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6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26222606A。主要负责人：马光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宝玲，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华，男，197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山东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桃，山东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史东民，男，197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耀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妮，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雀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兴华及原审被告史东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雀巢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兴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王兴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雀巢公司承担卖方责任，向王兴华返还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在涉案交易不存在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将涉案交易与交易习惯割裂开来，仅依据单次涉案交易情况，偏听偏信王兴华提交的证据，对雀巢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不顾不提，错误认定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相对人，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涉案交易存在特殊性，雀巢公司与王兴华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涉案交易的主要特殊性在于：1.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销售发票、发货单、签收单等一般买卖合同的文件，而一审判决认定的交易卖方即雀巢公司却系大型跨国企业雀巢（中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营业范围为“从事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等非经营性业务”，不包括货物的销售。由此可见，雀巢公司并不具备成为买卖合同交易一方主体的资质。2.货款支付上，王兴华的货款既不是直接给雀巢公司，甚至也不是支付给雀巢公司的员工史东民，而是直接支付到了位于滨州市的自然人王福利的银行账户，但是王兴华在付款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或质疑，而是积极、主动支付货款，王福利系滨州怡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滨州怡通公司）的财务经理，也认可收到了货款。由此可见，买卖合同关系在王兴华及滨州怡通公司之间已经建立并实际履行。3.货物交付上，在得知涉案货物没有能够及时发货后，王兴华不是第一时间前去雀巢公司催告发货，而是通过史东民催促经销商发货，并主动前往滨州去找收款人王福利及经销商了解情况。由此可见，王兴华对于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系滨州怡通公司是明知的。4.涉案交易不是一个孤立的交易，在涉案交易前后，均存在类似的交易，王兴华与不同的经销商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且在其他交易中王兴华均收到了货物。针对上述特殊性，尤其是在不存在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需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将涉案交易放在其交易时的背景情况下去看待，与历年来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相结合去综合判断。（二）历年来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足以表明王兴华在进行涉案交易时已知道交易对方不是雀巢公司，而是雀巢经销商。王兴华在其起诉状中认可其“从事奶粉批发生意，多次进货”，一审中，雀巢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在涉案交易前（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至少在2019年9月8日，涉案交易发生前），王兴华已经与雀巢公司的员工郝继锋联系，向雀巢公司在各地的经销商购买奶粉，这些交易均是雀巢公司员工告知经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王兴华向该等银行账户汇款，经销商直接发货给王兴华，王兴华对该等交易模式非常娴熟[在与雀巢公司员工郝继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有他（张治强）的账户”等]，而且，也知道其汇款的账户不是雀巢公司，是各地经销商人员。除了通过雀巢公司的员工联系经销商外，王兴华也与经销商联系，例如：王兴华曾与张治强多次联系，知道张治强为雀巢东营经销商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涉案交易与之前的交易类似，王兴华应当明确知道与其交易的为雀巢经销商，而非雀巢公司。（三）涉案交易系王兴华在史东民联络下进行的第一笔交易，也是与滨州经销商进行的第一笔交易，史东民主张在交易前已经告知王兴华其交易对方为雀巢经销商，该主张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尽管在涉案交易之前，王兴华已经通过雀巢公司的员工与雀巢经销商进行了多笔交易，但涉案交易系王兴华在史东民联络下进行的第一笔交易，与滨州怡通公司也是第一次交易，因此才由雀巢公司的员工进行充分联系、沟通，协助王兴华与新的经销商建立买卖合同关系。雀巢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等非经营性业务”，雀巢产品的销售主要由雀巢总公司在各地的合作经销商进行，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雀巢公司员工除告知王兴华“王福利”账户外，还包括其他的沟通，沟通内容至少包含了王兴华需要的货物的名称、价格、数量、货款等，并鉴于是第一笔交易，还包括了王兴华应了解货款汇给经销商、并由经销商发货的交易方式。