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7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攀枝花市炳草岗。 法定代表人：潘必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天宇，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志龙，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振东，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会，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十九冶公司）与被上诉人付志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4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十九冶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付志龙的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付志龙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间不存在劳务承包关系,而是与汉城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2018年1月8日,十九冶公司与案外人四川汉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汉城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双方按照该合同实际履行。其一、2018年1月8日,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签订了《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劳务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签订后,汉城公司安排付志龙进场施工,付志龙施工至2018年5月底停止施工。其二、十九冶公司按合同约定向汉城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暂定价款为1548.3842万元,自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11月2日,十九冶公司已支付给汉城公司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款进度款2080万元,劳务分包合同款已经超付。其三、十九冶公司一直催促汉城公司办理案涉劳务分包工程的决算事宜,汉城公司也做出相应的回复。2020年1月24日，十九冶公司通过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发函汉城公司,指出汉城公司挤占案涉劳务分包工程款以及催促办理案涉劳务分包工程决算事宜,2020年3月28日,汉城公司回函称安排王鹏、许俊勇两人与十九冶公司办理劳务分包工程款的结算。其四、自始至终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之间不存在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支付和结算事宜。因此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之间不存在劳务承包关系。 二、付志龙与汉城公司存在劳务承包关系的,是汉城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其一、付志龙进场施工是汉城公司安排进场的,付志龙是汉城公司的一员,在2019年5月20日付志龙委托律师的工程款催收律师函中就对付志龙身份表述为“汉城公司付志龙个人”。付志龙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是汉城公司许祥安排进场施工的,实际施工期间为自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底。其二、2018年9月21日付志龙同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祥对劳务承包工程款进行了结算,结算款项为1650万元。付志龙劳务承包工程款的结算是由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祥与付志龙进行结算的,结算款项为1650万元,付志龙没有向十九冶公司提交结算单证及结算依据,该结算结果与十九冶公司无关,十九冶公司项目经理部总工贺智只是在付志龙与许祥结算单上签字作为见证人,由此也印证了付志龙的劳务工程款是在其与汉城公司间结算的。其三、付志龙劳务承包工程款是汉城公司(许祥)支付的。根据2018年12月10日付志龙与汉城公司许祥对账记录,自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12月10日止,汉城公司已支付给付志龙劳务承包工程款1075.8238万元。同日,汉城公司出具了代付委托书,付志龙在委托书上签字认可,共同确认汉城公司尚欠付志龙劳务承包工程款5751762元。其四、另付志龙与汉城公司共同将十九冶公司转包的案涉合同中的土方工程转包给张有林或安徽有林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2018年5月11日,就该土石方劳务转包,由付志龙与张有林签订了《土方专业分包》,2019年4月26日,就土石方劳务分包,汉城公司与安徽有林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在汉城公司与安徽有林公司的工方量汇总表、计算清单上有付志龙、许祥签字认可,在结算单上,付志龙均代表汉城公司复核签字,许祥代表汉城公司签署支付意见即“同意总计下浮5%结算,由十九冶公司代付”。上述共同转包土石方工程的行为说明付志龙与汉城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与十九冶公司没有劳务承关系。其五、汉城公司、付志龙及十九冶公司三方于2018年12月10日共同签署的《委托代付书》及2018年12月11日付款计划确认了付志龙与汉城公司存在案涉工程劳务工程承包关系,与十九冶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因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间存在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关系,故受汉城公司委托代付工程款而已。 三、2018年5月1日签订的内部协议主体实际是汉城公司(许祥)和付志龙。其一、协议的甲方是许祥签字的,许祥系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祥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十九冶公司的授权,无权代表十九冶公司,乙方是汉城公司付志龙签字的。