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东红，男，1968年10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清，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鑫，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庆新，女，1964年2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辉，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东红因与被上诉人朱庆新退伙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2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东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清、邹鑫，被上诉人朱庆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东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罗东红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朱庆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罗东红提出退伙的原因是由于朱庆新存在违反合伙协议约定，违反《合伙企业法》规定的行为，根本无需考虑朱庆新是否存在主观过错。2013至2016年度期间，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人数非法变更为3人，朱庆新作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上述对外报备材料负全责，证明其自始至终知道违法变更合伙人的事实并参与其中。即使在北京市财政局下达整改通知书、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伪造的合伙协议无效的民事判决生效后，朱庆新在明知应当改正的情况下，不履行其法定职责，致使罗东红的财产份额因被伪造签名一直被恶意侵占无法收回。2.一审法院批准了罗东红申请的司法审计，责令朱庆新10日内提交相关账簿、原始凭证等资料，但朱庆新拒不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认定罗东红所主张朱庆新未将30万元存入事务所账户、侵占了合伙企业财产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故意遗漏了上述事实及证据。3.朱庆新在其他案件中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王某为实际控制人），是朱庆新的自认行为，不需要罗东红证明。朱庆新根本没有履行过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的职责，将合伙企业交与第三人实际控制并实际拥有全部股权，朱庆新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4.合伙企业住所地由东城区变更到朝阳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朱庆新变更经营地址不告知罗东红，并隐瞒实际经营地址，致使罗东红无法继续参加合伙，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5.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其他合伙人与退伙人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合伙人只有罗东红与朱庆新，且朱庆新是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控制合伙企业财产，根据上述规定朱庆新是与罗东红进行结算、退还罗东红财产份额的义务主体。因此罗东红向朱庆新主张退还罗东红的财产份额不存在主体上的错误。二、本案程序违法。罗东红在一审时申请法院对多项材料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仅批准了罗东红提出的司法审计申请。由于一审法院未及时批准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导致相关账簿、会计凭证等资料已被朱庆新转移隐藏。本案多次被延长审限，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主体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都是适格的，一审法院如果认为主体不适格应该释明当事人或追加当事人。朱庆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罗东红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东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东红自2018年4月17日起解除与朱庆新的合伙关系退出合伙；2、朱庆新退还罗东红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4月16日止合伙期间的财产份额2235042.11元；3、朱庆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20日，罗东红与朱庆新签订《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约定：事务所名称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为朱庆新、罗东红，出资总额人民币30万元，其中朱庆新以货币方式出资24万元占出资总额比例80%，罗东红以货币方式出资6万元占出资总额比例20%；合伙目的：共同出资设立事务所，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做好事务所业务，严谨公正，共同经营、共同收益、共担风险，对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分配和分担；企业年度的或者一定时期的利润分配按以下原则进行：（1）当年利润在弥补完上年度累计亏损后尚有结余的方可分配，（2）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可以并入本会计年度进行分配，（3）当年利润不足以弥补上年度累计亏损的，不足部分可由以后年度利润弥补，必要时其亏损和债务由合伙人按本协议约定的比例各自的个人财产承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委托合伙人朱庆新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并依照约定向其他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新合伙人入伙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订立书面协议时，原合伙人向新合伙人告知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合伙企业经营期限20年，发生合伙人难于继续参加合伙企业的事由、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等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企业发生了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致使合伙企业无法存续、合伙协议终止，合伙人的合伙关系消灭；企业解散、经营资格终止，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只可从事一些与清算活动相关的活动；企业解散后，由清算人对企业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结算，处理所有尚未了结的事务，还应当通知和公告债权人；清算结束后，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在15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办理企业注销登记；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等等。2017年6月12日，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跨登记管辖机关的变更申请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住所由原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外馆斜街**交通宾馆内**302。2017年8月30日，北京市财政局向罗东红出具答复函，内容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在财政部全国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备案信息中，备案的合伙人为朱庆新、罗东红；2012年10月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增加合伙人王某（非注册会计师）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但未到财政部门办理备案，违反了相关规定；事务所增加不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王某作为合伙人，违反了相关规定；该局将与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联系，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到工商部门办理非注册会计师合伙人王某退伙手续，将全部合伙人变更为符合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条件的人员，同时到该局办理备案。