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民申25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绍治，男，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海蓉，女，197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鲲鹏，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再审申请人张绍治因与被申请人杨海蓉、杨鲲鹏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4民终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绍治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为张绍治应承担其对杨海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不知情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从客观上讲，不知情、未发生、不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没有证据可以举示，唯有已知情、已发生、客观存在的事实，才会形成证据可以举示。本案一二审过程中，杨海蓉明确承认其擅自将夫妻共有的房屋过户到杨鲲鹏名下，张绍治无需对此再举证。且张绍治已经举示了共有的出资购房发票、物管费等证据，以及杨海蓉与杨鲲鹏的虚假买卖合同、过户登记申请书、登记卡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张绍治已经完成了法定的举证责任。2.二审判决推定张绍治对杨海蓉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杨鲲鹏名下这一事实知情，是错误推定。因其推定的前提事实不客观真实，且该推定也违背客观事理。二审判决推定张绍治知情的两个前提事实是“在杨海蓉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杨鲲鹏名下的同一天，张绍治、杨海蓉以同样的方式将另一套房屋转移登记至杨鲲鹏名下，申请办理两套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时间仅间隔13分钟”和“张绍治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海蓉与杨鲲鹏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第一个前提并不完全客观真实，且相差13分钟的认定是如何得出的并没有任何依据；第二个前提一二审中杨海蓉和杨鲲鹏均承认签订合同是虚假行为，不需要张绍治再行举证。3.二审法院不仅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根据该规定判决驳回张绍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完全是违背法律的。并且张绍治主张合同无效不完全是依据该条规定，杨海蓉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产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也应当确认无效。4.杨海蓉在没有征得共有权人张绍治同意的情况下，以不到案涉房屋购买价四分之一的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该房屋，既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张绍治和杨海蓉夫妻名下只有两套住房，并且双方至今既无拖欠外债的不良记录，更无涉诉涉执债务案件，家庭生活也不存在任何困难。因此，张绍治不具有同时将两套住房全部转让给他人的动机和目的。5.二审判决以本案应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为由，判决驳回张绍治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规定：“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但二审法院不是依此规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张绍治另行主张权利，而是直接从实体上驳回张绍治的诉讼请求，明显违背其自身适用的法律规定。二审查明的执行裁定只送达给房屋登记机关，并未送达也未告知张绍治，张绍治对此并不知情。本院经审查认为，张绍治的再审申请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二审判决是否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3日，杨海蓉与杨鲲鹏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杨海蓉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杨鲲鹏。同日，张绍治、杨海蓉二人共同作为卖方，与杨鲲鹏签订另一份《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黔江区城东街道办事处祥龙苑X栋X单元X号房屋转让给杨鲲鹏。根据一审法院从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上述两套房屋登记资料显示，杨海蓉为祥龙苑X栋X单元X号房屋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审查表格中收费栏载明“审查日期2016年3月3日15时23分”，杨海蓉为案涉房屋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审查表格中收费栏载明“审查日期2016年3月3日15时36分”，故二审判决认定“杨海蓉申请办理两套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时间间隔13分钟”是依据客观证据认定，并无不妥。二审期间另查明，杨鲲鹏因与案外人产生其他诉讼纠纷，案涉房屋于2019年7月5日被法院保全查封，而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系在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张绍治在本案中认可其对祥龙苑X栋X单元X号房屋的买卖知情，对案涉房屋买卖不知情，其主张杨海蓉与杨鲲鹏恶意串通擅自处分案涉房屋的证据主要是杨海蓉、杨鲲鹏的自认陈述。因本案的处理可能影响到杨鲲鹏的债权人的利益，且张绍治、杨海蓉系夫妻关系,杨海蓉、杨鲲鹏系姐弟关系，二审法院认为仅凭自认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并根据在案证据推定张绍治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知情，并无不当。张绍治认为其除了主张杨海蓉、杨鲲鹏恶意串通外，还主张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杨海蓉系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故而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并非当然无效。二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二、关于二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张绍治认为二审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规定，但并未裁定驳回起诉，而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且二审法院明知案涉房屋被查封后张绍治已提起执行异议，却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中止审理本案，存在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张绍治在本案一审中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和确权两个诉讼请求，对于确权的诉讼请求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对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二审法院依其认定予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最终二审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同时处理上述两个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引用了上述规定，明确阐述了确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并未对确权请求进行实体审查，亦未对是否应当确权进行评判，故二审判决的处理并无不当。此外，张绍治就案涉房屋提起执行异议属于执行救济程序，其对异议结论不服的还可以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来主张实体权利，对本案而言，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中止审理的理由。综上，张绍治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绍治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徐 宾审 判 员  周 倩审 判 员  米 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尹文勇书 记 员  谢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