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8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浙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袁瑞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艳艳，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兰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康（徐艳艳之夫妻），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兰陵县。 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陵县支行，住所，住所地山东省兰陵县县城惠民路div> 法定代表人：戴福海，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名贵，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凯，男。 上诉人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矿产交易所）因与被上诉人徐艳艳（以下简称天津矿产交易所）及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陵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兰陵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4民初1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矿产交易所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1324民初1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徐艳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徐艳艳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我所平台上的交易业务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原审法院超越职权直接认定涉案交易的性质系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2.根据徐艳艳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就涉案债权转让所涉诉请部分，徐艳艳不是与该部分诉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原审判决显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3.所谓的债权转让人之一李炳炜己经明确自愿放弃就案涉纠纷针对我所追责的权利，其不再具有诉的利益，相关和解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案涉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4.案涉交易并非期货交易，原审法院以案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为由认定交易无效的判决，系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须予以纠正；5.涉案交易并未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关于我所平台上的交易业务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原审法院超越职权直接认定涉案交易的性质系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1）在本案中，徐艳艳以我所交易平台上开展的相关交易业务为非法期货业务为由，要求确认相关交易无效，但是，根据国务院及证监会的相关文件，关于案涉交易业务的定性问题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虽然认为主管及管辖问题已经过生效裁定处理，但是主管、管辖问题与涉案交易性质认定不属于法院职权所能处理问题系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两者并不矛盾。（2）事实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性文件的规定，涉案交易的性质的认定属于行政主管机关的职责。首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其次，《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第二条规定：“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并切实做好统计监测、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工作”。再次，《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显然，上述规定明确了关于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应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和处置。（3）我所自2016年以来，根据国务院及天津市的相关政策要求，处于清理整顿状态，目前相关的清理整顿工作尚未结束，对于案涉交易业务的性质认定尚无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明确，对于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由行政机关专门处理或先行处理的纠纷，在行政机关处理前，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裁定不予受理。但是，原审法院却仅根据徐艳艳的诉讼请求，罔顾《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院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超越职权径行认定案涉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是完全错误的。2.根据徐艳艳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就涉案债权转让所涉诉请部分，徐艳艳不是与该部分诉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原审判决显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徐艳艳提供的所谓债权转让协议书、徐艳艳在起诉状中的相关陈述，涉案所谓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是通谋的、虚假的，徐艳艳试图通过与所谓的债权转让人（李炳炜、闫秀芹、袁建松、李立根）达成债权转让的方式规避法律规定，其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发起诉讼，其实质是想规避非法公民诉讼代理的限制以达到其非法获取诉讼代理费用的真实目的，徐艳艳不能据此而获得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2）在本案中，即使进行债权转让，可得转让的债权本身必须是独立的、确定的和特定化的。徐艳艳所称的所谓债权数额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债权转让人通过我所交易平台进行电子交易实际所发生的亏损金额（即出入金的差额），徐艳艳认为案涉交易业务违法无效，我所据此应该予以返还，但是，案涉交易业务是否违法、相关交易合同是否无效、由谁返还、我所是否承担返还责任及其具体金额，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法院的另案处理才能够确定的。