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05行初54号 原告宁波市神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庄桥街道冯家。 法定代表人唐春香，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三勇，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艳朝，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江**北环西路**。 法定代表人步捷，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涂奔，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汪静，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曦。 原告宁波市神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怡物业公司）诉被告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庄桥街道）乡政府行政合同一案，于2020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诉前调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诉前调解未果，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正式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神怡物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三勇、贾艳朝，被告庄桥街道出庭应诉负责人涂奔及委托代理人汪静、曹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2月，被告庄桥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庄桥拆迁办）与原告神怡物业公司（原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签订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原告位于庄××街道××村（李冯路旁）的房屋列入冯家区块周边改造项目搬迁范围，建筑面积2883.04平方米，土地面积200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评估金额为10483968元、货币补偿补助为2096794元、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为314519元、停业停产损失费为576608元、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为253799元，合计拆迁补偿资金为13725688元，若原告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搬迁奖励524198元。 原告神怡物业公司诉称，原告系案涉国有土地及房屋的合法权利人。2019年10月2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告知书》表示原告已经列入拆迁范围，其间，被告多次告知原告案涉地块列入国有征收项目。2019年12月，被告拆迁办主任电话告知原告单位负责人张惠全，要求其到拆迁办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意向书，原告与另外两个见证人一同到达征拆办，基于对被告政府部门的信任，以及之前双方电话沟通签订的是征地补偿协议意向书，原告签订了《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被告告知原告等待后续征地拆迁程序，以及签订最终版本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书。之后原告获悉，案涉项目不属于国有征收项目，被告才向原告出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文件》《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等相关文件，告知原告该项目自始就是搬迁补偿，不属于国有土地的征地拆迁项目，且否认同原告签订《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属于征地迁拆意向协议。针对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以下违法行为：第一，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使原告陷入重大误解从而签订案涉协议。在与原告签订协议之前一直告知原告案涉土地被划入国有征收项目，且告知原告先签订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意向协议，随后再签订最终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意向协议，但被告始终只让原告签订《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且在《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内容中存在“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冯家区块周边改造项目”、“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迷惑性字眼，使原告陷入重大误解，且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相信该项目属于国有征收项目。第二，被告的补偿数额远低于原告房屋的周边市场价格，明显违背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显示公平。被告在原告不知情，未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的前提下，欺骗原告签订补偿核算单，将补偿的金额定于1424万元，该数额远低于周边市场价格，且原告的案涉地块周边路网四通八达，无缝对接海曙与江北各区域，市场价值应该更高，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的财产权利。第三，被告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违法。首先，被告只让原告签订了一份协议，未保障原告的知情权；其次，被告在原告不知情，未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的前提下，欺骗原告签订补偿核算单，将补偿的金额定于1424万元，严重损害原告的财产权益；最后，在原告涉诉后得知被告可能存在欺诈的情形时，被告一直拖延，直到被告将原告所有房屋拆除后，被告才向原告出示相关文件。被告以上的程序违法行为导致原告案涉房屋已经全部被拆迁，无法恢复原状，只能请求被告对原告进行财产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本案中，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前，一直和原告承诺该项目属于国有征收项目，存在欺诈的情形，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陷入重大误解，与被告签订协议可撤销。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对原告的土地房屋进行了评估，但实际价值远低于周边土地的市场价，造成原告重大利益损失，客观上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当事人因行政协议取得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判决折价补偿。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通过欺诈的方式使原告产生重大误解从而签订不公平的协议，且因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12月签订的《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万元(具体数额以后续评估报告为准)。 