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3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保，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银保，男，196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柱，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现荣（系李金保妻子），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海，河南金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红彦，男，196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委托诉讼代理人：凡亚杰（系芦红彦儿媳），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跃勤，女，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申楼街道赵庄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因与被上诉人芦红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现荣、张传海，被上诉人芦红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凡亚杰、崔跃勤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李宝柱与芦红彦在2010年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芦红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变相剥夺了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申请鉴定的权利。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于2020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2010年1月8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杨妹的指纹与2010年1月9日的《证言》和《证明》中杨妹的指纹是否系同一人指纹，以及《房屋买卖合同》、《证言》、《证明》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告知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笔迹形成时间无法鉴定，却未告知原因。如果不能鉴定，鉴定机构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但一审法院并未出示，无法让人信服。一审法院变相剥夺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申请鉴定的权利属程序违法。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准许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鉴定申请。二、房屋买卖合同是当事人恶意串通、欺骗杨妹所签，该合同因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2010年1月8日，李宝柱、芦套平（系芦红彦之姐）和崔跃勤密谋串通后，欺骗杨妹和李银保(系李宝柱次兄）以矿上补偿维修费为名让杨妹、李银保在事先打印好的合同上按指印。××患者，李银保为文盲，极易受骗。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三、××患者，系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房屋买卖合同》、《证言》、《证明》上所按指印均无法律效力。××患者，系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事实已有村民、村干部及襄城县敬老院11位同住老人证实，且一审法院已到赵庄村调查核实。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对《证言》和《证明》的真实性存疑，即便是杨妹所按指印，因其为××患者也为无效。四、芦红彦曾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应向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返还案涉房屋。因李宝柱背着杨妹、李银保、李金保(系李宝柱长兄）将案涉房屋出卖给芦红彦，损害上述三人的利益，李金保和李银保知悉真相后立即找芦红彦要求返还房屋，芦红彦同意退款后返还。当时李宝柱与芦套平系恋爱关系，李宝柱为帮助女友救儿子背着家人卖房，也是暂时之计。随后李宝柱分三次返还5000元购房款，因剩余27000元被用于为芦套平之子曹琼（即芦红彦外甥）找工作使用，暂时无钱支付余款。芦红彦同意延期归还，李宝柱向其出具27000元的欠条。后李宝柱向芦红彦归还全部余款时，芦红彦背信弃义索要100000元，自此双方产生纠纷。庭审时，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要求芦红彦提交欠条，芦红彦拒绝提交。一审中，芦红彦经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发问而不予回答，应视为默认。因此，双方已解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芦红彦应向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返还案涉房屋。五、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三户仅有一处宅基地，而芦红彦一户却拥有三处宅基地(含案涉宅基地)，既违法也违反公平原则。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父亲早亡，××患者，因无宅基地无法建房，至今李银保、李宝柱还是单身。同时，芦红彦拥有多处宅基地，违反了一户一宅原则，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应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六、案涉《证言》和《证明》均是芦红彦妻子崔跃勤所写，崔跃勤与芦红彦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据无证明力。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证言》和《证明》是真实的，杨妹既然将房屋处分给李宝柱，李银保无份，为何又让李银保在合同上按手印？一审判决认定是李宝柱向芦红彦交付宅基地证，但《证明》中显示是杨妹亲自向芦红彦交付，互相矛盾。依据交易惯例，2010年1月8日芦红彦支付房款当天就应向其交付宅基地证，为何又等到次日？可见，《证言》和《证明》的真实性存疑，不应采信。七、芦红彦的父亲芦金河在世时，曾经协调以芦套平的宅基地换取案涉房屋，芦红彦同意将房屋退还给李宝柱。但后来芦红彦在占用芦套平的宅基地建房后，并未兑现承诺。对于案涉房屋而言，说是房屋，实际不能住人，房屋仅仅是一个空壳。芦红彦名为买卖房屋，实为购买宅基地，不应支持其违法行为。八、赵庄村委会否认为芦红彦买卖案涉房屋进行变更登记，更没有为案涉宅基地更名，至今仍登记在杨妹名下。村委会不承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并已向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出具证明，证明杨妹为案涉宅基地的合法权利人。如果判决驳回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诉讼请求，实际上等于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双方纠纷仍然存在。芦红彦辩称，一、一审法院未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时芦红彦同意对杨妹的指印做鉴定，但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因心虚又撤回了鉴定申请。芦红彦不同意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再次提起鉴定，《证言》和《证明》内容真实，应予采信。