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0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伟，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颖，黑龙江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芹，女，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颖，黑龙江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镇思歌腾路文启街西城巷**。法定代表人：王时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易桐，黑龙江李易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实，黑龙江李易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时刚，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波，女，197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易桐，黑龙江李易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实，黑龙江李易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伟、张秀芹因与被上诉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溪莲房地产公司）、王时刚、吴红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颖、张秀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颖、被上诉人王时刚、溪莲房地产公司、吴红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易桐、张梦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伟、张秀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欠款本金80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2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2分利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23日，原告张秀芹、常伟与被告溪莲房地产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借款800万元，利息按月2%计算。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指定收款人账户转入800万元，被告方收到上述款项后，随即又于当日将上述共计800万元转入到原告指定的收款人账户，是错误的。1.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了多份证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上诉人出示的对账单及延期还款申请书均证实，截止到2016年3月，被上诉人累计拖欠上诉人借款本金1550万元未还；2.2016年7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索要欠款时，被上诉人王时刚提出为上诉人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保证2016年3月份前拖欠的借款1550万元不能偿还时，优先处置房产优先受偿。但王时刚同时提出，2013年签订的借款合同由于签订时间在前，无法办理抵押登记，要求与上诉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便于办理其开发的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双方同时约定，新签订的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借款用于偿还2016年3月份以前的陈欠款1550万元。3.2016年7月23、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四份借款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550万元，与双方的以往陈欠款数额一致。其中，2016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合同金额为750万元，2016年7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合同金额为800万元。在上诉人将出借款1550万元转入被上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按照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将该笔款项转入上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双方在2013年原始借款合同的首页上注明2016年7月24日转回的款项用于偿还2013年的借款，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新的借款合同为准。足以说明,双方对2016年7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用途是明确的。4.上诉人在原审时向法院提交了多份视听资料及微信短信截图，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对拖欠上诉人155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尤其是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27日与上诉人就该笔借款达成了调解协议，被上诉人认可且同意偿还该笔欠款本金及利息。5.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已经就本案的事实及理由做了补充说明，即上诉人已经向法院详细阐述了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2016年7月23日、24日四份借款合同的由来、签订的前提、1550万元出借款项的用途及去向做了详细的阐述，并向法院陈述了2016年7月份的四份合同与2013年6份借款合同的关系，强调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550万元本金及利息。而原审法院不顾案件事实，片面认定事实的做法是错误的，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关于共同借款人吴红波是否有权改变涉案借款用途的问题。1.本案中，案涉的四份合同中吴红波与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王时刚系担保人，同时也是溪莲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王时刚与吴红波之间系夫妻关系。溪莲房地产公司也是王时刚的全资公司，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王时刚与吴红波的夫妻共同财产。且签订借款合同时，吴红波为共同借款人，其有权收取该款项，也有权决定收到的款项的用途。