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24民初3965号原告：姚万志，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中军，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被告：姚超，男,196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被告：射阳县特庸镇红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在江苏省射阳县特庸镇红旗居委会**。法定代表人：姚俊田，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爱友，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万志与被告孙中军、姚超、射阳县特庸镇红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红旗居委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万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杰，被告孙中军、姚超、红旗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爱友到庭参加诉讼。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万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杰，被告红旗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姚俊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爱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中军、姚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万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医药费18273.86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份，被告红旗居委会因拓宽六组境内的道路需要砍伐路边的树木，后由被告姚超、孙中军负责砍伐，被告姚超、孙中军又雇佣原告姚万志、孙某1、丁某等人一起帮其砍伐树木。2018年7月12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原告姚万志在砍树的过程中因锯下的树砸导致原告姚万志受伤。后原告被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这次事故致原告右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等严重后果。原告受伤后已不能从事任何事务，但三被告在原告受伤后未支付过任何费用，还互相推脱责任，原告多次要求三被告赔偿未果。因原告目前腿部内固定还未取出，无法做伤残鉴定，原告对伤残等事项继续保留诉权，现仅就医疗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孙中军、姚超辩称，因特洋道路拓宽需要红旗居委会将林木砍伐招标，由我们两人合伙竞拍所中，我们与红旗居委会签订采伐合同。合同中明确居委会应负责清理障碍物和解决砍伐过程中与群众的矛盾（含移动、电信路线），我们将砍伐分为两段进行，第一段为特庸大沟西已砍伐结束，在该段砍伐时我们也没有找姚万志砍伐，而是找丁某，由丁某组织砍伐人员。第二段为特庸大沟东，有很多移动、电信线路，无法砍伐，因此我们及时停止了砍伐，多次要求村委会清障。大约一个星期后，村委会找来移动、电信两个单位，现场指挥，由村委会直接和姚万志他们谈好价钱进行采伐，期间我们与姚万志没有签订协议和合同，没有责任关系。报警时，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明确说明是为村里砍树发生的事故，丁某的证明材料里也说是因网线弹起所致，而清障的责任是由居委会负责，综上，本次事故原因系砍伐时没有清障，与我们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红旗居委会辩称，原告与我方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我方与被告姚超签订林木采伐委托合同，与被告姚超形成林木采伐发承包（转让）合同关系，依照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方应为雇工购买意外险，如承包方未购买意外险，其人员一切伤亡及意外事故均由承包方负责，与我方无关。合同另约定，承包方应组织有施工经验的人员进行施工。本案中原告受伤的原因之一是原告自己可能存在操作不当，同时射阳县电信局特庸分局、射阳县特庸移动分公司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线路影响到林木砍伐，在清障时未能尽到监督职责，因此也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我方对原告受伤没有责任，请求法院依法界定本案各方责任。