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24民初2600号原告：姚占国，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住泰来县。原告：武卫英，女，1974年1月3日出生，住泰来县。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岩、赵云鹏，黑龙江嵩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来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泰来县。负责人：张铁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男，住泰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华，黑龙江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来县水务局，住所地泰来县。负责人：周彤。被告：泰来县嫩江巡查管护站，住所地泰来县。法定代表人：马志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龙，黑龙江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占国、武卫英与被告泰来县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局）、被告泰来县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被告泰来县嫩江巡查管护站（以下简称嫩江巡护站）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占国、武卫英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岩、赵云鹏、被告自然资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姜华，被告嫩江巡护站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水务局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前递交了书面答辩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占国、武卫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连带向二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653108元的50%为326554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请求金额合计52655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7日下午3时许，二原告之子姚某同其父亲姚占国、邻居范某到二龙涛河抓鱼。该河周围没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且该河以前系浅水平底河流。案发当日，姚某在河水中行走时，突然掉入挖砂产生的深坑中。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出警对姚某进行救助打捞，当日将姚某捞上案时其已无生命体征。二原告痛失爱子，身心造成极大悲痛，姚某母亲因此一病不起，整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二原告认为，自然资源局负有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本案中对于非法采矿行为没有及时监管到位，本案中是因非法采砂产生了砂坑而导致姚某溺亡。水务局负责区域内水域管理事务，既未及时对非法采砂行为予以实时监管，也未在案发地点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对于姚某死亡的事故发生也应承担侵权责任。从泰来县某某镇政府《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访意见书》（和政发〔2019〕33号）中认定了姚某溺亡区域属于二龙涛河正常流经的河道，河道内形成砂坑是私自非法采砂行为导致。因被告未尽到监管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案发生。事故发生后，二原告曾到泰来县某某镇信访办、泰来县信访办、自然资源局、水务局、某某派出所等单位反映情况，要求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造成事故追究相应的责任，但并未得到妥善的答复，也未获得任何赔偿。综上，被告是负有辖区矿产资源开采和水域、河道管理的相应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应当就其监管不力致使本案事故发生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然资源局辩称：对姚某死于泰来县境内二龙涛河河道内没有异议。但是，自然资源局在姚某溺水死亡结果上是否存在过错且原告的诉请与自然资源局是否存在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本案认定自然资源局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标准。一、自然资源局对案涉的二龙涛河河道及河道采砂不享有行政职权。泰办发〔2019〕40号“三定方案”文件确定的职能，自然资源局不具有对案涉河道的管理权限。同时依据自然资源局的行政权限，泰来县内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需经报请上级机关批准后落实实施，依据齐政函〔2018〕30号“批复”，案涉的二龙涛河河道不属于《2016年—2020年泰来县矿产资源规划》方案中的开发利用范围，说明自然资源局对该河道内的矿产资源也不具有日常监管权限。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厅字〔2016〕42号）文件后，中共泰来县委办公室相继下发了关于《泰来县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试行）》（泰办发〔2017〕32号）及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河湖长制长效工作体系的意见》（齐办文〔2018〕25号）文件，更加明确了自然资源局不具有“河道采砂管理”权限。