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471号上诉人（本诉原告暨反诉被告)：湖北宏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脉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77391789XD。法定代表人：冯炎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方，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男，汉族，1966年6月28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本诉被告暨反诉原告）：广东精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寒溪水甲塘路****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4HFFQ17。法定代表人：张晓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平，男，汉族，1987年7月21日出生，系该公司研发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华侨，男，汉族，1987年6月21日生，住湖北省松滋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小兰，女，汉族，1988年3月15日生，住湖北省松滋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精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创公司）、湖北宏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文小兰、陈华侨买卖合同纠纷，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创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984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宏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精创公司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宏福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所依据作出本案所依据的证人证言存在重大矛盾，该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据此所作出的判决书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宏福公司申请的证人存在陈述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宏福公司一直陈述。精创公司系22号和26号交货，而其证人陈述一开始也是陈述系22号和26号交货，但在精创公司代理人的一再追问下，改为21号和25号。双方之间明显存在诉前串通过供词，证人已经丧失了作证的独立性，已经明显受到了宏福公司的影响，这样的证人又如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次，宏福公司所申请的证人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会影响其证言的公正性。第一个证人喻某和宏福公司代理人张红兵系合伙关系，双方共同经营口罩机买卖，本案的判决结果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切身利益，案件胜诉了，其不仅能拿回购买口罩机的预付款，还能保留其卖出去口罩机的利润，在利益差距如此巨大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其证言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而且其在作证过程中一直拒不交代二者之间的合伙关系(显然明知如果承认合伙关系其证言效力必然受影响)，反而妄想隐瞒这一重要事实，在精创公司代理人一再追问下和迫于虚假陈述的压力下才如实交代了这一事实，证人喻某在一开始作证时陈述口罩机是22号和26号交付的，很显然是和宏福公司存在事前的沟通，但在精创公司代理人的追问下改为21号和25号。一个在作证过程中反反复复前后不一致所作出的证言如何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二个证人潘某系张红兵雇佣的网络推广团队成员之一，潘某的收入来源于其推广销售业绩提产，相互之间存在明显利益牵连。第三个证人李某同样与宏福公司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双方在庭审前签订了所谓的赔偿协议，需宏福公司胜诉后，宏福公司赔偿李某十五万元，反之如果李某不证明口罩机存在质量问题和精创公司无货可交，宏福公司无法胜诉，他就拿不到该赔偿。而事实上李某从张红兵处购买的口罩机根本不存在质量问题，李某本人在作证时陈述，口罩机没有订单所以没有生产，根本不存在机器存在问题而要求赔偿的问题。截至起诉前，李某及宏福公司从未就口罩机无法正常生产要求退货，也没有要求精创公司为其提供售后服务。其证人前后表述不一致，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李某还是喻某作证时最开始都说是第二台机器交付的时间是26号，但经精创公司代理人追问后改为25号晚上交付的，这与宏福公司的说辞是不一致的，足以证明证人存在被宏福公司影响的情形，并非独立作证。再次、宏福公司所申请的证人陈述精创公司厂房内只有几个架子和几台在调试的口罩机设备，该证人完全颠倒事实，对此精创公司提供生产车间的监控作证，其陈述为伪证;而事实为4月25号到4月30号之间，所有设备陆续调试完成，并全部达到交付标准，等待宏福公司付完尾款，即可验收提货。并且宏福公司申请的证人都某是从事口罩机生产及相关工作的，对口罩机的生产是完全不清楚的，由一个不懂的人去证明他不了解的事情，亦是超出其证明能力的。再者，宏福公司及其代理人张红兵缺乏诚信。本案中精创公司交付的设备是符合合同和质量要求的，不存在设备无法生产而导致退货的情形，也不存在宏福公司拒不交货的情形，反而是在起诉前，因口罩机市场价格下降，宏福公司预定的口罩机卖不出去而要求解除合同。并且在庭审前宏福公司从未对产品质量提出异议，也从未向精创公司要求存在质量问题而要求退货。在原审庭审调查过程中，宏福公司对于自身存在部分机器款项未支付完毕的事实百般推诿，拒不正面回答，也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其在庭审过程中缺乏诚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第2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本案中一审法院所采信的证人证言皆是利害关系人，故以该证言所作出的一审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精创公司在设备生产期间采购材料，据此认定精创公司并未生产完毕显然是错误的精创公司是应疫情需要，为了缓解社会对口罩需要应运而生的，口罩机的各个配件在各个型号存在通用的情况，之所以出现4月29号的收据，并不代表是29号采购的货，只能代表供货方29号收到了上述款项，而事实上该批货物早已全部交付给精创公司，此付款单据为货物尾款，是精创公司在收到货物安装到设备上之后，并确认设备调试完成，确认货物全部无质量问题以后，按公司正常付款流程支付的货款。