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0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聪聪，女，198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阳，辽宁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冰，女，1976年9月15日，汉族，住址沈阳市于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涛，男，1970年1月5日，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巍，辽宁尊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洁，女，1980年10月1日，汉族，住址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巍，辽宁尊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聪聪因与被上诉人刘冰、朱文涛、高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本院审判员朱闻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李涛、审判员赵春玲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沈河区法院（2019）辽0103民初1381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撤销《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并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转让款50万元，赔偿上诉人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1007984.92元；2、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件是“转让合同纠纷”。2019年4月，双方签署合同，约定转让的标的物是“儿童之家长青园”，准确说是“没有营业执照的经营组织”。同时转让方没有说明转让标的物的性质—“幼儿园还是早教中心”。受让方支付了转让款后陆续发现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于是在5个月后将标的物返还，转让方派代表接收。此后，经双方交涉未果，同年9月，上诉人/原告基于“重大误解为由，提出撤销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了错误的法律，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因此，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判决中前后矛盾，在认定事实中引用了“不予采纳”的证据，必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中对于被上诉人/被告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书”，明确说明“本院不予采信（第7页）”，但在本院认定事实中，又大量引用该协议，阐述认定事实。这是错误的，不予采信的证据，不应该被认定为案件事实，这是基本常识，一审法院必然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忽略案件已经返还标的物的重要事实，错误阐述上诉人/原告诉求错误，势必造成错误审判。2019年9月12日原告将受让的‘长青园’返还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朱文涛、高洁都在返还现场，庭审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也表示当时在返还现场。上诉人将“长青园”返还给朱文涛，由朱文涛的妻子董誉进行接收。朱文涛和董誉既是夫妻，又是经营中的合作伙伴，当时两个人都在返还现场，因此根据朱文涛与董誉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理解董誉接收“长青园”的本意就是朱文涛的授意而为，董誉的接收完全能够代表朱文涛。假如，按照一审法院表述该事情与董誉无关，董誉为何接收‘长青园’？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朱文涛等人在现场为何不加阻拦？因此，朱文涛作为“长青园”的转让方和接收返还方，理应承担返还转让款项的义务。3、上诉人/原告的诉求是“基于重大误解而撤销协议”，这是法定撤销合同的理由；一审法院却说“经营不善要求撤销协议”，这种诉求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法官主观臆断，而不是上诉人的一审诉求。原告的诉求是“基于重大误解而要求撤销转让合同，返还转让费用”；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表述为：“原告接手‘长青园’后，经营不善，至2019年9月12日歇业。原告以‘长青园’没有幼儿园审批手续，导致‘长青园’歇业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第8页）”。这是完全错误的。转让标的物没有营业执照，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非法的，法院如何认定“经营不善”？2019年9月12日不是歇业，而是上诉人将标的物予以返还，被上诉人派代表接收，已经有证据加以证明，即使一审法院没有采信证据，但是也不能凭空捏造“歇业事实”。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本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原告/上诉人提供的事实是：被上诉人转让的是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幼儿园，且在2019年9月12日将该园予以返还，并由被上诉人接收。在被上诉人一直不予返还款项的情况下，认为这份转让协议因为重大误解不具备履行的转让条件，因此提出撤销协议，返还受让款项。这才是案件事实。因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称原告提供证据认定事实，与其所做出判决，完全不同，判决必然错误。4、一审法院的认定焦点“幼儿园还是早教中心”。这是不对的，幼儿园还是早教中心完全是行政审批部门依据申请人的申请予以认定，并颁发营业执照。本案中，一审法院明显以司法审判权代替了行政审批权，审判机构没有权力对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组织进行行政审批认定。上诉人认为案件焦点在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应该撤销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对于已经返还的转让标的物，转让方是否应该返还受让款。”