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献忠，男，195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家浜路******。法定代表人：石洪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幸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献忠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3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献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周献忠与京城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周献忠追索任职期间的劳动报酬，依据充分。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周献忠取得分红后的2018年1月20日起算，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也明显有误，应予纠正。京城公司辩称，不同意周献忠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处理无误，应予维持。周献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京城公司支付周献忠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年度年薪共100万元；二、京城公司支付周献忠2004年至2005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金1,415万元；三、京城公司以上述年薪、奖励金为基数，赔偿自2018年1月20日开始至支付日为止的利息损失（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本案诉讼费以及周献忠参与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差旅费和食宿费等费用由京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京城公司成立于1993年11月，原为北京A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4年4月1日经改制后的京城公司重新登记为符合公司法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1月24日，周献忠及案外人赵某1、赵某2、周某1、Z公司、北京A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共同签订《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协议》约定：周献忠出资1,50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30%（周献忠现仍为京城公司的六名股东之一，占总出资比例的1%）……改制前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及其它各项权利和义务由改制后的企业全部承继。全体职工（名单附后）由改制后企业全面接收并妥善安置，不进行人员分流。该协议附件二员工名单载明：周献忠：法人代表，经理（兼职），以上人员为国有企业员工。2004年3月8日，京城公司通过“首届一次董事会决议”，选举周献忠为京城公司副董事长，聘任周献忠为京城公司总经理。2004年11月9日，京城公司形成“首届二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周献忠参与该次会议，该会议形成决议如下：一、审议并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告》……同时要求经理班子在现有物业经营的基础上忙开拓新项目，使公司有新的发展。二、关于开发北京管庄项目为支持京城公司发展，北京B公司同意以“七通一平”条件（含土地出让金）共1.4亿元的价格将建设中的管庄项目（二期）转让给京城公司开发……四、决定高管人员薪酬会议原则同意《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将按年度经营项目目标及经营业绩，由董事会实施考核。根据目前公司的经营情况决定：总经理年薪暂按20万元执行……同日，京城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该办法于2004年4月1日起执行，基本原则为使高管人员的收入与工作业绩挂钩，随经济效益状况浮动，该办法规定：一、总经理的每年薪酬为50万元……二、考虑到公司刚开始市场化运作，房地产开发需要一定的周期，为表示公司管理层的诚心，平时，高管人员先按40%的比例发放工资，年度再根据经营业绩考核。三、绩效考核以年资产收益率10%为准，期限按房地产开发2年的周期核算。1、如果净资产收益达不到10%，则高管人员平时只能拿到40%的年薪。2、如果净资产收益率正好达到10%，则高管人员除了平时拿到的40%年薪外，还可以补发剩余的60%年薪。3、如果净资产收益超过10%，除兑现年薪外，则对管理层京城公司分段奖励。其中，净资产收益率达10%-15%，管理层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比例为40%；净资产收益率达15%-20%，管理层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比例为50%；净资产收益率达20%-25%，管理层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比例为60%；净资产收益率达25%以上，管理层可获得超额收益的比例为70%。4、获得的奖励金由总经理决定分配。四、高管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等按国家规定办理。同年12月19日，京城公司形成“2014临时董事会决议”，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就自然人股东提议对公司房产进行出售，利润分配和公司清算等问题进行决议。2004年12月21日京城公司资产负债表载明：“存货”年初数21,656,605.33元、年末数30,338,039.96元；“固定资产”原价年初数1,922,317.92元、年末数1,831,998.30元。2005年9月16日京城公司召开议题“关于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及有关股权处置意见”会议，周献忠到会并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名。该纪要载明：经过与会人员充分讨论，形成以下共识：1、……Z公司受让以周献忠代表经营层所持公司30%股权，Z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享有该部分股权的一切收益并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对公司经营层的业绩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进行认可；……3、建议股东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以确定股东收益或损失……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决定解除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2005年11月6日，Z公司工作人员王某书面通知周献忠，将于同年11月8日在北京XX宾馆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议题发送给周献忠。同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形成一份“关于召开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次股东会暨二届二次董事会、监事会的函”，内容为讨论决议公司审计、评估清算等有关事项。