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3396号 原告：张首红，女，1953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荣成市。 原告：孙茂群，男，1954年1月29日生，汉族，住荣成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宁，男，1980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荣成市青阳**。 被告：张晓燕，女，1981年12月6日生，汉族，住荣成市青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滨，荣成崖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首红、孙茂群与被告孙宁、张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收案，进行诉前调解未达成一致。2020年7月2日本院正式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首红、孙茂群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被告孙宁，被告张晓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首红、孙茂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孙宁系二原告之子。二被告系夫妻。2013年左右二被告购买国泰小区32号楼1单元201室楼房时因资金不足向二原告借款。二原告从亲戚处借了部分款项，其中借张首红哥哥张启仁2万元、孙茂群弟媳孔秀娜4万元、孔秀娜外甥刘昌学2万元、张首红侄子张华楠2万元，然后又用自有资金4万元，共计14万元借给了被告。2017年底，二被告购买青阳西区91号楼1单元401室楼房时，再次向二原告借款。二原告又从亲戚处借款，其中借孙茂群妹妹孙建霞4万元、张启仁2万元、孙茂群妹妹孙建萍1万元、张首红外甥刘胜义2万元、孔秀娜4万元，然后使用自有资金13万，共计26万元借给被告。上述款项原告向被告索要未果，故提起诉讼。 孙宁辩称，原告起诉属实，确实借过40万元现在未偿还。 张晓燕辩称，原告亲戚取款的事实，不能认定系原告向被告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被告收过原告的部分款项，结合本案二原告未要求二被告出具欠条、借条，该款应视为是父母对子女的帮扶，是原告赠与被告的，这也与父母会给儿子结婚购买房屋的习俗一致，被告从未借过原告钱款，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晓燕现正与孙宁离婚，因此二原告与孙宁恶意串通编造债务，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首红、孙茂群系夫妻，孙宁系张首红、孙茂群之子。孙宁与张晓燕系夫妻。2013年，二被告购买了荣成市国泰小区32号楼201室楼房，共支出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2017年，二被告购买了荣成市青阳西区91号楼401室楼房，共支出56万元左右，不动产权证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 原告为证实2013年借款情况，提交了如下证据：1.孔秀娜出庭作证称，2013年、2017年张首红两次因给被告购买楼房向其借款，其中2013年的借款是其丈夫年底在单位取得的工资45,000元中的4万元，该4万元2015年12月由张首红偿还。另外，孔秀娜还称，当时还向自己的外甥刘昌学借了2万元给原告，该款偿还时给了300元利息。2.张启仁出庭作证称，2013年、2017年张首红两次因给被告购买楼房向其借款，其中2013年借款2万元，由孙茂群出具欠条，该款于2015年8月偿还。张启仁提交了2013年2月9日两张分别为5,100元、12,000元未到期存款的支取凭证。3.孙茂群银行交易记录，证实2013年1月16日、2月19日分别取现1万元、7,000元。原告称另有3,000元现金。4.张首红银行销户记录，证实2019年2月19日其两个账户分别有10,350元在当日取款后销户。5.张华楠妻子张伟出庭作证称，2013年2月，原告说要买楼房向其借款2万元，当时张首红与孙宁、张晓燕开着车到其家拿的现金，张首红出具的借条，当时钱给谁了记不清楚了。2015年12月，张首红与孙宁、张晓燕一起去还的现金给我。 张晓燕称不清楚2013年原告是否借孔秀娜钱，张首红还钱时是张晓燕开的车，张首红自己偿还的，这个钱的用途张晓燕不清楚，与张晓燕无关。对张启仁、张伟的证言不认可，并称借款与否均与张晓燕无关。 原告为证实2017年借款情况，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7年11月25日，孙建霞向张晓燕转账4万元的银行凭证。同日，张晓燕银行记录显示收款4万元，交易地区代码为“0408”。孙建霞出庭作证，证实上述借款系原告所借，事后由原告偿还。2.2017年11月25日，张启仁从银行两次将未到期的银行存款取出的凭证，证实张启仁取款2万余元。张启仁出庭证实上述借款是原告为被告购买楼房所借，但事后是由谁还的款记不清了，应该是张首红让孙宁把钱偿还了，还让孙宁给了1,000元利息。3.