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4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良，男，1974年5月12日生，汉族，住盐城市盐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军，男，1978年3月20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超，男，1962年1月28日生，汉族，住盐城市盐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春生，男，1969年1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峰，江苏汇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安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盐城市大丰区大桥镇民建街**。法定代表人：袁钧，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礼新，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因与被上诉人盐城安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9)苏0982民初6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顺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明确其仅保留因未缴纳社会保险构成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事实和理由：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安顺公司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明显违反劳动合同法及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安顺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仅是劳动者领取的工资中包含“三金”，这是其单方制作的，没有劳动者放弃单位缴纳社保的明确承诺，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2、社会保险具有社会性、保险性、强制性特征，劳动者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不在其权利处分范围内，其与用人单位关于不缴纳社保的约定应属无效约定，用人单位不承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安顺公司辩称，1、双方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时均确认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由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自行缴纳，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并不能导致安顺公司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该无效行为只能导致行政机关对保险费用予以追缴或者其他处罚。2、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领取的工资包含“三金”，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上诉人也未提出过缴纳社保的要求，现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显然不应当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安顺公司支付王国良经济补偿金14000元（2013年1月-2017年9月份）；3、判决安顺公司向李明军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元及经济补偿金10000元（2015年3月-2017年5月）；4、判决安顺公司向戴超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元及经济补偿金36000元（2011年11月-2017年7月份）；5、判决安顺公司向曹春生支付拖欠的工资2500元及经济补偿金10000元（2015年6月-2017年7月份）。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2月26日，安顺公司（甲方）与王国良（乙方）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内容为：“甲方聘用乙方从本公司驻外办事处岗位工作，乙方应自觉服从甲方企业的统一管理及工作要求，严格遵守、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协议期限为壹年，自2015年2月26日起至2016年2月25日止（如双方合作融洽可时间顺延、内容不变）。乙方工资报酬为3000元/月以上（月底发放），享受公司员工同等福利待遇。按规定劳资双方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鉴于乙方个人特殊原因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甲方以不低于500元/月的额度贴付给乙方，由乙方自行缴纳保险款项（或解除相关事宜），同时也作为甲方对乙方个人保险的相应处理…”。2015年3月1日，安顺公司（甲方）与李明军（乙方）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内容为：“1.甲方将所属车辆承包给乙方定向运输，即按照甲方指定的货源、数量、质量、运程、路线等相关要求出车使用；2.协议期限暂定壹年，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止。如双方合作融洽，时间可适当顺延（本协议内容不变）；3.劳务报酬结算方式为每月一次，月基本报酬2400元加里程结算费（详见公司结算表）；4.甲乙双方为劳务合作关系，但本着相互负责的原则，双方均应共同交纳相关保险。有关乙方个人保险的手续办理（含款项缴纳）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其中应由甲方承担的部分已包含在结付给乙方的保底劳务费（基本报酬）和里程结算费内…”。2015年6月1日，曹春生与安顺公司签订了上述《劳务合作协议书》，除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外，其余内容相同。2014年1月28日，戴超与安顺公司签订了除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外，其余内容均相同的《劳务合作协议书》。另查，安顺公司通过会计朱某向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发放工资。2016年5月，安顺公司曾向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中汇支行出具收入证明书一份，内容为：戴超身份证号码：，自2011年11月进入我单位并工作至今，现在担任驾驶员职务，该员工税后月收入人民币6000元（含税后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公积金、股份分红及其他收入）。本单位保证上述证明真实、有效。该证明由安顺公司加盖公章，且留有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2018年4月30日，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及四名案外人共同向安顺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均要求与安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补缴社会保险费，其中王国良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14000元；曹春生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元以及拖欠工资2500元；李明军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元以及拖欠工资6000元；戴超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36000元以及拖欠工资6000元。解除的事由均为：“贵公司未与我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也一直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我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及四名案外人提起仲裁申请，盐城市大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内容为：1.被申请人盐城安顺物流有限公司与申请人咸东、朱兆东、施洲、芮斌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被申请人盐城安顺物流有限公司与申请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3.被申请人盐城安顺物流有限公司在本仲裁裁决书生效后的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咸东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支付申请人施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3500元；支付朱兆东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7500元；支付芮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元；4.