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科天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吴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爱民，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丹，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明达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青衣青敬路********。法定代表人：陈飞，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纪英，北京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div>法定代表人：吴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嘉煜，北京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科天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天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明达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地产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1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科天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明达地产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明达地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陈飞不具有代表明达地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实体权利，陈飞的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既缺乏被内地人民法院认可的权利基础。（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自愿、平等协商签订，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以合同系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通谋转移财产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中科天成公司与明达地产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北京明达公司中方投资者同意、北京明达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决议通过后订立，并非郝巍、黄强个人与中科天成公司签订，亦非郝巍、黄强个人决定的。一审法院在另案中认定案涉《董事会决议》有效，但在本案却判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自相矛盾。2.2013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明达地产公司注册登记和对外公示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均是郝巍，郝巍有权代表明达地产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3.一审法院认定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通谋转移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中科天成公司股权结构看，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中科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杨慧军，而非黄强。杨慧军与郝巍无任何身份关系。黄强虽然时任明达地产公司委派至北京明达公司董事，可能会知悉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及命令内容，但经过明达地产公司关于变更董事的诉讼，黄强更知悉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及命令在内地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黄强并非中科天成公司股东，亦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影响或决定股权交易。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确属于各自真实的合法意思表示。（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525万美元，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低于交易股权的实际价值。一审法院仅以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判断交易股权实际价值，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于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引用案涉行为发生时并未颁布且未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属于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明达地产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中科天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北京明达公司述称，一审法院在另案中认定郝巍有权做出关于股权转让的《董事会决议》，但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逻辑是错误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损害北京明达公司及债权人的任何利益。明达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明达地产公司将北京明达公司52%股权转让给中科天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中科天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6月17日，北京明达公司设立，设立时的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003年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企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自1997年1月17日起，该企业内地方股东为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48%，港方股东为明达地产公司，占注册资本的52%。明达地产公司系一家在香港登记注册的公司，于1994年11月8日注册，于1997年1月31日变更为现名称。北京明达公司成立后，进行了碧湖居一期项目的开发建设和销售。2001年4月28日，明达地产公司的时任股东陈达文、香港万达意公司与郝巍、东港顾问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郝巍、东港顾问有限公司以转让价格人民币5000万元，收购明达地产公司原股东100%的股权。郝巍成为明达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明达地产公司拥有北京明达公司的52%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中还约定：陈达文、香港万达意公司除移交不低于13200平方米一期现房外，郝巍同意将碧湖居一期未售剩余的现房转名至香港万达意公司指定的北京千禧年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因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陈达文、香港万达意公司将郝巍、东港顾问有限公司、明达地产公司作为被告诉至香港高等法院。