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20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方炳霖，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艳，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启强，男，198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永强，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炳霖、上诉人邓启强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3民初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炳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星、陈慧艳、上诉人邓启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炳霖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2.改判邓启强立即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45417元；3.判令邓启强立即向方炳霖支付违约金42000元；4.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邓启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认为邓启强只需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9000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承包费100000元的付款义务，在邓启强接收汽车美容店时（合同解除前）即已产生，且邓启强于涉案合同解除前（2020年2月25日），也确认尚欠方炳霖承包费55417元。故双方对承包费付款时间的约定属于结算条款，涉案合同解除依法不影响结算条款的效力。方炳霖已为涉案汽车美容店投资几十万资金，其中包括了装修花费、设施设备的购置、前期客户资源的建立及维护、品牌创立等。邓启强接收涉案汽车美容店时无需进行其他投资，即可直接经营，一审开庭时，邓启强已当庭认可了该事实，故其才同意支付100000元承包费给方炳霖。鉴于邓启强当时资金紧张，其提出分期支付承包费，方炳霖才会予以同意，并在涉案合同第二条第3点明确约定承包费分8个月支付，每月最少支付10000元。但邓启强无法按时支付承包费且无法兑现承诺，2020年2月25日，邓启强确认截止2020年2月17日仍欠方炳霖承包费55417元，邓启强自认拖欠承包费的事实及数额，且自认其欠费行为已构成违约，并承诺将按月分期支付拖欠的承包费给方炳霖。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方炳霖主张邓启强向其支付55417元承包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认定邓启强无需支付合同解除后的承包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邓启强本应在涉案合同解除前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但由于邓启强资金周转困难而约定分期支付。涉案合同签订后，方炳霖已履行了将涉案汽车美容店交付给邓启强的义务，同时将店内装修、设施设备等一并移交，邓启强无需进行其他投资即可经营。此时，邓启强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已产生，一审庭审时，邓启强对于其要求延期、分期支付承包费及押金的事实予以了确认，说明其也认为本案的承包费应在方炳霖将涉案汽车美容店交付给其时支付。一审法院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中，尚未履行的义务是指双方均未履行，并不包括在合同终止前一方已经或者应当履行的义务。本案中，涉案合同解除后，方炳霖不再履行将场地提供给邓启强使用的义务，邓启强亦无须就之后的场地使用费承担支付义务，但其仍需向方炳霖支付合同解除前应付未付的场地使用费，该场地使用费的支付义务不因方炳霖宽限支付时间至2020年9月10日而免除。另外，一审法院对邓启强陈述涉案承包费为2019年8月1日至2026年12月19日整个期间均摊的费用不予采信，但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认定邓启强仅需向方炳霖支付9000元承包费，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该法律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邓启强应一次性向邓启强付清尚欠的全部承包费45417元。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违约解除合同的问题，故邓启强无需向方炳霖支付违约金420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合同是基于邓启强长期无法按时缴纳各项费用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解除，邓启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涉案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可知，邓启强于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每月需支付场地使用费19000元；第二条第3款约定可知，邓启强需支付的100000元承包费需在8个月内付清，且每月至少支付10000元。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邓启强未能按照双方的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在其违约后，方炳霖给予其一定的还款期限，方炳霖的该行为不代表免除或放弃追究邓启强的违约责任，也无法抹灭邓启强违约的事实。