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民终1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学英，女，1940年9月20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萍，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梅，女，1976年9月17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红，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翟玖春，男，1976年4月11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系被上诉人李红梅丈夫、上诉人翟学英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婷，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翟学英因与被上诉人李红梅、原审第三人翟玖春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学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云0502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当，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关于证人证实建盖房屋的基本情况的证据予以采信错误，导致错误认定了涉案的第5、6、7套房屋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建盖的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主要是包括其父亲李生以及李生的世交赵玉或与其具有其他特殊利害关系的人，有的证人只能证实自己曾经参与建房，但对具体的出资人是家庭新建还是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建盖是完全不清楚的，证人证言中的内容与出庭时的内容完全出现矛盾，也有与出具给上诉人的证言同样矛盾的证言，而且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前后矛盾和冲突，一审法院在明确有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证言不符的情况，仍然直接采信证言，属于采信证据不当；其次，一审法院仅仅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的年龄、职业及家庭情况就认为涉案的第5、6、7套房屋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建盖缺乏事实依据，客观上上诉人与其丈夫具有建盖房屋能力，虽然年龄较大，但建盖涉案的第5、6、7套房屋的时候，上诉人已经多年经营农家乐，长期盈利积累了一定财富，与丈夫有经济来源，有新建需要，上诉人1999年经营农家乐被上诉人还未嫁入上诉人家，加上丈夫的工资积累和农作物收入，上诉人及其丈夫完全有能力建盖新房，由于长时间经营农家乐积累了一部分客源，其后为扩大经营，上诉人才决定新建部分房屋，故上诉人及其丈夫有新建房屋的需要，更有新建的能力，在该房屋将被拆迁之时，上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家补偿而进行的装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没有参加，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是没有能力对涉案房屋单独进行新建和装修的，故采信证人证实涉案第5、6、7套房屋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建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情况证据错误。2.涉案第5、6、7套房屋系上诉人与其丈夫建盖，一审认定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建盖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3.本案遗漏了必要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主张分割的房屋属于上诉人与其丈夫建盖的，上诉人夫妻生育的九个子女以及被上诉人均是家庭的成员，在没有进行分家析产的情况下，所有的家庭成员对共有的房屋享有份额，且上诉人的几个子女在上诉人经营农家乐、装修和新建房屋期间都来帮忙一起经营农家乐，对家庭的经营建设均有出力，对共有房屋也有相应的份额，一审法院虽然认定该案不是家庭成员之间分割共同财产，但在不考虑涉案土地和房屋建盖的特殊性，处分了上诉人一家包括上诉人丈夫以及其他子女的财产，因此，一审法院在上述家庭成员没有到庭的情况下直接分割，属于遗漏了必要诉讼当事人。4.被上诉人主张对共有物的分割条件不成就，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感情破裂为由认定分割确有必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感情是否破裂不是分割的法定理由；其次，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感情是否破裂也没有证据证实，且本案不是离婚诉讼，二人的感情破裂也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5.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应当遵从“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第三人已经在答辩状中明确表示不对该房屋的份额进行主张，一审法院仍然将该份额混杂在被上诉人中一并分割属于超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对上诉人不客观、不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答辩请求。李红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合情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前后矛盾，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依据证人证实房屋建盖情况，结合被上诉人、上诉人和第三人的年龄、职业以及家庭情况确认案涉房屋归属是正确的，证人证言充分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案涉房屋确为被上诉人出资建盖，由被上诉人一人或和第三人交付相关款项，结合被上诉人乡村医生的职业和被上诉人一家的实际情况，均能证明案涉房屋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出资建盖并装修；2.上诉人不具备建房能力也无建房需要，上诉人生于1940年，被上诉人与第三人1998年结婚，从经济基础看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经济能力较好，2005年7月家庭就进行了分户，分户的时候上诉人已经65岁，且长期患病，日常生活都困难，根本没有建房能力也没有建房所需；3.被上诉人户口是2004年迁入上诉人户的，当时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感情很好，2005年8月二人办理了营业执照经营农家乐，2006年被上诉人将分到的第5套房重建为诊所由被上诉人使用；4.上诉人的九个子女的户口均迁出，是不可能出资回家建房的，在家里仅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上诉人不可能有能力投资建房，故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三、被上诉人起诉是为了明确夫妻共同财产份额，不存在遗漏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问题，一审法院调取了（2019）云0502行初104号行政裁定书，可以看出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房屋由上诉人和丈夫翟大廷共同建盖，与子女无关，所以本案没有遗漏诉讼参与人。