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聚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79801534XM。法定代表人：李登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1263364。法定代表人：张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乔兵，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何，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4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渝0104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撑。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为“清欠约谈记录”，并以王锐水电班组劳务产值129.5万元作为整个劳务分包合同的最终劳务报酬，是对案涉劳务分包合同最终劳务报酬含义的错误理解，因此，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判决依据是事实认定错误。1、“清欠约谈记录”的产生背景为，在上诉人完成整个约定的劳务后，被上诉人仍然拖欠劳务费，导致上诉人无法向工人支付工资，上诉人多次讨要未果，为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2019年1月30日在大渡口区建委清欠办组织下，以“绿地城二号地块一标段王锐水电班组欠薪投诉事宜”为会议主题，对开发单位、建设施工单位、劳务公司进行约谈，并就欠薪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该次约谈的主题为解决王锐水电班组的欠薪问题，从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三条约定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条确定了欠薪数额，第二条确定了上诉人补足欠薪的义务，第三条确定了上诉人付清工资的承诺。因此，王锐水电班组劳务产值129.5万元，应定性为王锐水电班组的农民工工资总额为129.5万元，该笔款项不应当被认定为是对整个工程量劳务费的最终结算数额。根据案涉合同24.1的约定，劳务报酬的最终结算应该依据该条款约定的方式进行即全部工作完成，经工程承包人验收合格后14天内，劳务分包人向工程承包人递交完整结算资料，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劳务报酬的最终支付。所以王锐水电班组劳务产值129.5万元实际上就是指水电班组农民工的工资。上诉人曾经依照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提出结算申请，因为案涉项目已经完工被上诉人项目部已经撤销，导致上诉人无法完成结算工作。2、大渡口区建委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而清欠办的职责只是负责因欠薪问题组建的科室，无权力也无义务组织劳务分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进行劳务报酬的最终结算。3、根据案涉合同17.5的规定，案涉工程劳务费单价为47元/平方米，包括水电安装预留预埋单价30元、卫生费单价2元、安全文明施工费单价5元、管理费、利润、税金单价10元。根据设计图纸标明的方量暂定劳务总额1664797.81元。所以129.5万元作为劳务结算总额明显是事实定性错误。关于上诉人现场管理人员李三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出具了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的情况说明，仅仅是对原告所做的总产值1661797.81元(不含增加工程量部分)的确认，其中应该支付129.5万元农民工工资，这1664797.81元应包含税、费、管理费、管理人员工资以及合理的利润，试想上诉人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从事商事活动肯定是要追求合理利润的，该清欠会议记录，如若认定为是结算依据，那么利润不但没有反而会亏损10万元的工伤补偿以及税、费、管理费、管理人员工资，这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二、关于重庆市畅原劳务公司支付给相关人员的80835元的定性问题，只能证明相关人员收到了80835元，并不能证明这就是被上诉人支付的案涉劳务费的其中一部分。一审法院错误的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的认定为是被上诉人委托支付的证据。同时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的认定还违背了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关于10万元是工伤补偿不是劳务费，是一审庭审中已查明认定的事实但判决未作任何处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承包项目及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是建设施工单位的法定义务，对于发生的工伤事故，施工单位有义务进行赔偿。实际的情况是上诉人将该笔10万元按时足额的支付给了受伤工友冉芝淑。因此，应在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劳务费总额中扣除这10万元，被上诉人应另行支付10万元劳务费。四、关于增加的工程量问题，涉案劳务分包合同的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47元/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5421.23平方米，这是根据设计图纸计算出的建筑面积，所以劳务总额：1664797.81元只能是理论数值是暂定总额。