2006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2002）1216号判决，判决包含以下内容：判令郝巍偿付陈达文、万达意公司1100万元及利息，郝巍、东港顾问有限公司、明达地产公司将碧湖居一期48套房产、3号、4号、5号建筑，28个停车位、89间地下室转让给陈达文指定的北京千禧年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陈达文、香港万达意公司就明达房地产公司的股份设置留置，直至1100万元及利息付清、物业及车辆转让完毕等。2008年10月17日、10月27日、11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就（2002）1216诉讼案作出判令修改，载明：关于第一原告万达意有限公司、第二原告陈达文及第一被告郝巍、第二被告东港顾问有限公司、第三被告明达房地产公司、第四被告北京明达公司、第五被告华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禁止处置在世界各地的资产的强制令》《禁止处理或处置特定资产的强制令》以及《由于衡平法执行而委任接管人的命令》及《其他命令》，命令的主要内容包括：本命令禁止五被告处理自己名下的财产；由于衡平法执行而委任接管人；现命令供职于香港富理诚有限公司的蒋宗森及霍羲禹获委任共同地亦个别地作为由于衡平法执行而委任的接管人接管明达地产公司的业务营业及资产及所持有的北京明达公司52%股份。并特此委任他如此行事，在不损害上述委任的一般性原则下，接管人拥有并可以明达地产公司的名义行使明达地产公司的所有权利，而在行使此等属于第三被告人的权利时，接管人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委任北京明达公司的任何董事、法人代表及其他职员和代理人。本命令在香港境外的效力。本命令的条文并不影响在香港境外的人士，亦与香港境外的人士无关，但如另一司法管辖区的法庭宣布本命令可以执行或实时执行，则本命令的条文对该人士便构成影响，惟影响的范围只限于已宣布可以执行的部分或已经执行的部分。2018年10月17日，明达房地产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档案记载蒋宗森、霍羲禹被香港高等法院任命为接管人。2008年10月30日，明达地产公司作出公司决议，决议内容包括：同意立即免除北京明达公司郝巍、秦建平、孙小建、黄强的董事职务；委任蒋宗森、霍羲禹、陶修明、宋修文为新任董事；免除北京明达公司郝巍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任宋修文为北京明达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北京明达公司认为上述公司决议系基于香港高等法院命令作出，未经内地人民法院认可不具有法律效力。2011年，明达地产公司将北京明达公司、郝巍、秦建平、孙小建、黄强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诉讼请求中包括北京明达公司将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港方董事由郝巍、秦建平、孙小建、黄强变更为蒋宗森、霍羲禹、陶修明、宋修文。二中院认为，香港高等法院于2008年10月17日、10月27日、11月14日就（2002）1216诉讼案作出的命令，系2006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2002）1216号判决的修改和补充，该判决和命令均涉及北京明达公司财产及执行，鉴于上述判决及命令未经内地法院认可，故明达地产公司依据命令提起的诉讼，在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权利方面缺乏法律依据，裁定驳回起诉。明达地产公司不服上诉，2012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经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指令北京高院再审，北京高院作出终审裁定认为，案涉香港高等法院判决涉及在内地的不动产纠纷，应当由内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明达地产公司通过香港高等法院的命令指定接管人，但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上，对于接管人的范围和权利没有作出登记，而对于接管人权利范围以及其是否有权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均需通过本案所涉的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命令来判断，但该命令未经内地人民法院认可，故明达地产公司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故仍维持原二审裁定。后，明达地产公司不服北京高院再审终审裁定，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北京市检察院作出决定书，不支持明达公司的监督申请。2013年6月，郝巍代表明达地产公司、吴林作为中科天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中科天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明达地产公司将持有的占北京明达公司52%出资权益的1014万美元的出资转让给中科天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股权转让协议》加盖了明达地产公司及中科天成公司印鉴。2013年6月21日，北京明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书面董事会决议一份，载有：公司营业期限为1993年6月22日起至2013年6月21日止，现已届满，根据《验资报告》中方以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前期工程等已投入的资金折合出资已到位，计936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48%；外方以现金和进口设备投入方式变为全部以现金投入，实际共投入现金1014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52%。决议内容为：1.外方投资股东明达地产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明达公司52%的股权全部转让予中科天成公司；2.公司性质由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3.公司营业期限为50年，自1993年6月22日至2043年6月21日止；4.同意补办已遗失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序号2-2）一份；5.同意解散原董事会，免去郝巍、田锦秈、陈若哲、庄金萍、黄强、孙小建、秦建平董事职务；6.同意重新制订公司章程。郝巍、田锦秈、陈若哲、庄金萍、黄强、孙小建、秦建平在该书面决议上签字。2013年6月25日，甲方明达地产公司与乙方中科天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科天成公司应当向明达地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25万美元；中科天成公司应当在本协议签订后360日内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明达地产公司；中科天成公司同意按照明达地产公司要求的方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明达地产公司指定的收款方，中科天成公司向明达地产公司指定的收款方付款，即视为已经向明达地产公司付款；明达地产公司向中科天成公司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将促成北京明达公司对其因（2013）民二终字第30号案对陈达文可能享有的债权做出相应的书面分割协议，并确保中科天成公司对前述债权享有不少于52%的比例，一旦该案终审胜诉，则相应权益的52%归中科天成公司所有，明达地产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享有该权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记载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有郝巍签字，并加盖了明达地产公司、中科天成公司印鉴。2013年8月，北京明达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由明达地产公司变更为中科天成公司，董事由郝巍、田锦秈、陈若哲、庄金萍、黄强、孙小建、秦建平变更为吴林、田锦秈，陈若哲、庄金萍、孙明立、孙娜、刘程。