2014年12月29日，京城公司“2015年度临时股东会重要事项简要说明”载明：一、关于拟售房地产的评估问题最终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京城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1-5号办公楼、店铺和地下车位及XX路XX弄XX号5套住宅，评估价值为74,087,234.40元。二、关于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问题截止到2014年11月30日止，京城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522.83万元（未经审计）。2015年1月16日，京城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并通过如下决议：一、99%同意、0%反对、1%弃权、0%缺席，经股东表决通过了公司的分红预案。公司股东授权公司董事会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安排并付诸实施：二、99%同意、1%弃权、0%反对、0%缺席，经股东表决通过了公司处置房产的预案，公司股东授权公司董事会就公司房产处置方案作出安排并付诸实施；三、89%同意、1%弃权、10%反对、0%缺席，经股东表决通过了公司后续解散清算的预案，公司股东授权公司董事会待公司房产处置完毕、土地增值税清算结束后，再次召开股东会，就有关集/解散清算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周献忠到会参加并在该决议末尾签名处书写“本次会议召集程序违法，不予认可”。2018年3月28日，京城公司形成《关于公司解散清算具体事项安排之预案》，内容：1、基于公司改制以来，一直没有开展新的房地产开发开发业务，大好时机已经失去，且目前公司资产已处置完毕，土地增值税清算已经结束，公司没有再存续的必要，故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2、清算组成员共3人，为宋某（XX集团推荐）、于某2（北京城建推荐）、赵某2（自然人股东），由宋某担任负责人，负责安排清算具体工作。3、清算组在成立之日起10日内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备案。4、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在清理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笔财产清单后，及时制定清算方案，报股东确认。5、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确认。6、以上预案经股东会表决通过后由清算组具体实施。2018年4月20日，京城公司形成“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就出席人员载明“周献忠本人缺席，已收到通知，通过微信委托赵某2代为发表意见”。该决议内容：经股东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解散清算具体事项安排之预案》。该决议尾部的周献忠签名栏处，由京城公司另一自然人股东赵某2代签。2019年3月22日，京城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并通过如下决议：95%同意、4%弃权、1%反对、0%缺席，经股东表决通过了《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清算方案》。95%同意、4%弃权、1%反对、0%缺席，经股东表决通过了《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周献忠到会参加并在该决议未尾签名处书写“不同意，因公司拖欠管理层薪酬，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3月21日，周献忠以京城公司至今未给付拖欠的年薪及业绩奖励为由，将纠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一）京城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向周献忠发送“2015年度公司分红通知单”，载明：根据2015年1月16日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的会议决议，2015年公司每股分红0.1元（含税），按你本人所持股份50万元计算，本次应得分红款5万元（含税），公司应代扣代缴纳个人所得税1万元，税后分红款为4万元。2018年初，京城公司又向周献忠发送“2018年度公司分红通知单”，载明：根据2018年1月19日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的会议决议，2018年公司每股分红0.6元（含税），按你本人所持股份50万元计算，本次应得分红款30万元（含税），公司应代扣代缴纳个人所得税6万元，税后分红款为24万元。（二）周献忠于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期间，兼任北京A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该期间周献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由北京A有限公司发放和负责缴纳。2005年3月，周献忠由北京A有限公司调入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自2005年4月起周献忠的工资、保险及福利等由该公司支付。期间京城公司从未支付原告工资报酬。（三）2005年11月8日，周献忠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10月30日的劳动报酬31.66万元，支付从2005年11月1日起每月按董事会决议支付工资1.66万元。同年11月15日，该委以周献忠的请求不属其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同年11月28日，周献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京城公司支付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的劳动报酬33.32万元和自2005年12月1日起每月按董事会决议支付工资1.66万元等。2006年5月15日，周献忠撤回起诉。2007年10月12日，周献忠再次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京城公司支付拖欠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的报酬70万元，支付从2007年10月1日起按照董事会决议支付每月报酬1.66万元。同年10月19日，该委以周献忠的请求不属其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同年10月22日，周献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京城公司给付支付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07年9月30日的劳动报酬70万元，要求被告自2007年10月1日起按董事会决议支付周献忠每月工资1.66万元。周献忠诉称，其自2004年4月1日起受聘担任京城公司总经理，2004年11月9日京城公司董事会通过《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决定自2004年4月1日起按每年20万元支付周献忠工资报酬。周献忠在京城公司担任总经理三年半，京城公司从未支付周献忠工资。