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苏0192行初736号原告朱秀华，女，1937年7月1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原告高长生，男，1963年3月1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原告高峻岭，男，1991年1月2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刚、周丹丹，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大街**。法定代表人朱茂胜，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程飞。委托代理人朱静，江苏华旦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法定代表人张会祺，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贾平平。原告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诉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禄口街道办）、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宁经开区管委会）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6月1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苏8602行初614号，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7月1日对外停止履职，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批复，该案转移至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重新立案办理，案号为（2020）苏0192行初736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峻岭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刚、周丹丹，被告禄口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朱静、程飞，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贾平平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诉称，朱秀华与高长生系母子关系，高长生与高峻岭系父子关系。因安澜大道建设需要，被告禄口街道办负责对禄口街道片区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系该片区土地使用者及资金提供者，原告承包的土地在被征迁范围之内。2017年12月27日，被告禄口街道办与原告共同签署了《附属物调查表》，约定了三原告及案外人高学喜的补偿金额共3072215.1元，相应款项已存入被告禄口街道办开设的以三原告及高学喜为名的账户中，但被告禄口街道办拒绝将相应存单交付给三原告及高学喜。经原告申请信息公开，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公布了一份《评估明细表》，依据该《评估明细表》，补偿总额变更为1989813元，但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在诉讼中对该《评估明细表》也不予认可。被告禄口街道办表示涉案项目系协议搬迁项目，目前对于原告的补偿尚未确定最终方案，也未签订补偿协议。依据被告禄口街道办的观点，被告方将无权处理原告方的地上附着物、苗木等，但被告为了征得以上土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再对原告方地上附着物、苗木等进行铲除。被告作为政府部门在未支付补偿款的情况下，无权处理原告方的以上财物，被告方擅自铲除原告地上附着物、苗木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两被告铲除原告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白水滩上的附着物、苗木行为违法。被告禄口街道办辩称，一、2016年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进行禄口空港枢纽区安澜大道项目，涉案地块所在社区在该项目范围内，后成立工作小组进行实地勘察丈量工作。如原告诉状所述，2017年12月27日签署了《附属物调查表》，调查表上有原告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的签名确认。因此涉案地块上的附着物及苗木并非被违法拆除，而是在与原告协商一致，得到原告认可并签字确认的，属于协议搬迁。二、涉案地块上的附着物及苗木也并非禄口街道办拆除，该涉案地块由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管理使用，协议搬迁的相关资金也是由空港开发区提供，禄口街道办并非是管理使用人，且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附着物及苗木是禄口街道办拆除。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禄口街道办对涉案地块上的附着物及苗木进行拆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告请求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辩称，根据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发展有限公司与禄口街道办及高伏社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安澜大道项目用地涉及高伏社区农户青苗及附属物补偿款4820137.35元，由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支付给了禄口街道办。至于原告应得到的补偿款，应由街道和社区负责处理，与江宁经开区管委会无涉，故原告不应当将江宁经开区管委会列为本案的第二被告。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查，裁定驳回原告对江宁经开区管委会的起诉。经审理查明，三原告当庭陈述，朱秀华系高长生母亲，高峻岭系高长生儿子。三原告称其在南京市江宁区白水滩上的附着物、苗木自2017年12月起被两被告铲除。三原告对该铲除行为不服，于2020年3月19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06年7月30日，南京禄口空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为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禄口街道高伏社区居民委员会、禄口街道办签订《关于高伏社区土地租用协议书》。2016年12月28日，江宁经开区管委会作出《关于同意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市政道路第一批次PPP项目”备案的通知》，该项目为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第一批次PPP项目的道路建设工程，含安澜大道子项。