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4行终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泉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YN3J952。法定代表人余圭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邹慧捷，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金溪居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778488713F。法定代表人杨胜前，该镇镇长。行政机关负责人冉勇，该镇政法书记。委托代理人孙文武，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秦英，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文体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MB1625969F。法定代表人甘启飞，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黄**强，该局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周凌燕，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黔江区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城西七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089134469B。法定代表人杨长征，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重庆市泉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泉策公司）与上诉人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简称金溪镇政府）和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黔江区规资局）、重庆市黔江区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安畅公司）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简称彭水县法院）作出的（2019）渝0243行初1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1月10日，泉策公司经依法登记成立，余圭泉为其法定代表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个人独资公司，目前登记的股东是余圭泉和郑孝彬。2017年12月5日，泉策公司取得重庆市黔江区林业局颁发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地点为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生产经营城镇绿化园林苗木，有效种植区域面积为12亩。在泉策公司成立之前的2017年7月30日，余圭泉、王敬银两人以泉策公司名义与龚良英签订承包地租用合同，约定承租龚良英家位于“环山”的土地1亩，每亩租金300元；同日，余圭泉个人以泉策公司名义与田应志（或田应智）签订承包地租用合同，约定承租田应志家位于“环山公路边”的土地2亩，每亩租金800元；再同日，余圭泉、王敬银两人以泉策公司名义与田应志签订承包地租用合同，约定承租田应志家“环山公路边”的土地0.5亩，每亩租金800元。2017年12月30日，原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简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现黔江区规资局）发布《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黔江国土房管通〔2017〕34号），通告载明该案涉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包括案涉泉策公司苗木所在地的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在内的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土地，拟征收范围以规划的道路中心线两侧各50米为准，实际面积以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简称黔江区征收办）丈量登记公示的面积为准；补偿安置标准以黔江府发〔2013〕21号、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和黔江府办发〔2017〕23号等文件规定办理；要求自该通告发布之日起，由黔江区征收办对拟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地、地类积及地上建（构）筑物、数量的现状进行调查，请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共同确认；从通告发布之日起，严禁在上述范围内新增种植物、抢栽各种树木、花卉、苗木及药材等，否则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其时，余圭泉种植的案涉被强制移除的苗木所在之地位处该公路改建工程占地范围红线内。2018年3月12日，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黔江发改委函〔2018〕120号文向原重庆市黔江区交通委员会（现重庆市黔江区交通局）作出关于黔江区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其实施建设“黔江区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2018年10月12日，原重庆市黔江区交通委员会向作为该项目法人的安畅公司作出“同意开工”的施工许可审批意见。