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确实有效，不存在欺骗。2010年1月9日，崔跃勤与李宝柱、芦套平一同去襄城县养老院找杨妹、李银宝。如果崔跃勤、李宝柱、芦套平密谋串通的话，崔跃勤就无需一同去襄城县。三、××，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房屋买卖合同》、《证言》、《证明》上所按指印均有法律效力。××患者的话，××院，而不是在养老院住了将近30年，也不会与襄城县的孟来安共同生活30年。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没有出具有××。一审中，接受调查询问的村民杨卿是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舅舅，其证言不应采纳。四、涉案房屋现属芦红彦所有，芦红彦从未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协商退房一事，更别说退款的事，2010年农历2月，芦红彦就去北京上班，至到2014年5月回家，芦红彦从未收到退还的房款。一审时，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说分四次退还5000元，二审上诉状中又说李宝柱分三次退还5000元，所述前后矛盾。现在赵庄村要开发了，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反悔买卖房屋一事，不讲诚信。五、本案是房屋买卖，不是单纯的宅基地买卖，不受土地管理法有关一户一宅的法律约束。芦红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成家立业，有一处房屋属于大儿子，小儿子16岁，芦红彦和崔跃勤已登记离婚，之前的住房分给前妻崔跃勤，涉案房屋由芦红彦居住。另外，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只是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未禁止农村宅基地买卖。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李宝柱与芦红彦在2010年1月8日所签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芦红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9年5月，平顶山市卫东区申楼街道赵村村民杨妹夫妇及其四个儿子（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另一子早夭）分得本村宅基地一处。1984年12月9日，平顶山郊区东高皇乡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宅基地使用证（小证），载明户主姓名杨妹，住址河南省××郊区东高皇乡××组，宅基地面积3分8厘，长17米宽15米，共255平方米，占地类别非耕地，建房时间1984年12月。1979年6月，杨妹丈夫去世。李金保成家后在该村另划了一处宅基地。2019年，杨妹去世。2010年1月8日，甲方（卖方）李宝柱与乙方（买方）芦红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一、甲方自愿将位于市东工人镇赵庄村二组位于芦红彦东边，李梦文家南东至马路，南至马路边卖给乙方，带三间没有盖成房子、六间宽小院。价格为人民币叁万贰仟元整卖给乙方。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全部房款。二、乙方长期拥有该房该地皮的权利，享有坐地户权。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协调。三、甲方永不反悔，如有反悔甲方赔偿乙方所损失。四、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五、本合同自签定之日起生效。证明人：张志刚、李金木。合同右上角由芦红彦妻子崔跃勤书写两行：“杨妹同意此合同李银保同意此合同”，杨妹、李银保不识字，但在上述两行文字上分别按了指印。当天，芦红彦支付了32000元，李宝柱向芦红彦出具收款条一份，内容为：收款条今收到芦红彦现金叁万贰仟元整。”李宝柱同时把宅基地使用证交付给了芦红彦。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在庭审中称，××，由李宝柱管，但没有指定监护人，杨妹在1990年后找了一个襄城县的老伴（未领结婚证），二人共同在襄城县的养老院里生活，2015年左右从养老院接回来了。李金保结婚后分家，李宝柱分给了李金保抚养，李银保因犯罪于1990年被捕，2008年刑满释放回来的时候村上已经没有宅基地了。本案房屋买卖协议的目的是李宝柱为了帮助当时的女朋友芦套平（芦红彦姐姐）的儿子筹钱才欺骗杨妹、李银保卖的房屋。2010年1月8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天下午，李宝柱、芦套平、崔跃勤（当时为芦红彦妻子，现登记离婚）一起去河南省襄城县分别找到杨妹、李银保。杨妹、李银保均不识字，李宝柱、芦套平、崔跃勤三人欺骗杨妹、李银保因矿上要赔房子塌陷款，二人在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右上角上分别按了指印。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不久，李金保知道李宝柱卖房子的事情，便带着杨妹去芦红彦、崔跃勤家协商，芦红彦、崔跃勤同意在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把32000元购房款退还后，把案涉房屋及宅基地证返还给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之后一个月内，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分四次向芦红彦退还了5000元，但芦红彦没有打收条，李宝柱给芦红彦打的有欠条。到2013年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攒够钱向芦红彦退还时，芦红彦不要了。2014年左右李宝柱和芦套平在涉案宅基地上房屋居住过一段时间，期间买的有床、沙发、水泥，随后双方产生了打架纠纷，芦套平儿子曹琼还因此被判刑。芦套平出庭作证，证明的事实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陈述的上述事实基本一致，并称其父亲生前调解把自己名下的宅基地给了芦红彦盖房子，让芦套平和李宝柱住到李宝柱的宅子上（案涉宅基地），但是没有写东西。芦红彦在庭审中称，2010年1月8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第二天，李宝柱、崔跃勤、芦套平一起去河南省襄城县分别找到杨妹、李银保，崔跃勤宣读了房屋买卖合同，杨妹、李银保自愿按的手印。芦红彦后在该房屋里面喂过牲口、垛过草，李宝柱、芦套平没有在里面住过。2014年听说李宝柱要盖房，就从北京回来，并和芦套平儿子曹琼发生了纠纷。芦红彦否认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商量过返还房屋或购房款的事，也不认可接收过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返还的5000元钱。芦红彦提交了2010年11月1日芦套平（甲方）与芦红彦、崔跃勤（乙方）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甲乙于1996年12月21日取得的位于赵庄村××宅基地××（××至荒地、××耕地、××、××路，宅基地使用证号为平卫东土字编号96111，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有乙方芦红彦在该宅基地出资盖房，所盖房屋归乙方所有，甲方宅基地归乙方永久无偿使用，甲方及后代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如果盖房后须办理房产证，甲方无偿协住乙方有关单位办理有关房产证手续。”芦红彦称其与芦套平没有互换过宅基地，芦套平虽然有宅基证，没有去村里交1000元押金申请，故上述协议并没有履行，芦红彦自己去村里申请的宅基地，现由其长子盖房居住。芦红彦在庭审中还提供了2010年1月9日崔跃勤书写、杨妹按指印的证明两份，主要内容分别为：“我叫杨妹，女，今年69岁，于2010年1月9日把宅基地房本转交芦红彦，别人无权干涉；我的宅基地没有李银保的份，只有李宝柱一人享，别人无权享有”。