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2959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7240611759）。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盛莫路。 法定代表人：张争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金，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飞，男，198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祥，宁波市北仑区岩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汤孝笛，男，198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 被告：宁波市北仑区晨浩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6MA2GQECU7J）。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庐山中路15号5幢2楼5号。 法定代表人：王杰，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联服装公司）为与被告王飞、汤孝笛、宁波市北仑区晨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浩服饰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262546.70元(差旅费1524元、差额赔偿31340元、迟延交货违约金21406.80元、空运费32719元、延期导致另购材料支付157396.90元、返工费用19684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制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2个月，未能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王飞答辩称：1.本案所涉服装为原告委托被告王飞加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理清；2.双方于2019年11月19日签订的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约定四款面料的空运费由被告王飞负担，但原告主张的空运费并非协议中约定的四款面料，被告不应承担原告主张的空运费;3.原告支付给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的30000元是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的另外业务（由被告王飞介绍）的价款，并非本案所涉款项，原告请求返还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汤孝笛答辩称：被告汤孝笛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汤孝笛仅是协助被告王飞工作，原告称被告汤孝笛与他人发生纠纷致货物被扣不属实。 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答辩称：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签订了四份加工合同，但该四份加工合同均未实际履行。原告支付给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的30000元并非该四份合同的价款。上述四份合同签订大约半个月后，被告王飞另将原告佳联服装公司的一笔业务介绍给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原告佳联服装公司为此支付了30000元，被告晨浩服饰公司也应原告要求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 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经被告王飞介绍，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9月15日、9月27日、10月12日签订了四份加工合同。8月13日签订的合同的约定的款号有15198134（数量1176件、单价10.50元、总金额12348元）,9月15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款号有15198893（数量1790件、单价16元、总金额28640元）、MCT2068（数量884件、单价10元、总金额8840元），9月27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产品款号有39400/A39400（数量2579件、单价23元、总金额59317元）、39431/A39431（数量1776件、单价18.50元、总金额32856元），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原告提供的该合同无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印章，但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称确在四份合同上均加盖了印章）约定的产品款号有39346（数量795件、单价14元、总金额11130元）、A39346（数量331件、单价14元、总金额4634元）、39340（数量686件、单价16元、总金额10976元）。四份合同均约定，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加工完毕后，将货物送到原告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货的，推迟一天扣除合同金额的1%作为违约金。原告在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后45天后付款。上述四份合同并非由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履行。原告实际将货物交由被告王飞加工，被告王飞将货物委托至安徽省阜阳市加工。2019年10月21日上午11时7分许，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汤孝笛沟通：“你要不先开3万发票给我吧，我安排付2万给你。你急的话”，被告汤孝笛回复“可以谢谢啦”，原告回复：“那你今天开好寄出来，赶紧”，被告汤孝笛回复：“好的”，同日12分2分许，被告汤孝笛微信询问原告“让他开五万好了老板娘”，原告回复“那你开啊”，被告汤孝笛回复“好的”，原告回复“但是没有那么多好付啦，我尽量多付”。2019年10月22日，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向原告开具了一份金额为金额为45188元的增值税发票（应税劳务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分别为：衬衫加工费、15198893、1790、14.159292035，司马克连衣裙加工费、15198134、1176、9.2920353982，司马克连衣裙加工费、15205751、400、9.2920353982），原告分别于2019年10月25日、28日向被告晨浩服饰公司支付20000元、10000元。因与阜阳加工方发生纠纷，被告王飞于2019年10月29日通过微信通知原告“在跟他们商量怎么提这个货，现金是百分之百了，就不知道要加到多少了，刚还在说要我们36呢，我都怕了”，原告询问“你们之间没有合同嘛？”，被告王飞回复“我在他们这里能有什么办法？关键我做不了主，都他们在说，没合同的”。2019年11月6日，被告汤孝笛通过微信通知原告“明天过来给货提了吧老板娘真的天天头疼”，同日，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王飞沟通“就是到期的一个和奶牛，这个钱我3万已经付了……”，被告王飞回复“昨晚小汤给我打电话了说，你20W把这里的货带走，我们另外的帐不要你付，我们自己付”。11月8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汤孝笛询问：“跟你确认一下，15198134款和15198893款，还有2068的背心都是这家做的是不是？”，被告汤孝笛回复“是的”。2019年11月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争光及技术人员乘火车转汽车到安徽省阜阳市处理该批货物事宜，原告向第三方支付加工费共计175660元。同日，原告与被告王飞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因汤孝迪的个人行为引起我司需要直接对接第三方拿货。