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72年11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颜某，女，1974年4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若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2000年4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亚，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茂军，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天竺店，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负责人：张改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维巍，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林粤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维巍，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法定代表人：谭斌，经理。上诉人高某1、颜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某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天竺店（以下简称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酒店）、某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1、颜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车若雯，被上诉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亚，被上诉人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被上诉人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颜某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为：由张某赔偿高某1、颜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706930元；由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张某、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结合本案证据，本案现查明事实如下，高某2作为班长周末在学校工作，后送张某前往首都机场，二人在餐饮公司就餐期间饮酒，离店时高某2经历了走路不稳、难以站立直至失去知觉倒在北京11月马路上20分钟，期间张某在其身边不联系家人同学、不拨打急救电话，而是叫车将高某2送到不足500米远的宾馆。此后，张某在高某2完全丧失意识、无法表达、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擅自取出高某2的护照办理同一房间的入住登记，并在某酒店天竺店工作人员安排下将高某2抬入房间，将高某2衣物全部脱掉，也曾外出取外卖，直至三四个小时后高某2失去生命体征，张某才拨打急救电话，但因失去抢救的黄金时间，急救人员未能实施救治即宣告高某2死亡，指示张某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以公安民警要求为由拒绝向高某1、颜某提供公安机关案卷资料复印件，案发时的关键录像不翼而飞，张某拒不提供证据甚至不说明回应关键事实，而原判决大量倾向性引用对张某有利的陈述，将其单方陈述作为事实加以认定，对张某不利的事实避重就轻。一、原判决对张某在某酒店天竺店预订房间的意图认定没有证据支持。原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记载2019年10月底，张某向学校请假回上海，预订了2019年11月3日7时许由首都机场飞往上海的航班，因起飞时间较早，为便于乘机，张某预订了2019年11月2日某酒店天竺店的326大床房间。张某将其要回上海的事情告知同学，高某2亦得知。随后双方决定高某2与张某一同到顺义区为张某送行。此处系本案一项关键争议事实，张某是否确实预订机票、预订机票的班次、起飞时间及是否有必要为乘坐飞机提前一天在机场附近订宾馆大床房，均存疑。高某1、颜某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此提出质疑，请求合议庭要求对方说明预订航班的信息，如果张某并未预订机票，或所订机票时间并不必要提前一天在机场附近预订大床房，则可佐证张某陈述虚假，其并非为了乘机方便而预订房间，而涉嫌伺机劝诱高某2引酒，为实施强奸准备犯罪条件，故属本案关键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案中，张某辩解其为乘机方便预订房间，高某1、颜某明确提出异议要求提交证据，但张某控制着机票预订信息拒不提交，若其辩解属实且提交上述证据对其有利，其拒绝提交的行为缺乏合理性。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调查，却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直接将张某的辩解行为作为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属于重大错误。高某1、颜某不得其解的地方在于一审法院何以确定张某预订了2019年11月3日7时许的机票，又是何以确认张某是为了乘机方便而预订大床房。二、原判决在就餐饮酒的监控录像不翼而飞的情况下凭空认定。原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记载二人点了菜并决定要喝酒，张某点了两瓶燕京啤酒，又点了一并100ml左右的白酒（56%vol）给高某2喝，二人边喝边聊天。高某2喝完一瓶白酒后又点了一瓶同样的白酒，喝完第二瓶又点了第三瓶。喝到一半时，已经晚上10点多张某去结账。