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0785号 原告：谈利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莉娜，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淼，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劳力萍。 原告谈利明诉被告余超、劳力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引调受理后，组织双方庭前调解无果。后本案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星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工作原因变更由审判员王静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谈利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胡莉娜，被告余超的委托代理人高淼及被告劳力萍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谈利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由两被告返还价款132838元及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余超系朋友关系，被告余超告知原告其有口罩布的货。2020年4月10日上午8时左右，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余超订货，被告余超称价格59000元/吨，原告共计订货2吨，合计价款118000元。同日中午12时左右，原告再次向被告余超订货2吨，被告余超称价格涨至64000元/吨，合计价款128000元。原告合计订货4吨，价款为246000元。原告依照被告余超的指示将价款全部打入被告劳力萍的***银行账户。被告余超承诺4月10日当日发货1吨，剩余3吨第二天发出。但原告付款后，被告余超一直未按约发货，直至4月12日仅发货886.90千克。后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余超于4月20日发货1031.20千克，此后直至原告起诉，被告余超一直没有发货。被告余超两次发货仅1918.10千克，原告认为被告构成根本性违约，双方多次协商沟通，被告均以被上家欺骗为由拒绝发货也拒绝退还货款，为此，原告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超辩称：第一，谈利明与余超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人系合伙关系，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返还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本案与劳力萍无关，只因当时余超被强制执行，因此只是通过劳力萍的银行卡过账。 被告劳力萍辩称：被告劳力萍系为被告余超工作，当时余超被绍兴法院强制执行，故用劳力萍的卡过账，但劳力萍与谈利明、余超之间的生意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劳力萍的诉讼请求。 原告谈利明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微信聊天记录1组，欲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两被告收款后不交货的事实；2.交易明细2份，欲证明原告打款给被告劳力萍的事实；3.通话录音1份及文字整理资料1份，欲证明两被告未返还原告价款的事实；4.无纺布2份（其中1份系市场上常见的口罩布材料；1份系被告余超发货给原告的口罩布材料），欲证明被告交付的货物与约定不符的事实；5.微信聊天记录2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1份，欲证明因被告交付货物不符合约定，导致原告将价款退给客户的事实；6.通话录音1份及文字整理资料1份，欲证明前两吨货物的单价为每吨59000元的事实；7.通话录音1份及文字整理资料1份，欲证明被告认可其中一吨货物发货不是原告购买的货物，原告已经将该货物退回给被告，被告委托原告找地方放置该批布料并同时在找上家退款，因此被告需退还原告价款132838元的事实；8.通话录音1份及文字整理资料1份，欲证明原、被告系买卖关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余超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十分全面，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对证据2无异议，但系根据被告余超的指示，原告将价款打给劳力萍，而不是两被告合伙；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可以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且双方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双方整个聊天记录及交易习惯认定；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该录音内容，原告提到前两吨货物的价格为118000元，结合之前原告提交的128000元的价款，总计246000元，该金额与余超支付上家的进货金额是一致的；对证据7，录音系原、被告之间的对话无异议，但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内容不完整，是截取的，无法反映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且并不能证明其中1吨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余超也未在录音中同意退货，谈利明自认存在退货与其庭审中陈述的代收也不一致，最后，该段录音的具体时间不明，谈利明在庭审中明确其收货后就向下家交付，无从得知该录音系交付前还是交付后；对证据8，录音系原、被告之间的对话无异议，但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录音内容不完整，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整个录音内容系原告在帮下家讨要两吨货的钱，如果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应为自己讨要自己的货款，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明确双方系合伙关系，并非买卖关系。被告劳力萍认为，对证据1、3、4、5、6、7、8均不清楚，对证据2，款项确实收到，但是被告劳力萍只是被告余超的员工，听从被告余超的安排，对其余事情均不清楚。经审查，本院认为，鉴于被告余超对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劳力萍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对证据4，原告提交的其认为系余超交付的口罩布，没有任何标识，无法反映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时原告谈利明明确不申请鉴定，故该证据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5，无法反映与本案的关联，故对证据4、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7、8，既然谈利明和余超均明确系双方之间的对话，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 被告余超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微信聊天记录（通过视频形式固定于光盘中）1组、微信聊天记录摘要1份，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余超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买卖关系的事实；2.转账记录截图4份，欲证明余超已将下家转入的款项全部转入上家采购货源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对于光盘中的内容由法院核实，对微信聊天记录及摘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的交易模式系被告余超将货物卖给原告，原告再卖给客户，双方系买卖关系；对证据2，与本案无关，转账系余超个人行为。被告劳力萍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被告余超的待证事实，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对证据2，能反映余超将246000元的款项，分别于2020年4月10日转出至叶**173000元，于2020年4月14日转出至魏**73000元的事实；至于能否证明被告余超的待证事实，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 被告劳力萍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1份、公司登记情况1份、户口本（复印件）1份，欲证明劳力萍系为余超打工，由余超为其在绍兴柯桥**纺织有限公司缴纳社保，该公司系余超实际操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余超的女儿余**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谈利明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劳力萍与本案无关，且劳力萍在余超实际掌管的公司上班对于其与余超合伙做生意更加便利。