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加书，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宏伟，贵州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文，贵州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2，男，197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向秀珍，女，195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德勇，男，199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列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芳，贵阳市花溪区贵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某1，男，200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法定代理人：沈某2，系沈某1父亲。原审第三人：张忠珍，女，194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均，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加书、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因与被上诉人沈某1及原审第三人张忠珍共有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加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沈某1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陆拾万叁仟陆佰肆拾柒点捌柒（603647.87）元给上诉人；2、全案诉讼费用由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承担。事实及理由：1、第三人张忠珍名义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的房屋属于卢加书与沈某2、向秀珍共有的房屋，所获得的房屋征收补偿款673528.63元是卢加书与沈某2、向秀珍的家庭共有财产，应当依法分割。本案被征收的房屋属于农房，第三人张忠珍的户籍没有在房屋所在地。一审庭审中，第三人张忠珍的代理人及向秀珍的陈述为：“两家人关系较好，只是双方之间有借款关系，但是没有合资建房”。因卢加书与沈某2、向秀珍户内房屋已经超平方面积，故用张忠珍的名义签订补偿协议，所以该笔费用应当依法分割。2、原判认定老房及新房各占二分之一错误。卢加书在与沈某2办理结婚登记之前就已经一起同居生活，共同劳动。卢加书到沈某2、向秀珍家之前只有2间老房，其余均为卢加书与沈某2一起修建。3、沈德勇是抱养，但没有办理相关合法收养手续，不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其本身患有××，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收入，对被征收房屋的修建没有出资出力。故依法不能分割。4、此次被征收的房屋还有4套安置房，因卢加书至今没有调查到相关信息，卢加书与沈某2、向秀珍至今拒不提供相关信息。故卢加书应该享有一套安置房的权利。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沈某1辩称，卢加书没有权利分配房屋征收补偿款603647.87元。其事实和理由部分严重违反事实本身，具体：1、张忠珍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是向秀珍丈夫在生前就以其名义约定以房抵债；2、卢加书和沈某2称未办理结婚登记之前就一起生活劳动与事实不符，卢加书本身就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如何成为沈某2家庭成员，卢加书与沈某2的婚礼在新房中办理并作为婚房使用，因此该房显然是婚前修建；3、沈德勇具有向秀珍户籍成员资格，其成为向秀珍家庭成员早于卢加书，不能以其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而忽略其作为家庭成员没有共有关系，因此沈德勇是向秀珍的家庭成员，户籍上已经体现。4、卢加书本人在同年同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名下有240平米安置房和拆迁款1704202.36元，卢加书若想参与涉案拆迁款分配，其名下房产和拆迁款也应参与分配。张忠珍述称，张忠珍获得该拆迁补偿款系合法，其他人不应参与分配该笔拆迁补偿款。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为向秀珍支付卢加书房屋征收款人民币73476.87元（870531.43÷6人＝145088.57÷4053＝35.79×2053＝73476.87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卢加书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楚，计算错误，导致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1、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家庭成员在沈某2和卢加书结婚前有四人分别是向秀珍、柏富令、沈某2、沈德勇共有4人。沈某2和卢加书结婚后增加卢加书和沈某1为6人。一审法院在（2019）黔011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中认定家庭成员为向秀珍、沈某2、沈德勇、卢加书和沈某15人，显然于法无据。家庭成员不能因户口登记在一起是家庭成员，也不能因户口没有登记在一起而不是家庭成员。柏富令和向秀珍是夫妻关系，因户籍没有在一起，一审就认定柏富令不是向秀珍户家庭成员的认定显然不符合实际。因此，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认为家庭成员应为6人。分配基数也应为6份，所以，计算依据应为：870531.43元÷6人＝145088.57元。因此，一审判决书表述“向秀珍、沈某2、卢家书、沈某1、沈德勇”5人份额分配，5人各自取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74106元”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作出认定时没有将柏富令作为家庭成员之一错误。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认为房屋修建及被征拨时柏富令仍在世，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根据以前被上诉人起诉的（2018）黔0111民初212号及该案的二审裁定书来看。本案都应按照6人的份额分配，柏富令过世是房屋被征收后，柏富令持有的份额不应稀释，被上诉人不是柏富令的合法继承人，因此，一审法院应将柏富令的六分之一扣除，卢加书只能取得六分之一的份额。2、在房屋征收时按照被征收人有户头的征收价格是每平方米4053.00元进行征收，房屋被征收时，卢加书与沈某2不是夫妻关系，卢加书自己也有户头房屋被征收。征收时，卢加书不是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的家庭成员不应享有向秀珍、沈德勇户头带来的红利。按照此次征收补偿方案，没有户头的合法建筑是每平方米人民币2053.00元进行补偿，那么，计算依据应修订为：（145088.57元÷4053元＝35.79平方米，35.79平方米Ｘ2053元＝73476.87元），卢加书只应享每个平方2053元的征收价取得征收款，共计人民币73476.87元。卢加书辩称，1、在之前的判决中卢加书已被确认具有分配资格；2、张忠珍与涉案房屋无关；3、以房抵债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起诉，且该关系是否存在应该通过其他途径确认。