二人在就餐期间处于监控录像范围内且已提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办案民警还曾当面向高某1、颜某播放过，对此餐饮公司当庭予以确认，张某对此亦未否认。但一审法院两次告知高某1、颜某公安机关未提供上述监控录像，并在原判决第15页中表述“经本院向公安部门核实，公安机关未自饭店拷取当日的监控录像”。该项事实认定是明显不符实的，该证据应属本案的核心关键证据，事关张某是否存在劝酒，甚至可以仔细核实张某是否存在下药等情形，白酒是张某点的，也是其从服务员手中接到后放在鼻子边闻了闻再递给高某2，以及张某仅喝了两瓶啤酒而高某2喝了近四瓶白酒并不符合生活经验和常理。公安机关对白酒进行鉴定，并非是对两人在事发时所喝白酒进行鉴定，而是对餐饮公司其他白酒进行鉴定，不能排除张某点了并递给高某2所喝的白酒是没有添加或经过处理的。原判决在关键监控录像缺失的情况下，对于本案的核心关键事实两人如何饮酒、是否劝酒、所饮白酒是否正常未作调查，即将张某陈述作为查明事实缺乏证据佐证。三、原判决关于二人离开餐厅至前往某酒店天竺店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二人出饭店时，高某2已无法独立行走，张某扶着高某2往外走，张某跟高某2说让她先跟他回酒店休息一下再走，二人在路上停滞一段时间，张某打车，二人回到某酒店天竺店。该部分表述既存在主观臆断，又遗漏了关键事实，主观臆断体现在张某询问高某2去酒店休息是其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原判决竟直接作为证据认定，而遗漏则在于未认定高某2经历了行走不稳、站立困难到失去意识并躺在路上长达20分钟的经过。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无论张某是否询问过，高某2都是无法回答或表达意志的，张某始终未通知老师、同学，也未呼叫救护车或民警救助，而是一直在旁边叫车将其二人送往500米以内的宾馆。结合某酒店天竺店的监控录像，当时高某2是被抬进宾馆，身体纹丝不动，完全丧失意识，无法抗拒入住。除此之外，监控录像还显示，张某未经高某2同意，即擅自取出高某2的护照，办理326房间的入住登记手续，而某酒店天竺店的前台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审核，在安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情况下未作人脸识别，也未核对入住人员身份证件是否与本人相同，以及确认本人是否同意与张某（异性）办理大床房入住手续，即按照张某的单方指示要求办理了高某2的入住手续，并将高某2抬入326房间，使高某2陷于重大险境，包括无法得到救治及受到性侵或强制猥亵的人身伤害的险境。四、原判决对二人在326号房间内的行为认定明显不当有失公正。原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记载“高某2躺在床上10多分钟，呕吐了一次。”又列举了张某关于二人在私密空间内关于脱衣、点外卖、吃饭、呕吐等的描述，上述描述完全来自于张某的辩解自述，且其中矛盾疑点重重。首先，关于张某自认其在此过程中先后脱掉了高某2的毛衣、衬衫、裤子，理由是发现衣物上有呕吐物，给高某2洗了衣服放在空调下晾晒，其在此过程中发现高某2“激烈呕吐”“不断打嗝”“滑落到地”，甚至觉得“有点奇怪”都没对人进行过救治，却对其衣物上的脏污如此在意;第二，即使按照张某的辩解，脱掉高某2的衣物是为了清洗呕吐物，而其发现高某2的内裤上有血迹，血迹是否属于清洗呕吐物的范围，是否也有脱下为其清洗的必要性;第三，张某如果是为了清洗呕吐物而真正清洗了衣物，则衣物应当是湿的，如何在拨打120后给高某2又穿上了衣物，明显前后矛盾，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其当时观察高某2、躺在床上玩手机、外出取外卖等，并未清洗衣物。除此之外，张某的陈述和行为中还存在一个关键事实未调查核实或存在重大疑点，即张某在此期间曾外出“取外卖”，但当时距就餐回到宾馆时间非常短（约1个多小时），且有“照顾”“清洗呕吐物”等描述，按照常理推断此时是否有胃口在一个高某2全身赤裸、房间里满是酒味、需要清洗呕吐物的环境下点外卖吃夜宵的合理性，事发后公安机关是否对现场进行过勘验，是否留下了夜宵残留证据。高某1、颜某曾对此提出质疑，要求张某提供当晚点外卖的订单信息和支付凭证，但其仍拒不提交;高某1、颜某也曾要求某酒店天竺店提供张某在大厅取外卖的监控录像，而某酒店天竺店也拒不提供。如果张某所购物品不是夜宵，而是避孕器具则将直接证明张某具有在高某2无法反抗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一审法院对此关键事实却予以漠视回避，无法令人信服。五、原判决对于张某将高某2带入宾馆房间脱掉衣物的行为定性不当。主观过错是侵权行为的核心构成要件，也是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比例的重要依据，原判决直接忽略诸多事实和重大疑点，直接将张某的行为界定为为了高某2“自行醒酒、恢复”，甚至直接认定“仍然轻信睡一觉后高某2就会清醒的既往经验”，高某1、颜某的疑问是此处所指的“既往经验”是依据哪一项查明事实，是否有证据支持。更为关键的是，张某否认其与高某2是男女朋友关系（一审庭审中推托高某2是同性恋），不论二人是否为男女朋友，张某未经高某2同意、在其无法表达意志、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脱掉高某2的衣物“清洗呕吐物”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已超越了“自行醒酒”的行为范畴。综合张某事先预定酒店，就餐时双方喝酒的异常现象，离开餐厅后长达半小时的纠缠和约车，相关重要的监控录像下落不明，张某拒不提交证据证明其答辩，原判决即直接认定张某将高某2带入酒店为了让高某2“自行醒酒”明显欠缺证据支持，同时违背逻辑经验。高某1、颜某现归纳张某的主观过错∶1.张某明知高某2当晚是需要独自回城前往同学叶某处过夜，却让高某2喝了将近四瓶高度白酒，与其他同行人员共同饮酒侵权案件不同的是，本案中共同饮酒的仅有两人，且高某2是独自前往为张某送行，张某明知饮酒危害以及高某2自行返城的危险性仍然放任，甚至可能是劝诱、逼迫，其主观上要么是放任高某2酒后单独回城的危险，要么是根本就没打算让高某2回城，其过错程度较其他同类案件更甚;2.高某2当时已经明显超出了醉酒状态，而是完全丧失意识酒精中毒，甚至已经长时间躺倒在马路上，此时张某应负有积极施救的义务，至少可以通知家人老师同学，而其选择送往宾馆办理入住独处属于重大过错;3.