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1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鸣珠。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江苏漫修（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怡思，江苏漫修（昆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城北路北侧、环庆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662703434U。法定代表人：黄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江苏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震川支行，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震川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81276551J。负责人：戴小伟，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峥，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念群，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顾鸣珠因与被上诉人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谷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震川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震川支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鸣珠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恒谷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黄龙替姚祖良给付购房款抵偿股权转让款，错误认定为恒谷公司以其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黄龙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顾鸣珠购买的房屋的首付款及按揭贷款全部由黄龙负责归还，黄龙以此方式作为支付结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因为黄龙自身资金状况不好，才通过由顾鸣珠购买房屋，黄龙支付首付款并归还贷款的方式来缓解其自身的资金压力。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恒谷公司有将房屋出售给顾鸣珠的真实意思，则更不可能存在以房抵债的可能性。2.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认定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申请人与恒谷公司系具有真实意思的合法交易，并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申请人与恒谷公司及黄龙都无任何关于以房抵债的约定，而是黄龙以支付首付款及按揭贷款的方式归还姚祖良股权转让款。首付款及按揭贷款全部付到了恒谷公司账户，恒谷公司无任何资本损失，不存在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情形。虽然公司法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导致将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违反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故该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应据此认定合同无效。3.恒谷公司曾在（2019）苏0583民初14482号案件中自认其资金不足，双方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系骗取银行贷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后在顾鸣珠于（2020）苏05民终3105号案件中提供了新证据，恒谷公司又主张以其房产冲抵黄龙股权转让款，前后矛盾。恒谷公司辩称：1.本案与（2019）苏0583民初14482号、（2020）苏05民终3105号生效判决情况相同，请求法院按照生效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2.顾鸣珠未实际支付过首付款，未归还过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一直由恒谷公司或指定的第三人转入顾鸣珠账户的方式进行还款，顾鸣珠的还款账户也一直由恒谷公司所掌握。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仅为形式，实质为恒谷公司获取银行贷款，此行为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3.涉案房屋一直由恒谷公司占有并出租，租金也由恒谷公司收取。顾鸣珠从未请求过房屋所有权，也未主张过租金，进一步印证其与恒谷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购房意思表示。4.退一步讲，即便双方具有购房合意，但黄龙利用股东身份以恒谷公司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黄龙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公司资本维持的原则，应当属于无效。为实现以房抵债的目的，涉案购房合同实际上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应该无效。5.顾鸣珠实际上从未与恒谷公司有过真实房屋购买意思，而是由于黄龙个人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没有能力支付款项所以姚祖良与黄龙商量以恒谷公司的房产抵偿股权转让款，双方的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应当是虚假的。按照民法总则或者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虚假意思表示呈现的法律关系都应当认定为无效，而应当按照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关系去主张权利。农商行震川支行辩称：对顾鸣珠名下的贷款资金来源无法核实。截止2020年11月5日，案涉房屋贷款已全部还清。最后一期款项共计849397.07元，已由恒谷公司偿还，之前款项均是通过顾鸣珠账号扣费、扣划。对顾鸣珠与恒谷公司之间纠纷，第三人不清楚。恒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谷公司与顾鸣珠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15819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顾鸣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4日，恒谷公司（作为出卖人）与顾鸣珠（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2014015819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城北路北侧环庆路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地块上建设商品房城北湖商业中心，买受人购买上述项目中第1幢1单元1305号房，总价款324325元；买受人于2014年5月30日付款164325元，余款160000元于七日后办理完成银行按揭手续；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12月30日前将取得昆山市建设局核发的交付备案证书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合同并约定了其他事项。2019年7月22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反诉被告）恒谷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顾鸣珠、第三人农商行震川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恒谷公司请求：1.判令恒谷公司、顾鸣珠签订的1309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撤销双方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4015823）；2.本案诉讼费由顾鸣珠承担。顾鸣珠反诉请求：1.要求恒谷公司履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证，并承担违约金(以324325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反诉费由恒谷公司承担。2019年12月16日本院作出（2019）苏0583民初14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顾鸣珠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15823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二、驳回昆山恒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顾鸣珠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顾鸣珠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20）苏05民终310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顾鸣珠为证明其与恒谷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在二审中提交了房屋钥匙、水费发票及聊天记录为证。