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袁某，男，198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热力集团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高某，女，195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水产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白云，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戈某（外文名称：D），女，1981年10月28日出生，澳大利亚国籍，自述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袁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4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1、驳回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袁某对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318号楼（以下简称601房屋）有权居住使用，高某支付袁某拆迁款971286元的三分之一即323762元。事实与理由：一、高某的起诉要求对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114号楼（以下简称1912号房屋）居住使用，属于重复诉讼，其曾经起诉要求对房屋享有排他居住使用权，已被一、二审法院驳回，再次起诉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重复诉讼，浪费司法资源。高某换一个案由，由上次的“用益物权”变成现在的“分家析产”，即便如此，按照补偿协议中安置房屋由袁某购买，可以证明高某放弃了对房屋的一切权利，这实际上也是高某与上诉人家庭商量达成的一致意见，不应当推翻，高某无权主张1912号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按照2014年6月24日“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定向安置弘善家园）”第五条“安置房屋乙方自愿选择弘善家园114号楼贰居室壹套，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79．15平方米，以袁某的名义购买。”该条所写形成的法律后果就是1912号房屋由上诉人袁某购买，那就意味着房屋的一切权利全部均归袁某，而且袁某也确实履行本条款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高某对房屋不应再享有任何权利，其中包括居住使用权。二、戈某（外文名称：D）在拆迁前早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中国不认可双重国籍，戈某（外文名称：D）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自然丧失中国国籍，中国户口注销，戈某（外文名称：D）保留的中国户口没有法律效力，戈某（外文名称：D）不符合拆迁安置人资格。当然不可能对安置房屋具有居住使用权。三、如果高某对涉案1912号房屋有居住使用权，那么袁某对于拆迁协议中的601号房屋也有权居住使用，并应分割拆迁款971286元的三分之一即323762元。在拆迁中高某、袁某都作为在册人口，即安置人口，一审判决高某对191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但是却判决上诉人袁某对芍药居北里房屋不享有居住权利，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此外，对于上述拆迁协议中的拆迁补偿款971286元，应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予以分割。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袁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114号楼房屋由高某居住使用；2、要求袁某给付高某房屋占有使用费10万元。袁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袁某对芍药居北里318号楼4单元房屋有权居住使用。2、判决高某支付袁某拆迁款971286元的三分之一即323762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2018年曾经在该院起诉请求确认高某对1912号房屋享有排他性居住使用权。该院一审认定事实如下：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系母女，袁某系高某外甥。2014年6月24日，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高某（乙方）签订《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承租房屋位于北翔凤胡同，正式房屋1间，使用面积10．5平方米，建筑面积14平方米；户籍在册人口3人，分别为户主高某、之女戈某（外文名称：D）、之外甥袁某；甲方向乙方支付房屋价值补偿及各项补偿款、补助费、奖励费共计971286元；如乙方符合房源奖励条件的，可申请认购芍药居房源一套。同日，双方又签订《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承租公有住宅搬迁补偿协议书（定向安置弘善家园）》，约定：乙方自愿选择弘善家园即1912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9．15平方米，以袁某的名义购买，按照《购房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为387835元。上述各项补偿款均已支付给高某。同日，袁某与北京正阳恒瑞置业公司签订《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定向安置弘善家园现房购房合同》，约定：袁某自愿选择购买1912号房屋，总价款387835元，签订合同10日内一次性付清。双方均确认购房款由高某直接支付给了开发商。1912号房屋已于2014年10月交付给了袁某，之后一直由袁某对外出租，该房屋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14年10月22日，高某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签订《芍药居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高某自愿购买601号房屋二居室一套，产权性质系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建筑面积94．7平方米，总价款669529元。高某支付了该房屋的购房款。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高某名下，现由高某居住。经询，高某称袁某名下没有房屋，当初为了避税才选择以袁某的名义购买1912号房屋，戈某（外文名称：D）当时在国外留学，不然就以戈某（外文名称：D）的名义购买了。袁某称自己是被安置人之一，也有权利购买安置房屋，之后也已将购买款全部还给了高某，故1912号房屋应归袁某所有。就此，袁某提交自己名下平安银行账户明细（其上显示2014年10月14日有一笔转给高某的款项，金额202000元，备注显示“房款/网银转账”）及其母高淑玉名下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北京卫视“第三调解室”就双方之间的此项纠纷进行调解的视频资料，欲证明已向高某支付包括1912号房屋购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在内40余万元。高某认可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其收到的款项为其他借款，为了给袁某父亲看病，其曾经借给袁某母子一些钱，还称即使是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也不能证明1912号房屋卖给袁某了。该院一审认为，高某自愿选择以袁某的名义购买1912号房屋，袁某作为拆迁被安置人之一亦具有购买资质，否则即使高某同意，后续购房手续也无法办理。高某虽称该房屋是定向安置给自己的，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购房款是否已偿还，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及庭审陈述，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法院认定袁某已将高某就1912号房屋支付的购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偿还完毕。