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终1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苏燃国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西流湾****东侧。法定代表人：蒋明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江，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金丹，江苏振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铁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陇海东路**附**法定代表人：栗建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华，河南中原铁道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亚，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贾嘉麟，男，196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系郑州铁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连峰，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帅，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苏苏燃国能商贸有限公司（原江苏苏燃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州铁路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铁煤运公司）、原审第三人贾嘉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豫71民初4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苏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江，郑铁煤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华、梁亚，贾嘉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连峰、许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燃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2019）豫71民初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苏燃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均由郑铁煤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后两个裁定对同一事实及其性质的认定不一，属于严重违法。（2017）豫民终1217号民事裁定在没有依法撤销生效的(2015)豫法民终字第7号裁定情况下，直接作出与其相矛盾的认定，依法是不能成立的，更不能作为本次审理的依据。(2015)豫法民终字第7号裁定明确肯定了贾嘉麟与苏燃公司洽谈及签约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同时，该裁定明确贾嘉麟涉嫌经济犯罪并不影响本案继续审理，本案应以该生效裁定所查明及认定的事实及定性作为依据。(2015)豫法民终字第7号裁定认定贾嘉麟是代表郑铁煤运公司与苏燃公司在《联营协议》上签字，虽然郑铁煤运公司未在协议上盖章，但《联营协议》的法律效力和《煤炭买卖合同》的效力一样真实有效，同属于贾嘉麟履行职务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既然在签订联营协议阶段贾嘉麟都可以用其个人银行卡收取合同款项,继而在此后贾嘉麟要求苏燃公司经办人胡琦涛在履行煤炭买卖合同过程中将货款汇至贾嘉麟个人银行卡时,苏燃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贾嘉麟的收款行为系代表公司收款。一审判决推定《联营协议》系贾嘉麟个人行为是错误的。二、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是，双方盖章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卖方经办人贾嘉麟授意改变付款方式的行为究竟是职务代理还是表见代理。经原合议庭调查及贾嘉麟当庭作证，郑铁煤运公司承认了贾嘉麟代表公司与苏燃公司洽谈煤炭供销业务并签约的事实,认可了该合同确实是在郑铁煤运公司贾嘉麟副总的办公室签订，认可了其公章有专人保管、贾嘉麟在谈妥后嘱其办公室文秘人员盖章，认可该合同合法有效,却又认为贾嘉麟的收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体现郑铁煤运公司的内部管理的混乱无序和无视合同不讲诚信的心态。对苏燃公司来说，如果未签订正式的煤炭买卖合同,苏燃公司不会与贾嘉麟个人发生金钱往来，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争议。三、郑铁煤运公司自身管理不到位、财务制度混乱不是否认贾嘉麟职务行为的合理事由。郑铁煤运公司国企身份更不能成为其不讲诚信规避合同履行的借口，苏燃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谨慎履约，有足够的理由信任作为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的贾嘉麟提出的变更付款方式是代表郑铁煤运公司做出。(一）从双方洽谈、签约到执行，郑铁煤运公司只有贾嘉麟一人在全权负责与苏燃公司沟通、衔接、签约及收款。郑铁煤运公司对其签订的合同负有监督、管理及履行的义务，同时负有告知、协助对方等义务。（二）贾嘉麟作为郑铁煤运公司副总，代表郑铁煤运公司与苏燃公司签订协议，从未向苏燃公司出具过任何委托。同样，贾嘉麟作为郑铁煤运公司副总以发货更方便为由指令苏燃公司将款项付其个人银行卡当然也不需要郑铁煤运公司委托。苏燃公司当然有理由信任贾嘉麟有权代表郑铁煤运公司收款。(三)贾嘉麟以现金发货更快为由指令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其个人，此说法具有诱惑性和合理性，这种操作在煤炭买卖中确实常见。同意付款给贾嘉麟并不是苏燃公司的过错。四、一审错误认定实际履行的发货部分与苏燃公司无关，但事实上，双方实际部分履行合同的时间与《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执行期相吻合,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苏燃公司已将郑铁煤运公司已经发货部分货款扣除，一审判决错误将履行合同与签订合同剥离。同时,在一审中，苏燃公司书面提出到收货的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经查明即判决，程序错误。苏燃公司提交的《铁路货票》证明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已经收到了16车次共计1070吨的煤炭，货票与《煤炭买卖合同》在时间、价格等方面是吻合的，证明苏燃公司与郑铁煤运公司之间合同已部分履行。