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8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工业开发区兴源街**。诉讼代表人：许宝刚，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莉敏，北京市高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跃，北京市高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中兴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位村村南。法定代表人：田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男，197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河北中兴医药有限公司员工，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上诉人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北中兴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中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5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全部支持华源仁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河北中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认为原判决以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签署的《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的约定内容未改变双方《购销补充协议》约定的“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货款及税金全部给河北中兴公司结清后，河北中兴公司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同义务履行先后顺序，进而将“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后”即向河北中兴公司支付差额货款完毕作为“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就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损失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购销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为2008年9月28日。针对该协议，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在河北中兴公司诉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主张含税价格差额部分的货款一案中未予认可，但已生效的［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该协议的真实性，即便如此，也应从该协议的内容注意到双方是就“甲方销售给乙方的每笔药品”事宜进行的协商，正因为是就“每笔药品”进行的约定所以才有“60天”回款期的约定，因此，即使该协议约定了“当乙方的货款及税金（即价税合计）全部给甲方结清后，甲方给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该处的“全部”也是针对每笔交易而非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之间的长期贸易整个结束后的“全部”。其次，在《购销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之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另行签署了7份《易货协议》及5份《抵款协议》，其中《易货协议》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在实际经营业务中，经常发生以货易货业务，为简化双方结算程序，减少相互支付货款频率，而以各自的应付款抵充应收账款方式进行财务结算”，正是双方交易形式由单纯的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销售货物变更为了“以货易货”的方式，双方才另行签署《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同时就财务结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并就发票开具明确为“双方供货后应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供货的品种、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向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该约定，发票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为“供货后”，不再以价税合计款项全部结清为条件，因为《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本身就是就双方互付的付款义务进行抵销的约定，每份《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的签署即代表当次抵销款项对应的交易的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的约定并未改变《购销补充协议》关于合同义务履行的先后顺序是错误的。假使按照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应以价税合计款项结清作为开票条件，那么，在每份《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签署的当时，基于双方抵款的合意，各自对对方当次所负付款义务也应视为已付清，对已付清部分的款项河北中兴公司也理应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而不是在双方因已付款项是否含税继而发生是否存在应付款项差额的争议后，需依据生效判决将差额部分补足才视为开票条件成就。更何况，该差额部分也不能当然的理解为是“税金金额”，从而认为该差额未支付则发票不能开具，因为，“税金”仅是河北中兴公司主张货款差额的一种计算方式，该部分款项仍然属于“货款”，这与河北中兴公司主张及生效判决内容也是相符的，既如此，在河北中兴公司就差额货款申请执行之前，无论是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已支付给河北中兴公司的9610829.2元还是未支付的差额部分均为含税价款，故此也不能以差额部分付清作为已付清款项部分开票条件成就的依据。再次，一审法院仅依据［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列明的《购销补充协议》，且错误的将“货款及税金（即价税合计）全部结清”理解为是双方长期贸易整个结束后的全部货款结清，就认定河北中兴公司开票条件成就为2018年11月缴纳执行款后，却完全忽视了在［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件中还有一份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于2008年10月16日签署的《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该协议书甲方（供方）为河北中兴公司、乙方（需方）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其中第9条约定“自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给对方开具增值税或普通发票”。虽然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主张《易货协议》及《抵款协议》已变更先前所签协议的约定内容，但即使一审法院对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则依其理解，也应该按照该在后签署的《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的约定认定河北中兴公司开票条件已经成就，毕竟该协议已另行约定开票时间为“自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而不应再以《购销补充协议》的约定来错误的认定河北中兴公司开票条件是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支付货款差额后才成就。最后，（2011）密民初字第407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二中民终字第04738号《民事判决书》并非是以“开票条件未成就”为由而驳回诉讼请求，而是认为当时损失不存在，也正是基于此，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才在法院判决解散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并指定成立清算组后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损失，因为在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即使河北中兴公司再行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也无法予以抵扣，此时河北中兴公司的行为已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现一审法院不顾本案现有证据及此前判决，错误的将河北中兴公司开票条件成就时间认定为公司解散之后，进而认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主张损失证据不足而驳回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公司解散后即须停止与清算无关的全部经营活动，一审法院将开票条件成就时间限定为公司解散之后，此时因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不再存在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即使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可能将其作为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予以抵扣。河北中兴公司至今未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就其目前状况来看，其也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能力，对由此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造成的损失理应予以赔偿。河北中兴公司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河北中兴公司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进项税额未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产生的损失1633840.96元；2.判令河北中兴公司赔偿因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成的利息损失（以1633840.96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河北中兴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9月28日，河北中兴公司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签订《购销补充协议》，约定河北中兴公司销售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每笔药品单价以随货同行单价为准，计价方式为无税单价，同时保证药品符合国家药品质量保准。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货款及税金（即价税合计）全部给河北中兴公司结清后，河北中兴公司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给河北中兴公司回款最长期限为60天，如违约每日按超期（即价税合计）的0.5‰给付河北中兴公司违约金。为简化双方结算程序，减少相互支付货款频率，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分别于2008年10月16日、10月20日、11月1日、11月6日、11月14日、11月26日、12月11日签订7份《易货协议》，以各自应付款抵冲应收账款方式进行财务结算，每份协议均明确当次抵款结算金额,同时载明“双方供货后应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供货的品种、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向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08年12月22日、12月26日、12月29日、2009年1月5日及2月27日，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河北中兴公司又为双方购销货款相互予以抵账分别签订5份《抵款协议》，每份协议均明确当次抵款金额以及抵款后华源公司应收中兴公司的金额，同时载明“双方相互开具增值税发票”。2009年6月，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河北中兴公司应付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货款219590.30元，实付1250000元，剩余的款项1030409.70元，河北中兴公司同意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减河北金世纪医药有限公司的欠款924441.40元，减河北飞朗医药有限公司的欠款105968.30元。经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双方确认，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共计从河北中兴公司购进价值9610829.2元的药品，河北中兴公司共计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购进价值12904950.4元的药品，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给河北中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12904950.4元，河北中兴公司未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1年6月27日，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河北中兴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称河北中兴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其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而造成损失，故要求河北中兴公司赔偿增值税进项税额损失1396445.27元。2011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密民初字第40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河北中兴公司未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并未导致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财产受到损失，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仍有待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权利，故判决驳回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诉讼请求。