恒谷公司质证表示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未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在为获取贷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恒谷公司没有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必要。而从聊天记录内容看，姚祖良与恒谷公司工作人员周玲菲已就交房和租房事宜进行协商。恒谷公司解释称工作人员只是基于网签合同存在而与买方进行交流，不清楚真实的法律关系。但网签合同主体为顾鸣珠而非姚祖良，工作人员与姚祖良进行沟通恰说明其知晓姚祖良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并在此情况下商谈交房和租房事宜。结合顾鸣珠持有钥匙的情况，足以认定恒谷公司有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意思表示。因此恒谷公司主张其系为获取贷款而签订《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不能成立，顾鸣珠主张的姚祖良与恒谷公司约定以恒谷公司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黄龙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存在有高度可能性，即恒谷公司有将房屋出卖给顾珠鸣的真实意思。但是上述约定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应属无效。为实现双方以房抵债的目的，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涉案《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该合同实际也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顾鸣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顾鸣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基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一审判决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合同、民事判决书等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终3105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涉合同情形相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恒谷公司与顾鸣珠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15819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恒谷公司与顾鸣珠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4015819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6164元，由恒谷公司负担3082元，顾鸣珠负担3082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另查明，2013年5月7日，姚祖良（甲方，转让方）与黄龙（乙方，受让方）签订《恒谷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在恒谷公司的400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给乙方。甲方在恒谷公司的40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的权利与义务一并转让；乙方同意以400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在恒谷公司的40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同意接受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乙方于2013年12月30日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甲方。姚祖良（委托人）与顾鸣珠（受托人）签订《委托代持协议》，主要内容为，顾鸣珠以自己名义与恒谷公司签订城北湖商业中心1幢1301号-1312号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产权归属为姚祖良。2014年6月6日，顾鸣珠（借款人、抵押人）与农商行震川支行（贷款银行、抵押权人）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商房20140422，主要约定：顾鸣珠以座落于城北湖商业中心1幢1301号-1312号共计12套房产作为抵押，向农商行震川支行借款1950000元。2013年5月17日，恒谷公司股东变更为：黄龙认缴出资1980万元，实缴出资1980万元；马战育认缴出资20万元，实缴出资20万元。截止目前黄龙在恒谷公司持股比例仍为99%。二审中，恒谷公司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代偿证明、付款凭证，贷款结清证明记载：2020年11月5日，顾鸣珠1950000元借款已结清；代偿证明记载：2020年恒谷公司为借款人顾鸣珠代偿按揭按贷款本息849397.07元，借款合同编号为商房20140422。证明顾鸣珠在银行贷款均是由恒谷公司代其支付，且该贷款已结清。顾鸣珠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恒谷公司支付剩余贷款并不能证明所有房贷都是由恒谷公司支付。此前的贷款是由翟小凤和黄龙安排的其他人付款，恒谷公司未支付过。二审中，顾鸣珠表示其意见与姚祖良意见相一致，顾鸣珠就黄龙向姚祖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经过补充如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黄龙一直在向姚祖良归还欠款。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15%的利息，故双方一直也在按实际产生的利息进行结算。2014年9月6日，姚祖良收到黄龙200万元，这是黄龙归还股权转让欠款的部分金额。后黄龙将1200万元欠款本金部分（包括以购买本案房屋抵债）全部还清后，与姚祖良进行结算，并邀请陈**娥、陆建德二人作为见证人，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关于归还退股欠款的和解协议》，协议明确约定黄龙已将股权转让本金部分还清，但仍结欠利息7886301.37元。恒谷公司对《关于归还退股欠款的和解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姚祖良的退股方式明确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股东退股的禁止性规定，故该份协议签订的基础关系无效，该协议也应无效。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的《昆山市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认定。顾鸣珠主张恒谷公司的控股股东黄龙与案外人姚祖良有债权债务关系，黄龙提出由姚祖良购买恒谷公司开发的12套商品房，黄龙支付首付款及按揭贷款本息以偿付姚祖良股权转让款，姚祖良就指定顾鸣珠与恒谷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因为黄龙自身资金状况不好，通过顾鸣珠购买房屋，黄龙支付首付款并归还贷款的方式来缓解黄龙自身的资金压力。恒谷公司主张其系借用顾鸣珠名义去获取银行贷款，顾鸣珠没有支付首付款及贷款，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黄龙利用股东身份以恒谷公司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黄龙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2020）苏05民终31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顾鸣珠为证明其与恒谷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提交了房屋钥匙、水费发票及聊天记录为证，结合聊天记录内容分析，姚祖良与恒谷公司工作人员协商交房和租房事宜。因此认定恒谷公司有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顾鸣珠并未举证证明通过黄龙支付首付款及按揭贷款本息以偿付姚祖良股权转让款，且如果黄龙通过该种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在黄龙未能按期归还贷款的情况下，姚祖良（顾鸣珠）将面临自行偿还贷款的风险，且顾鸣珠也未能证明案涉房屋首付款及按揭贷款是由黄龙支付，再者结合姚祖良未能就其与黄龙之间股权转让款结算、支付（包括案涉抵债房产）加以完整说明并提供充分依据，因此顾鸣珠主张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反观恒谷公司，黄龙自2013年5月17日以后，在恒谷公司持股比例为99%，黄龙实质系恒谷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龙与恒谷公司的利益高度一致，再者结合案涉房屋贷款已由恒谷公司全部结清。因此，黄龙以恒谷公司开发建设的部分房产冲抵其拖欠姚祖良的股权转让款，房屋贷款由恒谷公司偿还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顾鸣珠、黄龙及恒谷公司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侵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应属无效。综上，顾鸣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64元，由上诉人顾鸣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山钰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