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68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程平，居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萌，山东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永举，男，195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鹏（田永举之子），男，198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远博，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胜利社区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田永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5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胜利社区居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田永举的诉讼请求；2.由田永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2013年6月24日正确。从2013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两年内没有中断的事由。设置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就是敦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两年内，田永举没有向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行使过索要营业损失的权利，田永举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丧失了胜诉权。2.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错误。一审法院以“提交安置房领取钥匙交接单、房款未结算，结算时结清差价，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此证据表明对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债务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并表明剩余债务分期履行”认定胜利社区居委会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同意履行义务错误。胜利社区居委会迟延交房和结清原房价款并不必然表明胜利社区居委会就同意支付延期交房的营业损失。3.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错误。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实田永举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索要过营业损失，也没有证据证实胜利社区居委会同意支付营业损失。4.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的规定除外的规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胜利社区居委会2015年12月22日交房、2017年7月6日转账支付退房屋拆迁补偿款是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认定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9年7月5日。这两个时间节点都在2015年6月23日以后，不是发生在2015年6月23日之前，且这两个事由和索要营业损失不是同一债权，所以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及于剩余债权，显然错误。5.一审法院同时认定应当从2018年6月15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一个案件有两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正确。综上，一审法院以诉讼时效中断为由支持田永举的诉讼请求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认定田永举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也没有中断的事由，予以改判，驳回田永举的一审诉讼请求。 田永举辩称，原审判决是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是经审判委员会集体研究讨论通过的，逻辑清楚，说理透彻，适用法律准确，虽然与我的诉求尚有差距，但基本维护了一位古稀老人在面对政府强势背景下的弱势权利，我老伴因催款未果着急而患脑溢血的后遗症也慢慢有所康复。胜利社区居委会的上诉纯属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各方诉累，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完全正确。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3日期间，我主张过权利，不仅如此，直到2018年9月提起诉讼，我一直都在主张权利。首先，30多万的房款，还有每年20多万的租金损失，放在谁身上谁不着急？这是人之常情常理。其次，在与胜利社区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程平书记的电话录音中，寒暄之后，程书记第一句话就是“嗯，你们那个事别等了，不行就上法院起诉吧！”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两人此前就案涉事宜通话过多次或当面沟通过多次，否则程书记不会直接说你们那个事别等了。胜利社区居委会现在辩称我没有主张过权利，是昧着良心说话。再者，老百姓都知道民告官难，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打官司告自己的村主任。本案中，我也是一催再催，一拖再拖，否则也不会等了5年多才启动诉讼程序。启动诉讼之前，2013年、2014年我与其他邻居（包括证人）等都去要过房款和营业损失，2015年12月22日签署《安置房领取钥匙交接单》并拿到钥匙，2017年7月2日我老伴要款过程中突发脑溢血住院，过了四天，7月6日胜利社区居委会安排财务李秀霞支付了房款，2018年6月15日与程平书记再次通话沟通营业损失事宜，2018年8月委托律师签发律师函，这些难得的书面材料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我早就有打官司的心思，准备的证据哪能这么少。所以说，我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只不过是过于相信居委会，过于相信政府，没想到对方会不兑现，从而导致自己没有收集证据的意识。最后，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有三种，退一万步讲，即使权利人没有主张，但合同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也可以中断。胜利社区居委会以我没有主张就片面认为诉讼时效没有中断事由，是法律认识上的错误。 原审判决并没有认为“胜利社区居委会同意支付延期交房的营业损失”，而是在论述胜利社区居委会让我填写《安置房领取钥匙交接单》是对债务的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并表明剩余债务分期履行，意在强调胜利社区居委会不能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换句话讲，胜利社区居委会既然履行了交房义务（虽然迟延），该行为势必导致同一债权中的另外一部分债权即主张延期交房造成的营业损失诉讼时效同时中断，至于胜利社区居委会是否同意支付这个延期交房的营业损失，则不影响时效中断的认定。 透过胜利社区居委会的上诉理由不难发现，胜利社区居委会没有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和二十二条的规定，也没有理解原审判决适用该两条规定的原因。