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毅，男，196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鸿皓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法定代表人：唐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月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毅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鸿皓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皓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17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崔毅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崔毅与鸿皓公司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是2009年2月19日而非2009年3月1日。崔毅的劳动关系于2009年2月19日从鸿皓公司关联集团公司里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转入鸿皓公司。崔毅在A公司的退工单显示合同解除时间是2009年2月18日，此后崔毅的工资、社保、完税等信息未受任何影响，可以佐证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本案也没有鸿皓公司为崔毅办理招工信息的证据。2.崔毅进入鸿皓公司后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上海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上查询到的鸿皓公司的用工备案记录、崔毅与行政人员雷某的通话录音均能对此予以证明。3.鸿皓公司应当支付崔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从2009年2月19日起至2019年2月19日崔毅已在鸿皓公司处工作满十年，鸿皓公司应当与崔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崔毅多次提起，但鸿皓公司均逃避签订，应承担相应责任。4.根据崔毅与鸿皓公司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某的口头约定，崔毅从2013年开始的工资标准为年薪不低于人民币24万元（税后）（以下币种相同），但鸿皓公司最近几年未按约足额支付，故其公司应当补足2017年至2019年相应的工资差额。崔毅一审提供的2015年、2016年银行流水及年薪统计、二审中提供的崔毅与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姐姐盛某2的谈话录音等证据均能证明崔毅的工资标准。鸿皓公司辩称：不同意崔毅的上诉请求。1.双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应为2009年3月1日，这也与崔毅的用工备案证明一致。A公司与鸿皓公司是两个不同主体，崔毅在A公司处的退工时间不能证明其在鸿皓公司的入职时间。2.从2009年3月崔毅入职起，用工满一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视为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均是认可的，崔毅以双方未签订书面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为由要求鸿皓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没有法律依据。3.不认可崔毅所称的其2013年后工资标准为年薪24万元，不存在未支付的工资差额。崔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崔毅、鸿皓公司自2009年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鸿皓公司支付崔毅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1,467元（税后）；3.鸿皓公司支付崔毅2017年年薪差额83,158.06元（税后）、2018年年薪差额41,526元（税后）、2019年年薪差额89,730元（税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皓公司为崔毅办理过招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3月1日的招工信息。崔毅、鸿皓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鸿皓公司当月发放崔毅上月整月工资。2020年1月13日，崔毅就本案讼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4月15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441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崔毅与鸿皓公司之间于2019年1月14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崔毅的其余仲裁请求，未予支持。崔毅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崔毅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崔毅为办理签证，鸿皓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内载：“兹证明崔毅……最近三个月该员工的平均月收入税后（含奖金，福利和津贴）为壹万贰仟柒佰元人民币，该员工税后每年年薪为贰拾肆万元人民币……”，并加盖鸿皓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章，证明崔毅的年薪情况，崔毅与鸿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时口头约定崔毅的年薪为税后24万元；2、A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某1于2012年4月28日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内载：“崔工：你好！你对于现在的收入有异议是我没有估计到的，你的薪金是年薪制（是刘总跟我讲的，每年不低于15万），所以我是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的……”，证明崔毅系年薪制；3、崔毅自制的工资收入汇总、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崔毅的工资收入由鸿皓公司、苏州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B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及盛某1向其支付的部分组成；4、盛某1于2016年2月5日发予崔毅的电子邮件载有如下等内容：“崔工：今年继续按去年的分红方案，我和刘总讨论了一下就按150万的来计算（合同情况请看附件）。你的2015年分红按总额为15万元，其中3万在一月随公司年终奖发放，剩余12万在6月左右直接发放”，证明崔毅工资收入情况；5、崔毅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崔毅的部分工资由刘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6、崔毅与苏州B公司行政人员雷某的通话录音，证明崔毅曾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鸿皓公司对于崔毅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核实，鸿皓公司从未为崔毅开具过收入证明，崔毅的实际收入也与收入证明所述不符。该证明的表头系苏州B有限公司，而所盖财务章及落款又是鸿皓公司，该证明格式及页脚显示的地址信息均为十多年以前的版本，并非鸿皓公司现在所用版本，而且2014年8月上海的会计离职前，鸿皓公司的相关印鉴均在上海保存，崔毅想要拿到财务章、法人章是很容易的，而且鸿皓公司出具文件都会加盖公章，而非法人章与财务章；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盛某1所述的年薪并未实际履行，盛某1不能代表鸿皓公司作出决定；证据3收入汇总的真实性不认可、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崔毅的工资情况以鸿皓公司提交的工资单为准，苏州B公司、A公司与鸿皓公司系关联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由苏州B公司及A公司向崔毅支付的工资视为代表鸿皓公司向崔毅支付的工资；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邮件内容仅是讨论年终奖的发放，年终奖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放的；证据5真实性认可，刘某转账给崔毅的款项是基于崔毅是老员工，刘某私人给崔毅的钱，与鸿皓公司无关；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崔毅的诉请无关。鸿皓公司为证明其辩称，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崔毅2017年至2019年工资明细。