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1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英豪，男，194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朝胜（史英豪之子），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英（史英豪之儿媳），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法定代表人：李民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锦卫，北京英福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娜，北京英福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负责人：李大营，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锦卫，北京英福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娜，北京英福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顺纳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村委会南1000米/div>法定代表人：刘义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秋生，男，北京顺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忠，北京罗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英豪、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顺纳商贸有限公司（原名称北京正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5月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顺纳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5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英豪的诉讼代理人史朝胜、赵凤英，上诉人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冯锦卫、朱娜，被上诉人顺纳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杜秋生、张绍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英豪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京0112民初356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史英豪的其他诉讼请求，包括：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11402号判决书确认的利息、本金及利息迟延支付的双倍利息及诉讼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向史英豪支付利息1457354元、诉讼费113058元，共计1570412元，并支付本金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连带承担看护费用925250元、看护人员风险抵押金300000元及利息（欠款形成之日至归还之日止）；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史英豪的诉讼律师费支出485000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11月1日，共计10679735元。2.依法改判支持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本案诉讼保全保险费13021元及保全费5000元。3.由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2020年11月26日，史英豪当庭增加一项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顺纳公司对（2019）京0112民初356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也承担给付义务，确定其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的总金额为15505046元。事实和理由：华夏银行存在单方面伪造《以资抵债协议》，虚构担保债权私办抵押以骗取北京绿洲建业贸易有限公司（原大连绿洲食品包装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1999年名称变更为北京绿洲食品包装有限公司，2007年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土地证原件，以便私自办理土地过户手续的主观恶意行为，一审判决没有根据华夏银行的上述严重过错要求其承担史英豪一审第一项请求中除本金外的其他费用以及第二、三、五、六项请求中的相关费用有失公平。一审判决要求“对于史英豪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诉讼费等，史英豪应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对于史英豪第五项诉讼请求，史英豪应通过起诉绿洲公司予以解决”。然而，史英豪已经就此穷尽了所有的救济手段，史英豪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华夏银行的行为致使绿洲公司彻底丧失了偿债能力，导致上述执行案件被终结本次执行。史英豪多次申请恢复执行并通过执行监督、执行异议程序均不能获得权利救济。华夏银行以及顺纳公司在明知史英豪上述债权的情形下，非法窃取绿洲公司的唯一资产，严重损害了史英豪的合法权益，其应当就绿洲公司应付史英豪的全部款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范围不应仅限于工程欠款本金。本案应和史英豪一审中提交的（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以及（2017）最高法民申355号案件判决结果相统一。一、史英豪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能够证明华夏银行存在过错和主观恶意，但一审法院对于华夏银行伪造相关协议、虚构担保债权私自办理涉案土地抵押等事实并没有审理查明。史英豪认为相关事实有九大疑点未查明：1.未能证明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1999年更名为北京中冶安顺达冶金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总公司）签署了《以资抵债协议书》，冶金总公司是否根本就不同意抵债事宜？《以资抵债协议书》上冶金总公司的公章因工商更名已失效两年之久，且协议中所涉及的冶金总公司全称亦全部写错。2.华夏银行为何对《以资抵债协议书》上冶金总公司的名称及公章等重大瑕疵视而不见？3.如果2001年的《以资抵债协议书》是真实的，为何不立刻办理土地过户手续，而要等到3年之后才办理过户手续？绿洲公司是否根本就不同意无偿将其唯一资产替他人抵债？4.2001年《以资抵债协议书》签署时，绿洲公司的股东均为个人，绿洲公司与冶金总公司毫无关联，绿洲公司没有理由同意用自己唯一的资产无偿替毫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抵债。5.土地转让合同中绿洲公司的法人签字为伪造，是否为华夏银行员工周进代签？如绿洲公司同意无偿转让事宜，绿洲公司完全没必要伪造其法人签字，这是否证明绿洲公司对土地过户事宜根本就不知情？6.从涉案土地证附录所载的土地抵押信息来看，如果《以资抵债协议书》为真实的，华夏银行没有必要用本已属于自己的资产（涉案土地）作为抵押物，替他人放另外一笔贷款。7.能证明华夏银行有另外一笔2002年对绿洲公司土地抵押担保债权的证据，重审过程中其为何从未提交？而仅仅提供了1996年、1997年华夏银行对冶金总公司的一笔债权的证据。8.绿洲公司土地证办理抵押登记时依据的担保债权到底是哪一笔？该笔债权是否为华夏银行虚构，华夏银行办理涉案土地抵押登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9.关于同意无偿将自身资产替冶金总公司抵债的绿洲公司董事会决议中董事签字，为何与绿洲公司工商档案中董事本人签字笔迹不一致，是否为华夏银行单方伪造？二、史英豪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延期支付的双倍利息、诉讼费与第五项诉讼请求中的看护费用、看护人员风险抵押金及对应利息以及第六项诉讼请求中的费用，是否应由华夏银行在其无偿受让涉案标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其是否存在过错及主观恶意有着直接关系。1.关于史英豪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延期支付的双倍利息已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2.