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825民初1104号 原告：胡旭，男，1972年7月7日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旌德县。 原告：项金木，男，1974年4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旌德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安徽徐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安徽徐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王其风，男，1965年5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旌德县。 第三人：袁志银，男，1964年10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旌德县。 原告胡旭、项金木与被告王其风、第三人袁志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旭、项金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健、王鑫，被告王其风，第三人袁志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旭、项金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牛场山场股份协议》中，涉及原告与被告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6月19日起算，至被告清偿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后两原告变更诉请第2项为：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41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6月19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庭审中，两原告对第1项诉请进行了明确：《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牛场山场股份协议》是胡旭、项金木、王其风、袁志银四名股东之间协议，两原告要求解除涉及到王其风将相关股权转让给胡旭、项金木的协议内容，即解除该协议中涉及到原告与被告的相关内容。事实与理由：两原告与被告没有关系，亦不认识。两原告拟投资经营山场，第三人袁志银获悉两原告的投资意图后，向原告推荐被告，原告因此得知被告王其风在绩溪有正在经营的林场，且其欲转让部分股权。经袁志银的撮合，2019年6月19日，两原告、袁志银与被告王其风签订了《长安镇大源洪村组牛场山山场股份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其牛场山杉木作价150万元，分成五股，被告持一股，并以人民币120万元价款，转让其余四股给两原告及袁志银。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时间。协议签订当日，两原告即向被告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另第三人袁志银还代两原告向被告交付15000元。迄今为止，被告未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案涉山场的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人仍系被告。上述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前往绩溪县林业局办理有关林木采伐事宜，但被告知案涉山场因林权权属不清，不能采伐。后原告获知案涉山场不仅存在纠纷、涉及相关诉讼，且被告在与两原告签署《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山场股份协议》的当日，又与袁志银签署《山林转让合同》，将案涉山场全部转让给袁志银。上述事实表明，因被告的违约，两原告受让山场股权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另王其风在向两原告转让山场股权时，称山场另一共有人邹爱国同意转让，但实际上邹爱国并不知情，也不同意王其风将山场转让给两原告，两原告不可能获取案涉山场的林权，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具状法院，请求判准原告所求。庭审中，两原告再次申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解除合同的依据：1、案涉林场权属不清，有他人存在股份的问题没有解决；2、案涉山场无法采伐；3、案涉山场涉及诉讼，处于法院查封状态。原告胡旭称王其风的庭审答辩内容中除了王其风将山场卖给两原告及第三人的时候让大家不要对外讲这件事，王其风没有说外，其他的答辩内容都是属实的；关于案涉山场的转让款，胡旭称其第一次付了25万元，有5万是给项金木垫付的，项金木付了15万元，所以两原告共付了40万元。