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09民初99号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00000500021094K。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忱，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女，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被告：旬阳县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928056913407H。法定代表人：刘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鹏，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睿，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旬阳县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传媒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忱、被告阳光传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阳光传媒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1250元；2.判令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2079元；3.诉讼费由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同时，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于2006年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一号公告，该公告明确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由原告统一向卡拉OK经营场所收取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是卡拉OK著作权许可市场唯一代表广大著作权人“集中行使”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被告作为著作权的义务主体，负有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告规定的标准，以其包房为单位，按照12元/包房/天计算其金额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法定义务。据查，被告自其开始经营向消费者提供曲库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约20万首以上）点播业务以来，一直未与原告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原告多次联系被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但被告至今仍未履行支付使用费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著作权侵权，依法应当按照《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原告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依照维护广大权利人利益的法定职责，行使要求使用者支付全部版权费的义务，以维护最广大权利人在卡拉O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故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阳光传媒公司辩称，原告诉求赔偿金额过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酌定判决。一、阳光传媒公司购买点歌系统内含曲库，已经获得相应授权。被告在筹建KTV时，与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KTV视易数字娱乐系统》项目，由陕西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整个KTV点歌服务系统，并提供完整曲库，被告于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是该曲库中的已有歌曲，并就该歌库支付相应费用，是正常合法使用，不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二、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社会停工停产，依据2020年4月27日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关于文化娱乐场所逐步恢复营业通知》。被告公司从5月才开始正常营业，生意惨淡，亏损严重，此时原告选择主张权利，对被告公司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依据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出台复工复产、扩大内需、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政策规定，主动介入、提前研究，注重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严格禁止在法律法规外増加许可事项、增设许可条件，防止设置过高门槛限制和影响复工复产。加快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注意平衡好各方权利义务，确保实现稳就业、稳投资的政策效果。”之意见，恳请法院以事实为基础，充分考虑文化娱乐业在本次疫情中所受影响，综合考虑被告经营状况，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原告音集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及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所得，综合被告购买点歌系统内含有免费曲库、大量演唱会现场版等无侵权事实的部分，恳请法院根据被告主观过错情节、本地的KTV收费情况及本年被告的营收状况综合考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十二组证据：证据一，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资质文件（社团法人登记证、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及年检证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拟证明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法定职责是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以及进行涉及著作权的诉讼；证据二，目前原告的部分会员权利人名单、部分会员与原告签订的入会合同公证书、续约声明公证书、原告通过时间戳对音集协官网公示其管理作品的清单和相对应的权利人进行的时间戳视频取证及相应的时间戳证书，拟证明原告作为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证据三，原告会员出版的载有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DVD光盘，拟证明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内容；证据四，原告网站公示的音集协、音著协与卡拉OK经营者订立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模板，拟证明卡拉OK经营者应当就其使用放映权和表演权的行为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证据五，音集协版权费分配方案，拟证明原告向音乐电视作品及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转付费用；证据六，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第1号公告，拟证明卡拉OK经营场所是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义务主体，按照包房单价×包房数×天数计算使用费金额是卡拉OK经营行业著作权使用费的国家标准，依法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版权使用费是其法定义务；证据七，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公告（近三年），拟证明原告依职责在全国包括被告所在地区开展针对卡拉OK经营者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及相应的收费标准；证据八，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以及开业时间；证据九，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对应的电子数据（侵权行为的保全证据），拟证明被告是付费的义务主体；被告的包间数量为25个；被告使用的VOD系统、曲库品牌；被告使用原告管理的作品的抽样调查视频画面。证据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卡拉OK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拟证明山西高院出台的指导意见对规范山西省的著作权许可市场良好秩序、提升全省的著作权保护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证据十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802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5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人民法院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国家版权局2006年一号公告》规定的标准判赔已有相关判例；证据十二，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拟证明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有效期顺延至2020年12月31日。对于原告音集协提交的以上十二组证据，被告阳光传媒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原告仅提供部分著作权人与其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未提供全部著作权人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对于原告拥有音乐作品版权具有广泛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曲库里面所有的曲目都存在侵权情形；2.音集协未举证证明其已向著作权人实际分配费用；3.工商注册信息不能确定实际开业时间，即使确定开业时间也不能确定侵权开始的时间；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他法院的判决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判决依据。被告阳光传媒公司交了以下两组证据：证据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知民初483、484号民事判决书两份，拟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侵权遭受的具体损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参照这两份生效判决的赔偿比例进行判决。证据二，《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关于文化娱乐场所逐步恢复营业的通知》，拟证明安康市的娱乐场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直到2020年5月1日才陆陆续续开始营业，之前将近4个月都处于关闭的状态。对于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提供的两组证据，原告音集协质证称：证据一，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两份判决是按照30元/首歌曲来收费的，而且我们的生效判决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被告只是选择了赔偿损失最少的两份判决，不能代表大多数赔偿标准。