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宏章，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禄，重庆凯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光华，男，196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华，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照蓉，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来超，男，196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华，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照蓉，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海英，女，1977年11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原审被告：李勇，男，197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上诉人左宏章因与被上诉人陈光华、罗来超、原审被告李海英、李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6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英、李勇不服一审判决，递交上诉状后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费，本院已另行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左宏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陈光华、罗来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不合法，陈光华、罗来超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无权独立向人民法院起诉。陈光华、罗来超不是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左宏章基于当时对陈光华、罗来超的信任，陈光华、罗来超按左宏章的意愿以自己名义，为受益者(左宏章)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相应的后果亦应归于左宏章。同样对于该部份财产权利的主张，应当来自于左宏章，在左宏章未指示的情形下，陈光华、罗来超无权自行主张。因此，陈光华、罗来超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无权独立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驳回起诉。一审判决自相矛盾。既然认定左宏章是股东之一，其诉讼地位应当为原告或者为第三人，而不应当是被告。因为诉请的股权转让款，其权利人为全体股东，而不是部份股东。然而，一审法院疏于审查，仅以“左宏章并无确凿证据证明系为个人顶名登记”为由，对左宏章实际出资、参与经营决策、其他股东认可的证据置之不理，错误地认定陈光华、罗来超为股东，以致作出程序不合法的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左宏章在公司章程、名册虽然未记载，但是实际出资人为左宏章。1、左宏章在一审程序中向法院举示了公司成立时通过银行转帐392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办理公司入股事宜的费用10万元，这是在一审中陈光华、罗来超确认不争的事实。左宏章虽然在公司章程、名册未记载，但是公司的实际出资由左宏章完成，而本案陈光华、罗来超未向公司注入分文，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仅认定左宏章入股公司股金120万元显然是错误的。对左宏章办理公司入股事宜时的费用10万元，亦只字没有提及。2、一审判决将陈光华、罗来超的项目个人合伙入股资金与公司入股资金混同是错误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陈光华、罗来超举示了入股湖北省野山关镇土地开发的《入股协议书》。在此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了陈光华、罗来超的入股资金为野三关项目的入股资金。而公司成立时的入股资金为1000万元，陈光华、罗来超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此1000万元中的450万元并非其真实出资，而是另一股东黄金雷与左宏章商议后委托第三方注册时投入的全部资金，且注册公司时所产生的10万元注册款由左宏章独立出资。陈光华、罗来超只是顶替左宏章作为实际股东的名登记作为显名股东而已。正如陈光华、罗来超在诉状中也自认其只是显名股东，“显名”股东是相对于“隐名”股东而言。一审判决错误地将陈光华、罗来超的项目个人合伙入股资金混同于公司入股资金，主观地将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之间的个人合伙入股资金认定为公司入股资金。左宏章在一审中举示了公司成立时通过银行转帐了392万元的流水记录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左宏章和黄金雷，陈光华、罗来超没有实际出资。(二)左宏章实际已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重大决策，行使股东权利。且其他股东均认可其股东身份，以本人的名义行使了股东权利。而陈光华、罗来超作为显名股东既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管理、决策，在公司没有任何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从左宏章和陈光华、罗来超分别举示的股东会议记录来看，陈光华、罗来超举示的股东会记录，上面的股东名字陈光华、罗来超当庭承认并非是其签名，他也没有参加过股东会;而左宏章举示的股东会会议记录，是左宏章真实签名且参加的股东会，所以，公司的真正股东只能是左宏章和黄金雷二人，而非陈光华、罗来超。