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4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鑫，女，197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山东邦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魁，山东邦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日静，女，197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男，山东崇真（芝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培莲，女，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强，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西关南街**万达金融中心A3写字楼**。负责人：尚筱，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法定代表人：唐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鑫、上诉人黄日静因与被上诉人栾培莲、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简称宜信烟台分公司）、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宜信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9)鲁0602民初9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鑫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款，改判黄日静赔偿利息264954.8元(以80万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9年5月9日)，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仍按上述标准计付利息。2、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栾培莲、宜信烟台分公司、宜信公司对杨鑫本金损失与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下列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黄日静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错误，并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宜信公司、宜信烟台分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涉案合同由宜信烟台分公司提供了印刷有“宜信”标志的合同袋，足以让善意第三人误认为所持有的合同是“宜信”公司的。(2)杨鑫基于黄日静系宜信烟台分公司理财师的信任才委托理财，基于对“宜信”公司的信任向其交付身份证和银行卡是不争的事实，在案证据也证明杨鑫授权购买的是“宜信”公司的理财产品。(3)微信聊天证明黄日静隐瞒购买的理财不是“宜信”公司产品：微信聊天与录音证据证明杨鑫发现合同盖章不是“宜信”进行质疑时，黄日静和栾培莲以“是宜信代销”为由表示涉案合同系“宜信”的。（4）黄日静、栾培莲始终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宜信”员工身份与杨鑫交涉理财事宜。2、原审判决认定杨鑫的损失与栾培莲无关明显错误，并以此为由驳回杨鑫要求其赔偿损失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既然原审判决认定黄日静与栾培莲不构成转委托关系，那么栾培莲用杨鑫的80万元购买自己的理财产品，没有合法依据是不争的事实，由此造成杨鑫损失应予赔偿，所以，原审判决认定杨鑫的损失与栾培莲无关，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另外，涉案理财是否真实发生了不能赎回或部分不能赎回的情况，栾培莲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仅从涉案合同的回款账户为空白，就足以证明栾培莲交付给杨鑫的涉案合同虚假，所以“未能回赎”可能系栾培莲为达到长期占用杨鑫钱款的目的而虚构的事由，原审判决支持栾培莲继续使用杨鑫的80万元且不用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3、原审判决认定杨鑫向黄日静交付身份证、银行卡，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对理财款项去向、理财产品的名称、发行人、性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以此为由只支持黄日静按银行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不妥，且没有法律依据。栾培莲隐瞒事实，用杨鑫的钱购买自己的理财产品，并用虚假合同欺骗杨鑫，至今拒绝返还杨鑫钱款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杨鑫基于该二人系宜信公司员工的身份而委托理财并交付身份证与银行卡没有过错，基于善意的诚信而相信其陈述和代管合同，故原审判决认定杨鑫的诚信超出了合理的信任范围不妥，以只支持黄日静按银行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的方式惩罚上诉人的诚实信赖。上诉人黄日静辩称：1、杨鑫作为成年人应当预料到投资风险的问题，杨鑫自身有过错，投资理财是杨鑫自己的选择，投资失败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2、黄日静不存在重大过失，黄日静作为委托人，在完成委托事项过程中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杨鑫和原审判决中认定的重大过失情况，黄日静无需存在任何责任。被上诉人栾培莲辨称：杨鑫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宜信烟台分公司未到庭答辩。被上诉人宜信公司未到庭答辩。上诉人黄日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杨鑫对黄日静的诉讼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杨鑫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原审判决认定黄日静有重大过失错误。黄日静与杨鑫是姑嫂关系，因杨鑫并不了解理财公司的理财产品更适合自己，所以，全权委托黄日静代为投资理财，由黄日静帮忙选择投资项目并签约。从杨鑫将银行卡、身份证、银行密码全部交给黄日静即可证实：杨鑫委托黄日静进行理财行为应认定为《合同法》第397条的概括委托，即约定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协议。黄日静既在该委托事项中没有收取被上诉人的报酬，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黄日静为了杨鑫的利益考虑，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他人。该委托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杨鑫自行承担。在完成委托事项过程中，黄日静详细考察产品，付出了智力劳动，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在完成委托中没有任何过错，更不存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重大过失。在黄日静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从栾培莲的谈话录音中也体现出，在理财项目出现问题时，黄日静在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损害。二、原审判决在认定杨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仍然判决黄日静承担全部责任，有违委托合同公平原则，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杨鑫的委托行为具有过错，故其后果应由杨鑫承担。