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3刑初605号公诉机关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缪某，男，1983年10月16日生，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住南京市溧水区。2019年5月18日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南京市栖霞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9月4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栖霞区看守所。辩护人罗胜，江苏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邓立新，江苏圣典（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孙某甲，男，1988年7月12日生，汉族，本科文化，住南京市溧水区。2019年5月18日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南京市栖霞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9月4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栖霞区看守所。辩护人徐正达，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以宁栖检诉刑诉〔2019〕5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缪某、孙某甲犯徇私枉法罪，于2019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缪某及其辩护人罗胜、邓立新、被告人孙某甲及其辩护人徐正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1月9日22时许，卞某1与尹某1（另案处理）在南京市溧水区内因琐事发生纠纷，后尹某1、周某2、胡某等人与卞某1发生打斗，其中周某2用烟灰缸砸伤卞某1头部。经现场人员报警，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派出所值班警组民警被告人孙某甲出警处置，通过口头询问案发现场人员、查看监控录像，孙某甲知晓除未离开现场的涉案人员胡某外，尹某1等人也参与殴打了卞某1，但其未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和证据收集等工作。当晚，孙某甲将胡某传唤至派出所，并将卞某1被殴打致颅脑外伤送医院治疗等基本情况向当晚值班副所长被告人缪某做了汇报。2018年1月10日上午，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受尹某1请托，打电话给被告人缪某、孙某甲，希望能够尽快释放胡某并调解结案。当日下午，孙某甲向缪某汇报了卞某1被殴打一案的详细情况并将周某1说情一事告知缪某。后经缪某同意，胡某在交纳2万元“保证金”后被放走。被告人缪某、孙某甲明知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但因考虑尹某1父亲为溧水区主要领导，担心追查尹某1会影响日后个人发展，同时考虑周某1打招呼、为了省时省力将案件简化处理等因素，在被害人卞某1伤情可能构成轻伤以上后果的情况下，未进行伤情鉴定，亦未追查尹某1等其他犯罪嫌疑人。2018年2月1日，孙某甲主持被害人卞某1与胡某进行治安调解，期间，孙某甲向缪某汇报并征得其同意后，促成双方签订《治安调解协议》，由胡某赔偿卞某1各项费用共计4.5万元，致使该案在基本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以行政案件调解结案。二被告人违反法律规定，将不具备调解条件的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未受到刑事追诉。2019年3月18日，经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卞某1的伤情构成轻伤一级。2019年4月26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以该笔事实涉嫌聚众斗殴罪对尹某1等人刑事立案。2019年9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以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5月18日，南京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调查人员将被告人缪某、孙某甲带至南京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接受调查，二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缪某、孙某甲，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违反法律，予以放纵，使其不受追诉，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二人刑事责任。本案是共同犯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法院依法判处。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宣读了有关证据。被告人缪某对卞某1被打案的事发经过和处置过程、结果没有异议，但辩解称：排除刑事案件不在其职责范围。周某1打招呼、尹某1身份对其决定将卞某1被打案按照行政案件调解结案没有影响，其之前供述有影响是为了迎合办案机关。其相信办案民警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才向其汇报进行调解并进而同意调解结案。其没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故不构成徇私枉法罪。被告人缪某的辩护人认为缪某不构成徇私枉法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在案证据证明卞某1被打案事实已经查清，该案事出有因，尹某1无纠集行为，具体的打人者明确，定性为故意伤害案件并无过错，具备调解条件，且双方自愿调解，调解结案不违反法律的实质性规定和派出所的工作惯例，是办理该类案件的正常结果，不是徇私的结果。二、缪某的工作分工决定其不具有决定立刑事案件的职责、职权，不属于有刑事追诉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要件。三、缪某不明知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实施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隐瞒其他事实等积极的枉法行为去包庇他人不受刑事追究。四、周某1打招呼仅要求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调解就调解，缪某传达的也是尽量做调解处理，不是必须调解结案，缪某不认识也从未与尹某1、尹某2有过接触，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缪某有徇私枉法的主观故意或动机。被告人孙某甲对卞某1被打案的事发经过和处置过程、结果没有异议，但辩解称：卞某1被打案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且多次向领导汇报，该案最终按照行政案件调解结案是由缪某决定和确认的，周某1打招呼、尹某1身份对其办理该案没有影响，其之前供述有影响是为了迎合办案机关。其仅因错误的工作经验导致办错该案，但没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故不构成徇私枉法罪。被告人孙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甲构成徇私枉法罪的证据不足。孙某甲缺乏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并无为难或畏惧情绪，客观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在相关领导明确本案不构成寻衅滋事及聚众斗殴并做出决定后，以调解方式办结本案，没有实施枉法行为，故孙某甲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9日22时许，卞某1与尹某1（另案处理）在南京市溧水区内因琐事发生纠纷，后尹某1、周某2、胡某等人与卞某1发生打斗，其中周某2用烟灰缸砸伤卞某1头部。经现场人员报警，南京市溧水区永阳派出所值班警组民警被告人孙某甲出警处置，通过口头询问案发现场人员、查看监控录像，孙某甲知晓除未离开现场的涉案人员胡某外，尹某1等人也参与殴打了卞某1，但其未对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和证据收集等工作。当晚，孙某甲将胡某传唤至派出所，并将卞某1被殴打致颅脑外伤送医院治疗等基本情况向当晚值班副所长被告人缪某做了汇报。2018年1月10日上午，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受尹某1请托，打电话给被告人缪某、孙某甲，希望能够尽快释放胡某并调解结案。当日下午，孙某甲向缪某汇报了卞某1被殴打一案的详细情况并将周某1说情一事告知缪某。后经缪某同意，胡某在交纳2万元“保证金”后被放走。被告人缪某、孙某甲明知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但因考虑尹某1父亲为溧水区主要领导，担心追查尹某1会影响日后个人发展，同时考虑周某1打招呼、为了省时省力将案件简化处理等因素，在被害人卞某1伤情可能构成轻伤以上后果的情况下，未进行伤情鉴定，亦未追查尹某1等其他犯罪嫌疑人。2018年2月1日，孙某甲主持被害人卞某1与胡某进行治安调解，期间，孙某甲向缪某汇报并征得其同意后，促成双方签订《治安调解协议》，由胡某赔偿卞某1各项费用共计4.5万元，致使该案在基本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以行政案件调解结案。二被告人违反法律规定，将不具备调解条件的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未受到刑事追诉。2019年3月18日，经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卞某1的伤情构成轻伤一级。2019年4月26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以该笔事实涉嫌聚众斗殴罪对尹某1等人刑事立案。2019年9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以尹某1、胡某、周某2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5月18日，南京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调查人员将被告人缪某、孙某甲带至南京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接受调查，二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缪某的供述和辩解。其在侦查阶段共有十二次讯问笔录。其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卞某1案案发时其是当天的值班领导，孙某甲是承办民警，其负责决定案件初步定性，是以行政案件定还是刑事案件定，对下一步调查取证方向提出要求。卞某1被打的这个案子是在2018年1月9日夜案发的，当天其是值班分管领导，1月10日凌晨，其在所里宿舍接到孙某甲打来的电话，孙某甲告诉其刚才接了一个警，有人在ＫＴＶ里打架，有一方去医院了，另一方有一个人被带回了所里，孙某甲叫其喊人看一下带回来的人。其随后就安排了两个保安过去看人。其还告诉孙某甲，再找几个目击证人做一下笔录，孙某甲答应了。一直到了1月10日午饭后，其接到了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打来的电话。周某1问其有没有带一个叫胡某的人回所里，其说有的，周某1说胡某是他同学尹某1那里的人，还问其胡某能不能早点出来，其说出不出来要看受害人的伤情，如果没事交点钱，保证人能随叫随到，就能放人，如果伤情比较重，那就暂时不能放。周某1听后说行，还说了一句，这件事暂时不要跟所长刘某汇报，如果能够调解处理就调解一下。其就答应他了，说行。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孙某甲拿着案件材料到其办公室汇报了卞某1案件的情况，说两方人在某鼎ＫＴＶ喝酒，一方是尹某1的人，一方是卞某1的人，不知道谁坐在谁手上了，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后又打起来了。尹某1这边的几个人把卞某1头打破了，然后就散了。出警的时候，卞某1被朋友送到医院去治疗了，尹某1这方就只有胡某留了下来，带回所里面了。