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9民终6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敬川,男，汉族，1956年10月7日出生，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杨文军，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强，男，汉族，1966年6月1日出生，住。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孟兰，女，汉族，1966年1月20日出生，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杨建华，河北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向晨，男，汉族，1964年5月26日出生，住沧州市运河区。 —2—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陈更显，河北沧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敬川、李孟兰、刘国强因与被上诉人胡向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敬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军、上诉人李孟兰、刘国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向晨二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敬川上诉请求：1、撤销（2019）冀090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2、诉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8年6月份，沧州市的张洪伟找到肃宁县的李进营（张洪伟与李进营原为师徒关系），由张洪伟出资，由刘国强（李进营女婿）、李孟兰（李进营女儿）负责办理、协调土地拍卖事宜。7月2号竞拍成功肃宁县国土资源局编号（2008）2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8784平方米，单价227.68元每平米，总价200万元。用的资质为沧州市财苑房地产开发公司。张洪伟与财苑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关系实为挂靠关 —3— 系。财苑公司成立肃宁分公司全权处理此项目的开发、销售事宜。经理为李阳。楼房开盘之前，张洪伟资金紧张，张洪伟为尽快实现资金回笼。与其师傅李进营协商以2250元每平米的单价由其负责12套商住楼一栋楼盘的销售，先为项目支付一半的价款。具体由其女儿李孟兰、李兰会负责。由于二人的私人关系甚密，且在该项目的开发中存在合作。为了避嫌，张洪伟与李进营二人商定由黄敬川代替李进营签字。且向黄敬川言明：该合同与黄敬川没有任何关系，其仅仅是代为签字，黄敬川只是帮二人一个忙。之后，张洪伟把公司的公章、购房合同都交给其销售人员李兰会、李孟兰负责，以财苑公司肃宁分公司的名义分别与邱香伟、王洪海七人签订了购房合同共计卖出11套房屋，第十二套房屋的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是李孟兰的名字，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把该房屋手续交付李孟兰。该12套购房合同均已在肃宁县房管局备案。客户的购房款也汇到了财苑公司肃宁分公司的账户。至于该笔款的流向，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流入黄敬川的账户而是汇入了财苑公司的账户。在（2019）冀090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庭认证事实有一处错误，在判决书第五页认证事实：全部工程完工通过验收合格全部房款交齐，其中“房款”二字是错误的，我方的 —4— 原始合同中和原告方在法庭呈交的原始合同此处均为“房产交齐”，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因为房产交齐预示原告方的债权追讨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期限，原告方己无权再追讨，法庭的认证事实的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仅以一纸涉嫌伪造的、无效、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要求上诉人黄敬川承担责任是严重错误的。该合同的签字人并非上诉人。且该合同并没有执行，更何况在该合同签订之初张洪伟就明确告知上诉人该合同于上诉人没有任何效力。我方在一审过程中已申请对该伪造合同的签字进行鉴定。这是当事人正当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如此关键的证据上敷衍的态度是严重违法的。其不舍于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任何人都没有向法院提供伪证而不受追究的权利。任何证据都没有不辨真伪而随意被采纳的特权。另外，此案为发回重审的案件，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了重申需要查明的事项：1、追加田广卿、高金生为共同原告。2、涉案房屋现状及交付数量，是否再次被卖出，以谁的名义卖出，放款由谁占有。一审法院完全违背了二审判决的指示。没有追加田广卿、高金生为原告。在查明尚有一套合同房屋未交付的情况下依然固执地维持原一审判决结果。