四、被上诉人主张分割案涉拆迁款的条件成就，一审法院调取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离婚案件，二人感情不和分居多年，被上诉人一审也提交了第三人出轨的证据，案涉房屋拆迁款被上诉人享有一定的利益，本案诉讼确有必要。五、一审判决没有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存在不告不理的问题。翟玖春述称：1.同意并且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观点；2.本案被征收房屋的土地具有特殊性，是属于上诉人的祖遗地，按照现行隆阳区的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征收协议如果是除上诉人以外的人签订是不可能的；3.鉴于该土地是上诉人的祖遗地，上诉人和翟大廷是夫妻关系，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分户协议名义上得到法院的采信和认可，一审法院做了分割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4.虽然上诉人在2006年已经年满65周岁，但年龄和出资能力不是挂钩的，除了涉案房屋，2007年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已经在杨家田河埂边建盖了一套房屋，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短期没有经济能力建盖案涉房屋；5.虽然是上诉人作为户主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不代表涉案房屋是上诉人一人出资，除了上诉人外还有她的丈夫和其他子女也是出资、出力的；6.一个家庭分家是要考虑老人的赡养问题的，一审法院判决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也说和第三人感情已经破裂，是为了其后离婚诉讼做准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直接分割是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了诉讼当事人。李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被告翟学英领取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以及装饰装修、附属设施补偿款、搬迁奖励等共计1573249.10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红梅和第三人翟玖春系夫妻关系，被告翟学英系第三人的母亲、原告的婆婆。2019年，因保山中心城市改造房屋征收，家庭中的土地、房屋被政府征收，以户主即被告翟学英与政府签订《保山中心城市保山学院片区土地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被告家庭中位于隆阳区的房屋（1院12套房屋，永久性房屋建筑面积556.24㎡，土地面积1334.42㎡）被政府征收。对被征收的房屋永久性建筑面积及折算后房屋面积认定如下：1.框架结构的永久性建筑面积为120.83㎡，折算后房屋面积为145㎡（折算比例：1:1.2）；2.砖混结构的永久性建筑面积为29.73㎡，折算后房屋面积为32.7㎡（折算比例：1:1.1）；3.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面积为63.58㎡，折算后房屋面积为63.58㎡（折算比例：1:1）；4.土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面积为342.1㎡，折算后房屋面积为307.89㎡（折算比例：1:0.9）；5.简易结构房屋的永久性建筑面积为215.64㎡，根据结构折算后房屋面积为129.38㎡。以上折算后的房屋建筑面积为678.55㎡。征收后，政府进行了货币补偿：1.永久性房屋折算后建筑面积补偿款1764230元（678.55㎡×2600元／㎡）；2.宅基地土地面积补偿款160130.40元（1334.42㎡×120元／㎡）；3.装潢、附属设施、简易房、简易钢架房等评估补偿款380611元；4.搬迁奖励75190.40元［永久性建筑面积奖励55624元（556.24㎡×100元／㎡）＋简易房面积奖励19556.40元（279.52㎡×70元／㎡）］；5.搬家费16715.20元［按认定的建筑面积835.76㎡（永久性建筑面积556.24㎡＋简易房面积279.52㎡）×20元／㎡］；6.水电移动、电视电话移动等补助款2360元（水电移动费用补助2000元／户＋电视、电话移动补助360元／户）；7.提前申请奖励5000元（5000元／人）；8.购买商品房补助407130元（折算后建筑面积678.55㎡×600元／㎡）；9.农民进城购房补助135710元（折算后建筑面积678.55㎡×200元／㎡）。以上补偿款项合计2947077元。协议签订后，该补偿款项为被告领取。之后，原告认为征收所涉及的《保山中心城市保山学院片区土地储备项目房屋测绘面积认定表1》中所涉及的第2、3、5、6、7套房屋为大家庭分家析产时分给原告和第三人的房产（第2、3套）、原告和第三人婚后改建的房产（第5套）、原告和第三人婚后新建的房产（第6、7套），该部分补偿款应为原告和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因此，双方产生纠纷。案涉第2、3套房屋为被告翟学英和其丈夫所建盖。第2套房屋（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4.94㎡，按0.9比例折算后面积为58.44㎡；第3套房屋（土木结构）总建筑面积138.17㎡，按1:0.9比例折算后面积为124.35㎡，一格半为62.17㎡。案涉第5套房屋原为猪圈，后于2006年改建为诊所。该房屋（简易砖木结构）建筑面积57.63㎡，按1:0.6比例折算后面积为34.57㎡。案涉第6套房屋于2006年建盖，该房屋一层为砖木建筑面积63.58㎡，按1:1比例折算后为63.58㎡；二层为简易砖木，按1:0.6比例折算后面积为38.14㎡，第6套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01.72㎡。案涉第7套房屋于2008年建盖，该房屋一层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120.83㎡，按1:1.2比例折算后面积为144.99㎡；二层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6.85㎡，按1:1.1比例折算后面积为18.54㎡，第7套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63.53㎡。2013年，第三人翟玖春曾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原告离婚，本院审理后作出不准双方离婚的民事判决。在该离婚案件的审理中，原告与第三人对上述案涉房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争议。本院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之后，原告与第三人没有共同生活，双方分居生活至今。另，原告认为案涉房产为原告和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与政府签订补偿协议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曾于2019年9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翟学英与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签订的《保山中心城市保山学院片区土地收集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本院审理后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主张的权利应为家庭内部对房屋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故作出了（2019）云0502行初10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李红梅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增加了诉讼请求为：要求分割诉争指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1573249.10元，70%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大家庭是否进行过分家析产的问题；2.