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521民初5377号 原告：刘伟林，男，198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邵东市两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海军，湖南白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烨，湖南白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罗鸿钧，男，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被告：谢秋玲，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县，系被告罗鸿钧之妻。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夏森，湖南宏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伟林与被告罗鸿钧、谢秋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志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海军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夏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伟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2700元及利息251452．59元，（利息已算至2020年10月27日，此后利息以本金6027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至本金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罗鸿钧系长沙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被告谢秋玲系罗鸿钧之妻。2017年10月，被告罗鸿钧承揽了龙山体育馆及龙山高铁站的部分附属工程，邀请原告与其合作，由原告实际出资并施工，由被告处理协调关系并占项目干股。2017年10月至2019年7月，被告罗鸿钧以承揽其他工程缺资金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合计金额602700元，上述借款均约定月息5分。原告在向被告出借款项时，认为本息可从工程利润中扣除，但事后因承包的工程量减少，原告无法从被告干股分红中收回借款。经原告催讨，被告罗鸿钧于2019年8月9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10月前还清本息。后经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讨借款未果。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2．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3．借条，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 4．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和原告向被告催讨借款的事实； 5．被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拟证明2019年8月9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承诺，被告罗鸿钧借刘伟林的款项，以借条为依据，到2019年10月前还清本息； 6．刘伟林与被告罗鸿钧的电话录音材料及文字整理、刘伟林与谢秋玲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罗鸿钧借用原告信用消费卡的事实； 7．尾号8062信用消费卡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被告罗鸿钧借用原告信用消费卡的事实； 8．尾号2569银行卡流水记录，拟证明原告2019年3月3日另外借给被告罗鸿钧10000元的事实； 被告罗鸿钧、谢秋玲辩称：二被告与原告系合作关系，彼此资金往来频繁，在项目合作过程中借款、还款多次，至今仍未结算。原告诉称的借款，被告罗鸿钧在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期间通过兴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向原告转账十次共计偿还380189元，2018年处理设备款偿还原告130000元，合计510189元。被告谢秋玲在2019年7月至2020年9月期间通过招商银行和长沙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向原告转账八次共计偿还372829元。二被告共计偿还原告883018元，还款数额已超过借款本息。至于2019年8月9日被告罗鸿钧出具的“承诺”，系原告挑起事端严重影响项目合作、被告为平息事态而写。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还款明细表及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两被告还款的事实； 2．彭某、刘某的情况说明，拟证明：①原、被告之间系合作关系，原告刘伟林管钱、被告罗鸿钧和案外人彭某管事，彼此资金往来密切，项目资金使用通常由公司转账给原告刘伟林、再由刘伟林支付给被告罗鸿钧和彭某，目前合作中的三个工程项目未进行结算；②原告刘伟林从被告罗鸿钧处支取了设备处置款130000元，用以抵扣借款，被告罗鸿钧已偿还130000元债务。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有：1．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明，2．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刘伟林出具的七张借条，3．2017年10月至2020年1月期间原告刘伟林的中信银行账户账目明细历史数据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支出交易明细，4．原告刘伟林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16日向被告谢秋玲转账10000元的微信支付凭证。对以上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做如下认定： 1．原告刘伟林提交的2019年8月9日被告罗鸿钧出具的“承诺书”，被告罗鸿钧、谢秋玲提出该“承诺书”的内容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其质证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该“承诺书”的证明力。 2．被告罗鸿钧、谢秋玲提交的证人彭某、刘某书写的情况说明，原告刘伟林对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合作伙伴关系没有异议，但认为：（1）被告提出在2018年已支付给原告刘伟林130000元设备处置款用以抵扣借款是虚构的，（2）证人未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二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未涉及设备处置的时间和支付方式等事实细节，也未提交设备处置的相关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达到被告的待证目的，故对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中，本院对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合作伙伴关系的部分证明力予以采信，对被告认为已归还原告借款130000元的部分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3．