京城公司辩称，周献忠系京城公司股东之一，系由京城公司的另一股东北京A有限公司委派至京城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周献忠与京城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周献忠在北京A有限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京城公司的总经理，其工资及福利待遇由北京A有限公司负责支付和承担。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召开董事会，解除了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2005年底，周献忠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城公司支付劳动报酬，2006年5月15日周献忠撤回起诉。综上，京城公司不同意周献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该案经审理，作出(2007)浦民一(民)初字第168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周献忠于2005年11月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京城公司支付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的劳动报酬33.32万元和自2005年12月1日起每月按董事会决议支付工资1.66万元等，因此周献忠不得再次就“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的劳动报酬和从2007年10月1日起每月按董事会决议支付工资”的主张，又启动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程序；周献忠现要求京城公司支付自2004年4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的劳动报酬和自2007年10月1日起按月支付工资1.66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其起诉。京城公司的董事会于2005年11月28日作出解除周献忠总经理职务的决议，因该决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5年12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劳动报酬的请求，就程序而言，其该项主张已经远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申诉时效；在实体上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驳回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4年4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的劳动报酬的起诉：二、驳回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自2007年10月1日起按月支付其工资1.66万元的起诉；三、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5年12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周献忠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认为：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认定其没有诉权，属适用法律错误。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解除周献忠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无效，周献忠至今仍是京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理应向周献忠支付劳动报酬，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原审诉请。本院受理该案后，于2008年6月13日作出(2008)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周献忠称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没有召开董事会，也没有形成决议，也没有解除京城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此节事实已由生效法律文书(2007)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该异议不成立。2005年3月前，周献忠在北京A有限公司从事有偿劳动、接受管理，周献忠与北京A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后，周献忠调入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04年3月8日，京城公司的董事会决议通过周献忠在京城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定，此时，周献忠与京城公司形成特殊劳动关系；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决定解除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至此，周献忠与京城公司的特殊劳动关系终结。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5年12月1日以后劳动报酬的请求已经远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申诉时效，且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周献忠上诉称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信。周献忠上诉主张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解除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无效、周献忠至今仍是京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和总经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周献忠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五）审理中，周献忠就其诉请明确：（1）根据薪酬办法，周献忠年薪应为50万元，先按40%计20万元执行；周献忠在京城公司改制前已参与并投入大量工作，故京城公司实际支付年薪应按年度计算，因此京城公司需给付周献忠自2014年1月至2015年底为期2年的年薪计100万元。虽然周献忠曾就2004年4月起的薪酬问题按20万元/年向法院起诉京城公司，但因本案周献忠系按50万元/年、自2004年1月起算的方式索要报酬，故不存在一重复诉讼问题。（2）周献忠在2004年公司成立时带资产入股，这些资产由京城公司在2004年12月21日资产负债表中分列为“存货“、”固定资产”两项，该两项年末数之和取整为3,216万元，就是资产原值。根据京城公司2014年12月29日“2015年度临时股东会重要事项简要说明”，经评估规定京城公司固定资产值取整数为7,408万元，这是资产增值后的金额。两者之差即周献忠主张的净资产基数。周献忠据此计算并主张相应的业绩奖励，按薪酬办法分段计算，周献忠代表所有高管人员共应得到业绩奖励1,415万元。（3）根据薪酬办法，周献忠作为总经理，既有权代表所有高管人员主张业绩奖励，也有权自主决定在各高管人员中具体分配方案。为此，周献忠提供自制的“上海B有限公司高管人员奖励金分配方案”，载明：“京城公司由总经理聘任的高管人员包括周献忠、李某、于某1、周某2、周某1、赵某2，在此6人中，李某因犯错误被劝退回京，周某2因犯错误被除名，此2人不予参加奖励金分配。