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801民初1431号   原告：李某，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某，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萨依巴格路支行。   负责人：何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   原告李某与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川大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萨依巴格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萨依巴格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告渝川大宗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工行萨依巴格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二、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98，921.69元，并支付利息78，770.11元；以上合计177,691.8元；三、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原告和被告渝川大宗协商后，经渝川大宗的工作人员远程帮原告开通了电子盘现货交易账户。因渝川大宗不具备原油销售、仓储、经营资质，其开设的电子盘现货交易模式是期货模式造成原告损失494,603.69元。后经协商，渝川大宗同意赔偿原告全部损失，但其仅赔偿395,682元，尚有98,921.69元经多次索要至今未赔偿。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萨依巴格路支行作为原告的开户银行，没有对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保障义务，应依法承担共同责任。综上，二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帮故诉至法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渝川大宗辩称：   一、案涉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原告已经明确放弃向被告再次索赔的权利，原告自愿处分权利的行为合法有效，其诉请不应得到法院支持。1．就案涉交易，原告曾与渝川大宗及其涉及交易的蜀商机构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川融通公司”）发生争议。2017年8月2日，原告在被告组织协调下与国川融通公司就案涉交易纠纷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客户和解协议》。该文件约定国川融通公司向原告一次性支付395,682元的和解款项，且原告承诺在收到该款项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国川融通公司及被告提出索赔。原告同时向四川省商务厅、工商局以及美姑县工商局等政府部门出具了《客户情况说明》，进一步确认在各级政府部门及渝川大宗极力调解和敦促下，纠纷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撤回向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诉，并保证不会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提出索赔。国川融通公司在上述文件签署后随即支付了约定的全部和解款项，该事实也在原告起诉状中得到印证，故和解协议已经得到完全履行，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事实上已经得到解决。2．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从形式上来看，被告并非《客户和解协议》的直接合同主体，但原告在和解文件中有关放弃追责、索赔的意思表示指向的对象明确包含被告，被告援引该和解文件进行抗辩，应当视为对有关约定的追认或认可，依法可以取得有关约定利益。3．根据上述和解文件及情况说明之内容，无论原告与渝川大宗之前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相关交易的效力如何，原被告之间已经对相关纠纷以及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进行了一揽子的终局解决，并且，原告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了今后以任何理由向渝川大宗提起索赔的权利，应视为原告对其权利进行了处分，且该处分系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原告应该信守承诺，法院亦应予以尊重。因此，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实现司法裁判所追求的恪守诺言、维护公正的良好社会效果；   二、关于案涉业务定性问题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或认定的事项和范围。1．本案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为认为案涉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而无效，但是，根据国务院及证监会的相关文件，其法律性质如何及其认定事宜，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属性，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或认定的事项和范围。2．具体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对交易所进行分类处置，已经明确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清理整顿交易所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行业发展规划和其他具体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依据职责负责辖区内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涉及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另外，中国证监会2013年12月31日证监办发（2013）111号《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中也同样规定，“各证监局要积极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查处工作，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需要，依法对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3．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由行政机关专门处理或先行处理的纠纷，在行政机关处理前，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根据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1条规定：“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切实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行政处置工作和司法审判工作的衔接，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4．