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民终78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云伟，男，汉族，1986年10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国，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221437325。 主要负责人：罗茂高，该分行行长。 原审被告：杨静静，女，汉族，1987年10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原审被告: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北部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203900738501292。 法定代表人：王朝强。 原审被告：王朝强，男，汉族，1962年7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红遵义县。 原审被告：李德斌，男，汉族，1977年8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庹用波，男，汉族，1974年10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朱克方，男，汉族，1973年8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夏海勇，男，汉族，1975年2月2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杨秀刚，男，汉族，1962年6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李东，男，汉族，1986年11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李德培，男，汉族，1976年7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蒋德均，男，汉族，1963年8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王洪敏，女，汉族，1972年12月2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付兴波，男，汉族，1968年4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付咏，男，汉族，1977年6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审被告：马明强，男，汉族，1971年9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王云伟因被上诉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及原审被告杨静静、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舟合作社）、王朝强、蒋德均、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李东、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云伟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原审人民法院在判决时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以下几点：1.被上诉人迟延划扣造成的扩大损失，应该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2.原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滥用金融机构特许权利，加重上诉人的还款金额。3.被上诉人一并主张利息、罚息、复利超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标准。二、原审人民法院在判决时适用法律错误，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 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杨静静、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舟合作社）、王朝强、蒋德均、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李东、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向一审法院请求：1.请求判令王云伟、杨静静立即偿还贷款本金466651.03元、利息12450.48元（该利息为借期内欠息，按年利率8.004%计算至2016年11月16日）、罚息264158.68元（罚息按年利率12.006%，从2016年11月17日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合计欠本欠息：743260.19元，从2019年6月29日起以尚欠本金466651.0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006%支付罚息，以尚欠利息12450.4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006%支付复利，逾期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的罚息、复利利率按合同约定，在上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84%后，再上浮50%计算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时止；2.请求判令被告新舟合作社、王朝强、蒋德均、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李东、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产生的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0日，王云伟与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王云伟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贷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借款用途为购买辣椒，担保方式为保证金质押担保。双方还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2015年10月15日，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被告新舟合作社签订《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新舟合作社自愿为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债务人于2015年10月15日至2020年10月15日期间形成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4000万元的债务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2015年11月17日，由于被告未能清偿债务，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王云伟、杨静静又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王云伟、杨静静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11月16日，借款用途为用于偿还2014年11月20日《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借款合同》项下贷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为固定利率，即借款发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84%，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双方约定贷款人将借款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逾期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罚息利率相应上调。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自次日起对未按时偿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当日，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向王云伟指定账户划款100万元，王云伟出具了借据，借据上载明借款利率为年利率8.004%。同日，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又从该账户划款100万元用于清偿前述尚欠贷款本金。2015年12月29日，各被告与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由各被告为包括2015年11月17日的《个人借款合同》在内的37份合同以相互联保的方式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一栏载明为331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新舟合作社和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在该合同上以骑缝的方式加盖了各自的印章。2017年4月24日，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向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经侦大队递交《报案材料》，称前述38份贷款全部逾期，且发现借款人未按照实际用途使用借款，款项被该合作社会长及核心成员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集中用于厂房修建项目投入和高息放贷，请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附38名联合基金贷款会员名单（包括各被告在内）及贷款相关情况。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经侦大队于2017年7月13日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送达立案告知书，对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所控告的案件立案侦查。2019年10月14日，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该案。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于2017年6月22日扣划新舟合作社提供质押担保的联合基金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账户中的款项合计220000元，于2019年6月28日扣划313348.97元，用于清偿被告所欠借款本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要求各被告清偿剩余借款本息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涉案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至201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未作调整。庭审中，被告提供了收款收据以及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王云伟、杨静静向新舟合作社支付贷款本金的20%作为联合基金保证金和贷款本金的1%为风险准备金，新舟合作社将每个债务人支付的联合基金保证金（贷款本金的20%）以及风险准备金（贷款本金的1%）转至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的专户上，属于扣除“砍头息”的行为。且借款到期后，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未及时从该保证金专户上划款，导致多产生了利息、罚息和复利，该损失是贵州银行遵义分行造成的，不应由被告承担。