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91民初1227号原告：张剑，男，1980年7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运输驾驶员，户籍地扬州仪征市，现住扬州仪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祥，江苏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兴俊，男，1983年2月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户籍地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现住镇江丹阳市丹北镇。被告：朱海波，男，1983年7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丹阳市海量工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金辉，丹阳市界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张剑诉被告杜兴俊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经审查于2020年4月26日裁定移送本院。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3日、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祥、被告杜兴俊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0月27日，本院依原告申请决定追加朱海波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4日重新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祥、被告杜兴俊、被告朱海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剑提起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运输费1.98万元（6600元/车×3车）；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2017年4月经他人介绍，被告杜兴俊租用原告车辆于4月下旬共三天为其运送毛钢锭从丹阳到江西樟树市兴隆汽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兴隆公司），每车货物32吨左右。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仅是口头约定每车运费6600元。之后，原告多次催要运费，被告杜兴俊却不肯支付，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中，原告才得知两被告是合伙关系，三车毛钢锭是其两人共同货物，故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三车运费。被告杜兴俊辩称：原告陈述不属实，2017年4月我还没到丹阳埤城，我始终没在丹阳开过厂，也没有在丹阳装过货，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朱海波辩称：1、我并不清楚是被告杜兴俊还是江西兴隆公司租赁原告货车运输这三车货物的事实，但肯定不是我租赁原告货车运输的；2、我庭后需要与江西兴隆公司对账确认涉案的三车货物是否是我的货物；我与杜兴俊是从2017年4月十几日开始合作废钢料（毛钢锭）的，给江西兴隆公司供应毛钢锭。3、即便是我的货物，我也需要与江西兴隆公司核对确认这三车货的运费是否已从货款中扣除。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杜兴俊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查询表，拟证明被告杜兴俊单位的所在位置在解放桥、经营范围是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除贵金属）以及目前还在经营之中；2017年4月自己雇佣的驾驶员就是在姚桥三明公司里面的小车间装的毛钢锭，而该小车间就是三明公司租赁给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的。