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刚，男，198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路******。法定代表人：江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上海格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博，上海格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启东市兴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兆民镇绿色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任庙良，经理。原审第三人：徐州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宋楼镇宋楼街**>法定代表人：江卫兵，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新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刘国刚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达公司）、原审第三人启东市兴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荣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7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刚上诉请求：1、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人民币5,504元（以下币种相同）；2、欣达公司与刘国刚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3、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4、因欣达公司未缴纳社保导致刘国刚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欣达公司应支付刘国刚失业保险金34,848元；5、因欣达公司未缴纳社保导致刘国刚损失，欣达公司应赔偿刘国刚22,4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驳回劳动者请求,未判欣达公司应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欣达公司拒不支付工资，克扣工时工资，不缴社保致失业金无法领取，应对其违法违约行为判决承担具体的责任。一审没有判决欣达公司承担责任，两者明显自相矛盾，有悖法律规定，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刘国刚的上诉请求。欣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国刚的上诉请求，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不存在劳动关系。启东兴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国刚的上诉请求。徐州荣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国刚的上诉请求。欣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欣达公司、刘国刚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欣达公司不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3.判令欣达公司不支付刘国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750元。刘国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2.确认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4.判令因欣达公司未缴纳社保导致刘国刚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欣达公司应支付刘国刚失业保险金34,84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刚自述系欣达公司处员工。刘国刚工作地点为Z公司。2019年10月8日，刘国刚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欣达公司支付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的工资4,389元；2.确认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欣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4.因欣达公司没有为刘国刚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刘国刚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欣达公司承担失业金34,848元。经仲裁，裁决：1.欣达公司、刘国刚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3.欣达公司支付刘国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750元。对刘国刚其余请求不予支持。欣达公司与刘国刚均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1、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刘国刚社会保险由欣达公司缴纳，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由上海A有限公司缴纳，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由上海B有限公司缴纳。2、刘国刚工资计算周期为上上月26日至上月25日，一般在每月月底发放；2020年1月10日，徐州荣达公司向刘国刚支付工资2,860.17元。3、仲裁庭审中，欣达公司原代理人任某陈述其系欣达公司以及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三家公司经理，确认刘国刚与欣达公司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中，1、欣达公司提供任某的劳动合同及社保缴费清单、上海B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表、增值税发票系统专用设备收缴通知书、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注销登记表、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发票缴销验旧登记表、欣达公司营业执照，证明：任某为上海B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欣达公司员工；欣达公司自2018年7月底不再营业。经质证，刘国刚对社保缴费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两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欣达公司提供启东兴达公司与刘国刚的劳动合同两份（期限分别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0日以及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徐州荣达公司与刘国刚的劳动合同一份、工具、劳防用品清单、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的管理文件、启东兴达公司班组周质量、HSE/质保学习情况记录表，证明：刘国刚曾与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刘国刚与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约定了奖惩制度，接受管理，刘国刚开始工作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经质证，刘国刚对期限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0日的启东兴达公司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签名并非刘国刚所签；对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启东兴达公司劳动合同中首页乙方姓名、住所、身份证号码、尾页乙方处签字署期以及“本人已知晓以上规定”处签名是刘国刚本人所写，其余部分刘国刚签字时是空白的，故刘国刚对该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刘国刚对徐州荣达公司的劳动合同中首页乙方姓名、住所、身份证号码、尾页乙方处签字署期以及“本人已知晓以上规定”处签名是刘国刚本人所写，其余部分刘国刚不予认可；对工具、劳防用品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的管理文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启东兴达公司班组周质量、HSE/质保学习情况记录表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其中刘国刚签字无异议。两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显示：2017年6月14日，刘国刚与启东兴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1月15日，刘国刚与徐州荣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为2019年1月15日至2022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5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9日、2018年7月16日以及2018年8月12日，刘国刚分别参加了兴达公司班组质量、HSE、治保学习，并在情况记录表上签字。3、欣达公司提供启东兴达公司工资发放委托协议、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工资清单、银行明细、社保代缴委托协议、徐州荣达公司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工资清单、银行交易明细、银行回单、业务转移协议，证明：启东兴达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代发工资及缴纳社保；徐州荣达公司发放刘国刚工资情况以及委托其他公司代缴社保。经质证，刘国刚对银行明细及银行回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两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显示：2017年1月3日，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由睢宁分公司代发工资；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刘国刚工资系由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7年1月3日，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欣达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社保由欣达公司代为缴纳；2018年1月2日，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上海A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社保由该公司代为缴纳；2018年8月2日，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由该公司代缴社保；2019年1月2日，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徐州荣达公司签订业务转移协议，约定自2019年1月2日起，启东兴达公司的业务转入徐州荣达公司；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刘国刚工资由徐州荣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4、欣达公司提供辞职报告，证明刘国刚向徐州荣达公司提出辞职。经质证，刘国刚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因欣达公司没有缴纳社保，克扣工资，刘国刚提出了辞职，刘国刚找欣达公司老板签字，但是欣达公司老板表示可以走法律程序，并表示刘国刚如果想要结算工资，必须写辞职报告，刘国刚迫于无奈写了这份辞职报告。两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5、刘国刚提供出入证以及工作证，证明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欣达公司及两第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系Z公司发放，劳动关系应以合同为准。经审查，上述证件名称为Z公司出入证、沪东中华密闭空间工作证，并载有“欣达公司或欣达”。