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6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新梅，女，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合肥市华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庆斌，男，197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法定代理人：许伟，199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系许庆斌之子,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新凤，女，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庆宝，男，197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柱，男，195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系合肥市华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推荐人员,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玲，女，1965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涛，安徽李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张大玲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2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大玲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足额赔偿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各项损失49845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张大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事实缺失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所谓“查明”：2020年6月4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张大玲驾驶载有汪本珍等人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沿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许井村乡村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张大玲家蔬菜大棚路段时，汪本珍所戴的草帽被风吹掉。汪本珍在车未停的情况下下车捡草帽，导致从车上摔下受伤。纵观本案所有客观事实，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汪本珍在车未停的情况下下车捡草帽，导致从车上摔下受伤”的事实。首先，张大玲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故意人为灭失证据，导致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交警部门只能出具交通事故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汪本珍、张大玲各承担事故三、七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证人”金开线是村主任金开榜的族人，而许井村委会是张大玲承包蔬菜大棚的发包人。金开线的所谓“证言”系孤证，没有事实根据；且其后金开线又陈述“汪本珍怎么跌下车没有看清楚”并捺指印确认，自觉纠正原先在公安询问时所作的伪证；况且当时车辆正在行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车辆行驶中下车，既不符合客观逻辑，更没有事实根据。所以，金开线的“证言”无疑属虚假伪证。一审以金开线自己推翻自己的虚假伪证、孤证，作为定案依据于法无据。故一审“查明”汪本珍在车未停的情况下下车捡草帽，导致从车上摔下受伤的事实缺失证据证明，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词称“许新梅等四人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请如下......合计810051元”，这不符合事实。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起诉时要求赔偿810051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许井社区、张大玲连带赔偿汪本珍合计540085.4元，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相关笔录亦不准变更。三、张大玲驾驶的机动三轮车载人，违反《机动车登记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并多次发生乘客从车上摔下的事故，先后有许井村许后组的张国英、许家英、许井村许前组的吴化英、许井村岳秦组的毕金环等人皆从张大玲驾驶的未经注册登记的机动三轮车上摔下过，张大玲驾驶未经登记的无牌照机动三轮车载人多次发生事故，仍然我行我素违法载人，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另外，张大玲违法驾驶未经登记的无牌照机动三轮车载人，导致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故意人为灭失证据，导致公安机关对本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张大玲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更为严重的是本次事故发生时，汪本珍颅脑出血已经从耳朵流出，张大玲既不报警，也不通知受害人汪本珍的亲属，更没有及时送医，仅仅将汪本珍送到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治疗。该医疗室执业医师黄顺风明确告知，“我不能给你吊水，应当去医院做ＣＴ检查治疗；回去一定要有人陪着，不能断人”。而张大玲既没有及时送汪本珍去医院做ＣＴ检查，也不通知汪本珍亲属陪护，直接把汪本珍送回家三个多小时无人问津。数小时后发现汪本珍昏迷才送合肥市二院抢救，但张大玲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汪本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产生治疗无效死亡的严重后果。张大玲的人为过错导致汪本珍死亡，应当对汪本珍的死亡负全部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将30%责任无理无法无据地转嫁给受害人汪本珍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于情不合。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判决，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不服，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许新梅等人的上诉请求。 张大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张大玲补偿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各项损失105193.771元；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张大玲未及时将汪本珍送往医院检查救治，应对汪本珍的死亡负主要责任是错误的。张大玲在发现受害人汪本珍摔倒后已经尽到注意义务，无任何过错。一审判决查明，受害人汪本珍摔下后，随张大玲前往诊所治疗，后返回家中休息。下午17时许，张大玲又前去看望，发现状态异常后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将汪本珍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首先，张大玲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并不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在发现摔下受伤时，已经带着受害人汪本珍前往诊所治疗，至此，张大玲已经尽到完全注意义务。