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81民初3492号 原告：刘宗宇，男，197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玉田县。 委托代理人：藏立艳，女，1970年7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玉田县，系原告刘宗宇妻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王富钧，男，199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 被告：王品如，男，195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 委托代理人：吴桂合，男，197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系被告王品如女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刘宗宇与被告王富钧、王品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宗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藏立艳，被告王富钧、王品如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桂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宗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定二被告支付合同违约金100000元整；2、请求判决二被告返还2020年2月24日-2020年3月6日所欠货款472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养种鸭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有一方违约，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100000元。被告从2020年1月23日以后，以运输不畅拒收种蛋。由于疫情，原告理解，原告也愿意承担着部分损失。2020年2月24日，二被告继续收种蛋，只支付了部分种蛋款，直至2020年3月6日，还欠种蛋款4725元。2020年3月8日，被告通过电话告诉原告不再收种鸭蛋了，后经微信与被告确认，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按合同执行，不再收种蛋。由于种鸭养殖前期，种苗和饲料的成本投入很大。由于被告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原告损失巨大，无力承担。被告王品如为被告王富钧之父，两被告为该合同的共同执行人，故要求二被告承担该合同的违约责任与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请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实际经济损失204923元。 被告王富钧辩称，被告王富钧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被告王富钧是被告王品如雇佣的，不同意原告诉请。 被告王品如辩称，原告与被告王品如的合同签订到2020年1月23日，被告拉最后一批蛋之前，双方合同履行没异议。2020年1月24日，河北省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河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即当日启动河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至2020年4月29日。各地区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采取了封闭或者封存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被告通过电话通知原告刘宗宇因疫情原因停止拉蛋，当时原告刘宗宇已经同意。疫情期间给国家、企业、个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致使双方合同无法履行，被迫中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刘宗宇在2020年3月24日已提起诉讼，一级响应尚未结束，事实证明，原合同乙方即本案原告的行为已终止合同履行。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3月6日期间，一级响应尚未解除，只是被告自家养点种鸭，拉点鸭蛋，当时被告已和原告协商并同意，才拉的种蛋，所以不存在欠款4725元的事实。原告把王富钧列为被告，王品如之子叫王富钧，王品如只是雇佣王富钧开车，谈不上王富钧承担违约责任和还款义务。综上，原告造成的损失不是被告王品如所致，是因疫情不可抗力所致，不存在合同违约的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经审理，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是否应连带支付原告合同违约金100000元；2、二被告是否应连带给付原告货款4725元；3、二被告是否应连带赔偿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204923元。 原告刘宗宇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养种鸭合同1份，证明：二被告主动同意如果被告方违约支付违约金100000元。 证据2、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藏立艳与被告王富钧微信聊天记录1份（共9页），证明：养种鸭合同是被告王富钧一个人一直履行。 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1份，证明：原告付的种鸭款由被告王富钧收走。 经质证，关于证据1至证据3，被告王富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都是被告王品如赋予被告王富钧的权利。因为当时王富钧操作的时候都是王品如在场，转账事宜，因王品如年事已高不会操作，王富钧代为操作，一切行为全是王品如授予王富钧的。 经质证，关于证据1至证据3，被告王品如认为：种鸭合同是王品如与原告签订的，与被告王富钧没关系，因为转账王品如不会操作，所以让王富钧代收的。 证据4、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3月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原告委托代理人藏立艳和王富钧要种蛋款差价，王富钧称等鸭子孵出来给原告补点，但是被告也没说明什么情况，也没给原告补。 经质证，被告王富钧认为：鸭蛋是王富钧与王品如一起去的原告处收的，王品如找到王富钧给厂子打电话，让王富钧给装点鸭蛋试试。微信聊天记录内容都是王富钧之父王品如告诉王富钧的，付给原告的蛋钱也都是王品如的，在王富钧微信里放着。 经质证，被告王品如认为：当时跟原告说鸭子装上也没把握，先试试，如果赔钱，王品如按照1元给原告，要是挣钱了给原告 按照1.9元补。2020年3月1日因为疫情，鸭子没有孵出来蛋就都扔了，微信内容属实。 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1份（书面打印26页），证明：原告一共出售种蛋76777元，包括原告卖给二被告的种蛋款和他人的种蛋款。 经质证，被告王品如认为：原告的损失即使有，也是2020年3月24日之前的损失，之后原告已经鸭子卖了，就没有损失了。在疫情期间，被告无法拉蛋，被告告诉了原告处理了种鸭。 经质证，被告王富钧认为：在2020年3月8日的时候，王品如让王富钧转告原告把鸭子卖了以减少损失，2020年3月8日以后的损失不应该存在。 证据6、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1份，证明：原告卖了种鸭获得种鸭款是27500元，买方苗建林给原告打的款。 