杨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的道理，杨鑫主张投资损失全部由受托人承担不符合委托理财的风险属性，杨鑫要求黄日静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同时，也显失公平。本院审理中补充：如果法院认定该委托理财行为存在过错，又是栾培莲的过错造成的，理由如下：威海港的理财项目是栾培莲向黄日静强烈推荐的，且一再保证项目是经过其多次考察没有问题，和单的想法也是栾培莲提出的，且从原审杨鑫提交的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栾培莲一开始就知道这80万元是杨鑫的钱，栾培莲让黄日静给自己账户转入40万元，另外40万元转入聚德公司账户，等理财款赎回后由栾培莲转给杨鑫80万元及分红，黄日静出于对栾培莲的信任，按照栾培莲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栾培莲给黄日静一份涉案理财项目的合同让转交给杨鑫，合同编号是ZEP2013（字）第MT5-6X-169号投资款80万元，而110万元的投资确认函是栾培莲的名字。栾培莲也拿着同样合同编号的涉案项目合同，但投资款是110万元，以个人名义通过起诉报案进行维权，若该笔款项被追回，则栾培莲会因此不当得利，这有违公平原则。同样合同编号但数额却不相同的合同均是由栾培莲提供的，可见投资涉案理财项目自始至终都是栾培莲一手策划的，原审认定杨鑫的损失与栾培莲无关系，明显错误。上诉人杨鑫辩称：黄日静所陈述的购买涉案理财产品的经过，结合该案证据应予采信，本案实际上黄日静也没有为杨鑫购买理财产品，而是栾培莲占用了杨鑫的80万元，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涉案理财产品，栾培莲占用杨鑫的资金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返还，造成杨鑫的损失应予赔偿。黄日静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确实存在重大过错，应对杨鑫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黄日静主张其没有重大过失没有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黄日静主张与杨鑫是“姑嫂关系”、杨鑫委托“她的嫂子”购买理财产品，与事实不符。黄日静与杨鑫的哥哥离婚已经十多年了，涉案理财时不存在“姑嫂关系”，因黄日静任职“宜信公司”的理财师，杨鑫才请黄日静购买宜信的理财产品。2、黄日静主张没有收取上诉人的报酬，与事实不符。栾培莲的录音证据显示：栾培莲告知杨鑫：其本人与黄日静均因涉案理财产品获得了公司的“佣金”。理财师是按照业绩量获得公司的“佣金”，本案正是黄日静与栾培莲为得到高额佣金才“飞单”购买非“宜信公司”的理财产品而产生纠纷。3、黄日静主张涉案理财产品系其“转委托”给栾培莲，与事实不符。如系“转委托”，栾培莲应以“杨鑫”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但本案却是栾培莲使用杨鑫的80万元以“栾培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4、黄日静虽主张“多次维权并聘请律师，花费4万元以上”，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二、黄日静主张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有违合同公平原则，有待商榷。1、杨鑫对原判决认定其“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不认同。首先，银行等单位办理业务，均需将客户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柜员。其次，杨鑫身在广州无法亲自回烟台办理，只有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黄日静并告知密码，才能由黄日静带回烟台办理手续，再无其途径或方法，故原判决认定杨鑫“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没有事实依据。2、黄日静以“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为由主张杨鑫应承担“本案的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黄日静与栾培莲没有以杨鑫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而是栾培莲占用了杨鑫的80万元购买了自己的理财产品，所以黄日静主张由杨鑫承担栾培莲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栾培莲占用杨鑫的80万元购买自己的理财产品，没有法律依据，应予偿还，造成损失应予赔偿。黄日静对此有重大过错，应对杨鑫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栾培莲辩称：黄日静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日静说两个合同都是栾培莲的80万元的合同，是栾培莲给黄日静的根本不属实，栾培莲没有给过黄日静或杨鑫任何合同。栾培莲就拿出70万元，黄日静拿出40万元合伙购买了北京的理财产品，和杨鑫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钱是黄日静通过自己账户转给栾培莲的，理论上就是黄日静的钱，栾培莲无法也无需核实钱的真实来源，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原审原告杨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栾培莲、被告黄日静、被告宜信公司连带偿还本金800000元、利息264854.80元（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至2019年5月9日）及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仍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0月底购买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理财产品，并将身份证、银行卡等交给被告黄日静（系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理财师）用于办理相关手续。被告黄日静转账800000元后告知原告购买成功、赎回日期为2014年年底，但到期后被告以理财延期为由多次要求原告延后赎回理财。后经原告多次追问，被告黄日静告知原告，原告的800000元先转账至被告黄日静账户，后又转至被告栾培莲（系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经理）账户，以被告栾培莲的名义向其他项目的合伙投资，该800000元暂不能赎回，同时承诺如果最终合伙项目不能赎回，会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后原告多次到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协商处理上述事宜，但至今未果。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将原告购买其理财产品的款项擅自用于其他合伙投资项目，给原告造成损失，应予赔偿；被告栾培莲、被告黄日静利用职务之便将原告购买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理财产品的款项以其自己的名义进行其他项目的合伙投资，是造成原告损失的直接责任人。综上，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栾培莲、被告黄日静、被告宜信公司应连带偿还原告主张的理财款本息。原审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宜信公司一审共同辩称：1.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理财合同，原告购买理财产品的名称为“威海港新港基础建设基金二期”，发行人为北京信达泽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2.