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53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有权，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涛，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恒达源铁艺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6978970721。法定代表人：张士元，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江阴市宝瑞铁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周庄镇金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W95A39P。法定代表人：李翠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方园，江苏郑仝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先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湖滨街**蠡湖科技大厦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60010889。法定代表人：徐小马，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蔡有权与被上诉人江苏恒达源铁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源公司）、原审第三人江阴市宝瑞铁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公司）、江苏先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腾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以下亦称一审法院）（2018）苏0281民初12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有权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苏0281民初12775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恒达源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宝瑞公司之间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以及2018年5月1日出具给原审第三人先腾公司的《变更函》，并判令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共同承担律师费5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成立且不属于无偿转让均是基于一个不存在的前提条件，即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的真实签订时间确实是2018年4月23日，以及该份《协议书》和2017年2月4日、3月3日两份借条中恒达源公司的公章系张士元所加盖。正是通过该份《协议书》及两份加盖恒达源公司的借条，宝瑞公司将张士元结欠李翠平的个人债务转化为恒达源公司的债务，进而由李翠平将上述债务转让给宝瑞公司并作为宝瑞公司受让债权的对价。但该前提条件恰恰是不能成立的，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恒达源公司及宝瑞公司均一致确认：自2018年6月7日起，恒达源公司的公章由宝瑞公司的汪立新保管，本案所涉所有证据中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均存在由宝瑞公司事后加盖并倒签日期的可能性。那么，在张士元否认2018.4.23协议书、2018.5.1变更函以及2017.2.4、2017.3.3借条中恒达源公司公章系其所加盖的情况下，宝瑞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证据中恒达源公司的公章确系张士元加盖，以消除上诉人以及法庭对此产生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亦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2020年8月14日的证据交换以及8月28日的庭审中两次要求宝瑞公司就此问题进行举证，但宝瑞公司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宝瑞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作出了相反的认定，认为“张士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和变更函是宝瑞公司伪造”，实属错误。其次，在2019年1月21日张士元尚被羁押在江阴市看守所，滨湖法院审判人员提审过程中向其出示2018.4.23协议书、2018.5.1变更函时，张士元即明确提出恒达源公司的公章被李翠平等抢走，协议书及变更函系李翠平伪造，其从未看到过等意见。本案上诉人在2018年7月左右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材料，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张士元刑满释放后参与本案诉讼时，持续提出宝瑞公司利用抢走的恒达源公司公章伪造了协议书及变更函，其并不知情。但一审法院却作出了“张士元于2019年5月底释放后，并未向宝瑞公司和先腾公司就工程款转让的事宜提出过异议”的错误认定。再次，2017.4、2017.3.3借条所载明的400万元借款系张士元结欠李翠平的个人债务。张士元在一审过程中对该笔债务从未予以否认，其仅是提出该借款实际系由李翠平介绍向周成南、卞秀芳所借，实际出借人为周成南、卞秀芳。在借款到期时，李翠平提出由其直接向周成南、卞秀芳出具借款手续，李翠平并承诺原借条已经撕毁等事实，但一审法院在张士元并未向周成南、卞秀芳进行核实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张士元对借款予以否认，并错误认定实际出借人是李翠平。在宝瑞公司掌握恒达源公司公章，且张士元明确提出借条中的公章并非其加盖，借条落款日期2017.2.4、2017.3.3时恒达源公司尚未更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坚持两次庭审中要求宝瑞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公章系张士元加盖的做法，反而作出了恒达源公司构成债务加入的错误认定，违背了基本的事实。因此，在宝瑞公司保管恒达源公司公章，且其不能举证证明2017.2.4、2017.3.3借条、2018.4.23协议书、2018.5.1变更函中恒达源公司公章系张士元加盖的情况下，李翠平对恒达源公司并不享有债权，宝瑞公司不能以李翠平对张士元个人的债权作为其受让恒达源公司债权的对价。一审法院认定“转让行为并非是无偿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2018年8月7日，宝瑞公司持2018.4.23协议书、变更函及其他证据材料，并以债权转让为由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常熟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447582.34元。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宝瑞公司基于案涉工程合同的履行主体而要求常熟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依据不足，变更函的性质应为债权转让，并依法认定宝瑞公司与恒达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宝瑞公司无权基于债权转让为由要求常熟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该院于2019年8月28日判决驳回宝瑞公司的诉讼请求。