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民终10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男，197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俊，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翱，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义才，男，195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忠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泉林，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县聚仙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诉讼代表人：徐丽霞，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炼，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坤，男，197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锋，重庆新盟（南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娅，重庆新盟（南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梅，女，197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锋，重庆新盟（南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娅，重庆新盟（南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詹小英，女，198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俊，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翱，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因与被上诉人田义才、开县聚仙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仙陵园公司）、李绍坤、朱春梅、原审第三人詹小英民间借贷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俊、刘雪翱，被上诉人田义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泉林，被上诉人聚仙陵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炼，被上诉人李绍坤和朱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锋，原审第三人詹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俊、刘雪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为驳回田义才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田义才承担。事实和理由：1．田义才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田义才并非是（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2．田义才已经超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田义才称其于2019年9月3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才知道聚仙陵园公司对王志负有债务，缺乏根据，有违常理。3．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片面套用执业放贷人特征，将普通的民间借贷认定为非法放贷，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詹小英与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是自然人之间合法有效的资金融通行为；（2）詹小英出借资金有合法来源，没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形；（3）詹小英的出借对象具有特定性，其出借对象李绍坤系毛生平的亲戚，借款发生在熟人之间；（4）詹小英出借行为不具有营业性且无论是借款协议中约定的1.8%/月借款利率还是口头约定的3%/月借款利率均未违反我国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相关规定；（5）案涉借款经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认定为非法放贷。4．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对于借款往来的利息计算错误，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息金额导致认定事实错误。5．聚仙陵园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合法有效。（1）在借条和借款协议上，聚仙陵园公司均以担保人的身份加盖了公司印章；（2）詹小英对聚仙陵园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应当作为判断公司外部交易有效性的依据。田义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志的全部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第120条的规定，田义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1）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在（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中王志与李绍坤存在恶意串通，部分或全部债务虚假；（2）田义才对聚仙陵园公司享有合法债权；（3）王志和李绍坤等达成的调解协议影响了田义才的债权实现。2．田义才于2019年9月根据管理人介绍才知道调解书的内容并于法定期间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3．一审法院撤销民事调解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调解书所依据的借款合同和凭据不真实，王志和李绍坤虽然存在经济往来，但双方之间是滚动借款和还款模式，转账凭证是为了达成协议事后补的，借款合同载明的金额不真实；（2）2015年10月17日，李绍坤已经将聚仙陵园公司的公章交给了王志等人控制。4．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报告认定（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调解书中的本息金额存在错误，并无不当。5．詹小英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詹小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不真实。聚仙陵园公司辩称：聚仙陵园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管理人就（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提出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了。李绍坤辩称：1．