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06民初12286号 原告：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西溪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2BPP2Q。 法定代表人：周泽兵，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民，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露，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潍坊金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市奎文区健康东街**（纺织品市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57763251280。 法定代表人：刘军，潍坊金达纺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燕，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汉，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西溪桥村福禄坝社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27815308W。 法定代表人：冯毅，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经理。 第三人：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恒易宝莲金融中心宝莲大厦A708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5MA3C9EH76T1-1。 法定代表人：刘甜甜，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燕，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汉，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布里公司）与被告潍坊金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第三人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连成公司）、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民、蒋露，被告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燕、王银汉，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毅、第三人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甜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燕燕、王银汉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阿布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达公司向原告阿布里公司支付货款224000元；2.判令被告金达公司支付以224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75%），自2018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3日，原告阿布里公司的销售员段学林通过微信向被告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军发出以每米7元向其销售32000米珠帆布的要约，被告立即作出接受的承诺，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正式订立。次日，原告阿布里公司将货物32000米珠帆布发往被告金达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开善东路46号），被告金达公司确认收货并无异议。2018年9月26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军催收珠帆布货款共计224000元，刘军让段学林联系其配偶刘甜甜商量汇款事宜，尽管原告阿布里公司多次催促，但被告金达公司至今仍未履行货款支付义务，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金达公司辩称，一、被告金达公司与原告阿布里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阿布里公司要求被告金达公司支付货款224000元及利息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或者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阿布里公司提到的价值224000元珠帆布的交易，实际交易双方是富连成公司与润东公司，与原告阿布里公司无关，段学林也并非被告金达公司的销售人员，而是富连成公司的人。二、润东公司于2018年6月将定金50000元支付至富连成公司账户。润东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富连成公司支付首批货款224000元，原告阿布里公司要求被告金达公司向其支付货款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因本案的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参与庭审，且陈述没有向被告金达公司发货，被告金达公司认为原告阿布里公司主张我方支付利息，我方有异议，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故利息计算没有依据。 第三人富连成公司述称，段学林于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期间，在第三人处任销售经理。截止2018年8月11日，被告欠第三人的货款101640元，已全部结清。2018年8月15日，段学林不再代表第三人对外签订合同，因第三人已全面停产，公司员工全部解散，剩下的库存坯布由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冯毅自行处置。2018年9月开始，第三人未向被告金达公司发过货，原告阿布里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向被告金达公司发送的货物，与第三人无关，原告阿布里公司有权要求被告金达公司支付货款224000元。 第三人润东公司述称，与被告金达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军系被告金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甜甜系第三人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军与刘甜甜系夫妻。原告阿布里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登记注册。