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3208号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贵先，女，生于1970年9月19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小学文化，住云南省镇雄县。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贵飞，女，生于1985年5月5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小学文化，住云南省镇雄县。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忠华，男，生于1982年12月28日，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农村居民，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现住云南省镇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永花，女，生于1982年11月21日，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城镇居民，小学文化，住昆明市，现住云南省昆明市。系死者孙虎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男，生于1999年8月31日，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城镇居民，小学文化，住昆明市，现住云南省昆明市。系死者孙虎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增兰，女，生于1953年10月7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小学文化，住云南省镇雄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锦荣，男，生于1980年2月8日，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农村居民，初中文化，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训飞，女，生于1983年2月13日，汉族，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小学文化，住云南省镇雄县。上诉人熊贵先、熊贵飞、何忠华因与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罗锦荣、周训飞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7民4140初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周应彪担任审判长主审本案、审判员李韬参加评议，书记员肖筱担任本案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贵先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按照各自承担的比例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导致本案的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与孙虎只是朋友关系，但从未在镇雄县县城停车场上过班，在上诉人家吃饭是系孙虎与何忠华两人邀约，并且喝的白酒是死者孙虎本人购买的，不是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中途离开是孙虎叫上诉人去帮他拿手机，当时有何忠华、熊贵飞在场陪着死者孙虎，事发后上诉人积极找医生，报警等，充分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责任。上诉人在喝酒过程中从未参与喝酒和劝酒，庭审中参与喝酒的何忠华、熊贵飞、周训飞、罗锦荣已经证实。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显失公平，于法无据，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根据本案的证据和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只能承担5%一10%责任，死者孙虎应当承担80%责任。熊贵飞、何忠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镇雄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627民初414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本案中的聚餐组织者并非上诉人何中华，孙虎本人才是此次聚餐的真正组织者。被上诉人周训飞不仅参与了共同聚餐，且在聚餐期间明显存在向被上诉人家属孙虎劝酒的行为，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说的不存在劝酒行为，一审法院该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认定错误。死者孙虎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口，并非被上诉人所说的城镇常住居民人口。三、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平，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死者孙虎仅承担70%的责任，该判决明显显失公平。死者孙虎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认知和预见到过量饮酒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但孙虎在一审被告熊贵先家中却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造成该严重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本身未注意自身安全所致，其至少应当承担80%-90%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周训飞不承担赔偿责任，该判决严重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周训飞作为共同聚餐者中间隔没有离开直到散席，聚餐期间明显存在向死者孙虎劝酒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却未查明真实情况。作为同饮者的被上诉人，在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其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赔偿责任，该判决严重显失公平。四、本案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和过失，其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在死者孙虎醉酒之后，已经明显尽到并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扶助义务，在孙虎醉酒后将其扶到沙发上，不给孙虎后驾车离开，且收起车锁匙，并主动打电话告知了一审被告熊贵先，其不存在任何的过失行为，其不可能直接预见到孙虎会发生酒精中毒。因此，对于孙虎的死亡，其不存在任何过错和过失，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对于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家属孙虎的死亡，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和过失，孙虎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其自身原因所导致的。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承担。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罗锦荣、周训飞未提出答辩意见。胡永花、胡某、洪增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共同诉称，2018年8月4日，原告胡永花之夫、原告胡某之父、原告洪增兰之子孙虎受约到被告熊贵先家饮酒，同席的有被告熊贵飞、何忠华、罗锦荣、周训飞。