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81民初3624号 原告：天津恒昱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六街果园内**。 法定代表人：赵德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薇薇，天津贯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唐山首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遵化市通华西街 法定代表人：刘建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久江，河北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帅，男，1986年8月5日出生，满族，现住遵化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河北首星普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遵化市城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素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帅，男，1986年8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遵化市，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 —2— 权。身份证号1302811986××××××××。 原告天津恒昱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昱公司）与被告唐山首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星公司）、第三人河北首星普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昱公司委托代理人方薇薇、被告首星公司委托代理人张久江、第三人普为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与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二.返还货款27.8万元；三.赔偿装修款7.9万元、拆除费用8000元；四.赔偿新能源基础设施补贴款损失223800元；五.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六.赔偿营业损失3万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恒昱公司向被告首星公司购买恒昱充电桩设备十台，同时使用被告恒昱公司提供的首星APP网络后台进行电价计费和费用收取。原告恒昱公司是新能源公司，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享受政策补贴。但合同签订后，首星公司一直拒绝给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做法严重侵害了原告公司利益，为及时申报新能源基础设置补贴款，原告公司不得以，于2018年11月13日向遵化市地税局反映该情况，未料到，11月16日上午8:30左右，原告公司充电设备被集体全部断网，全部设备处于瘫痪状态，公司派人联系被告首星公司要求恢复后台服务器，但没有结果。该 —3— 事实已委托天津市北辰区公证处进行了相关公证。2018年12月15日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损失，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随后原告雇佣专业人员拆除首星充电桩设备，产生拆除费用8000元。原告公司为继续运营，防止损失继续扩大，重新购买安装其他厂家充电桩设备。 首星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均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双方纠纷之前，货款已经两清，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所以不再有解除合同的问题，我方没有收到过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所以我方不同意解除合同；二、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我公司从没有承诺过为原告提供APP网络后台，为原告提供APP网络平台不是我方必须履行的义务，我公司有两种充值方式，一种是接入APP网络后台收费，这种方式是可以接入任何一家的服务平台，而不是必须接入某一个APP网络后台，另一种方式是刷卡充值，当时我方提供充电桩设施时也向原告方提供了大量充值卡，在网络APP后台不能使用时，这些充电桩可以使用充值卡充值的方式交费，最初充电桩APP网络后台服务是由普为公司提供的，而不是我公司提供的，是因为原告与该公司之间因为服务费未能协商一致，导致该公司不再为原告提供服务，这是原告方充电桩断网的原因，所以原告充电桩断网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并且断网的事实发生后，不会导致充电桩瘫痪，原告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解决，一种方式，接入其 —4— 他APP网络后台收费，另一种方式是用刷卡支付方式收费，原告方没有必要拆除充电桩，所以对原告方拆除充电桩导致的损失我公司没有义务补偿；三、双方发生纠纷的根源是在货款两清后，原告发现其他商家的充电桩设备的价格低于我公司的设备的价格，所以多次要求我公司退还一部分货款，我公司没有同意，所以双方产生了纠纷，最初双方签订合同是由我方先盖章交给原告方，原告方盖章后交给我方才能到税务部门开具发票，双方发生纠纷后，我方多次要求原告方将合同章盖好返还我公司，原告方不仅没有交回合同，而且在双方争吵过程中将合同撕毁，导致无法开票，后来为了避免出现漏税现象，我方已向税务机关交了申报税款，只要拿到双方的合同我们随时可以开票，所以发票一直没有开出的责任不在我方，对因为未能开票导致的法律后果我司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原告方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第三人普为公司述称：我们通知原告过来跟我们签合同，但是他们一直也没过来，我们就认为他们放弃了。