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28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团风县团方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1272000266B。法定代表人：程理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翔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三桥，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江，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新北路**创新创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MQP28B。法定代表人：程震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杨长金，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上诉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公司）与黄三桥、一审被告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杨长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20）鄂0921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河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诉讼相关费用由黄三桥承担。二审法庭调查时，补充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将该案移送给山河公司所在地或者是案涉项目所在地法院审理；如一审法院拒不移送，请求二审法院移送或是直接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针对山河公司及天津分公司的诉讼请求，2.所有诉讼费由黄三桥承担。第一，山河公司不负有支付水泵房、配电室工程款义务。2013年10月黄三桥与天津泰达都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包方）通过招投标签订《建筑施工合同》，施工范围1#-16#楼及服务用房。2015年11月2日发包方将服务用房(包括水泵房和配电室主体工程)重新发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山河公司不是支付水泵房、配电室工程款的主体。并且在山河公司起诉发包人的诉讼中该部分款项已经从山河公司扣除。第二，黄三桥对水泵房、配电室的是否为山河公司施工具有证明责任。山河公司在施工图加盖技术专用章并不能证明山河公司就是支付该笔工程款的主体。在招投标阶段已收到图纸，投标按照施工图纸计算后进行清单报价，在该项目施工的过程中发包方将服务用房部分发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图纸加盖泰达美源项目技术专用章是正常程序。山河公司认可杨泽源签署的《人工费最终结算单》中除水泵房所涉及的工程款并非对结算的认可。黄三桥在一审提供加盖泰达美源项目技术专用章的证据《泰达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支付28万元是除水泵房、配电室工程款。虽然配套服务用房与黄三桥所称水泵房、配电室名称有所不同，但事实是同一建筑。换句话说，如果黄三桥施工水泵房、配电室不属于服务用房，那与山河公司承包1#-16#楼更无关系。总之，黄三桥提供证据不能够证明施工水泵房、配电室为山河公司承包范围，相反山河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山河公司不是承包水泵房、配电室主体，不负有支付水泵房和配电室主体工程款的义务。法庭调查时补充上诉理由：第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依附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成的劳务分包合同，该劳务分包合同不管效力如何或如何认定，不能等同于普通的劳务合同，在本案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违反了2004年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七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劳务分包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将该案作为普通的合同纠纷予以处理，程序违法。即便作为普通的合同纠纷处理，应该遵照法律的规定由山河公司所在地团风县人民法院或山河公司常年经营地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中将该合同的履约担保人杨长金列为第一被告，在诉讼过程中由孝昌人民法院受理后撤回了对杨长金的起诉，不论是从杨长金的担保地位还是杨长金被撤回后以山河公司作为第一被告，均不应由孝昌县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孝昌县人民法院程序上违法不能保证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的真实性。第二，本案的诸多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第一个是关于杨泽源的身份问题，杨泽源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即经济责任承包人，对案涉工程自担风险自负盈亏，黄三桥对杨泽源身份完全知情，杨泽源既不是山河公司的员工也不具有山河公司的职务，在案涉项目施工合同中更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是杨泽源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自行聘请的黄三桥作为劳务施工方形成的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山河公司及天津分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第二个事实对于诉争的法律基础关系黄三桥一直没有提供与杨泽源签订的原始的劳务分包合同，在合同金额高达一千多万到底是劳务分包关系还是分项工程的转承包关系一审法院既不查明也未予以评判。第三个事实一审中的关键证据在黄三桥与杨泽源个人已经形成结算关系的情况下，在2018年8月30日有一份加盖了山河公司项目技术专用章的结算单据，技术专用章该印章属于项目施工过程中技术资料备案和交底所使用的专有印章，根本不具有合同效力的印章，该印章加盖不可能基于这么重大的结算事项，该证据来源和结算存疑，完全是将杨泽源承担的付款义务转嫁给山河公司。第四个事实是山河公司在天津二中院和天津高院起诉的案涉工程施工款项纠纷中经两审判决形成的结果，很清楚的表明黄三桥诉请主张的案涉工程施工范围中配套服务用房由甲方指定分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部分的工程款由甲方直接拨付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山河公司在一审中多次表明该施工项目价款由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享有，黄三桥应向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该款，不应向山河公司主张。