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7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上海市临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上海市临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6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1，女，1955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老河口市。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2、董某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66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程序错误。1.被继承人董某2于2018年8月5日在存款单下方的签字内容扣除人民币110,000元（以下币种同）系朱某2添加，其中署名董某2也系朱某2伪造，原审未作鉴定。2.原审对董某1提供其与董某2的通话记录也未作质证。3.董某2的户籍资料等证据中仅有姑侄的记载，朱某1对此作过举证，但原审均未组织质证并予采纳。二、原审未查明本案关键事实。1.朱某1原审时提供过的《身份关系证明书》、《董某2履历表》、《职工登记表》等都证实董某2的继承人是朱某1、朱某2，出庭的证人也佐证董某1不是董某2的法定继承人。2.朱某2将被继承人董某2的财产及抚恤金、丧葬费等转入自己银行账户内，隐匿其借用董某2钱款的凭证，伪造董某2的签名及记账单内容，原审未作查明。3.朱某1对董某2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为董某2支付费用、购置物品，对此原审亦未核实。4.朱某2将老房动迁款、安置房及董某2的照顾费和补贴等占为己有，原判对此不列入本案遗产范围，相反却将朱某1与董某2的经济往来23万元作为董某2的遗产，并将朱某2经手的董某2后事费用119,072元在抚恤金、丧葬费中抵扣，均缺乏依据。5.对于董某2的生前存款及抚恤金、丧葬费等，应按朱某1对董某2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并结合朱某2已经占有董某2部分财产的事实，应由朱某1多分得董某2的遗产。朱某2辩称，朱某1所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董某1是母亲董某2收养的女儿，是合法继承人。2.2007年底其所住的本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号房屋（简称老房屋）动迁，母亲的户口在湖北，不是本次动迁安置对象，但母亲退休后居住于此并开店，故有大病照顾及经营补贴的钱款，但母亲生前已经花用。3.朱某2是母亲的儿子，故母亲生前主要由朱某2履行赡养义务，朱某1也有照顾母亲，但不属履行主要赡养义务，故不同意朱某1多分母亲的遗产。69万余元遗产扣除相关支出后，由三个子女平分，请求驳回朱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董某1辩称，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母亲董某2于1964年收养董某1，董某1户口也迁入了董某2家，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并有履历登记、“全家福”照片等为证，故其依法享有母亲遗产的继承权。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对被继承人董某2的存款人民币693,200元进行分割；2.依法对被继承人董某2位于湖北A厂家属楼苏XX号-XX-XX室房屋进行分割（暂估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朱某2、董某1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一、被继承人董某2与朱某3系夫妻，生育有朱某2、朱某1两个子女。朱某3于1995年1月20日过世，董某2于2019年4月6日过世。董某2于1987年8月15日在湖北A有限责任公司退休。另查，董某1生于1955年7月7日，湖北B有限责任公司的国营企业、事业招收工人登记表中登记：1963年9月至1964年1月在辽宁省XX小学读书，于1964年2月至1968年9月在XX小学读书。……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来江山，1972年2月至1975年在电修车间青工（电工）。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显示：养父朱某3，本厂工具科；养母董某2，本厂医院；生父董某3，沈阳C厂；生母孙惠生，家务。……家庭经济情况中记录64年后到养父朱某3家里生活。湖北B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出具证明公司全称湖北B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厂名：XX厂、湖北A厂、湖北C有限责任公司。此外，朱某1申请了证人孙某出庭，其向法院称上海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号房屋系其母亲转与董某2夫妻，当时只有朱某2的户口在上海，董某2户口不在房屋中，故登记了朱某2的名字，朱某2应当承担董某2租房的租金。董某1儿时证人看到过，董某2曾带其探望爷爷奶奶，但董某2搬来上海后未再见过。证人蒋某出庭，其向法院称董某2为其丈夫哥哥的妻子，证人于80年代嫁入朱家，第一次见到董某1，曾听丈夫说董某1是董某2领养的孩子，但证人从未看到过董某1，董某2于90年代回上海，上海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号房屋是给大哥全家的，当时只有朱某2的户口在上海，故登记在了朱某2名下。