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39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秀华，女，195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路××路××小区××号楼××单元××楼西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忠，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达，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秀真，女，194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长江二路渤海二十一路安康花园××号楼××单元××室。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岩军，男，系董秀真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延荣，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秀华因与被上诉人董秀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秀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是滨城区北镇办事处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第3栋，原来的产权人是上诉人，依据是：1、一审判决第3页倒数第二行证人董某1证实“当时老人指定地基为董秀华”：2、一审判决第五页第三段，（2020）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525号公证书中董某2的证言“老房子从二哥董某1那里到了董秀华手里”：3、一审判决第4页最后一段至第5页第一段载明“1990年4月4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董秀华发放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滨房私字第0××0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该处院落1991年北屋、东屋、院落进行了翻建，建设申请书、建设工程规划区可证是被上诉人董秀真：1995年3月16日，涉案房屋所有权出现变更，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资料显示：上诉人就东屋新建，北屋、西屋变更提出申报，房地产管理局给上诉人发放了证号01730号的所有权证书。同日，资料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房地产析产协议书，将西屋、东屋分割给被上诉人董秀真，1995年3月17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被上诉人董秀真颁发证号为04264的所有权证书；对这份“析产协议书”一审中原被告均予以否认，证明有一方做了虚假的陈述。但是最起码到1995年3月17日，涉案院落的北屋所有权依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因原来的所有权证书遗失，上诉人2015年2月4日登报挂失，不动产中心2018年给上诉人补办了编号0002863的不动产证书。因此，至2018年涉案院落北屋的所有权人一直是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院落归被上诉人所有依据由两个：一是证人董某1证明上诉人6000元将房子转给了被上诉人：二是建设手续、规划证是被上诉人的；这些依据比起不动产中心的原始资料和不动产证书的效力那个更有证明力？显然，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不成立的：首先，董某1的证言是孤证，上诉人没有认可，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在上诉人1990年就办理了所有权证书的情况下，涉案院落在产权没有变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没有权利申请在上诉人的地基上翻建，职能部门审查不严，并不代表被上诉人有权申请建房!在上述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一个孤证和存在瑕疵的建房手续就认定原始所有权证书登记错误。尤其是一审中被上诉人还提供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实被上诉人拥有涉案院落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归被上诉人使用，那么，根据现在房地一体的原则，上诉人2018年的不动产证是怎么补办的呢？这么明显存在疑问的土地使用证，不经核实，就能作为证据认定真实性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我国《物权法》对所有权的取得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将涉案房产确权给被上诉人实属错误。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登记要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从以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不动产证书的取得最早时间为1990年，上诉人当时就提交了相关的材料。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应该是转让的不动产应当登记的己经登记，被上诉人主张涉案院落转给她所有，为什么没有去办理产权登记？《物权法》的司法解释属于下位法，在法律效力上低于《物权法》，在我国《物权法》对所有权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有选择的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法予以改判。董秀真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调查的非常详细，一审法院经过4月9日、6月12日、7月24日三次开庭审理和6月19日一次开庭质证，并依法调取了房管局的所有资料，认定本案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内容在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均可推翻。被上诉人老实本分，对社会上的事一无所知，而上诉人是退休工人，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董秀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镇街道××街××号××幢房屋（滨州市不动产权第0××3号）的全部拆迁补偿利益归原告董秀真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父母生育三女一子，分别为长女董秀真、二女董秀华、儿子董某1、三女董某2。原位于滨州市北镇××街××号土木结构的房屋及院落，系原被告父母建设并居住使用，后因被告董秀华在郝家居委会申请的新宅基地一处由原被告弟弟董某1建房使用，故原被告母亲、原被告及其他亲属认为老人房屋遗产给儿子董某1、董某1占用了董秀华宅基地的情况下，原位于滨州市北镇××街××号土木结构的房屋、院落及地基应给被告董秀华。1990年4月4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被告董秀华发放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滨房私字第0××0号，登记所有人为董秀华，北屋建筑面积39.71平方米，西屋建筑面积为36.80平方米，结构为土木，建筑年月1982年，共使用土地面积175.87平方米。原被告弟弟董某1的证人证言内容显示，原告董秀真对案涉宅基地上土木结构房屋进行翻修经过了被告董秀华的同意，董秀真通过董某1向董秀华支付6000元款项。