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春林，男，汉族，1966年3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玮，湖北神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蕲春县蕲州水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北门街**。法定代表人：范茂林，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建，男，汉族，1970年9月18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薛春林因与被上诉人蕲春县蕲州水运公司（以下简称水运公司）、项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薛春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玮，水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茂林到庭参加诉讼。项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春林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薛春林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水运公司、项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合议庭成员之一“邓毅”，不是一审开庭审理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薛春林共计支付购船款合计242.07万元。一审判决以项建于2010年8月5日收条上薛春林名字系另行添加、水运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为由，不予采信该证据，属主观臆断。薛春林多次要求项建、水运公司注销原所有权登记、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等事实，一审均未予认定。双方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8月11日，但在此之前涉案船舶已于2009年11月3日被青岛海事法院查封、扣押，明确查封期间不得办理过户、转移、变卖等有关手续，不得设立抵押。且青岛海事法院多次进行了续查封。而水运公司作为青岛海事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仍未履行完毕清偿义务，导致涉案船舶长期被青岛海事法院查封、扣押，薛春林购买船舶却过不了户、得不到检测，无法经营和使用，影响了薛春林完整地获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一审判决对薛春林何时可完整地实现船舶所有权的权能未作出说明。水运公司、项建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的买卖合同应予解除。三、本案诉讼时效未超过。薛春林直至起诉时一直在要求水运公司、项建履行义务，从未停止过。且项建一审缺席，应视为其放弃其答辩权，包括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项建、水运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一审对于薛春林针对项建的诉讼时效处于何状态未作说明。水运公司辩称，一、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薛春林不享有合同解除权。2010年签订合同时经过公证，当事人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水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明确告知薛春林涉案船舶已经被青岛海事法院查封、扣押的事实，双方对涉案船舶查封、扣押的事实是否影响使用、后续如何处理等进行过商议，在此情况下，薛春林仍愿意购买涉案船舶。合同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且涉案船舶已经交付薛春林实际使用多年，薛春林称不知道涉案船舶被查封、扣押，不符合常理。涉案船舶仅是在查封、扣押期间暂时限制过户，而非永久性的不能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不构成合同标的履行不能，出卖人不存在违约。二、薛春林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缺乏法律依据。涉案买卖合同约定购船款为98万元，薛春林主张项建返还242.07万元，缺乏事实依据。自2010年涉案船舶交付给薛春林至今，薛春林作为涉案船舶实际所有人和经营人，其营运收入全部归其所有，对涉案船舶的维护修理是其应承担的必要营运成本，应自行负担。即使涉案船舶买卖合同解除，则该期间的营运收入应返还给原所有人项建。薛春林对扩大的损失无权要求赔偿。三、薛春林要求水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涉案船舶买卖合同约定项建持有涉案船舶100%的股份，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四、薛春林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薛春林在购买船舶使用十年后，还要求退还购船本金及利息，不符合常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罔顾客观事实，有滥用诉权之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项建未提交答辩意见。薛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鄂蕲春货618船舶实际出资购买、实际经营人认定合同书》；2.判令项建向薛春林返还购买该船舶的本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420700元，并承担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船舶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标准计算的违约金；3.项建向薛春林偿还船舶维护、修理修配费用40万元；4.水运公司对上述第二、三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项建、水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1日，双方当事人在湖北省公证处公证签订的《鄂蕲春货618船舶实际出资购买、实际经营人认定合同书》约定，“鄂蕲春货618”轮所有权证书登记水运公司占50%股份，项建占50%股份，实际上由项建个人出资购买，占100%股份。2010年8月10日，项建将该轮出售给薛春林，项建自出售之日起不再拥有该船舶的全部股份，若薛春林要求项建在海事部门办理该船舶的注销手续，项建保证亲自至黄石海事局签字注销，自薛春林通知项建三日内到海事局，若项建拖延期限，按每日5000元违约金赔付给薛春林并承担一切后果责任。2010年8月5日之前该轮的债权、债务纠纷均由项建负责，产生的费用亦由项建负责，如果船舶需要转接，项建、水运公司有义务为薛春林办理船舶转接手续。因薛春林户口不在本地，为了办证方便，该轮的所有人、经营人在办理证书名称上为水运公司，实际产权人、经营人为薛春林。合同签订当日，项建在秦皇岛向薛春林交付该轮。2010年8月7日，项建出具收条记载，“收到鄂蕲春货618船舶卖出余款1300700元，船款全部结清”。同年8月10日，项建出具收条记载，“暂收薛春林买鄂蕲春货618船款2万元”。另查明，“鄂蕲春货618”轮登记的经营人与所有权人为水运公司，共有人为项建，水运公司与项建各占50%股份。2009年11月3日，因水运公司未履行（2007）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09）青海法执字第165号民事裁定，查封、扣押水运公司所属的“鄂蕲春货618”轮，查封期间不准办理过户、转移、抵押等手续。青岛海事法院于2009年11月3日及2015年7月24日向黄石海事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查封期间不准为该轮办理过户、转移、变卖，设立抵押等有关手续。庭审中，薛春林陈述，2014年其出售“鄂蕲春货618”轮时才得知该轮被查封，自2010年8月买到该轮之后，该轮在其控制下，未被法院拍卖。水运公司陈述（2007）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的还款义务未履行完毕，尚有10万元款项未还清。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薛春林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公证处签订的《鄂蕲春货618船舶实际出资购买、实际经营人认定合同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一旦成立、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不得任意变更或解除，只有具备约定条件或法定条件时，当事人才可解除合同以免除其对缔约双方的法律约束。