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03民初2810号原告：刘飞，男，汉族，1972年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县。被告：余安，男，汉族，1980年8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被告：贵州企业管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香港路盛邦帝标B-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3142121539。法定代表人：田俊，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212319731207法定代表人：蹇冈，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琪，男，汉族，1973年12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绥阳县，系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依毅，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飞与被告余安、贵州企业管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管家公司）、第三人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汇川区管理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飞、被告余安、被告贵州管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第三人汇川区管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琪、杨依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6年10月17日被告冒用原告身份信息签订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无效；2.被告贵州管家公司到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办“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刘飞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刘飞表示如果法院认为诉争协议书不成立，则变更为要求确认诉争协议书不成立。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5日，原告从重庆去遵义办事，在重庆西站购买高铁票时发现自己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不能购买高铁票。后经查询汇川区管理局的档案资料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于2016年10月17日被他人冒用登记为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因涉（2017）黔0303民初2696号案件未履行生效判决。2019年7月8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发出（2018）黔0303执844号限制消费令，限制法定代表人高消费。原告通过查询得知，被告于2010年3月25日在遵义市汇川区注册“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个人独资的企业。由于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0月17日被告余安冒用原告身份信息签订《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由被告贵州管家公司代办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将该公司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与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与被告余安素不相识，也无业务往来，也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原告无约束力，系无效协议。原告也未委托贵州管家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第三人基于前述协议书等将原告登记为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余安辩称，原告的身份复印件是原告的朋友、合作伙伴柏兴益给我的。当时柏总是做房地产的，当时借我的公司去融资，于是就用刘飞来担任公司的法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融资，所以当时我才把公司过户给原告。当时我是同意把公司过户给原告去融资。我当时把股权过户给刘飞我是清楚的，只有过户给刘飞以后才能进行融资。出资协议书的赠与方余安是我签的，我签出资协议书的时候我记得受赠方处当时是有签字的。出资协议书文本是柏总制作的，这份出资协议书不是我制作的。出资协议书上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是我亲自加盖的。贵州管家公司辩称，2016年被告接受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办了股权及法人变更的业务。被告在委托过程中未冒用原告身份证、未伪造、变更需要的手续，按照第三人的要求提供了代办业务申请，经第三人审查变更登记办理成功，在整个过程中被告无违规、违法操作。针对原告诉请请法院审查后依法判决。汇川区管理局辩称，一、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申请变更原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余安为原告。有关案件于2017年6月15日已提起诉讼，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超有效期限，应驳回起诉。二、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并非我局作为民事主体参与的行为，故原告所诉与我局无关。如果原告认为我局的行政行为有何不当或违法之处，应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案中我局不应被列为被告，应驳回原告对我局的起诉。三、就我局的登记行为是否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是否系错误登记，我局意见如下：1、被告登记行为依据最新确立的工商登记形式审查原则。本案全部申请文件材料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登记人员已尽到登记机关形式审查义务，依法履行登记审批手续，无任何过错。2、原告诉称的（2018）黔0303执844号限制消费令基于（2017）黔0303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原告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已知情。如果原告不知情，那么其身份信息等如何到申请人受理并交给第三人处办理登记？本案全部申请文件材料形式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登记人员已尽到登记机关形式审查义务，依法履行登记审批手续，无任何过错，原告因管理不当造成身份证被他人冒用，责任在于原告自己。如果因申请人的欺骗行为导致登记错误，那也是公司方面及被告余安或实际办理变更登记的申请人员提供虚假材料获得变更登记，责任也在提供虚假材料的一方，依法应由申请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与答辩人无关。三、2019年8月6日，原告来我局咨询被登记为股东事宜时，我局了解的案件的情况。我方有理由认为原告对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变更其为法定代表人、股东的登记行为知情，有规避责任之嫌提起虚假诉讼。由于原告所诉登记涉及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的判决、裁决或生效判决、裁定尚未执行完毕，撤销登记可能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应不予撤销登记。综上，答辩人的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依法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并无不当之处，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预包装食品（调味品、佐料）；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产品等。目前，该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存档的资料有一份加盖有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予出资协议书》（2016年10月17日），载明赠予方余安，受赠方刘飞。一、余安股东将原出资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0%）全部赠予给刘飞；二、从2016年10月17日起股东投资100万元，其中刘飞出资100万元；三、2016年10月17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赠予和受赠股东均已认可，并已明确按照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股权赠予前，股东个人以公司名义在账外发生的债务由本人承担责任。四、公司红利的收益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按公司原章程分取股权赠予前的红利。该合同还载明有其他的内容。该合同中落款“赠予方（签名）”处有余安的签名，“受赠方（签名：）”有“刘飞”的签名。在诉讼过程中，刘飞不认可前述资料中“刘飞”为其本人的签名，也不认可授权他人签名。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商部门存档的资料有“2016年10月17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法定代表人信息》、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补充信息采集表》、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新股东决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任职证明》、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债权债务责任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不再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市汇川区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书》各一份，前述资料中有“刘飞”的签名。