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4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曲玉虎，男，1968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冠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文堂，男，1943年8月4日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桂兰，男，194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再审申请人曲玉虎因与被申请人张文堂、李桂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5民终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曲玉虎申请再审称，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民初5235号民事判决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5民终81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张文堂、李桂兰的原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等费用由张文堂、李桂兰承担。事实与理由: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1）2016年3月18日，山东省冠县合顺渔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顺合作社）给张文堂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该证据显示：合顺合作社承接冠县万顺甜玉米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万顺合作社）对张文堂、李桂兰的债务及合顺合作社与张文堂、李桂兰之间债权、债务形成的过程；按照张文堂、李桂兰的要求给其出具债权凭证、对偿还债务方式的承诺，充分证明张文堂、李桂兰对合顺合作社享有债权的事实。（2）2020年10月9日，合顺合作社出具的证明显示：2016年3月18日，合顺合作社按照张文堂的要求，将张文堂等人在万顺合作社的存款合为一张收据，本息及为1299980元，姓名改为刘红光，刘红光对合顺合作社的债权就是张文堂、李桂兰对合顺合作社的债权。2016年9月28日，合顺合作社用其货款2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委派其出纳会计董永立亲手交给了张文堂，张文堂出具了20万元的收据，该收据作为合顺合作社支出的原始凭证存放在了合顺合作社的账目中：合顺合作社“短期借款”科目发生还款业务时，都是先以山东日月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合顺合作社收取污水处理费的事由，再将钱还给债权人的。因合顺合作社欠款人数众多，担心因还某一户的欠款而造成挤兑而采取的应急预案措施。这是财务制度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应用，与一般的财务制度和记账方式是相符合的。2016年3月14日张文堂将其万顺合作社股金单交到合顺合作社时，说不要写他的名字，待他确认写谁的名字后再开具收据，会计制度要求日清月结，会计只好在2016年3月14日根据张文堂交回的万顺合作社股金单当原始凭证作入账处理。待2016年3月18日张文堂告诉会计按照刘红光给其开具收据时，于是在2016年3月18日给张文堂出具了写有刘红光名字的收据并交到张文堂手中，故出现了2016年3月14日记账、2016年3月18日出具收据的情形，这完全符合财务制度。（3）2020年10月10日，原合顺合作社的会计王洪岩也出具了相应证明，也证实了合顺合作社出具证明内容的真实性。（4）2020年10月9日，万顺合作社出具的证明显示：万顺合作社只给张文堂等人出具过万顺合作社定期互助金存单，该互助金存单就是在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调查何某时，向法庭出示的留存在合顺合作社账目中的张文堂等人的定互助金存单原始凭证；除此之外，万顺合作社从未给张文堂等人出具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单据或债券凭证。故此，张文堂、李桂兰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审时称：“其撕毁的原始借据系万顺合作社打印形成的格式的借据，根据实际出借人以及出借数额、利息进行填写而成，该借据在曲玉虎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当着曲玉虎的面撕毁……（二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3页第6至10行）”，系虚假陈述。上述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张文堂、李桂兰将万顺合作社给其出具的定期互助金存单原件交给了合顺合作社，合顺合作社根据张文堂、李桂兰的要求出具了收据，张文堂、李桂兰称已将万顺合作社给其出具的定期互助金存单原件撕毁虚假，因此，张文堂、李桂兰对合顺合作社享有债权，张文堂、李桂兰称：“曲玉虎承接了万顺合作社对张文堂、李桂兰的债务”不存在，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错误，且足以推翻一审、二审的判决。