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刑终543号 原公诉机关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红斌，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建德市。1999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3年6月17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9年10月5日刑满释放；2011年10月14日因盗窃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本案于2019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燕平，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军华，男，198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温岭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温岭市。因本案于2019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戴振宇，浙江乾衡（温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徐莘，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婷，女，199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淮安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苏省灌南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裕，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彭丽，女，199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安乡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盛远平，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芳芳，女，199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阜阳市颍东区。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沈军炜，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何杰，男，1994年7月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建德市。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蔡昊男，男，199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建德市。因本案于2019年6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7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7月2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夏洋，男，199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建德市。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2020年11月29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王蓉，女，1995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大专文化程度，个体经营户，户籍所在地安乡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2020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方忠元，男，199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建德市。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被逮捕，2020年7月29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朱影，女，1978年4月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临泉县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临泉县。因本案于2019年5月30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6月13日被取保候审。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朱影、王婷、张芳芳、彭丽、王蓉、何杰、夏洋、方忠元、蔡昊男犯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浙0191刑初7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王婷、张芳芳、彭丽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审查上诉状并听取上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经依法讯问上诉人，核实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被告人章红斌通过招募卖淫女、键盘手、望风人员，利用网络招嫖等方式，在杭州钱塘新区等地管理卖淫女王征华、罗远琼、郑慧伟、麻青丽、罗仲琴、蔡月娥、张让、张菊、夏海花等人从事卖淫活动，并与卖淫女、键盘手按照约定比例分成，望风人员按日领取固定报酬。2019年3月，被告人潘军华开始伙同被告人章红斌共同实施上述行为，并继续招募滕树英、滕小娟、杜琴等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事先各自或共同组建由其等人、卖淫女、键盘手等组成的微信群充当卖淫活动的联络群，安排被告人王婷、彭丽、张芳芳、王蓉等人为键盘手，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招揽嫖客，通过微信群派单，安排卖淫女在酒店、出租屋内等候嫖客或上门提供性服务，指使被告人何杰、夏洋、方忠元、蔡昊男在卖淫场所附近看场望风、处理嫖资纠纷，各被告人均从中获利。2019年5月期间，被告人朱影按照被告人章红斌的安排，通过微信派单的方式，指派由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等人共同经营的“保丽足道”足浴店内的技师王征华、罗远琼、麻青丽外出进行卖淫活动。 