孙某甲一边跟其说，其一边翻看胡某和几个证人的笔录材料。然后孙某甲就问其胡某怎么办，并跟其说周某1给他打电话了，帮胡某打招呼说情，其说知道了。其就交代孙某甲确定一下受害方的伤情，要是没有生命危险，就让胡某交点钱到所里，把胡某先放回去，随叫随到，还提醒孙某甲该找的人找来谈话，若找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周某1帮忙找人。孙某甲后来跟其说，受害方卞某1颅内出血，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问其胡某能不能放。其说要是没有生命危险，就放人吧。胡某放走之后，其就没有再过问这个案件。到了2018年2月1日的时候，孙某甲给其打了一个电话，说卞某1家人、胡某双方到派出所来调解了，其就对孙某甲说先让他们自己谈，看结果怎么样。调解的过程其也没有参与。当天下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孙某甲又打电话告诉其这个事情已经调解好了，赔了四万五千元。其对孙某甲说这个案子就结束吧，把材料整理好归档，忙手上的其他案子。卞某1这个案件有可能是行政案件，也有可能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如果是行政案件的话，调查清楚事实以后，若需要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其同意就可以了，但要是其他行政处罚措施，就要报分局领导审批同意。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就要交给刑侦所长负责。在处理卞某1被打案时，因为有熟人周某1打招呼，这个案子本应该有可能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但是由于其失职，证据收集不全，没有制作被害人笔录，没有对被害人伤情进行鉴定，没有查明所有犯罪嫌疑人，最后将这个案子作为行政案件调解了。处理这个案子的民警是孙某甲，这个案子作为行政案件归其分管。在孙某甲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其也告知过孙某甲，能调解就调解掉，对于最后的调解处理结果其也是同意的。当时卞某1的头部受伤，孙某甲跟其汇报说颅内出血了，住进ＩＣＵ了，至少应该是轻伤以上了。通过当时的情况来看，有可能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不能调解结案。这个案子不能排除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的可能，当时事实没有查清楚，第一是卞某1的伤情没有做鉴定，第二是参与殴打卞某1的人还有谁并没有去取证，第三是被害人也没有谈话，在这种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其就同意双方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不去追究胡某等人的刑事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最终同意以调解的方式不追究胡某等人的刑事责任，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孙某甲手上有其他案子需要处理，如果不调解的话这个案件还需要做其他很多工作；二、周某1给其打招呼了，考虑到周某1跟其是多年的朋友，其就自己做主把这个案子给调解了；三、里面涉及到尹某1，尹某1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如果其去追究他的责任，会受到一些阻力，有一点畏难情绪，到时候有更大的领导出来协调，做了很多事到时候还是没有成效，既然有周某1出来打招呼，就做个顺水人情；四、尹某1在2012年的时候打美籍华人最后永阳派出所也没有处理，给其造成心理影响，因此其觉得虽然尹某1参与了打卞某1，但是继续追查他也比较难，还会得罪领导，其怕影响自己工作。其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1月10日下午，其接到了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打来的电话。周某1问其有没有带一个叫胡某的人回所里，其说有的，周某1说胡某是他同学尹某1那里的人，还问其胡某能不能早点出来，叫其关照一下。其理解的“关照一下”意思就是早点放胡某走，后面处理的时候，能协商就协商调解一下。其说等会儿去问问孙某甲具体情况，然后就挂电话了。当天下午，孙某甲做完笔录后向其汇报案件经过。当时，孙某甲说胡某笔录里没有提到尹某1，但据他的调查尹某1应该在场而且动手的。孙某甲还告诉其，周某1打过电话给他问了这个事情，但其没告诉孙某甲周某1也打电话给其了。听完孙某甲的汇报，其叫孙某甲再确认一下卞某1有没有生命危险，如果有危险，人就暂时不能放，如果没有危险，就叫胡某交点钱，然后放人。后来，孙某甲打电话告诉其卞某1没有生命危险，其就叫孙某甲通知胡某交点钱来所里，然后放胡某走，后面随叫随到。在卞某1案案发之前，其就认识尹某1。尹某1在溧水很出名，其2004年的时候和尹某1打过一次篮球。其在第三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其交代过孙某甲通知胡某那里交点钱来所里，然后放胡某走。后边交钱放人的手续是孙某甲办的，其没有具体经手。2月1日的时候，孙某甲给其打了一个电话，说卞某1家人、胡某双方到派出所来调解了，其就对孙某甲讲先让他们自己谈，看结果怎么样。后来玄武公安来调资料，才听孙某甲说有个叫葛某的人参加调解的。当天下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孙某甲又打电话告诉其说这个事情已经调解好了，赔了四万五千元。其对孙某甲说这个案子就结束吧，把材料整理好归档，忙手上的其他案子。当时没有搜集其他证据，一是因为思想懈怠了，没有引起重视；二是周某1打招呼了，其觉得先把人放了，后边如果需要找人，通过周某1也能找到；三是这个案件很快调解成功了，就没有再去搜集其他证据了。其清楚卞某1的伤情，孙某甲应该跟其汇报过卞某1住进了ＩＣＵ，孙某甲没有这个胆量隐瞒。其在第四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当天孙某甲打电话时，没有详细汇报做了哪些处置工作，只说了被打的人送到了医院，打人的一方带回来一个人。2019年3、4月份，玄武公安来永阳所调取这个案件的材料后，其看了当时孙某甲出警的视频，孙某甲做了现场的走访工作，这个有执法记录仪视频可以证明的。执法记录仪翻拍了ＫＴＶ的监控，能看到打架的过程，也能够听到现场有人反应有尹某1参与。1月10日下午，其接到了周某1的电话，问其有没有带一个叫胡某的人回所里，说胡某是他同学尹某1这方的人，叫其关照一下，后面能调解就调解下。其说要问问孙某甲具体情况，然后就挂了电话。当时其知道尹某1的，尹某1的父亲是溧水的领导，尹某1在溧水很出名。而且其也听说他在永阳派出所有其他打人的事，没有受到处罚。永阳派出所里都在传尹某1之前打了一个美籍华人，最后因为他家里的背景没有被处罚。尹某1的身份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始调查，周某1就来打招呼了，再加上其听到的尹某1之前打人没有被处理，其就想到会不会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来打招呼，其多少有点畏难情绪，怕后面办案有阻力。周某1说叫其“关照一下”，其理解的意思是，胡某能早点放走就早点放走，还有后面处理的时候能调解就调解一下。其印象中周某1当时明确提出来了能调解就调解一下。当天下午，孙某甲做完笔录后向其汇报案件经过。当时，孙某甲汇报的是卞某1和尹某1双方的人在ＫＴＶ里唱完歌，一方坐到另一方的手上，双方就动手了，尹某1这边的几个人动手把卞某1打了，把头打破了。其也简单翻了下胡某的笔录，也没有讲到很详细的人员和打斗情况。然后孙某甲还告诉其，周某1打过电话给他问这个事情，其说知道了。孙某甲还问其胡某这个人怎么办，其让孙某甲再确认一下卞某1有没有生命危险，如果有危险，人暂时不能放，如果没有危险，就叫胡某交点钱，然后放人。后来，孙某甲打电话告诉其卞某1没有生命危险，其就叫孙某甲通知胡某那里交点钱来所里，然后放胡某走，后面随叫随到。孙某甲汇报的卞某1的具体伤情有点记忆模糊，按照常理，如果孙某甲知道卞某1住进ＩＣＵ的情况，应该不会向其隐瞒，所以孙某甲既然了解了卞某1没有生命危险，也应该了解到了卞某1住进ＩＣＵ的情况，应该向其汇报了卞某1住进ＩＣＵ的情况。其在第五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作为带班所领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一是负责对带班警组办理的案件进行定性，对办案民警的下一步调查取证方向提出要求，同时对办案民警调查取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办案民警有困难，其要负责向所领导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办案中的问题；三是案件处理方面，负责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决定。案件发生后24小时内作出决定，判断案件是属于刑事案件性质，还是属于行政案件性质，若是刑事案件就走刑事立案程序，若是行政案件就走行政立案程序。还有就是在行政案件办理过程中，随着调查取证工作开展，若发现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需要从行政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的，承办民警向其汇报后，若是其认为构成刑事案件，就走刑事立案程序继续办，其会继续跟踪和督促案件办理，把握案件进度，但是案件的审核把关主要在分管刑侦的所领导；若是其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那就继续走行政案件办理，由其继续负责。在行政案件处理方面，其警组办理的疑难、重大行政案件调查结束后，其要先审核把关一下案卷材料，若需要行政处罚的案件，经过其审核同意后，就可以直接报县公安局法制部门审核，再报县公安局局长审批；若可以调解处理的案件，经过其同意决定后，办案民警负责调解处理。卞某1案件调查结束后，必须经过其审核同意调解，办案民警才能调解处理。因为卞某1案件比较复杂，而且案件发生后，主办民警孙某甲向其汇报了这个案件，其知道了这个案件，就必须经过其同意才能调解处理。在卞某1案件办理中，其认为有以下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一是在知道卞某1脱离生命危险但住ＩＣＵ观察期间，没有及时让法医到医院明确伤情情况，就草率地把胡某放了；二是对案件调查取证工作不闻不问，没有做任何检查和督促工作；三是其有跟孙某甲讲这个案件调查到后面能调解处理就调解处理掉，孙某甲就朝着调解方向去做工作，在调解当天，孙某甲跟其汇报双方当事人已经在他办公室调解时，其在没有审核材料和过问调查工作的情况下，就让孙某甲继续调解结案了。在办理卞某1案件中，按规定应该调取证人证言、受害人材料、视频监控、伤情鉴定、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1月10号凌晨，孙某甲跟其说，双方打起来了，有一方头部受伤到医院去了，具体什么伤没有讲。头部受伤住ＩＣＵ，其认为应该至少轻伤以上，从办案经验来讲，其知道轻伤以上是需要做鉴定的。其没有对孙某甲提出做伤情鉴定的要求，是因为其认为孙某甲作为承办民警应当知道。在整个卞某1案件办理过程中，其没有过问过伤情鉴定的事情。1月10日下午，孙某甲跟其汇报时讲打人一方有胡某、尹某1，还有其他人，至少有三人以上动手打人了。在案件调解时，其不明确知道这个案件没有做伤情鉴定，但凭经验判断肯定没有做伤情鉴定。因为头部受伤的，都需要恢复很长时间才能做伤情鉴定，这个案件是2月1日调解的，还不到一个月时间，肯定没有做伤情鉴定。卞某1案件调解前，其没有看过卞某1案卷，又知道这个案件没有做伤情鉴定，照道理不能进行调解结案，因为案件事实没有查清楚。同意孙某甲进行调解处理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主要考虑到工作方面的原因，孙某甲手上有其他案子需要处理，如果不调解的话这个案件还需要做其他很多工作；第二个原因是里面涉及到尹某1，尹某1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如果其去追究他的责任，会受到一些阻力，有一点畏难情绪，到时候有更大的领导出来协调，那么就会跟领导对着干，其听说之前尹某1也犯过很多事情，永阳所都没有处理过他，其想肯定是领导出面打招呼了，若是跟领导对着干，人情世故上、关系上都不好处理，其是个外地人，在本地也没有后台关系，干了12年才提个副所长，肯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某罪人。做了很多事到时候还是没有成效，既然有周某1出来打招呼，就做个顺水人情；第三个原因就是卞某1也同意调解处理。其当时认为卞某1案件有刑事案件可能性，一般就是寻衅滋事犯罪、聚众斗殴犯罪或者故意伤害犯罪三种可能，虽然其想到了这三种犯罪可能，但还是倾向于定故意伤害犯罪。其在第六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带班所领导的职责，是对其警组值班期间发生的警情在24小时内定性受理，跟踪和督促主办民警的调查工作，协调解决主办民警提出的困难和问题，决定案件最终处理意见。