证人方某出庭，其向法院称从零几年到一四年，其将门面房出租给董某2，租金每个月600元，是董某2自己支付的。曾看到朱某1夫妻。二、被继承人董某2于1993年在湖北A厂购买有限产权房屋一套即湖北A厂家属楼苏XX-XX-XX室，后遇房改售房，该房屋于2000年登记至董某2名下。朱某1、朱某2、董某1均认可房屋市价30,000元。2007年12月，上海市XX号房屋遇动拆迁。被拆迁人朱某2，其中大病照顾30,000元、营业执照和经营补贴30,000元，系因董某2获取。被安置2套房屋均登记至朱某2名下。后董某2小商铺搬至东南一村，朱某2称小商铺租金一直由其支付，并出示房东书写收到朱某2支付的2011年5月至2014年11月的房租收条，以此证明其替母亲支付了2008年至2014年租用小铺面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合计52,780元。朱某2称2015年母亲搬至印象春城49单元803室，每月租金2,000元，自2015年3月至2019年8月合计108,000元，并出示2018年转账记录证明其代替支付。朱某1、朱某2、董某1均确认被继承人遗留有存款693,200元。三、朱某1多次向董某2借款并出具借条，2003年11月10日借款33,500元，2003年11月26日借款6,000元，2006年6月23日借款3,600元，2006年4月21日借款4,500元，2007年10月8日借款58,500元，2010年4月20日借款15,000元。上述合计121,100元。朱某1对上述借条的出具均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仅是其与父母间的正常往来。2018年8月5日，董某2在存款单下方空白处手写：“共取款壹拾壹万元（110,000）是由汶汶在江苏银行自己取的其中保姆费九千元（9,000）余一千元（1,000）利息不算了，又取出伍万元（50,000）给童童买汽车，连利息不止伍万元（50,000）按伍万处理，汶汶自己取出伍万元（50,000）加利息不止伍万元（50,000）按伍万元，扣除遗产费110,000。”同日，朱某2手写：“该存款单系周浦江苏银行系统打印，上的款项壹拾壹万被取出系朱某1作为；是在我本人2014年生病住院及病后康复期间，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朱某1）领出；本人曾多次希望连本带息确定要回；均不能成，故在此立据，如不能讨回，该二十三万做为本人身后分配遗产从朱某1分配额中相应扣除。”落款“董某22018.8.5”。朱某2称落款系母亲亲笔签字。朱某1自认其从母亲处拿了100,000元，其中5万给儿子购买汽车，剩余的5万是支付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护工费及垫付的医药费20,399元，此外，因母亲居住在其家中购买的床、血糖仪、生活开销等。另查，董某2过世，丧葬费、抚恤金合计185,074元，要求作为共有财产一并分割。董某2弥留之际，朱某2照顾母亲，花费护工费75元／天×35天=2,625元，董某2过世后，由朱某2主理后事，花费殡葬服务等费用4,975元+288元+礼炮288元+骨灰保护剂300元+太仓长青陵园墓穴90,807元+墓穴十年管理费9,150元+豆腐饭8,064元+殡葬服务寿品5,200元=119,07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董某2法定继承人范围，董某1是否为董某2法定继承人；2、董某2可得继承遗产范畴。首先、董某2与朱某3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朱某2、朱某1两名子女，系其财产的法定继承人。对于董某1，依据其生平流转经历、照片及就业后登记等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可认定其未成年前与董某2、朱某3夫妻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其对董某2遗产拥有合法的继承权，系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次、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董某2过世时其名下湖北A厂家属楼苏XX-XX-XX室房屋，各继承人均认可市价30,000元，应由各继承人均分，董某1、朱某2主张取得房屋折价款，朱某1主张取得房屋，原审法院认为该套房屋最终判归朱某1所有，董某1、朱某2应配合朱某1办理该套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等均由朱某1承担，与此同时，朱某1理应支付朱某2、董某1房屋折价款各10,000元。第三、董某2过世时留有存款693,200元，现留存于朱某2处，由各法定继承人均分，由朱某2支付给朱某1、董某1。朱某2主张朱某1曾向母亲借贷121,100元，此属于董某2生前债权，要求一并处理，朱某1对从母亲处取得钱款数额并无异议，但坚称不为借款，但对钱款性质未予举证证明，且结合董某2生前书写文字，可知董某2对上述“借条”中金额未予放弃，要从朱某1最终可得遗产中扣除，故该部分钱款系董某2生前债权，朱某1理应归还；此外朱某1曾从母亲银行卡中取走110,000元，称其中的20,399元系支付母亲寄住其家中的各类开销，原审认为，朱某1购买的冰箱等系日常用品，且赡养父母系子女法定义务，朱某1将此归于董某2生前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结合2018年2月5日董某2签字认可的说明，上述两笔合计作价230,000元，该部分为董某2可继承遗产范畴。朱某2主张其帮母亲支付的租金等费用，依据老宅动迁安置协议上的动迁安置结算记录，母亲董某2在动迁安置过程中享有大病照顾等安置利益，董某2基于母子情分，生前将其安置利益给予朱某2，原审认为朱某2也应予以母亲对等的居住照顾,故朱某2要求将其承担的租房费用作为董某2生前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对于董某2生前因护理聘请护工的花费，基于子女赡养义务，朱某2要求将该笔花费作为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因老宅的动迁安置利益董某2已于生前处分，故不属于本案遗产范畴。