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6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洁，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生波，山东名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7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应当证明其对上诉人所拿走的财物拥有所有权，但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拿走的财物属于自己所有。2.对于被上诉人所称橱子开错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橱子不是上诉人去开的，是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领导所开，就算橱子是被上诉人的，那么被上诉人应当追究经侦大队领导的责任而不是上诉人。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开橱的两次视频不一致，无法证明崂山经侦大队所开橱子是属于被上诉人还是上诉人的。因为上诉人是从视频中橱子的南侧靠近桌子的橱子拿的物品，而不是从视频中撬开的橱子里拿的东西。从被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供证据的照片来看,橱的位置都发生了改变，是事发后一个月后的状态，根本无法证明当天事发的状态。所以说，视频中开的橱子是被上诉人的，与上诉人拿走姜振光财物的橱子根本不是同一个橱子，况且橱子开过以后有无其他人员出入不得而知。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但在庭审中只有刘某和郝某出庭作证，其他人仅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而且这些证人中除韩某外均已离职。根据证据规则，证人证言必须到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仅凭教导员韩某的书面证言认定衣橱是开错这一事实严重违反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其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明显错误。第四，如果说开错了橱子，那么上诉人又怎么会从橱子拿出的是姜振光的警服、档案(持枪证、通讯录等。)。第五，关于本案尚有诸多疑点尚未查清，对视频中装钱的袋子，上诉人在庭审、庭后曾多次向法庭陈述与当天自己所取走的物品不同。视频中的装钱袋子仅是塑料袋，而上诉人拿回的装钱袋子是内侧塑料袋、外侧尼龙绸袋两层而且是蓝灰色的。因为当天陪同上诉人前去取东西的有崂山分局经侦大队的李丛、韩某、人口大队的梁君岩、邵长海等人，为了证明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曾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调取陪同四人的证人证言，而一审法院却向上诉人出具了崂山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上诉人认为，经侦大队是单位其不能代替个人向法院作证，而且一审法院也正是采纳了这份证据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第六，事发时，是李丛、韩某亲自指认的办公室和橱子，让上诉人赶紧将物品收拾走。第七，一审判决书最后判决的金额为33万元，被上诉人一审时起诉的为34万元，如果上诉人称所取走的是20万，那么一审判决是否会判决为20万。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持有这些钱，不存在开错橱子，也就更不存在上诉人拿错一说，因此一审判决在未调查清楚事实情况下，就判令上诉人给付33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应以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和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基础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钱物系其所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是接韩某的电话通知去拿属于姜振光的东西，姜振光活着能说话的时候，近一个月时间经侦大队不追究对错，而等姜振光去世近10天，头七所有衣物都烧掉后开始说开错橱子，这让上诉人无法理解!而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未能向法庭提供出钱物属于自己的证据，仅凭几个证人证言就作出认定，显失公正。 李某辩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行为系不当得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上诉人系从被上诉人衣橱内取走现金及财物。本案涉案财产归属有一至关重要的焦点，即所取财物的衣橱是谁的？