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7民终12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沈文宝，女，汉族，1958年6月15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原逢集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成英，女，汉族，1955年9月11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盱眙县，系逢集上海公司员工。上诉人（一审原告）：徐波，女，汉族，1983年10月17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系逢集上海公司员工。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成立，男，汉族，1960年3月7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盱眙县，系逢集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一审原告）：敦长明，男，汉族，1954年6月19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盱眙县，系逢集上海公司股东。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盖剑坤，天津行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镇巴县圣唐商业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镇巴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XXXXXXXXX。法定代表人：李大伟，男，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女，系镇巴县泾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第三人：逢集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奉贤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XXXXXXXX。法定代表人：张成立，系该公司执行董事。诉讼代理人：盖剑坤，天津行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因与被上诉人镇巴县圣唐商业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巴县圣唐公司”）、一审第三人逢集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逢集上海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上诉请求：撤销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民初680号民事判决和(2020)陕0728执恢30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改判五名上诉人对逢集上海公司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镇巴县圣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五名上诉人作为股东均未到2036年3月出资期限，无权要求提前出资。一审法院援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一审认定“约定出资期限不符合运营需要”从而否定出资期限有效性，但在认缴资本制度下，法律并未规定出资的具体限定期限，一审认定出资期限不符合运营需要依据。《九民纪要》规定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一审判决背离上述规定。执恢30号裁定引用“未缴纳、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股东”，是指已届出资期限的股东。若未到出资期限的股东转让股权，必须提前出资才能转让股权，违背认缴出资的立法本意。二、逢集上海公司有大量债权，不属于“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逢集公司的债权远远大于债务，合计债权达300多万元，主要包括：①唐山XX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销售款提成1700160元，②上海XX贸易有限公司拖欠72万元，③还有几家公司拖欠保证金、押金等，每家二、三十万元，以上合计债权300多万元。三、一审法院认定敦长明、张成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股东未出资有误。执恢30号裁定依据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申请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此规定追加的是转让方股东，并不追加受让方股东。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被追股权受让人主观上需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人未出资，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敦长明、张成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四、逢集上海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一审认定沈文宝已经实际出资49万元，五名上诉人最大限度连带补偿1万元，一审判决未能更正裁定错误。镇巴县圣唐公司辩称：本案在2018年3月20日向镇巴县人民法院起诉，逢集上海公司在2018年10月26日变更法人、股权转让，属于抽逃资金和避债的行为。股东认缴期限截止2032年，目前股东到2032年年纪都到八十多岁，超过了人口的预期寿命。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逢集上海公司未答辩。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执恢30号执行裁定书，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对逢集上海公司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2、判令镇巴县圣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镇巴县圣唐公司诉逢集上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镇巴县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陕0728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逢集上海公司赔偿镇巴县圣唐公司商铺租赁损失409198元，逢集上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陕07民终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因逢集上海公司未按生效判决履行给付义务，镇巴县圣唐公司向镇巴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在执行中查明逢集上海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陕0728执203号终结执行裁定。此后，镇巴县圣唐公司要求恢复执行并申请追加逢集上海公司发起人沈文宝及公司成立后其余各时期的股东即徐波、张成英、张成立、敦长明等5人为该案被执行人，镇巴县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陕0728执恢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追加逢集上海公司的发起人沈文宝及公司成立后其余各时期的股东即徐波、张成英、张成立、敦长明等5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二、公司发起人沈文宝在其未实际出资的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股东张成英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股东徐波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股东张成立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敦长明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不服该裁定，在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逢集上海公司于2012年5月24日制定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沈文宝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时间2036年3月前，2016年3月18日公司注册成立。沈文宝自2016年5月23日至2017年10月16日十次出资49万元。2018年6月6日公司股东由沈文宝一人变更为沈文宝、张成英、徐波三人，类型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沈文宝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20%，张成英认缴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60%，徐波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20%，出资时间2036年3月前，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到工商部门备案。2018年6月15日，对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50万元，其中股东沈文宝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张成英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60%，徐波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2019年9月6日对注册资本变更及股东认缴出资比例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8年12月7日，张成英将其60%股权转让给敦长明，沈文宝将其20%股权转让给张成立，徐波将其股权20%转让给张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沈文宝变更为张成立，监事由徐波变更为敦长明，张成立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40%，敦长明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60%，出资时间2036年3月前。