此付款单也刚好说明，我们方设备已全部调试完成。一审法院在未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就肆意认定为29号采购货物显然是错误的。并且宏福公司列举的合同只是为了证明在疫情期间所采购的配件是高于平常的，且实质上用于生产本案口罩机的材料在交货前已经全部采购完毕了，如果原材料不够，如果差配件，精创公司此前交付的设备又是如何生产合格，又是如何交付的。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然是未认真了解本案设备生产的过程，过于想当然了。三、宏福公司才是导致本案合同未履行的责任人，一审法院认定精创公司违约显然是错误的精创公司与宏福公司双方自愿签订《设备采购合同》，该合同成立且生效应当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设备采购合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货前，宏福公司应当付清该设备的尾款。根据《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宏福公司未支付设备尾款，也就不具备要求精创公司交付设备的权利，且本案交付方式为自提，宏福公司也未提交其精创公司拒不交付货物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反观精创公司提交的视频资料中可见至少存在可以正常生产的设备，但宏福公司并未要求精创公司交付该设备，故认定精创公司没有可供交付的设备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中之所以未交货的根本原因是本案中宏福公司的设备出售的价格过高，导致设备没有卖出，亦直接导致宏福公司一直没有履行提货，加之当时KN95型口罩机已经出现了波动(因其相对平面口罩，市场销量很小)，很多买方存在观望的状态，是以宏福公司剩余九台口罩机一直没有以合理价格售出，在没有售出的情况下，宏福公司提货需要支付每台设备30万元的尾款，故宏福公司一直未提货，在宏福公司未支付尾款的情况下，精创公司也不可能交付货物给他。反观精创公司的生产状态，是足以按照合同要求交付机器的，从精创公司提交的监控中可以看到场地中存有大量的设备，这些设备都是精创公司调试完成的，在宏福公司交付尾款后就可以进行验收进而交付宏福公司，但由于宏福公司一直没有支付，精创公司也就无从验收交货。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宏福公司多次催要，精创公司未交货显然是无稽之谈，纵观本案，宏福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过催要的证据，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还是电话记录，都某存在催要的记录，如果宏福公司真的想提货，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恰相反的是一审法院要求精创公司证明宏福公司不提货的证据，精创公司如何证明一个宏福公司没有做的事情。四、一审法院认定精创公司的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证据不足，适用该条法律规定，除了要证明精创公司违约，还需要证明精创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精创公司延期交付第一台设备是否属于根本违约，并导致宏福公司签订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中宏福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支付了设备尾款三十万元，精创公司于当天交付设备，宏福公司也正常验收并转卖他人，双方行为符合合同约定。虽然合同约定是4月20日交货，实际交货时间比合同约定逾期五天，但该设备宏福公司已经转卖他人并实际交付。精创公司延期交货的行为显然并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案中宏福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精创公司拒不交货的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证据。故宏福公司主张精创公司违约并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精创公司的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证据显然是不足的。五、李炜并未代宏福公司垫付货款3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宏福公司付款人民币3244000元存在错误，本案中李炜作为精创公司员工，其并未帮助宏福公司垫付货款，也无任何理由帮助宏福公司垫付该费用，在李炜明确表示没有垫付的情况下，法院依然强行处分其权利，认定李炜垫付了该款项。法院认定该垫付行为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精创公司的上诉请求，结合本案事实依法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984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宏福公司的一审所有的诉讼请求，支持精创公司的上述请求。针对精创公司的上诉，宏福公司辩称：1.宏福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四个证人，证人之间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宏福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喻某、潘某、李某、张某四个证人出庭作证，虽然喻某与张红兵之间是合伙关系但是证人喻某的介绍，宏福公司才认识精创公司的委托人李炜，并与精创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李炜作为受托人在合同上代表精创公司签字，合同签订后证人喻某一直租住在精创公司处，每天都在精创公司处看口罩生产情况，一直到2020年5月2日离开，因此证人喻某在本案中起到了介绍人的作用，他的证言可以采信。至于证人潘某，其与宏福公司系合同关系，负责在网上联系卖家销售口罩机，宏福公司从广东东莞撤回后解除了与宏福公司的合同关系，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的案件结果与潘某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此证人潘某与本案没有利益冲突其证言可以采信。