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4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华创国际广场**楼**。负责人：蒋灵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江苏展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洋，男，1958年1月23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元光，盐城市亭湖区大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长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洋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4民初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长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案涉赔偿款是否为被上诉人赔偿，划分事故责任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及案涉保险合同约定，只有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赔偿后才取得向上诉人请求保险金赔偿的权利，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是否赔偿给本案的受害人亲属。根据泵车驾驶员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谈话笔录得知，受害人亲属赔偿款是工地包工头孙某赔偿的，并非是被上诉人李洋赔偿的，而且据上诉人了解，原始的协议上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字，被上诉人是为了诉讼才在协议上补签字的，这点可以从李洋的签名得到印证。上诉人认为案涉事故是工地管理者、泵车驾驶员及本案受害人三方过错共同导致，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是按照泵车驾驶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划分的，工地管理者未对工地工人进行安全生产管理，具有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未考虑工地管理者应该负的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负担。二、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我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诉讼费违反《合同法》规定，即使受害方的损失最终可以确定为112万元，但是该项目中包含了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案涉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李洋辩称：一、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并非侵权纠纷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请求二审法院按损失补偿的原则审理本案。按照法律规定，李洋应当赔偿死者亲属1145498.2元，具体组成：1.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43295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处理丧葬费用3000元。投保人的投保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转移风险或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李洋承担不低于总赔偿责任的89%并无不当，该判决符合双方的缔约目的。二、李洋是实际车主，也是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本案事故发生后，为避免与死者家属直接见面可能导致的冲突，李洋指派、委托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孙某出面调解处理，这也情有可原。因此孙某在赔偿协议上签字行为是完全代表李洋的，况且，事后李洋也在双方协议上签名确认、追认，143万元赔偿款也是李洋的。对此，一审中也向孙某进行了调查、核实，故本案李洋作为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三、本案不是交通事故，三责险应当承担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责任，对此，盐城中院民一庭有相关的解答。四、涉案事故泵车驾驶员沈某是专业的司机及操作人员，并且经过相关安全培训、考核过关取得操作资格证的人，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麻痹大意、注意力未集中、操作失误，未尽最大的、合理的注意义务，避免风险的发生，泵车侧倒是受害人受伤死亡的唯一原因，也是直接原因，因此，车主应承担全部责任，死者不应承担责任。补充一点，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保险条款，也是将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在免责条款中，但是直到现在，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对精神抚慰金不赔偿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李洋不产生法律效力。李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财保长沙公司支付李洋保险赔偿金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8日，李洋为其号牌为湘Ｈ-×××**车辆投保了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从2019年6月17日至次年6月16日止。该险种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2019年7月14日，李洋雇用的驾驶员沈某在射阳县明湖书香苑小区工地操作泵车输送水泥过程中，因泵车的左支架下陷，造成车身侧倒，导致正在车旁施工的徐某被泵臂压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7月14日，孙某、李洋与受害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赔偿143万元并由李洋实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李洋与平安财保长沙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于法不悖，应认定有效。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平安财保长沙公司应对李洋对受害者亲属承担赔偿责任予以理赔。李洋主张**安财保长沙公司支付理赔保险金100万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洋实际赔偿的143万元中100万元的合理性。审理中，平安财保长沙公司自认因受害者死亡导致的损失为112万多元，故可依此为基数考量李洋承担的赔偿数额的合理性。根据李洋诉请，其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100万元，占受害者死亡损失约89%，表明李洋在本起事故中最低限度承担89%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本起事故直接原因是沈某操作的泵车左支架下陷引起车身倾倒，导致受害者被压后死亡，故沈某承担主要责任当无异议，受害人本人在工作中未与泵车保持安全距离，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李洋与受害人亲属调解中自愿承担不低于89%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故保险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保险赔偿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平安财保长沙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洋1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平安财保长沙公司负担。二审中，李洋提供：1.江苏省乾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5向孙某转账80万元、7月16日转账63万元的银行回单及记账凭证，凭证摘要载明代李洋支付赔偿款143万元冲明湖项目往来。2.射阳盛世置业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乾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江苏省乾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宏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由双方的代表李柏与孙万海签名。平安财保长沙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合同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无法确认；2.记账凭证是公司内部使用的，不予认可，劳务合同由法院审查。本院经审核认为，江苏省乾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孙某向受害人亲属支付的赔偿款来源于李洋。本院另查明，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通知孙某到庭询问，其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事故发生后，李洋请其出面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其只是出面协调，不承担任何责任，143万元是其打给死者亲属的，但该赔偿款实际是李洋的。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失，上诉人平安财保长沙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1.关于李洋是否已向受害人亲属履行了支付赔偿款的义务。一审审理中，孙某已到庭陈述赔偿事宜是李洋委托其与受害人家属协商的，赔偿款也是李洋通过其向受害人亲属支付的，二审中，李洋提供的转账凭证也证明了孙某向受害人亲属支付的款项来源于李洋，故能够认定李洋已向受害人亲属支付了赔偿款，李洋有权向平安财保长沙公司主张保险金赔偿权利。2.关于本案应否减少上诉人赔偿责任问题。平安财保长沙公司认为，对事故的发生，受害人徐某以及工地管理者均有过错，均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事故的发生因泵车支架下陷致车身侧翻而压到受害人徐某，直接责任人是泵车驾驶员，受害人徐某在施工中未与泵车保持安全距离，但徐某死亡所导致的损失已远超过保险责任限额，保险责任限额并不足以填补损失，一审在责任认定上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工地管理者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上诉人认为应减少其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精神抚慰金应否赔偿问题。案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部分第二十六条第（十二）项约定，精神抚慰金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平安财保长沙公司认为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其赔偿范围，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就该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其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平安财保长沙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毅审判员 陈素娟审判员 胥 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邵绘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