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14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彦丽，女，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会苗，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文林，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彦丽因与被上诉人崔文林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9民初1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彦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冀0109民初179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了收款条的真实性及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那么自2018年2月11日、2018年4月3日、2018年4月29日三张欠条总计126958元运费后，上诉人共付款8次，分别为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9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9日、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6日，总计10万元，经过结算最终欠款金额应为26958元。但一审判决只扣减25000元，认定欠款金额为101958元，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是关于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的规定，而本案不涉及金钱债务，该案应当适用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所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查清事实，公正判决。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2018年2月11日，上诉人出具了48000元的欠条，后双方又陆续发生运输合同关系，但是该期间双方的运费未进行过结算，直到2018年4月3日双方对账后，上诉人对所有欠款出具了75400元的欠条，整体上三个欠条金额上诉人认可，但它是包含的关系，该欠条显然是对截至到2018年4月3日尚欠运费的总欠条，因为在该期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运送货物的运费共计是77400元。上诉人在此期间支付了50000元运费，该50000元也是偿还的48000元欠条上的运费，所以到结算时上诉人扣除了多还的2000元，出具了75400元的欠条，该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转账记录予以证实，该钱款不是给付的其它笔的运费。被上诉人主张在此期间还给上诉人运送其他物品，应当举证证明，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明，一审判决仅依据推理认定该事实是错误的。同理，上诉人在2018年4月3日出具欠条后，基本不再与被上诉人有业务往来，只在2018年4月份让被上诉人运输了四车货物。因此，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偿还的运费是对欠条上款项的偿还。双方自2018年4月3日之后未对过账，否则上诉人不会在2018年4月29日单独对被上诉人拉了四车货物出具一份欠条，故2018年4月3日之后偿还的55700元也应予扣减。上诉人在所有交易中共计偿还105700元，一审法院认定欠款金额错误。二、原审程序错误，本案的管辖权不在藁城区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立案时发现对案件无管辖权的，应不予受理；受理之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在一审中因上诉人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导致案件在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程序错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改判欠款金额为26958元。 崔文林答辩称，一、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被上诉人一直为上诉人运输货物。该期间，双方每隔一段时间对该段时间内产生的运费进行结算，并就该段时间内的运费减去已支付部分运费后剩余未足额支付部分运费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出具三份欠条。由此可知，上诉人于每两份欠条之间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支付的该两份欠条时间段内因持续运输而产生的新的运费，而非系对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的偿还。上诉人应当按照欠条载明的金额向被上诉人还款。1、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2月11日，金额为48000元，第二份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4月3日。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4月3日（即第一份欠条与第二份欠条）期间，上诉人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50000元。按照常识，如果上诉人偿还第一份欠条的欠款，则仅偿还48000元即可，但上诉人却向被上诉人支付50000元却又未索回欠条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双方一审时均认可存在持续的运输关系，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4月3日50余天期间，被上诉人持续用两辆车同时为上诉人提供运输，上诉人支付的该50000元系对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3月27日新产生的部分运费的支付，而非对2018年2月11日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的偿还。2、第二份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4月3日，内容为2018年4月3日共欠运费75400元，4月28日给现金5700元，还欠69700元。从该欠条的内容可知，上诉人于2018年4月28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700元在欠条中明确进行了扣减，而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9日支付的25000元并未在该欠条扣减，说明该25000元并非偿还的欠条中的欠款。另，根据第二份欠条，双方对账该欠条截至2018年4月28日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运费69700元。结合被上诉人持续为上诉人提供运输的事实，上诉人2018年4月6日向被上诉人转账20000元系支付的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4月6日新产生的运费，而非系偿还的前述欠条载明的欠款。综上可知，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运输关系结算的交易习惯为：双方每隔一段时间对该段时间内产生的运费进行结算，并就该段时间内产生的运费减去已支付的部分运费后的剩余未足额支付部分运费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按照该交易习惯，上诉人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3月27日支付的50000元系支付的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4月3日新产生的运费；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9日支付的25000元系支付的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4月29日新产生的运费，并非系对前述欠条欠款金额的偿还。上诉人上诉状所称的支付100000元系全部偿还的欠条的款项没有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未及时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已构成违约，且该运费为金钱债务，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正确。