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24民初118号 原告：郑燕萍，女，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址新昌县，现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东明，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叶平，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国辉，男，196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丽娇，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燕萍与被告叶国辉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原告郑燕萍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月9日作出了（2020）浙0624民初118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鉴于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原、被告对本案事实争议较大，案件较为疑难复杂，本院决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2020年5月9日本院以（1998）新民初字第80号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的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必须以（1998）新民初字第80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三次审理。三次庭审，原告郑燕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东明、胡叶平，被告叶国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翁丽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燕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坐落于新昌县××街道××路××号的房屋系原、被告共同共有，原告享有50%份额（价值约2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1年认识并建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被告及其父母、兄长位于新昌县××镇××路××号的房屋被拆迀，在重建房屋期间，原告与被告共同出资出力，建成新昌县××街道××路××号（即涉案房屋）。1994年2月4日，原、被告登记结婚。1995年4月24日，被告及其父母、兄长订立分关，确认涉案房屋归叶国辉所有。2000年2月，叶琴娟（系被告母亲）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取得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得知后，于2001年3月26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新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2001年4月6日，原、被告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对涉案房屋因权属问题另案处理。涉案房屋系原、被告婚前共同出资建造，婚后经分家析产，于法于情均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致纠纷产生。因坐落于新昌县××街道××路××号的房屋已拆迁，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分割坐落于新昌县××街道××路××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 被告叶国辉答辩称：原、被告于1994年2月4日登记结婚属实，但并非如原告所陈述的1991年认识并建立恋爱关系。涉案房屋系被告母亲叶琴娟拆迁安置重建的房屋，原告对该房屋建造并未出资。在原、被告登记结婚之前涉案房屋已经建造并竣工，系被告的婚前财产。原告称涉案房屋系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家析产所得与事实不符。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郑燕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1992年3月29日拆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新昌县××镇××路××号房屋是叶琴娟继受所得，涉案房屋系1992年拆迁而取得相关地皮后建造，当初为了享受更多的拆迁政策，所以在乙方处写了叶琴娟等三户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书上载明的房屋是被告母亲叶琴娟继受取得，协议书上写三户是为了便于叶琴娟的两个儿子吕国庆、叶国辉今后造房需要，与原告陈述的多享受拆迁政策无关，当时拆迁是按房屋面积进行安置，并不是按人口进行安置。 2、叶国辉的建筑许可证一份，证明为了建设方便，将涉案房屋的建设许可证登记在被告名下，并明确了房屋面积及造价等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建设单位名称在政府部门留档除了被告外，还有被告母亲叶琴娟，许可证颁发的时间是1992年9月，完工时间是1993年3月，均早于原、被告登记结婚时间1994年2月，说明涉案房屋系被告或被告与其母亲、兄弟共同出资建造，并非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造，涉案房屋系被告婚前财产。 