2018年12月24日，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简称黔江区政府）以黔江府〔2018〕86号文向安畅公司作出关于临时使用集体土地的批复，同意其临时占用包括长春村一、二组在内的集体土地102268平方米，作为青杠至太极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便道临时用地，要求安畅公司与被占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临时用地补偿协议，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向被占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及时足额支付土地和青苗补偿费用，同时要求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临时用地使用期至2020年12月24日止，期满后要及时组织复垦。案涉的泉策公司2.8323亩苗木土地，已被正在修建的公路所占。在实施案涉公路建设过程中，经实测丈量，余圭泉苗木所占用的田应智家的承包地分别为1.2338亩和0.6199亩，共计面积1.8537亩；余圭泉苗木占用的龚良英家（或钟玉华家，因钟玉华系龚良英之子，系一家人）的承包地按两块测量，实际上龚良英（或钟玉华）家的该土地为一块，但因该块土地系一斜坡，其间有一小土干区隔，故分为两块丈量，面积分别为0.7431亩和0.2355亩，共计0.9786亩。故，属于余圭泉苗木的土地共为2.8323亩，余圭泉认可对该案涉被移除苗木土地面积的丈量结果。丈量后，黔江区征收办于2018年7月3日对该苗木面积、补偿标准、补偿费用在金溪镇长春村委会公示栏进行了公示。2018年8月15日，黔江区征收办向安畅公司发出黔江征收办函〔2018〕519号《关于预收青太路项目征地补偿费用的函》，称青太路项目建设用地需征收长春居委一组部分集体土地中的苗木，其应补缴土地补偿费用22658.40元，其所附的《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支付花名册》载明，田应智土1.8537亩附着物补偿费为14829.60元，钟玉华土0.9786亩附着物补偿费为7828.80元。两户土地面积共为2.8323亩，附着物补偿费共计22658.40元，这也是金溪镇政府、黔江区规资局和安畅公司认为泉策公司应获得的案涉苗木补偿费金额。2019年5月22日，金溪镇政府强制移除案涉泉策公司苗木的土地，所对应的就是上述黔江征收办函〔2018〕519号文所附《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支付花名册》载明的田应智、钟玉华（或龚良英）两户土地中的大部分。但泉策公司不认可这一补偿标准和补偿费用，并就该2.8323亩土地上栽种的案涉苗木的价值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了评估，现已一并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9月11日期间，因案涉公路建设需占用泉策公司苗木之地，黔江区征收办、金溪镇政府、安畅公司、长春村委会等干部就其苗木补偿事宜与余圭泉进行多次谈话，告知其苗木补偿只能以黔江区的相关政策按每亩8000元计算，余圭泉对政府相关部门对其实测的苗木所占土地面积2.8323亩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其补偿标准及其计算出的22658.40元的补偿费用。其中，（1）2018年8月15日的谈话记录中载明，案涉公路建设进场开工有两个点，一个位于余圭泉苗圃与原319线交汇处，2018年8月16日的谈话记录中记载需对该处苗木土地进行证据保全；（2）在2018年9月11日的谈话笔录中，余圭泉陈述其泉策公司为自己的个人独资企业，其和王敬银是老表关系，并非合伙关系。但在本案庭审中，余圭泉有时陈述其成立的泉策公司是个人独资公司，王敬银只是其表姐，有时又称王敬银既是其表姐，又是泉策公司的合伙股东，泉策公司成立时的股东郑孝彬已经退出了。因案涉公路动工修建可能影响泉策公司种植的苗木，安畅公司遂向重庆市黔江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2018年9月6日，重庆市黔江公证处出具（2018）渝黔证字第101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2018年8月29日，公证处派员到金溪镇长春村一组小地名“泡东”处，对苗木产权人为泉策公司、田应智家的承包地、东南西北界线分别为“河沟、陈代珍田、本户、张泽洪田”、面积为36m×9.8m的地块上的苗木进行清点，结果为全系桂花树，均为半冠，胸径16-25cm，共计311棵。安畅公司、金溪镇政府、长春村民委、泉策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圭泉及苗木清点人王敬银、刘跃国等人参加，各方对上述清点结果无异议。清点后，泉策公司上述311棵苗木随即被协商移除，但对该被移除的苗木补偿金额各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商移除的311棵苗木所在土地，系2017年7月30日余圭泉以泉策公司名义与田应志签订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中位于“环山公路边”的2亩土地中的一部分。2019年5月22日，泉策公司在此承租合同载明的土地上栽种的剩余苗木与泉策公司的案涉另外两块土地上的苗木被一同强制移除。2018年9月18日，黔江区征收办向泉策公司发出关于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载明其因案涉公路建设需要，须征收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户的土地（小地名钟瓦或环山、香树口），泉策公司在该土地上栽植苗木的面积为2.8323亩，其补偿标准为每亩8000元，补偿金额22658.40元，已于2018年7月3日在长春村委会予以公示，公示期内泉策公司未提出异议，该征收办已按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文件计算补偿，请泉策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前到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黔江支行金溪分理处领取该苗木补偿款。