在查清房屋由财苑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与邱香伟、王洪海七人签订了购房合同共计卖出11 —5— 套房屋，该买房款由李孟兰和财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占有的情况下，依然判决黄敬川独立承担责任。其枉顾事实和法律，任性裁判的行为理应得到纠正。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法律给当事人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 刘国强、李孟兰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沧州市运河区（2019）冀090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 事实及理由： 一、上诉人与开发商张洪伟有着特殊的关系，张洪伟是李孟兰父亲的徒弟。2008年6月张洪伟找到李孟兰的父亲（李进营）商议振兴花园土地的拍卖事宜，上诉人负责肃宁土地拍卖事宜的运作，张洪伟出资于2008年7月2日竞拍得到振兴花园小区的土地使用权，上诉人和张洪伟商议决定一起开发此小区，张洪伟并承诺小区开发完后只要赚钱就有李进营、刘国强、李孟兰的房和钱，在开发中上诉人负责办理小区建设肃宁一方的一切事务，如小区的审批、拆迁、筹建、售楼等，在小区开发时于2009年10月成立了肃宁分公司，小区楼房开工之前张洪伟提出资金紧张想把前面的整栋商业楼提前预售出去，可以提前回笼一份资金。此事交由刘国强负责，由于小区 —6— 位置不佳无人购买，为了解决资金难题，最后李进营决定出资买下整栋商住楼，由于张洪伟与李进营的特殊关系，为避人耳目与张洪伟商议好，由上诉人的亲家黄敬川出面与张洪伟签订一个购房合同，并说明此合同纯属代签不负任何责任，也不要任何报酬，纯属帮张洪伟、李进营的忙。合同签订之后张洪伟让李孟兰负责商住楼的销售与楼房销售款的收取。楼盘开盘后张洪伟让刘国强、李孟兰留下一套住宿房将来居住，李孟兰在商住楼的销售中留下了一套，并告知张洪伟，张洪伟承诺最后一起进行结算。每一次拨款都是与张洪伟的会计张汉武直接办理，第一次是合同签订当天的300000元，其余三次是主体工程的在建期间，分别是30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由于建材供应紧张，工期进度缓慢，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2010年12月底如期交房。在2011年春天主体完工之后，张洪伟又提出把商住楼的第七套首层隔出一半作为将来物业用以及商住楼的地面不再粘瓷砖，不再帮助商户办理贷款，让上诉人李孟兰办理好上述事宜，承诺亏损部分一起结算，最后一次拨款时是2011年8月12日，该时间正是小区楼房交款交房的时间段，2011年8月12日张洪伟让会计张汉武来肃宁售楼处与我商议商住楼的房款和我们与张洪伟合作开发小区后的 —7— 利益所得，以及我们里外两套房的事宜，在售楼处他说大老板（张洪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再拨五十万所有一切都清了，你看行不行。我提出“还有地面瓷砖，没给商户办贷款和隔出物业房的等等一些事”，最后经过商议决定，我再拨二十万，所有的一切全部结清，我们两套楼房的手续等到小区全部验收完以后再给我们。2016年周拥军、张汉武、张超找到我们，说给我们两套房的手续，但是却说虽然在肃宁开发他们挣钱了，但是肃宁之后他们到别的地方开发赔钱了，赔的还不少。想让我们再给他们一部分钱，然后把两套楼房手续给我们。因为2011年己经算清，所以我们没有答应，之后在2017年1月5日就发生了我被公安局传讯的事情，原因是黄敬川涉嫌合同诈骗，在公安局我如实讲述了黄敬川如何替我们与张洪伟签订合同的事以及签订合同之后他没有参加任何的房屋销售及钱款收取，讲述之后，公安局负责人员拿着一份笔录就让我按手印签字，我说看看笔录，负责人说这都是你说的，不需要看，没办法我就签了字并按了手印。 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坚持案涉房产的房款已经清结的主张，其实尚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在肃宁县售卖过程中的售楼员王某能够证实在2011年8月12日交付房 —8— 款200000元缘由的，但是原审法院没有准许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在2020年7月30日的庭审中，原审被告的证人王某就在庭外等候，庭审调查阶段李孟兰坚持要证人出庭作证，而法庭却以没有提前申请为由拒绝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原审法院以“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仅凭加盖张洪伟个人印章印章用以证明房款己经付清，证据不足”的判断是错误的。由此也会产生错误的判决。 （一）原审原、被告提供的主要证据《合同》的第四条都一致，只有原告方的合同下方的甲方的张洪伟签字处与我方（被告方）不一样，而原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一审法庭原、被告双方持有的《合同》的第四条均为：“预购条件：开工前10月底预付定金30万元，一层封顶完毕后交至50%（含定金30万元），预售证发放后10日内办理按揭贷款完毕，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全部房产交齐。”而一审法庭的判决书中的认证事实却是《合同》的第四条为：“预购条件：开工前10月底预付定金30万元，一层封顶完毕后交至50%（含定金30万元），预售证发放后10日内办理按揭贷款完毕，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全部“房款”交齐。”