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6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美如，女，汉族，1979年10月7日出生，住所广东省大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良，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培树，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莉丽，女，汉族，1980年3月23日出生，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庆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东江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27096104。法定代表人：杨美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良，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贝贝，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美如因与被上诉人张莉丽、原审被告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美如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2017年3月26日张莉丽与杨美如签署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张莉丽拥有耀顶公司10%股份的事实错误。1、根据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三段记载“2016年1月14日，同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截至2016年1月14日，同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4200万元，张莉丽出资人民币630万元，占15%股份”、第7页第二段“耀顶公司系于1993年3月1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董事为杨美如，唯一的股东为杨美如。截至2017年5月11日耀顶公司未发生股东变更登记，登记的股东仍只有杨美如”和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原告向同健（惠阳）电子有限公司投资了人民币630万元”及其提交的同健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记载“今收到张莉丽股东股本6300000元”等，证实张莉丽是同健公司的股东，而非耀顶公司的股东。2、一审以“从2016年12月1日16时55分同健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徐静发送给杨美如的电子邮件以及杨美如转发给张莉丽的电子邮件内容可以看出，杨美如作为耀顶公司唯一登记的股东，己经确认了张莉丽拥有该公司15%的股份”毫无事实依据。邮件的往来只能证明双方有股权转让的意向，最多能够证明张莉丽对耀顶公司的股权有期待权，不能证明张莉丽必然是耀顶公司的股东。首先，张莉丽并没有向杨美如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其次、双方并没有完成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第三、再结合前述事实，张莉丽投资款是支付给同健公司，非为成为耀顶公司股东而支付的对价。故，一审认定张莉丽是耀顶的股东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上诉人等同于同健公司，认为杨美如违约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己经自认其在2017年5月底己辞职，上诉人依法无需再举证。其次，张莉丽以同健公司免去其副总经理职务另有仍用为由辞职，是其与同健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同健公司对其只是职务的调整，并没有辞退她。她认为同健公司对其职务的调整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进行救济，而非从同健公司辞职。再次，张莉丽与同健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并不必然给张莉丽履行《协议书》中的合同义务造成障碍。张莉丽向杨美如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8个月内，不得向丙方提起辞职，并继续履行在丙方的常务副总经理职务”，该保证是张莉丽对杨美如的单方面承诺，目的是为了在同健公司困难时期，共克时艰。但同健公司或杨美如没有承诺不得免去张莉丽的职务，更没有同意同健公司免去张莉丽的职务后，张莉丽可以辞职。退一万步讲，同健公司免去张莉丽的职务是否合法，应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一审法院无权在本案中进行认定。一审法院武断地认为，同健公司免去张莉丽的职务是不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是杨美如违约，没有依据。最后，免去张莉丽职务是同健公司作出，与杨美如无关，二者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杨美如与张莉丽关于股权转让方面的约定，同健公司在《协议书》中的地位是担人，担保人的行为独立于杨美如。三、一审法院关于150万元支付主体认定错误。150万元补偿金的性质是张莉丽不辞职、继续为同健公司工作而支付的补偿金，支付的主体应该是同健公司。该协议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杨美如与张莉丽两个自然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和杨美如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同健公司与员工张莉丽之间的劳动关系等两个不同的约定。对150万元补偿金，实际上是同健公司与张莉丽就其履行职务获取补偿的约定。四、一审法院认定担保条款有效，是适用法律错误。1、公司是多个利益主体的集合体。对内关乎投资者、员工的利益，对外有债权人等社会主体的利益，外商投资还涉及到国家的对外投资政策。如果公司违法对外担保，损害的不仅仅是投资人的利益，势必损害除投资人以外的其他各主体的利益。2、张莉丽不是善意。张莉丽是同健公司的董事，任同健公司的副总经理，为了自己利益，要求同健公司提供担保，其主观恶意不言自明。被上诉人张莉丽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二、股东是否拥有股份并不以登记机构的信息为标准，而应当以实际的法律关系为准。杨美如在与张莉丽所签订的《协议书》及《股东会议记录》都已经确认了张莉丽完全拥有耀顶公司15%的股份。