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兆民，男，1985年10月25日出生，住吉林省磐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伟，北京市景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瑾，女，1984年11月4日出生，住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超，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管兆民因与被上诉人于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兆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管兆民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于瑾替其男友杜某偿还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是错误的。于瑾认可其与杜某系男女朋友关系，杜某因涉嫌诈骗被捕，且杜某将大量资金转给了于瑾及其母亲，并使用杜某借来的资金购置了房产。管兆民有理由相信于瑾是自愿借款替杜某偿还借款，于瑾实际上也使用资金，其已经实际占有和使用了杜某的对外借款。于瑾本人一直认可其自愿偿还杜某的借款，杜某和于瑾属于共同借款人，不应予以分开。管兆民出借给于瑾200万元，有借款合同及银行转账，于瑾自己也认可借款事实，只是答复已经还款。通过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于瑾认可本案所涉的200万元借款并未偿还。杜某与于瑾一起去小额贷款公司以杜某的名义借出巨额资金，杜某将借款给于瑾用于购买房屋，等着房产升值赚钱。于瑾继续借款，并用房屋抵押偿还原来的借款，系本案真实情况。2.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本案事实，一审法院需要追加杜某作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中，管兆民补充上诉意见称，1.于瑾向管兆民账户分别转款58万元与210万元，系偿还之前仲某代垫的贷款利息，是于瑾向案外人所借，并非系对管兆民的借款回流；2.于瑾借款是提供给杜某使用，2018年4月4日的210万元还款也是于瑾以其名义代杜某还款，所还款项时管兆民之前代杜某偿还的欠款转借款，杜某为此与管兆民签订了《房产抵押借款合同》，杜某对此负有偿还义务。于瑾对该还款情况是知情的，故才与管兆民签订了收款证明，约定其转给管兆民的58万元和210万元系于瑾代杜某偿还仲某的债务；3.管兆民不具有未获得高利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行为及营业特征；4.涉案借款的真实出借人是仲某、实际用款人是杜某，但管兆民与于瑾在均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房产抵押借贷合同》，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诉讼主体仍应为管兆民与于瑾。另外，于瑾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中2018年4月4日有一笔转给管兆民的210万元记录，但管兆民在自己的银行记录中未发现该笔转账，故于瑾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情形。于瑾辩称，不同意管兆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为：1.管兆民所称于瑾要代杜某偿还所有借款以及其所称管兆民与于瑾之间存在类似循环借贷的情形，与事实不符且不属于本案争议焦点。管兆民如要追究杜某的借款责任，应当另案起诉。2.管兆民质疑于瑾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未见2018年4月4日的一笔210万元由于瑾转给管兆民的转账记录，但当时还有另一笔210万元的退回的转款记录。于瑾的银行卡当时处于管兆民一方的公司控制下，于瑾本人也不知道为何有前述转款操作。经向银行工作人员询问，转出方转出后会在交易记录上留下一笔转出记录，但因对方银行卡限制接收或者本卡限额转出或者其他原因等没有转出成功的，会被全额退回转出卡中，由此会再生成一个转入交易记录，但因为没有转款成功，故对方没有收款记录，管兆民仅凭此情形即认为于瑾伪造证据，属于断章取义。3.管兆民作为本案原告，其起诉的事实依据仅是与于瑾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打款交易记录，合同主体、转款对象均与其所称的杜某没有关联，一审法院没有权利和义务将无关的案外人追加到本案诉讼中。管兆民如果认为本案事实或者结果与杜某相关，其可将杜某列为共同被告或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管兆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瑾偿还本金200万元；2.于瑾向管兆民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出借之日即2018年3月3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每月3万元计算）；3.于瑾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0日，出借人（抵押权人）管兆民与借款人（抵押人）于瑾签订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申请借款，并以其所有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借款金额200万元整。借款用途短拆。到期一次性还本还息：还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支付本金200万元，利息另算。