至于受害人汪本珍的受伤程度如何，是否需要深入治疗，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建议。然后，张大玲在将受害人送回家休息后，又前往其家中看望，可以证明张大玲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二、受害人的死亡系其自己跳车所致，张大玲没有侵权行为，其死亡结果与张大玲没有因果关系。首先，张大玲驾驶电动三轮车带着受害人汪本珍本是好意，通过交警部门的调查可以证实，在整个案发过程中张大玲没有任何违法的侵权行为，此次事故发生系受害人自己遇事处置不当所致。公安机关的多人询问笔录均能够证明，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汪本珍戴的草帽被风吹跑，其在未告知其他人，亦未要求停车的情况下，自己直接跳下车，因为自己没有站稳才摔倒受伤。所以，本案所称的后果是由汪本珍自己处置不当所致。汪本珍乘坐的电动三轮车上另有多人，在整个过程中，与汪本珍同行的人均无任何意外情况发生，可以证明张大玲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无任何问题，不会导致他人摔下。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张大玲平时开车速度慢、车身平稳，没有紧急刹车、抖动情形，遇到坑洼也会提醒大家坐好，已经驾驶电动车接送工人多年，均无任何事故发生。此次事故发生的路段路面平稳、无坑洼，也没有其他异常情况，在当天汪本珍上车后行驶前，张大玲已经询问包括汪本珍在内的车上人员是否坐好，大家说坐好了再出发。故，张大玲不存在违法加害行为，对受害人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本案系受害人汪本珍自己故意行为所致，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向张大玲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因为张大玲与死者汪本珍系邻居关系，事发后已经积极抢救，垫付医药费77597.03元，张大玲认为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现在仅愿意对受害人死亡的损失承担30%的补偿责任，即105193.771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大玲的上诉请求。 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大玲赔偿医药费6300元、护理费16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63629元、丧葬费31813元、死亡赔偿金412529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和误工损失3000元、遗体停放及服务费10050元，合计810051元；2.本案诉讼费判令张大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6月4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张大玲驾驶载有汪本珍等人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沿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许井村乡村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张大玲家蔬菜大棚路段时，汪本珍所戴的草帽被风吹掉，汪本珍在车未停的情况下下车捡草帽，导致从车上摔下受伤。汪本珍随张大玲前往诊所治疗后，返回家中休息。下午17时左右，张大玲前去汪本珍家中看望，发现其状态异常，张大玲丈夫拨打急救电话，将汪本珍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经入院诊断为：1.右侧额颞顶枕大面积硬膜下血肿，2.脑疝，3.创伤性脑干出血，4.蛛网膜下出血，5.左侧额叶脑挫伤，6.左侧脑挫伤，7.枕部头皮血肿，8.两肺肺挫伤，9.右侧肋骨骨折及胸骨柄骨折？入院治疗12天后，汪本珍于2020年6月16日23时死亡，死亡原因：1.中枢性呼吸衰竭，2.右侧额颞顶枕大面积硬膜下血肿，3.蛛网膜下出血，4.脑挫伤，5.脑疝，6.创伤性脑干出血，7.左侧额叶脑挫伤。治疗期间，共用去医疗费81960.67元（含护理费4018元），其中张大玲垫付77597.03元。 2020年6月17日，许新梅方向肥东县公安局报警。2020年7月10日，肥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调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经鉴定汪本珍生前因交通事故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无号牌电动三轮车灯光齐全，转向有效，行车制动有效。事故发生路段无视频监控，双方当事人在发生事故后未在事故现场报警，已无事故现场，相关证据已无法取证，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另查明，汪本珍出生于1953年2月8日，生前有两子（许庆斌、许庆宝）两女（许新梅、许新凤）。其中，许庆斌是精神残疾二级，已婚并育有一子，其子已成年。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张大玲在接汪本珍等人前往其家大棚劳务时，驾驶无牌照电动三轮车并用车斗装载约十人，具有严重安全隐患，且汪本珍从车上摔下后，未及时将其送往医院检查救治，应对汪本珍的死亡负主要责任。汪本珍在车未停稳的情况下擅自下车，导致受伤，且受伤后对自身伤势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损害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该院酌定汪本珍自身承担30%的责任，张大玲承担70%的责任。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的各项请求中，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低于目前的标准，是其等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该两项请求应予支持。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要求支付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费、误工费，符合规定，根据汪本珍的抢救天数及办理丧事的时间，其等要求的3000元较为合理，该院予以支持。医疗费应以实际发生的为准，张大玲要求将其垫付的医疗费一并处理，该院予以采纳。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已按规定请求了丧葬费，其再要求支付办理丧事所支付的费用，属重复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汪本珍受伤当日即送医院抢救，一直处于抢救中，经抢救无效死亡，抢救费用中包含了护理费4000余元，故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要求支付护理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该院不予支持。许庆斌虽有精神残疾，但其有配偶，且其子亦已成年，其配偶和儿子应是其扶养人和赡养人，其母亲汪本珍已67岁，对其不具有抚养的义务，故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要求给付被抚养人生活费，该院不予支持。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符合规定，但请求的数额过高，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该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56000元。