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昆，男，1949年11月9日生，回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捷，江苏南黄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缪亚梅，女，1968年1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龙，上海市协力（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珏魏，上海市协力（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爱民路**。法定代表人：缪亚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龙，上海市协力（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珏魏，上海市协力（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昆、缪亚梅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民初6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缪亚梅、衡源公司将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缪亚梅持有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的份额变更登记至本人名下；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缪亚梅、衡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缪亚梅持有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的份额为本人所有，就应当推定缪亚梅同意转让或认定缪亚梅负有配合变更登记的义务，衡源公司另一大股东汪宝琳明确表示同意本人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应认为除徐长林外，公司其他两股东均同意本人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即视为超过半数股东同意。徐长林登记的股权份额仅为0.3236%，如果仅因为徐长林很小的股权份额影响本人权利的实现，对本人明显不公。2.徐长林不是衡源公司合法股东，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股东决定》等重要文件伪造了汪宝琳签字，而且原股东蒋建林将股权转让给徐长林也未征求汪宝琳的意见。因此，徐长林不是衡源公司的合法股东，其反对本人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不具有法律效力。3.退一步讲，即使徐长林有权反对本人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其也没有表示以市场价格收购本人应当享有的股权份额。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应当认定徐长林视为同意本人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缪亚梅、衡源公司一并答辩称：杨昆从未向衡源公司出资，一审判决认定杨昆出资18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杨昆所称的投资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系杨昆起草，让缪亚梅签字，签订的目的是杨昆希望在向衡源公司提供资源的同时能够从衡源公司获得报酬，本质上是一种拉业务的报酬，双方并没有进行股权转让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为股权代持协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要求，杨昆需要向衡源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但是杨昆从未有过相关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基于投资协议认定杨昆享有相应股权系适用法律错误。再退一步讲，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杨昆上诉要求将缪亚梅持有的39.0291%的份额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第二项上诉请求亦不予认可。缪亚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昆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杨昆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昆从未向衡源公司出资，一审判决认定2003年6月13日杨昆出资15万元用于本人收购汤红星、康晓晴、张宏富、袁林兵、徐凯、周选等人股份，没有事实依据。衡源公司改制时，杨昆单独于2003年6月13日与本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原持有的衡源公司3万元股权份额转让给本人属实，但该3万元股权杨昆一直没有向衡源公司实际出资。因此，本人无需向杨昆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杨昆自2003年6月13日起，不再持有衡源公司股权。一审法院凭杨昆的单方陈述“其曾出资15万元”及其在公司支取八九百万元款项、改制时教育局未出资等事实，即推定杨昆出资15万元错误。衡源公司成立时，包括杨昆在内的部分股东未实际出资。2003年衡源公司改制时，退还已实际出资的原股东汤红星等人的股权转让对价，是由时任教育局基建办主任吴玉琪出面向他人借款支付。根据本人家庭与杨昆家庭在案外人如东诚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源公司）的投资合作关系，根本不能推断出本人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系本人与杨昆各半份额的结论。一审查明的“石祚明退股1万元，缪亚梅、杨昆各自向公司出资5000元”不属实，2006年2月石祚明已将其持有的2万元股权转让给本人，杨昆于2009年自行要求公司财务记载其出资5000元，但其实际未出资该5000元。2.案涉两份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属无效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据此认定本人所持股权中包含杨昆的份额。