汉城公司是案涉项目劳务分包人,付志龙是汉城安排进场施工的土建施工人,所以所谓的内部承包协议是汉城公司与付志龙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其二、从内部承包协议条约定可以看出,该承包协议是汉城公司许祥与付志龙签订的。协议第7条约定:根据总包合同付款,所有工程款进入乙方公司账户后,应由甲方和乙方进行双控,乙方每使用一笔资金需经甲方认可,同时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随意挪用乙方资金,否则视为违约,所有因工程款造成的事件由违约方负全责,另每次工程的所有资金打入甲方账户后,乙方按甲方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及其各项工程支出,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和刁难。该条明确约定劳务承包款必须汇入乙方公司账户,该乙方公司应该是汉城公司,工程款支付至汉城公司账户的依据是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若付志龙与十九冶公司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则劳务承包款应直接支付至付志龙个人账户,而不应支付至汉城公司账户。同时,因承包劳务款进入汉城公司而不是付志龙个人账户,为防止乙方公司挪用,所以资金使用需要双控;若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无需将款项汇入汉城公司,更不需要由汉城公司和付志龙来双控。再说,许祥是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汉城公司与十九冶公司间存在案涉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所以汉城公司许祥有权将案涉劳务工程在公司内部进行承包。从上述关于工程款支付、工程款双控等约定来看,该内部承包协议是汉城公司(许祥)与付志龙之间的约定,与十九冶公司无关,因为十九冶公司是总承包人,只需向分包人汉城公司支付工程款,没有必要与付志龙共同对分包工程款进行双控,付志龙作为实际施工人,防止工程款支付至汉城公司后被挪用和支付工程款被刁难,所以约定双控、工程款支付条件及违约责任。协议第8条约定乙方不得损坏甲方公司形象,这里甲方是指许祥实际控制的汉城公司,而不是十九冶公司。内部承包协议在内容上是关于汉城公司与付志龙之间的约定,而不是与十九冶公司之间的约定。其三、所谓的内部承包协议无效,对十九冶公司无约束力。本项目劳务分包已经于2018年1月8日由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且该劳务分包合同正在履行并没有被解除。项目经理部只有项目管理权限,无权将项目对外发包,内部承包协议不是十九冶公司及项目部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所谓的内部承包协议当属无效,对十九冶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四、一审判决认定付志龙有理由相信许祥有权代表项目部是错误的。付志龙对许祥的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是知晓的,且付志龙进场施工就是许祥安排的,自2018年1月进场至2018年5月长达5个月,付志龙明知汉城公司是案涉工程劳务分包的分包人,所以在内部承包协议上注明乙方付志龙是汉城公司人员。如上所述,从内部承包协议的第7条、第8条的约定可以看出,付志龙明知是同汉城公司在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而不是与十九冶公司签订的。一审判决相关认定错误。其五、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均之间没有发生关于履行内部承包协议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付志龙没有向项目部交付已完工程,施工过程中付志龙没有向项目部或十九冶公司结算工程进度款,工程施工结束付志龙没有与项目部进行工程价款的决算,以及没有办理决算工程款支付事宜等等,相反付志龙与汉城公司进行了支付进度款、办理了工程价款的结算、为工程决算价款的支付签署了代付委托书等等,据上,即使付志龙是工程实际施工人,转包人是汉城公司,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十九冶公司只能在欠付汉城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付志龙承担给付责任。 四、经一审判决认证的《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等证据证明的劳务分包关系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劳务承包关系冲突,一审判决自相矛盾,所认定的劳务承包关系存在错误。《委托代付书》是2018年12月10日汉城公司出具给十九冶公司的,该《委托代付书》得到十九冶公司、付志龙以及汉城公司三方共同签字认可的。《委托代付书》记载:“由我司(汉城)付志龙班组施工的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二标段劳务费用经我司(汉城)与其对量,双方沟通协调后,最终我司应还需向其支付劳务费用及辅料费用合计5741762元,由于其与我司结算范围内施工内容全部完毕,现正在退场,我司申请此费用由贵司(十九冶公司)直接代付”;付志龙于当日在《委托代付书》上签署意见有为“最终费用5741762元属实同意由十九冶公司代付,代付义务为不可撤销之义务”;十九冶公司在《委托代付书》上签署了同意代付的意见。2018年12月11日,十九冶公司项目部根据2018年12月10日委托代付书的要求向付志龙出具了付款计划,即“经双方协商约定,汉城公司委托我项目部代付的付志龙承包的劳务费用及辅材费尾款5741762元,由我项目部计划2019年1月30日前付400万元,剩余款项3月30日支付”。《委托代付书》和《付款计划》证明了十九冶公司、付志龙以及汉城公司三者间的关系,即付志龙与汉城公司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汉城公司与十九冶公司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付志龙与十九冶公司间没有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对《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作出认证“《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认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应当依据《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来认定十九冶公司、付志龙以及汉城公司三者间关系,即付志龙与汉城公司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汉城公司与十九冶公司间存与劳务分包关系,付志龙与十九冶公司间没有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没有结合全案证据来认定本案劳务分包和劳务承包的关键事实,孤立地片面地依据2018年5月1日的所谓的内部承包协议认定直接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关键事实,造成认定自相矛盾,且将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五、一审依据《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及《说明》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委托代付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及《说明》约定的代付款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代付,依据《委托代付书》的约定,因为委托代付条件不成就,十九冶公司有权停止代付。