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还款期限内每月28日支付利息3万元。在乙方同时拖欠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乙方的还款首先用于偿还利息，余额用于偿还本金。落款处管兆民签字确认，于瑾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同日，管兆民向于瑾转账200万元，于瑾向管兆民转账58万元。2018年4月4日，于瑾向管兆民转账210万元。一审庭审中，管兆民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以房抵债协议》，证明案外人仲某与于瑾签订了该协议，但后来双方未达成一致，但管兆民不知道原因。于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称该协议并未成立。2.收款证明，证明杜某欠仲某款项，杜某带着于瑾到世华爵盛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华爵盛公司）借款，于瑾借的款是替杜某偿还仲某。于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于瑾未签订过，当时小贷公司让于瑾签订了很多空白纸，但不记得小贷公司的名称。3.录音光盘，证明证人仲某与和于瑾进行的交接。于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无法确认，内容中未提到管兆民债权，关联性不认可。一审庭审中，管兆民还申请证人仲某出庭作证，仲某称：“管兆民是我表弟，之前在世华爵盛公司打工。杜某是我的朋友，当时杜某欠世华爵盛公司很多债务。我帮杜某找了2个小贷公司借款，分别借款各1700万元左右，都是以个人名义出借，其中一人叫李某，还有一人叫张某，杜某以其前妻佟某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其中一笔小贷公司的借款是在2017年4月，后杜某还不上钱，带其女友即于瑾到世华爵盛公司找我们借款，因当时我没有钱，所以我从我的朋友孙某、王某、周某借款。同时我还有50余万元在管兆民的银行卡中，因杜某欠我替其偿还小贷公司的借款，故打给于瑾100万元后，于瑾替杜某向我偿还58万元，该58万元打入管兆民账户，然后我又让管兆民给于瑾打款100万元。管兆民出借给于瑾的200万元，其实是我出借给于瑾的，张某和李某从事职业房贷，且有牌照。另于2018年4月4日于瑾又向张某借款200万元。同日，于瑾又向孙某借款40万元。我要求杜某先还给我，所以杜某就让于瑾给我转账210万元还给我。因为张某都是先收利息，杜某需要向张某支付利息和公证费、介绍费。每笔借款都有介绍费。杜某现在因诈骗罪被羁押。于瑾向张某和李某借的240万元款项用于偿还我替杜某向二人的还款。收款证明说明了2018年4月4日的210万元均是替杜某偿还的，没有于瑾偿还自己借款的部分。剩余30万元也是于瑾替杜某偿还孙某。以房抵债协议最后没有形成，但是以房抵债协议中写明了于瑾向张某、管兆民、李某、孙某、北京中金城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所有借款，均是给杜某使用了。于瑾于2017年5月18日在中信公证处向我出具委托书，委托项目包括代理签署合同、抵押借款、收取还款和借款。”经一审法院询问，管兆民称：“我不记得借款期限了。我手里现在没有证据，我提交的转账凭证、收款证明、证据说明及以房抵债协议、电话录音均是案外人仲某提供给我的，所有证据均在仲某处保管。涉案借款是世华爵盛公司用我的银行卡给于瑾转账，是世华爵盛公司以我名义向于瑾出借的款项，当时我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时原于瑾、案外人杜某、仲某均在场。以房抵债协议是仲某和于瑾签订的。”于瑾称：“当时合同是被套路签订的，我方填写合同时部分内容空白，只有借款金额，房屋信息处是空白的，当时就是为了帮杜某借款，故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我方没看，也不清楚。只知道是小贷公司，也没有问具体借款人。当时说借出的钱由杜某偿还，所以小贷公司让于瑾将身份证、银行卡、户口本及网银优盾交给他们。”于瑾称：“我与杜某系男女朋友。于瑾之所以将银行卡给管兆民是小贷公司要求，于瑾签订了很多材料，具体签了什么不清楚。我方怀疑管兆民提供的收款证明系于瑾签订的空白纸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银行明细显示，2018年3月30日，管兆民向于瑾转账100万元后，于瑾立即向管兆民转回58万元，后于同日管兆民又向于瑾转账100万元。2018年4月4日，于瑾向管兆民转回210万元。虽然管兆民提交了收款证明，证明于瑾转给管兆民的58万元和210万元系于瑾自愿为杜某偿还仲某债务。但上述转账操作，有悖日常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行为之常理，且管兆民收到款项后，亦未转给仲某。另，根据庭审核实情况，管兆民自称案涉出借行为系世华爵盛公司以管兆民名义出借，管兆民系世华爵盛公司员工，管兆民本人并不知晓具体借款情况，合同系在世华爵盛公司签署，且所有证据原件均在证人仲某处。另，根据庭审查明可知，仲某亦与世华爵盛公司存在密切关系，且仲某提供的《以房抵债协议》首页甲方一处打印的名称为管兆民，但落款处甲方一处却为仲某签字。由此可见，虽合同中记载的出借人为管兆民，但实质上，管兆民、仲某及世华爵盛公司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关系，管兆民亦认可出借款项并非其自有资金。另，根据银行明细显示，管兆民账户与证人仲某、案外多人一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不符合正常的交易往来。且仲某称案外人杜某欠世华爵盛公司很多债务，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世华爵盛公司通过管兆民账户向他人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且案涉款项亦与世华爵盛公司密切相关，从管兆民账户转入于瑾账户几天后又转回管兆民账户。