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从未向原告出具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通知、公告等授权文件，原告系基于其与被告黄日静之间的亲属关系而委托被告黄日静购买上述理财产品，被告黄日静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3.原告并非善意无过失，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对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被告黄日静的信任，轻易将身份证、银行卡等交给被告黄日静，有悖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一般流程。综上，本案系原告基于其与被告黄日静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而委托被告黄日静购买理财产品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与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栾培莲一审辩称：1.被告栾培莲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自认其将800000元交付给被告黄日静而非交付给被告栾培莲，原告起诉被告栾培莲系主体错误；2.被告栾培莲与被告黄日静于2013年10月31日合伙投资购买北京泽浦锦泰投资管理中心金额为1100000元的理财产品，其中被告栾培莲出资700000元，被告黄日静出资400000元，被告黄日静并未告知被告栾培莲该400000元系原告委托其购买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理财产品的款项；3.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黄日静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即使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也是原告全权委托被告黄日静进行理财，原告应自行承担理财失败的后果；4.被告栾培莲在谈话录音中所述内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告黄日静拜托被告栾培莲应付原告。综上，原告应向被告黄日静主张理财款本息，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栾培莲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黄日静一审辩称：1.被告黄日静与原告之间系原告全权委托被告黄日静进行投资理财的关系，原告为委托人，被告黄日静为受托人；2.被告黄日静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都是出于原告收益的考虑且都经过原告的同意，不存在过错，故原告应自行承担投资理财损失，被告黄日静从未承诺赔偿原告的理财损失；3.被告黄日静与被告栾培莲系转委托关系，被告黄日静明确告知被告栾培莲购买“威海港新港基础建设基金二期”理财产品的400000元系原告资金。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黄日静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如下：被告黄日静曾系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工作人员，但现已离职。原告与被告黄日静曾系姑嫂关系。2013年10月31日，户名为原告、卡号为62×××5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户名为被告黄日静、账号为62×××37的账户转账799950元、50元，合计800000元。2013年10月31日，被告栾培莲向户名为北京泽浦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账号为11×××88的账户转账1100000元。2013年11月6日，北京信达泽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投资确认函，该函载明：“尊敬的有限合伙人栾培莲先生/女士，您于2013年10月31日认购了由北京信达泽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威海港新港基础建设基金二期’。您的合伙协议合同编号为ZEP2013（字）第mt5-6[X-169]，资金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日开始起息，您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100000元，大写壹佰壹拾万元整，投资期限为12个月，年化收益为11%。”诉讼中，原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制发（2019）鲁0602民初9319号民事裁定书，并采取了相应保全措施。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下列诉讼证据：1.2019年2月12日原告在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处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均系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2.2018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栾培莲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向原告提供涉案理财产品文件均是以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名义；3.户名为原告、卡号为62×××5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该账户于2013年10月31日向被告黄日静个人账户转账800000元的操作发生在烟台市，而原告当时在广州市，故上述转账行为是由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的，原告对此不知情；4.原告（微信号：×××）与被告黄日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未告知为原告购买的理财产品不是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产品，原告直到2015年才知晓此事，被告黄日静承认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并承诺在3年内偿还理财款；5.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合同包装袋，证明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向原告提供涉案理财产品文件均是以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名义，交付合同使用的包装袋也是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被告黄日静主张，其与原告之间系原告全权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的关系，原告将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付给其，由其于2013年10月31日完成向其个人账户转账800000元的操作；原告于2014年3月才在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开户，而原告向其交付800000元理财款的时间是2013年10月，故原告根本不可能委托其购买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理财产品。对此，被告黄日静提交原告在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开户信息打印件。