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华，男，1982年6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西高安市，现住高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姬，女，1988年7月8日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现住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6779712558。负责人：李伟平。委托代理人：周建菁，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551344883。负责人：刘舟。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赞，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兴民，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鹏，男，汉族，1991年3月10日生，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宝，男，汉族，1967年9月18日生，江西省高安市人，住高安市。上诉人徐建华、杨文姬与被上诉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公司）、刘鹏、刘小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建华、杨文姬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刘小宝与刘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被上诉人三、四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及标准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仅仅以刘小宝作为赣Ｃ×××**丰田牌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由判决刘小宝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刘小宝虽然为该车辆登记车主，但刘小宝将车辆交由饮酒之后的刘鹏驾驶明显是没有尽到审查监督义务，其对此次刘鹏交通肇事存在明显的过错，依法应当就刘鹏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刘鹏醉酒驾驶事实不清，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醉酒驾车的测试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ＧＢ19522—2004）中规定，该规定指出，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ｍｇ／100ｍｌ，小于80ｍｇ／100ｍｌ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ｍｇ／100ｍｌ的驾驶行为。而本案中，在事故发生之后，经交警部门对刘鹏酒精检测其酒精含量为27.47ｍｇ／100ｍｌ，属于饮酒驾车，不属于醉驾行为。而交强险垫付后向侵权人追偿的情形为驾驶人醉酒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三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错误，被上诉人三在此案中应当是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垫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被上诉人三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四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刘鹏属于饮酒驾车这是事实。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查明赣Ｃ×××**丰田牌小型轿车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投保人刘小宝所写，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四从未向投保人出示过认可保险条款，更无从谈起向投保人送达过保险条款，一审法院也因此认可被保险人四的此种行为视为其未履行明确的免责说明义务。但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介绍（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笔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和投保人已经交纳保费和变更号牌信息及增加投保人为由认为此种行为是被上诉人二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这是错误的理解，被上诉人二确实是交纳了保费也变更了号牌，此种追认行为也仅仅是对投保行为的追认，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为被告二对投保单上签名的追认。此案可以确认的投保单上的签字并非被上诉人二所签，但该投保单上的签字为何人所写并不能知晓，被上诉人四应当举证证明该投保单上的签字为被上诉人二的代理人所写，否则，被上诉人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即使视为投保人的追认，但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四向投保人或者所谓的投保人追认的代理人送达过保险条款，并不能以交易习惯简单的认为被上诉人四已经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因此，被上诉人四在此案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及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法律规定的明确告知义务，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被上诉人四也未尽到提示义务，对未尽到提示义务的免责条款，依法应当不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四依法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改判被上诉人刘小宝与刘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被上诉人三、四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一、保险行为所保障的行为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一审已经查明，本案事故的发生是被上诉人刘鹏酒后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造成的。被上诉人刘鹏的酒后驾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在政府及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下，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根据《保险法》第四条“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保险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序良俗，保险人不能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提供补偿和保障。否则不仅违背公理，同时也有可能变相的鼓励和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二、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已经对被上诉人刘小宝尽到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刘小宝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收到了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该机动车商业保险单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驾驶人有弃车离开事故现场或饮酒情形的，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重要提示栏中第三项已经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且该项提示是加大加粗字体，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明确了保险人对此类酒驾等法律、法规禁止性情形只需作一般性提示，这显然说明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已经对被上诉人刘小宝进行了免责条款提示。即使被上诉人刘小宝未在投保单及告知书上签字，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之规定，被上诉人刘小宝不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缴纳了保险费用，并且在2019年3月29日再次到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处办理变更号牌信息及增加保额手续。上述行为显然证明了被上诉人委托了他人代为办理了投保行为，其明确知晓自身所投保行为，并且按照交易习惯领取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单，也就明确清楚了收到了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提示告知，即酒驾这类违法行为系保险免责事由。三、上诉人提供的案例观点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判决案例，也与本案的事实不符合，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且不具有参考价值。首先，在我国，判例并非是法律的正式渊源，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否则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供的判例，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依据相关法律及精神，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次，该案例的事实与本案事实存在较大的差异。案例中的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并未认定肇事车辆的驾驶员存在肇事逃逸或者酒驾等违法行为，以及肇事车辆的保险单是2016年度投保单、告知单、优惠活动告知书、投保人声明，并不是事故发生期间内的2017年度的保险单据。故该案例仅是从保险合同及其附件的签字并非是本人签名这部分事实进行审查，对保险公司免赔商业险不予支持。而本案中一审、二审都已经查明，本案事故的发生是被上诉人刘鹏酒后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造成的，明确认定了被上诉人刘鹏酒驾的违法事实。再结合被上诉人刘小宝作为车主，到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处进行了委托他人代理投保，并在2019年3月29日再次到被上诉人中银保险公司处办理变更号牌信息及增加保额手续，并且明确收到了所有的投保材料。鉴于案例中的案情与本案事实存在以上差异，该案例亦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最后，若按照上述观点认为：视为追认的法律后果，只是约束保险人负有理赔义务，但提示义务无效，言下之意是需要保险人另行专门对本人进行提示义务。这一判决观点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况且上诉人提供的案例观点适用法律错误，若继续秉承这个观点，将势必导向投保人利用本人不签字，由代理人签字，当面临违法驾驶逃逸、酒驾等，保险人仍然必须理赔，这显然是恶意利用法律行为，最终会影响社会价值导向。