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5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瑞翔，男，汉族，1986年8月19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谦，男，汉族，1986年2月5日生，住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良，与被上诉人陈谦系父子关系。原审被告：杨荔子，女，汉族，1991年5月23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与上诉人于瑞翔系夫妻关系。上诉人于瑞翔因与被上诉人陈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5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瑞翔，被上诉人陈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良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杨荔子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瑞翔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原判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是错误的。第一，关于欠条的效力。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上所写是欠被上诉人信用卡中刷出35000元，根据被上诉人信用卡对账单显示被上诉人信用卡中上诉人只使用了12635.86元，与欠条所写金额严重不符。试问，该特定资金账户中并无这笔资金又如何借与上诉人使用。第二，判决书第七页第三行至第五行所述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信用卡后没有按照信用卡的使用规定按时还款，并出具一张35000元的欠条，属于对借款事实进行的一种债务的确认。此处事实认定有误，对于信用卡的使用并非上诉人借用，而是被上诉人主动找上诉人进行信用卡的代还行为，并约定将信用卡剩余额度给上诉人使用至2020年年底以抵销在刷卡过程中产生的手续费用。因此，此信用卡金额的使用并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三，判决书第七页第七至十行称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向他人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完全知晓。现其辩称本案欠条系因受胁迫所出具，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在要求上诉人写下欠条时未对双方债务进行计算，被上诉人多次威胁上诉人要报警，要带上诉人去派出所，其父亲更是多次阐述我这种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如果他们追究会判刑等等，如果写欠条就是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只是按照上诉人要求写下此时信用卡中的总欠款金额35000元。在没有使用如此多金额，并且未到归还日期的时候，上诉人去承认并写下欠条，如果不是被胁迫又怎么可能去书写。被上诉人还在写欠条之前多次要求上诉人用手机申请小额贷款，并说先还上其信用卡叫被上诉人能贷款，其他的以后再说，并声称当天如果不见到钱就一直跟随上诉人，在威胁上诉人写下欠条后才罢休，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催讨，起诉等行为，可见被上诉人是早有预谋，只讨要信用卡中明面能看到的钱，不与被上诉人进行债务和约定行为的履约。第四，按照被上诉人在本判决书第二页第四至第十五行中所述，2019年3月份被上诉人用支付宝转给上诉人的25000元系归还之前被上诉人的欠款，那被上诉人是在何时何地用哪笔钱补上的信用卡并弄成满额交于上诉人手中使用。这前后矛盾的陈诉难道法庭也予以采信？同样，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其在归还所有欠款后才能要求拿走其信用卡，可是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仍未归还全部欠款，上诉人本着朋友情谊从未深究其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都是听凭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其实被上诉人仍有欠款未归还上诉人。第五，被上诉人承诺上诉人可以使用信用卡金额至2020年底，在未到约定时间被上诉人就单方面要求提前终止约定，此行为有违诚信精神。综上，在事实认定方面，原判决只把一个被胁迫写下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欠条作为证据，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予采信，有失偏颇。本案的核心事件是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请求，帮助其偿还邮政储蓄信用卡中20519元的欠款，并多次承诺事后给予利息，刷卡费等费用，上诉人鉴于朋友关系和当时情况并未要求其支付费用，只是约定使用信用卡余额至2020年年底，期间被上诉人以无法贷款买房为由，要求提前拿回信用卡，并要求上诉人按当时欠款金额予以补足。这些连续性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借贷关系，而是合同关系。