在一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视频录像、证人证言、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等相关证据。其中，证人周某、律师均可证实办公室内部位置摆放：姜振光的衣橱位于129办公室靠东墙最南侧，临李某办公桌，129办公室的西北角一侧衣柜系李某、周某共同使用至今。而证人郝某与刘某均能证实打开的为129房间进门右手边靠近门口的第一个衣橱（即西北角衣橱）的左边橱门。证人韩某陈述其于2019年6月14日接到姜振光爱人黄某电话，告知姜振光病危，因遗体告别仪式需要，需从办公室取回其丈夫姜振光警服、皮鞋等，故韩某安排民警张某、雇员刘某作为见证人，请两位物业人员到办公室撬开橱锁，整个过程全程录像。从该录像视频可以看出系从上述129办公室进门右侧衣橱左柜内取出一套常服、一件衬衣、一个塑料袋，打开后发现塑料袋内为现金，对该塑料袋及现金有特写录制，最后取出一个手提袋，袋内为两条中华香烟，后将所有物品放回原处。该视频获取的手段、方式及途径均合法，并向法庭提供了录像机原始载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而庭审后的第三天（2019年11月22日），上诉人与其小叔子姜振明及朋友到该涉案办公室从西南角衣橱中取出的警服均带有警号为020975，系姜振光的警号，从该办公室撬开的姜振光办公桌抽屉中取出东南角书橱钥匙取走姜振光其他财物及书籍等，与同一办公室的证人周某、律师指认的完全一致。故，足以证实上诉人系从被上诉人衣橱内取走款项、财物。2.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不当得利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者合同的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即没有合法的根据而获取利益，上述相关证据已经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上诉人系从被上诉人橱柜内拿取的涉案款项、财物，在相关人员向上诉人明示其拿错物品后依旧拒绝交回，系没有合法的根据而获得利益，属于不当得利。二、上诉人应当按照一审判决返还被上诉人人民币33元。1.上诉人称涉案财产系2018年9月在银行提取19万元加上其经营钱款放置在配偶姜振光处，该所谓取现时间与案发相隔九个月，无法证明与涉案财产的关联且与常识不符。实际上橱柜内财产是34万元现金，其中30万元系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份向同学管红光所借，准备给老家父亲做生意周转。因父亲是2019年7月18日才中标，故在此之前未将现金给父亲使用，另外4万元现金是其日常攒的私房钱。被上诉人财产来源均有符合常理的事实依据，且该现金款项及物品系从其橱柜内取走，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物品所有人系被上诉人。2.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数额问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配偶姜振光曾系同事关系，现姜振光同志因病去世，被上诉人不愿在此情况下将其家属告上法庭，所以在立案前崂山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及大队内勤多次以电话、短信方式与上诉人沟通，上诉人均不配合将款项及财物返还，最终无奈将其诉至法院。现一审判决认定数额虽与被上诉人主张有所差距，但被上诉人已不愿再为此事产生更多纠葛，故同意接受一审判决认定的数额。上诉人本应当按照一审判决返还被上诉人33万元，但其仍歪曲事实、无理缠讼，妄图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占为己有，被上诉人暂保留向其追究其他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人民币34万元，香烟两条、常服一套、衬衣一件、水鞋一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丈夫姜振光（已于2019年7月9日去世）系崂山公安分局129室同一办公室同事，2019年6月14日上午，被告电话联系大队领导称其需从其夫姜振光办公室取回警服和皮鞋。因原告出差，同一办公室另一同事也在其他专案组，大队领导安排内勤指认姜振光的衣橱后安排物业撬开橱锁，从撬开的橱柜中发现有一套常服及一个塑料袋等物，塑料袋中有人民币30多万元，后大队领导安排内勤联系接被告等到办公室收拾撬开的橱子里的财物并取走。7月15日，原告出差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橱子被撬开，警服、现金34万元等财物不见了，询问大队内勤，内勤才意识到开错了橱子，误将原告的橱子当成姜振光的橱子，向领导请示后联系被告告知其错开橱子、错取走财物的情况，并多次联系希望其返还财物，期间大队领导及原告也多次联系被告要求其返还财物，被告均以种种理由不予返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系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其办公室位于129室，2017年5月份之前，129室有原告、其同事律师、周某三人办公；2017年5月份之后，周某由129室调至125室办公，姜振光调入129室办公。