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鹏程，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现暂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朝兴，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应强，男，195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四川贵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国琼，女，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洪烈，四川贵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鹏程因与被上诉人梁应强、文国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鹏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朝兴、李丹丹，被上诉人梁应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被上诉人文国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洪烈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鹏程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曾鹏程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应强负担。事实与理由：案涉借款凭证系由梁应强亲自签署出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具有支付凭证性质，表明梁应强与曾鹏程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一审判决将梁应强出具的借款凭证认定为“借条”，仅依梁应强的口头抗辩便否定100万元借款的交付事实成立，明显与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梁应强与文国琼共同偿还。 梁应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曾鹏程的上诉请求。曾鹏程在一审中申请王某、刘某、路某等三名证人出庭作证，想要证明100万元已实际交付，但是王某到庭后陈述曾鹏程提交给法院的《情况说明》是由曾鹏程打印后交由王某签字，王某对《情况说明》的内容予以否认。其他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陈述的交付场景与客观事实不符。 文国琼答辩称，文国琼与本案纠纷无关，应当退出诉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曾鹏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梁应强、文国琼支付借款105万元及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上述借款本金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6%的年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梁应强、文国琼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曾鹏程与梁应强为认识了一段时间的熟人，曾鹏程不清楚梁应强从事的职业。2017年5月12日曾鹏程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梁应强转款5万元，备注载明“借款”，该笔借款虽无梁应强出具的书面借款凭证，但梁应强对该5万元借款无异议。2017年6月1日梁应强向曾鹏程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曾鹏程现金壹佰万元正。借款人梁应强”。后曾鹏程以梁应强未偿还借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诉讼中，曾鹏程为证明资金来源提供了证人王某的《情况说明》以及王某账户的银行流水（流水显示2017年5月17日以及同年6月1日王某账户现金取款各50万元）和曾鹏程于2017年5月6日向王某出具借款100万元的借条。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王某，分别于2017年5月17日、2017年6月1日向曾鹏程各出借现金50万元。曾鹏程收到100万元现金后，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梁应强用于生意周转，梁应强于2017年6月1日向曾鹏程出具了借条，特此说明”。王某到庭陈述与曾鹏程系同事，借款时王某不清楚曾鹏程借款做什么，曾鹏程说是资金周转，王某分两次各取50万元现金交付给了曾鹏程，2019年5月曾鹏程称要打官司让王某在《情况说明》上签字，《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是2019年5月听曾鹏程说才知道的，王某不认识梁应强。庭审中，曾鹏程代理人询问证人王某除上述100万元借款外，双方是否还有其他资金往来，证人王某回答“没有”，并且证人王某陈述曾鹏程未偿还借款。曾鹏程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借条是梁应强在茶楼打好了，2017年6月1日下午双方一起到新华饭店的停车场取钱，钱先是用纸盒箱子装好，后来同事又找了个蛇皮口袋让梁应强提走。曾鹏程陈述催款情况为“每次都有同事一起，同事不认识梁应强，虽然没有谈钱的事，但每次见面其都有问梁应强收钱的事”。曾鹏程申请证人刘某、路某到庭证明其向梁应强支付了借款100万元。刘某陈述：2020年3月前其与曾鹏程系同事，曾鹏程与王某均系公司销售总监，刘某为销售人员，2017年6月1日其与曾鹏程一同到新华饭店停车场，钱是用白色泡沫箱装好，并在保洁处拿了两个黑色塑料袋提着交给了梁应强，梁应强在车旁出具了借条，一手给钱一手拿借条。关于交付梁应强的款项，刘某表示没有数过，曾鹏程告知是100万元。路某陈述：之前与曾鹏程系同事，曾鹏程为公司销售总监，其为销售，2017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梁应强，2019年1月其与曾鹏程、梁应强在天来大酒店的茶楼见过面，当时谈话内容是曾鹏程问梁应强借的钱什么时候还。梁应强委托代理人询问路某“借了多少钱？”路某：“双方沟通100万元”，“谁说的？”，路某“记不清楚了，我的印象是提到了100万元”。文国琼委托代理人询问路某“梁应强代理人询问时你说印象好像是100万，再确认一下当时他们说的是还钱还是还100万元？”，路某：“说还钱”。曾鹏程为证明催款情况提供了与梁应强的聊天记录，梁应强认为聊天记录中曾鹏程都在陈述“把问题解决下”“问题怎么解决”，根本未提及借款事宜。梁应强陈述经过为：2017年5月31日其即来到成都，6月1日上午9时左右曾鹏程即要求打好条子，10点过其与曾鹏程即分手，下午没有见过面，且当天曾鹏程是独自与其见的面，没有其他随同人员。 一审另查明，2002年梁应强与文国琼离婚，2017年7月5日二人复婚，同年8月4日二人再次办理离婚登记。曾鹏程的尾号为4655的银行账户2017年1月1日至同年11月29日的流水明细显示证人王某分别于2017年8月28日、2017年8月29日、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2月5日以同城汇兑方式以及转账方式多次向曾鹏程存款，与王某当庭陈述其与曾鹏程除100万元现金借款外无其它资金往来不一致。 