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以及起诉时间问题，同意田义才的意见。2．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因重庆金泉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公司）并无贷款资质应为无效。即使将出借人认定为詹小英个人，詹小英也符合民间借贷职业放贷人的构成要件，借款合同仍为无效。3．詹小英与李绍坤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调解书仅就其中的五笔借款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调解协议的依据是虚假的。4．聚仙陵园公司出具的关于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全部是李绍坤自己所签。田义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2．案件诉讼费用由王志、聚仙陵园公司、李绍坤、朱春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2日，王志作为原告，以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李绍坤立即偿还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0月31日的利息1705万元及2015年11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利息），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月18日，依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王志举示5笔借款（2013年9月22日300万元2个月、2013年10月25日900万元1个月、2013年11月5日3000万元2个月、2013年11月14日260万元1个月、2014年5月20日200万元1个月）的借条、借款协议、转款凭证以及詹小英催收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李绍坤作为聚仙陵园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朱春梅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王志起诉的基本事实及前述证据均予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各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各方当事人确认截止2015年10月31日，李绍坤尚欠王志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527万元，该527万元不再产生复息；二、从2015年11月1日起，李绍坤欠付利息以45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付至付清时止；三、前述527万元利息，李绍坤于2015年11月25日前向王志偿还，前述4500万元本金及从2015年11月1日起以45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付的利息，李绍坤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王志偿还，李绍坤任何一期未按上述约定付款，王志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对李绍坤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案件受理费352050元，减半收取1760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1025元，由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负担。2017年12月25日，张伟以李绍坤伙同他人将几百万元欠款夸大到4600多万元，并签订协议将借款转嫁聚仙陵园公司，通过法院诉讼、申请破产重组等手段稀释其股权为由，向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该队于当日对该报案受理初查。同日，张伟在该支队询问时陈述：“聚仙陵园法人李绍坤伙同他人搞虚假诉讼，想要将我挤出聚仙陵园公司。聚仙陵园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法人李绍坤占75%股份，我占25%股份。我在2017年11月收到法院发来的王志申请聚仙陵园公司破产重组的通知，我根本不认识王志。经联系，李绍坤大致给我介绍了欠款情况，李绍坤和金泉公司存在资金往来，实际欠几百万元，金泉公司喊李绍坤把欠款金额做大，把个人借款转嫁到聚仙陵园公司，然后去搞个诉讼，坐实欠款金额。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卷宗材料，2013年11月14日借条上清楚看到聚仙陵园公司印章的编号是5002341002863。我到开州区公安局核实，该印章是2013年11月27日领出使用的，说明借条和借款协议是伪造的。”2018年1月11日，张伟在接受该支队询问时陈述：“我不知道李绍坤向金泉公司借钱，聚仙陵园公司没有向金泉公司借过钱，聚仙陵园公司肯定没有为李绍坤私人借款担过保，5份股东会决议上我的名字不是自己签的。”2017年12月26日，李绍坤在该支队讯问时陈述：“我跟金泉公司从2011年就一直有经济往来，我跟该公司股东毛生平熟悉，其经营一家典当行，两家公司之间如果有资金需要周转长期都在找对方借钱，之前资金利息都是按照年息2分计算，到2015年以后就没有算利息了，资金往来基本上都是与金泉公司银行账户、金泉公司员工詹小英、郭玉蓉产生。2015年7月，毛生平要我用聚仙陵园公司作为抵押以及我妻子朱春梅对欠金泉公司的钱进行担保。我就要求跟金泉公司算账，算清楚到底还有多少债务，我当时估算大概有1000多万元。2015年9月，在金泉公司毛生平办公室，我因害怕金泉公司其他股东追债而同意拿聚仙陵园公司担保，让朱春梅也担保。毛生平等人说把我欠金泉公司的钱转变成聚仙陵园公司欠詹小英的钱，然后把债务做大，把张伟的股份吃了，我欠金泉公司的钱就不用还了，我适当让一点股份给金泉公司股东就行了。2015年9月20号左右，我把朱春梅带到金泉公司毛生平办公室，毛生平、詹小英、王志在场，已经把借款合同、借条及詹小英转让给王志的债权转让合同都做好了。我看了借款合同、借条及债权转让合同，金额一共4000多万元，觉得金额不对，当场提出要算账。但因毛生平等催账打垮了我的心理防线，我就同意在借款合同、借条、债权转让合同签字，并盖上聚仙陵园公司公章，还让朱春梅同意担保。2015年10月15号，毛生平到聚仙陵园公司查账，17号我将聚仙陵园公司公章交给毛生平，当时还要求毛生平出了一个交接清单。之后，毛生平把我带到办公室说已经把我起诉了，让我配合签订调解协议，当时没看就签字按印。毛生平和王志还告诉我，隔几天要去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让我配合，对欠债金额进行肯定回答。当时公章都还是在毛生平手上，他自己盖。没隔两天，毛生平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公司，一起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当时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参加了一个简易的流程，大概的内容就是法官问我是不是欠王志4500万元，然后有500万元的利息，我就说是的，可能半个钟头调解就结束了，我在调解书上签字，没领法院的判决书就走了。我知道张伟报案后就来投案自首。詹小英是金泉公司出纳，毛生平是金泉公司股东、总经理，王志是金泉公司负责法务的员工。”2017年12月27日，詹小英在接受该支队询问时陈述：“我从2008年至2014年8月都在金泉公司任出纳，李绍坤从2011年开始找金泉公司借款，李绍坤是聚仙陵园公司法人代表。毛生平是金泉公司股东、总经理，与李绍坤熟悉。李绍坤找金泉公司都是和毛生平商量，我只是作为金泉公司出纳经手转账和收钱。