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4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4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女，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女，197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3，女，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4，女，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5，女，196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山东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娜，山东东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6（曾用名黄凯），女，197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艳，山东慧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因与被上诉人黄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2020）鲁0923民初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撤销（2020）鲁0923民初580号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证据效力认定存在重大瑕疵。（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系有效遗嘱，无事实和法律根据。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从形式上合法有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审法院在判决书19页第八行认定“涉案遗嘱由接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翟克全代书，见证人黄某7、黄某8二人对该遗嘱进行了见证并签字确认，见证效力符合法律规定、见证人将打印的遗嘱读给立遗嘱人黄某9听，在黄某9同意情况下由见证人黄某7代黄某9签字，黄某9捺印确认，且遗嘱由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鉴证，并注明了具体的鉴证日期，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该遗嘱在形式上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见证，应当是在立遗嘱人神志清楚，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前提下，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由立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其中的一个见证人代某书写遗嘱，经见证人、立遗嘱人确认签字后，代书遗嘱有效成立。本案的立遗嘱人黄某9当时正在重病弥留之际，在没有本人签字并捺印的情况下，怎么证明其神志清楚，又怎么证明黄某7的代签行为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所谓的见证人黄某7与黄某8证言内容，接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翟克全根本不在遗嘱现场，没有跟黄某9见过面，他是如何得知黄某9立遗嘱的真实意思，并为其代书遗嘱内容的。涉案遗嘱，在立遗嘱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遗嘱人没有签字并按手印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该遗嘱形式上合法有效，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2、涉案遗嘱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不具备真实性。（1）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陈述涉案遗嘱订立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4月5日，订立遗嘱时，被继承人黄某9已出院在家中治疗。上诉人提出在阳历2012年的4月5日，黄某9病重正在医院治疗，根本没有行为能力，也不可能签署遗嘱。上诉人提交的东平县中医院病例及住院费用清单，证明了被继承人黄某9在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4月22日连续病重住院了21天，病历中黄某9被诊断为食道癌、脑梗塞。在被上诉人提交遗嘱上签署的时间是2012年的4月5日，被继承人黄某9当时一直插着氧气，意识不清，根本没有能力订立遗嘱。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明显系伪造、无效的。在第二次庭审前，黄某6在得知上诉人到东平县中医院取得了病历等证据，自己提交的假遗嘱马上被揭穿后，其在事实面前不甘心失败，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矢口否认遗嘱订立时间是阳历4月5日，信口雌黄的说订立的遗嘱的时间是2012年阴历的4月5日，不是阳历的4月5日，并且与黄某7、黄某8串通起来让他们作伪证，通过申请法庭调查的方式，硬是把订立遗嘱的时间更改为2012年阴历的4月5日。原审法院还认定“对此遗嘱见证人均证实遗嘱上签署的时间是按阴历，结合当地农村有按农历记时的习惯，本院认定涉案遗嘱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农历四月五日。”、“接山法律服务所是在遗嘱书页上对遗嘱鉴证记录，所签署的时间顺应遗嘱时间并无不当，收费票据的时间与鉴证时间保持一致亦系惯常做法，因此原告主张接山法律服务所鉴证时间是阳历时间，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颠覆了普通人的一般认知水平，我们真的很无语。原审法院不是先审查证人证言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无条件的“依据”证人证言，毫无原则地作出“结合当地农村有按农历记时的习惯，本院认定涉案遗嘱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农历四月五日。”的结论。原审法院有什么证据证明“当地农村有按农历记时的习惯”，即使有这样的习惯，就绝对的认为本案就是按农历记时的吗？