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增加了零星用工，用工单经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签字确认，其真实性应得到认可，增加用工量也是符合建筑施工实际的。即使在用工单的形式要件上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也不能否定其真实存在。综上所述：本案中双方在大渡口区建委组织下，进行的一次欠薪约谈，解决了农民工资支付问题。约谈记录载明劳务产值129.5万元并非是劳务总额，劳务产值与劳务费总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一审法院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错误的以129.5万元作为案涉劳务总额的结算依据，进而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129.5万元只是对农民工资全部进行了结算，并非是对整个工程量进行了结算，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补充意见如下：合同约定的施工时间是2015年10月8日至2017年8月15日，工作天数638天，实际完工日期为2019年1月22日，因为工程超期导致上诉人无法按照正常程序履行结算。合同第17条约定的概念为劳务报酬，而结算书上约定的是劳务产值，这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双方之间并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或者变更协议，因此以劳务产值作为劳务报酬进行结算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上诉状中的第三点变更为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1万元的违约金过低，不足以弥补其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放弃十万元工伤补偿的主张。从派工单的形式来讲，经过发包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真实有效，从记载的内容看主要包括电工班组现场维护，焊接止水钢板，安装屋面透气管，根据露台新图加排水管道及地漏，安放二期配电柜，加固楼梯等以及发包单位临时安排的工作等。因此，增加的工程量37127元发包方应支付。关于约谈记录记载的内容分析，第一条约定的劳务产值为129.5万元，已经支付111万元，绿地建设应按照合同付至95%(123万元)，这里既然约定按合同，就应该按案涉合同劳务报酬1664797.81元作为计算基数，而不是按129.5万元作为计算基数，所以这123万并不准确；暂且认定按129.5万元作为计算基数,95%(123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11万元，上诉人也只需支付12万元，而不是15万元。因此，该约谈记录的内容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根本不可能作为整个劳务合同劳务报酬的结算价格。另提交光盘一份，一审庭审后一审代理人去大渡口清欠办询问约谈会议约谈人，对约谈会议记录的解释，明确告知水电班组的劳务产值不是整个劳务合同的最终结算价格，这进一步证明上诉人的观点是成立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额的组成是以合同暂定的金额减去被上诉人已付金额扣除80835元。一审诉讼请求中524617.21元中包含了增加的工程量37127元，请求金额具体构成如下：1664797.81-1110000-150000+80835+37127=522759.81。被上诉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以《清欠约谈会议记录》中的129.5万元作为案涉劳务分包工程的劳务总产值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1、从《清欠约谈会议记录》的产生背景及内容可以看出，王锐水电班组欠薪问题是该次约谈的起因，约谈最终解决了案涉工程的结算问题《清欠约谈会议记录》的产生背景是:2019年春节前，王锐水电班组的工人再次因为上诉人欠薪投诉至大渡口区建委，建委清欠办又组织业主、总承包方即被上诉人、劳务分包方即上诉人进行协调处理。王锐是水电劳务班组长，该班组的施工内容就是案涉工程。当时，案涉项目才完工，为一次性解决相关问题，各方在建委的主持下协商了一个星期左右，最终就案涉工程的结算价款、剩余款项支付以及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清欠约谈会议记录》。《清欠约谈会议记录》达成的约定共有三条：第一条，首先确定了案涉工程的结算价款即“劳务产值129.5万元”，其次确定了被上诉人已付款金额为111万元，然后确定了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应付至95%即123万元，最后确定了被上诉人实际需支付的款项为25万元；第二条，确定了在被上诉人支付完25万元后，如仍存在王锐水电班组欠付工资的情况由上诉人自行负责：第三条，确定了上诉人提供该25万元对应的民工工资表以及工资付清承诺。如果按上诉人所述，“王锐水电班组劳务产值129.5万元”仅“指水电班组农民工的工资”，那就不会存在“按合同约定付至95%”(95%的基数是劳务费)，也不会存在“工资不足部分”需要上诉人来负责；并且上诉人自己出具的《水电班组工资情况汇总表》中显示的“工资总额”仅为1009257.66元，也与该陈述相互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劳务产值129.5万元”不是指农民工工资，而是对案涉工程的最终结算数额。事实上，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从未按约向被上诉人报送过工程量(一审庭审中自认)，前述投诉发生时案涉工程也才完工，上诉人还未向被上诉人报送结算资料(至今也没有报送)，因此短时间内，双方不可能按照案涉合同第24条的约定完成结算。但当时情况紧急，于是双方压缩了结算时间、简化了结算手续并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尽快确定下了结算金额及需付款项，所以该结算价款不同于正常的工程结算一样有具体的组成或者计算公式，但仍无法否认这是双方对案涉工程的结算。