但是虽然我们把网络给他们断了，但他们这个充电桩是可以用的。他们还有一个刷卡的功能可以使，而且在我们平台上有他们的刷卡记录。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告诉过原告，如果接入外平台，我们会协助他们接入这个平台。原告使用多少电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看，经过我们内部的测算，目前的服务费不够成本，就将服务费由百分之一点多提高到百分之八，叫原告方过来签收费合 —5— 同，也没有人过来就视为放弃使用了，就给断网了。我们与原告没有收费合同，具体服务费收费方式我作为一个技工也不清楚，需要核实，是我们第三人给断的网。 针对第三人述称，原告辩称，我们不认识第三人，没有签合同。首星平台收费只是贴公告，没有通知从原来的百分之一点二涨到百分之八。发布的公告是8月10日发布，但是停我们公司充电桩设备网是11月份停的，就证明这个期间我们一直在交8%的费用。买的充电桩没有平台就相当于手机不带系统，只买个手机，没有作用。没和普为人员接触过，只是跟首星公司接触，平台是他们一块带来的。无论是提高收费提成比例，还是中断平台，均是被告方单方面行为，首星平台是完全可以由被告直接控制的。 针对第三人述称，被告称，我方只负责向原告出卖设备，不负责后台服务，原告说我们卖设备是带着平台的不是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第三人的服务平台，我们向所有的用户出卖的充电桩设备全部临时使用第三人的平台，但是我们跟第三人之间有约定，第三人提供服务怎么收费由第三人掌握，我公司不干涉，开始第三人收取是1.2%，后来因为第三人要求增加费用原告不同意，他们双方发生了争议，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断网事件，根据第三人介绍，断网并不会导致原告设备瘫痪，因为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途径，这些充电桩设备充电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扫码支付，另一种是刷卡支付， —6— 断网后，无法扫码支付，但是可以刷卡支付，第二个途径是原告可以使用他人的服务平台继续经营，但是原告将这个业务接入其他平台需要第三人配合，并且就这个问题原告曾经与第三人沟通，第三人明确表示予以配合，但是原告一直没有找第三人配合做这个事情，所以断网不会导致原告设备瘫痪及造成任何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7日和5月26日，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向被告购买10台充电桩，其主要内容为，被告向原告提供60KW单枪、60KW双枪、45KW单枪、7KW双枪功率充电桩共10台，总价款278000元，充电方式为微信扫码、手机APP。被告免费为原告相关人员进行运营操作及售后维修等培训,培训内容应详细、准确，确保熟练运用及维护。签订合同后，原告将款项打入被告账户。原告是新能源公司，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享受政策补贴。被告向原告出售的充电桩使用的为第三人的APP。2018年8月10日，普为公司发布“关于首星平台使用费调整公告”其主要内容为，从2018年9月1日起平台使用费由原来的1.2%调整到8%，望广大充电站经营单位理解与支持。被告将此公告给付原告。因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原、被告双方产生矛盾，2018年11月16日，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充电桩设施被集体断网，天津市北辰区公证处对断网情况进行了公证。2018年12月15日，原告称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其主要内容为“解除合同通知书 —7— 被告于2018年11月16日恶意关停网络终端，导致设备瘫痪，使得500多名用户无法实现正常充电服务……通知双方的买卖合同及附随的平台租用合同即时解除，自收到起生效。”被告称，关闭APP平台后，还可以使用充值可充电，并提交了充电桩订单总揽3页，经本院审查，自2018年11月16日之后，没有了充值卡消费记录。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对原告能享有政府新能源补贴不知情。 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原告的损失情况。 关于焦点1，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全面履行合同，（1）、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被告拒绝为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要发票主要是申报新能源补贴，10台设备的补贴应为223800元，为此事原告协商未果后又去原告处地税反映。（2）、原被告之间因沟通未果后，被告恶意中断了APP平台，因为设备是被告方生产的，该充电桩有几种充电方式，合同中没有体现，接入哪种APP平台、如何接入，原告不能控制，被告设备可以接入多个APP平台，但对于原告来讲，没有生产方的告知和操作，我方只能接入被告提供的首星APP，第二种充值卡的方式原告不知道，销售人员也没有明示，因此被告方没有履行告知协助的义务，导致原告方在APP平台中断后无法继续使用充电桩。（3）、被告称双方纠纷根源是没有与第三方就服务费协商，缺乏理论依据，平台收费是从8月初开始的，断 —8— APP是在11月16日，也就是原告向被告地税反映的第三天，很明显与第三方服务费没有关系。（4）、11月16日APP断网之后，原告方积极与被告沟通希望继续使用他的充电桩，但被告长达一个月不给恢复APP，一个月之后才发出解除通知，综上所述被告恶意中断平台，违反诚信原则，没有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于根本违约，因此原告主张解除合同。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一、7台充电桩的销售合同四份，证明买卖合同成立。