李绍坤从2013年9月到2014年5月共计向金泉公司借款5笔共计本金4500万元，这些钱都是我经手转出的。李绍坤借钱都是直接给毛生平联系，毛生平让我们经办。每次李绍坤借钱都是到我们办公室来找我们办理手续，我们把借条、借款协议准备好，他自己带来股东会决议，然后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签字和盖章，手续办好后我们才会给他打钱。借条和借款协议都是在放款之前签订的。李绍坤每次来借款都是和他老婆朱春梅亲自来的，我要亲眼看到他们两个人在借条和借款协议上面签字，我才得把钱给他打过去。李绍坤是私人向金泉公司借款，聚仙陵园公司只是为李绍坤的借款担保。聚仙陵园公司没有向金泉公司借过款。聚仙陵园公司其他股东没到过金泉公司，我们也没有联系过聚仙陵园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为李绍坤私人借款担保，因为李绍坤是毛总介绍来借款的，是聚仙陵园公司大股东，既然李绍坤拿来了聚仙陵园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我们就相信了他，就按照规定把钱借给了他。李绍坤转入我账户的钱都是还给金泉公司的钱。从2011年至今，我公司打给李绍坤的资金大概有1.7个亿，截至现在他只欠我公司4500万元本金，其他本金都已经还清。李绍坤与我的私人账户、我的同事郭玉蓉的私人账户、金泉公司账户存在资金往来，金泉公司使用我们的私人账户方便一些。因我请假，为公司催收欠款方便，毛生平让我将李绍坤这4500万元债权转让给王志。王志是金泉公司风险管理部部门经理，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催收欠款。毛总通知我2015年9月24日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当时李绍坤、朱春梅、王志在场。金泉公司没有找李绍坤借款的情况，都是他找我们公司借款。李绍坤和我签订的借条约定的月利息是1.8%，实际上计算的月利息是3%。”2017年12月27日，王志在接受该支队询问时陈述：“我从2005年开始在金泉公司上班，担任过投资经理、风控总监等职务。我和李绍坤认识多年，他欠我本金4500万元，我向法院起诉后达成调解，但这个钱李绍坤到现在还没有归还。李绍坤在2011年开始和我们公司有借款。我们公司借钱流程先是对借款人的实力和资金用途进行调查，之后开会讨论，最后老总结合情况决定是否借款。决定出借后，我们公司会通知借款人办理手续，包括借款协议、担保等。因为公司转款是出纳詹小英在办理，所以相关手续都是以詹小英私人的名义在办理。手续办理完了之后，公司出纳詹小英就会把钱转到借款人的银行账户，因为我们出借资金金额都比较大，所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没有现金交易的情况。李绍坤经常找我们公司借款，其他的都归还了，还有4500万元本金没有归还，我们起诉的就是这4500万元，分别是2013年9月22日300万元、2013年10月25日900万元、2013年11月5日3000万元、2013年11月14日260万元、2014年5月20日200万元。中途李绍坤归还160万元，共计还欠4500万元，我们公司和李绍坤没有其他未结清的资金债务了。2015年9月，我们公司准备起诉李绍坤，因为这些借款手续都是以詹小英名义办理的，而詹小英请假，所以公司决定将李绍坤这些债权转让给我，因为我是公司的风控总监，我的职责包含催收工作。之后我们就通知李绍坤到公司来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我们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以我私人名义将李绍坤起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8日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五笔借款的借款协议、借条都是属实的，都是李绍坤找我们公司借款时签订的，签字时间就是借条、借款协议的落款时间，都是将手续办理完毕后再打款给李绍坤。办理借款手续时，我们都要求李绍坤提供公司的股东决议，每次李绍坤都把股东决议给我们了的，上面有股东签字，并且加盖了该公司的公章。我们没有每笔都通知他们股东，没有核实过股东决议的真实性，聚仙陵园公司公章都是李绍坤来我们公司办理手续时加盖的。除了詹小英，还有郭玉蓉和李绍坤有资金往来，郭玉蓉是我们公司会计。李绍坤和詹小英、郭玉蓉之间的资金往来应该都是公司行为，他们私人之间不会有借贷往来。我们和李绍坤通过多次算账，最终算出来的债权金额，是通过借条、银行流水等信息来计算的，主要是詹小英和李绍坤一起结算出来的。我们没有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进行结算，基本上都是和李绍坤口头实际约定执行，但是具体每笔是多少，我不能确定，大概都是月息2%-3%，没有按复息计算。”2018年2月11日，毛生平在接受该支队询问时陈述：“2010年底和2011年初，我被请去当金泉公司总经理。李绍坤最开始给我说借钱，我跟他谈好的利息是月息3%，谈好后他就到我公司来办手续借钱。借钱需要提供借款协议、借条等手续，具体手续就是我公司的詹小英、王志才清楚。后来，李绍坤陆续找我们借钱，这么多年过去，应该有1个多亿。最后他把其他钱还了，只差最后4500万元本金和利息没有还。我一直催他还，詹小英那时请假，我们公司考虑到王志本来负责催收欠款，就安排詹小英将债权转给王志，是我通知李绍坤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我们公司起诉李绍坤还钱，他要求少一点利息，我就要求李绍坤同意调解。后来我们给李绍坤少了一千多万元利息，李绍坤就配合我们到法院去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李绍坤找我们借钱口头约定利息是月息3分，每次都要弄借款协议等手续，而且是需要先签订借款协议之后，金泉公司才会给他划钱过去。所有的借款都是李绍坤出面找我商量的，是他私人借款，我们要求他必须以公司作为担保，没有向聚仙陵园公司其他股东核实过。金泉公司没有向李绍坤借过钱，金泉公司与李绍坤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银行，没得现金支付的情况。”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于2018年2月10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张伟控告李绍坤等涉嫌虚假诉讼案，该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2018年3月12日，经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委托，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万州公鉴（文）［2018］0011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14日、2014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的“李绍坤”“张伟”“丁玲琪”签名笔迹均为李绍坤书写。2019年1月21日，王志在接受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陈述：“2012年10月进入金泉公司，2017年8月辞职，2015年11月法院调解期间，金泉公司和李绍坤对过账，其他借款都还清了，就只有这5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没有还清。李绍坤这5笔借款的借条、借款协议肯定都是借款前后签订的，签订时间距离借款时间肯定都不会太长，这个借款的借条和借款手续肯定是在借款前后需要完善的，就算借款前没有签订，在借款后也必须要尽快完善借款手续。这5笔借款聚仙陵园公司作为担保人，有没有股东会决议我记不清楚了，李绍坤在聚仙陵园公司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借条、借款协议只要有他的签字和聚仙陵园公司公章就可以了，我个人认为就可以代表他的公司行为。”2019年1月23日，詹小英在接受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陈述：“李绍坤还款一般都是先通过电话和毛生平联系，再和我核对还款金额，比如今天还我们公司200万元，我就和他核对好是还的那一笔借款和利息，还款成功后，我就把对应的那笔借款的借款手续还给毛生平，然后这笔借款就结清了。