由此可见，案涉的二龙涛河河道及河道采砂不属于自然资源局管理范围，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不具有日常监管权限。所以自然资源局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原告的诉请与自然资源局没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自然资源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案涉的二龙涛河河道属于黑龙江水系嫩江支流洮儿河，进入黑龙江省泰来县后，流经泰来县塔子城、某某等乡镇，属于开放式自然河流。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河道管理机关虽然承担着对开放式自然河流的日常监督管理职责但主要范围系河道整治、防洪排涝、河道利用、河道保护。也就是说，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并没有要求河道管理机关履行在开放式自然河流的河道两岸设置警示标志或者防护栏杆的职责。显然，在开放式自然河道旁设立警示标志或防护措施并非河道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并且设置警示标志或防护栏杆的作用旨在于提醒、预防，即使设置也不可能绝对杜绝河道的危险性。更何况，自然资源局不具有对开放式自然河流享有管理权限，更不具有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日常监管的法定职责。所以，原告以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非法采砂行为没有尽到监管职责为由，诉请自然资源局承担姚某死亡的侵权责任，于法无据。三、本案认定原告自行承担侵权责任更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事发时姚某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系其法定监护人。事发当日，姚某同姚占国前往事发地点的水域抓鱼，姚占国作为监护人应该对河道的水深及危险性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和认识，并对未成年的姚某履行安全保护义务。显然，姚占国的疏忽大意且不能对所进入河道潜在的危险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认识，没有对未成年的姚某尽到安全注意保护义务是引发姚某溺水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认定姚占国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在没有足够证据足以证实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享有管理权存在管理过错且该过错与姚某死亡之间存在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应驳回原告对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四、原告自行认定50％侵权责任不符合事实且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案由属于侵权诉讼，那么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原告自行认定承担50％侵权责任显然与案涉事实不符，更与法律规定相悖。姚某死亡的结果与其监护人没有尽到安全保护注意义务有着重要的关系，原告尚不能提供证据足以证实自然资源局在姚某死亡结果上存在有“过错”，更不能证实该“过错”与死亡结果之间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本案需遵循过错责任原则认定案涉主体的侵权责任，原告在诉请中按照50%自行认定责任，显然不符合案涉事实也背离了法律规定，该诉请当属无效。五、原告诉讼遗漏被告主体，属滥用法律选择权。本案审理如果采信原告诉讼所陈述的事实，姚某身亡发生在案涉河道的“砂坑”内，那么根据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材料所证实，此案涉的“砂坑”即属于没有经过许可的非法采砂后遗留的“砂坑”。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直接导致姚某死亡的损害结果应是由非法采砂人过错造成的，原告依法应向非法采砂人主张权利并由非法采砂人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所以，如果原告明知河道内存有非法采砂后遗留的“砂坑”却不列非法采砂人为本案被告，且不向非法采砂人主张侵权责任想必另有动机和隐情，滥用法律赋予的选择权，显属恶意诉讼。姚某死亡在案涉河道内的砂坑，该砂坑是否存在，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发之时姚某年龄不详，且姚某是初次到案涉的河道还是多次到案涉的河道内陪同父亲一起抓鱼，此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20万元与本案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总之，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对姚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过错”，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恳请法院在查清案涉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驳回原告对自然资源局的诉讼请求。