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7行初28号 原告钟基兰，女，195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委托代理人王垒，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系原告之子。 委托代理人王华坤，男，194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系原告丈夫。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银河大道东段**。 法定代表人胡斌，该区区长。 出庭负责人王小龙，该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汪晓汀。 委托代理人李述成，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解放街。 法定代表人何志高，该镇镇长。 出庭负责人黄程，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成贻勇，绵阳市安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恒源大道。 法定代表人廖波，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吴刚，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述成，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基兰不服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于2020年7月9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钟基兰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垒、王华坤，被告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州区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小龙、委托代理人汪晓汀、委托代理人李述成，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荄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黄程、委托代理人成贻勇，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安州自然资源局）的出庭负责人吴刚、委托代理人李述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二条，《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决定，对你户应批宅基地面积254.04平米（含沼气10平米）上的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大写：贰拾叁万陆仟捌佰柒拾元整），住房安置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川办函[2008]73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办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附件中载明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清单。” 原告钟基兰诉称，原告钟基兰系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村民，于1981年向村集体申请宅基地并修建其唯一合法房屋（具有集体土地使用证《安花集用2005字第1904002号》与村镇规划选址建设意见书），现家庭分为2个户口簿，户主分别是钟基兰、王华坤（儿子：王垒；儿媳：张晓红；孙：王欧锦、王欧冠）。2017年12月以来，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去原告家谈征地拆迁一事，原告并未依法在村、组看见过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原告要求被告出示前述文件，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原告申请信息公开，被告也未出具给相关书面文件。原告认为没有合法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难以保证其合理补偿，且政府给出的安置补偿方案降低了原告生活居住水平，原告要求按房屋面积进行产权置换，被告在没有答复原告的情况下，被告相关工作人员于2019年4月2日带人冒用法院的名义到原告家要求再次测量房屋面积（2018年已测量过房屋实际面积并有测量面积表，原告也认可此测量面积），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收到被告以EMS快递方式送达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补偿清单、回复、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房屋测绘公证书等相关文件，对原告所拥有的唯一合法房屋作出补偿安置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导致原告一家6口人由现居住建筑面积524.9平米的房屋、外加近300平米的院落因征收仅能得到建筑面积35平方米的免费安置房，失去基本居住权，显失公平。且该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程序、内容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被告花荄镇政府作出补偿安置决定违法超越其法定职权，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被告安州区政府作为法定征收主体应当依法承担对原告房屋作出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2.关于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3.被告作出的安置补偿决定对原告房屋面积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并剥夺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程序严重违法；4.被告曾告知原告关于听证的权利，但在原告申请后，并未让原告参加听证会，剥夺了原告听证的合法权益；5.原告家房屋是否属于征收范围的事实认定不清；6.决定书补偿的依据绵府函〔2012〕200号，安府发〔2010〕28号，川办函〔2008〕73号文件，绵府函〔2012〕200号的补偿依据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次征收的补偿标准；7.花荄镇政府作出的案涉决定书剥夺了原告的在房屋征收补偿方式的选择权，且补偿明显过低，原告家庭成员共6人，2个户口本，户主分别是钟基兰，王华坤，免费安置住房面积仅35平方米，导致原告家庭无房可住；8.为达到逼签目的、被告违法停发原告社保、违法停电。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原告钟基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钟基兰户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房屋是合法建筑。 第二组证据：钟基兰、王垒户搬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复印件，证明协商的补偿与补偿决定的金额不一致。 第三组证据：钟基兰户村镇规划选址建设意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房屋符合政府规划、是合法的。 第四组证据：邮寄回执单与签收单复印件，证明原告对房屋测绘面积提出异议，对测量结果不予认可，要求听证、并两次申请信息公开。 第五组证据：被告花荄镇政府关于先林村四组部分区域停电的函，证明被告违法断电。 第六组证据：监控视频录像、电话录音，证明被告侵害原告合法权益。 第七组证据：花荄镇政府关于先林村4组王垒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搬离被拆迁房屋的通知。 第八组证据：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四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钟基兰、王波、王垒划分了自留地、自留山。 