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敬红，女，1974年8月11日出生，壮族，住贵州省都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燮，贵州观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朗路**。法定代表人：仲应贵，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峪旖，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海洋，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营坡**中大国际广场******。负责人：李媛媛。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媛媛，女，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贵阳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晓可，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喻芹，男，197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喻昌益，男，198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上诉人覃敬红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公司）、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李媛媛及原审第三人喻芹、喻昌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覃敬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连带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不是普通一般交易习惯上的民间借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从表述上完全正确，但没有深入案件事实。上诉人一审中已举证证明，所谓合伙，因为第三人喻昌益与被上诉人李媛媛签订的《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未得到被上诉人送变电公司的认可，所以应当认定上诉人众多标明为“借款”的转款给被上诉人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行为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更何况李媛媛在与喻芹的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认可是借款。第二，一审拒绝评价证据《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效力，系错误的审判评价，且与判决书对被上诉人的抗辩支持自相矛盾。该协议的签订与履行，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支持了被上诉人的抗辩，认可上诉人的转款行为系合伙款项，否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实是间接地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但又认为该协议的有效性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前后矛盾。该协议签订后因为项目未能启动，且总公司对该合作协议不予认可，因此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为造成该协议实际履行的假象，提供了虚假的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的签署一方为第三人喻昌益，在质证过程中喻昌益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所举证的采购合同从未参与签字，签字系被上诉人伪造。第三，被上诉人一审中隐瞒双方已经从合伙关系转为借贷的重要事实。上诉人的转款，名为为喻昌益履行其与被上诉人李媛媛签订的《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所谓投资款，但喻昌益签订该协议仅仅是代理行为，真正的履行人是李媛媛和喻芹夫妻。被上诉人掩饰隐瞒了真相，向法庭提交了删减版的聊天记录，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全部。当上诉人发现投资上当受骗后，喻芹一直在主张被上诉人退款。从被上诉人李媛媛与喻芹在2017年9月30日及其后几天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李媛媛是知晓喻芹和覃敬红的出资，也承诺要退还喻芹及覃敬红的钱。该承诺明确无误的证明，双方名为合伙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是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法院认定合伙关系合法，应当引用其他法律，而不是一审引用的没有针对性的合同法等条款。退一万步，即便前面的400万元认定为合伙，后面的300多万元也应当认定为借款，因为转款中明确无误地注明为“借款”。3.一审法院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本案第三人系错误地认定当事人诉讼地位。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在被上诉人申请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第三人时，不仅要审查申请人的理由是否合理，同时也应当审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否妥当。喻芹与覃敬红是夫妻关系，喻昌益系喻芹之弟。无论覃敬红或是喻芹起诉，都是夫妻财产共同共有的关系，喻芹不应当是第三人，而应当是作为原告。对于喻昌益，一审法院不知晓其是代理行为，那么其与李媛媛就是合作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即使原告在诉请中列明李媛媛的诉讼地位错误，法院也应当对此进行释明，给予二人正确的诉讼地位或者是不予受理案件，而非本案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李媛媛与送电的贵州分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的身份，应该被列为共同被告，而一审所列明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与法庭调查所查明的权利主体明确不符，针对该事实，一审法院并未向双方当事人予以释明，同时在诉讼主体上作出适当的调整。送变电公司辩称，1.覃敬红、喻芹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明确自认覃敬红向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支付的款项是代喻昌益支付的投资款，可见覃敬红所主张的款项不是借款，且覃敬红不是案涉款项的真正权利人，真正权利人是喻昌益，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正确。2.一审法院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李媛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三人喻芹述称，同意上诉人意见。第三人喻昌益述称，1.被上诉人称喻昌益在一审说是投资款，在2016年7月签协议时候，是李媛媛说由她去总公司备案，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欺骗的过程。且签订协议时，因为喻芹在单位上班，不方便和李媛媛签订，所以是喻昌益代签的。2.喻昌益进入公司，最初目的是因为投资了，要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但没有参与管理、决策，没有在公司履行共同义务，该协议没有履行。资金走向这一块主要是喻昌益二嫂覃敬红，具体不是很清楚，其他意见和上诉人是一致的。覃敬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送变电公司、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及第三人李媛媛共同偿还原告覃敬红借资款5210800元；2．