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5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晓丽，女，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飞飞，男，197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爵美名盟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何忠信，执行董事。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华永，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投资大厦****。法定代表人：倪泽望，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投资大厦****iv>法定代表人：张键，董事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裕华路融慧园11-A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高晓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华永，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意德，男，197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哲，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高晓丽、上诉人刘飞飞、上诉人爵美名盟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爵美公司，合称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新公司，）、被上诉人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红土公司，合称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美公司）、原审被告吕意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4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晓丽、上诉人刘飞飞、上诉人爵美公司、原审被告玖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华永、被上诉人深圳创新公司、被上诉人深圳红土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丽、原审被告吕意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哲、周阳上线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晓丽、刘飞飞、爵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二被上诉人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1.第一轮及第二轮增资协议所约定的玖美公司上市时间均为2015年12月31日前，即“如果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股权”。由于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上市，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对赌回购条款即被触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自2011年二被上诉人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入股后，玖美公司一直将公司各时期的经营情况、资产利润负债表等文件向二被上诉人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作为玖美公司股东，二被上诉人对玖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的情况是明知的。因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上市，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对赌回购条款即被触发。二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1日获得了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原价回购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权，但二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起诉之前，并未向公司或大股东提出回购主张，已超过了3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其回购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为股权回购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故二被上诉人可在2015年12月31日后随时要求回购义务人进行回购实属对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错误。诉讼时效系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事权利当事人有权向债务方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但是若将主张权利的时间设定过于长久，则法律机关必须就已经发生很久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将耗费更多的法律资源，也避免对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关系发生颠覆。在法律已经设定了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未及时请求法律机关保护其权利，可以视为其以行为对法定权利进行放弃。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2.关于二被上诉人所述其于2017年11月27日向玖美公司及高晓丽发送回购主张《律师函》的情况，因高晓丽在2015年底离开中国，其并未收到该《律师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本案中，二被上诉人称因了解到协议约定的高晓丽送达地址无人居住，故向玖美公司地址一并邮寄了《律师函》，因高晓丽并未授权玖美公司作为签收《律师函》的主体，高晓丽并未收到该《律师函》。二被上诉人邮寄《律师函》的行为并不能在法律上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即便是二被上诉人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因回购价格已约定年息12%的收益，高晓丽不应再承担支付违约金责任。一审判决既支持二被上诉人股权回购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又支持支付二被上诉人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二轮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第1.7条约定：“如果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额本金加上年息12%的收益”。《补充协议二》回购价格约定的年息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高晓丽、吕意德关于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二轮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二轮增资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二者的性质均为对二被上诉人股权投资款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违约金的性质主要是补偿性的，有限度地体现惩罚性。三上诉人认为二者可以选择适用，但不能同时主张。高晓丽对于玖美公司未能上市并不存在过错，在玖美公司经营不善时，通过其个人关系并以家庭的财产作为担保向相关公司和个人借款超过1亿元投入玖美公司，还将家庭所有的全部房产抵押贷款供玖美公司使用。实因市场环境的持续变化和不可预见的商业风险，导致玖美公司未能达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要求。即便是高晓丽应承担回购股权的义务，其也不应再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一审判决既支持二被上诉人股权回购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又支持支付二被上诉人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三、玖美公司并非作为高晓丽、刘飞飞家庭公司经营管理，案涉债务也并非基于夫妻共同意思产生。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1.玖美公司并非作为高晓丽、刘飞飞家庭公司经营管理，2011年二被上诉人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入股后，玖美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由各方分别派驻董事、监事，并聘请专业团队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将玖美公司各时期的经营情况、资产利润负债表等文件向二被上诉人及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其中高晓丽作为董事长，是按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进行宏观管理，主要是筹措资金，保障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吕意德作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刘飞飞虽然作为大股东高晓丽委派的董事，但是刘飞飞并不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因高晓丽长期居住在美国，也因为成立董事会的人数要求，刘飞飞被其委派为玖美公司董事。