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3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支行（原名称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大道支行），营业场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与商鼎路交叉口西北角郑州龙宇国际东北角一层和二层一部分。负责人：石俭，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飞，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克贵，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国民，男，196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东，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越，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因与被申请人刘国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豫民终812号民事判决。刘国民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8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飞，刘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东、张卓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王洪新向林某借款4000万元的行为是其个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不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行为，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明显矛盾。1.针对本案诉争的4000万元资金，生效的郑州中院（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认定：2012年7月份，王洪新使用其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印章，假冒该行的名义，与林某先后签订了一份260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一份4000万元的《合作协议》，从林某处共计取得6600万元，至案发时尚有4210.41万元未归还。该刑事判决认定王洪新犯合同诈骗罪，判令王洪新退赔林某4210.41万元。因此，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印章，假冒该行的名义，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不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不产生法律拘束力。2.刘国民明知或应当知道王洪新的借款行为是个人行为，实际用款人是王洪新和刘双军，王洪新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同时也不构成表见代表和表见代理，在此情况下，刘国民仍然签署《保证合同》，在主观上具有将损失转嫁给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故意或过失。（1）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是依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是严格法定的，客观上没有借款的需求。王洪新假冒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名义，利用其伪造的印章与林某签订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借款合同》的行为，不属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经营业务范围，王洪新也没有操作该业务的职责，因此，王洪新的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2）王洪新假冒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名义与林某签订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借款合同》的行为不符合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的外观特征，金融机构不可能以高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数倍的高息（月利率5%）向他人借款。刘国民、刘双军作为汾西县勍香盛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勍香公司）的股东，刘双军是《合作协议》中的指定收款人，收款金额为3000万元；刘国民在明知刘双军是实际用款人且该业务不可能是金融机构业务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未尽到谨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且主观上存在损害王洪新所在单位利益的主观恶意。因此，王洪新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二）在林某诉刘双军、勍香公司、刘国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本院作出的（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王洪新利用伪造的印章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名义与林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裁判结果与本院针对浙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案件作出的（2014）豫法民二终字第319号民事判决结果相矛盾，在该案中，王洪新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名义与浙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所加盖的印章经鉴定为真实印章，该判决却认定协议无效。势必出现法院对王洪新利用单位真实印章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无效，而利用伪造的单位印章签订的合同认定为有效的荒唐结果；且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是在王洪新犯合同诈骗罪生效刑事判决作出之前作出，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因此该裁判文书不能采信。（三）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原法定代表人王洪新虽然涉嫌合同诈骗，但其诈骗行为并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导致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合作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表述的文意，《合作协议》签订主体限定为王洪新与林某之间，并未认定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是协议的签订主体，该协议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不产生法律拘束力。一、二审判决将王洪新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混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一、二审庭审已经查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真实印章在广发银行郑州分行保管，王洪新伪造印章对外签订合同获得林某出借的款项打入收款人刘双军、王正洋的个人账户，并未进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账户，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对王洪新个人的犯罪行为难以监管和发现，郑州中院一审认定刘国民的损失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不善密不可分，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属于主观臆断，毫无事实根据。（五）刘国民的起诉不应当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郑州中院（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王洪新退赔被害人林某人民币4210.41万元。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据前述批复的规定，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害人应当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处理。刘国民承担清偿责任后，即取得了林某作为受害人在刑事退赃中的法律地位，应当作为受害人通过刑事追缴退赔程序主张权利，所以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六）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认定《合作协议》有效，直接涉及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民事责任，而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不是上述案件的当事人，没有参加上述案件的审理，却作为案外人承担责任，没有救济渠道，本案处理结果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极不公平。（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印章，用人单位无过错不承担责任，有过错承担过错责任，同时该条文的适用需要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刘国民提供担保并非善意无过失，而是存在明显的过错。但一、二审未按照过错责任进行审理及判决，而是判决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承担全部的责任，判决结果明显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刘国民的起诉，或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国民负担。刘国民答辩称，（一）《合作协议》《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具有约束力。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均认定《合作协议》《保证合同》有效。因《合作协议》是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名义签订，故该《合作协议》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具有约束力。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不是认定《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林某与王洪新，而是认定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王洪新的犯罪事实。王洪新仅是合同签订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混淆合同签订人与合同主体的概念，是断章取义。（二）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刘国民作为担保人已通过代为偿还借款以及受让债权的方式，取得了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3602万元的追偿权。