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晋01刑终669号原公诉机关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南某，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户籍地：吉林省敦化市，捕前住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3号工商宿舍小区2单元一层西户。公民身份号码：×××。2019年4月1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马某，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安某，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韩国“上帝的教会”山西堂会堂师母，户籍地：吉林省延吉市，捕前住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3号工商宿舍小区2单元一层西户。公民身份号码：×××。2019年4月1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四看守所。辩护人张某，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审理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南某、安某犯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19）晋0105刑初105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南某、安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南某、安某，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上帝的教会”于1964年由韩国人安商洪创立，现任总会长为金凑哲、张吉子。近年来，该教会打着基督教的名义，通过对我国派遣宣教士、创立组织、建立据点、发展信徒、培植境内代理人等渗透活动，干扰破坏我国正常的宗教活动。该组织总部设在韩国，下设中国部，中国部在我国各省、直辖市下设堂会，堂会下设地区，负责人为地区长，地区下设区域，负责人叫区域长，一般两个到三个区域可以成为一个地区。被告人南某、安某未经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于2015年6月私自经韩国教会总部培训后被派到山西太原，担任“上帝的教会”山西总堂负责人，在小店区以及全省其他地市内传播“上帝的教会”，形成总堂、分堂、区长三级架构，其中我市设有传教场所五处，发展教徒220余人。被告人南某、安某利用基督教“圣经”的部分教义宣传“上帝的教会”，致使群众误以为该教会是基督教分支，并传播“世界末日”理论诱骗教徒向“上帝的教会”按月缴纳个人收入10%作为“十一奉献金”；每周六“安息日”时上交五元上不封顶安息日奉献金；聚会活动租住点住客缴纳锡安房屋租金；每月要求缴纳会费。经侦查，现已冻结逐级上交的各类“奉献金”共计891043.1元人民币（冻结日期至2020年10月2日），该款项汇集在南某指定的区域负责人贺莹华、刘金改、冯海涛、任慧四人的个人账户内。另查明，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该集团以刘金改、杨丽平名下银行卡分五笔汇往韩国共计682483.72元人民币。2019年4月11日，侦查机关对南某、安某住处太原市××区西户进行搜查，查获6318.7元人民币及相关传教物品。经太原市民族和宗教局核实，被告人南某、安某并非我市基督教“两会”认定教职人员，也从未前往太原市民族和宗教局进行过备案。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立案决定书证实，2019年4月10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决定对4.12诈骗案立案侦查。2.传唤证、抓获经过证实，2019年4月11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在太原市××区西户将南某、安某传唤到案。3.赵海渔、赵海燕、刘金改、冯伟玲、杨俊丽、任慧、郭冰、曹晓旭、张祺、范玉珍等人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悔过书证实，加入“上帝的教会”后，经教会人员授课洗礼，参加礼拜，相信“上帝的教会”是最纯正的基督教，让其在精神上受到蒙骗，开始向教会交纳奉献金，现在知道“上帝的教会”是非法组织，发现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其中赵海渔称，2013年其被安排为区域长，2015年蒋理国和安娜开始管理太原的教会后，其就将收取的自己的和其管理的其他信徒交的奉献金交给了蒋理国；赵海燕称，2015年左右，“曾老师”租下汉唐官邸小区房，让其做预备区域长，和姐姐赵海渔一起管理汉唐官邸小区礼拜所组织礼拜；刘金改称，2015年后，南某开始负责太原地区，其就将奉献金交给了南某；冯伟玲称，2015年，安某开始带着我们学习“上帝的教会”的十分之一律例跟我们提到缴纳十分之一金来多得上帝的祝福，其为了多得福就跟着南某、安某让信徒缴纳奉献金，2017年南某派其到××区锡安当负责人，替教会发展教徒并收取奉献金；曹晓旭称，在开元的一个锡安里，一个叫“曾老师”的男子给其进行的浸礼；张祺称，做礼拜时，主要是刘老师、杨俊丽、贺莹华、曾老师和王老师每周轮流讲课，曾老师是太原地区的堂会长，王老师是太原地区的堂师母。4.被害人纪丽娜、柴菀桐、王华、张忠琴及证人张晨亮的陈述笔录均证实，其被他人介绍加入教会，被要求到教会点参加礼拜，被要求缴纳奉献金的过程，现发现自己被欺骗，经济造成损失的事实。