的到处投诉、举报和控告，而不坚持法律原则，从而改变变更登记行为、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值得指出的是，上诉人所称的“申请材料造假”，主要是对其股东会召集召开情况存有异议。但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登记机关是没有权力和义务去全面、深入调查公司内部召集召开股东会议情况的。至于上诉人对股东会召集召开情况的异议，可以寻求其他民事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由法院另行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判和确认。上诉人的这种异议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也不能以此来认定登记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材料系造假，更不能以此来否定登记机关的依法变更登记行为。三、关于一审判决的适用法律问题。第一，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全面履行了告知义务。从申请一开始，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就明确其员工解伟伟为其公司代理人，并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了委托代理书，公司加盖了公章。在变更登记过程中，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办理情况全程告知了公司代理人解伟伟，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诉人若对有关事项不知情，那属于其公司内部事务，上诉人不能将其公司内部事务归咎于登记机关依法变更登记，强行要求登记机关去履行没有法定义务的告知行为。第二，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经过有关程序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的，是公司股东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票决形成的，公司股东是公司权力决策机构的成员，不属于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他人”；同时，本案中，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仅是依据股东会决议进行有关职务调整，不涉及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等实质性利益，不影响股东个人财产利益。因此，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变更登记与作为股东的上诉人并不存在三十六条所指的利害关系，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第三，变更登记中的两次撤销，是登记机关审慎审查，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体现。本案中，股东会决议由一名股东签字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未曾办理过类似案件，因此，在两次撤销过程中，登记机关曾先后组织本单位公职律师、业务、法制以及县市场监管部门专职律师进行集体研究，组织县法院、县司法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单位业务骨干进行情况分析，组织人员到省市场监管部门咨询相关情况。整个过程，作为登记机关的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坚持合法合理的原则，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认真审查，严格执法，有错必究，依法作出变更登记决定，做到了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四、（补充答辩意见）第一，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10月23日形成的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合议审核记录，有时间、有人员、有论证，是对客观事实的客观记录，真实有效。公司代理人谢伟伟于2019年10月22日，在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咨询法律变更登记事宜，并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示了包括股东会议决议在内的部分申请材料。此时原审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尚未欠缺，但股东会议决定中仅有一名股东签字，十分明确。因此2019年10月23日，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相关科室围绕股东会决议仅有一名股东签字事宜进行集体讨论，形成了企业登记重大复杂疑难问题合议审核记录，是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内部审核程序，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作出变更登记后对先前作出的变更登记存有怀疑，后再作出变更登记后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又经多方论证，仍然对股东会决议另一股东未签字的合法性，曾有怀疑，于是在2020年1月4日作出了第一次撤销决定符合逻辑。所以我们对上诉人所称的合议记录部分属于事后补办，不予认可。第二，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2019年10月23日形成的合议审核记录，合议记录里边要求补充通知其参加会议但未到场的证明材料。针对这一条后期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同时根据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没有权力和义务去全面深入调查公司内部召集召开股东会议情况的。因此我们只要求原审第三人在提供法定材料的基础上提供了部分佐证材料。因此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向法院提供的案件材料没有伪造情形。第三，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全面履行了告知义务。从原审第三人申请一开始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就明确其员工解伟伟为其公司代理人，并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了委托代理书，公司加盖了公章。在变更登记过程中，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办理情况全程告知了公司代理人谢伟伟，履行了告知义务。第四，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经过有关程序召集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的，是公司股东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票决形成的。公司股东是公司权力决策机构的成员，不属于三十六条规定的他人，因此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法进行变更登记，与作为股东的上诉人并不存在三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上诉人主张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尽到审核的异议，是没有根据的。第一点，2019年的10月22日，申请人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其单位的工作人员谢伟伟凑齐材料，向我局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是提出申请的时间。在2019年的10月23日至24日，我局将该企业法人代表的变更，上升到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合议。因为山东民丰铸造有限公司它的特点是夫妻2人开办的公司，两个股东李庆民占56.25%，本案的上诉人占43.75%。