卞某1案件的主办民警是孙某甲，这个案子是孙某甲负责的。卞某1案发生后，其没有履行跟踪和督促职责。2018年1月10日，其决定放走胡某后，就没有过问卞某1案件。1月10号下午，孙某甲找其汇报之前，周某1打电话给其，问胡某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后面这个案子关心一下，能调解就调解处理。其就先答应他了。其把这个意思跟孙某甲讲了，但是没有跟孙某甲提周某1打电话给其的事情。直到2018年2月1日孙某甲跟其讲，卞某1案双方当事人在他办公室调解，受害方有卞某1和他家人在，打人一方有胡某在。其就跟孙某甲讲，让他们自己谈，谈出结果再说。当天，孙某甲跟其讲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了，调解好了。孙某甲跟其讲过卞某1在人民医院ＩＣＵ住院观察。当时其关心的是卞某1有没有生命危险。要是没有生命危险，其觉得可能构成轻伤以上，具体需要法医做伤情鉴定。在1月10日听孙某甲汇报案情和看完笔录后，其知道的有胡某、尹某1等人参与，具体人员名字不知道，当时其认为卞某1案件有转化为刑事案件的可能。只要鉴定报告出来属于轻伤以上，都要转为刑事案件。这个案件中，卞某1头部受伤住ＩＣＵ很有可能构成轻伤。根据当时的材料，其觉得不构成寻衅滋事，只有聚众斗殴和故意伤害两种刑事案件的可能。如果构成故意伤害，轻伤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就要刑事立案，刑事立案调查后，受害人愿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和解。卞某1这个案子是按照行政案件治安调解处理的，按规定要案件事实调查清楚，双方当事人愿意调解才能调解。其同意卞某1案件治安调解结案时，不知道有没有调查清楚，其没有过问案件的事情。按规定要过问一下案件调查情况，审核一下案卷材料。作为所领导不过问主办民警案件情况，不审核把关案卷材料，就作出同意调解结案的决定不符合规定。不调解处理的话，这个案件伤情鉴定要等，有的材料要重新做，伤情鉴定出来，还要走刑事立案程序，过程更加繁琐，但是结果可能还是一样。这个案件就算按照刑事案件立案调查下去，估计80%还是故意伤害和解。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就是牵涉到尹某1，办到后面领导出来打招呼的可能性比较大。20%的可能性是秉公执法，把尹某1等几个动手的人抓起来，依法起诉。其知道尹某1父亲是县领导。其听说尹某1在永阳派出所之前有案子也没有处理，可能跟尹某1父亲也有关系，也是打人事情，好像是打的美籍华人。其在第七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在1月10日放走胡某之前，其有交代孙某甲确认卞某1有无脱离生命危险，当时孙某甲跟其汇报时讲卞某1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在医院ＩＣＵ观察。卞某1头部受伤在医院ＩＣＵ病房观察治疗，凭当时的经验判断，其认为卞某1应该至少轻伤以上。其在同意调解处理卞某1案件时，没有看案卷材料，没有按规定审查、审核卞某1案件。其当时意识到有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这三种刑事案件的可能，但是其当时倾向于故意伤害犯罪。其当时同意以行政案件调解处理卞某1案件，是多个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第一是不想把太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案子上；第二是周某1打了招呼，已经走到调解这一步了，既然双方愿意调解，其做个顺水人情，调解处理掉；第三是尹某1是官二代，家庭背景原因，再查下去，后面肯定会有领导出来打招呼，其也很畏难，到时候还是处理不了；第四是考虑到卞某1也是无业闲散人员，也有滋事前科，两边都是活闹鬼，从个人感情讲对这个案件就不特别重视，其憎恨活闹鬼，特别是酒后打架的事情。其在第八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其记得是2018年1月10日下午，当时胡某还处于被传唤在派出所接受调查阶段，其接到了周某1的电话，周某1问其是不是带了一个叫胡某的人在派出所调查。其说，有的。周某1说这个胡某，是他同学尹某1那边的人，昨天晚上喝了点酒打架了，问人能不能早点出来。其说，这要看对方了，如果对方没什么事，放点钱在所里，可以早点出去，如果对方有事，那就再说吧。周某1说，后面这个案子你要关心一下，能调解就调解吧。其说，行哎。尹某1的父亲尹某2在其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溧水县的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后来一直在溧水当区级领导，尹某1在这次之前也曾经做过打架伤人的事情，只是没有被处理。尹某1跟周某1也是同学。周某1在电话里跟其提尹某1，因为尹某1的父亲是溧水的区级领导，溧水公安系统的老民警没有人不认识尹某1的，周某1跟其提尹某1，无非是想让其心里有数，在这个案件的后续涉及抓人、结案等处理上更加关心一下。周某1说的关心，一个就是让正在被其调查的胡某能够早点放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后续处理方面，定案情节上能够尽量往从轻减轻上靠，结案上尽量调解，调解结案就不用追究责任，对违法者进行处罚了。2018年1月10日那天，孙某甲跟其汇报，说伤者正在溧水区人民医院ＩＣＵ治疗。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说明伤情肯定很重了，不然不会进ＩＣＵ治疗。从其经验判断，进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最后伤情至少是轻伤以上。伤情达到轻伤以上是属于刑事案件了。其当初初步判定可能是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孙某甲跟其汇报了案件情况，说这个案件是临时突发的案件，是言语不和导致的，其就根据这个情况判断是故意伤害案件。其主要看了卷宗里胡某的笔录，胡某只说了不是他一个人打的卞某1，有好几个人，具体哪些人他没有说。孙某甲跟其汇报的时候，说胡某这边有好几个人参与，尹某1也参加了。其没有看卞某1这方人员的证言，最后结案的时候，其也没有看卞某1的陈述。轻伤以上刑事案件、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不能调解，这个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参加工作后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所以这些规定其一直是知道的。卞某1案件不能排除是轻伤以上案件，也不能排除是聚众斗殴或者寻衅滋事案，不能直接调解，要等这些因素确定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调解。卞某1这个案件不能直接调解当时其也是知道的，其也知道卞某1这个案件这么快就进入调解肯定有问题。这个案子其同意调解主要是因为：这个案件里涉案人员有个尹某1，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他以前的案子都没有处理过，现在如果其要依法处理，坚持抓人什么的，可能有其他领导要打招呼，会有阻力，对其工作也不好，现在双方愿意调解，正好不用得罪人，像尹某1这种官二代案件，在手时间最好不要长。还有就是周某1也跟其打招呼了，让其关心这个案件，能调解就调解，现在孙某甲正好跟其汇报说要调解案件，其正好顺手推舟，做个顺水人情。总之，在卞某1这个案件处理上，尹某1这个点占了很大因素，周某1给其打电话也是因为尹某1跟周某1打招呼。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就在涉案人中有尹某1，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刑法，什么公权力，就是想尽快结案，不要在这个案件上花更多精力，卞某1这边没有意见就行了，事情能了就了。其在第九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按照工作惯例这个案件应该要跟所长汇报的。卞某1这个案件涉及重大警情。一是卞某1在案发时被伤的很重，估计后果很严重，二是周某1打电话告诉其尹某1跟卞某1这个案件有牵连，孙某甲也跟其汇报了尹某1跟这个案件有牵连的情况，因为尹某1的父亲是溧水区很有分量的一个区级领导，所以涉案人员身份特殊。最后没有跟所长汇报的原因，一个是周某1跟其说了，让其关心这个案子，对案件中的人能从轻尽量从轻，能不处理就尽量不处理去调解结案，跟刘所汇报后，后面怎么处理其就过问不了了，要听刘所的指示了，这样对于周某1那边其就不好说了。因为其跟周某1关系不错，周某1让其关心这个案件，其要是跟刘所汇报这个案件，在周某1看来就会认为“我刚让你关心一下，你就跟刘所汇报”，这样在情面上过不去，有点不近人情。还有就是刘所在工作上要求很细，对案件要求很高，如果卞某1这个案件跟他汇报了，他会提很多具体指示，而且刘所的工作习惯是他提的工作要求必须要有回应，这样案件就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也就不能这么快的调解结案，案件整个走向其也决定不了，而孙某甲跟其汇报在做调解结案的时候，对其来说这个结果正好对周某1那边有个回应。还有就是其当时分管的工作有很多，而卞某1的伤情在后来也趋于稳定，其就没有急着跟刘所汇报，很快孙某甲就把这个案件调解结案了，双方自愿调解情况下其若再跟刘所汇报，说不定又会被安排很多工作，还是结不了案。卞某1这个案子周某1给其打招呼了，让其关心一下，尽量调解结案，案件一直结不了的话对周某1那边不好回应。这个案件涉及到尹某1这个特殊身份的人，其不想和尹某1打交道，更不想他的案件在其手里拖时间长，因为其大概知道尹某1家在溧水的背景情况，也大概听说过尹某1的品行和德行不好，如果这个案件拖时间长不处理，抛开周某1那边不说，尹某1或者尹某1家里怎么拐可能都能找到关系，可能会通过相关领导给其施压，这个时候其再依法办案深查下去，可能要抓人什么的，那就要得罪领导，这个对其今后工作发展也不好。所以当时想，其一个外地人，最好避开尹某1这个人，不想跟他有交集，现在双方自愿调解也没有损害卞某1的利益，其也没有在中间出力，这个是最好的结果了。其在第十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案发第二天孙某甲跟其汇报说，打架原因是不知道双方谁坐到谁的手上，然后双方都不买对方账，动手打起来了；打架人数，孙某甲跟其说双方都是好几个人；伤情，孙某甲跟其说，卞某1被打得送到溧水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当时觉得人进了重症监护室，伤情可能是轻伤以上的刑事案件了，对于打架原因和打架人数，其当时考虑，这个案件无外乎是聚众斗殴或者故意伤害了，但是最后其根据经验觉得这个故意伤害可能更大。当时考虑到双方是在ＫＴＶ里打架的，是不同包间的人，多人参与，可能是聚众斗殴；考虑是故意伤害，是因为双方都在ＫＴＶ唱歌，但是一般经验来说，多多少少因为一些纠纷才打起来的，所以也可能是故意伤害。当时也考虑到是寻衅滋事，因为涉酒的场所，但是寻衅滋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双方喝了酒，都动了手，谁先动手查不清楚。这个案子最后是按照故意伤害行政案件来调解处理，孙某甲跟其汇报准备调解结案，其认为他既然准备调解结案，那他心里可能认为构成故意伤害，可以调解的，其就同意孙某甲调解结案了。其同意孙某甲调解结案是因为其同事溧水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跟其打了招呼，让其关心一下打人的一方，希望案件最好做调解处理，孙某甲跟其汇报调解结案，正好也算是把周某1打招呼的事情办好了。还有就是这个案子打人一方涉及到尹某1这个人是特殊身份，尹某1父亲是溧水区一个区级领导，如果真让其去盯着这个案子去处理尹某1，其也很难做到，其听说尹某1之前打过一个外国人都没有被处理，现在这个案子也不能在其手里拖时间长了，拖长了，尹某1可能会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找更大的领导给其施加压力，其到时查也不好，不查也不好。查就可能某罪后期找其打招呼的领导，其是外地人，在溧水工作也不容易，刚提副所长没多久，得罪人今后工作上进步可能都会受影响，继续查下去跟周某1那边也不好交代。不查的话，案子结不了，卞某1还在等着钱治病生活，这也是问题。其当时认为双方自愿调解结案又不损害卞某1利益，这样结案也没有什么问题。孙某甲跟其汇报准备调解结案的时候，这也正是其希望的一个处理结果，所以对于前期考虑到这个案件可能是聚众斗殴或者寻衅滋事性质也就不想去多想，也不想再往下查了，对孙某甲是否将卞某1被殴打一案排除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的可能性其也就放任不管了，不想仔细询问案件中一些细节，怕节外生枝。其在第十一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尹某1殴打美籍华人没有被处理，对其处理卞某1案件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尹某1殴打一个外国人都没有被处理，其猜肯定是尹某1家找了关系，领导做了工作。卞某1这个案子也涉及到尹某1，其要是把尹某1抓起来，肯定有领导出面，遇到办案阻力，到时候就会得罪领导，这个事情也处理不了。