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5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璐，女，199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莉，女，199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耀仁，男，1967年8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石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女，198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土长，男，195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发香，女，195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200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201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201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201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的法定代理人：谢某，女，198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超群，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华勇，男，197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崇义县创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崇义县横水镇中营村石巷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5MA38E44X2A。法定代表人：邹华勇。上诉人温璐、黄莉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邹华勇、叶发香、谢某、刘土长、崇义县创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艺广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20）赣0702民初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调解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温璐、黄莉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耀仁，被上诉人谢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超群，被上诉人邹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璐、黄莉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采信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采信存在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邹华勇及其担任法人代表的被上诉人崇义县创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一方，以减轻其赔偿责任。一、一审判决故意割裂被上诉人邹华勇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上诉人崇义县创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的关系，将邹华勇履行公司职务行为转化为其个人行为。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以“被告邹华勇系被告创艺广告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被告温璐、黄莉洽谈案涉安装工程时，并未向被告温璐、黄莉提供营业执照，未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故被告创艺广告与本案无关联”。此说法是对法律的严重曲解。一是形成雇佣关系、承揽关系没有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以书面合同形式；二是既然已认定邹华勇为创艺广告的法定代表人，其雇佣工人的行为，其所承揽的业务也是其公司经营范围，如何否认邹华勇的职务行为不是其公司的经营行为？违背法理；区区3500元的广告牌安装承揽业务必须以书面合同签订方为有效，不符合社会常理。二、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中“被告温璐、黄莉将案涉广告牌安装工程承揽给被告邹华勇，但在承揽时未要求被告邹华勇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未尽到资质审查的审慎义务，同时招牌安装时，被告温璐、黄莉亦在场，也未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尽到提醒注意义务。”这既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也是适用法律错误。事实是上诉人温璐、黄莉均不在安装现场（有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提交的公安报案笔录为据），温璐在店铺内，而黄莉既不在店内也不在店外安装现场；依已认定的承揽合同关系，法律没有规定定作人有安全防护提醒注意之义务；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作人履行审慎审查义务时必须查看其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何况对于广告牌的安装国家并未实行资质管理，没有法律规定承揽广告牌安装业务必须具备相关资质；上诉人所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也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履行了严格审慎审查义务，一审法院予以了认定（详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三、一审判决已认定死者刘建民与被上诉人邹华勇的雇佣关系，其赔偿责任就应当为雇主邹华勇，与上诉人无关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雇主对雇员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邹华勇及其公司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时，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之规定，定作人有过错时才需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任何一方均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采信也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和一二审诉讼费用，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邹华勇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答辩人是以1800元包给刘建民做，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共计976637.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初，被告邹华勇承接了被告温璐、黄莉的广告牌安装工程，12月7日被告邹华勇雇佣刘建民等人进行招牌安装，在案涉广告牌安装过程中，刘建民不慎从四层脚手架摔落死亡。另查明，1、刘建民与被告邹华勇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及地点灵活，按工作量计算报酬。2.刘建民户籍地为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刘建民自2017年2月份至2019年6月份租住在金色春城西区22栋一单元401房，自2019年7月30日起租住在赣州市，并从事招牌安装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事故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的范围。首先，刘建民虽未与被告邹华勇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均认可，刘建民是受被告邹华勇所雇佣，到案涉店铺安装广告牌事宜，且邹华勇自2017年不定时的也有叫刘建民工作过并按工作量发放报酬，刘建民与被告邹华勇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被告邹华勇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对提供劳务者刘建民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创艺广告、温璐、黄莉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邹华勇系被告创艺广告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被告温璐、黄莉洽谈案涉安装工程时，并未向被告温璐、黄莉提供营业执照，未以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温璐、黄莉签订书面合同，被告邹华勇与刘建民从事劳务关系时亦未以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故被告创艺广告与本案无关联，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温璐、黄莉将案涉的广告招牌安装工程承揽给被告邹华勇，但在承揽时未要求被告邹华勇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未尽到资质审查的审慎义务，同时，招牌安装时，被告温璐、黄莉亦在场，也未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尽到提醒注意义务，故被告温璐、黄莉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另外，案涉工程系高空作业，受害人刘建民从事过多年招牌安装工作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高空作业的危险，未作防范措施以及未尽到安全操作审慎义务，自身亦存在过错，其在此次事故中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综合本案事故发生过错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被告邹华勇应承担刘建民损失的50%的责任，被告温璐、黄莉应承担刘建民损失的10%的责任，刘建民应自行承担40%的责任。其次，关于原告的合理损失问题。本案中，刘建民自2017年不定时受雇于被告邹华勇处工作，并实际居住于赣州市章贡区城区，故一审法院认为刘建民的损失应按城镇标准来计算。1.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刘建民的死亡发生在2019年，故应参照上一年度即2018年统筹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故死亡赔偿金应为676380元（33819元／年×20年）；2.丧葬费：因刘建民的死亡发生在2019年，故应参照上一年度即2018年统筹地区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标准，故丧葬费应为35386元（70772元／年÷12个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刘土长应为207600元（20760元／年×20年÷2人）；母亲叶发香应为196220元（20760元／年×19年÷2人）；儿子刘某1应为83040元（20760元／年×8年÷2人）；女儿刘某2应为124560（20760元／年×12年÷2人）；女儿刘某3应为155700元（20760元／年×15年÷2人）；儿子刘某4应为166080元（20760元／年×16年÷2人），合计：933200元，原告在本案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6600元，该行为视为其对自身权益的放弃，不违反法院规定，故案涉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66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受害人刘建民对事故本身也存在一定安全防范责任，对原告造成精神损害，故被告应对原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主张50000元明显过高，综合考虑当地的生活水平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20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因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些费用的实际发生，故对于该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以上除精神抚慰金外各项损失合计为918366元，被告邹华勇承担50%，即459183元；被告温璐、黄莉承担10%，即91836.6元，剩余损失的40%由刘建民自行承担。精神抚慰金20000元，由被告邹华勇、温璐、黄莉共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676380元、丧葬费353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6600元，合计918366元；二、由被告邹华勇承担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损失的50%，即赔偿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459183元；三、由被告温璐、黄莉承担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损失的10%，即赔偿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91836.6元；四、由被告邹华勇、温璐、黄莉共同赔偿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上述给付义务，限被告邹华勇、温璐、黄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五、驳回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66元，由原告谢某、刘土长、叶发香、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负担5426元，由被告邹华勇有限公司负担6783元，由被告温璐、黄莉负担135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的广告牌需安装在二楼的位置，距离楼下四米左右，安装作业属于高空作业，根据生活常识，在广告牌的安装过程存在危险性，安装作业应有安全防护措施，无论法律法规对于广告牌安装是否有明确的资质要求，作为定作人，上诉人负有的选任义务不限于对承揽人资质上的审查，还应对承揽人是否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设备尽到审查的义务，上诉人看到被上诉人邹华勇在隔壁安装广告牌，就找到被上诉人邹华勇，将案涉的广告牌安装工程交由其完成，上诉人存在选任过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温璐、黄莉对刘建民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邹华勇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有异议，主张与刘建民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因被上诉人邹华勇并未提起上诉，其主张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温璐、黄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4元，由上诉人温璐、黄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姗审 判 员  宋玉玲审 判 员  沈象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陈天芳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