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9585号原告：彭国茂，男，汉族，1973年1月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逸，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莹，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龙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于建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东，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国茂与被告江西龙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龙津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粤0113民初95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龙津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龙津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0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辖终21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国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燕莹、被告龙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国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29520元及利息（利息以52952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立案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23日至2019年1月21日期间，被告向原告共借款本金529520元。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借款529520元，被告亦确认收到上述借款。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上述529520元借款，但被告拒绝偿还。综上，被告拒绝偿还原告借款的行为，在事实上已构成违约，为保障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龙津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主张的借款主要事实并不成立。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17日支付给被告的20000元，虽然双方并没有达成借贷的意思表示，但该两笔款项的确是原告垫付给被告的，该20000元被告可以确认为借款；其他款项，均是原告根据股东会决议支付的增资。被告的股东温某与原告是夫妻关系，温某实际上是代原告持有被告的股权，实际上股东的权利义务均由原告享有。原告在行使股东权利及义务的时候，对上述情形确认无异。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关于利率的计算方法，原告主张的利率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且双方并没有支付利息的约定。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增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3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30000元（下称第一笔款），备注用途为“投资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30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彭国茂签署“确认！”字样，“刘某”于2018年10月18日签署“属实”字样。2018年9月24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36000元（下称第二笔款），备注用途为“投资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36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彭国茂签署“确认！”字样，“刘某”于2018年10月18日签署“属实”字样。就上述第一、第二笔款转账时备注的用途，彭国茂解释称，该两笔款实际上是其提供给龙津公司用于支付龙津公司物流仓库以及停车场土地硬化的工程款，就该工程龙津公司与施工方签署有工程施工合同，龙津公司保留有合同原件。2018年10月26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龙津公司转款56000元（下称第三笔款），备注用途为“借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代郑某1交来借款56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彭国茂签署“确认！”字样，“刘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署“已经转入龙津公司公账！属实”字样。就该《收据》记载内容，彭国茂解释称，该笔借款原本是龙津公司向股东郑某1借的，但当时郑某1没有钱，就让彭国茂先代郑某1出借，但后来郑某1并没有向彭国茂提供借款，故该笔款项实际上是彭国茂出借给龙津公司的。2018年11月8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龙津公司转款107520元（下称第四笔款），备注用途为“收入彭总借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107520元”，并附注“归还蒋某借款利息”。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刘某”于2018年11月10日签署“属实”字样。就该《收据》记载的附注内容，彭国茂和龙津公司确认，该款是用于支付龙津公司向银行贷款续贷时向蒋某请求过桥资金而需向蒋某支付的利息等费用。