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舜意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长征6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08278758XN。法定代表人：王珏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成绍军，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科，男，1962年3月1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街道西门民族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晏文兰，女，197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徐家村横片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务川宏泽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民族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609967280X8(1-1)。法定代表人：晏文兰，该公司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济强，重庆华升（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珏玉，女，199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香港路****楼**。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权，男，汉族，1960年5月3日出生，系王珏玉之父，，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洗马路****附**上诉人贵州舜意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意公司）与被上诉人朱科、晏文兰、务川宏泽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泽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王珏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务川县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7）黔0326民初1658号民事判决，朱科、晏文兰不服，提出上诉，本院曾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黔03民终2442号民事判决。舜意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黔民申400号民事裁定，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黔03民再189号民事裁定，撤销务川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1658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9）黔03民终244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务川县人民法院重审。务川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黔0326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舜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舜意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具有涉案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的权属。1、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该事实已经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528号生效判决确认。2、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建机公司）已向一审法院回函肯定第三人与徐州建机公司之间签订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521民初708号民事判决中载明，2014年3月21日，舜意公司委托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公路公司)向徐工集团打款21万元，该款项作为贵州公路公司支付的设备租赁费。该判决载明的前述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支付了涉案塔机的款项，不能以徐州建机公司否定而否定该事实。4、徐州建机公司出具票据两份，载明第三人购买两台塔式起重机。5、被上诉人朱科、宏泽公司向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珏琰出具的欠条表明，被上诉人认可基于案涉两台塔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租金，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拥有案涉塔机所有权的认可。6、根据徐州建机公司向第三人王珏玉出具的《设备告知函》可知，徐州建机公司认可购买人是第三人。7、根据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首付款应为58200元，保证金为29100元，一共应当支付87300元，被上诉人称支付96100元作为首付款显然不符合逻辑。8、宏泽公司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也说明被上诉人不是涉案塔机的实际购买人。被上诉人对于涉案塔机的接收是基于涉案塔机的残值部分，并非基于涉案塔机除开被上诉人所谓的已经支付的首付款后的剩余款项部分。因第三人未支付按揭款，徐州建机公司遂将涉案塔机拖走出售。二、被上诉人不可能享有涉案塔机的所有权，至少该主张存疑。1、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528号民事判决作出后，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诉。2、本案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前，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3民终2442号民事判决作出后，被上诉人已积极将执行款项交付。3、被上诉人若对涉案塔机享有所有权，不可能向第三人出具欠条。4、既然被上诉人认为涉案塔机是自己所有，在其支付首付款后，为何不支付按揭款。三、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推理错误，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向徐州建机公司购买了包括涉案塔机在内的上百台机械设备，交易金额达几百万元，证人王朗在一审笔录中称“一分未付”显然与事实不符。