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31民初53号 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原告（反诉被告）：何健，男，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原告（反诉被告）：何国兴，男，195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原告（反诉被告）：何心春，男，196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上列四原告（反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男，1960年5月3日出生，汉族。被告：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希依提墩乡二大队巴莎公路西侧。法定代表人：薛克龙，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何立，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被告麦盖提县长盛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公司）、第三人何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芝兰，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被告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克龙，第三人何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650万元（陆佰伍拾万元），判令被告支对违约金195万元（壹佰玖拾伍万元），共计845万元（捌佰肆拾伍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上半年，各原告及第三人何立与被告薛克龙一起接手长盛公司（麦盖提长盛加油站）的股权，原告与被告薛克龙共计出资800万元入股，其中薛克龙实际占股15%，折价120万元，原告各位出资额不等，共计投入资金为680万元，折合股权为85%。同时，在2017年被告薛克龙登记成为长盛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法人为第三人何立。长盛公司唯一业务就是经营长盛加油站，原与被告薛克龙多人经营加油站至2018年9月，因原告与被告薛克龙双方经营管理理念不一致，加之被告薛克龙家人加入加油站的管理，多方矛盾逐渐加剧至无法调和，迫于被告薛克龙的管理排除了各原告的加入，原告众股东决定退出长盛加油站经营管理，同时一并退出该加油站的股权。原告与被告薛克龙协商一致后，在2018年9月2日签订了《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众股东共同研究决定，将长盛加油站的所有股权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被告薛克龙。包括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给收购方（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双方约定，被告薛克龙先期支付500万元，等加油站所有手续全部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被告薛克龙将剩余的150万元在10天之内全部付清。同时约定，若一方违约，违约方需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并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协议签订后，被告薛克龙并未支付约定的退股资金，为表诚意，原告与被告薛克龙在2018年11月6日，将原来的法人何立变更至被告薛克龙名下，原告方完成了所有的变更手续，被告薛克龙也一直独立经营至今，原告各方全部退出加油站的经营管理活动。但被告薛克龙至今也没有支付任何资金。多次协商无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原告方依法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判决，以保护原告方的利益不受侵犯。薛克龙、长盛公司辩称，一、《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给收购方。很明显，四原告没有遵守该约定，在合同签订后，一直不将这些资质手续交付给薛克龙，四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2018年10月份，薛克龙没有办法只能登报挂失，重新办理相关证件；二、四原告并未退出公司经营，四原告至今生活用品都在公司（住的房间也都在）。何国兴一直在公司工作至去年年底，后来因疫情加油站无法经营回老家。何国兴一直在公司上班，也足以说明并未退出公司的事实，如果退出公司，何国兴就不可能继续在公司上班。四原告说何国兴退股后被雇请在加油站工作，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何立当时只是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所有业务委托给薛克龙办理，以前的公章至今为止还在夏建华手上掌控；四、原告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入股时一直拖欠薛克龙的股权转让款，应当将拖欠的部分支付给薛克龙；综上，四原告违约不将资质手续交付给薛克龙，构成违约，而且并没有退出公司股权，也没有跟薛克龙办理股权交接手续。因此，四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薛克龙没有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四原告的本诉请求。何立述称，本人2017年4月份进入长盛公司，2017年7月份退出，当时进入时按原计划总投资800万元，然后我个人占股10%，直至退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委托书让薛克龙代理长盛公司的事务，并于当时承诺如需变更法人可随时与本人联系，但后期变更公司法人的时候本人并不知情。薛克龙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反诉原告股权转让款共计206万元。其中，何健80万元，何国兴106万元，何心春20万元；2．判令四反诉被告共同支付违约金195万元；3．本案本诉、反诉费用由四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8日，反诉原告从陈宇、吴云亮、陈启祥、薛小明、陈福康这五人受让长盛公司股权，并签订《加油站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费500万元。陈宇、吴云亮、陈启祥、薛小明、陈福康这五人背后的主要股东是夏建华，当时夏建华要求在薛克龙受让全部股权后，分给他25%的股权，也就是说受让后薛克龙占75%股权，夏建华占25%股权，夏建华没有向反诉原告支付转让款。反诉原告受让后，反诉被告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第三人何立从反诉原告处受让部分股权（何国兴25%、何心春25%、何立10%）。