在上述信息得到了王兴华的肯定后，涉案交易才发生。对此，判决书中也载明史东民称王兴华“通过电话询问哪些经销商有货，我确认哪些经销商以后反馈给”王兴华。通过上述分析，雀巢公司员工在本案中仅承担沟通、协调、信息分享的作用，并非作为买卖合同交易一方与王兴华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四）王兴华直接找王福利及滨州怡通公司要求发货或退款，也表明其认可涉案交易的卖方应为经销商。王兴华在得知其货物未能发出后，其并没有找雀巢公司要求履行卖方义务，而是一直让史东民协调滨州怡通公司发货，而没有提出应由雀巢公司发货。而且，还让史东民提供王福利及经销商滨州怡通公司的联系方式，其主动和王福利联系，并前往滨州怡通公司要求其发货或退款，王兴华的行为已经超过了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系产生损失后正常的维护自身利益，减少损失的行为”的范畴，进一步证明了王兴华认可涉案交易的卖方应为雀巢经销商。（五）雀巢公司未有收受货款，收款人王福利认可收到了王兴华的货款，并已经做好了发货准备。雀巢公司未有收到货款，货款由王兴华直接支付给了王福利，在王兴华要求收王福利发货时，王福利也明确表示了认可，并已经做好了发货准备，只是因为王福利私自挪用包含涉案货款之内的货款一宗之事东窗事发，经销商拒绝向王兴华发货。王兴华在前往滨州怡通公司了解情况后，得知向王福利或滨州怡通公司追偿的可能性有限，因此，将损失转嫁到其认为更有偿付能力的雀巢公司身上，向雀巢公司提起诉讼。（六）王兴华所称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自始就是与雀巢公司建立，无法自圆其说，更无法对涉案交易的诸多特殊之处给予合理解释。王兴华为了能够要回货款，谎称涉案买卖合同关系自始就是与雀巢公司建立，其一审庭审时，王兴华却屡次想要否认与雀巢员工及雀巢经销商之间的关系，谎称于2019年9月（涉案交易发生的前一个月）才与雀巢员工联系购买奶粉，雀巢公司当场进行揭穿，王兴华目的就是要将本次交易与历年历次的交易割裂开来，恶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但是，原审法院却罔顾事实与证据，故意偏信王兴华的一方之言，置雀巢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于不顾，将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只言片语作为认定雀巢公司与王兴华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忽略涉案交易之中的特殊之处，将其作为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处理，最终导致了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雀巢公司向王兴华支付利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雀巢公司“未及时返还货款，应赔偿利息损失”，判决雀巢公司向王兴华支付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如上文所述，雀巢公司未收取王兴华的货款，与王兴华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向王兴华返还货款的责任，也就相应的不存在利息的赔偿。三、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存在明显不当。一审判决中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存在如下错误：（一）未能说明认定雀巢公司与王兴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系对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其前提为认定存在买卖合同；但是，本案争议的关键点为雀巢公司与王兴华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构成，所依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对此，一审判决中未有体现。（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没有被适用。本案涉案交易不存在书面的买卖合同，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三）错误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系对于买受人支付货款义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系对于逾期付款情形下违约金的支付的规定，该两条都是关于买方支付货款的相关规定，而非返还货款，但本案不存在货款的支付问题。四、一审法院拒绝雀巢公司追加滨州怡通公司、王福利为被告的申请，影响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及真实的法律关系，存在程序错误。本案中，收受货款的为王福利，王福利系滨州怡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而滨州怡通公司系雀巢经销商，负责向包含王兴华在内的客户销售产品。王福利收取货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收取货款的法律后果应由滨州怡通公司承担，滨州怡通公司为涉案交易的实际卖方，应当由其承担卖方的法律责任。滨州怡通公司与王福利均与本案具有密切的关联，且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雀巢公司在一审中依法提出了追加被告的申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之“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本案涉及多方主体和多个法律关系，追加后能够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明晰法律责任，但是被一审法院拒绝。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程序方面均存在错误，且判决的倾向性十分明显。王兴华辩称，一、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一）涉案交易符合法定形式，并未存在特殊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合同的形式】：“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王兴华与史东民通过微信沟通，约定了货物的种类、数量、价款、交货地点，且雀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史东民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即说明王兴华与雀巢公司通过口头形式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合同形式，合同形式上并未存在特殊性；（二）雀巢公司经营范围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被答辩公司陈述其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总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联络、咨询等非经营性业务”，但经营范围中“等”字意味并非仅从事联络、咨询，且天桥区人民法院曾作出的（2015）天民一初字第412号判决中明确载明雀巢公司的员工职位为销售经理，即说明公司存在销售岗位，经营范围包括销售。