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茂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23刑初38号 公诉机关茂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高元，男，1987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都江堰市，大学本科，住都江堰市。因涉嫌职务违法犯罪，于2020年4月28日被茂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经茂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9月25日被茂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2020年10月9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茂县看守所。 辩护人何冰冰，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振寰，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川32刑辖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我院审理被告人黄高元涉嫌受贿罪一案。茂县人民检察院以茂检一部刑诉（2020）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高元犯受贿罪，于2020年11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茂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2月7日以茂检一部刑追诉（2020）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对黄高元受贿事实追加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茂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海雁、书记员李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高元及其辩护人何冰冰、王振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茂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至2020年，被告人黄高元先后任汶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汶川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共计165.9万元（其中索贿136.9万元）；在追加起诉决定书中补充指控黄高元另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共计89万元（其中索贿10万元，接受他人支付嫖资和包养费用14万元）。 1.索取并收受原四川盛世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所送4.9万元。黄高元担任汶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对原汶川县承担评估业务的四川盛世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暗示对评估业务可以更换公司办理，该公司负责人李某1主动提出会按照业务量的10%给黄高元提成，2017年上半年，在成都市××路××小区门口（小区名记不清），李某1按照黄高元的要求，将存有2万元（业务提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送给黄高元（该银行卡一直由黄高元持有并使用）；2017年下半年，在成都市青羊区××西餐厅，李某1送给黄高元现金1.5万元（业务提成）；2018年上半年，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门口，李某1送给黄高元现金1.4万元（业务提成）。 2.共计索取并收受汶川县业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汶川塘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某2所送132万元。2017年，汶川县业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了汶川县国资办下属的羌州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汶川县迎宾馆附属设施维修项目。黄高元在知晓汶川县业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存在部分内容弄虚作假的情况下，未按照规定对中标结果进行废标。在工程进行期间，黄高元提示该公司法人代表胡某2自己在都江堰装修房子，2017年6月19日，胡某2向黄高元提供的户名为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2017年9月，在汶川县盛世天园小区附近，胡某2送给黄高元现金8万元用于黄高元装修房屋。2017年，在汶川塘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胡某2的请求下，黄高元通过与汶川信用社协调，并安排国资办下属的汶川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用名下的不动产作抵押担保，为塘房水电公司从汶川信用社贷款1548万元。在此期间，黄高元表示自己准备给父母买一间商铺用于其养老。2018年，胡某2分别向黄高元提供的户名为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户名为王某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共计112万元，用于黄高元购买商铺。 3.共计收受汶川县板桥沟砂石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某2所送12万元。汶川县国资办下属的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对汶川砂石加工点进行监管。2018年8月，在汶川县新汶川大酒店附近，汶川县板桥沟砂石有限公司老板李某2为了与黄高元搞好关系，送给黄高元现金10万元；2019年，李某2在成都市环球中心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 4.2017年至2019年，黄高元通过指定方式将汶川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汶川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三家公司部分财务审计业务交由四川力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承办。2018年年底，该事务所工作人员吴某为表示感谢以及和黄高元搞好关系，在都江堰市都江逸家小区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3万元。 5.2017年，四川阿甘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汶川国资办下属国有企业羌禹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汶川鹞子山康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此后，黄高元帮助该公司协调解决土地征赔和青苗补偿费用等历史遗留问题。该公司负责人徐某为表示感谢以及与黄高元搞好关系，于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底分两次送给黄高元现金共计2万元。 6.2019年至2020年期间，黄高元为四川鑫弘佳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控股人杨某3取得了国资办下属禹城公司控股的汶川 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砂石毛料采购权，杨某3为表示感谢以及和黄高元搞好关系，先后三次送给黄高元现金共计12万元。2019年年初，在都江堰市××广场附近，杨某3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2019年11月，在都江堰市医疗中心，杨某3安排其妻子李某3以看望黄高元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为名，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2020年春节前，在都江堰市××广场附近，杨某3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 7.尚某和余某二人为了让黄高元帮忙促成四川省能投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经营汶川县砂石资源分别于：（1）尚某在2018年7月至2018年底多次给黄高元零花钱共计4万元；2019年初在都江堰幸福大道附近给黄高元送现金4万元；2019年初，在成都市南门某商场附近给黄高元送现金2万元。（2）余某于2018年5月在汶川县新汶川大酒店附近给黄高元送现金5万元；2018年年底，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给黄高元5万元；2019年7、8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给黄高元现金10万元；2019年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给黄高元现金20万元；2020年4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尚某和余某二人共同出资20万元，由余某于2019年5月在汶川县福临大酒店地下停车场给黄高元20万元；（3）余某为了感谢黄高元的帮助，安排吕某与黄高元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并支付嫖资2万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余某替黄高元支付吕某包养费用12万元。 