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39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魏某1，女，195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某2，女，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湖北书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某3，男，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湖北书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某1与上诉人魏某2、魏某3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20）鄂090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某2、魏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魏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魏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魏某1与其养父母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没有解除的事实认定错误，魏某1自被其养父母送回亲生父母处后，双方再未履行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更没有共同生活的事实，收养关系依法已予解除。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28条明确规定认定收养关系成立与否以是否有共同生活的事实作为成立必备要件。联系到本案，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俩于1958年将魏某1从福利院抱回后即便收养关系形成。但1964年即魏某1年仅8岁时其养父母就将魏某1送回其亲生父母处，送回的原因是因组织上查出魏某1并非孤儿，其有亲生父母，且其母亲犯罪被判刑，父亲被划为右派。而魏席高、黄清莲当时均是国家干部，按组织要求魏席高、黄清莲必须与魏某1划清界线。故退回的目的就是解除与魏某1的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解除收养关系的目的明确。退回后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俩与魏某1无任何来往，未履行法律规定关于收养的权利义务，收养关系依法已解除。同时，魏某1的亲生父母夏楚池、汤群英夫妇俩在魏席高、黄清莲将魏某1送回去后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夏楚池已恢复与魏某1的父母子女关系（魏某1与其前夫陈某1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表记载魏某1叫夏梦阳、魏某1的亲生父亲夏楚池原在龙店××学校任教，其人事档案中本人书写的多份书面材料均反映魏某1送回去后夏楚池已认可恢复与魏某1的父女关系，魏某1一直与夏楚池夫妇生活至出嫁），足以说明魏某1的亲生父母夏楚池、汤群英夫妇俩对解除收养关系也已默认。由此可见，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意思明确，也无共同生活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28条规定，魏席高、黄清莲与魏某1自1964年起收养关系就已解除。2.一审法院仅以一份《孝感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恢复黄清莲同志养女城镇商品粮户口的批复》孝政纪（1987）140号文件就认为收养关系未予解除认定事实错误。该文件记载内容不客观，魏某1并非下放农村，是因魏某1的亲生父母在农村生活，魏席高、黄清莲以解除与魏某1的收养关系为目的将其送回去其便与亲生父母在农村生活。1987年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俩以养女名义为魏某1上户口的真正原因是：1987年魏某1的亲生父亲夏楚池因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夏楚池工作及家属的商品粮户口（仅解决儿子、儿媳、孙子、配偶），但未解决魏某1的商品粮户口（原因见夏楚池档案资料），魏某1于是找到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俩，恳求帮忙解决户口，夫妇俩基于可怜魏某1才出此下策，以养女名义帮助解决商品粮户口（见证人肖某证言）。事实上自送回去后至1987年，双方已断绝关系，魏席高、黄清莲并无恢复收养关系的意思。且至1987年魏某1已成年，已不符合恢复收养关系的法定条件，即便以养女的名义为魏某1恢复商品粮户口，目的也只是为解决户口，判断收养关系的成立与否应根据法律规定审查是否具备收养关系成立要件，即被收养人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以及对未办理收养登记必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符合上述条件，收养关系才依法成立。二、魏某1要求继承被继承人黄清莲的遗产的诉请已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请依法应予驳回。黄清莲于2015年11月16日病逝，根据法律规定，继承权自被继承人死亡时产生，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权利人就享有继承权，就应主张分割遗产。本案中，魏某1如认为其享有继承权，其就应自2015年11月17日起三年内主张权利，其于2019年6月3日起诉，显然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请要求继承房产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魏某1的诉讼请求。