2.王洪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王洪新是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名义与林某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保证合同》。王洪新系该支行行长、负责人，签订《合作协议》《担保合同》时均在王洪新的办公室内。虽然王洪新加盖的公章为假章，但由于王洪新的职务以及加章地点足以使林某、刘国民相信王洪新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并深信公章和《合作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王洪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有明显过错。根据郑州中院（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王洪新于2012年1月份就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公章，假冒该行的名义，诈骗河南省工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1500万元。此后王洪新一直使用假公章诈骗多人直至2013年1月底案发，使用假公章长达一年之久，其中王洪新诈骗林某的时间是2012年7月18日，此时，距离其私刻假章已经至少六个月以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竟然没有发现其私刻公章、对外行骗的行为；从转账事实看，案涉4000万元转到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指定账户之后，当天即转出，该款项数额巨大，王洪新利用职务之便，迅速转入转出，且其涉及的11起诈骗中涉案金额2亿均以这种方式转出，如此巨额资金变化，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存在监管不力。可见，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在公章管理和人员管理上存在明显过错，正是由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疏于管理，才造成林某被骗的结果。因此，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4.林某、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均属无过错方。（1）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均以同样的理由认定《合作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即两级法院已经认定了林某、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不存在欺诈、恶意串通等相关情形，属无过错方。郑州中院（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已确定林某为被害人，被告人只有王洪新一人，如果存在串通，不可能只抓捕王洪新一人，可见林某、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均无过错。刘国民并未在《合作协议》上签字，亦未参与签订过程，不能认定刘国民对此事明知，高息条款和支付到个人账户的条款均是林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主要条款并不在刘国民签订的《保证合同》里，如果刘国民有过错，那签订《合作协议》的林某过错更大。（2）山西省汾西县人民法院（2019）晋1034民初262号民事判决认定2011年勍香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是刘国民全额支付，刘双军未支付资金，该案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并认定勍香公司系刘国民实际经营，因此刘国民是勍香公司的全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双军是公司挂名股东和挂名法定代表人。在挂名期间刘双军隐瞒事实骗取刘国民的信任为其债务做担保，还伪造勍香公司的公章对外进行了其他犯罪活动，因此，尽管工商登记上刘国民、刘双军同时为股东，但刘国民对刘双军的所作所为以及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担保并不知情，被刘双军欺骗，刘国民和其实际控制公司都属于受害方，不可能存在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所说的配合王洪新、刘双军的主观恶意。（三）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刘国民在王洪新合同诈骗一案中不是被害人，依法可以向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追偿所还款项。本案中林某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之间系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刘国民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之间系担保与被担保民事法律关系。王洪新合同诈骗罪一案刑事判决判令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林某的结果，与刘国民诉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追偿权不矛盾。刘国民履行了担保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可以向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追偿代其偿还的款项。（三）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和（2019）最高法民申6851号民事裁定存在双重标准，对刘国民不公平。如认定刘国民有过错，应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和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合作协议》和《保证合同》无效。综上，《合作协议》《保证合同》均被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具有约束力。刘国民履行了3602万元代偿义务之后，依法取得了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追偿权。由于案发时王洪新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行长、负责人，其代表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对外签订合同并加盖公章的行为，应由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存在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不善的过错，造成刘国民的损失。刘国民履行了代偿义务之后，依法获得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追偿的权利，一、二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再审申请。刘国民于2018年12月18日向郑州中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偿还刘国民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替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向林某偿还的借款3602万元及利息，利息计至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还清全部欠款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承担。郑州中院一审认定：2012年7月18日，林某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使用林某人民币4000万元，自2012年7月18日至2012年8月19日。同日，刘国民、刘双军、勍香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林某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为保障债权人与主合同债务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保证人愿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债权为本金4000万元人民币，月利率5%，贷款期限自2012年7月18日始至2012年8月19日止；本合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或其有关条款无效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对债务人在主合同无效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4月1日，林某向郑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承担还款责任，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中，林某撤回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起诉。郑州中院于2015年2月26日作出（2013）郑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只存在一笔4000万元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合作协议》上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印章虚假，且从签订《合作协议》、《借款合同》之前勍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资金支付、收款人、资金流向等履行情况看，林某实际履行的是与刘双军签订的《借款合同》，而非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签订的《合作协议》”，遂判决：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借款本金4000万元；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律师费154万元；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认定：“从林某起诉状的内容看，林某系依据2012年7月18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和《保证合同》要求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承担本案4000万元的还款责任，并要求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对该4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林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及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原行长王洪新的供述看，该4000万元系其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名义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所涉款项，并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该款项并非履行林某与刘双军所签《借款合同》的款项；再次，（2014）郑刑一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林某支付的4000万元系履行《合作协议》。