从行政清理整顿的情况来看，被告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处于清理整顿状态，目前暂无统一的清理整顿的处置结果发布，至今并未有任何行政机关认定案涉交易业务属于期货交易业务。5．因此，案涉交易业务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应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在四川省关于清理整顿交易场所相关工作最终完成之前，因政府监管部门对于被告所属交易平台的交易业务性质尚无明确的法律定性，故案涉交易业务的定性问题（是否构成非法期货）应留待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核确认，而不应由法院主动认定，贵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渝川大宗并非案涉交易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1．在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原告在被告处的交易无效，进而要求返还合同款项。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其请求权基础显然为原告认为其在被告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无效，因此本案属于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范畴。而根据基本法理，确认之诉的前提必须是案涉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主体及民事法律关系一一对应，否则，原告无权提起确认之诉，其不具备提起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2．渝川大宗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参与交易的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本身并不参与交易，故渝川大宗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仅为平台服务关系，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关于“案涉交易无效”这一请求权基础，只能基于现货交易合同关系针对渝川大宗的蜀商机构提起，原告无权针对渝川大宗提起本案确认之诉。3．事实上，原告系通过国川融通公司注册开立了交易账号，并与国川融通公司达成了《风险提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确认函》等法律文件，约定与国川融通公司进行交易。因此，原告并未就商品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与渝川大宗存在交易关系，渝川大宗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仅为参与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渝川大宗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   四、渝川大宗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业务，相关业务并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1．《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因此，“期货交易”应同时具备“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两个必要条件。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期货交易的定义及其构成要件来看，渝川大宗组织的商品现货交易不属于期货交易，与期货交易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从交易标的角度分析。渝川大宗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标的物是现货商品（白银、铜、燃料油），并非是标准化合约，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不能确定所有交易要素（比如交割时间、交割地点等），故并不具有期货合约交易所具有的高度标准化的特征；特别是在交割时间方面，交易商完全可以根据其实际需要和判断，随时要求实物交割，故是否办理实物交割以及交割的时间点完全由交易商自主选择和决定，很显然，其实物交割并无具体时间的约定和约束，其现货交易缺乏“交割时间”和“交割地点”这一核心因素的约定；此外，交易价格是按照“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的市场价格，并非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而是“现在”的价格。因此，渝川大宗的交易模式不属于满足期货交易特点的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交易，其买卖的标的物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其交易功能也不具备期货交易的套期保值功能。其次，从交易方式的角度分析。渝川大宗交易平台上相关商品的交易价格系交易系统援引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会员单位与交易商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交易商认可该等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竞价”这一过程，在成交机制方面也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因此，渝川大宗的交易方式并不存在38号文及37号文规定的通过“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2．关于地方交易场所监管，38号文明确规定，地方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并切实做好统计监测、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工作”；关于地方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由此可见，如前所述，在四川省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渝川大宗设立并对其进行日常监管的情况下，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未认定渝川大宗存在非法期货交易的情况下，其他机关不宜直接认定渝川大宗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属于期货交易。3．此外，我们认为，商品市场交易品种繁多，创新变化不断，且普遍存在着很多交易产品名称不一样，但其经济功能和交易机制很相似的情形；若仅以一个交易品种其经济功能或交易特征与现有（传统）交易产品的功能或特征具有相似性，就以此为由认为两者是同一或变相的交易产品，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容易引发监管困惑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同样，也不宜基于某些特征的相似性就将渝川大宗交易平台上这一类新创设或具有其自身特性的交易产品定性为传统的场内期货交易产品，而应给予新创设交易品种一定的独立存在空间。