从公司实际经营和决策来看，在整个运营和决策过程中，均是左宏章与黄金雷二人在管理和运营，陈光华、罗来超只是作为一般人员参与务工。所以，陈光华、罗来超并不是公司的真实股东，一审判决认定陈光华、罗来超是公司股东是极其错误的。从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谈判、决策的过程来看，均是左宏章和黄金雷决定与李海英协商完成转让事宜。因此才有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李海英将转让款支付给左宏章的事实。试问，如果左宏章不是实际出资人，即实际股东，李海英凭什么将296万元巨款多年、分数十次支付给左宏章，而且在这支付过程中陈光华、罗来超从未向李海英提出过支付请求或支付异议。这其中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海英知道左宏章是真的出资人，是真正的股东，陈光华只不过是顶名股东而已;陈光华也十分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左宏章在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顶名股东，不是真正的股东，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东份额，真正的利益者是左宏章，因此在这其间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三、一审判决的依据并非凭证据进行裁判，而是凭主观思维进行裁判，其认定观点与判决结果之间却是自相矛盾的。1、一审判决称:“由于原告陈光华、罗来超与被告左宏章之间签有入股协议书，又有实际投资依据，在将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原股权份额45%登记为股东陈光华，左宏章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为其个人顶名登记，加上陈光华认可登记在其名下的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份额45%属于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三人合伙共同所有，而且认可左宏章占其股权份额的一半，陈光华、罗来超共同占其股权份额的一半，原告所术事实更符合逻辑”。左宏章认为，一审判决的观点完全是凭主观想象认定的，在一审庭审中，陈光华、罗来超首先自认是显名股东，“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是相伴而生的，既然是显名，肯定应该有隐名的股东，显名仅仅是替隐名承担名义上的位置而已，其并非真正的投资人和股东身份;其次，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而陈光华、罗来超入股的项目资金仅120万元，怎么可能占有公司股份的45%，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观点加上左宏章的入股资金120万元，也不可能占有公司45%的股份。一审判决完全漠视左宏章入股的392万元的事实，从而判定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占有公司45%的股份的各一半，完全是无视证据的客观性而凭主观推断进行认定，是极其错误的。2、关于李海英、李勇向左宏章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出具欠条的问题。在一审中，陈光华、罗来超向法庭出示了李海英、李勇向左宏章支付股权转让款296万元;左宏章出示了李海英、李勇向左宏章出具的欠条662万元的证据，在庭审中，李海英、李勇陈述是因为左宏章头脑聪明些，才将李海英、李勇出具的条子交由左宏章去收取，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试想，一张载有高达750万元的债权凭证，陈光华、罗来超就轻易的交由他人去向债务人收取，这与人之常理完全不相符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是错误的。陈光华辩称，陈光华、罗来超系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鑫公司）的股东，诉讼主体适格。1.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共同投资开发湖北省野山关镇土地开发项目，并注册成立忠鑫公司。陈光华、罗来超将出资款项至左宏章账户，由左宏章一并转款至公司账户，该笔资金亦由公司作为了项目支出。因此，陈光华、罗来超系对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均登记陈光华为忠鑫公司股东。2.本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双方系陈光华出具的。由此可见，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系陈光华与李海英，陈光华、罗来超作为本案一审原告起诉股权转让纠纷，主体适格。二、左宏章主张登记在陈光华名下的忠鑫公司45%股份全部归左宏章所有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左宏章未与陈光华、罗来超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在本案一审中左宏章亦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忠鑫公司系基于对野山关项目的开发为目的而设立，左宏章向公司转入的注册资本包含了陈光华、罗来超基于项目合伙转给左宏章的120万元投资，左宏章的出资行为系代三人共同履行的出资，而非其个人出资。陈光华、罗来超基于左宏章与忠鑫公司另一股东黄金雷先前协议约定的股份份额注册公司，陈光华、罗来超对该协议是明知的且具有出资成立公司的主观意愿，对该笔资金作为公司的注册资金亦是认可的。