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时大川，男，1968年4月2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堂，山东上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强，男，1969年2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商水县，现住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友，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庆，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俊斌，男，1979年12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松溪县，现住博兴县。上诉人时大川因与被上诉人刘洪强、范俊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5民初2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大川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625民初2397号民事判决，直接改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诉被上诉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上诉人起诉后，经博兴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20年10月29日下发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刘洪强支付原告时大川生活费6万元及利息；二、驳回时大川对被告范俊斌的诉讼请求及其它诉讼请求。上诉人对该判决不服，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概述及误判之处。1.2018年8月15日，椋鸟公司成立，时大川15%、刘洪强19%、范俊斌15%、徐清东45.9%、张维业5.1%。其中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均以技术出资。对于该部分事实，上诉人认为，对于时大川系技术出资各方均无异议，但是各方并没有证据证明刘洪强和范俊斌系技术出资，此处认定错误。刘洪强和范俊斌之前一直做企业管理咨询，包括企业法律顾问、人力资源、财务等。所服务行业都是传统没有科技含量的五金类制造业。从未接触过软件编程等高科技行业。二被告和案外人认识多年，也是做传统制造业认识的。案外人对二人底细十分了解，所以案外人和原告都不可能让二被告以技术入股，不需要出资一分钱就可以白白享受股份。二被告自己说自己是技术入股，不需要一分钱投资的说法，伤害了其他三名股东的合法利益，也没被其他三名股东认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技术二人系技术出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9年1月21日，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徐清东、张维业散伙，签订《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徐清东、张维业，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向案外人支付300万元，用于购买公司的所有资产、运营权、所有权，后完成了工商变更。3．购买公司资产事务的款项300万元，全由刘洪强支付。4.2019年1月22日，刘洪强与时大川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洪强替时大川垫付的金额为45万元。若，时大川退伙后，遵守约定承诺，则刘洪强替时大川垫付的数额45万元赠与给时大川，并赠与应支付的生活费6万元。5．时大川未违反承诺。6．范俊斌后期将其应承担的转让款支付给了刘洪强。此处认定无依据，事实不清，未有任何证据证明范俊斌支付了其应承担的款项以及支付具体时间。二、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中存在误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效力予以认定、及对协议签订后时大川未违反协议约定予以认定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法院关于下列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该协议中时大川承诺内容-----足以认定刘洪强代时大川支付股权转让费、时大川退出原被告合伙购买椋鸟公司所有资产事务的事实。否则，时大川同时具有既不支付股权转让费又分割合伙财产的双重权益，明显损害合伙事务及其它合伙人的权益。综上，时大川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以支持”，错误之处如下：1．论述的前提中存在错误：刘洪强代时大川支付的并非是“股权转让费”，而是“资产购买款”。此论点有五人共同签订的书面合同为证据。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与案外人签订的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单纯是股权转让合同，同时兼有散伙合同的性质，另外还具有资产购买合同的性质。按照基本生活常识、交易习惯，若一方出让股权，受让股权方应支付对价给出让方，但是本案中，5人在签订协议时，时大川3人将股权出让给案外人时，合同未约定案外人支付相应的费用，相反协议明确约定，3人受让公司所有的资产，作价300万元，由股权出让人支付给股权受让人。所以，根据交易习惯及合同约定，3人须支付的“300万元”的性质并非是“股权转让款”，而是“资产购买款”。一审法院将300万元定性为股权转让款，显然是误判。2．论述不符合逻辑：该段论述前半部分认定了“刘洪强代时大川支付股权转让费”，后半部分又说“时大川同时具有既不支付股权转让费又分割合伙财产的双重权益，明显损害合伙事务及其它合伙人的权益”，该上下两部分的认定相矛盾，根据一审法院前半部的认定，刘洪强是代替时大川支付了45万元的款项的，那么也就是说合伙购买的300万财产中，至少有45万元系时大川的出资，而这与“时大川同时具有既不支付股权转让费又分割合伙财产的双重权益”的认定完全相佐，而中间又用“否则”来承上启下，这两部分承接在一起，根本得不出“时大川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论点。无偿拿走并剥夺原告合法财产利益和现行法律规定冲突。3．论述中提及的“明显损害合伙事务及其它合伙人的权益”的假设性前提不存在。根据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的原股权占比，刘洪强代时大川垫付的45万元，未超出范俊斌的出资份额，何况本案中，最初300万的出资全部由刘洪强出资，另外一审法院也并没有查明范俊斌的出资份额，刘洪强处置的是其个人财产45万元的归属，并非将合伙财产分割出45万元给予时大川，本案根本不存在侵害合伙事务及其它合伙人的权益。4．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书股权转让费约定金额是错误的，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时大川系技术出资，300万资产中本身就按有时大川15%的技术出资份额，所以购买时时大川在出资45万元，达到与3人的原出资比例相当，并没有什么错误。三、上诉人应得到的款项及款项承担方。1．