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23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兵，男，1969年04月20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标，云南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崇仁，男，1941年12月26日生，住普洱市澜沧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志坚，男，1972年7月27日生，住普洱市澜沧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翠华，女，1975年10月20日生，住普洱市思茅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高兵与被上诉人苏崇仁、苏志坚、苏翠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澜沧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8民初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2月18日组织法庭调查，高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标，苏志坚、苏翠华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兵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澜沧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828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高兵的一审诉讼请求，即由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共同退还高兵桉树预付款214916元，支付资金占用费27939.08元，合计242855.08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高兵与苏崇仁于2019年11月2日签订的《桉树购销协议》的约定，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应向高兵移交的桉树亩数为233.26亩，并且双方为避免发生履行争议，在合同中此次涉及交易的桉树亩数作了具体而明确的约定。因此，按照协议约定，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应交付桉树亩数为233.26亩，但苏崇仁仅移交了10.81公顷（折合162亩面积）的桉树，尚有71.26亩桉树未移交，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双方在合同签订后，都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合同已履行完毕的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从而认定高兵未尽到产品检验义务。本条是关于买受人对标的物的质量检验的规定，而本案中系因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未按照约定移交亩数，而引发的违约纠纷，并非是桉树存在质量上问题。另外，该法条已写明：“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才检验”，而引发本案双方争议的未移交71.26亩桉树，标的物都为尚未移交，如何检验。因此，一审判决法律使用存在错误。三、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计算有误，应予以改正。一审中高兵诉请的诉讼标的额为242855.08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应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为4942.83元，但一审法院经计算5585元，判决高兵承担案件受理费5585元，案件受理费计算有误，恳请二审予以改正。综上所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使用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高兵的一审诉求。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书面答辩，1.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己全部履行完毕，甲乙双方都没有违约的情况。2.高兵与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双方签订“桉树购销协议”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日，而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领取采伐证的时间是2019年10月2日。本案的客观事实并非高兵所说的那样，真实情况是：在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之前，高兵与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双方就买卖桉树的事宜就进行了多次商谈，过程中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就桉树砍伐的面积向高兵出示了澜沧县林业部门的文件、合同、图纸，以及聘请云南翰哲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绘得出的真实面积，并出示了云南翰哲科技有限公司的资质证书，测绘情况说明、图纸等，同时也向高兵出示了聘请曹进做的伐区规划书，测量的面积等。在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向高兵提供以上相关文件资料、图纸的同时，高兵也曾聘请相关人员对伐区面积进行了测量。在双方准备的过程中，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申请的采伐许可证也于2019年10月2日办理完成并领取了，之后也向高兵出示了该采伐许可证。双方对采伐面积的认识。合同成交面积233.26亩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一致共同认可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高兵所说的以162亩谎称233.26亩。采伐证上的10.81公顷是根据采伐蓄积量940立方米换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木材的采伐受指标的限制，指标控制是很严格的，是不能突破的。因此，根据指标换算成面积就是10.81公顷。这些情况，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向高兵详细的说明过，并取得高兵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双方就面积进一步进行了协商。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聘请第三方测得的面积为233.26亩，高兵聘请第三方测得的面积为219亩，后双方同意各让一点，才行成了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优惠乙方20000元（贰万元）……)的事实。也就说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在233.26亩的基础上，相让高兵6亩（即3300元X6亩）。这是双方确认无误的事实。3、高兵与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双方于2019年11月2日签订的“桉树购销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从形式至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对合同的约定都是十分清楚明白。高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共同退还高兵定金214916元加资金占用费用27939.08元，合计242855.08元；2.诉讼费由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日，苏志坚受其父苏崇仁的委托，与高兵协商将苏崇仁名下的位于澜沧县集体林的桉树转包给高兵砍伐。当日签订“桉树购销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苏崇仁）将属于自己位于澜沧县上井章集体林种植的桉树以每亩3300元的价格出售给高兵砍伐，合同面积为233.26亩，采伐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付款方式：总额为769758元，经双方协商甲方优惠乙方（高兵）20000元，实际应付款为749758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后款项一次性付清。协议还约定甲方按国家法律规定办理桉树砍伐手续，并负责协调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包括伐区道路建设、运输等关系），同时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高兵将750000元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苏翠华（系苏崇仁女儿）在农村信用社的账户。苏崇仁于2019年10月25日获得了本案涉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记载采伐面积为10.81公顷，采伐蓄积940立方米（出材量705立方米），采伐日期为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2月25日。