否则在此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陈光华、罗来超未向左宏章主张该笔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至于陈光华、罗来超是否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是作为评判其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三、陈光华、罗来超从未自从系忠鑫公司显名股东，登记在其名下的全部股份系左宏章代持的事实。在陈光华、罗来超一审起诉状以及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均已阐明，陈光华、罗来超在忠鑫公司45%的股份系由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共同所有，相对于左宏章实际占有部分的股份份额而言，陈光华系显名股东。左宏章在本案一、二审中断章取义，错误的利用“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定义在本案中适用，以歪曲本案客观事实。四、本案陈光华、罗来超是否已经全额履行出资义务，不影响陈光华、罗来超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受让人李海英主张股权转让款。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的出资是否能使陈光华、罗来超占有45%的股份份额不是本案审查的内容，更不能作为否认陈光华、罗来超股东资格的依据。五、左宏章作为在三人合伙占有50%份额的大股东，且一直系三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及对外事务的联络人，陈光华、罗来超将欠条交由左宏章收取转让款系基于对左宏章的信任，亦完全符合逻辑和常理。左宏章以欠条的持有人即系股权的全部所有人完全是臆想的推论，违背了本案客观事实。六、本案股权转让的实质系忠鑫公司经营下野山关土地开发项目。左宏章既认可与陈光华、罗来超合伙开发该项目的事实，亦认可股权转让款系将该项目转让给李海英的所有款项，那么该项目转让款亦应由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按实际投资比例共同所有，而非属左宏章一人所有。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罗来超辩称，同陈光华答辩意见。李海英、李勇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陈光华、罗来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李海英、李勇支付陈光华、罗来超股权转让款451万元，并从2017年6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李海英、李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0日，恩施州忠鑫商贸有限公司黄金雷（甲方）（以下简称忠鑫公司）与左宏章（乙方）就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开发项目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达成开发意向性协议，约定：一、项目名称暂定为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忠鑫大街开发项目，占地约52亩；二、……；三、……；四、该项目比例定为甲方占55％，乙方占45％；五、甲方已进行该项目的前期运作协调工作时所产生的费用包干为1500000元……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七、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不得视为双方履行权利义务的依据。2012年7月20日，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就“湖北省野山镇火龙包土地开发”达成“入股协议书”一份，约定：“600000元一股，各股按比例分红及承担投资风险，罗来超投资半股三拾万元，陈光华投资壹股陆拾万元”。2012年10月20日，罗来超增加半股叁拾万元，左宏章出具收条一份。2012年8月1日，以黄金雷为法定代表人的忠鑫公司向主管部门提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其出资信息资料记载的股东（发起人）为陈光华、黄金雷两人，公司章程中股东的姓名为陈光华、黄金雷两人，其中黄金雷持股占55％，陈光华持股占45％，出资时间为2012年8月1日，恩施兴亮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有陈光华、黄金雷两人各自的银行进账单及实收明细表、征询函回执印证公司注册资金到位。2012年8月1日，忠鑫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黄金雷以货币出资550万元，任职公司经理，陈光华以货币出资450万元，任职公司监事。2012年8月20日，忠鑫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更名，委托罗来超办理；2012年8月21日，恩施忠鑫地产有限公司更名为恩施忠鑫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尔后，左宏章将收取的陈光华、罗来超的股金120万元以及自己的股金120万元共计240万元全部以自己名义陆续转款到公司账户。2017年4月9日，陈光华与李海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光华将其持有的忠鑫公司股权的40.95%作价750万元转让给李海英。陈光华已将其持有的另外4.0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海英于同年4月10日向陈光华出具欠条一张，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李勇作为担保人向陈光华提供担保并在欠条上签字。同日，陈光华与李海英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尔后，左宏章持李海英出具给陈光华的该欠条找李海英索要股权转让款，李海英通过银行账户给左宏章账户共计转款21次，累计付款金额296万元。左宏章收款后未给陈光华、罗来超分配该款项。2018年2月8日，李海英通过银行账户给陈光华银行账户转款3万元，注明交易用途系股权转让款。