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申357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抚顺市龙凤化工厂。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青年路东段15—**。法定代表人：袁宝玉，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辽宁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启东，辽宁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抚顺市天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四队。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该公司员工。再审申请人抚顺市龙凤化工厂（以下简称龙凤化工厂）因与被申请人抚顺市天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悦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4民终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龙凤化工厂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提审本案，并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各方各自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出现的新证据能够证明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判决错误。本案原审判决均认定，再审申请人应向被申请人支付运费3,623,593.49元，而该运费中包含了被申请人向原一、二审法院提交的收货方为天津市银渤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银渤海）的送货汇总表、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货物运输协议书。为此，再审申请人以上述送货汇总表、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货物运输协议书为主要证据，对天津银渤海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天津银渤海不仅否认在2016年8月至9月间与再审申请人有业务往来，同时还否认被申请人在2016年8月至9月间为其送货的事实。随后，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津0101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以上述证据材料没有天津银渤海的签字或印章，无法证明再审申请人与天津银渤海存在买卖关系，且天津银渤海收到过货物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从该份新证据可以看出，作为本案运输合同纠纷涉及的收货人之一，天津银渤海不仅否认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且对被申请人提供的作为本案原一、二审判决重要依据的证据材料也完全否认，并且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也通过（2020)津0101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认定无证据证明买卖关系及收货关系的存在。由此可见，本案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存疑。退一步讲，即便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涉及到天津银渤海的运输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原一、二审法院并未查清。二、原一、二审法院以被申请人提供的3,623,593.49元发票为主要依据，认定再审申请人欠付运费3,623,593.49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为关联企业，被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曾实际控制两家企业的财务账目。虽然存在再审申请人将被申请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入账的情况，但由于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不能仅已存在入账的情况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运输合同关系。事实上在原二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已就被申请人为再审申请人虚开发票一事向税务机关进行举报，为此税务机关已经立案调查。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可以看出，增值税发票的法定功能只是买卖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并不能延伸到合同履行过程中起到证明相应合同义务已经履行的作用，这主要是考虑到当事人之间存在“虚开”的可能性。同理，在本案货运合同纠纷案件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同样不能单独证明货运行为已经发生，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才能达到被申请人作为原告的证明目的。事实上，本案一、二审期间，被申请人并没有提供双方签订合同第二条及第五条所约定的双方对货物的数量、价格、运费等另行签订的“运单”及结算运费所需全部“收货凭证”，其所提供的《货物运输协议书》是被申请人作为中介方与运输货物的人签订，未经再审申请人确认，并且该《货物运输协议书》也并非双方约定的“运单”，且《货物运输协议书》中大多无运费约定。因此实际上无法确定每笔运费的依据。此外，再审申请人在原二审期间提供的宋良轶的《证明》及《车辆买卖协议》等证据亦可证明，被申请人在原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涉及到宋良轶辽Ｄ××××***”车辆的《货物运输协议书》和运输事实全部是虚假的，且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有买受人自提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货运合同关系。退一步讲即便双方存在货运合同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欠其运费的具体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应支持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然而在此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仅以发票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仅认定双方货运合同关系存在，并且还直接依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发票金额进行判决，违背本案事实。此外，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民初l520号民事判决书，是在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4民终96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后出现的新证据，证明2016年8月至9月间，再审申请人与天津银渤海没有买卖关系，也没向其发送过货物。而天津银渤海也没有收到货物。那么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针对天津银渤海公司该笔货物对应的运输费。天悦公司提交意见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再审申请人拖欠答辩人运费的事实及数额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维持二审判决。1、再审申请人的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20年4月30日再审申请人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向案外人天津银渤海提起的买卖欠款，答辩人不知晓，也与本案无关。再审申请人被驳回诉讼请求的原因，并非因为其提供的证据没有天津银渤海公司的印章，而是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据的原件，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无法确认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的真伪。现再审申请人拿出一份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且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判决，作出新证据提出再审，是对申诉权力的滥用。2、一、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拖欠答辩人运费数额的认定客观、正确。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关联企业的关系，再审申请人是集体企业，答辩人是运输有限公司，答辩人是再审申请人运输货物的唯一运输公司，双方曾经有过长期的运输业务往来，与关联企业没有关系。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是运输合同关系，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拖欠答辩人3，623，593.49元运费的事实，经抚顺市两级法院四次审理，所确定的数额没有争议，而且答辩人在发生每一笔运费后都给再审申请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再审申请人都已经全部抵扣完税款，上述行为可以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案涉拖欠货款的数额认可。上述运费的发生，全部是真实客观的，如果再审申请人对其拖欠答辩人的运费不予认可，就不应当再抵扣税款。答辩人为再审申请人运输货物和运费均是一一对应，并没有重复收取运费的情况。在这期间答辩人仅为再审申请人一家企业进行运输服务，什么时候发货、货物发给谁，都听从再审申请人的指挥。此外，再审申请人在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一审称2010年1月至2016年l0月只有答辩人一家企业给再审申请人运输货物，也同时给天津银渤海运输货物。再审申请人断章取义把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说再审申请人和天津银渤海2016年8月、9月没有买卖合同。但是再审申请人不能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期间，其与天津银渤海没有买卖合同。现答辩人向其主张拖欠的运费，再审申请人推脱拖欠答辩人运费的法律责任，再审申请人事后赖账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龙凤化工厂提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作为其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作出陈述，一、二审法院对上述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均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龙凤化工厂为支持其再审请求所提及的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民初l520号民事判决书不足以改变一、二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一、二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龙凤化工厂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抚顺市龙凤化工厂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凯审判员 高山丹审判员 姜 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孙璐书记员孙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