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藏民申1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83548485C。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凤龙，西藏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扎西措姆，西藏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利华，女，1962年10月14日出生，藏族，经商，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瑞华，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原审被告：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0402XQ。   法定代表人：程甦，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财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罗利华、第三人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01民终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红日财税公司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藏01民终20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   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再审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以借款人用途的使用方式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不能免除借款人的催款义务，红日财税公司应当知悉其在《借条》上签字加盖公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且红日财税公司对其主张的非实际借款主体的辩称除其陈述外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借条》内容能够确定，借款用途为用于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上述借条内容，能够确认涉案借款主体并非本案再审申请人，而是案外人张文德。同时，根据再审被申请人向一审、二审法院提交的2018年12月9日的《通话录音》能够再次确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针对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借条》无法确认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双方之间更不存在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将再审申请人列为本案偿还借款的主体，判决其偿还借款人民币550,000元的认定方面，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案外人张文德2020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完全证明涉案借款系案外人张文德通过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并且在《情况说明》中完整的陈述借款的过程，同时承诺由其案外人张文德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借款利息等法律责任。因此，本案涉案借款的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而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判决存在严重错误。   2.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生效以出借人提供借款为要件，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之规定，再审申请人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必须以出借人提供借款为前提。出借人提起诉讼主张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除需证明其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之外，还附有责任证明出借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只有出借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才能拥有向借款人请求还款的权利。本案中，被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对已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只有被申请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才能拥有向再审申请人请求还款的权利，但被申请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包括一审、二审两个审理阶段，均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向再审申请人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对此情况，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过程中多次陈述，但一审、二审法院却未进行任何确认]。同时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借条》能够确认借款主体并非再审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无任何证据确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生效。二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生效，将再审申请人列为本案偿还借款的主体，判决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   3.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针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未提交任何证明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提供借款的证据。恰恰相反，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2018年12月9日《通话录音》，反而能够再次确认本案所涉的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因此，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将再审申请人列为本案偿还借款的主体，判决其偿还借款，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   4.根据再审申请人与张文德的《通话录音》能够明确确认，本案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而并非申请人。(1)本案中《借条》内容能够确定借款用途为用于案外人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虽然上述《借条》以再审申请人的名义出具，但是不符合正常民间借贷行为的模式，《借条》用途的陈述：能够明确证明双方之间并未形成任何的民间借贷合意。(2)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张文德《通话录音》中，再审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翊陈述：“当时那里的55万，是直接转到你的卡上的吗？”案外人张文德陈述：“没有，她是直接交给重庆恒通公司的，原件条子在她那，没有打到卡上”；张翊：“哦，她把那个钱直接拿的现金去交的？”张文德：“对。”；张翊：“哦，他是直接交过去的？”张文德：“对直接，我们一路的，交的时候有谢岗有我，有我老婆，有谢岗老婆，一起交过去的，交过去，谢岗就以谢岗的名字交过去的，汪清海就打了个条子，原件收条，给她，收条我给你看过的，当时就说退保证金的时候要退在她手里，55万，没有这个原件就退不了，哪晓得最后又退给谢岗，就这个意思。”根据上述通话内容能够确认在借款时，被申请人与张文德等人将人民币55万元以现金方式交给本案第三人重庆恒通公司，用于案外人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该录音内容与《借条》的借款用途陈述内容是相互一致的，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未形成任何的民间借贷行为合意，因此，一审、二审法院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3)再审申请人与张文德之间的《通话录音》中，再审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翊陈述：“还有你借罗利华的钱，最近什么时候可以还给她，就是那个55万。”张文德“什么怎么计划？等我把这个官司打赢了我就把钱还她；”张翊“你就还罗利华那个55万嘛。”张文德：“嗯，绝对还。”；张翊“就是用于羊八井8325项目张文德：3850工程。”；张翊：“哦，3850工程，就是重庆恒通公司那个吗？”；张文德：“是。”；张文德：“你开玩笑张总，人家55万，肯定担心，告又告不准，到今天她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知道，我良心的换位思考。”；张翊：“才好跟罗利华说，他心中好有个底，你什么时候还他这个钱，不然看不到你就来问我。张翊：而只是，我在中间牵线搭桥，你们相互之间借的钱，是不是，我在中间就起了个介绍作用。”张文德：“哦对的，你也没看到这个钱，我把它用了，就这道理”，根据上述通话内容能够确认，案外人张文德在《通话录音》中所陈述的重庆恒通公司中标项目与再审申请人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用途的内容是相互一致的，同时作为借款主体的案外人张文德，不但确认所涉的55万元是其本人借的，是其本人使用的，也作出了同意履行偿还上述55万元的意思表示。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借条》及上述《通话录音》能够完全证明本案借款主体并非再审申请人，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   5.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款相对方已变更为案外人张文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1.主体的相对性。即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2.内容的相对性。即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在双方合同中，还表现为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权利义务相互对应，权利人的权利须依赖于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实现。3.责任的相对性。