魏某1二审答辩（同一审魏某1代理人的书面代理词一致）称：一、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成立。1.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1992年3月26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后，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解除收养关系的，应适用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1年12月29日）第4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27条规定：经生父母、养父母同意，有识别能力的被收养人也同意，又办理了合法手续的收养关系，应依法保护。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根据上述规定，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成立。其理由如下：其一，在时间上，魏某1是在1周岁时，即在1958年由时任孝感市孤儿院院长的被继承人魏席高在孤儿院处领养。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应当以“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之要求，本案应比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作为审理依据。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是在1984年8月30日颁布，而本案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发生的收养关系是在1958年。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成立。其一，在1958年，时任孝感市孤儿院院长的被继承人魏席高在孝感市孤儿院处领养了魏某1，双方建立收养关系。结合领养人的身份和领养地点，当时的领养行为必定是办理了领养手续的。其二，魏某1在人民法院提交的《孝感市人民政府文件（孝政纪[1987]140号）》《招收集体职工登记表》进一步证实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在1958年建立了收养关系。《孝感市人民政府文件（孝政纪[1987]108号）》能够证实在魏某1的亲生父母的户籍中并无魏某1在列。结合当时的民政政策，不在“一户”户籍之下的成员，在法律上不属于“家庭”关系。并且，在孝政纪[1987]140号文件中，明确记载魏某1于1974年12月注销城镇商品粮油户口；孝政纪[1987]108号文件中，明确记载魏某1的亲生父母及同胞弟妹等人在1961年被注销城镇商品粮油户口。上述事实说明了魏某1在1974年（魏某116周岁之前）之前的户籍从未在其亲生父母的户籍名下。因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成立，特别是上述文件是在1987年作出的，是对1958年的收养关系的追认，并且是政府文件的书面追认。其三，在魏某1于1987年恢复城镇商品粮油户口，落户东山头原种场，是被继承人黄清莲亲自出面办理的（庭审中证人明确说明），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书面明确了养父母与养女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收养关系。其四，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9民终1709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了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只是因诉讼程序要求而发回重审。其五，魏某2、魏某3在其书面的《重审答辩状》中认可了在1958年其父母收养魏某1的事实，但其认为在魏某18岁时（即1964年）已解除了收养关系。其六，自小到大，魏某1自始至终以养父的姓氏为姓，从未从亲生父亲的姓氏。其七，根据魏某1提交的《中医院病历》可以看出，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晚年病重时，魏某1长期照料。并且，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病重就医时，是由魏某1作为被继承人的子女办理的入院手续，而不是魏某2、魏某3。魏某2、魏某3亦认可上述事实。3.魏某2、魏某3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一，关于本案，首先是确定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再确定成立的收养关系是否被解除或无效。那么，比照我国收养法的有关规定，魏某2、魏某3并未提供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已解除收养关系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的任何证据。且魏某2、魏某3在其书面的《重审答辩状》中亦认可了魏某1在1958年其父母收养魏某1的事实，并有孝政纪[1987]140号、孝政纪[1987]108号政府文件的书面追认。其二，被告魏某2、魏某3关于“魏某1不是孤儿，不符合送孤儿院的条件”的这一观点，并不影响双方的收养关系。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4条的规定，魏某1在被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收养时，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范畴，并且是在“社会福利机构”被收养的，其收养行为符合我国收养法的上述规定。其三，被告魏某2、魏某3关于“在魏某18岁时（即1964年）已解除了收养关系”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1）魏某2、魏某3没有提供任何魏某1在8岁时已解除收养关系的任何手续。