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华，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陈芳，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永彬。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志兴。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红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利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爱。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列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阳，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列五被上诉人。上诉人刘建光因与被上诉人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4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建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资产转让款390189.49元及相应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6月14日收条的83万元包含2016年2月3日收条的30万元、2016年4月15日收条的10万元。1.从83万元收条的内容来看，该收条中没有83万元是对此前资产转让款汇总的意思表示，该收条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收条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被上诉人除单方陈述外，未提供任何书证证明83万元收条包含之前的30万元及10万元，83万元收条作为书证证明效力强于当事人的陈述，故应当认定83万元收条为上诉人支付83万元资产转让款的凭证。2.被上诉人作为从事商事交易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收条的出具、收回的法律效果应当是充分理解并知晓的。如被上诉人认为2016年6月14日83万元收条包含了之前的30万元及10万元，则应当要求上诉人退还之前的收条或者在83万元收条中予以注明。被上诉人既未要求上诉人退还两张收条，也未在83万元收条中注明，因此，被上诉人主张83万元收条包含之前的30万元及10万元收条，违背一般交易习惯，缺乏事实依据，不应采纳。二、被上诉人对2016年6月14日收条83万元的构成在案涉三个案件中的陈述各不相同，前后矛盾，故被上诉人关于83万元收条构成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2018）苏0582民初3457号一案中，被上诉人确认2016年6月14日收条项下的83万元包含2016年2月3日收条的30万元和2016年4月15日收条的10万元。（2020）苏0582民初607号一案中，被上诉人认为83万元收条项下的款项不包含2016年2月3日收条的30万元和2016年4月15日收条的10万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又主张83元收条项下的83万元包含2016年2月3日收条的30万元和2016年4月15日收条的10万元。三、上诉人系多家超市的经营者，完全有能力以现金方式支付83万元收条项下的53万元，该53万元与收条出具当日转账支付的30万元共同构成了83万元的组成。1.2016年6月13日众多供应商聚集在现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经各方协商后由上诉人先行垫付，由于事态紧急，涉及多家供应商，上诉人不可能每支付一笔现金就要求被上诉人逐一出具收条，只能是每笔记好账，在事情处理完毕后，由被上诉人出具了83万元的收条。2.被上诉人主张83万元收条项下仅有10万元是上诉人以现金方式代被上诉人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并陈述该10万元有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2日出具的两份收条作为凭证，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结合被上诉人在三个案件中关于83万元构成的表述各不相同，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采纳。被上诉人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辩称，被上诉人对83万元的构成作了详细、合理的说明，并且对83万元收条形成的过程也进行了细致、合理的陈述，具有充分的可信性。上诉人抗辩称该83万元是2016年6月14日支付的款项，不合常理，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该83万元“系之前支付款项的汇总”的认定是正确的，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原审原告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建光向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支付资产转让款45789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建光承担。一审审理中，原审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支付资产转让款44789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1月8日，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五人各出资20%设立锦丰新天地购物广场（暂定名）。后经工商部门核准，2007年4月18日注册设立了张家港市锦丰百润新天地购物广场(以下简称百润购物广场)，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陆永彬，于2016年4月27日核准注销。2016年2月3日，百润购物广场（甲方）与刘建光（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百润购物广场除商品以外的资产整体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50万元，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定金30万元；甲方于2016年3月30日向乙方整体交付标的资产，资产交付后乙方再支付100万元，余款20万元在乙方进场满一个月后向甲方付清；资产交付的标志为甲方向乙方交付全部钥匙、完成腾退且乙方向甲方出具接收标的资产及钥匙的收据；资产交付前的有关水费、电费及其他杂费、债权债务等均由甲方承担。