首先，两份协议形成的背景是衡源公司改制前由时任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昆分管，衡源公司改制后，杨昆主动向衡源公司提出可以为衡源公司承揽业务，利用其人脉资源帮衡源公司办理有关事项，但要和本人均分衡源公司收益。杨昆为了规避法律、掩人耳目，从形式上合理合法地从衡源公司支取款项、获得非法利益，其单方起草协议，后私下让本人签字，公司其他股东毫不知情。该两份协议并非双方合意的结果，也不是本人及衡源公司要让其持有公司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昆参与过衡源公司经营，并以借款、往来款名义从衡源公司取得一千多万元款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次，两份协议记载的内容与诸多客观事实不符。2006年2月，石祚明的股份已经全部转让给本人，且在2011年协议之前也已取走全部投资款，但该份协议中石祚明还是股东。协议反映本人与杨昆各占注册资本48.5437%，合计97.0874%的股权比例，此与本人当时占股比例不符。第三，协议中载明“作为主要投资人的缪亚梅、杨昆两人中，有谁不想在公司做且需撤出投资时，其所持股份首先必须在两人之间相互转让。”该条款明显违反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强制性规定及衡源公司章程。第四，两份协议均载明当时衡源公司有七位实际出资人，但除了本人与杨昆外，其余五位股东毫不知情，均未对两份协议内容签字确认。3.一审判决确认本人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杨昆所有，属适用法律错误。杨昆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案涉两份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诉讼中，缪亚梅补充以下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基于本人陈述衡源公司是教育局处理好了给我、本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教育局又出具证明表示未出资，从而推定杨昆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属认定事实错误。本人虽未直接支付股权转让费用，但归还了吴玉琪为办理股权转让事项而向他人借的款项，实际上是支付了股权转让费用。2.案涉两份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为无效合同。即使该协议真实有效，其性质也是股权代持协议，现有证据表明本人所持有的股份为本人实际出资或从他人处受让所得，杨昆主张本人持有的股份中部分为其实际所有，应证明其已向公司实际出资或者向本人支付了相应股份的出资款并委托本人向公司出资。但杨昆目前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即便双方签订了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杨昆也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未获得公司的股权。3.杨昆在公司支取的款项并非分红，而是杨昆向衡源公司的借款，一审法院据此推定杨昆在衡源公司持有股份属认定事实错误。现衡源公司已明确表示向杨昆主张借款及占用公司的车辆，如杨昆不及时归还借款和车辆，衡源公司将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杨昆辩称：1.缪亚梅、衡源公司认为本人从未向衡源公司出资的理由不符合事实。2001年3月2日，本人向衡源公司出资，衡源公司于2003年6月进行股权调整以及注册资本调整，本人出资15万元，该款用于支付他人的退股以及增资。相关证据形成锁链，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缪亚梅对本人的该项出资先后有四次不同的说法，且相互矛盾，明显不符合常理。2.缪亚梅在上诉状以及补充意见中陈述一审认定本人从衡源公司获得的分红是借款，答辩时又说成是拉业务的报酬，不符合事实。自2003年以来，本人从衡源公司先后获得一千万元左右的分红，足以说明本人系该公司股东。3.案涉两份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人也不存在获取不法利益的目的。两份协议签订的同时，本人家庭与缪亚梅家庭还对双方共同拥有的诚源公司股权进行了切割和认定，该协议与案涉两份协议共同构成了本人家庭和缪亚梅家庭对股权结构的调整和认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缪亚梅所述是本人起草好的。此外，由于案涉两份协议系缪亚梅与本人之间的股权份额确认协议，不涉及其他的隐名股东或者登记股东的权益，不需要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事实上，当时公司其他登记的股东以及隐名股东均知晓本人系公司股东的事实以及案涉两份协议签订的情况。4.缪亚梅以本人系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而认为案涉两份投资协议无效，该理由不能成立。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从业的规定属管理性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本人在退休8年之后主张登记为公司股东，不违反相关规定。衡源公司辩称：同意缪亚梅的上诉意见。杨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原值人民币120.6万元）为本人所有；2.衡源公司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本人名下，缪亚梅配合办理；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缪亚梅、衡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衡源公司的由来、工商登记及股东变更情况1.2001年2月5日，因脱钩改制，如东县衡源工程监理事务所（原名如东县衡源工程造价事务所）与挂靠单位如东县教育局解除挂靠关系，由集体、个人联合投资的集体科技企业改制为以自然人为主持股股份合作制科技企业。解除挂靠关系前注册资本为30万元，投资人为如东县成人教育办公室17.5万元，吴玉琪等五名自然人为12.5万元。改制后，如东县成人教育办公室退出该所股权结构，17.5万元转让给自然人。2001年1月，缪亚梅、汤红星、吴玉琪、徐长林、康晓晴、杨昆、蒋建林、张宏富、袁林兵、徐凯、周选共11人以股东身份签订《如东县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章程》，章程约定，缪亚梅、汤红星、吴玉琪、徐长林、康晓晴、杨昆、张宏富、徐凯、周选各出资3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10%，蒋建林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袁林兵出资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7%。