刘飞飞只是代表高晓丽列席参加公司董事会，主观上并没有管理玖美公司经营事务的意思表示，刘飞飞自身投资经营其他多家公司，担任其他多家公司总经理、董事，实际上也并未参与目标公司管理。2.本案所涉债务是为玖美公司经营所负债务，并非刘飞飞、高晓丽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二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高晓丽将玖美公司经营活动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事实上，自2013年经营以来，玖美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且对外负有巨额债务未清偿，玖美公司没有任何经营利润，更没有经营所得，高晓丽并未获得任何收益，更没有将公司经营活动收益用于家庭生活。3.在高晓丽、刘飞飞均不认可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借未生效的《承诺函》，认定刘飞飞知悉高晓丽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回购约定，即认定刘飞飞实际参与玖美公司管理，属事实认定错误。夫妻共同经营是指生产经营活动系夫妻双方基于共同意志协议经营，具体到实践中可以体现为共同决策、共同经营、共同投资等特征。但事实上刘飞飞有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参与高晓丽作为大股东的玖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其知悉股权回购约定，并不代表其实际参与玖美公司管理，其更没有共同经营管理玖美公司的合意。本案债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所规定夫妻共同债务。4.二被上诉人明知刘飞飞并未参与玖美公司经营管理，为达到让刘飞飞承担支付回购款义务的目的，特意于2018年4月23日起草了一份《承诺函》，对回购款的支付作出了具体要求，并要求刘飞飞在此《承诺函》上签字。若刘飞飞一直参与玖美公司经营管理，二被上诉人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刘飞飞认为其单方的承诺未经其他各方协商同意，特别是回购义务人、大股东高晓丽的同意，不能作为最终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故刘飞飞在该《承诺函》签字，并在该《承诺函》的签字处先行注明：“以上条款以最终双方协议合同签定为准生效”。一审法院也认可该《承诺函》仅具有意向书的性质，并不具备合同约束力。但一审法院又以该《承诺函》中对股权回购的支付作出了详细安排为由，认定刘飞飞实际参与玖美公司经营管理。《承诺函》条款均为二被上诉人起草，刘飞飞因认为该《承诺函》尚未满足生效条件，对其内容并未过多关注。一审法院以未生效的《承诺函》认定刘飞飞实际参与玖美公司经营管理属事实认定不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刘飞飞应就高晓丽回购义务及相应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爵美公司对股权回购款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1.《爵美名盟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以下简称《股东决定》）该份股东会决议程序违法，上面仅有玖美公司公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爵美公司也未盖章确认。且该《股东决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而无效，一人公司依法不能为其母公司担保。一审法院依据该份股东会决议认定爵美公司应为玖美公司股权回购事宜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任何法律依据。2.即便该份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因爵美公司是玖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资产属于玖美公司所有。二被上诉人作为玖美公司的股东，依据《股东决定》及《关于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回购之担保协议》（以下简称《担保协议》）主张以爵美公司的资产为其股权回购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玖美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该《担保协议》因违法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协议》合法有效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请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共同辩称，一、一审法院就诉讼时效问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确认。理由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二被上诉人享有的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高晓丽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但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二》中仅约定了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成立条件，未对高晓丽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作出约定，故若玖美公司未能如期获准上市，则自2015年12月31日以后，投资人可随时向高晓丽要求回购股权。此外，三上诉人二审中主张可以参照增资协议第15.2.2条确定相关履行期限，二被上诉人认为：增资协议第15.2.2条是针对协议解除条件的约定（任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并在30天内不予更正的，或发生累计两次或以上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而非对二被上诉人回购请求权行使期限或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期限或其他具有履行期限事项的约定，三上诉人关于参照该条款确定相关履行期限的主张，明显缺乏依据。（二）二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加盖有中国邮政业务专用章的EMS快递单、《律师函》可证明二被上诉人确于2017年11月10日向高晓丽、玖美公司邮寄《律师函》，明确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欧阳华永律师（同为本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担任玖美公司监事）代表高晓丽于2017年11月27日的复函以及欧阳华永律师一审当庭陈述也可证明高晓丽确已收到二被上诉人的《律师函》，且欧阳华永律师代表高晓丽的复函中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回购义务，因而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二被上诉人给予的宽限期届满即高晓丽、玖美公司收到前述《律师函》满十日之次日开始计算，后二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三）关于高晓丽未收到上述《律师函》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以及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关于邮寄送达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6号《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特快专递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但缺乏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者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请示的复函》中曾指出：“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本案一审中，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快递单及其载明事项、以及欧阳华永律师复函已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要求，可以证明二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10日已经依法向高晓丽主张了权利，且收到了欧阳华永律师以高晓丽受托人名义的复函；高晓丽虽否认收到《律师函》且否认委托欧阳华永律师复函，但该主张与复函内容不符，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定相冲突，二被上诉人有理由信任欧阳华永律师的复函系受高晓丽委托。因此，即使二被上诉人行使回购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约束，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二被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高晓丽主张了权利，三上诉人关于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超出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此外，关于三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未向高晓丽增资协议预留的地址邮寄《律师函》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认为：1.增资协议第13.2条约定，“协议各方同意，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通知，以书面送达方为有效”。因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邮寄《律师函》，符合协议约定的送达方式。2.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是否主张过权利，而不在于是否向约定地址送达主张过权利。