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时茂，男，196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本田，重庆江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艺术，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原审被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杨柳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杨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00237ME1720764B。法定代表人：吴松林，主任。原审被告：刘洪，男，197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原审被告：吴远保，男，197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上诉人丁时茂因与被上诉人周艺术，原审被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杨柳村村民委员会、刘洪、吴远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7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时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买卖标的物为地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与双方合议内容不符。1.案涉的《欠条》及《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本案买卖标的物为门市。另案的庭审笔录及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多次陈述和自认本案买卖标的为门市，案争款项为购房款。2.二审另案裁定书实施部分已经查明本案买卖标的物为门市，产生既判力的裁定应作为本案定案证据。3.本案《占用土地合同》明确约定返还的是门市地基，被上诉人在取得返还门市地基后用途为修建门市，不论被上诉人出卖时是否修建成门市，不影响买卖标的物性质。4.案涉四个地基交易价值仅10万元左右，若将案涉价款522884元认定为地基购买款，明显与当地交易习惯不符合，522884元的价款符合当地交易习惯价格；二、即使诉争买卖标的物为地基，一审认定买卖的地基位于被上诉人原承包地中，且返还的门市地基已经修建安置点，与客观事实不符。1.上诉人购买案涉标的物后，并未交与安置点建设方用于建设安置房，本案《占用》土地合同亦并未明确门市地基位于被上诉人承包地中，返还门市地基位置与安置点建设位置无关系。2.杨柳村集中安置点规划图纸明确规划了给所有被占地农户用于返还修建返还门市地基的地块。周艺术答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补充协议中、欠款抵押合同中的土地占用金标的物为地基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本案买卖标的物为门市地基；2.另案裁定中均未认定本案买卖标的为门市；3.上诉人主观臆断返还地基的价格偏高就认为是门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补充协议中安置房旁的四个门市已经具体约定了门市地基的位置；5.丁时茂是刘洪、吴远保的代理人，一审认定丁时茂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安置点开发商是刘洪，丁时茂在另案中自认其是管理人员，帮助施工，丁时茂不是土地实际使用人，只是表见代理。原审被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杨柳村村民委员会、刘洪、吴远保二审均未提交答辩意见。丁时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周艺术、丁时茂之间的门市买卖合同（即《欠条》、《补充协议》）关系；2.判决周艺术返还丁时茂已支付的购买价款522884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周艺术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全市2013-2015年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名单的通知》（渝府办〔2013〕34号），同意在巫山县庙宇镇杨柳村1社（小地名‘培元湾’）建设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2014年3月18日，以杨柳村委会为甲方，周艺术为乙方，双方签订庙宇镇杨柳新居建设《占用土地合同》。《占用土地合同》载明“……村委会与相关农户多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二、双方协定：每亩土地给农户设计图纸的门市地基两个，农户除掉自己用地的面积之后，所剩余的面积按每亩陆万元的价格补偿给农户，补助费中含土地补偿、安置补偿、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等四项补助。三、乙方自愿将位于小区内（小地名）老秧田的承包耕地有偿转让给甲方用于小区建设。其四界为：……面积1.278亩，转让价款为76680.00元……扣除自己门市占地面积折合金额23044.00元，实际补偿53676.00元。”同日，以杨柳村委会为甲方，唐承超为乙方，双方签订庙宇镇杨柳新居建设《占用土地合同》，占用土地面积0.32亩。周艺术亦是唐承超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成员。扣除自己门市占地面积折合金额5760元，实际补偿13400元。周艺术实际领取了补偿金额共计67116元（53676元＋13440元）。2015年4月7日，丁时茂与周艺术协商，周艺术将安置所得的四个门市地基卖给丁时茂。