姚万志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1、证据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证明2018年7月12日下午原告在帮被告砍树的过程中被倒下的树砸伤，该树木所有权属于被告红旗居委会，具体承包砍树的人是孙中军和姚超；证据二，门诊病历、诊断书、影像报告单、出院记录、用药清单，证明原告受伤后治疗情况；3、证据三，医疗费发票原件8张，合计18273.86元。4、证据四，2018年6月4日林木采伐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居委会与姚超、孙中军签订林木采伐合同，以及约定的内容；5、证据五，居委会出具的追加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等人是受雇于姚超孙中军，后在三被告的指挥下砍树受伤。红旗居委会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四无异议，认为和姚万志之间没有直接发生劳务关系，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电信、移动的现场指挥人员指令不当，证据五是居委会出具的，类同于情况说明，认为应当将特庸移动和特庸电信追加为被告。孙中军、姚超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对证据四，我们和原告没有发生直接劳务关系，没有任何合同和协议存在，第二段树木我们已经停止砍伐工作，所以姚万志和我们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劳务关系，我们不承担责任。红旗居委会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1、证据一，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林木采伐行为合法性；2、证据二，林木采伐合同。姚万志、孙中军、姚超均无异议。孙中军、姚超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丁某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因网线弹起所发生事故，其责任在村委会监管不严，移动电信指挥不当，当事人粗心大意，与被告孙中军、姚超无关。经被告孙中军、姚超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丁正东、姚超、孙汉国、姚万志在射阳县公安局特庸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丁某在询问笔录中称：我和姚万志是工友，姚超和孙中军承包了红旗村的树，让我们锯树，发现有树被电信和移动的线缠住，我们就向姚超反映，姚超就找村主任姚俊田，村里加了2000元钱，姚俊田找移动和电信的人，经协商移动和电信人协助我们在不动电线的前提下锯树，后来姚万志因锯树受伤送医。姚超在询问笔录中称：我和孙中军在砍到有移动和电信的电线的树时，我们就停工了。我和孙中军找了村干部，让他们按照协议清理障碍，村干部与移动、电信的人协商移动电线无果，就加钱让原告等人锯树，后来姚万志也因此受伤。是村里安排并牵头协调在未移动电信和移动的线路的情况下锯树的。孙某2在询问笔录中称：我和姚万志等五人被姚超喊去锯树，标准是30块钱一吨。当时姚万志和姚超说要把移动和电信的线下到地上再锯树，但是移动和电信的人说不好下，移动和电信的领导说他们配合我们锯树。锯树时姚万志锯树，我和丁某、孙某1、徐某还有移动、电信的人拽树，树倒下来姚万志没有躲开，被砸伤了腿。姚万志在询问笔录中称：我和其他四人被孙中军、姚超雇佣砍树，后来发现有树上缠着电信、移动的线，砍树会把电缆砸断，姚超说让移动和电信把线拿下来再锯。我们村的主任姚俊田和我们说他已经和电信、移动的人说好把线拿下来了，但电信、移动的没弄，村里着急修路，姚俊田就让我们先弄，并加我们五个人两千元的工资，电线的事情由他们村委会去沟通。后来砍树我因为没躲开被砸伤了右腿。树上有电线的树是姚俊田让我砍的，加了我们两千元工钱。姚超和村里有协议，怕树把电缆砸断了说不清楚，所以没有让我们砍树。对于询问笔录，姚万志的质证意见为：对丁某、姚超的笔录无异议，可以证明我是受姚超、孙中军、红旗居委会的共同雇佣进行砍树；对于孙某2的笔录我认为基本是事实，但其叙述不完整，事实上我是受三被告的共同雇佣进行砍伐树木；我本人的笔录反映了我受姚超、孙中军的雇佣砍树，在后期砍树的过程中因涉及电缆问题，被告红旗居委会以增加劳务费的方式，让我们继续砍树，我砍树的行为是受三被告共同雇佣所形成的雇佣关系，三被告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询问笔录，红旗居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于丁某、姚超的笔录无异议；对于姚万志在笔录和庭审中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请求法庭进行评判。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姚万志是受姚超和孙中军雇佣的，在砍伐过程中由于电信和移动的电缆妨碍了砍伐树木，我方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协调电信和移动部门参与砍伐树木，询问笔录虽然证明我方同意增加2000元，但该行为并不会让姚万志等人与我方之间成立劳务关系。对询问笔录，孙中军、姚超未作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红旗居委会因拓宽特洋路需要，于2018年6月4日与姚超、孙中军签订林木采伐合同一份，约定将特洋路两边林木约9亩的林木所有权以11.