本案中，赠与条件成就，附条件赠与合同成立，刘洪强支付的购买资产的300万元中替时大川支付的45万元属于赠与，刘洪强赠与时大川，即用于购买财产的300万元的款项中，时大川现金出资额为45万元，那么时大川事实上退出合伙购买的椋鸟公司的所有资产事务后，当然有权利要求分割该45万元的相应对价。2．本案中，300万购买的财产标的，本系椋鸟公司的财产，而该公司中，时大川为技术出资，作价300万的财产标的中本身就含有时大川15%的份额，时大川无须再重复支付对价，本就应当分得另外的45万元。所以要求分得90万元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及利息属于合理诉求。3．对于刘洪强自愿支付时大川的生活费，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对于第1、2项中应获得的数额45万元及原资产份额中的15%的数额，因时大川退出后，受让来的财产由刘洪强和范俊斌共同持有管理，二人应当连带支付。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审理存在误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重新审理判决。被上诉人刘洪强辩称，一、刘洪强与范俊斌、上诉人时大川三人以技术入股是各方认可的事实，现上诉人时大川单方否认刘洪强、范俊斌技术入股无任何依据。1．刘洪强与范俊斌、上诉人时大川三人作为一方与徐清东、张维业共同成立山东椋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椋鸟公司）。2018年6-7月间，答辩人刘洪强与范俊斌、上诉人时大川三人作为一方多次与山东金佰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的高管徐清东、张维业协商，欲共同成立一家主要从事自动贩卖机生产及研究开发的公司。协商一致后，2018年8月15日刘洪强与范俊斌、上诉人时大川、徐清东、张维业共计5名股东共同出资创办了椋鸟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主要从事自动贩卖机生产及研究开发。徐清东占股份比例45.9%、张维业占股份比例5.1%，刘洪强占股份比例19%，范俊斌占股份比例15%，上诉人时大川占股份比例15%，办理工商登记时上述各股东均是以认缴出资的方式出资，认缴出资的时间均为2038年8月13日。事实上，按照约定徐清东、张维业以现金方式出资，刘洪强与范俊斌、时大川以技术出资入股。公司成立后，股东徐清东、张维业分两次注入现金共计300万元，后期由于资金不足刘洪强投入5万元。截至2019年1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椋鸟公司的运营就是依靠着仅有的305万元开展的。2．上诉人时大川对刘洪强与范俊斌、时大川三人作为合伙一方以技术入股及按技术持股比例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椋鸟公司成立时由于技术入股在成立公司时程序繁杂，在实际成立办理工商登记时均是以现金方式承诺认缴出资的，技术入股只是合伙双方私下的协议。同时，在椋鸟公司成立、解散时的协议均有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自愿的签字认可，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各方当事人应当自愿遵守，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各方协议签订前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现在上诉人时大川不愿全面履行协议时提出不同意见，与诚信原则相悖。3．作为股东的刘洪强、范俊斌是否是以技术出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时大川与刘洪强同案外人徐清东、张维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提出异议，可见上诉人时大川是认可该协议的，也认可答辩人刘洪强与范俊斌、时大川三人作为合伙一方以技术入股的事实。二、《关于山东椋鸟智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下称《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实质上是答辩人刘洪强、范俊斌与上诉人时大川三人作为合伙的一方离开椋鸟公司，同时将公司最初成立时徐清东、张维业分两次注入现金300万元还给徐清东、张维业，椋鸟公司运营过程中由该300万元资产由刘洪强、范俊斌与上诉人时大川三人带走1、《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的签订背景。椋鸟公司设立后，股东徐清东、张维业分两次注入现金共计300万元，后期由于资金不足刘洪强投入5万元。截止2019年1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椋鸟公司的运营就是依靠着仅有的305万元开展的。经营期间因各种原因导致企业经营不善，椋鸟公司严重亏损。徐清东、张维业两人感到若继续由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经营下去，投入的300万元将血本无归，产生了与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分伙的想法。经过协商，2019年1月21日，椋鸟公司五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约定刘洪强、范俊斌与时大川三人退出椋鸟公司，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将其持有的共计49%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徐清东、张维业二人。同时刘洪强、范俊斌与时大川共同出资300万元支付给徐清东、张维业用于弥补徐清东、张维业二位股东投入的300万元，椋鸟公司由此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所有债务归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三人承接和所有。2、《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的实质是离开椋鸟公司答辩人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如何弥补合伙的另一方股东徐清东、张维业分两次注入现金共计300万元，确保该300万元本金不受损失，这是另一方股东徐清东、张维业坚持的底线。椋鸟公司经营期间股东徐清东、张维业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却是公司运营资金300万元的出资人，公司运营以来形成的资产（包含所有债权债务）也都主要由该300万元形成的（后期答辩人刘洪强投入5万元，共计305万元），真正形成的资产远远低于300万元，亏损严重。在《股权转让变更协议》时，股东徐清东、张维业提出形成的资产（包含所有债权债务）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作为合伙的另一方全部带走，同时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作为合伙的一方支付300万元偿还另一方徐清东、张维业最初投入的300万元，相当于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以人民币300万元购买椋鸟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所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所有债务。