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26939号原告：郭苗，女，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黄帅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男。原告郭苗与被告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想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苗、被告超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郭苗与超想公司于2018年6月9日签订的《会籍合同》及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2.判令超想公司退还郭苗《会籍合同》对应的未消费会员卡费用1,100元和《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对应的未消费会员卡费用10,160元，合计11,26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9日，郭苗与超想公司的前身上海金迈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迈博公司)签订了《会籍合同》，为其女儿办理了为期三年的儿童健身卡，郭苗为此支付会员卡费用2,000元。该会员卡的有效期为2018年10月8日至2022年3月8日(已包含因停业改造、疫情停业等延长的会员有效期)。后超想公司收购了金迈博公司，并于2018年将健身房进行停业改造，将女更衣室的部分面积改造为私教课的教室，桑拿房改造后一直不开放，超想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合同违约。此外，郭苗在订立《会籍合同》之后发生了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搬家事宜，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因此，郭苗主张解除《会籍合同》并要求超想公司退还未消费的会员卡费用1,100元。2019年5月31日，郭苗与超想公司签订了《超想健身会员协议》，为其自己、其父亲、其女儿三人办理了为期五年的家庭卡(续办)，并为此向超想公司支付会员卡费用10,160元。郭苗认为，该家庭卡包含的三张会员卡均为预售卡，尚未进入消费阶段，且涉案合同属于不可以强制履行的合同，更何况，郭苗在签订合同时受到胁迫和诱导，超想公司刻意在《超想健身会员协议》上篡改其父亲和女儿的生日信息，因此，郭苗主张解除《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并退还家庭卡的全部金额10,160元。2020年7月10日，郭苗以搬家为由向超想公司提出退卡退费，但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郭苗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超想公司辩称，2018年6月9日的《会籍合同》系金迈博公司与郭苗签订，超想公司收购健身房时与金迈博公司约定只提供会员服务，不包括退费事宜，故不同意退还《会籍合同》未消费的会员卡费用。针对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超想公司同意解除该份合同，但郭苗应承担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9日，郭苗与金迈博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XXXXXXX的《会籍合同》，为其女儿马欣奕续办了金迈博公司开设的健身房三年儿童会员卡，马欣奕会员卡的生效日期为2016年10月8日、终止日期为2021年10月8日、原卡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7日，会费2,000元。后超想公司接手金迈博公司开设的健身房，继续为会员提供健身房服务。庭审中，郭苗与超想公司一致确认马欣奕该张会员卡的有效期因超想公司装修以及疫情等原因延长至2022年3月8日。2019年5月31日，郭苗与超想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XXXXXXX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约定会员卡卡种为续会五年家庭卡，会员费10,160元，家庭卡成员为郭苗、马生荣、马欣奕，郭苗的会籍开始日期为2020年12月1日、会籍结束日期为2025年12月1日，马生荣的会籍开始日期为2021年5月30日、会籍结束日期为2026年5月30日，马欣奕的会籍开始日期为2022年1月8日、会籍结束日期为2027年1月8日。《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就退费约定如下：“第四十二条：因会员自身原因需要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与本中心达成一致办理退费时，退款费用的核算方式如下：1、退卡费用计算公式=退款残值-违约金1)、退款残值=合同金额-实际产品使用金额A、合同金额：实际购卡金额B、实际产品使用金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会籍时间对应的产品价格。说明：会员购买5年卡实际使用1年1个月的，按年卡价格及月卡价格进行核算。2)、违约金：合同金额术35%。”郭苗为此支付家庭卡费用10,160元。2020年7月10日，郭苗向超想公司提交《投诉处理报告》，要求退卡退费，理由为“办卡后搬家了，每次过来路程很远，不方便使用”。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会籍合同、超想健身会员协议、收款收据、信用卡明细清单、投诉处理报告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郭苗与超想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超想健身会员协议》并向超想公司支付会员卡费用，双方据此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苗要求解除会员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郭苗于2020年7月10日向超想公司提交《投诉处理报告》，要求退卡退费，该行为可视为郭苗向超想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鉴于涉案服务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郭苗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系争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本院据此认定双方的合同于当日解除。根据《投诉处理报告》的内容，郭苗当时解除合同的理由为“办卡后搬家了，每次过来路程很远，不方便使用”，对此，本院认为，郭苗因搬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系其自身原因，不属于可归咎于超想公司的情形，郭苗因此构成合同违约，据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郭苗主张其在签订《超想健身会员协议》时曾受到胁迫和诱导，但该主张系其起诉后主张的解除理由，并非其于2020年7月10日向超想公司提出解除合同时的解除理由；更何况，即使郭苗在签订涉案会员协议时存在被胁迫或诱导的情形属实，该情形也仅属于郭苗可行使撤销权的理由，并非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故郭苗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郭苗违法解除合同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超想公司辩称，虽然双方曾于涉案会员协议中约定违约金为合同金额的35%，但超想公司愿意按照合同金额的30%计算违约金。对此，本院考虑到涉案会员协议尚未实际履行，超想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等因素，酌情判定郭苗承担合同金额25%比例的违约金，据此，扣除郭苗应承担的违约金后，超想公司应向郭苗退还会员卡费用的75%即7,620元。针对郭苗与金迈博公司于2018年6月9日签订的《会籍合同》，因合同相对方并非超想公司，郭苗要求超想公司退还剩余会员卡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郭苗与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超想健身会员协议》于2020年7月10日解除；二、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郭苗会员卡费用7,620元；三、驳回郭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60元，减半收取计40.80元，由郭苗负担15.80元，上海超想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 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徐艳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