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5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男，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龙，浙江常青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普根，男，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辉强，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萍，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因与被上诉人刘普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3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浙10**民初386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无效条款”及论述的五项理由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且部分事实的认定前后自相矛盾。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结论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益分配条款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目标公司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并无约束力，目标公司不会因为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就决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约定的内容至多会对原告行使股东权利产生影响，并不直接、也不必然会决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根据该认定的内容，涉诉条款很明显是无效条款，而不是有效条款。涉诉的条款为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只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能约定目标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才应该是无效条款，涉诉条款实质是两部分组成，前面为对公司的规定：前三年50%利润分红，预留50%建设发展，第四年6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40%建设发展，第五年开始，7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30%建设发展。每年分红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后面为对大股东的规定:不足部分由大股东补足。原审判决认定涉诉条款与目标公司没有约束力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可以理解为，涉诉条款是有效的，在该条款有效的前提下，如果目标公司在盈利的情况下，即应该按照该约定对被上诉人进行利益分配，涉诉条款无效的原因就是股东协议中约定了本应由股东会决议的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涉诉条款的第二部分：不足部分由大股东补足。大股东属于一个不确定状态，签订股权转让时，拥有目标公司股权最多的为上诉人，但是在目标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大股东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大股东为四川乐仙旅游开发有限供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四川乐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设定义务也是不合法的。根据《公司法》166条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有相应的程序，更不应该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2、原审判决认定“利益分配条款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条款，并非是股东会决议中的条款。原被告之间约定并非是股东决议行为，自然不是在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该认定事实不清。涉诉的条款就是因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目标公司的利益分配条款，决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前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开始，对目标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进行了约定，代替了股东会决议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其无效的原因。3、原审判决认定的“原告主张条款无效所依据的《公司法》第37条关于股东会职权的授权性规范，公司法司法解释4第14条、第15条系关于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审查规则，公司法司法解释第4条系关于公司执行利润分配方案的义务性规范，而公司章程第八条的内容即是《公司法》第37条的内容，以上规定与本案无关，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行为并非是决议行为，亦不是在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即便原、被告的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但是上述规定并非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条款并不因此而无效”是完全错误的。涉诉的条款约定了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法司法解释4对公司执行利润分配方案规定的义务性规范，涉诉条款无效的原因就是约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上述认定认为公司法第37条不适用于本案是错误的。公司法第37条是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规定，是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了该强制性规定的涉诉条款显然是无效的。4、原审认定“涉案协议的第五条实质上是附条件的合同条款，公司每年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规定分红并且股东分红款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是履行条件。被告从公司取得足额分红款时，原告（当时即是大股东）不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被告未取得足额分红款时，原告就须向被告补足分红款”也是错误的。首先，该事实认定与上述第1项的认定自相矛盾，上述第1项认定为涉诉的利益分配方案对目标公司并无约束力，在该认定中又认定公司每年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规定分红并且股东分红款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是履行条件。两者自相矛盾。其次，该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未取得足额分红款时，上诉人就应向被上诉人补足也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补足的义务在于大股东并非上诉人。大股东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现在的大股东不是上诉人而是四川乐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5、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之间的约定并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原告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第五条的内容损害了国家、他人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未考虑到公司法第166条公司利润分配的前提是在完税、提取法定公积金及法定公益金后，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同时，在上诉人不再是公司大股东后，也损害了其他大股东的利益。涉诉的目标公司的利益分配方案损害了目标公司的利益及上诉人之外的大股东的利益，应是无效条款。二、一审判决混淆一般合同纠纷与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处理原则，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对赌协议”纠纷的审判指导原则，从而得出错误判决。本案实质为股权转让纠纷，被上诉人一旦成为公司股东，即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被上诉人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且行使股东的相应权利，各方股东对于目标公司的发展均负有相应义务，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应由股东会表决决议，不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名股东决定，涉诉的目标公司利益分配条款是无效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法254号会议纪要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根据该规定，显然一般合同纠纷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不能机械照搬到本案复杂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意味着目标公司应该按照涉诉条款约定的利润分配方案为被上诉人分配利润、且利润分配方案无须经过股东会决议，不用在完税后，不用提取法定公积金及法定公益金的前提下，违反了公司法对公司分配利润的强制性规定。 刘普根答辩称，本案是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人王**在一、二审一直诱导法院到股权利润分配纠纷。上诉人一再提出否认协议条款无效的理由是协议侵犯了公司利润分红的决议，本案并不存在公司利润分红决议。这里强调一下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背景，2015年动物园成立时上诉人持有100%的股权，在动物园成立两年后，答辩人只是受让了5%，另外还有五个小股东，总共6个小股东持有32%。王**在转让的时候注册资本金是没有出的，王**转出的32%，包含我们的5%。我们小股东投资进入是因为王**在转让的时候许诺我们每年按照这个利润分配方案来分所以我们才投钱进来。本案中条款有效无效是指发生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条款对动物园是否有约束力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上诉人主张条款无效的理由是违法，上诉人引用的是公司法中股东会职权和效力审查，本案没有任何公司分红决议。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如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对动物园没有约束力。股权转让协议怎么替代股东分红决议？