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8702号原告：乐平市恒远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乐平市塔山街道办方家巷(粮管所)。法定代表人：余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嫣，浙江柘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新艾迪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梅龙湖路****。法定代表人：章小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乐平市恒远服饰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市新艾迪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尚欠货款112566.33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销售纺织品。期间原告及时交货，但被告一直怠于履行付款义务。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有货款112566.33元未付，遂成讼。被告辩称：一、原告应明确诉请范围。二、除案涉发票项下的货款，被告在双方其他业务中已经不欠原告款项。三、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双方系加工合同的法律关系，其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加工费的结算是双方结算的一个分项，其与原告发生业务合作时会依据具体用途对款项进行区分，其中有面料款、辅料款，剩下的就是加工费。双方实际操作流程如下：原告委托被告向由被告指定的面料商购买面辅料，但系由原告负责采购，随后面料商将面料交付给原告，并开具发票给原告，再由被告在支付给原告货款的同时要求原告将结欠面料商的货款通过背书方式支付给面料商，基于此，被告经结算确认还应支付给原告46053.51元，其中已经出货、还应当背书给面料商的还有14860元，综上，被告应支付金额为31193.31元。另，还未出货、被留置的面料款为34065.3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原告共销售给被告价值294650.14元的货物。证据2.银行付款回单1页，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14692.73元。证据3.被告业务员罗涛、王全波分别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余少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拟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业务员发送最终结算表及合同给原告，告知原告合同中的面料款、辅料款、加工款的具体金额，并要求原告据此开具发票，但最终面料是由被告自行采购。被告经质证，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聊天记录仅可证明相应发票是依据双方之间的结算金额开具，同时结算表也明确了发票金额是如何构成，对结算的真实性无异议，然未涉及5万元并不能表明不应扣除该5万元，且双方确实经协商确认可予扣除。被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的新付款通知单1份、组成分项对应的转账支票存根5份、2019年11月13日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1份、5万元发票1份，拟证明针对发票号为01419498、01419499的两份发票，被告已经全额支付发票项下货款，并说明：该两份发票所涉款项是由面料款、辅料款、里布款、纽扣款及被告于2019年11月13日支付的14692.73元组成。证据2.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2019年4月2日的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份，拟证明被告支付预付款6698.48元、5644.38元给原告，但相应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被告要求在本案中抵扣。证据3.时间为2019年11月4日的货款结算表1份，2019年9月24日的付款通知单1份，2019年11月6日的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1份，金额为19400元、510元的转账支票存根2份，发票3份，拟证明发票号为01415573的增值税发票项下确尚欠5566元未支付；发票号为01416952的增值税发票项下，被告确实没有支付该笔货款，但原告尚欠面料商面料款7960元，同时针对辅料商“锋雅”开具的两份发票，原告尚欠辅料款2300元未付，而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应在被告支付货款的同时直接背书给面料商及辅料商，故该两笔款项均应扣除。证据4.工厂货款结算表4份、付款通知单4份、转账支票存根11份，拟证明扣除结算表载明的应付面辅料款后，发票号为×××96发票项下，被告尚欠3510元未付；发票号为×××95发票项下，被告尚欠2129.8元未付；发票号为×××97发票项下，被告尚欠20048.04元未付；发票号为00146953发票项下，被告尚欠5914.16元未付。证据5、编号19G0047-3/5/7的《购销合同》1份、出库码单1份、送货码单1份、绍兴县精良纺织品有限公司送货凭证1份，拟证明虽该合同尚未履行，但原告法定代表人已经收到相应面料，面料款合计34065.3元。证据6.编号分别为18Ｇ0289-13／14、×××-8、19Ｇ0047-3／5／7、×××23／19Ｇ0046-29／19Ｇ0046-36、18Ｇ0391-9、19Ｇ0036-6／19Ｇ003645-7／19Ｇ0001-13的《购销合同》6份，拟证明原、被告就本案所涉交易签订了合同，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对付款通知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系被告自行制作，且记载的内容明显与被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表不一致，其中“金航”的5万元系双方之间其他交易中的款项，该部分交易双方尚未对账，仅凭被告陈述要求在本案中扣除，无法律依据；对支付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14692.73元确已收到，且原告已在被告应付款中自行扣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本案无关；对支票存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要证明存根上的钱已经原告背书支付给各面料、辅料商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支票的存根无法体现出该支票是否可以真实兑付，如被告在银行账户没有钱，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再者被告方多次提到其开具的所有支票都由原告背书给面辅料商，也即原告并不是最终的收款人，对于被告是否将这些款项实际支付给原告的被背书人，亦无所知，如事后原告了解到被告的支票未实际兑付给各供应商，原告将就被告现提交的支票存根上的金额另行起诉。