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海峰，男，196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琳，上海前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元彬，上海前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校章，男，196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其芳，上海金山区联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顾海峰因与被上诉人张校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3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顾海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认定双方30万元的往来款系借款是错误的。第一，双方共同投资成立的宜兴市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以宜兴市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资产及租金保证金100万元作为实际出资设立的，因被上诉人未实际出资，经与上诉人协议，由被上诉人对实际出资的上诉人及案外人赵某给予资金等补偿。系争30万元即是该补偿款。虽然对此没形成书面协议，但是经双方协商和结算，由上诉人在无锡市XX厂（以下简称XX厂）的100万元保证金代被上诉人抵付其应付该厂的100万元租赁押金，扣除双方经营的亏损和应付工资等经营成本后构成系争30万元补偿款交付给上诉人方。第二，证人顾某与被上诉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且两人对借款用途的陈述不一致，其证言不可信。第三，系争30万元的转账凭证上记载的交易摘要为“转支”，而并非借款。综上可见，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动摇被上诉人主张后，被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继续举证，然而被上诉人的进一步举证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驳回其诉讼主张及请求。被上诉人张校章不同意顾海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并辩称：一、上诉人所称投资款、补偿款等与本案借贷是两个法律关系。二、举证责任应当在上诉人方，被上诉人已举证证明是借款。张校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顾海峰立即支付借款700,000元；2.判令顾海峰支付按银行年利息四倍计算暂估420,000元的利息。庭审中，张校章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顾海峰支付借款300,000元；2.判令顾海峰支付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按银行年利息四倍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校章与顾海峰均系A公司股东，顾海峰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19日，顾海峰与案外人赵某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成立宜兴市C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投资承包XX厂。2016年8月28日，案外人朱某、赵某及顾海峰签订《承诺书》、《协议书》，《承诺书》中约定“……关于B公司…把先期投入资金由我赵某掌管……一切债权债务由赵某负责”，《协议书》约定“……2016年8月28日起，B公司有限公司由甲方赵某主管经营。丙（朱某）乙（顾海峰）一致同意把各自投资额转为甲方（赵某）……”。2016年10月27日，顾海峰签署承诺书，承诺如未完成销售业务则顾海峰放弃B公司股东职务。顾海峰庭审中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认为协议系为引资集中股权于一人而签署。2016年11月9日，XX厂与张校章签订《企业租赁协议》，附生效条件中包括XX厂与B公司合同解除，张校章与B公司完成资产交接。庭审中张校章陈述虽签订协议但未与B公司完成资产交接。另查明，顾海峰于2016年3月5日向B公司转账130,000元，于2016年3月22日向B公司支付130,000元，于2016年3月27日向B公司支付设备款300,000元，由B公司出具的收条三张予以佐证。顾海峰于2016年5月10日向赵某支付借款300,000元，由赵某出具的借条一张予以佐证。A公司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2017年2月10日，张校章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顾海峰转账300,000元。庭审中，张校章申请证人顾某到庭作证，其陈述，其与张校章、顾海峰系朋友关系，2017年2月10日张校章打电话给证人顾某，称顾海峰要借款300,000元，张校章缺200,000元需要证人打钱给张校章。后证人顾某因张校章或顾海峰未向其出具欠条而去厂里。张校章、顾海峰进行资金转账的时候证人顾某也在，双方均承诺欠款10天后归还。张校章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顾海峰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认为钱款性质系股权转让费。庭审中顾海峰申请证人严某1、严某2、马某到庭作证。证人严某1陈述，其为张校章、顾海峰一起承办的A公司的总经理，对于A公司收购B公司的时候需支付股东费用知情，但具体金额、钱款支付情况等事宜不清楚，对于张校章、顾海峰之间资金往来也不清楚。证人严某2到庭陈述，其为A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对于张校章、顾海峰300,000元资金往来具体情况不清楚。证人马某到庭陈述，其为B公司员工，2016年霍普曼筹建的时候顾海峰向公司打钱共计560,000元的事实清楚，但对于张校章向顾海峰打款300,000元不清楚。张校章认为证人对张校章、顾海峰之间资金往来不清楚，无法证明顾海峰证明目的。顾海峰认为证人可证明的确存在股权转让事实。以上事实，由张校章提供的转账凭证、2016年8月28日《承诺书》、《协议书》、2016年10月27日《承诺书》、A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顾海峰提供的2016年1月19日《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企业租赁协议》、收条、借条、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并经一审法院查证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顾海峰抗辩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顾海峰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张校章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争议焦点为转账300,000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是出借人已经将借款支付给借款人的证据，张校章向法院提供2017年2月10日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顾海峰300,000元凭证，可以视为张校章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顾海峰对双方间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否认并抗辩系争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并向法院提供《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企业租赁协议》、收条、借条，已达到动摇张校章主张的程度，张校章、顾海峰之间可能存在股权转让的关系，因此张校章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在第二次庭审中张校章提供2016年8月28日签署的《承诺书》及协议书、2016年10月29日签署的《承诺书》，用以证明顾海峰将B公司股份转让给赵某，故顾海峰已非B公司股东，张校章、顾海峰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实。结合张校章提供的A公司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远远早于转账之日，在张校章、顾海峰未就B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存在书面协议的前提下，从常理判断，如系顾海峰退出B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在办理营业执照之前。