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3民终19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会，女，196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68********。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朋列，重庆伟豪(江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宏富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6761389231。 负责人：周建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德志，男，197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该行员工，住重庆市涪陵区，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71********。 原审被告：况代军(黄永会之夫)，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公民身份号码512301197********。 上诉人黄永会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及原审被告况代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永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朋列，被上诉人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德志，原审被告况代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永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渝0102民初99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应当按照常理推定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之后的数天之内。法院受理案件时，应当按照年度编排案号。如果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是在2020年3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并由其依法受理，那么一审法院有义务对其具状日期进行审查。当其发现该银行的具状日期与受理案件日期之间相距长达7个月且已经跨年时，一审法院有责任和义务要求该银行更改具状日期。否则，一审法院就此问题存在“瓜田李下”之嫌，难以“自证清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按照“趋利避害”的常识判断，一审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原则上不应当在该问题上而无视该不利因素而“主动陷自己于不利”。基于此常识，我有理由确信：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日期应当是被上诉人具状日期2019年8月30日之后的数天之内。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对本案的受理日期与具状日期之间存在较大时间跨度的解释违背了客观事实。一审的庭审中，我方的代理人就本案的受理日期与具状日期之间存在的较大时间跨度的问题向承办法官提出合理质疑，承办法官解释称:因受疫情影响，一审法院才在2020年3月受理本案。事实上，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于2020年1月24日发布了渝肺炎组发【2020】2号通知，宣布重庆市于2020年1月24日起，在全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该日期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具状日期之间相差接近5个月，即2019年8月30日全国并未发生疫情。故，一审法院承办法官以“疫情影响”作为解释本案的受理日期与具状日期之间存在较大时间跨度的理由不成立。二、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程序严重违法。依据前述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程序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第123条、民诉法第20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其受理本案的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时，发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诉讼时效即将届满时，应尽快受理立案，而不是拖延长达接近5个月之久才予以立案。如该银行的材料需要补正，应一次性告知予以补正，给予其补正期限，该银行不予补正的，裁定不予立案。四、一审法院在本案宣判后，没有依法向我送达判决书。本案开庭后，我本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多次按照其《传票》上预留的联系电话主动与一审法院的承办法官联系，其告知:其没有管这件事，会告诉其书记员处理。但是直到2020年6月18日，我及其诉讼代理人均未收到本案判决书。2020年6月19日，我的诉讼代理人亲赴一审法院签领本案判决书，送达人则告诉其诉讼代理人:本案已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宣判，且已经超过了上诉期。我认为:一审法院在作出本案的判决书之后，并未按照民诉法第148条的规定，向我及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判决书。一审法院的做法程序严重违法。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讼时效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起诉前已经届满，成为自然之债，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援引法释(1999)7号判决本案错误。最高法(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中明确地解释了“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要求“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本案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于2016年12月20日向况代军、黄永会发送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恰好欠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的要件，并不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2016年12月20日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产生时效的中断、中止的效力，则该诉讼时效也应当在2019年12月20日届满。同时，按照一审法院法官解释，本案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3条、民诉法解释第208条规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在2020年起诉，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此外，按照《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诉讼时效的解释)之相关规定，本案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行为并不当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同时，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一审法院的法官没有优先适用后颁布施行的(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和诉讼时效的解释，而是优先适用了法释(1999)7号，也违背了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院认定“2012年12月27日，被告返还了借款本金5000元，尚欠借款本金11万元，但是没有返还还尚欠的借款本息”错误。我在签收本案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已明确向本案承办法官说明，在借款期限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已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5条的规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作为该证据的控制人，有义务向一审法院举示该证据，否则就应当推定该主张成立。但是，该银行并未依法举示相应的证据，而是口头予以否认，且一审法院的承办法官竟然以其口头否认作出了认定。庭审中，黄永会明确表示经一审法院听证后处理，放弃对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部分的上诉。 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答辩称，我行是2019年10月17日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是在2019年12月20日经过，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经过的情形。关于况代军、黄永会偿还利息的情况，我行已经在一审中提供证明予以证明。黄永会的上诉请求的事实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况代军陈述称，同意黄永会的意见。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况代军、黄永会立即偿还其借款本金11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3月29日起至2012年12月27日止，以本金11.