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再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少华，男，195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霞，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辉，男，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琼山区，系再审申请人朱少华之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隆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隆基路**。法定代表人：张海燕，总经理。一审第三人：张乔敏，男，1939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一审第三人：张海燕，女，196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申请人及二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及二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潋，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朱少华因与被申请人隆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集团）、一审第三人张乔敏、张海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06民终2798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鲁民申314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少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霞、朱文辉，被申请人隆基集团、一审第三人张乔敏、张海燕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黄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股本金均是由张乔敏个人出资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以该院另案（2018）鲁06民终4159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隆基集团改制时所有的股本金均是由张乔敏个人出资为由，否认朱少华的股东资格，系采信证据错误。另案民事判决以上认定并非法律事实，而系法院观点，该观点没有事实基础。首先，隆基集团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张乔敏付款的凭证，付款人是隆基集团。从表面证据看，隆基集团付款购买自己的净资产，从实质上看，隆基集团的款项中包含朱少华缴纳的股权资金即购买净资产的资金。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便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朱少华提供的股权证、改制文件、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足以推翻股本金均是由张乔敏个人出资这一观点。再次，原审认定朱少华投入的资金，实为隆基集团的集资借款，而非股本金。这种认定脱离了当初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龙口管委会）向管理层转让净资产的历史背景，罔顾朱少华系管理人员，具有受让净资产的资格，被列为受让对象的事实，违背朱少华出资当股东的个人意愿，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朱少华领取固定股息系债权债务关系属于片面理解，本案中，不仅朱少华领取，张乔敏、张海燕、张超等股东都领取，况且领取的并非股息，而是非固定的分红。2.原审没有保障申请人证据调查权。朱少华在一审期间，先后两次申请法院调取隆基集团厂务会会议记录、改制方案、《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隆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隆基机械发行上市部门底稿、审计报告等。这些证据对隆基集团、第三人不利，大部分在隆基集团手中，一审法院不责令隆基集团提供，也没有到第三方机构调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3.原判决以朱少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隆基集团管理而否认其股东资格于法无据。隆基集团实际控制人是张乔敏、张海燕父女，虽然改制为多股东的有限公司，但公司缺乏规范性的现代治理结构，还是沿袭传统，厂务会行使管理职能。且股东并非直接行使管理职能，经营管理权限由管理层负责。4.原审没有恰当的运用回避制度。本案一审法院是龙口市人民法院，被主张承担责任的张海燕的配偶是龙口市委副书记，掌管人事任免权，对龙口法院领导任免有建议权，不能合理排除其影响力可能对案件审理造成影响，而消除这种顾虑的方式，可以由上级法院提审。因此，朱少华申请龙口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回避，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并无不妥，原审未予采纳缺乏充分说理。被申请人隆基集团、一审第三人张乔敏、张海燕辩称，一、朱少华提出的再审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以及事实依据，张乔敏个人筹措资金支付隆基集团的净资产转让款（也即股权转让款），与朱少华支付的职工集资款无关。（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有证据证明。隆基集团在1998年改制时，其全部资产（股权）是由张乔敏个人以其个人资产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自龙口管委会处受让取得，张乔敏本人因此持有了隆基集团100%股权，成为隆基集团的股东。（二）朱少华在本案中提交的用于证明其是隆基集团股东的“股权证”，实际上是隆基集团制作的集资款的证明文件，该“股权证”上记载的“入股总额”，实际为集资款金额，该“股权证”上记载的“股息红利”，实际为集资款利息的性质，该“股权证”并非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证明。1、入股与集资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均有明显的区分，本案中朱少华所持“股权证”在事实上以及法律上均为集资款证明性质，而非股东资格的证明。2、隆基集团在1998年进行职工内部集资时，向包括朱少华在内的570名集资员工均发放了集资款的证明文件－股权证，该股权证显然已不能作为朱少华证明自己属于隆基集团股东的证明材料。3、像朱少华一样被冒名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的刘淑荣，同时其还担任了隆基集团财务负责人，在记载1998年12月25日隆基集团收取职工的款项时，于《收款记账凭证》上明确写明款项性质为“应付账款”、“职工集资”，该事实进一步证明“股权证”仅为集资款证明的性质的事实。二、朱少华提出的关于调查取证以及回避的问题其在原二审上诉时就已经提出且不属再审的法定事由，其所提出的法院未保障其调查取证权以及原审法院无管辖权的观点都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本案中朱少华在一审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于法有据。（二）本案中朱少华提出的龙口法院应当整体自行回避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三、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应当证明其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其确认股东资格的请求依法不成立。四、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则应当存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行使表决权、分取红利等情形，应当履行按期、足额出资等义务。这是判断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本案中朱少华完全不符合前述形式要件，故其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五、朱少华提出“原审法院以朱少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隆基集团管理否认其股东资格于法无据”的观点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并非仅依据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就否认其股东身份，而是结合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及《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从其是否出资、是否以继受的方式取得公司股权、是否实质参加股东会、是否在决议、公章章程上签字、是否行使公司管理权等股东资格的实质条件的各个方面综合予以查明，查明朱少华未出资、未以继受方式取得公司股权、从未参加公司、从未在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签字、也从未行使过任何管理公司的权利等所有方面综合认定朱少华并非隆基集团股东，该种认定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六、朱少华诉讼请求主张要求确认的股权比例及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与其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不能对应，无论在工商登记中，还是按照冒名股权的实际归属情况，均无法反映出其所主张的股权比例和出资金额，该等情况恰恰证明朱少华并非隆基集团股东。七、工商登记仅为股权证明的形式要件，不具备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证权程序。相关公告也仅是对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起到一种公示公信的作用，但对于公司股东内部如何认定真实股东身份，还是应当根据是否具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等实质特征进行认定。八、本案中朱少华作为被张乔敏冒用姓名登记为股东的被冒名者，依法不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无权要求恢复股东身份以及返还股权。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并未侵犯朱少华的任何财产权利，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一）朱少华系被冒名者，不具有股东身份。（二）因被冒名者朱少华名下股权的实际权益人系张乔敏，张乔敏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事前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没有损害被冒名者朱少华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受让人张海燕的股东资格应予确认。因此，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张海燕的转让行为并未侵犯朱少华的任何财产权利，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张海燕依法拥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朱少华依法无权要求张海燕返还股权。