经查，被告人章红斌组织至少12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非法获利共计250万元以上；被告人潘军华参与期间，组织至少11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非法获利共计90万元以上；被告人王婷参与期间，非法获利共计104万元以上，个人违法所得共计18万余元；被告人彭丽参与期间，非法获利共计93万元以上，个人违法所得共计16万余元；被告人张芳芳参与期间，非法获利共计52万元以上，个人违法所得共计9万余元；被告人王蓉参与期间，非法获利共计5万元以上，个人违法所得共计9000余元；被告人朱影参与期间，非法获利共计21440元；被告人何杰个人违法所得共计5万余元；被告人蔡昊男个人违法所得共计4万余元；被告人夏洋个人违法所得共计2万余元；被告人方忠元个人违法所得共计4500元。 2019年5月29日，被告人王婷、张芳芳、彭丽、王蓉、朱影被抓获归案。同年5月30日，被告人潘军华、何杰、夏洋、方忠元被抓获归案。同年5月30日，被告人章红斌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归案后并未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同年6月27日，被告人蔡昊男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主要罪行。 审理期间，被告人朱影主动向一审法院退缴违法所得10720元。 原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三条之规定，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章红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00元；判处被告人潘军华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婷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判处被告人彭丽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000元；判处被告人张芳芳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被告人何杰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判处被告人蔡昊男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判处被告人夏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判处被告人方忠元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蓉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朱影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决没收被告人朱影退缴至一审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720元，上缴国库；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王婷、彭丽、张芳芳、王蓉、何杰、蔡昊男、夏洋、方忠元共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40000元（其中被告人潘军华以其共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00元为限；被告人王婷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00元为限；被告人彭丽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60000元为限；被告人张芳芳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为限；被告人王蓉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元为限；被告人何杰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为限；被告人蔡昊男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为限；被告人夏洋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为限；被告人方忠元以其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元为限），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没收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王婷的作案工具玫瑰金色OPPO手机1部，被告人张芳芳的作案工具红色0PPOR11手机和黑色OPPOR11PLUS手机各1部，被告人彭丽的作案工具金色Iphone手机和粉色OPPO手机1部，被告人何杰的作案工具OPPO手机1部，被告人夏洋的作案工具黑色Iphone7手机1部，被告人方忠元的作案工具VIVOX9手机1部，被告人王蓉的作案工具Iphone6手机1部，被告人朱影的作案工具Iphone5S手机1部，由该局处理。 上诉人章红斌上诉提出，2019年2月之前，其没有组织卖淫的行为，2019年2月之前的卖淫活动是一个江苏人“大老王”组织的，其最多属于协助组织。其和潘军华并未共用卖淫女，是分开做的，成本和收入也是分开的，各归各的。其系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原判对其非法获利认定过高，没有250万元这么多。其转给键盘手的钱中包含了很多买微信小号的钱，不是盈利的分成。其组织卖淫人数和获利均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章红斌的辩护人提出，章红斌与潘军华不构成共同犯罪，应区分各自独立涉及到的卖淫女承担刑事责任。章红斌的涉案金额应与潘军华分开计算。卖淫女滕淑英、滕小娟、杜琴的卖淫活动章红斌并未介入参与，在计算章红斌组织的卖淫女数量时应予扣除，章红斌涉案的卖淫女应是9名，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章红斌供述前期是“大老王”组织卖淫，其系辅助，后期其才独立组织卖淫，该事实有潘军华和王蓉的供述印证，影响到对章红斌的量刑。章红斌系自动投案，到案后虽然供述存在一定的反复和推诿，认为不是实际组织者，系从旁辅助，但其实际供认了组织卖淫的罪行，且对2019年2月之后的组织卖淫行为是予以认可的，对该部分事实应当构成自首。涉案金额应剔除“虚拟占号”费用，关于“虚拟占号”所产生的费用，被告人章红斌与潘军华以及键盘手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转给键盘手的费用确实存在“虚拟占号”的费用，故按照键盘手的提成反推章红斌的违法所得存在较大的出入，应予剔除，进而影响到罚金的判处。