关于史英豪的第五项诉讼请求，绿洲公司向史英豪出具了欠条，是工人工资，也是史英豪对绿洲公司的债权。3.华夏银行存在过错及主观恶意，其应在无偿受让涉案标的价值范围内，就绿洲公司应付史英豪主张的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诉讼请求中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为：（1）不能因为史英豪仅就本金有优先受偿权，反倒让史英豪丧失追偿本应享有的债权被延期支付16年之久的利息、迟延履行双倍利息的权利。（2）史英豪通过执行程序追偿本应由绿洲公司给付的利息、迟延履行双倍利息、上诉费、工人看护工资等债权的终本执行结果与华夏银行无偿从绿洲公司受让涉案标的行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3）华夏银行存在单方面伪造《以资抵债协议书》，虚构担保债权私自办理土地抵押等故意和恶意行为，华夏银行存在过错及主观恶意。（4）涉案标的价值远超绿洲公司所有债务，如果不是华夏银行无偿受让绿洲公司的唯一资产，史英豪主张的第一、五项诉讼请求中的所有款项均可被绿洲公司偿还。（5）华夏银行作为专业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对史英豪主张的利息、双倍利息有预见性。（6）华夏银行和顺纳公司对涉案标的的一系列受让行为都在史英豪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直接导致了史英豪行使相关权利受阻。三、关于华夏银行存在过错及主观恶意的相关事实说明及对应证据。1.华夏银行涉嫌单方面伪造《以资抵债协议书》，未能证明冶金总公司签署了该协议，绿洲公司亦没有理由同意签署该协议。（1）《以资抵债协议书》签署方之一“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所盖公章在协议签署时已因工商更名失效两年，《以资抵债协议书》中将冶金总公司名称写错，未能证明冶金总公司签署了该协议。（2）（2010）通民初字第16823号案件卷宗中记录，冶金总公司向法庭出具的证明材料称，涉案标的是在冶金总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华夏银行转走的。（3）《以资抵债协议书》签署时，冶金总公司与绿洲公司无任何关系，绿洲公司没有理由用自己唯一的资产替他人抵债，这不合常理。（4）即便《以资抵债协议书》中绿洲公司所盖公章为真的，华夏银行能私盖绿洲公司公章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冶金总公司员工赵红曾称：“华夏银行员工周进拿着绿洲公司的公章”。2.华夏银行涉嫌虚构担保债权，伪造担保债权合同私办涉案土地抵押权登记。3.2004年，华夏银行涉嫌伪造《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相关文件中绿洲公司法人彭某签字，未经绿洲公司及绿洲公司股东霸州市中冶推动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州公司）同意，私自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4.华夏银行涉嫌伪造绿洲公司董事会决议中董事签字。5.绿洲公司及其股东霸州公司虽然在涉案土地及在建工程被转让时不知情，但后续知道自身资产被转让至华夏银行名下后没有追究华夏银行的责任，是因为绿洲公司作为借款人向华夏银行追究责任很难，同时华夏银行向冶金总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冶金总公司出面安抚绿洲公司及霸州公司。四、冶金总公司、绿洲公司完全没有动机在2001年与华夏银行签署《以资抵债协议书》，该协议为华夏银行买通冶金总公司会计姜彦（同时也是绿洲公司持股5%的股东）单方面伪造。华夏银行员工周进在事发时对绿洲公司实现了完全的控制。绿洲公司的初衷是向金融机构贷款获得现金，于是才有了2002年华夏银行以放贷款名义办理了绿洲公司土地抵押登记手续，但实际贷款并未发放，绿洲公司对以资抵债事项一无所知。周进在当时拿着绿洲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控制着绿洲公司的银行账户。绿洲公司持股35%的股东霸州公司至今也同样认为绿洲公司土地及在建工程被华夏银行拿走是因为2002年绿洲公司私自向华夏银行贷款4300万元并办理抵押权登记，霸州公司对以资抵债事项完全不知情。五、即便各方同意以资抵债事项，鉴于绿洲公司已负债累累，不管是绿洲公司还是绿洲公司的股东冶金总公司，均没有对绿洲公司资产（即涉案标的）的处置权。华夏银行对绿洲公司完全的控制主导了上述以资抵债事项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史英豪对绿洲公司的所有债权。六、顺纳公司受让涉案标的的动机为侵占史英豪的债权利益，牟取暴利，应在其受让资产价值范围内对绿洲公司应付史英豪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因华夏银行无偿受让绿洲公司唯一资产导致绿洲公司应付史英豪的所有款项被延期支付16年，华夏银行及顺纳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七、本案鉴定费应全额由华夏银行和顺纳公司承担。鉴定申请是由华夏银行及顺纳公司提出的，史英豪并未申请鉴定，根据鉴定结果一审法院已经认可被鉴定文件的真实性，史英豪提交的被鉴定文件并无任何问题。八、史英豪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及垫资人。1999年史英豪及其带领的工程队在承揽涉案工程时因缺乏相关资质，挂靠北京市长城建筑工程总公司（2013年12月名称变更为北京市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借助长城公司的资质，承揽了涉案工程的修建工作。虽然在此过程中，史英豪均以长城公司的名义与绿洲公司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但长城公司实质并未参与其中，长城公司也未参与任何相关工程修建、垫资事项。为便于实现债权，史英豪于2015年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并取得生效裁定，自此长城公司对绿洲公司的债权正式变更至史英豪名下。顺纳公司针对史英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不同意史英豪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基础法律依据，判决建设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向史英豪承担付款责任，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7号案件中名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实为履约保证金的100万元也认定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史英豪提交的施工合同以及通州法院2008年的判决，可以看出长城公司当初所交的100万元是预付的一种费用，并非工程结算后从工程中暂扣的质量保证金，因此其实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属于工程款范畴，承包人享有的仅是返还请求权，故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此外，史英豪也无权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二、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和除斥期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有六个月除斥期间，长城公司没有行使过优先受偿权。史英豪在长达12年的6次诉讼中，均没有提出优先受偿权。2004年8月20日盖有所谓绿洲公司公章的回函是伪造的。同时，对已经鉴定不属于绿洲公司备案印章的证据，一审法院却以绿洲公司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为由，认定加盖了不属于绿洲公司印章的回函的真实性，更属于违法地证据认定。绿洲公司盖章的多份证明，明显是绿洲公司与史英豪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假定长城公司行使过优先受偿权，截至2004年12月31日优先受偿权也已届满。再退一步讲，即使史英豪在2012年6月1日之前因被通州法院强制执行才撤离现场，史英豪的优先受偿权在2012年12月1日也已届满。三、史英豪的起诉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史英豪开庭后提交的其他两方当事人均不认可、且不能核实的特快专递单，认定史英豪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四、顺纳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从未与华夏银行有过恶意串通，顺纳公司经过合法拍卖获得涉案场地没有任何过错。1.史英豪主张顺纳公司与华夏银行在拍卖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依据。2.顺纳公司买受涉案场地，支付了相应对价，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没有过错。3.