5.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实，2019年4月11日，侦查机关依法对南某、安某住处太原市××区西户进行搜查，查获外文传教书籍及宣传资料、银行卡、手机、人民币6318.7元等物品，依法进行了扣押；2019年4月22日，侦查机关依法对山汽小区礼拜所进行搜查，查获传教头巾、男式浸礼服、信封等物品，依法进行了扣押。6.照片证实，侦查机关从查获的安某手机发现的安某与教徒之间的聊天内容、收取外地钱款汇总表、教会书籍单等内容。7.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银行明细证实，侦查机关于案发后依法冻结了贺莹华、刘金改、冯海涛、任慧、王素珍工商银行账户下存款891043.1元人民币的事实。8.银行历史交易明细、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出具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数据证实，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刘金改、杨丽平名下银行卡分五笔汇往韩国682483.72元人民币的事实。9.辨认笔录证实，冯伟玲、刘金改、赵海渔、赵海燕、郭冰辨认出南某就是山西堂会的堂会长蒋理国、曾老师，安某就是上帝教会的南堂师母曾老师的妻子安娜、王老师。10.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出具的函证实，南某、安某、赵海渔、刘金改、杨俊丽、赵海燕、冯伟玲、吴长淑非太原市基督教“两会”认定教职人员，该局从未对上述人员进行过备案。11.临汾市“上帝的教会”人员名单、查获的奉献金明细、毛文茜、陈鑫、冯海涛、康恺、杨如花、李雄龙、金英等人的报案材料、陈述笔录证实，南某、安某在临汾、晋中、清徐、运城等地传教并逐级收取上交奉献金的事实。12.被告人南某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侦3P2、14、18、25、29、33、39、52、55、57、），我化名蒋理国，别人也叫我曾老师、蒋老师。我于2010年5月开始信仰基督教，参加的教会名称为“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还有一个名称叫“世界宣传福音协会”，教会的创始人是韩国人安商洪，教会成立于1964年，总部在韩国首尔，现在的教会最高负责人是张吉子，现在全球各地大约有两到三千个教会。大概2006年10月，我在青岛工作期间，有一次在大街上有两个“上帝的教会”的教徒，名字记不清了，给我宣传教义，从那时起我就接触上这个教会并逐渐信奉，没过多久就由青岛当地的堂会负责人给我主持了受洗仪式。受洗之后每逢安息日（周六）都会去当地教会的传教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锡安做礼拜，并和其他教徒交流教义。2010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前往上海，在当地的堂会继续做礼拜和交流，我妻子安某是上海堂会的教徒，我们就是在教会认识的。我和妻子在上海传教期间，上海堂会的负责人（姓金，韩国人）认为我俩有潜力，可以来山西这边负责传教工作就给韩国打了报告，韩国同意后我们就经教会安排来山西担任负责人，因为我们之前，山西地区已经设有堂会，上海将韩国总教会的指示传达到后，我们就顺利成章的成为了负责人。“上帝的教会”在国内的各个省和直辖市都设有总堂会。2018年6月我收到韩国总部通知，将太原堂会分为南堂和北堂，让我只负责山西省太原小店区以南的区域，分别是太原、晋中、长治、临汾、运城和晋城。每个地区都设有一名负责人，我们称为地区长，地区下面还设置了几个区域，负责人被称为区域长，区域长接受地区长的领导，地区长接受我和我妻子的领导。山西总堂会现发展教徒大约200余人，设立传教所约十几个，太原地区有五个。我在省内从事宗教事务没有经过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审批或者备案，也不是太原市基督教“两会”认定的教职人员，在省内设立的传教所等教会活动场所没有向当地政府或者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进行报备。我们宣传教义和发展教徒一般都是我通过电话、微信或者sinal联系教徒，让他们在我定好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两个人为搭档进行宣传。我一般挑选的时间为周日，地点主要是大型的商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到了之后教徒们随机的问过往路人是否想要了解“上帝的教会”，如果对方没兴趣，我们就继续找其他人，如果对方感兴趣就简单的讲解基本的教理，如果对方表示可以继续深入，我们就会在附近挑选肯德基之类可以坐下来的地方，给对方详细讲解十到二十分钟，结束时如果对方还是有兴趣，我们就留下对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再约对方出来宣传几次，等我们认为这些人信心比较高时，就让他们去传教所学习礼拜，通过几次的礼拜，我认为对方可以成为教徒了，我就会亲自给他们主持受洗仪式，并将对方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登记下来通过邮件给韩国首尔总教会打报告，韩国那边通过审核后，会给每个新教徒分配一个“生命号”并回信告诉我，有了这个生命号新教徒就取得了入教资格了。随后一段时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能再发展下一批教徒了。我一般不参加街面教义宣传和教徒发展，主要是在传教所内讲道。我们传教主要选择中青年的女性，因为男的一般不愿意听这些。从我担任山西总堂会负责人至今，山西教会大约新发展了七八十个。