其二、就《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及《说明》而言,十九冶公司没有法定的支付义务,十九冶公司有权不履行委托或终止委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及《说明》系委托付款,十九冶公司有权不履行委托事项或终止履行委托事项,其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与受托人无关。一审判决依据《委托代付书》、《付款计划》及《说明》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支付义务是适用法律错误。 六、在汉城公司或许祥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许祥与付志龙的结算单判决由十九冶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没有根据,且显失公正。 七、一审判决认为十九冶公司对4751762元没有举证证明还存在其他付款,从而认定十九冶公司需对该4751762元承担给付责任,该认定忽视了十九冶公司已经就案涉劳务工程支付2080万元的事实,十九冶公司支付案涉劳务工程款2080万元已经超过了付志龙劳务承包款1650万元,十九冶公司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 本案二审审理时，十九冶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为：一、现有新证据能够证实付志龙所涉工程系从案外人汉城公司承接，付志龙实为汉城公司员工（现场负责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付志龙恶意隐瞒其作为汉城公司员工的客观情况，虚假陈述事实，案涉工程实为付志龙从汉城公司（许祥）、孙冲处转包。一审中，付志龙提供由许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落款处有案外人“孙冲”的签名。对于该签名十九冶公司始终无法核实身份，直至项目现场遗留一份许祥与孙冲所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十九冶公司才有机会还原事实真相：2018年1月8日，十九冶公司就案涉工程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许祥系汉城公司在案涉项目的实际控制人，私刻仿制了十九冶集团的项目部印章。（该事实已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211号案件查明）。汉城公司从十九冶公司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后，实际控制人许祥假借十九冶集团项目部名义最先与孙冲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将汉城公司承接的劳务分包工程转包给孙冲。但因孙冲无力开展施工，遂联系付志龙进场。2018年5月，许祥又将该工程再次以案涉项目部的名义再次发包给付志龙，由孙冲作为原承包人在《内部承包协议书》落款处进行背书。这也是付志龙所提供《内部承包协议书》同时存在付志龙、孙冲两人签字的原因。付志龙从汉城公司（许祥）处转包该工程后，即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签署声明》、《公司员工安全协议书》、《承诺书》等材料，并承诺按照汉城公司的要求完成劳务分包任务。至此，付志龙实际以汉城公司项目经理的身份在案涉工程从事分包工作。本案一审中付志龙在质证时当庭虚假陈述：“……第三人汉城公司，付志龙不知道、不了解、也不认识。也没听说过汉城公司，与汉城公司无任何的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此部分事实，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付志龙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处罚。本案一审定案所依据的1650万元《十九冶公司合肥长安汽车项目部与土建施工队工程结算单》、《付款计划》均是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祥与汉城公司员工付志龙配合制作，加盖的是私刻十九冶公司的项目部印章。误导一审法院认为许祥有权代表十九冶集团，让付志龙存在所谓表见代理的善意。但付志龙和许祥均是汉城公司员工，代表汉城公司从事劳务分包活动。而十九冶公司已超额支付汉城公司款项合计2080万元，但是汉城公司可结算的工程款仅约1600万元。（二）许祥私刻、仿制十九冶公司项目部印章，假借十九冶公司名义滥用于案涉项目各类合同，该枚印章客观已经处于失控状态，请求二审法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的审判指导意见，客观评判该枚项目部印章的效力。十九冶公司就案涉项目确实印制项目部印章，并在攀枝花市公安部门进行备案。但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祥为一己私利，私刻仿制了该枚项目印章。并在多次分包合同中以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分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第四十一条规定，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纵观本案一审、二审的证据材料，十九冶公司均未给予许祥任何授权委托；且付志龙在分包合同签订后，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员工安全协议书》、《承诺书》等，其对许祥无权代表十九冶公司的事实明知，却在一审中恶意隐瞒该事实，虚假陈述。故在案涉纠纷中许祥所使用的项目部印章，均不应发生对十九冶公司的法律效力。 二、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与付志龙及其代理人所主张的法律适用完全不同，但前述两种法律适用和依据均无法成立，汉城公司作为违法分包方，依法应当追加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一）一审判决法律依据是以许祥行为构成对十九冶公司及项目部的表见代理，付志龙具备一定程度的善意，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但付志龙不具备适用表见代理的善意。