九、龙口管委会所作的《关于对山东隆基集团净资产有偿转让的决定》仅是对在龙口管委会将隆基集团100%股权通过企业改制方式全部转让给张乔敏个人后，对改制过程中形成的让利部分如何分配作出了笼统的、程序性的行政调整建议，文件本身并未将具体的资产份额明确地分配给具体的人员，即并未明确公司改制后具体哪些人员可以成为隆基集团股东，该文件无法成为朱少华获得隆基集团股权的依据。因此，朱少华提出的股权制、改制文件、工商等登记这些文件均无法成为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证明材料，原审法院认定其不具有股东资格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朱少华的再审申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十、本案中朱少华诉请恢复股东身份、要求将目前登记在张海燕名下的隆基集团股权予以返还的前提应当是，朱少华本人必须曾真实、合法持有隆基集团股权、曾是隆基集团的真实股东。如果朱少华从未成为过隆基集团股东，从未持有过隆基集团股权，那么其即无权要求恢复股东身份以及返还股权，也即朱少华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而且，朱少华的诉讼请求中要求原审第三人张海燕所持股权中扣除、以及原审第三人张乔敏对所谓“扣除”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依法也不成立。而通过前述论述已经充分证实本案事实是：即使工商登记中将朱少华登记为隆基集团的股东，但这是由于隆基集团真实股东张乔敏冒用朱少华名字进行的虚假登记，张乔敏才是登记在朱少华名下股权的真实股东。综上，朱少华从未成为过隆基集团的股东、从未持有过隆基集团股权，其无权诉请要求恢复股东身份。原告朱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少华为隆基集团股东，持有隆基集团1.728%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74.788万元。2、判令朱少华所占有隆基集团的上述股权从张海燕持有的隆基集团38.11%股权中扣除。3、判令张乔敏以其持有隆基集团61.89%股权对上述第二项张海燕扣除股权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隆基集团将朱少华的上述股权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隆基集团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朱少华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以及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对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有偿转让的决定》（龙管法发【1998】22号），证明龙口管委会确认隆基集团截至1998年9月30日的净资产为40506461.72元，按净资产的60%即24303877.03元优惠转让给新股东，剩余40%即16202584.69元作为奖励。“由张乔敏同志代表改制后新组建的股东一次性将有偿转让费在转让合同签字前上缴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说明张乔敏是股东代表不是唯一股东。隆基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事实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文件是企业改制过程中行政部门出的文件，该文件涉及的主体不属于平等主体，涉及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于该文件的执行如果产生问题，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企业改制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该文件仅仅是明确了龙口管委会将隆基集团全部净资产通过改制转让给张乔敏，其中尽管对改制过程中形成的让利做出了一个笼统的程序性的行政调整文件。但是文件本身并没有将具体的资产份额明确的分配给朱少华或者其他具体人员。事实上在改制过程中，隆基集团确实没有就朱少华等人可以成为股东的问题召开过任何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因此，这份文件不能作为认定朱少华享有股东资格的依据。2、会议纪要，证明隆基集团新股东以2430万元收购4050万元的净资产，股份为总经理占总额51%，副总经理50万元。依据此证明朱少华股本是50万元，加管委会送股共计70万元。隆基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会议纪要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会议并未召开。同时该会议纪要中出现的所谓股票、职工股等描述，事实上是隆基集团当时进行职工集资的一种说法。所以，该会议纪要也不能作为确认朱少华股东资格的依据。3、股权证，证明朱少华取得隆基集团的股权出资凭证，总额70万元，其中：原始股：50万元，送股20万元。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以及2012年、2013年、2014年没有发放任何的股息红利。那么所领取的股息红利从14000元到35000元不等，也就是说回报比例是2%-5%。从领取的特征可以看出不是像隆基集团所说的每年连续领取，也不是固定的利息回报，而是根据隆基集团经营情况的好坏来决定是否有股息领取，以及是否分配股息，这也正好体现了朱少华作为股东所承担的股东义务。隆基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该股权证并非股东资格的证明，而是职工集资款支付和集资款利息发放的相关凭证。对于该股权证的性质问题结合隆基集团的答辩意见。另外，就朱少华陈述所谓部分年度利息没有领取，隆基集团认为是错误的。出现某些年份没有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并不会导致债权就成为了股权。同时通过股权证上领取的时间可以看出，其领取利息的比例和时间均与全厂570余名员工的方式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朱少华所持的股权证并不能证明其成为股东。另外朱少华提交的股权证原件与其当庭提交的股权证复印是不一致的，原件上还记载了2018年6月11日（朱少华提起本案诉讼当日）领取2018年利息21000元的内容。按照朱少华所称，其股权已经在2006年被转走，但朱少华却在2018年6月11日还向隆基集团领取所谓股息，这一事实说明朱少华及隆基集团双方都非常清楚所领取的并非股息，而是集资款利息。4、2001年4月21日的龙口华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龙属会验字【2001】38号），证明隆基集团注册资本由1250万元增加至10114.35万元，包含未分配利润转增5888.280888万元，盈余公积转增380.23893万元。特别提示：1、货币增资总计增资是2595.83万元，分配到朱少华的173.99万元是不实的。2、在验资报告的附件中有张海燕的签章，张海燕当时作为财务部会计和负责人，她对公司的账务如何处理有其便利条件。隆基集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首先朱少华也确认本次增资其本人并未实际出资，这说明增资后朱少华在工商登记所记载的持股事实和比例朱少华本人也认为不是事实。事实上，当时增资的出资是由张乔敏冒用朱少华名义履行的，实际增资所形成的股权属于张乔敏。5、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隆基集团股东变更为张乔敏、张超、刘淑荣、朱少华、刘元赞、朱少华、杨录业、王兆吉、赵言东、李金举，注册资本由1250万元变更为10114.35万元。隆基集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申请书中所记载的朱少华所持有的股权的比例是张乔敏冒名登记，属于张乔敏所有，并且记载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也与朱少华诉状所主张的出资额和比例不一致。所以，此份文件在存在冒名股东登记的情况下也不再能够证明朱少华属于股东的依据。6、隆基集团章程修正案、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张乔敏、张海燕造假擅自将朱少华股权转让给刘玉里，其后转让给张海燕。7、企业信息，证明2006年11月30日，朱少华股权变更登记在刘玉里名下，2015年1月4日，刘玉里名下股权变更登记在张海燕名下。隆基集团对上述证据6、7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这些文件事实上是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张乔敏将自己合法持有的相应股权予以转让和处置的行为，并未侵害朱少华的任何合法权益。8、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5-1-35至5-1-43页、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5-1-61至5-1-67页、隆基机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1-1-71至1-1-78页，证明1，1998年11月7日，隆基集团召开厂务会。证明2，1998年11月7日，隆基集团工会发出《关于集团公司改制通知》，在考虑历史贡献和个人自愿基础上，经集团公司研究决定，改制后的集团公司由经营管理人员张乔敏、张超、刘淑荣、王其文、刘元赞、朱少华、杨录业、王兆吉、赵言东、李金举持股。证明3，1998年11月9日，隆基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改制方案。特别提示：证监会先后两次反馈意见指出，隆基集团改制是否履行法定程序，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问题，是否存在代持行为，2006年的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的价格，经过中介机构的核查和发行人提供的资料答复的结论包含朱少华是股东，不存在代持行为。隆基集团认为鉴于在1998年并未召开过前述文件所涉及的会议，也未在1998年做出过前述材料所涉及的通知及方案目前未能找到前述文件。上述证据即使是朱少华从公开网站上检索到的公开文件，隆基集团认为也不能作为朱少华据以主张股权的依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朱少华从未向隆基集团履行过任何的出资义务，朱少华所交纳的50万元也从来没有被登记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龙口管委会也从来没有将任何资产和股权转让给朱少华。所以，无论任何第三方在对外披露的信息中将朱少华披露为股东，都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本案中，隆基集团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朱少华未出资，未参与任何的股东会和签署过任何股东会决议。出现的股东会决议上朱少华的签名也都是张乔敏来冒名签署的，在几十年中如果朱少华真正认为自己是股东的话，其不可能不知道去参加股东会和签署股东会文件。所以，依据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作出的此类意见仍然是不能作为认定朱少华属于隆基集团股东的依据。9、退休证，证明朱少华于2016年10月办理退休。10、退休工资流水，证明朱少华退休月工资1234.66元。隆基集团对上述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同时退休证明确记载，朱少华退休单位为隆基机械公司，并非隆基集团。朱少华按照国家法定退休的相关规定从社保局领取多少退休金不仅与本案无关，而且与本案隆基集团无关。11、朱少华与张乔敏在工厂拍的照片两张，证明朱少华在隆基集团工作了44年，直至退休，拥有该公司5.44%的股权；隆基集团伪造朱少华签名，未经朱少华同意擅自将其名下的5.44%的股权转让给隆基集团张海燕，张海燕股权由16.33%变更为38.11%（连同刘玉里5.44%、刘洪玉5.44%、孙居波5.44%三人股权一并转让）。