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22民初2551号 原告：蔡林飞，男，196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亭子桥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276867669XD。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小永，该厂厂长。 第三人：徐伟华，男，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浙江博翔（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溪西大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5862629394。 法定代表人：蔡林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茹,浙江泽大（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林飞与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第三人徐伟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虞波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蔡林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第三人徐伟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浙1122民初255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再次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蔡林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第三人徐伟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林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57%股权的投资权益由原告所有。 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8日，缙云县壶镇镇人民政府经授权发布了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项目招标公告。原告与第三人徐伟华作为实际投资人，以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拓公司)的名义出面投标。2011年9月28日，浙江海拓公司中标。2011年10月19日，原告及第三人徐伟华、楼洪海(海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楼向进就设立项目公司(即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缙云丽通公司)签订《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第2条，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第3条，股东出资比例：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出资51%、蔡林飞出资26%、徐伟华出资23%”。后浙江海拓公司因资金问题需减少持股，遂与原告协商，确定浙江海拓公司仅出资6%，剩余45%股权由原告实际出资持有。故2011年10月24日、25日，原告分别向浙江海拓公司汇付了630万元、364万元，共计994万元，原告出资占缙云丽通公司注册资金71%。2011年11月15日，浙江海拓公司注册成立缙云丽通公司，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400万元，全部实缴到位。2011年12月31日，原告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84万元，受让浙江海拓公司剩下的6%股权。至此，原告在缙云丽通公司实际占股77%。2011年12月31日，缙云丽通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在《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确定的初始股权比例基础上，原告、第三人徐伟华、楼洪海、楼向进参加会议作出决议：对原告、徐伟华、浙江海拓公司的持股比例做出调整(原告占57%、徐伟华占33%、海拓公司占10%)，并根据调整后的持股比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楼洪海拟定原告、徐伟华按比例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财务处理方案，对出资过程中浙江海拓公司财务账目上形成的负债进行处理，并为后续办理变更登记做准备。 原告根据第一次董事会决议中楼洪海拟定的财务处理方案，分别在2012年3月1日、3月6日，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393.96万元、420万元，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813.96万元(即缙云丽通公司57%股权价款+2%溢价款)。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履行完毕后，原告实际持有缙云丽通公司67%股权，其中10%由浙江海拓公司代持。后因B0T协议限制，各方未能按董事会决议确定的比例进行股权变更登记。2012年6月21日，原告与浙江海拓公司签订《协议》，再次明确浙江海拓公司持有的缙云丽通公司10%股权实际归原告所有。后经缙云县人民法院、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确认浙江海拓公司工商登记10%的股权归原告所有。2014年11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徐伟华向浙江海拓公司出具《关于浙江海拓环境有限公司转让缙云丽通股权的说明》，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徐伟华同意转让由浙江海拓公司所代持的丽通公司90%股权以及解除与浙江海拓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约定。同日，原告、第三人徐伟华与被告签订《关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确定缙云丽通公司90%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原告及第三人徐伟华，由被告代持，权利与责任全部归原告及第三人徐伟华享有。2014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对原告在缙云丽通公司出资人民币938万元所占缙云丽通公司的67%股权以股东名义代持。草拟协议时，草拟人员误以为该代持协议所列代持比例是原告全部实际持股比例，疏忽大意未将浙江海拓公司代持的10%予以区分。2014年12月18日，缙云丽通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工商登记从浙江海拓公司100%持股变更为被告持股90%、浙江海拓公司持股10%。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原告系缙云丽通公司实际投资人，以出资、受让等方式实际取得、享有缙云丽通公司67%的股权。