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永佳，男，汉族，1989年2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关文辉，男，汉族，1984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紫莱沂水里**301，公民身份号码：440************11X。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冰，女，汉族，1988年1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0。系关文辉的妻子。原审第三人：刁剑强，男，汉族，1985年10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骏景湾品峰天誉庭**501公民身份号码：440************037。上诉人杨永佳因与被上诉人关文辉、原审第三人刁剑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5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永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关文辉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关文辉支付了杨永佳借款50000元是错误的。关文辉主张债权的依据是在2018年12月7日与杨永佳签订的《借款合同》，但一审庭审中关文辉已承认使用不法手段让杨永佳在上述《借款合同》上签名捺指印，也否认当天存在出借款项给杨永佳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2月7日的《借款合同》就是2016年9月14日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该《借款合同》由关文辉事先起草，假如是对2016年9月14日借款的确认，关文辉却没有在《借款合同》上面注明，不合常理。关文辉无法证明其主张的2016年9月14日的《借款协议》、《借款收据》的借款已经交付给杨永佳，且金额与《借款协议》、《借款收据》的60000元金额明显不符。二、一审法院没有对关文辉与杨永佳合伙出借款项给容某1这一事实进行查明，反而认定杨永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是错误的。关文辉与杨永佳合伙出借100000元款项给容某1，关文辉与杨永佳多次共同向容某1催收借款。后来关文辉答应容某1以物抵债，扣留容某1价值20多万元的茶台，现在该茶台由关文辉扣留寄售，寄售价格是228000元。关文辉在一审庭审中同意只要杨永佳还钱给关文辉，关文辉就将茶台交给杨永佳，这可以证明关文辉与杨永佳合伙出借100000元款项给容某1的事实。关文辉扣留该茶台后发现有价无市无法出卖，遂反悔并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综上所述，杨永佳与关文辉并没有借款事实，关文辉要求杨永佳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关文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关于是否借款的问题，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永佳交付50000元，其中3万元由关文辉转账至杨永佳指定的收款人刁剑强；刁剑强名下尾号为1113的农行信用卡于2016年9月14日分两笔消费3万元，实质为杨永佳以虚假消费方式套取现金。刁剑强出具的证言证明了其名下尾号为1113的农行信用卡由杨永佳持有和使用。另外2万元为现金交付。关文辉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证明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提取现金2万元。关文辉提交的光盘证明杨永佳确认拖欠关文辉借款。2018年12月7日《借款合同》是对2016年9月14日借款的确认。该《借款合同》是在派出所并有警察在场签订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2018年12月7日《借款合同》金额50000元与关文辉转账、支取现金数额一致。杨永佳主张涉案借款为合伙借款不属实。一审庭审时法官当场致电容某1核实有关情况，容某1否认认识关文辉，也不清楚关文辉与杨永佳的关系；但确认曾向杨永佳借款，与杨永佳陈述其没有告诉容某1关于关文辉的事相互印证，可证明容某1陈述属实。综上，杨永佳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刁剑强在二审中未作陈述。关文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永佳立即清偿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杨永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4日，关文辉、杨永佳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关文辉借款60000元给杨永佳，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14日起至2016年10月14日止，每月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给付。同日，杨永佳出具《借款收据》，确认“今收到出借人关文辉现金借款（大写）陆万元正，（小写）：60000元。”同日，关文辉通过其尾号4577的农行账户转账30000元到刁剑强尾号为1113的农行信用卡；同日，关文辉从其尾号4577的农行账户取现20000元。同日，刁剑强尾号1113农行信用卡在“宁波江某2宝贝全球购超市”跨行消费14389元；同日，刁剑强尾号1113农行信用卡在“上海德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跨行消费15611元。本案诉讼中，刁剑强出具《证明》称其名下的尾号1113农行信用卡于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委托杨永佳“养卡”，该卡该期间由杨永佳持有和控制，并称关文辉转入的30000元全部由杨永佳操作。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养卡”事项时，杨永佳答称“时间太久我不记得”和“我是帮过第三人养过卡，不知是否这张卡。”因杨永佳借款逾期不还，关文辉借故取走杨永佳车辆。在双方微信沟通过程中，杨永佳承认拖欠关文辉借款，并认为关文辉不应以此扣留车辆。因关文辉不肯归还车辆，2018年12月7日，杨永佳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派出所协商归还车辆及偿还借款过程中，关文辉、杨永佳签署《借款合同》（警察在场），杨永佳确认向关文辉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止，并约定自2018年12月起每月偿还本金2000元以上，于2019年4月28日前还清。该份《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另查明，关文辉确认2016年的《借款收据》虽然写明是60000元，但实际借出是50000元。关文辉、杨永佳均确认，2016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杨永佳支付了18000元利息，但付款的具体时间无法再核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焦点问题是关文辉是否交付了50000元借款给杨永佳。一审法院认定关文辉交付了50000元给杨永佳，理由如下：1.杨永佳于2016年9月14日签署了《借款协议》及《借款收据》，该《借款协议》及《借款收据》证明了借贷是关文辉、杨永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时双方意思表示是关文辉出借60000元给杨永佳；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可以证实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转账了30000元给刁剑强，《证明》可以证实刁剑强尾号1113的信用卡由杨永佳持有使用，《借款协议》、《借款收据》、转账行为均发生于2016年9月14日，可以证明关文辉签订《借款协议》当日将30000元借款交付给了杨永佳；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可以证实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取现20000元，结合杨永佳签署《借款协议》、《借款收据》的行为，可以初步证实关文辉取现是履行出借义务；4.