其对卞某1案件不闻不问，也是怕惹麻烦，尹某1殴打美籍华人做了那么多工作，也没有被处理，其心里想卞某1这个案件调查不调查，结果最终可能还是调解处理，只要追查到尹某1，尹某1或者他的家人可能就会找关系打招呼，还是会像尹某1殴打美籍华人案件一样调解处理，这些考虑导致其对这个案件没有很重视和关心。找了人打招呼尹某1也被关起来和找了人打招呼尹某1没有被关起来，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肯定对办案民警有心理上的影响。尹某1如果被关起来，说明领导扛住压力支持办案，尹某1没有被关起来，说明领导有压力办不下去。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影响，办案民警在办理涉及尹某1案件时就会有所顾虑，就会考虑到尹某1的家庭背景，考虑到领导会不会给压力，考虑到这个案件能不能顺利办下去。因为宋军（美籍华人）案件，尹某1没有被关起来，所以其怕惹麻烦，涉及尹某1的案件就简单调解掉了。其在第十二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2018年1月10日凌晨，其在永阳派出所四楼值班，接到孙某甲电话，出了一个ＫＴＶ打架警，受伤的人被朋友送到医院去了，打人的一方带了一个人回来，让其协调找人看一下。其说行的，马上找人去看，并让孙某甲找几个目击证人做一下笔录。孙某甲答应了。其随后就安排了两个保安过去看人。1月10日吃过中午饭之后，其接到周某1的电话，周某1电话里问其昨天晚上ＫＴＶ打架是不是带了个叫胡某的人到所里面，并表示胡某是他同学尹某1的人，能不能照顾点，能不能放出来。其跟周某1讲，这要看受害人伤情，如果受害人有生命危险，暂时不能放，如果受害人没有生命危险，放点钱到派出所，就可以放，但是人要随叫随到，配合调查。周某1说行。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孙某甲拿着案件材料到其办公室，跟其讲胡某的笔录才做完。孙某甲向其汇报了卞某1案件的情况，讲两方人在某鼎ＫＴＶ大厅打架，一方是尹某1的人，一方是卞某1的人，尹某1和卞某1双方喝了酒，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打起来了，尹某1这边几个人上去把卞某1头打破了，然后就散了。出警的时候，卞某1被朋友送到医院去治疗了，尹某1这边就胡某留了下来，带回所里面了。孙某甲一边跟其讲，其一边翻看胡某和几个证人的笔录材料。然后孙某甲就问其胡某怎么办，并跟其讲周某1打电话给他了，帮胡某打招呼说情，其说知道了。其交代孙某甲确定一下受害方的伤情，要是没有生命危险，就让胡某交点钱到所里，把胡某先放回去，随叫随到，还提醒孙某甲该找的人找来谈话，若找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周某1帮忙找人。孙某甲后来跟其讲，受害方卞某1颅内出血，但是已经脱离生命危险，问其胡某能不能放。其说要是没有生命危险，就放人吧。胡某放走之后，其就没有过问这个案件情况了。当时是其决定以行政案件受理卞某1被殴打案件。其听孙某甲汇报后，知道尹某1当时也在场，动手打人也有尹某1，事情起因也是因为尹某1，还有就是胡某是尹某1的人。考虑到胡某是本地人，愿意交钱到所里面，加上周某1打招呼，熟人打招呼好找人，能够随叫随到。当时这个案件性质不明确，不好采取措施关人，其是想等到案件性质明确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案件不明确的意思是指其认为这种伤害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的可能性比较大，等最后是否构成刑事案件，再来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切都要等调查之后才能决定。2018年2月1日，孙某甲给其打了一个电话说，某鼎ＫＴＶ打架的事情，双方在他办公室谈着。其跟孙某甲说，那就让双方先自己谈，要是有什么结果再告诉其。过了一会儿，孙某甲跟其讲，双方达成协议了，调解成功了，大概赔偿4万多元。其跟孙某甲说，既然调解成功了，那就尽快结案，装卷归档。其同意卞某1案件调解结案时，不知道卞某1的伤情鉴定有没有做。但凭其经验判断当时伤情鉴定可能没有做，因为从受伤到调解结案也就20多天，这么短的时间伤情鉴定一般做不出来，一般都要等到受伤部位恢复后才能做鉴定。其知道有尹某1等其他违法嫌疑人存在，没有过问孙某甲对其他违法嫌疑人的追查情况。同意卞某1案件调解结案时，也没有对卞某1案件调查情况进行审核。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共有三次讯问笔录。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辩解与其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辩解基本一致。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2018年2月1日的事情其实其记不清了，玄武分局来调取这个案件的笔录时孙某甲帮其回忆了一下，提醒其说孙某甲在2018年2月1日的时候给其打了一个电话，其在监察委的供述基本都是按照孙某甲的回忆说的，实际上其不太记得2018年2月1日的事情。如果调查机关能够调出当时的话单，那其对之前供述的事实都认可，如果调到话单显示其与孙某甲没有通话记录，那说明其之前的供述是不属实的。这个案子其印象里应该是以调解结案处理的，但是其记不清何时得知这个处理结果的，大概是这之后的三四个月，其想起这个案子的时候问孙某甲，孙某甲告诉其以调解结案了。其同意调解结案最大的原因是思想懈怠，工作上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一听到打架就想到伤害案件，没有往聚众斗殴上靠；另外民警手上的工作也多，调解比较省时省力；再有就是周某1给其打招呼了，考虑到周某1跟其是多年的朋友，周某1觉得案子能调解就调解处理了，但是打招呼的影响其实比较小。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第三次讯问笔录中供述辩解称：卞某1被打案最后是以行政调解结案的。双方行政调解的时间是2018年2月1日。孙某甲主持行政调解的时候应该是当天打电话向其汇报了。2018年1月10日，周某1打电话给其时跟其提了如果符合调解程序就调解一下，帮个忙。其就告诉孙某甲能调解就调解，但是其当时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调解结案，其意思是如果符合调解的程序就可以调解结案。作为负责这个案子的分管所长，最终同意以调解的方式不追究胡某等人的刑事责任，有以下原因让其作出这样的处理：第一，周某1虽然跟其打过招呼，但是其觉得周某1打招呼对其影响挺小的；第二，尹某1的身份虽然有点影响，但是影响也比较小；第三，其当时没有认真审查案件，过于信任孙某甲了。其现在依然认可徇私的原因中包含周某1打招呼和尹某1的身份，但是当时在监察委供述的时候，这两点作用是有点放大了，其现在觉得这两点对其做出决定的影响并不大，主要原因是其对案件审查不严格，过于信任民警的口头汇报，没有把好证据关，没有细细地去看笔录，其当时也不负责刑侦工作，其当时就认为如果是构成刑事案件了，民警会向刑侦所长报告，其相信孙某甲不会自己做决定进行调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警力不足和单位绩效考核有指向性，处理这种多人头的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会牵扯精力，孙某甲手里确实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孙某甲提出调解的时候，其就轻易地相信孙某甲做出了调查，就同意了。而且公安机关每天处理的这种打架纠纷实在太多了，也不会每个案子都会很详细的去审查。其在2019年7月18日书写的的亲笔供述中供述称：2018年1月10日凌晨，那天是其警组值班。其应该在永阳派出所的四楼休息。凌晨接到民警孙某甲的电话，孙某甲说刚在某鼎ＫＴＶ出了一个打架警，有人受伤被朋友送去医院了，另一方带了个人回来，需要找人看守起来。按常规，民警要保安看守是由值班所领导安排。其说好的，有时间先将一些证人笔录做起来。因为一般受害人刚去医院治疗，暂时不方便做笔录。其立即通知看守保安到所看人。孙某甲应该按照规范程序开展调查，若有疑难情况再跟所领导汇报。到2018年1月10日下午，其当时在办公室整理台账资料，接到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的电话。周某1问他是不是昨天晚上ＫＴＶ打架带了个人在所里，其说是的，周某1说昨天晚上那个人是他同学尹某1那边的人，能不能照顾一点，早点放出来。其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尹某1是溧水有名的“官二代”，经常惹事没处理，这其是知道的。其就跟周某1说有人受伤在医院，要看伤者的情况，如果人没有问题，交点钱在派出所，随叫随到，也暂时没事，如果伤情严重，那人就不能放，先等等。周某1说，没问题，这事先不要和刘所汇报，最后尽量调解掉。周某1知道刘所的风格，如果刘所知道这事后面就比较复杂，难打招呼了。其答应了周某1。过了一个下午，孙某甲拿了材料到其办公室，其记得简单翻阅了一下，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其问孙某甲怎么回事，孙某甲说1月9日晚上，在宝塔路某鼎ＫＴＶ，两帮人应该是唱完歌，都喝了酒，一方是尹某1等人，一方是卞某1等人，在大厅可能因为肢体碰撞或者是一方坐到另一方手上，发生了口角，然后双方打起来了，尹某1、卞某1都动手了。但是后来尹某1那边几个人，一起唱歌的，打了卞某1，把卞某1的头打破了，后来卞某1的朋友把卞某1送到医院治疗了。出警到现场时，尹某1那方就留下了胡某在现场，后来就把胡某带回所里了。笔录上胡某也没讲尹某1参与，讲了其他几个人。周某1已经打电话帮胡某这边说情打招呼。其、周某1和孙某甲以前就是一个警组的民警。周某1直接打电话给孙某甲也正常。其想了想跟孙某甲说现在光凭这几份材料不能判定是什么性质的案件，按常规先受理行政案件调查，如果以后查出刑事案件再转也行，胡某现在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好定，先看看卞某1伤情如何，人有无生命危险。如果有，胡某不能放，再请示法制或刑大。如果没有危险，让胡某交点钱放在派出所，以做保证，随传随到。派出所受理打架有时会这么操作，先保证医药费，受害人能某到及时治疗。再加上周某1打招呼的，尹某1是他同学，关系不错，后面要找人谈话，让周某1出面问题不大。后面把该找的人找了谈话就行了，怎么处理谈完以后再说。孙某甲答应后就离开了。好像后来孙某甲打电话告诉其，卞某1没有生命危险，其就让孙某甲暂时把胡某放了，交点钱在派出所。万一被打方来派出所要钱，公安机关也算做了要钱的工作。在其印象中，这个警情的后续工作其再也没有过问，有几点原因，一是其认为这种伤害类，看病、治疗、休养时间较长，需一段时间。二是孙某甲做事本来就慢，找人谈话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时间。三是按公安工作要求，民警有困难或问题，或需要领导、法制、刑大对案件定性的，办案民警肯定要找所领导或者寻求所领导的帮助。应该是在2018年2月1日，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孙某甲应该打电话给其说某鼎ＫＴＶ打架的事情，双方已经在他办公室协商了。其说知道了，让双方自己说说，有结果了再说。孙某甲后来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其，双方达成了协议。其说好的，那就装卷归档，忙其他案子。此事在其处就此了结。孙某甲中途没有汇报，其以为孙某甲调查清楚。其在2019年7月20的悔过书中，分析自己以调解结案处理卞某1被打一案的原因为五点：第一点，在思想上麻痹大意，不重视该警情的调查，对该警情的理解及后期处置思维模式老旧。第二点，在公安业务上，作为所领导未尽责，未按程序规定进行审核把关，重口头汇报，轻证据材料，未能紧跟新时代法制要求。第三点，人情关系、打招呼等恶习干扰影响办案态度，周某1打电话给其为打人方打招呼说情，周某1跟其感情超过了一般的同事，他打招呼怎么好意思立刻拒绝。其实让其最后悔的事情是听了周某1的话先不跟刘某所长汇报这件事情。所以打招呼这种恶习不能有，会干扰对案件本身的判断和处置，从而影响了结果。第四点，畏难怕事的情绪，怕得罪人的老观念控制了自己的思维。尹某1父亲尹某2是溧水区级领导，担任过很多岗位的领导，尹某1本人作风嚣张，做事不计后果，早有耳闻，2012年听说尹某1打了一个外国人，但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尹某1做了那么多坏事，有很多涉警记录，都没有处罚，肯定与他官二代身份有关。第五点，自身分管工作和派出所其他工作分散了大部分精力。其在2019年5月20日写的一点想法中供述称：其在卞某1案中考虑了办理尹某1的难度和困难，看上去是其想的太多，没有胆量，没有魄力，确实是，从其个人来说，是畏难了，怕事了。分析处理卞某1案中其作为所领导的责任：第一点，对涉酒伤害类警情麻痹大意，重视不够；第二点，听民警汇报不够详细，对警情定性相对武断；第三点，对该案后期调查工作不闻不问；第四点，熟人打招呼，对案情调查消极对待。之前的反思材料其也提过，周某1跟其一起工作8年，他又是分管刑侦的副所长，胡某有他打招呼，应该在可控制范围内，要找其他人应该也不难，导致其对这起案件放松了警惕，导致现在取证方面出现了很大问题，这就是思想上不重视所导致的，最后就放任了该案结果的发生。其在2019年5月21日的亲笔供述中供述称：因其在该案中不重视，不负责，放松了案件调查，使嫌疑人没有及时受到惩处。