2001年2月23日，如东县衡源工程监理事务所更名为如东县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2001年3月2日，上述11人的投资资本按章程约定均在规定的时间存入规定的账号。2.2003年6月13日，周选、康晓晴、汤红星、张宏富、袁林兵、徐凯将其股权转让给缪亚梅。对于此次转让股权对价16万元，杨昆陈述其中15万元是由其支付。同日，杨昆与缪亚梅单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在公司的3万元股权份额转让给缪亚梅。对于该股权对价3万元，缪亚梅在庭审中的陈述为“是教育局的人处理好了给我的，不是我去处理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我们订的，我是在接手之后重新给他们认定股东资格的，改制之前的事与我不搭界。”同时，其在庭审中陈述，其是2003年6月13日正式接手衡源公司。2003年6月13日，如东县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变更登记，名称申请变更为南通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股东由缪亚梅、汤红星、吴玉琪、徐长林、康晓晴、杨昆、蒋建林、张宏富、袁林兵、徐凯、周选变更为缪亚梅、徐长林、张群、汪彤彤、蒋建林、吴玉琪、徐凯、缪玲玲、石祚明、冯美俊、朱益祥。公司注册资本由30万元变更为50万元。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上，缪亚梅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汪彤彤在被委托的申请人处签名。2003年6月13日，南通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章程载明，缪亚梅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徐长林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6%；蒋建林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1%……，没有杨昆出资信息。对于此次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变化，杨昆在庭审中陈述其是退出公司显名股东，但实际增加出资15万元，其共对公司出资18万元，其出资隐名于缪亚梅名下，实际占股36%，缪亚梅占股24%。3.2006年2月，南通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为：缪亚梅出资45万元，占股90%（吴玉琪、汪彤彤、张群、徐凯、朱益祥、石祚明、冯美俊的股权皆转让给缪亚梅）；徐长林出资3万元，占股6%，蒋建林出资2万元，占股4%（缪玲玲的股权转让给蒋建林）。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缪亚梅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杨昆在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4.2006年3月27日，南通衡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7月8日，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缪亚梅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杨昆在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缪亚梅注册登记的出资为90万元，占股90%；徐长林注册登记的出资为6万元占股6%；蒋建林注册登记的出资为4万元，占股4%。5.2009年1月24日，石祚明退股1万元，缪亚梅、杨昆各自向公司出资5000元。关于石祚明1万元股权工商登记显示在2006年就已退股，为何2009年公司账上又显示其退股，杨昆的陈述为实际2006年退股时有部分人并没有实际退出，隐名在缪亚梅名下，在2008年2月22日杨昆与缪亚梅签订的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上有记载。6.2009年11月22日，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纪要载明，（1）同意新增股东汪宝琳；（2）同意股东徐长林将其所持全部股份（人民币6万元）转让给汪宝琳；（3）同意蒋建林将其所持部份股份（人民币3万元）转让给汪宝琳；（4）完成转让后，公司股东各方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为：缪亚梅以货币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蒋建林以货币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汪宝琳以货币出资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同日，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另一份纪要载明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309万元，缪亚梅投资188.1万元，所持股金由90万元增加到278.1万元，占注册资本90%；蒋建林所持1万元不变，占注册资本的0.3236%；汪宝琳投资20.9万元，所持股金由9万元增加到29.9万元，占注册资本9.6764%。2009年11月26日，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309万元，股东由缪亚梅、徐长林、蒋建林变更为缪亚梅、蒋建林、汪宝琳（杨昆之妻）。2009年11月22日，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修改草案也载明上述三人股权结构。对于现在衡源公司股权结构，汪宝琳（杨昆之妻）持股9.6764%，杨昆陈述是因为公司要求具备造价工程师身份的人持股90%以上，杨昆没有造价工程师身份，只能将股份登记在缪亚梅名下，不需要造价工程师身份的股份就变成了汪宝琳的显名股。7.2012年8月30日，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上显示“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由杨昆在2012年9月11日领取。