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0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优，男，195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成，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仁生，男，195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芳梅，江苏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小优因与被上诉人朱仁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6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小优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仅因上诉人名下的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房产为120平方米的户型，即认为该套房产为其父亲朱炳坤的拆迁安置房，并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对该套房屋主张权利，要求上诉人返还。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即认定被上诉人对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房产享有权利，并判决上诉人限期将该房产返还给被上诉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2013年10月14日，上诉人的父亲朱炳坤即接收了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户型为12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在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2013年10月14日，朱小优通过抓阄方式选择并接收了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的安置房一套，后实际入住至今”，即认为该套拆迁安置房屋为上诉人所有，该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10月14日，上诉人去抓阄选房，一是由于上诉人父亲朱炳坤已届93岁高龄，二是基于《拆迁补偿协议》上有其父亲朱炳坤和上诉人朱小优两个人的签名，该套房产实为上诉人朱小优与其父亲朱炳坤共有的安置房产。2.上诉人与其父亲朱炳坤共有的安置房产为120平方的户型，拆迁安置协议中40平方照顾面积，不属于被上诉人朱仁生所有。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1段第4行至第8行“此后，经反复协商，镇政府同意在朱炳坤名下增加的照顾朱小生（被上诉人曾用名）40平方米……,安置房户型改成120平方米一套，”，判决书第8页第1段倒数6行至倒数第4行“后在朱炳坤名下照顾朱仁生40平方，与朱小优没有关系，”，该均属于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拆迁政策的规定，享受照顾面积的主体只能是被拆迁人朱炳坤和上诉人朱小优，被上诉人不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不符合照顾面积的享受主体，因此该40平方的照顾面积不属于被上诉人朱仁生；其次，嘉泽村委支书索卫中、金唯华均不是拆迁人，其陈述被上诉人朱仁生享有40平方的照顾面积，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该40平方的照顾面积属于被上诉人朱仁生。3.被上诉人朱仁生称，自己在2017年11月21日向嘉泽镇财政所补缴了26995元，但该笔补缴款与朱小优、朱炳坤名下安置房照顾面积40平方米（单价1000元／平方米）的房款无关。原审判决书第8页第1段第1行至第9行“2017年11月21日，原、被告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结算单》一份......，其余从原告户补偿款中扣除”，该事实认定错误。早在2013年10月14日，上诉人抓阄接收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当天，上诉人与其父朱炳坤名下的这套拆迁安置房已经结算完并款项结清，因此，不存在由被上诉人朱仁生支付朱炳坤名下安置房内40平方照顾面积的房款。4.2017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是经过上诉人授权后，参加了安置房分配的抓阄，而非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3段第4行至第6行“同日下午，原告根据《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通知》……，原告在《房号阄》签名确认。”所认定的被上诉人是根据抓阄通知参与的安置房分配。在2017年11月6日，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向上诉人发出《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通知》，通知上诉人参加大名北苑安置房120㎡通用户型抓阄分配，因安置房分配抓阄过程耗时较长，上诉人怕影响安置房分配的抓阄，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向其出具了委托书，被上诉人才得以参加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而且在《房号阄》签名栏为“朱仁生代朱小优”，也证明被上诉人抓阄行为系代理行为。