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民再59号   抗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海南晶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群上路******。   法定代表人：姜某，该公司董事长。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姜某，男，195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崔某，女，197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三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平，海南正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海口新干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div>   法定代表人：黄嫘，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陈某，男，196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二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琳，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中亚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崔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平，海南正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海南晶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因与被申诉人海口新干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干线公司）、陈某及原审第三人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鹏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琼01民再2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琼检民（行）监[2020]4600000000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琼民抗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谭永昌、检察官助理王国胤出庭。姜某、崔某及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凯鹏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平，新干线公司、陈某及陈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的判决部分错误。主要理由：1.原判决认定姜某所负债务为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错误。根据本案事实，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在签订和履行2007年8月10日《委托合同》的过程中，2010年9月13日，由晶鼎公司、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晶鼎公司代替凯鹏公司承担委托合同书的义务，补偿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的土地权益;2012年11月26日，又由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新干线公司应得的代理佣金即8%的土地权益为新干线公司、陈某共同所有，各方同意将新干线公司、陈某应得的上述8%的权益以900万元(包含其它费用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某，协议生效后晶鼎公司上述权益实现价值与风险均由姜某承担，2010年9月13日所签协议不再履行，晶鼎公司对姜某支付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至此，姜某对新干线公司、陈某负有900万元的债务，晶鼎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2012年11月26日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协议书》时，崔某尚未与姜某结婚，即该900万元合同债务形成于崔某与姜某结婚前，故该债务属姜某婚前所负个人债务。虽然在崔某与姜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6年2月5日，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对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所约定债务的数额和履行时间等内容作了变更，但此属姜某对其婚前所负个人债务与债权人重新作出的约定，以此事实为根据认定该笔债务属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且因姜某未按《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时间付款，依照约定该《补充协议书》自动无效，双方仍按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履行。因此，姜某所负该900万元债务仍为其对新干线公司、陈某所负个人债务。另据本案事实，姜某依据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可能取得的收益并未在其与崔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现，因而也不可能将该收益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同时，崔某作为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凯鹏公司参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和转让，该行为属凯鹏公司的法人行为，并非崔某的个人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仅及于凯鹏公司而不及于崔某，且该行为与2012年11月26日姜某、晶鼎公司和新干线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姜某对新干线公司、陈某负有900万元的债务并无关联。故一审判决以崔某代表凯鹏公司所进行的合同行为作为认定姜某所负债务属姜某与崔某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没有法律依据，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原判决以同样的理由作出同样的认定，亦属事实认定错误。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姜某对新干线公司、陈某所负债务在其与崔某婚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以该规定为依据认定该债务属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崔某承担还款义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原判决对一审判决的该项判决予以维持，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   晶鼎公司、姜某、崔某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认为：1.原判决认定涉案《委托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等一系列合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错误。首先，该《委托合同》属有偿法律服务委托合同。2007年8月10日，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新干线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向政府交涉或采取诉讼等手段以争取凯鹏公司上述土地财产失而复得，如土地财产能回收时，凯鹏公司支付给新干线公司涉案土地8%权益的代理费。新干线公司、陈某接受凯鹏公司的委托后，即作为凯鹏公司诉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土局行政诉讼一案的诉讼代理人，于委托合同签订第二天，陈某就代表凯鹏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垫付50元诉讼费用、代理开庭等诉讼活动。新干线公司、陈某提供的全部是律师法律代理服务，没有提供任何协调服务，且无证据证明其与政府开展协调工作。