2018年5月29日，衡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吸收徐长林为公司股东，原蒋建林所持有的公司0.3236%的股份转让给徐长林。同日蒋建林与徐长林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蒋建林将其持有的衡源公司的股权1万元转让给徐长林。同日，衡源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股东缪亚梅认缴注册资本278.1万元，徐长林认缴注册资本1万元，汪宝琳认缴注册资本29.9万元。2018年5月30日，衡源公司股东变更经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该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各股东的出资情况为：缪亚梅认缴出资278.1万元，占出资比例90%，徐长林认缴出资1万元，占出资比例0.3236%，汪宝琳认缴出资29.9万元，占出资比例9.6764%。二、杨昆与缪亚梅间签订的协议1.2008年2月22日，杨昆与缪亚梅签订《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载明：到2008年2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注册登记仅为缪亚梅90万元，徐长林6万元，蒋建林4万元，而出资人实际为七位。为了明确关系，实际主要投资方就有关问题协议如下：一、七位实际出资人及人民币现金出资额为：缪亚梅45.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5.5%；杨昆45.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5.5%；吴玉琪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蒋建林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石祚明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缪玲玲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徐凯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徐长林3万元为公司借款名义投资，实际未投资。二、有关情况说明。1.为保证公司的完整并沿着既定的思路发展下去，作为主要投资人的缪亚梅、杨昆两人中，有谁不想在公司做且需撤出投资时，其所持股份必须在两人之间相互转让、清算（双方之间的这种协商转让、清算，禁止任何第三方参与）。待受让的一方部分（或全部）拒绝认购时，被拒绝的部分（或全部）才可以按公司章程处理。转让的实现和兑现考虑受让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必要时可商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缓冲期间双方权、责关系不变；不在公司做也不撤出投资，按投资额与公司其他投资人一样享有权利和义务；若二人均不在公司做，将公司出售，出售所得将债权债务清算后二人平分。2.缪亚梅、杨昆在双方共同经营期间：（1）与其他从业人员同样出勤取酬；（2）双方在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责任、收益是对等的；（3）缪亚梅虽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但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和分配等一切事务均由杨昆、缪亚梅共同主持决定，若双方中有一方确因事不能到岗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行时，由另一方具体负责日常运行，但公司的重要问题的决策需要由双方共同商定（问题重要与否由双方共同认定）。3.因为公司的改制是以缪亚梅从教育局辞职领办而实现的，因此，在公司做出上述经营、转让、清算或出售等安排时，有关各方必须考虑这一因素。4.上述其他实际投资人股权的转让，权利与义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三、所有出资人都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四、本协议作为公司成立的基本文件之一和公司章程一起保存，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叁份，主要投资人及公司档各存一份。主要投资人签字：杨昆、缪亚梅。2.2011年2月27日，杨昆与缪亚梅又签订了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续一），该协议载明，到2010年12月28日，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309万元，既为工商登记方便又为满足有关行业要求，注册登记仅为缪亚梅（278.1万元）、蒋建林（1.0万元）、汪宝琳（29.9万元）三位股东，而出资人实际为七位。为了明确关系，主要投资人缪亚梅、杨昆经过双方协商后，曾于2008年2月22日订立一份协议。2008年2月22日协议第一条作废，以本协议第一条代替。协议第一条：七位实际出资人及人民币现金出资额为，缪亚梅出资150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8.5437%；杨昆出资150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8.5437%，吴玉琪出资5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181%，蒋建林出资1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3236%，石祚明出资1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3236%，徐凯出资1万，约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3236%。二、三、四条仍依2008年2月22日的协议为准。2008年2月22日，杨昆、汪宝琳家庭（甲方）与缪亚梅、姜旭家庭（乙方）签订诚源公司出资人投资协议。协议明确，为登记方便，由汪宝琳独资设立的如东诚源服饰有限公司，其实际出资人为甲乙双方两个家庭。协议就双方共同投资合作的相关问题作了明确。其中注册资金中两家实际人民币现金出资额为杨昆、汪宝琳共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缪亚梅、姜旭共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三、查明的其他事实一审庭审中，缪亚梅陈述杨昆从衡源公司支取八九百万元，有报销的票据、有工资、还帮其还了贷款等。