这其中的房款和房产是确定买卖双方中哪方义务的关键，但只要结合“预售证发放后10 —9— 日内办理按揭贷款完毕”这一前提条件就能分析出到底是买方交房款，还是卖方交房产？因为订立合同时说好的是商户能够办理银行贷款，贷款转入卖方后剩下的就是买方对银行的按揭还款义务，而与买方无涉；而卖方必须的义务就是履行按期交付房产的义务。木案历经多次审理上诉人（被告）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被告一方提供的证据与原告方明显对抗时，原告应当对此进一步举证，也就是说，原告应当对所提供《合同》的真实性负责，否则，该《合同》不予认定。就原审被告所提供的《合同》而言，被告一直认可在没有开发商的配合下并没能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在开发经营期间都认可刘国强、李孟兰对商品房的售卖行为；《合同》的第七条“由甲方负责办理房产证土地证等，乙方负责承担相关费用，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这一条款在双方持有的合同中都是相同的，在庭审中也己经查明，无论是11.5套还是l0.5套商业房均没有办证至黄敬川名下，除其中一套办理至李孟兰名下外，均分至其他业主名下。那么，原告法院就应当查明，案涉房产是否办理到了黄敬川名下或者为什么没有办证至黄敬川名下，不问及原告是否全部履行义务却要让“买受人”黄敬川承担还款责任，因此（2019）冀0903民初3328 —10— 号民事判决是一个盲从的判决、显失公正的判决。刘国强、李孟兰在开发经营过程中是实际的开发合作人，就商业房又与张洪伟（或财苑公司）存在包销合同关系。若要黄敬川承担支付房价款的义务就应当看出卖方是否己经履行了应尽的合同义务，出卖人并没有将案涉房屋交付给黄敬川更没有颁证至黄敬川名下，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是出卖人的根本性违约。原审判决就此无一论述，而判决黄敬川承担给付责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二）原审判决中对原告存在的违约行为采取另案处理的方式，以规避原告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法律责任。本案己经历经二审，二审法院发还中建议追加刘国强、李孟兰为被告，那么，对刘国强、李孟兰就此次庭审中的主张和证据都应当一并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没有按照中院的裁定意见进行审理，因此也是错误的。原审被告李孟兰当庭提交了案涉不动产的设计图纸，该图纸中明确显示商业用房为12套，并无物业用房的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开发者不仅擅自设立警卫室，又将第九号门店房改为物业用房，是为了满足综合验收的新设条件。原告被告提供《设计图纸》的目的就是证明开发者存在违约（擅自改动第七套第一层的原有设计、将第九套改变使用性质），而在 —11— 原审判决中对于被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只字未提，这样的判决当然令人难以信服！无论作为何种合同都可能存在双方违约的情形，被告提供的证据以证明原告方违约，作为居中裁判者总要给出一个采信或者不予采信的理由吧？！合同的一方主张另一方违约，属于合同纠纷的正常抗辩，该抗辩成立可以抵消债务或达到驳回对方诉讼请求的效果。在2009年2011年期间刘国强夫妇已经支付了百万余元的房价款，该部款项覆盖全部商业门店楼，至2016年业主能够办证时己经相距六年有余，房价已经从原来的2250元变成了8000元左右，此间的溢价70余万元左右，但是，“开发方”不顾及业主身份的刘国强夫妇的反对，私自进行暗箱操作，商房变物业房，这种野蛮行为严重损害了刘国强夫妇的合法权益’结合《设计图纸》“开发方”的违约行为昭然若揭！原审判决却对此视为无物！上诉人一再强调，李孟兰的9号门店房己经开票，小区内2-3-201室已经为刘国强开票，就此实事，原审法院应当说明情况或责令其提供售楼时的相关票据存根，已查明案件的相关实事，但是，原审法院对此又是不闻不问。这只能制造出一个偏袒的判决。 （三）原审法院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尤其是关于诉讼时效 —12— 方面的意见，不予采纳、不予理睬，更是错误判决的根本。原审庭审中，原告提供的向黄敬川催要房价款的时间是2016年1月9日，但是在庭审中原告录音笔上显示的时间是2009年7月1日，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视听材料证据材料有着明确的规定，存在瑕疵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也要求录音应当播放原始载体。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既不能证明向黄敬川催要过欠款，更不能证明黄敬川认可收到过房屋。原告提供的《备案证明》即房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而原告最初以财苑公司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4月，民法总则颁布实施的时间是2017年10月1日，在此之前仍然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原告的录音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从2011年8月12日至2017年4月起原告方的债权主张己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此，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又是不予理睬，只字未提！ （四）原审庭审中被告着重提出了，法院应当向运河区工商管理部门调取财苑工商注销登记材料的意见，以便查明该笔“债权”是否客观存在。关于向工商机关调取财苑工商相关注销材料的目的，主要在于查明肃宁县的开发项目是否还有应收账款未收回，公司注销时的财产分配情况。查明 —13— 上述情况对于胡向晨是否具备原告资格、该笔债权是否客观存在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原审法院却在开庭后的第八天迅速作出了判决，而判决中对于被告提出的上述要求，又是只字未提。作为一份代表法律和公正的判决书，应当说理充分，裁判有据，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本案的原审判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只字未提，这其实也说明被告的证据是非常有利的，只是不能提及，如果提及就无法作出令原告满意的判决。 （五）原审判决最大的错误在于片面地、断章取义地使用肃宁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内容。1.2017年1月5日李孟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共叁页，在第二页中李孟兰说明了张洪伟来肃宁县开发的原因，以及刘国强李孟兰夫妇在本次开发中的角色，以及为什么要让其亲家黄敬川出面购买门市楼的原因，以及门市楼交付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支付1200000元房价款情况；虽然在第三页中的第一行给李孟兰记载的是“大概有八十万左右，具体数我不知道，因为沧州财苑公司没有给我具体的平米数，我也不知道多少钱”而就是在这句定格线白址面却出现了手写的一句话“还剩余多少钱没有结清”，但是这段文字并没有按上李孟兰的手印，显然这句话并没有得到李孟兰 —14— 接受询问时的认可。另外，作为公安机关，结合先前内容中的问答，也不应该出现这样不规范的询问用语，该种询问语显然存在诱供取向。2、2016年12月3日黄敬川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真实的陈述了其亲家刘国强叫他签字的实事，与张洪伟见面的实事，亲家与张洪伟是合作关系的实事，其木人没有交预付金的实事，财苑公司人员找我（黄敬川）调解李孟兰还钱的实事。而原审判决只引用黄敬川笔录的“合同是他签的字，盖的手章”；李孟兰笔录的“合同是她委托黄敬川签订的，定金和房款是她支付的，没有支付清，一共支付了1200000 元”。原审判决只是在笔录中挑选如此判决有利的只言片语，而没有综合分析整个笔录的全部内容和意思表示。比如说，李孟兰说是她本人委托黄敬川签的合同，而黄敬川说是受刘国强委托，这一矛盾如何排除，一审判决不予理睬；即使李孟兰承认尚欠八十万元左右，那原审法院为什么不依据此，判决李孟兰承担呢？3、法庭上出现的黄敬川、李孟兰询问笔录的情形属于证据取得手段不合法。如果属于法院依申请而调取，请法院继续调取受害人的报案材料，如果属于报案人自行向肃宁县公安局调取则属于证据取得手段不合法，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也进一步证明“还剩余多少钱没有结清”存在倾向性、存在指 —15— 向性。4、关于李孟兰、黄敬川在2016年底2017年初的在肃宁县公安局的笔录，是在原告方故意诬陷黄敬川合同诈骗，而分别传讯黄敬川、李孟兰，传讯后证实黄敬川不存在合同诈骗。李孟兰的笔录内容被原告在一审开庭时作为证据，李孟兰当庭看到笔录全部内容发现与传讯时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不符，当庭提出质疑且不认可，这一点请二审法院审理时给予重视。 （六）张洪伟挂靠财苑公司名义并与刘国强夫妇合作开发的行为并不当然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上诉人有大量证据证明合作关系存在。诚然，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房地产的开发主体，这一形式要件必须满足，但是，运作和实际投资人未必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当出现纠纷时法律应于干预或评价，合作关系的证据有：上诉人持有的设计图纸、售楼电话申请单（李孟兰身份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设工程整改通知书、关于振兴花园小区地源热取暖申请、日照分析报告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肃宁县项目申请报告等均能证实刘国强夫妇是合作者而非无关人员，案涉收据中均有“黄敬川（李孟兰）”的记载就更加证明了案涉房屋的主体是上诉人夫妇，而非黄敬川。 —16— （七）基于该案的特殊性，请二审法院被上诉人胡向晨等人到庭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第143条对此有明确地规定，只有胡向晨出庭与上诉人进行对质就能查清案件形成的原因、各方关系的真相、案件的真正案由等，恳请，二审为查明事实真相传唤所有原审原告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按撤诉处理！ （八）本案的真正面纱并未真正揭开，仓促判决黄敬川承担给付责任，实属自相矛盾！很简单，让黄敬川承担买卖合同的责任，那么，案涉的10.5套门店房是交付给了黄敬川呢？还是已经给黄敬川办理了房产权属证书？这些都没有，如果，要想把本案作简单化处理，那么，必须查明的首先是出卖方是否己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否则，让一个无干的人承担合同责任，必然是错误的判决。