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20行终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资阳四星驾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马鞍村十三社松涛路二段**。 法定代表人：邹勇，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露心，系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广厦路**市政府综合大楼**楼/div> 法定代表人：谭德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力。 委托代理人：袁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div> 法定代表人：胡斌，职务厅长。 委托代理人：张勇。 原审第三人：卿素琼，女，1942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审第三人：李光桃，女，1966年6月25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审第三人：曾静，女，1997年1月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审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文。 原审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平。 原审第三人：唐安洪，男，1971年2月6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代理人：唐安永，系资阳市雁江区丹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资阳四星驾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资阳四星驾校）因诉被上诉人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资阳市人社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四川省人社厅）、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唐安洪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20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资阳四星驾校委托代理人张露心，资阳市人社局副局长唐兴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力，四川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张勇，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的委托代理人刘文，第三人唐安洪的委托代理人唐安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资阳四星驾校于2017年8月10日与唐安洪签订《汽车驾训加盟经营协议书》后，唐安洪便在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以资阳××星驾校名义对外招收驾驶学员从事机动车驾驶科目二、三培训工作。期间，聘用曾凡杰（系第三人卿素琼之子、第三人李光桃之夫、第三人曾静之父）从事教练工作。2018年11月3日，为扩展丹山训练场场地，唐安洪租用刘某的挖掘机平整场地。当日下午，刘某在运载挖掘机前往训练场途中受到线路阻挡，电话告知唐安洪需要人帮忙撑线。17时41分09秒，正在丹山镇街上茶馆内打麻将的曾凡杰接到唐安洪电话后，即去到挖掘机停留处，站在挖掘机上撑线以便挖掘机通行，曾凡杰在撑完线后，不慎从挖掘机上失足跌至地面，致脑部受伤，经资阳市雁江区丹山中心卫生院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向资阳市雁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曾凡杰与资阳四星驾校之间劳动关系确立，2019年7月4日，资阳市雁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资雁劳人仲案【2019】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曾凡杰与资阳四星驾校劳动关系确立。资阳四星驾校不服于2019年7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资阳四星驾校与曾凡杰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川2002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资阳四星驾校与曾凡杰劳动关系不确立。唐安洪不服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的事实认定。向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川20民终98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对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本案不作认可，可在以后的处理中依据相关的证据进行评判”。判决：驳回唐安洪的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1月14日，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向资阳市人社局提交曾凡杰《工伤认定申请书》，资阳市人社局受理后，于2020年2月3日向资阳四星驾校送达资人社工认（举）（2020）第9号《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资阳四星驾校于2020年2月28日向资阳市人社局提交《关于卿素琼为其夫申报工伤的回复》。经核查，资阳市人社局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资人社批【2020】2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曾凡杰同志受伤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之情形，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2020年4月9日，资阳四星驾校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该决定，于2020年5月13日向四川省人社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四川省人社厅于2020年5月18日受理原告申请复议案后，当日向资阳市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四川省人社厅经审查，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川人社复决【2020】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了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资人社批【2020】2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资阳四星驾校于2020年7月3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7月16日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2020】川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及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川人社复决【2020】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资人社批【2020】23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2、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川人社复决（2020）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资阳市人社局作为资阳市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负有管理职责，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四川省人社厅作为资阳市人社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受理不服资阳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2014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从有利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出了补充，是一般规定之外特殊情形的处理，即当存在个人挂靠其他单位经营的情形时，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是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资阳四星驾校与唐安洪签订的《汽车驾训加盟经营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明确载明:“乙方（唐安洪）在与甲方（四星驾校）合作经营期间，乙方享有以甲方名义招生、培训等的相应权利”。