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4民终16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华茂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县犀浦镇万福村，工商注册号5100001810436。法定代表人：周忠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思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永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559577756。法定代表人：闫晓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四川讼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秀山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接龙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75620816XF。法定代表人：闫晓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四川讼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省华茂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思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思迪公司）、重庆秀山宏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宏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1民初143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20年12月21日组织各方通过互联网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四川华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被上诉人成都思迪公司、重庆宏远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在线参加了庭审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川华茂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1民初1439号民事裁定；二、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实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非一审裁决认定的股权转让纠纷。四川华茂公司起诉的是被上诉人伪造登记文件骗取变更登记从而剥夺了上诉人股东资格的行为。虽然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签订有《股权转让四川省华茂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上诉状协议》，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提交重庆宏远公司股东会审议。重庆宏远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却串通共谋用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骗取了2004年2月26日的股权变更登记，将四川华茂公司持有重庆宏远公司36.66%的股权变买到成都思迪公司名下。并且，该伪造变更登记资料的欺骗行为被秀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8年1月4日以[秀山工商[2008]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撤销，并限期补交真实的变更登记资料。但成都思迪公司至今未向登记机关补交真实的变更登记资料，也未将股权恢复登记到四川华茂公司名下。四川华茂公司正是针对成都思迪公司伪造变更登记资料骗取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至使其丧失股东资格的行为提起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并要求成都思迪公司与重庆宏远公司恢复登记。二、在本案中，导致四川华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成都思迪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或履行行为，而是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通过伪造《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等变更登记资料和的方式并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了工商变更登记，窃取了四川华茂公司的股权，剥夺了四川华茂公司的股东资格。四川华茂公司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成都思迪公司还股权于法有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及重庆宏远公司《章程》的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签订的转让股权协议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且其他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方才生效，而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也未提交股东会进行审议表决。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对象是被上诉人弄虚作假、伪造《股东会决议》、四川华茂公司民事上诉状和《公司章程》等变更登记资料和骗取工商变更登记，窃取上诉人股权的行为，一审法院错误的将本案案由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并错误的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成都思迪公司、重庆宏远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定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理由如下：1.四川华茂公司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主要逻辑为成都思迪公司和重庆宏远公司伪造了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秀山县工商局）于2008年1月4日作出秀山工商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进而诉至法院要求恢复上诉人所持36.66%股权，但是秀山县工商局的该份处罚决定书已经由2008秀民初字第32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法律上的效力认定，该裁定书认定秀山县工商局的处罚决定未生效，此外，该裁定书还认定了即使该处罚决定书有效行政处罚要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律后果仅是不对外产生社会公示效力，而非恢复到变更登记之前的股权结构，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伪造骗取公章要求恢复的请求不应支持；2.本案案由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合法且正确的，股权变更的股东会决议未经股东进行决议，如果要认定该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也应当适用该股东会决议是有效无效、是否可撤销等情形，这些法律后果均有股权转让纠纷项下的法律进行审查；3.四川华茂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也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当审查的范畴，实际上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已经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并且股权转让双方均已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四川华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四川华茂公司为享有重庆宏远公司36.66%股权的股东。2.确认四川华茂公司享有的股权份额为成都思迪公司所持有重庆宏远公司股权份额中的36.66%。3.判令成都思迪公司、重庆宏远公司将成都思迪公司名下36.6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四川华茂公司名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0年12月23日，重庆市南岸区为整顿金融三乱成立南岸科技发展投资公司托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重庆子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业公司）在整顿金融三乱中其资产由托管中心负责清理处置。2001年9月19日，托管中心与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重庆子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该合同约定了托管中心将子业公司转让给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相应对价等内容。“秀山现代畜牧开发公司”系子业公司于1999年6月9日向秀山县工商局申请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1080万元。2000年4月24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市子业现代畜牧开发有限公司”。同时将股权结构变更登记为：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2.96%；周忠远出资1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67%；周明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11%；弓忠文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26%。2003年7月23日，“四川省中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华茂公司”。2003年12月12日，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四川华茂公司将其持有的重庆宏远公司的股权36.66%，以100万元转让给成都思迪公司。其中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若协商未果，提交成都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四川华茂公司、成都思迪公司及重庆宏远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成都思迪公司将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四川华茂公司，四川华茂公司于2003年12月15日出具《收款证明》，载明“今华茂公司收到思迪公司交来的股权转让款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2008年1月4日，秀山县工商局以秀山工商[2008]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重庆宏远公司于2004年2月26日、2004年6月25日向该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事项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提供虚假登记材料骗取了工商变更登记。遂决定：撤销了重庆宏远公司2004年2月26日和2004年6月25日的两次变更登记事项。同时限定该公司自接到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真实、合法、有效的的登记资料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案由的确定，即本案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或是股权转让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四川华茂公司将涉及股权争议的重庆宏远公司列为被告，将工商登记为持有重庆宏远公司36.66%股权的成都思迪公司亦列为被告，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四川华茂公司明确其提出三项诉讼请求的依据为变更36.66%股权到成都思迪公司名下的变更登记被工商局予以撤销，相应材料也系虚假材料，故成都思迪公司根据虚假材料取得的股权应当返还四川华茂公司。