缙云丽通公司设立、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所签《关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及原告与被告所签《股权代持协议书》等文件、协议均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能有效证实原告最终实际享有缙云丽通公司67%股权投资权益的客观事实。且原告、徐伟华系缙云丽通公司实际出资人、浙江海拓公司持有的缙云丽通公司10%股权投资权益归原告所有等事实已被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之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提起诉讼，恳请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诉称事实，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徐伟华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各一份，待证：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信息登记情况； 2、缙云丽通公司《章程》一份，待证：缙云丽通公司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被告持有该公司90%股权、浙江海拓公司持有该公司10%股权的工商登记股东等事实； 3、《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复印件及2011年10月24、25日转账凭证各一份，待证：缙云丽通公司设立时，原告于2011年10月24日、25日分二次实际出资共计994万元，占缙云丽通公司注册资金71%，实际享有缙云丽通公司71%股权的投资权益等事实； 4、2011年12月31日的转账凭证，待证：2011年12月31日原告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84万元，受让浙江海拓公司6%股权后，实际享有缙云丽通公司77%的股权的投资收益，浙江海拓公司实际不再享有缙云丽通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的事实； 5、缙云丽通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一份，待证：原告系缙云丽通公司实际权利人之一；丽通公司实际权利人和名义权利人共同商定调整丽通公司实际股权结构，原告实际享有67%的股权投资权益等事实； 6、股权转让流程复印件一份，待证：浙江海拓公司根据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精神，为按实际股权比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拟定财务处理方案的事实； 7、2012年3月1日、6日转账凭证各一份，待证：原告根据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内容，分别于2012年3月1日、3月6日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93.96万元、420万元的事实； 8、（2019）浙1122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系缙云丽通公司实际出资人、丽通公司设立过程和实际股权结构变化过程和浙江海拓公司持有的10%股权的投资权益归属原告等事实； 9、《关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复印件一份，待证：缙云丽通公司90%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原告蔡林飞、第三人徐伟华的事实； 10、2014年12月1日《股权代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待证：原告在缙云丽通公司享有的全部股权比例为67%，被告实际代持的股权比例为57%的事实； 11、银行汇款凭证，待证：①在投标资格审查结束后，除800000元保证金外，浙江海拓公司（账户3831××××7749）分别于2011年7月26日、27日向原告指定账户退回款项1020万元、200万元，共计1220万元；②2011年7月27日，原告通过财务人员方卫强分别向第三人徐伟华妻子吕洪娥汇款95万元、500万元，2011年8月1日向吕洪娥汇款55万元；在投标资格审查结束后，原告代浙江海拓公司退还徐伟华650万元的事实； 12、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浙11民终1331号民事判决书，待证：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未欠付第三人徐伟华钢筋、袋装水泥、砂石料款项；第三人徐伟华认为原告在2011年7月至8月期间向其妻子吕洪娥汇付的650万元款项是钢筋、袋装水泥、砂石料款项的观点不真实等事实。 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徐伟华陈述称：一、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徐伟华与蔡林飞各自持有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此点在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3756号及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民终723号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部分被认可。首先，确定蔡林飞、徐伟华在缙云丽通公司真实股权比例的基础，系来源于2011年10月17日在浙江海拓公司会议室经各方协商一致而形成的《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后续注册会议纪要》。当日，蔡林飞、徐伟华作为实际投资人参加会议，楼洪海作为浙江海拓公司法定代表人，楼向进作为项目公司管理人亦参加了会议，该会议参与人员最齐整，与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有关的各方人员均参加了该会议，其分别代表实际出资人、代管公司(项目股权代持人)，因此，所形成的会议纪要最能体现各自的真实意思。根据纪要第九条约定：徐伟华、蔡林飞各按700万元出资汇入海拓公司账号。双方具体股份比例在本月(即十月)20日开工前协商完成―一股权基础。从各按700万元出资可以确定丽通公司初始确定的股份比例徐伟华、蔡林飞各为50%。其次，2011年11月21日，徐伟华、蔡林飞、楼洪海、楼向进在壶镇污水处理厂再次召开会议，形成第二次会议纪要，确定除浙江海拓公司代持的10%股权外，徐伟华、蔡林飞的90%股权由陆志刚或杨小勇代持。亦能证实除海拓公司的股权(事实仍存在争议)外，徐伟华、蔡林飞的股权比例仍无法确定。第三，根据2014年11月30日徐伟华、蔡林飞出具给海拓公司的《关于同意浙江海拓环境有限公司转让缙云丽通股权的说明》，亦可证实两项内容：其一、缙云丽通公司注册资本1400万元资金实际来源于徐伟华、蔡林飞，结合转账登记，双方各自出资650万元。其二、徐伟华、蔡林飞享有缙云丽通公司90%权益，但各自多少并未明确。同时，同日由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厂与徐伟华、蔡林飞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亦证实90%权益归徐伟华、蔡林飞，而各自比例为多少并未明确。上述三点充分证实缙云丽通公司由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普通合伙)代持的90%股权中，根本无法确认徐伟华、蔡林飞各自的比例。 