自2015年开始，第三人润东公司与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货物买卖关系，其中，2016年12月12日，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合同落款均均加盖了双方的公章，段学林在供方处签字，2017年11月2日，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落款均均加盖了双方的公章，段学林在供方处签字。上述合同中均有“货发四川省内染厂，运费由供方负责”、“货发川渝印染厂，运费由供方负责”等约定。 2018年8月4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军发送图片及购销合同电子版各一份，刘军回复：“可以”。后段学林称合同需要修改一下，修改后，最终发给刘军一张购销合同图片，刘军微信回复：“收到。”该图片的内容为：“2018年8月4日，富连成公司（供方）与润东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一、产品名称：涤棉帆布，规格型号：防大化TC85/1521+21*1068*3863"3/1、计量单位：米、数量：200000、单价:7.00、总金额：1400000、交货期限：见合同，合计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二、产品质量标准......三、交货地点、运输费负担：货到川渝印染厂，运费由供方负责......六、交货期：分批交货到印染厂，在2018年9月30日交完。七、坯布货款结算：从签订合同之日起，7天内供方收到需方合同定金5万元，合同即生效。正常交货过程中，需方收到供方的坯布后，15天内付款......该合同供方处有富连成公司签章，需方处有润东公司签章。2018年8月6日，第三人润东公司向第三人富连成公司支付定金50000元。2018年8月11日，段学林向刘甜甜发送名为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送货单的图片。2018年8月30日，段学林向刘军发微信消息：“刘军，下次办款请办到重庆彩多多纺织厂（便于开发票）”“富连成发票不能开得太多，需要分流。”。2018年9月4日，段学林向刘甜甜发送微信聊天信息：“如果开票，请汇款到重庆彩多多”，“如果不开票，请汇款到段学林农行卡”、2018年9月7日，段学林向刘军发送微信聊天信息：“8月11日交给你的仿大化653520161206063厚纱卡33件×400米×7.70米=101640元，今天可以付给我们不？”刘军微信回复：“稍等我问以下家里”。2018年9月13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军发消息：“我明天会发一整车的珠帆布共155件，其中你们80件，柴辉75件，如果柴辉的成品布没有问题，你们就不要再说其他质量问题，好吗？”刘军回复到：“好，你跟我们跟单的说一下。” 2018年9月14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军发送图片消息，该图片内容为：“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段学林）送货单（送货单号：201809-007）；收货单位：金达纺织（山东刘军）；收货地址：新绿洲印染；送货日期2018/09/14；名称：珠帆；货品规格：TC85/1521+21*1068*3863"；单位：米；件数：80；每件数量：400；总数量：32000；备注：防大化珠帆；金额32000米*7.00=224000（手写字体）。”刘军回复到：“好”。2018年9月14日当日，遂宁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收到上述货物并在送货单上加盖遂宁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收讫章。 2018年9月26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军发消息：“兄弟，下午能把珠帆的货款224000元办过来吗？”并向刘军发送图片一张，该图片内容为：“阿布里账户信息Abri；单位：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北碚歇马支行（该图片加盖了“阿布里公司”印章及“段学林”签章）。”刘军回复到：“我跟刘甜甜说了，你问他要就行了”“我在上海”。同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甜甜发消息：“甜甜，下午能把珠帆的货款224000元办过来吗？【汇到阿布里公司】”，并向刘甜甜发送图片一张，图片内容：“阿布里账户信息Abri；单位：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北碚歇马支行（该图片加盖了“阿布里公司”印章及“段学林”签章）。”2018年9月27日，段学林通过微信向刘甜甜发送图片一张，该图片内容为：“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段学林）送货单（送货单号：201809-007）；收货单位：金达纺织（山东刘军）；收货地址：新绿洲印染；送货日期2018/09/14；名称：珠帆；货品规格：TC85/1521+21*1068*3863"；单位：米；件数：80；每件数量：400；总数量：32000；备注：防大化珠帆；金额32000米*7.00=224000（手写字体）。” 刘甜甜收到段学林发送的上述消息后，于2018年9月27日向第三人富连成公司支付224000元（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电子回单显示，该笔款项付款人为：润东公司，收款人为：富连成公司，备注：货款）。刘甜甜支付上述款项后，该款项被银行冻结。 2018年9月27日，刘甜甜向段学林发送微信消息：“在吗，合计欠款欠款325640元，今天付款224000元，8.6号付款定金5万，还欠51640元，如果这个帐没有问题的话，我明天安排余款。”“因为要清帐，我们和你核对一下数看看对不对，尽快给我”。段学林回复到：“653520161206063数量13200米*7.70=101640元-50000=51640元。”并发送图片一张，图片内容“阿布里账户信息Abri；单位：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北碚歇马支行（该图片加盖了“阿布里公司”印章及“段学林”签章）。刘甜甜微信回复到：“马上安排。”2018年9月28日，原告阿布里公司收到第三人润东公司支付的51640元。 还查明，被告举示的2018年9月14日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入库单载明：名称：富连成纱，规格型号：/1521+21*1068*3863"，单位：米，购进数量：仿大化，实收数量：32000，单价400米/件80件，备注：山东金达（润东纺织）。 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的（2018）川0105民初926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富连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学林，男，汉族，1975年3月17日出生，系富连成公司员工。”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9）川01民终1779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连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学林，男，系该公司员工。” 