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中军、姚超，由姚超、孙中军自行组织人员在2018年6月20日前采伐结束，合同另约定射阳县特庸镇红旗社区居民委员会徐负责障碍物的清理（含电信线、移动线）。2018年6月份，孙中军、姚超与丁某、姚万志、孙某1、徐某等人达成协议，由上述几人负责砍伐上述路段的树木，报酬按吨计算。后在砍伐事发路段树木时，因受移动、电信线路影响，存在安全隐患，孙中军、姚超要求工人停止砍伐工作，并要求红旗居委会按合同约定清除障碍。2018年7月12日，红旗居委会通过约定支付姚万志等人2000元的方式，要求姚万志等人继续砍伐工作。在砍伐过程中，锯下的树被网线弹起砸到了姚万志，姚万志因此受伤，被送往射阳县益康医院治疗，诊断为：右股骨下段粉碎性骨折，于当日入院，并于当日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于2018年7月28日出院，住院16天，共产生医疗费18273.86元，扣除已报销部分，实际支付18219.02元。又查明，红旗居委会于2018年4月2日办理苏射林采字【2018】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允许在红旗居委会特洋路两侧采伐。另，原告姚万志在庭审中陈述：“…姚超、孙中军和我、丁某、孙某1都在姚超家对面饭店姚老板请客吃饭，孙老板拍着胸口说他们负责，这种情况下我才答应砍树的，当时谈大材30一吨，小材100一吨。第一段就给了小材的钱，钱是给丁某的，但这个钱是给油锯加油用的，没有分。大材的钱还没有给，一直到最后才给，我和丁某、孙某1、徐某，我们四个人按照工作量平分….”。红旗居委会法定代表人姚俊田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杨树在招标过程中，被姚超投标竞取，姚超在砍伐杨树过程中从刘其兵家至机场路这一段已经砍伐完毕，自刘其兵家向东至地龙河墙这段树木因上面有移动和电信的电缆线，而导致姚超无法砍伐，他本人找到我们居委会经多次协商要求退还刘其兵至树的价格，但由于我们当时工期比较紧，我们居委会就此研究了意见，当时就通知了电信部门和移动部门要把线弄下来给姚超施工砍伐，但在我们多次催促电信和移动他们没有来，就在姚万志出事的前一天我们居委会就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调动了挖机将移动和电信的线路强制拆下，…他们两家派出施工人员现场监督安全工作。然后就在姚超不认可砍伐的情况下，砍伐树的工头丁某就提出了要求，说移动和电信线路落不下就为我们砍伐，误工造成时间长希望我们居委会能够再给5000元的误工费…当时我就和他们再次协商2000元误工费达成协议，但是我强调钱不是我们雇佣的关系，我们只承认是误工费”。本院认为，一、关于孙中军、姚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孙中军、姚超与红旗居委会签订了树木采伐合同，但是在砍伐工作进行中，发现因线路缠在树上，可能存在危险时，及时停止工人砍伐工作，并依照合同要求红旗居委会清理障碍，在障碍尚未清理完成的情况下，也未要求工人继续砍伐工作，应当认定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与管理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孙中军、姚超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本案中姚万志与红旗居委会的关系问题。红旗居委会虽与孙中军、姚超签订了林木采伐合同，但是在孙中军、姚超发现安全隐患，组织工人停止砍伐工作后，红旗居委会因急于完成施工，要求姚万志、丁某、孙某1、徐某等人继续砍伐部分路段树木，并承诺支付2000元报酬，姚万志等人自带设备以自己的技术进行砍伐工作，所得报酬按工作量平分。本院认定红旗居委会与姚万志、丁某、孙某1、徐某之间构成承揽关系。三、关于本案中姚万志与红旗居委会的责任认定问题。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红旗居委会在明知线路尚未清理、安全隐患尚未消除继续砍伐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指示原告等人进行砍伐工作，对于指示存在过失，最终致使原告受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红旗居委会的过失程度，本院酌定红旗居委会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姚万志医疗费7287.61元（18219.02*4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射阳县特庸镇红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姚万志医药费7287.61元；二、驳回原告姚万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元，减半收取113元，由原告姚万志负担68元，被告射阳县特庸镇红旗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胡耀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何海玉书 记 员 孙 敏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二条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