因此，从《清欠约谈会议记录》的产生背景及内容可以看出，王锐水电班组欠薪问题确实是该次约谈的起因，但该次约谈解决的远远不止工人欠薪问题，还有案涉工程的结算问题。2、大渡口区建委在《清欠约谈会议记录》中的地位只是一个组织调解方，不需要所谓的权力或者义务。《清欠约谈会议记录》载明约谈会议意见是“几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该记录是各方经相互协商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属于行政调解大渡口区建委作为建设行业的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完全可以组织劳务分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劳务工程结算问题进行调解，并不像上诉人所述，需要所谓的权力或者义务。3、案涉合同第17.5款约定的劳务总额1664797.81元是“暂定”数额，最终的劳务费应按双方确认的为准。上诉人主张按案涉合同第17.5款约定的劳务总额1664797.81元为结算依据，但合同明确载明该劳务总额仅是“暂定”数额，并且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第四点中也自认“1664797.81元只能是理论数值是暂定总额”，因此该数额不是案涉工程的结算依据。劳务费的最终金额应当按照案涉合同第17.1款的约定，“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而如前所述，《清欠约谈会议纪录》是经上诉人、被上诉人协商一致确定的，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登文签字确认，因此该129.5万元才是案涉工程最终的劳务总额。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情况说明是对总产值1664797.81元的确认的说法，与证据不符。而从事商事活动有盈亦有亏，签订《清欠约谈会议记录》是上诉人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自身经济利益后的选择，是否有亏损其他人无从得知也与本案无关。二、一审法院将重庆市畅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付的80835元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1、畅原公司支付的这80835元系案涉工程的劳务费。在畅原公司支付给“相关人员”的80835元的所有银行《业务回单》中，摘要和用途都是“劳务工资”附言都是“王锐二期水电劳务费”。2、这80835元的收款人是上诉人安排在案涉工程的劳务作业人员。上诉人所称的“相关人员”，与2018年2月13日被上诉人员工邹云燕代付劳务费所涉及的工人、与2019年1月30日上诉人出具的《水电班组工资情况汇总表》所涉及的工人，是基本一致的。3、上诉人在签订《清欠约谈会议记录》时已经认可了该笔款项。根据被上诉人举示的相关付款证据统计，截止《清欠约谈会议记录》形成时，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共计1110835元，其中包含畅原公司支付的80835元。而在该会议记录中，双方确认的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的金额是111万元，两个数据基本吻合。因此，被上诉人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畅原公司代付的80835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劳务费。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与案涉工程无关。而上诉人至今未举示任何证据进行证明，故一审法院将畅原公司代付的80835元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没有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工伤补偿”计入已付款项，被上诉人无需另行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劳务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劳务公司，应为其聘请的工人购买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也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并且，根据案涉合同第11.11款“乙方(即上诉人)应同其所有劳务作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发放工资，不得拖欠”以及第15.4款“乙方原因导致自身人员收到损害的，乙方申请工伤保险赔偿，如乙方未缴纳工伤保险的，则由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约定，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及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也是上诉人的义务。因此，不论是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上诉人都是购买工伤保险以及进行工伤赔偿的主体，该10万“工伤补偿”本就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但当时因为上诉人没有钱支付该笔工伤赔偿费用，所以约定由被上诉人代为支付，并计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中。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被上诉人提出的将该10万元计入已付劳务费的意见，被上诉人更无需另行向上诉人支付10万元劳务费。四、一审中上诉人举示的用工单等证据不能证明增加了工程量需另行计价支付。如前所述，案涉工程已在2019年1月30日结算完成，所以即使存在零星用工也已经包含在129.5万元的结算价款中，被上诉人无需另行支付。