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使双方形成了合同之债，胜利社区居委会的义务有按时交房、支付房款、办理房产证等。在胜利社区居委会出现迟延交付房屋情形后，衍生出新的债务就是赔偿延期交房的营业损失。对于我来讲，交房、支付房款和赔偿损失分别就是“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胜利社区居委会在2015年12月22日交房的行为是同意履行义务的体现，该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即支付房款和赔偿损失。所以，即使没有我提供的曾主张营业损失的证据，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也可以得出我主张营业损失的诉讼时效因胜利社区居委会的交房而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 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两个诉讼时效起算点，这是胜利社区居委会自己的误解。 原审判决说得非常明白，2013年6月24日是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日，但正是因为有了胜利社区居委会二次同意履行义务和答辩人一次提出请求（除法院认可的这次外，还有很多次请求）而发生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本案诉讼时效期间需要重新计算，而2018年6月15日正是中断之后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并非胜利社区居委会所诉称的有两个诉讼时效起算点。 除以上反驳外，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想多说一句的是，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现在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三年来，胜利社区居委会从未否认拖欠我营业损失，但一直拿着时效当挡箭牌。讲诚信的组织不应该这样做，讲诚信的政府不应该对此放任不管。当初拆迁的时候，作为党员我带头腾房、搬迁，但现在造成营业损失了，却找各种理由拒赔，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胜利社区居委会的诚信问题。我的案子打了三年了，从68岁打到70岁，来回奔波十几次，本来可以诚信解决的事情，却浪费了双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心碎。别不多说，感谢费县法院还我公平正义，也恳请二审维护这个公平正义，通过一个个的小案子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田永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胜利社区居委会赔偿我经济损失共计661427元及利息（以66142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胜利社区居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胜利社区居委会在2012年6月24日签订了《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其中,《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1.从拆迁至回迁期限为壹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如回迁日期超出约定期限,超期造成的营业损失,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签约后,我大力支持政府旧村改造工作,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按时腾空房屋、搬迁,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但是胜利社区居委会严重违约,直到2015年12月22日才交付安置回迁房,交房逾期长达两年半之久,给我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经权威价格评估机构鉴定，胜利社区居委会逾期交房造成我房租损失共计661427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予保护。胜利社区居委会失信违约,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永举作为乙方、胜利社区居委会作为甲方，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及《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案补充协议）。涉案协议第六条“关于协议履行及双方责任”部分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涉案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房屋拆迁及房屋回迁安置”部分约定：“1.从拆迁至回迁期限为壹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如回迁日期超出约定期限,超期造成的营业损失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协议签订后,田永举履行了搬迁义务。 在履行中，胜利社区居委会未能按照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一年期限即2013年6月23日前交付房屋，胜利社区居委会交付房屋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因迟延交付房屋导致的损失酿成纠纷。 一审审理中，经胜利社区居委会申请，对涉案房屋迟延交付的损失委托了评估，评估项目为涉案房屋在2013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2日的损失，评估意见为：田永举回迁房2013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期间的租金损失在评估基准日时评估价值为400648元。 涉案房屋拆迁前为田永举所有的民宅，临商业街，田永举提交证据证明该民宅在拆迁前处于商业出租状态；田永举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回迁后，进行商业性经营。对于迟延交付回迁房屋造成的损失，当事人约定，“如回迁日期超出约定期限,超期造成的营业损失,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 一审审理中，对于涉案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发生争议。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涉案诉讼时效的起算起点为2013年6月24日，依据为涉案补充协议约定一年交付房，自胜利社区居委会没有在一年内交付房屋之日起即应当计算诉讼时效。