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冀09行终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声，男，194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沧州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御河路**。 法定代表人张金桥，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青。 委托代理人彭建军，河北福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振声因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20）冀0903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刘振声、刘振海之父刘禄忱于1990年取得新华区东风路53号住宅的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面积为146.26平方米。1993年，我市市区全面开展地籍调查工作，被告所属新华区土地管理部门将刘禄忱的土地使用证收回审核，后一直未予发证。1995年8、9月份，我市市区地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1995年12月30日刘禄忱去世。2010年刘振声、刘映朝所住区域被划入拆迁范围。2010年5月14日，房文庆、朱淑芬、刘振茹、李义臣向沧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华分局递交证明，内容为“东风路53号共有5户居住：王朝治（已去世，房文庆居住）、朱淑芬、刘振茹、李秀英（已去世，李义臣居住）、刘禄忱。多年来，我们5户一直合用前后院，是 2 走路的必经之路。我们4户房主：房文庆、朱淑芬、李义臣、刘振茹均同意前后院面积平均分配，不允许某户独自占有。”2010年6月10日，沧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华分局就沧州市东风路53号院落问题面积问题对上述5户作出答复，内容为：“根据王朝治（已去世，房文庆居住）、朱淑芬、刘振茹、李秀芬（已去世，李义臣居住）向我局提交的证明表明以上四户对此院落面积登记有异议，我分局将对此事进行核查，对于1990年8月曾发给刘禄忱的沧市国用华字第Ｂ（ｔ）-71号土地证（以下简称71号土地证）所记载的面积经核实无误将换发新证，如有误我分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相关部门重新测算核定后登记。”2010年6月28日，河北新石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受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以2010年4月3日为估价时点，对刘禄忱位于东风路××房地产进行价格评估，出具估价结果报告，确认土地面积121.7平方米，并附城市房屋拆迁分户估价结果表。该表中记载房屋建筑面积50.72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60.85平方米，土地评估单价2060元，房地产总估价171673元。 2010年7月1日，新华区支持荷花池改造项目建设指挥部公布东风路荷花池区域旧城改造项目一期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其中涉及奖励的条款为第十四条：1、在合法土地评估金额的基础上，给予8%的上浮；2、选择安置楼面积超过应调换面积10平方米以内执行安置价格，10-20平方米之间执行优惠价格，20-30平方米之间执行市场价格。第十五条：本地拆迁奖励期限自2010年7月4日至2010年7月18日，共计15天。超出奖励的不享受奖励政策。在奖励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搬家交钥匙的，享受以下奖励：1、拆迁补偿费在房地 3 产评估金额的基础上给予12%的奖励。2、选择产权调换的，按照被拆迁房屋合法面积的18%计算，奖励回迁安置楼面积。该奖励不计算楼层差价，不允许用来折算现金。并附安置楼房价格，其中显示：安置价格3340元，优惠价格3840元，市场价格4540元。2010年7月15日，刘振声、刘振海在签订××号伙院分割方案后，刘振声委托其子刘映朝与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荷花池拆迁项目回迁楼结算单。结算单显示，回迁楼为Ｃ区1号楼2201室，建筑面积117.13平方米，应补交回迁楼差价款175914元。2010年7月26日，经沧州市国土资源局协调，刘振声从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处又取得20600元的土地补偿款。 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内容如下：一、本方案分割伙院按照有效证件证载面积为依据，按照有效证载面积比例关系分割伙院面积。二、根据东风路53号宗地历史和宗地范围内房屋产权证核定，王朝治、李秀英、朱淑芬、刘禄忱、刘振茹五户构成伙院关系，伙院面积为201.41平方米。三、按照有效房证证载面积比例关系分割伙院面积明细如下：王朝治证载土地38.8平米，伙院44.72平米，总面积83.52平米；刘秀英证载土地12.24平米，伙院14.11平米，总面积26.35平米；朱淑芬证载土地19.44平米，伙院22.4平米，总面积41.84平米；刘禄忱证载土地56.54平米，伙院65.16平米，总面积121.7平米；刘振茹证载土地47.74平米，伙院55.02平米，总面积102.76平米。该方案由房文庆、滕淑瑞（李义臣之妻）、朱淑芬、刘振茹、刘振海、刘振声签字确认。其中王朝治已去世，由王朝治外甥房文庆居住；刘秀英已去世，由其子李义臣居住；刘禄忱已去世。 4 另查明，原告于2012年5月22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2、要求被告赔偿因无土地证造成的90902.40元的损失；3、要求被告调换楼层；4、4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5、要求赔偿4500元的律师费、交通费、招待费、打字复印费等相关损失。本院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2012）运行初字第39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一、被告赔偿原告刘振声60179.12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3）沧行终字第84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4）运行初字第2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一、确认被告未按2010年6月10日所作答复中承诺的给原告办理换发新土地证或重新登记以及不履行沧政复决字（2011）038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行为违法；二、被告赔偿原告90902.4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8）冀09行终125号行政判决，判决如下：一、撤销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4）运行初字第2号行政赔偿判决；二、确认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属的原新华区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刘振声之父刘禄忱的土地使用权证后未换发新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三、责令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称自规局)在收到本判决之日起60日内对刘振声的行政赔偿申请依法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四、驳回刘振声的其他诉讼请求。