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37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甲旺，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候秀芳，女，196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富，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焕玲，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仁军，山东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甲旺、候秀芳因与被上诉人程焕玲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甲旺、候秀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等；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与客观事实相背离。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一方提供的在刺激上诉人、恐吓上诉人情境下私自偷录的不完整、不清晰、不真实的手机短信片段为依据，据此作出事实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明确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很显然，一审法庭完全依据被上诉人一方提供的该手机片段为依据作出的一系列主观推论，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客观事实如下：上诉人种植的土地来自大侯村委会的分配，其中包括被上诉人起诉的地块，并且自1998年开始就由上诉人耕种至今。而被上诉人一直不在大侯村居住，在大侯村也没有承包地，上诉人对诉争承包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根本不存在上诉人侵占被上诉人承包地的事实。另外，诉争土地是上诉人依法分得的土地，是上诉人的口粮田，不缴纳承包费，与被上诉人转包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与时任大侯村八队队长的刘传玉结账意思很明确，是指村队长刘传玉当时负责本队土地承包工作，在诉争土地之外上诉人承包了大队的杨树地，上诉人定期向八队队长刘传玉交纳的是杨树地的承包费，与诉争土地交费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被上诉人在村队长去世，查无对证的情况下偷换概念，硬称是其土地转包费，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一方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偏听偏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存有多重疑点的手机短信片段为依据进行逻辑推导，显然是无法查清本案案件事实的。 二、一审法院存在审理程序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民事诉讼规则，本案一审法院在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一审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提起的是土地侵权民事诉讼，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有义务举证证明涉案土地其享有合法承包使用权。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地块名称和承包地地块四至与大侯村农村承包地规划设置相矛盾，更是与上诉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依法耕种的3.8亩包地土地四至完全不一致，本案一审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上诉人的土地侵权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侵权不成立。对此，被上诉人的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一审法庭却经过一番主观逻辑推理之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基本规则，存在严重程序错误。 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明显有误。本案错误适用法律规定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说明。1、《山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问题解答》的通知文件明确规定要尊重农村土地承包的历史，2013年进行土地确权主要是建立健全土地登记制度，并非是将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确权，并且在该文件中也明确以之前颁发的土地证书及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地块面积和空间位置。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依法耕种的3.8亩包地的事实依据，该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明确赋予上诉人承包期是1998年10月30日至2028年10月30日，30年不变，依法应予保护。然而，一审中，被上诉人却提交2015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认为我方3.8亩包地与其承包地有重合，起诉要求归还。对于同一块承包地到底双方谁有承包权，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该驳回其起诉。2、从另一方面来讲，被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中记载的地块名称和承包地地块四至与大侯村农村承包地规划设置相矛盾，更是与上诉人二十多年来一直依法耕种的3.8亩包地土地四至完全不一致，本案一审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上诉人的土地侵权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侵权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起诉主体错误，且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且程序违法，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切实查清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以更好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定分止争，维护基层农村土地承包法制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被上诉人程焕玲答辩称：首先，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求。 其次，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东阿县人民政府在2015年为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充分证明了涉案土地的归属，按照常理，东阿县人民政府不可能只是为答辩人一人颁发相关证书，肯定也为上诉人颁发了2015年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那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如果上诉人拒不向法院提供该证书，就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诉讼后果；另外经了解，在东阿县农业和农村局也确实有在2015年为双方当事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详细资料，但是东阿县农业和农村局不同意让代理人和当事人复制相关材料予以证实，故为了查清事实，在庭前答辩人向贵院提出申请向东阿县农业和农村局调查相关证据材料。