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2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法定代表人：林涛，该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捍东，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博玮，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div>法定代表人：林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高峰，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铁敏，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703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云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未查明农发公司在2015年是否实际持有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益公司）股权，未查明农发公司是否已作为股东实际参与广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次，农发公司认可收取了年利率为1.2%的固定投资收益，但一审判决以所谓“常理”否定《投资协议》的债权投资性质；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广之益公司2015年12月24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向广之益公司增资的议案》与广之益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的关于新增农发公司为股东的《股东大会纪要》相互独立，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二者存在关联性；其次，2019年2月12日的《股东大会纪要》所记载的农发公司的出资时间前后不一致，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最后，2019年2月12日的《股东大会纪要》与2015年阶段农发公司对广之益公司的债权投资系两项独立事项，一审法院错误将二者混为一谈；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未严格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未明确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作为外部第三人；4、一审中云城公司提交了广之益公司的年报和半年报，该证据清晰显示农发公司2015年提供的2500万元为借款，一审判决对是否采用该证据没有说明理由；5、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中没有讲清楚2015年的《投资协议》下的2500万元与农发公司2019年成为广之益公司股东认缴2500万元注册资本为什么是同一个事项的延伸，云城公司认为这两个事是完全独立的两件事。农发公司辩称，1、农发公司是否享有广之益公司股权并不以其是否行使股东权利为前提，股东怠于行使股东权利也并不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2、固定投资收益并不是债权投资的专有属性，一审判决已充分阐明《投资协议》系股权投资协议，而非债权投资协议；3、2015年12月24日《广之益公司增资的议案》及股东会议与2019年2月12日《股东大会纪要》密切关联，该两份文件的内容清晰地证明其均已《投资协议》为基础；4、农发公司在《投资协议》签订后于2015年12月3日转账支付2500万元股权投资款，一审认定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是准确无误且证据充分；5、股权变更登记延迟或未将增加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均不能否认农发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云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追加农发公司为（2019）湘0703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申请执行人云城公司与被执行人广之益公司、陈湘益、王惠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云城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第三人农发公司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7日作出（2020）湘0703执异2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云城公司申请将农发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异议请求。云城公司对上述裁定不服，故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2、2015年11月17日，农发公司（甲方）与陈湘益（乙方）、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丙方）、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丁方）签订了《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资协议（适用于逐年退出项目）》，约定:农发公司以人民币2500万元对目标公司（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持有相应股权。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由原2000万元增加2500万元，农发公司认缴出资额2500万元，实缴出资额2500万元，持股比例55.56%。陈湘益与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承诺，在农发公司缴付增资款后的20日内，由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委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农发公司本次投资的年投资收益率为1.20%；农发公司不向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的日常正常经营，但对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有表决权。3、2015年12月3日，农发公司通过中国邮政银行向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账户支付2500万元，并备注：投资。4、2015年12月24日，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形成了如下决议：公司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向湖南广益粮棉油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在满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公司5万吨粮油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投资评估评审要求后，公司股东同意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向公司增资2500万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持有相应的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农发重点建设公司在公司享有全部股东权利。2015年12月25日，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向农发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3月底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5、2016年7月1日，湖南广益粮油棉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南广之益粮油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0日，湖南广之益粮油棉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6、2019年2月12日，广之益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增加农发公司成为广之益公司的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从6000万元增加至8500万元。由新增股东农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5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出资比例为29.412%，该股东大会纪要于2019年2月20日提交至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于办理变更登记。