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7行初233号 原告吴华召，男，1962年7月15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韦绍响，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环东中路**。 法定代表人吴胜华，该州政府州长。 委托代理人刘静穆，贵州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府路 法定代表人杨显龙，该县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顺含，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吴绍居，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 代表人岑建朋，该组组长。 第三人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 代表人岑合念，该组组长。 第三人岑勋富，男，1979年7月11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韦红权，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吴华召诉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政府）、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都县政府）及第三人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以下简称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以下简称新园村拉也组）、第三人岑勋富土地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华召及其委托代理人韦绍响，被告黔南州政府委托代理人刘静穆，被告三都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杨顺含、吴绍居，第三人岑勋富及其委托代理人韦红权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新园村拉也组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三都县政府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三府裁处〔2020〕4号《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板龙地”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64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上述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吴华召诉称，原告一家因为芒勇水库建设淹没大部份田地，在政府的安排下于1991年搬迁到（原）恒丰乡板力村打绕组定居，恒丰乡板力村打绕组与周覃镇播花村拉也组相邻，直线距离不到一华里，平时做农活都在一起。九十年代外出务工很少，在家只能依靠传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收入，因为水库淹没多少土地面积，政府才补给相应的亩数，所以原告在打绕分得的田地就无法养活一家人。第三人岑勋富的父亲岑合银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原告平时就与第三人的父亲岑合银有交往。在我们农村都习惯给自己的小孩“拜记保爷”，原告的大儿子就拜记岑合银为“保爷”，原告与岑合银成为“干亲家”（农村地方称谓），从此双方多了一门亲戚，从1991年到2016年两家正常来往，有困难相互帮助。2017年政府因修建周覃至恒丰的旅游公路，征用原告“板龙地”土地时，第三人岑勋富前来阻挠，才产生纠纷。一、原告在“板龙地”开荒种地的历史背景。原告是芒勇水库的搬迁户，在打组分得的土地较少，需要增加耕地面积，解决食粮收入问题。因为原告与第三人岑勋富的父亲岑合银是结拜“干亲家”，岑合银承包的“板龙”山林，有部份在原告房屋当头的平地生长荒草和杂树，原告与岑合银协商后于1992年开始在“板龙地”开荒种地，前后开荒面积达到2.86亩（2017年土地确权时测量），后来有一年岑合银家的耕牛被盗，原告就借一头成年的母牛给岑合银家耕田，在岑合银家喂养第二年还繁殖了小牛犊。在困难面前两家人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根据当时的水库移民政策“移得出、居得住、能致富”的要求，在各种大小会议上政府领导都强调：“本地的住户要照顾搬迁来的群众，那些边远耕种不方便的田土，该送的送、该交换的交换，解决搬迁户田地少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告用当年借给岑合银耕田的母牛和岑合银交换了“板龙地”的承包开荒经营权，用牛换地的当年双方只是口头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写成协议书，随着岁月的流失，岑合银逐渐变老。为了避免今后岑合银离开人世后两家产生纠纷，双方于2002年2月10日邀请吴荣健执笔补写了《交换协议书》，这份《交换协议书》的复印件，后来交到时任村干部的覃亮明手中，播花村领导（现在的新园村）是否备案或存档，原告不得而知。到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原告已经把“板龙地”写进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此有了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二、在周覃镇本地住户无偿赠送土地、或有偿转让承包经营权给水库搬迁的外来户，在周覃镇各个芒勇水库移民安置点都有发生。三都县人民政府以恒丰乡和周覃镇在1992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为依据，证明纠纷的“板龙地”在原播花村拉也组境内，从而否定了原告对“板龙地”的承包经营权。这是纸上谈兵，根本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四、黔南州人民政府以原告持有的1998年7月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找到相关的存档资料来佐证，就否定了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从而维持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如果黔南州人民政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告所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伪造的假证，就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光凭找不到存档资料，就作出不真实、不合法的结论，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行为。原告亲自到三都水族自治档案局、黔南州水务局芒勇水库管理处等单位，查找1998年7月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档资料，打绕组共有七户芒勇水库移民搬迁（分别是：吴华尧、吴华召、吴昌业、吴荣凡、吴荣齐、吴荣仕、吴昌远），一户都没有找到，只找到原来的本地住户存档资料，这种情况在周覃的其它芒勇水库移民安置点，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解释清楚。这说明地方政府对水库移民群众的利益不关心、不重视，现在产生土地纠纷，要求群众自己举证证明1998年7月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这不合法。五、原告所持有的2017年颁发编号为018004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公路边（（地块代码为5227321152640005563）就是争议的“板龙地”，其四至和原告所持有的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板龙地”是一致的。2017年土地确权工作组下来调查时，原告也是填报为“板龙地”，因为此处位置在拉也组、和周组、打绕组三组交界处，因为各个组的群众对该位置的地名称呼不一样，工作组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现在又修建了周覃至恒丰的旅游公路，所以全部在路边的地块都写成“公路边”加编号，其他农户在路边的地块也是一样。