《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中约定支付的300万的资金由答辩人刘洪强一人垫付，同时约定“转让方用来支付的金额（指300万元）有转让各方之间另立协议”。因此，上诉人对“股权转让”“资产购买”的概念理解有误，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三、上诉人时大川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变更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中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无权分得原椋鸟公司经营中形成的的资产，一审判决的认定其正确的。1．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共同出资300万元购买椋鸟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所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所有债务的行为是典型的合伙分伙行为，该300万元由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共同承担，这一点在《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有均明确约定。2、截至2019年1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椋鸟公司的运营就是依靠着仅有的305万元开展的。而从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三人接受的资产来看，按照不计折旧的原值计算在45-50万元之间，换言之，拿300万元购得了45-50万元的资产，因而是巨亏的。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椋鸟公司的合作各方好说好散，拿300万元是弥补股东徐清东投入的300万元（《补充协议》也是这样认定的），椋鸟公司资产远远低于300万元的事实在签订《股权转让变更协议》时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三人是明知的。上诉人时大川要想分的上述资产首先要支付购买资产的相应费用后，才能享受分得资产的权利，据此，上诉人时大川提出分配够得财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就上诉人时大川而言，既不承担出资义务和债务，又想享有分割财产权利，违反公平原则，一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四、刘洪强与上诉人时大川于2019年1月22日签订的《山东椋鸟智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是无效的，上诉人时大川依据一份无效的协议要求刘洪强履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补充协议》是由刘洪强与时大川二人签订，协议内容未经范俊斌的同意且增大了范俊斌的义务，该协议是无效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由于山东椋鸟智能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因经营战略出现分歧，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由刘洪强（19%）、范俊斌（15%）、时大川（15%）作为股权转让方将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但转让方需按受让方股东徐清东、张维业所投入的人民币金额（300万元）各自按股权比例支付给受让方”，按照这一约定，根据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的持股比例计算（49%的股份，时大川持15%、范俊斌持15%、刘洪强持19%），该300万元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应当承担的数额应当为时大川9183**.3元、范俊斌918367.3元、刘洪强1163265.4元，但在2019年1月22日时大川与刘洪强签订《补充协议》时计算为原告时大川仅承担45万元、刘洪强承担57万元，进而得出另一位合伙人范俊斌承担198万元的结论，在未经范俊斌同意的情况下增大了范俊斌的出资义务，同时《补充协议》仅仅由刘洪强、时大川二人签订，没有经过范俊斌同意，很显然《补充协议》是无效的。2．退一步讲，即使《补充协议》有效，由于上诉人时大川违约在先，也无权要求履行协议的赠予内容。《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人时大川签署该协议后未经刘洪强同意，在2020年2月1日前不得与刘洪强及公司成员有任何联系，包括电话、微信、信息及面谈，不得与任何第三方探讨公司之前与以后的任何事项等等；否则，刘洪强可随时收回替原告时大川的垫付的45万元及2019年1月、2月的生活费。原告时大川20**年1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后没有遵守约定，多次违约与原公司职工联系交流，多次谈论原公司的是是非非，在同行中造成非常坏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补充协议》有效，由于协议约定的为原告时大川免除该45万元的条件并为成就，赠予并未成立。五、上诉人时大川要求支付2019年1月、2月生活费没有任何依据，一审判决予以支付显然错误，对于一审判决中的这一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1．上诉人时大川所称的生活费实际是上诉人时大川主张的原椋鸟公司2019年1月、2月的工资，应由椋鸟公司在合伙人分伙清算前支付，刘洪强与上诉人时大川一样是该公司股东，刘洪强没有为时大川发放生活费的义务；另一方面即使有该等义务，也由于《补充协议》约定的发放条件并未成就，导致上诉人时大川的该项主张没有任何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2019年1月25日，已经为时大川发放了1月份的30000元生活费（工资），因此，即使一审判决支付上诉人时大川20**年1月、2月的工资是正确的，由于2019年1月30000元生活费（工资）已经支付，一审判决认定也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改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时大川支付合伙分割款9183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支付上诉人时大川生活费60000元显然错误，应当予以改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同时改正判决中的错误。被上诉人范俊斌的答辩意见同刘洪强的答辩意见一致。时大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洪强、范俊斌支付合伙分割款91.83万元及利息；2．依法判令刘洪强、范俊斌支付生活费6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15日，原被告三人与案外人徐清东、张维业共同成立椋鸟公司，时大川占股15%、刘洪强占股19%、范俊斌占股15%、徐清东占股45.9%、张维业占股5.1%。徐清东、张维业实际出资300万元，时大川、刘洪强、范俊斌均以技术方式出资。2019年1月21日，经协商，原被告三人与徐清东、张维业达成《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约定原被告将所占全部股权49%转让给案外人徐清东、张维业，案外人占有椋鸟公司全部股份。