2018年9月18日，金溪镇政府亦向泉策公司发出关于移除苗木的通知，要求泉策公司在2018年9月20日前自行移除苗木。泉策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圭泉不接受黔江区征收办通知的补偿标准和金溪镇政府关于移除苗木的通知，要求按黔江府发〔2013〕21号文件规定的企业相关标准补偿，或由项目业主方提供土地另行移栽。2019年5月17日，金溪镇政府、安畅公司、长春村（居）委等组织人员对泉策公司在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或龚良英）户的土地（长春村委会前、环山、香树嘴）上栽植的苗木进行清点，清点结果是全部为桂花树，共1202棵，其中成活苗木为1109棵、死苗木为93棵，该数据已包含了2018年8月29日黔江公证处组织清点的“泡东”处泉策公司种植的311棵苗木。泉策公司对上述清点的苗木品种、数量等无异议。2019年5月22日，因泉策公司未按金溪镇政府规定的期限主动移除苗木，金溪镇政府组织人力、机具将案涉2.8323亩土地上未能协商移除的苗木予以强制移除。2019年5月23日，金溪镇政府向泉策公司发出关于移交苗木的通知，告知其“你公司在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的承包地（小地名钟瓦或环山、香树嘴）上的栽植苗木，我镇于2019年5月22日移除至新长春居委旁（小地名环山）处，请你司接到通知后速接收苗木并自行处理。”2013年4月10日发布施行的《黔江区征地拆迁监督管理实施细则》（黔江府发〔2013〕8号）规定，区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土地征收的法定主体，区国土房管局是负责组织征地的实施主体，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民政府协助开展征地拆迁工作；区国土房管局负责对建设项目用地和征地拆迁程序的合法性、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发放等情况的监督管理；各街道（镇乡）负责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工作的组织协调，在区征地拆迁工作队和区国土房管的指导下，承担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全区承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任务的部门、街道（镇乡）及工作人员，应按本实施细则的规定接受监督。另查明，案涉公路建设项目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尚未取得农村集体土地转用征收审批手续，余圭泉栽植案涉苗木于2017年12月30日原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发布的《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之前，也早于涉案公路建设地勘测绘之前，还早于2018年12月24日黔江区政府黔江府〔2018〕86号文同意安畅公司临时使用集体土地的批复之前。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泉策公司是否承租了龚良英（或钟玉华）及田应志家的承包地，二是案涉泉策公司苗木是谁强制移除的，三是该强制移除行为是否违法。一、关于泉策公司是否承租了龚良英（或钟玉华）家、田应志家的承包地的问题。金溪镇政府认为案涉《承包地租用合同》未成立，泉策公司并未承租龚良英（或钟玉华）家、田应志家的承包地种植涉案苗木，泉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其理由：一是余圭泉或者余圭泉、王敬银与龚良英（或钟玉华）、田应志分别签订的案涉《承包地租用合同》中，合同尾部的“承租方”处是盖的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民委员会或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二是认为2017年7月30日承租合同签订时，该承租合同首部载明的承租方是泉策公司，而此时泉策公司尚未依法成立。对此，就金溪镇政府辩称的第一个理由而言，因该承租合同的尾部并不是只有长春村村民委员会或长春村民委员会的印章，还有余圭泉或者余圭泉、王敬银的签名，加盖村委会印章只不过是表示村委会知晓此事而已，且本案客观上也无长春村委会租用龚良英（或钟玉华）家、田应志家承包地的事实。就金溪镇政府辩称的第二个理由而言，对此，2017年7月30日案涉《承包地租用合同》签订时，泉策公司尚未依法成立，此时承租方应为余圭泉或者余圭泉、王敬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2017年11月10日泉策公司依法成立后，泉策公司法定代理人余圭泉已对其单独或与王敬银共同与龚良英、田应志签订的承包地租用合同进行了确认。余圭泉或者余圭泉、王敬银就上述承包地的承租权利、权益、义务，也就概括性地转移给了泉策公司，泉策公司已承继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且在案涉苗木土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金溪镇政府的相关行政文书也是以泉策公司名义对其制作发出的。本案中，虽然余圭泉就其与王敬银的关系说法不一、时有变化，但王敬银在本案中的行为毕竟已经得到了泉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余圭泉的认可。故，不论现在泉策公司的股东由谁组成，泉策公司合法成立存续、余圭泉是泉策公司法定代表人、案涉被强制移除苗木的所有权人为泉策公司、泉策公司具有本案泉策公司主体资格等基本事实应予认定。二、关于案涉泉策公司苗木是谁强制移除的问题。根据本案相关证据，2019年5月22日，强制移除案涉泉策公司苗木的是金溪镇政府。一是金溪镇政府曾于2018年9月18日向泉策公司发出过关于移除苗木的通知，要求其于2018年9月20日前自行移除其案涉土地上的苗木。