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6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郭为，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铁岩，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于宁，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宁，男，汉族，住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汉族，住址沈阳市大**。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权，男，住址：沈阳市大**。上诉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通信公司）、于宁、刘勇、李国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2民初1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鞠安成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贺新发、刘春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错误免除被上诉人刘勇的连带责任：一、《司法鉴定意见书》未经开庭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七）鉴定意见；《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在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指“辽大司鉴【2019】文鉴字第521号”及“辽大司鉴【2019】痕指鉴字第103号”，下同）作出后，不开庭，不质证，枉顾裁判者的基本认知，盲目迷信鉴定意见，直接将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据以认定被上诉人刘勇不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严重。2、原审法院无视法律规定，在上诉人对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诸多严重异议后，不开庭、不通知鉴定人出庭、甚至不要求鉴定人对异议作出答复；《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上诉人针对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了包括程序违法、鉴定结论错误、鉴定依据不足等诸多异议，而原审法院对法律规定置若罔闻，既不要求鉴定人答复，也并未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甚至没有开庭，该鉴定意见当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二、除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涉及的证据之外，另有两份由刘勇签字的证据，也足以认定刘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原审法院对此采取漠视态度，导致错判；1、上诉人在原审第一次开庭举证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刘勇签字并能证明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据有三份，除《最高额保证合同》外，还有《保证人资产清单》和《担保证明》，即使《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够排除《最高额保证合同》，而另外两份证据，即《保证人资产清单》和《担保证明》，均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予以确认并明确了担保责任，也足以证明刘勇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在原审委托鉴定过程中，上诉人就上述两份刘勇签字的证据多次提醒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一并鉴定，但未被采纳：3、原审法院“举一反三”，用一份鉴定意见的结论否认其他未鉴定的两份证据是错误的，三份文件均能证明刘勇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仅否认一份文件，不能推定其他两份文件的真实性。三、鉴定意见作出后，上诉人曾提出对另外两份证据鉴定的意见，并拟在开庭后异议不被采纳时提交书面申请，但原审法院未能再次开庭，剥夺了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申请鉴定的权利。四、假设《最高额保证合同》确系他人冒充，原审法院却未能查明由何人冒充，显属未能查清基本事实。五、再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刘勇的所有签字均系他人冒充，其提供身份证、房产证等便利条件，配合其他被上诉人共同欺骗上诉人，并最终成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取得信任，造成上诉人巨大经济损失，也应当由刘勇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显系错误。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于宁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所提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未予质证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因新冠疫情的原因，一审法院未予开庭质证，而是通过电话质证并无不可。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剥夺其质证等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保证人资产清单》上的签字未予鉴定，剥夺其申请鉴定的权利且不能免除刘勇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被上诉人认为：1、《保证人资产清单》系《最高额保证合同》的附件，《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刘勇”签字及手印皆非本人所为，那么此保证合同并未成立，其附随的资产清单必然无任何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如允许上诉人再行鉴定无异于浪费司法资源。2、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陈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保证人资产清单》是在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所签订，系同一时间形成，但其并未提供相关人证，结合鉴定结论，可以认定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故《保证人资产清单》上的签字系是刘勇所签的推断不能成立，刘勇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刘勇同其余被上诉人欺骗造成上诉人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被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未有损失产生。首先，本案合同所涉标的为150万元，在签订《货物买卖框架合同》的同时，被上诉人李国权与于宁已经为此合同作出担保，各担保金额为300万元，以上二人的担保合计600万元足以保证债务的履行。其次，一审判决已经将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按上诉人请求的数额予以支持，上诉人所谓的经济损失无从谈起。2、刘勇因其他原因将房产证原件与身份证复印件留存在于宁处，上诉人无法证明刘勇留存上述材料的行为有过错，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勇与其他被上诉人存在欺骗的行为。结合上述两点，在无过错、无因果关系且无损失发生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刘勇承担责任没有任何理由。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意见应予驳回，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勇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李国权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告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1,45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90,000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律师费）26,100元，合计1,766,100元；2、被告于宁、刘勇、李国权分别对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签订货物买卖框架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双方以任何方式进行的任何一笔货物买卖交易均适用本合同；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向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经原告确认后生效并成为本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遵守本合同的各项约定；订单中对账单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若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被告应在货物交付后一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逾期付款的，逾期超过30天仍未付清货款的，被告须向原告支付相应订单总价款20%的违约金，原告提请司法机关处理的，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承诺承担原告因此而产生的所有律师委托代理费用；合同中的账期是指原告与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约定的自原告开单之日与约定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还款到账日的期间，为自然日。