后何立退出，何健加入，实际股权为夏建华25%、何健10%、何国兴25%、何心春25%、反诉原告占15%。反诉被告在入股时，公司折价800万元，因此何心春要支付给反诉原告200万元，何健要支付给反诉原告80万元，何国兴要支付给反诉原告200万元。但之后，反诉被告未按照上述金额支付转让款给反诉原告。何心春仅支付180万元，尚差20万元，何健的80万元未支付，何国兴仅支付94万元，尚差106万元。2018年9月2日，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协商，要将其拥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反诉原告，并签订一份《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全部股权折价650万元，转让款金额夏建华25%为162.5万元、何心春25%为162.5万元、何健（何心龙）10%为65万元，何国兴25%为162.5万元。包括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给收购方，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但协议签订之后，反诉被告未立即向反诉原告交付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资质手续，造成加油站无法经营，后来，万般无奈下反诉原告采取登报挂失等方式重新刻章、重新开设账户等。在《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各反诉被告未向原告办理股权的交接手续，何国兴一直继续在加油站上班至去年年底，后来因疫情加油站无法经营没有上班。反诉被告何心春、何健、何国兴在入股时未支付或者未足额支付转让款，且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违约，现反诉被告起诉，故反诉原告依据事实与法律提起反诉请求，请求合并审理并依法判决。针对薛克龙的反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辩称，一、四答辩人不欠薛克龙股权转让款，薛克龙在反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在2017年4月，委托薛克龙办理入股长盛公司75%股权事宜。入股后，薛克龙与四答辩人同是长盛公司的股东，其中夏建华25%的股权、何健10%的股权、何国兴25%的股权、何心春15%的股权、何立10%的股权（后何立的股权转让给了何心春）、薛克龙占15%的股权。入股长盛公司时薛克龙谎称要700万元，三答辩人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及第三人何立等人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现金以及垫付购油款等方式支付给了薛克龙500多万元的资金，薛克龙对答辩人谎称给当时长盛公司的原始股东夏建华、陈宇等人支付了700万元，因为长盛公司原始最大股东夏建华不同意500万元转让75%的股权，要求支付转让款600万元，但薛克龙隐瞒三答辩人谎称转让款需要700万元，答辩人发现薛克龙在购买股权过程中不说实话，导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签订相关的股权委托协议书。在后期合作过程中，薛克龙在管理长盛公司期间排挤同为股东的答辩人，将长盛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财务权紧紧地抓在手里，导致各股东对公司管理和财务账目一无所知，几位答辩人决定退股。经过几位股东与薛克龙协商，薛克龙答应支付给答辩人650万元的股权转让费，四答辩人让出股权，退出长盛公司。三位答辩人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夏建华为原始股东）在当初购买股权时已经支付了自己应该承担的所占股权比例的股款，整个购买股权所支付的500多万元的入股款都是三位答辩人支付，结合薛克龙支付给出卖人的款项（夏建华收到的323.65万元），可以证明，薛克龙并未支付任何购买股权的资金。而且，薛克龙代办股权购买行为期间，并未公开其购买股权时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以及花费资金，到现在三位答辩人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对于薛克龙将其支付的500多万元用于何处，无法查清。所以，真正欠入股股金的不是四位答辩人，而是薛克龙本人。薛克龙作为股东，要求四答辩人补齐转让款无事实依据，也无主体资格；二、薛克龙提起的反诉不属于反诉范畴，法院应该予以驳回。依据薛克龙提出的反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薛克龙提出的请求貌似是要求答辩人支付转让款，但其实是要求答辩人支付当初购买长盛公司股权时的出资款，其在反诉中属于偷换概念，但仍旧掩盖不了本案的事实。其反诉的请求及陈述的事实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8条、第94条的出资纠纷，确定案由应该为出资不足违约纠纷。我方提出的诉求及事实理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37条的规定，案由应该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反诉的构成要件是基于相同法律关系，两个人的请求之间有因果关系，两个请求基于相同事实。但薛克龙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却是在出资购买股权时出资不足的问题，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不属于同一事实，虽然是在经营长盛公司中发生的事情，但我方的起诉与薛克龙的反诉不属于相同的法律关系，两个诉讼之间无因果关系，也不是基于同样的事实。所以，薛克龙的反诉依法应该予以驳回；三、薛克龙的反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17年4月份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双方购买长盛公司股权的事情，如果答辩人不提起要求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起诉，薛克龙从来都未说过四位答辩人还欠有出资款未支付，这也是薛克龙提起反诉后答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如果四答辩人真有出资款未支付完毕，为什么薛克龙在四位答辩人退出长盛公司股权时，薛克龙不提出异议？在四答辩人要求以650万元的转让款转让股权时予以签字确认？如果薛克龙当年对四位答辩人的出资不满意，当年就可以不予合作，现今在拿着出资不足的事情说事，完全是颠倒黑白、背信弃义，违背诚信原则；四、基于薛克龙在反诉状中提出的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将长盛加油站所有股权一次性以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在该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四答辩人的股权即夏建华25%的股权、何健10%的股权、何国兴25%的股权、何心春25%的股权，股权价值共计是552.50元，但其该协议中并未有薛克龙的股权，可以说明薛克龙对于长盛加油站并未出资。