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85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古塔区鑫源货站，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锦华街**。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荣，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红丽，女，195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上列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伟，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沂市锦朝货物托运部，住所，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沂金海汇货运站场**div> 经营者：刘淑贞，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晶，女，198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鑫源货站（以下简称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因与被上诉人临沂市锦朝货物托运部（以下简称锦朝托运部）及原审被告李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1302民初4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我方不承担给付锦朝托运部811747元代收的货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锦朝托运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未追加关勇为被告错误。1.一审中，我方申请追加关勇为被告，但是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也未予以说明，判决当中也未对此未予以论述及说理，我方认为一审判决回避客观事实，偏袒锦朝托运部而故意不追加关勇为本案被告。2.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虽然认定锦朝托运部所提供的“证明”证据，而忽视该份“证明”当中记载的“注：锦州的款暂时没收上来”的内容，该证据有双方在证明人处签字认可，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互为签署“证明”正是双方就案外人欠付货款的事实的认可的行为，但是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一审庭审，我方对于锦朝托运部提供的录音证据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录音当中谭红丽称的“其将货款借给关勇了，但一直未能收回”是因为我方对于法律常识的欠缺，从而对于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认知错误才导致。其内心认为是将货款借给关勇，其当时让关勇所打的条也是借条，而实际是关勇并未给付货款。对此一事实的法律关系的正确认知是在本次诉讼开庭之前才有所领悟。这一点从锦朝托运部让我方曾打30万借条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对法律关系的认知错误所致。因此，此录音并不能作为锦朝托运部与我方之间存在欠款的佐证，而恰恰证明锦朝托运部明知有案外人欠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主张实际欠款人为案外人关勇，因其所提供证据均系间接证据”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双方不是买卖关系或借贷关系，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而我方系代理收取货款这个事实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锦州方面的收货人给作为代收货款的我方出具的借条，在向锦朝托运部示明的前提下，完全应当认定是直接证据，而不能仅凭“锦朝托运部亦未予认可”就简单地认定为间接证据而不予采信，且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代收法律关系相矛盾。另外，此处的“锦朝托运部亦未予认可”与双方之间所形成的“证明”所记载的“注：锦州的款暂时没收上来”相互矛盾，且双方系诉讼锦朝托运部与我方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可以得出结论即锦朝托运部的不予认可显然是虚假的。况且，间接证据并非就不具有证明力，综合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提供的所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有案外人关勇欠付货款而且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所提供的证据与锦朝托运部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能相互印证。因此，一审判决此一认定难以服人。3.一审法院未追加关勇为被告是错误的，对于我方所提供的证据任意揣测事实，无视我方追加关勇为被告的申请，肆意揣测“根据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的借条，关勇的借款难以排除系谭红丽挪用代收款，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我方则不必千方百计的要求追加关勇为被告（对于我方曾提出管辖异议即已经示明案外人关勇欠款并提出追加关勇为本案被告申请书），这么浅显的道理一审法院置之不谈而肆意揣测事实，对我方来讲显失公证。另，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思维逻辑，借条就形成的是借贷关系，就是“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那么我方给锦朝托运部所打的30万的借条，也是借条，也应当得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得到支持或者应当另案处理。因此，未追加关勇为被告对于上诉人显失公平。综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欠款关系，双方在合作经营过程中，对于法律关系都存在错误认识，因对此错误认识导致我方内心一直认为没有收上来货款，就认为自己存在过错。因此，在双方电话沟通过程中我方一直是心存内疚状态，这种状态也导致了锦朝托运部对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知错误，但是双方对法律关系的认知错误并不能佐证我方真的欠锦朝托运部货款，更不能认定为我方所欠债务，故恳请二审法院详细厘清双方法律关系及欠款事实，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锦朝托运部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上诉请求。 李晶未参加庭审。 锦朝托运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支付我方代收货款811747元；2.请求依法判决由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承担相关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至今，我方与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合作，我方将货物运至锦州交由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转交给收货人，并代收货款，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收取相应手续费。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代收的货款数额每日通过传真发送我方一份，我方与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对账，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向我方支付货款。