证据2，对付款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要求在本案中扣除相应款项不予认可，该预付款均是支付其他合同项下款项，与本案无关。证据3，对结算单“三性”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且与被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单部分有出入，“锋雅￥2300元./”部分文字系被告后续自行添加，除添加的文字外，该结算单反映了该笔交易中加工费为20566元，其中15000元已经支付；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锋雅”部分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南通科迪”的面料款由被告开具支票，原告背书给“南通科迪”，即最终由被告确认支付给“南通科迪”7960元，如被告的货款未实际支付到“南通科迪”，原告将另案追诉；对付款通知单、支票存根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应部分意见一致。证据4，对结算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制作，应以被告发送给原告的结算单为准，该4份结算单恰好反映了被告尚欠原告金额分别为3510元、8119.28元、30728元、5914.16元；其中2019年9月21日的结算单中记载的“真彩￥10000元”，虽“真彩”已开具发票，但原告确未收到货物，现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货物已由原告签收，故该1万元仍应支付给原告；对付款通知单及支票存根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中相应意见部分一致。证据5，与本案无关，且双方之间从未就采购何种面料进行协商或签订委托合同。证据6，对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合同无原告方骑缝章，且首页与被告业务员发送给原告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明显存有差异，原告仅为被告提供加工服务，从未委托其购买面辅料。经原告申请，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查询案涉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认证情况。后该局出具证明1份，证实上述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抵扣认证。原、被告经质证，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分析认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调取的证明，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付款通知单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故不予认定；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案情另行分析；对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结算表及付款通知单，系被告单方制作且原告不予认可，故对该份结算表不予认定；对该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虽原告经质证对4份结算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其中3份结算表已由被告业务员微信发送给原告方，且原告亦就该部分结算表进行举证，故对该3份结算表予以认定；剩余1份结算表及付款通知单因系被告单方制作，且原告不予认可，故不予认定；转账支票存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案情另行分析。证据5，被告已在庭审中明确将就该组证据所涉交易款项另行主张，故该组证据在本案中不作认定。证据6，原告经质证对盖章、签名无异议，对合同首页有异议，但原告盖章页明确载明合同均系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现原告未能提供己方持有的合同原件以推翻被告提交的合同首页所载内容，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合同均予以认定。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持有编号分别为18Ｇ0289-13／14、×××-8、19Ｇ0047-3／5／7、×××23／19Ｇ0046-29／19Ｇ0046-36、18Ｇ0391-9、19Ｇ0036-6／19Ｇ003645-7／19Ｇ0001-13的《购销合同》共计6份，均载明原告为卖方、被告为买方；买卖双方经友好协商确认购销事宜，包括产品名称、款号、数量、单价、总金额、交货期限等；买方受卖方委托代为订购合同项下面料；若卖方在买方支付货款前，未能向买方指定或代为订购的面辅料供应商结清货款的，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在收取买方货款的同时，通过背书转账等方式付清面辅料款项，否则买方有权扣留该部分面辅料货款；若买方在付款条件均具备的前提下未能按时支付货款，则应按逾期支付款项的日万分之二向卖方支付滞纳金；合同均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签章后立即生效。2019年10月15日、2019年9月13日、2020年1月8日、2019年10月9日、2020年1月8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份（发票号为01419498、01419499）、1份（发票号为01415573）、1份（编号为×××52）、3份（编号为×××96、×××95、×××97）、1份（发票号为00146953），合计8份；价税金额分别为64039.41元、64039.40元、40476元、16628.89元、16020元、11460.28元、69325.04元、12661.16元，合计294650.18元。经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证明，该8份发票均已抵扣认证。双方发生交易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余少华曾与被告方业务员王全波（微信名为奇异果）、罗涛（微信名为Robert.minaj）通过微信聊天确认结算、开票等事宜，基本流程为：被告业务员先向原告方发送货款结算表，原告据此开具发票。其中，2019年10月10日，王全波发送工厂货款结算表并随附开票资料（拍照件）给原告，要求原告开票。该结算表除对双方交易的出货数量、单价、金额等作出记载外，在“面料情况”项下注有“面料（勤润）￥48124.8辅料（林华）￥1693.28里布（联德）￥13368纽扣（泽雅）￥200”；随附的开票资料中所载金额为128078.81元。