二、除第三人在第一点提到的意见相对统一的三份书面文书外，本案中剩余的数份董事会决议、代持协议，不但内容相互矛盾，而且并未出自于全部代持人、被代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在本案中，相互矛盾的几份董事会决议、代持协议主要有如下四份：1、2011年10月19日，徐伟华、蔡林飞、楼洪海、楼向进《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第3条：海拓出资51%、徐伟华23%、蔡林飞26%。2、2011年12月31日，丽通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海拓10%、徐伟华33%、蔡林飞57%。3、2012年6月21日，浙江海拓公司与蔡林飞所签订的借款协议，10%股权。4、2014年12月1日，长兴新源处理厂出具给蔡林飞的股权代持协议，蔡林飞持有67%股权，出资938万元。如果案涉2014年12月1日原告蔡林飞与被告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所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为有效合同，那剩余几份的效力又该如何确认呢?显然，这几份协议关于二人股权的表述不仅相互矛盾，而且都无法达成证实蔡林飞所持有的股权为57%。 三、根据《合同法》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2014年12月1日原告蔡林飞与被告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普通合伙)所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在没有经过第三人确认的情况下，依法属于效力待定合同。首先，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所代持的缙云丽通公司90%系来源于浙江海拓公司的转让，而浙江海拓公司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为徐伟华、蔡林飞。基于2011年10月17日会议纪要确定的精神，徐伟华、蔡林飞的股权基调为各自50%，同时由于该份会议纪要为三方共同参与所制定，后续关于股权份额的约定应当由三方共同来确定。然2014年12月1日的《股份代持协议》来源于长兴新源水处理厂和蔡林飞，徐伟华并未参与。故在该协议内容在未经过徐伟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内容。其次，根据徐伟华在(2018)浙1122民初3756号及(2019)浙11民终723号案件中的答辩及代理意见，答辩人是不认可该份协议关于股权比例内容的，在本案，答辩人再次表示不认可该协议内容，因此，2014年12月1日的《股份代持协议》为无效合同。 鉴于前述三点答辩意见，由于涉案协议为无效合同，蔡林飞基于该协议内容请求确认其享有缙云丽通公司57%份额的收益，亦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驳回蔡林飞的诉求。 为证明陈述事实，第三人徐伟华提供了以下证据： 1、本院的(2018)浙1122民初3756号判决书复印件、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浙11民终72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待证：原告蔡林飞与第三人徐伟华在缙云丽通公司的持股比例并不明确，同时，两份判决书从双方合同、运营及股权代持方面对案件事实作了认定，从中可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蔡林飞、徐伟华在缙云丽通公司的实际股权比例情况； 2、2014年12月9日的《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待证：被告代持的缙云丽通公司90%股权中，第三人徐伟华享有一半即45%股权权利的事实； 3、银行流水一份、中国银行行内付款通知二份、付款凭证若干份，待证：2011年7月25日，第三人徐伟华汇给浙江海拓公司650万元，缙云丽通公司成立时第三人徐伟华已经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事实；待证项目运作后，第三人徐伟华转入海拓公司共计11152400元的事实。 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对于原告的诉请事实无异议，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原告和第三人徐伟华的股权份额。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第三人徐伟华申请及依职权向案外人浙江海拓公司调取了如下证据： 1、原告蔡林飞、第三人徐伟华与浙江海拓公司往来明细各一份、记账凭证74张，待证：2011年缙云丽通公司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其中蔡林飞出资1078万元，占比例77%，徐伟华出资322万元，占比例23%；2012年通过股权转让手续后，蔡林飞最终出资938万元，占1400万元股份的67%，徐伟华最终出资462万元，占33%的事实； 2、微信聊天记录、结算业务书及汇款凭证，待证：2011年7月25日浙江海拓公司各自收到原告蔡林飞、第三人徐伟华转账650万元，后浙江海拓公司应蔡、徐二人的要求于2011年7月26日向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020万元，于7月27日分四次向方卫强转账支付各50万元，还有80万元于7月25日支付给缙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故1300万元款项已全部退还蔡林飞、徐伟华的事实。 经开庭审理和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本院依职权出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关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均无异议。第三人徐伟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无异议；对于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徐伟华的股权具体份额；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根据这个投资协议的规定缙云丽通公司是由浙江海拓公司来投资设立的，但是对于原告是否实际出资994万元我们是存在异议的，原告在2018年的诉讼中主张的出资额是1078万元，而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57%的出资额是938万元，但从浙江海拓公司调取的证据显示原告其转入的资金数额是9411920元，每个数据之间都是相互矛盾，无法证实原告实际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用途证据不足，浙江海拓公司与原告之间既有资金汇入又有资金汇出，另外原告在起诉浙江海拓公司的案子当中认为其向该公司支付的140万元是作为10%的股权转让款，而今又称是6%股权的转让款，二者显然相互矛盾；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董事会决议是应原告要求作出的，并不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股权转让流程系由楼领海个人所草拟的，实际并没有按照这个股权转让流程进行操作，不应当被采信；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12年3月1日、6日的转账款项