被告黄某丈夫为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姜振光，姜振光于2019年7月9日去世。姜振光因病住院期间，2019年6月14日，黄丽萍联系单位经侦大队领导要到单位取姜振光的物品，大队教导员韩某通知内勤郝某办理，因129室原告出差、律师不在办公室，郝某开门查看（其为内勤有该室钥匙），其认为是姜振光的衣橱锁着，其报告教导员韩某，韩某找物业人员撬开橱锁并录像，并由民警张某和雇员刘某作为见证人，张某负责整理物品，刘某录像，物品当中有大量现金，还有中华烟二条、衣服等。录像清点后，韩某告知经侦大队大队长李丛，决定联系黄某来处理，派人接黄某到129室取走了撬开的衣橱中的物品。对于黄某取走的物品的归属，原告认为系内勤郝某认错了衣橱，误将原告的衣橱当做姜振光的，物品中有现金34万元及警服、香烟二条等；被告认为系从姜振光的衣橱中取走物品，物品属于姜振光的，取走的物品有现金33万元，香烟两条，常服上衣一件，衬衣一件，水鞋两双，袜子一包，手套一包，档案盒一个（内有个人材料）。对此，双方分别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一、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三张、视频录像、证人证言二份（来源于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照片显示129办公室整体现场布置图，照片②中衣橱系原告所用，照片③中衣橱系姜振光所用；视频录像中同一办公室同事律师在129室办公室指认原告与姜振光衣橱位置显示原告衣橱位于办公室西北角一侧，姜振光衣橱置于办公室东南角，临原告办公桌。证人律师及周某（现已搬出129办公室，但其衣橱仍在129室）均系经侦大队129同一办公室工作人员，均证实原告与姜振光的衣橱位置同前。2、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证明事项：⑴证人韩某（教导员）、张某（现场清点人）、周某（现已搬出129办公室，但其衣橱仍在129室）、郝某（内勤）、律师（姜振光同一办公室同事）、刘某（录像人）均系经侦大队干警或雇员。(2)证人律师因结婚请假、证人韩某因公务会议，未能到庭。3、撬橱及衣橱内物品明细视频录像，证明事项：1、2019年6月14日上午9:40:10-9:43:11（时长3分01秒)，在129办公室，由经侦大队工作人员刘某录像，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干警张某现场见证，位于办公室西北角左侧原告的衣橱由物业师傅撬开锁，打开后里面挂着一套未开封的警用常服（套袋外面有白条标识，中间有“文”字），下面位置有一个白色红字的塑料袋，打开发现里面是现金大约有30多万元，里面还有一个手提袋装有两条香烟，最下面有一双水鞋。4、证人郝某出庭作证，其陈述了2019年6月14日因其认错衣橱，将原告的衣橱当做姜振光的衣橱，导致被告误从原告衣橱中取走物品，及发现错误后与被告联系的情况。5、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称：2019年6月14日上午9点到10点之间，接大队教导员韩某通知，我大队姜振光委托其家属来我单位取回其放在129办公室橱里的警服，教导员让张某帮忙找衣服，让我录像，我拿着相机到了129房间时教导员和两个物业师傅已经在办公室里了，由于没有橱门钥匙，教导员请物业师傅撬开129房间进门右手边靠近门口的第一个衣橱的左边橱门，因涉及私人物品，教导员让我从开锁开始到取出物品清点完毕为止全程录像：期间，张某从橱里取出一套衣服，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为现金和一些信封，信封里也都是现金，据我估计袋子里现金总共超过30万，因为涉及贵重物品，我特意单独录了塑料袋和现金，最后取出了一个手提纸袋，里面是两条烟，我将烟和现金放在一起录了像，然后结束录像。随后我们将所有东西放回原处，关上橱门，我和张某以及教导员就锁门出来了。随后教导员担心其同办公室同事突然回来，让我和郝某用胶带把门封上。6、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称：自2016年3月份农历春节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本人自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133室搬至分局129室工作，与同事李某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为日常方便，本人使用位于崂山公安分局129室西北侧衣橱靠北隔断，该室西北侧衣橱靠南隔断由同事李某使用，此后我与李某共用129室西北侧衣橱至今。2017年5月份，姜振光同志从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辽阳东路派出所调至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工作。根据领导安排，我由崂山公安分局129室搬至分局125室办公，姜振光搬至129室办公，搬离次日我将129室靠西墙最南侧文件橱让与姜振光使用。由于我在分局129室没有其他衣橱，因此我未将我使用的衣橱让与姜振光使用。后经侦大队又申请了新衣橱供姜振光使用，该衣橱置于129室靠东墙最南侧。