被告杜兴俊对该查询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认可自己确实在家废品收购站，当时有字号但现在自己记不得了，现在自己公司名称叫丹阳市埤城镇俊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被告杜兴俊辩称当初自己实际上开了两个厂子，都在三明公司，一个是生产毛钢锭的厂子（这个厂子没有工商注册），一个就是这个收废品的厂子，自己生产毛钢锭厂子在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倒闭，自己是于2016年12月31日拉完最后一车毛钢锭货物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但自己的收废品厂子至今还在经营，目前已经搬迁到丹阳埤城。被告朱海波对该查询表的质证意见是不清楚。2、《毛钢锭供应协议》复印件（原告自认该协议是证人上某1提供的），拟证明2016年8月30日被告杜兴俊和江西兴隆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被告杜兴俊每月向该公司供应毛钢锭产品，而且是被告杜兴俊送货上门，运费由被告杜兴俊承担的事实。该协议主要载明：“一、乙方（杜兴俊）每月供100吨左右毛钢锭给甲方（江西兴隆公司），甲方用高速钢材料抵款。二、毛钢锭成份：……。单价每吨4600元，乙方包送到厂，运费乙方自理。……三、货到验收后一个月甲方将材料抵清给乙方，材料价格……，抵给乙方（以上为不含税价，运费归甲方）。时间：2016年8月30日”。被告杜兴俊在“乙方”落款处签名。被告杜兴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其质证辩称该协议上明确约定运费是由江西兴隆公司负担。被告朱海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其质证辩称自己与杜兴俊是2017年4月份开始合伙做生意的。3、物流公司证明以及三辆货车行驶证复印件，拟证明苏Ｋ×××**、苏Ｋ×××**和苏Ｋ×××**都是原告实际所有的货车。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理由是自己没有见过这些货车。4、过磅单原件两张，拟证明2017年4月29日和30日原告雇佣的司机驾驶苏Ｋ×××**和苏Ｋ×××**两辆货车为被告杜兴俊运输毛钢锭到江西兴隆公司；原告诉称第三张过磅单丢失。第一张过磅单主要载明：“客户：朱海波；日期：2017年4月29日；时间：17-09-53；车号：05767；（货名）：毛钢锭；净重：32680（公斤）”。第二张过磅单主要载明：“客户：朱海波；日期：2017年4月30日；时间：（无）；车号：苏Ｋ×××**；（货名）：毛钢锭；净重：32640（公斤）”。被告杜兴俊对上述两张过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其质证辩称这两张过磅单与自己无关，也不是自己租赁原告货车运输的，自己不确定曾经是否让原告给自己运输过毛钢锭，因为每次都是由江西兴隆公司找车运输毛钢锭。被告朱海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也认可这两张过磅单的毛钢锭确实是自己与被告杜兴俊共同货物，但需要庭后核实江西兴隆公司是否已从货款中扣除了该运费，但其在法庭规定期限内未提供核实质证意见。5、手机录音，拟证明原告在2017年9月28日给被告杜兴俊打电话催要涉案三笔运费的事实。该录音主要内容：“（杜兴俊）：什么事？（原告）：要钱，要运费。（杜兴俊）：你的运费答应这个月底30号下午付。（原告）：你不是和那个女的说28号吗？这个月我一个电话都没打，我就相信你。（杜兴俊）：晓得，晓得，晓得。（原告）：你现在拖到什么时候？（杜兴俊）：晓得。（原告）：晓得你什么时候给？我要等钱用呢。（杜兴俊）：你这么大老板周转不开啦。（原告）：我两个车都是按揭的，一个月还银行两万一千元，还有三个副驾工资2.1万元，一个月要七、八万周转，我要是周转开还需要左一遍右一遍打电话吗？（杜兴俊）：对、对、对，我现在四川，等两天回去。（原告）：30号有把握吗？（杜兴俊）：对、对”。被告杜兴俊对该段手机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是自己的通话声音，其质证辩称自己生意比较多，当时到现在每天都有几车货，自己记不清楚具体是谁的车给自己运货，自己每次都是网上约车，驾驶员卸货后凭钢厂出具的单子到自己石桥办公室拿运费；自己记不清楚该录音中所涉运费是运输的什么货物，但肯定不是毛钢锭运费；大概当时自己是少原告一车运费，后来自己结算给驾驶员了，结算时间和运费金额自己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基本上都是驾驶员到自己办公室后，自己以现金方式将运费支付给驾驶员。被告朱海波对该段手机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不清楚两人通话一事。