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乙，女，196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甲，女，196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丙，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彬、李哲，均系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某乙，女，1954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君唐，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吕某甲，男，197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上诉人方某甲、方某乙、方某丙因与被上诉人吕某乙及原审被告吕某甲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6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某甲、方某乙、方某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的涉案房屋所有权性质，系事实认定不清，其不属于被继承人方某铎与吕某乙的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为军队经济适用房，住房分配、购买和面积限额等均依据军队文件规定。系方某铎以个人享有的政策权利资格，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住房具有明确的人身专有属性。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项来自方某铎再婚前以军龄折算的住房补贴。方某铎自1951年7月入伍至1990年1月退休，共计463个月军龄，以军龄折算的住房补贴合计为243969.36元。英雄山路住房购房款为174240.14元，系从243969.36元住房补贴中直接抵扣。计算住房补贴的此段期间为方某铎与被上诉人吕某乙婚前，该补贴显然与吕某乙无关。而且在1951年7月至1990年1月军龄计算期间，为方某铎与栾文秀(上诉人母亲)婚姻存续期间，该住房补贴实际应为方某铎与栾文秀夫妻共同财产。吕某乙未实际参与方某铎购房行为。原审法院以吕某乙上交军队产权房为由认定其参与购房，系事实认定错误。吕某乙所称其名下分配有军队产权房，因方某铎购房导致其名下房屋被单位回收，与事实不符。吕某乙从未享有军队房屋产权，其个人不具有军队购房资格，所述房产为违规占用，因此在2015年因全军清查违规住房的专项行动，被军队要求予以清退。同时其所述并提交的军队退还房款证据，明确显示退款人领取人为本案上诉人方某丙。而且吕某乙所述房产与本案继承纠纷无关，无论方某铎是否购买房产，吕某乙均会因违规占房被单位清退，特别是方某铎购房时间为2012年，吕某乙清房时间为2015年，以退房倒推其参与购房，明显逻辑混乱，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撑。因此，涉案房屋购房时间虽然为方、吕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但以方某铎个人专有身份购房，购房款项来自于再婚前住房补贴，且房屋未进行所有权登记。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住房为方某铎和吕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驳回方某铎购房款项系栾文秀与方某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述涉案房屋住房购房款174240.14元，来源于方某铎1951年7月至退休时1990年1月的住房补贴。该期间为方某铎与前妻栾文秀婚姻存续期间，应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二)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栾文秀去世后，该住房补贴中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属于其个人合法遗产。但因住房补贴为军队政策性规定，只能用于房屋购买，不得提取，故未作分割。但该部分应属于栾文秀个人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方某铎与本案上诉人继承。方某铎将该部分遗产直接支付与涉案房屋，该涉案房屋应视为本案上诉人有部分出资。原审法院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对上述事实未予认定，但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本案涉案房屋情形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院应对住房补贴即购房款项系栾文秀与方某铎夫妻共同财产予以认定分割。三、原审法院对方某铎名下理财产品、医保余额性质系事实认定错误，分割方式适用法律错误。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时，名下银行存款20691.85元，理财产品848594.52元，医保卡余额5329.54元。方某铎遗嘱载明“存款和抚恤金，一半归秀英养老，另一半由五个孙辈平分”，其未对理财产品和医保余额进行遗嘱处分，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原审法院将理财产品与医保余额统一认定为存款，按照遗嘱中对存款的方式分割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方某铎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书遗嘱、购买理财行为都分别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银监会《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亦有明确规定：“第十八条：(一)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应当在醒目位置提示客户‘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和“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不得将理财产品作为存款进行宣传销售。”