因此，案涉纠纷所需审理的仅是债权是否存在、是否特定化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徐艳艳主张返还是否具有明确的合同规定和法律规定，而无需也不能对案涉交易业务本身的合法性及责任承担问题进行处理，对该问题的处理，需要适格主体另行发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另案进行。故在未有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定的情况下，徐艳艳主张的所谓受让债权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存在的，相应的转让行为自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3）本案系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发起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适格主体显然是案涉交易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但是，在本案中，徐艳艳并非本案全部诉请所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一方。一方面，如前所述，所谓的四位债权转让人对我所并无可得单独转让的所谓债权存在，并未有任何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更非徐艳艳所主张的其与我所之间存在交易合同关系，我所与所谓的四位债权转让人之间仅存在交易平台服务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发生转让也只能是基于交易平台服务关系所包含的权利义务的概况转让，其转让标的应为四位所谓的债权转让人与我所之间的平台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均享有相关权利，亦需履行相关义务。故徐艳艳与四位债权转让人的转让标的不是单纯的债权，即使发生转让，也仅能是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概况转让。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的，需经合同相对方同意，但是我所从未同意过该等权利义务的转让，故徐艳艳诉请的所谓的单独的债权转让行为均是无效的；进而言之，在本案中，徐艳艳根据合同权利义务项下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四位所谓的债权转让人的交易无效并要求返还相关款项的诉请，徐艳艳显然不是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具备主体资格。（4）但是，原审法院罔顾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直接判决认定案外人在我所平台的开户及交易全部无效，该判决认定明显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原审法院并没有权力就该部分案外人与我所之间的合同效力进行审查，除非四位所谓的债权转让人与徐艳艳之间进行的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而非债权转让，且我所同意了该等转让，这又明显与原审法院的认定结论相矛盾。换言之，如果案外人转让的真的是单纯确定的债权，那么本案中就不应存在关于案外人参与涉案交易合同效力的审查与认定问题。很显然，原审法院为自圆其说而刻意混淆逻辑，罔顾程序正义最终导致判决严重不公。（5）实际上，如果允许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任意介入到其它合同关系中去，则可能会为一些人寻衅滋事、任意诉讼、滥用诉权提供机会，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合同自由而且会增加法院诉累，导致法院不堪重负。因此，徐艳艳即通过设计虚假的债权转让，将实质争议当事人、合同履行地等与原审法院无任何关联的纠纷诉至原审法院，此举系恶意诉讼，原审法院在立案、判决之前，即认定所谓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并主张“基于无效的交易，天津矿产交易所与徐艳艳等五客户形成了返还投资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违反的法律的相关规定，请予以纠正。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在针对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中作出的诸多裁定书（如：案号（2019）鲁11民终957号、（2018）赣0902民初6782号、（2017）赣0103民初3735号、（2017）赣0103民初3169号、（2018）赣0681民初535号之一等民事裁定书）中亦持上述观点，可作为本案裁判之参考。3.所谓的债权转让人之一李炳炜已经明确自愿放弃就案涉纠纷针对我所追责的权利，其不再具有诉的利益，相关和解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案涉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法律适用错误。（1）如前所述，李炳炜的投资亏损，因无法院生效判决事先进行认定，依法不应当认定为可得单独转让的债权，李炳炜无权进行转让，即便转让，也不对我所发生法律效力，此处不予赘述。原审法院李炳炜未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确认《承诺函》无效的情况下，为偏袒徐艳艳径行认定《承诺函》无效，该做法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系严重程序违法。在李炳伟未就《承诺函》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或仲裁进行确认的情况下，《承诺函》应当属于有效协议。（2）鉴于李炳炜并未提出诉讼要求确认《承诺函》无效，徐艳艳也无权代为李炳炜提出确认之诉，且李炳炜出具的《承诺函》明确已经与我所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且双方进行了实际履行，故李炳炜与我所之间已经对相关纠纷以及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进行了一揽子的终局解决，应视为李炳炜对其权利进行了处分，且该处分系李炳炜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事实上，签署《承诺函》本质上是为解决民事争议纠纷，属于签署各方达成的有效合意，当事人有权就发生的纠纷进行和解，另外《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故该协议相关条款本身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单方面认定《承诺函》部分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悖而无效显然是错误的。（3）综上，李炳炜已无本案诉讼之利益。而诉的利益针对的是具体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进行诉讼及裁判的必要性和实际上的效果，只有当事人具有诉的利益，才有司法保护的必要性与实效性。“无利益即无诉讼”，作为诉讼要件的“诉的利益”是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案件的前提。原审法院的认定，不仅无助于纠纷的解决，导致通过和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初衷无法达到，也助长了不诚信诉讼行为，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贵院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驳回徐艳艳就该部分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实现司法裁判所追求的恪守诺言、维护公正的良好社会效果。关于该观点，已得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6862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1176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可，可供法庭参考。4.