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刘建光于2016年2月3日通过银行向沈利忠支付定金30万元，沈利忠、陆永彬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定金30万元。2016年4月15日，刘建光通过银行向沈利忠支付转让款10万元，沈利忠出具收条，确认收到10万元。2016年7月22日，陆永彬、沈利忠在刘建光书写的收条上签名，确认收到刘建光转让款212110元（该款系刘建光以现金交付，交由五原审原告向供应商支付货款）。2016年6月，刘建光代五原审原告向服装经营商胡国亮退还押金10000元，双方均认可冲抵资产转让款。上述支付的转让款合计622110元。一审另查明，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曾于2018年3月22日就案涉转让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刘建光结欠47万元转让款未付，要求刘建光支付转让款47万元(审理中变更为447890元)，案号为（2018）苏0582民初3457号。在该案审理中，刘建光提供了2016年2月3日陆永彬、沈利忠的30万元收条、2016年4月15日沈利忠出具的40万元收条、2016年6月14日的83万元收条、2016年7月22日陆永彬、沈利忠出具的212110元收条，共计金额1442110元，此外，刘建光还认为其代原审原告向供应商胡国亮退还押金10000元、代原审原告垫付水电费42700.51元、租金127500元，认为已经支付了全部转让款。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认为前述2016年6月14日的收条中的83万元包括了之前出具2016年2月3日、2016年4月15日的两份收条项下的40万元，将之前的两份收条合并成了一张，但之前的收条原件没有收回撕毁。后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许。上述事实，有资产转让协议、收条、沈利忠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民事裁定书、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原告陈述，刘建光除了于2016年2月3日付款30万元、2016年4月15日付款10万元、2016年7月22日付款212110元之外，还于2016年4月20日、5月2日代原审原告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各5万元，于2016年5月12日向沈利忠付款3万元，于2016年6月14日向沈利忠付款30万元，另外还代原审原告向服装经营户胡国亮退还押金1万元(庭后补充意见,认可该1万元未并入2016年7月22日的收条中)，合计1052110元，刘建光还欠447890元未付。原审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沈利忠的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反映2016年5月12日，刘建光向沈利忠转账付款3万元。2.沈利忠的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及2016年6月14日有陆永彬、陆红飞、沈利忠、陆伟（陆志兴的儿子）签名的收条，内容：今收到刘建光人民币捌拾叁万元整（830000元），收款人，单位委托沈利忠代办收取你与我单位2016年6月14日张家港市锦丰百润新天地购物广场转让款。原审原告沈利忠陈述，当天刘建光转账付款30万元后，提出要与几个合伙人见面，把以前的付款收条归并到一张收条上，让所有合伙人签名，因为之前的收条上并不是所有合伙人都签名的，双方见面后，刘建光就写了这张83万元的收条，沈利忠提出把以前的收条全部收回，刘建光说过两天就归还，合伙人陆永彬、陆红飞、沈利忠及陆志兴的儿子陆伟就在收条上签了名，但后来刘建光没有将以前的收条还给原审原告，收条中的83万元实际包括2016年2月3日转账的30万元、2016年4月15日转账的10万元、2016年5月12日转账的3万元、2016年6月14日转账的30万元以及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2日刘建光代原审原告向供应商支付的货款10万元，共计83万元。刘建光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3万元并非资产转让款，而是其支付给黄某,4的租金，只是由沈利忠代收，庭后刘建光本人又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该3万元的款项性质其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资产转让款；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该83万元的收条并不是对前面支付转让款的汇总，而仅包括6月13日向沈利忠支付的现金10万元，6月14日向沈利忠转账的30万元，6月14日向原审原告支付的现金43万元（由原审原告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刘建光另陈述，其没有于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2日代原审原告向供应商支付货款10万元，除了原审原告认可的622110元之外，其还于2016年6月14日付款83万元，另代原审原告支付水电费42700.51元，代原审原告向黄某,4支付一楼门面房租金127500元，其共计支付1622310.51元，其已足额支付了资产转让款150万元。刘建光为证明其已足额支付了资产转让款，除了提交双方均认可的支付款项的证据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张家港市锦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5份，反映超市交纳2016年4月份电费23206元、5月份电费10298元、6月份电费6699元、7月份电费1923.51元，交纳第二季度水费574元，合计42700.51元。刘建光认为，该费用本应由原审原告支付，其代付后应抵作资产转让款。2.租房合同及交款收据、汇款回单，反映2012年11月30日，百润购物广场与黄某,4签订租房合同，约定向黄某,4租用位于锦丰新天地农贸市场东大门南侧140号门面，用作通道使用。刘建光于2016年5月12日向黄某,4支付2016年下半年租金37500元，于2016年12月17日向黄某,4转账90000元。刘建光认为，原审原告一直未将向黄某,4租用的一楼门面房交给刘建光，该门面房的租金本应由原审原告支付，其代付后应抵作资产转让款。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原审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前将资产整体交付给刘建光，故自2016年4月起的水费、电费、租金等均应由刘建光承担。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向黄某,4进行了调查,黄某,4证明以下事实：百润购物广场的电扶梯设在一楼菜场内，后来百润购物广场向其租用了一间门面房给菜场使用，原来进出菜场的通道就置换给百润购物广场单独使用；2016年5月12日，刘建光向其支付门面房租金37500元，钱是刘建光支付的，不存在他人代为转交的情况；2016年12月17日，刘建光向其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的门面房租金90000元。