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31民初1934号原告：施某1，女，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江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勇，仪征市兴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施某2，男，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被告：施某3，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被告：施某4，女，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金湖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华，江苏金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施某1与被告施某2、被告施某3、被告施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施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勇、被告施某2及施某3和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施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勇、三被告及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施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勇、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坐落于金湖县产份额的3/4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坐落于金湖县产原系施建新和姚树英夫妻共有。因上述二人各自父母均先于其去世，原告基于2014年4月10日和2014年11月28日两份遗嘱，可以继承案涉房产3/4份额。2017年该房产因政策许可需办理房产证，原告施某1因在外，故特委托施某3办理不动产登记，施某3却将其妻子周金娣、施某2和柏永莲与原告一起登记为权利人。现原告与三被告多次协商未果，故特具诉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如诉。三被告辩称，原、被告系嫡亲兄弟姊妹关系，父母遗留的遗产因父母去世时没有留下合法有效的遗嘱，经原、被告双方商议一致，该房屋由被告施某2夫妇、被告施某3夫妇和原告共同继承，并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领取了产权证书。故原告要求对本案所涉房屋确认享有3/4的继承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案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4年4月10日，原告施某1与被告施某2、施某3、施某4在所谓的“遗嘱”（实为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上述协议内容如下：施建新与小女儿共同生活，生老病死均由小女儿一个人负责；施建新去世后，金湖石油新村5幢104室（即登记后的金湖县产）归小女儿所有；施建新去世所有的一切费用均由小女儿一人负责；施建新去世后与家里三个子女无关，在世所有财产归小女儿施雪华（即施某1）一人。2.2014年11月28日，施建新立下“遗嘱”一份，该份遗嘱由扬州市江都区油城法律服务所见证，且有在场人两人，并由施建新加盖个人私章并捺右手拇指手印。遗嘱第二条内容：我老伴姚树英在世时，小女儿施雪华（花）、小儿子施某3对我们俩很尽孝道，因此（1）本人在待本人寿终后归施雪华（花）、施某3二人均等继承；（2）他日寿终后，如本人名下存有相关金钱、股票等有价证券及相关福利都由施雪华（花）、施某3二人均等继承；遗嘱第三条内容：其他无遗言，上述均是本人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的情况下真实意思表示。3.2017年4月26日，施某2、施某3、施某4、施某1（本人未到场，授权施某3代理）向金湖县公证处就案涉房产申请法定继承和放弃继承公证，其中施某4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明确放弃继承，同日金湖县公证处对施某4和施某2、施某3（同时代表施某1）分别作询问笔录，在两份询问笔录中，公证人员询问施某4“父母生前有无用遗嘱处分此遗产”，施某4回答“父母都没有遗嘱”，公证人员询问施某2、施某3“被继承人施建新、姚树英生前是否留有遗嘱对上述财产进行处分？有没有与他人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施某2、施某3回答“父母均没有立过遗嘱，没有与他人订立遗赠抚养协议”。金湖县公证处依据询问笔录和申请公证人员提交的相关材料作出（2017）淮金证民内字第218号公证书，公证书最终公证“兹证明被继承人施建新、姚树英的上述遗产（即案涉房产），应由申请人施某2、施某3、施某1三人共同继承”。4.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2017）淮金证民内字第218号公证书内容将案涉房屋产权证变更登记为施某2及其配偶柏永莲、施某3及其配偶周金娣、施某1共同共有，产权号为苏（2017）金湖县不动产权第0004985号。5.施建新、姚树英系施某1、施某2、施某3、施某4父母，姚树英于2014年1月12日死亡，施建新于2016年5月1日死亡，姚树英和施建新各自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6.姚树英生前未留遗嘱，施建新于2014年11月28日立遗嘱一份。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2014年4月10日，原告施某1与被告施某2、施某3、施某4签字确认的所谓“遗嘱”性质如何确定；二、施建新生前于2014年11月28日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三、原告施某1应获案涉房产的份额是多少。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4年4月10日，原告施某1与被告施某2、施某3、施某4签字确认的所谓“遗嘱”并非遗嘱，应视为上述四人之间就案涉房产归属而达成的相关协议。姚树英于2014年1月12日死亡，生前未留遗嘱，此时法定继承开始。案涉房产系姚树英和施建新夫妻共同财产，故案涉房产中的1/2份额为姚树英的遗产，应在施建新、施某1、施某2、施某3之间四人之间均等继承（施某4已在2017年4月26日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书明确表示放弃对案涉房产的继承），施建新、施某1、施某2、施某3基于法定继承各自应获得姚树英遗产即案涉房产1/2份额中的1/4，计算为案涉房产的1/8份额。而施建新加上其自身享有对案涉房产1/2的份额后，此时对案涉房产享有的份额为5/8。上述协议中涉及处分施建新对案涉房产此时享有的份额之约定（如前所述计算为5/8）因施建新未签字确认且事后未追认，应认定为无效；但施某2、施某3（施某4已明确放弃对案涉房产之继承）对各自基于法定继承从姚树英遗产中获得的对案涉房产享有的各1/8份额的处置应遵从协议约定，即应归原告施某1一人所有。此时原告施某1共享有案涉房产3/8份额。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施建新生前于2014年11月28日所立遗嘱部分有效。首先，施建新生前于2014年11月28日所立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其次施建新通过遗嘱形式处分自己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有效；最后，上述遗嘱处分原告施某1、被告施某2、被告施某3（施某4已明确放弃对案涉房产之继承）在其母姚树英死亡后依据法定继承而享有的案涉房产份额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权处分，且事后并未得到上述三人之追认，故该部分处分应认定为无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阐述如下：1.依据上述遗嘱，施建新的遗产应由原告施某1、被告施某3二人均等继承。原告施某1基于施建新遗嘱再次获得案涉房产5/8份额中的1/2即5/16;被告施某3基于施建新遗嘱亦获得案涉房产5/8份额中的1/2即5/16；2.原告施某1基于对其母姚树英的法定继承和2014年4月10日原告施某1与被告施某2、施某3、施某4达成的协议获得案涉房产3/8份额。综上，本院确认原告施某1应获案涉房产的份额为5/16+3/8=11/16；被告施某3应获案涉房产的份额为5/16，其他被告对案涉房产均不享有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金湖县产份额中的11/16归原告施某1所有；二、驳回原告施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负担409元，由被告施某2、施某3共同负担61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李 明审 判 员  张艳勇人民陪审员  邹玉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胡璞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