4500万元本金所涉5笔借款的借款手续（借条、借款协议和聚仙陵园担保的股东决议）都不是我具体办理的，但肯定都是借款前后1周内补齐了借款手续的。李绍坤2013年11月1日转账4500万元到我银行账户，肯定是他欠我们公司的还款，具体情况我要回公司查询了情况才知道。”2019年4月2日，经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委托，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普华鉴报字［2019］第7号关于李绍坤虚假诉讼案《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一）李绍坤借款金额，根据渝中区经侦支队提供的李绍坤银行流水，2011年3月-2015年10月李绍坤与涉案人员之间的借款共计16952万元，其中，李绍坤直接借款13992万元，李绍坤借款他人收款2960万元；（二）李绍坤还款金额情况，根据渝中区经侦支队提供的相关涉案人员银行流水，经统计李绍坤在2011年3月-2015年10月还款共计15084.56万元，其中，李绍坤直接还款13984.56万元，李绍坤借款他人还款1100万元；（三）李绍坤借款利息情况，根据渝中区经侦支队提供的银行流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经测算，2011年3月-2015年10月借款利率以1.8%/月借款利息为11887262.18元，以借款利率3%/月借款利息为16854133.09元。该鉴定意见书所附李绍坤借款利息明细表（分别按借款利率1.8%和3%/月制作）均载明2013年11月1日李绍坤向詹小英还款4500万元后借款金额为负数。2019年4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作出渝公渝中（经）撤案字［2019］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因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该局办理的李绍坤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案。2019年8月2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民申1451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聚仙陵园公司因不服（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而提出的再审申请，已超过规定期限，裁定驳回聚仙陵园公司的再审申请。李绍坤分别于2013年9月22日、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14日、2014年5月20日向詹小英借到300万元、900万元、3000万元、260万元、2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分别为2个月、1个月、2个月、1个月、1个月，约定借款利率均按1.8%/月计算，到期未还除按1.8%/月支付利息外，另按未归还金额的1.5‰/天支付违约金。聚仙陵园公司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担保期限为借款本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还清为止。李绍坤、聚仙陵园公司在前述借款的借条、借款协议上签名、盖章。除2013年11月5日3000万元借款外，朱春梅为前述其余4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期限同前。聚仙陵园公司分别于前述借款时间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全体股东就聚仙陵园公司为李绍坤向詹小英借款提供担保一事，在本公司依法召开了股东会，股东会成员以100%比例通过决议：同意为李绍坤向詹小英相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聚仙陵园公司在该5份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其中，2014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由股东李绍坤、张伟签名，其余4份股东会决议由股东李绍坤、张伟、丁玲琪签名。该5笔借款所涉借条、借款协议、股东会决议中，2013年9月22日、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5日聚仙陵园公司均加盖编号尾数2286的印章，2013年11月14日、2014年5月20日聚仙陵园公司均加盖编号尾数2863的印章。詹小英按约向李绍坤转账支付前述借款。2015年9月22日，詹小英向李绍坤、聚仙陵园公司、朱春梅催收前述借款。2015年9月24日，詹小英、王志、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9月22日李绍坤欠付詹小英借款本息共计6030万元逾期未归还，借款共5笔，本金4500万元，利息1530万元（详见附件）；各方一致同意：詹小英将上述针对李绍坤的全部债权转让给王志，债权转让完成后李绍坤直接向王志履行付款义务，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就该债权所对应的债务继续为李绍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詹小英、王志双方约定所转让的债权作价6030万元，由王志在2017年1月1日前一次性归还；本协议附件包括：李绍坤分别于2013年9月22日、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14日、2014年5月20日出具的300万元、900万元、3000万元、260万元（已还160万元）、200万元借条。同日，詹小英、王志就前述债权转让分别向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发出通知书。2016年10月9日和2019年7月3日，田义才与宝珠山公墓管理处分别签订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和2016年10月至2019年6月宝珠山公墓墓园基建工程工程量结算单，载明工程款总金额为338500元和636436元。2019年5月21日，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54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邓廷军、胡寒冬、王华对被申请人聚仙陵园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5月28日，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被依法指定担任聚仙陵园公司的管理人。2019年9月24日，该管理人向田义才出具审核意见书，认为田义才的债权只有2019年7月3日办理结算的工程款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先权批复的规定。2019年9月3日，聚仙陵园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载明：债权申报期限内，共有41户债权人申报债权44笔，申报的债权总额为232065506.15元，经管理人审核确认共38笔，金额为202373083.17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共2笔，确认金额为74774220.46元，建设工程优先权共3笔，确认金额为1902034.72元，普通债权共33笔，确认金额为125696827.99元。管理人编制并提交核查的债权表载明：田义才申报建设工程优先权债权本金958042.72元，审核确认建设工程优先权金额619542.72元，普通债权金额338500元，主债务人为聚仙陵园公司；王志申报普通债权本金4500万元、利息4415万元、其他181025元，合计89331025元，均获审核确认，主债务人为李绍坤。