田永举主张应自胜利社区居委会实际交房日期即2015年12月22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按照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至田永举2018年11月29日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为证明涉案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审理中，田永举申请证人出庭，证明该证人曾与田永举等到胜利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就相关涉案房屋类似情形与胜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商谈赔偿条件，时间大约为2013年至2014年间，胜利社区居委会否认该证人的证言；田永举提交“安置房领取钥匙交接单”，证明交房日期为2015年12月22日的同时，该证据还载明房款尚未结算完毕，意图证明涉案房屋的相关损失一直主张权利中；田永举提交证据“借记卡明细”，证明2017年7月6日胜利社区居委会单位的财务人员给田永举的代理人转账房屋尾款，意图证明涉案房屋的相关损失一直在主张权利中；田永举提交田永举妻子的住院病历，显示时间为2017年7月2日，病历显示主要诊断为脑出血，其他诊断为高血压病，田永举陈述提交该证据的目的为田永举家人曾经就涉案房屋损失问题信访，因激动后住院，印证田永举曾经主张权利，胜利社区居委会否认此事实；田永举提交录音，录音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14时44分，通话人为田鹏（田永举之子），主张接听电话的人为胜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胜利社区居委会否认接听电话人为胜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但是胜利社区居委会没有申请对录音的通话人进行鉴定；田永举提交快递单，证明田永举律师曾经于2018年8月向胜利社区居委会发出过律师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纠纷为追索迟延交付房屋导致的损失引发的纠纷，案由应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认定如下：1.诉讼时效的争议。本案为迟延交付标的物导致损失的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诉讼时效。在该争议中，涉及两个关键点，一是诉讼时效的起算日的争议，一是该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1）关于诉讼时效起算日的争议。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依照该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具体本案而言，由于本案的情形没有证据证明法律另有规定，因此应当自权利人即田永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在审理中，当事人对此发生争议，田永举主张应自涉案房屋实际交付日起计算，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应自涉案房屋在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日起计算。对于当事人的上述争议，具体本案而言，为迟延交付回迁房屋导致的损失纠纷诉讼时效起算日的争议，对于本案此种具体争议，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具体的规定。迟延交付标的物导致的损失纠纷关于诉讼时效起算日争议，最接近本案的相关情形，为《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8条的规定，即“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上述意见确定了一个裁判规则，即迟延履行办证义务导致的损失，诉讼时效起算日为“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对本案而言，由于本案为迟延交付房屋导致的损失，其情形与上述意见情形类似，可以参照适用，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交付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应自合同约定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当事人约定2012年6月24日起一年内交房，则届满日为2013年6月23日，故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为届满日的次日即2013年6月24日。因此本院对于本节的争议，确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日为2013年6月24日。（2）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在民法总则实行以前，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在不发生中止中断的情形下，本案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5年6月23日。因此判断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分析本案是否存在着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由于当事人没有就中止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仅分析是否存在着中断的情形。对于田永举而言，能够证明田永举在2015年6月23日前主张过权利的，为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证明曾经于2013年至2014年间与田永举等一起就涉案房屋的损失问题与胜利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商谈过意见。但是，由于该证人证言模糊不清，难以采纳。因此，田永举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在此诉讼时效届满前主张过权利。但是，对于迟延交付标的物导致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属于迟延履行的情形，在合同履行中，胜利社区居委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后胜利社区居委会履行了交付房屋义务，属于又履行义务的情形，在上述情形下，田永举主张就胜利社区居委会迟延履行导致的损失要求赔偿，根据该条的规定，田永举主张的损失即属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情形，即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根据该条的规定，胜利社区居委会“应当赔偿损失”。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为此，田永举提交的证据表明，胜利社区居委会在上述诉讼时效届满后同意履行义务，即田永举提交的“安置房领取钥匙交接单”，此证据载明“房款未结算，结算时结清差价”，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此证据表明对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债务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并表明剩余债务分期履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在胜利社区居委会同意履行义务后，胜利社区居委会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根据该条的规定，田永举主张的债权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同一债权中的一部分，在胜利社区居委会于2015年12月22日履行同一债权中的交房义务后，其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田永举剩余债权；田永举提交的2017年7月6日向田永举转账支付房款的证据表明，涉案剩余债务部分履行到2017年7月6日，在此情形下再次发生胜利社区居委会同意履行债务的情形，若以此计算二年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9年7月5日。根据田永举提交的证据，即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下午的录音，该录音明确表明田永举家人向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涉案损失，胜利社区居委会表示建议田永举诉讼解决，这是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对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6月15日胜利社区居委会明确拒绝起计算，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经实施，按照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自2018年6月15日起为2021年6月14日，本案的起诉日为2018年11月29日，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本案的诉讼尚在诉讼时效内。