因此林某实际履行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其与刘双军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林某实际履行的是《借款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原法定代表人王洪新虽然涉嫌合同诈骗，但其诈骗行为并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导致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合作协议》为有效协议。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债权人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在《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合作协议》无效时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因此《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应对本案借款4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诉讼过程中，勍香公司已支付林某借款1552万元”，遂改判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连带偿还林某借款本金2448万元；撤销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偿还林某律师费154万元的判项，维持驳回林某其他诉讼请求的判项。一审案件受理费293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8100元，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负担238480元，林某负担596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4500元，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负担150155元，由林某负担104345元。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刘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原行长王洪新通过伪造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印章，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诈骗林某钱款的行为已经为刑事判决所确认，但对《合作协议》本身而言，其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林某在最初起诉时，要求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与刘国民等人均承担还款责任，后撤回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原二审判决并不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刘国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本案不应再审”，遂裁定驳回刘国民的再审申请。2018年6月15日，林某与刘国民、勍香公司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一、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15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1950万元；如果上述款项未在约定时间汇入，则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19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1960万元；如果上述款项仍未在约定时间汇入，林某同意刘国民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7点30分前将价值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背书给林某指定的账户，除此之外，刘国民还应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7点30分前向林某账户汇入50万元。二、刘国民按照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任何一种方式履行完毕后，视为刘国民、勍香公司履行完（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判决书的义务，不再承担判决书中判令的连带责任，林某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本案债权向刘国民、勍香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三、由于以上款项为刘国民个人出资，因此刘国民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等的追索权归刘国民所有”。2018年10月30日，林某、刘国民、勍香公司又就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书》达成《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同意原《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废止，变更为刘国民于签订补充协议三十个工作日内分期分批向林某账户汇款2050万元。刘国民通过赵娜账户给付。三方共同确定“本次执行款系刘国民个人出资。勍香公司已偿还林某的借款1552万元，系刘国民个人出资。因此以上3602万元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等的追索权归刘国民所有”。2018年10月30日，刘现超向赵娜转款100万元；2018年10月31日，刘现超向赵娜转款150万元；2018年11月2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50万元；2018年11月7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80万元；2018年11月9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50万元；2018年11月23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10万元；2018年11月26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20万元；2018年11月28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290万元；2018年11月29日，刘现超向安然转款400万元。2018年10月30日，林某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载明“刘国民通过刘现超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赵娜，共计300万元”。2018年10月31日，林某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载明“刘国民通过刘现超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赵娜，共计650万元”。2018年11月9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38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2018年11月28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32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2018年11月29日，林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载明“今收到刘国民通过刘现超的账户，转账给林某指定账户（安然）400万元。该款系履行2018年6月5日《执行和解协议书》和2018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的还款义务”。以上共计付款2050万元。2018年12月3日，郑州中院作出（2016）豫01执234号执行裁定书，因林某与勍香公司、刘国民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遂解除对刘国民所持有的勍香公司39%股权的冻结。2018年12月6日，勍香公司向广发银行商鼎支行邮寄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其已将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要求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向刘国民履行义务。郑州中院一审另认定，2017年12月7日，郑州中院对王洪新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2015）郑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查明王洪新私刻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印章，多次实施诈骗，其犯罪事实中包括“2012年7月份，时任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行长的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印章，假冒该支行的名义，与林某先后签订了一份260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一份4000万元的《合作协议》，从林某处共计取得6600万元，至案发时尚有4210.41万元未归还”，该判决认定王洪新犯合同诈骗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王洪新退赔被害人林某人民币4210.41万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郑州中院一审认为，本案系担保追偿纠纷。关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否向刘国民支付代偿款3602万元，和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问题。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原负责人王洪新虽然涉嫌合同诈骗，但其诈骗行为并非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与林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作为保证人应当对《合作协议》项下40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现勍香公司、刘国民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已向林某偿还借款共计3602万元，且勍香公司已将其所有的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故刘国民行使追偿权，要求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偿还其上述债务，并支付其利息损失，合理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抗辩提出的涉案《合作协议》系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公章与林某所签订，其内容不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不应对林某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刑事责任承担系犯罪行为引致的刑罚后果，并不能因此免除民事主体的责任承担，民事主体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中，《合作协议》签订时王洪新系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负责人，其以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名义向林某借款4000万元，并由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虽然已查明《合作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系王洪新伪造，钱款被王洪新据为已有，但现有证据并未证明林某、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明知公章系王洪新伪造，并与其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利益。