2019年11月11日，该院作出（2019）渝0154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9年11月11日起对聚仙陵园公司进行重整。另查明，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载明，聚仙陵园公司编号5002341002863企业公章在公安局备案刻制属实，启用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2020年2月27日，田义才通过互联网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申请立案。一审庭审中，李绍坤陈述：“法院的诉讼材料都是后面补的，大概是2015年9月20日左右补的，包括借款协议、催收通知书、债权转让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和王志一起去盖的章，当时做了5笔，总金额4500万本金，520多万的利息，当时这样做是毛生平和我商量好的，他说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欠他的钱就不用还了，之后可以和他一起合伙做。担保书、股东会决议是毛生平弄好了，我去他办公室签的字。”詹小英陈述：“我和李绍坤在那两年往来很多，有一个多亿，这4500万没有归还分别是300万、900万、3000万、260万（还了160万，剩100万）、200万，因为我是金泉公司的出纳，钱都是金泉公司股东的，我是出纳办事方便所以他们把钱都转到我银行卡的，利息合同约定是1分8，口头约定的是3分，调解是按2分调解的，调解的时候利息加本金是6000多万元。因为王志是风控部的经理，他在负责收钱，我请了一段时间假，就将债权转让给他了。股东会决议有可能是后面补的，但都是在几天之内，有时候是先转款后办手续，有时候借几天就还了没有办手续的也有。钱实际上是金泉公司的，我是出纳，以我的名义转出去的，我是无偿将债权转让给王志的。所出借的资金是我的名字放出去的，钱不是我自己的，不知道是公司或者股东的，公司都是老板的，肯定是老板的钱。借条和借款协议是转款之前或当天签的，股东会决议有时候是交了的，有时候要拿回去找其他人签字后面带过来。出借给李绍坤的款项、受让的债权是公司安排的。出借的款项从股东卡上打来的，或者公司账上转到我卡上，再从我的卡上出借给李绍坤。每笔借款都要出具借条和借款协议，还完了之后就还给他。李绍坤还款时要说他还哪笔，还了之后我们再把借条和借款协议销毁。还款时电话中算好本金和利息。2013年11月1日李绍坤支付了4500万元，是还的之前的，时间长了记不清楚还的哪笔了，要查明细。支付利息也是卡上转的，有时候部分是本金部分是利息，电话沟通双方确认。”王志陈述：“我和詹小英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价格就是利息加本金，名义上我欠她这个钱没有给。我和詹小英之前的公司叫金泉公司，毛生平是总经理。出借给李绍坤的款项、受让的债权是公司安排的。金泉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融资担保，没有取得金融资质，没有发放贷款的资格。因为当时詹小英要请假，债权是她经手的，所以她转给我，我来操作方便一点。知道出借的资金不是詹小英的自有资金，是股东和公司的资金，不能区分。”聚仙陵园公司陈述：“管理人只接收了编号尾数2863的公章。现在转入重整程序了，在提交重整方案，招募投资人。重整要根据公司的负债情况和资产评估情况来分析清偿率，重整要涉及经营、营收，如果有投资人进来会有预收等明细。田义才的债权一部分是建设工程优先权，一部分是普通债权，能受偿多少目前不能确定。王志的债权是普通债权，目前普通债权总共1.2亿，王志一个人普通债权金额为8000多万元，是按比例清偿，任何一个普通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对其他普通债权人最终的受偿都会有影响。现在进入了重整阶段，没有进行评估价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田义才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案涉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否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田义才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其一，田义才系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债权人。经聚仙陵园公司管理人审核确认，田义才为金额338500元的普通债权人，王志为89331025元的普通债权人。聚仙陵园公司现进行重整，并无证据证明田义才的债权能获清偿。作为同一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按照比例清偿原则，且王志的债权金额远超田义才，田义才的债权受偿势必因王志的债权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田义才因不知道王志与李绍坤、聚仙陵园公司等民间借贷一案而未参加诉讼，不能归因于其本人。为救济据以确定王志债权的（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受损害的民事权益，在提供证明该调解书所确定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证据时，田义才可对该生效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王志关于田义才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二，田义才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田义才于2019年9月3日聚仙陵园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知道王志的债权，以及案涉民事调解书，亦即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因疫情防控，田义才于2020年2月27日通过互联网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由于本案不适用网上立案，田义才又于2020年3月17日到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申请立案。因此，田义才已在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针对案涉民事调解书的撤销之诉。王志关于本案起诉超期的抗辩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首先，案涉民事调解书内容因违反合法原则而错误。该调解书所确认的民间借贷债权违法。根据李绍坤、詹小英、王志、毛生平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以及庭审陈述，案涉民事调解书所确认民间借贷债权系金泉公司以其员工詹小英名义出借资金而发生。发放贷款属金融业务，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应经有权机关批准。按照王志的庭审陈述，该公司经营范围并无发放贷款业务，却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以詹小英名义多次向李绍坤出借大额资金，并收取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行为，所签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案涉民事调解书所确认民间借贷债权系该公司前述违法放贷行为中的5笔借款，相关民间借贷合同亦因违法而应认定为无效。詹小英与李绍坤之间的民间借贷违法，王志受让该民间借贷债权后与李绍坤、聚仙陵园公司等达成的调解协议亦属违法。由于王志、李绍坤在一审法院调解中未如实陈述借款情况，导致一审法院未能对调解的合法性作出准确审查，且根据田义才所举示调解后新发现的证据，案涉民事调解书内容因违反合法原则而存在错误。