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取决于被告黄日静的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或能否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黄日静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第一，原告自认是在广州市向被告黄日静交付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而非在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工作场所，被告黄日静是以个人账户收取原告的理财款800000元，且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原告已在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开立理财账户或所购理财产品与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有任何关联，亦未提交证据佐证被告黄日静至广州市收取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及以个人账户收取原告的理财款系受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指派或授权；第二，原告自认其收到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合同包装袋的时间是2014年年底，故上述书证不能证明原告于2013年10月将身份证、内有大额款项的银行卡、密码交付被告黄日静是基于被告黄日静具有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存在使原告相信被告黄日静具有代理权的过错行为；第三，原告将身份证、内有大额款项的银行卡、密码交付被告黄日静的行为，已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且对理财款项的去向及所购理财产品的名称、发行人、性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被告宜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之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被告黄日静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黄日静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下列诉讼证据：1.2018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栾培莲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黄日静擅自将原告的800000元理财款转账至其个人账户，并使用该款项协助被告栾培莲以其名义购买不是被告宜信公司的理财产品；2.原告（微信号：×××）与被告黄日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未告知为原告购买的理财产品不是被告宜信烟台分公司的产品，原告直到2015年才知晓此事，被告黄日静承认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并承诺在3年内偿还理财款。被告黄日静主张，其与原告之间系原告全权委托其进行投资理财的关系，原告将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付给其的行为可以证明；其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都是出于原告收益的考虑且都经过原告的同意，不存在过错，原告应自行承担投资理财损失；其使用原告的800000元理财款为原告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因涉嫌诈骗而无法赎回。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被告黄日静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将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付被告黄日静及被告黄日静将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交付原告的行为，构成了事实上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为委托人，被告黄日静为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黄日静未举证证明其将原告的理财款和被告栾培莲的理财款合在一起并以被告栾培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经过原告同意，被告黄日静交付原告的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中有多处重要内容为空白；合伙协议载明原告对“威海港新港基础建设基金二期”的出资为800000元，而被告黄日静在庭审中又称原告对该理财产品的出资为400000元；被告黄日静自认其为原告购买的理财产品因涉嫌诈骗而无法赎回，且其曾在微信聊天中表示理财款要不回来由其偿还。综上，法院认为被告黄日静存在重大过失，原告要求被告黄日静偿付800000元之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将身份证、内有大额款项的银行卡、密码交付被告黄日静的行为，已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且对理财款项的去向及所购理财产品的名称、发行人、性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亦存在过错，故法院仅在利息51088.89元（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5月9日）及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仍按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的范围内支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超出部分予以驳回。本案的争议焦点三是被告栾培莲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认为，被告栾培莲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下列诉讼证据：1.2018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栾培莲的谈话录音、原告（微信号：×××）与被告黄日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栾培莲在被告黄日静的协助下，使用原告的理财款800000元购买投资确认函项下理财产品，且二人对原告隐瞒了上述行为；2.原告与被告栾培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与被告栾培莲在2015年12月之前并不认识亦无任何联系，被告栾培莲自始就知晓其购买投资确认函项下理财产品是使用原告的800000元理财款。被告黄日静主张，其与被告栾培莲之间为转委托关系。为证明其主张，被告黄日静提交其卡号为22×××37的中国建设银行卡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被告黄日静与案外人烟台聚德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证明被告黄日静将原告理财款799950元中的400000元转账给被告栾培莲，剩余399950元转账至案外人烟台有德商贸有限公司，转委托被告栾培莲和案外人烟台聚德投资有限公司代为投资理财，案外人烟台有德商贸有限公司和案外人烟台聚德投资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被告栾培莲主张，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是与被告黄日静合伙购买了投资确认函项下理财产品，不存在被告黄日静所谓的转委托关系。