即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借条》内容能够确定，所谓的借款用途为用于案外人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能够确认涉案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同时，2018年12月9日的《通话录音》证明双方针对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另根据再审申请人与张文德的《通话录音》再次能够确认，本案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并且由案外人张文德作出了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中《借条》虽由再审申请人出具，但再审申请人未收到被申请人提供的借款，同时由于被申请人将本案所涉借款提供给了案外人张文德，因此，本案借款相对方已变更为案外人张文德。   综上所述，一审、二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情况，遂作出错误判决，请求再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情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   （二）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追加案外人张文德等人参与诉讼，存在程序上的错误。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及《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之规定，与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参加诉讼，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针对案外人张文德收取被申请人提供的涉案借款事宜是完全认可的，《借条》同样能够证明借款用途，并且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说明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并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认为，案外人张文德与案件结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将案外人列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之规定，一审、二审法院未通知案外人张文德作为本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存在严重的程序方面的错误。   （三）二审法院判令再审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941,233.33元的认定方面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错误。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无权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利息。二审法院以“借条约定红日财税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完成还款义务，现该公司未偿还相应款项，应当承担偿还本金和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为由，判决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941,233.33元(按照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12日，按照2%的月息计算)，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交任何已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的相关证据，在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无权要求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被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判令再审申请人支付利息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未约定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的，出借人可以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但是再审被申请人未针对“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提起诉求，而是对“利息”提起诉求。本案中的借条并未约定逾期利息。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需要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也应当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计算。二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再审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941,233.33元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3.二审法院以“借条约定红日财税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完成还款义务，现该公司未偿还相应款项，应当承担偿还本金和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为由，判决再审申请人向再审被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941,233.33元，确认申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为“资金占用利息”，但是却又作出“被上诉人西藏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申请人罗利华支付欠款5000元及利息941,233.33元”的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二审法院在已经确认应当按照“资金占用利息”的前提下，判决再审申请人支付“利息”的判决存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的严重错误。4.退一万步讲，即使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是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二审法院无权判令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及利息。二审法院以“红日财税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其与罗利华在2018年12月9日的通话记录中罗利华所陈述：1.我只有一个你给我打的条子；2.我任何保证金的条子在张总（张文德）那里也不是我的名字。3.他说找得到这个人还没什么，关键是现在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人只能靠担保人帮你来解决问题。4.当时你们之间有个协议，应该你承担内容均未予以否认，可确认案涉借条为张翊出具，另张翊在通话中明确表示，现在等他们回拉萨，一起商量解决，该意思表示可确认红日财税公司同意承担继续清场原债务的责任，并要求债权人给予一定期限予以处理，因此红日财税公司实际上确认了本案债务，并同意对原债务予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红日财税公司负有的债务本应成为自然债务，不能得到法院的保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成为不完全债务。但红日财税公司表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过的债务，实质上是其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待原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使效力不完全的债务恢复为效力完全的原债务”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当继续履行原债务。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之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证据内容时同样应当进行全面理解，绝不可断章取义。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提交的《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3日，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2年8月31日，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8月31日起计算2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早已于2015年8月30日届满。再审被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通话录音》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12月9日，那么该份证据是在诉讼时效届满长达三年后形成的，且根据上述《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对借款主体为案外人张文德的事实均予以了认可即通话记录中罗利华：“1、他们的保证金55万元是从我这里借的，但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证据；2.但是你作为我的担保人你又这样，我真的没办法”的陈述，可确认被申请人认可涉案金额的借款主体系案外人张文德，并非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在本案法律关系中只作为担保人。被申请人亲自陈述的上述内容，二审法院却未进行认可。再根据《通话录音》中罗利华爱人平措：“1、你们两个都有责任；2.你们两个人都承担，你光推到利华头上，我们怎么承担，一天都家里不和谐”的陈述，同样可以确认本案借款主体并非再审申请人。另根据《通话录音》再审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翊：“1、这样，我找谢岗、张文德；2.我联系了跟你回话；3.他们回到拉萨把他们约在起解决；4.现在等他们回拉萨，一起商量解决”的陈述，再次可以确认再审申请人表示借款主体并非为再审申请人而为案外人张文德，并且未作出任何的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综上，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形成的整个通话录音的内容来看，再审申请人并非本案借款主体。作为非借款主体所陈述的“等他们回拉萨，一起商量解决”的表示不应当认定其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反而能够证明再审申请人并非本案适格的借款主体。