综上，上诉人与其父亲朱炳坤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应为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房产，而非上诉人名下的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房产，被上诉人朱仁生无权对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房产主张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仁生辩称，一、案涉大名北苑3幢1203室为朱炳坤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本案涉及两份拆迁安置协议，一份户主为朱炳坤（本案双方主体的父亲），该份拆迁协议项下的安置房的户型为120平方米；另一份协议的户主为朱小优，即本案的上诉人。该份协议项下安置房的户型分别为120平方米、160平方米，每个户型代表独立的一户房子。两份协议项下的拆迁补偿及安置房屋费用结算合并在上诉人朱小优名下一起结算。2013年10月14日上诉人朱小优收取了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的安置房，面积为127.82平方米，朱小优占有使用至今。2020年7月21日的一审庭审中朱小优自述了该事实，2012年5月25日的协议中也明确朱炳坤的拆迁安置房折价归并给了被上诉人朱仁生，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予以了认可，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辩称该户房子为朱炳坤接受的安置房，该说法自相矛盾，与事实相悖。2017年11月12日，朱小优通过抓阅的方式取得了大名北苑8幢902室，该房屋面积为168.64平方米。同日被上诉人朱仁生通过抓阄取得了大名北苑3幢1203室的房号，该房屋面积为126.30平方米。上诉人朱小优在2013年收取了一套127.82平方米的安置房，2017年收取了一套168.64平方米的安置房，朱小优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全部取得；那么2017年领取的大名北苑3幢1203室的126.3平方米的显然是朱炳坤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该安置房的归属与受谁的委托去抓阄并无影响，更不因朱炳坤名下的安置房是否在协议或其他文件中明确房号而无法确定，因为朱炳坤的拆迁安置协议是独立的，户型也明确为120平方米，被安置的房屋也应该是独立的，故朱炳坤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为大名北苑3幢1203室，面积为126.3平方米。二、朱炳坤拆迁安置协议项下的大名北苑3幢1203室安置房为被上诉人朱仁生所有。2012年5月25日朱炳坤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的户型为80平方米,当日朱炳坤、上诉人、被上诉人协议将该安置权益作价163000元归并给了被上诉人，当日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价款，该事实一审中上诉人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朱仁生取得了安置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后，嘉泽镇政府照顾被上诉人40平方米，并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抬头乙方处添加了朱小生（即朱仁生），由此被上诉人取得的安置房户型由80平方米更改为120平方米，该事实在一审法院向嘉泽镇政府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故2017年11月12日朱仁生抓阄取号的大名北苑3幢1203室应为其所有。一审法院调查中被调查人员索卫中、金唯华为嘉泽镇政府拆迁工作人员，其在拆迁中的行为代表拆迁人的行为，其证词具有法律效力。故上诉人认为被调查人员的证词不具有证明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朱小优辩称享受照顾的主体只能是本人与朱炳坤不能成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民事合同，其内容只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即合法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朱仁生于2012年5月25日通过归并的方式取得朱炳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权利，替代了协议中乙方朱炳坤的地位，后嘉泽镇政府照顾朱仁生40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内容进行补充、变更，该合同行为并不存在无效情形，故朱仁生有权取得照顾面积40平方米。四、被上诉人在房号阉上书写的“代朱小优"，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代理行为。案涉两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明确了朱炳坤名下的安置房房款的结算在朱小优名下一起结算，于是三套安置房归并在一张拆迁安置结算单下，故抓阄时以上诉人的名义，以及被上诉人在结算时在结算单上也是以上诉人的名义结算并签字的，但并不以此表象而代表该房屋为上诉人所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仁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安置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安置权益）归本人（第二次庭审表示如法院认为增加的4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为双方共有，则要求其中20平方米折价归并给本人，本人支付合理的归并款）。二、判令朱小优向本人返还“案涉房屋”。