为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案涉土地及房屋已经被列入国有拆迁范围，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2.《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基于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原告陷入重大误解从而签订案涉协议，该协议内容中存在多处迷惑字眼，且协议签订主体存在问题的事实；3.录音一及录音文字整理（2020年5月25日上午张惠全去拆迁办与负责人聊天录音）一份，用以证明：（1）2020年5月25日原告才从被告处获得《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文件》《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两份文件，被告之前一直对原告进行隐瞒，欺诈原告该项目属于国有土地征地协议的事实；（2）被告自认与原告签订的第一份协议存在问题，要求原告重新签订协议，非原告自愿搬迁的事实；4.《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文件》及5.《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各一份，用以证明案涉项目不属于国有土地征迁项目，被告一直欺诈原告，原告基于重大误解签订协议，造成原告重大损失的事实；6.录音二及录音文字整理（2020年5月28日早晨，张惠全、颜庆伟、夏宝珪、杨金君四人一起去了拆迁办与负责人聊天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不认同自愿搬迁的事实，主张被告一直存在欺诈行为，且被告有意将国有土地征收与自愿搬迁混为一谈，非法剥夺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承认双方之前签订的为意向书，不作为最终协议适用，且被告已经违法将原告房屋全部拆除，被告也从来没有告知原告是自愿搬迁的事实；7.录音三及录音文字整理（2020年5月28日，张惠全从拆迁办公室出来后，在陈琦去向诸书记汇报工作前聊天录音）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自认原来《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主体有问题，要求原告重新签订协议，去掉委托拆迁单位宁波北坤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证明了被告反复违法的事实；8.录音四及录音文字整理（2020年6月5日在庄桥街道办诸书记办公室谈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主管负责人诸书记沟通记录，证明原告自始不知道案涉项目属于国有土地征收项目，原告不同意自愿搬迁，原告属于被欺诈陷入重大误解的事实；9.原告房屋被拆迁的照片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一直欺诈原告，且目前已经将原告案涉房屋拆除，造成原告重大损失的事实；10.搜狐网截屏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案涉土地市场价值高，被告的补偿数额远低于原告房屋的周边市场价格，明显违背公平等价原则，显失公平的事实；证据11.楼盘网截屏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案涉地块周边房屋市场价值，被告赔偿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显失公平的事实；12.说明一份、证人证言两份，用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补偿数额当时约定是初步预估金额，具体实际金额以下一步评估报告为准，正式协议等评估报告出来后再签订的事实。 被告庄桥街道辩称，一、原告与庄桥拆迁办签订的《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主张的撤销理由不能成立。（一）庄桥拆迁办具有受托与原告签订案涉协议的资格。经被告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提交庄街办［2019］4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关于冯家地块内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请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北区政办复［2020］13号《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同意原告采用自愿搬迁方式进行改造，由宁波北坤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北坤公司）作为出资委托主体，由被告负责实施搬迁工作，由此确定了案涉项目非政策性征收的合法性。根据《庄桥街道西侧地块项目自愿搬迁委托协议》约定，庄桥拆迁办作为宁波北坤委托的搬迁实施单位，具有与原告签订案涉协议的资格。（二）案涉协议系原告与庄桥拆迁办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不构成欺诈或是重大误解。根据庄桥街道冯家地块整体综合利用开发建设和土地出让需要，因原告位于庄××街道××村（李冯路旁）的工业用房在“冯家区块周边改造项目”搬迁范围内，故庄桥拆迁办与原告经自愿协商一致，于2019年12月签订了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原告与庄桥街道拆迁办签订协议时，对于该项目是自愿搬迁是清楚的，双方签订的《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抬头也明显标注是“自愿搬迁”字样。自愿搬迁属于非政策性征收，亦属于国家征收的一种方式。原告对自愿搬迁与国有征收的认识错误，属于签订案涉协议的动机错误，但对协议性质、协议内容均有清楚认识，因此不构成欺诈或是重大误解。（三）协议内容未违反强制性规定，补偿标准符合现有征收政策规定，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案涉房屋虽以自愿搬迁模式进行，但参照现行征收政策给予补偿，即按照《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予以补偿。且为了保持评估价格和征收政策一致，延用了原冯家旧村改造项目的评估机构和跟踪审计机构，由宁波市豪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评估，由宁波中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跟踪审计。根据《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豪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ＺＱ-001《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非住宅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宁波市华弘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甬华估（2019）第1-230号《庄桥街道（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设施设备价格评估书》，案涉房屋评估总价值为10483968元、货币补偿补助为2096794元、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为314519元、停业停产损失费为576608元、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为253799元、合计补偿资金为13725688元。协议内容未违反强制性规定，补偿标准符合现有征收政策规定，补偿价格公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二、案涉协议签订程序合法。