2019年5月23日，即案涉苗木被强制移除的次日，金溪镇政府又向泉策公司发出关于移交苗木的通知，其中载明，“你公司在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的承包地（小地名钟瓦或环山、香树嘴）上的栽植苗木，我镇于2019年5月22日移除至新长春居委旁（小地名环山）处，请你司接到通知后速接收苗木并自行处理。”这就表明金溪镇政府已经自认，强制移除案涉泉策公司苗木就是金溪镇政府所为。二是虽然黔江区规资局是法定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主体，但没有证据证明系其与金溪镇政府共同决策并实施了对涉案泉策公司苗木的强制移除行为。三是金溪镇政府虽然辩称其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是受黔江区规资局安排所为，但其主张并无证据支撑。四是安畅公司陈述，强制移除案涉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是由金溪镇政府组织，由安畅公司联系施工方具体实施。五是根据《黔江区征地拆迁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黔江区各街道（镇乡）负责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工作的组织协调，在区征地拆迁工作队和区国土房管局的指导下，承担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负责征地的具体事务，故金溪镇政府承担的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并不一定都是协助义务，而有可能是上级政府的明确要求，因此，金溪镇政府在客观上有可能不能不为。泉策公司虽然诉称黔江区规资局与金溪镇政府共同实施了2019年5月22对案涉泉策公司苗木的强制移除行为，但本案并无证据支撑泉策公司这一主张。安畅公司本身不是行政机关，自然不具有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主体资格，泉策公司亦无意要求安畅公司承担案涉行政违法责任，且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安畅公司系强制移除案涉苗木的实施主体。三、关于案涉强制移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金溪镇政府2019年5月22日强制移除泉策公司案涉苗木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金溪镇政府强制移除泉策公司案涉苗木的行为未按法律规定依法实施，实施前无证据证明已取得案涉苗木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了同意交出涉案土地的意思表示，且实施强制移除前没有告知泉策公司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等权利，再加之金溪镇政府未举示实施该强制移除苗木行为合法的法律依据，故，金溪镇政府该强制移除案涉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违法。综上，泉策公司请求确认金溪镇政府2019年5月22日强制移除其案涉苗木行为违法的主张，符合证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金溪镇政府辩称其未实施强制移除泉策公司案涉苗木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泉策公司认为黔江区规资局与金溪镇政府共同实施了2019年5月22日对其案涉苗木强制移除的主张，无充分证据佐证，不予支持；黔江区规资局认为其没有实施对泉策公司案涉苗木强制移除的主张，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符，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金溪镇政府2019年5月22日强制移除泉策公司在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环山”处承租的田应智农村家庭承包户、钟玉华（或龚良英）农村家庭承包户的土地上种植的苗木的行为违法；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金溪镇政府负担。上诉人泉策公司上诉称，泉策公司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对该判决中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服。一、原审判决认定“泉策公司的311棵苗木（2018年8月29日公证书上确认的苗木）随即被协商移除”的事实认定错误，该311棵苗木移除主体是安畅公司，泉策公司仅是同意其进行移除，但泉策公司并没有参与移除该部分苗木的工作。二、泉策公司的苗木总共有1513棵，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1202棵。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5月17日，金溪镇政府对泉策公司在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或龚良英）户的土地（长春村委会前、环山、香树嘴）上栽植的苗木进行清点，清点结果全部为桂花树，共1202棵，其中成活苗木为1109棵、死苗木为93棵”没有错误，但原审判决关于“该数据（该1202棵苗木）包含了2018年8月29日黔江区公证处组织清点的泡东处泉策公司种植的311棵苗木”的认定是错误的。1.2018年8月29日协商一致后移除的311棵苗木地址在“泡东”与2019年5月17日清点的1202棵苗木地址不一样。2.两次清点的时间相差接近10个月，2018年8月29日清点后并移除的311棵苗木，金溪镇政府是作为遗弃物处理的，被当地农户做柴烧了，金溪镇政府并未提供地方进行移植，也没有告知泉策公司找地方种植。3.2019年5月17日进行清点时，是金溪镇政府清除311棵后剩下的。