证人李某、张某其身份是宏福公司的客户，这两个人证人均多次到精创公司处考察生产情况，其中证人李某还购买一台口罩机，精创公司交货期间迟延五天，另一个证人张某因在精创公司的工厂没有看到设备，没有购买，这两个证人均到过精创公司的工厂对精创公司的生产状况均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证人李某、张某对于目睹了精创公司的生产情况所作的陈述，其证言依法可以采信，四个证人独立发表了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精创公司在合同的约定期内产能不足，不能按时生产出能够向宏福公司交付的产品这一事实，因此证人证言能够采信。2.精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精创公司在设备生产期间还在采购材料，一审法院认定精创公司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按时向宏福公司供货是正确的，精创公司为了证明能够生产KN95口罩机向一审法院提交一组证据，用以证明精创公司采购了大量材料，从精创公司提供的其与东莞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及东莞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可以看出，采购订单上明确约定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收据上注明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收款方式为现金，因此可以看出精创公司收到十套钣金件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所以精创公司当天以现金的方式向东莞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0462元，这恰恰能够说明精创公司在2020年4月29日还在采购KN95口罩机的钣金件，所以无法在2020年4月30日前交付口罩机，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精创公司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按时向宏福公司送货是正确的。3.精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精创公司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十台KN**口罩机的生产，构成了违约，精创公司为了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口罩机生产完毕且口罩机符合合同要求，能够正常生产，向一审法院一组照片和一段视频，该组照片经宏福公司一审当庭询问，精创公司回复是在一审开庭前拍摄，由于该组照片只能反映一审开庭前的现状，不能证明照片中的设备是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生产制作，且双方之间的合同已在2020年5月30日解除，因此，该组照片不能证明精创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生产出合格的口罩机，至于精创公司提交的视频仅仅是反映精创公司2020年4月26日和2020年4月27日两天的生产情况，从该视频中也仅仅只能看到精创公司在调试一台口罩机，至于是否调试成功、生产了多少口罩机该视频无法证明，鉴于精创公司产能不足，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生产出合格的口罩机，因此精创公司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4.宏福公司、精创公司和李炜三方一直确认李炜代宏福公司支付了货款30万元，证人喻某因与李炜存在业务关系比较熟悉，李炜介绍精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晓平有富士康的技术，可以生产KN95口罩机，于是喻某介绍宏福公司向精创公司购买KN95口罩机，在宏福公司到精创公司的工厂考察时李炜给宏福公司讲第一台机器是全手工打造质量好，宏福公司提出没有资金支付定金，李炜为了促成宏福公司签订合同同意垫付30万元定金，因此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签订合同，事后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对账双方签订了精创公司收宏福公司项目明细清单和精创公司、宏福公司设备明细在该清单上，清楚的注明李炜向精创公司支付了30万元，支付项目为东莞长安预付定金，对于这两份清单的真实性精创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是予以认可的，在这两份清单上宏福公司加盖了公章，精创公司加盖了财务专用章和发货专用章且李炜在收款单位负责人和确认单位责任人处均签名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宏福公司、精创公司、李炜三方确认李炜代宏福公司支付了货款30万元货款，综上精创公司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精创公司的上诉请求。宏福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所负宏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精创公司、陈华侨、文小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对精创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是错误的。精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陈华侨和文小兰不存在损害法人人格独立地位的情形。首先，该《情况说明》是精创公司自己单方面出具的，其不具有客观性;其次，该《情况说明》仅仅只有精创公司公章，没有制作人和精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2条的规定，该《情况说明》不具备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其三，精创公司如果否认存在损害法人人格独立地位，应当提供文小兰账户独立于精创公司账户，但是该《情况说明》仅仅是陈述不存在损害法人人格独立地位，却没有提供任何材料，不能达到证据的证明目的。因此，宏福公司对该份《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但是，一审法院仅仅以“精创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企业，应当独立承担责任”为由，就认定陈华侨和文小兰对公司的债务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精创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显然，一审法院不予查明是否存在损害法人人格独立地位的情形，对精创公司提交的不符合证据“三性”《情况说明》予以认可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精创公司提交的产品合格证和产品铭牌是错误的。