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1刑终627号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钱军，男，1970年8月13日出生于辽宁省锦西县，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Z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4月26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于宏志、刘晓亮，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辉，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获嘉县，汉族，大专文化，原系Z公司总经济师，户籍地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4月26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于小强，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钱军、张辉犯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一案，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8）沪0115刑初471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钱军、张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为国有公司。2013年6月，被告人钱军被任命为Z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Z公司的经营、管理等；2013年11月，被告人张辉担任Z公司总经济师，分管公司经济运行部。2016年5月，被告人钱军、张辉为虚增公司业绩，未经公司领导班子讨论，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代表Z公司与天津市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货物采购合同，与浙江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A股份公司”）签订电商购销合同，由Z公司向浙江A股份公司购买“聚氯乙烯”，并由Z公司将所购买的“聚氯乙烯”销售给A公司。同年5、6月，Z公司从A公司收到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000万余元，并向浙江A股份公司支付货款2,996万余元，浙江A股份公司收到货款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逃匿。至案发，浙江A股份公司未向Z公司交付货物，也未退还货款。2016年6月，被告人钱军、张辉在未了解浙江B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B股份公司”）财务状况的情况下，未经公司领导班子讨论，擅自决定以“赊销”的方式为浙江B股份公司垫资采购货物，钱军、张辉代表Z公司分别与北京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B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由Z公司向北京B公司采购“聚氯乙烯”再销售给浙江B股份公司。同年6、7月，Z公司向北京B公司支付货款1,200万余元。至案发，北京B公司未向Z公司交付货物，也未退还货款。2016年6月，被告人钱军、张辉在前述2笔业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未了解王某控制经营的浙江B股份公司、宁波市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也未认真审核合同货物的真实性，未经公司领导班子讨论，擅自决定出资为王某控制的公司代购“聚氯乙烯”，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代表昊某公司分别与C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签订电商购销合同，由Z公司向C公司购买“聚氯乙烯”再销售给浙江B股份公司。同年6月30日，Z公司向C公司支付货款3,240万元，之后C公司控制人王某逃匿。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Z公司收回款项182.5万元。至案发，C公司未向Z公司交付货物，也未退还余款，造成Z公司经济损失3,057万余元。2016年9月，浙江A股份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因涉嫌诈骗被内蒙古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2017年5月、11月，宁波市公安机关先后决定对王某合同诈骗、浙江A股份公司合同诈骗立案侦查。2016年10月，被告人钱军、张辉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经过。2018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以钱军、张辉涉嫌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立案侦查。钱军、张辉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还查明，2017年，A公司分别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Z公司返还货款3,000万余元，同年9月、12月，法院先后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货物采购合同，Z公司向A公司返还货款3,000万余元。后因Z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于2018年6月、9月作出民事裁定，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发回重审。2017年，Z公司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B公司返还货款1,200万余元，同年11月，法院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北京B公司应返还Z公司货款1,200万余元。2018年6月，Z公司通过诉讼执行收到了执行款1,317万余元。2016年8月，Z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浙江B股份公司支付货款3,170万元，2017年4月，法院作出判决：浙江B股份公司应向Z公司支付货款3,170万元。原审法院查证属实的证据有企业工商登记材料、职务证明材料、报案材料、国资委文件、购销合同、收付款明细、判决书等证据。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查证属实的证据认为，钱军、张辉身为国有公司即Z公司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代表公司与C公司签订、履行合同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导致国有公司遭受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钱军、张辉均有自首情节，在事发后积极配合公司追讨涉案款项，对二人均予以减轻处罚。