结合现有证据可以推断，张某不通知、不求助、不施救，并非为了让高某2醒酒，其脱掉高某2衣物（包括内裤）的行为足以说明其存在实施强奸犯罪的故意和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不论是因为主观上主动放弃，还是客观上当时高某2已经死亡被迫终止，都不影响该行为的定性。而正是基于上述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导致高某2丧失了救治的机会和黄金时间，与高某2的死亡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六、原判决对张某侵权责任的认定显失公允社会效果差。本案的被侵权人为北京市大学生班干部，平时学习工作表现优异，在为同学张某送行就餐时不明原因大量饮酒，失去意识后被张某送入事先已预订登记的房间（其间被脱掉衣物），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内出现身体各种异常表现，张某始终未通知家人老师朋友，未求助急救等，直至高某2失去生命体征。一审法院未深入调查，对于诸多关键事实未查明清楚即草率定性，尤其是对于张某在未经高某2同意、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办理入住登记、脱掉衣物的行为均界定为“自行醒酒”的合法行为，仅承担10%的责任，而将90%的过错归结为高某2自行饮酒，属典型的“受害人过错逻辑”，在当前朋友之间借饮酒迷奸事件较为频发的背景下，将产生错误的社会示范效应。七、原判决对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失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北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的规定，宾馆属于需要申领《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的行业，需要验证登记旅客身份证件，录入治安管理系统，需要与公安机关保持密切联系，观察、发现犯罪线索，并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因此其一定程度上负有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协助刑事追逃等工作，宾馆作为特种行业本身就应比一般企业承担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某酒店天竺店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北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其自行制定和公示的《旅客登记上传管理制度》，未按照“持本人身份证件”“一客一登记”“谁入住谁登记”的要求进行核实登记，未办理人脸识别。更关键的是，某酒店天竺店在明知高某2丧失意识，无法表达意志的情况下，仅依据张某的单方要求即为其办理入住，并将高某2送到326房间，任由张某与其在私密空间独自相处。而其上述过错和行为在客观上为张某提供便利条件，也直接造成了高某2进入私密空间无法被他人发现和救治，还为张某脱掉高某2衣物实施强奸行为提供了场所和条件，当然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某酒店作为某酒店天竺店的总公司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餐饮公司遗失本案二人就餐饮酒的监控录像，导致本案关键事实难以查清，亦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高某2为张某送行，与其就餐后酒精中毒，张某作为同学、朋友、唯一同行人员，明知高某2将独自返城，未劝阻、制止，而是为其点酒并递到手中，在高某2丧失意识的情况下未通知、求助、急救，而是将其送往宾馆办理入住并脱掉衣物，某酒店天竺店违反行政法规办理入住手续为张某提供侵权条件，共同导致高某2在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内无法获得救治，最终失去生命。高某1、颜某失去了唯一的女儿，而更让高某1、颜某愧疚和难以平复的是未能通过司法程序为女儿还原事实真相，张某的辩解疑点重重且拒不提供证据佐证，拒不说明，拒不到庭接受质询。公安司法机关对高某2受害漠视草率定性，在诉讼程序、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避重就轻，将张某的陈述直接作为事实认定，公安机关向高某1、颜某隐瞒了张某在房间内脱掉高某2衣物的重要事实，共同掩盖其实施强奸行为的主观意图，判决张某仅承担10%的侵权责任，反而将绝大部过错（90%）归于逝者高某2，与司法机关同类案件裁判标准不符，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全面调查案件，还原事实真相，改判侵权行为人承担应的侵权责任，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张某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颜某的上诉请求。一、张某对高某2的不幸离世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行。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具有过错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条件。依据顺义公安分局关于高某2的死亡调查结论得知高某2系乙醇中毒死亡，张某在高某2不幸离世的事件中没有过错，在高某2饮酒过程中并没有任何劝酒、强行灌酒等过错行为，不符合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条件。2.张某对高某2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和照顾义务。张某在高某2醉酒后劝阻高某2不要再继续喝酒，且将其未喝完的白酒自己喝下。在高某2饮酒过量之后，并未让其独自返校，也未放任不管，而是将其带至酒店照看，高某2当时并未产生身体不适或其他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在发觉高某2身体状况不佳时第一时间拨打120进行救助。高某2在事发前与张某及其同学一起喝酒时，存在过休息四小时后方才清醒的情况，因此对于高某2后来死亡的后果，已超过张某合理预见的范围。