自规局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振声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5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行终125号行政判决的意见，原告方与拆迁人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性质上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在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认定该协议属于无效或被撤销之前，该协议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振声对协议中所确认的土地面积、补偿结果等条款是认可的、同意的，故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原告要求按照拆迁之前的证载面积与拆迁安置协议中确认的面积之差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振声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振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3340112.41元。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详见我于2020年3月18日提交给运河区法院的起诉状。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说明（上诉状中几个数字的注释）（一）146.26平方米是我父亲刘禄忱名下的1990年71号土地证证载面积。（二）376.17平方米是依据刘禄忱名下1993年地籍调查表和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计算出来的，是1993年应给我家办理而未办理土地证的面积。（三）121.7平方米是我家在拆迁时已享受的面积。（四）254.47平方米是我家实际损失的合法占地面积。（五）239.83平方米是254.47平方米转换成回迁楼房的面积。二、1993年全国开展了地籍调查工作，原市国土局把我家1990年土地证收回审核，17年过去了，虽然经我家多次催办，但至2010年东风路房屋拆迁时一直未给我家换发1993年版的土地证，这一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导致我 6 家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不能提供1993年版的土地证，被按无土地证户对待，致使我家合法权益遭受巨大损失。三、虽然我家与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违心的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决不能否定因原市国土局的严重违法和重大过错而给我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因为在拆迁补偿安置方案14-17条规定了在限期内配合拆迁搬迁的奖励措施和惩罚措施，所以我家在当时缺少相关土地证证件的情况下以部分土地面积签订协议，既有服从行政权力的需要也有面临丧失奖励及被惩罚的紧迫感及行政权力对拆迁过程的强制性和干预性，在签订协议时我家就知道1990年71号土地证证载面积是146.26平方米而签订协议是121.7平方米，所以我们所签订协议决不是心甘情愿的，直到2014年我们见到了地籍调查表后才得知原市国土局未给我家办理1993年版的土地证，给我家在拆迁补偿中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果关系明了清晰。原审法院(2020)冀0903行初21号判决书中写到原告要求按照拆迁之前的证载面积与拆迁安置协议中确认的面积之差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是我在2020年3月18日递交的起诉状中并没有要求按照拆迁之前的证载面积与拆迁安置协议中确认的面积之差要求赔偿。我的诉讼请求是按我家1950年土地证、1993年地籍调查表、结合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三个事实证据（因1993年未给我家办证只好用三个事实证据来计算了）计算出赔偿金额要求赔偿的，为此原审法院驳回我的起诉错误，理由如下：我在2012年6月18日第一次向运河区法院递交的行政起诉状和给原市国土局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因当时我只知道我家1990年版的土地证（即71号土地证证载面积为146.26平方米）所以是按146.26平方米与我家已享受的121.7平方 7 米之差即24.56平方米，并按当年价值提出行政赔偿的。2014年4月28日在运河区重审开庭时，原市国土局出示了我家1993年地籍调查表，我才得知我家权属用地的范围，在省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的裁定书中明确写到“从刘振声提出的再审请求事项来看，应属于新的诉讼请求”，为此我于2017年12月18日向运河区法院重审法庭递交了新的诉求的起诉状。起诉状中已按1950年土地证、1993年地籍调查表来确定我家合法占地范围，并结合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经计算提出新的赔偿金额，所以2017年12月18日之前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和行政赔偿申请书应予以废止（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9行终125号判决书中确认被上诉人违法的情况下，我于2020年3月18日向运河区法院递交了新的赔偿申请书）。运河区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我新的诉讼请求和1993年地籍调查表只字未提，我不服。四、在运河区判决书中第5页第7行被上诉人称2015年2月10日71号土地证被公告废止；在第5页第15行又称涉71号土地证相关伙院总面积是固定的、确定的（376.17平方米），而在本判决书第6页第5行经审理查明，刘禄忱于1990年取得的新华区东风路53号住宅的土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为146.26平方米。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这一弥天大谎，其用心是想把1993年刘禄忱名下的地籍调查表结合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计算出来的（376.17平方米），这是1993年应给我家办理土地证的面积说成是已经作废的71号土地证的面积，其用心险恶。五、我家1950年土地证存根和1993年地籍调查表被上诉人从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也未提供被撤销或废止的证据，这充分说明以上两个证据，尤其是地籍调查表至今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在市 8 中院作出的(2018)冀09行终125号判决书第11页中写明“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承担该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法律后果”。根据以上判决内容，我请求仍按我家1950年土地证存根、1993年地籍调查表所显示的合法占地范围，并结合东风路53号伙院分割方案计算出我家合法占地总面积为376.17平方米，减去已享受的121.7平方米，按以上两项之差254.47平方米计算出赔偿金额，要求赔偿。我家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后，通过行政诉讼的手段对于原市国土局的违法及重大过错造成的未获得的补偿部分即254.47平方米，主张国家赔偿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恳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弘扬公平正义的判决。 