且该房屋交付之后一直处于袁某的控制之中，高某因北翔凤胡同房屋拆迁亦获得了其他安置房屋，关于高某主张的借名买房一节，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1912号房屋的购房合同由袁某签订，购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实际上也由袁某负担，房屋交付以后也由袁某控制，关于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要求确认高某对该房屋享有排他性居住使用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11650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的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一审查明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争议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益归属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有关证据可以看出，1912号房屋来源于高某承租的位于北翔凤胡同的一间房屋拆迁，该处户籍原在册人口3人，分别为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袁某，但袁某并不在此实际居住，因本次拆迁获得拆迁安置房屋一套，即1912号房屋，该房屋是以袁某名义购买，购房款由高某直接支付给开发商。袁某在庭审中表示称其又将购房款另行给付了高某，并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证明；但是双方对此笔款项性质存有争议，高某称是返还的其他借款，袁某则称是给付的1912号房屋的购房款。在性质上，1912号房屋属于政策性拆迁定向安置房屋，与被安置人的身份情况密切相关，和普通商品房买卖有着本质区别，此类定向安置房屋，不管是谁实际出资购买，都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其他被安置人对该房屋所应享有的居住使用权益，故高某主张其享有排他的居住使用权益，无法支持。至于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袁某三人就1912号房屋的居住使用问题如何分配，1912号房屋的出资性质究竟如何，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判理部分虽有失当之处，但是实体裁判结果并无错误，该院维持该判决结果。综上，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对于上述一审、二审确认的事实不持异议，另注意到了一审、二审该院认为部分的差异。另查明：《补偿协议书》中注明，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搬迁依据之一为《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被搬迁人的认定，承租公有住房的，是指承租公有住房的承租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袁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就完全获得了1912号房屋的全部权益，亦无法认定各方对于1912号房屋的最终归属达成明确意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补偿款项具体项目包括1、房屋价值补偿（不含房屋重置成新价）810781元、搬家费56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896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5000元、重点工程配合奖励费75000元、签约配合奖励费50000元、空调移机费4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迁移费350元。第五条第二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自行解决其与该房屋共居人及家庭内部成员关于房屋补偿款的分配事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该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事实，可知：高某系北翔凤胡同正式房屋1间的承租人，本案中的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屋主要是基于该公有住房被拆迁获得，除另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拆迁利益应该主要归属高某。同时亦要适当考虑在册人口的安置利益。无法认定高某、袁某、戈某（外文名称：D）就1912号房屋达成明确意见。该院认为袁某确实有出资事实。同时考虑到戈某（外文名称：D）答辩意见提出与高某的诉讼请求具有同一性，故该院一并考虑，以便定分止争。综上，该院认为高某、袁某、戈某（外文名称：D）均有权居住使用1912号房屋，袁某无权再行主张分割601号房屋权益和拆迁补偿款。高某要求房屋占有使用费该院不予支持，戈某（外文名称：D）亦无权要求出租款。各方可以另行解决1912房屋房款的负担问题，同时需要说明，本案不排除在本判决确认各方有权使用1912号房屋后，各方如果无法实际享有或受到阻碍时可以另行通过金钱补偿方式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某、袁某、戈某（外文名称：D）均有权居住使用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114号楼房屋；二、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袁某的反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袁某提交戈某（外文名称：D）与何嘉的结婚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戈某（外文名称：DA）在2016年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国籍的身份。高某、戈某（外文名称：D）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审中，上诉人袁某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向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取戈某（外文名称：D）的婚姻登记记录中的护照，以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取戈某（外文名称：D）在2011或2012年在法院离婚案卷材料中的护照，以便查明其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时间。本院认为，戈某（外文名称：D）系澳大利亚国籍，其能否被确认为被拆迁安置人，并非人民法院审查的范围，此项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无关，故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总结各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袁某对601号房屋是否有权居住使用；2．高某是否应支付袁某拆迁款971286元的三分之一即323762元。本案中，上诉人袁某主张其作为被安置人应对601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并取得三分之一的拆迁款。对此，本案所涉的拆迁补偿款和安置房屋均基于北翔凤胡同正式房屋1间被拆迁所获得，且根据涉案《前门历史文化保护区东区旧城保护整治项目房屋搬迁补偿事实办法》的规定，被搬迁人的认定，承租公有住房的，是指承租公有住房的承租人。而被上诉人高某系此房屋的承租人，除有明确约定外，应主要由高某享受相关利益。一审法院认定高某、袁某、戈某（外文名称：D）均拥有1912号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已考虑到袁某作为拆迁房屋在册人口的安置利益，故其关于还有权居住使用601号房屋以及取得拆迁款的三分之一的主张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袁某主张戈某（外文名称：D）系澳大利亚国籍，不能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对此，戈某（外文名称：D）能否被确认为被拆迁安置人并非人民法院审查确认的范围，故对其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袁某主张高某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已查明的事实等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78元，由袁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邓青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郭 莹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