但，彭国茂主张，由于当时龙津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由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提供该笔借款。龙津公司则主张，彭国茂当时是龙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全面负责人，该笔款是彭国茂基于其职权主动垫付的款项，彭国茂与龙津公司事先没有达成借贷合意，故非借款，彭国茂主张支付相应的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018年12月15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10000元（下称第五笔款），备注用途为“借款用于支付仲某工程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用于支付仲某工程款）10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刘某”于2019年1月7日签署“确认”字样。2018年12月17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10000元（下称第六笔款），备注用途为“借款用于支付仲某工程款”。同日，龙津公司就该笔转款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用于支付仲某工程款）10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该《收据》背面有“刘某”于2019年1月7日签署“确认”字样。2019年1月3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37000元（下称第七笔款）。同日，龙津公司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用于支付胡某工程款）37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2019年1月12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转款13000元（下称第八笔款）。同日，龙津公司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用于支付胡某工程款）13000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2019年1月21日，彭国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龙津公司转款23万元（下称第九笔款）。同日，龙津公司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彭国茂交来借款（用于支付邱某1工程款）23万元”。该《收据》由出纳“黄某”签名，并加盖龙津公司财务专用章。龙津公司确认其收到了上述九笔转款，并同意确认第五和第六两笔转款属于借款。龙津公司主张，第一至三、第七至九合计六笔转款均属于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支付的增资款，相应《收据》并非龙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龙津公司当时出具《收据》是因为增资决议还没有形成书面文件，故先以借款形式进行财务记帐，且掌管财务印章及出具《收据》的黄某的母亲与彭国茂的母亲是同胞姐妹，黄某到龙津公司任职前长期受雇于彭国茂，龙津公司对《收据》的出具不知情，《收据》是彭国茂串通黄某所形成的证据，故龙津公司对《收据》的合法性和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彭国茂确认其母亲与黄某的母亲是同胞姐妹，但是彭国茂主张，该亲属关系与本案无关，《收据》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当时由龙津公司财务总监刘某掌握，且刘某在《收据》背面签名确认。龙津公司确认上述《收据》背面刘某签名的真实性，但是龙津公司主张，刘某签名仅是对内部记账过程的形式确认，是否是借款和增资应当依照龙津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和彭国茂、龙津公司合意认定，彭国茂无权单方决定其出资或垫资行为是否属于借贷，同时刘某的签名与彭国茂汇款时自认为投资款相矛盾，而转款又发生在龙津公司有关会议之后即时作出，其记载备注的投资用途可信性明显高于彭国茂为诉讼而作出的变更陈述，也与彭国茂出资后微信聊天记录一致。2020年3月5日生成的龙津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9年1月23日核准的龙津公司信息记载，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包括郑某1、刘某、罗某、于建华、钱某、温某，主要人员包括罗某（董事）、彭国茂（监事）、温某（董事）、刘某（董事）、钱某（董事）、于建华（董事兼总经理）、郑某1（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彭国茂于2018年5月31日变更为温某、由温某于2019年1月23日变更为于建华，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情况包括：2017年3月10日，由投资人郑某12013年11月22日货币出资450万元，占45%，投资人广州市凯恒祥贸易有限公司2013年11月22日货币出资550万元，占55%，变更为投资人彭国茂2017年3月6日货币出资550万元，占55%，投资人郑某12013年11月22日货币出资450万元，占45%；2017年11月10日，变更为投资人彭国茂2017年3月6日货币出资160万元，占16%，投资人郑某12013年11月22日货币出资450万元，占45%，投资人刘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390万元，占39%；2018年5月31日，变更为投资人温某2018年5月29日货币出资160万元，占16%，投资人郑某12013年11月22日货币出资450万元，占45%，投资人刘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390万元，占39%；2018年7月20日，变更为投资人温某2018年7月18日货币出资330万元，占33%，投资人郑某12018年7月18日货币出资280万元，占28%，投资人刘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390万元，占39%；2019年1月23日，变更为投资人温某2018年7月18日货币出资330万元，占33%，投资人罗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97.50万元，占9.75%，投资人郑某12018年7月18日货币出资280万元，占28%，投资人刘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117万元，占11.7%，投资人钱某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78万元，占7.8%，投资人于建华2017年11月8日货币出资97.5万元，占9.75%。