水务局书面答辩意见称，依据中共泰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泰来县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十定”》（泰编发〔2019〕88号）文件规定，嫩江巡护站隶属于水务局，机构类别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一）负责全县境内河湖管护范围内的管护工作。（二）负责非季节性河道砂石工作。（三）负责嫩江干流的巡查管护工作。据此，关于河湖管护等工作由嫩江巡护站负责，水务局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驳回原告要求水务局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嫩江巡护站辩称，依据中共泰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所下发的《泰来县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十定”》（泰编发〔2019〕88号）文件规定，嫩江巡护站主要职责是：（一）负责全县境内河湖管护范围内的管护工作。（二）负责非季节性河道砂石工作。（三）负责嫩江干流的巡查管护工作。依据《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5〕310号）第三项规定，非季节性河流采砂管理由水利部门负责。季节性河流的采砂管理主要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齐齐哈尔市水务局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通知》（齐水发〔2016〕31号）第一项规定，我市嫩江、雅鲁河、乌裕尔河等非季节性河流河道采砂由水务部门牵头管理，国土、交通部门配合。因此，嫩江巡护站对泰来县境内的嫩江（非季节性河流）采砂进行管理，其它季节性河流不在嫩江巡护站管理范围内。本案诉争的事发地点不在泰来县境内的嫩江（非季节性河流）流域范围内，亦不在嫩江巡护站管理范围内，因此嫩江巡护站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嫩江巡护站要求法院查明本案中死者在事发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本案的发生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存在绝对的过错，应对损害结果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原告诉请要求各被告承担50%的赔偿比例没有事实依据，鉴于被害人对损害结果发生有绝对过错，因此要求承担精神抚慰金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三被告是否应对二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进行了举证质证。自然资源局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出示二龙涛河介绍一份，欲证明案涉的二龙涛河属于自然河流，属于开放式自然河流，日常监管不属于自然资源局管理范围。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河道属于开放式自然河流，是季节性的河流，管护责任不在嫩江巡护站。二原告质证意见：被告所出示证据只能证明二龙涛河在泰来县境内，被告所述二龙涛河道属于自然开放式河流，没有字迹体现，所以原告方不认可。证据2.出示泰来县委办公室泰办发〔2019〕40号文件，证明该文件属于自然资源局新成立机构的“三定”方案，欲证明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和河道采砂不享有行政职权，此方案中的十七项职能，没有一条涉及到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享有管理职能。嫩江巡护站质证：没有异议。二原告质证意见：40号文件中大部分为概括性文件和指导意见，其中第九条也提及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该文件即便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可以反映出被告对全县内的地质和矿产资源具有监管义务。证据3.齐政函〔2018〕30号文件、泰来县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文件，欲证明自然资源局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需要制定规划并报批复后落实实施的，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不在自然资源局制定的（2016—2020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范围。（2016—2020年）文件中对报请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包括规划部署安排的矿山地质恢复项目三个及拟设开采规划区块四处，上述规划在齐政函〔2018〕30号批复第六项体现，所以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不具有监管权限。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无异议。二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关联性有异议。（2016—2020年）文件只是对矿产自然资源局应享有的职责义务没有改变，自然资源局对河道采砂具有审批权有监管权。由于自然资源局疏于管理所以应当承担责任。被告通过列举此文件的立项来证明其对案涉溺亡区地点不具有监管义务，二者之间无关联性，证据2中明确说明其对于全县的矿产资源开发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其立项规划和监管义务同时具备并不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证据4.出示泰来县委办公室泰办发〔2017〕32号文件、齐齐哈尔市委办公室齐办文〔2018〕25号文件各一份，欲证明按照河长制工作方案，自然资源局对案涉河道及河道采砂不享有管理监管职责。32号文件责任部门及分工第13项规定、25号文件中第二项基本原则规定中的综合施治原则。