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佩英，女，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鹰，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法定代表人：倪尧，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觉民，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佩华，女，195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来荣，男，196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美珍，女，194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佩芳，女，196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邱佩英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长宁公司）、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邱佩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5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佩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因孩子读书需要，其将印章交给母亲保管；笔迹鉴定结论已经否定了购买公房协议上上诉人签字的真实性；购房合同直接导致房屋属性的变更，根本上剥夺了上诉人作为原始受配人和同住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新长宁公司辩称，其按照政策法规办理，符合程序，故其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朱佩华辩称，家庭协议上有家庭成员的签字，上诉人知道购买房屋的事宜，故其不同意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邱来荣辩称，其尊重鉴定结论，但家庭协议上签名为上诉人本人所签，经过二十年其笔迹肯定有变化，故其不同意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美珍辩称，协议上图章由上诉人自己加盖，故其不同意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邱佩芳未作任何答辩。邱佩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1999年6月29日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以及新长宁公司、朱佩华于1999年6月30日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2.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XX室房屋恢复至公房租赁状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某2与妻子张美珍育有三个子女，即儿子邱来荣、女儿邱佩英及邱佩芳。邱来荣与朱佩华系夫妻关系，育有女儿邱某1。徐某系邱佩英女儿。邱某2于2014年5月2日死亡。涉讼房屋原为公房，承租人为张美珍。1999年，该户在籍人员共7人，为邱某2、张美珍、邱来荣、朱佩华、邱佩英、徐某、邱某1，当时，徐某、邱某1尚未成年。原审另认定，1999年6月29日，《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载明，房屋承租人张美珍经与本户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购买涉讼房屋，确定该房屋为朱佩华所有，委托邱来荣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一切手续。协议书下方“承租人或受配人”栏内有张美珍签名并加盖印章，“同住成年人”栏内有邱某2、邱来荣、朱佩华签名并加盖印章，另有“邱佩英”字样的签名及印章。1999年6月30日，新长宁集团与朱佩华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朱佩华购买涉讼房屋，应付房款、房屋首期维修基金等费用合计人民币（下同）13,758元。涉讼房屋购买时使用了邱某2的工龄优惠。1999年7月5日，朱佩华支付13,758元。1999年12月4日，涉讼房屋登记权利人为朱佩华。原审中，邱佩英确认协议书中“同住成年人”栏内“邱佩英”印章，系其本人印章，但并非其本人加盖，邱佩英刻好印章后，其女儿学校要用章，就一直交由张美珍保管，由张美珍代为盖章，邱佩英本人从未使用过印章。原审中，邱佩英陈述，因其女儿在涉讼房屋居住，其去看女儿时，张美珍很随意地和其说起过要把涉讼房屋买下来，买成产权房，但其并不知道由朱佩华买为产权房，直至2019年初得知涉讼房屋要动迁的消息，经询问动迁人员才知道产证办在朱佩华名下。张美珍陈述，购房前其就告诉邱佩英要把涉讼房屋买下并登记到朱佩华名下。原审再认定，关于居住情况，邱某2、张美珍、邱来荣、朱佩华及邱某1一直在涉讼房屋居住，邱佩英陈述其在涉讼房屋居住至结婚后，因居住困难搬至丈夫家中，其女儿徐某为求学在涉讼房屋居住至高二结束，于2004年高中毕业。张美珍陈述，徐某为求学一直在涉讼房屋居住至高中毕业。原审还认定，邱佩英的户口至今仍在涉讼房屋。对此，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陈述，邱某2生前多次催促过邱佩英涉讼房屋已被朱佩华买下，让邱佩英将户口迁走，张美珍也催促过邱佩英迁走户口。