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2888号原告：北京电音绅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观音庵南街**院**楼**2007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JE628。法定代表人：田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柏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某，女，200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张菲菲，女，198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烨烨，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鑫，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电音绅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音公司）与被告江某、张菲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电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涛，被告江某、张菲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烨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电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江某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50000元；2.被告江某支付违约金5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江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4月23日签订《艺人合约书》，根据《合约》5.1款约定，双方合同期为3年，自2020年4月23日至2023年4月22日，在此合同期内由原告作为被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歌唱类、影视类、MCN以及商业演绎类的唯一经纪公司，负责统一策划、安排乙方在前述范围内所有的商业活动、影视和歌唱类的相关工作。3.2款约定：原告享有独家的、排他的经纪权利。被告未经原告书面允许，不得自行安排本合约书条项下所有的商业活动和演艺工作，或与任何第三方就本合约项下所涉及的商业活动和演艺工作进行任何形式上的签约以及合作，否则，视为被告违约。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法定代表人（自然人独资企业）拥有七十余万粉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广泛的社会资源及演艺圈不可估量的资源，自2020年4月23日开始，原告法定代表人田昊作为专业曲作家，为被告量身制作了19首单曲，其中《回到夏天》、《第一百零一首诗》已长期占据网易云音乐热歌榜前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为被告成为艺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原告对被告进行重新全面包装的同时，为被告向全国进行全力推荐，为被告争取受聘机会，并通过原告法人自媒体（抖音号：爱写歌的小田）等各类网络媒体平台，对被告歌曲进行推广宣传。经过原告为被告写歌、谱曲、录制并进行大力推广后，被告凭借演唱《回到夏天》、《第一百零一首诗》等歌曲在圈内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与此同时，原告也收到了邀请被告进行演唱及演出的相关邀约。在被告取得知名度的同时，其与匠心音乐串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将原告的合约抛掷脑后，2020年6月29日被告通过微信单方面通知解除合约，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双方于2020年4月23日签订的《艺人合约》是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现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构成了明显的违约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双方《艺人合约》约定，被告应赔偿由于其违约行为给原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曾多次就此通过电话或函件与被告联系，但被告一直置若罔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江某、张菲菲辩称，北京电音公司诉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案涉合同在订立后属于效力待定合同，经监护人拒绝追认已经自始无效，北京电音公司诉请经济损失、违约金和诉讼费并无法律依据。1.江某在订立案涉合同时未满十六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案涉合同与其年龄、智力等实际状况并不相适应，应属于效力待定合同。首先，江某在合同签订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江某在出生于2004年4月27日，而案涉合同签订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江某在合同签订时未满十六周岁。另外，根据江某提供的证据一可知，江某在庭审之日还是中学生，无法以自己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根本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次，案涉合同既不属于纯获利益合同，更与江某的年龄、智力等实际状况不相适应。从案涉合同4.1条、4.4条、6条、7条、8条、10条和11条可知，该合同对江某进行了众多的义务、约束设定，显然不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上述条款中的义务履行、约束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条款众多且内容复杂，江某作为一名尚在校就读的非法律专业的中学生，其智力、年龄和认知水平根本与本合同众多条款不相匹配，江某根本无法认识到案涉合同和众多条款的法律意义。需要提醒法院注意的是，合同第8.1条甚至设置了高达两百万元的违约金条款，该类条款与江某的认知水平差距十分巨大。