第九组证据：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 第十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裁定书及（2019）最高法行再199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的法定主体，因此本案安州区政府具有作出补偿决定的法定职责。 第十一组证据：法行他字[200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证明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 被告安州区人民政府辩称：被告花荄镇人民政府对钟基兰户作出补偿安置决定系受其委托，在对案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安置补偿过程中依法履行工作职责作出的行为，该补偿决定内容合法有据。原告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称其家庭户有6人，但王华坤与其次子王垒一家的户口均在安州区界牌镇，属于城镇户口，只有原告钟基兰户口在先林村**，原告钟基兰领取土地补偿款时也是按1人户标准金额领取。原告现要求按照6人户进行房屋安置补偿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测量，测量时有公正机构进行公证，钟基兰的丈夫王华坤在场并确认房屋面积，原告认为房屋测量面积有误但并未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启动征收程序后，一直积极与原告协商安置补偿，但原告拒不执行征收安置补偿方案，故意拖延签订补偿协议，因此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执行。法律并未赋予原告在签订阶段享有推翻安置补偿方案和申请听证的权利。综上，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请求予以驳回。被告安州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1.征用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组织并不等于亲自，政府可以组织安排相关部门来具体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2.被答辩人所述房屋测绘机构必须由其选定，测绘结果必须经其签字认可的主张与法律法规不符。 第二组证据：1、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安县城市总体规划的复函(川建规函[2015]363号)；证明：安州区河东新区的规划批准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被答辩人主张对其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实际是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理解存在错误，并不适用最高院该司法解释。2、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05号)；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79号)；4、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5、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2-5号证明：土地征收程序合法。6、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2010)28号)；证明：1.镇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花荄镇政府是依法履行工作职责；2.被答辩人的儿子王垒、媳妇张晓红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3.被答辩人所述房屋测绘机构必须由其选定，测绘结果必须经其签字认可的主张不符合政策文件要求。7、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安府发(2013)65号)，证明：镇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花荄镇政府是依法履行工作职责。8、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绵府发[2016]23号)；9、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办函(2008)73号)；10、《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安州区境内）道路建设用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8-10号证明：被答辩人的儿子王垒、媳妇张晓红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11、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12、绵阳市人民政府2019年发布的市区(游仙区、涪城区、高新区)征地公告4份。11-12号证明：补偿安置标准合法，且2019年绵阳市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仍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13、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域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1]182号，证明：住房安置明确告知可以选择货币和住房实物安置方式，不存在剥夺其选择权问题。 第三组证据：1、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征收土地协议书；2、公证书、青苗的清点记录和补偿协议及座谈记录；3、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记录日常工作记录照片；4、村民领取土地补偿款的付款单及领款花名册、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测算情况汇总表、安置人员测算表；5、花荄镇先林村4组人口花名册；6、张晓红干部履历表；7、公安机关户籍信息；8、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上证据证明：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儿子王垒、媳妇张晓红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被答辩人也领取了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分配款，其主张其合法权益被损害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辩称：案涉补偿安置决定是被告花荄镇政府作出的，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并且被告也不是政府确定的案涉土地征收实施部门，安州区政府将其职责委托被征收土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土地征收安置补偿工作。因此，被告花荄镇人民政府在具体实施土地征收过程中作出的安置补偿决定是合法的。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花荄镇政府辩称：被告花荄镇政府受本案被告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委托，在对案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安置补偿过程中所做《决定》，是依法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被答辩人主张对其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观点不能成立，房屋及附属物被告已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在原告丈夫在场时进行了测量清点，数据准确无误，所依据的补偿标准也是合法的。住房安置王垒及其妻儿户口均在城镇，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不是安置的人员范畴，不应享受住房安置。王华坤本不属于安置对象，但为了解决其有房无户的问题，经村民代表讨论后，报安州区政府同意给予针对特殊对象的半安置优惠政策，已充分保障了王华坤的权利。