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7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男，198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兰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付龙，男，1981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兰陵县。上诉人郭伟因与被上诉人王付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4民初3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鲁1324民初352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偿还任何款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借款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对于借据的出具时间，被上诉人表述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借据系补签，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又陈述在其将涉案借款交付给上诉人之后，上诉人当场出具的借据。2.一审认定的出借主体与款项交付方式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并非涉案借款的出借主体，其未向上诉人交付10万元。上诉人虽然在2018年10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在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向案外人王某提供的借据上进行了个人署名。至于所拖欠的10万元款项，是2013、2014年上诉人向王某借款15万元，然后之前归还了5万元，尚欠其10万元。王某本人认可上诉人向其借款15万元，随时借随时还。至于王某作为证人的效力，因其与被上诉人系叔兄弟关系，其向法庭陈述的被上诉人将钱交给上诉人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又因上诉人只认识王某，纠纷发生前未见过被上诉人，所以对于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义起诉10万元借款不予认可。3.借据签署时间、地点、在场人物，当事人各执一词，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实真实借款时间，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主张是2018年10月12日下午2、3点钟在王沙窝村头，在王某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借款的。上诉人则当庭质证表示，2018年10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王某驾驶迈腾车在东埝头村圆通快递门口，只有上诉人和王某两个人在的情况下，上诉人向王某签署的借据。为此，在针对被上诉人诉讼主张借据形成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均不一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负有继续举证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需要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否则要承担不利的后果。4.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微信记录均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原审中，第一次庭审时，被上诉人本人并未到庭，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在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本人到庭并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但提供的录音手机无法证实到底是王某的还是被上诉人自己的手机，而且录音内容非常片面，明显存在截取行为，被上诉人对于纠纷发生后王某、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见面的事实，但当时谈论的是上诉人如何归还拖欠王某15万元的问题，录音涉及的4万、6万的还款计划也是针对拖欠王某15万元的问题，与被上诉人及其主张的本案10万元纠纷无关。另外，在2020年7月30日第三次庭审时，被上诉人又在王某未出庭的情况下，提供了王某手机微信中王某收到上诉人给王某还款15000元的证据，并主张王某收到15000元后又转账给被上诉人5000元。对此，显而易见，终究仍然是上诉人与王某之间存在着15万元的资金往来关系，上诉人根本不曾与被上诉人建立任何资金交易关系。至于王某为何向被上诉人转账及双方的资金往来，当然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中对于录音内容进行了描述，但是，一审中未有当事人认领录音中各自的声音主体，加之录音内容模糊且有片面和删减现象，无法还原真实谈话主体及内容。一审认定录音与微信记录相互印证的意见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发生10万元真实借贷的事实，被上诉人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诉讼请求。尤其是被上诉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只有在贷款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时，才能视为完成证明责任，而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决显属错误。二、一审将被上诉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即书证的鉴定申请及缴费义务分配给上诉人，系程序不当。原审第二次开庭庭审调查时，询问“原告，签订借据时，借据是谁提供的”，被上诉人回答“是王某车上有，王某提供的”。这也与王某出庭作证时认可自己与上诉人存在15万元资金往来的事实相吻合。针对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上诉人一度表示不属实。2011年10月21日，案外人王某独资设立了兰陵县康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经营业务，王某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聘请上诉人为业务员工作，在工商登记中，上诉人被登记为“监事”一职。因工作需要，对于由上诉人经办的该公司投资项目涉及的资金账目回收问题，上诉人因未按公司规定做到及时收回相关资金，公司就要求上诉人给公司签署《借据》，要求“什么时候完成收回资金的业绩，什么时候作废《借据》”，为此，才有了载明上诉人签写的2018年10月12日的《借据》。至于，被上诉人如何获得和持有上诉人给案外人签署的《借据》，上诉人不得而知。但事实上，该《借据》的由来，存在独立的法律基础关系，与被上诉人的所谓“民间借贷”之诉无任何关联。被上诉人拿着上诉人给其他人签署过的《借据》起诉缺乏证据支持，《借据》本身也不存在真实借款交易，该《借据》无效。关于一审认为当事人对于《借据》中“王付龙”的书写捺印需要鉴定是否为上诉人笔迹问题，并将鉴定的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一方面，《借据》鉴定毫无意义，因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所以民间借贷中自然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而非诺成合同，本案焦点在于借款款项交付问题是否成立生效，至于借据因为涉及利害关系（上诉人、被上诉人、王某）相互之间的问题，不应作为有效证据。另一方面，即便是申请鉴定，也应当由作为原告方、举证方的被上诉人申请并交纳鉴定费，显然一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还须说明的是，一审中上诉人当庭积极表示在双方共同承担鉴定费用的情况下同意申请鉴定，但被上诉人当庭表示不交纳鉴定费用，从而未予鉴定，一审判决据此判决“本院视为郭伟放弃权利”，故关于鉴定程序不当，判决错误。