从四川华茂公司自行明确的依据可知，成都思迪公司系作为36.66%股权的受让方，应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返还四川华茂公司，而非四川华茂公司系股权的受让方。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协议上亦明确载明四川华茂公司为“股权出让人”，成都思迪公司为“股权受让人”。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四川华茂公司方确认其民事起诉状中载明的36.66%的股权从工商登记档案来看即是2003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36.66%的股权，而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针对36.66%的股权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故成都思迪公司与四川华茂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成都思迪公司是否享有36.66%的股权离不开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审查认定。同时，四川华茂公司将上诉状所列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负返还36.66%股权的义务主体为成都思迪公司，也即是要求成都思迪公司返还四川华茂公司36.66%的股权，重庆宏远公司履行的为工商恢复登记义务。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仅是要求重庆宏远公司履行将四川华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义务，但四川华茂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是要求重庆宏远公司所记载的股东成都思迪公司将所涉股权予以返还。综上，虽然四川华茂公司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均涉及确认股东资格，但是四川华茂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成都思迪公司返还四川华茂公司36.66%的股权，股东资格问题系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针对《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36.66%股权是否转让的具体法律后果。因此，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成都思迪公司为本案的被告，而重庆宏远公司应为本案的第三人。二、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的问题。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第十三条明确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若协商未果，提交成都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协议第十三条明确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若协商未果，提交成都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的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之间的纠纷系股权转让纠纷，亦没有证据显示成都成都思迪公司、重庆宏远公司采取了胁迫手段，迫使四川华茂公司订立相应协议。同时，虽然该协议第十三条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为“成都市仲裁委员会”，但是能够确定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成都仲裁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故应当认定双方选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综上，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四川华茂公司应当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四川华茂公司的起诉。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09年7月16日，四川华茂公司与周锦、周锦与闫小梅、周忠远与周锦分别重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之前各方于2003年12月6日、2004年5月28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其中四川华茂公司《关于确认转让股权的决定》和法定代表人周忠远的《申明》对华茂公司于2003年12月6日将持有的重庆宏远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成都思迪公司、周锦的真实性进行了再次确认。2009年8月6日，重庆宏远公司按照整改要求向秀山县工商局补交了三份周锦本人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重庆宏远公司《二00九年度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四川华茂公司《关于确认转让股权的决定》及四川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忠远的《申明》《关于委托书真实签名承诺书》。嗣后，成都思迪公司、闫小梅等受让重庆宏远公司其他股东在重庆宏远公司的股权后，重新在工商局予以了变更登记，现重庆宏远公司在工商局登记的股权结构为：股东成都思迪公司持股86.0185%，股东闫小梅持股13.9815%。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裁定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纠纷是否排除了人民法院的主管权，四川华茂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有诉权。现评述如下：焦点一。关于本案的案由。民事案件案由是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始性质来确定。当事人书写的事实与案件的真实事实并不一致，这就需要人民法院进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确保案由的准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包括：（一）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出资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三）股东与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大致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纠纷、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中的瑕疵担保责任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股权转让纠纷性质上不属于同一类法律关系：股权转让纠纷是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因股权转让交易发生的纠纷，比如股权交割、股权转让款支付等，以股权转让合同为基本的法律文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可能是股东的人与公司现有股东、公司之间的纠纷，在于确认权利求人是否为公司股东。主要是审查权利请求人有什么凭据证明其具有股东资格，是否有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名册、出资证明、股权代持协议、分红的资料、参与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记录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结合本案，首先，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之间于2003年12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议定四川华茂公司将其在重庆宏远公司的持股36.66%转让给成都思迪公司，双方当事人《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也对其效力性无异议。四川华茂公司也收取了股权转让价款，现重庆宏远公司的股权登记为股东成都思迪公司和闫小梅，该协议得以实际履行。其次，四川华茂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一、确认四川华茂公司为享有重庆宏远公司36.66%股权的股东；二、确认四川华茂公司享有的股权份额为成都思迪公司所持有重庆宏远公司股权份额中的36.66%；三、判令成都思迪公司、重庆宏远公司将成都思迪公司名下36.6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四川华茂公司名下。故仅从四川华茂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要求确认其为重庆宏远公司的股东，并享有36.66%的股权，是股东资格确认，案由似乎应当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但四川华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基本逻辑基础在于回避双方曾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出让股权这一基础民事法律行为，而仅就股权登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瑕疵问题，进而否认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及其履行后的法律效果。其实质在于否定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否定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及其法律后果，进而否定成都思迪公司享有的股权，使之回复到股权转让之前的权利状态。而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基础进行审查，其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始性质即为股权转让诉讼，即实际要审理的仍是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及其法律后果，即其实质仍然为解决双方股权转让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案由仍然属于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焦点二。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由此排除了人民法院对该类民事争议纠纷的主管权。本案中，四川华茂公司与成都思迪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当事人对该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若协商未果，提交成都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即双方对于争议的解决议定，以向“成都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的方式予以解决，虽然此处的“成都市仲裁委员会”表述不当，而应当是“成都仲裁委员会”，但不难推断，双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中意定的仲裁机构即为“成都仲裁委员会”，该仲裁机构明确且存在。如前所述，由于四川华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名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实质为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对于股权转让纠纷之诉，鉴于双方已经有关于纠纷解决方式提请“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决的协议，故由此排除了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主管权。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四川华茂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其余问题，一审裁定已经作了详实的阐述，在此不重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四川华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审 判 员 刘文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凤书 记 员 杜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