综合以上意见，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求。 程焕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将其侵占原告的2.01亩土地归还原告；2.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5日，程焕玲与东阿县高集镇大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2015年11月5日，东阿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合同及证书均载明程焕玲家庭户承包地为一块、面积为3.83亩、四至（东：刘正才，西：生产沟，南：生产沟，北：生产路）。刘甲旺持有的日期为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载明其中一块地块名称为“包地”，面积为3.8亩。程焕玲多年未在家种植过田地，候秀芳、刘甲旺一直在家种植田地。因高东高速建设，大侯村部分土地被征用，系本案纠纷的背景。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载明“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本案情形是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终3541号案件类似，现分析如下：一，在被告答辩和对原告证据2质证意见中均表示“双方对同一地块使用权存在争议”，第一次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除国家征用的1.6亩外，原告土地经营权证上的土地现在是否由你种植”，二被告答“现在是我种植着，且20年来一直有我方种植。原告20多年没有回过村”，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在对法院调取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中称“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承包合同中四至明确，确权到原告名下的七队园北的3.83亩承包地与被告现在耕种的3.8亩包地位置不同，系两块不同承包地。原告诉求明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其诉求应予以驳回。原告争议土地靠着沟边，与我方土地相距约50米，两块地风马牛不相及”且在辩论意见中称“通过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四至，可以看出，原告诉争的承包地与我方现在耕种的承包地位置不同，系两块不同承包地，与我方承包地没有关系。原告起诉对象有误，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对案涉地块的是否均登记在程焕玲2015年证书中和刘甲旺1998年证书中前后陈述矛盾。二，候秀芳在庭审中称“我跟传玉结账”意思为“当时刘传玉是八队队长，负责本队土地分包工作。被告是依法分得的承包地，与原告转包没有任何关系，该诉争土地是被告的口粮地，不缴纳承包费。在诉争土地之外包的大队的土地，定期向八队队长刘传玉交纳承包费，交承包费的地是杨树地，与诉争土地没有关系”，程焕玲证书中显示家庭承包方式土地有且仅有一块，其向被告主张钱款和土地时，应认定系主张证书中显示的地块权利，而短信中候秀芳回应缴纳承包费的土地亦应为案涉土地，被告关于“我跟传玉结账”系对案涉土地之外其他土地承包费结算的解释不符合常理，法院不予认可；在程焕玲提交的其与候秀芳的短信中，候秀芳称“你找传玉去，我种的地不是你给我的，传玉给我的，我跟传玉结账，跟你结不着数，隔着手打不着人…”“…我跟你传玉爷爷打交道，给不着你数，你传玉爷爷给我的地，我就给你传玉爷爷，不是你给我的，我就不给你”，这与被告第一项答辩意见相矛盾，如“包地”系家庭承包土地，不会存在缴纳承包费的问题；再者被告当庭陈述现实际种植的口粮地地块，与其手中持有的1998年证书中的28亩土地也不吻合；另外，候秀芳短信中的表达内容和程焕玲在庭审中陈述“刘传玉是八队队长，因为丈夫去世，我带着孩子也没有办法种地，我就拜托给刘传玉，以后有什么事你就从我租地的钱和小麦直补款中去处理。后来，被告刘甲旺妻子给刘传玉妻子说我们近，地我要来种，这样她从刘传玉手中接手。后刘传玉妻子告诉我地让刘甲旺家接手了，我不同意，我告诉刘传玉妻子说，地是从你手里接的，我以后还找你要费用，她说可以”能够相互吻合。综上，法院认定程焕玲持有的2015年证书中“七队园北”地块和刘甲旺持有的1998年证书中“包地”为同一地块，该地块不是刘甲旺、候秀芳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口粮地”）而是程焕玲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程焕玲享有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案涉地块不存在使用权权属争议，本案与（2019）鲁15民终3541号案件不类似。需要说明的是，村委会给付占地补偿款不代表该农户即拥有该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方式承包），故对被告辩称，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候秀芳、刘甲旺应返还案涉土地。根据程焕玲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刘传玉存在转包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其无权向候秀芳、刘甲旺主张损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候秀芳、刘甲旺于最近一季农作物收获后五日内清除案涉土地（即程焕玲证书中的七队园北、刘甲旺证书中的包地，未被高速占用的部分，约2.01亩）地上物并将土地返还给程焕玲。二、驳回原告程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100元，由程焕玲负担50元，由候秀芳、刘甲旺连带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案涉2.01亩承包地，程焕玲持有2015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可证明其享有承包经营权。刘甲旺、候秀芳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1998年颁发，不能充分证明其对案涉承包地享有经营权。刘甲旺、候秀芳二审时另称其耕种的土地与程焕玲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土地并非同一地块，但其二人在一审时曾主张系同一地块，其二人陈述先后矛盾，本院对于其主张不予采信。 程焕玲持有案涉2.01亩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其要求刘甲旺、候秀芳排除妨害、返还土地，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刘甲旺、候秀芳上诉请求改判，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甲旺、候秀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甲旺、候秀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久强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孔繁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马征 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