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4194号 原告：朱某1，男，198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清，仁寿陵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朱某2，女，199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什阳，四川红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某1与被告朱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利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清，被告朱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什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拆迁征地补偿款1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2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时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曾系夫妻关系，于2019年2月13日双方协商好后自愿到仁寿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并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原、被告及其子女名下的安置房和安置款（征地补偿款）归各自所有，事后被告仅将随原告生活的女儿朱某3的征地补偿款80000元打给了原告，由原告代朱某3保管，可被告一直未将原告个人名下的征地补偿款160000元打给原告。2020年7月，仁寿县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应给付儿子朱某4抚养费，原告因无钱给付才准备用自己的征地补偿款来按时给付，原告在找其父亲朱加明给付征地补偿款时，才知原告的父亲在收到政府打给的土地款后不久，已将原告的征地补偿款一并打给了被告。原告认为，原、被告离婚后，被告应按离婚协议约定把原告个人名下的征地补偿款160000元及时给付原告，可被告至今未按协议履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提起本次诉讼。 被告朱某2辩称，原告名下的征地补偿款确实是160000元，原、被告及子女的征地补偿款也确实由原告父亲给了被告，但原、被告名下征地补偿款及女儿征地补偿款混同，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补偿款使用完毕并超额，故离婚协议中写明剩余现金归被告所有，没有提尚有征地补偿款现金160000元。原告诉称不知情不属实，原、被告之间因抚养费及其他财产纠纷已经进行多次诉讼，若真有该款原告早就提出来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朱某1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的仁寿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川14**民初2780号《民事调解书》原件1份；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原件，客观、真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2．被告提供的其2018-2019年2月期间微信消费账单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支付宝账本截图打印件1张、被告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1份、被告名下信用卡还贷记录凭证打印件1套、被告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1份、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贷款证明》原件1份，拟证明被告因为家庭生活开支而使用微信支出168,548.70元，使用支付宝支出10,873.20元，为原、被告购买社保17192.40，还车贷32,200元，因无收入借贷信用卡182,287.73元等；本院认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3．被告提供的视高婴之皇母婴生活馆出具的消费证明原件1份，拟证明被告因子女抚养而在该店产生开支共计69,840元，其中61,930元系现金；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虽有瑕疵，但系抚养子女而必要的支出，故对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曾系夫妻关系，相识恋爱后便同居生活，并于××××年××月××日生育一女朱某3。××××年××月××日，双方自愿到仁寿县民政局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年××月××日生育一子朱某4。 2013年，原、被告户籍所在的仁寿县视高镇青林村**遇政府拆迁，原有的房屋被拆除，因此产生的房屋拆迁赔偿款、过渡费由原告父母领取并保管（注：2020年5月左右，原告父母曾给付被告过渡费现金1,200元）。截至目前，原、被告及子女四人因此次拆迁而产生的安置房尚未进行安置。 2018年1月29日，因仁寿县视高镇青林村8组的土地被征收，原告所在的家庭户共分得征地补偿款771032.89元（注：其中包含原告朱某1应分得的160000元以及被告朱某2、朱某3和朱某4每人应分得的80000元），该款由原告父亲朱加明领取。2018年2月5日，祝加明将属于原、被告及朱某3、朱某4四人的征地补偿款共计4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朱某2。 2019年2月13日，原、被告因夫妻感情破裂自愿到仁寿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朱某3抚养权归男方，随同男方一起生活，朱某3成长期间所需抚养费由男方承担；朱某4抚养权归女方，随同女方一起生活，男方每月给付朱某4抚养费1000元，至朱某4年满十八周岁时止；2．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户口所在地房屋拆迁赔付到男女双方及朱某3、朱某4名下的安置房和安置款归各自所有（双方商定：朱某3及朱某4名下的安置房及安置款暂由男女双方分别保管，至两个孩子分别年满十八周岁时，再由男女双方各自转交朱某3、朱某4）；共同按揭购买车牌号川Ａ8××××越野车及现有存款归女方，未付清的按揭贷款由女方负责偿还；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双方除上述按揭贷款外无其他共同债务。2019年2月19日，被告将朱某3名下的征地补偿款8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原告认为，其名下的征地补偿款160000元被告尚未支付，遂提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被告一直在家照顾家庭和子女，未工作。2018年2月5日，即被告收到原告父亲朱加明支付的征地补偿款400000元后的当日，被告通过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尾号为1001的银行卡向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购买两笔保险理财150000元（2年期）和40185.60元（教育基金），共计190185.60元；2018年12月11日，被告通过该卡向社保部门缴纳两笔社保费，共计17192.40元；截止2018年2月13日（原、被告双方协议离婚时），该卡显示余额为10.37元；2019年2月15日，因被告将150000元的保险理财提前取出，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扣除相关费用等后将148065.02元打到被告该卡上，交易备注为“建信人寿，其他代付”；2019年2月18日，被告通过该卡向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缴纳教育基金40185.60元；2019年2月19日，被告通过该卡将朱某3名下的征地补偿款80000元转账支付原告。 