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81民初4108号原告：王玉娥，女，196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原告：孙小菊，女，198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原告：孙静，女，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原告：孙爱英，女，198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原告：孙清元，男，199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恒伟，聊城高新鼎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海，男，196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淑彩，临清志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男，198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系王**海之次子。原告王玉娥、孙小菊、孙静、孙爱英、孙清元（以下简称王玉娥等五原告）与被告王**海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清元及王玉娥等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恒伟、被告王**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淑彩和王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娥等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2019年12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29日18时30分左右，王**海驾驶冀Ｅ×××**号小型客车沿烟店-潘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潘庄镇潘庄大灯西400米左右处时，与由北向南横过道路的孙如成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孙如成受伤住院治疗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2月6日孙如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进行了受理，在事故处理期间未作出事故认定前，由于原告方对事故责任认识不清，事故认定未作出，事故赔偿标准意识不清的前提下，2019年12月20日在交警部门主持下与被告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包含保险公司应赔偿的122000元被告共计赔偿原告325000元，被告王**海赔偿原告205000元，并约定了被告王**海配合原告向保险公司理赔，当时原告为了尽快处理完事故，就签订了协议书。2020年1月14日临清交警大队作出了第371581120190000863号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863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对该事故认定不服向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进行了复核，复核结论系该事故认定事实不清，由临清市交警大队重新进行事实认定，该大队2020年5月8日作出了第3715811201900008631号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863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该事故认定作出后，经原告咨询了解了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事故认定，结合王**海承担的事故责任，仅被告个人（不含保险公司赔偿的交强险部分）应赔偿356732.8元，《调解协议书》商定的王**海个人赔偿金额是205000元，调解金额比法定赔偿金额少赔151732.8元，该赔偿金额明显显示公平，违背了原告方调解的初衷，该调解书协议内容损害了原告方的利益，且调解协议签订后，根据协议第二条约定王**海应无条件配合原告向保险公司进行交强险理赔，但王**海违反约定，恶意拒绝配合保险公司理赔，致使原告方通过诉讼主张亦未果。另外，本案事故调解是在事故科作出事故认定之前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进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令第89号）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本案中，原告认为，本案事故调解时原告方对调解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结合事故认定作出的责任认定，该事故调解内定对原告方显示公平，涉案调解协议内容违背了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涉案《调解协议书》调解程序违法，作为交警事故处理部门调解应是建立在责任认定的基础之上的，而本案调解是在没有做出责任认定书之前，交警部门就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的，属程序违法，涉案调解协议书侵犯原告方的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订立的合同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可撤销的合同，本案原告提起撤销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且在撤销权行使期间。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王**海辩称，首先，本案所涉协议定性不是调解协议书，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赔偿协议，从而其不应受原告方所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调整和规制，没有调解程序违法之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无论是哪一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均有法定固有格式，调解协议须有主持调解人员署名、调解单位盖章，涉案调解协议不符合上述法定格式，并且原告被告双方未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四条之规定提交书面申请，故双方签订的协议不是调解协议书，而是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交警充当的是促成调解人员，不是调解主持人员。其次，本赔偿协议应适用《民法总则》第147-152条调整和规制，而不应适用《合同法》有关与《民法总则》规定不同的规定调整与规制，因为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适用。再次，本协议是合法有效且答辩人已履行主要给付义务的协议，不具有可撤销性。因为：1.原告被告双方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时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即使赔偿数额与法律规定有出入，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行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各方当事人应受赔偿协议的约束。且答辩人已支付的赔偿数额，加上其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承诺赔偿的数额之和，远远高于签订赔偿协议时依法应赔偿的数额。王**海履行了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被答辩人根本未给履行的机会。