7、2019年2月21日，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广之益公司发出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广之益公司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的注册资本为85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农发公司是否足额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云城公司主张农发公司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农发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向广之益公司支付的2500万元为借款，理由是《投资协议》中约定该2500万元必须专款用于项目建设、农发公司不参与广之益公司经营、农发公司可以分期收回2500万元且享有1.2%的固定回报。一审法院认为，《投资协议》有专款专用、固定收益、不参与经营、逐年退出等条款，仅是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目标公司之间就投资收益和管理模式所作的内部约定，并不影响交易目的和投资模式；《投资协议》约定的农发公司投资固定收益为年率1.2%，该收益是基于农发公司所持广之益公司股权而获得的收益，且该收益率远低于一般借款利息，不符合通过借贷获取利息收益的常理；该协议还约定了农发公司在广之益公司持有相应股权、享有包括修改公司章程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故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已超出借款法律关系的内容，应当认定案涉2500万元不属于借款性质。农发公司依据《投资协议》于2015年12月3日向广之益公司转账支付2500万元并备注“投资”，应当认定其作为股东已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广之益公司在《投资协议》中承诺农发公司缴付增资款后的20日内委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其迟延至2019年2月21日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不能改变农发公司已基于《投资协议》成为广之益公司股东的事实，故对云城公司关于农发公司2019年才成为广之益公司股东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广之益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但本案中，农发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日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属于“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义务”的情形，故对云城公司要求追加农发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农发公司于2019年2月成为广之益公司的股东是否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云城公司以农发公司于2019年2月成为广之益公司股东后未缴纳出资2500万元而请求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是2015年11月17日农发公司与广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应为债权投资协议即借款协议，2019年2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农发公司成为广之益公司股东与该《投资协议》是相互独立的事项。对于《投资协议》的性质应结合签订的目的、约定的内容及交易模式、履行情况等综合判断。本院认为，农发公司与广之益公司之间并非借款关系,而是股权投资关系，主要理由是：首先，本案《投资协议》虽约定了农发公司年投资收益率为1.2%,即农发公司的收益为固定收益,但该收益是基于农发公司所持广之益公司股权而获得的收益,且该固定收益仅为年1.2%,远低于一般借款利息,明显不属于通过借贷获取利息收益的情形，因此其性质为股权收益。且2015年12月3日，农发公司通过转账向广之益公司支付2500万元时亦备注为“投资”；其次,借款法律关系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法律关系,在借款法律关系中,涉及相对的两方当事人,即借款人与贷款人。本案农发公司依据《投资协议》向广之益公司出资2500万元,从而享有广之益公司55.56%的股权,同时,该协议约定的内容还包含了农发公司在广之益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其中包括对公司章程修改等公司重大事项享有表决权,故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已超出借款法律关系的内容。且农发公司增资入股后，虽然不直接参与广之益公司日常经营,但约定其除了享有表决权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即第四条约定的“投后管理”），此为正常的基金投资模式,不能以此否定农发公司的股东身份；最后，该《投资协议》虽约定有固定收益、逐年退出及股权回购等条款,但这仅是股东之间及股东与目标公司之间就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担所作的内部约定,并不影响交易目的和投资模式。综上，广之益公司的2016、2017年财务报表虽记载农发公司出资2500万元系借款，但此为广之益公司单方面对《投资协议》作出的认识，不能认定双方就2500万元为借款达成了合意，也不能改变《投资协议》系股权投资协议的性质。2015年11月17日，农发公司与陈湘益、广之益公司、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农发公司向广之益公司增资2500万元用于5万吨生态粮油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并约定农发公司持有广之益公司一定的股权、广之益公司在农发公司缴付增资款后20日内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同年12月3日，农发公司转账支付给广之益公司2500万元并注明该款性质为“投资”。12月20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常德市分行受农发公司的委托向广之益公司发出限期整改通知，要求广之益公司于12月23日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12月25日，广之益公司向农发公司承诺2016年3月底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12月28日，广之益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确认在完成5万吨生态粮油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投资评估评审后，公司股东同意农发公司缴付增资款2500万元后持有相应的股权。2016年6月30日、7月15日，农发公司委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先后向广之益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广之益公司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2月12日，广之益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由新增股东农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500万元，并确认农发公司的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同年2月21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以上股东大会决议变更广之益公司注册资本为8500万元。以上事实系前后相互连贯的行为，均系广之益公司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义务，而2019年2月12日广之益公司的股东大会纪要明确表明农发公司的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故云城公司上诉认为广之益公司2019年2月12日的股东大会与其他行为相互独立的理由不成立，其以农发公司没有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而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云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玉苹审判员  严钦华审判员  孙 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利书记员赵丹丹附本案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