表见代理的法律适用回避了十九冶公司答辩主张：“1、印章的真实性存疑；2、追加汉城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即：一审法院不必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查明印章的效力，亦不必追加汉城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但在本案新证据出现后，付志龙根本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合理善意。因为将该项目发包给付志龙的就是汉城公司（许祥），付志龙从始至终均知晓其系以汉城公司员工（项目经理）名义在项目现场从事施工活动。同时，在汉城公司内部结算时，亦由许祥、付志龙共同以汉城公司名义向十九冶公司提交拨款申请，并要求款项付至汉城公司。待款项付至汉城公司后，再与付志龙进行内部结算。故一审判决认定表见代理法律适用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二）付志龙及其代理人主张的法律适用是：十九冶公司存在债务加入行为；但十九冶公司的兜底付款是“附条件的承诺”，付志龙的账款应与汉城公司结算，且付志龙本案主张的价款系与汉城公司内部虚构而成，虚假不实。付志龙在一审庭审及代理词中从未提及表见代理的法律适用，而重点强调了十九冶公司关联公司所发函件的“兜底承诺”，认为十九冶公司对工程款进行兜底。但需要说明的是：十九冶公司对项目欠付工程款清偿，是附条件的承诺，并没有承诺对全部工程款进行无条件清偿。2020年1月17日，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安装分公司出具的工安函[2020]1号《关于协商处理合肥长安二期项目部分施工班组及材料商工资和工程款的函》载明：“……对经核算核实后的项目欠款进行兜底……未清算前不能再超额支付；……付清经清算确认后的欠款……”。该函件清晰说明十九冶公司对可能欠付的工程款系“附条件的清偿承诺”，前提条件是“经过清算核实”，而并非对虚假工程款进行结算。而十九冶集团在四川仲裁委员会就工程价款和发票一事申请仲裁，根据成都仲裁委员会（2020）成仲案字第827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的相关事实：截至2019年3月21日，十九冶公司已付四川汉城公司工程款合计2080万元。而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初步工程款结算金额仅为1600余万元。 三、本案汉城公司应当依法追加为案件被告参与诉讼，或由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驳回付志龙的诉讼请求。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祥和驻派项目现场劳务承包人付志龙在承接案涉项目时存在诸多恶意行为。汉城公司在超额获取十九冶公司工程款后，未能及时与付志龙进行款项结算。导致付志龙隐瞒与汉城公司的真实分包关系，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突破合同相对性提起诉讼。鉴于付志龙作为汉城公司驻派项目现场经理的客观情况，并根据法院规定，依法追加汉城公司作为案件被告参与诉讼，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十九冶公司作为总承包人，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形。如经二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付志龙从汉城公司承包工程后，需要查明付志龙和汉城公司的工程转包、结算关系，则应当驳回付志龙对十九冶公司的起诉。 付志龙辩称，本案付志龙与十九冶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建设工程施工关系，与案外人汉城公司无任何的合同关系，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施工合同加盖了十九冶公司项目部章，该项目章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并且该项目章在攀枝花市公安局备案。备案人是十九冶公司，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的合同有十九冶公司的总经理谢文才签字，一审法院认定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而与案外人无关。据此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并不是所谓的表见代理关系，一审法院只字未提表见代理关系，而十九冶公司在上诉状中对该印章不予认可，推翻了其在一审中认定的事实。在一审中十九冶公司并没有否认该公章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而在二审中十九冶公司否认该印章的合法性，属于混淆事实。付志龙在二审中提交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及攀枝花市公安局该印章的备案信息。该印章由十九冶公司刻制，至于该公章的管理情况属于十九冶公司内部的事务，至于是否失控付志龙不得而知。即使是失控也是十九冶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导致，与付志龙无关。付志龙作为实际施工人，该剩余的费用均为农民工工资，现在由于十九冶公司未按时支付工程款，导致付志龙被其他人起诉。关于工程款的结算及支付。工程款结算单及支付单均有十九冶公司总工程师贺智签字认可，且加盖了项目部章。在情况说明中，十九冶公司多次承诺及时支付付志龙剩余工程款，十九冶公司屡次违约，故付志龙诉讼至法院。在施工过程中，工程款由十九冶公司支付，付志龙也向十九冶公司开具了发票，在施工过程中付志龙为农民工投保了团体意外险，也加盖了十九冶公司的印章。同时，十九冶公司向付志龙等在2020年1月17日出具了承诺函，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十九冶公司是认可的。在该函的第三、四点，十九冶公司将在2020年3月底前完成对所有班组的清算工作，十九冶公司承诺在2020年3月底前完成对所有清算工作，并付清经清算确认后的欠款。因十九冶公司对该项目的管理混乱，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支付，导致农民工群体性到省政府上访。且班组的代表集体到十九冶公司总部协商，在此情况下十九冶公司向所有的班组出具了兜底承诺函，而在此函出具后十九冶公司并未履行该函的内容。并且十九冶公司多次向付志龙出具过付款承诺函，该函件有十九冶公司高层签字，并加盖十九冶公司项目部印章。 付志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十九冶公司支付付志龙工程款475176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21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款清时止);2.