7、证人韩某开庭时因有公务未出庭，提交书面证言陈述了2019年6月14日开橱的具体经过：2019年6月14日上午9点26分，接到姜振光爱人黄某电话告知姜振光病危，因遗体告别仪式需要，家里没有合适的衣服等，需要看看从其办公室取回其警服和皮鞋等，因其爱人比较着急，我就让大队内勤郝某到129办公室，指出姜振光的橱子，当时郝某指出进门面向窗户右手边最靠北边的橱子左侧橱门是姜振光的。由于家属比较着急，郝某又没有找到橱子的钥匙，我就请物业两位师傅到129房间撬开橱锁，并找来了民警张某和雇员刘某作为见证人，张某负责整理物品，刘某负责录像，从开锁到取出物品全程录像，撬开橱锁以后物业师傅就离开了。随后我们开始整理物品，期间，张某从橱里取出一套常服，一件衬衣，一个塑料袋，我们打开后，发现塑料袋里为现金，还有一些信封装的，信封里也都是现金，据我估计袋子里现金总共超过30万，我让刘某特别录了这个塑料袋以及袋子里的现金。随后在橱里取出了一个手提纸袋，里面是两条中华烟，也交代刘某录像。橱里还有水鞋，但是我们没有取出米，然后我让刘某结束录像，将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三个就出来了，因为担心姜振光同办公室的同事回来，所以我让郝某将门用胶带封死。因为涉及大量现金，我立马给大队长李丛打电话，说明了这个情况，李丛大队长开会回来后，我们一致决定联系其家属来处理。我于10点02分，给姜振光爱人打电话让她到分局来取回姜振光的物品，并让张某和安丰文开车将她接来分局，陪同黄某一起来的还有人口管理大队的梁君岩同志，到分局以后。我和大队长在我办公室，首先向黄某说明情况，因为其要的着急，所以我们不得已撬开橱门，并说明了有见证人和录像，请她放心。随后我们带她去129办公室，指着刚才撬开的橱子，让她收拾，随后梁君岩同志陪黄某一同收拾。收拾完毕后。我安排安丰文同志一并将黄某、梁君岩送回丽海花园。7月15日上午，129办公室民警李某出差回来。发现自己的橱子门被撬开了，自己的警服、现金和烟等物品不见了，随后他找了大队内勤郝某询问情况，郝某才意识到开错橱子了，然后她立刻带领李某到我办公室跟我汇报了这个情况，发现橱子开错了，随后我带他们去了李丛大队长办公室，说明这个情况。7月18日上午，我发短信给姜振光爱人号码为158××××9889，说明了我们错将李某的橱子认成姜振光的橱，并把警服，现金以及烟错交给她，希望能和她见一面，协商解决，希望她返还，但是当时她没有回复，下午5点03分黄某给我来电长达15分钟，5点30分李丛大队长又用我的手机给姜振光爱人打了一个电话，也说明了错开橱子的情况，提出见面解决未果。7月19日上午，我再次发短信询问她考虑的怎么样，她给我回复，情绪比较激动，并且认定现金、警服和烟就是姜振光的，而且表示与姜振光临终交代的信息一致，且过了一个月才告诉她开错橱的情况，她并不能接受。随后的几天，我让内勤跟她联系，李某也跟她联系，协商这个事情，随后7月24日她给我发短信，表示可以找权威签定部门来鉴定，她全力配合。之后我将情况向分局有关部门领导做了汇报。（通话记录信息和短信内容都在以下打印出来的图片上）。8、证人律师因开庭时休婚假，提交书面证言称：我于2016年8月1日进入青岛市崂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工作，后分配在崂山公安分局办公大楼的129办公室办公，与李某、周某同属一个办公室。自我入职经侦大队以来，129办公室的西北角一侧的衣柜一直是李某、周某使用，其中该衣柜的左侧由李某一直使用至今，该衣柜的右侧由周某一直使用至今。后2017年分局人员调整之后，姜振光调入经侦大队工作，姜振光分配在我们129办公室办公，和我本人以及李某三人同属一个办公室。周某改为125办公室办公。为了方便姜振光办公，我大队领导为其申请了新的衣柜（现129室最东南角那个，邻李某办公桌），该新衣柜的左侧由李某使用至今，该衣柜的右侧由姜振光使用至今。9、原告情况说明，说明了原告主张的现金34万元的来源，系其向同学管某所借。 被告质证称，对原告提交的照片真实性不认可，照片上各个衣橱的位置与被告取物品时发生变化，当时姜振光的衣橱是在进门右侧（照片上原告衣橱的左侧），被告是从原告衣橱左侧姜振光的衣橱中取走物品。对视频录像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视频拍摄时间，被告非常清楚的记得姜振光的衣橱紧挨着照片中门后面的衣橱，视频中的警服与被告所取回家的衣服不一样（衬衣非常旧），塑料袋中的钱还有一层包装袋，非常凌乱并不像视频中一样整齐，纸袋中没有档案盒，也看不到水鞋、手套和袜子。录像不清楚，只录到了钱和烟，不足以证明该衣橱是原告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所在单位开错衣橱的事实。对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出庭的证人与原告系同事，有利害关系，周某已离开129办公室，有的证言互相矛盾。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证明为了买房子被告丈夫姜振光向被告要30万元，被告和姜振光2018年9月6日一起到银行提取19万元，加上被告自已开幼儿园和培训学校的钱一共给了姜振光28万元，剩下的钱姜振光说他自己想办法。2、姜振光第一次血栓时写的字条，证明姜振光生前第一次血栓时，当着被告及女儿的面给被告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各银行卡密码，及“33”的字样，并告诉被告这33万并指了指单位办公室的方向，证明被告丈夫生前确定在单位存有33万元，而且被告到单位取的时候也正是33万元，而不是原告所起诉的34万，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返还34万元，而在事实事由部分写为30多万元，原告对具体的钱数都描述错误，由此可见，这钱正是被告丈夫姜振光的，而不是原告的。