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渝0114行赔初32号原告：黔江区龙城采石场，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龙城采石场。经营者：龚正辉，男，生于1965年7月18日，苗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文体路**。法定代表人：甘启飞，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刚，该局地矿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森，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黔江区龙城采石场（以下简称龙城采石场）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黔江区规自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由审判员姚恩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刚、安邦成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城采石场经营者龚正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被告黔江区规自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刚、李炳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龙城采石场向本院提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在申请矿山开采许可证后因被告拒绝和不予答复造成原告停业期间场租损失、停业期间员工工资损失、停业期间利润损失等合计400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原告依法取得了龙城采石场开采许可经营权，并办理了相关行政许可等手续。之后，原告便投入大量资金在舟白街道石门村“老虎山”处进行投资建厂，2011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主要以投资建设为主，2012年底，原告机械设备及附属设施共计投资2100多万元后开始正常生产，且年生产规模已达24万吨以上。2013年3月，原告在离“老虎山”一公里处的“石丫口”投资700多万元增添了新的“双飞石粉厂”生产线并于2014年1月正式投产，年产量可达4万余吨。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因黔张常铁路建设在2013年前下设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该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10月9日向被告（之前为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致函，因黔张常铁路预计于2014年9月开工，建议被告对涉及的黔张常铁路相关压覆非煤矿山采矿权延期至2014年12月。2014年4月22日，原告因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已到期便向被告申办续期许可，被告收到原告申请后便向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致函是否可以续延一年的许可。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6月9日以黔张常铁路将可能在2014年10月开工建设为由，建议被告延续为原告办证的许可。2014年6月13日，被告在办理延期或注销登记通知时，以“黔江国土房管法［2014］135号”文件明确原告采石场因铁路建设压覆原因注明办理注销登记。2014年10月27日，原告再次因采矿许可证已到期向被告申办续期许可，被告又一次向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致函是否可以续延许可，并明确了若延期将只能以“一整年”为期限进行延续。2014年10月29日，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再次复函，以黔张常铁路将于2015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再次建议被告办理延期许可。2014年11月13日，黔江区大通道建设管理委员会根据黔江区国土局［2014］391号文件补充意见函。2016年7月14日，黔张常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市国土房管局致函，申请解除新建黔张常铁路重庆段压覆矿产资源的函，认为龙城采石场不影响铁路建设。2016年7月28日，黔张常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达成解除《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业权补偿框架协议》。在该协议解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而被告却以各种借口一直不予办理。停业期间，因采石场是否能继续生产处于待定状态，且大量员工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每月仍在支付员工工资，其机械设备及其相应的生产线均要员工维护及看管，由此便产生了大量人工工资损失。原告在“老虎山”及“石丫口”开办的采石场、石粉生产线等均是向当地农户租用场地和石山、林地等，其每年必然产生大量租赁费。之前，原告每月加工并出售碎石、碎沙12500方，单价每方60元，生产出售片石1200方，单价每方25元；实现利润计入成本和扣减资金利息后仍存在利润；石粉每月生产3000吨以上，单价每吨在120元以上。综上，原告于2010年依法取得采石场开采许可资格，之后原告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规模性建设，2013年采石场已大量生产，石粉厂2014年已进入市场。当原告正在进入效益回报期时，突因被告误认为铁路建设而拒绝审批开采许可，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从而导致原告合法经营的采石场无故停产4年之久，被告的行为已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等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诉。被告黔江区规自局辩称：1、关于被告单位的职能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一条及黔江区委编制委员会对被告的“三定方案”第二条的规定，被告承担全区矿产资源管理职责，依法具有负责采矿权的设立、出让、审批发放证书等管理职责；2、被告依法履行了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的职能职责，行政行为合法，不存在不作为。被告积极全面合法履行了属于自己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的职责，合法合规为原告办理采矿权许可手续，与原告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出让年限为2011年至2014年10月，首次为原告办理了采矿权许可证，有效限期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之后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六次临时延续（3个月一次），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4月19日。被告于2014年2月获得原市国土房管局的压覆批准文件（渝国土房管函［2014］86号）后，按照大通道管委会明确黔张常铁路已基本明确于2014年10月开工建设的意见(黔江大通道管委会［2014］16号），将该采矿权延续至2014年10月。2014年9月10日，被告以“黔江国土房管函［2014］320号”书面通知龙城采石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来被告处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否则将按“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处理。2014年9月12日该通知由原告经营者龚正辉签字领取。原告在领取该文件后一直未向被告提交书面材料，但被告仍然积极作为，考虑黔张常铁路未按原定的2014年10月动工，为了保护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向大通道管委会征求意见，大通道管委会于2014年10月29日复函被告，明确黔张常铁路将于2015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同时龙城采石场同意黔张常铁路的压覆，因此不能延续原采矿权，不能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即原告矿区矿产资源被压覆期间，按照国土资发［2010］137号文件第五条第三款“已批准建设项目压覆的矿产资源，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设立矿业权”的规定，被告无法为原告办理采矿许可证。3、采矿许可证到期，原告并未申请继续办理采矿许可证，原告所诉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原、被告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载明采矿权出让年限为3年，自出让方向受让方颁发采矿许可证之日起算即自2011年10月起至2014年10月止，采矿权出让期限届满，该采矿权收归国有。其次，采矿许可证届满前，行政主管部门不是必然给原采矿权人办理采矿许可证。《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采矿权人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需要提交的资料。再次，采矿许可证的颁发是一项行政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之规定，采矿许可证手续的获得，必须是依当事人申请，符合相应条件后，才可能获得行政许可。因此，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并不必然要给当事人办理采矿权，是否办理，关键是看当事人是否符合《采矿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提出申请并提交了相应资料满足相应行业参数和要求。但是在采矿权到期后，原告并未向被告提出办理采矿许可证申请也未提交任何资料，原告在诉状中称多次向被告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无事实依据。4、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期限，不应得到支持。本案原告诉请系依照申请而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诉讼，本案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6个月的起诉期限，而不是适用2年的起诉期限。本案原告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具体时间，起诉期限从其提出申请的两个月后计算起诉期限，而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当视为其没有向被告提出过行政许可申请，故原告要求保护的权益无从谈起，原告无论提起行政违法之诉还是行政赔偿之诉，均已超过诉讼期限。5、被告的行政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原告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被告行使的行政行为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本案被告已积极履行了相应职能职责，并未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故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积极履行了自身职责，并未因为不作为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受损，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其采矿权许可申请以及因此遭受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0年10月15日首次获得在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露天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的采矿权许可证，之后经数次延续，采矿权许可证有限期限延续至2014年10月19日。2014年9月10日，被告向含原告所在矿山的相关企业发出关于晋升采石场等9家矿山企业限期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的通知（黔江国土房管函［2014］320号），该通知于2014年9月12日送达给原告经营者龚正辉。2020年7月24日，原告以其在其采矿权许可证到期即2014年10月19日前后数次向被告提出延续办证申请，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并拒绝审批，导致原告停产达4年之久为由，诉至法院，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前述采矿许可证到期日即2014年10月19日前后向被告提出过申请，且庭审中经审判人员询问，原告亦不能明确其提出申请的具体时间，只是称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15日期间多次提出，并在2019年5、6月份左右提出过。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之规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依照前述期限向被告提出过延续申请。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出过相关申请，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即使原告提出过延续申请或办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归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期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之规定，原告起诉也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同时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法定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故本案亦应驳回原告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黔江区龙城采石场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 恩人民陪审员 陈 刚人民陪审员 安邦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曾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