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21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涛，男，1984年7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现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欢，女，1987年6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中华，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76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晴，女，2000年3月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2005年4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法定代理人：胡某，女，1976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就元，男，1952年1月1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怀朱，女，1952年5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红，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自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J010B。负责人：朱汉宁，总经理。原审被告：高运红，男，1975年9月2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原审被告：濮阳恒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新东路，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新东路与卫都路交叉口东200米路北0902MA468KD51J。法定代表人：李小伟，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解放大路，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解放大路**0201737023688B。负责人：雷斌，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女，199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住长春市二道区。原审被告：黄振邦，男，1974年5月1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原审被告：车好多汽车销售（江苏）有限公司南昌第一分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绿地中央广场**办公楼**0MA3897CY2H。法定代表人：陈鹤泉，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商都路**锐拓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商都路**锐拓资本大厦**45XM。负责人：刘浩，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思惠，女，1976年4月8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上诉人何涛、徐欢与被上诉人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原审被告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被告北部湾公司）、高运红、濮阳恒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恒星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下称太平洋公司）、黄振邦、车好多汽车销售（江苏）有限公司南昌第一分公司（下称车好多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下称平安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涛、徐欢上诉请求：1.依法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被上诉人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在审理及判决都是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亲属刘喜龙受雇佣于上诉人期间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自身死亡，自身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上诉人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主张赔偿权只能向此次交通事故当中的无责任即原审被告二至七主张权利，其不能以机动车交通事故为由向上诉人及其原审被告一主张权利。在此次交通事故当中，上诉人并非本次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本次交通事故的侵权人为受害人本人，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中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雇主，其承担责任是基于接受了受害人的劳务，其应当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笼统的以本案竞合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两个法律关系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的是以法律关系的竞合为由在一个案件中审理两个法律关系。即使一审法院在此案中一并审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上诉人为减少自身风险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受害人刘喜龙购买了50万元的平安驾乘意外险，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方当庭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未追加，综上两种情况，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属于程序错误，此案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二、上诉人基于接受了受害人的劳务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承担责任是以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而在此次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是因为在驾驶车辆过错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追尾导致事故的发生，进而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时受害人驾驶的车辆为空车，且事故发生地点为红绿灯处，正是由于受害人本身驾驶车辆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其作为一个老司机连最基本的注意义务都未尽到，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受害人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当最少要承担50%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明显责任划分不当。三、在此交通事故中，上诉人亲属刘喜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损失中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明显过高，依法应当以20000元为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此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且一审及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答辩称：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第一，涉及到法律关系当中雇佣关系及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案件法律关系不存在要另行主张的说法。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本身就存在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是因雇佣关系而驾驶车辆，并且在受雇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事实上就存在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与雇佣关系竞合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一个案由当中处理或者适用不同的法律关系来处理案件。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案由不能处理雇佣关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第二，对于上诉人为其雇佣人员所购买的平安驾乘意外保险，在本案当中并不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只是属于可合并审理的案件。因此一审没有合并审理，并不违法，不存在程序错误。那么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显然与法不符，不应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的责任承担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之规定，按过错来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与相关法律及客观事实不相符，不应支持。本案中，死者刘喜平与上诉人之间并不是一次性的劳务关系，而是长期的准劳动关系，形成的是一个长期雇佣关系，但由于上诉人没有用工资质而不形成劳动关系。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受雇佣人在雇佣过程当中致自己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本案当中上诉人作为雇主应当对刘喜龙在受雇佣过程当中对致自己死亡的后果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不应当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那么宜春中院在对这样这类案件宜春中院（2019）赣09民终189号案件是有判例的，判决雇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根据九民会纪要的规定，同一类案件同一法院判决，应当同案同判。所以一审法院划分责任也是充分考虑了上诉人的权益，责任划分虽然对被上诉人一方不是很公正，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不应支持，本身就少判了他的责任。