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户籍地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住浙江省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住太原市。原审原告：张某4，住河北省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5，住河北省邢台市。原审原告：张某6，住太原市。原审原告：张某7，户籍地太原市。原审原告：张某8，户籍地太原市。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原审原告张某4、张某6，张某7，张某8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被上诉人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秦某，被上诉人张某3，原审原告张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5，原审原告张某6、张某8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张某7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一)本案在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按照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日首次以开庭审理名义首次传唤上诉人时,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本案当事人众多,质疑其使用简易程序不合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按照简易程序开庭,由一人独审,传票传唤本案除上诉人外的其他当事人,而上诉人未收到传票,只在开庭前一天下午接到电话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开庭前一天下午一审法院通过电话通知,程序违法。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但本案2020年5月14日立案,2020年8月20日按照简易程序开庭已经超过简易程序审限,程序违法。同时,本案当事人众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可知,本案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事实复杂,争议较大,应按照普通程序开庭审理。2020年8月20日开庭仍审判员一人独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2020年8月20日开庭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可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此外,2020年9月4日,上诉人张某1收到一审法院寄来的时间为2020年7月23日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但一审法院在转换程序后一个多月后才寄出裁定书,并且审判组织和2020年8月20日传票内容自相矛盾,明显违背法律意志,有失公允,程序严重违法,导致法律丧失公信力。(二)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中称2020年10月16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收到判决书后,经上诉人调查,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下午用邮政专递将传票寄出,之后2020年10月1日到2020年10月8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20年10月2日快递员派送传票,上诉人当时不在太原,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签收专递,同时快递员声称无法留置,协商无果后,导致退回,但上诉人从未表示拒收该专递。之后一审法院本案负责人未再联系上诉人通知开庭时间,且法院公告中也未显示本案开庭时间和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由于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送达也未进行公告,导致上诉人错过开庭时间,违法缺席审判,程序严重错误。收到判决书之后,上诉人要求提供庭审的录音或录像,接待书记员声称没有,只有笔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像或录音。而一审小店区人民法院在没有录音和录像的情况下,违法缺席审判,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司法公正,亵渎了司法权威。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在2020年9月4日收到转换为普通程序裁定书的同时,上诉人还收到一审法院的《举证通知书》。该通知通知上诉人举证期限为五日,严重违反该规定。同时,在追加共同原告转为普通程序后,上诉人从未表示放弃答辩权利,但一审法院2020年9月4日的快递中只有《裁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判决书中提到的原告张某3的起诉状从未送达上诉人,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本应享有的答辩权。(三)庭审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张某2举证中,未出示张金顺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在张金顺是否死亡和死亡日期尚未证明,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旧按照遗产继承纠纷案件开庭。对于判决书中提到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在上诉人阅卷过程中,发现该证明时间为2020年10月16号,为开庭当日。从该证明日期和庭审笔录可知,该证据未经庭审过程中质证,此外,该证明中显示的张金顺死亡日期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中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说明在该“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何人何时何地提供,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且证明内容与客观事实背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判决书的重要事实依据,严重程序违法。此外,在一审小店区人民法院在对共同原告追加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张某6,张某7与张丙林具有父子及父女关系证明,仅凭被上诉人的推断将其追加为共同原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关系尚不清晰,且无有法律效率的证明的情况下,强行追加原告,使法律的神圣荡然无存。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一)被上诉人张某2声称与上诉人父亲张金顺为养父女关系,但在被上诉人张某2无法提供其出生证明,收养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一张户籍证明,草率认定其为养女,违背客观事实与法律意志。首先,上诉人父亲张金顺与上诉人继母藏芝茂再婚后,家中人口众多,藏芝茂无业,且藏芝茂娘家亲戚经常在上诉人家居住逗留,藏芝茂外甥高爱忠更是在上诉人家常住十余年之久,未曾向张金顺家中交过生活费,且高爱忠无正当职业,经常和藏芝茂索要零用钱。上诉人张某11980年参加工作后,工资全部交给张金顺补贴家用,但面对家中日常的巨大开销,张金顺和上诉人张某1的工资作为在家中仅有的生活来源,依然入不敷出,经济每况愈下,导致张金顺四子张某8小学毕业后辍学四处打零工补贴家用。