隆基集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发表意见。原审第三人张海燕、张乔敏质证意见与隆基集团质证意见相同。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张乔敏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朱少华的质证意见为：1、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证明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签订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张乔敏本人从龙口管委会处受让隆基集团全部资产（100%的股权）的事实。朱少华认为，隆基集团提交的是工商登记档案调取的证据，既然张乔敏作为合同签订的一方应当拿出合同签订原件，而非从工商登记档案中调取档案，因此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朱少华对其有反驳的证据，也就是朱少华提交的上市文件中提到的1998年11月12日由开发区管委会与张乔敏所签订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将该净资产转让给张乔敏等10位股东，也就是说此份证据也在隆基集团手里。即便隆基集团提供的资产转让协议是真的，张乔敏作为股东代表去签订此协议也是不相悖的。2、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1998年12月31日，张乔敏支付24303877.03元股权转让款凭证），证明张乔敏向龙口管委会支付全部24303877.03元转让款的事实。朱少华认为该证据仅仅是一个支票存根，对其三性不认可，即便是真的，也是不完整的，因为付款的凭证应当有完整的汇出单据，但是存根上面没有汇款人，收款人也仅仅是工业公司没有全称。因此内容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不具备。3、龙口商业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4、《信用合作社龙口贷款分户帐》。5、《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1998年12月31日，3张，编号分别为：0979947、0979946、0979945）。上述证据3、4、5，证明1，1998年12月25日，张乔敏为了向龙口管委会购买隆基集团全部资产（全部股权）而从龙口商业银行（原龙口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证明2，张乔敏于1998年12月31日向龙口管委会支付共计24303877.03元资产（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此，张乔敏系隆基集团改制后100%股权的股东。朱少华对证据3在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隆基集团的证明目的。认为作为借款，应当有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借款用途等基本要素，而不是情况说明，这显然是在刻意回避什么。认为证据4的贷款分户账摘要写的是经营资金而不是股权转让款的用途，无法证明隆基集团的主张。对该证据的其他质证意见同证据3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是：从一开始政府文件中就明确张乔敏是公司股东代表，代表签订合同、代表交纳转让款，那么收据开给张乔敏是合情合理的，不能因为收据开给张乔敏就认为所有股权是张乔敏的。6、首次职工集资款《收款记帐凭证》（1998年12月25日）及《龙口市统一收款收据记账联》。7、《明细帐》（98年，职工集资-朱少华集资）。8、《转账记帐凭证》（1998年12月25日，第64号）。9、朱少波的说明（1998年12月3日）。10、《明细帐》（龙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上证据证明：1，隆基集团在1998年12月25日首次向包括朱少华在内的职工进行内部集资时，针对收取职工的集资款在会计的“总账科目”上记载为“应付帐款”，在“明细科目”中记载为“职工集资”。该记账凭证证明隆基集团与集资的职工之间系明显的“集资”债权关系，并不存在形成股权的“入股”的意思表示及行为。2，1998年12月，隆基集团在首次集资时收取朱少华集资款时，在《转账记帐凭证》中“总账科目”记载为“应付帐款”，“明细科目”记载为“职工集资，“摘要”记载为“朱少华集资款”。隆基集团认为证据6-10的记账凭证上如何记载是属于隆基集团的自制证据，不能以此认为朱少华的出资额没有进入实收资本就是集资款，事实上从会计的角度讲朱少华的出资额不需要进入注册资本，因为他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11、胡国萍、邢春、曲广东、王常波、邹天涛、王树顺的股权证。12、胡国萍、邢春、曲广东、王常波、邹天涛、王树顺退回集资款的申请文件。13、胡国萍、邢春、曲广东、王常波、邹天涛、王树顺收到退回集资款的收款单以及退款凭证。14、刘淑荣、刘元赞、赵言东股权证。15、刘淑荣、刘元赞、赵言东退回集资款的凭证。16、刘淑荣、赵言东收到退回集资款的收款单。17、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发放集资款利息登记表。上述证据11-17证明：1、即使没有被冒名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的其他公司员工（大约570余名）也都因为向公司支付集资款而都持有与朱少华在本案中提交用于证明其是隆基集团股东的相同的“股权证”；2、所谓“股权证”实际上是隆基集团在1998年首次进行职工内部集资时制作的集资款的证明文件，该“股权证”上记载的“入股总额”，实际为集资款金额，该“股权证”上记载的“股息红利”，实际为集资款利息的性质，该“股权证”并非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证明；3、隆基集团一直定期向集资职工发放集资款利息；4、在集资款到期时，持有“股权证”的职工均会向公司要求返还集资款本金，说明全体职工均清楚了解“股权证”记载的款项始终就是“还本付息”的“集资”款而非“入股”的股本金。18、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发放集资款利息的会计凭证，证明隆基集团历年向集资职工发放利息时记载的是“其他应付款”，说明隆基集团本身在收到“股权证”记载的集资款项时也非常明确款项性质系集资款的事实。朱少华对上述证据11-18除了与证据6-10的质证意见相同外，还有如下意见：认为从隆基集团方提交证据上面载明张乔敏的入股金额是20593484.80元，是由股权转让价款2430.3877万元的51%就是1239.4978万元加上40%的送股再加上龙口管委会直接从送的324.0517万元奖励给张乔敏，这样加起来的数额正好是20593484.80万元。那么，在股息红利领取当中，张乔敏的出资额也同样出现在股息红利的领取当中。张乔敏之子张超的出资额也领取了股息红利。这就说明朱少华和张乔敏一样，他的出资额就是股权凭证。19、《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修改后）》。20、《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选举证明》（2001年2月28日）。上述证据19-20证明：1）隆基集团章程是冒用朱少华名字签署的事实；2）朱少华从未参加过任何隆基集团股东会，从未在隆基集团的任何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从未签署过隆基集团公司章程、从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朱少华认为上述证据19-20虽然上面的字不是朱少华本人所签，但是朱少华予以认可这样的意思表示，朱少华认同该证据的三性。21、2018年隆基集团发放集资利息现金付款凭证、隆基集团职工集资款2017年度利息领取表，证明目的与证据17、18相同。领取表清楚写明是利息领取表，这与之前的年度利息领取表有很多都是一致的，领取表中明确记载的是领取总额、借款本金、年度利息等信息，每位员工、包括朱少华在内，历年在领取利息时均在该表格上签字并按手印，说明包括朱少华在内的其他所有集团职工都清楚的知道当初记载在股权证项下的所谓出资是集资款性质。朱少华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18的质证意见，认为不能因为表的名称叫集资款，其性质就变成了集资款，因为表格名称是由隆基集团来制作的。原审第三人张海燕对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张乔敏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1998年11月10日，原审第三人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签订了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约定：。甲方（龙口管委会）有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一处，座落在龙口市，按市委、市府关于乡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要求，经甲方研究决定有偿转让给乙方（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乔敏），为预防纠纷特定合同条款如下：。二、鉴于乙方一次性交清甲方净资产转让费，根据龙发1997年26号文件精神及开发区管委研究意见，决定给予优惠40%，即上交开发区管委24303877.03元。乙方必须在双方签字之日即向甲方交清此净资产款项。…。1998年11月11日，龙口管委会下发了《关于对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有偿转让的决定》（龙管发【1998】第22号文件），载明“….二、根据龙口市委1997年26号文《关于进一步搞好企业改革的试行意见》的文件精神，龙口开发区管委98年11月6日研究决定，将该企业（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总额40506461.72元的40%，即16202584.69元优惠给企业法人代表张乔敏。该企业净资产转让价格确定为24303877.03元，由张乔敏同志代表改制后的新组建的股东一次性将有偿转让费在转让合同签字前上缴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三、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管委向该企业让利净资产40%，即16202584.69元，鉴于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乔敏同志对该厂的贡献，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管委决定将让利部分总额的20%（3240517.00）奖励给张乔敏同志，其剩余部分，由改制后的新组成的董事会研究决定分配问题，要求一部分根据该企业的原干部职工的贡献大小给予股份量化，另一部分用于规范企业所有制的各项费用和原职工养老保险等一切福利待遇。…。”。1998年12月31日，张乔敏以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向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上交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款共计24303877.03元。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向张乔敏出具了收款收据。1998年12月1日，隆基集团向朱少华等职工发放股权证，载明了朱少华入股总额、原始股数额、送股数额（送股数额均为原始股的40%），自1999年至2017年，隆基集团定期均按照固定的利率按照入股总额（包括送股数额）为基数向朱少华等持有股权证职工发放不同的数额的股息。期间有胡国萍等部分职工因自身需要向隆基集团提出申请退出集资，经公司领导批准后，公司按照原始股金额给予了退出，该部分职工向隆基集团出具了收款单，并在股权证中原始股入取登记表中进行了记载，原始股金额全部取完后的股权证记载“作废”字样。