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3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祎，女，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志，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思尧，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梅，女，197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延宏，辽宁盛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淑芳，女，194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祎因与被上诉人孙红梅、陈淑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21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祎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我与何胤宽、经伯强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诉争借款均是转到陈淑芳的银行卡中，借款利息亦是由陈淑芳偿还，孙红梅系高利转贷，并非借款的中间人，并且向我出具过欠条；2.一审法院未对我补交的证据予以质证；3.孙红梅、陈淑芳系职业放贷人。孙红梅、陈淑芳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王祎起诉请求：1、请求孙红梅、陈淑芳连带给付王祎130万元欠款；2、请求判令孙红梅、陈淑芳支付自2018年4月21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月利1.5%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0月21日为16.2万元；自2018年4月13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月利1.5%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0月21日为18.9万元；以上金额合计165.1万元。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由孙红梅、陈淑芳承担。事实与理由:王祎和孙红梅是同一单位同事，且二人是好朋友，2016年10月20日孙红梅以家里有事为由向王祎借款6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1.5分；2017年6月孙红梅又向王祎借款30万，2017年7月12日借款40万，前前后后，孙红梅总计向王祎借款130万，截止2018年4月13日之前的利息孙红梅己结清。现借款期限己过，王祎找孙红梅，孙红梅以身体健康原因，未能偿还，现王祎起诉到法院，请求给付法院判令给付借款及利息，以维护王祎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祎与孙红梅系同事、朋友关系，陈淑芳与孙红梅系母女关系。2016年10月20日，王祎通过其招商银行62×××06账户向陈淑芳卡号62×××67转款591000元，孙红梅于当日向王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孙红梅于2016年10月20日向王祎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此款于2017年4月20日前还清。借款款限6个月，利息1分5”。2017年6月12日，陈淑芳卡号62×××67向王祎招商银行62×××06账户转款170000元，王祎于当日转回400000元，并于6月13日继续转款70000元。孙红梅于转款当日向王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向王祎借款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元整，双方商定借款人在年月日之前还清此款”，还款日期留白。2017年7月12日，王祎通过其招商银行62×××06账户向陈淑芳卡号62×××67转款240000元、通过其招商银行62×××01账户向陈淑芳卡号62×××67转款160000元。王祎、孙红梅未签署借款凭证。陈淑芳于2016年12月22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通过其卡号62×××67向王祎招商银行62×××01账户转款37笔，共计321500元。王祎转回2笔，共计18000元。另查明，陈淑芳于2016年10月20日通过其卡号62×××67向案外人何胤宽分别转款400000元及175000元。于2017年6月12日通过其卡号62×××67向案外人侯宪军分别转款200000元及200000元。于2017年7月12日通过其卡号62×××67向案外人侯宪军转款4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从王祎提交的证据看，本案有借款凭证、交易流水及还款流水，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王祎、孙红梅之间似乎已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但根据孙红梅提出的抗辩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本案王祎、孙红梅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多处疑点。首先，王祎起诉状中理由与事实部分表述“2016年10月20日孙红梅以家里有事为由向王祎借款60万元”，孙红梅抗辩意见为王祎所述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孙红梅从未以家里有事为由向王祎借过款；其次，王祎提交法庭的两份借据均系复印件，王祎当庭陈述“借据原件丢失了，然后手机拍的当初就搁手机里留存了”，孙红梅抗辩称“在2018年4月3日何胤宽给王祎出具借据时该借据由孙红梅收回作废，王祎不可能提供原件”。而且两份借据载明金额分别为600000元和300000元，王祎所主张的1300000元中剩余的400000元并没有相应的借款凭证，明显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再次，经审查王祎、陈淑芳提供的银行转款流水，可以看出王祎向陈淑芳转款后陈淑芳将款当即转给案外人何胤宽或侯宪军，该转账行为在审理的（2019）辽0102民初8013号民事案件中有该案王祎提交的何胤宽向王祎出具的两份合计金额1300000元的借据进行了确认；另外，陈淑芳在收到案外人何胤宽、经伯强交付的利息后均转给了本案王祎，且通过利息交付的数额、时间，基本上能够看出是与王祎、案外人何胤宽之间签订借据时所约定的利率标准相符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由王祎、孙红梅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可以认定王祎通过孙红梅向案外人何胤宽、经伯强出借借款1300000元并收取利息的真实、完整的过程，并与王祎无法提供借款凭证原件以及案外人何胤宽、经伯强向其出具1300000元的借款凭证的行为相对应，因此借款人非本案被告。故王祎要求孙红梅给付1300000元欠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3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由王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王祎提供新证据：1、2016.10.20日何胤宽、经伯强给孙红梅60万元款项的借条（手机拍照），约定2017.10.19日，月利备注2分5，证明上诉人2016.10.20借给孙红梅、陈淑芳的钱当天被上诉人将钱转手以2.5的利息借给了何胤宽、经伯强，上述说明的是一笔款项。2、孙红梅借给别人钱自己整理的明细表一份，证明孙红梅长期大量借款是职业放贷人。孙红梅、陈淑芳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不发表意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王祎提交的两份借据均系复印件，王祎当庭陈述“借据原件丢失了，然后手机拍的当初就搁手机里留存了”，孙红梅抗辩称“在2018年4月3日何胤宽给王祎出具借据时该借据由孙红梅收回作废，王祎不可能提供原件”。两份借据中载明金额分别为600000元和300000元，王祎在本案诉请的1300000元中其余的400000元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借款凭证与常理不符；其次、从王祎、陈淑芳提供的银行转款流水可以看出王祎向陈淑芳转款后、陈淑芳将款项随即转给案外人何胤宽或侯宪军，该转账行为在（2019）辽0102民初8013号民事案件中有王祎提交的何胤宽向王祎出具的两份合计金额1300000元的借据彼此对应。王祎对何胤宽向王祎出具的两份合计金额1300000元的借据解释称只是出具了借据、未发生借款事实，却曾以该两份借据为依据向一审法院向何胤宽、经伯强提起民间借贷之诉有悖常理。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祎系通过孙红梅向案外人何胤宽、经伯强借款1300000元并收取利息、上述事实与王祎无法提供借款凭证原件以及案外人何胤宽、经伯强向其出具1300000元的借款凭证的行为相对应、王祎要求孙红梅给付1300000元欠款及利息于法无据、对王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另，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如果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是否对证据进行质证有案件承办人确定。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孙红梅、陈淑芳系职业放贷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30元，由王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猛审判员  李丽审判员  华荻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李飞书记员赵明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