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39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俊龙，男，汉族，1990年10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威龙，男，汉族，1978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均雨，男，汉族，1948年12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化州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古继仰，广东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兵，男，汉族，1975年10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常莹，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智浩，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因与被上诉人董国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5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董国兵承担一、二审诉讼受理费。其事实和理由为：一、董国兵名义上并未持有深圳中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公司）的股份。经查实，该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为陈开才、刘福金、袁健三人，分别持有中源公司55%、13%、32%的股份。二、即便中源公司的股东袁健所持中源公司的32%的股份中有8%是为董国兵代持，董国兵是实际出资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董国兵要将所持中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非公司股东的他人如黄俊龙，也必须袁健同意并征得中源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实际上董国兵向黄俊龙转让股权至今未取得合法授权。三、董国兵主张袁健为其代持中源公司的股份，但事实上袁健作为中源公司的登记股东之一，其所持中源公司股份是为多人代持，故董国兵所称其有中源公司的股份代持在袁健名下存疑。黄俊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是要由董国兵能将中源公司8%的股权转至黄俊龙名下，黄俊龙能够成为持有中源公司8%股份的股东。四、按照后履行抗辩的有关法律规定，因董国兵未能依约履行将股权转让至黄俊龙名下，故董国兵要求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条件不成就。被上诉人董国兵答辩称：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当日，黄俊龙同意由案外人袁健继续代持黄俊龙在中源公司8%的股权，董国兵一审提交的证据三《证明》有载明，黄俊龙也在证明中签字并捺印予以确认，涉案股权并不需要通过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至黄俊龙名下。二、关于本案股权转让，中源公司的其他股东是知情并同意的，但由于无须变更工商登记，故董国兵在征得中源公司除袁健之外的其他股东同意后便与黄俊龙签订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三、董国兵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应义务，但黄俊龙仍未向董国兵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黄威龙、黄均雨对黄俊龙欠董国兵股权转让款作出了相应承诺，承诺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故该部分款项已经由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债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董国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黄俊龙、黄均雨向董国兵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20000元及利息（以2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6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0日为19158.33元）；二、黄威龙对黄俊龙、黄均雨上述第一项债务向董国兵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息合计239158.33元；三、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5月20日，董国兵作为出让方，黄俊龙作为受让方签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董国兵将其在中源公司8%的股份转让给黄俊龙，股权转让价款为30万元，董国兵转让之股权已经经过袁健、程杰同意批准，双方确认8%的股份转让到黄俊龙名下30日内，由黄俊龙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董国兵。袁健与程杰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7年6月8日，黄威龙作为担保人，黄均雨作为借款人出具《字据》确认到2017年6月8日止还欠董国兵借款、股权转让款，合计22万元。2017年11月15日，黄威龙出具《承诺书》确认其系黄均雨的儿子、黄俊龙的哥哥，由于股权转让一事承诺2017年12月30日之前归还款项。一审庭审中，董国兵称其与黄威龙之间存在其他借款关系，但是综合借款及股权转让款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尚欠董国兵22万元。董国兵另提交字据复印件，其中显示2017年5月20日袁健作为代持人与黄俊龙作为股权人签订字据，确认由袁健代持黄俊龙在中源公司8%的股份。2019年3月4日袁健在该《字据》上签名并加盖手印确认真实性。另查，中源公司登记成立于2017年1月16日，现工商登记显示袁健持股32%。一审法院认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照董国兵的举证认定案件事实。董国兵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黄俊龙尚欠股权转让22万元未付，董国兵有关利息的诉求亦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董国兵另提交的字据及承诺书能够证明黄均雨、黄威龙有加入上述债务的意思表示，故应向董国兵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兵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220000元；二、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兵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利息以22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6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4888元，由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工商信息显示，2017年1月16日中源公司的股东由袁健（持股60%）、刘福金（持股40%）变更为袁健（持股32%）、刘福金（持股13%）、陈开才（持股55%）。二审调查时，三上诉人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董国兵称在中源公司有股份，当时工商登记中并未显示董国兵是股东，但袁健说他持有的中源公司32%股权中有8%是董国兵的，故袁健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中签名，这点可以确定。被上诉人董国兵称股权转让协议中另一见证人程杰并非中源公司的股东，只是在场的一个人，袁健、董国兵向黄俊龙转让中源公司的案涉股份事先征得了中源公司另两位股东刘福金、陈开才的同意，由于前后均由袁健代持不需要变更工商登记，故为了省事另两位股东没有在协议中签字。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案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上诉人黄俊龙与被上诉人董国兵签订，其中载明董国兵将在中源公司8%的股权以3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上诉人黄俊龙，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上诉主张董国兵不是中源公司的登记股东，案涉股份未变更登记至黄俊龙名下，故其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因工商信息显示案涉协议签订时，袁健持有中源公司32%的股份，袁健作为见证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黄俊龙也确认袁健在协议中作为见证人签名系因其认可其所持中源公司股份中有8%是代董国兵持有，且在协议签订当日袁健与黄俊龙一并签署了内容为“由袁健代持黄俊龙在中源公司8%的股份”的字据，故董国兵主张其转让给黄俊龙的案涉股份实为袁健为其代持的中源公司的8%的股份，本院予以采信。黄俊龙已与袁健签订代持协议，确认案涉受让的股权仍由袁健代持，无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也不存在损害中源公司另两股东优先认购权问题，黄俊龙上诉以未办理变更登记为由主张不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黄威龙、黄均雨作为黄俊龙的兄长及父亲向董国兵承诺归还黄俊龙所欠董国兵股权转让款属于债务加入，一审法院确认由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另，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在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中对一审判决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未提出异议，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判决中的利息计算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应予以维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5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55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国兵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的利息（利息以22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董国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4888元，由上诉人黄俊龙、黄威龙、黄均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洪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朝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庄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