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722民初3278号原告：易某，甘肃省民乐县人，现住民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2925321543M。负责人：于某，系该行行长。地址：甘肃省民乐县县城西街。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行合规团队负责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甘肃朝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易某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8）甘072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对该判决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5月27日，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甘072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发回本院重审。2019年8月26日，本院重新立案受理，2020年12月28日本案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赔偿原告存款200万元，利息损失26万元（2015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20日），并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的存款大户，双方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2015年年初，原告觉得建行民乐支行的存款利率低，准备提取存款存入他行。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毛新文为防止大客户流失，与被告时任客户经理的苏学义共同找原告商议，以给原告支付6%的利息为条件，请求原告继续将500万元存款存在建行民乐支行，具体由苏学义经办。2015年2月3日，被告客户经理苏学义向原告出具一份由毛新文签名的存款协议证明，该证明记载，“建行承诺此存款止2015年12月31日年收益率为6%，如达不到由民乐支行垫付利益不足部分，在此期间存款人不得随意动用账户存款，如我行做其他投资由存款人支付我行现金200万元。”2015年4月20日，被告客户经理苏学义以建行民乐支行要用原告的200万元存款投资为由，通知原告到建行民乐支行办理转账手续。原告到被告处后，苏学义将事先填好的3张转账凭条交由办理业务的柜员华婧优先办理。华婧在苏学义的指使下，将原告存在建行3个账户上的200万元的大额资金转账至被告的投资账户上。2016年2月6日，苏学义通过银行给原告支付存款利息10万元，并出具由苏学义、毛新文签名的欠原告20万元的欠条一张。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苏学义才告知原告当初从银行转出的200万元并未由银行作为投资之用，而是被他挪作他用，其账户也非银行投资账户，而是苏学义控制的个人账户。而2015年2月3日出具的《存款协议证明》上毛新文的签名系苏学义伪造，原告随即向银行进一步核实得知，2015年4月20日的大额转账未履行内部授权程序，也未按规定向行长汇报，至此，200万元存款不知去向，至今无法追偿。原告认为被告作为金融机构，没有认真履行对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管理监督职能，不能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置出现的工作风险，工作程序有严重漏洞，特别是被告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对大额资金转账不按规定履行审核、授权、汇报程序，在未向行长汇报的情况下，竟然能轻易转出，也是由于被告管理存在重大过错，造成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轻易就达到了违规挪用客户存款的目的，造成原告存款发生损失的后果，因此，原告的存款损失与被告重大过错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起诉要求:1.判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赔偿原告存款200万元，利息损失26万元（2015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20日），并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乐县支行辩称：一、苏学义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其行为后果不应由建设银行承担。职务代理需要具备几个要件：其一，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二，代理人执行的事务必须是其职权范围的事项；其三，代理人必须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苏学义作为被告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客户拓展、客户关系维护、金融理财产品推荐营销等工作。建设银行从来没有授权他可以用顾客的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苏学义是以建设银行的名义实施该行为，所以，苏学义与易某之间的协议，只是他们之间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建设银行与易某之间的行为，苏学义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代理。二、苏学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2、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需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易某作为一个与银行有着频繁业务往来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非常熟悉购买理财产品的流程，理应知道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是汇入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而非个人账户。并且在原审庭审中发现，易某与高艳丽之前就有过多笔资金往来，且金额都比较大，所以这能够说明易某转账时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将资金转入了高艳丽的个人账户，而并非转入了被告建设银行的账户。3、此外，转账时要输入密码，并要在转账凭证上签名确认，都是由易某本人亲自完成的。作为电子商务中广泛使用的私人密码，其涵义就是：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则应视为交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本人应对此交易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原告根本不是善意相对人，苏学义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三、1、原告多次购买被告的理财产品，证明原告是一个合格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者，且收益都入了原告的个人账户，原告从2014月2月27日开始购买被告的理财产品，且熟悉被告的理财产品的渠道、流程和购买方式，资金和收益一直在银行和本人账户之间往返；2、只要是VIP客户，被告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特殊对待。综上所述，苏学义的行为既不构成职务代理，也不属于表见代理，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易某属被告的存款大户，截止2014年年底，原告在被告处约有存款500万元。苏学义为被告的原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客户拓展、客户关系维护、金融理财产品推荐营销等工作。2015年年初，原告认为被告的存款利率低，欲提取存款存入他行，苏学义得知此事后，向时任被告行长毛新文反映，毛新文为防止大客户流失，和苏学义两人共同到××镇的家找原告商议，以给原告推荐购买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为由，建议原告继续将500万元存款存在被告处，原告同意。2015年2月3日，苏学义给原告出具了一份由其本人在承诺人处伪造冒签时任被告行长毛新文姓名的《存款协议证明》。该《存款协议证明》记载：“建行承诺此存款止2015年12月31日年收益率为6%，如达不到由民乐支行垫付收益不足部分，在此期间存款人不得随意动用账户存款，如我行做其他投资由存款人支付我行现金200万元”。2015年4月20日，苏学义以被告要用易某的200万元存款投资为由，让原告到建行民乐支行办理转账手续。原告到被告处后，苏学义把事先填好的有收款户名、收款账号等信息的3张转账凭条交由办理业务的柜员华婧优先办理。华婧未按规定在大额转账前向行长汇报的情况下办理了该笔业务，将原告在建行的3个账户上的200万元钱转账支付给了由苏学义个人控制的户名为高艳丽的私人账户上，原告在转账凭证上签字确认，此时高艳丽账户余额为2269456.03元。其中一个1020000元的转账凭证背面有毛新文签字。苏学义将高艳丽账户上转入的200万元陆续挪作他用。2016年6月份，原告找苏学义索要《存款协议证明》约定的利息时，苏学义给原告支付了10万元利息，剩余利息无法支付。