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5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豆豆（曾用名：蒲思舟），男，198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金杯，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雁，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璋国，男，196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洋安，四川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太明，四川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华，男，195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跃东，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绵阳建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塘汛镇板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08960306P。 法定代表人：林文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凡凡，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舒豆豆因与被上诉人朱璋国、林文华，原审第三人绵阳建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简称建设商混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6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舒豆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金杯，被上诉人朱璋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洋安，被上诉人林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跃东，原审第三人建设商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凡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舒豆豆上诉请求：1.撤销（2019)川0703民初629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案件受理费及上诉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忽略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转让事实未查清。2007年9月，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绵民初字第15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绵阳建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名下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物抵偿绵阳市华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腾公司）借款980万元。后双方开始办理建设商混公司股权变更手续。2008年1月21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收购企业经营出资协议》，该协议含两个内容（目的），一是收购第三人建设商混公司；二是经营建设商混公司名下的商品混凝土业务。2008年2月3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纪要，约定由林文华负责建设商混公司的收购。2008年3月10日，建设商混公司原股东绵阳市理想置业有限公司、绵阳市泰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同华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2010年12月3日，美国BG医疗影像设备公司同华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华腾公司取得了建设商混公司100%股权。2008年7月21日，建设商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文华。2012年9月12日、2016年6月20日，两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林文华持有建设商混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朱璋国。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有收购建设商混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建设商混公司最终于2008年3月10日被华腾公司收购。纪要中林文华负责的收购实际是将华腾公司持有建设商混公司的股权按《公司法》的规定转让给包括林文华本人在内的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时至今日，建设商混公司的股东名册中无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朱璋国用建设商混公司的资质经营商混业务已长达十年，即经营协议中关于收购建设商混公司的目的未能实现，经营商混业务的目的已实现，两被上诉人就建设商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与《公司法》中的“股权”无任何关联。基于上述经过，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1.《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上属于出资份额转让，非股权转让，一审法院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未对协议性质进行审理。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其签订的依据是经营协议，根据建设商混公司唯一股东系华腾公司的事实，可知林文华自始未取得建设商混公司股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与建设商混公司无任何关联，两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所转让的标的实际是经营协议中的出资份额。一审法院未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进行审理，错误的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标的系股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认定的朱璋国出资份额的构成，无证据证明。经营协议约定，三方以1000万元的出资总额为限，出资总额中林文华占45%、舒豆豆占35%、朱璋国占20%，一审法院对朱璋国实际持有65%出资份额的认定缺乏证据。首先，一审未对朱璋国是否履行经营协议中200万元的出资义务进行审理。朱璋国作为经营协议的主体，负有出资义务，其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直接关系到其实际出资总额等其他权利，一审中证明朱璋国出资200万元的收据（盖有建设商混公司财务章）上朱璋国本人同时作为了交款的经手人，由于朱璋国实际经营商混业务，掌管着建设商混公司的财务章，上诉人认为该笔出资系朱璋国自己盖章确认自己履行出资义务，相应的收据不能作为其履行原始出资义务的证据。其次，一审法院对朱璋国除经营协议中20%出资份额以外的45%的份额构成作出了错误的认定。第一，一审无任何依据的认为林文华已将25%的出资份额转让给朱璋国，将股权转让协议定性为“补签”，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有“转让出资份额”及“补签”的意思表示；第二，若“转让出资份额”属实，即意味着林文华自始未履行25%出资份额所对应的250万元出资款的缴纳义务，但本案有证据证明2010年4月林文华履行了250万元出资款的缴纳义务，可见“转让出资份额”的认定不成立，“补签”的认定缺乏基础，朱璋国出资总额的认定与案涉证据矛盾。3.一审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利益受损，也是事实认定错误。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清楚，且客观损害上诉人利益。首先，林文华已自认存在恶意串通，一审中林文华已自认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排挤上诉人和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朱璋国认为其就“转让出资份额”及“补签”曾同上诉人协商，但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次，从协议签订后果看，朱璋国、林文华二人私自转让，不仅客观上形成了案涉商混业务项目仅存上诉人与朱璋国两人的局面，使上诉人无法依据经营协议第一条第4款作出任何有效的表决，产生表决僵局，朱璋国一人控制商混项目、独享利润的情景得以延续，而且违反了经营协议第三条第2款限制出资转让的约定，已实际损害上诉人投资利益。结合林文华的自认，两被上诉人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清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使上诉人无法参与所投资的商混业务经营、分红等决策，上诉人的利益受损是客观事实。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直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结果，即朱璋国从林文华处取得了建设商混公司45%的股份，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受《公司法》的保护。上诉人认为，经营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对商混项目出资份额的约定、处分，与公司法无关，应按《合同法》的规定处理。