综上，张校章、顾海峰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现未有证据显示顾海峰已按约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对此顾海峰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张校章于2020年1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张校章主张要求顾海峰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依据，应予支持。关于利息部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张校章要求顾海峰支付按银行年利息四倍计算的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张校章未提供催告顾海峰还款的相应证据，故法院认为应以张校章起诉之日（2020年1月13日进入诉前调解）作为张校章催款之日，自该日之次日起可按照法律规定的年利率6%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顾海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校章借款300,000元；二、顾海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校章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三、驳回张校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顾海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张校章负担3,000元，顾海峰负担5,500元。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宜兴市B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宜兴市A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被执行人信息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2019年3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提起诉讼原因为目前经济困难；4、租赁协议终止合同一份，结合包括上述证据材料1、2和其他已提供的证据欲证明，B公司的歇业是与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有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应当提交而未提交，故已过举证期限，第二，其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与本案无关。第三，被上诉人的失信问题已处理好，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第四，租赁协议中止协议没有被上诉人签字，与被上诉人无关。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1、2欲证明的双方存在共同投资的事实已由一审判决认定，无须再予证明，故不予采纳。证据3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也不予采纳。证据4与其他证据结合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支持其抗辩主张，故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情况说明及确认函》和《宜兴市B公司公司2016年应付款明细》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述100万元已与B公司了结。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认可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当时给上诉人的补偿金也不止保证金100万元，还有B公司的资产。本院经审核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因未提供相应的原件而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间系争30万元款项往来是否属借款。对此，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可见，原告仅提供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后，被告即上诉人即应承担提供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也就是如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即被上诉人对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对此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但反之如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反驳主张，应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其次，反观上诉人的反驳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上述主张双方达成协议由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30万元无相应的书面协议等直接证据证明。同时，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30万元补偿款的构成和估算过程看，因无证据证明是由上诉人本人代被上诉人抵付了100万元租赁保证金，且根据租赁协议约定也是被上诉人代公司向XX厂而非向被上诉人支付该款，故该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成立，相应的债权债务主体也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况且上诉人在二审中也述称30万元补偿款的估算结果也无任何财务凭证等证据为据，即无任何证据证明系争30万元与100万元保证金有直接关联。又因上诉人提出的扣抵公司的经营亏损和工资等经营成本的承担主体应是公司，且公司还有包括上诉人和案外人等其他股东，也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该些扣款，因而上诉人为支持其反驳主张既未提供直接证据，也未提供间接证据证明双方间存在与系争30万元有关系的其他债务。再有，从上述规定的原、被告应承担的举证义务的内在联系和法律后果分析，双方虽然是共同投资经营同一企业的关系，但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双方均是公司股东，在共同经营公司中，一般不直接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即使双方在经营中存在股东间的债权债务，按常情也不排除双方间会产生民间借贷的关系。同时如上所述，如被上诉人已提供了证据初步证明其借款主张后，上诉人以双方间存在与系争款项无任何联系点的其他经济往来作为抗辩事由抵消或否定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利于保障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制定该规定的本意。另外，上述关于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是依据具有普遍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原则性规定并针对民间借贷的特殊情况制定的，故对于原告即被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在双方均不能直接而充分的证明各自主张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相关事实，相较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举证证明其主张更具有高度可能性，可以据此认定双方存在系争3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顾海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0.00元，由上诉人顾海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忠审判员  顾克强审判员  朱 鸿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 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