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3民终2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住所：曲靖市麒麟西路与翠峰交叉处（汇宝商贸大厦）裙楼栋第一层C-临C-08、09、10号第三层商场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74825414XN。负责人：李泽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冬梅，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女，汉族，1977年1月18日生，住师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子菁，男，汉族，1997年9月17日生，住址同上，系蔡某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女，汉族，2008年4月2日生，住址同上，系蔡某长女。法定代理人：蔡某，系赵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2，女，汉族，2010年10月31日生，住址同上，系蔡某次女。法定代理人：蔡某，系赵某2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3，女，汉族，2012年12月16日生，住址同上，系蔡某三女。法定代理人：蔡某，系赵某3之母。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鸿波、王鸥，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曲靖市交通路-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217220055E。法定代表人：吕平，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福，师宗县大同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原审第三人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交通集团）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20）云0302民初4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被上诉人所述的被保险人赵友光系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况与《昆明市延安医院出院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是完全不一致的，上诉人认为，一审中原告方的证人窦某因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即，一审原告方的证据无法证实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及死亡时间。二、一审认定被保险人赵友光系在工作时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为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由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师宗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记载“2019年春运期间，因客流量大，为确保我公司各项运输业务正常开展，我公司安排全体驾驶员坚守岗位并24小时随时待岗待命”，根据常理，在客运站搭乘客运车辆，在固定的时间点后就无车可乘且客运站的营业时间是固定的，而且在庭审中，第三人已经表示，该证明是经原告方要求，按照原告方口述出具的。作为一个后补的、不符合常理的且被第三人否认的证明，更应当结合当时发布该通知时的文件、短信或微信通知等证据予以佐证，否则不应当予以釆信。且通知显示“24小时待岗待命”,被保险人的职业作为驾驶员，该职业对于工作的地点、时间和状态是相对固定的、有特定要求的，其工作内容本身就只是驾驶车辆、运送乘客，即便在春运期间，客运站的发车班次可能会增加或者延长发车时间，但在一定时间之后，客运站是不营业的，并不太可能存在紧急情况临时发车的可能。况且驾驶员的职业并非像其他的职业一样脱离了固定的工作岗位和固定的工作场所仍能进行工作，其脱离了驾驶岗位，结束了固定的运输工作后，是不能视为其仍在工作时间的。故，若其未能明确被保险人当时待岗待命的内容、义务和状态以及该通知的真实性时，是不应当机械的认为待岗待命即为工作状态的。其次，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与延安医院入院记录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昆明市延安医院入院记录》记载“赵友光因突发胸痛16小时于2019年2月8日16时入院”，根据该记载以及上诉人提交的另一份病历资料显示，赵友光突发胸痛的时间起点为2019年2月8日零时，但刘某的证人证言陈述其乘坐赵友光驾驶的车辆的时间为2019年2月7日上午9时左右，与入院记录记载的时间并不相符；且该证人证言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又与专业的医疗机构在患者入院时记载的病情叙述相悖，故该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综上所述，本案所涉的保险合同真实有效，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的特别约定属于保险责任约定的范围，被上诉人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其系身故符合保险责任约定的范围，故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准确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曲靖交通集团的意见与一审一致。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付保险金5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友光自购并驾驶的客运车辆挂靠于曲靖交通集团师宗分公司。2018年12月31日曲靖交通集团作为投保人，在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购买团体人身险，被保险人为包含驾驶员赵友光在内的298人。《团体人寿保险投保单》中“第二部分投保事项”中记载，投保险种名称：主险（2009）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附加（2008）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团体医疗保险。主险的个人保额（份数）500份，总份数149000份，总保额149000000元。“第五部分特别约定”记载手写文字：“（2009）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本合同仅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第六部分投保团体声明与授权”中，投保团体签章处有曲靖交通集团的签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授权经办人／投保人签名处均有相应人员的签名。《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保险单号220Ｇ191ＥＬ20000Ｄ，保险单显示投保人为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投保险种为（2009）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日零时起到2019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或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交费方式为趸交，合同生效日2019年1月1日，保险金额及保险责任为基本保障（疾病身故或全残），特别约定：“（2009）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基本保障）（部分投保）：本合同仅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除本特别约定外，本保险无其他特别约定及附加协议。”曲靖交通集团出具的《团体保险投保特别声明》中第1、2项记载：“本保险已告知每一位被保险人，并获得被保险人同意；本单位已认真听取了保险公司业务员所作的条款解释，了解了保险条款的所有内容，并充分注意到其中免除或限制贵公司保险责任条款。贵公司业务员已就投保人应尽的合同义务向本单位作了明确说明，对此，本单位无异议。”该声明的最后有曲靖交通集团的盖章。《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年金保险被保险人清单》中序号251显示，姓名赵友光，岗位客运驾驶员，身故受益人法定。2019年2月7日赵友光在被告曲靖交通集团师宗分公司上班，发车时间为上午7时34分，收车时间为晚上19时53分。