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3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守东，男，195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国，山东海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洲，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波，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守东因与被上诉人成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9)鲁1626民初5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守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1626民初5014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有效，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有悖法律和事实。首先，《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被上诉人在1998年4月从邹平县明集镇南成村村委会承包涉案土地后，就于同年9月将涉案土地交由了上诉人实际承包。2007年3月，为了明确双方的关系，由孙东兵做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被上诉人将涉案土地一次性转让给上诉人的协议（以下称转包协议）；后担心不允许转租，在办理林权证前，双方又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并由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去邹平县林业局办理了林权证。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转包协议和《合作协议书》能相互印证双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同时，在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了其在协议上签字，也认可了协议在诉讼时有用。对于一审对录音的认定不能够成立：首先，关于录音形成的时间，是因为视音频记录仪为全新购置，购买后，并未进行重新设置，所以当2019年4月10日录制时，视音频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1日，一审以此怀疑上诉人提交的视音频的原始性不能够成立；其次，在录音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在协议上签字，虽然没有直接说明系《合作协议书》，但是从谈话的内容，完全可以推知就是《合作协议书》。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始以来只签订过两份协议书，即前述的转包协议和本案的《合作协议书》，这两份协议书指向的都是涉案的林地，所以无论他认可的是那份协议书，都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将涉案的土地转包给上诉人的事实。其次，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其他第4项之约定，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不管协议有无双方签字，有印章即成立并生效。对于协议上被上诉人的印章，虽然鉴定书作出了倾向性肯定同一的意见，但在描述印章差别之时，分析为可能因盖印造成，非实质性差别。而且结合协议盖章生效之约定，根据证据之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认定系被上诉人印章，并认可协议之效力。至于一审判决认为即使两枚章一致，需要上诉人证明系被上诉人所为，是明显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上诉人提供了带有被上诉人印章的书证，等于完成了初步的举证，如果被上诉人否定不是其所加盖，需要被上诉人举证，而非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方。最后，一审中山东政法学院出具的鉴定书对笔迹的鉴定程序和结论错误，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应当重新鉴定。第一，鉴定机构虽然系双方共同选定，但不能以此就断定鉴定就肯定不存在着错误，不然关于重新鉴定的法律规定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第二，《司法鉴定意见书》将被上诉人现场书写作为对比笔迹样本，虽然是上诉人被上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现场书写，但是被上诉人明显的进行了笔迹伪装。导致不但不和《合作协议书》不一致，与被上诉人其他文件上的笔迹亦不相同。鉴定机构确定将其作为笔迹样本是错误的。第三，人民法院其他样本的采集亦不合理，不符合鉴定规范规定的程序。笔迹样本除了被上诉人现场书写的之外，还采集了被上诉人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听证笔录等，这些笔迹样本皆是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发生争议以后的签名。而且，在举行“听证笔录”有关的听证时，已经涉及《合作协议书》的真假问题，被上诉人那时已否认签名系本人签署。如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所言，被上诉人已经为双方的争议做好了各种准备，包括夫妻离婚。所以被上诉人在争议发生后的签名并非被上诉人签名的真实客观反映，而是进行了伪装，不能作为笔迹样本，人民法院应当采集一些双方争议之前的被上诉人的笔迹样本来进行鉴定。综上，上诉人将申请重新鉴定，以还原案件事实。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亦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而本案当事人对案件的事实陈述存在严重的分歧，即使进行了鉴定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合同有效与否事关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严重影响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亦可能会影响着案件的公平公正，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判决结果有悖事实和客观公正，依法应予以撤销。成洲辩称，王守东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并非由成洲本人签字，成洲本人也从未盖章，并非成洲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上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合作协议书》实际上是王守东为达到非法目的而伪造的材料。一审判决确认《合作协议书》无效，程序准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于法有据，应予维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规定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如果王守东主张《合作协议书》有效，应当由王守东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但是，王守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产生的背景、产生的过程、双方签订的过程、签订的事实以及履行的过程，这些基本事实都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2.王守东唯一的证据就是林权证，并以林权证反推《合作协议书》有效，这是错误的。林权证本身内容非法。