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7475号原告：张银君，男，195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邓洲，北京市扬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高梁桥路****楼**。法定代表人：毛学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首领，浙江天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锐，男，1970年2月16日出生，满族，北京天方世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述，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兆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楼丰汇大厦东侧楼**。法定代表人：穆麒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彤，女，196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原告张银君与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置业公司）、被告崔锐、被告北京兆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泰集团）及追加第三人徐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银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邓洲，被告西环置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首领，被告崔锐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述，被告兆泰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刘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彤在提交书面意见后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银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1按照丰台区西马场南里A1组团3号楼1单元502（以下简称502）号房屋的转让价347万元对原告进行赔偿；2.被告2、3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北京市西城区民康胡同16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之一，原安置一套三居室、一套一居室，后协商变成一套二居室和二套一居室，于1998年7月8日签订《协议书》，原告为此支付了3万元购房款。1998年7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安置证明》，将502号房屋及钥匙交付原告，原告将部分生活用品搬入该房屋。由于原告长年在外地，极少回京，2015年原告到小区物业（北京市西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马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时得知，本人的安置房已经变成别人的。为此，原告于2015年12月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于2018年11月撤回起诉；2018年12月又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诉至法院，2019年9月撤回起诉。通过二次诉讼查明，三被告恶意串通，伪造换房文件将原告房屋转卖，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再次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西环置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认可我司向其出具《安置证明》，且收到502号房屋及钥匙，我司已经履行了安置义务。第一，被拆迁的民康胡同16号为原告一家承租的商业部房屋，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给予原告一家安置的是承租房，而非产权房。1998年7月8日，原告一家与我司签署《变通协议》，该协议载明：“双方协商将西城区民康胡同16号张柳江（原告之父）、白玉芝（原告之母）、张燕春（原告之弟）一家安置到丰台区西马场南里7号院B2组团5号楼101号、1305号及502号房屋居住”。协议明确了我司的安置义务，即安置原告一家承租上述三处房屋。第二，我司于《变通协议》签订当日向原告及其家人出具《安置证明》，交付三处房屋，履行了安置义务。原告父母和弟弟实际入住丰台区西马场南里7号院B2组团5号楼101号、1305号，我司给原告安置了502号，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认可我司向其出具《安置证明》、交付房屋及钥匙，其也将部分生活用品搬入房屋。《安置证明》是房屋权利的凭证，原告接收《安置证明》、领取钥匙并实际控制房屋，说明我司的安置义务已履行完毕，因此不存在我司侵犯原告权利的事实。第三，根据西马小区的安置工作办理流程，被安置人领取《安置证明》后，应当自行与房屋所在地物业公司办理承租手续，签订租赁合同，并依据合同缴纳相关费用。承租手续办理完毕后，《安置证明》由物业公司收回存档，租赁合同成为承租人承租的权利证明。原告弟弟和父母均被安置在同一小区，均与物业公司办理了承租手续并实际入住。因此，对后续承租手续的办理流程，原告应该非常了解。原告领取《安置证明》后，未办理承租手续，《安置证明》原件却不在原告手中，最终流转至我司，证明原告自行处置了《安置证明》及房屋，我司未侵犯原告任何权利。