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802刑初25号 公诉机关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峰，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广元市利州区人，高中文化，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2008年4月24日，被告人王峰因犯抽逃出资罪，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因犯挪用资金罪，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2009年11月21日刑满释放。2016年6月28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12月1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7月15日，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12月7日经本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公安机关执行。现羁押于广元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健，四川中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达州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92752790。单位住址：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建设大厦5-9号。 诉讼代表人李鑫。 被告人李勇，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达州市通川区人，高中文化，达州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2019年4月11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5月6日，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公安机关执行。现羁押于广元市看守所。 辩护人母长明，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锋，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广元市利州区人，大专文化，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2018年5月30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7月12日，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8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吴筱，四川中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任凯，男，198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韩城市人，大专文化，无业，住陕西省韩城市。2018年9月2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8月21日，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8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梁常春，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尹学军，男，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中专文化，无业，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2019年6月13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7月1日，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公安机关执行。现羁押于广元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文立，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志刚，男，197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高中文化，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2019年6月13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2019年7月1日，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公安机关执行。现羁押于广元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烨冰，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延，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中专文化，住陕西省汉中市南郊区。2018年9月2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广元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8月21日，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8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王杰，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公刑诉〔2017〕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案号为(2017)川0802刑初72号,以下简称72号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廖可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峰及辩护人张健到庭参加诉讼。该案因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依法延期审理二次，期满后辩护人申请延期一次，期满后报请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2018年5月14日本院裁定该案中止审理。2020年3月23日，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二部刑诉〔2020〕9号起诉书、〔2020〕7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峰、李勇、王锋、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被告单位达州丰诚商贸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又以广利检二部刑诉〔2020〕6号起诉书另案起诉，指控被告人王峰以及其他同案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2日、9月25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2020）川0802刑初25号、67号二案（以下简称25号案、67号案）。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高剑虹出庭支持25号案公诉，指派检察官张杰瑜出庭支持67号案公诉，被告人王峰及其辩护人张健、被告单位达州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李勇及其辩护人母长明，被告人王锋及其辩护人吴筱，被告人任凯及其辩护人梁长春，被告人尹学军及其辩护人陈文立，被告人杨志刚及其辩护人王烨冰，被告人徐延及其辩护人王杰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应公诉人申请，25号案涉及追加单位犯罪延期审理。因涉及到要对被告人王峰进行数罪并罚，本院依法决定将72号、67号二案中被告人王峰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事实以内部移送的方式，移送到本案（25号案）中一并处理，现已审理终结。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公刑诉〔2017〕7号起诉书指控，2013年6月26日，被告人王峰收购原广元正信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同年7月10日将该公司更名为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聘请其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的员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 2013年10月，被告人王峰因经营的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便利用其开办的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其朋友和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吸收资金。在2014年5月，被告人王峰在其朋友和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处无法继续融资的情况下，便租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泰丰苑铺面，作为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安排其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负责门店装修等开业筹备工作。 2014年6月，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经营融资业务。被告人王峰先后聘请管理人员及业务员，组建公司班底，并制定了公司的融资操作流程、员工考核办法、工资等级及工资标准等相关制度，根据员工考核办法规定，约定公司员工介绍投资按0.1%提成，介绍的资金存续期间每月进行提成，业绩按公司规定的每月融资额度进行奖惩等规定。 被告人王峰利用其开办的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其实际控制的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管理人员及业务员通过对亲戚、朋友、熟人以及上门咨询的投资群众进行宣传，并以投资安全可靠、返还本金及每月有1.5%至1.7%的高额回报为诱饵，诱惑客户将资金出借给王峰实际控制的2个项目公司。截止2015年2月，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吸收资金4095.1万元，分别进入融资公司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账户3680.1万元、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账户183万元、王峰账户232万元。吸收的4095.1万元资金中退还客户本金1193.5万元，余2901.6万元被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和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用。该2901.6万元被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用于支付该公司的货款1886万元、支付投资客户利息324.51万元、支付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用233万元、支付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居间费58万元等支出，致使这2901.6万元无法归还投资客户。案发后，被告人王峰按比例退还投资客户共计180万元。 公诉机关以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工商登记资料等书证，证人柳某、周某、郑某等证言，被害人陈某1、王某等陈述，被告人王峰的供述与辩解，审计报告等鉴定结论，查封笔录等作为控罪证据，认为被告人王峰违反金融管理秩序，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存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被告人王峰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峰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从重处罚。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一部刑诉〔2020〕9号起诉书、广利检一部刑追诉〔2020〕7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唯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等人，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给南部县的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申建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市金牛区恒明商贸有限公司、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42份，票面金额65299226.37元，税款10075782.2元，这1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已全部被该四家下游公司认证抵扣。