案涉的第5、6、7套房屋是否为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3.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主体的问题；4.原告要求分割案涉拆迁补偿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大家庭是否进行过分家析产的问题。原告提交了《分户协议》，以证明其主张大家庭将案涉的第2、3套房屋分割给原告和第三人所有的事实，本院未予采信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案涉的第2、3套房屋为被告及其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对原告要求返还案涉的第2、3套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涉的第5、6、7套房屋是否为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证人证实建盖房屋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年龄、职业及家庭情况等客观实际，确认案涉的第5、6、7套房屋为原告和第三人夫妻二人共同建盖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及第三人关于案涉的第5、6、7套房屋为被告建盖的抗辩主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主体的问题。就本案而言，并非家庭成员之间分割共同财产的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明确原告和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并要求被告返还，故不存在遗漏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问题，对被告及第三人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要求分割案涉拆迁补偿款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本案中，因原告与第三人因夫妻感情不和多年分居，在夫妻共同财产被征收且征收款为其他家庭成员领取及原告与第三人夫妻感情不和的情况下，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有利于明确夫妻共同财产，诉讼确有必要，但原告在诉讼中增加要求分割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和第三人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何进行分割是在原告和第三人在离婚的前提条件下应该处理的问题，故对原告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翟学英领取了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其中属于原告和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的拆迁补偿款，被告应予返还给原告和第三人。确定原告和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如下：1.永久性房屋折算后建筑面积补偿款779532元[（第5套房屋34.57㎡+第6套房屋101.72㎡+第7套房屋163.53㎡）×2600元／㎡]；2.扣除原告主张的第4（5）、6、7项外的装潢、附属设施、简易房、简易钢架房等评估补偿款62298.60元（92644.60元-1178元-12000元-12102元-2866元-1200元-1000元）；3.搬迁奖励32247元[（第5套房屋57.63㎡+第6套房屋127.16㎡（63.58×2）+第7套房屋137.68㎡（120.83+16.85））×100元／㎡]；4.搬家费6449.40元[（第5套房屋57.63㎡+第6套房屋127.16㎡+第7套房屋137.68㎡）×20元／㎡]；5.购买商品房补助179892元[（第5套房屋34.57㎡+第6套房屋101.72㎡+第7套房屋163.53㎡）×600元／㎡]；6.农民进城购房补助59964元[（第5套房屋34.57㎡+第6套房屋101.72㎡+第7套房屋163.53㎡）×200元／㎡]，以上款项合计112038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翟学英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红梅和第三人翟玖春房屋拆迁补偿款1120383元；二、驳回原告李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南省罚没专用收据各二份，证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建盖的房屋不在涉案的部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2007年在原审第三人名下建盖在杨家田边的河埂地边房屋一栋、建盖在沙坝地北边房屋一栋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二人在短期内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再出资建盖涉案房屋的事实；2.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上诉人具有建盖房屋的经济能力，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建盖的事实；3.董某、王某、姜某、翟某的证言，证明出资建盖案涉5、6、7套房屋系上诉人，该三套房屋不属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董某到庭称：2012年还是2013年翟玖春叫我去家里修补彩钢瓦，当时翟玖春和李红梅经常不在家，是他父母在家，修的是竹棚下面的简易房，不在案涉房屋中，换了彩钢瓦，装了卷帘门，多少钱、谁付的记不清了。王某到庭称：2004年到2005年朋友介绍帮翟学英家盖一栋房子，盖了大门进去的6号地，两小层，在大门里面的竹棚下，泥活都是我做的，大多都是老两个在家，李红梅也在家开诊所，谁付钱记不清了，老的在家就是老的付的。姜某到庭称：我从2013年开始在翟学英家收柿子，八年的钱都是和翟学英结算的，每年产量和价格不同，多的时候每年7万元左右，少的时候3万元左右。翟某到庭称：我和翟大廷家是邻居，六几年的时候他家建房我也去帮忙，翟家湾开农家乐首先就是翟学英家、翟阳春家和我家，什么时候开始开的记不清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恰恰能证实存在分户协议，杨家田和沙坝地是上诉人分给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地块；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大部分来源于补贴，上诉人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对董某的部分证言予以认可，李红梅不在家是因为当时在白塔卫生室上班；对王某的证言中的李红梅开诊所天天在家认可，其他不予认可；对姜某的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翟学英的果树地在2008年就基本被征收了，已经没有柿子了，且2013年到2019年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翟某的证言部分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农家乐是由翟学英出资经营的，并且证人证明的是六十年代盖的房子，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人董某、王某、姜某、翟某的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法院应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隆阳区玖久园农家乐企业信息，证明：1.