接山法律服务所是个法律服务机构，是按国家规定设立的事业单位，不是民间机构，其有自己单位的工作原则，日常工作中按规定必须是使用公历记年，怎么能说它“顺应遗嘱时间并无不当，收费票据的时间与鉴证时间保持一致亦系惯常做法”，这是什么逻辑，符合哪项法律规定，符合证据认定规则的要求吗？接山法律服务所在遗嘱上签署的时间，及其出具的收款收据均写明遗嘱时间是2012年4月5日，公历是我国中央政府公布的通行的记年方式，无需另外注明。这就是我们的证据，原审法院还让我们提供什么证据？（2）证人黄某7、黄某8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存在与被上诉人共同伪造黄某9遗嘱的可能性。据了解，作为遗嘱见证人的黄某7，平时与黄某6关系密切，经常接受其礼物、宴请，黄某9发丧时，又是被上诉人找的黄某7家的餐车，存在利益输送关系；作为遗嘱见证人的黄某8，他平时跟着被上诉人的丈夫干水电安装工程，黄某8的儿子在接山镇上购买房屋，曾经向被上诉人借款三万元，至今未还。总之，黄某7和黄某8均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合作等经济上的往来关系，应认定为具有利害关系，依照《继承法司法解释》第36条的规定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在他们二人的证言中称：是先由被继承人黄某9的委托，其后由被继承人黄某9立的遗嘱，整个过程均有张某1参与，委托书也是张某1与黄某3找证人黄某7办理所形成的。但事实上，张某1与黄某3从未找过黄某7请求其办理委托书事宜，所谓的“遗嘱”根本不存在。张某1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委托书与遗嘱的签名、手印不是自己的，鉴定机构因“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终止鉴定，也证明了张某1未在委托书与遗嘱中签字与按手印，同时证明委托书与遗嘱在形式上是无效的。原审法院在两个见证人无法证明，在鉴定机构也无法鉴定的情况下，遂判定委托书的效力无法认定，却判定遗嘱有效，这显然是违反证据认定规则的。事实上，不会写字的张某1从未签过字，也未在委托书与遗嘱上按过手印，病重的黄某9也未立过任何遗嘱。涉案遗嘱不具备真实性，是伪造、无效的。（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房屋范围错误。本案中，原审法院判定，位于涉案遗嘱房屋西边两间房屋由黄某6在黄某9去世后，由黄某6出资建设，不是被继承人黄某9的遗产，是错误的划分。被继承人黄某9生前与张某1在宅基地内建造了六间正房和西边两间房屋的地基，并准备了大量的砂石等建材。只是后来由于身体原因，西边两间房屋一直搁置未建。在建设西边的两间房屋过程中，因黄某6当时借住家中，张某1年事已高，于是盖房相关事情都委托黄某6联系办理。退一步说，如黄某6出资建房，两间房屋仍应认定为被继承人黄某9的遗产与张某1的个人财产。黄某6只享有两间房屋的出资款的债权。因此，涉及遗产继承的房屋应是正房的八间，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六间房屋。（三）证人黄某7、黄某8的证言内容不真实，又未依法出庭作证接受上诉人质询，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是证人应尽的义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证人黄某7、黄某8虽然借口关系特殊不能出庭作证，但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不出庭的法定事由。虽然在被上诉人方申请法庭对其进行调查，但也不是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方式，或者是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言，不能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其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关于遗嘱部分，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认为其系代书遗嘱。如果按原审黄某6提供的见证人所说，是按着黄某9自己的意思表示，由接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翟克全代书，后打印出来的，也应在打印的遗嘱中有被继承人黄某9的签字。而证人黄某7与黄某8称是在黄某9同意下，由见证人黄某7代黄某9代签。黄某9按印确认。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系打印字体，无论作为自书遗嘱或是代书遗嘱都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原审法院片面的引用《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认为涉案遗嘱系有效的，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代书遗嘱上遗嘱人的“签字”，就是法律规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那么黄某7的代签行为就是违法的、无效的。《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1条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遗嘱人黄某9在弥留之际所谓立遗嘱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就认定遗嘱有效，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书面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涉案遗嘱由接山法律服务所翟克全根据立遗嘱人黄某9的意思进行代某书写，后将书写的代书遗嘱打印成正式遗嘱，在见证人黄某7、黄某8的见证下将代书遗嘱打印件读给立遗嘱人黄某9听，在黄某9同意的情况下由黄某7代黄某9签字，黄某9捺印确认，见证人各自签名、捺印并注明了立遗嘱的日期，且遗嘱由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鉴证，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该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关于立遗嘱的日期，在调查两位证人的笔录中两位证人也明确回答遗嘱的日期就是农历的日期，结合当地农村有按农历计时的习惯，本院认定涉案遗嘱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农历四月五日。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顺应了遗嘱注明的日期，接山法律服务所是法律服务机构并不是上诉人提到的事业单位，对黄某9所立遗嘱的日期进行盖章确认，符合常理，也符合时间保持一致的习惯做法，接山法律服务所出具证明证实了遗嘱中印章的真实性，上诉人主张遗嘱系伪造的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上述情形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该遗嘱从形式上合法有效。