现经三方同意，我司直接将与汤孝笛和王飞的加工制造合同中的款号39400/A39400、39431/A39431、39346/A39346、39340这几款大货的款项以合同价格直接现金支付给第三方姬苗苗，现将货物拿走。至此，三方之间无任何货物纠纷，此4款的对应的货物所有权归宁波佳联服装有限公司所有。汤孝迪答应将现金部分的发票开给我司并会派人来回修此笔大货。同时佳联厂与宁波市北仑区晨浩服饰有限公司所签署的以上款号加工合同合约到此款项结清，由此造成的四款空运费、多付的差价以及所有其他损失将由王飞、汤孝迪承担，三方签字”。该协议书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张争光、被告王飞签字，被告王飞另代被告汤孝笛签字。39341/A39341、39340、39346/A39346款通过空运方式出运，原告为此支付空运费28349元。 另查明：原告于2019年11月1日与浙江欣森纺织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两份，约定原告向浙江欣森纺织有限公司购买39400款、39431款面料，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108309.80元，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之前，浙江欣森纺织有限公司于11月18日向原告开具了两张金额为57798.45元的增值税发票。宁波海曙宏利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向原告开具了一张金额为41800元的增值税发票。 以上事实由原告佳联服装公司提供的四份加工合同、原告与汤孝笛、王飞的微信聊天记录、付款凭证（原告付款给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增值税发票一份（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开具给原告）、协议书、收据、交易流水（付款175660元给姬苗苗）、汽车票、火车票、宁波中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运费通知及增值税普通发票、空运费支付凭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三份（浙江欣森纺织有限公司开具给原告两份，宁波海曙宏利纺织品有限公司开具给原告一份）及原、被告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之间签订了四份书面合同，但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与被告王飞签订的协议书中所涉及面料的款号、单价、数量和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所涉材料的款号、单价、数量一致。另结合原、被告陈述，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签订的四份合同实际相对方为被告王飞，也即上述四份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对被告王飞均有法律约束力，王飞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的差价31340元的问题，根据协议书，原告向姬苗苗支付的款项是按照合同价格支付，无法体现出原告因此较合同约定多支付价款，原告主张此处差价存在134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向被告晨浩服饰公司支付的30000元是否为原告为履行该四份合同所支付的款项问题，被告王飞、晨浩服饰公司均称该30000元为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之间另外的业务往来款，并非属于原告主张的该四份合同中的款项。但是，从该30000元的支付时间来看，为原告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签订的四份合同期间；从被告晨浩服饰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发票来看，发票上的应税劳务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与四份合同约定完全一致；从原告与被告汤孝笛（虽无证据表明汤孝笛为合同的相对方，即使如此，依汤孝笛自认，其也的确参与了本案合同的履行）、王飞的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与两被告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内容、所涉事项均指向该30000元为履行该4份合同的款项。从另一方面来讲，被告晨浩服饰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诸如与原告的收货单、送货单、原告指示其开具与实际业务不相符的增值税发票的相关信息等）证明其与原告在此期间存在业务往来。综上，本院认为该30000元为原告为履行与被告王飞之间的加工合同所支付款项，现全部加工费已由原告直接支付给安徽代加工方，被告王飞应当将30000元予以返还。 被告王飞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当赔偿损失，赔偿金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双方可以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合同中即有此种约定，该种计算方式是对损害赔偿总额的预定，当其低于或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时，当事人可请求人民法院调整。现原告已经提出了请求被告赔偿因迟延交付产生的空运费、差旅费等各项具体损失，再行主张迟延交付违约金系重复主张违约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损失明细，本院认为，1.差旅费，根据合同约定，被告王飞应当将加工好的服装运送至原告处，但因被告王飞未能妥善处理其与实际加工方的关系，造成原告前去阜阳处理，原告为此支付的差旅费应当由被告王飞支付，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交通费发票，酌情认定差旅费为1000元。2.空运费，原告与被告王飞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了因货物迟延造成的四款货物迟延的空运费由被告王飞负担，原告提供了相应运费发票、支付凭证、运费通知，且运费通知上记载的货物型号、起运时间能够与合同相关记载相印证，本院确认原告空运费为28349元。3.返工费用，原告主张王飞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后期返工支付19684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4.因延期导致另订购辅料费用157396.90元，原告以市场价格购买辅料的行为本身，难谓之损失，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货物因被告的迟延履行已丧失或部分丧失市场价值，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57396.9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汤孝笛的责任问题，协议书中虽有被告王飞代被告汤孝笛的签字，但被告汤孝笛并未追认，对被告汤孝笛并无约束力，被告晨浩服饰公司虽与原告签订了四份合同，但其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请求被告汤孝笛、晨浩服饰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飞返还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加工费30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王飞赔偿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差旅费1000元、空运费28349元，合计29349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5238元，由原告宁波市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负担4054元，被告王飞负担11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红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徐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