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行终13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益民，男，1942年6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汉族，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现住西安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 负责人任卫东，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少君，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峰，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 负责人吴海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童平顺，该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晗，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屈益民与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韦曲街办）、原审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政合同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7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屈益民等四人与徐家寨村委会达成承诺，约定将徐家寨村村门以南乡建筑公司以北，西临西王公路之间长70米，宽16米的一块非耕地以每户10米×16米的面积，集资四万元，手续费自理的形式，徐家寨村委会为屈益民等四人办理门面房永久使用证（宅基地使用证）。原告与其妻张玉英在该门面房开办了西安市长安区中意焊接修理部、西安市长安区驰诚金属构件厂。上述门面房于2010年被纳入XX号线工程建设拆迁范围，2011年10月23日，原告与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被告韦曲街办签订了《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承诺)》，《补充协议(承诺)》内容为:“一、该户屈益民、张玉英系两户个体营业，证照齐全，长期纳税，属于经营性商用房。二、因地铁建设施工用地急迫，城改又处进行之中，一时难以抉择，故推迟安置。三、待以后回迁时，由街办(调解领导小组)督办，徐家寨两委会(或新社区)与开发商协商，给以合理有效安置，以利正常营业。”被告韦曲街办按照《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内容对原告进行了补偿安置。上诉人屈益民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补充协议（承诺）》，立即给原告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以利于原告正常营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承诺)》系原告屈益民、被告韦曲街办和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是行政机关为推进地铁施工，加快拆迁进度所做的推迟履行拆迁安置法定职责的承诺。根据《补充协议(承诺)》内容约定，由被告韦曲街办负责督办，徐家寨两委会与开发商协商解决原告屈益民“经营性商用房”安置问题。原告屈益民就此事向被告韦曲街办信访，被告韦曲街办于2018年10月12日向原告作出韦复字3号《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明确门面房赔偿安置问题及停业损失补偿有待进一步协商。被告韦曲街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就《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进行了补偿安置，不能证明其已充分、适当地履行了《补充协议(承诺)》中的由韦曲街办督办徐家寨两委会、开发商协商解决原告屈益民“经营性商用房”安置职责。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对原告屈益民就《补充协议(承诺)》内容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承担。 上诉人屈益民上诉称：上诉人认可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的基本事实,但认为一审判决遗漏了部分事实，本院认为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有失公允。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忽视本案的关键证据,遗漏确认上诉人对99.36平方米的营业用房拥有合法拆迁利益的基本事实。第一,上诉人在徐家寨村拥有有砖混结构的房屋两层(约294.36平方米)、钢架石棉瓦房一层(约209.1平方米)、商储用房-1层(地下室71.4平方米)及营业用房(约99.36平方米)。该事实有《拆迁估价成果表》、《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予以证明。第二,在《补充协议(承诺)》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99.36平方米的营业用房的性质再次予以确认,即为经营性用房,并就该经营性用房的安置事宜达成协议。第三,根据长安县土地管理局企事业用地许可证〔长土用字1999(68)号〕、年度查验登记表、徐家寨村委会承诺及村民宅基地占用非耕地审批表显示,上诉人被拆迁房屋用地自始即为系企事业用地,被拆迁房屋自加盖之初即为商业用房。另,根据营业执照、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显示,被拆迁房屋的实际用途确为经营用房。二、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承诺)》中被上诉人的义务仅为督办徐家寨两委会、开发商协商解决上诉人“经营性商用房”,与事实不符,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第一,正如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承诺)》系屈益民、韦曲街办和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是行政机关为推进地铁施工,加快拆迁进度所做的推迟履行拆迁安置法定职责的承诺。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补偿系拆迁人的法定职责,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推脱。