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02民终5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剑鸣，男，1943年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新莲，甘肃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学义，男，1959年出生，住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宏，民和县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陈剑鸣因与被上诉人张学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青022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剑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新莲、被上诉人张学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剑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青022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张学义向上诉人偿还债权人民币410000元及逾期利息278800元（利息按年息6%计算从200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136个月），以上本息合计6888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学义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青0222民初1632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证明借款意图是为了兑现《承包经营协议》，说明自2015年起诉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5月2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当天以微信方式给张学义进行了送达，诉讼时效自2019年5月23日中断；2.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的撤诉行为，是在被上诉人张学义已经收到起诉书副本，陈剑鸣以提起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告知义务人张学义的情况下撤诉的，则撤诉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在（2019）青0222民初1631号案件中，陈剑鸣撤诉的时候，张学义自2019年10月17日已经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诉讼时效中断；3.2019年5月23日陈剑鸣与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当天向张学义进行了微信送达，张学义起初承认收到，后起诉2019年8月30日送达开庭传票时，其承认收到债权转让的事实。2019年10月17日开庭张学义的代理人不予认可，导致无法开庭。同日，代理人又一次进行了录像送达。以上足以证明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张学义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不是张学义与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而是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在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26日投资青海祁连县野牛沟铜矿和甘肃白银选矿厂以及成立西宁办事处，前期支出费用。张学义当时仅仅是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员，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前期投入的损失与张学义没有关系；2.2007年7月26日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与张学义、王海元签订《承包经营协议》要求张学义、王海元在合同期内承担前期410000元费用，因待选矿厂没有依法登记属于非法经营，该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合同没有履行的原因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前期费用没有到位，第二年3、4月份白银选矿厂场地被政府征用，实际没有经营；3.《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上诉人在第一次起诉时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形式要件，没有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没有张学义的签字。第二次起诉仍然提交该份《债权转让协议》，虽然上诉人在一审要求延期后补了一份有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现在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的。但债权转让协议仍然不合法；4.上诉人认为根据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青0222民初1632号民事调解书，自2015年起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成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张学义自2006年开始至2015年一直是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和股东。与上诉人借款仅仅是张学义和陈剑鸣个人之间的借款行为，与振超公司没有关系；5.《承包经营协议》是在2007年7月26日签订的，因为以上原因没有履行该协议。不管是振超公司还是陈剑鸣都没有主张过债权。 陈剑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学义偿还债权人民币410000元及逾期利息278800元（利息按年息6%计算从200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日止，136个月），以上本息合计688800元；2.判令张学义承担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初，陈剑鸣、张学义相识，就铜矿石检测后认为办理探矿证后有开发价值，双方签订了《合作探矿协议》；陈剑鸣参股的振超公司股东变更，约定张学义方（股东若干人）参股并占45%的股份，陈剑鸣方（股东若干人）占55%的股份。2006年7月16日，振超公司任命张学义为副经理，负责铜矿办证开采事宜；2006年7月28日，成立振超公司西宁办事处，由张学义任公司副经理兼办事处主任；期间，陈剑鸣、张学义及振超公司之间发生经济往来。2007年5月8日，振超公司决定成立振超公司白银分公司，由张学义任经理负责分公司业务。2007年7月26日，以振超公司名义与张学义签订承包经营协议，陈剑鸣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张学义签约，该协议约定：张学义保证在2008年7月30日前将公司已投入的40多万元投资如数返还上交公司（具体数额以双方对账单确认的为准），从2008年2月起开始返还每月上交公司款不少于3万元，力争半年内完成全额返还任务。2007年7月31日，公司派陈振民对账，确认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投入192814.8元。2019年5月23日，陈剑鸣与振超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将张学义拖欠的其拥有的承包费410000元及逾期利息债权转让给陈剑鸣，并将该协议以发微信方式发送给张学义。2019年7月3日，陈剑鸣分别以民间借贷纠纷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将张学义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9日制作（2019）青0222民初1632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张学义自愿偿还陈剑鸣本人借款119000元；审理（2019）青0222民初1631号陈剑鸣与张学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时，陈剑鸣再次向张学义直接送达了《债权转让协议》后，陈剑鸣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制作（2019）青0222民初1631号民事裁定书。2020年3月24日，陈剑鸣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再次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张学义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权转让中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被告向作为债权受让人的原告提出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属于其合法行使其权利，从而导致原告主张权利的期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成为本案原告请求是否得到支持的前提。