2019年10月，庄桥街道拆迁办告知原告其位于庄××街道××村（李冯路旁）的工业用房列入搬迁范围后，便与其沟通协商搬迁改造事宜，并与宁波北坤于2019年11月11日签订了《庄桥街道西侧地块项目自愿搬迁委托协议》，受托取得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资格。鉴于原告也有改建意愿，被告于2019年12月5日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提交了庄街办［2019］4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关于冯家地块内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请示》，请示中包含了改造模式及资金保障、委托主体及资金拨付、搬迁补偿适用政策、评估机构、跟踪审计单位等在内的具体改造方案。经宁波市豪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宁波市华弘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厂房、设施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经双方自愿协商，庄桥街道拆迁办与原告于2019年12月签订了案涉协议。2020年3月11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北区政办复［2020］13号《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同意了原告自愿搬迁的改造方案。案涉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原告于2020年5月6日主动搬迁腾空了案涉厂房，后该厂房被依法拆除。可见，案涉房屋签订程序合法，原告也依约履行了腾房义务。综上，案涉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且已部分履行，原告诉称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庄街办请［2019］4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关于冯家地块内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请示》《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宁波北坤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江北区庄桥拆迁办签订的《庄桥街道西侧地块项目自愿搬迁委托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位于庄××街道××村（李冯路旁）的工业用房经北区政办复［2020］13号《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批准同意以自愿搬迁方式进行改造，出资委托主体为宁波北坤公司，搬迁实施单位为庄桥拆迁办，由庄桥街道负责搬迁工作的事实；2.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非住宅房屋自愿拆迁货币补偿核算单》、编号为ＺＱ-001号《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非住宅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甬华估（2019）第1-230号《庄桥街道（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设施设备价格评估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庄桥拆迁办与原告经自愿协商一致，于2019年12月签订了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经宁波市豪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确定案涉房屋评估总价值为10483968元，经宁波市华弘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确定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为253799元的事实；3.房屋移交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6日主动搬迁腾空了案涉厂房，案涉协议已部分履行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告知书中拆迁范围的表述不能影响原告对拆迁性质的认知，模拟拆迁中也有拆迁范围。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签订协议时明确是自愿搬迁性质，是自愿且认可协议内容，不能证明被告欺诈使原告陷入重大误解，且庄桥街道作为拆迁单位有资格与原告签订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录音内容与录音文字整理的内容缺乏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和连续性，该证据的对话内容发生背景是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后，原告因法院涉诉案件责怪被告未告知其自愿搬迁的后果，并就其中税务问题要求对方予以解决；录音内容所提到的新协议所指向的也是为了解决原告税务问题，被告同意为其出具协议抬头删去“自愿”的新协议（实际协议内容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原告在庭审中所提出的协议金额发生变化的新协议；在该录音12分20秒左右的时候，原告自认“如果原来不拆的话多好，我就没有后续（诉讼）事情”，可见，在签订协议之初，原告是同意拆迁并认可案涉协议的；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没有预见自愿搬迁对税务影响（征收决定程序与模拟征收中的税务政策是完全相同的，原告认为不一样是误解）、承租户诉请分割补偿款等涉诉后果不属于对自愿搬迁性质的认识错误，不能证明签订协议时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欺诈，原告签订协议时非出于自愿。对证据4、5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拟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录音内容可知，被告工作人员清楚地告知了原告国家征收的两种方式，原告承认自己在拆迁前期工作时也是全力配合和同意政府拆迁的，后原告因税务问题、违约问题想要否认协议内容，并提出被告工作人员应当告知原告自愿搬迁对其租赁合同所带来的后果，由此可见，原告是因为自愿搬迁所造成对税务、租赁合同的影响才后悔拆迁，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在录音文件中所提到的商谈内容并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内容应当以正式签订的书面协议内容为准。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拟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的对话内容缺乏连贯性，断章取义不能证明原告拟证明目的；被告工作人员所称协议还没签呢的意思是：如果被告应原告要求开具更新抬头后的新协议，原告应当对外声称协议还没签，但事实是该新协议没有签，当前双方仅存在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即案涉协议，该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并认可的。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拟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对话内容系原告质疑国有征收和自愿搬迁补偿标准存在差异而展开，被告工作人员之所以称“如果国家征收和自愿搬迁不一致，我重新给你核价”是为了使原告相信两者的补偿标准是一致的，不能证明签订协议时，被告存在欺诈使原告陷入重大误解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房屋是依据现有征收政策征收的，有相关规范性文件，原告提供的市场地价不能作为补偿依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中证人证言不认可，要求证人出庭质证才能作为使用；对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拟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说明内容是签订协议时，为避免评估存有差错而预留了重签的余地，该说明上的金额也仅是预估金额，并非被告承诺原告的最终补偿金额，这份说明的存在不能证明案涉协议是意向书。