可见，该《委托合同》属有偿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其次，该《委托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的规定，新干线公司和陈某均不具有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核准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资质，新干线公司的经营范围亦没有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内容，因此《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另外，因《委托合同》无效，则新干线公司、陈某不能据此取得涉案8%权益，其向姜某转让该8%权益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因此，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等均系该《委托合同》衍生的附随合同和补充协议，依法亦应为无效合同。2.原判决支持新干线公司、陈某请求付款860万元及利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案涉合同均属无效合同，故新干线公司、陈某请求晶鼎公司、姜某、崔某支付代理费860万元及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新干线公司、陈某尚未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凯鹏公司土地权利尚未失而复得，依约亦不符合付款条件，不能取得8%权益。3.姜某已经支付的40万元代理费，新干线公司、陈某依法应予以返还，崔某被错误拍卖的别墅应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规定，新干线公司、陈某依据上述无效合同收取的40万元代理费，依法应予以返还给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崔某请求返还的别墅，应得到支持。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驳回新干线公司、陈某的诉讼请求；3.支持晶鼎公司、姜某、崔某的反诉请求。   新干线公司、陈某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本案的债务属于姜某、崔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姜、崔二人应共同偿还该债务。首先，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2016年2月5日，姜某和新干线公司、陈某签订《补充协议书》时，崔某与姜某的婚姻仍然存续，二人是夫妻关系，姜某因违反《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而产生的债务(即应按照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的约定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900万元转让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当由姜某、崔某共同偿还该债务。其次，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16年2月5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对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所约定的债务的数额和履行时间等内容作了变更，但此属姜某对其婚前所负个人债务与债权人重新作出的约定，不能据此认定该债务属于姜某、崔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不能成立。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截至2016年12月31日，姜某付清转让款，即视为付清了结。如果不按上述时间付款，本补充协议书自动无效，双方按照2012年11月26日所签协议履行。可见，2016年2月5日所签的《补充协议书》是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转让关系作了全新的约定，“按照2012年11月26日协议履行”是不履行2016年2月5日《补充协议书》而产生的债务，该债务与“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约定的债务本身不是同一回事。2.崔某和姜某在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债务，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姜某和崔某共同偿还。退一步说，即使因为崔某对其自身应当承担债务存在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的债务系崔某和姜某在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二人共同偿还。主要事实如下:首先，2007年8月10日，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姜某为凯鹏公司合同代表人，2009年至今，崔某担任凯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某担任凯鹏公司监事；姜某是凯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中崔某为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姜某则为公司登记在册的唯一监事，表明该二人具有共同经营的合意，双方均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该公司的决策系由双方共同决定和实行，故应当认定凯鹏公司系二人共同经营的公司。其次，崔某至迟从2009年起就参与了凯鹏公司的经营，全程参加了本案所涉的全部合同和协议的签订:(1)2010年9月13日，崔某在凯鹏公司、晶鼎公司、陈某、新干线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上签字，约定同意将凯鹏公司名下的土地权益按照司法及相关程序转移至晶鼎公司名下，晶鼎公司代替凯鹏公司履行委托合同书的义务，补偿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土地权益，此时，晶鼎公司是姜某持股百分之九十的公司，崔某是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2012年11月26日，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土地权益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晶鼎公司；根据崔某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所作的陈述，此时她已经怀孕，在养胎。也就是说，在签署协议时崔某和姜某已是同居关系，并且在一个多月后的2013年1月6日，二人登记结婚。可见，崔某和姜某之间是情侣关系，二人虽然直至2013年1月才登记结婚，但早已同居，并且共同经营凯鹏公司、晶鼎公司，而本案的债务正好是凯鹏公司和晶鼎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理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再次，晶鼎公司和凯鹏公司系两家关联性极强的公司，从2009年至2018年间，姜某和崔某紧密合作，以该两家公司作为载体，将本案所涉的土地权益来回倒腾。(1)2010年8月25日，凯鹏公司和晶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海口中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行政判决确认给凯鹏公司的土地权益转让给晶鼎公司；2011年11月26日，海口中院依据两家公司的申请，作出(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裁定，将该行政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晶鼎公司；(2)2018年7月9日，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以下简称海口市国土局）作出《关于有偿收回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有偿收回上述行政判决项下部分土地使用权；因该文件的相对人为凯鹏公司，而此时土地权益已转让给晶鼎公司，为了让凯鹏公司能对该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6日、9月13日，崔某和姜某到海口中院作笔录，声称已解除双方的《债权转让合同》，要把该行政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恢复为凯鹏公司，2018年9月12日，海口中院作出(2018)琼01执恢92号裁定，撤销(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裁定。