第四、涉案丧葬费、抚恤金185,074元，系对董某2近亲属的补偿，不属于董某2可继承遗产范畴，但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为避免今后讼累，本案可以一并处理上述财产。上述丧葬费、抚恤金现保管于朱某2处。此外，董某2过世，由朱某2经手操办了董某2弥留、丧葬事宜，合计花费119,072元应先从丧葬费用中扣除，余款66,002元可由朱某2、朱某1、董某1三人平均分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湖北A厂家属楼苏24-3-301室房屋归朱某1所有，朱某2、董某1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朱某1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朱某1承担；二、朱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1继承被继承人董某2遗产的折价款共计57,733元（已抵扣应分别支付给朱某2、董某1的上述房屋折价款1万元）；三、朱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某1继承被继承人董某2遗产的折价款共计317,733元（含上述房屋折价款1万元）；四、朱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朱某1、董某1丧葬费、抚恤金各22,001元。案件受理费11,130元，减半收取计5,565（朱某1已预交），由朱某1负担1,855元，朱某2负担1,855元，董某1负担1,855元，朱某2、董某1应负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朱某1提交了吴金兰的书面证言，证明2014年7月26日至2015年1月26日的保姆费共计18000元系朱某1垫付，应先在母亲董某2遗产中予以扣除。朱某1还提出，董某1一审中提供的董某1与母亲通话录音可证明，董某2生前表示：不需要朱某1归还借款，朱某2所称为母支付的房租实际由母亲支付等。对此，被上诉人朱某2不认可朱某1的举证，认为不是二审新证据；为母亲垫付房租的事实由朱某2提供的房租收条为证，不容否认；母亲从未表示不需要朱某1归还借款，在2018年8月5日母亲还作出遗产分配时要作清算的表示。被上诉人董某1不认可朱某1的举证，母亲通话录音中不存在表示不需要朱某1归还借款的内容。董某1提供了其与养父母在内的“全家福”照片。朱某1不予质证。朱某2认可董某1的举证。本院认为，吴金兰未接受本案当事人的质证，其证言不予采纳。对于朱某1所提其余事实异议，本院采纳朱某2、董某1的质证意见。对于董某1提交的“全家福”照片，其原审已提交，仍视作一审证据。经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正确，二审予以确认。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朱某2、董某1不愿意接受调解。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与原审相同。关于被继承人董某2可继承的遗产，经查，上诉人朱某1仅对被继承人董某2693,200元存款及其在湖北A厂的房屋进行分割提出诉请，朱某1亦与被上诉人朱某2、董某1一致确认上述钱款系董某2的遗产，故朱某1所提老房屋动迁中董某2所获利益或董生前已处分、没有证据证明仍存在的其它利益均与本案无涉。关于董某1是否系董某2的法定继承人的问题，原判认定董某1与董某2、朱某3夫妻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依据有董某1生平流转经历、照片及就业后登记等。同时，朱某1原审时申请出庭的证人孙某、蒋某也表示“董某1儿时证人看到过”、“证人于80年代嫁入朱家，第一次见到董某1，曾听丈夫说董某1是董某2领养的孩子”等，均间接佐证董某2对董某1的领养关系。因此，原判的该项认定依据充分，朱某1所谓董某2的相关资料不能否定事实领养关系。关于朱某1要求多分的主张，朱某1称原审对董某1提交的董某2电话录音未组织质证，经查阅原审法院2020年5月29日庭审记录，董某1提交了董某2的电话录音，以证明董某2的存款及记账情况。法庭当场播放了该音频后，朱某2表示确认是董某2的声音，但朱某1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法院2019年12月6日的庭审记录还显示，对于2018年8月5日董某2在存款单下方空白处所写有关两项11万元的内容，朱某1质证认为上述内容不是董某2所写，但笔录未显示朱某1对相关笔迹提出过司法鉴定的申请。对此，朱某2承认上述内容由其起草，但董某2的落款由董某2本人所签，并称当时董某1也在场。董某1表示，同意朱某2的举证、质证意见。退言之，对于朱某1向董某2所借款项，即便在董某1所举董某2电话录音中有不需要朱某1归还借款的内容，这也是董某2向董某1所作表示，并非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协议，故对此仍应以董某2书面表示为准。处理被继承人遗产时当然应清理其债权债务，因此，原审认定董某2对相关“借条”中金额未予放弃，并从朱某1可得遗产中予以扣除的处理依法有据。此外，抚恤金、丧葬费不属被继承人的遗产，是抚慰、补偿死者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等的费用，当然可用之于董某2丧葬事宜。从朱某1、朱某2的举证情况看，各人均对董某2履行了一定赡养义务，故扣除丧葬花费，对于董某2的存款、住房及丧葬费、抚恤金余款进行分割，处理妥当，符全案实际。总之，朱某1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某1的上诉主张，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30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朱雁军审判员  单文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