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3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海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显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漫龙，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女，1991年6月2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建，男，1978年5月19日出生。上诉人中海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立建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6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漫龙、孙瑶，被上诉人吴立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吴立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仅凭原债权人鸿腾公司的员工在2013年8月30日所发电子邮件及未经质证的谈话笔录即认定本案债权诉讼时效中断，明显与事实相悖。吴立建表示《债权转让通知》是在2013年当面交付中海公司，未提供邮寄送达的快递单或中海公司签收的凭证，不能证明中海公司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事实上中海公司也从未收到过；吴立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尹某系中海公司的员工，而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中海公司，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3款、第4款的规定。退一步讲，假设债权人在2013年8月向中海公司主张过权利，但到2015年底巨某才向尹某邮寄《债权转让通知》时，也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未查明发布的广告内容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径行判定中海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明显违背合同约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就中海公司是否有代理权、被代理人是否构成追认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中海公司在签订涉案广告合同期间系陵水中信香水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水湾公司）和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因此北京鸿腾联广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腾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中海公司具有代理权。香水湾公司、台达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依约支付了广告款，应视为对涉案合同的履行和追认。4.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过错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涉案广告合同载明中海公司系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的代理人，而鸿腾公司未要求中海公司提供授权文书，未尽到合理审慎义务，存在过错，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不应由中海公司承担全部付款及违约责任。二、本案违约金过高且计算错误，应当予以调整，否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吴立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因合同逾期履行给其造成的损失，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明显过高，如有损失，也应自其受让债权之日起算、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三、原审法院遗漏案件当事人，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本案应当追加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共同参加。根据涉案广告合同的约定，中海公司系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的代理人，广告费由上述两公司按比例分担，合同实际付款义务人为上述两公司。鸿腾公司是广告发布主体，北京空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公司）声称是债权受让人，均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否则无法认定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吴立建辩称：不同意中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关于时效和举证责任问题，我在一审已经提交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方持续向中海公司主张权利，包括向中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持续发信息、打电话的证据，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违约金是双方约定的，中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违约金过高，应根据中海公司履行合同的情形来确认违约金的数额，违约金数额高是由于中海公司存在严重违约情形。关于中海公司提到的遗漏当事人的情形，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已经在另案中明确表示对中海公司发布广告的行为不承认、不追认，他们没有必要参加本次诉讼，原始债权人已经将债权合法转让，转让完成后亦无必要参与本案诉讼。综上，中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对于整个案件事实认定清楚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吴立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中海公司支付广告费36万元及滞纳金（以36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日1%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中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立建提交一份《中信地产海南公司在建项目杂志广告发布合同》，合同首部载明：甲方为香水湾公司、台达公司，甲方代理人为中海公司（原名称为中信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变更为现名称），合同尾部甲方代理人处加盖有中海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一份处加盖有鸿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乙方代理的媒体《新华航空》杂志上发布广告，发布次数1次，发布刊期2012年3月，广告发布形式封二跨页，广告金额封二跨页48万元/期，优惠总价36万元，付款时间为2012年3月30日前付广告款36万元；该费用由甲方企业分摊，香水湾公司分摊额度154286元，台达公司分摊额度205714元。乙方应根据付款单位名称开具发票。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付款，除支付应付广告费外，每延期一天，向乙方赔付广告总金额1%的滞纳金，逾期20天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2013年5月5日，鸿腾公司向中海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载明：由于贵司在本通知之日前，尚欠我司252万元（贵司发布《新华航空》杂志第2011年度8、9、10、11、12期，2012年度1、2、3、4期广告，合同总额共324万元，我司已为贵司开具发票金额1388572元，贵司收到发票后已付款共72万元，未付款共668572元）。