4．综上所述，渝川大宗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相关交易业务并不符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期货交易业务，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   五、即使案涉交易无效，原告亦应承担主要责任，在纠纷已经通过和解解决的情况下，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应被支持。1．为参与案涉交易业务，原告自愿办理签约开户手续，在签约开户完成后，原告自愿办理银行卡绑定、自愿入金并在被告交易平台开展交易行为。如前所述，因案涉交易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关交易合法有效，盈亏并存是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原告应接受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不能以亏损而否定交易本身的合法性，其起诉有违诚信原则。2．退一万步而言，即使相关交易无效，原告亦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即便案涉合同被确认无效，赔偿责任成立，也应该按各方的过错比例承担，原告办理开户、入金、交易等都是自主自愿完成的，作为交易的主体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在原告已经通过和解弥补了大部分交易亏损的情况下，仍然再次起诉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工行萨依巴格路支行答辩称：   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被答辩人诉求为确认其与渝川大宗之间在网络平台签订的交易合同无效。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确认之诉，而非储蓄合同之诉。答辩人不是涉案交易合同的主体，与被答辩人的涉案投资交易无关，不应成为合同确定之诉的诉讼主体；   二、被答辩人所诉资金损失系由其投资渝川大宗的产品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三、被答辩人卡内资金被其以网上银行支付的方式进行自主支付，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2008年1月2日，被答辩人李某在答辩人处办理了开立了尾号为3106借记卡，并将该卡添加为网上银行注册账户。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被答辩人填写《个人业务申请书》、并签订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等协议，同时约定同意遵守工商银行的相关业务章程。被答辩人在申领银行卡，开通网银行时并签署相关协议时，已经确认知晓遵守上述规定，并在后续的业务中能通过网上银行办理查询、转账、理财、支付结算等业务。2015年10月和11月期间，涉案银行卡发生8笔支付交易，涉及金额798,458元，注释为B2C，交易对手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为×××。同时，涉案银行卡收到9笔汇款，金额303,854元，付款方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B2C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网上购物”。为了方便客户，各网上购物商城均提供了不同的支付方式供客户进行选择。选择网上银行支付时，需要输入银行卡号、链接至网上银行，通过U盾等认证工具及其支付密码等关键信息进行验证确认后才能支付，上述关键信息均由被答辩人本人掌握和保管，因此也只有原告本人能够完成网上银行的支付交易；   四、答辩人按照约定对被答辩的相关信息和身份进行了验认，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和过错。被答辩人在申请开通网上银行时，在相关业务凭证中也已明确以U盾做为身份认证的工具并确认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业务均为其本人交易。涉案交易系被告人自主选择的网上银行支付，由答辩人在验证完身份后按电子指令进行付款，完全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同时，原告对其银行卡号、密码及U盾等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假使涉案交易被他人操作，那么原告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及密码可能已泄露或授权他人使用，因保管不善或授权操作的责任也应由被答辩人承担；   五、涉诉结算支付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起诉。距今超过三年，本案交易发生于2015年10月和11月，我行于本月收到起诉状，原告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规定；   六、被答辩人应对其所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答辩人诉称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义务以证明相关事实。   综上，被答辩人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渝川大宗经四川省商务厅批准设立，于2014年12月2日经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批准成立，经营范围：市场管理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货物进出口：矿产品（除国家限制不予开采），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珠宝玉石；九；茶叶；苦荞米等农产品销售；文化艺术品的实物及其配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及其政策限制和禁止的不得经营）（依法必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2015年10月22日，被告渝川大宗的客服人员远程指导原告开立账户，原告在被告渝川大宗平台开立了001000000001717的账户，该账户的001为被告渝川大宗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川融通）的代码，渝川大宗向其发送了账户开立成功的短信。原告通过绑定的账号为×××的工商银行卡将资金入金至被告委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专为渝川大宗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和结算而依法在备付金托管银行（华夏银行）开立的、受备付金托管银行监管的客户备付金专户内。平台提供了《风险提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商确认函》、《渝川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简介》，原告在渝川大宗手机交易软件上进行交易，通过渝川大宗工作人员的推荐，在该平台买进、卖出会员单位国川融通蜀商油和蜀商铜，双方自2015年10月23日起开始交易，渝川大宗使用电子交易软件组织现货挂牌交易电子交易，对开展的蜀商铜、蜀商油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交易期间无一例实物交收。