2019年1月2日，凯鹏公司以自身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决定书。2020年6月3日，海口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从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姜某和崔某从2009年至今，一直紧密地合作，以凯鹏公司和晶鼎公司作为载体，将本案所涉的土地权益来回倒腾，崔某作为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在参与凯鹏公司项下土地权益的经营。本案所涉债务的原始来源即是凯鹏公司的土地权益，因此，崔某关于该债务属于姜某个人债务，其不应承担的主张不能成立。   凯鹏公司述称，同意晶鼎公司、姜某、崔某的意见。   新干线公司、陈某向一审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华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姜某、崔某共同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权益转让款860万元及违约经济损失238384.93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75%，从2015年12月31日暂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共计213天，实际应付逾期付款违约利息损失应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起);2.判令晶鼎公司对姜某、崔某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等新干线公司、陈某为实现权益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由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共同承担。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向龙华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无效；2.确认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确认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4.确认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5.判令新干线公司、陈某返还姜某已支付的权益转让款40万元及自2012年12月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时计算至2016年8月9日利息为63180元）；6.诉讼费用由新干线公司、陈某承担。龙华法院认定事实：新干线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12日，根据工商档案记载，其经营范围为企业商务咨询服务，企业投资管理策划、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咨询服务，农产品、水产品购销等业务，陈某是股东之一。2007年8月10日，新干线公司与凯鹏公司签订一份《委托合同》，约定:凯鹏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琼山国用(龙桥)字第096号的223382.6**平方米土地，因未开发建设等原因，被海口市国土局无偿收回，现凯鹏公司特别委托新干线公司并通过新干线公司努力，争取将凯鹏公司上述被政府没收的土地失而复得。凯鹏公司上述被政府没收的土地如能失而复得，或政府退还相应的现金或权益，凯鹏公司同意按实际收回的8%向新干线公司支付佣金;当政府退还土地时，凯鹏公司按政府退还的土地面积的8%划分给新干线公司，新干线公司可自行开发或另作出让处理，如出让，凯鹏公司有优先购买权。当政府退还相应现金或权益时，该现金或权益在划转到凯鹏公司名下的3天内，凯鹏公司向新干线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超时支付，则按超出时间每天支付3%的违约金。凯鹏公司在争取上述土地财产的过程中，负责提供一切合法资料，出具所需的委托证明、报告、申请等相关材料，以及相关人员必须到场配合工作，上述土地财产如能回收时，凯鹏公司保证及时向新干线公司支付代理费。新干线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向政府交涉或采取诉讼等手段以争取凯鹏公司上述土地财产失而复得。凯鹏公司还特别承诺，本委托合同生效并通过新干线公司开展工作后，不可以单方面终止委托，否则应二倍赔偿本合同所约定的佣金给新干线公司。《委托合同》签订后，新干线公司即着手开展争取凯鹏公司土地失而复得的工作。在与海口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果后，决定采取诉讼手段实现土地权益收回的目的。嗣后，新干线公司制定了诉讼方案，以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国土局作为被告，由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凯鹏公司缴纳了该案的诉讼费，并由陈某以凯鹏公司经理名义与姜某一道代表凯鹏公司参加诉讼。该案经海口中院审理，于2007年10月23日作出(2007)海中法行初字第67号行政判决，判决:1.撤销海口市国土局于2005年5月17日作出的市国土处字第(2005)128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2.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国土局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恢复未被海口市绕城高速公路占用的凯鹏公司宗地土地(面积以实际测绘数据为准)的土地使用权，并为凯鹏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国土局应为凯鹏公司等值置换已被海口市绕城高速公路占用的凯鹏公司该宗土地(面积以实际测量的为准);4.驳回凯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国土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08年1月3日作出(2008)琼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海口市国土局于2005年5月17日作出的市国处字第(2005)128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海口市政府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凯鹏公司因收地造成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判决生效后，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08)行执字第3号。2009年5月，海口市政府针对“关于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问题的请示”作出批复:建议先恢复未被占用的137.032亩土地使用权给该公司，已占用土地197.032亩如何补偿另议。2010年9月13日，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作为甲方，新干线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将凯鹏公司名下的土地权益按司法及相关程序全部转至晶鼎公司名下;甲方对乙方前期所作的工作及成果已经肯定，晶鼎公司代替凯鹏公司承担委托合同书的义务，补偿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的土地权益。2011年1月26日，海口中院裁定将(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由凯鹏公司变更为晶鼎公司。2012年11月26日，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晶鼎公司已取得(2008)琼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项下权益，该权益事宜的实现，正与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土局协调之中，根据新干线公司与晶鼎公司的相关约定，新干线公司所协调办理该事项应得的代理佣金为该项下权益价值的8%,该8%的权益为新干线公司、陈某共同所有;各方同意将新干线公司、陈某应得的8%的权益以900万元(包含其它费用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某，本协议生效后，晶鼎公司上述权益实现价值与风险均由姜某承担，2010年9月13日所签协议不再履行;付款时间为本协议签订三天内，姜某支付给新干线公司、陈某转让价款20万元，余款在姜某出售上述权益时优先支付，如在2014年6月30日还未完成销售，则姜某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晶鼎公司对姜某支付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姜某于2012年11月29日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了20万元，2013年2月1日又支付了3万元，余款未付。