二、张某的行为与高某2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依据顺义公安分局关于高某2的死亡调查结论得知高某2系乙醇中毒死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事发当天张某对高某2实施了强性劝酒、逼迫饮酒等不当行为，高某2自愿饮酒致醉酒，是其个人选择，张某即使未劝阻，也是在道义层面的评价，不能认定其违反了法定义务，实施了违法行为。在高某2醉酒后，张某的行为包括高某2醉酒后搀扶、打车，将其带至酒店照看，帮其叫外卖等，无论哪种行为均不是引发高某2乙醇中毒死亡的原因。2.现有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不作为行为及张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高某1、颜某也未能举证证明高某2死亡和张某存在因果关系。张某对于高某2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高某2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辨别自己行为危险性的能力和意识，应当知晓过量饮酒可能会对其自身健康产生不利后果，其在醉酒前处于清醒状态，对是否应饮酒及饮酒量多少应有判断及控制能力，但高某2饮酒过量导致醉酒，应承担相应责任。另外补充：第一，高某1、颜某代理人一直说张某可能涉嫌犯罪，是脱离了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希望其客观、公正的发表意见。第二，从老师口中得知，张某和高某2一样也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因为高某2的事件发生之后，张某现在平时不怎么和人说话，已经有轻度抑郁。第三，张某非常善良，其收到一审判决后表示同意一审判决，希望用这个钱祭奠自己的好朋友。其实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直主张张某没有过错。现在张某平时一直在打工，希望尽快支付判决款。希望法庭给张某一个公平判决。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颜某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清晰。高某1、颜某的上诉意见站在假设和怀疑的基础上指控张某涉嫌强奸、指控酒店为强奸提供场所和条件，其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均应驳回。酒店的行为与高某2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当侵权责任。高某2、张某都是人证一致的情况下入住酒店。餐饮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某1、颜某的上诉请求。录像当时被警察拷走了，当时并没有说这个女孩怎么样了，录像一个月就被覆盖了，后来再来找，已经被覆盖。高某1、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向高某1、颜某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丧葬费471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以上合计170693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某、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2系高某1、颜某之女，于2000年12月出生。高某2与张某系某大学大二年级的同班同学。2019年10月底，张某向学校请假回上海，预订了2019年11月3日早7时许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上海的航班，因起飞时间较早，为便于乘机，张某预定了2019年11月2日某酒店天竺店的326大床房间。张某将其要回上海的事情告知同学，高某2亦得知。随后双方决定高某2与张某一同到顺义区为张某送行。11月2日晚八点，二人到达某酒店天竺店，张某在前台办理了其个人的入住手续，高某2在旁等候。办完入住手续后，二人一同前往酒店周边某饭店就餐。该饭店的经营者为餐饮公司。二人点了两、三个菜，并决定要喝点酒，张某点了两瓶燕京啤酒，又点了一瓶100ml左右的白酒（56%vol）给高某2喝，二人边聊天边喝酒。高某2喝完一瓶白酒后又点了一瓶同样的白酒，喝完第二瓶又点了第三瓶。喝到一半时，已经晚上10点多，张某去结账。二人出饭店时，高某2已无法独立行走，张某扶着高某2往外走，张某跟高某2说让她先跟他回酒店休息一下再走，二人在路上停滞一段时间，张某打车，二人回到某酒店天竺店。约晚10时40分左右，二人打车回到宾馆，高某2像是睡着的状态，身体没有知觉，被张某和司机抬到宾馆大厅。张某从高某2包里找出她的护照为高某2办理入住326房间的手续，之后和酒店的服务员一同把高某2抬到326房间。高某2躺在床上10多分钟，呕吐了一次。张某称其发现高某2的衣服上沾了呕吐物，于是把她的上衣、下衣全都脱下来在厕所洗脸盆洗完后晾在空调下。张某回到卧室后，发现高某2还是没有动静。在此期间，张某称其给高某2和自己分别点了一份外卖，吃饭的时候观察高某2，发现她特别安静一动不动，觉得有点奇怪，正在此时，高某2又开始往外吐，比较激烈，呕吐物顺着嘴边往外流，在呕吐的过程中高某2从床上滑落到地上，并开始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张某将高某2翻过来，高某2没有反应，张某感觉不对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120来的过程中，张某给高某2穿上了衣服。120来之后经检查发现高某2已经死亡。