法律不仅是解决个案矛盾，更是需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涉案纠纷相关法律法规，是为了维持良好的交通规则，若片面理解满足违法行为人个人利益，有失公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答辩称：涉案车辆仅在答辩人处投保了交强险，一审判决后答辩人已经依法履行了交强险限额内的保险赔偿责任，对于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上诉人徐建华、杨文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二连带赔偿原告因其亲属死亡所造成的损失766766元，被告三、被告四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4日，被告一驾驶登记车主为被告二的赣Ｃ×××**丰田牌小型轿车沿高安市瑞阳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行至幸福超市路段时，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徐博泓发生碰撞，造成徐博泓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高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609831201900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一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徐博泓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并且认定该次事故的发生是被告一酒后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造成的。事故发生后，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了3万元的丧葬费用。另查明，受害人徐博泓系二原告的儿子，一直随二原告租住在本市瑞州街办丁家路山下新村，受害人自2017年2月12日开始就在其住处附近的小龙人幼儿园就读。涉案车辆在被告四处投保有交强险，在被告三处投保有保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并保有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时，被告一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一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一承担相应损失的诉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涉案车辆在被告四处投保有交强险，被告四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垫付责任，但是因为肇事时被告一系饮酒驾车，被告四在垫付该款项后，有权向被告一追偿。本案中还存在如下争议焦点，分别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被害人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一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申请上级交警部门复核，经复核后，仍旧维持原认定。且被告一对于饮酒驾车的事实予以认可，对经过人行横道未减速让行的事实也认可，仅是对于是否逃逸存在争议，因此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一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认定并无不妥，被害人在事故中无责任，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二、关于被告二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二作为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该车在被告三、被告四处购买了保险，本案中，被告二不是侵权人，其将车辆交给有驾驶资质的被告一驾驶，本身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二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二承担责任的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一因为本案交通肇事，被高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即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于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一承担精神抚慰金的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关于被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还是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本案中，受害人虽然是农村户籍，但是其随父母一直居住在城镇，并且在城镇的幼儿园就读，因此，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五、关于本案中被告三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二为涉案车辆在被告三处购买有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并保有不计免赔。虽然订立保险合同时，被告二本人未在投保单及告知书上签名，可以视为被告三未履行明确的免责说明义务，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被告二已经缴纳保险费，并且在2019年3月29日再次到被告三处变更号牌信息及增加保额。上述行为均可以视为被告二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况且被告一酒后驾驶违反的是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也明确了保险人对此类法律、法规禁止性情形只需作一般性提示，而被告三在其保单上就已经用加粗的字体要求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条款，该保单上的条款，可以视为被告三已经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虽然被告二提出并未收到保单，但是认可购买了保险，而购买了保险却不领取保单与交易习惯不符。因此本案中，被告三在进行了相关提示后，对于被告二主张的被告三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免责条款不生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3819×20=676380元，丧葬费35386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因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但该费用是实际应当发生的费用，本院酌定为1000元，上述损失费用共计712766元，被告一已经垫付的丧葬费30000元，依法应当予以扣除。综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赔偿原告徐建华、杨文姬各项损失110000元整。二、由被告刘鹏赔偿原告徐建华、杨文姬各项损失572766元整。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68元，由被告刘鹏承担。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刘小宝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刘小宝作为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将车辆交给刘鹏驾驶时刘鹏已经饮酒，而刘鹏具有驾驶资质，故机动车所有人刘小宝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关于人民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否追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刘鹏系酒后驾驶机动车，其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27.47mg/100ml,可见，刘鹏未达到醉酒驾驶标准，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人民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刘鹏追偿，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是否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该条款属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饮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将此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应对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本案中，订立保险合同时，刘小宝本人未在投保单及告知书上签名。虽然刘小宝缴纳了保险费，并且在2019年3月29日再次到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处变更号牌信息及增加保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之规定，上述行为可以视为刘小宝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双方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但不能据此推定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对刘小宝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仍应履行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综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刘小宝送达了保险条款，也不足以证明其已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向刘小宝作出了提示，免责条款对刘小宝不产生效力，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徐建华、杨文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不能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赔偿徐建华、杨文姬各项损失110000元整；二、撤销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20）赣0983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限刘鹏赔偿徐建华、杨文姬各项损失572766元整；三、由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赔偿徐建华、杨文姬各项损失572766元整；四、驳回上诉人徐建华、杨文姬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68元，合计22936元，由被上诉人刘鹏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安平审判员  李福星审判员  赵 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 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