均是来源于缙云丽通公司并非是蔡林飞个人，而在这个同时间段第三人徐伟华也是从缙云丽通公司调取了相应的资金，所有行为均为配合公司走账的需要；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都是有异议，证据9只是证实了9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是原告蔡林飞与第三人徐伟华，但是在这份协议当中并没有明确双方各自的比例，证据9、10形成的时间也就相差几天时间，在这个短短几天时间内海拓公司和被告方就出具了三份内容完全不一致的协议，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证据10只有在经过徐伟华追认以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本案的第三人徐伟华对这份协议一直不予认可，该协议系无效合同；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虽然方卫强给徐伟华的妻子转了三笔款项分别是95万元、500万元、55万元，但是首先徐伟华的出资是直接给浙江海拓公司的，如果此款项就是用于验资，那么返还也应当是由浙江海拓公司直接返还给徐伟华，而不应当是由案外人方卫强返还给徐伟华的妻子，另外徐伟华与原告所控股的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纠纷，上述款项系用于支付徐伟华的工程款，虽然上述款项的总金额与本案当中徐伟华所支付给海拓公司的650万元总额是一致的，但也无法证实与徐伟华支付给浙江海拓公司的投资款存在任何的关联；证据12的第四页有这么一段陈述即“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垫付钢筋款但不足以证实垫付钢筋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原告垫付袋装水泥、砂石料的事实”，从此可认定在该案中双方确实存在钢筋款垫付的情形，只不过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相应的金额，因此这个判决书根本无法达到原告的一个待证目的。 本院认为：证据1能够证实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信息登记情况；证据2系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的章程，其能证实缙云丽通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及股权的登记情况等事实；证据3中的《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可以证实原告、第三人徐伟华及浙江海拓公司就缙云丽通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比例等进行约定，证据3中的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原告向浙江海拓公司转账994万元；证据4可证实原告于2011年12月31日向浙江海拓公司转账84万元；证据5可证实原告、第三人徐伟华及浙江海拓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确定缙云丽通公司的股份比例为蔡林飞57%、徐伟华33%、海拓公司10%，其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证据1-5均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6虽然所载明的的股权转让流程基本能和款项往来凭证相吻合，但因其没有制作人的签字确认，其形式不合法，对其不予采信；证据7能够证实原告于海拓公司支付款项8139600元，结合浙江海拓公司的凭证，可以证实此款项即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其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8系本院现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其内容与本案有关联，对其予以采信；证据9可证实由被告代持的90%股权的实际出资来源于原告和第三人徐伟华，该事实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对其予以采信；证据10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使用，但其内容本身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对其待证事实结合全案综合认定；证据11可以证实海拓公司与原告之间、方卫强与第三人徐伟华妻子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证据12系丽水中院现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其内容与本案均具有关联，对证据11、12均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关于第三人徐伟华提供的证据，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3、4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三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证据1出具的背景和相关证据材料与本案并不一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4中的打款记录也印证了第三人徐伟华按照楼洪海制定的方案去调整汇款的事实。且其提供的凭证中有些标明是其他用途，明显不是股权转让款；另外，2011年7月25日徐伟华汇给海拓公司650万元不是履行出资义务，仅是为了使浙江海拓公司获得招投标资格；对于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会议纪要时间是2014年12月9日，参加的人员是徐伟华、楼洪海和楼向进。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没有参与开会也没有在决议上签字，海拓公司无权代表长兴新源水处理厂确认股权比例，更没有权利代表蔡林飞同意会议纪要，因此该会议纪要与本案客观事实完全不相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与原告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同时认为：证据2即会议纪要明确约定其形成的前提是同意由长兴新源水处理厂收购蔡林飞的缙云丽通公司股份，那么在本案当中长兴新源水处理厂并没有收购蔡林飞在缙云丽通公司的股份，所以这份会议纪要即使是徐伟华与楼洪海、楼向进真实形成的，但是他没有实际履行，因为长兴新源水处理厂后续没有向蔡林飞收购任何的丽通公司的股权。 本院认为：证据1系二份现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其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徐伟华的待证事实；对于证据2，原告及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均不予认可，且该会议纪要涉及到长兴新源水处理厂及原告蔡林飞，但其并没有长兴新源水处理厂以及蔡林飞的签字确认，故对其不予采信；证据3只能证实徐伟华与浙江海拓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其内容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关于本院出示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实案涉股权的出资和转让情况、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能够待证蔡林飞实际是缙云丽通公司67%股权的实际股东。