因此奖励金1,415万元由上述其他4人参与分配。分配比例如下：周献忠：分配系数1，奖励金额488万；赵某2：分配系数0.7，奖励金额341.5万；周某1：分配系数0.7，奖励金额341.5万：于某1：分配系数0.5，奖励金额244万。”（4）关于时效问题。周献忠从未认可京城公司解除职务之观点，故周献忠有权向京城公司主张年薪报酬；根据京城公司2018年分红通知单，京城公司在大股东操纵下，擅自决定分红，并于2018年1月19日确定分红方案，故周献忠认为在此节点方才确定了净资产增值金额，由此可以计算相应业绩奖励，故周献忠于2019年起诉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周献忠从分红方案确定次日即2018年1月20日起主张欠款利息损失，亦无不当。京城公司对周献忠上述观点，均不认可，坚持其答辩观点。（六）审理中，京城公司提交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7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该公司城建股组人发（2005）68号文件、城建股组人发（2005）223号文件，证明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1日聘请周献忠为该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同年12月1日上海办事处撤销，周献忠调回该公司任市场调研员（部门正职待遇），工资待遇正常近期发放。经质证，周献忠认为其在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务与本案无关，周献忠在上海不仅是该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同时也在京城公司工作，两者并不冲突。周献忠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交下列书证：（1）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周献忠在京城公司任总经理期间，薪酬应在京城公司领取，但由于股东纠纷问题，一直未能在京城公司领取薪酬。（2）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年21日出具的“周献忠同志在上海的有关任职情况证明”一份，证明：①周献忠于2004年4月1日起在京城公司担任总经理，2005年12月8日至13日，北京A有限公司三次致函京城公司及京城公司大股东XX集团，拟推荐他人接替周献忠在京城公司职务，2006年8月11日至12日，该公司三次通知京城公司及京城公司大股东XX集团，决定撤回推荐函，至今该公司也未派出接替周献忠在京城公司所任职务的人选；②2005年3月1日，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周献忠为该公司上海办事处主任，同年12月1日，上海办事处撤销，周献忠改任市场调研员（部门正职待遇）至今；③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A有限公司之间系股权管理关系，北京A有限公司的100%股权由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托管；④周献忠在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的职务，不属于公司高管，不是国家公务员。（3）北京A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周献忠同志在上海京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的证明”，证明：该公司于2005年11月9日收到XX集团举报，于2005年12月13日以城建开组人发(2005)147号文件致函被告，决定周献忠不再担任董事、副革事长、经理职务。该函发出之后，京城公司未能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同时，由于集团决定对北京A有限公司进行重组，根据工作的需要，2006年8月12日，该公司以城建开企发(2006)100号文件通知被告，决定撤回前述(2005)147号推荐函。该公司至今没有派出接替周献忠担任的京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和经理职务的人选。经质证，京城公司认为：1、关于2005年京城公司解除周献忠职务的决议，已经法院判决认定有效；2、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该公司与京城公司无关，该公司本身就向周献忠发放工资报酬，其无权决定京城公司事务，故其就周献忠、京城公司薪酬等事项所出具的证明无效；3、北京A有限公司是京城公司大股东，其仅有权建议并推荐他人接替周献忠职务，京城公司聘任或解聘相关工作人员，需按京城公司章程行事，该公司的意见不能直接起效于京城公司，实际上京城公司在2005年之后由副总经理接替周献忠工作，从未接受周献忠或他人担任京城供公司总经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且京城公司有向周献忠支付报酬的义务？周献忠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一、京城公司是否聘任他人在公司任职，系京城公司作为企业法人，自主行使经营管理权能的行为，应由京城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按公司章程依法处分。周献忠于审理中强调其不接受京城公司解除周献忠总经理职务的决议及前案判决结果，提供北京A有限公司及北京B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材料，认为目前无人接任周献忠在京城公司的总经理职务。该些材料系案外人单方面出具，显然对京城公司并无约束力。根据查明事实，生效法律文书(2007)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京城公司于2005年11月28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解除了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因此，周献忠本项观点不能成立。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并且京城公司有向周献忠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周献忠自2004年3月至2005年11月28日在京城公司任职期间，京城公司从未向周献忠支付任何报酬。在2005年3月前，周献忠在北京A有限公司从事有偿劳动、接受管理，周献忠与北京A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周献忠调入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其与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自2004年3月8日京城公司决议通过周献忠在京城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决定起，周献忠与京城公司形成特殊劳动关系；至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决定解除周献忠的总经理职务，至此双方的特殊劳动关系终结。因此，双方之间劳务合同关系并不成立，京城公司无向周献忠支付薪酬的义务。京城公司薪酬办法系针对其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制订，按一般理解，适用对象为与京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在京城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因周献忠与京城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京城公司无义务给付周献忠任何薪酬的前提下，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按薪酬办法给付年薪、业绩奖励，显然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对其主张难以支持。