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90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春芽，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平，广东惠天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小红，女，196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继军，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春芽因与上诉人谢小红无因管理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836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春芽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0304民初283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改判谢小红应向余春芽返还垫付款438423元及利息以及其它经济损失272000元。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谢小红应向余春芽返还的垫付款420923元属事实认定有误，谢小红应返还的垫付款数额应认定为438423元。余春芽提交的垫付项目费用明细表中的“记-19”项和“记-460”项合计457500元垫付款，双方仅商定其中44万元转为个人借款，剩余的17500元仍属于余春芽为谢小红垫付的款项，余春芽从未作出放弃该款项权益的意思表示，该款项仍应认定为无因管理之债，谢小红应当向余春芽返还该款项。二、一审判决从2018年11月10日起开始给付利息不当，依法应从每笔垫付款支付之日起计算利息。垫付项目费用明细表是余春芽与谢小红之间对余春芽垫付的每笔费用做出的结算，垫付时间明确，依法应从每笔垫付款支付之日起计算利息。三、在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了太东棕榈泉园林景观工程项目后，将该工程转包给深圳市林绿化有限公司，该项目实际施工人及项目工程款的实际支配人为深圳市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小红，在该项目施工中，谢小红聘任余春芽为该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员，约定每月支付给余春芽劳务费、车补8000元。但谢小红一直未支付上述劳务费、车补。谢小红未支付给余春芽自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的劳务费、车补272000元（8000元Ｘ34个月＝272000元）经济损失依法应从谢小红占用的项目工程款中支付给余春芽。上诉人谢小红对上诉人余春芽答辩称：谢小红和余春芽之间是合伙出资承包工程的法律关系，具体与上诉状的意见一致。上诉人谢小红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304民初28368号判决书;二、判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余春芽对谢小红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余春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未经质证，对谢小红提交的合法证据无合法理由不予质证、不予采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对谢小红提交的合法证据无合法理由不予质证、不予采纳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一审中，谢小红分四次提交了证据，包括大量书证和电子证据（电子邮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开庭质证时对谢小红提交的电子证据没有任何理由不组织质证，也不查验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拒绝采纳。开庭后，因有新证据出现，谢小红向一审费用提交，但一审费用未对谢小红提交的新证据组织质证，也未说明任何理由，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认定余春芽系谢小红雇佣的施工负责人明显错误。谢小红提供的多份余春芽、黄小海等发给谢小红的电子邮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余春芽将草拟的合作承包工程协议书及与其同居的冯霞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照片及银行账户发给谢小红，证明余春芽与谢小红合伙承包工程的关系，冯霞仅是余春芽挂名，而不是实际的合伙人。由于一审对谢小红的证据未予质证，未予采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谢小红提交的余春芽亲笔书写的《补充协议》中仅列明实际的合伙人是谢小红、余春芽、黄小海，根本没有冯霞的名字，这也可以充分证明余春芽是实际的合伙人。谢小红提交的《结算清单及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大量的工程款由余春芽向发包人深圳市大业园林公司签署结算清单和收款收据，并由余春芽指定的惠州市天鑫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直接收取。天鑫公司与谢小红毫无关系，是余春芽实际控制的公司。如果余春芽是受雇的而不是实际承包人，则不可能由余春芽来签署结算清单和收款收据。也不可能由余春芽收取工程款。余春芽是受雇的施工负责人，其收取的工程款应当返还给谢小红。这再次证明余春芽是实际的合伙人。谢小红提交的证《项目支出明细》中有《余春芽支出明细》表，该表列明了余春芽在惠东太东棕榈泉项目中的出资，余春芽在该表上书写“合伙总投入339240元，离约定投资35万/每人差10760元。此对账单到2016年4月30日止。”并有余春芽签字确认。这也足以证明余春芽就是合伙承包人而根本不是受雇的施工负责人。余春芽称其为支付惠东太东棕榈泉工程项目转让费而向黄小海借款，如果其不是实际承包人，则他不需支付项目转让费。深圳市大业园林公司起诉谢小红、余春芽保证纠纷一案中查明，为支付太东棕榈泉项目开支，余春芽和谢小红共同以合伙人名义向案外人借款，与陈庆荣签署保证协议，由大业园林法定代表人陈庆荣提供担保。