二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从2019年7月12日起至款项归还完毕按6％的年利率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暂计算至起诉时的资金占用费为143297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覃敬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9095）向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23日，汇款500000元；2016年1月6日，汇款700000元；2016年1月21日，汇款500000元；2016年3月25日，汇款300000元；2016年6月28日，汇款300000元；2016年7月6日，汇款200000元；2016年8月2日，汇款100000元；2016年8月10日，汇款50000元；2016年8月10日，汇款400000元；2016年8月25日，汇款36000元；2016年9月6日，汇款200000元；2017年2月15日，汇款60000元；2017年2月23日，汇款100000元；2017年3月17日汇款50000元；2017年3月21日，汇款50000元；2017年4月5日，汇款50000元；2017年4月19日，汇款10000元；2017年5月4日，汇款500000元；2017年7月17日，汇款20000元；2017年8月15日，汇款150000元；2017年9月18日，汇款50000元；2017年9月22日，汇款40000元；2017年9月30日，汇款100000元；2017年10月10日，汇款30000元；2018年1月9日，汇款24000元；2018年1月24日，汇款145000元；2018年3月13日，汇款10000元；2018年3月19日，汇款5000元；2018年4月10日，汇款100000元；2018年4月13日，汇款180000元；2018年5月22日，汇款6000元；2018年6月29日，汇款5000元；2018年7月10日，汇款5000元；2018年7月11日，汇款2400元；2018年7月23日，汇款17000元；2018年8月14日，汇款200000元；2018年8月15日，汇款10000元；2018年8月21日，汇款30000元；2018年8月28日，汇款10000元；2018年9月3日，汇款4000元；2018年9月12日，汇款130000元；2018年9月15日，汇款40000元；2018年9月17日，汇款2000元；2018年9月26日，汇款10000元；2018年10月23日，汇款3000元；2018年10月25日，汇款1000元；2018年12月11日，汇款14000元。覃敬红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8323）向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2日，汇款1300元；2017年11月16日，汇款3000元；2017年12月11日，汇款50000元；2017年12月12日，汇款3000元；2017年12月13日，汇款50000元；2018年6月7日，汇款20000元；2018年6月15日，汇款15000元；2018年6月19日，汇款1000元；2018年6月20日，汇款2000元；2018年6月20日，汇款5000元；2018年6月20日，汇款71000元；2018年7月2日，汇款10000元；2018年7月3日，汇款10000元；2018年7月5日，汇款2000元。2016年7月13日，覃敬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汇款600000元。2016年7月8日，李媛媛与喻昌益签订《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李媛媛为持股人甲（法定负责人），喻昌益为持股人乙（参股人）；持股人甲方李媛媛于2013年6月1日起独自承包经营送变电公司贵州办事处，经过一年的准备，在2014年12月30日58评审，符合成立贵州分公司要求及资格，于2015年3月30日成立了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并在工商注册登记为法定负责人。与此同时，抵押了位于上海住房一套作为风险抵押。经过有一年的经营及努力，现在贵州市场逐步壮大，涉及的领域涵盖电网主网、配网、移动通信、高速公路、新能源、高铁及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业务的扩展带来了资金及技术管理层面的困难，因此，与乙方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习俗的前提下，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达成共同经营该分公司。双方达成以下共识：1.持股人甲前期投入折合成人民币800万元，占公司股份60%，乙方后期融资400万元人民币，分3次汇入持股人甲建行会展城支行的对公账，占公司股份的40%。2.对总公司的抵押手续依旧由持股人甲抵押，用于经营风险的抵押。3.甲乙双方共同派驻一个工程会计，并聘请第三方审计单位每年对公司账务进行审计一次。4.甲乙双方的利益体现为单个工程的结项。每单个工程结项后，利润的60%进行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红，40%作为公司流动资金进行滚动，当公司处于资金困难期，双方可以协商暂缓计提股东分红，前提是双方认可。5.持股人乙派驻2-4名员工进驻公司，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工程管理、市场接洽、标书制作、行政管理等。6.从2016年7月开始，之后的工程结项均为双方利益共同体现项目。7.从2016年7月开始，双方对公司的人事权、财务权、经营管理权均有发言权，凡是对公司有利的提议，形成红头文件进行下发。8.每月进行至少一次股东碰头会，对当月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制定新的发展目标。9.对高风险项目，股东有否决进行施工的权力。前提是必须有成本风险控制线的预警指标提示。10.对员工的奖惩制度及奖金绩效的考核，股东双方进行综合考评。11.作为公司的经营者，对工地有不定期巡检的权力，一旦发现严重安全质量问题，要通知对方。12.双方作为公司经营者，不得做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不得出卖公司机密及公司利益有关一切信息给第三方。13.当公司资金陷入周转失灵的时候，双方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暂时性借支公司，该笔资金当公司有结余时以还款的方式归还。14.双方想退出经营时，对方有限享有购买股权，不得在未通知合作人前擅自更改持股人。15.持股乙方之前作为绥阳煤化工项目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70万元，当建设方退回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对公账户后，经持股乙方同意后，方可作为入股资金。16.持股乙方在2个月内将剩余资金到位，便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17.在工作经营分工上：持股人甲主要负责对外市场开拓、表述制作、总公司往来、财务审核、人员招聘培训；持股人乙主要负责工程管理、施工工艺、安全质量、工程预算等。其他未尽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予以规范，该持股协议一旦形成生效。报备送变电公司分公司管理部进行备案。持股人乙派驻人员纳入正规公司管理范畴，统一进行公司安排的各项持业资格考试，并参加公司统一社保缴纳。