2016年2月5日，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新干线公司、陈某同意未付款项由姜某在2016年2月6日前付20万元，2016年4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0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80万元即视为结清。如姜某不按上述时间付款，本补充协议书自动无效，双方按2012年11月26日所签协议履行。《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姜某于2016年2月6日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了10万元，4月13日又支付了7万元。余款未付。另查明，海口中院在执行(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案件过程中，海口市国土局于2012年11月8日与晶鼎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协议书》，对涉案土地中的4553.95平方米土地进行补偿，向晶鼎公司支付了200万元补偿款，剩余218828.717平方米土地尚未补偿。2011年11月15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09)岳中执字第218-4号、(2009)岳中执字第219-5号两案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海南深发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凯鹏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为由，裁定查封本案涉案土地及相关权益，与海口中院发生执行冲突，虽经多方协调，未能解决。该案土地还因凯鹏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2015年7月6日，海口中院以轮候冻结的财产权益暂时无法处置，晶鼎公司同意为由，裁定终结(2008)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本次执行程序，待终结情形消失后，晶鼎公司可重新申请执行。又查明，姜某与崔某系夫妻，两人于2013年1月6日登记结婚。龙华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琼0106民初766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1.限姜某、崔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权益转让款860万元及利息;2.晶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新干线公司、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全部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73668元，反诉受理费412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负担。   晶鼎公司、姜某、崔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驳回新干线公司、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晶鼎公司、姜某、崔某的反诉请求。二审海口中院认定的事实：对一审查明认定的“《委托合同》签订后，新干线公司在与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果后，决定采取诉讼手段实现土地权益收回的目的”的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新干线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变更经营范围为：企业商务咨询服务，企业投资管理策划、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咨询服务，农产品、水产品购销。陈某为新干线公司的股东。新干线公司与凯鹏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委托合同》，姜某代表凯鹏公司、陈某代表新干线公司签署了该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了代理费用的支付方法，第三条约定了双方的责任（义务）即如土地财产能回收时，凯鹏公司保证及时向新干线公司支付代理费。新干线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向政府交涉或采取诉讼等手段以争取凯鹏公司上述土地财产失而复得。合同签订后第四日即2007年8月14日凯鹏公司委派陈某代理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提起行政诉讼，陈某以凯鹏公司经理身份参加诉讼。姜某代表晶鼎公司、崔某代表凯鹏公司、陈某代表新干线公司签署了2010年9月13日的《协议书》。姜某作为甲方、陈某和新干线公司共同作为乙方签署了2012年11月26日的《协议书》，约定：根据陈某和新干线公司和晶鼎公司的相关约定，陈某和新干线公司所协助办理该事项赢得的代理佣金为项下权益价值的8%，该8%的权益为陈某和新干线公司共同所有，陈某和新干线公司现将属于其8%的权益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某，转让款900万元包含其他费用200万元，晶鼎公司同意本转让并对姜某支付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姜某作为甲方、陈某和新干线公司共同作为乙方签署了2016年2月5日的《补充协议书》。陈某和新干线公司于2012年12月8日、2013年2月1日、2016年2月6日分别出具了姜某支付的20万元、3万元、10万元的收据，陈某于2016年4月13日出具了姜某支付的7万元的收据。姜某为晶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海口中院认为，1.关于本案案由问题。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该定性太过宽泛、不准确，应予纠正，陈某和新干线公司提出的诉请所依据的是《委托合同》及根据该委托合同衍生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因此本案案由应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2.关于《委托合同》及根据该委托合同衍生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一份《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审查《委托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委托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新干线公司与凯鹏公司，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新干线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向政府交涉或采取诉讼等手段以争取凯鹏公司上述土地财产失而复得，如土地财产能回收时，凯鹏公司保证及时向新干线公司按土地财产价值8%的比例支付代理费。履行合同的事实是新干线公司指派陈某代理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参加海南高院的二审行政诉讼、代理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申请执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新干线公司实施了与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果的事实。陈某是新干线公司的个人股东，从签订《委托合同》、代理诉讼活动、签订两份《协议书》和一份《补充协议书》到接受姜某支付的部分代理费均由陈某实际操办。从《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履约事实可认定《委托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为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其次，审查新干线公司和陈某是否具有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资质。经审查，新干线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1月12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企业商务咨询服务、企业投资管理策划、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咨询服务，2015年8月17日变更经营范围为企业商务咨询服务、企业投资管理策划、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咨询服务、农产品、水产品购销。