被申请人在本仲裁裁决书生效后的15日内支付申请人芮斌欠发工资15000元。5.对于被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另查，安顺公司和盐城力捷物流有限公司的公司注册地址均为盐城市大丰区大桥镇民建街33号，2015年2月26日，盐城力捷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某变更为袁钧，同年4月24日由袁钧变更为王琦伟。戴超离职前安顺公司发放的前12个月工资分别为：5451元、6494元、6386元、6276元、5499元、5006元、4937元、6432元、4310元、4732元、4412元、3447元。关于实际离职时间，双方均认可曹春生离职时间为2017年7月，李明军离职时间为2017年5月。王国良主张离职时间为2017年8月，安顺公司认为应该以缴费通知单2017年11月为准。戴超主张离职时间为2017年8月25日，安顺公司认为离职时间为2017年7月。一审法院认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均分别与安顺公司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书》，对工作内容、工资报酬结算方式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虽然名为劳务合作，但对如何合作、风险负担、利润分配等未有明确约定，从根本上来说，安顺公司支付报酬的依据仅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根据安顺公司的安排从事驾驶车辆等即交付劳动，故从合同性质、履行情况以及银行发放工资明细、缴费通知单、荣誉证书等证据看，双方之间应为劳动合同关系。在本案前两次庭审中，安顺公司持有双方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工资表等证据，但不提交法庭，且在前两次庭审中，均抗辩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并认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已与案外人签订劳务协议，由案外人缴纳社保，与安顺公司第三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综上，对安顺公司抗辩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信，并依法确认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与安顺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鉴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已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而解除劳动关系属于形成权，在通知被收悉即发生效力，故对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现诉讼主张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不予支持。关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主张的拖欠工资问题。关于李明军主张的拖欠的工资6000元，李明军陈述未发工资的原因为其在2017年4月份发生交通事故，安顺公司要求其处理完交通事故再发工资，安顺公司认为不欠李明军的工资。从安顺公司提交的2017年4月份工资表显示李明军的工资为6608元，该页其他人员工资签名栏均备注“7.3汇款”，李明军签名栏为空白，结合李明军提交的银行明细，未有上述款项的发放情况，现李明军主张拖欠工资为600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关于戴超主张的拖欠工资6000元，认为其工作至2017年8月25日，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从李明军举证的缴费通知单看，其工作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安顺公司亦认可以缴费通知单上的离职时间为准，但对具体离职时间未能陈述并举证，从安顺公司提交的2017年7月的工资表看，该月应发工资人员中已无戴超名字，安顺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发放戴超7月份工资，结合戴超陈述的离职时间，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安顺公司仍应给付戴超工资5281.83元【（5451元+6494元+6386元+6276元+5499元+5006元+4937元+6432元+4310元+4732元+4412元+3447元）÷12】。关于曹春生主张的拖欠的工资2500元，曹春生认为其工作至2017年7月份，工资已发放，但此前安顺公司存在克扣工资的情况，但曹春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克扣的事实，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主张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其在与安顺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时，均确认不要求安顺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由其自行缴纳社保，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虽然双方的合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但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以安顺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经济补偿，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安顺公司支付李明军工资6000元、戴超工资5281.83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安顺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分别与安顺公司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有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工作纪律、终止条件、社会保险费用的负担等内容，虽然名为劳务合作协议，但对如何合作、风险负担、利润分配等未有明确约定，安顺公司支付报酬的依据系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根据安顺公司的安排从事驾驶车辆的劳动情况，根据合同的约定以及履行，可以认定双方间为劳动合同关系。因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已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与安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解除行为属于形成权，在通知被收悉即发生效力，故一审法院对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要求确认劳动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合法有据。对于李明军、戴超、曹春生分别主张的欠付工资以及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作出认定。二审中，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明确其仅保留因未缴纳社会保险构成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故二审不再审查。关于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主张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一审审理中安顺公司已提交双方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一审法院也已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劳务合作协议书》中均明确不要求安顺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由其自行缴纳社保。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该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责任不可单方归责于安顺公司，且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领取的工资中也已包含社保费用，现其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国良、李明军、戴超、曹春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东审判员 史宏春审判员 惠 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蔼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