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归还借款85000元，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十六条、十九条等规定，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故，针对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与兰陵县康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及自己在该公司任职期间与公司、王某之间的资金往来转账交易的事实，均证明了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在查明上诉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一审违反了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未有依法结合借贷金额10万元、款项交付不明、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否有涉案10万元资金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利害冲突关系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同样未依法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付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郭伟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2日，郭伟出具借据一份，内容是：“借据本人郭伟，身份证号：3712324198512××××，因需要，借王付龙现金（人民币）小写：1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按月利率%计算，使用期限自2018年10月12日至年月日，……。借款人（签字）：郭伟，联系电话：155××××7777。2018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13日，王付龙、郭伟和案外人王某在交谈时，被王某手机录音。其中部分对话，郭伟：“我最少保证这4万我保证百分之百给拿着4万”。王付龙：“百分之百保证王某保证”。王某：“能行吧哥，就是年底阴历年底”。郭伟：“我还是给你说那个最少保证4万元”。王某：“到19年阴历年年底最少还4万”。王付龙：“就今年年底，到2020年明年上半年就是把那6万再给我”。王某：“就是过年之前”。王付龙：“就实实在在的也不要那个了，也不要玩那些了，怎着就怎着了”。郭伟：“要不我就不这样，我就不提这个了”。王付龙：“你嫂子还认为你这个就是最那个的，没猜着，我还没给她说，当时就说能那个，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给的，这不是一天两天了”。王某：“是的，我是说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给的，这确实是我说的”。王付龙：“我提前打招呼打多长时间了”。王某：“那这样就是19年年底，阴历年底”。郭伟：“就是过年之前”。王某：“就是过春节之前还4万元，最低还4万，这样能行吧，哥，哥来，这样能管吧”。郭伟：“我说的，我肯定，我本身这不就还是按我以前说的”。王某：“剩下这6万到2020年的上半年”。郭伟：“8月份之前”。王某：“8月份之前还清。呐呐呐行，都这样说了，这样行吧，大哥”。王付龙：“你说了我说什么，说实话我要是跟你这个，要是你比我大，弟弟，你嫂子肯定我给你说”。王某：“是的”。王付龙：“行，那你走吧”。2020年1月14日，在案外人王某与郭伟的微信聊天中，王某说：“哥，今天腊月二十了，我夫（叔）兄弟又给我打电话了，你看看这两天操持下先把你答应那四五万给他，反正离过年也没几天了，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接电话方便。”2020年1月24日，郭伟通过手机转账给王某15000元，同日，王某通过微信转账给王付龙10000元，并支付王付龙现金5000元。庭审中，王付龙主张案涉《借据》中的“王付龙”的签名和捺印是郭伟所为，郭伟不认可，也不申请鉴定，且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内，郭伟未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鉴定申请和预交鉴定费用，一审法院视为郭伟放弃权利，一审法院认可案涉《借据》中的“王付龙”及上面的手印是郭伟书写和捺印。另查明，康华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王某（本案证人）是法定代表人，郭伟是监事。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王付龙和郭伟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庭审中，王付龙主张签署涉案《借据》时，在场人有王付龙、郭伟和王某，并且是现金交付，郭伟不认可，提出当时只有郭伟和王某，并且没有收到涉案款项。郭伟提供山东兰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支取凭证一份，上面显示郭伟于2019年4月11日向王某转账6万元，用以证明与王付龙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涉及的2019年还款6万元的对话内容相吻合，是与康华公司发生交易，但王付龙提供的录音时间是2019年10月13日，晚于支取凭证的时间（2019年4月11日），郭伟提供的此项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付龙提供了录音和证人王某予以证明其主张，在录音中，郭伟承诺分期还款，即2019年阴历年底前还4万元，2020年8月份前还6万，且证人王某也予以证明。王付龙还提供了王某与郭伟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内容能够与王付龙提供的录音内容相互印证，即2019年阴历年底前还4万元。故一审法院对王付龙提供的《借据》、录音、证人证言及王某与郭伟的聊天记录予以采信。且在案涉《借据》中，有本案出借人王付龙的名字，郭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对出借人有异议，应当场提出。庭审中，郭伟主张案涉《借据》是给案外人康华公司出具的，但康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不认可，郭伟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王付龙和郭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所述，扣除王某转交王付龙的15000元，郭伟应偿还王付龙85000元。因《借据》中未约定利息，故王付龙要求郭伟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郭伟还王付龙借款8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王付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王付龙负担173元，郭伟负担977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对于涉案借据中借款人的签字系本人所签无异议，对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本人的声音及说话内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据系空白借据，该借据系上诉人向案外人王某出具；录音是案外人王某事先设计好的，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空白借据中签字，系其对借据内容的无限授权，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在借据中签字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本人的声音与内容无异议，而该录音内容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将涉案借款交付上诉人，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郭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建伟审 判 员 崔岩梅审 判 员 杨建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孙德敏书 记 员 杨金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