郑铁煤运公司否认已发货物,其实该货物究竟是郑铁煤运公司组织发运还是贾嘉麟发运并不重要,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五、第三人贾嘉麟与郑铁煤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贾嘉麟“自认”不能成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一审仅将付款责任判决由贾嘉麟个人承担，严重损害苏燃公司合法权益。从法律角度分析，贾嘉麟作为郑铁煤运公司的副总，从与苏燃公司签订联营协议，到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再到收取600万元款项以及发货至苏燃公司指定的民权电厂，本质上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属于有效代理。贾嘉麟如果将依据合同而取得的财物占为己有的，无论贾嘉麟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否,郑铁煤运公司均应对行为人贾嘉麟因履行合同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退而言之，即使贾嘉麟的收款行为未经郑铁煤运公司授权，其行为也依法构成表见代理,郑铁煤运公司仍应对贾嘉麟的收款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六、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苏燃公司提供的证据效力已明显高于郑铁煤运公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郑铁煤运公司应对贾嘉麟的收款行为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苏燃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郑铁煤运公司答辩称：一、纵观本案全部证据，仅有一份证据即《煤炭买卖合同》与郑铁煤运公司有关，而该合同没有履行，也没有变更。（一）《煤炭买卖合同》上有郑铁煤运公司的收款账户，苏燃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及收条显示，煤运公司没有收到苏燃公司一分钱，郑铁煤运公司没有也无需向苏燃公司供煤，合同没履行。（二）《煤炭买卖合同》没有变更。苏燃公司违反《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单方擅自变更合同内容，应承担郑铁煤运公司未能收到预付货款的全部责任。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包括收、付款账户等）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更。苏燃公司在未收到郑铁煤运公司对贾嘉麟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单方擅自改变《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以现金方式向贾嘉麟付款（苏燃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及收条显示：胡琦涛用个人账户向贾嘉麟个人账户转款540万元），苏燃公司单方改变付款方式的行为，违反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导致郑铁煤运公司未能收到预付货款，其应承担单方变更合同的法律后果。（三）收款不是贾嘉麟的职责，贾嘉麟的收款行为没有得到郑铁煤运公司的授权或者追认。贾嘉麟身为郑铁煤运公司的副总，其职责多为管理及决策，收款不是其职责。其收款行为依法不能当然代表郑铁煤运公司。况且《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收款人是郑铁煤运公司而不是贾嘉麟个人，贾嘉麟能够代表煤运公司的前提是：贾嘉麟的行为得到了郑铁煤运公司的授权或者追认，该前提不存在。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贾嘉麟是副总，不是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其个人承担。（四）苏燃公司提交的与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火运）、16车供货货票与《煤炭买卖合同》缺乏关联性，苏燃公司关于《煤炭买卖合同》已部分履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是履行期限、时间矛盾。二是两份合同约定货物发站、数量、品种缺乏关联性。三是苏燃公司与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火运）与本案贾嘉麟的联营协议具有关联性。四是16车供货货票上托运人、煤炭品种与《煤炭买卖合同》均没有关联性。也没有证据证明郑铁煤运公司与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有过合作，无法证明是郑铁煤运公司部分履行了合同。五是苏燃公司提交的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火运）与16车供货货票的缺乏关联性。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火运）发站是小宋（郑州局），16车供货货票发站是山丹或者固原（不在郑州局地盘上）。六是16车供货货票是贾嘉麟个人向胡琦涛及其苏燃公司的供货行为，故至今已8年多仍未结算。进一步证明16车供货与郑铁煤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收款人是郑铁煤运公司而不是贾嘉麟个人，贾嘉麟收取胡琦涛银行卡转账540万元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苏燃公司及胡琦涛明知贾嘉麟代表不了郑铁煤运公司，却向贾嘉麟个人付款。郑铁煤运公司认可《煤炭买卖合同》约束力是因为有郑铁煤运公司加盖的印章，不是贾嘉麟“代理经办行为”产生的，贾嘉麟也没有在《煤炭买卖合同》签字。三、苏燃公司提交的其余证据与郑铁煤运公司均没有关联性。（一）《联营协议》双方是苏燃公司和贾嘉麟，郑铁煤运公司未在该合同上盖章，不是《联营协议》的当事方。从《联营协议》内容看，合同的相对方是贾嘉麟个人，不是煤运公司。《联营协议》第一条（第5项）约定：“合同签订：甲方（苏燃公司）与郑铁局煤炭公司（胡琦涛已在庭审中确认是指郑铁煤运公司）签煤炭买卖合同”，即：乙方的义务之一就是牵线、协调苏燃公司与郑铁煤运公司签合同，乙方不可能是郑铁煤运公司。从履行情况看，《联营协议》约定付款是苏燃公司付款给贾嘉麟，贾嘉麟收取了苏燃公司协调金30万元。（二）苏燃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及收条及承诺书均为贾嘉麟个人行为与郑铁煤运公司均没有关联性。贾嘉麟的个人行为，没有得到郑铁煤运公司授权或者追认，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贾嘉麟个人承担。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121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不容否定。