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黔03刑终448号 原公诉机关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进，男，汉族，1991年8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绥阳县，初中文化，务农，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绥阳县，现住遵义市。因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23日被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日被释放，缓刑考验期限自2019年2月3日至2021年2月2日止。因本案于2019年10月25日被取保候审，经正安县人民法院决定，于同年12月1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正安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李翔，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张成娟，贵州贵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彭某波，男，汉族，1983年10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兴仁县，大学本科文化，住贵州省兴仁县。因本案于2018年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经正安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19年12月10日被执行逮捕，于2020年5月18日被取保候审。 委托辩护人杨昌军，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某，男，汉族，1978年8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正安县，小学文化，务农，住贵州省正安县。曾因犯盗窃罪于2007年3月28日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于2011年6月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经正安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19年12月10日被执行逮捕。于2020年5月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吴某强，男，汉族，1975年12月26日出生于贵州省正安县，小学文化，住贵州省正安县。因本案于2018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某武，男，土家族，1969年6月28日出生于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高中文化，住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因本案于2018年11月30日被刑事拘留，于同日被取保候审。 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检察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某进、彭某波、王某、吴某强、陈某武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黔0324刑初7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某进、彭某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6年，原审被告人王某、陈某武、吴某强做兴仁县百德新城项目，挂靠在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骆某（另案处理）带着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和法人龚定均的私章到兴仁县百德镇与泉贵公司签订了兴仁县百德新城商住楼工程项目合同。2017年2月左右的一天，王某、吴某强、骆某、刘某进、陈某武在百德新城项目部交流时，刘某进说他去租赁钢管需要盖华远公司印章，王某和骆某提出刻制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和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百德新城项目专用章，方便做资料，在场的人都同意后，王某、吴某强、骆某、陈某武、刘某进就到百德镇街上被告人彭某波夫妻俩开设的春晖相馆里，骆某把随身携带的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拿出来给彭某波看，叫彭某波对照该公章刻制，在未提供任何授权文书的情况下，彭某波根据骆某提供的该公章，刻制了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和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百德新城项目专用章各一枚。后王某、陈某武等人用刻制的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百德新城项目专用章与其他公司、个人签订合同。其中，刻制项目专用章获得了遵义市华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定均的口头授权。 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第二项“被告人刘某进犯诈骗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中对被告人刘某进适用缓刑部分。二、被告人刘某进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三、被告人彭某波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四、被告人王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五、被告人吴某强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六、被告人陈某武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宣判后，刘某进以“我与王某等人因为劳务合同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陈某武、王某、吴某强等人与我有利益冲突，其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我与王某等人系劳务分包关系，刻制华远公司的印章与我没有关系，原判决认定我提议和参与私刻公章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改判我无罪”为由提起上诉。其辩护人提出“刘某进私刻公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为了盖章往返的费用。犯意是王某提起，刘某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有坦白情节。原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彭某波以“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4月27日，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刻章的时间是在签订施工合同后的三天内，而我购买刻章机的时间是在2016年10月30日，故我根本没有刻制印章的条件。被告人供述刻制印章的时间是在2017年2月，结合签订挂靠协议的时间2017年2月24日，那么刻制印章的时间应当2017年2月24日至28日期间，但我已经举证证明在此时间段内在医院陪护妻子住院，故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原判认定我私刻印章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依法改判我无罪”为由提起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从《挂靠结算协议》、《百德新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架材租赁合同》、《建筑工程检测合同》的形成时间来看，本案的其余被告人供述的关于刻制华远公司的公章及项目专用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反证明陈某武、王某等人在未与华远公司签订书面挂靠协议之前，就已经私自刻制华远公司公章，故该刻制印章的行为与彭某波没有关系。同时，辩护人在一审阶段提交了王春英的住院病案资料、出生证明、新生儿防疫资料等，能够证明在2017年2月25日至3月1日期间，彭某波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全程陪护，没有作案时间，不在作案现场。故应当改判彭某波无罪”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刘某进、原审被告人王某、吴某强、陈某武未经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私刻华远公司的公章并将刻制的项目专用章擅自用于签订租赁架材、劳务分包等合同，造成华远公司被起诉，以及上诉人刘某进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为王某等人刻制华远公司印章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对于刘某进所提“我与王某等人因为劳务合同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陈某武、王某、吴某强等人与我有利益冲突，其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我与王某等人系劳务分包关系，刻制华远公司的印章与我没有关系，原判决认定我提议和参与私刻公章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改判我无罪”的上诉理由，经查，陈某武、王某、吴某强等人的口供材料系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刘某进及陈某武、王某、吴某强的供述，及证人骆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刘某进参与刻制印章的共谋并一起实施刻制印章，刘某进虽然系王某等人的劳务分包人，但刘某进在签订租赁架材及其他合同中亦加盖了华远公司的印章，足以证明刘某进与王某等被告人均系通过挂靠华远公司承建工程获取利益，刻制印章的行为与刘某进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且由于刘某进未经被挂靠公司的授权和同意，私自租赁架材及其他合同上加盖了华远公司的印章，导致华远公司被起诉，承担民事责任。刘某进应当对私刻印章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彭某波所持“签订施工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4月27日，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刻章的时间是在签订施工合同后的三天内，而我购买刻章机的时间是在2016年10月30日，故我根本没有刻制印章的条件。被告人供述刻制印章的时间是在2017年2月，结合签订挂靠协议的时间2017年2月24日，那么刻制印章的时间应当在2017年2月24日至28日期间，但我已经举证证明在此时间段内在医院陪护妻子住院，故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原判认定我私刻印章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依法改判我无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从《挂靠结算协议》、《百德新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架材租赁合同》、《建筑工程检测合同》的形成时间来看，本案的其余被告人供述的关于刻制华远公司的公章及项目专用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反证明陈某武、王某等人在未与华远公司签订书面挂靠协议之前，就已经私自刻制华远公司公章，故该刻制印章的行为与彭某波没有关系。同时，辩护人在一审阶段提交了王春英的住院病案资料、出生证明、新生儿防疫资料等，能够证明在2017年2月25日至3月1日期间，彭某波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全程陪护，没有作案时间，不在作案现场。故应当改判彭某波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关于刻制印章的时间如何认定的问题，被告人陈某武、王某、吴某强、刘某进和证人骆某均供述、证实了刻制印章的时间在2017年2月，根据2017年2月24日签订的《挂靠结算协议书》，也应当认定刻制印章的时间应该在签订《挂靠结算协议书》之后，即2017年2月期间，虽然部分合同的落款时间存在与被告人供述的刻制印章的时间不吻合的情况，因在现实生活普遍存在先签合同后盖章或者将签约时间提前在盖章时间之前的现象，这些疑点不足以推翻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故综合本案证据，应当认定刻制印章的时间在2017年2月。虽然彭某波的辩护人提供了王春英的住院病案资料、出生证明、新生儿防疫资料，但不足以证明彭某波不在作案现场。同时结合被告人对彭某波、王春英的辨认笔录，王某对现场的辨认笔录，彭某波被扣押的刻制印章的工具及印模，应当认定彭某波于2017年2月非法刻制华远公司印章的事实成立。故其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某进、原审被告人王某、吴某强、陈某武未经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私刻华远公司的公章并将刻制的项目专用章擅自用于签订租赁架材、劳务分包等合同，给成华远公司造成损失，上诉人刘某进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为王某等人刻制华远公司印章，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原判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相关量刑情节，所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对刘某进的辩护人所持“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麻斗俊 审判员  冯在军 审判员  谭应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倪正波 书记员黄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