公诉机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等笔录，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高元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254.9万元（其中索贿146.9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高元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当庭表示悔罪。无证据向法庭提供。 被告人黄高元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为：1.黄高元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如实交代了自己受贿的犯罪事实，该罪行系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构成特殊自首；2.黄高元收受的李某1的4.9万元、胡某2的132万元、余某的10万元，是行贿人与黄高元早就相互沟通达成一致有约定了，且是行贿人先提出约定，承诺过要给黄高元感谢费，不应认定为索贿。3.黄高元认罪悔罪，其家属积极代为退缴赃款。庭审中辩护人提交黄高元工作期间的两份荣誉证书，请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0年，被告人黄高元在任汶川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汶川国资办）、汶川县国有资产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汶川国资中心）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或索取他人所送现金共计254.9万元（其中索贿146.9万元，接受他人支付嫖资和包养费用共计14万元）。具体受贿事实如下： （一）索取四川盛世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4.9万元。2016年，被告人黄高元在担任汶川国资办负责人后，向原汶川县承担评估业务的盛世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暗示想做汶川县的评估业务就要给其好处，李某1遂提出会按照业务量的10%给黄高元提成，后黄高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2016年至2018年汶川县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上都交由盛世公司承办。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按照黄高元的要求，李某1在成都市××路××小区门口将存有2万元（业务提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送给黄高元（后该银行卡一直由黄高元持有并使用）；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李某1在成都市青羊区××餐厅送给黄高元现金1.5万元（业务提成）；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李某1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1.4万元（业务提成）。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其于2015年11月开始担任汶川国资办负责人，汶川县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都是汶川国资办在统筹安排，后由汶川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委托评估公司开展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并支付相关费用。2016年，盛世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到其办公室洽谈国有资产评估业务，说希望他继续将汶川县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交给盛世公司来做，他当时给李某1说自己也认识几家评估公司，李某1随即表示如果继续让盛世公司做会按照评估业务款的10%给他提成，他同意并在之后安排盛世公司来做相关业务，2016年至2018年下半年期间，汶川县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上都是盛世公司做的。他告诉李某1自己认识几家评估公司实际上是暗示李某1，如果想做汶川县的评估业务，就要给他好处，事实上李某1后来就按照评估的业务量给他提了成。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李某1说要将约定好的提成交给他，他就让李某1将钱存到一张以李某1的名义办的银行卡上，存好后将卡交给他，过两天在成都李某1所住小区门口，李某1将一张农行卡交给他，里面有20000元，该卡至今都是由他在使用；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李某1在成都市青羊区××西餐厅送给他现金15000元；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李某1在他所住的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门口，送给他现金14000元。且其对李某1交给其使用的农行卡的相关交易明细及其安排盛世公司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汶川县所做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确认。 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2014年至2018年期间任盛世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为盛世公司拉业务。盛世公司从2014年起就在汶川从事国有资产的评估业务，2016年下半年时，他与时任汶川国资办主任的黄高元在洽谈业务时，黄高元说除了盛世公司在做汶川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外还认识其他的评估公司，当时他的理解就是黄高元不再要盛世公司在汶川继续开展业务了，要更换其他的评估公司，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每年按业务量的10%给黄高元返点，黄高元就没有再表示反对。后来盛世公司做了汶川县2016年至2018年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委托方都是国投公司，具体是汶川国资办的胡某1在办理相关事情。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他给黄高元说该按约定返钱时，黄高元喊他以他的名义办一张卡，把该给的钱存在卡里，于是他就把20000元存到他一张尾号为4767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上，在他所住的成都市××路××小区门口将卡交给了黄高元，他后来通过该卡绑定的手机短信了解到这张卡最高峰时打入了四五十万元的样子；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在成都一家西餐厅送给黄高元现金15000元；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他在黄高元所住的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14000元，这三次都是按照业务款10%比例估算后送给黄高元的。且其对自己交给黄高元的农行卡的相关交易明细及盛世公司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汶川县所做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相关资料进行了确认。 3.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其2016年2月开始担任国投公司的财务人员（出纳），盛世公司从2014年开始就在汶川县做国有资产评估的业务，负责联系业务的是公司副总经理李某1，时任国资办负责人的黄高元安排她协助李某1联系国投公司的何某1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在相关评估业务做完后，她会按照国投公司的安排向盛世公司支付相应的评估业务款。 4.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2016年12月起主持国投公司工作，后来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至今。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下半年，汶川县所有国有资产评估业务都是盛世公司在做，汶川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都是汶川国资办在统筹安排，汶川国资办安排后盛世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某1就会和国投公司联系，由他与盛世公司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约定书由胡某1转交给他，评估业务完成后，国投公司就按照约定支付盛世公司相应费用。且其对盛世公司2016年至2018年期间在汶川县所做的国有资产评估业务相关资料进行了确认。 5.盛世公司的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四川鼎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李某1自2014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为该公司外部合作（副总经理），负责对外承接业务。 6.盛世公司2016-2018年在汶川从事国有资产评估业务统计表、账务凭证、评估业务约定书，证实盛世公司2016年至2018年在汶川从事国有资产评估业务的情况。 （二）索取汶川县业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辉公司）、汶川塘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塘房水电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2132万元。2017年，业辉公司中标汶川国资办下属的汶川县羌州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羌州公司）的汶川县迎宾馆附属设施维修项目（以下简称汶川迎宾馆项目），在该公司投标文件中存在部分内容弄虚作假可能被废标的情况下，胡某2找到黄高元帮忙，并表示事成后会感谢黄高元，黄高元同意且在之后未按照规定对中标结果进行废标，后在工程进行期间，黄高元提示胡某2自己在都江堰装修房子，胡某2便表示自己来出该装修费用，2017年6月19日，胡某2向黄高元提供的户名为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12万元；2017年9月，胡某2在汶川县盛世天园小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8万元。2017年，胡某2为重建塘房水电公司办理贷款事宜找黄高元帮忙，并表示事成后会感谢黄高元，黄高元同意且在之后通过与汶川县信用社协调，并安排汶川国资办下属的汶川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用名下的不动产作抵押担保，为塘房水电公司从汶川县信用社贷款1548万元。贷款完成后，黄高元对胡某2说自己准备买一间商铺给父母养老，需要100多万元，并让胡某2帮忙准备这笔钱，胡某2同意了。2018年，胡某2分别向黄高元提供的户名为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户名为王某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共计112万元。后黄高元将受贿款中的100万元以王某的名义购买了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晓初滨河路一巷77号红墙巷商业街博雅新城3-1-09号商品房。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其2017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汶川国资办负责人，2017年6月左右，业辉公司中标了汶川迎宾馆项目，该项目的业主单位是羌州公司，羌州公司是在汶川国资办监督管理下的一家县属国有公司，业辉公司中标后几天，羌州公司的邹某向其汇报，说发现业辉公司投标文件中的技术负责人林锡秋是汶川县住建局的职工，与业辉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而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要求与建筑企业有劳动关系，所以业辉公司的投标文件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废标。几天后胡某2找到他，希望他帮忙让羌州公司不要废标，并说事成之后会感谢他。后来他没有主动向羌州公司提出废标的事情，业辉公司随即变更了技术负责人，加上他没有就废标一事作出指示，就没有人再次提出废标的事情，之后业辉公司便顺利进场施工。胡某2找他帮忙解决迎宾馆装修项目的问题时，他告诉胡某2自己都江堰的房子准备装修，后胡某2表示要出这个钱并问他装房子要用多少钱，他说要20万元左右。第二天胡某2让他提供一个银行卡号，他就把自己持有使用的以李某1名义办的一张尾号为7671的农行卡卡号发给胡某2，当天胡某2就向这张卡转入了12万元，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他又给胡某2打电话，说要支付装修的费用，胡某2在盛世天园小区给了他8万元现金，这20万元他没有用于房子装修。在汶川迎宾馆装修一事上，他给胡某2帮了忙，胡某2也说过要感谢他，于是他给胡某2说他都江堰的房子要装修，意思就是让胡某2来出他装修房子的费用，之后胡某2也按照他的要求给了他20万元。且其对业辉公司中标及更换技术负责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确认。 2017年胡某2找到他，希望他帮助塘房水电公司取得贷款，以便塘房水电站能够尽快重建，并表示取得贷款后会感谢他。后来为办理贷款，他积极促成了塘房水电公司三个股东即国投公司、阿坝州教育基金会、业辉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然后他以汶川县金融办负责人的名义找到汶川县信用社的主任龙某协商塘房水电公司贷款事宜，龙某说塘房水电公司现在是负资产，股权质押不足以担保该公司申请重建及归还原贷款的1000多万贷款需求，需要另行提供担保，于是他就安排汶川国资办监督管理下的国投公司用该公司名下的商铺抵押为塘房水电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国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1没有表示反对并按照他的要求与汶川信用社签订了抵押合同，之后塘房水电公司顺利从汶川县信用社取得了1500多万元的贷款，其中500多万元用于归还原贷款，1000万元用于塘房水电站的重建。2018年4月塘房水电公司的贷款下来后几天，他和胡某2在胡某2汶川家里面见面，他给胡某2说他准备买一间商铺给自己父母养老（因为之前胡某2说贷款下来后会感谢他），需要100多万元，他让胡某2帮忙准备这笔钱，胡某2当时就同意了。过了几天他选好铺面后就给胡某2打电话，说买铺面需要112万元，让胡某2尽快把钱分别打到以王某和李某1的名义办的两张卡上，过了几天，胡某2就将112万元打到了这两张卡上。购买成都市新都区博雅新城铺面是以王某名义签订的合同，具体款项按照销售人员的要求支付给了两家不同的公司，其中通过王某尾号为7029的建行卡支付90万元，共计支付了100万元。且其对塘房水电公司为贷款进行股权转让的相关材料、后续贷款相关材料、购买铺面相关材料、王某和李某1涉案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进行了确认。 2.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实大概2017年初，业辉公司中标了汶川迎宾馆项目，根据相关规定，投标企业在投标文件中列出的工作人员应当是投标企业的员工，但业辉公司在投标文件上列出的技术负责人林锡秋是汶川县住建局的职工，不是业辉公司的员工。中标后过了两天，他就听说该项目的业主羌州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林锡秋的问题，要废业辉公司的标，于是他就找到黄高元帮忙不要废业辉公司的标。为改正这个问题，业辉公司向羌州公司提交了变更技术负责人的申请，后来经羌州公司同意，技术负责人变更为了全学怀。2017年他进场施工后，黄高元说在都江堰有一套房屋需要装修，后来他和黄高元商量装修款大概20万元由他来给，第二天他用业辉公司的账户给黄高元提供的银行卡上打了12万元。大概过了两个多月，黄高元打电话问他剩下的8万元准备好没有，他说准备好了，并约黄高元到盛世天园小区外，将8万元现金交给了黄高元。且其对业辉公司中标及更换技术负责人的相关材料、转账明细进行了确认。 2016年开始，他找到黄高元，希望黄高元帮助塘房水电公司取得贷款，以便塘房水电站尽快重建，并表示如果取得贷款他会感谢黄高元，黄高元当即就答应帮助他们取得贷款。后来为了贷款，塘房水电公司的三个股东即国投公司、阿坝州教育基金会、业辉公司之间办理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之后黄高元帮忙去找汶川县信用社协调贷款，但是汶川县信用社表示，因为塘房水电公司是负资产，其股权质押不足以担保公司申请重建及归还原贷款的1000多万贷款需求，需要另行提供担保。于是黄高元就安排汶川国资办下属的国投公司用该公司名下的商铺抵押为塘房水电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之后塘房水电公司顺利从汶川县信用社取得了1548万元的贷款。塘房水电公司的贷款下来后几天，他和黄高元在自己家中见面，黄高元就给他说准备买一间商铺给父母养老，黄高元的意思就是让他来出买铺面的钱，因为自己之前给黄高元说过，如果贷款办下来会感谢黄高元，所以当时他就同意自己出这笔钱。过了几天，黄高元说买铺面要用112万元，并给他提供了两张银行卡号，于是他就用尾号为8409的建行卡向黄高元提供的两张银行卡上转了112万元。且其对塘房水电公司为贷款进行股权转让和后续贷款相关材料及银行转款明细进行了确认。 3.证人邹某的证言，证实其2016年10月开始担任羌州公司项目部经理，羌州公司是汶川迎宾馆项目的业主，其是该项目负责人，该项目由业辉公司2017年6月中标，当时有人提出业辉公司投标文件上的技术负责人林锡秋不是该公司员工，不应担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业辉公司的投标文件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根据规定应该废标，他将该情况向时任汶川国资办负责人的黄高元进行了汇报，黄高元没有对下一步该怎么做作出安排或指示,后来业辉公司将技术负责人更换为了全学怀，废标的事就不了了之。且其对业辉公司中标及更换技术负责人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确认。 4.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实其2016年12月至2017年底是羌州公司主要负责人，汶川迎宾馆项目的业主是羌州公司，该项目由业辉公司中标并实施，主要由项目负责人邹某在管。业辉公司的投标文件存在问题的事他知道一些，后来这个事情应该是邹某向汶川国资办汇报过，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废标他不太清楚。他从2016年12月起同时主持国投公司的工作，后来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至今。塘房水电公司向汶川县信用社贷款他清楚部分情况，2017年时任汶川国资办的负责人黄高元提出塘房水电公司的塘房水电站具有潜在价值，因为地质灾害受损，应进行重建，但需要贷款。在协商贷款事宜时，黄高元安排他和业辉公司签订了股权代购代持协议，后来在向汶川县信用社贷款时，他记得黄高元给他说过，汶川县信用社提出由于塘房水电公司资产是负值，要贷款就需要提供其它抵押，黄高元就安排他与汶川县信用社签了一个抵押合同，用国投公司名下的商铺给塘房水电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且其对塘坊水电公司为办理贷款进行股权转让及后续贷款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确认。 