（2）在魏某130岁时，孝政纪[1987]140号政府文件追认了收养关系。（3）《招收集体职工登记表》明确载明了魏某1在1970年前在“孝感市一小”读小学，且魏某3在庭审时也承认了魏某1读了小学。那么，魏某1的亲生父亲夏楚池在其档案中的陈述就与前述有矛盾之处。既然存在相互矛盾，该证据就应当从疑不予采纳。对于夏楚池在其档案中作出的陈述，极大可能是基于当时其夫妻遗弃魏某1（当时生母因遗弃子女而被判刑三年）后，又申请落实户籍时，为了减轻其罪责所作出的虚假陈述，这亦符合当时的年代特征。因此，该陈述不能认定为双方已解除收养关系的手续，且其在具体内容上也未认可双方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4）退一步讲，如果在1964年已解除收养关系，魏某1的当时户籍不可能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名下；（5）魏某1在被收养后，是否后来与亲生父母有过共同生活，与收养关系无关联。其四，事实上，魏某1在文革期间回老家生活（不是1964年）是基于“下放农村”的当时政策，与收养没有关联。并且，不论魏某1在文革期间是否回原籍随亲生父母生活或与养父母“下放”生活，均不能否定双方已建立的收养关系。其五，魏某2、魏某3提交的被继承人魏席高家庭第三次成员普查表，是基于普查时家庭成员的状况。而当时魏某1已独立成户，当然不在被继承人魏席高家庭成员普查中，这与收养关系成立与否没有关联。另外，魏某1的家庭成员普查表中，第一次普查表记载“夏梦阳”是属于村里上报的笔误，再后面的数次人口普查表中就已经予以更正了，记载的是“魏某1”。据此，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成立，且未解除，被告魏某2、魏某3的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二、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结合本案，魏某1在诉前向魏某2、魏某3主张遗产分割时被拒绝，才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因此，魏某1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魏某2、魏某3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魏某1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魏某1作为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养女，直血亲属和养女亲属是平等的，亦应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1.根据我国收养法、继承法的有关规定，魏某1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女，属于近亲属，符合领取抚恤金的资格。2.魏某1与被继承人建立收养关系后，亦共同长期生活过多年。其一，魏某1与被继承人建立收养关系后，曾共同生活多年，后因魏某1自己组织家庭后分开生活。其二，后来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可以说明）前后，魏某1在孝感市××、生活，与被继承人的居住地相邻，就近对被继承人的生活提供过帮助和照料。其三，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长期患病就医治疗前后，亦都是魏某1及时送医并予以照料日常生活。其四，因居住、工作、生活的原因，魏某2、魏某3反而对被继承人的生活照料相对较少。因此，魏某1与被继承人除了在身份上的收养关系外，在客观上，两者亦是有数十年的长期联系、照料、帮助和共同生活多年的经历。3.一审判决剥夺魏某1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观裁量过于扩大化。综上所述，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收养关系合法有效，其主张继承遗产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魏某1的上诉请求，驳回魏某2、魏某3的上诉请求。魏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90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三项、第四项诉请；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魏某2、魏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魏某1与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系收养关系，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本案中，被继承人黄清莲于2015年11月16日病逝，魏某2、魏某3领取了孝感市孝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153448元。被继承人魏席高于2019年5月7日病逝，魏某2、魏某3领取了孝感市民政局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245222元。上述抚恤金，是发给伤残人员或死者家属的费用，是国家按照相关规定对特殊人员抚慰（抚慰包括精神抚慰和物质抚慰等）和经济补偿。受领抚恤金的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二是这些亲属主要依靠死者生前扶养。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结合本案，魏某1作为二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养女，亦应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1.根据我国收养法、继承法的有关规定，魏某1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女，属于近亲属，符合领取抚恤金的资格。