宝瑞公司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苏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宝瑞公司在本案中的辩称意见及举证与常熟法院案件基本一致。在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宝瑞公司与恒达源公司债权转让无效，且上诉人已将上述生效判决作为本案证据进行举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既未在其作出的判决中将常熟法院与苏州中院的判决书作为本案事实予以记载，亦未遵循既判力的规则，作出与生效判决一致的认定，反而作出了相反认定。一审法院的做法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损害了生效判决的权威，同时还对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的尊严和威信造成了严重损害，动摇了上诉人对司法公信力的信心。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恒达源公司享有债权，且债权形成时间均在本案所谓“债权转让”之前，恒达源公司向宝瑞公司无偿转让债权切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上诉人对恒达源公司享有的债权经过滨湖法院(2018)苏0211民初3696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于不顾，错误认定“难以认定恒达源公司对张士元的个人债务构成了债务加入”，相当于变相否定了滨湖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既超越了其职权，也有违基本的法理。其次，上诉人对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滨湖法院已经依据法律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上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第八条的规定：“债权人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三种行为之一的事实。在债务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行为未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推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但一审法院并未适用该规定进行裁判。再次，即使根据一审法院所述“从蔡有权对恒达源公司享有债权的形成过程”，上诉人对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的借款发生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29日至4月19日、2016年5月19日至12月30日、2017年2月23日、4月17日、4月26日、11月8日至11月10日，上述借款时间均在本案所谓“债权转让”之前。上诉人向滨湖法院及一审法院提供的借条中不仅有张士元作为恒达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由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偿还”的承诺，其中2017年2月23日的借条中更是加盖了万事兴公司的公章，但一审法院人为割裂了每笔借款中前后两份借条之间的联系，对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故意视而不见，对借款到期后重新出具的借条认定为新的借款事实，并错误的将滨湖法院进行调解的时间作为上诉人的债权确定时间，进而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四、宝瑞公司对案涉债权转让具有明显过错，应当与恒达源公司共同承担上诉人主张撤销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用。本案纠纷的产生正是因为宝瑞公司利用其掌控恒达源公司公章的便利，在2017.2.4、2017.3.3借条、2018.4.23协议书、2018.5.1变更函中擅自加盖恒达源公司公章所导致，宝瑞公司意图将张士元与李翠平之间的个人债务转化为恒达源公司结欠李翠平的债务，并作为其受让债权所支付的对价。因此，宝瑞公司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上诉人的律师费用。五、一审法院诉讼费收取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案件属于非财产案件，应当按非财产案件标准收取诉讼费。即使存在财产金额的，也应当就财产金额部分按财产标的收取诉讼费。在(2017)最高法民再93号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均是按当事人主张的律师费、差旅费部分合计60万元收取诉讼费9800元。但本案一审法院将全案按照财产标的收取，违反了上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宝瑞公司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债权转让真实有效，系张士元和恒达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人一审庭审已经明确表示认可，张士元辩称不知情意见不能成立。1、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认可债权转让事实，债权转让没有瑕疵，现在上诉理由又对债权转让提出异议，前后矛盾，理应对该理由不予采纳。2、张士元辩称对《变更函》、《协议书》不知情，并非其加盖，但与行为表象事实完全不符，对张士元（恒达源公司）的陈述不应采纳。张士元现在完全倒戈上诉人蔡有权一方，与蔡有权串通，恶意追加恒达源公司确认债权，妄图截取工程款的目的显而易见。人会撒谎，但事实不会撒谎、行为表象不会撒谎。从设立宝瑞公司的用意到带汪立新到先腾公司洽谈案设工程转让给宝瑞公司，从张士元亲自出具给汪立新笔签名授权书（授权宝瑞公司汪立新处理恒达源公司对外所有工程业务）；从称报警抢夺公章到查不到任何报警记录（若真有抢公章事实却不报警，完全不符合常理）；从知道宝瑞公司派工人施工到从未向宝瑞公司、先腾公司提出异议，从证人戴某的证言足以表明债权转让背景和经过等等，都可以说明变更函、协议书的真实性，宝瑞公司已经竭尽所能进行举证和说明，而张士元的说法或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仅凭一张嘴颠三倒四、信口雌黄，相信法官心中自有明灯。二、债权转让是等价转让，不属于无偿转让。1、张士元自始至终都认可向李翠平借款400万事实，即将判决都未提出过异议，突然在之后的庭审中否认，只能说明张士元妄图混淆案件事实，更加明显的倒戈上诉人一方，倒戈目的更加凸显。2、一审庭审中，张士元明确借款用途都是用于恒达源公司购买材料，自然会以恒达源的工程款还款，设立宝瑞公司用意更是在此，且双方签署协议书也明确了宝瑞公司受让李翠平的债权后，催收的工程款以实际得到的金额清偿恒达源所欠债务(400万及利息)，若实际得到额金额低于债权部分，恒达源继续承担清偿责任，若实际得到的金额超过债权的部分，则宝瑞公司将超出部分退还给恒达源公司，所有证据和客观事实情况互相印证。说明债权转让并非无偿或低价转让，完全等价转让。三、一审法院并没有遗漏事实，常熟案件与本案无关。常熟判决只是一方法院的看法，且常熟案件与本案存在不同：常熟案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同，查明的事情情况也存在差异，本案证据材料和查明的事实更加完善、更加全面。常熟法院只是对常熟工程的案件材料做出的判决，但不代表真实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且并非是没有争议的，我方认为常熟法院并没有查明本案关键的事实，以宝瑞公司提供不出付款凭证就认为没有出借400万款项，而在本案中，张士元从未否认过借款400万的事实，且在常熟判决出来后在周庄法庭最后一次庭审中都没有提出过异议。