崔毅对于鸿皓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崔毅要求确认其与鸿皓公司自2009年2月19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崔毅提出的是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诉请并不直接指向民事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鸿皓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崔毅主张2009年2月19日时已存在劳动关系，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鸿皓公司为崔毅办理了招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3月1日的招工信息，鸿皓公司亦认可崔毅、鸿皓公司于2009年3月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于2009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就崔毅要求鸿皓公司支付其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并无崔毅、鸿皓公司曾签订过劳动合同的证据，故应认为在崔毅入职鸿皓公司公司一年后，崔毅与鸿皓公司间即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崔毅的该项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崔毅要求鸿皓公司支付其2017年、2018年、2019年年薪差额之请求，首先，崔毅主张其上述三年的工资标准为税后年薪24万元，但其自称其提交的个人收入证明系为了办理签证而出具的，且个人收入证明中所述的崔毅“最近三个月”平均月收入税后12,700元这一内容亦与崔毅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其自制的收入汇总不符，故仅凭该个人收入证明，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崔毅的工资标准为税后年薪24万元。其次，崔毅自称与鸿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口头约定其2013年起的年薪为税后24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鸿皓公司亦不予认可，故对崔毅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崔毅提交的盛某1于2012年4月28日向崔毅发送的电子邮件中，盛某1称其仅是听说崔毅的薪金制度为年薪制，每年不低于15万元，且鸿皓公司认为盛某1不能代表鸿皓公司作出决定，邮件中提到的工资标准与崔毅主张的每年税后24万元的标准相去甚远。一审法院认为，盛某1关于崔毅的工资标准的陈述仅为传来证据，即使盛某1所述为实，亦只能证明崔毅的工资标准为每年不低于15万元，不能证明崔毅的工资标准为每年税后24万元，而根据崔毅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其自制的收入汇总，其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薪并未低于15万元，无法证明鸿皓公司支付崔毅的工资存在差额。综上，崔毅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工资标准为税后年薪24万元，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鸿皓公司支付崔毅的工资存在差额，故对崔毅要求鸿皓公司支付2017年、2018年、2019年年薪差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实难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八月三日作出判决：一、崔毅与上海鸿皓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崔毅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崔毅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崔毅提交了：1.崔毅与盛某2于2020年6月12日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稿，旨在证明崔毅的工资标准为年薪制，税后每年不少于24万元，XX集团公司间关系混同，崔毅的劳动关系转移是在XX集团内部进行的。2.A公司出具的上海市退工证明，旨在证明崔毅进入鸿皓公司的时间为2009年2月19日。3.鸿皓公司用工备案截图，旨在证明崔毅入职鸿皓公司后双方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4.邮件交寄单，旨在证明崔毅已经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调查取证。鸿皓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相关内容经过剪辑，文字稿把实际盛某2说的“年薪是你说的24万”改成了“你们谈好了年薪是24万”，而在录音的最后盛某2只是重复了崔毅的语句进行发问，但崔毅却将此录音进行剪辑，把后面继续讨论的事情进行刻意删除，实际上当天双方谈了两个小时，而崔毅只提交了19分钟的录音，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任何事实，盛某2在鸿皓公司处没有担任任何职务，非其公司员工，故即使录音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联；对于证据2，认为A公司与鸿皓公司是两个不同主体，崔毅在A公司的退工时间并不能证明其在鸿皓公司的入职时间；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事实上双方没有签订过这个劳动合同。鸿皓公司则未提供新证据。对于崔毅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2、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A公司的退工证明仅能反映崔毅与A公司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确不足以证明崔毅在鸿皓公司的入职时间，故对证据2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至于证据1和证据3的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一并予以阐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较焦点之一在于崔毅与鸿皓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崔毅主张其与鸿皓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09年2月19日开始，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事实主张，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鸿皓公司处的用工备案登记信息显示崔毅的用工起始日期为2009年3月1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于2009年3月1日至2020年1月13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鸿皓公司应否支付崔毅2019年1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崔毅主张其入职后与鸿皓公司曾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后未再签订，为此其提供了用工备案截图予以证明。鉴于崔毅未能提供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鸿皓公司亦不认可双方曾签订过劳动合同，故在缺乏其他补强证据的情况下，单凭用工备案所登记的信息不足以证明崔毅的上述主张。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便确如崔毅所称，双方曾经签订过期限为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但该合同期满后双方用工关系仍持续存在，鸿皓公司应与崔毅续签书面劳动合同，鸿皓公司满一年未与崔毅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据此，崔毅以其在鸿皓公司工作满十年而鸿皓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要求鸿皓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41,467元（税后），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在于鸿皓公司应否支付崔毅2017年、2018年、2019年相应的工资差额。崔毅主张其从2013年开始的工资标准为年薪不低于24万元（税后），为此其在一审中提供了银行流水、个人收入证明等，二审中又提供了其与案外人盛某2的谈话录音。对于个人收入证明，一审法院已经阐述了认定理由，本院经审查，并无不当，不再赘述。对于崔毅与盛某2的谈话录音，一方面，崔毅未能举证证明盛某2有权代表鸿皓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从谈话内容来看，亦不足以体现盛某2认可崔毅2017年至2019年的工资标准为年薪24万元。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鸿皓公司存在应付未付崔毅的工资差额，故本院对崔毅要求鸿皓公司支付2017年年薪差额83,158.06元（税后）、2018年年薪差额41,526元（税后）、2019年年薪差额89,730元（税后）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崔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