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9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盛时钟表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 法定代表人：冯湘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乐羽，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星，女，198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海，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盛时钟表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108民初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盛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盛时公司不向刘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9177.04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工资15247.04元、2019年2月1日至7月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4835.56元、未足额发放的年终奖金14061.69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279.93元、未报销的出差费用3893元，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刘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是独立办公地点的负责人，月薪1.7万元，比普通的劳动者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职责要求。刘星没有恪尽职守，存在严重失职和违纪行为，导致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盛时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拷贝监控视频证据时发现视频中仅有其他工作人员，刘星没有出现在视频中。盛时公司提交的整个视频文件、考勤机购买记录、刘星独立办公、独立管理的事实，足以证明刘星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以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等事实。刘星作为管理者严重失职，给盛时公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另案三名劳动者作为刘星的下属，均存在迟到、早退、旷工等情形，盛时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刘星作为管理者严重失职。不能仅凭监控视频跳帧而简单否认本案关键证据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盛时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公司以通知方式告知刘星及其下属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刘星一直推脱，直到盛时公司无奈解除与刘星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之规定，盛时公司以多种方式分别于2019年5月22日、6月11日、6月12日、6月17日、6月20日、6月21日通知刘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刘星一直不将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邮寄回公司，其后果应当由刘星承担。刘星合同实际到期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采纳新员工录用申请表同时认定签约主体发生更换，但事实上，盛时公司至今并未注销，亨得利集团下属公司必然会作为签约主体，但一审法院未能采信盛时公司代理意见。一审法院采纳盛时公司提交的亨得利集团的新员工录用标准及其他证据，但不采纳盛时公司提交的亨得利集团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存在双重标准采信证据。盛时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与刘星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只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且刘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12月31日到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盛时公司已经向刘星支付了年终奖，且刘星提交的证据没有公司加盖的公章，盛时公司也未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刘星独立办公、独立考勤，无法核实刘星是否已休年休假，其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盛时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盛时公司不向刘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9177.04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工资15247.04元、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4835.56元、2018年未足额发放的年终奖金14061.69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279.93元、未报销通讯费用3893元，共计199494.2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星于2016年1月1日入职盛时公司工作，任表带部经理，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所填录的《新员工录用申请表》记载劳动合同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转正后月工资为8000元＋话费补贴200元＋奖金。2019年7月5日，盛时公司以要与相关工作人员解除劳动关系为由，带领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人员到位于成都市成华区××路××段××号××座××座××号××室，对拷贝公司的四台笔记本电脑内的工作资料以及盘点该办公室文件柜内货品的过程办理保全行为公证；盛时公司一行于10时30分许到达该办公室时，该室只有三人工作，刘星不在；盛时公司向刘星发送《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称，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因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本单位决定于2019年7月5日解除与您的劳动关系，您可领取2019年7月5日前（含7月5日）工资；刘星当即进行劳动保险监控投诉举报，被建议申请劳动争议仲裁。2019年7月16日，刘星向成都市成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成华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008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盛时公司支付刘星所诉请求的全部费用共计199494.26元；该裁决书送达后，盛时公司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 根据双方举证质证，围绕盛时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如下： 1、工资发放情况。根据刘星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记载，2018年1月至12月转账工资为：12575.55元、11967.13元、11950.16元、12623.06元、11853.88元、13255.89元、12915.63元、12833.75元、13386.88元、14205.50元、13684.40元、14122.31元，由此仲裁委核算2018年月平工资为12947.85元；2019年1月至7月4日期间六笔转账工资分别为：13943.40元、13396.11元、12606.95元、14015.73元、13163.76元、13406.75元，由此仲裁委核算月平工资为12397.13元。 2、解除劳动关系情况。盛时公司依据购买考勤机信息截图和发票、考勤机刷卡记录、电梯监控视频，主张盛时公司为刘星办公场所配置的考勤机购买于2017年3月，但该场所实际配置的考勤机出厂日期是2019年3月，系该场所四名员工为伪造考勤记录擅自更换；且根据电梯监控视频与考勤机考勤记录比对，四人均存在代打卡情况，其中刘星在2019年6月26日至7月5日期间均未在上下班时间出现在电梯监控视频中，存在旷工情况，足见已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刘星则主张，盛时公司在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前未对刘星作出违纪调查和处理，而是在通知刘星解除劳动关系后才进行调查取证和作违纪事实陈述，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2017年购买的考勤机系配置给刘星等员工使用，自称破解密码导出的考勤数据属单方行为所致无法保障真实性，电梯监控视频存在明显的时间不连贯，且非上下班时间出入电梯亦不能推定为他人代打卡，更不足以证明刘星等员工存在私自更换考勤机和伪造考勤记录行为，也无法证明刘星存在营私舞弊、消极怠工、管理失职等行为；而刘星所举电子邮件（光盘）却能够证明盛时公司借口解除劳动关系的真实原因是集团公司经营策略变化，拟注销盛时公司；所举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7月5日上班应客户要求正在送表带。 