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闽刑终166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树荣，男，1975年12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华安县，汉族，初中文化，经商，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8月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靖县看守所。 辩护人陈惠贞，福建析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郑毅，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曾树荣犯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6刑初2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曾树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提讯上诉人曾树荣，审阅上诉状、辩护词，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曾树荣伙同台湾诈骗团伙谢旭圳（另案处理）等人，商定安排大陆“女秘书”冒充台湾地区女子，与台湾男性聊天谈感情，骗取被害人信任，进行诈骗活动。2008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曾树荣以厦门南屏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联信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及相应分公司等名义，在福建省厦门市××漳州市开设数十处诈骗窝点，在各诈骗窝点架设网络服务器，实现在大陆虚拟台湾地区电话号码。曾树荣先后雇佣陈某15、陈某10等二十余名“经理”负责管理各窝点的诈骗活动，按45%-50%的比例与台湾谢旭圳诈骗同伙分成，每周结算诈骗所得，累计收到台湾诈骗同伙给予的诈骗所得折合人民币129111975.03元，其中，曾树荣的两个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32460459.03元，黄聪德的五个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57580279元，陈庆华的三个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39071237元。后曾树荣安排黄聪德等人向诈骗窝点负责人转账共计人民币106263332.5元，作为各窝点涉案人员工资、奖金或其他费用。曾树荣个人非法获利人民币384万元。2015年8月4日，曾树荣自动到南靖县公安局投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证言、银行交易明细、鉴证报告、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档案、房屋租赁合同、申请电路宽带记录、台湾地区司法部门通过两岸司法互助渠道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案犯生效裁判文书、同案犯供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和投案证明、被告人曾树荣的供述与指认涉案窝点的现场照片及辨认笔录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曾树荣伙同台湾地区犯罪集团在大陆筹办数十个诈骗窝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曾树荣诈骗窝点的犯罪组织、主要成员基本固定，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依法应认定为诈骗犯罪集团。曾树荣作为组织、领导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曾树荣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到最主要作用，非法获利最多，对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危害性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从严惩处。曾树荣犯罪集团对不特定多数人拨打电话发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依法应酌情从严惩处。曾树荣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综合考量曾树荣在犯罪集团所处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及社会危害性，不足以对曾树荣从轻处罚。依法判决：(一)被告人曾树荣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二）被告人曾树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八十四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曾树荣的上诉理由：全案证据缺少被害人陈述的印证；台湾人谢旭圳指派林青晖、江锦松到大陆招聘秘书、开办公司，其受林青晖、江锦松领导，帮助招聘秘书及付薪资、奖金给秘书等，其行为符合从犯特征；原判量刑畸重，其有自首情节，请求依法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曾树荣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曾树荣有自首情节，原判未予从轻处罚，量刑明显不当，请求改判。 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上诉人曾树荣与台湾诈骗集团首脑谢旭圳（另案处理）商定“ＣＡＬＬ客恋爱诈欺”合作模式，由曾树荣负责在福建省厦门市等地以公司名义，组建电信网络ＣＡＬＬ客窝点，架设网络服务器，招聘大陆年轻女子担任“女秘书”，利用网络服务器实现大陆虚拟台湾地区电话号码，与台湾同伙分工配合，共同骗取台湾地区不特定男性公民的财物。