隆基集团在收取上述股权证中原始股金额时在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计入了“应付账款-职工集资”科目。向职工发放股权证上记载的股息时的记账凭证计入了“其他应付款-集资利息”科目。职工退出股权证上载明的原始股金额时的记账凭证计入“其他应付款-职工集资1”科目。隆基集团的企业登记变更情况表显示，2006年11月30日前，朱少华登记为隆基集团的股东，认缴出资额为550.67万元，持股比例为5.44%。2006年11月18日，隆基集团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将朱少华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刘玉里以及其他股东名下的股东也做了相应的转让。2006年11月20日，朱少华等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朱少华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转让给刘玉里，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隆基集团的原股东在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变更后的股东在公司章程上进行了签名。庭审中，隆基集团陈述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中朱少华的签名系张乔敏冒用朱少华的名字进行的签名。朱少华亦陈述上述签名并不是其本人所签。2006年11月30日，隆基集团进行了工商登记的变更。审理中，朱少华认可其没有在隆基集团的公司章程上签过字，但是对公司章程是认可的。还陈述其没有参加过股东会，隆基集团不是规范性公司，不需要开什么股东会，朱少华参加的是厂务会，厂务会系隆基集团的决策机构。也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过字。并陈述，在隆基集团改制时其与原审第三人张乔敏之间没有直接的由张乔敏代理朱少华与龙口开发区管委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协议，但是龙口管委会的决定中陈述张乔敏是代表新一届的股东，此新一届的股东就包含朱少华。朱少华提交的隆基集团的会议纪要以及招股说明书、法律意见、隆基集团开厂务会等多种形式认可朱少华是改制后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问题是朱少华在2006年12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是否系隆基集团的股东以及由此引发的朱少华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对于该焦点问题，朱少华认为，朱少华为隆基集团的股东，是龙口管委会所说的受让对象，而且也登记为股东，朱少华是管理层人员，龙口管委会将净资产卖给张乔敏为代理的管理层，朱少华作为管理层之一，作出股东的合意，并交纳了出资款，已经形成三方合意。张乔敏提交的交纳股权转让款凭证中汇款包含了朱少华的出资额。本案根本不存在冒名的情形，冒名是指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为朱少华所知，而本案是在公开的情形下。朱少华作为股东的一些权利得不到行使也是由原审第三人造成的，不能因朱少华的权利得到限制而否认其股东资格。朱少华与其他570余名集资职工不一样，其他绝大多数的款项以5000元的居多，而朱少华出资70万元，不能以人数众多来剥夺朱少华的股东资格。隆基集团则认为，朱少华在本案中提交的所有证据，不论是单一的证据，还是多份证据相互关联起来都不能证明朱少华享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因此，请求法庭驳回朱少华对隆基集团的全部请求。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3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首先，本案中，朱少华持股权证证明其向隆基集团进行了出资，系隆基集团的股东。但是根据隆基集团提交的隆基集团收取朱少华等向隆基集团出资的持有股权证的职工的款项后，所计入的会计账目以及隆基集团按照固定利率向朱少华给付股息、持有股权证的职工退出隆基集团向公司所交付的款项的申请以及退出资金后隆基集团所计入的会计科目的记账凭证，可见，朱少华等持有的股权证虽然记载为入股，但隆基集团在收取朱少华等资金并没有计入隆基集团的实收资本会计科目，而是进入了该隆基集团单位的应付账款会计科目；发放股息时计入的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集资利息”科目，该科目下集资利息系通过计提的方式进入财务费用，并未按照股权分红的形式，在股东会决定分红时，自未分配利润中计提“应付股利”，在分红发放时自“应付股利”科目支出；职工退出资金时计入的会计科目亦为其他应付款科目，并未按照减资的方式计入实收资本会计科目，因此，朱少华向隆基集团的该出资额并非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组成部分，实际系隆基集团向朱少华等职工的集资借款，双方之间系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是朱少华向隆基集团单位的股权的投资，朱少华并没有以出资的方式取得隆基集团的股权。其次，根据隆基集团提供的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签订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虽然隆基集团在该合同上进行盖章，但公司系股东之间达成一致而依法设立的，公司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股东，因此，股权的转让只能在原股东与张乔敏之间进行转让，且根据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出具的股权转让款收据看，张乔敏亦支付了受让股权的对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转账支票虽使用隆基集团的转账支票，系张乔敏与隆基集团的关系，并不能否认张乔敏购买全部股权的事实。朱少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乔敏之间存在委托张乔敏进行股权受让的证据以及朱少华又自张乔敏处受让涉案股权的证据，如果其与张乔敏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应将拟购买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交付给受托人张乔敏，而不是交付给隆基集团公司。因此，朱少华不能证明其通过受让股权或者其他形式继受了公司的股权，而成为隆基集团的股东。另外，朱少华承认其未签署过公司章程，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以及隆基集团提交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均非其签字，可见其并未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过公司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朱少华并未向公司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也未通过受让或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也未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管理，因此，朱少华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并未取得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虽然在形式上朱少华具备载于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条件，但是该形式内容系冒名人借用朱少华的名义完成，缺乏真实意思表示，故朱少华不符合成为隆基集团的股东实质条件。龙口管委会《关于对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有偿转让的规定》中规定隆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张乔敏代表新组建的股东一次性将有偿转让费在合同签字前上缴龙口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工业公司，朱少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系新组建的股东的成员，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乔敏交纳的股权转让款包含朱少华的出资。1998年11月24日，隆基集团作出的《关于隆基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制有关规定（草案）》虽然规定公司股份由内部职工组成以及出资数额等，即使该规定草案系真实的，但根据隆基集团提交的证据可见，该规定草案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朱少华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证监会调取隆基机械公司发行上市申报等材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上述需要调取的资料系真实的，也不能改变实际上朱少华的出资并未构成注册资本，朱少华并没有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朱少华的申请不予采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0条亦规定：“出资人按照发起人或投资协议出资后，未签署公司章程，其出资额亦未构成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出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朱少华并不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朱少华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根据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少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31元，由朱少华承担。朱少华不服一审判决，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少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提审。2、判令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侵害朱少华诉讼权利，亦损害我国关于回避、管辖的司法制度。1.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自行回避而未回避，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第一条之规定。张海燕系龙口法院所在地龙口市委副书记马吉嘉的配偶，马吉嘉是龙口市主要负责人之一，拥有党务、组织人事等职权，对龙口法院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有很强的话语权，该等情形说明龙口法院与张海燕之间存在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中的“其他关系”，《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五）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中所述的“其他利害关系”，依据《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审判人员，包括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故龙口法院审判人员应对案件自行回避。