一审查明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借条，银行流水明细，短信记录，离婚、结婚登记表，证人王某、刘某、路某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庭审调查核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梁应强对借款5万元无异议，对该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虽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款利率进行了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曾鹏程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1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曾鹏程依据100万元的借条提起诉讼，要求梁应强偿还，梁应强辩称借条出具后款项未交付，借贷事实并未发生，为此曾鹏程应提供证据证明款项交付情况。结合曾鹏程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首先关于款项来源的证据。本案中曾鹏程向王某出具借条的时间以及王某取款时间与曾鹏程陈述的款项交付梁应强的时间不能完全吻合，且金钱为种类物，不能因王某向曾鹏程提供了100万元现金，就能当然推导出曾鹏程向梁应强交付的款项即是王某提供的现金。其次，关于款项交付的证据，即证人刘某的证言，刘某陈述100万元是用泡沫箱装好，后又用黑色袋子套上交给了梁应强，梁应强在停车场“车旁边打的借条，一手给钱一手拿借条”。而曾鹏程称100万元是用纸箱装好，套上的蛇皮袋子，关于借条，曾鹏程陈述为“他在茶楼把条子打好，我们一起去停车场取的钱”，曾鹏程与刘某对同一事件的陈述，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证人刘某的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曾鹏程陈述“每次见面都有同事在一起，同事虽然不知道他是谁，虽然没有谈钱的事，每次见面都有问他收钱的事实”，但证人路某在出庭作证初期陈述“双方沟通100万元”，在代理人询问“再确认一下当时他们说的是还钱还是还100万元？”时，路某回答“说还钱”，路某作证前后矛盾，且路某的陈述与曾鹏程陈述不一致，路某最后亦表示双方提到还钱，而未提及金额，结合本案除100万元款项外，还存在5万元借款事宜，故路某的陈述不能证明100万借款的情况。再次，关于短信聊天记录。在曾鹏程提供的与梁应强的聊天记录中，未有100万元借款的陈述，曾鹏程均是称“把问题解决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出来没”。最后，曾鹏程在第一次向梁应强出借5万元时，通过银行进行转账，并备注了“借款”，由此可见曾鹏程在出借资金时较为谨慎。但在向只认识了一段时间连对方的职业都不清楚的梁应强出借大额资金时，曾鹏程的谨慎度却不及小额资金出借时，其行为不符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曾鹏程向梁应强交付了借款100万元，故对曾鹏程要求梁应强偿还借款10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文国琼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曾鹏程提供的梁应强与文国琼的婚姻登记信息，5万元借款不是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在期间，曾鹏程要求文国琼共同偿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曾鹏程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梁应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曾鹏程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8日起按照年利息6%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曾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2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250元，由曾鹏程负担17680元，梁应强负担1570元。 曾鹏程为支持其上诉主张，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载明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11月9日梁应强向王**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拟证明梁应强在案涉借款发生时存在大额资金的需求，该20万元很可能来源于案涉借款。经质证，梁应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文国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梁应强向王**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的100万元已实际交付，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曾鹏程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梁应强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卡号6214××××3196）自2017年5月1日后的交易流水。《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客户名称为梁应强，卡号为6214××××3196，2017年5月3日，账户余额为371698.59元，此后发生若干笔款项交易。2017年6月2日取款1万元后，账户余额为230666.78元，2017年6月2日存入99万元，后余额为1220666.78元，此后又陆续发生若干笔款项交易，直至2019年7月31日，取款128.87元后，该账户注销。曾鹏程拟以此证明：案涉100万元现金借款已实际交付给梁应强，该账户交易频繁，系梁应强的常用账户，梁应强对该账户进行销户不符合常理。经质证，梁应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并陈述称，其本人在南部县开设养殖合作社养殖兔子，是大股东。因计划购买另一个养殖场养猪需要资金250万元，自己的资金不足，才到成都向曾鹏程借款。但因借条出具后一直未收到曾鹏程的借款，养殖场收购未成。2017年6月2日其存入建设银行的99万元系其自己在日常存于家中的90万元左右，加上为了购买养殖场在侄女处借的9万元左右，合计99万元。该99万元并非来源于曾鹏程提供的借款。因案涉账户系白金卡账户，后因该账户资金未达银行白金卡账户的资金要求而销户。文国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力。 此后，双方当事人继续搜集、提交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曾鹏程向本院补充提交其本案代理律师与中国建设银行客服人员的电话通话录音，拟证明中国建设银行并无关于白金卡账户资金不足必须销户的规定，梁应强对案涉账户进行销户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经质证，梁应强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文国琼出具书面质证意见，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同时，梁应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梁应强、蒲家勇、何强、宋伟、侯功高、蒲银松等6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2.