一审法院认为，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是否应对逢集上海公司的涉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关键在于上述五人在公司成立、吸纳股东、转让股权时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审理，本案争议焦点有，一是公司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出资期限定在2036年3月前是否属于出资的合理期限；二是受让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现评判如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沈文宝在公司成立时认缴资本100万元，实际出资49万元，未出资51万元，在出资不到位的前提下又吸纳股东张成英、徐波二人进入公司，此时公司类型已变为有限责任公司，三股东均有认缴资本但未实际出资到位，又将三人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张成立、敦长明，且未实际出资，公司债权人镇巴县圣唐公司可以要求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出资期限约定在2036年3月前是否合理。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公司注册资本数额、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约定的出资期限在公司成立后或股权转让后的2036年，明显不符合实体企业运营的资金需要，因此该出资时间的设定明显不合理，有逃避债务之嫌，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以此作为不履行清偿义务的理由不正当，不能成立。关于上述五人辩称逢集上海公司有债权300余万元，但未提供足以证明债权成立的证据，此请求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受让人张成立、敦长明是否应承担责任。受让人在受让股权时应当知道公司原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现公司债权人要求转让股东承担补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一款，应予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据此，镇巴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追加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为该案被执行人程序正当、合法，上述五人主张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二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要求对第三人逢集上海公司应承担的镇巴县圣唐公司涉诉债务不予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和镇巴县圣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一审第三人逢集上海公司提交2018年6月1日出版的《上海科技报》一份，用以证明逢集上海公司注册资本金从100万元减资为50万元的决议向社会公告过，减资程序合法，不存在逃避债务的情况。五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镇巴县圣唐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围，其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也未向执行法官提交，不能因为该证据而无视逢集上海公司股东抽逃出资躲避债务的行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逢集上海公司2018年6月1日在《上海科技报》公告了公司的减资决议。本院经审理查明，逢集上海公司于2012年5月24日制定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沈文宝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时间2036年3月前，2016年3月18日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后公司开展经营，因与镇巴县圣唐公司发生租赁合同纠纷，镇巴县圣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向镇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镇巴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逢集上海公司送达了起诉状，逢集上海公司收到起诉状后于2018年4月23日进行了应诉答辩。后逢集上海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在《上海科技报》公告了公司的减资决议，公告载明“逢集上海公司经股东决定，原注册资本100万元减至50万元，特告”。2018年6月6日逢集上海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决议“一、同意股东沈文宝将所持本公司60%的股权（原出资额60万元）转让给张成英，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同意股东沈文宝将其所持本公司20%的股权（原出资额20万元）转让给徐波，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三、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沈文宝，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张成英，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60%；徐波，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自此公司类型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作价均为1元。该决议后逢集上海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变更公司类型登记、出资情况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的申请书。申请书所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显示，沈文宝认缴出资20万元，张成英认缴出资60万元，徐波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3月前。该申请于2018年6月13日被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法定代表人沈文宝于2018年6月20日签收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8年6月15日逢集上海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决议“一、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50万元。二、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后，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张成英，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60%；沈文宝，出资额10万元，出资比例20%；徐波，出资额10万元，出资比例20%。三、公司在本决议作出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在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该决议后逢集上海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变更登记、出资情况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的申请书。申请书所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显示，沈文宝认缴出资10万元，张成英认缴出资30万元，徐波认缴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3月前。该申请于2018年9月5日被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逢集上海公司代表于2018年9月6日签收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8年10月26日逢集上海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决议“一、同意股东张成英将所持本公司60%的股权（原出资额30万元）转让给敦长明，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同意股东沈文宝将其所持本公司20%的股权（原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张成立，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三、同意股东徐波将其所持本公司20%的股权（原出资额10万元）转让给张成立，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四、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张成立，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40%；敦长明，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60%。”，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作价均为1元。该决议后逢集上海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出资情况变更登记、主要人员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的申请书。申请书所附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显示，张成立认缴出资20万元，敦长明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3月前。该申请于2018年12月7日被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逢集上海公司代表于2018年12月12日签收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逢集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成立。2018年12月10日，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0728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逢集上海公司赔偿镇巴县圣唐公司商铺租赁损失，逢集上海公司提起上诉，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陕07民终50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该判决。本院另查明，一审过程中，沈文宝提交了上海XX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8月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认定截至2017年10月30日，沈文宝向逢集上海公司出资49万元。