之所以向其支付这么多钱，是因为杨昆有一定的人脉，对公司发展有帮助，支付的是资源费。对于2008年2月2日签订的协议，是杨昆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要求其签订的。杨昆自认先后在衡源公司领取了一千多万元的款项，这个款项实际是杨昆与缪亚梅同比例领取的公司的分红款，为了规避纳税责任，由公司将分红款做的其他账务处理。2009年公司增资至309万元，杨昆陈述股东实际都没有增加出资，是其向其他公司借款209万元过桥通过验资，后由公司的利润充实资本金的，包括汪宝林增资的20.9万元也是这样操作的，汪宝琳自己没有出资。2019年6月25日，如东县教育体育局出具证明，内容为：经查，2003年，教育局未向衡源公司出资参与各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本案一审审理中，案外人汪宝琳（衡源公司的股东）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杨昆诉缪亚梅、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18）苏0623民初6210号],杨昆请求确认缪亚梅持有的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相应份额的股权为杨昆所有，并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昆名下，本人对该股权转让没有异议，不主张优先权。但若有其他股东对该转让主张优先权，则本人要求按持股比例主张优先权。就杨昆要求确认与缪亚梅之间的股权归属以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审理中，一审法院征询了目前衡源公司三股东之一的股东徐长林的意见。徐长林表示不同意杨昆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杨昆在起诉时将缪亚梅立为被告，后杨昆申请追加衡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向杨昆释明后，杨昆将衡源公司的诉讼主体调整为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缪亚梅所持有的衡源公司的股权，杨昆是否享有份额，享有的份额比例是多少。二、杨昆主张要求将其股权进行登记，是否予以支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股东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杨昆原系衡源公司的股东，由于其身份的限制，杨昆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形式上转让给了缪亚梅。虽然名义上杨昆退出了股东身份，但此后杨昆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并享受利益。2008年和2011年杨昆与缪亚梅两次签订衡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该两份协议明确载明了杨昆与缪亚梅在衡源公司等额出资，以缪亚梅名义登记的股权，杨昆享有一半的份额，在衡源公司杨昆享有与缪亚梅同等的权利和收益，承担同等的义务和责任。虽然两份协议涉及其他投资人的出资情况，其他出资人未参与签订协议也未在协议上签名，情况是否属实法院不加评判，但该两份协议对杨昆与缪亚梅间就股权的出资和所占比例的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协议条款反映杨昆与缪亚梅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关系。虽然杨昆陈述的其支付的出资款项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法院有理由相信其陈述是真实可信的。首先，2003年6月，杨昆与缪亚梅单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杨昆将其所持衡源公司股权转让给缪亚梅，无证据证明缪亚梅向杨昆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缪亚梅在2003年6月接手衡源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给缪亚梅，缪亚梅称是教育局弄好了给她的，缪亚梅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教育局出具证明，股权转让的转让款，教育局并没有出资，那么对杨昆陈述称其支付了其中的股权转让款15万元，法院有理由相信。其次，审理中杨昆与缪亚梅一致认可，杨昆前后在衡源公司获取了八九百万元的款项，如果杨昆没有实际出资，支取如此巨额的款项显然有违常理。缪亚梅称杨昆支取的是资源费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第三、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杨昆多次作为受托人办理衡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侧面证明了杨昆与衡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关系密切程度。第四、2008年和2011年，缪亚梅与杨昆两次签订衡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双方以书面的形式确认了杨昆在衡源公司出资以及所占的股份比例。第五、杨昆家庭与缪亚梅家庭所签订的诚源公司出资人投资协议，工商登记中杨昆之妻汪宝琳独资设立的诚源公司，也通过签订出资人投资协议的方式，明确了对方的出资情况。说明双方就一方由另一方代持股权份额存在同样的操作。综上，虽然杨昆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出资的事实，但是，当事人的陈述、杨昆在衡源公司获取巨额款项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教育局的证明特别是杨昆与缪亚梅所签订的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以及双方所签订的诚源公司出资人投资协议等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杨昆出资的事实。关于杨昆在缪亚梅所持股权中的股份比例。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缪亚梅在衡源公司占股90%，根据杨昆的自认陈述，其妻子汪宝琳所持的股份9.6764%实际是代杨昆持有，诉讼中也自认扣除该部分股权份额，根据协议约定，杨昆与缪亚梅各享有衡源公司一半的股权，那么杨昆应享有的股权份额应为40.1618%[（90%+9.6764%）÷2－9.6764%]，杨昆诉讼请求主张要求确认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其所有，该诉讼主张的数额低于实际数额，法院照准。