2.吴红波为溪莲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本案在中级法院再审审理时，吴红波也作为溪莲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席了法庭审理，其陈述的职务是溪莲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3.自2012年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王时刚之间所有经济往来均是与吴红波之间办理的，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借款利息、对账并签署对账单、确认还款数额及剩余欠款数额的确认、签署延期还款申请书等事宜。吴红波与上诉人签署确认偿还陈欠款时，王时刚也在场，足以说明吴红波在以往借款合同上签署确认是合法有效的，对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王时刚具有法律约束力。4.2017年3月,溪莲房地产公司与王时刚与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书，足以说明二被上诉人对吴红波在以往借款合同首页注明2016年7月1550万元用于偿还以往欠款无争议，是认可的，足以说明吴红波有权代表二被上诉人办理与借款有关的一切事宜。5.之所以在2016年7月借款合同上借款用途注明是用于溪莲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溪莲尚品小区是为了办理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便于审核通过而书写的，双方在实际履行借款合同时改变了借款用途不影响合同效力，不影响上诉人主张权利，索要欠款。双方在合同中也从末约定，改变借款用途借款合同归于无效。补充：一、本案中被上诉人以虚假账目恶意上访、欺骗法院，恶意诬告上诉人涉嫌“诈骗”“套路贷”、“黑恶势力”、“虚假诉讼”，并同时向中央巡视组进行举报，以达到给法院施加压力、停止本案执行、恶意逃债的目的。但经公安机关侦查（先后经杜蒙县公安局、大庆市东安分局侦查完毕)，常伟不存在以上犯罪行为，本案就是民事纠纷的问题。被上诉人在持续不断信访和再审申请立案时，向法院提供了2013年--2016年期间与上诉人的资金往来明细表等大量虚假证据，欲证明已经不再欠上诉人钱了，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资金往来账目等进行审查核算，启动院长监督程序给予立案再审。王时刚、吴红波在申请再审立案时，采用虚高偿还借款的数额，以达到欺骗法院院长为其立案再审的目的，在立案和信访时上报给中院审监庭的证据中提到：在常伟处借款4000万元，偿还8064.90万元，已经不欠常伟任何债务了，但常伟仍然起诉要求其偿还1550万元，累计需偿还9550万元是明显的“套路贷”和“虚假诉讼”为由，要求推翻大庆市萨尔图区法院依法出具的调解书以及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驳回再审的裁定书。同时诉称上诉人属于“黑社会”“套路贷”“虚假诉讼”“敲诈勒索”，造成一种常伟逼死人不偿命的血淋淋的事实，欺骗了市中院院长和信访法官。大庆市中级法院在提起院长监督程序时是以常伟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而将本案提起再审程序的，上诉人要求法院对常伟是否构成“套路贷”、“虚假诉讼”的所谓违法犯罪给予明确答复，上诉人到底是不是“套路贷”、“虚假诉讼”。如果常伟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那么原审时双方依法达成的调解意见就是真实、有效、符合法定程序的，不应当被撤销，应给予恢复。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到2016年期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都没有变更，欠款数额也没有改变，因此2016年7月23日、24日所形成的债权1550万元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再借款750万元和800万元四笔款用以偿还2016年7月前所欠上诉人的1550万元，是以新债务偿还旧债务的行为，而新债务并没有偿还，因此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案件，而一审、重审判决不应把本案割裂开来，所以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书，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9）黑0602民初37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中所述“关于原被告在2016年7月24日之前所发生的借款往来，原告可依据双方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另行主张其合法权益，不属于本案审理事项”是极其错误的。因此，上诉人主张自2013年起双方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7月四笔借款系以新还旧符合法律规定，呈请二审法院应统筹考虑全案一并审理，公正审结此案。三、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有的借贷及偿还债务的往来明细账目、证据进行全面的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以辨其真伪，这样做更有利用二审法院公正审结此案。在被上诉人向大庆中院信访、及再审立案时所提供已经偿还上诉人借款明细账中近8064.90万元银行流水，其中就有33笔资金流水近1515万元是虚假流水系伪造，转款银行票据上“常伟”的名字都是手写上去的，常伟的银行卡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些款项，完全是造假欺骗法院。另有20笔资金流水近995万元，是用在常伟处临时借款、其他还款资金以及支付借款利息资金冲抵了部分借款本金，伪造还款总金额近2510.60万元。既然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自愿申请调解的调解书不服，既然被上诉人申请再审时提供了借上诉人4000余万元并偿还8000余万元的主张，为什么在再审、本次一审重审时被上诉人又向法庭提供了借给被上诉人4000余万元已经偿还了6000余万元的银行流水。被上诉人的主张前后矛盾，虚假证据前后差了近2000万元，（此账目中还有13笔近458万元是虚假流水，转款银行票据上“常伟”的名字都是手写上去的，常伟的银行卡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些款项，完全是造假欺骗法庭。另有26笔资金流水近1099万元，是用在常伟处临时借款、还款资金以及支付借款利息资金冲抵了部分借款本金，伪造还款总金额近1557.5万元）。针对以上事实就更有必要对我们之间的借贷纠纷所涉及的款项进行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对本案的纠纷存有巨大的争议，只有通过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二审法院才能有依据地正确审结此案。更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审理此案开庭时，连被上诉人都明确提出申请法庭对双方账目给予审计，以还原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说，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所涉及的款项往来账目，双方当事人都希望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明确事实真相、辨明真伪，这是双方当事人的共识。