徐州建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庭审中已经表明“舜意公司共在上诉人处购买80多台，不能证明是不是付的涉案机子的款项”。因上诉人是断断续续付款，故徐州建机公司将上诉人每次支付的款项，折算到每台机子上来计算。四、本案审理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1、王朗仅接受法院询问，未参加庭审接受当事人的询问。2、上诉人所持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以及完税发票均系复印件，因原件在徐州建机公司手中，一审法院不能据此否认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充分印证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反驳，故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关的证据和事实佐证，不应得到支持。1、上诉人上诉的第一点理由不成立，前面的所有审理第三人一直未出庭，也未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进行任何论述，所以被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放弃权利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分两个层次。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528号民事生效判决载明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整体的出租方，其中上诉人代表被上诉人与重庆市佳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佳信公司）履行租赁合同，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正关系属于内部关系，不受限制于前述生效判决认定的关系。本案应认定双方真实的关系，上诉人以前述判决的关系认定双方的关系不正确。3、实际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挂靠关系。被上诉人是挂靠方，上诉人是被挂靠方。双方系口头协商，无书面挂靠合同。因塔机租赁需要资质，被上诉人在当时并未成立宏泽公司，故被上诉人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是借用上诉人的名义签订。所有的租赁合同是朱科与重庆佳信公司签订。因被上诉人朱科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第三人的父亲王树权系大学同学，故上诉人免费让被上诉人使用其资质购买涉案塔机。在本案的塔机购买前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王树权就有案外其他塔机委托被上诉人在务川建筑工地出租。后被上诉人自己想单独从事塔机租赁，而重庆佳信公司是被上诉人单独发展的第一个业务。当时被上诉人未成立宏泽公司，就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租赁合同，鉴于双方同学关系和前期一直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涉案挂靠关系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4、涉案塔机是以第三人的名义购买的，被上诉人出资。当时也曾想以上诉人的名义购买，因上诉人欠塔机出卖人徐州建机公司大量款项，故上诉人借用第三人的名义购买而没有以上诉人的名义购买。虽然以第三人名义签订合同但案涉塔机的产权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了首付款96100元和保险费13000元，是由被上诉人朱科付给徐州建机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朗（有付款凭证）。2016年3月4日被上诉人打了一笔16352.7元按揭款，2台塔机一共582000元。被上诉人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按揭。徐州建机公司担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发生纠纷，所以没有让我们马上打按揭款。国银公司是徐州建机公司集团内的一个公司。5、关于大方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委托贵州公路公司打的21万作为涉案塔机的购买款，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与徐州建机公司有复杂债务，所以此21万无直接证据证明就是涉案塔机的购买款，且21万不符合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和支付时间，上诉人将该21万作为涉案塔机的款项太牵强。6、关于徐州建机公司向第三人出具的票据问题，当事人并未真实取得涉案塔机的真实票据，一审提交的票据是复印件，且上面备注的是备案登记，所以第三人以其持有发票主张已实际支付塔机购买款与事实不符，且徐州建机公司出具的发票只是第三人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完税凭证和与融资租赁方的结算依据，不代表其实际收到涉案塔机的全部购买款。7、从形式和内容看，上诉人提到的欠条不是完整的欠条，并不能完整证明被上诉人欠第三人欠款的事实。上诉人为何持有该欠条是基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实际控制人王树权的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以欠条的名义证明第三人信用良好具有实力，所以该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8、徐州建机公司出具《赎回设备告知函》，也是基于徐州建机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书面《工业品买卖合同》。徐州建机公司向第三人出具相关的函是基于买卖的事实，不存在徐州建机公司知晓第三人不是本案的实际购买人。本案的涉案业务人员和办事人员知晓涉案塔机的真实购买人是被上诉人，前述告知函上的逾期利息及首付款也是按合同履行。9、被上诉人支付凭证与涉案的塔机编号一致，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属实。徐州建机公司业务人员也予以证实。如果中间存在任何问题也是徐州建机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存在被上诉人不拒实陈述的情况；10、徐州建机公司是与第三人解除了买卖合同后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残值买卖协议，不存在徐州建机公司认可上诉人是实际购买人。11、上诉人至今仅有买卖合同、欠条、发票复印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13、上诉人撤销案涉塔机的备案登记后一直未主张以其为所有权人办理新的备案登记。以上均能证明上诉人无涉案塔机的所有权。14、王朗作为涉案塔机出卖方的实际操作人员，十分了解本案情况。他的证言对本案起核心作用。因王朗未当庭作证，一审法院亲自对王朗进行调查，程序合法。王朗在询问笔录中说没有付一分钱，是指本案的塔机，不是指其他塔机。王珏玉述称，第三人在2014年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了涉案塔机买卖合同。