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4135号 原告：梁勇，男，197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翔峰，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楠，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志明，男，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忠，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勇与被告汤志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利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楠，被告汤志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以下损失：设备使用费318,000元、设备进场费40,200元、设备出场费30,480元、吊车费2,000元、房租760元、工人工资57,331元、生活费11,130元（30元/天×7人×53天），以上共计459,901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1,285元［（459,901元-工人工资57,331元）×50%］。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被告将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DLED新建材建设项目中的夯击能8000KN/m强夯施工发包给原告。2018年7月13日，原告将强夯施工设备运输至施工现场准备施工，由于被告就施工问题与建设方未达成一致，在原告进场进行夯击能8000KN/m强夯全部试夯后，便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原告为减少双方损失提出撤场，并于2018年9月5日将强夯施工设备搬离撤场。原告自进场后仅施工了试夯面积，在停工期间造成设备使用费、进场费、出场费、房租、工人工资及生活费等损失共计459,901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被告均予以拒绝。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遂提起本次诉讼。 被告汤志明辩称，首先，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其次，原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进入案涉工地进行了施工；再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告违法解除了合同；最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费，双方没有任何约定且其主张的部分费用不实。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梁勇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原告当庭出示以手机为载体的原件）；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客观、真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原告提供的照片打印件若干张，拟证明系涉案工地；本院认为，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本身真实性予以采纳； 3．原告提供的《夯击能8000KN/m项目损失明细表》打印件1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规则，本院不予采信； 4．原告提供的重庆渝瑞运输有限公司向其出具的关于收到货运费的《收条》原件2张、《收据》原件2张、《未付运费清单》原件10张、以及关于收到吊装费的《收款收据》原件2张；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虽提供的票据并非正式发票，但该费用系必然产生费用，且金额符合市场行情，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5．原告提供的关于收到房租的《收条》原件1张；本院认为，原告仅提供《收条》一张，未提供出租人身份信息、房产权属登记等，且不排除被安排在工地现场住宿的可能性等，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6．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四川仁寿班组工资》打印件1张、关于陈小平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原件3张以及银行转账交易详情记录打印件6张，拟证明产生工人工资57,331元；本院认为，原告已撤回对工人工资的主张，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7．原告提供的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渝0111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原件1份；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本身真实性予以采纳。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2020年6月23日，被告通过微信询问原告：“梁总，请问下周能安排一台3千夯机到成都都干（干活）不？3千和8千均行”，原告回复：“你签订合同没有嘛，定了没有”；被告答复：“昨天在谈，下周定”，原告回复：“定了联系，我好安排，主要是好把账抵了（注：原告尚欠被告工程款550000余元）”；被告回答：“好的”。2020年6月26日，被告微信联系原告，称：“梁总，已定。天府新区视高镇，马上安排2台进场，3千和6千或8千的”，原告回复：“我打8000嘛，你安排设备打3000”；被告答复：“好，8千完了，也可打3千的”；一会儿后，被告再次告知原告：“请你安排两个车，一个打3千，一个打8千”，原告回复：“我自己没有了，我只有问问其他人，能不能说个价，我好找”，原告答复：“3千10元”；原告再问：“汤总，8000多少喔”，被告回复：“按我们合同把10%税（开甲方），成本票5%除开，合同价27＊0.85”，“我可以把合同价发你，合同价是含10%税，成本票（开机械租赁加劳务），我的意思是不赚一分，把税除了就是你的”，“这个是今天谈定的，5家参加，谈了几次价，低价中标，我们两兄弟公开透明，把税和成本票除了就行了”，“你准备用啥设备，锤多重”，原告回复：“宇通450，锤38.50吨”，被告答复：“可以，134××××6276汤超，现场负责人，安排进场人同他联系”。 2018年7月12日，原告找重庆渝瑞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瑞公司）从重庆空港将一台8000**/m强夯机（含附件）分五批次托运至仁寿县视高镇的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DLED新建材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因此产生进场运输费40,200元，该款由原告于2018年7月20日通过现金支付渝瑞公司，渝瑞公司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和《收据》对此予以确认。因卸载需要，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另请李某将强夯机及其附件从运输车上吊到施工现场，产生吊装费1,000元，并由李某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 强夯机进场试夯后即因故一直停工。2018年7月21日，因一直下雨也无法干活，原告便向被告提出撤走，被告通过微信回复原告，称：“下雨哪都下，下雨不是人为的，天晴抓紧。想办法及时排水，创造条件上。陈（另外的设备租赁人）不是拉走（设备），有一个工程喊进场占位置，也干不了活，另外一个过几天换一下，现全川、全国下雨，哪都干不了，谅解”，“你现场施工员同我们现场负责人共同配合，创造条件上”。 之后，工程仍然因故无法继续施工。期间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撤场事宜，被告均予以挽留。2018年9月3日，经与被告沟通，原告决定将设备撤走；被告回复原告：“梁总，你今天把强夯机拉走，抵账和付款又好久办呢”。