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3946号原告：刘某贤，女，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陈祥娟、符瑜，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惠儿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191、195号202房自编之二。法定代表人：张某英。被告: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191、195号203房自编之三。法定代表人：张某英。被告：广州昶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塞坝路********之一。法定代表人：张某英。被告：张某英，男，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原告刘某贤诉被告广州惠儿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儿堂公司)、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我妙公司）、广州昶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辉公司）、张某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瑞雪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祥娟、符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昶辉公司、张某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1年5月2日入职广州贵仕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仕公司），从事总经理助理工作，协助张某英和马纯夫妇处理全部关联公司的日常业务。后因公司工作安排，张某英总经理多次在工作内容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变更原告的用人单位。张某英和马纯夫妇二人系贵仕公司、和辉公司、昶辉公司等全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中贵仕公司、昶辉公司、益我妙公司和惠儿堂公司的股东均为张某英，和辉公司当时的股东是马纯的亲戚。自2017年5月起，总经理张某英和马纯陆续开始拖欠原告工资，2020年1月-5月社保也处于异常未缴费的状态，2020年5月为原告办理停保。基于以上情况，2020年4月29日原告以被告拖欠工资等为由提出被动辞职，并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经济补偿，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原告工资，原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依法支付拖欠的工资、报销款、经济补偿等，被告益我妙公司为被告张某英100%持股的自然人独资公司，被告张某英应对被告益我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认定有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差额78171.92元；2、判决被告益我妙公司向原告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差额166474.37元；3、判决被告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昶辉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87943.41元；4、判决被告惠儿堂公司向原告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97714.9元；5、判决被告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向原告支付报销款41170.23元；6、判决被告张某英对被告益我妙公司应承担的上述第1-3、5项款项承担连带责任；7、判决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2877元。四被告无提交答辩意见。本院查明：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5月2日入职贵仕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劳动关系转到广东和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劳动关系转到昶辉公司，于2017年5月1日劳动关系转到益我妙公司，于2019年6月1日劳动关系转到惠儿堂公司。原告主张其职务一直为总经理助理，负责协助张某英及其配偶马纯处理其名下多家公司的日常业务，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从未改变，只是配合张某英的安排，哪家公司有资金方便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保的，就把其劳动关系转到哪家公司，其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原告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表示其长期担任张某英、马纯的助理，自2014年12月起一直同时负责处理其名下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昶辉公司等公司一切事务。但从2018年2月起未足额支付本人劳动报酬，存在发放不足额等情况，同时公司于2020年3月7日后不再为其提供劳动条件，同时2020年1月起未为其缴纳社保费用，上述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现本人被迫无奈要求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与上述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等。原告于2020年4月29日分别向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昶辉公司邮寄上述《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述公司均未签收该邮件。2020年5月8日，原告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20]14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益我妙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工资差额166474.37元；益我妙公司一次性支付原告经济补偿74592.8元；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对上述处理结果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提供了其与昶辉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从2016年12月1日起到法定的或本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工作岗位为总经理助理，工资为10000元/月；等。原告提供了其与益我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从2017年5月1日起到法定的或本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工作岗位为总经理助理，工资为10000元/月；等。原告提供了其社保缴费历史明细，根据上述明细，原告2011年6月至2016年6月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广州协群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广东和辉药业有限公司，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社保缴费单位为昶辉公司，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的社保缴费单位为益我妙公司，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社保缴费单位为惠儿堂公司。原告提供了其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的银行流水，显示昶辉公司、益我妙公司、马纯、张某英的账户均先后向原告转账支付工资。原告提供了其与“张Jeff”（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于2020年3月23日与“张Jeff”发消息：“张总，我的协议如何了？拖了很久了。”“还有，我算过，欠的工资一共是23个月，之前的报销是31715.21，加上后来KK那边大奔的修车款7600、后面有一张报销：1855.02（你签名后，直接寄到了财务代理公司去了），报销一共41170.23。”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张Jeff”发送“结清款项协议书”文件，并发消息：“张总，关于我们之间的欠款部分，我现在按照你之前的意思拟定了两份文件”“你看看，没有问题的话，尽快签订一下”。“张Jeff”回复“收到”。原告称微信“张Jeff”（微信号：×××）为被告张某英的微信号。原告发出的《结清款项协议书》载明：甲方为被告益我妙公司，乙方为刘某贤，担保人为张某英、马纯，约定：鉴于甲方资金不足，尚欠乙方至2020年1月止工资、奖金、公积金、生育金、报销等款项254751.91（其中工资：213581.68，报销41170.23）元整；等。上述协议书并未实际签订。原告提供了电话通话录音及视频，用于证明被告张某英对其工资及报销款予以确认。另查，张某英为惠儿堂公司、昶辉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马纯为惠儿堂公司的股东。