所以二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申请，指令第三方依法进行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这样才能够为二审法院依法审结此案提供有效的依据。不然二审法院就会重蹈一审法院重审的旧辙，采用某一方的主张。另外，据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6民再55号、56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中所述：“因双方对各自的证据争议较大，无法通过对账的形式明确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本案原审基本事实不清”。为此，要公正审理此案就必须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涉及的来往账目明细进行司法审计和司法鉴定。四、被上诉人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本案应中止审理。自2017年3月本案一审调解后到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再审期间，被上诉人曾以上诉人涉嫌诈骗、套路贷、黑恶势力、虚假诉讼，向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和大庆市东安分局举报，虽然两个公安局经过认真侦查不予立案，并确认上诉人不涉嫌诈骗、套路贷、涉嫌黑恶势力、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但是，被上诉人却以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4000万元、被上诉人偿还给上诉人8000多万元的虚假“证据”，骗取了大庆市中级法院有关领导，启动院长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立案，而在本案一审法院重审期间被上诉人却又以借上诉人4000余万元却偿还了6000余万元的虚假证据提供给法庭，由大庆市中级法院的再审到发回一审法院的重审，相隔时间很短，而被上诉人主张偿还款项相差竟然近2000余万元，被上诉人自己用提交的证据证实了自己涉嫌虚假诉讼。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1.以捏造的事实提起了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2.以第一款行为或者非法占有他人财产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轻重定罪，从重处罚。”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涉嫌恶意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中止审理，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恢复审理。五、关于本案涉及“以新还旧”的问题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2016年7月23日、24日向上诉人借款1550万元系以新借款偿还旧债务的行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以新还旧”，符合法律规定：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借款合同有关法律问题的复函（银办函[1997]320号）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以贷还贷(或借新还旧)”是指借款人向银行贷款以清偿先前所欠同一银行贷款的行为，新的借款合同只是对原借款合同中贷款期限等合同条款的变更，不能视为新借款合同虚构借款用途、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该行为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贷款通则》等有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因此，“以贷还贷”的借款合同应属有效。由此可见，一审重审案件对此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2.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3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44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确定了借新还旧的合法性，在条款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所涉及的以新贷还旧贷，是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形，而且以新贷还旧贷的合同本身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才有一审法院的两个调解书，这也是依据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事实依据：1.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相同的行为能力；2.双方意思表示一致；3.合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4.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双方之间对此也有大量的文字证据予与证实。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述，主合同主体当事人与原借款合同没有改变，借款资金数额也没有改变，那么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就是真实有效的，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因为欠上诉人1550万元，才主动和上诉人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以新账偿还旧账的方式和上诉人签订书面还款说明，并按照上诉人所指定的银行卡以新贷款偿还旧欠账，所以被上诉人才在原审法院与上诉人签订了调解书和还款计划。被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在法庭上也没人任何人强迫他，调解也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所以一审的调解是合法有效的，即使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调解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并不能说明是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裁定不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拥有1550万元债权的事实。六、上诉人现向二审法院提交最新证据，足以改变一审重审判决的判项。