具体如下： 1.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志强（另案处理）通过黄某1、余庆伟找到王峰，从2013年8月至11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发票票面金额12393207.97元，税额2106845.33元，虚开的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申建公司全部抵扣。 2.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志强（另案处理）通过黄某1、余庆伟找到王峰，2013年12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发票票面金额9525587.20元，税额1619349.80元，虚开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富文公司全部抵扣。 3.成都恒明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凡奉民（另案处理）安排工作人员李某3，通过李某2（另案处理）、张辉（另案处理）、余庆伟（另案处理）找到王峰，从2013年7月至9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发票票面金额1880398.30元，税额319667.70元，虚开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恒明公司全部抵扣。 4.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勇通过尹学军、杨志刚、任凯、徐延找到王峰，从2013年6月至12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共计5次向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1份，发票票面金额41500032.90元，税额6029919.37元，虚开的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全部抵扣。 出庭公诉人当庭将被告人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向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变更为9份，票面金额变更为8547033.35元，税额变更为1452995.65元，四川富文公司全部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变更为9份。同时将被告人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份数变更为141份，票面金额变更为64320672.52元，抵扣的税款变更为9909428.05元。 公诉机关以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人黄某1等的证言；被告人王锋、李勇等的供述与辩解等作为控罪证据，认为被告人王锋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骗取税款，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李勇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骗取税款，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骗取税款，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单位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骗取税款，让他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上述被告人及被告单位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出庭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王峰、王锋是共同犯罪，被告人李勇、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是共同犯罪。被告人李勇的犯罪金额巨大，具有一般立功情节，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宽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12至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被告人王锋在明知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受王峰的安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立功表现，并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至6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任凯起介绍作用，系从犯，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至6年，并处罚金3至5万元；被告人尹学军起介绍作用，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至6年，并处罚金3至5万元；被告人杨志刚起介绍作用，系从犯，并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6至7年，并处罚金3至5万元；被告人徐延起介绍作用，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规劝任凯自首，具有立功情节；没有获利，并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至6年，并处罚金2万元。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二部刑诉〔202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昭敏（另案处理）系南充市闽达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陈旭（另案处理）系该公司股东兼财务负责人、出纳。2013年，被告单位闽达公司合作建筑商撤离后，甲方要求被告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郑昭敏提供发票以支付钢材款。为抵扣增值税款，被告人郑昭敏、陈旭谋定向外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被告人郑昭敏找到其堂弟被告人郑学勇（另案处理）介绍开票渠道，并帮助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郑学勇同意并约定以票面金额3-4%作为点子费用后联系荣唯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郑昭敏伙同陈旭、郑学勇采用虚构账目，资金回流等手段，在没有真实交易的前提下，被告人王峰在明知荣唯达公司与闽达公司没有真实钢材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被告人郑学勇在荣唯达公司领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通过邮寄发票的方式送达给被告单位闽达公司。被告单位闽达公司接受荣唯达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5张，价税合计367.922819万元，税额62.54689万元，在税务机关进行了税款抵扣。破案后，被告人郑敏昭、陈旭的亲属代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退税承诺计划书，并已将抵扣税款全部退缴至公安机关。 公诉机关以抵扣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物证；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人王锋、陈某2的证言；被告人王峰、郑学勇、陈旭、郑敏昭的供述与辩解等作为控罪证据，认为被告人王峰在没有实际交易发生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出庭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王峰有前科，且在另案中涉及金额大，对国家税款造成很大的损失，社会危险性大，应当对其从重处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万元。 被告人王峰对广利检公刑诉〔2017〕7号起诉书指控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辩称其清退了部分赃款。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对指控罪名无异议；量刑上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赔，挽回集资参与人部分损失;主观恶性较小，吸收的资金用于关联企业经营，未用于放贷;已支付的324.51万元利息应予抵扣本金。辩护人提交证据“银行业务回单”，予以佐证被告人退赃的事实。 被告人王峰对广利检一部刑诉〔2020〕9号起诉书、广利检二部刑诉〔2020〕6号起诉书中指控其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辩称：1.荣唯达公司是一级批发商，徐延所在的丰诚公司、郑学勇所在的航达公司、余庆伟都是荣唯达公司的二级销售商。荣唯达公司与他们之间有真实交易。钢材的含税价和不含税价之间相差3%。购货方资金不充裕时，就按不含税价格通过汇票、个人账户、对公账户向荣唯达公司支付货款；后期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二级批发商就提供下游公司的货物签收单，再补齐3%的税额，向荣唯达公司申请开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收取3%的点子费不属实，应为二级批发商补齐的货款。2.荣唯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公司实际购进、销售的钢材一致，下游公司按照3%补齐税额后，荣唯达公司都进行了申报并足额缴纳了税款，荣唯达公司没有逃税、骗税行为，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3.荣唯达公司在经营钢材的过程中，存在收取钢材款在前，提货结算在后的情况，因钢材利润低，有时候遇到钢材厂调价时还会倒挂。被告人王峰用个人银行卡将收到的现金换取承兑汇票，交到财务作为公司收到的钢材款，因此出现受票人与付款人不一致的情况，并非公诉机关指控的为了虚开发票而伪造收款凭证。4.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均是单位行为，并非被告人王峰的个人行为。购货商向公司申请开票并提供开票信息，荣唯达公司审查开票信息后，根据购货商的购货情况开具发票，属于单位行为。5.荣唯达公司在开票时存在对受票人审核不严的问题，但被告人王峰主观上没有偷逃税款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偷逃税款的行为，且没有牟取任何利益，对下游公司用荣唯达公司开具的发票抵扣税款的行为不知情。6.申请司法税务鉴定以确定荣唯达公司是否存在偷逃国家税款行为，确认荣唯达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被告人王峰提出以下证明材料：1.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向荣唯达公司提供的工商、税务登记注册信息、开票信息；余庆伟申请荣唯达公司开票的申请书；申建公司签收395.71吨钢材的货物签收单；恒明公司签收412.92吨钢材的货物签收单；成都市思凯德贸易有限公司购买钢材的销售单。 2.达州丰诚公司的工商、税务登记注册信息以及开票信息；聚诚公司与荣唯达公司的钢材买卖合同、付某给被告人王峰的转款回单、付某向荣唯达公司申请给达州丰诚公司开票的申请书；聚诚公司的提货单、对账函等。 3.航达公司与荣唯达公司的钢材买卖合同、对账函、闽达公司的货物签收单、航达公司的提货单。 上述三组证明材料，拟证实：（1）荣唯达公司与余庆伟、徐延、郑学勇所在的思凯德公司、聚诚公司、航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交易；（2）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闽达公司所接受的涉案增值税发票均系受余庆伟、付某、徐延、郑学勇的申请所开具；（3）荣唯达公司在含税销售钢材时与不含税销售存在3%的价差。 4.承兑汇票、委托书、贴现协议、银行转账回单等。拟证实涉案增值税专票的财务凭证中收款凭证是承兑汇票的原因是被告人王峰在荣唯达公司销售钢材时存在以个人银行卡开展承兑汇票贴现的情况。 5.荣唯达公司缴纳增值税凭证、税务处理决定书、审计报告等材料。拟证实被告人王峰个人收取货款等经营行为都是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行为，所有经营收入都归入公司，公司也是合法经营，全额纳税，不存在偷逃税款的情形。 