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322民初2529号 原告：张庆安，男，1963年3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昌黎县。 委托代理人：高远，河北戊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爱平，女，1986年6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昌黎县，系张庆安女儿。 被告：刘学锋，男，1968年1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昌黎县。 委托代理人：张春菊，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飞，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子成，男，1968年5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昌黎县。 原告张庆安诉被告刘学锋、刘子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卢山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庆安的委托代理人高远，被告刘学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春菊、赵飞，被告刘子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庆安诉称，2017年9月11日上午，被告刘学锋找种粒机车车主刘子成为其收获的花生脱粒，同时雇佣原告及王瑞华、鲁宝英等村民为花生脱粒干辅助工活。大约在九点三十分左右，当原告站在脱粒机板上往传送带放花生秧时，被告（机主）刘子成在没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就向前移动机车及脱粒机，因机车机器的强烈震动和惯性，致传动轴打到双腿而被卷入机器内，造成原告双腿被绞断的损伤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雇主）刘学锋开车将原告送至山海关医院救治，并为原告交付住院费用43000元。原告因此住院手术治疗332天，产生医疗费231341元。后因左小腿钢板断裂再次住院29天，产生医疗费34153.32元。2020年5月13日，原告又因左小腿毁损伤术后不愈合内固定失效入院治疗26天，产生医疗费14125.31元。上述三次住院共计387天，共产生医疗费279619.63元。2020年9月7日，经昌黎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情构成伤残等级为七级、十级；伤后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均至评残前一日；后期治疗费用约八千元至一万元。综上,原告的具体损失为：1、医疗费279619.6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387天=19350元，3、营养费100元/天×1091天=109100元，4、误工费1091天×77.26元/天（2019年农业平均日工资）=84290.66元，5、护理费332天×115.38元/天×2人+759天×115.38元/天=164185.74元，6、交通费10000元，7、残疾赔偿金35738元/年×20年×（0.4+0.02）=300199.2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9、鉴定费2700元，10、后期治疗费10000元，11、残疾器具费1000元，以上合计1005445.23元。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上述费用，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刘学锋辩称，答辩人就张庆安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答辩如下：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具体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与本案另一被告刘子成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定作人是根据承揽人的条件认定承揽人能够完成工作来选择承揽人的，定作人注重的是特定承揽人的工作条件和技能，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劳力、设备和技术，独立完成承揽工作。本案中，另一被告刘子成使用自己的脱粒机进行花生脱粒工作，答辩人将花生脱粒的任务以每亩地100元的价格交由刘子成独立完成，仅对其要求脱粒的地块进行安排，并未对其工作步骤进行指挥，并约定完成工作后一次性支付其承揽报酬。刘学锋与刘子成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地位平等，承揽人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劳力独立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一定报酬。由此可知，答辩人与被告刘子成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二、答辩人刘学锋不是本次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刘学锋与刘子成系承揽合同关系，答辩人在刘子成进行花生脱粒时未在现场也未对其工作进行指挥。同时刘子成自备脱种机在当地承揽花生脱粒工作多年，当地农民基本人人知晓其以承揽花生脱粒为工作，可见刘子成具备和知晓花生脱粒的技能和花生脱粒的风险。并且刘子成使用的花生脱粒机系刚购进的新机器，机器性能良好，具备花生脱粒的相关条件，正是因为刘子成有多年花生脱粒工作经验和性能良好的机器，所以答辩人才选择刘子成作为承揽人，也尽到了选人谨慎的责任。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对伤者进行积极救治，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就医，垫付医药费5.4万元，并且多次前往伤者家中探望。可见答辩人不存在指挥过失和选任的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张庆安与另一被告刘子成均存在重大过失。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原告在此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故应当依法减免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张庆安在本案中有过错，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事故发生的当天，被答辩人与其他几人一起做花生脱粒辅助工作，该项工作应该站在地面完成，其他人也是站在地面完成该项工作的，仅有张庆安一人站在脱粒机上作业，同时刘子成的脱粒机在设计之初也没有设计供人站立作业的场地。可见完成该项工作不应、不需站在脱粒机上完成。事故当天答辩人未在现场，现场由答辩人妻子负责管理，其多次要求原告张庆安注意安全，并强烈要求其从脱粒机上下来干活。原告轻信事故不会发生，对答辩人妻子的提醒和劝阻均置之不理。可见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依法减免被告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起诉状可知，本次事故发生与另一被告刘子成有直接关系，并且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刘子成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向前移动脱粒机从而导致原告从车上坠落造成事故发生。