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69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196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兆江，烟台芝罘正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曾用名张卫国），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承强、王莎莎，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11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继承人张玉玺将自己所有的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房屋通过立遗嘱的形式指定由上诉人继承，该遗嘱系代书遗嘱。涉案遗嘱系张玉玺在生前于2017年12月1日自愿在涉案房屋中订立，并由鲁某按照张玉玺的意愿打印代书，后由张玉玺本人确认签名，由鲁某、郭某在涉案遗嘱上签名，故涉案遗嘱已具备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的法定要件，因此涉案遗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2、证人鲁某称“张玉玺身体情况不太好，需要有人搀扶，精神状况还行，脑子清醒”、李某称“同年(2017年)听张玉玺说想把房子过户给原告，但因是房改房，手续比较麻烦没有办理，张玉玺其想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什么的，想让鲁某帮忙办一办”及郭某称“张玉玺的神志清楚”，从上述证人证言均可以明确看出，张玉玺在涉案遗嘱上签字时神志清楚，且并未受到威胁、胁迫，故涉案遗嘱系张玉玺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承法》第十七条只规定了代书遗嘱的形式，对于遗嘱打印地点、遗嘱交付形式并未作出规定，且在张玉玺在涉案遗嘱上签字形式和地点等问题上，见证人鲁某、郭某均陈述“在张玉玺家中”、“右手不好用，左手写的”的意思，而不能过于片面要求是在卧室还是书房、在何处打印的遗嘱，同时涉案遗嘱虽然经过三次修改，但是最后一次才形成涉案遗嘱，且代书人、见证人鲁某，见证人郭某均见证了张玉玺确认代书遗嘱并签字的过程，并在庭审中就上述事实表述基本一致。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立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遗嘱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授、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制作代书遗嘱时，应当有两个以上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上诉人主张被继承人张玉玺立遗嘱将涉案房产遗赠给上诉人，因遗嘱属私文书证，上诉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真实、合法、有效。鲁某作为遗嘱代书人、见证人、保管人，郭某作为遗嘱见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客观真实地陈述其参与的遗嘱形成、遗嘱交付等情节。鲁某称其代书涉案遗嘱过程长达三、四个月，遗嘱历经三次修改，关于张玉玺向其口授遗嘱内容及提出修改意见时现场是否有人见证，鲁某表述含糊。对每次现场是否有人表示不确定，并称现场有人时一般都是郭某和李某在的次数多，鲁某该陈述与李某、郭某关于均没有参与涉案遗嘱形成过程的作证内容相矛盾。鲁某关于遗嘱打印、签字情况前后亦做出不同版本的陈述。关于向上诉人交付遗嘱地点，上诉人和鲁某在前后矛盾的陈述。关于向上诉人交付遗嘱时与鲁某同去人员，上诉人、鲁某、李某陈述亦完全不符。郭某关于被继承人张玉玺在退休前就在单位说过要把涉案房屋给上诉人的证言，属于主观编造。综合一审中上诉人的陈述及鲁某、郭某、李某三名证人的出庭作证情况，证人证言之间以及证人证言与上诉人陈述之间存在多处矛盾，上诉人不能有效证明涉案遗嘱是被继承人张玉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证明遗嘱代书、见证程序合法，故涉案遗嘱依法不能认定为有效遗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原审原告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张玉玺于2017年12月1日所立的遗嘱(遗赠)合法有效；2.判令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房屋[房产证号为烟房私证Ｅ字第**，土地证号为烟国用(2003)第432**，房屋价值100万元]归原告郑某所有；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张玉玺与其配偶刘洪芳(已于××××年××月××日去世)育有二子，即被告张某1、张某2。