雀巢公司仅为了袒护员工、避免造成公司损失便否认经营范围，陈述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二、王兴华与雀巢公司的交易模式在一审中属于已经查清的事实。（一）王兴华与雀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于交易模式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判决中明确载明“关于交易模式，王兴华主张为，王兴华与雀巢公司员工联系要货，雀巢公司员工提供打款账户，王兴华打款后，雀巢公司员工向王兴华告知物流情况及发货情况，雀巢公司、史东民称该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雀巢公司已经认可上述交易模式的情况下，王兴华在此种交易模式下，向史东民提供的打款账户进行打款，并无不妥。（二）王兴华的打款行为符合双方认可的交易模式。雀巢公司一味强调收款方非其公司员工，完全无视了货款付款的时间、过程、方式、收款人、收款账号均由公司员工史东民提供。根据王兴华与史东民的聊天记录，可知：2019年10月8日，被答辩公司员工史东民向王兴华提供“6217002260016438378建设银行滨城区支行王福利”收款账号，提供时并未告知任何王福利其他信息，该行为符合双方一审中认可的交易模式，提供当天，王兴华对指定账户进行了打款；2019年10月16日，王兴华催问货款，史东民此时才将“王福利”手机号截图给王兴华，说明此前王兴华并不认识王福利，对王福利的任何信息更无从知晓。（三）王兴华的催货行为符合双方认可的交易模式。2019年10月10日，王兴华向史东民催问奶粉物流情况，史东民称“下午来车，昨天下雨物流没来”，2019年10月13日，王兴华再次催问，史东民称“司机还没到，货准备好了”。综上，可看出史东民控制货物发货情况，对司机、备货情况详细了解，且王兴华一直向史东民进行催货。2020年10月18日，史东民提供给王兴华滨州怡通地址，说明王兴华此前根本不知晓滨州怡通公司地址，结合王兴华此前并不认识王福利，王兴华根本不可能与不认识的王福利、滨州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公司所述王兴华与其不认识的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与基本事实相背离。（四）雀巢公司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属于合同相对方，而非王兴华陈述的居间人一方。1、根据《合同法》第424条规定了居间的概念，即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若王兴华与雀巢公司直接存在的是居间关系，双方一定存在支付居间报酬的交易，但一审中雀巢公司陈述提供服务系免费，不符合居间合同的定义。2、《合同法》第425条第1款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雀巢公司一直称王兴华的买卖合同相对方系经销商，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不管是史东民、还是雀巢公司，均未提出证据证实其陈述。雀巢公司更是陈述不清楚合同业务销售方，若雀巢公司认可其属于提供居间服务的一方，又怎会对合同业务销售方都不知晓。综上所述，王兴华系在雀巢公司认可的交易模式下，按照雀巢公司员工提供的指定账户进行了支付货款行为，完成了与雀巢公司交易的义务，但雀巢公司并未依约发货，应承担返还货款、支付利息的义务。史东民述称，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王兴华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是滨州怡通公司，不是雀巢公司，理由如下：王兴华将货款付给了王福利个人名下，而不是付给了雀巢公司的公司账户，王兴华之所以对此没有提出疑问，是因为王兴华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与经历。其前期经过史东民的介绍，将相应的购货款汇到东营经销商的个人名下，说明王兴华通过史东民的介绍从经销商手中购买商品是明知的。其通过史东民催货并非是基于史东民所在公司即雀巢公司具有交付货物的义务，而是基于是史东民联系的经销商，史东民与经销商联系更能够达到催货的目的。尤其是货物迟迟没有发来时，王兴华要史东民告诉其王福利的情况并亲自到滨州去追债，说明王兴华对合同的相对方是经销商滨州怡通公司是明知的，否则，王兴华大可不必如此作为，因为如果合同的相对方如果是雀巢公司，雀巢公司完全具有履行能力，王兴华不必舍近求远。王兴华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恰恰是其内心最真实的反映，说明其内心知道史东民是介绍人，合同的销售方是王福利代表的公司，即滨州怡通公司。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提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兴华的诉讼请求。王兴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雀巢公司、史东民返回货款78600元，并支付以78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2019年11月12日的利息5693.59元及自2019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兴华提交其与史东民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该记录载明：2019年10月8日，史东民向王兴华提供“王福利”收款账户；同日，王兴华将78,600元货款支付到史东民指定“王福利”账户中；2019年10月10日，王兴华向史东民询问奶粉物流情况，史东民称因下雨物流没来；2019年10月12日，王兴华再次询问史东民货物情况，史东民称：“滨州下午发货，东营的已走”；2019年10月13日，王兴华询问史东民“今天是否发货”，史东民称“一直在问，发了货通知你，司机还没到，货都准备好了”；2019年10月14日，王兴华询问史东民相关货物情况；2019年10月16日，史东民向王兴华提供王福利的联系方式。2019年10月18日。王兴华向史东民询问滨州怡通商贸的地址，史东民向王兴华告知。史东民是雀巢公司的员工。王兴华与雀巢公司、史东民均认可史东民在本案业务中的行为是履行雀巢公司的职务行为。关于本案合同相对人。王兴华主张：王兴华与雀巢公司属于合同相对方，史东民为雀巢公司的销售业务经理，王兴华基于信任，向被告史忠明提供的账户打款，即完成了王兴华与雀巢公司的交易。