我方认为，常熟判决是独立的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本案是针对本案查明的事实做出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滨湖区法院的调解书是根据调解协议当天的情况出具的调解书，调解协议不是判决书，没有经过实质审理、审判，只是法院根据协议各方意思作出的调解内容，即使调解书中恒达源公司表明有还款责任，但不代表自始至终就负有还款责任。本案中，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在张士元、恒达源公司没有履行能力仅约定7天还款期，匆匆调解结案进入执行程序，有合理怀疑蔡有权、张士元、恒达源公司通过这种恶意确认债权的方式，抢先执行工程款。其次，纵观蔡有权和张士元的借条，都是2018年5月新形成的借条，且借条中都新添加“由万事兴共同偿还，但没有万事兴的盖章”，更甚至新添加了“滨湖区法院提起诉讼”，紧接着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明显有互相串通，互相配合增加恒达源公司作为债务人提起诉讼之嫌。故一审法院根据客观事实情况认定才是依法认定事实，才是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前提。最后，上诉人称对债权人造成损害适用错误，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法律依据【苏高法审委[2015]16号】，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三种行为之一的事实，何来损害一说。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宝瑞公司在债权转让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首先，宝瑞公司并不知晓张士元及恒达源公司的负债情况，是张士元主动找到李翠平一方，请求李翠平伸出援手，帮其度过难关。经过几方合议，决定成立宝瑞公司接手工程，受让债权，承接工程。其次，上诉人一审明确债权转让没有瑕疵，何来宝瑞公司过错一说。最后，宝瑞公司基于善意接手工程，因工程一旦停工将面临巨额违约赔偿，工人聚众闹事等，宝瑞公司承接后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购买材料，支付工人工资，付出更多，宝瑞公司才是受害方，宝瑞公司在整个受让债权和承接工程没有任何过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达源公司、先腾公司二审均未发表答辩意见。蔡有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于2018年5月1日共同出具给先腾公司的《变更函》；2.判令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共同承担律师费5万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恒达源公司和宝瑞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间，张士元、苏某因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兴公司，恒达源公司的前身）经营需要多次向蔡有权借款，并出具借款手续，同时承诺万事兴公司共同偿还。借款到期后，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故蔡有权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审理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出具了调解书，确认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结欠蔡有权借款本金570万元，利息262.61万元，合计832.61万元。就在蔡有权起诉借款案件的诉讼中，蔡有权得知恒达源公司在结欠他巨额债务未偿还的情况下，与宝瑞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和《变更函》，将恒达源公司对先腾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无偿转让给宝瑞公司。现经无锡市滨湖法院执行，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用以偿还蔡有权的债务。因此，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蔡有权的利益，故他作为恒达源公司的债权人，请求撤销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变更函》，撤销权的范围以恒达源公司结欠蔡有权的借款本息8180363.10元、诉讼费40041元和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每天万分之一点七五，从恒达源公司逾期履行之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限。而且宝瑞公司在上述行为中具有过错，故应当与恒达源公司共同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为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恒达源公司辩称，1.关于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结欠蔡有权借款的情况。张士元向蔡有权借款500万元左右用于恒达源公司的经营。后由于恒达源公司资金链断裂，工程款未到账，没有能力偿还结欠蔡有权的债务。蔡有权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起诉，经滨湖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恒达源公司与张士元、苏某共同归还结欠蔡有权的借款本息。由于张士元没有财产和能力偿还债务，经与蔡有权商量，决定由恒达源公司以恒达源公司对外享有的应收工程款来抵偿张士元结欠蔡有权的债务。2.关于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和2018年5月1日的《变更函》，他公司并不知情，协议书和变更函上恒达源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张士元加盖的。他公司认为是宝瑞公司伪造了协议书和变更函，宝瑞公司的李翠平抢走了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后擅自加盖的。3.张士元与李翠平之间没有借款关系。2017年张士元经过李翠平介绍，曾向案外人周成南和卞秀芳各借款200万元，并于2017年2月2日、2017年3月3日向李翠平出具了2张借条。2018年2月张士元向实际出借人周成南和卞秀芳出具了借条，李翠平说她把张士元写给她的借条撕掉了，他就相信了，但实际上李翠平并没有把两张借条撕掉。李翠平抢走恒达源公司的印章后，可能就在前述2张借条上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印章。综上，恒达源公司并未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宝瑞公司述称，1.滨湖法院对蔡有权借款的真实情况没有详细查明，他公司对张士元、恒达源公司与蔡有权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性高度怀疑。汪立新原来与张士元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听说过张士元对外欠债，但突然结欠蔡有权巨额债务。另外根据恒达源公司陈述的借款过程，全是张士元个人向蔡有权借款，而实现债权的方式是恒达源公司共同偿还，将恒达源公司的应收工程款转让给蔡有权。当时蔡有权明知恒达源公司、张士元、苏某没有履行能力，调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却只约定短短的7天，不合常理。2.