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2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井民，男，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全，男，196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秀茹，女，196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海燕，女，198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201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戈，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平，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井民因与被上诉人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7民初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井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改判驳回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刘井民与刘风明之间转让股权行为无效错误。1．原审径直认定转让协议无效，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股权转让是否有效，是《公司法》、《合同法》所规范的行为，如果认为股权转让的效力是本案追加与否的前提，那就该行为的判断应当另案进行审理。原审在本案中直接认定无效，但又未提出适用的法律依据，完全把该效力问题当成了事实问题进行了推断，而没有把效力问题作为法律问题予以论证。2．股权转让未约定价款不等于没有对价。刘井民与刘风明已于2017年1月1日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变更登记。该次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未约定转让价款，但受让股权并非意味着受让方资产的必然增加，相反与股权相关的企业经营还可能存在未来的风险，因此仅以未约定价款为由认定刘井民转让股权系为逃避自身出资义务，属于枉顾公司这一特殊经营实体的情形。3．股权转让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指明：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依法审慎认定合同效力。4．刘风明的身份情况不是否定股权转让效力的因素。原审提出刘风明与上诉人系父子关系，转让股权时年事已高，不具备缴纳出资的能力，从而作为认定无效的依据。原审作出该认定时，从未考察过刘风明在受让股权时的身体状况，仅凭借其死亡的结果推定了其不具备缴纳出资的能力。刘风明之前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脑溢血去世并非老年人的专利，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也经常发生在中青年身上。法律没有规定父子之间不能转让股权、老年人不能经营公司，法无禁止即可为。假设刘风明没有去世，作为春民物流公司的股东，法院只会审理对其追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不会追加刘井民。而刘风明虽然已经去世，但其仍为登记股东，法院跨越登记股东直接追加前任股东，显然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即无事实也无法律依据，系错误的认定。二、原审认定刘井民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错误。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采用认缴制，即股东负有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的义务。公司章程可以就认缴期限作出规定，认缴期限不但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对外亦产生公示效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以及“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均应理解为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金额、方式、时间等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未到认缴期限不属于上述情形。春民公司设立时，上诉人认缴的出资已经实缴到位。增资后，春民公司章程规定，刘井民认缴出资期限为2030年12月31日，在认缴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春民公司并未出现股东应当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定情形，故刘井民不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同时，刘井民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已将股权转让给刘风明，由刘风明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刘井民已并非春民公司的股东。故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请求追加刘井民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井民的上诉请求。必须审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追加刘井民作为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申请执行北京春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民公司）工伤待遇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京0117民初859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17民初8589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3950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3民终3961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117执2792号执行裁定书、京平劳人仲字[2018]第1219号裁决书、（2019）京0117执1113号执行裁定书、（2019）京0117执异168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2．刘井民向一审法院提交北京嘉仁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证明刘井民按期足额履行了101万元的出资义务，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刘井民向一审法院提交赤峰宏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赤宏会审字[2015]48号审计报告，证明春民公司建立了健全的会计制度，不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形，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定。3．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春民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档案材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李德全、谭秀茹系李东的父母，赵海燕系李东的妻子，李某系李东之子。2015年3月22日，李东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桥北物流园区金融物流港内为其驾驶的车牌号为×××的重型厢式货车排除障碍时，因操作不当被车挤压身亡。该车辆属于春民公司所有。2017年1月9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7民初8590号民事判决，确认李东与春民公司之间自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3月22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月9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7民初8589号民事判决，确认春民公司向赵海燕支付李东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3月22日期间的工资6621．33元，向赵海燕支付李东于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3月22日期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621．33元。春民公司对上述两案不服，提出上诉，并于2017年3月21日撤回对上述两案的上诉。后赵海燕对（2016）京0117民初8589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未发现春民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赵海燕亦不能提供春民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对春民公司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后，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京0117执2792号执行裁定，终结此次执行。2018年7月17日，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平劳人仲字[2018]第1219号裁决书，确认春民公司支付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丧葬补助金三万八千七百七十八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五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元，支付李某2015年3月23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供养亲属抚恤金四万一千二百五十六元，自2018年4月1日起直至失去供养条件止，按月支付李某供养亲属抚恤金，数额为每月一千一百四十六元，如遇抚恤金调整，调整办法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执行。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对该裁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采取冻结春民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对春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风明采取限制高消费、将春民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强制措施。