判决十九冶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承包方（甲方）十九冶公司与分包方（乙方）汉城公司签订一份《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劳务分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其中约定：工程名称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劳务分包工程；劳务分包内容涂装厂房、外观检测厂房、实训基地、交验间的土建、基坑支护、土石方、设备基础、安装工程等；合同价款暂定15483842元。对此，合同承包方签章处加盖有十九冶公司印章和经办人、委托代理人谢文才签字。 2018年5月1日，甲方十九冶公司与乙方付志龙（汉城公司）签订一份《中国十九冶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协议书），其中约定：参照《中国十九冶项目管理办法》乙方自愿接受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各项条款，针对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建设事宜，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书；工程名称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工程；工程类别钢结构厂房；中标造价14240221.699元；开工日期2018年1月1日，竣工日期2018年9月16日；承包方式管理责任制承包；乙方完全按照甲方总包合同的所有内容为准则，履行承包总合同所有责任和义务。对工程质量、进度、成本、环保、安全负全责；本工程钢结构由甲方指定厂家，由甲方负责协调生产，乙方负责配合但不承担由钢结构生产加工带来的一切不利因素的责任。对此，协议书甲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有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厂房工程施工2标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印章、许祥和谢文才签字，乙方签字（盖章）处有付志龙签字。（2020）川民终21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项目部是十九冶公司的内设机构。 2018年5月11日，甲方付志龙与乙方张有林签订一份《土方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所建项目全部土方挖运及回填土承包给张有林进场施工。 2018年9月21日，许祥以项目部代表身份与付志龙（土建施工队）签订一份《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项目部与土建施工队工程结算书》（以下简称工程结算书），确认土建施工队在长安汽车项目工程总结算为1650万元。对此，贺智作为见证人在该工程结算书上予以签字。（2019）川07民初186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川民终21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贺智系十九冶公司员工、项目部总工程师。 许祥在付志龙作为复核人签字的2018年9月26日结算单签署意见“同意总价下浮5%结算，由十九冶公司代付”。 2018年12月10日，汉城公司向十九冶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代付书》，写明：“由我公司付志龙班组施工的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二标段劳务费用经我司与其对量，双方沟通协调后，最终我司应还需向其支付劳务费用及辅材费用合计5741762元。由于其与我司结算范围内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毕，现正准备退场，我司申请此费用由贵司直接代付，代付款项从我司与贵司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二标段的合作项目工程款中扣除。此委托我司不予撤销，如工程款不足代付此款项，我司将补足后由贵司代付。就上述款项产生的债权债务与贵公司无关，贵公司仅系代付。特此委托。”当日，付志龙在《委托代付书》汉城公司盖章处左边写明：最终费用5741762元属实，同意由十九冶公司代付，代付义务为不可撤销之义务。当日，项目部在汉城公司盖章处下部加盖印章写明：“我司同意代付，代付前请付志龙提供其与各班组关于民工工资、材料、辅材及时支付的双方协议，项目部提供付志龙班组使用的临设等其必须及时交回，否则项目部有权从其代付款中扣除相关费用。” 2018年12月11日，项目部向付志龙出具一份《付款计划》，写明：经双方协商约定，汉城公司委托我项目部代付的由付志龙承包的劳务费用及辅材费尾款5741762元，我项目部计划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剩余款项3月30日支付。 2019年2月2日，项目部向付志龙班组出具一份《说明》，写明：“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由于业主单位合肥城创公司资金到账晚（于2019年2月2日早上才到），我公司财务部门已放假，无法开具支票支付剩余款项。我公司将在年后财务部门上班后及时开具支票至合肥农业银行支付剩余款项。”对此，谢文才在《说明》底部项目部印章处予以签字。 2019年5月20日，付志龙委托律师向十九冶公司发出《工程款催收律师函》，写明：“……贵司于2018年5月1日将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工程的劳务及辅助材料承包给汉城公司付志龙个人，承包方式为管理责任承包制，工程范围内的所有内容，甲方指定的项目内容除外。该工程完工后，贵司与付志龙在2018年9月21日对工程款进行了结算，汉城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向贵司出具了委托代付书，贵司在委托代付书上盖章和签字同意。贵司于2018年12月11日给付志龙出具了付款计划，贵司在计划书中承诺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剩余款项3月30日前支付。贵司于2019年2月2日向付志龙又出具了说明函，称‘资金到账晚……至合肥农业银行支付剩余款项。’但是，从春节过后，贵司不履行委托代付书的承诺和付款计划，随后付志龙多次催收，贵司于2019年4月2日支付99万元，至今仍有4851762元未支付。现农民工多次找到付志龙闹事，已严重影响付志龙的正常生活。基于上述事实，……现接受付志龙的委托，再次向贵司正式致函催告，望贵司务必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清所欠付志龙工程款尾款（劳务费用及辅助材料费用）4851762元。……望贵司接函后权衡利弊，尽快支付工程款尾款，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诉争。并希贵司将处理结果告知本律师”。 