其次，案涉民事调解书关于借款本息的内容错误。案涉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借款本金为4500万元，由5笔借款组成。根据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委托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意见书，从詹小英与李绍坤的资金往来情况看，无论按月息1.8%还是3%计算，李绍坤尚欠詹小英借款本金不应为4500万元；在2013年11月1日李绍坤向詹小英转账支付4500万元后，李绍坤不应对詹小英再负有债务。而前述5笔借款中，2013年9月22日300万元和2013年10月25日900万元均发生于该次李绍坤付款之前，仍以尚欠借款本金纳入案涉民事调解书范围予以确认，与前述资金往来不符。该鉴定意见可以证明案涉民事调解书关于借款本金的债权内容部分虚假，案涉民事调解书关于借款本金的内容部分错误。由于该民事调解书所涉民间借贷因违法而无效，王志不能基于该民间借贷取得利息，该民事调解书所确定利息债权内容亦存在错误。再次，案涉民事调解书关于保证责任的内容错误。该民事调解书所涉民间借贷因违法而无效，为该民间借贷债权提供的保证亦应无效。并且，王志举示的5份聚仙陵园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有李绍坤签名，而李绍坤作为被担保股东依法不得参加为其担保事项的表决。虽然詹小英不能鉴别该5份股东会决议的股东签名均由李绍坤书写，但对前述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知道。故詹小英对聚仙陵园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审查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并非善意相对人。李绍坤越权代表聚仙陵园公司所签保证合同应为无效。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田义才举示的新证据能够证明（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虚假，田义才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调解书。本案诉讼费293150元，由王志负担150000元，李绍坤负担143150元。二审中，王志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1．田义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2．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的《受理案件、预交诉讼费通知书》。拟证明：1．田义才自认其于2017年11月就知道聚仙陵园差欠王志款项的情况。2．田义才自认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并非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李绍坤撺掇，本案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以及诉讼费的交纳均是李绍坤所安排处理。因此本案系田义才与李绍坤恶意串通，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二组：1．银行转账明细表、银行转账凭证；2．詹小英出具的关于李绍坤与詹小英之间民间借款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自2011年5月30日至2013年9月13日，毛生平、肖兰平陆续从自己的账户上转款到詹小英账户，总计达到6135万元，詹小英借给李绍坤的款项均来源于毛生平与肖兰平；经过双方结算，截止2014年9月30日，李绍坤尚差欠詹小英的借款本金45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第三组：1．类案检索报告；2．类案检索报告所依据的法律文书。拟证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对类似案件的认定标准。第四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释义（来源于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集，合同卷3）。拟证明：调解书适用法律正确。田义才向本院举示证据：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文峰派出所作出的《报警案件登记表》。拟证明：田义才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受到欺骗所以在撤诉申请以及《情况说明》上签字。李绍坤、朱春梅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李绍坤于2012年2月8日、2012年3月9日、2012年5月9日、2012年6月11日、2013年5月13日分别向郭玉蓉转款15万元、15万元、15万元、15万元、39万元的银行流水单据复印件。拟证明：上述款项虽然并未列明在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上，但均是归还本案所涉借款。第二组：金泉公司《短期融资业务审批表》一张。拟证明：詹小英出借的款项是受公司指示。二审中，王志对于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计算结果提出异议，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李绍坤差欠王志的本息金额计算错误。本院依法向普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实，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9月20日向本院出具《关于李绍坤涉嫌虚假诉讼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更正说明》。经田义才申请，鉴定人沈斌出庭接受质询。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王志举示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田义才举示了反驳证据《报警案件登记表》，并明确表示《情况说明》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田义才举示的证据以及其陈述能够推翻《情况说明》的内容，对该《情况说明》不予采信。王志举示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据2和第二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本院结合相关事实予以论述。王志举示的第三组和第四组证据不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仅是法律适用参考资料，不作为证据采信。对李绍坤、朱春梅举示的第一组证据，王志质证认为，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司法鉴定时双方对往来账款进行了核对，即使该几笔款项真实存在，也不是归还本案借款；田义才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否是归还本案借款，由法院认定；聚仙陵园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款项情况不清楚，由法院认定。对李绍坤、朱春梅举示第二组证据，王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资金是来源于公司；田义才、聚仙陵园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庭审之后，李绍坤、朱春梅针对第一组证据补充提供了加盖银行印鉴的银行流水单。