增资协议第13.3条约定“通知送达下列地点或传至下列传真号码或发至下列电子邮箱视为有效送达”，该条款意在明确向协议约定地址邮寄通知，无论受送达人是否签收或拒绝签收，依然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但并未排除协议各方可以向其知晓的对方其他地址送达通知的权利，且二被上诉人的该项权利属于法定不得限制权利。3.本案中，上诉人代理人一直主张高晓丽2015年底离开中国，如其主张属实则可推导出高晓丽未在上述地址居住，且未告知二被上诉人变更后的地址；在此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向高晓丽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控股股东的公司地址邮寄《律师函》，可以有效保证高晓丽知悉被上诉人的回购要求，正向引导双方解决回购纠纷，避免其权益受到损害，且其律师的复函也表明，高晓丽确已收到《律师函》。诉讼时效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四）此外，刘飞飞和爵美公司后续出具/签署的《承诺函》《担保协议》、玖美公司作出《股东决定》也可协助证明二被上诉人在回购条款触发后主张了回购权利，上诉人才会就回购事宜不断作出回应和处理。二、关于违约金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违约金问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确认。（一）关于违约金的合同依据，《二轮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和《二轮增资协议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轮增资协议书》中的违约条款应适用于《二轮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高晓丽未及时履行回购义务，已构成违约，其应按照投资总额的10%向二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2%的利息是回购价格，其不具有违约金属性，三上诉人关于二者不能同时适用的主张没有依据。（二）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庭审及书面答辩状中对违约金的主张为二被上诉人诉请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其从未主张过违约金标准过高应予以调整；且二审中也未就其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提供任何证据。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仅为投资款的10%，明显未超出法律法规规定和交易惯例。回购系因上诉人违约而引起，且上诉人在二被上诉人要求回购后拖延至今未履行，进一步损害了二被上诉人合法权益和预期利益，并导致二被上诉人支出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诉讼成本，该等诉讼成本按照协议约定本应由上诉人一并承担，但二被上诉人并未要求、已主动减轻了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且上诉人存在假借协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妄图通过离婚规避共同债务的恶劣行为，其主观拖延逃废债务动机明显，其调减违约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三）上诉人于庭审中主张回购利息和违约金之和超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上诉人以民间借贷利率规定约束对赌纠纷，没有法律依据。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2条第2款对此进行了否定：“在确定违约责任时，尤其要注意依法适用违约金调整的相关规则，避免简单地以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作为调整依据”。第50条更是明确要求：“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二被上诉人认为，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价款约定的股权溢价，实质上是当事人双方在股权转让关系中对标的股权价值的预估，兼顾对投资方固定投资收益的担保，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而不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利率保护上限的规定。本案中，即使参照民间借贷四倍利率上限，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回购利息和违约金之和也明显未超出法律法规规定和交易惯例。三、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案涉协议签订于高晓丽、刘飞飞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飞飞自案涉协议签订至今均为玖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和工商登记的董事，玖美公司属高晓丽、刘飞飞二人共同经营。根据二被上诉人的举证情况，刘飞飞对于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是明知的，其参与了玖美公司的共同经营，案涉债务属于高晓丽、刘飞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其一，高晓丽为玖美公司工商登记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飞飞为玖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和工商登记的董事；高晓丽、刘飞飞在签署案涉协议时已在协议正文和附件中明确确认刘飞飞为玖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管[相关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两轮增资协议第八条、第9.2条、第十二（二）条、《附件一：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陈述和保证》]，该事实已足以认定玖美公司是高晓丽、刘飞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公司；其二，刘飞飞签订了案涉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高晓丽、吕意德关于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其具有共同签署协议的合意；其三，股权回购条款触发后，刘飞飞对二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也可证明刘飞飞对高晓丽签订第一轮、第二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明知并予以认可的；庭审中高晓丽、玖美公司、刘飞飞主张此系刘飞飞以玖美公司董事身份所作出的保证，此亦可侧面表明刘飞飞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且知悉并同意诉争债务；其四，本案庭审中，三上诉人从未否认刘飞飞知晓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并主张刘飞飞作为高晓丽代表的身份参与玖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提出二被上诉人有关回购的《律师函》也是由刘飞飞转交；以上三上诉人一系列主张均可说明刘飞飞实际参与了玖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是明知的；其五，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信息，高晓丽、刘飞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共同经营其他企业，如北京半山亭广告有限公司（刘飞飞持股92%、高晓丽持股8%，刘飞飞担任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高晓丽担任监事）、北京东飞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飞飞持股80%、高晓丽持股20%，刘飞飞担任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高晓丽担任监事）；三上诉人代理人亦于一审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主张高晓丽将其家庭所有的全部房产抵押贷款供玖美公司使用，该等房产既然为家庭所有自然为高晓丽、刘飞飞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第7页玖美公司《2016年12月31日财务基本情况表》“负债总额科目”包括“应付半山亭公司本金27515602.93元”、“应付半山亭公司利息7255335.73元”。以上事实均可进一步证明高晓丽、刘飞飞一直共同经营企业，所共同经营企业间存在资金往来，经营企业所得财产和所负债务亦均应由其夫妻二人共同享有和承担。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同时，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解释》第一条列举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和‘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作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两种情形，除此之外，共同做出口头承诺、共同做出某种行为等也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若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如存在出具借条时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归还借款本息等情形的，可以推定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本案中，上诉人高晓丽、刘飞飞有共同的意思表示，且债务源自于共同生产经营或共同投资，因此，本案债务应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刘飞飞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飞飞、高晓丽此后离婚与否，并不影响对债务性质的认定。