2016年7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了4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550万元整，之后，被上诉人按照双方借款合同约定主动及时向上诉人支付了4笔借款利息，合计金额为452,500元整，现将相关书证提供给法庭，这份证据充分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后期即2016年7月23日的借款事实是成立的，被上诉人对该事实也是认可，也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着真实的新的借贷关系，因为如果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就不会向上诉人支付452,500元的借款利息。由此证明一审重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七、被上诉人惯用案件调解后采取控告出借人虚假诉讼、套路贷、恶意申诉等手段达到逃债的目的。被上诉人是涉案百余件案件的失信老赖，他当然也是本案的失信人和老赖，建议法庭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惩治不守信用、虚构虚假证据、欺骗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信访为其立案再审的被上诉人。另外中国审判网上有明显记载：被上诉人涉案的案件就达到125起，法院失信记录5次，限制高消费5次，所涉及法院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林甸县人民法院、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仲裁庭案件（未计入该统计数字），这125起案件中还不包括与对方和解的案件。这些失信涉案记载大部分是涉及民间借贷的案件，被上诉人对外债务众多，涉诉案件达到百余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老赖。在其经历的诉讼案件中，其中又发生多起仲裁、诉讼调解结案后被上诉人又恶意申诉、恶意信访的情况。本案就是被上诉人通过信访诬陷上诉人涉嫌套路贷等犯罪，并虚构8000余万元的还款假证，以此来欺骗并误导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信访为其立案再审，其目的就是阻止上诉人申请执行被上诉人的欠款，以达到欠债不还的目的。在被上诉人涉案的所有案件中，被上诉人全部抵赖不偿还借款、用已经支付给借款人的利息款冲抵借款本金这样一个套路，以达到赖账不还欠款的目的。比如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被上诉人与刘雪涛案件、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与宋长江案件和李艳杰案件、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与刘安源案件、仲裁庭审理的与杜明远、杜长春案件、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被上诉人近20起代位权纠纷案、与薛梓钰案件、与祝明会案件、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与田怀东案件等等，这些人都是被上诉人王时刚的朋友，也都是曾经帮助过王时刚的人，现在被上诉人为了躲避债务赖账，竟然不择手段坑害这些帮助过他的朋友，造成多起家庭破碎、妻离子散的恶果。为了帮助王时刚、我曾在祝明会处为王时刚担保借款300万元，王时刚每月支付的借款利息我如数的全部转给祝明会，后来祝明会因家庭突发事情，着急用钱，我为了替王时刚还款，我把我女儿的房子卖掉替王时刚还债，因为此事造成了我女儿离婚，自己带着9个月大的孩子连个房子都没有，真的是妻离子散，就差家破人亡了。更过分的是王时刚向打黑办举报上诉人涉嫌诈骗、套路贷、黑恶势力、虚假诉讼犯罪时，连我的女儿、前妻也一起举报，说我女儿也参与所谓的“犯罪”，俗话说“祸不及妻儿”，被上诉人这种做人的方式简直就是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这笔借款王时刚至今都没有偿还。我主张的要王时刚偿还的1550万元借款中就包含了这笔款项，我有在祝明会处为王时刚借款的全部借款手续。被上诉人所涉及的民间借款纠纷在开庭之前都是先去公安局报案，谎称对方是诈骗、套路贷、高利贷、黑社会等等，然后在公安局调取对方提供给公安局的证据中，探知对方要如何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便以此编造假证在法庭蒙混过关，这就是被上诉人惯用的虚假诉讼的套路，为此呈请二审法院要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惩治被上诉人的违法行径。八、吴红波与王时刚系夫妻关系，吴红波在家族企业溪莲房地产公司，也是该公司的财务总监，溪莲房地产公司及王时刚的借款都是通过吴红波的银行卡进行走账，足以说明吴红波与王时刚系溪莲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说明吴红波的行为即代表溪莲房地产公司的行为。一审重审案件中本院认为中所述“被告吴红波在原、被告双方2016年7月23日所签订的2份借款合同身份为共同借款人，在未经借款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王时刚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借款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王时刚擅自改变上述800万元和750万元用途，”是错误的，“原、被告双方基于2016年7月23日2016年7月24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发生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更是错误的，因为在所涉及民间借贷官司中，吴红波均是案件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公司员工、公司财务总监等身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所有借款合同吴红波都是借款人和担保人，借款多数也是直接汇入吴红波银行卡中，还款也都是通过吴红波银行卡予以偿还的，在所签订的双方对账单和延期还款申请书中都有吴红波的签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资金的往来近98%都是与吴红波进行资金交易的，一审重审法院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却不予认可，一审重审判决对此证据也不予采纳，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九、案件在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被上诉人依然还向法院提出上诉人是“黑社会”“套路贷”“虚假诉讼”“敲诈勒索”，上诉人当庭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法院依法调取大庆市东安分局对被上诉人报案称常伟是“黑社会”“套路贷”“虚假诉讼”“敲诈勒索”的处理结果，法院依法休庭。再次开庭时主审法官称：公安机关对于常伟已经有处理结果，“黑社会”“套路贷”“虚假诉讼”“敲诈勒索”是不存在的。但是开庭结束后，在上报中院的卷宗里却没有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上诉人要求必须调取东安分局的调查结果，还原事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欺骗法院致使本案撤销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被发回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是错误的，而一审法院又不顾再审裁定中确定的双方应当对往来账目进行审计，确定双方最终欠款数额是侵害上诉人利益的不作为、乱作为、严重的、渎职的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溪莲房地产公司、吴红波辩称，1.