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玉虎，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之新，安徽持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建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6779630525。 法定代表人：张良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雨晟，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安徽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玉虎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四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2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康玉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案涉工程由江西四建公司承建，其违法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陈先跃却并未对外公示，朱某、余国富等人也均未告知我该事实。我将材料送至案涉工地用于工程建设，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人是江西四建公司；2、与我接洽的陈伟既是江西四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身份有职称证、江西四建公司的自认及（2019）皖0111民初7702号、（2019）皖01民终10084号、（2019）皖01民终10085号判决书可以证明，陈伟因案涉工程施工之需与我商谈材料购买事宜，我有理由相信他是代表江西四建公司向我采购；3、朱某的工作证、其签署入库单和结算收据的事实以及余国富的证明均可证实朱某是江西四建的工作人员、材料员，我有理由相信朱某系代表江西四建公司签收材料；4、本案60万元已付款中有58万元由陈伟与王良支付的，其余2万元由江西四建公司的子公司支付。陈伟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江西四建公司案涉工程款项的支出都是受其指示支付，且陈伟有从自己账户支付款项和以证明人身份出具相关凭证及手续的习惯，故我有理由相信已付款60万元是江西四建公司支付的；5、朱某、余国富、王良、陈伟等均是江西四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其签字及付款系履行职务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将上述人员的签字认定为我与陈先跃的结算缺乏依据，也违背了法律规定；6、陈先跃虽在付款凭证上签字，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其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且该事实也未得到陈先跃的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江西四建公司辩称：1、陈先跃的身份已经合肥中院（2019）皖01民终10085号生效判决确认，其在上诉人提供的结算收据上签字确认，并与上诉人进行了货款结算，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2、康玉虎提交的结算收据我公司不予认可，所有的后果应由陈先跃承担；3、陈伟是陈先跃的会计、前女婿，在案涉买卖合同的结算单上，其只是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名，既非职务行为，也非表见代理行为；4、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虽是被上诉人，但陈先跃是实际施工人，买卖合同的后果理应由陈先跃承担。 康玉虎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江西四建公司立即给付康玉虎货款1712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款清时止。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起，康玉虎向江西四建公司承建的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星光苑项目工程供应黄沙、石子等建材。2017年11月3日，经朱某确认，康玉虎共向该工地供应建材合计771200元，并出具收据一张。2018年6月7日，余国富在该收据复印件下方注明“朱某同志是星光苑工地的材料员特此证明”字样。同日，王良在收据复印件下方注明“星光苑支付黄沙工程款伍拾捌万元整（￥580000元）”、“证明人：王良”字样。2018年8月28日，陈伟在王良的证明下方加注“除去已付，剩余星光苑黄沙货款：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190000元）”、“证明人陈伟”字样。陈先跃在陈伟落款日期右侧签名。庭审中，康玉虎认可已付款58万元，是由陈伟与王良向其支付。2019年2月3日，江西四建公司向康玉虎转款2万元，转款摘要为“工资”。一审庭审中，康玉虎与江西四建公司对上述签名的“余国富”、“朱某”、“王良”、“陈伟”四人的身份，及江西四建公司向康玉虎转款2万元的性质产生分歧。康玉虎称余国富是江西四建公司星光苑项目现场管理人、朱某是材料员、王良是项目部会计、陈伟是项目负责人。2万元系江西四建公司通过其安徽分公司支付的所欠材料款。江西四建公司则称上述四人均不是公司员工，是实际施工人陈先跃的聘用人员，2万元系因项目施工产生的工资。 另（2019）皖01民终10084号、（2019）皖01民终10085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案涉合肥市包河区星光苑小区1#-5#楼及地下室工程，江西四建公司中标后，于2014年6月30日与发包方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开工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竣工日期2016年8月13日，合同价款103683771.97元。之后，江西四建公司又与陈先跃签订《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业绩考核责任书补充协议》，将案涉工程全部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陈先跃，开工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竣工日期2016年8月13日，合同价款10368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江西四建公司收取管理费。所有工程款一律进入江西四建公司基本账户，由江西四建公司控制，专款专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及江西四建公司应否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责任。对于案涉买卖合同主体问题，本案中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江西四建公司在中标后便整体转包给了陈先跃，工程实际施工人为陈先跃。结合康玉虎所提供的结算收据的结算备注情况和签名确认过程，“余国富”、“朱某”、“王良”、“陈伟”均是以证明人身份在结算收据上签名备注，四人仅对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及材料款的支付情况予以证实，而未认可债务人身份。最终由实际施工人陈先跃签名确认此结算收据。因此，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康玉虎与实际施工人陈先跃。对于江西四建公司应否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责任问题。康玉虎认为“余国富”、“朱某”、“王良”、“陈伟”四人的行为属于“代理行为”，江西四建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依据康玉虎提交的结算收据，“余国富”、“朱某”、“王良”、“陈伟”四人在本案中，系康玉虎与实际施工人陈先跃货款结算情况的证明人，而非代理人，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江西四建公司对案涉货款承担清偿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康玉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24元，减半收取为1862元。由康玉虎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康玉虎提交三份新证据：1、安全员证书，证明陈伟是江西四建公司的安全员，其与上诉人洽谈购买黄砂、石子，出具手续并支付货款等，均是代表被上诉人，故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被上诉人，而非陈先跃；2、收据存根联，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据2、3共同证明朱某是案涉项目的材料员，除了案涉材料，其还签收其他材料商的建材，故其签收材料及出具手续的行为均是职务行为，责任应由江西四建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江西四建公司对上诉人康玉虎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安全员证书的三性均有异议，案涉工程是2014年4月8日开标的，而该安全员证书注册时间却是2013年6月11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收据存根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朱某系陈先跃的聘用人员，其行为只能代表陈先跃；对证人证言，朱某明确陈述了他由陈先跃聘用、平时工作也受陈伟、陈先跃支配的事实，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安全员证书及收据存根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工程虽由江西四建公司承建，但康玉虎提交的送货凭证并未明确供货对象，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江西四建公司参与了案涉合同的缔结、履行、结算或付款等环节。江西四建公司虽曾向康玉虎转账2万元，但是以代发工资的名义支付，不能以此推论其对双方合同进行了追认，故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驳回康玉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康玉虎以陈伟、朱某的身份主张该二人系履行职务行为、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为江西四建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康玉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4元，由上诉人康玉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项 红 审判员 万庆农 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陆飞迪 书记员左隽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