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01民初2849号 原告：王加琴，女，1992年4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伦、王绫，贵州公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礼丽，女，1993年9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第三人：何芳，女，1985年4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兴义市。 第三人：何玉翠，女，1982年6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告王加琴与被告张礼丽,第三人何芳、何玉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加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伦，被告张礼丽，第三人何芳、何玉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加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加琴退出与张礼丽、何芳、何玉翠签订的GXG股份协议；2.判令张礼丽退回王加琴合伙投资款人民币2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张礼丽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9年3月5日，王加琴与张礼丽、何芳、何玉翠签订《GXG股份协议》，四方合伙在兴义市开办一家GXG品牌男装店，约定投资600000元，各方需出资150000元，各占25%股份。该协议对合伙方式、内容等进行约定，由张礼丽全权管理GXG品牌男装店，其他三方无权参与该店的管理，约定按季度分红，同时约定了营业执照不作为各方私人借款所用，不做任何担保。2019年4月份，张礼丽口头要求每人增加出资50000元，以达到投资800000元，王加琴按张礼丽要求实际增加了50000元出资，故2019年3月至4月期间，王加琴按约定和张礼丽要求履行出资义务，共实际出资200000元。后张礼丽在经营该男装店中，没有按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红，也没有跟各合伙人进行对账，据此，王加琴多次找到张礼丽沟通分红事宜未果，且尤为严重的是，张礼丽违反合伙约定私自把该店营业执照抵押银行进行贷款。综上所述，张礼丽在执行合伙事务的过程中，未按协议约定向王加琴等合伙人履行分红义务，其行为严重损害王加琴的合法权益，导致王加琴参与合伙的目的不能实现。据此，王加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张礼丽辩称，王加琴与何芳、何玉翠多次找我对账，在2019年7月份双方找到第三方进行账目结算，2019年8月我没有参与管理，是由双方同意由店长进行管理，每个月的盘点与对账都跟王加琴与何芳、何玉翠联系，她们都没有出现。2019年10月24日，我打电话给王加琴与何芳、何玉翠来进行盘点，她们回复随我处理，是大家商量好的由我进行管理。2019年7月之后店铺亏损，2019年12月1日我打电话给王加琴与何芳、何玉翠让她们来处理店铺的相关事宜，她们没有来，第三方说让我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伙关系，不是借贷关系，亏损要大家一起承担，双方因为对账的事宜多次在店铺发生争吵。我没有用店铺作抵押借款，当时借款是店铺没有流动资金，是我个人借款，我自己的借款我自己承担，不要求王加琴与何芳、何玉翠承担还款责任。当时我提供营业执照是作为借款的资产证明，我没有用营业执照作过任何抵押。 何芳、何玉翠均述称，一、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之间签订的《GXG股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不是合伙关系，而属于“名股实债”。1.各方签订协议时，没有任何关于合伙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所谓“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协议，且书面协议必须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然而，就本案而言，依照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订立的协议，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之间没有任何关于合伙的意思表示，主要体现为:首先，协议第一条第五款约定，何芳、何玉翠是以入股的方式，不是以合伙出资数额的方式；其次，协议第一条第六款约定如任意一方自愿退出按入股金额退款，股份全部转移至张礼丽名下，股份归张礼丽所有，资金由张礼丽支出；最后，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约定合作期间，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均无权参与GXG品牌店管理，仅是按季度分红。因此，基于上述协议中的约定能够明确得出，张礼丽、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之间签订的协议，根本不符合法律对于合伙规定的要件，协议各方亦不存在合伙的意思表示。因为，合伙最核心的要件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但是在协议中不仅没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的意思表示，反而是何芳、何玉翠无权参与管理，同时最核心的就是“除张礼丽之外，其余三方均可随时提出退出，退出时仅需将股份转移至张礼丽名下，由张礼丽按入股金额退款”。2.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之间的关系应为名股实债。(1)实践中，“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但是对于交易而言何芳、何玉翠认为意思表示才是各方真实目的的体现。