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从证人李某的证言，以及宏福公司当庭提交的图片可以证明:精创公司交付给李某的KN95口罩机，上面没有铭牌，也没有合格证。精创公司、陈华侨、文小兰精创公司为了证明其生产的产品合格，庭后提交了产品合格证和铭牌，但是，该产品合格证却是2020年4月18日和4月19日，而精创公司向宏福公司交付口罩机的时间却是4月20日和4月25日，也就是说，精创公司的口罩机还没有生产,合格证就已经有了。而且，本该在口罩机上的铭牌，不在口罩机上，却在精创公司、陈华侨、文小兰手上。显然，精创公司提交的合格证和铭牌不属实，不能证明精创公司交付给宏福公司的口罩机是合格产品。但是，一审判决却以“精创公司在货物交付时虽没有提交合格证，但宏福公司没有提出货物质量问题”为由，对于精创公司提交的合格证和产品铭牌予以认可，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陈华侨和文小兰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预付款系职务行为错误。精创公司与宏福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后，精创公司没有使用公司账户，而是使用股东陈华侨妻子文小兰的个人账户收取预付款和货款。在精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精创公司陈述:文小兰的账户还支付设备和材料款。由此可见，文小兰的个人账户，频繁被精创公司使用，文小兰账户与精创公司账户不分。但是，一审法院却以陈华侨和文小兰作为公司的工作人员，收取预付款是职务行为。文小兰的收款行为到底是不是职务行为，不是本案讨论的重点。宏福公司主张的是文小兰使用其个人账户收取公司预付款和货款，导致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不分，损害法人人格独立地位，一审法院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审查。因此，一审法院避开借用账户收款这一事实，以收款行为系职务行为为由，认定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债务不用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由于精创公司的账簿与陈华侨、文小兰的账簿不分，致使精创公司财产与股东陈华侨财产无法区分，损害了精创公司利益。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0条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节第10条的规定，精创公司与陈华侨、文小兰形成人格混同，应当否定精创公司独立人格，由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判决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宏福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为此，宏福公司特向贵院上诉，请求贵院撤销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陈华侨和文小兰对精创公司所负宏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补充如下上诉理由:文小兰将个人账户供精创公司使用，文小兰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文小兰将个人的账户借给精创公司使用，导致精创公司将资金转移，无法向宏福公司退还预付款，文小兰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对精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宏福公司的上诉，精创公司辩称：陈华侨、文小兰系我公司员工，二人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相应的责任由公司承担。针对宏福公司的上诉，陈华侨、文小兰辩称：原审判决二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应当坚持该项判决，上诉人提出的认为人格混同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仅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在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混同时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宏福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宏福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2.判令精创公司、陈华侨、文小兰共同返还宏福公司预付款180万元；3.赔偿宏福公司的损失1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精创公司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4日，精创公司依法成立。同日，精创公司委托李炜与宏福公司签订了一份《设备采购合同》。由于精创公司刚刚成立，单位公章尚未刻制。由李炜作为公司负责人在合同上签字。宏福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合同约定：宏福公司向精创公司购买N95半自动口罩机（内置鼻梁条型）10台，单价50万元一台，共计500万元；质量和技术标准：按精创公司图纸和技术要求进行验收及试机生产实际正常为准；交货地点、方式：精创公司厂区内；交货时间：从4月20号交付一台、剩余机器从22号开始每天交付一台。运输方式和费用承担：宏福公司自提；收货方式：交货期内宏福公司派人到精创公司现场验收，如由于质量问题无法验收，精创公司原价退款给宏福公司；结算方式及期限：合同签订后宏福公司支付精创公司40%合同生效，发货前按发货数量付清余款；生产调整正常的设备，宏福公司必须要在48小时内提货。合同签订后，宏福公司先后三次向精创公司汇款2000000元。由文小兰于2020年4月14日分别出具两张收据，分别为150万元、50万元。合同生效后，精创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交付了第一台口罩机。之后，经宏福公司多次催要，精创公司再未交货。为此，宏福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向精创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精创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回函称已于2020年4月28日前已全部安装完毕，要求宏福公司于收到本函之日起7日内提货。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宏福公司提起诉讼。