二、8张转账记录，金额27.8万，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三、天津市北辰区的公证书（附光盘），证明由于被告中断APP平台，处于断网状态，原告方无法使用充电桩。四、解除合同通知书及相应的邮寄单据，中国邮政短信业务回执单，证实解除合同通知已经送达。五、李毅和被告公司股东马德宝的通话录音（声音显示为“你听我说，我为啥关闭这平台，我没想到回来上税务那投诉我，咱哥俩脾气都不好”）。用以证实被告关闭了网络平台。六、原告关于政策补贴的文件，其中包括天津市发改委关于申报2018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批）资金补助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的“申报要求”为“所有申报补贴的公共充电桩应具有相应的互联网模块，承诺接入全市统一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具有至少一种公共支付方式……”用以证实被告这十台设备没享受到补贴，正常应 —9— 享受223800元补贴。 被告质证认为，对四份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我方提供给原告的合同都是加盖我公司印章的合同，原告方提供四份合同均无我方签字盖章。我方提供的合同已经被原告毁掉，这四份合同不是我方交给原告方的合同。但是我们双方确实发生过合同交易，所以原告曾经向我公司汇款的事实存在。没有给断网，当时提供APP平台的是普为公司，普为公司是否曾经给原告断网造成后果，不应该由我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收到过解除合同通知书。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也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不知道李毅负责什么，录音不完整。对补贴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首先文件上体现申报条件之一是至少有一种公共支付方式，扫码支付和刷卡支付都属于公共支付方式，因原告是可以刷卡支付的，所以断网不会导致拿不到补贴。这两份文件的上级文件实际上是十三五规划，按照这个规划的政策可以享受到2020年年底，近期中央又把这个期限又延长了5年，在2025年之前原告都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原告申报这个补贴是不但要提供发票而且必须提供充电桩买卖合同，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开了发票如果没有买卖合同这个补贴依然拿不到，而双方之间至今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责任完全在于原告方，无论什么原因没有开发票，不开发票的情况并不是导致原告没有拿到补贴款的唯一原因，所以原告没有得到补贴款与发票有没有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10— 原告称，我方签字后对方将合同拿走了，有的有销售人员的签字，有的没有签字，都没有公章。原始的就是这样的。被告断网后去找过被告，被告方业务经理李毅就是不给恢复。 第三人质证认为，原告说因为平台关闭导致他们不能拿到补贴毫无依据。文件上体现申报条件之一是至少有一种公共支付方式，原告可以通过刷卡支付。 被告主张，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均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双方纠纷之前，货款已经两清，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所以不再有解除合同的问题。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充电桩订单总揽3页，订单详情12页，用以证明原告曾经大量使用刷卡方式经营，出卖的设备可以刷卡充值消费，无论是否断网都可以刷卡，后台A**即使断网设备也可以正常使用，原告可以正常经营。断网与原告拆除设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记账凭证两份及附件，增值税发票三张，用以证明出卖给原告的设备已经完税，因为原告方一直不配合签订书面合同，按照我公司规定没有书面合同是不能出具发票的，但是鉴于原告起诉当中已经提出发票问题，我方庭前已经为原告出具了发票，请法庭转交原告。三、提供陈嵩与李毅的电话录音，提供录音的原件及书面整理材料（陈嵩是中介人员，李毅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用以证明原告将我方提供给他的盖好 —11— 公章的书面合同撕毁，并且拒绝补签合同，导致开发票滞后，没有书面合同也会导致补贴款无法领取。被告提供给包括充值卡在内的充值设备，当时之所以产生纠纷是因为原告认为一个叫盛宏公司的设备比较便宜，要求被告退还差价款，这个时候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不同意退还差价款，原告非常不满意，随后原告擅自拆除了设备。四、关于新能源补贴文件，用以证明这种新能源设备补贴政策出自十三五规划，原定终止期限是2020年底。原告没有领到补贴款的根本原因是原告撕毁买卖合同并且至今没有补签买卖合同造成的。 原告质证认为，刷卡方式充电使用一个星期后也不能使用，我方提供的录音可以证实。天津市政府补贴硬性要求必须要有互联网模块，并承诺接入基础服务设施平台。如果只是能刷卡，没有互联网模块，接入不到政府平台。我方现在不要增值税发票了。记账凭证只是被告方自己的记账方式，与我方无关。被告方提过说根本不认识陈嵩，现在又提到说李毅跟陈嵩之间的事，由此我们怀疑录音的真实性。第四组证据只是证明国家补贴政策到什么时候。 关于焦点2，原告的损失情况，原告称损失如下：1.收款人为鲁敬威的2018年12月28日的收据一张，显示鲁敬威收取原告拆卸充电桩工时费8000元。2.恒昱电站项目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上显示承包造价13万元，原告称拆除原告的充电桩，产生7.9万元的财产损失。3.购买被告的设备开支27.8万元 —12— （原、被告认可）。4.2019年601号津发改工业文件，原告称，文件有补贴的标准，能够享有223800元新能源补贴。