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间，中科天成公司指示北京都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市资产公司）分别向深圳市天竣佳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荣特建材有限公司付款9次，金额合计32189000元。明达地产公司出具盖有印鉴及经郝巍签字的付款指示及收款确认函，都市资产公司向明达地产公司出具了付款确认函。明达地产公司对上述付款凭证等均不予认可。2015年2月6日，中国公证委托人香港萧一峰律师行陈健华律师出具证明书，并经过公证认证。该证明书记载2015年2月6日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查册，得知明达地产公司的股东为陈飞。一审另查一，2013年6月，中科天成公司股东为北京天华宏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宏图公司）、都市资产公司，都市资产公司的股东为天华宏图公司及黄强。天华宏图公司的股东为杨慧军、黄强。明达地产公司主张杨慧军系郝巍之妻，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另查二，2007年，朝阳公园公司将陈达文及第三人明达地产公司诉至北京高院，要求陈达文返还侵占明达地产公司的售房款12255860.37美元并支付利息。2014年7月23日，最高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陈达文赔偿北京明达公司损失11941931.67美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99118032.86元为基数，自199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明达地产公司的登记地为中国香港，故本案为涉外案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履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因北京明达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处理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准据法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涉及北京明达公司的股权，北京明达公司注册地在内地，故内地为最密切联系地，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本案涉及以下焦点问题：第一，香港高等法院的命令在大陆的效力。第二，郝巍是否有权代表明达地产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效力。第三，郝巍代表明达地产公司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香港高等法院命令本身的规定。香港高等法院在命令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命令在香港外的效力，该部分认为命令的条文并不影响在香港外的人士，即该命令本身已经说明其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其次，内地法院对该命令的态度。明达地产公司形成更换委派到北京明达公司董事的决议，并以此为由向内地法院申请变更北京明达公司的董事，该案经过二中院的一审、北京高院的二审、最高院指令再审后北京高院作出再审终审、北京市检察院的检查监督，已经经过了民事案件的所有司法程序。在一审、二审、再审、检查监督程序中均涉及到香港高等法院命令在内地的效力问题，且该问题始终是焦点问题。以上法院均认为香港高等法院的命令未经内地法院认可，故在内地不产生法律效力，最终驳回了明达地产公司的起诉。本案对该命令的效力认定应与前案保持一致，该命令未经内地法院认可，在内地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香港高等法院的命令在内地因未经认可而未生效，从内地法律视角看，香港高等法院的接管人在内地并不能代表明达地产公司，郝巍作为明达地产公司的执行董事，其有权代表明达地产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其代理属于有权代理，并不存在无权代理的问题。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谓虚伪表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并非真意，通谋作出与真意不一致的意思表示。虚伪表示的特征在于双方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出的意思不是真实意思，民事法律行为本身欠缺效果意思。一般而言，虚伪表示在结构上包括内外两层行为：外部的表面行为是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的与真实意思不一致的行为，也可以称做伪装行为；内部的隐藏行为则是被隐藏于表面行为之下，体现双方真实意思的行为，也可称做非伪装行为。之所以对通过虚伪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予以否定，是因为这一意思表示所指向的法律效果并非双方当事人的内心真意，双方对此互相知晓，如果认定其有效，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行为人与相对人须通谋而为虚假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双方对虚假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结果反映出二者必须有一个意思联络过程。首先，中科天成公司股东为天华宏图公司和都市资产公司，而都市资产公司的股东为天华宏图公司及黄强。天华宏图公司的股东为杨慧军、黄强。故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中科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慧军、黄强。明达地产公司虽未提交证据证明杨慧军的身份系郝巍之妻，但黄强系明达地产公司委任的北京明达公司董事，故其有理由知晓郝巍与陈达文、香港万达意公司关于明达地产公司股权的纠纷及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及命令内容，即便该命令未在内地法院认可，但是该命令在香港地区是有效的。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存在意思联络的途径。其次，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525万美元，不但显著低于转让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数额，更是显著低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阳公园公司诉陈达文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请求金额。这笔债权中明达地产公司所持52%股权对应的权益数额，即便不考虑北京明达公司的其他资产价值，525万美元的定价亦显著低于股权的实际价值。中科天成公司未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第三，中科天成公司提交付款凭证，均非中科天成公司直接向明达地产公司的付款。虽然付款均有明达地产公司的付款指示，亦有中科天成公司的付款委托，但几千万元的付款分成众多笔，无一是股权转让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付款，且汇款凭证无一备注为案涉股权转让的对价款。中科天成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这些款项的实际用途为案涉股权转让款。第四，根据中科天成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主张的付款时间，明达地产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即将持有的北京明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中科天成公司名下，显然不符合一般的商业惯例。在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一般先由股权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一部分转让款，然后双方再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变更同时或者之后受让方再支付剩余款项。