就其主张的增资事实，龙津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2018年11月21日制定的龙津公司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出资情况与上述2019年1月23日变更后登记情况一致，约定股东会会议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2019年6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记载：“股东温某和监事彭国茂经公司依法依章送达会议通知而缺席，其表决权不计本次会议的表决权总数。”出席会议的股东刘某、罗某、郑某1、于建华和钱某一致表决通过以下增资决议：一、确认根据2018年11月21日股东会会议增资200万元的决议，各股东实际增资明细中郑某1占股28%，应缴增资56万元，实际增资56万元；温某占股33%，应缴增资66万元，实际增资28万元。二、确认根据2018年9月23日公司股东、原法定代表人彭国茂提出的增资20万元的决定，各股东实际增资明细中郑某1占股28%，应缴增资56000元，实际增资56000元（通过彭国茂汇入）；彭国茂占股33%，应缴增资66000元，实际增资66000元。三、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依照本股东会增资决议办理变更登记。3.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22日，彭国茂向群成员发出“今天大家想办法按股份一比例拿出20万预付工程款，要不会出大事了！”刘某复“三位股东其中之一刘某同意持股出资！只看彭国茂、郑某2二位兄弟了！履行公司章程规定，尊重股东的权益”；2018年9月24日，彭国茂发“各位股东！本人出资已到位！”并发出图片两张（无法打开查看。龙津公司主张该两张图片为上述转款凭证）。4.股东集款20万元、200万元资金入帐汇总表。该两张表由龙津公司制作及盖章，记载包括彭国茂、刘某、郑某1等人（不含温某）付款情况，部分款项备注有用途，其中记载彭国茂的付款情况包括第一至三、第七至九共六笔转款，并备注第一、二笔转款用途为“仲某工程款”，第八笔转款用途为“支胡某5万”，第九笔转款用途为“股份33%”。另，表记载的专款用途汇总包括有胡某工程款168266元、仲某18万元等。5.户名为刘某和龙津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查询交易区间分别为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3月1日、2018年6月5日至2019年2月22日，显示有与上述股东集款资金入账汇总表对应的转款记录。其中刘某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上述交易区间，刘某与黄某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收到第一笔款后当日向胡某转款30000元，收到第二笔款后当日向仲某转款10000元，收到第五笔款后当日向仲某转款10000元，收到第六笔款后当日向仲某转款10000元，收到第七笔款后当日向胡某转款37000元，收到第八笔款后当日向胡某转款13000元。龙津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收到第三笔款后当日向张芊转款46927.34元，收到第四笔款后当日向蒋某转款107520元，收到第九笔款后次日向邱某1转款33万元（备注为“工程款”）。经质证，彭国茂发表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彭国茂主张，从公司章程可知，彭国茂并非龙津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中有关增资决议的规定与彭国茂无关，温某占龙津公司的33%股权并非彭国茂代持股东权益，且彭国茂与温某已于2019年7月6日离婚，股权属于温某名下，温某是龙津公司股东，温某自行承担股东权益；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彭国茂主张，第一，彭国茂并非龙津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出资的义务，且温某没有在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第二，该份股东会决议出具时间是2019年6月5日，彭国茂与龙津公司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借贷关系发生在前，股东会决议发生在后，彭国茂并非龙津公司股东，且彭国茂也从未确认将借款变为代温某支付的增资款，即使龙津公司要追究彭国茂或温某的增资责任，龙津公司也应当另行起诉，与本案无关。第三，经2020年4月5日查询的龙津公司企业信息，龙津公司增资并未办理变更登记，龙津公司做出的增资决议是否合法尚不明确。第四，温某未在股东决议中签名，即温某并无同意增资决定；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彭国茂主张，2018年龙津公司需要对办公大楼进行建设，但龙津公司缺乏资金支付工程款，2018年9月22日，作为龙津公司董事长的彭国茂，请求龙津公司各股东按照股份比例拿出20万预付工程款，但彭国茂自始至终从未提及这些款项是增资款，且彭国茂非龙津公司股东，无增资义务；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两表无制作时间，且为龙津公司自行制作，彭国茂不知情，表格内容与彭国茂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从刘某的银行账户明细可知，刘某于2018年9月23日、同年9月24日、同年12月15日、同年12月17日、2019年1月3日、同年1月12日收到彭国茂借款后的当日分别支付胡某工程款30000元、仲某工程款10000元、仲某工程款10000元、仲某工程款10000元、胡某工程款37000元、胡某工程款13000元，该明细与彭国茂提供的收据反映事实一致，印证了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提供借款，龙津公司用于支付公司办公楼建设工程款的事实。