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4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仁吉，男，193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东，山东邦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克禄，男，196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念桐，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仁吉因与被上诉人于克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1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仁吉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下列关键事实，没有法律依据。1、原审判决认定：“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方六位证人的出庭陈述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证实，本院对六位证人的陈述，予以采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审查，本案庭审距离案件标的建造时已过30多年，人民法院在无法确定真实性的情况下冒然作出予以采信的认定，与法不符；再者，从事实角度上，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对于“盖房款由谁支付”、“土地来源及申请人”、“施工人”、“材料来源”等问题己向证人进行了充分的质询并提交了详细的质证意见，所有证人对这些能决定案件结果的问题都无法做出明确答复，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无法提交充分证据反驳而采信证人不利于上诉人的证言，根本没有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认定：“另被告在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证据中，自认”“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当时被告所述并非自愿，系在场人恐吓、强迫被告说的，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视频的真实性，上诉人提出质疑，一审法院并未对视频真实性予以审查，亦未要求被上诉人证明证据的真实性，视频系被上述人提交反而要求上诉人证明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关于证据的瑕疵，首先视频中无法确定是否有律师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也无法证明申请人是否在安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录制；再者，上诉人当时已88岁高龄，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对于法律、诉讼等事项不了解，采用诓骗、诱骗甚至威胁的方式使上诉人说出视频中话语，视频根本不能反应出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视频内容不完整，视频中上诉人眼神不定，一直在观望，不能达到被上诉人欲证实的目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录制视频是为了进行行政诉讼，但自始至终未向法庭提交已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该份视频的证据，其目的就是制造伪证用以起诉上诉人。该证据的真实性有重大瑕疵，原审判决以该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二、下列关键事实及证据，原判决未进行考虑及认定。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的申请人并非是于克禄。原审认定申请书中签名“于科路”即为被上诉人于克禄，但忽略了该申请书上有一枚手印的事实。如果该手印系于克禄所按，那为何当时未对错字提出异议并修改？如果该手印不是于克禄所按，那该申请书是否是伪造或者他人所填写，相关部门审核不严导致最终发证错误？无论哪种情况，即使读音相同，亦无法证明申请人是于克禄。2、原判决未考虑乡村房产所有证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作出时间，根据原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得知，上诉人持有的乡村房产所有证作出时间为1987年，而被上诉人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是1991年作出，而涉案房屋系1986年开始建造，考虑当时土地登记制度不完善等历史情况，不能单纯以1987年生效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和房产的归属进行判断。3、被上诉人系1966年出生，至1988年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被上诉人证人于某2证言“后来于克禄要结婚了，没有房，他姑父出头跟城西大队商议，大队给他批一块地皮，给他盖房结婚”。双方均认可土地的申请时间为1986年之前，当时被上诉人还不到20岁，远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甚至连对象都没有，何谈结婚一说？由此可见证人极有可能做了虚假陈述。结合当时上诉人刚从东北返回山东并无固定居所的事实，该土地只能是上诉人申请用来自住。被上诉人于克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当，证据不足。请求驳回上诉。原审原告于克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位于烟台市福山区的房屋(房产证号：**)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系父子关系。1986年原告在烟台市福山区委会申请了宅基地一处，用地面积195平方米，并于1987年独自出资建造了5间北屋，房屋建筑面积93平方米。房屋建成后，由被告居住使用。1989年办理房屋登记时，烟台市福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误将案涉房产办理在被告名下。