雀巢公司、史东民辩称王兴华与滨州怡通公司为合同相对人。关于“2019年10月8日打款前后，史东民是否基于该次业务明确告知合同业务的销售方为滨州怡通公司。”王兴华陈述没有告知。雀巢公司表示不清楚。史东民辩称：“打款前就告知王兴华是滨州经销商发货，提供的卡号也显示是滨州。”史东民没有相关证据提交。关于交易模式。王兴华主张：“我方与雀巢公司的员工联系要货，雀巢公司的员工提供打款账户，我方打款后，雀巢公司的员工向王兴华告知物流情况及发货情况。”雀巢公司、史东民辩称该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关于为何王兴华或散户购买货物要首先联系雀巢公司。王兴华主张：“因王兴华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雀巢公司，故与雀巢公司联系。”雀巢公司辩称：“我公司员工掌握整个山东省的经销商的情况，王兴华能够通过我方的员工知道哪个地方有货及货物价格，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所需货物。另一方面，王兴华认为通过雀巢公司联系的经销商提供的货物品质有保障。”史东民辩称：“王兴华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找到我的联系电话，王兴华通过电话询问哪些经销商有货，我确认哪些经销商以后反馈给王兴华。”。一审法院认为，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1.根据王兴华与史东民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关于货款的支付，王兴华按照史东民的指示支付的货款，关于货物的交付，王兴华是在向史东民主张权利，催促其尽快交付货物。2.史东民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王兴华在支付货款前后知晓并认可合同的相对方为滨州易通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且王兴华对雀巢公司的抗辩不予认可。3.在王福利无法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史东民才向王兴华告知了王福利的相关情况。该告知无法证明王兴华认可合同的相对方为王福利或滨州怡通公司。4.史东民向王兴华告知了王福利的相关情况后，王兴华与王福利取得联系，并前往滨州怡通公司所在地要求其发货或退款的行为系产生损失后正常的维护自身利益，减少损失的行为，在史东民未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简单的视为王兴华认可合同相对方为滨州怡通公司。5.王兴华与雀巢公司、史东民均认可史东民在本案业务中的行为是履行雀巢公司的职务行为。综上，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相对人。雀巢公司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王兴华主张雀巢公司返还货款786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雀巢公司未及时返还货款，应向王兴华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该损失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以78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一点五倍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雀巢公司向王兴华偿还货款786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雀巢公司向王兴华赔偿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78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一点五倍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907元，由雀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兴华提交（2015）天民一初字第41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无讼案例网打印件），拟证明雀巢公司内存在销售业务。雀巢公司及史东民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案为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案件，判决书中体现的销售主任职务系主要从事对区域销售商的管理，而非销售业务，该判决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兴华与雀巢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第一，当事人各方均认可史东民作为雀巢公司的职工，在本案中针对雀巢产品与王兴华的所有沟通均系职务行为，代表雀巢公司，故在交易过程中，与王兴华沟通的相对方为雀巢公司。第二，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王兴华向雀巢公司表达的是意欲购进雀巢产品，而史东民代表雀巢公司告知相应的价款及付款方式，在史东民不能证实告知王兴华出卖方并非是雀巢公司的情况下，王兴华有理由相信买卖合同相对人系雀巢公司，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的合意表示。第三，王兴华根据史东民的指示进行付款，史东民向王兴华告知相应的配货发货的情形，王兴华有理由相信雀巢公司在积极准备履行发货义务。第四，史东民主张自己系居间行为，亦向王兴华告知了其合同相对方为滨州怡通公司，王兴华对该交易模式亦系明知，但史东民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其系接受王兴华或经销商的委托进行居间或者双方均认可其作为居间的交易模式，故本院对史东民、雀巢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第五，根据微信记录可知，王兴华是在史东民向其告知王福利、滨州怡通公司的情形后，才到滨州怡通公司办理催货或退款手续，不能仅此认定王兴华认可了其与滨州怡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史东民代表雀巢公司与王兴华形成买卖合同合意，王兴华按指示支付货款，雀巢公司在不能证实自己系居间行为的情形下，应负有发货义务，现雀巢公司至今未发货，且认为公司没有发货义务，王兴华主张违约要求返还货款，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雀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7元，由上诉人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高静审判员  张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