在银行明确告知的情况下，方某铎对理财产品非存款性质有充分的认识，亦是在此基础上未对理财和医保余额进行遗嘱处分。因此，针对方某铎名下理财和医保余额共计853924.06元，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法定继承条款，而非第十六条遗嘱继承条款。四、原审法院驳回方某铎丧葬费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原审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对方某铎丧葬费进行分割，并提交了方某铎所在单位济南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休养所出具的证明，方某铎家属丧葬费129814元，尚未发放。上诉人实际支出丧葬费为183430元，已提交相关证据。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对于超出部分上诉人不予主张，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对诉讼请求中丧葬费不予分割、驳回诉求，缺乏法律依据。五、原审法院驳回分割鲁A-951**车辆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方某铎于2014年12月28日以个人中国银行账户出资19.9万元购买东风本田SUV车辆，车辆登记于吕某乙名下。该车辆为方、吕婚后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方某铎遗产。另原审法院以车辆价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不一致不予分割，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当庭申请车辆价值评估，要求对该车辆进行分割处置，但法院未予以受理。上诉人享有申请车辆评估的权利，法院应依据委托机构评估价值进行分割处理。六、原审法院未对吕某乙转移隐匿遗产以及其名下夫妻共同财产遗产部分诉讼请求进行处理。吕某乙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掌握被继承人全部银行卡并知晓密码。同时，吕某乙也明知自己没有全部遗产份额，在既不告知其他权利人遗产数额，也未征得其他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往返济南、西安两地多个银行网点，采取“蚂蚁搬家”、小额取款的方式在ATM机取现67次，共提取现金293000元；大额转账12次，转移遗产576000元，致使被继承人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不足300元，基本被转移一空。其中，最恶劣一次是吕某乙在逝者“头七”未过、尚未圆坟的4月14日，就将被继承人刚到账的工资提取一空。吕某乙还在其他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继承人医保卡，将卡内资金5300多元消费一空，仅剩4分钱。而且原审法院立案后，吕某乙掌握被继承人名下全部银行账户明细，但拒绝向法院及上诉人提供。原审法院认定的方某铎遗产，包括存款、理财产品及医保卡余额、车辆等，均为上诉人代理律师及法院法官前往各大银行经过调查取证梳理所获。吕某乙的上述行为，足以印证其隐匿、侵吞遗产的故意和恶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的规定，法院应酌情减少吕某乙的遗产继承数额。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出了吕某乙转移隐匿遗产以及要求分割吕某乙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遗产部分的诉讼请求，同时要求吕某乙提供、法院依职权调取吕某乙用以转移遗产的银行账户明细。然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既未回应相关答辩意见，减少吕某乙遗产继承份额，也不同意调取吕某乙银行账户，客观上偏袒了原告，对上诉人极不公正。七、原审法院对原被告诉讼请求主张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主张被继承人在青岛市城阳区赵哥庄村另有安置房屋”，上诉人即原审被告未就青岛市城阳区赵哥庄村安置房屋提出诉讼请求，亦未主张进行分割处理。该主张应为被上诉人吕某乙提出。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吕某乙辩称，一、关于位于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以及继承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位于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屋购买住房时间为2012年8月8日，房屋建成时间为1994年5月27日，房屋移交时间为2000年1月1日，根据婚姻法之规定，上述房屋系被继承人方某铎与被上诉人吕某乙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吕某乙因违规占房被单位清退的说法更属于无稽之谈。根据《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购买军队现有住房，应当遵循住户自愿的原则。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购房的优惠待遇。”以及第十条之规定“军队人员及其配偶已在军队或地方参加房改购房的，以及由军队安置的离休、退休干部在干休所已分配住房，但尚未进住或者已经进住但原住房未腾交的，不得购买住房”。