贵州银行遵义分行认为其放贷给债务人，系债务人将联合基金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交到新舟合作社的保证金账户中，不存在砍头息，且不认可存在迟延扣划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提供了另一份2015年12月29日各被告与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该合同中，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一栏为空白，其余内容（包括骑缝章在内）与前述《保证担保合同》一致。被告认为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提供“阴阳合同”，且两份合同除尾页外无保证人签名，而尾页无正文，该合同应属无效。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王云伟、杨静静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依约向指定账户足额提供了借款，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王云伟、杨静静作为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向贵州银行遵义分行足额还本付息，其行为已违约。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之规定，从本案借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时，尚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2019年10月14日起重新计算，至本案起诉时，此时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同样尚未届满，故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及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之规定，结合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的主张和自认，对王云伟、杨静静尚欠借款本金466651.03元，尚欠借期内的利息为12450.48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被告逾期未还款，应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结合被告2017年6月22日偿还本金220000元、2019年6月28日偿还本金313348.97元的事实，原告主张自2016年11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罚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其中，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以本金100万元为计算基数，2017年6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以本金780000元为计算基数，2019年6月29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466651.03元（据实计算）为计算基数。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主张以借期内尚欠的利息12450.4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复利，至该笔利息付清之日止，同样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也就是说，将不会出现基准利率上浮的情况，故罚息利率和复利利率均固定按照12.006%计算。关于保证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涉案《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有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各保证人之间的签字、捺印、印章，订立保证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即便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提供的一份《保证担保合同》中未填写保证担保的总金额，但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担保的主债务合同，保证担保的主债务指向明确，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且该合同骑缝处有担保人之一新舟合作社加盖印章，可以证明该合同的完整性，被告抗辩该《保证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因保证人提供担保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对于借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也进行了明确约定，故通过各保证人在《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的行为，且各被告人均为各自主债务合同的借款人，足以认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各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为“借新还旧”而免除保证责任。关于保证期间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之规定，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是债权人向公权力机构寻求权利救济的行为，从其提供的《报案材料》和附件来看，其矛头所指向的对象包含所有借款人和相互联保保证人，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故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的控告行为应当认定为法律规定的“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从2017年4月24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且时效中断，2019年10月14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时起重新起算诉讼时效至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提起本案诉讼时，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被告提出的保证期间以及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已届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各保证人应当依约承担保证责任。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主张各保证人对前述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砍头息”和“迟延扣划”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发放贷款时，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已依约足额提供借款。包括王云伟、杨静静在内的新舟合作社社员，将其取得的贷款中的部分款项交由新舟合作社用于向原告提供质押担保，以实现贷款目的，这一行为产生于新舟合作社社员与社员之间，与贵州银行遵义分行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关联，不存在被告所称“砍头息”的问题。另外，新舟合作社向原告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情况下，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有权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扣划保证金用于清偿债务，这是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享有的合同权利，并非合同义务，被告抗辩原告迟延扣划导致损失扩大，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王洪敏、付兴波、付咏、马明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为此，判决：一、王云伟、杨静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466651.03元、利息12450.48元，并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自2016年11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其中，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以本金100万元为计算基数，2017年6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以尚欠本金78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6月29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466651.03元为计算基数；复利：以尚欠利息12450.4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从2016年11月17日起至该笔利息付清之日止）；二、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王朝强、蒋德均、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李东、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对上述第一判项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20元（已减半收取），由王云伟、杨静静本、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王朝强、蒋德均、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李东、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共同负担。 各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与王云伟、杨静静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之规定，从本案借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于2017年4月24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2019年10月14日起重新计算，至本案起诉时，此时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所持贵州银行遵义分行未按照《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在新舟合作社及时扣划保证金，造成损失扩大的问题，《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的是贵州银行遵义分行的权利，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何时履行权利，由其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同时保证人也可以在债务人不积极履行还款义务时，及时履行自身保证义务，防止损失扩大。上诉不能以该条款约定对抗债权人对本案债权的实现，上诉人所持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利息、罚息、复利如何认定的问题，涉案合同系平等主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计算本案利息、罚息及复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云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0元，由王云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启飞 审判员  施正高 审判员  娄 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杨颜竹 书记员冯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