如果余春芽不是实际承包人，则无需共同借款。一审依据余春芽提交的《补充协议》认定冯霞是合伙人，而余春芽是被雇佣为太东棕榈泉项目施工负责人，并且约定每月的报酬，并认定余春芽可以另案起诉追讨劳务报酬。一审的认定是完全违背事实的。首先，该《补充协议》中并非冯霞签署，“冯霞”的签名是余春芽书写的，冯霞是被挂名的，而不是合伙人，余春芽才是真实的合伙人。其次，虽然《补充协议》中有约定余春芽有8000每月的车补，但《补充协议》同时约定谢小红和另一合伙人黄小海及黄小海配偶赵伯敬也有车补8000元、5000元不等，一审凭协议约定余春芽每月8000元车补就认定其是受雇的工程负责人依据不充分属于明显错误。实际上，上述约定的8000元和5000元的车补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三合伙人都未发放。3.谢小红支付给余春芽的款项未予认定。一审中谢小红提交的转账流水和微信支付凭证等证据，充分证明谢小红曾支付大量的款项给余春芽和其指定的同居人冯霞等人，累计金额高达2436372元，而一审对谢小红的证据未质证、未采纳，也不核实谢小红支付给余春芽上述款项的真实性，对上述事实未认定，未从谢小红应付余春芽的款项中扣除。三、余春芽在贵州雷山工程项目和太东棕榈泉项目中与谢小红合伙承接工程，本案中余春芽所谓的借款全部计入了余春芽在合伙项目中的出资，余春芽和谢小红的合伙法律关系仍然有效，其依据合伙关系出资而享有分取工程结算款的权益。余春芽在合伙关系中的出资不属于借款，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属性，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但余春芽现将其出资作为出借给谢小红的款项要求谢小红偿还，同时并未放弃其在合伙承接工程项目中享有的分红的权益，属于双重获利，构成不当得利，不合法。一审判决支持其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严重违法。四、请求追究余春芽及其代理人违背诚信向法庭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余春芽及其代理人拒不向法庭如实陈述其与谢小红合伙承接贵州雷山项目和太东棕榈泉项目等项目，谎称谢小红聘任余春芽为该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员，主张劳务费等。在一审庭审中回答谢小红和法官询问时提供虚假陈述，导致一审查明事实错误，其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余春芽及其代理人向法庭提供内容违背事实的44万《借条》，并虚构借条的借款构成等事实，并且在（2019）粤0304民初28362号和28368号两起案件中均主张该44万的债权，明显是在欺骗法庭，亦应予以制裁。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谢小红补充如下：如果按照余春芽所述，自己管理太东棕榈泉项目数年时间且没有工资和报酬，那么他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了支付员工工资、材料款，以自己的名义和谢小红一起对外借款用以支付工资及材料款，甚至自己垫付几十万的工程款，这是不可能的，这违背逻辑和常理，余春芽在这方面是做虚假陈述的。实质余春芽是项目的出资人合伙人之一。二、关于垫付问题，太东棕榈泉项目虽然是由余春芽、谢小红、黄小海合伙出资承包的。但是签署合同的主体是深圳市东方园林公司，所以谢小红和余春芽及黄小海三人都是以自己直接支付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工人工资、材料款等形式完成合伙事业中的出资，并没有成立合伙企业。所以他们的出资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合伙利益，所以称之为垫资，垫付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实际的法律属性上，其支付的工程费用是合伙人在合伙事业中的出资，并非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垫付，不应由这种出资转化为合伙事业受益的分红的请求权。要等待合伙事业清算后，即工程结算后，才应当从工程结算款中分配。一审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我们从整个事件的开始来审视纠纷，余春芽和谢小红之间本来是合伙承包工程，但是因为项目甲方未予以结算，实际上是亏损的。余春芽利用当初其只是挂冯霞的名义签署合伙协议，不惜恶意地给谢小红做局，企图将其出资以垫付款的名义，要求谢小红全部返还给他。并且不惜向法庭做虚假陈述，隐瞒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和合伙人的身份，其目的是为了让谢小红个人承担合伙事业亏损的经济损失。余春芽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上诉人余春芽对上诉人谢小红答辩称：对于谢小红的上诉，余春芽认为谢小红及其代理人是对合伙关系及垫付关系的法律后果不明确，不理解，误读而造成的上诉。本身在一审判决书中已经明确查明，谢小红所认可的涉案工地中的合伙人是具名为谢小红、冯霞、黄小海三人。而非要将其以自己清算过的余春芽是垫付款行为的个人解读是合伙人，这是对法律关系中认定不清导致。所以余春芽认为其上诉完全是混淆法律概念，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二、关于其在上诉状中反复强调合伙问题，应当在另案中有相关的当事人黄小海、冯霞、谢小红及涉案工程的东方公司四方所签订的合伙协议另案处理解决，而不是与本案中无因管理中的垫付行为予以解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归谢小红的上诉请求，支持余春芽的上诉请求，将余春芽在本案中的垫付款予以判决支持，并能支持其作为谢小红的聘用人员和聘用的其他人员陈浪一样，由谢小红支付相关的工资及车补款项272000元。本案中，谢小红的代理人一直强调余春芽做虚假陈述，其所做的结算单是被逼迫的。在一审中也反复强调，甚至提出代理人和余春芽共同进行虚假诉讼。在一审作出相应判决后，如果二审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余春芽将保留谢小红及其代理人在庭审中错误侵犯相关人员权益追诉权。同时，代理人在此陈述本案中余春芽和谢小红是垫付款案件，同时还有一个借款纠纷案件也做了相应判决，二审案号为（2020）粤03民终19076号。证人出庭的说明内容中向法院提交了该一审的判决书及开某。黄小海和谢小红有借款纠纷，双方均有提起上诉的，还未开庭。