恒达源公司已经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并不是无偿转让，而是等价转让。理由是：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2018年5月1日的《变更函》以及张士元向李翠平出具的两张借条，均是由张士元加盖的恒达源公司公章。协议书载明恒达源公司结欠李翠平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李翠平将对恒达源公司40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宝瑞公司行使，由宝瑞公司收取恒达源公司的工程款，第五条也明确多退少补，也说明转让是等价的。且张士元也从未否认结欠李翠平借款400万元，张士元也明确了该款项是购买材料用于恒达源公司经营。因此，宝瑞公司受让恒达源公司的工程款债权并非是无偿和以不合理的低价受让；3.恒达源公司称宝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翠平抢走恒达源公司公章，伪造《协议书》、《变更函》并不属实，理由是：首先，2018年6月份之前，恒达源公司公章一直在恒达源公司，受张士元控制。2018年6月之后，由于项目已由宝瑞公司接手，张士元又失踪了，为了方便履行施工合同，恒达源公司的苏某就把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和项目合同交给了宝瑞公司，所以宝瑞公司占有恒达源公司的公章是有权占有。其次，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通过签订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以及2018年5月1日的《变更函》将恒达源公司对先腾公司的应收工程款转让给了宝瑞公司是事实：第一，债权转让前，张士元带着汪立新到先腾公司与先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小马沟通后续工程交由宝瑞公司施工，先腾公司的代理人刘利新也在庭审中确认了上述事实；第二，证人戴某（宝瑞公司的股东）也出庭证实了张士元在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2018年5月1日变更函上加盖恒达源公司的印章；第三，张士元于2018年6月14日亲笔签名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汪立新全权代表恒达源公司协商处理恒达源公司对外的所有工程业务事项；第四，宝瑞公司承接工程后，恒达源公司从未向宝瑞公司、先腾公司提出过异议。4.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虽然名义上是债权转让，实际上是恒达源公司与先腾公司之间的建设施工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且宝瑞公司事实也投入了人财物进行了施工，履行了合同的部分义务。因此，恒达源公司将债权债务转让给宝瑞公司是事实，宝瑞公司受让恒达源公司的债权并非是无偿的，从维护交易稳定性方面考虑，协议书、变更函也不应被撤销。5.宝瑞公司受让债权不存在过错，原告方主张的律师费不应当由他公司承担。先腾公司述称，他公司与恒达源公司合作，将铁栏杆工程发包给恒达源公司施工。2018年6月8日，他公司财务签收了宝瑞公司给他公司送达的《变更函》，内容是：恒达源公司将与他公司之间施工合同涉及的所有债权债务转让给宝瑞公司，变更函上也加盖了宝瑞公司和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在他公司签收变更函之前，张士元和汪立新先到他公司与他公司负责人徐小马说过合同变更的事情，所以他公司看到变更函上加盖了恒达源公司和宝瑞公司的公章就接收了。2018年9月的时候，滨湖法院给他公司送达一份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他公司不要向宝瑞公司支付原属于恒达源公司的工程款，他公司就按照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万事兴公司（恒达源公司前身）的相关情况万事兴公司于2009年12月3日成立。2016年3月1日，李全兴、承苹作为甲方、张士元作为乙方、万事兴公司作为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暨附条件股权转让合同》1份，就乙方承包经营管理万事兴公司及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100%的股权在条件具备时转让给乙方一事达成协议。其中第2条约定承包期从2016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4.4条约定：在承包期内（乙方）有权使用万事兴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支票、账号、发票等财务凭证，但乙方承包期内，万事兴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支票、账号、发票等财务凭证均指定由丙方财务部门保管，乙方使用时，先准备书面申请，告知保管方使用目的后，由保管方敲盖公章或开具支票等。2017年4月13日，李全兴、承苹将万事兴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张士元。2017年4月19日，该公司出资人由李全兴、承苹变更为张士元、苏某，负责人由承苹变更为张士元。2018年4月18日，万事兴公司更名为恒达源公司。二、宝瑞公司的相关情况张士元经与李翠平、戴某协商于2018年3月26日设立了宝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士元，但宝瑞公司的文件、印章实际由李翠平保管和控制。2018年6月12日，股东由张士元、李翠平、戴某变更为李翠平、戴某，法定代表人由张士元变更为李翠平。庭审中，张士元陈述，成立宝瑞公司的目的是将恒达源公司的零星工程转让给宝瑞公司。宝瑞公司称，因恒达源公司经营困难，已经无力履行后续工程，故设立了宝瑞公司，将恒达源公司的所有后续业务转让给宝瑞公司。三、蔡有权对恒达源公司享有债权的形成过程（一）第一笔借款情况2016年3月20日，张士元、苏某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款协议》1份（以下简称借条1），记载：因张士元收购万事兴公司承包经营权及购买万事兴公司的现有资产中的动产部分的资产归属权，张士元特向蔡有权借款200万元，用于万事兴公司生产周转资金，借期2年，自2016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20日。每年底给蔡有权红利100元。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4月19日，蔡有权分5次转账给张士元银行卡合计200万元。2018年5月13日，张士元就前述借款事宜重新向蔡有权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1-1），记载：“今有张士元向蔡有权借到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此款由原借款协议转接到2018年5月13日的借据中。有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张士元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下方书写“苏某、江阴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但借条上未加盖恒达源公司的印章（此时万事兴公司已更名为恒达源公司）。2016年3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上记载有:“此款已转入2018年5月13日的新借条中。同意转结”。2018年5月13日，蔡有权在借条1上签名确认。2016年5月19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蔡有权分八次向张士元银行卡转账89万元。（二）第二笔借款情况2017年2月23日，张士元作为借款人向蔡有权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2）1份，记载：今有张士元向蔡有权借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此款项作为结清万事兴公司未收完的工程款（2016年3月13日以前的老账）。