具体如下：2.1林权证已经法定程序，即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2019]邹行审许不决字001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确认“无法有效证明林木权属”。2.2在程序和形式上，王守东声称成洲参加了办理林权证的现场和过程，但是，王守东没有提供成洲当场签名的材料；事实上成洲从未参与办理过被告声称的林权证；2.3林权证中存在两份权属证书，坐落不同、亩数不同、株数不同，但却依据同样的申请材料，典型的作假，充分证明林权证涉嫌伪造，内容不合法；2.4第一份权属证书的面积与涉案涝洼地承包合同实际面积差距巨大，株数与实际可能的株数差距巨大，也充分证明林权证内容的不真实、不合法；2.5第二份权属证书，王守东不能提供其他的合作协议，明显内容非法；2.6从形成时间角度，一般权属证书都是从证书形成或申请之日起算权利至未来一定期间，但涉案的权属证书办理日期是2009年，但却倒推权利从1998年开始至2018年，登记机关确认1998年有多少株树明显违背常识，内容非法。因此，王守东以林权证反推《合作协议》有效，基于林权证本身内容不合法，违背常识，且已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法有效证明林木权属，因此，王守东的证明方法和证明内容都存在错误。3.王守东在上诉状中声称，2007年3月成洲与王守东签订将涉案土地一次性转让给王守东的协议。这不是事实，成洲从未签订过这样一份协议。而且从常识上来讲，既然在2007年3月份双方签订过协议，那么在2008年再签订合作协议书不符合常识。4.王守东在一审中提交的视听资料显示时间是2015年10月11日，而王守东声称拍摄于2019年4月10日，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时间的差异，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真实性当然不予确认。视听资料内容嘈杂，具体指向不明，而且明显是王守东在引导和逼迫成洲，内容上也并没有提到涉案合同的具体内容，成洲也未明确认可签订涉案合同。因此这份视听资料真实性明显不应得到认可，而且与本案无关联性。5.《合作协议书》形式上不具备有效要件。5.1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具备相应资质、鉴定程序严谨合法、鉴定意见依据充分、鉴定方法和过程科学合理，是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书不具备法定重新检验的情形。根据鉴定意见的结论：（1）涉案《合作协议书》中的成洲的签名并非成洲本人笔迹；（2）印章“倾向于认定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并非绝对是同一枚印章。这个鉴定结论是科学合理的，因为印章具备伪造、激光扫描刻印的可能性，但签名由于每个人笔画和习惯不同，完全模仿的可能性较小。5.2《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签名并非成洲本人签名，印章事实上并非成洲本人加盖，王守东也无证据证明是成洲本人加盖。因此，《合作协议书》依法不具备有效要件。5.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行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由于成洲本人并未签字，印章并非成洲本人加盖，王守东也无证据证明是成洲本人加盖印章，因此，不能证明《合作协议书》是成洲的真实意思表示，成洲从未与王守东就涉案承包土地开展合作，也没有合作的意思表示，因此，《合作协议书》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依法无效。5.4通常情况下，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不同于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不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或为其所加盖，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成立了合同关系，在此情形下应当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签字的真实性以及印章由谁加盖。本案《合作协议书》中成洲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并非成洲本人签名，对于加盖在《合作协议书》上的印章，司法鉴定意见书亦未明确表明该私章与加盖在《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中》的私人印章一致，且成洲否认加盖过该印章。因此，即使《合作协议书》上的私章与《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中的私人印章一致，王守东也应有责任证明是成洲所加盖。并且在庭审中，王守东明确确认是成洲在签字的时候同时加盖的私章，现在通过司法鉴定，《合作协议书》上成洲的签字不是成洲本人的签名，那么肯定不是成洲本人加盖的私章。因此，王守东没有证据证明成洲签订过《合作协议书》，也没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上成洲的印章属于成洲所有，更没有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上成洲的印章系成洲所加盖。6.《合作协议书》内容违背常识。6.1落款的日期王守东声称是2008年8月6日，但是书写的确是200188月6日，如果一边有笔误，另一边不应该再存在笔误，如果第一份存在笔误，那么第二份不应该存在笔误，但第一份和第二份，四处日期都是类似200188月6日，明显是造假形成；6.2落款的住址、电话、日期一般都由签字人自行书写，王守东声称是他代写的，不符合常理；6.3合作期限是自一九九年五月十四日开始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止，但签订日期王守东声称是2008年，习惯上，一般是先签订协议再合作，不在1998年就签订合作协议，而是在10年以后明显违背常识；6.4内容中约定5%和95%的收益分配，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合理解释，成洲不可能出地但只收取5%的收益，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违背常识；7.《合作协议书》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农村土地流转公共秩序，依法无效。7.1成洲根据《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取得的实际上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守东持有的《合作协议书》，从内容上看，本质是成洲将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王守东；7.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第38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本案中，王守东是青阳村人，不是南成村的村民，《合作协议书》内容体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本集体组织以外的人王守东的部分流转，既没有获得南成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也侵害了南成村村民的优先权，违反《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共秩序。依据《合同法》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作协议书》内容上违反《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共秩序，依法应当无效；7.4王守东伪造《合作协议书》成洲签名，目的是向行政机关办理林权证，以达到非法获得林权证的目的，也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依法无效。8.一审程序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王守东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被上诉人保留提出进一步答辩意见和抗辩的权利。