被继承人张玉玺于1999年11月24日通过房改购买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房屋一套，2003年被继承人张玉玺与原告郑某经人介绍相识，之后二人逐渐建立感情，共同生活10多年，期间原告悉心照顾被继承人张玉玺的衣食住行。2017年12月1日，被继承人张玉玺感于原告10多年来无怨无悔、始终如一的照料，在鲁某、郭某的见证下立下遗嘱，将乐山里1号内10号房产遗赠给原告，遗嘱一直由鲁某保管。被继承人张玉玺2018年8月1日去世后，鲁某多次找两被告协商解决未果。后，鲁某于2019年3月8日将遗嘱交给原告，告知原告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张某1、张某2一审共同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1.原告的身份只是照顾被继承人张玉玺的保姆，其照料张玉玺只是履行保姆职责，不存在所谓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问题。2.不存在诉状中所称的“张玉玺去世后，鲁某多次找张玉玺的两个儿子协商解决”的事实。3.被继承人张玉玺在2017年1月14日生日当天曾向被告交待去世后乐山里1号内10号房产作为遗产留给子女，被继承人对遗产的处理已经有明确的意思表示。4.原告提供的所谓遗嘱是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原告应当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举证责任。5.遗赠是遗嘱人用遗嘱的方式将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于死后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一种法律制度。原告提供的遗嘱，虽标题为遗嘱，但内容中并没有遗赠的意思表示，形式和内容均不符合遗嘱和遗赠的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6.即使遗嘱是真实的，或者有遗嘱的意思表示，原告也已经丧失接受遗赠的权利。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张玉玺与刘洪芳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二子即本案两被告。刘洪芳于××××年××月××日去世，张玉玺于2018年8月1日去世，张玉玺的父母均先于其本人去世。1999年12月6日，被继承人张玉玺参加房改购得烟台市芝罘区房产一套（下称涉案房产）。2019年4月1日，原告以本案相同诉请将被告张某1、张某2诉至法院，经审查，两被告2018年12月20日在烟台市芝罘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了调解协议，二人一致同意涉案房产由被告张某1继承，该调解协议经一审法院（2018）鲁0602民特10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有效，且涉案房产于2018年12月27日过户至被告张某1名下，故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鲁0602民初77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郑某的起诉。原告郑某于2019年7月31日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裁定，一审法院经审理于同年8月8日作出（2019）鲁0602民特监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8）鲁0602民特1009号民事裁定。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张玉玺生前作出遗嘱，将涉案房产遗赠给原告所有，并当庭提交遗嘱1份。遗嘱共3页，遗嘱内容及落款时间“2017年12月1日”均为打印，最后1页落款处签有“张玉玺”，名字上摁有手印，原告在落款处签有“郑某：我愿意接受张玉玺的赠与2019年3月8日”，另有鲁某、郭某、彭绍霞、李萍、李某、王某等9人签名。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在结识小郑之前就已经中风，并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是小郑的同情燃起了我生存下来的活力，她人特好，特善良，她并不嫌弃我体弱多病，主动承担照顾、护理立遗嘱人的重担”“我的工资和储蓄多年治病早己身无分文，目前仅有一套79.2平方米的旧房（乐山里1-10号），我愿将房产权赠予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妻子---郑某，以此报答她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伺候我”“我：张玉玺，今生无遗产，两袖空空人世间，生前事事处理完，情债还清很坦然。”