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拆迁人,依法依约应就《补充协议(承诺)》中确定的99.36平方米的营业用房向上诉人履行安置义务。第二,XX号XX段XX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内容、性质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明确《补充协议(承诺)》中被上诉人作为拆迁人的安置补偿义务即为给上诉人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根据《补充协议(承诺)》的名称及内容可以看出,本协议是《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二协议主体一致,均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被上诉人为安置补偿义务人，本协议是对上诉人的经营性商用房的推迟安置协议,内容主要为:一是确认上诉人所有的房屋系经营性商业用房,二是确定对上诉人经营性商业用房的安置方案,即对上诉人的经营性商用房予以合理有效安置,以利正常营业。再结合双方确认的《拆迁估价成果表》中确认上诉人的营业用房的面积99.36平方米,故合理有效安置的面积也应该为99.36平方米。另,签订该协议时双方也是这么洽谈的,当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田某某及徐家寨村两委会工作人员均在场,均可以证明。第三,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强制力的介入依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定分止争。而案结事了,则是民事及行政诉讼追求的目标,亦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原则。一审判决避重就轻,未触及双方的纠纷实质,未彻底化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行政合同而引发的纠纷,未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综上所述,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陕7102行初711号行政判决,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补充协议(承诺)》,立即给上诉人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以利于上诉人正常营业；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韦曲街办二审答辩称：首先,韦曲街办不同意屈益民的上诉请求,并请求依法驳回屈益民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屈益民此诉,完全是站在利已主义立场下无视事实及证据,违背相关法律,混淆概念,根本不能成立。1.屈益民诉称,其所使用的土地的性质为企事业用地。因此,其所建的房屋即为商业用房。屈益民上述诉称,完全是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而枉顾事实及证据下所作的狡辩之词。屈益民所提供的用地手续明确载明,其使用的土地为集体土地,用途为宅基地,并非为企事业建设用地。而农村宅基地是供农村居民建设住宅之用,因此,宅基地上的房屋实际是否用于经营活动,都不能改变其住房的性质。而商业用房有其明确的法律构成要素,首先,从土地审批上讲用地人必须取得国有商业用地使用权证,其次,从规划审批上讲,用地人必须取得商业用地规划许可证。只有在取得上述两证的基础上,其依法建设的房屋才属于商业用房。而合法的商业用房还必须拥有房产登记部门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上述商业用房的法律要素屈益民显然是不具备的。因此,屈益民诉称其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属于商业用房,完全是于法无据的混淆视听和狡辩之词,不能成立,当然,其要求韦曲街办对其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按照商业用房给予安置补偿,也是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不应支持。2.虽然屈益民在其宅基地上搭建的房屋中有99.36平方米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该房屋属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其本身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用房,系屈益民自行改变房屋用途,根据《西安市长安区XX号线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第六条:“涉及商业用房的,以土地原批准用途为准,凡自行改变房屋用途的,一律按住宅用房处理”之规定,屈益民所诉的其99.36平方米的被拆房屋，韦曲街办已按宅基地上的住宅用房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符合《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合理合法,屈益民认为该99.36平米的房屋属于商业用房,应按商业用房给其安置,缺乏事实依据,与相关政策及法律相违背,而且属于重复安置补偿,不能成立。二、屈益民此诉。完全是对《补充协议(承诺)》的恶意曲解和利用。屈益民要求韦曲街办履行《补充协议(承诺)》,立即给其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屈益民诉请,完全是对《补充协议(承诺)》性质和内容的恶意曲解和利用，根本不能成立。第一、纵观《补充协议(承诺)》没有只字片言反映出韦曲街办承诺给屈益民安置99.36平米的经营性商业房,这是因为,双方当时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并非要明确韦曲街办以后给屈益民安置99.36平方米的商业用房。第二、该《补充协议(承诺)》第三条明确约定,韦曲街办的义务就是在徐家寨村村民回迁时,XX村XX社区与开发商协商,给屈益民以合理有效的安置,以利于其正常营业。也就是说,在本协议中,屈益民所负义务为督促协调义务,并非安置义务。因此,屈益民以该《补充协议(承诺)》为据,要求韦曲街办履行给其安置99.36平米经营性商业房的义务,完全是为了获取不法利益而对《补充协议(承诺)》的恶意曲解和利用,明显不能成立。第三、双方当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中,韦曲街办已经对屈益民该99.36平米的房屋按经营用房给予了货币补偿,因此,其根本不可能再与屈益民于《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当日另签此《补充协议》给屈益民再于以重复安置补偿。