请求支持山河公司的上诉请求。黄三桥二审答辩称，案涉水泵房、配电房的工程款，山河公司应当支付。杨泽源作为山河公司泰达美源项目部的负责人，与黄三桥就工程的人工费进行了结算，其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对结算结果，山河公司应承担支付义务，山河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杨泽源身份不持异议、其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表示认可。且山河公司对所欠人工费的支付时间作出承诺，实际上也支付了部分款项（既有公司支付的、也有天津公司的总经理、部分高管支付），山河公司从未对付款的金额及付款内容提出异议，实际是对黄三桥施工范围的认可。山河公司以本案以外的协议书和有关法律文书来证明案涉水泵房、配电房不是黄三桥承建的证据不足。黄三桥不是协议书和相关文书中权利义务的相对方，相关内容没有明确认定涉案水泵房、配电房就是其他公司承建并支付了对应的款项。针对山河公司补充的上诉事实，关于程序的问题，主要是管辖的问题，在一审中山河公司提出了管辖异议，并且就一审管辖裁定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杨长金未到庭参加法庭调查，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黄三桥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山河公司、天津公司、杨长金连带支付工程欠款1200000元及延期付款滞纳金；2.判令山河公司、天津公司、杨长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山河公司承建了天津泰达都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天津泰达美源住宅小区建设工程。2014年4月，黄三桥承包了山河公司该项目的部分劳务施工。2016年7月27日，山河公司泰达美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泽源与黄三桥签署《人工费最终结算单》，内容为：泰达美源住宅小区（1#、2#、9#、10#、15#、16#、水泵房、配电室主体结构、15#、16#二次结构砌筑及零星用工）合计总金额：壹仟零叁万肆仟柒佰贰拾壹元整（10034721元）。实际支付减去已付款后剩余贰佰贰拾捌万元整（￥228万元）。2018年8月30日，山河公司向黄三桥出具《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内容为：承包范围为：1#、2#、9#、10#、15#、16#、水泵房、配电室主体结构、15#、16#二次结构砌筑及零星用工。合同内结算金额为：10034721元；合同外结算金额为：经过查账，项目及刘洪已支付为:7754721元（截止2016年7月27日）、公司代付金额为：650000元（办理结算后截止2018年8月30日）、现余合同内工程款为：1630000元；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如下：2018年9月1日前支付：400000元；2018年10月1日前支付：400000元；2019年1月1日前支付：400000元；2019年2月4日支付余款：430000元。《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加盖山河公司技术专用章。自2016年7月27日至黄三桥起诉时止，天津公司已向黄三桥付款1080000元。其中在2016年7月27日至2018年8月30日付款800000元，2018年9月5日支付100000元，2018年9月19日支付50000元，2019年1月31日支付130000元，合计支付280000元。一审认为，本案系在工程款支付过程中产生的争议。黄三桥主张山河公司未付工程款1200000元并提供了《人工费最终结算单》《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要求山河公司依据以上结算结果向黄三桥支付款项；山河公司对泰达美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泽源代表公司对外结算的身份认可，对加盖技术专用章的《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对以上两份文件中有关水泵房、配电室的结算内容不认可，认为其中水泵房、配电室等服务用房已由建设方天津泰达都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另行发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将水泵房、配电室等服务用房费用980838.55元予以扣除，支付剩余款21万余元。对此，一审认为，黄三桥提供的《人工费最终结算单》《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明确载明水泵房、配电室主体结构由黄三桥施工，黄三桥并提供了加盖山河公司技术专用章的水泵房、配电室的施工图纸，山河公司在《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签署后，还向黄三桥支付了工程款280000元，山河公司认可《人工费最终结算单》，但不认可其中有关水泵房、配电室等服务用房费用的结算，依据不足，且本次黄三桥起诉请求的数额并不直接针对水泵房、配电室的费用，因此，对山河公司的此抗辩一审不予支持，山河公司应当按照《人工费最终结算单》《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载明的款项向黄三桥支付欠款。山河公司为证明水泵房、配电室已由建设方天津泰达都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另行发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承包施工，提供了《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并未明确注明具体的施工内容，不能达到山河公司的证明目的；山河公司提供了其他法院有关山河建筑有限公司诉天津泰达都市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判决书及相关的鉴定报告，欲证明水泵房、配电室另行发包给其他公司，该判决及鉴定报告并未明确水泵房、配电室由其他公司施工。关于黄三桥诉请的延期付款滞纳金，当事人之间对此没有约定，山河公司应当自第二次结算之日即2018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6%向黄三桥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计120842元（利息计算见附表）。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遂判决：山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黄三桥支付工程款1200000元，并承担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5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120842元，自2020年7月15日后以120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43元，由山河公司承担。二审中，杨长金未提交证据，山河公司、黄三桥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山河公司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关于泰达美源小区服务用房说明》。