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39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玲，女，1990年1月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林福，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彬，男，1989年6月13日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琳，男，1986年3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系被上诉人戴彬的哥哥。上诉人黄晓玲因与被上诉人戴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2020）赣0721民初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晓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林福；被上诉人戴彬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晓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赣0721民初71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改判为上诉人无需返还任何款项；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于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及举证责任分配完全脱离了本案诉请及基础事实，难以令人信服，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财物，但法庭归纳的焦点仅仅围绕支付金额、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取得款项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是否应当归还。对于这样的争议焦点让上诉人甚至包括专业律师都难以理解。其次，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实质上相当于并没有进行举证责任明示。第三，本案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即证实本案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款项为不当得利，但一审法院却多处表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将本案原被告举证不能的不利情形进行了完全颠倒。二、一审法院对于“不当得利”的理解存在重大的偏差，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首先，何为“不当得利”，机械的理解其构成要件为：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但要准确掌握适用，关键在于对“因果关系”及“法律依据”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认定不当得利所要求的“因果关系”主要是指受损人的损失是由于受益人受益所造成的，且通常情况下受损失的人利益受损并非其真实意愿，关于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5条的规定（即便没有法律依据，但受损人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或明知没有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均不可以要求返还）可以充分体现该精神。对于认定不当得利中的“没有法律根据”主要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没有基于任何法律关系，比如捡到他人物品、收货主体出现差错等，对于基于借贷、买卖或赠与等方式，显然不属于没有法律根据情形。其次，本案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均系其主动支付，且支付时知道上诉人的情况及身份，其也清楚支付款项对应的法律后果。目前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支付款项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本案在庭审时法庭已经将“原、被告于2018年12月15日开始进行感情交流并恋爱…”作为法庭归纳的无争议事实，并且双方均表示无异议，既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12月份起开始进行感情交流并恋爱关系，双方之间发生资金交往何来没有法律依据呢？三、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其支付款项的性质为赠与，原审法院多处表述“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只能说明一审法官并未认真查阅案件证据材料或者选择性忽视。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识之初双方并未建立深厚的感情，之前存在的转账主要以借贷为主，比如2019年5月7日被上诉人曾转账7000元给上诉人，但上诉人在5月10日便转回7000元给被上诉人。后来双方感情渐渐加深，便以夫妻名义相称，转账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先后多次发了520、1314元等秀恩爱意义的红包，并且在2019年6月24日的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主动说到“玲股，好想你”“不怕，我负责赚钱，你负责败家”，之后聊天就和夫妻之间聊天口吻完全一致，发生的转账属于恋人之间的赠与。其次，对于2019年7月19日转账10万元的性质，双方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提交的截图63）赤裸裸的可以证实属于典型的赠与性质，上诉人说到“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钱”，被上诉人回复“原来你把我当别人”，言外之意，被上诉人已经将上诉人当作夫妻来对待，完全可以用彼此的钱。另外2019年9月23日（图82）上诉人也曾对被上诉人说到“我跟你谈了这么久，一眨眼就是一年…虽然你给过我10万，但是我拿的却如履薄冰…”2019年9月26日（图92）上诉人说到“你7月给我的10万，一开始用完了几万，后面东凑西好了10万，本来要还给你的，后面你没要，我就把凑的还回去了，现在还是剩余几万”，被上诉人则回复“好的”“那我准备两万美金，够不够？”，以上聊天记录但凡仔细查阅有点常识的人都应当可以得出该10万是被上诉人赠与给上诉人使用的结论。第三，对于2019年11月25日及30日共计转账8万元，其中5万元是被上诉人赞助上诉人购买房屋用途，尽管上诉人最终并未用于购买房屋，但是否购买房屋对于款项支付的性质并不会发生任何影响，仍然不能改变其赠与的性质。另外3万元，可以确定的是，该转账系被上诉人自愿行为，并非上诉人强行索要或以借的名义发生，另外从双方聊天记录也可以得知该款项系被上诉人为了挽留及加深双方恋爱关系所为，也属于典型的赠与性质。四、一审法院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而非当事人经济能力对于不同金额之间的转账做出截然不同的认定，依法应予纠正。首先，根据《江西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6条解答到“恋爱期间为表达感情而馈赠给对方的小额财物，属赠与关系，不在彩礼之列，不得要求返还。小额的认定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条件综合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刚认识之初，被上诉人就告诉上诉人自己在国外工作收入很高，而且在武汉购买了一套两百多万的房子。