关于杨昆要求衡源公司将其股权进行登记的诉求。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确认涉及公司人合性问题，争议股权虽然杨昆享有相应的股权，但是杨昆并不当然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由于另一股东不同意杨昆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杨昆的主张未能取得衡源公司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其诉讼请求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杨昆所有；二、驳回杨昆其他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缪亚梅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退股情况说明、吴玉琪等三人与缪亚梅的通话录音，以证明2003年原股东退股时并非由杨昆支付转让款，而是由衡源公司账上退还的转让款。2.2003年6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通嘉会验（2003）184号验资报告以及交款凭证、衡源公司第一届第十次股东会议纪要、公司变更登记工商材料等，以证明缪亚梅所持有的股份为其实际出资或者从他人处受让所得。3.杨昆的个人借条、衡源公司支付给诚源公司的款项明细银行流水等，证明杨昆从未获得过衡源公司的分红。4.财务凭证、2001年股金缴纳、借款凭证等，以证明杨昆并未实际缴纳认缴的公司注册资金。5.股权转让说明、财务凭证，以证明2001年4月杨昆已经要求退股，不再是衡源公司的股东。6.2003年1月对2002年的利润进行分红，证明获得分红的人员中不包括杨昆，杨昆不是衡源公司的股东。7.2003年退股、提现财务凭证，以证明2003年退股时汤红星等人的股本系从公司账上通过提现方式取走，不是杨昆所陈述的由其支付。8.2003年投资额实际缴纳财务凭证，以证明缪亚梅2003年支付了27万元投资款，其中19万元为股权转让款，8万元为现金缴纳增加的注册资本。杨昆质证意见：缪亚梅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本人在一审中就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相应的财务凭证，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也要求提供财务凭证，这些凭证不论是由衡源公司保管还是教育局保管，缪亚梅在一审中都能够提供且应当提供，但其为了自己的目的没有提供，二审中不属于新证据。且这些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对抗两份投资协议，本人主张的是原来隐名于缪亚梅名下的股权，出资也是隐名于缪亚梅名下，当时的财务账册不能完全充分的反映案件，基于上述理由，本人不同意质证。对2001年3月19日的预付款借款单形式上不认可，上面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本人也没有领取过该款项，印鉴章也非本人加盖。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其他证据形式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缪亚梅的证明目的。杨昆为反驳缪亚梅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吴玉琪于2020年6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当时本人是担心影响不好所以写了股权转让的材料，名义上本人的股份转给别人，但是没有真正实际发生，该证据是用来反驳缪亚梅提供的第5份证据。2.在双方发生纠纷前，本人从衡源公司财务账册上拍摄的有关杨昆从公司领取分红以及记账凭证，时间涉及2006-2010年，该工资报销凭证、记账凭证，足以证明本人是衡源公司的真实股东，股权份额与缪亚梅相当。该部分股权分红仅是缪亚梅及本人从衡源公司获得的很少一部分的分红，缪亚梅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也自认公司有两套账，其实账外的分红要远大于账内分红。对于账外分红，本人不是很清楚，缪亚梅提交了本人大量借款的凭证，但这些借款不是真实的。3.表格一张，证明账上凡是有借款的就要有还款，否则一直就没有往来，徐长林从来没有真正投资过，所以其3万元往来就一直挂在账上，该往来表就说明了这一点，缪亚梅称本人2001年借了衡源公司3万元，但是本人并不欠衡源公司的往来，说明该笔款项要么没有真的借，要么就还掉了。该表格是2008年3月1日税务师在衡源公司查账时提供给本人的，缪亚梅一直称本人欠衡源公司的钱，2011年借款3万元用来投股到现在欠衡源公司一千多万元，事实上本人不欠衡源公司一分钱，衡源公司的账上也没有本人的往来。缪亚梅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在诉讼发生前已经获得，杨昆应该在一审时提供，现其二审提供不属于新证据。吴玉琪的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且该证据所陈述的内容并非事实，2001年杨昆的股权转让是吴玉琪办理，其应当知道杨昆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了蒋建林和袁林兵，现其否认显然不符合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当时工商登记没有变更，2003年杨昆也已将其未变更的股权转让，也不持有衡源公司的任何股权。杨昆提供的表格看不到表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徐长林的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资报销表以及记账凭证不能达到杨昆的证明目的，反而印证了本人陈述的事实，投资协议是双方约定对衡源公司的部分收益进行分配，是一种工资报酬的体现，且从内容上也可以看出获得这种工资报酬的除了杨昆以外，还有别人，这些人也都不是公司股东，但是每年也都从公司获得收益，杨昆将其定义为分红均是其个人的想法。部分记账凭证是由杨昆指导公司的财务制作，记账凭证上所称的福利实际均是报酬性收益，从财务凭证上可以看出实际上拿的是工资报销，不是所谓的分红。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分红要经过董事会决议，公司从未有过利润的分红。除了吴玉琪的情况说明及表格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之外，对其他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衡源公司对杨昆、缪亚梅各自提交的证据一并质证如下：同意缪亚梅的意见。