同时原被告三人向案外人支付300万元，购买该公司所有的资产、运营权及所有权。后，当事人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1月22日，刘洪强与时大川签订《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约定刘洪强应支付股权受让方570000元，时大川应支付450000元，刘洪强自愿替时大川垫付应给予股权受让方的全部金额，并对时大川“离开公司后”的众多行为进行约束，若时大川对承诺事项未违反，则刘洪强替时大川垫付股权转让费及2019年1、2月生活费60000元，由刘洪强自愿赠与时大川。后，刘洪强个人将股权转让费300万元全部支付至徐清东、张维业指定的银行账户。范俊斌后期将应承担的转让款支付给了刘洪强。现时大川以合伙财产未分割为由，诉至本院，形成本诉。一审法院认为，刘洪强、时大川签订的《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是两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计算股权转让费金额时出现错误，但事实是原被告三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费均由刘洪强个人承担，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范俊斌利益的情形，且刘洪强将股权转让费300万元支付完毕后，范俊斌将其应承担的转让款支付给了刘洪强，实际履行了涉案《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故该《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对刘洪强、时大川具有合同效力。根据该协议中时大川承诺内容，多次载明“离开公司后”、“不做任何有伤害刘洪强及刘洪强公司的行为”的意思表示，足以认定刘洪强代时大川支付股权转让费、时大川退出原被告合伙购买椋鸟公司所有资产事务的事实。否则，时大川同时具有既不支付股权转让费又分割合伙财产的双重权益，明显损害合伙事务及其他合伙人的权益。综上，时大川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生活费，刘洪强承诺时大川遵守承诺时自愿支付时大川20**年1、2月生活费60000元。刘洪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时大川违反承诺损害刘洪强及其公司利益的行为，故时大川主张刘洪强支付生活费6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时大川主张自2020年2月1日起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利率标准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洪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时大川生活费60000元及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时大川对被告范俊斌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92元，由原告时大川负担6142元，被告刘洪强负担650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洪强提交付款凭证1份，拟证明：2019年1月15日为上诉人发放2019年1月份的生活费3万元，该款项系一审判决的2019年1、2月份生活费的一部分。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中没有任何公章，不能确认真实性，且被上诉人称上诉人的银行户是由公司使用，故该款项即便真实存在，也没有到时大川本人手上。且该证据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如果该证据确实存在，在原审庭审时就已经存在，且属于刘洪强所控制的，其本身应提交，我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范俊斌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我方认为上诉人本人是可以看到该收款金额。本院二审认定以下事实：2019年1月21日，椋鸟公司五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变更协议》，约定刘洪强、范俊斌与时大川三人退出椋鸟公司，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将其持有的共计49%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徐清东、张维业二人。同时刘洪强、范俊斌与时大川共同出资300万元支付给徐清东、张维业用于弥补徐清东、张维业二位股东投入的300万元，椋鸟公司由此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所有债务归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三人承接和所有。2019年1月22日，刘洪强与时大川签订《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约定刘洪强应支付股权受让方570000元，时大川应支付450000元，刘洪强自愿替时大川垫付应支付给徐清东的全部金额，并对时大川“离开公司后”的众多行为进行约束，若时大川对承诺事项未违反，则刘洪强替时大川垫付股权转让费及2019年1、2月生活费60000元，由刘洪强自愿赠与时大川。本院认为，根据椋鸟公司五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变更协议》和刘洪强与时大川签订的《股权转让变更之补充协议》，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退出椋鸟公司时，应向徐清东、张维业一方支付款项，并同时取得经营期间的相应资产，本案三当事人向徐清东一方支付款项是取得相应资产的先决条件，不支付相应款项，就不应当取得相应资产。但时大川未实际支付，而是与刘洪强约定由刘洪强代付，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对时大川“离开公司后”的行为进行了众多的约束，所以刘洪强代付行为的法律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即刘洪强为时大川垫付费用和生活费是建立在时大川退出经营并承诺接受众多约束基础上的，其前提就是时大川退出椋鸟公司、退出三人（刘洪强、范俊斌、时大川）共同经营。时大川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是违背双方约定的行为，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时大川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刘洪强未上诉，对其在二审中提出的“已支付给时大川1月份生活费3万元”的主张及相应证据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时大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83元，由上诉人时大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慧莲审 判 员 张魁海审 判 员 王正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郑文燕书 记 员 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