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19）渝委赔监28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魏久科，男，汉族，于1967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开州区。委托代理人：蒋聪，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法定代表人：范晓明，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粟伯春，该院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桂克，该院工作人员。申诉人魏久科因错误执行申请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龙坡区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五中院赔委会）（2018）渝05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魏久科以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为由，于2017年10月18日向九龙坡区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该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7）渝0107法赔5号赔偿决定，决定不予赔偿。魏久科于2018年2月26日向五中院赔委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要求赔偿损失35641765.88元。其主要理由为：1、九龙坡区法院在执行开县富森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公司）欠款一案中，错误将魏久科所有的堆放于开县郭家镇普渡村1社（以下简称普渡村1社）的煤炭进行查封。2、九龙坡区法院裁定查封普渡村1社85000吨煤炭，却对魏久科所有的堆放于开县郭家镇普渡村2社（以下简称普渡村2社）的煤炭一并查封，查封总数量为139949.88吨，超过了裁定数量。3、九龙坡区法院的错误查封行为给魏久科造成了巨大损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五中院赔委会审理查明，2013年9月25日，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与富森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质物为85000吨煤炭，存放于普渡村1社、开县郭家镇毛成村。九龙坡区法院在执行史×、李×申请执行秦渝、富森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二案中，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九法公执字第00062-2号和第00063-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富森公司质押给大连银行重庆分行的由重庆中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物流）监管的价值1200万元（约35000吨）的煤炭和价值1700万元（约50000吨）煤炭在保证其质押权实现的情况下，予以查封。2014年7月3日，富森公司归还了大连银行重庆分行欠款，办理了解除煤炭质押登记手续。2014年8月7日，九龙坡区法院张贴查封公告，对富森公司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煤炭85000吨予以查封。魏久科以查封的85000吨煤炭属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九龙坡区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魏久科的异议请求。魏久科不服提起异议之诉，九龙坡区法院作出（2014）九法民异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驳回魏久科的诉讼请求。魏久科不服向提起上诉，五中院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03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魏久科提出申诉，2017年4月12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作出（2016）渝民再49号民事判决，魏久科对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85000吨煤炭享有所有权并解除查封。五中院赔委会认为，九龙坡区法院对普渡村1社85000吨煤炭进行查封后，通过法定程序对魏久科提出的执行异议进行了审查，对其异议之诉进行了审理，在高院再审认定煤炭所有权属于魏久科后解除了查封，该院的执行行为并无违法情形。魏久科提出查封对象、数量错误的问题，九龙坡区法院查封的是富森公司质押的85000吨煤炭，在查封时属于富森公司的财产，查封对象和数量无错误。魏久科提出九龙坡区法院裁定查封的是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煤炭，实际查封了堆放于普渡村2社的煤炭问题，因普渡村1社和普渡村2社无明显界限，实际查封中未区分1社或2社并无不当。魏久科提出查封行为造成其损失的问题，损失虽然确实存在，但因九龙坡区法院的查封行为不违法，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遂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渝05委赔6号赔偿决定，维持九龙坡区法院（2017）渝0107法赔5号赔偿决定。魏久科不服五中院赔委会作出的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撤销五中院赔委会（2018）渝05委赔6号赔偿决定，决定由九龙坡区法院赔偿因违法查封造成的损失，按质押21吨煤炭价值8400万元，以及贷款数额一般为质物价值的六、七折计算，被查封的煤炭价值为570元/吨，而解封后处理平均价为390元/吨，每吨价差180元/吨，实际被查封139949.88吨，损失为25190978元。主要理由是：1、对于因执行错误而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件，应当适用结果归责原则，即只要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错误，产生了“错误”的结果，不管执行人员是否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五中院赔委会认定魏久科因九龙坡区法院查封产生了损失，但以不违法为由决定不予赔偿错误。2、九龙坡区法院在执行中有过错。一是查封对象错误，九龙坡区法院查封的煤炭系魏久科所有，属于查封对象错误，且普渡村1、2社的煤炭有明显界限，能够区分各自范围，九龙坡区法院对位于普渡村2社的煤炭采取查封措施，明显超出了该院裁定查封的范围。二是九龙坡区法院查封数量错误，九龙坡区法院裁定查封85000吨，但实际查封139949.88吨，属于超额查封。三是执行措施不当且未尽严格的审查义务，九龙坡区法院对于不宜长期保存的煤炭采取查封措施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未及时处理，造成煤炭严重贬值，另外，该院在2014年6月16日采取查封措施时，未前往普渡村1社及毛成村两个不同的堆场进行核实，以至于对普渡村1社和毛成村堆放的数量及界限等情况完全不知，未能对毛成村的煤炭采取有效查封。