2020年1月17日，工安分公司向合肥高新城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工安函[2020]1号《关于协商处理合肥长安二期项目部分班组及材料商工资和工程款的函》，写明：合肥长安二期项目部分施工班组代表联合到十九冶公司和我司（工安分公司为十九冶公司所属专业分公司）讨要工人工资和工程款，……我司现就相关问题处理意见明确如下：1.本项目由十九冶公司施工总承包，我司负责日常建设管理，十九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对经清算核实后的项目欠款进行兜底。2.本项目审计价约1.47亿元，实际已支付分包商1.527亿，可能存在资金违规情况。为防止国有资产再次流失，在未清算前不能再超额支付。3.十九冶公司于1月17日对存在问题的三家分包单位（实际为1人控制）启动司法程序，在解决分包合同关系的前提下，我司将对基层实际施工班组核实后的欠款直接兜底。4.我司承诺在2020年3月底前完成对所有班组的清算工作，并付清经清算确认后的欠款。5.我司将成立项目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组，配合区建发局、劳动局协调处理上访的工人投诉。经劳动部门鉴定属实，我司直接支付，再自行向分包单位索偿，以上人员解聘、续聘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办理。 2020年4月10日，十九冶公司向合肥高新城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出集函（2020）70号《关于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工程结算和社会维稳事宜的复函》，写明：接到贵司函件后，我司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就贵司提出的相关问题我是做如下回复：……此外，就贵司来函中提出的工安函[2020]1号所涉及相关内容及我司所做的具体工作，说明如下：……如果与我司签订有直接合同关系，并经过结算清算尚有欠款行为，我司承担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据查明的事实，可认定付志龙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付志龙不具有相应的工程施工资质，故认定其施工的工程合同无效，但在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付志龙享有参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 十九冶公司于2018年1月8日在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之后，其项目部于2018年5月1日与付志龙（汉城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书，因项目部是十九冶公司的内设机构，故可认定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汉城公司）之间亦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谢文才系作为十九冶公司的经办人和委托代理人在劳务分包合同签章处予以签字，许祥和谢文才在内部承包协议书项目部签章处予以签字，故可认定付志龙在内部承包协议书乙方签章处签字时有理由相信许祥有权代表项目部。因2018年9月21日的工程结算书系许祥以项目部代表身份与付志龙（土建施工队）签订，且十九冶公司员工、项目部总工程师贺智作为见证人亦在工程结算书上予以签字，故可认定付志龙有理由相信许祥系代表十九冶公司项目部与其签订了工程结算书，对此十九冶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工安函[2020]1号、集函（2020）70号均系向合肥高新城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故不能认定在付志龙、十九冶公司间必然产生法律效力。因付志龙、项目部在汉城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向十九冶公司出具的《委托代付书》签署的意见，及项目部于2018年12月11日向付志龙出具的《付款计划》和项目部于2019年2月2日向付志龙班组出具的《说明》，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认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十九冶公司应向付志龙付款5741762元。因付志龙在《工程款催收律师函》中已自认付款99万元，并提出十九冶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前付清工程款尾款，对此十九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尚存有其它付款，故可认定被十九冶公司应再向付志龙付款4751762元，并自2019年5月31日起承担逾期付款的相应利息。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其它诉抗辩理由，均不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付志龙的诉讼请求，应部分予以支持，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付志龙支付工程款4751762元；二、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付志龙支付逾期给付工程款的相应利息（自2019年5月31日计算至4751762元付清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三、驳回付志龙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81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9814元，由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十九冶公司提交补充证据五份，证据一、《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旨在证明：1.汉城公司从十九冶公司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后，实际控制人许祥私刻仿制了十九冶公司的项目部印章，最早与孙冲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将汉城公司承接的劳务分包工程转包给孙冲。但因孙冲无力开展施工，遂联系付志龙进场。之后许祥又将该工程再次以十九冶公司的名义发包给付志龙，由孙冲作为原承包人在《内部承包协议书》（许祥付志龙版）落款处进行背书。2.许祥私刻仿制的十九冶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客观处于失控状态，许祥与付志龙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付志龙明知许祥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项目也是从汉城公司许祥处承包。