对李绍坤、朱春梅的两组证据，本院认为与案件实体处理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李绍坤涉嫌虚假诉讼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更正说明》，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以下事实：经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委托，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4月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以下相关内容：“案件情况：2019年1月17日，李绍坤到重庆市渝中区经侦支队投案，自首在2015年因与金泉公司债务问题，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虚假诉讼。委托鉴定事项：鉴定对象为李绍坤等涉案人员2011年-2015年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明细，由渝中区经侦支队提供相关鉴定资料，以明确2011年3月-2015年10月李绍坤与相关涉案人员的借还款及利息金额。委托鉴定送鉴相关资料：毛生平、李绍坤提供给渝中区经侦支队的资金往来明细表以及银行流水等。”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9月20日向本院出具《关于李绍坤涉嫌虚假诉讼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更正说明》，该更正说明载明：“本所接受渝中区公安分局的委托，对李绍坤涉嫌虚假诉讼案的借还款及利息金额进行司法鉴定，并于2019年4月2日出具了普华鉴报字［2019］第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近期，我们发现因人为疏忽，上述报告‘九、鉴定结论’之‘（三）李绍坤借款利息情况’部分的数据以及报告附表1、附表2存在测算错误，现将‘李绍坤借款利息情况’内容更正表述如下：2011年3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李绍坤向金泉公司借款共计169520000元，还款时未区分本金和利息，根据渝中区经侦支队提供的银行流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经测算，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情况如下：1．以月利率1.8%计算，李绍坤归还本金136812777.31元，欠本金32707222.69元，实际支付利息14032822.69元，欠利息7290860.44元，共欠本息39998083.13元。2．以月利率3.0%计算，李绍坤归还本金124040425.03元，欠本金45479574.97元，实际支付利息26805174.97元，欠利息17555391.27元，共欠本息63034966.24元。”王志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对于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以下两笔款项是基于走账产生，不应当计入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也不产生利息：一笔为2013年6月27日李绍坤支付给詹小英的100万元与2013年7月1日詹小英支付给李绍坤400万元中的100万元；另一笔为2013年10月12日詹小英支付给李绍坤的72万元，当日李绍坤转款给詹小英72万元。如将上述两笔不计算在内，截至2015年10月31日，以月利率3.0%计算，李绍坤欠本金45461942.62元，欠利息17548391.22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田义才是否能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是王志起诉李绍坤、朱春梅、聚仙陵园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田义才是聚仙陵园公司的债权人，其并非是（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的第三人。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规定了例外情形。《九民会纪要》第120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田义才对聚仙陵园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普通债权，王志对聚仙陵园公司享有普通债权。由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对特定建筑物享有的优先权，具有特定性和优先性，与其他普通债权没有权利冲突。在破产程序中，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普通债权并非同一清偿顺位，而是优先于普通债权就特定建筑物受偿，普通债权不影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清偿比例。因此，田义才不能基于其为优先债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田义才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能够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因此，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以及《九民会纪要》第120条的规定，本案中田义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具备的要件为：1．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提起诉讼；2．有证据证明（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调解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关于法定诉讼期间的问题。本案中田义才于2019年9月3日参加聚仙陵园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知道王志的债权金额，因疫情防控，田义才于2020年2月27日通过互联网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由于本案不适用网上立案，田义才又于2020年3月17日到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申请立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田义才已在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内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无不当。二审中，王志举示了田义才签名的《情况说明》，田义才明确表明该《情况说明》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举示了反驳证据。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田义才于2017年11月就知道聚仙陵园公司欠王志款项的情况。本院认为，田义才作为聚仙陵园公司的债权人，本身与聚仙陵园公司和王志之间的借贷纠纷无关，而在本案中聚仙陵园公司由于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进入破产程序，各个债权人必须按比例受偿，因此如果聚仙陵园公司与王志之间的借贷纠纷存在虚假，则会影响田义才的清偿比例。即使田义才于2017年11月就知晓聚仙陵园公司欠王志款项的情况，但当时聚仙陵园公司并未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聚仙陵园公司与王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田义才债权的实现。