自2008年7月至2013年1月，曾树荣负责在厦门市、漳州市组建数十处电信网络ＣＡＬＬ客窝点，掌控各窝点日常运营与开支，以及台湾同伙分配的诈骗所得钱款。曾树荣对外以公司名义经营，对内各窝点分设“经理”、“行政人员”、“秘书主任”、“女秘书”等。曾树荣分别雇佣黄聪德（已判决）为总部财务人员，负责发放各窝点成员的工资、奖金；陈某10、陈某15（均已判决）等人为窝点“经理”，参与雇佣、管理各自窝点成员，核报和发放窝点成员的奖金等；“行政人员”陈某14、陈跃聪、陈某3（均已判决）等人负责登记各自窝点成员的业绩表、考勤表及其他杂事；“秘书主任”负责管理、培训各自窝点“女秘书”打电话，统计“女秘书”业绩；“女秘书”蔡川敏、苏晓红、郑春花、卢某2（均已判决）等数百人随机拨打台湾地区不特定人员的电话，以台湾“酒促小姐”、“茶叶推销员”、“美容院员工”等虚假身份与台湾男性聊天谈感情，建立所谓“男女朋友”关系；骗取信任后，再以业绩需要等各种借口，诱骗被害人到指定的台湾酒店“消费”。台湾诈骗同伙则安排经培训的“公关小姐”以对应艺名“女秘书”的身份在台湾地区“后宫”“钻石帝国”“曼哈顿”等酒店与被害人见面。待时机成熟后，再以家人生病、离职还钱等虚构理由博取被害人同情与幻想，使之陷入错误认知，进而骗取被害人钱财。“公关小姐”会将所骗钱款金额告知大陆“女秘书”和“台湾控台”，并上交诈骗所得钱款。每周台湾同伙按诈骗所得钱款金额的45%-50%与曾树荣对账，结算后通过汇款、现金方式存入曾树荣指定的银行账户。曾树荣累计收到台湾同伙给予的诈骗所得钱款折合人民币129111975.03元。其中，曾树荣的二个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32460459.03元，黄聪德的五个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57580279元，陈庆华的三个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收到人民币39071237元。后曾树荣安排黄聪德等人向各诈骗窝点负责人转款共计人民币106263332.5元，作为各窝点成员的工资、奖金或其他费用。曾树荣个人非法获利人民币384万元。 期间，上诉人曾树荣以厦门南屏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联信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及相应分公司等名义，在福建省厦门市××漳州市设立数十处电信网络ＣＡＬＬ客诈骗窝点，具体如下： （1）2008年底至2010年初，曾树荣在厦门市湖里区江头祥店幸福生活第二城二十层和二十一层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汤庆良（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林某1、黄某1、陈某1、陈某2、郭某1、王某1等人担任“女秘书”。 （2）2008年底至2011年底，曾树荣在厦门市××路××花园××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罗一勤、罗一健、陈某3（另案处理）等人负责管理，庄碧华、陈惠娇、李桂珠等人担任“女秘书”。 （3）2008年底至2012年初，曾树荣在厦门市思明区××路××花园××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陈朝华和陈树煌（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蔡某、高某、王某2、刘某2、陈某4、郑某、黄某2、龙启平、蓝丽丹、许玉梅、赵家茹等人担任“女秘书”。 （4）2008年下半年至2012年5、6月份，曾树荣在厦门市思明区××大厦××楼××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先后雇佣汪某、李明宁、郭嘉耀、白春水、陈锦宗（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何千花、庄某1、张某、廖某、吴某2、杨某1、陈某5、陈某6、王某3、曾某1、郭某2、沈某1、刘玉金、王招金、卢某1等人担任“女秘书”。 （5）2008年底至2013年初，曾树荣在厦门市××路××大厦××楼（总部）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汤惠明、孙辉来（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邹小青、钟秋兰、谢某、沈碧水、陈某8、陈某7、何某等人担任“女秘书”。 （6）2008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曾树荣在厦门市××路××公寓××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林德木和陈辉明（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詹某1、黄晓芳、刘某3、兰深文、林某2、沈某2、黄海琴、陈某9等人担任“女秘书”。 （7）2009年至2012年底，曾树荣先后在厦门市××路××商厦三楼、四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陈某10、游国梁、杨志毅、薛永杰、陈碧高（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经理”，陈某11、陈跃聪、陈某3、陈某12等人担任“行政人员”，郑春花、陈燕煌、卢某2、杨某2、林丽丽、陈晓凤、游牡丹、蔡川敏、詹某2、钟细敏、林秋宝、陈某13、林某3、李芳芳、樊某、肖某、陈婷、苏晓红等人担任“女秘书”。 （8）2010年初至2011年10月份，曾树荣在厦门市××路××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汤庆良等人担任“经理”，陈某14、林某4等人担任“行政人员”，黄某4、罗某、林某5等人担任“女秘书”。 （9）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曾树荣在漳州市芗城区××路××大厦××楼开设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陈某15（已判决）等人担任“经理”，庄某2、黄美娇等人担任“女秘书”。 