农家乐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开的，登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翟玖春，成立日期为2005年8月18日；2.2005年上诉人翟学英已经65岁。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之所以登记在翟玖春名下是上诉人不识字，翟玖春帮助办理工商登记，不表示翟玖春就是实际的经营人。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工商登记时间不等于农家乐实际经营时间，登记注册经营者只是为了便于原审第三人帮母亲办理相关手续。原审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白塔社区征地面积及附作物补偿花名册，证明2008年上诉人的土地被征收后获得补偿款197380.30元，翟学英有建盖房屋的出资能力的事实；2.接谈笔录和照片5张，证明翟新春对一审中向上诉人、被上诉人出具的不同证明的情况作出解释，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出具时被上诉人哄骗了翟新春，实际上翟新春对真正出资的情况不清楚，其出具给上诉人的证明才是属实的，同时也证实上诉人的经济条件好的事实；3.翟学英、翟大廷的银行流水，证明除了翟学英有经济来源，其丈夫翟大廷也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二人均有建盖房屋的能力。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上说2008年土地已被征收，说明证人姜某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翟学英和翟大廷有出资能力，农家乐后续扩建都是被上诉人出资。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均是发生在2012年之后交易情况，而本案争议的房屋为2006年至2008年期间建盖，该两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3均无明确证明上诉人关于“出资建盖房屋系上诉人，不属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但根据证人证言能看出建盖房屋期间上诉人及其丈夫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一起共同生活；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原审第三人于2005年8月登记经营隆阳区玖久园农家乐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据1只能证明上诉人领取了征地补偿款，证据3只能证明发生过交易，无相应证据印证涉及款项用于建盖涉案争议房屋，证据2被接访人未到庭，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本案案件事实如下：建盖涉案第5、6、7套房屋期间，上诉人及丈夫翟大廷、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在一起共同生活；2005年8月成立隆阳区玖久园农家乐，经营者为原审第三人翟玖春，该农家乐于2013年停止营业。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第5、6、7套房屋是上诉人建盖还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建盖；2.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一、关于涉案第5、6、7套房屋是上诉人建盖还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建盖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涉案第5、6、7套房屋是其与丈夫建盖的，二审中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均未能证明房屋系其建盖的事实，除证人外，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房屋系其建盖，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证人证实建盖房屋的基本情况，并结合被上诉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的年龄、职业及家庭情况等客观实际，确认涉案第5、6、7套房屋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共同建盖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鉴于建盖涉案第5、6、7套房屋期间上诉人和丈夫一直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一起共同生活的实际情况，应当认定上诉人和丈夫付出过相应的劳动，对涉案第5、6、7套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120383元应享有相应的份额，本院酌情确定上诉人及其丈夫享有份额为20%，即224076.60元，由于拆迁补偿款1120383元已经由上诉人领取，因此，上诉人应将属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补偿款896306.40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二、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如一审法院所述，本案并非家庭成员之间分割共同财产的诉讼，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明确其和原审第三人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并要求上诉人返还，不存在遗漏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问题，因此，上诉人主张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翟学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李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502民初25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上诉人翟学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李红梅和原审第三人翟玖春房屋拆迁补偿款896306.4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4883元，由翟学英负担11906.40元，李红梅负担297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如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杨仙道审判员  杨 梅审判员  黄映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段 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