第四、签订该《补充协议(承诺)》是韦曲街办出于人性化考量,协调徐家寨村两委会与开发商协商,给屈益民解决经营用房的善意之举。当时解决的具体办法是由徐家寨村两委会与开发商进行协调,给屈益民以优惠的价格或买或租99平米左右的门面房。后来,门面房建成后,XX街XX村两委会与开发商、屈益民协商过多次,给屈益民以优惠价出租或出售门面房,但由于屈益民对价格不满而未果。后来,在韦曲街办进一步协调下,开发商还承诺给屈益民在其开发的其他楼盘商业房中提供价格很优惠的门面房,供屈益民购买或承租,屈益民均不同意。综上所述,韦曲街办已经履行了《补充协议(承诺)》中自己应尽的督促与协调义务,而屈益民对韦曲街办上述善意之举不仅不予感激和接受,反而为了谋取巨额不法利益而恶意利用《补充协议》对韦曲街办进行讹诈。三、《补充协议(承诺)》的性质是一种行政协调行为,其属于不可诉的行为。签订《补充协议(承诺)》是在屈益民反复申请下,韦曲街办出于人性化的考量,为协助解决屈益民经营需要,而所作的协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屈益民此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屈益民称其利用所建的99.36平方米的房屋从事经营活动,要求韦曲街办能够与开发商及徐家寨村村民委员会进行协调,在徐家寨村拆迁后建成的门面房中给其或售或租一处门面房,解决其经营所需。韦曲街办出于对屈益民在拆迁时的积极配合行为的感怀,同意协调。屈益民为了放心,要求韦曲街办及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办公室、XX村委会与其签订补充协议,作出承诺,韦曲街办遂于《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当日(2011年10月23日)与屈益民签订了这份《补充协议(承诺)》。因此,韦曲街办与屈益民签订的这份《补充协议(承诺)》属于为解决屈益民经营所需,而与有关各方进行协调,调解解决屈益民关切问题的行为,其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屈益民此诉,完全是为了谋取巨额不法利益,而恶意曲解和利用《补偿协议》,其诉请缺乏事实及政策、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外,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依法裁定驳回屈益民的起诉。 上诉人韦曲街办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因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系涉案《补充协议(承诺)》的一方当事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该办公室为第三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第三人不具有行政法人的主体资格,其属于西安市长安区政府为地铁建设设立的临时机构,如果要追加第三人,也应追加设立其的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2.既然一审认为第三人属于涉案《补充协议(承诺)》的一方当事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却最终未判决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这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第三、《补充协议(承诺)》所涉及的义务主体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西安市长安区徐家寨村村民委员会,但一审判决却未追加其为被告或第三人,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对《补充协议(承诺)》的订立目的及内容认识不清,对上诉人在《补充协议(承诺)》的义务内容认识不清。《补充协议(承诺)》订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明确上诉人给屈益民安置多少商业用房,因为,从《补充协议(承诺)》的字里行间没有只字片言表述出上诉人给屈益民在什么地方安置多少面积的商业用房。如果该《补充协议(承诺)》订立目的是为了明确上诉人给屈益民需要安置多少面积的商业用房这一核心意思的话,那么为何其不表明呢?这种没有表明屈益民利益诉求的协议,屈益民能签字吗?事实上,虽然屈益民在其被拆迁的宅基地上建造了99.36平方米用于经营的房屋,但由于其使用的土地性质及用途为宅基地,根本不属于《规划法》上的商业用地,那么,其上所建的房屋,就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用房,在拆迁时,不能按照商业用房给其安置商业用房。屈益民的宅基地及其上房屋是在修建XX号线中被拆除的,根据《西安市长安区XX号线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第六条:“涉及商业用房的,以土地原始批准用途为准,凡自行改变房屋用途的,一律按住宅用房处理”之规定,屈益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用于经营的99.36平米的房屋,显然是不能按商业用房对待和安置的,但令人遭憾的是,一审判决置此政策规定而不顾,偏听偏信屈益民一面之词,认定屈益民擅自改变用途的99.36平米的房屋为商业用房,并判令上诉人对屈益民履行安置商业用房的法定义务。一审所作判决,不仅明显违反安置补偿政策,也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关于商业用房的法律概念,其判令上诉人对屈益民履行安置商业用房的法定义务,显然是对上诉人在拆迁安置中对屈益民所负的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的内容认定不清,且严重违背法律政策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对屈益民应当履行的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来源于《西安市长安区XX号线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已按该《方案》的规定,与屈益民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完全履行了对其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西安市长安区XX号线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第六条明确规定,对屈益民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应按住宅用房处理,也即住宅给予安置,一审判决却判令上诉人违背上述规定,对屈益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按商业用房给予安置,这明显是让上诉人违背拆迁安置政策,而不是履行法定职责。