二审法院针对《通话录音》的认定，存在严重的断章取义及曲解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依法不适用于本案，二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之规定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未届满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判令再审申请人向再审被申请人偿还借款、支付利息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二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的错误，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了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请再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的(2020)藏01民终20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红日财税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成立，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二审法院认定红日财税公司与罗利华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并由此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对此，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1.红日财税公司于2012年1月3日出具给罗利华的《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到罗利华（540102196210143589）现金伍拾伍万元整（小写550000.00）。用于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还款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之前，还款金额为704,000元”。本院认为，该借条形式为借条，实质为对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确认，确认的内容包括借款时间、借款用途、以及还款时间、还款金额等。在该借条的借款人处署名“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且加盖有“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另有其法定代表人张翊的签字确认。该借条反映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具体明确。再审申请人认为，借条载明该笔借款实际由张文德使用，且有证据证明张文德对此予以认可，以此主张案涉借款法律关系实际借款人为张文德。本院认为，该主张无法律依据。因为借条中的落款“借款人：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内容非常清楚明确，在无其他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据此认定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罗利华与红日财税公司之间。至于借条中“用于张文德交纳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中国人民解放军77560部队3850工程项目第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的内容只是有关借款用途的表述，与借贷主体无关。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其与张文德之间的《通话录音》只能够证明张文德承认实际使用了该笔借款，且表示愿意承担还款义务，该证据仍然是对所借款项用途的说明，仍不能否定再审申请人红日财税公司与罗利华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再审申请人认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不成立。   2.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提供了借款，故应当认定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同未生效。本院认为，该条款不适用于本案。首先，本案中的借款方系西藏红日财税公司，并不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其次，罗利华提供的2018年12月9日其与红日财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翊之间手机通话记录内容显示，红日财税公司认可罗利华已经提供了550,000元借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罗利华与红日财税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   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条中署名的借款人为还款义务人，除非合同双方明确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本案中，并无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约定，出借人罗利华只能要求署名借款人红日财税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按照红日财税公司主张，如若案涉款项实际使用人确系张文德，其向罗利华履行完还款义务后，可以向实际使用人张文德进行追偿。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款相对方已变更为案外人张文德的说法属于对该原则的错误理解，该理由不成立。此外，再审申请人在补充申请书中认为在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申请人系受张文德委托与罗利华签订借款合同，属于受托人，实际借款人系张文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该说法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应当被支持。   二、关于原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张文德等人参与诉讼，是否属于程序错误的问题。   根据前述本案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分析，本院认为，案外人张文德在本案诉讼中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张文德使用该笔款项实际上是基于借款人红日财税公司的许可和授权，与出借人罗利华并无直接关系，也并未与其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红日财税公司与罗利华之间并未将案涉债权债务对外转让的情况下，红日财税公司与罗利华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只涉及合同双方，并不涉及其他案外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条中署名的借款人为还款义务人，出借人无权要求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故，原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张文德参加诉讼，并不存在程序错误问题。   三、关于二审法院判令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941,233.33元利息，是否属于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的问题。本院对此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1.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需返还借款本金，自然不存在支付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主张不成立，理由在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已经阐明。2.再审申请人认为即便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不存在支付利息的问题，二审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本案中的主要证据《借条》中虽无有关利息约定的直接表述，但“今借到罗利华（540102196210143589）现金伍拾伍万元整（小写550,000.00元）……还款金额为704,000元”的表述中，双方约定借款本金为550,000.00元，而“还款金额为704,000元”，之间有154,000元的差额，应当认定为系双方之间对实际支付利息数额的明确约定，不属于对利息未约定的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二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对出借人主张的未超过法定月息2%部分，共计941,233.33元的利息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四、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   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中的还款时间早已届满，《通话录音》只能证明其不是借款主体而是担保人，不能证明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问题，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关于红日财税公司是否系借款主体的问题前面已经阐述清楚，不再赘述。二审法院依据罗利华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红日财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翊2018年12月9日《通话录音》中“现在等他们回拉萨，一起商量解决”的通话内容，确认红日财税公司同意承担继续清偿原债务的责任，并要求债权人给予一定期限予以处理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认定红日财税公司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此，二审法院不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问题，该再审理由不成立。   五、再审申请人在再审审查期间补充提交的二审结束后张文德出具的《情况说明》及2020年4月与张文德之间的通话记录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上述证据只是案外人张文德对借款使用情况的说明及愿意负责偿还的单方承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合同权利义务主体系合同双方，而非案外人。本案中的案外人张文德对借款合同还款义务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会对合同当事人双方产生法律效力。故，上述证据虽然是二审结束后新出现的证据，但并不足以推翻原判认定的事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西藏红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琼  巴   审  判  员   刘 海 霞   审  判  员   丹增罗布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崔 莹 莹   书  记  员   次  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