本院认证意见：缪亚梅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及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杨昆亦对录音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吴玉琪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因其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定。杨昆提交的表格无法反映来源，对该表格亦不予认定。双方认可形式真实性的其他证据，结合衡源公司的演变过程、工商登记股东可能与实际出资人不同、缪亚梅一审自述衡源公司有两本账等情形，仍须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对待证事实能否起到证明力。本院经审理，除徐长林一审中对是否同意杨昆登记为衡源公司股东的陈述与二审不同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8年2月22日，杨昆与缪亚梅签订《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同日，杨昆、汪宝琳家庭（甲方）与缪亚梅、姜旭家庭（乙方）签订诚源公司出资人投资协议；2011年2月27日，杨昆与缪亚梅又签订了南通衡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续一），同日，杨昆与缪亚梅签订诚源公司出资人投资协议（续一）。二审审理中，本院向衡源公司股东徐长林进行了调查核实。徐长林陈述其未看到过杨昆与缪亚梅之间的协议，对于杨昆认为其股份在缪亚梅名下的情况不清楚，但杨昆参加公司管理是事实；其不清楚杨昆对衡源公司是否实际出资，不清楚杨昆的身份；其只是衡源公司的挂名股东，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不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不参加股东会、不参加利润分配；对于杨昆要求变更登记为衡源公司股东的问题，其保持中立态度。杨昆质证意见：对向徐长林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徐长林在衡源公司仅占股0.3236%，其确实是挂名股东，也确实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是其证明本人是参与公司管理的。二审中徐长林对目前本人与缪亚梅之间的股权之争表示持中立的态度，本人对此表示理解，但本人认为其所谓的中立态度，参照我国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就应视为对于是否同意本人显名登记为公司股东的问题其不答复即视为同意转让而不能认为不同意。缪亚梅、衡源公司质证意见：对向徐长林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徐长林在该份笔录中陈述其对缪亚梅是否帮杨昆代持股份表示不清楚，对于其是否同意将杨昆变为衡源公司股东未表态。基于该情况我们认为应该尊重徐长林在一审过程当中对该事项的态度即不同意杨昆成为衡源公司的股东。本案非关于股权转让的争议，故不应适用我国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而是应当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缪亚梅与杨昆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缪亚梅持有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的部分是否归杨昆所有；如果归杨昆所有，杨昆请求办理股权登记能否予以支持。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杨昆与缪亚梅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杨昆所有；杨昆要求衡源公司将其股权进行变更登记的诉请，可予支持。具体理由分述如下：一、关于缪亚梅与杨昆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缪亚梅持有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的部分是否归杨昆所有的问题。缪亚梅与杨昆之间先后签订过两份衡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该两份协议均明确载明了杨昆与缪亚梅在衡源公司等额出资，以缪亚梅名义登记的股权，杨昆享有一半的份额，在衡源公司杨昆享有与缪亚梅同等的权利和收益，承担同等的义务和责任。缪亚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先后两次以书面方式确认杨昆在衡源公司的出资及所占的股份比例，理应知晓其在协议中签字的法律后果。且在案涉两份衡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签订的当日，杨昆及缪亚梅还签订了关于诚源公司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可见双方在签订相关协议时有过充分的考量，协议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缪亚梅以其未认真研究协议内容、未注意协议签订时间等为由否定协议系双方合意的结果，明显与事实不符。两份衡源公司投资协议上虽无其余股东签字确认，但该两份投资协议在缪亚梅、杨昆之间仍产生法律约束力，据此能够认定缪亚梅与杨昆之间确实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缪亚梅上诉又主张杨昆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故案涉两份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对此，我国公务员法虽然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但该规定属管理性禁止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定，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相应责任，但并不影响公务员作为民事主体签订合同的效力。故缪亚梅以此主张案涉两份投资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综合衡源公司演变过程、股权转让协议、案涉两份投资协议、缪亚梅的陈述、教育局的证明以及杨昆在衡源公司获取巨额款项等证据，能够认定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杨昆所有的事实。缪亚梅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否认杨昆实际出资、代杨昆持股的证明目的。