黔南州人民政府以原告持有的2017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记载地名为“板龙地”，而认定该证与争议地无关，这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没有经过认真比对原告持有的1998年和2017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争议地块四至边界，没有深入分析这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关联性。五、周覃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王仁君、周绍迁等同志到第三人岑勋富家调查时，岑勋富自己承认如下事实：1、原告与其父亲岑合银结拜为“干亲家”（（地方称呼，两家有多年交往。2、岑勋富家耕牛被盗，向原告借牛耕田。3、原告和其父亲商量要“板龙地”来开荒种粮食，并且连续耕种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在政府没有修建周覃至恒丰的旅游公路之前，双方没有产生过任何纠纷。根据第三人自己承认的事实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三条：“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规定，原告已经连续耕种“板龙地”超过20年，并且已经把该地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原告有利权继续承包耕种“板龙地”到承包期结束。综合以上事实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充分的证明原告对争议的“板龙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两被告所做出的行政决定，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书。3.确认原告所持有的1998年7月三都县人民政府签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4.确认原告所持有的2017年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为公路边的05563号地块就是双方争议的“板龙地”。5.依法支持原告对“板龙地”的合法经营权。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身份证、户口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芒勇水库移民土地承包登记表》；拟证明：原告是芒勇水库移民，来到打绕定居后承包的土地较少。 3.《三都县周覃镇人民政府关于吴华召与岑勋富之间为“板龙地”纠纷的调处意见》；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岑勋富的父亲结拜成“干亲家”，平常两家关系很好；岑勋富家的耕牛被盗，向原告借牛耕田，原告与岑勋富的父亲协商要“板龙地”开荒种食已有二十多年，在2017年之前双方没有产生任何矛盾。 4.《交换协议书》；拟证明：原告用一头成年的黄牛与第三人岑勋富父亲交换“板龙地”的开荒经营权；双方担心岑合银过世后，后代子孙有纠纷，于2002年补写了交换协议书，并写清楚四抵界线。 5.原告持有的1998年《土地经营权证》；拟证明：原告通过开荒将“板龙地”变成熟地后，于1998年经过村、乡两级同意后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取得了合法的经营权；该证现在无法找到存档资料是三都县政府的工作失误，而不应该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该组共七户移民，其没有查找到任何一户的存档资料。 6.现场照片；拟证明：争议地是在大路的西面，而第三人岑勋富“浪坡脸”山林是在大路的东面。 针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被告三都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调解意见只能证明双方曾参与调解，但未对调解事实及结果进行认定，未对双方产生约束；对4号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交换协议书均属于同一字迹，且协议书签名的当事人均属于同一村集体，不能证明原告通过交换获得争议地的使用权，并且该交换协议未报村集体及当地政府，无法定效力；对5号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出示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书未在档案部门保存有存根；对于6号证据中争议地的现状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针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被告黔南州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2号、3号、5号、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4号证据，认为原告在向行政机关申请确权及行政复议时并未出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针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第三人岑勋富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2号、3号、5号、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4号证据，认为该协议书没有备案，该协议无效，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针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新园村拉也组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三都县政府辩称，一、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板龙地”位于打绕组东南面，现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和拉也组交界处。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前，打绕组和拉也组分属两个不同的乡镇，打绕组属恒丰乡板力村管辖，拉也组属周覃镇播花村管辖。根据1992年9月周覃镇播花村与恒丰乡板力村《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附图和现场对比，双方纠纷的“板龙地”在周覃镇播花村境内。三都县政府在处理权属争议的过程中，原告吴华召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有“板龙地”两丘，土地类别均为土，一丘面积0.4亩，东至老渠道，南至昌业田，西至山林，北至生级田；另一丘面积0.2亩，东至公路，南至荣利田，西至阳红林，北至荣凡土。第三人岑勋富持有1992年《集体山林管理证》和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山林管理证》上登记纠纷地为“三岔路”，面积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纠纷地为“浪坡脸”类别为山林，面积3.5亩，东至海生，南至大路，西至大路，北至打绕寨。根据现场勘界，原告吴华召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板龙地”包含在第三人岑勋富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浪坡脸”山林内。虽然目前原告吴华召和第三人岑勋富都是周覃镇新园村的组织成员，一个居住在打绕组，一个居住在拉也组，但是在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前，打绕组和拉也组分属恒丰乡和周覃镇，两个组虽然相邻，但界线清楚，纠纷的“板龙地”在拉也组境内，所以原告吴华召不可能在纠纷位置有承包地。并且原告吴华召自己也承认“板龙地”是和第三人岑勋富父亲有价转让所得，也间接证明了“板龙地”原本就是第三人岑勋富家承包的经营的事实。另外，原告吴华召未能提供任何其主张“板龙地”是和第三人岑勋富父亲有价转让所得的相关证据，三都县政府对其权属主张不予支持合理合法，三都县政府在作出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事实调查清楚，适用证据充分。