本案中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付款时间为协议签订后的360日内，且所有付款均发生在工商变更后，中科天成公司未能就如此交易方式做出合理解释。综上四点，郝巍代表明达地产公司作出向中科天成公司转让北京明达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及中科天成公司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意。双方只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明达地产公司持有北京明达公司的股权对外转移，股权转让为虚假意思表示，转移财产为隐藏行为，双方虚假的表面行为应属无效。明达地产公司要求确认明达地产公司将北京明达公司52%股权转让给中科天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本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前，但是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条的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实施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要注意例外情形，如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的，例如虚伪意思表示、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合同法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规则，可以将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存放于北京明达公司工商档案中的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之间关于转让北京明达公司百分之五十二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科天成公司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证据一，（2019）京04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二，催款通知书，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北京明达公司尚欠交通银行慧忠里支行159997745.75元贷款的本金及利息。证据三，（2019）京0105民初34176号民事调解书，证据四，催款通知书，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北京明达公司尚欠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1.095亿元贷款的本金及利息。证据五，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171号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六，《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催款通知书，用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北京明达公司尚欠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9000万元。明达地产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股权价值应进行评估。北京明达公司提交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9）京04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一、北京明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借款本金159997745.75元，利息19466666.67元及罚息（截至2019年1月15日的罚息为172797608.74元；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本金159997745.7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二、北京明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律师费30万元；三、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有权对X京房他证朝字第4455**他项权利证书项下登记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2.1亿元的限额内优先受偿；对X京房房他证朝字第4780**478043号、478044号、478046号、478047号、478052号他项权利证书项下登记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在2.5亿元的限额内优先受偿；四、郝巍对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明达公司追偿。由上可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对北京明达公司享有的该债权上设置了抵押权和郝巍的连带责任保证。中科天成公司提交的（2019）京0105民初34176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北京明达公司应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借款利息16322666.01元、复利8242077.75元及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复利等。根据该调解书查明事实可以看出，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时，该债权上亦设置了抵押权和郝巍的保证责任。（2020）京04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事实：“2013年2月27日，中诚信托（乙方、贷款人）与明达公司（甲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五》，约定：1.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借款人可提前还款；2.利随本清，甲方在归还乙方借款时将应付未付所有利息等一并清偿。中诚信托及明达公司加盖公司公章，中诚信托、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在补充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公章。”由此可见，在中科天成公司与明达地产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时，该债权尚未到期。另，该判决：一、北京明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9000万元、利息1384.5万元及复利、罚息（罚息：以借款本金9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计算；复利：自2011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欠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计算）；二、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第一项债权范围内，有权以北京明达公司提供抵押的房产[他项权证号：X京房他证朝字第**]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最高债权额1.5亿元范围内按照抵押登记顺序优先受偿。由上可见，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明达公司享有的债权上设置了抵押权。另经查，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约定内容为，明达地产公司向中科天成公司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将促成北京明达公司对其因（2013）民二终字第30号案对陈达文可能享有的债权做出相应的书面分割协议，并确保中科天成公司对前述债权享有不少于52%的比例，一旦该案终审胜诉，则相应权益的52%归中科天成公司所有，明达地产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享有该权益。