另查明，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在订立十台口罩机的买卖合同之前，于2020年4月14日订立了一份购买一台口罩机的设备采购合同，要求交货的时间是2020年4月18日。这台口罩机于4月21日交货。另外，宏福公司还在精创公司购买了耳带机等设备。后经双方结算。双方制作的项目明细清单中载明宏福公司共付款3244000元，设备出库明细中载明宏福公司所收货物的价款为1480000元。在两个明细清单上均由双方的经办人张红兵、李炜签名，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依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宏福公司依合同支付了40%的预付款，精创公司仅于2020年4月25日交付一台设备。其余设备精创公司均未交货。因为随着疫情的好转，市场口罩机价格大幅下降，由于精创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货，导致宏福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达到，其通知精创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因此，宏福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精创公司辩称多次催促宏福公司提货，但宏福公司拒不提货，没有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未予采信。宏福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5万元，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未予支持。双方对合同已经履行的部分均未提出异议且已货款两清，对该履行行为予以认可。但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当终止履行。为此，精创公司应当将宏福公司预付的购货款扣除支付了一台设备的货款后的剩余款项予以返还。宏福公司要求精创公司返还预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认可的项目明细清单和设备出库明细，精创公司应当返还宏福公司预付款为1764000元。精创公司要求宏福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精创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企业，应当独立对外承担相应的责任。陈华侨、文小兰作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文小兰收取预付款也是其职务行为。因此，宏福公司要求陈华侨、文小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由于精创公司不能按时供货导致宏福公司依法解除了合同，因此，精创公司反诉要求宏福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剩余货款、赔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未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宏福公司与精创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签订的购买十台口罩机的《设备采购合同》；二、精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宏福公司预付款1764000元；三、驳回宏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精创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反诉费31088元共计52088元，减半收到26044元，由精创公司负担。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宏福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精创公司、宏福公司均提交了证据，陈华侨、文小兰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证明。拟证明：4月29日的收据并非是29日还在采购原材料，而是4月29日付清尾款后才开具的收据，货物从4月16日开始交付，4月18日全部交付完成。证据二，送货单。拟证明：口罩机配套的原材料在2020年4月16日已经送到。证据三，精创公司一厂区内监控视频（2020年4月26日至4月29日）。拟证明：1.截止到2020年4月26日宏福公司所定设备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2.4月26日有出货；3.厂区内摆放的机器设备已达出货状态；4.2020年4月29日所有地面已经打扫干净，设备摆放整齐，等待宏福公司付完尾款即可发货。证据四，精创公司一厂区内监控视频（2020年4月26日至4月29日）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在2020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期间宏福公司喻总、宏福公司负责人张红兵儿子都在精创公司厂区内，清楚知道口罩机已经全部生产完毕的事实；2.宏福公司是由于没有客户资源，无人购买，于是在4月27日晚上提出退本金回家，宏福公司认为4月18日前是设备黄金销售期，已经过了黄金销售时间，所以在2020年5月2日提出解除KN95设备的合同。证据五，视频截图、视频、微信截图。拟证明：1.4月26日宏福公司老总喻某在精创公司查看试机情况；2.宏福公司股东孙文利在4月25日8:31分发朋友圈销售KN95口罩机（打片机），9张图片均在精创公司拍摄，且从孙文利拍摄的图片可以看出，已经有七台机器生产完成。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我方销售人员曾向对方催款。证据七，情况说明。拟证明：东莞市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具80462元的收据过程，证明实际上并不是货到付款，也不是现金支付，而是转账支付给个人，所以才开收据写的是现金支付，是制造的打片机验收合格才付完尾款的法律事实。这是对二审第一次开庭对方提出开具的收据注明是现金的回应。证据八，（2020）粤莞东莞第39277号公证书。拟证明：精创公司厂区内监控视频（2020年4月26日-4月29日）显示到2020年4月26日宏福公司所定设备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这是对二审第一次开庭当庭提交的证据2、3的公证。证据九，（2020）粤莞东莞第39269号公证书。拟证明：在2020年4月26日-5月1日期间宏福公司喻总、宏福公司负责人张红兵儿子都在精创公司厂区内，清楚知道口罩机已经全部生产完毕的事实；证明2020年4月26日宏福公司所定设备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这是对二审第一次开庭当庭提交的证据5的公证。