刘子成在当地多年来以使用脱粒机为人脱粒为生，其应该知晓操作规程和工作风险，但其并未按照操作规程且轻信事故不会发生，在明知有人在机器上站立的情况下，移动机器之前未告知站立在机器上的原告，从而造成事故发生，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原告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计算有误。具体意见在质证过程中一并发表。综上所述，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依法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 被告刘子成辩称，因张庆安诉刘学锋、刘子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一、答辩人与原告张庆安不存在劳务关系。2017年9月11日，答辩人受被告刘学锋的雇佣出机器为其脱粒摘花生果。原告张庆安受雇于被告刘学锋为其花生摘果提供劳务。他们二者系劳务关系，答辩人与原告张庆安不存在劳务关系。二、答辩人摘果机和机车在为被告刘学锋摘果脱粒正常运转时，答辩人未移动机车和摘果机，且续料处有皮带防护栏与人隔离。事故发生是原告操作不当，位于防护栏内侧，被皮带绞伤。综上所述，答辩人与原告张庆安不存在劳务关系，原告张庆安与被告刘学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与答辩人无法律关系，答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庭上，被告刘子成补充答辩意见为，1、刚开始打花生时，原告想上机器我就没让上去，上面写着注意安全，还有防护网、挡着皮带；2、我与刘学锋没有承揽关系。 原告张庆安为支持自己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住院病案3份、诊断证明3份（出具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9日、2018年10月10日、2020年6月14日），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住院费票据3张、住院患者费用总清单3份。主要内容，原告张庆安伤后在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第一次住院332天（2017.9.11-2018.8.9），支付住院费231341元。伤情为双小腿毁损伤，建议住院期间陪护两人，每月复查X线片，目前左下肢支具校正足下垂治疗。左侧肢体骨折愈合后二期手术治疗足下垂；右侧肢体骨折愈合后取内固定物手术治疗。第二次住院29天（2018.9.10-2018.10.9），支付住院费34153.32元。伤情为左小腿毁损伤术后骨不连内固定装置失效，慢性骨髓炎，双侧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病。第三次住院26天（2020.5.13-2020.6.8），支付住院费14125.31元，伤情为左小腿毁损伤术后骨不愈合内固定失效（左小腿截肢），慢性骨髓炎，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病。 2、昌黎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费票据1张。主要内容，原告张庆安诉前申请，经昌黎县人民法院委托昌黎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9月7日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张庆安伤残等级为柒级、拾级；建议伤后误工时限、护理时限、营养时限均为评残前一日；建议后期治疗费约捌仟元至壹万元。支付鉴定费2700元。 经质证，被告刘学锋质证意见为：第二次及第三次的住院事由是因为伤后内骨不连内装置失效及机械性失效造成。该种原因是由于医疗事故还是由于其它原因不详，与原告的受伤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意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考虑二、三次的住院事由请法院酌情考虑。其余无异议。被告刘子成质证意见同刘学锋方的质证意见。 被告刘学锋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刘学锋方与刘子成之间录音录像视频2段，主要证明刘学锋与刘子成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 2、刘学锋方与张庆安之间录音录像视频3段，主要证明刘学峰方对张庆安在工作之时尽到安全的提示告知义务（告知张庆安从机器上下来），张庆安在本次事故发生中存在过失，同时证明刘子成是本次事故的直接侵权人，负有重大过失。 经质证，原告张庆安质证意见为：对刘学锋证据1，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录音录像系偷录，在录像之前未经过被录像人的许可，证据形式不合法；刘学锋与刘子成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关系不影响张庆安在直接受刘学锋的雇佣中遭受损伤而向刘学锋主张赔偿的权利。对刘学锋证据2，首先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理由同上；即使该录像具有合法性，也不能达到被告刘学锋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因为在该录像中仅有刘学锋妻子的口述，而未得到张庆安的口头认可，不能证明刘学锋已经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而且刘学锋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该为张庆安等提供劳务的一方的安全承担责任，如果只通过口头告知的形式，而未进行任何行为上的限制，也属于对张庆安的受伤具有重大过错。被告刘子成质证意见为：对刘学锋证据1我认为我与刘学锋之间不是承揽关系，要是承揽关系我根本不用他们找人，要是承揽的话我直接雇人；对刘学锋证据2不认可，当时我没有在车上，车没有移动，原告自己站在车上造成的受伤。 被告刘子成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事故发生时的机器设备即华联花生摘果机的照片二张。 经质证，原告方质证意见为：作为代理人未在现场，是否是该机器我不清楚。被告刘学锋质证意见为：认可，是发生事故时的机器。 经本院审查,原告证据1中各项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对证明原告具体伤情、具体花费、治疗建议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原告因左小腿毁损伤术后骨不愈合内固定装置失效住院治疗以及因病情发展无法保留左小腿而入院截肢的情形，证明了原告的伤情确实严重。被告方虽然提出异议称系医疗事故或其它原因所致，要求予以酌减，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证据1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2，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对原告证据1的分析，对原告证据2本院予以采纳，后期治疗费折中采纳9000元。被告刘学锋证据1、2系通过偷录的方式取得并且是分段留存，证明力有限。结合庭上原告方及二被告方的陈述，本院仅对能够相印证的内容予以采纳。