账号为×××的工商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入金共8笔，入金明细为2015年10月23日原告入金116,000元；2015年10月27日原告入金96,000元；2015年10月28日原告入金136,000元；2015年10月29日原告入金176,000元；2015年10月30日原告入金100,000元；2015年10月30日原告入金28,458元；2015年11月2日原告入金30,000元；2015年11月5日入金116,000元，以上共入金798,458元。原告出金共9笔，共303,854.31元，两者相抵，原告损失差额为494,603.69元。   给原告造成损失后，原告在协商过程中向被告渝川大宗索要其在交易平台的入市协议、交易记录和交易明细，但被告渝川大宗拒不提供。   被告渝川大宗的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日以达成《客户和解协议》形式给原告退还395,682元，但被告渝川大宗庭审时并未提交该协议完整版证据，且被告渝川大宗提供的证据仅有原告李某签字，国川融通并未盖章，法庭责令被告渝川大宗在庭后一周内提供证据完整版，但被告提交的仅为复印件，无法进行比对。原告认为目前尚欠原告98,921.69元本金未退还。   另查明，经原告申请，四川省商务厅向原告公开了《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同意成立“川渝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中心”的函》（川商函【2014】204号），该函载明“川渝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具备设立“川渝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中心”的条件，批准设立；《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同意成立“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复函》（川商函【2015】31号），该函载明同意“川渝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中心”更名为“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被告渝川大宗为批准设立的从事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的公司。2016年7月14日商务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2016年7月18日商务部信息公开答复函中，商务部从未收到被告渝川大宗及其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公司关于原油仓储、销售经营资质的申请，商务部也未向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核发过《原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原油销售经营批准证书》，被告渝川大宗及其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公司均不具有原油仓储、销售经营资质，被告渝川大宗和会员单位也没有期货交易的资质。《美姑县人民政府的回复》认为渝川大宗存在变相期货交易，责令其整改转型，停止白银、阴极铜、燃料油等一切有争议业务，严禁打擦边球，变相期货交易。   再查明，2008年8月14日原告在工行萨依巴格支行先后办理了涉案的银行卡、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原告尾号3106卡通过网上银行、POS、ATM等自助设备办理业务，通过网上银行购买理财、投资等产品，办理资金的转入转出。涉案资金由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自助转出，工行萨依巴格支行依据原告电子指令处理结算业务。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综合原、被告的诉辩内容，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渝川大宗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原告在被告渝川大宗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三、被告渝川大宗是否应退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四、被告工行萨依巴格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一、被告渝川大宗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渝川大宗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渝川大宗并非案涉交易合同的相对方，渝川大宗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参与交易的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本身并不参与交易，故渝川大宗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仅为平台服务关系，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通过国川融通公司注册开立了交易账号，并与国川融通公司达成了《风险提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确认函》等法律文件，约定与国川融通公司进行交易。从原告提交的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原告的交易资金均通过绑定的账号为×××的工商银行卡将资金入金至被告委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专为渝川大宗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和结算而依法在备付金托管银行（华夏银行）开立的、受备付金托管银行监管的客户备付金专户内，并未显示会员单位信息，交易的实际操控者和决策者，甚至交易资金最终的实际掌握者不是国川融通，而是被告渝川大宗，因此交易主体是被告渝川大宗而非会员单位。本院认为，根据《风险提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确认函》等法律文件的内容可知，蜀商机构必须经过渝川大宗授权，才能代理和协助渝川大宗从事相关业务，故被告渝川大宗是本案的交易主体，对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在被告渝川大宗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被告渝川大宗是本案的交易主体，被告设立电子交易平台，客户在被告的交易平台注册并开户与被告渝川大宗开展交易，从交易过程中可以看出，渝川大宗提供的交易品种、交易单位、手续费的收取方法及计算方式在交易前已经固定，仅有价格系被告渝川大宗实时报价，双方交易对象实际是以“蜀商油”、“蜀商铜”等为名称的标准化合约；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自始至终未进行实物交割，均是通过与建仓相反的操作了结合同义务，交易行为目的并非转移“蜀商油”、“蜀商铜”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取利润。