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3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新威路**北洋大厦**。法定代表人：周新良，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彬，山东泰祥（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生，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华，女，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富臻，男，196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东舟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豹山路**/div>法定代表人：谢富臻，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汉珍，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正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爱华、谢富臻、威海东舟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舟医疗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有正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舟医疗公司、谢富臻、王爱华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对谢富臻与王友红恶意串通损害大有正颐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进行审查，认定事实不清。王友红的刑事案卷中涉及东舟医疗公司投资的笔录可证实谢富臻与王友红恶意串通获取政府引导资金，参考王友红笔录“我们重点对融资方案中的企业发展规划及资金用途进行了修改，使各项数据更加可观，如市场体系的建设、收益预期的各项数据，都是我们为了让张展开主任及大有正颐公司各位股东认可该项目进行修改的，当中参加了一些夸大的因素”，谢富臻利用与王友红的熟人关系，并事先承诺给予“感谢”的方式，通过修改投资方案、夸大预期盈利方式骗取大有正颐公司股东的认可。2.案涉融资协议书无效。其一，谢富臻与王友红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第三人利益。谢富臻与王友红串通，通过修改东舟医疗公司的盈利预测、无形资产评估注入公司总资产使公司资产虚高等方式使大有正颐公司股东作出错误判断，向不具有投资潜力的东舟医疗公司投资。大有正颐公司最大股东为威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威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谢富臻与王友红串通，将大有正颐公司投资款注入东舟医疗公司，损害了包括威海市国资委在内的所有股东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其二，通过行贿、受贿手段签订的融资协议书违背了公序良俗。2010年威海市政府决定由金融办牵头成立大有正颐公司，初衷是为了培育上市企业资源，扶持有潜力、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东舟医疗公司不具备投资条件。谢富臻通过行贿获取大有正颐公司投资款，一方面使本具有投资条件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无法再获得投资，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该民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不应支持。如果通过行贿受贿手段获取非法利益受到法律保护，无异于鼓励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破坏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3.一审法院认定融资协议书系双方基于商业判断而进行的正常交易错误。通过王友红刑事案件笔录可知，东舟医疗公司投资方案数据被修改，且投资方案未得到董事会认可，而是在王友红与被上诉人的操作下，通过夸大数据，骗取大有正颐公司投资。因此大有正颐公司签订融资协议是建立在不实的数据之上，如果没有与王友红恶意串通，东舟医疗公司依靠真实数据不可能获取投资，签订融资协议书并非大有正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融资协议书中大有正颐公司的投资估价超过评估价值近一倍，如果不是基于投资方案虚夸的预期盈利率，大有正颐公司不可能投资给东舟医疗公司。4.即使本案完全不考虑刑事犯罪的因素，谢富臻与王友红恶意串通签订融资协议书损害大有正颐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融资协议书无效。东舟医疗公司、谢富臻、王爱华辩称，1.谢富臻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行为。2.在签订案涉合同过程中，王友红作为大有正颐公司工作人员与东舟医疗公司签订合同，其身份决定了不可能与谢富臻沟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3.王友红作为大有正颐公司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存在不尽职或违法犯罪行为，系大有正颐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到大有正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与东舟医疗公司签订合同效力。4.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在履行相关工作过程中涉及犯罪行为，系依据刑法和公司法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或由公司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对王友红追究赔偿责任，系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而不应当影响到大有正颐公司与东舟医疗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从大量的司法实践以及我市发生的类似案件看，多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涉及到在签订合同中触犯刑法，但其签订的相关协议仍然作为有效的民事协议在履行，并不因为其涉及到刑事犯罪，而影响到企业签订合同的效力。5.大有正颐公司的股东系威海多家知名企业，公司章程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以及投资审查流程，王友红仅系提供审查资料的负责人，其审查资料的行为不能代表该资料的最终审查通过由其个人决定，大有正颐公司对于相关问题的审查，应当是依据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股东会等履行相关程序和作出决定。本案中，王爱华、谢富臻、东舟医疗公司所有行为均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在正常的投资行为中，双方根据协商的结果，对于提交的投资方案等相关材料进行修改是标准的商业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合同前，大有正颐公司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对其进行的商业行为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投资评估等。其上述行为已经是建立在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意见和对东舟医疗公司考察基础上，系标准的商业行为。如大有正颐公司认为其投资失败或未达到预期目的，是内部作出决策的董事会等机构或聘请的中介机构出现提供资料不真实等问题，其追偿的对象亦应是相应的中介机构，与东舟医疗公司无关。公司工作人员的不尽职行为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影响其作为独立法人在市场上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商业行为。大有正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东舟医疗公司签订的融资协议无效；2.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50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3.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6日，原告（协议甲方）与威海东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协议乙方）签订一份融资协议书，约定甲方以500万现金形式对乙方实施增资，取得增资后公司26.6%的股权；双方同意投资完成后，一致努力实现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前在场外市场股权挂牌交易，并争取2017年前启动上市工作；该协议还约定了增资实施过程、各方权利义务、公司运作、回购与业绩承诺及违约责任等内容。