2019年9-10月份，罗涛同样以上述类似方式与原告联系开票，即发送结算表并随附开票资料、《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拍照件，合同仅显示首页上半部分，并注明卖方为原告、买方为被告）共计3份，其中开票金额为11460.28元所对应的结算表中面料情况载明：“金航￥7819好利￥4500林华￥400”；发票金额为69325.04元所对应的结算表面料情况载明：“金航￥26840真彩￥10000佳云￥680海展￥11757”；开票金额为12661.16元所对应的结算表中面料情况载明：“金航￥4600海展￥2147”。被告另持有收款人均为原告、用途均为货款的支票存根1组（18份），具体金额如下：48124.8元、1693.28元、13368元、200元、5万元、19400元、510元、7610元、4500元、400元、7819元、1100元、412元、26840元、10000元、680元、11757元、2147元。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26日、2019年4月2日、2019年11月6日、2019年11月13日向原告转账8970.28元、5644.38元、15000元、16492.73元。被告陈述，第一笔款项中的6698.48元及第二笔5644.38元，系其基于编号为×××-8的《购销合同》向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但相应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该两笔款项应在本案中进行扣减。原告确认后两笔转账为被告所付款项，已予扣减；编号为×××-8的《购销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故该两笔款项不应直接在本案中扣减。绍兴金航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开具给原告增值税发票1份，价税金额合计5万元。绍兴锋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2020年4月10日开具给原告增值税发票各1份，价税金额分别为3648.4元、1396元。南通科迪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开具给原告增值税发票1份，价税金额合计7960元。诉讼中，原告就其诉请金额作以下陈述：1.发票号为01419498、01419499的2份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合计128078.81元）扣除支付给供应商“勤润”48124.8元、“林华”1693.28元、“联德”13368元、“纽扣”200元，以及被告转账支付的14692.73元，尚欠金额为5万元；2.发票号为01415573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40476元）扣除支付给供应商“科迪”19400元、“夏天”510元，以及被告已支付的15000元，尚欠金额为5566元；3.发票号为×××52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16628.89元）扣除支付给供应商“科迪”7960元，尚欠金额为8728.89元；4.发票号为×××96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16020元）扣除支付供应商“金航”7610元、“好利”4500元、“林华”400元，尚欠金额为3510元；5.发票号为×××95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11460.28元）扣除支付给供应商“金航”7819元、“好利”1100元、“林华”412元，尚欠金额为8119.28元；6.发票号为×××97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69325.04元）扣除支付供应商“金航”26840元、“海展”11757元，尚欠金额为30728元；7.发票号为00146953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12261.16元）扣除支付供应商“金航”4600元、“海展”2147元，尚欠金额为5914.16元，故上述合计欠款112566.33元。被告则陈述：1.发票号为01419498、01419499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编号为18Ｇ0391-9的《购销合同》，被告方业务员为王全波，因被告另一业务员胡钢与原告合作的订单中有损失，后经双方协商，原告同意由其承担5万元，且该款已经在被告向原告交付5万元支票后由原告背书给面辅料商，该两份发票项下已无欠款。2.发票号为01415573、×××52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编号为18Ｇ0289-13的《购销合同》，被告方业务员为吕敏，01415573发票项下确尚欠5566元未付，×××52发票项下除原告自认的背书支付面料商7960元，还需另行支付辅料商“锋雅”2300元，亦应在此扣除，即欠付金额应为6368.89元。3.编号为×××96、×××95、×××97、00146953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编号为19Ｇ0036-6／19Ｇ003645-7的《购销合同》，被告方业务员为罗涛，其中×××96的发票项下确尚欠3510元未付；×××95的发票项下金额扣除原告陈述的支付给面辅料商款项合计9331元，尚欠金额应为2129.8元；×××97的发票项下除应扣减支付面料供应商“金航”26840元、“海展”11757元外，还应扣减支付给供应商“真彩”1万元、“佳云”680元，故尚欠金额应为20048.04元；00146953的发票确尚欠5914.16元未付。4.编号为×××-8、业务员为胡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告已支付预付款6698.48元、5644.38元，均应在此扣除。5.编号为×××23、×××-5、业务员为吕敏的2份合同（尚未出货）项下尚有面料款13564.3元、20501元，合计34065.3元，将另案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确定；二、基于讼争的8份发票，被告欠款金额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双方之间系加工合同关系，被告则认为系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其一，被告方业务员确曾微信发送过部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给原告，而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明确载明原告为卖方、被告为买方。其二，虽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购销合同》并无原告加盖骑缝章，故其对合同首页不予认可，但合同第二页条款多处强调该合同系对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而该页落款“卖方”处盖有原告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至此，仅从合同来看，交易双方之间为买卖关系。