据上，龙口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将该院审判人员与张海燕存在的该种“其他利害关系”报告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指定审理。2.朱少华两次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法院置之不理，没有任何答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朱少华在一审期间，因无法自行搜集证据，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于证据交换日前及交换日两次向龙口法院申请调取足以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第一次针对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抗辩朱少华不是股东的辩点，由于当时的厂务会会议记录、隆基集团改制方案等存于隆基集团手里，而隆基集团拒不提交，考虑到前述资料存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机械公司”）申报上市底稿中，故朱少华申请龙口法院向证监会调取。张乔敏向龙口管委会支付隆基集团改制净资产转让款2430.3877万元，系由隆基集团支付，包含朱少华缴纳的认股款，故朱少华申请法院向银行调取该款项的支付主体及来源。第二次申请法院调取1998年11月12日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就净资产转让事宜签署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根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张乔敏代表改制股东与龙口管委会于1998年11月12日签订了《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内容记载张乔敏等10名改制股东受让资产，但隆基集团拒绝提交该份证据。故，朱少华申请法院向证监会调取隆基机械公司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底稿中的该份证据。3.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拒不提交由其保管掌握的证据，法院应判令其承担不利后果。庭审中，合议庭要求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提交1998年11月12日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就净资产转让事宜签署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但其未提交，鉴于该转让合同注明张乔敏代表改制股东与龙口管委会签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法院应当认定张乔敏代表朱少华等改制股东与龙口管委会签订《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的事实成立。由上可见，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无法保障案件实体上得以公正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回避遗漏重要事实，致使判决缺乏事实基础。1.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具有公示、公信力的证据，却采纳隆基集团自制证据，违反证据优势原则。其一，朱少华提供证监会指定官方网站（深交所网站）公示的隆基集团改制过程及系列证明文件，该系列证据经过隆基集团和原审第三人的确认，经过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证券服务中介机构的核查，由证监会审核通过才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无疑具有证据效力的，该系列证据从多个角度共同证明朱少华是改制时10名股东之一，该等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隆基集团的自制证据，然而法院否定前者采纳后者，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其二，隆基集团提供的1998年11月10日的龙口管委会与张乔敏签订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与1998年11月12日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的主要差别在于后一份协议明确地注明张乔敏代表改制股东与龙口管委会签订转让合同，且后一份在官方网站公示。其三，隆基集团提交自制的记账凭证，属于隆基集团自制的单方证据，一审法院采信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以胡国萍作为类比否认朱少华的股东身份错误。朱少华股改时是隆基集团的副总经理、隆基机械公司的总经理，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是龙口管委会认可的净资产受让对象，与胡国萍（不属于高管）的情形完全不同。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龙口管委会向由张乔敏为代表的改制后股东转让隆基集团的净资产，并给予奖励，认定张乔敏以隆基集团的转账支票向龙口管委会支付了转让款共计2430.3877万元；另一方面，认为朱少华与张乔敏不存在委托关系，将购买股权的转让款支付给张乔敏，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明显偏袒隆基集团和原审第三人，采用双重尺度，无法自圆其说。1.一审法院认可冒用朱少华名义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法律价值导向何在。2006年11月，隆基集团、张海燕制作虚假材料，假冒朱少华签字，在朱少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朱少华名下的股权首先转给刘玉里，再转让给张海燕，一审法院竟认同该等冒名转让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是对司法制度及社会诚信的伤害！2.集资款名单上同样有张乔敏、张超、张海燕的名字，他们一样领取分红股息，在同样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否认朱少华股东身份的理据何在。朱少华在1999年至2017年度期间领取的股息在14000元至35000元不等，约为70万元的2%—5%,且其中2001年、2004年、2005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没有领取，可见并非定期领取固定股息。从1998年隆基集团上级改制要求、改制文件精神、朱少华的职务身份、朱少华缴纳股金行为，共同指向朱少华是股东这一确凿事实。3.股东会属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事情，隆基集团原属于集体企业，延续下来的管理决策机构是厂务会，虽然改制了，但管理层还是那些人，以厂务会进行管理已形成一种惯例，充其量说，隆基集团不是一个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完全分开独立运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隆基集团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记录等，因此，不能以朱少华未参加股东会就否认朱少华的股东身份。其次，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参加股东会就不是股东。综上，请求撤销龙口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提审，或径直改判支持朱少华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隆基集团答辩称：朱少华提出的龙口法院应当整体自行回避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审判人员的回避有明确的规定，并无任何关于法院集体回避的规定，而且，从司法实践来讲，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亦认为回避制度仅适用于案件的个别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不得适用整个法院。而且，根据法官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委任，因此，法官的选举也与具体个人无关，因此，朱少华所提出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案中，朱少华在上诉状中有关其向法院申请调查的“隆基集团支付净资产转让款的支付主体”、调取“《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以及“合议庭要求隆基集团及原审第三人提交1998年11月12日隆基集团法定代表人张乔敏与龙口管委会就净资产转让事宜签署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但其未提交”等内容，完全系捏造事实的恶意主张。其中，《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及净资产转让款支付主体和凭证在一审阶段隆基集团作为证据向法院予以提交，一审法院对此均予以查明并认定。因此，朱少华提出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但一审法院未予同意的情况不属实。至于朱少华向法院调取“厂务会记录、隆基集团改制方案”等材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朱少华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应当证明其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依据此规定，朱少华主张申请调取的“厂务会记录、隆基集团改制方案”等材料均系隆基集团内部文件，与朱少华的待证事实无关，与本案所争议的朱少华是否具有隆基集团股东资格的争议焦点无关。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做出相应处理，于法有据。本案中朱少华作为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作为原告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朱少华理应举证证明其以设立的原始取得方式取得股权或者以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而非将举证责任转嫁给法院或者隆基集团，或者通过否定隆基集团的证据的方式来证明其具有股东资格，朱少华的该种行为也明显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诚信的行为。朱少华作为主张具有股东资格的一方，其相对于公司来讲，并不属于原审第三人，更加谈不上善意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分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经过当事人互相质证即可被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隆基集团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偏袒”行为。朱少华将其提供的证据认为是“有公示公信力的证据”，将隆基集团提供的证据认为是“自制证据”，属于其自己的看法，没有任何依据。同时，朱少华提到其提供的深交所网站公示的隆基集团改制过程系列证明文件等证据，鉴于隆基集团在1998年并未召开过前述文件所涉及的会议，也未在1998年做出过前述材料所涉及的通知及方案，因此，深交所网站披露或者记载的内容本身存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披露信息本身就存在错误的网站内容是无法证实朱少华是隆基集团股东的事实的。