关于原告诉称停发社保及停电的问题与本案被告无关，也与安置补偿工作无关。因此，被告作出的安置补偿决定内容合法有据，不损害原告的利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花荄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明被告花荄镇主体资格适格。 第二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2、《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3、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办函（2008）73号）；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7】779号）；5、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6、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绵阳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绵府函〔2012〕200号）；7、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全征全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域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1〕182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安府发〔2013〕15号）、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程序（试行）》的通知（安府发〔2013〕65号）。以上证据用于证明：土地征收程序、实施部门、补偿安置标准合法（具体包括：1、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3、实施征地拆迁政府提供的基本住房建筑面积没有少于每人30平方米；4、安府发〔2010〕28号、安府发〔2011〕182号属于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5、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6、原告所在的先林村4组只实行统规统建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被告没有剥夺原告的补偿方式的选择权。 第三组证据：1、原告的集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房屋系集有土地上的房屋，应按集有土地征收的相关文件的补偿办法进行补偿，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花荄镇先林村4组人口花名册、张晓红的干部履历表、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证明：王垒、张晓红（王垒妻子）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户籍均在城镇（绵阳市安州区××镇学道路5号），张晓红于2002年8月被安县教体局招录为干部（工作单位为安县界牌小学），均不是先林村4组集体组织的成员，按照川办函〔2008〕73号和安府发〔2010〕28号文件的规定，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对王垒、张晓红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不予安置符合法律规定；3、公证书（包括现场清点记录、现场照片测绘报告等），证明：公证员佩戴了公证员的徽章、身穿公证员制服，不是原告所说的“冒充法院的名义”；公证书中的“现场清点记录”经原告丈夫签字确认，第18项即为“水泥地坪”，不是原告诉称的院坝地坪没有测量；被告委托了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对原告的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原告的丈夫王华坤一直在场，房屋的测绘面积为406.24平方米；4、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绵安花府发（2019）52号）、《搬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回复及送达回证，被告花荄镇与原告儿子王波签订的《搬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证明：补偿的项目中包含了“水泥晒坝”的补偿费用，面积与原告丈夫签字确认的面积一致；原告将房屋测绘面积406.24平方米中的53平方米给了她的大儿子王波，王波已于2019年2月14日与被告签订了《搬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结合公证书的内容及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被告确定原告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因此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对房屋及附着物补偿的项目、金额准确；5、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记录、座谈记录、日常工作记录照片，证明：安置方案经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告知了被告如果对房屋测量结果不服，可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测量机构进行测量；6、村民领取土地补偿款的付款单及领款花名册、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测算情况汇总表、安置人员测算表，证明：被答辩人领取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分配款，也依法进行了安置，其主张其合法权益被损害缺乏事实依据；7、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号）张贴公告的照片，证明：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在程序和内容方面均合法，征地公告依法进行张贴，该征地公告明确了补偿安置的依据为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 第四组证据：1、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绵府发【2016】23号），证明：虽然该《办法》第二条规定“安州区暂不使用”，但三十二条对“住房安置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持有房地产权证或有效证明材料并持有当地正住农业户口或“村改居”户口的征地被拆迁人员，因此王垒、张晓红和王垒的儿子王欧冠、女儿王欧锦不属于住房安置的人员范围，原安县人民政府安府发〔2010〕28号文件规定的住房安置对象与该文件一致；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户口虽不在本村社，但通过买卖、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房屋，且长期（五年以上）居住在此的拆迁户......每户（只计1人）货币化按照补偿标准按5.3万元标准执行”，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中房屋安置方式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2、绵阳市人民政府2019年发布的市区（游仙区、涪城区、高新区）征地公告4份，证明：绵阳市市区2019年对集有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仍然适用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中房屋及附着物补偿的适用标准和内容合法，没有损害严格的合法权益；3、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安县城市总体规划的复函（川建规函【2015】363号），证明：安州区河东新区的规划的批准时间为2015年5月29日，本案不适用最高法【2011】第20号司法解释第12条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钟基兰对被告安州区政府所举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组证据中1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认可，2-5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只是完成了部分手续，应当开展土地现场调查。