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荣唯达公司与余庆伟、陕西聚诚公司、航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余庆伟作为荣唯达公司的销售商申请荣唯达公司向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开票并提供上述三家公司的开票信息，徐延作为陕西聚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向荣唯达公司申请开票并提供了达州丰诚公司的开票信息，郑学勇作为航达公司的负责人向荣唯达公司申请开票并提供了闽达公司的开票信息。荣唯达公司根据其与余庆伟、陕西聚诚公司、航达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代余庆伟、陕西聚诚公司、航达公司向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达州丰诚公司、闽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如实代开”，有别于“虚开”。下游销售商需开票时，会补齐购货时未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税率支付的3%的货款。王峰在开票过程中按照票面金额3%收取货款后支付给了荣唯达公司进行纳税，个人并未获利。2.被告人王峰主观上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和目的，客观上没有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被告人王峰主观上为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如实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仅违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未违反刑法的规定。公诉机关出示的由国家税务总局广元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关于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说明”属于税务机关主观判断，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荣唯达公司向国家缴纳了数百万元的税，其本身没有逃税行为；另，虽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李勇等人，但丰诚公司本身在进行实体经营即购买钢材、铁矿时并未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抵扣行为并不一定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结果犯”，并非“危险犯”，根据立法原意，行为人虚开发票必须要有骗取国家税款的主观目的才构成本罪。4.王峰与李勇等被告人涉嫌的下游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王峰没有与李勇等人产生共同犯罪的故意，也不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5.被告人王峰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以及庭审中均向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本案也应当对荣唯达公司整个交易过程进行司法鉴定，以此来决定荣唯达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荣唯达公司是否偷逃了国家税款。6.被告人王峰均是以荣唯达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的经营行为，即使存在犯罪行为，也应当属于单位犯罪，申请追加荣唯达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建议将本案被告人王峰与其他被告人分案处理。综上，被告人王峰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建议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建议法院不认定为犯罪。 被告人李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解其行为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被告人李勇曾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被拒，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迫于无奈才向荣唯达公司购买发票；2.被告人李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涉案税额是400多万元，超过250万元以上就是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被检举对象有判处无期徒刑的可能性，请求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勇为重大立功；3.被告人李勇主观恶性不深，自愿认罪认罚，且有坦白、重大立功情节，请求法院从宽并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勇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李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名不成立，被告人李勇的行为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被告人李勇从荣唯达公司取得的进项已经由税务机关认定，且已经缴纳税款，没有让国家税款受损。被告人李勇从荣唯达公司有偿取得进项税发票的行为，仅违法国家发票管理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得虚开发票处理问题通知，购货方在销售方取得第三方的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属于偷税骗税情形，应按照非法购买增值税发票进行处罚。2.被告人李勇构成重大立功。其检举揭发的他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大，有重大影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3.被告人李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属于初犯，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对罪名有异议，辩解称：1.被告人王锋作为荣唯达公司的财务，法律意识淡薄，王峰作为老板授意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仅把对外开票作为一项正常工作在做，并未与被告人王峰共谋犯罪，王峰授意他开票时，他曾提出没有实际交易不能开，但王峰说有真实交易，只是当时没有开票，现在是补开，并要求王锋及其他财务人员协助开票。2.被告人王锋愿意接受处罚，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锋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证据不足，本案不能确定涉案增值税发票是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王峰让王锋开增值税发票时，王锋提出没有实际货物交易与出库单不能开，但王峰说别人将货款预付了，钢材也发出去了，是有真实交易的，只是当时没有开票，现在补开，让王锋按照要求开就行了，由王峰负全部责任。同时王峰在公司开会时也对荣唯达公司的财务人员何某、柳某、曹某、吴某等人说了同样的话，并安排财务人员和其他部门的人员集中补开出库通知单。因此，荣唯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应有真实的货物交易。2.王锋主观上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和目的，客观上没有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荣唯达公司的开票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没有司法鉴定依据，王锋听命于王峰的安排补开发票，领取固定工资，没有获取利益。3.开具增值税发票是荣唯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峰决策实施，由公司绝大多数员工参与，因此开票行为应当属于公司行为，属于单位犯罪，应当追加荣唯达公司为被告单位。4.被告人王锋即使构成犯罪，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较低，所起作用较小，属于从犯，并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被告人任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对罪名有异议，认为其触犯的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非本罪。 被告人任凯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明确了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骗税的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荣唯达公司是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被告人任凯、李勇没有关系，他们之间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思联络。被告人任凯与被告人李勇之间是购买发票的意思联络，也不是虚开发票的意思联络。被告人任凯购应被告人李勇的要求，代丰诚公司买发票是因为被告人李勇有购买矿石的真实交易，却没有进项增值税发票，为了享受国家赋予的抵扣权利，不得不在外面购买发票，其主观目的不是为了骗取税款。2.被告人李勇所购买的发票没有造成税款损失。被告人李勇将所购买票据进行了抵扣，但出票时实际是交税了的，税务机关出具的说明不合法，无法证明抵扣行为是否造成税款损失，只能证明抵扣多少税。3.任凯有自首、从犯的量刑情节，患过心脏病，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尹学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解称其不懂法，具体构成何种罪名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尹学军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尹学军主观上没有偷逃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税务机关出具的说明不能证明是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被告人尹学军的行为应当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被告人李勇在实际经营货物贸易，与荣唯达有真实的业务交易，其让荣唯达代开发票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虚开。3.被告人尹学军购买的发票应该是77张。4.尹学军有自首情节，系偶犯，且愿意缴纳罚金，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杨志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行为构成何种犯罪请求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同时辩称其没有具体参与开票，只是把任凯介绍给尹学军，不清楚具体尹学军让任凯开了多少票。 被告人杨志刚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杨志刚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荣唯达公司开具的发票是通过正规的税务系统开具的，上面显示了应缴纳税款，税控系统在荣唯达公司开票时应该有所反应，若荣唯达公司开票没有缴纳相应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作出相应处罚。现税务机关并没有相应的处罚，仅凭一份《说明》，不能证实荣唯达公司开票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流失。2.被告人李勇在购买铁矿石时无法获得进项票，如果给他正常开具进项票他也会进行抵扣，被告人李勇的抵扣行为并没有造成税款流失。3.被告人任凯、尹学军向杨志刚表示的是有没有多余的票、要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不是虚开。如果认定其是虚开，就违反主客观一致的原则。4.被告人杨志刚有正当的工作且收入很高，其将任凯、尹学军介绍给徐延，只是出于帮忙，并表示自己不愿意要钱，事后是尹学军主动转款，被告人杨志刚并没有获利的目的。5.被告人杨志刚是从犯、初犯、偶犯，积极认罪悔罪，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从轻处理。 被告人徐延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辩称其行为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徐延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徐延构成何种罪名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2.被告人徐延是从犯，没有获取利益，具有自首、立功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至三年以下；3.