三、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不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规定，应按普通程序审理。一审三次庭审，每次庭审均接近3小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事实陈述不一致，争议较大，对争议的事实（例如：两被上诉人就出资份额的转让是否通知过上诉人、朱璋国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56条关于简易程序案件的规定。本案标的额大（收取了46900元的案件受理费）、当事人人数众多，共四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57条第四项规定，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庭审时上诉人曾申请变更为普通程序，但未得到许可。2.一审庭审严重偏袒被上诉人朱璋国。一审三次庭审中，法庭均未主动调查朱璋国原始的200万元出资明细以及朱璋国事先告知上诉人受让林文华出资份额的主张中相关告知的证据，上诉人曾多次请求法庭审理，但均无结果，最后在朱璋国代理人向上诉人发问时（即本案中的第一次发问，该次发问并非法官主导），上诉人出于程序公平的原则向法庭申请获得发问机会后，向朱璋国提出该问题，法庭才进行调查。综上所述，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未审理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以及经营协议中朱璋国的出资的依据。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清楚，客观上已造成上诉人在商混业务中利益受损。现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朱璋国辩称，华腾公司是按照委托事项完成的建设商混公司收购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朱璋国、林文华、舒豆豆才是建设商混公司的股东，建设商混公司也认可朱璋国、林文华、舒豆豆的股东身份。2009年林文华因资金困难无力缴纳剩余250万元出资，加之公司刚生产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上诉人既不愿意按照股东会决议增资，也不愿意受让林文华的250万元出资额，答辩人为了确保公司正常运转以维护公司和各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才受让林文华250万元的出资额，这一行为既未打破人合性，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 林文华辩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建设商混公司述称，同林文华的答辩意见。 舒豆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璋国与林文华于2012年9月12日、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21日，朱璋国、林文华、舒豆豆经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出资1000万元收购第三人建设商混公司，并签订了《收购企业经营出资协议》。该协议约定“1.3.出资人协商约定：出资总额林文华占45%、蒲思舟占35%、朱璋国占20%。1.4.全体出资人同意，企业经营、管理等决策的表决权不以出资比例和出资额为依据，而以出资人数为计算表决权的依据，……。3.1.表决权只能由本协议的出资人所具有和行使，出资人不能委托他人也不能代表或继承，但鉴于出资人之一蒲思舟现在国外学习的特殊情况，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蒲思舟委托其母亲舒学军全权代理行使出资人表决权等所有权利。3.2.非经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任一出资人不能让其出资进行转让。同意转让的前提条件是，由本协议的出资人先行对表决权的计算依据及相关事项进行更改和修正。”舒豆豆的母亲舒学军及朱璋国、林文华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舒豆豆按约交纳了出资款。林文华将其中25%的出资份额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朱璋国。2012年9月12日，林文华作为转让方（甲方），朱璋国作为受让方（乙方）补签《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有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乙方，并于协议签订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乙方按约支付了转让款。2016年6月20日，林文华作为转让方（甲方），朱璋国作为受让方（乙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在建设商混公司剩余的20%股份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股权转款除150万元由乙方直接支付给甲方外，余款由乙方代甲方偿还欠款的方式支付。此后，林文华退出了建设商混公司的经营管理。 另查明：舒豆豆曾用名为蒲思舟。股权收购过程中，舒学军一直代表原告参与相关工作的决议。2009年2月25日，舒学军给第三人及朱璋国、林文华发函要求确认股东身份。此后，舒豆豆未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庭审中，舒豆豆称朱璋国、林文华股权转让行为导致其利益受损主要表现就是侵害了其表决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朱璋国、林文华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首先，从舒豆豆陈述的事实理由来看。舒豆豆陈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是因转让行为违反了协议中关于出资不能转让的约定，并未提及朱璋国、林文华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其所举证据也不能达到朱璋国、林文华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明目的。其次，从林文华转让股权的原因来看。林文华在答辩中自述股权转让是因资金困难。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也予以了证实。其称股权转让是为了排挤和损害舒豆豆利益的意见，既与本身的陈述自相矛盾，又与庭审查明不符。最后，从舒豆豆表决权是否受到侵害来看。在2009年之前，舒豆豆的权利一直由其母亲代为行使，并未因朱璋国、林文华间出资份额的转让而受到损害。虽然舒豆豆从提出确认股东身份至今长达10余年时间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但是否是因朱璋国、林文华的股权转让致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所致，舒豆豆未提供证据证明予以证明。故舒豆豆请求确认朱璋国、林文华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舒豆豆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900元，由原告舒豆豆负担。 二审中，朱璋国提供证据四组，该部分证据与其在本院审理的另一案（2020）川07民终613号案中提交的证据完全一致。舒豆豆质证认为，以613号案件的质证意见为准，对本案来讲关联性不予认可，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林文华、建设商混公司质证认为，同意舒豆豆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而合同的效力是法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故朱璋国所提交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舒豆豆认为一审未审理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以及经营协议中朱璋国的出资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合同的效力是法定的，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故合同的效力与其性质无关。因此，林文华与朱璋国之间究竟是“出资份额转让”还是“股权转让”，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同理，朱璋国的出资涉及的是协议履行的问题，和协议效力亦没有关系。上诉人舒豆豆认为林文华与朱璋国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已造成其在商混业务中利益受损。舒豆豆未举证证明林文华与朱璋国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仅凭林文华的陈述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舒豆豆也未举证证明其有利益受损的情形，其自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舒豆豆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并未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故舒豆豆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舒豆豆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本案审查的是合同效力问题，争议焦点明确，不涉及具体金额，故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舒豆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上诉人舒豆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李川华 审判员  李 维 审判员  田 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龚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