基于三位答辩人出资500多万元的事实，另还在入股后投入了100多万元的流动资金，实际经营一年多时间，薛克龙管理财务及公司所有资金往来，并未给四答辩人进行分红，我方要求薛克龙一次性支付650万元的转让款，虽然超出实际股权价值552.5万元，但对于答辩人投入的资金总值是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所以，薛克龙才在签订协议时答应以650万元收购四答辩人的股权。其约定的分两次支付的时间（第一次500万元，第二次150万元），足以认定薛克龙对于当时以650万元的资金收购四答辩人的股权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五、四答辩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从薛克龙的反诉内容可以证明，薛克龙对于2018年9月2日双方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是无任何异议的，但违约的并不是四答辩人，而是薛克龙本人。该协议第5条约定，薛克龙需要支付500万元转让款过后，四答辩人才给其变更长盛公司所属的加油站的全部手续，全部手续办完后，薛克龙再支付剩余的150万元……，但本案的事实却是薛克龙在没有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私自登报将涉案的长盛公司加油站的所有公章及证照作废，在未通知任何股东的情况下，将长盛公司变更在自己的个人名下，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四位股东的权益，私自侵占了四答辩人的股权，其已经构成侵占别人财产的行为。在本案中，真正侵犯别人权利的是薛克龙，真正违约的也是薛克龙，应该在本诉中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基于薛克龙提出的诉求和理由与事实不符，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恳请法院驳回薛克龙的反诉请求，以保护答辩人的利益不受侵犯。针对薛克龙的反诉，长盛公司述称，股权转让与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无关，长盛公司没有盖章。针对薛克龙的反诉，何立述称，本人2017年4月份进入长盛公司至2017年7月份上班并担任法人，任职期间由我和何国兴共同管理记账事宜，后薛克龙擅自接管加油站的各项财务事宜，本人也受到排挤，所以后面退出加油站的经营管理，委托书在退出以后写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四原告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九组证据：第一组证据：麦盖提县人民政府批复一份。拟证明，长盛加油站的合法性，是经麦盖提县人民政府同意建立的。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公司股东股权证明一份。拟证明，2017年5月8日，长盛公司及法人何立盖章签名出具股权证明，各原告在长盛公司投入资金所占的股权的事实。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何立没有投资，投资款也没有80万，公司公章一直在夏建华手上，上面没有薛克龙的签字，四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该份协议不是2017年5月8日形成的，是2020年伪造的协议。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虽然该份证据有四原告及第三人何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但2017年5月8日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是第三人何立，该证据上加盖的公司公章仍在夏建华处，且该股权证明上并没有薛克龙的签字，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银行卡流水明细及微信转账截图七份。拟证明，2017年各原告出资入股打入薛克龙账号流水明细（总金额3608423元），何国兴给薛克龙现金60万元。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2017年4月8日收何文强（何心春儿子）50万元，4月15日收何文强30万元，5月22日收何国兴94万元，7月28日收薛圣凤（何心春女婿）50万元，9月11日收何文强30万元这五笔共计254万元（均为投资款），是薛克龙实际收到的，其余的不认可。何立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银行卡流水、微信转账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第四组证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2日四原告与薛克龙签订协议，将四原告在长盛公司所占的股权转让给薛克龙，薛克龙同意在变更手续后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650万元，但该款项薛克龙一直没有支付。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为650万元还包含薛克龙的15%股权，四原告占有85%股权，转让款应为552.5万元，四原告分别欠薛克龙、长盛公司入股款和油款等。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根据协议内容650万元是所有股权的转让价款，并不是四原告所转让的85%股权的价款。第五组证据：长盛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四原告已经将该公司变更至被告薛克龙名下，企业类型是自然人独资，加油站已经属于薛克龙所有的事实。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涉案交易是跟薛克龙进行的，与长盛公司无关。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六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四份。拟证明，何国兴代替薛克龙垫付油款后转为出资款，分别是2017年6月1日45万元、2017年7月6日484079元，2017年6月9日油罐材料款117700元，何国兴与薛克龙是儿女亲家关系，何国兴名下没有加油站。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何国兴与何文强还有其他加油站。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何国兴替薛克龙转账支付款项，并将该款项转为出资款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份。拟证明，薛克龙通过何文强向何心春支付三笔款项，分别是2018年9月5日支付的176358元，2018年10月26日支付的15万元，2019年4月20日支付的3万元，该三笔汇款属于薛克龙经营长盛公司支付给何文强的油款。