原告认为，案涉房产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原告，案涉房产也实际由原告独自出资建造，因此其实际所有权应当由原告享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决确认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房屋(房房产证号：**)原告所有。原审被告于仁吉一审辩称，1.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无权获取宅基地使用权。本案中，涉案房屋所在土地所有权性质记载为集体，享有的主体应当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并非房屋所在地的村民，非该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本身无权获得该村的宅基地；且根据证人邢某证实，当时涉案房屋所在宅基地为城西支部审批给被告，被告为该宅基地使用权的实际所有人，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宅基地面积与房产证中宅基地的面积不同，原告也未证明两者为同一宅基地，同时不论是1991年8月12日土地登记申请书还是1991年10月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人和所有人均为于科路，并非本案原告。故原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非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主张其权利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行政诉讼法》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原告所有，称1986年由其申请宅基地，在1989年时办理房产登记错误，涉案房屋的土地证于1991年办理，即房屋办理房产证在前，土地使用权证在后，在福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1989年签发给被告房产所有权证时，原告就应该清楚涉案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不论是1986年申请宅基地、1989年房屋登记还是1991年土地申请，至今已近30年，期间原告从未主张登记错误，有违一般生活经验，原告对此亦缺乏合理说明。从侧面也能说明，该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实际所有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被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主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依法驳回。3.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被告。根据证人邢某证言可知，在1986年时，经城西支部讨论研究，将涉案房屋所在的宅基地审批给被告所有，后1986年被告委托邢某代其采购建筑物料，并将涉案房屋的建设工程以1500元的价格承包给证人于某1，涉案房屋系由被告建成，该房屋建设花费万余元。房屋建设时，原告刚参加工作，并无经济能力，其无力支付建设涉案房屋相关花费，原告称其出资建成涉案房屋与事实不符。《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涉案房屋房产所有证登记的产权人为被告，被告因建造涉案房屋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至今已经三十余年，期间原告从未主张过该房屋的所有权，侧面也能说明，原告从始至终知晓不管是宅基地或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均为被告，故在此期间从未主张过其权利。现原告主张其为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但其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建设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被告在合法的宅基地上因建设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4.原告土地证属于登记错误。1987年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当时建设房屋须有宅基地，根据证人所述，当时由城西支部将涉案房屋所在的宅基地审批给被告，被告在1986年在审批给其的宅基地上建设房屋，福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于1989年签发涉案房产的房产证，被告取得宅基地及该房屋房产证合法合规。该房屋房产证在1989年签发，土地证在1991年填发，土地证晚于房产证，原因系1987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地籍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土地普查，根据福山区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及委工作人员证实，在1990年之前，农村自建房屋只出具房产证，后国家出台新政策，要求农村房屋统一补办宅基地使用权证，该政策下发后，福山区土地管理局将该项工作执行落实下放到各村，由各村村委进行补办登记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因当时工作水平及任务较大因素的局限，政策落实过程并不严谨，普查人员在落实时只根据在家中的人员所述进行登记，未落实实际所有权人也未对宅基地进行丈量确定实际面积，因此出现很多人证不一、两证不一的情况，目前仍存在此种房产证登记在父母名下，土地证登记子女名下的情况。本案中，当时村委进行调查登记时，原告隐瞒实际情况，告知调查人员原告其为土地所有权人，并以自己名义提交土地申请，因其隐瞒故该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名下，属于登记错误。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原告的父亲。原告的母亲，即被告的妻子周道卿，于2014年去世。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原告于克禄于1991年7月13日，从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取得的户口本原件一份，证明1991年原告住址是福山区城西碳素厂宿舍，实际情况是，原告1985年取得福山区户籍，户口本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原告1985年取得福山区户籍，但是根据我方提交的该证据，可以到公安户籍部门，可以查询原告当时的户籍变动情况，根据户籍变动档案，可以看出原告是1985年取得福山区户籍。