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对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于2020年5月25日申请鉴定上述证明上杨妹的指纹是否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杨妹的指纹为同一人、以及上述证明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笔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撤回了该鉴定。一审另查明，芦红彦同为平顶山市卫**申楼街道赵村村民。2014年，芦红彦与其外甥曹琼（芦套平儿子）因案涉宅基地房屋产生纠纷，曹琼将芦红彦砍伤并被一审法院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曹琼在接受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检察院讯问时供述：“大概三、四年前我母亲急用钱将我们的老房子卖给我舅舅芦红彦，事后很快我母亲就找人给我舅舅说让他把房子退还给我们，但我舅舅一直没有答应，这期间一直在找中间人说和这件事”。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原则，本案诉争宅基地在1979年虽然登记户主为杨妹，但实际应为其夫妇二人及四子共有。在杨妹丈夫及其中一个儿子去世、李金保成家单独立户后，该宅基地应为杨妹、李银保、李宝柱三人共有。2010年1月8日，李宝柱与芦红彦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上不仅有李宝柱的签名、指印，还有另外两名共有人杨妹、李银保在合同右上角“同意此合同”上的指印。芦红彦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系同村村民，双方作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芦红彦为受让宅基地上房屋的适格主体，且双方钱款已结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是物权变动，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发生权属变更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宅基地上房屋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的意思自治的效力。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主张杨妹系××且该指印系李宝柱、崔跃勤、芦套平三人欺骗杨妹、李银保因矿上要赔房子塌陷款所按，故该合同属于李宝柱、崔跃勤、芦套平三人恶意串通形成，且该房款用于了芦套平儿子身上，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并未受益，损害了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一、××，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也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杨妹在房屋买卖合同上按指印时犯有××、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二、虽然芦套平出庭作证拟证明以上问题，但由于案涉房屋签订时芦套平与李宝柱系恋爱关系并共同生活，卖房款亦由芦套平之子使用；且双方当事人之间积怨已久，芦套平之子曹琼还曾因此砍伤芦红彦并被判刑。故芦套平的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不予采纳。三、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称杨妹、李银保均被在欺骗的情况下按的指印，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四、涉案卖房款芦红彦已经实际支付给李宝柱，至于李宝柱如何使用，不是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没有受益的理由。五、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主张芦红彦曾经同意返还房屋并退回了5000元购房款，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芦红彦亦不认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以李宝柱与芦红彦达成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对涉案宅基院落房屋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涉案买卖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主张其将涉案宅基院落房屋卖与芦红彦，违反了一户一宅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涉案买卖协议应属无效的问题。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但不禁止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流转。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之所以对于农村房屋买卖加以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房地一体主义下因为农村房屋买卖而导致集体土地流失到集体经济组织之外，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芦红彦系平顶山市卫东区申楼街道赵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涉案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并未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流失或集体经济组织权益受损，未违反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提出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组新证据，并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赵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日出具的《证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拟通过该证据证明，虽芦红彦与李宝柱于2010年1月8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涉案宅基地未在村委会进行变更登记，村委会不认可该合同的效力，目前村委会仍认可涉案宅基地和房屋的权利人为杨妹和李银保。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曹琼（系芦套平之子）的录音录像1份。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拟通过该证据证明，芦红彦与李宝柱于2010年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在欺骗杨妹、李金保、李银保的情况下形成的，该合同损害了他人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因李宝柱背着李金保、李银保卖房筹钱是为了替芦套平的儿子曹琼找工作，李金保、李银保得知真相后找芦红彦索要房屋，芦红彦也反悔购买涉案房屋。之后，李宝柱陆续将房款5000元还给了芦红彦，并给芦红彦打了一个27000元的欠条，该欠条现在芦红彦手中。该事实说明芦红彦已同意解除合同。签完合同后第二天，芦红彦称李宝柱家事多，不想购买房屋，芦红彦找李宝柱和芦套平索要房款的时候，曹琼在家，当时李宝柱给了芦红彦1000元，之后又陆续给了4000元。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证人芦套平拟证明在李宝柱将房屋卖给芦红彦后，双方发生纠纷，芦套平将自家宅基地给了芦红彦让他盖房子，作为条件让芦红彦将李宝柱的宅基地归还给李宝柱。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证人陈某拟证明李银保没有地方住，一直在陈某家居住，李银保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按指印时陈某在场，当时说的是赔偿房屋维修费。