综上，本起事故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12529元，丧葬费31813元，医疗费81960.67元，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6000元，张大玲应赔偿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的损失为348914.84元[（412529元+31813元+3000元+81960.67元）×70%+56000元-77597.0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张大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各项损失348914.84元；二、驳回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58元，减半收取计5929元，由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共同负担2662元，张大玲负担3267元。 本院二审期间，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提交以下证据：1.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明目的：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变更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一审法院对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未予采纳。2.杨延富、李家柱于2020年9月4日对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医师黄顺凤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目的：张大玲送汪本珍到询诊；执业医师黄顺凤检查看到汪本珍耳朵确实出血，黄顺凤明确告知“应当去医院做ＣＴ检查治疗”，并提醒“回去一定要有人陪着，不能断人，一旦颅脑出血，不是诊所可以治疗的”；张大玲把黄顺凤医师的告诫当耳旁风，不通知汪本珍亲属，将汪本珍独自一人送回家中昏迷数小时，耽误汪本珍最佳治疗时机导致其死亡。3.杨延富、李家柱于2020年9月4日对许良业的调查笔录，证明目的：张大玲经营的蔬菜大棚是承包自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许井村委会的产权蔬菜大棚；张大玲家庭承包蔬菜大棚时间长达十年以上。 张大玲质证认为，对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两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依据法律规定，诉讼请求的变更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而在此之前张大玲未收到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该变更申请不应得到支持。黄顺凤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同时，调查人并无在民事案件中调取此类证据的资格，且调查人杨延富的身份不明，证言内容亦与事实不符，作为乡村医生如果遇病人病情严重应当主动拨打急救电话，该责任不能由张大玲承担。许良业陈述的蔬菜大棚并非由张大玲经营。 本院对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其等自述一审中未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仅对一审判决中的相关文字表述有异议；两份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依法不应采纳其证言，且对许良业所作调查笔录与本案并无关联。 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许新梅等人上诉称并无证据证实受害人汪本珍系因跳下车捡草帽致颅脑重度损伤而死亡，应由侵权人张大玲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张大玲对此不予认可，并上诉主张其好意搭载汪本珍，汪本珍死亡均系自身过错所致，张大玲并无任何违法加害行为，仅愿意承担30%的补偿责任。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为张大玲是否应对汪本珍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比例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张大玲雇佣汪本珍在其经营的蔬菜大棚提供劳务，双方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张大玲负责驾驶电动三轮车接人并送至蔬菜大棚，张大玲的驾驶行为并非其所谓的“好意搭载”，而是出于雇佣人员提供劳务的客观需要，其亦是该驾驶行为的主要获益人。自汪本珍等人乘坐车辆后即进入了接受劳务方的管理范围，乘车行为可以视为提供劳务的组成部分。汪本珍在乘车过程中受伤并最终死亡，作为雇主及驾驶员的张大玲对此负有责任。张大玲自述其驾驶的车辆为农村拉货所用的大三轮车，没有座椅，车厢两侧封闭，后方缺少用以封闭的围栏，显然该车辆不具备载人的条件。据双方陈述，汪本珍当天乘坐在车辆后方靠中间的位置，该位置缺少安全保护措施，不论当时汪本珍是否有跳下车捡草帽的行为，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均较高。张大玲所有并驾驶的涉案车辆具有严重安全隐患，且未对乘车人员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结合张大玲在本案中雇主兼驾驶员的双重身份，其应该对汪本珍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本案事故发生时，张大玲和汪本珍作为不具备专业医疗知识的普通民众，未能对汪本珍的病情作出准确判断，故而未报警，亦未拨打急救电话，张大玲陪同汪本珍前往当地医疗室询诊后，汪本珍即回到自己家中休息。在出现了汪本珍死亡这一严重结果后，再对张大玲的上述行为进行事后评价，难免有失公允。况且，在汪本珍返家后的数小时内，张大玲前往汪本珍家中探望，在发现异常后即拨打了急救电话，此后，亦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用。张大玲在汪本珍受伤后，已经尽到了普通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应再就此给予过分苛责。反观汪本珍，其作为受害人本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高度重视，尽到最高的注意义务，其受伤后未主动联系亲属，亦未拨打急救电话，致其最终独自一人在家中昏迷数小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汪本珍自身对此负有一定过错。 关于双方争议的汪本珍是否有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跳下车捡草帽的行为，鉴于事发路段并无监控，已难以还原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发生后十五天，肥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事发当天乘车人员金开线、关朝翠、武子兰、汤德珍、黄业环、程修霞、朱永芳、刘绍兰、杨怀金九人进行询问并形成笔录。其中，金开线、朱永芳称“汪本珍因下车捡草帽未站稳而摔倒”，刘绍兰、杨怀金称“听后面与汪本珍坐在一起的人说因为她的帽子掉了，她跳下车去捡草帽，但是我没有看见”，其余几人则陈述因乘坐位置未能看见汪本珍摔倒过程。金开线、关朝翠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其他几位在场人员的陈述亦相互吻合，可以采信。至于金开线、关朝翠等人出具的《事情经过说明》，出具时间在询问笔录之后，且陈述内容与此前证言相矛盾，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张大玲对于汪本珍死亡的损害后果负有主要责任，汪本珍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确定汪本珍自负30%的责任，张大玲承担70%的责任，较为适当。 据此，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与张大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46元，由许新梅、许庆斌、许新凤、许庆宝负担4956元，张大玲负担32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吴晓俊 书记员徐园园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