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16543号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荣富钢管租赁经营部，经营场所：杭州市转塘街道江口****。 经营者：周荣富，男，1956年1月4日，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前进，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成建，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人锋，男，197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骏，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荣富钢管租赁经营部（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荣富经营部）与被告徐人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荣富经营部的经营者周荣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前进，被告徐人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荣富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81134.70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0.3‰计算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原告与案外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公司）签订了一份《模板、方档供货合同》，约定：1.由原告向五洋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工业园区“农居高层安置房一期工程”工地提供模板、方档等建筑材料。2.支付方式：上述建筑材料由原告垫资发货，全部地下室完成后五洋公司应支付总货款的40%；主体结构完成后，应支付总货款的30%；剩余货款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6个月付清。3.如逾期付款，应按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此外，双方还对其他事宜进行约定。 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定提供上述建筑材料价值达5270449元。2017年8月28日，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期间五洋公司仅支付部分款项，至今尚欠1581134.70元。2018年2月28日，原告以五洋公司未及时清偿货款为由，具状诉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请求支付涉案款项。2018年5月8日，该院作出了(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内容如下：案外人五洋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581134.70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0.3‰计算的违约金。上述法律文书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已在强制执行中。 另涉案工程由被告实际施工，其为承接该工程，与五洋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程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约定五洋公司通过内部承包方式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被告，五洋公司只收取相应的管理费，具体如何施工、建筑材料如何购买等均由被告具体负责。其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涉案的建设材料均通过被告接洽、联络、购买。上述事实，已由生效的(2018)浙0109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 涉案《钢管、方档供货合同》虽然在形式上由原告与五洋公司签订，但实际上由被告履行，包括本案涉案原告提供的建筑材料均由其接洽购买。其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涉案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实际交易方、合同履行的实际相对方。因被告与五洋公司系内部非法转包关系，应当共同承担清偿原告货款等民事责任。为此具状起诉，请求判令如前所请。 被告徐人锋辩称：1.本案原告已经就同样的事实和诉请起诉五洋公司，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并申报债权，现原告又以徐人锋作为被告，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对同一个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原告不能以原告和五洋公司建立了买卖关系，又和徐人锋产生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被告重复承担责任，原告诉请的所谓的共同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虽不属于重复起诉，但被告认为原告对同一个买卖关系不能主张有两个合同相对方。2.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应当受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合同主体是五洋公司与原告，被告并非合同主体，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涉案买卖合同即《模块、方档供货合同》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供货合同对于货款的结算方式及违约责任都是约束本案原告和五洋公司，与被告无关。被告作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除了法律规定及被告自愿承担之外，其他要求被告承担合同责任和违约责任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3.即使被告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对涉案材料的采购承担相关责任。只有当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时，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这是有条件性的突破合同相对性，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用。本案原告要求与买卖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事实依据。原告作为专业的商事主体，对于工程施工中实际存在的转包情况不可能不清楚，其对五洋公司和被告的转包是非常清楚的，其具有更高的审慎义务，完全有能力选择适格主体签订合同，原告应当对此自担风险。原告多次提到的实际施工人的概念，即使五洋公司转包涉案工程给被告，即使是违法转包，违法转包的后果仅仅止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而不是因为其违法转包而免除五洋公司购买材料而产生的买卖关系的责任。在工程施工中涉及的第三方合同并非是建立在施工资质或内部承包协议或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这些是独立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是出自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以是否违法转包为基础。合同双方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是合法、独立、有效的，在发包人、承包人和转包人之间适用的法律不当然的适用于上述主体与第三人之间，违法转包仅仅是施工合同导致的工程款债务，而不及于其他债务。4.原告提到的生效法律文书，每个案例的事实情况、证据都不尽相同，原告提供的案例、包括当事人为徐人锋的案件，也有大量的案件判决徐人锋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角色不用承担责任的，例如（2020）浙0109民初6490号案件，庭后会作为参考资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共同责任，没有明显直接法律依据，原告提到的建筑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也与本案的共同责任无关。还有原告重点提到的原来的案件认定的被告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及五洋公司的内包合同无效，实际上内包合同无效不直接代表五洋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其他合同无效。