所以法庭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适用不准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陈谦答辩称：一、上诉人于瑞翔上诉称：“在事实认定方面，原判决只把一个被胁迫写下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欠条作为证据”不成立：1、被胁迫不成立。2020年7月30日，答辩人陈谦同父亲陈家良去银行申请贷款，征信查询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信用卡有逾期还款的不良征信记录，二是信用卡尚有欠款直接影响贷款额度。陈谦当即联系于瑞翔，于瑞翔遂将陈谦约至于瑞翔居住的大庆路老宅，两人商议期间，陈谦说明了自己面临的贷款困境，要求于瑞翔立即满额归还信用卡内欠款，于瑞翔承诺8月7号之前补齐信用卡里产生的欠款并自愿立欠条为凭。因上诉人家中找不到书写借条的纸张，答辩人遂到隔壁的民权派出所要了一张A4纸，并询问经查书写借条需要注意的事项。回去后，我复述给于瑞翔和我父亲陈家良，于瑞翔在自己家里按着警察说的三个要素亲笔立下欠条。欠条是陈谦握有的最直接的证明债务关系的证据，上诉人邀我至他家中并由其亲笔写下欠条，上诉却称因惧怕自己家门口的派出所而被胁迫写下欠条，逻辑上站不住脚。2、“欠条与事实不符”不成立。首先，一审中陈谦提供的证据组合逻辑清楚，欠条没有任何歧义。2019年2月25日陈谦和于瑞翔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案涉欠条系于瑞翔刷答辩人信用卡的透支额。再者，双方订立欠条之后，根据信用卡还款记录显示，答辩人已经将上诉人透支的信用卡还清。所以，双方欠条议定的35000元事实清楚且不存在胁迫，于瑞翔本人亲笔手写的欠条铁证如山，陈谦被迫承担债务后的银行记录有据可查。二、上诉状称“判决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予采信，有失偏驳”不成立。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陈谦每个月从自己支付宝里的招联好期贷里借出15000元给于瑞翔使用，于瑞翔按期还款并自己承担利息：2018年7月1日陈谦转账给于瑞翔13280，2018年7月21日于瑞翔分两笔归还陈谦13411.47（一借一还），2018年8月17日陈谦转账给于瑞翔15000，2018年8月30日于瑞翔归还陈谦15096.53元（一借一还），2018年9月20日陈谦转账给于瑞翔15000，2018年11月1日归还陈谦15311.85元（一借一还），2018年11月1日陈谦转账给于瑞翔15000元，2018年12月1日于瑞翔分两次归还陈谦15222.75元（一借一还）。于瑞翔上诉称为“为陈谦代还信用卡”，陈谦从不否认到2019年2月3日前于瑞翔在帮陈谦偿还邮政储蓄信用卡里陈谦消费的20×××00元这一事实，陈谦举证数张信用卡交易记录又补充支付宝交易记录说明了于瑞翔长期使用陈谦名下的数张信用卡和各种信用贷款用作资金周转也是事实。所谓帮忙偿还20×××00元信用卡，只是为了更加让陈谦信任自己，更加“理所当然”，其实2019年之前，陈谦多次提及还上信用卡里的两万块，于瑞翔是不想让还的，因为陈谦还上这两万块就可能会立即要求其归还信用卡，于瑞翔就得跟着补齐他消费的部分，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利用朋友间的信任，长期使用他人信用卡。2018年12月10日，陈谦又与之前一样，从招联好期贷APP中借款15000元并转账于瑞翔，这笔钱于瑞翔没有同之前一样连本带息归还的归还记录。实际情况是当时临近春节，于瑞翔跑腿帮陈谦母亲缴纳商业保险10000元，所以两人议定，这15000元贷款陈谦自己还，视作陈谦借给了5000元钱帮助于瑞翔。到了2019年2月3日，陈谦转账25000元给于瑞翔的目的，就是加上之前这5000元，是把本该归还信用卡的20×××00块欠款给了于瑞翔的同时，又借给了于瑞翔10000元帮他度过春节的困难，2019年2月23日的聊天记录说的也清楚明白。即到2019年2月，陈谦清还了信用卡内属于自己的20×××00元债务，两张信用卡共计45×××00的额度完全属于于瑞翔使用，另于瑞翔欠陈谦10000元。2019年3月1日，于瑞翔说自己的经济难关还没过去，要他还10000块钱要等到下个月，让答辩人再帮帮他，所以就有了3月1日于瑞翔分三次转给了陈谦25000元，而陈谦用这25000元在支付宝里完成了自己的还款，并于3月1日20点17分又转回给了于瑞翔25000元这个事实，这个与陈谦自己还清信用卡欠款没有任何矛盾。2019年3月到4月，陈谦逐渐察觉到于瑞翔不能正常还款信用卡，而且也一直在追要1万块钱欠款和信用卡，4月1日和6日，于瑞翔归还了借陈谦的10000块钱并要求长期使用陈谦的信用卡遭到陈谦拒绝，这些事情与初审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印证。三、关于上诉状所称的“双方系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适用法律不当的认定错误，不成立。第一，上诉书对于本案的核心事件认知根本就是胡搅蛮缠，本案的核心事件是陈谦要求于瑞翔按欠条履约。第二，所谓合同关系不成立，陈谦出于朋友间互相帮助，借自己满额度信用卡给于瑞翔使用，嘱咐其妥善使用，而2019年至欠条订立的于瑞翔实际使用信用卡期间，在于瑞翔的各种不按期还款甚至影响到陈谦的征信的情况下，陈谦有权利要求于瑞翔满额度归还信用卡。陈谦最初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于瑞翔按欠条履约还钱，并补偿实际使用信用卡期间给陈谦产生不良征信的相关损失。因于瑞翔在庭审时没有证据的各种胡搅蛮缠影响了陈谦的情绪，陈谦当庭没有完整表达出诉讼请求且遗漏了重要的证据不良征信记录。一审判决支持被告于瑞翔按欠条履约还款，但因为银行征信证明材料遗漏而不予支持，答辩人作为原告表示服从判决和没有继续追究征信受损而产生的损失的原因是一审判决支持了于瑞翔按照欠条履约还款的主要诉求，如果陈谦继续举证追究于瑞翔2019年4月以后侵占使用他人信用卡行为且导致征信受损的责任，这个官司对自己父母和家庭的二次伤害是金钱弥补不了的。