证据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一份，证明本案涉案房产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原告。证据三、案涉房产的乡村房产所有证原件一份。证明原告所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的房产，错误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应当配合原告将案涉房产过户到原告名下。证据四、被告于仁吉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是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其并非是福山区居民，不能享有集体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其没有资格在福山区建造乡村房屋。证据五、视频光盘一张，视频原始载体存放在原告的手机中。证明2019年6月4日，被告曾向原告主动承认过案涉房产，系由原告出资建造，房产证姓名登记错误，案涉房产应当由原告所有。该视频拍摄地点是，2019年6月4日，在福山区佳安花园，原告的办公室，由原告使用手机拍摄的。当时有我找的律师姜念桐，和另一个王律师在场，问被告话的是王律师问的。拍摄该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变更房产证法律诉讼确权，也是为了确认，涉案房产到底是原告的，还是被告的。证据六、证人出庭作证，共六位证人到庭，分别是：蒋琇年、曲某，两人为原告涉案房屋的邻居。证人于某2，系原告的姑姑。证人张某，系原告姑姑家的表姐。证人于某1，系原告的堂属姐夫。证人周某，系原告的舅舅。以上证人共同出庭证明，案涉房产系由原告自己出资，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造的，案涉房产应当属于原告所有。证据七、由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该证据证明案涉房产系建立在土地证号为1991-×**土地上，该土地为原告的宅基地。证据八、视频文字材料一份，及原告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张，视频文字材料是结合我方提交的证据五，来证明被告于仁吉承认案涉房产系由原告建造，在房产登记时，登记错误，房产实际归原告所有。我方补充提交的人口登记卡原件及复印件，结合我方提交的证据一，证明原告于1985年9月2日，从黑龙江省沾河县林业局，将户口迁至烟台市福山区汇福街碳素厂，于2008年1月18日，原告将户口由碳素厂迁至现在的户籍地址烟台市福山区，该证据证明原告于1985年的户口所在地，也就是碳素厂，就位于，所以原告依法获得了的宅基地使用权。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即便为真，也系1991年7月13日，由福山分局签发，且原告登记的住址地为城西碳素厂宿舍，籍贯地为福山区门楼镇周家岘村，两个地址都无法直接体现其户籍在。另外，该户口的性质为非农村，也无法证明其有资格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对证据二、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的登记用地面积为195平米，与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206平米，两者面积不符，且该证于1991年签发，要晚于房屋建设时间，与常理不符。在本案中，结合村委工作人员得知，在被告建设房屋前，城西支部就已经将涉案房屋所在的宅基地审批给被告，被告在合法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后，才在该地上建设房屋。如按照原告所述，宅基地由其申请，那么应当在涉案房屋建成后，房产所有权证签发时，原告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向被告或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但原告自1989年房产所有权证签发的时间起，至今未主张过权利，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原告本身也清楚该宅基地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房屋的建造者也为被告。对证据三、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在该证的第一页写明，对所有权人申请登记的本证，所列房屋经审查属实，特发此证，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况，该证据也恰好说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被告。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虽然身份证载明，身份证为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但户口本上迁移信息显示，其1965年1月1日至2007年3月13日，其户籍一直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后于2007年3月13日，因购房入户，迁往黑龙江省五大连市。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七条明确，非农村户口居民合法取得的宅基地，或因合法取得房屋而占用的宅基地，按批准的面积予以确权登记。本案中，被告当时自东北回到，其当时在城西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系经过城西支部审批取得，被告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合法取得。对证据五、大概在头二年之前，原告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他雇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儿的律师，就逼着我说，这个房子是他拿钱盖得。他们写的，就逼着我让我按上手印。我不给原告按手印，我能走出他的办公室吗。我怕走不出他的办公室，两个人逼着我，为什么我不自己写，他们写好了让我摁手印，我也不是不会写字，他们写好了逼着我摁的手印，原告你拿钱盖得，房产证怎么写的我的名，干什么。对证据七、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材料上手写内容无法确认是否系原告后来自己添加，即便该手写内容系不动产中心工作人员出具，其载明的内容也写明需核实老房是否变更，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证据看，无法体现现场有原告所称两位律师在场。