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交易关系，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该期货交易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因财产关系发生纠纷的调整范围，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由人民法院管辖，故被告渝川大宗主张的关于案涉业务定性问题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或认定的事项和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本案涉案交易是期货交易还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经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市场实行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日终结算）、涨跌停制度、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和期货交易的特征，一项交易是否构成期货交易，应当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形式上是否构成期货交易，判断要素包括：1．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即属于标准化合约；2．公开交易，即对大众出售；3．集中交易，即多个买主和多个卖主之间，出价最低的卖主和进价最高的买主达成的交易，或经监管机关批准的协商一致下的非集中竞价方式；4．未来交易；5．以保证金（保证金类型包括资金）做担保，即以担保机制进行交易；6．以对冲的方式完成交易。二是实质上是否构成期货交易，判断要素包括：1．交易目的并非转移商品所有权，交易双方并非期待真实交付，而是期望在价格波动中赚取差额利润；2．交易功能并非促进商品流通，而是套期保值、发现价格和投资管理。一项交易行为应符合上述实质和形式要件，方能构成期货交易。现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方式。按其交割时间不同，可分为即期现货交易和远期现货交易。即期现货交易是现买现卖，钱货两讫，即由拥有商品准备立即出售的卖方和拥有货币但想立即得到商品的买方直接见面，即时成交。远期现货交易，亦即现货远期合同交易，是一种“成交在先，交割在后”，即买卖双方先通过签订合同达成交易契约，在未来某一确定时间再进行交割的交易方式。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的区别有：1．买卖的直接对象不同，现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商品本身，有样品、有实物、看货定价。期货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期货合约，是买进或卖出多少手或多少张期货合约；2．交易的目的不同。现货交易是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马上或一定时期内获得或出让商品的所有权，是满足买卖双方需求的直接手段；期货交易的目的一般不是到期获得实物，套期保值者的目的是通过期货交易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从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得风险利润；3．交易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均是一对一签订合同，期货交易是以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进行交易；4．交易场所不同，现货交易一般不受交易时间、地点、对象的限制，交易灵活方便，随机性强，可以在任何场所与对手交易。期货交易必须在交易所内依照法规进行公开、集中交易，不能进行场外交易；5．商品范围不同，现货交易的品种是一切进入流通的商品，而期货交易品种是有限的。主要是农产品、石油、金属商品以及一些初级原材料和金融产品；6．结算方式不同，现货交易是货到款清，无论时间多长，都是一次或数次结清。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必须每日结算盈亏，结算价格是按照成交价加权平均来计算的。   本案中被告渝川大宗辩解，渝川大宗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相关交易业务并不符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期货交易业务，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给原告造成损失后，原告在协商过程中向被告渝川大宗索要其在交易平台的入市协议、交易记录和交易明细，但被告渝川大宗拒不提供。原告在与被告渝川大宗交易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及资料，被告渝川大宗具有保存并向原告公布的义务，庭审中渝川大宗亦没有提供与原告的交易记录，故被告渝川大宗没有证据证明案涉交易业务并非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对被告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被告渝川大宗与同时在线参与交易的客户开展交易行为，实际构成集中交易的结果，本案所涉交易的上述交易特征符合期货交易的公开交易和集中交易的基本交易特征。案涉交易自始至终未进行实物交割，双方交易的只是标准化合约，《美姑县人民政府的回复》中也认定“渝川大宗存在变相期货交易，责令渝川大宗整改转型，停止白银、阴极铜、燃料油等一切有争议业务，禁止打擦边球，变相期货交易”，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渝川大宗的交易目的不是获得或出让商品的所有权，而是为了从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取风险利润。综上，被告渝川大宗在本案中未提供会员单位以及自己对涉案交易有现货交割能力的证明，本案所涉交易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的实物交割，因此，案涉交易是不进行任何实物交割的标准化合约交易，具备公开竞价、集中交易、电子撮合、交易保证金制度的交易特点。结合2016年7月14日商务部《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2016年7月18日商务部信息公开答复函中，商务部从未收到被告渝川大宗及其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公司关于原油仓储、销售经营资质的申请，商务部也未向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核发过《原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原油销售经营批准证书》，被告渝川大宗及其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公司均不具有原油仓储、销售经营资质，被告渝川大宗和会员单位也没有期货交易的资质。因此，被告渝川大宗辩称涉案交易行为属于现货交易，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以采信。   其三，本案涉案交易符合期货交易的主要形式要件和基本实质要件，属于期货交易范畴。该交易范围已经超出了被告渝川大宗现货交易的经营范围，故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交易是未经批准的期货交易。