被告提交的被告罗鸿钧账号为6217××××4848及6236××××1143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支出交易明细、被告罗鸿钧的兴业银行借记卡明细、被告谢秋玲的长沙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及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告刘伟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以上转账记录与本案讼争的款项无关联。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原告刘伟林提交的2019年6月20日、2020年3月18日及2020年9月22日原告刘伟林与被告罗鸿钧的三段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2019年8月23日及2019年12月2日原告刘伟林与被告谢秋玲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期间原告刘伟林名下的账号为6253××××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对账单，证明2019年6月20日原告刘伟林将自己名下额度5万元、尾号为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借给被告罗鸿钧使用，消费所减少的额度由被告负责偿还，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期间尾号为8062的信用消费卡一直由被告罗鸿钧持有并未归还给原告刘伟林，被告谢秋玲对此知情并认可。故二被告向原告尾号为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转账16笔共计692830元属于偿还信用消费卡消费款项，而非向原告刘伟林偿还借款。被告罗鸿钧、谢秋玲认为转借信用消费卡行为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以上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同时二被告承认在合作期间偶尔使用过该信用消费卡，但以上证据不能推定2019年9月7日及之后一直是被告使用消费该信用消费卡，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系原告通过法定程序提供，银行对账单加盖了银行业务公章，原、被告之间借用信用消费卡的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证据的合法性，本院对本组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刘伟林提交的2019年6月20日的通话录音中提到原告将一张额度为50000元的信用消费卡借给被告使用。2019年8月23日及2019年12月2日原告刘伟林与被告谢秋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被告罗鸿钧使用该信用消费卡并负责偿还信用消费卡债务。2020年3月18日的通话录音中原告刘伟林向被告罗鸿钧催还信用消费卡，被告罗鸿钧承诺5月份再归还给原告。2020年9月22日的通话录音中，被告罗鸿钧在原告催讨借款后提出归还信用消费卡，表明此时信用消费卡仍由被告罗鸿钧持有。二被告提出只是偶尔使用尾号为8062的信用消费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向原告归还过该信用消费卡，与以上通话录音内容、聊天记录相矛盾，故本院对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以认定。 5．原告刘伟林为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名下账号为6217××××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60199元不属于偿还本案讼争的款项，提交的原告刘伟林名下的尾号为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2019年3月3日和2019年7月22日的交易明细，用以证明：①被告罗鸿钧2019年3月22日（代理词中错写为“2019年3月2日”）向原告尾号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10200元，实为偿还2019年3月3日原告刘伟林提供给被告罗鸿钧10000元的借款，原告并未将该借款计算在起诉金额中。②2019年7月26日被告谢秋玲向原告尾号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49999元，系因2019年7月22日原告刘伟林替二被告偿还3笔信用消费卡款项共计50000元，原告并未将该借款计算在起诉金额中。二被告辩称起诉状未涉及2019年3月3日的借款，以上借款不具有真实性。根据原告提交的2019年3月3日和2019年7月22日的交易明细，结合被告罗鸿钧2019年3月22日向原告尾号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10200元和2019年7月26日被告谢秋玲向原告尾号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49999元，与原告的待证目的高度吻合，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所认定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伟林与被告罗鸿钧、谢秋玲系合作伙伴关系，被告罗鸿钧与被告谢秋玲系夫妻。2017年11月27日，被告罗鸿钧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80000元，约定月利率5%，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刘伟林人民捌万元正，利息月息伍分，罗鸿钧，2017．11．27”。2017年12月21日，被告罗鸿钧又向原告借款65100元，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刘伟林人民币65100元，罗鸿钧，2017．12．21日”。2017年12月28日原告为被告支付烟、酒款7600元，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借据载明“买烟买酒钱：共计7600元，罗鸿钧私人借支，不入公账，罗鸿钧私人偿还，罗鸿钧，2017．12．28”。2018年1月18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借款150000元，约定月利率4%，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刘伟林现金壹拾伍万元正，月息肆分。罗鸿钧，2018．1．18”。2018年3月1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借款50000元，约定月利率5%，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刘伟林人民币伍万元。月息五分。罗鸿钧，2018．3．1”。