第三人徐伟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能充分说明蔡林飞与徐伟华二人是按照出资比例来实际确认股权比例的实际情况，且浙江海拓公司无权判定具体股权比例；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不明，聊天记录中涉及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其中1020万元款项发生于浙江海拓公司与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之间，剩余200万元发生于浙江海拓公司与方卫强之间，无法达到证实徐伟华的650万元出资额已经包含中前述款项之中予以退还。第三人缙云丽通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浙江海拓公司全程参与缙云丽通公司整个股权变更、变化过程，浙江海拓公司提供的一系列的凭证以及流水能够证实原告诉请的股权情况。 本院认为：证据1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能证实原告、第三人徐伟华与浙江海拓公司之间的款项来往情况，该内容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对其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系本案承办人与浙江海拓公司财务人员陆志刚，证据2系本院为核实原告方所提供的证据11而依法向浙江海拓公司所调取，其内容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将其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结合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缙云县人民政府决定以建设-运营-移交（BOT）的方式许可经营、建设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2011年7月8日，缙云县壶镇镇人民政府经授权发布了项目招标公告。原告蔡林飞与第三人徐伟华等人协商共同投资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为满足投标要求，蔡林飞、徐伟华等商定以浙江海拓公司的名义出面投标。2011年9月28日，浙江海拓公司中标。2011年10月19日，蔡林飞、徐伟华、楼洪海、楼向进签订《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投资协议》，协议约定：“1、项目名称：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林飞；项目建成以后总经理另行聘请；2、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4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保证金100万元；3、股东出资比例：浙江海拓公司出资51%，蔡林飞出资26%，徐伟华出资23%”等内容。2011年11月15日，浙江海拓公司注册成立了缙云丽通公司，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蔡林飞，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经营范围为城镇工业、生活污水处理。 2011年12月31日，缙云丽通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蔡林飞、徐伟华、楼洪海、楼向进参加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确定：“缙云丽通公司的股份转让增持事宜按照2月份着手股份转让或增资，并于3月10前完成股份转让，由蔡林飞负责（如要走增资形式则增资至1800万元资本金，股东按比例出资）。海拓公司与股东间的内部协议由楼洪海负责，在2012年1月15日前签订，主要是为了规避海拓公司的法律风险及规范股东及管理人员的行为准则。股东的股份比例最终按蔡林飞占57%、徐伟华占33%，海拓公司占10%，合计100%。符合要求可以转让海拓公司的10%股份，受让方三方另行协议。股份转让需要溢价的部分扣除费用其余返还股东”等内容。原告蔡林飞分别于2012年3月1日、6日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939600元、4200000元，共计8139600元（其中159600元系股权转让款7980000元的2%溢价款，用于支付股权转让税费）；第三人徐伟华分别于2012年3月13日、15日向浙江海拓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220000元、1492400元，共计4712400元（其中92400元系股权转让款4620000元的2%溢价款，用于支付股权转让税费）。 2012年6月21日，浙江海拓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蔡林飞签订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向乙方无息借款人民币140万，甲方持有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并行使相关股东权利。2、甲方在持有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期间的收益，在扣除应缴纳税费（20%所得税）后以现金形式及时支付乙方。甲方持股期间产生的任何亏损，由乙方在一个月内以现金形式补足，甲方不承担持股期间产生的任何亏损。3、甲方退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持股视同借款协议的终止。甲乙双方按第2条约定清算持股期间的收益、亏损后，甲方归还乙方人民币140万元。……6、协议仅供甲乙双方证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10%股权的真正出资人是乙方，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不得对外公开，否则视同无效……”。 2014年11月30日，原告蔡林飞与第三人徐伟华向浙江海拓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浙江海拓环境有限公司转让缙云丽通股权的说明”，载明：“因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合作需要，浙江海拓公司持有缙云丽通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出资资金实际来源于自然人蔡林飞、徐伟华；浙江海拓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技术支持及运营管理，其系缙云丽通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仅以委托持股人蔡林飞、徐伟华的名义向缙云丽通公司出资并代为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根据BOT项目联合体招投标要求、缙云丽通董事会决议及过往股东约定，浙江海拓公司享有缙云丽通公司10%权益，蔡林飞与徐伟华享有缙云丽通公司90%权益。现因贵公司业务经营需要，本人同意转让由贵公司所代持的缙云丽通公司90%权益，权益转让完成后，本人与贵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约定将予以解除，对于上述事项，本人予以确认”。