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与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冯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渝0106民初17590号民事判决，判决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冯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偿还贷款本金1084797.97元、支付自2018年10月21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和复利：罚息以未偿还的贷款本金1084797.97元为基数，复利以未支付的利息为基数，均按LPR利率加287.75基点（1基点=0.01%，精确至0.01基点）上浮50%计收、律师费51396元。 审理中，本院对段学林进行了询问，段学林陈述其从2016年开始至2018年8月系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员工，其从2018年9月至今系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员工，其在刘军的电话中提过其系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员工，其未在与刘军的微信聊天中告知过刘军其系原告的员工。其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在2018年8月4日通过微信向刘军发送过一份购销合同，合同主体为富连成公司和润东公司，2018年9月7日，其代表原告阿布里公司与刘军开始商谈案涉价值224000元的货物买卖，同日，其应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要求在微信上向刘军催收货款，该笔货款系之前的货款，并非8月4日购销合同中涉及的货款。其之所以在微信上要求刘军或刘甜甜将货款支付至重庆彩多多纺织厂是为了掩盖第三人富连成的事情。 原告阿布里公司认为：“本案的出卖方是原告阿布里公司，购买方是被告金达公司，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通过微信方式和实际送货交货这个环节完成且全面履行，被告理应支付货款。”被告金达公司认为：“段学林长期以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润东公司和被告金达公司进行经济往来，且段学林以富连成公司的名义同润东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中指明的合同标的同本案一致，段学林从未告知其从富连成公司离职，富连成公司委托其他公司送货，系富连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和被告以及润东公司无关。”第三人富连成公司陈述：“润东公司支付给富连成公司的224000元钱是打错了，不是富连成公司的钱，富连成公司尽力配合他们退。”第三人润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甜甜陈述：“2018年9月27日，刘甜甜向段学林发送的微信消息中所称的合计欠款325640元，包括2018年8月11日的货款101640元、案涉货款224000元，富连成公司发了两次货，所以共欠325640元。” 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绿洲公司）员工张彪出庭作证，张彪出庭作证称：“2018年9月14日，富连成公司给我们送过货，是富连成驾驶员送的，送货单上有客户的名字和销售员的名字，我们有送货单的留底（该送货单留底与本案原告举示的送货单内容一致），送货单上抬头处虽载明的是阿布里公司，但也载明了“段学林”，段学林是富连成公司的老板，长期给我司的客户送货，所以该批货是富连成公司的送货。至于入库单备注栏里显示有山东金达还有润东纺织的问题，我们入库是以客户的名字备注的，山东金达和润东纺织是关联公司且都是我在跟单，所以我都要备注，我认为该入库单上的货是山东金达的。根据交易习惯，段学林是富连成公司的老板，其长期给我们送货，其他客户中以段学林的名义送来的货物，送货单上有阿布里公司字样，但我方在入库单上都是写的富连成公司，这种做法直到2018年10月底结束。段学林是在2018年11月底到我司来告诉我们公司领导，以后就用阿布里公司的名义送货，富连成公司不做了，是直接在我们销售科说的” 上述事实，有原告阿布里公司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购销合同、新绿洲公司入库单、富连成公司与润东公司对账单、本院（2018）渝0106民初17590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79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本院审查，其证明力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用于证明自己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为本证，本证的证明活动目的在使人民法院对待证事实予以确信，并加以认定,若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为反证，反证的证明活动目的在于使人民法院对本证证明的事实的确信发生动摇，从而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于反证而言，其证明的程度要求比本证低，只需要使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即可。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建立了案涉224000元珠帆布买卖的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被告支付货款224000元及利息，因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告应当对原、被告双方之间成立案涉224000元珠帆布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种证明在性质上是本证，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阿布里公司为此举示了送货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的送货单、段学林分别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金达公司否认其与原告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金达公司为此举示了购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证据为反证，反证只需动摇法院对本证形成的内心确信，使其达不到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综合原、被告举示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原告阿布里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阿布里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理由如下： 关于原告阿布里公司举示的送货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根据上述规定，送货单是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并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本案中，被告金达公司举示了段学林于2018年8月4日通过微信向刘军发送的合同主体为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的《购销合同》，另外，被告金达公司还举示了段学林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在2018年前签订的三份《购销合同》，可见，段学林在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的货物买卖关系中多次签订了书面合同，原告阿布里公司与被告金达公司之间并无以送货单的形式完成货物买卖的交易习惯。