一审法庭没有按照中院裁决审理，既然中院在裁定中依法追加李孟兰、刘国强为被告，那么李孟兰、刘国强在这小区开发中所作的一切包括所得房产（商住楼第九套、二号楼××单元201）均属涉案，应一并审理，而一审法庭却不予理睬，这种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另外在7月30日的一审庭审中原告律师有违规行为，致使我们的证据失真，就此事我方决定向有关机关举报，特请二审法庭注意。 综上，请二审法院详查明察，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 —17— 胡向晨未答辩。 胡向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房款11495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到执行完毕止）；2.诉讼费用、诉前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19日，财苑公司（甲方）与黄敬川（乙方）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在肃宁县城内拟建振兴街西侧振兴花园小区，小区东侧临振兴街有二层商住楼一栋，砖混结构，12个单元户，面积约1050平方米，每平方米2250元。2009年10月底前开工，2010年12月底前竣工交付乙方使用，开工前10月底预付定金300000元，一层封顶完毕后交至50%（含定金），预售证发放后10日办理按揭完毕，全部工程完工通过验收合格全部房款交齐。财苑公司的委托人张洪伟在甲方处签字，黄敬川在乙方处签字并加盖个人印章。2009年10月19日财苑公司收到黄敬川定金300000元。2010年3月14日财苑公司收到李孟兰（黄敬川）定金300000元。2010年4月15日财苑公司收到李孟兰（黄敬川）定金250000元。2010年4月27日财苑公司收到李孟兰（黄敬川）定金200000元。2011年8月12日财苑公司收到李孟兰（黄敬川）定金200000元（注：李孟兰提供的其持有的该收据第二联 —18— 加盖了张洪伟个人印章）。李孟兰（黄敬川）共计向财苑公司付款1250000元。 2014年11月13日，案涉房屋经竣工验收合格准予备案。根据合同约定，案涉商住楼共12个单元户，亦称12套门市。因设计有小区大门，实际建成应为11.5套门市（0.5套是指小区大门上边的2楼一间门市），原告实际交付被告10.5套，其中一套（8号）作为物业用房未向被告交付，原告主张的房款亦不包括该套门市。2015年6月19日，肃宁县方正房产测绘所对案涉房屋作出《房屋面积测绘报告》。根据该《报告》，财苑公司实际交付给被告的商住楼面积共计1066.46平方米，价款合计2399535元（2250元/平方米×1066.46平方米）。 2016年12月3日，黄敬川在肃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其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合同是他签的字，盖的手章，是他的亲家刘国强让他签的字，刘国强和李孟兰是夫妻关系，其本人对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清楚。2017年1月5日，李孟兰在肃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其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合同是她委托黄敬川签订的，定金和房款是她支付的，没有支付清，一共支付了1200000元。 另查明，胡向晨系财苑公司股东。2016年7月26日，财 —19— 苑公司在沧州市运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本院2017年4月13日立案受理了原告财苑公司与被告黄敬川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冀0903民初962号]。在该案中被告一方亦提交合同一份，与原告持有的合同区别在于该合同中没有写明房屋面积，其他内容一致，因财苑公司已注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了其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关于买卖合同双方的主体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地产的开发主体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然人个人目前不可以开发房地产。三被告均主张张洪伟与财苑公司系挂靠关系，但未提供证据。即使被告主张的挂靠关系成立，在挂靠关系中，张洪伟对外需以财苑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合同的当事人应为财苑公司与被告黄敬川。被告辩称，张洪伟是该案的真实当事人，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均认可黄敬川系受刘国强、李孟兰的委托签字，房款也是李孟兰支付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 —20— 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被告黄敬川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财苑公司签订合同，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财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双方的代理关系，因此，财苑公司可以选择被告黄敬川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且选定后不得变更。 