另外，该视频也无法体现当时老人说出视频内容的实际情况，是否是自由、自愿说出上述内容的。另外，如真如原告所主张，想要通过此视频进行确权，根据被告代理人至福山区不动产中心询问，如想将两证一致，需两证所有人到场进行办理变更。假设视频内被告系自愿说出视频内容，被告直接与原告到不动产中心去办理变更手续更为直接，不需要录此视频来证明确权事宜，所以，原告录此视频时，被告并非自愿，系原告强迫。对证据八、视频文字材料，质证意见同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一点，从视频中根本就无法看出来当时在场人有除了被告之外的王大胜、姜念桐、以及原告。另外，根据上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对被告的态度，我们不排除在录制视频时，原告采取同样的手段来恐吓被告，强迫被告说出视频材料中的内容，且当时原告的律师也在场。其应当知晓录制该视频应当所注意的事项，该份证据存在瑕疵，不足以采信。对于常住人口登记卡，从该证明上无法直接得出原告户口迁入碳素厂即具有的村民资格，且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此处的一户为当时户内所有人员，并非某个单独的人，且根据我方庭审中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可以明确看出当时家庭登记人口为6人，并非原告独自一人。而且该证据也能证明原告户籍自始至终都不在涉案房屋所在的，其无资格获取该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被告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原告户籍信息查询一份、2020年8月19日查询土地登记申请书信息一份、2020年5月14日不动产登记中心资料查询结果一份。证明原告目前户籍所在地为福山区，其户籍所在地，原告并非村集体的组织成员。2020年5月14日不动产中心查询信息载明，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坐落于，载明的权利人为于科路。另经福山区自然资源局查询，涉案房屋的土地申请人为于科路，也并非原告，土地申请书中宅基地面积为195㎡，房产证标明宅基地的面积为206㎡，两者并非同一宅基地。证明原告非村民，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土地申请人也并非原告，原告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证据二、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房产查询得到的涉案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编号为2260463房产。涉案房产建设的时间为1987年，1989年4月签发该证。该房产所有权存根中产权人姓名为被告，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故该房产所有权人为被告。证据三、证人邢某证人证言一份，涉案房产在建成前，1986年经城西支部研究审批，将该房屋所在的宅基地审批给被告，证明涉案房屋的土地证登记错误，该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的土地证所有权人应当为被告。证据四、证人于某1证明一份，证明当时涉案房屋的承包款系由被告所支付的，涉案房屋是被告找的于某1建的。证据五、证人邢某证人证言二，证明涉案房屋在1986年建造时，由被告委托证人邢某代为采购建筑材料，涉案房屋由被告出资并建成。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据一、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和不动产登记中心资料查询结果，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土地登记申请书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看出证据出具机关，被告无法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根据被告提交的于克禄的户籍登记查询结果，被告想证明原告并非的集体经济成员，没有资格获得宅基地使用权，按照被告的逻辑，被告也并非是集体经济成员，但被告却认为宅基地是属于自己的，被告的表述在逻辑上互相矛盾。在我方提交的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土地使用者的名字，登记为于科路，该名字不是原告的曾用名，在当中也没有使用于科路这个名字。该名字系当时福山区土地管理局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工作不规范错误书写导致的。于科路与本案原告于克禄名字发音相同，可以理解，土地使用权证上的于科路就是本案的原告于克禄。原告对证据一、对该三份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原户口是1985年落在烟台第二造纸厂集体户口本上，1988年我结婚之后，依据户籍管理规定，我的户口就迁出，在我出示的证据一户口本上，造纸厂和碳素厂合并之后，改为烟台碳素厂，在2010年前后，碳素厂的善后处理工作组给我打电话，让我把户口迁出，我就迁到现住址福山区，因为这个小区是我开发的。实际我的居住，还居住在老房，我从1986年建房、1988年结婚，到现在我一直在我自己建的婚房居住。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我方提交的乡村房产所有证的证据效力是一样的。被告主张该房产的登记的宅基地面积206平方米，与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用地面积195平方米不一致，应该是当时不同的政府机构，对在办证时同一块宅基地的测量出现了误差。如果被告坚持认为两个证上登记的宅基地并非为同一块宅基地的话，被告应当提交两块宅基地各自的使用权证号加以证明。根据原告在福山区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查询的结果，案涉的房产就是建在原告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上。对证据三、五，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性质上讲，该两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到庭，证明其所要证明的事项，并接受法庭和原被告双方的质询，否则这两份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被告待证事实的证据使用。