被告人徐延是初犯、偶犯，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明材料：1.情况证明，拟证实徐延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2.入院证明以及相关诊断报告，证实徐延有慢性肺炎；3.社区证明，证实徐延表现良好，愿意对其进行帮教。 经审理查明（广利检公刑诉〔2017〕7号起诉书指控的事实）：2013年6月26日，被告人王峰收购原广元正信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同年7月10日将该公司更名为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聘请其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刘某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融资理财、投资信息、理财信息咨询服务及调查；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策划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企业信用评级咨询服务。 2013年10月，被告人王峰因经营的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便利用其开办的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其朋友和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吸收资金。2014年5月，被告人王峰在其朋友和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处无法继续融资的情况下，便租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泰丰苑铺面，作为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地址，安排其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负责门店装修等开业筹备工作。 2014年6月，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经营融资业务。被告人王峰先后聘请管理人员及业务员，组建公司班底，并制定了公司的融资操作流程、员工考核办法、工资等级及工资标准等相关制度，根据员工考核办法规定，约定公司员工介绍投资按0.1%提成，介绍的资金存续期间每月进行提成，业绩按公司规定的每月融资额度进行奖惩等规定。 被告人王峰利用其开办的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其实际控制的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管理人员及业务员通过对亲戚、朋友、熟人以及上门咨询的投资群众进行宣传，并以投资安全可靠、返还本金及每月有1.5%至1.7%的高额回报为诱饵，诱惑客户将资金出借给王峰实际控制的2个项目公司。截止2015年2月，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吸收资金4095.1万元，分别进入融资公司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账户3680.1万元、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账户183万元、王峰账户232万元。吸收的这4095.1万元资金其中退还客户本金1193.5万元，余2901.6万元被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和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用。该2901.6万元被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用于支付该公司的货款1886万元、支付投资客户利息324.51万元、支付广元市荣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用233万元、支付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居间费58万元等支出，致使这2901.6万元无法归还投资客户。 案发后，在提起公诉之前，被告人王峰退缴赃款共计500万元。在本院审理期间，其陆续向本院退缴赃款共计950万元。另，广元荣骏投资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原业务人员魏某向公安机关退缴提成款8489.67元，郑某向公安机关退缴提成款7371.99元，柳某向公安机关退缴提成款2129.17元，尹某向公安机关退缴提成款8146.67元，吴某向公安机关退缴提成款3489.66元，余某向本院退缴提成款29911.99元，郑朝某向本院退缴提成款16331.67元，谢某向本院退缴提成款18451.67元，廖某向本院退缴提成款522.67元，陈某向本院退缴提成款1300元。以上款项在诉讼过程中均已按比例向集资参与人兑付，目前仅剩余款254861.16元。另查明，被告人王峰已向张某、邓某等部分集资参与人零星兑付或以物抵债的方式退款共956650元，其中邓某79750元，陈某20000元，魏某40000元，衡某20000元，张某30000元，张某2000元，冯某98200元，向某122750元，谢某117250元，谢某148400元，秦某78300元。公安机关已对登记所有人为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房产予以查封,分别是：位于广元市利州区××街××商城××栋××层××号（产权证号2××8）、广元市利州区嘉陵办事处X街XX商城X栋X层X号（产权证号2××4）、广元市利州区嘉陵办事处北街金达商城2栋1层Ｃ8、Ｃ9号（产权证号2××8）、广元市利州区嘉陵办事处利州东路（产权证号Ｅ××8）。 以上事实，有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人柳某等证言，集资参与人陈某1、王某等的陈述，被告人王峰的供述与辩解及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锁链，足以认定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等人，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给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申建商贸有限公司，恒明商贸有限公司，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给南充市闽达钢材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6份，票面金额67999900.71元，税款10534896.95元，这15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已全部被该五家下游公司认证抵扣。具体如下： 1.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1（另案处理）通过黄某1、余庆伟找到王峰，从2013年8月至11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发票票面金额12393207.97元，税额2106845.33元，虚开的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申建公司全部抵扣。 2.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1（另案处理）通过黄某1、余庆伟找到王峰，2013年12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发票票面金额8547033.35元，税额1452995.65元，虚开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富文公司全部抵扣。 3.成都恒明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凡奉民（另案处理）安排工作人员李某3，通过李某2（另案处理）、张辉（另案处理）、余庆伟（另案处理）找到王峰，从2013年7月至9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发票票面金额1880398.30元，税额319667.70元，虚开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四川恒明公司全部抵扣。 4.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勇通过尹学军、杨志刚、任凯、徐延找到王峰，从2013年6月至12月期间，王峰安排财务负责人王锋，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共计5次向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1份，发票票面金额41500032.90元，税额6029919.37元，虚开的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达州市丰诚商贸有限公司全部抵扣。 5.南充市闽达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昭敏与公司股东兼财务负责人、出纳陈旭通过郑学勇找到王峰，以票面金额3-4%作为点子费用，采用虚构账目，资金回流等手段，在没有真实交易的前提下，由被告人王峰以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闽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5张，价税合计3679228.19元，税额625468.9元，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税务机关全部抵扣。破案后，被告人郑敏昭以及陈旭的亲属已将抵扣税款全部退缴至公安机关。 被告人王锋于2018年5月8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协助办案单位辨认涉案增值税发票及其财务凭证以及荣唯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操作流程；到案后揭发同案犯王峰的犯罪事实，提供侦破丰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提供陕西地方煤矿供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重要线索，已经立案侦查。 被告人徐延于2018年9月27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到案后规劝任凯自首。 被告人李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同时检举揭发他人犯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办案单位已经立案侦查，现场查扣价值200余万元的赃物，同时查实其检举的犯罪嫌疑人已非法经营600余万元的赃物。 上述事实，经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有以下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各被告人的到案经过，证实案件来源系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案件来源合法，侦查程序启动合法，被告人王峰、王锋、徐延主动投案，被告人任凯在徐延的规劝下投案，被告人杨志刚、李勇被抓获归案，被告人尹学军在投案途中被抓获归案。 2.李勇的解除羁押证明；尹学军的案件移交表、在逃人员撤销表；杨志刚的收押证明、临时羁押证明书、在逃人员撤销表；各被告人的拘留证、拘留通知书、逮捕证、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被告人李勇于2019年4月5日至4月11日被临时羁押于新余市看守所；被告人杨志刚于2019年6月12日至6月13日被临时羁押于重庆市九龙坡看守所；公安机关、检察院办案单位对各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3.被告人身份信息，证实各被告人作案时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4.被告人王峰的犯罪前科材料，证实2008年4月24日，被告人王峰因犯抽逃出资罪，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因犯挪用资金罪，被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5.荣唯达公司、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上述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以及公司的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信息，上述公司均具有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体资格。 6.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说明、四川省南部县国家税务局、金牛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及税控查询系统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国家税总局达州市通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的认证结果通知书及认证清单，证实荣唯达公司给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闽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述五家公司全额抵扣税款，导致国家税款损失10534896.95元。 