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公证处出具的（2020）鲁滨州滨城证民字第525号公证书显示，董某2在调查笔录中表示“老房子是父母留的，父母去世后，老房子从二哥董某1那里到了董秀华手里，我不继承这个老房子。”就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住宅建设事宜，原告董秀真向滨州市北镇街道办事处郝家居民委员会、滨州市规划处北镇管理所提出个人建设申请书，并于1991年6月15日缴纳了土地测量、界桩、证本费36.1元，滨州市规划处北镇管理所于1991年7月30日给原告董秀真发放了编号（91）150××××1048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涉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镇街道××街××号房屋的北屋、东屋及院落于1991年建设，建成后一直由原告董秀真居住使用。1992年11月4日，原告董秀真就滨州市郝家丙寅街67号国有土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滨国用（92）字第1153号，土地使用人为董秀真，地号为（56）—42，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190.4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77.3平方米。被告董秀华主张案涉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房屋及院落系董秀华夫妇办理土地使用权及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后翻盖建设，但就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案件审理中，被告董秀华称两个证是董秀华丈夫办理的，因丈夫已去世，证件现在找不到了；对案涉房屋的建设中的材料购买、建筑施工、花费等情况，被告董秀华表示不知道，称均系其丈夫处理、董秀华只是打下手干零碎活。就案涉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情况，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材料显示：一、1995年3月16日，董秀华向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就东屋的新建，北屋、西屋的变更情况提出申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当日发放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仍为滨房私字第0××0号，登记所有人为董秀华，北屋建筑面积87.74平方米，结构为砖木，建成年份1991年，西屋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结构为土木，建成年份1981年，东屋建筑面积10.72平方米，结构为砖木，建成年份1991年，共使用土地面积197.09平方米。二、1995年3月16日，董秀华作为产权人、董秀真作为析产人，签署房地产析产协议书，内容为“我是北镇办事处郝家居民，由房产壹套，因我姐无房居住，现将西东屋面积34.72米，使用地95.95，特申请办理手续。产权人：董秀华析产人：董秀真”。三、1995年3月17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董秀华发放滨房私字第01730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董秀华，北屋建筑面积87.74平方米，结构为砖木，建成年份1991年，使用土地面积101.7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号为01字第×××00号；1995年3月17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董秀真发放滨房私字第04264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董秀真，西屋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结构为土木，建成年份1981年，东屋建筑面积10.72平方米，结构为砖木，建成年份1991年，使用土地面积95.94平方米。原告董秀真、被告董秀华对上述档案资料中的房地产析产协议书均有异议，均表示自己没有签署过该协议书。2015年2月4日，董秀华在鲁北晚报作出遗失声明：董秀华，房产证丢失，证号01-×××00，声明作废。后董秀华申请补发产权证书，证号为鲁（2018）滨州市不动产权第0××3号，登记权利人董秀华，坐落滨州市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03，面积87.74平方米，使用土地面积101.15平方米。就案涉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房屋院落的棚户区改造事宜，滨州市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处郝家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2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为棚改事宜不影响郝家居委会棚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村居民董秀华身份证372301195510××××与董秀真身份证372301194907××××，因存在房产纠纷，现由居委会负责协议及房屋后期置换补偿协商分割等问题。”董秀真、董秀华在该证明上签字。案涉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房屋院落现已拆迁，因本案争议，董秀真、董秀华均未在《郝家居委会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郝家居委会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拆迁之前的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镇街道××街××号房屋的权属情况。1982年在案涉宅基地上建设的土木结构房屋，系原被告父母建设并居住使用，应为原被告父母的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父母去世后，原告董秀真、被告董秀华及董某1、董某2均认可房屋归被告董秀华所有并办理了所有权人为董秀华的房屋所有权证，故该土木结构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属被告董秀华。但就1991年对案涉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的翻盖建设，被告董秀华主张系己方所建，但董秀华就该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就房屋的翻盖建设过程情况亦未进行说明，故不能认定1991年对案涉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的翻盖建设是董秀华夫妇所为。案件审理中，原告董秀真申请出庭的证人董某1系原被告的亲弟弟，其证人证言具有直接和准确的证明效力，能够证明被告董秀华将案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转让给了原告董秀真；原告董秀真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能够证明董秀真取得了案涉宅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告董秀真就案涉宅基地上进行的房屋翻盖建设，申请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涉房屋翻盖建成后，原告董秀真一直在该房屋中居住。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原告董秀真在受让原土木结构的房屋后，对北屋、院落进行了翻盖并建设了东屋，原告董秀真系案涉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镇街道××街××号房屋及院落的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确认不动产的权属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案涉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房屋上虽存在两个不动产登记，但在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对不动产的权属予以确认。