原告项金木称两原告、被告、第三人签订协议是在爱心园茶室签的，其和被告并不熟悉，袁志银跟被告熟悉，所以一直都是袁志银跟被告接触，签订协议也是袁志银与被告签订的；当时签订协议时，袁志银跟其说付60万元就行了，因为被告不识字，协议签订好之后，被告要拿给别人看，之后被告又称60万元的山场转让款不行，要两原告、第三人付80万元；其总共拿了15万元，其中有5万元是胡旭替其付的，胡旭拿了20万，两原告一共付了40万元；被告关于两原告、第三人将从案涉山场上砍下的树卖掉了，并分掉了卖树得到的75000元的陈述不属实，卖树的钱都在袁志银处，两原告并没有分钱，这7万多元再加上两原告凑的交给袁志银的15000元，袁志银再凑了点总共又给了被告10万元，所以两原告、第三人一共给了被告70万元；袁志银付的30万元中包含了卖树的钱和两原告凑的15000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其不清楚，其只签订了两原告、被告、第三人合伙的协议即牛场山场股份协议，因为两原告都不怎么识字，该合同的起草、签订都是袁志银负责。 王其风辩称，两原告所述不属实。山场的转让协议是2019年6月19日上午11点多签的。答辩人和项金木、胡旭都不熟悉，只认识袁志银。袁志银得知答辩人有一块山场要卖，就和两原告找到答辩人要买这个山场。在签订协议之前，两原告与袁志银也多次去案涉山场上踩点，走访相关人员了解该山场的情况。当时袁志银问答辩人山场卖多少钱，答辩人告知其该山场是从合伙人胡启海处购买的，当时的价款就是150万，答辩人现在不赚钱，就按照150万出售。答辩人卖山场只认袁志银一个人，不可能把一个山场卖给几个人，最后来扯皮，所以答辩人只跟袁志银签订了山场转让合同，将牛场山场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袁志银。至于袁志银和两原告的关系答辩人不管，该合同签订后他们考虑到该山场在外县绩溪，且又存在纠纷，就提出来要求答辩人仍然保留五分之一的股份，袁志银和两原告占五分之四的股份。当时他们还提出谁来负责山场、谁管钱管账，答辩人说过自己不识字、不管钱，答辩人跟别人在合伙经营山场时都不管钱，最后定了由袁志银管钱。随后答辩人与两原告、袁志银就签订了牛场山场股份协议，该150万的山场由答辩人占五分之一，两原告与袁志银占五分之四，并约定在山场收益时，首先由他们三人抽回本金，再由答辩人抽回本金，等所有本金抽回后，再按照各自的股份分红，合同是袁志银写的。两原告、第三人把答辩人山场上的杉木砍伐并对外出售，除去一切开支外两原告、第三人得到了75000元，答辩人当时不同意两原告、第三人分钱，但是他们还是分了，答辩人没有分到钱。两原告称答辩人的这块林权存在纠纷，是属实的，但是这个纠纷没有解决，两原告、第三人也有责任。所谓的纠纷就是要付钱给答辩人原来经营山场的合伙人，答辩人当时要求两原告、第三人付80万元，但是他们分两次总共付了答辩人70万元，第一次即订立合同当天付了55万元，第二次即10月15日在项金木家里袁志银通过转账的方式付了15万元，因他们没有按时支付转让款，原来跟答辩人合伙的合伙人胡小海得病突然死亡。10月份，两原告与第三人砍树、运树时，胡小海妻子阻拦，产生纠纷，答辩人也报了警，警察说是经济纠纷，要回旌德处理，如果当时就把案涉林权的转让款给了胡小海妻子，就不会有纠纷。答辩人就让胡小海妻子起诉，后来胡启海的儿子，胡小海的妻子就到法院起诉了。两原告称袁志银另外还付了答辩人15000元不属实，两原告、第三人总共就付了70万元，两原告给了40万元，袁志银付了30万元。原告说要解除合同，应该去找袁志银，答辩人只认袁志银；答辩人是与袁志银签订的合同，答辩人占一股即五分之一，答辩人要退也是要找袁志银。 袁志银陈述，《山林转让合同》与《长安镇大源村宏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是同时签的，当时签《山林转让合同》时两原告、被告和袁志银当面签的。被告称转让案涉林场时要求袁志银与两原告选一个人出来签订协议是属实的，起初袁志银与两原告之间一直没有人愿意领头签协议，最后还是由袁志银领头签的《山林转让合同》。《山林转让合同》袁志银写了一式两份，被告一份，项金木一份，袁志银和胡旭都没有，当时胡旭出了钱，不能连一张纸都没有，所以两原告、被告与袁志银为了分清各占的份额，同时由于案涉山场位于绩溪，两原告和被告不是很熟，而且该山场与农户之间还有点纠纷，于是要求王其风在案涉山场的林权中占一股，袁志银与两原告还押了王其风20万元，这样袁志银与两原告放心些。为此写了第二份协议，即《长安镇大源村宏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关于案涉山场的转让款，袁志银直接向被告付了30万元，分别是2019年6月18日付了10万元，6月19日付了5万元，10月6日付了15万；两原告关于袁志银替他们向被告付了15000元的陈述不属实，没有此事；两原告关于袁志银付的30万元中包含了卖树的钱和两原告凑的15000元的陈述也不属实，从山场运树的时间是10月24日，而15万元是其2019年10月6日付的；当时卖树的净收入为76700元，两原告拿走了51120元，没有打条子，但算了账，也没有要两原告签字，剩下的钱在袁志银处。签订协议时两原告、被告与袁志银都坐在一起，当场两原告各付给被告20万元。