3、欠发工资情况。盛时公司主张，经其核算在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发放的刘星工资为17139元，扣除6、7月社保个人应负担部分共计1664元，应发含税工资为15475元。刘星则主张，根据银行交易明细计算，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5079.96元，该工资已扣除税收和社保个人应负担部分，但仲裁委仅核算为12397.13元，由此认定该期间未发工资为15247.04元。 4、未签劳动合同情况。盛时公司主张，其举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能够证明公司高管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是四年，因原劳动合同遗失，在2019年5月、6月期间，盛时公司一直催促刘星等四名员工补签劳动合同，反复强调薪酬、社保等待遇不变，是刘星等员工不签。刘星则主张，入职签订的劳动合同仅为三年，因集团公司拟注销盛时公司，故安排给刘星的签约主体为成都三宝钟表有限公司，且提供的劳动合同样本与原劳动合同差异太大，不仅签订的薪资降低，且还增加了一些对劳动者极度不公平的霸王条款，由此员工希望按原劳动合同样本签署，双方持续沟通，直至盛时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时仍未达成一致。 5、2018年年终奖金。刘星举出有陈大敏签字的《2018年盛时公司表带部年终奖金方案》以及表带部2018年经营数据的结算表、票据、邮件、微信记录，主张盛时公司在2017年12月制定颁发了2018年的年终奖金方案，规定个人年终奖=年平均月收入×达成奖系数，部门全年总利润70万以上员工达成奖系数为100%，部门经理为200%；2018年刘星所在部门年利润超过70万元，有权享受年平均月工资2倍的年终奖，扣除2019年3月6日已发放的11834元，刘星应发放余额部分。盛时公司则主张，刘星举出的年终奖金方案系复印件，且未加盖公章，不能作为计算2018年年终奖金的依据，盛时公司已按公司收入和各员工岗位业绩足额发放年终奖金。 6、未休年休假情况。盛时公司主张刘星作为高管带领员工独立办公和独立考勤，却结成利益共同体擅自更换考勤机和伪造考勤记录，致使盛时公司无法核实其休假情况，因此无权再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刘星则主张，休年休假系员工的法定权利，盛时公司从未安排过刘星休年休假，且记录刘星考勤情况的考勤机已被盛时公司取走和破解密码，盛时公司应当承担刘星已休年休假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发放未休年休假工资。 7、未报销费用情况。刘星主张代表盛时公司参加2019年6月底的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览会，共垫付4004元费用未报销。盛时公司则主张刘星要求报销的费用超标准、超级别。经一审查明，仲裁委对刘星垫付的来回机票含保险、住宿费共计3893元予以支持，对刘星请求的深圳市区内出租车费、相关公司向刘星邮寄报销凭证费未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盛时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刘星作为劳动者，双方均应当依照劳动法律法规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刘星在收到本案仲裁裁决书法定期限内，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视为认可和服从该仲裁裁决，故本案诉讼环节不再审查和处理其在仲裁裁决未得到支持的申请事项。 （一）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综观盛时公司主张刘星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各违规行为及相应证据，其中作出的考勤记录与电梯监控视频的比对结果、以及质疑考勤机来源和推测伪造考勤记录等，一审法院认为并不足以证明刘星存在连续旷工、迟到、早退、他人代打卡以及消极怠工、管理失职、营私舞弊等行为，应当自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向刘星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工作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经核算刘星离职前收到的最后12笔月平均转账工资，总额高于仲裁本项裁决取值的月平均工资基数，故一审法院仍按仲裁裁决的99177.04元支持。 （二）关于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工资。盛时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足额发放已实际提供劳动期间的工资，因盛时公司一审当庭认可其核算的应发含税工资15475元高于仲裁本项裁决金额，故一审法院仍按仲裁裁决的15247.04元支持。 （三）关于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盛时公司、刘星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否则即应当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根据双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刘星新员工录用申请表记载，刘星入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截至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并非盛时公司主张的2019年12月31日，期满后盛时公司继续用工，仍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盛时公司主张未续签的过错在于刘星，经一审法院审查双方举出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实存在签约主体更换为其他公司，签约内容也与原劳动合同存在差异的争论，不属于盛时公司继续作为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与刘星续订劳动合同，由此盛时公司应当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一审法院经核算后仍按仲裁裁决差额部分64835.56元支持。 （四）关于2018年年终奖金差额。刘星举出的《2018年盛时公司表带部年终奖金方案》虽系复印件，但有公司领导签字，且刘星与盛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湘俐在微信交流中也反复请求按该方案计算员工的2018年年终奖金，能够印证该方案的真实性。盛时公司为激励员工在年初制发奖励制度同意支付年终奖金，员工基于信赖努力完成业绩达到发放要求，盛时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应当在年终过后再以单位领导未最终核准或者公司整体营利水平不佳拒绝发放。由此结合刘星2018年月平均工资12947.85元两倍，扣减已发放的11834元，一审法院仍按仲裁裁决差额部分14061.69元支持。 （五）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盛时公司人事行政专员易玲英与刘星的聊天记录，刘星每月应向易玲英报送所在部门员工的刷卡记录，接受盛时公司人事部门的考勤管理，故盛时公司应对刘星是否休年休假承担举证责任。现盛时公司主张刘星所在部门全部员工串通伪造考勤记录，经前述认定，盛时公司的理由并不成立，故盛时公司应当支付刘星仲裁裁决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经核算仍按仲裁裁决的2279.93元支持。 （六）未报销费用。刘星为工作代表盛时公司参加钟表展览会，盛时公司理应为刘星报销出差垫付费用。盛时公司主张刘星垫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存在超标准、超级别开支，但一审庭审中未见其举出相关报销制度及该制度经过民主通过和公示告知程序证明该主张，应当自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一审法院仍按仲裁裁决的3893元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盛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盛时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99177.04元、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工资15247.04元、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4835.56元、2018年未足额发放的年终奖金14061.69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279.93元、未报销出差费用3893元，共计199494.2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盛时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盛时公司的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刘星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盛时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与刘星的劳动关系并支付赔偿金；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2018年未足额发放的年终奖金；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未报销出差费用。