金溪镇政府并未举证证明其对2018年8月29日的311棵进行了移植，且从泉策公司提交的证据看，311棵苗木移除后全部死亡，泉策公司苗木的两次清点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进行清点的，1202棵的清单上也未注明包括311棵，故2019年5月17日苗木在客观上不可能包含2018年8月29日清点的311棵苗木。另补充，从原审判决载明的“该协商移除的311棵苗木所在土地，系2017年7月30日余圭泉以泉策公司名义与田应志签订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中位于环山公路边的2亩土地中的一部分。2019年5月22日，泉策公司在此承租合同载明的土地上栽种的剩余苗木与泉策公司的案涉另外两块土地上的苗木被一同强制移除”的事实看，2019年5月22日移除的是之前协商移除的311棵苗木剩余的苗木，协商移除的311棵苗木与强制移除的1202棵苗木不存在包含关系，总共被移除的苗木为1513棵。综上，泉策公司的涉案苗木应当为1513棵，原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影响行政赔偿案件的赔偿结果，且严重影响泉策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对原审判决认定错误的事实予以改判。上诉人金溪镇政府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实际上整个移除过程中金溪镇政府只是协助，而不是移除主体。2.根据泉策公司上诉所称的事实，311棵苗木是其同意移除，移除主体是安畅公司，和本案无关联。被上诉人黔江区规资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黔江区规资局不是涉案行政强制行为的实施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安畅公司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上诉人金溪镇政府上诉称，一、金溪镇政府没有具体实施苗木的移除行为，没有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其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土地征收、安置工作等行为是依据法律规定履行镇政府法定的协助义务，故金溪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1.2017年12月30日原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发布《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通告对征地用途、拟征地位置、范围及面积，拟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其它事项均作出了具体规定。2018年3月12日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涉案项目建设工程作出了立项批复。公告发布和批复作出后，黔江区征收办具体负责沿线的土地征收、安置工作。其中涉及青杠至金溪公路段的征收、安置工作，由黔江区征收办具体负责实施，由金溪镇政府协助完成。2.经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栽种在长春村一、二组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苗木进行依法丈量登记，并于2018年7月3日在长春村村委公示栏进行公示。期间，由黔江区征收办牵头，金溪镇政府、安畅公司、长春村村委协助，分别于2018年8月3日、8月15日、8月16日、8月21日、9月11日与泉策公司协商，并对其征地面积、征地标准、征地补偿费用依法进行告知，同时依法对其法律、政策宣传，但泉策公司以补偿标准不公为由，迟迟不予接受。公示期满后，黔江区土地征收办公室依法向泉策公司送达了领款通知，并告知其限期移除项目红线范围内的苗木，但是泉策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并不移除苗木。为了建设项目的推进，同时根据黔江区征收办工作要求和安排，2018年9月18日金溪镇政府通知泉策公司对项目红线范围内的苗木自行移除，并领取苗木补偿款。3.由于泉策公司未自行移除苗木，导致青杠至金溪段公路建设项目修建至泉策公司种植苗木段被迫停工，经各部门多次协调，泉策公司仍拒绝接受补偿标准和补偿费用。为了建设项目时间要求和施工进度，2019年5月17日由黔江区征收办组织、并协调业主方、施工方、金溪镇政府、村委对泉策公司红线范围内的苗木进行清点。2019年5月22日由黔江区征收办组织牵头，业主方、金溪镇政府、村委协助，对泉策公司的苗木进行迁移，具体施工由施工方组织人员实施迁移行为。迁移完成后，金溪镇政府根据黔江区征收办的安排，同时为了及时告知泉策公司苗木的迁移具体位置，于2019年5月23日给泉策公司发出苗木移交的通知。其目的是为了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及时告知泉策公司对存活的苗木进行有效处理。二、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征地补偿的程序合法，金溪镇政府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征地补偿行为亦合法。1.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经重庆市黔江区发展改革委员会立项审批，并由原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拟征收的土地依法进行公告，黔江区政府对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的集体土地作出临时用地的批复，整个项目立项、审批、建设均合法。2.黔江区征收办对涉案征地补偿与泉策公司进行多次协商，并根据征收政策、征收标准，对泉策公司的苗木进行依法丈量，结合征地补偿标准计算出补偿费用，对其补偿费用具体落实，但由于泉策公司不接受，导致无法兑现。期间黔江区征收办对其丈量面积，补偿标准，补偿金额依法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黔江区征收办组织各部门对泉策公司分别多次协调，并依法告知、宣传法律、政策依据。