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规范性文件是2010年制定实施的，违法了省政府超过5年的规定。7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理由是镇政府是被委托和我们谈补偿方案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补偿决定，应该由区级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属于超越职权。8-10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垒属于原告的家庭成员，王垒户籍所在地属于居住房屋应该保障其居住权，即使按照被告所列的23号文件，不予安置对象的规定，王垒并不是不属于安置的对象。11-12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规范性文件制定于2012年，违反了土地管理法47条的相关规定。1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土地管理法的补偿方式只有三种，房屋安置的比例不符合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对第三组证据1.5.6.7.8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4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花荄镇政府、被告安州区自然资源局对被告安州区政府所举证据无异议。 原告钟基兰对被告花荄镇政府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1、6、7，第三组证据的3、4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安州区政府、被告安州区自然资源局对被告花荄镇政府所举证据无异议。 被告安州区政府对原告钟基兰所举证据1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4、5、6号邮寄单都是复议件看不清，无法质证。信息公开申请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停电的函的质证意见以花荄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准。原告所举其拥有自留地自留山的证明并不能达到证明其在征地时仍是先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目的，12、13、1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录音证据因取证程序不合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对原告钟基兰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安州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花荄镇政府对原告钟基兰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安州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2搬迁户协议没有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只是协商的过程，不能作为补偿的依据。对于原告称邮寄提出异议的问题，花荄镇政府已多次告知其若对房屋面积有异议，可以找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测量，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参加。关于断电的问题和本案无关联性，是因为消除隐患的停电，该停电行为在江油法院已经审理。关于自留地和自留山的问题，户口迁出后一直都是不作调整，因此并不能以此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提交的第1、3、4、5、9、10、11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因没有签字盖章予以确认，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7因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8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安州区政府、花荄镇人民政府所举证据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钟基兰系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人。钟基兰的丈夫王华坤、及其次子王垒、儿媳张晓红、孙女王欧锦、孙子王欧冠的户籍均未与钟基兰在同**，而是在绵阳市安州区××镇。 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7〕70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0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柏杨村6、7、8、10社，先林村3、4、5、6社20.8586公顷挂钩前的集体农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5.0706公顷，合计25.9292公顷全部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家所有。2017年6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17〕7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16年第2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1、4、5社2.3915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本批次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1.0294公顷、未利用地1.0696公顷，合计4.4905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2017年11月15日，绵阳市人民政府针对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4组分别作出两份绵府征地公告〔2017〕164、171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载明了批准机关、文号、时间和用途，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面积和地类，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不予补偿的地上附着物类型，公告方式和时间等内容，被告对前述文件按规定向被征收人公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4组于2017年9月与安州区土地统征储备办公室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原告于2017年9月28日与被告签订了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附属（着）物补偿费用为8844元。2018年9月19日，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先林村第四村民小组发放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费等共计127.5万元。原告钟基兰已领取土地补偿费及青苗费2万元，也在领取社保。 被告与原告多次就房屋补偿安置进行协商，原告提出了其拆迁安置补偿诉求，但并未协商一致达成协议。2019年3月14日，先林村村委会就原告次子王垒的安置性质召开讨论会，经讨论确定王垒全家不属长期居住人口。2019年4月2日，在原告丈夫王华坤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绵阳市安州区鸿鑫房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房屋面积进行了测量，绵阳市安州区土地统征储备中心申请了保全物证的公证，公证员对原告住宅内部及外部现状进行保全。