2018年4月17日，罗东红以短信形式向朱庆新发出退伙通知，内容为朱庆新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在罗东红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合谋伪造其签名增加其他人员入伙，严重侵犯罗东红在合伙企业中的合法利益，合伙人之间相互忠诚、信任的基础已完全丧失，罗东红根据合伙协议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提出退伙。罗东红曾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朱庆新、王某为被告，提起了（2016）京0101民初17642号民事诉讼，主张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办理工商登记后，于2016年8月18日进行工商档案查询时发现：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庆新及企业秘书王某，在罗东红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罗东红签字，伪造入伙协议等文件，于2012年10月违法办理了工商合伙人变更登记，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012年10月22日的合伙协议、入伙协议无效。朱庆新辩称，2012年10月22日的合伙协议、入伙协议上朱庆新的签字也不是本人所签，不是本人意愿，在本案诉讼前朱庆新不知情，不存在与王某合谋的情形。王某辩称，罗东红是挂名股东，王某才是实际老板，罗东红主体不适格；罗东红对2012年10月22日的合伙协议、入伙协议是知情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有一份2012年10月22日签署的《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及一份2012年10月22日签署的《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入伙协议》，约定新入伙的合伙人为王某。上述两份协议全体合伙人签字处均签有罗东红、朱庆新、王某的名字。在诉讼过程中，朱庆新明确表示其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亦明确表示朱庆新和罗东红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法院认为：诉争协议上的罗东红、朱庆新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王某亦未向法庭提交足以认定诉争协议系罗东红、朱庆新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被告王某关于罗东红不具有合伙人资格而不能确认合伙协议及入伙协议效力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判决：二Ｏ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合伙人为罗东红、王某、朱庆新的《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及《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入伙协议》无效。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罗东红以朱庆新为被告，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2017）京0101民初6601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罗东红于2016年8月26日向朱庆新发出的除名通知有效。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关于除名合伙人的规定中，“经其他合伙一致同意”的适用前提应是有三名以上合伙人成立的合伙企业。罗东红虽已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及案外人王某伪造其签字的《合伙协议》及《入伙协议》无效，且得到法院支持，但该判决在本院审理期间尚未生效，故目前合伙企业登记注册的合伙人仍为三人。该案罗东红向被告发送的除名通知仅为罗东红一人，不符合“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法律规定。且朱庆新不认可收到过除名决定，罗东红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确于2016年8月26日向朱庆新发出了该通知，因罗东红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罗东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罗东红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2016）京0101民初17642号民事判决，朱庆新明确表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及《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入伙协议》并非本人所签，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王某亦明确表示朱庆新和罗东红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罗东红虽主张朱庆新在变更工商登记过程中为恶意，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两份协议中的签字为朱庆新本人所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除名情形。故罗东红关于要求确认2016年8月26日向朱庆新发出除名通知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确认除名通知有效，并向其移交事务所全部印章、证照、账簿、文件、事务所财产等之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东红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被告，提起了（2018）京0101民初14411号民事诉讼。其主张，罗东红是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之一。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至今未向罗东红报告事务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要求判令中庭盛事务所提供自成立起至2018年4月17日的财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开户银行对账单、税务申报资料、与业务收支相关的合同、财务会计报表、2013年至2017年的年度审计报告、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申报资料供罗东红查阅。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于2012年2月22日，罗东红系自成立至今于工商登记的合伙人之一。法院认为，罗东红作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权查阅该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因财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开户银行对账单、税务申报资料、与业务收支相关的合同、财务会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申报资料均属于与合伙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相关的财务资料，故罗东红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故判决：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其经营场所内置备自成立之日至2018年4月17日的财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开户银行对账单、税务申报资料、与业务收支相关的合同、财务会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2013年至2017年）、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申报资料供罗东红查阅。判决后，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1291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罗东红向本院提交了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向相关单位出具的报备资料、年度审计报告及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朱庆新通过虚构支出、与王某控制的公司进行虚假交易及以发放工资等方式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事实。朱庆新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系罗东红、朱庆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在罗东红与朱庆新签订的《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中，也有与上述法律规定相同的约定。