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28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长治市屯留区人，现住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2，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   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王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2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英、韩德荣、仲俊光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王某1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称，1.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239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购煤款1188570.67元，并以1188570.67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为：王某1二审时当庭提交进煤统计表、过磅单、入库单及运煤派车单，欲证明其与王某2之间系买卖关系及王某1给华诚供货的情况。经质证，王某2认为，王某1提供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己生效的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且该组证据上无其的签字，其与王某1仅是中介关系，故王某1提供的以上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买卖关系。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判决否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买卖关系，违背基本事实，没有证据支持。1、2013年3月18日15时10分至2013年3月18日16时40分王某2在屯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王某2称“2010年8月份王某1通过屯留县路村的赵新红问我能不能买上精煤，说他能往屯留县东古村华诚焦化厂销售精煤，当时我一直从介休市购精煤，就答应了帮王某1从介休选煤厂找精煤，随后从2010年11月份我就通过介休市的石文帮他找精煤，就从介休市供精煤，他往华诚销售精煤，合作了有一年左右。在介休市主要从介休市财源洗煤厂购得精煤多。6月下旬的一天，石文又问我要不要财源公司的精煤，我问了石文精煤的行情觉得还行，就和王某1联系，还和长治市的王龙联系，两个都同意购煤，王某1在屯留县东古村路上给了我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王龙在长钢聚和鑫饭店给了我100万元承兑汇票，我拿上承兑汇票当天就赶到介休市石文家门口，当时财源公司董事长郭启建就在那里等，我把两张承兑汇票给了郭启建，郭启建答应三天之内给我们上煤。之后我就在介休市等着上煤，可郭启建一直推脱，说汇票给了煤矿了，但一直没有送上原煤……2011年9月份我和王某1还清算过一次，总欠王某1承兑款1031095.67元，现金款157474.33元。”该笔录证实王某2与王某1系买卖关系，且王某2自认欠款。2、2013年3月15日10时10分至2013年3月15日11时50分王某1在屯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王某1称“2010年8月份我通过屯留县路村村的赵新红认识了王某2，并知道王某2能从介休市买上精煤，我一直往屯留县东古村华诚焦化厂送精煤，就和王某2一起做开煤生意。从2010年11月份开始，王某2从介休市供精煤，我往华诚销精煤，他也断断续续往长治市郊区世纪焦化厂供精煤，合作了有半年多，在介休市王某2是通过一个叫石文的人联系精煤，主要从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购得精煤多。2011年6月22日，王某2又问我要不要财源公司的精煤，还说了煤价，我记不清什么价格了，总是比市场行情低，就同意购买，当天我赶到华诚焦化厂批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在屯留县华诚焦化厂附近把10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了王某2，王某2也自己带了100万元承兑汇票，当天就把两张100万元的承兑汇票送到介休市，承诺三天内绝对发煤。之后就一直不供煤了，我天天打电话催他，他一直推脱开，说汇票给了财源公司郭启建了，郭启建一直不给供煤……2012年9月份我和王某2清算过一次帐，连那100万他共欠我1031095.67元钱。每次我给王某2购煤款后，他给不够我煤时，我就又出购煤款，一直这样循环。通过王某2还从介休市其它洗煤厂购煤，还欠我157475元钱。总欠我1188570.67元钱。”该笔录与王某2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相互印证，证明王某1与王某2系买卖关系，其交易流程为：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将煤销售给王某2，王某2购买后销售给王某1，王某1再销售给屯留县华诚焦化厂有限责任公司。3、王某2给王某1出具的欠条及双方的往来账明细。2011年9月5日，王某2给王某1出具条据“2011年9月5日与王某1结前账（财源账），余建华货款承兑壹佰零叁万壹仟零玖拾伍元陆角柒分（1031095.67元），王某2，2011.9.5。”2012年1月19日王某2给王某1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截止2012元月19日建华余精煤款，计：壹拾伍万柒仟肆佰柒拾伍元整（计157475.00元），王某2，2012.1.19。”该两支条的形式及用语基本一致，只是2011年9月5日王某2所写的条据未写“今欠到”，但从王某2与王某1的交易习惯及双方的往来账明细很容易能够判断，两支条据的性质完全一样，反映了双方的买卖关系，均属于欠款。4、2014年2月26日10时50分至2014年2月26日11时40分赵新红在屯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笔录中赵新红称“2010年屯留县城的一个朋友王某1和我谈过想一起往屯留县东古村华诚焦化厂供应精煤，当时我正搞玉米生意，顾不上就没和他一起做这项生意，但是我知道长北马厂村的一个朋友王某2一直从晋中市的介休市购煤，生意还不错，就有意和他俩联系一下，让他们合作，我和他俩沟通后，他俩也有意合作。于是2010年的8月份一天，2人就在我家见了面，经过商谈双方同意合作，2人商订由王某1先预付煤款，王某2负责从介休市供过精煤来，王某1负责往东古村华诚焦化厂销，王某2还说绝对把煤供过来，他家有车、有房，资产不少，若拿了王某1的钱，却供不过来煤，他砸锅卖铁也要还上王某1的钱……王某1给了王某2煤款，王某2却没供过煤来，有100多万煤款，至今没供上煤，好几年了。”赵新红的陈述进一步证实了王某2与王某1系买卖关系，王某2称其系王某1和介休市财源公司中介的说法不能成立。5、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进煤统计表、入库单。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屯留县华诚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进煤统计表及入库单证实王某1为屯留县华   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供货商，王某2是王某1的供货商，   王某1与王某2为买卖关系。6、王某2的过磅单及王某1出具的运煤派车单，能够证实王某2与王某1的买卖精煤的交易情况。7、2018年11月10日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王某1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系买卖关系，王某1向该公司提供精煤，该公司支付货款，且该公司未向王某1预付过承兑汇票或现金，本案中所涉及的款项系王某1个人的钱款。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判决否定王某1与王某2系买卖关系显属错误，缺乏证据支持。