关文辉提交的光盘可见杨永佳向关文辉追讨车辆的过程中，杨永佳在微信语音中确认拖欠关文辉借款，至此可以进一步证实杨永佳在2016年9月14日向关文辉借款未予还清；5.关文辉提交的光盘可见杨永佳2018年12月7日在派出所签署《借款合同》有警察在场，其意思表示真实，《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0000元，与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转账30000元、取现20000元的合计金额一致，足以认定2018年12月7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就是2016年9月14日的借款，两者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关文辉于2016年9月14日出借了50000元给杨永佳，杨永佳应当偿还给关文辉。关于杨永佳在庭审中辩称其与关文辉合作放贷给容某1的主张，经一审法院致电容某1询问有关情况，容某1述称曾向杨永佳借款，但不认识关文辉，也不清楚关文辉与杨永佳的内部关系，此说法与杨永佳在庭审中所述“我没有向容某1说我和原告合作借款给他”吻合，但仅能证明杨永佳与容某1之间曾经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外，杨永佳确认在2016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其向关文辉支付的18000元是属于其向关文辉借款50000元的利息，该陈述也与抗辩意见相矛盾。因此，杨永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关文辉合作放贷给容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杨永佳收到关文辉的借款后，是否再向他人出借款项，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理涉。关于欠款利息方面。2016年9月14日的《借款协议》约定利息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杨永佳自2016年9月14日借到款项，至2018年12月7日签署《借款合同》期间支付了18000元利息。经计算，该利息没有超过《借款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应予认定双方协商确认杨永佳付清了约定的利息。关文辉、杨永佳于2018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前，关文辉起诉亦在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文辉诉请自2019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35％）计算利息，实际上是主张杨永佳承担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晚于《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2019年3月15日），利率标准自也低于年利率6%，减轻了杨永佳的负担，属于关文辉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的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综上，关文辉诉请杨永佳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永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起十日内还清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给关文辉（逾期还款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关文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62.23元，由杨永佳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二审依法围绕杨永佳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5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已经实际交付；2.杨永佳对涉案债务是否负有偿还义务。一、关于涉案5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问题。2016年9月14日，关文辉与杨永佳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关文辉向杨永佳出借6万元。同日，关文辉向刁剑强的账户转账支付3万元，并取现2万元。杨永佳出具《借款收据》给关文辉，确认收到借款6万元。2018年12月7日，关文辉与杨永佳在派出所签署《借款合同》，杨永佳确认向关文辉借款5万元未偿还。一审诉讼中，刁剑强向法庭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收取关文辉3万元的账户由杨永佳持有和使用；杨永佳无明确否认。上述证据和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关文辉已经向杨永佳交付5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理由如下：第一，关文辉与杨永佳签订《借款协议》，证明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第二，关文辉同日转账3万元至刁剑强的账户并取现2万元的证据，对证明其履行借款合同具有证明力；刁剑强的证言以及杨永佳庭审的陈述可以证明3万元系由杨永佳收取。第三，杨永佳与关文辉因涉案债务引发纠纷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双方在派出所签署《借款合同》，杨永佳确认欠关文辉5万元借款本金未偿还，该合同系杨永佳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与前述交付本金的数额相印证。杨永佳称签署《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合同的签署场所系派出所，杨永佳没有因受欺诈或胁迫从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可能性，故本院对其称《借款合同》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涉案5万元借款本金已经实际交付，本案借款合同在实际交付的本金5万元的范围内成立并生效。二、关于杨永佳对涉案债务是否负有偿还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杨永佳与关文辉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关文辉借款6万元。因关文辉实际交付5万元，故双方的借款合同在5万元范围内成立并生效。杨永佳作为债务人，负有按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杨永佳称涉案借款系其与关文辉合伙向容某1放贷而使用，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关文辉共同向容某1放贷的合意。经一审法院查证，容某1确认不认识关文辉。即使关文辉有向容某1追讨欠款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关文辉代位行使杨永佳的追偿权的行为，不能据此否定关文辉与杨永佳设立的借款合同关系。至于杨永佳称关文辉留置容某1茶枱的事实，权利人可以另行救济。综上所述，杨永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23元，由杨永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雷楚莹书 记 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