原告驳斥被告杜兴俊的质证意见，其表示2017年4月30日后，自己再没有给被告杜兴俊运输过任何货物，所以自己或其雇佣的驾驶员不可能去被告杜兴俊办公室收取运费，而且我们运输行业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如果三五个月以后货主还不支付运费，如果我们再给其运货，我们会将货物拉回家扣着，直到货主支付完之前运费后，我们才会将货物归还。6、原告申请证人上某2出庭作证，该证人当庭陈述：“1、我在江西樟树市从事物流中介生意。我通过江西兴隆公司董事长陈小平认识被告杜兴俊。我于2017年4月之前在物流网络平台发布运输货物信息时认识原告的，今天是第一次见面。2、2017年4月下旬，杜兴俊打电话让我找两辆车运货从丹阳到江西兴隆公司，每车32吨左右，运费6600元/车，货到后直接支付现金（运费），我当时问杜兴俊运费谁出？杜兴俊说你不要管了，如果到时候没有人给驾驶员付钱，他会给驾驶员付钱，而且他还说把货物运到江西兴隆公司后会直接给现金；因为原告之前就给杜兴俊运输过货物，也是从丹阳运到江西兴隆公司，所以我就直接给原告打电话让其给杜兴俊运货。3、原告装完两车货后大约第二天，原告给我打电话说杜兴俊还让其再运一车货。原告装完第三车货后没几天，原告又给我打电话说运费还没拿到，并说之前杜兴俊跟自己商量等再装一车货（第三车）后一并支付运费，但是第三车货运到后，杜兴俊让原告找江西兴隆公司老板要运费。4、我就给江西兴隆公司老板陈小平打电话询问，陈小平说这个车子不是我叫的，所以不应该由我支付，让我找杜兴俊；然后我又给杜兴俊打电话，杜兴俊说你不要找我了，是你们江西老板（陈小平）付运费。5、后来陈小平还给我出示了一份《毛钢锭供应协议》，上面约定毛钢锭运费应该是杜兴俊支付，我将该协议复印件提供给原告了”。原告认可证人上某2的当庭陈述。被告杜兴俊不认可证人上某2的当庭陈述，其质证辩称这三车货不是我让原告运输的，上某2是专门给江西兴隆公司找车的。被告朱海波辩称自己不清楚租车过程，故无法对上某1的当庭陈述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杜兴俊为证明自己的反驳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2月31日相同版式的过磅单复印件一张，拟证明原告提交的过磅单与自己无关。被告杜兴俊举证辩称凡是自己的毛钢锭在过磅单“客户”一栏均写的是自己名字；自己每年都和江西兴隆公司签订十几份合同，最后一份合同应该是2016年11月，自己的厂子是2016年12月20日左右倒闭的，这张2016年12月31日过磅单复印件就是自己给江西兴隆公司发运的最后一批货；而且自己做生意很小心，自己手机上有备注，最后一批货就是原告运输的，车号是8339，运费将近6000元（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运费是按净重计算，计算标准是净重170元/吨或190元/吨；原告将自己的毛钢锭运到江西兴隆公司卸货后，该公司过磅员会给原告出具过磅单，并且在过磅单上书写自己（杜兴俊）的名字，原告曾经给自己打过电话催要过该笔运费，后来是江西兴隆公司直接支付给车主了，最后再根据自己与江西兴隆公司合同约定决定最终由谁负担运费。该过磅单复印件主要载明：“客户：杜兴俊；日期：2016年12月31日；时间：（无）；车号：苏83**；（货名）：毛钢锭；净重：33130（公斤）”。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被告朱海波未发表质证意见。2、被告杜兴俊未提供江西兴隆公司承担毛钢锭运费的合同等相关证据，理由是时间太久，自己无法提供。被告朱海波在本庭要求下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一份证据：1、2017年4月30日合伙投资（协议），拟证明自己、被告杜兴俊和案外人吴汉民是从2017年4月30日才开始合伙的。该协议载明：“2017年5月3日由杜兴俊、吴汉民、朱海波三个人投资废料共计人民币76.9万元，杜兴俊36.9万元，朱海波投资20万元、吴汉民投资20万元”；在该协议“投资人”落款处有杜兴俊、吴汉民、朱海波三人的签名；落款日期是2017年4月30日。被告杜兴俊对该协议没有异议。原告对该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其质证诉称按道理来说被告杜兴俊也应有一份相同协议，但杜兴俊在之前开庭时始终未提交，故原告有理由怀疑这份合伙投资协议是事后伪造。审理中，本庭依原告申请到江西兴隆公司进行调查取证。本庭给江西兴隆公司董事长陈小平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陈小平主要陈述：“1、我认识杜兴俊，好多年前（具体年份记不清楚了），杜兴俊给我们厂子供应毛钢锭、砂轮灰产品。我认识朱海波，朱海波是与杜兴俊一起合伙的，他们合伙给我们厂子供应毛钢锭。