5.两个月停业损失估计3万元，提交原告2018年7月营业汇总表及每天收入流水电子回单。 关于原告的损失，被告质证认为，2018年12月28日的8000元钱的收据，不是正规发票，原告也没有提供是否已经支付的凭证，所以对原告支付8000元的真实性不认可。关于装修合同，是否支付过工程款均没有证据证明，对这份合同真实性不认可。第三人中断为原告提供后台服务以后，原告方可以通过充值卡和接入第三方平台两种方式继续经营，原告拆除充电桩设备完全是自作主张，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对文件没有异议，汇总表及电子回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反映收取多少电费，不能反映有多少利润。3万元是原告估计的，缺乏真实可靠的具体依据。原告作为新能源企业可以获取一定的政策性的补贴，应该由国家按照政策补贴给原告，而不是由被告补贴给原告。货款是依据合同的约定，原告应该支付给被告的货物价款，支付价款是原告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充电桩买卖合同达成以后，我方为原告提供了约定的货物，原告支付了约定的价款，双方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后来的断网及拆除充电桩事情发生在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后，原告要求返还货款没有 —13— 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充电桩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被告称，原告方提供四份合同均无被告签字盖章，被告提供的合同已经被原告毁掉，但认可确实发生过合同交易，原告曾经向被告公司汇款的事实存在。即使被告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但原告已支付货款，被告亦将充电桩交付给原告，合同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合同因实际履行而成立，且原告因购买充电桩、建立充电桩才能享受政府的新能源补贴，原告撕毁合同不符合常理。合同成立才能涉及到解除的问题。原告购买被告的充电桩，自带第三人的APP平台收取电费和服务费，被告和第三人均称是第三人将供给被告的充电桩设备断网，但被告和第三人均不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建立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且第三人的使用费调整公告只是一个通知，并未声明不同意调整使用费的将进行断网处理。在没有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下，第三人断网损害原告利益的可能性不存在。考虑到被告和第三人的代理人均为李帅，不排除代理人做了虚假陈述。根据天津市北辰区的公证证明、李毅的录音资料，结合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合同通知书上载明被告于2018年11月16日恶意关停网络终端，而被告在原告起诉前一直对原告所称被告恶意断网而致解除合同不提异议，被告断网的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被告关停APP终端，致使原告不能使用充电桩，且不能享受政府的新能源补贴，被告没有履行后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 —14— 能实现，被告的行为构成基本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应予支持。被告称关闭网络，原告还可以使用充值卡充电，并提交了充电桩订单总揽3页，经本院审查，自2018年11月16日之后，没有了充值卡消费记录，证实用充值卡不能充电且无互联网模块。且享有解除权的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被告持有异议，应在三个月内向法院起诉。被告不在异议期内起诉，在三个月后再称合同不能解除，法院应不予受理。综上，原告享有解除权，且合同已经解除。因充电桩自带第三人的APP，在原告通知其充电桩被恶意关停网络终端，导致设备瘫痪，使得500多名客户无法实现正常充电服务时，被告不予处理，放任结果蔓延，被告在履行合同中没有尽到诚实信用义务，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且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购买被告的设备开支27.8万元，应由被告予以返还。关于原告的损失，原告称拆除充电桩费用8000元，提交了一张收据，其证据形式存有瑕疵，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装修费用及营业损失，原告提交的均为间接证据，间接证据之间没有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享有的新能源补贴，在订立合同时，被告对原告享有该补贴不知情，对于此可得利益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5— 一、解除原告天津恒昱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唐山首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 二、由被告唐山首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货款278000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88元，由原告天津恒昱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负担4988元，由被告唐山首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玉红 人民陪审员  刘书君 人民陪审员  于海忠 二0二0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严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