二、原告诉称我司与崔锐、兆泰集团恶意串通，伪造换房文件转卖房屋与事实不符。拆迁安置完成后，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兆泰集团）于2000年向我司发函，称该司员工崔锐（海淀区永泰小区西里5号楼1门402壹居室）与原告（西马A1小区3号楼1单元5层2号壹居室）换房，请求我司协助办理手续。我司根据兆泰集团提供的材料，按照流程配合兆泰集团完成了相关手续的办理。因此，房屋流转至兆泰集团系原告自行处置《安置证明》及房屋所致，我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存在与崔锐、兆泰集团恶意串通，伪造换房文件转卖房屋之行为。三、原告不持有《安置证明》原件，说明已自行对《安置证明》和涉案房屋进行了处置，而非被告侵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备请求权基础。我司向原告出具《安置证明》、交付房屋和钥匙，履行安置义务后，在原告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且未向物业公司办理承租手续的情况下，《安置证明》是原告对房屋主张权利的凭证。此后，原告对《安置证明》和房屋的使用、处置及后果应自行承担。原告未办理承租手续，却自行处置了《安置证明》和房屋，上述事实非被告侵权所致，其要求我司赔偿涉案房屋被转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要求我司为其重新安置与灭失房屋位置相同、面积相同的住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称其常年在外地工作，极少回北京，对此，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明，且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即使回一次北京，也可以了解到房屋情况。原告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为何一直未办理承租手续？不去入住？原告父母及弟弟均在同一小区，不知502号的实际居住情况？如果知道，为何没有提出异议或者告知原告提出异议？原告诉称“2015年偶然得知”不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0年起计算，现早已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五、原告在此前诉讼中变换案由和事实理由，意图将其处置《安置证明》及房屋的后果、责任推卸给我司，其主张不能成立。2015年12月，原告在起诉状中表述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入住手续，被告至今没有为原告安置房屋；2018年12月的起诉状中表述等待被告通知办理房屋产权手续，2015年原告找到被告，被告知此房已出售给他人；本次起诉状中又变更为2015年到小区物业缴纳物业费时得知，本人的安置房屋已经变成别人的房子，原告找到被告，但被告拒不说明房屋转移的理由及原因。显而易见，原告意图将其处置《安置证明》及房屋的后果及责任推卸给我司，但理由与事实不符。首先，我司已经履行了安置义务，向原告出具《安置证明》，交付安置房及钥匙。其次，原告因安置获得的是房屋的承租权，但原告没有办理承租手续自行处置《安置证明》和房屋。再次，《安置证明》中没有关于物业费的内容，原告称在安置十七年之后去缴纳物业费是无稽之谈。崔锐辩称，张银君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或驳回其起诉，理由如下：一、张银君起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张银君于2015年12月3日提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之诉（2015年丰民初字第26143号，以下简称第26143号案），根据庭审情况，自1998年起，张银君的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但对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其未主张权益的原因，张银君无法给予合理解释。1998年3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西房地裁字（1998）第69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以下简称行政裁决书），1998年7月8日签订《变通协议》，如果张银君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从1998年7月8日起至2015年立案，已经十七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张银君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不具有权益合法性的事实前提。张银君在第26143号案中撤诉的原因系认为自己败诉，由于撤诉，其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在此情况下，张银君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之诉，不具有权益合法性的事实前提。三、张银君需要向法庭说明其所谓合法权益的内容和具体法律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对于本案，张银君需向法庭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权益性质，是公租房的承租权受到侵害，还是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受到侵害，或是公租房的财产权受到侵害。首先，如果以公租房的承租权受到侵害，张银君最初取得的房屋分配通知单只是可以承租公租房的证明，之后可以签订公租房的租赁合同。