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浙01执异90号 申请人（被执行人）：张志勇，男，汉族，1979年2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申请人（被执行人）:司徒向宁，男，汉族，1970年9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代理人：娄建江、陈思佳，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组织机构代码：053667992。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托代理人：林德平、王雪韵，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维思捷朗企业）与被执行人张志勇、被执行人司徒向宁商事仲裁一案中，被执行人张志勇、司徒向宁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2020]沪贸仲裁字第0268号裁决书。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志勇、司徒向宁申请称，一是本案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其申请、答辩和反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裁决书，被申请人提交给仲裁庭的证据，被申请人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税后净利润的证据是一份2016年12月的报表。该报表既无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盖章，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无法确定该报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该报表也不是2015年的报表。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税后净利润”是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列明的税后净利润，税后净利润应不包括非经常性损益(包括但不限于非经常性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及其所产生的利润额。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并不符合《股东协议)的约定。为了确定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的净利润数据，申请人向仲裁庭提交了对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进行鉴定的申请。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持有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的净利润财务材料却始终拒绝向仲裁庭提交，可推定被申请人的主张成立。申请人认为，仲裁庭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首先，财务资料的持有人是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而不是申请人，申请人只不过是跟被申请人一样的股东，能否提供财务资料，并不由申请人能决定。其次，即使申请人提供了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资料，也不能作为判断2015年度利润数值的依据。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税后净利润”应是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列明的税后净利润，而至今，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没有对2015年度的净利润进行审计，申请人并不持有审计后的2015年度净利润材料。所以，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均无法断定2015年度的净利润具体数值或者正负。再次，仲裁庭的认定已经违反各方当事人在《股东协议》中的约定，擅自变更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意，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最后，仲裁庭在开庭时并没有对本案是否需要鉴定进行释明，也没有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在申请人提交鉴定申请后，直接不予同意，使申请人丧失了证明2015年度净利润的权利。所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提交符合《股东协议》约定的证据证明2015年度的净利润，仲裁庭在没有主要证据的情形下认定2015年度的净利润数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7条第一款的规定。二是本案的裁决并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仲裁庭存在枉法裁决行为。(一)裁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度补偿款18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如前所述，仲裁庭在缺乏主要证据的情况下，认定2015年度的净利润数值为负。正如裁决书所述“但《股东协议》第2.2.2条对本案所涉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形，并无明确约定。根据《股东协议》第2.2.2项约定的逻辑，补偿金额是依据股权调整比例计算得出的，但是如前计算，在利润为负的情形时，股权调整比例数值为负，即申请人无需进行股权调整。在申请人无需进行股权调整时，即调整比例为0时，补偿金额自然也就为0。补偿金额而不能纯粹通过负负得正这样的计算公式得出，这样的数值是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所以仲裁庭认定按照投资本金1800万元补偿给被申请人，并无事实依据。(二)裁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度补偿款18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但仲裁庭又认为，根据当事人约定及《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申请人影响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业绩补偿款1800万元。我们来分析仲裁庭据以作出裁决的三个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当事人约定”，其实已经被仲裁庭自己否决了，因为仲裁庭已经明确在净利润为负数时是否需要补偿并无明确约定。其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当事人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款规定的是履行辅助义务。支付补偿款显然不是《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而第一款规定的是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前所述，《股东协议》并没有对利润为负时是否需要补偿进行约定，故也不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第三，《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申请人认为，仲裁庭依据《合同法》第五条裁决申请人支付1800万元补偿款是不公平的。其一，被申请人是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过程中的所有文本都是由被申请人起草和提供的，从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和《股东协议》来看，每一份合同都将近40页，对申请人作出了各种权利限制，以充分保障其自身权利。