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富源装饰装璜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紫薇西路（城西村）。法定代表人：施德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东，上海美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海兴，男，1973年2月10日生，××族，住启东市。上诉人南通富源装饰装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海兴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7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施德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东，被上诉人倪海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举证原则，未要求倪海兴举证证明公司已实际承接了所谓16个项目，倪海兴申请书上列举的16个工程项目仅为其自行制作的明细，未进行实质性举证，工资标准按照每年15万元计算错误；本案不管是仲裁时效，还是诉讼时效，均已超过，能印证《承诺聘用协议》中所涉的工资早已提前履行完毕，一审法院未查明倪海兴自公司2014年3月27日最后一笔支付的60万元后在哪上班、做何工作，影响了法官对相关案情的判断。倪海兴辩称，双方的《承诺聘用协议》真实有效，富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倪海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富源公司支付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工资，共计人民币70万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富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21日，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德辉（甲方、聘方）与倪海兴（乙方、受聘方）签订《承诺聘用协议》一份，约定：“双方本着兄弟、友好、平等原则，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甲方聘用为经营部经理，乙方受聘时间：2009年4月-2018年12月止，每年若甲方有工程，全年工资为15万元整，每月发生活费5000元整，余额年底结清，若甲方无工程，每年工资为10万元整。……2009年.4.1执行”，施德辉与倪海兴分别在落款处签字确认。庭审中，富源公司认可施德辉签署上述聘用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法院予以确认。2009年4月21日至2011年7月2日期间，富源公司通过富源公司、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德辉、富源公司会计屠宇红及倪建忠向倪海兴支付工资共计477000元，2014年3月27日，富源公司向倪海兴支付工资60万元，以上支付工资合计1077000元。之后富源公司未再向倪海兴支付工资。倪海兴认为2014年3月之前的工资已经结清，富源公司尚欠其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另查明，2017年，倪海兴多次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富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德辉索要工资，施德辉未作回复。2019年7月24日，倪海兴向施德辉邮寄信件一封，内容为要求富源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共计70万元。后富源公司未予支付。再查明，2019年9月6日，倪海兴向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富源公司富源公司支付工资。2019年9月10日，该仲裁委作出启劳人仲不字[2019]第8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倪海兴、富源公司双方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双方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故对倪海兴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倪海兴的起诉是否超过仲裁时效；2.富源公司有无拖欠倪海兴工资及未付工资数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首先，富源公司认可其法定代表人施德辉与倪海兴签订《承诺聘用协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倪海兴、富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倪海兴、富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倪海兴主张自2007年5月起到富源公司处工作，但倪海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富源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明确载明自2009年4月1日起执行，故认定倪海兴到富源公司处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09年4月1日。该聘用协议约定“受聘时间:2009年4月-2018年12月止”，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18年12月因合同期满而终止，富源公司虽抗辩倪海兴基本没有上过班，但富源公司没有提供考勤表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2月之前就已解除或终止，故对富源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再次，富源公司抗辩倪海兴的诉讼已过两年、三年的诉讼时效。因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应当适用关于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而不适用富源公司抗辩的两年、三年的诉讼时效。本案倪海兴、富源公司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终止，倪海兴于2019年9月6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富源公司拖欠其工作期间的工资，符合在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的法律规定，故法院认定，倪海兴的起诉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关于争议焦点2，倪海兴、富源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应当依据合同中的合法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享有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富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向倪海兴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首先，倪海兴、富源公司签订的《承诺聘用协议》约定“每年若甲方有工程，全年工资为15万元整，每月发生活费5000元整，余额年底结清，若甲方无工程，每年工资为10万元整”，倪海兴、富源公司对有工程年工资15万元和无工程年工资10万元有不同的理解，倪海兴认为有工程年工资15万元是指富源公司有项目在做的情况下倪海兴年工资为15万元，无工程年工资10万元是富源公司没有项目在做的情况下倪海兴年工资为10万元；而富源公司认为有工程年工资15万元是指富源公司承接到新的工程时倪海兴年工资为15万元，无工程年工资10万元是指富源公司未承接到新的工程时倪海兴年工资为10万元，富源公司在庭审中称其在2009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没有承接工程，如果按照富源公司对“有工程”和“无工程”的理解，那么富源公司就不应该向倪海兴支付任何工资，这明显与富源公司向倪海兴支付工资的事实相矛盾，而倪海兴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与客观事实更加相符，故采纳倪海兴关于“有工程”及“无工程”的观点。其次，关于倪海兴在2009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标准，倪海兴按照每年15万元主张，并列举了富源公司在该期间承接项目的名称，而富源公司未对倪海兴工资如何计算作出合理解释，故倪海兴在2009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标准，应当按照倪海兴主张的每年15万元计算。再次，倪海兴于2009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期间在富源公司处工作，倪海兴主张2014年3月之前的工资已经结清，富源公司尚欠其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按照每年15万元工资标准计算每月工资为12500元/月（15万元/年÷12个月），富源公司应支付倪海兴欠付工资712500元（15万元/年×4年+12500元/月×9个月）。而富源公司认为其于2014年3月27日一次性支付倪海兴60万元，其已经提前将倪海兴在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所有工资全部结清，但富源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富源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因本案富源公司确实存在提前支付倪海兴工资的情形，故应将倪海兴在富源公司整个工作期间的工资总额及支付情况综合考量并计算，据此，倪海兴在2009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总额应为1462500元（15万元/年×9年+12500元/月×9个月），扣除富源公司已经支付的1077000元，富源公司仍应支付倪海兴工资385500（1462500-1077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富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倪海兴欠发工资3855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前提是劳动者提供了劳动。本案中，富源公司称自2014年3月之后未再向倪海兴支付报酬的原因系因倪海兴未再向公司提供劳动，一审判决以富源公司未能提供考勤资料而判令富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认定并不切合本案实际，因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承诺聘用协议》的约定，倪海兴的岗位不需考勤，而倪海兴对其2014年3月之后提供劳动所列举的项目并无证据佐证。庭审中，倪海兴对法庭具体调查其2014年3月后做过哪些工作又语焉不详，且其对所从事工作的合法性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倪海兴本案中的举证不能证实其在2014年3月之后向富源公司提供过劳动，倪海兴提出案涉工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支持，一审法院支持其案涉工资主张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富源公司不支付倪海兴案涉工资报酬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72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倪海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倪海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南通富源装饰装璜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泊霖审判员  王吉美审判员  罗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