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48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创业路**。负责人：王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通全，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良辉，男，1971年12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光彩大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曦，男，1969年7月6日生，汉族，住，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div>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华，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2020）赣0721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的方式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通全，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2020)赣0721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房屋拆迁补偿款计人民币186786.6元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在未对阳桂英证载房屋作出补偿的情况下即对房屋进行了拆除，行为违法，判令原告向案外人阳桂英支付赔偿款186786.6元，遗漏了本案至关重要的事实，即阳桂英享有案涉房屋(A155-1)的部分权属，换言之，案外人阳桂英在上述行政案件中争议的以及上诉人拆除的房屋就是案涉房屋A155-I，而非其他房屋。这一事实在江西省高院再审裁定书中明确载明了，在本次开庭原审法院也是作为无争议事实进行了记录，但在原审判决中却没有记录，属于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获得的案外人阳桂英所属部分产权房屋的补偿款系不当得利。所以，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本案并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判决结果将导致上诉人的权利无从救济。原审法院在省高院已经查明案外人阳桂英享有部分产权的事实，被上诉人不当得利获得案外人阳桂英享有部分产权房屋补偿款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出现上诉人对同一栋房屋支付两笔补偿款，使得上诉人的权利无从救济。在省高院作出“案外人阳桂英享有部分产权的认定”后，实际上就已经对上诉人委托的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部分前提（面积权属）作出了否定性评价，就足以认定上诉人的损失及损失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并非必须以协议撤销或者变更为前提，尤其是协议为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协议诉讼原告，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虽将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法律、司法解释亦未对行政机关单方行使变更、解除权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审判决结果将导致上诉人的权利无从救济，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阳良辉、阳曦辩称，一、一审法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7年3月25日依法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完全履行各自的义务。现没有任何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裁决撤销或变更该协议或确认该协议无效，答辩人依据该协议取得的款项有合法依据，被答辩人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答辩人返还涉案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现有的生效判决只能证明案外人取得案涉款项的原因是被答辩人在未对案外人进行补偿的情形下拆除了案外人阳桂英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房屋，其行为侵犯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应予赔偿，故案涉款项系被答辩人因侵权行为而支付的侵权之债，与答辩人依法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关系。三、被答辩人提供的三份判决书，都可以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都一致认可案涉被拆迁补偿给答辩人的房屋，案外人阳桂英是没有产权权属的，双方也是在此基础上签订的协议。省高院的裁定书也仅认为阳桂英享有案涉房屋的部分权属；该裁定书认为的案涉房屋并没有明确认定就是被答辩人补偿给答辩的房屋。案涉房屋也包括了阳桂英提供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房屋。案外人阳桂英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取得案涉款项，是基于案外人提供了原赣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该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房屋并非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上被拆迁的房屋。综上，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起诉和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返还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86786.6元；2.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原告委托，2017年3月25日，蓉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分别与两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依据该协议，原告向被告阳良辉支付了拆迁补偿款297701.53元，向被告阳曦支付了拆迁补偿款298001.53元。赣州市蓉江新区房屋征收（拆迁）测量登记表显示两被告被征收的为Ａ155-1地块，测量面积为172.92㎡；2018年8月，案外人阳桂英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其持有位于的《宅基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54.60㎡，1.5间房屋，主张其享有两被告补偿的房屋产权，要求原告进行赔偿。经一审、二审及省高院再审，认定原告在未对阳桂英证载房屋作出补偿的情况下即对房屋进行了拆除，其行为违法，判令原告向案外人阳桂英支付赔偿款186786.6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不当得利之诉是指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请求权。在案外人阳桂英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均未对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进行撤销、变更等否定性评价。而原告据以主张的损失系法院判决原告需对第三人承担的赔偿款。经庭审查明，两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时的地块权属面积认定主要也是基于历史遗留和相关证人及公某，并无两被告的直接房屋权属登记，两被告系在其总赔偿款符合其心理预期的前提下才自愿与原告方签订了拆迁协议。现如今在争议房屋及周边房屋已被拆除的情况下，原告又主张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扣除两被告的拆迁补偿款，会使被告对其拥有房屋权属总面积或总补偿主张的权利无从救济。综上，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两被告所获拆迁款系不当利益及原告有损失并且两者之间有直接对应关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8元，由原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获得其所有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基于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另外，案外人阳桂英获得的赔偿款是基于上诉人违法拆除其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上诉人对违法行为作出的赔偿，且赔偿项目、标准是参照上诉人制定的《安置方案》的规定按案外人阳桂英证载面积计算，该款的性质不同于拆迁补偿款，并不等于就是案外人阳桂英证载被拆房屋的实际拆迁补偿款。赔偿是一种法律责任，补偿款是权利人的权益体现。其实本案关键的事实是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被拆迁房屋是否系单独所有还是与案外人阳桂英共有。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和案外人阳桂英诉上诉人行政诉讼案件的一、二审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证据，从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与案外人阳桂英提供的房屋权属证书可以看出，两处房屋的四至、界址、位置、面积均不相同，对建筑年代，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陈述是清朝时期祖辈所建大院，案外人阳桂英陈述是1988年获批单独所建。由此，两处房屋均是分别独立存在，并不相邻或部分重合。况且，无论案外人阳桂英是否享有案涉A155－1房权益，其在拆迁公示期间已对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提出异议和申请复议，上诉人答复中也认为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结合未对案外人阳桂英所属房产进行补偿，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仍然对案外人阳桂英所有的房屋进行拆迁，构成了行政行为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上诉人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确认案外人阳桂英对涉案房屋（A155－1）享有部分产权，提出被上诉人阳良辉、阳曦返还该部分的拆迁补偿款186786.6元，无事实依据，对其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36元，由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卫真审 判 员  宋玉玲审 判 员  沈象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丁路华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