综上，请求对章红斌从轻改判。 上诉人潘军华上诉提出，其是2019年3月到5月参与本案，2018年就参与的卖淫女不能由其承担刑责。本案中3个键盘手与其无关。其没有招募键盘手和望风的人员，和其他人也没有接触，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上诉人潘军华的辩护人戴振宇提出，潘军华出资设立保丽足浴店，并非为从事卖淫活动设立，其本意是设立正规的足浴店进行创业。根据多名卖淫人员的供述，只有几个卖淫人员是和微信名“恭喜发财”联系过，且时间是2019年3月底开始。根据章红斌的键盘手王婷、张芳芳供述，潘军华是章红斌的徒弟，辩护人认为潘军华相当于章红斌的帮手的角色，具体如何操作都是章红斌指导的。潘军华受到章红斌鼓动加入后，原先的卖淫活动规则、组织已经成熟，不存在潘军华在卖淫活动中组织、指挥的行为，不存在事中共同商议的情形。潘军华对确定嫖娼价格、卖淫分成比例、招嫖方式、提供卖淫场所、组织人员望风都没有话语权，对其犯罪行为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性更符合实际，也能达到区别评价的目的。潘军华与章红斌是分开管理卖淫人员的，潘军华直接接触的卖淫人员明显少于10人，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潘军华参与网络招嫖犯罪活动时间短，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潘军华在投案途中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潘军华系初犯。综上，潘军华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请求从轻改判。 上诉人潘军华的辩护人徐莘提出，章红斌组织的卖淫活动中，潘军华与章红斌不是共同犯罪。章红斌组织卖淫的活动是独立于潘军华之外的，章红斌自己有完整的从卖淫女、键盘手到望风人员的链条，不需要潘军华在其中发挥作用。潘军华与章红斌同在一个微信群中，仅仅是共用卖淫女，利益分成也是各自键盘手聊到的业务各自分成，潘军华与章红斌之间没有嫖资分配往来。潘军华只应对自己独立涉及到的卖淫女承担刑责，本案中卖淫女张菊、黄冬泉、罗远琼、麻青丽的卖淫活动潘军华并未介入参与，也未参与嫖资分配，上述4名卖淫女的卖淫行为均由章红斌独立组织完成，与潘军华无关。潘军华涉及的卖淫女应是7名，卖淫人数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潘军华未参与过的卖淫活动不应将金额计算在潘军华犯罪数额中，本案网络招嫖的规则、望风人员的管控以及卖淫地点的安排等均系章红斌完成，潘军华在本案中的作用远远小于章红斌，潘军华涉案时间也远远短于章红斌，其社会危害性远小于章红斌。潘军华系初犯。综上，潘军华与章红斌不是共同犯罪，潘军华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对其判处刑罚过重，罚金数额偏高，请求从轻改判。 上诉人王婷上诉提出，微信号“feifeiaini520122”不是其使用的，该微信号收到的转账钱款也不是嫖资分成。其个人违法所得16万余元。其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王婷的辩护人提出，王婷非法获利金额应扣减卖淫女分得的金额。卖淫女因提供卖淫服务已经受到行政处罚，其因卖淫获得的非法所得被没收。卖淫女分得的款项不在非法获利中扣减，导致对同一笔款项分别受到刑事和行政处罚，属于重复处罚。原判对非法获利的认定未扣除该部分金额，导致对王婷量刑过重，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彭丽上诉提出，其非法获利数额中应当扣除买微信号的钱，每天买微信号要花100到200元。其归案后如实供述，有悔罪表现，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 上诉人彭丽的辩护人提出，原判统一按照17.5%的比例计算确定上诉人彭丽的非法获利数额为93万元，缺乏依据，彭丽的实际获利金额远低于前述金额，应不足50万元，不属于情节严重。彭丽有购买微信号等开支，应予以扣除。彭丽只负责通过微信聊天，社会危害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 上诉人张芳芳上诉提出，其个人所得没有9万多元，非法获利没有50多万元。有很多买微信号的钱和帮别人代发单的钱，不应计算在其这里。其个人获利7至8万元。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 上诉人张芳芳的辩护人提出，张芳芳本人并未使用微信号“aa471721026”，该账户涉及的金额应从其非法获利数额中扣除。张芳芳存在大量购买微信小号的情形，原判对此未予认定。张芳芳曾多次为王婷等人代发单子和代收提成，该部分金额应从非法获利中扣除。张芳芳非法获利数额应在50万元以下，不构成情节严重。张芳芳系初犯、偶犯，且离异需要抚养未成年孩子。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经庭审质证。本院经依法审查，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组织卖淫、原审被告人王婷、彭丽、张芳芳、何杰、蔡昊男、夏洋、方忠元、王蓉、朱影协助组织卖淫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1）关于被告人章红斌及其辩护人所提2019年2月份之前的卖淫活动系“大老王”组织，其系协助组织的诉辩意见。经查，被告人王婷的供述，证实2018年6月前，其在ＱＱ上无意接触到键盘手的工作，给好几个老板当过键盘手。后来遇到杭州下沙的老板，微信昵称是“Ａ菲菲”或“菲儿”，但并没有做多久。后来，“Ａ菲菲”或“菲儿”老板将其推荐给昵称为“开心果”的老板，微信号是“×××89”。其基本上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以上的提成。至今为止，其总计拿到10万余元。老板因为需要找人做键盘手，其还将朋友张芳芳介绍给老板。被告人张芳芳的供述，证实2018年9月，其通过被告人王婷的介绍开始做键盘手。其把专用于联络嫖客的微信号二维码发给上面的老板，有老板负责在各地发布，嫖客就会添加其微信，并询问卖淫相关信息。如果谈成，其就会把卖淫女的房间号告诉嫖客。其曾与老板视频过，老板的微信是“开心果”，微信号×××89，其辨认出章红斌即为微信号“开心果”的人。被告人何杰的供述，证实2019年初，其经朋友蔡昊男介绍来下沙给章红斌组织的卖淫行为望风，蔡昊男也是为章红斌望风的。其主要负责在酒店楼下望风，如果有警察或者可疑人员，就通知小姐或章红斌。被告人蔡昊男、夏洋供述分别证实二人在2018年7月、9月就开始为被告人章红斌组织的卖淫活动望风。被告人章红斌供述，其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只用“开心果”这个微信跟人联系，转账也全部用这个微信。被告人章红斌对“大老王”的基本信息、“大老王”组织卖淫活动及相关分成或发工资等情况的供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且没有合理解释。综上，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章红斌自2018年7月即开始组织妇女从事卖淫活动。