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经核查转账记录与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金额相吻合，且从聊天内容来看该金额带有相应的计算依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八组证据：麦盖提县人民法院（2019）新3127民初96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薛克龙给夏建华支付入股资金323.65万元的事实。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判决书尚未生效。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该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暂无法认定薛克龙向夏建华支付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九组证据：保全保险单、委托代理合同、喀什中院（2020）新31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花去律师代理费25万元，采取保全措施花费了2.19万元。薛克龙、长盛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何立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薛克龙、长盛公司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十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加油站转让合同》一份。拟证明，薛克龙于2017年5月18日受让加油站。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如果是有关联性，也只能证明薛克龙跟其他股东以500万元收购的加油站。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农业银行卡流水明细。拟证明，何心春儿子何文强、何心春女婿薛圣凤向薛克龙支付转让款180万元，尚差20万元未支付；何国兴支付94万元转让款，尚差106万元未支付；何健8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原告和薛克龙之间没有约定800万元的事实，反而该份证据证明各方对于公司股权进行了资金投入，薛克龙主张的三原告欠其投资款是薛克龙自行计算所得，没有三原告方的确认，不能证明三原告欠其投资款的事实。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2018年9月2日薛克龙与夏建华、何健（何心龙）、何国兴、何心春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加油站所有资质手续、公章等在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约定每个股东的股权比例及股价，约定违约金，未约定付款期限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薛克龙应支付500万元后方可给其变更全部手续，但该协议签订后薛克龙没有支付任何转让款的情况下，隐瞒股东及法人何立利用其经营的便利私自报失证照及变更了公司工商登记的一切信息，将涉案公司以自然人独资的形式登记在其个人名下，应认定为薛克龙违约。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四组证据：农业银行手机短信。拟证明，薛克龙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通过何文强向何心春支付356358元转让款，向何国兴支付8180元转让款。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因为薛克龙和何文强之间还有生意往来，该笔款项是薛克龙给何文强支付的油款。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向何心春支付的356358元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向何国兴支付的8180元予以认定。第五组证据：油罐车买卖合同。拟证明，2019年7月19日何国兴将加油站的油罐车卖掉，但8.8万元卖车款被何国兴拿走，该款应抵薛克龙的转让款。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该买卖行为与本案无关，属于何国兴处分自有车辆的行为。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买卖行为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工资发放凭证、加油站保险单、工资报税明细、在职报销凭证。拟证明，在2018年9月2日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何国兴继续在加油站上班，何国兴等四人并未实际退出公司，并未向薛克龙交接股权。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恰恰证明何国兴是以提供劳务的方式在股权转让后在该公司工作，而不是以股东身份在该公司经营，如果是以股东身份经营公司，是不会以支付工资这种形式，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股权转让后何国兴被薛克龙聘请务工的事实。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何国兴以股东身份参与长盛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喀什日报四份（登报声明页面）。拟证明，夏建华等四人违约，不按协议约定交付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等，导致薛克龙加油站无法经营，经多次交涉，夏建华拒不交付，薛克龙没有办法只能登报声明后，重新审批更换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的问题也不认可，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薛克龙应支付500万元后给其变更全部手续，但该协议签订后薛克龙没有支付任何转让款的情况下，隐瞒股东及法人何立利用其经营的便利私自报失证照及变更了公司工商登记的一切信息，将涉案公司以自然人独资的形式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八组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在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后，没有履行协议，都没有将股权交接给薛克龙，夏建华一直不将公章、营业执照等交付给薛克龙，造成公司业务无法正常运行。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微信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薛克龙要证明的问题，恰恰证明涉案公司的证照办理已经登记在薛克龙名下，而薛克龙没有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何立质证称，对该证据不知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没有履行协议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第九组证据：长盛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5月16日薛克龙工商局登记持股100%。