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1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庆林，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8年6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平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辉，北京市盈科（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北京市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业，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5年10月6日出生，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军，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玉兄，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冯忠明，公民身份号码：×××，男，回族，1958年8月28日出生，住青海省湟源县。原审第三人：李丰业，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4年3月6日出生，住青海省湟源县。上诉人韦庆林与被上诉人李玉业、原审第三人冯忠明、李丰业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韦庆林于2019年7月17日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确认韦庆林与李玉业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效；2.李玉业返还全部费用689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200879.17元，以上合计8095879.17元。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9）青0104民初353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韦庆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韦庆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辉、陈诚，被上诉人李玉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军，第三人冯忠明、李丰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4年12月30日，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札达县政府）与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玺公司）签订了《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试点）工程框架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札达县达巴乡春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象泉河流域矿区由于历史上的乱采乱挖，造成地表形态变异、土地沙化日趋严重，植被减少，生态环境退化逐步加重，使草场载畜量减少，群众牧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为了恢复过采区原始地貌和生态环境，合同约定由中玺公司对札达县达巴乡春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象泉河流域矿区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主要内容包括：人工散播种草、河道梳理、土石方平整及回填。合同约定由中玺公司对施工区域内和周边所造成的草场损失及设施补偿应按国家规定及要求及时足额兑现，该工程由双方根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按风险比例共同投资，在本区域治理回填过程中余矿应当充分利用，在冲抵施工工程成本费用后，双方进行利润分成，札达县政府占40%，中玺公司占60%，如余矿不足工程成本时，差额部分由双方按利润分成比例进行分摊。2015年1月14日，札达县政府与中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施工期限自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协议签订后，2015年7月1日，李玉业挂靠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峰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札达县达巴乡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约定根据中玺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与札达县政府签订的《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试点）工程框架协议》，中玺公司将札达纠果矿区下游古采点政府划给的1722亩的25%部分（约430亩）交付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施工，施工期限为2015年7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玺公司根据已缴纳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保证金费用，按比例向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收取民工工资保证金和矿区恢复保证金，并由金瑞峰公司（李玉业）承担当地政府及乡村补偿费用2033624元，支付中玺公司11000000元的矿体费和管理费。2015年7月3日，金瑞峰公司向李玉业出具《委托书》，载明上述协议是李玉业挂靠金瑞峰公司签订，李玉业在和其他方合作、分割时须按我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的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为准，自负盈亏、自愿承担风险，金瑞峰公司概不负责。2015年7月17日，甲方（李玉业、冯忠明）与乙方（陈远明、韦庆林）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从中玺公司购买的矿体总面积为430亩，总宽360米，现双方约定乙方从甲方处分割一半矿体自行开采（矿体位于李玉业矿体的下游部分）为215亩，宽180米，矿体甲、乙双方各占一半。协议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矿体总费用9000000元，本协议相关法律责任按金瑞峰公司与中玺公司签订的《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为准。其中矿体费7000000元，另外2000000元为五月、六月机械租赁和人工工资、前期费用。因乙方两次自愿到矿，经过取样、反复考虑，乙方自愿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3000000元，如乙方在2015年7月20日前未付款，甲方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对矿体另做打算或分割给他人。2015年7月19日支付2000000元；机械进矿区时支付3000000元；剩余1000000元以后支付。李玉业、冯忠明、陈远明在协议上签字捺印，韦庆林委托张显勇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另查明，冯忠明与李丰业系合伙关系，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原本约定由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合作进行施工。2015年7月15日，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经双方从湖南中玺投资公司札达纠果矿区下游古采点划了430亩，双方协商各一半进行采挖和恢复治理。