顺纳公司2010年1月16日向华夏银行出具的购买意向，与本案无关。4.《拍卖介绍》和《竞买协议》中提及的工程款和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与长城公司毫无关联。顺纳公司出钱解决了法院要求的其他绿洲公司的债务，不是顺纳公司的法定义务，顺纳公司只是为了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五、史英豪作为债权受让人，对既判力的判决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无权提起诉讼。既然史英豪受让的是长城公司对绿洲公司的债权，且该债权在2008年经法院判决予以确认，史英豪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只能依据生效判决向绿洲公司主张债权，其现在又以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对顺纳公司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六、史英豪引用的（2017）最高法民申355号民事裁定书，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对本案没有指导意义，既不能据此理由裁判，更不能以此作为裁判依据。绿洲公司还有一些债务没有解决，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绿洲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亦当效仿，突破法律界限的后果是严重的。此外，史英豪于2020年11月26日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即要求顺纳公司承担责任，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上诉期，不应予以受理，顺纳公司不同意承担责任。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针对史英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共同答辩称：一、华夏银行与绿洲公司及冶金总公司于2001年5月18日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属于债务加入，相关土地使用权已于2004年10月13日过户至华夏银行名下，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在建工程的所有权也转归华夏银行所有，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冶金总公司签订协议时名称已经变更的事实，不影响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史英豪主张该协议是华夏银行伪造的，没有事实依据。二、绿洲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转让给华夏银行，是为了抵偿冶金总公司所欠华夏银行贷款本息，该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权属转至华夏银行后，冶金总公司所欠华夏银行的相应贷款本息即视为偿还完毕，史英豪主张华夏银行无偿接受了绿洲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没有事实依据。三、史英豪上诉主张的其对绿洲公司享有的工程款本金外的普通债权，与华夏银行因绿洲公司自愿加入冶金总公司债务而形成的对绿洲公司的相应权利，是平等的，抵债资产并非绿洲公司的唯一资产，不能认为绿洲公司以其部分资产首先偿还了部分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就侵犯了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史英豪的普通债权至今未能实现，是其未及时起诉绿洲公司并对绿洲公司的资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其现在要求华夏银行对其普通债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四、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通州分局留存的华夏银行与绿洲公司于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的《转让协议》，明确指出该协议是为履行2001年5月18日《以资抵债协议书》而签订的，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含在建工程）过户至华夏银行名下，是根据2001年5月18日《以资抵债协议书》进行的，与2002年绿洲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华夏银行无关。五、史英豪对绿洲公司享有的工程款本金债权，已过六个月的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及诉讼时效。六、关于史英豪当庭增加的要求顺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顺纳公司在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明确披露案涉在建工程欠付土地补偿款和工程款的情况下，受让案涉建设工程，并书面承诺自行解决该等土地补偿费和工程款，其不是善意受让人。二审法院如果认为长城公司已在六个月内行使优先受偿权，史英豪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以及工程款债权转让后不丧失优先受偿权，则史英豪有权在3807290元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在建工程行使优先受偿权。总之，史英豪上诉要求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绿洲公司欠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相应的上诉请求。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史英豪对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史英豪（包括长城公司）没有任何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判令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绿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二、史英豪要求绿洲公司返还的1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不是工程款的组成部分，依法不属于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一审判决对该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三、史英豪在一审中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长城公司在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内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认为史英豪对案涉建设工程的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长城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始日期应为2002年7月16日，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004年7月1日。长城公司未在2003年1月15日前行使该权利，本案不应再予保护。即便长城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始日期为2004年7月1日，由于史英豪在一审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8月20日、内容为承认长城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绿洲公司回函上所加盖的绿洲公司公章印文，经鉴定与绿洲公司工商登记档案里留存的公章印文均不一致，明显系伪造的证据。且对于如此关键的证据，长城公司在2008年起诉绿洲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及工程质量保证金时竟然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提出确认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在此后的相关诉讼案件中，长城公司和史英豪也从未提交该证据。