2015年4月8日，丁时茂给周艺术周艺术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庙宇镇杨柳村1组村民占地房屋返还地（门市），4个门市，共计人民币大写：伍拾贰万贰仟捌佰捌拾肆元正，小写￥522884.00元，订於2015年5月8日付清，如不付清按月计算3%计息。债权人：周艺术担保人：王福明欠款人：丁时茂2015年4月8日。”2015年5月16日，丁时茂与周艺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载明“因2015年4月7日购买周艺术在杨柳1组安置房旁的门市，现因种种原因资金一时无法到位付清周艺术，继原欠条，现补充协议一份。现协议，从2015年4月7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按3%不变，到动工时（安置房建设），本利一次性付清。双方当事人签字：丁时茂周艺术见证人：吴远保2015年5月16日。”2015年9月8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100000元。2016年1月9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100000元。2016年3月11日，丁时茂与周艺术签订《欠款抵押合同》。《欠款抵押合同》载明“甲方：债权人（抵押权人）周艺术乙方：欠款人（债务人）丁时茂抵押人：丁时茂第一部分欠债条款第一条：欠款金额：土地转让金下欠金额人民币：元，大写以出具的欠条为准整。第二条：付款期限：自2016年3月11日至16年5月30日。第三条：欠款利率：欠款期限内的月利率为3%，每月结算一次，乙方必须在次月15日前支付给甲方。债务人逾期不支付利息，并对逾期的利息按每月6%利率收取复利。……第二部分抵押条款第五条：抵押物:为确保欠款人正当履行还款义务，乙方承诺：抵押行为已得到抵押物的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人自愿以其占用甲方水田地块所建房产（杨柳生态移民安置点）北面由东至西：第三栋、第四栋、第五栋部分（总计两亩田地内）的第一层（地面层）抵押给债权人，作为欠款人归还欠款的担保。……第三部分违约责任及其他约定第七条：违约责任：下列情况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1、债务人在还款期限届满时，未能足额偿还欠款本息的，视为严重违约，应另行向债权人支付全部本金20%的违约金，并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全部费用。……”2016年9月3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200000元。2017年4月15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30000元。2017年11月7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50000元。2018年2月19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10000元。2018年5月27日，丁时茂通过银行给周艺术付款32884元。2018年下半年，杨柳安置点完成建设任务，周艺术的原承包地上已经修建了安置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标的物到底是门面还是地基；二、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地基的具体位置；三、丁时茂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四、《占用土地合同》与《欠条》、《补充协议》的关系；五、丁时茂、周艺术之间的门市买卖合同（即《欠条》、《补充协议》）能否解除。（一）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标的物到底是门面还是地基2015年4月8日的《欠条》中，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标的物表述为“占地房屋返还地（门市）、4个门市”，根据常情和后续约定，可以认定丁时茂、周艺术约定的标的物是地基。理由如下：其一，丁时茂在与周艺术约定时，应当知晓周艺术只享有返还的4个门市地基，并不享有4个返还门市，周艺术也不可能自己建成4个门市。因此，丁时茂与周艺术《欠条》约定的真实意思系周艺术将其占地返还的4个门市地基出售给丁时茂，“4个门市”应为双方对“门市”数量的说明。2015年5月16日的《补充协议》虽然载明“购买周艺术在杨柳村1组安置房旁的门市”。但根据《补充协议》补充的内容来看，“继原欠条，现补充协议一份，现协议，从2015年4月7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按3%不变，到动工时（安置房建设），本利一次性付清。”该补充内容并未对标的物进行变更。其二，《欠款抵押合同》第一条，明确载明了欠款的性质系“土地转让金”。（二）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地基的具体位置丁时茂与周艺术约定的地基的具体位置位于周艺术原承包地中。理由如下：其一，尽管杨柳村委会陈述，其确实在所有被占地户的承包地中集中规划了一块土地用于给被占地户返还门市地基，但是因杨柳村委会系本案利害关系人，且丁时茂、周艺术并未提供设计图纸予以证实，丁时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二，丁时茂和周艺术在《欠款抵押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抵押人自愿以其占用甲方水田地块所建房产（杨柳生态安置点）背面由东至西：第三栋、第四栋、第五栋部分（总计两亩田地内）的第一层（地面层）抵押给债权人，作为欠款人还欠款的担保。”（三）丁时茂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周艺术陈述，丁时茂系刘洪、吴远保的代理人，丁时茂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是丁时茂未予认可，也无证据证明。因此，丁时茂的行为宜认定为个人行为。