综合考虑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借款并未真实发生，管兆民向于瑾主张还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管兆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管兆民向本院提交：证据1.管兆民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17张，证明管兆民受杜某委托，代杜某向其债权人孙某、王某2还款；证据2.管兆民与杜某签订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10份，证明杜某与管兆民之间存在代还欠款关系，管兆民代杜某偿还贷款后，通过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将代还款项转为借款，于瑾于2018年3月30日向管兆民转账58万元以及于2018年4月4日向管兆民转账210万元，均是替杜某偿还之前的欠款，与管兆民在本案中主张的200万元无关；证据3.《委托书》《公证书》以及《转委托书》，证明杜某曾经委托仲某向其债权人偿还对外债务。于瑾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针对管兆民提交的上述材料，于瑾发表意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回单中并未显示于瑾的信息，且均涉及案外人，发生时间也与本案借款发生时间不一致；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杜某并非本案当事人，合同内容多处关键条款空白，无法证明管兆民所称的代还款情形；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其中所涉主体均非本案当事人。二审经查，管兆民一审提交的《收款证明》中有“本人于瑾自愿为杜某偿还仲某债务（由管兆民代收）”的内容，但于瑾在一审中称小贷公司当时让其签了很多空白纸。根据管兆民二审提交的证据3显示，案外人佟某曾委托杜某代为处理偿还欠款等事宜，后杜某又将相关事宜转委托给仲某。管兆民称于瑾于2018年3月30日向管兆民转账的58万元以及于2018年4月4日向管兆民转账的210万元均是于瑾代杜某偿还二审提交证据1与证据2所指向的借款，但关于《收款证明》所载“仲某债务”的具体指向，管兆民称除了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管兆民提交的上述材料未显示其与于瑾及本案诉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故不作为二审证据予以采信。另，管兆民于一审及二审中均称涉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仲某。二审中，管兆民本人出庭称，提起本案诉讼及相关委托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管兆民关于于瑾应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能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管兆民为证明其与于瑾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于一审期间提交了《房产抵押借款合同》以及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于瑾辩称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并提交银行流水清单予以证明。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管兆民银行账户于2018年3月30日向于瑾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于瑾银行账户于同日向管兆民账户转回58万元，后于2018年4月4日又向管兆民账户转回210万元，管兆民称于瑾转回的共计268万元款项系其代案外人杜某偿还的其他借款。对此，本院认为，管兆民提交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以及与杜某签订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等证据仅能体现管兆民与案外人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与合同关系，其于一审中提交的《收款证明》等证据亦无法充分证明于瑾向其转款268万元确系于瑾代杜某偿还其他借款的事实，加之管兆民在一审及二审期间均称涉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案外人仲某，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银行账户所体现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本案所涉款项来源、交易方式等事实和因素，认定本案借贷事实并未真实发生，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据此，管兆民关于于瑾应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管兆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60元，由管兆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衍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