原告称其不清楚遗嘱的形成过程，据鲁某讲，是鲁某根据被继承人张玉玺的口述整理、然后委托鲁某的女儿打印的，打印后与郭某一起到张玉玺家里念给张玉玺听，然后张玉玺在遗嘱上签字。经质证，两被告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如下异议：1.从证据本身来看，原告方提供的遗嘱共3页且是装订在一起的，但从装订的情况看这3页很明显是经过两次装订，也就是说这个遗嘱曾经拆分过。2.原告提供的所谓遗嘱不符合法定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原告提供的遗嘱3页均系打印件，遗嘱的日期也是打印的，遗嘱只有第3页有多人签名，且未注明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因此原告提供的遗嘱不符合《继承法》所规定的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3.原告提供的所谓遗嘱中的内容不应认定为遗赠。从内容来看，遗嘱中关于对房产的处分明显为赠与的意思表示，虽然该遗嘱冠有遗嘱的提头，但第2页载明“我的工资和储蓄多年治病早已身无分文，目前仅有一套79.2平米的旧房（乐山里1-10号），我愿将房产权赠与给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妻子－郑某”，而第3页中又载明“我张玉玺今生无遗产，两袖空空人世间，生前事事处理完，情债还清很坦然”，虽然该遗嘱中罗列了很多内容，但实质性内容很显然为生前赠与，而非死后遗赠。4.该遗嘱明显是伪造的，理由如下：（1）遗嘱最后1页中张玉玺的签名很明显并非被继承人张玉玺所书写，张玉玺曾患中风，右手丧失书写能力，仅能靠左手勉强勾划自己的名字，而从原告提供遗嘱第3页的签名看，“张玉玺”三个字运笔流畅，字体规整，个性特征明显，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得过中风仅能左手勉强勾划自己名字的老人所写，经被告方仔细比对，发现遗嘱中“张玉玺”三个字的书写酷似鲁某在遗嘱中的书写习惯及字体；（2）该遗嘱3页均系打印，在此前芝罘区法院召开的原告申请撤销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一案中，原告自称遗嘱系鲁某根据张玉玺的意思整理、并由鲁某的女儿打印出来，这说明遗嘱的内容体现的是鲁某的思想意识；（3）遗嘱的内容相互矛盾，逻辑混乱，遗嘱中称“尽管我们有年龄之差，可并不影响我们的夫妻生活”，之后又称“有些时候也会遇到险情，比如有一次我从梯子摔了下来”，在此前的内容中称“我早在结识小郑之前就已经得了中风，并留下后遗症，行动不便不能自理”，既然都已经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又如何能不影响夫妻生活、又如何能爬上梯子又从梯子上摔下来？再比如在遗嘱第2页称“我的工资和储蓄多年治病早已身无分文”，然而在被继承人去世前后原告却私自从张玉玺账户中取走巨额款项，且去世后仍有存款在银行；又如在遗嘱的最后1页称“我张玉玺今生无遗产”，既然无遗产又何来遗赠？（4）原告与鲁某等人存在合伙侵占被继承人张玉玺遗产的重大嫌疑，理由如下：①张玉玺去世后，鲁某和原告一起到张玉玺的工作单位索要张玉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因单位以原告非被继承人的亲属拒绝支付而大闹张玉玺的工作单位；②鲁某与原告非亲非故，为何原告在诉状中一直主张鲁某去找被告协商解决；③既然原告主张有遗嘱，为何鲁某却在张玉玺去世数月后才将所谓的遗嘱给原告、才告知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有违常理；④原告已经承认除鲁某、郭某外其他人都是在2019年3月8日以后在遗嘱上签的字，这足以说明原告在本案中提供遗嘱的形式和内容已经改变，既然其他人能在3月8日后在遗嘱上签字，也就不能排除鲁某与原告等人合谋也在3月8日之后冒充见证人签字；⑤原告曾称其拿到遗嘱后与鲁某分别找遗嘱上签字的人签字，鲁某如此热心为原告争财产、找证据，也同样有违常理；⑥原告与鲁某等人既非亲属也非亲朋，而本案所涉房产数金额巨大，不能排除本案的原告和证人觊觎上述房产、合伙串谋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以此诈取财产的可能。故被告方请求法庭对本案所涉的遗嘱以及原告提供的证人依法严格审查。原告表示张玉玺头脑非常清醒，肢体不是很灵便，但是有人搀扶的话可以坐起来，可以写东西，也可以在电脑上打几个字，其真正签字的时候都是用左手。诉讼中，为证明遗嘱合法有效，原告申请证人鲁某、李某、郭某、王某出庭作证。证人鲁某称，其与被继承人张玉玺是大学同学，也是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同事，退休后经常见面，张玉玺病重时让其代书了遗嘱，遗嘱是其根据张玉玺念叨的内容回家起草、根据张玉玺的意见进行了三次修改、历时三四个月最后成文，2017年12月1日，在张玉玺家，当时搀着张玉玺到书房，张玉玺在写字台上用左手在纸上划了好几遍才在遗嘱上签了字，张玉玺在遗嘱上签字前自己看过遗嘱。