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振生，男，1954年9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东，北京通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英，女，1953年5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东，北京通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民委员会，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法定代表人：赵廷山，主任。上诉人孙振生、王淑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定福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振生、王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东，被上诉人东定福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赵廷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振生、王淑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孙振生、王淑英与东定福庄村委会就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西4.75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3.改判东定福庄村委会向孙振生、王淑英支付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9月1日期间的土地流转收益9520元；4.本案全部（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东定福庄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系村里的闲散土地，孙振生、王淑英于1998年承包并占有使用涉案土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是流转后的零散土地，流转收益已发放存在错误。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东定福庄村委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振生、王淑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孙振生、王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孙振生、王淑英对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的4.75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判令东定福庄村委会向孙振生、王淑英支付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9月1日期间的土地流转收益95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东定福庄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振生、王淑英系东定福庄村民，二人系夫妻关系。2004年9月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向孙振生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证》，确认户主孙振生，家庭确认人口数2人，有效期限1年。同日，孙振生（流转方、甲方）作为土地确权家庭户主与东定福庄（受让方、乙方）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确权确收益）》一份，约定：一、甲方同意将本户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流转给乙方经营。二、土地流转收益共计9520元，半年兑现一次，并于每年1、7月30日前兑现。三、土地流转期限：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9月1日，期限1年。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按规定时间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证》到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取确权土地流转收益。2018年10月30日，北京大地宏图勘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地块进行评估测绘，出具测绘报告显示：工程名称：通州区张家湾公园建设工程（二期），权属人孙振生，建筑面积29.98平米，土地总面积3166.65平米，合计亩数4.75。孙振生、王淑英称，涉案4.75亩土地系其确权地，系其在1998年承包，东定福庄村委会未向其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在2004年确收益并流转给东定福庄村委会的土地即为本案其主张的4.75亩土地。1998年至2004年期间，涉案土地由其种植，到2004年流转给东定福庄，至2005年到期后，又由其自行耕种。称2005年至今每年自村里领取福利、过节费，但并非流转收益。东定福庄村委会称，涉案土地并非村民的确权地，1998年东定福庄村委会组织二次承包时，给孙振生一户分了土地，到2004年，该村的土地均流转给东定福庄村委会，到期后并未将土地返还村民，一直以粮食费、过节费的名义向村民发放流转收益。本案诉争的土地与孙振生一户的确权地并非同一地块，而是2004年流转后，剩余未使用的零散土地，村民可自愿种植。认可涉案土地种植的树木及房屋系孙振生、王淑英所有。2019年3月19日，本案原承办法官张燕及法官助理陈衡平前往张家湾镇经管站核实情况，经了解，2004年东定福庄将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流转给东定福庄村委会供开发区开发，该村已无确权地供村民承包，在无确权地的情况下，只能给村民确收益，故在2004年东定福庄村委会与村民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确权确收益，自确收益起，村里每年都会以发放各种福利的名义向村民发放收益款，一年会发放多次，每年发放的数额要多于协议约定的金额，当时该村签订的协议期限为一年，到期后虽然没有再续签协议及更换收益证，但是收益每年均发放。该村的土地被张家湾开发区占用后，村里还有一些闲散的土地，村民可以自愿耕种，孙振生的4.75亩土地并非确权地，而是当时村里的闲散地。一审法院认为，东定福庄村委会认可涉案4.75亩土地实际由孙振生、王淑英占有使用，地上物属孙振生、王淑英所有，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振生、王淑英认为涉案土地为其确权地主张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要求支付流转收益能否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该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依据上述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包括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模式。本案中，孙振生、王淑英主张涉案4.75亩土地系其确权地，与2004确权确收益并流转给东定福庄的土地系同一地块，但其提交的收益证及流转协议均未载明土地亩数及四至情况，且其该项主张与一审法院与张家湾镇经管站查明的事实不符。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本案孙振生、王淑英主张的承包形式属于家庭承包的确权地。且经一审法院核实，涉案土地已经流转，孙振生、王淑英实际占有的4.75亩土地并非基于其与东定福庄的承包合同关系，而是2004年流转后剩余的零散土地。故对于孙振生、王淑英主张确认其对涉案4.75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振生、王淑英主张支付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9月1日流转收益的诉讼请求，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村委会已经以福利的名义向村民发放，孙振生、王淑英认可每年领取福利，但称与流转收益无关，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振生、王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东定福庄村委会称，东定福庄村村民代表大会已作出决议，认可涉案土地的腾退补偿归孙振生、王淑英所有，但孙振生、王淑英须补缴2005年以后的土地租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庭审中，东定福庄村委会认可孙振国在诉争土地实际经营，亦认可上述土地并未流转、征用、占用。一审法院已至经管站调查，亦表明本案诉争土地系开发区占用后的闲散土地。东定福庄村委会称其在2000年时用村广播的方式，让有耕种意愿的村民至村委会登记后即可耕种。东定福庄村委会认可孙振生、王淑英自2000年至村委会登记后即开始耕种涉案土地。东定福庄村委会将零散土地承包于本村村民，双方虽未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孙振生、王淑英据事实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亦符合法律规定。孙振生、王淑英一审已提供测绘图作为证据，测绘图中对于土地面积及土地坐落均有详细记录。东定福庄村委会对测绘图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现孙振生、王淑英要求按照测绘图中写明的面积确认土地面积，有事实依据。孙振生、王淑英要求东定福庄村委会支付流转收益，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其已实际收取上述收益，虽其对收益的性质持有异议，但就此未能提供证据。一审法院驳回孙振生、王淑英要求东定福庄村委会支付流转收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二、孙振生、王淑英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民委员会到就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西的4.75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三、驳回孙振生、王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民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东定福庄村民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燕欣法官助理  冯 妍法官助理  陈 雁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