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莹，男，197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杨，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审第三人：黄爱忠，男，196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上诉人沈伟莹因与被上诉人曹杨、原审第三人黄爱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伟莹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沈伟莹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黄爱忠没有证据证明其发送的解除通知已经送达沈伟莹，则解除通知未发生效力，黄爱忠、沈伟莹之间的租赁合同仍延续。且黄爱忠与沈伟莹之间的租赁合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所记载的6月11日转为普通程序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虽将本案改为普通程序，但从未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被上诉人曹杨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沈伟莹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爱忠未提供书面述称意见。沈伟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杨搬离并向沈伟莹交付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西面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判令曹杨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搬离并交付房屋之日止，按每月14,700元（人民币，下同）计算的房屋使用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黄爱忠以及案外人刘某、黄某。2013年6月15日，黄爱忠（甲方、出租方）与沈伟莹（乙方、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9年，租赁期限自2013年6月20日至2022年6月19日止；该房屋租金为8,560元/月，逐年按7%的比例递增。其中，2019年6月20日至2020年6月19日为12,845元/月。租金按半年结算，由乙方于每（半年）提前10天交付给甲方。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造成甲方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2.拖欠租金累计达三个月。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承租涉案房屋后，沈伟莹对外转租，黄爱忠对此知情且无异议。2016年11月1日，沈伟莹（出租方、甲方）与曹杨（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房屋坐落于XX路XX号西面。租期为三年，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租金为12,000元/月，逐年按7%的比例递增。其中，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为13,738元/月。租金按半年结算，由乙方于每（半年）提前15天交付给甲方，乙方支付一个月房租作为房屋押金，付六押一，合同解除结算。租赁期满后，本合同即终止，届时乙方须将房屋退还甲方。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则须提前30天书面向甲方提出。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的选择权。甲方在合同期满前30天内向乙方正式书面答复，如同意继续租赁，则续签租赁合同。2019年7月2日，沈伟莹的妻子谢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爱忠支付租金3万元。同日，沈伟莹妻子谢某（又名谢晓菊）向黄爱忠发送短信“还欠47,070元，后面我付48,000元，帮我跟你夫人打声招呼，谢谢你们多年的支持！非常感激！”2019年8月19日、10月16日，沈伟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黄爱忠支付租金25,000元、25,484元。2019年8月30日，黄爱忠通过短信回复沈伟莹妻子“小谢，还有25,000元不要付了，合同解除。”2019年10月13日，沈伟莹向曹杨发送微信“房租要付一下了”。曹杨通过语音回复沈伟莹：“房东，我跟你说一下啊，因为今天一天比较忙，我没来得及回复你，然后前两天这里的大房东找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跑过来跟我要房租了。意思他的意思说跟我们直接签合同了，说什么他房租一直收不到什么意思的，后续好像他也打过你们电话，打了十几个没接，所以他说他合同跟我们签，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直接先联系一下大房东。”沈伟莹于同日回复：“我和他原来合同还没到期，房租也付到后面了，不是说他想和你签就可以和你签的”。2019年12月25日，沈伟莹向黄爱忠支付2020年的租金58,070元。同日，黄爱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沈伟莹退还28,070元。2019年12月26日，黄爱忠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沈伟莹退还29,940元。一审法院认为，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本案中，沈伟莹、曹杨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31日到期，理应向出租人返还涉案房屋，但沈伟莹作为二房东，其出租人的身份系基于沈伟莹与黄爱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沈伟莹与黄爱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31日的状况如何？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黄爱忠提交的证据显示沈伟莹未能够按时足额向黄爱忠支付租金，黄爱忠根据其与沈伟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向沈伟莹妻子发送短信告知解除合同；相应的，沈伟莹提交的证据仅能显示合同成立，并无法否认合同解除的事实，且沈伟莹在一审法院释明后，仍不愿就合同是否解除提出诉讼，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沈伟莹与黄爱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在2019年8月30日之后仍存在效力。鉴于沈伟莹与黄爱忠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效力情况，一审法院无法认定2019年10月31日时，沈伟莹对涉案房屋仍享有合法的转租权利，其基于该合同向曹杨主张的诉请，一审法院亦无法予以支持。曹杨及黄爱忠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曹杨及黄爱忠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伟莹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5元，由沈伟莹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转租是以原租赁关系为基础，即沈伟莹对于涉案房屋的占有权、收益权源于其与黄爱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故在沈伟莹与曹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后，沈伟莹向曹杨主张收取房屋使用费及搬离涉案房屋能否得到支持，则应考察2019年10月31日之后的沈伟莹与黄爱忠签订的《租赁合同》状况如何，这也是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之所在。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黄爱忠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沈伟莹未能按约足额向黄爱忠支付租金，故黄爱忠依据合同约定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其次，根据黄爱忠提供的短信记录，该短信显示2019年8月30日黄爱忠向沈伟莹妻子谢某1370160****的手机发送短信，告知解除租赁合同。在谢某认可该号码是其手机号，一审法院已将该证据与存储上述电子数据的手机中原始载体进行核对，而沈伟莹仅口头表示未收到，未说明任何理由且未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证明标准盖然性的规定，一审认定黄爱忠向沈伟莹的妻子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的短信，具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本院注意到，2019年10月13日，曹杨通过微信语音告知沈伟莹“他（黄爱忠）的意思说跟我们直接签合同了……所以他（黄爱忠）说他合同跟我们签，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直接先联系一下大房东。”2019年10月14日曹杨直接与黄爱忠签订了《租赁合同》。故黄爱忠以自己行为表明了其解除了与沈伟莹的租赁合同，曹杨亦将此告知了沈伟莹。最后，本院还注意到，一审中，法院已向沈伟莹释明，“沈伟莹如果认为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应该继续履行的，由沈伟莹于谈话后15日内至法院就继续履行事项进行诉讼。”但在本案二审谈话之日，沈伟莹仍未提起诉讼。综上，黄爱忠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已实施了合同解除权，沈伟莹在知晓黄爱忠行使解除权后，亦未提起诉讼，故2019年10月31日之后，沈伟莹与黄爱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处于已解除状态。至于沈伟莹诉称沈伟莹与黄爱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状况不是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沈伟莹与曹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后，沈伟莹向曹杨主张收取房屋使用费及搬离涉案房屋能否得到支持，则应考察2019年10月31日之后的沈伟莹与黄爱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状况，况且本案已追加黄爱忠为本案的第三人，故沈伟莹该主张，本院难以认同。至于沈伟莹称本案2020年6月11日转为普通程序不符合事实，本院查阅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案件审批表》，该表记载本案于2020年6月11日转为普通程序。沈伟莹还称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但一审法院未告知其合议庭成员，经查本案一审2020年6月11日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法官并未发生变动，故沈伟莹该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上诉人沈伟莹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无误，原判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5元，由上诉人沈伟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薛叶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