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明已经经过于某1本人确认，上面所有的字并非是于某1本人书写的，而是由被告找人代为书写后，于某1在其名字处摁了一个手印，于某1三个字也并非是证人亲自书写的。当庭证人作证时已经向法庭陈述，1500元的工钱是由原告支付的，与被告没有关系。涉案房屋是于某1建的，我找的于某1。涉案房屋土地登记申请书记载：“单位（个人）名称：于科路地址：91年8月12日单位性质：个人土地所有权性质：集体土地权属来源：入社批准用途：住宅”。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福集建（91）字第21780号]记载：“土地使用者：于科路地址：城西土地面积：195平方米1991年10月”。涉案房屋乡村房产所有证[证号：××号]记载：“产权人姓名：于仁吉现住址：屋：伍间房屋建筑面积：93平方米房型：平宅基地面积：206平方米”。关于2019年6月4日原告给被告拍摄视频的原因。庭审中原告主张，因为当时我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产权过户，办理过户的时候无法办理，属于房产证行政登记错误。当我要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找到被告录制的本视频，其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行政诉讼，进行产权确权，后法院不予受理，2020年6月份给我们裁定驳回起诉，我们才进行民事起诉确权。原告对被告答辩中主张原告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意见，认为，诉讼时效的规定，仅仅适用于债权纠纷，我们本案的纠纷类型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属于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被告主张我方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关于涉案房屋建筑造价及双方各自主张建房的款项来源。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建设，花了不到一万元钱。建房的款项来源：第一，我的工资收入。我在东北是在林区，高寒补贴加上加班费，我当时的月工资在300元-500元之间。1985年我调到烟台第二造纸厂，即现在的碳素厂供销经理部工作，经常出差，出差的工资和补助加之销售产品的业务提成，我的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上。第二，我的工作之外做木材及其他生意的收入。我在黑龙江沾河林业局，为山东及我本人自销木材生意收入，自1983年至1986年建房期间，收入人民币约50000元。第三，在我1985年工作调转到烟台时，和1986年搬家的时候，两次的人情往来收入，人情往来收人接近10000元。被告主张，涉案房屋建设，大约花费一万元多一点。关于我盖房的款项来源，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虽然是那一阵的工资没有太高，我家里不像别人，虽然我一个人赚钱养8口人，我老伴也是出力的收入超过我，为什么超过我呢，养两头猪卖了600元，我种土豆，一年收入一万五千斤土豆，北京蔬菜公司收购我的土豆，收入也有几百块之多。我老伴在家属生产队干活，这个家属生产队种地记分，给国家卸大货车，装货车，都记分，到年底给钱，我最多一年开到800块。这三十年的积累，我最多的一年。到了年末开支，就开到现金800元。我的生活很艰苦，老伴买瓶酱油都不舍得买，就这样积攒，三十年的积攒。关于涉案房屋土地登记申请书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申请书个人名称及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于科路”的原因。原告解释，于科路，该名字不是原告的曾用名，在当中也没有使用于科路这个名字。该名字系当时福山区土地管理局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工作不规范错误书写导致的。于科路与本案原告于克禄名字发音相同，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上的于科路，就是本案的原告于克禄。被告认为，因为当时涉案房产由被告建设，故登记的时候直接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称系政府工作人员登记失误造成，我们希望法庭注意一个时间节点，涉案房屋是在1989年时颁布给被告的房产证，在当时原告并未结婚，也并未有爱人和子女，原告对于此的解释，自相矛盾，在时间先后上逻辑不通，由此可见，涉案房屋当时实际的所有人应当是被告。原告主张，房产证签发的日期是1989年4月，实际办理登记的日期是在1991年的秋天，国庆节前后。补充一点，房产证统计的时间与土地证统计的日期是一致的，都是在1991年的10月份。先核准的土地证，后核准的房产证，两证实际拿到手是在1993年拿到的。关于涉案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土地使用者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因。原告主张，1985年我工作调转至原烟台第二造纸厂，造纸厂出面和协商，报请政府同意，批给我结婚建房宅基地，由我自筹资金，厂子出车出人，协助我建房，在庭审中证人也已证明。被告主张，这个问题我的保姆去问了房产局，给的答复是，以房产所有证为准，土地证这个就是不为准，谁的名字都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不在家，于克禄在家，他把他的名就签上了，房产局说了，土地证谁的名字都没关系，以房产所有证为准，房产证写谁的名决定是谁的房子。对被告的主张，原告认为，第一，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与被告的保姆没有关系，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被告的保姆无权参与本案。第二，被告所称的答复并没有书面的官方的答复，答复内容是否准确，我们也不知道，而且被告知道的答复的内容是从保姆的口中听来的，属于传来证据，被告的保姆是否去房产局进行过咨询，以及是否向被告本人准确表示了房产局的答复意见都不得而知。而且现在涉案房屋，是在福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登记的，没有房产局这个部门了。第三，答复的内容不足以让人采信，乡村产权房属于特殊的房产，是建立在宅基地之上的，宅基地的使用权有严格的审批管理流程和手续，不可能如被告所述，土地证的名字登记在谁名下都没有关系，如果是不符合宅基地获取资格的当事人，不可能从土地管理部门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在本案的庭审当中，自始至终被告并没有向法庭提交其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使用资格和证据，或者是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错误的证据，综上，被告所述，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常理，不应当被采信。