龙津公司主张，彭国茂与温某是夫妻关系，温某于2018年5月31日无偿受让彭国茂的股权成为龙津公司股东，但彭国茂仍担任龙津公司董事长代行温某的股东权责利，2018年11月13日彭国茂以龙津公司股东身份代表温某在龙津公司股东会送达证确认地址与股东身份，同时在之后龙津公司股东及董事会上均明确获温某有效授权，彭国茂再依据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出资垫资，足以认定彭国茂与温某是其所持龙津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且彭国茂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彭国茂以离婚否认其股东身份和龙津公司的增资出资义务，实际上是彭国茂为逃债而有意假离婚，属于恶意串通逃债损害他人权益的非法行为，依法应不予采信。龙津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龙津公司股东会会议送达证。显示为龙津公司股东向龙津公司提供送达地址的声明内容，其中股东彭国茂（打印字体）处签署有“温某/彭国茂”字样，提供的送达地址为“江西信丰城北大道西段龙津实业”，日期2018年11月13日。2.2019年1月24日会议记录。显示记录人为龙津公司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东，其中下午的会议记录记载为：“二、股东会及董事会通知与议程。1.2019年1月31日14:30召开董事会，2019年2月23日14:30召开股东会，地点均为公司办公室。2.议程。议定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及经营计划；议定董事会人员及其分工和经营管理人员等公司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公司年假及安保问题；财务审计、清查资产债务；聘请法律顾问。以上事项议程第一项由股东会审定，其余由董事会议定，但法律规定专属由股东会决定的除外。3.全体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记录作为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发出的正式通知，均同意已知道会议议程及事项等会议问题，也同意无须再另行送达会议通知。彭国茂是董事及股东温某的配偶，声明已经温某事先授权并同意会议的召开及会议议程等会议事项，否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司建立股东和董事微信群，具体事项会予以发布，请各位查看。”上述会议记录由彭国茂等人签名（未注明日期）及签署“同意”字样，曹建东在该次会议记录第二页上签名（签署日期为2019年2月23日。其中年份可见由2018修改为2019）。3.2019年2月23日会议记录。显示记录人为曹建东，会议名称为龙津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记载有“一、董事长致词。……本次股东会及议程已于2019年1月24日通知全体股东，彭国茂声明已经股东温某委托授权参会表决，监事列席，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三、董事长临时议案。1.上次股东融资及执行情况。①彭总其名下200万融资借款份额定于2019年2月25日支付到公司账户，具体金额是43万元；②于：上轮融资200万，罗缺12.5万元，郑、彭缺34万元；③邱某2信息楼70万元，……黄某借款20000元，……胡某约10万（代付）……四、其他股东提出的议程。……2.于：财务移交、财务人员配备，融资欠款要到位，审计结束15日内同期支付。3.股东融资凭证出具给股东。……五、董事会时间及议程。定于2019年3月25日14:00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主要议题批准公司年度预算和董事长提出的议案，全体股东、董事确认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议程，并同意董事会免予再发会议通知。彭国茂确认已经温某股东、董事委托授权参会和表决，否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参加会议的，视为弃权，其表决权不计公司董事会表决权总数。六、会后签发会议纪要。”彭国茂等人于2019年2月23日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名，其中彭国茂还签署“付款与账本为准”字样。经质证，彭国茂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彭国茂主张，上述会议记录与本案无关，彭国茂自2018年5月起已不是龙津公司的股东，彭国茂从未确认将借款变成代温某支付的增资款，龙津公司主张的增资款与本案无关，会议记录也无法证实温某授权彭国茂代其行使龙津公司股东权利，龙津公司在没有任何“代持协议”等证据证明彭国茂的股份由温某代持的情况下，否认温某的股东身份，龙津公司的做法不仅是恶意逃避借款，更是无视公司法的存在。本院认为，龙津公司收到了彭国茂本案所支付的款项共计529520元，有转账凭证等证实，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款项性质的问题。（1）第五和第六两笔款合计20000元。转账备注用途和《收据》记载内容一致，也与收款后当日相同金额款项去向一致，《收据》背面亦有刘某签名确认属实，且双方同意确认该款为借款，故本院确认该两笔款属于借款。（2）第四笔款107520元。转账备注用途显示为借款，《收据》亦记载为借款，《收据》背面有刘某签名确认属实，且双方对款项用于“归还蒋某借款利息”无争议，龙津公司收款后当日即向蒋某转出了相同金额的款项，据此，彭国茂主张该笔款属于借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3）其余六笔款合计402000元。第一，龙津公司分别于收款当日出具了《收据》，《收据》均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借款，且刘某在第一至第三笔款《收据》的背面分别签署“属实”字样，按照通常理解，刘某签署的意见代表其确认收据记载的内容属实，龙津公司主张刘某该签名行为仅是对内部记账过程形式进行确认较为牵强。龙津公司以出具《收据》的黄某与彭国茂存在亲属关系为由主张《收据》系由彭国茂与黄某串通制作形成，仅为龙津公司单方陈述，并无证据加以证明，龙津公司该主张依据不足；第二，第一、二、七、八笔款到账后当日即支出了相同金额的款项，支出的对象是胡某和仲某，根据第五和第六笔款用途，第七和第八笔款《收据》记载用途，以及龙津公司制作的股东集款资金入账汇总表记载的第一、二、八笔款用途和专款用途汇总，可认定该四笔款项用于支付龙津公司应付的胡某和仲某的工程款。第九笔款《收据》明确记载用于支付邱某1工程款，该笔款到账后次日即予以支出给邱某1并备注为“工程款”，且龙津公司提供的2019年2月23日会议记录中记载有“邱某2（不排除是记载笔误）信息楼70万元”，由此可印证该笔款项用于支付龙津公司应付的邱某1工程款。