芦红彦针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只是说对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不知情，并未注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所称的“认可宅基地和房屋的权利人为杨妹和李银保”。芦红彦针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曹琼所述不属实，其只是听芦套平所说，并未在场。签订合同后的第二天崔跃勤和李宝柱、芦套平一起到襄城县养老院找杨妹，随后又去找李银保，均向他们告知了买房事宜，让他们签字按手印。曹琼、芦套平和芦红彦间矛盾较深，曹琼的证言不应采信。芦红彦针对芦套平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芦套平与芦红彦之间有矛盾，其证言不应采信。芦套平所说互换宅基地，并没有履行。芦红彦针对陈某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陈某和李银保是男女朋友关系，李银保在陈某家居住长达十年，陈某的证言不应采信。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陈某并没有在场，其在厨房做饭，向李银保宣读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内容。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一、应否准许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鉴定申请；二、应否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三、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已解除。对此，本院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评议如下：一、关于应否准许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鉴定申请的问题。首先，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于一审中申请对2010年1月9日《证明》、《证言》上杨妹的指纹是否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杨妹的指纹为同一人、以及《证明》、《证言》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笔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但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又撤回了该鉴定申请，撤回的理由为：“杨妹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自己出具证言、证明，证明自己的作为本身就是荒唐之举，且毫无任何法律效力。对该证言、证明根本无须予以鉴定，因此特自愿撤鉴定申请。”故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上诉称一审法院剥夺了其申请鉴定的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虽认为杨妹、李银保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按指印，但并不否认是杨妹、李银保本人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按指印的事实，因此，2010年1月9日《证明》和《证言》上的指印是否系杨妹所按，并不影响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再对此进行司法鉴定，反而增加了当事人诉累。二、关于应否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的问题。（一）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上诉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李宝柱、芦套平、崔跃勤串通欺骗杨妹、李银保所签，应确认无效。对此，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拟通过证人芦套平、陈某的证言予以证明，但芦套平、陈某均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有利害关系，仅依据芦套平、陈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主张，对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杨妹是否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问题，一审中，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提交了2017年、2018年期间平顶山市××院的门诊收费票据及一份《证明》拟证实杨妹具有××。但在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杨妹的精神是间歇性还是一直？”李宝柱陈述：“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结合相关村干部、村民在一审审判人员调查询问时对于杨妹精神状况的陈述，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杨妹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上按指印时精神不正常或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三）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问题。芦红彦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均系赵庄村村民，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购买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上的农村房屋，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及相应的政策法规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亦不能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综上，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已解除的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芦红彦支付了32000元购房款。但芦红彦不认可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已退还5000元购房款，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也自认下余27000元尚未退还。其次，芦套平称将其名下的宅基地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涉及的杨妹名下的宅基地与芦红彦予以互换，但芦套平与芦红彦、崔跃勤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涉及互换宅基地的内容，书面证据的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就目前证据来看，本院对互换宅基地的事实也无法予以认定。综上，从已查明情况来看，不能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已解除。综上所述，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金保、李银保、李宝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晓宏审判员  李双双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段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