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23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闫某，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人，现住山西省原平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人，系闫某妻子，现住山西省原平市。   闫某、王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2，内蒙古包头市人，个体户，现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   再审申请人闫某、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王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的（2017）晋09民终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闫某、王某1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9民终64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闫某的诉讼请求，免除再审申请人王某1对本案不应当承担的连带责任，原两审案件受理费15734元由被申请人承担；2.依法改判由被申请人退还多收再审申请人闫某的款项人民币606183万元；案件受理费、会计评估费1500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再审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再审申请人闫某作为托运人与承运人被申请人王某2，在浙江省义乌市商妥一笔为莫斯科客户运输“圣诞节”用品的业务。该批货物共16个货柜，从义乌汽运到上海，在上海港装船到绥芬河口岸，转国际铁路线到莫斯科交给客户，即为完成交货。当时再审申请人闫某团队在外贸交易中的代号为655，被申请人团队在外贸交易中的代号为818。双方的业务往来通过电子邮箱确认。从2014年8月28日起，再审申请人闫某先后将16个货柜交给被申请人承运。从2014年8月28日到从2014年9月13日，被申请人通过高亚峰个人银行卡上先后5次给再审申请人闫某转货物押金人民币160万元。从2014年10月5日到2014年11月12日，再审申请人闫某分11笔转给被申请人账户运费、押金退款合计人民币233.5万元。以上事实有双方原二审期间认可的银行转账记录、交货、到货电子表格为证。由于被申请人承运的“圣诞节”用品，属于有限期销售商品，因此口头约定超过60日时限即视为灭失。到2014年11月11日，由被申请人承运的“圣诞节”用品仍有5个货柜没有送到客户手中，存在延期到货问题，按照行业惯例，被申请人应当承担灭失责任。被申请人为避免自己承担灭失赔偿责任，在剩余5个货柜交付客户前即要求再审申请人闫某出具欠其82593（美元）,折合人民币503817元的运费欠条。为能使被申请人及时交货，在没有进行全面结算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闫某为被申请人书写503817元的运费欠条一支，并承诺在2014年12月前陆续还清。当年再审申请人闫某在义乌与他人共同经营的外贸业务火热，每天有大量业务成交，具体业务均由相关工作人员完成。出于对被申请人信任，再审申请人闫某以为自己仍拖欠着被申请人运费。因此在2015年1月26日，又付给被申请人6万元。直到此时，再审申请人闫某实际给付被申请人的运费及退还押金总款额己达239.5万元。之后，被申请人提出支付欠款要求，而再审申请人闫某认为双方账务不清，加上被申请人迟延交货，给再审申请人闫某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由被申请人给付再审申请人闫某，而不是由再审申请人闫某给付被申请人，双方因此发生争议。2015年12月2日，被申请人仅凭再审申请人闫某书写的一张欠条向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闫某给付其欠款503817元。2016年1月，被申请人将再审申请人闫某的原配偶王某1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请求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7月7日，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针对本案案由问题，再审申请人闫某提出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应当以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未被该院采纳。二审中，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回避了本案的特殊性，使本案案由涉及的法律关系被模糊。针对欠条上的503817元的运费，再审申请人闫某认为不能成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在约定期限内运到货物，造成的灭失损失被申请人应当赔偿。加之双方在交易中互相占有对方资金，账务不清，为此再审申请人闫某向原一审法院提出请求会计事务所对双方往来账务审计的请求，但未获准许。2016年11月25日，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2015)原商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进行货物运输业务并经过结算，由被告给原告写下欠条之民事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该行为合法、有效，应予确认。”针对再审申请人的辩称，原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辩称该欠条是为了减少损失且大部分己经履行之主张，原告提供欠条原件，而被告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且不符合日常行为法则，不予认可，被告的其他辩称意见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可。”“被告闫某的欠款系因经营行为所欠，故可认定为夫妻双方同共债，故被告王某1应对该债务共同偿还。”为由，判决二再审申请人承担连带承担，故原一审判决在扣除2015年1月26日给付被申请人王某26万元后，判决由二申请人给付被申请人443817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7777元。二审期间，先后进行一次公开审理、两次质证。被申请人代理人如实向法庭提供了双方银行交易流水、货运账单电子交易表格，与再审申请人闫某提供给原一审法院的银行交易流水，货运账单电子交易表格完全一致，使再审申请人闫某看到了澄清事实的希望。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再审申请人闫某向原二审法院提交了双方相关费用的统计表及计算过程，并再次向法庭提出对双方交易情况进行审计的请求，仍未被准许。2017年9月19日，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9民终644号民事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该判决同时将原一审案由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使双方的法律关系更为模糊。值得肯定的是，该判决对双方提供的银行卡及银行交易记录进行了表述，为再审申请人推翻原两审判决提供了证据。2019年8月11日，再审申请人闫某凭原二审法院庭审期间收集的证据，委托山西科昕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就申请人闫某与被申请人“圣诞货”运费结算及高亚峰银行卡与王某2就2014年8月28日至2015年1月27日期间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山西科昕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结果为，王某2应向闫某退还多收的款项606183元。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认为，虽然再审申请人闫某与被申请人就托运的货物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给审理本案涉及的债权债务造成困难，但是既然是国际铁路联运，就应当按照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的行业规则和交易习惯进行交易。被申请人王某2仅持一张欠条向再审申请人主张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的债权，具有偏面性。原两审法院审理本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在双方均提供完全吻合的银行账单及货运账单电子交易表格，原两审法院却拒绝为再审申请人提供审计条件，使再审申请人失去澄清事实的机会。再审申请人闫某通过自行委托审计已经取得推翻原两审判决的新证据，根据审计报告不仅无须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欠款，而是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返还责任。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准予再审申请人以上请求事项。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基础事实是：再审申请人闫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被申请人王某2，之后双方经常发生货物运输业务往来。2014年11月11日双方进行了结算，闫某向王某2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闫某今欠王某2莫斯科运费款82593＄折合人民币503817元(伍拾万零叁仟捌百壹拾柒元整)，承诺在2014年12月25日前陆续还清，国内还人民币或国外还美元。”2015年1月26日，闫某给付王某2人民币6万元，剩余欠款未付。首先，该欠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再审申请人闫某也没有提出出具该欠条时存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形，故该欠条合法有效。一、二审法院据此判令闫某、王某1给付王某2欠款44381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再审申请人闫某、王某1申请再审时认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张，由于其新提交的证据《山西科昕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报告书》，是闫某、王某1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其自行单方委托审计部门作的审计报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情形，故该证据本院不能采信。由此，再审申请人闫某、王某1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闫某、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五）（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闫某、王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英   审判员 韩德荣   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段治国   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