证据十，（2020）鄂宜昌三峡证字第5324号公证书。拟证明：1.在2020年4月27日晚上23:09，喻某与精创公司销售李炜微信沟通，要求退本金回家，确实买不了了。（公证书第43页）2.2020年4月30日上午10:05，喻某与精创公司销售李炜微信沟通，要求帮忙转发KN95打片机的现货信息。（公证书45页）3.2020年5月2日凌晨05：32，喻某在精创公司销售李炜微信中转发了宏福公司法人张红兵的微信内容，张红兵要求喻某写一个解除KN95设备一事的申请，并书面申请解除相关手续。（公证书50页）4.证明2020年5月11日晚上19:50，精创公司销售李炜与喻某微信中催促十台KN**设备的余款。（公证书63页）5.2020年4月22日下午13:25，精创公司销售李炜与孙文利的微信中，证据孙文利要求李炜对KN95设备报价68万元一台。（公证书101页）6.2020年5月2日上午08:53分，精创公司销售李炜在与孙文利的微信中，孙文利要求李炜发加了收卷架的设备视频给他，李炜发出，证明设备肯定在5月2日之前已经生产完毕。（公证书103页）7.2020年4月22日上午10:49，精创公司销售李炜在与宏福公司销售潘某的微信中，潘某提到由于人多了意见不统一，不想花钱就来客户，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证明KN95销售不出去是宏福公司内部的问题。8.2020年5月26日下午17:08，精创公司销售李炜与喻某的微信中，要求把KN95设备拉走。（公证书90页）以上1、3、7项证明内容是二审第一次提交的证据4已经提交的内容，只是本次做了公证，2、4、5、6、8是本次新增加的证据证明内容。针对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宏福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和证据二，该二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没有证明制作人签名，没有联系电话，无法核实，且其陈述4月15日支付39750元却没有开票，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与收据上载明的事实不符。证据三，对精创公司提交的4月26日、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4月30日和5月1日的视频，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这些视频均是晚上的，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从4月26日到5月1日六天的视频不能达到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1.精创公司在4月25日才向宏福公司交第一台口罩机，迟延了5天，剩余九台口罩机不可能在一天内生产完成;2.从视频中，没有看到精创公司对全部九台口罩机进行调试，不能证明视频中的口罩机符合交付条件;3.精创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第九页和第十页，陈述“原告方的机器全部在4月30号生产完毕，早已经封存摆放”，直接否定了精创公司所谓的“4月26日宏福公司所定设备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这一说法;4.从4月26日的视频中可以看出:从18点34开始，就一直在调试。视频中，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4月27日的视频，从18点51分开始，一直在安装链条，切割链条，从19点38分，加工超声波振子，21点44分，将超声波振子和超声波发生器安装;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4月28日的视频，从晚上21点11分开始，一直在调试最远端(第一台)口罩机。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4月29日的视频，下午16点54分开时，安装切刀架，17点08分，安装切刀，17点22分，安装零件，17点25分，安装压盘，17点33分，刀架卸下来，17点41分，刀架再次安装，此时，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4月30日视频，15点57分，安装送料架，调试最远端(第一台)口罩机。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5月1日视频，16点44分，仍在调试最远端(第一台)口罩机，18点34分，最远端(第一台)口罩机刀模无法切断，仍在调试。直到此时，第二排口罩机超声波发生器柜子的柜门还没有安装，柜子里面没有超声波发生器。正是由于直到5月1日，精创公司都无法解决刀模切不断口罩边料的问题，无法再向宏福公司交付口罩机，所以宏福公司的负责人张红兵才提出要解除合同。因此，从精创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虽然不完整(精创公司没有提供白天的生产情况，只提供晚上的视频)，但足以证明:精创公司在5月1日仍在调试设备，部分设备没有安装超声波发生器。证据四，对图片1到6的真实性不认可，宏福公司采购KN95口罩机，没有与他人合伙。宏福公司负责人张红兵之子的确在精创公司，非常清楚的知道精创公司4月26日没有口罩机，并一直在催货。这些图片不能证明精创公司口罩机4月26日全部生产完毕;对图片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对图片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事实上，天荣科技的喻某跟李炜沟通的是平面口罩机的事，因为喻某当时要改造平面口罩机，交了钱，当时李炜改造不了，所以喻某提出无法买;对图片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从该图片可以看出:由于合同约定的是4月30日前交付全部十台口罩机，但是精创公司在5月1日都无法解决切刀切不断口罩机边料的问题，交付口罩机遥遥无期，所以宏福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证据五，对1-8页图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喻某不是宏福公司的老总，孙文利也不是宏福公司的股东。从精创公司提交的1-8页可以看到，精创公司4月26日、4月27日和4月28日均还在对口罩机进行调试，根本就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而且，从孙文利的微信朋友圈发的图片，根本就不能看到所谓的“已有七台机器生产完成”;对9-10图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从该图片上，拍摄时间为11月22日，不能证明图片中的设备是4月30日生产完毕的。证据六，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喻某本来跟李炜就有业务往来，从该证据无法证明是李炜要什么钱，而且李炜找的是天荣公司，不是找宏福公司，跟本案无关。对图片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七，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该情况说明与精创公司提交的订单和收据不一致，也无其他材料印证。