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1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惠珠，女，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代理人丁佩华，男，195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系盖惠珠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均勇，男，199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平，男，199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省文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永乐，男，199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上诉人盖惠珠因与被上诉人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650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盖惠珠于2016年10月18日与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盖惠珠提供网店开设经营相关服务，服务费用为19800元。盖惠珠于当日向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均勇支付宝转账19800元。收取费用后，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提供了短暂服务后，便不知所踪。另查明：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经股东会决议注销，注销前股东为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再查明：盖惠珠曾为前述纠纷，于2019年10月28日起诉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赵均勇，诉讼中方知该公司已注销。故申请撤诉。 盖惠珠于2019年12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合同，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返还盖惠珠加盟费19800元；2.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支付19800元三年资金占用损失1128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的四倍计算）；3.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支付盖惠珠维权交通费、住宿费、调查费2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收取相关费用，便无诚信履行合同义务的意图，盖惠珠以该公司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盖惠珠现在主张作为原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的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未举证证明存在公司人格否认、股东违反法定清算义务、注销公司时股东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等债权人得以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各种法定情形。故对于盖惠珠要求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返还相应费用并赔偿损失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判决：一、撤销盖惠珠于2016年10月18日与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二、驳回盖惠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未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8元，由盖惠珠负担314元，由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负担314元。 宣判后，盖惠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合同违约从而支持上诉人撤销加盟合同诉求，那就同时应该支持上诉人返还加盟费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在对撤销合同予以支持的同时，却引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对返还加盟费不予支持，使作为“受损害方”的人需要无缘无故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看不出一审引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与不支持上诉人返还加盟费诉求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的加盟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第二款明确规定：“……因甲方未及时提供相关服务与产品而导致乙方产生重大经济损失……甲方应赔偿乙方相应损失。”本案因甲方违约使乙方损失全部加盟费属于“重大经济损失”，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而不是有过错方无需担责，无过错方则需承担全部责任。2、一审判决引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査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査核实证据。”引用的本意在于表明一审判决是经过全面客观审査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诉人认为一审的判决是匆忙和草率的，存在主观武断和片面性。第一，上诉人提供证据已经能证明被上诉方存在法的人格否认。在被上诉人的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经清算注销之后，被上诉人依然欺骗上诉人，与不知情的上诉人表面上继续保持法律已经不认可的合作关系。这样的欺骗至少与公司三股东中的部分股东相关联。上诉人新的证据表明，被上诉人的原公司法人代表赵均勇既是该公司占比40%的“大股东”，也是公司清算组的负责人，而公司注销后他和业务人员的作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法的人格否认之事实。（上诉人亦恳请法院査明清算组成员是否包括另两名公司股东。）第二，被上诉人违反法定清算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一八五条之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也就是说，清算组必须依法在第一时间向付费加盟商等债权人告知公司注销前进行清算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加盟合作是被上诉人圈钱、骗钱的预谋勾当。不论该公司存在期间还是公司在清算、注销期间或注销之后，被上诉人始终以欺骗、隐瞒的方式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加盟合同上填写的公司联系方式是虚假电话，上诉人之后屡次索要公司负责人电话无果。上诉人在加盟后短短一个多月被上诉人就秘密撤离公司注册地。之后又不到一个月，被上诉人在瞒过上诉人对公司进行清算后于2017年1月23日将公司注销。又在公司注销后一段时间里，被上诉人继续以隐瞒、欺骗的手段与上诉人保持虚假业务联系，直到认为时机成熟彻底断绝与上诉人的一切联系。因此，在公司清算期间被上诉人根本不会遵守清算组成立起十日之内通知债权人的法律规定。作为一个在全国各地开展付费加盟业务的公司，清算时不向各地加盟商发告知书，而法院仅以清算组在省级报纸上刊登过一小块公告为由从而一审为其开脱赔偿责任是极为不妥的。一方面，从常理上讲，要让全国各地的加盟商及时在报纸上看到公司进入注销前清算程序的公告，那无疑如同中彩。另一方面，要让加盟商诚心得知公司清算实情，最重要的是清算组必须按照法规在十日之内发通知。但这家公司的股东、清算组的负责人赵均勇等对加盟商唯恐瞒之不及、避之不及，不会这样做。上诉人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清算通知，不然上诉人怎么会不在第一时间维权呢？上诉人怎么会在2019年10月递交诉状起诉已经注销的被上诉人的公司呢？不然在上诉人提供的本案相关证据中怎么只有被上诉人方面的欺骗和隐瞒言论，而没有一丁点有关公司清算、注销的信息呢？因条件的限制，上诉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这家公司什么时候开始的清算，清算组曾经在什么时候、什么报纸上刊登过清算公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诉人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2014补充规定第十一条清算组要根据公司法“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的规定。