此款项借用借期为壹年（2017年2月23日到2018年2月23日还清），可以提前还清。月息为2.5分计算利息，用一个月给一个月利息。借条上还加盖了万事兴公司印章。2017年2月23日，蔡有权转账给张士元银行卡200万元。2018年2月23日，就该笔借款张士元重新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2-2），记载：“今有张士元向蔡有权借到人民币叁佰捌拾伍万元整（3850000元），此款用于万事兴公司周转。此借条由2017年2月23日的借条转入的，月息壹分半计算。由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其中，“由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的字号和行间距比借条前述内容偏小。借条落款借款人张士元下方书写“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苏某”，“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两字与“苏某”的“苏”字有部分重合。借条上没有加盖万事兴公司印章。2017年2月23日的借条2上记载有:“此借条转入到2018年2月23日的新借条中，此老借条作废”。2018年5月13日蔡有权在借条2上签名确认。（三）第三笔借款情况2017年4月26日，张士元作为借款人向蔡有权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3）1张，记载：今有张士元向蔡有权借款壹佰贰拾万元整（1200000元），月息壹分半计算，用于公司转用，“由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为另起一行，但与其他内容行间距较小，且字号明显小于借条前述内容。借款人：张士元。借款日期2017.4.26号下方书写“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但没有加盖万事兴公司的印章。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6日，蔡有权分二次汇款给张士元银行卡共计120万元。2018年5月13日，张士元作为借款人就2017年4月26日借款以及2017年11月8日至2017年11月10日期间借款事宜重新向蔡有权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3-3），记载：今有张士元向蔡有权借到壹佰柒万元整（1700000元），月息壹分半计算，用于公司转用。由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借条落款借款人张士元下方书写“苏某”，苏某下方书写“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但是借条上没有加盖恒达源公司印章（此时万事兴公司已经更名为恒达源公司）。2017年4月26日的借条3上记载有:“此借条已结转到2018年的新借条上，此借条已作废”。2017年11月8日至2017年11月10期间，蔡有权分三次向张士元银行卡转账30万元。2018年6月14日，蔡有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苏0211民初3696号］］，请求判令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55万元（300万元＋385万元＋17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出具保全裁定，并向先腾公司及中南置地苏南区域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一份，在1000万元范围内停止向恒达源公司支付应付款项。2019年6月10日，蔡有权和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就该民间借贷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一致确认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结欠蔡有权借款本金570万元、利息262.61万元，合计832.61万元，由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前付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40041元，由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前付清。2019年6月25日，因张士元、苏某及恒达源公司未按上述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蔡有权申请执行。2019年12月12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案现已执行到位147739.90元，收取执行费2003元，申请实际受偿145736.90元，尚余8180363.10元及受理费、保全费40041元暂未执行到位，因穷尽各种调查措施，未查找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处理的其他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四、恒达源公司转让工程款债权的情况2018年4月，恒达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士元带宝瑞公司员工汪立新到案涉工程施工现场，并与先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小马进行了沟通。先腾公司陈述张士元说项目后续事宜由宝瑞公司负责，徐小马表示同意，并让他们自己交接好，注意工程质量和安全。宝瑞公司的陈述与先腾公司一致，并称汪立新与张士元从先腾公司回来后，就于2018年4月23日签订了《协议书》，2018年5月1日签订了《变更函》，宝瑞公司的汪立新于2018年6月8日将变更函送达给了先腾公司。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2017年2月，原江阴市万事兴光伏有限公司经营需要，该公司向李翠平个人借款200万元用于公司生产经营。2017年3月，该公司再次与李翠平协商借款2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资金，两次借款时双方分别约定了还款日期、利息等内容，并由该公司老板张士元办理了相关借款手续。到2017年底，该公司未能按期还款。2018年4月，江阴市万事兴光伏有限公司更名为江阴市恒达源铁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源）。现恒达源公司与李翠平及江阴市宝瑞工程铁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三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达成以下债权转让协议：1.三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生效之日，恒达源公司拖欠李翠平借款本金肆佰万元。2.三方一致同意，李翠平将针对恒达源公司的肆佰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宝瑞公司行使。恒达源公司按照本协议直接还给宝瑞公司。3.李翠平同意按照本协议内容向宝瑞公司转让其对恒达源公司的债权，宝瑞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内容受让该李翠平的债权。4.恒达源公司同意并且有能力按照本协议内容向宝瑞公司清偿上述债务，该债务包括本金人民币肆佰万元及利息，并同意以其在江苏先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分公司等业务单位与恒达源公司的项目工程款归宝瑞公司所有，有关协议另行签订。5.宝瑞公司在受让李翠平的债权后，催收的项目工程款以实际得到的金额清偿恒达源所欠债务，若实际得到的金额低于债权的部分，由恒达源继续承担清偿责任，若实际得到的金额超过债权的部分，则宝瑞公司将超出部分退给恒达源公司。