2014年4月4日上诉人曾树荣因涉嫌诈骗犯罪被上网追逃。2015年8月4日，曾树荣到南靖县公安局投案，随身携带的现金人民币782元被扣押。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健康检查表,证实2014年4月4日南靖县公安局对以曾树荣为首的电信诈骗案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曾树荣被羁押南靖县看守所前，经健康检查，无外伤，且行走正常。 2.在逃人员撤销表、到案经过、投案证明书，证实2014年4月4日曾树荣因涉嫌诈骗犯罪被上网追逃，2015年8月4日曾树荣主动到南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投案。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曾树荣被扣现金人民币782元和一部诺基亚手机。 4.户籍证明，证实曾树荣的身份等自然情况。 5.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2015）靖刑初字第79号、97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证实因本案，同案犯蔡川敏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同案犯苏晓红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同案犯郑春花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同案犯卢某2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同案犯陈跃聪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6.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银行交易明细总汇，证实自2008年7月至2013年2月，曾树荣、黄聪德、陈庆华各自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曾树荣通过其本人及黄聪德、陈庆华等账户共收到台湾同伙诈骗所得钱款共计人民币129111975.03元。具体为曾树荣的二个中国建行账户共收到台湾同伙转账及现金存入共计人民币32460459.03元；黄聪德的五个中国建行账户共收到台湾同伙转账及现金存入共计人民币57580279元；陈庆华的三个中国建行账户共收到台湾同伙转账及现金存入人民币39071237元。从曾树荣以及黄聪德、陈庆华各自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出给汪某等21名诈骗窝点经理共计人民币106263332.5元。 7.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档案、房屋租赁合同，证实曾树荣将其开设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分别注册登记为厦门南屏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联信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厦门博技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漳州市芗城区御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 8.申请电路宽带记录，证实同案人陈朝华向中国联通厦门分公司申请二个宽带账号，向厦门市联信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申请165专线宽带账号，通过网络电话，实现大陆地区虚拟台湾地区电话号码。 9.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海峡两岸调查取证结果通报书，证实本案台湾地区证据由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向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发出协查函，要求台湾检方提供同案犯谢旭圳、林智华欺诈案的刑事判决文书、讯问笔录、书证等证据材料的取证程序合法，证据来源真实。 10.同案犯谢旭圳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16年度易缉字第19、20、21号刑事判决书、台湾高等法院2016年度上易字第155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谢旭圳系CALL客电话诈欺集团首脑，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于诈欺取财之犯意，在大陆地区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地区二类电信业者合作，在该地设置网路电话CALL客机房，雇佣有犯意联络之大陆地区女子（即CALL客秘书，下称大陆秘书）成立CALL客秘书台（代号888、850、810、800、700、044），并与有犯意联络之大陆地区成年男子曾树荣等厦门当地CALL客电话诈欺集团之CALL客秘书台（代号220、407、408、409、420、430、450、460、470、480、490、520、530、560、580等）合作，由大陆秘书以电话对台湾地区不特定男性民众进行“CALL客恋爱诈欺”，诱使民众前往谢旭圳在台湾地区经营之酒店消费，再由有犯意联络之酒店“公关小姐”配合大陆秘书之“诈术”剧本演出，致来店之同一位客人接续陷于错误，而以现金或信用卡刷卡之方式交付款项，而大陆CALL客秘书台可分得客人消费金额（即业绩）之半数，酒店“公关小姐”可分得客人消费金额之10%（新客）或15%（回客）之金额。谢旭圳为遂行上述CALL客恋爱诈术，于2007年10月间、2008年9月间、2009年5月间、2009年12月8日在台湾地区台北市中山区先后成立后宫酒店、钻石酒店、曼哈顿酒店、春天酒店，雇佣有犯意联络之张骏腾担任后宫酒店、钻石酒店、曼哈顿酒店之店长（亦称总店长），刘惠菁（已经法院判决确定）为4家酒店之总会计，以及有犯意联络之人分别担任4家酒店之访台经理、控台、会计、少爷、“公关小姐”、现场负责人及登记负责人等职务，配合大陆秘书CALL客诈术诈骗至酒店之客人。