经鉴定，高某2符合乙醇中毒死亡，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现高某2父母将张某、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餐饮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张某、某酒店天竺店、某酒店、餐饮公司对高某2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高某1、颜某认为张某明知高某2不能饮酒，暂不论其是否劝酒，但至少存在放任心理，未做劝阻、提醒和制止；在高某2因喝酒失去意识后，张某就算自己力量不够，也可以联系家人、老师等，拨打急救电话等，但张某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对高某2急救的机会；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件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在酒店房间里4个多小时，张某没有报警、没有求救，直至高某2失去生命体征。关于餐饮公司，其过错在于没有保存或向有关部门提供高某2与张某喝酒吃饭的视频，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若当时高某2已醉酒明显不省人事，服务员仍提供酒水，那么餐饮公司未尽到公共场所的管理职责。关于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有不可推卸的过错，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办理入住，当时高某2已经失去意识、无法表达，酒店没有核实他们的关系，甚至帮助张某将高某2抬入私密的空间，根据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明确要求登记旅客的身份证，入住登记必须一人一证、人证合一。在民警询问时，张某称平时见过高某2喝酒，但没见她喝过白酒，这是第一次见她喝白酒，平时喝龙舌兰之类的酒，每次能喝2个500毫升的酒，再来两三杯150毫升的啤酒。以前喝酒次数不多，10月份喝酒次数比较频繁，10月份与高某2喝了两、三次，每次她都喝醉了，最后一次高某2躺在酒吧的沙发上起不来，躺了四个小时才能起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逝者高某2，其生命在花季年龄陨落，一审法院首先对高某1、颜某失去女儿的悲痛之情表示同情和理解。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高某2系因饮酒致乙醇中毒死亡，高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饮酒致损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高某1、颜某以生命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纠纷，属一般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应具备以下四个要件：违法行为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高某2因乙醇中毒死亡，损害结果已客观发生，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对高某2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分析是否满足上述一般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首先分析张某是否符合上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关于张某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律规范和侵犯民事权利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一种。违反民事义务是违法性的内容。根据当事人所负义务的不同，违法行为有违法的作为和违法的不作为两种。针对高某1、颜某所述要求张某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张某与高某2系同学，高某2为张某送机、二人共同就餐甚至饮酒，均系同学之间的情谊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属法律规范的范畴。二人在吃饭时均有饮酒。在饮酒过程中，每个饮酒人都是独立、自由、理性的自然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饮酒以及饮多少酒。共饮人应尊重其他饮酒人上述选择，不得对他人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若共饮人存在上述行为，致使他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饮酒及饮酒多少，使得他人因饮酒面临危险状态的境地，那么共饮人即违反上述禁止性要求，构成违反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就本案而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天张某对高某2实施了强行劝酒、逼迫饮酒等不当行为，高某2自愿饮酒致醉酒，是其个人选择，张某即使未进行劝阻，也属在道义层面的评价，并不能认定其违反了法定义务，实施了违法行为。二人饮酒走出饭店后，高某2已经言语不清、无法站立和正常行走，出现了严重的醉酒表现，处于危险的状态。此时，除了张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具有照顾和救助高某2的条件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对同饮的高某2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照顾和救助的作为义务，应保证高某2不处于危及生命和健康的境地。这时，张某应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而不是放任严重醉酒的高某2处于自行醒酒、恢复的状态。尤其张某将高某2带回酒店房间后，私密的空间使得高某2丧失被他人救助的机会，张某应负有更加严格的注意义务。在酒店房间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高某2多次出现呕吐、一动不动、异常安静的状态，张某发现这些异常情况下仍未采取拨打急救电话、送医治疗等，仍然轻信睡一觉后高某2就会清醒的既往经验，最终导致高某2醉酒救治迟延和不力而死亡。张某未能尽到适当的照顾和救助义务，构成不法行为。