实际上,被上诉人张某2是藏芝茂娘家其他亲戚希望收养,但条件不成熟,临时让藏芝茂代为照看的来路不明的女婴。1992年被上诉人张某2到了入学年龄,而张金顺已近60岁高龄退休在家,身体状况不佳,每个月微薄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撑当时全家人生活开销和张金顺本人的医药费开销。张金顺四个儿子(长子张某4、次子张丙林、三子张某1和四子张某8)极力主张将被上诉人张某2送走,因此张金顺多次与藏芝茂娘家人沟通协商,希望有人来接走被上诉人张某2,但无人理会。户主张金顺为让其上学,报户籍信息,且由于客观情况,只能报在张金顺名下,因此遭到张金顺四个儿子的极力反对。1994年藏芝茂去世后,其娘家再未来人来将被上诉人张某2带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上诉人一家不能将被上诉人张某2遗弃,张金顺和四个儿子达成口头协议,上诉人张某1和四子张某8需提供张金顺的日常生活支出和其他一切费用(包括被上诉人张某2的一切开销)。被上诉人张某2小学,初中,以及在财贸学校的学费,也由张金顺和上诉人张某1共同承担。(二)被上诉人张某3身份信息显示为1973年4月8日出生,身份号为1401l119734080423。一审法院认定该人与张金顺为继父女关系,且为长女。该认定结果与一审法院提供的卷宗及判决书中所描述的2020年7月7日“历史户成员信息”相矛盾,该历史户信息显示张金顺长女张某3身份证号为(×××),与被上诉人张某3不是同一个人。并且开庭笔录中被上诉人张某2举证的“证七”也未在卷宗内找到与笔录中一致的内容。因此，在事实不清,未查明真相的情况下,一审小店区法院草率认定被上诉人张某3(14011119734080423)为张金顺长女,享有继承权,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未尽到法院的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导致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上诉人的心目当中荡然无存。(三)事实上,在上述人张某1,张金顺四子张某8年幼时,张金顺在太原家中外来亲戚众多,藏芝茂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经常逗留居住,生活困难。长子张某4在物质上邮寄粮食接济。张金顺在太原长期与上诉人张某1和四子张某8共同生活,上诉人张某1和四子张某8照顾张金顺日常起居,每次生病住院的医药费均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一审法院在基本赡养事实认定不清,违规缺席判决,偏听偏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的情况下,对拆迁房款进行平均分割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客观事实和继承法的法律意志,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一审法院判决严重背离客观事实,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违法缺席审判。程序的严重违法,导致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上诉人的心目当中荡然无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判决,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严重的程序违法,导致判决不公,法律丧失公信力,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希望二审法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张某2辩称，一、上诉人陈述说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原审程序合法。关于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没有瑕疵，关于上诉人陈述说传票没有送达的问题，原审中向上诉人送达了开庭传票，显示拒收，视为送达。二、关于被继承人张金顺的死亡事实，在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对该事实也认可了，对于张金顺去世是调查清楚了，在一审取证的过程中，当时正是国家的人口普查期间王村派出所多次要求代理律师以及法院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说是对于已去世人员应当进行户口注销。在2020年10月16日他们去办理的。户籍注销证明，该证明只是配合工作，他并没有作为一审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所以该程序并不违法。一审中通过提交派出所调取的户籍证明以及张某2本人的户口本，都明确记载着她和张金顺为父女关系，依法享有法定继承权。张某3辩称，对于被上诉人身份的问题，被上诉人有派出所的证明。张某4述称，对于张某2、张某3的身份没有核实。我认为张某2是不属于张金顺的养女。张某3的身份是有虚假的身份。张某6述称，对于具体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张某8述称，对于张某2的身份我们并不清楚，也不认可张某2养女的身份。对张某3身份也有异议，也并不是张金顺的养女。张某7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某2、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张某1向原告张某2返还依法应继承的征收补偿款490000元；2、判令被告张某1向原告张某3返还依法应继承的征收补偿款49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太原市××区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张金顺。1992年1月28日，张金顺收养原告张某2为养女。2012年6月16日，张金顺去世，其配偶已去世。2020年7月7日，太原市公安局王村派出所出具的历史户成员信息显示：张金顺有三子张某1、四子张某8、女儿张某3、二女张某2。2019年5月31日，太原市小店区营盘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张某1（乙方）签订《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因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建设需要，根据太原市政府安排，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小店区辖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的征收补偿工作，由太原市小店区营盘街道办事处对张金顺拥有位于××庄房屋进行征收；占地面积补偿金额为2796000元、地上建筑补偿金额为112736元、拆迁补助费1633.8元、奖励费30000元，以上补偿总金额合计2940369.8元；被征收房屋的水费、电费、通讯、有限电视、网络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缴纳清，与甲方无关；乙方向甲方移交被征收房屋的相关证件及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如因已搬迁房屋引起的纠纷，由乙方承担所有的相关法律责任；乙方未按期搬迁和腾空并移交被征收房屋的，甲方有权顺延支付补偿款的时间，并取消其所享受的全部奖励；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被告张某1向太原市小店区营盘街道办事处出具《承诺书》，写明“本人承诺：张金顺名下的的位××庄的房屋征收拆迁事宜由我本人办理，因兄弟姐妹6人很难聚到一起，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由我本人承担，与营盘街办无关。”2019年6月14日，太原市小店区营盘街道办事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张某1支付补偿款2940369.8元。