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珂，男，197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华，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群，女，197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华恩，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珂因与被上诉人李爱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所提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与李爱群就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有明确约定，即2016年3月1日之前李爱群参股A公司的价格（李爱群实际出资2,200万元，占A公司22%股权，每股1元），其出资100万元，应占A公司1%股权（100万股），并非涉案《股份代持协议》中记载的100/3万股。李爱群故意隐瞒对A公司的原始投资价格，虚构投资成本为每股3元，主观恶意明显，故希望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李爱群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均正确，请求驳回杨珂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杨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杨珂与李爱群2016年4月5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2、判令李爱群返还杨珂100万元；3、判令李爱群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支付杨珂自2016年2月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损失69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4日，为46个月）；4、判令李爱群赔偿律师费3万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爱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0日，A公司公布《增资扩股说明书》。截至2015年8月31日，A公司股权结构为：张某1，认缴出资额950万元，实缴950万元，股权比例95%；张某2，认缴出资额50万元，实缴出资额50万元，股权比例5%。合计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1,000万元，股权比例100%……公司聘任国信证券作为上市保荐人，上海世瑞律师事务所及上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等作为上市中介机构并进入新三板挂牌流程，将对公司账务、税务及运营管理进行规范。计划本次增资扩股后总股本不少于1.2亿股，不高于1.8亿股。定向增发，每股定价不高于3元/股（不含公司技术研发专利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计算每股定价）。增资扩股每股定价依据：本次定向增资扩股采用收益预测法进行测算，即基于预计股改基准日审计报告每股净资产为2.2元。每股收益率为0.11元。2016年2月2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现金333.33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1,333.33万元；二、同意新股东李爱群出资2,200万元，其中认缴293.33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1,906.67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三、同意新股东周某出资300万元，其中认缴出资40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26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四、公司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张某1、出资金额950万元、出资比例71.25%；张某2、出资金额50万元、出资比例3.75%；李爱群、出资金额293.33万元、出资比例22%；周某、出资金额40万元，出资比例3%，合计1,333.33万元。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1,000万股，占总股数的100%。2016年2月3日，李爱群（甲方1）、周某（甲方2）与A公司（乙方）、丙方1张某1、丙方2张某2签订《增资协议》：鉴于乙方系一家在上海市普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申请挂牌……3.1甲方拟以现金方式向乙方进行增资，3.1.1本次增资认购价格2,500万元，该款项分二次支付：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支付1,300万元（其中甲1支付1,000万元、甲2支付300万元）；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第3.1.1条款约定的1,300万元款项后，于下一个工作日内将甲方本次增资2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递交工商局。甲方应在取得工商局的受件通知原件后不迟于3月2日，支付1,200万元余款（其中甲方1支付1,200万元，甲方2支付0万元）。2016年2月3日，李爱群（借款人）与杨珂（贷款人）、吴霄瑜（担保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贷款金额8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6年2月5日至2016年5月4日。年利率18%……2016年2月4日，李爱群（借款人）、杨珂（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鉴于借款人与贷款人协商一致，并向贷款人申请贷款，并为贷款人提供借款到期前，将此借款转为借款人投资于A公司投资股权的选择。贷款金额100万元。第二条、此项借款的全部条款和约定，双方同意全部按照2016年2月3日签署的抵押贷款合同执行。第三条、借款方于2016年2月股权投资于A公司，贷款方在2016年3月30日前有权选择将此借款100万元转化为此股权投资。借款方同意按照其原始投资价格无条件转让给贷款方。2016年2月5日，杨珂向李爱群转账900万元。2016年2月5日，A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1,333.33万元，增加股东李爱群293.33万元、22%，周某40万元、3%。2016年3月23日，A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李爱群于2016年2月3日向公司投资2,200万元，作为对价，李爱群获得公司22%股权，对应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93.33万元……2016年4月5日，杨珂（甲方）与李爱群（乙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A公司是根据中国法律于2000年成立并合法存续。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间接持有A公司的股份的事宜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委托内容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对A公司人民币壹佰万元投资款投资的“代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以自己在2016年3月1日前参股A公司的相同价格（元/股)和条件转让给甲方，使甲方通过乙方代为持有A公司股份，甲方享有和乙方完全相同的参股成本和权利。