案涉交易并非期货交易，原审法院以案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为由认定交易无效的判决，系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须予以纠正。（1）案涉交易并非“以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缺乏未来特定交割时间和特定交割地点等核心构成要素。①1.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交易标的为标准化合约，但是，该认定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在本案中，案涉交易标的并未在交易前事先确定未来特定的具体的交割时间和交割地点、交割品牌和升贴水等核心要素，案涉交易标的并非《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期货合约。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期货合约包括如下两个必要构成要件：其一，期货合约为一种标准化合约；其二，还必须同时具备“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时间”和“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地点”这两个要素，故缺乏特定交割时间和特定交割地点要素的标准化合约并非是期货合约。②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之所以要明确约定“未来特定的交割时间”，是与期货交易之“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两个基本功能相适应的。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锁定的价格是标的物“交割时”的价格，是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判定，即客户下单的价格是合约交割时的价格，是“未来”的价格，比如上海期货交易现货白银2012合约，指的就是现货白银2020年12月份交割的合约。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中，买卖价格是按照“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交易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或“建仓时”的市场价格，即双方的成交价格，并非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而是“现在”的价格；并且，在交易成交后，交易商可随时申请进行实物交割，并不存在必须等到未来特定时间才能进行实物交割的限定。（2）案涉交易并非“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原审法院草率地认定案涉交易系集中交易系完全错误的。①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交易“以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的交易方式进行集中交易”，但是，该认定并无任何事实依据。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关于集中交易的相关规定，集中交易本质上是通过诸多市场参与主体通过竞价、撮合方式产生新的交易价格的过程，若相关交易并非通过竞价、撮合等方式形成交易和达成交易的，则相关交易并非期货交易意义项下的集中交易，很显然，案涉交易并非“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②我所交易模式中，其交易价格的生成，系我所作为交易平台引入国际第三方权威报价数据并结合其他客观参数，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相应商品的交易价格，交易参与方根据该价格开展相关交易。在此过程中，不存在徐艳艳与特定会员单位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所有交易价格均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交易参与方认可该等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集合竞价”这一过程。相关交易也不存在期货交易下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③因此，从交易方式来看，案涉交易完全不存在采取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原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即得出案涉交易为集中交易的错误结论。5.涉案交易并未违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原油市场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1）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天矿油”系原油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事实上，涉案交易中的“天矿油”为现货商品“燃料油”的产品名和品牌名，并非原油或者成品油，其经营行为无需取得特别的行政许可，并非《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原油和成品油（特指汽油、煤油、柴油）。2006年12月7日，商务部官方网站刊登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中即明确“目前国家对企业在国内市场从事汽油、煤油、柴油以外的成品油经营不进行经营资格审批”，天矿所油的交易并不违法。（2）我所作为组织现货交易业务的交易平台，本身并不参与交易，也不销售、仓储原油或成品油，故其组织北商油的交易行为并不属于原油或成品油的“批发、零售、仓储经营活动”，因此，无需取得原油、成品油经营许可证书。而且《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本身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涉案交易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为维护我所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徐艳艳辩称：1.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第21条规定了违法违规的交易场所应该承担民事责任。2.该案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转让人已经通过邮件的形式告知了天津矿产交易所,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说我方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同时徐艳艳系本案的直接当事人，直接参与了整个交易过程。3.虽然债权转让人自己签署了承诺书，但是该承诺书的有关内容违背了其自身意愿，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因为该承诺书有条款明确表示必须承认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交易行为合规合法，显然同事实相违背.4.根据证监会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认定标准，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应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1）对案涉交易的目的要件进行分析。本案中李炳伟等五位投资者向天津矿产交易所的银行账户存入保证金，天津矿产交易所收到上述等5人的真实资金后，在交易电子盘里为其交易账号注入等额的虚拟资金。我方通过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交易平台系统多次进行交易。