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781民初805号 原告：居杰，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铁钢，汉寿县顺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进，汉寿县顺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晓波，男，1981年12月14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溆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军，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居杰与被告刘晓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居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铁钢，被告刘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军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居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铁钢、被告刘晓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亚军参加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居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居杰与刘晓波于2020年6月30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事实与理由：2020年3月28日，居杰与刘晓波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办口罩厂。双方合作期间，刘晓波不告知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并对居杰的合伙份额不断减少。2020年6月30日，居杰与刘晓波达成终止合伙的协议。协议解除后，居杰得知刘晓波与中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口罩采购合同，并收取2200万元口罩款的事实。居杰对解除合伙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刘晓波存在欺诈情形，合伙未进行结算，且解除合伙协议显失公平。 刘晓波辩称，居杰与刘晓波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双方合伙协议所涉及的事务是生产民用口罩，本案与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没有关联。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居杰与刘晓波的身份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关于居杰提交证据 1.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其广东分公司的公司信息，拟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协议》，拟证明重大误解情形下订立终止合伙协议，应予撤销； 3.《合作协议书》，拟证明居杰与刘晓波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约定合伙利润各50%； 4.《口罩采购合同》、《经销商授权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居杰与刘晓波合伙期间，刘晓波存在欺诈行为，造成居杰重大误解及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居杰与刘晓波共同经营； 5.预收账款明细表，拟证明刘晓波隐瞒收取2200万元的实情，刘晓波与居杰未进行合伙结算等； 6.微信记录，拟证明刘晓波隐瞒实情，造成居杰重大误解； 7.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刘晓波的行为也就是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行为； 8.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拟证明该公司在2020年7月1日前有利润； 9.居杰与承包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无菌车间施工的曹××的微信聊天记录、居杰与刘晓波在2020年4月就建造无菌车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无菌车间的施工合同及工程款转款记录，拟证明居杰与刘晓波的合伙项目既包括医用口罩也包括民用口罩。 对上述证据，刘晓波质证认为，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与本案无关；《协议》和《合作协议书》不能证明居杰的证明目的；《口罩采购合同》、经销商授权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均不是原件，亦与本案无关；预收账款明细表无出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居杰的证明目的；资产负债表与本案没有关联；居杰与曹××的聊天记录、居杰与刘晓波的聊天记录、施工合同、工程款转款记录不能说明居杰与生产医用口罩有关联，且居杰对其是否知道无菌车间装修的陈述与主张自相矛盾。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并结合居杰、刘晓波到庭接受本院询问的陈述情况，除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外，本院确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对居杰就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关于刘晓波提交证据 1.