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魏琨，女，1982年6月5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华，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征，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李苑韬，男，197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魏琨、上诉人李征与原审第三人李苑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琨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3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魏琨的一审本诉请求，驳回李征的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征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自2015年9月至2019年10月，魏琨每月直接或通过第三人向李征支付利息36000元，共计支付49笔”，认定事实错误，魏琨自2015年9月支付第一笔36000元款项一直支付到2019年10月当月为止，共计支付了50笔36000元款项，一审法院计算魏琨支付款项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魏琨未向李征偿还借款本金”，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本案的借款本金魏琨早已通过高额利息抵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魏琨每月向李征支付的36000元款项除合法利息外，剩余款项均应抵充主债务，即本案的借款本金，故本案借款本金300000元魏琨已在2016年6月还清。一审法院简单的将每期36000元还款拆分为9000元合法利息和27000元非法利息，不直接在当月抵充27000元借款本金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自2019年11月以后也未如约归还利息”，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2019年11月时，本案的借款本金早已抵充完毕，故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并不应产生新的利息。3.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认定事实错误。《承诺书》系李征胁迫魏琨及魏琨的丈夫所写，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应属无效。4.一审法院认定魏琨需支付违约金于法无据。本案中，李征向魏琨要求了超高额利息，即便按照法律规定返还了3%之外的款项，李征也得到了法律所能支持的最高额利息，李征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更无从要求违约金。李征辩称，不同意魏琨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支付的每一笔利息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应该在最后的时候去折抵本金，而不是每一笔折抵相应的本金。双方明确约定了支付每一笔资金的法律性质就是利息，并非没有约定，因此应按照一审认定的顺序去抵充；2.魏琨未提交证据证明承诺书是胁迫下签署的，承诺书有双方的签字，很多内容是魏琨手写的，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承诺书所约定的违约金也是应该按照协议书履行的；而且承诺书中魏琨承诺卖房后偿还李征借款本金，其认可借款本金未偿还完毕，侧面证明其支付利息当时，并未以多还的利息抵扣本金的意思。李征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3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征针对部分已支付的超高利息诉讼时效的抗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属于定期给付债务，而非同一债务分期履行，因此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即“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借款利息的诉讼时效应分别计算。本案中，魏琨在2015年8月20日向李征借款人民币30万元，约定月利息3.6万元。作为常人所能理解、接受的借款利息，每月支付利息3.6万元显然远远超出法律所保护的利率，也就是说，魏琨自借款开始就知道支付超高利息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知道超高利息返还请求权受到侵害的。因此，2015年9月魏琨向李征支付的第一笔利息3.6万，此时即是当月超高利息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计算的开始。按照《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等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魏琨于2017年3月25日之前支付的超高利息至2020年3月25起诉时已过三年，其超高利息返还请求权已过时效，不应被支持。即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19日支付的19笔超高利息已过诉讼时效，其返还请求权不应被支持。魏琨辩称，不同意李征的上诉请求。还款的支付是持续的，一直持续到2019年9、10月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李苑韬未发表意见。魏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征向魏琨返还多支付的借款利息抵扣借款本金后剩余的款项，共计1449524.75元。李征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魏琨在抵扣本金、合法利息之后向李征支付违约金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0日，魏琨向李征借款30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按月支付，月利率为12%，即每月利息为36000元，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当日，李征通过第三人账户向魏琨支付300000元。自2015年9月至2019年10月，魏琨每月直接或通过第三人向李征支付利息36000元，共计支付49笔。双方均确认魏琨未偿还过本金、第三人只是代收或代出相关款项，借贷关系的主体为魏琨和李征。庭审中，李征提供魏琨和其夫陈斌签署的《承诺书》一份，日期为2019年12月23日，内容为：本人魏琨、陈斌向李征承诺将富力又一城卖房所得尾款人民币1545200元向李征偿还之前的借款本金。房屋尾款支付日期为2020年3月15日，本人承诺收到尾款即刻全部用于归还向李征未还的借款本金，若不履行此承诺，本人魏琨、陈斌愿承担本金的50%作为违约金。魏琨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称其是在受到李征胁迫下出具的，应为无效。李征提供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案外人作证的视频光盘，证明魏琨虚构理由向他人借款并再高利转借给他人。魏琨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和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魏琨、李征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2%明显过高，超出年利率36%即月利率3%的部分，李征应当返还。