根据龙津公司提供的2019年2月23日会议记录显示，龙津公司此前向股东融资借款200万元，并向股东出具融资凭证，且彭国茂在该会议记录上签署了“付款与（应为以）账本为准”的意见，据此可印证龙津公司出具《收据》及彭国茂提供了借款的事实；第三，第一、二笔转账时虽备注用途为“投资款”，但是彭国茂对该备注作出的解释，与龙津公司提供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的彭国茂于2018年9月22日发出“今天大家想办法按股份一比例拿出20万预付工程款，要不会出大事了”，能够相互印证，且该两笔款项龙津公司也实际用于支付胡某和仲某的工程款，故彭国茂的解释合理有据。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彭国茂提出了增资的建议；第四，彭国茂原占有龙津公司的股权自2018年5月31日起变更由温某占有，此后彭国茂不再是龙津公司登记的股东，即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提供本案款项时彭国茂并非龙津公司登记的股东。龙津公司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温某代彭国茂持有龙津公司的股权以及温某的股东权利义务由彭国茂享有。龙津公司提供的2019年6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发生在彭国茂提供款项之后，该决议并无彭国茂签名确认，对彭国茂不具有约束力，且该决议约定“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依照本股东会增资决议办理变更登记”，但是2020年3月5日生成的龙津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并未显示出存在各投资人增资的情形，可见龙津公司并未依照该次股东会增资决议办理变更登记。根据龙津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24日会议记录记载的“彭国茂是董事及股东温某的配偶，声明已经温某事先授权并同意会议的召开及会议议程等会议事项，否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19年2月23日会议记录记载的“本次股东会及议程已于2019年1月24日通知全体股东，彭国茂声明已经股东温某委托授权参会表决，监事列席，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及“彭国茂确认已经温某股东、董事委托授权参会和表决，否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结合彭国茂担任龙津公司监事的事实，可认定龙津公司承认温某的股东身份，由彭国茂声明其已经取得温某的授权代表温某参会表决，且根据该两次会议记录有关通知股东开会的记录可知，不需要另行向股东送达会议通知的会议议程及事项仅限于该两次会议中提出的会议议程，该两次会议中提出的会议议程并不包含股东增资，而龙津公司未举证证明温某和彭国茂经其送达会议通知而缺席2019年6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故2019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不能约束彭国茂。综上，龙津公司主张其余六笔款为增资款，只有2019年6月5日的股东会议决议能够体现出增资的事实，但该股东会决议形成于彭国茂提供款项之后，且未经彭国茂签名确认，亦无证据证明龙津公司向彭国茂送达了该次会议通知后彭国茂缺席，故该股东会决议不能证实彭国茂提供款项为增资款的事实。相反，彭国茂提供的转款凭证和《收据》，与龙津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款项去向及会议记录显示的融资借款事实等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充分证实了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提供了借款的事实。鉴于龙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增资款事实，故本院采信彭国茂的主张，确认其余六笔款属于借款。对于第三笔款的债权人资格问题。虽然该笔款《收据》记载彭国茂代郑某1提供借款的事实，但是，借款实际由彭国茂提供，该《收据》也由彭国茂持有，龙津公司亦未对该笔款的债权人资格提出异议，且郑某1为龙津公司的股东，亦无证据证明郑某1已经向彭国茂返还了该笔款，故彭国茂作为债权凭证持有人就该笔款向龙津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彭国茂主张的借款事实，认定彭国茂与龙津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及虚假民事诉讼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彭国茂向龙津公司提供了借款，经彭国茂催收，龙津公司未予偿还，龙津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现彭国茂要求龙津公司偿还借款52952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双方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彭国茂主张龙津公司自立案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龙津公司应以借款5295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向彭国茂支付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西龙津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彭国茂偿还借款529520元；二、被告江西龙津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彭国茂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借款5295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7月29日起计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95元，由被告江西龙津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吴春燕人民陪审员  黄英启人民陪审员  何蕴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法官助理冯悦书记员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