陈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执业律师或者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显然，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不属于新干线公司的经营范围,陈某个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资质。根据律师法及司法部的相关规定，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法人和个人须经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审批资质，并颁发准许执业证书，方能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比如司法行政机关审批核准的可在全国范围内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在本县、区辖区范围内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载明，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综上，新干线公司和陈某均不具有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核准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资质，新干线公司的经营范围亦没有从事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内容，其行为扰乱了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的管理制度，因此《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根据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所签，系该《委托合同》衍生的附随合同和补充协议，因《委托合同》无效，故以上附随合同及补充协议亦均为无效合同。因此，新干线公司和陈某诉请姜某、崔某、晶鼎公司支付代理费及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错误，应予纠正。姜某、崔某、晶鼎公司关于《委托合同》及《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3.关于姜某、崔某、晶鼎公司上诉请求新干线公司和陈某返还姜某已支付的40万元代理费问题。陈某受新干线公司指派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凯鹏公司参加诉讼活动,必然产生合理的差旅费，姜某已支付的40万元应认定为陈某在诉讼期间已发生的合理差旅费,姜某、崔某、晶鼎公司诉请新干线公司和陈某返还40万元代理费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海口中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琼01民终3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新干线公司与凯鹏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为无效合同;3.驳回新干线公司、陈某的诉讼请求;4.驳回晶鼎公司、姜某、崔某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366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新干线公司、陈某负担，反诉受理费4124元由新干线公司、陈某负担2062元，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负担20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792元由新干线公司、陈某负担75730元，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负担2062元。   新干线公司、陈某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裁定指令海口中院再审本案。海口中院再审认定的事实：除二审判决认定“判决生效后，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08）行执字第3号”错误，应更正为“判决生效后，凯鹏公司向海口中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0年12月1日，凯鹏公司分别向海口市政府和海口市国土局出具《债权转让告知函》，告知其已将(2008)琼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项下的权益转让给晶鼎公司。2011年12月14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晶鼎公司发出《收回土地使用权事先告知书》，告知晶鼎公司该局拟收回涉案土地中的4553.9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2012年3月12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海口市政府请示，拟有偿收回涉案土地中的4553.9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2012年11月8日，海口市国土局与晶鼎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协议书》，约定收回涉案土地中的4553.95平方米(合6.831亩)，土地补偿费总金额为4280987.7元。扣除2011年8月6日和2011年10月24日海口市国土局分别垫付给农民的地上青苗费及新农村建设扶持款279060.01元后，剩余4001927.69元补偿费拨付给晶鼎公司。2016年9月1日，姜某与崔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8年9月12日，海口中院作出(2018)琼01执恢92号执行裁定,撤销该院(2008)海中法行执字第2号执行裁定。海口中院再审认为，1.关于涉案合同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及本案案由确定问题。海口中院认为，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主要是凯鹏公司委托新干线公司为其处理事务，凯鹏公司支付报酬，故该合同的性质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而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对当事人之间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进行约定，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则是上述《协议书》得到具体履行问题进行补充约定，故上述合同应当定性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上述四份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均获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均为有效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及凯鹏公司主张上述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三条第1项的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一级案由。本案中,新干线公司、陈某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依据是上述四份合同，上述合同相互联系,综合反映了当事人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及其概括转移的关系。因履行上述合同发生争议，新干线公司、陈某遂起诉请求判令晶鼎公司、姜某、崔某支付权益转让款及相应的违约金，故本案属于因履行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引起的纠纷。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三级案由明确规定有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第二级案由确定本案为合同纠纷不妥,依据本案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本案案由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2.