9.视频录音的资料上诉人声称是全新购置的设备，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是全新购置的。通过录音推至合作协议书有效，协议书指向不明确，无法推至两者有没有关联性。10.司法鉴定意见书形成过程合法，司法鉴定人具有资质，鉴定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参与了鉴定过程，过程中没有提出异议，鉴定报告出具后，在庭审中上诉人也从来没有对鉴定提出过异议，仅在上诉时对鉴定有异议。1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笔迹存在伪装，但是没有提交证据，检材《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是1998年签订，另一份是2019年4月25日签订的。还有一份是现场采样是2019年12月31日。时间跨度越大，被上诉人越不存在预见性。现场采集的签字，签字样本不是仅有一个，而是几十个签字样本，不存在伪装。12.涉案合作协议书上诉人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但一直没有拿出直接证据，合作协议书是上诉人自己做出来的，被上诉人从来没有签字盖章。成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成洲与被告王守东系连襟关系。1998年4月24日，原告成洲与原邹平县明集镇南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一份，原告承包了位于浒山闸以南至五十米大沟北岸堤外角，东至南成耕地北，西至芽庄湖东岸外二岸东边的涝洼地一块。2019年5月30日，被告王守东以要求法院确认明集镇成家村南浒山闸以南林木所有权为其所有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成洲提起反诉。诉讼过程中，被告王守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合作协议书》一式二份。甲方为成洲，乙方为王守东。该协议书上约定原被告共同经营浒山闸以南至五十米大沟北岸堤外角，东至南成耕地北，西至芽庄湖东岸外二岸东边的涝洼地，合作期限：“自一九九年五月十四日始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止。”风险与利益分配：“在经营期间如发生亏损或其它可以预测及不可预测的任何风险，由乙方负责承担或解决；如发生收益，甲方享有5%的收益权，乙方享有95%的收益权”。同时该协议约定该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协议尾部甲方处显示有成洲签名，并加盖了成洲私人印章。该协议显示的日期较为含糊，一份显示为“20018.8月6日”，另一份显示较为模糊，无法有效辨识。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该案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作出（2019）鲁1626民初25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守东的起诉和成洲的反诉。本次诉讼过程中，成洲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王守东持有的《合作协议书》中尾部“成洲”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及私人印章是否与《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中加盖的私人印章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给出如下司法鉴定意见：“1.委托人提供的标时‘2018.8月6日’《合作协议书》‘甲方’处加盖的‘成洲’印章印文与委托人提供的标时‘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乙方’处‘成洲’印章印文倾向于认定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委托人提供的标时‘2018.8月6日’《合作协议书》‘甲方’处‘成洲’的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提供的及本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提取的被鉴定人成洲书写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笔迹。”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生效的必备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该条确认了若当事人选择采用书面方式进行意思表示的，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签字或者盖章。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书面合同书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情况下，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对外签订合同时采用盖章的形式。不同于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自然人的私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或盖章行为是其所为时，该方当事人实质是否认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成立了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合作协议书》中成洲的签名，经司法鉴定，无法认定系成洲亲自书写，加盖在该协议书上的成洲私章，司法鉴定意见书亦未明确表明该私章与加盖在《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中的私人印章一致，原告否认是其加盖。故即使是私章与《滩涂涝洼地承包合同》中的私人印章一致，被告也应有责任证明是原告所为。且庭审中被告明确称是原告成洲在签字的同时加盖的私章，现通过司法鉴定，成洲本人签字无法认定是本人签名的情况下，那么是成洲本人加盖的私章的事实存疑。因此，现有有效证据并不能证实《合作协议书》系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该《合作协议书》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相对于原告而言，该协议书是无效合同。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王守东持有的《合作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协议当事人为原告成洲与被告王守东的《合作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王守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本案中王守东主张涉案《合作协议书》是成洲本人签字并盖章，成洲明确表示《合作协议书》并非由其本人签字及盖章，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其他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涉案《合作协议书》是成洲真实意思的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签订涉案《合作协议书》的行为应为无效行为，涉案《合作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王守东主张《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案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守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守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崔珊书记员路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