2.申请事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1.“虽然合顺合作社账目中有万顺合作社转来张文堂、李桂兰、李尚业1100000元借款的记载，但曲玉虎作为合顺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其自愿承接涉案债务，并安排将借款本息记在刘红先的名下，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没有依据。首先,曲玉虎自2016年11月29日至2018年7月15日担任合顺合作社的总经理（合顺合作社的工作会议纪要由明确记载），只负责合顺合作社的日常经营，在2016年11月29日前，对合顺合作社的重大事项没有决策权，更谈不上是实际控制人，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曲玉虎是合顺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依据。其次,曲玉虎给张文堂、李桂兰书写借据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0日，而合顺合作社的账目显示：“2016年3月14日，合顺合作社欠刘红光1299980元（李尚业200000元、张文堂400000元、李桂兰500000元）及利息”，即曲玉虎给张文堂、李桂兰书写欠据时，合顺合作社和张文堂、李桂兰尚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曲玉虎自愿承接合顺合作社的债务，一审、二审法院运用逻辑错误。第三,“2016年3月14日，合顺合作社欠刘红光1299980元（李尚业200000元、张文堂400000元、李桂兰500000元）及利息”，而曲玉虎给张文堂、李桂兰出具的两张借据总金额为90万元，和合顺合作社的账目根本不符，不能认定曲玉虎自愿偿还合顺合作社的债务。2.将记账凭证上的“刘红光”说成“刘红先”没有依据。本案自一审多次庭审、二审第一次庭审，张文堂、李桂兰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曲玉虎、张文堂、李桂兰的证人何某均认可合顺合作社账目记载的名字是“刘红光”，一审判决也认定是“刘红光”，对此双方均没有异议，只是在二审第二次开庭质证时，张文堂、李桂兰代理人提交了曲玉虎、刘宏、刘洪献的户籍证明，为了达到“刘红先”就是“刘洪献”的目的，将记账凭证上的“刘红光”说成“刘红先”，二审法院也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将“刘红光”认定是“刘红先”，枉法裁判的目的昭然若揭。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二审法院使用“高度盖然性”认定：“曲玉虎作为合顺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其自愿承接涉案债务，并安排将借款本息记在刘红先的名下”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是我国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本案张文堂、李桂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曲玉虎和张文堂、李桂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的情形，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使用原则。其理由如下：（1）张文堂、李桂兰和合顺合作社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完整的闭合的证据链予以支撑。首先，张文堂、李桂兰在诉状中称：二人系夫妻关系，2015年9月之前将本金90万元借给万顺合作社使用。其次，张文堂、李桂兰在一审庭审时，向法庭提供了六张定期互助金存单复印件，证明：张文堂、李桂兰和万顺合作社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2019年8月14日，一审法院调查何某的调查笔录显示：张文堂、李桂兰出具的六张股金单和一张记账凭证的原件均在合顺合作社账目中。第四，张文堂、李桂兰手中持有合顺合作社给其出具的借款收据（2020年4月8日，二审庭审笔录显示：“出示合作社的2016年3月18日制作的收据复印件1份，证明该收据结合张文堂、李桂兰一审时提交的合作社的股金单，可以证实张文堂、李桂兰的款项在2016年3月18日被合作社登记在刘红光的名下”），若没有原件何来的复印件？第五，2016年9月28日，合顺合作社委派会计董永立以现金的形式偿还张文堂、李桂兰20万元（该事实在合顺合作社的账目中有明确记载）。综上，张文堂、李桂兰借款给万顺合作社——万顺合作社给张文堂、李桂兰出具股金单——张文堂、李桂兰将股金单交给合顺合作社——合顺合作社给张文堂、李桂兰出具借据——合顺合作社向张文堂、李桂兰偿还20万元的借款。这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闭环，证据确实充分。