2014年7月15日之前，原告按约定的方式支付了投资款500万元。威海东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企业名称变更为现东舟医疗公司，原告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2014年11月28日，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函告东舟医疗公司，同意东舟医疗公司进入该中心挂牌。2016年12月15日，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函告东舟医疗公司，同意东舟医疗公司股权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精选板挂牌交易。2020年5月22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1002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友红在担任威海市金融办副主任期间，利用分管大有正颐公司的职务便利，在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等方面为东舟医疗公司提供帮助，2014年9月王友红收受谢富臻所送30万股公司股份并于2015年至2019年间收受谢富臻所送共计1万元购物卡。该刑事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主张案涉融资协议缔结过程中，相关当事人间存在行贿受贿的违法犯罪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导致合同无效。而涉及贿赂的合同行为有两个相互牵连但性质迥异的行为：贿赂行为和合同行为，缔约过程中的贿赂行为应受刑事制裁，但并不意味着作为缔约结果的民事合同行为必然无效。民事合同效力应从意思表示一致性的角度予以判断，审查贿赂行为是否导致受贿人所在一方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利益明显受损的不公平交易合同。案涉融资协议系双方基于商业判断而进行的正常市场交易，原告并未充分证据证明大有正颐公司接受了利益明显受损的缔约条件，也不能证明谢富臻的行贿行为导致原告违背真实意思签订了协议。原告主张案涉融资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则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8813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大有正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东舟医疗公司融资说明书复印件，证实谢富臻、王友红对融资说明书及融资方案中融资计划及发展规划进行了修改，在该份融资说明书中管理层预测的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100万元、210万元、420万元。2.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度东舟医疗公司利润表，证实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净利润分别为-1152439.24元、158038.09元、259004.50元，结合证据1，证实东舟医疗公司管理层完全虚构了三年收入的预期，并将无形资产多评估590万元。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王友红在讯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王友红对谢富臻的融资方案进行了修改，夸大了大有正颐公司的前景及收益预期，二人共同串通隐瞒事实使得大有正颐公司与东舟医疗公司签订融资协议书，损害了大有正颐公司及国家的合法权益。经质证，东舟医疗公司、谢富臻、王爱华认为，1.大有正颐公司应在一审时提供该两份证据，根据相关规定，二审中依法不应予以审查；2.上述证据无单位印章，证据形式不符合规定；3.上述证据提供的时间和形式均存在严重违法之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4.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大有正颐公司与东舟医疗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5.上述证据实际说明东舟医疗公司上报的三个年度的经济预测与东舟医疗公司经营状况存在差距，该情形并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而属于导致合同被撤销的情形，如大有正颐公司认为实际经营情况与上报的经济预测有差异导致误签了合同，其应于2016年行使合同的撤销权；6.上述证据证明大有正颐公司对商业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该行为系商业行为，与大有正颐公司所述合同无效无关。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案涉融资协议书约定：“甲方（大有正颐公司）拟以现金形式对公司实施增资：（1）公司股东会已经通过决议同意甲方以现金形式对公司进行增资；（2）甲方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同意以现金形式对公司进行增资”；（3）公司同意甲方以现金形式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股东并放弃对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二审中，大有正颐公司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2020）鲁1002刑初38号案件中涉及大有正颐公司投资的所有案卷材料（受贿部分1-10项）和包括东舟医疗公司在内的目标公司的融资说明书（融资方案）。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就王友红刑事案件中涉及本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调取，并要求双方就调取的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二审中大有正颐公司申请调取王友红受贿案包括本案及王友红其他受贿事实的全部卷宗材料，但大有正颐公司并未说明王友红其他受贿事实及其他公司的融资说明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东舟医疗公司、王爱华、谢富臻对上述申请亦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对大有正颐公司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大有正颐公司与东舟医疗公司签订的案涉融资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大有正颐公司主张案外人王友红在案涉融资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受贿行为，违反公序良俗，且与谢富臻、东舟医疗公司恶意串通，隐瞒事实，损害国家、第三人利益，案涉融资协议书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行贿、受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不仅违反公序良俗，还应当受到刑罚制裁，但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等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本案中，首先，从协议签订背景看，大有正颐公司的成立目的就是为有潜力、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及融资渠道，案涉融资协议书的签订系大有正颐公司扶持中小企业的商业投资行为。其次，从融资协议的内容看，融资协议的签订系经大有正颐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协议详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承诺及违反承诺的违约责任，并不存在利益明显受损的不公平条款。再次，王友红在监察机关讯问笔录中关于东舟医疗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将无形资产评估后注入公司资产的陈述，不足以证实东舟医疗公司具有夸大公司资产、骗取大有正颐公司投资的行为；王友红关于其修改完善谢富臻上报的东舟医疗公司融资方案的陈述，亦不足以证实系王友红与东舟医疗公司恶意串通所为，大有正颐公司主张王友红与东舟医疗公司、谢富臻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大有正颐公司主张案涉融资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大有正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威海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27元，由上诉人威海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