当晚赵友光因突发胸痛到昆明市延安医院住院治疗，2月8日5时13分该医院向患者赵友光的亲属出具《病危确认书》，记载：患者2019年2月8日5时13分送入我院急外科治疗，诊断考虑为背痛查因（主动脉夹层Ｉ型），可能出现主动脉夹层破裂、死亡等不良后果。《昆明市延安医院入院记录》记载：赵友光入住科室心脏外科ＩＣＵ，入院时间2019年2月8日16：01，记录时间2019年2月8日16:54，主诉：突发胸痛16小时，现病史：患者于今晨零时左右，突发胸痛，范围较广，伴背部疼痛，恶心，呕吐数次，为胃内容物，非喷射样，无呼吸困难，无头晕、头痛，无黑矇、晕厥，肢体活动自如，立即至曲靖市院就诊，行ＣＴ检查示：主动脉夹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Ａ型）。为求进一步就诊来我院急诊科，予镇痛等对症处理，行ＣＴ检查示：主动脉夹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Ａ型），床旁心脏彩超结果提示，主动脉夹层，破口位于升主动脉内距主动脉瓣上0.8ｃｍ处谈及膜样回声飘动。以“急性主动脉夹层”收入我科。赵友光在该科室住院治疗至2019年2月19日出院，《昆明市延安医院出院记录》记载：“2月19日20:00患者突然出现昏迷，血压下降……该科积极抢救中，但患者家属要求放弃现有抢救，要求出院，院方劝说无效并告知家属，放弃治疗及转运途中患者随时可能死亡，患者家属表示知情，仍坚持放弃治疗，并自愿承担一切后果，要求自动出院，签字予以办理。出院时情况：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治疗。”赵友光的妻子蔡某在该出院记录下方“病人或家属签字”处签名。赵友光当晚死亡。原告蔡某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身故保险金理赔，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记载：“根据该保单项下的特别约定，本合同仅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鉴于被保险人身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公司决定对本次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遂诉讼来院，提出前述诉请。另查明，赵友光系原告蔡某的丈夫，系原告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的父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该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特别约定“（2009）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合同仅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还是免责条款？是否生效？二、赵友光是否是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责任是约定保险人对所承保保险的赔付范围的情形，保险责任条款具体规定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范围。责任免除是指依法或者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对某些特定事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本案中，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已明确约定责任免除条款，而在投保单、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合同仅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根据其内容性质，应当认定为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这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并不相悖。投保单中的特别约定系手写文字，是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内容系打印文字，作为独立的一部分，位于页面中间位置，与上下文间距较大，不易混同，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团体保险投保特别声明》中有以下内容“本保险已告知每一位被保险人，并获得被保险人同意；本单位已认真听取了保险公司业务员所作的条款解释，了解了保险条款的所有内容，并充分注意到其中免除或限制贵公司保险责任条款。贵公司业务员已就投保人应尽的合同义务向本单位作了明确说明，对此，本单位无异议。”并有投保人的公司签章，因此，特别约定内容是投保人明知的，是生效的保险责任条款。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昆明市延安医院2019年2月8日16:01入院记录记载，赵友光突发胸痛16小时，于今晨零时左右，突发胸痛……以“急性主动脉夹层”收入院，2019年2月19日20时突然出现昏迷等症，医院抢救中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在医院告知放弃治疗及转运途中患者随时可能死亡的情形下，家属仍坚持出院，后赵友光死亡。赵友光因疾病导致死亡是客观事实，其家属坚持要求办理出院，是因其病情危重，医院病案资料能证明其病情危重程度，故应当认定赵友光的死亡结果与其疾病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因家属办理出院而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其次，导致赵友光身故的疾病是否是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发生，对此，根据原告提交的曲靖交通集团师宗分公司《证明》中“2019年春节春运期间，因客流量大，为确保我公司各项运输业务正常开展，我公司安排全体驾驶员坚守岗位并24小时随时待岗待命”，赵友光虽于病发送医前一晚19时53分收车，收车后亦应当按公司要求待岗待命。第三，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赵友光住院前日驾车途中，即出现生病的迹象，与赵友光住院时自述的胸痛16小时相互印证，证明其病症具有连续性，且待岗待命无需特定的场所和义务状态，故原告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并死亡是客观事实，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本案中，第三人曲靖交通集团为驾驶员赵友光购买的团体人身保险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保险人赵友光因病死亡，构成保险事故。故依照保险条款的规定，被告应支付身故保险金额50万元（总保险金额149000000元÷298人）的保险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赔付赵友光身故保险金500000元。案件受理费8800元（五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曲靖交通集团签订有书面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包括被上诉人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的亲人赵友光等公司驾驶员，双方当事人已形成人身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根据原审第三人曲靖交通集团下属师宗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在2019年春运期间，公司安排包括赵友光在内的全体驾驶员坚守工作岗位并实行24小时待岗待命，并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列举的证据能够证明赵友光系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疾病，后经医疗机构治疗无效后死亡，符合上述保险合同关于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对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工作过程中因疾病导致的身故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的约定，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应当承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关于不予支付保险金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依法判决由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向被上诉人蔡某、赵子菁、赵某1、赵某2、赵某3支付保险合同约定的相应保险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曲靖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叶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