6、刘国刚提供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16日与班组长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2019年7月至2019年8月工资单、2019年9月3日、2019年9月4日与班长蔡云能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9年8月、2019年9月工时统计表、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证明欣达公司无故克扣工资、不缴纳社保。经质证，欣达公司及两第三人对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真实性无异议，但之后已经补缴，对其余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7、刘国刚提供2019年9月12日、2019年9月27日与高某以及经理任某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摘要，证明刘国刚系以欣达公司克扣工资、不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辞职，辞职报告系刘国刚被迫所写。经质证，欣达公司及两第三人对刘国刚与高某的录音及文字摘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刘国刚与任某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摘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8、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与徐州荣达公司提供三份工程承包合同以及刷卡记录，证明：启东兴达公司、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以及徐州荣达公司与Z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刘国刚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9月出勤情况，刘国刚最后出勤至2019年9月26日。经质证，欣达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刘国刚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其最后出勤至2019年9月27日。9、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表示，一开始其公司直接与Z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因经营成本等原因，安排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欣达公司并不承接Z公司业务，也没有签订承包合同，仅是为代缴社保而设立，任某以及高某之前均是启东兴达公司员工，平时主要由法定代表人负责现场管理；徐州荣达公司表示其公司在2019年初承接启东兴达公司在Z公司业务，并签订了承包合同，管理模式基本不变。刘国刚表示其工作平时由高某和任某管理，最高管理者为启东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10、为查明本案事实需要，一审法院至Z公司调查有关情况，其人力资源部员工向一审法院陈述：欣达公司以及启东兴达公司与徐州荣达公司实际老板均为任庙良，刘国刚等承包方员工管理由任庙良负责，Z公司会监督项目承办方员工的合同签订、社保缴纳以及工资发放情况；欣达公司与Z公司没有签订承包合同，也不参与管理，启东兴达公司、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以及徐州荣达公司与Z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Z公司系依据劳动合同认定项目承包方员工的劳动关系；刘国刚相关工作证等材料印有“欣达”字样，系因起初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签订过承包合同，当时取“欣达”字样办理证件，后因考虑老板系同一人，没有更换，一直沿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在于刘国刚与欣达公司涉案争议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国刚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主要为出入证、工作证以及仲裁时欣达公司原代理人的自认；欣达公司为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劳动合同、委托协议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对此，首先，鉴于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关系的属性，法院在审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应从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去判断，而不能仅依据当事人的自认。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现从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前述查明的事实来看，一则，从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来看，刘国刚系与启东兴达公司以及徐州荣达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以及2019年1月15日至2022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刘国刚虽主张签名署期时劳动合同是空白的，然其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两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现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之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二则，从工资发放以及社保缴纳情况来看，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期间，工资及社保均非欣达公司发放和缴纳；同时，从刘国刚所从事的工作来看，涉案争议期间，Z公司与欣达公司并未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欣达公司并未承接Z公司业务，并无证据证明刘国刚系为欣达公司提供劳动以及接受欣达公司的管理；结合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陈述以及一审法院至Z公司的调查笔录，欣达公司原代理人在仲裁庭审时自认的事实显然与前述查明的事实不符，刘国刚据此主张与欣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至于刘国刚相关证件上载有“欣达”字样，因系Z公司为项目承包方员工工作之需办理，且该公司对此也作了解释，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纵观在案证据，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并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期间欣达公司与刘国刚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欣达公司无需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750元。刘国刚要求确认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与欣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欣达公司支付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000元以及失业保险金34,84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作出判决：一、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与刘国刚于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刘国刚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工资4,389元（包括加班工资）；三、上海欣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刘国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750元；四、驳回刘国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刘国刚提供证据如下：1、欣达公司提供虚假证据委托协议，旨在证明公司单方修改合同，与仲裁、一审工资不一致，委托协议虚假，与社保缴费情况不符合。2、2019年体检表，旨在证明刘国刚与欣达公司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及连续工龄。欣达公司对证据1中劳动合同的照片，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也不认可。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同意欣达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经查，委托协议系欣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供，刘国刚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该证据亦不能证明欣达公司与刘国刚之间存有劳动关系。证据1中只有一张劳动合同的照片，在一审中未提供过，仅有该照片并不能证明刘国刚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证据2，鉴于该体检表尚不足以证明刘国刚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亦不予认定。欣达公司、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则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欣达公司、刘国刚在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国刚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欣达公司则予以否认。为此，刘国刚提供了出入证、工作证以及仲裁时欣达公司原代理人的自认等证据，欣达公司则提供了劳动合同、委托协议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经查，刘国刚系与启东兴达公司以及徐州荣达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以及2019年1月15日至2022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刘国刚虽主张签名署期时劳动合同是空白的，然其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两份劳动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从工资发放以及社保缴纳情况来看，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期间，工资及社保均非欣达公司发放和缴纳；同时，从刘国刚所从事的工作来看，涉案争议期间，Z公司与欣达公司并未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欣达公司并未承接Z公司业务，并无证据证明刘国刚系为欣达公司提供劳动以及接受欣达公司的管理；结合第三人启东兴达公司、徐州荣达公司陈述以及一审法院至Z公司的调查笔录，欣达公司原代理人在仲裁庭审时自认的事实显然与前述查明的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刘国刚据此主张其与欣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分析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刘国刚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本院据此认定欣达公司、刘国刚在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国刚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相应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国刚提出因欣达公司未缴纳社保导致刘国刚损失，欣达公司应赔偿刘国刚22,400元，因该请求未经过仲裁及一审程序，故在二审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刘国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国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