付志龙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善意。证据二、劳动合同书及附件（公司员工安全协议书、合同签署声明、人员基本信息表）、变更授权委托书（许祥）、承诺书（付志龙）。旨在证明：1、付志龙从汉城公司转包案涉项目劳务分包工程后，与汉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等书面材料，实际作为汉城公司驻派项目现场的员工（项目经理）参与劳务施工。2、本案一审中付志龙当庭虚假陈述“……第三人汉城公司，付志龙不知道、不了解、也不认识。也没听说过汉城公司，与汉城公司无任何的法律关系”。3、一审中定案依据的1650万元结算单、《付款计划》均是汉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祥与汉城公司付志龙后期配合制作，虚假不实。证据三、成都仲裁委员会（2020）成仲案字第827号仲裁裁决书。旨在证明截至2019年3月21日，十九冶公司已付四川汉城公司工程款合计2080万元。而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初步工程款结算金额仅为1600余万元。证据四、各部门已拨款情况汇总表、资金支付审批单。旨在证明：1、2018年12月8日，付志龙与许祥就项目实际劳务拨款行为进行对账，其中“收款人”一栏均是付志龙所找劳务班组。证实相关款项来自于十九冶公司，许祥与付志龙进行内部结算对账。该汇总表证实付志龙与许祥实际控制的汉城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付志龙作为内部员工（项目经理）定期与汉城公司进行拨款结算。2、2018年6月12日，汉城公司许祥、付志龙共同向十九冶集团提出付款申请，谢文才并在该审批单中确认。但据谢文才回忆，该审批单最早没有加盖“十九冶集团项目部印章”，仅仅由许祥、付志龙作为劳务分包方代表，要求十九冶公司将款项付至汉城公司。亦证实许祥私刻项目部印章处于失控状态；付志龙明知其代表四川汉城公司，并要求将款项付至四川汉城公司的真实情况。证据五、贺智出具的情况说明。旨在证明贺智作为项目总包方出面协调劳务分包方汉城公司与劳务实际施工班组付志龙的款项结算。并以见证人的身份在结算单中签字，并不代表十九冶公司认可承担付志龙相关款项的支付义务。 付志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刚才十九冶公司的代理人在陈述中说了证据一的来源于项目部，而该项目部的所有资料均在许祥处，说明许祥是十九冶公司项目部的实际管理控制人。这就是为何付志龙一直认为许祥系十九冶公司实际项目经理的原因。许祥一直强调其和谢文才均是十九冶公司项目经理。至于该印章一审时十九冶公司均没有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没有提出过任何关系该印章的仿制问题，认可了该印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内部承包协议书可以说明发包单位也是十九冶公司，而承包人为个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汉城公司，在此之前付志龙均不知道汉城公司，孙冲在该协议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汉城公司的情况。该内部承包协议书为十九冶公司内部承包而非汉城公司内部承包，并且可以看出该承包为整体工程的转包，金额高达1.4亿。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在涉案工地现场所有施工的劳务人员都要签订劳动合同书。因为付志龙是个人在十九冶公司承包的涉案工程。当时十九冶公司在付款时以付志龙是个人为由要求补充一份劳动合同，以便于付款，所以付志龙才签订了这份劳动合同。该份合同仅仅是为了付款。付志龙与汉城公司无任何劳动关系，也没有交纳过社保。而本案的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所以劳动合同与本案无关。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应十九冶公司的要求，十九冶公司提出其与汉城公司有劳务分包关系，为便于付款与汉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要求付志龙下面所有的农民工与都汉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十九冶公司就可以直接付款给付志龙。劳动合同上的时间是2018年1月1日，但是实际签订时间是2018年4月28日左右。因为当时十九冶公司需要付款，根据规定十九冶公司只能将款项打入相关劳务公司名下的劳务人员，在此情况下，十九冶公司拿出甲方为汉城公司的劳动合同要求付志龙签字。人员基本信息表注明付志龙是项目部负责人这也是签订合同时需要填写的。对证据三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裁决书只说了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并没有说明工程款问题。实际上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的结算应当不包括付志龙的部分，是否包括付志龙的部分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来源根据十九冶公司的陈述系来源于项目部即许祥处，该审批单加盖了项目部章且有谢文才签字，说明了该印章的真实性。该证据涉及的款项是290万元，涉及的钢结构安装队，该部分是付志龙分包出去的，从款项的支付可以看出，该部分是在付志龙分包范围内，款项直接由十九冶公司支付给付志龙。这也与前面劳动合同向对应。一审并没有提到钢结构安装队，这是我总分包协议中的一个队伍，所以需要付志龙签字。钢结构的款项也是从汉城公司拨出的。对证据五，该证据系证人证言，且证人是十九冶公司的员工，并且没有出庭，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但是能够说明付志龙的干完活之后工程款没有支付的情况。 付志龙二审提交补充证据五份，证据一、授权委托书，旨在证明许祥系十九冶公司员工。证据二、（2019）川07民初186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贺智系十九冶公司员工且是项目经理。证据三、十九冶公司项目章，该证据来源于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旨在证明十九冶公司项目章公安机关备案。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旨在证明十九冶公司公司承诺函及出具情况。证据五、保单，旨在证明涉案合同的主体是付志龙与十九冶公司。 十九冶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不予认可。经代理人核实，淮南项目工程十九冶公司并未中标，该委托书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6月13日恰是涉案工程施工的期限，许祥客观上不可能再次同时施工其他工程。十九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为虚假的，公章亦不予认可。