三、案件诉讼费用由朱小优承担。一审中朱仁生提交了如下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三张以及图片一张，证明图片中的2号房屋登记在朱炳坤名下，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2.从镇房屋拆迁办复印的2012年5月25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证明当时朱仁生、朱小优、朱炳坤与嘉泽镇政府签订了该协议，约定被安置人为朱炳坤1人，安置面积40平方米，定销价购买40平方米，安置房总价126000元，该款项在朱小优的拆迁安置房款中扣除；同时证明在协议签订之后增加照顾面积4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面积由80平方米增加至120平方米；该协议中对原房屋的拆迁以及过渡期的补偿款没有约定。3.2012年5月25日《协议》原件一份，证明朱炳坤对安置房屋通过协议方式进行了析产处理，朱仁生、朱小优及朱炳坤三人一致同意将原约定安置的80平方米房屋转让给朱仁生，作价163000元，朱仁生于当日支付了该款。4.从镇房屋拆迁办复印的《武进区拆迁安置人口审核表》、《2012年3月10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各一份，证明朱小优及其家人应安置人口5人，应安置面积200平方米，照顾安置人口1人，照顾面积40平方米，定销价购买40平方米，合计280平方米，房屋户型为120平方米一套以及160平方米一套；协议中也明确朱炳坤80平方米的安置房款在朱小优的房款中扣除。5.从镇房屋拆迁办复印的抽签房号阄，证明2017年11月份朱炳坤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房屋经朱仁生通过抓阄方式确定为“案涉房屋”。6.《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结算单》、《交款通知单》、《现金解款单》各一份，证明朱小优及朱炳坤名下的三套安置房屋经结算，房款总价441294元，扣除朱小优及朱炳坤的拆迁补偿款，尚应补缴价款26995元，该款由朱仁生缴纳；同时证明《结算单》上载明三套安置房屋包含了朱炳坤名下的房屋安置人口1人，照顾人口1人，定销价购买1人，总面积120多平方米。7.1984年8月30日的《调解协议》原件一份，该协议是在镇调解办所达成，证明当天朱炳坤对其所有的三间房屋进行了分家析产，朱仁生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8.牛塘镇丫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朱仁生在现户籍所在地未享受过安置屋，该证据与《调解协议》共同证明朱仁生符合房屋拆迁办法的照顾对象的条件，所以“案涉房屋”中增加的40平方米属于照顾给朱仁生。朱小优对朱仁生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的房产证有异议，虽然房产证显示为朱炳坤，但因为当时房产证遗失，没有及时补办，可以提供朱炳坤知道房产证遗失之后所作的《说明书》，明确该套房屋归属朱小优所有，并且由嘉泽村委盖章，朱炳坤在上面也签字认可。对证据2即镇拆迁办保存的该协议真实性存有异议，其中补写照顾40平方米，没有写明照顾面积归朱仁生所有；2012年朱小优签署该协议的时候，上面并没有写照顾40平方米的内容，且照顾增加的40平方米安置房屋折价款也在朱小优的拆迁款中扣除。对证据3认为该协议虽然为三人共同所签，也已收到了朱仁生的163000元，但该协议已被朱炳坤之后的遗嘱所取代。对证据4没有异议，但不认可朱仁生所称的安置房屋价款可以从被告房屋的补偿款中扣除。对证据5没有异议，但不认可朱仁生有权代表朱小优参加安置房屋的抓阄选择，该证据间接证明朱仁生是代朱小优抓阄。对证据6中的差额价款26995元事实上由朱仁生交付予以认可，但是有原因的，拆迁办通知去结算的时候，朱仁生主动去把钱交了，拆迁办人员知道其没有签字的权利之后，就让其在签字的时候写了朱仁生代；之后朱小优也去拆迁办问过情况，当时拆迁办对他们的工作失误也道歉了。对证据7朱小优认为应当以朱炳坤事后出具的《说明书》为准。对证据8朱小优认为不能证明朱仁生符合在嘉泽镇安置的条件。朱小优提交了如下抗辩证据：1.2010年11月由朱炳坤出具的《说明书》一份[原件在法院审结的（2018）苏0412民初1012号案件中]，证明拆迁时标注2号房的武嘉字第3726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朱炳坤，但因为房产证遗失后没有及时补办，朱炳坤对此房屋所有权作了说明，进而证明该套房屋归属朱小优所有，并且由嘉泽村委盖章确认。2.《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一份，与朱仁生提交的证据7《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一致，证明该协议是朱小优与镇政府在三套房屋收房后补充签订的，“案涉房屋”属于朱小优所有。朱仁生对朱小优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984年8月30日，对该房屋析产归朱仁生、朱小优及已故的朱小龙所有，朱炳坤无权处分该房屋。同时对朱小优所称对房屋维修翻新的事实不予认可，即使进行了维修翻新，其也只享有对所支出费用的债权。对证据2真实性也无异议，但落款处乙方栏七个字都是朱仁生所签而不是朱小优所称“朱小优”三个字由其所签，补充协议是领了房子到拆迁公司结算的时候他们让朱仁生签的，先签订补充协议再支付26995元差价款。一审法院根据依职权向嘉泽镇拆迁办调取的编号为2012－CQ－03－115、被拆迁户为朱小优的拆迁原始档案材料一册计53页，用于核对双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力。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朱仁生提交的证据1－6复印件均与上述嘉泽镇拆迁办保存的被拆迁户为朱小优的拆迁原始档案材料一致，法院予以确认。朱仁生提交的证据7与上述拆迁原始档案材料中留存的复印件一致，法院也予以确认。