但张银君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公租房租赁合同，也没有入住，不具有公租房承租人的身份，因此不享有公租房的承租权。对于公租房的分配和使用管理，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法院没有管辖权，无权干涉行政管理程序中公租房的分配和使用管理。基于这一理由，崔锐最初取得的也只是502号公租房的承租使用权，此权利是通过公租房的行政管理程序获得，法院无权对崔锐取得公租房程序的合法性和是否构成侵权作出评判，这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因此，如果张银君认为自己的公租房的承租权受到侵害，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去解决，而不是到法院提起诉讼，张银君所谓的权益与崔锐毫无关联。其次，如果从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受到侵害角度，张银君不是拆近安置补偿权益的合法主体。因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应审理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合法性，张银君应重新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行政裁决书作出后，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法院起诉，该裁决书已经具有法律效力。行政裁决书并没有确定502号房屋属于应安置被申请人的房屋。在该案中，申请人是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被申请人是张柳江、白玉芝、张燕春，张银君不是被申请人，只是作为三个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因此其不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而且，行政裁决书所涉及的案件当事人与本案中的案件当事人完全不同。本案中的被告是否侵害行政裁决书中被申请人的权益，与张银君没有关系。第三，如果从公租房财产权受到侵害角度，因房屋分配通知单不是物权证明，不能视为房屋分配通知单上的公租房就是张银君个人的房产，不具有物权的追及效力。更何况该房屋分配通知单已经作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而且，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不能用市场价值方法来评估、衡量。张银君将未正式承租的公租房视为自己的财产而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缺乏合法的事实依据。四、崔锐获得本案的公租房与张银君没有直接关联，不构成侵权。崔锐与张银君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1999年11月12日前，徐彤是502号房屋登记的公租房使用权人，至于其如何获得该公租房使用权，不得而知。1999年11月12日，徐彤用502号交换至西城红庙小区6组团15门1543号，之后502号由公租房管理单位分配给了崔锐。如果张银君认为502号房屋的承租人对其构成侵权，也是徐彤在先。张银君首先起诉的应是徐彤，崔锐是在徐彤换房之后取得502号房屋承租权，与张银君没有关系。房屋住户档案显示，崔锐入住502号房屋并取得承租权，履行了公租房分配安置的行政管理程序，档案中有房屋分配通知单、西马物业公司房屋准住证、入住合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分户住宅租金计算表等手续，崔锐取得公租房承租权的手续齐全、合法。租赁合同显示，公租房管理单位认可崔锐于1996年1月1日起承租使用502号房屋。房屋分配通知单和房屋准住证显示，崔锐合法办理入住手续是在2000年4月1日，从入住至张银君起诉，从未受到张银君、徐彤的干扰，也从未收到张银君、徐彤提出的任何异议。房屋住户档案记载有张银君放弃公租房的安置证明（作废）、房屋分配通知单、安置证明、换房通知等手续，公租房管理单位已经确定张银君放弃了502号房屋，之后才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崔锐与张银君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不构成侵权。五、崔锐于2004年成为502号房屋的物权人，于2017年将房屋转让，自出卖之日起，崔锐已经无法干预该房屋的使用。崔锐于2004年4月1日取得502号的房屋所有权证，成为该房屋的物权人。由于崔锐的物权来源于原产权人，与张银君没有任何关联。2017年6月6日，崔锐将502号房屋出卖给马文华、刘怡盈，双方办理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自出卖之日起，崔锐已经无法干预房屋的使用。兆泰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我司合法取得502号房屋的相应权益。1.1999年11月12日，我司与徐彤签署《换房协议书》，以西城红庙小区6组团15门1543（现为西城区宏汇园15号楼4层15门402室，以下简称402）号房屋与徐彤拥有相应权益的两套房产（502号及朝阳区安慧北里雅园13#-9-301）进行交换。2.具体换房顺序为：先由徐彤将502号（手续办理时间为2000年4月）及安慧北里雅园房产办理至我司指定人员名下；待徐彤提供的两套房屋入住、承租手续办理完毕后，我司再将402室交给徐彤（交付时间为2000年8月）。二、我司通过与徐彤交换取得502号房屋安置给公司员工崔锐，崔锐承租该房产、缴纳相关税费乃至后续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处置行为均属合法，未侵犯原告任何权利。三、关于本案细节的陈述。1.2000年3月28日我司致函西环置业公司“崔锐与张银君”的换房文件，内容与事实不符。（1）在法院此前询问、开庭时，我司均统一回复并强调，该文件内容不真实。我司是与徐彤换房，而非和原告。（2）我司或崔锐与原告没有换房的事实，原告也已经确认。