5.证人杨某1的证言及龙某于2020年8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杨某1系汶川县信用社客户经理，龙某系汶川县信用社主任，2018年1月塘房水电公司向汶川县信用社提出1548万元贷款的申请，用途是用于电站重建和归还该公司于2002年在汶川县信用社的548万元贷款，由于该公司资产是负值，要贷款除了股权质押外还需要提供其它抵押，后来由国投公司以商铺作抵押，为塘房水电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申请办理了相关贷款。 6.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4月左右，黄高元以其名义购买了新都大丰镇博雅新城的一个商铺，先交了10万元定金，后来黄高元让他提供一张他的银行卡说要将剩余购房款打过来，几天后他提供给黄高元的一张建行卡上分两笔转入90万元，用于支付了剩余购房款。他不认识胡某2，胡某2向他卡上转了90万元以后，他给黄高元打电话说了，黄高元确认了该款是转过来用于购买铺面的。他还给过黄高元一张中国银行卡让黄高元使用。且其对购买铺面的相关材料及银行交易明细进行了确认。 7.业辉公司、塘房水电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实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胡某2。 8.汶川迎宾馆项目招标文件、业辉公司的中标通知书、投标文件中的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林锡秋身份证及职称证、关于汶川迎宾馆项目更换技术负责人的申请报告、全学怀身份证及职称证、关于林锡秋的参保情况说明，证实业辉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中标汶川迎宾馆项目，技术负责人是林锡秋，而林锡秋不是业辉公司的员工，业辉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申请更换技术负责人为全学怀，并经项目业主羌州公司同意。 9.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股权转让告知函、代购代持塘房水电公司股份的协议、汶国资办（2018）6号关于同意国投公司代购代持塘房水电公司股份的批复、代购代持塘房水电公司股份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汶国资办（2018）7号关于同意划拨相关经营性资产的批复、回购业辉公司代持塘房水电公司股权的协议、汶川县财政局关于汶川迎宾馆项目竣工结算价的评审意见、塘房水电公司的公司备案登记、股东出资情况、备案通知书、固定资产借款申请书、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及受托支付止付凭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贷款调查审查审批表、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证实塘房水电公司为了贷款进行股权转让的过程及其后来向汶川县信用社贷款的情况。 10.王某身份证复印件及其2018年4月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开户信息和明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银行刷卡ｐｏｓ单、李某1尾号767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的开户信息和交易明细账单、业辉公司和胡某2在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证实胡某2给黄高元转款的情况，及黄高元以王某的名义购买成都市商铺的情况。 （三）收受汶川县板桥沟砂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板桥沟砂厂）法定代表人李某2所送的现金12万元。汶川国资办下属的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公司）负责对汶川砂石加工点进行监管，板桥沟砂厂的法定代表人李某2为了感谢黄高元，分别于2018年8月在汶川县新汶川大酒店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10万元，于2019年在成都市环球中心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板桥沟砂厂的法定代表人李某2在汶马高速公司向汶川县政府申请配置一个砂石骨料加工点，后经政府指定作为汶马高速项目工程的砂石原料供应点。汶川国资中心委派下属的禹城公司具体在负责监管板桥沟砂厂的砂石原料供应工作，其作为国资办的负责人，对禹城公司和砂石资源都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在工作的业务往来中就认识了李某2。2018年七八月的一天，李某2约他在新汶川酒店附近送给他现金10万元；202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2在成都市环球中心送给他现金2万元。他为李某2提供了帮助，帮忙协调放宽了对运砂车外运的监管，方便板桥沟砂厂的运砂车能够齐平货箱装载砂石进行外运；他还同意板桥沟砂厂的砂石资源费按照除水后的方量缴纳，让板桥沟砂厂能够顺利办理结算。且其对板桥沟砂厂与汶川县人民政府协调砂石供应的相关文件及结算材料进行了确认。 2.证人李某2的供述，证实2018年6月，其受中铁一局的委托组建了板桥沟砂厂供应汶马高速建设，其知道黄高元是汶川国资中心负责人，禹城公司是汶川国资中心的下属公司，汶川国资中心对禹城公司的相关业务负有监督管理的权利。他给黄高元送过两次钱，第一次是在2018年8月，在新汶川大酒店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10万元，这次送钱主要是感谢黄高元帮忙协调板桥沟砂厂在外运砂石时能齐平货箱装载上路；第二次是在2019年11月，在成都市环球中心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这次送钱是为了感谢黄高元帮忙协调板桥沟砂厂顺利按他的要求以汶马高速各标段入库时的实际方量来交资源费并办理结算。且其对板桥沟砂厂与汶川县人民政府协调砂石供应的相关文件及结算材料进行了确认。 3.证人雷某的证言，证实其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任禹城公司代理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禹城公司总经理。禹城公司按照汶川国资中心的安排，负责对板桥沟砂厂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并建立共管账户，按照每立方砂石12元收取服务费，根据最后的总服务费用作结算。黄高元曾就板桥沟砂厂砂石运输的事组织禹城公司的相关人员开过一次碰头会，会上安排将板桥沟砂厂的砂石外运时间调整到晚上，还说运输砂石的车辆是否超载是由交警来认定，禹城公司的监管人员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核对外运砂石的方量上面，所以会后他就安排板桥沟砂厂的监管人员不要过多地去管运输车辆超载的问题。在板桥沟砂厂与禹城公司结算期间，板桥沟砂厂的老板李某2曾经找到他，要求在结算过程中将砂石运输期间损耗的水分扣除，按照汶马高速各施工标段扣除水分后的实际砂石入库数据来计算方量，当时他回复李某2必须按照双方公司之前议定的比例来结算方量，后来黄高元安排说让李某2给禹城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出具汶马高速各施工标段的实际砂石入库数据证明后，就可以对砂石服务费进行结算。且其对板桥沟砂厂砂石供应结算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确认。 4.板桥沟砂厂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某2。 5.关于解决汶川境内砂石地材供应的请示、关于审定汶川县保障县境内重点工程项目砂石供应工作方案的请示、汶川县保障县境内重点工程项目砂石供应工作方案、汶川县政府办公室收文承办单、汶川高速有限公司向中铁一局出具的委托书，证实板桥沟砂厂与汶川县人民政府协调向汶马高速供应砂石的情况。 6.禹城公司资金转入流转单及相关会计凭证、板桥沟砂厂2018年、2019年砂石料采购总供应结算书、关于板桥沟砂厂生产的成品砂石料扣除相应水分的请示、标段水份扣除明细表、标段砂石水份扣除情况说明，证实板桥沟砂厂与禹城公司进行砂石供应结算的情况。 （四）收受四川力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力久会计事务所）工作人员吴某所送的现金3万元。2017年至2019年，黄高元通过指定方式将汶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公司）、汶川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的部分财务审计业务交由力久会计事务所承办。2018年年底，该事务所工作人员吴某为表示感谢以及和黄高元搞好关系，在都江堰市都江逸家小区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3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2017年其在担任汶川国资中心负责人期间，羌禹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杨某2向其汇报，文旅公司、禹城公司、国投公司因业务需要，准备向阿坝州农发行申请贷款，按照农发行的要求，需要提供三家公司2014、2015、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后通过农发行给国资办提供的审计公司的库，选取了出价相对较低的绵阳一家审计公司来做三家公司的审计业务，具体业务的开展他安排杨某2与该公司业务负责人吴某对接。因为上述三家公司的审计业务基本上每年都要做，之后他还同意这家绵阳审计公司继续做了这三家公司的审计业务，2018年底，在他都江堰所住的小区门口吴某送给他现金3万元。且其对相关审计公司即力久会计事务所的资料和文旅公司、国投公司、禹城公司的财务资料及审计业务约定书进行了确认。 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其2012年7月至今在力久会计事务所工作，从事会计业务并就相关业务与客户洽谈。