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0102民撤5号 原告：毛长河，男，汉族，1951年8月18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希，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何翠，男，汉族，1953年11月25日出生，住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海，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帆，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英，女，汉族，1964年11月13日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天××公寓101。 原告毛长河与被告林何翠、张英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长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希，被告林何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海、郭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毛长河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林何翠、张英承担。2020年12月3日，毛长河增加诉讼请求“撤销张英于2017年9月26日和林何翠、林某签订的《和解协议》的第二项”。2020年12月8日，毛长河撤回诉讼请求“撤销张英于2017年9月26日和林何翠、林某签订的《和解协议》的第二项”。 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20日，因张英、林某等未履行（2015）鼓民初字第42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毛长河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闽0102执1616号。 2017年8月9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林何翠和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林某在无法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情形下，在短短五日内和林何翠达成协议，并由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林某于2017年8月20日前偿还林何翠借款本息3539250元。2017年8月21日，林何翠依据《民事调解书》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9月26日，张英在无法履行其他生效判决确定义务的情形下，恶意和林何翠、林某签订《和解协议》，主要约定有：（1）林某在2017年12月31日前向林何翠偿还3539250元；（2）张英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林何翠根据《和解协议》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张英作为被执行人以参与张英被拍卖房产所得款项的分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02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以“张英的承诺不符合法律规定中的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的特征”为由驳回林何翠的申请。 2019年1月2日，林何翠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应当驳回林何翠的起诉，法院应当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张英的财产。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因此又作出（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强制执行张英的财产。 2020年9月18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关于被执行人张英被拍卖房产的分配方案》，确认林何翠可分得张英被拍卖房产所得款项中的893512.21元。毛长河此时才获知林何翠根据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得以参与分配，使毛长河可受偿的债权严重减损，严重损害了毛长河的合法权益。毛长河认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下称“裁定书”）认定“张英在执行和解协议中诉讼地位是担保人”，并引用部分法律认定可以直接裁定张英的财产，上述认定不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也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不但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依据无效条款作出裁定书显然也是错误的。 第一，张英承担保证责任的条款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2017年8月9日，林何翠起诉林某时，林某和张英早已因无力履行多份生效判决被多个法院强制执行。但林某仅仅在5日内便和林何翠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在6日内偿还借款本息3539250元。林何翠申请执行后，张英又主动和林何翠签订《和解协议》。按照林某、张英积极帮助林何翠实现债权的态度，林某和张英不可能没有告知林何翠张英已经没有履行债务的能力。林何翠显然明知张英无偿为林某提供担保的行为会严重损害张英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仍然和张英签订《和解协议》，显然是恶意的。 第二，张英承担保证责任的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张英签订《和解协议》时自身尚有多份生效判决无法履行，根据担保法第七条“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的规定，张英作为担保人显然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二、退一步而言，即使认为《和解协议》约定的担保条款有效，但张英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不符合执行担保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张英不能成为执行担保的担保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但本案中，张英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执行担保的实体条件来看，担保人应当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张英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和解协议》时，已经被法院多个案件列为被执行人，其自身所负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都无法履行，故张英根据不具备代为履行或者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显然不能作为执行担保的担保人。退一步而言，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张英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具备代为履行的能力，那么张英在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案件中显然涉嫌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但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却未移交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显然也是错误的。 第二，从执行担保的程序条件来看，张英并未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出具保证书，也未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故张英作为执行担保人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裁定书认定由法院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张英的财产，该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第一，如上所述，张英在《和解协议》中签字的行为不构成执行担保，张英并非执行担保中的担保人，因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适用执行担保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可以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张英的财产显然严重错误。 第二，退一步而言，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张英的行为构成执行担保，但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也是错误的。