我们向教徒收取奉献金，主要有四大块，一块是“十一奉献金”指信徒要将每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第二块是“安息日奉献金”就是每周六做礼拜的时候信徒们交的，大约每人5元，上不封顶，第三块是“锡安房屋租金”是活动点的租金，谁在活动点儿住谁交，第四块是“会费”，每月一交，每个月交5元至25元。钱是每个区域长向教徒们收取并进行统计后交给地区长，地区长汇总后交给我，太原市的区域一周或者两周给我现金，外地市每个月初给我打一次钱，这些钱一般都打在王素珍、杨丽萍的存折上。我将上述钱按类按月存入副组长贺莹华和刘金改、冯海涛、任慧的存折内，他们的存折都是我安排他们办好再交给我保管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四个存折都是2018年6月分堂之后办理的。我每个月大概给贺莹华的账户（十一奉献金）存入5万元，给刘金改的账户（安息日奉献金）存入1万多元，给冯海涛的账户（锡安房屋租金）存入2-3千元，给任慧账户（会费）存入300元左右。贺莹华账户的钱主要用于教会事务的大额支出，如缴纳传教所的房租，剩下的钱作为教会的固定资产，刘金改账户的钱用于组织教会活动，比如郊游、聚餐等，冯海涛账户的钱用于每周六做礼拜的伙食费，任慧账户上的钱用于教会一些小的开销。我和我爱人每个月从这笔奉献金内取2700元当做我们传教的工资，我再从里面拿出300元奉献金交给教会，取1700元用于支付我们住房的房租，取500元用于支付我们两个人的电话费和打车费。2016年初的时候我按照韩国总部的要求给韩国总部打过四、五次钱，大概半年打一次，每次大概十二三万元，汇款给韩国，每次都是邮箱给我发一个账号，我用刘金改和杨丽萍的名字给汇的，2017年左右总部要求不要汇款，存到存折里，教会有需要花销的地方我向韩国总部申请。我一般会把教会开支情况告知副组长，教徒们不知道，我用于个人消费的开支部分我不告诉任何人，只有我和我老婆知道。韩国首尔总教会没有给我及国内其他总堂会负责人提供过其他方面的支持，我知道的经济支持就是总教会允许我们向教徒收取并自由支配奉献金。我和我妻子在山西总堂会的分工是我主要负责传道、洗礼和奉献金的管理，我妻子主要是后勤方面，比如伙食管理和申购教义资料。太原地区入会的教徒都是由我一个人负责主持的。我在当了太原堂会代理后起化名是韩国总部要求的。我们组织活动学习的东西都是总部给我邮件发来的，关于教义的书籍是总部网站上购买的。13.被告人安某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侦3P61、71、75、82、98），“上帝的教会”是由安洪商（韩国人，已经去世）于1964年创立的，现在的负责人是金凑哲和张吉子，金凑哲是总牧师、总会长，张吉子是总会下面一个运动本部的会长，教会总部在韩国首尔市，这个教会主要是向别人传播灵魂世界的一些思想。大概2009年的时候，我去韩国首尔看望我的父母，路过一个“上帝的教会”的教堂，就自己进去进行了登记，就算加入了教会，大概过了几天，金凑哲牧师就给我主持了受洗仪式，后我就回国继续在上海工作了。我加入“上帝的教会”后，韩国教会里的人告诉我上海也有加入“上帝的教会”的人，回国后我就联系了上海的教会成员，每个星期六聚在一起做礼拜。我和南某是2010年在上海的一个教会一起礼拜时认识的。我和老公南某大概是2015年一起从上海来的山西太原，主要负责太原、长治、介休、清徐等地的传道以及奉献金的管理工作，到山西后，南某是浸礼执事同时是堂会长，我是普通执事也是堂师母，辅助南某发展教会。我们下面还有区域长，区域长下面是普通教众。我和南某在太原传教期间信徒们交奉献金总共大概120多万元。教会成员一般是按每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交奉献金，每个月交一次，还有星期六做礼拜的时候也交奉献金，这个是自愿的，还有礼拜场所需要交房租、水电费时也需要教会成员交奉献金。会员们一共向我上交了大概十几万元奉献金，我收到会员们的奉献金就都交给南某了，他负责管理。这些奉献金部分交房租金、部分用于教会发展，部分是我和南某的工资、生活费，部分上交了韩国教会总部，其他的应该在存折上。我和南某没有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证书、发展教会也没有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过案。我在传教的时候用过“王燕”“安娜”的名字，不用真名是因为听说“上帝的教会”其他地方的信徒被公安机关抓获，为了隐瞒真实身份。我还让信徒使用两个手机号码，一个自己的，一个别人身份证办卡，专门教会内部人联系，还有就是把不愿意礼拜的人的电话删除，更换礼拜所礼拜或者到其他地区学校把之前的信徒的电话删除，碰到有宗教、公安等机关询问时回答是基督教，“上帝的教会”是基督教的一种。“上帝的教会”实质是宣传安商洪是耶稣的化身，让人们信奉安商洪，然后在礼拜的时候缴纳奉献金，目的就是为了骗钱。14.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了被告人南某、安某的身份情况。上述证据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南某、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1579845.52元人民币，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二被告人能够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采用传教的方式，骗取教众大量钱款用于个人使用或转给韩国教会总部，其二人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南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安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八万元；继续追缴涉案款682483.72元，连同已查封、扣押在案的897361.8元依法返还被害人；已扣押在案的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南某上诉提出：1、“冻结逐级上交的各类“奉献金”891043.1元人民币中，有30万元是前任堂会长移交的，应予扣除。