针对两原告的诉请，其不同意解除合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当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 胡旭、项金木共同提交的证据： 1、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王其风、袁志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2、《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1份，证明2019年6月19日，两原告、被告、第三人达成协议，约定山场总转让价为150万元，被告占股五分之一，两原告与第三人占股五分之四。王其风、袁志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3、银行转账凭证3份，证明胡旭以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山场转让款25万元；项金木以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山场转让款9万元；另项金木现金支付给被告6万元，两原告通过第三人向被告支付1.5万元。王其风称只记得两原告和第三人总共给了70万，至于两原告与第三人怎么付款的其不管。袁志银称两原告付了案涉山场的转让款40万是属实的。经审查，该组转账凭证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结合王其风、袁志银均认可两原告共付40万元山场转让款的陈述，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4、林权证、由邹爱国出具的《意见书》及邹爱国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案涉山场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人为被告及邹爱国，邹爱国不同意将案涉山场转让给原告，原告因此无法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王其风称林权证是属实的，对邹爱国的《意见书》有异议，邹爱国只占10.7%的股份，这么多年都是其在打理经营案涉山场，山场股份共有人不止邹爱国一个人，其他共有人也都是委托被告来打理山场；是因为之前被告与胡小海关于案涉林场的诉讼中被告败诉了，胡小海的妻子来要钱，邹爱国才会不同意案涉山场的转让，签协议时林权证也给两原告、第三人看了，上面记载了邹爱国的股份，两原告、第三人都没有异议，现在被告与以前的合伙人有诉讼纠纷了，两原告才想解除协议。袁志银称林权证是真的，邹爱国的意思是愿意在袁志银这里拿回10.7%股份的钱，袁志银告知邹爱国只要邹爱国跟被告协商好，把协议签好，把身份证复印件放在袁志银这，就可以到袁志银处拿钱。当时邹爱国一直没有跟被告谈好，被告也说要付邹爱国的钱，第三人才转给被告15万元的。经审查，林权证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两原告未申请邹爱国出庭作证，无法核实意见书是否真实性，身份证亦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本院均不予认定。 5、《山林转让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在将案涉山场转让给原告的当日，又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山林转让合同》中是将山场股份百分之百的转让给袁志银，但是股份协议是将五分之四的股份转让给两原告及第三人，价款不变。王其风称该合同是真的，但该合同是袁志银代表两原告、第三人跟其签订的。袁志银称该合同是真实的，是其代表两原告和自己与被告签订的，签订合同时案涉四个当事人都在场，之后再写股份转让合同的。经审查，该证据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结合两原告关于由袁志银与被告联系，签订协议也是袁志银与被告签订的陈述内容，该证据达不到两原告的证明目的。 6、录音1段（载体为光盘，附录音内容文字版），证明被告已收取原告案涉山场转让款41.5万元；原告购得山场后，山场一直不能采伐，原告因此而造成各项损失；被告同意退还山场转让款，但暂时没钱，需将山场出售后退还。王其风无异议，称录音内容属实，但其只认袁志银，因为袁志银是法人。袁志银称对录音不清楚。经审查，该录音系两原告与王其风之间的对话录音，王其风对录音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但录音内容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袁志银提交的证据： 1、安徽农金统一回单查询单1份，证明2019年10月6日袁志银给被告转了15万元。2、绩溪洪林山场的收入账2本，证明卖杉树的开始时间是2019年10月24日，所得价款减去工人工资和挖土机的钱，净收入是85852元，后期还产生了砍树的工资、被告吃饭的钱、包车送工人往返的费用，扣除这些费用后为76700元。3、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6份，证明2019年12月26日袁志银转账25770元给项金木，是案涉山场卖树分红的钱。项金木称证据1属实，袁志银总共转给被告30万元也是属实的，其中有10万元包含了卖树的钱和两原告给的15000元；证据2是袁志银制作的，都是假的；证据3中关于2019年12月26日转账给其的25770元也是属实的，但不是案涉山场的钱，其与袁志银一共经营了三块山场。