7.调取证据通知，主要是调取富文公司、申建公司、恒明公司、荣唯达公司的销售明细等账目以及荣唯达公司开具给富文、申建、恒明、丰诚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记账凭证，证实荣唯达公司向富文商公司、申建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税号、开具时间、票面及涉税金额、资金流转情况，与庭审查明的一致。 8.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公安机关入库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闽达公司与荣唯达公司的会计凭证、采购收货单、广元市税务稽查局的核查资料：闽达公司的税务登记表、认证抵扣税款信息清单、销售记账凭证、出库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闽达公司与荣唯达公司没有实际的交易，荣唯达公司通过伪造出库通知单、通知单，虚构交易记录，伪造交易行为，给闽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由被告人郑学勇领取后，进入闽达公司财务账目，并经税务部门认证后抵扣税款62.5万元。案发后被告人郑敏昭、陈旭的亲属已代其退缴已抵扣税款62万余元。 9.协助查询通知书、余庆伟与王峰之间转账情况；黄某1与余庆伟、李文琪之间的转账情况；黄某1账户与赵某1之间的转账情况；李兴荣与李文琪之间的转账情况；张辉与余庆伟、李某2之间转账情况；李勇、尹学军、杨志刚、任凯、付某、薛俊杰、马军海、徐延、王峰的银行流水明细；闽达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记账凭证、被告人陈旭天府银行、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荣唯达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记账凭证，证实：（1）申建、富文公司按照票面金额向黄某1支付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费用，黄某1扣取相部分后再转账支付给余庆伟，余庆伟扣取部分后再支付给王峰；（2）李某2收取恒明公司按照票面金额支付的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费用后，扣留部分后再支付给张辉，张辉扣留一部分后再支付给余庆伟，最后由余庆伟支付给王峰；（3）富文公司与荣唯达公司做了一个50万元的虚假资金循环；（4）李勇向尹学军转账支付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128万，尹学军扣留一部分转账支付给任凯及任凯控制的薛俊杰的账户计118.9万元，任凯转账支付给徐延及徐延控制的付某的账户计100.25万，徐延再全额转账支付给王峰；（5）闽达公司为掩盖与荣唯达公司之间的虚假交易，采用银行转账再扣留点子费后其余资金回流到闽达公司的方式，在公司账目上平账，掩盖上述二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交易的事实。 10.成都斯凯德贸易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证实其自2013年1月至今与富文、申建、恒明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11.公安机关情况说明材料、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税务局稽查局的说明材料，证实：（1）被告人徐延规劝任凯自首，应认定为立功；（2）被告人王锋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交代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荣唯达实际控制人王峰的犯罪事实，辨认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同时破案一起，新立案一起，具有自首情节、立功表现。 12.银川市公安局的情况说明，证实李勇递交的检举材料情况属实，为公安机关办案单位侦办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应认定李勇具有一般立功的情节。 （二）证人证言 1.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实赵某1系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于2011年8月份左右与马军在南部县工商局申办成立了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因马军没有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他便将公司收回自己经营，在成都联系钢材业务时从同行处了解到如公司有进项发票，可以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以受票单位支付手续费的方式从其经营的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觉得虚开增值税票来钱快，赚钱不辛苦，便先后以他人名义成立了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四川贵全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市涵晟商贸有限公司、四川海腾商贸有限公司等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从2013年下半年经营到2014年底左右，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经营到2015年9月份左右结束。两公司的增值税进项票部分是找外面公司购买的，销项票是从国税局开出的，购买的增值税进项都是以票面金额4.6%价格购进，一般都是在进项票的收购价上加0.8%-1%的价格进行销售，从中赚取0.8%-1%的差价。自2013年8月至2013年12月，广元荣唯达公司虚开给申建公司、富文公司的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通过中间人黄某1购买的，赵某1将黄某1为其购买的增值税发票拿到税务局认证，发现没问题后，再将购票费按约定转给黄某1或他指定的账户。赵某1及所控制的公司与广元荣唯达公司及广元的企业都没有真实业务往来，也不认识余庆伟和荣唯达公司的人员，申建公司、富文公司的明细分类账都是假的，荣唯达公司财务资料显示富文公司至今还欠荣唯达公司钢材款8600029元是荣唯达公司虚假做账，其以申建公司的名义支付4张承兑汇票也全部是虚假的，这些汇票均没有赵某1公司的签章。为了应付税务检查做过假的资金循环，一部分资金先从黄某1账户到李文琪账户，再到富文公司对公账户，再到荣唯达对公账户或王峰账户，最后再回到黄某1账户；另外一部分资金先从李某1的账户到李文琪的账户，再到富文公司账户，最后再到荣唯达公司账户。以上资金都是黄某1或者荣唯达公司提供的。 2.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黄某1在从事钢材销售时认识了余庆伟，知道他以前在成都思凯德贸易有限公司上班被公司派驻到荣唯达公司，黄某1不认识荣唯达公司的人员；2013年左右，经朋友介绍，黄某1认识了赵某1，知道申建公司、富文公司都是他的，就介绍余庆伟和赵某1认识。2013年5、6月份的时候，黄某1在成都龙港钢材城碰到赵某1，赵某1告诉黄某1他需要进项发票，黄某1就给余庆伟打电话要求买些增值税发票，月底余庆伟打电话告知黄某1他有两百万左右的进项增值税发票，提出点子费是百分之三点几，赵某1同意购买并把需要开票的资料给了黄某1，黄某1将资料转给余庆伟说好先开票后给钱。余庆伟在成都将开好的发票给了黄某1，黄某1转给赵某1，经赵某1检查发票没问题后按照余庆伟说好的点子费把钱打到余庆伟提供的账户上。因为黄某1与赵某1很熟，帮其联系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没从中赚钱，所以后来赵某1要求再找余庆伟联系购票，黄某1就将双方的联系方式互相告诉了，称都是自己值得信任的朋友，让他们自己联系。黄某1知道赵某1通过余庆伟只是购买发票，他们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关系，因为赵某1一直在成都，即使要购买钢材也不会在广元购买。余庆伟联系荣唯达公司购买发票后必须要进行资金虚假循环，赵某1便把他公司的优盾和个人账户的优盾交给黄某1，黄某1将两个优盾拿到荣唯达公司交给了余庆伟，荣唯达公司的人安排黄某1在二楼会议室等待，他们在办公室操作假的资金循环，差不多两小时左右就把优盾还给了黄某1。作假循环的资金是谁提供的不清楚。 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李某1系赵某1姐夫，通过自己的卡号6220××××5318帮赵某1转过多笔款项，赵某1当时多次让他转钱，也迅速将钱还到了他的卡上，至于让转到谁的卡上，又是谁将钱转给他，他都不清楚。 4.证人凡奉明的证言，证实凡奉明系成都恒明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成都恒明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主要从事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等销售，公司在2016年以前的业务是其姐夫李景春在负责。2013年下半年，因公司差进项增值税发票来抵税，就与李景春商量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李景春告诉凡奉明他找到南部老乡李某2以票面金额6%购买了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好后凡奉明将营业执照及税号等资料通过李景春交给李某2，李某2开好后经公司会计认证真实后才付的买票钱，五张发票是两次购买的，购票款一次是通过公司对公账户向李景春转的（54000.00元），一次是通过凡奉明个人工行账户转给李景春的（30000.00元），同时证实自己公司与荣唯达公司没有任何真实业务往来，公司也未向其公司或公司人员（王峰）支付过货款，也未支付过承兑汇票，荣唯达公司会计账务中的货款收据500026元，是凡奉明安排公司会计做的假账把账做平了的。案发后已退缴了所抵扣的税款。 5.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李某2和张辉曾经在张鹏经营的位于成都龙港钢材市场的公司作销售，张辉任经理，是他的上级，也是同乡。李某3系成都恒明商贸有限公司的人，自己帮李某3二次从张辉处以票面金额的4%购买了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加了0.1-0.2个点子卖给李某3，李某3通过他将开票的信息交给张辉，张辉将开好的票通过他交给李某3，李某3核实后给他付购票款，购票款主要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也有少量现金支付。李某3和张辉不认识。 6.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李某3找李某2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向李某2支付购票费的经过，与证人李某2陈述的一致。 7.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实赵某2是恒明公司的会计，李某3给她拿了涉案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拿到税务机关进行抵扣。 8.证人赵某3的证言，证实赵某3是李某2的丈夫，她工行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李某2。 9.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付某成立了陕西省聚诚实业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主要经营钢材、矿粉，与荣唯达公司之间有钢材业务往来，财务部的负责人徐延在对接开票事宜，付某的工商银行卡、销售部负责人马军海的工商银行卡由徐延在保管使用。经过对荣唯达公司开给达州丰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辨认，认可其中荣唯达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开具的4份发票是徐延通知付某领取的，至于为什么荣唯达公司给丰诚公司开具发票要找他和徐延领取，以及徐延通过他及马军海的银行卡走账为丰诚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不知情。 10.证人李鑫的证言，证实丰诚公司是李勇以她的名义注册的，她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不清楚。 11.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李勇将她的会计证挂在李勇经营的达州升元商贸有限公司做财务人员，她已经与李勇离婚，不清楚丰诚公司的经营情况。 12.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实他对达州丰诚的经营情况不清楚。 13.证人柳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任荣唯达公司会计，主要从事公司开具销售税务发票，每天收集销售人员卖出货物的出库单并按月进行整理及装订，同时做公司内账。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程是：首先由客户和销售部对接好后，由销售部开具物资送货单，销售人员带客户将调拨单交给库管；然后库管人员凭调拨单上的数量开具出库单；再拿着出库单到仓库，负责装卸前的称重和装卸后的称重；销售人员带上出库单、开票公司的信息资料来找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她拿到这些资料后找王锋科长核实货款是否已到账，能否开票，在得到王锋科长允许后，她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过对2013年7月19日开具给成都恒明公司编号为004829出库通知单，2013年11月12日开具给四川申建商贸有限公司编号为002309、002310的两张出库通知单，2013年12月16日开具给四川富文商贸有限公司编号为007247、007248两张出库通知单进行辨认，证实这些出库单是她在外面采购的，由王锋科长安排她们财务人员一起集中补开，说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完善资料，所以在会计凭证里有这些出库单，而在她的内账里没有这些出库单，因为公司内账是记录公司钢材的购进和售出的，必须真实客观。