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意思表示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这也意味着意思表示亦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为此，何芳、何玉翠、王加琴、张礼丽之间签订的协议是何种关系，应当以意思表示来进行判断。(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了“投资人目的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应认定为债权投资”的这样裁判理念。结合本案而言，无论是何芳、何玉翠，还是王加琴，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为了按季分红。换而言之，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实质是为了获取固定的收益，而不承担任何的经营风险；故何芳、何玉翠、王加琴所谓入股的行为实质就是债权投资，即“名股实债”。 二、既然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之间签订的协议属于名股实债，张礼丽理应返还何芳、何玉翠的入股款。本案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时，是以合伙协议纠纷立案受理。然而，何芳、何玉翠却认为实质属于名股实债，属于合同纠纷。虽何芳、何玉翠因王加琴起诉时，直接将何芳、何玉翠列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但是无论最终人民法院对此如何定性，何芳、何玉翠是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根据民诉法第五十六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一条之规定，何芳、何玉翠有权要求张礼丽返还何芳、何玉翠的入股款；如最终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何芳、何玉翠也亦有权要求张礼丽向答辩人返还。为此，何芳、何玉翠特此提出独立请求。 庭审中，因第三人何芳、何玉翠未明确其独立诉请标的，且未缴纳案件受理费，庭审告知不在本案中处理。庭审后，考虑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经向何芳、何玉翠释明可以明确独立诉请标的和补交案件受理费后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何芳、何玉翠补交了案件受理费，并明确何芳的独立诉请为：1.判令解除何芳与张礼丽、王加琴、何玉翠签订的《GXG股份协议》；2.判令张礼丽退还投资款195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张礼丽承担。何玉翠的独立诉请为：1.判令解除何玉翠与张礼丽、王加琴、何芳签订的《GXG股份协议》；2.判令张礼丽退还投资款195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张礼丽承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年3月5日，张礼丽做为甲方、王加琴做为乙方、何芳做为丙方、何玉翠做为丁方共同签订《GXG股份协议》，约定：甲、乙、丙、丁四方合股（合伙）开办一家GXG品牌男装店，全面实施四方共同投资，共同合作经营，共担风险，共担责任，共负盈亏的决策；合作方式为每人入股股份25%即150000元，如任何一方自愿退出按入股金额退款，并将股份全部转移至张礼丽名下，股份归张礼丽所有，资金由张礼丽支出；四方按季度分红，合作期间王加琴、何芳、何玉翠无权参与GXG品牌店的管理，但可向张礼丽提出相关建议，由张礼丽代为执行；张礼丽每月1号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进行对账，营业执照不做为四方私人借款所用，不做任何担保；甲、乙、丙、丁四方若要解除合作关系，必须经过四方协商，若一方单方面解除合作，需赔偿对方相关金额的5%作为补偿。签订协议后，王加琴通过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桔山支行转账150000元给张礼丽，后因需增加合伙投资，王加琴又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给张礼丽。庭审后，经本院向张礼丽询问，其陈述已收到何芳、何玉翠的合伙投资款200000元，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庭审中均陈述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投资剩余款5000元。 另查明，1.2019年3月6日，张礼丽作为经营者，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兴义市纪叉纪男装店。2.庭审后，张礼丽向本院提交“GXG股东群”“GXG&店铺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GXG股东群”里现有5名成员，分别为张礼丽、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及聘请的店长，在该微信群中，先由张礼丽发送GXG店铺的营业、支出、对账明细等情况，后由聘请的店长每日在微信群发送GXG店铺的各项工作情况，聘请的店长在该微信群里发送“各位老板，公司要求今天盘点，你们要不要过来看看？我好导数据”的信息，何芳回复“你们盘嘛，我们有事情就不过来了”，何玉翠在微信群里发送“不是说好要对账吗”的信息。3.“GXG&店铺群”现有4名成员，分别为张礼丽、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在该微信群中，曾由各店员发送店铺的各项工作情况。曾聘的员工发送“这个群是GXG店铺新群，各位老板和店员都在，晚上发销售在这个群里面”，何芳回复“收到”，王加琴在该群里发送“今天3号了，要对账不”的信息，曾聘的员工发送“各位老板，请问今天发工资吗，我们的员工都在等米下锅”“一个老板在忙，两个老板在忙，难道你们4个老板都忙得不可开交吗”“两个何总，张总，王总麻烦你们几个商量把员工工资发了，如果你们…”“4大个老板，连员工工资都解决不了”等信息。4.张礼丽多次打电话向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商量清点货品、关店等问题，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通话时均未否认四人间的合伙关系，且均表示愿意对经营的店铺进行清点，但必须四人均在场。 