最高院作出的（2013）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一、变更北京高院（2011）高民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达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北京明达公司碧湖居一期销售款损失11941931.67美元；二、变更北京高院（2011）高民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陈达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北京明达公司碧湖居一期销售款自1998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99118032.86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由上，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未对股权转让时北京明达公司所负债务数额及其承担进行约定。且二审经询，中科天成公司认可在股权转让时并未对案涉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明达地产公司的登记地为中国香港，故本案系涉港纠纷，应当参照涉外纠纷案件审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北京明达公司的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位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准据法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未就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进行约定，本案涉及北京明达公司的股权，北京明达公司注册地在内地，故内地为最密切联系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审理适用的准据法为内地法律。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科天成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具有合理性，应属有效。明达地产公司不予认可，其称明达地产公司持有的北京明达公司案涉股权系在明达地产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出让给中科天成公司，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关于中科天成公司是否了解北京明达公司的内部争议问题。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时的工商登记情况可以看出，中科天成公司股东为天华宏图公司和都市资产公司，而都市资产公司的股东为天华宏图公司及黄强。天华宏图公司的股东为杨慧军、黄强。根据上述中科天成公司、天华宏图公司、都市资产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中科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慧军、黄强，存在事实依据。黄强系此前明达地产公司委派至北京明达公司的董事之一，有理由相信黄强对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及命令内容等事项知情。现中科天成公司亦未提交充分反证证明其为善意买受人，且对上述北京明达公司内部争议等事项不知情。二、关于股权转让价格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525万美元。第一，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约定内容为，明达地产公司向中科天成公司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将促成北京明达公司对其因（2013）民二终字第30号案对陈达文可能享有的债权做出相应的书面分割协议，并确保中科天成公司对前述债权享有不少于52%的比例，一旦该案终审胜诉，则相应权益的52%归中科天成公司所有，明达地产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享有该权益。最高院作出的（2013）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一、变更北京高院（2011）高民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达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北京明达公司碧湖居一期销售款损失11941931.67美元；二、变更北京高院（2011）高民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陈达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北京明达公司碧湖居一期销售款自1998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99118032.86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上述约定，若明达地产公司促成上述判决履行，则北京明达公司收到的债权款项数额将远高于525万元。第二，根据北京明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明达地产公司持股52%的出资均为实缴出资，且数额远高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525万美元。第三，中科天成公司虽主张在案涉股权转让交易发生时，北京明达公司实际存在大量负债，因此股权转让价格合理。但实际上，中科天成公司所主张的相关债权中均设置了抵押或保证责任，且部分债权在案涉股权转让发生时并未到期。同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未对股权转让时北京明达公司所负债务数额及其承担进行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二审经询，中科天成公司认可在股权转让时并未对案涉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该525万美元的转让价格亦缺乏合理依据。第五，中科天成公司、明达地产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说明该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由此，根据北京明达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以及相关争议等情况可以看出，该股权转让价格，欠缺合理性。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第一，转让价款的支付，中科天成公司提交付款凭证均非中科天成公司直接向明达地产公司的付款。第二，关于工商登记变更与转让价款支付的时间。2013年8月，北京明达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由明达地产公司变更为中科天成公司。而中科天成公司主张的付款均发生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间。即明达地产公司在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时就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中科天成公司名下，该行为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履行方式，亦不符合一般的股权转让交易逻辑。由此，根据现有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难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确认存放于北京明达公司工商档案中的明达地产公司与中科天成公司之间关于转让北京明达公司百分之五十二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中科天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中科天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龚勇超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茜倩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