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是不需要2/3以上的股东出席的，因为本案是两个股东，但是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这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股东超过半数以上即可，而本案只有两个股东，当时申请人提交的股东会议决议，仅有李庆民自己签名。当时李庆民又占公司股份的绝对多数，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予以办理公司法定内容的变更，我局聚焦该问题，作为一个疑难案件进行处理进行审查，结论是让申请人山东民丰铸造有限公司提交其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记录，股东作出决议情况的图片记录等相关材料，证明他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的真实情况，但是此后山东民丰铸造有限公司没有及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查明其股东决议的真实性是否是客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作出了撤销2019年10月31日作出的变更登记。所以说我们是按照法律规定，依据法定程序审慎处理该案件的我们并没有违反相关的程序规定，我们的材料有企业登记，重大疑难问题和一审记录卷宗全部材料，一审的时候我们都提交了，所以说我们尽到了审慎的义务，也尽到了合法审查、实质审查的相关义务，到了2020年1月14日申请人又提交了相关的情况说明，并提交了证人证言，提交了开会的图片，以及股东召开会议发出通知的物流公司提交的一个登记情况，网上查明情况，在1月14日提交的员工签名按手印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所以说我们又在2020年的11月17日又撤销了李林红法定代表人登记，恢复了李庆民的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综上所述，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变更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合法合规，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庆民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应依法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一）本案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是真实的、合法的，并无矛盾。民丰公司的股东会议是真实的、合法的。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因为民丰公司的会议很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所指的到底是刘曙光、陈庆远未参加哪个时间段的会议？没在哪个时间段的会议签名？而且上诉人又陈述：“陈庆远说只在办公室坐了几分钟”，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既然刘曙光、解伟伟在陈庆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陈庆远怎么会不不知道他们在自己办公室干什么呢？这完全不合常理。2020年1月13日的股东会通知，当然是对2020年1月份之后将开的股东会议所下发的通知，怎么会是对2019年会议的通知呢？这岂不是上诉人的臆断吗？而2020年1月13日的股东会通知是为了纠正上诉人在2020年1月4日的违法擅自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的变更登记而下发的股东会议通知。这又有什么错、或是不合理的呢？被上诉人出示的2019年9月24日的股东会议通知，当然是2019年9月24日之后将开的股东会议的通知，是为了2019年10月31日变更登记而进行的会议。上诉人明知本案自2019年10月份至今有着三次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为啥还要将相应的变更申请材料与相对应的时间段故意搞乱而张冠李戴呢？是试图达到把水搅浑的目的吧。（二）《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并非偷盖章，而是上诉人本人亲自给予加盖的公章。如果上诉人不如实陈述，将涉嫌虚假陈诉。申请表是2019年10月23日上诉人亲自给予加盖的公章，但日期是第三人李庆民书写的，书写时的时间也是2019年10月23日，只因李庆民拥有数个公司事务非常繁忙，因此记错了时间，而误写成了2019年10月21日而已，这也是符合生活常理和惯例的。但这一个笔误并不与2019年10月31日的审批时间相冲突、更无逻辑错误。（三）上诉状中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是事后制作的，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该证据中记载的2019年10月23日的论证，是源于我方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曾经多次向被上诉人反映并申请法定代表人需变更为李庆民，最后到了2019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才同意我方提交申请书和材料，于是我方在2019年10月23日提交了申请书和材料。但应该是为了谨慎起见，被上诉人才进行的该论证，这也证明了被上诉人对2019年10月份变更登记的审慎态度。这些完全符合生活实际的常理和变更登记的法律规定，而上诉人所谓的论证系后制作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且被上诉人的该论证是在2019年10月23日所做，是在2019年10月31日的变更登记之前，这与上诉人2019年12月份知道该次变更登记有啥关系呢？（四）一审裁判合法，认定证据正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真实合法，而非虚假。且股东会议等材料只是被上诉人为了审慎起见而要求我方提交，但就本案的变更登记而言，并不是行政行为作出所必须的材料。（五）对上诉人要求提交被上诉人变更登记的录入时间，一审不予理会也是正确的。因为单位什么时间录入与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合法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任何影响。且一审的审理，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充分发表了意见，更没有任何限制上诉人的法律权利。因此，一审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上诉人的看法只是单方个人臆断而已。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本案并非行政许可，而只是简单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而已，因此，并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且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内部的事宜，不牵涉公司以外的其他人的任何利益。因此无需登记机关对公司内部的人员给予告知。（二）本案不符合、也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因为本案做出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并非虚假的。（三）一审判决所说的“不够严谨”仅仅是指变更登记过于频繁而已，并不是指变更为李庆民为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不够严谨。上诉人又故意张冠李戴，令人费解。（四）本案一审判决不仅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反而是符合该条的规定，是合法、正确的。本案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完全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是正确的。而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情形，也就当然不会适用该法条。上诉人的单方个人臆断与事实和法律相违悖。