席间，由于部分被告自己喝假酒（白水），却劝孙虎大量饮酒，最终导致孙虎饮酒过量死亡。事件发生后，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调解下，几被告暂付了安埋费60000元后，便未对其余损失给予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的具体费用如下：1.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元×20年）；2.丧葬费52038.5元（104077÷2）；3.洪增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1930.5元［9123×（20年－6年）÷4人］；4.交通费2000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805729.5元，按照几被告承担80%的责任计算即805729.5×80%＝644583.2元，减去几被告已垫付的60000元，实际赔偿金额为584583.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胡永花与死者孙虎于1999年8月31日生育男孩胡某，于2003年1月22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原告洪增兰生于1953年10月7日，系死者孙虎之母，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即孙龙、孙虎、孙琴、孙碧。被告熊贵先与死者孙虎系朋友及同事关系，均在镇雄县城停车场上班。2018年8月4日，被告熊贵先的妹夫何忠华想通过吃饭的方式与孙虎相互认识，便电话邀约孙虎晚上在被告熊贵先家中吃饭。随后，被告熊贵先与孙虎一同在镇雄县城买菜后，回到熊贵先位于镇雄县罗坎镇的家中，与被告何忠华、熊贵飞、罗锦荣、周训飞一起共进晚餐。进餐期间，何忠华、周训飞、熊贵飞、罗锦荣、孙虎均不同程度饮用了白酒。期间，因被告孙虎大量饮用白酒，出现酒醉状态，而被告熊贵先有事离家外出。后被告何忠华、熊贵飞见孙虎已经明显喝醉，便打电话告知了被告熊贵先，并共同将孙虎搀扶到被告熊贵先家中的沙发上后，自行回家休息。待熊贵飞回到家中时，发现孙虎出现异常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因情况紧急，被告熊贵先又拨打就近的村卫生室王医生电话，经王医生到家中对孙虎进行检查，告知孙虎已经死亡。为此，被告熊贵先电话进行报警，随后镇雄县公安局罗坎派出所予以出警处理。2018年8月6日，原告胡永花及死者的妹妹孙碧与被告熊贵先、何忠华、熊贵飞、罗锦荣、周训飞签订《协议书》，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由熊贵先付安埋费20000元，何忠华付安埋费10000元，罗锦荣付安埋费10000元；熊贵飞付安埋费10000元，周训飞付安埋费10000元，共计60000元；二、其他事项须待法医鉴定出来后，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三、协议签定后，甲方将孙虎尸体从熊贵先家运走安埋；四、协议签定后，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找其对方麻烦，如谁方因此事肇事，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先肇事方负全部责任。”2018年8月20日，经昭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昭）公（司）鉴字[2018]1483号《鉴定文书》检验结果认定：“1.送检的3号检材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286.6mmg╱100ml；2.送检的1、2号检材中均未检出氯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甲氰菊酯、氰戊菊酯、甲胺磷、对硫磷、甲拌磷、敌敌畏及毒鼠强成分。”2018年9月10日，经镇雄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镇）公（司）鉴（尸）字[2018]5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意见，“死者孙虎应系饮酒过量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本院认为，死者孙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知和预见到过量饮酒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但孙虎在被告熊贵先家中却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造成该严重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原告未注意自身安全所致。被告熊贵先在其家中招待亲朋好友聚餐，属待客之道，吃饭时为聚餐人员提供白酒饮用，也符合常理，但其作为主人和死者孙虎的朋友，应当提醒和劝阻孙虎不要过量饮酒，当孙虎醉酒后，更应当给予最大限度的扶助义务，避免出现酒醉伤亡的事故，但熊贵先未能有效劝阻孙虎过量饮酒，且在孙虎出现醉酒的状态下，也未尽到亲自照顾和看护的义务，故其对孙虎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有一定的过失。被告何忠华、熊贵飞在聚餐期间与孙虎相互饮酒，符合人之常情，但在明知孙虎已经醉酒的情况下，应当给予最大限度的扶助义务，二被告将醉酒的孙虎扶到被告熊贵飞家中的沙发后，便自行离开，未尽到妥善照顾和看护的义务，故被告何忠华、熊贵飞对孙虎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也有一定的过失。被告罗锦荣、周训飞虽然参与了共同聚餐，但聚餐期间并未存在向孙虎劝酒的行为，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提出在吃饭期间，存在部分被告用白水充当白酒，向孙虎劝酒的行为，但其提举的证据来源不明，也无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请求五被告连带赔偿孙虎死亡全部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并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认，孙虎对其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应自行承担70%的主要责任；被告熊贵先应承担20%的责任；被告何忠华应承担5%的责任；被告熊贵飞应承担5%的责任。因孙虎系过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死亡，自身应付该后果的主要责任，故三原告诉求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诉求赔偿交通费的主张，但未提举相关票据及充分的理由，予以证明因孙虎死亡实际产生了该笔费用，故本院不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实际，本院依法确定三原告的合理损失费用为：1.死亡赔偿金669760元（33488元×20年）；2.丧葬费52038.5元（104077÷2）；3.洪增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1930.5元［9123×（20年－6年）÷4人］。以上费用合计：753729元。以上合理损失由死者孙虎承担70%即527610.3元；被告熊贵先承担20%即150745.8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5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135745.8元；被告何忠华承担5%即37686.45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27686.45元；被告熊贵飞承担5%即37686.45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27686.4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熊贵先赔偿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135745.8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何忠华赔偿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27686.45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由被告熊贵飞赔偿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27686.45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37元，由被告熊贵先承担3014；被告何忠华承担492元；被告熊贵飞承担492元；由原告胡永花、胡某、洪增兰共同承担4475元。