被上诉人自规局辩称，一、上诉人主张赔偿其合法占地面积254.47平方米的土地损失没有合法根据，第一：1、上诉人持有的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经由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家经租，不能作为上诉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对此运河区法院(2014)运行初字第2号，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9行终125号行政判决已经做出判定和确认。2、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以刘禄忱土地证证载面积与拆迁补偿协议确认的土地面积之差作为赔偿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2010年因荷花池区域拆迁改造，上诉人与伙院共用人达成53号院分割方案，并自愿与拆迁人通泰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领受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因此上诉人主张损失254.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没有合法根据，不应支持。二、上诉人主张赔偿损失的项目、数额和计算方法没有根据。其损失占地面积的基础不存在，其依据拆迁补偿协议获得了相应的拆迁补偿，上诉人以奖励优惠标准 9 计算成货币，又按置换优惠政策标准换算获得回迁楼面积，再按房屋交易市场房价换算成房价主张赔偿，多次重复计算没有合法根据。三、一审判决尊重了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25号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且即便上诉人有所谓的损失，也与答辩人1993年收回土地证进行调查未发还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涉案伙院的总面积是固定的，在拆迁改造过程中，伙院共用人书面提出对伙院进行分割，为此经拆迁指挥部和答辩人协调，上诉人与伙院其他共用人就53号伙院分割达成协议，也即伙院拆迁补偿的数额固定，不存在收回上诉人土地证而导致上诉人拆迁补偿损失的问题。因此上诉人依据1950年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存根，1993年地籍调查表及1990年71号土地证所计算376.17平米由上诉人独自享用是没有根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刘振声持有1950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了刘家的土地房屋面积。刘家的房屋7间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刘家3间房自住，刘振声认可7间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房的利息为刘家发放到了1966年。1993年的地籍调查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刘禄忱，预编地籍号76-(5)-14，宗地四至：东：赵福利、孙国华、伙巷，南：东风路，西育红里，北：张瑞新、赵福利、沧县公房。批准用途：50(住宅)，实际用途：50。后附宗地草图：内容有：宗地面积计算表，宗号：14，分块号：自占面积，计算表据5.20#1／2(10.99＋0.20)，面积57.69平方米，图内标有市直公房、市公房、刘振江等内容，总面积约为865.9平方米。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权源文件合法，四至界址清楚，无纠纷， 10 地籍调查与申报相符，可转入地籍勘丈。上诉人主张其单独享有使用权的53号院376.17平方米的土地包含于865.9平方米土地中，该院中亦有标明市直公房、市公房字样的部分。2010年7月1日，东风路荷花池区域旧城改造项目一期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第十二条规定：拆迁伙院用地补偿：按照合法证件的标示并结合实际现状予以补偿。伙院共有人可以协商解决每个被拆迁人的实际分割面积；协商不成的，依照合法建筑面积比例分割后予以补偿。 本院（2018）冀09行终125号行政判决书查明部分载明，2010年7月15日，刘映朝、刘振海分别与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两份协议在“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一项中，注明“被拆迁房屋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0.8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0.72平方米”，另约定了补偿补助的金额，该两份协议均有刘映朝、刘振海的签字。刘映朝、刘振海选择了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并于同日签署了“荷花池拆迁项目回迁楼结算单”。2010年10月该项目区域248935.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收回。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当事人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成立，应以该请求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及损害结果与行政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为前提。本案中，上诉人刘振声主张因其父亲的土地使用权证未换发，导致其拆迁补偿权益受损。2001年1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五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 11 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刘振声之子刘映朝与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平等法律地位所签订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该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且已履行完毕。一审判决以刘禄忱名下土地证的证载面积与刘映朝、刘振海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确认的土地面积之差作为赔偿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2015年2月10日，沧州市国土资源局新华分局在《沧州日报》刊登公告，公告废止沧市国用（华）字第B（t）-7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8年1月19日，沧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关于变更沧市国用（华）字第B（t）-71号土地使用证证载面积数额的通知》，载明分摊后刘禄忱名下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是121.7平方米。刘振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通知，原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冀0903行初87号行政判决，撤销以上通知。