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59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华，女，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玲，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凤春，女，194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东艳彬，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华，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居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华，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赛兵，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华、于凤春因与被上诉人李晓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425民初1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伟华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由被上诉人李晓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对于涉案2019年3月17日倒签至2003年11月10日的房屋买卖协议，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合同条款，只审查协议中二、三项及证明人签字的效力，而对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未认定仅以部分协议条款为依据确定案件整体方向的判决有失公正。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记载的时间为2003年11月10日，但一审法院并未就此协议对李晓华与于凤春在2003年对涉案房屋发生事实买卖进行确认，属于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从而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结果。二、该协议，如李晓华系实际和名义所有权人完全可以将协议时间写实际形成时间即2019年3月17日，那么如此将时间倒签2003年11月10日其法律后果直接体现在协议上：李晓华、于凤春书面确认了2003年口头买卖房屋同时明确房屋不过户的事实。该协议中二、三项约定，仅因李晓华手握产权证为了得到不该索要的拆迁款这一目的。协议第一项约定的1.4万元的房屋价款系于凤春在2003年支付，该协议第一项的约定足以证实于2003年11月10日于凤春是实际所有权人。协议第四项约定此房屋不过户，明确了该房屋不过户的事实。涉案协议所有条款仅仅针对拆迁款而签订，协议中明确“关于园林路43#房屋原房主李晓华卖给于凤春合同如下”对“原房主”应认定签订该协议时，被上诉人李晓华已经不是该房屋的房主，而是原房主；该协议的约定与拆迁档案中“房屋征收评估结果明细”记载：拆迁人姓名：王伟华(证载李晓华)是一致的，李晓华只是登记的名义所有权人，克旗政府对涉案拆迁主体明确系实际所有权人王伟华，截至签订该协议被上诉人李晓华也未对克旗政府拆迁工作提出主体不适合要求撤销等异议，该行为系李晓华已经默认拆迁主体为王伟华的事实，后果为拆迁款的所有权人为王伟华。不动产以登记确认所有权，该产权也一直登记在被上诉人李晓华名下(买卖之初是口头约定，直至2019年3月17日书面约定不过户),2019年3月17日43号房屋及院落已经不存在，不动产已经消灭，此时拆迁款的所有权人即上诉人王伟华。签订本协议之前即2018年11月9日，克旗政府拆迁办与上诉人王伟华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王伟华已经取得了该笔拆迁款。于凤春与李晓华二人对协议中不属于自己财产的约定是无效约定。上诉人王伟华一审中以该协议二、三项确认无效进行诉讼，虽然李晓华与于凤春对该协议二、三项约定无效，但被上诉人李晓华以该协议于2020年4月20日起诉于凤春，同时依据该协议起诉上诉人王伟华向被上诉人于风春给付拆迁款损害上诉人王伟华的利益，故诉至审法院要求确认协议二、三项约定无效。三、涉案已经拆迁的43号房屋在拆迁前产权证一直登记在李晓华名下，被上诉人李晓华如自己一审答辩中陈述系将房屋于1993年借住给于凤春居住使用同时添附和修缮，那么李晓华只应给付于凤春小部分拆迁款，对该协议本身李晓华放弃高额的拆迁款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四、该协议中没有特殊约定证明人王伟华给付拆迁款的特别条款，证明人在所有合同案件及事件中起到合同签订的见证作用，不应当承担合同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只对合同双方产生拘束力。一审法院以王伟华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以王伟华与于凤春在2007年5月3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以李晓华与于凤春2019年3月17日倒签的涉案协议，以对该协议内容知晓为依据，以此确认未损害王伟华利益而作出驳回上诉人王伟华确认协议二、三项条款无效的判决，这不是王伟华作为证明人应承担的责任，这一见证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拘束力。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王伟华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于凤春答辩称支持王伟华的上诉意见。针对上诉王伟华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晓华答辩服判。上诉人于凤春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第二项、第三项无效。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本案的事实为2003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口头合同，被上诉人将其名下位于××旗平房及院落出售给上诉人，价款为14000元，当时上诉人将房屋价款给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该平房及院落交付给上诉人占有使用。后上诉人于2007年5月3日将该平房及院落出售给王伟华，王伟华在该房屋拆迁时以自己的名义与拆迁办签订《克什克腾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在王伟华签订补偿协议及领取补偿款过程中李晓华未提出任何异议。本案一审过程中没有对以上事实进行认真审查，被上诉人在早于本案提起的诉讼时明确认可签订本案所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时间倒签至2003年11月10日，也就是认可双方对涉案平房及院落买卖的时间为2003年11月10日。但是在本案中又以双方在2003年11月10日没有形成买卖合同进行答辩，陈述为借用，其前后陈述明显矛盾。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出现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同时上诉人也要求法院对被上诉人李晓华进行拘传，到庭说明情况，但是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的申请置之不理，导致对本案事实无法进行实质审查，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伟华与拆迁办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上诉人与王伟华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07年5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3月。