关于新干线公司、陈某请求付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被申请人姜某、崔某、晶鼎公司反诉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委托合同》签订后，新干线公司、陈某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积极代理凯鹏公司提起行政诉论，经海口中院一审、海南高院二审，海南高院作出(2008)琼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海口市国土局于2005年5月17日作出的市国土处字第(2005)128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并责令海口市政府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凯鹏公司因收地造成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新干线公司、陈某从事委托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将其在《委托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晶鼎公司，姜某、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将新干线公司、陈某在2010年9月13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以9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姜某，晶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姜某概括取得了新干线公司、陈某在《委托合同》及2010年9月13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而新干线公司、陈某取得了请求姜某支付900万转让价款并要求晶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根据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的约定，晶鼎公司权益实现的价值与风险均由姜某承担，故无论晶鼎公司的权益是否能实现，姜某依约均应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900万元的转让价款，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姜某于2012年11月29日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了20万元，2013年2月1日又支付了3万元，但余款未付。虽然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新干线公司、陈某同意未付款项由姜某在2016年2月6日前付20万元，2016年4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0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80万元即视为结清，但同时亦约定如姜某不按上述时间付款，本补充协议书自动无效，双方按2012年11月26日所签协议履行。在《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姜某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故新干线公司、陈某按照约定，依据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主张姜某支付转让价款，晶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扣除姜某已支付的40万元后姜某仍需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860万元。根据2012年11月26日《协议书》的约定，上述转让价款最迟应于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但姜某至今仍未支付，故新干线公司、陈某请求判令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75%，支付违约经济损失，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4.75%计算的违约损失为238384.93元。晶鼎公司、姜某、崔某以涉案合同无效及其取得的涉案土地权益并未获得实现为由进行抗辩，并请求判令新干线公司、陈某返还其已支付的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3.关于本案的债务是否属于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海口中院认为，崔某虽与姜某于2013年1月6日才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9月1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但其本身就是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和转让，且2016年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时,其与姜某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姜某所负本案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崔某与姜某共同清偿。崔某以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进行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新干线公司、陈某的再审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海口中院作出原判决：1.撤销二审判决;2.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73668元，反诉受理费41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7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中，新干线公司、陈某对原判决查明的关于《委托合同》签订后，新干线公司在与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果后，决定采取诉讼手段实现土地权益收回的目的的事实不予确认的认定有异议，认为存在该事实。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经查，新干线公司、陈某在原审中虽主张存在与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未果的事实，但是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判决对该事实未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再审期间，新干线公司、陈某新提交以下证据：1.凯鹏公司及晶鼎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拟证明：崔某为凯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某为凯鹏公司监事，姜某持有晶鼎公司90%股份。2.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2009）琼州证字第707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0）琼州证字第194号执行证书，拟证明：凯鹏公司将其在行政诉讼案件所获得的土地权益转让给晶鼎公司。3.海口市国土局《关于有偿收回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海土资征字[2018]568号），拟证明：海口市国土局决定有偿收回案涉行政判决项下部分土地使用权。4.海口中院询问笔录，拟证明：崔某和姜某主张已经解除凯鹏公司和晶鼎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要求把该案的申请执行人恢复为凯鹏公司。5.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秀英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5行初156号行政判决及海口中院（2020）琼01行终51号行政判决，拟证明：凯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就案涉土地提起行政诉讼。6.海口中院（1997）海中法执字第243-11号民事裁定书、陈某与海南文化旅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文化旅业公司）的“协议书”、文化旅业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崔某名下位于滨海大道235号兆南西海豪园V8612栋别墅实际购买出资人是姜某。晶鼎公司、姜某、崔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5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法院判断。