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行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明路**705。法定代表人：江绮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楠，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兆军，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赫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法定代表人：周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蓓芳，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市行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赫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程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9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行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行帮公司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涉案协议第11.2条明确约定行帮公司享有厦门地区行李寄送的优先派单权，即使此优先派单不能等同于赋予行帮公司与赫程公司的独家合作方地位，但根据协议赫程公司平台在厦门地区接到的所有订单都应优先派给行帮公司。只有在行帮公司拒绝接单或发生重大变故或服务质量发生重大问题且双方协商一致，赫程公司才能将订单派送给其他行李寄送服务商。因此，赫程公司将厦门地区的订单派给成都服务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服务生公司）的行为侵害了行帮公司的优先权，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将协议11.2条中约定的行帮公司所开发推广渠道产生的所有订单认定为酒店住客扫码行帮公司展示的二维码产生的订单，显然错误。行帮公司推广渠道产生的所有订单应指行帮公司线下推广合作的酒店住客通过酒店展示的水牌在赫程公司平台下单产生的所有订单，而赫程公司显然未将该等订单全部派送给行帮公司，构成违约。一审法院之种种认定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亦不符合涉案协议签署目的。关于行帮公司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系基于双方依约合作的数据且已经扣除相关成本，金额合理。被上诉人赫程公司答辩称，涉案协议是由赫程公司选择行帮公司作为经行帮公司推广后在厦门城区行李寄送的服务方。而赫程公司与成都服务生公司约定的合作模式是赫程公司基于酒店的指示由成都服务生公司作为实际服务方。两种合作模式并不相同。涉案协议履约过程中，赫程公司依约对行帮公司的推广订单都优先派送了。但双方并非独占独家协议，在2019年5月赫程公司与成都服务生公司、相关酒店签订三方协议后，赫程公司即依酒店住客选择派单。行帮公司将厦门酒店都作为其推广渠道显然有误。至于行帮公司诉请的损失，因商业环境多变，故依据不充分。现不同意行帮公司的上诉请求。行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赫程公司支付行帮公司可得利益损失暂计755,511.40元。审理中，行帮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赫程公司支付行帮公司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675,113.2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1日，行帮公司作为乙方，赫程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一份，约定如下：本协议由行帮公司与赫程公司商定并于2017年8月1日在上海签署生效，有效期至2020年7月31日……。关于合作内容，涉案协议第一条约定：行帮公司向赫程公司提供行李寄送服务，单项资源名称为“行李寄送”；关于合作方式，涉案协议第2.1条约定：行李寄送服务：行帮公司同意为赫程公司招徕的团队、散客及个性化旅游者，或者在赫程公司平台上下单的所有用户提供其行李寄送的服务；第2.2条约定：行李寄送服务代理：行帮公司同意赫程公司作为其产品的销售代理，在赫程公司网站或赫程公司的其它销售渠道销售行帮公司产品（服务），行帮公司为赫程公司提供其产品包含的全部行李寄送服务项目，并不断向赫程公司提供或者和赫程公司共同研发新的行李寄送项目和产品，双方共同商定结算价格，赫程公司根据行帮公司的建议销售价格确定市场销售价格，市场销售价格与结算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赫程公司的利润；第2.3条约定：本协议所指行李寄送服务是指行李搬运、配送，不涉及快递业务……。关于单项资源价格，涉案协议第4.1.1条约定：合同期内，行帮公司向赫程公司提供单项资源如下：城市单项资源名称XX网络售价XX结算价厦门思明（鼓浪屿除外）、湖里、海沧、集美酒店--高崎机场/厦门站/厦门北站/酒店XX自定33元/件高崎机场/厦门站/厦门北站/--思明（鼓浪屿除外）、湖里、海沧、集美酒店XX自定33元/件鼓浪屿行李寄送XX自定48元/件苏州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虎丘区/吴中区酒店--苏州站/苏州北站XX自定38元/件苏州站/苏州北站--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虎丘区/吴中区酒店XX自定38元/件杭州同区寄送XX自定38元/件跨区寄送XX自定48元/件福州鼓楼区/晋安区/仓山区酒店--机场XX自定58元/件鼓楼区/晋安区/仓山区酒店--福州站/福州南站XX自定38元/件鼓楼区/晋安区/仓山区酒店--酒店XX自定28元/件涉案协议第4.1.2条约定：行帮公司目前业务覆盖的城市为厦门、杭州、苏州、福州，均适用以上价格。在合作期内，行帮公司新开通业务的城市将直接接入赫程公司平台的行李寄送服务项目，单项资源价格由双方协商议定，另外签订附件作为补充协议条款……。关于预订方式，涉案协议4.3.1条约定：赫程公司操作员会在当天接单时及时将客人姓名、手机号码、日期及准备配送时间（如必须确认日期的），接取行李地址及配送地址，以及交接方式以订单平台/邮件/电话/其他方式通知行帮公司，行帮公司工作时间内收到赫程公司预订请求后请在5分钟内给予订单平台/邮件/电话/其他方式正式回复确认……。关于结算，涉案协议第5.4条约定：结算方式：双方事先约定，结算采用月结的方式。月结：每月5日前，行帮公司出具用户上月实际行李寄送服务使用量报表，经双方核对无误后，行帮公司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赫程公司收到发票后向行帮公司付款。结算金额由赫程公司在每月月底前汇入行帮公司指定账户，如果有销售奖励，则在结算时扣除。行帮公司向赫程公司开具发票，赫程公司向行帮公司付款……。