3、1994年2月4日结婚证一份，证明原、被告于1994年2月4日登记结婚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均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从登记时间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在原、被告登记结婚之前就已经建造完毕，系被告婚前财产。 4、1995年4月24日分关复印件一份，证明叶琴娟将涉案房屋分配给被告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应提供该分关原件，该分关是原告将复印件交给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不是本案被告、被告兄弟吕国庆、叶琴娟交给房管局的。分关的落款时间1995年4月24日是伪造的，真实的时间是1992年4月24日。涉案房屋的来源是被告母亲老房屋拆迁，分关所写内容与原告提交的拆迁协议书内容基本吻合，分关内容来源于拆迁协议书。从分关第一条约定的内容来看，涉案房屋并不是被告或被告与其哥哥各自所有，他们的父母也都有相应的份额。 5、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原、被告所有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原、被告的夫妻共有财产。原告诉状中的住所地其实是原告户籍地，原告离婚后未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绍兴中院及省高院的判决书均没有确认涉案房屋系被告个人财产，也没有确认涉案房屋系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省高院撤销中院判决书的原因是涉案房屋应当登记为被告及其母亲共同共有。 6、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原、被告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并在调解书中载明涉案房屋因涉及权属问题另案处理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无异议。 7、公安部鉴定文书一份，证明被告提供的1992年4月24日分关存在虚假情形，极有可能是1998年所签订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鉴定结论对分关具体签订时间没有作出相应结论，原告认为该分关是1998年签订，与原告提供的1995年分关也相互矛盾，因为1995年分关上也有相关的印章。该鉴定报告结果与原告提供的被告及被告哥哥吕国庆办理建筑许可证的时间相违背，在没有分关的情况下是无法办出建筑许可证的。而且原告应提交1995年分关原件。 8、1998年5月30日对陈叶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分关是1995年打印，而且系被告家属打印的事实。 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应提供该证据原件，被调查人系原告朋友，内容中谈及两份分关即1992年和1995年分关，只是说到“1995年分关是在我这里打印”，但没有说是谁委托打印，很有可能是原告委托其进行打印。 9、1992年10月5日协议一份，证明该协议中载明的建筑五层楼房与建筑许可证审批的五层相符，而被告提供的分关中记载的是六层，分关中记载的内容与房屋现状相符，所以分关应是在1992年之后签订。 被告经质证认为协议的原件具体由法院核实，协议中写的共建五层楼房，是按照拆迁协议中所写的楼层进行书写，当时房子是由政府代建，不是被告自己建造，为了规划要求，其他房屋都建造了六层，所以也要求被告的房屋建造六层。不管是五层，还是六层，涉案房屋是原、被告登记结婚前就已经建造完成。 10、1998年5月29日对童信义的调查笔录、1998年4月27日对陈叶的调查笔录、1998年5月30日对陈叶的调查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涉案分关是1995年打印形成，系被告家属打印，签字也是1995年所签；1992年分关不是利民电脑店打印的，被告提供的1992年分关一行有30个字，而1992年打印器材一行只能打印26个字，还没有一行30个字的打印技术。法院对陈叶的调查笔录和张文江律师所作的笔录可以相互印证。 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没有提交1995年分关原件，被告提交的1992年分关与1995年分关内容上是一致的，唯一区别是日期上有差异。张文江律师对陈叶的调查笔录，按照法律规定，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从证据内容来看，陈叶只是陈述到1995年分关是由其打印店打印，但并没有陈述到1992年分关不是1992年打印的，没有否定1992年打印的真实性。对于童信义的调查笔录，按照法律规定，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从证据内容来看，童信义对1995年分关是否在利民电脑打印店打印不清楚，只是说1992年分关肯定不是他们打印的，并没有否定1992年分关打印的真实性，原告以童信义认为被告提交的分关时间是假的说法不能成立。 被告叶国辉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1、拆迁协议书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建造原因是叶琴娟旧房拆除后经政府批准建新，涉案房屋系被告婚前财产，至于该房屋系被告一人所有还是被告与其母亲叶琴娟共同共有，属于被告与叶琴娟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拆迁协议内容，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属于异地重建，产权属于原始取得，异地重建后产权人还是属于叶琴娟一人所有，为了建造两处房产，办理了两个建筑许可证。 