三、一审诉讼程序合法、充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依法认定事实，依据事实和证据而做出的合法裁判。而上诉人的个人想象和肆意推测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上诉人对上诉状中任意诋毁他人的不当言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四、（补充答辩意见）解释一下两个会议通知，对于2019年9月24日的会议通知，通知是对2019年10月18日上午10:00开会，这个会议所下发的一个通知。而上诉人所说的证据二当中，2020年1月13日下发的会议通知，这个通知记载的内容是要召开的会议时间是2020年的2月11日上午10:00因为2020年1月13日等于是新年伊始，所以说他在通知的开头将第一次临时会议的2020年误写成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了，但是并不影响通知内容，因为通知的落款是2020年的1月，因此不可能是开2019年的会议，而且该通知的内容明确记载会议的时间是2020年2月11日上午10:00，因此就是上诉人以该通知来作为反驳证据是不能成立的，其主张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因为该会议是要在2月11日召开，而临邑行政审批服务局在2020年的1月17日就对自己1月4日的撤销决定进行了纠正，又恢复到了李庆民为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开2月11日会议，因此这个会议的通知与本案也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和实质意义。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自圆其说，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更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裁判和法律的严肃性。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林红向本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自2019年10月开始三次对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业务时提交工商档案电子档案录入时间凭证的证据。”为核实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向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法进行了调取，共调取到七页《企业变更情况》。上诉人李林红对该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记载了公司法人变更的情况。特别是2019年10月31日，由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的事实，与一审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但我方申请调取该证据的说明系申请法院调取相关的申请受理以及准许变更的所有内档材料，该证据仅为能够公开查到的部分信息，因此该证据并不完整。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说明我局在办理变更山东民丰铸造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申请事项当中的程序合法，尽职尽责，查询的内容与我们实际所操作的程序是完全吻合，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李庆民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经合议庭评议，本院按照上诉人李林红申请内容对证据进行了调取，各方当事人对前述调取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该组证据能够印证一审法院查明的案涉变更登记过程，能够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但该组证据并不能支持上诉人李林红关于“以印证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是产生自其作出变更登记行为之前或涉诉后刻意伪造”的主张。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案涉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为及后续两次撤销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案涉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分别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一）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同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修订)》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而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定程序召开的，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选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集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决议。”本案中，依据现有证据，案涉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包括《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文件》《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经理聘任书》等材料，符合前述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在申请人对申请文件、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依法审查、合议审核的基础上准予变更登记并无不当，亦符合前述法规规定的法定程序，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李林红提出的被上诉人伪造虚假证据、一审法院受到不当干扰等上诉主张，由于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两次撤销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诉人李林红在原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判决撤销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的变更李庆民为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即案涉主要争议是山东民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林红变更为李庆民的登记行为，虽然被上诉人临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后续又在短时间内两次作出撤销行为有违行政行为稳定性和严肃性，但其均属于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且两次撤销后仍然恢复到前述变更登记后的状态，并未对上诉人合法权利产生实质影响，原审法院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对两次撤销行为一并审查评价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李林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李林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本海 审判员  师延锋 审判员  宋冬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杨晓婧 书记员周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