综上，原告董秀真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原位于滨州市滨城区××镇街道××街××号××幢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归原告董秀真所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董秀真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上诉人滨州市私房确权申请表、房屋产权所属保证书、房产证复印件各一份，证组证据是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到滨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并复制所得。证实上诉人在1986年就对涉案房屋院落提出确权申请，1990年第一次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证据二、房屋所有权证存根一份，是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在滨州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并复制所得。证明1997年8月6日房屋登记产权部门曾经对郝家居委会丙寅街67号3间正房颁发过所有权证书，存根编号×××00。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份证据中，在领证人签章一栏中签字人为苏学年，而苏学年是被上诉人董秀真的丈夫。此份证据证明在1997年8月6日涉案房屋北屋的所有权仍然属于上诉人，同时印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1995年析产协议否认他的客观性做了虚假陈述。证据三、郝家居委会证明一份，出证时间为2020年10月2日。证实上诉人在涉案院落西房一直居住到1996年。证据四、律师调查笔录两份，被调查人郝某、刘某。证实通过律师调查两位证人能够证实涉案院落是上诉人在1991年对北房和东某进行了翻建。同时申请证人郝某、刘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二并非新的证据，该材料在一审法院调取的房管局材料中均含有，并且调取的材料也让双方当事人作了质证。对提交第一份证据一审法院也已作了分析，其不影响对涉案房屋后期的确权认定，仅是87年、89年的。对第二份证据在一审法院调取的材料也含有，重点作以下质证意见：1.该证据并非新的证据，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2.被上诉人的丈夫回忆没有签过字，对上面的字不认可。3.签字与否不影响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因为上诉人提交的是1997年8月份的存根，而对本案房产争议的焦点是在1995年，在95年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两证的分割，当然在分割的所涉及相关材料被上诉人是不知情的。对95年析产时所涉及的析产协议双方均不认可，所以该协议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当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对房屋承建过程的相关材料来认定。对证据三：对该证明的形式要件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明是系居委会出具，但是没有相关经手人的签字，所以对其真实意思被上诉人不认可。对证明中所涉及的内容也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亲属董某1、董某2的证言相矛盾，上诉人一直在柴油机厂居住，对涉案的房屋上诉人没有居住。对证据四：应当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对笔录中涉及的两位证人，被上诉人不认识，其所陈述的相关内容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所以认为该两位证人在本案中不具有作证的出庭身份。该两位证人均不能证实该房屋是上诉人建设的，其陈述也是虚假的，并且郝某的陈述都不知道涉案两一共是姊妹几个，关键点是两位证人都把房屋建设时间说错了，两位陈述是1991年春天，被上诉人建房时间是1991年7月30日申请的建设，所以房屋建设是7月份之后，而不是春天，两位证人陈述也与被上诉人所提交房屋建设的相关手续审批相矛盾。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因此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从本案确认的事实来看，诉争院落物权变动情况为：双方当事人及其母亲、以及其他亲属认为老人房屋遗产给儿子董某1，在董某1占用了董秀华宅基地的情况下，涉案院落及地基应给董秀华。1990年4月4日，原滨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给董秀华发放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滨房私字第0××0号，登记所有人为董秀华。1991年董秀真对案涉宅基地上土木结构房屋经过董秀华的同意进行翻修，董秀真通过董某1向董秀华支付6000元款项。建成后一直由董秀真居住使用。1992年11月4日，董秀真就涉案宅基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滨国用（92）字第1153号，土地使用人为董秀真。董秀华主张案涉房屋及院落系其与丈夫办理土地使用权及规划许可证等审批手续后翻盖建设，但就该项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通过上述物权变动情况，能够证明诉争房屋虽然部分登记在董秀华名下，但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应当为董秀真。同时，从涉案房屋1991年翻建直到2019年拆迁28年的时间诉争房屋一直由董秀真居住管理，董秀华从未进行管理或者收取租金，其抗辩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董秀华虽持有部分房屋的房产证，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机关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权利的证明，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不具有绝对的证据效力，不能对抗事实物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解释的立法精神应在案件处理中得到体现。被上诉人董秀真提供了翻建房屋时的相关审批手续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书，结合董某1的证言以及董秀真自1991年起至房屋被拆除前便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内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董秀真为实际权利人并无不当。另根据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也应当认定董秀真是本案诉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董秀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董秀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顺江 审 判 员 吴金魁 审 判 员 王 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如月 书 记 员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