邱佩英陈述，邱某2从未催过其迁走户口，邱某2死亡后，张美珍一直催促其将户口迁走。原审中，经邱佩英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协议书上“邱佩英”签名是否为邱佩英笔迹进行鉴定。2020年7月7日，该单位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检材《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需检的“邱佩英”签名不是邱佩英本人所写。经庭审质证，邱佩英、新长宁公司对鉴定意见无异议。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对鉴定意见表示尊重，但认为邱佩英亲自在协议书上签名，只是过去多年，邱佩英现在书写的字体和笔迹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邱佩英对朱佩华购买涉讼房屋产权是否知情、同意，协议书、出售合同是否侵害了邱佩英的合法权益而应为无效。首先，虽然协议书上“邱佩英”签名并非邱佩英本人所签，但协议书上却盖有邱佩英的印章，邱佩英确认上述印章为其本人所有。邱佩英主张该印章一直交由母亲张美珍保管，张美珍予以否认，邱佩英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即使邱佩英所述成立，其作为印章持有人，对印章的重要性应属明知，更应慎重保管，其将自有印章交予他人的行为，也说明其自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购买公有住房系家庭成员内部重大事项，根据社会生活一般经验，同住成年人在得知公房要转化为产权房时，应对自身房屋权利予以关注；邱佩英自认张美珍和其谈起过要把涉讼房屋买为产权房，但其陈述直至2019年初通过询问动迁人员才知道涉讼房屋由朱佩华购买产权，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邱佩英对购买涉讼房屋产权一事不闻不问，尤其是购买时以及购买后的几年时间中，邱佩英的女儿为求学，一直在涉讼房屋与张美珍等家人共同居住，家人关系应较为密切；同时，邱佩英亦陈述邱某2于2014年5月死亡后，张美珍一直催促其从涉讼房屋迁出户口，而户口系认定同住人资格的关键因素，邱佩英先行知晓要买下涉讼房屋一事，更应对房屋性质是否可能发生转化予以关注，但是，并无证据证明邱佩英曾就此提出过任何主张或异议。综上，邱佩英称其对朱佩华购买涉讼房屋产权不知情也不认可，有违常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邱佩英对涉讼房屋购买产权事宜应属知情且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协议书上“邱佩英”签名虽非邱佩英所签，但不足以否定邱佩英加盖印章所产生的后果，不影响协议书、出售合同的有效性。邱佩英主张因其本人未在协议书上签名，要求确认协议书、出售合同无效，以及涉讼房屋恢复至公房租赁状态，难以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邱佩英申请笔迹鉴定，系为证明邱佩英未在协议书上签名，对购买涉讼房屋产权事宜不知情、不同意，但仅凭鉴定结论尚不足以推翻协议书上加盖的邱佩英印章的真实性，无法证明邱佩英的主张成立，故司法鉴定费3,500元，及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支出的交通费53元，应由邱佩英自行负担；而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而申请鉴定人员出庭，鉴定人员为出庭接受质询而支出的误工费693.50元、交通费63元，鉴于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自愿负担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判决：驳回邱佩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95元，由邱佩英负担。司法鉴定费3,500元、交通费53元合计3,553元，由邱佩英负担，出庭误工费693.50元、交通费63元合计756.50元，由朱佩华、邱来荣、张美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邱佩英主张其对购买涉讼房屋产权事宜不知情，但为对方所否认。对此本院评述如下：其一，邱佩英主张其印章为张美珍所保管，但张美珍对此不予认可，邱佩英又未能出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本院认为，邱佩英关于其为孩子读书而将印章交由张美珍保管的主张不符合生活常理；其二，购买公有住房产权涉及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房屋产权于1999年登记权利人为朱佩华，长达二十年间，邱佩英未曾提出异议，故其不知情的主张，有违常理；其三，虽然司法鉴定意见结论为《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邱佩英签名非其本人所写，但因其印章具有真实性，故签名并不足以否定邱佩英当时知道且认可由朱佩华购买涉讼公有住房。综上而言，邱佩英的前述主张，于事实不符，本院难以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邱佩英关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3.95元，由上诉人邱佩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蒋辉霞审判员 翟从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薛叶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