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9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锦州市顺达国有企业管理中心，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中央大街二段**。法定代表人：刘金剑，该中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志强，辽宁卓政（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楠，辽宁卓政（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海市金海水产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大有农场九支路div>法定代表人：孟凡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凡明，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乃茹，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锦州鹏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大街二段天兴海逸半岛**div>法定代表人：董兰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忠德，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锦州市顺达国有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顺达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凌海市金海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孟凡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7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锦州鹏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艳公司”）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顺达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志强、龙楠，金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张君，孟凡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亮、杨乃茹，鹏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忠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达中心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7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顺达中心诉讼请求；2.由金海公司、孟凡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刘福德在违法放贷期间，为了应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以下简称“农行锦州分行”）的检查，于2006年7月12日，将违规发放给黄素华的贷款归到凌海市金华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公司”）和金海公司名下，并签订借款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证明刘福德违法放贷后，将违规发放给黄素华的贷款归到金华公司和金海公司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中国农业银行黑山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黑山县支行”）与金海公司于2006年7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农行黑山县支行原行长刘福德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合同中的借款数额是对原已违规发放的一笔或几笔数额合计到一起写到一份合法的合同中，目的是为了将已违法发放的贷款进行形式上的合法化，应付农行锦州分行的检查，该合同是无效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无论是金海公司提交的（2008）锦太刑初字第00040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案件二审刑事裁定书，还是金海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该刑事案件的卷宗等证据，均未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是农行黑山县支行原行长刘福德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合同中的借款数额是对原已违规发放的一笔或几笔数额合计到一起写到一份合法的合同中，目的是为了将已违法发放的贷款进行形式上的合法化，应付农行锦州分行的检查，该合同是无效合同的事实。同时，金海公司申请刘福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应属于民事纠纷案件的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证言不得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现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均未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系刘福德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而签订的合同，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即认定案涉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最重要的是，刘福德违法发放贷款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由公安机关专案组侦查且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决书，既然刑事裁决书未认定案涉贷款系刘福德违法发放的贷款，那么一审法院依照民事审判程序依职权认定本案贷款发放系违法发放的刑事违法行为，进而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明显属于滥用审判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系无效合同以及金海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盖章确认等行为系无效借款合同衍生等内容，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签订后也未实际履行，未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贷款，故顺达中心以该合同为基础合同而主张金海公司、孟凡明偿还贷款本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借款凭证》已经载明是债权凭证，是银行已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有效凭证，债务人在其上盖章是对已经发放借款事项进行确认。因此，《借款凭证》可以作为本案贷款实际发放的证据。同时，在金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填写借款凭证后，金海公司在两份变更贷款方式的通知和协议书上盖章，又亲自出具还款承诺书，抵押人凌海市小柳滩涂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也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金海公司又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以上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款项已经实际发放，金海公司已经收到案涉借款。而且，金海公司在庭审中抗辩已经偿还2100万元，现有证据证实2100万元并未偿还本案借款，但从金海公司提出该抗辩理由看，如果金海公司没有足额收到该笔借款，其不可能提出已经偿还2100万元的抗辩理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未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贷款等内容错误。四、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顺达中心提交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以及未依顺达中心申请追加抵押人的承债主体为被告，是错误的。1.顺达中心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为案涉借款抵押人档案资料等证据，旨在证明抵押人凌海市小柳滩涂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但因该公司已经注销，依据该公司清算报告，如出现一切债权债务纠纷，由公司股东负责，故顺达中心申请一审法院追加抵押人的股东为被告，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未依顺达中心申请追加被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顺达中心提交的第六组证据金华公司《借款合同》，证明金华公司在农行黑山县支行有一份5100万元贷款合同，2100万元已经偿还了金华公司5100万元借款中的2100万，即金华公司尚欠借款本金3000万元。顺达中心提交的催收公告证实了农行黑山县支行向金华公司催收该笔款项为3000万元。同时，2100万支付时间分别是2006年和2007年，但在2009年、2011年农行黑山县支行向金海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时，金海公司在逾期催收通知上加盖公章，对于欠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进行了确认。