其在2019年5月22日的亲笔供述中供述称：其对卞某1被打案有以下理解：首先，其之前一直强调对该案受理行政案件，定性为殴打他人是武断的、错误的。其实当时受理何种行政案件初查都是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其没有给卞某1做伤情鉴定，不管其之前受理的何种类别的行政案件，都是要转为刑事案件的，也就是说，该案应当确定为刑事案件，因为其中间环节没有做而未立案侦查。在受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就调解了事，这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大错之一，应立未立。其次其一直认为，卞某1家人主动要求调解，双方自愿，顺理成章，心中坦然。其对不起国家赋予警察的公权力，维护一方治安秩序的执法权。尹某1等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往大了说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应该由国家进行公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又是其过错之一，应诉而未诉。最后，证据收集意识差，该做的笔录没有做，导致事实不清、案件不明。其在2019年5月23日的亲笔供述中供述称：一个真正导致其和同事被调查的核心点，那就是尹某1本人和他的家庭背景。估计这个已经是溧水避而远之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尹某1有个基本所有溧水人民都认识的领导父亲，尹某1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这就是其心中的一道魔障。卞某1被殴打案，当其第一时间知道是尹某1的人动手的，而且尹某1本人在场，这应该是周某1打电话给其得到的信息，当时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周某1让其帮帮忙，到后面能调解就调解了，其当时也是答应了。挂完电话后，要问尹某1对该案后期的处理有没有影响，如果其说没有，那是对组织撒谎，不忠诚。那是有，而且肯定有。不光是其，就是对办案民警也会从心理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么一个到处惹事、欺行霸市的官二代，在永阳派出所之前也有过事情，情况不是太清楚，反正有好几个事情都没有处理他，就是因为他身份的原因。其心想到了其手上就能依法处置好吗。就算真到了要抓他的那天，其能办得出去吗，之前的领导就没有办下去。现在周某1都打电话来了，以后肯定还会有人打招呼，所以心里放松了对案件的调查，让孙某甲自己先查着，最后调解罢了。调解不了到时再找周某1也行，反正周某1与尹某1能说的上话。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置除业务水平上的错误，最大的症结在于思想上不重视，放任了结果的发生，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他尹某1在溧水官二代的身份，结合之前永阳所处理过的案件形成的。周某1打招呼说情，其也放松了警惕，导致了现在的恶果。庭审中，被告人缪某供述辩解称：排除刑事案件不在其职责范围。孙某甲总共向其汇报三次，向其汇报了卞某1颅内出血，颅内出血有可能构成轻微伤、轻伤、重伤，具体要看鉴定结论。其不清楚卞某1被打案的具体细节，也不清楚卞某1有无做伤情鉴定。案发当时其没有排除卞某1被打案是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调解当天其认为办案民警已经排除了是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可以调解，孙某甲才会向其汇报，其看孙某甲已经在调解了就让其继续调解。周某1打招呼、尹某1身份对其决定将卞某1被打案按照行政案件调解结案没有影响，当时其也不知道轻伤按调解结案违反法律规定。尹某1打美籍华人的案件未采取措施在其心里有一点影响。2、被告人孙某甲的供述和辩解。其在侦查阶段共有十三次讯问笔录和十四次亲笔供述。其在讯问笔录中供述称：在处理卞某1被打案时，因为该案有熟人周某1打了招呼，本应该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该案的嫌疑人胡某、尹某1等人可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由于其失职，证据收集不全，没有制作被害人笔录，没有对被害人伤情进行鉴定，没有查明所有犯罪嫌疑人，最后将这个案子作为行政案件调解了。其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民警，对这个案子的处理负有责任。最后做出调解处理，其也是向其分管领导缪某汇报过，经过缪某同意的。2018年1月9日晚上大概十点，其接到所里调度室的派警电话，调度室的人告诉其，永阳街道宝塔路某鼎ＫＴＶ里有人打架。接警后五到十分钟，其就带着两名特勤和一名驾驶员到了现场。在ＫＴＶ门前停车场，其见到了受伤的卞某1和他的二、三名同行人员，其中一名同行人员指着胡某说“他是打人者之一，其他打人的人已经跑了”。其先叫两名特勤把胡某带上警车，然后其去问卞某1情况。卞某1当时满身酒气、头上流血，无法交谈。其就向卞某1同行人员了解情况，并登记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和联系电话，叫他们先把卞某1送到医院。然后，其来到ＫＴＶ二楼的打架现场，问了几个服务员，服务员都说没看到打架的具体情况。其又把ＫＴＶ经理李安静喊来问情况，让他带其去调监控。在调监控的时候，其问李安静“打人一方是哪个包间的，包间是谁订的”。李安静一开始支支吾吾不愿意说，后来在其追问下才告诉其订包间的人叫尹某1，打架的时候尹某1也在现场。从监控上看不到打架现场，只能看到过道一些人进进出出，在过道的地方也能看到一部分打斗情况，能够拍到几个参加打架的人。其当时还特意留意监控里面头顶扎着小辫子的男的，因为卞某1朋友有提到是扎着小辫子的男的用烟灰缸砸的卞某1，其把监控暂停下来，特意用手机拍了扎着小辫子的男的照片，其记得其还用手机拍了其他参与打斗人的照片，由于其他人特征不明显，其记忆不是很深刻了。然后，其就把胡某带回了派出所，监控没有拷贝，只是用执法记录仪拍摄了一下，第二天其就把执法记录仪内容上传到公安警务平台里面。其把胡某带回所里后，就向值班所长缪某汇报，把其当时了解的事情经过和包间是尹某1订的这个情况告诉了缪某。缪某当时还安排其看看胡某能不能谈话，问下卞某1的伤情，再去找证人谈话。其后来去看了胡某，他还是处于醉酒状态，谈不起来，又打电话给卞某1同行人员，了解到卞某1颅内出血住进ＩＣＵ病房了。打完电话之后，其就把卞某1颅内出血的情况告诉了缪某，并问缪某这个事情构不构成寻衅滋事或者聚众斗殴刑事案件。当时缪某也拿不准，让其第二天问一下分管刑侦的副所长方某。如果构成，其就可以把案子交给值班刑警办，如果不构成，那就是一个故意伤害刑事案件，按照所里的规定，那还是得由其自己办。2018年1月9日那天夜里，葛某到其办公室找其，说胡某是他手底下的工人，问其能不能放胡某出去，其回答胡某是因为打架被传唤进来的，当天晚上肯定出不去。葛某听后就要其电话号码和微信，其都给了他。葛某又问其“带班所长是谁”，其告诉他是缪某。后来他就走了。当晚就没再做和卞某1案有关的事情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10日上午，其在公安警务平台查询了一下尹某1、胡某的个人信息，对照其用手机拍的ＫＴＶ监控视频中参加斗殴人员的照片，其从胡某同案人员里面辨认出一个叫曹某的人有参与斗殴，当时“小辫子”的身份也确认了，叫什么名字其想不起来了。查询完之后，其就跟方某副所长汇报。由于其没有带证据材料给方某看，所以他也判断不出来构不构成寻衅滋事或者聚众斗殴。当天中午吃过午饭，其接到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的电话，他说朋友托他问下胡某的情况。其告诉他，胡某是因为打架进来的，对方伤的蛮重的。周某1问其，胡某是关还是放，能不能调解处理这个案子，其说这个其做不了主，他说“理解理解，有事你多向领导请示汇报”。当时，其本来就计划把上午方所的意见向缪某汇报的，正好周某1向其打听情况，其就一并把这两件事向缪某做了汇报。缪某让其再找卞某1的几个朋友做一份笔录。其就找卞某1的三个朋友过来谈话，其是对一个叫宋某的女的做的笔录，另外两个男的是其他同事做的笔录，其还给胡某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后，其就拿着胡某的笔录和卞某1朋友的三份笔录到了缪某办公室跟他汇报。缪某翻看了四个人的笔录后，和其一起商量了一下，认为构成故意伤害刑事案件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就问缪某胡某怎么办。缪某让其再跟卞某1一方确认一下有没有生命危险，要是没有生命危险，让胡某交2万元过来，先放胡某回去。其当时还问缪某这个案件能不能调解处理，缪某说既然是故意伤害，就调解处理掉。其就打电话给卞某1的父母或者朋友，确认了一下卞某1没有生命危险，其就打电话给葛某，让他带2万元过来，把胡某带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葛某交了2万元现金到其处，其就把胡某放了。周某1说是他朋友托他来打听胡某的情况，他打了四五个电话过来问案件情况，虽然周某1没有明说，但其从他给其打第二次电话的时候，从讲话中判断他说的朋友就是尹某1。到了1月11日，卞某1父亲打其电话或者到派出所来找其，叫其帮他们问对方要点医药费。其就打电话给周某1，让周某1去做尹某1的工作，掏点医药费。后来，周某1告诉其尹某1不愿意先垫付医药费。这之后两三天，葛某多次找过其，表达想和卞某1一方协调解决此事的想法，其答复葛某“再等等”。卞某1的父母也多次找过其，想尽快协调解决，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月14日左右，其约了卞某1父亲和某到其办公室谈赔偿问题，但没有谈成。后来，卞某1父亲又问其要医药费，其说再做做对方工作，如果实在不行就从前面葛某交的钱里拿一部分给卞某1父亲。这之后又过了一两天，其向缪某汇报后，从葛某交的2万元中拿了1万元给了卞某1母亲。1月底的时候，卞某1父亲告诉其，卞某1准备还是已经出院了，其就约了卞某1父亲、胡某和某2月1日到派出所调解。2月1日下午三四点钟，其把卞某1父亲、葛某、胡某带到其办公室，谈双方调解的事情。大概到了五点多，他们谈好了，胡某一方赔给卞某14.5万元。胡某先签字的，其就按照他们谈好的内容做了调解协议，在做协议的时候向缪某进行了汇报，缪某同意了。其先给胡某签了字，然后其送卞某1父亲回家，在卞某1家楼下喊卞某1下来签字。当时其问卞某1“你还同意这个调解协议”，卞某1说他父母同意他就没意见，然后在协议上签了字。其问卞某1要不要做笔录和鉴定，他说事情都结束了就算了。后来，其就回所里了，记得给周某1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事情已经调解好了。2月2日上午，葛某来派出所送了2.5万元，过了一会儿卞某1和他父亲来某，卞某1写了收条。其就直接以行政案件调解结案了。当时卞某1头部受伤，住进ＩＣＵ了，应该至少是轻伤以上了。这个案子如果追究胡某等人刑事责任，可能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不能调解结案，这个案子不能排除聚众斗殴和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的可能，当时并没有侦查取证到位。第一是卞某1的伤情没有做鉴定，第二是参与殴打卞某1的人还有谁并没有去取证，尹某1、“小辫子”也没有去谈话，第三是被害人也没有谈话，卞某1被打伤的作案工具也没有及时的收集。在这种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其就同意双方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不去追究胡某等人的刑事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一、工作方面的原因，其对打架的警情比较反感，就想赶紧给调解处理掉，省事；二、里面涉及到尹某1，因为其也了解到尹某1这个人很狂妄，是属于小人，宁得罪君子不能某罪小人，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找他调查可能就会得罪他，他会打击报复其，比如他父亲以及他本人跟其领导比较熟，可能会歪曲一些事实去陷害其，这样会影响领导对其的印象，也影响其今后工作上的发展；三、当时其在办这个案件的时候，时任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周某1多次给其打电话，希望其能够调解处理，他也是领导；第四，缪某是其领导，也同意调解，双方也愿意调解，其就给调解了。尹某1是周某1的朋友，尹某1父亲是溧水区的区委领导。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其不知道尹某1是干什么的，后来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又办了一次与尹某1有关的案子，那时其才知道尹某1在外面抢人家工程做。尹某1的势力在当地有多大其不太清楚，没有去关注过他。庭审中，其供述辩解称：其之前对于主观上徇私的供述是不属实的，其没有徇私的心态，是为了迎合侦查机关。办理轻伤案件的工作惯例就是先调解，调解成功就可以行政案件结案了。