（2015）豫法民终字第7号民事裁定是没有开庭的书面审查，审查基础是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情况，是程序审查，审查后指令郑州铁路运输中院审理；（2017）豫民终1217号民事裁定是对案件开庭审理后做出的终审实体结论，审理基础是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5）4号判决，是实体性文书。综上，请求依法驳回苏燃公司上诉，维持原判。贾嘉麟述称：一审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贾嘉麟愿意偿还苏燃公司的货款，不能一次付清，愿意分期分批支付，或者签订还款调解协议。1.联营协议是贾嘉麟与胡琦涛个人签订，在贾嘉麟签字时并没有苏燃公司的公章。2.所有款项都是胡启涛打入贾嘉麟个人账户，贾嘉麟个人向胡琦涛或者苏燃公司出具收据，所有收据交给了胡琦涛。这些款项是贾嘉麟与胡琦涛之间的往来，最早一笔是2010年11月1日，早于苏燃公司与郑铁煤运公司合同签订时间。3.向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发货是贾嘉麟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宝鸡天成煤炭公司的顾春明协调发货，与郑铁煤运公司无关。4.2012年3月16日承诺书是贾嘉麟向苏燃公司出具的，苏燃公司知道该业务与郑铁煤运公司无关。该承诺书是苏燃公司提前打印好的，实际没有那么大损失。所列258万元的损失，每天日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利息没有依据。5.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确实没有履行，苏燃公司没有向郑铁煤运公司付款，郑铁煤运公司也没有交付货物。苏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铁煤运公司返还苏燃公司货款492.931万元及协调金30万元，补偿苏燃公司损失258.324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赔偿苏燃公司损失至付清为止；2.所有诉讼费用由郑铁煤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0月27日，苏燃公司与时任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经理贾嘉麟签订《联营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分别为苏燃公司和郑铁煤运公司，双方就协调审批购销郑煤集团的计划电煤及与郑铁煤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等相关事宜作出约定，另约定，苏燃公司预付协调金30万元，若在约定期内未能完成审批计划或协调计划下达后未能与苏燃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则退回30万元协调金（并保证执行合同）。该协议由苏燃公司加盖公章，乙方仅有贾嘉麟签名，但无郑铁煤运公司公章。2010年10月29日，苏燃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贾嘉麟的个人银行卡汇款30万元。同年11月1日,贾嘉麟出具收到预付款30万元的收据一张。2011年3月，在贾嘉麟的办公室，胡琦涛作为苏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经理贾嘉麟签订了案涉《煤炭买卖合同》，胡琦涛代表苏燃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合同专用章，贾嘉麟让人在合同上加盖了郑铁煤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约定，收货人是国电民权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站是乌局、兰局，到站××县，履行期限自2011年4月起至2011年12月止，货款结算方式为先付款后发货，品种规格为原煤，合同数量以出卖人实际供货量为准，价格随行就市，此外，合同还注明了双方各自的开户银行、账号、纳税人登记号等信息。同年3月21日,苏燃公司与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出卖人是苏燃公司，买受人是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收货站××县站，品种为筛选煤，履行期限自2011年3月至12月。双方签订合同后，贾嘉麟要求胡琦涛直接向贾嘉麟个人账户付款，经胡琦涛向苏燃公司汇报得到同意后，苏燃公司将钱转到胡琦涛的银行卡上，再由胡琦涛转到贾嘉麟个人的银行卡上，2011年4月至10月胡琦涛一共转了四笔，总计540万元。贾嘉麟出具了收据。后贾嘉麟曾到乌局、兰局联系发煤，并从兰州铁路局向苏燃公司共发运了16车总计价值77.069万元煤炭。2012年3月16日，贾嘉麟向苏燃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说明共收到苏燃公司煤款570万元，给苏燃公司发运了煤炭价值77.069万元，尚欠煤款492.931万元。至起诉时贾嘉麟既没有发运煤炭，也没有退还剩余货款。另查明，2010年前后，贾嘉麟为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4月12日，贾嘉麟被免去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命为河南中原铁道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黄河分公司副总经理，同年5月16日，贾嘉麟被免去上述职务。再查明，贾嘉麟当庭承认，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的供货行为系其个人协调发运，并无相关协议，也与郑铁煤运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联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否为郑铁煤运公司；二是《煤炭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三是苏燃公司损失范围及承担主体。关于《联营协议》的签订主体问题。该协议由苏燃公司与贾嘉麟签订，虽然协议抬头显示为郑铁煤运公司，但该协议未加盖郑铁煤运公司的公章，且从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签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协调煤炭审批计划和协调与郑铁煤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而从常理推断，负担协调义务的主体应为贾嘉麟个人，并非郑铁煤运公司，因此联营协议的签订主体应当发生在苏燃公司与贾嘉麟之间，协调金30万元也应当视为支付给贾嘉麟个人，而非郑铁煤运公司。关于《煤炭买卖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该合同约定买方先付款出卖人后发货，同时明确了郑铁煤运公司的开户银行和开户账号，苏燃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将货款打入该账户，但苏燃公司将540万元货款打入贾嘉麟个人账户，该行为能否视为向郑铁煤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成为判断《煤炭买卖合同》是否履行的关键。