内包合同无效仅仅涉及到五洋公司与被告的关系，不能直接认定五洋公司与其他商事主体签订的合同无效，并不能认定五洋公司与被告应当承担共同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进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进工业园区农居建设管理办公室作为发包人(后由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承接后续建设管理及资金支付)，与承包人五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五洋公司承包“前进工业园区农居高层安置房一期工程”。之后，五洋公司(发包人)与被告徐人锋(项目承包人)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一份，约定五洋公司将上述工程内部发包给被告徐人锋承包经营，项目部由项目承包人徐人锋负责经营，项目承包人徐人锋代表五洋公司对项目部进行施工管理，对工程项目经营自负盈亏，即被告徐人锋系上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因上述工程需要，原告与五洋公司签订《模板、方档供货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产品的名称、规格、单价、结算方式等内容。2014年10月起，原告陆续向上述工地提供相应的模板、方档等产品。后因需方未及时支付货款，2016年6月，原告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五洋公司，要求五洋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989314.30元及相应的违约金。案经上虞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6）浙0604民初4343号民事调解书〕，由五洋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01万元，分期付清。2018年2月，原告再次向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五洋公司、周伟达，要求五洋公司、周伟达支付用于上述工地的模板等产品的货款1581134.70元及相应的违约金。2018年5月8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判决：五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1581134.70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上按日0.3‰计算的违约金；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五洋公司不服该判决，依法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又撤诉。上述判决生效后，因五洋公司未履行债务，原告向上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虞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 另查明，2018年12月3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破申2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裘乐群等对被申请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就本案债权，原告已向五洋公司的管理人进行了申报。据原告陈述，至本案庭审时，其尚未收到管理人关于债权得到确认的通知书，也未实际从五洋公司或管理人处收到任何款项。2020年10月，原告以“涉案《模板、方档供货合同》实际上由被告徐人锋在履行，徐人锋作为实际施工人系涉案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徐人锋与五洋公司系内部非法转包关系应当共同承担清偿货款的民事责任”等为由，向本院起诉徐人锋，提出涉案诉讼请求。 还查明，涉案交易最初便是徐人锋出面与原告商谈相关事宜，原告一开始便知徐人锋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上述事实，除原、被告庭审陈述外，还由原告提供的《模板、方档供货合同》等证据及（2018）浙0109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有法律依据，向本院提供（2018）浙0109民初17647号、（2019）浙0109民初7887号、（2019）浙01民终740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2020）浙0109民初6490号、（2020）浙0109民初9720号民事判决书、银行电汇凭证等证据。本院对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因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故本院对上述裁判文书仅收集在卷；银行电汇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荣富经营部与五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已被（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有效，五洋公司应支付原告货款1581134.70元及相应的违约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徐人锋是否应承担本案讼争货款的支付责任？原告认为，徐人锋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且徐人锋和五洋公司对造成工程转包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徐人锋与五洋公司应承担共同责任。被告则认为，原告不能以原告和五洋公司建立了买卖关系，又和徐人锋产生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被告重复承担责任；即便被告是实际施工人，也不能认定五洋公司与被告应当承担共同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在明知徐人锋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仍选择与五洋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且原告与五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被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合法有效；其次，原告在明知徐人锋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仍两次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五洋公司，要求五洋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并没有起诉徐人锋。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2016）浙0604民初4343号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由五洋公司支付原告相应的货款。在上述情况下，原告现另行起诉徐人锋，就（2018）浙0604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五洋公司应支付给原告的1581134.70元货款及违约金，要求徐人锋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徐人锋自愿承担。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实际施工人和违法发（转）包人就工程材料款应承担共同支付或连带支付责任，徐人锋也没有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即便徐人锋是货物的实际使用者，但是原告在明知徐人锋系实际使用者的情况下，前期仍选择与五洋公司签订合同，仍选择起诉五洋公司主张权利，法院也已确定五洋公司就上述货款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故即便五洋公司因破产不能清偿或不能足额清偿相应的债务，但对该选择的后果，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告诉请，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荣富钢管租赁经营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030元，减半收取计9515元，由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荣富钢管租赁经营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珊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