动物园实际上没有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动物园实际上没有盈利，也没有进行过分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如果公司没有盈利，王**要自己掏钱补足，没有侵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大股东是不是王**根本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股权转让协议中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大股东是同一主体。王**2017年和2018年的已经补足，因为没有补足2019年和2020年，刘普根和郑有富要求王**补足，王**立即提出确认无效之诉。本案双方签署的条款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4月7日签订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利益分配前三年50%利润股份分红，预留50%建设发展，第四年6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40%建设发展，第五年开始，7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30%建设发展。每年利润分红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不足部分由大股东补足。”无效；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5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原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原告王**。2017年4月7日，原告王**与被告刘普根签订《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4%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出资额200万元）转让给被告刘普根，转让价格为200万元。其中第五条约定：“利益分配前三年50%利润股份分红，预留50%建设发展，第四年6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40%建设发展，第五年开始，70%利润股东分红，预留30%建设发展。每年利润分红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不足部分由大股东补足。”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实际受让了原告持有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5%股权。原告向被告转让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的相近时间，原告也向案外人郑有富、郑彩红等人转让其持有的股权。2017年4月17日，原、被告等股东共同通过《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5月11日，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的公司类型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数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原告王**一人变更为原告王**、被告刘普根、案外人郑有富、郑彩红等八人，其中原告王**的股权份额为58%。2018年6月6日，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程云苏将其股权转回原告王**，并完成了变更登记，原告王**的股权份额变更为68%。2019年11月21日，原告与四川乐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给四川乐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2月24日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王**尚余17%的股权。2020年8月，本案被告刘普根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王**按《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其补足分红款395833.33元，原告王**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利益分配条款应属无效，故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自愿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第五条是否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他人、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该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并非是无效条款，理由如下：首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原告王**与被告刘普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益分配条款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目标公司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并无约束力，目标公司不会因为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就决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诚然，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是公司的大股东，足以利用其股权优势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但是，协议约定的内容至多可能会对原告行使其股东权利产生影响，并不直接、也不必然会决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其次，利益分配条款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条款，并非是股东会决议中的条款。原、被告之间作出约定并非是股东决议行为，自然不是在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再次，原告主张条款无效所依据的《公司法》第37条系关于股东会职权的授权性规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条、第15条系关于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审查规则，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4条系关于公司执行利润分配方案的义务性规范，而公司章程第八条的内容即是《公司法》第37条的内容，以上规定与本案并无关联，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行为并非是决议行为，亦不是在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即便原、被告的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但是上述规定并非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条款并不因此而无效。再其次，涉案协议第五条实质上是附条件的合同条款，公司每年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股东分红并且分红款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是履行条件。被告从公司取得足额分红款时，原告（当时即是大股东）不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被告未能取得足额分红款时，原告就须向被告补足分红款。原告向被告承担相应的义务，系以公司的分红情况为条件，此时公司的分红情况实际是合同履行的一个客观条件。此种条款在实践中，亦被称为“对赌协议”。对赌协议是一种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等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本案原告与被告达成的所谓利益分配条款就是基于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平衡双方利益而设计的包含了金钱补偿内容的估值调整协议。原告与被告均为目标公司的股东，两人之间的对赌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最后，原、被告之间的约定并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原告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第五条的内容损害了国家、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王**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第五条是否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他人、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认为该条约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有：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益分配条款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目标公司台州大湾动物园有限公司并无约束力，目标公司不会因为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就决定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二、利益分配条款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条款，并非是股东会决议中的条款。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作出的约定并非是股东决议行为，自然不是在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利润分配方案方面的法律规定；三、涉案协议第五条实质上是附条件的合同条款，公司每年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股东分红并且分红款不低于总股本金的10%是履行条件。被上诉人从公司取得足额分红款时，上诉人（当时是大股东）不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被上诉人未能取得足额分红款时，上诉人就须向被上诉人补足分红款。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系以公司的分红情况为条件。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所谓利益分配条款就是基于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平衡双方利益而设计的包含了金钱补偿内容的估值调整协议，是一种对赌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目标公司的股东，两人之间的对赌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上诉人应信守承诺；最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约定并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涉案协议第五条的内容损害了国家、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所述，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