庭审中，覃敬红自认其向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支付的款项，为代喻昌益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覃敬红坚持其与被告送变电公司、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第三人李媛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此，原告提供了其向被告送变电贵州分公司转账的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但是，被告送变电公司、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及第三人李媛媛均抗辩，原告覃敬红的转账行为是其他经济往来，不是民间借贷，并提交了李媛媛与喻昌益签订的《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同时，原告自认了其付款行为是代喻昌益支付；另外，原告覃敬红多次向被告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汇款，而汇款金额、汇款时间均不定，被告又从未出具过债权凭证，这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相反，原告既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也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综合以上三点判断，两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的抗辩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覃敬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被告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是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虽，原告抗辩《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为无效协议，但是，即使该《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协议无效，也不致使原告覃敬红与两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此外，该《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的有效无效，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此外，原告覃敬红向其他案外人所汇款项，因原告缺乏证据证明两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有指示付款的行为，所以该汇款不能认定为原告向两被告及第三人李媛媛出借的款项。另外，原告举证第三人喻芹的汇款证据，因是第三人喻芹所支付，所以应由第三人喻芹另行主张，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原告覃敬红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覃敬红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30元，减半收取23815元由原告覃敬红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覃敬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李媛媛和喻芹在2017年11月27日、2018年1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覃敬红转账的款项，李媛媛认可为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及李媛媛的借款，同时李媛媛陈述，因所有的款项均是转账给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并未直接支付给李媛媛，李媛媛认可该款项将作为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和李媛媛的借款，由李媛媛和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按月利率百分之三向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真实的借款关系，以及此前所缴纳的入股投资款正式转换为借款。经质证，送变电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如下：1.该证据中的内容为李媛媛与喻芹就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经营问题进行的对话，并没有显示李媛媛承诺将款项转化为借款，没有该意思表示。2.李媛媛具有双重身份，第一是与送变电公司内部承包关系；第二是与喻芹或喻昌益之间的合伙关系，该证据也仅能显示李媛媛与喻芹之间关于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款项处置、经营等事项的对话，并不能显示李媛媛代表了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或者送变电公司与喻芹进行对话，该对话的内容效力只能及于李媛媛与喻芹之间，不能及于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及送变电公司；第三，根据送变电公司与李媛媛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李媛媛及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无权对外从事任何的借款、担保等行为，喻芹或喻昌益作为李媛媛的合伙人，其应当知道该约定。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李媛媛承诺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送变电贵州分公司与李媛媛认可送变电公司的质证意见，并补充：1.该组证据与一审送变电公司提交的公正书中的聊天截图基本相同，均是李媛媛和喻芹就合伙关系与分公司的运营展开的对话，进一步证明喻芹自认与李媛媛系合伙关系的客观事实。2.双方并未就转化借款一事达成书面协议或意思表示，且该证据亦无法直接证明送变电公司可直接作为责任主体，该组证据并未变更、调整双方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该聊天记录显示的最后时间为2018年1月，但上诉人喻芹及喻昌益在上次庭审过程中明确陈述，离开分公司的时间为2019年。同时根据送变电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1月之后，喻芹和李媛媛之间还有大量的关于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经营管理相关事项的对话，如果说双方已经就投资款的退还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喻芹、覃敬红、喻昌益，以及指定的其他人员就应该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离开送变电贵州分公司，不再参与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因此，上诉人该主张明显有悖常理，不是事实。喻芹认为聊天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喻昌益认为该聊天记录是喻芹和李媛媛的，其不太清楚。第二组证据：2015年12月23日-2018年12月31日覃敬红、喻芹转账给送变电贵州分公司以及代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向案外人支付的材料款、工资等费用流水、财务凭证及附件，并附整理清单，其中银行流水共计56张（均为复印件），财务凭证及附件共计280张及4张财务凭证及附件（均为复印件），覃敬红和喻芹支付的款项共计7299013.57元，送变电贵州分公司偿还覃敬红款项共计1831300元，尚欠金额共计5467713.57元，针对覃敬红和喻芹支付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款项其中直接备注为借款或送变电贵州分公司财务凭证显示明确为借款的款项共计4991454.65元（后将金额变更为4954900元），材料款人工费是462813.57元（后将金额变更为1881300元），其他的就是保证金及没有任何备注的金额。经质证，送变电公司认为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同意再进行质证，也不同意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质证意见，除了一审已经发表的意见外，补充说明：1.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的已付款金额与一审主张的金额不一致。2.上诉人在上次庭审过程中，自认有400万元为投资款，此次陈述的金额又与上次的陈述矛盾和冲突。3.上诉人的证据中，转账凭证明确显示借款的金额，与其统计的4991454.6元明显不符，其统计的数据中有大量备注为其他用途的款项。4.对于与李媛媛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真实权利人，上诉人及第三人在一审、二审过程中，存在不同陈述且明确表示一审过程中未说实话。