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盛时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与刘星的劳动关系并支付赔偿金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但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立法上严格限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禁止用人单位随意或者武断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在本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盛时公司主张刘星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但盛时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星存在连续旷工、早退、同事代为打卡、失职、营私舞弊、消极怠工给公司造成损失等严重违反盛时公司规章的行为。盛时公司以刘星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刘星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刘星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之规定，主张盛时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盛时公司以刘星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刘星的劳动合同，同时又主张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之规定，盛时公司随时可以解除与刘星之间的劳动合同并仅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给付事实和法律基础均不同。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存在未续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刘星仍在盛时公司工作，盛时公司也未表示异议，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盛时公司可以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并以正当的方式，终止与刘星的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刘星并不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盛时公司以刘星“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盛时公司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盛时公司应当向刘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而非经济补偿金。综上，盛时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2018年未足额发放的年终奖金的问题。1.关于工资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劳动者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有领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劳动合同在解除或终止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在本案中，刘星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盛时公司应当支付刘星劳动报酬，盛时公司应当在解除与刘星劳动合同的同时一次性付清刘星的工资。故盛时公司主张不支付刘星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工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年终奖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奖金是指支付给劳动者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奖金的支付前提，应当由双方共同确定和制定或者由用人单位制定绩效奖励计划和业绩标准作为支付奖金的依据。本案中，盛时公司制定了《2018年盛时公司表带部年终奖金方案》作为支付奖金的依据，而刘星所在部门是否达到公司规定的业绩标准的证据应由盛时公司掌管。盛时公司虽然主张刘星所在的部门没有到达业绩标准，但并未提交其掌握的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而从刘星提交的与公司负责人冯湘莉的聊天记录、《2018年表带部经营情况》统计表、《经营情况统计表发送公司负责人冯湘莉的邮件记录》、公司财务陈艳确认2018年最终利润（该光盘证据来源于盛时公司）等证据，足以证明刘星所在部门超额完成了盛时公司制定的《2018年盛时公司表带部年终奖金方案》规定的业绩标准，盛时公司应当向刘星补足未支付的年终奖差额部分。综上，盛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之规定，用人单位存在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在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刘星《新员工录用申请表》可以看出，盛时公司与刘星签订的劳动合同截止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后至2019年7月5日解除劳动合同时，盛时公司未与刘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盛时公司主张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关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之规定，不应向刘星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部分，仅仅应当向刘星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对于书面定期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续订而劳动者继续在原单位工作的情形，并没有免除在此情形下用人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盛时公司与刘星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即便刘星不与盛时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盛时公司也并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及时书面通知刘星终止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而是以刘星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综上，盛时公司应当向刘星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盛时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盛时公司是否支付刘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职工享受带薪年休假，是劳动法律、法规为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福利待遇，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劳动者享受年休假而未安排的情况下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在本案中，盛时公司应当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刘星的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刘星休年休假，但在盛时公司解除与刘星劳动关系时，盛时公司并未安排刘星休年休假，因此，双方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盛时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刘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盛时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未报销费用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刘星代表盛时公司参加钟表展览会，系其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垫付费用，盛时公司应当向刘星报销出差垫付费用。故盛时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成都盛时钟表维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成都盛时钟表维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刑事责任。 审判长 滕 洁 审判员 周 文 审判员 崔俊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周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