所有交易均对冲平仓方式了结，未发生实物交收，结合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交易规则和相关交易习惯进行分析，天津矿产交易所允许客户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必真实交割实物，故交易双方的实质目的并非转移实物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收益。（2）对案涉交易的形式要件分析。①案涉交易为标准化合约。本案中根据天津矿产交易所交易规则，我方下单时以建仓单的形式反映。以徐艳艳的交易报表为例，从该交易报表可以看出，每次交易在交割单中仅可对买卖方向进行选择，其他交易包括品种、数量、质量、玉石、定金、报价、单位、交易时间、结算休市时间、预付款费用、结算、风险管理、最小变动单位均由交易系统事先设定，交易标的具有同一性或可替代性，相对固定，且订立合约时不需要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又可卖出。合约订立后可以不实际履行，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了结合约，故可以认定案涉交易的标准，案涉交易的对象系标准化合约。②案涉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其中作为集中交易方式之一的做市场机制，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等，不断地向买卖双方提供报价。并按照自身提供的报价，付出资金或商品与之成交，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价获取利润而形成的交易制度。案涉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为天津矿产交易所上市产品以国际现货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国内市场价格、中国人民银行兑美元基准汇率，连续报出交易所产品现货的人民币中间指导价，会员单位在交易所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的基础上，连续报出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的人民币买入价和卖出价，客户按会员单位提供的报价增交，本案中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即时向客户提供交易价格。报价主体和成交主体均为天津矿产交易所会员单位，具有统一性，符合做市场机制的特征。③除了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形式要件外。案涉客户协议书还约定，当客户的持仓风险率小于百分之百时，客户交易保证金不足，需要追加交易保证金，否则客户只能减少持有的腾退，直至客户账户风险率等于或者大于百分之百。当客户账户风险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十，天津矿产交易所将客户的未平仓合约进行全部强行平仓。天津矿产交易所实行的保证金交易，双向交易、对冲交易等制度都表明案涉交易脱离现货交易而存在。综上，李炳伟等五位债权转让人和天津矿产交易所会员单位买卖交易存在加传感标准化合约，短时间频繁买入卖出、强行平仓等情情形。说明本案交易不属于以实物买卖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模式，而是以直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期货交易模式。5.案涉交易的成品产品为原油，也就是，天津矿产交易所所说的天矿油。原油的经营，是纳入国家行政许可的。而且原油属于危化品，去交易应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显然案涉交易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农行兰陵支行没有陈述意见。 徐艳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天津矿产交易所与我方的全部交易行为无效；2.判令天津矿产交易所返还我方投资本金1461891.49元；3.判令农行兰陵支行对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诉讼过程中，徐艳艳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确认徐艳艳及债权转让人在天津矿产交易所行情分析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天津矿产交易所的投资顾问利用欺诈、虚假信息诱骗到徐艳艳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在天津矿产交易所建立的现货交易系统上开通实盘交易账号，交易账号为：1298××××1322。同时天津矿产交易所和农行兰陵支行恶意串通，将账号绑定在农行兰陵支行账户卡（62284818282********），通过该银行账号将徐艳艳的资金转入天津矿产交易所。自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7月23日，我在天津矿产交易所设立的交易系统内与其他客户发生多笔原油合约的买卖对冲平仓交易，没有交收实物，造成31047.05元的亏损。 李炳炜与闫秀芹(夫妻)及袁建松、李立根同样被天津矿产交易所诱骗在天津矿产交易所设立的交易系统内与其他客户发生多笔原油合约的买卖对冲平仓交易，没有交收实物，造成亏损。2018年1月8日起，李炳炜将天津矿产交易所尚未返还的债权228510.04元、闫秀芹的债权262237.20元、袁建松的债权243227.03元、李立根的债权696870.17元，合计1430844.44元分别转让给我，并将债权转让协议通过快递送达给天津矿产交易所。 经查询政府网站并结合国家下发的相关文件得知，截止目前，商务部尚未批准任何一家交易市场从事原油、成品油交易。根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对原油和成品油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天津矿产交易所没有国家的行政许可擅自从事原油的经营。天津矿产交易所仅是现货交易所，没有期货交易资质，组织非法期货经营，其行为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 农行兰陵支行非但没有为储户资金尽到监管义务，反而为天津矿产交易所提供数据接口等服务，导致我的资金转入天津矿产交易所，农行兰陵支行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提起诉讼，请求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津矿产交易所系于2010年11月24日成立的现货交易所，未取得期货交易资格，其登记机关为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产品交易的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相关商品交易的资金清算；商品交割市场管理服务；负责市场会员及合作机构管理；电子交易服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易融汇（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普显（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天津君创世纪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天津天金鼎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均系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天津矿产交易所与其上述会员单位均签订了《天津矿产交易所综合会员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天津矿产交易所是为投资者（即客户）和会员提供交易所交易平台及相关服务、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规范并监督各方交易行为的市场组织机构，各会员单位认可天津矿产交易所的各项规则和办法，并根据天津矿产交易所的要求开展相关业务。合作内容为天津矿产交易所向会员单位提供电子交易平台及相关报价、资讯培训、协调管理等服务，会员单位利用电子交易平台完成与投资者的交易，每年向天津矿产交易所支付会员费及一次性支付培训费等。