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栾培莲提交2013年10月31日被告黄日静向被告栾培莲转账40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2017）鲁1092民初99号民事裁定书、诉讼费单据、保全费单据、律师费发票、保全担保费收款收据、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栾培莲与被告黄日静合伙购买了投资确认函项下理财产品，投资金额为1100000元，其中被告黄日静出资400000元，被告栾培莲出资700000元。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被告黄日静、被告栾培莲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以被告栾培莲的名义购买金额为1100000元的理财产品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双方之间并无被告黄日静转委托被告栾培莲进行投资理财的合意，故被告黄日静和被告栾培莲之间并非转委托关系。如前所述，被告黄日静未举证证明其将原告的理财款和被告栾培莲的理财款合在一起并以被告栾培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经过原告同意，而被告黄日静曾是原告的嫂子，同时又持有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被告栾培莲有理由相信被告黄日静有权处分原告的理财款，被告栾培莲不存在过错，原告遭受的损失系被告黄日静的重大过失造成，与被告栾培莲无关，故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栾培莲承担还款责任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判决：一、限被告黄日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鑫800000元、利息51088.89元（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5月9日）及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仍按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杨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84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杨鑫负担案件受理费2888元，由被告黄日静负担案件受理费11496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因原告杨鑫已向法院全额预交，限被告黄日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其16496元。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黄日静提交栾培莲名下涉案理财项目的股权回购协议书、合伙协议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栾培莲拿着这两份投资款110万元合同以个人名义进行起诉、报案，若该投资款被追回，而法院又判决栾培莲不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那么栾培莲会因此不当得利。被上诉人栾培莲质证称：认可钱是和黄日静4：7的关系，钱追回来多少也是按4：7来分配，40万元是黄日静转给栾培莲，和杨鑫没有关系，律师费诉讼费也是按这个比例处理。上诉人杨鑫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两份合同结合一审中在案的投资确认函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栾培莲购买了110万元的涉案理财产品，结合一审在案的杨鑫与栾培莲的微信聊天截图和杨鑫与栾培莲的面谈录音，证明栾培莲购买涉案的110万元理财产品占用了杨鑫的80万元是事实，故栾培莲应返还杨鑫80万元。4：7的比例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另外，上诉人黄日静申请对在原审中杨鑫向法庭提交的涉案理财项目的股权回购协议书第8页合伙协议第11页中签名“杨鑫”是否是杨鑫本人书写，是否是黄日静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事实看，黄日静曾系宜信烟台分公司工作人员，杨鑫与黄日静曾系姑嫂关系。杨鑫基于对黄日静的信任,于2013年10月累计向黄日静账户转账80万元，并将身份证、银行卡等交给黄日静用于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相关手续，以期达到资产增值的目的。黄日静收款后,双方既未签订任何协议,杨鑫也未参与黄日静的经营活动,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事实清楚。一、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黄日静在接受杨鑫委托从事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应按照委托人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但是黄日静未举证证明其将杨鑫的理财款和栾培莲的理财款合在一起并以栾培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经过杨鑫同意，黄日静交付杨鑫的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中有多处重要内容为空白，黄日静自认其为杨鑫购买的理财产品因涉嫌诈骗而无法赎回，且其曾在微信聊天中表示理财款要不回来由其偿还。一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认定黄日静存在重大过失，判决黄日静偿付杨鑫80万元，有据可依，并无不当。上诉人黄日静上诉主张其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杨鑫作为委托人，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具体的委托事宜，将身份证、内有大额款项的银行卡、密码交付黄日静的行为，已超出合理的信任范围，且对理财款项的去向及所购理财产品的名称、发行人、性质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杨鑫亦存在过错，判决黄日静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给付杨鑫利息损失，亦无不妥。上诉人杨鑫上诉主张按年利率6%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宜信烟台分公司、宜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杨鑫委托黄日静购买理财产品的名称为“威海港新港基础建设基金二期”，发行人为北京信达泽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宜信烟台分公司、宜信公司并未与杨鑫签订理财合同，目前的证据情况，不足以认定黄日静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故此，上诉人杨鑫主张烟台分公司、宜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栾培莲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如前所述，黄日静未举证证明其将杨鑫的理财款和栾培莲的理财款合在一起并以栾培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经过杨鑫同意，黄日静和栾培莲之间并非转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对杨鑫主张栾培莲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与法不悖。五、因上诉人黄日静在一审中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在二审中申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鑫、上诉人黄日静的上诉请求，证据和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4元，由上诉人杨鑫负担2888元，上诉人黄日静负担114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