报告附资料显示，自2016年5月23日至2017年10月26日，沈文宝分10次从个人账户向逢集上海公司账户转款49万元，款项用途为“投入资金”。本院还查明，上海XX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所附银行转账资料截至2017年10月20日。转账资料亦显示，2016年9月20日，逢集上海公司向沈文宝个人账户转款17500元。2016年9月23日，逢集上海公司向沈文宝个人账户转款100000元。2016年9月26日，逢集上海公司向沈文宝个人账户转款55000元，上述款项用途均为备用金。对此逢集上海辩称该款项用于员工工资及公司经营支出，但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在镇巴县人民法院已经初步进行形式审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做出执行裁决后。案外人对于执行裁决有异议，继而导入执行异议之诉程序，通过诉讼程序查明能否追加被执行人。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能否追加张成英、沈文宝、徐波为被执行人，其相应的责任范围是多少？2、能否追加张成立、敦长明为被执行人，其相应的责任范围是多少？就争议焦点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为经营活动，逢集上海公司与镇巴县圣唐公司已经因租赁费的支付产生纠纷，并且镇巴县圣唐公司已经于2018年3月20日向镇巴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即公司债务已经明确产生且极有可能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情况下。2018年6月15日逢集上海公司三位股东张成英、沈文宝、徐波作出减资决议降低了逢集上海公司的清偿能力，侵害了镇巴县圣唐公司的债权。从减资过程来看，逢集上海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开展经营两年都未变更公司形式。镇巴县圣唐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于2018年3月20日向人民法院起诉。逢集上海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进行了应诉答辩，后在未召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1日在《上海科技报》公告了公司的减资决议，将原注册资本100万元减至50万元。然后逢集上海公司才于2018年6月6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沈文宝转让股权给张成英和徐波，将公司类型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紧接着逢集上海公司在未收到工商行政部门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8年6月20日签收）的情况下就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50万元，并且沈文宝、张成英、徐波三位股东认缴的资本金相应进行了减少。该减资过程存在诸多疑点，显示三位股东恶意减资，逃避已经产生的债务。首先减资公告先于股东会决议发出，与常理不符。沈文宝、张成英、徐波虽辩称股东之间就减资一事先进行了磋商后召开了会议，但2018年6月1日在《上海科技报》公告减资决议时，逢集上海公司仍然注册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根本不存在其他股东，其辩解不成立。其次，逢集上海公司在未收到工商行政部门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实际于2018年6月20日签收）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50万元，张成英、沈文宝、徐波三位股东的认缴出资额相应进行了减少。从该过程可以看出，张成英、徐波二股东购买沈文宝所持股份进入公司后，逢集上海公司并没有持续进行生产经营，而是短时间内快速减少注册资本，减少股东出资责任。第三，无论是报纸上刊登的减资公告还是股东会的减资决议，逢集上海公司均未向当时已知的债权人镇巴县圣唐公司通知过，也未向镇巴县圣唐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其程序违法。恶意减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注册资本减少了50万元，其形式上类似于股东抽逃出资，减资前已形成的债务不能得到清偿，逢集上海公司虽辩称公司对外拥有300余万债权，但一审、二审均拿不出证据加以证明。逢集上海公司恶意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由于逢集上海公司恶意减资，导致减资前形成的公司债权在减资之后清偿不能，股东张成英、沈文宝、徐波恶意减资达到了抽逃出资的效果，三股东应该在减少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就张成英、沈文宝、徐波三位股东承担责任的大小，2018年6月15日逢集上海公司开股东会决议显示，沈文宝认缴出资减少10了万元，张成英认缴出资减少了30万元，徐波认缴出资减少了10万元。本院业已查明张成英、徐波从未未向公司实际出资。就沈文宝的实际出资情况，沈文宝辩称其已实际出资49万元，并提供上海XX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8月7日作出的验资报告作为证据。本院认为该报告虽能显示自2016年5月23日至2017年10月26日，沈文宝分10次从个人账户向逢集上海公司账户转款49万元，但在这期间，逢集上海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对公司事务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因此这期间财务账册的证明力较弱。转款注明的款项用途为“投入资金”，投入资金的概念较为宽泛，与股东出资也存在着较大差别。该报告依据的账务资料也并未全部囊括2016年3月18日至2018年6月15日这期间逢集上海逢集公司的全部账务情况。本院也查明，在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6日期间，逢集上海公司存在以备用金名义向沈文宝个人账户的大额转款。因此上海XX会计师事务所2020年8月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依据资料并不全面，其结论无法证明沈文宝持有股权期间对逢集上海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相反，在2018年6月6日股东会决议后，逢集上海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变更登记备案的材料中，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显示，沈文宝的出资形式为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期限为2036年3月前，若之前沈文宝已经实际出资，其在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备案时，不可能不予以纠正。结合沈文宝和张成英、徐波之间股权转让的1元对价，本院认定沈文宝并未向逢集上海公司实际出资。故沈文宝应该在减少出资的10万元范围内，张成英应该在减少出资的30万元范围内，徐波应该在减少出资的10万元范围内对逢集上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执恢30号执行裁定和一审判决对沈文宝承担责任的金额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就争议焦点2、根据2018年10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张成英将其所持有的60%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敦长明，沈文宝将其所持有的20%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张成立，徐波将其所持有的20%股权作价1元转让给张成立后，张成立、敦长明成为逢集上海公司的股东至今。股权转让前后，公司注册资本均为50万元，缴纳方式均为认缴出资，出资期限均为2036年3月前。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成立、敦长明在受让股权时知道张成英、沈文宝、徐波存在恶意减资50万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所以张成立、敦长明对减资的50万元不承担补充责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之规定，认定张成立、敦长明对减资部分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在现行《公司法》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资本制修改为认缴资本制后，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本案中，逢集上海公司虽辩称公司对外拥有300余万债权，却在一审审理、二审审理中均拿不出证据来证明。经镇巴县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逢集上海公司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逢集上海公司可以申请破产，其不申请破产的，股东出资义务应加速到期。故本案中股东张成立、敦长明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镇巴县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追加股东张成立、敦长明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在对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本院业已查明张成立、敦长明未向公司实际出资。因此，敦长明应该在30万元范围内，张成立应该在20万元范围内对逢集上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综上所述，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2020)陕0728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二、追加逢集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沈文宝及公司成立后其余各时期的股东即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沈文宝在其减少出资的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成英在其减少出资的3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徐波在其减少出资的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张成立，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敦长明，在其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沈文宝、张成英、徐波、张成立、敦长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玉宁审 判 员 王潇浴审 判 员 舒 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张昕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