2018年3月20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约定月利率5%，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刘伟林壹拾万正，月息五分。罗鸿钧，2018．3．20”。2018年4月5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借款150000元，约定月利率5%，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借据上载明“今借到刘伟林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月息伍分。借款人：罗鸿钧，2018．4．5”。原告刘伟林通过现金支付或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被告罗鸿钧提供了上述借款。因被告未偿还借款本息，2019年8月9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10月前向原告刘伟林还清借款本息。 2019年6月20日被告罗鸿钧向原告刘伟林借用一张账号为6253××××8062额度为5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双方约定信用消费卡消费所减少的额度由被告负责偿还，被告罗鸿钧借用该卡后至2020年9月7日，期间，两被告持该卡不断消费、充值，交易额达80余万元。2020年3月18日，原告刘伟林要求被告罗鸿钧归还该信用消费卡，被告罗鸿钧至今未予归还，2020年9月7日，原告刘伟林已对该信用消费卡进行了挂失。另外，2019年3月3日原告刘伟林借给被告罗鸿钧10000元，被告罗鸿钧于2019年3月22日归还10200元；2019年7月22日，原告刘伟林替二被告偿还3笔信用消费卡款项共计50000元，2019年7月26日被告谢秋玲向原告尾号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归还49999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结合本院认定的事实和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当事人对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和借款数额无异议，但对借款归还金额存在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性质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一、两被告汇入户名为刘伟林尾号为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偿还借款？2019年6月20日原告刘伟林将自己名下尾号为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借给被告罗鸿钧使用，双方约定信用消费卡消费所减少的额度由被告负责偿还，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期间尾号为8062的信用消费卡一直由被告罗鸿钧持有并未归还给原告刘伟林，被告谢秋玲对此知情并认可。故两被告转账汇入原告名下尾号为8062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消费卡的款项总计692819元不能认定为归还原告借款。 二、两被告汇入原告名下尾号为25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款项能否认定为偿还借款？2019年3月22日被告罗鸿钧汇款10200元，2019年7月26日被告谢秋玲汇款49999元，以上款项合计60199元。原告刘伟林主张被告罗鸿钧2019年3月22日的转账是为了偿还2019年3月3日原告刘伟林提供给被告罗鸿钧10000元的借款，2019年6月26日被告谢秋玲的转账系因2019年7月22日原告刘伟林替二被告偿还3笔信用消费卡款项共计50000元，以上两笔借款虽均未出具借条，但因已经偿还，原告并未将其计算在起诉金额内，亦在情理之中，该两笔款项与本案讼争标的无关。 三、被告罗鸿钧共向原告出具七张借条，其中2017年11月27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20日和2018年4月5日出具的四张借条均约定月利率5%，2018年1月18日借条约定月利率4%，原告主张按年利率15．4%计算利息，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且未加重被告的负担，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提供的2017年12月21日和2017年12月28日的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原告主张该两笔借款按年利率15．4%计算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前所述，截至2020年10月27日，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602700元，利息219952元（利息以53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 综上所述，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罗鸿钧因资金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将款项通过其银行账户转至被告罗鸿钧账户，并由罗鸿钧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被告罗鸿钧应承担按约偿还相应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然经原告催讨，被告罗鸿钧至今未能清偿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谢秋玲系被告罗鸿钧的配偶，上述债务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从被告谢秋玲的辩称意见可知被告谢秋玲对以上债务知情并认可，构成事后的追认，因此上述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主张由被告罗鸿钧和被告谢秋玲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罗鸿钧、谢秋玲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刘伟林借款本金人民币602700元及利息219952元（利息以53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自借款之日起计算至2020年10月27日止），2020年10月28日以后的利息以本金5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刘伟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在本判决生效后指定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617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罗鸿钧、谢秋玲负担5943元，由原告刘伟林负担22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志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范张蓉 代理书记员  郭 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