3、姜振光持枪证一本、刑警学院通讯录一本、继续教育证书一本、代金券一张、发票联一张、收款收据一张、纸条一张、培训通知一页、曲阜师范大学党员发展对象家庭成员政审表一张、照片七张、手套袜子各一包、水鞋两双。证明被告从姜振光衣橱中取走的物品中还有一档案盒，盒子装有上述物品，均是姜振光的个人物品，原告自始未提及该档案盒，因此单位所开衣橱就是姜振光的而不是原告的。4、被告女儿姜馨证言，证明上述字条形成的时间原因，是在姜振光第一次血栓时，因说不出话来其女儿就让其用笔写，其写下来有“33”的字样，并告诉被告钱，并指指单位办公室所在位置。被告从姜振光单位衣橱中将钱拿回家后交由女儿姜馨存入银行，姜馨在存钱的时候看到装钱的信封上有其父亲姜振光的名字，证明该钱就是姜振光本人的，而非原告的。被告取回属于自己丈夫的财物理所当然，不存在原告所诉的不当得利的情形，故没有返还义务。 原告质证称，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显示2018年9月6日由姜振光从银行取走19万，该时间与2019年6月相距甚远。对字条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为姜振光所写，更不能证明其所写与原告的30多万元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按被告所称系从红色袋子中取出，该红色袋子为原告提交的视频中装有两条香烟的带有海尔标志的，视频显示该袋子中只有两条香烟，没有其他物品。对姜馨证言不予认可，因其女儿与被告有直系亲属关系。 还查明，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20年4月17日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19年6月14日上午9点26分，大队教导员韩某接到姜振光爱人黄某电话，告知姜振光病危，因遗体告别仪式需要，家里没有合适的衣服等，需要从其办公室取回其警服和皮鞋等。韩某立即让大队内勤郝某到姜振光所在的129办公室找衣服和鞋子。129办公室由姜振光、李某两名民警和一名辅警（律师，现已辞职）共用，当时民警李某出差外地，辅警律师借调至中韩边防派出所专案组工作，129办公室并没有人，郝某用备用钥匙将129办公室打开后，错误的认为进门后右手边锁着的衣橱是姜振光的，便向教导员韩某汇报说衣橱锁着，外面没有衣服和鞋子。由于姜振光的家属比较着急，韩某便联系分局物业将衣橱撬开，开橱子的过程由大队民警张某和辅警刘某（现已辞职）见证，并由刘某同步录音录像。在找衣服的过程中，三人在衣橱中共发现一套常服、一件衬衣、一个白底红字的塑料袋、一双水鞋、两条烟，塑料袋中全是现金。后来三人把东西放回原处，就锁门出来了。为了防止同办公室的其他人回来，韩某让郝某把129的门锁用胶带封死。因为发现了大量现金，教导员韩某立即将相关情况向大队长李丛进行了汇报，商定联系家属来处理。6月14日10点02分，韩某给黄某打电话让她到分局来取回姜振光的物品，并派张某和辅警安丰文到丽海花园将黄某接到分局。黄某来到分局后，在人口大队副大队长梁君岩陪同下来到韩某办公室。李丛和韩某向黄某简单说明情况后，一起来到129办公室门口，黄某和梁君岩进入129室收拾东西，收拾完后，黄某将现金和烟等物品拿走了，韩某派安丰文将黄某和梁君岩送回丽海花园。7月15日上午，李某出差回来后到单位上班，发现自己衣橱的门被撬开了，衣橱里的现金、警服、烟等物品都不见了，于是找郝某询问情况。郝某意识到开错了橱子，立即向韩某同志汇报，后又一起将情况向李丛同志进行了汇报。经同办公室的律师确认，129办公室东墙边衣橱南侧的半边是姜振光唯一使用的衣橱。衣橱上插着钥匙，衣橱内有多套警服，警服上有警号和警衔，通过警号可以确认，这个衣橱里的警服都是姜振光的。2019年12月22日下午，黄某与姜振光的弟弟一起，到大队收拾姜振光遗物时，将129办公室东墙边衣橱南侧半边衣橱里的警服、姜振光生前使用文件柜、办公桌里的物品全部收拾拿走。韩某、郝某、李某多次联系黄某，告知其事情的经过，希望她能将错拿的钱款还回来，但是黄某拒绝当面沟通，并且坚称被撬开的橱子是姜振光生前使用的，拿走的现金也是姜振光留下的。沟通无果后，李某即将黄某不当得利一事起诉至崂山区人民法院。经质证，被告黄某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被告黄某从129办公室取走的33万元（被告主张为34万元），是从原告李某的衣橱还是从被告丈夫姜振光的衣橱中取走？该款属于谁的，被告是否应当返还？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对于129办公室的布局，即衣橱分别属于谁的，原告提供了照片，并且129办公室人员律师视频指认说明衣橱位置及使用人，129办公室原同事周某出庭作证指认了衣橱位置及使用人，法院对原告提交的照片及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照片上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衣橱左边隔断系由原告使用，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中物品应推定属于原告所有；第二，对于被告是从哪个衣橱取走的包括本案争议钱款在内的物品。