3、九龙坡法院采取的查封措施是在申请执行人的要求下做出的，且其已明确表示自愿承担查封错误的损失，申请执行人应与九龙坡区法院一起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院赔偿委员会查明，富森公司因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贷款，向该行提供其所有的煤炭作为质押，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将富森公司提供的租地协议向普渡村委会及该村第一村民小组（普渡村1社）进行核实，普渡村委会及普渡村1社于2013年9月26日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出具《土地使用权说明》，证实普渡村1社于2010年3月7日将已经建成煤炭库及办公室的46.8亩土地出租给富森公司作为煤炭堆场和办公用地。2013年9月25日，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为甲方，富森公司为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向甲方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于2013年9月11日至2014年9月10日期间，在人民币5500万元的最高额内，质物为价值8400万元的煤炭。2013年9月26日，双方办理了动产质押登记，在动产质押登记书中裁明质押物概况为：名称为煤炭，所有权归属富森公司，煤炭总价值8400万元，约21万吨，存放于1、开县郭家镇普渡村1社，2、开县郭家填毛成村，具体吨位由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负责解释。2013年9月27日，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为甲方、富森公司为乙方、中集物流为丙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丙方受甲方委托占有、监管、保管质物。10月，中集物流派员到普渡村1社煤炭堆场进行监管。2013年9月23日，史×、李×为甲方，分别与乙方秦渝、富森公司，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合同》，史×、李×分别出借1500万元给乙方，借款期限为12天，归还日期为2013年10月4日。重庆建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兴担保公司）、开县万发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发公司）、唐建明、鄢俊为丙方，为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2013年9月24日，三方在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办理公证，该公证处出具了（2013）渝渡证字第7786、778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年3月7日，秦渝、富森公司归还了李×500万元。2014年6月10日，史×、李×在分别取得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2014）渝渡证字第4097号、4098号执行证书后，向九龙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分别立案（2014）九法公执字第00062号（史×案）、00063号（李×案）。2014年6月16日，九龙坡区法院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调查富森公司以煤炭在该行质押贷款的情况后，对富森公司质押的煤炭进行了查封，于当日分别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以及该行委托的监管人中集物流送达了查封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对富森公司质押的由中集物流监管的煤炭协助查封，查封数量为史×案约50000吨、李×案约35000吨。2014年6月20日，九龙坡区法院向秦渝、富森公司等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等文书。2014年6月30日，富森公司归还了大连银行重庆分行的借款，该行解除了煤炭质押，并通知监管方中集物流解除监管。2013年7月3日，质押登记解除。2014年8月7日，九龙坡区法院作出（2014）九法公执字第00062、00063号查封公告，对富森公司位于普渡村1社堆放的煤炭85000吨予以查封。2014年8月8日，九龙坡区法院制作的查封清单载明：煤炭（位于开县郭家镇普渡村1社开县科材建能商贸有限公司院坝内）85000吨。同日，九龙坡区法院向唐建明和富森公司送达了查封清单及公告。2014年8月15日，魏久科向九龙坡区法院主张普渡村1社的煤炭所有权，提供了租地合同、租金单据、购煤单据等，提出普渡村1社的煤炭系富森公司向魏久科借用以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质押贷款。2014年9月28日，九龙坡区法院作出（2014）九法执异字第0003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魏久科的异议请求。2014年10月20日，魏久科以九龙坡区法院查封的普渡村1社的85000吨煤炭系其所有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九龙坡区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4）九法民异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驳回魏久科的诉讼请求。魏久科不服，向五中院提出上诉。2015年2月3日，申请执行人史×、李×以魏久科派人转移煤炭为由向开县公安局报案。2015年2月9日，因九龙坡区法院的执行行为受到魏久科及当地村民的抵制，煤炭难以监管，本院决定由开县公安局和开县法院配合监管，做好维稳工作。2015年3月20日，因魏久科称其科材公司院坝内的煤炭占地普渡村1社和2社，位于2社的煤炭居多数，要求对2社的煤炭拉走，九龙坡区法院听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时，申请执行人的委托代理人（全权代理）提出科材公司院坝内的煤炭只有一个堆，不能准确区分1、2社地界，要求对整个堆场内的煤炭予以查封，直至执行异议之诉的生效判决作出，如果查封有误造成损失，申请执行人愿承担全部责任。2015年3月31日，九龙坡区法院作出《关于查封开县富森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的情况说明》，载明查封标的为富森公司堆放于科材公司堆场内的85000吨，不需要区分该批煤炭堆放的处所位于普渡村1社或2社。2015年6月4日，五中院对魏久科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魏久科仍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190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经再审，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6）渝民再4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五中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036号民事判决以及九龙坡区法院作出（2014）九法民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二、魏久科对九龙坡区法院查封的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85000吨煤炭享有所有权；三、解除查封并且不得执行魏久科所有的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85000吨煤炭。