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义务主要包括：（1）按约定提供电子交易平台供会员单位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使用；（2）提供与交易有关的资讯、培训、协调管理等服务；（3）维护电子交易平台平稳运行；（4）妥善保管交易数据；（5）管理交易行为，保障会员单位和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天津矿产交易所还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丽支行签有合作协议，约定天津矿产交易所在银行开立保证金专户，投资者的保证金由银行存管，为交易参与者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 投资者登录天津矿产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按操作程序提交身份证、照片等签约信息、签署《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投资者确认函》后，开通交易账户并在该账户中注入资金，即可进行电子交易。 徐艳艳按操作程序登录天津矿产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并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易融汇（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网签了上述协议。其中《客户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注册会员与乙方(客户)就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交易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事项达成共识，并自愿签订本协议；交易标的物：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交易品种；报价：交易所以国际现货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国内现货市场价格及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兑美元基准汇率，连续报出交易所产品现货的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甲方根据《天津矿产交易所点差管理办法》，在交易所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的基础上，连续报出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的人民币买入价和卖出价；交易方式：乙方可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甲方进行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甲方的电话录音、电脑记录等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记录均具有法律效力；保证金：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延期交收交易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并委托银行进行第三方托管；费用：乙方在参与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延期交收交易过程中，需支付手续费、延期费、提货费、交货费等；结算：具体结算办法及细则参照《天津矿产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执行；风险管理：当乙方的持仓风险率小于100％时，乙方交易保证金不足，需要追加交易保证金，否则乙方只能减少持有的头寸，直至乙方账户风险率等于或者大于100％。当乙方账户风险率低于50％时，甲方将乙方的未平仓合约进行全部强行平仓；开户及交易：乙方在甲方开设一个交易账户，此账户由交易所统一进行监管，并且必须经过交易所的审核，然后激活才可进行交易。交易账户实行一户一码制。开户时，乙方须提供身份证原件，同时需要在交易所指定的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用以实现与交易所保证金专用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所有的协议和电子化的通讯都须以电子记录或签名进行确认。甲方仅通过客户账号和密码以及电话密码核实乙方身份，乙方应妥善保存好其本人的客户账号和相关密码。通过客户账号及密码登录进行的交易操作，无论是否为本人交易，均视为是乙方本人操作。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签署《客户协议书》等文书后，徐艳艳向其开通的交易账户1298××××1322内注入资金，于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对电子平台内的“天矿油”“银精矿”两种商品通过买入、卖出方式共交易39起。所有交易均以平仓方式了结，未发生实物交收。徐艳艳造成亏损31047.05元。 徐艳艳之夫陈康认为天津矿产交易所涉嫌金融诈骗，于2015年10月15日向兰陵县刑侦大队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处理。 案外人李炳炜、闫秀芹、李立根、袁建松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以与徐艳艳相同的方式在天津矿产交易所提供的电子交易平台上投入资金进行交易，均造成亏损。亏损后，均向天津矿产交易所索要投资款未果。 2016年3月25日，案外人李炳炜在向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普显（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索要投资款的过程中，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承诺函”，主要内容为：天津矿产交易所及相关公司系完全合法、合规经营，账户下的任何一笔交易为合法、有效，不会再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对天津矿产交易所在内的主体提起任何民事诉讼、仲裁等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声誉并保证对承诺书的内容严格保密；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解决；解除并终止与天津矿产交易所及会员单位的交易关系，公司给李炳炜125000元的人道主义经济补助，否则公司有权收回补助款。李炳炜在空白处签名后，125000元兑现。 2018年1月份和3月份，案外人李炳炜、闫秀芹、李立根、袁建松分别与徐艳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炳炜将其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228510.04元、闫秀芹将其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262237.20元、李立根将其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696870.17元、袁建松将其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243227.03元均转让给徐艳艳，并将债权转让通知通过邮寄的方式告知天津矿产交易所，天津矿产交易所均签收。 一审法院另认定，2016年2月29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6）京国立内证字第2477号公证书，对天津矿产交易所网站中载明的交易产品相关内容等进行公证，公证书第10、11页载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交易产品有资源类：天矿油，低硫轻质原油。