庭审后，经本院向王加琴、何芳、何玉翠释明后，其三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亦不要求进行合伙清算。 上述事实，有王加琴向本院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1份、《GXG股份协议》复印件1份、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桔山支行流水清单打印件3份，张礼丽庭后提交的微信“GXG股东群”聊天记录截图1份、微信“GXG&店铺群”聊天记录截图、录音光盘及通话内容纸质版各1份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张礼丽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称与张礼丽之间系名股实债关系，张礼丽辩称与三人系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和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规定，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是合伙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首先，张礼丽、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签订的《GXG股份协议》中明确约定共同合作经营，共担风险，共担责任，共负盈亏，约定每人占股为25%，四人出资的金额相同，又约定每月1号由张礼丽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进行对账，从上述条款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合伙经营的基本特征。其次，从张礼丽向本院提交的“GXG股东群”“GXG&店铺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GXG股东群”里的员工称呼王加琴、张礼丽、何芳、何玉翠为“各位老板”，并询问四人是否到店查看，何芳则在群里回复该员工其有事不到店里查看的消息，何玉翠亦在群里询问是否需要对账的消息；而在“GXG&店铺群”中，曾聘的员工发送“这个群是GXG店铺新群，各位老板和店员都在，晚上发销售在这个群里面”的消息，何芳回复“收到”，王加琴则在该群询问是否要对账的消息。此后，员工在群里向四人索要工资报酬，称呼四人为老板，并在群里特别强调“两个何总，张总，王总麻烦你们几个商量把员工工资发了”的信息，虽然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称其并未参与管理，但从微信群的消息来看，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对外均表现是店铺管理者的身份，且有对账等管理店铺的行为，若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不是合伙关系，张礼丽不需要投资与该三人相同金额的款项，亦不需要每月与该三人对账，也不需要在投资款有节余时每人返还5000元。再次，通过张礼丽与其余三人的通话记录来看，何芳、何玉翠均未否认四人间的合伙关系，亦表示愿意与张礼丽进行清算，但要求王加琴也参与到清算中，若王加琴与张礼丽、何芳、何玉翠不是合伙关系，何芳、何玉翠也不会多次在电话中要求清算必须四人在场。综上，虽然案涉协议约定任何一方自愿退出按入股金额退款，并将股份全部转移至张礼丽名下，股份归张礼丽所有，资金由张礼丽支出，但与协议约定的共担风险、共担责任、共负盈亏自相矛盾，与合伙关系中共担风险不相符，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称与张礼丽系名股实债关系，但实际各方已经实施了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的行为，王加琴、张礼丽、何芳、何玉翠之间符合合伙关系的法律要素，四人之间系合伙关系。 关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要求解除与张礼丽签订的《GXG股份协议》的问题。虽然四人签订的《GXG股份协议》约定必须经过四方协商才解除合作关系，但庭审中张礼丽陈述合伙经营的GXG男装店铺已于2019年12月31日结束经营，四人继续维持合伙关系存在现实不能，故对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的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要求张礼丽退还合伙款的问题。案涉当事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各方本应就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及财产进行清算，确定盈亏，并按合伙协议约定确定利润分配或债务分担，但各方未就合伙经营盈亏及财产进行清算。庭审后，经本院向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三人进行释明，王加琴、何芳、何玉翠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亦不要求进行合伙清算，故四人应对合伙盈亏自行清算，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在未完成清算，未确定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亏的情况下，要求张礼丽返还投资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加琴、何芳、何玉翠与张礼丽于2019年3月5日签订的《GXG股份协议》于2019年12月31日予以解除； 二、驳回王加琴、何芳、何玉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6500元，由王加琴负担2200元，何芳负担2150元，何玉翠负担2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韩显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谭姣娇 书 记 员 陈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