依法判决：被告谢旭圳共同犯诈欺取财罪，应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后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提起上诉，台湾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11.同案犯林智华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2014年度简字第2662、2663、2664、3246号刑事简易判决书，证实2009年5月间，林智华与有犯意联络之谢旭圳各出资15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市中山区××东路2段20号12、13楼成立曼哈顿酒店，与大陆CALL客秘书台配合，通过CALL客恋爱诈术，诈骗酒店客人。依法判决：被告林智华共同犯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 12.“钻石帝国酒吧”（即钻石酒店）的台北市政府营利事业登记证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二派出所临检现场人员花册，证实台湾地区警察到钻石酒店临检的现场情况，有女性服务生、少爷等人员。 13.台湾地区酒店会计人员接大陆秘书订桌单及拨对话、回话电话，以及与出外场小姐对话的涉案监听译文内容与署名心怡、静如的信件影本等书证，证实大陆CALL“女秘书”通过台湾“控台”订桌，并与涉案4家酒店的“公关小姐”交流的聊天内容，“公关小姐”把与客人见面时的情况反馈给大陆CALL客“女秘书”。 14.大陆CALL客“女秘书”以虚拟电话、虚拟身份随机拨打台湾地区不特定男性的相关电话译文，证实大陆CALL客“女秘书”打电话给台湾地区男子，假装此前认识，以虚假恋爱目的建立联系。 15.台湾地区遭欺诈的被害人明细表，证实台湾被害人的姓名、遭欺诈的时间、“公关小姐”的花名、大陆“女秘书”的花名，被欺诈的金额。 （二）同案犯供述及证人证言 1.同案犯谢旭圳的供述，供认其在台湾地区经营“后宫”“钻石帝国”“曼哈顿”“春天”等酒店，向大陆曾树荣购买CALL客，让客人到酒店消费，将利润分五成给曾树荣。 2.同案犯林智华的供述，供认其知悉谢旭圳经营的四家酒店是经营恋爱客，一对一包厢。即在厦门请大陆秘书台CA**客，大陆秘书编理由让客人来消费，再由现场“公关小姐”配合，假扮CALL客秘书接待客人。一般是五五分，因为客人是大陆CALL来的。经照片辨认，确认大陆诈骗集团人员中，有见过6、8号的人，但不知道名字。照片上8号人员为曾树荣。 3.证人刘某1（时任台湾地区涉案酒店总会计）的证言，证实台湾地区“钻石帝国”“后宫”“春天”“曼哈顿”等四家酒店的实际负责人是谢旭圳，其知道大陆有帮店内做ＣＡＬＬ客。其会收到汇款简讯，因为大陆ＣＡＬＬ客那边的办公室需要支付一些薪资、费用，这些费用由台湾这边支付，因为他们把客人ＣＡＬＬ来酒店消费。每日各酒店会计结账后传日报表给大陆曾树荣，再由曾树荣统计后传给其，核对与现场所收金额有否出入。四家酒店全部“营业额”的一半汇给曾树荣。 4.同案犯黄聪德的证言，供认2009年2月至2013年1月，曾树荣叫其担任诈骗窝点总部的财务人员，在公司总部厦门七星路金星大厦六楼上班，主要负责发放人员工资、奖金。陈庆华是曾树荣外甥，也是公司财务人员，曾某2是曾树荣的父亲，曾树荣使用他俩的银行卡。曾树荣在厦门开设十多个诈骗窝点，漳州也有一个点，台湾老板谢旭圳等人会将诈骗所得抽成后通过汇款、现金等各种渠道汇给曾树荣。汇款方式是通过大陆各地人员将款项汇入其和曾树荣、陈庆华的银行账户，若是现金曾树荣则直接存入其银行账户。每个窝点的行政每月汇总业绩情况，把工资造表后通过腾讯ＱＱ发给其，其据此发放工资。工资由曾树荣安排，一般至少100万元，其会在每月20日左右，通过其和陈庆华的账户直接转账到“女秘书”的工资卡，“女秘书”的业绩抽成则由经理发。汇入经理账户的钱包括经理工资和抽成、“女秘书”的抽成、员工宿舍房租和水电费等。2012年底，厦门市公安局有找曾树荣等人问话，之后曾树荣决定收手，至2013年1月全部停止，但有的工资拖到2013年2月才发放。 5.证人林某1（时任幸福二城、金尚路惠鸿花园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08年12月至2010年5月间，其先后在厦门市湖里区××店幸福生活第二城和厦门市湖里区××路××花园诈骗窝点实施诈骗，老板是曾树荣，共开设了二十几个诈骗窝点，员工至少有一千多人。其一天会打两百多个电话，接通后响几声就按掉，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电话，其冒充台湾女子，以自己在酒店上班为由，在谈话中套出对方信息，并记录在笔记本上。在逐步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骗取对方信任后，其会以自己在酒店工作需要业绩，要求对方来酒店捧场消费，有时候还会以家里亲戚朋友生病需要用钱等借口，以此骗取被害人钱财。 6.证人黄某1、陈某1、陈某2、郭某1、王某1（均为幸福二城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林某1证实的窝点经理是汤庆良，以及诈骗手段等内容基本相同。 7.证人陈某3（时任金尚路惠鸿花园窝点行政）的证言，证实2010年3月至2012年8月，其受曾树荣的雇佣到厦门市南屏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先后在厦门市××路××花园建设银行楼上205号和厦门市湖里区××路××花园××号××室办公，其担任行政，就是打杂、负责租房子、交水电费、登记秘书话费情况等，公司的秘书经过秘书主任培训后，通过随机拨打台湾电话向台湾男子套取个人信息、培养感情，伺机邀请到酒店消费以骗取钱财。 8.证人蔡某（时任广顺花园二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4月至11月间，在厦门市思明区××路××花园××楼××电话实施诈骗，窝点经理为陈朝华、陈树煌，秘书组主任张巧玲，组长陈某4、秘书王某2、郑某等人。其随机拨打台湾电话，以茶叶或酒公司的推销员、美容院员工等虚假身份与台湾男子聊天，若要求见面，则由台湾同伙安排“公关小姐”约会培养感情，待时机成熟再以各种借口骗取钱财。“公关小姐”骗得钱财后，会把骗到多少钱告知其。 9.证人高某、王某2、刘某2、陈某4（秘书组长）、郑某、黄某2（均时任广顺花园二楼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蔡某陈述的窝点经理、秘书、诈骗手段等基本相同；陈某4经照片辨认，确认老板为曾树荣，平时大家叫他“荣哥”。 