签订合同的同时，被告于宁、李国权与原告及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于宁、李国权为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016年8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因《货物买卖框架合同》项下购买货物所签订的订单、各类销售合同或其他相关协议等，及基于订单、各类销售合同或其他相关协议产生的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未付债务，最高额为3,000,000元整；担保的范围为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对原告产生的货款、滞纳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被告于宁、李国权和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对上条所列各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基于该合同，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向原告发出订货单，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向原告订购MacBookAirMQD32CH/A13寸电脑250台，单价6,000元，总价款为1,500,000元，账期为30天。原告收到订单后，即安排发货，2017年8月31日，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收到该批电脑，并由订单指定联系人陈建宁签收。于2017年12月支付50,000元，尚欠1,450,000元一直未支付，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予以盖章确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未果，原告起诉来院。另查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原告与被告刘勇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经被告刘勇申请，要求对该保证合同中“刘勇”的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刘勇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签名、捺印进行笔迹及指纹鉴定，该两份《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刘勇”二字不是刘勇本人所写，刘勇名字处的指印不是刘勇本人按印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原告与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买卖框架合同、原告、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与被告于宁、李国权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供货，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签订收货单，应按合同及订单约定于2017年9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货款，现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尚欠1,450,000元货款应予支付，故原告请求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给付货款1,4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90,000元及律师费26,100元的诉讼请求，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于宁、李国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于宁、李国权在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所负的货款、滞纳金、利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最高额为3,000,000元，故对原告请求于宁、李国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刘勇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鉴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中“刘勇”二字不是刘勇本人所写，指印不是刘勇本人按印，故被告刘勇与原告之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未成立，原告请求刘勇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经本院审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故本院对原告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货款1,450,000元、违约金290,000元、律师代理费26,100元;二、被告于宁、李国权对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上述的货款、违约金、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9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沈阳东方通用电信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神州数码公司向法院申请对《担保证明》上刘勇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组织了该项鉴定申请，随机选定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对本案鉴定事项进行了鉴定，其鉴定意见为：《担保证明》担保人（签字）处“刘勇”的签字笔迹不是刘勇本人所写，鉴定人员：高级工程师蒋秀琴、文检副教授王现增。本院依法对该份鉴定意见组织了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神州数码公司上诉主张案涉担保材料系刘勇本人所签，刘勇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并向我院申请对《担保证明》上刘勇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组织了该项鉴定，鉴定意见为：该份《担保证明》担保人(签字)处“刘勇”的签字笔迹不是刘勇本人所写，因此，该份《担保证明》不是刘勇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对刘勇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神州数码公司主张刘勇对案涉欠款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应支持。关于上诉人刘勇提出的一审鉴定存在程序违法、鉴定结论错误等事实，应依法纠正的问题。一审法院组织本案双方鉴定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公开、公证的鉴定摇号程序，鉴定人员组成、鉴定材料的选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亦对该份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组织进行的鉴定意见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神州数码公司对二审鉴定意见存有异议的问题。上诉人神州数码公司认为案涉二审鉴定应当采取2016年的鉴定样本，而不应采用刘勇本人当场书写的样本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在二审法院组织鉴定时，神州数码公司已经到达鉴定现场，并亲自见证了刘勇书写样本的过程，神州数码公司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如果神州数码公司有刘勇本人2016年期间的书写样本，完全可以在鉴定时向鉴定机构提供，但神州数码公司也无法提供样本，故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依法根据现有证据样本进行司法鉴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95元，由上诉人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鉴定费亦由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