证据二，对文件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也认可，而且在计算当中我们也减去了受疫情影响的4个月停业时间。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无异议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的，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虽未取得全部著作权人的授权，但被告认可使用的点歌系统中绝大多数曲目的著作权人对原告均有授权，故原告有权作为原告主张侵权赔偿；2.音集协提供的版权费分配问题是其内部管理及费用分配问题，与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无关联性；3.关于工商登记的开业时间与侵权时间的关系，应以实际经营时间结合诉讼时效综合认定；4.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包间数量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证据予以采信；5.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以及其他法院的生效判决，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查认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原告主张的作品放映权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二，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疫情期间未营业在计算赔偿数额时予以考虑。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音集协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2006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006年第1号公告，公告内容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活动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逐步推进。”原告音集协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发布当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其中《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规定：“2019年全国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沿用2018年的收费标准。”并附有2018年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其中陕西地区的标准为：8.2元/天/终端。原告音集协自成立以来，先后有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利人以会员身份加入音集协，并与原告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权利人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音集协管理，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并对《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办理了公证。2012年3月6日，原告音集协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滚石公司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音集协管理，并授权音集协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合同有效期三年，期满无书面异议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2017年12月4日，滚石公司出具声明顺延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后由音集协监制，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该选集封底明确声明：本出版物内音乐电视作品的全部著作权归属滚石公司，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违者必究。2020年9月27日，原告音集协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来到被告阳光传媒公司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经营场所进行消费，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的歌曲进行证据保全，并由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了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对应的电子数据。消费结束后。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31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范围：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服务，礼仪培训服务；KTV、棋牌、茶艺等，经营场所包间数为25个。法定代表人为刘锋。原告音集协依据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006年第1号公告以及近三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的规定，结合涉案地区经济情况，主张按照5元/包间/天×包间数×侵权天数的方式计算侵权赔偿数额，侵权天数自原告音集协对被告进行侵权证据保全之日起算（2020年9月27日），追诉侵权时间倒退2年零4个月，不足的按照实际开业时间计算，并免去2020年1-4月因疫情停业的期间。庭审中，原告音集协当庭放弃主张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承担合理支出费用207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音集协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音集协系国家版权局批准、民政部在册登记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通过与滚石公司等著作权人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法获得滚石公司等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音像节目在中国大陆地区卡拉OK经营场所的放映权、复制权的管理权限。该权限包括向音像节目使用者发放许可、收取使用费并以自已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目前该合同仍在有效期内。原告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证据保全，被告经营场所包间内点歌系统中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出自滚石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之规定，音集协作为法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相关作品提起诉讼，故其属于本案适格原告。关于焦点二，被告阳光传媒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未与音集协签订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亦未支付费用的情形下，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对外提供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点唱和播放服务，侵害了著作权人的放映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阳光传媒公司辩称，其歌曲点歌系统是由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安装，原告与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其不构成侵权。因被告阳光传媒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已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或阳光传媒公司已支付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版权使用费。因此，被告阳光传媒公司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原告依据《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以及近三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之规定，结合涉案地区经济情况，主张按照5元/包间/天×包间数×侵权天数进行计算，请求赔偿93329元（5元/包间/天×25个包间数×730天）。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院审理中，音集协提供了《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该标准系音集协行业内自行制定，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可以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按照公告的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制作成本、数量、流行程度以及被告阳光传媒公司的经营时间、包间数量以及主观过错，结合当前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以及安康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考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酌情按照1元/包间/天计算。关于赔偿数额时间的计算，原告认为自其进行侵权证据保全的2020年9月27日起倒推2年零4个月，不足的按照实际开业时间计算，并免去2020年1-4月因疫情停业的期间，主张按照730天计算赔偿数额，因原告主张的计算时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著作权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的规定，本院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对赔偿数额时间的计算，自原告进行侵权证据保全的2020年9月27日起向前推算二年，并在二年的基础上减去2020年新冠疫情停业期间4个月，认定赔偿数额时间为610天（730天－120天）。被告阳光传媒公司赔偿原告音集协经济损失共计18250元[1元/包/天×25个包间×（730天－120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旬阳县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共计1825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3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1706元，被告旬阳县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427元，因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本判决主给付义务时一并返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丹审   判   员  王  佩审   判   员  张代亮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荣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