刘振声与沧州市国土资源局均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冀09行终2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认定：71号土地使用证已经市国土局所属新华分局于2015年2月10日公告废止，在71号土地使用证被公告废止的前提下，市国土局又作出“通知”，将该证证载面积数额予以变更，同样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意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 12 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因此，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以赔偿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前提，且应当具备存在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条件。 第一，关于1950年刘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1955年11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对 土地证 与老红契 效力 问题的解答》 法行 字第16242号内容有：河北省阜城县史相歧：你 3月23日 的来信已经收到，对你所询问的问题，答复如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30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 土地所有证 …… 土地制度 改革以前的 土地 契约一律作废”的规定，在土地改革以后，所有以前的一切 老契 ，均已作废，所谓老红契压倒土地证的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至于假造 红契 以侵占他人 产权 ，是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应受到什么处分，要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案情来决定。1982年12月7日冀政(1982)248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城建局关于私房改造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载明下列内容：凡符合中央和省私房改造文件规定的，其改造房产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管理，维护私房改造成果。1985年2月1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的通知》规定：过去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本案中，根据以上规定，因刘家相应的房屋已经 13 社会主义改造，相应的房屋及土地已经属于国家所有，且上诉人认可相应的房屋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作为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对于市直公房，现居住人根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改政策，通过房改当然取得了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上诉人根据1950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享有相应的土地的使用权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12月29日第一次修正版和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版）第十一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11月18日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第七条规定：初始土地登记程序：1、申报；2、、地籍调查3、权属审核；4、注册登记；5、颁发土地证书。1995年12月28日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六条规定：土地登记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土地登记申请；（二））地籍调查（三）权属审核；（四）注册登记；（五）颁发或者更换 土地证书 。根据以上规定，刘振声主张的土地使用权的确定应以登记造册为前提，，地籍调查是注册登记的前置程序2010年涉案区域被征收前，其父亲的71号土地使用权证虽未换发新证，但尚未废止，在此情况下刘振声主张以地籍调查表作为确认土地面积的依据不足。即使根据1993年的地籍调查表，该表中虽然前面标明土地使用者为刘禄忱，但表明的是76-(5)-14宗地的总面积为865.9平方米，刘禄忱的自占面积为57.69平方米，在该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有市公房、市直公房、刘振江的房屋，对于市直公房、刘振江房屋占地，刘家当然不能享有使用权；而53号院中的土地亦标明市公房、市直公房字样，对于此范围内的市公房、市直公房 14 占地，上诉人当然亦不能享有使用权。因此以1993年地籍调查表计算刘禄忱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也不会造成上诉人补偿权益的减损，即刘振声以1993年地籍调查表主张损失事实依据不足，故刘振声据此要求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生效判决虽然确认了自规局所属原新华区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刘禄忱的土地使用权证后未换发新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亦认定一审判决［（2014）运行初字第2号行政赔偿判决］以刘禄忱名下土地证的证载面积与刘映朝、刘振海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确认的土地面积之差作为赔偿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刘振声与他人已就东风路53号伙院进行分割，其子刘映朝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协议中载明了该方认可的房屋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建筑面积，拆迁人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进行相应补偿，自规局未换发新证的行为未影响刘振声对其土地权利的处分，未造成刘振声补偿权益的减少，没有产生损害结果，因此自规局的行政行为与刘振声主张的损失之间亦没有因果关系，刘振声以此主张赔偿没有依据。 第四，2010年涉案区域被征收时，刘振声与其余四户就东风路53号伙院签订了分割方案，同意按照有效房证证载面积比例分割伙院面积；之后刘振声之子刘映朝与沧州通泰泛海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获取相应补偿权益，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刘振声再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另外，本案为行政赔偿案件，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应收取诉讼费，原审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应予退还，本院予以指明。 15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振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树国 审 判 员 张春明 审 判 员 李艳华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冯艳昭 书 记 员 兰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