当时第三人22岁，在上大学，现为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当时第三人的父亲王树权是舜意公司的老板，他让第三人去签订案涉塔机买卖合同。第三人购买涉案塔机是用于租赁，钱是如何支付的不清楚。购买塔机后徐州建机公司于2014年4月向第三人出具了发票，发票上的名字是第三人。当时是上诉人父亲的公司购买塔机。舜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返还舜意公司两台塔机（出厂编号为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EEPC01076)；二、朱科、晏文兰立即支付舜意公司上述两台塔机出租给重庆佳信公司务川分公司期间朱科、晏文兰巳收取的租金及进出场费共计25.35万元；三、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连带支付舜意公司上述两台塔机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其实际交还舜意公司时止每台每月11000元的租金(截止2017年8月1日为68.2万元）及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占有租金期间给舜意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四、本案诉讼费用由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4日，徐州建机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朗在贵州省贵阳市与第三人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4-00352至2014-00353，信息编号：N0S201403240013)，第三人王珏玉向徐州建机公司购买编号为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HEPC01076的两台规格型号均为QTZ63(5011L-4)塔机。合同签订后，朱科于2014年3月26日及同年3月28日两次向徐州建机公司贵州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朗付款109100元（首付款96100元、保险费13000元）；于2016年3月4日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付款16352.7元，并在该付款凭证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栏中注明：塔机按揭款2台XG-10123**，机器编号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HEPC01076。前述合同签订后徐州建机公司将案涉塔机发货到务川县由朱科接收，朱科将涉案塔机运送安装到该工地，并负责日常管理、维护，同年4月7日启用。晏文兰作为出租方代表在设备启租单上签名。同年12月31日，案外人重庆佳信公司务川分公司承租使用完毕后将涉案塔机交付给朱科、晏文兰，并向朱科、晏文兰支付了塔机租金19.35万元及进出场费6万元共计25.35万元。2015年5月28日，朱科、晏文兰向第三人王珏玉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王珏玉塔机编号QTZ63TEEPC01076-01075两台从起租时间4月7日至今2015年5月28日每月租金贰万贰仟元，应收租金贰拾捌万元，实收租金壹拾伍万元，至今吊机都在运行之中。欠款人：朱科、晏文兰并加盖务川宏泽租赁公司印章。2015年5月28日”。2018年6月21日，徐州建机公司（甲方）与宏泽公司(乙方）签订《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中明确乙方购买的案涉两台塔机截止到2017年7月25日其残值为240000元，截止到2018年6月9日乙方欠甲方两台塔式起重机残值款240000元，并约定乙方于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29日前向甲方分别还款各120000元，乙方向甲方付清设备款240000元后，案涉两台塔机的所有权属乙方。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6日，宏泽公司按前述《还款协议》的约定分别向徐州建机公司支付了240000元。另查明，2014年3月5日，晏文兰与贵州欧畅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03701-03702)。同年5月9日，朱科、晏文兰共同注册登记成立了宏泽公司，由晏文兰为法定代表人。同年10月27日，宏泽公司将出厂编号为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HEPC01076的两台塔机向遵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备案登记。2017年7月10日，该备案登记巳被撤销。还查明，因案涉两台塔机的租赁纠纷，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受理舜意公司诉重庆佳信公司及其务川分公司（2016)黔0322民初528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朱科、务川宏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2016年7月18日，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322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舜意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舜意公司向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主张权利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从舜意公司提供的证据分析，1、2014年3月24日，第三人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案涉塔机《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王珏玉尚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应无力支付案涉塔机款项。2、徐州建机公司向王珏玉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该票据只是完税凭证而非支付凭证，不能证明王珏玉是实际的买受人。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708号民事判决书中虽然认定舜意公司委托贵州公路公司向徐工集团打款21万元，但并无证据指向该笔款是支付案涉塔机的购买款项。4、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528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认定朱科作为舜意公司经办人与重庆佳信公司务川分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对舜意公司与第三人关于案涉起重机的实质权利之争并未作出明确认定。