落款处的受让方加盖宝瑞公司公章，出让方处由李翠平签字，债务方处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4.23。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日的《变更函》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先腾公司：恒达源公司关于铁艺工程业务于2018年5月开始由宝瑞公司承续经营，现将有关事项变更如下：1、涉及与先腾公司铁艺业务的各种证照和印章自2018年5月1日起统一以宝瑞公司署名的证照和印章，以恒达源公司署名的证明和印章停止使用。2、变更后，原来恒达源公司与先腾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继续有效，与先腾公司发生的全部权益和义务归属宝瑞公司，由宝瑞公司延续履行。3、各方确认，自2018年5月1日起，宝瑞公司作为与先腾公司业务款项的唯一权益单位，涉及恒达源公司与先腾公司业务款项的收付全部用宝瑞公司账户，宝瑞公司的一切行为，将承担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与先腾公司无涉。4、宝瑞公司承担以上行为所导致的所有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付款公司：先腾公司；收款公司：宝瑞公司；原公司：恒达源公司（万事兴公司）。恒达源公司和宝瑞公司在变更函上加盖公章。关于《协议书》、《变更函》的形成过程，宝瑞公司称：该协议书和变更函是宝瑞公司的汪立新起草的，签署时在场人有汪立新、李翠平、张士元、戴某。张士元看后就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印章。证人苏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5月底6月初，戴某要看合同，要盖章，她就打开保险柜，把合同和章拿出来，然后李翠平就把所有的合同和印章章都拿走了，她对李翠平说不能拿的，但李翠平没有理睬她，然后她就给张士元打电话了。宝瑞公司的戴某出庭作证称：因张士元结欠李翠平的钱，双方协商了好几次才签了《协议书》。《协议书》上恒达源公司的印章系张士元加盖的，加盖的时候他在场的。2018年6月初，苏某将恒达源公司的项目合同和公司印章交给了李翠平，让宝瑞公司去相关项目工地沟通后续工作，不存在抢公章的事实。2018年6月7日起，恒达源公司的印章、合同等在李翠平处。2018年6月8日，宝瑞公司的汪立新将上述《变更函》送达给先腾公司，先腾公司在变更函上加盖公章，并注明：“已签收，2018.6.8”。2018年6月14日，张士元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是恒达源公司，受托人是汪立新，恒达源公司现委托汪立新全权代表恒达源公司协商处理本公司对外的所有工程业务。委托人处加盖恒达源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处由张士元签字。2019年4月25日，江阴法院作出（2019）苏0281刑初4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张士元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刑期八个月（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5月29日），并处罚金五千元。该案查明张士元于2018年6月离开江阴，更换手机号码等方式逃避支付工人工资。张士元于2019年5月29日释放。张士元获得自由后一直没有向宝瑞公司、先腾公司就工程款转让事宜提出异议。庭审中，蔡有权申请案涉工程上海绿地项目的施工人员赵勇、峁廷红出庭作证，两人均陈述，其是张士元安排到上海绿地项目施工，工程于2018年6月张士元出走后基本结束，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后来李翠平让他们去做了一些清理工作，支付了部分工资。先腾公司陈述宝瑞公司施工了部分收尾工作。张士元称，该工程尚未结算。宝瑞公司陈述，2018年6月宝瑞公司接手后，由宝瑞公司负责施工，宝瑞公司借先腾公司名义与发包人进行决算，目前决算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五、张士元与李翠平之间的借款情况2017年2月4日，张士元向李翠平出具借条1张，记载：今有张士元向李翠平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年息为壹分计算。借款人处落款张士元，并加盖了恒达源公司印章。2017年3月3日，张士元向李翠平出具借条1张，记载：今由张士元向李翠平借人民币200万元，利息按月息为2分计算。借款时间2个月，借款日期2017年3月3日，还款日期2017年5月3日还款。借款人处落款张士元，借款日期处加盖了恒达源公司印章。关于上述两笔借款，宝瑞公司称张士元向李翠平借款400万元，交付方式是承兑汇票，当时没有让张士元写收条。恒达源公司的公章是双方在签署2018年4月23日的《协议书》时，由张士元加盖上去的。2019年1月21日，因蔡有权起诉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滨湖法院的审判人员对张士元进行询问时，张士元认可原万事兴公司确实于2017年2月，2017年3月向李翠平借了400万元承兑汇票。在该院2019年9月23日的庭审中，张士元认可其向李翠平借钱买材料。在本院之后举行的庭审中，张士元否认向李翠平借钱，并陈述：1.上述两张借条是张士元写的，当时张士元缺钱，李翠平就介绍了周成南和卞秀芳各借给张士元200万元，张士元向李翠平出具了上述两张借条；2.到了2018年，李翠平让张士元直接向周成南和卞秀芳出具借条，李翠平作为担保人，张士元就写了两张借条。李翠平跟张士元说她把张士元出具给她的借条撕掉了，张士元就相信了，实际上李翠平并没有撕掉。3.上述两张借条上恒达源公司的公章不是他加盖的。恒达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两张张士元出具给周成南和卞秀芳的借条复印件，借条一载明：今有张士元向周成南借200万元，利息按月息两分计算。借款人：张士元，2018年2月3日。担保人：李翠平。借条二载明：今有张士元向卞秀芳借人民币200万元，本息为壹分计算。借款人：张士元，2018年2月5日，担保人：李翠平。对于张士元提供的两张借条，宝瑞公司称，因张士元缺钱，李翠平就介绍张士元向周成南和卞秀芳借款，李翠平作为担保人，张士元写了两张借条，但周成南和卞秀芳知道了张士元的经济状况后并未将款项出借给张士元，故这两张借条与本案无关。六、蔡有权委托代理情况2018年8月20日，蔡有权与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一份，委托该所指派律师代理本案诉讼，代理费50000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恒达源公司是否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2.如债权转让成立，恒达源公司是否属于无偿转让；3.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是否对蔡有权的利益造成了损害；4.宝瑞公司在债权转让中是否有过错。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故债权人撤销权（无偿）的构成要件是：1.债务人存在转让财产的行为；2.债务人转让财产是无偿的；3.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一、关于恒达源公司是否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的问题。蔡有权和宝瑞公司认可债权转让的事实。恒达源公司则予以否认，认为恒达源公司对协议书和变更函不知情，恒达源公司并未将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和《变更函》是恒达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恒达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理由如下：首先，从宝瑞公司设立的目的来看。