3.公示期满后，为了不至泉策公司苗木损坏，黔江区征收办安排金溪镇政府通知泉策公司在合理期限内移除苗木，但是泉策公司拒不主动配合，为了公路建设需要，黔江区征收办才牵头，业主方、金溪镇政府、村委协助，对泉策公司的苗木进行迁移，具体实施迁移行为为施工方，迁移后并对泉策公司进行告知。综上，金溪镇政府没有具体实施移除行为，其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征收土地、安置工作，是法定的协助义务，本案金溪镇政府不是适格的被告。同时黔江区征收办征地程序合法，金溪镇政府的协助行为亦是合法行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泉策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泉策公司承担。上诉人泉策公司辩称，辩论意见同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对争议焦点一、二的论述。另补充：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的规定，金溪镇政府没有采取本案行政强制行为的权限。被上诉人黔江区规资局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金溪镇政府称其在本案中是履行协助义务，是受黔江区征收办的安排实施相关行为，该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金溪镇政府与黔江区征收办并不是上下级关系，黔江区征收办无权安排金溪镇政府做任何工作，双方均是在各自职责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金溪镇政府认为其2018年9月18日向泉策公司发出关于苗木自行移除的通知和2019年5月23日发出关于移交苗木的通知均是黔江区征收办的安排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行政机关的层级管理。同时，黔江区规资局认为原审法院关于案涉苗木是谁强制移除的评述符合案件事实，黔江区规资局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安畅公司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审时，金溪镇政府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依据：1.《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黔江区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黔江发改委函〔2018〕120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黔江国土房管通〔2017〕34号）、《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临时使用集体土地的批复》（黔江府〔2018〕86号）。2.《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黔江府发〔2013〕21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执行黔江府发〔2013〕21号文件中具体问题解释的通知》（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黔江区征收办丈量面积记录。3.张贴苗木面积、补偿标准、补偿费用表的公示照片。4.《黔江区征收办关于预收青太路项目征地补偿费用的函（附征地费用预收清单）》（黔江征收办函〔2018〕519号）和《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支付花名册》。5.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9月11日间，黔江区征收办牵头，金溪镇政府、安畅公司、村委会等相关人员与泉策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圭泉的五次谈话记录及照片。6.《黔江区征收办关于领取苗木补偿款通知》及送达回证和照片。7.泉策公司的苗木清点统计表。8.2018年9月18日《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关于移除苗木的通知》、2019年5月23日《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关于移交苗木的通知》及送达回执和照片。9.（2018）渝黔证字第1017号公证书。10.《承包地租用合同》2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和黔江府发〔2008〕66号文件第一条、黔江府发〔2013〕8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条。经原审质证，泉策公司对金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因案涉公路建设项目未取得合法的农用地转用征收手续，故其后续相关部门实施的工程立项、征地公告、临时用地批复、通告等行为也不合法；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泉策公司土地进行的丈量和登记属实，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补偿标准合法，对泉策公司的补偿应当按照黔江府发〔2013〕21号通知中的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的相关补偿标准进行；证据3-7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金溪镇政府的土地征收程序、征收公告严重违法，其后所进行的补偿标准的计算、费用支付花名册的制作、谈话记录、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等行为均不合法，且金溪镇政府与泉策公司进行的协商、谈话不能证明其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合法；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金溪镇政府对泉策公司苗木强制移除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金溪镇政府在没有强制权、没有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对泉策公司进行催告、没有赋予泉策公司的陈述和申辩权利的情况下实施强制移除，其行为违法；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该公证书仅能反映泉策公司种植在“泡东”这个地方的苗木情况；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金溪镇政府辩称的承包地租用合同未成立未生效、泉策公司种植经营苗木的合法性真实性存疑的证明目的。