2.魏某1与被继承人建立收养关系后，亦共同长期生活过多年。其一，魏某1与二被继承人建立收养关系后，曾共同生活多年，后因魏某1自己组织家庭后分开生活，但是1988年魏某1回城工作后，因单位没有宿舍，魏某1及前夫陈某1均与二被继承人共同在孝感市汪××后面××巷居住。其二，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可以说明）前后，魏某1与前夫陈某1均及子女家四口随二被继承人在孝感市××路（民政局宿舍三楼）居住、生活，并对二被继承人的生活提供过帮助和照料。1992年魏某1单位药厂分了一间工棚给魏某1居住，居住期间，二被继承人及魏某2、魏某3全家逢年过节都到魏某1的工棚里过节。因此，魏某1与被继承人除了在身份上的收养关系外，在客观上，两者亦是有长期联系、照料、帮助和共同生活多年的经历。3.一审判决剥夺魏某1依法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观裁量过于扩大化。其三，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长期患病就医治疗前后，亦都是魏某1及时送医并予以照料日常生活。其四，因居住、工作、生活的原因，魏某2、魏某3反而因工作单位较好，都分配了住房，都在外居住，故对被继承人的生活照料相对较少。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魏某1的上诉请求。魏某2、魏某3针对魏某1的上诉答辩如下：1.魏某1诉请要求分割二被上诉人父母的死亡抚恤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领取抚恤金的对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二是主要依靠死者抚养。本案中魏某1于1964年被魏某2、魏某3的父母退回到亲生父母处，且当时退回的目的是要与魏某1划清界限。同时因当时查出魏某1并非孤儿，其送养到福利院时是以孤儿的名义，在组织上查出该事实以后，基于该原因，要求将魏某1退回。因此，魏某1被退回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解除与魏某1的收养关系。且魏某1的亲生父母接收后，承担了抚养魏某1的义务，在我方提交其父亲夏楚池的人事档案中东山头原种厂村委会出具的多份证明可以证明在1987年以前，魏某1是夏楚池的家庭成员之一，从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收养关系已经解除。因此魏某1既不是死者的近亲属，也没有与死者共同生活的事实，不符合领取抚恤金的条件。2.魏某1诉称其被收养后与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后是因自己组织家庭分开生活，在1988年回城工作后与两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以及在两被继承人患病后给予照顾的事实不属实。从1982年陈某1均的人口普查记录以及夏楚池的情况汇报等证据材料均可以证实，魏某1在出嫁时是随亲生父母生活，当时叫夏梦阳，在两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是魏某2、魏某3花钱雇请魏某1照料过两被继承人一段时间，且当时是在魏某2家中。因魏某2白天要上班，无法照料老人，便雇请魏某1到她家帮忙照顾。事实上，魏某1在1988年回城后，在其自己的孝感市丹阳药厂的职工宿舍居住，因此其所述的事实是不客观的。综上，魏某1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魏某1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2.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位于孝感市××街××室的房产享有1/3的份额，并分割该房产；3.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黄清莲遗留的抚恤金享有25%的份额，并判令魏某2、魏某3返还魏某1依法享有的份额38362元；4.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遗留的抚恤金享有1/3的份额，并分配魏某1所享有的份额；5.本案诉讼费由魏某2、魏某3承担。本案发回重审后，魏某1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为：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遗留的抚恤金享有1/2的份额，并分配魏某1所享有的份额122611元。一审重审过程中，魏某1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位于孝感市××街××室的房产享有1/3的份额。一审认定事实如下：魏某1的生父母夏楚池、汤群英育有两女两子：长女夏小咪、次女魏某1（原名夏梦阳）、长子夏小焕、次子夏望平。夏楚池一家住原孝感市××头原××村××组。夏楚池于1952年参加工作，在原××区属小学任教，1960年9月因“右派”成分下放农场。魏某2、魏某3的父母魏席高、黄清莲育有一女一子，即魏某2、魏某3。魏席高自1958年至1967年期间担任孝感地区福利院院长，黄清莲当时在孝感市医药公司工作。1957年，夏楚池夫妇将2岁的魏某1送到孝感地区福利院。1958年，魏席高夫妇将魏某1抱回抚养，当时两人尚未生育魏某2、魏某3。1964年，迫于“四清运动”的压力，魏席高夫妇将年已9岁的魏某1退回其生父母处。此后，魏某1随其生父母一起生活。1974年2月，魏某1从其生父母处嫁给同村3组村民陈某1均。两人育有一女陈某2、一子陈昭辉。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魏某1及丈夫子女的住所地为孝感市××头原××村××组，其出生年月登记为1956年1月，名字为夏梦阳。此次人口普查时，魏席高夫妇及魏某2、魏某3的住所地为孝感市××街。1987年8月24日，孝感市人民政府发布孝政纪[1987]108号文件《关于同意恢复夏楚池家属及子女商品粮户口的批复》，文件内容为：夏楚池在1958年、1959年受到批斗，1960年下放农场劳动，1961年被清洗回家，同时家属子女商品粮户口被注销，1986年落实政策收回工作。