宝瑞公司陈述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受让恒达源公司的债权，恒达源公司也认可设立宝瑞公司是为了将恒达源公司的零星工程转让给宝瑞公司，由此可知，将恒达源公司的部分工程或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是设立宝瑞公司的目的之一。其次，从恒达源公司的表意行为来看。2018年4月，恒达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士元带宝瑞公司的汪立新与先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洽谈过案涉工程转让给宝瑞公司的事宜。先腾公司也于2018年6月8日签收了宝瑞公司送达的《变更函》。2018年6月14日，张士元向汪立新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恒达源公司委托宝瑞公司的汪立新全权代表恒达源公司协商处理公司对外的所有工程业务。恒达源公司的上述行为可以表明其同意案涉工程由宝瑞公司负责处理。再次，2018年6月8日以后，宝瑞公司实际接手了案涉项目，并施工了部分收尾工程。张士元于2019年5月底释放后，并未向宝瑞公司和先腾公司就工程款转让的事宜提出过异议，表明恒达源公司将对先腾公司的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是认可的。最后，恒达源公司的公章由恒达源公司的股东苏某交给宝瑞公司的李翠平，恒达源公司辩称公章被李翠平抢夺，但并未报警，与常理不符。《协议书》和《变更函》的落款日期是在宝瑞公司取得恒达源公司的公章之前，且协议书和变更函上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另外，张士元于2018年6月12日与李翠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此时恒达源公司的公章已经在宝瑞公司处，但张士元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协议书和变更函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张士元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和变更函是宝瑞公司伪造的，故本院认定协议书和变更函是恒达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恒达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宝瑞公司主张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理由成立。二、关于如债权转让成立，恒达源公司是否属于无偿转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恒达源公司向宝瑞公司转让债权不属于无偿转让。理由如下：张士元于2017年2月4日和2017年3月3日分别向李翠平出具了两张借条，借款金额均为200万元。李翠平称交付方式为承兑汇票。2019年1月21日，滨湖法院的审判人员对张士元进行询问时，张士元也认可原万事兴公司确实于2017年2月，2017年3月向李翠平借了400万元承兑汇票。在本院2019年9月23日的庭审中，张士元也认可其向李翠平借钱买材料。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由此可知，张士元对其向李翠平借款400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是认可的。在之后的庭审中，张士元又否认其向李翠平借款，前后陈述矛盾，但张士元未作出合理解释，只提供了其向案外人周成南、卞秀芳出具的两张借条的复印件，不足以推翻出借人是李翠平的事实。第二，张士元向李翠平出具的两张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4日和2017年3月3日，此时，恒达源公司尚未成立，对于该两张借条上为何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印章，宝瑞公司对此进行了解释：借条上恒达源公司的印章是在与恒达源公司签订《协议书》时，由张士元加盖的。故宝瑞公司认为恒达源公司对张士元的债务进行了债务加入。《协议书》载明：“2017年2月，原万事兴公司经营需要，该公司向李翠平个人借款200万元用于公司生产经营；2017年3月，该公司再次与李翠平协商借款200万元用于公司业务周转资金，两次借款时双方分别约定了还款日期、利息等内容，并由该公司老板张士元办理了相关借款手续”。可见，协议书的内容与借条上加盖恒达源公司印章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因此，两张借条上加盖恒达源公司的印章是恒达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因张士元出具给李翠平的两张借条上加盖了恒达源公司的印章，双方未明确盖章的性质，故可认定恒达源公司对张士元的债务进行了债务加入，即恒达源公司与张士元共同结欠李翠平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李翠平对恒达源公司享有40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债权，借条和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根据协议书的内容，李翠平将对恒达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宝瑞公司，相当于宝瑞公司对恒达源公司享有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恒达源公司将对外的工程款债权在本金400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转让给宝瑞公司，相当于偿还结欠宝瑞公司的债务，因此，该转让行为并非是无偿的。三、关于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是否对蔡有权的利益造成了损害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蔡有权要求撤销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的行为，应当举证证明恒达源公司无偿转让债权损害了蔡有权的利益。如上所述，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并非是无偿的，相当于恒达源公司的责任财产并未减少，并不影响恒达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也就不损害蔡有权的利益。退一步讲，即使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是无偿的，从蔡有权对恒达源公司享有债权的形成过程来看，也并未损害蔡有权的利益，理由如下：首先，张士元等向蔡有权出具了借条1，蔡有权将款项汇给了张士元本人，因此，借条1是张士元的个人债务，并非是恒达源公司的债务。恒达源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将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并不损害蔡有权的利益。2018年5月13日，张士元重新向蔡有权出具借条1-1，虽然该借条上书写由万事兴公司共同偿还，但此时万事兴公司已经变更为恒达源公司，借条上未加盖恒达源公司的印章，且该重新出具的借条在恒达源公司向宝瑞公司转让债权之后发生，故恒达源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也不损害蔡有权的利益。其次，张士元向蔡有权出具了借条2，但是2018年2月23日张士元重新向蔡有权出具了借条2-2，并明确借条2作废，蔡有权签字确认。由此可知，双方对借款内容进行了变更，应当以借条2-2内容为准。借条2-2载明借款人是张士元，由万事兴公司共同偿还，但未加盖万事兴公司的公章。且从借条2-2的行文格式上看存在多处瑕疵，第一，该借条载明的“由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还”的字号及行间距与借条中其他内容不协调且明显偏小，与“借款人张士元”间距过小，不符合书写习惯。