而我司对空港公司有超过以上金额的债务。现我司与空港公司经协商决定，我司将对贵司的全部债权全部转让给空港公司。即空港公司对贵司享有债权252万元。请贵司于2013年7月30日前将全部款项偿还空港公司。庭审中，中海公司否认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吴立建称当面交付中海公司员工，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吴立建提交公证书，证明2013年8月30日，鸿腾公司于某向中海公司周正华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海南中信合同执行情况，同日，周正华回复电子邮件称“请把三亚中信签署的合同包括进来，如有可能，把每期的广告拍照出来，需要能反映出期数”。另查一，2017年12月25日，空港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海公司履行涉案合同及另外6个合同项下付款义务。2018年7月9日，东城法院原承办法官去海口找尹某谈话，并形成谈话笔录，尹某称其自2011年5月1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在中海公司营销部工作，法官问“原告要钱的过程你是否知悉？”尹答“具体记不太清，印象在2013年前后，周经理管营销部一段时间，听他提过。”法官问“2013年主张广告费，鸿腾公司应与谁联系？”尹答“应问过我，但流程不是我发的。”法官问“2014年年前鸿腾公司或原告向你要求支付广告费或通过OA系统要求二项目公司支付广告费？”尹答“没有通过我联系过，我听过营销部的领导周正华提到过。”法官问“关于原告和被告公司之间广告关系的事情你是否知悉？”尹答“我最开始在2015年底按领导要求介入。”法官问“再次明确债权转让通知是何时收到的？”尹答“2015年巨某给我的。”法官问“为何在2015年底时向巨某寄送审批表？”尹答“2016年6月底公司办交接，后来我个人所为把这些东西的复印件寄给巨某的，不是公司让我寄的，当时我离职前把原件进行了交接。”2018年4月20日，东城法院开庭笔录中法官问“被告1639、1642号案件原告认可你们支付了部分广告费，你们有何意见？”被告答“是项目公司直接向原告付的，认可由第三方代为履行合同义务，认可二案共支付72万元”。2019年7月17日，吴立建向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另查二，吴立建就其与中海公司就广告发布的纠纷同时向法院提起共7个案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中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合同载明的甲方为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但整个合同无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签章，而是由合同约定的甲方代理人中海公司签章。虽然在付款方式中约定费用由甲方企业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分摊，但根据东城法院案件中已经查明的事实，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均否认授权中海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且拒绝对中海公司的行为予以追认，并明确表示其不具有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因此，吴立建起诉中海公司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涉案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应由中海公司履行。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合同约定，中海公司最后付款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前，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2年4月30日开始计算。再根据吴立建提交的公证书，2013年8月30日，鸿腾公司员工于某通过电子邮件与中海公司周正华核对合同履行情况，再结合东城法院与尹某的谈话笔录中，尹某称印象中在2013年前后，周正华经理管营销部一段时间，听他提过鸿腾公司催要款项的事情，且尹某确认鸿腾公司2013年与其联系主张过广告费的事宜。法院认为，中海公司确认其公司有叫尹某的员工，虽然不确认谈话笔录中的尹某是否为其公司职员，但在中海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于中海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互相印证，鸿腾公司于2013年向中海公司周正华、尹某催要涉案广告费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再根据尹某的谈话笔录中的内容，尹某认可其于2015年按领导要求介入涉案广告费催要事宜，其负责协调项目公司付款，并称2015年空港公司负责人巨某向其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在2016年6月底其离职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将其在公司OA系统中发起的审批流程表邮寄给巨某，并相关将材料交接给公司。因此法院认定2015年-2016年期间，空港公司向中海公司主张债权的行为再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再根据吴立建提交的证据，2017年12月25日，空港公司向东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海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本案吴立建于2019年7月17日向法院提交起诉状，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法院认为，吴立建提交的证据可以印证原债权人鸿腾公司以及前一手债权人空港公司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中海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因此中海公司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中海公司的欠款金额问题，中海公司确认7个案件中鸿腾公司已经履行相应的广告发布义务，其已付款总金额为72万元，尚欠款金额为252万元。吴立建主张本案项下未付款，中海公司对于其已付款情况未提出相反意见以及相反证据，且在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未就其付款指向明确答复法庭，故法院对于吴立建指向的付款情况予以采纳。吴立建关于要求中海公司支付广告费36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约定，中海公司逾期付款的，每延期一天，应向鸿腾公司支付广告总金额1%的滞纳金。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法院综合双方的履约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依法对吴立建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比例进行调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中海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立建广告费36万元；二、中海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立建违约金（以36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三、驳回吴立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海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香水湾项目管理服务合同》一份，证明香水湾公司委托中海公司管理香水湾项目，委托事项包括项目的营销管理，合同中约定项目销售费用包括广告策划、广告费等，均由香水湾公司承担。2.付款凭证一份，证明香水湾公司已按照《广告合同》约定向鸿腾公司支付了部分广告款，构成对《广告合同》的追认。吴立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是中海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无关，且为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证据2最多只能体现委托付款的关系，付款不能代表追认行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吴立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的主体和履行情况。