此外，刘飞飞签署的《承诺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飞飞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承诺函，对原股东的回购义务予以确认，并同意支付二被上诉人投资本金4500万元，该承诺明确包含对高晓丽回购义务的认可或事后追认，并已构成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二被上诉人认为，《承诺函》中“以上条款以最终双方协议合同签订为准生效”的表述意思是针对分期付款方式和未付利息即编号1-6条款，并非针对整个承诺函，不影响刘飞飞作出的同意支付回购款承诺的效力；对不明确的条款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如果如三上诉人所主张的将其理解为以双方签订协议作为生效条件，则其可以主观决定是否同意签署协议，从而任意决定该承诺的效力，只要不同意签署协议其就可以永远不付款，付款条件永远不成就，这不是给自己设定义务，而是给自己免除义务，明显不符合刘飞飞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承诺函的本意。四、关于爵美公司担保责任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就爵美公司担保责任问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确认。（一）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不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首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能否为股东债务提供担保无明确规定，基于合同自由原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为股东债务担保。其次，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立法目的是限制关联交易，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属于关联交易，可能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表决，不能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同时为了避免控股股东滥用表决权，损害小股东利益，该条第三款规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可见，该法并不禁止关联担保，而是通过公司内部治理中的特别决议机制来实现对关联担保的风险控制。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只有唯一的股东，不存在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者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再则，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自然无法成立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其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尚未分离，均由公司所有者即唯一股东行使，而公司为他人担保的决策权属于公司所有者的权利，既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行使股东会的全部职权，就应当包括作出公司为股东债务担保的决定。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不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玖美公司已就爵美公司该担保事项作出《股东决定》。（二）爵美公司《公司章程》未就对外担保程序作出特别规定。根据三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爵美公司《公司章程》，其中未对爵美公司对外担保应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作出任何规定。综上，既然公司法第十六条作为一般规范而言对一人公司无适用的必要，而且公司法分则的特殊规范中亦未对一人公司为其股东或其他人提供担保作相应规定，根据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念，以及从适应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尊重交易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出发，在章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允许一人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其他人提供担保，爵美公司为高晓丽提供的担保有效，三上诉人关于爵美公司担保无效以及该担保事项应由玖美公司股东会决议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提供担保是否构成股东抽逃出资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认为，抽逃出资是指公司成立后，股东将其出资从公司抽回的行为。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属于或有债务，并不必然会发生，抽逃出资是指股东将其出资从公司无偿取回，导致公司责任财产的减少，而本案中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最终责任人是高晓丽，即使爵美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也有权利向高晓丽追偿，并不必然导致其责任财产的减少。因此，本案中爵美公司为高晓丽提供担保，不能认定为构成抽逃出资。（三）爵美公司历史上亦曾为玖美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过担保。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第44页《酒美网银行短期贷款明细表》显示爵美公司曾以其自有房产为玖美公司北京银行贷款提供过抵押担保，爵美公司、玖美公司已以其实际行为表明一人有限公司可以为股东或其他主体提供担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意德述称，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补充意见如下：一、根据增资协议第15.2条的约定，我方认为该约定是可以参照作为在协议当中对履行期限的补充约定。在合同有效明确对一般性违约行为作出约定情况下，本案回购权应当自2016年1月30日开始。因此我方认为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二、二被上诉人作为投资人，作为股东享有投资回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约定回购价款比较高，达到12%，加上10%的违约金，年化利率已经接近于最新司法解释的利率上限，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二审法院应当予以调整。玖美公司述称，同意三上诉人的意见。补充一点，在合同中对于发生违约行为之后30天不予更正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履行回购义务的合理时间应当根据合同第15.3条推定为2015年12月31日到期之后的30天。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晓丽向二被上诉人支付股权回购款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受让二被上诉人所持玖美公司24.45%的股权［具体构成：向深圳创新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3500万元及利息（其中2500万元从2011年9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1000万元从2012年11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向深圳红土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1000万元，从2013年2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高晓丽向二被上诉人支付未按约定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违约金450万元；3.判令玖美公司、刘飞飞、爵美公司、吕意德对高晓丽应支付的回购款、利息与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高晓丽、玖美公司、刘飞飞、爵美公司、吕意德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1日，深圳创新公司与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资方（甲方），高晓丽、吕意德作为原股东（乙方），玖美公司作为标的公司（丙方），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书》约定：玖美公司现有登记股东为高晓丽、吕意德，其中高晓丽持有公司85%的股权，吕意德持有公司15%的股权；深圳创新公司同意以总额2500万元向玖美公司进行投资，成为玖美公司股东，取得玖美公司20%的股权。协议另约定了各方若违反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在该协议的附件一《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陈述和保证》上载明：“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飞飞作出如下陈述和保证……”承诺人处有刘飞飞、高晓丽、吕意德之签名。同日，深圳创新公司与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资方（甲方），高晓丽、吕意德作为原股东（乙方），玖美公司作为标的公司（丙方），共同签署《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约定：如果玖美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分红）。