胡旭称袁志银提供的证据是假的。王其风称两原告、第三人一起给付了70万元属实，证据2其不看，也看不懂，与其无关；证据3与其无关。经审查，证据1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由谁书写无法确定，且无两原告签字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但单凭转账记录无法确定该25770元与本案的有关，本院对证据3不予认定。 王其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20）皖1825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2020）皖18民终1065号民事判决书、（2020）皖1825执567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各1份，证实姚建伟、蔡海华诉王其风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后判决王其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姚建伟、蔡海华案涉林场的林权转让款557140元，因王其风未履行生效判决，债权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将王其风占有的案涉林场的89.3%的林权份额予以了查封。 本院依职权向绩溪县长安镇林业站站长洪生田做的调查笔录1份，证实2015年之前，案涉林场自绩溪人名下转让给胡启海、胡小海、王其风；王其风曾来过林业站要求办理采伐证，林业站洪生田告知其非案涉林权的所有人，不能办理；2017年，王其风与胡启海签订协议，约定案涉林场转让给王其风，王其风持协议办理林权变更登记，该登记按法律规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时有农户提出异议，认为该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上有他们栽的树；林业站洪生田就告知王其风若要办理变更，必须处理好与上述农户之间的纠纷；后来王其风与上述农户协商并达成协议，上述农户集体出具了一份证明提交林业站，内容为该林权证按照王其风的申请变更，若王其风采伐到农户的树木时再协商，所以2018年王其风得以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案涉林场的权利人登记为王其风，当时胡小海和邹爱国在案涉林场占有股份，两人也来过林业站称林场的事项由王其风全权处理，所以林权证上也注明了邹爱国有10.7%的股份；2018年王其风来林业站办理采伐证，按照法律规定符合办理的条件，林业站就给王其风办理了采伐证；由于修路的原因，案涉林场上的树采伐后一直堆放在山场没有运下来；到2019年时，王其风又与袁志银、胡旭、项金木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当时袁志银、胡旭、项金木是三人合伙，袁志银、胡旭、项金木也来过林业站询问案涉山场的情况，主要是该林场有没有纠纷情况，洪生田告知三人案涉林场的林权证权利人为王其风，该林场没有大的纠纷，就是与几个农户有纠纷，林权多少都是有一些小纠纷的，但没有大纠纷；后洪生田也听袁志银、王其风说过袁志银、胡旭、项金木为了防止案涉林场有纠纷就扣了王其风一些钱，并保留了王其风在案涉林场占有一份股权；到了2019年、2020年的时候，王其风、袁志银、胡旭、项金木就过来运这些树，胡小海的老婆过来阻止，并称王其风没有将之前应该给胡小海的案涉林场转让款付清，胡小海的老婆还报了警，要求林业站处理，并要求林业站以后不能再批采伐证给王其风；今年7、8月份，以前转让案涉林场给胡启海的那个绩溪人也向林业站反应其以前的案涉林场转让款也没有被付清，也要求林业站不能再批采伐证了；袁志银也来过林业站想办理案涉林场的采伐证，但林业站答复因案涉林场林权证上权利人还是王其风，故袁志银办理不了。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位于绩溪县的案涉林场（林权证号：绩林证字（2017）第3111041522号）的林地使用权人与林木所有权人为王其风，另案涉林场林权证上注记“该山场主要是造林山场。其中毛竹林、茶园及非造林山场属农户所有。邹爱国占百分之十点七股份（该山场依法由胡启海变更而来）”。王其风与袁志银相识，与胡旭、项金木不相识。胡旭、项金木拟投资经营山场，袁志银获悉胡旭、项金木的投资意图后，就与胡旭、项金木一同与王其风协商经营案涉林场的事宜。2019年6月19日，袁志银代表胡旭、项金木和自己三个人以自己作为乙方与甲方王其风签订了《山林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大源村里洪组山场卖给乙方，山场面积为548亩，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山场四至：东至牛场口；南至里洪雨伞顶；西至歙县大培头；北至上庄瑞川山场（林权证号：绩林证字（2017）第3111041522号）。二、山场转让费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元）（注：其中20万元是处理纠纷保证金）。