本案立遗嘱人黄某9虽然重病，被医生主要诊断为食道癌，是一种食管疾病，不影响神志和意识，虽然患有脑梗塞，这也属于老年人常见病不影响正常生活和表达意识，就在黄某9断气前黄某9还口头表达自己憋的喘不上气来，这足以说明立遗嘱时黄某9具有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根据黄某7、黄某8的证言能够证实黄某9所立遗嘱的具体过程，该立遗嘱的行为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2、两位见证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根据第三十六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上诉人上诉理由中提到证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益关系，未提交任何证据，只是信口开河、无端猜测，两位证人与本案的上诉人、被上诉人均不具有近亲属关系，也不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关系，更与本案遗嘱没有利益冲突。上述遗嘱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遗嘱有效。两位证人之所以无法出庭作证，是因为上诉人多次对证人进行谩骂、诋毁，影响证人的正常生活，且两位证人患有疾病，与双方当事人系同姓，不愿看到他们对簿公堂的尴尬局面，但是经过被上诉人的律师及法院调查，两位证人均证实立遗嘱的全过程，并且证实内容一致，不存在任何瑕疵。《民诉法》第73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等方式作证，其中第四项：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6条第2款规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两位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两位证人所陈述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应予采纳。另上诉人提到在黄某9发丧时，时被上诉人找的黄某7家的餐车，从这一细节足以说明上诉人认可了黄某6按照黄某9的遗嘱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双方认可的事实，应予认定。事实是黄某9发丧是黄某6操办，由丧事管理人员具体安排丧事的具体事宜，属于正常交易关系。即使黄某6找黄某7的餐车与本案立遗嘱也没有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立遗嘱在前，发丧在后，上诉人的这种上诉理由真是信口开河，蒙蔽事实。3、关于张某1的签名和捺印，一审中我方申请了鉴定，只是鉴定机构因“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终止了鉴定，并不能说明不是张某1的签名和手印，更不影响黄某9立遗嘱的真实情况和法律效力。二、关于涉案遗嘱房屋范围问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涉案遗嘱中已经列明的很清楚，正房六间、东屋三间，没有其他房产，结合接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证人赵某、张某2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建西两间房屋、大门院墙时的记账本能相互印证，涉案六间正房的西墙外两间正房及六间正房院内的洗澡间及大门、院墙系被上诉人自己投资所建，与本案遗嘱没有任何关系。而上诉人主张遗嘱房屋西两间房屋系被继承人的遗产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涉案遗嘱符合《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当时因为条件有限，先写好书面遗嘱后打印成正式稿件，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经过黄某9确认捺印后，见证人签名捺印，并注明立遗嘱的年、月、日。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一直主张遗嘱无效，但均未提出证据予以反驳遗嘱的效力。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无法举证证实自己的主张成立，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黄某9的遗产（遗产价值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接山镇接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被告提交的证据五中接山镇接山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原告提交的村委出具的证明中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的签名或盖章，被告提交的村委出具的证明中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对原被告提交的接山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中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据五中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六中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据八中的录音及录音材料、证据十六中的收款收据、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无法定许可事由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因原被告提交的上述书面证言，证人均未出庭，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中日历牌上记载找建筑队建房支付工钱的两张记录，因被告不认可，且无具体书写人签名，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委托书、书面遗嘱，证据十一中遗嘱草稿，证据十二中东平县接山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证明，证据十三中被告委托代理人及律师林国栋于2020年5月12日、2020年5月13日对证人黄某7、黄某8所作的调查笔录，并结合一审法院对黄某7、黄某8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据十四中接山镇鄣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据十八中调查证人黄某