10.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其认识了台湾老板谢旭圳，当时谢旭圳和曾树荣合作在厦门很多地方设立诈骗窝点，招聘“女秘书”拨打台湾男子电话，以谈感情的方式实施诈骗。2008年11月，谢旭圳介绍其到曾树荣开设在厦门市思明区××大厦××楼的诈骗窝点上班。皇达大厦五楼有二个厅，曾树荣让其负责一个厅，另一个厅的经理是郭嘉耀，后换成白春水。几个月后五楼又多开设一个厅，经理叫李明宁。其去上班的时候网络电话等办公设备均已安装，行政叫薛永杰，另外大概有30个左右的女孩子。其将秘书的工资及抽成报送到总部，总部则通过黄聪德、陈庆华和曾树荣的账户汇入其建设银行账户。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以上三个账户共计转给其人民币2533327.4元。 11.证人庄某1（皇达大厦十五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09年4月至11月间，其在厦门市思明区××大厦××楼诈骗窝点实施诈骗，经理是陈锦宗。其担任秘书，冒充台湾女子，通过随机拨打台湾电话向台湾男子套取个人信息、培养感情，以邀请到酒店消费、朋友生病等方式骗取钱财。皇达大厦五楼是公司的另一窝点。 12.证人吴某1、张某、廖某、吴某2、杨某1、陈某5、陈某6、王某3、曾某1、郭某2、沈某1、卢某1（均时任皇达大厦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汪某、庄某1证实的窝点经理、秘书、诈骗手段等基本相同。 13.证人陈某7（时任金星大厦六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12年2月，其应聘到厦门市思明区××路××大厦××楼公司上班，担任秘书即话务员。公司经理叫辉哥（即孙辉来）、其艺名“小美”，通过随机拨打台湾电话向台湾男子套取个人信息、培养感情，假装交“男女朋友”，骗取对方信任后，以补业绩，邀请被害人到酒店消费，或以家里有事急需钱等骗取钱财。 14.证人何某、陈某8（均为金星大厦六楼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陈某7证实的窝点经理、诈骗手段等相关情节可相互印证。 15.证人詹某1（时任侨鑫公寓二楼、华联商厦三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08年12月至2010年12月，其应聘到厦门市××路××公寓××楼窝点参与诈骗，其冒充台湾女子，通过随机拨打台湾电话向台湾男子套取个人信息、培养感情，以邀请到酒店消费等方式骗取钱财。老板是“阿荣”，经理叫陈辉明。四个月后，公司在华联商厦三楼设立分公司，组长陈梅叫其一起过去上班，经理是杨志毅。 16.证人刘某3、林某2、沈某2、陈某9（均时任侨鑫公寓二楼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詹某1证实的窝点经理、诈骗手段等内容基本相同。 17.证人陈某10（时任华联商厦四楼窝点经理）的证言，证实2009年9月至2013年1月，其受雇曾树荣在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华联商厦四楼设立的诈骗窝点，负责该窝点招聘“女秘书”等具体事务，每周一召开会议通报秘书业绩情况，会后根据秘书的业绩发放奖金，主任负责培训和管理“女秘书”，行政人员负责登记业绩表和考勤，“女秘书”负责打电话实施诈骗。主任会教“女秘书”怎么打电话。期间，曾树荣汇给其共计人民币7660594元。经照片辨认，陈某10确认曾树荣是雇佣他的老板。 18.证人陈某11（时任华联商厦三楼、四楼窝点行政）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间在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华联商厦三楼、四楼诈骗窝点当行政，负责给秘书们考勤，老板是曾树荣。台湾“公关小姐”会把骗到多少钱告知秘书和台湾的控台，并上交诈骗所得，少的一至二万台币，多的时候能骗到几十万台币。台湾的控台会将抽成通过各种渠道，汇给大陆这边。 19.同案犯陈跃聪、证人陈某12（均时任华联商厦窝点行政）的证言与证人陈某11的证言内容基本相同。 20.同案犯郑春花（时任华联商厦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间，在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华联商厦三楼诈骗窝点担任秘书实施诈骗，经理叫薛永杰，行政陈跃聪。其冒充台湾女子，套取并记录对方的个人、家庭信息，以谈感情的方式，逐步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骗取对方信任后，其会以自己在酒店需要业绩，要求对方来酒店捧场消费。如果对方同意见面，其会将对方的性格特点信息下单给经理，再通过腾讯QQ传送或打电话给台湾同伙，由台湾同伙安排“公关小姐”冒充秘书去和客人见面。根据客人的需求，“公关小姐”或陪客人开房发生关系，或陪客人吃饭等，目的就是要培养感情。待时机成熟，会以家里亲戚朋友生病需要用钱等各种借口，来骗取对方的钱财。 21.证人杨某2、詹某2、谢某及同案犯蔡川敏、卢某2（均时任华联商厦诈骗窝点秘书）的证言与同案犯郑春花证实的诈骗手段等基本相同。蔡川敏经照片辨认，确认老板为曾树荣，外号“荣哥”。 22.证人刘某4（时任华联商厦三楼诈骗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在厦门市湖里区华联商厦三楼诈骗窝点当“秘书”实施诈骗，公司老板“阿龙”，窝点经理杨志毅。 23.证人陈某13、林某3、樊某、肖某（均为华联商厦三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华联商厦三楼窝点经理为游国梁。 24.同案犯苏晓红（时任华联商厦四楼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11年华联商厦四楼诈骗窝点经理为陈碧高。 25.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实2009年6月，因台湾的现场人员被抓获，公司暂停运作。直到2011年3月，公司在湖里区禾山路金中华另外设立一个窝点，并叫其去当秘书主任，经理是汤庆良、行政是陈某14、陈建彬，另外大概有二三十个“女秘书”。 26.