关于双方主张各自对涉案房屋享有实际所有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原告主张，事实就是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是由原告依法享有的，原告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自己出资，依法加盖案涉房产，根据当时1987年1月1日生效的土地管理法第38条（现行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建造农村房屋的前提条件，而且根据物权法第30条的规定，合法建造行为，可以设立物权，自建造行为成就之时，原告就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被告主张，被告享有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为当时党支部合法审批给被告宅基地使用权，被告取得该所有权系因建造取得。涉案房屋在1986年即进行建设，但原告主张生效的土地管理法在1987年1月1日生效，该法在当时并不适用。退一步讲，即便该法适用，根据原告所主张的原理，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建造农村房屋的前提条件，目前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登记权利人为被告，根据该条规则规定，我们可以得知被告系在当时已经合法拥有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下，才建设的涉案房屋。所以不论是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或者所有权，都应当归被告所有。补充一点，房产土地使用权申请书，登记的名字错误，原告称系因政府工作人员失误造成，但根据土地使用权申请的程序可知，正常应当由申请人填写该申请书，原告如的确系自身申请该土地使用权证，对自己的名字不应当出现此等错误。另外，原告主张该登记系因谐音错误，对此并未举证，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称当时系由自身筹措资金建房，其在本次庭审中也主张自身收入足够丰厚，但是其申请出庭证人曲某所述内容可知，当时原告及被告共同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且原告当时的工资每月20元左右，并不足以建设涉案房屋，在曲某的证言中，其并未否认邢某不是党支部成员，也不是副书记，其只知道邢某在村里是干建筑的。该房屋建造的时间是1986年，取得房产所有证的时间是1989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时间是1991年，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当时获得涉案房屋的原始产权，事实发生在前，而土地证权属登记是随着我国土地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而逐步取得在后的。在权属登记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因权属所产生的纠纷，应当结合涉案房屋合法建造时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实际情况等因素，查明房屋建造宅基地取得等产权的实际权属。对此，原告认为，第一，被告刚才所述歪曲了证人证言。证人曲某出庭作证时候，并没有说原告当时的工资为20元，反而是曲某陈述在198几年的时候，根据老于大姨（即周道卿）所述，原告当时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且在盖房子的时候，也看见有过三四次付水泥、沙、砖之类的钱。第二，房屋的实际开始建造时间确实是在1986年，但是由于当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村委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不够规范，导致出现房产证与土地证所有权人和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房屋的实际开始建造时间是1986年，1991年才开始补办土地和房产的相关权利证明，1993年原告才实际拿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乡村房产所有权证，因此乡村房产所有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的登记时间和实际的办理核发时间，存在出入。因此本案不应当纠结，证件的具体办证时间和核准时间，如果被告认为其享有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涉案房屋土地登记申请书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申请书个人名称及土地使用者登记为“于科路”，与原告身份证上的名字“于克禄”不符。对此原告解释，于科路，该名字不是原告的曾用名，在当中也没有使用于科路这个名字。该名字系当时福山区土地管理局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工作不规范错误书写导致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上的于科路，就是本案的原告于克禄。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七，由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该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案涉房产，系建在土地使用证号为1991-××0的土地上，而证号为1991-××0的土地使用证中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于科路”。证人于某2证实，涉案宅基地，是原告于克禄的姑父和造纸厂的领导出头找的城西大队，给原告批了一块宅基地，建房结婚用，被告并未给自己申请宅基地建房。而涉案房屋自建成后，原告于克禄一直在此房屋中居住、使用至今，涉案房屋的房产所有证及土地使用证原件，一直由原告于克禄持有保存。另被告在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证据中，自认：这个房当初是于克禄拿钱盖的，这个地皮的名是于克禄的，办房产证的时候办错了，办的我的名。