且邓启强于2020年2月25日向方炳霖出具了《协议》，自认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但邓启强之后仍未还款，其存在多次违约。鉴于邓启强多次违约，其提出终止涉案合同并退出涉案场地，方炳霖予以同意，但方炳霖并未因此放弃追究邓启强的违约责任。即便双方于2020年3月13日解除合同时写有“双方友好协议一致”，但仅指方炳霖同意邓启强搬离涉案场地。一审法院仅凭该点认定本案不存在违约解除合同的问题，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三、根据涉案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若邓启强违约，则方炳霖有权解除合同，且不予退还押金，故方炳霖主张违约金按照押金数额42000元计算并无不妥。涉案合同约定邓启强应于2021年8月1日前向方炳霖支付押金42000元，而邓启强存在违约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方炳霖有权要求邓启强提前支付押金。涉案合同解除后，方炳霖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邓启强遣散了所有员工，致使涉案场地至今无法正常经营，单单场地使用费的损失已经超过76000元。相应的损失均系邓启强的违约行为所致，故方炳霖要求邓启强支付违约金42000元有事实依据，且合情合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方炳霖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庭询时，方炳霖补充上诉理由：一、涉案合同所约定的店面承包费，本质上系店铺的转让经营费用，属于需要一次性支付的费用。在方炳霖将涉案汽车美容店按照现状交付给邓启强使用之时，邓启强则负有支付承包费的合同义务。双方对于承包费分期支付的约定，给予了邓启强一定的支付期限利益，因邓启强违约，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其丧失了对应的期限利益，理应将剩余未付的承包费支付给方炳霖。一审判决认定100000元属于店面承包费，但与部分尚欠的承包费未到约定的支付期限，错误地认定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二审法院应当纠正该认定。二、方炳霖基于涉案合同的约定，及邓启强违约之事实，对邓启强享有追究责任的权利。双方于2020年3月13日签署的协议，只是达成终止合作并明确邓启强需要交还租赁场地的时间，未涉及方炳霖放弃追究邓启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邓启强辩称，对于一审判决本诉部分不持异议，应当予以维持。一、邓启强不应当继续支付剩余的承包费。涉案承包费实际上就是邓启强能够在合同期限内持续、稳定的使用方炳霖提供的设备、商标的对价，但是涉案合同提前解除，邓启强无权继续使用方炳霖提供的设备，故其亦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如果按照方炳霖的上诉主张，承包费为一次性支付的顶手费，那么邓启强有权获得涉案店铺内的物品，即便合同解除，邓启强也应当有权按照已经支付承包费的价值搬走相应的设备。但实际上，涉案合同解除后，邓启强已经将店铺内的全部设备归还给方炳霖，邓启强基于涉案合同仅仅获得的是设备、场地的短暂使用权。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涉案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部分不应当履行。涉案场地本系方炳霖自己经营，因经营亏损才转让给邓启强经营，因此涉案场地现有的所有物品并非专门为邓启强所准备，导致涉案合同解除也是因为方炳霖想以更高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人。邓启强在签订涉案合同前系从事汽车行业，且为了长期履行涉案合同专门申领了营业执照，涉案合同解除后，邓启强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店面继续从事汽车美容行业。邓启强为了涉案合同已投入了50000余元承包费，每月缴纳近20000元租金，正常理性人是不会在投入巨额资金后仅履行8个月就提出解除合同。二、邓启强无需支付违约金。根据涉案合同第七章的约定，导致涉案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邓启强，邓启强无违约行为。退一步说，按照双方于2020年3月13日签订的协议，双方系友好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合同，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方炳霖主张的违约金没有相应的基础。三、2020年2月25日出现“违约责任行为”的字眼完全是方炳霖的主观推断，事实上，邓启强不存在违约行为。首先，涉案合同是方炳霖拟定的；其次，涉案合同以邓启强拖欠承包费作为违约责任事宜，但根据第二条第3点的约定，承包费最迟在2020年3月30日前付清，但方炳霖在2020年2月25日就出具协议，要求邓启强签署并认定邓启强拖欠承包费属于违约，显然是提前将责任强加在邓启强身上。再次，根据涉案合同第五条第1点的约定，若邓启强未按期支付相关费用，方炳霖有权进行催收，但方炳霖并未提供相应的催收证据证明邓启强存在逾期支付相应费用的情况。最后，双方在签订涉案合同后私下达成协议约定，方炳霖雇请的工人工资、方炳霖从事车身贴膜产生的水电费由邓启强先行垫付，待双方结算后可抵扣承包费。按照邓启强提交的2020年2月17日的《收据》当中显示“对账35583元”，该费用用于抵扣承包费，双方在2020年2月17日才确认抵扣的承包费，加之疫情爆发，故方炳霖在2020年2月25日以拖欠承包费认定邓启强构成违约显然与事实不符。四、涉案店铺内设备价值预估为150000元左右。