（2）从张文堂、李桂兰的代理人在一审、二审庭审时对原始凭证撕毁的陈述存在多处虚假陈述：首先，张文堂、李桂兰在2019年7月15日的庭审时称：“万顺合作社定期互助金存单复印件六份（复印件显示：万顺合作社给社员出具的定期互助金存单），原件存放于万顺合作社（庭审笔录第3页第9、10行）；万顺合作社确实为张文堂、李桂兰出具了相应凭证，但因曲玉虎同意偿还该债务，张文堂、李桂兰将该凭证予以撕毁（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四至第六行）”，张文堂、李桂兰先主张股金单存放在万顺合作社账目中，随后又主张因曲玉虎同意偿还债务，张文堂、李桂兰将原始凭证撕毁，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次，张文堂、李桂兰在2020年4月8日的庭审时称：“张文堂、李桂兰2012年到2015年期间，将本案款项借至万顺合作社，在该款项存放期间，万顺合作社确实为张文堂、李桂兰出具过原始单据，但该单据并非张文堂、李桂兰本次庭审提交的收据，通过收据显示，该收据为三联单，第三联为记账联，也就是说何某在一审调查时，向法庭出示的该收据为其合作社内部的记账底联，并非张文堂、李桂兰持有的原始单据，对原始单据在2015年9、10月份，曲玉虎承继该债务是出具了新的借据，在此情况下，张文堂、李桂兰将由万顺合作社出具的原始借据予以撕毁（庭审笔录第6页第8至14行）；张文堂、李桂兰从未见过本案卷宗里股权凭证，曲玉虎所述的原始的借据系万顺合作社打印形成的格式的借据，根据实际出借人以及出借数额、利息进行填写而成，该借据在曲玉虎出具借条后张文堂、李桂兰当着曲玉虎的面撕毁……（二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3页第6至10行）”，但万顺合作社称：“只给张文堂、李桂兰等人出具过互助金存单，即是张文堂、李桂兰向法庭提供的互助金存单，也是何某向法庭出示的留存在合顺合作社账目中的张文堂、李桂兰等人的定期互助金存单原始凭证；除此之外，万顺合作社从未给张文堂等人出具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单据或债权凭证”，由此可见，张文堂、李桂兰的陈述和万顺合作社的证词相矛盾，足以证明张文堂、李桂兰为达到诬陷曲玉虎的目的而作出的虚假陈述。本案认定张文堂、李桂兰对合顺合作社享有债权有完整的闭合的证据链予以支撑，且张文堂、李桂兰的代理人存在多处虚假陈述，二审法官以张文堂、李桂兰的虚假陈述为依据，凭法官自己的主观臆断，运用高度盖然性认定曲玉虎承接了涉案债务，显属错误，这不仅违背了法定的证据原则，而且也违背“高度盖然性原理证明标准仍然要求最终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证明结论”的原则，因此本案运用盖度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不仅认定事实错误而且也属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裁判并无不当，曲玉虎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首先，曲玉虎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并非在一审、二审结束前不能取得的证据，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标准要求，而且上述合顺合作社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说明的2016年合顺合作社将涉案相应款项计入账目的情况，与张文堂、李桂兰持有的曲玉虎书写的借据并不矛盾，且二审法院调取的合顺合作社涉案借款的两份记账凭证上均有曲玉虎的签名，因此曲玉虎所提交证据不足以排除涉案借款转入合顺合作社时曲玉虎与合顺合作社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亦不足以推翻曲玉虎与张文堂、李桂兰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其次，曲玉虎认为2016年3月18日收据、9月28日记账凭证中显示字样为“刘红光”，并主张系张文堂、李桂兰将涉案借款以“刘红光”名义转让给合顺合作社，但未提交有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张文堂、李桂兰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曲玉虎、刘宏、刘洪献的户籍证明，经辨认分析，曲玉虎所主张的显示的“刘红光”字样更接近“刘红先”，因此二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情况未采信曲玉虎的主张并无不当。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曲玉虎于2015年分别向张文堂、李桂兰出具借据，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张文堂、李桂兰于2016年经由曲玉虎将涉案借款转入合顺合作社，系对借款合同义务的履行。曲玉虎提交合顺合作社的说明、承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的证明等材料以证实合顺合作社收到了涉案借款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但张文堂、李桂兰并未同意将涉案借款清偿义务转移给合顺合作社，也未明确表示免除曲玉虎的还款责任，因此，即使合顺合作社接收了涉案借款并承诺还款，也不必然产生还款义务转移的法律效力，一、二审法院支持张文堂、李桂兰要求曲玉虎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曲玉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曲玉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关 淼 审判员 范晓静 审判员 杨 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何德芳 书记员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