本院二审中，针对当事人诉讼主张，本案争议的问题是：上诉人熊贵先、熊贵飞、何忠华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责任分配比例是否恰当。对争议的问题，评判意见如下：根据一审庭审中熊贵飞、熊贵先、周训飞、何忠华的答辩，能够认定案发当日的共饮者有熊贵飞、何忠华、周训飞、孙虎、罗锦荣。对一审法院依职权出示的镇雄县公安局罗坎派出所对熊贵先的《询问笔录》一份，庭审质证时，各上诉人均表示无异议，一审法院采信该笔录于法有据。根据该笔录证实的内容，熊贵先与孙虎系朋友、同事关系。当日饭局的起因是何忠华欲与孙虎合伙做生意而提议一起吃饭，并将吃饭地点定为熊贵先家。熊贵先另外还在该笔录中陈述，“就打电话给我的妹妹熊贵飞，让他们把孙虎抱去睡觉”，何忠华辩称中陈述“我和妻子熊贵飞将孙虎扶到熊贵先家中的沙发上睡觉，我们就回去了”，综合上述当事人的陈述，能证明当日散席时，孙虎已处于醉酒状态，且熊贵飞、熊贵先、何忠华明了该情形。因共饮行为是共饮者之间的群体性活动，属于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不可能避免。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都是出于本人的自愿。而饮酒导致的危险，不仅是针对饮酒人自身安全，往往也可能针对社会公共安全。由于共饮人实施饮酒在先行为，这就产生一种在后的保护义务，具体说就是共饮人之间对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包括饮酒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互提醒、劝告、劝阻、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以减少安全风险。如果共饮者疏于履行这种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当对其他共饮人的人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这种责任又是有限的，因为共饮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够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本案的受害人孙虎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当有理性的判断，应合理的控制自己饮酒量和酒后行为，而其他共饮人对受害人的控制能力显然不如受害人，因此受害人自身应当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而共饮人承担次要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孙虎与熊贵飞、何忠华、周训飞、孙虎、罗锦荣共同饮酒，酒后孙虎已呈醉酒状态，熊贵飞、何忠华、周训飞、孙虎、罗锦荣餐饮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有效地劝阻孙虎大量饮酒，在发现其已经醉酒的情况下，亦没有采取及时的合适的救助措施，熊贵飞、何忠华在更是仅将醉酒的孙虎置于沙发上后就自行离开，迟延了孙虎得到有效救助的时机。熊贵先、熊贵飞、何忠华因其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没有完成，存在过错。本案在法律适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条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则性规定，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判决与该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一般性规定相吻合，符合法律精神和立法目的，但因第二十八条是关于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熊贵先、熊贵飞、何忠飞等均不是侵权行为的第三人，适用该条不当，本院在此纠正。关于本案责任人和责任比例的问题。孙虎本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故对其死亡后果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熊贵先作为餐饮场所的提供者和同席人员的身份，熊贵先、何忠飞、周训飞、罗锦荣是共饮者，上述人员除罗锦荣提前离开不承担责任外，其余人员因未尽应负的义务而应承担责任。其中，熊贵飞、何忠飞既在餐饮过程中没有有效地劝阻孙虎饮酒，更在明知孙虎已经醉酒的情况下，轻率将孙虎置于沙发任其睡去便自行离开，直到熊贵先返回后才求医救助，熊贵飞、何忠华在孙虎需要照顾的情况下弃之而去，没有采取及时的合适的救助措施，延误了抢救时机，具有相当的过错，故应当承担相比他人更大的的赔偿责任，特别何忠飞还是聚餐的提议人，其应当负有比其他共饮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责任。综合全案情况，兼顾类案责任比例的划分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判对孙虎自行承担的责任比例划分过低，应予纠正，孙虎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熊贵先承担7%的责任，何忠华承担6%的责任，熊贵飞承担4%的责任，周训飞承担2%的责任。孙虎承担80%即602983.2元；熊贵先承担7%即52761.03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5000元，还应赔偿费用为37761.03元；何忠华承担7%即52761.03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42761.03元；熊贵飞承担4%即30149.16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20149.16元；周训飞承担2%即15074.58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0000元，实际应赔偿费用为5074.58元。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责任划分比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7民4140初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熊贵先赔偿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37761.03元，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由上诉人何忠华赔偿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42761.03元，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四、由上诉人熊贵飞赔偿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20149.16元，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五、由被上诉人周训飞赔偿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损失人民币5074.58元，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六、驳回被上诉人胡永花、胡某、洪增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37元，由熊贵先承担590.59元；何忠华承担506.22元；熊贵飞承担168.74元；由周训飞承担168.74元；由胡永花、胡某、洪增兰共同承担674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98元，由熊贵先承担279.86元；何忠华承担279.86元；熊贵飞承担159.92元；由周训飞承担79.96元；由胡永花、胡某、洪增兰共同承担3198.4元。审判长  周应彪审判员  王 碧审判员  李 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肖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