8的接待笔录，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黄某9生前立遗嘱的过程及相关事宜，对以上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记账明细一宗、证据三中花费记账流水明细一宗、证据四中记账流水明细一份、证据十中的书信、证据十五中记账明细，以上证据因原告不认可，且证据均无具体书写人，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以上证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被告申请证人赵某、张某2出庭所做的证言，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两证人的出庭证言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答辩及一审法院审查确定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1与丈夫黄某9婚后生育六个女儿，即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与黄某6，黄某9与张某1在东平县建有堂屋6间、东屋3间的院落一处。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结婚后均在婆家居住生活。2012年5月27日（农历4月初7）黄某9因食管疾病去世。在黄某9去世前，张某1托黄某9的叔伯叔黄某7及黄某9的同胞四弟黄某8根据黄某9的授意牵头办理黄某9的遗嘱及张某1的养老问题，并由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予以鉴证，接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翟克全收取鉴证费200元，因翟克全已去世，接山法律服务所不能具体说明遗嘱鉴证过程，鉴于黄某6提交的遗嘱草稿原件不是黄某7、黄某8的笔迹，结合黄某6陈述的草稿形成过程，一审法院认定系翟克全将遗嘱书写了草稿，后形成打印件，黄某7、黄某8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打印遗嘱上面签字捺印，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作为鉴证单位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了日期，遗嘱上黄某9的签字由黄某7代签，黄某9捺印确认。该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黄某9，东平县人。立遗嘱原因：本人因身患疾病，不久将辞别于世，考虑到家属张某1养老问题及家庭财产继承等问题，为了不给家庭留下后遗症，特立此遗嘱：一、家属张某1的一切生活起居养老等一切问题由黄凯全部负担；二本人身故后，由黄凯全权处理送终之事，任何人不准干预；三、将所有家庭财产让五女儿黄凯自己继承，凭此遗嘱本人身故后，家庭所有财产、房产归黄凯所有，现有房产堂屋六间，东屋三间，面积东到书店墙，西到黄**房界，南是公路，房后有九米滴水檐；四、以后家中一切人情往来由黄凯全权代理，特立此遗嘱。立遗嘱人签名：黄某9，身份证号：；继承人签名：黄凯，身份证号：；家属签名：张某1，身份证号：；证明人：黄某7，身份证号：；黄某8，身份证号：；2012年4月5日。鉴证单位：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2012.4.5。黄某9去世后黄某6按照当地农村风俗为其办理了丧礼及丧礼后的相关事宜。黄某9去世后，黄某6照料张某1的生活，张某1居住使用遗嘱所涉六间正房东一间、东二间、东三间、东六间，黄某6居住使用东四间、东五间，配房三间及院落由其二人共同使用。2017年黄某6委托包工头赵某，由张胜利以干清工的方式在遗嘱所涉6间正房的西边建设两间正房并在六间正房院内西侧建了洗澡间，建房所需材料由黄某6购买，建设的房屋由黄某6使用。2019年，张某1去其他原告家轮住，黄某6仍在遗嘱所涉六间房屋的东四间、东五间的正房居住生活，没有占用张某1所使用的房屋。2020年2月20日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以黄某6侵犯各原告继承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形成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继承权。关于争议焦点一：遗嘱是立遗嘱人依法处理自己生前所有财产及其他事物，并于死亡后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合法有效的遗嘱应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本案遗嘱属打印件，应属代书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案遗嘱由接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翟克全代书，见证人黄某7、黄某8不是涉案房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且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二人对该遗嘱进行了见证并签字确认，见证效力符合法律规定，见证人将打印的遗嘱读给立遗嘱人黄某9听，在黄某9同意的情况下由见证人黄某7代黄某9签字，黄某9捺印确认，且遗嘱由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鉴证，并注明了具体的鉴证日期，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该遗嘱从形式上合法有效。另，黄某9去世后，黄某6按照当地风俗为黄某9办理了发丧仪式及丧礼后的相关事宜。对于原被告争议的遗嘱中落款时间2012年4月5日应是农历还是阳历，对此遗嘱见证人均证实遗嘱上签署的时间是按农历，结合当地农村有按农历记时的习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农历四月五日。原告主张接山法律服务所的鉴证及收费时间是2012年4月5日，该时间应该是阳历时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接山法律服务所是在遗嘱书页上对遗嘱鉴证记录，所签署的时间顺应遗嘱时间并无不当，收费票据的时间与鉴证时间保持一致亦系惯常做法，因此原告主张接山法律服务所鉴证时间是阳历时间，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委托书中张某1的手印及遗嘱上张某1的签字、手印，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两项内容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因“发现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终止了此次鉴定工作，即通过鉴定没有解决双方对指纹及签字是否系张某1所为的争议事实，且两见证人对此也表述不清，由此，一审法院对此不再予以认定。