这些情况完全可以印证长城公司并未在2004年12月31日前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于史英豪提交的加盖绿洲公司更名前合同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06年12月31日）、更名后公章（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25日）的《欠款证明》，经鉴定，鉴定意见为：绿洲公司更名前的合同专用章印文与绿洲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专用章印文不一致；更名后公章印文与绿洲公司工商登记档案里留存的2008年11月28日的公章印文不一致，但与绿洲公司工商登记档案里留存的2008年12月24日及2009年、2010年使用的公章印文一致。由于《欠款证明》上加盖更名后公章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25日，与绿洲公司自2008年12月24日后一直使用该公章印文的情况相符，且由于上述情况仅能证明绿洲公司在2007年4月20日更名后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公章，而不能证明绿洲公司在2007年4月20日更名前使用不同的合同专用章，故绿洲公司备案的公章并非不具有唯一性。另外，根据上述《欠款证明》的内容可知，即便史英豪于2002年3月至2006年12月期间确实实际占有案涉建设工程，其也系受绿洲公司委派收费看护，而非以此方式强行主张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以绿洲公司备案的盖章不具有唯一性，《欠款证明》可以佐证史英豪长期占有涉案地上物的事实为由，认定史英豪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并予以采信，明显依据不足。四、本案即便认定长城公司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由于案涉债权由长城公司转让给史英豪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专属于承包人的从债权，并不随之转让，史英豪也不再对案涉建设工程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对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一审中即已明确提出的此项答辩意见未予审理，认定事实错误。五、史英豪最晚在2011年即已明确知悉案涉建设工程已经转让的情况，但其在2019年11月才申请追加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为本案共同被告并向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主张所谓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对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六、即便认定长城公司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史英豪在受让长城公司债权时，依法可以一并受让该从权利，根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追及效力，也只能判决史英豪对现由顺纳公司所有的案涉建设工程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直接判令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向史英豪给付（偿还）相应的工程款或赔偿相应的损失，均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史英豪针对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不同意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一、史英豪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华夏银行在本案一审中没有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其在二审中已经丧失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权。史英豪请求的是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顺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顺纳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审查适用于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一审已经认定史英豪的诉讼时效没有问题。史英豪在该案发回重审后调取到绿洲公司的工商档案，并结合史英豪调取的（2010）通民初字第16823号案件相关卷宗材料，才发现华夏银行隐瞒十几年的骗局。二、关于100万元质保金，2008年史英豪起诉时，因为通州法院当时只审理诉讼标的额为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故史英豪将工程欠款本金分为100万元和380万元分开起诉。100万元虽然名称叫做质量保证金，但实质是长城公司预付的建筑材料采购款，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三、史英豪的优先受偿权成立。虽然史英豪是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对绿洲公司的债权，但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垫资人均为史英豪，史英豪与长城公司之间是资质挂靠关系，长城公司实质角色为替史英豪代持对绿洲公司的债权。顺纳公司针对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同意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同意其前五项上诉理由，第六项上诉理由不认可。关于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与对史英豪上诉请求及理由的答辩意见一致。史英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1140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务、利息、迟延支付的双倍利息及诉讼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向史英豪支付工程款4807290元、利息1457354元、诉讼费113058元，共计6377702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2．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本案诉讼保全保险费用13021元及保全费5000元；4．确认史英豪对于其承建的位于通州区漷兴三街工业用地上的两栋宿舍楼及三栋生产车间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5．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连带承担看护费用925250元、看护人员风险抵押金300000元及利息（欠款形成之日至归还之日止）；6．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承担史英豪的诉讼律师费用支出485000元及利息（律师费用支付之日至偿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5月28日，绿洲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了两份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长城公司承建绿洲公司位于通州区×工程，并对工程内容、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合同价款等项内容作出了相应约定。同日，双方还针对上述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其中约定上述工程为史英豪垫资工程，工程款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一次性包死，史英豪垫资的期限为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起一年内，随后付清史英豪全部工程款。双方还对其他事项做了相关约定。此后长城公司即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同时交纳了工程质量保证金一百万元。后长城公司以绿洲公司未依约支付工程款为由，诉至通州法院。