与屈益民同时获得宅基地和建房的有四户人,上诉人对其他三户均按住宅给予安置,不可能给屈益民特殊待遇,因此,这也间接证明上诉人与屈益民签订《补充协议(承诺)》的目的,不是给屈益民安置商业用房,而是解决其经营用房所需,其解决的方式不是免费给其安置99.36平米的商业用房,而是协调徐家村委会和开发商,给屈益民在将来建成的商业房中,以优惠价或买或租一些商业房。这从《补充协议(承诺)》第三条可以得到明确的解读。《补充协议(承诺)》第三条对上诉人的义务作了明确约定,上诉人是一种督办义务,并非负有直接给屈益民安置商业房的义务,因此,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按《补充协议(承诺)》的约定对屈益民履行安置商业房的法定义务,实属对《补充协议(承诺)》中上诉人所负义务认识不清。2.一审判决对《补充协议(承诺)》的性质认识不清。（1）《补充协议(承诺)》第三条的约定,涉及徐家寨村村民委员会及开发商这些民事主体的义务,因此该《补充协议(承诺)》并非行政合同,而是民事合同,但令人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对《补充协议(承诺)》涉及权利义务的内容及主体责任认定不清,从而将民事主体的义务与上诉人的义务混淆不清,最终将一份民事合同认定为行政合同,也直接导致本不属于行政诉讼的案件。（2）《补充协议(承诺)》系上诉人为协助解决屈益民经营需要,而所作的协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屈益民此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但遗憾的是,由于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补充协议(承诺)》中的协调作用认定不清,从而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错误的作出判决。三、屈益民宅基地来源不合法,不应获得安置补偿。经了解,屈益民属于城镇居民,不属于徐家寨村村民,其在徐家寨村购买宅基地是违法的,根据《拆迁安置方案》的规定,屈益民不属于合法的被安置人,是不能获得安置补偿的,因此,一审法院不应支持屈益民的诉讼请求,故此,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同时,也依法驳回屈益民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违背了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与职权范围,也直接导致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陕7102行初711号行政判决,并改判驳回屈益民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屈益民承担。 上诉人屈益民二审答辩称：一、关于一审判决程序。1.屈益民、韦曲街办、原审第三人系涉案《补充协议(承诺)》的三方主体,原审第三人参与了该补充协议商讨、起草及签署的全过程,一审法院依法将其列为本案当事人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无不当。2.屈益民认为原审第三人作为补充协议的主体,依约应当与韦曲街办共同承担合同义务,共同履行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的安置义务。二、关于《补充协议(承诺)》的订立目的及内容。1.正如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承诺)》.系屈益民、韦曲街办和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签，是行政机关为推进地铁施工,加快拆迁进度所做的推迟履行拆迁安置法定职责的承诺。屈益民认为一审判决就该补充协议的性质和订立目的认定准确,即该协议系《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属于行政合同,订立目的是韦曲街办为了推进地铁施工、加快拆迁进度而推迟履行对屈益民的安置义务的约定。2.关于涉案土地及房屋性质。本案屈益民的被拆迁房屋不适用《西安市长安区XX号线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第六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涉及商业用房的,以土地原始批准用途为准,凡自行改变房屋用途的一律按住宅用房处理”。本案中屈益民的被拆迁房屋用地自始即为系企事业用地,被拆迁房屋自加盖之处即为商业用房,该事实有屈益民提供的第四组证据长安县土地管理局长土用字1999（68）号企事业用地许可证、年度查验登记表、徐家寨村委会承诺各一份可以证明,根本不存在私自改变房屋用途一说。故不应适用该条款。另,在该补充协议中三方就屈益民被拆迁房屋系经营性商用房的性质再次予以确认。屈益民作为徐家寨村的合法村民,在本次拆迁中对自己所有的包括宅基地、砖混结构的房屋、钢架石棉瓦房、商储用房-1层(地下室)、营业性用房在内的全部合法财产享有合法的拆迁补偿利益,韦曲街办对屈益民的全部财产均应当给予合理合法的安置。3.关于补充协议的内容:XX号XX段XX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内容、性质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明确《补充协议(承诺)》的内容,明确韦曲街办作为拆迁人的安置补偿义务。根据《补充协议(承诺)》的名称及内容可以看出,本协议是《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二协议主体一致,均为屈益民、韦曲街办及原审第三人三方,韦曲街办为安置补偿义务人;本协议是对屈益民的经营性商用房的推迟安置协议,内容主要一是确认屈益民所有的房屋系经营性商业用房,二是确定对屈益民经营性商业用房的安置方案,即对屈益民的经营性商用房予以合理有效安置,以利正常营业。再结合韦曲街办确认的《拆迁估价成果表》中确认屈益民的营业用房的面积99.36平方米,故合理有效安置的面积也应该为99.36平方米。另,签订该协议时双方也是这么洽谈的,当时韦曲街办的工作人员田某某及徐家寨村两委会工作人员均在场,均可以证明。三、《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承诺)》,该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合同。2011年因地铁南站建设用地徐家寨段被通知拆迁,屈益民所有的房屋在本次拆迁范围内,屈益民积极配合韦曲街办等相关部门开展拆迁工作。韦曲街办委托西安恒达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屈益民的财产进行了评估,并于2011年10月5日出具了《拆迁估价成果表》。