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何时开始合伙的，也搞不清楚他们合伙到什么时候。2、过磅单都是一式两张：一张当时交给司机，一张我们公司保留做账。司机凭自己手中的过磅单向对方要运费。3、（法官问）：为什么当初这两张过磅单（指2017年4月29日和4月30日过磅单）书写朱海波的名字，而不书写杜兴俊的名字？）；（陈小平答）：司机报谁的名字，我们公司仓库员就写谁的名字。4、（法官问）：这两张过磅单（指2017年4月29日和4月30日过磅单）的货，当初是他们（杜兴俊或朱海波）谁找的司机？（陈小平答）：他们（杜兴俊和朱海波）之前给我们公司送货时，就一直找上某1，让上某1帮他们联系司机；至于这两张过磅单是谁（杜兴俊或朱海波）找上某1的，我就搞不清楚了，时间太久了。5、（法官问）：请问这两张过磅单（指2017年4月29日和4月30日过磅单）的货款是何时怎么支付给杜兴俊的？或者是以货抵货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是给杜兴俊了？例如财务上是否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陈小平答）：我现在安排财务上查一下……付货款的单据找到了，是2017年5月5日付给朱海波311993.12元（口误，应为431993.12元），是承兑。一般是4月份送货，5月份付货款。6、（法官问）：原告提供的《毛钢锭供应协议》（指2016年12月31日协议）上载明是以货抵货，为什么是货款？（陈小平答）：我们也有抵货的财务凭证，因为我们是送货后过一段时间结账，所以既有抵货，也有付货款的情况。7、（法官问）：可以将付货款和抵货的财务凭证资料都给我们复印一下吗？（陈小平答）：可以。（法官问）：这个抵货（2017年5月31日记账凭证）怎么能够看出这个货抵给谁的呢？（陈小平答）：他们（杜兴俊和朱海波）送货是以丹阳海量工具有限公司的名义给我们公司送货，这张记账凭证上就写的是丹阳海量。8、（法官问）：杜兴俊在开庭时说他与你公司买卖毛钢锭运费负担方式有两种：一种如果你们公司向杜兴俊支付毛钢锭货款，则毛钢锭运费由你们公司负担；二是如果两家以货抵货，则毛钢锭运费由杜兴俊负担，请问杜兴俊说的是否属实？（陈小平答）：不属实，毛钢锭运费都是由杜兴俊、朱海波他们负担。如果我们给他们支付毛钢锭货款，我们会代付运费，然后在货款里扣除；但是以货抵货，由于没有货款，所以就由他们（杜兴俊、朱海波）自己直接向司机支付运费。9、（法官问）：杜兴俊在开庭时说他每个月都会和你们公司签订一份买卖毛钢锭货物的合同，是否属实？（陈小平答）：不是这样的，一般有货（毛钢锭）时才签合同。有时货（毛钢锭）少时，我们会电话里说一下价格，不签书面合同；只有货多时，我们之间才签订书面合同。10、（法官问）：2017年5月份之后，杜兴俊是否还给你们公司卖过毛钢锭货物？或者是否还卖过其他货物？（陈小平答）：我现在安排财务上查一下……刚才会计查了，2017年5月份起之后，杜兴俊就没有给我们公司卖过毛钢锭或其他货物了。11、（法官问）：原告说他的司机当时一共帮杜兴俊运了三车货，但是第三张过磅单丢失了，请问你们公司是否还有过磅单底联？特别是是否有第三张过磅单底联？（陈小平答）：我现在安排财务上查一下……第三张过磅单找到了，是两张，因为毛钢锭的品种不一样，必须分开称重，所以是两张过磅单，但过磅单上的车号都是一致的（08339）、时间也是一致的2017年4月20日。（法官问）：你们公司会计凭证里面已经有相同的这两张过磅单底联（指2017年4月20日的过磅单）了，为什么你们公司还有应该给司机的相同过磅单？（陈小平答）：当时司机没有拿走，我们会计就保留着这两张应该给司机的过磅单。（法官问）：能把这两张应该给司机的过磅单原件交给我们法院吗？（陈小平答）：可以，我们复印一下，你在复印件上给我们签名，证明你将这两张过磅单原件拿走了。（法官说）：可以。12、（法官问）：一般从丹阳或者镇江运货（毛钢锭）到你们公司，运费是多少钱？（陈小平答）：一般的每吨200元”。原告、被告杜兴俊、被告朱海波对本庭制作的上述《调查询问笔录》没有异议。本庭在给陈小平制作上述《调查询问笔录》过程中，还从江西兴隆公司调取了一张《今领到（收条）》和三张附后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今领到（收条）》主要载明：“（日期）：2017年5月5日；事由：毛钢锭货款；金额：431993.12元；附注：承兑。（收款人签名）：朱海波”。三张附后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均有“今收。朱海波。2017.5.5”签名内容。原告对本庭调取的上述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杜兴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辩称与本案无关，该笔货款431993.12元是我们（杜兴俊、朱海波、吴汉民）合伙从重庆到江西兴隆公司的货款，江西兴隆公司确实将该笔货款支付给被告朱海波了，因为我们是合伙关系，所以当时我们拿该笔货款431993.12元又去进其他货物了。