第二，关于原告胡向晨的主体资格问题。现财苑公司已注销登记，被告黄敬川作为债务人在该公司注销前负有债务，胡向晨作为财苑公司的股东，有权向被告黄敬川主张权利。财苑公司尚有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是否应当共同参与诉讼，无明确法律规定。本院已责令原告胡向晨提供其他股东的相关信息，以便通知其参加诉讼，但胡向晨未能向本院提供，原告亦表示不能提供。参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被依法注销后其享有的财产权益应如何处理的若干问题的解答》(2006年5月25日沪高法民二[2006］6号)相关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解散后，股东应当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后，公司归于消灭。由于经合法清算后的公司剩余财产，由股东依法进行分配后归股东所有，因此，股东在公司注销后，发现公司对外尚有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益的，可以自己的名义依法提起诉讼，主张权利；鉴于 —21— 股东主张原公司对外享有的债权或财产权益，与股东之间就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分配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除非原公司全体股东愿意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外，法院一般无需追加全体股东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如多个股东就不同一笔债权或财产权益分别提起诉讼，法院可合并审理。提起诉讼的股东实现权利后，该债权或财产权益原属于公司财产，应当归属于全体股东，由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或法律规定进行分配。因此，胡向晨作为财苑公司的股东之一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本院对原告胡向晨要求被告黄敬川给付购房款1149535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黄敬川辩称，原告胡向晨只能主张其44%的权利，不能主张全部，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国强、李孟兰辩称，张洪伟与财苑公司系挂靠关系，本案中所涉及的财产权益，是不是财苑公司的，应当以财苑公司在2016年提出的注销材料为根据。本院认为，即使张洪伟与财苑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亦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本案不予涉及。 第三，财苑公司向被告交付房屋以及尚欠房款数额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案涉商住楼共12个单元户，亦称12套门市。但实际建成11.5套门市（0.5套是指小区大门上边的 —22— 2楼一间门市）。原告实际交付被告10.5套门市，其中一套（8号）作为物业用房未向被告交付，原告主张的房款亦不包括该套门市。被告主张系9号门市未交付，原告认可8号门市未交付。《房屋面积测绘报告》显示，其中8号门市标注为物业用房，双方如对未交付的房屋有争议，应以《房屋面积测绘报告》为准。原告向被告少交付一套门市，违反合同约定，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但该责任属反诉内容，被告未提出反诉，可另寻途径解决。财苑公司向被告实际交付的商住楼面积共计1066.46平方米，价款合计2399535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1250000元，被告尚欠1149535元未付。被告刘国强、李孟兰庭审中提供2011年8月12日第二联加盖了张洪伟个人印章的收据，用以证明张洪伟表示至此房款已经全部付清。被告的举证目的与李孟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且该收据除了多加盖张洪伟一枚个人印章外，其他内容与原告提交的第一联内容一致，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仅凭加盖张洪伟个人印章用以证明房款已经付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国强、李孟兰另辩称，2号楼单元楼（3单元201室）财苑公司已经开发票给刘国强，但未向刘国强交付。该房屋不在案涉合同的约定范围，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 —23— 及，被告可另寻途径解决。 被告黄敬川在肃宁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向其询问时已承认合同上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手章亦系其加盖，本院对其在本案中申请笔迹及手章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敬川给付原告胡向晨房款1149535元及利息（利息自原告起诉之日2018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4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黄敬川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胡向晨在该案的一、二审诉讼过程中一直未到庭参加过诉讼。