2012年11月，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作为甲方，高晓丽、吕意德作为乙方，玖美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二轮增资协议书》约定：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向玖美公司投资2000万元，投资完成后，深圳创新公司持股比例为19.2%，深圳红土公司持股比例为5.43%，高晓丽持股比例为62.76%，吕意德持股比例为7.34%，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45%。协议另约定了各方若违反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在该协议的附件一《高晓丽、吕意德及刘飞飞的陈述和保证》上载明：“高晓丽、吕意德及实际控制人刘飞飞作出如下陈述和保证……”承诺人处亦有刘飞飞、高晓丽、吕意德之签名。2012年11月，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作为甲方，高晓丽、吕意德作为乙方，玖美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补充协议二》约定：如果玖美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全部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金额本金加上年息12%的收益（单利，扣除甲方历年所获分红），其中深圳创新公司第一轮2500万元投资额本金的回购计息期自2011年9月3日起至回购款支付日止，深圳创新公司第二轮1000万元投资额本金和深圳红土公司1000万投资额本金的回购计息期自投资款到账次日起至回购款支付日止。协议并约定本轮投资完成后，《补充协议一》中的回购条款终止执行，以及《二轮增资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二》为准，协议未约定，但《二轮增资协议书》中有约定的，按《二轮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执行。2011年9月2日，深圳创新公司向玖美公司账户支付投资款2500万元，2012年11月16日，深圳创新公司向玖美公司账户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2013年2月6日，深圳红土公司向玖美公司账户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后玖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2017年11月10日，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委托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张东旭律师向玖美公司、高晓丽邮寄《律师函》，要求高晓丽、玖美公司见函十日内履行回购义务。2017年11月27日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欧阳华永律师向张东旭律师发送《律师函》，表示受玖美公司、高晓丽委托就前述《律师函》进行复函，复函称受政策影响，现酒美网面临经营困境，玖美公司正在与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协商后续事宜。一审审理中，高晓丽表示自己从未收到上述张东旭律师的《律师函》，亦从未委托欧阳华永律师复函。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称因了解到协议约定的高晓丽送达地址无人居住，且高晓丽系玖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向玖美公司地址一并邮寄了《律师函》，高晓丽则称约定送达地址有人居住，自己未收到上述邮件，是通过刘飞飞取得了复印件，复函亦是应刘飞飞要求出具的。因欧阳华永律师系本案高晓丽、刘飞飞、玖美公司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经一审法院询问，其表示本认为是玖美公司及高晓丽委托其复函，但事后高晓丽及玖美公司不认可。2018年4月23日，刘飞飞作为承诺人向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根据《增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一》，《二轮增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二》，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合计向玖美公司投资4500万元，如玖美公司在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完成上市，原股东应回购投资方所持玖美公司股权。现承诺人对前述回购予以确认并同意向投资方支付回购款，未付利息将进一步商议（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500万元，在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在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500万元，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2000万元）。如承诺人未能按时支付回购款的，承诺人一次性付清全部回购款；如发生投资人认为危及其债权或承诺人可能丧失或降低履行能力的情形时，承诺人将一次性付清全部回购款。该承诺函签名处刘飞飞手写签名并加注“以上条款以最终双方协议合同签订为准生效”。一审审理中，刘飞飞认为依据其手写加注字迹，双方尚需签署正式协议，该《承诺函》并未生效；二被上诉人则认为，该《承诺函》系刘飞飞所作债务加入的单方允诺，作出即已生效，手定字迹仅表明分期还款的时间及利息需协商，而非针对整体《承诺函》。2019年4月10日，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作为甲方，爵美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署《关于北京玖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之担保协议》（以下简称《担保协议》），约定：爵美公司系玖美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因玖美公司未能按照原协议的约定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已触发原协议内约定的回购条款，高晓丽、吕意德应当按照原协议的约定回购甲方持有的玖美公司股权，玖美公司对回购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爵美公司同意就回购义务人的回购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共同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甲方为主张权利承担的必要合理成本。玖美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出具的《股东决定》载明：同意公司为高晓丽、吕意德在《投资协议》中应承担的股权回购义务向深圳创新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不可撤销的共同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及深圳创新公司及其关联方为主张权利承担的合理成本。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各方均认可玖美公司并未完成减资程序。高晓丽、刘飞飞认可协议签订时二人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二人已于2019年4月16日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所涉《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均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依据《补充协议二》约定，本轮投资完成后，《补充协议一》中的回购条款终止执行，即涉案投资款回购事宜应依据《补充协议二》的内容确定相关各方权利义务。上述协议约定，如果玖美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全部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金额本金加上年息12%的收益（单利，扣除甲方历年所获分红），其中深圳创新公司第一轮2500万元投资额本金的回购计息期自2011年9月3日起至回购款支付日止，深圳创新公司第二轮1000万元投资额本金和深圳红土公司1000万元投资额本金的回购计息期自投资款到账次日起至回购款支付日止。现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均已依约履行投资义务，而玖美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已触发回购条件。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要求高晓丽履行回购义务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而高晓丽应否承担回购义务；二、关于《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中违约金的约定是否适用于回购条款，进而高晓丽应否支付违约金；三、玖美公司是否负有回购义务，应否就高晓丽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吕意德是否回购义务人，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对其的主张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其应否就高晓丽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刘飞飞应否就回购义务人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担保协议》是否有效，进而爵美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对于焦点一，依据《二轮增资协议书》的内容，在签署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时，高晓丽对玖美公司的持股比例为68.51%，属持股超过三分之二的控股股东，依通常理解应认定为大股东，且《补充协议二》行文中亦多次出现“大股东高晓丽”的表述，故高晓丽作为大股东应负有回购义务。