被告朱海波表示需要庭后与江西兴隆公司进行核对，但其在法庭规定期限内未提供核实质证意见。本庭在给陈小平制作上述《调查询问笔录》过程中，还从江西兴隆公司调取了一张该公司以货抵货的2017年5月31日记账凭证。该记账凭证主要载明：“第五、六栏（摘要）分别是：待付款32.68T、32.64T，待付款15T、16.54T；（总账科目）均是：1131应收账款；（明细科目）均是：丹阳海量；（借方金额）：均无内容；（贷方金额）分别是：261280元，168198元。第二至六栏的贷方金额合计1657116元；第一栏的借方金额合计也是1657116元”。原告对本庭调取的上述该张记账凭证没有异议。被告杜兴俊对该张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辩称与本案无关，该笔货款1657116元是我们（杜兴俊、朱海波、吴汉民）合伙从重庆到江西兴隆公司的货款，之前被告朱海波一直说没有收到该笔货款1657116元，今天自己才知道被告朱海波在2017年5月31日已经收到了。被告朱海波表示需要庭后与江西兴隆公司进行核对，但其在法庭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核实质证意见。本庭在给陈小平制作上述《调查询问笔录》过程中，还从江西兴隆公司调取了两张2017年4月20日过磅单原件。其中第一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先手写杜兴俊，之后用红笔将杜兴俊姓名划掉，改为朱海波；日期及时间：2017年4月20日12:42时；车号08339；（货名）：毛钢锭；净重：16540（公斤）”；第二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先手写杜兴俊，之后用红笔将杜兴俊姓名划掉，改为朱海波；日期及时间：2017年4月20日14:39时；车号08339；（货名）：毛钢锭；净重：15000（公斤）”。在第二张过磅单背面有手写如下内容：“6228480448053766672；农业银行，张剑；133××××****；（6500.-）；6228480448053766672”。原告对上述两张过磅单没有异议，其表示这就是自己诉称的第三车货的过磅单，第二张过磅单背面字迹是自己雇佣的驾驶员当时亲笔书写，因为时间太久，运费金额可能是自己记忆有误差，故自愿将每车运费金额调整为6500元，即将其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1.95万元（6500元/车×3车）。被告杜兴俊对上述两张过磅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质证辩称自己不清楚这两张过磅单是否是自己的货，另外如果是自己的货，不可能同意将客户姓名改成朱海波，否则该货款支付给朱海波，自己肯定不会同意。被告朱海波表示需要庭后与江西兴隆公司核对再发表质证意见，但其在法庭规定期限内未提供核实质证意见。审理中，本庭还给原告证人上某1制作了庭后询问笔录，其再次陈述租车过程与开庭时陈述一致，并补充陈述如下内容：“1、我们做物流的，都是你叫我请车，运费就是你出，不可能让其他人出；运费价格当时也肯定是经过他（杜兴俊）认可的。2、2018年5月21日晚上，我还在微信里问杜兴俊，原告运费不给驾驶员了吗？当时他（杜兴俊）还在微信里留言回复‘人家不给我’,而且我们还视频聊了2分钟多”。为此，证人上某1当场向本庭出示了自己手机微信中其与被告杜兴俊的微信聊天内容。该内容显示：“2018年5月21日晚上21:07时，（上某1留言询问）：‘杜总那个运费你就这样不给驾驶员了吗’；当晚21:26时，（杜兴俊留言回复）：‘人家不给我’；之后（视频聊天时长02:25）”。原告对本庭制作的上述询问笔录及调取的微信聊天截图均认可。被告杜兴俊对本庭制作的上述询问笔录和调取的微信聊天截图均认可，其辩称自己与上某1关系比较好，我们每天都会聊天，上某1在该询问笔录中并没有讲清楚。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作如下综合判断认证：1、原告提交的挂靠单位证明及涉案三辆货车的行驶证复印件，可以证明涉案四张过磅单（2017年4月20日两张过磅单、4月29日一张过磅单和4月30日一张过磅单）所载明的毛钢锭货物是原告所有车辆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的事实。2、本院在江西兴隆公司调取的2017年5月31日记账凭证中第五、六栏中的货物重量与上述涉案四张过磅单净重完全一致，且结合江西兴隆公司董事长陈小平的陈述、原告证人上某1的证词、被告朱海波的自认以及被告杜兴俊对该记账凭证的质证意见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运输的涉案三车毛钢锭是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共同货物的事实。