二、债权让与是否对中海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一，涉案合同的主体和履行情况。首先，就合同的签订主体而言，涉案合同载明的甲方为香水湾公司、台达公司，甲方代理人为中海公司，乙方为鸿腾公司。但是合同落款处却没有甲方的签字盖章，但是加盖有中海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已经在另案中明确表示对中海公司发布广告的行为不承认、不追认。其次，就合同的履行主体而言，根据中海公司与吴立建的陈述，涉案合同的履行一直是在中海公司与原债权人工作人员在沟通。涉案债权的多次转让中出让人亦是向中海公司发出通知。在此过程中，中海公司从未以主体为由否认付款义务。最后，中海公司在二审中提交《香水湾项目管理服务合同》与付款凭证，证明项目销售费用包括广告策划、广告费等均由香水湾公司承担，且香水湾公司已按照《广告合同》约定向鸿腾公司支付了部分广告款，因此本案债务人应为香水湾公司，而不是中海公司。但首先上述《香水湾项目管理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有待确认，且其为香水湾公司与中海公司之间的合同，吴立建及其前手债权出让人并非合同当事人，故不受合同条款约束。且中海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吴立建知晓其与香水湾公司之间关于付款义务的安排，故上述合同条款内容无法对抗吴立建。而付款凭证并不能指向具体的合同，亦无法单独据此证明付款义务主体。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涉案合同的实际主体为中海公司。中海公司上诉认为本案的合同主体为香水湾公司和台达公司，且要求追加其作为本案被告的要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中海公司就本案合同具体的欠付数额。中海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的广告没有完成，故不应支付广告费用，但在一审中却认可了广告已经完成的事实，且其二审中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原债权人与中海公司多次就支付广告费一事进行沟通，涉及广告费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具体细节，在此过程中中海公司从未对应支付广告费一事予以否认。故本院对于广告合同已经完成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广告款的支付金额，双方均已确认已经支付72万，尚欠款金额为252万元，本院亦予以确认。中海公司未能举证已支付广告费为本合同项下，亦未证明其他履行行为，吴立建关于要求中海公司支付广告费36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第二，关于本案的债权转让是否对中海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上述规定，债权转让制度内部存在多个效力层次。首先，就出让人与受让人而言，债权让与的合意达成之后，即对双方产生效力。未通知债务人不影响债权让与的有效成立。其次，通知作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法律要件，其法律效力规则主要表达为，如果债权转让未通知到债务人，则债务人向出让人的履行行为则被视为消灭债权的有效行为；而如果债权转让及时通知债务人，则债务人应向受让人履行，其再行向出让人履行不发生消灭债权的法律效力，亦不能对抗受让人的履行请求。可见，债权转让的通知规则，无法决定债权的权利归属，聚焦的是债务人向不同债权主体履行行为的效力问题。债权转让事关债权人利益的转移，其对债务人造成的影响为受领履行利益主体的差异。其不解决债权本身的真实性和效力问题，解决的是债务人向谁履行的问题。具体到本案中，吴立建主张涉案债权发生过两次转移，均向中海公司发出过转让通知，但是中海公司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债权属于金钱债权，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不允许转让的情形，涉案债权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均加盖有出让人公司公章，视为出让人的意思表示，结合其他案件事实，本院认定本案债权已通过合法方式转让给吴立建。具体到涉案履行情况，中海公司认可在向原债权人支付过72万元款项后，并未再继续履行债务，故此后债权是否发生转让，对其履行行为并未产生丝毫影响，其亦未因为债权转让一事遭受法律风险，影响其履行利益。现其已最晚于本案诉讼中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故其应向涉案债权的受让人即吴立建继续履行其剩余债务。其以并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为由而否认其履行义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中海公司应向吴立建实施后续的债务履行行为，其再行向原债权人履行债务不发生消灭债权的法律效力，并应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第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合同约定，中海公司最后付款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前。根据吴立建提交的公证书，2013年8月30日，鸿腾公司员工于某通过电子邮件与中海公司周正华核对合同履行情况，结合东城法院与尹某的谈话笔录中，尹某称印象中在2013年前后，周正华经理管营销部一段时间，听他提过鸿腾公司催要款项的事情，且尹某确认鸿腾公司2013年与其联系主张过广告费的事宜。中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公司有叫尹某的员工，但在二审却予以否认，在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其一审陈述予以采信。鸿腾公司于2013年向中海公司周正华、尹某催要涉案广告费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根据尹某的谈话笔录中的内容，尹某认可其于2015年按领导要求介入涉案广告费催要事宜，其负责协调项目公司付款，并称2015年空港公司负责人巨某向其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在2016年6月底其离职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将其在公司OA系统中发起的审批流程表邮寄给巨某，并将相关材料交接给公司。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5年-2016年期间，空港公司向中海公司主张债权的行为再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根据吴立建提交的证据，2017年12月25日，空港公司向东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海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吴立建于2019年7月17日向法院提交起诉状，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吴立建提交的证据可以印证原债权人鸿腾公司以及前一手债权人空港公司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多次向中海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因此中海公司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的问题。中海公司上诉认为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根据合同约定，中海公司逾期付款的，每延期一天，应向鸿腾公司支付广告总金额1%的滞纳金。一审法院已经综合双方的履约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对吴立建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比例进行调整，本院不再调整。综上，中海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中海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荆审 判 员  刘晓蕾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江 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杨 琳法官助理  卢恺晨书 记 员  祖志贤书 记 员  陈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