原审被告同健公司述称同意杨美如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张莉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美如、同健公司继续履行2017年3月26日签署的《协议书》约定之合同义务，杨美如向张莉丽支付252万元股权转让款（按照约定暂计算至2017年4月28日，应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及15万元补偿金（按照约定暂计算至2017年4月28日，应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2.杨美如向张莉丽支付21.36万元逾期违约金（按照附页所列计算方式，自2017年4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4月28日，应以实际支付之日为准;3.同健公司对杨美如的前述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杨美如、同健公司承担。杨美如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杨美如与张莉丽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协议书》；2．张莉丽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14日，同健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截至2016年1月14日，同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4200万元，其中杨美如出资2940万元，占70%股份（含代持高管团队的10%股份），乔鹏程出资人民币630万元，占15%股份，张莉丽出资630万元，占15%股份;2.根据同健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全体股东同意增发10%股份，向外募集资金，增发完成后，原有股东（含代持高管团队的10%股份）按比例稀释股份；3.此次增发的10%股份，在后续转让时，原股东有优先受让的权利；4.增发募集资金由股东杨美如全权负责，募集资金不足时，不足部分可以由杨美如补足，或将原由杨美如借给同健公司的款项转成投资款。2016年12月1日16时55分，同健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徐静向收件人为“董事长”账号为ａｂｂ×××＠ｔｊｐｃｂ.ｃｏｍ的电子邮箱，发送主题为“转发：20150930变更ＴＯＰＧＯ股权”的电子邮件，邮件含名称为《20150930变更ＴＯＰＧＯ股权》的附件一份。同日16时57分，账号为ａｂｂ×××＠ｔｊｐｃｂ.ｃｏｍ的电子邮箱将上述电子邮件同时转发至张莉丽账号为ｌｉｌ×××＠ｔｊｐｃｂ.ｃｏｍ的电子邮箱和另一账号为Ｋｅｎ的电子邮箱。该份电子邮件所含附件《20150930变更ＴＯＰＧＯ股权》中，包含两份转让文书、两份卖方成交单据、《ＴＯＰ-ＧＯ公司董事按照公司组织章程之董事书面决议》以及两份《接收股份转让书》，文件内容显示，2015年9月30日，张莉丽和乔鹏程各自以港币15万元的价格从杨美如处受让15万股耀顶公司的股份，且该两笔股份转让获得了耀顶公司唯一董事杨美如按照公司章程做出的书面批准。耀顶公司系于1993年3月1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董事为杨美如，唯一的股东为杨美如。截至2017年5月11日耀顶公司未发生股东变更登记，登记的股东仍只有杨美如。截至2017年3月18日，耀顶公司申报的股份已发行总数为100万股，为杨美如一人持有。2017年3月26日，张莉丽（甲方）与杨美如（乙方）、同健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丙方是一家注册地为惠州市惠城区的外资企业，其唯一全资股东为耀顶公司，丙方愿意为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甲方在丙方任常务副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采购部、市场部的运营工作；在耀顶公司注册及运营过程中，甲方实际出资630万元（其中部分资金依据耀顶公司指示注入丙方公司），持有该公司15%股权。3.甲方愿意将其持有的耀顶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该股权。为此三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签订本协议，各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方向乙方保证：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少8个月内，不得向丙方提起辞职，并继续履行在丙方的常务副总经理职责。2.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其所持有的耀顶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款为420万元。3.本次股权转让之后，甲方作为续存股东和投资方，有责任和义务，继续履行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二、乙方向甲方保证：1.乙方愿意受让甲方所持有的耀顶公司10%股权，股权转让款为420万元。2.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签署之后，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每月一次共分10次向甲方支付，每次支付42万元；每次支付应该在每个月的20日前完成;3.除支付以上股权转让款之外，乙方再给予甲方150万元的补偿金，补偿金支付方式如下：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每月一次共分10次向甲方支付，每次支付15万元；每次支付应该在每个月的20日前完成。4.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所有股权转让款项后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耀顶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否则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违约金570万元（附甲方收款账号信息）。三、违约责任：1.乙方应当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补偿金，若乙方延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逾期款项的1%承担逾期违约金。2.