5、舜意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购买案涉塔机支付首付款21万元，但在2018年7月22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接待笔录中，舜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珏琰陈述购买案涉塔机的方式通过融资，即首付10%加5%保证金给徐州建机公司，由徐州建机公司进行融资，二者自相矛盾，舜意公司不能自圆其说。且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第十二条第二款约定“融资租赁：合同签定后，买受人每台预付2.91万元，出卖人发基础及配重图基础图，余款26.19万元付清后出卖人发主机（主机保证金，手续费、保险费，GPS使用费另行支付）”，这与本案原一审时徐州建机公司当庭提交的国银公司（甲方）与徐州建机公司（乙方）、王珏玉（丙方）于2014年5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甲方与丙方签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4】租字第(XG-1012305)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国银公司（出租人）与王珏玉（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互相印证，证明了王珏玉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买案涉塔机的，但舜意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王珏玉支付了首付款。6、舜意公司虽然提供了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出具的欠条，从此欠条的形式上看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确认欠第三人租金，但从案涉塔机在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后的多次审理，该欠条存在诸多疑点，首先，从朱科出示其于2014年3月26日、同年3月28日两次向王朗付款的109100元（首付款96100元和保险费13000元）、2016年3月4日向国银公司的电汇付款凭证16352.7元，舜意公司不能作合理解释；其次，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出具前述欠条后，舜意公司确于2016年1月22日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重庆市佳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务川分公司(2016)黔0322民初528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而不根据前述《欠条》直接起诉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返还塔机及给付租金等，此不符合常理;再次，王珏玉作为本案第三人在多次的开庭审理中，均委托代理人出庭或者不出庭，王珏玉对案涉塔机购买起始、权利之争及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出具的前述欠条等，均不出庭作直接陈述和说明，此与常理相悖。7、舜意公司虽然提供了调查询问笔录和备案说明，但此只能说明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提供备案基础资料不实被撤销的事实，也并不能证明舜意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8、本案舜意公司与王珏玉的法律关系含混不清，审理中，舜意公司陈述案涉塔机系第三人购买后交由舜意公司出租，又陈述案涉起重机系舜意公司以第三人名义购买，其陈述自相矛盾，不符常理，不能自圆其说。9、舜意公司陈述与宏泽公司存在委托管理案涉塔机的合同关系，但其始终未举证证明与宏泽公司签订有委托合同，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宏泽公司之间有关委托范围和委托费用的约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不能确定。二、从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提供的证据分析，1、朱科于2014年3月26日、28日两次向王朗付款109100元的电汇凭证（首付款96100元和保险费13000元）、2016年3月4日向国银公司的电汇付款凭证，金额16352.7元。2、王朗陈述自己是徐州建机公司员工，本案原一审时徐州建机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王朗是公司员工，徐州建机公司提交本院的《回复函》也证明王朗是该公司驻贵阳代表处业务人员，贵州欧畅工贸有限公司是该公司驻贵州地区的经销商。3、朱科于2016年3月4日向国银公司的电汇付款凭证的“附加信息及用途”里注明了“塔机按揭款2台XG-10123**，机器编号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HEPC01076Q4”。2015年5月1日王珏琰与朱科签字的《情况说明》和2017年2月25日王珏琰与朱科签字的《结算情况说明》中，双方对案涉塔机均不存在结算，此亦与常理不符，舜意公司对此不能作合理说明。5、从2016年案涉塔机运送到达务川起，一直处于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的掌控和支配，包括2018年6月21日徐州建机公司与宏泽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晏文兰向徐州建机公司汇款24万元的事实，从审理中可知，舜意公司及第三人对起重机根本没有掌控。双方对各自的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从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查、询问的证据可见，舜意公司提供的证据并没有达到使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虽然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对舜意公司出具的案涉《欠条》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塔机不存在租赁关系，但依据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提供的其他大量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查及询问的证据证明的事实，舜意公司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因此，应由舜意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舜意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56元，由原告贵州舜意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合同编号为201403240013、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24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该合同系本案诉争合同，是上诉人以第三人名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一审卷宗中的合同并非该合同。