经原审质证，黔江区规资局对金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9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10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的承租方加盖的是长春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合同的一方是村委会，泉策公司取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合法依据。经原审质证，安畅公司对金溪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黔江区规资局的质证意见一致，并认为泉策公司没有按照相关的种植方式、技术规范种植苗木，有套取国家征地补偿资金之嫌。原审时，对金溪镇政府举示的规范性文件，泉策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金溪镇政府、黔江区规资局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责任；黔江区规资局认为其举示的法律依据不完整；安畅公司无异议。原审时，黔江区规资局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黔江区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黔江发改委函〔2018〕120号）。2.《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黔江国土房管通〔2017〕34号）。3.《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临时使用集体土地的批复》（黔江府〔2018〕86号）。4.《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黔江区征地拆迁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黔江府发〔2013〕8号）。5.《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黔江府发〔2013〕21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执行黔江府发〔2013〕21号文件中具体问题解释的通知》（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经原审质证，泉策公司对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黔江区规资局未对案涉苗木土地通过法定程序征收，案涉公路建设工程立项批复不能等同于农用地转用和征收批复，黔江区规资局无证据证明对涉案地的征收程序合法；临时用地批复不是针对案涉苗木所在的土地，因为所批准的临时用地面积远小于项目建设需要征用的土地面积，且案涉被占土地不是作为涉案工程建设的临时便道之用，而是作为永久性道路用地。经原审质证，金溪镇政府对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认可其证明目的；涉案工程项目的建设、征地批复是完全合法的，且所举示的征地补偿文件已经对苗木的补偿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案涉土地属于案涉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合法的临时用地使用期间，正式的用地申请及批复正在办理中。经原审质证，安畅公司对黔江区规资局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原审时，泉策公司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承包地租用合同》3份。2.泉策公司《营业执照》。3.《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4.《黔江区征收办关于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关于移除苗木的通知》。5.《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6.金溪镇政府向泉策公司发出的《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关于移交苗木的通知》。7.金溪镇政府移除泉策公司苗木时的视频光盘1张。8.泉策公司被移除后的苗木堆放照片14张。9.《金溪国土房管所关于重庆市泉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地调查说明》。10.泉策公司办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相关材料。