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同时也可以证明薛克龙已将长盛公司归于个人名下，该公司在股东权益未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就将股权登记在薛克龙名下应该承担与薛克龙同等的支付义务。何立质证称，对工商登记信息认可，但对实际持有股权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十组证据：《委托书》一份。拟证明，何立于2017年5月20日将长盛公司所有业务委托给薛克龙全权负责，何立签字按手印，并加盖公司公章，该公章一直在夏建华处。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当时何立是受到薛克龙强迫、霸占、威胁，该份证据恰恰证明薛克龙受何立及长盛公司的委托，只有业务经营权，而不能借此侵占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及所有权。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先决条件是签署委托书之后我才能退出，所以本身是被胁迫的，把时间往前调了，实际出具委托书时间应该在2017年7月份。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十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卡流水明细。拟证明，何立入股时款项交给何国兴，但何国兴至今未交给薛克龙，何立于2017年9月8日将其长盛公司10%股权转让给薛克龙，何立收取薛克龙75万元转让款。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定，因为该份证据是薛克龙与何立之间的事宜，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是本人签的，但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才签的，当时他打给我的这个款是由薛圣凤打给薛克龙的，75万元我已收到，委托书也是跟这个是同时签的，当时签委托书我仅仅代表我个人，一次性支付70万元，剩余的5万等变更之后支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变更，后追讨才要回这剩余的5万。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十二组证据：何立出具的《声明书》一份。拟证明，何立的法定代表人系挂名，何立将法定代表人的业务全部委托给薛克龙，公章在夏建华手上掌控。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薛克龙明知何立是挂名而签订系列的文书明显就是侵犯各股东的权益。何立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向薛克龙追讨5万元尾款的时候，逼迫我必须写这份声明书才可以把剩余的5万元尾款转给我，我认为这份《声明书》跟本案无关。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第十三组证据：新B·212**油罐车照片、清单、营业执照、微信账单详情。拟证明，油罐车是我们公司的，2019年7月19日何国兴将油罐车卖掉。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实油罐车属于薛克龙或者长盛公司所有，挂靠合同是挂靠公司与何国兴签订的，并非与长盛公司签订，所以薛克龙提供不了挂靠合同，而且油罐车办理过户手续时也是何国兴亲自办理，与本案无关。何立质证称，该份证据我不知情，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车辆照片、营业执照、微信账单详情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买卖行为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何立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日，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转让方）与薛克龙（收购方）签订《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将长盛公司所有股权一次性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收购方，包括加油站的所有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给收购方，并签订协议起立即交付；转让方保证所有转让给收购方的股权，是转让方拥有的股权，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造事方承担；长盛加油站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先付转让款500万元，等加油站全部手续变更到收购方名下时，将剩余150万元在10天之内全部付清，变更加油站所有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均由转让方承担（包括各项税收）；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违约方应负法律责任并支付因违约而产生的所有费用；该协议第七条分别载明转让方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及金额，并签字按手印，分别是夏建华股权25%、162.5万元，何心春股权25%、162.5万元，何健（何心龙）股权10%、65万元，何国兴股权25%、162.5万元；第八条收购方处由薛克龙签字按手印。该协议签订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将加油站所有有关资质手续如土地证、房产证、公章、财务章等交付给薛克龙，薛克龙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11月3日、11月8日、11月14日在喀什日报登报声明作废长盛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并重新更换。2018年11月6日对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何立变更为薛克龙，同时变更登记公司经营范围。2019年1月2日薛克龙向何国兴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8180元。另查明，2017年4月薛克龙与隐名股东夏建华（当时持有58%股权）协商转让长盛公司股权事宜，于4月9日薛克龙向夏建华支付定金40万元。