而上诉人举示的用工单等证据，要么形式上没有按照合同第18.5款的约定，经过授权人员签字以及被上诉人盖章确认，要么内容上(施工范围)与案涉工程无关或者重复计算，甚至有的证据还存在伪造的可能，因此均不应予以采信(具体意见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通过《代理意见》的形式告知给一审法院，此处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马鞍劳务公司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绿地集团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劳务费524617.21元、违约金5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以524617.2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5日，原告马鞍劳务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被告绿地集团作为工程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分包范围为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镇四胜村绿地城（二号地块）一标段(11-24号楼、商业及地下车库)的水电及给排水安装，总建筑面积35421.23平方米；具体单价为：水电安装及预留预埋30元/平方米、卫生费2元/平方米、安全文明施工费5元/平方米、管理费利润税金10元/平方米，总劳务费暂定为1664797.81元；计价方式为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报酬的支付方式为计时按月支付，计件每月按完成单项的建筑面积量支付，由劳务公司每月25日报完成进度，项目部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工程承包人付款前，劳务分包人必须按要求出具合法等额发票，否则工程承包人不予付款亦不承担违约责任，工程承包人收到发票后10日内支付该项劳务款的85%，工程完工后支付月进度款总额的95%，余款完工结算后，经验收合格后14天内，进行最终支付；还约定，工程承包人不按时向劳务分包人支付劳务报酬、不履行或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时，应向劳务分包人支付违约金5万元，工程承包人核实劳务分包人完成的工程量后不按约支付劳动报酬或劳动报酬尾款时，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劳务分包人支付拖欠劳动报酬的利息。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工人完成了分包工作，该工程已于2019年1月22日完成并已交付业主使用，但原被告一直未进行报量结算。2019年1月30日，大渡口区建委根据原告投诉，组织原被告及业主单位进行约谈，业主单位重庆绿地申炎房地产公司及建设单位即本案被告相关人员、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李登文到场，几方就分包工程施工中王锐水电班组欠薪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如下：1、王锐水电班组劳务产值129.5万元，绿地建设已支付111万元至马鞍劳务，绿地建设将按合同应付至95%即123万元，绿地建设将欠付款项共计15万元支付至马鞍劳务，另有10万元补偿费用一并支付至马鞍劳务，两笔款项共计25万元；2、王锐班组如支付工资不足部分由马鞍劳务负责；3、王锐班组须提供民工工资表及工资已付清承诺。2019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5万元。一审庭审中，被告陈述于2017年8月29日委托重庆市畅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付80835元、于2017年9月14日支付96473元、于2018年2月14日委托被告公司员工邹云燕支付60万元、于2018年5月23日支付83527元、于2019年1月11日支付25万元，共计1110835元。原告除对由重庆市畅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付的水电费80835元有异议外，对其余款项的支付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告如约完成了分包内容，应当获得劳动报酬。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对于报酬的约定为“总劳务费暂定为1664797.81元，计价方式为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在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从未进行过工程量的按月确认工作。被告以在建委组织协商中确认的1295000元为最终工程结算量，原告提出以合同签订时暂定的总劳务费1664797.81元为结算依据，根据合同约定“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李登文在约谈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的情况，一审法院确认以约谈会议记录几方达成的129.5万元为案涉劳务分包工程的劳务总产值。对于已付款项金额，虽然原告对被告提出的由重庆市畅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代付的水电费80835元不予认可，但被告提出的付款总额1110835元，与约谈记录中的已付款金额相符合，原告亦未举示其与畅原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的证据，故该款项应当认定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劳务费。2019年2月1日，被告又向原告支付了劳务费15万元，被告共计支付的劳务费为1110835元+150000元=1260835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的劳务费为1295000-1260835=34165元。