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再54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穆某，住大同市南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山西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耿某，住山西省浑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山西雅名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穆某因与被申诉人耿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晋检民（行）监[2019]14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晋民抗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姜某、助理检察员范某出庭。申诉人穆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被申诉人耿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一）二审法院认定“赔偿协议是在执法单位交警队的主持下达成，系有效协议”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施行）第六十三条“参加损害赔偿调解的人员包括：（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应当出具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的规定，执法单位交警队主持下的调解应当有事故当事人穆某、梁某、石玉莲参加。本案中，事故当事人梁某、石玉莲均未参加调解。依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施行）第六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调解，并记录在案：……（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的；…….”规定，调解应当终止。另外，交警队主持调解人员是谁，调解过程是什么，是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等事实二审法院并未查明。由此可见，在执法单位交警队的主持下达成赔偿协议程序违规，二审法院认定赔偿协议有效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法院认定“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大同公安交警一队在调解时，事故责任认定书并未送达双方当事人。大同公安交警一队提供的送达回证上也记载有穆某并未领取事故责任认定书，穆某本人到交警一队进行调解时，执法人员也未将事故责任认定书交给穆某。在一审庭审中，耿某也认可双方先达成赔偿协议后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另外，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施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调解应当有事故当事人穆某、梁某、石玉莲参加。事实上，调解时，梁某未参加调解，交警队未向穆某说明理由。石玉莲也未参加调解，由其儿子耿某在无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参加调解，交警队也未向穆某说明理由。调解时，穆某是否了解事故责任人有哪些、各自承担责任大小、石玉莲是否已死亡及死亡原因、其对石玉莲死亡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什么责任等，二审法院并未查清上述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穆某申诉称：一、赔偿协议虽然是在交警队调解下达成的，但交警队调解程序严重违法，没有预先告知申请人死亡原因，也没有告知申请人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尤其是故意不通知另一责任人梁某和保险公司到场。二、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104号）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146号）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调解书必须载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和损失情况”、“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数额”、“各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及比例”等关键事项，而本案中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却特意回避了以上重要内容，形式不合法。三、调解时交警部门并没有向当事人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没有告知事故伤者的真正死亡原因，更没有制作调解笔录。交警部门迄今没有向申请人送达过事故认定书，更不要提调解之前，而被申请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是在调解完收到的事故认定书。四、脚踝骨折与治愈出院回家死亡缺乏因果关系证据来证明。五、本案中，交警队人员与死者家属相互勾结，隐瞒真相，致申请人始终对死亡原因不详，对事故责任不知，始终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无形威胁恐惧中，这才致使申请人在被交警队人员诱导下签了赔偿协议。六、非因交通事故死亡却要申请人承担25万元的赔偿责任，显失公平。被申诉人耿某答辩称：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及驳回再审裁定应当予以认定。申诉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赔偿协议是在交警队组织下双方自愿达成，在达成该协议前，交警队曾多次给案外人梁某打电话要求领取通知书，梁某均不同意到交警队领取，申诉人对于交通事故认定责任划分是明知的，申诉人与梁某是朋友关系，在达成赔偿协议时自愿同意由其赔偿相应的损失。二、原判决认定赔偿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通过本案一、二审证实案外人梁某对于事实的发生是明知的，申诉人自愿同意的情况下未到庭。梁某不到场签字并非调解协议无效。三、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申诉人及受害人石玉莲同时去了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结果为脚踝骨折，在被申诉人要求下石玉莲转入同煤医院治疗，14天后，同煤医院对于头部水肿的情况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石玉莲死亡原因现无法查明，在签订赔偿协议时，被申诉人向交警队提出进行尸检，并同意在尸检报告上签字，申诉人不同意尸检，但同意赔偿，所以造成本案石玉莲的死亡原因无法查明。四、穆某无证驾驶的情况下致使被申请人母亲死亡，穆某使用没有产权的房本与被申诉人达成协议。申诉人违背诚信和良知，恶意拖延使赔偿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耿某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穆某依据2017年3月6日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支付剩余210000元赔偿金；2.判决穆某支付逾期违约金25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20时20分，穆某驾驶×××号黑色奔驰牌车由清远北门行驶至二医院岗区东北角人行横道外临时停车时，车内后排右侧乘车人梁某下车开门时，将由南向北骑二轮电动车的石玉莲带倒，致石玉莲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当天石玉莲被送往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后又于2017年1月23日转入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住院治疗，石玉莲的伤势经医院诊断为踝骨骨折（右侧），于2017年2月9日出院。交警队事故责任认定穆某、梁某负事故同等责任，石玉莲无责任。2017年3月6日穆某与耿某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穆某一次性赔付耿某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255000元。付款方式为穆某于2017年3月6日先行给付耿某45000元，剩余210000元在2017年3月31日前付清。现穆某对该协议不认可，反诉要求撤销该协议。另查明，石玉莲于2017年2月9日晚死亡，2017年2月17日填报死亡证明书。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仅看合同的形式、名称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本案耿某与穆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书，穆某不认可，认为调解时事故责任认定书未送达双方，是在未知事故责任和事故责任人梁某未参与的情况下签订的，庭审中耿某也认可双方先达成赔偿协议，后收到交警队事故责任认定书。耿某与穆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在程序上存在误解和显失公平，故该赔偿协议不具有效力，现对耿某要求穆某给付210000元及预期违约金252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穆某反诉撤销2017年3月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因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故予以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耿某的诉讼请求。二、撤销2017年3月6日穆某与耿某签订的赔偿协议。判后，耿某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211民初9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穆某按照双方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向其支付赔偿金21万元，逾期违约金252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穆某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穆某与耿某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应当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的情形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2017年3月6日穆某与耿某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执法单位交警队的主持下达成的，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协议履行45000元过程中，穆某也未提出撤销或者变更，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穆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有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穆某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耿某要求穆某给付210000元赔偿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审以重大误解撤销该赔偿协议不妥，应予纠正。关于耿某主张的逾期违约金，本案赔偿协议系因侵权行为达成的协议，并非合同之诉，故对其支付逾期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耿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211民初96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被上诉人穆某依据2017年3月6日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耿某剩余210000元赔偿金；三、驳回上诉人耿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二审一致。再审时，被申诉人提交2017年2月9日大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7〕第S0117010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其中载明肇事司机为穆英杰，证明事故处理过程中申诉人曾让其子出面承担。申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赔偿协议应否予以撤销。涉案交通事故是由于申诉人穆某驾驶的车辆违规停靠人行横道处，乘车人梁某下车开门带倒石玉莲造成的，涉案赔偿协议是在石玉莲死亡后，经执法单位交警队调解，由穆某与石玉莲的儿子耿某自愿达成的。穆某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对事故的发生过程是清楚的，对石玉莲的死亡事实亦是知晓的，且在签订赔偿协议后履行部分赔偿义务，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受到欺诈、胁迫或者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因此，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理应依协议履行赔偿义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诉人穆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230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820元、反诉费100元，由穆某负担4386元，由耿某负担5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28元、保全费1520元由穆某负担5913元，由耿某负担4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静审判员 樊文霞审判员 李振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