如今上诉人生拉硬扯，编造甚至歪曲事实上诉，实际上就是滥用上诉权，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拖延判决，我恳请法官及时依法判决，保障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本案的过分拖延。陈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偿还我信用卡中欠款35000元及利息、并归还本人信用卡；2、请求判决二被告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3、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赔偿因盗刷我信用卡给我银行征信带来的损害继而造成的无法进行贷款的损失10000元；4、判决二被告支付我在本案中，向二被告追讨债务时的车旅费、误工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谦与被告于瑞翔原系朋友关系。2016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将其持有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卡交付被告使用。被告于瑞翔使用原告的上述信用卡后没有按照信用卡的使用规定按时还款。2020年7月30日，被告于瑞翔向原告出具一张35000元的欠条，载明：“欠条今欠陈谦信用卡中刷出人民币35000.00（叁万伍仟）元整。定于2020年8月7日足额（35000.00元）偿还于瑞翔2020.7.30”。欠条出具后，被告经原告多次催要未能按期偿还，引发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欠条原件及被告于瑞翔将原告的信用卡借走使用的事实，该院认为原告陈谦与被告于瑞翔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于瑞翔借用原告信用卡后没有按照信用卡的使用规定按时还款，并出具一张35000元的欠条，属于对借款事实进行的一种债权债务的确认。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欠款3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于瑞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向他人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完全知晓。现其辩称本案欠条系因受胁迫所出具，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欠条中对利息未进行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原告可主张自欠款逾期之日即2020年8月8日起的利息损失。庭审中，原被告确认涉案信用卡已归还原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信用卡的诉请不再理涉。原告陈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瑞翔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对原告陈谦要求被告杨荔子共同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另主张因征信而产生的损失费10000元及车旅费、误工费1000元，鉴于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陈谦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瑞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陈谦欠款3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75元，由原告陈谦承担114元，被告于瑞翔承担361元。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欠条的真实性，上诉人不持异议，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欠条记载，欠款35000元的缘由是“信用卡中刷出人民币35000元”，而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于出具该欠条时被上诉人有两张信用卡在其处使用，以及该两张信用卡此时的透支额为35000元左右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结合出具欠条记载的内容，本院认定案涉欠条为上诉人透支被上诉人信用卡35000元未还，双方结算后对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一份。上诉人上诉称案涉欠条系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出具，但是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至于上诉人所称的其与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借款关系未结清的理由，由于不在起诉请求的范围内，双方可以另行结算。综上所述，于瑞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8元，由上诉人于瑞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周振力审判员  付 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艺璇书记员余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