绵阳市安州区鸿鑫房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四川省房屋面积测绘报告》，载明：原告钟基兰、王波私房套内面积和产权面积均为406.24平方米，分摊面积为0，公摊系数为0。被告花荄镇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根据该报告测量的面积作出了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二条，《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绵阳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绵府函〔2012〕200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告花荄镇政府决定，对原告钟基兰户应批宅基地面积254.04平米（含沼气10平米）上的房屋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236870元，住房安置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川办函〔2008〕73号）、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安府发〔2010〕28号）办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房屋面积存在两次不同的数据，第一次是被告工作人员自行测量的数据；第二次是被告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测绘。2019年6月10日，被告将第二次测绘报告和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寄给原告；原告收到前述邮件后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邮寄了重新测绘申请。 另查明，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8年4月13日出台的川办函〔2008〕73号文件以及安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6月13日出台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对住房安置作出了规定。其中，省政府文件规定实施征地拆迁政府提供的基本住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每人30平方米，原安县人民政府规定为每人35㎡的清水房，且选择统建方式的拆迁户政府按符合安置条件的家庭成员每人可再买30㎡（含公摊面积）的生活置房，高于省政府标准。被拆迁的农民在基本住房建筑面积内不支付购房费用，也不享受原住房拆迁补偿；镇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对花荄镇等城镇规划区县政府决定实行全征全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采用统规统建和货币安置两种方式的决定执行；征收土地应当安置的人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面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面积计算，计算征地前人均耕地面积的总人口基数以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发布日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在册常住农业人口为准。绵阳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1月3日出台的绵府函〔2012〕200号文件对征收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作出了规定。安府发〔2013〕15号文件对原安县人民政府之前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对其中的安府发〔2010〕28号文件、安府办发〔2011〕182号文件予以保留。 还查明，原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向原告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钟基兰，土地所有者为花荄先林4组集体所有，坐落在花荄先林**，使用权面积为254.04㎡。该处房屋中属于案外人王波所有的部分，被告花荄镇人民政府已与王波签订补偿协议予以补偿，该补偿协议中确认王波房屋补偿面积为53㎡。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花荄镇政府作出的《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被告花荄镇政府是否具备作出补偿安置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市、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的法定主体。本案中，被告安州区政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在安府发〔2010〕28号文件中第三条“……镇乡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以及安府办发[2013]65号文件中“二、……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完成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中，委托被告花荄镇政府从事具体的补偿安置安置工作，被告花荄镇政府可参与征收与补偿的协商、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但被告花荄镇政府并非安置补偿义务的法定主体，在无法就补偿安置达成协议时，其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补偿决定。被告安州区人民政府或被告安州区自然资源局作为法定安置补偿义务主体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因此，被告花荄镇政府无权以其自己的名义作出补偿安置决定。 关于案涉征收补偿决定内容是否正确的问题。案涉房屋实际分为两部分予以安置补偿，属于案外人王波所有的房屋，被告已与案外人王波签订协议予以履行，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本案所争议的房屋面积应当是扣除王波所享有的房屋面积后剩余部分的补偿。案涉房屋涉及两个不同的测量数据，第一次是前期协商时被告工作人员自行测量的数据，虽未经当事人签字确认，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认可协议中载明的房屋面积。第二次是被告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测量的数据，测绘报告的面积小于第一次工作人员自行测量的面积。被告以第三方机构的测量结果作为钟基兰户房屋整体面积的依据，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其决定所附《房屋及附着物补偿清单》显示，钟基兰的砖木小青瓦房面积扣减了王波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53㎡房屋，但测绘报告中属于王波所有的房屋面积不足53㎡。因此，案涉补偿安置决定在计算钟基兰享有的房屋面积时，用第二次的测绘数据扣减第一次与案外人王波协商确定的房屋面积，其计算方式有误，导致减损了钟基兰应当享有的房屋面积，损害了钟基兰的合法权利。因此，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作出案涉安置补偿决定内容不正确。 综上，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超越职权，且房屋面积的计算方式明显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绵安花府发[2019]52号《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关于对先林村4组钟基兰户农房补偿安置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向 茜 审 判 员  夏春梅 审 判 员  严皓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冯小娇 书 记 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