甲方的以上人民币壹佰万投资款，投资于此部分乙方“代持股份”，共计万股。(该段中“元/股”下划线上有手填写“3”；“万股”下划线上有手填写“100/3”;该段左面有手写体“总股本按1亿股计算”；该段后有手写体“按乙方投资7,500万元占25%股份计算，占增资后0.333333%股权”)。因A公司上市前改制所导致的股本变动,上述代持股份所对应的股改后实际股份数也随之变化。双方一致确认，一旦乙方收到甲方的100万元投资款，即视为乙方持有的A公司股份中有万股实际为甲方所有，乙方仅为名义持有人，甲方已经成为A公司的实际股东。（该段下划线上手填写“100/3”）……第三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4、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持股份期间，不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乙方保证甲方参股成本和自己在2016年3月1日前参股A公司（投资合同和工商登记为准）的成本相同。5、在政策法规允许和A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乙方应无条件和甲方办理直接持有A公司股份手续，乙方代持股份转为甲方直接持有……之后，李爱群未继续增资。A公司也没有完成股改，未在新三板挂牌。2018年6月23日，李爱群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报案称：其于2015年12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江苏B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某。后因谢某向其称该公司的母公司A公司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并且承诺称等将来公司上市了之后会有丰厚回报。遂李爱群在2016年2月3日，与A公司的董事长、法人张某1签订增资协议，并于2016年2月4日至3月14日期间通过招商银行网上银行分三次向A公司的公司账户转账共计2,200万元，用于投资该公司。但是直至今日A公司也没有在新三板上市，且钱也无法拿回，遂报案。2018年6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李爱群被诈骗立案侦查。2019年4月4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1、谢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执行逮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2016年2月5日李爱群增资A公司2,200万元，是否等同于持有2,200万股，每股单价1元。有限责任公司权益总额并不作等额分，股东的股权是通过所认缴的出资额比例来表示的。根据2016年2月5日A公司工商登记信息，A公司注册资本为1,333.33万元，李爱群出资2,200万元，对应注册资本293.33万元，占22%，其余1,906.67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故李爱群出资2,200万元，获得A公司22%股权份额，而非2,200万股。其次，即便折合成股本，也应当根据审计后的公司净资产按等比折合。A公司2015年11月公开发布的《增资扩股说明书》亦明确“增资扩股每股定价依据系采用收益预测进行测算，即基于预计股改基准日审计报告每股净资产2.2元”。但事实上A公司增资2,500万元后，未完成后续股改工作。A公司净资产也未进行过审计。杨珂将李爱群投资款2,200万元在未经公司净资产审计的情况下，直接折成2,200万股，每股单价1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杨珂称其通过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2174号调解书才知道李爱群投资2,200万元占22%。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5日杨珂与李爱群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前，杨珂在2016年2月4日的《借款合同》中即表示其在2016年3月30日前有权选择将100万元借款转化为李爱群2016年2月A公司的股权投资。根据查明的事实，李爱群2016年2月5日即已完成增资，同日A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从《股权代持协议》第三条第4款“乙方保证甲方参股成本和自己在2016年3月1日前参股A公司（投资合同和工商登记为准）的成本相同”可以看出，杨珂对增资协议和工商登记信息中有关李爱群在目标公司投资2,200万元以及股权比例22%的事实应当是明知的。故对杨珂称其通过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2174号调解书才知道李爱群投资2,200万元占22%，不予采信。至于《股份代持协议》中手写内容“总股本按1亿股计算”“3元/股”“按乙方投资7,500万元占25%股权计算，占增资后0.333333%股权”共计“100/3”万股，均由杨珂手书。李爱群辩称3元/股，系基于李爱群最终投资7,500万元，A公司完成股改，总股本按1亿股计算得出的。从上述杨珂手书内容可以看出，杨珂与李爱群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愿意将其出借给李爱群的100万元转化为由李爱群代持的A公司股权，其实际看重的是A公司股改后在新三板挂牌后的股权收益。3元每股系杨珂与李爱群协商后拟定的股权收益，并非李爱群虚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珂主张李爱群将其参股时每股实际价格由1元虚构成3元，以《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主张李爱群欺诈，要求撤销《股份代持协议》，无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杨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1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140元，由杨珂承担。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杨珂主张其与李爱群就A公司股权转让约定为2016年3月1日之前李爱群参股A公司的价格，即每股1元，其出资100万元，应占A公司100万股，并非《股份代持协议》中记载的100/3万股。李爱群虚构投资成本为每股3元，以欺诈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股份代持协议》，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对此，本院审核了在案的诸多证据，注意到《股份代持协议》中有杨珂手写的内容：“总股本按1亿股计算”、“3元/股”、“按乙方投资7,500万元占25%股权计算，占增资后0.333333%股权”、“100/3万股”。由此可见，杨珂在订立《股份代持协议》时应当知晓每股3元是李爱群再次增资A公司后计算所得，并非2016年4月5日双方订立《股份代持协议》时李爱群在A公司的实际出资和股权占比。此手写内容应系杨珂与李爱群协商的结果，并不能藉此认定李爱群存在欺诈情形。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杨珂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本案所涉纠纷的定性及处理在一审判决文书中作了相关的阐述，所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杨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0元，由上诉人杨珂负担（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蔡茜芸审判员 陶永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金小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