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426民申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杜某某，女，汉族，1950年12月25日出生，无业，住黎城县，公民身份证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张某1，男，汉族，1976年6月17日出生，务农，住黎城县，公民身份证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张某2，男，汉族，1965年3月6日出生，务农，住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公民身份证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某某，男，汉族，1969年3月1日出生，务农，现住黎城县，公民身份证号：×××。再审申请人杜某某、张某1、张某2与被申请人杨某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杜某某、张某1、张某2申请再审称，一、请求撤销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并予以再审；二、依法判决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进行清算，并分割合伙财产；三、原审和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的调解活动，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45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裁判”。本案于2020年5月21日上午8时30分开庭，一直持续至深夜22时30分许，其中，中午就餐时间约2小时，庭审时间约6小时，调解时间约6小时。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主审法官多次阻止再审申请人杜某某和张某1发表调解意见，并进行训斥。当张某2提出“今天不调了，让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说！”又被主审法官严厉训斥，并威胁说：“如果调不成，若判的话！我一个人说了算，不会征求你们意见的”。之后，张某2提出要去厕所解手，再次被主审法官严厉训斥：“出去干啥？坐下！”公然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郝某某系再审申请人杜某某的丈夫。在本案中，他仅仅是一位证人，并非本案当事人。然而，主审法院只允许郝某某发言，并提出调解意见，其他三位再审申请人的意见一概不听，而且还多次训斥。我方代理律师提出一些意见，也被无理否决！并严厉告诫：“你是在灭火，还是在点火？”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即使郝某某系受邀参与调解，也仅仅是“协助调解”，而不是全权代表或者特别授权代理人（事实上也无特别授权）。本案主审法官只听从郝某某的意见，完全违背了三位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之，郝某某、杜某某均为70多岁的老年人，从庭审到调解，中午也未休息，一天下来，持续长达14个多小时，已经体力不支，坐立不安！据证人郝某某事后回忆：“当时，因主审法官软硬兼施，调解时间过长，我已头昏脑涨，心跳加剧！主审法官说甚！我都记不清了，一心想尽快结束调解，离开现场，这次不行，还可以上诉”。在此情形下，主审法官将拟好的口头调解方案连续询问郝某某的意见，郝说：“行，就这样吧！”其他三位再审申请人未表态，其中，张某2是被对方律师拽进法庭在调解书上签的字。调解结束后的次日（周五），三位再审申请人反悔，并向主审法官和本方律师打电话，表示被主审法官和郝某某误导！对调解结果十分不满，要求依法判决！周一，三位再审申请人和证人又到黎城法院拜见了主审法官，并对当时调解情况进行了回顾和说明，对本次调解以及所形成的调解结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之后，又以集体拒收调解书的形式，再次表示抗议！由此可见，原审法院的调解活动，严重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二、原审法院的调解活动，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原审法院违法强迫调解。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本案的调解意见及其形成过程，正如前述，是在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强迫调解的结果，是在主审法官和郝某某的误导和裹挟下的结果。（二）原审法院未告知当事人各方签字后调解生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１、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２、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３、能够及时履行的案件；４、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本案并非属于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件类型。从该条第１至３项的列举行规定来看，只有调解和好的离婚，调解维持收养关系和能够及时履行等相类似的案件，才能适用该条规定。适用第４项兜底条款，也不能超出前３项列举的案件类型范围。在调解的过程中，主审法官在制作调解协议时，适用了《民诉法》第98条和《民诉法解释》第151条规定，但未事先告知三位再审申请人，本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致使三位再审申请人再次受到误导和裹挟。（三）原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当，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而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山西省高院）四次审理。最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之后，再审申请人考虑到原民事起诉状部分内容需要变更，于是申请撤诉并重新立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当等分歧很大，同时，双方当事人也未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因此，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不当。三、《民事调解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再审申请人作为原告，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三位原告与被告共同享有承包经营谷堆坪村长石流、梨花背两道沟树木的权利，责令被告进行结算，并向三原告分配相应利润”。被申请人作为被告，在原审提出的反诉请求是：“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反诉被告没有与反诉原告共同承包经营谷堆坪村长石流、梨花背两道沟树木的权利；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关于所承包林地的《合伙合同》，判决反诉被告将反诉原告核桃树的管理经营权归还反诉原告”。而本案的民事调解书，对双方争议的“是否系合伙承包”以及“如何清算”等诉求，没有作出回应，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192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再审认为部分表述，虽然对“合伙承包”未予认可，但对“合伙经营”是认可的，既然对“合伙经营”认可，那么合伙解散后，就应当进行清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原审法院并未这样做。四、再审申请人书面申请调取证据，并提出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不予理睬，明显不当。再审申请人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原案卷全部资料，并针对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即2007年3月1日，以被申请人名义与谷堆坪村委签订的《杨庆忠承包山核桃树合同》中的“杨庆忠签名和指纹”进行技术鉴定，原审法院未调查收集相关证据，也未安排鉴定事宜。同时，为查明本案事实，实现公平分配（即清算），再审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5条、46条和47条规定，申请贵院出具裁定书，责令被申请人杨某某向法院提交合伙承包期间的账薄、记账原始凭证以及《杨庆忠承包山核桃树合同》的最初原始合同原件。