被上诉人吕某乙基于上述规定上交了其名下一套军队产权房屋，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违规占用等情形。但是一审法院未能认定遗嘱中“受理”二字的意思为归属被上诉人吕某乙所有的意见，被上诉人吕某乙认为确实不妥。二、关于被继承人名下存款、理财及转移问题。上诉人将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存款强行区分为存款和理财，并引用《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完全属于偷换概念。首先，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银行卡内资金均概括统称为存款，而“理财”则是对于其银行卡下的资金处分的一种方式，被继承人方某铎因“理财”而产生的收益最终也将转化为其账户名下存款；其次，本案是继承纠纷，适用继承法相关规定，而上诉人适用之相关规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显然适用规定不当；最后，被上诉人针对存款问题想在说明一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吕某乙已向法庭提交了关于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账户明细的质证意见，并载明分配意见，被上诉人一直表示名下的存款有自己的一半，剩余部分再按照遗嘱内容分割，但是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吕某乙认可遗嘱为由将全部存款作为遗产处理，被上诉人吕某乙认为确实存在不妥之处。被上诉人吕某乙一审时已经就领取存款的原因作出陈述，第一，被上诉人吕某乙基于上述观点认为存款中一半属于遗产，一半属于个人合法财产，而遗嘱中也明确的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的存款再有老伴继承一半，故存款大部分属于被上诉人吕某乙所有；第二，被上诉人吕某乙在取出相关款项后并未消费和支出，意图也是待双方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三，诉人并非该部分遗产的相关权利人，而是孙辈的五人，被上诉人吕某乙也没有义务向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故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吕某乙侵占财产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关于鲁A—951**车辆分割问题。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吕某乙就车辆来源已经做出明确陈述，庭后被上诉人吕某乙也调取了涉案车辆变更信息查询，载明2017年12月19日被继承人方某铎为被上诉人吕某乙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自此车辆完全归属被上诉人吕某乙个人所有，上诉人无权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四、关于被承人方某铎丧葬费分割问题。被上诉人吕某乙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工商银行回单一份，载明被上诉人吕某乙于2019年10月24日向上诉人方某甲之夫张建民转账39139.4元，该笔款项的用途均为被继承人方某铎处理丧葬事宜有关花费，上诉人方某甲之子还向被上诉人吕某乙提供开支明细一份，载明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0日期间累计花费39136.4元。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质证时表示款项转账时间为2019年10月份与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时间相距较远，但是反观上诉人提交的墓地购买票据载明的时间同样与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时间甚远，那被上诉人吕某乙能否同样可以怀疑该支出并非用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丧葬事宜？如果上诉人继续表示针对该转账的用途表示不予认可，则被上诉人吕某乙将保留针对案外人张建民、上诉人方某甲返还财产之诉的权利，届时如果查明该笔款项确实用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丧葬事宜，被上诉人吕某乙将一并追究上诉人方某甲作虚假陈述以及伙同案外人张建民诈骗财产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吕某乙认为被继承人方某铎的丧葬费应当先行扣除由被上诉人吕某乙垫付的39136.4元，剩余的部分被上诉人吕某乙也考虑到上诉人为其生父、生母尽孝，在未与被上诉人吕某乙协商的情况下购买双穴墓地的做法也会给于一定的理解，并恳请法院基于事实情况就剩余部分依法裁判。五、关于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的青岛老家房产分割问题。被继承人方某铎名下的青岛老家房产是在与被上诉人吕某乙婚姻存续期间通过拆迁安置取得，一审时已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但因为相关原因并未前往查明，被上诉人吕某乙认为该房产已经实际安置到位符合分割条件，一审法院未予处理确实不妥。吕某甲未作陈述。吕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位于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产由原告居住和使用，该房屋符合办证条件时，四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手续；2.请求法院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方某铎的丧葬费、抚恤金、一次性抚慰金、特别抚慰金（其中丧葬费、抚恤金金额为194，721元）；3.