对朱仁生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朱小优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上述拆迁原始档案材料中留存的朱炳坤的《房屋所有权证》相矛盾，故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朱小优提交的证据2，与朱仁生提交的以及拆迁原始档案材料中留存的原件相一致，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炳坤系朱仁生、朱小优之父，于2016年1月1日死亡。1994年5月25日，原坐落于嘉泽乡嘉泽村第13队的建筑面积为332.4平方米的房屋登记为朱小优所有（房屋所有权证号武嘉字第3××2号）。同日，原坐落于嘉泽乡嘉泽村第13队的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的房屋登记为朱炳坤所有（房屋所有权证号武嘉字第3××6号）。2012年3月10日，嘉泽镇政府因“状元坊”建设需要，与朱小优签订《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将登记在朱小优户名下的上述房屋予以拆迁，补偿总价款412800元，安置人口5人，应安置面积200平方米，照顾安置1人，面积40平方米，增加定销价40平方米，合计280平方米，户型120平方米、160平方米各一套。2012年5月25日，嘉泽镇政府因同样的理由，与朱炳坤签订《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将登记在朱炳坤户名下的上述房屋予以拆迁，安置人口1人，应安置面积40平方米，购买定销价40平方米，合计80平方米，户型80平方米一套，安置房屋价款126000元。同时，在朱炳坤户的《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六条中添加特别约定“朱炳坤80平方米安置房款126000（壹拾贰万陆仟元整）由朱小优房款中扣除”，朱小优以按印纹印的方式予以确认。所在地村支部书记索卫中代表嘉泽镇政府签名，朱小优在代理人栏内签名。此后经反复协商，嘉泽镇政府同意在朱炳坤户名下增加照顾朱小生（朱仁生曾用名）40平方米，并同意在协议台头添加朱仁生名字，朱仁生在协议落款栏代理人栏内签名予以确认，同时将安置房户型改成120平方米一套。朱炳坤、朱小生的《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签订后的当日，朱炳坤与朱仁生、朱小优父子三人签订《协议》一份，约定：1.80平方米的安置房，产权归朱仁生所有。2.房款共计163000元，由朱仁生一次性支付于朱小优，计算方法为：朱炳坤40平方米，兄弟各一半，朱仁生20平方米，13000元；定销价40平方米，100000元；朱小优20平方米，50000元转让于朱仁生，但13000元从朱小优房款中扣，共计163000元整。3.朱炳坤安置面积80平方米（含在朱小优拆迁补偿协议安置面积中），该房款已在朱小优拆迁补偿款中扣除。该《协议》签订后，朱仁生即向朱小优支付约定的8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折价归并款163000元，朱小优在该《协议》下方签署“当日收款壹拾陆万叁仟元整”的内容予以确认。2013年10月14日，朱小优通过抓阄的方式选择并接收了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的安置房一套，后实际入住至今。2017年11月12日上午，朱小优根据《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通知》，通过抓阄的方式选择了8幢902室（建筑面积168.6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朱小优之女朱婵婵在《房号阄》上签名确认。同日下午，朱仁生根据《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通知》，通过抓阄的方式选择了3幢1203室（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的房屋一套，朱仁生在《房号阄》签名确认。2017年11月21日，朱仁生、朱小优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结算单》一份，约定在朱小优户名下，分别安置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建筑面积127.82平方米）、大名北苑3幢1203室（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8幢902室（建筑面积168.64平方米）的房屋各一套，应补缴安置房屋价款26995元。当日，朱仁生以朱小优的名义向嘉泽镇财政所支付增加的照顾安置40平方米的安置房价款26995元[照顾安置的40平方米房屋应支付价款40000元（单价1000元/平方米），其余从朱仁生户补偿款中扣除]。同日，朱仁生鉴于其协议取得的“案涉房屋”在朱小优的同一张《安置房交付通知单》中，遂委托朱小优一并至镇拆迁办收取“案涉房屋”。朱小优收取朱仁生的“案涉房屋”后，违反《协议》约定，以“案涉房屋”应归其所有为由，拒不向朱仁生返还“案涉房屋”。朱仁生反复催要未果，于2018年2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并责令朱小优限期返还房屋。法院在审理此案期间，依职权向嘉泽村支书索卫中、参与人金唯华进行了调查，其证实因朱炳坤有房产证，安置面积40平方米、购买定销面积40平方米，后在朱炳坤名下照顾朱仁生40平方米，与朱小优没有关系。法院鉴于双方系兄弟关系，建议协商解决争议，朱仁生遂撤回起诉。此后，双方协商未成，朱仁生进一步补充证据，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向嘉泽镇政府进行了调查。2019年12月9日，嘉泽镇拆迁办函告法院，朱炳坤原安置面积为80平方米，后添加照顾面积40平方米，且已办理了结算交付手续。下一步将启动纠错程序，依法追回40平方米照顾面积，但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未启动所称的纠错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朱炳坤名下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归属。