2008年5月7日，通州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绿洲公司返还长城公司质量保证金100万元；二、驳回长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绿洲公司给付长城公司利息（以一百万元为本金，自二〇〇四年七月一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四、驳回长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008年5月7日，通州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长城公司与绿洲公司于1999年5月28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绿洲公司支付长城公司工程款3807290元；三、驳回长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长城公司不服上述两份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08）通民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绿洲公司给付长城公司工程款利息（以三百八十万七千二百九十元为本金，自二〇〇四年七月一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四、驳回长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999年12月，上述工程的主体部分经过了长城公司、绿洲公司和设计单位的共同验收。2002年1月25日，绿洲公司对长城公司作出承诺：于2002年2月2日前给付你单位一定的金额，剩余金额双方协商后再支付。2003年“非典”中，该工程停工。2008年12月，长城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两份生效判决，执行案号分别为：（2009）通执字第01445号、01450号。2010年9月，长城公司与史英豪签订《债权转移协议》，长城公司将（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1140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史英豪。2015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书裁定：变更史英豪为（2009）通执字第01445号、01450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一审诉讼中，史英豪称，因绿洲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债务未能执行。1999年7月13日，绿洲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北京市通州区××工业用地［证号：×××号］，即长城公司所建上述工程所在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2001年5月18日，案外人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作为甲方，华夏银行作为乙方，与丙方绿洲公司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约定：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甲方对乙方负有59388560.11元人民币债务未予清偿；抵债资产位于通州区漷县镇71337平方米（107亩）土地的使用权、上述土地在建宿舍楼、上述土地在建厂房、上述土地在建科研培训楼，作价42279236.5元；抵债总金额为59388560.11元等内容。一审诉讼中，史英豪称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在1999年就已更名为北京中冶安顺达冶金总公司，因此该《以资抵债协议书》是无效协议，华夏银行作为专业机构对上述情况不可能不知晓，故可以认定华夏银行是恶意的，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法庭提交了《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但是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表示公司名称的变化不影响公章的效力。法庭询问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绿洲公司为何替冶金总公司偿还债务、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前是否到涉案场地进行过勘查，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表示不清楚，以《以资抵债协议书》记载内容为准。2004年8月30日，华夏银行（甲方）与绿洲公司（乙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为履行甲方与乙方于2001年5月18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乙方将名下的位于北京市××××的土地及所有地上附着物，过户到甲方名下，用于抵偿所欠甲方债务等内容。2004年10月13日，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至华夏银行名下，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9年7月13日。2008年4月10日，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涉案土地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该报告载明委托方为华夏银行；目的系为委托方处置估价对象房地产提供相关价格咨询意见；在建工程房地产总价3935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总价2012万元，在建工程总价1923万元；有效期为自报告提交之日起一年等内容。该报告“致委托方函”备注部分写明：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因原产权人绿洲公司存在债务纠纷，委估对象已经于2004年11月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查封，涉及债务约为800万元，其中土地出让地价款欠款约为200万元，拖欠工程进度款约为600万元；应委托方要求，本次估价结果需出具估价时点的快速变现参考价格，估价对象在扣除上述优先受偿款后的快速变现参考价格为2348万元。顺纳公司得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出售涉案土地后，于2010年1月16日向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出具书面购买意向书，写明抵债资产的债务自行解决（由我司自行解决）等内容。2010年4月15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委托拍卖合同》，委托拍卖上述抵债资产。同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签章确认的《拍卖介绍》载明：地：地上建筑物已被通州法院查封务人为绿洲公司，包括欠镇政府土地补偿款及建筑公司工程款；考虑到该项资产有债务纠纷，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快速变现参考价为2348万元，杜鸣联合房地产公司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快速变现处置底价为2236万元等内容。2010年4月23日，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与顺纳公司签订《竞买协议》，约定本次拍卖起拍价为2050万元，因该标的所涉及的相关法院查封及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须由乙方自行解决等内容。2010年4月26日，顺纳公司通过拍卖形式，以2050万元的成交价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2010年6月，顺纳公司为解决涉案土地的查封事宜，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替绿洲公司交纳了包括天津万利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五市政工程公司、刘永祥的工程款，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借款、北京市通州区漷县人民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上述金额合计应为560万元左右，顺纳公司实际支付450万元左右，申请执行人放弃了其余款项。2010年8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顺纳公司，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事宜，史英豪主张：其优先权应从2004年7月1日起计算，理由为（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生效判决书认定绿洲公司曾回函给长城公司表示“到2004年6月底前全部还清（工程款）”，2004年8月20日绿洲公司回函表示认可长城公司对宿舍楼及车间办公室主张优先受偿权，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法庭提交了绿洲公司于2004年8月20日出具的认可长城公司对涉案土地上宿舍楼及车间办公室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回函。