（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还认为，该案争议的两笔款项中，第一笔从条据内容看，仅为王某1与财源公司的一个结算账单，其中涉及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己被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应依法由郭启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退赔，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关于余款31095.67元应查明王某1、财源公司、王某2之间的关系后，予以确认责任主体。关于第二笔款项，王某2给王某1出具欠条一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系王某2在确认两者往来账后给王某1所出具，故对于该欠款，王某2应予归还。从第一笔1031095.67元的条据来看，其与第二笔157475元欠条的性质完全一致，只是第一笔条据上未写“今欠到”而已，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交易习惯、双方的往来明细账及其它证据，均可证实第一笔欠款是双方买卖精煤进行的结算，两支条据均属欠款。如前所述，财源公司、王某2、王某1之间系买卖关系，第一支条据中的31095.67元应属欠款，而原判决却未予认定。本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100万元承兑汇票已被屯留县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原一审判决及二审判决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但均未指出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八条进行判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是起诉条件，《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非法人组织除运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法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原一、二审判决认为100万承兑汇票被郭启建诈骗，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只是法庭的主观臆断，无任何法律依据，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八条判决属典型的法律适用错误，即使原一、二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责任主体不明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而原一、二审判决却直接驳回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程序严重错误。再审申请人认为，要求支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完全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2012年以来，再审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要求支付货款，被申请人迟迟未付，无奈之下，再审申请人只好报案，希望能通过报案追回款项，屯留法院（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书判决郭启建构成诈骗罪，但并未责令退赔。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中，法院漏判退赔，使再审申请人的损失根本得不到弥补，再审申请人完全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原判决判令郭启建退赔，再审申请人仍然可以对王某2提起民事诉讼。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对象并不相同，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的追缴或责令退赔不存在冲突。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属民事纠纷，而郭启建诈骗案系刑事案件，两者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均有根本区别。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与郭启建犯罪无关联性，该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依法认定。至于被申请人在一审中辩称申请人起诉被申请人会出现双份受偿的情形根本不会发生，如郭启建退赔了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则不会被申请人主张权利，如被申请人支付了再审申请人欠款，则即使郭启建退赔，再审申请人也必然会返还被申请人，否则再审申请人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原郭启建刑事判决书没有判决郭启建退赔，则更无从发生双份受偿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判决中的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所指的财产性质是赃款，其不同于再审申请人所主张的债务性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是基于合同相对性提起诉讼，所主张的债务是合同之债，有法律依据，故刑法中有关规定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王某2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申请人王某2归还其货款本金1188570.67元及相应利息。本案的基础事实是：王某1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王某2，2010年双方开始合作经营煤炭生意，王某1直接对王某2进行煤款结算，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直接对王某1进行煤款结算。2011年9月5日，王某2向王某1出具条据载明：2011年9月5日与王某1结前账（财源账）共余建华1031095.67元；2012年1月9日，王某2向王某1出具欠条载明：截止2012年元月19日建华余精煤款计157475元。2011年，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股东郭启建称有煤源，王某1拿上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结算的煤款10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王某2，王某2将该承兑汇票连同自己的100万元承兑汇票给了郭启建，后郭启建未能供煤。（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判决认定“2011年6月21日，被告人郭启建担任介休市财源选煤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在公司负债累累，缺乏资金运转情况下，谎称预交煤款三日可供精煤，与屯留县华诚焦化有限公司和长治市郊区新世纪焦化有限公司签订口头合同，骗取两焦化厂代理人王某1和王某2承兑汇票各1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从上述查明的事实看，王某2向王某1出具过两张条据，即结前账（财源账）共余建华1031095.67元和欠王某1精煤款计157475元。第一笔从条据内容看，仅为王某1与财源公司的一个结算账单，计1031095.67元，其中涉及的100万元承兑汇票已被（2016）晋0424刑初第68号刑事生效判决确认为郭启建诈骗款项，该款项依法应由郭启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退赔，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至于余款31095.67元，一、二审法院认为应该查明王某1、财源公司、王某2之间的关系后予以确认责任主体，并无不妥。关于第二笔款精煤款计157475元，王某2给王某1出具了欠条，从欠条的内容上看，应系王某2在确认双方往来账目后给王某1所出具，所以对于该笔欠款，王某2应当归还。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王某1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英   审判员 韩德荣   审判员 仲俊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