而顺达中心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中农行黑山县支行向金华公司送达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中显示5100万元贷款已经变更为3000万元。顺达中心提交的第六组证据足以证明2100万并未偿还本案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顺达中心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系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顺达中心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金海公司、孟凡明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顺达中心诉讼请求。金海公司辩称，不同意顺达中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放，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顺达中心也未能举证证明款项已经发放给金海公司，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一审判决驳回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正确。本案中，银行虽与金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但合同约定的2500万元款项银行从未实际发放给金海公司，没有履行借款合同。顺达中心主张的借款借据、催收通知书等书面文件也只能证明金海公司签订书面文件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款项实际发放，如果真如顺达中心所说款项实际发放，那么必然存在银行向金海公司账户付款的付款记录，顺达中心作为债权人完全有能力提供款项支付到金海公司账户上的证据，但本案中顺达中心作为债权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款项已经实际发放，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顺达中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二、案涉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2008）锦太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417”专案的讯问笔录、还款明细、刘福德等人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案涉借款合同是农行黑山县支行原行长刘福德为了掩盖其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而与金海公司签订的，是为了将之前违规发放的贷款进行形式上的合法化，应付上级单位检查，并没有实际向金海公司发放2500万元贷款。这一事实已经由相关的刑事案件卷宗所确认，刘福德作为合同签订时的银行行长、经办人也明确认可这一事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一审将案涉借款合同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完全正确。三、案涉债权转让的通知及债权催收方式不合法，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且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本案中金海公司住所地从未变更且一直在正常营业，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现场送达等方式找到金海公司，案涉债权不适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债权人通过报纸进行公告送达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四、金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催收通知书等文件都是由黄素华实际操作的，金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孟凡明均不知情，黄素华代理金海公司签订案涉文件的行为为无权代理，对金海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金海公司从未委托黄素华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也从未对其代理行为进行追认，借款合同对金海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五、与本案完全一致的案件此前辽宁高院已经做出过生效判决，驳回银行债权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与本案一审判决完全一致，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辽宁高院（2012）辽民二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是农行黑山县支行起诉凌海环宇锌业有限公司要求清偿借款，凌海环宇锌业有限公司与本案金海公司等四个公司都是刘福德用于掩盖违法放贷行为而与银行签订合同的，该判决以银行未实际发放贷款和合同因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为由判决驳回了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顺达中心的全部上诉请求。孟凡明辩称，同意金海公司的答辩意见。孟凡明对案涉借款情况既不知情也不是案涉借款的主体，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鹏艳公司述称，鹏艳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及相关证据与顺达中心一致。顺达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海公司、孟凡明偿还借款本金2500万元，利息26,327,648.03元（计算到2016年5月31日），合计51,327,648.03元；2.判令金海公司、孟凡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刘福德原系农行黑山县支行行长，2005年1月起至2006年7月，其违法发放贷款17,207万元。公案机关在侦查刘福德刑事案件中，将该案件定为“4.17”专案。公案机关对于涉案款项进行追缴。案发后部分贷款未追回。案外人刘福德违法发放贷款给多人，其中涉及案外人黄素华。黄素华系金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孟凡明是母子关系。孟凡明是本案金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素华在刘福德处多次借贷还贷，后余大部分贷款未予偿还。刘福德在违法放贷期间，为了应付农行锦州分行的检查，于2006年7月12日，将违规发放给黄素华的贷款归到金华公司和金海公司名下，并签订借款合同。其中2500万元《借款合同》上盖有金海公司公章，并有黄素华签字。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农行黑山县支行未实际向金海公司发放2500万元贷款。之后，农行黑山县支行将信用贷款变更为抵押担保贷款，凌海市小柳滩涂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用三处海域使用权为金海公司上述25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06年11月24日，金海公司向农行黑山县支行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2007年12月20日还清贷款。农行黑山县支行于2009年4月20日、2011年4月12日向金海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金海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农行锦州分行于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2月9日、2014年12月26日、2016年8月26日将此笔债务在《辽沈晚报》登载催收公告。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改，于2008年将包括本案在内的不良债权剥离给财政部，财政部又委托农行以农行名义履行债权人和资产所有人职责。同时，根据上级行要求，农行黑山县支行等管理的不良贷款业务划归农行锦州分行统一管理，权利义务由农行锦州分行负责承担。2016年11月21日，锦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锦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农行锦州分行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农行锦州分行将个案债权及其从权利等全部权利转让给锦州市人民政府。2017年1月4日，农行锦州分行在《辽宁法制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2017年3月9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本案债权及其从权利等全部权利转让给顺达中心。顺达中心现依据借款合同，主张金海公司、孟凡明偿还借款及利息。再查明，金海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孟凡明。又查明，在载于公案侦查卷宗中的“4.17”专案追缴贷款明细中记载，黄素华涉案金额8320万元，追缴金额2100万元。之后，2008年10月30日，公安机关在给农行锦州分行的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金海公司，在我支队办‘4.17’专案期间，主动还款2100万元，经市公安局中心已返还农行黑山县支行”。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改将本案不良债权转让给锦州市人民政府。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本案债权及其从权利等全部权利又转让给顺达中心。顺达中心现主张金海公司、孟凡明偿还借款及利息。因此，顺达中心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合同应当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本案中，农行黑山县支行与金海公司于2006年7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农行黑山县支行原行长刘福德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合同中的借款数额是对原已违规发放的一笔或几笔数额合计到一起写到一份合法的合同中，目的是为了将已违法发放的贷款进行形式上的合法化，应付农行锦州分行的检查，该合同是无效合同。