第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上诉人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是错误的。一审是按死亡人员死亡1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计算，然后在责任划分时进行了分割进行了责任划分，所以被上诉人并未获得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显然也不成立，不应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相符，不应支持。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之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平安公司答辩称：答辩意见跟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本案的诉讼费我们不承担。我们在无责限额内承担1.1万元。原审被告太平洋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同意履行一审判决，在无责限额内承担原审原告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决被告何涛、徐欢向五位原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合计803886元；2.要求判决被告北部湾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范围内向五位原告支付赔偿金200000元；3.要求判决被告高运红、恒星公司、太平洋公司、黄振邦、车好多公司、平安公司共同在无责交强险限额内向五位原告支付赔偿金22000元；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判决由九位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21日12时42分左右，原告亲属刘喜龙驾驶赣Ｃ×××**／赣Ｃ×××**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着Ｓ218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行至239ＫＭ＋500Ｍ（八景镇牌楼红绿灯路段）时，与其前方由被告高运红驾驶的停车等待红绿灯的豫Ｊ×××**／豫Ｊ×××**重型栏板半挂车发生追尾碰撞，导致豫Ｊ×××**／豫Ｊ×××**重型栏板半挂车向前追尾碰撞由被告黄振邦驾驶的停车等待红绿灯的赣Ａ×××**小型轿车，造成原告亲属刘喜龙当场死亡、三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高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刘喜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高运红、黄振邦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何涛、徐欢垫付了40000元丧葬费。另查明，刘喜龙是被告何涛、徐欢雇请的司机。被告何涛为赣Ｃ×××**／赣Ｃ×××**车的所有人，被告何涛为赣Ｃ×××**车在被告北部湾公司购买了20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附加不计免赔率。被告车好多公司是赣Ａ×××**车的登记所有人，被告车好多公司为赣Ａ×××**车在被告平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被告恒星公司是豫Ｊ×××**／豫Ｊ×××**车的登记所有人，被告恒星公司为豫Ｊ×××**在被告太平洋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都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再查明，刘喜龙出生于1975年10月23日。事故发生时，刘喜龙之父原告刘就元年满68周岁，刘喜龙之母原告刘怀朱年满67周岁，刘喜龙之子刘某年满14周岁。刘喜龙初次领取驾驶证日期为2009年4月28日，后准驾车型增驾为Ａ2，实习期至2020年5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依法应当获得赔偿。本案竞合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两个法律关系。在本起事故中，被告高运红、恒星公司、黄振邦、车好多公司无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北部湾公司认为司机刘喜龙属于实习期内，车上人员险不应赔偿。本院认为，刘喜龙初次领取驾驶证时间为2009年4月28日，实习期间从2009年4月28日至2010年4月28日，事故发生在2020年4月21日，不在实习期限内，因此被告北部湾公司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损失应先行由豫Ｊ×××**车和赣Ａ×××**车无责交强险责任范围进行赔付，之后再由原告、被告何涛、徐欢进行按责分担。原告亲属刘喜龙为被告何涛、徐欢提供劳务，并在劳务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何涛、徐欢作为接受劳务方应当按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亲属刘喜龙在驾驶车辆过得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存在相应过错，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何涛、徐欢作为接受劳务方，存在管理过错，故应承担70%的责任。赣Ｃ×××**属被告何涛所有，对赣Ｃ×××**车投保商业保险，因系被告何涛出资所投保，其投保之目的在于防范风险与减少损失，故上述保险的保险赔偿款200000元在被告何涛、徐欢的赔偿责任份额予以扣减。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核算为：1.死亡赔偿金676380元（33819元／年×20年）。2.丧葬费35386元（70772元／年÷2）。3.被抚养人生活费259500元［83040元（20760元／年×4年÷2×3人＝124560元）（超出4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之和83040元，故按83040元计算）＋176460元（20760元／年×17年÷2）］。事故发生时，原告刘就元年满68周岁，刘怀朱67周岁，刘某14周岁，被抚养年限分别为12年、13年、4年。4.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交通费2000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23266元。原告的上述各项损失，由被告太平洋公司、被告平安公司各自在无责交强险内承担11000元，余款1001266元由原告自行承担300380元，由被告何涛、徐欢承担700886元，扣除被告北部湾公司车上人员险理赔200000元及被告何涛、徐欢先行垫付的40000元丧葬费，被告何涛、徐欢仍需向原告支付赔偿款46088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支付保险理赔款11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支付保险理赔款11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三、由被告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向原告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支付保险理赔款20000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四、由被告何涛、徐欢向原告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支付赔偿款460886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胡某、刘睛、刘某、刘就元、刘怀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33元，减半收取7016.5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共计11536.5元，由被告何涛、徐欢负担7679元，原告胡某、刘睛、刘某、刘就元、刘怀朱负担3857.5元。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本案涉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竞合。被上诉人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诉请何涛、徐欢、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高运红、濮阳恒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中心支公司、黄振邦、车好多汽车销售（江苏）有限公司南昌第一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赔偿损失，一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进行审理，并未损害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亦未遗漏赔偿义务，被上诉人胡某、刘晴、刘某、刘就元、刘怀朱选择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因此，本案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无不当。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为受害人刘喜龙购买的是50万元平安驾乘意外险，承保该保险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法定的本案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故一审法院驳回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也有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对此提供劳务一方也应担负一定的责任，完全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也显失公平。《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自己受到伤害，则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刘喜龙受雇于何涛、徐欢驾驶车辆，因其在驾驶车辆过得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从而应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确定受害人刘喜龙承担30%的责任。何涛、徐欢作为接受劳务方承担70%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受害人刘喜龙的死亡，客观上给死者家属造成伤害，虽然一审判决50000元精神抚慰金，但依据该责任比例，受害人刘喜龙自己承担了15000元精神抚慰金，何涛、徐欢作为接受劳务方，承担了35000元精神抚慰金，较为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涛、徐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13元，由上诉人何涛、徐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东审判员 付 剑审判员 李福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傅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