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行终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华亭街**。 法定代表人苏顺琪，镇长。 委托代理人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金财，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东日，男，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程益民，福建泽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 法定代表人吴文恩，区长。 原审第三人方东升，男，198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原审第三人方国林，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上诉人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华亭镇政府）因方东日诉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不服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行初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方东日与第三人方东升系同胞兄弟，第三人方国林系方东日和方东升之父。方东日、方东升和方国林一家人自1995年起在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金鸡山上建房居住并种植果树。2012年10月1日，方东日与两第三人签订《分家合约》，约定：1.金鸡山上的猪舍属于方东升。2.新居水泥房使用权属于方国林。如果被征用，无论被征用多少，哪里被征用，赔付款平分三份，各得一份……。之后，因城厢区华亭镇三利谱征地项目建设需要，上述金鸡山上的猪舍和水泥房在该征地项目建设范围内。2019年5月21日，经征收部门组织相关人员现场实地丈量，制作《霞皋山牌片区改造项目征迁补偿明细表》，编号为G-01的被拆迁人方东升于2019年11月25日与城厢区政府的下属单位华亭镇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按货币补偿给方东升人民币4823579元。2020年2月25日，方东升在补偿款领取表上签名捺指。2020年3月27日，方东升、方国林经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书》，协议约定“金鸡山征地财产方国林部分作价人民币50万元，由方东升当场交于方国林，剩余部分与方国林无关不得干涉。”2020年4月30日，方东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方东升与华亭镇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原审认为：方东升与华亭镇政府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城厢区政府主张本案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一条，城厢区政府为涉案建设项目的征迁人，但该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甲方（征迁人）系华亭镇政府，没有体现其是受城厢区政府的委托签订协议，故两被告主体均适格。华亭镇政府认为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方东日和方东升系同胞兄弟，从方东日提供的户口簿可以看出，兄弟俩均在同一本户口簿上，年龄相差近2岁。方东升与华亭镇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的补偿款，系城厢区政府征用方国林一家在华亭镇金鸡山拥有的新居水泥房、猪舍的补偿款。而新居水泥房按照方东日与方东升、方国林签订的《分家合约》为三人均分，与户口迁出无关。故方东日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认为方东日户籍迁出后并非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非承包土地使用权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方东日提供的一份《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复印件，没有填写签约时间、方东升的身份证号码，也没有写明套房面积和具体坐落位置，真实性无法确认，应以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提供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准。按照2012年10月1日方东日与方东升、方国林签订的《分家合约》的约定，方东日和方国林对征用的华亭镇金鸡山新居水泥房各应分三分之一。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没有认真履行审查义务，在××镇××房全部归属于方东升所有的情况下，与方东升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侵犯了方东日和方国林的合法权益，所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方东升、方国林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是在《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之后签订的，不能作为《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的依据，但可作为后续家庭成员分配征收补偿款份额的依据。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方东升与华亭镇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华亭镇政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涉案《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城厢区政府委托其与方东升签订，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涉案《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且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撤销该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3.即使协议可撤销，方东日、方国林也不具有撤销权。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裁定驳回对其起诉或驳回方东日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方东日辩称：1.原审认定华亭镇政府被告主体适格正确无误。2.华亭镇政府关于被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3.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方国林放弃自己的征迁补偿剩余份额，也不能视同方东日也放弃了自己的补偿份额。华亭镇政府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城厢区政府述称:1.被诉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所涉及的征地审批手续是合法的。2.被诉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城厢区政府委托华亭镇政府与方东日签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华亭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华亭镇政府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方国林述称：一审法院认定城厢区政府、华亭镇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是正确的。方东日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方东升、方国林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家庭成员分配补偿款的依据，是正确的。涉案土地房屋系方国林财产，应由作为户主的方国林签订协议。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引发的行政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上诉人华亭镇政府系在原审被告城厢区政府的组织下参与涉案土地征收活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同时，城厢区政府亦主张涉案协议系其委托华亭镇政府签订，故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仅城厢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华亭镇政府关于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上诉人方东日以华亭镇政府为被告起诉不当，依法应予驳回。本院将另行作出裁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行政协议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被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处分的是以原审第三人方国林为户主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结合有关证据材料，涉案房屋建设时方东日系方国林户的家庭成员，其户口至2012年才从方国林户迁出，故方东日对涉案被征收土地房屋是否享有权益，是城厢区政府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因此，方东日与旨在处分涉案土地房屋权益的被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城厢区政府在签订被诉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过程中，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在没有明确证据排除方东日不享有涉案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情况下，仅以方东升为协议相对方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涉诉土地房屋权益全部补偿给方东升，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方东日诉请撤销该协议，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但原审法院认为华亭镇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并判决“撤销方东升与华亭镇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行初6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委托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与方东升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声鸣 审判员  陈生奇 审判员  赖峨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许小铃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