在诉讼过程中，刘飞不认可前述资料中“刘飞”为其本人的签名，也不认可授权他人签名。在诉讼过程中，余安表示不认识，也没有见过刘飞。当时他系通过周继刚认识的柏兴益，柏兴益当时需要资金，需通过平台融资，然后他同意将公司变更到柏兴益指定的人名下进行融资。当时系柏兴益将签有“刘飞”字样的资料交给他，他签字、盖章后再将前述变更登记的相关资料交给贵州管家公司办理变更事宜。2017年6月22日，遵义市城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追偿权为由将余安、赵安安、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赵福先、刘代秀、余吉六、赵胜洪诉至本院。2017年11月29日，本院2019年9月，刘飞将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诉至播州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刘飞要求撤销遵义市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0月17日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中“关于刘飞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的登记信息。2019年11月28日，刘飞申请撤回起诉，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321行初50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予以准许。在诉讼过程中，刘飞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上第2页“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法定代表人信息》原件上“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的“刘飞”、姓名为“刘飞”、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补充信息采集表》原件上“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上左下角“（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新股东决定》原件上“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任职证明》原件上“股东（签名）”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原件第7页上“股东签名（盖章）”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予出资协议书》原件上第2页上“受赠方（签名）”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债权债务责任承诺书》原件上“新股东”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不再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书》原件上“股东签名”处的“刘飞”、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市汇川区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书》原件上“申请人签字（盖章）”处的“刘飞”中的签名是否为刘飞的签名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10月1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1.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原件上第2页“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2.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法定代表人信息》原件上“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3.依据现有样本，认定姓名为“刘飞”、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补充信息采集表》原件上“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4.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上左下角“（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5.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新股东决定》原件上“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6.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任职证明》原件上“股东（签名）”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7.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原件第7页上“股东签名（盖章）”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8.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予出资协议书》原件上第2页上“受赠方（签名）”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9.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债权债务责任承诺书》原件上“新股东”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10.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不再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书》原件上“股东签名”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11.依据现有样本，认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市汇川区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书》原件上“申请人签字（盖章）”处的“刘飞”署名字迹不是刘飞所写。刘飞对此支付鉴定费合计11000元。重庆市铜梁区徐氏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登记于2010年5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徐忠，股东为徐忠、周承会。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对柏兴益进行询问，其表示刘飞系其亲兄弟的同学，之前在其湄潭县龙乡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打过杂做兼职；与刘飞、余安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没有委托贵州管家公司办理过企业变更事宜，记不清楚刘飞是否向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没有用刘飞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变更；之前都没有看到《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不清楚签字是否属实等。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第三人的答辩，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是否成立及效力。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没有合同的成立，也就谈不上合同的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赠与合同需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一方有赠与意愿，而另一方无意接受该赠与的，赠与合同不能成立。本案中，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诉争2016年10月17日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中“受赠方（签名）”处的“刘飞”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的签名。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该签名系原告委托他人代签，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实际通过对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等行为接受赠予。因此，原告并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前述协议书因欠缺原告接受赠予的意思表示而不成立。鉴于协议书不成立，就无需再评价协议书的效力。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书中“刘飞”的签名是二被告冒用，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余安作为赠予方，没有确认受赠予方是否真实接受赠予，便进行相应的公司变更，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被告余安应对本案的诉讼费及鉴定费负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本院对于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第三人其他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余安于2016年10月17日签订的《遵义仨鑫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赠与出资协议书》不成立；二、驳回原告刘飞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原告刘飞负担15元，被告余安负担15元。鉴定费11000元，由原告刘飞负担5500元，被告余安负担5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易晓彤书记员李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