根据中办发[1986]6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同意恢复其妻汤群英、子夏小焕、媳涂桂运、孙子夏良茜、次子夏望平等六人的商品粮户口，在龙店入户。同年10月15日，孝感市人民政府发布孝政纪[1987]140号文件《关于同意恢复黄清莲同志养女城镇商品粮户口的批复》，文件内容为：经查证，市医药公司离休干部黄清莲之养女魏某1，1957年2月20日出生，1958年黄清莲和丈夫魏席高从孤儿院抱回，抚养至“文革”期间，从城关下放农村，1974年12月注销城镇商品粮户口；根据鄂发（1978）139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同意恢复魏某1及其女儿陈莉莲、儿子陈昭辉三人城镇商品粮户口，在东山头原种场入户。当日，魏某1因落实政策上了户口。1988年1月，魏某1因招工回城，魏席高夫妇帮忙为其安排工作，在所填写的招收集体职工登记表上注明魏某1主要社会关系为：魏席高、养父、退休干部、党员，黄清莲、养母、孝感市医药局离休干部、党员。该登记表有孝感市东山头沦河咀村民委员会、孝感市东山头原种场、孝感市劳动人事局等单位盖章确认。魏某1回城后，并未随魏席高夫妇共同生活。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魏某1及其丈夫子女的住所地为孝感市××路，其出生年月登记为1956年12月，名字为魏某1。2000年，魏某1与陈某1均离婚。2001年1月，魏某1在其填写的确定连续工龄呈报表上注明：1974年-1988年从城关下放农村，工作单位为孝感制药厂。该呈报表有孝感制药厂、孝感市医药管理局、孝感市孝南区劳动保险局盖章确认。2015年1月22日，魏席高因咳嗽病及痰热郁肺证、黄清莲因眩晕病及痰瘀互结证均被送到孝感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两人的入院记录、入院病情告知书中患者家属一栏的签名人均为魏某1。两人生病期间，由魏某1及其雇请的人员帮忙照顾，两人每月给予其生活费4000元。同年11月16日，黄清莲病逝。同年12月，魏某2、魏某3领取了孝感市孝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黄清莲的一次性抚恤金（包括丧葬补助费）153448元。2019年5月7日，魏席高病逝。同年12月10日，魏某2、魏某3领取了孝感市民政局发放的魏席高的一次性抚恤金（包括丧葬补助费）245222元。魏席高病逝后，遗留位于孝感市××街××室的房屋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120.54㎡，不动产权证书号为EG0100953，所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魏席高。还查明，魏席高夫妇在世时，与魏某2、魏某3一起共同生活，直至魏某21986年出嫁、魏某32006年调到武汉工作。魏某2出嫁后，仍一直照顾父母。魏某3调到武汉后，其弟媳及侄儿帮忙照顾父母。另查明，1992年8月11日，民政部发布民婚函[1992]263号《关于在办理收养登记中严格区分孤儿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的通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所称的孤儿是指其父母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其父母死亡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送养孤儿的须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收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孤儿父母死亡的证明应严格审查和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将调查笔录归卷存档等。同年9月10日，湖北省民政厅发布[92]鄂民婚字第8号《转发民政部民婚函[1992]263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市、州、县民政局严格遵照执行。一审认为，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于1958年将魏某1从孝感地区福利院抱回抚养，双方形成收养关系。虽然魏席高夫妇于1964年因“四清运动”的压力将魏某1送回其生父母处，但双方并未明确解除收养关系。孝感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作出《关于同意恢复黄清莲同志养女城镇商品粮户口的批复》并恢复魏某1城镇商品粮户口，魏席高夫妇于1988年以养父母名义为魏某1安排工作时其养女身份经过孝感市东山头沦河咀村民委员会、孝感市东山头原种场、孝感市劳动人事局等单位确认，且魏某1在魏席高夫妇2015年生病期间给予照顾并以患者家属名义在入院记录、入院病情告知书上签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双方的收养关系并未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1992年3月26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实施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因此，魏某1与魏席高夫妇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2年4月1日）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因此，魏某1作为魏席高、黄清莲夫妇的养女，对两人的遗产，同魏某2、魏某3一样均享有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魏席高去世后，遗留位于孝感市××街××室××房产××套，魏某1主张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1/3的份额，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抚恤金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对死者家属或伤残职工发给的费用。