本案诉讼费由原、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某乙与被继承人方某铎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3年10月7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原告吕某乙再婚前与其前夫育有女儿吕琳君、儿子吕某甲（原告与方某铎结婚时，吕某甲年满16周岁且已在部队服役）；被继承人方某铎再婚前与其前妻栾文秀育有三名子女，即本案三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方某铎在其前妻栾文秀去世后与原告登记结婚，方某铎于2019年4月10日因病去世。2020年3月3日，济南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七休养所出具证明，证实方某铎去世后应发放的丧葬费金额为129814元、抚慰金金额为64907元，合计194721元；2020年7月20日，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证明，证实方某铎去世后应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金额为463482元；上述款项均未发放。原告吕某乙与被继承人方某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2年由方某铎购买了位于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屋一处，由方某铎于2012年8月8日填写《军队离退休干部按经济适用房购买现有住房应付房款与住房补贴抵扣审批表》，该审批表中记载的购房人为方某铎，没有配偶的情况登记；涉诉房屋的竣工时间为1994年5月27日（实际移交时间为2000年1月），核算后房屋价款为174240.14元，以方某铎1992年6月之前的40年军龄核算补贴，核算补贴数额为243969.36元；抵扣后个人结余的金额为69729.22元，该款项由方某铎签字领取。上述房屋在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前，一直由方某铎和原告吕某乙居住和使用，在购买上述房屋后，原告吕某乙于2015年将其退休前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锅炉环境检测站分配给其居住的宿舍按照部队清房要求上交，并由部队退还了部分房款和其他费用计33685.44元，该款项也由吕某乙领取。2010年9月18日，方某铎书写了一份《遗嘱》，内容为：“……一、五个子女对你们的母亲（继母）一定要孝顺、善待。遇事要多和她商讨，凭我多年和她相处的体验，我觉得她的品行和素养是值得你们尊敬和信赖的。二、我走后，现有住房自然由秀英居住和受理；老家的房子当由晓科继承。存款和抚恤金，一半归秀英养老，另一半由五个孙辈平分。三、丧事要从简从早办理，骨灰送归老家，尽量少麻烦单位和亲友，更不要在宿舍园内摆花圈。方某铎2010年9月18日”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被告并未提出异议，但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遗嘱中并未说明涉诉房产的所有权归原告吕某乙，只是说让吕某乙居住所使用；且涉诉房产应属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个人财产，而不是方某铎与吕某乙的共同财产，因为购买房屋时使用了方某铎1992年6月份以前40年的军龄补贴，实际是至1990年底的军龄补贴，而1990年底之前原告与方某铎尚未结婚，故房屋不应属于原告与方某铎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认为实际购买房屋时原告与方某铎已经登记结婚，且为了购买涉诉房产，原告吕某乙按照清房要求将其名下的一套房产上交了部队，实际也等于对购房进行了出资，故该房屋应属于方某铎与吕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且遗嘱中的“受理”，应理解为由原告接受和处理；据此，方某铎的真实意思是将房屋的所有权交由原告吕某乙来继承。方某铎去世后，原告与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因为处理被继承人方某铎遗物的问题产生争执；三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委托开锁公司将涉诉房产的门打开，将方某铎的部分遗物放回涉诉房产内。2019年5月3日，被告方某丙在福寿园陵园定购了双穴墓地一个，定购价格为215800元，庭审中，被告提交了《定墓单》，《定墓单》中记载已交纳定金1000元，被告主张应在方某铎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慰金中扣减。原告认为该单据不能成为被告方某丙交纳全部款项的凭证，且该墓地是三被告为方某铎与其前妻栾文秀购买的，与原告无关，故不同意在方某铎应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慰金中扣减。方某丙实际购买墓地支出的金额为183430元。另查明，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后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中的余额为20691.85元，现实际余额为336.96元，原告吕某乙认可该款系其取出，现由其持有，但未消费和支出。现被继承人方某铎在银行的理财产品金额为848594.52元，方某铎名下个人医保账户内在其去世后尚有余额5329.54元。上述财产，均系被告申请调查令后查询得知，相应的凭证均在原告吕某乙处持有。庭审中，被告提出分割方某铎与原告婚后购买的车号为鲁A－951**号东风本田SUV车辆一部，但双方当庭及庭后未能对该车辆的分割价格达成一致意见，且原告认为被继承人方某铎在去世前已将车辆过户至其名下，应为原告的个人财产而不是方某铎的遗产，故不应当予以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继承法》中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是涉诉房产是被继承人方某铎与其前妻的共同财产、方某铎的个人财产、还是方某铎与原告吕某乙的共同财产；被继承人方某铎自书遗嘱中涉及对房产和其他财产处分行为的真实意思；方某铎对去世后发放抚恤金的处分行为的效力等问题。