故对上述诉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以及潘军华是否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经查，被告人章红斌的供述，证实其微信昵称为“开心果”。其于2018年6月与秦逾、潘军华3人合伙经营“保丽足道”足浴店，该足浴店从事正规洗脚按摩生意。2018年6、7月份，其经微信昵称为“菲儿”的“大老王”传授，开始从事卖淫行业。2019年3月份，其将潘军华介绍给“大老王”后，潘军华进入这个行业。期间，“大老王”找了3个键盘手，潘军华找了3个键盘手，另“大老王”、潘军华还找了2-3个“小妹”。卖淫的联络通过微信群，群里有其和键盘手，包括潘军华的键盘手。其和潘军华共用卖淫女，但根据各自手下的键盘手来确定嫖资归属，谁的键盘手找的嫖客，嫖资分成就归谁所有。被告人潘军华的供述，证实其主要通过“恭喜发财”这个微信号和键盘手聊天转账。2019年3月，其从保丽足道退股没多久，章红斌让其跟着做给“女孩子派单”的生意。其和章红斌约定，谁的键盘手聊到的客人，这个钱就归谁。章红斌微信推给其几个键盘手以及两个负责“上号”的人的微信号，并教其如何找小姐，还推荐了几个微信群。刚开始的时候，章红斌每天都会拉群，群里有其和章红斌以及双方各自联系的键盘手，还有一个卖淫女。由键盘手负责聊嫖客，并负责安排到相应的卖淫女房间，卖淫女做之前以及做完之后都会在群里说。结束之后，卖淫女就会把一半的钱打给章红斌，再由章红斌把钱分给其和键盘手。其跟了一段时间后，就负责拉微信群和卖淫女结算。其手下一共有3个键盘手，其中“believe-myself1109”以及“一人心”这两个键盘手是章红斌推荐给其。卖淫女的流动性很大，一开始都是章红斌找来的，后来就会有卖淫女主动通过微信联系。其和章红斌一共有五、六个卖淫女，具体数目记不清楚了。被告人王婷的供述，证实其还记得有一个微信号叫“恭喜发财”，他会出现在派单群里。其还特意问过老板“开心果”，老板说“恭喜发财”是他带的兄弟，刚入行不久，老板“开心果”还给了几个小妹给这个“恭喜发财”。上述证据证实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对于组织卖淫活动存在犯意联络，共同经营、管理，通过招募键盘手等方式进行网络招嫖，且二人共用卖淫女，双方根据键盘手来确定嫖资分成的归属。两被告人对于非法获利的分成结算是组织内部的分成，并不影响对组织卖淫共同犯罪的认定。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潘军华参与本案后，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对该卖淫组织规模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各自的作用，故两被告人均构成组织卖淫罪，系共同犯罪。综上，对上诉人章红斌、潘军华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3）相关微信转账记录和手机提取数据证实“feifeiaini520122”和“aa471721026”系被告人王婷和张芳芳在使用。被告人王婷和张芳芳在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提取的章红斌分别转账给其记录均做了辨认，其中包括上述两个微信号的转账记录，两被告人均未提出异议。故两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诉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本案卖淫活动的获利。经审理认为，在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非法获利是指全部嫖资，卖淫女获取的分成系违法所得，组织卖淫者和协助组织卖淫者的其他投入属于犯罪成本，不应在犯罪所得中扣除。原判根据查明的键盘手的分成，以最有利于被告人的分成比例计算得出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及键盘手的非法获利及违法所得，本院予以确认。在案证据并未证实章红斌、潘军华有大量转钱给键盘手购买微信小号的情况，且被告人为犯罪行为付出的成本或者利益分成，都不应在非法获利中予以扣除。上诉人章红斌、潘军华、王婷、彭丽、张芳芳及各辩护人关于本案非法获利和违法所得提出的相关诉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5）关于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章红斌虽有投案的情节，但自始至终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组织卖淫的人数、金额等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章红斌及其辩护人提出章红斌系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等诉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温岭市公安局新河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2019年5月30日下午15时许，该所民警根据线索在温岭市××街道××大厦楼下将逃犯潘军华抓获。被告人潘军华在案发后，并未主动投案，也未电话联系公安机关表明其投案自首的意愿，故被告人潘军华不具有自动投案的情节，且其归案后并未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故对被告人潘军华的辩护人所提潘军华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章红斌、潘军华结伙组织他人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系情节严重。上诉人王婷、彭丽、张芳芳及原审被告人王蓉、何杰、蔡昊男、夏洋、方忠元、朱影协助他人实施组织卖淫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其中上诉人王婷、彭丽、张芳芳系情节严重。被告人蔡昊男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朱影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原判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态度等，综合裁量的刑罚适当。上诉人章红斌、潘军华、王婷、彭丽、张芳芳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的诉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红斌、潘军华、王婷、彭丽、张芳芳之上诉； 二、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小兵 审判员  管 波 审判员  马 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徐伟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