顺纳公司对2004年8月20日绿洲公司回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此前的多次诉讼中史英豪均未提交这一关键证据，并申请对回函中绿洲公司的印章申请鉴定，后鉴定结论显示该印章与绿洲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关于诉讼时效事宜，顺纳公司主张：史英豪在2015年通民初字第10702号案件中表示其在（2011）通民初字第16398号案件中得知顺纳公司向华夏银行的购买意向，该案于2012年6月1日经过强制执行，将非法占有顺纳公司场地的史英豪等人从现场清除，但史英豪直至2015年5月13日才以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顺纳公司，已过了当时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双方未进行任何接触，史英豪也未向顺纳公司主张所谓的权利；对此史英豪表示其一直都在主张债权，其于2013年6月26日向通州法院邮寄立案起诉顺纳公司的材料但法院未予立案，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立案难并且申请追加顺纳公司为被执行人等。关于史英豪主张的看护费用等，史英豪提交了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主要内容为：2002年3月始，绿洲公司委派史英豪看护漷县基地，用工人两名，每人月工资1200元，至2006年底，共计58月，合计139200元，采暖费用31800元，总计171000元。该欠款证明上绿洲公司分别于2006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25日加盖了公司印章。顺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如果该欠款证明属实，长城公司在2008年起诉绿洲公司主张工程款时应该一并主张才符合常理，但是长城公司在2008年起诉绿洲公司主张工程款时并未提及该款项。为此，顺纳公司申请对回函中绿洲公司的印章申请鉴定，后鉴定结论显示2006年12月31日绿洲公司的印章与备案的印章不一致，2009年12月25日绿洲公司的印章与备案的部分印章一致、2009年12月25日绿洲公司的印章与备案部分印章不一致。经询问，史英豪称在2012年的排除妨害案件中才从涉案场地腾退，顺纳公司称其不知道史英豪何时进入涉案场地的，其在2010年购买地上物及土地使用权后进入涉案场地才发现是史英豪雇佣的人在涉案场地内，故其提起了排除妨害纠纷，2012年6月经法院强制执行史英豪雇佣的人才撤出场地。一审诉讼中，史英豪称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顺纳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故意侵害其合法债权，因此应该连带赔偿其损失，因为2001年5月18日签订三方的《以资抵债协议书》时冶金总公司名称早已变更，在明知存在相关债务的情况下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低价将涉案土地及地上物转让给顺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其申请谢某出庭作证，谢某出庭陈述称其在1999年至2002年为绿洲公司的总经理，2001年左右冶金总公司把绿洲公司的土地证拿走了说是要办贷款，2002年时冶金总公司说贷款办好了让其去签字，其才知道土地被抵押了，抵押金额为4300万元，但是后来钱一直没有到位等。对于证人证言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顺纳公司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史英豪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应该由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顺纳公司予以赔偿。本案中史英豪因长城公司的债权转让而成为了绿洲公司的债权人，该笔债务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且已进入执行程序。一般说来，史英豪的上述债权应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但史英豪的债权主要为建设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对于史英豪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建设工程款4807290元，享有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条件，一审法院在下文予以分析论述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对于史英豪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诉讼费等，史英豪应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对于史英豪第五项诉讼请求，史英豪应通过起诉绿洲公司予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绿洲公司回函给长城公司称“到2004年6月底前全部还清（工程款）”，故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04年7月1日。现史英豪主张其于2004年8月20日主张优先受偿权并得到了绿洲公司的认可，同时还提交了绿洲公司的回函。虽然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认上述回函中的印章与绿洲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通过“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的鉴定结论显示绿洲公司备案的盖章不具有唯一性，“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可以佐证史英豪长期占有涉案地上物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史英豪在本案中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一定的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史英豪第四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史英豪对于其承建的位于通州区漷兴三街工业用地上的两栋宿舍楼及三栋生产车间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据司法解释之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当事人应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而非对“建设工程”本身，与此同时，现在涉案工程已登记在顺纳公司名下，故史英豪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此基础上，2001年5月18日华夏银行、绿洲公司与冶金总公司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绿洲公司将包括涉案地上物在内的土地及地上物抵偿冶金总公司对华夏银行的债务，其一，冶金总公司在1999年就已更名为北京中冶安顺达冶金总公司，但《以资抵债协议书》加盖的仍为冶金总公司的公章；其二，华夏银行庭审中称不清楚签订上述协议书前是否勘查过现场，也未就其进行了现场勘查进行举证；其三，涉案地上物为长城公司以垫资形式修建的且未完全竣工；其四，根据（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1999年12月，上述工程的主体部分经过了长城公司、绿洲公司和设计单位的共同验收。2002年1月25日，绿洲公司对长城公司作出承诺：于2002年2月2日前给付你单位一定的金额，剩余金额双方协商后再支。2003年‘非典’中，该工程停工”，以及史英豪提交的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史英豪主张《以资抵债协议书》签订之时其在施工现场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五，史英豪一直主张其对《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签订事宜不知情，根据日常生活逻辑，一审法院认为史英豪该项主张是符合情理的。据此，华夏银行、绿洲公司与冶金总公司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是在债权人不知情且未将涉案地上物完全交付的情况下进行的，华夏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签订以及后续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相关资产的拍卖行为，导致了债权人垫资修建的建设工程之工程款无法得到执行，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承继涉案工程价值的同时，也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但其支付完毕后，可向绿洲公司主张返还。