田野系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十九冶公司从未任命许祥作为该工程的项目经理。同时代理人也将在庭后提交许祥在其他省市私刻十九冶公司项目项目部印章及集团印章的相关判决。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终211号案件中，该案十九冶公司启动了对相关涉案工程印章的鉴定程序，证实该印章是私刻，对贺智为我公司是涉案项目总工无异议。对证据三，四川攀枝花市备案的项目部印章无异议。该印章确实为十九冶公司为项目部刻制并备案，但是与许祥私刻的印章不是同一个，相关私刻苦详见该案的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对证据四十九冶公司关联公司所出具的函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一下，十九冶公司及关联公司在本案中所出具的解决农民工工资的相关函件均是附条件的结算承诺，即由相关分包单位对分包劳务班组相关款项进行核查，经结算查清后在予以兜底支付。并非付志龙所主张的无条件的债务加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内容的主张均是由付志龙委托相关人员单方主张，且聊天记录中提到的三家专业分包机构存在挪用款项，项目存在诸多问题的聊天记录。对证据五保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保单的使用附件包含证明、回执、所加盖的项目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十九冶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2018年1月8日十九冶公司与汉城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加盖了十九冶公司的公章，谢文才作为十九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另一份是2018年5月1日十九冶公司与付志龙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加盖十九冶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许祥和谢文才在该协议书签字确认。十九冶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其合同相对方是汉城公司，《内部承包协议书》中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许祥私该，故其与付志龙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首先，2018年5月1日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抬头主体来看，该协议书注明甲方为十九冶公司；其次，十九冶公司认可谢文才是其公司案涉工程的现场执行经理，谢文才曾作为十九冶公司的经办人和委托代理人在2018年1月8日的《劳务分包合同》代表十九冶公司签订合同，而该《内部承包协议书》谢文才也签字确认；再次，《内部承包协议书》加盖了十九冶公司项目部印章，十九冶公司现场执行经理谢文才在签订该协议书时也并未提出异议。故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付志龙在内部承包协议书乙方签章处签字时有理由相信许祥、谢文才有权代表项目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十九冶公司认为《内部承包协议书》上的项目部印章是许祥私刻，但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十九冶公司就案涉工程施工曾刻制了项目部印章并备案，即使如十九冶公司所述，《内部承包协议书》的项目部印章与备案的项目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就该项目部章的使用情况来看，《内部承包协议书》中的项目部印章在本案多份证据中出现，从十九冶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可以看出，在施工过程双方往来的相关资料中多次加盖该枚印章，特别是《内部承包协议书》加盖该枚项目部印章时十九冶公司案涉工程的现场执行经理谢文才也签字确认，并未对该印章的使用提出异议，现十九冶公司认为该项目部印章系许祥私刻，《内部承包协议书》合同主体是汉城公司与付志龙，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付志龙系合肥长安汽车调整升级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2018年9月21日付志龙就案涉工程与项目部进行了结算，许祥以项目部代表身份签字确认，十九冶公司项目部总工程师贺智作为见证人亦在工程结算书上予以签字。2018年12月10日，十九冶公司项目部、汉城公司、付志龙三方达成《委托代付书》，由十九冶公司代付相关款项，该《委托代付书》中已注明经付志龙与汉城公司结算，汉城公司还需支付付志龙5741762元，十九冶公司案涉项目部总工程师贺智手写“我司同意代付”并加盖项目部印章，十九冶公司对加盖的该枚项目部印章真实性认可。后在2018年12月11日十九冶公司向付志龙出具《付款计划》，注明“项目部计划2019年1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剩余款项3月30日支付”。2019年2月2日十九冶公司向付志龙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将在年后财务部门上班后及时开具支票至合肥农业银行支付剩余款项”，十九冶公司现场执行经理谢文才也在该《说明》处签字确认。虽然案涉工程的合同签订、结算、付款涉及十九冶公司、汉城公司、付志龙三方，但从各方合同履行的情况可以看出，首先，从结算价款情况来看，十九冶项目部总工程师贺智作为见证人在工程结算书上签字，十九冶公司对付志龙施工的工程价款是明知的；其次，从《委托代付书》内容来看，十九冶公司知晓汉城公司尚欠付志龙的款项为5741762元，十九冶公司在该《委托代付书》下方也注明“我司同意代付”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故可以看出此时十九冶公司对由其代付付志龙剩余款项是认可的；再次，从代付款项事宜后续的双方往来文书来看，十九冶公司出具《付款计划》对还款时间节点进行明确。在其没有按约支付价款的情况下，十九冶公司现场执行经理谢文才也向付志龙出具《说明》“我公司年后财务部门上班后及时开具支票支付剩余款项”。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认定应由十九冶公司支付付志龙剩余工程价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十九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14元，由上诉人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董江宁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曹丽梅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