高晓丽所称其经常居住于国外未参与公司管理，且事后积极补救等，均非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合法抗辩事由，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关于高晓丽提出深圳创新公司与深圳红土公司的诉求超出诉讼时效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回购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回购义务人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但《补充协议二》中仅约定了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条件，未就回购义务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且亦无法通过合同法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履行期限，故若玖美公司未能于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在上述日期后可随时要求回购义务人进行回购，根据在案2017年11月27日张东旭律师向玖美公司及高晓丽发送的《律师函》，可以确认深圳创新公司与深圳红土公司要求高晓丽、玖美公司见函十日内履行回购义务，欧阳华永律师针对上述《律师函》的复函亦表明玖美公司与高晓丽对此做出了回应，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回购义务，因而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二被上诉人给予的宽限期届满即高晓丽、玖美公司收到前述《律师函》满十日之次日开始计算，后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要求高晓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回购款利息有部分起算时点有违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依照合同约定予以调整，高晓丽主张二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高晓丽称未收到上述《律师函》，亦未委托欧阳华永律师进行复函。但首先，依上文所述，因双方并未约定回购义务履行期限，故即便高晓丽所述属实，亦只是表明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尚未明确要求其履行回购义务，而不会产生对方诉求超出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其次，结合高晓丽一方所述取得张东旭律师《律师函》的过程，欧阳华永律师复函中关于受高晓丽及玖美公司委托的相关表述，高晓丽与刘飞飞的身份关系以及高晓丽系玖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等，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关于高晓丽已经收到上述《律师函》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并对此予以确认。故而高晓丽该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二，《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均已明确约定各方若违反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诉争回购义务的约定见于《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上述补充协议中虽无违约金约定的内容，但均约定：本协议未做约定，但《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有约定的，按照相应约定执行。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对该表述的文义理解，双方作出如上约定的目的意在表明《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分别系《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的一部分，虽出于某种考虑将回购事宜约定于补充协议内，但本约合同与补充协议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因而对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回购义务的违反亦应属于本约合同所约定的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要求高晓丽支付投资额10%的违约金45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晓丽等答辩称补充协议并未约定未履行回购义务的违约金故其无需支付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三，《补充协议二》确实约定，如果玖美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有权要求其回购所持公司股权。在合同效力方面，经审查上述约定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故高晓丽、玖美公司关于上述约定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在合同履行方面，二被上诉人作为玖美公司股东，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玖美公司履行回购股份之义务亦应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之要求，就本案而言，玖美公司并未完成减资，不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条件，若支持二被上诉人该项诉求，即要求玖美公司承担回购义务或支付基于回购义务而产生的违约金，则相当于让玖美公司股东变相抽逃或部分抽逃出资，有违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对二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另主张玖美公司应对于高晓丽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此主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对于焦点四，前文已述，涉案投资款回购事宜应依据《补充协议二》的内容确定相关各方权利义务，《补充协议二》仅约定了公司或大股东的回购义务，故本争议焦点的核心在于吕意德是否应认定为玖美公司的大股东。对此，一审法院持否定观点，理由如下：其一，本案各方所有协议中均未对“大股东”进行明确界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亦未对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概念予以明确。二被上诉人主张可参照上市公司公告的相关管理规定，以持股5%以上的股东认定为大股东，但玖美公司并非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运营，特别是股权架构及交易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故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难以采纳。因而对于涉案协议中“大股东”的认定，应结合玖美公司自身的股权架构，并结合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加以确定。本案中，依据《二轮增资协议书》载明的股权架构，深圳创新公司持股比例为19.2%，深圳红土公司持股比例为5.43%，高晓丽持股比例为62.76%，北京临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45%，而吕意德在此轮增资前持股比例为8.77%，此轮增资后持股比例为7.34%。按照通常理解，吕意德持股份额尚不足以称之为“大股东”。其二，《补充协议二》行文中多次出现“大股东高晓丽”的表述，因而相应回购条款中大股东应指高晓丽更为符合合同缔结时各方的认识和理解，此亦可从二被上诉人曾在诉前即2017年向高晓丽及玖美公司提出回购请求，却从未向吕意德提出该主张的事实得以佐证。结合上述论述，一审法院认为，吕意德并非约定的回购义务人，二被上诉人要求吕意德承担连带回购义务及赔偿违约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五，二被上诉人据以主张刘飞飞承诺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有二，其一，其通过签署《承诺函》同意加入诉争债务；其二，诉争债务系其与高晓丽的夫妻共同债务。以下分而述之：关于《承诺函》问题，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经审查《承诺函》的内容，核心为刘飞飞对涉案协议的回购予以确认并同意支付回购款，确有债务加入意思表示，而债务加入亦确可通过第三人单方承诺的方式实现，但本案中刘飞飞在签名处的手写加注内容“以上条款以最终双方协议合同签订为准生效”，实际上表明了自己不即刻受上述承诺约束的意思，而双方需就此另行签订合同，因此上述《承诺函》仅具有意向书的性质，并不具有合同约束力，二被上诉人要求刘飞飞依据《承诺函》承诺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涉案债务，确已显著超出家庭日常生活，但依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系用于高晓丽、刘飞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亦系基于夫妻共同意思产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首先，回购债务的产生系在高晓丽与刘飞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高晓丽系玖美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而《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及相应附件一均明确载明刘飞飞系玖美公司高管、实际控制人，对此刘飞飞两次均在附件一上签字确认且并未提出异议，庭审中刘飞飞虽表示其不参与玖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其上述抗辩意见与前述协议所载明内容有悖，因而其负有举证义务对此加以证明，本案中刘飞飞对此并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并认定刘飞飞作为公司高管及实际控制人参与玖美公司的运营管理，且增资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亦系其认可同意签署；最后，在高晓丽、玖美公司收到二被上诉人要求承担回购义务的《律师函》后，刘飞飞曾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虽经一审法院认定为意向书的性质，但其中对股权回购予以确认并表示愿意承担回购义务且对回购款的支付作出了详细安排，一审庭审中高晓丽、玖美公司及刘飞飞均认为此系刘飞飞以玖美公司董事的身份所作出的保证，此亦可侧面表明刘飞飞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且知悉并同意诉争债务。