2.根据双方签订协议的所有过程，被答辩人根本不具有依据《民法总则》第147-149条规定的可撤销事由。而答辩人的情形完全符合《民法总则》第150-151条规定的撤销权。事实上，答辩人无论是作为受胁迫方，还是作为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都基于“人道主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理念，没有行使权力。根据《民法总则》第152条第（三）项之规定，答辩人已以完全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表明放弃了其应有的法定撤销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方对原告提交的赔偿清单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赔偿清单系原告自己书写，不作为证据使用。2.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交警事故科的送达回证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本院认为，该送达回证系复印件且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不具有证据的形式要件。②原告对2019年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执行赔偿标准及原被告双方签协议时的赔偿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赔偿清单是被告自己书写的，不作为证据使用。③对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无法证实该证据的来源及完整性。本院认为，该证据和本案无关联性，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④对三位证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三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同时被告申请证人作证证明的目的不明确，三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张连记作为王**海儿媳对原告主张撤销协议按法定标准由王**海赔偿也是同意的。本院认为，对张连记的陈述，该证人和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且其当庭陈述和本案无关，不作为证明使用；其他二位证人陈述的事实是双方调解情况，因双方数额悬殊太大，没有调解成功，其陈述和本案查明的情况无关，不作为证明使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如成系原告王玉娥之丈夫、原告孙小菊、孙静、孙爱英、孙清元之父亲，孙如成生于1956年3月16日，发生交通事故时63周岁，农民。2019年11月29日18时30分左右，王**海驾驶冀Ｅ×××**号小型客车沿烟店-潘庄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潘庄镇潘庄大灯西400米左右处时，与由北向南横过道路的孙如成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孙如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交警进行了受理，在事故处理期间，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20日达成涉案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1.王**海自愿赔偿孙如成家属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种费用合计叁拾贰万伍仟元整。（其中包括王**海方已支付的伍万肆仟元，保险公司垫付的壹万元）。2.本协议签订后，王**海将除保险公司应赔偿拾壹万外的余额拾五万壹仟元赔偿金支付受害人孙如成家属。保险公司需要王**海方配合时，王**海则无条件给予配合。3.本协议签订后，冀Ｅ×××**小型客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将赔偿款款拾壹万元直接赔偿受害人家属（银行卡号62×××09）。4.本协议签订之后，孙如成家属永远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王**海的任何责任。”双方签字，其中原告方孙静签的是“二妮”，庭审中原告方认可“二妮”二字系孙静所签。协议签订当日，被告方在交警事故科将协议中自己应赔付的款项过付给原告方，原告方由孙清元书写了收条，孙清元共计收到赔付款205000元。2020年1月14日交警临清大队作出了863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方对该事故认定不服申请复核。交警临清大队经复核于2020年5月8日作出了863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同时载明本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复核后重新作出，原8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撤销。王玉娥等五原告于2020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海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赔偿因交通事故给其造成的各项损失[(2020)鲁1581民初2320号]，该案审理中，王玉娥等五原告要求撤销在发生事故之后双方达成的协议，待撤销诉讼之后再另行主张权利，为此申请撤回了(2020)鲁1581民初2320号案件的起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依法裁定予以准许王玉娥等五原告撤回起诉。原告认为在交通事故处理期间，在事故责任未做出之前，原告方对调解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双方达成的协议显示公平，为此申请撤销涉案协议，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涉案协议系2019年12月20日签订，道路事故认定书系2020年5月份做出，原告方在(2020)鲁1581民初2320号要求撤销协议，该案于2020年8月6日生效，本案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显然原告请求撤销涉案协议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订立时只要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或者使用欺诈、胁迫的手段情形，一方就可以行使撤销权。本案中，交通事故中孙如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在交警临清大队处理期间，在交警协调下，双方达成涉案协议，王玉娥等五原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订立协议时意思表示真实，王玉娥等五原告无证据证明订立协议时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对方使用欺诈、胁迫的手段，双方签订的协议并未显示公平，且被告在签订协议当日就履行了协议。王玉娥等五原告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依据不足，不应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娥、孙小菊、孙静、孙爱英、孙清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玉娥、孙小菊、孙静、孙爱英、孙清元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用，按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晓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权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