而结合朱少华从未向隆基集团履行过任何的出资义务，其缴纳的50万元也只是作为集资款并未成为公司注册资本，以及朱少华从未参与过公司任何的股东会、从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从未签署过公司章程等事实，能够认定朱少华从未成为过隆基集团的股东。所以有关披露文件依据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作出的意见仍然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其披露内容当然不能被认定为事实，更加不能作为用来证明朱少华股东资格的证据。隆基集团工商登记中曾将朱少华登记为股东，是由于真实股东张乔敏在最初进行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时，冒用了朱少华的名字，将自己的股权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所造成的错误登记。朱少华从未向隆基集团出资，从未履行过任何股东权利和义务，从未成为过隆基集团股东，朱少华更是在庭审中明确承认其从未参与过任何股东会会议、从未在任何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一审法院通过分析朱少华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出资的性质、是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行使股东权益、履行股东义务等内容证实朱少华并非股东之后，才对真正股东张乔敏处分事先登记在朱少华名下股权的行为进行认定。而且，朱少华从一审判决的一个观点“原告没有参加股东会”出发，认为其只要从理论上推翻该观点便可以证明其具备股东身份，这种认识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一审法院该观点只是认定朱少华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其中一个理由，并非唯一理由。其次，朱少华作为原告，对其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规定，朱少华只有提供切实的证据证明其有通过原始出资的股权原始取得方式或者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式取得股权，并通过实际参与股东会等切实行使过股东权利的进一步完善，才能证明其股东身份。而朱少华的上诉状通篇希望以反驳或否认隆基集团提供的证据或者隆基集团说法的方式来证实其股东身份，或者是提出针对善意第三人，而非主张具有股东资格的当事人才适用的披露信息“公示公信力”来论证其提交证据证明力更强的观点，显然缺乏证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隆基集团在1998年改制时，其全部资产（股权）是由张乔敏个人以其个人资产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后，自龙口管委会处受让取得，张乔敏本人因此持有隆基集团100%股权，成为隆基集团的股东。根据隆基集团一审提交的《企业资产有偿转让合同》可见，资产（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方为龙口管委会与隆基集团及张乔敏，该资产转让合同即为股权转让合同，而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公司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股东”，因此，隆基集团改制后股权的受让方应为张乔敏，转让方为龙口管委会。根据隆基集团一审提交的龙口商业银行出具《情况说明》、《信用合作社龙口贷款分户账》以及《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已经证实张乔敏在与龙口管委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即向龙口管委会支付共计24303877.03元资产（股权）转让款。故张乔敏作为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股权受让方，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继受取得了改制后隆基集团100%股权。另外，真实股东张乔敏从未与朱少华形成过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从未与朱少华签署过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从未收取过其支付的任何股权转让价款，双方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和股权转让的事实，朱少华一审庭审中对此亦明确承认。因此，隆基集团股权显然与朱少华无关，朱少华主张其具有隆基集团股东身份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朱少华本案中提交的“股权证”是集资款证明文件，该“股权证”上记载的“入股总额”，实际为集资款金额，该“股权证”上记载的“股息红利”，实际为集资款利息的性质，该“股权证”并非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证明。第一，本案中，隆基集团已经举证证明，无论是从股权证形成的背景来看，还是从集资与入股之间的法律区分上来看，股权证均是集资款证明的性质，并非股权的证明文件，不能用来证明朱少华享有股东资格。第二，隆基集团在1998年进行职工内部集资时，向包括朱少华在内的570余名集资员工均发放了集资款的证明文件——股权证，假如将朱少华持有的“股权证”作为证明其为隆基集团股东的文件，那么其他570余名参与集资的职工显然也都将因此成为了隆基集团的股东，这一情形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只是由于当时隆基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张乔敏本人法律意识不清，操作不规范，因此将该集资款证明文件的名称制作成了“股权证”而已。但必须明确，对于一个文件，无论文件的名称如何称谓，文件本身的性质和制作文件的隆基集团的本意都应当从其实质特征出发进行探究，而不能仅仅简单地从文件的名称上来认定事实。从事实上来看，该股权证显然不能作为朱少华证明自己属于隆基集团股东的证明材料。第三，根据前述隆基集团的论述和举证可知，隆基集团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在定期向包括朱少华在内的570余名持有“股权证”的职工发放利息，由此可知，朱少华等人持有的“股权证”上载明的“入股总额”系按期还本付息的集资款性质，“股权证”上载明的“股息红利”系集资款利息的性质。“股权证”并非是“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而仅仅是用于记载和证明集资事实的“名为股权证，实为债权凭证”的文件。第四，像朱少华一样被冒名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的刘淑荣，同时还担任了隆基集团财务负责人，在记载1998年12月25日隆基集团收取职工的款项时，于《收款记账凭证》上明确写明款项性质为“应付账款”、“职工集资”，结合隆基集团提交的刘淑荣的股权证、申请退回集资款的相关文件来看，刘淑荣作为与朱少华同样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被冒名人且作为财务专业人员，出具前述记账凭证以及到期申请退回集资款的事实已经清楚表明，隆基集团于1998年12月收取职工款项真实性质即为集资款，并非股本金，该事实进一步证明“股权证”仅为集资款证明的性质的事实，并且，对于这个事实无论是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职工还是其他职工其实从始至终都是非常清楚的。最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产生争议的，一方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另一方股东应当就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隆基集团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朱少华于1998年向隆基集团支付的款项系集资款的性质。并且，股权受让方即使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应当向股权转让方支付，而非向标的公司支付，本案中朱少华提出的观点系其向隆基集团支付50万元，但隆基集团1998年改制时并非新设立公司，因此，朱少华提出的其在1998年向隆基集团支付50万元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其以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而只是证明朱少华向隆基集团支付集资款的事实。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则应当存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行使表决权、分取红利等情形，应当履行按期、足额出资等义务。这是判断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本案中朱少华完全不符合前述形式要件，故其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存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行使表决权、参与股东会并签署决议、分取红利等情形，应履行按期、足额出资、遵守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等义务，这些是证明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本案中，朱少华在开庭时明确承认其未参与过股东会决议、未参与过签署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的事实，因此，在公司法规定的所有股东权利朱少华均未行使过、公司法规定的所有股东义务其也从未履行过的情况下，完全不符合享有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工商登记仅为股权证明的形式要件，不具备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相关公告也仅是对股东之外的原审第三人起到一种公示公信的作用，但对于公司股东内部如何认定真实股东身份，还是应当根据是否具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等实质特征进行认定。本案中将朱少华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系冒名登记，并非真实股东信息的登记，该冒名登记本身不能作为判断真实股东的证明材料和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仅仅是一个证权程序，是证明股东资格的一个表面证据，在股东之间出现股东资格纠纷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应优先根据股东的实质特征确定。如有充分证据证实工商登记及章程上关于股东和股份的记载不真实，则该不真实的记载不能继续用作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明文件，该记载亦不再能够导致主张股东资格当事人之股东资格和股权被肯定。同时，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本案中朱少华除了自己的名字被冒名登记为股东资格外，其明确承认从未签发过公司章程、从未履行过出资义务、从未实际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从未具有成为隆基集团股东的意思表示，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特征。