另查明，左宏章在持“李海英出具给陈光华的欠条”而找李海英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过程中，李勇于2018年5月22日给左宏章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左宏章人民币陆佰陆拾贰万元整（6620000.00），利率按月息20‰（仟分之贰拾）计算，期限壹年，资金用于野三关项目建设。借款人李勇，身份证号……”。现陈光华、罗来超索要股权转让款无果，诉至法院，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陈光华在忠鑫公司的股权由来问题；二、忠鑫公司的原登记股东陈光华的股权份额45%，其转让前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三、在忠鑫公司的登记为陈光华的股权份额转让给李海英的事实是否成立，其股权转让款归谁所有的问题；四、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五、关于左宏章在持案涉欠条找李海英、李勇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过程中，李海英已付296万元给左宏章，李勇于2018年5月22日给左宏章出具金额为662万元的借条一份的性质问题。现评析如下：焦点一，关于陈光华在忠鑫公司的股权由来的问题。2012年5月10日，忠鑫公司黄金雷（甲方）与左宏章（乙方）就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开发项目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达成开发意向性协议，约定该项目比例定为甲方占55％，乙方占45％；左宏章为了实施该项目的45％份额需要融资，于2012年7月20日，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就“湖北省野山镇火龙包土地开发”达成“入股协议书”一份，左宏章收取了陈光华、罗来超的入股款项各60万元共计120万元；2012年8月1日，以黄金雷为法定代表人的忠鑫公司登记设立，公司登记股东为黄金雷、陈光华两人，黄金雷的股权份额占55％，陈光华的股权份额占45％。从上述事实看，陈光华的股权份额系经过自己的部分投资，并与左宏章及罗来超共同投资，且与案外人黄金雷合作设立公司而来，并非左宏章抗辩认为的纯粹为其顶名而获得忠鑫公司的股东资格。焦点二，关于忠鑫公司的原登记股东陈光华的股权份额45％，其转让前究竟归谁所有的问题。陈光华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份额，对外部来说，既有公司章程记载其股权份额45％，又有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登记予以印证，能够认定该登记股权应系陈光华所有，足以对抗第三人，包括本案李海英、李勇等。对内而言，由于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之间签有入股协议书，又有实际投资依据，在将忠鑫公司的原股权份额45％登记为股东陈光华，左宏章并无确凿证据证明系为其个人顶名登记，加上陈光华认可登记在其名下的忠鑫公司股权份额45％属于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三人合伙共同所有，而且认可左宏章占其股权份额的一半，陈光华、罗来超共同占其股权份额的一半，陈光华、罗来超所述事实更符合逻辑。焦点三，关于在忠鑫公司的登记为陈光华的股权份额转让给李海英的事实是否成立，其股权转让款归谁所有的问题。2017年4月9日，陈光华将其持有的忠鑫公司股权的40.95%作价750万元转让给李海英，陈光华与李海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由李海英于同年4月10日向陈光华出具欠条一张，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李勇作为担保人在欠条上签字，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该转让行为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相对于李海英、李勇来说，其应予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50万元，理应归属于陈光华所有。焦点四，关于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之间在本案中的法律关系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忠鑫公司黄金雷（甲方）与左宏章（乙方）就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开发项目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达成开发意向性协议，约定该项目比例定为甲方占55％，乙方占45％；左宏章为了实施该项目的45％份额需要融资，左宏章于2012年7月20日与陈光华、罗来超就“湖北省野山镇火龙包土地开发”达成“入股协议书”一份，左宏章为此收取了陈光华、罗来超的入股款项各60万元共计120万元，三人之间由此形成了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从三人合伙事务的发展进程看，其合伙事务涵盖了设立忠鑫公司以及将三合伙人的投资登记为陈光华占有公司45％的股权份额。由于陈光华、罗来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陈光华、罗来超与左宏章三人之间的合伙纠纷，不属于本案调整范围，可另行处理。焦点五，关于左宏章在持案涉欠条找李海英、李勇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过程中，李海英已付296万元给左宏章，李勇于2018年5月22日给左宏章出具金额为662万元的借条一份的性质认定问题。由于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三人具有合伙关系身份，而且其合伙事务涵盖了设立忠鑫公司以及将三合伙人的投资登记为陈光华占有公司股权份额45％的事实，李海英完全有理由相信左宏章能够持案涉欠条索要股权转让款，其行为能够代表登记股东陈光华，也可代表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三合伙人。