屈益民认为该评估报告评估内容不够全面、评估价格过低,不能弥补自己营业用房的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要求提高补偿标准。为了不影响地铁建设施工的总体规划,屈益民、韦曲街办经过多次协商,就屈益民的拆迁补偿事宜于2011年10月23日签订了书面的《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承诺)》。其中补充协议系韦曲街办就屈益民所有的经营性用房安置事宜达成的协议。该两份协议是屈益民、韦曲街办经过多次协商后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上有双方的签名盖章,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后,双方均应当依约严格履行合同内容。故韦曲街办应当依约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拆迁安置义务,即给屈益民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综上,屈益民认为韦曲街办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韦曲街办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屈益民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尽快解决屈益民反映门面房安置问题的函（2018-456号）手抄件壹份。 以上证据证明，就屈益民的门面房安置事宜西安市地下XX道XX街XX沟通对接，均未果，特向区政府发函要求尽快解决。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韦曲街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以上证据所显示内容，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韦曲街办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两种类型的第三人，即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也即本可作为原告起诉但未起诉）及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该条第二款则明确了参加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可由法院判决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补充协议（承诺）》中所列的拆迁人，在《补充协议（承诺）》上加盖有该单位印章，因此认为该单位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并将其作为其他组织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韦曲街办认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被一审法院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便需要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韦曲街办认为西安市长安区XX村委会，系案涉《补充协议（承诺）》所涉及的义务主体，但一审诉讼中法院未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西安市长安区XX村委会并非本案案涉项目的拆迁实施单位，西安市长安区XX村委会在案涉《补充协议（承诺）》上进行签章的行为，应当理解为是其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所达成的《补充协议（承诺）》第三项内容的认可，但因最终《补充协议（承诺）》第三项的履行法定职责主体为韦曲街办，加之韦曲街办已作为本案一审被告参与诉讼，故一审法院未追加西安市长安区XX村委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并无不当。本案中，《补充协议(承诺)》由上诉人屈益民、韦曲街办和原审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区地铁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签字盖章确认，《补充协议(承诺)》中约定：因地铁建设施工用地急迫，城改又处进行之中，一时难以抉择，故推迟安置。待以后回迁时，由韦曲街办负责督办，徐家寨两委会与开发商协商，合理有效解决屈益民“经营性商用房”安置问题。该《补充协议(承诺)》系行政机关为推进地铁施工，加快拆迁进度所做的推迟履行拆迁安置法定职责的承诺，因此应当认定该《补充协议(承诺)》属于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不属于行政调解。本案中，上诉人韦曲街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就《XX号线长安段徐家寨村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进行了补偿安置，不能证明其已充分、适当地履行了《补充协议(承诺)》中的由韦曲街办督办徐家寨两委会、开发商协商解决原告屈益民“经营性商用房”安置职责，故一审法院基于该《补充协议(承诺)》的内容，判决韦曲街办对屈益民就《补充协议(承诺)》内容履行法定职责，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屈益民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判令上诉人韦曲街办立即给上诉人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韦曲街办对屈益民就《补充协议(承诺)》内容履行法定职责系基于《补充协议(承诺)》，因此上诉人韦曲街办履行法定职责的事项，也应当基于该《补充协议(承诺)》中所确定的内容。上诉人屈益民要求上诉人韦曲街办立即给其安置99.36平方米的经营性商业用房，该事项并未在《补充协议(承诺)》中直接予以体现。故上诉人屈益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上诉人屈益民预交的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屈益民负担。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预交的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伟 审 判 员  张 博 审 判 员  侯 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段茗琪 书 记 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