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依据水建管〔2015〕310号文件及齐水发〔2016〕31号文件的规定，非季节性河流采砂管理由水利部门负责，季节性河流的采砂管理主要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本案诉争的地段是季节性河流，不在被告方管理范围之内。二原告质证意见：按照25号文件中综合施治原则规定，就包括本案的各被告承担因监管不利的民事责任。32号文件第8页第8项、第13项规定，所以三被告存在疏于管理监管不利造成的危害后果。根据25号文件规定，河道范围内的执法涉及到各部门的执法权，统一委托同级河流管护机构综合执法，这就说明了对于各部门间均具有管理和监管的规定，至于综合执法过程中行政权能如何委托划分，并不排除各部门对于案涉河流具备的监管义务。证据5.出示泰来县县级河长公示函照片两张，欲证明在案涉河道的桥梁两端设置公示警示牌，设置单位是泰来县人民政府，说明案涉河道的管理权限不在自然资源局。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与证据4质证意见一致。二原告质证意见：姚某溺水身亡后在打捞现场无任何公示牌体现，有公示牌的是距离案发地点20里以外，二原告不认可。公示牌由哪个单位制作，不代表其他具有监管义务的单位不承担监管职责。证据6.出示泰来县某某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认定案涉河道有非法采砂遗留后的砂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没有异议。二原告质证意见：情况说明不属实，二原告不认可。某某镇文件能证明在案发地砂坑确实存在。某某镇政府出具的文件应该有公信力，结合原告提供打捞现场视频、公安局现场录像及参与打捞的证人证言可以查清对于案发河流区域是否存在砂坑有明确的定性，至于弄清是谁采砂的、砂坑形成原因应由各部门履行其工作职责查清。水务局举证如下：证据7.中共泰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泰编发〔2019〕88号文件一份。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同嫩江巡护站出示该证据时的质证意见一致。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与嫩江巡护站出具该证据证明问题意见一致。二原告质证意见：与嫩江巡护站出示该证据时的质证意见一致。嫩江巡护站举证如下：证据8.出示中共泰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泰编发〔2019〕88号文件一份，欲证明嫩江巡护站是水务局所属的独立事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嫩江巡护站的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非季节性河道砂石工作。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没有异议。二原告质证意见：被告所递交的文件第五页第五项，原告认为嫩江巡护站有管理和监管不到位的职责，所以作为被告主体资格适合。无论被告提及的二龙涛河是非季节性河道还是季节性河道，对于该单位的主要职责第一条的规定与第二条是并列的，均是其主要职责范围。证据9.出示水建管〔2015〕310号文件，齐水发〔2016〕31号文件，欲证实嫩江巡护站只负责嫩江干流非季节性河流采砂工作，本案事发地段不是嫩江干流也不是非季节性的河流，因此嫩江巡护站不具有赔偿的义务。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无异议。二原告质证意见：310号文件属于三部委关于河道采砂的全国性统一要求，这也是最严苛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而对于嫩江巡护站，其可以制定相关的工作标准提出更高的管理义务，并且根据三份文件颁发的时间，310号是2015年颁发的，31号是2016年颁发，88号文件是2019年颁发的，原告认为应当依照对所提出的最新的工作要求来认定其主要职责。非季节性还是季节性和本案无关，非季节性是水务部门负责管理，季节性是国土部门管理，他们本身对河道采砂管理都有责任和义务。二原告举证如下：证据10.出示二原告及姚某身份证复印件及姚某户口注销证明，欲证明二原告及姚某身份信息、亲属关系、姚某死亡时间、原因。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姚某死亡时间是2019年7月7日，出生日期是2002年12月17日，已年满16周岁。如果姚某以务农为主，按照民法相关规定应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本人应承担全部责任，此证据不能证明导致姚某溺水死亡的原因是否与案涉河道砂坑有关。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与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1.出示泰来县某某镇人民政府和政发〔2019〕33号“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意见书”，欲证明姚某身亡地点及该河流形成砂坑属于个人私自采矿所为。意见书中记录在案发地点20里以内没有设立相应指示牌，被告存在监管不利未尽职责义务，对姚某溺亡结果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对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文件内容和本案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文件中所出现的“私自采砂行为”所形成的砂坑并未经过勘察核实，该事实认定不真实。第二镇政府不具有案涉河道是否存在砂坑的鉴定主体资质，其无权直接就没有涉法的问题予以认定。第三该意见书属于行政乱作为，作为本案证据无效。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与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该处理意见中明确说明二龙涛河流经的联合大桥东西两端均设有明显的注意安全警示牌，由此可见二龙涛流经地段已经有明确的安全警示标志，而本案的原告完全忽视了警示标志才导致事件的发生，因此损害结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证据12.