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82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希治，男，198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佃国，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富泉，男，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倩倩，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坤，男，1979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沂水县，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刘希治、李佃国因与被上诉人徐富泉、王永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39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希治、李佃国，被上诉人徐富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倩倩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永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希治、李佃国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39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改判刘希治、李佃国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富泉承担。事实与理由：刘希治、李佃国与徐富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刘希治、李佃国不服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20）鲁139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徐富泉的主张明显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为王永坤出具的欠条所载明的债务是因三人合伙事务产生，故三人应当共同偿还该债务，系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刘希治、李佃国从未同意向徐富泉购买原材料，也从未购买过徐富泉设备，购买设备的是王永坤，所以徐富泉与刘希治、李佃国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刘希治、李佃国也就不应对该欠条承担还款责任。刘希治、李佃国与王永坤签定的合伙协议中约定：丙方王永坤以设备方式出资9万元（玖万元），持有公司30%股权。即王永坤购买的徐富泉的设备是其作为股东的出资方式，因与徐富泉系同学，故徐富泉要求王永坤帮忙看能否将其剩余的板材废料使用一部分，但因刘希治、李佃国反对，故未达成合意，买卖关系根本不成立，王永坤个人出具的欠条不应作为合伙债务，刘希治、李佃国更不应该对王永坤的个人债务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刘希治、李佃国与王永坤在签订合伙协议时已经知道涉案板材一事，系认定事实错误。在合伙协议签订时，曾提到过徐富泉的板材一事，但因当时根本未经营，当时约定“其费用按实际数量计算，付款方式与徐福全协商另行签订协议”，此后，因其材料系剩余材料较为杂乱根本用不上，且王永坤转述的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因此，刘希治、李佃国与徐富泉之间对于板材的种类、价格等根本未达成一致，也未达成买卖的合意，也就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另行与徐富泉签订买卖合同，故约定的买卖关系根本未成立。通过徐富泉提供的与刘希治的录音文字整理第二页最后三行“为什么你和老李提出来之后，他又从里面给我下沉啊，又给我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又给我讲价啊那样的话，我还讲什么价”，这也足以看出在2019年1月14日双方通话时对于材料的价格过高，刘希治、李佃国明显反对，徐富泉对此完全知悉，双方对于板材的购买根本未达成买卖的合意。3、即使签订合伙协议时曾经商量过经营过程中使用徐富泉板材一事，并不代表买卖关系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协议中约定过徐富泉板材一事即认可买卖关系成立明显事实认定错误。签订《合伙协议》时只是商量过以后能用的话可以用，具体以实际数量计算，支付方式与徐富泉另行协商，但刘希治、李佃国见到板材时与王永坤的口述完全不一致，大部分为废料、纸壳、边角料以及做废的门，所以刘希治、李佃国坚决不同意王永坤买这批材料，并让王永坤尽快拉走送回至徐富泉处。王永坤联系徐富泉说厂房到期没地方放，暂时先放一放，以后再拉走。因此，根本不存在买卖关系成立一事，一审法院明显认定事实错误。4、徐富泉提供的王永坤欠条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因王永坤在一审中未到庭，欠条的真实性无法查明，且该欠条无出具时间，徐富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2019年春天书写，而王永坤早在2018年12月份即转让合伙协议股份，外出躲避巨额债务。其在2019年春天人在外地躲债，不可能出具该欠条，该欠条疑点重重，连出具时间都未具，与日常欠条书写习惯明显不符，因此，真实性存有很大疑义，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欠条书写的板材的金额为8万元，而徐富泉未提交货物清单，该价款比王永坤当时找刘希治、李佃国商量时的价格都高出两万元，因此，刘希治、李佃国更有理由怀疑该欠条是徐富泉伪造或者是徐富泉、王永坤串通恶意损害刘希治、李佃国的合法权益。5、刘希治、李佃国从未授权王永坤代为处理合伙事宜，《合伙协议》约定所有决定必须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若其他合伙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执意所为，一切后果由其个人承担。王永坤个人的行为由其个人承担责任，《合伙协议》有明确约定。徐富泉一审中也未提交任何证明王永坤的行为是刘希治、李佃国的授权行为的证据。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王永坤的个人行为由刘希治、李佃国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无事实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希治、李佃国与徐富泉之间明显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判令刘希治、李佃国承担偿还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但刘希治、李佃国与徐富泉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实际成立，所以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特依法上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刘希治、李佃国的上诉请求。 徐富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王永坤未到庭、未答辩。 徐富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偿还徐富泉板材款80000元及违约金；2.诉讼费用由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承担。事实与理由：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系合伙关系，2018年底因经营需要，三人合议购买徐富泉的设备和板材，徐富泉与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双方核算完价格后，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将设备、板材拉走，后被告只将设备款支付给徐富泉，板材款出具欠条一份，现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到，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一直没有支付板材款。徐富泉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 刘希治、李佃国向一审法院共同答辩称，1、二人从未向徐富泉购买过原材料，也从未购买过徐富泉设备。购买徐富泉设备的是王永坤。2018年11月，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共同签署合伙协议，欲成立嘉禾木业公司，王永坤以其购买的徐富泉设备作为出资持有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后王永坤并未实际参与经营合伙公司，并将名下股份转让给他人；2、2018年11月，公司签署合伙协议时，王永坤曾提到徐富泉厂房租赁期满，剩下部分板材，如果用的话可以与徐富泉协商，并签署买卖协议。