12、对吕伯安的谈话笔录复印件、房管局存档的1992年分关各一份，证明1992年4月24日签订分关，涉案房屋系被告婚前财产，只有分关在建筑许可证颁发之前签订，才能对吕国庆、叶国辉颁发建筑许可证。 原告经质证认为据原告统计，1992年分关不只有三份原件。对吕伯安的谈话笔录，从证据形式来看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吕伯安的相关陈述被省高院判决否定，明确指出系无效证据。吕伯安并非房管局工作人员，分关上盖了他的私章不符合情理，因此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分关内容来看，该分关系虚假，主要表现在：第一段“叶琴娟原有坐落……”中的“原有”这个词不符合1992年状况，1992年4月房屋根本没有被拆迁，不存在原有的说法；第八行“而后，批准我家翻建……”，这里的“批准”根据原告提供的建筑许可证，办理时间是1992年5月30日，而1992年4月24日还没有办理建筑许可证，何来批准一词。第三段“另有翻建临街房一间”，在1992年4月，老房屋都没有拆迁，新房屋还没有重新建造，建筑许可证也没有办理，施工图纸未设计出来，何来翻建临街房一间。第四段第一句话“两子均已长大成家……”所谓成家肯定是指已经结婚。第一页最后一行“确认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成立三家定居”，三家是指叶琴娟、被告及被告哥哥三家，从该表述可以看出被告已经登记结婚。第二页第六行“叶国辉建筑……”，根据5月份的建筑许可证，审批是五层，1992年4月房屋还没有开建，建筑许可证还没有办理，那怎么会知道房屋会有六层。“临街营业房建筑，由叶国辉负责……”，临街营业房于1994年建造完成，1992年工程还没有动工，怎么会有结算款产生。“街面营业房40平方”，建筑许可证是50平方，这是建造以后测量出来的40平方。第七条“父母的原房拆除后……”，1992年4月24日叶琴娟的补贴怎么结算尚未出来，结算票据时间是1992年5月6日。因此，分关具体文字的表述是房屋建成后，对房屋具体所作出的分配，而不是在1992年房屋还未进行拆迁，建筑许可证还未领取就对建房作出安排。另外，1992年只有油印，还没有打印，当时还没有该种字体，原告有理由怀疑该分关是1998年伪造的。 13、叶国辉建筑许可证、吕国庆建筑许可证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系被告婚前财产及如果1995年签订分关，叶国辉、吕国庆分开单独办理建筑许可证是没有依据的，涉案房屋建造时间早于原、被告登记结婚时间，且1992年签订的分关系真实的事实。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建筑许可证在谁的名下不能确定具体是谁的产权，建筑许可证可以印证1992年分关是假的，叶国辉的建筑许可证写的是5层，但分关协议中写明的是六层一楼梯，吕国庆占地面积是50平米，但分关协议中写的是40平方米，分关协议中写的面积、陈述与目前的实际建造面积是相符的。 14、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于1999年2月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分关复印件是在叶琴娟办理土地证时，原告提出异议提供的，在房管局存档的1995年分关来源于原告。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据形式来看，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这份证明系偷盖了房管局的印章。对于下四房的房产，原告根本没有资格去提异议，提异议时也不可能将原先的原件替换掉，再将1995年分关放进去。 15、新昌县求是有限公司1998年5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叶国辉、吕国庆与裘勇平1993年12月10日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在1993年就出租给新昌县求是有限公司，涉案房屋在原、被告登记结婚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为被告婚前财产的事实。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与租赁合同相矛盾，租赁合同和证明中出租人的名字不相符，当时是叶琴娟当家，她想写谁的名字就写谁的名字。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经本院审核认为：证据1，与证据11，系同一份证据，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因原新昌县××镇××路××号房屋拆迁，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作为三户与新昌县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签订拆迁协议书，并对房屋坐落及面积、安置办法、经济结算、交房时间等作出明确约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可以证明叶国辉于1992年9月29日领得建造××街××号住宅用房（即涉案房屋）的建筑许可证，该房屋于1993年3月29日建造完工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可以证明原、被告于1994年2月4日登记结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与证据12中的1992年分关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且双方当事人对内容均无异议，该记载内容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至于分关实际形成时间以及涉案房屋权属问题，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详细阐述。