苏学义遂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款金额为20万元，欠款人系苏学义，担保人系毛新文的欠条，但毛新文的签字系苏学义伪造。后原告发现苏学义将他的200万元存款私自转入由其控制的高艳丽账户并挪作他用。2017年3月，原告向民乐县人民检察院举报苏学义涉嫌挪用公款，民乐县人民检察院经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苏学义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遂决定对苏学义不起诉。原告易某不服民乐县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于2018年向甘肃省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维持了民乐县人民检察院对苏学义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但其认为苏学义利用原告对被告和他的信任，采取欺骗的方式，以被告的名义和原告达成协议并出具《存款协议证明》，苏学义作为该行客户经理，原告易某完全有理由相信苏的行为代表被告，被告未尽到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的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却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应按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同时还查明，苏学义转账200万元是2015年4月20日，2015年2月16日苏学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同年2月18日又向原告借款30万元，出具借条一张。两张借条均约定借期为一年，月利率为1.2%。2017年1月18日易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苏学义偿还130万元借款，2017年5月2日本院以被告送达地址不明确，无法通知其应诉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2016年原告易某起诉陈学荣、王铎等人，要求偿还借款60万元，该笔借款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是苏学义从高艳丽的银行卡转给王铎的。2016年1月11日，苏学义以易某的名义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天绪、单永柏等人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该笔借款出具借据的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0日，也就是苏学义将原告的200万元转入高艳丽的银行卡的当天，苏学义通过此卡向张天绪转账264000元。经民乐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9月7日委托甘肃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易某起诉张天绪等人民事案件的民事诉状、授权委托书之一上的易某签字均不是易某书写，指印不是易某所留。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易某起诉张天绪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再审。对苏学义将原告的200万元转入高艳丽卡后，资金的去向，苏学义在民乐县人民检察院侦查其挪用公款一案的笔录中谈到:第一笔，2015年4月20日借给张天绪264000元，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写的易某；第二笔，2015年4月25日，借给王鑫455000元，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写的易某；第三笔，2015年5月12日借给史长福96000元，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写的易某；第四笔，2015年5月28日借给王鑫10万元，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写的是谭继民（此人是苏学义小舅子）；第五笔，2015年6月12日，借给史长福92000元，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写的易某；第六笔，2015年6月15日，借给金玉红10万元；第七笔2015年6月18日，借给金玉红26万元。上述借款合计1367000元，剩余资金全部购买了基金、股票等。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交的存款协议证明、欠条、民乐县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一份、录音光盘一份、借条两张、民事判决书三份、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一份、甘肃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书一份、民乐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苏学义向毛新文出具的证明一份、高艳丽与易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银行省总行下发的文件一份、毛新文在检察院的谈话笔录及易某的谈话笔录各一份；法庭依职权调取的（2018）甘0722民初309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一份。本院认为，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将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至2015年年初，原、被告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标的为500万元。本案中，原告认为苏学义作为银行客户经理，向其出具存款协议证明，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表见代理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1、须行为人无权代理；2、须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须相对人善意；4、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结合本案，原告在苏学义的授意下将自己的资金转入他人账户时，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不符合表见代理相对人善意的构成要件要素，所以苏学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次，虽然苏学义作为被告银行的客户经理与银行行长毛新文与原告协商尽量为原告推荐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使原告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苏学义提供虚假信息，在伪造行长签字出具存款协议证明及欠条的情况下，让原告将200万存款转入他人账户，该行为不属于客户经理的职权范围，也未经银行授权，且原告提供的存款协议证明上也没有被告银行的公章，从形式上看，也不能说明苏学义的行为代表银行。从原告陈述的苏学义向其偿还10万元利息及向本院提交的苏学义向其出具的欠条一张也证实苏学义的行为代表其个人而非银行。如果原告认为该笔资金是被告替自己做理财，为什么由苏学义本人向原告支付利息10万元而不是被告，剩余20万元利息的欠款人也是苏学义而不是银行或者银行行长。另一方面，虽然原告转账时，苏学义事先已经填好了转账凭证，但是原告的资金转出不是银行未通过存款人私自转出，而是需要原告出示自己保管的银行卡、输入银行卡密码才能转账成功。原告作为成年人，在大额资金转出时应有核实收款人信息的意识，原告在明知收款人信息的情况下仍然同意转账，视为对自己转账行为的确认，被告对此不应承担责任；况且，原告曾多次在被告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流程及方式是熟知的，明知购买理财产品不需向其他私人账户转账而向苏学义控制的银行卡转账，视为对自己资金转出用途的明知；还有，在此200万元转出前后，原告与高艳丽的银行卡有较多的经济往来，说明原告与苏学义个人关系较为密切，不能排除该200万元是原告与苏学义之间的私人经济往来。最后，本案中原告将200万元从自己的银行卡转入高艳丽的银行卡时，原告与被告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标的就从500万元变更成了300万元，银行只对原告在该行存储的剩余300万元承担责任。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兑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易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原告易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希功审判员 王 娜人民陪审员 杨正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伟明附：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告知：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