就顺纳公司而言，其系通过拍卖的形式合法取得的相关资产，其对史英豪债权实现受阻不存在主观上的任何过错。虽然顺纳公司为了尽快解除法院对土地的查封替绿洲公司偿还了部分债务，但不代表顺纳公司有义务替绿洲公司偿还所有债务。因此，史英豪要求顺纳公司承担相关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史英豪第六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律师费用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顺纳公司主张的诉讼时效事宜，因EMS邮寄回执显示史英豪在2013年6月26日向通州法院邮寄了起诉顺纳公司的诉讼材料，故顺纳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确认的债务中的“北京绿洲建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北京市长城建筑工程总公司工程款3807290元”以及（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确认的债务中的“北京绿洲建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北京市长城建筑工程总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驳回史英豪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425元，由史英豪负担70167元（已交纳），由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负担4525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史英豪负担（已交纳）。鉴定费30360元，由史英豪负担15180元，由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负担15180元，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史英豪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1999年12月1日的绿洲公司章程，证明绿洲公司当时是由5个自然人股东组成的小公司，股东中没有冶金总公司，至2001年5月18日签署《以资抵债协议书》时，绿洲公司仍为5个股东。证据2.谢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土地是绿洲公司的唯一资产，且背负众多工程欠款；绿洲公司由谢某发起设立并一手操办，其曾任绿洲公司总经理，绿洲公司土地证原件一直由谢某保管，直到绿洲公司员工姜彦跟谢某说想把土地证原件拿走去向银行咨询土地抵押，给绿洲公司办贷款，之后土地证原件再未归还；绿洲公司认为其曾作为债务人向华夏银行贷款，后贷款未还，华夏银行因有绿洲公司土地抵押权，最后土地被过户至华夏银行，华夏银行的贷款未到绿洲公司账户即被冶金总公司挪用；绿洲公司委托史英豪看护场地的真实性及费用发生的真实性。证据3.2001年12月6日绿洲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在2001年12月6日之前，冶金总公司与绿洲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绿洲公司没有动机在2001年5月18日签署《以资抵债协议书》，这不合常理。证据4.绿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工商备案的签字笔迹，证明《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未达到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转让合同、申请表、报批表中彭某的签字是伪造的。证据5.史英豪代理人赵凤英与彭某于2020年11月12日的电话录音，证明彭某于2020年11月12日再次确认《证明》《证明材料》是其本人所写，土地转让事宜未经其同意，且转让合同、申请表、报批表中彭某签字非本人所签，其对土地转让事项完全不知情。证据6.绿洲公司工商备案的董事亲笔签字笔迹，证明相关董事会决议中，董事王迎春、管抗美、姜彦的笔迹与绿洲公司工商档案中董事亲笔签字明显不一致且明显为同一人所签，董事会决议涉嫌伪造。证据7.《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告知书》，证明北京银监局发函通知史英豪，华夏银行涉嫌伪造相关材料获取抵债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银监局已开始调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史英豪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绿洲公司的股东管抗美是冶金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史英豪的陈述姜彦是冶金总公司的会计，在华夏银行的贷款清收档案里，管抗美、姜彦等三人是代冶金总公司持有绿洲公司股份，故绿洲公司表面上是个人持股，但实际是代冶金总公司持股；对证据2谢某的证人证言，证人认可冶金总公司实际控制绿洲公司，这就能解释绿洲公司替冶金总公司还债的问题了，对证人的其他证言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是隐名股东显名了；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工商材料中代签名是普遍存在的，华夏银行与绿洲公司签署的《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中落款时间为2020年11月21日的彭某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对赵凤英与彭某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无法确认电话里的人是否为彭某本人；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顺纳公司对史英豪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同华夏银行对史英豪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并补充如下：1.史英豪以签字不符去否定合同效力是不成立的，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就是代表公司行为，如果他人代表彭某签字，也属于该公司内部管理行为；2.史英豪代理人赵凤英与彭某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为彭某，即使录音中是彭某本人，也不能否定其公司加盖公章的合同效力。本院认为，关于史英豪提交的证据1、3、4、6、7，因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及顺纳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史英豪提交的证据2谢某的证人证言，谢某在二审中作证称：绿洲公司的资产主要就是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在其任职期间基本没有其他资产；绿洲公司曾委托史英豪及工人看护场地，没有商量具体费用，大概看护了几个月；史英豪一直在向其索要工程款，期间解决了300万元左右；1999年冶金总公司与其合伙设立绿洲公司，冶金总公司持股65%，管抗美、姜彦、王迎春都是冶金总公司的人等。关于史英豪提交的证据5，因彭某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另，史英豪向本院申请调取×××号土地证于2002年6月10日到2004年6月9日办理抵押登记时在国土部门备案的相关合同，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无调查收集必要，故不予准许。关于史英豪提出的向彭某取证的申请，取证方式缺乏法律依据，且在本案中无调查收集必要，本院亦不予准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史英豪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对史英豪主张的款项承担给付责任；三、史英豪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史英豪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绿洲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长城公司支付价款，后史英豪因长城公司的债权转让而成为了绿洲公司的债权人并被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同时，考虑到史英豪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垫资人，其可以依法行使优先受偿权。