三、我国原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使不考虑上述第一项对周献忠是否薪酬办法计薪的分析，从时间看，周献忠早在2007年就因薪酬争议而向一审法院起诉京城公司，该案于2008年6月13日经二审判决生效。此时周献忠已产生其应得薪酬遭到京城公司侵害的认知，周献忠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内向京城公司及时主张维权。假如周献忠认为其应按每年50万元计薪，则其至少应在2008年6月13日该二审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向京城公司按新的标准提出关于薪酬的主张。现并无证据证明周献忠在此期间及时行权，故京城公司关于周献忠主张年薪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法成立。四、双方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周献忠是否可获得其主张的业绩奖励（即薪酬办法第三条所指绩效考核奖励金）、是否可按其主张的计算方式并由周献忠一人获得全部奖励。1、该办法是京城公司对其高管人员的一项内部规定。周献忠早在2005年已被解除职务，失去了京城公司高管人员身份，目前无证据证明周献忠离职至今十多年来仍参与京城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也未见双方约定过在周献忠离职后，周献忠仍可享受该办法项下的绩效奖励。本案周献忠主张分配奖励金，该观点遭京城公司否认，则周献忠有义务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现周献忠未能就此节争议举证，故对周献忠主张其在离职后仍能享受京城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考核奖励福利的观点，难以采纳。2、对绩效奖励的计算方法。双方对此亦有争议，从文字看，薪酬办法明确以“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绩效考核的参数，一般来说，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其资产应当包含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及其他资产等多项资产。也就是说，“年平均资产”的范畴显然大于“固定资产”。原告以其自行确定的2004被告资产负债表所载“存货、固定资产”之和作为起算基数，以京城公司在之后委托他人评估的京城公司房产、商铺、车位的固定资产这部分数额作为对比值，在自行取两者整数值相减后，以所得差额作为“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基数，该计算方式显然缺乏合理性与科学依据，对周献忠该计算方式，无法采信。现无证据可以确定京城公司的具体净资产增值数额、增值率，在此情况下，周献忠主张的绩效奖励亦无法进一步测算并计算量。因此，周献忠此项主张，无据可依，无法支持。综上，周献忠主张京城公司给付年薪、经营业绩奖励金的诉求，均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难以支持。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自2018年1月19日起给付该两项费用之利息损失的主张，无据可依，亦不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年度年薪共100万元的起诉；驳回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支付2004年至2005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金1,415万元的起诉；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以上述年薪、奖励金为基数，赔偿自2018年1月20日开始至支付日为止的利息损失（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15,160元，由周献忠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周献忠于2005年3月前在北京A有限公司从事有偿劳动并接受管理，与北京A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此后，其又调入北京C有限公司，与北京C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福利及保险等均先后由北京A有限公司及北京A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支付和缴纳。周献忠与京城公司并无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也未与京城公司签订过劳务合同，其系受大股东北京A有限公司的指派而至京城公司担任相关职务，直至2005年11月28日，京城公司董事会作出解除周献忠总经理职务的决议，双方的特殊劳动关系终止。基于周献忠与京城公司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京城公司也无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现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按2004年11月9日通过的《高管人员酬薪管理办法》支付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的年薪100万元，显然缺乏依据。而审理中另也注意到，周献忠曾就要求京城公司支付劳务报酬而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后经法院判决驳回，如其重新要求京城公司按《高管人员酬薪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向其支付劳务报酬，也理应在2008年6月13日本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后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限内提出；但其事实上未在该二年诉讼时效期限内为此提起过诉讼，故现其再提出按年薪50万元标准支付劳务报酬的主张，在程序上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至于周献忠要求支付业绩奖励金问题，因其与京城公司本无劳务合同关系，并已被解除总经理职务，而审理中也无证据证明周献忠在担任总经理期间确实取得过经营业绩并已经公司核准确认，且其现提出该请求同样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周献忠要求京城公司《高管人员酬薪管理办法》支付经营业绩奖励金的诉讼请求，也不能予以支持。周献忠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与京城公司有劳务合同关系，京城公司应支付其任职期间的劳务报酬”，均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不能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周献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160元，由上诉人周献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岑佳欣审判员  王韶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嘉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