原审原告质证意见：对黄某,4的调查笔录无异议，黄某,4陈述2016年3月底锦丰镇政府收购了新天地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收购以后就不租给刘建光了，说明刘建光已经从原审原告处接管了转让资产。刘建光质证意见，对黄某,4的调查笔录无异议，37500元是如何支付的记不清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2016年6月14日收条中的83万元，是对此前（包含当天）所有支付款项的汇总，还是刘建光于当天又支付了83万元转让款。2.刘建光支付的水费、电费、租金是否能冲抵资产转让款。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2016年6月14日收条中的83万元是对此前（包含当天）支付款项的汇总。理由如下：1.现有的转账凭证可反映刘建光于2016年2月3日付款30万元、2016年4月15日付款10万元、2016年5月12日付款3万元、2016年6月14日付款30万元，合计73万元，与83万元相差10万元，原审原告对此陈述，刘建光还于2016年4月20日、5月2日向其付款10万元(用于向供应商付款)，刘建光对此予以否认，但考虑到83万元这个金额有零头3万元，刘建光也曾经转账支付过一笔金额是3万元，印证了原审原告陈述的83万元组成具有合理性；2.对于前述2016年5月12日的3万元，刘建光认为是其转账给沈利忠，让沈利忠代其向黄某,4交付租金的，并提交了黄某,4出具的37500元的租金收据，7500元是其以现金直接交给黄某,4的，庭后刘建光又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对该3万元款项的性质记不清了,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光陈述的部分租金由其现金直接支付，部分租金转账给沈利忠代付，该付款方式不具有合理性，证人黄某,4也证实收据上的37500元是刘建光直接以现金支付，并不存在由他人代付部分租金的情况，刘建光称其中3万元是其让沈利忠代交租金的说法并不属实,且刘建光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3万元是其他往来款;3.2016年2月3日的收条有沈利忠、陆永彬两人签名，2016年4月15日的收条只有沈利忠一人签名，原审原告陈述2016年6月14日根据刘建光的要求由全部合伙人在汇总后的收条上重新签名确认收到83万元，该陈述具有合理性；4.刘建光陈述其于2016年6月13日付现金10万元、6月14日付现金43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5.刘建光陈述原审原告一直未将一楼的一间门面房钥匙交给刘建光，但又陈述其向原审原告支付了全部资产转让款，且付款额超过了150万元，其陈述不具有合理性。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资产交付前的水费、电费、租金应由原审原告承担，刘建光主张的水费、电费、租金产生于2016年3月之后，原审原告交付资产的时间点是确定上述费用应由谁承担的关键。胡国亮的承诺可以证明胡国亮在2016年6月6日尚未退场，此时原审原告尚不具备将资产整体交给刘建光的条件,而原审原告也认可刘建光代其向胡国亮退还的押金1万元未计入2016年7月22日的收条,也说明退还押金的时间要晚于2016年7月22日，刘建光陈述其于2016年7月底才收到二楼资产,该说法具有合理性;百润购物广场将承租的门面房（黄某,4的门面房）与菜场管理人置换为进出百润购物广场的通道，该通道与二楼的百润购物广场是一个整体。在原审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已于2016年3月30日前将资产整体交给刘建光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刘建光于2016年7月底收到原审原告的全部转让资产。考虑到刘建光于2016年7月底收到资产后未实际经营，不会因经营而产生水费、电费，故刘建光向房东交付的2016年4-7月份的电费及4-6月份的水费共计42700.51元，应由原审原告承担，刘建光主张冲抵部分转让款,可以支持。刘建光向黄某,4支付的2016年下半年门面房租金37500元，实际是2016年6-10月共计5个月的租金(7500元/月)，其中6-7月的租金15000元应由原审原告承担，刘建光主张冲抵部分转让款,可以支持。刘建光向黄某,4支付的2016年11月1日-2017年10月31日的租金90000元，系刘建光收到资产之后产生的费用，应由刘建光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建光已支付资产转让款1109810.51元（83万元+212110元+10000元+42700.51+15000元），尚欠390189.49元未付。刘建光对于该款应当给付，原审原告主张自2018年3月22日起计算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刘建光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支付资产转让款390189.49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84元、保全费3270元，合计7354元，由陆永彬、陆志兴、陆红飞、沈利忠、顾爱平负担1103元,刘建光负担6251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2016年6月14日收条中的83万元是否是对此前（包含当天）支付款项的汇总。本院认为，根据银行转账凭证，刘建光于2016年2月3日付款30万元、2016年4月15日付款10万元、2016年5月12日付款3万元、2016年6月14日付款30万元，以上合计73万元。此外，被上诉人还认可刘建光于2016年4月20日、5月2日代付供应商10万元，据此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6月14日的83万元收条是上述支付款项的汇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刘建光则主张2016年6月14日83万收条中的款项中除了2016年6月14日银行转账的30万元外，其他53万元是其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了被上诉人的供应商，但对此刘建光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碍难采信。且按刘建光的主张，除了被上诉人认可的622110元付款之外，其还于2016年6月14日付款83万元，另代付水电费42700.51元、代付黄某,4租金127500元，其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资产转让款150万元，也明显有违常理。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4日收条中的83万元是对此前（包含当天）支付款项的汇总，并无不当。综上，刘建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3元，由上诉人刘建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 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颖彤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