乙方若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补偿金等款项超过5日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支付应付的款项及违约金的同时，还有权要求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受让甲方持有的耀顶公司的5%股权，并为此支付2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甲方收到本款项之后才配合乙方完成股权转让手续），若乙方不能及时履行支付义务，亦按照第1条的约定支付违约金。3.在甲方勤勉尽职的情况下，丙方出现亏损、经营困难或者破产倒闭等风险的，任何一方不得要求甲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4.如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丙方倒闭或破产，甲方只行使对丙方的抵押权，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四、担保：丙方通过自愿抵押其设备（附清单）为乙方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至乙方履行完本协议所有义务之日止。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甲方可以直接要求丙方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3月24日起开始办理设备抵押登记。丙方以上担保承诺已经通过丙方的《股东会决议》。三方还约定了争议的解决和协议的生效等内容。张莉丽、杨美如分别在协议书尾部签字捺指印，同健公司加盖了公司公章。2017年3月28日，杨美如代表同健公司配合张莉丽在登记机关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双方签字确认《抵押物概况》清单，载明的抵押物范围包括同健公司拥有所有权的4套飞针测试机、6套自动影像对位曝光机、1套外观表面检查机4CCD、3套手臂式自动高压通用测试机等，同健公司在该份《抵押物概况》清单上加盖公章。2017年3月1日，同健公司行政中心发布《任命通知》文件，文件任命陶寅为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向董事会负责。2017年5月30日，同健公司行政中心发布《任免通知》，内容为：根据董事会研究，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作出以下相关人员任免：免去张莉丽女士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其原负责的营运工作（包括市场部、客服部、采购部）由公司总经理陶寅先生接管。次日，同健公司对客户发布《收款账户资料变更联络函》，载明：我司市场部张莉丽女士因工作原因于2017年5月30日调岗，由公司总经理陶寅先生接任其工作。同健公司对于张莉丽担任副总经理职务的工资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止。另查，2015年2月3日同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褚建宏变更为杨美如，股东为耀顶公司，投资数额为4200万元。公司董事为杨美如、周勇、张莉丽、何家政、乔鹏程、曹全来、褚建宏，公司监事为黄俊利。截至目前，企业状态显示为在营（开业）企业。同健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一切重大事宜。同健公司章程中没有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程序及担保限额的规定。诉讼中，张莉丽明确由于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及补偿金的支付日期均已届满，故第一项诉请中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420万元，补偿金为150万元。第二项诉讼中的违约金其仅主张21.36万元，放弃其他逾期违约金的请求。张莉丽已就明确后的诉讼请求补交了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国内地，本院以中国内地法律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1.各方当事人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效力；2.涉案合同是否存在履行不能；3.杨美如、同健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条件是否成就；4.张莉丽是否有权向杨美如主张权利。一、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杨美如主张《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认识错误，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利用优势或没有经验处于困境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杨美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莉丽不合理利用其优势地位与其签订合同，亦未举证证明自己处于困境或明显缺乏判断能力，且杨美如作为耀顶公司的唯一股东和同健公司的大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具有多年管理、经营公司的经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股票的价值都具有判断能力，依常理分析，在与张莉丽订立合同时，应当对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具有充分认识。其次，同健公司主张《协议书》中涉及公司担保的条款无效的理由有三，一是公司为杨美如的担保未经董事会决议同意。二是杨美如和张莉丽均是公司董事，二人串通对董事债务提供担保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三是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同健公司作为外资企业，以其资产对外担保，应当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确实存在同健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杨美如提供担保而没有提交股东会决议的问题。但是公司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管理层与股东实质分离的情况下，管理层的行为损害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本案中杨美如是耀顶公司的唯一股东，而耀顶公司又是同健公司的唯一股东，担保决定由杨美如做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问题。同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问题，因此，不应当基于该条款认定同健公司的担保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并无关于外资企业对外担保必须经过主管行政机关批准，否则担保无效的强制性规定。