证据5，系生效裁判文书，相关内容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6，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系本院为了查明涉案1992年4月24日分关、1992年10月5日协议以及1992年9月29日建筑许可证上叶琴娟盖印的形成时间，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鉴定机构不存在违反鉴定程序、无鉴定资质等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8、10，即便如被调查谈话人所陈述，也不能以此来证明涉案分关实际形成的时间，因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2中的对吕伯安的谈话笔录，系为了证明涉案1992年分关的真实性，至于能否达到该证明目的，本院将根据本案相关事实综合认定。证据9，结合证据7中载明的鉴定结论，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3，可以证明被告及其哥哥吕国庆对原新昌县××镇××路××号房屋拆迁后可新建和翻建的房屋办理相关建筑许可证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4，在原告没有提交证据反驳证明存在虚假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5，对于1993年涉案房屋建成后出租给他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吕春初、叶琴娟系被告父、母亲，双方结婚后生育吕国庆及被告，吕春初于2007年2月1日去世。原新昌县××镇××路××号（下四房）房屋系原告叶琴娟遗产继承所得。为实施新昌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建设新北街需要，××镇××路××号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1992年3月29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作为甲方与被拆迁人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等三户作为乙方签订拆迁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乙方房屋座落在××镇××路××号，有座东朝西砖木结构楼房二间（南首间楼下房部分面积为谢杏娟所有），计占地面积67.67平方米，建筑面积111.36平方米，其四至：东至沿界，南至石永淼中柱中壁，西至己墙，北至吕建成原房中柱中壁。另有平台房一小间，计建筑占地面积8.71平方米。以上共计占地面积76.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7平方米。甲方安排乙方翻建临街房建筑占地面积为50平方米（街面宽度5米×深度10米）。按照顾比例计算乙方应负担街面负担面积28.35平方米，原房建筑占地面积相抵街道负担面积数为26.38平方米，相抵不够面积1.97平方米按180元／平方米收费，多余建筑面积14.19平方米按80元／平方米征购。乙方必须服从统一规划定点，统一设计装饰，联合施工建造，新房限建五层。根据乙方家庭早已分别立户和日后住房分居的实际情况，初步同意乙方翻建住宅房二间，计建筑占地面积54平方米×3层（乙方原有朝东向平房三间，计建筑占地面积78.99平方米），翻建手续另行报批。甲方协助办理，乙方应按规定缴纳配套设施费等。嗣后，吕春初、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在中间人梁桂明、吕金娟的见证下签订分关，分关内容主要包括：吕春初与叶琴娟夫妇原有座落本县城关镇××路××号××房××上祖传遗产楼房两间，占地面积67.67平方，建筑面积111.36平方，另有吕、叶在夫妻存续期间翻建的平瓦房三间，占地面积78.99平方；又有水泥平台一个，占地面积8.71平方。兹因旧城改造，新建新北街所需，临街房建筑延伸，导致我家两间楼房、一个平台和部分平房均需拆迁。由县府拆迁办公室统一安排居址。而后，批准我家翻建原朝东向的三间平房为二间三层一梯棚的住宅房，占地面积为54平方米。其四至：东至本户临街房后天井和石永淼后天井，南至谢瑞剑户中墙，西至谢瑞剑楼房仚墙，北至与吕建成的原房中壁中柱的基石为界。另有翻建临街房一间，街面宽度5米，位置确定紧靠吕建成临街房边，其四至是：东至工商银行公房中墙，南本户天井行人道，西至吕建成房中墙，北至新北街人行道，占地面积为50平方米。吕、叶配偶后，育男长子吕国庆，次子叶国辉（随母姓）。两子均已长大成家。在房产分配方面，按照继承法有关规定，吕国庆与叶国辉兄弟二人均为第一顺序者，享受父母遗产之权。确认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成立三家定居，被继承人同意不再另行划地建房，继承人虽未尽赡养义务，故双方应骤一间（套）为父母居住（包括权属）所有，以作对父母建房基地的应有份额。吕国庆建筑原朝东向三间平房基地，占地面积78.99平方，翻建为二间三层一梯棚的楼房。叶国辉建筑街面房基地，占地面积50平方，翻建为一间六层一梯棚楼房。其中街面营业房40平方。为了日后长远利益，街面房营业用房由吕国庆和叶国辉兄弟二人对半平分。位置确定：吕国庆靠吕建成房边，叶国辉靠工商银行公房边。营业用房四壁墙界均为兄弟共有，但吕国庆住宅房可开朝向东单门自行出入营业用房。吕国庆住宅房**划出一间27平方住房、叶国辉房**划出**同等面积住房归为父母居住所有。临街营业房建筑，由叶国辉负责，随同自有房建造时营建。