二、按李玉业的挂靠协议，冯忠明、李丰业要交一半矿体费、当地政府及乡村补偿费、保险费、看管费、分摊费等向中玺公司交700万元，加上4月15日从西宁、湟源、格尔木租来的机械和调运费到目前为止有200万元左右的租费、工资等需要900万元。三、冯忠明、李丰业筹措的资金还未到位，施工期紧张所以冯忠明、李丰业分割的一半恢复治理的矿区由陈远明、韦庆林来完成。四、由冯忠明和陈远明、韦庆林谈好，陈远明和韦庆林愿意赔偿冯忠明、李丰业从4月15日到7月15日租赁设备租金和工人工资200万元，冯忠明、李丰业两人从年初到现在也产生的一部分费用未算，另外补偿冯忠明、李丰业产生的费用和辛苦费80万元。五、冯忠明、李丰业和陈远明、韦庆林谈好的租金、补偿、工资全部汇到李玉业的账户，由李玉业付给冯忠明和李丰业。六、冯忠明、李丰业谈好的款项由李玉业担保。七、签完协议后李玉业先垫付80万元现金将冯忠明、李丰业租来的设备和人员妥善安排，及时从巴儿兵站撤离，李玉业概不负责；八、陈远明、韦庆林资金不到位或出现任何问题与冯忠明、李丰业无关，将李玉业设备抵押给冯忠明、李丰业作为保证，360日立挖机一台、320卡特挖机一台、日立240挖机一台；九、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一份，签字之日起生效。”再查明，2015年7月12日至2015年7月29日，韦庆林分九次向李玉业转账支付合计6895000元。李玉业收到后，向冯忠明、李丰业共给付2748000元。再查明，审理中韦庆林、李玉业均自认双方均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原审法院认为，一、陈远明是否为《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合同主体，《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矿区受让方是陈远明还是韦庆林？对此，审理中韦庆林主张陈远明仅作为中间人，介绍其与李玉业相识，并非合同履行主体，向李玉业支付的矿体费均由韦庆林一人支付，与陈远明无关；而李玉业、冯忠明、李丰业均主张是陈远明与其协商并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事实上陈远明从冯忠明、李丰业处受让了矿体，陈远明与韦庆林是合伙关系，陈远明为合同履行主体，双方对此各执一词。而该院向陈远明进行调查时，陈远明表示其仅是韦庆林与李玉业的介绍人，与《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关，韦庆林向李玉业支付款项均由韦庆林一人支付，与陈远明无关。该院认为韦庆林的主张与陈远明的陈述一致，且从协议履行情况来看，《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约定的矿体费均由韦庆林支付，故该院认定韦庆林系《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合同履行主体，为该份协议所涉矿区施工权利的受让方。二、李玉业主张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时，双方明确约定韦庆林支付的900万元矿体费中的200万元是支付给冯忠明、李丰业作为前期费用补偿，矿体转让费仅为700万元，是否成立？对此，韦庆林主张上述费用均是支付至李玉业的账户，不清楚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之间的约定，双方意见不一致，该院认定如下：首先，2015年7月15日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的《终止协议》并无韦庆林一方的签字确认，该份《终止协议》签订在前，《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签订在后，庭审中冯忠明、李丰业自认该份协议签订是为了避免与李玉业之间产生纠纷，韦庆林并不知情，即该份《终止协议》中对韦庆林支付的矿体费如何分配的约定，并未经韦庆林确认。其次，《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仅写明900万元矿体费中包括700万元矿体费和200万元前期费用，并未明确该200万元是支付给冯忠明与李丰业作为前期费用支出的补偿，且实际履行中，韦庆林支付的费用均是支付至李玉业的银行账户，冯忠明、李丰业并未提出异议。再次，李玉业与冯忠明、李丰业签订的《终止协议》第八条约定韦庆林资金不到位或出现任何问题与冯忠明、李丰业无关，可证实冯忠明、李丰业并未与韦庆林之间达成前期费用补偿的约定。因此，李玉业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已与韦庆林达成上述约定，故对李玉业的该事实主张不予采纳，该院认定《矿体分割开采协议》中约定的900万元，系韦庆林向李玉业支付的矿区分割的费用。三、《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签订后，韦庆林是否进入协议约定的矿区范围进行了施工？对此，韦庆林主张由于天气及李玉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原因，实际未能进行施工；而李玉业、冯忠明、李丰业辩称韦庆林在协议签订后于2015年7月24日进场施工，直至当年11月底施工完毕后撤场。该院认定韦庆林确已在协议签订后进入约定的矿区范围进行了施工，先对余矿进行了开采，后对矿区进行填埋，土地平整及植被恢复。理由如下：首先，《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约定矿体费分期支付，在韦庆林组织的机械进入矿区前仅需支付5000000元，但从韦庆林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来看，2015年7月12日至2015年7月29日，韦庆林向李玉业转账支付金额合计6895000元，韦庆林上述主张与矿体费支付的约定矛盾。且合同约定的施工期距今已有近四年，如韦庆林未能进场施工，怠于主张权利不合常理。其次，结合该院向陈远明、鲁振彦的调查，以及庭审中证人马×1、马×2的证言，均证实韦庆林的施工队在协议签订后确已进场施工，进行矿产品开采后恢复了矿区植被。再次，庭后该院组织质证时，韦庆林自认进场进行了施工。需要说明的是，韦庆林获得采矿收益的具体情况，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法院无法认定。四、李玉业是否从中玺公司收回本案所涉矿区的矿体费300万元并得到300万元的补偿？对此，2020年4月23日韦庆林补充提交了一份李玉业、金瑞峰公司于2016年10月2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收条内容载明“收到中玺公司因2015年7月1日合同终止，矿体费退款300万元及补偿费300万元，共计600万元（以银行到账单为准）”，韦庆林陈述该份《收条》是其从阿里地区札达县政府调取，拟证明李玉业已从中玺公司收回支付的矿体费并得到了300万元的补偿。因该份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有直接关联，该院接收了韦庆林补充提交的该份证据，但在组织双方质证过程中，李玉业补充提交了该份《收条》的原件，辩称该份《收条》确实由其出具，但该份收条是在与中玺公司协商其他矿区施工补偿费时由李玉业向中玺公司出具，与本案所涉矿区无关，但因最终未协商一致，李玉业从中玺公司收回该份《收条》，该份《收条》原件由李玉业保管。后韦庆林陈述其提供的《收条》复印件是从李玉业的司机处取得。对此该院认定如下：首先，韦庆林对于其持有的《收条》复印件来源，先是陈述是从札达县政府调取，后又陈述是从李玉业的司机处取得，前后矛盾又不能做出合理说明，韦庆林提交的该份《收条》复印件来源不明；其次，该份收条是李玉业向中玺公司出具，《收条》原件本应由中玺公司保留，但实际由李玉业持有，李玉业的辩称意见更合常理。因此，在韦庆林未补充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李玉业确已收到中玺公司退还的本案所涉矿区的矿体费及补偿费的情形下，对韦庆林的该事实主张不予采纳。该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韦庆林与李玉业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的效力。对此，从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韦庆林分割李玉业的一半采矿区进行开采，由韦庆林支付“矿体费”，虽以恢复矿区植被为名义，但是协议成立的基础、履行的首要目的是对矿区开采范围的划分、采矿权的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该院认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事关国计民生和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在该领域实施严格的行政许可证管理制度。