孙建萍出庭作证称，2017年11月30日张首红向其借款1万元，其从ATM机取款后直接存入张晓燕账户。张晓燕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当日存入现金1万元，交易地区代码为“0408”，与孙建霞的一致。原告称，孙建萍、孙建霞都住在河北一个地区，可证实张晓燕存入的款项确实是孙建霞存入的。2019年2月11日，张首红向孙建萍转账11,000元，偿还了该借款。4.张首红2017年12月5日转账3万元给张晓燕及12月7日分两次转账共9万元给张晓燕的银行交易记录。5.张首红2017年12月5日将3万元存款支出后销户的银行记录。同日，张晓燕银行交易记录显示汇款收入3万元，交易方为“张*红”。6.刘胜义2017年12月7日向张晓燕转账2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刘胜义出庭证实上述借款系原告向其所借，事后原告已偿还。7.张首红2017年12月30日分四次在ATM机取款1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8.2017年12月3日，孔秀娜ATM机4次共取款2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两次分别转账给张晓燕9,990元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孔秀娜当日取款、转账情况。孔秀娜出庭作证称，当日由原告向其借款，其直接支付给了张晓燕，并称该款事后由张首红偿还。 张晓燕只认可2017年转账其银行卡的款项，但称其与这些人不存在借贷关系，转账的款项是二原告赠与给二被告的。张晓燕确认收到孔秀娜4万元，但称该款与原告无关，不是原告借款，是二被告借款，并且由孙宁、张晓燕偿还。 孙宁提交了2019年其与张晓燕的交谈录音，该录音中涉及到借款的部分内容如下： 孙宁：“……我就问你，我爸妈拿钱买的楼，你给还是不给？”张晓燕：“我当时怎么给你算的，咱俩当时协议怎么说的”。孙宁：“我就问你给还是不给？”……张晓燕：“我当时协议说大楼我不要，我就要个小楼”。孙宁：“这与大小楼无关，我就问你欠那钱给还是不给，你就告诉我。你不要大楼是不要大楼的事，我就问你两个楼，我爸妈拿出来40万，这个钱你给还是不给？”张晓燕：“给呀。……你爸妈是帮咱拿钱了，但是我爸妈这也是付出了。”孙宁：“我爸妈拿出40万。”张晓燕：“你爸妈给了多少钱？”孙宁：“40万，那个楼14万小楼14万，大楼26万，加起来正好40万，对不对，你想想。”张晓燕：“啊，好，你爸妈给了咱40万，是吧。”孙宁：“我爸妈不是给的好不好，不是白给你的，好不好。”张晓燕：“我就问你，然后剩下的钱呢？”孙宁：“剩的什么钱？”……张晓燕：“那我问问你，如果咱俩不走法院，怎么走，你给我啥拿着走？”孙宁：“你先把我爸妈的钱还上，剩下的都是咱俩的，平均分，合不合理？”张晓燕：“我没有钱还呐，我只能拿楼押，把楼钱分给你妈不就行了吗。”……张晓燕：“你说把你爸妈都给你爸妈是不是，那你也一样，把我爸妈的钱也得拿出来。”孙宁：“肯定还呐，两边父母的钱都给还上就完了。剩下的才是咱们俩的东西，随便分，一人一半就完了，行吗？” 庭审中，张晓燕对该录音质证时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录音中也表述了40万元是二原告给的，没有说借，并且该录音是孙宁有针对性（录音）的。” 本院依原告申请对国泰小区32号楼201室原房主宋仕行的妻子许军丽进行调查，其称：“楼房我在网上发布卖房信息，张首红看到后到我家与我协商，我当时售价20万元。张首红交了1万元定金，之后大概两三天，张首红与他丈夫和她儿子在房管局办理了过户手续。张首红把19万元直接存在我的银行卡里面了。”张晓燕称：“购买楼房时，原、被告4人一起去看的房。张首红说认识许军丽，后来房价从21万元降到20万元。当时没有交钱，过了一段时间凑了10万元现金给了许军丽，第二次是二被告拿了10万元到许军丽女儿工作的银行，把这10万元给了许军丽，许军丽将钱直接交给其女儿，存到了银行。”本院依张晓燕申请对许军丽的银行卡进行调查后，该段时间没有大额的交易记录。对购买该楼房的款项来源，张晓燕称有父母给的，也有自己存凑的，但是没有证据证实。 另查，2019年11月，张晓燕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判决不准离婚。2020年8月，张晓燕再次提起离婚诉讼，该离婚纠纷现尚未审结。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在无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凭被告收到过原告款项的事实，能否认定双方间具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如可以认定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体的借贷金额是多少。 一、对第一焦点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上述规定所要解决的是父母为夫妻双方购置房屋是对子女一方的赠与还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问题，该条款适用的条件是父母为夫妻双方购置房屋，该条款并不解决父母因子女买房而交付给子女的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的问题，不能由该条款得出只要父母支付夫妻双方款项、夫妻双方用该款项购买房屋，则父母向夫妻双方的转账即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的结论。