2017年5月18日薛克龙与长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福康及股东陈宇（工商登记100%股权）、吴云亮（隐名股东）、陈启祥（隐名股东）、薛小明（隐名股东）等五人签订《加油站转让合同》，约定将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全部资产及该加油站的各项经营资质与权利转让给薛克龙，转让费为50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儿子何文强银行账户向薛克龙分别于2017年4月8日转账50万元、4月15日转账30万元、5月18日分两次转账70万元、9月11日转账30万元，何心春通过其女婿薛圣风于2017年7月28日向薛克龙转账50万元，何国兴于2017年5月22日向薛克龙转账94万元，何心春、何国兴于2017年4月15日在长盛加油站二楼给薛克龙100万元现金。还查明，长盛公司2014年3月28日登记成立，公司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为薛克龙。再查明，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为申请财产保全，并向本院缴纳保全费5000元，支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69万元。原告夏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因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夏建华对此也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要求薛克龙及长盛公司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薛克龙要求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206万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违约责任应当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与薛克龙签订的《内部股东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前长盛公司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夏建华25%、何健10%、何国兴25%、何心春25%、薛克龙15%，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长盛公司（长盛加油站）的所有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收购方薛克龙，即由薛克龙收购前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等四名股东持有的长盛公司85%股权。关于转让对价的问题，协议中约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为650万元，但该协议第7条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签字确认转让款金额合计为552.5万元，以此可以认定长盛公司所有股权转让款650万元是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所转让的85%的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与薛克龙自己持有的15%股权价值97.5万元之和。因此，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获得的对价为552.5万元。虽然薛克龙主张《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后通过何文强（何心春之子）向何心春支付356358元转让款，但根据薛克龙及其妻子与何文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356358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薛克龙在经营长盛公司支付给何文强的油款，与本案无关，对此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薛克龙于2019年1月2日向何国兴转账支付8180元，对此何国兴也未否认，应当认定为薛克龙向何国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中应扣减该8180元。薛克龙应当向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内部股东转让协议》在长盛公司的全体股东之间签订，长盛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或者履行主体，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长盛公司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薛克龙主张其于2017年受让长盛公司75%股权后，将60%股权转让给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并要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转让款206万元。对此薛克龙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薛克龙始称长盛公司折价800万元，后又称长盛公司的75%股权按800万元计算，前后陈述并不一致。薛克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同时，对薛克龙的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抗辩称，其为2017年长盛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薛克龙、何国兴、何心春三人提交的银行卡流水显示，2017年薛克龙向长盛公司原股东支付的股权受让款先由何国兴、何心春转账给薛克龙，后由薛克龙向原股东夏建华、吴章兴、陈宇、吴云亮、薛小明支付，资金流向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抗辩主张一致；退一步讲，薛克龙与何立于2017年9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薛克龙从何立处受让长盛公司10%的股权，转让费用为原股金70万元，另补贴5万元，共计75万元，即股金单价为7万元。根据该约定，即使薛克龙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何立持有的长盛公司60%股权总股金是420万元。而何国兴、何心春以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薛克龙支付的款项已超过420万元，无法认定其欠薛克龙股权转让款。且2019年9月2日签订涉案《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时薛克龙并未主张2017年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以反诉请求提出，不符合常理。故，薛克龙反诉请求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6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股权具有财产权和社员权的双重属性，其核心权利是公司的财产权、经营决策权等。