2017年汶川国资中心负责人黄高元给他们公司打电话，说是在阿坝州农发行的库中选定他们公司来做禹城公司、国投公司、文旅公司用于贷款的审计报告，之后在2017年和2019年就由他联系这三家公司完成了2014年至2016年三个年度的审计报告（2017年做的），他们公司还做过文旅公司2019年度和国投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为了感谢黄高元让他们公司来做汶川县的审计业务，同时希望黄高元继续让他们公司来做汶川县国有公司的审计业务，他于2018年底在黄高元都江堰家的小区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3万元。他从事上述三家公司的审计业务都是联系杨某2，审计约定书的签订也是由杨某2联系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来签订。且其对禹城公司、文旅公司、国投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财务资料及审计业务约定书进行了确认。 3.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因业务需要，文旅公司和禹城公司需向阿坝州农发行贷款，并由国投公司提供担保，当时农发行要求三家公司提供2014、2015和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因为他是羌禹集团公司的财务部经理（文旅公司和禹城公司是羌禹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所以时任国资办负责人黄高元就安排他来统筹协调做这个审计报告的相关工作，大概2017年4月，通过在农发行提供的审计公司的库中选取并经黄高元同意，决定由力久会计事务所来做，后黄高元安排他与力久会计事务所的吴某联系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及衔接开展审计工作。力久会计事务所在2017年做了三家公司2014至2016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之后黄高元又安排力久会计事务所做了国投公司2017年度及文旅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且其对力久会计事务所、禹城公司、文旅公司、国投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财务资料及审计业务约定书进行了确认。 4.证人雷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文旅公司和禹城公司因工作需要向阿坝州农发行贷款（由国投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农发行的要求，三家公司需要提供2014、2015和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因涉及到这三家国有公司，汶川国资办就安排羌禹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杨某2统筹安排，大概2017年4月，当时他刚担任禹城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杨某2找到他，说经汶川国资办负责人黄高元同意选取了力久会计事务所做三家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并将两份审计业务约定书交给他签字，之后力久会计事务所相关人员（他不认识）就与他们公司的会计对接做了他们公司2014至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做完后他们支付了相关审计费用。且其对力久会计事务所和禹城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财务资料及审计业务约定书进行了确认。 5.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实其2016年12月开始主持国投公司的工作，后来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至今；在2014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间担任文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7年，文旅公司和禹城公司因工作需要向阿坝州农发行贷款，并由国投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农发行的要求，三家公司需要提供2014、2015和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国投公司和羌禹集团公司（禹城公司和文旅公司都是该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从农发行提供的审计企业的库中选取了价格相对较低的力久会计事务所，并向时任汶川国资办负责人的黄高元汇报决定。后黄高元安排羌禹集团公司的财务部经理杨某2具体负责审计的事，大概2017年4月，杨某2找到他签署了力久会计事务所与国投公司和文旅公司之间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之后力久公司的相关人员（其中负责的叫做吴某）就与文旅公司和国投公司的会计对接做了两家公司2014至2016三个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做完后他们按约定支付了审计费用。后来在国资办的安排下，力久会计事务所还做过国投公司2017年度、文旅公司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当时文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换成了田波）。且其对力久会计事务所、文旅公司、国投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财务资料及审计业务约定书进行了确认。 6.力久会计事务所的营业执照、2020年6月出具的证明，证实吴某系该公司员工。 7.国投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审计业务约定书，证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某1，力久会计事务所做了该公司2014至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8.文旅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审计业务约定书，证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田波，力久会计事务所做了该公司2014至2016年度及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9.禹城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账凭证、审计业务约定书，证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雷某，力久会计事务所做了该公司2014至2016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五）收受汶川鹞子山康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鹞子山康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所送的现金2万元。2017年，四川阿甘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甘中医药公司）与汶川国资办下属国有企业汶川羌禹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羌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了鹞子山康养公司，此后，黄高元帮助该公司协调解决了土地征赔和青苗补偿费用等历史遗留问题，该公司负责人徐某为表示感谢以及与黄高元搞好关系，于2018年底和2019年底分两次送给黄高元现金共计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2017年初，羌禹集团公司与投资方阿甘中医药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叫鹞子山康养公司，合作协议签订以后，由汶川国资办负责跟进协议的执行及项目的推进，他是该具体事务的牵头人。在2018年底和2019年春节前期，在他住的都江堰小区门口，徐某以拜年为名先后两次送给他现金2万元，徐某送钱一是为了感谢他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帮忙协调各种事务和关系，二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希望保证项目继续顺利推进。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对鹞子山养生堂的土地征赔和青苗补偿费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协调。且其对鹞子山康养公司营的业执照、鹞子山养生堂项目相关协议、解决土地征赔和青苗补偿费用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确认。 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其2017年4月至今担任鹞子山康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鹞子山康养公司是2017年4月由阿甘中医药公司和羌禹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一家企业。他分别于2018年底和2019年底，在黄高元都江堰家小区门口以拜年为名送给黄高元共计现金2万元。因为黄高元是汶川国资中心的负责人，也是鹞子山养生堂项目的政府牵头人之一，他送钱是为了跟黄高元搞好关系，希望黄高元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比如说项目推进当中的土地征赔、青苗费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让该项目顺利推进。