该合同签订后也未实际履行，未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贷款，故顺达中心以该合同为基础合同而主张金海公司、孟凡明偿还贷款本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虽然本案金海公司给顺达中心出具《还款承诺书》，并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但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农行黑山县支行也未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贷款，故金海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盖章确认等行为，均是基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借款合同所衍生的。因此，不能在双方之间产生民事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顺达中心据此向金海公司主张还款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判决：驳回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439元，由顺达中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500万元，借款种类为临时，借款用途为购货，还款日期为2008年7月30日，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信用。2006年10月27日、11月24日，农行黑山县支行与金海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变更协议书》，借款担保方式由信用转为抵押，但未提交依《抵押合同》已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手续。金海公司于2006年11月24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贷款金额存在改动，由3000万元改为2500万元。经查，顺达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明材料中《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存在合同编号不一致情形，其中《借款合同》载明合同编号为（黑山）农银借字第3号，两份《抵押合同》载明金海公司借款合同编号为21101200600004330、21101200600004342，2011年4月12日形成的两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其中一份载明合同编号21101200600004330项下借款的借款人为金华公司。顺达中心未能提交案涉2500万元借款实际发放给金海公司的有效证据。鹏艳公司向本院提交日期为2020年9月21日的《参加诉讼申请书》一份，请求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二审程序。顺达公司亦向本院出具《证明》一份，同意鹏艳公司代替顺达公司向金海公司、孟凡明主张权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鹏艳公司向本院提交《拍卖成交确认书》《收款收据》《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资产明细》等证明材料，证明顺达中心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的债权已经拍卖程序转让给鹏艳公司，双方于2020年8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载明，“本合同标的为顺达中心向鹏艳公司转让的债权包，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5月31日，29户企业债权共计人民币334,686,777.49元，鹏艳公司受让债权包所应支付顺达中心的价款为人民币350万元。双方一致确认，交割条件全部成就（债权包转让价款全部结清）即2020年8月18日为交割日。”顺达公司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实予以确认。金海公司、孟凡明不同意鹏艳公司替代顺达中心承担本案诉讼，但同意其参加本案二审程序。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变更协议书》《抵押合同》《还款承诺书》《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参加诉讼申请书》《证明》《拍卖成交确认书》《收款收据》《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资产明细》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足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鹏艳公司申请参加诉讼是否应予准许；二、农行黑山县支行是否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2500万元贷款，能否依据现有证据支持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鹏艳公司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是否应予准许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中，鹏艳公司向本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请求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案件二审程序的审理。为支持其主张，鹏艳公司向本院提交《拍卖成交确认书》《收款收据》《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资产明细》等证明材料，证明鹏艳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案涉债权。顺达公司亦向本院出具《证明》，同意鹏艳公司代替顺达公司向金海公司、孟凡明主张权利。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受让人在受让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后，对正在诉讼的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如受让人申请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为第三人。鹏艳公司向本院提出参加诉讼申请，其申请书未明确提出要求替代顺达中心的诉讼地位，经征询金海公司、孟凡明意见，两方当事人不同意鹏艳公司替代顺达中心承担本案诉讼，但同意其参加本案二审程序。对此，鹏艳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对于鹏艳公司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应予准许。二、关于农行黑山县支行是否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2500万元贷款，能否依据现有证据支持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顺达中心、鹏艳公司在本院作出释明后，未能提交案涉2500万元借款实际发放给金海公司的有效证据。在本院二审期间，顺达公司及鹏艳公司均陈述，案涉借款为新发生的借贷关系，不存在贷新还旧等其他情形。该借款卷宗内，没有农行黑山县支行向金海公司发放贷款的银行流水凭证。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农行黑山县支行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借款2500万元。至于顺达中心上诉主张，《借款凭证》已经载明是债权凭证，是银行已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有效凭证，债务人在其上盖章是对已经发放借款事项进行确认一节。经查，该借款凭证盖章经办人为黄素华，凭证右上角注明“展期至2006.11.30”字样，因“4.17”专案中涉及到黄素华与原农行黑山县支行行长刘福德之间违法放贷事实，黄素华涉案金额达8320万元，本案审理的焦点亦在于案涉《借款合同》是真实的借贷关系，还是刘福德与黄素华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可见，农行黑山县支行是否向金海公司实际发放借款2500万元是本案审理的关键所在，不能依据《借款凭证》载明内容作出事实认定。至于顺达中心提出的金海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等上诉主张一节。经查，顺达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明材料中《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存在合同编号不一致情形，《还款承诺书》中贷款金额存在改动，由3000万元改为2500万元。上述证明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可见该笔借款合同档案材料存在瑕疵，顺达中心、鹏艳公司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鉴于案涉借款不能证明已经实际发放给金海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行为均是基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借款合同所衍生的行为，系依照法律规定，并结合相关事实，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作出的判断，顺达中心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事实成立，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顺达中心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439元，由锦州市顺达国有企业管理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 宁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肖利剑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