10万元对于被上诉人上百万年收入而言，根本不算巨款，完全在其承受范围内，而一审法院却抛开当事人基本经济能力，仅凭自己的认知水平作出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的结论。其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款项时，双方已经进入热恋期，尽管双方线下见面次数较少，但从双方微信、电话联系的频率来看，彼此已经深陷爱情漩涡，难以自拔，同时由于双方系赣县本地人，尽管主要以网络联系为主，但丝毫不会影响感情的真实性，彼此都奔着结婚目的交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自愿向上诉人转账赠与10余万元，完全合乎常理。第三，近些年网络直播打赏十分热门，有些粉丝为了表达对主播的喜欢和支持，经常数万或数十万的打赏，且这样的打赏基本都是精神层面的，不存在任何实质目的和意义，如果按照一审逻辑和认知，网络主播打赏的款项均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进行返还。五、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截图证据存在明显伪造、刻意删减对自己不利内容的情形，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有利于其自身的证据不应采纳。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图35及图36，全文是上诉人自己的聊天内容，没有被上诉人的任何聊天内容，但是结合上诉人聊天内容来看，显然是双方在对话，且涉及到几个话题（房屋户型、用房子拴住上诉人、骚气的名字、是否回赣州、信号问题、不想去的地方），这些内容不可能上诉人自言自语，因此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制作该截图时进行了删减，且删减内容对被上诉人明显不利。其次，从聊天截图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从认识并确定恋爱关系后，双方几乎每天都是聊天，甚至还会经常书信来往，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截图时间断断续续，尤其是7月18日转账10万后的聊天记录，间隔明显过长，其中图63（7月22日）与图64（8月18日）间隔将近一个月时间，但事实上自从被上诉人转账10万双方感情更加深厚，联系更为频繁，因此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存在刻意将双方聊天暧昧的内容以及聊天中涉及10万转账表示赠与无需归还等聊天内容进行了删减。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显然未被完整的保存和提取，依法应当对于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内容应不予采纳，不利于被上诉人的部分则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存在不清不楚，对于法律适用及理解更是错误连连，进而导致本案一审判决存在极其错误及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戴彬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通知答辩人的程序合法。2020年6月28日，答辩人接到一审法院收取传票的电话通知，当天答辩人前往法院取得传票。2020年7月2日，答辩人按传票要求的时间地点出席开庭，答辩人到达法院后，上诉人缺席，法庭依法审理后做出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6、144条，一审法院按规定通知答辫人，按实际情况依法审判，程序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上诉人称钱款和礼物是答辩人为了向上诉人表达爱意自愿赠与上诉人的。事实的真相是：上诉人以骗取钱财为目的，利用所谓的“恋爱”关系，掌握了答辩人迫切想结婚的心理，在骗取答辩人的充分信任后，以家庭困难为由向答辩人借钱获得100000元、以买房结婚为由获得85000元、以购买金饰品为由获得16000元，以频繁的索要微信红包、转账和礼物获得8621.2元，共索要钱物209621.2元。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二）上诉人通过“恋爱”骗取钱财，达到目的后主动分手离开，怎么会对上诉人造成什么伤害呢，反而是对答辩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感情上的欺骗、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答辩人从认识上诉人开始，就以结婚为目的去交往，真心相待，并且计划回国后结婚。当答辩人准备回国时，上诉人却开始连续几天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在答辩人抵达赣州后，担心东窗事发，便提出分手。随后上诉人为了逃避责任，拒不接电话，最后更是将答辩人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无奈之下答辩人同姑父一同前往找到上诉人的家中协商此事，要求上诉人分手后就要归还答辩人所付款项。而上诉人强横的对答辩人说“这个钱为什么要还！”，并将答辩人赶走，答辩人见协商无望，无奈离开。整个案件经过，在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可以充分说明事实真相。上诉人称答辩人向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连续，不真实，断章取义，不符合常理。答辩人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就展示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上诉人面对事实真相，选择视而不见，在没有查看聊天记录的情况下否认答辩人的证据。（三）上诉人称本案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答辩人认为，本案确实很具有社会意义，上诉人通过“恋爱”骗取钱财，不仅对答辩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未来也必定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答辩人身居国外，从来都没有和上诉人发生过性关系，上诉人为达到不还钱的目的，获得巨大利益却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编造各种谎言及故事，甚至污蔑答辩人，这种都是没有事实根据，并且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一审法院部分判决存在对答辩人不公平，答辩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驳回答辩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包含答辩人的16000元购买金首饰的钱款和其它微信转账、红包等礼物款8621.2元，（一）2019年10月2日，上诉人称介绍人钟玉娟购买了金项链和金手镯，上诉人用该理由向答辩人索要2万元转账购买金项链和金手镯，并以生气发脾气相威胁，答辩人考虑到反正要结婚，迟早要用上，就如上诉人所愿，分别于2019年10月4日至10月6日给上诉人转账16000元。但该事件的事实真相是，介绍人钟玉娟根本就没有购买所谓的金项链和金手镯，上诉人谎称她们购买金饰品只是为了索取钱财，上诉人收到首饰款后，也没有向答辩人展示任何金饰品，由此可见，上诉人只是将钱财占为己有，并没有把首饰款用在购买金首饰上。答辩人认为首饰款金额较大，并且婚姻风俗中，金首饰是彩礼的一部分，理应归还。