根据上述时间节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王伟华已经完成了房屋拆迁合同的签订，拆迁合同已经生效，本案涉案的平房及院落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归王伟华所有，对该平房及院落的拆迁款上诉人已经无权处分，此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已经严重损害了王伟华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王伟华在合同中虽然在见证人处签字，但是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合同仅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对见证人等其他人进行合同项下各款的约束，一审认定王伟华作为见证人出现在合同中，认为该合同对王伟华产生约束效力，明显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李晓华主张没有将该平房及院落出售给上诉人，是借用给上诉人，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该平房及院落的总拆迁补偿款为49万余元，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03年没有形成买卖合同，李晓华仅通过该合同获取14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明显与正常的生活交易习惯不符。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于凤春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王伟华答辩称支持于凤春的上诉意见。针对上诉人于凤春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晓华答辩称2017年5月3日的合同系虚假合同，于凤春并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处分权，双方恶意串通伪造合同由王伟华领取了拆迁补偿款。2007年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李晓华。王伟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李晓华与于凤春2019年签订的（倒签的2003年11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的第二项、第三项约定无效，被告李晓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3月17日，被告李晓华与被告于凤春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关于园林路43号房屋原房主李晓华将该房屋卖给于凤春合同如下：经双方商定一、房屋总价一万四千元。二、如房屋拆迁主房61.5平方米的拆迁款由李晓华和于凤春二人各占一半。三、其他拆迁款项由于凤春所有。四、此房屋不过户。五、此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李晓华、乙方于凤春，双方证明人王伟华、于凤阁在该《房屋买卖协议》上签名。该《房屋买卖协议》记载的时间为2003年11月10日，但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2018年11月19日，原告王伟华与克什克腾旗应昌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克什克腾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现涉案房屋已拆迁，原告王伟华获得拆迁补偿款及奖励费用合计49086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伟华称，在2007年5月3日，被告于凤春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自己，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自己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并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故2019年李晓华与于凤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要求确认李晓华与于凤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部分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李晓华名下，李晓华与于凤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自愿签订，且案涉《房屋买卖协议》虽然记载的时间为2003年11月10日，但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发生在原告王伟华所称的被告于凤春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伟华的时间即2007年5月3日之后。王伟华作为证明人在该《房屋买卖协议》上签名，其对该协议内容是知晓的。综上，原告王伟华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告王伟华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协议》部分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于凤春主张李晓华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自己受到胁迫，但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于凤春与被告李晓华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不属于合同无效情形，故被告于凤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伟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于凤春为证明上诉请求成立，向本院提交李晓华起诉于凤春的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于凤春在上诉状中提到李晓华认可2003年将该房屋出售给于凤春，但是本案中李晓华做出了相反的陈述，被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上诉人王伟华质证称认可该份证据。被上诉人李晓华质证称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一审期间陈述了倒签合同的原因，前后陈述是一致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于凤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于凤春、王伟华虽主张被上诉人李晓华于2003年便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于凤春，上诉人于凤春于2007年将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王伟华，但上诉人于凤春、王伟华均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王伟华于2018年11月19日以被拆迁人的身份与克什克腾旗应昌街道办事处就案涉房屋签订《克什克腾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实际取得拆迁补偿款，后上诉人于凤春与被上诉人李晓华于2019年3月17日签订系争《房屋买卖协议》，明确约定“如房屋拆迁主房61.5平方米的拆迁款由李晓华和于凤春二人各占一半。其他拆迁款项由于凤春所有”，上述《房屋买卖协议》的性质实际系各方就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如何分配达成的协议，上诉人王伟华作为被拆迁主体亦在该协议证明人处签字，表明其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认可，故《房屋买卖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于凤春、王伟华要求确认协议二、三条无效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于凤春、王伟华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李晓华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系受到胁迫所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伟华、于凤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伟华、于凤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伟波审判员 邓宏涛审判员 韩尚达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雨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