南部县鑫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说明》，载明梁应强于2017年6月2日从合作社支出45万元现金。上述证据拟证明梁应强于2017年5月在自己的银行账户取款1万元、2017年5月在蒲家勇处借款16万元、在何强处借款8万元、在宋伟处借款5万元、在侯功高处借款10万元、在蒲银松处借款14万元，合计54万元，加上在合作社支取的45万元，共计99万元，由梁应强于2017年6月2日存入案涉银行账户。经质证，曾鹏程对梁应强提交的证据中加盖了银行鲜章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未加盖银行鲜章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银行账户上的取款即是梁应强的借款。理由是：梁应强本人就是南部县鑫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其支取的45万元现金没有相应证据印证。梁应强本次所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与第二次调查时的陈述不一致。文国琼出具书面质证意见，对梁应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因各方对曾鹏程补充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对曾鹏程补充提交的通话录音，因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梁应强补充提交的案外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情况说明》，因与本院第二次调查时梁应强的陈述相互矛盾，且缺乏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2017年6月2日，梁应强在其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14××××3196的账户上存入现金99万元。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100万元现金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案涉借款债务是否为梁应强与文国琼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本案诉争的100万元现金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曾鹏程诉请梁应强与文国琼归还105万元借款本金，其已提交5万元转款凭证、梁应强出具的内容为“借到曾鹏程现金壹佰万元正”的借款凭条、证人王某的取款凭证、王某署名的《情况说明》及其余证人的证言，证明其主张的出借款包括转款5万元、现金交付100万元。梁应强对转款5万元无异议，但称借条出具后并未收到现金100万元。一审以《情况说明》及曾鹏程申请的各位证人证言内容不一致，证人在庭审中陈述的内容不能证明诉争的100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为由，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凭条载明的现金100万元已实际交付，并据此判决驳回曾鹏程关于100万元现金借款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曾鹏程调取到新的证据，证明梁应强于出具案涉100万元借款凭条的第二天，便在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存入现金99万元。梁应强对该笔存款的资金来源的解释前后矛盾，在2020年10月23日进行的案件调查中陈述该99万元存款系由其家中自有的资金90万元加上其在侄女处借得的9万元构成，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该次主张。而在2020年12月11日进行的案件调查中又陈述该99万元存款系其自有的1万元及在案外人蒲家勇、何强、宋伟、侯功高、蒲银松等5人处的多笔借款合计54万元，加上在自己担任负责人的南部县鑫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支取的现金45万元构成。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梁应强的两次陈述前后矛盾；其次、梁应强只提交了案外5人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该5人在2017年5月存在多次取款行为，而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与该5人存在借款关系；第三、梁应强在2017年5月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取款1万余元与其在2017年6月2日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存款99万元，该存款及取款发生于同一银行账户，其行为缺乏逻辑。综上，本院认为梁应强关于2017年6月2日存入自己银行账户上的99万元资金来源的陈述不真实。结合其于2017年6月1日向曾鹏程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现金借款凭条，并写明“借到曾鹏程现金100万元正”的内容，本院认定曾鹏程关于100万元现金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主张更具证据优势，梁应强在出具100万元现金借款凭条的同时已经收到曾鹏程支付的100万元现金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认定该100万元借款关系成立，梁应强应向曾鹏程归还该笔借款。加上曾鹏程于2017年5月12日转至梁应强银行账户的5万元，案涉借款总金额应为105万元。 二、案涉债务是否系梁应强与文国琼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已查明，案涉两笔借款分别发生于2017年5月12日、2017年6月2日，而文国琼已于2002年与梁应强离婚，2017年7月5日二人复婚后，又于同年8月4日再次离婚。故案涉借款发生时二人并非夫妻关系，曾鹏程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文国琼与梁应强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故其诉请文国琼与梁应强共同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案涉借款并非文国琼与梁应强的夫妻共同债务，判决驳回曾鹏程对文国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曾鹏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不成立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5民初2429号民事判决； 二、梁应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曾鹏程归还借款10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曾鹏程的其余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均由梁应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陈正霞 审判员  李婧杰 审判员  魏云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