证人陈某14（时任金中华七楼窝点行政）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9月至2011年11月间，在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路金中华七楼诈骗窝点担任行政，公司老板姓曾，经理是汤庆良。其到公司上班后才知道公司是一个诈骗窝点，公司里有三四十个女孩子，那些女孩子就是打电话实施诈骗的“女秘书”，秘书组设有主任，主任下面设组长和组员，每个秘书都有自己的艺名，秘书组主要工作是通过拨打台湾男性电话实施诈骗。 27.证人林某4（时任金中华七楼窝点行政）、黄某4、罗某、林某5（均时任金中华七楼窝点秘书）的证言与证人陈某14的证言内容基本相同。 28.证人陈某15（时任漳州御泰大厦窝点经理）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其受雇于曾树荣，负责漳州市芗城区××路××大厦××诈骗窝点业务，招聘十几名女子，以拨打台湾电话的方式诈骗台湾男性。其登记业绩表和考勤，每周一召开会议，通报秘书的业绩情况，根据秘书的业绩发放奖金。“女秘书”则负责打电话冒充台湾年轻女子与台湾男性培养感情，获取信任后以各种借口骗取钱财。诈骗是由大陆和台湾互相配合实施的，所得各分一半。期间，曾树荣通过黄聪德和陈庆华的银行账户给其转账共计人民币714000元。 29.证人庄某2（时任漳州御泰大厦窝点秘书）的证言，证实2010年9月，其通过招聘网到漳州市芗城区××路××大厦××应聘，公司经理是陈某15与陈爱安两兄弟，经理负责整个公司事务，每周一要召开会议，通报秘书业绩情况，主任负责管理和培训秘书，秘书的诈骗情况和请假情况要报告主任，秘书下单要通过主任报告经理，才能进入经理室打电话与台湾那边的“公关小姐”联系沟通，秘书就是打电话冒充年轻女子实施诈骗的具体操作者。其艺名叫“夏雪”，通过随机拨打台湾电话与台湾男子培养感情，伺机邀请到酒店消费以骗取钱财。 30.证人陈某16的证言，证实其初中毕业后通过亲戚介绍去“阿荣”那里打工，开始做行政文员，后来看到秘书在骗台湾人，便知道是诈骗。总公司在厦门市××路××楼，那边有三间，六楼一间总部，一间诈骗窝点，另一间诈骗窝点在一楼。老板是曾树荣，财务洪琳蔚，张松林、陈某17是办公室的，皇达大厦也有三间诈骗窝点，六楼有两间，十几楼又有一间，其知道的经理有陈锦宗、白春水、郭嘉耀，主任是沈某1，一楼经理叫汤惠明、行政陈晓强；其还认识经理林德木、刘研。 31.证人陈某17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11月至2012年2月到曾树荣公司的食堂上班，该食堂没有对外营业，都是将饭菜煮好后送到公司各点。食堂平均每天准备三百多份快餐。其负责将快餐送到厦门市南山路华联商厦三楼和厦门市××路××大厦××楼，这两间公司都是曾树荣的话务公司设立在下面的分公司，公司是招聘女孩子打电话到台湾，骗取台湾男子到酒店消费。另外还有几个点是别人送的，听说是在莲前西路和后埔。 （三）上诉人曾树荣的供述、辨认、指认笔录与照片 上诉人曾树荣对自己伙同台湾人谢旭圳等人在厦门、漳州等地开设诈骗窝点，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供述如下： （1）开设诈骗窝点的商议经过及诈骗模式。2008年下半年，谢旭圳和林青晖（均为台湾人）到厦门找其，当时谢旭圳和其商量要在厦门合伙开设公司，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招聘“女秘书”（即女员工），让“女秘书”冒充台湾女子通过网络电话拨打台湾的流水号，认识台湾男人，有意识、有目的与对方谈话，套出对方个人与家庭信息，并记在笔记本上。有步骤地与对方谈感情，骗取对方信任，逐步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然后谎称自己在台湾的KTV酒店上班，以业绩需要邀请台湾男人到台湾KTV酒店消费，如果客人同意到酒店消费，“秘书”会下单给经理，再由主任通过QQ将单传送给台湾控台，台湾控台就会安排台湾本地经过培训的“公关小姐”（“公关小姐”会打电话给“女秘书”询问之前的聊天内容等）冒充打电话的“女秘书”陪客人，根据需求陪客人吃饭唱歌等。公司这种模式需要台湾和厦门两地互相配合，厦门这边由其负责，台湾那边由谢旭圳负责，谢给其45%的分成，其觉得能赚钱就同意了。2008年10月到2009年12月其与台湾方面约定按照全部业绩的45%分成，2010年1月至2013年1月其按照全部业绩的50%分成。 （2）开设的窝点情况。①厦门市思明区××路××花园××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至2012年初，刚开始“经理”是陈朝华，大家叫他“陈哥”或者“陈特”；后来由于该点人员扩大，分为二个厅，“经理”分别为陈朝华和陈树煌。②厦门市湖里区××祥店幸福生活第二城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至2010年初，二十层和二十一层各有一个厅，二个厅的“经理”都是汤庆良。③厦门市××路××花园××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至2011年底，刚开始没有“经理”，其直接叫该点的“秘书主任”罗一勤负责管理，后来的“经理”是李明宁。④厦门市七星路金星大厦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至2012年初，一楼和六楼各设一个厅，一楼的“经理”是汤惠明，六楼的“经理”是孙辉来，后来孙辉来那个厅先结束，汤惠明这个厅就搬到六楼。⑤厦门市××路××公寓××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9年初至2012年初，该点的“经理”是林德木和陈辉明，他们二人共同管理该点。⑥厦门市思明区皇达大厦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8年底至2012年5-6月份，五楼和十五楼都有设点，五楼设二个厅，一个厅的“经理”是李明宁，另一个厅的“经理”是郭嘉耀，郭嘉耀做了不久就没有做了，由原来该厅的行政白春水提拔起来当“经理”，十五楼的“经理”是陈锦宗。⑦厦门市××路××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10年初至2011年10月，该点是幸福生活第二城那个点搬过来的，“经理”还是汤庆良。⑧厦门市××路××花园建设银行楼上二楼点原先是林青晖自己开设的，其是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把它接管下来的，当时叫陈辉明兼“经理”，但这个点的时间很短，约半年就停了。