且其对鹞子山康养公司的营业执照、鹞子山养生堂项目相关协议、解决土地征赔和青苗补偿费用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确认。 3.禹羌集团公司、阿甘中医药公司、鹞子山康养公司的营业执照、汶川县鹞子山养生堂项目合作开发协议、2016年12月12日汶川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承办单、汶川县国资办（三府【2018】6号文件）《关于解决三江镇麻柳村鹞子山养生堂建设项目土地征赔费和青苗补偿费的请示》，证实鹞子山康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某，禹羌集团公司与阿甘中医药公司签订了汶川县鹞子山养生堂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汶川县三江镇人民政府、汶川国资办向县政府发文请示关于解决鹞子山养生堂建设项目土地征赔费和青苗补偿费问题并得到解决。 （六）收受四川鑫弘佳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弘佳公司）控股人杨某3所送的现金12万元。2019年至2020年期间，黄高元为鑫弘佳公司控股人杨某3取得了汶川国资办下属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公司）控股的汶川川能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能公司）的砂石毛料采购权，杨某3为表示感谢以及和黄高元搞好关系，于2019年年初在都江堰市××广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于2019年11月在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安排其妻子李某3以看望黄高元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为名，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于2020年春节前，在都江堰市××广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2019年3月，禹城公司与四川省能投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资成立了川能公司，川能公司是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清理加工销售的唯一主体，国资办对汶川县县属国有企业和汶川县的国有资源负有监督管理权限，所以无论对川能公司还是对该公司关于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的砂石资源的清理、加工、销售的相关事项他都有话语权，杨某3希望他安排川能公司与鑫弘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所以在购销合同签订前后，为了与他搞好关系及感谢他，在2019年年初，杨某3在都江堰百伦广场附近送给他现金5万元；2019年11月初，杨某3妻子受杨某3的安排在都江堰市医疗中心以看望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为名，送给他现金2万元；2020年春节前的一天，杨某3在都江堰百伦广场附近送给他现金5万元，他帮忙给川能公司当时负责销售的何某2说了杨某3购买砂石的事情，大概2019年9月何某2回复说杨某3购买砂石的事情已经签了砂石购销合同，签合同的是鑫弘佳公司。且其对相关砂石毛料购销合同进行了确认。 2.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其为了能从川能公司购买砂石进行销售以赚取利润，先后三次送给黄高元现金12万元，其中2019年初，他在黄高元家小区附近（只记得该小区在都江堰百伦广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在2019年下半年，他打听到黄高元妻子在都江堰医院生小孩，就让他妻子李某3到医院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之后他先后多次找黄高元帮忙协调从川能公司购买连砂石的相关事宜，2020年春节前，经黄高元协调，他以鑫弘佳公司和川能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在2020年春节期间，他在都江堰黄高元家小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鑫弘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3是其爱人，他和樊理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其对鑫弘佳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砂石毛料购销合同进行了确认。 3.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川能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1月的样子，汶川国资办主任黄高元给他打电话说鑫弘佳公司要买太平驿电场那里的砂石料，让他代表他们公司与鑫弘佳公司签订砂石购销合同，后来他代表川能公司与樊理代表的鑫弘佳公司签订了砂石购销合同，川能公司是能投矿业公司与禹城公司合资成立的国有股份制公司，禹城公司是汶川国资中心的下属公司，黄高元作为国资中心的负责人对下属的公司有管理的权利，所以黄高元是有权利安排川能公司与鑫弘佳公司签订砂石购销合同的。且其对相关砂石毛料购销合同进行了确认。 4.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其系鑫弘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0月、11月左右，她爱人杨某3告诉她一个朋友黄高元的爱人在都江堰医疗中心生小孩，让她代为去看望一下，在医院她将装有2万元现金和一套婴儿服的口袋交给了黄高元。 5.川能公司和鑫弘佳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两公司签订的砂石毛料购销合同、情况说明，证实川能公司和鑫弘佳公司签订了砂石毛料购销合同，樊理系鑫弘佳公司的股东。 （七）收受尚某和余某所送现金共计89万元（其中从余某处索贿10万元）。尚某和余某为了让黄高元帮忙促成四川省能投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矿业公司）与汶川县禹城城镇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公司）合作经营汶川县砂石资源，分别于：（1）尚某在2018年7月至2018年底多次给黄高元零花钱共计4万元；2019年初在都江堰幸福大道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4万元；2019年初在成都市南门某商场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2）余某于2018年5月在汶川县新汶川大酒店附近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2018年底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2019年7、8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黄高元暗示余某自己买房还缺10万元，余某即表示他来出这个钱，后余某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将该现金10万元给了黄高元；2019年底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送给黄高元现金20万元；2020年4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3.尚某和余某二人共同出资20万元，由余某于2019年5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地下停车场将该现金20万元送给黄高元；4.余某为了感谢黄高元的帮助，安排吕某与黄高元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并支付嫖资2万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余某替黄高元支付包养吕某的费用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高元的供述，证实其是通过余某的介绍认识尚某的，他之前只知道尚某的绰号叫“周老六”。2018年4月，汶川县因环保督察关闭了全县43家砂场，2018年5月开始，汶川县政府将汶川县境内的所有砂石资源交由禹城公司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汶川国资办作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主体开始参与到汶川县砂石资源经营管理工作中。2018年5月左右，余某找到他，希望他帮助让余某参与到汶川县砂石资源经营当中，他告诉余某汶川县政府有意找一家外地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经营汶川县的砂石资源。2018年7月左右，余某将尚某介绍给他认识，尚某表示在能投矿业公司有关系，二人希望他能够促成能投矿业公司和汶川县合作，以便二人能够通过能投矿业公司参与到汶川县的砂石资源经营当中，他同意了。之后余某和尚某就开始以给他“零花钱”的名义送钱，在此期间，他先后6次收受了尚某所送的现金共计4万元，其中0.5万元4次、1万元2次；在2019年初，尚某在都江堰幸福大道路边送给他现金4万元；几天后，尚某在成都市南门的一家商场又送给他现金2万元。余某一共给他送过6次钱，第一次是在2018年5月份左右，余某在新汶川大酒店门口送给他现金5万元；第二次是在2018年底的一天，余某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门口送给他现金5万元；第三次是在2019年5月左右，余某说和周老六有一部分工程款下来了，准备给他20万元零花钱，另外周老六也给他打电话说了这个事，说这个20万元是二人共同给他的，之后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地下停车场余某给了他现金20万元；第四次是在2019年7、8月份的一天，他和余某在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闲聊时，他告诉余某自己准备以自己老婆的亲妹妹舒杨的名义买一套职工集资住房，还缺10万元钱，余某当场就表示要出这个钱，几天后余某将10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他这样给余某说，就是想要余某来出他在宜宾买房还缺的10万元，余某也按照他的要求给了他10万元现金，余某在之前就给他说过，他如果需要用钱就随时说，所以他买房缺钱时就向余某要钱；第五次是在2019年底的一天，在福临大酒店办公室，余某送给他20万元现金喊他拿去过年用；第六次是2020年4月的一天（清明节前），也是在福临大酒店办公室，余某送给他5万元，并说让他假期当零花钱用。