张英签订和解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十六条规定：“本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成立的执行担保，不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显然不应当适用上述规定。 第三，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张英并未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林某不履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但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却仍然避重就轻地适用其他法律认定可以直接裁定执行张英财产显然是严重错误的。 四、若本案的裁定书未予撤销纠正，将对其他被执行人产生极其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 张英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已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多个案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财产尚不足以清偿自身全部债务，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分配方案也印证了该事实。若不撤销裁定书，准许林何翠参与分配，那么其他案件的被执行人在自己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均可仿效张英的行为，纷纷为其他案件提供执行担保，那这些被执行人的原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将如何保障？因此，裁定书显然会开司法恶例的先河，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五、裁定书中“张英在庭审过程中承认其夫林某向林何翠借款2925000元用于夫妻共同投资服装生意，借款时知情，认可属夫妻共同债务”的书写与案件并无关联，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未查明张英陈述的真实性的情形下，将此在裁定书中写明缺乏严谨，也违背常理。 第一，裁定书审理的是林何翠和张英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审查的应当是张英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而不是共同债务共同还款责任。若林何翠认为2925000元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其他程序主张，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无故在裁定书中写明“张英认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第二，张英在该案中的自认与其在其他案件中表现大相径庭，严重违背常理，其陈述涉嫌虚假陈述。林何翠于2017年8月9日起诉林某时，该日期前后时间还有多位债权人（如毛长河、罗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螺洲支行）起诉张英、林某，但张英、林某均故意不收传票，而且经法院公告送达传票后仍未出庭，逃避债务的意图非常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某在被林何翠起诉时，却在短短5日内和林何翠达成6日内偿还3539250元债务的协议。张英更是主动提供担保，在被林何翠起诉后主动自认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英一反常态积极帮助林何翠实现债权，该行为和其被其他债权人起诉时的行为有天壤之别，显然不符合常理。 第三，根据（2017）闽0102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林何翠出借给林某的借款本金有2925000元，林某愿意主动与林何翠调解，张英也自愿和林何翠签订《和解协议》。若该债务真实，林何翠应当在起诉时就要求张英、林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完全不必大费周章的转了一圈要求张英承担还款责任。毛长河和张英、林某有过多次借贷，深知张英夫妻借贷的习惯为林某一方的账户用于收款，张英一方的账户用于还款。因此，毛长河有理由相信，林何翠转给林某账户的2925000元款项，张英早已通过自己账户转给林何翠，张英的陈述涉嫌虚假陈述。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仅依据张英的陈述在裁定书中无故写明该陈述，显然欠缺严谨，依法应当纠正。 综上所述，裁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导致被告林何翠可以参与分配，严重损害了毛长河的合法权益。若不撤销裁定书，另案的被执行人均可仿效裁定书中张英的行为，为其他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并收取适当的报酬，等于变相逃避了执行。因此，应依法撤销（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不使生效裁定沦为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工具！ 林何翠辩称，一、毛长河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本案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撤销之诉，存在严重的程序性错误，其起诉或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1.错误之一：诉讼请求对象错误，其起诉要求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但其对该《民事裁定书》的裁决结果并不具有诉的利益；故其起诉应予驳回。 毛长河起诉要求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系答辩人林何翠以原告身份起诉张英，要求张英对其丈夫林某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该《民事裁定书》的裁决结果是“驳回原告林何翠的起诉”。 所以，毛长河与其起诉要求撤销的该《民事裁定书》之裁决结果，并不具有诉的利益，更不存在该《民事裁定书》之裁决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 2.错误之二：主体错误，不论毛长河的诉讼请求对象是“（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或者其诉讼请求对象是“（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毛长河均非上述裁定书的“第三人”，其系以一般债权人身份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 （1）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主体，必须是拟撤销裁决案件的第三人（或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是，不论是“（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或者“（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毛长河均非“第三人”，其身份仅仅是与该裁定书没有关系的、另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普通债权人。 《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 （2）在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情形下，当且仅当有证据说明“拟撤销法律文书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但是，本案中，毛长河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英为林某债务提供执行担保存在恶意串通”问题。 3.错误之三：超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 不论是“（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或者是“（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其作出时间距离毛长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均大大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2）况且，在2019年7月9日毛长河对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102民初6710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时，其在起诉状明确表示“2019年6月底，毛长河得知林何翠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要求对张英名下的房产的拍卖款参与分配……且在该执行中，张英出具对该份调解书判决内容的担保”。 这充分说明，毛长河在2019年6月底即已知道，张英为林某对林何翠的债务提供执行担保的客观事实；所以，其现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然超过诉讼时效。 4.错误之四：在已启动执行分配方案异议诉讼程序后，错误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是错误的。 