经质证，二被告均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无关。 证据7、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内容：原告刘宗宇跟谁合作证人不清楚，应该是跟谁签合同就跟谁合作。当时原告开始养猪，后来想养鸭子，找到证人问养鸭子是否可以，证人认识“老头和二军”，大名不清楚，也就是现在二被告，也就是先认识认识，中午证人请客吃的饭。吃完饭他们就签合同，具体怎么写的合同不清楚。当时老头要求写合同，如果原告不卖给老头蛋就由原告赔偿老头损失，老头说如果不拉蛋也得给原告钱。当时二被告都在场。当时老头说给二军拉蛋。 经质证，原告和被告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王富钧、王品如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雏鸭孵化检疫专用群聊天记录1份，证明：检疫部门要求孵出来的鸭子全部统一销毁，不能外流，不能外运，私自处理。 证据2、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通知两份（网络下载），证明：被告孵化出的鸭子因疫情不能外运，只能销毁。 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一）》书面材料1份（网络下载），证明：受疫情影响，被告无法履行合同，属于不可抗力。 经质证，原告刘宗宇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19日，原告刘宗宇与被告王品如签订《养种鸭合同》，被告王品如为甲方，原告刘宗宇为乙方。双方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种鸭苗，20元/只，当时付款，乙方负责养种鸭，甲方负责回收种蛋，回收价格1.9元/个，乙方种鸭6个半月甲方负责回收种鸭（畸形、沙皮、碱皮、螺纹、钢皮、双黄蛋概不回收）。乙方提供种蛋标准最低85克以上，要求受精率85%以上，种鸭下蛋70%甲方负责实验受精率，价格为1元/个，每8天涨0.2元/个，到第五次为1.9元/个，甲方付乙方的种蛋款不得拖欠，乙方种蛋按受精率85%出雏，种蛋时间为用蛋后到2020年4月25日以后停产换羽，开产后甲方继续负责回收种蛋，价格为1.9元/个，回收时间为2021年4月25日。如甲方 不全数回收种蛋视为违约，乙方不全数将种蛋卖给甲方视为违约，以上合同双方同意，如有违约，违约方赔付对方拾万元整。此合同一式两份，有效期2年，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王品如（签名）乙方：刘宗宇（签名）2019年4月19日”。原、被告双方均承认上述合同期限为2019年4月19日至2021年4月25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刘宗宇与被告王品如就开始了合同的履行，原告随着种蛋的生成陆续为被告提供种蛋，截止到2020年3月8日，因为疫情原因，被告王富钧通知原告不再收种蛋。2020年4月25日种鸭换羽后，原告没有通知被告运输种蛋，将鸭蛋卖给他人，后原告于2020年8月19日将鸭子全部出售。 在合同履行中，被告王富钧通过微信多次转给原告之妻藏立艳鸭蛋款，且曾经去原告处运输鸭蛋。2020年2月24日，二被告从原告处运走种蛋2500个，被告王富钧于当日通过微信转给藏立艳鸭蛋款2500元；2020年2月27日，二被告从原告处运走750个鸭蛋，被告王富钧于当日通过微信转给藏立艳鸭蛋款750元；2020年3月2日，二被告从原告处运走鸭蛋1000个，被告王富钧于当日通过微信转给藏立艳鸭蛋款1000元；2020年3月6日，二被告从原告处运走鸭蛋1000个，被告王富钧于当日通过微信转给藏立艳鸭蛋款1000元。针对上述鸭蛋款，原告曾通过微信向被告王富钧询问按照每个鸭蛋1元结算鸭蛋款原因，二被告均承认如果赚钱了就给原告补差价，如果赔钱了就按照每个鸭蛋1元 结算鸭蛋款。被告王品如当庭表示当时上述种蛋因为疫情没等孵出鸭子来就扔了，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原告从被告处购买鸭雏1200只，开支23600元(2019年4月25日、2019年4月26日通过银行转给被告王富钧)。原告承认在其经营种鸭期间，共出售鸭蛋获得鸭蛋款76777元，其中包括出售给二被告鸭蛋获得的鸭蛋款，后出售种鸭获得种鸭款27500元。原告针对其开支的饲料款、疫苗等费用未向本院举证予以证实。 2020年1月24日，河北省政府根据《河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启动河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4月30日，河北省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供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原告提供的《养种鸭合同》1份；原告提供的藏立艳与被告王富钧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个人账户明细2份；原告提供的藏立艳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被告提供网上下载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通知1份、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通知、雏鸭孵化检疫专用微信聊天群聊天记录1份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养种鸭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刘宗宇与被告王品如之间的养种鸭合同是原告刘宗宇与被告王品如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担责主体的问题，原告虽把王富钧列为本案被告，但因原告 与被告王品如签订了书面合同，并未与被告王富钧签订合同，且考虑到二被告的特殊亲属关系，故被告王富钧与被告王品如曾经同去原告处运输鸭蛋，并转款给被告委托代理人等与交易有关行为，不能证实原告与王富钧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与被告王品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王富钧对原告主张无偿还责任，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王富钧对其主张的诉请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欠付鸭蛋款4725元的问题，被告王品如从原告处购买鸭蛋，按每个鸭蛋1元给付原告鸭蛋款，因原告方对该单价不予认可，故双方并未变更合同关于每个鸭蛋1.9元的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每个鸭蛋1.9元核算，被告王品如应给付原告鸭蛋款4725元（5250个鸭蛋乘以0.9元）。关于被告王品如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因为新冠疫情期间，被告王品如因不可抗力无法购买原告鸭蛋，被告并未构成违约，故对原告主张合同违约金100000元不予支持；因原告针对其实际经济损失204923元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王品如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鸭蛋款4725元。 二、驳回原告刘宗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45元，减半收取2973元，由原告刘宗宇负担2928元，由被告王品如负担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解胜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崔洺怀 书 记 员 徐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