魏琨未向李征偿还借款本金，自2019年11月以后也未如约归还利息，关于其支付的超高利息，应当先行抵扣借款本金和应当支付的合法利息。关于应付利息的认定：魏琨在2019年10月份以后就未再向李征支付利息，故应当从2019年11月开始计算利息，计算至魏琨起诉要求用超高利息抵扣借款本金之月，即2020年3月；利息的支付标准应以法律保护的上限即年利率24%为准。关于李征所称的诉讼时效一节，考虑到尚有借款本金未偿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结束，借款合同尚在履行过程中，故李征以诉讼时效抗辩不妥，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征所持的《承诺书》，魏琨已以签字确认的方式对《承诺书》的内容予以认可，其虽称是在受到李征胁迫的情形下出具，但就此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关于《承诺书》的效力，一审法院应予确认。魏琨并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及时偿还借款本金，理应承担违约金，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结合魏琨已支付超高利息之情节，李征主动将违约金降低为5000元，一审法院不持异议。李苑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陈述、质证等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魏琨超高借款利息（1320000元）抵扣借款本金（300000元）后剩余的款项1023000元；二、魏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征支付借款利息30000元、违约金5000元；三、上述两项折抵后，李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魏琨返还988000元；四、驳回魏琨的其他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李征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魏琨提交其2016年5月19日转账给李苑韬36000元的转账截图，证明该笔款项系魏琨支付李征本案借款该月的利息。李征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李征、李苑韬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本院要求魏琨提交按照其上诉主张的计算方式计算本案借款本息的具体计算数据。魏琨提交了以300000元为借款本金基数，期间从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10月19日止，以3%月利率支付利息，每笔利息超出3%标准的部分直接抵扣当期借款本金为计算方式的借款本息计算表。根据该种计算方式2016年6月19日借款本金已偿还完毕，截至2019年10月19日魏琨多支付李征利息1449524.75元。李征不认可该种计算方式，认为超出3%标准的月利息不应该直接抵扣本金，且2017年3月25日前支付的款项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但李征认可以按照该种计算方式得出的计算结果本身数字无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魏琨支付李征超出3%月利率标准的款项是否应直接抵扣当期的借款本金；二、魏琨是否应向李征支付违约金；三、对于魏琨要求抵扣返还2017年3月25日之前支付的超高利息的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魏琨支付的超高利息是否能直接抵扣借款本金的问题。魏琨上诉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还款抵扣本期借款利息后应抵扣本金；李征认为魏琨支付每笔利息明确约定就是利息，并未存在多支付利息抵扣本金的约定，不应直接抵扣本金，且在2019年12月的承诺书中魏琨自认仍欠付本金。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4月10日，因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因此对于魏琨支付的超高利息部分属于李征的不当得利。关于超高利息部分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魏琨每笔利息均超出3%的月利率标准，对于超高利息部分法律性质已不再属于利息，因此双方对于该部分款项的处分缺乏约定，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抵扣主债务即借款本金。关于借款本金、实际支付利息的认定，2015年8月20日，魏琨向李征借款300000元，之后魏琨每月还款均是按照12%月利率标准支付36000元，因此双方借款本金为300000元，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2%。关于以300000元为本金，采用每笔还款超出3%利率的利息部分抵扣当期本金的方式得出的计算金额，庭审中已经和各方进行过确认，经核算魏琨已将本金偿还完毕，且多偿还借款利息1449524.75元，李征对于该笔费用应当返还。虽然承诺书中魏琨有仍欠付本金的表述，但该表述与按照法定抵扣方式、标准计算得出的应还款本息情况不一致，故本院对李征该项理由不予采信。二、魏琨是否应向李征支付违约金。魏琨上诉认为其已经支付李征3%的月利息，李征不存在其他损失，不应支付违约金；李征认为承诺书中魏琨自行承诺支付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解释》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魏琨已实际支付李征超过3%标准的月利息，本院也依法按照3%的最高月利率标准支持了李征实际收取的借款利息，故李征仍要求魏琨支付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魏琨要求抵扣返还2017年3月25日之前支付的超高利息的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李征上诉认为魏琨按月支付利息属于定期给付债务，而非对同一债务分期履行，因此对于2017年3月25日之前支付的超高利息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支付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同时对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系针对同一债务及其利息的持续履行，双方的借款关系属于持续履行状态，李征虽主张本案并非属于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但并未提交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案魏琨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李征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征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魏琨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385号民事判决；二、李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魏琨已支付超出3%月利率标准的利息抵扣借款本金后剩余的款项1449524.75元；三、驳回李征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7846元，由李征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李征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846元，由李征负担（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