关于违约金及利息部分，考虑双方一直未按合同进行工程量的确认及结算，直至工程交付使用后才于2019年1月30日在建委的组织下就劳务费总产值达成一致意见，且被告及时按约谈成果进行了支付及被告至今实际欠付的劳务费仅为34165元的情况，一审法院按10000元主张其违约金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利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前述确认之事实，一审法院主张从2019年2月14日起以尚欠劳务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提出10万元工伤补偿亦应计入支付的劳务费总额并辩称所有款项已结清的辩解意见，因该10万元直接表述为工伤补偿，和劳务费总产值的支付无关联性，一审法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费34165元及违约金10000元，并从2019年2月14日起以尚欠劳务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劳务费付清为止；二、驳回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88元，由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900元，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8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了证明清欠约谈会议记录中水电班组的劳务产值不是整个案涉劳务合同的最终结算价格。提交了视听资料(光盘一张)，光盘内容为：原告一审代理人朱小强与案涉合同水电班组组长王锐与大渡口区建委清欠办工作人员陈某(清欠约谈会议的约谈人)关于清欠约谈记载内容的解释。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六十八条规定，水电班组组长王锐、大渡口区建委清欠办工作人员陈某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提交视听资料（光盘）并不符合证人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故该视听资料（光盘）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就本案争议焦点及事实证据综合评述如下：一、《清欠约谈会议记录》中的129.5万元是否是案涉工程结算金额。上诉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认为，《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十七条明确约定的是“劳务报酬”条款，根本没有“劳务产值”的概念，双方之间也从未签订过任何补充协议，因此，劳务产值不能等同于劳务报酬。另外，如暂且认定按129.5万元作为计算基数，扣除已支付的111万元，也只需要支付12万元而不是15万元。所以，以129.5万元作为结算依据是明显错误的。最后，《清欠约谈记录》的第二条、第三条都是工资支付的问题，而不是劳务报酬的结算。被上诉人绿地集团认为，第一，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是用产值来代表工程款是常规做法，不是上诉人所述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按合同约定95%，合同约定的95%的基数就是上诉人所说的劳务报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务产值，所以最终金额就是129.5万元。第三，最后15万元和10万元要统一来看，按照约定我们要付至123万元，还需要付12万元，加上5%的结算款总共需要付18.5万元，当时因为民工情绪激动所以双方经过协商，被上诉人只需再付25万元，双方关于工程款的权利义务结清，并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支付25万元之后，再有民工欠薪的问题，由上诉人自行负责。第四，《水电班组工资情况汇总表》记录的工资总额是1009257.66元，与上诉人陈述的129.5万元全是民工工资的说法不符。工资付清承诺写的是25万元，《工资情况汇总表》载明的欠付金额也是25万元，与我方支付的25万元是相符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李登文在约谈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的情况，本院确认以约谈会议记录几方达成的129.5万元为案涉劳务分包工程的劳务总产值。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上有劳务分包人盖章以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在《清欠约谈记录》上王锐作为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亦有签字，《清欠约谈记录》上总承包方法定代表人李登文也参与了约谈以及在《清欠约谈记录》上亦有签字。此外，《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分包范围是“水电给排水安装”。虽然《清欠约谈记录》第一条中使用了“劳务产值”表述，但内容还涉及了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应付至95%即123万元以及需支付款项为25万元等结算内容，因此，上诉人所谓该清欠约谈只是处理农民工的欠薪问题，而不涉及整个劳务报酬结算的主张存在明显矛盾。最后，上诉人出具《水电班组工资情况汇总表》中工资总额为1009257.66元，这与上诉人主张的129.5万元全是民工工资的说法并不相符。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确认129.5万元为案涉劳务分包工程劳务总产值，本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二、畅原公司支付的80835元是否是被上诉人代付的劳务费。