因此，原告阿布里公司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本院不能仅以原告举示的送货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的送货单为据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原告举示段学林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段学林以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员工身份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形成买卖合同合意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被告举示的段学林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段学林在微信聊天中并未向刘军、刘甜甜告知过其系代表原告阿布里公司出售案涉224000元珠帆布且根据本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段学林的陈述以及被告金达公司举示的段学林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在2018年前签订三份《购销合同》，段学林在2018年9月前长期系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其次，根据原被告举示的段学林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段学林的陈述，段学林在2018年8月与刘军的微信聊天中，其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向刘军发送过合同主体为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的《购销合同》，其在2018年8月向刘甜甜的微信聊天中向刘甜甜发送过名为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送货单的图片，其在2018年9月与刘军的微信聊天中向刘军催收过重庆富连成纺织有限公司的应收货款，即在段学林向刘军、刘甜甜发出送货日期为2018年9月14日的送货单的前后一段时间均存在着其代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向刘军、刘甜甜发送合同、送货单以及催款等行为；最后，本案中，虽然原告及段学林均陈述段学林在2018年9月后系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员工，但是在段学林与刘甜甜在2018年9月的微信聊天中，段学林明知2018年8月11日的货款101640元系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应收债权的情况下，仍告知刘甜甜就该笔应收货款的尾款51640元支付至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名下的反常行为。综上，在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第三人润东公司于2018年8月4日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情况下，本院不能确定段学林在2018年9月系以原告阿布里公司的员工身份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形成买卖合同合意； 关于段学林曾要求刘军、刘甜甜就案涉货款224000元支付至原告阿布里公司的银行账户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原告举示的段学林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段学林确曾要求刘军、刘甜甜就案涉货款224000元支付至原告阿布里公司的账户，然而，根据被告举示的段学林与刘军、刘甜甜的微信聊天记录，段学林也曾有要求刘军、刘甜甜将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应收货款支付至案外人重庆彩多多纺织厂账户或其个人账户的行为，同时，段学林在明知2018年8月11日的货款101640元系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应收债权的情况下，仍告知刘甜甜就该笔应收货款的尾款51640元支付至原告阿布里公司的账户中，故依据段学林曾要求刘军、刘甜甜就案涉货款224000元支付至原告阿布里公司的账户的行为，不能推定原告阿布里公司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第三人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甜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与段学林商议聘请律师起诉银行且刘甜甜承诺支付律师费的问题。对此，被告金达公司陈述段学林只是告知刘甜甜银行冻结了第三人润东公司支付至第三人富连成公司银行账户的案涉货款224000元，第三人润东公司并不知晓第三人富连成公司与银行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第三人润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甜甜与段学林在微信上商议聘请律师维权，本院认为，第三人润东公司与第三人富连成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第三人润东公司在双方的长期合作中存在向第三人富连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刘甜甜在得知其支付至第三人富连成公司的账户的案涉款项被冻结后与段学林商议聘请律师维权且承诺支付律师费的行为本身也不能推定出原告阿布里公司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综上，根据原被告举示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原告阿布里公司主张其与被告金达公司就案涉224000元珠帆布的买卖合同关系仍真伪不明，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24000元及利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32.96元，减半收取2466.4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重庆阿布里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 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福林 书 记 员  唐诗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