李海英已付款296万元给左宏章的行为，应视为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750万元的一部分。李海英及李勇虽已收回欠条，在没有证据证明李勇另行出具借条的行为已征得李海英同意的情况下，该借条数额不能约束李海英。陈光华当庭表示未同意李勇只欠左宏章个人款项的事实，该借条对权利方记载为左宏章一人，应视为其对股权出让一方的继续负责的承诺。因李海英未举证证明已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李海英对未付陈光华的股权转让款451万元仍负有给付义务。李勇在原欠条被收回后，于2018年5月22日再次给左宏章出具金额为662万元的借条一份，该借条约定的数额虽不能约束李海英，陈光华当庭表示也未同意借条的权利方为左宏章一人，但能够表明李勇仍然自愿加入对案涉股权转让款继续承担其民事责任的意思表示，可视为其对原股权转让款的给付责任形式的变更。综上所述，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之间的股权转让款项，约定应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清，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可按国家规定的逾期利息标准计付资金占用损失。李海英对未付陈光华的股权转让款451万元（750万元－296万元－3万元）仍负有给付义务，因陈光华在本案主张了资金占用损失，其合理请求，应予支持。李勇对原股权转让款的给付责任形式进行了变更，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李海英、李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海英、李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光华股权转让款451万元，并从2017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陈光华、罗来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100元，减半收取33050元，由陈光华负担8050元，由李海英、李勇共同负担25000元。本院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左宏章提交了转账凭据，证明左宏章向忠鑫公司账户转款392万元。陈光华质证认为，一审中提交的公司银行账户显示，左宏章2012年9月25日转款的190万元及2013年7月11日转款的50万元是对公司的注册资本，流水显示2015年8月19日当天转入50万元但当天转出50万元，不是其个人的出资行为。2014年9月1日的100万元、2016年10月31日的11万元、2017年3月3日的2万元是左宏章收的卖土地的钱，转入的公司账户。罗来超质证认为，同陈光华质证意见。李海英、李勇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目的结合案情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左宏章与陈光华、罗来超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陈光华持有忠鑫公司45%的股权是代表左宏章一人持股还是代表陈光华、罗来超、左宏章三人持股;2、陈光华是否有权单独向李海英、李勇主张股权转让价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陈光华系忠鑫公司的登记股东且持有忠鑫公司45%的股权，其有权与李海英、李勇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罗来超、左宏章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未表示异议。同时，左宏章亦未举证证明陈光华与李海英、李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且李勇、李海英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亦约定了合理对价。综上，陈光华与李勇、李海英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陈光华有权向李勇、李海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的相关价款。针对左宏章主张陈光华持有的忠鑫公司45%的股权全部系其个人所有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无论陈光华持有的忠鑫公司45%股权系左宏章一人所有还是属于左宏章、陈光华、罗来超三人持股，均系左宏章、陈光华、罗来超三人之间的内部争议，并不影响陈光华向李海英、李勇主张股权转让价款的权利；其次，无论是陈光华、罗来超、左宏章三人之间的代持股关系，还是陈光华与左宏章之间的代持股关系，陈光华取得股权转让余款后由谁享有、如何分配，实质上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最后，左宏章持李海英、李勇向陈光华出具的案涉欠条原件向李海英、李勇催要股权转让款，李海英、李勇有理由相信左宏章是代表陈光华并向其支付了部分款项296万元，但余欠部分的股权转让价款，陈光华要求李海英、李勇直接支付给陈光华并作出支付金额的处分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后，李勇、李海英亦放弃了上诉。综上所述，左宏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部分不妥，但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360元，由左宏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善进审 判 员 刘 健审 判 员 龙江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高 峰书 记 员 王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