2、其接触的地区长、区域长等相关人员都是韩国总部任命的上帝的教会工作人员，没有宣传传播“世界末日”理论诱骗教徒向“上帝的教会”按月缴纳个人收入10%作为“十一奉献金”、安息日奉献金、缴纳会费等费用。3、原审认定其和安某发展教徒220余人不准确，其和安某来太原之前已有教徒150名，之后发展成220名规模的教会，财产也是集到了157万元的成果。4、太原堂会的财产，归属于韩国教会总部的财产，个人使用部分是韩国总会认可的，往韩国总部汇款是根据韩国总部的命令汇的，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且原判量刑重，请从轻判处。其辩护人认为：1、南某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未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也不存在错误的认识从而损失自己的财物。南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2、认定南某诈骗多人现金共计157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从被害人报案统计表来看，总共金额也就是666770元，其他90万余元金额没有被害人报案,不能排除是南某、安某、刘金改、冯海涛、贺宝莹、任慧等人的合法收入，涉案金额支出和进入之间没有一致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汇往韩国的68万余元，不能够充分证实是南某要求汇的，将这些汇款直接算作南某诈骗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报案人多数是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者教会内属于地区长、区域长等，他们所交的费用应当属于犯罪成本，因此这些人的涉案金额不应当属于诈骗金额；南某是在2015年6月到山西的，因此在这之前的涉案金额应当予以扣除；被害人的陈述交钱的情况，绝大部分仅仅是口述，没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或其他支付记录，因此不能确认交纳金额的真实性。被告人南某是受人指使来太原管理教会，属于教会的一名棋子，不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教唆任何教徒不遵守国家法律，没有侵占任何钱款，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如实供述案情，请二审法院改判缓刑。原审被告人安某上诉提出：1、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不准确，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2、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诈骗数额157万余元证据不足，收取“奉献金”实际数额应当以报案人的登记数额为准。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其辩护人认为：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安某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未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也不存在错误的认识从而损失自己的财物，因此，安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2、原审认定安某骗取他人1579845.52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未将教会日常开销、南某和安某来太原的前期教会的收费扣除错误，且被害人关于交钱的情况，绝大部分仅仅是口述，没有银行、微信或其他支付记录，不能确认交纳金额的真实性。南某、安某是受人指使来太原管理教会，没有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教唆任何教徒不遵守国家法律，没有侵占任何钱款，到案后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如实供述案情。请二审法院给予机会改过自新，从轻处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认定的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南某、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1579845.52元人民币，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南某、安某能够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南某关于“冻结逐级上交的各类“奉献金”891043.1元人民币中，有30万元是前任堂会长移交的，应予扣除。”