余某还通过首座万豪ＫＴＶ安排吕某陪他睡觉，据余某说每次都要为他支付嫖资5000元，余某安排吕某供他嫖宿一共有四五次，一共支付的金额以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2018年底，余某提出每月支付2万元给吕某，让吕某与其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后经吕某同意，大概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6月左右余某就开始每月向吕某的银行卡打2万元钱，吕某后来告诉他在这期间余某有一两个月没有转钱，准确金额以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他作为汶川国资办的负责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起草制定相关砂石资源经营方案和对选取合作企业过程的把控，最终在2018年底确定与能投矿业公司合作，2019年3月7日，禹城公司与能投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双方合资成立了川能公司独家经营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砂石资源。之后尚某和余某顺利地拿到川能公司罗圈湾及福堂坝砂石加工点部分建设工程项目，余某在2019年汶川县“8.20”泥石流灾后还单独参与了川能公司的应急清淤并购买连砂石。且其对自己所述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等材料及吕某的身份进行了确认。 2.证人尚某的证言，证实其绰号“周老六”，他和黄高元是2018年8月份左右认识的，当时余某找到他，告诉他汶川县准备找一家外地国有企业来合作经营汶川县的砂石资源，并希望和他合伙，由他联系一家外地国有企业（后来他联系了能投矿业公司），由余某负责汶川县方面的关系，促成汶川县与这家国有企业的合作，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他联系的企业参与汶川县的砂石经营。黄高元当时是汶川国资办的负责人，汶川县砂石资源经营具体是由黄高元在负责，所以他和余某找黄高元帮忙。2018年下半年开始，他会给黄高元5000元或1万元不等的现金，让他平时当作零花钱来用，一共给了4万元，其中5000元4次、1万元2次。2019年春节前，他还给黄高元送过两次钱，一次是在黄高元都江堰家的小区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4万元，之后没过几天，又在成都南门的一个商场送给黄高元现金2万元。后来在黄高元的帮助下，汶川县确定与能投矿业公司合作，禹城公司与能投矿业公司合资成立了川能公司独家经营汶川县的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砂石资源，之后他和余某合伙承揽了川能公司作为业主的福堂坝砂石加工点的场平工程项目及罗圈湾排危处置项目建筑安装工程，福堂坝砂石加工点的场平工程是借用中筑泰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公司）资质做的，罗圈湾排危处置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是从该项目的ＥＰＣ总承包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勘院）手上分包的，是借用四川丰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正公司）的资质做的，借用资质的两家公司都是由他联系的。大概在2019年年中的一天，他和余某商量共同送黄高元20万元钱表示感谢，钱是余某去送给黄高元的，他还给黄高元打电话确认黄高元已收到了该20万元。2018年8月份左右，余某还通过成都市首座万豪ＫＴＶ喊了一个叫“兔兔”的小姐陪黄高元在酒店睡觉，大概2018年底，余某提出每个月给“兔兔”2万元，让黄高元随时可以去找“兔兔”，后来“兔兔”同意了。且其对自己所述的相关项目资料进行了确认。 3.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丰正公司和泰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尚某找到他，用这两个公司的资质做了川能公司在福堂坝和罗圈湾砂石加工点的建设施工，合同是2019年底和2020年初补充签订的，且其对该相关项目资料进行了确认。 4.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至2020年期间，他先后6次送给黄高元现金共计65万元：第一次是2018年5月左右，他在汶川县新汶川大酒店门口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第二次是在2018年年底左右，他在都江堰都江逸家小区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第三次是在2019年5月左右，他和尚某（平时都叫周老六）商量共同送给黄高元20万元，该款由他在汶川县福临大酒店地下停车场交给了黄高元；第四次是在2019年7、8月份左右，他和黄高元在汶川县××室闲聊时，黄高元说准备在宜宾以他姨妹的名义买一套房子，还缺10万元，他告诉黄高元这10万元由他来给，黄高元也同意，过了几天，他约黄高元到福临大酒店办公室将钱交给了黄高元，黄高元告诉他买房子还缺10万元，就是想要他来出这个钱，他就按照黄高元的要求给了这10万元；第五次是在2019年底左右，他在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送给黄高元现金20万元，让黄高元过年用；第六次是2020年4月左右，清明节前的一天，他在福临大酒店办公室送给黄高元现金5万元。2018年，汶川县关闭全县所有砂场以后，县政府将全县砂石资源交由禹城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汶川国资办是禹城公司的管理部门，于是他就找到时任国资办负责人黄高元，希望黄高元帮助他参与汶川县的砂石经营，黄高元告诉他，汶川县政府有意引进一家外地大型国有企业与禹城公司合资经营汶川县的砂石资源，由于他没有外地大型国有企业的关系，就找到尚某，尚某说和能投集团的相关人员有关系，提出让能投集团与汶川县的国资公司合作，这样他和尚某就能通过能投集团参与到汶川县砂石资源经营当中。后来在黄高元的帮助下，能投集团下属的能投矿业公司最终与禹城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合资成立川能公司来经营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砂石资源，他和尚某合伙承揽了川能公司作为业主的福堂坝砂石加工点的场平工程项目及罗圈湾排危处置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这两个项目都是通过借用建筑企业资质的形式在做，建筑企业是尚某找的他记不清楚了，罗圈湾排危处置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是从该项目的ＥＰＣ总承包成勘院手上分包的。另外，2019年汶川“8.20”泥石流灾后他还单独参与了汶川县洱沟、野牛沟、磨子沟等地的应急清淤（向川能公司租赁机具设备），并购买这些地方清理出来的连砂石，卖到大邑、郫县××赚取利润。他参与应急清淤是用成都市嘉恒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恒光公司）的名义做的，购买连砂石是以四川当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当晟公司）的名义从川能公司购买的。为了和黄高元搞好关系，2018年10月左右，他安排黄高元与一个叫“兔兔”的卖淫女睡觉，他告诉“兔兔”自己叫老李，每次支付5000元，一共安排过4次，共支付了2万元现金。后来黄高元愿意包养这个女的，他支付了该包养费用每月2万元，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7月，共支付了12万元，期间有2个月没有支付。对调查人员出示的吕某的银行卡流水来看，他不认识吕某，但该银行卡号他转过钱，是通过李彬、林贵英、代兵的账号转的，且其对自己所述的相关项目资料进行了确认。 5.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实其是嘉恒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汶川县发生“8.20”泥石流灾害，余某找到他，让他用嘉恒光公司的名义向川能公司租赁机具设备，用于汶川县的应急清淤工作，说会适当给他一些管理费，他答应并在之后与川能公司签订了机具设备租赁合同。并对嘉恒光公司营业执照、机具设备租赁合同进行了确认。 6.证人何某3的证言，证实其是当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余某为了在汶川县购买砂石进行销售让他去注册的，大概2019年9月左右，余某让他与川能公司签订了砂石购销合同，并对当晟公司营业执照、砂石毛料购销合同进行了确认。 7.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6年11月到汶川县任副县长，后来分管汶川国资办工作，2018年5月，汶川县的砂石资源委托授权给禹城公司经营管理，后来禹城公司与能投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资成立了川能公司，负责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的清理，并对清理出来的砂石进行加工销售，且其对相关文件及协议等资料进行了确认。 8.证人雷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任禹城公司代理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总经理，2018年5月汶川县政府常务会经研究决定，将汶川县的砂石资源委托授权给禹城公司经营管理，禹城公司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向汶马高速项目建设供应砂石并收取资源费；二是按照县委、政府的决策与能投矿业公司合作成立川能公司对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进行清理和利用，且其对相关文件资料及协议进行了确认。 