魏久科收到本院再审判决书后，对查封的煤炭进行了销售，其中有2万余吨含税平均价为500元/吨左右，其余的含税平均价为480元/吨左右。关于煤炭购入价格的证据，魏久科以已经丢失为由未提供。另查明，2017年6月14日普渡村、社两级干部及社员《情况说明》，证明普渡村、社两级干部及社员全程配合参与了重庆新田野土地测绘有限公司对普渡村1、2社进行了现场勘测划界，又对位于1、2社的煤炭数量进行了测绘，测量总吨位为139949.88吨，其中一社有12286.85吨，二社有127663.03吨。此次社界测绘没有通知政府及国土部门参加，也没有通知申请执行人和九龙坡区法院参加。魏久科还提供了四川鱼鳞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制作的航拍图以证明魏久科科材公司堆场占地普渡村1社与2社，但该图不能判断普渡村1社与2社在科材公司堆场分别占地面积，也不能判断分别占地上的煤炭数量。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是九龙坡区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法；二是魏久科的国家赔偿请求应否支持。一、关于九龙坡区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并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富森公司作为史×、李×两案的被执行人，在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贷款中提供了21万吨煤炭作为质押，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对质押的21万吨煤炭权属作了相应调查核实后，与富森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为保证质物的完好，该行与富森公司、中集物流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集物流受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委托占有、监管、保管质物，后中集物流派员到普渡村1社煤炭堆场进行了监管。富森公司实际占有并通过提供质押方式处分了位于普渡村1社及毛成村的21万吨煤炭，通过质押将其对该批煤炭的占有转移给了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九龙坡区法院向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对上述情况调查核实后，对富森公司质押给大连银行重庆分行的21万吨煤炭中的8．5万吨采取查封措施，并将查封裁定书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大连银行重庆分行、中集物流要求协助执行。大连银行重庆分行解除质押后，该行及中集物流无法继续协助的情况下，九龙坡区法院根据质押登记中载明的质物权属及存放地点等权利外观，对堆放于普渡村1社煤炭中的8．5万吨裁定查封并公告。在普渡村1社煤炭堆场的执行中受到魏久科及当地部分村民的抵制后，九龙坡区法院向上级法院汇报，并请求当地政法机关配合，以确保执行工作合法有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驳回其异议。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魏久科提出执行异议后，九龙坡区法院经审查认为其提供的证据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裁定驳回其异议。魏久科提起异议之诉期间，九龙坡区法院对查封的煤炭没有进行处置。综上，九龙坡区法院的执行行为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魏久科提出九龙坡区法院查封对象、数量错误问题。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可以根据标的物权利外观认初步认定为被执行人所有后采取相应查控措施，案外人对标的物权属提出异议后，应通过执行异议以及异议之诉进行确认，人民法院根据确认结果再作相应处理。查控的标的物权属的最终确认，法律要求诉讼程序确认，故不能把诉讼程序的义务加诸执行程序，以诉讼结果反推执行行为的合法性。本案中，九龙坡区法院按根据质押登记证书，可以初步判质押的煤炭为富森公司所有而采取查封措施，虽然其中堆放于普渡村1社的煤炭后经异议之诉确认系魏久科所有，从最终结果看查封对象错误，但不能以异议之诉的最终结果反推九龙坡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九龙坡区法院裁定及公告查封普渡村1社8．5吨煤炭，并非如魏久科所称实际查封了13万余吨。魏久科提供的四川鱼鳞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航拍图以及普渡村、社及部分村民《情况说明》证明其科材公司院坝堆场占地普渡村1社、2社，且堆放于2社的煤炭占多数，而查封裁定指向的是普渡村1社的煤炭，但从质押登记看，除毛成村的以外，质押的还有普渡村1社的煤炭，而普渡村委会和普渡村1社证实该社只有魏久科堆场，中集物流到魏久科堆场监管时没有区分普渡村1社、2社，故质押登记和九龙坡区法院查封裁定实际指向的是普渡村1社这个堆场，而不是特指这个堆场中属于普渡村1社地界部分的煤炭。故魏久科提出九龙坡区法院查封对象、数量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魏久科的赔偿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煤炭的查封时间始于2014年8月，至2017年4月，长达两年之久，客观上可能造成煤炭价值的下降。但是，由于魏久科已经将查封的煤炭全部处置完毕，则其购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合理价差才能计入损失。从本院收集的证据以及魏久科提供的证据看，其处置的煤炭价格含税价在480元/吨以上，购入价上，魏久科以时间太久已经丢失为由未提供购入价格证据，但其提供了同时期的煤炭调运单等证据，其所称的理由不充分。根据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损失的举证责任在于赔偿请求人，魏久科不能提供购入价的证据，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魏久科提出按抵押登记21吨煤炭价值8400万元，按8400万元贷款已打七折计算，煤炭单价为570元/吨，即使从抵押价值角度去考虑，魏久科所提理由仍不成立，因为21吨煤炭价值8400万元，最高额贷款为5000万元，这个贷款额度5000万元才是根据价值8400万元煤炭打六折得出的数额，而不是打了七折之后价值8400万元。21万吨煤炭价值8400万元，平均每吨为400元/吨，本案因魏久科未提供购入价证据，无法计算其损失，故应以魏久科不能证明其损失存在为由，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五中院赔委会（2018）渝05委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魏久科赔偿请求正确，但认定魏久科存在损失错误，应予纠正。魏久科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驳回魏久科的申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