因此，朱少华仅仅以工商登记的记载内容作为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当认定其股东资格，在其不具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其诉请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等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隆基机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文件效力仅具备对第三人的公示公信效力，对于其股东隆基集团在发生内部股东资格争议、股权争议时不再产生该等效力。隆基集团内部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应当依据股东的实质特征进行确定。在朱少华事实上不具备股东的实质特征的情况下，隆基集团的子公司文件的记载内容不再能够成为证明和解决隆基集团内部涉及股权权属归属的文件。尽管朱少华提交隆基机械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记载了其曾持有隆基集团5.01%的股权拟证明其股东资格，但隆基机械公司与隆基集团系两个不同的主体，隆基机械公司所发文件对隆基集团并不产生当然的拘束力，尤其是涉及股权归属问题，隆基集团的股东情况并不能以其子公司隆基机械公司对外的信息披露为准。其次，由于隆基集团在之前的工商登记过程中存在冒名登记的行为，因此，在冒名登记行为未被正确修正之前，依据该未被纠正的工商登记信息所作出的公告信息仍然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冒名信息，因此该份文件无法证明朱少华具有股东资格。况且，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公司股东内部能够证明当事人具备股东资格的，应当是证明其以出资形式或者受让形式取得公司股权。显然，隆基机械公司的这份文件显然也不符合该规定，因而并不能证明朱少华的股东身份。本案中朱少华作为被张乔敏冒用姓名登记为股东的被冒名者，依法不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资格，无权要求恢复股东身份以及返还股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作为真实权利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并非由被冒名者承担。由前述规定可知，冒名股东指的是冒用他人名义持有股权的真实权利人，而被冒名者称为被冒名人，被冒名人依法不是公司股东。本案中，张乔敏作为冒名股东，实际行使公司管理、参与重大决策等股东权利，并履行了支付股权受让款等股东义务，其为隆基集团股权的真实权利人。而朱少华在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后，从未参加过隆基集团的任何股东会、从未签署过任何股东文件、从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更从未承担过任何股东义务，属于典型的被冒名者。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8条规定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2条规定，盗用他人名义出资的，被盗名者不具有股东资格，盗用他人的名义出资并登记为股东设立公司的，应认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因此，本案中张乔敏作为实际出资者为隆基集团的股东，朱少华作为被冒名者不具有股东资格。因此，真实股东张乔敏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冒名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没有损害被冒名者朱少华的股东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该观点系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提字第78号案件中的裁判观点，该判例详见附件]。因此，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并未侵犯朱少华的任何财产权利，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朱少华诉讼请求主张要求确认的股权比例及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与其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不能对应，无论在工商登记中，还是按照冒名股权的实际归属情况，均无法反映出其所主张的股权比例和出资金额，该种情况恰恰证明朱少华并非隆基集团股东的事实。通常情况下，真实股东对其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以及出资份额显然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但朱少华的起诉状内容以及庭审的主张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朱少华对于自己“持有”的所谓隆基集团的股权份额以及出资额的认知始终是混乱和不清晰的。朱少华首先陈述1998年其出资受让隆基集团将资产132.321万元，获送70.571万元，合计202.892万元，持有隆基集团5.01%股权，2001年增资扩股后其持有隆基集团5.44%股权，但其在诉讼请求部分和庭审中却主张其持有隆基集团1.728%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174.78万元，该诉讼请求与其诉状以及庭审中主张的事实与理由显然无法对应。朱少华这种对自己持股比例不清不楚的异常情况恰恰表明朱少华从未成为隆基集团股东、从未向隆基集团出资的事实。既然朱少华从未成为过隆基集团的股东、从未持有过隆基集团股权，其当然无权诉请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综上所述，本案的事实情况系张乔敏冒用朱少华名字将其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张乔敏为隆基集团实际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事实上属于自己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朱少华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朱少华的上诉请求，以维护隆基集团真正股东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张海燕述称，一、同意本案中隆基集团的答辩意见。二、结合本案中隆基集团答辩的事实与理由可知，张乔敏才是登记在朱少华名下隆基集团的真实股东。张海燕持有的隆基集团股权系其受让自隆基集团真实股东，张海燕与朱少华之间从未存在任何股权转让行为，双方在隆基集团股权上也不存在任何关联。朱少华将张海燕列为案件第三人并主张扣除张海燕合法持有的隆基集团股权，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尤其是，根据隆基集团的答辩事实与理由可知，朱少华仅系被冒名人，其自始无权要求诉请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更加无权要求确认其持有的股权从张海燕持有的隆基集团38.11%股权中扣除。三、根据我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结合本案作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由的事实，在公司股权纠纷案件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扣除”其他股东股权的处理方法和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少华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少华的上诉请求并无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朱少华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要求确认其所持股权从张海燕持有隆基集团股权中予以扣除，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依法驳回朱少华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张乔敏述称，一、同意本案中隆基集团及张海燕已经发表的二审答辩意见。二、结合本案中隆基集团答辩的事实与理由可知，张乔敏才是登记在朱少华名下隆基集团的真实股东。因此，真实股东张乔敏处分其当初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股权并未侵犯被冒名者朱少华的任何财产权利，系合法有效的出资人处分其投资权益的行为。朱少华仅是被冒用名字登记在工商登记中的被冒名人，不具备股东资格，无权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三、朱少华提起本案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在案由上属于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按照法律规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是连带债务关系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在权属确认之诉中并不存在连带责任，因此，朱少华无权请求判令张乔敏以其持有隆基集团61.89%股权对本案另一位张海燕的所谓股权扣除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产生原因不同，可以将连带责任划分为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其中，约定连带责任是依照当事人之间事先的相互约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法定连带责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本案中，张乔敏与朱少华之间不存在任何约定的连带责任，也不具备任何法定的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朱少华请求判令张乔敏以其持有隆基集团61.89%股权对本案另一位张海燕的股权扣除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任何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案的事实情况系张乔敏冒用朱少华名字将其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张乔敏为隆基集团实际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事实上属于自己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合法有效。朱少华诉请判令张乔敏以其持有隆基集团股权对其持有的股权从本案另一个张海燕持有隆基集团股权中扣除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依法驳回朱少华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审理的王其文与隆基集团、张海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鲁06民终4159号】判决已生效，该判决认定：隆基集团股份制改革时所有的股本金均是由张乔敏个人出资。王其文与其他职工所投入的资金，实为隆基集团的集资借款，而非该公司的股本金。二审中，隆基集团提交职工集资款2018年度利息领取表一份，上面有朱少华签字领取的登记，用以证实朱少华到今年还在正常领取利息。朱少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就是发放的股息，表中所载集资款利息领取表是他们自己制作的表格，不能以表格名称认定为集资款。且隆基集团原审提交的利息领取表中看，张乔敏、张海燕、张超也都和朱少华一样领取股息。朱少华提交时间为2018年9月4日的一份党建网报道打印件，内容为市委副书记马吉嘉主持相关会议的报道，用以证明本案一审期间马吉嘉担任的职务。