1、原告提供的开橱视频（内勤郝某提供了录像机原始载体）可见，所开的衣橱位于129办公室进门右侧，即为上述原告使用的衣橱；2、内勤郝某出庭作证，其当时认错了衣橱，误将原告的衣橱当做姜振光的衣橱，原告的衣橱即上述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衣橱左边隔断；3、当时开橱录像人员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开的是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的橱门；4、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因公务未出庭，提交的书面证言完整陈述了事情经过，当时开的是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的橱门；5、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出具证明，说明了事情经过及姜振光的衣橱位置。上述证据，开橱视频保存在经侦大队录像机中，录像视频时间吻合，内勤郝某提供了录像机、工作人员刘某证明了录像过程，法院对该录像视频予以采信，从视频可见所开的衣橱为129办公室进门右侧衣橱的左边。证人郝某、刘某与原告、姜振光均系同事，与原告不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法院予以采信；教导员韩某虽未出庭，但系因公务原因，其作为经侦大队教导员所做书面证言可信度较高，且与其他证据吻合，法院予以采信；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系原告李某与姜振光生前的工作单位，系相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中立的一方，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信度高，且与其他在案证据一致，法院予以采信。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所开衣橱系原告使用的129办公室进门右侧衣橱左边隔断。第三，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问题，被告提交2018年9月6日银行取款凭证可以证明被告提取19万元，相隔九个多月，且被告不能证明该19万元与2019年6月14日取走的款项的联系，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字条，不能证明该字条上的“33”与被告取走的款项之间的联系，被告的陈述属于当事人自述，证明效力较低；被告女儿姜馨的证言，姜鑫与被告系亲属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法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持枪证一本、刑警学院通讯录一本等物品，没有直接的证明力，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向法院出具的证明分析，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系从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衣橱左边隔断由原告使用的衣橱中取走的款项、物品具有高度可能性，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系从姜振光的衣橱中取走的款项及物品，故法院认可原告的主张，被告系因经侦大队内勤错误指认姜振光的衣橱，从原告的衣橱中取走的款项、物品，该款项物品属于原告，被告取得款项、物品没有合法根据，应当予以返还。对于款项数额，原告主张为34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自认为33万元，法院予以认可，应当返还原告该33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原告主张返还的香烟两条、常服一套、衬衣一件、水鞋一双，因没有具体的型号、品牌，标的物不明确，本案不予处理。 一审判决：一、被告黄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某人民币33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组织双方在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129办公室现场指认，确定上诉人黄某从哪个衣橱取走涉案的33万元钱款。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指认称，黄某是从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隔断中取走的涉案33万元钱款，当时钱款是用红白相间的塑料袋装着的，此外还有一套衣服、一件衬衣、两条烟。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物业工作人员王相创指认称，当时韩某教导员让我们两个维修人员到129办公室撬开的衣橱是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撬开后我们两个就走了，全程有录像。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人口大队副大队长梁君岩指认称，黄某是从129办公室西侧（进门右侧）中间位置的衣橱里拿的衣服和钱款，该衣橱的北面还有一个衣橱，钱款装在一个蓝灰色的尼龙绸包里面。