二、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三都县政府收到确权申请后，依法立案并组织多方进行调解，但因双方分歧较大而调解未果。随后三都县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对有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最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各自提供的证据，综合历史事实，依法作出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综上所述，三都县政府作出的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依法维持本处理决定。 为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被告三都县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板龙”;地强烈呼吁调处的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土地纠纷调处申请。 第二组证据：2.关于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板龙地”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拟证明：被告根据原告申请作出4号处理决定。 第三组证据：3.“板龙”荒地权属争议纠纷的调处意见；4.调解签到册、调解笔录。拟证明：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调解。 第四组证据：5.土地权属界限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板龙地位于第三人所在村组集体山林内。 第五组证据：6.集体山林管理证、村民自留山证；7.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岑合银）。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争议板龙地块权属登记于第三人及其家庭成员名下，第三人有长期管理使用经营板龙地块，第三人对板龙地享有管理使用权。 第六组证据：8.2017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吴华召）（黔（2017）三都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8004号）。拟证明：证明原告主张的板龙地未登记在该证书下，并且该份证书记载的地块均未与原告所在村组集体签订协议，原告未获得土地经营权，原告以该份证据主张争议地的权属没有法律效力。 第七组证据：9.原告向被告出示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原告以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板龙地地块主张争议的板龙地权属，但被告未在县档案局查询到原告持有的该承包证的存根，原告以该证据主张争议地的权属没有依据。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认为县政府未调查清楚事实就轻易做出决定，且县政府以找不到存档资料不采信该证，而找不到存档资料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并不是原告的过错；对3号证据，认为被告对争议地的历史事实未了解清楚，作出的决定不符合历史情况；对4、5号证据无异议；对6号、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第三人持有的山林证记载的西边抵大路推断山林应在大路的东面，而争议地实际是在大路的西面；对8号证据无异议，认为其持有的98年承包证是通过村、乡政府填写好交给县里面，后由县人民政府盖章确认的；对于9号证据，认为该证据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并没有放弃。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岑勋富经质证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新园村拉也组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黔南州政府在庭审中辩称，一、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6月22日依法受理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经过审查、核实原告提交的申请书、证据和相关书面材料及三都县政府提交的答复书、相关证据和依据等书面材料后，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争议地“板龙地”位于打绕组东南面，现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和拉也组交界处，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前，打绕组和拉也组分属两个不同的乡镇，打绕组属恒丰乡板力村管辖，拉也组属周覃镇播花村管辖。经现场比对，“板龙地”在1992年9月周覃镇播花村与恒丰乡板力村签署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议定的周覃镇播花村境内，即现在的拉也组境内，包含在第三人岑勋富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浪坡脸山林范围内。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1999年3月24日《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记载内容相一致。本机关在审理过程中，就原告吴华召持有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委托三都水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进行核实，并向原告释明：其提出了自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县档案相一致的主张，应向本机关提供证据证实。三都水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回函：已到当地档案局查询，查询结果显示原告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相关档案资料。原告也未向本机关提供与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一致的档案资料。原告所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板龙地”;地块信息及其声称的以牛换地的情况均无相关备案登记信息加以印证。综上，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无相关登记底档或其他备案信息予以证明，且与1992年9月周覃镇播花村与恒丰乡板力村《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划定的集体土地界线不符，其持有的编号为J5227320018004号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无案涉争议地的记载。原告对于其“以牛换地”的主张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岑勋富主张争议地块的权利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与《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协议书划定的集体土地界线，三都县政府据此将争议地确权归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所有，使用权归岑勋富依法所有，认定事实清楚，黔南州政府依法予以支持。三、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可以作为认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其对《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予以采纳，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七条等相关规定依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其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被告黔南州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黔南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黔南府行复受字〔2020〕76号）；2.