综上，三方当事人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杨美如辩称，张莉丽并未拥有耀顶公司15%的股权，因此《协议书》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从2016年12月1日16时55分同健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徐静发送给杨美如的电子邮件以及杨美如转发给张莉丽的电子邮件内容可以看出，杨美如作为耀顶公司唯一登记的股东，已经确认了杨美如拥有该公司15%的股份。耀顶公司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责任不在于张莉丽，也并不因此影响此前杨美如与张莉丽之间15%耀顶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张莉丽实质享有15%耀顶公司股权对应的权益。因此，涉案《协议书》中张莉丽将所持耀顶公司股份转让给杨美如，该约定并不因张莉丽并非耀顶公司的登记股东而不能履行，对于杨美如的该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杨美如和同健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张莉丽的合同义务为8个月内不得向同健公司提起辞职，并继续履行在同健公司的常务副经理职责，对此杨美如和同健公司主张张莉丽履职时间不合约定，故自己不应当承担《协议书》中对张莉丽所作出的承诺。杨美如、同健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张莉丽在约定的履职期限内向同健公司提出过辞职。相反，张莉丽却提供了2017年5月30日同健公司发布的《任免通知》，该通知内容证明是同健公司主动免去了张莉丽的职务，故张莉丽未能履行《协议书》中的合同义务，系由同健公司造成的履行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据此，杨美如和同健公司关于张莉丽未依约履职，自己履行义务的条件未成就的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美如、同健公司未依约履行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四、关于张莉丽是否有权向杨美如主张权利的问题。杨美如主张因案外人已经申请同健公司破产，张莉丽依约只能行使抵押权，无权向其主张权利。虽然《协议书》约定：如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同健公司倒闭或破产，张莉丽行使对同健公司的抵押权，不再向杨美如主张任何权利。但是，杨美如主张适用该条约定，必须举证证明同健公司确已倒闭或破产。公司的破产，需要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和程序予以宣告，杨美如仅举证证明同健公司涉及多起诉讼，诉讼标的所涉金额巨大，并不足以说明同健公司确已破产。事实上，同健公司登记的企业状态仍为在营（开业），故杨美如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杨美如反诉主张撤销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莉丽主张继续履行该协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莉丽要求杨美如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补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美如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张莉丽请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违约金问题，张莉丽虽然未提出予以调整，但其提出撤销协议书，本质上是不认可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视为其提出调整违约金要求。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部分，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日万分之五。杨美如的违约金额已远超21.36万元，张莉丽仅主张21.36万元，自愿放弃其他违约金，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健公司应当对杨美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杨美如追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杨美如、同健公司继续履行2017年3月26日签署的《协议书》；二、杨美如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张莉丽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补偿金150万元；三、杨美如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张莉丽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21.36万元；三、同健公司对上述第二、三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杨美如追偿；四、驳回杨美如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45974.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杨美如、同健公司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50元，由杨美如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张莉丽与杨美如、同健公司之间就转让耀顶公司股权而产生的纠纷，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但张莉丽起诉、杨美如和同健公司答辩、杨美如关于撤销权反诉的法律依据均是中国内地法律，应视为各方对本案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作出了选择。杨美如主张张莉丽股东身份的认定应适用香港法律，本院认为，股东身份的认定系本院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需要依据香港法律作出认定，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2017年3月26日《协议书》签订前张莉丽是否耀顶公司的股东？2.《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3.