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61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新妞，男，197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霞，女，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闫新妞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延同，男，195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冬妞，女，195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亢利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甲，女，200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亢利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周某甲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乙，女，200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亢利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周某乙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丙，女，201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亢利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周某丙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丁，男，201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法定代理人：亢利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辉县。系周某丁母亲。以上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领，河南力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玉利（曾用名范利平），男，197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修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雪杰，新乡市辉县市靖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闫新妞因与被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丙、周某丁、周某乙、任冬妞、周延同、亢利娟、范玉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20）豫0782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新妞上诉请求：一、要求依法撤销辉县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782民初2998号判决书，并改判上诉人仅对被上诉人承担补偿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9）豫0782民初642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上诉人周延同等七人自行承担30%的责任，上诉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本案经二审法院作出（2020）豫07民终5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重审后，在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也未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在前后两次审判中对案件事实认定均一致的情况下，却将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由70%改判为80%，使得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因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尺度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严重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扣除上诉人已赔付金额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在周小卫住院期间共支付其医疗费50,000元，虽然其中25,000元实际为范玉利所支付，但范玉利已明确放弃对上诉人追偿权，原审法院在扣除上诉人已赔付数额时，仅扣除了25,000元，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周小卫与上诉人之间构成雇佣劳务关系错误。因范永利是修武县人，对当地不熟悉，其刚开始带来的两三个人因家都是修武的，生活不方便，于是范永利便让上诉人找几个附近的村民来这儿干活，随后闫新妞便找来李风云、闫红军、王金更等人共同为范玉利打净片、树皮。在共同干活的过程中，六人根据自愿和自由的原则，自行分工，并按劳分配报酬，实行同工同酬，其中女工每天60元，男工每天100元，会开铲车的男工每天130元。2018年10月份周小卫找到上诉人请求一块加入，上诉人给其谈了报酬问题，会开铲车的工资是每天130元，现场会开铲车的仅上诉人闫新妞和周小卫二人。范玉利提供原材料，按每打一车净片部分开支700元通过微信或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闫新妞，再由闫新妞在扣除电费及油费后，在月底将所得的工资按出勤天数支付给其他五人，其中闫新妞和周小卫工资均每天130元，闫红军每天100元、李风云每天60元。加工的成品由范玉利派李某1将净片送至辉县孟庄固村的天邦纸厂，树皮按范玉利指示运送到天洁发电公司，拉树皮的运费由范玉利转至上诉人账户或微信转账。上诉人与周小卫等六人之间是平等协作的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四、上诉人及周小卫工作的场所、设备等都是由范玉利提供的，一审判决认定范玉利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范玉利长期从事为电厂提供树皮燃料，为纸厂提供净片（制造纸张的原材料）的业务。2018年3月份，被上诉人范玉利与李某1一起到吴村镇五冲河村找到一处场地，随后范玉利让上诉人去找主家协商，范玉利同意每天租金50元并将该处院落承租。但该处场所因噪音大扰民，未干咸只得搬离。后范玉利让上诉人在天洁生物发电厂附近为其另找一处场所，2018年4月份上诉人在团相村为范玉利找到一空旷院落，范玉利同意后将该院落承租下来，之后范玉利派李某1将原材料拉至该院落，并由李某1在现场指导、监督及负责更换刀片和维修。在庭审时，被上诉人范玉利当庭也承认上诉人与周小卫等人干活用的铲车等设备也均为范玉利所有，其虽辩称是出租给上诉人的，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周小卫是在干活过程中造成本案事故，然一审法院却不顾以上事实，片面采信与范玉利存在利益关系的证人李某1、李某2的证言，径行认定范玉利与上诉人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且以范玉利不存在过失为由，判决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改判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扣除已赔付金额计算错误，对上诉人与周小卫之间、及上诉人与范玉利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故应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仅承担补偿责任。周某甲、周某丙、周某丁、任冬妞、周延同、亢利娟、周某乙辩称，一、一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闫新妞、范玉利与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双方之间共同认可一致的事实，对受害人周小卫的死亡原因作出的评判结果，符合实际，没有不妥之处。上诉人闫新妞虽百般推脱责任，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一审的责任划分予以肯定。二、上诉人闫新妞、范玉利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上诉人闫新妞、范玉利与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无关，上诉人闫新妞、范玉利与答辩人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与范玉利亦无任何往来，上诉人范玉利的25,000元，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均未收到，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的近亲属完全仅与上诉人闫新妞有法律关系，范玉利放弃是对闫新妞的放弃追偿权，并非是对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丁、周某丙、周某乙的放弃，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闫新妞的理由不能为法律认可。三、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雇主和受雇人达成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雇佣合同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的。其法律特征为：1、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没有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不管是雇佣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履行，均是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2、它具有当事人意思为主导的特征。作为雇佣法律关系，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标志。3、它主要是在流通领域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上诉人闫新妞与受害人周小卫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要件，一审认定正确，上诉人自称的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论述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四、至于上诉人闫新妞与范玉利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闫新妞历经二级法院四次庭审，均是自己陈述，没有法律认可的证据予以支持，其自称范玉林是老板，又称其是租用范玉利的铲车，多次自认相矛盾，受害人周小卫是上诉人闫新妞发放工资、负责管理干活儿等事实均表明，上诉人闫新妞应对周小卫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是指雇员在完成雇主所交付的工作任务中，使自己遭受损害，雇主因此而承担的民事责任。雇主承担民事责任系以雇佣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分别是：1、具有侵害行为；2、损害事实确实存在；3、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违法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上诉人闫新妞未对受害人周小卫等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且没有安全保障措施，故该事故的发生导致周小卫死亡，闫新妞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所作判决应予以维持。