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甘12行终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1989午11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法定代表人高某。 原审第三人刘某。地址：甘肃省徽县。 委托代理人史某，甘肃兴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某，甘肃兴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叶某诉被上诉人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陇南交警支队)行政登记违法一案，不服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4行初22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办理车牌号×××机动车登记违法；2.判决被告撤销车牌号×××的机动车登记，并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登记给原告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壹仟万元。理由：原告于2019年6月购置了雷克萨斯小轿车一辆（发动机号码：1LR0001509，车架号码：JTHHX8BH8AA000001）。该车辆于2011年1月28日运抵中国上海海关，由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当日办结进口手续。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为该车辆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2020年6月2日原告购买车辆拖车保险时，保险公司客服人员反馈有一辆与原告车辆车架号信息一致的车辆，存在他人伪造原告车辆车架号信息的情况。后原告在深圳发现与原告车辆的识别代码一致的案涉车辆（车牌×××，车架号JTHHX8BH8AA000001）。原告认为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办理涉案车辆登记注册过程中未严格审查，依据虚假的申请材料，将原告所有车辆的车架号为涉案车辆办理了注册登记，登记行为违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证明自己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与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的公民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立案的，应当依法驳回起诉。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系被告对第三人的×××号机动车进行注册登记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注册登记的×××号机动车与自己所购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相同，对其造成影响，且提供了所购车辆交强险保单、车辆鉴定意见书和公证书等证据。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虽然能够证实存在与×××号机动车车架号、发动机号相同的车辆，但因其未提交该车购车发票和证实该车所有权已因买卖归属自己的证明材料，即未能有效证实其是该车辆的所有人，故不能认定其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据此，原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叶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叶某上诉请求：l.撤销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4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在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是错误的，同时一审法院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视而不见，在明知道第三人刘某的车辆可能存在伪造、变造车袈号信息，并通过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行为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是错误的，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上诉人系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上诉人于2019年6月购置了雷克萨斯牌小轿车一辆(发动机号码：1LR0001509；车架号码：JTHEX8BH8AA000001)，该车辆于2011年1月28日运抵中国人是共和国上海海关，由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当日办结进口手续，《进口证明书》7-H22110022607号。上诉人于2019年8月26日为该车辆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亦明确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拥有与第三人×××车牌号相同车架号、发动机号的车辆，并且该车辆至仍由上诉人合法占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证明是车辆所有。权人明显自相矛盾并与客观事实相悖。另外，经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刘某的车辆与上诉人所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一致，均为JTHHX8BH8从000001，且交警支队为该车辆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是否真实，交警支队为涉案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是否违法，将直接影响上诉人使用本人所有车辆的权益，在被上诉人登记行为未撤销情况下，上诉人车辆将无法办理机动车登记(同一车架号车辆不可能同时进行两辆汽车登记)，因此上诉人与交警支队为涉案车辆办理注册登记的行为具有害关系，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载定错误，应予以依法撤销。二、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交警支队为涉案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行为可能违法。为查明真相，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车辆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罔顾事实与证据，未受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并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错误。车辆识别代码是制造厂商为识别而给车辆指定的编码，具有对车辆的唯一识别性。鉴于上诉人所有的车辆与涉案车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车辆识别代码一致，为查明真相，上诉人已委托具有资质鉴定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确认上诉人所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不存在加工、打磨等改动痕迹。进而可判定，除非制造厂商在生产两台车辆时使用了同样的车辆识别代码，否则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应为伪造的。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很可能是伪造的情况下，上诉人于2020年8月14日向一审法院依法提出车辆鉴定申请，申请鉴定涉案车辆是否存加工、打磨等改动痕迹，通过车辆鉴定，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码是否真实、交警支队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一验可知。但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述材料后拒绝对第三人车辆进行核验，严重违背其国家行政机关职责。一审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在明知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对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进行回避，对于可清楚查明并纠正的违法行为，反而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明显罔顾事实与证据，应予以依法撤销。故请求撤销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2020)甘1224行初22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原审第三人刘某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正确，被答辩人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被答辩人在原审过程中自述其车辆是从别处购得，却无法提供转让合同，也无购车发票、货物进口说明书等材料，不能证明其已合法取得该车辆所有权，其提交的鉴定报告和公证书系其单方面所为，程序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这两份证据仅对车辆的情况进行了鉴定和公证，均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与涉案车辆之间的关系，更不能证明被答辩人就是涉案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因此被答辩人与本案所涉行政登记行为无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被答辩人起诉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被答辩人无权要求对第三人的车辆进行鉴定，原审法院未受理其鉴定申请正确。本案是行政诉讼，法院应对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对答辩人的车辆一致性进行鉴定，且被答辩人应自行提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其在自己车辆的一致性不能确定，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反过来要求对答辩人的车辆进行鉴定，用来证明自己主张的行为已超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应得到支持。三、被答辩人所诉与事实不符，答辩人对涉案车辆享有合法的所有权。答辩人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了涉案车辆(发动机号：lLR0001509；车架号码：JTHHX8BH8AA000001)后，向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了购车发票、货物进口说明书等真实材料，车辆亦经过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陇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过严格审查后依法为车辆办理了注册登记，答辩人对车辆享有合法所有权，现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伪造其车辆车架号信息、提供虚假材料、陇南市交警支队办理注册登记中未严格审查，纯属捏造事实、子虚乌有，答辩人保留追究其侵害名誉权的权利。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要求对答辩人车辆进行检测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所诉无事实和证据支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公正，请求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被诉行政行为系陇南交警支队对原审第三人刘某的×××号机动车进行注册登记的行为。上诉人叶某认为其所拥有的车辆与刘某×××号车辆车架号、发动机号相同，刘某的车辆可能存在伪造、变造车架号信息，并通过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行为的情形。上诉人叶某的上述主张虽然提供了购买车辆交强险保单、车辆鉴定意见书和公证书等证据，但未能提供车辆买卖合同、购车发票、车辆进口说明书等材料，即未能提供其是该车辆合法所有人的有效证据，故不能认定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原审裁定驳其回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叶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叶某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彩霞 审判员  张曜曦 审判员  李海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龙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