关于补充条款，涉案协议第11.2条约定：在原协议“合作方式”中，增加如下内容：赫程公司作为XX旅行网的唯一代表与行帮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行帮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与XX旅行网其它业务单元（XX旗下其他子公司）进行“行李寄送”相关商务和业务合作，特殊原因，行帮公司需提前与赫程公司沟通确认；双方达成联合推广协议，由行帮公司协助赫程公司进行厦门地区行李寄送服务的线下推广，由赫程公司提供推广所需物料等；作为赫程公司在福建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于行帮公司开通服务城市的行李寄送订单赫程公司应优先派单给行帮公司，并承诺由行帮公司所开发的推广渠道产生的所有订单由行帮公司服务，除非行帮公司发生重大变故或服务质量发生重大问题，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进行调整；涉案协议第10.4条另约定：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内，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2019年10月12日，行帮公司委托律师向赫程公司发送《律师函》，陈述赫程公司与成都服务生公司及酒店签订“行李管家”产品的独家合作协议，导致行帮公司的派单量显著减少，违反了双方协议第十一条第2款的约定，故行帮公司要求赫程公司支付赔偿金61,351元并依约履行涉案协议。2020年6月3日，赫程公司向行帮公司发送《解约函》，载明：双方于2017年8月签订的协议书，因该协议书将于2020年7月31日到期，根据协议中10.4条，赫程公司现通知行帮公司在合同到期日解约。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行帮公司就涉案协议的2018年收入为：1月17,947元，2月39,828元，3月24,366元，4月40,329元，5月35,382元，6月43,065元，7月61,240元，8月119,706.30元，9月56,177元，10月89,024元，11月49,524元，12月68,405.50元；2019年收入为：1月73,033元，2月88,874.50元，3月52,737元，4月62,527元，5月70,111元，6月93,365.50元，7月118,394.50元，8月100,064元，9月23,460.50元，10月33,104.50元，11月19,696元，12月24,766元；2020年1月收入为15,312元；赫程公司共计支付行帮公司涉案协议价款1,420,439.80元;赫程公司确认收到行帮公司开具的总金额为1,372,192.80元的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查明，2019年起，赫程公司（乙方）、成都服务生公司（丙方）与厦门北站XX客栈等多家酒店（甲方）分别签订《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基于行李管家业务进行合作，甲方作为业务销售方，乙方作为技术、品牌及销售渠道提供方，丙方作为运营方实际进行承运；甲方只向使用其酒店服务的客户提供丙方的行李管家服务业务，乙方同意为丙方的行李管家服务提供平台销售渠道且乙方保证甲方酒店客户衍生的行李管家类服务由且仅由丙方及其合作商提供；丙方同意乙方作为其产品的销售代理，在乙方官方网站或乙方的其它销售渠道销售丙方产品（服务），丙方承诺为甲方提供其产品包含的全部行李管家服务，并不断向乙方提供或者和乙方共同研发新的行李管家项目和产品；服务由甲方购买并支付……。2019年8月起，厦门XX度假庄园等多家酒店分别出具《声明》，载明：我方酒店自动放弃XX旅行网联合行帮公司线下扫码推广行李寄送渠道，即放弃客人线下支付从而使用行李管家的模式，我方酒店自愿加入XX行李管家空手出行计划，即线下门店客人免费使用服务的模式，并指定成都服务生公司为我方酒店行李寄送服务线下住客渠道的指定行李运输商。一审法院认为，行帮公司与赫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赫程公司与成都服务生公司及酒店方签订三方协议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当赔偿行帮公司可得利益损失及其金额。涉案协议第11.2条约定，对于行帮公司开通服务城市的行李寄送订单赫程公司应优先派单给行帮公司，并承诺由行帮公司所开发的推广渠道产生的所有订单由行帮公司服务。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并未赋予行帮公司独家合作方的地位，即未剥夺赫程公司与其他合作方开展行李寄送项目的权利，故赫程公司与成都服务生公司及酒店方签订三方协议、开展行李寄送项目的行为不违反涉案协议的约定。双方履行涉案协议过程中，赫程公司亦将酒店住客扫描行帮公司展示的二维码产生的订单均派送给了行帮公司。综上，行帮公司主张赫程公司违约，要求赫程公司赔偿行帮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判决：驳回行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51.10元，减半收取计5,275.55元，由行帮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协议相关条款应如何理解？2、赫程公司履行涉案协议过程中有无违约行为并导致行帮公司可得利益损失？3、如有损失，行帮公司诉请损失金额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涉案协议第11.2条的约定内容是“……由行帮公司协助赫程公司进行厦门地区行李寄送服务的线下推广，……对于行帮公司开通服务城市的行李寄送订单赫程公司应优先派单给行帮公司，并承诺由行帮公司开发推广渠道产生的所有订单由行帮公司服务，……”就该条款如何理解的问题，其一,即便按照行帮公司主张厦门地区系由其开通行李寄送服务故而行帮公司对厦门的行李寄送订单享有优先派单权，但涉案协议并未排除因赫程公司与其他酒店及服务商达成相关合同而使得产生的订单依照其合作模式直接交由该等服务商完成的情况，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行帮公司并无与赫程公司约定独家合作方的地位。其二，从第11.2条的行文中，也无法解读出凡是在赫程公司平台下单的厦门行李寄送服务都应交由行帮公司完成的意思表示。因此，行帮公司对涉案协议相关条款的解读，本院无法认同。事实上，诉讼至今行帮公司也无证据表明，因赫程公司与相关酒店及第三方服务商合作产生的订单系由行帮公司推广获得。基于上述分析，赫程公司在履行涉案协议过程中虽与相关酒店及第三方达成其他合作，但并不构成对本案协议的违约行为。相应的，行帮公司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也就无从谈起。综上所述，上诉人行帮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51.10元，由上诉人厦门市行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沙茹萍审判员  刘 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 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