同时，对证据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部分证据与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无关，这些证据证明了新干线公司、陈某并未完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目前为止，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尚未取得土地权益。证据6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该证据是文化旅业公司和陈某之间的合同关系，不是姜某和陈某个人的关系。陈某获得848万元是姜某代表文化旅业公司所为，卖的土地权利所获得利益，与姜某和晶鼎公司无关。同时，姜某保留对陈某获得该800万元涉及到税收方面的相关权益。凯鹏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晶鼎公司、姜某、崔某一致。   本院认为，证据1-4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新干线公司、陈某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不能提供的情形，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但鉴于新干线公司、陈某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上述证据，且证据1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记载的相关信息，客观反映晶鼎公司及凯鹏公司工商登记的相关情况，与本案的事实存在关联，证据2中的公证文书、收地行政决定、询问笔录、民事裁定书等属于公证机关、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法院作出的相关文书和材料，能够反映案涉土地权益的变更和相关执行情况，为全面查清案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并对当事人逾期举证的行为予以训诫。同时，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否证明新干线公司、陈某拟证明的内容，应综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证据5形成于原审庭审之后，属于再审新证据，该证据属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凯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就案涉土地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证据6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新干线公司、陈某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不能提供的情形，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从该组证据载明的内容看，海口中院（1997）海中法执字第243-11号民事裁定书将海口市中大置业总公司的财产抵债给文化旅业公司，并非抵债给姜某；NO.00004165号换地权益书转让“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陈某和文化旅业公司，并非为姜某；“授权委托书”由文化旅业公司出具，仅仅授权姜某代为收取上述换地权益书转让协议的款项，该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述财产归属姜某所有，也不能充分证明崔某名下位于滨海大道235号兆南西海豪园V8612栋别墅实际购买出资人是姜某。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1.2018年7月9日，海口市国土局作出海土资字（2018）568号《关于有偿收回海南凯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有偿收回该公司涉案131978.4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总价为3889.0078万元及2018年4月1日至补偿标准送达日期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凯鹏公司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0月20日，秀英法院作出（2019）琼0105行初156号行政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并限海口市国土局（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海口市自规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海口市自规局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6月3日，海口中院作出（2020）琼01行终51号行政判决，驳回海口市自规局上诉，维持秀英法院（2019）琼0105行初156号行政判决。2.凯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崔某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姜某为该公司监事，台湾凯鹏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属于吊销状态。晶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姜某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刘常宣为该公司监事，姜某及刘常宣为该公司股东。其中，姜某实缴出资990万元，刘常宣实缴出资10万元，该公司属于存续状态。3.抗诉机关提供的听证会笔录显示，崔某在抗诉机关复查期间接受询问时表示，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时，其本人在怀孕待产阶段，地点在大连市，地点在大连市情，与陈某没有任何电话联系和电话记录。4.崔某与姜某于2016年9月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载明，两人育有两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债权债务等。其中，一名女儿的出生系在双方登记结婚前。5.再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问题；二、新干线公司、陈某请求付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反诉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的债务是否属于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   从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的内容看，凯鹏公司委托新干线公司并通过新干线公司努力争取将凯鹏公司“被政府没收的土地失而复得”，凯鹏公司向新干线公司支付“代理费”。上述约定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的规定。同时，虽然新干线公司、陈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交涉未果的事实，但该合同已经约定新干线公司的手段包括“向政府交涉或者采取诉讼手段等”，新干线公司经过凯鹏公司同意，指派陈某以凯鹏公司经理身份与姜某一起参加诉讼，应视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且通过诉讼实现该合同的目的并未超出新干线公司的经营范围，陈某在诉讼中也未收取报酬，未违反公民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事务，并收取报酬的禁止性情形。故原判决将该合同定性为委托合同并无不当。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凯鹏公司据此主张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债权债务概括转移是指合同当事人将其依据合同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本案中，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显示，凯鹏公司对新干线公司前期所做的工作及成果已经肯定，晶鼎公司代替凯鹏公司承担委托合同书的义务，补偿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的土地权益；晶鼎公司、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根据新干线公司与晶鼎公司的相关约定，新干线公司所协助办理该事项应得的代理佣金为该项下权益价值的8%，该8%的权益为新干线公司和陈某共同所有。