原审法院均未理睬。上述行为，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五）项的规定，明显不当。五、《民事调解书》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合法原则。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伙合同》的约定，四位合伙人每人各占股25%。而本案的调解结果出现明显的倒挂现象。被申请人一人独自经营12年，三位再审申请人共同经营4年（承包期30年，被申请人实际独占经营23年；三位再审申请人只经营了7年），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合法原则。由此不难看出，三位再审申请人在调解过程中，被误导裹挟的事实客观存在。综上所述，原审的调解活动以及所形成的调解结果，严重违反自愿、合法的民事调解原则。再审申请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201条的规定，特此提出再审申请，依法提起再审，并公正判决。为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2、《杨庆忠承包山核桃树合同》、谷堆坪村委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2007年3月1日，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四人共同承包但以杨某某名义签约的事实；《杨庆忠承包山核桃树合同》中的杨某某签字按印均非其本人所为（以鉴定为准）；再审申请人张某2在《杨庆忠承包山核桃树合同》上按的手印（以鉴定为准），代表共同承包经营的事实；3、《合伙合同》证明合伙合同约定三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四人共同投资，再次重申是以被申请人名义承包的谷堆坪村长石流、梨花背两道山沟的所有山核桃等树木，每人各占股25%，四人对两沟的树木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有同等的参与权、管理权、收益权、继承权和转让权。并对投资和收益资金、费用支出要设立账户专户管理，每笔投资和各项费用开支都必须经过四大股东决定方可实施进行了约定；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19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本案发回黎城县人民法院重审的事实，该民事裁定书载明合伙解散后，应当清算；5、黎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黎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该《民事调解书》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合法原则，三位再审申请人在调解过程中，被误导裹挟的事实客观存在。被申请人杨某某提交意见称：一、调解活动属于双方完全自愿，不违反程序规定。本案庭审结束后，法官征求双方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均表示同意，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及书记员从未有不当言行，更没有训斥过任何在场人员，由于杜某某没有文化，且其两口子承认丈夫有工作，所以以妻子名义合伙，自然调解时杜某某与丈夫郝某某商量，调解现场双方没有争吵，法官一直保持和颜悦色，调解环境现场宽敞舒适，并且有饮水提供，虽然调解结束已经九点多，但是申请人一方很高兴，因为他们付出少，通过调解得以回报，当然高兴，如果一方不同意调解完全可以自行离开，且双方代理律师自始自终在场，维护自己委托人利益。调解签字后，申请人表示对法官的苦口婆心表示敬意。然而没想到申请人竟然在申请书中虚假陈述，令人不解。调解协议达成签字前，法官提醒当事人完全自愿，且双方律师现场把关并且签字。后调解书送达答辩人签收，至于申请人是否送达签收，答辩人不知。本案最后按照双方意愿调解处理，正是在双方争议不大的情况下才有了调解结果。申请人提出的鉴定和调取证据发生在庭审中，事实上该申请完全没有法律上的必要，人民法院不是市场，让你浪费司法资源，法院是否同意也是依法决定的。二、调解书内容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并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本诉、反诉同时审理，围绕双方争议的承包及合伙承包而审理，调解结果仍然是围绕双方的请求及争议焦点，可以说根本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调解书内容根据双方意思表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根本不存在违反法律问题。综上所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1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以本院作出的（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原审中提出调取证据、申请鉴定申请法院没有作出处理等为由，要求撤销该调解书。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看，该证据除本院的调解书外均系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本院作出的（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再审申请人提出调取（2020）晋0426民初372号民事调解书庭审笔录，证明本院在调解过程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强迫调解，以及本院未事先告知三位再审申请人，该调解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经核查庭审笔录，2020年5月21日开庭结束后，本院征求双方意见，双方均同意当天庭后调解，各方均对对方出庭调解无异议，并表示对诉讼权利义务清楚。调解笔录显示，双方均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后生效。故再审申请人以调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强迫调解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提出调取庭审调解、当事人进出法院影像视频，因该影像视频保存时间已过保存期限，本院无法调取。再审申请人提出申请证人郝某某、于某某出庭作证，证明本院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强迫调解的事实。本院认为，郝某某系再审申请人杜某某的丈夫，与再审申请人有利害关系，本院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于某某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原审中的代理律师，应当明知调解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且自始自终参与了开庭审理、庭后调解，并在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上均有其签字确认，足以证明本案调解，系双方真实意愿表示，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再审申请人提出调解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调解结果不公平、不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调解实体权利完全由当事人双方自主决定，双方可以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本院确认双方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并无不妥。再审申请人提出本院没有对原审中申请调取证据、进行鉴定进行处理及本案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是本案撤销调解书的理由。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杜某某、张某1、张某2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杜某某、张某1、张某2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海芳审判员 朱云霞审判员 张晓阳二○二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田慧慧书记员 江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