知道：“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立场清晰。另外，法律规定中，履行通知义务是放在公告义务前面的，占有更重要位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2014补充规定第十九条亦明确指出，不允许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或“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而上诉人的一系列证据亦已说明，被上诉人在清算和注销公司问题上存在“恶意处置”、“虚假的清算”等情形。如果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那么恳请法院介入相关调查，敦促被上诉人拿出其发过清算通知的凭证作为反证。第三，一审认为，上诉人维权应该要以公司股东在公司注销时有对公司债务的承担予以承诺为前提，否则法院对上诉人维权诉求不予支持。其实，相关法律的内涵对此并不认同。民法总则第一八八条有关合同纠纷诉讼三年时效的规定即意味着,三年里不管合作双方发生什么变化，不管这家公司最后是否存在，最初签署的合同违约与否仍然是法院断案的主要依据，否则起诉期为三年时效的法律严肃性就会被亵渎。以此推理，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时效内，如果这家公司被清算、注销了，除非破产，资不抵债，公司的有限责任应该继续由股东承接，否则，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同样没有意义。3、无独有偶，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过一起类似的加盟合同纠纷案，原告是加盟商孙朝军，被告即是本案涉案公司。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支持了原告返回加盟费5800元的诉讼要求。该案与本案类似之处在于：这是被告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注销之后法院立案的案子；原告主要诉求是解除合同，由被告返还原告加盟费；被告无视法庭传票，逃避出庭；诉讼由合议庭断案。如果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该案原告签署加盟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11月6日，提起诉讼的时间是在2017年2月7日前。但这些不构成实质性问题。费解的是，一审法院能够在2017年支持该案原告的诉求，为什么现在法院就不能支持本案上诉人同样的诉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加盟费1980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相应承担。 上诉人盖惠珠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天眼查的网络查询资料，证明了赵均勇是该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持股40%。2、QQ聊天记录（2016年11月29日到12月30日），证明了公司总监拒绝提供赵均勇的联系方式，也隐瞒了公司清算的情况。3、QQ聊天记录（2017年1月6日），证明了上诉人已经发现被上诉人有撒谎和行骗的行为。4、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明类似案件，一审法院判决返还了加盟费用，而且起诉也是在公司清算之后。 被上诉人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二审中未作答辩，也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盖惠珠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3，聊天记录无法反映所涉及的具体聊天对象与本案当事人的关系，故该两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相关案例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二审中，本院依职权向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登记的相关材料。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登记的相关材料反映，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经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由赵均勇担任清算组负责人，赵均勇、黄国平为清算组成员，清算组于2016年11月30日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2016年12月6日，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每日商报》刊登公告，载明：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2017年1月23日，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公司清算报告。同日，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载明：本公司清算组出具的清算报告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确认，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自然人股东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在该决定上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在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盖惠珠签订服务合同后一个月有余即注销该公司，作为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赵均勇、黄国平明知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盖惠珠的合同尚在履行期内，且也明知盖惠珠的联系方式，但赵均勇、黄国平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向盖惠珠履行了通知其申报债权的义务，仅通过公告方式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可以认定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履行法定清算义务。因此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作出的清算报告，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而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承诺清算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盖惠珠签订的案涉合同已被撤销的情况下，因合同撤销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应由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承担。盖惠珠要求杭州花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返还加盟费198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盖惠珠在一审中提出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由于盖惠珠在二审中未作为一项上诉请求予以提出，故本院不再进行审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由于二审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导致本案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6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66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盖惠珠加盟费19800元。 四、驳回盖惠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28元，由盖惠珠负担251元，由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共同负担377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元，由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共同负担。盖惠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赵均勇、黄国平、郑永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02××××29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