二、关于张某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责任构成需具备过错要件，过错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排除张某对高某2的损害存在故意。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行为人未尽救助的作为义务，只有在主观上具有过失时，才构成侵权责任。民法的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前者是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后者是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不论是疏忽还是懈怠，都采用客观标准判断，即对自己应当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对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持关注程度的必要性。在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案件中，违反法律上的注意义务构成过失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同饮人在饮酒过程中的过失。第二，是同饮人在其他同饮者醉酒之后实施的行为中的过失。过量饮酒有害健康。对这一生活常识，不仅饮酒人自己要注意，同饮者也要注意，不能在别人不愿饮酒或者不适于多饮甚至不能饮酒时强劝饮酒。违反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本案中，现无证据证明当天的饮酒过程中，张某对高某2饮酒有不当行为，不应认为其存在过失。当饮酒人发生醉酒，特别是醉酒引发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对醉酒者进行妥善安置的义务，避免危险发生。如果能够尽而未尽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虽然张某在高某2醉酒后将其安置在酒店房间内，但其轻信高某2在睡一觉后即可醒酒和恢复，在高某2出现异常反应后仍未进一步采取其他急救措施，对高某2的损害后果有应当预见而未能预见、或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而未采取措施的主观过失，存在主观过错。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高某2在过量饮酒、严重醉酒的情况下，因张某上述违法行为和主观过失，导致高某2在醉酒情况下丧失了被及时救助的机会，最终因乙醇中毒死亡，张某的上述行为与高某2死亡之间具有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的侵权责任成立。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高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饮酒过量致乙醇中毒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并在此范围内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二者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张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他人死亡，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高某1、颜某要求张某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高某2系城镇居民，根据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张某应赔偿高某1、颜某死亡赔偿金147698元。根据2019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张某应赔偿高某1、颜某丧葬费5309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及双方过错程度，酌定由张某赔偿高某1、颜某10000元。高某1、颜某主张赔偿金额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某酒店天竺店，该店为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的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应由有关部门来认定。即使某酒店天竺店为高某2办理入住登记的手续不符合规定，该行为与高某2因乙醇中毒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也无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高某1、颜某要求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餐饮公司，经一审法院向公安部门核实，公安机关未自饭店拷取当日的监控录像，且到目前为止，当日的监控录像已被覆盖，餐饮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与高某2乙醇中毒死亡亦无因果关系。高某1、颜某要求餐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高某1、颜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十六万三千零七元；二、驳回高某1、颜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高某1、颜某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录音光盘一张，用以证明酒店办理入住都需要本人持本人证件，人证合一才能入住。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抗辩称人在、张某拿证件办理是不成立的。证据二，邮寄交寄单复印件一张，用以证明高某1、颜某已经向检察院递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高某1、颜某确实签过字，但两人并不知道张某把高某2的衣服都脱掉。