本案涉案房屋因为超面积，所以用了多个户口（包括第三人张忠珍）予以签订，并且以卢加书本人的名义与案外人签订了补充协议，获得补偿款200余万元。卢加书的房屋并非与沈某2的共同财产，与本案无关。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修建，且被征收是否于两者离婚之前。张忠珍述称，无异议。卢加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分割原、被告双方共同生活期间修建的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平方的征收补偿款2414591.49元中的603647.87元给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卢加书与被告沈某2于2007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2009年7月10日生育沈某1。被告向秀珍系被告沈某2之母，柏富令（已于2018年12月19日死亡）系被告沈某2继父，被告沈德勇户口册上登记为向秀珍之孙子，向秀珍自述沈德勇系其领养男孩。卢加书与沈某2婚后与向秀珍、柏富令、沈德勇共同生活居住在花溪区，向秀珍系户主，户内人员有卢加书、沈某2、沈德勇、沈某1。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黔0111民初3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卢加书与被告沈某2离婚，婚生子沈某1由原告卢加书抚养，该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离婚后，卢加书与向秀珍因房屋居住问题多次发生矛盾。卢加书于2018年1月5日起诉沈某2及第三人向秀珍、柏富令、沈某1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享有原、被告婚姻期间所修建的16间自建房中的其中6间（2间砖混结构及4间砖瓦房）房屋的居住权、管理权及使用权。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黔0111民初212号判决书，判决卢加书对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向秀珍户11间砖瓦房靠右2间享有居住使用权。后因双方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黔01民终572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原判以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位于花溪区间砖混房屋的土地权属证明和房屋修建的相关审批手续为由，作出驳回卢加书对该房享有2间居住使用权的诉请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维持。本案中卢加书诉请的位于花溪区，虽是在卢加书与沈某2婚姻存续期间，从案外人处流转所得的土地上修建，但根据土地流转协议书载明的该土地为责任田而不是宅基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沈某2取得了该地块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建造许可证，故本案诉争的房屋权属不明，一审法院不予分割……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卢加书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桐木岭（机械厂）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被告向秀珍户位于花溪区间砖混结构房屋、11间砖瓦房被征收。2018年10月17日，花溪区房屋征收局（甲方）与作为被征收人的乙方即向秀珍、沈德勇、张忠珍分别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向秀珍作为被征收人的协议中约定：“第一条被搬迁房屋现状（一）房屋所在地点花溪区清溪乡社区，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240㎡……第十二条双方结算……（三）甲方支付给乙方合计人民币小写903259.32元……”；沈德勇作为被征收人的协议中约定：“第一条被搬迁房屋现状（一）房屋所在地点花溪区清溪乡社区，经相关部门确认房屋合法建筑面积240㎡……第十二条双方结算……（三）甲方支付给乙方合计人民币小写837803.54元……”；张忠珍作为被征收人的协议中约定：“第一条被搬迁房屋现状（一）房屋所在地点花溪区清溪乡社区，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66.25㎡……第十二条双方结算……（三）甲方支付给乙方合计人民币小写673528.63元”。前述房屋征收款已实际发放至被征收人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2414591.49元。原告卢加书认为该款项应由其与沈某2、向秀珍、沈某1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即自己享有603647.87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如前。另查：1、本案起诉时，未成年人沈某1法定监护人系卢加书，其与卢加书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沈某2于2018年12月3日起诉卢加书，针对婚生子沈某1的抚养要求变更抚养权，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黔0111民初6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婚生子沈某1由沈某2抚养，宣判后，卢加书不服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黔01民终14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原、被告均同意沈某1身份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第三人张忠珍出示借款还清凭证一份，记载：“向秀珍与柏富令2003年2月起向邹绍云，张忠珍陆续借款建房做生意，今经双方协商确定，柏富令、向秀珍于2018年12月5日将所欠本息人民币陆拾贰万元（小写：￥620000.00元），还清给张忠珍，2018年12月5日前所有借条无效，双方债权债务已清。立此为据共计叁份，当事人各一份，证明人一份”。当事人处有柏富令向秀珍张忠珍，证明人处有邹国龙周玉行签字摁印。原告质证意见为张忠珍与被告向秀珍是否有债权债务不清楚，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原告卢加书提交2016年1月26日花溪区房屋征收局与被告沈某2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拟证实2016年沈某2已将其户头给他人使用，故此次征收未登记在沈某2名下，被告质证意见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4、被告提交2018年10月17日花溪区房屋征收局与原告卢加书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实原告卢加书名下已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项1704202.36元，原告卢加书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辩称与本案案涉房屋不具有关联性，系同村村民借用其户头进行登记，其名下的征收款项实际没有获得。5、对被征收的5间砖混结构房屋（老房）、11间砖瓦房（新房），原、被告认可系一并征收，老房与新房的面积各方均无法区分及确定。