因李玉业未取得案涉矿区的采矿许可证，在此情形下，李玉业将其从中玺公司取得的矿区中部分矿区的采矿权转让给韦庆林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于《矿体分割开采协议》确认无效后，李玉业是否应当向韦庆林返还收取的矿体转让费的问题。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无证开采的，应由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罚，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非法开采人还应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中，韦庆林对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且韦庆林确已在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了合同，进行了矿产品开采行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四年有余，韦庆林因协议获取的矿产品收益无法进行认定，如果判决李玉业向韦庆林返还收取的转让价款，因韦庆林无法返还获取的矿产品收益，在此情形下会造成受让人韦庆林因违法行为非法获益的可能，导致双方利益的失衡。其次，在法律明确规定非法开采所得矿产品收益和违法所得应予没收的情形下，判决返还收益悖于上述法律规定，亦不利于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的行政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施行以及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故韦庆林主张李玉业返还矿体费6895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200879.1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的规定，对该院在审理中发现的无证开采、非法转让采矿权的线索，该院将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综上所述，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韦庆林与李玉业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效；二、驳回韦庆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72元，由韦庆林负担。宣判后，韦庆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判在确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无效的情形下，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返还矿体费的诉请违反公平原则、有悖客观事实、无法律依据，李玉业在未取得案涉矿区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将其从中玺公司取得的矿区中部分采矿权转让给上诉人，并非上诉人过错，上诉人不应承担过错责任，李玉业因此取得的矿体费应当依法进行返还。即使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合同，进行了矿产品开采行为，受损害主体并非李玉业，李玉业没有理由不返还上诉人支付的矿体费，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第二项，判令李玉业返还全部费用，并承担利息损失。李玉业辩称，上诉人的主张背离了其已实际进场施工，确已获得相关权益的事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冯忠明、李丰业辩称，认可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韦庆林要求李玉业返还矿体费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能否成立。2014年12月，札达县人民政府与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试点）工程框架协议》，约定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对札达县达巴乡春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象泉河流域矿区进行植被恢复工程，在治理回填过程中余矿应充分利用，在冲抵施工工程成本费用后，双方进行利润分成。札达县人民政府占40%，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占60%，如余矿利润不足工程成本时，差额部分由双方按利润分成比例进行分摊。即双方约定了在植被恢复、治理回填过程中对余矿进行开采。2015年7月，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与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了《札达县达巴乡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约定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将札达县人民政府划给的1722亩的25%部分承包给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承担当地政府及乡村补偿费用，并向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矿体费及管理费。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与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札达县达巴乡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名为植被恢复协议，实为余矿开采协议。因李玉业挂靠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与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协议，故协议的履行主体为李玉业。随后李玉业与韦庆林签订了《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李玉业将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分割给其的一半面积即215亩矿体交给了韦庆林，协议明确约定相关法律责任按湖南中玺投资有限公司与拉萨金瑞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札达县达巴乡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工程施工协议》为准，而该协议约定施工区内不管矿产品位多少，亏盈多少，均不影响本合同的协议价格，如果品位高甲方不能向乙方提出加价的要求，如果品位低，乙方不能向甲方提出赔偿的要求，坚守投资风险，担当责任的要求和原则。韦庆林在与李玉业签订《矿体分割开采协议》时应当知道李玉业取得的是治理回填过程中对余矿进行开采的权利，而非是取得了采矿权证，对其中的风险应当明知。协议签订后，韦庆林也已进场施工，进行矿产品开采后恢复了矿区植被。韦庆林在明知李玉业无证开采的情形下仍与其签订了《矿体分割开采协议》，在进入矿区实际施工后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退还转让款有违诚信，导致本案诉争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原判将本案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以明确处罚责任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472元，由上诉人韦庆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雪梅审判员 任 宁审判员 李 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闫瑞杰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