二、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陈剑鸣要求张学义偿还的款项，是基于债权转让而产生的，其诉讼时效的期间应该从原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期限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来界定。陈剑鸣请求的基础证据是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与张学义、王海元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该协议对张学义返还款项的期限约定如下：2008年7月30日前将公司已投入的40多万元投资款如数返还上交公司（具体数额以双方对账单确认的为准）；从2008年2月起开始返还，每月上交公司款不少于3万元，力争半年内完成全额返还任务。从第二种约定最长的还款期限（以陈剑鸣主张的债权本金为410000元及约定的每月上交公司款不少于3万元计算，注：未约定利息）也不超过2009年4月，该期限内被告未履行义务，权利人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三、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从陈剑鸣提供证据来看，陈剑鸣、张学义及振超公司之间的经济来往分两个阶段：2006年前后与2016年前后，在此期限及陈剑鸣以债权转让为由第一次起诉的期限内，陈剑鸣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于证明原债权人振超公司向张学义主张过该项权利。再次从陈剑鸣2019年7月3日起诉的两起案件来看，张学义认可第一次起诉时民间借贷纠纷中向陈剑鸣本人借款的事实，但对债权转让的该笔款项，在是否与原债权人振超公司之间存在债务的事实上还是自愿履行的意愿上张学义均持否认态度，不存在诉讼时效届满但义务人同意履行的情况，总之，陈剑鸣对该笔款项的主张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陈剑鸣以债权转让为由第一次起诉是2019年7月3日，此时已超过民法通则所确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的期限。综上所述，无论陈剑鸣主张的此笔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实，陈剑鸣向张学义主张权利的期限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陈剑鸣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于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对陈剑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剑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88元，由原告陈剑鸣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中上诉人陈剑鸣先后提交了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次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5月23日签订，协议的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乙方：陈剑鸣、丙方：张学义。并载明“乙方（陈剑鸣）是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的实际借款人，因丙方（张学义）的指引向甲方借款41万元，用于开矿等事宜。现甲方拖欠乙方借款不能偿还。”协议的落款甲方处盖有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乙方陈剑鸣签字捺印，无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维斌签字，也无丙方张学义签字。第二次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只是抬头甲方处无加盖印章，但落款甲方处盖有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公章，有乙方陈剑鸣签字，并注明：“该公司印章为我公司与陈剑鸣签订本（债权转让协议）的追认，依据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定代表人：张维斌，加盖了振超公司公章”。另，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由陈剑鸣变更为张维斌。其他事实除将该协议以发微信方式发送给张学义外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陈剑鸣主张被上诉人张学义偿还410000元债权及逾期利息278800元的事实和依据；2.上述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和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其债权应符合债权人的债权合法有效，既包括债权的内容合法，也包括债权的形式合法，同时该债权属于转让人，且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定条件。经查，首先，从《债权转让协议》载明“乙方（陈剑鸣）是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的实际借款人，因丙方（张学义）的指引向甲方借款410000元，用于开矿等事宜。现甲方拖欠乙方借款不能偿还。”的内容看，对乙方陈剑鸣借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410000元和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拖欠乙方陈剑鸣借款的约定相互矛盾。故，债权人是乙方陈剑鸣还是甲方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甲方“甘肃振超工贸有限公司”和“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是否系同一主体均无法认定。其次，案涉《债权转让协议》2019年5月23日签订时陈剑鸣并非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一次提交的协议既无法定代表人张维斌的签字确认及加盖公司公章，也无丙方张学义签字，只有乙方陈剑鸣签字捺印，且转让依据为2007年7月2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故陈剑鸣与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并未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第二次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虽法定代表人张维斌追认，但注明追认依据为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最后，《债权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甲方保证将该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丙方”，经查，是陈剑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其手机发微信的形式通知而非甲方，但张学义否认收到通知，且不认可其与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该《债权转让协议》债权人系陈剑鸣还是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让的债权系承包费还是股权转让款或借款以及债权转让的数额为410000元均不确定，内容和形式都不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定条件，即陈剑鸣与甘肃振超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并未成立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故陈剑鸣以该《债权转让协议》向张学义主张债权及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在转让的原债权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转让债权的诉讼时效。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陈剑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且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8元，由上诉人陈剑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静 审 判 员  李 强 审 判 员  田亚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拯琳 书 记 员  王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