案件的焦点，应该是基于案件的诉求和案件的事实综合认定。本案中，对于没有营业执照的组织，是否是幼儿园还是早教中心双方必然存在争议，这种争议正是重大误解的客观事实，基于误解的产生就是没有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势必造成双方对标的物的误解，这是相互印证的事实。5、一审法院对关键证人王某的证据、当事人刘冰手写“证明”等证据的采信存在曲解和误判；对证据“赵芷名和王思源的宝宝入园档案以及入园体检报告”的遗漏，必然导致做出错误判决。“长青园”转让人刘冰手写“证明”是原件，庭审举证和质证中也提交的是原件，而不是复印件。一审法院对证据形式认识错误；证据原件明确说明转让的是“幼儿园”，同时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有异议完全可以申请鉴定，当事人不出庭应诉，意味着这自己权利的放弃，应该承担不利后果。证人王某，其身份是幼儿园教师，从“长青园”转让之前一直在此工作，该教师之前由被上诉人朱文涛雇佣并支付工资；转让后继续由上诉人雇佣并支付工资。证人证明：其工作单位就是幼儿园，而且是有校车的幼儿园，其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家长手中接手幼儿，看护幼儿，然后下午再将幼儿交付家长。为了证明真实身份，证人提交了工资证明，即从2019年1月份开始，被上诉人朱文涛向证人支付工资至2019年4月（转让双方的交付月份）；2015年5月份证人的工资才变为上诉人支付。因此该证人的工资发放是连续的，工作也是连续的，并不是一审法院所阐述的工资从2019年4月才开始发放。因此，证人作为实际工作者，证明其工作一直是幼儿管理和教育工作，并不是早教中心，是有很强的证明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此份关键证据，是不对的，应该予以纠正。一审提交的关键证据：“赵芷名的宝宝入园档案以及入园体检报告”和“幼儿王思源的“宝宝入园档案（共7页）””，该宝宝入园时间为2018.11.28，属于被上诉人经营幼儿园时期。该幼儿入园时都有完整的档案显示：孩子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行为规范、家长寄语、体检报告等，完全是幼儿园的管理，与早教中心无关。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在转让前长青园是幼儿园。一审判决中遗漏此项关键证据，是错误的。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来认定，幼儿园和早教中心的行政审批，事实上，该法律没有对此进行规定。7、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实体法依据与实体判决完全不符。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147条、第148条、第149条、第150条、第151条，对案件的实体进行认定，但这法条均说明法院应该对于重大误解、错误判断、欺诈胁迫等情况下撤销合同的处理规定。这足以说明该案件应该做出撤销合同的实体判决。法院引用了正确的实体法。但是一审却引用了《民诉法》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等程序法，做出了与实体法相反的实体判决，这是错误的，违背法理的一种表现。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被上诉人高洁、朱文涛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上诉人在2019年9月18日立案时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无效，在2020年1月6日第一次庭审时也是坚持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因此答辩人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也是针对对方无效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的。上诉人在2020年4月15日再次开庭时，突然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转让协议》，答辩人当时明确表示需要重新组织书面答辩材料，经法官允许的情况下，答辩人针对刘聪聪的撤销请求，于2020年4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并一审法院记录在卷。其次，针对被答辩人的具体上诉理由，答辩人进一步答辩如下:1、被答辩人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明知儿童之家长青园是刘冰、朱文涛、高洁三人合伙经营的事实，才会在《转让协议》出现四方当事人，还特别约定了第3.2条朱文涛向刘冰支付5万元，第3.3条5万元房屋押金归高洁所有等条款。因此，一审法院引用原合伙协议内容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2、被答辩人并未将案涉长青园返还给答辩人。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协议或证据证明，答辩人已经与刘聪聪商定重新接收管理长青园。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当时刘聪聪是私自携款出走，弃近百名交费学员及员工于不顾，更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效果，造成众多学员家长聚集吵闹，甚至多名家长报警并向媒体投诉。正是在此紧迫形势下，作为该园转让前加盟总部的东方爱婴公司的股东董誉，为了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更为了担心影响东方爱婴旗下的其他早教中心的声誉，甚至为了避免刘聪聪因携款出走而构成刑事责任，不得不出面安抚家长情绪，想办法协调解决该事件。董誉的行为纯是善意的友情行为，根本不具有接收该园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代替三转让人重新接收管理该园。案涉长青园自刘聪聪携款出走后一直关闭，因此根本不存在答辩人需要向刘聪聪返还转让款的问题。3、被答辩人在受让儿童之家长青园时，答辩人已明确告知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被答辩人也承诺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刘聪聪在准备受让儿童之家长青园合伙份额时，答辩人朱文涛已经明确告知刘聪聪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并且将相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迁入其企业内，刘聪聪明确表示同意。