（二）上诉人频繁向答辩人索要微信转账、红包等礼物款8621.2元，同样是上诉人利用答辩人迫切想结婚的心理骗取得到的，理应归还给答辩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同时请贵院依法支持答辩人要求上诉人归还16000元首饰款和其它微信转账、红包等礼物款8621.2元的请求。戴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一次性偿还不当得利20992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本案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5日，原告添加被告微信，双方成为微信好友并开始沟通交流，后发展为恋人关系。但双方一直不从谋面，直至2019年7月28日，原告回国，双方第一次见面并入住章贡区香江湾大酒店五指峰路店，于7月31日离店，期间双方同住一张床。2019年8月20日，原告出国，双方继续通过微信联系。2020年1月14日，原告回到赣州市，后原被告之间产生矛盾并最终分手。另查明，(1)双方恋爱期间，原告于2019年7月18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App分两次向被告转账各50000元，合计100000元；于2019年10月4日及同年10月6日通过支付宝向被告转账10000元及6000元，合计16000元；于2019年9月28日向原告发送微信红包5000元，2019年11月25日及同年11月29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App向原告转账的50000元及30000元，合计85000元。庭审中，被告对原告出示的手机上的转账记录进行了质证，认可收到上述款项。（2）原、被告之间无生意业务往来，收款的微信号为原告本人所有，且系原告本人操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向被告转账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为不当得利，被告主张为恋爱期间的赠与。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他人利益受到损失；3.一方获得利益与他人利益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无法律依据。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对原告向被告的转账，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2019年7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00000元。被告认可收到该笔款项，称是原告为了稳住被告的心而自愿转账给原告的，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生活实际，在双方认识仅7、8个月且不从谋面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赠与100000元，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该款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笔100000元为不当得利款，被告应予返还。(2)2019年10月4日及10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6000元。据原告陈述及其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该款原告是给被告买金银首饰用。结合本案案情，2019年7月28日，原告回国，双方第一次见面并入住酒店，于7月31日离店，期间双方同住一张床，2019年8月20日，被告再次出国。而该款是发生在2019年10月4日及6日，即双方见面之后。原、被告作为恋人关系，在双方见过面且三天同住一张床的情况下，原告作为恋人，向被告转账16000元用于购买金银首饰，合情合理，被告取得该款是有依据的。因此，对原告主张该笔16000元为不当得利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3）2019年9月28日、11月25日、11月29原告向被告转账的85000元。原告陈述该笔款项为购房定金及购房款，被告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也认可双方谈论过买房事宜，但最终没有购买，此款是原告为了稳住被告的心而自愿转账给原告的赠与行为。结合本案案情，可以认定该款为购房定金及购房款，但房并未购买。被告主张为赠与，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85000元为不当得利款，被告应予退还。（4）原告主张的恋爱期间向被告所发的小额红包被告应予退还。原、被告作为恋人关系，在恋爱期间有些小额红包往来及购买礼物，是正常恋人之间皆存在的行为，且被告亦会买礼物给原告。因此，对原告主张该笔款项为不当得利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综上，被告所获不当得利款应当予以返还。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晓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戴彬返还不当得利款185000元。二、驳回原告戴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4元，由原告戴彬负担264元，由被告黄晓玲负担196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构成不当得利的一方当事人应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关于被上诉人戴彬于2019年7月18日向其转账100000元，因上诉人黄晓玲家中困难，被上诉人戴彬于2019年7月18日向其转账100000元，以上事实有双方在转账前后的聊天记录为证，上诉人黄晓玲主张被上诉人戴彬是为了稳住自己才赠与该款项，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即使上诉人黄晓玲认为被上诉人戴彬曾有赠与的意向，2019年8月18日双方发生矛盾后，被上诉人戴彬已明确表示“你应该找一个更喜欢你的……钱的问题，紧张的话，可以晚一点还给我”，并将银行账号告知上诉人黄晓玲，对此上诉人黄晓玲承诺“晚点还给你”，双方对该笔款项应返还给被上诉人戴彬已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黄晓玲不再具备占有100000元的法律基础，应返还案涉100000元，之后被上诉人戴彬虽未再主动要求上诉人黄晓玲返还该款项，但无证据证明已赠与给上诉人黄晓玲，被上诉人戴彬对其主张已完成举证责任。关于2019年9月28日、11月25日、11月29日被上诉人戴彬向上诉人黄晓玲转账的85000元。被上诉人戴彬为购买婚房向上诉人黄晓玲支付定金、购房款85000元，最终上诉人黄晓玲并未购房，在给付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曾经存在嗣后已灭失的情况下，该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黄晓玲主张其中50000元是赞助其购买房屋，30000元属于自愿支付，均属于赠与性质，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已依照规定向上诉人黄晓玲送达了传票，上诉人主张一审违反了诉讼程序无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黄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上诉人黄晓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姗审 判 员  宋玉玲审 判 员  沈象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陈天芳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