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东宾，男，1970年4月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南、叶坤，河南惠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红志，男，1970年4月2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苏楠，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海军，河南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东宾因与上诉人王红志合伙纠纷一案，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326民初893号民事判决，刘东宾与王红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豫03民终302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9）豫0326民初89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重审。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豫03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刘东宾及王红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为王红志偿还刘东宾45.8万元款项，并向刘东宾支付自款项发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生效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终3028号民事判决，本案不需要全部清算完毕就可确定王红志需向刘东宾支付的具体款项。另外，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2012年1月9日刘东宾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此10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工程建设，与刘东宾、王红志合伙期间的其他事项无关。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3民终3028号民事判决中判令：对于2012年1月9日刘东宾、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的100万元，刘东宾、王红志连带偿还耿中团借款本金3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1、按月利率2%，本金100万元，自2016年1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12月9日，11个月，计22万元；2、按本金35万元，月利率2%，自2016年12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履行时应扣除刘东宾、王红志已付利息，即王红志支付的利息2万元，刘东宾支付的2.8万元，王红志支付的利息5万元，刘东宾支付的利息1.3万元，刘东宾支付的利息3.9万元)。据此可知，对于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所借的100万元自2012年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0日止产生的利息，刘东宾、王红志应当是已经偿还给耿中团。在根据庭审中刘东宾出示的证据可知这期间的利息乃是刘东宾自己按照本金100万元，月息1.8%支付，共偿还91.6万元。因此本案不需要对合伙期间的全部账目进行清算，只根据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书就可推知。二、2012年1月9日刘东宾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此100万元已经全部用于合伙工程建设。自2008年起，刘东宾与王红志开始合伙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在经营的过程中曾多次向他人借款周转，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一部分就是用于偿还因前期合伙开发而产生的借款，剩余部分则直接用于工程建设。关于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的具体用途，上诉人再次强调如下：2008年11月10日，刘东宾、王红志向张高峰借款13万元，2009年5月9日，刘东宾、王红志再次向张高峰借款13万元，此26万元用于退还上店镇刘乐伟的9万元、任万行的5万元以及金艳丽的12.7万元购房款。此前，刘东宾、王红志已将此三人的购房款用于合伙工程建设，原一审过程中刘东宾已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刘东宾、王红志共偿还张高峰32.76万元利息，本息合计58.76万元。此笔款项即是刘东宾、王红志通过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而予以偿还。2012年，刘东宾、王红志给付南街村村会计王书民20万元，委托王书民协助办理建设工程中东出口的相关事项，后王书民未能将事情办成，便将此20万元退还给了王红志，但王红志随后并未将此20万元用于合伙工程建设，此20万元亦是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中支出的一部分，其实质乃是王红志私吞合伙财产，损害刘东宾的合法利益。一审过程中，刘东宾向法庭出示王书民出具的《证明》证实此20万元的流向，此笔款项也是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中的部分支出。另外支付姚保伟16万元（用于施工协调费）、薛新娃7万元（用于施工协调费）、贠建生8万元(用于施工协调费）。此三笔款项均是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中的部分支出。据此可知，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此笔款项一部分用于偿还因前期合伙开发向张高峰所借资金，剩余的一部分则直接用于合伙工程建设。原一审过程中我方已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自2013年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9日，刘东宾独自向耿中团支付利息91.6万元，王红志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一半。三、对于2012年1月9日，刘东宾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王红志曾于2016年4月17日向耿中团偿还2万元利息，于2016年12月9日向耿中团偿还35万元本金。王红志主张刘东宾并未将此100万元用于合伙工程建设，为此提起反诉，要求刘东宾偿还王红志已向耿中团支付的款项。一审过程中，刘东宾向法庭出示证据证实2020年4月18日王红志分别向耿中团偿还14万元、21万元本息，2020年7月14日王红志向耿中团偿还22万元本息，三笔款项备注均为“王红志刘东宾履行3028判决”。王红志一方面否认其与刘东宾共同向耿中团借款的100万元与自己有关，另一方面又向耿中团偿还此笔借款的本息，王红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此100万元已全部用于合伙工程建设。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维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进行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红志辩称：刘东宾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改判由刘东宾返还答辩人代为其偿还案外人耿中团、王红旗的借款本金人民币65万元及相应利息。