本院本次审理期间，第一次确定庭审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并按照双方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邮寄送达传票，传票中明确“本人必须到庭”。但给 —24— 被上诉人胡向晨邮寄的传票被退回。庭审之日，上诉人黄敬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向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到庭参加诉讼。经与被上诉人胡向晨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律师联系，其本人称由于家中老人病危，无法到庭，庭后递交代理词。该日，本院依法单独对上诉人黄敬川、刘国强、李孟兰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一方称在上诉状中已明确要求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强烈要求再次传唤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到庭参加诉讼，以便对有关事实进行核实。本次询问后，本院主审法官多次与被上诉人胡向晨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律师电话联系，要求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出庭接受询问，并电话通知韩冰律师到本院，当面讲明被上诉人胡向晨依法必须到庭接受询问。之后，本院第二次按照双方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邮寄送达传票，确定2020年12月22日下午三点进行第二次庭审，传票中再次明确“本人必须到庭”。但给被上诉人胡向晨邮寄的传票再次被退回。庭审之日，上诉人黄敬川、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向晨仍未到庭参加诉讼，韩冰、陈更显律师作为胡向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经询问，被上 —25— 诉人胡向晨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律师称不清楚未到庭原因。本院询问被上诉人胡向晨的二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委托诉讼代理手续是否是胡向晨当面委托，韩冰律师称委托诉讼代理手续是胡向晨原来公司的员工周拥军给的，没有见到胡向晨本人。陈更显律师称委托诉讼代理手续不是胡向晨当面签的，是周拥军给的韩冰律师，并称“我核对了一审的胡向晨的笔迹，和周拥军给韩律师的笔迹是一致的。”本院经向上诉人黄敬川、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三人询问，三上诉人称“胡向晨二次传唤均拒不到庭，只能说明胡向晨并未提出过本案的诉讼，甚至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 —26— 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核实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义务。本案被上诉人胡向晨在该案的一、二审诉讼过程中一直未到庭参加过诉讼，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一方在上诉状中已明确要求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就有关事项当面对质；本院依法两次传票传唤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必须到庭参加诉讼，并在此期间，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多次联系沟通要求其本人到庭，但被上诉人胡向晨本人一直未到庭参加诉讼；另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陈更显律师均承认委托诉讼代理手续并非胡向晨当面委托，而是他人转送。以上情形，导致上诉人黄敬川和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对该案诉讼的真实性明确提出异议。基于上述事实，被上诉人胡向晨是否作为原告真实提起了诉讼高度可疑，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当事人身份真实性的前提下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支持被上诉人胡向晨诉讼请求的判决显属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 —27— 二、驳回被上诉人胡向晨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514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胡向晨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290元退还上诉人黄敬川和上诉人刘国强、李孟兰。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郭景岭 审判员  冷树青 审判员  高玲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