泰自然资发〔2019〕44号“关于武卫英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由自然资源局成立专项调查组，于8月30日前往受害人家，并由武某某带领前往事发现场实地探查，给出意见为事发地点位于二龙涛河道内，证明经过自然资源局查实，该地段及附近未设置采矿权审批，也能证实该地段存在形成的砂坑。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接到信访案件后组织人员到现场核实调查，事发地段位于某某镇洪峰小马厂西南山口河道内，这个地点是武某某提出来的，武某某带领工作人员去的现场，回来之后经查阅泰来县矿产资源规划及历史审批档案，该事发地段及附近未设置过采矿权审批，也未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意见书体现出事发地点未设置采矿审批，也证实了该地点是否存在非法采砂的行为及事发地点是否是天然形成的，这些问题在该意见书中没有体现，那么原告主张的非法采矿行为是否存在有待证实。证据13.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主要内容是“2019年7月份，我听说我们屯有个孩子掉河里去了，车上的人就告诉我焊钩子，我拿了钩子骑电动车去了河边，说是老姚家的孩子，我们就到那打捞，打捞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把孩子打捞上来人就没了。打捞现场没有警示牌，有砂坑，是近一、二年形成，以前我也去溜达，我家里人怕有危险不让我去。”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所证内容与自然资源局没有任何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内容无异议，该证人证实的内容并没有达到原告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所要证实的问题。证据14.证人范某出庭作证，主要内容是：“我和二原告是屯邻关系。2019年7月7日下午14时，我和姚某、姚占国去二龙涛小马厂西打鱼，当时水到我膝盖，我和姚某离三米远左右，我看见姚某好像淹着了，我去救他，没救上来，然后姚某掉到砂坑里了。后来王立全打电话找人，屯里听到信的都来了，有会水的上里面救了，后来又拿6米管子往水里面插，说水太深了，后来他们做钩子把人从二龙涛西面小马厂砂坑里钩上来的。我们年年在出事故地点打鱼抓鱼，不知道那有坑，旁边也没写指示牌，2016年、2017年、2018年没有坑，就2019年去的时候发现有坑，我2019年就那一次打鱼，再以后就没去过打鱼。那个河水浅也就一米多深。我会狗刨，姚某、姚占国不会游泳。出事故的地点距离岸边有一两米远、距离我们家有七八里地，平时出行不经过事发地。不知道坑是怎么形成的。事发地的河水干了后我去过，砂坑的原貌是直上直下的。事发的时候，姚占国在我们南边，姚占国没下去。平时姚某跟家大人种地务农。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人证言与案涉河道有砂坑及砂坑的深度都是该证人主观推断，证人所陈述的事实与自然资源局无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有异议，该证人证实的内容与邓某证实的内容相互矛盾。证据15.证人林某出庭作证，主要内容是：“证人与二原告是屯邻，无亲属关系。我屯子赵某某去地里找我，让我去救人，因为我会水，我下水后，走了几步都是一尺左右深的水，我下去就有人喊里面有个六七米深的坑，我就又上来了，后期就整了个钩子打捞，派出所的人喊说让我们离远点，然后这功夫钩子就钩到姚某的半截袖上了，我就把他拽上来了。我到现场两个多小时后才把他捞上来。证人以前没去过事发地，知道河水不深，不知道里面有大坑。在案发地没有立警示牌。在2019年出事之前，我没去过事发地”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人是听人喊有六、七米深的坑，证人所证实的事实与自然资源局之间没有关联性。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没有异议。证据16.证人付某出庭作证，主要内容是：“我和二原告是屯邻，无亲属关系。2019年7月7日下午两点多，姚某在二龙涛抓鱼溺水，我去现场，都说那个坑有五六米深，当时河水一尺多深，有人拿打捞的绳子测量坑深度。我们用绳子栓铁钩子把人拉上来的。我每年都去事发地打鱼，2018年没有坑，我在2019年6月20几号到过事发地段捕鱼不知道有坑，也没寻思那有坑，我也没碰到那个坑。啥时候挖的坑、谁挖的坑不知道。我听张某某（就挨着事发地河边）说的有人挖砂，但是他看没看见我不知道。那个坑有50多米长，20多米宽。事发地段没有警示标志。事发地离我们屯子近，我们屯里的人经常到事发地段去打鱼或者抓鱼。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所证实的事发河道有砂坑及砂坑的深度宽度都是听人说的不确实，证人所证事实与自然资源局没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有异议，证人陈述的该河段有人采砂的事实属于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17.证人武某当庭作证，主要内容是：“我与原告是屯邻，无亲属关系。2019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姚某在那淹着了，我就去救人，到那后不让大伙下水，说水深。2018年7、8月份我去过一次没有坑，2019年我救人的时候去过，平时也没去。不知道坑是什么时间形成的，谁整的坑也不知道，以前肯定没有坑。在案发地点没有警示标志。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案涉河道内的砂坑何时产生的，证人是推断出来的，有不确定性，其所证事实与自然资源局没有民法因果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没有异议，证人明确证实了他不知道砂坑是什么时间形成的，而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是确定证人知道砂坑是什么时间形成的。证据18.打捞现场录像一份，证明自然资源局和河道管理部门对非法采砂存在砂坑未及时管控，导致姚某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作为证据使用有异议，第一此光盘是原告个人单方所为，不具有独立证据效力。