具体理由如下：刘东宾与答辩人均提起上诉，且双方均认为本案所涉的借款（刘东宾认为是一笔数额100万元，王红志认为是二笔数额13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工程建设，与刘东宾、王红志合伙期间的其他事项无关”。亦不存在双方重新算账的情形。这一点答辩人与上诉人刘东宾认识一致。关于双方共同于2012年元月9日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2011年12月23日共同向王红旗借款30万元及此两笔借款共130万元由出借人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直接打入刘东宾个人账户的事实均无异议。案涉130万元本金的去向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对此，刘东宾对共同向王红旗借款30万元及王红旗将该30万元直接打入刘东宾个人账户的事实在这次上诉中并未涉及，但(2019)豫0326民初8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载明刘东宾在针对王红志的反诉请求答辩时，明确表示“2011年12月23日原、被告双方向王红旗借款30万元，该笔借款由王红志偿还属实，王红志偿还后借条在王红志手中。”由此足以认定王红旗打入刘东宾账户的3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由王红志实际归还。对于耿中团打入刘东宾账户100万元借款，刘东宾辩称用于合伙事务支出缺乏证据支持，且辩称自相矛盾。首先，刘东宾归还张高峰的26万元借款及支付的32.76万元的利息与合伙事务无关。刘东宾持有的向张高峰的两笔借款的借条上王红志名字并非王红志本人所写。同时，刘东宾主张的从借耿中团的100万元中支付借张高峰26万元利息的事实根本不能成立，按照刘东宾在一审时的陈述及出示的证据显示，向张高峰支付利息的时间是每6个月支付一次，每次付息均为46800元，分别为2009年12月5日、2010年1月6日、2010年12月20日、2011年1月2日、2011年7月2日、2012年1月13日、2012年5月11日共7笔，计327600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诉人刘东宾称的支付利息中的2010年12月20日和2011年1月2日两次付息的时间只有13天，而付息的数额却是6个月的利息46800元。同时，借耿中团100万元是2012年元月9日之后才到账的，那么不知道上诉人刘东宾是怎么在2009年12月5日至2011年7月2日期间，用2012年元月9日才到账的借款去支付这5笔共计234000元利息呢？这明显属于编造。其次是刘东宾称付给王书民的20万元，姚保卫的16万元，薛新娃的7万元，贠建生的8万元均是发生在2011年10月之前，且不说这51万元在之前的结账中已经列入到刘东宾的支出范围内，仅从时间顺序和生活常识上判断也是不能认定的，也就是说这51万元支付均实际发生在向耿中团借100万元的2012年元月9日之前，从逻辑上讲，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综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明察秋毫，依法驳回刘东宾的上诉请求，改判其返还答辩人为其偿还的借款本金65万元及利息43万元。王红志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被上诉人刘东宾返还上诉人王红志代为偿还被上诉人使用的借款65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案虽因合伙事务引起，但是双方争议的事实及诉讼标的非常明显，即双方向案外人耿中团所借100万元及向王红旗所借的3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事务。双方对借款事实及该两笔借款汇入被上诉人刘东宾个人账号均无异议，如果被上诉人能够证明案涉的130万元确实用于合伙事务，那么上诉人就理应承担50%的还款义务，否则上诉人就不应偿还本案借款。根本不存在双方重新算账的情形。而（2020）豫03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却有意回避庭审已查明的事实，作出了驳回双方诉讼请求的判决。本案在重审时，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与本案原审和二审中的主张前后矛盾，明显难圆其说。对此，（2020）豫03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却未作任何评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东宾辩称：一、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豫03民终302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判令对于2012年1月9日刘东宾、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的100万元，刘东宾、王红志连带偿还耿中团借款本金3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从该生效判决可以知道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此100万元为刘东宾与王红志的共同借款。对于2012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10日止，刘东宾、王红志二人应当向耿中团支付的利息，因刘东宾已支付，故法庭依法判令刘东宾、王红志自2016年1月12日起向耿中团支付未清偿的利息。根据原一审过程中刘东宾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可知，自2012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10日止，刘东宾共向耿中团支付91.6万元利息，对于此91.6万元利息，王红志应当承担一半份额。二、对于2012年1月9日刘东宾、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的100万元，此100万元已全部用于合伙工程建设，具体用途在答辩人的上诉状中已进行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三、对于刘东宾、王红志向王红旗借款的30万元，刘东宾再次说明如下：2011年12月23日，因合伙资金不足，刘东宾、王红志共同向李铁锤借款30万元之后，王红志认为此笔借款利息过高，王红志遂向其亲属王红旗借款30万元用于偿还刘东宾向李铁锤的30万元借款。关于刘东宾、王红志向李铁锤的30万元借款，原一审的过程中我方已向法庭出示证据，即一份《借款协议》予以证实。刘东宾交付王红志30万元现金用于王红志偿还王红旗的30万元借款，不曾想王红志向王红旗偿还30万元借款之后，王红志虽已取回借条，但并未销毁。2016年，刘东宾、王红志被耿中团逼债，情急之下，刘东宾、王红志为尽快脱身，遂达成上述分账协议，将已经偿还完王红旗的30万元借款纳入其中，造成今日之讼争。四、对于2012年1月9日，刘东宾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王红志曾于2016年4月17日向耿中团偿还2万元利息，于2016年12月9日向耿中团偿还35万元本金。重审一审过程中，刘东宾向法庭出示证据证实，2020年4月18日王红志分为两次向耿中团偿还14万元、21万元本息，2020年7月14日王红志向耿中团偿还22万元本息，三笔款项备注均为“王红志刘东宾履行3028判决”。王红志一方面否认其与刘东宾共同向耿中团借款的100万元与自己有关，另一方面又向耿中团偿还此笔借款的本息，王红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其在庭审中说谎。此100万元已用于合伙工程建设。综上，王红志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其上诉请求，以维护本案的公平正义。刘东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红志偿还原告借款支付共同借款利息916000元的50%即458000元；2、被告承担458000元自借款之日到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王红志反诉请求：1、驳回反诉被告刘东宾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刘东宾支付给反诉原告替反诉被告偿还耿中团借款35万元。