因此结合以上几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证据的陈述自相矛盾，存在不诚信的虚假陈述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证据根本达不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该组证据。且覃敬红转账支付至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款项金额为6742700元，但均不是借款，且其中转账凭证中备注为借款的为732000元，并非上诉人覃敬红主张的4991454.6元。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李媛媛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不予质证。1.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数额，可按法庭的要求在庭后对上诉人明确确认后的清单及金额进行核算后向法庭予以回复。2.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款项性质，均不认可为借款或者垫支，一切款项均系建立在合作协议之上的投资款，为经营公司而支出的费用，该证据达不到证明款项为借款的证明目的。喻芹认为该证据真实有效。喻昌益认为该证据是真实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第三人李媛媛于2017年9月30日早上9:30与第三人喻芹的聊天记录内容为：喻哥，自从我知道王志军和你和葛总说了那样的话后，我一直很担心会造成我们合作的不愉快。账你随便查，这些年我第一没有坑过施工队，第二没有坑过员工，第三更不会坑你。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一张400万的借条，等公司盈利了你再把借条还给我，在此期间按照多少利息算你看，就不要太高在公司能承受的范围就好。股份照算。给你一份保障。等公司盈利了，之前的资金占用也给清了，你再把借条还我，我退出公司，你看这样你可安心？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聊天记录显示双方曾对退款事宜进行协商，但未显示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覃敬红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在其转账时备注为借款的金额为732000元，但在其提交的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财务凭证中，对上述覃敬红备注为转账的借款的摘要有记录有“收覃敬红借款”、“收覃敬红垫资款”、“收覃敬红款”、“收覃敬红转入借款”等不同描述，即记账凭证的款项性质与覃敬红转款的备注并不能相互印证。二审中，上诉人与第三人喻芹、喻昌益均主张喻昌益与李媛媛签订的《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是喻昌益代喻芹签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覃敬红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则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民间借贷关系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提交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可以认定其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提出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所转款项为投资款的抗辩，并提交了第三人喻昌益与被上诉人李媛媛签订的《分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虽对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上诉人及第三人一审时认可是喻昌益与李媛媛签订，且案涉支付的款项系代喻昌益支付，二审时又更改为是喻昌益代理喻芹签订，但上诉人及第三人对协议的真实性并未否认，再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可以认定喻昌益抑或是喻芹与第三人李媛媛确实存在合伙关系。加之，根据上诉人的主张，本案在2015年12月23日以来，其向送变电贵州分公司转款多达数十笔，金额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累计金额高达七百多万元，被上诉人却从未向其出具过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至于上诉人认为银行转账时备注为借款的款项，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流水显示，在其转账时确实部分款项备注为借款，但该备注系转款人自行备注，并无证据证明对款项性质与收款方达成一致意见，且在其提交的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财务凭证中，对上述覃敬红备注为借款的款项的摘要有记录为“收覃敬红借款”、“收覃敬红垫资款”、“收覃敬红款”、“收覃敬红转入借款”等不同描述，即记账凭证的款项性质与覃敬红转款的备注并不能相互印证，仅凭该备注并不足以证明款项性质即为借款。故被上诉人的抗辩具有一定合理性并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此时，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诉请判决三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因本案上诉人诉请的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故《分公司股东合伙协议》的效力及据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权利人可另案主张。关于上诉人认为双方已从合伙关系转为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从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确实曾对退款事宜进行协商，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对退款事宜协商一致并达成协议，故其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第三人系错误认定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上诉理由，上诉人覃敬红凭其向被上诉人送变电贵州分公司的转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送变电贵州分公司抗辩本案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申请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为查清案件事实，同意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且追加喻芹、喻昌益作为本案第三人后，该二人也未对诉讼地位提出异议。至于被上诉人李媛媛作为本案第三人，系上诉人起诉时自行所列，在诉讼中各方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故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理由，因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而《分公司股东合伙协议》的效力及据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案无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一审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覃敬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有瑕疵，但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630元，由上诉人覃敬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陶海峰书记员张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