涉案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系立遗嘱人黄某9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因张某1不认可涉案遗嘱，应认定张某1对遗嘱所处分的张某1享有的财产不认可，该处分系无权处分，处分无效。因此，涉案遗嘱应认定为内容部分有效，遗嘱中对黄某9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处分有效，遗嘱中对张某1财产份额的处分部分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涉案遗嘱中涉及黄某9的财产部分黄某6属于按照遗嘱合法继承，并未侵犯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的继承权。在黄某9去世后，涉案房屋的居住情况为：张某1居住使用六间正房东一间、东二间、东三间、东六间，被告居住使用东四间、东五间，配房三间由张某1及被告共同使用，被告居住使用的房屋没有超出按照黄某9有效遗嘱部分继承的房屋，现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以黄某6侵犯各原告继承权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为由起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原告所称的位于涉案遗嘱房屋西边两间房屋系用黄某9生前所购置的材料所建，应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共同继承，因被告不认可，且被告有证据证实该两间房屋是在黄某9去世后由黄某6出资建设。一审法院认定该两间房屋不是黄某9的遗产，原告要求继承该两间房屋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某6依照其父亲黄某9的遗嘱继承黄某9的遗产，该继承事实没有侵害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的权益，原告要求依法继承黄某9遗产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5、黄某4、黄某3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为有效遗嘱是否适当；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房屋的范围是否适当；三、证人黄某7、黄某8的证言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从涉案遗嘱的内容上看，其包含了“遗嘱”和“赡养”等事宜的约定，从其形式上看，有关“遗嘱”部分应为代书遗嘱，即由他人代为书写制作的遗嘱，认定代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在于判断该遗嘱是否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的遗嘱，有继承人黄凯（黄某6）、黄某9妻子张某1、见证人黄某7、见证人黄某8的签字捺印，还有东平接山法律服务所的签章鉴证，基本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虽然黄某9是由他人代为签字，但考虑到黄某9身体较为虚弱，其以捺手印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对该遗嘱有异议，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涉案黄某9的捺印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见证人不具备相应的资格，同时自该遗嘱设立之后该遗嘱也被实际履行，黄某9去世后，被上诉人黄某6按照该遗嘱的约定实际操办了黄某9的治丧事宜，也履行了对上诉人张某1的赡养义务，被上诉人按照遗嘱的约定在涉案房屋内与上诉人张某1长期居住，期间上诉人张某1未对该行为提出异议，能证实其在与上诉人发生矛盾之前是承认该遗嘱的真实性的。同时由于涉案遗嘱中涉及的财产系立遗嘱人黄某9与上诉人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上诉人张某1不认可涉案遗嘱，应认定上诉人张某1对遗嘱所处分的张某1享有的财产不认可，该处分系无权处分，处分无效，其中黄某9对其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处分是有效处分，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遗嘱部分有效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对该遗嘱中黄某9处分自己财产部分的效力予以确认。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涉案遗嘱中约定“……房产归黄凯所有，现有房产堂屋六间，东屋三间，面积东到书店墙，西到黄**房界，南是公路，房后有九米滴水檐”，在黄某9去世后，涉案房屋的居住情况为：上诉人张某1居住使用六间正房东一间、东二间、东三间、东六间，被上诉人黄某6居住使用东四间、东五间，配房三间由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共同使用，涉案遗嘱中涉及黄某9的财产部分，被上诉人属于按照遗嘱合法继承，被上诉人居住使用的房屋没有超出按照黄某9有效遗嘱部分继承的房屋。另因被上诉人有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的西边两间房屋是在黄某9去世后由被上诉人出资建设，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两间房屋不属于黄某9的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针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两证人的证言内容不真实，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证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同时在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合议庭庭议后认为两位证人有法定的不能出庭的事由，同时一审法院对证人黄某7、黄某8进行了调查，调查笔录经双方当事人质证，该调查笔录结合本案其他已查明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黄某9生前立遗嘱的过程及相关事宜，故一审法院对该证人证言依法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张某1、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鸿雷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许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