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被申请人进行投资时所聘请的外部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顾问的费用，所以被申请人投资时由专业人员把关，不存在其遗漏约定的情形，在利润为负时没有约定需要补偿，则应当认为无需补偿，不能依据公平原则进行处理。其二，认定补偿金额为1800万元，是违反公平原则的。按《股东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在补偿金额为1800万元时，申请人需要补偿给被申请人的股权比例绝对值达到了69.2%.而申请人两人合计持有的股权比例只有37.07%，远低于69.2%。也就是说，补偿金额已经起过了申请人最大的股权调整比例。按申请人持有的股权比例计算，最大的补偿金额为964.30万元。其三，投资本来就有风险，被申请人作为专业投资者更清楚这个道理，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把投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申请人、作出了对申请人严重不利的裁决，也是严重违反公平原则的。申请人认为，仲裁庭在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作出了对申请入严重不利的裁决，属于枉法裁决行为。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仲裁庭违反法定程序，且存在枉法裁决行为，该裁决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2020]沪贸仲裁字第0268号裁决书不应予以执行。 维思捷朗企业答辩称：一、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20]沪贸仲裁字第0268号裁决书，仲裁程序合法，裁决书合法有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两被执行人认为该裁决书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纯属其主观臆测。该仲裁案件程序合法，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的程序均符合法定程序，仲裁员对本案公正裁决，不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枉法裁决行为。仲裁案件一裁终局，两被执行人应当尊重和认可仲裁裁决结果，主动履行自身债务，不得拖延本案的强制执行。二、仲裁庭裁决支持答辩人要求两被执行人支付2015年业绩补偿款1800万元的仲裁申请，事实清楚且法律依据充分，并无错误。(一)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依照《股东协议》第2.2.2条的约定，虽然将税后净利润定义为审计报告中列明的税后净利润，但由于两被执行人实际控制目标公司(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答辩人曾多次要求其提供2015年、2016年审计报告，两被执行人均未提供，两被执行人当庭亦确认其未提供的事实。依照两被执行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所做陈述，两被执行人实际掌握目标公司财务数据及各月份财务报表。之后，答辩人获悉2015年目标公司实际税后净利润为390万元，2016年实际税后利润为739万，并据此发函要求两被执行人进行现金补偿。仲裁庭明确要求两执行人提供相应财务数据并指定举证期限为7日，但两被执行人未按期提交相应证据材料，实际系因目标公司真实财务数据与申请人提供一致，对其不利，故拒绝提供。仲裁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并综合庭审中两被执行人的陈述及意见，裁决支持答辩人关于目标公司2015年净利润为负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有权要求被执行人支付2015年业绩补偿金额1800万元。根据《股东协议》第2.2.2条的约定，目标公司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实际税后净利润为负值，符合2015年业绩考核调整的条件，答辩人有权要求两被执行人进行补偿。根据《股东协议》第2.2.2条第(2)款约定的2015年业绩补偿计算公式计算，计算所得的全额现金补偿金额是21901950元，答辩人主动下调2015年业绩补偿金额业绩为1800万元，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答辩人的这一主张符合股权投资市场规律，亦符合意思自治及公平原则。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不予执行的申请。 本院查明，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20]沪贸仲裁字第0268号裁决书认定：“根据被申请人方提供的邮件证据显示，被申请人方持有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财务材料。并且，第一被申请人张志勇作为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法定代表人，第二被申请人司徒向宁作为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前任法定代表人，按公司经营管理及决策架构的权责也应当掌握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财务材料。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故被申请人方也应当掌握经审计的2015年财务会计报告以体现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金额。但是，被申请人方持有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财务材料却始终拒绝向仲裁庭提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同时，综合考虑庭审中被申请人方的陈述及其答辩意见，均可体现被申请人方亦明知2015年的净利润为负数。故仲裁庭对申请人维思捷朗企业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为负的主张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仲裁时，根据查明的张志勇、司徒向宁在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及他们提供的邮件证据，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认定张志勇、司徒向宁持有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财务材料，却始终拒绝向仲裁庭提供的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采信了维思捷朗企业关于杭州天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净利润为负的主张，程序合法，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张志勇、司徒向宁申请提出本案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张志勇、司徒向宁申请还认为存在枉法裁决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之规定的理由，但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张志勇、司徒向宁不予执行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志勇、司徒向宁不予执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沪贸仲裁字第0268号裁决书的申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徐 彦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 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越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