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禁止变相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本案中，被告渝川大宗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告渝川大宗非法组织期货交易且与原告进行期货交易的行为是否无效，则需要判断《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其主要立法宗旨在于通过调整期货交易行为，规范市场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期货交易场所作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透明交易机会，进行有序交易的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开性，更加需要依法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运行。虽然《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未载明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若违反上述规定而设立的交易场所开展期货交易就会不受监管，无法实现客户资金封闭运行，投资者面临资金被挪用、自己承担风险、对手欺诈交易等巨大风险，资金安全和投资利益均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效力强制性规定。被告渝川大宗以“现货”之名开设交易平台，进行涉案的上线交易，其实质就是在进行非法的期货交易。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其在被告渝川大宗电子交易业务的开户和全部交易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三、被告渝川大宗是否应退还原告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及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以上分析，原告李某与被告渝川大宗因从事涉案交易产生资金亏损本金98,921.69元，虽然表现为交易账户中的亏损，但该资金全部由被告渝川大宗收取和支配，故应由被告渝川大宗全部返还原告李某。被告渝川大宗辩称本案纠纷已经过和解方式解决，原告不再享有本案诉讼利益。从被告渝川大宗提供的原告与国川融通签订的《客户和解协议》、《客户情况说明》来看，首先被告渝川大宗庭审时并未提交该协议完整版证据，提管辖权异议时出示的协议与庭审中出示的也并不一致，且被告渝川大宗提供的两份协议均仅有原告李某签字，国川融通并未盖章，法庭责令被告渝川大宗在庭后一周内提供证据完整版，但被告仅提交复印件，无法进行核对。被告渝川大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组织的所谓“现货交易”，误导原告从事涉案交易，导致原告发生重大经济损失，原告作为普通的公民，不能苛责其对被告渝川大宗的违法行为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其从减少损失的角度与国川融通协商系处于无奈而被迫作出的意思表示，从其后来长期为维权而投诉、举报、反映问题可以看出其在《客户和解协议》、《客户情况说明》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在本案诉讼中原告认可被告渝川大宗已退还其395,682元，并未全额诉请被告渝川大宗退还全部损失，而是请求返还剩余的投资款98,921.69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如按被告渝川大宗的辩解案涉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原告已经明确放弃向被告再次索赔的权利，原告自愿处分权利的行为合法有效，其诉请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即意味着被告渝川大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事非法期货交易竟还能获取高额利益，损害众多交易商的合法权益，这明显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故被告渝川大宗的这一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李某主张被告渝川大宗退还其投资款本金98,921.69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主张被告渝川大宗给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是赔偿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因被告渝川大宗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对交易无效存在主要过错，给原告的资金98,921.69元造成了相应的利息损失，被告渝川大宗应当给予赔偿。其利息应从2015年11月9日（原告停止交易之日）起至2017年8月2日，以本金494,603.6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为40,679.46元，自2017年8月3日至2019年8月20日以本金98,921.6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为9,616.41元，自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3月31日以98,921.69元为本金，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市场报价利率为4.25%）计算为2,580.09元，利息合计52,875.96元本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被告工行萨依巴格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工行萨依巴格支行只为原告开通储蓄账户及个人网上银行，是工行萨依巴格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履职的一项正常业务，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不是原告与被告渝川大宗现货延期电子交易的相对方，也不是被告渝川大宗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其仅为原告提供资金划转服务，对涉案交易无效不存在过错，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工行萨依巴格支行与被告渝川大宗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工行萨依巴格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李某与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全部无效；   二、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李某交易资金本金98,921.69元；   三、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某支付利息52,875.96元；   四、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26.92元（已减半），由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孟姜慧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书  记  员   徐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