2018年9月6日，原告请王某将强夯机及其附件从施工现场吊到运输车上，产生吊装费1,000元，并由王某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当日，原告找渝瑞公司从视高将强夯机（含附件）分五批次托运至重庆市合川区，因此产生出场运输费30,480元，该款由原告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现金支付渝瑞公司，渝瑞公司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收条》和《收据》予以确认。双方就设备租赁损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遂提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经本院当庭电话询问被告本人，其称：1．其与原告仅为居间合同关系，其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一个工程信息后就喊原告去联系发包方，具体价格由原告与发包方谈，至于谁是发包方不清楚；2．知道大概价格，是按照完工验收后的工程量乘以26-27元/平方米予以计算，没有进场费等，系包干价，应该含税；3．原告是否实际进场施工不清楚，介绍以后被告就没有过问了；4．就涉案工地而言，被告未与发包方签订任何协议。 另，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2020）渝0111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梁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汤志明工程款555,056元及利息等。 再查明，经本院电话咨询目前四川省内8000KN/m强夯机的一般租赁标准为：按平方量计算租赁费；目前月租价格约为100,000元/月左右，每台机器由出租方安排操作人员、驾驶员各1名，以上人员的工资由出租方负担；该月租价格不包含燃油费、工人住宿费和生活费等。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建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解除？于何时解除？3．原告主张的损失如何进行认定？是否应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被告则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仅为介绍工程的居间合同关系，并非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虽未就涉案工程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但从原告提供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被告本人与其上级“发包人”协商签订工程合同事宜，在被告自称“已定（合同）”后安排原告等人带设备进场施工，工程价格亦由被告与原告协商确定为：工程量×27元/平方米×0.85，并非被告在电话中辩称的由原告与所谓的发包方谈；其次，被告自称其系居间人，但却对居间对象的发包人是谁都辩称不知道，而该意见明显与其聊天记录内容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试夯后也没有继续施工，但被告就涉案项目中的强夯施工从设备、价格等与原告通过微信协商达成一致系事实，之后原告按被告要求安排约定的强夯机进场并进行试夯亦系事实，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建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安排运输车将强夯机运送至视高工地；工程因故一直未能施工，原告遂于2018年9月再次提出撤走设备；2018年9月3日，被告微信回复原告：“梁总，你今天把强夯机拉走，抵账和付款又好久办呢”；2018年9月6日，原告将强夯机撤走。可见：原告在多次提出撤走设备后，被告于2018年9月3日同意其撤走，本院由此推定双方就解除合同一事达成了合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本院确认双方于2018年9月3日形成解除合同的合意。退一步讲，即使如被告在代理词中辩称的其根本不同意解除合同，但从结果来看，被告在电话中自认从未与“发包方”签订任何协议，也不知道“发包人”是谁，且至今涉案工程被告也确实没有做，那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也必然无法履行，原告基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可解除合同，且在当时解除合同还有助于减少损失，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关于焦点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双方合意解除合同，但原告为完成该工程而进行的投入和造成的损失应当得到赔偿。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本院依法核定如下：1．原告主张自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9月5日期间共计53天（实际应为55天）的租赁费共计318,000元（180,000元/月）；被告辩称租金过高，并庭后提供《强夯机租赁合同》1份，主张3000KN/m的市场租赁价为65,000元/月。考虑到原、被告协商的合同价格系按照完成方量予以计算，但本案中工程并未实际施工，无法以此计算合同价格；同时被告辩称的租金标准并非本案同种规格强夯机，且8000KN/m强夯机的租赁价格比3000KN/m强夯机的租赁价格更高；另经本院电话询问四川省内同种设备的租赁费用，再结合涉案强夯机实际于2018年使用，本院酌定涉案租赁费按80,000元/月予以计算，而自2018年7月13日（含当日）至2018年9月3日（含当日）合同解除共计53天，故设备使用费应为141,333元（80,000元/月÷30天×53天）；2．原告主张设备进场费40,200元，原告为此提供渝瑞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条》等予以佐证，且该费用的收取符合行业规则，该费用的金额也符合两地之间的市场价格，故本院对设备进场费40,200元予以支持；3．原告主张设备出场费30,480元，虽原告为此提供渝瑞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条》等予以佐证，但按照行业规则该费用一般由设备出租人自己负担，并由下一工程的使用人实际承担，且实际上设备也从视高运至重庆合川区，而非来处的重庆空港（从出场费和进场费运输价格不一致也可看出），故本院对设备出场费30,480元不予支持；4．原告主张吊车费2,000元，虽原告提供的系《收款收据》，并非正式的票据，但设备卸载、装运必然使用吊车，且该金额符合当地市场价格，没有正式票据也符合常理，但因设备出场费一般不由使用人支出，故本院仅认可进场吊车费，即1,000元；5．原告主张房租760元，但仅提供《收条》一张，既无出租人身份信息，又无房产权属登记等，且不排除由使用人安排在工地现场住宿的可能性等，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6．原告主张生活费11,130元（30元/天×7人×53天），虽然生活费系必然产生的费用，但按照行业惯例，一般一台强夯机的标配人员为操作员、驾驶员各1人，故该费用本院酌定为3,180元（30元/天×2人×53天）。综上，经本院核定原告的损失如下：设备使用费141,333元、设备进场费40,200元、吊车费1,000元、生活费3,180元，以上共计185,713元。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愿意自行承担50%的损失，此系原告自由处分其权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最终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92,856.50元（185,713元×5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汤志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梁勇损失92,856.50元； 二、驳回原告梁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99元，由原告梁勇负担3,039元，被告汤志明负担1,0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利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周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