对于证据12中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也未有相应身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除证人证言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原告在与被告2019年12月签协议之前没有见过这3个文件，因为被告没有向原告出示上述文件，才使原告存在误解，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最初是跟原告签意向书，而且始终与原告沟通都是说国有征收项目，被告提供的自愿搬迁补偿协议书中也提到了参照国有征收迷惑原告，评估报告也是承认了在正式签订协议后再行评估，但是现在被告将评估报告作为最后征收的依据，原告不认可，评估核算单中也写明，原告有证面积是2883平方米，无证面积907平方米，无证建设时间是2007年之后，也是合法面积，对这部分的评估数额是不符合的，所有数额都是低于周边房屋市场价；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异议，但基于原告不知道是自愿搬迁，以为是征收才签的。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神怡物业公司（原名称为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在宁波市江北区庄××街道××村（李冯路旁）拥有工业用房；2019年10月21日，庄桥拆迁办作出告知书，内容为“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根据3＋ｘ联席会议（2019年第三期）精神，你单位已经列入拆迁范围，望你单位收到告知书后，尽早做好单位内部相关工作”。宁波市豪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宁波市华弘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厂房、设施在2019年10月24日进行了价值评估。 2019年12月5日，被告庄桥街道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提交了庄街办请[2019]4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关于冯家地块内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请示》，请求对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进行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 2019年12月18日，原告与庄桥街道拆迁办签订了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根据《江北区庄××街道××村国有土地房屋自愿搬迁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原告房屋列入冯家区块周边改造项目搬迁范围，现按照《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等有关规定，双方就房屋搬迁补偿达成以下协议：被拆迁房屋位于庄××街道××村（李冯路旁），建筑面积2883.04平方米，土地面积200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评估金额为10483968元、货币补偿补助为2096794元、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为314519元、停业停产损失费为576608元、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费为253799元，合计拆迁补偿资金为13725688元”；同日，庄桥街道拆迁办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因签约时限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暂按目前预评估金额进行签约，具体实际补偿金额按下步评估报告金额为准，经现场勘查，初步预估该企业补偿金额约为1750万元（壹仟柒佰伍拾万元整），正式协议待评估报告出来后重新进行签订”。 2020年3月11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北区政办复（2020）13号《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同意冯家地块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采用自愿搬迁方式改造的方案，由宁波北坤公司作为出资委托主体，与庄桥拆迁办签订项目改造委托合同；2020年4月22日，宁波市江北神怡服装厂变更名称为宁波市神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5月6日，原告主动搬迁腾空了案涉厂房。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12月签订的《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而提起诉讼，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北区政办复[2020]13号《关于同意冯家地块一家国有非住宅自愿搬迁改造的批复》，作为出资委托主体宁波北坤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庄桥拆迁办完成与自愿搬迁企业的谈判签约，故庄桥拆迁办有权与自愿搬迁企业签约，庄桥拆迁办为被告内设机构，其行为应由被告负责。本案中，因时限签约需要，2019年12月18日，原告与庄桥拆迁办签订了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就拆迁房屋、补偿金额等事宜情况进行了约定；同日，庄桥街道拆迁办出具说明一份，言明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中载明的评估金额为预评估金额，具体实际补偿金额按下步评估报告金额为准，待评估报告出来后重新进行签订一个正式协议，故编号为2019001号《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连同庄桥街道拆迁办出具的说明为预约合同的性质，待正式评估金额确定后，再就评估金额部分对原协议进行一个正式签订，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对所签协议应当具有甄别能力，双方协议名称即为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且被告之前的告知书及机关请示，皆未有国有征收的表示，故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的理由本院不予认可。协议自愿搬迁的依据是《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与国有征收项目依据与标准一致，对原告的实际权利并未造成损失。原告若对该协议的补偿不服，可以要求被告正式评估后再行签约确保利益的方式寻求救济。故涉案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市神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波市神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剑锋 人民陪审员  张 奕 人民陪审员  陈 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 助理  赵 会 书 记 员  陈 羚 附与本案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