二、上诉人向徐州建机公司付款的凭证，证明其向徐州建机公司支付了包括涉案塔机在内的一部分款项。该款项不是与每台设备一一对应，双方的交易方式是有钱就支付一部分，徐州建机公司就把设备发过来。三、徐州建机公司与舜意公司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上诉人与徐州建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付款方式并非是确定统一的。购买和付款方式与涉案机械设备的购买类似。四、《设备赎回告知函》，证明本案一审过程中，徐州建机公司得知本案诉争后，便向王珏玉送达该函，即要求王珏玉支付案涉机械设备的逾期租金及逾期利息。五、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3民终394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基于标准节的购买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融资，因未支付款项发生诉争。徐州建机公司在起诉时，基于王珏玉家族企业已经支付部分款项，将首付款通过调整的方式予以平衡，本案的交易方式与该案相同。同时，上诉人家族企业通过案外人支付的20万未被认定在徐州建机公司起诉王珏玉的案件中，即该款项仍是属于王珏玉家族企业支付给徐州建机公司的款项，而案涉机械设备的购买款就在其中。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一、针对第一份证据，被上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是被上诉人借用第三人的名义签订。二、针对第二份证据，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三、针对第三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系上诉人与徐州建机公司关于案外塔机的合同，并没有包括本案的两台塔机，而且本案两台塔机合同上的购买人也不是被上诉人，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合同上也是按融资租赁形式购买，首付20%，保证金5%，期限4年，并非上诉人述称没有确定的统一付款方式。四、针对第四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说明上诉人对本案塔机具有所有权。五、针对第五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首先，从合同独立性上讲，并不存在什么家族企业案外人支付之说，本案第三人王珏玉虽然与上诉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具有亲戚关系，但第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作为一家法人企业，第三人与上诉人并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即使系关联企业或商事主体之间的行为，也应当具有相关法定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该判决书也没有认定本案两台塔机与上诉人的第三人有任何的关联。第三人王珏玉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份证据不清楚，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即编号为201403240013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双方均认可系本案诉争的合同，买卖标的物、合同签订时间等与双方主张一致，应予确认。因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部分事实与该份证据载明的内容一致，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不再重复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份证据即付款凭证，因涉及徐州建机公司，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属实，因该份付款凭证的付款时间在涉案塔机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之前，付款无备注系哪台塔机或哪份买卖合同，故该份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第四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第五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具备关联性，不予采纳。本院根据前述采信证据、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及陈述认定如下事实：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第十二条第二款约定“融资租赁：合同签定后，买受人每台预付2.91万元整，出卖人发基础及配重图基础图，余款26.19万元付清后出卖人发主机（主机保证金，手续费、保险费，GPS使用费另行支付）”。2014年，王珏玉以承租人身份与出租人国银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4】租字第(XG-1012305)号的《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中载明：“5.2出租人按本合同专用条款第2条约定的价格向承租人购买承租人享有所有权的工程机械，并将工程机械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回租给承租人使用。”同时，国银公司（甲方）与徐州建机公司（乙方）、王珏玉（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乙方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时间向丙方交付工程机械：（1）乙方已收到丙方支付的设备首付款；（2）乙方已收到丙方支付的设备余款或丙方已提供令乙方满意的付款安排。现经乙方同意，自甲方通过丙方的承租人资质审查之日起（以甲方向乙方发出的书面确认为准），视为丙方已提供令乙方满意的付款安排。2、各方同意，乙方直接向丙方交付工程机械，丙方在交付日当天取得工程机械的所有权，并立即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将工程机械以占有改定的方式交付给甲方，甲方在交付日取得工程机械的所有权……”。2017年12月8日，徐州建机公司向王珏玉发了一份《设备赎回告知函》，该函载明：“一、截止到2017年10月31日止，您的逾期租金为565841.7元……逾期利息为142528.7元……具体欠款金额以我公司财务账目为准。……二、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您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现我公司依据合同约定，2017年12月8日行使了收回权，我公司暂时保管……”。2017年2月25日，舜意公司与朱科针对舜意公司委托其管理的塔机进行租金结算，朱科向舜意公司出具了《结算情况说明》，该《结算情况说明》上载明：“2014年8月30日之前与王树全（权）结算，伍台塔机……租金总收入455525元，已付335400元，尚欠12万元；二、2014年8月30日-2014年10月30日，应收租金102000元；三、2014年10月30日-2015年3月30日，应收租金282300元……”。