黔南州人民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黔南府行复受字〔2020〕76号）3.黔南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通知书（黔南府行复延字〔2020〕58号）；4.EMS快递邮寄单（收件时间2020年7月2日、2020年7月9日）；拟证明：复议程序合法，其已经尽到对各方当事人通知的义务。 第二组证据：5.土地承包证（1998年吴华召）；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7年吴华召）；拟证明：虽然原告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争议地的记载，但是没有相应的存档记载，且新的土地证没有记载，其不予认定。 第三组证据：7.土地承包证（1998年7月，岑合银）；8.1992年集体山林管理证；9.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岑合银）；拟证明：岑合银持有的相关权证不仅有案涉争议地的记载，并且有档案予以佐证，两级政府认定使用权归岑合银。 第四组证据：10.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拟证明：该协议书与岑合银持有的证相互印证。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没找到存档资料的责任是在三都县政府，不应该由原告承担责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8号证据记载第三人的山林是西抵大路，而争议地是在大路的西面，质证意见与对三都县政府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四组证据认为被告对历史事实调查不清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三都县政府、第三人岑勋富经质证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新园村拉也组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岑勋富在庭审中述称，一、周覃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处意见已经查明原告“讨要荒坡去开垦种地”和“以牛换地”均没有任何证据作证明。原告在其诉状中自己承认原告用当年借给岑勋富的父亲岑合银耕田的母牛与岑合银交换了“板龙地”的承包开荒经营权，间接证明了“板龙地”原本就是岑勋富家承包的土地。前述调处意见同时查明原告将“板龙”坡开垦成为旱地的部分申报填进其《土地经营权证》不合法，系单方填证行为，没有经过原周覃镇播花村和周覃镇人民政府的备案。二、三都县人民政府查明原告不可能在争议地位置有承包地，且争议地“板龙地”包含在岑勋富家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登记的“浪坡脸”山林内。岑勋富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1999年3月24日《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记载内容一致，而原告所持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相关登记档案和其他备案信息予以证明，且与1992年9月周覃镇播花村与恒丰乡板力村《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划定的集体土地界线不符，其所持有的2017年编号为5227320018004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本案的争议地“板龙地”的记载。三、原告所称其已经连续耕种“板龙地”超过20年，并且已经把该地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权利继续承包耕种“板龙地”到承包期结束。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这个规定，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合同法》的规定，不管原告在“板龙地”耕种了多少年，只要在承包期内，“板龙地”的承包经营权还是属于原承包人（岑勋富家），原告无权继续在“板龙地”上耕种。综上所述，三都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三府裁处〔2020〕4号处理决定及黔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为证据其主张，第三人岑勋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1992年《集体山林管理证》、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第三人岑勋富家承包的地块名称为“浪坡脸”山林，面积3.5亩，东至海生，南至大路，西至大路，北至打绕寨。 第二组证据：2.1992年9月《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拟证明：争议“板龙地”土地在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境内，不在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境内，原告是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人，原告不可能在争议地位置有承包地。 第三组证据：3.《关于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之间为“板龙”荒地权属争议纠纷的调处意见》；拟证明：一、原告“讨要荒坡去开垦种地”和第三人岑勋富的父亲岑合银“以牛换地”均没有任何证据作证明。二、原告和第三人岑勋富在2014年8月份之前系不同乡镇，原告将“板龙”坡开垦成为旱地的部分申报填进其《土地经营权证》不合法，系单方填证行为，没有经过原周覃镇播花村和周覃镇人民政府的备案。 第四组证据：4.《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板龙地”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三府裁处〔2020〕4号）；拟证明：一、“板龙地”位于打绕组东南面，现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和拉也组交界处，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前，打绕组属于恒丰乡板力村管辖，拉也组属于周覃镇播花村管辖，根据1992年9月《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附图和现场对比，争议地“板龙地”在周覃镇播花村拉也组境内，即现在的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境内，而原告是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人，因此，原告不可能在争议地位置有承包地。二、根据现场勘界，原告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登记的“板龙地”包含在第三次岑勋富家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登记的“浪坡脸”山林内。三、原告自己承认“板龙地”是和第三人岑勋富的父亲岑合银有价转让所得，也间接证明了“板龙地”原本就是第三人岑勋富家承包的土地。四、原告主张“板龙地”是和第三人岑勋富德父亲岑合银有价转让所得无证据证明，也未在双方村委会备案登记。 第五组证据：5.《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拟证明：一、“板龙地”在1992年9月周覃镇播花村与恒丰乡板力村签署的协议书中议定的周覃镇播花村境内，即现在的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境内，包含在第三人岑勋富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的“浪脸坡”山林范围内。二、第三人岑勋富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1999年3月24日《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记载内容一致。