双方2017年前合作一直良好，但至2017年，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开始恶意拖欠我方代收的货款，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付。2017年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共拖欠货款30万元，2018年2月10日，双方在对账后，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向我方出具30万借条一份，约定2018年8月10日前付清运费。2018年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共拖欠货款541747元，2019年2月24日，双方在对账后，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向我方又出具欠货款541747元的证明一份。截止起诉日止，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仍未能付清以上两笔款项，为维护我方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锦朝托运部系由刘淑贞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09年7月14日，经营范围为货运配载、运输信息服务、仓储理货(不含货运)。鑫源货站系由李国荣成立的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2006年08月21日，经营范围为理货、接收运输货物、服务。李国荣、谭红丽系夫妻关系，李晶系李国荣、谭红丽的婚生女儿。李国荣、谭红丽经营鑫源货站，李晶出借其个人银行账户供鑫源货站收发货款。 锦朝托运部与鑫源货站自2014年起开始合作经营，锦朝托运部发到锦州的货物由鑫源货站收取，然后由鑫源货站向客户发放，并代收货款，所收货款定期汇回锦朝托运部。 自2017年始，鑫源货站代收的货款不再及时向锦朝托运部支付。2017年至2018年间，鑫源货站共欠锦朝托运部代收的货款39万余元，后其偿还90000元，余款由谭红丽于2018年8月1日向刘淑贞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山东刘淑贞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借款人：谭红丽，2018.2.1日。21070319581224342X，无利息，还款日期2018.8.1日”。同时，谭红丽还为锦朝托运部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为：“我叫谭红丽，在2018年货站经营，由女儿李晶负责，我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不用这里的一分钱，代收款一周之间必须到山东。保证人：谭红丽，2018.2.1日”。此后，双方继续合作，但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并未向刘淑贞或锦朝托运部偿付借条中的款项。2019年2月18日，李国荣、谭红丽共同为锦朝托运部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2019年的诚信合作方式：车从临沂到锦州之后4天内，货款必须到临沂，货款概不乱动，不准从货款中动用一分钱，否则后果自负。对账临沂工商银行和锦州银行为准。保证人：谭红丽李国荣2019年2月18日。”同年2月24日，谭红丽向锦朝托运部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度和鑫源货站帐目已兑结清楚，截止(农历)2018年12月23日，鑫源货站共欠锦朝托运部货款591747元。在2019年2月23日(阳历)又付给现金50000元，所以鑫源货站共欠锦朝托运部货款541747元，伍拾肆万壹仟柒佰肆拾柒元整(注：锦州的款暂没收上来)。证明人：谭红丽刘淑贞由于无复写纸，特以手写2份，锦州1份，临沂1份，2019.2.24号”。后鑫源货站又陆续支付锦朝托运部30000元代收款，余款至今未付。 一审诉讼中，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提交谭红丽与关勇的录音两份，关勇于2017年2月至5月间为李晶出具的借条三份，主张关勇欠锦朝托运部货款八十余万元，该部分货款由关勇为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出具借条，再由锦朝托运部、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垫付货款，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垫付了50余万元，锦朝托运部垫付了30万元，所以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对此，锦朝托运部质证称该宗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锦朝托运部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刘淑贞与李国荣、谭红丽的电话录音三份，在李国荣的录音中，刘淑贞向李国荣诉苦，并陈述了30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在谭红丽录音中，谭红丽承认2018年前欠锦朝托运部代收款40万元左右，已还了9万元，2019年前的代收的货款在出具证明后还了8万元，对于还款，刘淑贞认可。录音中，谭红丽称其将货款借给关勇使用了，但一直未能收回。经质证，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对宗证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但称双方对当时的法律关系认识均有错误，欠款实际系关勇所欠。 一审法院认为，李国荣、谭红丽均系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业务为锦朝托运部投资人刘淑贞出具借条、保证书、欠款说明等书面证据，应当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录音中，李国荣、谭红丽对双方业务合作过程欠款的形成过程认可，据此能够认定在双方业务合作过程中，鑫源货站曾欠锦朝托运部代收货款891747元。扣除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后期偿还的80000元，剩余811747元货款系鑫源货站所负债务。其未在锦朝托运部要求的期限内及时足额支付，构成根本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锦朝托运部要求鑫源货站支付其代收的货款811747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李国荣系鑫源货站的经营者，谭红丽系实际经营者，二人应当与鑫源货站共同承担责任。因锦朝托运部未能举证证明李晶实际参与鑫源货站的经营，亦未能证明其与李晶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要求李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主张实际欠款人为案外人关勇，因其提交证据均系间接证据，锦朝托运部亦未认可。同时，根据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提交的借条，关勇的借款难以排除系谭红丽挪用代收款，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李晶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锦朝托运部代收的货款811747元；二、驳回锦朝托运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9元(已减半)，由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李国荣、谭红丽向锦朝托运部投资人刘淑珍的出具借条、保证书、欠款说明等书面证据能够证实谭红丽将代收的货款借给关勇使用后一直没有收回。谭红丽向锦朝托运部出具借条时并未载明系关勇借用锦朝托运部的货款，故本案债务人应为鑫源货站及其经营人李国荣、谭红丽。李国荣、谭红丽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既以自己的名义向锦朝托运部出具了借条、保证书、欠款说明等书面材料，即应当对其签字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未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17元，由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鑫源货站、李国荣、谭红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