在问及张玉玺每次向其交待遗嘱内容时有无其他人在场时，鲁某称“每次都有，也有可能没有，一般都是郭某和李某在的次数多，还有一个福山的帮工，但是每次去郑某都主动躲开，她也不知道我去干什么。”关于遗嘱打印过程。第一次出庭作证时，鲁某称自己有打印机，遗嘱是自己打印的，在原告问其“你以前讲过遗嘱是你女儿打印的，到底是谁打印的？”时，鲁某又称“所谓我打印的是我在家里让我女儿打印的”；在第二次出庭作证时，鲁某又称应该是个礼拜天其和女儿到发改委去打印的。在问及遗嘱落款处打印的“2017年12月1日”为何时间时，证人表示记不清了。关于在遗嘱上签字情况，第一次出庭作证时，鲁某称当时张玉玺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搀扶，精神状况还行，脑子清醒，他右手不好使，用左手练习了两三遍才在遗嘱上签的字，是在书房立的遗嘱，张玉玺先在遗嘱上签字，其随后，郭某再签；第二次出庭作证时又称遗嘱打印完其当场在遗嘱上签字，次日和郭某一起去找张玉玺签的字。遗嘱由其保管，遗嘱上其他人的名字都是在张玉玺去世后签的，除楼长唐秀云和媒人外，其他人的名字均是其去找人家签的，这些人能够证明其与张玉玺是好朋友，能够证明原告是张玉玺明媒正娶的；在问及遗嘱落款处“郑某：我愿意接受张玉玺的赠与”的形成时间时，鲁某表示记不清了。关于将遗嘱交给原告的过程。第一次出庭作证时，鲁某称好像是2019年3月8日，原告郑某到了其在亚细亚七楼的办公室，其将遗嘱交给原告，当时李某在场；第二次出庭作证时，鲁某称因为张玉玺生前曾经说过让其一定说通两个儿子，所以在张玉玺去世后，其带着李某多次去找两被告告知他们遗嘱情况未果，耽误了两个月，所以其就找到李某和研究所薛主任（现已去世），三人一起于2019年3月8日到原告当时居住的百货大楼东门正对的一个住宅楼把遗嘱交给了原告，并告诉原告自己没有办法，让原告去研究所找。证人李某称，其与原告不熟悉，与两个被告不认识，与证人鲁某有业务关系，受鲁某邀请到庭为张玉玺的遗产纠纷作证，其与张玉玺是感情深厚的同事、好友。2006年张玉玺曾说把乐山里的房子给原告，让原告老有所居，为原告买保险让原告辞职，原告同意后就搬到张玉玺乐山里的房屋内，二人一心一意过日子，那时起张玉玺答应把房子给原告，只差手续没办。2017年张玉玺曾表示原告已照顾不了自己，上下楼不方便，想换个带电梯的新房，让其帮忙卖房，其表示可以让两个儿子帮忙做，别人做不太好。同年听张玉玺说想把房子过户给原告，但因是房改房，手续比较麻烦没有办理，张玉玺说其想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什么的，想让鲁某帮忙办一办。2018年春天再见张玉玺时，张玉玺说遗嘱写好已经交给鲁某了，说尽量把这个事调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再走法律程序。张玉玺去世后鲁某找到自己，让其一起去找两被告，结果想调解也没有说上话。关于遗嘱形成过程。证人李某称鲁某通过张玉玺的陈述进行了整理，反复写了两、三遍，最后可能是2017年12月份，张玉玺同意了鲁某已经写好的遗嘱，鲁某拿回家让孩子打印好，郭某和鲁某一起去作了见证，读给张玉玺听，张玉玺听后签了字，张玉玺写字不太流畅，先在纸上练了练，这些都是听鲁某说的，遗嘱形成过程其没有参与。关于在遗嘱上签字情况。李某称，2019年妇女节之后的一两天，鲁某在自己办公室里让其在张玉玺的遗嘱上签字。关于向原告交付遗嘱情况，李某称鲁某将遗嘱交给原告时其不在场，并且也不知道鲁某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将遗嘱交给了原告，鲁某是三八节后告知其将遗嘱交给原告的情况。证人郭某称，其与张玉玺、鲁某是同事关系，后来鲁某开了公司，其退休后就去鲁某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张玉玺是60岁退休，在其还没退休的时侯就在单位说过要把房子给原告郑某，因为他们是事实婚姻。2017年12月1日，张玉玺委托鲁某写了一个遗嘱，把乐山里1号顶楼一套房子由郑某继承，2017年12月1日其在公司记账，鲁某说给张玉玺写了个遗嘱让其一起去张玉玺家，其同意并表示自张玉玺生病后其还没见过。当时张玉玺家中没有别人，鲁某将遗嘱念给张玉玺听，张玉玺在卧室签的字，张玉玺的神志清楚，只是手写字有点颤抖，他拿起笔来以后试验了几次，右手不好用，左手写的。郭某表示张玉玺口述遗嘱、要求鲁某修改遗嘱草件整个过程其没有参与过。证人王某称，其与张玉玺是退休以后上山认识的山友，与原告郑某因工作联系认识，不认识两个被告。2003年以前张玉玺让其给自己介绍个伴，2003年其将郑某介绍给张玉玺认识，此后二人发展情况其不清楚。遗嘱上的名字是原告郑某找其签的，具体签字时间记不清了。原告称其认识张玉玺时张玉玺已经退休，郭某说的张玉玺退休时间以及房屋楼层不对，对其他证人证言无异议。两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所作证言完全与事实不符，从鲁某、李某、郭某三位证人陈述情况来看，三人在庭审之前已经进行了沟通，所做证言明显缺乏客观性、真实性；从三位证人的关系来看，三人均在鲁某的公司工作，关系亲密；从鲁某的证言来看，鲁某的多处陈述相互矛盾、鲁某与郭某陈述相互矛盾，足以证明其三人与原告之间实际上是在进行恶意串通，通过向法庭出具虚假的证人证言，与原告合伙侵占被继承人张玉玺遗产，与本案的处理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李某的证言很明显是在庭审之前进行了认真的策划和归纳总结，且陈述也仅为其一家之言，陈述内容基本都是听张玉玺说的，张玉玺已经去世了，所以其陈述也就无从考究，系典型的孤证；关于鲁某和郭某的证言，在法庭和原、被告对其进行询问时，多次以年龄八十多岁了、记不得了、不清楚等陈述含糊其辞，郭某的证言明显能够看出其本人神志和记忆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明显缺乏作证能力。