新干线公司、陈某将上述8%的权益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某，姜某基本同意接受。双方同意本转让协议生效后，晶鼎公司上述权益实现的价值和风险均由姜某承担。本协议生效后，晶鼎公司、凯鹏公司与新干线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所签订的协议不再履行。晶鼎公司同意本转让并对姜某支付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姜某在2012年11月29日付给新干线公司、陈某20万元，2013年2月1日付给新干线公司3万元。协议约定转让款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双方同意对于未付款由姜某在2016年2月6日前付20万元，2016年4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0月1日前付7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80万元即视为结清。如姜某不按照上述时间付款，本补充协议自动无效，双方按2012年11月26日所签协议履行。可见，上述三份合同明确反映了凯鹏公司、晶鼎公司与新干线公司、陈某及姜某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及其概括转移的关系。且从上述三份合同的履行情况看，新干线公司、陈某给姜某出具的收据均载明收到“权益转让款”，结合新干线公司、陈某的诉讼请求系要求晶鼎公司、姜某、崔某支付权益转让款及相应的违约金情况，故原判决将上述三份合同定性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亦无不妥。晶鼎公司、姜某、崔某以上述三份合同系《委托合同》衍生的附随合同和补充协议，《委托合同》无效，上述三份合同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案涉四份合同相互联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均获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原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四份合同均为有效正确。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凯鹏公司主张上述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   如前所述，案涉四份合同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从《委托合同》的履行情况看，新干线公司、陈某根据合同约定，代理凯鹏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本院（2008）琼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海口市国土局对案涉土地的收地决定，并责令海口市政府对凯鹏公司因收地造成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救措施。可见，新干线公司、陈某从事委托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根据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关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约定，新干线公司、陈某取得了请求姜某支付900万元转让价款并要求晶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结合上述《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姜某仅向新干线公司、陈某支付40万元，余款未付的事实，及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关于晶鼎公司权益实现的价值与风险均由姜某承担的约定和2016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关于如姜某不按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补充协议书》自动无效，双方按照2012年11月26日所签协议履行的约定，原判决根据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支持新干线公司、陈某的支付860万元及其利息的请求，驳回晶鼎公司、姜某、崔某以涉案合同无效及取得的涉案土地权益并未实现为由，主张新干线公司、陈某返还其已支付40万元的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晶鼎公司、姜某、崔某关于新干线公司、陈某的付款请求不应支持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新干线公司、陈某主张案涉债务属于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两人应共同偿还债务，崔某主张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本人不应该承担案涉债务，均有责任按照上述规定提供证据证明。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可见，上述规定系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案中，以姜某名义对新干线公司、陈某所负的债务虽形成于崔某与姜某登记结婚前，但姜某和新干线公司、陈某于2016年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就案涉债务的付款情况再次进行约定时，崔某与姜某仍然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然存在的案涉债务，崔某既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债务明确约定为姜某个人债务，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新干线公司、陈某知道崔某与姜某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从凯鹏公司、晶鼎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看，崔某为凯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某为凯鹏公司的监事，两人均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决定的权力，新干线公司、陈某据此主张凯鹏公司系由两人共同经营，该公司的决策由双方共同决定和实行有事实依据。且从案涉合同的签订、履行、转让情况看，2010年9月13日，崔某在凯鹏公司、晶鼎公司、陈某、新干线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上签字，约定同意将凯鹏公司名下的土地权益按照司法及相关程序转移至晶鼎公司名下，晶鼎公司代替凯鹏公司履行委托合同书的义务，补偿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土地权益。2012年11月26日，姜某与新干线公司、陈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新干线公司享有的8%土地权益以900万元价格转让给晶鼎公司。期间，根据崔某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所作的陈述，此时她已经在怀孕待产阶段。可见，在签署该协议时崔某和姜某存在同居事实，且在时隔一个多月后的2013年1月6日，二人即登记结婚。据此，虽崔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可以认定对于案涉债务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崔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崔某关于其未在该协议签字及其在异地怀孕待产，对上述情况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新干线公司、陈某关于案涉债务是崔某和姜某经营凯鹏公司过程中产生，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有事实依据。原判决关于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崔某与姜某共同清偿的认定并无不当。抗诉机关及崔某关于原判决认定姜某所负债务为姜某、崔某夫妻共同债务错误的理由不充分。   综上所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晶鼎公司、崔某、姜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民再2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浩云   审判员 夏 艳   审判员 郑 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赵晓青   书记员 文晨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