同日，蔡林飞、徐伟华作为甲方与乙方长兴新源污水厂（普通合伙）签订《关于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协议载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持有缙云丽通90%的股权。因缙云县壶镇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合作需要，乙方持有缙云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90%的股权，该股权对应的出资资金1400万元实际来源于自然人蔡林飞、徐伟华；浙江海拓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技术支持及运营管理，享有10%股权，乙方系缙云丽通工商登记上/股东名册上的名义股东，仅以委托持股人蔡林飞、徐伟华的名义向缙云丽通出资并代为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根据BOT项目联合体招投标要求、缙云丽通董事会决议及过往股东约定，海拓环境享有缙云丽通10%权益，蔡林飞与徐伟华享有以乙方名义代持的缙云丽通90%权益。涉及缙云丽通乙方持有的权利与责任全部归甲方所有，投资与亏损等也由甲方承担；乙方为缙云丽通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等由缙云丽通公司承担；涉及项目后续转让所得由甲方享有，税收等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2014年12月1日，原告蔡林飞（甲方）与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在缙云丽通公司人民币938万元出资（该等出资占缙云丽通公司67%的）的名义持有人，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投资的相关股东权利；甲方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缙云丽通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权益，乙方仅以自身名义将甲方的出资向缙云丽通出资并代甲方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等内容。 2014年12月15日，缙云丽通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修正了《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由二方股东组成：股东一为浙江海拓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1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股东二为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以货币认缴出资12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 原告蔡林飞曾于2018年9月20日起诉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缙云丽通公司及第三人徐伟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请求确认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在缙云丽通公司所占的67%股权属蔡林飞所有，确认蔡林飞在缙云丽通公司股东资格并依法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后本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8)浙1122民初3756号判决，以蔡林飞要求确认占有缙云丽通公司77%股权的诉请证据不足等为由判决驳回蔡林飞的诉讼请求。蔡林飞不服此判决，又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丽水中院于2019年7月25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蔡林飞又于2019年11月12日起诉浙江海拓公司及第三人徐伟华、缙云丽通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请求确认蔡林飞与浙江海拓公司于2012年6月21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登记在浙江海拓公司名下的缙云丽通公司的10%股份的投资收益归蔡林飞所有。后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浙1122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对蔡林飞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现该判决已生效。 另查明，2011年7月25日，原告蔡林飞、第三人徐伟华为满足BOT项目投标需要，各向浙江海拓公司转账汇款650万元，浙江海拓公司于当日即向缙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付投标保证金80万元。浙江海拓公司于同年7月26日向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1020万元，于7月27日向方卫强（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转账支付200万元；方卫强于同日即向第三人徐伟华妻子吕洪娥分别转账汇款95万元、500万元，于8月1日又向吕洪娥汇款55万元。 又查明，徐伟华与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蔡林飞）、浙江正隆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徐伟华起诉要求：1、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988767元并返还垫付钢筋、砂石、袋装水泥等材料款982235元，共计1971002元；并从2011年7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浙112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2009年底，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将坐落缙云县壶镇镇功能区综合楼、厂房、仓库土建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徐伟华施工；工程开工日期为2010年4月17日，合同工期为515天，2013年1月4日工程竣工验收完毕；施工过程中徐伟华曾垫付部分钢筋款；庭审中徐伟华和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均确认徐伟华实际施工范围为厂房、仓库，材料款由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支付；该工程造价为1871855元，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已支付工程款1006700元，尚欠工程款865155元；并确认徐伟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垫付钢筋款的具体数额及垫付砂石、袋装水泥等材料款。