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03民初10256号原告：杨杰，男，汉族，1978年4月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婷、匡正，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太福生，男，汉族，1964年11月1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被告：阳安伦，男，汉族，1964年3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松、陈聪，云南律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杰诉被告太福生、阳安伦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太福生、阳安伦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分红款709665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1年开始经营小区外围停车场，自停车场盈利后，2014年开始，原告与两被告共同合作经营，并于每季度预收该季度停车费后进行分红，分红比例为净利润的30%、40%、30%，即原告的分红比例为净利润的30%，与被告阳安伦一致。截止原告起诉之日止，原告与两被告合伙经营的停车场有小康城、安康园、耀龙康城等小区的外围停车场。2019年前三季度，原告每季度平均分红款为12万元，后据原告了解停车费有所上涨，原告的分红款应相应增加，但自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两被告违背三方合作及分红约定，将原告的分红款占为己有。原告多次与两被告协商，均无果。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两被告共同答辩称：自2011年以来，答辩人太福生根据与龙泉物业的车位承包协议规定，独立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小康城、安康园、耀龙康城三个小区的外围道路、区域停车场，在其承包期间曾雇佣原告杨杰从事停车场管理工作。杨杰被雇佣期间，二人的薪酬均是按季度以利润提成方式支付，杨杰于2019年8月因个人原因离开了被告太福生承包经营的停车场后，太福生已将相关的薪酬提前并超额支付给了杨杰，双方的雇佣关系就此了结，被告太福生不欠杨杰任何薪酬。太福生独立经营停车场期间，从未与他人包括杨杰在内合伙经营过任何停车场，更未与他人约定过合伙分红款。如果杨杰曾经以自身名义经营过停车场，那么被告太福生肯定没有参与过，也从未参与分配其利润。综上，太福生自2011年至今是以个人名义独立经营，被告阳安伦受雇佣从事管理工作，由太福生支付相关报酬，该报酬系个人劳动合法收入，与杨杰无关，原告杨杰无权要求分配，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存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能否认定。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即为个人合伙。个人合伙原则上要求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形式。《民法通则》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是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对于原被告三方各自出资情况，是否以资金、实物、技术等出资并无证据据以证实，且并无二人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对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予以证实，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其内容并不能证实太福生、杨杰、阳安伦之间是合伙关系，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交向涉案的物业公司交纳停车费、车位费等费用，与三人之间是否合伙关系并无联系。由于缺乏合伙最基本的特征，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原告主张的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不能认定。本案中，与涉案的物业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协议的均为被告太福生，太福生关于杨杰和阳安伦均系其雇佣来进行行政事务管理和安保工作的说法，更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采纳。二、两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共同支付分红款709665元。原告诉称原被告三人之间净利润分红比例为30%、40%、30%，从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两名被告就将原告的分红款占为己有，因为2019年前三季度平均分红款为12万元，后据原告了解停车费有所上涨，所以分红款会相应增加，所以提出了要求两名被告向其支付709665元的分红款的诉讼请求。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首先要看原被告之间对于利润如何分配是否有约定。被告太福生称原告杨杰受其雇佣管理停车场，报酬的支付方式为每个季度拿提成，但是原告如何拿提成，被告太福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认为约定过利润分成，证据是其提交了录音证据，录音中确实提到过30、40、30的字眼，但是指得是什么，完全不能判断，原告的说法也缺乏证据支撑。如前所述，原被告三个人之间并不是合伙关系，也没有按照《民法通则》第31条规定的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书面进行约定，原告主张两名被告向其支付分红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原告主张的金额，来自于推算。即使有过分红的约定，那么有没有利润、利润是多少均无证据证实，仅仅靠推算得出的金额是不能认可的。三、涉案小区外围停车场的收费是否合法。原告提交了2014年4月24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5月18日至2022年7月31日昆明霖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市霖雨路江东安康园小区停车场的收费备案证；2014年1月23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5月16日至2022年7月31日昆明市龙泉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市北市区耀龙康城小区停车场）的收费备案证；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5月16日至2022年7月31日昆明市龙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市小康城小区停车场）的收费备案证。以上均为小区停车场收费备案，小区外围停车场并无备案证；原告还提交了云南德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4月4日至2022年4月4日在昆明市盘龙区外围开放式道路停车收费备案证，除了该时间段未能提交备案证，但是被告太福生在江东花城小区外围承包停车收费的协议却是与龙泉物业和江东集团签订的，龙泉物业及江东集团并没有在该地段的停车收费许可。综上，涉案的江东小康城、耀龙康城、安康园、江东花城、禧瑞都、圣世一品几个小区外围停车场收费行为没有合法性依据。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9月起，被告太福生开始经营江东小康城、安康园、耀龙康城三个小区的外围停车场，没有与龙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向龙泉物业交纳承包费。2013年9月1日开始，被告太福生均与龙泉物业签订以书面合同，继续承包上述三个小区的外围停车场。2014年起，江东花城外围停车场也纳入太福生的承包范围。2018年10月17日，太福生直接与云南江东集团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继续承包江东花城外围停车场。2015年2月9日开始，被告太福生与昆明民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经营禧瑞都小区外围停车场。上述承包合同或者协议均对承包车位的数量、承包单价等做了明确约定。2017年9月至今，被告太福生开始在圣世一品小区外围停车场收费，没有与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云南德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太福生向德龙物业交纳承包费。被告太福生承包经营上述停车场期间，原告杨杰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包括财务工作，被告阳安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经查，涉案的江东小康城、耀龙康城、安康园、江东花城、禧瑞都、圣世一品几个小区外围停车场收费行为没有合法性依据。本院认为，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管理部门对于住宅小区外围开放式道路停车经营，实行备案证管理制度，未经备案，不得收费。但是原被告对涉案的江东小康城、耀龙康城、安康园、江东花城、禧瑞都、圣世一品几个小区外围停车场收费行为均没有提交合法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原被告三人之间没有就对公事项进行书面约定，且无其他证据证实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没有共同出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任何约定，缺乏合伙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实质要件，本院认为三人之间不是合伙；原告主张利润分红，但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利润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利润的金额，同时原被告并没有关于分红的约定，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9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5448.5元、保全费人民币4068元由原告杨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胡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彭华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