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1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克明，男，195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尚丽，女，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佑珍，女，196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桄银，贵州教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女，2013年4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法定代理人：徐某（邓某母亲），女，1987年4月16日生，住贵州省仁怀市。上诉人邓克明、尚丽、黄佑珍与被上诉人邓某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克明、尚丽、黄佑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某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和判决依据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方申请进行亲缘鉴定，一审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予启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真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不能让人信服。2.原告起诉共有物分割，首先要明确的是原告是否享有分割的权利。根据法律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并非死者的财产，而是致害方给死者近亲属的补偿费用，具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的性质，属于死者近亲属的共有物，应当全体赔偿权利人共同享有。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人是特定的，即被害人具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邓克明，黄佑珍均系死者邓仕林的近亲属，且属于请求权第一顺位，均属赔偿权利人，依法有权分得死者邓仕林的死亡赔偿金。而原告是否属于死者邓仕林的血亲，是需要查明的事实。一审中被告数次向一审法院提出亲缘鉴定申请，以查明原告是否是死者邓仕林的孩子，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因为原告的母亲多年在外，怀孕及生孩子都在外地，孩子出生后才回到安顺邓仕林家中，且原告的母亲徐某在邓仕林生前既不同意补办结婚证也不同意把孩子户口上到邓仕林名下，却在邓仕林死亡后，在没有结婚证、准生证等证件的情况下，即用邓仕林的死亡证明将原告的户口上在其娘家，并把原告带走不让被告及家人见原告。被告的家人多次提出想见孩子，但原告的母亲只知要孩子的生活费，却不让被告的家人见孩子。在原告的母亲起诉之前，听说其就找了对象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所以急着用钱。故上诉人有合理理由质疑被上诉人身份，本案首先要查清原告邓某是否是死者邓仕林的亲生孩子，由于邓仕林已身亡，不能直接进行常规的亲子鉴定，所以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申请法院进行亲缘鉴定后再考虑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并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3.一审判决在证据采纳及裁判结果上明显偏袒原告方，显失公平公正。原判对丧葬费的认定及适用法律不当。邓仕林死亡后，被告与施工方在村委会的见证下达成赔偿协议，赔偿金共120万。协议签订后，施工方先支付10万元用于安葬死者，安葬费实际支出126000元，原告母亲徐某签字确认并在一审时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却无视该事实，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8316元／年，以6个月计算丧葬费为39158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协商赔偿时约定，死者父母各自按20年计算，死者女儿当时4岁，故按14年计算，受损车辆折算20万元，丧葬费10万元，最后达成协议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120万元。赔偿方先支付了10万元作为丧葬费，之后又支付了110万元作为家属的赔偿，双方同时约定赔偿款由被告自行分配和处理。被告方所举证据都说明了赔偿依据以及具体处理事宜，但一审法院明显偏袒原告方，只采纳原告一面之词。认为被告有其他孩子可以赡养，却不考虑原告母亲也有抚养原告的法定义务，明显不公。4.原判对赔偿标准及赔偿数额计算错误、计算标准与结果自相矛盾，且与实际赔偿的事实严重不符。120万元赔偿金中，实际应按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8869元／年计算，邓克明、黄佑珍分别赔偿20年的赔偿金各为177380元，邓某按14年计算赔偿金为124166元，三人合计赔偿金为478926元；车辆损失20万元，因死者邓仕林生前用于运输的车辆所有权属于被告，故车辆损失赔偿由被告享有，一审判决没有扣除车辆损失金额，明显错误；另死者生前债务共计13万元已用赔偿金偿还，应当予以扣除，再扣除已实际支出的丧葬费126000元，以上共计应扣除934926元，剩余265074元，按赔偿协议约定，由邓克明内部自行安排。如果经过鉴定邓某是死者邓仕林的亲生女儿，那么邓某可与邓克明、黄佑珍三人平分剩下的265074元，每人88358元。也就是说，在邓某确系死者邓仕林血亲的情况下，其有权主张分割的最高数额为124166＋88358＝212524元。且由于被告没有抚养原告的义务，原告母亲向被告索要的孩子生活费应从赔偿款中予以扣除，截至目前，被告已支付给原告母亲38000元。另被告尚丽与本案赔偿金分割没有关系，其所欠借款，要还也是还给邓克明与黄佑珍，而不是返还给原告。被上诉人邓某未进行答辩。邓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从死亡赔偿金中分割出675035.85元归原告所有，并由三被告对该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邓克明、黄佑珍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三人，次子邓仕林生于1995年10月30日。邓仕林与徐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生活，于2013年4月2日生育原告邓某。2017年11月14日，邓仕林在工地做工时意外死亡。同年11月14日，邓克明、徐某作为乙方与甲方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死亡补偿款、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120万元；付款时间及方式：协议签订后，甲方先付给乙方现金10万元，余下的11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星期内全部付清；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由乙方内部自行安排分配和处理，其分配处理的方式及后果不再与甲方有任何关系。协议签订后，邓克明领取现金10万元，余款110万元打入邓克明银行账户。邓仕林丧葬事宜由被告邓克明办理。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被告邓克明陆续支付原告邓某生活费共计27000元。部分赔偿款邓克明用于给被告尚丽购买商铺。一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在分割前属于死者近亲属的共有物，应归全体赔偿权利人共同享有。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包括了财产损害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部分，财产损害赔偿部分包括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故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其分配方法应先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再结合与死者生前的生活紧密程度、是否需要死者扶养等因素、死亡赔偿金的依赖程度、生活来源等等因素综合考虑,参照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因邓仕林死亡所获得的赔偿款在赔偿协议书中明确为死亡补偿款、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但赔偿协议书并未明确各赔偿项目的具体数额,应视为赔偿金是对权利人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害的混合赔偿。