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湘8601行赔初23号原告罗湘中，男，197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委托代理人胡炳光，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霞，女，197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小虎，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住所地浏阳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阳武，该局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冰，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柳豪杰。委托代理人周建辉，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住所地浏阳市环府路1号。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林华根，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湘中、罗霞因与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湘中的委托代理人胡炳光，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小虎，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的委托代理人柳豪杰、周建辉，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委托代理人林华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冰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于2020年7月26日向二原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对罗湘中、罗霞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二原告诉称，2017年10月2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浏阳市征决[2017]X296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该决定书作为唯一原因导致原告罗湘中被第三人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中国共产党党籍)，导致罗霞家庭失去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于2019年4月25日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行终37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系违法的行政行为并且依法予以撤销。但被告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后，原告罗湘中数次主动要求单位恢复工作和公职，至今未能恢复。鉴于被告上述违法的行政行为导致原告在经济、名誉、精神上各方面均直接遭受严重损失，原告特依法向被告申请赔偿。但被被告拒绝。原告特提出诉讼，恳请法院依法判决：1.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罗湘中被单位开除公职的工资收入损失（每月4717元），从2017年12月5日开始计算至单位恢复工作和工资收入时为止；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罗湘中因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名誉损失10万元及原告精神损失费10万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二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和第三人主体资格；2.《关于给罗湘中同志开除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罗湘中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3.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终379号行政判决书；4.《不予赔偿决定书》。被告浏阳市卫生健康局辩称，一、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所诉被开除公职处分不是被告的行为，是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原告的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第三人对原告的处分依据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ー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该项规定并未规定“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事实须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为前提。即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不是第三人认定原告“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的前置条件，更不是作出处分的依据。故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与第三人对原告的处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外，被告对原告所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内容为向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原告至今未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虽因程序违法被撤销，但是没有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任何损害。被告依法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虽因程序违法被撤销，但不必然导致处分决定撤销或违法。如果原告对处分决定不服应当依法通过复核和申诉程序处理。在处分决定未被撤销前，原告诉请行政赔偿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浏阳市人民法院（2018）湘0181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终370号行政判决书；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述称，一、第三人对原告罗湘中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是依据相关职能部门认定的事实。浏阳市纪委在核实相关情况下对原告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并予以送达，并由原告罗湘中签收。故第三人作出的处分决定，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二、第三人不是涉案行政行为的主体和当事方，在本案中第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浏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2.《关于给罗湘中同志开除处分的决定》；3.《关于给予罗湘中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4.处分决定执行谈话笔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开除处分决定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开除党籍决定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行政判决书虽然撤销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但是撤销的理由均为程序违法，原告的违法事实是确实存在的。证据4三性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跟第三人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损害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所有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与第三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三性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能否达到各自主张的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评判；对有异议的证据，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证。经审理查明，原告罗湘中、罗霞均系城镇居民。2003年罗湘中与罗霞结婚，婚后于2004年生育一男孩取名罗小龙，于2013年11月22日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道办事处违法生育一女孩，取名罗童春。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受浏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2017年8月，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发现罗湘中、罗霞于2013年11月22日生育了第2个子女，于2017年10月24日报经审批作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原告罗湘中、罗霞对征收决定不服，于2018年1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4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1行终370号行政判决，以适用法律错误及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涉案《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2020年6月，二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2020年7月26日，被告作出涉案《不予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对二原告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二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7年11月27日，中共浏阳市纪委作出浏纪基决字[2017]52号《关于给予罗湘中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载明“罗湘中身为中共党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法生育第二胎，被浏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给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政处罚，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为严肃纪律，教育本人，依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和200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党员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行为的处分决定（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2017年11月23日市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罗湘中开除党籍处分。”2017年12月5日，第三人作出浏文体广电发[2017]41号《关于给予罗湘中同志开除处分的决定》，载明“罗湘中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法生育第二胎，被浏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给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政处罚，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为严肃纪律，教育本人，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之规定，经局班子会议讨论，决定给予罗湘中开除处分。”再查明，二原告未缴纳《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征收的117011.08元社会抚养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被确认违法并撤销，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作出了《不予赔偿告知书》。因此，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提起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了行政行为相对人合法财产损害。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虽然决定对二原告征收117011.08元的社会抚养费，但直至决定书被撤销，二原告并未缴纳该罚款，被告并未实际损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至于二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决定书导致罗湘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继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结合本案情况，无论是中共浏阳市纪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党员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行为的处分决定（试行）》对原告罗湘中作出的开除党籍决定，还是第三人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对原告罗湘中作出的开除公职决定，处罚依据均不是《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只是采纳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事实认定部分（二原告违法生育）以及二原告被行政处罚的事实。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湘01行终370号行政判决书亦对二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予以了确认，行政处罚的撤销并不影响违法事实的存在。被告是否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不必然导致开除党籍决定、开除公职决定的作出。彼时，原告罗湘中身为中共党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原告罗湘中在2013年生育二胎明显与当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原告罗湘中应当就其触犯法律的行为接受相应的纪律处罚。综上，被告的行政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湘中、罗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 琼人民陪审员 周 艳人民陪审员 周泽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雅静书记员熊志新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