9.证人吕某的证言，证实其在2018年10月份左右到成都首座万豪ＫＴＶ上班，黄高元通过万豪ＫＴＶ一共点了她4次，费用总共是2万元。在2018年底，黄高元说每个月给她2万元包月，她同意了，黄高元让她将银行卡号发给一个叫“老李”（她只是见过几次，真名不知道）的人，从2018年底到2019年7月左右，“老李”就不间断向她账户总共转了10余万元，并对调查员出示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确认，共计12万元。 10.丰正公司和泰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证实郑某系丰正公司和泰禾公司的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 11.汶川县人民政府2018年3号、16号、27号、30号文件、2019年17号文件，证实副县长刘某于2018年3月起分管汶川国资办工作。 12.禹城公司的营业执照、能投矿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证实禹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雷某，能投矿业公司授权黄承刚办理签订《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壅塞体清理、加工、销售合作协议书》等事宜的情况。 13.2018年汶川关于委托禹城公司管理砂石资源、审定汶川县砂石资源经营管理工作方案、审定汶川县河道及拦挡坝雍塞体清理利用方案等的相关文件及县委常委会议纪要，汶川县河道拦挡坝雍塞体清理加工销售合作协议书、福堂坝砂石加工点的场平工程及罗圈湾排危处置项目建筑安装工程相关合同文件、川能公司与当晟公司的砂石毛料购销合同、川能公司与嘉恒光公司的机具设备租赁合同、前述合同双方相关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证实汶川砂石资源管理和河道清理的相关情况及涉案工程项目情况。 14.吕某银行卡流水，证实余某通过李彬、林贵英、代兵 的账号给吕某的银行卡共转账12万元。 15.辨认笔录，证实余某和吕某互相进行了辨认。 另查明，2020年4月28日，茂县监察委对黄高元涉嫌渎职罪的问题立案调查并对黄高元采取留置措施，调查期间，黄高元主动如实交代了其多次受贿的犯罪事实。案发后黄高元家属及相关人员已代其退缴违法所得共计77.025万元至茂县财政局专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黄高元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6月6日、6月8日的自书情况说明，证实其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受贿的情况。 2.茂县监察委关于黄高元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的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及现实表现材料，证实2020年4月28日，茂县监察委员会对黄高元涉嫌渎职罪的问题立案调查并对黄高元采取留置措施，调查期间，黄高元主动如实交代了其多次受贿的犯罪事实，且茂县监察委对黄高元在调查期间的现实表现情况进行了说明。 3.舒杨、舒维学、王某向茂县财政局的缴款凭证，证实案发后黄高元家属及相关人员共代黄高元退缴赃款金额共计77.025万元。 就全案，还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物证银行卡2张，分别为黄高元持有使用的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28××××7671），及王某的中国银行卡（卡号6216××××9419）。 2.指定管辖决定书、中共茂县纪委茂县监察委问题线索分办呈批表、检举材料、立案决定书、立案通知书，证实案件的来源。 3.留置决定书、留置通知书、延长留置时间决定书、解除留置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证实黄高元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和种类。 4.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实黄高元作案时系已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公民。 5.干部履历表、公务员登记表、汶川县关于黄高元的相关职务任免文件、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汶川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机构名称、职能职责的情况说明、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黄高元负责国资办（金融办）工作的情况说明等材料，证实黄高元的职务任免情况及工作分工情况等。 6.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汶川县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监管范围的情况说明，证实汶川国资产中心监管的公司有：国投公司和羌禹集团公司，羌禹集团公司下设羌州公司、禹城公司、文旅公司等9个子公司。 7.国投公司、禹羌集团公司、禹城公司、羌州公司、文旅公司、川能公司章程，证实这些公司均为国有控股公司。 8.本案调查组成员名单，证实本案调查组的成员情况。 9.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等程序性书证，证实茂县监察委员会依法调取相关证据的情况。 10.2020年11月30日茂县监察委情况说明，证实茂县监察委就案件中名字不一致和时间有误的情况予以说明。 11.搜查证、搜查笔录、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回执、查封、扣押通知书及清单，证实茂县监察委依法对黄高元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了相关物品；及茂县监察委依法冻结了黄高元持有使用的李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及王某的中国银行卡的余额，共计2206.11元，并依法查封了黄高元以王某名义购买的商铺。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高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现金人民币共计254.9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人黄高元多次向他人索取财物共计146.9万元，系索贿，且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黄高元因涉嫌渎职罪被立案调查，在被采取留置措施期间如实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且庭审中表示悔罪，在案发后其家属积极代为退缴了部分赃款，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的与上述相一致的辩护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其辩护人另提出黄高元不具有索贿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关于李某1给的4.9万元、胡某2给的132万元、余某2019年7、8月在汶川福临大酒店办公室给的10万元，均系被告人黄高元以装修或购买房屋等为借口，用暗示方式主动要求对方给予自己的好处费或感谢费，应认定为索贿，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交的两张荣誉证书，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的量刑。冻结在案的两张银行卡的余额均系被告人黄高元的违法所得，应予没收；查封在案的商铺系被告人黄高元利用受贿款中的100万元购买，亦属违法所得，应予没收。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保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受侵犯，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高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 二、退缴的违法所得770250.00元及冻结的违法所得2206.1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剩余违法所得共计1776543.89元继续予以追缴，追缴后上缴国库; 三、查封的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晓初滨河路一巷77号红墙巷商业街博雅新城3-1-09号商品房予以没收，经依法处置后，所得款项超过100万元的，其中100万元折抵上述第二项中应追缴的违法所得，增值部分作为涉案款项孳息予以没收，若所得款项不足100万元，经折抵后继续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 红 审 判 员  田晓芳 人民陪审员  张佳雯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浩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处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处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七条[自首与坦白]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罚金数额的确定根据］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的缴纳］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