自2018年2月8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被告每月通过其工商银行尾号为6665的信用卡偿还川Ａ8××××号车辆的贷款2300元，共12期，金额共计27600元。同时，通过被告提交的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的尾号为7175的银行卡显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期间，被告通过该卡进行缴纳学费4806元、“信用卡还款”约122043元、拉卡拉深签约还款约3252元、偿还小额贷款约32332元、捷信缴费约33780元等；截止2018年12月30日，该卡显示余额为595.49元。另，2020年9月20日，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贷款证明》，载明：2017年9月20日，该公司向被告发放额度为15000元的个人消费贷款，目前被告在该公司名下的所有借款已结清。 再查明，离婚后因原告仅支付朱某4部分抚养费，被告作为朱某4法定代理人，以朱某4名义于2020年7月7日向仁寿县人民法院提起对朱某1的起诉，请求：1．判令朱某1立即支付朱某4自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抚养费共计12000元；2．判令朱某1从2020年7月起每月足额支付朱某4抚养费1000元。经调解，仁寿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出具（2020）川1421民初27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朱某1于2020年8月31日前给付朱某4截止2020年7月底的子女抚养费共计9000元；自2020年8月1日起每月15日前给付朱某4当月子女抚养费1000元，付至朱某4年满十八周岁时止。 同时，因离婚后原告私自带上本应归于被告的川Ａ8××××号车辆行驶证并将车辆开走，被告多次要求原告归还行驶证及车辆未果，被告遂于2020年7月7日同时提起对原告的起诉，请求：判令朱某1立即返还朱某2川Ａ8××××号哈弗牌越野车及行驶证，并立即处理完毕川Ａ8××××号哈弗牌越野车现有的所有违章。经调解，仁寿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出具（2020）川1421民初278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夫妻共同财产川Ａ8××××号哈弗牌越野车（登记所有人为朱某2，目前该车由朱某1保管），变更为归朱某1所有，朱某2于2020年8月20日前配合朱某1办理车辆转移过户登记手续，相关手续费用以及所有车辆违章记录等均由朱某1承担并进行处理；朱某1于2020年8月31日前一次性给付朱某2车辆折价款14600元。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之规定，原、被告在协议离婚时达成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焦点：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其征地补偿款160,000元及利息？ 原告认为，《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户口所在地房屋拆迁赔付到男女双方及朱某3、朱某4名下的安置房和安置款归各自所有”中的“安置款”包含征地补偿款，而离婚后被告向原告支付关于朱某3征地补偿款80000元的行为也印证了该协议内容，故被告应将该款支付原告。 被告辩称，首先，《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款”仅指搬迁费、过渡费等（注：除了2020年5月原告父母给付被告过渡费1,200元外，其余过渡费、搬迁费等原告父母也没有支付被告），不包含征地补偿款；其次，原、被告二人的征地补偿款共计240,000元已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并在离婚时承诺“现有存款归女方”。综上，被告不应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 本院认为，被告不应给付原告征地补偿款160000元，理由如下：首先，《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户口所在地房屋拆迁赔付”的“安置房和安置款”归原、被告及子女各自所有，这里明确载明系房屋拆迁，而非土地征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实践中往往二者发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其次，安置房在原、被告离婚时，甚至现在均尚未进行实际安置，仅为份额，不存在实物，故单列一条约定为归各自所有；但征地补偿款在离婚前一年即已存款形式存在，并由被告保管持有，且用于缴纳社保、购买保险、支付学费、偿还车贷、抚养子女、信用卡还款等各项家庭开支，故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现有存款归女方”中的“现有存款”宜理解为包含原、被告名下的征地补偿款在内；第三，原告在诉状中称，因2020年7月朱某4起诉其给付抚养费时，因无钱给付才准备用自己的征地补偿款来按时给付，找到其父亲朱加明才知道该款早已支付被告；庭审中原告又改称，离婚后其一直找被告支付该征地补偿款160000元，但被告一直拖延不付。以上两种说辞不仅互相矛盾，且于常理不符：1．原告称其不知道其父亲早已将征地补偿款支付被告，既然不知，为何双方又要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该款的处置呢（注：原告主张协议书中的“安置款”即为征地补偿款）？此为于理不合之一；2．高达400000元的征地补偿款系由原告父亲转给被告的，作为亲子和家庭成员的原告不可能对此事不知情，此为于理不合之二；3．被告一直在家照顾家庭和孩子，没有工作，其在拿到征地补偿款后将该款用于为原、被告购买社保，为子女缴纳学费，偿还车贷等重大家庭事务，原告称对此不知情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此为于理不合之三；4．离婚后原告负有每月支付朱某4子女抚养费1000元的义务，其在支付了一年左右的抚养费后才没有继续支付抚养费，进而导致被起诉；若双方在离婚时真约定了“安置款”中的征地补偿款160000元由被告支付原告，双方完全可以直接约定用征地补偿费抵扣抚养费；且被告若真对原告负有债务，原告也不可能在离婚后还支付对方抚养费，并在抚养费和返还车辆两案中，原告均未提出被告尚欠其征地补偿款一事，反而是调解后向被告履行了抚养费和车辆折价款的给付义务，此为于理不合之四。综上，本院认定，《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款”并不包含征地补偿款，被告无需支付原告其征地补偿款，原告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离婚后，被告支付原告关于朱某3征地补偿款80000元一事，被告自称系离婚后原告父母找到被告闹，被告无奈之下才在原告及其父亲的陪同下到保险公司提前将保险理财取出后给付原告，还因此损失了一千多块。而从被告提交的其尾号为1001的信用卡显示：离婚时该卡的余额仅为10.37元；两天后，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148065.02元（2018年2月5日购买时为150000元）打到被告该卡上；又是四天后，被告通过该卡将80000元转账支付原告；由此可见，离婚当时被告根本没有支付原告80000元的经济能力，且因保险期限未到，理论上也不具有给付该款的积极意愿，故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原告朱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利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