结合原告方提供的所谓打印的遗嘱，被告认为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也存在着矛盾，缺乏真实性、客观性、有效性，依法不应采纳。原告称其是2019年3月才知道遗嘱的存在，2019年3月8日鲁某找到自己，自己在遗嘱上签字表示接受。关于遗嘱交付情况，在证人鲁某两次作证之后的庭审中，原告先称鲁某是在其文化宫那边的办公室将遗嘱交给自己，后又改称是鲁某到其家中将遗嘱交给自己，好像不是鲁某自己去的，主要是男的，加上鲁某两个人，当时其租住在百货大楼东面的高层庆善街的房屋内。一审法院认为，立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遗嘱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授、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制作代书遗嘱时，应当有两个以上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张玉玺立遗嘱将涉案房产遗赠给原告，因遗嘱属私文书证，原告有义务举证证明其真实、合法、有效。鲁某作为遗嘱代书人、见证人、保管人，郭某作为遗嘱见证人，出庭作证时应当客观真实地陈述其参与的遗嘱形成、遗嘱交付等情节。鲁某称其代书涉案遗嘱过程长达三、四个月，遗嘱历经三次修改，关于张玉玺向其口授遗嘱内容及提出修改意见时现场是否有人见证，鲁某表述含糊，对每次现场是否有人表示不确定，并称现场有人时一般都是郭某和李某在的次数多，鲁某该陈述与李某、郭某关于均没有参与涉案遗嘱形成过程的作证内容相矛盾；鲁某关于遗嘱打印、签字情况前后亦做出不同版本的陈述；关于向原告交付遗嘱地点，原告和鲁某均存在前后矛盾的陈述；关于向原告交付遗嘱时与鲁某同去人员，原告、鲁某、李某陈述亦完全不符；证人郭某关于被继承人张玉玺在退休前就在单位说过要把房子给原告郑某的证言实属主观编造。综合本案原告陈述及上述三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证人证言之间以及证人证言与原告陈述之间存在多处矛盾，原告不能有效证明涉案遗嘱是被继承人张玉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证明遗嘱代书、见证程序合法，故涉案遗嘱依法不能认定为有效遗嘱，原告要求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判决：驳回原告郑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郑某负担。本院审理中，上诉人郑某提交在一审中已经出庭作证的鲁某、李某、郭某的证明材料，经质证，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称，对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具有合法性，三位证人在一审已经出庭作证，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三份证言，不予质证。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郑某提供的代书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该代书遗嘱如被确认为遗嘱,就必须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体现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鲁某作为遗嘱代书人、见证人、保管人，郭某作为遗嘱见证人，在一审庭审中，关于张玉玺口授遗嘱内容及提出修改意见时现场是否有人见证，遗嘱打印、签字情况，向上诉人交付遗嘱地点等关键环节，鲁某、郭某、李某三位证人证言之间以及证人证言与上诉人陈述之间存在多处矛盾，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其参与的遗嘱形成、交付等情节，不足以认定涉案代书遗嘱是立遗嘱人张玉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证实遗嘱代书、见证程序合法。故一审法院对涉案代书遗嘱的有效性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郑某主张代书遗嘱有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郑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