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涉案房屋土地登记申请书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登记的“于科路”，就是本案原告于克禄。另根据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证据，特别是证人出庭陈述，及被告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能够充分证明，原告虽非村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自己的婚房问题，经亲戚、单位与村委会协调，以自己的名义向申请宅基地，经政府批准后，合法取得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并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被告对原告的主张及证据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法院认定，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间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请求权。确认之诉是民事诉讼中诉的一种，当事人要求法院认定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讼。确认之诉是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原告的诉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的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的认定问题。2011年8月山东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的问题意见，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是不动产物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不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基本依据，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但实践中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的情形比较普遍。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有错误，向法院起诉对该不动产物权请求确认归属的，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证据足以证明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的，应依法确定诉争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本案中，原告方六位证人，作为原告的邻居、亲戚、施工人员，他们的出庭陈述，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涉案房屋的建造、出资购买建筑材料、支付工人工钱，均由原告承担，据此，法院认定，原告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者。另被告在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证据中，自认：这个房当初是于克禄拿钱盖的，这个地皮的名是于克禄的，办房产证的时候办错了，办的我的名，现在把它改过来，改成于克禄的。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当时被告所述并非自愿，系在场人恐吓、强迫被告说的，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提交的证人邢某的证言，原告对该证言不予认可，证人邢某又未出庭作证，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定，原告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判决：位于烟台市福山区，乡村房产所有证登记在被告于仁吉名下的房屋[乡村房产所有证号：××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福集建（91）字第21780号]，归原告于克禄所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查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本案事实看，涉案房产所有权证登记在上诉人于仁吉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在被上诉人于克禄名下，双方针对涉案房产的归属，各执一词。一审中，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6位证人出庭作证，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建造、出资购买建筑材料、支付工人工钱，由被上诉人承担。综合本案的各项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者，并无不当。从情理上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父子关系，无论谁建房，参加帮工及劳动，都在情理之中。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录像看，上诉人称这个房当初是于克禄拿钱盖的，这个地皮的名是于克禄的，办房产证的时候办错了，办的我的名，现在把它改过来，改成于克禄的。上诉人对该证据虽不予认可，主张当时其所述并非自愿，系在场人恐吓、强迫其说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土地证登记名字是于科路而不是于克禄，目前的证据来看，不存在一个叫“于科路”的人，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认定于科路就是于克禄，也无不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依据上述规定，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于克禄所有，与法与理不悖。综上所述，上诉人于仁吉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仁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