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上诉主张史英豪对涉案工程拍卖的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史英豪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仅为建设工程价款，即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款3807290元”以及（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史英豪超出上述范围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另外，关于上述“工程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是否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以及绿洲公司与长城公司的相关合同约定，该100万元的款项性质系垫付工程资金的一部分，属于绿洲公司欠付的工程价款范畴。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顺纳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根据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绿洲公司回函给长城公司承诺“到2004年6月底前全部还清”，故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04年7月1日。现史英豪主张其于2004年8月20日主张优先受偿权并得到了绿洲公司的认可，同时还提交了绿洲公司的回函。虽然经鉴定上述回函中的印章与绿洲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通过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的鉴定意见显示绿洲公司备案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亦可佐证史英豪长期占有涉案地上物的事实。综合上述情况，史英豪主张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史英豪在本案中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一定的法律及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顺纳公司辩称本案已经超过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对史英豪主张的款项承担给付责任。首先，史英豪在上诉期满后、二审当庭增加上诉请求，即要求顺纳公司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也承担给付义务，鉴于史英豪的该项上诉请求未超出其原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且在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故本院予以受理。顺纳公司系通过拍卖的形式合法取得相关资产，史英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顺纳公司与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不足以证明顺纳公司对其债权实现受阻存在主观过错，故史英豪要求顺纳公司在其受让资产价值范围内对绿洲公司欠付史英豪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对于华夏银行及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所持的即便认定史英豪享有优先受偿权，亦应判令史英豪对现由顺纳公司所有的涉案工程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华夏银行、绿洲公司与冶金总公司于2001年5月18日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绿洲公司将包括涉案地上物在内的土地及地上物抵偿冶金总公司对华夏银行的债务。第一，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1999年就已更名为北京中冶安顺达冶金总公司，而2001年5月18日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甲方仍为“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加盖的亦为“北京中冶人和冶金总公司”的公章。第二，华夏银行在一审庭审中称不清楚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前是否勘查过现场，也未就其进行现场勘查予以举证，而涉案地上物为长城公司以垫资形式修建且未完全竣工。第三，根据（2008）二中民终字第114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1999年12月，上述工程的主体部分经过了长城公司、绿洲公司和设计单位的共同验收。2002年1月25日，绿洲公司对长城公司作出承诺：于2002年2月2日前给付你单位一定的金额，剩余金额双方协商后再支。2003年‘非典’中，该工程停工”，以及史英豪提交的绿洲公司出具的《欠款证明》，史英豪主张《以资抵债协议书》签订时其在施工现场以及其对《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签订事宜不知情，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述情况，华夏银行、绿洲公司与冶金总公司签订《以资抵债协议书》是在史英豪不知情且未将涉案地上物完全交付的情况下进行的，华夏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一审法院认定《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签订以及后续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相关资产的拍卖行为，导致了史英豪垫资修建的建设工程之工程款无法得到执行，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承继涉案工程价值的同时，也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并判决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对史英豪主张的案涉4807290元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所持的其不应直接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关于史英豪主张的律师费及其利息，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史英豪主张的工程款利息、延期支付的双倍利息、相关诉讼费、看护费、看护人员风险抵押金及利息等，其可向绿洲公司主张。史英豪主张上述款项由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本案中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史英豪主张华夏银行应在其无偿受让涉案标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夏银行系无偿受让，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三、史英豪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综合考量本案中史英豪多年以来为了救济权利的多次诉讼和维权情况、对涉案工程的占有情况，一审法院结合史英豪提交的2013年6月26日的EMS邮寄回执，认定史英豪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所持史英豪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及顺纳公司所持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另，关于诉讼保全保险费和保全费，史英豪要求顺纳公司、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负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及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决定由史英豪和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各负担一半，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史英豪、华夏银行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88元，由史英豪负担114830元（已交纳），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共同负担4525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曹 炜审 判 员 石 煜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田子阳法官助理 孟 磊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