首先，对于被告吕某甲是否与被继承人方某铎形成事实抚养关系，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吕某乙与被继承人结婚时，吕某甲虽未成年，但其已参军入伍，离开家人独立在部队大家庭生活，故不能认定吕某甲与方某铎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其不能继承被继承人方某铎的相关遗产。被继承人方某铎书写的《遗嘱》的效力问题，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认可系被继承人方某铎的笔迹，故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遗嘱中的内容，单从“现有住房自然由秀英居住和受理”的字面意思理解，原告所主张被继承人是将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均由其继承不能成立，但可以认定被继承人去世后，涉诉房产可由原告居住使用的意思，遗嘱中的“受理”并不能理解为接受和管理的意思，故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涉诉房产的所有权问题，因该房产从审批资料中显示的是由方某铎一人购买并且使用了方某铎个人40年的军龄补贴，原告吕某乙作为方某铎购房时的妻子，按照部队的要求也上交了一套其名下分配的军队产权房，实际上也参与了方某铎的购房行为，且购房的时间是在原告吕某乙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涉诉房产应认定为原告吕某乙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涉诉房产实际交付和购买时，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的母亲（方某铎的前妻栾文秀）已经去世，至今已超过20年，三被告现再主张方某铎的军龄补贴系栾文秀与方某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法院认定和分割的请求，也超过了最长时效，故对三被告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和支持。因涉诉房产尚未取得房产证书，原、被告也未对房产的分割价值达成一致，故本案中暂不处理所有权的分割，原、被告可在符合分割条件时另案主张权利。对于《遗嘱》中的“存款和抚恤金，一半归秀英养老，另一半由五个孙辈平分。”的内容，因抚恤金是被继承人去世后由国家发放的款项，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对此无权处分，故此内容中关于抚恤金的处理部分应为无效。抚恤金是死者生前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死者直系亲属、配偶或生前所抚养人的金钱形式的抚慰，是死者生前单位对死者近亲属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是被继承人死后才产生的财产，不属于遗产，性质上属于被继承人近亲属的共有财产。我国法律、法规对抚恤金的分配尚没有明确规定，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并参照《继承法》中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由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平均分配，方某铎的抚恤金即由吕某乙、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平均分配；每人分得金额为132097.25元。对于被继承人丧葬费129814元，应当优先用于支付被继承人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的支出，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购买墓地的发票金额为183430元，虽然该支出是购买的方某铎与前妻栾文秀的墓地、且未同原告协商和经原告同意，但该支出系三被告为父母尽孝，并无不当，但超出部分由三被告分担，不应由原告承担或从被告方某铎的遗产中优先扣除，该部分款项不再分割。对于方某铎名下的存款和理财，通过已查明的部分金额为874615.91元（其中存款20691.85元，理财产品848594.52元、去世时医保卡内余额5329.54元），该部分款项均应认定为被继承人方某铎与原告吕某乙的夫妻共有的货币性质的财产，其中一半应属于原告吕某乙所有，根据方某铎所留《遗嘱》中的意思，其中一半即437307.96元由原告吕某乙继承用于养老，另外一半由五个孙子辈的孩子平分。吕某乙在庭审中对方某铎的上述处分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方某铎《遗嘱》中对此部分财产的处理原告是明知且同意的，由于该部分财产由原告吕某乙持有，故由原告吕某乙将另一半款项向相关权利人支付或由权利人另案主张权利。另，原告吕某乙名下的存款或其他财产中应属于被继承人方某铎的部分，相关权利人可另案主张权利；被告主张被继承人在青岛市城阳区赵哥庄另有安置房屋，未能提供证据，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车辆分割问题，因双方未能就车辆价值达成一致，相关权利人可另案主张，本案中不予处理。