我方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之间就本案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已全部转回被上诉人转的款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吴红波一直是公司的财务人员，无权代表公司处分大额的款项，包括涉案款项；3.上诉人是否最终涉及套路贷、虚假诉讼等，并不是公安机关的一次侦查结果就能确认，上诉人所有的民事行为表现形式均符合关于套路贷相关法律规定，其在补充意见当中所提到的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仅是阶段性结论，也在等待人民法院的相关民事审判结果；4.上诉人补充意见当中提到，双方均要求对账目进行审计，不是事实，是否要求审计，应以书面审计申请为准，我方没有提交过审计申请，并没有做出要求审计的意思表示。民事法律应以事实为根据，以证据为基础，上诉人即提出了民事主张，就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上诉人说提的转款记录，我方也提交了转回此款项的记录，根据证据优势原则，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我方已全额偿还，且是在一小时之内偿还完毕。至于上诉人一方主张本合同之外其他款项借款，应另行举证。庭审中我方没有看到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的其他借款证据，故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及法律作出的，上诉人一方补充的大量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其中引用了金融系统以新还旧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为个人，其对外借款的行为如果引用银行系统的规定，恰恰证明其构成了套路贷的违法行为；5.上诉人谈到被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形成了调解，就一定要遵守，然而实践中，大量的套路贷当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均被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本案，王时刚代表其个人和公司达成的和解，就是受到了胁迫，当时王时刚公司所有账户被封，仅因此事涉案，其女儿急于出国留学，如果当时不能及时解决涉案问题，其女儿留学不能通过，王时刚被迫签订了调解书。但他想有还款记录，该调解也一定能够确认无效；6.关于被上诉人溪莲公司涉案问题，现除部分套路贷尚在解决，其他已经全部解决，并非像上诉人所编造的一样，而上诉人一方因涉嫌套路贷，被上诉人进行合法控告是基本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的焦点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时刚辩称，上诉人说我恶意上访，不存在。而是上诉人在指使案外人去公安机关诬告我，涉嫌套路贷及黑恶势力，我已经向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巡查组反映上诉人虚假诉讼、套路贷问题。张秀芹、常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溪莲房地产公司、吴红波偿还欠款本金800万元，支付利息32万元（2016年7月23日至2016年9月23日）；2.被告支付自2016年9月2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二分利计算）；3.被告支付律师费6万元；4.被告王时刚承担连带给付责任；5.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3日，原告张秀芹、常伟与被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借款金额分别为400万元，共计80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即从2016年7月23日起至2016年9月23日止。双方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大庆市××县开发建设的溪莲尚品楼盘收尾工程以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大庆市××县经营的大庆市溪莲商场进货事宜。被告王时刚作为担保人、被告吴红波作为共同还款人分别在两份借款合同落款处签字确认。双方同时签订贷款用途说明，对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进一步明确。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常伟向双方约定的王玲雪账户里转入400万元，原告张秀芹向双方约定的吴红波账户里转入400万元。王玲雪、吴红波收到上述款项后，随即又于当日将上述800万元转入到原告张秀芹、常伟指定的徐琪、张秀兰账户，其中吴红波向徐琪转账一笔400万元，王玲雪向张秀兰转账四笔，每笔100万元，共400万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800万借款的流转过程均无异议。另查，2012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常伟与被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时刚、吴红波存在多笔借款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张秀芹、常伟依据2016年7月23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向被告主张借款800万元及利息，但经庭审核实，被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时刚、吴红波在收到原告转账的800万元借款后又于当日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原告指定的徐琪、张秀兰账户内。原告称被告于借款当日偿还的800万元系偿还2016年之前的陈欠借款，并提交由原告常伟本人在借款合同首页书写，被告吴红波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7月2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大庆市××县开发建设的溪莲尚品楼盘收尾工程以及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大庆市××县经营的大庆市溪莲商场进货事宜，而非偿还陈欠借款。被告吴红波在原被告双方2016年7月23日所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中的身份为共同借款人，在未经借款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王时刚授权情况下，无权代表借款人大庆溪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王时刚擅自改变上述800万元借款的用途。