三、付款方式：分三次付清，即合同签订之日付捌拾万元，林权证过户后付伍拾万元，另贰拾万元保证金申请在砍伐第一批杉木运走后无任何纠纷付清。四、甲方保证该山场无任何纠纷，如出现纠纷由甲方全权处理，否则，由此产生的责任全部由甲方负责并承担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五、转让年限：2019年7月1日-2036年11月20日止，共计17年。六、转让后乙方砍伐该山场时，甲方协助乙方处理相关砍伐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七、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后胡旭、项金木、袁志银考虑到案涉林场存在纠纷，要求王其风保留其在案涉林场的一部分林权股份，同时也为了分清各自在案涉林场中所占的林权股份比例，同日，胡旭、项金木、袁志银、王其风签订了《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约定“1、牛场杉木转让价总计：壹佰伍拾万元万元整（￥1500000元）。2、其中王其风占五分之一股，计叁拾万元整。3、另五分之四股归袁志银、项金木、胡旭，三人共用。4、在山场收益时应袁志银、项金木、胡旭三人共优先抽回本金，等本金收回后再抽王其风本金，等本金收回以后，按照各自股份分红。5、在经营期限要各负其责，共同管理。6、本协议希各自遵守。7、本合同一式四份，各股东各持一份，经签字后生效。”同日，胡旭依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王其风案涉林场转让款250000元；项金木依约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40000元及现金支付60000元的方式共计支付王其风案涉林场转让款150000元；袁志银依约支付王其风案涉林场转让款150000元。2019年10月6日，袁志银依约通过银行转账再次向王其风支付案涉林场转让款150000元。2020年10月14日，胡旭、项金木具状本院。 另查明，2006年，王其风和案外人胡启海购买了案涉林场，胡启海占4/7，王其风占3/7，后以胡启海的名义办理了山林权证；胡启海所占比例中，案外人胡小海占有一定份额。2013年，胡启海病故。2017年，胡启海之子姚建伟、胡小海与王其风签订林权股份转让协议，将案涉林场的4/7股份转让给王其风。王其风持该协议办理林权变更登记，该登记按法律规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时有农户提出异议，认为该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上有属于农户栽的树；王其风遂与上述农户进行协商，后上述农户集体出具了一份证明提交林业站，内容为该案涉林场林权证按照王其风的申请变更，若王其风采伐到农户的树木时再与农户协商，故2017年8月23日，王其风得以将案涉林场变更为其名下，因邹爱国在案涉林场亦占有股份，故林权证中注明了邹爱国有10.7%的股份。2018年王其风办理了案涉林场的采伐证，由于修路的原因，案涉林场上的树采伐后一直堆放在山场没有运下来。事前袁志银、胡旭、项金木前往绩溪县长安镇林业站询问案涉山场的是否有纠纷的情况，林业站答复案涉林场的林权证权利人为王其风，该林场没有大的纠纷，只是与几个农户有点纠纷。2019年6月19日，王其风、袁志银、胡旭、项金木签订案涉合同，事后绩溪县长安镇林业站的洪生田也听袁志银、王其风说过袁志银、胡旭、项金木为了防止案涉林场有纠纷就扣了王其风一些钱，并保留了王其风在案涉林场占有一份股权的事情。2019年、2020年期间，王其风、袁志银、胡旭、项金木到案涉林场运送砍伐下来的树，胡小海的妻子蔡海华予以阻止，称王其风没有将之前应该给胡小海的案涉林场转让款付清，蔡海华还报了警，并要求绩溪县长安镇林业站以后不能再为王其风办理案涉林场的采伐证。后袁志银前往绩溪县长安镇林业站欲办理案涉林场的采伐证，被答复因案涉林场权利人为王其风，袁志银不能办理。 另查明，2020年1月7日，姚建伟、蔡海华向本院起诉王其风，要求王其风支付案涉山场的转让款。该案经法院审理后判决王其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姚建伟、蔡海华案涉林场的林权转让款557140元。判决生效后，本院依据姚建伟、蔡海华的申请对王其风进行强制执行，依法将王其风占有的案涉林场的89.3%的林权份额予以查封。若王其风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支付姚建伟、蔡海华案涉林场的林权转让款557140元的义务，该查封将依法予以解除。 本院认为:一、关于《山林转让合同》、《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两份合同之间的关系及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胡旭、项金木陈述，与王其风原本并不相识，袁志银与王其风相识，胡旭、项金木与王其风是在袁志银的撮合下得以共同协商合伙经营案涉山场的事宜。