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不能提供春民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京0117执1113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此次执行。后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申请追加刘井民作为京平劳人仲字[2018]第1219号裁决案件的被执行人。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刘井民转让春民公司股权时，其101万元的出资责任已经缴付，虽其未能证明已经实际缴付399万元的出资，但该笔出资的期限尚未届满，且刘井民转让股权后已非春民公司的股东，故对追加刘井民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不予支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京0117执异16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追加刘井民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春民公司于2012年3月30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原唯一股东为刘井民，2012年3月30日公司章程载明认缴出资额为101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2年3月30日，且刘井民已于2012年3月30日实际缴付101万元出资，并有北京嘉仁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为证。2015年5月20日，春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公司章程载刘井民增加认缴出资399万元，出资时间2025年5月28日。2017年1月12日，春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风明，公司章程载明刘风明认缴出资共500万元，其中101万元的出资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399万元的出资时间为2030年12月31日。另,刘风明于1929年8月18日出生，系刘井民之父亲。2017年刘井民将春民公司股权转让给刘风明时，刘风明已经88周岁。在2017年1月11日《北京春民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作出的决定》中载明股东决定委派刘风明公司执行董事职务，聘任刘风明公司经理职务，委派刘井民公司监事职务。再查，2015年5月25日，赤峰宏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赤宏会审字[2015]48号审计报告，载明通过对春民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的利润表和2014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后认为，春民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春民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2017年1月9日，法院判决确认李东与春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春民公司向赵海燕支付欠缴的工资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此后，刘井民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春民公司对上述两案提出上诉，并于2017年1月12日向刘风明转让春民公司的全部股权，随后，春民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撤回对上述两案的上诉，明显系滥用诉讼权利为其转让股权争取时间。同时一审法院结合刘风明系刘井民之父亲，刘风明受让股权时年事已高、不具备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能力，股权转让后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399万元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由2025年5月28日修改为2030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后仍委派刘井民作为春民公司的监事，且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井民亦未提交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凭据等情节，认定刘井民转让股权系为逃避自身出资义务，其行为致使春民公司缺乏偿还债务能力，已经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故刘井民转让股权无效。同时，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或者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经（2017）京0117执2792号执行案件及（2019）京0117执1113号执行案件审查，春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且春民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将399万元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由2025年5月28日修改为2030年12月31日，故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有权要求刘井民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以上所述，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要求追加刘井民作为（2019）京0117执1113号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井民提交审计报告用以证明春民公司建立了健全的会计制度，不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形，因刘井民提交的审计报告仅系对春民公司2014年财务状况的审计结果，且春民公司财产与刘井民个人财产是否混同，与本案争议焦点刘井民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刘井民出资义务是否应加速到期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刘井民的该项辩解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追加刘井民作为（2019）京0117执111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刘井民在尚未缴纳399万元出资范围内向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履行清偿义务。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询，刘井民称刘风明于2017年6月去世，其去世后遗产未继承分割，公司未经营，公司债务未处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否应追加刘井民为被执行人。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来看，在2017年1月9日法院判决确认李东与春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春民公司向赵海燕支付工资及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后，春民公司对上述两案提出上诉，后刘井民于2017年1月12日向刘风明转让春民公司的全部股权，春民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撤回对上述两案的上诉，明显系滥用诉讼权利为刘井民转让股权争取时间。其次，从刘风明受让股权的对价来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刘井民亦未提交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凭据。再次，从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来看，刘风明与刘井民系父子关系，刘风明无偿受让刘井民转让的股权，其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最后，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公司的情况来看，刘风明受让股权时年事已高、不具备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能力，股权转让后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399万元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由2025年5月28日修改为2030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后仍委派刘井民作为春民公司的监事。综合以上情况，刘井民无偿转让股权给刘风明系为系为逃避自身出资义务，其行为致使春民公司缺乏偿还债务能力，已经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足以认定该二人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刘井民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且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与是否应追加刘井民作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直接相关，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或者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经（2017）京0117执2792号执行案件及（2019）京0117执1113号执行案件审查，春民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且春民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将399万元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由2025年5月28日修改为2030年12月31日，故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有权要求刘井民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李德全、谭秀茹、赵海燕、李某要求追加刘井民作为（2019）京0117执1113号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井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井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清波审 判 员 高 贵审 判 员 张海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高明晓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