第二此光盘所证明的内容在没有经过合法鉴定机构的认定后属于无效内容。第三开放式自然河流（河道）没有设立警示标牌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与自然资源局没有民法上的因果关系。第四此光盘所录内容无法确认案涉河道内有采砂后遗留的砂坑。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只能够证实事发当时的打捞过程，并不能证实存在的非法采砂的情形，事发地段是属于开放式季节性自然河流，法律没有硬性规定应当在开放式季节性自然河流处处安放警示标志。证据19.出示某某派出所证明一份，证明姚某的死亡原因为自己溺水身亡，不涉及其他案件，且能证明其溺亡是因下水抓鱼，掉入河道深水区内及打捞时间、过程，深坑存在属实。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此证明恰恰证明了案涉河道并不存在人为的采砂砂坑，姚某的溺水身亡与砂坑没有直接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姚某是在深水区溺亡，该证明并没有证明深坑的存在。证据20.出示公安机关对证人范某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姚某溺亡的地点，区域水深大约六七米，河道宽20米。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范某的笔录，从民法上看属证人证言，无论该证言证明的事实如何，应以范某当庭证言为准，该份笔录所证的事实，均属传来证言。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同自然资源局意见一致。证据21.出示现场勘验检查卷，制作单位齐齐哈尔刑事技术支队泰来技术中队，证明在案发地点存在深坑，是存在深坑后在现场勘验得出的数据。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勘验笔录只说明了事发地点的宽度，并没有明确河水的深度，也没有进一步明确深水区如何形成，既深水区或深坑并不等于认为采砂后遗留的砂坑，所以与认定自然资源局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无因果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从该证据现场照片可以看出，现场没有非法采砂的情形存在。证据22.出示光盘一份，证明因为被告监管不利造成非法采矿出现砂坑，导致姚某溺亡。当庭播放派出所打捞现场录像与原告自行录制的打捞现场录像可以对比播放两处地点吻合，原告所录制录像中可以看出河水干后现场遗留的砂坑及砂坑深度。自然资源局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所播放光盘录制内容，并没有看到事发地点有人为采砂遗留后的砂坑。该光盘所证实的事实与自然资源局无因果关系。嫩江巡护站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光盘内容体现不出原告所主张的有非法采砂的情况存在。本院认为，自然资源局出示的证据1证明二龙涛河自然概况、证据2证明了自然资源局的职责，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5证实本案事故河段系嫩右流域，属嫩江支流，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纳。证据6与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1系同一单位出具，需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评判。水务局和嫩江巡护站出示的证据7.8是同一文件，明确嫩江巡护站是水务局所属事业单位、嫩江巡护站的工作职责，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纳。嫩江巡护站出示的证据9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对欲证明的问题需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评判。二原告出示的证据10、12、19、21、22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对欲证明的问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判。证据11与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证据6系同一单位出具，需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评判。证据13、14、15、16、17中证人均参与救援，对救援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明的问题需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评判。证据18与证据22相印证予以确认。证据20需结合证据14予以综合评判。通过对上述证据的分析，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姚占国与武卫英是夫妻，姚某是二人之子。姚某于2002年12月17日出生。2019年7月7日下午3时许，姚某同姚占国、范某到二龙涛河抓鱼。姚某在河水中抓鱼时不慎掉到深水区，于2019年7月7日19时50分救援上岸后，已无生命体征，确定死亡。事故发生前，姚某同其父母在家务农。事故发生后，姚占国与武卫英于2019年8月16日到泰来县某某镇人民政府反映二龙涛河未设置警示牌和护栏等问题，某某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意见书”（和政发〔2019〕33号）对武卫英的诉求做出不予支持的处理意见，该意见书同时写明“由于沙坑并不是独立私自经营所挖的沙坑且联合大桥东西两端设有警示牌”。2019年8月28日，武卫英向自然资源局反映事故区域私挖滥采现象是否经过审批，导致孩子溺水而亡问题，自然资源局经调查，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关于武卫英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泰自然资发〔2019〕44号），意见是我局未在该事发地段及附近设置过采矿权审批。