后高兵按合同约定进山进行桉树采伐，双方的合同履行完毕。2020年4月14日高兵以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未向高兵提供《采伐许可证》，导致其在签合同时未能知晓该片林木的砍伐面积为162亩，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约定的的233.26亩少了71.26亩，导致高兵多支付了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214916元。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的行为具有欺诈性质，应依法退还高兵多付的款项214916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27939.0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桉树购销合同是经苏崇仁授权后由苏志坚与高兵签订的合同，苏翠华未参与合同签订事宜，仅是使用其账户代收本案的货款。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以合同相对方即苏崇仁作为被告，故苏志坚、苏翠华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桉树购销协议是高兵及苏崇仁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在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在合同履行完毕后，高兵以合同约定的林木面积与采伐许可证的采伐面积不符为由，主张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实际面积计算林木价款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行业规则和习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采伐林木应先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庭审查明本案涉及林木于2019年10月25日办理取得采伐许可证，而高兵、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之间是2019年11月2日进行协商的，高兵应在订立合同时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根据合同法第157条买受人检验义务的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高兵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协议时有权利要求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出示和提交相关证书，或是到相关职权部门申请查看，本案高兵未提出要求亦是对自己权利处分的行为，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在庭审过程中，高兵自述对林地面积223.26亩没有异议，但提出该亩积内不仅包含桉树也包含其他杂木，双方签订合同针对的桉木只有154亩，其余的是杂木树的主张可知，双方在合同订立之初对约定整片林木的面积233亩是无异议的，其未实地勘察林木种植情况，区分桉木和杂木林种植面积，应自己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该案高兵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所主张的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在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撑，也无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欺诈行为，为维护合同的稳定性，故应当驳回高兵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85元，由高兵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委托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测绘资质证书、测绘作业证书、测绘地块面积图，欲证明：2019年6月10日苏崇仁委托云南瀚哲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林地进行测绘，公司派出具备测绘资质的人员进行实地测绘，得出林地面积为233.36亩的事实。涉案林地测绘时间是2019年6月10日，而苏崇仁与高兵签订“桉树购销协议”时间是2019年11月2日，证明测绘时间早于签订协议的时间的事实。经高兵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属于苏崇仁自己委托，并与采伐许可证上记载的面积不一致，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苏崇仁自行委托，也未得到高兵同意，且情况说明来看仅表述为对澜沧县上井章组一片桉树林进行测绘，以及附有一张图，但证据中并未标明测量面积的四至界限，无法核对是否与采伐许可证上的采伐林木的四至界限一致，无法进一步核实测量林地是否是案涉合同中约定的桉树林。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是否应向高兵退还货款214916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关于苏崇仁、苏志坚及苏翠华是否应向高兵退还货款214916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案涉《桉树购销合同》相对方为苏崇仁和高兵，二者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评判合同为有效合同理由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理由不再赘述。本案《桉树购销合同》约定苏崇仁将其种植的桉树以每亩3300元的价格出售给高兵，面积为233.26亩。高兵采伐桉树后，主张苏崇仁交付桉树的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不相符，其实际砍伐的桉树面积仅是《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所记载的面积10.81公顷与其购买的233.26亩，相差71.26亩。苏崇仁主张虽《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采伐面积仅为10.81公顷，但高兵实际采伐面积为233.26亩。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我国对林木采伐实行行政许可制，林权所有者或者木材生产经营者及其林木采伐实施主体，应当严格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内容，并在伐区规划四至界限清楚的前提下进行采伐，严禁超期限、超限额、超范围采伐林木。再结合本案二审庭审中苏崇仁之子苏志坚陈述，案涉桉树只有砍伐销售后才会产生收益，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外的林木是禁止采伐的，一旦采伐将涉及刑事犯罪。高兵自愿高价购买超过10.81公顷之外不能合法采伐的桉树与常理不符，故对苏崇仁主张签订合同时高兵已认可交易桉树面积为233.26亩，应按约定付款不得请求退还已付款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苏崇仁主张高兵实际采伐桉树的面积严重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所许可的采伐面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法律强制性规定冲突，对此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高兵支付苏崇仁749758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的系买卖合同关系，高兵支付款项为向苏崇仁购买桉树货款。高兵起诉时错误主张苏崇仁应退还款项性质为定金，但原告对款项性质认定错误并影响本院依据本院认定苏崇仁交付高兵的桉树面积不符合约定，裁判苏崇仁退还多收取的71.11亩【233.26-（10.81公顷×15亩）】货款234663元（71.11亩×3300元每亩），高兵起诉主张退还款项214916元，未超出上述金额，对高兵该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高兵主张的资金费占用费，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桉树购销合同》中并未约定资金占用费，高兵主张支付资金占用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以下比例分段累计缴纳.....”上诉人高兵在一审诉求的标的额为242855.08元，应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为4943元，一审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8民初804号民事判决；二、由苏崇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高兵货款214916元；三、驳回高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43元，由苏崇仁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943元，由苏崇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鲁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