3、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替反诉被告偿还王红旗借款30万元及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东宾与被告王红志从2008年初开始合伙，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口头约定合伙比例双方各占50%。在合伙期间刘东宾与王红志各自记各自帐。在合伙期间，刘东宾、王红志作为共同借款人，于2011年12月23日向王红旗借款30万元，于2012年1月9日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2016年12月8日，刘东宾、王红志向案外人李志强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经刘东宾、王红志协商2012年1月9日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由王红志单独承担35万元，其余65万元由刘东宾承担；原王红志、刘东宾共同向王红旗借款的30万元由王红志单独承担。2017年11月10日，案外人李志强、杨须娃、金献中受原告刘东宾与被告王红志的委托，对原告刘东宾与被告王红志的合伙账目进行清算。并于2018年2月7日出具清算单一份，清算结果为王红志欠刘东宾262924.48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刘东宾与被告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由刘东宾将借款利息按照月息1.8%支付至2015年1月8日，之后按照月利率2%支付至2016年1月11日。2016年4月17日，被告王红志通过李志强向耿中团还款2万元，2016年7月1日，刘东宾通过李志强向耿中团还款2.8万元。2016年12月8日原告刘东宾与王红志以及案外人李志强出具收条后，原告刘东宾偿还耿中团借款本金30万元，被告王红志偿还耿中团借款本金35万元，原告刘东宾认为借耿中团的100万元利息未纳入清算，王红志认为借耿中团的100万元和王红旗的30万元未用于双方合伙经营使用，因此未纳入清算。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从2008年初开始合伙经营。合伙关系终止后，双方应当对合伙财产（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分割，清算分割后才能确定各合伙人应得的财产，要分割合伙财产，必须查明合伙财产的范围、价值和现状，同时还要查明合伙投入和盈亏情况，然后才能按照合伙的约定和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盈余分配、亏损分担。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支付共同借款利息458000元，2016年12月8日的收条上仅约定原、被告如何偿还借款，并未约定如何支付利息，并不能据此证明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利息。虽然双方于2018年2月7日委托案外人对合伙账目进行了清算，但当事人已就该清算单的款项另行主张权利，而清算内容也不包括本案涉及的款项，双方均表示仍有其他款项未能清算，且均不认可对方所记账目，因此，应视为双方就合伙账目未清算完毕，在无法确定盈亏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58000元及利息，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650000元及利息，该院均无法支持。双方就未清算部分账目清算后，可以再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东宾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王红志的诉讼请求。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4085元，由原告刘东宾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反诉原告王红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王红旗出庭作证证明其出借给刘东宾、王红志的30万元由王红志个人偿还，王红志向其支付了36万元利息。王红旗对王红志在一审时提交的5张利息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是其本人出具。五张利息收条记载的款项数额为36万元。本院认为,刘东宾与王红志向耿中团借款100万元，该100万元汇入刘东宾的个人账户，王红志主张该款项刘东宾并未用于二人的合伙事务，其不应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刘东宾和王红志对合伙事务进行了清算并形成2018年2月7日的清算单。根据该清算单，王红志应当向刘东宾支付262924.48元，该款项王红志已经支付给刘东宾。清算单记载刘东宾针对合伙事务支出数额为115.229396元，刘东宾称该款项均系向别人的借款，后来用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的100万元借款偿还了上述借款。本院认为，对合伙事务进行出资是刘东宾的义务，刘东宾用其与王红志的共同向耿中团的借款偿还其支出，但刘东宾针对合伙事务多支出的部分王红志已经对其进行了补偿。刘东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红志共同向耿中团所借的100万元借款用于合伙事务，2016年12月8日的收条上并未约定王红志应当向刘东宾支付利息。故该100万元借款及产生的利息应该由刘东宾负担，刘东宾认为王红志应当分担向耿中团支付的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向耿中团所借的100万元王红志偿还了35万元，该款项刘东宾应偿还给王红志。关于二人向王红旗的30万元借款，刘东宾认可该款项汇入其个人账户，并主张用向案外人李铁锤所借的30万元偿还了该款项。王红志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30万元刘东宾并未用于合伙事务，其个人向王红旗偿还了该30万元的借款本息，二审中王红志提交了其与刘东宾共同向王红旗出具的借条原件及其向王红旗支付利息王红旗出具的收条，王红旗二审到庭证明该30万元借款的本息由王红志个人偿还。刘东宾主张向王红旗的借款其已经偿还完毕，但该主张仅有其个人陈述而无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刘东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收到该30万元借款后用于合伙事务，该3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不应该由王红志承担。王红志提交的利息收条记载其共向王红旗支付了36万元的利息，向王红旗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66万元（30万元+36万元=66万元），该款项刘东宾应偿还给王红志。上述刘东宾应当偿还给王红志的款项数额合计为101万元（35万元+30万元+36万元=101万元）。综上所述，刘东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王红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东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王红志偿还101万元。逾期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08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均由刘东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娜审判员  王茂兵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卫淑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