该意见书同时写明“经查阅矿产资源规划及历史审批档案，该事发地段及附近未设置过采矿权审批，同时也未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同时查明，事故现场位于泰来县某某镇某某村某某屯南二龙涛河，属嫩右流域。河宽最窄处为20米，最宽处为40米，水平面距东侧岸边平面2.2米。在联合大桥东西两端设有河长公示牌，该公示牌上有十条禁令。再查明，自然资源局的“三定”工作方案中，其主要职责共十七项，其中第九项职责是负责管理全县地质和矿产资源管理工作。2018年6月26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原则同意《泰来县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中采矿权设置区划中落实开采规划区块共2处、划设开采规划区块4处，均不包括涉案河段。另查明，泰来县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试行）中，县水务局的责任分工是：负责组织开展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推进节水型社会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组织水域岸线登记及管理、河湖划界确权、河道采砂管理、水土流失治理、堤防工程管理与养护、河湖水工程建设等，加强权限内河湖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和建设项目管理，依法查处应由县一级处理的水事违法违规行为。最后查明，嫩江巡护站于2019年10月16日定编成立，隶属于水务局，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责调整项增加嫩江干流巡查管护职能；将原承担全县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划归到应急管护部门。其主要职责是：（一）负责全县境内河湖管护范围内的管护工作。（二）负责非季节性河道砂石工作。（三）负责嫩江干流的巡查管护工作。嫩江巡护站的业务范围是负责全县堤防规划、设计及编报年度工程计划，设计及预算并组织实施，收缴堤防工程管理费、河道砂石资源管理费。本院认为，姚某同其父亲姚占国在二龙涛河段捕鱼时不幸溺水身亡，二原告认为事发河段有人为私自采矿形成深坑及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自然资源局对非法采砂监管不到位、未设置警示标志、水务局及嫩江巡护站未及时对安全隐患进行清除管控都是溺亡事故发生的原因，三被告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是：三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某某镇人民政府在2020年10月20日作出“某某镇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意见书情况说明”对其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意见书”进行了说明，因某某镇信访工作人员未实际调查，仅是听武卫英陈述就出具意见书，故对二原告主张“关于武卫英信访诉求处理意见书”（和政发〔2019〕33号）中已经认定“该河沙坑，属个人私自采砂所为”不予确认。二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砂坑”系人为开采形成，故二原告主张事发地段是个人私自采矿形成深坑的事实本院无法确认。对二原告主张自然资源局对个人私自进行矿产开采未尽到监管职责及水务局、嫩江巡护站未及时对非法采矿进行监管应负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本案中，水务局作为本地区水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包括指导全县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等，水务局的管理应认定是行政管理。因此，二原告认为水务局未及时对安全隐患进行清除管控应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二原告要求水务局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嫩江巡护站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全县境内的河湖管护工作，因本案事发河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公众玩耍或休闲娱乐等公共场所，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放式河道管理者应承担与公共场所管理者相同的法律义务，嫩江巡护站的业务范围亦未涉及对事故河段的安保责任，二原告主张的事故河段未设置警示牌的安保义务不属于嫩江巡护站的职责范围，故二原告要求嫩江巡护站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联合大桥两侧河长牌上标有禁止捕鱼的禁令，姚占国父子违反禁令去捕鱼发生事故，在事故发生时姚某年龄已经超过16周岁，平时与其父亲一起务农，对危险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却轻信能够避免；事发时同其父亲姚占国在一起，姚占国做为成年人，对危险具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却轻信能够避免，故其对姚某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水务局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在庭审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放弃，由其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姚占国、武卫英要求泰来县自然资源局、泰来县水务局、泰来县嫩江巡查管护站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66元，减半收取4533元，由姚占国、武卫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