四方的转让协议签订于2019年4月4日，合同签订当日刘聪聪支付给刘冰2万定金后，马上接收儿童之家长青园的管理经营，答辩人朱文涛便多次提醒刘聪聪尽快办理营业执照，在2019年5月22日，朱文涛特意通过微信告知刘聪聪六月份就要把她员工的保险停了，需要刘聪聪尽快办理营业执照，刘聪聪答应马上就办，并且在5月24日正常支付给刘冰10万元转让费尾款，根本没有提出因为没有营业执照而认为答辩人欺骗她。当5月27日朱文涛再次催促刘聪聪办营业执照时，刘聪聪明确表示执照正在办，争取本月办完。东方爱婴的董总2019年5月13日特意在群里告知大家因为很容易办理的原因，让大家抓紧办理消防手续，并且特意强调需要有执照。刘聪聪也同样在这个群里，当时知晓需要有营业执照，才能很容易的办理消防手续。在此情况下刘聪聪在5月20将房租尾款支付给了房主张明，根本没有向答辩人提出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没有消防许可而被答辩人欺骗的意思表示。4、刘聪聪在受让儿童之家长青园之时明知在籍学员情况，答辩人不存在欺诈行为。被答辩人刘聪聪在受让儿童之家长青园之前，已经反复对该处考察近两个月时间，其明知该处受教婴幼儿人数及具体情况，在签订协议时，也附有具体在籍婴幼儿早教剩余课时情况统计表，刘聪聪从2019年4月4日接受儿童之家长青园管理经营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因为在籍学员人数问题与答辩人进行过沟通，足以证明在籍学员人数问题，双方是没有争议的。被答辩人刘聪聪是在2019年4月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交付的2万元定金并接手经营该长青园，这天是星期四，4月6、7日为周六周日，正是该早教中心上课人数最多的时间，如果不是刘聪聪看到学员众多有利可图，她会在4月8日再交付38万元转让费吗？如果该中心只有刘聪聪自称的5、6个孩子，她会继续支付转让费和22万的房租吗？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刘聪聪明知当时的学员情况，根本不存在答辩人欺骗她的事实。至于是否存在家长闹事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如果在刘聪聪经营期间存在家长闹事行为，也是刘聪聪经营不善造成的，与答辩人无关。5、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认定完全是客观公正的。长青园的原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为刘冰，处理一切事物及支出完全是刘冰负责，长青园根本就不存在朱文涛支付工资的情况，如果证人的工资显示是由朱文涛支付的，恰恰证明了该证人根本不可能是刘冰经营期间长青园的员工。关于被答辩人提供的所谓“宝宝入园档案”根本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一审判决不予采信完全是正确的。6、被答辩人诉请撤销《转让协议》，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刘聪聪2019年4月4日接手经营该长青园，期间连续上课，4月8日交付了38万元转让款，这充分证明刘聪聪在2019年4月8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在籍婴幼儿人数。并且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刘聪聪在受让长青园时，对于该园是否有营业执照是自己必须尽到的高度注意义务，即使其刻意回避考察期间是否知道该园营业执照的问题，那么在2019年4月4日签订合同时也应该知道该园是否有，或是否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按此时间节点计算，无论该《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刘聪聪在2020年4月15日，才诉请撤销案涉《转让协议》都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7、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完全正确，一审判决是通过列明法条的形式证明，《转让协议》不具备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等可撤销的理由，因此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而不是被答辩人理解的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冰未到庭，未答辩。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三被告返还原告转让费500000元、租金220000元、员工工资174859元、社会保险及管理费65222.16元、垫付的幼儿退费16350元、水电煤气电话费5260.57元，其他投入（包括维修、员工福利等）26293.19元，共计1007984.92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4日，被告刘冰作为“转让方（甲方）”、被告朱文涛作为“转让方（乙方）”、被告高洁作为“转让方（丙方）”、原告作为“受让方（丁方）”签订《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约定，该园位于沈阳市沈河区2门，建筑面积284.65+96.05平方米，年租金220000元，房屋押金50000元；中心现有在籍幼儿（含早教会员、儿童之家会员）基本信息、预交学费、剩余学时情况见（附件1、附件2）；该转让标的是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成立、建设，并拥有全部权益，现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将该园全部权益份额转让给丁方所有；该园现有装修、装饰、设备、教具（全部设施清单风附件5），在转让费支付完成后全部归丁方所有；丁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500000元，于2019年4月6日前支付400000元，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100000元；乙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50000元，于2019年4月6日前完成，并由乙方负责该园装修期间所有遗留欠款；该房屋押金50000元归丙方所有，在2019年7月1日前由丁方赎回；甲乙丙三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该园交付丁方经营；丁方应继续向已入籍幼儿提供服务，妥善处理因经营者变更带来的相应问题，本协议签订后因服务质量下降等一切原因与在籍会员产生的一切纠纷由丁方负责，与转让方无关；2019年4月4日前收取的全部学费归转让方所有，2019年4月4日后收取的所有销售款归受让方所有；2019年4月4日前该园员工工资、水电费、物业费等全部由转让方支付，2019年4月4日后该园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支付；甲乙丙三方承诺拥有该转让标的全部所有权，且该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如因转让标的所有权存在瑕疵而给丁方造成损失的，丁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乙丙三方赔偿全部损失；丁方逾期支付转让费的，转让方有权要求丁方按逾期额的千分之一每日承担违约责任；转让方逾期交付经营权的，丁方有权要求转让方按全部转让费的千分之一每日承担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刘冰交付定金20000元，并接收了该园；2019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刘冰支付转让费380000元；2019年5月24日，原告向被告刘冰支付剩余转让费100000元。