钱军作为公司的主管人员，在涉案业务中具有决策权，起决定性作用，张辉在钱军的指示下积极落实合同的签订、货款的支付等，对张辉再酌情从轻处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钱军犯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二、被告人张辉犯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上诉人钱军上诉称王某是公司老客户，对其有信任基础，签订合同是为了增加公司业绩，自己主观恶性小；签订、履行合同中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事后积极协助挽回损失，得到公司的谅解，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钱军的辩护人提出，Z公司与C公司的合同纠纷通过民事诉讼已经解决，公安机关对该节事实亦未立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王某或C公司的行为涉嫌诈骗犯罪，故钱军的行为不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请求改判钱军无罪。上诉人张辉上诉称相关办案机关并未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故其行为不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张辉的辩护人同意张辉的上诉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对Z公司与C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纠纷未做刑事立案处理，张辉的行为不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证明：1.王某明知浙江A股份公司没有履约能力，与Z公司、A公司签订三方购销合同，收取合同款项后未交付货物。2.Z公司与C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签订三方购销合同，损失货款3,170万元。Z公司就此合同纠纷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胜诉。Z公司报案时未如实陈述上述诉讼情况。宁波市公安分局鄞州分局对王某、浙江A股份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予以立案，未对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进行过刑事立案处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钱军、张辉作为国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原审法院根据钱军、张辉均有自首情节，事发后积极配合公司追讨涉案款项，结合二人在涉案业务中作用大小等情节，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对于钱军、张辉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本院评析如下：一、王某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与Z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合同纠纷。经查：一、王某为涉案浙江A股份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中Z公司与浙江A股份公司、A公司签订三方循环闭合合同，以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为交易上、下家签订购销合同，均属于没有实际货权流转的融资性贸易。二、C公司收取Z公司3,240万元后，既未交付货物，也未退还货款，至二审期间，Z公司在该节交易中仅收回182万余元。三、Z公司于2016年8月提起民事诉讼，浙江B股份公司未到庭应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Z公司提供的证据判决浙江B股份公司应当支付货款3,170万元。四、王某除因诈骗行为被宁波警方立案追查，还因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其他企业巨额资金被内蒙古警方立案追查。五、A公司起诉Z公司返还货款3,000万余元，与王某及浙江A股份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具有关联性，其主张的事实涉嫌经济犯罪，于2020年1月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与Z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应通过对涉案人员及公司的履约能力、履约行为以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等关键事实进行调查后予以判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Z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在被告单位未到庭情况下做出的缺席判决，对被告单位未履行合同原因的审查并不充分，根据该民事判决推定该节事实属于民事纠纷，违背了刑民交叉案件应进行实质性审查的原则。反观本案事实，王某实际控制的浙江A股份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在2016年5月至同年6月，先后与Z公司等签订多份合同，之后均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涉案数额达6,000余万元。在浙江A股份公司一节交易中，王某已因明知没有履约能力而被认定为涉嫌诈骗犯罪，而在之后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一节交易中，王某亦是收款后逃匿，造成Z公司至今因此节事实仍有3,000余万元的损失未得到弥补，且王某、C公司还因涉嫌票据诈骗巨额资金被追究刑事责任。综上，王某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浙江A股份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签订合同收款后逃匿的行为，反映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涉嫌诈骗犯罪。二、钱军、张辉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重大失职。经查，钱军、张辉在接受内部调查时即承认自己对与浙江A股份公司、浙江B股份公司、C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货权流转，属于融资性贸易是明知的。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相关业务的处理中，既违反了央企禁止开展无商品实物、无货权流转或原地转库的融资性业务的规定，也未对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依规进行决策，在未查明对方的履约能力、未取得担保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将大笔资金交付对方，导致国有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存在失职过错。上诉人所提为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王某为公司老客户等原因不能成为其违规操作、不尽职责的理由。原审鉴于Z公司与浙江A股份公司、A公司的业务中，尚不能认定两名上诉人的行为已经给Z公司造成现实的、具体的损失；也不足以认定北京B公司有诈骗行为造成Z公司蒙受损失，将该两节事实所涉及的损失数额从两名上诉人的犯罪数额中予以剔除。Z公司支付给C公司的款项，历时四年仍有3,000余万元未追回，应认定为两人失职行为已造成的Z公司经济损失。综上，钱军、张辉及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 震审判员 陈 捷审判员 高丹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马扬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