首先，2001年衡源公司脱钩改制时，缪亚梅、杨昆等11人的投资资本按章程约定均在规定的时间存入规定的账号。其次，2003年6月13日，杨昆与缪亚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在公司的3万元股权份额转让给缪亚梅，但缪亚梅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同日周选、康晓晴、汤红星、张宏富、袁林兵、徐凯将其股权转让给缪亚梅，对于此次转让股权对价16万元，杨昆陈述其中15万元由其支付。对此，缪亚梅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教育局处理好了给其、改制之前的事与其不搭界，而教育局于2019年6月25日出具证明明确其2003年未向衡源公司出资参与各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故杨昆陈述由其支付15万元股权对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从双方2008年签订的主要出资人投资协议内容而言，明确记载了缪亚梅、杨昆等人的现金出资额及占比，同时还记载了徐长林3万元为公司借款名义投资、实际未投资的事实。如前所述，该投资协议是缪亚梅及杨昆充分考量各因素后形成，倘杨昆未实际出资，缪亚梅在该协议已记载了徐长林未实际投资的情形下完全可以对杨昆的出资情况予以备注，但该协议中缪亚梅对杨昆的出资予以认可，且对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决策公司事项进行了约定。在2011年的投资协议中缪亚梅对杨昆的出资又进一步进行了确认。第四，缪亚梅自认杨昆从衡源公司支取了八九百万元，并在一审中称之所以向杨昆支付这么多钱，是因为杨昆有一定的人脉，对公司发展有帮助，向杨昆支付的是资源费。二审中缪亚梅又称杨昆支取的款项是向衡源公司的借款，前后陈述矛盾，且与投资协议的约定相悖。从缪亚梅提供的借款凭证看，有的凭证时间是2004、2005年，距今已达十余年，并无证据证明衡源公司向杨昆主张过还款，该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缪亚梅有关杨昆领取的款项系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结合杨昆参与公司管理、前后在衡源公司获取巨额款项的行为，亦可进一步佐证其与缪亚梅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第五，因杨昆诉讼请求确认缪亚梅持有的衡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其所有，该诉讼主张的数额低于实际数额，一审法院照准并无不当。二、关于杨昆请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即通常所称的隐名股东显名化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司法解释对于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考量。具体到本案中，衡源公司现任股东共计三人：缪亚梅、汪宝琳(占股9.6764%)及徐长林（占股0.3236%）。汪宝琳对杨昆要求登记为衡源公司股东的请求不持异议。缪亚梅持有衡源公司股权（90%）中的39.0291%为杨昆所有，除去该部分外，缪亚梅仍持有衡源公司股权。虽然杨昆显名后，确实面临着能否与缪亚梅友好合作的问题，但该问题并不必然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一方面，基于前述分析，缪亚梅数年来清楚知晓杨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直至双方发生纠纷前均未提出过异议，现其基于与杨昆之间的矛盾而反对将杨昆登记为公司股东有违诚信。另一方面，法律仅是在制度设计上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一种相对能够彼此信任、合作的关系，但无法保证股东之间无任何纠纷产生。法律亦未规定股东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公司即应解散或一方股东必须转让股权。正因如此，法律中方有对股东之间出现纠纷时的解决机制，说明股东之间存在矛盾纠纷，并不导致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律上丧失人合性。徐长林目前仍系衡源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本院对杨昆上诉主张其非衡源公司合法股东身份的理由不予采信。徐长林仅占股0.3236%且明确其仅为挂名股东不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其对杨昆要求登记为衡源公司股东持中立态度，故在此情形下赋予杨昆显名的股东地位，并不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衡源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或者已经以其自身行为认可了杨昆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地位。因此，对于杨昆提出登记为衡源公司股东的上诉请求，可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杨昆该项诉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缪亚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杨昆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民初62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缪亚梅持有的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中39.0291%为杨昆所有”；二、撤销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民初62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杨昆其他诉讼请求”；三、江苏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第一项中的39.0291%股权变更登记至杨昆名下，缪亚梅配合办理。一审案件受理费156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4元，均由缪亚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艳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