⑨厦门市南山路华联商厦三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9年底至2010年6月、四楼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09年底至2012年底。华联商厦这个点规模比较大，共设七个厅，其中三楼有三个厅，四楼四个厅，“经理”分别是游国梁、杨志毅、薛永杰、陈碧高、刘研、陈某10、江锦松等人，江锦松是因为自己想多赚一些钱，所以才会去下面的厅当“经理”。⑩漳州市芗城区××东路××大厦点开设时间大约是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该点分二个厅，“经理”分别是陈某15、陈爱安。上述各窝点都有注册公司及办理营业执照，广顺花园设点注册联信通咨询有限公司；七星路金星大厦设点注册南屏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点都是注册南屏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公司有规章制度，规定上下班时间，一般是14时上班，23时下班，且“女秘书”每月拨打电话的花费规定在3000元台币，超出部分自己出，没有满勤要扣工资。 （3）用于诈骗的宽带、电话网络情况。安装电话设备主要是谢旭圳负责台湾大哥大公司申请扩容，厦门这边由其负责，其叫人去联通公司申请一条电路宽带，与台湾那边对接，电话网络设备主要也是台湾那边寄过来，另外一些设备其向“小傅”（龙岩人）和蒋政国（台湾人）购买，这些设备叫人安装起来就可以使用了。 （4）人员分工情况。其负责大陆这边的全部业务，黄聪德是财务人员给员工发工资，陈朝华、李明宁、陈锦宗、汤惠明、孙辉来、游国梁等十几人都是各窝点“经理”，负责各窝点业务及招聘“女秘书”，发放奖金等；“经理”下设“行政人员”,负责登记业绩表、考勤表等杂事；“秘书主任”负责管理和培训“女秘书”打电话；“秘书主任”下设“组长”、“秘书”，“组长”负责管理“女秘书”；“女秘书”是专门给台湾男客人打电话，冒充酒店小姐，邀请台湾男人到台湾酒店消费的具体操作者。 （5）与台湾同伙的结算情况。其与台湾同伙一般每星期结算一次，钱款主要通过汇款和现金支付，台湾老板谢旭圳给其汇款都没有使用固定的账号，都是通过大陆这边的人给其汇款，也有用现金结算，刚开始其提供给谢旭圳的账号是自己建设银行账号，后来也有提供黄聪德和陈庆华建设银行账号给谢旭圳。如果是转账都有显示对方户名，对方户名是陌生的且数额较大都是台湾老板通过别人账户给其转账的，数额较大的现金存入也都是台湾老板与其现金结算后，其让黄聪德存入使用的账户。经过查看和核对其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发现台湾老板通过陈娣、陈锦清、陈锦添、陈彦达、陈宗华等31人的账户给其转账；经过查看核对黄聪德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发现台湾老板通过王铭鸿、叶泓延、黄鑫芸、叶子炀、陈**等17人的账户给其转账；经过查看核对陈庆华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发现台湾老板通过蔡锦如、蔡锦飒、曾丽蓉等25人的账户给其转账。如果是用现金结算，都是由林青晖、江锦松拿给其。经过查看其和黄聪德、陈庆华的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发现台湾老板转账到其账户以及现金存入共计人民币3246045.03元，转账到黄聪德账户以及现金存入共计人民币57580279元，转账到陈庆华账户以及现金存入共计人民币39071237元，其指定账户共收到台湾老板转汇和现金存入累计人民币129111975元（2009年12月之前累计人民币20174086元，2010年1月之后累计人民币108937889元）。上述转账及现金结算有存入账户的计人民币129111975.03元。这些账目其在银行明细账上都有核对且签名确认。另外，还有一些现金结算没有存入账户的有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累计诈骗金额约人民币1.6亿元。 （6）员工工资、奖金结算情况。其给经理的基本工资每个月人民币2000元，另外按业绩的10%领取抽成；“行政人员”领固定工资一般每个月人民币1200元，做得比较久的给人民币1500元或1800元。“秘书主任”每个月的工资从人民币4000元到7000元不等，“主任”也有业绩抽成的，“主任”所管的“秘书”每个月的总业绩超过80万台币开始抽成，每超过10万台币抽成人民币800元（和工资一起汇入工资卡）。“秘书”刚开始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人民币1000元，到2009年下半年提升到人民币1500元，另外按每一万台币业绩领取人民币250元抽成（到2009年下半年每一万台币抽成人民币300元，这些抽成都是发现金，不汇到工资卡里），但是公司还规定：每个月至少要诈骗成功3万台币才能领取全部底薪，如果低于3万台币就要扣钱，少一万台币扣人民币100元，最多扣人民币300元，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超过3万台币（3桌）后每超过一万台币（1桌）公司会另外奖励人民币100元打到工资卡内，诈骗成功超过6万台币（6桌）另外再加人民币300元，超过11万台币（11桌）另外加人民币600元。还有其每月会给“经理”五六千元的交际费，让他们去请员工娱乐，提高员工积极性。 （7）业绩统计情况。各个点的“经理”每星期都统计一次业绩，“经理”会与“台湾控台”先核对业绩，“台湾控台”会将业绩报给刘会计，厦门这边的“经理”会将业绩报给其总部的行政小红，其就知道各个点的总业绩。 （8）员工工资、奖金发放情况。其要求员工去厦门建设银行开一张银行卡，2008年10份其有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员工发了二、三个月工资后，就用黄聪德的银行卡给员工发工资。因黄聪德的额度不够用，其让外甥陈庆华办了几张建设银行卡给黄聪德用，发工资、抽成的财务业务都是黄聪德负责。各个点每星期统计一次业绩，“秘书”的抽成由黄聪德汇给“经理”，每星期一经理都会给“秘书”发一次每个人的抽成奖金，以现金形式发放。员工的基本工资基本都是每月20日左右发放，直接汇入员工的银行卡里。 （9）个人获利情况。虽然台湾老板给其抽成是业绩的45%-50%，但其要支出公司费用、“经理”抽成、员工工资、奖金，以及公司运营产生的水电费、房租等，剩余的才是其个人所得。