该函件中提到的海淀区永泰小区西里5号楼1门402号房屋，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3）之前徐彤保证拥有502号房屋的合法权利，并承诺西环置业公司作为该房产的管理者，能够将该房产办至我司或我司员工名下。随后，我司按照西环置业公司要求，出具本函件。当时以为，该房产权利在我司（崔锐）取得以前，应该进行过变更，可能西环置业公司未及时更新，但只要能办理入住、承租手续，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司并不关心，西环置业公司也未向我司告知或披露该房产的相关情况。（4）该函件内容已由原告及我司共同确认与事实不符，且所载内容也未发生。因此，法院不应受该函件干扰。2.本案中，我司只能提供我司实际经历的相关事实及证据。虽然原告提交的相关文件存在诸多疑点，原告是否为被拆迁人？被拆迁人权利是否得到落实或保护？是否正常安置？是否拥有或曾经拥有502号房屋权利？以及是否之后对安置房产进行过处置？因为时间跨度的问题，我司无条件、无法进行判断。综上，我司已向相对人交付了房产，作为“换房”交易的一方，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因此，我司（包括崔锐）作为“善意交易方”，对502号房屋享有的相应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及支持。虽然无法与徐彤联系，但据已查明事实，即使502号房屋存在争议，也应该为原告、西环置业公司、徐彤之间，与我司和崔锐没有关联。徐彤述称，九十年代，西城区处于拆迁建设的高峰期，其中包括金融街建设项目，为了在西城区范围内安置个别有特殊困难的拆迁户，一些只有外迁房源的开发公司需要在西城区范围内寻找零散房源，才能完成拆迁工作。当时，我姐姐和母亲在西城区皇城根一带各有一处承租房，正好准备将两处房换到一起，我姐姐和开发公司比较熟悉，提出用我们的两处承租房与其安置给拆迁户的房源互换，两家开发公司各给了我们两套一居后，我们又用这两个一居室与第三家开发公司换了一套三居。需要说明的是，（1）我们是用自己的两处公房换成现在的三居；（2）我们是与开发公司交还换房屋的使用权，从未与个人换房；（3）换房过程中手续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4）由于时代久远，无法将换房的每一处细节说清楚；（5）对换房的异议，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柳江与白玉芝系夫妻，张银君、张燕春系二人之子。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现更名为西环置业公司）负责位于西城区西二环路东侧金融街项目建设；张柳江在项目范围民康胡同16号有承租房屋3间。1998年3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西房地裁字（1998）第69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一、本裁决书送达三内，被申请人张柳江、白玉芝、张燕春一家搬至申请人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为其安置的北京市海淀区阳光北里二号楼二〇七号、一八〇八号三居室、一居室楼房各一套内居住。同时将北京市西城区民康胡同十六号院内自住北房三间腾空交给申请人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并将院内所盖自建房自行拆除。二、拆迁中各种补助按《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助费标准》和《北京市实施细则的补充规定》执行。1998年4月2日，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员工陶英凯手写证明一份，大意为“财务部：今有民康胡同16号白玉芝交付叁万元，增加壹个自然间。”1998年4月3日，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用地拆迁部给张柳江发放《安置证明》（编号0005413）、张燕春《安置证明》（0005414）。同年4月10日，张柳江、张燕春以各自名义办理了101号、1305号入住手续并与西马物业公司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等，西马物业公司将《安置证明》等资料存放至《房屋住户档案》。1998年7月8日，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用地拆迁部（甲方）与张柳江、白玉芝、张银君、张燕春（乙方）签订《张柳江、白玉芝、张燕春变通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将西城区民康胡同16号张柳江、白玉芝、张燕春一家安置到丰台区西马场南里7号院B2组团5号楼101、1305，A1组团3号楼1单元502号居住。双方商定张柳江、白玉芝、张燕春签订变通协议后于5日内搬家，同时将民康胡同16号院内自住北房三间腾空交给甲方，并将自建房拆除。”同时，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用地拆迁部给张银君发放《安置证明》（编号0005565），上载：“进住人姓名：张银君，人口：3，原住地点民康胡同**，安置地点：西马A小区**楼******1居室，起租日期：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此后，《安置证明》（编号0005565）原件回转至西环置业公司并备注作废。1999年11月12日，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现更名为兆泰集团）与徐彤（乙方）签订《换房协议书》，大意为：“甲方房屋地点西城区红庙小区6组团15门1543#，乙方房屋地点朝阳安慧北里雅园13#-9-301、西马A1小区3#楼1单元502；甲乙互换住房”。2000年3月28日，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给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现有我公司住户崔锐（海淀区永泰小区西里5号楼1门402壹居室）与贵公司住户张银君（西马A1小区3号楼1单元5层2号壹居室）进行换房，请贵公司协助办理有关手续”。