证据一、二拟证明：黄三桥主张的施工范围中水泵房、配电房等服务用房不在总包范围，该项工程由甲方泰达公司指定分包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部分的工程款由甲方直接拨付给天津功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我方未收到该款项。该部分款项不应由山河公司向黄三桥支付，黄三桥诉请主张的对象错误。证据三、投标立项申请书及工程项目承包承诺书，证据四、工程项目承包承诺书。证据三、四拟证明：杨泽源挂靠山河公司投标了案涉项目，对于案涉项目中标以后，以承包人的名义进行经营，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杨泽源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自行聘请了黄三桥作为施工的劳务班组，杨泽源是案涉项目的法定实际施工人，杨泽源与黄三桥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并非与山河公司形成合同关系，应遵守合同相对性。黄三桥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天津高院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书所表述的服务用房与案涉水泵房、配电用房是否是同一的不清楚，也没有明确水泵房和配电用房是哪个公司具体承建，是否支付了对应款项。对证据二《关于泰达美源小区服务用房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个说明的内容与实际不符，且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相关条件，案涉水泵房、配电用房是黄三桥所承建；对证据三、四，我们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现在无法确认签字为杨泽源本人签字，即使是本人签字，也是杨泽源与山河公司内部的约定，对黄三桥没有约束力，山河公司对杨泽源的行为仍然应当承担责任。黄三桥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工程结算单、工程量确认单、余款支付承诺书。拟证明：证明案涉变电站、水泵房在山河公司的承包范围内。这三份书证有山河公司加盖公章，有山河公司的总经理和技术总监签字，案涉的变电站和水泵房是在案涉工程承包范围内。证据二、施工管理负责人任命书，拟证明：杨泽源是山河公司泰达美源项目工程的负责人，系山河公司工作人员。证据三、混凝土供货单二份。拟证明：涉案中水泵房和配电房是黄三桥承建的，在施工范围之内。证据四、山河公司和天津泰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乙方（山河公司）的联系人为杨泽源。证明目的同证据一。山河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请法庭审查，山河公司没办法确认。从证明目的来看，是想证明变电站、水泵房在施工承包范围之内，不仅达不到证明目的，相反代表建设单位签字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山河公司及山河公司的授权代表。也没有加盖山河项目部的印章。恰恰相反山河公司在本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一、二以及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六综合证明了变电站、水泵房已经纳入了“甲指”分包范围，由天津功达另行承包了变电站和水泵房等配套范围内的服务用房。并且天津功达已经从甲方（泰达）收取了分包范围内的施工价款3429966元。天津二中院和天津高院的两份判决书也明确的确认了该部分工程价款不由山河公司享有。对施工范围黄三桥是知情的，不应向山河公司主张工程款。对证据二、三、四综合性的质证：都没有证据原件，对其三性无法确认，请法庭审查。山河公司否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杨泽源是案涉项目的经济责任承包人，也是法定的实际施工人。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履行了实际的经营和管理责任。杨泽源与山河公司形成了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杨泽源既不是山河公司的员工也不是山河公司委任的具有职务代理身份的工作人员，在本案中更不构成针对黄三桥形成的表见代理身份。黄三桥对杨泽源实际承包人的身份是完全知情的（在上一次的法庭调查中，法庭调查笔录第11页到数第三行，黄三桥亲口予以证实）。杨泽源既不构成职务代理身份，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对上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山河公司、黄三桥二审提交的证据，在一审中均已作为证据提交、并已经庭审质证认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重复认证。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黄三桥在天津公司答辩后申请撤回对其起诉，一审法院已依法准许。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焦点：1.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山河公司对黄三桥案涉建设工程劳务费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黄三桥承包山河公司部分劳务施工产生的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成立、有效。一、山河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异议；山河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鄂民辖终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故对于山河公司“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驳回。二、山河公司对黄三桥案涉建设工程劳务费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山河公司以与一审的抗辩理由相同的理由提出的上诉，二审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以“山河公司泰达美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泽源与黄三桥签署《人工费最终结算单》”“山河公司向黄三桥出具《泰达美源项目余款支付承诺书》”“自2016年7月27日至黄三桥起诉时止，天津公司已向黄三桥付款1080000元”为依据，支持黄三桥的诉讼请求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案件受理费用16686元实际已减半收取8343元是正确的。但未明确是适用简易程序后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纠正。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7.58元由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董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