在她工作期间，王锋组织她们集中补开过几次出库通知单，把销售给其他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她们，她们按照发票上的要素来填写出库通知单，出库通知单的品名和加起来的总吨位数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要素要一致，时间一般都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时间。但补开的出库通知单和她内账的出库通知单颜色是不一样的。 14.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何某于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期间在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担任会计，期间王锋是财务负责人、主办会计杨某是出纳，曹某和柳某主要负责开增值税发票、和库房销售对账，他们不在时她也在代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只是根据销售清单核实对方是否属于开票范围的单位，和对方是否有真实的货物往来她们不管。余庆伟是成都思凯德公司的销售人员，他大约每月来公司一次，主要是跟王总和销售对接。经何某对荣唯达公司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已装订的记账凭证辨认后，证实记账凭证里面收集的资料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单、出库通知单、承兑汇票复印件、银行回单、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签收单，其中出库单是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的，因为这些出库单是王锋科长组织她们办公室人员集中补开的，出库单本应由库管人员开具，由她们补开就是有问题，王科长说是应付税务机关检查。另外，从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来看，所涉及的荣唯达公司和另外一家购买公司钢材的公司，在资金往来账上却显示是王峰老总个人给荣唯达的资金以及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的复印件等不相关的个人或其他公司在进行冲减对受票企业的应收账款。 15.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曹某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任荣唯达公司库管员，在工作期间库房有过不按正常流程开具出库单的情况。因为正常情况下开具出库单的人员是仓库人员，开具地点在袁家坝库房，开具的前堤是收到调拨单。但有几次财务负责人王锋交给他们一叠记有开票单位和总吨位数的资料就叫他们开具相应的出库单，出库的品名和加起来的总吨位数与需要开具的出库吨位数、品名必须吻合，正常情况下开出库单要注明钢材的单价和总价，但这几次王锋要求办公室人员开具的出库单大多数都不要求注明这些要素，所以他觉得这几次绕开库管由他们办公室的人员开票的做法不对劲，他问过会计柳爱明，柳爱明说领导让开就按领导说的办。经曹某辨认，证实2013年7月19日开具给恒明公司编号为004829出库通知单，2013年11月12日开具给申建公司编号为002309、002310的两张出库通知单，2013年12月16日开具给富文公司编号为007247、007248两张出库通知单都是他开的。 16.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刘某系广元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主要负责钢材的采购和销售、保证销售的资金安全、安排工作人员做好采购和销售账，凡是销售部经手销售的钢材没有欠款的现象，销售部和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不清楚公司会计账上出现的和这两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余庆伟是成都思凯德公司派驻荣唯达公司的代表，主要负责合作中采购钢材，平常主要和他对接，余庆伟从未在荣唯达公司买过钢材或帮助他人在荣唯达公司购过钢材，不清楚余庆伟帮申建公司、富文公司在荣唯达公司购买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 17.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杨某于2011年至2016年任荣唯达公司出纳，曾在财务室负责人王锋的安排下编造过货物出库单等资料的事实。 18.证人康某的证言，证实康研是杨志刚的妻子，其与尹学军在从湖北到广元的过程中被抓获，她到广元的目的是给杨志刚请律师，尹学军到广元的目的是投案自首的事实。 19.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叶某是斯凯德公司的执行董事，斯凯德公司给荣唯达公司提供周转资金，以便其买断陕西钢铁厂配给汉中和广元的所有钢材，取得价格的控制权，其就安排余庆伟入驻广元荣唯达公司，监督荣唯达公司的钢铁销售情况，确保其资金安全，并未要求余庆伟跑业务销售钢材。斯凯德公司与恒明公司、富文公司、申建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王峰的供述，供称其系广元市荣唯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实际控股人，主要进行钢材销售业务。称自己不熟悉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未与其发生钢材购销业务，给这两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都是余庆伟申请开具的，余庆伟是成都思凯德公司派驻荣唯达公司的业务员，有时也在荣唯达公司做销售业务，而且可以先供货后付款，余庆伟所收货款进入荣唯达公司指定的对公账户或王峰个人账户或直接交给王峰承兑汇票，荣唯达公司按照余庆伟提供的受票信息开具增值税发票，至于他把应该开给张三的发票开给了李四，其责任应当由余庆伟来承担。 2.被告人李勇的供述，供称其实际控制的丰诚公司因卖铁矿石没有进项发票，杨志刚与尹学军便说帮他想办法买点发票。李勇承诺能买就按照市场规矩给点子费。后来经任凯介绍，在荣唯达公司购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经过李勇辨认，其通过任凯在荣唯达公司购买5次计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购票费用是票面金额的4.5%左右，钱是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账户付给了尹学金的账户。丰诚公司与荣唯达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钢材交易，只是购买发票。 3.被告人王锋的供述，供称王锋曾系荣唯达公司财务部负责人（2012.4-2014.4），工作期间受王峰的指示，安排过公司会计柳爱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荣唯达公司正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程是：销售库管出具销售单、调拨单、过磅单及出库等手续，财务开票时先核实货款是否到位，确认货款到位后方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王峰安排王锋开票时不具备销售单、调拨单、过磅单及出库单等手续。荣唯达公司与受票单位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就是虚开发票。王锋曾给王峰提出过虚开要出问题，但王峰说让他开就是了，出了问题他负责。因此他在做财务期间，先后给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等40余家公司虚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的经过是：需要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找到王峰，他们谈好细节后王峰把人带到他处，由他和购票的人具体对接，买发票的人向他提供开票所需的资料（营业执照、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开户许可证）和要开具的金额，他核实没问题后就安排柳某进行开票，记得开票接触较多的人有余庆伟、郑糖官、鲍秀善、黄某1。公司处理进项不足的时候需要向税务机关申报巨大的税款，王锋就把情况向老总王峰汇报，王峰称他去找进项发票，后王峰就给了王锋一些进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进行了认证抵扣。王峰从何处虚开的进项票王锋不清楚。为了应付税务机关检查，王峰安排王锋组织人员集中开具虚假的出库单，因为真实业务中出库通知单是由库管人员开具，而库管人员不在王锋的管理范围内，王锋就组织财务部门的人员集中一起造假，然后把假的出库通知单装进财务账务凭证中，如果账务凭证已装订，就将假的出库单粘贴在上面，如果未装订，就把假的出库单和账务凭证一起装订成册。王锋就在没有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账务问过王峰，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对方公司如果给荣唯达公司打了资金过来，他们就以银行存款的转账凭证做资金往来账；第二种是王峰个人账户转到公司的账户的资金，就是用银行的转账凭证做资金往来账目；第三种是使用其他公司付给荣唯达公司的背书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做资金往来账，凭证中的收据都做的虚假处理。富文、申建和恒明、丰诚公司就是用这几种办法把资金的往来账做平衡了的，目的就是为了掩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经王锋辨认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关资料后供称，这些出库通知单都是王锋按王峰老总的安排伪造的，记账凭证都是王锋及其财务部门的人自己做的。荣唯达公司与这几家公司都无真实的业务发生。 4.被告人任凯的供述，供称杨志刚给任凯说，尹学军的朋友李勇需要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问任凯能不能介绍，如果成功了，就平分介绍的好处费。经过任凯对丰诚公司在荣唯达公司处开具的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银行账户转账时间及金额进行辨认，其供称共计为丰诚公司开具过5次发票，共计111份，认可尹学军陆续向其转款25.1万、15.2万、30万、8万、30.4万元用于购买发票，其又陆续向徐延转出23.25万、14万、30万、5万、28万元购买发票，所获利润与杨志刚、尹学军平分的事实。 5.被告人尹学军的供述，供称李勇需要购买发票，尹学军便找到杨志刚，通过杨志刚找到了任凯，三人商量利润平分，杨志刚还说他那一份让尹学军拿着，但拿到钱后，尹学军还是给杨志刚分了一份，当作还杨志刚的借款。开票流程是李勇将开票信息提供给尹学军，尹学军就发给任凯。购票的费用由李勇转给尹学军，经过尹学军辨认账户转账流水，其供称收到李勇购买发票的转款共计128万，尹学军截留一部分后分给杨志刚一份，剩余共计向任凯或者任凯指定的账户转款118.9万元，至于任凯是否多得，尹学军不清楚。任凯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与李勇对接。 6.被告人杨志刚的供述，供称因李勇需要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尹学军就介绍李勇给杨志刚认识，杨志刚再介绍任凯给李勇和尹学军认识，由尹学军和任凯直接对接购买发票，杨志刚获得2万元左右的好处费。 7.被告人徐延的供述，供称徐延是陕西聚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公司与荣唯达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与王峰非常熟悉，但不熟悉达州丰诚公司。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任凯找徐延买增值税占用发票，因为任凯是钢厂的领导，徐延为了搞好公司业务就决定帮任凯的忙。随后徐延找到王峰询价，王峰说费用是票面金额的3%左右。然后任凯将开票信息通过短信发给徐延，徐延转发给王峰或者王峰指定的人。任凯再把开票的钱支付给徐延，徐延转支付给王峰，徐延在中间没有获利。经过徐延对荣唯达公司开给丰诚公司的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任凯的转账信息进行辨认，其供称有部分票据是付某帮忙领取的，有一部分是徐延领取的，5次收取并转出的购票费用是100.25万元。 8.另案被告人余庆伟的供述，供称余庆伟是成都思凯德商贸公司派驻荣唯达公司的业务员，与荣唯达公司老板王峰交谈中得知他公司有多余的增值税发票。黄某1系一家钢材销售公司的业务员，与自己相识，2013年6月份左右，黄某1主动给他打电话叫他帮忙介绍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诺介绍成功按开票金额的0.2%给他好处费。于是余庆伟找到荣唯达公司老总王峰，说一朋友需要增值税发票，可以出钱购买，王峰说他有多余的票同意卖出，叫余庆伟先把对方的资料给王峰审查没有问题后就卖给对方，对方要按票面金额的3%给点子费，余庆伟电话通知黄某1把需要开票的资料即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通过传真传到荣唯达公司的传真机，余庆伟收到后交给王峰，王峰审查后觉得没问题，就谈妥先开票再收钱，对方收到票后将钱打给余庆伟，余庆伟再把钱打给王峰。