3、原告证人上某1的证词、原告与被告杜兴俊于2017年9月28日的手机录音内容、原告证人上某1与被告杜兴俊于2018年5月21日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认定涉案三车毛钢锭是被告杜兴俊通过上某1介绍租赁原告车辆运输的事实。4、被告杜兴俊自认从镇江到江西兴隆公司的运费计算标准是净重170元/吨或190元/吨，与陈小平陈述的净重200元/吨运费标准相差不大，而原告雇佣的驾驶员2017年4月20日在当日一张过磅单背面上书写的“6500元”，当日该车毛钢锭净重31.54吨（16.54吨+15吨），折算下来运费标准为净重206.09元/吨（6500元/31.54吨），即约为200元/吨，与陈小平陈述的运费标准基本相同，再结合原告证人上某1的租车过程证词，又因原告自愿将涉案运费金额调整为6500元/车，故本院认定涉案每车运费金额为6500元的事实。5、原告提供的《毛钢锭供应协议》以及陈小平关于毛钢锭运费负担的陈述意见，均能证明毛钢锭运费应由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负担；被告朱海波庭审辩称需要核对江西兴隆公司是否已从货款中扣除运费的意见，也能证明毛钢锭运费应由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负担；而被告杜兴俊辩称两种毛钢锭运费负担方式的意见，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涉案三车毛钢锭运费应由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共同负担的事实。6、江西兴隆公司将涉案三车毛钢锭货款以货抵货方式支付给了被告朱海波，陈小平已陈述涉案三车毛钢锭运费应由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支付，而被告朱海波在法庭限期内未提交核实意见，故本院认定江西兴隆公司并未向原告代付涉案三车运费的事实，同时认定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也未向原告支付涉案三车运费的事实。综上，经本院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杜兴俊在2016年12月之前就与江西兴隆公司存在生意往来，即杜兴俊将毛钢锭租车运输至江西兴隆公司，并出售给该公司，毛钢锭运费由被告杜兴俊负担；有时江西兴隆公司也将其生产的钢材出售给被告杜兴俊。2017年4月份起，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共同合伙向江西兴隆公司供应毛钢锭货物，毛钢锭运费由被告杜兴俊和朱海波负担。原告从事个体运输业务，其有若干辆货车并雇佣驾驶员为其跑车。2017年4月之前，被告杜兴俊通过物流中介上某1介绍租用原告货车为其运输毛钢锭货物。2017年4月中下旬，被告杜兴俊再次通过上某1介绍租用原告所有的苏Ｋ×××**、苏Ｋ×××**、苏Ｋ×××**三辆货车，将自己和被告朱海波的毛钢锭货物从镇江地区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并口头约定每车运费6500元。2017年4月20日，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将第一车毛钢锭货物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过磅称重后，该公司过磅员给其出具了两张过磅单（因毛钢锭品种不同，故出具两张过磅单），其中第一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先手写杜兴俊，之后用红笔将杜兴俊姓名划掉，改为朱海波；日期时间：2017年4月20日12:42时；车号08339；净重：16540（公斤）；（货名）：毛钢锭”；第二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先手写杜兴俊，之后用红笔将杜兴俊姓名划掉，改为朱海波；日期时间：2017年4月20日14:39时；车号08339；净重：15000（公斤）；（货名）：毛钢锭”。该驾驶员在第二张过磅单背面手写：“6228480448053766672；农业银行，张剑；133××××****；（6500.-）；6228480448053766672”后，将这两张过磅单交付给了江西兴隆公司会计。