隆基集团与原审第三人均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且认为与本案争议的内容无关。朱少华还坚持一审提出的两份调查取证申请。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执的焦点是：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朱少华是否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身份。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本案中，朱少华上诉所主张的回避事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且上述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故朱少华关于一审法院应当回避，本案应指定其他法院审理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对于朱少华一审调查取证申请，一审判决中对此有明确表述，且朱少华申请调取的相关资料所要证明的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二、对于朱少华是否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身份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院（2018）鲁06民终4159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隆基集团股份制改革时所有的股本金均是由张乔敏个人出资，而非朱少华等人出资。朱少华与其他职工所投入的资金，实为隆基集团的集资借款，而非该公司的股本金。而且，朱少华从未在隆基集团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更未签署过公司章程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朱少华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过隆基集团的管理。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原则，朱少华认为其系隆基集团股东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隆基集团认为朱少华的出资额并未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组成部分，朱少华并非公司股东的抗辩，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朱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鲁06民终27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31元，由上诉人朱少华负担。本院再审审理查明：一、隆基集团工商登记情况。隆基集团原名称为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23日，注册资本为1250万元，股东或发起人为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销售处、山东龙口华美柴油车配件公司、山东龙口华美汽车配件公司、山东龙口华美服务公司。2001年2月28日隆基集团股东会决议载明：1.公司注册资本由1250万元增资到10114.35万元，增资额为8864.35万元。2.公司股东以货币出资2595.830182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5888.280888万元，盈余公积转增380.23893万元，合计金额8864.35万元。3.增资后各股东出资额分别为：张乔敏出资51582500元，张超出资5506900元，刘淑荣出资5506800元，王其文出资5506700元，朱少华出资5506700元，王吉兆出资5506600元，赵言东出资5506600元，刘元赞出资5507500元，杨录业出资5506600元，李金举出资5506600元。4.通过变更后公司章程。股东会成员签字处署有张乔敏、张超、刘淑荣、王其文、朱少华、王兆吉、赵言东、刘元赞、杨录业、李金举签字。隆基集团及张海燕主张该股东会决议中除张乔敏、张超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外，其他人签字均不是本人所签。朱少华认可该股东会决议中“朱少华”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关于股东以货币增资的部分，各股东均未实际缴纳。2001年6月4日，隆基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10114.35万元，股东变更为张乔敏、张超、刘淑荣、王其文、朱少华、王兆吉、赵言东、刘元赞、杨录业、李金举，其中张乔敏持股比例为51%,朱少华持股比例为5.44%。2006年11月18日，隆基集团股东会决议将朱少华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刘玉里。2006年11月20日，朱少华等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朱少华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转让给刘玉里，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朱少华”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2006年11月30日，隆基集团股东变更为张乔敏、张超、王其文、张海燕、刘玉里、刘洪玉、王希茂、孙居波。2015年1月4日，隆基集团股东变更为张乔敏、张海燕、张超。二、职工缴纳款项的数额及性质。朱少华主张职工缴纳的款项系职工入股款,用来向龙口管委会支付购买隆基集团的款项；其股权证记载的70万元股本金的构成是依据《关于隆基集团股份制有关规定（草案）》确定的，即朱少华实际交纳25万元，另25万元系向银行借款，借款本息由朱少华返还（在分红中扣除），余20万元系按照每股赠0.4元赠送。并提交年轻时朱少华与张乔敏合影的四张照片、隆基集团第一次董事及监事全体会议的照片、山东隆基集团干部任命书的照片，证明朱少华是隆基集团的元老创始人之一以及管理层的主要成员，是张乔敏的左膀右臂。隆基集团及张乔敏、张海燕主张，职工实际交纳5007100元，为集资款，用于隆基集团流动资金；朱少华的70万元，实际缴纳25万元，另外25万元是隆基集团借给朱少华的记入集资款本金，还有20万元是公司送给朱少华的；借给朱少华的25万元是用朱少华的集资款利息返还的。采用这种方式集资是为了吸引职工将职工本金做大，让职工取得更多集资利息。朱少华提交的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认定朱少华是否出资，是否为公司股东无关。根据朱少华的股权证记载，隆基集团有五年没有分红。隆基集团及张乔敏、张海燕主张，当年可能因经营状况不好没有支付集资款利息，且全部用于抵付隆基集团借给职工的款项。隆基集团及张乔敏、张海燕另提交2016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隆基集团利润表各一张，证实2015年之前及2015年至2019年，隆基集团始终处于亏损状态，每年仍向包括朱少华在内的所有持有“股权证”的员工发放本金的利息，说明股权证的本金为集资款。朱少华认为上述证据系隆基集团单方面制作，不能真实反映隆基集团真实经营情况，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隆基集团及张乔敏、张海燕还提交刘淑荣、刘元赞、赵言东退出集资申请书各一份，证实同样被冒名登记为隆基集团股东的其他人员均知悉“股权证”系集资证明文件。朱少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该三人是为了保住现有职务或供货关系，按照隆基集团要求退股，另外还有一些附加条件，且其他人的处分意愿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代表朱少华的意志。另查明，隆基集团及张乔敏、张海燕提交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该摘要中显示张乔敏、张超、张海燕持有隆基集团有限公司100%股份）及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表，在该表决表中朱少华签字对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表决同意。隆基集团及张海燕据此主张,2006年张乔敏将冒名登记在朱少华名下的隆基集团股权转让给刘玉里，朱少华对此知悉却多年未提出异议，说明朱少华知道隆基集团并未按照《关于隆基集团股份制有关规定（草案）》执行以及其并不是隆基集团股东的情况。朱少华认为隆基机械为了发行上市，编制了一套虚假的材料，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仍沿用原虚假材料的内容。大部分签名是由隆基集团人员拿表格让他签他就签了，至于什么内容什么意思全然不知。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朱少华是否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身份。首先，隆基集团于1995年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250万元，1998年改制后至2001年6月，隆基集团注册资本并未发生变化；2001年6月，隆基集团注册资本由1250万元增至10114.35万元，股东会决议中载明的由股东增资部分均未缴纳；根据隆基集团提交的隆基集团收到上述款项后所计入的会计账目以及持有股权证的职工退出隆基集团所提交的退出资金申请以及退出资金后隆基集团所计入的会计科目的记账凭证，也可进一步证实1998年隆基集团收到朱少华款项后并未将该款作为公司注册资本金进行入股，即朱少华缴纳的款项并未进入隆基集团注册资本。因此，朱少华所缴纳的款项实际系隆基集团向朱少华的集资借款，并非是朱少华向隆基集团出资，朱少华并没有以出资的方式取得隆基集团的股权。其次，朱少华在参加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时，对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表决同意，而该年度报告显示张乔敏、张超、张海燕持有隆基集团100%股权，说明朱少华知晓其并不是隆基集团股东。再次，本案中朱少华与隆基集团、张乔敏、张海燕提交的隆基集团章程、股东会决议中朱少华签字均不是朱少华本人所签，朱少华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签署过隆基集团股东会决议、章程等公司文件，足以证实朱少华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过隆基集团的管理。综上，从朱少华所缴纳款项的性质以及朱少华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过隆基集团的管理，且朱少华对其并非隆基集团股东的情况知晓并多年未提出异议的情况分析，朱少华不具有隆基集团的股东身份，其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庭审中，朱少华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1998年隆基集团改制时新股东购买隆基集团净资产转让价款2430.3877万元的资金来源以及2001年隆基集团注册资本由1250万元增加至10114.35万元的资金来源。因庭审中隆基集团针对2430.3877万元的资金来源提交了证据，且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01年增资未实际支付，故无鉴定的必要，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再审申请人朱少华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鲁06民终279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晓静审判员  陈日文审判员  张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