公安机关从未向高某1、颜某说过该情况，其是在本案一审时庭审才知晓。张某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一是高某1、颜某的律师向酒店进行的询问，其并未表明律师身份，也未表明其询问的内容涉及人身伤亡案件，从性质上、形式上违反了律师法35条的规定。高某1、颜某律师调查时间应当是一审判决后、二审判决前，这段时间是疫情期间，只有外国人才能拿护照入住，好几个酒店都问你这个朋友从哪来，还有几个酒店说需要扫码。张某入住时高某2是在一旁的，而高某2办理入住时其本人也在，而高某1、颜某的律师询问时说的是其带着朋友的护照能不能办理入住，与本案的情况不一致，不能被采信。酒店人员是有识别能力的，张某办理入住时高某2就在旁边，说明两个人是熟识的。餐饮公司对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证明目的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张某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外卖信息、机票预定及退票信息截图，用以证明事发当时张某通过外卖平台购物的情况以及机票的信息。高某1、颜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高某2饮酒过量至醉酒中毒后死亡的过程中张某作为唯一同行人员未施救、未求救而将其带至酒店并脱掉衣服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一方面，因某酒店天竺店未提供张某取外卖的监控录像，无法获知其是否购买了其他物品；另一方面，张某从学校到机场的路程为1个小时，并没有提前一天在机场附近预订住宿的必要，其真实目的存疑。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餐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都认可。二审庭审后，高某1、颜某向本院邮寄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调取高某2死亡案刑事卷宗中包括但不限于勘验笔录、照片、询问笔录、调查记录、视频资料、尸检报告、检测报告、刑事文书等所有卷宗材料。根据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记载：“根据上述检验所见，高某2体表未见致命性外伤，颜面及口唇紫绀，口腔内可见少量呕吐食物，心血中未检出常见催眠镇静药、常见有机磷类农药、毒鼠强、氟乙酰胺及氟乙酸（盐）及氰离子，心血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423.5mg/100mL，结合案情及现场勘查情况综合分析，高某2符合乙醇中毒死亡”。本院经审查认定以下事实：高某2系高某1、颜某之女，于2000年12月出生。高某2与张某系某大学大二年级的同班同学。2019年10月底，张某向学校请假回上海，预订了2019年11月3日早7时许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上海的航班，因起飞时间较早，为便于乘机，张某预定了2019年11月2日某酒店天竺店的326大床房间。张某将其要回上海的事情告知同学，高某2亦得知。随后双方决定高某2与张某一同到顺义区为张某送行。11月2日晚八点，二人到达某酒店天竺店，张某在前台办理了其个人的入住手续，高某2在旁等候。办完入住手续后，二人一同前往酒店周边某饭店就餐。该饭店的经营者为餐饮公司。据张某称，二人点了两、三个菜，并决定要喝点酒，张某点了两瓶燕京啤酒，又点了一瓶100ml左右的白酒（56%vol）给高某2喝，二人边聊天边喝酒；高某2喝完一瓶白酒后又点了一瓶同样的白酒，喝完第二瓶又点了第三瓶。喝到一半时，已经晚上10点多，张某去结账。张某称，二人出饭店时，高某2已无法独立行走，张某扶着高某2往外走，其路上就和高某2说让她先跟他回酒店休息一下再走。二人在路上停滞一段时间，张某打车，二人回到某酒店天竺店。约晚10时40分左右，二人打车回到宾馆，高某2像是睡着的状态，身体没有知觉，被张某和司机抬到宾馆大厅。张某从高某2包里找出她的护照为高某2办理入住326房间的手续，之后和酒店的服务员一同把高某2抬到326房间。高某2躺在床上10多分钟，呕吐了一次。张某称其发现高某2的衣服上沾了呕吐物，于是把她的上衣、下衣全都脱下来在厕所洗脸盆洗完后晾在空调下，回到卧室后，发现高某2还是没有动静。在此期间，张某称其给高某2和自己分别点了一份外卖，吃饭的时候观察高某2，发现她特别安静一动不动，觉得有点奇怪，正在此时，高某2又开始往外吐，比较激烈，呕吐物顺着嘴边往外流，在呕吐的过程中高某2从床上滑落到地上，并开始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张某将高某2翻过来，高某2没有反应，张某感觉不对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120来的过程中，张某给高某2穿上了衣服。120来之后经检查发现高某2已经死亡。经鉴定，高某2符合乙醇中毒死亡，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现高某2父母将张某、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餐饮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张某、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餐饮公司对高某2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高某1、颜某认为张某明知高某2不能饮酒，暂不论其是否劝酒，但至少存在放任心理，未做劝阻、提醒和制止；在高某2因喝酒失去意识后，张某就算自己力量不够，也可以联系家人、老师等，拨打急救电话等，但张某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对高某2急救的机会；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件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在酒店房间里4个多小时，张某没有报警、没有求救，直至高某2失去生命体征。