其多次向缪某汇报过卞某1被打案，汇报了卞某1颅内出血，汇报了周某1打电话给其的事情，周某1问案件情况、人关还是放、案子是继续调查还是调解。当时其拿不准定性，后又向分管刑侦的方某副所长汇报，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最后向缪某汇报，其与缪某商量后都倾向于定故意伤害，看完谈话材料后缪某决定卞某1被打案可以按照故意伤害轻伤害行政案件调解结案，调解结果也是经过缪某确认的，其不能擅自结案。这个决定对其而言就是排除了其他刑事案件的可能性。没有找其余参与殴打卞某1的人谈话是因为双方已经自愿调解好了。其向卞某1及卞某1父亲、朋友口头告知过可以申请鉴定，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到底需不需要鉴定。该案最终没有申请伤情鉴定，也没有提交伤情鉴定的申请材料，但是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了。如果完全按照规定去做会耗费非常多的精力。根据其办案经验，轻伤案件在调解后可以不立刑事案件。周某1给其打电话，其暗示周某1其不能做主。其和尹某1没有私交，也没有因为该案收受他人财物。周某1打招呼、尹某1身份对其办理卞某1被打案没有影响。3、证人证言。（1）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案发当天晚上，尹某1打电话给其，说他在ＫＴＶ唱歌，跟别人发生了争吵，对方打了他一耳光，尹某1公司技术员打了对方，这个技术员被带到永阳派出所了，让其跟出警民警打个招呼。其跟尹某1讲，其已经从永阳派出所调走了，尹某1也就没有再讲什么了。“尹某1让我跟民警打个招呼”的意思就是尹某1以为其在永阳派出所工作，想找个熟人，就找到其，让其跟办案民警讲一声，在这件事情处理上，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能照顾点就照顾点，能赔点钱就赔点钱，在不违法违纪的情况下，尽量做一下调解工作。第二天早上，尹某1又打电话给其，让其帮忙问一下，负责这个案子的值班所领导是谁。其就答应尹某1了。永阳派出所几个所领导中，其跟缪某比较熟悉，其就跟缪某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昨天晚上值班领导是谁。缪某跟其说，昨天晚上值班领导是他和刘某。其就回电话给尹某1，跟他讲昨天晚上值班所领导是刘某和缪某。尹某1一听是所长刘某，就让我再帮忙问一下这个案子的办案民警是谁。其又打电话给缪某，问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带了个人到所里，这个事情是哪个民警处理的。缪某跟其说，昨天晚上是带了一个人回来，可能是孙某甲带回来的，还没来得及问情况。其就跟缪某说，那其打电话给孙某甲问问情况。之后，其就打电话给孙某甲，问他昨天是不是带了一个人到所里。孙某甲说是的，是他带回来的。其跟孙某甲讲，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其有个朋友让其问一下。孙某甲讲还在调查。其就打电话给尹某1，跟他说是孙某甲在处理这个案子。尹某1说他知道了。当天尹某1又打电话给其，问能不能跟办案民警说一声，让他公司的人跟民警对接一下，看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其就又打电话给孙某甲，对孙某甲说昨天晚上打架被带到所里的人所在公司的人想到所里面跟他对接一下，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孙某甲说好的。其就跟尹某1回电话说，可以让他公司的人到派出所和孙某甲对接了。当天下午，尹某1又打电话给其，让其问一下事情怎么样了。其就打电话给孙某甲，孙某甲说还在调查中，被打的人还在医院，还不知道伤情，事情到底怎么处理，领导还没有决定。其就打电话给尹某1，跟他说被打的人还在医院，具体不知道什么情况。当天下午，尹某1陆陆续续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其，都是问其人是关还是放。其也打了一两个电话给孙某甲，问他现在什么情况，人怎么处理，是关还是放。孙某甲讲，还在调查。快下班的时候，尹某1打电话给其说，派出所已经通知到所里面交钱，让其跟永阳派出所确认一下，是不是交钱，人就可以出来了。其就打电话给孙某甲，问他是不是交完钱，人就可以放出来了。孙某甲说是的，交完钱，人就可以放了，已经通知家属了。其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尹某1。过了一段时间，尹某1又打电话给其讲对方不好说话，要的钱比较多，请其找民警做做工作，能不能少一点。其就打电话给孙某甲说，能不能做做对方的工作，赔偿款能不能少一点。孙某甲跟其说，对方老头子也不好说话的，他试试看。其就跟孙某甲说试试看吧，他如果不愿意掏钱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尹某1后来告诉其，事情已经解决了，赔了对方好几万块钱。其多次打电话给孙某甲，客观上打扰了孙某甲，虽然当时其确实不是在为尹某1的技术员打招呼，但是其本身多次打电话给孙某甲，询问下一步如何处理等问题，可能会让孙某甲误会其意思，让孙某甲误认为其在给尹某1的技术员打招呼。调解的时候，其确实打了招呼，让孙某甲帮忙做受害方的工作，尽量少要点钱。其记不清事情调解处理完之后，孙某甲有没有打电话告诉其结果了。其印象中可能给孙某甲打了个电话，表示了下感谢。尹某1跟其讲过要请其吃饭，但是其没有去。其和缪某之前都在永阳派出所工作，后来其和缪某在一个警组工作做搭档，就熟悉了，并且关系非常好。2016年其和缪某一起通过竞争上岗，缪某担任永阳派出所副所长，其担任开发区派出所副所长，其和缪某之间一直有联系，关系也很好。其和孙某甲是2011年左右认识的，当时其做刑警，孙某甲做治安警，其和孙某甲在一个警组两年，关系一般。尹某1是其高中同学，在高中的时候关系不错。工作以后，其和尹某1偶尔有联系，其一直都知道尹某1的父亲是领导，工作以后，知道尹某1的父亲是尹某2，是溧水区的主要领导。（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底，其担任永阳派出所所长，永阳派出所当时实行的是警组制，带班所领导就是警组的负责人，警组的警情处置、案件办理都是由其负责领导。在案件办理方面，警组值班期间发生的案件，如果报刑事立案进入刑事案件程序后，原则上由分管刑侦副所长牵头指导案件办理，并与分局刑大、法制对接，带班警组所领导负责调配人员配合办案，如果是简单一般刑事案件，值班警组带班所领导也可以直接牵头办理。警组值班期间发生的案件，如果报行政案件受案进入行政案件程序后，由警组带班所领导负责到底，对于敏感案件等复杂行政案件，经过其同意，可以调配其他所领导负责。警组值班期间发生案件后，出警民警处警回来，根据调查情况，对于明显属于刑事案件的走刑事立案程序；对于明显属于行政案件的走行政受案程序；对于伤情鉴定、物品损失鉴定未出来等案件性质暂时无法判定的，可以先以行政案件受案，根据后面调查情况，若构成刑事案件再转化为刑事立案程序。对于案件定性，是立行政案件还是立刑事案件，都是由警组带班所领导审批决定。带班所领导对主办民警办理行政案件的过程进行指导、监督、督促。行政案件调查完，在事实查清楚的情况下，若涉嫌构成犯罪转刑事案件办理；若需要行政处罚处理，警告、500元以下罚款的由带班所领导审批就可以，500元以上罚款或者拘留等由带班所领导审批后，报分局法制部门和局领导批准；若符合调解处理条件的，带班所领导同意后就可以调解处理。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调解处理决定，肯定是要建立在案件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带班所领导也要对案件把关，带班所领导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就要负责。2018年1月永阳派出所办理的卞某1案件，其是在今年才知道这个案子。2019年2月玄武公安分局来溧水调取尹某1团伙相关涉警涉案材料，其所分管法制副所长许某甲向其汇报之后其才知道，然后其专门登录警务平台查了这个案件，了解到2018年1月，一个叫胡某的人在某鼎ＫＴＶ在酒后与卞某1发生纠纷将人打伤，其他嫌疑人都没有。因为其都不知道所里曾经还办过这么一个案子，而且这个案子还牵扯到尹某1，其很生气。其就让许某甲赶紧把这个案件的主办民警孙某甲、带班所领导缪某喊到其办公室，当面问孙某甲这个案子是怎么处理的，孙某甲说是调解处理的。其就问有没有调解协议，有没有做鉴定，是什么伤情。孙某甲说肯定有协议，但是伤情没有做鉴定。其就批评了孙某甲，让孙某甲赶快找出调解协议和相关材料附卷备查，因为当时许某甲把案卷材料给其看的时候，其看案卷里面没有调解协议。3月2日，其就调到分局担任副局长，就没有管这个事情了。2018年1至2月期间，孙某甲和缪某都没有向其汇报过这个案件情况。卞某1这个案子当时人都进重症监护室了，肯定有必要向其汇报。这个案子当时涉及到尹某1，尹某1这个人身份在溧水很特殊，其一定会要他们按照规定处理，其处理不了也会向上汇报处理。总之，不会让他们那样草草结案。（3）证人方某的证言，证明其从2017年5月至今，担任溧水分局永阳派出所分管刑侦副所长。其在担任永阳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期间，永阳派出所实行的是警组制。值班警组当天处警的案件，处警的民警跟带班警组所领导汇报，根据现场处警初步判断是属于民事纠纷，还是求助类、行政案件类、刑事案件类等案件类别，民警在警务平台上处警类别选择，由带班所领导审批。如果是行政案件走行政案件程序，由值班警组带班所领导继续负责。如果是刑事案件走刑事案件程序，也是由值班警组带班所领导先负责，如果带班所领导认为自己能办理就自己办理，如果带班所领导认为比较疑难复杂或者需要与分局刑大沟通协调，向一把手所长汇报后，一把手所长跟其说需要其牵头负责，就由其负责这个案件，主办民警还是原值班警组处警民警负责办理。值班警组值班期间发生案件，处警民警到现场调查后，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在警务平台系统录入处警类别和案情，警组带班所领导对这个警情审阅和审批，如果是刑事案件就报立刑事案件，如果是行政案件就受理行政案件，如果案件暂不能定刑事案件就可以先受理行政案件，待后期调查后，认为涉嫌犯罪构成刑事案件的转为刑事案件程序。在查明事实后，主办民警向警组带班领导汇报调查情况，并提出处理初步意见，如果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经警组带班所领导审查、审批后，报分局法制和局领导审批；如果符合调解处理条件的，主办民警向带班所领导汇报准备调解处理的，带班所领导同意调解的，可以调解处理，但是平台里面没有领导审批设置，汇报也仅是口头的，不存在书面报告审批；如果符合刑事案件条件的，一般转化为刑事案件程序。带班领导的职责是对当天值班警组发生警情、办理的案件进行审核、审批、指导办理。2018年1月9日晚卞某1被殴打的事情，其不知道。2019年5月份，南京市公安局纪委领导找其谈话后，其才知道有这么个事情，说是尹某1找人把人打了，住进了ＩＣＵ，轻伤一级，当时其不知道受害人的姓名，知道这个案件是孙某甲办理的。谈完话之后没几天，其还特意找孙某甲问这个事情，问孙某甲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孙某甲说是调解处理的。其跟孙某甲讲，这个事情怎么调解处理？孙某甲跟其说，他认为可以调解处理。（4）证人卞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9日晚上，其跟叶某甲、宋某、赵某1、叶某乙等朋友在溧水某鼎ＫＴＶ唱歌。唱到晚上蛮晚的时候，其从包房出来到二楼大厅的沙发上坐一会儿，其把手放在沙发上，突然来了一个戴眼镜、穿黑色衣服的人一屁股坐到其左手上，其就很生气问对方“你为什么要坐在我手上”，对方说“我坐你手上怎么了”，他还顺手打了其一嘴巴。其就跟对方吵起来，对方还用毛巾砸其，这时对方所在的包间里冲出来至少四五个人，把其围起来打，其中有人用了个很硬的东西在其后脑勺砸了一下，其当时就倒地没有什么意识了。之后，其被朋友送到溧水人民医院抢救了。其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一月底出院的。事发后大概过了两三天，有民警到医院准备给其做笔录，但其当时头疼的厉害，不能说话，民警看其这个样子就说笔录就不做了，以后再说。这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民警到医院看其，问了其伤情，还问了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其回应了几句后，感觉头疼，没办法说话。看其这样，民警叫其好好养伤，就走了。其出院后的两三天，之前到医院找其的民警到其家那边喊其到楼下，在警车上，民警给了其3.5万元，并且拿出一个调解协议让其签字，跟其说这个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其数了钱之后，就签字了。签协议的第二天，公安局的民警通知其去派出所补了一个3.5万元的收条。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方赔偿其连同医药费在内4.5万元，这个事情就了结了，以后互相不追究法律责任。民警第二次到医院看其的时候，跟其提到了鉴定伤情的事情，其当时说现在头疼的厉害，没有办法说话，然后他们就没有继续说这个事情。后来一直是其父母到派出所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到底哪一方先提出来调解的其不知道。一开始，其跟父亲说的意思，一是要赔偿其医药费，另外还要让所有打其的人要受到法律惩罚。