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724民初3809号原告：刘国新，男，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战，巨野腾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春花，女，1981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成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永，山东文亭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国新与被告刘春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战，被告刘春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国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春花偿还原告刘国新兽药款、鸭苗款、饲料款140000元；2.涉案费用由被告刘春花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标的额变更为167181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被告饲养肉鸭期间，多次赊购原告饲料和鸭苗。仅2019年11月、12月，被告就拖欠原告饲料款和鸭苗款140,000元，被告以借条的形式向原告出具了欠据。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没钱为由推诿拒付。被告刘春花辩称，一、原告刘国新起诉状中所述事实与理由虚假。原告诉状中称，2019年，被告饲养肉鸭期间，多次赊购买其饲料和鸭苗，仅2019年11月、12月就拖欠其饲料款和鸭苗款140000元，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了借据。原告的该说法违背客观事实。首先被告与原告从没有建立过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可能欠原告货款。其次，从原告提交法庭的二份借款条的形式上看，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称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了欠据，但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何时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何时何地被告出具的“借款条”(原告称所谓的“欠据”)，被告欠其多少饲料、多少鸭苗，饲料、鸭苗价款、数量又各是多少，原告是如何将涉案的饲料、鸭苗卖给被告的？在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条”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原告毫无根据的陈述就认定涉案的“借款条”就是以借条的形式出具的欠据。并且涉案“借款条”是原告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文书，内容除被告签字外，均非被告书写。既然原告提供的格式是“借款条”，怎能随意说是“欠据”？第三，实际情况是被告与原告建立过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在成武县养殖鸭子，在被告养鸭子过程中，与原告签订过《毛鸭收购合同》，该合同引言部分规定了“为了促进养殖业发展，保证甲乙双方的利益”的合同目的，第一规定了“鸭苗饲料投放和毛鸭结算价格及回收率”，第二条规定了“毛鸭收购要求及违约责任”，这些规定表明，双方建立的是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按照该合同第一条关于饲料、鸭苗、兽药等款项由原告现行垫资，被告向原告出具原告提供的借条版本的规定，被告出具的原告提供的借条版本不过是一种统计依据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借款条”或者“欠据”。第二条关于甲方需按时按合同规定回收合同鸭并及时结清款项的规定表明，原告应在收购被告后进行结算，以抵扣其垫资的款项。上述合同内容表明，双方建立的是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以被告欠其货款为由起诉被告，无事实依据。二、原告提起的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原告以不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隐瞒客观事实，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涉嫌虚假诉讼。综上，原告所述事实虚假，涉嫌虚假诉讼，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原告刘国新围绕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2019年11月11日原被告签订的毛鸭收购合同一份，根据该合同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就鸭苗、饲料和兽药以及最终毛鸭出栏的出售等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被告向原告以借款条的形式出具的欠据13份，总计金额为258300元，即被告在肉鸭养殖期间拖欠原告鸭苗款、饲料款及首批兽药款共计为258300元；证据3、被告及被告家属姬洪亮向原告出具的兽药欠据8张，总计金额为19905元；证据4、屠宰场毛禽收购结算单，证明被告养殖的肉鸭出售所得金额为111024.49元，该笔款项被告偿还原告以后，尚拖欠原告鸭苗、饲料款167181元。证人张某、薛某的证言，证明被告及其家人共同经营肉鸭养殖并向原告承诺过其家属代其签字确认欠款的事实。被告刘春花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毛鸭收购合同一份，该合同证明双方是种植养殖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也证明双方应当在毛鸭销售后进行结算，在双方没有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原告突然起诉被告，有违诚信原则；证据2、被告在销售涉案毛鸭后，原告方手写的一份入库单，该入库单表明涉案毛鸭销售款项为141075.98元，与原告提交的入库单明显不符，说明被告压低了或者隐瞒了被告成鸭销售款；证据3、录音及整理资料，证明涉案鸭苗没有经过检疫就提供给被告饲养，原告的行为违反《动物检疫法》，同时该份录音也证明在被告要求提前销售止损时，原告方坚持打针治疗，结果治疗无效，损失成鸭4000多只，该损失是由于原告的指导造成，对该损失应当由原告承担。被告刘春花对原告刘国新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说明双方存在的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进一步说明双方在毛鸭收购之后需要进行结算，再者，本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本批次鸭苗价格是每只7元；对2019年11月11日被告签名的借款条，该条当中记载到的金额为128000元，备注表明是苗款、药款，该款与毛鸭收购合同当中的每只7元的价格明显不符，且备注当中的药款被告人和家属已经单独书写单据，对药款存在重复计算情况；2019年12月14日借款条备注载明是退料70袋，这并不表明是被告欠原告货款，对其余欠条签字均非被告所签，对这9张欠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9年12月8日欠款条是被告对象所写，予以认可。对编号为0118296的销货清单，该销货清单没有被告方认可，编号为6222033、7868419、6222041的收款收据均没有被告方签字认可，所以对这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虽然单据写的都是刘春花，但并不是本人签字。对另外两份收款收据7868393、7868390这两份是被告家属所写，对这两份予以认可。