因此，对于王志关于田义才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调解书主文是否存在虚假的问题。《九民会纪要》第120条对普通债权人在因虚假诉讼而受到损害的情形下给予了救济权。本案的案外人张伟于2017年12月25日向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报案称李绍坤与金泉公司、王志等存在虚假诉讼。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于2018年2月10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张伟控告李绍坤等涉嫌虚假诉讼案，该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之后，2019年1月17日李绍坤到重庆市渝中区经侦支队投案，自首其在2015年因与金泉公司债务问题，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虚假诉讼。2019年4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因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该局办理的李绍坤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案。因此，依据公安机关的认定，王志和李绍坤之间并非是虚假诉讼。关于该调解书中确定的王志和李绍坤之间的借款金额是否存在虚假的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判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是否确有错误，应当以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认定标准为准绳。依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中的相关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对于未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现有的证据反映出，詹小英与李绍坤之间就双方的多笔借款进行了结算。本院认为，借贷双方就借款本息进行结算，是双方对法律关系的一种安排和确定，在存在多笔款项的情况下，双方有权决定是归还的哪一笔款项以及支付的利息标准等，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合法有效。从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李绍坤涉嫌虚假诉讼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更正说明》看，截止2015年10月31日，以月利率3.0%计算，李绍坤尚欠本金45479574.97元，尚欠利息17555391.27元，共欠本息63034966.24元。即使按照王志当庭承认的其中有两笔是基于走账形成，不应当计算利息，截至2015年10月31日，以月利率3.0%计算，李绍坤欠本金45461942.62元，欠利息17548391.22元。从（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看，詹小英与李绍坤经过结算之后，确认截止2015年10月31日，李绍坤尚欠借款本金为4500万元，尚欠的利息金额为527万元。这与詹小英在公安机关以及本案中陈述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即利息的标准是3分息，双方进行了结算，还剩余4500万元本金；也与毛生平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给李绍坤少了一千多万元利息”的情况是一致的。李绍坤在二审中举示了五笔李绍坤向郭玉蓉的转款凭证，合计99万元。该五笔款项不在公安机关移送给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材料当中，且王志质证认为双方对于往来款项进行过核对，即使上述五笔款项是真实的也并非是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本院认为，结算是双方的合意行为，上述五笔款项未包含在双方的结算当中，李绍坤可以另案处理。综上，本院认为，借贷双方的结算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调解书中确定的王志和李绍坤之间的借款金额不存在虚假问题。另外，关于出借主体的问题，在（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确定的借贷双方的主体均是自然人，这是各方明确的意思表示，并不涉及公司。并且从王志举示的证据显示，詹小英账户上的款项均有合法来源，从李绍坤和毛生平的陈述看，李绍坤与毛生平也是认识多年的熟人，并非是社会中不特定的对象。案涉的借款合同并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关于担保问题，在（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案件中，王志举示的借款协议上聚仙陵园公司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上加盖印章，李绍坤作为聚仙陵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担保方的落款处签字。李绍坤作为聚仙陵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依据人民法院在2015年对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审查标准看，当时的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查以及对于调解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调解书确定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诉讼并非虚假诉讼且该调解书确定的王志和李绍坤之间的借款金额不存在虚假。（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371号调解书于2015年作出之时，田义才与聚仙陵园公司的债权尚未形成，因此该案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之时，不存在损害田义才债权的任何意图。即使在聚仙陵园公司破产的情形下，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赋予债权人在一定条件下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也应当限于因虚假诉讼而受到损害的债权人，不应当任意扩大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否则会严重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的稳定性。本案中王志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民撤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田义才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诉讼费293150元、二审案件诉讼费293150元，共计586300元，由田义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达 燕审判员 陈 瑜审判员 申 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翁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