后来其住院期间，其朋友去看其的时候跟其说，当天晚上打其的人是溧水县大领导的儿子。其就改变想法了，那个大领导儿子家里有背景，其也不想找他了，但其他打其的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且赔偿其医药费就行了。后来其出院后，民警在其家楼下让其签调解协议的时候跟其说：“打你的人也关起来了，现在赔了医药费和钱，你还有什么想法呢。”其住院治疗共花了2万多元，这些票据都给民警了。（5）证人卞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份有一天晚上约九、十点钟，其已经上床睡觉了，其儿子卞某1的朋友打电话给其，说其儿子卞某1被人打了，挺严重的，躺在溧水人民医院里。当天晚上，其和其老婆赵某甲就一起赶到了医院，其儿子躺在重症监护室。一开始医生告诉其，其儿子卞某1情况很严重，让拍个片子先看一下。医生看完片子讲，其儿子大脑里面有淤血，如果过几个小时淤血没有消掉，就要送到南京的医院开刀，这边医院做不起来。当时医生讲的很严重，其很害怕。后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其儿子又拍了个片子，发现情况有点好转，就没有送南京医院，继续在人民医院治疗。其儿子卞某1一开始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就转到一般病房里，大概住了二十多天，其儿子就出院了。具体是什么人打其儿子的其不知道，后来小区周边邻居、亲戚议论的时候，其才知道是区里某个领导的小孩。其听其儿子朋友讲是永阳派出所的孙警官负责其儿子的案子。其就打电话给孙警官，让对方先出点医药费，但是打电话不管用。其儿子被打的两三天后，其就到永阳派出所去找孙警官问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要对方先出点医药费。孙警官让其先看病，他来找对方协调。其就回去了。过了两三天，其又打电话给孙警官，孙警官告诉其还在协调。然后大概其儿子住院后一个星期左右，其和其老婆两个人一起到了永阳派出所找孙警官。孙警官对其说，对方拿了2万元现金押在了派出所，可以先拿1万元给其，用来给其儿子看病，其就从孙警官那里拿了1万元现金回去了。孙警官没有跟其说打其儿子的人是怎么处理的，民警也没有跟其讲过要给其儿子做伤情鉴定。要是孙警官跟其讲需要做伤情鉴定，其肯定会让其儿子去做一下，这是对其有好处的。这样其就知道其儿子有没有后遗症，将来也好跟对方要钱。后来对方赔了其4.5万元，通过调解把这个事情了了。由于当时其儿子刚出院，是其和其老婆去永阳派出所跟对方谈的。其儿子出院后的第一天，孙警官打电话跟其讲，让其到派出所去协调一下其儿子的事情。当天下午其和其老婆就到了永阳派出所，孙警官就把其和其老婆带到他的办公室，让其和其老婆跟坐在他办公室的一个人谈。其就跟对方讲，要对方赔其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9到10万元。那个人就跟其讲“你别狮子大开口了，打人的人就是一个农民工，挣不了这么多钱，你要是这么多钱的话，他情愿坐牢去了，到时候你一分钱也拿不到。”后来，那个人把其医药费发票、营养费、误工费算了一下，说是总共才2万多元，他愿意出3万元给其。其说误工费这块其儿子一天最少也要几百块钱。孙警官跟其讲误工费也就150到200元，就算马云来，误工费也没有多少，最多200元一天，已经按照最高的标准算了。后来，孙警官把其和其老婆喊出去，其在外面跟孙警官说，最少要赔5-6万元。孙警官又把对方喊出去了，具体他们谈了什么其不清楚。后来，对方愿意再赔3.5万元，加上前面的1万元医药费，总共赔了4.5万元，其就同意了。其认为调解就是他们给钱，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当天调解的时候，没有签协议，协议是其儿子去签的，赔偿的3.5万元也是给其儿子的。其同意调解是因为，其是一个平民老百姓，要是其不同意调解，对方后来找其家麻烦就不好了，还有就是牵扯到区领导小孩，不调解处理也没办法。既然对方能够赔钱，其自己家又没钱看病，能某到一点补偿算一点补偿。其家里六口人，还需要干活挣钱，安安心心过日子，不想为了这个事情再惹出其他事情或者麻烦。（6）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份的一天晚上，其和五六个朋友在嗨秀ＫＴＶ唱歌，卞某1给其打了视频问其在哪，其说在嗨秀唱歌，卞某1说他在某鼎ＫＴＶ唱歌，并让其和朋友一起去找他。然后其和五六个朋友就去了某鼎找卞某1。当时和卞某1在一起的有两三个人，其唱了一会，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卞某1就一个人出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其听到外面有吵闹声，就出去看了一下，发现有三四个不认识的男子在打卞某1，其老婆宋某在旁边拉架，这时其也上去拉架了。在拉架的时候，其也被对方一个男子打了两拳，打到脸和头的。这时，对方包间又有三四个人出来，继续打卞某1，其中一个扎小辫子的男子用烟灰缸砸了卞某1的头部，然后对方就停手了。当时有人报警的，警察来了后带走了对方的一个人，然后其和其老婆宋某还有其他人一起把卞某1送到医院了。其把人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情况紧急，颅内出血，要观察24小时，如果情况不好要送南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后来卞某1的老婆到医院了，其和宋某就走了。事发后第二天其接到永阳派出所电话，叫其去一下。其老婆也被同时喊去的。其和其老婆在派出所里做了一份谈话笔录。除此之外，警察没有再就这件事和其或其老婆宋某有过任何联系。后来其听卞某1讲，对方有一个人的父亲是溧水的一个高级干部，好像姓尹，关系比较硬，后来其听卞某1说对方赔了点钱，这件事就结束了。（7）证人尹某1的证言，证明其完全没有印象2018年有无与一个叫卞某1的人在溧水某鼎ＫＴＶ发生过冲突，也完全没有印象其自己或者通过其他人找过派出所的人打招呼。（8）证人葛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份的一天晚上，尹某1谊润公司的薛某给其打电话说尹某1在某鼎ＫＴＶ唱歌被打了。其立刻赶到ＫＴＶ。当其到的时候，架都打完了，尹某1这边的人都走了，警察也离开了，其听现场的人讲有一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被打的有一个人受伤被送到医院去了。其就打电话给尹某1，问尹某1是不是被打了，是不是在医院。尹某1跟其讲，他没有事，在龙山桥那边。其就去龙山桥那边找尹某1。其和尹某1碰面后，就问他有没有事情。尹某1跟其讲，他没事，问其还去ＫＴＶ现场了。其跟尹某1讲，其去过现场了。有一个人被永阳派出所警察带走了，具体是谁被抓了其不知道，被打的人受伤送进医院了。然后尹某1就让其去永阳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谁被抓了。其就马上赶到永阳派出所，问了窗口的民警，有个ＫＴＶ打架的事情，出警民警在哪里，警察指指后面，其就往后面去了。其就看见胡某和一个警察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这个警察问其是谁，其说其是胡某的朋友，这个警察问其有没有参与当晚的打架，其说没有。其看到胡某当时喝酒喝的比较多，但是头脑还是清晰的。其问胡某怎么会打架，打了谁。胡某跟其说他没有打人就被抓起来了。后来，其就跟胡某聊了一会，这个警察没有理其和胡某。其从派出所出来打电话给尹某1，讲了一下胡某的情况。尹某1问其胡某状态怎么样，其跟尹某1讲，不要紧，胡某头脑是清醒的，尹某1就说知道了，就让其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的样子，尹某1打电话给其，让其去中源阳关城他家一趟，其就从飞燕活塞环厂工地出发去了尹某1家。尹某1给了其2万元钱说，等他电话。其跟他讲，不行的话，多准备点钱，省的后面来回跑麻烦。尹某1说不用，后来如果再需要钱的话，让其再告诉他。然后其就回工地了。当天下午，其在吃晚饭的时候，接到尹某1的电话，让其马上去派出所接一趟胡某，然后其就去派出所了。尹某1没有明确告诉其找人打招呼，但是其感觉尹某1已经找了人，因为是尹某1打电话找其去接的人，而不是警察打电话让其去接人。其就带着2万元直接去昨天晚上去过的办公室，当时其看见昨天晚上的民警也在办公室，胡某站在办公室里面。其问这个民警，其是来接胡某的，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民警跟其讲，让其把手续办一下，要押点钱在所里面，要其先交2万元，说是对方还在医院治疗，这个钱是给对方看病用的。其就从包里拿出2万元现金给民警，他把这2万元收下来了。然后民警就跟胡某讲，先放你回去，要随传随到。然后民警跟其说，留个联系方式。后来其就带着胡某离开了。大概胡某放出来之后没几天，民警打电话跟其讲，受伤者父母到派出所说看病没钱了，这次约了对方，喊其过去跟对方父母谈一下。然后其就开车去派出所了。然后其就跟对方父母谈赔偿的事情，最后其同意先垫付点医药费，民警当着其面给了对方一万元或者两万元现金。这次谈完之后，又过了十来天，民警又打电话给其，让其过去和对方父母谈调解的事情。其就去了，后来其和对方父母谈的是总共赔偿4.5万元。其谈完之后，就跟尹某1讲了调解的事情，尹某1说知道了，同意这个事情，让其第二天到他家里再拿2.5万元。第二天其到尹某1家里拿了2.5万元，送到派出所把钱交给了那个警官，这个事情就处理完了。（9）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尹某1在外边请人吃饭，因为喝酒了，尹某1喊公司的曹某和周某2去给他开车子，其就跟曹某、周某2一起到了某鼎ＫＴＶ。在ＫＴＶ唱歌喝酒的时候，里面点歌的小姐跑进包厢跟其讲，其包厢里面的人在外面打架了，其跟曹某就出去看看情况，看到外面一帮人围着周某2，其就过去拉，被人打了几拳，其就动手了。当时其看到周某2、曹某动手打人，没打一会，其就听到有人喊报警了，其和其他几个人就都散了，由于其酒喝多了，就回到包厢里，到包厢里面看没有人了，其就摇摇晃晃走出ＫＴＶ，在门口的时候被警察抓了带到永阳派出所。当时尹某1这一方参与打架的人有其、曹某、周某2，尹某1有没有打其记不清了，但是打架的事情是因为尹某1引起的。其被带到派出所的第二天，民警给其做了一个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其被放出来了，是葛某接其的，葛某跟其说交了点钱，没有什么事情了。民警也没有跟其讲为什么放其出来，就是要其随叫随到，以后不要在外面瞎搞。后来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其都不知道，最后其在派出所一份调解协议上签了个字，这事就算结束了。（10）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年初的时候一天晚上，其正在某鼎ＫＴＶ包厢里面唱歌，当时有尹某1、曹某、胡某等人在，其他人不认识。中途尹某1喝酒喝多了出去了，但是半天没有回来，其就出去找尹某1，其看见尹某1往茶几上一坐，坐在了一个男的手上，这个男的就站起来，给了尹某1一拳。其看见尹某1被打了，就赶快过去把对方的人拉开，当时对方也有几个人在，对方几个人就按着其打，其就喊服务员赶紧去包间叫人，包间里面的胡某和曹某就出来了，然后就把他们拉开了，其就站起来，其当时气不过，就到包间里面拿了一个烟灰缸，向对方那个男的砸了过去，打到了这个男的头部，然后被打的男的就被对方几个人带走了，然后其就离开了。其是开车带着尹某1一起离开的，胡某、曹某两个人一辆车，本来一起走的，胡某被警察拦住了，曹某在车里。尹某1后面让葛某处理的，其听葛某讲赔了对方医药费，双方调解了。这个事情是因为尹某1而起的，胡某也是为了尹某1打架被抓，所以是尹某1出面赔钱解决这个事情。（11）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8日晚上，葛某喊其帮他老板开个车，其和周某2、胡某三个人一起到卧龙湖的一家饭店后直接开着车到了某鼎ＫＴＶ唱歌，期间有服务员突然跑进来说外面有人打架了，喊其出去看一下，其出去之后看到周某2被人按在地上打，然后其和胡某一起出去把他们拉开了，当时人比较多，就发生了打架的情况，当时被打的人坐在地上，其踹了两脚，胡某怎么打的其不清楚，第二天听周某2说他用烟灰缸砸了对方，尹某1当时是否打人其不清楚，后来有人报警后，其和周某2、胡某就都走了，其和周某2、胡某离开ＫＴＶ后到门口车子上，因为车前后被挡住了动弹不得，其就一直在车子上，周某2开车把尹某1带走了，胡某后来被警察带走了。当时参与打架的人有其、周某2、胡某、尹某1，当时尹某1打没打其不清楚。后来其听葛某说尹某1赔了对方几万块钱，对方出具了谅解书，胡某就被放出来了。（12）证人卞某3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的一天晚上，卞某1表弟赵某2打电话给其说，卞某1在某鼎ＫＴＶ唱歌被人打了，被打的挺严重，其说其马上过去看看，然后其就开车过去了。其到ＫＴＶ的时候，卞某1已经被送到医院了。其看到葛某在那边，就问葛某发生了什么事情。葛某说卞某1是跟他几个朋友打架的，他也是刚过去，具体情况他也不太了解。其看到出警的民警是孙某甲，其正好认识孙某甲，就过去找孙某甲了解情况。孙某甲跟其讲，双方打架，卞某1受伤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让其去医院看看卞某1，如果伤势不重的话，这两天就让卞某1到派出所处理一下。然后，其就去医院看卞某1了。孙某甲当天晚上有打电话问其卞某1怎么样。其告诉孙某甲说，卞某1现在挺危险的，颅内出血，人在ＩＣＵ抢救，如果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转南京的医院。