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朱小优以2010年11月朱炳坤出具的《说明书》否定该房屋归朱炳坤所有，而认为原房屋已倒塌由其翻建后房屋应归其所有，但该《说明书》中朱炳坤陈述是“从墙至屋顶进行全面返新”，即属于修建。如果系拆除后重新建造，则依法应当履行翻建的审批手续，而朱小优也未能提供，故朱小优的证据尚不足以否定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明效力。相反，拆迁人嘉泽镇政府在拆迁安置过程中，采信了朱炳坤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明效力，进而以有独立的房屋所有权证为由，给予购买定销价40平方米的安置。如果该房屋属于朱小优，则其已享受了购买定销价40平方米的安置照顾，朱炳坤名下再享受购买定销价40平方米的安置照顾就违反了拆迁安置政策，同时也与朱炳坤及朱仁生、朱小优父子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相矛盾。因此，即使朱小优出资对该房屋进行了修建，也仅是对朱炳坤享有债权，朱炳坤名下的房屋应当认定属于朱炳坤所有，故一审法院对朱小优相关的辩称意见不能予以采信。二、关于与朱炳坤、朱小生（朱仁生）签订的《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拆迁人保存的拆迁档案中的该份协议，系嘉泽镇政府作为拆迁人，与朱炳坤所签订，且同意在原协议上进行补充和变更，增加了被拆迁安置人朱小生（朱仁生），增加了照顾安置40平方米。虽然未明确增加照顾的40平方米是对朱仁生的照顾，但事实上该照顾是由于增加了朱小生（朱仁生）作为被拆迁安置人所造成。该协议签订以及变更过程中，作为拆迁人的嘉泽镇政府对于拆迁政策是明知的，对被拆迁安置人的安置条件也尽了应有的审核责任，从而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朱炳坤、朱小生（朱仁生）约定了协议的内容。该协议属于民事协议，是协议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所签订，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拆迁安置政策，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朱小优认为增加照顾安置朱仁生40平方米违反规定且无效的意见是不成立的。同样嘉泽镇在法定期限内也未提交可撤销的证据，事后认为将启动纠错程序、依法追回40平方米照顾面积的说法也是违反上述协议约定的，不能擅自否定协议的效力或者反悔。对朱小优辩称照顾的40平方米安置面积也没有对应到哪一套房屋之中的意见，根据法院依法查明的事实，朱小优于2013年10月14日收取了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的安置房占有使用至今，双方发生争议是在朱小优于2017年11月收取二套大名北苑的安置房屋时，而大名北苑二套安置房屋中仅有一套120平方米的户型，且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该套房屋即简称的“案涉房屋”，故法院对朱小优的该辩称意见也不予采信。三、关于朱炳坤与朱仁生、朱小优父子三人签订的《协议》的效力。该《协议》是父子三人鉴于亲情，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所签订，且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朱炳坤在该《协议》中对安置给其的80平方米安置房的处理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且对折价处理的计算方法和归并一一作了列明，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同时，鉴于上述焦点二的理由，该80平方米不是对朱小优的安置份额，且朱小优在折价归并处理的过程中也获取了差价利益（20平方米安置价为13000元，实际作价50000元出售给朱仁生），并且朱仁生在签订协议后立即履行了足额支付折价归并款项的义务，朱小优也如数收取了朱仁生支付的款项，并且签名予以确认，也足以证明协议各方对折价归并是自愿的。事实上，该《协议》也已履行完毕，且也不具有法定可撤销的情形。退一步说，即使朱小优认为可以撤销，也超过了法定的撤销期限。因此，法院对朱小优辩称80平方米的房屋未出售给朱仁生的意见不能予以采信。四、关于多收取的6.3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归属。拆迁安置的现实可以证明，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仅是安置户型，实际交付的房屋面积与约定的安置户型面积多数存在增加面积的情形。在安置房屋价款结算时，增加的面积（即通常所称的户型差）与安置对象一并结算。本案中，多收取的6.30平方米也是按安置价（650元／平方米，楼层系数0.985）4034元结算的，应当认定其与安置对象具有不可分割性，即该6.30平方米房屋的物权应归属朱仁生。虽然照顾的46.30平方米应付价款与朱仁生实际支付的26995元之间存在差额，且该差额已经从朱小优的拆迁补偿款中进行了扣除，但朱仁生安置的“案涉房屋”，按照安置受让20平方米、单价650元／平方米、定销40平方米、单价2500／平方米、照顾40平方米、单价1000元／平方米、户型差6.30平方米、单价650元／平方米计算，总价为157095元（已扣除朱仁生依法分得的安置面积20平方米、单价650元／平方米），按照“案涉房屋”楼层系数0.985折算，安置房屋应付价款154738.58元，而朱仁生实际支付了163000元和26995元计189995元，朱仁生不应再支付朱小优价款，更不影响“案涉房屋”属于朱仁生的结论。鉴于朱小优不当占有至今，对朱仁生的权益造成了客观的影响，朱仁生要求及时、理由正当，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案涉房屋”所有权系朱仁生通过协议折价归并和安置所取得，朱小优应当及时恢复原状后返还朱仁生。法院鉴于双方系兄弟关系，曾建议进行调解处理，终因双方分歧明显而调解未成。