因此，王洪新的行为虽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免除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刘国民的损失与王洪新作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负责人的特殊身份有关，但也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公章管理不善密不可分，故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关于刘国民无权对其提起民事诉讼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郑州中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国民代偿款3602万元，并从2018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刘国民支付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1900元，由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负担。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中院（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刘国民的起诉或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由刘国民承担。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林某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签订《合作协议》已经被本院（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20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有效，并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377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该《合作协议》为有效协议并无不当。勍香公司、刘双军及刘国民与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人勍香公司、刘国民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连带还款义务已向林某偿还借款共计3602万元，且勍香公司已将其所有的1552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国民，刘国民有权依据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债务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进行追偿，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偿还刘国民代偿款3602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豫民终8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900元，由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负担。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二审相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案涉《合作协议》《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刘国民代偿的3602万元及利息应否由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偿还。（一）关于案涉《合作协议》《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合作协议》无效。理由如下：1.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王洪新使用伪造的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印章，假冒该行的名义，与被害人林某先后签订了一份260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一份4000万元的《合作协议》，从林某处共计取得6600万元，至案发尚有4210.41万元未归还”，并认定王洪新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王洪新在刑事案件中亦认可案涉借款由其本人使用。因此，案涉《合作协议》的签订，不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与林某之间并未成立借款关系。2.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其经营范围是法定、明确的，不包括向个人借款业务。案涉《合作协议》指定收款账户是刘双军、王正洋个人，同日，勍香公司、刘双军、刘国民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林某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是为债权人林某与债务人广发银行商鼎支行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月利率高达5%。王洪新以银行名义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该《保证合同》签订时，刘双军、刘国民是勍香公司的股东。郑州中院（2013）郑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认定，签订《合作协议》《保证合同》之前形成的勍香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勍香公司及股东刘国民、刘双军为刘双军向林某借款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款项不是支付到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单位账户，而是支付到刘双军、王正洋个人账户；且刘国民、刘双军均是担保人勍香公司的股东，刘双军既是担保人，也是《合作协议》中的指定收款人，刘国民再审庭审认可其知道该借款不属于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业务，只是因为王洪新支行行长的身份以及加章的行为才同意提供担保。因此，《合作协议的内容、签订及履行等情形，均不符合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外观特征，刘国民亦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因此，王洪新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理、表见代表之情形，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其次，王洪新和林某之间《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合作协议》实际是王洪新和林某个人之间签订，属于王洪新实施诈骗犯罪的手段，王洪新的目的是非法占有被害人林某的合法财产，刑事判决已经对于王洪新个人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并判令王洪新向林某退赔相关款项，不宜再对王洪新的行为通过民事诉讼做重复评价，更不易作出合法性评价，以保持法秩序的统一性。王洪新与林某之间不具有民事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者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借款关系，故，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之规定，王洪新以民事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财产的目的，且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作协议》属于无效。最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故本案《合作协议》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二）关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应否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再审主张刘国民的起诉不应当受理，应当通过刑事追赃或者退赔途径实现权利救济。但刑事判决认定的刑事责任主体是王洪新，而不是广发银行商鼎支行，责任主体不同。银行应根据是否有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刑事法律关系亦有不同。因此，林某与广发银行商鼎支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虽存在密切关联，但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其次，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对刘国民的损失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无过错，则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即，单位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的是过错赔偿责任。且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交易的相对方即受害人是善意的，受害人有经济损失，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而本案中，如前所述，刘国民对并不属于银行法定经营范围的个人借款业务提供担保，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且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印章由分行统一保管，经鉴定，王洪新所加盖银行印章为伪造。广发银行商鼎支行对于王洪新个人的犯罪行为给林某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过错，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刘国民对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追偿权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广发银行商鼎支行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豫民终812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51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国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1900元，均由刘国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燕萍审判员  韦贵云审判员  肖贺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高继伟书记员张天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