证据八，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公证书与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并不一致。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四，还包含微信聊天记录，但是公证书没有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九，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精创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公证书所附的光碟，全部是文小兰的手机内容的播放，从播放的内容来看，跟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五对比，除了一二张图片一致外，公证书载明的图片与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五均不一致，此公证书并不能证明精创公司提交的证据五是真实的。证据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此份公证书是李炜与天荣科技的喻某之间的聊天记录，李炜与喻某之间，一直都有业务往来。喻某一直都是生产口罩的，其既生产KN95口罩，也生产平面口罩，李炜的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李炜跟天荣科技的喻某之间的关系，跟宏福公司无关。而且，喻某和张红兵向精创公司定了四台平面口罩机的改装，每台口罩机8万元，合计32万元。张红兵在4月17日支付了10万元，在4月26日支付了10万元。由于精创公司一直没有改装，所以喻某提出退钱。在喻某与李炜的聊天记录中，喻某提出退本金回家，就是指的是平面口罩机的事。而且喻某讲的是“确实买不了”，并不是“卖不了”;至于2020年5月11日晚上19:50分，李炜向天荣科技的喻某提出“款款怎么搞的喔，什么时候到位喔”，从这里根本就看不出李炜是在催十台KN**口罩机的余款，而且，催款也不应该是李炜催，更不应该向喻某催，而是应该向宏福公司和张红兵催。事实是，李炜于4月14日代喻某支付了30万元的定金(系东莞长安口罩机的定金)，支付此30万元时，李炜只认识喻某，所以清楚的讲明是代喻某付款。所以李炜向喻某提到款怎么搞，是在找喻某要30万元的垫付款，而不是精创公司所谓的“催十台KN**口罩机的余款”;对于李炜与孙文利5月2日上午8:53分，孙文利要求李炜发加了收卷架的设备视频，李炜发出。从李炜发的视频，根本就不能证明该视频是精创公司准备交付给宏福公司的九台口罩机，而且从精创公司代理人张晓平当庭陈述，这些机器都没有加装收卷架。因此，从李炜发给孙文利的视频，不能证明精创公司准备交付给宏福公司的口罩机5月2日之前已经生成完毕;对于4月22日上午10点49分李炜与潘某的微信中，仅有一句话，从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宏福公司销售不出去。事实上，从一审庭审潘某当庭陈述，潘某一直在推介，每天的电话都某断，也不断带人到精创公司考察。直到4月28日，喻某都在介绍客户到精创公司考察，并不是精创公司所说的销售不出去是宏福公司内部的问题;对于5月26日下午17:08分，李炜提出“把设备拉走”，并不是精创公司所谓的“把KN95设备拉走”。从当天17点李炜与喻某的聊天记录，非常清楚的讲明是“把四台设备写个合同签字就好”。这里明确讲的是“四台”，而不是“十台”。结合前面喻某找精创公司加工四台平面口罩机，还没有付清改造费的事，因此，这里李炜讲的是把四台平面口罩机拉走，而不是精创公司所谓的“要求把KN95设备拉走”。针对精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和证据七，该两份证据的内容与精创公司厂区的监控视频内容不符，不予采信。证据二，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生产口罩机所需的全部原材料均已于2020年4月6日送到。证据三，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四，因精创公司未按时生产调试出具备交付条件的口罩机，故宏福公司是否错过黄金销售期以及销售情况如何均不影响宏福公司因精创公司未按时交货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五，该份证据的说明为“4月26日下午15:03分精创车间拍摄机器生产完成”，因发朋友圈的时间不能代表系视频拍摄时间，但精创公司在提供了4月26日晚间监控视频的同时却未提供4月26日下午15:03分所处时间段的监控视频，故该份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六，结合公证书中载明的双方前期聊天记录以及项目明细清单中李炜代喻某付款30万元的事实，李炜向喻某的催款系催要30元垫付款并非案涉9台口罩机的尾款，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均是对前面已提交证据进行的公证，关于公证书所涉及的内容前面已作分析论证，此处不再赘述，该三份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宏福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收据两份。拟证明：文小兰收到了宏福公司的设备预付款150万元及50万元。证据二，民事判决书四份。拟证明：出借人出借账户均判决账户出借人承担了责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一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两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一份。针对宏福公司提交的证据，精创公司、陈华侨、文小兰的质证意见：证据一，收款人签名并非文小兰亲笔签名，与我方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的文小兰签名不一致，且没有捺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二，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提交的判决是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出现的借用账户的情况，与本案的买卖合同中员工履行职务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所以上述判决书即使认定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账户需要承担责任，但是本案中履行职务行为仍然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针对宏福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证据一，该组证据有银行电子回单予以佐证，且双方对于文小兰收款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可，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四份判决书所审理的法律关系均是民间借贷，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精创公司有股东梅杰、陈华侨二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2020年4月26日至4月30日期间案涉9台口罩机是否具备交付条件；二、案涉合同是否应予解除；三、文小兰、陈华侨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宏福公司向精创公司支付的预付款数额以及应予返还的数额。