邓启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五项，并改判方炳霖返还邓启强已支付的承包费45594.2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4月1日暂计至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方炳霖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约定的承包费应当理解为使用设备、商标的租金，但一审法院未能按照双方的履行情况理解“承包费”的含义，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但邓启强与方炳霖约定的承包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并未作任何规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本案承包费的约定为双方意定的结果，那么对于承包费含义的理解，应当综合考虑合同订立时双方的真实意愿、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合同的其他约定等因素。本案中，涉案合同约定邓启强不仅需每月向方炳霖支付场地租金，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0000元的店面承包费，而方炳霖仅提供场地、设备、商标给邓启强使用。首先，按照涉案合同约定的支付费用类别及提供的标的物来看，方炳霖收取场地租金的义务是提供场地，收取承包费对应的义务显然就是提供设备、商标。其次，关于承包费与设备、商标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如果邓启强需要获得商标所有权则应当另行支付转让费，邓启强获得设备的所有权的条件仅有一个，那就是合同期限届满。也就是说在合同期限届满前，邓启强对设备、商标仅有使用权；在合同期届满后，邓启强获得设备的所有权，则承包费在合同届满后可以理解为设备所有权的对价。本案的承包费与一般店面承包费、店面转让费有所区别，因为一般店面承包费、店面转让费的对价是获得店面内所有经营用品的所有权。但邓启强直至涉案合同解除时仍未获得任何设备、商标的所有权，即邓启强支付了高额承包费，却未获得相应价值的收益。因此，一审法院直接将本案的承包费理解为一般的店面承包费、店面转让费有误。最后，涉案合同约定期限为7年5个月，方炳霖收取了承包费应当保证邓启强在期限内能正常地、稳定地、持续地使用设备、商标。在设备所有权转移条件未成就时，该承包费理应理解为在合同期限内使用设备、商标的对价，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后，该承包费转为获得设备所有权的对价。综上所述，涉案合同提前解除，如不将承包费理解为在7年5个月内使用设备、商标的对价，那么方炳霖收取的54538元将没有相对应的义务，故该款项应全额返还给邓启强。因此，一审法院并未结合涉案合同的条款全面分析承包费的真实含义，忽略了邓启强支付了高额承包费、租金却未能获得方炳霖任何经营用品所有权的事实，作出对邓启强不公平的判决。另，鉴于承包费应当理解为合同期限内每月均摊的设备、商标使用费，对于邓启强多支付的承包费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第三项判决未支付的承包费更加没有支付的基础，应当予以撤销。本院二审庭询时，邓启强补充上诉理由：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方炳霖提供场地、设备给邓启强使用，邓启强需要支付的对价有场地使用费和承包费，合作期满后，设备归邓启强所有。但涉案合同履行8个月后就解除了，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于方炳霖，邓启强却支付了50000余元的承包费，经计算，邓启强获得了涉案场地的8个月使用权，却支出了200000余元的租金和承包费。双方最后签订的协议，表明邓启强没有违约行为，若不返还邓启强已支付的承包费，将会导致权力义务严重不对等。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邓启强出现违约行为，方炳霖可解除合同，邓启强已交付的押金和店面承包费不予退回，即说明店面承包费并非不能退回。在邓启强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存在退回的条件。一审法院查明邓启强没有违约，所以其支出的承包费应当予以返还。方炳霖辩称，邓启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邓启强的反诉请求正确。一、邓启强所述承包费的性质有误，双方约定的承包费属于一次性店铺经营权转让费用，与一般商铺通俗所称的转让没有区别，之所以约定100000元店铺转让费，是因为方炳霖对于涉案汽车美容店投入了巨额资金，包括添置设备、注册商标、雇佣工作人员等，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市场，邓启强可直接经营该店铺，方炳霖甚至将积累的客户资源也移交给了邓启强。100000元的承包费对应店铺经营权的转让，与场地使用费及设备耗材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更非获得店铺内用品所有权的对价。涉案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租赁场地设施设备归邓启强所有，是基于双方约定的7年租期，若双方正常合作完毕，相应的设备折旧后基本没有价值了，故双方才会做此约定。二、邓启强称承包费具有担保性质与事实不符。涉案合同直接约定了固定金额，并给予邓启强一定的支付期限，约定邓启强应当支付押金，该押金才属于履约保证金。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邓启强并没有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如期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及场地使用费，甚至出现拖欠水电费的行为，邓启强的上述行为充分证明其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尤其是在双方于2020年2月25日签署的协议中，明确注明截止2020年2月17日，邓启强拖欠承包费，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二审法院应当驳回邓启强的上诉请求。方炳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启强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45417元；2.判令邓启强向方炳霖支付2020年3月的场地使用费12000元，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每月少支付的场地使用费14000元；3.