后王永坤将徐富泉厂房内剩余板材规格、价格与李佃国、刘希治二人商量，二人发现橡木门等材料、橡木门外扣线等材料根本用不到，且板材系徐富泉厂房剩余板材，样数杂多，每种材料不能满足一户的装修用量，不可能给同一客户家里装修用几种不同的板材，特别是徐富泉所报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合伙企业刚开始筹建，资金相当困难，多种原因使刘希治、李佃国均不同意购买该批材料，并让王永坤抓紧将材料拉走，否则要收场地使用费；3、后来王永坤跟刘希治、李佃国说，徐富泉租赁厂房到期，这些板材没有地方放，就先暂时放到刘希治、李佃国租赁厂房里，待徐富泉有地方放时再取走。所以这批材料就暂时放在了那里，而王永坤从合伙企业退出后，刘希治、李佃国多次要求徐富泉及王永坤同时到场，把材料抓紧时间运走，但因王永坤一直未出现，刘希治、李佃国不敢私自将板材退还徐富泉，故仍存放在刘希治、李佃国租赁的厂内；4、刘希治、李佃国从未向徐富泉出具过欠条，买卖关系从未成立，更不存在出具欠条的情况。综上所述，徐富泉与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双方根本不存在板材的买卖关系，更不存在欠徐富泉货款未还的情形，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徐富泉的起诉。 王永坤在一审期间未到庭、未答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4日，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签订《合伙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刘希治）、乙（李佃国）、丙（王永坤）三方经自愿、平等和充分协商，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公司名称：嘉禾木业，住址：沂水县东二环小尧村，法定代表人：刘希治。公司主要生产各种板材的木门、衣柜、橱柜等。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12万元，持股40%；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9万元，持股30%；丙方以设备出资9万元，持股30%。丙方出任销售经理，主要负责工厂的业务及图纸审核。第七条约定，前期所用材料佘用王永坤同学徐福全的原有材料，其费用按实际数量计算，付款方式与徐福泉协商另行签订协议。甲、乙、丙三方在协议中签字捺印予以确认。 一审另查明，协议签订后，刘希治、王永坤将徐富泉的板材运到公司厂房内，后刘希治、李佃国认为板材的价格与质量不符合其要求，要求将板材退回。另，王永坤向徐富泉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徐富泉板材款捌万元整。付款方式为，2019年5月1日付款一次、2019年10月1日付款一次、2019年底付清余款。工厂位于沂水县东二环小尧村。逾期无法还清，赔偿对方50%违约金。王永坤在欠款人处签字捺印并注明公民身份号码予以确认。欠条出具后，徐富泉向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索要货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合同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和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三人就生产各种板材的木门、衣柜等达成合伙协议，三人应对因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永坤向徐富泉出具的欠条所载明的债务是否是因三人合伙事务产生。合伙协议第七条约定，“前期所用材料佘用王永坤同学徐福全的原有材料，其费用按实际数量计算，付款方式与徐福全协商另行签订协议”。各方对其中“徐福全”即为本案徐富泉均无异议，结合徐富泉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刘希治关于材料款分期的陈述，刘希治、李佃国认可涉案板材现存放于沂水县东二环小尧村合伙工厂内的事实，与王永坤出具的欠条内容互相印证，能够认定王永坤出具的欠条所载明的债务是因三人合伙事务产生，故三人应当共同偿还该债务。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现徐富泉要求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支付货款80000元及违约金，应予支持。因欠条中对每次还款数额的约定不明确，且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过高，一审法院酌定违约金自2019年12月31日起，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刘希治、李佃国主张，涉案板材系边角料，无法使用，价格也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对此，刘希治、李佃国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根据对“前期所用材料佘用王永坤同学徐福全的原有材料”的理解，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在签订合伙协议时已经知道涉案板材的品质，也予以接受，故对刘希治、李佃国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希治、李佃国另主张，王永坤并未实际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并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他人。对此，王永坤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将股权转让给他人，不影响涉案债务是因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合伙事务产生、是合伙债务的认定，故对刘希治、李佃国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永坤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可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徐富泉货款80000元及违约金（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徐富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后收取900元，保全费1120元，由刘希治、李佃国、王永坤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审中，刘希治、李佃国提交照片19张。证明：当时王永坤从临沂拉的板材不是新的板材，一部分是边角料，一部分是废料，我们用不上，当时我们没有验收，打的欠条我们也不知道。 徐富泉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刘希治、李佃国提供的照片当中，既无拍摄时间，也未显示拍摄地点，无法看出系从徐富泉处拉回的原材料，且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未在法定期限内举证，希望法庭不予采纳。 本院认定：该19张照片，没有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无法证明系涉案的板材，且无法反映收货时板材的质量，该19张照片不符合证据关联性的要求，不是本案的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徐富泉、王永坤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希治、李佃国与王永坤于2018年11月14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并约定丙方王永坤出任销售经理，主要负责工厂的业务及图纸审核。故，王永坤采购合伙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出具欠条，是代表合伙企业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合伙人承担。刘希治、李佃国与王永坤三人所签订《合伙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了：“前期所用材料佘用王永坤同学徐福全的原有材料，其费用按实际数量计算，付款方式与徐福泉协商另行签订协议”，即表明：合伙前期，合伙体赊购了徐福泉的原材料，三人与徐福泉已经建立了涉板材的买卖合同关系，付款方式与徐福泉另行协商处理，其费用按实际数量计算。后，王永坤作为销售经理，与徐富泉对货款数量进行了结算、对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关键是涉案板材原材料已在刘希治、李佃国所经营的沂水县东二环小尧村合伙工厂内，二审中，刘希治、李佃国认可其已经实际使用了部分板材，《合伙协议》第七条也明确载明前期已使用了部分板材。故，刘希治、李佃国上诉与徐富泉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失实，刘希治、李佃国主张系代为保管板材关系，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也与《合伙协议》所载明的“赊购”、实际已使用部分板材的实际情况不符。 综上所述，刘希治、李佃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刘希治、李佃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葛志龙 法官助理 朱萱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季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