王峰安排财务把票开好后，余庆伟就到财务柳姐处领票，随后按照黄某1的要求将票邮寄或者带到成都，黄某1指定的其他人收到票后基本都是按票面金额的3.2%支付费用，费用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到余庆伟个人卡上，余庆伟再用该卡向王峰按票面金额的3%转账，从中得0.2%的好处费，后面有些是按票面金额的0.5%收的好处费，但2013年12月以后就很少从荣唯达开票了，因为王峰说他们没多少进项发票。经余庆伟辨认荣唯达公司的记账凭证及领票手续，其确认从荣唯达公司领取了该公司向39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4份，加税合计金额为130900335.35元，其中包括荣唯达公司帮申建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帮富文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张辉（或是其兄张贵）联系帮恒明公司介绍购买了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过程和前面一样：荣唯达公司将票开好后通知余庆伟到财务领取，后将发票邮寄给张辉，张辉将购票钱打到余庆伟卡上，余庆伟从中抽取千分之二的介绍费后，再将购票款打给王峰）。余庆伟称自己并不了解和认识这三家需票公司的任何人，是黄某1和张辉请自己帮忙联系购买发票的，自己联系时这三家公司与荣唯达公司无真实的钢材销售业务，不然不需通过余庆伟从中联系，他们如有业务发生就会直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因为时间太久金额太大，在王峰处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走账资金由谁提供已记不起了。 9.另案被告人张辉的供述，供称张辉曾经在成都从事钢材销售，李某2是手下的业务员。与余庆伟是在2010年跑业务时认识的，张辉知道余庆伟是成都思凯德公司的员工，上班地点在广元一家钢材销售公司，相互之间有过钢材业务。2013年4、5月的一天，余庆伟给张辉说，余庆伟上班的广元那家公司有富余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出售，后来张辉将该信息透露给了李某2，隔了几天李某2找到张辉说他那儿有需要买增值税发票的人让张辉帮忙联系，于是张辉联系余庆伟把价钱谈妥后，张辉又加了0.1-0.2%左右报价给李某2，然后李某2将需要购票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开票所需的资料交给张辉，张辉再转给余庆伟。余庆伟把票开好交给张辉，张辉转给李某2，一般李某2将购票款交给张辉后，张辉从中扣除0.1-0.2%手续费后再转给余庆伟，购票费主要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少量给过现金。 10.另案被告人郑敏昭的供述，供称其经郑学勇介绍，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金额支付点子费的方式，在荣唯达公司购买了15份专票，虚开的全部专票在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抵扣，与庭审查明的一致。 11.另案被告人陈旭的供述，供称被告人郑敏昭联系郑学勇虚开专用发票，并安排被告人陈旭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经过，与庭审查明的一致； 12.另案被告人郑学勇的供述，供称被告人郑敏昭需要增值税进项发票，由被告人陈旭给他提供相关材料之后，他再找到被告人王峰，被告人王峰要求按照专票的票面金额支付点子费，再由荣唯达公司开具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开专票由其领取；同时供称闽达公司与荣唯达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交易，转账60万元是为了做假账的事实，与庭审查明的一致。 上列证据系公安机关依程序合法取得，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关于被告人在案发前向集资参与人支付了部分利息，按照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被告人案发前后已退赔集资参与人的赃款、支付的利息等共15460210元（95000000元+50000000元+956650元+3560元），魏某等退缴的提成款共96145.16元均应当在退赔时予以扣减，剩余款13459644.84元应继续追缴，用于退赔各集资参与人。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已支付的324.51万元利息应予抵扣本金的辩护意见，经查，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未退集资参与人收到的利息为3560元，其中李家蓉350元，罗淑芬2895元，冯苠璇80元，田玉珍210元，谢某25元，依法应予抵扣本金。其余部分不应抵扣本案未退集资参与人的本金。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针对荣唯达公司向涉案四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有相应的真实货物交易发生的问题。经查，被告人王峰实际控制的荣唯达公司，与申建公司、富文公司、恒明公司、丰诚公司、闽达公司之间并没有钢材交易业务，其安排王峰伪造财务凭证，向上述五家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事实有被告人王锋、杨志刚、尹学军、任凯、徐延、另案被告人余庆伟、张辉、郑敏昭、郑学勇、陈旭的供述以及证人柳某、何某、杨某的陈述予以证实。至于荣唯达公司与余庆伟或徐延所在的聚诚公司、郑学勇所在的航达公司之间有无真实交易的问题。根据参与介绍的余庆伟、徐延、郑学勇的供述，可以证实上述三被告人就是作为中间人找王峰购买涉案专票，并支付手续费。被告人王锋的供述也能证实开具给上述四家公司的专票的财务凭证都是为了应付税务机关检查所伪造的。被告人王峰提供的部分收货单以及转款凭证等证明材料，与同案被告人余庆伟、徐延、郑学勇的供述相悖，无法得出涉案全部票据所载明钢材交易的货物流转、货物储存方式、场所等具体细节信息，因此不能证实荣唯达公司与余庆伟或徐延所在的聚诚公司、郑学勇所在的航达公司之间有与票据相匹配的真实钢材购销业务。被告人王峰及其辩护人、被告人王锋的辩护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本院不予采信，提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荣唯达公司向涉案四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问题。增值税是对货物和服务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流转税，只有在进项中缴纳了增值税的交易主体，才享有在销项中抵扣的权利。如果行为人在真实交易中没有缴纳增值税，又在进项中以不开具进项发票进行低价交易，则国家并未基于该真实交易而征收到相应的税款，这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在交易后以从第三方获取的发票进行抵扣，就将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只有行为人在真实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并且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不应抵扣的情形，此时行为人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行为才不存在骗取税款之目的。即，行为人向国家申报抵扣税款的前提为：一是行为人在上一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二是行为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抵扣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行为人已经缴纳税款是其申请抵扣的前提，有缴才能抵，没有缴税就不可能抵税。本案中，荣唯达公司销售了钢材后，部分购货方未要求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不开票收入，并按照销售金额缴纳增值税。荣唯达公司不开票低价销售钢材后未申报不开票收入，在这个环节，已经造成了国家的税款流失。同时，恒明公司、丰诚公司在购进货物时，以不含税的低价购进其他货物，又从荣唯达公司购买进项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以“降低企业成本”。因其在购买环节没有缴税，故不能享受抵扣权利，其以从荣唯达公司购买的发票，向国家申请抵扣税款，本质上是以套取国家增值税款的方式降低自己的成本，是将自己的交易成本部分转嫁给国家承担的行为。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属性，只有在纳税公司实际负担税款的前提下，才能在销售货物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本案中，四受票公司并未缴付上述税款，却通过让荣唯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不正当途径取得抵扣凭证并进行实际抵扣，其已经实际向税务机关抵扣的数额，就是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的数额。本案涉案四家公司在主管税务机关认证抵扣的税额清楚，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王锋作为开票方、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作为介绍人对被告人李勇实际控制的达州丰诚公司抵扣税款数额共同承担责任。综上，对本案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荣唯达公司向涉案四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本案被告人王峰、王锋、李勇、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主观上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目的的问题，评析如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行行为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每一种实行行为均可直接认定虚开行为并独立定罪。该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而且一般具有牟利的目的。其中为他人虚开的行为人一般都以收取高额手续费为目的；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人一般都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介绍他人虚开一般都是以收取高额的中介费、信息费为目的，但以“牟利为目的”并非本罪主观上的必要条件。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要看本案中受票方虚开专票的实质目的。首先，受票方富文公司、申建公司、恒明公司以及被告人李勇控制的丰诚公司、另案被告人郑敏昭实际控制的闽达公司不是为了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企业的虚假繁荣而相互对开、环开，其虚开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国家增值税款。虽然被告人杨志刚、尹学军、任凯的直接目的是收取手续费、徐延以及另案被告人郑学勇的直接目的是出于帮忙，被告人王锋的直接目的是配合王峰的工作。但与开票方、受票方事前有犯意联络，比如被告人王锋主动提出虚开发票有问题，被告人任凯、杨志刚、尹学军在知晓被告人李勇购买发票的目的后，共谋了介绍虚开及分红事宜，因此上述被告人对受票方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是明知的。被告人王峰明知与介绍方没有与票据相对应的钢材交易，为了收取手续费，仍然虚开专票，放任受票方骗取国家税款，其主观上也具有故意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对上述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述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这一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荣唯达公司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经查，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荣唯达公司向涉案受票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在没有真实业务内容的基础上虚开的发票，被告人王峰仅借用荣唯达公司的名义对外虚开发票，所获取的手续费也没有用于荣唯达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荣唯达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对于被告人王峰及王峰、王锋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荣唯达公司开具给上述五家公司的专票是否属于“如实代开”的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理简并纳税人报送涉税资料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税务代开是指部分法人单位或个人没有开发票的资格，可以前往税务局开具发票。