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李丛指认称，2019年6月份，黄某来取姜振光物品时是从129办公室西侧橱柜中取走的，具体是进门右侧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橱柜记不清了；2019年11月份，黄某来取姜振光遗物时是从129办公室东侧橱柜中取走的。 本院二审查明，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提交通话记录证明，2019年6月14日上午9点26分，黄某打电话给韩某，要求到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取回其丈夫姜振光的警服和皮鞋。2019年6月14日上午9:40:10-9:43:11（时长3分01秒)，经侦大队工作人员刘某在129办公室，对装有涉案钱款和衣物的衣橱进行录像，经侦大队教导员韩某、干警张某现场见证。2019年6月14日上午10点02分，韩某打电话给黄某，告知其可以来分局取回姜振光的物品。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李某提交出差审批表、差旅费报销单及相关火车票、飞机票，拟证明李某自2019年6月11日起至6月21日出差河南，7月1日至7月11日出差河南、天津，期间办理检察院退查案件，未在办公室，与一审提交的证据六《情况说明》时间一致，故至7月15日才发现自己衣橱被错开、财物丢失。上诉人黄某质证称，对加盖崂山公安分局财务章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出差审批表、差旅费报销单盖有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财务专用章，火车票、飞机票系李某实名制购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李某出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的33万元钱款是否系黄某从李某的衣橱中取走。 本案一审中，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经侦大队129办公室人员律师视频指认说明衣橱位置及使用人，129办公室原同事周某出庭作证指认了衣橱位置及使用人，证明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隔断由李某使用，本院予以确认。黄某上诉主张，其是从129办公室西南侧靠近桌子的橱柜中取走的涉案33万元钱款等物品。在本院二审组织的现场指认中，四名证人对黄某从哪个衣橱取走涉案33万元钱款存在不同意见，韩某、王相创指向为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梁君岩指向为129办公室西侧（进门右侧）中间位置的衣橱，李丛指向为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或第二个橱柜。关于装钱的袋子，韩某表述为红白相间的塑料袋，梁君岩表述为蓝灰色尼龙绸包。二审中，李某提交2019年6月14日上午09:40:10-09:43:11（时长3分01秒)拍摄的撬橱及衣橱内物品明细视频录像原始载体，黄某对视频形成时间及完整性提出异议。经本院释明，黄某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出视频形成时间及完整性鉴定申请，应视为对上述视频真实性的认可。而且，上述视频录像时间与韩某、黄某2019年6月14日电话联系时间相吻合，与一审证人韩某、刘某的证言相吻合，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视频内容，物业人员撬开的是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隔断即李某使用的衣橱，衣橱内放有一个白底、红色图案的塑料袋，塑料袋内装有大量现金，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视屏显示，西侧墙中间位置摆放的是文件柜，而非衣橱，梁君岩指认中间为衣橱的证言明显与视频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查明，上诉人取衣物前并不知道其丈夫姜振光衣橱的具体位置，现有证据证明其进入该129办公室，由教导员韩某为其指引了取衣物的衣橱，教导员韩某证明其指向的是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隔断。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判决认定黄某从李某使用的129办公室西北侧（进门右侧）第一个衣橱左边隔断中取走款物具有高度可能性，并判决黄某予以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某主张涉案33万元钱款系从129办公室西南侧靠近桌子的橱柜中取走，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黄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文 审判员 张立宁 审判员 毕 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包福龙 书记员肖梦琦 书记员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