（四）《占用土地合同》与《欠条》、《补充协议》的关系周艺术认为《欠条》、《补充协议》是《占用土地合同》的从合同。从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占用土地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杨柳村委会与周艺术，而《欠条》、《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系丁时茂与周艺术，且并无证据证实丁时茂与杨柳村委会之间存在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事实上，杨柳村委会是为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建设，按照上级要求，履行的一项基层自治组织的职能。因此，《占用土地合同》与《欠条》、《补充协议》系两个不同的合同，并不存在主从关系。（五）丁时茂、周艺术之间的门市买卖合同（即《欠条》、《补充协议》）能否解除。周艺术的4个返还门市地基上已经修建了安置点，4个门市的地基事实上已经无法返还，丁时茂与周艺术之间的买卖合同事实上也已经无法解除。综上，丁时茂要求解除与周艺术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返还购买价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丁时茂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丁时茂举示以下证据：证据1，杨柳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村委会与21户农户签订的《庙宇镇杨柳村新居建设占用土地合同》约定的应返还的门市地基位于整个安置点的规划区范围，但不在现已经建成的房屋之内，应返还农户的地基上未修建安置房；证据2，巫山县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杨柳）项目规划图，图纸制作时间为2015年4月。图纸上蓝色区域属于整个安置点规划区范围，现已建成的安置房位于图纸的右大半部分，图纸左边的两个B型是规划的返还给农户的地基由农户自建房，该区域现在未建房；证据3，巫山县庙宇镇杨柳培园小区生态安置房方案，方案制作时间为2015年5月。证据4，2018年安置点土地补偿会议会议记录（复印件）及杨柳村村委会的证明。会议纪要明确了原村委会与农户签订的占用土地合同总体不变，每亩计划两个门市，对不要门市的被占地农户按照3万/门市地基补偿。补偿会议纪要还明确了如果占地农户不愿意接受前述标准按照整体设计方案给予返还门市地基，确定了应返还门市的位置。以上证据综合证明村委会与农户签订合同中约定的应返还农户门市地基的位置在现已建成的安置房旁。经质证，周艺术认为上诉人举示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周艺术与丁时茂的买卖关系已于2015年5月形成，村委会会议是在本案买卖关系形成之后召开的，对上诉人举示证据均不认可。对丁时茂举示的证据，证据1系杨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杨柳村村民委员会系本案当事人，其所出具的证明，不视为证据；证据2、3系项目规划图，仅能反映该安置点项目原规划情况，无法证明案涉地基费返还具体位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周艺术不予认可，且会议记录无其他证据佐证周艺术参会并同意该补偿方案，故亦不能达到丁时茂证明目的，二审均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丁时茂起诉，要求解除其与周艺术之间的合同并返还购买价款。一、二审查明，双方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系依据双方于2015年4月8日丁时茂出具的《欠条》、2015年5月16日双方补签的《补充协议》、2016年3月11日双方签订的《欠款抵押合同》三份书面协议予以确认，对此双方亦是认可的。根据丁时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周艺术的答辩意见，双方对于合同标的物的认识产生了较大分歧，周艺术主张是门市地基，丁时茂主张是门市，对此一审认定双方合同标的物为门市地基是正确的。第一，2015年4月8日丁时茂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到庙宇镇杨柳村1组村民占地房屋返还地（门市），4个门市”，欠条中明确了双方约定的是占地房屋返还地，门市是对房屋返还地的注明。第二，2016年3月11日双方签订的《欠款抵押合同》，该合同第一条亦明确载明了欠款的性质系“土地转让金”。第三，虽然在2015年5月16日双方补签的《补充协议》中载明系门市，但结合丁时茂在与周艺术约定时，应当知晓周艺术只享有返还的4个门市地基，并不享有4个返还门市，周艺术也不可能自己建成4个门市交付。综合双方书面协议及签约背景、合同之目的，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丁时茂主张合同标的物系门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门市地基的具体位置，《补充协议》所载“安置房旁”亦是不明确的，双方对此均有不同的理解。周艺术因建设居民安置点而占用了其原有土地是事实，丁时茂亦在二审中认可其曾是安置点承建方聘请的管理人员，故丁时茂对于安置点占地情况及地基返还情况应是有所了解的，结合双方签订的《欠款抵押合同》，一审认定门市地基上已修建安置点这一事实并无不当。现丁时茂举示证据不足以证明周艺术返还地基应在居民安置点之外，丁时茂此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丁时茂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30元，由上诉人丁时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晓丽审 判 员 张 燕审 判 员 李青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付丽姝书 记 员 蹇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