最后，北京电音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江某的年龄，但仍然与江某签订这样条款复杂、义务繁重的合同，该行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初衷本就相违背。我国民法总则有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避免未成年人在身心尚未成熟时作出有损自身权益的行为，立法原意应当在于希望社会各主体在与未成年人进行各种民事往来时恪守谨慎原则、依法行事。而根据案涉合同中乙方信息栏，北京电音公司早就知道江某的实际年龄，北京电音公司在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仍然与江某签订案涉合同，其应当就该行为承担相当的法律后果。综上，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案涉合同应为效力待定之合同。2.江某的监护人已在2020年7月1日向北京电音公司做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因此案涉合同和相关违约条款自始无效。江某监护人已在2020年7月1日通过邮件通知的情形，向北京电音公司做出拒绝追认案涉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和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案涉合同在监护人追认后发生自始无效的法律效力。3.案涉合同第8款违约责任约定，明显与江某认知状况不相适应，该条款经监护人拒绝追认已属无效，故北京电音公司所诉并无法律依据。（二）北京电音公司诉请经济损失并无事实、法律依据。1.北京电音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更未证明所谓经济损失与江某存在因果关系。2.北京电音公司自行对外签订的合同属于其处分权利的自主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在案涉合同效力待定期间，北京电音公司作为具备独立人格的法人应当认识到案涉合同的法律效力，而其仍然就相关歌曲与第三人签订民事合同，属于其处分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行为，北京电音公司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风险与法律后果。退一步而言，即便法院认定北京电音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前述合同与本案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也完全体现不出北京电音公司因此而存在经济损失。3.北京电音公司并未就相关歌曲支出巨大的成本，而在合同效力待定期间，北京电音公司本就从中获取众多经济利益，并不存在经济损失。涉案歌曲在正式发布前，北京电音公司与江某与本案第三人签订相关合同，已将涉案歌曲版权转让给第三人使用。涉案歌曲发布后，由第三人对涉案歌曲进行宣传，由此在网络上形成一定影响力。因此，北京电音公司从未就相关合区支出巨大成本，是由第三人对相关歌曲进行宣传，北京电音公司根据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按照歌曲影响力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因涉案相关歌曲由第三方宣传后取得较好反响，存在得益，而不存在经济损失。（三）北京电音公司在案涉合同订立时存在认知过错，并且在合同效力待定期间也从未按约支付歌酬，其应当就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应当要求江某承担莫须有的法律责任。1.如前所述，北京电音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就已经知道江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仍然草拟并签订了案涉合同，江某认为，北京电音公司存在利用江某认知水平有限而肆意加重江某合同义务的行为，江某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北京电音公司在合同效力待定期间从未按约支付歌酬，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案涉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原本就歌曲报酬做出了详细约定。但事实上，北京电音公司从未按此约定支付歌曲报酬，北京电音公司仅仅在江某演唱歌曲后给与一定的红包进行鼓励，均为一两百块。另外，江某认为在监护人做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而案涉合同无效后，迫于双方仍然存在歌曲上的演唱来往，故江某仍然会偶尔帮助北京电音公司演唱歌曲，而北京电音公司也给与几百块钱的红包表示感谢，该行为属于合理行为。再次需要重申的是，由上述江某签订合同和收取唱歌奖励的行为模式可见江某所收取的唱酬奖励与江某的心智水平相匹配，但签订金额为二百万元合同的行为与江某的心智水平并不一致。综上，由于北京电音公司在合同签订和代理待定期间本就存在严重的过错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其应当就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与后果，而不应当强行要求江某承担莫须有的责任综上，江某认为，北京电音公司诉请全无事实和法律义务，案涉合同在监护人拒绝追认后已经自始无效，而江某也从未给北京电音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北京电音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由其自主行为而造成的相关法律风险与后果。故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审慎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北京电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北京电音公司（甲方）与江某（乙方）于2020年4月23日签订《艺人合约书》，合同约定，3.1乙方同意作为甲方的签约艺人，同意甲方为乙方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歌唱类、影视类、MCN以及商业演艺类的唯一经纪公司，负责统一策划、安排乙方在前述范围内所有的商业活动、影视和歌唱类的相关工作。3.2乙方确认，甲方作为乙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唱歌类的唯一经纪公司，享有独家的、排他的经纪权利。