结合2017年8月17日原告常伟在杜蒙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可进一步确认，原、被告双方基于2016年7月23日所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并未发生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于签订借款合同当日进行800万资金流转的目的系对2016年7月23日之前双方所存在的借款事宜重新进行确认。故本院对于原告张秀芹、常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在2016年7月23日之前所发生的借款往来，原告可依据双方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另行主张其合法权益，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秀芹、常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460元，由原告张秀芹、常伟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张秀芹、常伟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三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原件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交易明细三份。欲证明2016年7月23、24日之后，四份借款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王时刚、吴洪波、王时波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向我方支付借款利息，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就以新还旧的事实是认可的，对于三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款1550万元，本案涉及的800万元是予以认可的，结合双方之间2017年3月在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形成的调解协议，应当认定上诉人的原审诉请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吴红波、王时刚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款项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金额无法吻合，本案与另一案两笔借款同时发生，而还款却只有一笔，显然与本案所借款项无关，此款系偿还此前借款的利息，庭后我方会查找与其吻合的借款本金，绝非与本案相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证明王时刚、吴洪波、王时波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以新还旧的事实。二、三被上诉人在大庆市各级法院涉及诉讼案件121件法律文书。欲证明所有案件中，吴红波的身份都是溪莲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经理等职务，结合双方之间自2012年12月份至起诉前，所有借款均汇入吴红波的银行卡内，还款也多数是吴红波的银行卡内转给上诉人的银行卡，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的吴红波无权改变借款用途没有依据，更何况吴红波系案件借款合同的共同还款人和借款人，其处分行为应对另二位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吴红波、王时刚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问题有异议，从关联性看，吴红波独立处理溪莲房地产公司及其他事物时，完全可以以不同身份进行，其在其他案件中的身份与本案无关，吴红波的身份在其他案件中绝大多数为溪莲商场的经理，涉及溪莲房地产公司的仅是职工，只有一份溪莲房地产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一份溪莲房地产公司经理。证明问题的事实中上诉人陈述是虚假的，关于我方的121起诉讼，有100余件是担保人身份，并非所谓的欠款人，且担保均提供了担保物。所以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对121件法律文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吴红波既不是溪莲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得到溪莲房地产公司及王时刚的授权，故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吴红波在本案中有权改变借款用途。二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张秀芹、常伟与被上诉人溪莲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800万元，被上诉人王时刚作为担保人、吴红波作为共同还款人分别在借款合同中签字确认。借款合同签订当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指定收款人账户里转入800万元，被上诉人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当日将800万元转入到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关于上诉人主张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往来，截止2016年3月，被上诉人累计拖欠上诉人借款本金1550万元未还，案涉800万元系偿还2016年3月份以前陈欠款1550万元及共同借款人吴红波有权改变750万元借款用途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溪莲房地产公司在大庆市××自治县开发建设的溪莲尚品楼盘收尾工程以及溪莲房地产公司在大庆市××自治县经营的大庆市溪莲商场进货事宜，并未约定案涉款项用于偿还陈欠款。虽然被上诉人吴红波与上诉人签署确认偿还陈欠款，但上诉人举示的大量证据均无法证实吴红波系溪莲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无法证实吴红波在本案中经溪莲房地产公司和王时刚授权其签署确认偿还陈欠款，可以代表借款人溪莲房地产公司及担保人王时刚擅自改变750万元借款用途。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800万元系偿还2016年3月份以前陈欠款1550万元的问题。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院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张秀芹、常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上诉人张秀芹、常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海陆审判员  赵 楠审判员  王 宣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赵悦书记员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