基于上述论述，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刘飞飞作为玖美公司的高管及实际控制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了解知悉并同意玖美公司向二被上诉人进行融资的行为以及回购条件触发时高晓丽应承担回购义务的协议约定。故一审法院认为，高晓丽与二被上诉人签署“对赌协议”承诺在玖美公司未上市时承担回购义务以换取二原告对夫妻共同经营的玖美公司4500万元的投资而产生的债务，系属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基于夫妻共同意思所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刘飞飞、高晓丽此后离婚与否，并不影响对上述债务性质的认定，二被上诉人据此要求刘飞飞与高晓丽就回购义务及相应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焦点六，该争议的核心在于一人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提供担保是否有效，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法律并无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人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应予以肯定。理由如下：首先，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一人公司能否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并无明确规定，而在公司法之中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予以规定的条文系公司法第十六条，根据该条之规定，在公司为无投资关系和无实际控制关系的其他法人、经济组织和个人提供一般担保时，应依据章程的授权由公司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或者公司所有者决策机构股东会行使；在公司为有投资关系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特殊担保时，其决策权只能由公司所有者决策机构股东会行使。对于不设董事会或者股东会的一人公司而言，既然并不存在董事会或股东会，自然无法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故而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自无适用的可能，但依上述规定可知，为他人担保的决策权属于公司所有者的权利，一人公司的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理应可以行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全部职权，自然也应当包括作出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债务担保的决定的权利。其次，考察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和立法目的，该条所规定的特殊担保下股东回避表决制度，旨在防止大股东（利害关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通过关联担保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权利，以保护公司和小股东（无利害关系股东）免受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确保公司客观、公正地决定是否为其股东进行担保，而非绝对禁止该类特殊担保。就一人公司而言，并不存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别，也不存在利害关系股东与无利害关系股东之别，唯一的股东同意提供担保，不仅体现股东意志，也体现公司意志，在没有其他利害关系股东存在的情形下，自然不涉及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的问题，一人公司的股东可以自行作出由一人公司为自己债务或自己股东、控制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决定。最后，既然公司法总则第十六条作为一般规范而言对一人公司无适用的必要，而公司法分则的特殊规范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亦未对一人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相应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从适应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尊重交易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出发，在章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一人公司为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并无不可。就本案而言，爵美公司作为玖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二被上诉人签署《担保协议》，自愿为玖美公司及玖美公司大股东高晓丽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该《担保协议》应属合法有效，二被上诉人依据该协议要求爵美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爵美公司作为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利向债务人高晓丽进行追偿。至于《担保协议》是否损害爵美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可否认，经营主体对外提供担保并承担担保责任无疑会对其清偿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爵美公司存在以此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担保协议》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相关债权人如有此主张并提供相应证据，自可另案处理，并非爵美公司在本案中拒绝承担担保责任的合法抗辩事由。爵美公司认为玖美公司借《担保协议》损害资本维持原则，甚至构成从爵美公司抽逃出资，在无证据证实二被上诉人与玖美公司就此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同样不能构成其拒绝承担责任之合法抗辩事由，其与玖美公司上述争议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其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晓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深圳创新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2500万元从2011年9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1000万元从2012年11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高晓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深圳红土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从2013年2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高晓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支付违约金450万元；四、刘飞飞、爵美公司对判决第一、二、三项所确定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爵美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高晓丽追偿；六、驳回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三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有错误：1.第12页第3段，一审法院前后两个说法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向高晓丽本人送达《律师函》;2.第13页第1段最后2行，欧阳华永律师当时陈述本复函并没有高晓丽的书面委托，事后也没有高晓丽的书面确认；3.第13页最后一段到第14页前2行，这个事实的描述是错误的，手写部分不仅仅针对还款时间和利息。二被上诉人认为，1.关于2017年10月10日向高晓丽邮寄《律师函》的问题，一审法院描述我方向高晓丽邮寄了《律师函》，是否有效送达是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进行的说明，二被上诉人提供了邮寄函件证明确实有邮寄的行为。2.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系欧阳华永律师在一审庭审中的表述。3.关于刘飞飞手写部分的表述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关于二被上诉人2017年10月10日向高晓丽邮寄《律师函》的问题，本院在判理部分予以阐述；关于欧阳华永律师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经查，一审庭审时欧阳华永律师陈述为“我以为是玫美公司和高晓丽委托我的，但是事后高晓丽和玫美公司不认可这个函件”。刘飞飞手写部分的表述，本院经核查无错误。