上述事实，有业经当庭质证的户口册、身份证、《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现场照片、借款借据、死亡证明、收息凭证、《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审法院（2016）黔0111民初3767号民事判决书、（2018）黔0111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书、（2018）黔0111民初6917号民事判决书、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5724号民事判决书、（2019）黔01民终1407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结合各方陈述及举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卢加书对案涉房屋征收款项享有的份额如何确定。对第三人张忠珍获得的征收款项673528.63元，因张忠珍不是案涉房屋家庭成员，被告亦自认系用其户头对案涉房屋进行登记征收，该款项的实际获得者尚不能确定，该款项的获得是否合法尚需要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确定，故本案不予处理张忠珍名下的款项，对原、被告各自用其户头在本村登记征收他人房屋所获款项不在本案审理范畴，各方如认为在征收事宜中存在违规事宜，均可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反映后另行解决。本案原告卢加书与被告沈某22007年10月结婚后即居住在，2009年7月双方生育沈某1，2016年12月27日经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对被征收的5间砖混结构房屋（老房）的土地性质、修建时间、出资资金各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11间砖瓦房（新房）原、被告各方虽对流转土地资金、修建房屋资金、贷款金额陈述不一致，且未举证证实，但均认可系2008年以被告沈某2名义流转土地，2013年在流转土地上修建房屋，因此，各方在共同生活期间修建11间砖瓦房是客观事实，可以认定为家庭共有，故基于11间砖瓦房所得的征收款项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因5间砖混结构房屋所得的征收款项与11间砖瓦房所得的征收款项混同，各方亦未能提交区分新老房屋面积的证据，结合一审法院在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现场勘察的情况及实际，对登记在向秀珍与沈德勇名下的征收款项1741062.86元，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老房与新房各占二分之一即870531.43元。柏富令系沈某2继父，其户籍并未迁入，向秀珍户内原成员为向秀珍、沈某2、卢加书、沈德勇、沈某15人，原告卢加书未能举证证实其对老房进行出资及修建，结合其与沈某22007年结婚后即居住在老房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原告卢加书对老房不享有权利，故对老房的征收款870531.43元不应参与分配。对新房的征收款870531.43元应由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原告卢加书虽与被告沈某2已离婚，但不影响其享有分配的权利，故该款项应当由户内成员即向秀珍、沈某2、卢加书、沈德勇、沈某1各享有五分之一。因此，卢加书享有的份额即为870531.43元÷5＝174106元。因被告向秀珍系户主且实际领取征收款项，故该款项应由向秀珍向卢加书支付。对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向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卢加书支付房屋征收款项174106元；二、驳回原告卢加书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1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卢加书负担3500元，被告向秀珍负担1418元。二审中，卢加书向本院提交了照片3张，拟证明涉案房屋总共16间房，只有4间老房，其余都是新房，新房和老房不在一个地方。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沈某1、张忠珍质证称，这并非新证据，在一审已提交，照片1、2号所显示的房屋在婚前就修建了，照片3的房屋为临时修建准备用来搞养殖并非双方修建。找的福建老板来投资失败以后向秀珍还的款。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判认定卢加书享有的涉案房屋征收款份额是否正确。首先，关于本案征收款项应以几人为基数分配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向秀珍原户内成员包括向秀珍、沈士祥、卢加书、沈德勇、沈某1，柏富令未将户口迁入该户，但柏富令与向秀珍系夫妻关系，其与本案当事人一直共同生活居住在涉案房屋，直至2018年12月（涉案房屋征收后）因病去世，故柏富令应系家庭成员之一，原判未将其纳入分配份额不当，本院予以改判，即涉案房屋征收款应按向秀珍、柏富令、沈士祥、卢加书、沈德勇、沈某1六人进行分配。卢加书上诉称沈德勇不属于家庭成员，对被征收房屋没有出资出力，不应参与分配，因沈德勇已登记在向秀珍户内，对家庭共同财产依法享有分割权，且其与花溪区房屋征收局就涉案房屋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涉案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对于涉案房屋的征收，由向秀珍、沈德勇、张忠珍分别与花溪区房屋征收局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因张忠珍不属于向秀珍户的家庭成员，亦没有证据显示其享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张忠珍用其户头对该房屋进行登记获得征收补偿款，该种行为是否合法尚不确定，故原判不处理张忠珍名下的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又因被征收的16间房屋的征收款混同，无法进行区分，各当事人亦未举证证明新老房屋的具体面积，故原判将登记在向秀珍与沈德勇名下的1741062.86元征收款认定为新房与老房各占二分之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上诉主张卢加书获得的房屋征收款项应按照没有户头的合法建筑的单价来认定，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卢加书应获得的房屋征收款为870531.43元÷6＝145088.57元。综上所述，卢加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向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卢加书支付房屋征收款项145088.57元；三、驳回卢加书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沈某2、向秀珍、沈德勇的其余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18元，由卢加书负担4808元，向秀珍负担1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9元，由卢加书负担7743元，向秀珍负担2836元。对于卢加书多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93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云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钟钦书记员柯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