余春芽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谢小红从其占用的工程款中向余春芽返还垫付款438423元和利息20000元以及其它经济损失272000元（利息暂计算20000元，实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余春芽每笔垫付款支付之日起计算至谢小红向余春芽还清所有垫付款及利息为止），合计730423元；二、谢小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8日，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接了惠州市太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林景观工程，双方签订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而后，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乙方）与深圳市中艺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深圳市林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太东棕榈泉项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乙方将上述园林景观工程项目转包给丙方，转让价为50万元；其中甲方30万元，乙方20万元，另乙方额外收取1.5%管理费9.9万元。谢小红作为深圳市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该份协议书。谢小红称该工程系以其公司名义承接，实际上系余春芽、谢小红从及案外人黄小海王人共同合伙经营。余春芽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庭审时余春芽提交一份谢小红（甲方）与黄小海（乙方）、冯霞（丙方）与深圳市林工程有限公司（丁方）于2016年3月20日共同签署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以丁方作为棕榈泉项目承接方；本工程有偿转让施工权，从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转让本项目，转让费50万元。三方共同出资（暂定各35万）作为本项目运营成本金完成本项目，利润平均分配。协议还约定由谢、余明确具体人员负责施工现场，黄负责项目财务、后勤，并注明余的工资为8000元／月。2018年11月9日，谢小红与黄小海以及陈浪对涉案工程的款项进行结算，并签订《天鑫工程款及大业借款资金支付说明》。该说明底处载明：太东棕榈泉园林绿化项目工程进度款由大业公司转惠州市天鑫基础有限公司代收，现将由天鑫公司代收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及向大业公司的借款支付情况，现已说明支付完毕，并对谢小红的支付宝、微信、转账及余春芽的所有微信、转账（2016年2月起至2018年11月止）全部陈述清楚，各方已不存在资金互欠。但太东棕榈泉项目仍拖欠陈浪个人工资（2017年全年）。余春芽作为证明人在该说明上签字。2018年11月10日，余春芽、谢小红与黄小海以及陈浪对余春芽在涉案工程中的垫付项目费用进行核算，并制作《余芽春在太东棕榈泉园林景观工程垫付项目费用明细表》，确认尚欠余春芽垫付款项金额为878423元。明细表底部载明：由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接的惠州太东集团开发的太东棕榈泉花园园林景观工程转包给深圳市林有限公司施工。本表为余春芽在太东棕榈泉景观工程项目的借支及垫付明细，并且确认各方对余春芽与谢小红、黄小海之间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经过核对后确认，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就本项目所有资金往来已核对清楚无误，尚欠余春芽在本项目垫付金额为878423元，确认方无异议。余春芽、谢小红均在该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谢小红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依然认为该对账表中的款项包含了与工程无关的款项，而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款项正如前述所称，是余春芽作为项目合伙人的投资，而非垫付款。余春芽称对于表格中“记-19”项“购惠阳区主湖村23号地皮款苗木补偿款”19万元与“记-460”项“余春芽垫付谢小红借款”267500元，余春芽与谢小红之间已经确认为谢小红向余春芽的借款，谢小红对上述两笔债务合计成44万元已于2018年11月23日向余春芽出其了借条，该款项已另案处理并在原审主张的垫付款中扣除。原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为，余春芽、谢小红签署的《余春芽在太东棕榈泉园林景观工程垫付项目费用明细表》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一审法院对该表予以确认。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余春芽、谢小红之间就涉案的景观工程存在大量的金钱来往，后双方通过对账的形式就余春芽为太东棕榈泉园林景观工程垫付的所有费用进行了结算，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余春芽就双方已确认的款项主张谢小红返还其所垫付的款项，并无不妥。谢小红主张余春芽系基于涉案工程之间合伙的关系才支付其所称的垫付的工程款，应在工程结算完毕后通过拆伙结算彼此之间的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谢小红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对其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在深圳市林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后，2016年3月20日谢小红与黄小海以及冯霞之间签署了《补充协议》，商定共同出资合作经营该项目。该协议的主体并未涉及余春芽，谢小红主张余春芽是该关系的其中一方，该说辞是否真实存疑。