经质证，被告余超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余**确系余超的女儿，劳力萍系为余超打工。经审查，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确认余超为劳力萍在余超女儿经营的公司绍兴柯桥**纺织有限公司缴纳社保。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谈利明与余超因墙布生意认识，后双方于2020年4月9日开始就口罩布、无纺布、熔喷布、墙布等生意进行合作商谈。谈利明和余超均确认，双方于2020年4月9日至4月24日期间就口罩布、无纺布、熔喷布等协商过多笔生意，最终成功交易的包括4月10日的4吨无纺布以及4月14日的金额为209000元的交易。根据余超的指示，谈利明于2020年4月10日转账至劳力萍的账户244000元。谈利明实际收到的口罩布为：4月12日发货的886.90千克，4月19日的发货的974千克，4月20日发货的1031.20千克。 根据谈利明和余超的陈述，双方系2020年4月10日上午就案涉4吨货物协商一致。关于价格：谈利明认为其支付至余超的价格为前2吨每吨59000元，后2吨每吨64000元，其转账支付余超244000元，另余超尚欠谈利明的借款2000元抵入货款中，故实际谈利明支付余超246000元。余超发表质证意见时认可收到246000元，并陈述其在收到款项当天已将全部款项转入上家。关于规格：根据谈利明与余超于2020年4月10日上午7时28分的微信聊天记录，余超问到“什么规格的”，谈利明回复“那个无纺布啊”，其余对话中未提到具体规格。 另查明：余超于2020年4月10日11时8分转入叶**账户53000元，于2020年4月10日12时30分转入叶**账户120000元，于2020年4月14日转入魏**账户73000元。 又查明：余超为劳力萍在绍兴柯桥**纺织有限公司缴纳社保，绍兴柯桥**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余**，余**系余超的女儿。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谈利明和余超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伙关系；第二，如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及合同解除后，余超、劳力萍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谈利明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余超则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个人合伙系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本案中，余超与谈利明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合伙协议，判断二者是否构成合伙需分析是否具备合伙的条件。1.双方在协商之始，从未明确就合伙做出相应商谈，二人就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分配利润、风险承担等从未进行明确约定，亦不存在共同的经营场所等。2.关于收益分配，余超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不一的情形。首先，余超先称“双方约定经营收益平分，即对于前2吨货物，工厂价每吨58000元，谈利明卖给下家的价格为每吨59000元，收益1000元即双方的共同收益”；而后又称“已将谈利明打入的246000元（59000元×2＋64000×2=246000元）的款项全部打入上家”，如此便不存在余超陈述的共同收益，从余超的最终陈述看，并不存在所谓的差价1000元即双方共同收益的情形。其次，余超陈述“其在收到谈利明款项的当天已经将款项全部打入上家账户”，但根据其提供的转账记录，余超于2020年4月10日转出的款项为53000元及120000元，与谈利明支付的价款246000元并不相符；即便余超于2020年4月10日和2020年4月14日转出的总价款合计246000元，余超亦未举证证明其分别转入的两个人系同一个客户，且谈利明与余超均确认2020年4月14日另达成一笔生意。3.根据谈利明的自认，其卖给下家客户的价格为前2吨124000元，后2吨132000元，其赚取的差价为自己的收益，与余超无关。且结合谈利明和余超整个微信记录以及录音通话，余超从未问过谈利明卖出的价格，亦从未向谈利明主张过利润分配，显然也不符合合伙的特征。综上可知，谈利明和余超之间分别享有各自的收益。余超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应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于争议焦点二，谈利明将相应价款支付给余超，余超向谈利明发送货物，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现谈利明已经向余超支付款项246000元，实际收到的货物为2892.10千克，而其余货物余超至今未能交付，现双方均认可案涉货物的市场行情在2020年4月时价格波动极大，自2020年5月后已经没有相应市场，故合同也已经失去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因余超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导致谈利明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谈利明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关于需要返还的价款，双方现争议的主要在于974千克的货物是否已经退回余超，双方均明确该974千克的货物系在履行案涉4吨货物，谈利明主张974千克货物存在规格不符及质量问题，且余超已经同意退货，余超则认为货物不存在质量问题其并未同意退货。对此，1.关于规格，谈利明和余超于2020年4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规格，仅提到“那个无纺布”，对于具体规格、型号等均未进行明确约定，谈利明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就具体规格、型号等作出约定，故对于谈利明陈述的余超交付的货物不符合约定的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谈利明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对于质量问题，谈利明明确表示不申请质量鉴定，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关于货物是否退回余超的问题，谈利明主张货物已经退回余超，且明确主张退回的证据系其提交的证据7、8的录音。但在该录音中，对于谈利明多次陈述的货物有质量问题及退回等问题，余超并未有明确的同意退货的意思表示，且双方对于货物是否存在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也并未就退货事项形成合意。目前该货物也依然存放在谈利明找的仓库中，因此谈利明并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将货物退回余超。综上，本院认为谈利明实际收到的货物为2892.10千克，因双方对于货物发送对应的价款没有明确，故本院按照先发货的货物系履行在先一笔交易，因此余超尚应退还谈利明的款项为70905.60元（246000元-118000元-892.10千克/1000千克×64000元=70905.60元）。关于利息损失，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争议较大，故对利息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力萍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主张劳力萍和余超系合伙经营，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且除了谈利明依照余超指示将款项打入劳力萍账户外，双方的交易中谈利明也从未与劳力萍有过任何联系和磋商；此外，余超和劳力萍均认可劳力萍为其工作，由余超为劳力萍在余超女儿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缴纳社保，故原告主张要求劳力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谈利明与余超之间于2020年4月10日订立的4吨无纺布的买卖合同关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 二、余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谈利明款项70905.60元； 三、驳回谈利明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余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56元，减半收取1478元，由谈利明负担692元，由余超负担786元。 原告谈利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还剩余诉讼费；被告余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丽 附录：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