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83民初6724号原告：申炳峰，男，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宪涌（特别授权），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文凯，男，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被告：泰州市润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兴市珊瑚镇金珊瑚路北侧。法定代表人：贺明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逸（特别授权）、周文凯（实习），江苏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申炳峰与被告黄文凯、泰州市润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凯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炳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宪涌，被告黄文凯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逸、周文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支付原告加工费80400元；2、支付原告违约金80400元；3、赔偿原告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以160800元为基数，自2018.10.18起至2019.8.19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8.20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算至2020.8.10利息损失为12341.7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被告黄文凯代表被告润凯公司与原告达成委托加工合同，由原告经营的申达制衣厂为被告进行服装代加工，黄文凯是润凯公司的股东兼公司监事。第一批服装加工过程中，双方考虑加工要求太高，共同协商停止加工，并对半成品的加工费商定金额为18766元，半成品由被告提走。第二批服装加工费104880元，产品由被告全部提走。被告黄文凯于2018年10月11日和10月13日分别向原告指定的账户转付了28000元和10000元。被告黄文凯在最后一次提货时即2018年10月18日，表示其目前只有80400元，与原告协商后双方同意将加工费85646元减为80400元，同时被告黄文凯出具了一份保证书，约定将此款转至原告指定的账户，如次日即2018年10月19日仍不到账，将双倍向原告赔付。时至今日，在原告多次催要下，被告仍未清偿欠款。两被告共同辩称，第一，本案诉讼主体不当，一是原告诉讼主体不当，与被告润凯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是泰兴申达服饰有限公司，而非原告个人。故原告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属于诉讼主体不当。二是被告黄文凯也属于诉讼主体不当，因为本案中是两个单位发生的业务往来，被告黄文凯作为公司股东，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根据合同主体的相对性，被告黄文凯并非被告的适格主体。第二，本案中双方确实发生了两个批次的服装加工，但是发生的合同总额与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不一致，不是事实。第一个批次产生的加工费为1700元，该1700元包括1500元裁剪费，250元线的钱。第二个批次产生的加工费为81600元，总共加工服装1700件，每件不含税价为48元，被告支付的款项为38100元，合计第二批次被告尚欠原告加工费43500元。另外，被告润凯公司尚有两袋羽绒在申达公司，该两袋羽绒价格应当予以扣除。第三，被告黄文凯虽出具了保证书，但该份保证书并非黄文凯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保证行为无任何法律效力。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申炳峰是泰兴市申达制衣厂的投资人，该厂设立于2006年12月20日，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2020年5月8日该厂注销登记。被告黄文凯是被告润凯公司的股东兼监事。2018年8月21日，原告申炳峰以泰兴市申达服饰的名义与被告润凯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书》一份，被告黄文凯作为润凯公司委托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润凯公司印章，合同约定，由泰兴申达服饰为被告润凯公司加工3000件48002款海澜羽绒服，单价65元，含十六增值税含线。合同签订后，被告润凯公司即将羽绒服交原告申炳峰加工，原告加工部分半成品后，双方又终止该批服装的加工。同年9月，被告又将1700多（原告陈述是1748件，被告陈述是1710件）件羽绒服交原告加工，期间，被告黄文凯于2018年10月11日和10月13日分别向原告指定的账户转付了28000元和10000元。2018年10月18日，原被告双方进行结账，由被告黄文凯向原告出具《合同终止证明》及保证书各一分，合同终止证明内容为“今申达与黄文凯之间的海澜之家48002Ａ款合同作废，面附料全部退给黄文凯，4677款棒球服羽绒衫货款两清。”保证书内容为“今黄文凯转给我4517卡上的捌万零肆佰元现金明天如不到账双倍赔付，为表诚信押雅阁轿车一辆明天过来拿车。”上述两份书证内容均由原告之妻刘晓琴书写、被告黄文凯签名。当日，被告黄文凯转账80400元给刘晓琴账户后又于2小时内撤回转账。原告知悉后即以被告黄文凯涉嫌诈骗为由向泰兴市公安局报案，泰兴市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侦查，并对原被告双方及相关证人进行了询问，2020年7月3日，泰兴市公安局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决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原告与被告润凯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被告黄文凯之保证书、合同终止证明、被告黄文凯转账记录、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故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原告还提供了与被告黄文凯之间的电话录音，证明被告拖欠加工费80400元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第一批服装的加工费没有事实依据，且原告加工的半成品存在质量问题给被告造成了损失；保证书系受胁迫的情形下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第二批服装加工费原告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未开具，故应当扣除相应的税款，据此，被告实际欠原告加工费为44000元，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调整为欠款的10%。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被告黄文凯出具的保证书是否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黄文凯出具保证书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的，对方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适当减少。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故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因泰兴市申达制衣厂是申炳峰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该厂注销后，其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应由原告行使和承担，故原告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被告黄文凯出具的保证书是否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黄文凯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问题。首先，原被告之间存在两次服装加工的合同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被告黄文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出具保证书是基于原告或第三方的胁迫；其次，从被告黄文凯当日的转账行为及之后双方的通话录音也能证明黄文凯于当时对被告欠原告80400元加工费的事实并无异议；第三，从公安机关对原被告双方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双方的主要争议是第一批服装加工半成品的质量问题和第二批服装是否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问题，但对两次加工服装的数量和总价值争议不大；第四，黄文凯出具保证书和转账的行为是基于其系被告润凯公司的股东、监事和签订加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而非基于个人行为。因此，黄文凯基于职务行为所出具的保证书应当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保证书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被告润凯公司承担，被告黄文凯不应当承担给付加工费的责任。被告所主张的质量问题及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并不影响其给付义务的履行，但其可以就此主张另行依法主张权利。关于违约金是否应当调整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明显大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原告的实际损失应当是因被告未履行给付义务而造成的利息损失，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应当予以调整，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即逾期贷款利息标准。同时，违约金的性质是以补偿性为原则，又兼具一定的惩罚性，因此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应当合并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泰兴市润凯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申炳峰加工费人民币80400元并自2018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向原告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2元，减半收取1881元，由被告润凯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于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立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