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登记在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名下的90%股权中，原告蔡林飞和第三人徐伟华的出资份额应当如何认定；三、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虽然本案与本院（2018）浙1122民初3756号案件的当事人相同，但（2018）浙1122民初3756号案件的案由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本案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者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并不相同；其次，本院（2018）浙1122民初3756号案件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请，但本案中除原告和第三人徐伟华提供的证据以外，还有本院经第三人申请及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故本案与（2018）浙1122民初3756号案件中各方出示的证据亦不相同。综上，本案原告的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原告蔡林飞、第三人徐伟华、浙江海拓公司代表楼洪海等人参加的缙云丽通公司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明确约定，缙云丽通公司的股份比例为蔡林飞57%、徐伟华33%、浙江海拓公司10%；虽然本案当事人涉及股份比例的文件有多份，但于2011年12月31日通过的缙云丽通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的时间最晚，即使相关文件前后内容不一致，一般情况下应以时间最后的为准。其次，案涉污水处理项目是以浙江海拓公司的名义中标，原告及第三人徐伟华的股份均来源于该公司，根据浙江海拓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清单等可证实，原告蔡林飞实际出资额为938万元、第三人徐伟华实际出资额为462万元，对照缙云丽通公司总股本1400万元，原告蔡林飞的股份为67%、第三人徐伟华的股份为33%。第三，第三人徐伟华在庭审中陈述其为投标需要于2011年7月25日转账给浙江海拓公司的650万元款项，浙江海拓公司一直未退回，后续转化为股权投资款，经本院向该公司核实，其对此予以否认，且认为该款项已于2011年7月26、27日通过原告的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及其财务人员方卫强予以退回；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方卫强确实于2011年7月27日、8月1日向第三人徐伟华的妻子吕洪娥共计转账汇款6500000元。虽然徐伟华认为上述款项系原告蔡林飞因建造缙云县新京城药材有限公司厂房而支付的工程款、垫付材料款及蔡林飞归还的其他垫付款项，但蔡林飞当庭对此予以否认；且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6）浙112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来看，建造厂房的工程款认定数额为1871855元、竣工验收时间为2013年1月，从款项数额、付款时间来分析，二者并不一致，而浙江海拓公司及蔡林飞所述的该650万元系通过浙江省缙云县浙南药材有限公司及方卫强退还徐伟华的说法更加符合常理，且款项的支付数额、付款时间均相吻合；因第三人徐伟华并未能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有收取上述650万元款项的合理理由，故本院认定由方卫强支付给吕洪娥的650万元系浙江海拓公司退还给徐伟华的款项。第四，第三人徐伟华在庭审中认为其有11152400元款项转账给浙江海拓公司且一直未退回，该款项系由徐伟华于2011年7月25日转账650万元、于2011年10月25日、11月2日各转账322万元、于2012年3月12日、13日各转账161万元、于3月15日转账1492400元，但从浙江海拓公司所提供的凭证可证实，其中650万元已于7月27日、8月1日退回，10月25日的322万元已于同月27日退回，11月2日的322万元已于2012年3月12、13日退回，故上述款项除去浙江海拓公司认可的投资款4712400元外，其余款项均已退还第三人徐伟华，故第三人徐伟华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在缙云丽通公司占有50%的股权出资份额。综上，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原告蔡林飞在缙云丽通公司的出资份额为938万元、股份占比为67%（包括浙江海拓公司代持的10%），第三人徐伟华的出资份额为462万元、股份占比为33%；故在由被告代持的缙云丽通公司90%的股权份额中，原告蔡林飞出资为57%，第三人徐伟华出资为33%。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协议时将57%的资份额写成67%，但原告现在起诉主张的份额明确就是57%，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在被告代持的缙云丽通公司90%的股权份额中，其享有57%的出资份额，故该协议实际上并未侵害第三人徐伟华的合法权益。另外，原、被告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确认，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蔡林飞与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 二、登记在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名下的第三人缙云县丽通水处理有限公司57%股权的投资权益归原告蔡林飞所有。 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长兴新源污水处理厂（普通合伙）负担，该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向本院缴纳。逾期未缴纳，本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虞 波 审 判 员  柳 敏 人民陪审员  项利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廖愉山 代书 记员  蒋易珊 附件一：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裁判结果。 附件二：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报告财产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会同公安、工商、银行、证券、组织人事、房管、民航、铁路等部门启动的执行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具体包括：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为公务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扣押车辆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或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或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将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百一十四条、二百七十七条等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