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故解除合同必须满足法定的解除条件。本案所涉纠纷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项建、水运公司作为船舶的卖方，其主要的合同义务为交付合格的船舶，项建在合同签订当日已将“鄂蕲春货618”轮及相应证书交付给薛春林，薛春林取得该轮且未对船舶的质量提出异议，项建、水运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故以项建、水运公司不履行主要债务为由解除合同不能成立。“鄂蕲春货618”轮目前被青岛海事法院限制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项建、水运公司未能履行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构成违约，但买卖合同中买方的合同目的为取得标的物，船舶作为动产，自交付时所有权发生转移，所有权变更登记只是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在船舶交付给薛春林时，薛春林即取得该船舶所有权，未履行所有权变更登记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取得船舶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况且“鄂蕲春货618”轮自交付至今8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由薛春林占有、使用和经营，并未出现被法院拍卖或者其他形式导致薛春林丧失船舶所有权的情形，且限制办理过户手续只是临时措施，有可能解除，所有权变更登记并非绝对不能办理，故以项建、水运公司不履行一般合同义务或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解除合同亦无法成立。关于水运公司抗辩的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当事人对薛春林得知“鄂蕲春货618”轮被限制办理过户的时间存在争议，水运公司认为签订合同前即知道，薛春林认为自2014年出售船舶时才得知，即使从薛春林自认的2014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直至薛春林于2018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无证据证明期间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薛春林对水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薛春林丧失对水运公司的胜诉权。综上，薛春林要求解除《鄂蕲春货618船舶实际出资购买、实际经营人认定合同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他诉讼请求均以合同解除为前提条件，因合同解除不能成立，其他请求亦不能成立，且薛春林对水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薛春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薛春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725元，由薛春林承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薛春林、项建均未提交新证据。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水运公司提交下列证据：第一份证据，2014年1月13日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原件）；第二份证据，2014年1月13日颁发的船舶国籍证书（原件）；第三份证据，2019年5月29日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件）。拟证明涉案船舶虽然被扣押，但证书都是有效的，不影响营运。薛春林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三份证据均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按照双方交易，所有证书应当提供给我方，至今所有证书仍是对方持有，可以证明当事人之间没有实现船舶买卖合同的目的。本院认为，薛春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针对本案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及证据综合评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判决书载明的合议庭组成成员与一审庭审合议庭组成成员不一致，系一审判决书笔误，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8）鄂72民初1659号民事裁定予以补正。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如果涉案合同解除，项建是否应当返还薛春林购船款、船舶维护费、修理费以及具体金额认定问题？水运公司应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于2010年8月11日签订的《鄂蕲春货618船舶实际出资购买、实际经营人认定合同书》，系经湖北省公证处公证，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的当天项建与薛春林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后涉案船舶一直由薛春林经营、使用至今。水运公司二审提交的涉案船舶相关证书表明水运公司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关办证义务。卖方的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买方亦支付购船款并实际获得标的物的使用、经营权，买卖合同已基本实际履行完毕。虽然涉案船舶存在2009年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事实，但薛春林作为买方，亦负有在签订买卖合同前就涉案船舶的登记以及是否存在权利瑕疵等相关情况向有关机关进行查询的注意义务，其未尽该注意义务，应当对相应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涉案船舶已经交由薛春林实际使用、经营至今已逾10年，其主张一直不知晓相关查封、扣押事实，不符合常理。且薛春林未提供证据证明水运公司、项建在签订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时存在恶意欺瞒情形。薛春林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行为影响其实际使用、经营。薛春林在实际经营、使用涉案船舶多年后，主张水运公司、项建隐瞒事实，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另，即使薛春林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成立，也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薛春林一审陈述其于2014年知晓涉案船舶存在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情形，则至迟应当在此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其至2018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买卖合同，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其解除权消灭。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薛春林主张项建返还购船款、船舶维护费、修理费以及水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系合同解除后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本院认为薛春林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薛春林针对项建、水运公司主张合同解除后的相关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薛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725元，由薛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书记员金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