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625‰计算；从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4年3月28日止，以本金1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625‰计算；从2014年3月2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本金1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625‰上浮50%计算的利息和复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21日，况代军、黄永会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申请贷款养猪，2011年3月29日，双方签订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涪陵支行2011年个贷字第241303201120XXXX号”《个人贷款合同》，合同约定，况代军、黄永会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借款11.5万元，借款用途为养猪，借款利率为月利率7.625‰，借款期限为36个月，即自2011年3月29日到2014年3月28日，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本金分期还款，于2012年3月28日归还本金5000元，2013年3月28日归还本金1万元，2014年3月28日归还本金10万元；同时约定，如不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的罚息在贷款利率上加收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双方在《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上签字或盖章，况代军、黄永会还加盖了拇印。合同签订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将借款11.5万元支付给了况代军在该行尾号为0733的银行账号上。2012年12月27日，况代军返还了借款本金5000元，尚欠借款本金11万元，但是没有按照约定按季支付相应的贷款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况代军、黄永会没有返还尚欠的借款本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多次催收，2016年12月20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向况代军、黄永会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况代军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并加盖拇印。后况代军、黄永会仍然没有返还借款本息。 原审另查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原名重庆市涪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8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支行，后经批准，升格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支付利息。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法定无效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该严格认真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况代军、黄永会作为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在借款到期后具有按约返还借款本息的义务，但况代军、黄永会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到期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返还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况代军、黄永会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返还借款本息的违约责任，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要求其返还尚欠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况代军、黄永会抗辩提出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查明事实表明，对况代军、黄永会所欠借款，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曾向况代军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亦有况代军的签字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况代军在2016年12月20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字，应当视为其对所欠借款的重新确认。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向法院提交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况代军、黄永会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 应当指出的是，黄永会未作答辩，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也未到庭参加诉讼，其行为应视为对举证、质证抗辩权权利的放弃，且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系不尊重诉讼秩序，对此应予严肃批评，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诉讼后果，由黄永会自行承担。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况代军、黄永会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借款本金11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3月30日起至2012年12月27日止，以本金11.5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4年3月28日止，以本金11万元为基数，均按月利率7.625‰计算；从2014年3月29日起至付清日止，以本金11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7.625‰上浮50%计算的利息，以及以借款期内未按时支付的利息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的复利。二、驳回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4640元，减半收取2320元，由况代军、黄永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黄永会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1、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2、合同期间利息支付情况。 本院具体评述如下：“时效制度是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公益上之理由而设”，诉讼时效制度的首要功能即维护社会公益，其价值目标是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内对公平与效率价值目标衡量、对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衡量、对权利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衡量以及对个体利益之间的衡量。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眠于权利之上”的权利人不予保护，又要依据诚实信用的原则避免这一制度的不当适用，成为义务人故意逃避债务的工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该批复规定借款人在上述通知单上签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中断)的法律后果。催款通知书是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的催告文书，是用以证明主张权利的一种手段，催款通知书具有一定格式性质，因其内容简短、易懂、适合邮寄及携带已被各金融机构采用，在证明主张权利、恢复诉讼时效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本案中，2016年12月20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向况代军、黄永会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况代军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并加盖拇印的行为，构成了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故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在2019年10月17日的起诉，涉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同时，因黄永会一审期间未就案涉债权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证明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黄永会主张案涉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黄永会主张偿还了合同期间的利息，其未举证证明，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行有证据的否认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黄永会的该部分上诉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黄永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42元，由上诉人黄永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镝鸣 审 判 员 陈江平 审 判 员 项江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邬昌杰 书 记 员 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