判令邓启强向方炳霖支付2020年1-3月电费2463.6元，2020年1-3月水费1104.82元，合计3568.42元；4.判令邓启强向方炳霖支付违约金42000元；5.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邓启强负担。邓启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方炳霖向邓启强返还承包费45594.24元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4月1日暂计至反诉之日为182.38元，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方炳霖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9日，方炳霖作为甲方、邓启强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承包甲方投资的汽车美容店，店内全部设备及耗材交付乙方使用，乙方需每月支付场地使用费（2019.8.1-2020.11.30，19000元/月；2020.12.1……），双方约定店面承包费为100000元，乙方将一楼经营利润达到每月三万后，经营利润的18%付于甲方，作为甲方投资利润。每月4号向乙方收取当月场地使用费，甲方可提前三日提醒乙方支付场地使用费。乙方在签约后每月除按时支付场地使用费外还需分期支付店面承包费给甲方，每月最少付10000元，8个月内支付完全部100000元店面承包费。合同期满一楼现有设备设施归乙方所有。乙方需于2021年8月1日前支付押金42000元，合同期满后，甲方退回押金。合同期限由2019年8月1日至2026年12月19日。乙方未按时支付场地使用费及相关费用的，甲方可以进行催收，催收费用由乙方支付。一方干扰另一方正常经营的，违约方向无过错方支付赔偿，赔偿金额按实际损失计算。乙方出现以上违约责任的，甲方有权取消合同，乙方所交押金及店面承包费甲方不予退还。双方并就水、电、拆迁情况进行了约定。2020年2月25日，邓启强于方炳霖打印的《协议》上签名，《协议》内容为“鉴于2019年8月9日与邓启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截止至2020年2月17日止，邓启强现总共拖欠承包费人民币55417元，已造成违约责任行为，现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邓启强承诺所拖欠承包费55417元按以下约定期限支付：2020年2月21日前支付10000元，2020年3月10日前支付9000元，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11000元，2020年4月20日前支付15000元，2020年5月15日前支付10417元。二、邓启强承诺：2019年8月-2020年7月，共计12个月，每月少收取的租金2000元，累计人民币24000元，于2020年9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三、押金支付方式：2021年1月起，每月4号前支付押金5250元整，直至2021年8月止，共计42000元。四、约定场地完全由邓启强自主经营，所发生的任何事务由邓启强承担”。2020年3月13日，方炳霖作为甲方，邓启强作为乙方签订《协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19年8月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同），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合同取消，乙方需于2020年3月31日前撤出合同约定场地”。2020年4月1日，方炳霖、邓启强对涉案场地及设备进行了交接。一审庭审中，方炳霖、邓启强确认邓启强已向方炳霖支付承包费54583元，具体支付情况如下：2020年1月4日支付3000元，2020年1月7日支付4000元，2020年2月17日支付37583元，2020年2月22日支付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定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方炳霖、邓启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邓启强承包方炳霖的汽车美容店，并向方炳霖交付承包费、场地使用费，双方不存在合伙，故本案原定案由合伙协议纠纷有误，应为合同纠纷。对于方炳霖主张邓启强支付2020年3月的场地使用费12000元，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少支付的场地使用费14000元，水、电费3568.42元的诉讼请求，邓启强无异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对于承包费条款的理解问题。方炳霖、邓启强于2019年8月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合同期限由2019年8月1日至2026年12月19日”、“8个月内支付完全部100000元店面承包费”，即支付承包费的最后期限为2020年3月31日。2020年2月25日，邓启强于《协议》上签名，方炳霖收执，《协议》变更承包费支付期限为：“拖欠承包费55417元”、“2020年2月21日前支付10000元，2020年3月10日前支付9000元，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11000元，2020年4月20日前支付15000元，2020年5月15日前支付10417元”。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对于方炳霖陈述承包费为转让即需支付的费用，邓启强陈述承包费为2019年8月1日至2026年12月19日整个期间均摊的费用，本院均不予采信。方炳霖、邓启强于2020年3月13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且双方于2020年4月1日对涉案场地、设备进行了交接，故对于解除合同之前的承包费，邓启强尚欠方炳霖9000元，应予支付。合同解除之后的承包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的规定，方炳霖无权要求邓启强支付。