从贾嘉麟的职务来看，其在签订合同时虽为郑铁煤运公司副总经理，但并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不能当然视为郑铁煤运公司的行为。贾嘉麟当庭承认其作为副总经理，分管河南片、西部市场开发，与苏燃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及谈其他业务时不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但货款收取不同于普通业务，郑铁煤运公司作为国营企业，其财务制度应符合国家严格的管理规定，因此不能当然认为贾嘉麟具有收取货款的代理权，其收款行为未取得被代理人郑铁煤运公司的授权或事后追认，应当视为无权代理。苏燃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应当对国营企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有明确且清晰的认知，在贾嘉麟未向其出示郑铁煤运公司委托收款的授权委托书，苏燃公司又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以往郑铁煤运公司认可贾嘉麟收款的交易习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贾嘉麟具有使苏燃公司相信其有收款权限的权利外观，本案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此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1217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对贾嘉麟收款行为和出具收据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已经作出了确认，因此不能将贾嘉麟的收款行为视为郑铁煤运公司已收到货款。贾嘉麟并未将收到的540万元货款转入公司账户，且当庭承认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向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供货的行为系其个人协调所为，并无任何协议，因此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的供货行为不能视为郑铁煤运公司履行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案涉合同并未得到实际履行，苏燃公司要求郑铁煤运公司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苏燃公司遭受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从苏燃公司与贾嘉麟签订的《联营协议》，苏燃公司向贾嘉麟支付540万元货款，贾嘉麟以个人名义向苏燃公司出具收据，贾嘉麟以个人名义联系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发货等相关行为来看，可以认定苏燃公司与贾嘉麟之间已经形成了煤炭买卖的事实合同关系。2010年11月1日贾嘉麟向苏燃公司出具的对30万元协调金的收据显示“收到预付款30万元，用于协调郑煤计划、运输等工作”，可以认定贾嘉麟已将30万元协调金转化为购煤预付款，连同后续苏燃公司向贾嘉麟支付的540万元，苏燃公司共计向贾嘉麟支付了570万元的货款，贾嘉麟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扣除贾嘉麟向苏燃公司已发运煤炭的价值77.069万元，贾嘉麟应向苏燃公司返还购煤货款共计492.931万元。苏燃公司诉称其以现金方式向贾嘉麟另行支付30万元并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因缺乏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就苏燃公司要求按贾嘉麟《承诺书》中承诺的补偿苏燃公司损失258.324万元，该《承诺书》虽有贾嘉麟的签字，但其内容部分为电脑打印，贾嘉麟也当庭表示该《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苏燃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受到相应的损失，对苏燃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但贾嘉麟欠苏燃公司货款492.931万元的利息损失是苏燃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对该部分损失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贾嘉麟应当返还苏燃公司货款492.931万元并赔偿苏燃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贾嘉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苏燃公司返还492.931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欠购煤款492.931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苏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487.85元，由贾嘉麟负担41950.35元，由苏燃公司负担24537.50元。本院另查明：苏燃公司一审中提交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的2011年发货货票，货票上显示托运人是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收货人是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证明目的是郑铁煤运公司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郑铁煤运公司称该发货货票与其无关，不是其公司发货。本院到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进行调查，向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总经理李建平、副总经理李明、财务人员苗志坚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询问案涉货票的委托发货人是谁，能否找到与发货客户的协议。其工作人员认可货票的真实性，称2013年甘肃省煤炭运输销售公司的领导涉嫌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将公司的帐本和资料查了很多次，资料很乱，2011年也不规范，这个阶段的账册都找不到了。根据公司后来整理的应付、应收账款的客户名册，客户中没有苏燃公司、郑铁煤运公司和贾嘉麟。对于货票，有可能是其公司当时只是报了发货计划，没收服务费，也就不会有协议。也有可能是用其他客户的名义发货的情况。