杨美如违约责任及同健公司担保责任的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耀顶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杨美如系该公司唯一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依据该工商注册登记而进行的民事活动，就公司内部而言，如果有证据证明公司实际股东与工商注册登记不一致的，应以各实际股东的内部约定为准。根据张莉丽提交的同健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徐静发送给张莉丽的电邮及附件《20150930变更TOPGO股权》中两份转让文书、两份卖方成交单据、《TOP-GO公司董事按照公司组织章程之董事书面决议》、两份《接受股份转让书》显示，2015年9月30日张莉丽和乔鹏程分别以港币15万元从杨美如处受让了15万股耀顶公司股份，各占股15%。上述文件系张莉丽与杨美如及乔鹏程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张莉丽据此享有耀顶公司15%股权。杨美如称张莉丽持有同健公司而非耀顶公司15%股份，张莉丽向同健公司投资了630万元。本院认为，虽然2016年1月14日同健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记载杨美如出资2940万元，占70%股份、张莉丽出资630万元占15%股份，乔鹏程出资630万元，占15%股份，但同健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唯一股东为耀顶公司，无证据证明杨美如、张莉丽、乔鹏程从耀顶公司处受让了股权，也无证据证明耀顶公司与杨美如、张莉丽、乔鹏程有代持股权的协议。基于张莉丽、乔鹏程与杨美如分别签订的受让耀顶公司15%股权的转让文书、接受股份转让书等一系列文件及《协议书》中记载的“张莉丽实际出资630万元（其中部分资金依据耀顶公司指示注入同健公司）”的内容，本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实际是通过持有耀顶公司股权间接持有同健公司股权，张莉丽向同健公司转账的630万元是向耀顶公司的投资款，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张莉丽持有耀顶公司15%股份的事实，杨美如关于张莉丽持有同健公司15%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焦点。1.杨美如主张2017年3月26日《协议书》未经评估而显失公平。股权转让合同系出让方与受让方就转让股权而达成的协议，股权转让款的确定不以评估为前提，当事人有权基于商业利益考量确定股权转让款。根据2017年3月26日《协议书》，张莉丽实际出资人民币630万元，持有耀顶公司15%股权，现张莉丽与杨美如约定以420万元作为杨美如受让10%股权的对价，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2.杨美如主张其对投资关系、签约主体存在重大误解。杨美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知悉《协议书》的内容及其在《协议书》项下的责任，《协议书》中关于签约主体、股权转让及受让当事人的约定具体明确，不存在令杨美如产生重大误解的可能。《协议书》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杨美如主张撤销该《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焦点。张莉丽主张杨美如未能按《协议书》支付股权转让存在违约，而杨美如辩称张莉丽已于2017年底辞职，违反了张莉丽在《协议书》中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8个月内，不得向同健公司提起辞职，并继续履行在同健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职务”的条款。2017年5月30日同健公司行政中心《任免通知》，“免去张莉丽女士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工作另行安排”，次日同健公司对客户发布《收款账户资料变更联络函》，“我司市场部张莉丽女士因工作原因于2017年5月30日调岗，由公司总经理陶寅先生接任其工作。”上述事实表明同健公司已免去张莉丽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并非张莉丽主动辞职不履行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张莉丽并未违反其在《协议书》中的保证条款，不存在杨美如所称的违约行为。杨美如未能按《协议书》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及补偿金150万元，已构成违约，其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补偿金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协议书》约定，“若杨美如迟延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张莉丽有权要求杨美如按照逾期款项的1%承担逾期违约金”，一审酌情调整为日万分之五，并无不当。因张莉丽主张的21.36万元的违约金低于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一审依据张莉丽的主张判令杨美如支付21.36万元违约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美如主张150万元补偿金是同健公司就张莉丽的职务补偿，其不是支付主体，该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协议书》约定“除支付以上股权转让款之外，杨美如再给予张莉丽15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故杨美如应向张莉丽支付150万元补偿金。杨美如主张担保条款无效，同健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协议书》约定“如杨美如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张莉丽可以直接要求同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担保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关于同健公司担保责任的认定正确，同健公司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杨美如无权对此提起上诉，且其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杨美如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024元，由上诉人杨美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周    洁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