2008年12月开设四个点，每个点每月获利人民币1万元，共获利12万元；2009年有八个点，每个点每月获利1万元，获利96万元；2010年十个点都在经营，每个点每月获利1.2万元，共获利144万元；2011年有八个点在经营，每个点每月获利1万元，获利96万元；2012年只剩三个点经营，每个点每月获利1万元，共获利36万元。其总共获利人民币384万元。 经照片辨认，曾树荣确认谢旭圳是“台湾老板”；陈某14、陈某11、陈某3、陈某17是“行政人员”；陈某15是御泰大厦窝点“经理”；汪某是皇达大厦五楼窝点“经理”；陈艺芬是“秘书主任”；廖某是窝点“女秘书”；陈某10是华联商厦四楼窝点“经理”。 经照片辨认，华联商厦四楼窝点“经理”陈某10确认曾树荣是雇佣他的“老板”；广顺花园“窝点组长”陈某4确认曾树荣是“窝点老板”，平时大家叫他“阿荣”；华联商厦“窝点秘书”蔡川敏确认曾树荣是“窝点老板”，外号“荣哥”。 曾树荣指认涉案窝点的现场照片41张，证实涉案诈骗窝点分别位于厦门市思明区××路××花园××楼、厦门市××路××大厦、厦门市思明区××西路××大厦、厦门市湖里区××路××公寓二楼、厦门市湖里区××路××花园三楼、厦门市湖里区××祥店幸福生活第二城、厦门市湖里区××路××七楼、厦门市××路××商厦、漳州市××路××大厦。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且客观真实，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曾树荣的上诉理由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上诉人曾树荣提出全案证据缺少被害人陈述印证的上诉理由。经查，前述在案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曾树荣的诈骗犯罪事实。因本案被害人是台湾居民，公安机关客观上无法直接向被害人取证，但已提取同案犯谢旭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和同案犯林智华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判决书在案，上述书证中均有涉案各被害人的姓名和各自陈述的被骗事实，可予以佐证。因此，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曾树荣及其辩护人提出谢旭圳指派林青晖、江锦松到大陆招聘秘书，开办公司，曾树荣是受林青晖、江锦松领导，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⑴上诉人曾树荣与谢旭圳合作初期，林青晖、江锦松受谢旭圳等人指派到厦门组建一个电信网络CALL客窝点，该窝点后由曾树荣接管。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曾树荣是受林青晖、江锦松的领导。⑵上诉人曾树荣与谢旭圳是分工配合的合作关系。曾树荣负责在大陆厦门等地组建电信网络CALL客窝点，通过大陆CALL客“女秘书”拨打台湾不特定男性的手机电话，以CALL客诈术诱骗台湾男性公民到谢旭圳开设的酒店“消费”，再由谢旭圳经营酒店的“公关小姐”配合大陆“女秘书”的诈术剧本演出，致被害人陷于错误认知而接续交付钱款。双方约定按诈骗所得钱款45%-50%分成。在长达四年多时间里，曾树荣在厦门、漳州等地组建并掌管数十个电信网络CALL客诈骗窝点，各窝点主要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层级分明，人员分工、分赃明确，已形成为实施诈骗而成立的犯罪组织，应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曾树荣雇佣二十余名窝点“经理”和数百名CALL客“女秘书”，掌管各窝点日常运营、开支和台湾同伙分配的诈骗所得钱款。在该诈骗集团中，曾树荣起组织、指挥作用，是首要分子。该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曾树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台湾地区有犯意联络的谢旭圳犯罪集团合作,在大陆组建数十个电信网络CALL客窝点，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129111975.03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系共同犯罪。曾树荣组建和掌管的电信网络CALL客窝点主要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构层级分明，分工、分赃明确，形成为实施诈骗而成立的固定组织，依法应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在共同犯罪中，曾树荣与谢旭圳共谋分工配合，并负责在大陆组建CALL客窝点，纠集、雇佣同案人，进行层级确定和分工，控制、支配违法犯罪所得钱款，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和指挥作用，是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曾树荣为首的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成员众多，诈骗数额高达1.2亿余元，给众多被害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行为的社会影响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从严惩处。且曾树荣诈骗集团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应酌情从重处罚。曾树荣虽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综合考量曾树荣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曾树荣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珊珊 审判员  黄长升 审判员  江爱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蔡 熙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五十七条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