2018年1月12日，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与禄口街道高伏社区居民委员会（乙方）、禄口街道办（丙方）签订《安澜大道项目用地涉及高伏社区农户青苗及附属物补偿协议书》（2018年03号）。被诉行为所涉土地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该协议书载明：因安澜大道工程开工建设，涉及高伏社区农户青苗及附属物需迁移，甲、乙双方经现场调查、核实，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约定补偿标准及数额（含拟支付三原告的），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补偿款，因工程施工产生的矛盾由乙方负责解决，不得阻碍施工。根据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2月1日打印的银行业务回单显示，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已打至禄口街道办会计集中核算中心。2017年12月27日，因安澜大道项目，由高伏社区、禄口街道办及空港方三方派员组成调查小组对高伏社区案涉地上附着物进行调查，并作出《附属物调查表》。根据《附属物调查表》，高峻岭的鱼塘树苗等补偿（含桃树、鱼塘、水泥路、围栏网、彩钢瓦、护坡南棚、北1护坡、南西门、长塘东、桂花树）合计1536086元；高长生的鱼塘房屋树等补偿（含房屋362.28平方米、桃树、鱼塘开挖费、桂花树）合计1231159.6元；朱秀华鱼塘附属物补偿（含桂花、大杂树、小杂树、易杨、芦柴、鸡棚、厕所、猪圈、鸭棚、稼具棚、狗棚、水井）合计154915.5元；高学喜鱼塘树木房屋等补偿（含房屋、桃树、桂花树）合计140100元。原告高峻岭、高长生、朱秀华以及案外人高学喜分别在各自的《附属物调查表》上户主签名处签字确认。调查人签名处有高长生等四名工作人员签字。三原告签字后即有挖机进场施工。后因禄口街道办未向三原告支付上述补偿款，三原告于2019年1月9日起诉禄口街道办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所有的苗木、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予以补偿3072215.1元。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受理该案并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苏8602行初99号行政判决书，责令禄口街道办对原告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于2018年10月29日提出的补偿申请依法作出处理。禄口街道办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20）苏01行终21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9月10日，禄口街道办依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行终214号行政判决书，对三原告作出回复函，载明：“因涉案地块及附着物初次测算价格为3072215.1元，但该次测算未有专业测量和专业评估机构参与，且测算数据出来后因村民举报该数额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存在二次赔付情况，测算价格过高。因此，禄口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和第三方征地丈量公司和评估公司，对该地块进行重新丈量和评估，评估后的价格是1989813元；且我街道已将评估调查表告知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故对于涉案地块及附着物的补偿应为1989813元，而非你们提出的3072215.1元。”审理中，三原告称其与被告签订了《附属物调查表》即已签订协议，原告认可被告按照调查表中约定的数额对其进行补偿，因此当时对拆除行为并没有反对。三原告认为铲除行为是持续的行为，自2017年12月开始一直在发生。被告禄口街道办当庭陈述，其并未实施铲除行为，三原告系协议搬迁，协议搬迁的时间即2017年12月27日签订《附属物调查表》的时间，三原告签完字就交地了，是口头通知，向空港交地。被告禄口街道办表示调查组工作人员是由空港、街道、社区三家单位人员组成，高长生作为社区委派的调查组工作人员参与自己家调查，《附属物调查表》上工作人员和户主均有高长生的签字，当地居民集体举报高长生家的鱼塘苗木等部分存在二次赔付的情况，并反映调查确认的数字存在水分。被告江宁经开区管委会陈述南京空港枢纽经济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其下属平台，系签订补偿协议书并兑付资金后正常使用地块，不认可是非法拆除。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考虑新旧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不同，新司法解释限缩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因此在新旧司法解释过渡期间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适用旧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计算起诉期限，从宽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对于新司法解释实施之前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审查至2018年2月8日，其法定起诉期限是否届满。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剩余起诉期限超过新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以一年为限；剩余起诉期限不足一年的，以剩余起诉期限为限。本案中，三原告在2017年12月即已知晓被诉铲除行为，三原告如对2017年12月即已发生的铲除行为不服，至迟应在2019年2月8日以前提起诉讼，原告至2020年3月才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结合在案证据及原被告陈述内容看，三原告系与两被告及社区组成的调查小组达成合意确认补偿事项后交出土地，知晓进场施工情况。三原告认为施工非一天完成，铲除行为是持续行为，这并不能成为三原告对2017年12月铲除行为超期起诉的理由。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对于原告的起诉，本院已立案，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秀华、高长生、高峻岭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媛审 判 员  骆菊杰人民陪审员  朱良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万炳青书 记 员  魏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