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安置房屋归朱仁生所有；二、朱小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名北苑3幢1203室安置房屋恢复原状后返还给朱仁生。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朱小优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朱仁生）。二审中，上诉人朱小优向本院提交：1.2012年12月15日的房屋拆迁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是针对朱小优、朱炳坤名下被拆迁房屋面积的评估价格。根据该评估报告，朱炳坤名下被拆迁房屋面积为79.89平方米，评估价格为22599元。根据拆迁办与朱炳坤在2012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安置房屋的价格为126000元，面积为80平方，差额部分由朱小优的拆迁款中予以扣除。2.2013年10月14日嘉泽镇拆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安置房交付通知单存根复印件及水电等配套设施开通通知单存根复印件，该份材料的原件留在拆迁办公室的拆迁档案内。根据该两份的拆迁内容显示大名北苑28-甲-903室系对朱炳坤、朱小优的安置，并且在2013年10月14日该套房屋的所有款项均已结清，该套房屋的面积是127.82平方。这份证据是我们从嘉泽拆迁办的档案中拍照取得，并无原件。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对大名北苑3幢1203室享有权利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也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朱仁生经质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房屋拆迁评估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两套房屋拆迁款项合并在一起结算，并不代表朱炳坤名下的房屋为上诉人朱小优所有。因为放在一起结算是基于朱炳坤年事已高，可能存在后期的安置过程中已经身亡，所以拆迁补偿的评估报告放在一起结算。对于安置房交付通知单因为在一审的时候我方也未看到这份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及大名嘉园28栋甲单元903的房子为朱炳坤名下的房屋，且该房屋朱小优自领取之后一直使用至今。朱小优明知朱炳坤项下的拆迁安置房屋已经通过折价的方式给了朱仁生，但故意隐瞒领取朱炳坤安置协议项下的房屋，因此即便28栋甲单元903的房子为朱炳坤协议项下的安置房，基于朱小优自2013年使用至今，为了便于生活出发，本案中三套安置房两套户型为120平方米，既然朱小优在2013年已经使用了28栋甲单元903室房屋，那么在2017年领取的120平方米的大名北苑3栋1203室应当归被上诉人朱仁生所有。二审中，被上诉人朱仁生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炳坤享有原坐落于嘉泽乡嘉泽村第13队的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上诉人虽主张该房屋实际由其翻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朱炳坤虽在2010年11月11日出具了一份说明书，但在嗣后的2012年5月25日，因朱炳坤所有的上述房屋需要拆迁安置，经由朱炳坤、上诉人、被上诉人三方达成协议，朱炳坤对其所有的房屋及其拆迁安置权益进行了重新处置，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亦签字予以确认，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对朱炳坤所有的房屋及其拆迁安置权益应当以该协议作为处置的依据。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权利义务，被上诉人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亦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经被上诉人与政府拆迁部门协商，获得1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被上诉人据此主张1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及基于该权益取得的相应的房屋符合2012年5月25日三方协议的约定。对于照顾安置面积40平方米的问题，因就该问题政府拆迁部门已经函复法院表示会进行后续处理，应当由政府拆迁部门按照规定予以处理，本案不予理涉，在政府拆迁部门未作处理前，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拆迁安置协议的效力并无不当。在朱炳坤、被上诉人拆迁安置过程中，拆迁安置部门将朱炳坤、被上诉人作为一户落实安置政策，并重新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相关协议中并未具体指定嘉泽镇大名嘉园28幢甲单元903室作为朱炳坤的安置房屋，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确认案涉嘉泽镇大名北苑3栋1203室归被上诉人所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朱小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朱小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希夷审 判 员 卢文忠审 判 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骆云辉书 记 员 张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