2016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中列举了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名单，天津矿产交易所位列其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的主管权及管辖权问题；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与天津矿产交易所之间的交易是否有效；四、案外人李炳炜、闫秀芹、李立根、袁建松与徐艳艳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五、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的投资款天津矿产交易所是否应当返还；六、天津矿产交易所农行兰陵县支行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 一、关于本案的主管权及管辖权问题。天津矿产交易所在答辩期内提出了异议，经审查认为，天津矿产交易所的异议不能成立，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2019）鲁1324民初657号民事裁定书，对其异议予以驳回。天津矿产交易所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上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在实体审理中，对此问题不再赘述。 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如焦点三所述，因涉案交易应当认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故本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天津矿产交易所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与天津矿产交易所之间的交易是否有效问题。（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天津矿产交易所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所谓“天矿油”，实际为低硫轻质原油。按照《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任何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企业，都必须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经营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中进一步明确“按照《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和《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等规定，任何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企业，包括在各种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内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买卖双方，均须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商务部门的经营许可”，并附有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企业名单，天津矿产交易所位列其中。可见，天津矿产交易所虽然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但其并未取得特殊许可，其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从事“天矿油”的交易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涉案交易是否应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问题。根据国发[2011]38号文件和国办发[2012]37号文件规定，期货交易一般具有如下特征：1.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卖出；合约订立后，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而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自己的权利义务；2.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细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等交易方式。本案中，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通过天津矿产交易所提供的电子交易平台系统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进行网络交易。根据交易规则，订立合约时投资方不需要全额付款，只需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即可买入卖出，合约订立后，投资者可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甲方进行交易所平台交易产品现货及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即可以不实际履行，所有交易最后均通过强制平仓方式了结合约，故涉案交易不是以交付实物为交易目的，属于投资行为，其交易对象可以认定为标准化合约。虽然从单个客户角度，涉案交易采取会员与投资者间一对一对赌方式，但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多家会员公司角度，是集中了众多客户参与交易，符合集中交易特征。另外，涉案交易除了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形式要件外，案涉《客户协议书》还约定，当乙方的持仓风险率小于100％时，乙方交易保证金不足，需要追加交易保证金，否则乙方只能减少持有的头寸，直至乙方账户风险率等于或者大于100％。当乙方账户风险率低于50％时，甲方将乙方的未平仓合约进行全部强行平仓，表明涉案交易脱离现货交易而存在。根据以上情况看，涉案交易符合期货交易活动的构成要件。天津矿产交易所系现货交易场所，并未取得期货交易资格，其组织开展的上述交易活动，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以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涉案交易均应认定无效。 四、关于案外人李炳炜、闫秀芹、李立根、袁建松与徐艳艳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债权转让成立的前提是“债权”的有效存在且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四位案外人与徐艳艳之间的转让标的是单纯的债权还是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是问题的关键。根据庭审调查，四位案外人以和徐艳艳同样的方式在天津矿产交易所提供的电子交易平台上投入资金进行交易，如前所述，天津矿产交易所与徐艳艳及四位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应当认定无效，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问题。四位案外人作为投资人与天津矿产交易所之间形成的是返还投资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将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徐艳艳并履行了告知义务，其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 五、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的投资款，天津矿产交易所是否应当返还问题。徐艳艳及四位债权转让人按照操作程序投入资金，徐艳艳亏损31047.05元，李炳炜亏损228510.04元、闫秀芹亏损262237.20元、李立根亏损696870.17元、袁建松亏损243227.03元，庭审中，天津矿产交易所对徐艳艳等人的上述亏损数额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案涉《客户协议书》虽然是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作为甲方与徐艳艳（乙方）等投资人签订的，但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甲方开设一个交易账户，此账户由交易所统一进行监管，并且必须经过交易所的审核，然后激活才可进行交易”，可见，徐艳艳的交易账户是由天津矿产交易所进行监管的，天津矿产交易所对交易无效存在严重过错，故徐艳艳要求天津矿产交易所退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天津矿产交易所和其会员单位之间如何分配系其内部事务。 