由此可见，唐安洪以个人名义挂靠资阳四星驾校对外招收学员，其聘用的工作人员因工作受到伤亡的，应当由资阳四星驾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唐安洪以资阳四星驾校名义招收学员后聘用曾凡杰作为教员教授学员，唐安洪对曾凡杰的工作安排不排除使用口头、微信、手机电话等方式进行。2018年11月3日17时39分，唐安洪接到刘某电话得知刘某驾驶的运送挖掘机车在去场地途中有电线阻挡，需要有人帮忙撑高电线，运送挖掘机的车辆才能够通行后，即于17时41分通过手机打电话给曾凡杰，安排曾凡杰前去撑线，以便车辆通行，去往训练场地达到平整场地的目的。正在与他人打麻将的曾凡杰，放下麻将，即去车辆受阻地上车撑线后，不慎摔伤致死，属工作原因致死，从刘某、唐安洪、曾凡杰三方手机电话联系时间点来看，唐安洪对曾凡杰进行工作安排，符合正常工作安排逻辑，且资阳四星驾校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曾凡杰前去上车撑线非因工作原因。资阳市人社局认定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做撑线工作的事实清楚。资阳市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资阳四星驾校送达了《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其程序合法。故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四川省人社厅收到资阳四星驾校的复议申请并受理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向各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故四川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资阳四星驾校要求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资阳四星驾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资阳四星驾校负担。 资阳四星驾校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撑线”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撑，仅仅是“主观推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第三人唐安洪对曾凡杰的工作安排不排除使用口头、微信、手机电话等方式进行。”诚然，现实中如果安排工作，确有可能以前述方式，但不等于本案中就一定存在“唐安洪以电话方式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的事实。事实上，唐安洪根本就没有安排此项工作；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1月3日17时39分，唐安洪接到刘某电话得知刘某驾驶的运送挖掘机车在去场地途中有电线阻挡，需要有人帮忙撑高电线，运送挖掘机的车辆才能够通行。从刘某、唐安洪、曾凡杰三方手机电话联系时间点来看，唐安洪对曾凡杰进行工作安排，符合正常工作安排逻辑。”2018年11月3日17时39分，唐安洪是否接到了刘某电话，没有充分证据支撑。目前的证据只有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提交的通话清单，但这份证据只是两张来源不明的黑白照片，主叫和被叫主体不清（“唐安鸿”也不是本案第三人“唐安洪”），通话内容不明，也没有通信公司的盖章确认，根本不具备证据三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即便有通话记录，在无通话内容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认定唐安洪存在对曾凡杰进行“帮忙撑高电线”的工作安排，推不出所谓的“正常工作安排逻辑”。同时，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提交的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法庭笔录中证人刘某的证言，是唯一的孤证。刘某与本案具有重大且直接的利害关系，刘某本身是曾凡杰死亡的直接赔偿主体，其证言不可信，不排除推卸责任之嫌，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唐安洪即于17时41分通过手机打电话给曾凡杰，安排曾凡杰前去撑线，以便车辆通行，去往训练场地达到平整场地的目的。”对于当天的真实情况，唐安洪自述其当天从未安排曾凡杰去帮刘某撑线；一审法院认为，“正在与他人打麻将的曾凡杰，放下麻将，即去车辆受阻地上车撑线后，不慎摔伤致死，属工作原因致死。”该推断无有效证据支撑，不成立。一审法院仅凭借唐安洪的“听说”，认定了曾凡杰事故发生前在打牌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违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就“原告（上诉人）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曾凡杰前去上车撑线非因工作原因”的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证明曾凡杰前去上车撑线非因工作原因”的举证责任不在上诉人。举证责任人是被上诉人，其依法应当就其作出的“认定曾凡杰是工伤（工亡）”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供“曾凡杰去帮忙撑线是因工作原因”这一主要证据。三、纵观全案证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并没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曾凡杰之死是因为从事唐安洪安排工作所致。换言之，本案的关键和核心就是两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曾凡杰系“因工外出”或“因工死亡”，因此，被上诉人资阳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证据，应当依法撤销。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20民终985号民事判决，判决明确：对“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的事实本案不做认定。这至少说明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这一“所谓的事实”。因此，曾凡杰系“因工外出”、“因工死亡”这些说法均无证据，不能成立；根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证据目录》来看，并无新的有效证据证明“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仔细比对可以看出——两被上诉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时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以及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提供的证据，均为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民终985号案件中已有的证据，并没有其他新的有效证据。