上诉人认为，畅原公司支付的80835元是委托畅原公司代付的劳务费被上诉人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认为，第一，因畅原公司已经破产，当时是否出具了委托已无法查明，也无法找畅原公司出具说明。第二，我们举示的证据在原审第二组证据，业务回单。所有的收款人，在本案其他的代付中也是这几个人。邹云燕代付水电劳务费明细表中有侯兴勇、罗江国、马中贵、秦伟、张乾彬、张乾强、张元东、杨佳友、苏承平、陈静、陈善仁、杨润语、陈国茂、赵洪、李三强、张乾坤、刘远兵、彭顺明。水电班组工资汇总表中也有侯兴勇、罗江国、马中贵、秦伟、张乾彬、张乾强、张元东、杨佳友、苏承平、陈静、陈善仁、杨润语、陈国茂、赵洪。第二，银行业务回单中摘要和用途都是劳务工资，附言为“王锐二期水电劳务费”。第三，《清欠约谈会议纪要》已付111万元金额，如果扣掉8万多元就达不成11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出的付款总额为1110835元，与约谈记录中已付款金额相符合，上诉人亦未举示其与畅原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的证据，故该款项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本院认为，畅原公司支付银行业务回单的摘要和用途都是“劳务工资”，且附言中也注明“王锐二期水电劳务费”。另外，所有收款人均是案涉劳务工程的劳务人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三、上诉人主张增加工程量37127元是否应得到主张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中上诉人举示的用工单等证据不能证明增加了工程量需另行计价支付。案涉工程已在2019年1月30日结算完成，所以即使存在零星用工也已经包含在129.5万元的结算价款中，被上诉人无需另行支付。而上诉人举示的用工单等证据，要么形式上没有按照合同第18.5款的约定，经过授权人员签字以及被上诉人盖章确认，要么内容上(施工范围)与案涉工程无关或者重复计算，甚至有的证据还存在伪造的可能，因此均不应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一审举示的证据2中的“2016.5.31《绿地城(二号地块)因施工单位安排现有合同如下工程量》”存在着重复计算。此外，2017.2.17至18日的《零星用工工单》以及2017年4月10日的《零星用工工单》中载明的工程名称是一号地块二标段，本案所涉工程是二号地块一标段。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工程量增加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另外，一审判决书中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增加工程量37127元未进行表述。经本院审理后查明，一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支付拖欠劳务费为487490.21元，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支付拖欠劳务费为524617.21元。经二审释明，上诉人二审期间明确该项诉讼请求的组成为1664797.81-1110000-150000+80835+37127=522759.81元。因此，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增加了诉讼请求，但并未就增加请求依法缴纳相应的诉讼费，故一审法院对此亦未予以处理，本院认为一审处理于法有据。四、关于上诉人主张一万元违约金过低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一万元的违约金过低，不足以弥补其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被上诉人认为，违约金一万元本来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一是因为上诉人并未按约报送过工程量，所以不存在进度款。二是按照合同第19.2款的约定如果上诉人没有开具发票，被上诉人付款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现在经过统计上诉人只开具了68万元的发票，远远没有达到付款金额。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为1295000-1260835=34165元。关于违约金及利息部分，考虑双方一直未按合同进行工程量的确认及结算，直至工程交付使用后才于2019年1月30日在建委的组织下就劳务费总产值达成一致意见，且及时按约谈成果进行了支付，至今实际欠付劳务费仅为34165元，按10000元主张其违约金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24.1“全部工作经工程承包人验收合格后14天内，劳务分包人向工程承包人递交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进行劳务报酬的最终支付。”以及24.2“工程承包人收到劳务分包人递交的结算资料后14天内进行核实，给子确认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工程承包人确认结算资料后且在收到劳务分包人出具的满足工程承包人要求的合法有效等额发票后14天内向劳务分包人支付劳务报酬尾款。”本案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在建委组织约谈前即2019年1月30日曾向工程承包人递交过完整的结算资料，一审法院考虑双方一直未按合同进行工程量的确认及结算，以及在约谈后被上诉人即时进行了支付，现欠付劳务费仅为34165元，故酌情按10000元主张违约金，本院认为一审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76元，由上诉人重庆市涪陵区马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杰审 判 员  钱昳心审 判 员  肖 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琳妍书 记 员  高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