另外，案外人李炳炜与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普显（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承诺函”。根据其内容看，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会员单位以给予李炳炜125000元的经济补助为条件，要求李炳炜认可交易合法并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对贵司、贵司雇员以及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提起任何民事、刑事和行政方面的诉讼、仲裁、控告、举报等法律程序”。基于涉案交易无效，承诺函中的部分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悖，故对该承诺函的效力不予认定。李炳炜收到的补助款125000元应从其转让给徐艳艳的总债权额中予以扣减。 六、农行兰陵支行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农行兰陵支行并非天津矿产交易所现货交易的一方，仅仅是对徐艳艳与天津矿产交易所及会员单位的交易开通网上银行，提供资金对接出入金，属于农行的业务范围和功能之一，在涉案交易中并无过错。徐艳艳主张天津矿产交易所与农行兰陵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对徐艳艳要求农行兰陵支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交易无效，徐艳艳对天津矿产交易所享有的债权数额为1336891.49元（31047.05元+228510.04元-125000元+262237.20元+243227.03元+696870.17元），天津矿产交易所应予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徐艳艳及债权转让人李炳炜、闫秀芹、李立根、袁建松在天津矿产交易所电子交易平台中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二、天津矿产交易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徐艳艳本金人民币1336891.49元；三、驳回徐艳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27元，保全费2290元，由天津矿产交易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天津矿产交易所没有提交新证据。徐艳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584号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审7226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实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上诉内容不能成立，并用以证明了天津矿产交易所所涉交易为期货交易和涉案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天津矿产交易所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两份裁判不是一个合法的证据形式，我国也并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一般的裁判案例不应当作为其他案件判决的依据，而且第二份证据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缺少关联性。对其要证明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豫民再584号民事判决书与案涉交易系同一类型的交易，交易平台均为天津矿产交易所设立的网上签约平台，本案交易的商品为天矿油1和天矿油2，（2018）豫民再584号案涉商品为银精矿，购买人赵新建亏损共计78791.79元。赵新建提起诉讼后，一、二审以赵新建的亏损与天津矿产交易所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由驳回了赵新建的诉讼请求，二审以交易损失是赵新建主观和客观上的过错所导致为由驳回了赵新建的上诉请求，（2018）豫民再584号民事判决以案涉交易不属于以实物买卖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模式而是以直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期货交易模式，天津矿交所不能举证证明本案交易符合现货交易的模式为由判决天津矿产交易所赔偿赵新建损失78791.79元。（2018）豫民再584号案件与本案系同类案件，（2018）豫民再584号案件虽因不属于指导性案件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但可以为本案的裁判提供合理的裁判思路。（2020）鲁民审7226号民事裁定书对同种类型的其他平台所进行的交易认定为无效的非法期货交易，并另认定平台的其他客户交易对平台的经营者享有的债权不属于不得转让的三种情形，而本案亦涉及其他客户的债权转让，故（2020）鲁民审7226号民事裁定书虽不属于指导性案件，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但可以为本案的裁判提供合理的裁判思路。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1条指出：“规范整治地方交易场所的违法交易行为，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切实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行政处置工作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衔接，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由此可见，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的范围，天津矿产交易所关于涉案交易的性质的认定属于行政主管机关的职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天津矿交所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从事现货交易的服务和管理。本案中,徐艳艳、李炳炜、闫秀芹、袁建松、李立根在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交易平台交易过程中，该平台存在加杠杆、标准化合约、短时间频繁买入卖出、强行平仓等情形,由此能够证实案涉交易不属于以实物买卖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模式，而是以直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期货交易模式。天津矿产交易所未获得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组织投资者与其综合会员进行对冲平仓非实物交易的期货交易，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合同行为无效。天津矿产交易所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应依法赔偿。徐艳艳及李炳炜、闫秀芹、袁建松、李立根作为投资人所受损失共计1336891.49元，徐艳艳受让了李炳炜、闫秀芹、袁建松、李立根的债权并与发告知了天津矿产交易所，该损失应由天津矿产交易所进行赔偿。天津矿产交易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27元,由上诉人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