在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中，根据这些证据都不能认定“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情况下，两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又凭什么就这些既有证据作出“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去帮忙撑线”的事实认定，进而得出曾凡杰系“因工外出”、“因工死亡”的结论呢？靠有失公允的主观推断，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最基本的原则。综上，请求撤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20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书，改判曾凡杰不属于工伤（工亡）。 被上诉人资阳市人社局二审答辩认为，2020年2月3日，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向资阳市人社局递交了其亲属曾凡杰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称，2018年11月3日17时许，曾凡杰受资阳四星驾校丹山镇教学点负责人唐安洪安排，在丹山镇派出所外，协助被空中线路阻挡平整教学点训练场的施工车辆通行时，不慎从施工车辆上失足跌至地面，致使脑部损伤，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以上事实有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分局丹山镇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资阳市雁江区丹山中心卫生院“居民死亡证明书”，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记录”等书证予以佐证。同时，资阳市雁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资雁劳人仲案（2019）31号《仲裁裁决书》、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2002民初3834号《民事判决书》、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20民终985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以上事实相符，且对唐安洪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并用上诉人名义对外经营的事实予以确认。曾凡杰受伤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工伤的范围。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四川省人社厅二审答辩认为，复议程序合法，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卿素琼、李光桃、曾静二审述称，资阳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唐安洪二审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案涉工伤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依据的事实理由，本案二审根本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唐安洪是否安排死者曾凡杰去帮忙撑线，该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依据的法律事实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因此，法庭可以根据现有证据和已知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判断案件的法律事实。从本案已确定的事实，即第三人唐安洪聘用曾凡杰从事教练工作，第三人唐安洪租用刘某的挖掘机为其平整驾驶场地，刘某运载驾驶挖掘机去目的地时因有电线阻挡，曾凡杰为了挖掘机顺利通过而撑电线发生事故。以上确定的事实结合卿素琼等第三人及被上诉人资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相关事实能够判断“第三人唐安洪安排聘用人员死者曾凡杰去帮忙撑电线”的事实成立。具体理由为：一、刘某运载挖掘机是为第三人唐安洪平整场地，虽唐安洪需支付对价，但毕竟平整场地的受益者是唐安洪，曾凡杰受聘于唐安洪，刘某挖掘机受阻，唐安洪此时安排曾凡杰前去帮忙有逻辑基础。且从事故发生前唐安洪、刘某、曾凡杰三方的通话记录看，在此时间点三方不间断的通话，有理由判断刘某受阻告知唐安洪，唐安洪安排曾凡杰前去，唐安洪并告知刘某已安排人员。况且按一般生活常理，如果是曾凡杰在没有唐安洪的安排下主动帮忙，需具有曾凡杰与刘某相识并较为熟悉，曾凡杰恰恰在此时路过此地等情形，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些情形的存在；二、2018年11月6日，由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张万良书记、丹山镇党委副书记李梓民、莲花司法所查超所长、丹山司法所陈晓所长等人员组成的调解小组的主持下对曾凡杰的死亡事故进行了人民调解，刘某、唐安洪及死者曾凡杰亲属参加，形成的调解笔录虽没有参加调解的当事人签名，只有记录人员陈晓的签名，但是该调解是人民调解组织为化解民事纠纷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参与调解的人员均是政府公职人员，应不存在偏袒某一方的情形，因此该调解笔录所记录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该调解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即进行，与事故间隔时间短，双方当事人在此时的陈述应较为客观真实，各方对进行调解的事实也予以认可。调解笔录记载该事故最直接的亲历者刘某的陈述为“11月3日下午5点过，我开车去场地，后打电话给唐安洪说车过不了，需要人帮忙把阻挡的电线撑开，后曾凡杰就来帮我撑线”，刘某在上诉人与卿素琼等第三人确认劳动关系的民事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证言与在人民调解时作出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外，另陈述其帮唐安洪平整场地两次，事故发生前一次也是曾凡杰帮忙撑的线，其与曾凡杰不熟悉。唐安洪在人民调解时陈述“我只通知曾凡杰去现场帮我照看如何平整场地”，唐安洪、刘某的陈述更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第一项理由的成立。综上，对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推断第三人唐安洪曾凡杰去帮忙撑线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能基本判断曾凡杰按照唐安洪的指示完成相关工作而发生事故，上诉人对此持以否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应举证证明曾凡杰为刘某撑线的行为并非唐安洪安排，如系曾凡杰自愿或有偿帮忙等行为，但本案中上诉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中均并未提供此方面的证据，因此，上诉人对否认曾凡杰为刘某撑线这一认定工伤的关键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唐安洪之间形成挂靠关系，唐安洪聘用曾凡杰为教练员（该事实在劳动关系确认案的生效判决书中已确定），曾凡杰接受唐安洪的工作指示为其利益受到事故伤害，该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的认定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认定复议程序合法，本院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已对相关理由作了阐述，本判决不再赘述。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作支撑，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资阳四星驾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阳 勇 审 判 员  黄 海 审 判 员  戴劲松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红婷 书 记 员  凌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