三、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称2018年4月3日欠条载明的金额包含2018年2月11日欠条载明的金额，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对该说法予以否定，但可以看出，上诉人亦认可两份欠条期间支付的50000元并非偿还的第一份欠条载明的欠款。那么这50000元支付的是什么款项？是基于双方持续的运输关系，在第一份欠条与第二份欠条之间长达五十余天的时间内产生的新的运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原判。 崔文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运费1069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原告崔文林使用自己的车牌尾号为941及车牌尾号为967的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井陉矿区为被告运输干石。2018年2月11日，被告张彦丽为原告崔文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石干运费48000元（肆万捌仟元整），张彦丽，2018.2.11”。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9日、2018年3月13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次共计支付给原告运费3万元；2018年3月27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现金2万元，原告为被告出具了支款条。2018年4月3日，被告为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共欠运费75400元（柒万伍仟肆佰元整），张彦丽，18年4月3日”。2018年4月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运费2万元；2018年4月28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现金5700元，并在2018年4月3日的欠条中注明了：“4月28日给现金5700元，还欠69700元（陆万玖仟柒佰元整）”。2018年4月29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现金5000元，原告为被告出具了支款条。2018年4月29日，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2018年4月29日967（车辆）75.55＋75.24,941（车辆）78＋79.82，（共计308.61×30=9258元），张彦丽”。2018年4月30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现金5000元；2018年5月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运费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崔文林使用自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为被告张彦丽运输干石，原、被告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第一次向原告出具欠条金额为48000元，被告第二次向原告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8年4月3日，期间被告分四次共向原告支付运费的数额为5万元，首先，在第一次打条到第二次打条的时间段内，原告仍在为被告运输货物，具有持续性；其次，如认定在该时间段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是在偿还2018年2月11日所打欠条的4.8万元债务，于常理不符，结合以上事实及证据分析，被告在第一次打条和第二次打条的时间段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是支付该时间段内原告持续运输产生的运费，而并非被告向原告偿还2018年2月11日欠条中的运费。被告于2018年4月3日第二次打条到2018年4月29日第三次打条时间段内向原告支付的运费2.5万元（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9日），与上述同理，另还因被告于2018年4月28日向原告支付的5700元运费在2018年4月3日的欠条中明确进行了扣减，该2.5万在元并未在2018年4月3日的欠条中显示，故该2.5万元并非被告向原告偿还2018年4月3日欠条中的运费。从以上综合分析，原告在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原告持续为被告运输货物，被告也陆续支付给原告运费，在原告支取现金运费时向被告出具支款条，过一段时间，经双方对账，被告没有足额支付给原告运费时，向原告出具欠条，故被告关于2018年2月11日的欠条包括在了2018年4月3日的欠条中的抗辩，该院不应采信。原告辩称收款条中不确认是本人签字，但原告未在该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笔迹鉴定申请，故应对被告提交的收款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被告共计尚欠原告2018年2月至2018年4月的运费4.8万元＋6.97万元＋9258元=126958元，减去被告于2018年5月6日偿还的2万元运费外，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支付给原告的5000元也应当在被告尚欠的运费款中予以扣除。因此，被告还应给付原告运费126958元－25000元=10195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张彦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给原告崔文林运费10195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元，减半收取计1220元，由原告崔文林负担57元，被告张彦丽负担116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称其于2018年2月11日出具48000元欠条后，双方又陆续发生运输合同关系，但该期间双方的运费未进行过结算，直到2018年4月3日双方对账后，上诉人对之前所欠所有运费出具了75400元的欠条，该欠条包含2018年2月11日出具的48000元欠条。按照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出具的三份欠条共计欠被上诉人运费84658元，结合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款项，截至2018年4月30日，上诉人已支付被上诉人共计85700元，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仍于2018年5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上诉人20000元，明显与日常生活法则不符。故上诉人主张其2018年2月11日第一次出具欠条至2018年4月3日第二次出具欠条该段时间内向被上诉人支付的50000元，以及其第二次出具欠条至2018年4月29日第三次出具欠条该段时间内向被上诉人支付的25000元，系偿还的欠条中的运费，本院不予采信。2018年4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9258元欠条后，双方未再产生运输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6日支付被上诉人共计25000元系偿还上述欠条中的运费，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所提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一审判决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故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所提本案不涉及金钱债务，应适用运输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案系因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运费，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支付运费而产生，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彦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元，由上诉人张彦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义秀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刘明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马潇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