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上述规定，本案被告已认可其收取过原告款项，但抗辩系基于赠与法律关系而给付，则被告应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述规定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标准要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张晓燕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赠与事实的存在，仅以原告系孙宁父母、父母会给子女购买婚房、父母会对子女进行帮扶等意欲证明原告给其款项系赠与，此亦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不相符，故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再次，敬老慈幼为人伦之本，也应法律所倡导。慈幼对于父母来讲，依法而言为养育义务的负担。子女一旦成年，应自立生活，父母续以关心关爱，子女受之应感念之，但此时并非父母所应当负担的法律义务，子女应图感恩，况且本案所涉部分款项尚系原告处而来。因此，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购房出资款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窘期，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如此可保障父母自身权益，也可避免子女成家反而使父母陷于经济困窘之境地，此亦为敬老之应有道义。至于事后父母是否要求子女偿还，系父母行使自己债权或放弃债权的范畴，与债权本身的客观存在无关。 综上，本案中被告收到的款项应当认定为借款，被告以赠与事实存在为由予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二、对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二被告的交谈录音中，孙宁提到借原告40万元款项时，张晓燕自始至终并未否认，并且还称同意偿还，该事实已基本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双方间因购买楼房而存在40万元的款项交付。张晓燕对录音的质证意见是“该份录音中也表述了40万元是二原告给的”，其只是对款项的性质进行了质疑，并未否认收到40万元款项的事实。 其次，原告提交的涉及2017年款项的证据可证实张晓燕通过转账方式收到的款项有：孙建霞转账4万元、张首红转账9万元、刘胜义转账2万元、孔秀娜支付宝转账2万元（实际转账19,980元）。被告认可收到孔秀娜2万元现金。张晓燕银行交易记录证实张首红存入3万元。孙建萍的1万元交易地区代码与孙建霞一致，张晓燕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系其他人所存，依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予认定。上述款项共计23万元，可以证实二被告已收取。 再次，2013年所涉款项证据虽然没有直接转账给二被告的记录，但孙茂群、张首红、张启仁取款记录时间与购买楼房时间相符；孔秀娜的借款虽然被告未确认是多少，但认可张首红去偿还过；许军丽虽然陈述收款与事实有出入，但楼房20万元购买的事实应予认定；各证人出庭的证词亦可证实2013年存在借款的事实。结合上述事实及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楼款系其他方式取得、未以楼款并非借款支付进行抗辩的情况下，亦应认定为二被告对外所借。 综上，通过二被告交谈录音、转账记录、亲戚间取款时间与购楼时间相符等证据，可以证实二被告收取40万元之事实。被告抗辩款项系赠与，则间接证实该款其未偿还，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上述借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理由正当，但因原告未与被告约定偿还期限，原告主张之利息可自提起诉讼时（2020年5月20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宁、张晓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首红、孙茂群借款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50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孙宁、张晓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华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许晓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