吕国庆应支付给叶国辉应负担的造价5000元（包括材料、工资、门前装饰、水电管道）。其款支付，在动工前支付2500元，竣工后付清。营业房的出租期，暂定为三年一期，出租权由兄弟轮流执行，租费不得低于当时同街同等条件的平均水平价。父母所住的房产权，应为父母所有，倘父母在生前无生活能力，而继承人又未尽赡养义务时，父母仍有权支配自己产权，在同等价格情况下，继承人享有优先权受，价款必须如期付清。否则，父母仍有权另行支配他人。倘父母百年之后，则按“谁建谁有”的原则，原房归为各继承人所有。其他人均不得争执继承权属。父母的原房拆除后所得的征用费和各项补贴，共计人民币9000元，抵作街面房前公路建筑和营业房的街道设施费外，尚欠682元，加之吕国庆原房翻建应负担的设施配套费1680元，均由父母负担交纳外，父母在平时积蓄资金5000元，分补给吕国庆、叶国辉兄弟各2500元，以资建房费用等。1992年5月30日，吕国庆领得新昌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新城建证字（92）第000504号建筑许可证，对原新昌县城关镇下四房12号二间三层住宅房进行翻建，占地面积54平方米，建筑面积168.56平方米，由城南建筑公司承建，完工时间为1992年11月30日。翻建完成后，吕国庆于1997年5月领取了其申领建筑许可证所建造的住宅房中按照分关内容约定的归其所有的部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1992年9月29日叶国辉领得新城建证字（92）第000533号建筑许可证，于1993年3月29日建成位于××街××号（即城关镇××路××号）、占地面积50平方的五层临街房。2019年涉案新昌县××街道××路××号房屋被政府征收。 另查明，1993年新昌县××街道××路××号房屋建成后，出租给他人使用。1997年上半年，新昌县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应叶琴娟的要求，将叶琴娟的名字填写进新城建证字（92）第000533号建筑许可证建设单位栏内，并将原该栏中叶国辉的名字加上括号。1999年11月15日，叶琴娟以个人名义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2000年1月23日，新昌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叶琴娟补办建设用地审批及划拨手续后，于2000年2月16日审批准予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并向叶琴娟颁发了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性质为划拨。郑燕萍不服，于2001年3月26日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叶琴娟为第三人后，经审理于2001年5月30日作出（2001）绍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新昌县人民政府2000年2月颁发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土地使用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郑燕萍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讼争土地的权属来源应以拆迁协议为基础，并以建筑许可证为重要依据。拆迁协议已明确将讼争土地安置给叶琴娟及吕国庆、叶国辉等三户，至于具体如何分配，则由该三户内部自行安排。新昌县人民政府先行为叶琴娟补办建设用地审批划拨手续，与讼争地块由叶国辉申领建筑许可证建房的客观事实不符，亦不符合讼争土地系经政府统一安排的拆迁安置用地的实际，显属违法。新昌县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在新昌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依法核发的建筑许可证上随意添加内容，属无效行为。新昌县人民政府违背客观事实，在违法为叶琴娟补办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基础上，将讼争土地的使用权登记发证给叶琴娟，其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来源不清，属主要证据不足，因此于2001年11月13日作出（2001）浙行终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绍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新昌县人民政府新国用（2000）字第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判决生效后至今，叶琴娟、叶国辉等一直未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手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被告郑燕萍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公安部对涉案1992年4月24日分关中私人印章印文“叶琴娟”及1992年10月5日协议中私人印章印文“吕金娟”的盖印时间进行鉴定，检材为1998年4月8日民事诉状中私人印章印文“叶琴娟”及1998年5月12日证明中私人印章印文“吕金娟”。公安部出具鉴定文书一份，鉴定结果载明：1998年4月8日民事诉状及1992年4月24日分关中“叶琴娟”印章所用印油无法分离分析，故无法比对盖印时间。1998年5月12日证明中“吕金娟”印章与1992年10月5日协议中该印章盖印时间相近。 再查明，1994年2月4日叶国辉与郑燕萍登记结婚，1998年9月叶国辉向本院提起离婚之诉，2001年4月6日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但对坐落于××路××号房屋因涉及权属问题，另案处理。