股权转让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其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有偿转让给其他股东或第三者的法律行为。转让方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让股权的义务，受让方则享有取得股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根据涉案《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于《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签订时向薛克龙交付长盛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实属违约，依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薛克龙2018年10月、11月对长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开户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税控IC卡等登报声明作废，并进行了更换，合同得以继续履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亦已成就，但其至今未支付转让款551.682万元，亦属违约。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均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根据合同义务分配情况、合同履行程度以及各方违约大小综合考虑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相比较而言，薛克龙已对相关证照、印章等进行了更换，表明薛克龙已实际经营管理长盛公司并控制该公司相关财产，其主要合同目的已实现，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按约定交付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对薛克龙接管长盛公司以后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有限，其违约不能认定为重大违约。而薛克龙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是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但其至今未支付，数额较大，时间已超过两年，已构成重大违约。《内部股东转让协议》约定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30%，案涉协议总价款为552.5万元，各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对方违约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因此各违约方承担的违约金应当不能超过165.75万元（552.5万元＊30%）。经释明，薛克龙对违约金数额、计算依据未提出异议，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对薛克龙主张的违约金提出异议。本院结合涉案协议约定、履行情况、违约情况及责任大小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划分各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薛克龙应当承担违约金165.75万元（552.5万元＊30%），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应承担违约金82.875万元（552.5万元＊30%＊50%）。另，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主张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由薛克龙承担。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该办法第十条规定保全费属于申请费，故保全费在诉讼费范围，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败诉方承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未提交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凭证，且双方对此并无明确约定。诉讼保全保险费是申请保全人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购买，但保全措施的担保存在多种方式，诉讼保全保险费并不属于必然支出的费用。故，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关于由薛克龙负担25万元律师代理费及诉讼保全保险费1.69万元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551.682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向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违约金165.75万元；三、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向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支付违约金82.875万元；上述二、三项相互抵消后，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向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支付违约金82.875万元（165.75万元-82.875万元），此款项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薛克龙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0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5950元，由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负担10711元，薛克龙负担6523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40元，由薛克龙负担15422元，夏建华、何健、何国兴、何心春负担40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阿卜杜克热木图尔荪审  判  员   胡   美   媛人民 陪 审员   李   政   义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书  记  员   阿迪莱阿卜杜克热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