范玉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玉利与闫新妞之间系典型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范玉利负责提供原料回收成品，按成品数量支付价款，符合承揽合同基本特征。其次按正常企业工资发放标准，企业为防止人员流失，固定人员，对工资的发放一般按照固定月或者相对日来发放工资。上诉人称闫新妞发放工资按天发放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范玉利对闫新妞放弃追偿的权利并未明确放弃对被上诉人周延同等人的追偿权，望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范玉利、闫新妞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被抚养费生活费等共计985,676.78元；2、本案诉讼费由范玉利、闫新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范玉利与闫新妞达成口头木材委托加工协议，由范玉利给闫新妞提供木材原料，由闫新妞负责加工成净片后，再由范玉利负责回收，每车范玉利给闫新妞支付加工费700元。随后，闫新妞就以其弟弟闫红军的名义租用了位于辉县市××村镇团相村××三交木业加工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武振）的场地和设备，并雇佣周小卫、王金更、闫红军、闫乐义、王凤云等人共同进行木材加工工作，闫新妞支付给这五个人固定日工资每人每日60元、100元、130元不等。2019年8月4日上午9时许，周小卫在操作机械工作过程中头部等身体多处受伤，先后到吴村镇卫生院、峪河镇卫生院、获嘉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因颅脑重型损伤导致多脏器衰竭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8月10日死亡。在获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计6天，住院医疗费为47,709.43元。主要诊断结论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创伤性脾破裂、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脑挫伤、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期间，闫新妞支付周小卫方赔偿款25,000元，范玉利通过闫新妞支付周小卫方赔偿款25,000元，两人支付周小卫方医疗费共计50,000元。庭审中，范玉利明确表示放弃对此25,000元赔偿款的追偿权。死者周小卫系周延同、任冬妞夫妻独生儿子，其与妻子亢利娟共同生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周小卫为农村居民户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范玉利与闫新妞之间是典型的来料加工承揽合同关系。首先，范玉利给闫新妞提供原料、回收成品、按成品数量支付固定价款的行为符合承揽合同基本特征。其次，木材的加工地点、设备、加工人员均有闫新妞负责租赁、召集、组织和安排，日常生产管理也由闫新妞具体负责，范玉利并不参与加工点的日常管理工作。最后，按照交易惯例，闫新妞统一照头给被雇佣人员发固定工资的行为，应当认定其对加工承揽工作承担自负盈亏的后果。范玉利作为定作人只有在其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等方面有过失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过失，故对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要求范玉利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而周小卫系受闫新妞指使到固定的地点工作，按照其安排进行固定的木材加工工作，按照双方约定从其处领取固定日工资，可以认定周小卫与闫新妞之间构成雇佣劳务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要求闫新妞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予以支持。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周小卫在工作过程中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对自身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闫新妞作为雇主，未尽到安全教育、防范、保障义务，具有明显过错，应当对周小卫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综合考虑各方的人身依附关系、事故发生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依法确定由周小卫方自行承担20％的责任，由闫新妞承担80％的赔偿责任。针对周小卫的损失数额，依法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13,830.74元／年×20年=276,614.8元。2、护理费：住院期间108.28元／天×6天=649.68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6天=300元。4、营养费20元／天×6天=120元。5、交通费20元／天×6天=120元。6、误工费112.3元／天×6天=673.8元。7、医疗费47,709.43元。8、丧葬费55997÷2=27,998.5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从受害人死亡之日起计算，其中周延同（61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19年=197,448.19元；任冬妞（60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20年=207,840.2元；周某甲（13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5年÷2=25,980.03元；周某乙（10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8年÷2=41,568.04元；周某丙（7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11年÷2=57,156.06元；周某丁（4周岁）的扶养费应为10,392.01元／年×14年÷2=72,744.07元。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应为10,392.01元／年×20年=207,840.2元。以上九项损失共计562,026.41元。按照确定的80％赔偿比例，闫新妞应当赔偿损失为449,621.13元。根据周小卫收入水平、事故过错程度及其死亡对家庭成员造成的影响等情况，一酌定周小卫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酌定由闫新妞承担精神抚慰金40,000元，以上两项共计489,621.13元，扣除其已经赔付的25,000元，还需赔偿464,621.13元。一审法院对合法部分诉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至于闫新妞辩称其与周小卫不构成劳务关系、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闫新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等各项经济损失464,621.13元；二、驳回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29元（剩余6,827元予以免交），由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负担3,783元，闫新妞负担3,04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赔偿义务人的确定和责任承担问题。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一定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相应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此可见，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案中，受害人是按照上诉人指派的工作内容提供劳务，由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和受害人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上诉人认可和受害人之间也约定了劳务报酬按天计算，且由上诉人向受害人支付工资，从以上事实和各方当事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受害人和上诉人之间系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其与受害人之间系平等协作的关系，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范玉利与闫新妞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范玉利作为定作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故对闫新妞要求范玉利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受害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在受害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没有具体落实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着较大的过错，应当对受害人在从事雇佣活动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安全防范意识，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未对自身的工作安全尽到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由上诉人闫新妞承担80%、受害人承担20%的责任比例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垫付费用问题。在事故发生后，闫新妞已经支付受害人50,000元（包含范玉利通过闫新妞支付的25,000元），该部分费用应当从闫新妞总的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一审只扣除其中25,000元不妥，本院予以纠正。闫新妞应赔偿的的数额为：439,621.13元（489,621.13元-50,000元）。综上所述，闫新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闫新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各项损失共计439,621.13元；二、驳回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29元（剩余6,827元予以免交），由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负担3,783元，由闫新妞负担3,0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69元，由周延同、任冬妞、亢利娟、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负担413元，由闫新妞负担7,8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峰审判员 高凤娜审判员 张国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章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