至于合同版本不一致问题，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最后的合同是退税的合同”，可以推定双方曾存在多个合同版本的可能性，同时，在被告提交的《购销合同》中有原告方盖章、签字的合同页最后一条载明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现原告未能提供己方持有的合同原件以推翻被告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综合考虑到双方存在大量交易，而原告却陈述其从未拿到过合同，仅被告业务员在需开票时通过微信拍取合同上半截部分给其法定代表人，也即其对合同所载的具体权利义务均不清楚，有悖常理，故本院对由被告提供的合同予以认定。其三，根据《购销合同》约定，买方仅系受卖方的委托代为订购面料。同时，原告自认已收到面辅料商开具的发票。据此，本案标的物原材料确由原告方提供。原告虽称其只是替被告出面向面辅料商付款、接受发票，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对此协商一致，且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另称因其财务章由被告保管故背书给面辅料商的行为实则由被告操作，但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且公司财务章由其他公司人员保管的陈述，不符常理，故对原告的上述陈述均不予采信。再者，原告依据被告方发送的“货款结算表”开具增值税发票，然相应结算表均对面辅料应付款作出了明确记载，即案涉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涵盖了面辅料款项，原告亦从未对结算表内容提出异议，而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亦载明原告为销售方、被告为购买方。最后，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时，在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中明确陈述“原告与被告有买卖合同关系”，并诉请被告支付尚欠货款。至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原告在庭审中变更基础法律关系为加工合同关系，与查明事实不符。关于争议焦点二。对讼争的8份发票，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发票号为01419498、01419499的2份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合计128078.81元），扣除应付面辅料款后，原告认为被告尚欠5万元，被告则认为因其业务员胡钢的其他订单有损失，经双方协商确认该5万元由原告承担并在该两份发票项下由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再由原告背书支付面料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已就该款的处理协商一致，或原告确已收取该款的事实，且原告对此并亦不认可，故本院确认该两份发票项下被告尚欠金额为5万元。2.发票号为01415573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40476元），扣除应付面辅料款后，双方认可该发票项下尚欠金额为5566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3.发票号为×××52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16628.89元），扣除应付“科迪”面料款7960元外，被告辩称还应扣减原告尚欠“锋雅”的辅料款2300元，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原告欠付该笔辅料款的事实，且原告不予认可，故本院确认该发票项下尚欠金额为8668.89元。4.发票号为×××96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为16020元），扣除应付面辅料款后，双方认可尚欠金额为351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5.发票号为×××95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11460.28元），扣除结算表载明应付“金航”、“好利”、“林华”应付面辅料款合计9331元，本院确认尚欠金额应为2129.28元。6.发票号为×××97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69325.04元），根据结算表载明，应扣除支付给“金航”26840元、“海展”11757元、“真彩”1万元、“佳云”680元，故本院确认尚欠金额应为20048.04元。原告虽称“真彩”的1万元货物尚未收到，但发票确已收到，而该结算表制作时间为2019年9月21日，截至目前，原告仍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对此提出异议，或曾催讨货物，结合此前原告多次对被告尚欠金额的计算方式（结算表总金额／开票金额-结算表中应付的各项面辅料款）无异议，故本院认为该1万元亦应在此扣减。7.发票号为00146953的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12261.16元），扣除应付面辅料款，双方认可尚欠金额为5914.16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此，被告尚欠款项合计95836.37元。关于被告辩称的尚未出货的两笔面料款，其后在庭审中已明确将另行主张，故本案不作认定。被告另辩称的应在本案中扣除两笔预付款6698.48元、5644.38元，但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该两笔款项系基于案外合同而产生的款项，而本案是基于原告提供的8份增值税发票所涉交易进行评判，且双方对该8份发票项下欠款金额的争议点已较为清晰，现双方对该份案外合同是否履行、履行程度以及是否结算等事实陈述不一，若直接在本案中扣减该两笔款项，显存不妥，双方可就该合同履约情况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12566.33元之诉请，本院依法仅对95836.37元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双方约定被告逾期付款应按日利率万分之二承担滞纳金，现原告自愿要求被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支付相应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绍兴市新艾迪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乐平市恒远服饰有限公司货款95836.37元及该款自2020年10月1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驳回原告乐平市恒远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1276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合计2396元，由原告负担356元，被告负担2040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媛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