其次，虽然谢小红所提交的多份与工程相关文件中均有余春芽的签名，但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内容可知，余春芽被雇佣为涉案景观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并且约定每月的报酬。余春芽作为工程的其中一名负责人，在相关的工程文件中签字，实属正常。在此角度而言，谢小红提供该系列文件藉此认为余春芽系工程的合伙人，尚缺乏足够的依据。最后，即便如谢小红所说彼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发生与之相关的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亦非不可能，与彼此之间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矛盾。若谢小红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并基于合伙关系与余春芽存在相应的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谢小红称该对账表系在余春芽与另一合伙人黄小海的多次骚扰下签署，内容并不准确。谢小红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所签署的文件必然有所了解，并对结果有所预见。综上，余春芽根据《余春芽在太东棕榈泉园林景观工程垫付项目费用明细表》所确认的内容请求谢小红偿还垫付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谢小红应返还的金额。根据双方确认，谢小红尚欠余春芽的款项数额为878423元。余春芽主张表格中的“记-19”项与“记-460”项合计457500元，因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商定从合计44万元，作为谢小红向余春芽的个人借款。余春芽就此请求谢小红返还的金额为438423元。根据双方的陈述，对于该两笔款项双方将其约定为谢小红向余春芽的个人借款，并从44万元“打包”处理。该44万元系余春芽免除谢小红部分债务后商定的欠款数额，其对应的债权金额实际系457500元。既然双方对该两笔款项约定另行处理，余春芽应抵扣的应该是表格载明的金额457500元，而非经双方商定后“打折”的金额。余春芽计算方式有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谢小红应支付余春芽的垫付款应为420923元。余春芽同时请求谢小红应支付其相应的利息，余春芽的该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正如前述所称，余春芽、谢小红之间因涉案工程存在大量的金钱往来，在未进行结算之前，彼此间的债权债务并不明确。余春芽主张按每笔垫付款项支付之日起算利息，并不合理，一审法院调整为从双方结算之日2018年11月10日起开始给付利息。最后，关于余春芽请求的经济损失。余春芽主张的该损失实际上系在追讨其在涉案工程中所应得的劳务报酬等。该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余春芽可另行起诉主张其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谢小红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春芽返还垫付款420923元及利息（利息以420923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余春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04元、保全费4172.11元（均已由余春芽预交），由谢小红负担15172.11元，余春芽负担104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谢小红一审提供的《余春芽支出明细》显示，余春芽支出了招待费等合计24990元，在明细下有手写：收入：216250+90000+5000+3000=314250，总投：24990+314250=339240，离约定投资35万/每人差10760元，此对账到2016年4月30日止，余春芽、黄小海，谢小红均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谢小红提交了2017年8月10日甲方深圳市大业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乙方谢小红、余春芽签订的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承包甲方工程太东棕榈泉项目园林景观工程，因拖欠员工工资款为不引起劳资纠纷，甲方法人陈庆荣作为担保人协助乙方借款50万元每月手续费2.5万元，此款项优先用于发放员工工资。…3.甲方工程实际施工是3名股东共同投资完成，因此上述第二条的扣除额须经另外一名股东（黄小海）书面签字确认方可，如黄小海不予认可上述第一条款项，由乙方两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余春芽与谢小红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虽然谢小红、黄小海与冯霞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了合伙的协议，但未见冯霞实际出资及参与管理的证据。根据谢小红提交的2017年8月10日协议，协议中明确载明涉案工程实际是由谢小红、余春芽、黄小海共同投资完成，为解决拖欠员工工资的问题，余春芽与谢小红共同向第三人借款用于发放工人工资。谢小红还提交了有余春芽、黄小海、谢小红签字的余春芽支出明细，上面手写有“离约定投资35万/每人差10760元”，谢小红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谢小红与余春芽之间实际是共同投资涉案工程，出资以垫付工程款项的形式支出。工程完工后，各投资方应进行结算，再行确认应找退的款项。现余春芽否认其与谢小红之间的共同投资关系，主张其垫付工程款为无因管理之债，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283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余春芽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04元、保全费4172.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6.5元，均由余春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