胡旭、项金木自认案涉山场的合伙事项一直都是袁志银跟王其风接触，签订相关协议也是袁志银与王其风签订的；结合袁志银、王其风对上述两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可以认定《山林转让合同》、《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是2019年6月19日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就案涉山场山林权转让及各自对案涉山场山林权所占股份与王其风签订的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山林转让合同》载明的合同双方为袁志银、王其风，且王其风多次表示关于案涉山场转让事项其只认袁志银，但实际上是袁志银代表自己、胡旭、项金木三个人并以自己的名义与王其风达成的关于山场转让的协议。胡旭、项金木、袁志银考虑到案涉林场存在纠纷，为便于纠纷处理遂要求王其风保留一股林权份额，同时为了分清胡旭、项金木、王其风、袁志银各自所占的林权比例，四人在《山林转让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案涉山场合伙经营事项的添加与更改，于同日签订了《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系对《山林转让合同》的变更，故《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中没有明确的内容应以《山林转让合同》的内容为准。两原告称对《山林转让合同》不知情，只签订了《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明确约定袁志银、项金木、胡旭三人共有五分之四的股份、共同享有五分之四股份林权的收益；故综上可知，王其风基于案涉两份合同将案涉山场转让给胡旭、项金木、王其风三人，胡旭、项金木、袁志银作为同一个合伙主体与王其风成立合伙关系。 二、两原告主张要求解除《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两原告提出：（1）案涉山场的林权权属不清，与他人存在纠纷；（2）邹爱国占案涉林场林权10.7%的股份，其不同意案涉林场的转让；（3）案涉山场涉及诉讼，处于法院查封状态等理由，并以此认为被告根本违约，致使两原告无法取得林权，亦无法采伐林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两原告认为案涉林场权属不清，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依据被告提供的山林权证及本院向绩溪长安镇林业站站长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案涉山场的林权权属清晰，两原告对邹爱国占案涉林场10.7%的股份是知情的，签订了案涉合同即表示对该合同风险的承担；且案涉合同约定了王其风保留案涉林场五分之一的股份即20%的股份，该保留的股份依然可以确保邹爱国10.7%的股份权益的实现，并不影响案涉林场的转让；案涉山场林权被法院查封属实，但案涉合同约定了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占有案涉林场五分之四的股份，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应支付转让款1200000元，同时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共计仅支付了700000元，没有达到案涉合同约定的签订之日须付800000元的数额；故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并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也间接导致了王其风无法足额支付案外人姚建伟、蔡海华的转让款557140元；虽案涉林场已被法院查封，但胡旭、项金木、袁志银、王其风若履行了对姚建伟、蔡海华的债务，案涉林场依然可以解封并正常转让与采伐，并不必然导致两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胡旭、项金木、袁志银作为同一个合伙主体与王其风成立合伙关系，胡旭、项金木、袁志银在案涉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胡旭、项金木作为合伙人欲解除案涉合同，首先应当征得袁志银的同意，现袁志银明确向本院表示不同意解除案涉合同，胡旭、项金木、袁志银三人并没有达成合意。故胡旭、项金木要求解除《长安镇大源村洪村组牛场山场股份协议》中仅关于王其风与两原告之间的内容的诉请与案涉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相悖，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415000元并支付利息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旭、项金木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780元，由原告胡旭、项金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自强 审 判 员  吴丽娟 人民陪审员  陈喜友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杨龙  书记员徐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