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张某2称，其由养父张金顺收养后至2011年出嫁前，一直与张金顺共同生活，出嫁后原拆迁房屋由张某8与张某1居住。原告张某3称，1980年，其生母藏芝茂与张金顺结婚，其即随母亲与张金顺共同生活，直至1997年出嫁后离开宅院，藏芝茂于1995年去世；2011年本人离婚后又搬回宅院居住，2012年继父张金顺去世后被告张某1便不让在该房屋内居住。二原告均称，张金顺有六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张某3（继女）、二女张某2（养女）、长子张某4、二子张丙林、三子张某1、四子张某8；长子张某4的户籍没有迁出，一直在张金顺的老家在河北任县；二子张丙林于1994年先于张金顺去世，张丙林有两个子女，分别为长子张某6、长女张某7。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张某4、张某6、张某7、张某8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表明放弃继承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张金顺遗留的的位××庄房屋被征收后，其利益转化形式即所得拆迁利益,应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关于确定二原告为张金顺继承人的问题，根据原告张某2、张某3陈述的张金顺家庭成员情况、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以及被告张某1向太原市小店区营盘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承诺书可知被继承人张金顺有六名子女，原告张某2、张某3分别为张金顺的长女、二女。原告张某2在1992年1月28日由张金顺收养，户籍迁入张金顺户内并与其共同生活，双方形成了养父女关系，故原告张某2作为养女，享有继承权。原告张某3称与张金顺系继父女关系，根据太原市公安局王村派出所出具的历史户成员信息、户籍证明载明的身份信息可知二人为父女关系，因此原告张某3享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本案中，被继承人张金顺死亡后继承开始,由于张金顺无遗嘱,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原告张某2与张某3均享有被继承人张金顺寇庄北街19号房屋拆迁补偿款六分之一的继承权。被告张某1在收到太原市××区办事处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后，未将属于原告张某2、张某3应得的款项给付于二人，现原告张某2、张某3要求平均分割该拆迁补偿款，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张某2、张某3每人应分得的补偿款为484789元，即占地面积补偿款2796000元、地上建筑补偿款112736元的总额×1/6。本院依法追加张金顺的其他继承人原告张某4、张某6、张某7、张某8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明确放弃实体权利，故本院对其应分得的份额不作处理，予以保留。被告张某1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2拆迁补偿款484789元。二、被告张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3拆迁补偿款484789元。三、驳回原告张某2、张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00元（原告张某2已预交8650元，原告张某3已预交8650元），由原告张某2、张某3各自负担5766元，由被告张某1负担576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二、被上诉人张某3、张某2是否有继承权。针对焦点一，2020年5月18日，上诉人张某1在《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填写了邮寄送达地址及电话号码并签字确认。《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明确告之，“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为提高送达效率，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以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视为送达。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程序。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上诉人张某1在《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上也确认，“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之事项，提供了以上送达地址，确认了上述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是正确、有效的，如果在诉讼程序过程中送达地址发生变化，将及时通知你院，否则你院按照上述地址及方式送达的，视为送达。”本案一审法院2020年5月14日立案，2020年5月18日上诉人张某1签收了相关应诉材料。一审法院作出（2020）晋0105民初265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审理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照上诉人张某1在《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确认的地址和电话进行了邮寄送达，上诉人张某1也予以了签收。一审法院按普通程序确定了开庭时间后，依然按上述地址和电话向上诉人张某1邮寄了开庭传票，上诉人张某1在上诉状中也表示确实接到过投递员的电话，由于其自身原因无法接收，且国庆长假结束后也未及时与一审法院联系，由此造成的邮件被退回及未及时参加庭审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针对焦点二，继父母子女关系是由于父或母再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收养是根据法律规定领养他人子女为自已子女，从而建立起法律拟制亲子关系的行为。收养关系的建立，必须是以收养行为这个事实基础的存在为前题。收养行为分为事实收养和法定收养。收养行为发生在《收养法》实施之前，适用当时的法律、政策等规定，确认收养关系是否存在。本案中，根据太原市公安局王村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张某3，身份证号码为×××。与户主张金顺关系为长女。身份证号码×××与身份证号码×××为同一人。”张某3生母与被继承人张金顺结婚，其随母亲与张金顺共同生活，直至出嫁。张某3与张金顺形成继父女关系，依法享有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是1991年12月29日发布，1992年4月1日起实施。根据太原市公安局王村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张某2是于1992年1月28日被继承人张金顺收养。收养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政策确认收养关系。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张某2与被继承人张金顺之间，虽未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但双方以父女相称并在一起生活多年，且经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手续，应视为已形成收养关系，张某2依法享有继承权。原审原告张某7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清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6元，由张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