抚恤金不是遗产，其意义在于安慰体恤死者的近亲属。根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政策，享受抚恤金待遇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死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二是死者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人。魏某1虽与魏席高、黄清莲夫妇存在收养关系，但并未与两人长期共同生活，亦不是两人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对象，其要求确认其对黄清莲遗留的抚恤金享有25%的份额并要求魏某2、魏某3返还其享有的份额38362元、要求确认其对魏席高遗留的抚恤金享有1/2的份额并分配其享有的份额12261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不予支持。魏某2、魏某3辩称魏某1与其父母之间并不存在收养关系，与事实不符。魏席高于2019年5月7日去世，魏某1于同年6月13日提起诉讼，魏某2、魏某3辩称其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亦与事实不符。据此，经一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遂判决：一、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二、魏某1对被继承人魏席高位于孝感市××街××室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EG0100953）享有1/3的份额；三、驳回魏某1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8元，由魏某2、魏某3负担200元，魏某1负担138元。二审中，魏某2、魏某3未提交新证据；魏某1提交陈某1均出具的《证明书》一份。拟证明：魏某1一直随养父母生活多年。魏某2、魏某3针对魏某1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在证人在××××年××月×魏某2的代理人杜红梅律师向其调查时作证魏某1以前叫“夏梦阳”，与其结婚时也叫“夏梦阳”，在魏某130多岁在制药厂上班，农村户籍改为城镇户籍，改名为“魏某1”，同时陈述魏某1与其恋爱的时候才14、5岁，一直与亲生父母生活在农村。该证词有当时的代理人的录音录像证实证词真实性及来源合法。在2019年一审法官曾向陈某1均进行调查，调查的事实与杜红梅向陈某1均调查的事实一致。且在陈某1均作证后，魏某1到陈某1均家，将其家中窗户砸毁，导致陈某1均不敢到庭作证。现陈某1均作出相反的证言，显然是陈某1均在魏某1的威胁下出具。且证人陈某1均未到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证据不应被采信。对魏某1提交的《证明书》，本院认证认为：在2019年一审法官曾向陈某1均进行调查，现陈某1均作出相反的证言，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且证人陈某1均未到庭作证，不符合作为证据的基本要求，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一审确定案由为继承纠纷准确，本院予以确认。魏某2、魏某3主张收养关系已解除，因此对于“魏席高、黄清莲夫妇于1958年将魏某1从孝感地区福利院抱回抚养，双方形成收养关系”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焦点：1.收养关系是否依法解除；2.魏某1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魏某1是否应享受被继承人的抚恤金待遇。一、魏某2、魏某3主张收养关系解除的依据不足。二审中魏某2、魏某3主张收养关系已解除的主要依据是魏某1的亲生父亲夏楚池的人事档案中本人书写的书面材料。该材料的证据效力不足以推翻孝感市人民政府孝政纪[1987]140号政府文件的证明效力，因此，魏某2、魏某3提出“在魏某18岁时（即1964年）已解除了收养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魏某1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结合本案，魏某1在诉前向魏某2、魏某3主张遗产分割时被拒绝，才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因此，魏某1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魏某2、魏某3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魏某1享受被继承人抚恤金待遇的依据不足。死亡抚恤金是死者所在单位等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补助费。由于抚恤金不是给予死者的，也不是死者生前的财产，故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根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政策，享有抚恤金待遇的人必须同时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死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二是死者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人。魏某1结婚后即独立生活，其提交的证据仅证明在被继承人魏席高、黄清莲长期患病就医治疗前后，魏某1送医并予以照料日常生活。故魏某1请求分配被继承人抚恤金待遇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元，由魏某2、魏某3负担169元、由魏某1负担16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董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