三、三都县农业农村局回函证实原告持有的1998年7月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载的“板龙地”;地块信息无相关档案资料加以印证四、原告声称的以牛换地的情况也无相关备案登记信息加以印证。 第六组证据：6.亲属关系证明；拟证明：岑勋富是岑合银的儿子。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第六组证据无异议，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县政府举示证据是质证意见一致。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三都县政府、被告黔南州政府经质证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证据，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新园村拉也组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新园村打绕组、第三人新园村拉也组未提交书面述称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前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岑勋富提交的证据均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本案相应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华召因芒勇水库建设于1991年作为水库移民搬迁到原三都县恒丰乡板力村打绕组居住，并在当地取得部分土地耕种。之后原告与第三人岑勋富之父岑合银结为“干亲家”，并于1993年开始在争议地内开荒耕种，之后原告逐步扩大开荒面积。2019年10月原告向三都县政府申请对争议地确权。本案争议地“板龙地”位于现三都县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和拉也组交界处。 1992年9月1日原三都县周覃镇播花村与原三都县恒丰乡板力村签订《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对双方的界线进行划分。1992年6月28日三都县周覃镇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岑勋富之父岑合银颁发了《三都水族自治县集体山林管理证》，载明：现将周覃镇播花村拉也组集体山林1幅共1亩委托岑合银代管，为责任山；三叉路，1亩。1998年7月三都县政府向第三人岑勋富之父岑合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户岑合银，其中第7宗土地为：浪坡脸，山林，3.5亩，东至海生，南至大路，西至大路，北至打绕寨。该记载内容与三都县档案部门保存的登记时间为1999年3月24日的岑合银户《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记载的浪坡脸山林内容一致。 原告持有的1998年7月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户吴华召，承包土地面积3.5亩，共19宗土地，涉及地名为板龙共2宗，其中第18宗为板龙：土，0.4亩，东至老渠道，南至昌业田，西至山林，北至生极田；第19宗为板龙：土，0.2亩，东至公路，南至荣利田，西至阳红林，北至荣凡土。该证附有土地承包合同。庭审中，被告三都县政府对该土地承包证及其所附承包合同加盖的三都县政府、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三都县政府认为该证无档案存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确权过程中，三都县政府下属职能部门组织本案争议各方进行调解协调未果。被告三都县政府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三府裁处〔2020〕4号《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板龙地”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主要内容：1.板龙地所有权归周覃镇新园村拉也组所有；2.板龙地使用权归被申请人岑勋富所有。原告不服该决定，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另查明，原告原在争议地外围北面建有老房屋，之后原告拆除老房屋后修建新房屋，因新建房屋扩大面积遂占用部分争议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二被告各自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三都县政府在确权过程中未采取勘查笔录等书面形式对争议地予以固定，但鉴于庭审中各方对争议地具体位置及其现状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就原告持有的1998年承包证应否采信问题。庭审中，三都县政府对该证加盖的县政府、镇政府及村委会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无档案存根不应采信，但考虑到原告作为水库移民搬迁到打绕组居住并在当地获得部分土地耕种、本案争议地位于打绕组与拉也组交界处，同时第三人亦明确认可原告自1993年起开始在争议地开荒耕种直到2017年双方发生争议，且第三人岑勋富父亲岑合银持有的1998年颁发的承包证对应的该户《三都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登记时间为1999年3月24日，加上庭审中三都县政府陈述包括原告在内农户持有的2017年承包证系给相关农户用于核对各自证书登记内容是否相符且至今均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表明当地在不同时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行为均存在不规范情形，基于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三都县政府应当对原告持有的1998年承包证登记的其他18宗土地的实际经营管理状况、该证所附承包合同及该组其他水库移民持有的1998年承包经营权证颁发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对原告持有的1998年承包证的证据效力作出认定，并综合考虑双方对争议地的管理使用状况，而不应简单以其没有档案予以否定。此外，三都县政府认定本案争议地位于第三人岑勋富持有的1998年承包证登记的浪坡脸山林内，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原告对此并不认可。因此，被告三都县政府作出的4号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基于前述分析，被告州政府作出的维持4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行为亦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亦应予以撤销。故，原告诉请撤销本案二被告行政行为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三都县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的三府裁处〔2020〕4号《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周覃镇新园村打绕组吴华召与拉也组岑勋富“板龙地”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164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告三都县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6个月内对本案争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四、驳回原告吴华召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三都县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刘玉冰 审 判 员  冉 玲 人民陪审员  吴桂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周洪 书记员张曼予 附：本裁判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