判决：一、由被继承人方某铎与原告吕某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位于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产（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由原告吕某乙居住使用；二、被继承人方某铎与原告吕某乙夫妻共有的货币性质的财产874615.91元，原告吕某乙分得一半437307.96元；其他部分由吕某乙按照方某铎所留《遗嘱》的意思向相关权利人（五人）平均支付；三、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后发放的抚慰金、一次性抚恤金合计528389元，由原告吕某乙、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各分得132097.25元；四、驳回原告吕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10元，减半收取15355元，原告吕某乙承担6355元，被告方某乙、方某甲、方某丙各承担3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方某丙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流水，人民司法期刊中关于分配住房补贴的相关文章，拟证明吕某乙本身不具有购房资格，系政策宽松时在方某丙协调下由方某丙支付购房款违规取得，后2015年军队清理违规购房将吕某乙违规取得的房产强制收回，并将购房款于2015年1月28日退还给方某丙，说明吕某乙本身不具有军队购房资格。被上诉人针对上述证据陈述，对招商银行的交易流水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吕某乙于2015年1月28日向方某丙转账支付过33685.44元，被上诉人上交的房屋系通过单位集资建房取得并缴纳了相关的集资建房款项，根据相关规定，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违规占用的情况；对人民司法期刊中文章并非法律法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上诉人提交：1.机动车变更信息查询一份，拟证明2017年12月19日被继承人方某铎已经将鲁A951**车辆过户至被上诉人吕某乙个人名下，该车辆属于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上诉人无权分割；2.开支明细，3.微信截图2张。拟证明被继承人方某铎去世后，吕某乙于2019年10月24日向方某甲之夫张建民转账39139.4元，该笔款项的用途均为被继承人方某铎处理丧葬事宜有关花费，方某甲之子还向吕某乙提供开支明细一份；4.收据复印件三份，拟证明上诉人陈述吕某乙上交的房屋系违规占用房屋完全属于无稽之谈，吕某乙上交的住房系通过部队集资建房取得。针对上述证据，上诉人陈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办理变更过户的时间为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婚姻存续期间，无论落户在谁名下均为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则其中一半价值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对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开支为张建民与其子张征先行垫付丧葬费，后被上诉人转账归还；对证据4因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一审判决“被告主张被继承人在青岛市城阳区赵哥庄另有安置房屋，未能提供证据，本案中不予处理”处有笔误，应为“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在青岛市城阳区赵哥庄另有安置房屋，未能提供证据，本案中不予处理”，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涉案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73号2号楼1－302室房屋，因尚未取得房产证书，不动产登记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本案中不宜对所有权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作出认定欠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上述房屋已经办理相关购买手续，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并考虑被继承人遗嘱中表达的意愿，确认上述房屋先行由吕某乙居住，并无不当。对于房屋所有权，当事人可待符合分割条件时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所诉购房款，亦可待房屋分割时一并予以处理。被继承人方某铎的遗嘱中第二项内容为财产的处理，该项共2句文字，根据文意，前一句为对房产即不动产的处理，后一句为对存款等金钱的处理，因此根据该遗嘱的文意，遗嘱中的“存款”应包括理财产品；而且，理财产品的购买系使用银行账号中的存款购买，卖出后所得款项也返回到对应银行账号中，因此遗嘱中的“存款”应包括理财产品，也为应有之义。故一审判决对此所做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实际支出丧葬费为183430元，系用于购买的方某铎与前妻栾文秀的墓地，故超过被继承人丧葬费129814元的部分，不应由吕某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负担，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涉案车辆问题，一审中因双方未能就车辆价值达成一致，一审判决已酌定由相关权利人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吕某乙存在转移财产行为，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一并分割吕某乙处持有的方某铎的银行存款20691.85元、理财产品848594.52元，一审法院已经根据查明的情况对上述财产予以分割处理，双方亦均认可一审法院已就查清的财产予以处理；其次，本案中双方仅举证证明购买墓地的花费，并未实际举证证明其他丧葬费用，鉴于实际生活中必然存在丧葬费用，亦不能仅依据取款情况认定转移财产，故上诉人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10元，由上诉人方某甲、方某乙、方某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