《九民纪要》第122条明确：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上近似，如果案外人既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对于案外人是否可以行使选择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采取了限制的司法态度，即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案外人只能选择相应的救济程序：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分配方案异议属于执行异议范畴。毛长河在先启动执行分配方案异议程序后，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上是错误的。 二、不论是“（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或者是“（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都不存在张英虚假提供执行担保，或者张英与林何翠恶意串通提供执行担保之问题，毛长河的本案诉讼请求，亦应该予以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执行担保，是指担保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为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 由此可见，执行担保系执行担保人向执行法院提出的申请，执行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规范后而作出暂缓对林某的执行。所以，根本不存在张英作为担保人提供执行担保，其与林何翠恶意串通之问题，更不存在张英虚假向执行法官提供执行担保问题。 张英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视为自愿放弃抗辩权利。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能与原件、原始载体核对一致，或经由对方当事人确认真实性，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与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3月1日，我院作出（2015）鼓民初字第428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张英、林某福建省碧海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应向毛长河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因张英、林某等未履行（2015）鼓民初字第42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毛长河于2016年5月20日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闽0102执1616号。 2017年8月9日，我院立案受理（2017）闽0102民初6710号林何翠和林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年8月14日，我院作出（2017）闽0102民初671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林何翠和林某的调解协议，即林某应于2017年8月20日前偿还林何翠借款本金2925000元及其利息614250元。因林某未依照调解书履行义务，林何翠于2017年8月21日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闽0102执3967号。 2017年9月26日，林何翠与张英、林某共同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主要约定：1.林某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林何翠偿还本息3539250元；2.林某的妻子张英自愿作为林某的连带责任担保人，若林某在上述期限内无法还清债务，张英愿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和解协议》签订后，林某依然未依约还款。林何翠遂向我院申请追加张英为（2017）闽0102执396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12月14日，我院作出（2018）闽0102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林何翠的申请。2019年1月2日，林何翠向我院提起（2019）闽0102民初111号林何翠与张英担保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判令张英连带偿还林某的债务3539250元。2019年4月23日，我院作出（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林何翠的起诉。该裁定书认为，林何翠不具有起诉执行担保协议担保人的诉权，而应由法院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2020年1月9日，我院作出（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张英应在该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何翠偿还债务2925000元及其利息，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其财产。（2017）闽0102执39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生效后，张英依然未依照裁定书的要求履行义务。 2020年6月10日，我院拍卖张英名下的房产。2020年9月16日，我院作出执行分配方案。此后，毛长河对执行分配方案不满，并提起本案诉讼及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本院另外查明，2019年7月9日，毛长河向我院提起（2019）闽0102民初11372号毛长河与林何翠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在该案起诉状中，毛长河诉称“2019年6月底，起诉人得知林何翠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要求参与对张英名下的房产的拍卖款的分配”，毛长河诉请要求撤销我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的（2017）闽0102民初6710号民事调解书。2019年7月16日，我院作出（2019）闽0102民初113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毛长河的起诉。毛长河对该裁定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30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民终70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赋予案外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自我救济程序。为确保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置了多重条件。从本案来看，毛长河并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毛长河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是认为案涉裁定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本案中，（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的主文即“裁定结果”部分。然而，毛长河在庭审中已确认其认为（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结果是正确的。据此，毛长河并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毛长河还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毛长河于2019年7月9日提起（2019）闽0102民初11372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时述称“2019年6月底，起诉人得知林何翠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要求参与对张英名下的房产的拍卖款的分配”。鉴于张英并非（2017）闽0102民初6710号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毛长河却知道林何翠对张英名下房产拍卖款的参与分配申请将“损害其利益”（即林何翠将从中分配到执行款）。可见，此时毛长河即应当知道（2019）闽0102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的存在，其应当知道该裁定书“损害其利益”。然而，毛长河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6日，显然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期间。综上所述，毛长河的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理应驳回毛长河的起诉。 张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毛长河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2735元，由毛长河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建坤 人民陪审员  林 健 人民陪审员  潘 芬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显亮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