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涉案分关的实际形成时间；第二、原告对涉案房屋及征用补偿款是否享有共有权。 针对第一个方面，本院认为，首先，涉案1992年3月29日拆迁协议书虽已明确对叶琴娟、叶国辉、吕国庆等三户的安置方案为翻建原新昌县城关镇下四房12号二间三层住宅房以及新建南明街道××路××号占地面积50平方的五层临街房，但并未对安置财产在该三户内部作出具体的分配方案。从1992年5月30日、1992年9月29日吕国庆、叶国辉申领的建筑许可证记载的相关内容可以推定，1992年5月之前叶琴娟、叶国辉、吕国庆等三户已对翻建和新建房屋作出分配。加之1992年吕国庆已登记结婚和分户，安置的翻建和新建房屋再由吕国庆与叶琴娟、叶国辉共同出资、共同建造的可能性较小。其次，从分关用词层面来讲，应从前后内容连贯综合分析。分关第二段对于分关所涉及的财产来源首先进行了明确，即“兹因旧城改造，新建新北街所需，临街房建筑延伸，导致我家两间楼房、一个平台和部分平房均需拆迁。由县府拆迁办公室统一安排居址。”可以说明该分关是为了拆迁建房而签订的，故签订时间应在拆迁协议签订后，实际建造前。此外，从分关内容相关细节来看，如第四点中“其款支付，在动工前支付2500元，竣工后付清”、第七点中“父母在平时积蓄资金5000元，分补给吕国庆、叶国辉兄弟各2500元，以资建房费用”等可认定分关应是在涉案房屋建造之前所立。因此原告仅从单个用词判断分关立于拆迁房屋建成后的1995年，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从技术层面来讲，经本院核实，涉案1992年分关和1995年分关均属于电脑打印而形成，而电脑打印技术并非在1995年才出现，在1992年之前即存在，因此本院对于原告以1992年不存在电脑打印技术而否认1992年分关真实性的主张不予认可。另外，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确定涉案1995年分关来源于吕国庆房产档案中，但经本院调查核实，吕国庆房产档案中并不存在涉案1995年分关，仅有一张由吕春初、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于1997年4月2日签字盖印的协议，吕国庆凭借此协议办理了城关镇下四房12号（旧地址胜利路下四房12号）的房屋产权证。虽然原告以涉案1995年分关作为抗辩主张，但至今都没有提交原件，结合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于1999年2月3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叶琴娟下四房12号房产档案中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分关系郑燕萍于1997年4月15日提交的房产异议书中的附件”，本院对涉案1995年分关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本院对于被告提交的1992年4月24日分关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针对第二个方面，本院认为，分家析产协议是在家庭生活中，为了子女独立分开生活，家庭成员就家庭共有财产协商一致进行分割的协议。家庭共有财产的认定，一般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关系的存在；二是家庭共有财产关系的形成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如婚姻关系的存续、共同劳动、共同经营或共同接受赠与等；三是家庭成员之间可实行家庭财产共有的约定，如约定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等。本案中，从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作为三户与新昌县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签订拆迁协议书，因涉案原新昌县××镇××路××号（下四房）房屋需要拆迁，吕春初、叶琴娟、吕国庆、叶国辉签订包括家庭共有资产分配、债务承担、老人赡养等内容的1992年分关，系为了分开生活，当事人就家庭共有财产在经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自愿达成的协议，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分家析产”性质。该分家析产的方案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1992年分关签订后，吕国庆与叶国辉申领建筑许可证，并按审批的建筑许可证建房。吕国庆与妻子在对原下四房12号房屋共同进行翻建后于1997年办理了相应的产权登记手续，至今已执行分关约定多年。坐落于新昌县××街道××路××号房屋系以叶国辉的名义于1992年审批建造，1993年建造完成时叶国辉还未与郑燕萍登记结婚，如上所述，在本院认定1992年分关真实的情况下，虽该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该房屋仍属于叶国辉个人婚前取得的财产，因该房屋拆迁所得款项亦应属于叶国辉所有。对于原告认为涉案新昌县××街道××路××号房屋系其婚前共同出资建造的主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对涉案房屋无共有权，其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燕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诉讼费合计29400元，由原告郑燕萍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海英 审 判 员  秦 妙 人民陪审员  吴亚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