舜意公司诉重庆佳信公司及其务川分公司（2016)黔0322民初528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322民初528号】民事生效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朱科、晏文兰在原告（舜意公司）与佳信公司务川分公司的塔机租赁关系中，是属于舜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对原告（舜意公司）要求朱科将其从被告（佳信公司）处已收取的租金及塔机返还给原告的主张，鉴于原告与第三人宏泽公司之间尚存在涉案塔机的产权之争，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宜一并处理，原告可另案主张。”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向王朗进行询问。王朗陈述其为徐州建机公司的员工，涉案两台塔机系被上诉人以第三人王珏玉的名义购买再挂靠到舜意公司出租。首付款打款人为朱科，一笔是96100元（其中包含国银公司不到2000元的手续费），一笔是保险费13000元。舜意公司与舜意混泥土公司也在徐州建工公司购买了80多台起重机。因舜意公司差欠徐州建工公司3000多万元，故以王珏玉的名义购买，发票根据合同上的名字开具。16352.70元是朱科打给国银公司的按揭款。王珏玉陈述签订涉案塔机买卖合同时其为大学生，当时其父亲王树权让其签订合同，没有给其说什么，就说要买涉案塔机。王珏玉陈述其购买后用于租赁，钱如何支付不清楚。对舜意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5月28日朱科、晏文兰、宏泽公司向王珏玉出具的租金欠条不知情，其未看到过该欠条。朱科、晏文兰陈述该欠条是因当时徐州建机公司要起诉王珏玉，王珏玉的哥哥即现舜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珏琰让朱科、晏文兰和宏泽公司写一张欠条给他，避免王珏玉因拖欠租金上黑名单。该欠条涉及的塔机就是本案诉争的两台塔机。王树权陈述其在2015年9月才知道前述欠条。王树权还陈述王朗为徐州建机公司在贵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2017）黔0326民初1658号民事判决中载明徐州建机公司的答辩意见为：“1、原告（舜意公司）在诉状中所称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第三人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所签订的，并非原告所签订的，原告不是物权人。……3、原告及第三人自认涉案塔机未付清融资租赁款，因此，原告及第三人均不是本案的物权人。因原告及第三人未及时向国银公司支付融资款，徐州建机公司依照与国银公司的约定，代表第三人向国银公司垫付了融资款，并且国银公司将对于第三人所签订的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了徐州建机公司。因此，涉案塔机的所有权人（物权人）是徐州建机公司而非原告及第三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返还物权请求的基础必须是物权人”。徐州建机公司在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书面《回复函》中载明：“王朗是我公司驻贵阳代表处业务人员，贵州欧畅工贸有限公司是我公司当时驻贵州地区的经销商。……贵州公路公司向徐州建机公司打款21万元，现经徐州建机公司财务核实，2014年3月、4月、5月、6月我公司无该笔收入。我公司的财务入账，是客户提供打款凭条并且在凭条进行附言备注，还×××的塔机，我公司据此进行入账”。王树权系舜意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舜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珏琰系王珏玉的哥哥。王树权系王珏玉与王珏琰的父亲。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王珏玉均认可涉案塔机系借用第三人王珏玉的名义购买，但对王珏玉代谁购买发生了争议。上诉人主张涉案两台塔机系王珏玉代其购买并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出租管理，故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塔机并支付其出场费和租金等费用；被上诉人认为，其虽与上诉人有案外其他塔机的委托出租代管关系，但涉案两台塔机系被上诉人实际支付首付款和按揭款购买，并在徐州建机公司收回塔机后对剩余残值进行了购买，故涉案塔机并非属于上诉人，而是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应向上诉人返还塔机和支付租金、出场费等费用。由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编号为XUG0063THEPC01075、XUG0063TEEPC01076的两台涉案塔机是否系上诉人购买所有并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出租。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与国银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与国银公司和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王珏玉代真实购买人签订的合同，系真实购买人与出卖人、出租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前述合同对真实购买人和徐州建机公司、国银公司有效，三方之间形成融资租赁关系。依据王珏玉与徐州建机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第二款与国银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王珏玉在签订前述合同后应向徐州建机公司支付涉案塔机的首付款，并向国银公司支付按揭款。本案中，王珏玉究竟代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购买应根据谁有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行为来认定。首先，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付款凭证上并无任何备注能证明其中任何一笔或几笔付款行为指向的标的物为前述合同中的两台塔机；其次，该组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时间从2013年7月到2014年1月，均在前述《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其中最晚一笔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在前述合同签订时间的约两个月前，故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的付款时间与其主张的事实不符；再次，上诉人主张之所以前述付款凭证与合同不能一一对应，是因为其向徐州建工公司购买了包括涉案塔机在内的塔机共计80多台，交易方式为陆续付款，但上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该主张；最后，上诉人主张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2016）黔0521民初708号生效判决中认定其2014年3月21日委托贵州公路公司向徐工集团打款21万元，并无相关支付凭证佐证，徐州建机公司陈述其并未收到该款项，且即便属实，并无证据证明该款支付的是涉案塔机的购买款，且该案争议的塔机型号与本案不符，付款时间也是在本案买卖合同签订之前，金额与合同中约定的首付款金额不符。