被告益我妙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张某英为被告益我妙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权利义务责任主体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惠儿堂公司在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最后与原告确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益我妙公司，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益我妙公司有向原告作出解除或变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惠儿堂公司与原告有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原告除提供社保缴费明细证明2019年6月起由惠儿堂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外，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惠儿堂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其管理，而惠儿堂公司与益我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英，不能排除张某英使用惠儿堂公司的名义为原告缴纳社保的可能，原告仅凭社保缴纳明细主张其与惠儿堂公司在2019年6月后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第三，根据原告的银行流水，被告惠儿堂公司并未向原告转账支付工资，虽然惠儿堂公司的股东马纯有向原告转账支付款项，但在2019年6月前，马纯也有向原告转账的情形，因此，不能以此认为惠儿堂公司曾向原告支付工资。综上，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最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对方为被告益我妙公司，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1日起转到被告惠儿堂公司，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院认定2019年6月1日后原告与益我妙公司的劳动关系依然存续，原告要求被告惠儿堂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该段期间的工资差额也应由被告益我妙公司支付。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仅要求被告惠儿堂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在本案诉讼中要求该段期间的工资由被告益我妙公司和惠儿堂公司共同支付，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本案对此一并处理，因此原告于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均由被告益我妙公司承担。关于工资数额，根据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被告张某英发送的《结清款项协议书》，截止至2020年1月止，工资共213581.68元，该协议书虽未实际签订，但被告益我妙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向本院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的证据材料，也未反驳原告关于欠薪期间及欠薪数额的主张，被告益我妙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采信原告在《结清款项协议书》中对2020年1月前被告益我妙公司拖欠工资数额的计算。关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仲裁委计算2020年2月的工资为9609.71元，原告对此表示认可，众被告也未起诉或到庭提出异议，本院确定原告2020年2月的工资为9609.71元。2020年3月、4月的工资，因2020年春节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家延长春节假期且企业普遍存在延迟复工，结合原告的陈述，被告益我妙公司在春节后也未能复工，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期间，原告未能正常提供劳动的，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按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生活费，因此原告2020年3月、4月工资应按生活费标准计算为1680元/月（2100元×80%）。综上，被告益我妙公司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共226551.39元（213581.68元+9609.71元+1680元×2个月）。关于经济补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原告提供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三份邮件投递记录，用于证明其于2020年4月29日向被告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昶辉公司、张某英、马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其中载明解除的理由是未足额支付工资、未提供劳动条件以及从2020年1月起未缴纳社保费用，解除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且劳动仲裁中也查明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将上述解除通知发送“张Jeff”。结合上述证据，原告向包括益我妙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已履行通知义务，众被告并无反驳原告主张的解除理由及解除时间，且如前所述，本院已认定被告益我妙公司存在拖欠原告工资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解除理由及解除时间予以采纳，被告益我妙公司未足额支付原告劳动报酬，原告因此与被告益我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告的劳动关系涉及变更，被告益我妙公司作为与原告最后确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其未举证证明系因原告原因而变更劳动关系，且原用人单位已支付经济补偿，其也未对原告的工作年限进行举证，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工作年限予以采纳，即原告工作年限自2011年5月2日起合并计算，直至2020年4月30日止。关于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仲裁委认定原告2020年2月前平均工资为9609.71元/月，原告表示对此没有异议，众被告也未起诉或到庭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如前所述，原告2020年3月、4月的工资应为1680元/月，由此计算被告益我妙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应为74592.8元{[（9609.71元×10个月+1680元×2个月）÷12个月]×9个月}。原告认为被告昶辉公司、惠儿堂公司、益我妙公司存在混同用工，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原告要求被告昶辉公司、惠儿堂公司共同支付经济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双倍工资。如前所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惠儿堂公司在2019年6月1日后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被告惠儿堂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报销款问题。原告要求被告益我妙公司、惠儿堂公司共同支付报销款41170.23元，如前所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惠儿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报销款是由于被告惠儿堂公司而产生的，因此其要求被告惠儿堂公司承担上述报销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益我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用于证明其向被告益我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英主张报销款，根据上述证据，原告陈述为张某英的微信、电话通话对象均未对原告陈述的报销款提出异议，被告益我妙公司未到庭提出质证意见，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予以采信，因此，被告益我妙公司应向原告支付报销款41170.23元。原告要求被告张某英对被告益我妙公司应承担的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报销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查被告益我妙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张某英作为被告益我妙公司的独资股东,有义务举证其财产独立于公司,不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现被告张某英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告益我妙公司的财产。对此,被告张某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应对被告益我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张某英对被告益我妙公司应承担的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报销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某贤支付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226551.39元。二、被告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某贤支付经济补偿74592.8元。三、被告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刘某贤支付报销款41170.23元。四、被告张某英对本判决的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诉讼保全费2877元，由被告广州益我妙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某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本案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瑞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 牡叶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