姬洪亮于2019年11月15日、2019年11月20日书写的两份借条，这只是表明借现金多少钱，并不能表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双合食品有限公司的毛禽收购结算单，编号为0001203，该结算单没有养殖户签字认可也没有双合食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两位证人证言在送料、签单上明显矛盾，再者，第一位证人在涉案疫苗是否有检疫单或者在成鸭止损问题上的回答具有虚假性，再一个是，其对12万8单据的回答表明涉案鸭苗款应该以每只7元计算，而不是该单据上记载的12万8，具体说明一下，因为他提到每只鸭苗的兽药每只是0.5元，涉案鸭苗是13500只，其药款应该是6750元，那么鸭苗款按单据上说是121250元，刚才第一证人也说了鸭苗送达与合同签署是同一天，这就根本不存在鸭苗款按其他价格计算的可能，原告在事先写好的单据中让被告签名，明显是在欺骗被告，因为鸭苗送达当天被告非常忙，不可能很详细的计算鸭苗及兽药款项。原告刘国新对被告刘春花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与原告提交的合同是同一份，根据该合同内容并不能体现双方系种植、养殖合同关系，不能支撑被告的主张；对证据2入库单照片一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关联性均提出异议，首先，该入库单据是谁出具的或者是谁书写的难以确定，且不能与原件进行核对，也不是正式的结算单据，并且有涂改痕迹，因此该证据针对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效力；针对证据3录音，对录音当中的对话人没有异议，但录音内容与被告提交的文字材料并不一致，根据录音的内容可以听出刘国新在对话当中说，“巨野惠生的鸭苗不出市不用开检疫”，并没有说没有检疫，该录音内容与被告提供的文字材料相矛盾，并且录音内容当中只是交代将毛鸭售予了定陶双和食品公司，只字未提有入库单据照片，这也与被告提交的文字材料相矛盾，录音当中双方谈到鸭子生病后又养了三天，并没有体现所谓的“甲方又让养了3天共死亡4400多只”，该部分录音内容与文字材料也不一致，并且根据四人的谈话大致内容可以看出双方是就最终的损失承担进行了磋商，也能充分体现出被告认可其拖欠原告苗款、料款、兽药款这一基本事实，并且录音当中明确说出了承担一半8万余元等内容，这也充分印证了原告主张的167181元是属实的，也是符合双方最终计算结果。本院依法调查了姬长洪的证言，姬长洪是被告对象的哥，姬长洪证明其在2019年给被告帮忙养鸭，期间代被告收过饲料、兽药，并代被告签过字，认可原告提交的2019年11月11日（金额：7500元）、19日、23日、25日、29日、12月1日、5日6日、14日的“借款条”上“刘春花”的名字是其代被告签字，2019年11月29日、12月5日、13日的兽药条也是其代被告签字。2019年11月11日的销货清单中的药是合同药。并证明被告出售成品鸭后，进行了结算，当时算的是被告欠原告11万多，后来越算越多。经质证和本院审查，原、被告提供的毛鸭收购合同约定，被告保证所养本次鸭苗待成鸭后由原告独家收购，被告在养殖过程中自负盈亏，被告使用原告提供的饲料、兽药，被告向原告出具债权凭证，其实质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被告主张的种植养殖合同关系。对姬长洪的证言，被告虽部分不予认可，结合原告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和被告陈述的“有时候被告对象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哥姬长洪（音）来帮忙”、欠原告鸭苗款、药款、饲料款一共10万左右，且姬长洪与被告有亲属关系，原告对其证言无异议，其证言相对而言，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综上，原告提供的二证人证言和姬长洪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的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的“借款条”，金额为10000元，被告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的“借款条”，金额为128000元，虽于合同约定鸭苗价格不符，但被告在债权凭证上签字进行了确认，可视为双方就合同约定鸭苗价款达成了新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19日、23日、25日、29日、12月1日、5日6日、14日的“借款条”上“刘春花”的名字是姬长洪代被告签字，是被告养鸭期间购买原告饲料所欠款，本院予以认定；时间为2019年12月3日、12日的“借款条”，金额分别是12000元、15000元，被告不认可，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所欠，本院不予认定其证明力。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编号为7868393、7868390的收款收据，被告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编号为6222033、7868419、6222041的收款收据系姬长洪代被告签字，本院予以确认；编号为0118296的销货清单系合同药，根据原告陈述和姬长洪的证言，该药款已经计算在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的“借款条”（金额为128000元）之内，不能再重复计算；署名为“姬洪亮”的两张借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不予涉及。对于原告提供的毛禽收购结算单，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入库单系复印件，没有原件相印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录音内容与整理的文字材料内容不一致，其拟证明原告的行为违反《动物检疫法》，该内容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不予涉及；原、被告签订的毛鸭收购合同约定，被告自负盈亏，被告主张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无事实依据。因此，对被告提供的录音材料的证明力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至12月，被告刘春花养鸭期间赊购原告刘国新鸭苗、饲料、药物，共计款255605元。被告养殖的毛鸭出栏后，退还原告饲料70袋，计款7000元，毛鸭售款为111024.49元，扣除该两笔款项后，被告尚欠原告137580.51元，有被告出具的借据为证。经原告刘国新催要，被告刘春花未偿还上述款项。本院认为：被告刘春花承认其养鸭期间的苗款、饲料款未支付给原告，并以借据、收款收据的形式向原告刘国新出具欠据，可以认定原告刘国新与被告刘春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自愿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被告刘春花欠原告刘国新鸭苗款、兽药款、饲料款共计137580.5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刘国新要求被告刘春花支付鸭苗款、饲料款、药物款的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原告提供的2019年12月3日、12日的“借款条”，金额分别是12000元、15000元，要求被告支付，被告对证据不认可，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所欠，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春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国新鸭苗款、饲料款、兽药款共计137580.51元；二、驳回原告刘国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43元减半收取1822元，由原告刘国新负担296元，被告刘春花负担152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谷训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静奎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