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得自行安排本合约书条项下所有的商业活动和演艺工作，或与任何第三方就本合约项下所涉及的商业活动和演艺工作进行任何形式上的签约以及合作，否则，视为乙方违约。5.1协议双方同意，在本合约签订执行的前一年中双方未解除本合约的前提下，则本合约书有效期自2020年4月23日起至2023年4月22日止，在本合约期满前60天内双方未提出终止合约则本合约自动延续至2024年4月22日。6.2.1合约期内因乙方所产生之所有其他税后收益，双方依据以下比例进行分配：（线下）演出/商演/活动/代言，分成比例如下：乙方商业价值超过1万元时，甲方60%，乙方40%；乙方商业价值不超过1万元时：甲方0%，乙方100%。（线上）互联网版权OP（季节/半年结）分成如下：合约期限内：甲方80%，乙方20%。（线上）合约期内若甲方出售或转让乙方参与的作品版权OP时，所获的相关作品版权总收益分配如下：合约期限内：甲方80%，乙方20%。8.1本合约书生效后，除本合约书明确规定可以单方解除或终止的情形外，如任何乙方擅自单方解除或终止本合约书或拒绝承担本合约应承担的义务，应向向对方赔偿贰佰万元人民币。8.2按本合约书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当在明确责任后30天内付清，否则每逾期1天，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合同附件二为江某的身份证复印件。2020年5月18日，甲方1（转让方）雷壮、甲方2（转让方）田昊与乙方（受让方）成都四维天地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四维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协议所涉及音乐作品《回到夏天（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的词著作财产权、曲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乙方。同日，甲方1江某、甲方2田昊与乙方成都四维公司签订《授权合同》，约定乙方同意为甲方出资制作一个演唱版本，并与甲方进行此版本的收益分配。歌曲名称：《回到夏天（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及《回到夏天（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伴奏》，词作者：雷壮/田昊（艺名：爱写歌的小田），曲作者：田昊（艺名：爱写歌的小田），演唱者：江某（艺名：傲七爷）/田昊（艺名：爱写歌的小田），录音制作权归属方：四维音乐，授权比例：100%。2020年5月20日，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录音制品制作及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提供甲方认为符合乙方艺人风格的词曲作品共3首供乙方艺人进行演唱；乙方可以就歌曲选择提供建议；乙方应要求乙方艺人配合进行演唱机录制，乙方艺人应于2020年10月30日内完成全部歌曲的演唱及录制。并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合作费用为15900元，甲方根据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的合作费用已经包含：乙方艺人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及授权应获得的全部报酬或版权使用费用；乙方艺人有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支付，概与甲方无关；乙方艺人无权要求甲方支付任何款项。并约定了合作费用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江某及其监护人江泳锦在合同附件上乙方艺人处签名捺指印。2020年6月18日、6月29日原告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音乐作品创制合同》，约定合同项下标的音乐作品数量分别为3首和1首，创制费用总金额分别为95000元和53000元。2020年7月1日张菲菲以江某监护人的名义向北京电音公司发出《告知函》，明确对江某与北京电音公司签署案涉合同的行为不予以同意、追认，案涉合同的效力自始无效。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案涉《艺人合约书》是否成立并生效。对此，本院认为，江某生于2004年4月27日，其在签订案涉《艺人合约书》时，尚未年满十六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案涉《艺人合约书》中约定的违约金高达2000000元，显然江某签订案涉《艺人合约书》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江某签订案涉《艺人合约书》需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现江某法定代理人张菲菲已于2020年7月1日向北京电音公司发出《告知函》，明确对江某与北京电音公司签署案涉合同的行为不予以同意、追认，本院认为，案涉《艺人合约书》系无效合同，且自始无效。北京电音公司要求江某向其支付经济损失50000元及违约金5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艺人合约书》系无效合同，北京电音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明知江某未满十六周岁，案涉合同无效的原因并非江某过错所致。其次，北京电音公司主张其为江某投入巨大成本和资源，而江某与“匠心音乐”串通单方面解除合约，给北京电音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北京电音公司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现北京电音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江某违反案涉合同的约定，也无法证明江某的行为对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故北京电音公司主张江某应向其赔偿经济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的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电音绅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原告北京电音绅士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俊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罗奕晴戚玉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