故该赔偿款项的分配应先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剩余部分再从照顾没有生活来源和未成年人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被告邓克明、黄佑珍系死者邓仕林父母，被告邓某系邓仕林女儿，邓仕林对其均负有扶养的义务，原告邓某尚且年幼，其生活、教育等支出的需求较大，对赔偿金的依赖性较强,应适当多分，故死者邓仕林的赔偿金应对原告相对倾斜。综上,因邓仕林死亡所获得的赔偿款为1200000元,在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以及邓某、邓克明、黄佑珍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剩余部分酌定邓某享有46%，邓克明、黄佑珍各享有27%。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邓仕林的扶养人为邓某、邓克明、黄佑珍,原告邓某按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1402元计算为128405.58元，被告邓克明按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1402元计算为128407.72元，被告黄佑珍按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1402元计算为128407.72元。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85221.02元；关于处理邓仕林丧葬事宜的支出费用，由被告邓克明支付，其陈述支出126000元，但其提交证据不能证实实际支付情况，故死者邓仕林丧葬费用，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8316元／年，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9158元，在死者邓仕林的赔偿金中予以扣除，剩余775620.98元（1200000元-385221.02元-39158元）按上述分配比例,原告邓某实际应分得485191.23元。因邓仕林的死亡赔偿金120万元均由被告邓克明领取及保管，应由被告邓克明直接支付给原告邓某，已支付原告的生活费27000元，应从原告分得的赔偿金款项中予以扣除。故被告邓克明实际应支付原告邓某458191.23元。因赔偿款并非由被告黄佑珍进行领取及保管，故被告黄佑珍不承担支付责任。原告邓某主张被告尚丽一并支付死亡赔偿金的理由，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邓克明将部分赔偿款用于给被告尚丽购买商铺，未经其他权利人同意，被告邓克明的处分行为系无权处分，被告尚丽知道该款项系赔偿款，且被告尚丽未举证证实其属于善意取得，原告作为权利人有权将该财产追回，故被告尚丽应承担返还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邓克明从赔偿金中支付30万元作为原告赔偿金的主张，原告称被告邓克明口头承诺支付原告30万元抚养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实，被告邓克明在儿子邓仕林死后，确有支付原告30万抚养费的意思表示，但该口头承诺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并未就该事项签订书面协议，且审理中被告邓克明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需要进行亲缘鉴定的辩称意见，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出生医学证明载明邓仕林系原告的父亲，且从邓仕林因事故死亡后至原审第一审结束后，被告一直未对邓仕林与原告邓某的亲子关系提出异议，亦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鉴别,被告仅仅是依据怀疑，并未提交基础的证据证实其怀疑的合理性，该鉴定的启动与本案的审理无关联性，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邓仕林死亡的赔偿协议中约定了赔偿金由邓克明自行分配的辩称意见，根据被告提交的赔偿协议书中载明“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由乙方内部自行安排分配和处理”，乙方包括邓克明与徐某，并未约定由邓克明自行分配，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邓克明与被告尚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给付原告邓某赔偿款人民币458191.23元。二、驳回原告邓某对被告黄佑珍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50元，由原告邓某承担人民币2378元，被告邓克明、被告尚丽承担人民币817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死者邓仕林坟墓现状照片，拟证明修建该坟墓造价较高等情况；2.邓仕林生前名下的贵Ｇ×××××车辆相关过户及贷款结清证明等，拟证明死者邓仕林生前债务已由上诉人邓克明用涉案赔偿款偿还，故分割涉案赔偿款时应当扣除。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共有纠纷，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邓某是否具有分割涉案赔偿金的主体资格；2.原判对涉案赔偿金的分配是否正确。关于邓某是否要权分割涉案赔偿金的问题。涉案120万元赔偿金，是死者邓仕林家属因邓仕林事故死亡所获得的赔偿，具体包含死亡补偿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这些费用不属于死者的遗产，应归为家庭的共有财产，由死者的近亲属共同享有。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充分证明死者邓仕林与本案被上诉人邓某之间的父女关系成立,双方之间完全符合受法律保护和约束的父女权利义务关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邓某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血亲关系，均不影响死者邓仕林与邓某之间的血亲关系，本案客观上已不具备亲子鉴定的基础，亦无进行亲缘鉴定的必要，故对上诉人的相关鉴定申请不予支持。邓某作为死者邓仕林的女儿显然具有分割涉案赔偿金的主体资格。关于原判对涉案赔偿金的分配是否正确的问题。涉案赔偿金虽不属死者邓仕林的遗产，但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按照死者与家属亲疏程度，以及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收入状况和对死者生活依赖程度等情况进行分割，分配时应综合考虑上述方面，以体现涉案赔偿金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补偿的双重价值。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并结合当事人作出的陈述，认定本案赔偿金性质、所含项目及共有权利人等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对丧葬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数额计算正确，明确涉案赔偿金在扣除丧葬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各共有人对剩余部分所占份额，符合法律规定，并结合涉案赔偿金实际占有情况，判决由实际占有人邓克明、尚丽给付邓某应享有的份额共计人民币458191.23元，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所提涉案赔偿金应扣除车辆损失费20万元及死者邓仕林生前债务13万元及丧葬实际花费12.6万元等再进行分配的主张，因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或充足理由否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一审认定事实及计算标准错误等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上诉人邓克明、尚丽、黄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美娟审判员  洪 云审判员  陈雯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刘瑜蕊书记员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