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向房主张明支付租金220000元。原告接手“长青园”后，经营不善，至2019年9月12日歇业。原告以“长青园”没有幼儿园审批手续，导致“长青园”歇业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另，2018年6月16日，被告刘冰、朱文涛、高洁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项目名称为“儿童之家”，经营场所位于沈河区1门、2门，面积284.65+96.05平方米，主营业务为婴幼儿教育；各合伙人一致同意一次性以300000元购买“东方爱婴长青中心”所有权益，并每年缴纳东方爱婴、PEPPA、House品牌使用费30000元，经改造后，用以对新合伙项目的运营；被告刘冰现金出资650000元（占出资额65%），被告朱文涛现金出资250000元（占25%），被告高洁现金出资100000元（占10%），均于2018年7月1日前交齐；未来资金缺由各合伙人按认缴出资比例进行追加，具体追加金额由各合伙人另行达成书面协议；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出庭应诉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被告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质证和答辩的权利，本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受让的是幼儿园还是早教中心。原告主张受让的是幼儿园，被告方主张出让的是“早教中心”。对此问题，《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中，关于“长青园”的经营范围未约定，亦未提及营业执照及行政审批手续；原、被告双方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幼儿园的经营范围包括学前教育，应当有严格的行政审批程序。“早教中心”经营范围为儿童智力开发信息咨询，只需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即可。如果双方转让的是幼儿园，获得行政审批手续是首要问题，协议中对此问题却未作约定；且自签订协议至“长青园”歇业5个多月时间内，原告亦未向被告方索要幼儿园行政审批手续，不符合常理。另，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被告朱文涛多次催促原告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原告同意自行办理，并未要求被告方出示幼儿园的行政审批手续。综上所述，能够推断出原告知道“长青园”的性质为“早教中心”，不需要特殊的行政审批程序。原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过程中，被告有其它欺诈行为。本院认为《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12元，保全费4276元，由原告刘聪聪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称，2019年9月12日，被上诉人朱文涛配偶召开全体家长大会，宣布上诉人退出整个园区由其接管。双方口头协商由三被上诉人返还转让款及房租，上诉人退出，被上诉人接管。上诉人的收入退还给幼儿家长。现在上诉人的园还给他们了，钱没有给上诉人。被上诉人高洁、朱文涛对此提出异议，称当时情况是上诉人携款出走，丢弃幼儿及员工不顾，很多家长有报警，有投诉的。在情况紧迫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朱文涛配偶董誉（东方爱婴股东）去安抚家长情绪，最后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不存在被上诉人重新接管长青园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原审提出要求撤销《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其应对前述合同存在可撤销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首先，该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转让标的的性质为幼儿园，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受让的标的与合同约定有明显差异；其次，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订《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应对转让标的有自己的考察及判断，上诉人对案涉标的转让前的整体状态应明知；再次，按上诉人本院审理中的自认事实，2019年9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园区的接管问题进行了口头约定，被上诉人对此虽予以否认，但按上诉人自认事实，双方间于2019年9月12日的法律行为应系转让合同的约定解除，此法律行为及产生的法律后果与上诉人的本案提出撤销转让协议的主张相悖；最后，上诉人在本院审理中虽提出刘冰出具的证明曾表述转让标的为幼儿园，但因此证明的出具目的系配合办理上诉人与标的房主的租赁合同，且结合案涉转让协议、刘冰出具的其他收条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推断出上诉人对标的物性质明知，且上诉人签订合同时间先于刘冰出具证明的时间，此证明不足以说明能够对上诉人签订合同产生误导作用。结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撤销案涉《儿童之家长青园整体转让协议》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2元，由上诉人刘聪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闻天审判员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刘鹏书记员张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