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拟证明刘晓波和居杰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无关； 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居杰自愿主动退出合伙； 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居杰在2020年6月3日已经和刘晓波谈结算股份、解除合伙的事； 4.津市市金翔服饰有限公司与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拟证明刘晓波偿还370万元贷款的资金来源。 对上述证据，居杰质证认为，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由湖南艺海服饰公司变更而来；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不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并结合居杰、刘晓波到庭接受本院询问的陈述情况，除津市市金翔服饰有限公司与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外，本院确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对刘晓波就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居杰与刘晓波系亲戚关系，刘晓波妻子是居杰堂妹。2020年年初，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对口罩需求的影响，刘晓波拟生产口罩。刘晓波和居杰联系后，双方达成共同生产口罩的意向。2020年3月28日，刘晓波与居杰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出资办口罩厂，根据不同出资金额，等有利润时，先退回各自的本资，所有设备及利润，甲、乙双方各占一半。” 协议签订后，居杰出资购买一台口罩生产机，该口罩生产机安置在津市市金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翔公司）厂房内，与此同时，湖南艺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海公司）租用金翔公司厂房生产口罩。艺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居涛（刘晓波妻弟），刘晓波在公司任总经理职务。 口罩生产期间，居杰主要负责生产事务，刘晓波主要负责销售业务。2020年6月3日，居杰与刘晓波微信聊天中提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把无菌车间装修外墙装修以及现在又进行机械设备和原材料进场开工生产，这些都是我不支持的事情”、“我的建议是：现在不要投资下去，找一些外面圈子里的资源和政府资源只要接单就可以了，只要有订单我们厂不符合条件找符合条件的工厂合作都可以……”刘晓波回应“杰哥，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支持我，如果你不相信我，怕有风险，那我就想办法把你投资的钱先抽出来给你，后面我好了，再给你50万，算你帮我起步了”。 2020年6月23日，居杰与刘晓波微信聊天时提及“晓波，给你看这个信息呢是想给你说一下，你嫂子一个人呢也确实忙不过来，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和我们大人的陪伴有直接关系。这边的口罩我投资的55万呢股份我不要了，投资的钱算是我借给你的帮你起步了，你发财了给我点利息就可以了……” 2020年6月24日，中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聚公司）与艺海公司签订《口罩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标的物为一次性使用医用外科口罩，总价111000000元；采购方在本合同签订2日内，支付给销售方预付款，预付款金额为合同总价的50%，剩余的50%合同总价应在采购方收到销售方每批产品的交货通知后，对该批产品金额50%于3天内支付给销售方。 2020年6月30日，艺海公司预收账款明细表记载：中聚公司本期发生额22000000元。 2020年6月26日，居杰与刘晓波微信聊天时提及“你嫂子觉得我们做了这么久都没做出效益来，还要继续开支花钱，本来她不赞成我来做口罩的。我们合同签好了吗，我想发给你嫂子看看，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你的努力辛苦没有白费，我来这里没有白投资……”诉讼中，居杰与刘晓波均认可上述聊天记录中涉及“合同”即指前述中聚公司与艺海公司签订的《口罩采购合同》。 2020年6月30日，居杰拟定《协议》，协议载明：“刘晓波与居杰协办合作口罩厂所有协议作废，无债务纠纷，双方同意解除合约。”居杰和刘晓波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日，刘晓波以艺海公司名义给居杰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居杰在我公司起步时借了55万元，现归还本金55万元，同时承诺，每年公司赚钱、净利润达到200万以上分红50万给居杰，如公司未达到200万元以上分红为50万元以下。” 2020年7月1日，刘晓波支付居杰合伙出资本金55万元，其后，刘晓波根据前述《承诺书》支付居杰50万元。 诉讼中，双方就合伙生产口罩涉及口罩的范围陈述不一，居杰陈述合伙生产口罩包括生产民用口罩和医用口罩，刘晓波陈述合伙生产口罩是指生产民用口罩。 本院认为，居杰与刘晓波因解除合伙协议的效力产生争议，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居杰订立解除合伙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刘晓波是否就订立解除合伙协议存在欺诈；解除合伙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居杰与刘晓波解除合伙协议后是否结算对解除合伙协议效力的影响。 一、关于居杰订立解除合伙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居杰与刘晓波合作生产口罩，居杰主要负责生产，刘晓波主要负责销售业务。就此而言，居杰对双方合伙生产口罩的整体状况能够通过生产环节进行大致了解。双方订立解除合伙协议之前，居杰与刘晓波微信聊天时提及“你嫂子（指居杰妻子）觉得我们做了这么久都没做出效益来”，由此分析，居杰与刘晓波合作生产口罩前期效益不佳。同样，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居杰基于与刘晓波在合伙经营思路上的分歧及对其小孩教育和成长的考虑，是居杰主动提出解除合伙的重要原因。 