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经营者）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它可予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提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小规模纳税人需要使用的，只能经税务机关批准后由当地税务机关代开。被告人王峰实际控制的荣唯达公司不具有税务代开的资格，且被告人李勇实际控制的丰诚公司系一般纳税人，进购货物时理应向销售货物方索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客观上无法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到当地税务机关直接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对于被告人王峰、李勇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本案被告人李勇购买发票的行为、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介绍购买发票的行为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其实质是保障国家税款不被流失；而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的客体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即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私自买卖的规定。因此，已经填写好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关键在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假填列还是真实填列。行为人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购买”虚假填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而行为人从他人处购买按照真实交易的内容填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因所填列的内容是真实的，实际上不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行为人主观上也不是用于骗取国家税款，本质上只是扰乱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应以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上文已经分析了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交易以及本案被告人主观上均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国家税款损失，因此，本案被告人李勇的购买行为，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的介绍购买行为，分别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的实行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对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关于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对其自首或者坦白情节的认定。 针对被告人李勇提出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涉案税额是400多万元，被检举对象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应认定为重大立功的辩解意见。被告人李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已经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被告人李勇检举揭发的他人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目前仅能认定为一般立功。若被检举揭发的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后因被检举揭发的罪行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可对被告人李勇减刑。 针对被告人尹学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尹学军购买的发票应该是77张的问题。经查，被告人李勇将五次购买专票的手续费均支付给了被告人尹学军，虽然全部专票可能没有经过尹学军领取，但五次购票共计111份都由其沟通联系、转账付款，并获取了相应手续费。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被告人杨志刚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杨志刚没有具体参与开票，只是把任凯介绍给了尹学军，不清楚尹学军让任凯开了多少票以及被告人杨志刚没有获利目的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杨志刚将尹学军介绍给任凯，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事前与被告人任凯、尹学军共谋了如何开票并收取手续费，事后按照约定收取了相应的好处费，三被告人属于共同犯罪，被告人杨志刚应对被告人李勇购买的1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负责。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峰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095.1万元，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王峰明知与他人没有真实货物购销业务，为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李勇为了骗取国家税款，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让他人为其实际控制的达州丰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王锋明知与他人没有真实货物购销业务，为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徐延明知他人没有真实货物购销业务，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王峰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其因犯抽逃资金罪、挪用资金罪于2008年4月24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经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将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案发后被告人积极筹集资金，退赔部分赃款，当庭自愿认罪，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峰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案中，与被告人王锋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意联络，是共同犯罪。被告人王峰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对全案负责；因公诉机关未举证证实被告人王峰的违法所得具体金额，因此被告人王峰的违法所得在其应当退赔的犯罪金额中予以折抵税款，上缴国库。 被告人王锋受王峰的安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主动归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罪行，当庭自愿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王锋到案后，提供侦破丰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重要线索，提供陕西地方煤矿供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依法认定为有其他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王锋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勇、尹学军、杨志刚、任凯、徐延有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的意思联络，但在本案中不区分主从犯，仅根据其各自实行行为在本案中所起作用大小分别量刑。 被告人李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办案单位已经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经查证属实，应依法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李勇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尹学军在投案途中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任凯在徐延的规劝下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其在介绍虚开的过程中，比照其他被告人，犯罪情节较为恶劣，在量刑上应有所区别。 被告人杨志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徐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规劝任凯自首，认定为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审理过程中主动缴纳罚金，其介绍虚开的直接目的是出于帮忙，未获利，主观恶性小，比照其他介绍虚开的被告人，其犯罪情节较轻，在量刑时应有所区别。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合并有期徒刑十八年，罚金六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2月8日起至2036年12月7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王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羁押或者暂予监外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单位达州丰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李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5日起至2026年4月4日止。） 五、被告人任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羁押或者暂予监外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被告人尹学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24年9月12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七、被告人杨志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24年9月12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八、被告人徐延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九、将已扣押的被告人王峰退赃款未发还部分254861.16元，依法按比例发还于各集资参与人；令被告人王峰继续退赔人民币13459644.84元，依法按比例发还于各集资参与人（详见附件1）；查封在案的财产用于执行部门依法执行上述款项。 十、责令被告人任凯、尹学军、杨志刚退赔违法所得，折抵税款，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王峰、被告人李勇退赔违法所得折抵税款并退赔税款的不足部分，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八份。 审 判 长  李金明 审 判 员  郭 雪 人民陪审员  张明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张蔓容 书 记 员  张 瑜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进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二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第一项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第三款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0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