2000年3月31日，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房屋分配通知单》（编号0000383），上载：“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号13-03-07.08；被拆迁人张银君；现承租人崔锐；房屋地点西马A1小区叁号楼壹单元伍层贰号壹居室”。2000年4月1日，西马物业公司发放《房屋准住证》，载明：“新址：大红门西路35#5-1-502；原址：宣武黑窑厂街12-2-102；姓名：崔锐；起租日期自2000年4月1日起”。同日，西马物业公司与崔锐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崔锐承租502号房屋。2004年4月1日，有关部门给崔锐办理了502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所有权人为崔锐。2017年6月6日，崔锐将502号房屋出卖给案外人。诉讼中，崔锐自述卖房款为347万元。2015年9月25日，张银君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西环置业公司，要求给付一套面积70平方米房屋。起诉书称“…原告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入住，2015年7月办理入住手续被告知安置给他人…”。2018年9月25日，该案庭审中，法官问“是否取得安置证明”，张银君答“从来没见过”，法官问“是否取得房屋又将房屋卖出”，张银君答“房子就没有给我，我没法卖”，法官问“为何一直没看房也未提出主张”，张银君答“我觉得交了3万元，房子就是我的”。2018年11月，张银君撤回起诉。2018年12月11日，张银君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西环置业公司诉至法院，该份起诉书称“原告将部分生活用品搬入该房屋…2015年偶然得知房屋可以办理产权证，遂找到被告，被告却告知此房已出售他人”。2019年9月，张银君撤回起诉。本案审理中，张银君自述：“我代父亲办理的安置与租赁手续。我将《安置证明》交给了西马物业公司，与之签了租赁合同、入住合约等，我将这些材料放至502号柜子里，现不知去向”。本案审理中，徐彤向本院电话陈述“不认识张银君，换房过程都是开发公司办的，具体情况不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张银君主张赔偿的前提是对受损财产享有权利，其财产因侵害人行为被损害。经查，虽然《安置证明》显示502号房进驻住人为张银君，但张银君在此前诉讼中称“没有办理入住…没有见过《安置证明》”，现又提出“1998年7月8日入住，将《安置证明》交给物业，并签署了租赁合同、入住合约等”，前后陈述不一，又未提交相关佐证；此外，从西马物业公司调取的《房屋住户档案》中并未发现张银君的《安置证明》、租赁合同、入住合同等手续，相反该《安置证明》现在拆迁人西环置业公司并注明作废。对此，张银君既未给予合理解释，也未提交在《安置证明》注明作废后，其对502号房屋享有权利的其他凭证，而502号房屋在分配给崔锐、崔锐取得所有权后又转让他人。由此可见，对于502号房屋的归属，各方存有争议，因此应当先行确权，再行提出赔偿请求，而物权确认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处理。其次，从张银君自述的“西环置业公司已经交付502号房屋和钥匙，其也将个人物品搬入502号房屋”内容看，西环置业公司的安置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安置证明》原件回转至西环置业公司并注明作废，兆泰集团通过《换房协议》取得502号房，崔锐就502号房签署《北京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后取得房屋产权等情形，张银君未能证实存在恶意串通、伪造文件之行为。再次，西环置业公司给予安置的系承租公房，张银君对房屋享有的也是使用权，并非所有权。张银君要求按照房屋所有权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但并无证据显示其对502号房屋享有所有权。在法院释明后，张银君坚持按照转让房屋所有权的交易价格进行赔偿，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退一步将，即使502号房屋安置给了张银君，从1999年11月12日兆泰集团与徐彤签署《换房协议书》之日起，张银君的权利即应视为被侵害。按照张银君的自述，其于1998年7月8日收到502号房屋和钥匙并入住，至2015年9月起诉，显然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张银君提出2015年才得知房屋转售他人权利被侵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就没有超出法律保护期间的事实提供证据，对此，张银君并无相关佐证，且无法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延长之情形。因此，本案已经超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法律规定，已经丧失胜诉权。综合上述评析，张银君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徐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银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560元，由张银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文川审 判 员 李桂华审 判 员 牛瑾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法官助理 曾 晶书 记 员 燕冰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