2.胜利社区居委会的责任。对于迟延交付标的物导致的损失的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涉案补充协议已经约定了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即“如回迁日期超出约定期限,超期造成的营业损失,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对于损失，经评估机构评估，评估报告结果为：标的田永举回迁房2013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期间的租金损失在评估基准日时评估价格为40064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条的规定，评估机构评估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田永举还请求了利息损失。田永举主张以66142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田永举主张由胜利社区居委会赔偿金钱债务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田永举主张的利息计算基数，应当以法院认定的为准；利率的标准，由于当事人没有约定，可以参照民间借贷逾期付款年息6%的标准计算，按照田永举主张的2015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对于鉴定费用，当事人均未主张，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参照上述规定，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胜利社区居委会赔偿田永举损失400648元；二、胜利社区居委会支付田永举利息，以400648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自2015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田永举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义务项的部分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14.27元，由胜利社区居委会负担6248.56元，由田永举负担4165.71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胜利社区居委会与田永举于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胜利社区西部沿街营业用房补偿协议》约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回迁期限为一年，因胜利社区居委会在2013年6月24日未交房，依据《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协议》关于“超期造成的营业损失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的约定，田永举自2013年6月25日以后可以对胜利社区居委会超期交房所受到的营业损失经评估公司评估后向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权利。本案中，田永举因逾期回迁所受到得的损失额与回迁的逾期时间长短呈正相关，逾期回迁越长，田永举受到的经济损失越大，因此，田永举的损失具有继续性债务关系的特征。其租金损失可以视为按日产生的相互独立的多个债务，应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本案逾期交房时间发生于民法总则实施之前，但田永举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后，故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即田永举主张的经济损失的从田永举主张权利之日倒推三年起计算。根据现有证据，田永举之子田鹏于2018年6月15日下午与胜利社区居委会的程平电话沟通过营业损失的问题，胜利社区居委会对录音虽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司法鉴定，一审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应从2018年6月15日倒推三年开始计算本案的经济损失，2015年6月15日以前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据此，本案能够支持支持的经济损失的时间段为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12月22日，损失额为：400648元÷909天（2013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1日）*187天（2015年6月16日至2105年12月21日）=82421.44元。 胜利社区居委会对购房款的结算没有异议，但购房款与本案田永举主张的经济损失没有关联性，因此双方结算购房款的时间不应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田永举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其他索要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认可，本院亦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胜利社区居委会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胜利社区居委会逾期交房构成违约，应按约定向田永举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田永举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子田鹏于2018年6月15日向胜利社区居委会主张过权利，而田永举主张的经济损失的金额与胜利社区居委会逾期交房的时间长短呈正相关，故田永举主张的经济损失可以视为按日产生的相互独立的多个债务，应分别计算诉讼时效。田永举提起本案诉讼时效民法总则已经实施，本案应使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即田永举主张的经济损失应从2018年6月15日倒推三年起算，即自2015年6月16日计算至胜利社区居委会于2015年12月22日交房的前一日，共计82421.44元，一审判决以全部逾期交房时间计算经济损失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5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田永举经济损失82421.44元及利息（以本金82421.44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2日起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被上诉人田永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414.27元，由上诉人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1860.53元，被上诉人田永举负担8553.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4.27元，由上诉人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1860.53元，被上诉人田永举负担8553.7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王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