由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涉案塔机的首付款。被上诉人主张其为涉案塔机的真实购买人，其提交了其在涉案买卖合同签订的一个周内向涉案塔机出卖人徐州建机公司的经办人王朗支付首付款和保险费的电汇凭证以及其向国银公司支付塔机按揭款的电汇凭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与涉案买卖合同的时间及合同中的付款约定能够互相印证，其提交的支付按揭款的电汇凭证载明的收款人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一致，且该电汇凭证上备注的塔机型号也与本案争议的塔机型号一致。同时，上诉人及徐州建机公司均陈述王朗为徐州建机公司贵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故王朗在涉案塔机买卖中的相关行为应认定为代表徐州建机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涉案买卖中买受人徐州建机公司的经手人王朗进行调查询问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进行质证，程序合法，该证据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因王朗作为出卖人在涉案买卖中的委托代理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前述付款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并陈述该付款凭证即为被上诉人购买涉案两台塔机的首付款、保险费、手续费、按揭款等款项，故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王朗的证言共同证明了涉案塔机系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介绍借用第三人王珏玉的名义购买的事实。另王朗陈述上诉人主张的其购买的80多台塔机系其与另一案外公司购买，独立于本案诉争的两台塔机之外，即本案诉争塔机与上诉人诉称的80多台塔机无关，故上诉人提交的前述支付凭证也与本案无关。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为涉案塔机的真实购买人无事实和证据支撑，不应采信。第二、上诉人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涉案买卖合同的购买发票、《设备赎回告知函》等证据即便载明购买人为王珏玉，此也仅为出卖人徐州建机公司按照合同相对性行使买卖合同中的相关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并不能证明王珏玉系代上诉人购买。虽然王珏玉陈述涉案塔机系其代上诉人购买，但因王珏玉与上诉人的原法定发表人王树权和现任法定代表人王珏琰存在亲属关系，同时其自称其现为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其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上诉人主张其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真实买受人，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出卖人徐州机建公司将涉案塔机的所有权转移给其所有。涉案塔机一直在被上诉人的管理控制中，上诉人主张系其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出租管理，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塔机存在书面或者口头的委托代租关系。上诉人提交的《欠条》虽然载明被上诉人欠第三人王珏玉租金，但被上诉人陈述当时是徐州建机公司要起诉王珏玉，上诉人为避免王珏玉被纳入黑名单，遂找到被上诉人要其出具欠条。结合王珏玉作为欠条的持有人陈述对该欠条不知情，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王树权陈述其在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后的几个月才知道该欠条，同时根据王珏玉的代理人王树权提交的《结算情况说明》上载明的内容，争议塔机在2014年就已购买并进行出租，但在前述《结算情况说明》中却没有对该塔机的租金进行结算，且舜意公司此前也未依据该欠条起诉朱科、晏文兰与宏泽公司，故前述欠条是否具备真实的法律关系基础存疑。又因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涉案塔机的首付款和按揭款，故在前述欠条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享有涉案塔机的所有权。上诉人提交的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22民初528号生效判决并未对涉案的塔机所有权进行明确，故该判决亦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涉案塔机属于其所有的依据。对于该案认定被上诉人朱科、宴文兰在涉案塔吊与重庆佳信公司务川分公司的租赁关系中属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已陈述其当时因宏泽公司未成立而挂靠上诉人公司出租涉案塔机，而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针对涉案塔吊存在真实的委托代租关系，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第四、关于涉案塔机的所有权归属。首先，根据国银公司与徐州建机公司、王珏玉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可知，涉案塔机在代买人王珏玉向徐州建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后，所有权并非属于真实购买人，而是立即转移给国银公司。其次，根据徐州建机公司此前的答辩意见可知，因购买人未按时足额向国银公司支付按揭款，徐州建机公司支付按揭款后收回了涉案塔机，此时，所有权转移给了徐州建机公司。再次，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款协议》和付款凭证可知，被上诉人按照前述协议的约定向徐州建机公司支付了涉案塔机的残值购买款24万元，故上诉人从始至终均不享有涉案塔机的所有权，而被上诉人不仅是涉案塔机的真实购买人，而且已获得涉案塔机的所有权。由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塔机并支付租金和出场费等费用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6元，由上诉人贵州舜意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滔审判员袁晶晶审判员马天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艳      丽书 记 员 饶      正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