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上诉人安某的辩护人关于“一审未将南某和安某未来太原的前期教会的收费扣除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南某、安某2015年经韩国教会总部培训后被派到山西太原，担任“上帝的教会”山西总堂负责人时，前任堂会会长交接时原账户内已有30万元，只有南某的供述，既没有前堂会会长的证明，又没有相关凭证予以证实，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南某关于“原审认定其和安某发展教徒220余人不准确。其接触的是地区长、区域长等韩国总部任命的上帝的教会工作人员，没有宣传传播“世界末日”理论诱骗教徒向“上帝的教会”缴纳十一奉献金、安息日奉献金、缴纳会费等费用。”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南某的供述等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南某、安某2015年6月来的山西，担任山西总堂会的负责人后，根据韩国总部通知要求，将太原堂会分为南堂和北堂，南某负责南堂，并设有传教场所五处，整合后人员陆续发展为220余人。对此原审认定其发展教徒220余人并无不妥。且南某作为山西总堂会的负责人，不仅对“上帝的教会”各区域长实施领导职能，而且还在传教所内对发展的教徒讲道、亲自给他们主持受洗仪式，使之成为“教徒”，并在接受“世界末日”理论转播后，向“上帝的教会”缴纳十一奉献金、安息日奉献金、缴纳会费等费用。故该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南某关于“太原堂会的财产，归属于韩国教会总部的财产，个人使用部分是韩国总会认可的，往韩国总部汇款是根据韩国总部的命令汇的，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认为，南某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未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也不存在错误的认识从而损失自己的财物。南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安某及其辩护人关于“不构成诈骗罪”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南某、安某伙同他人，采用街面教义宣传、教徒发展、在传教所内讲道等方式发展教徒，并传播“世界末日”、缴纳“奉献金”多得上帝的祝福等理论，骗取教徒缴纳“奉献金”用于自己使用及转给韩国教会总部的行为，有证人赵海渔、赵海燕、刘金改、冯伟玲、曹晓旭、张祺、纪丽娜、张忠琴等人的证言及报案材料、询问笔录、悔过书等证据予以证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及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采纳。上诉人南某的辩护人关于“认定南某诈骗多人现金共计157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从被害人报案统计表来看，总共金额也就是666770元，其他90万余元金额没有被害人报案,不能排除是南某、安某、刘金改、冯海涛、贺宝莹、任慧等人的合法收入，涉案金额支出和进入之间没有一致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汇往韩国的68万余元，不能够充分证实是南某要求汇的，将这些汇款直接算作南某诈骗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报案人多数是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者教会内属于地区长、区域长等，他们所教的费用应当属于犯罪成本，因此这些人的涉案金额不应当属于诈骗金额；被害人的陈述交钱的情况，绝大部分仅仅是口述，没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或其他支付记录，因此不能确认交纳金额的真实性”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安某关于“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诈骗数额157万余元证据不足，收取“奉献金”实际数额应当以报案人的登记数额为准”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南某将收取的“奉献金”等费用682483.72元人民币汇往韩国的行为及收取的“奉献金”等费用891043.1元人民币，分别存在贺莹华、刘金改、冯海涛、任慧、王素珍名下工商银行账户的事实。不仅上诉人南某亦曾供认，而且与证人刘金改、赵海燕、赵海渔、曹晓旭等人的证言、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银行明细、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出具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数据证实相吻合。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南某关于“原判量刑重”及其辩护人要求改判缓刑的意见；安某的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原审根据上诉人南某、安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罪态度，已予以从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宝成审判员 李晓东审判员 原俊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韩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