第二，落款处“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二字与“苏某”的“苏”字重叠在一起，也不符合正常的书写习惯。可见，该借条关于万事兴公司共同偿还张士元结欠蔡有权债务的内容存在多处瑕疵。因此，难以认定恒达源公司于2018年2月23日对张士元个人债务构成了债务加入。再次，关于张士元向蔡有权出具的借条3，虽然借条上书写了“由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偿还”，但未加盖万事兴公司的公章。且从该借条的行文格式上看，也存在多处瑕疵，借条中“由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偿还”的字体大小和行间距与借条的其他内容存在明显差异，且落款处“江阴市万事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字样书写在日期2017.4.26号的下一行，也不符合行文规范和书写习惯，故本院难以认定恒达源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对张士元的个人债务构成了债务加入。2018年5月13日，张士元对该笔债务重新向蔡有权出具借条3-3，虽然借条上也载明了由万事兴公司共同偿还，但此时万事兴公司已经变更为恒达源公司，且该笔债务在恒达源公司向宝瑞公司转让债权之后，故不影响蔡有权债权的实现。关于蔡有权主张的其他借款，没有书面的借款凭证，只有转账给张士元个人帐户的汇款凭证，也不足以证明恒达源公司对张士元的债务进行了债务加入。最后，蔡有权于2018年6月14日将张士元、苏某、恒达源公司起诉至滨湖法院，该时间在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之后。2019年6月10日，在滨湖法院的主持下，蔡有权与张士元、苏某和恒源公司进行了调解，确认恒达源公司与张士元、苏某结欠蔡有权的债务，该时间也在恒达源公司债权转让之后，因此，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并不损害蔡有权的利益。综上，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并非无偿转让，恒达源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不损害蔡有权的利益，故蔡有权要求撤销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变更函》，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四、关于宝瑞公司在债权转让中是否有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本案中，蔡有权行使撤销权不成立，也没有证据证明宝瑞公司存在过错，故蔡有权要求宝瑞公司与恒达源公司共同承担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蔡有权主张撤销恒达源公司和宝瑞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变更函》，并要求恒达源公司和宝瑞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蔡有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陈述不利后果。本院审理认为，本案蔡有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针对其上诉请求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蔡有权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案债权转让成立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2018年4月23日恒达源公司与宝瑞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同年5月1日共同出具给先腾公司的变更函，协议书及变更函均加盖恒达源公司印章，应当认定为相关当事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上述协议书及变更函均已加盖相关公司印章，具有较高的证明效果，且有其他相关事实互为印证，应予采信。蔡有权认为存在由宝瑞公司事后加盖伪造的可能性，对此应当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但蔡有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蔡有权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此外，一审法院以借条载明的出借人认定李翠平为实际出借人以及涉案债权转让并非无偿亦均无不当。二、关于蔡有权上诉提出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的主张。本院认为，宝瑞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文书，蔡有权可以作为证据向本案提交，一审法院对此已经在第四次开庭过程中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对该证据材料是否在本案中予以采纳，应由一审法院依照本案认定的事实和其他证据材料加以判断。因此，蔡有权认为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与另案不一致系遗漏重要事实，依法不能成立。三、关于蔡有权上诉提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蔡有权认为恒达源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损害了其利益，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根据查明的事实，恒达源公司将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宝瑞公司并非是无偿的，恒达源公司的责任财产并未减少，并不影响恒达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也就不致损害蔡有权的利益。其次，审查张士元等向蔡有权出具的借条，款项均系蔡有权汇给张士元个人，证明系张士元的个人债务，并非是恒达源公司的债务。部分借条虽然有万事兴公司共同归还的字样，但因不符合正常的行文规范和书写习惯，存在明显的瑕疵，依法不能认定万事兴公司构成债务加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以蔡有权向滨湖法院起诉后，滨湖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调解书的时间作为蔡有权该债权确定的时间，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四、关于蔡有权上诉提出宝瑞公司对涉案债权转让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与恒达源公司共同承担其主张撤销权所产生的律师费问题。本院认为，蔡有权主张撤销权不能成立，亦无证据证明宝瑞公司存在过错，故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蔡有权上诉提出一审法院收取诉讼费违反法律规定问题。本院认为，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撤销权案件并非明文规定的非财产案件，可以按照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收取诉讼费，故一审法院的诉讼费收取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蔡有权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00元，由上诉人蔡有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小兵审判员  刘永刚审判员  俞 彤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