被告刘子成承认由其驾驶自有的拖车头牵引摘果机为被告刘学锋的花生进行摘果（脱粒）作业，按每亩70元收取费用。刘子成在作业中具有一定的作业技能，独自完成特定的工作，与刘学锋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本院对刘学锋与刘子成之间的承揽关系予以确认。录像中原告称受伤是由于刘子成驾驶拖车头牵引摘果机前移惯性造成原告双腿被传动轴打到卷入机器受伤，但只有原告的个人陈述，被告刘子成并不认可该原因，又没有其它证据佐证事故原因，故本院仅对该事故的客观存在予以确认。被告刘子成提供的发生事故时的摘果机的照片，被告刘学锋无异议，原告方并未明确否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该照片中显示传送带前设有挡板，该机器未设立作业时供人站立的设施。庭审中，原告方及被告刘学锋均认可刘学锋与张庆安之间系雇佣关系，本院对该内容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营养费的标准过高，本院采纳50元/天。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护理人员及护理费给付标准，考虑原告的户籍性质，本院按照农林牧渔业收入标准（77元/天）给付。原告主张交通费未能提供任何票据，但考虑到原告伤情及治疗情况，支付一定的交通费用具有客观必要性，本院酌情给付3000元。根据原告户籍性质及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本案并不适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实施方案》的适用范围，对残疾赔偿金的标准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残疾器具费虽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考虑原告伤残程度，主张100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及被告刘学锋均认可被告刘学锋已为原告垫付医疗费43000元，对该情形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以上诉讼证据的认证情况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对本案相关事实认定如下： 2017年9月11日上午，被告刘子成操作自有的花生摘果机为被告刘学锋收获的花生进行摘果（脱粒），约定按亩给付报酬。同时，刘学锋雇佣原告在内的多名村民为刘学锋从事花生脱粒辅助工作，按天支付劳务费。原告张庆安站在摘果机上作业时，双腿被传动轴卷入机器内受损。 原告张庆安伤后在秦皇岛市山海关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第一次住院332天（2017.9.11-2018.8.9），支付住院费231341元。伤情为双小腿毁损伤，建议住院期间陪护两人，每月复查X线片，目前左下肢支具校正足下垂治疗。左侧肢体骨折愈合后二期手术治疗足下垂；右侧肢体骨折愈合后取内固定物手术治疗。第二次住院29天（2018.9.10-2018.10.9），支付住院费34153.32元。伤情为左小腿毁损伤术后骨不连内固定装置失效，慢性骨髓炎，双侧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病。第三次住院26天（2020.5.13-2020.6.8），支付住院费14125.31元，伤情为左小腿毁损伤术后骨不愈合内固定失效（左小腿截肢），慢性骨髓炎，左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病。 原告张庆安诉前申请，经昌黎县人民法院委托昌黎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9月7日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张庆安伤残等级为柒级、拾级；建议伤后误工时限、护理时限、营养时限均为评残前一日；建议后期治疗费约捌仟元至壹万元。支付鉴定费2700元。 另查明：被告刘学锋已为原告张庆安垫付了医疗费43000元。 本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原告自认，确认此次事故造成原告张庆安合法经济损失的数额为： 1、医疗费：279619.63元（231341元+34153.32元+14125.31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19350元[50元/天×387天（332天+29天+26天）]； 3、营养费：54550元（50元/天×1091天）； 4、护理费：109571元（77元/天×332天×2+77元/天×759天）； 5、误工费：84007元（77元/天×1091天）； 6、伤残赔偿金：129133.2元（15373元/年×20年×42%）； 7、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50000元×42%）； 8、鉴定费：2700元； 9、后期治疗费：9000元； 10、残疾器具费：1000元； 11、交通费：3000元。 共计：712930.83元。 本院认为，原告张庆安受被告刘学锋雇佣从事花生摘果（脱粒）辅助工作，双方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刘子成以其所有的摘果机，凭借其自身技术为被告刘学锋负责花生的摘果（脱粒）工作，并按照完成工作成果（按亩计算）获得报酬，双方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张庆安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清楚。原告张庆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设置站立装置的摘果机上作业，不符合操作规范，对危险的发生以及自身损伤后果存在过失，对自身损失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刘子成作为摘果机的所有人、操作和管理人员在从事承揽工作中应当对其他人参与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予以制止，其未能注意并及时制止原告张庆安在机器上作业的危险行为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失，亦是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应承担原告损失35%的责任。被告刘学锋方（刘学锋妻子在事故现场）虽称对张庆安在摘果机上作业的行为进行过风险提示，但是提供的证据更多是刘学锋方的单方口述，证据内容并不充分，即便有口头提示也未能以实际行动进行劝阻，未能对提供劳务者的安全予以充分保障，存在疏忽和过失，同时原告张庆安在为被告刘学锋提供劳务过程中并未故意造成自身损害。综上，刘学锋作为劳务接受者对原告损失应承担35%的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学锋赔偿原告张庆安经济损失249525.79元（712930.83元×35%），扣除已给付的43000元，实际履行206525.79元。 二、被告刘子成赔偿原告张庆安经济损失249525.79元（712930.83元×35%）。 三、驳回原告张庆安的其它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项内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被告刘学锋负担1422元，被告刘子成负担1719元，原告张庆安负担37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卢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