居杰主张其订立解除合伙协议时，不知道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标的为1亿元的口罩采购合同及艺海公司收到2200万预付款。本案庭审中，居杰陈述确认2020年6月26日其与刘晓波微信聊天记录“我们合同签好了吗？我想发给你嫂子看看”中的“合同”即指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的《口罩采购合同》。居杰还陈述“他（指刘晓波）说在外面有4000万、5000万，一个亿的单子，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居杰的上述陈述很明显地表明其在订立解除合伙协议之前对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的口罩采购合同并非完全不知情。同时，中聚公司在签订合同后、2020年6月30日前支付预付款2200万元并不表明艺海公司收到该预付款即产生2200万元的利润，即使居杰在订立解除合伙协议之前对艺海公司收到2200万元预付款不知情，也不表明其对艺海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前有2200万元利润的误解。居杰主张艺海公司在2020年7月1日之前递延所得税资产未分配利润13765103.04元，刘晓波不予认可。居杰未提交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证据证实该主张，且即便居杰主张的艺海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分配利润13765103.04元属实，亦是属于2020年7月31日截止日所产生的利润，而非双方订立解除合伙协议时艺海公司的利润。 综上，在居杰与刘晓波解除合伙之前，没有证据证明刘晓波将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口罩采购合同》、艺海公司收到中聚公司2000万元预付款准确、完整地告知居杰，但居杰对《口罩采购合同》并非完全不知情，且居杰对双方合伙生产口罩的整体状况能够通过生产环节进行大致了解，居杰主张订立解除合伙协议之前存在重大误解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刘晓波是否就订立解除合伙协议存在欺诈 本案居杰与刘晓波解除合伙之前，双方曾有比较频繁的微信聊天联系。其中，关于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口罩采购合同》事宜，居杰在微信中提及“想发给你嫂子（指居杰妻子）看看”，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未反映刘晓波将该合同发送给居杰，但居杰亦在庭审中陈述“刘晓波说在外面有4000万、5000万、一个亿的单子……”双方在解除合伙之前，居杰对该《口罩采购合同》并不是完全不知情。居杰诉讼中陈述在2020年7月20日才知道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该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故居杰以此证明刘晓波存在欺诈不能成立。 关于艺海公司收到中聚公司2000万预付款的事项，虽然刘晓波与居杰微信聊天中未提及该预付款事宜，由此可以推断刘晓波未告知居杰该事实，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刘晓波对双方订立解除合伙协议存在欺诈。 三、关于解除合伙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 考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生产口罩确实产生商机，但商业机会与商业风险并存，企业生产订单也不直接等同于利润。居杰与刘晓波合作生产口罩前期，效益并不明显，而这亦是居杰提出解除合伙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双方订立解除合伙协议之时，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所签订的口罩采购合同也需经过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否有利润及利润大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在疫情影响下的现实生活中，口罩生产企业出现亏损也并不少见。居杰以艺海公司与中聚公司签订标的过亿的合同并收受2200万元预付款主张解除合伙协议显失公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居杰与刘晓波解除合伙协议后是否结算对解除合伙协议效力影响的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居杰与刘晓波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后，根据解除合伙协议的内容，刘晓波支付了居杰合伙投资款55万元，其后，刘晓波根据艺海公司出具《承诺书》支付居杰50万元。上述事实属于刘晓波或艺海公司履行解除合伙协议及《承诺书》的行为。但无论双方是否结算，并不产生对本案解除合伙协议效力的影响。居杰主张双方未结算进而撤销解除合伙协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本案居杰与刘晓波就双方合作生产口罩的范围（民用口罩或医用口罩）存在争议。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书》就此约定“办口罩厂”并未明确约定，但就字义理解并未排除医用口罩。同时，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口罩采购合同》、无菌车间装修等均与医用口罩有关。结合双方接受本院询问时的陈述，本院认为双方合作生产口罩并不限于民用口罩，双方虽然以自然人名义订立《合作协议书》，但合伙生产口罩也与艺海公司相关。对刘晓波抗辩双方合作生产口罩不包括医用口罩且与艺海公司没有关联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对居杰要求撤销与刘晓波订立的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居杰要求撤销其与刘晓波订立的解除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居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阿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周诗雨 书记员王逸文 附本案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