对于其他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增资协议》第15.2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15.2.2条载明：任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并在30天内不予更正的，或发生累计两次或以上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本院认为，根据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论述如下：一、关于时效期间问题。案涉《补充协议一》约定：如果玖美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则投资方可要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应等于投资方对公司的投资额3500万元按照12%的年利率计算的本利和（单利，扣除投资期间所得分红）。此条款是附条件即“玖美公司2015年12月31日前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或被整体并购”，投资方有权行使请求权，请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回购股权条款是针对协议解除条件的约定；但是对于条件触发时，案涉各方并未约定投资方行使请求权请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行使期限，三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主张应当参照增资协议第15.2.2条约定：任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并在30天内不予更正的，或发生累计两次或以上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但是本案并非二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而是其依据合同约定请求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三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关于参照该条款确定投资方行使回购权期限的主张，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各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二》中仅约定了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成立条件，未对高晓丽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期限作出约定，故若玖美公司未能如期获准上市，则自2015年12月31日以后，投资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可随时要求原股东回购股权。2017年11月10日，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委托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张东旭律师向玖美公司、高晓丽邮寄《律师函》，要求高晓丽、玖美公司见函十日内履行回购义务。尽管高晓丽表示自己从未收到上述《律师函》，但是基于：1.高晓丽系玖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自称2015年底离开中国，深圳创新公司及深圳红土公司在了解到高晓丽不在协议约定的送达地址居住后向玖美公司地址一并邮寄《律师函》，并无不当；2.高晓丽自称通过刘飞飞取得了复印件；3.结合2017年11月27日欧阳华永律师向张东旭律师发送的《律师函》内容，其表示受玖美公司、高晓丽委托就前述《律师函》进行复函，复函称受政策影响，现酒美网面临经营困境，玖美公司正在与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协商后续事宜。尽管高晓丽否认其授权欧阳华永律师发函，但欧阳华永律师在本案中作为高晓丽、刘飞飞、玖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其一审当庭陈述为“我以为是玫美公司和高晓丽委托我的，但是事后高晓丽和玫美公司不认可这个函件”。综合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认定高晓丽于上述时点已知晓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要求其履行回购义务，高晓丽并未在《律师函》指定的见函后十日履行回购义务，因而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给予的宽限期届满即高晓丽、玖美公司收到前述《律师函》满十日之次日开始计算，后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回购款价格与违约金并行问题。本院认为，案涉《补充协议二》第1.7条约定：“如果公司不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市，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额本金加上年息12%的收益”。此为典型的股权估值调整条款，是投资方（深圳创新公司、深圳红土公司）与融资方（高晓丽、玖美公司）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合同条款。《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均明确约定各方若违反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规定了回购义务的《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均约定：本协议未做约定，但《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有约定的，按照相应约定执行。因此，违反了股权回购义务应当适用违约金条款。案涉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各方当事人约定的因违约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标准为“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10%”即固定的违约金数额450万元；案涉各方作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商事主体，预先确定了违约后的赔偿数额，以降低损失的举证成本、督促各方履行合同义务，其数额并未明显超出法律法规规定和交易惯例，应予以支持。股权回购价格的确定和违约金的确定依据各方当事人不同的预期，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三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案涉债务系高晓丽、刘飞飞基于夫妻共同意思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1.回购债务的产生系在高晓丽与刘飞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高晓丽系玖美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增资协议书》《二轮增资协议书》及相应附件一均明确载明刘飞飞系玖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刘飞飞两次均在附件一上签字确认且并未提出异议，一审庭审中刘飞飞仅单纯否认，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其签字确认的上述协议内容，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并认定刘飞飞作为公司高管及实际控制人参与玖美公司的运营管理，且增资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亦系其认可同意签署；3.在高晓丽、玖美公司收到二被上诉人要求承担回购义务的《律师函》后，刘飞飞曾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虽经一审法院认定为意向书性质，但其中对股权回购予以确认并表示愿意承担回购义务且对回购款的支付作出了详细安排，一审庭审中高晓丽、玖美公司及刘飞飞均认为此系刘飞飞以玖美公司董事的身份所作出的保证，此事实进一步表明刘飞飞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且知悉并同意诉争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飞飞作为玖美公司的高管及实际控制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了解知悉并同意玖美公司向二被上诉人进行融资的行为以及回购条件触发时高晓丽应承担回购义务的协议约定。故高晓丽与二被上诉人签署“对赌协议”承诺在玖美公司未上市时承担回购义务以换取二被上诉人对夫妻共同经营的玖美公司4500万元的投资而产生的债务，系属夫妻共同意思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刘飞飞、高晓丽在夫妻共同债务产生后婚姻关系的变化，不影响对案涉债务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支持二被上诉人要求刘飞飞与高晓丽就回购义务及相应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维持；三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一人公司爵美公司为其股东玖美公司担保问题。本院认为，公司法并未对一人公司担保进行特别规定，爵美公司的公司章程亦未就对外担保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其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未分离，均由公司所有者即唯一股东行使，玖美公司作为爵美公司股东已就爵美公司该担保事项作出《股东决定》，且不能因为该担保而当然得出公司责任财产减少的结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爵美公司在本案的抗辩有违基本诚信，三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高晓丽、刘飞飞、爵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9469元，由高晓丽、刘飞飞、爵美名盟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梅审判员  王 肃审判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