关于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关于焦点问题一，2020年4月26日至4月30日期间案涉9台口罩机尚不具备交付条件。首先，2020年6月2日，精创公司向宏福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回函》中显示：我司与贵司在4月14号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后，按合同约定积极组织加工和生产，于2020年4月28日前已全部安装完毕；而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精创公司提供的证据3证明内容为：截止到2020年4月26日宏福公司所定设备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证据5又显示：原告方的机器全部在4月30号生产完毕，早已经封存摆放。上述精创公司自己的提供的证据，关于案涉九台口罩机的生产安全时间均存在不一致，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其次，精创公司在二审中仅提供了车间4月26日至5月1日晚上的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在2020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期间仍有部分机器柜门未安装且有工人在安装个别机器的链条以及滚架、刀模，且其并未提供对案涉九台口罩机进行调试的监控视频，故对于精创公司主张的案涉九台口罩机已按合同约定生产调试完毕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案涉《设备采购合同》应当予以解除。案涉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为“从4月20号交付一台、剩余机器从22号开始每天交付一台”，即10台口罩机应于4月30日前依次交付完毕。但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精创公司并未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生产调试出9台具备交付条件的口罩机。虽然案涉合同约定发货前宏福公司应按发货数量付清余款，然本案系因精创公司未生产调试出合格口罩机从而不具备发货条件，故宏福公司亦不具备付清尾款条件。因此，精创公司主张系因宏福公司未支付尾款的先违约行为导致口罩机未发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疫情之下口罩机市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故宏福公司主张因精创公司未及时交付9台口罩机构成根本违约的理由成立。案涉《设备采购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应予解除。精创公司请求宏福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三，文小兰、陈华侨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宏福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1.首先，文小兰并非精创公司股东，且精创公司也出具说明证实文小兰系公司财务，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宏福公司预付款系职务行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并非意味着只要出借个人银行账户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文小兰出借个人账户系行使职务行为，且精创公司收取宏福公司预付款的目的是履行双方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直至本案二审中精创公司仍然要求履行设备买卖合同，即精创公司和文小兰收取预付款的行为并非出于损害目的，而是为了促使达成合法交易，故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综上所述，文小兰并无法定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情形。2.陈华侨虽系精创公司股东，但精创公司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宏福公司要求陈华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法应当提供证据证实股东陈华侨个人财产与精创公司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宏福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陈华侨与精创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问题四，双方制作的项目明细清单中载明宏福公司共付款3244000元，设备出库明细中载明宏福公司所收货物的价款为1480000元。在两个明细清单上均由双方的经办人张红兵、李炜签名，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公章，本院对该份清单予以确认。在精创公司收宏福公司项目明细清单中明确载明：付款单位为“李炜”，项目为“东莞长安预付定金（代喻某付）”，且该清单经李炜签字确认，故一审未予采信李炜的证人证言并无不当。故精创公司上诉主张李炜并未代宏福公司垫付货款与事实不符，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双方对合同已经履行的部分均未提出异议且已货款两清，对该履行行为予以认可。根据双方认可的项目明细清单和设备出库明细，精创公司应当返还宏福公司预付款为1764000元。综上所述，精创公司以及宏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44元，由上诉人广东精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022元，湖北宏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30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