对于邓启强要求方炳霖返还已支付的承包费45594.24元的诉讼请求，邓启强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承包费系2019年8月1日至2026年12月19日整个期间每月均摊费用，故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违约金的问题。方炳霖、邓启强于2020年3月13日解除合同时明确“双方友好协商一致”，不存在违约解除合同的问题，故方炳霖主张邓启强支付违约金，该院不予支持。至于方炳霖关于邓启强2020年2月25日于《协议》上签名，即为认可《协议》载明：“邓启强现总共拖欠承包费人民币55417元，已造成违约责任行为”的陈述，《协议》为方炳霖打印出具，虽有“造成违约责任行为”的字眼，但并未对违约责任进行说明，且《协议》中支付承包费期限反而给予了邓启强宽限，方炳霖在解除合同时亦未提及邓启强存在违约行为，故该院对方炳霖陈述因邓启强违约致使合同解除的观点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2020）粤0203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一、邓启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炳霖支付2020年3月的场地使用费差额12000元，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场地使用费差额14000元；二、邓启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炳霖支付尚欠水、电费3568.42元；三、邓启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炳霖支付尚欠承包费9000元；四、驳回方炳霖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邓启强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639.71元，减半收取计1319.86元，财产保全费1104.93元，共计2424.79元，由方炳霖负担1637元，邓启强负担787.7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39.86元，减半收取计469.93元，由邓启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方炳霖、邓启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方炳霖要求邓启强支付合同解除后的承包费，及邓启强要求方炳霖返还已支付的承包费能否支持。二、邓启强应否向方炳霖支付违约金42000元。一、关于方炳霖要求邓启强支付合同解除后的承包费，及邓启强要求方炳霖返还已支付的承包费能否支持的问题。方炳霖称承包费100000元系店铺交付给邓启强后，邓启强即应一次性支付的费用，因邓启强资金困难，故约定分期支付，并主张邓启强还需向其支付尚未支付的承包费45417元；邓启强则称承包费系其使用设备、商铺的租金，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均摊的费用，并主张方炳霖应向其返还多支付的承包费45594.24元及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涉案合同明确约定由邓启强分期支付100000元承包费给方炳霖，2020年2月25日，由邓启强签署并由方炳霖收执的《协议》，变更了涉案合同对于承包费支付方式的约定，方炳霖、邓启强上述关于承包费性质的陈述均与该约定不符。且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合同期满后，涉案店铺一楼现有所有设施设备归邓启强所有，但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邓启强撤离涉案店铺时，就所有设备与方柄霖进行了交接，其实际并未取得相应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据此，在涉案合同对承包费的支付方式有明确约定，及邓启强未实际取得设施设备所有权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确定承包费的支付数额。因涉案合同已于2020年3月13日解除，根据上述法律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邓启强应向方炳霖支付合同解除之前应支付的承包费9000元，且对方炳霖要求邓启强支付合同解除之后的承包费，及邓启强要求方炳霖返还已支付的承包费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邓启强应否向方炳霖支付违约金42000元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方炳霖、邓启强于2020年3月13日签订《协议》，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合同，故涉案合同的解除并不存在违约之情形。方炳霖主张邓启强拖延支付承包费，构成了违约，要求邓启强向其支付违约金，但在邓启强未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支付承包费后，双方已通过2020年2月25日的《协议》变更了涉案合同中关于承包费支付方式的约定，且双方于2020年3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明确写明“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未提及邓启强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对于方炳霖要求邓启强向其支付违约金42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方炳霖、邓启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0.29元，由方炳霖负担1985.43元，由邓启强负担1164.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茜审 判 员  梁晓芳审 判 员  毛文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莹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