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经征求当事人同意，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本案中贾嘉麟收取苏燃公司款项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郑铁煤运公司应否承担返还苏燃公司货款、协调金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贾嘉麟收取苏燃公司款项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郑铁煤运公司应否承担返还苏燃公司货款、协调金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的问题。关于《联营协议》的合同主体问题，2010年10月27日苏燃公司与贾嘉麟签订的《联营协议》，协议抬头“乙方”虽显示是郑铁煤运公司，但“乙方”处只有贾嘉麟个人签字，没有加盖郑铁煤运公司的印章。苏燃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贾嘉麟在签订合同时持有郑铁煤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判断行为人从事的是否是职务行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系公司的法定机关，其代表权限来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无需另行授权，可以一般性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而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工作人员，代理人的权限来自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则应适用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贾嘉麟当时系郑铁煤运公司的副总经理，非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不能当然代表郑铁煤运公司，因此应当审查其是否有代理郑铁煤运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权限。《联营协议》上只有贾嘉麟签字没有加盖郑铁煤运公司的公章，贾嘉麟也没有持有郑铁煤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协议约定“乙方”有协调煤炭审批计划及协调与郑铁煤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且协调金30万元支付到了贾嘉麟个人账户，综合以上方面分析，原审认定《联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贾嘉麟而非郑铁煤运公司并无不当，贾嘉麟收取30万元协调金的行为应为个人行为。苏燃公司主张《联营协议》的合同主体是郑铁煤运公司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011年3月苏燃公司与郑铁煤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加盖有双方公司合同专用章，苏燃公司盖章处有委托代理人胡琦涛签字，郑铁煤运公司盖章处没有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约定，收货人是国电民权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站是乌局、兰局，到站××县，履行期限自2011年4月起至2011年12月止，货款结算方式为买受人先付款出卖人后发货，品种规格为原煤。此外，合同还注明了双方各自的开户银行、账号、纳税人登记号等信息。合同签订后2011年4月至10月胡琦涛一共向贾嘉麟个人账户转款总计540万元。贾嘉麟出具了收据。双方对贾嘉麟的收款行为的性质认定产生争议。首先，如前文所述，除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工作人员，代理人的权限来自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应适用委托代理的相关规定。《煤炭买卖合同》中没有显示贾嘉麟系委托代理人，本案中亦没有郑铁煤运公司给贾嘉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苏燃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郑铁煤运公司有认可贾嘉麟收款行为的交易惯例；其次，《煤炭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有郑铁煤运公司的开户银行和账户，货款支付属于合同中的重大事项，苏燃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郑铁煤运公司授权贾嘉麟变更货款支付方式，其将货款支付到贾嘉麟个人账户明显违反合同约定，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过错。第三、苏燃公司本案中提交的用以主张郑铁煤运公司履行合同发货的铁路货票，货票中显示托运人是甘肃煤炭运输销售公司，收货人是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但是货票中不显示委托发货人名称及相关托运合同信息，无法证明与郑铁煤运公司及《煤炭买卖合同》的关联性。二审中本院到甘肃煤炭运输销售公司进行调查，也无法查到该铁路货票与郑铁煤运公司相关联的信息。仅凭该铁路货票无法证明系郑铁煤运公司履行《煤炭买卖合同》的发货行为，苏燃公司主张郑铁煤运公司部分履行了合同发货义务证据不足。综上，贾嘉麟的收款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未得到郑铁煤运公司的认可。关于贾嘉麟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贾嘉麟不具有可以代郑铁煤运公司收取货款的代理权表象，而且苏燃公司向贾嘉麟个人账户支付货款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存在过错，因此贾嘉麟收款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综上，因苏燃公司向贾嘉麟个人账户转款不能视为郑铁煤运公司收到货款，也没有证据证明郑铁煤运公司有向苏燃公司发货的履行合同行为，且《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先付款后发货，因此，苏燃公司要求郑铁煤运公司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2015)豫法民终字第7号民事裁定系针对一审法院驳回起诉，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的对程序问题作出的裁定，与本案实体审理后作出判决并不冲突。苏燃公司将货款支付给贾嘉麟，贾嘉麟收取货款，且自认以个人名义协调甘肃煤炭运输销售公司发货，原审认定应由贾嘉麟承担退还下余货款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苏燃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487.85元，由江苏苏燃国能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海娟审判员  焦新慧审判员  周新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