2017年4月29日，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将第二车毛钢锭货物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过磅称重后，该公司过磅员给其出具了一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朱海波；日期时间：2017年4月29日17:09时；车号05767；净重：32680（公斤）；（货名）：毛钢锭”。2017年4月30日，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将第三车毛钢锭货物运输到江西兴隆公司过磅称重后，该公司过磅员给其出具了一张过磅单，主要记载：“客户：朱海波；日期：2017年4月30日；车号：苏Ｋ×××**；净重：32640（公斤）；（货名）：毛钢锭”。因为江西兴隆公司是以货抵货方式支付上述三车毛钢锭货款，故该公司未代替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费。2017年5月份，江西兴隆公司将上述三车毛钢锭货款以货抵货方式支付给了被告朱海波，但被告朱海波始终没有告知被告杜兴俊已收到上述三车货款的事实。因原告未收到上述三车运费，故其于2017年9月28日10:52时给被告杜兴俊打电话进行催要，被告杜兴俊电话中承诺当月30日下午支付，但其并未兑现支付运费承诺。2018年5月21日晚上21:07时，原告证人上某1通过微信帮原告向被告杜兴俊催要上述三车运费，其在微信中留言询问：“杜总那个运费你就这样不给驾驶员了吗”；当晚21:26时，被告杜兴俊微信留言回复：“人家不给我”。本院认为：因涉案三车毛钢锭货物是两被告的货物，故该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应为两被告。原告与被告杜兴俊、朱海波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约履行了运输义务，两被告就应按约向原告支付运费，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运费1.95万元（6500元/车×3车）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杜兴俊、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张剑支付运费1.9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元，由被告杜兴俊、朱海波共同负担。原告张剑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诉讼费用退费手续。被告杜兴俊、朱海波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其应承担的诉讼费用（账户名：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营业部；账号：62×××65）。逾期不缴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陈 宁人民陪审员  束德华人民陪审员  宗克宝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 助理  何佳伟书 记 员  蒋蕾蕾附：1、援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2、上诉须知附件1：援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附件2：上诉须知1、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我院相关审判庭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以便连同案卷移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时未预交的，最迟在上诉状提交后七日内交纳，逾期不交纳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二审法院不再催交，直接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3、当事人应凭判决书和上诉状直接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交费。交费后，应在三日内将交费凭证递送我院，以便及时将案件材料移交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4、上诉人不另预留送达地址的，上诉人住所地即为法律文书送达地，法院按住所地邮寄法律文书，即使退回，也视为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