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1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473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存在增值税进项税额损失，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河北中兴公司亦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诉至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称其销售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药品9610829.2元为不含税价，含税货款总额应为11244670.16元，因其中9610829.2元已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相互抵账，故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尚欠其货款1633840.96元未付。为此，河北中兴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给付尚欠的货款1633840.96元并支付违约金。2013年10月12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供货的价款为不含税价，故判决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支付河北中兴公司货款1633840.96元及违约金。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4）石民四终字第00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河北中兴公司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执行案件。2018年10月29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8执恢638号执行决定书，决定：将被执行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定代表人：王军）。因被执行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河北华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华源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河北华源公司自愿以现金260万元为被执行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提供担保。2018年11月23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军采取屏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措施。2018年11月26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出具河北华源公司缴纳执行款（担保金）260万元收条。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18）冀0108执恢638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的执行担保人河北华源公司履行金额260万元，案件执行完毕。另查明：2013年4月8日，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总公司（以下简称密云开发区总公司）以公司解散纠纷为由将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第三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散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该案受理后，密云开发区总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及证据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冻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财产、账册等。一审法院依据密云开发区总公司的申请及案件审理的需要裁定：对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财产及账册进行了冻结、查封。其中冻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账户内存款2818.64万元；查封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名下的车辆16台、办公用品、部分药品及尚存账册等。其中药品可以出售，办公用品可以使用，但不得变卖、转移；车辆允许使用，但不准转移、变卖、过户、毁损、抵押等。查封过程均有北京市渔阳公证处见证。2015年6月25日，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密民初字第22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散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第三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1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3月24日，申请人密云开发区总公司对被申请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第三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清算一案，一审法院予以立案受理。2017年3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18民算3号决定书，决定内容如下：一、指定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清算组；二、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收到本决定书后，立即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的职责。在密云开发区总公司对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第三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清算一案立案后，河北中兴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依据（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2014）石民四终字第00412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2019年3月21日，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清算组向河北中兴公司出具《确认债权通知书》，载明关于河北中兴公司申报的债权，清算组审核后债权金额为2148530.9元，同时经清算组审核，因河北中兴公司未能及时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造成增值税进项税款损失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共计2123104.9元，两相冲抵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还应向河北中兴公司支付25426元。2019年3月25日，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清算组出具《债权确认异议书》，对清算组债权确认书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易货协议》（复印件）7份、《抵款协议》（复印件）5份、情况说明（复印件）、（2011）密民初字第407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2）二中民终字第0473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3）裕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4）石民四终字第0041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3）密民初字第226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5）三中民终字第11901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18民算3号决定书、《确认债权通知书》、《债权确认异议书》、《债权申报申请书》、（2019）冀0108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2019）冀01执复368号执行裁定书、（2018）冀0108执恢638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复印件）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成就时间。二、在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成就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是否存在增值税进项税额损失。一、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成就时间。根据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与河北中兴公司在《购销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货款及税金（即价税合计）全部给河北中兴公司结清后，河北中兴公司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虽然此后的《易货协议》和《抵款协议》中约定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和河北中兴公司双方互开增值税发票，但此系对双方均负有开票义务的约定，并未改变“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货款及税金全部给河北中兴公司结清后，河北中兴公司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同义务履行先后顺序。因此，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未向河北中兴公司付清全部货款的情况下，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尚未成就。根据查明的事实，河北中兴公司就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欠付的款项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该案过程中，河北华源公司于2018年11月缴纳执行款（担保金）260万元，该案现已执行完毕，因此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欠付河北中兴公司的货款已经付清。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后，河北中兴公司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条件成就。二、在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成就后，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是否存在增值税进项税额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案中，虽然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后河北中兴公司的开票条件成就，但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在河北中兴公司的开票条件成就后其存在增值税进项税额损失，故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要求河北中兴公司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进项税额未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产生的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华源仁济公司要求河北中兴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河北中兴公司承担未能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损失赔偿责任。首先，本案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为出卖人的河北中兴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交付货物，作为买受人的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货款。现在河北中兴公司已经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交付了货物的情况下，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非出卖人河北中兴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仅是附随义务，除非合同明确约定了先后履行顺序。本案中，双方在《购销补充协议》约定“当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货款及税金全部给河北中兴公司结清后，河北中兴公司给北京华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同义务履行先后顺序，而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早已履行完毕，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拖欠余款多年且已进入破产程序，此前分批履行的合同也应当整体进行结算，因此，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现主张分批开具票据，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北京华源仁济公司曾以河北中兴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之诉，后该院审理后作出（2011）密民初字第40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河北中兴公司未给华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并未导致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财产受到损失，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仍有待河北中兴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抵扣增值税进项数额的权利”，故判决驳回了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诉讼请求，后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作出了（2012）二中民终字第047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主张即使河北中兴公司再行向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北京华源仁济公司也无法予以抵扣，此时河北中兴公司的行为已给北京华源仁济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但是北京华源仁济公司对该主张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其相关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北京华源仁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4元，由北京华源仁济医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承松审 判 员 张海洋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霍思宇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