孙某甲说他知道了，没讲其他的。大概在卞某1事情发生后的半个月的一天，葛某打电话给其说，他要去派出所调解协商卞某1和他朋友打架的事情，他和卞某1家人不熟悉，想请其跟他一起过去。其就答应了，跟葛某一起去了一趟派出所。其记得当时是在孙某甲的办公室谈的，现场的人有卞某1的父亲卞某2、其、葛某和孙某甲。当时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一旁坐着，主要是卞某1父亲和某谈的。葛某的意思是想一次性赔钱把事情了结掉，但卞某1父亲不同意，说卞某1后面有后遗症怎么办。双方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最终好像也没有谈妥，后来其有事就先走了。（13）证人宋某（系报警人）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9日晚上八点左右，其和赵某1、叶某甲、叶某乙、陶某一起在南京市溧水区唱歌。到了晚上九点钟不到的样子，卞某1打电话给赵某1，喊其一起去溧水宝塔路的某鼎ＫＴＶ唱歌，然后其和赵某1、叶某甲、叶某乙、陶某就一起去了某鼎ＫＴＶ。当时还有卞某1、卞某1的老表，还有一个卞某1的朋友其不认识。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的样子，其在888包间门口的厕所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看见卞某1从二楼的休息区往888包间这边走，正好遇到其，然后他又回头走到休息区，其就跟着过去了。当时休息区还有一个带着眼镜的男的坐在靠护栏的沙发上，卞某1刚到休息区，那个戴眼镜的男的就抓起一块白色的毛巾砸向卞某1的脸上。卞某1就上前还手，用右手打了那个戴眼镜的男的一个耳光，那个男的站起来也打了卞某1一个耳光。其就赶紧过去拉架。这时候休息区旁边666包间里出来三四个男的，围着卞某1拳打脚踢，打的很重。卞某1当时双手抱着头，身体蜷缩着侧倒在地上，三四个男的对他拳打脚踢，大概有五六分钟。其中一个男的扎了一个小辫子，一个男的头顶只有一块头发，还有一个男的穿了一件咖啡色外套。我去拉架的时候被扎辫子的男的打了一个耳光，然后这个男的跑进666包间里拿一个很厚很大的玻璃烟灰缸，朝卞某1的头上砸过去，卞某1的面部流了很多血，我们就赶紧过去把卞某1拉走，发现卞某1左边眉毛处破了。其和卞某1等人准备往楼梯方向走，那个扎辫子的男的还有那个头发只有头顶一块头发的男的又追过来，把其和卞某1等人堵在楼梯口的墙边上，他们两个人又打了卞某1几下，非要拖卞某1去666包间去磕头。后来某鼎工作人员过来拉架，其就把卞某1带到楼下去了。然后那个扎辫子的男的、还有那个穿咖啡色外套的男的追到一楼去了，等其到了一楼，那个扎辫子的男的又打了其一耳光。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对方的人就只剩下一个穿咖啡色衣服的男的，警察就把他带派出所去了。（14）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1月9日晚上大概6点钟，其和卞某1还有蔡某一起在三高中石臼湖餐馆吃了晚饭，后来三个人一起到某鼎ＫＴＶ去唱歌，卞某1定的包间，然后其和卞某1还有蔡某先在里面唱歌的，后来卞某1又喊了他的几个朋友过去。大概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陈震进去喊了一声说卞某1被人打了，其出去就看见门口有二三十个人，卞某1躺在二楼的躺椅上，满脸是血，后来有人报警，民警就来了。4、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的案发及被告人缪某、孙某甲的归案情况。5、被告人缪某、孙某甲的人口信息查询情况，证明被告人缪某、孙某甲的身份信息以及案发时已达负完全刑事责任年龄。6、南京市溧水区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审批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证明缪某、孙某甲、周某1均系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民警以及缪某、孙某甲的警衔变动情况。7、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出具的缪某任职相关文件、永阳派出所出具的永阳派出所所领导分工，证明缪某2016年1月29日任永阳派出所副所长，案发期间负责派出所保安考核管理、巡逻防控、警情研判、警务站工作。8、溧水分局永阳派出所出具的2018年永阳派出所值班警组运行情况说明，证明永阳派出所值班警组的运行情况为接处警民警接警原则上是“首接制”，值班分为4个值班警组，每个值班警组由一名值班副所长在值班室前台指挥调度，由值班副所长负责当天所有警情的指挥处置。对治安纠纷案件原则上由值班副所长负责牵头查处，对于类似诈骗、盗窃、轻伤害等非常明确的案件及警情也由值班副所长负责牵头立案侦查，立案后与分管刑侦的副所长对接。对于一些团伙案件、疑难案件、八大类案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以及疑似要上手段的案件查处，值班副所长与分管刑侦的副所长对接，分管刑侦的副所长负责牵头调查，值班副所长负责配合工作。值班民警主要分为社区民警和接处警民警（包括处警民警和打处民警），社区民警负责前台接待和社区工作，接处警民警负责接处警和案件查处。接处警民警接警原则上是“首接制”，即警情（案件）由第一次接警的民警负责到底，谁接警谁处理，但是遇到疑难、复杂的警情（案件）由值班所长视情况负责调配、分工处理。9、2018年1月份警务运行力量安排，证明2018年1月9日值班领导为刘某、缪某，打处民警含孙某甲。10、卞某1被打案受案登记表，证明2018年1月9日宋姓女士报警称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某某路X号XXX某鼎ＫＴＶ卞某1因琐事被人殴打。受案民警是孙某甲、刘某乙。11、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出具的卞某1被殴打案的相关情况说明，证明卞某1被打案以行政案件立案，案件状态为同意受理，未录入违法行为人的处理信息。处警民警为孙某甲、刘某乙。12、治安调解协议书、收条，证明2018年2月1日，在民警孙某甲主持下，卞某1与胡某达成和解协议，认定事实为2018年1月9日22时23分，民警处警至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经了解，系卞某1因琐事与胡某发生纠纷并发生揪打，调解处理。胡某一次性赔偿卞某145000元。13、卞某1的病历及入院、出院记录、宁玄公物鉴（检）字［2019］27号鉴定意见，证明卞某1受伤后入院治疗的情况，后经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委托鉴定卞某1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14、干部任免审批表、关于尹某2等6名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证明尹某1父亲尹某2的职务履历，卞某1被打案案发时尹某2任溧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5、溧水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溧水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未受理过2018年1月份卞某1被殴打一案的委托鉴定申请材料。16、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9年4月26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立刑事案件受理、侦查卞某1被打一案。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证据的来源和使用程序合法，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效力。被告人供述中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辩解与其供述及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之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缪某、孙某甲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其行为均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缪某、孙某甲犯徇私枉法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共同犯罪。对于被告人缪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缪某没有刑事追诉的职责职权、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主体要件、周某1打招呼和尹某1的身份对缪某处理卞某1被打案没有影响、缪某没有徇私的主观故意或动机、没有积极的枉法行为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首先，在案证据证明根据永阳所的工作机制，卞某1被打案案发当晚，缪某作为带班所领导，作为一名有权决定卞某1被打案的定性和走向的司法工作人员，客观上将本应向上级所领导汇报的卞某1被打案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擅自、枉法决定定性为故意伤害行政案件并同意调解结案；其次，缪某多次稳定供述孙某甲向其汇报了卞某1颅内出血的情况，根据其多年工作经验，颅内出血至少构成轻伤以上级别，其供述和工作经历也证明其对该案应立刑事案件、尹某1等人有罪应属明知，却对尹某1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故意包庇、消极放纵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枉法直接以行政案件处理结案；再次，缪某在侦查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的讯问笔录及亲笔供述、悔过书中多次稳定供述了其对尹某1等人枉法放纵既考虑了周某1打招呼的人情关系也考虑了尹某1身份的利害关系，与孙某甲的供述和周某1等人的证言相互吻合，充分反映出其迁就私情、顾忌私利从而不依法办案的主观心态，证明其具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因此，缪某的行为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对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孙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孙某甲仅因错误的工作经验导致办错案件、案件定性和走向系领导决定、孙某甲没有徇私徇情的主观故意和枉法的客观行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首先，根据孙某甲的供述，其曾向永阳所分管刑侦的副所长请示过卞某1被打案，但并未得到明确答复，可见当时并未排除卞某1被打案属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其次，孙某甲的多次讯问笔录和亲笔供述均稳定、详细地反映了孙某甲得知卞某1被打案涉及尹某1后，查询警务平台得知尹某1的斑斑劣迹并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也听说过尹某1殴打美籍华人未作处理的事情，处警卞某1被打案调取监控录像时也得知了尹某1的“来头”，从而产生了怕得罪人的畏惧心理，并进而在被害人伤情鉴定未做、涉案人员未完全追查、全案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向缪某汇报、商量并得到缪某的决定、授意、同意后以行政案件调解结案的方式处理了卞某1被打案；再次，孙某甲的供述、周某1、葛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了周某1受尹某1之托多次给孙某甲打电话打探案情进展并要求尽量调解处理，孙某甲也在第一时间向缪某汇报了周某1打招呼一事，可见，周某1作为孙某甲曾经的同事、当时的其他所领导的打招呼对于孙某甲办理卞某1被打案也有一定的影响。综上，孙某甲碍于尹某1的身份和周某1的说情打招呼，对于领导的错误决定不仅不予反对，还积极响应，不履行全面的正常的调查职责，草草结案，放纵犯罪，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缪某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被告人孙某甲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黄 娟人民陪审员  谢庆云人民陪审员  王永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冯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