罗东红主张，朱庆新在罗东红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罗东红在相关文件上签名，非法变更合伙人及合伙份额，严重侵犯了罗东红在合伙企业中的合法权益。但是，根据（2016）京0101民初17642号民事判决，朱庆新明确表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及《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入伙协议》并非本人所签，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外人王某亦明确表示朱庆新和罗东红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罗东红虽主张朱庆新在变更工商登记过程中为恶意，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两份协议中的签字为朱庆新本人所为，故无法确认朱庆新恶意并参与了签订上述协议及变更工商登记过程。罗东红主张朱庆新未将出资30万元存入事务所账户，但根据工商档案中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及合伙企业出资确认书的记载，在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之初的实收资本为30万元，其中朱庆新实缴出资24万元、罗东红实缴出资6万元，罗东红的主张与工商档案记载不符。朱庆新在其他案件中主张罗东红实际为挂名合伙人，王某为实际控制人并实际拥有全部股权，也不能证明朱庆新将实际经营权非法转让给案外人王某。同时，罗东红于庭审中提交的报备资料、年度审计报告及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在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朱庆新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伪造账簿及财务报表虚构业务支出侵占合伙企业资产的行为与事实。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01民初14411号民事判决，应向罗东红履行提供财务资料供查阅的义务主体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而非朱庆新，罗东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朱庆新有故意或授意他人阻挠执行的行为存在。。合伙企业住所地在北京市内相邻行政区的变更不会导致罗东红难以继续参加合伙，也不会对合伙企业的经营造成实质性的不良影响。罗东红提出的退伙理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对于其要求确认自2018年4月17日起解除与朱庆新的合伙关系退出合伙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因此，罗东红主张承担退还财产份额的义务主体亦存在错误，对于其基于退出合伙而主张的退还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4月16日合伙期间的财产份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罗东红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质证。罗东红提交：证据1.2019京01**执23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9京01**执2336号限制消费令。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该执行裁定书足以证明罗东红无法继续参与实际经营、无法继续参加合伙。证据2.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在职证明、情况说明，证明朱庆新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罗东红退伙符合法律及协议约定。同时还证明朱庆新违法授权王某实际经营，严重违反合伙协议规定的义务，也是严重侵害罗东红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朱庆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限制消费令是针对王某的，并非朱庆新。按照合伙协议罗东红是不参与企业经营的，而且本案与知情权案件没有关联性。罗东红提供的委托书以及授权是法院诉讼过程中提交的材料，不是朱庆新的意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朱庆新提交2019京01**执2336号限制消费令供法庭参考，限制消费令的第八行指的是限制直接责任人，说明限制消费令是给王某的，而不是给朱庆新的。罗东红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这份证据充分说明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明确提出对朱庆新以及会计事务所等相关人员限制消费，而不是针对王某一个人。王某从合伙关系来看与罗东红没有任何关系。知情权案中朱庆新阻止罗东红查账，从始至终朱庆新和王某都存在合谋。另查，在（2018）京0101民初14411号民事判决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无持有合法手续的代理人出庭，并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朱庆新与罗东红签订的《合伙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各方均应全面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根据（2016）京0101民初17642号民事判决，朱庆新明确表示该案中的《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协议》及《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入伙协议》并非其本人所签，亦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也明确表示朱庆新和罗东红的签字均非朱庆新、罗东红本人所签。罗东红上诉认为朱庆新串通王某伪造其在相关文件上签名，非法变更合伙人及合伙份额，严重侵犯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合法权益，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两份协议中的签字为朱庆新本人所为，故其主张朱庆新恶意并参与了签订上述协议及变更工商登记过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工商档案中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及合伙企业出资确认书的记载，事务所成立之初的实收资本为30万元，其中朱庆新实缴出资24万元、罗东红实缴出资6万元。罗东红关于朱庆新未将出资30万元存入事务所账户的上诉主张与工商档案记载不符，在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朱庆新在其他案件中主张罗东红实际为挂名合伙人，王某为实际控制人并实际拥有全部股权，并不能证明朱庆新严重违反合伙协议将实际经营权非法转让给王某。根据（2018）京0101民初14411号民事判决，北京中庭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应向罗东红履行提供财务资料供查阅的义务，罗东红主张朱庆新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伪造账簿及财务报表虚构业务支出侵占合伙企业资产，且拒不履行（2018）京0101民初14411号民事判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朱庆新有故意或授意他人阻挠执行的行为存在，故对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合伙企业住所地在北京市内相邻行政区的变更不会对合伙企业的经营造成实质性的不良影响，且《合伙协议》中并未将注册地的变化作为退伙事由，亦未就退伙事由作不同于法定退伙事由的特别约定，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不会导致罗东红难以继续参加合伙，并无不当。罗东红上诉主张合伙人退伙时，其他合伙人应与退伙人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综合考量本案事实、法律依据等情况，一审法院对罗东红要求确认退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继而对罗东红基于退伙向朱庆新主张退还财产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处理亦无明显不当，对罗东红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罗东红主张的本案在一审审理中存在的程序问题，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之处，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综上所述，罗东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80元，由罗东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刘晓蕾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琳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卢恺晨书 记 员 陈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