关于餐饮公司，其过错在于没有保存或向有关部门提供高某2与张某喝酒吃饭的视频，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若当时高某2已醉酒明显不省人事，服务员仍提供酒水，那么餐饮公司未尽到公共场所的管理职责。关于某酒店天竺店及某酒店，有不可推卸的过错，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办理入住，当时高某2已经失去意识、无法表达，酒店没有核实他们的关系，甚至帮助张某将高某2抬入私密的空间，根据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明确要求登记旅客的身份证，入住登记必须一人一证、人证合一。在民警询问时，张某称平时见过高某2喝酒，但没见她喝过白酒，这是第一次见她喝白酒，平时喝龙舌兰之类的酒，每次能喝2个500毫升的酒，再来两三杯150毫升的啤酒。以前喝酒次数不多，10月份喝酒次数比较频繁，10月份与高某2喝了两、三次，每次她都喝醉了，最后一次高某2躺在酒吧的沙发上起不来，躺了四个小时才能起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高某2因为同学张某送机，二人共同就餐并在就餐过程中饮酒，后高某2不幸去世。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调查结论，高某2系因乙醇中毒死亡。二审中，本院就事发当天餐饮公司监控视频向公安机关核实，公安机关电话答复称卷宗内无当天餐饮公司监控视频，且一审法院已全部调取涉案卷宗全部复印件。在此情形下，结合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载明的毒物检验结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天张某对高某2实施了强行劝酒、逼迫饮酒等不当行为，亦不能证明张某点了并递给高某2的白酒存在添加或进行过处理的情况成立，不能据此认定张某在与高某2共同饮酒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在二人走出饭店后，高某2已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张某对同饮的高某2具有一定程度上照顾和救助的作为义务，应保证高某2的生命及健康免于处于危险境地。但张某将高某2带回酒店房间后，在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张某过于轻信既往经验，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自述发现高某2出现呕吐、一动不动等异常情况，但在此情形下其仍过于轻信高某2睡一觉就会醒酒的既往经验，未及时采取拨打急救电话等措施，贻误了高某2在醉酒状态下得到及时救助的时机，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张某对此存在主观过错且其上述行为与高某2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无不妥。关于高某1、颜某在上诉意见中对张某为高某2清洗衣服、张某点外卖对所购物品及订房间的动机等情节提出异议，并主张张某存在强奸意图。对高某1、颜某的丧女之痛及为逝者还原事实真相的迫切心情，本院表达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但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民事案件，应基于事实及证据对行为与后果之间是否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经审查，公安司法鉴定机关鉴定书显示高某2部分衣服呈浸湿状态的情况，二审中张某亦提交当天外卖订单及机票信息截图，其显示内容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相应内容相符。不论张某是否出于清洗衣物的目的，其作为普通同学关系脱去高某2衣服的行为是否妥当，本院对此不宜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但基于现有证据，本院难以据此认定张某的上述行为与高某2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饮酒过程中，每个饮酒人都是独立、自由、理性的自然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饮酒以及饮多少酒。基于前述认定，在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某2当天并非自愿饮酒致醉酒的情形下，高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饮酒过量致乙醇中毒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并在此范围内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结合二者的过错程度及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由张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予以确认。高某1、颜某上诉主张赔偿金额过高部分，本院难以支持。关于高某1、颜某上诉主张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及餐饮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某酒店、某酒店天竺店、餐饮公司相应行为与高某2因乙醇中毒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本院对高某1、颜某相应诉求亦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高某1、颜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95元，由高某1、颜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煜审 判 员  蒋 巍审 判 员  曹 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常 欣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