经原审质证，金溪镇政府对泉策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泉策公司租用的土地合法，租用合同中承租方是金溪镇长春村村民委，承租主体相互矛盾，承租主体与泉策公司无直接关系，反而证明泉策公司属于非法用地；证据2-3无异议；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能证明黔江区征地办公室以及金溪镇政府的通知程序合法；证据5的内容有异议，金溪镇政府没有参与移除泉策公司苗木的行动，只是维护秩序；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金溪镇政府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防止其损失扩大，该通知行为不违法；证据7的来源不合法，没有具体的拍摄时间、人物、地、地点等内容要素能证明金溪镇政府工作人员实施了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证据8的来源不合法，照片显示堆放的苗木已经全部死亡，而视频中显示的苗木茂盛，相反能证明泉策公司清楚其被移除的苗木的去向，因此泉策公司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证据9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调查说明并没有直接建议可以栽种苗木；证据10，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其种植苗木的合法性。经原审质证，黔江区规资局对泉策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同意金溪镇政府的质证意见。证据1显示，土地承租合同成立时间在前，泉策公司企业成立在后，但其土地承租合同上的承租主体却是尚未成立的泉策公司，故可证明该证据系伪造；证据7的来源不合法，视频中并无黔江区规资局人员在现场移除苗木，且泉策公司在涉案建设项目规划的红线范围内实施“精准”栽种、密集栽种，涉嫌抢栽抢种、套取国家补偿资金；证据8照片上的树桩不是泉策公司被移除的苗木，因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该苗木是被锯断的而非挖断的，且清除苗木时间是5月22日，照片拍摄时间是5月23日，在一天之内原来茂盛的苗木不可能全部变成干枯状；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泉策公司未在金溪镇的相关规划范围内栽种，说明其栽种行为不合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该证据只是一个调查说明，不具有行政许可的性质；证据10，无法确定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审理的核心是泉策公司的赔偿请求应否支持，但泉策公司补充的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安畅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仅能说明泉策公司栽种林木的事实，而不能说明该林木应该怎样补偿，故达不到泉策公司的证明目的。经原审质证，安畅公司对泉策公司证据1-9的质证意见同黔江区规资局质证意见，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仅能说明泉策公司栽种林木的事实，而不能说明该林木应该怎样补偿，故达不到泉策公司的证明目的。原审时，安畅公司向原审法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照片3张。2.原重庆市黔江区交通委员会《黔江区青杠至太极段公路改建工程（第一标段）施工许可申请书》。3.标注有“苗地属余圭泉”字样的田应智、钟玉华的承包地面积测量图4页。4.泉策公司营业执照。5.《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城南青杠至石家二级公路项目建设拟征收土地的通告》（黔江国土房管通〔2017〕34号）。6.2017年12月航拍的案涉之地泉策公司苗木未移除前的5张照片。经原审质证，泉策公司对安畅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三性不认可，因无法确定照片的拍摄时间、地、地点以及对象据2的三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安畅公司的证明目的。就泉策公司的营业执照而言，泉策公司申请登记时间在前，营业执照上只是记载的发证时间，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能够证明泉策公司栽种行为合法。证据6的三性不认可，其栽种涉案苗木是在2017年9月以前，早于安畅公司航拍之时，该航拍图片不能证明安畅公司航拍时泉策公司正在栽种苗木；泉策公司栽种苗木时并不知道涉案公路建设项目的红线范围，如果泉策公司是想套取国家补偿资金，会将10余亩苗木全部栽种在红线范围内，而不是只栽种涉案的几亩苗木；泉策公司如果是在涉案公路建设项目规划的红线范围栽种苗木，一定会有相关国家机关干预阻止；因泉策公司不知道案涉工程项目规划的红线范围，故不论泉策公司是否在其划定的红线范围内栽种苗木，金溪镇政府均不能也无证据证明泉策公司系抢栽抢种；安畅公司所指涉案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的二期工程距离现在还有两三年，泉策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表示怀疑。经原审质证，金溪镇政府和黔江区规资局均对安畅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原审时，原审法院于2020年3月13日实地查看了案涉苗木移除后的现场，并分别对案涉地长春村党支部副书记任兴华、金溪镇政府负责涉案公路建设征地拆迁的工作人员易远全、项目业主安畅公司工作人员王友祥、泉策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圭泉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经原审质证，泉策公司对原审法院上述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除对任兴华陈述的泉策公司苗木栽种于2017年9-11月间有异议外，对其余证实均予认可；对易远全所称的泉策公司苗木栽种时间和应获得的补偿费金额有异议；对王友祥陈述的泉策公司于2017年快速栽种苗木及应获得的补偿费金额这两部分内容有异议，对其案涉临时用地的批复之陈述由法院审查认定；对余圭泉的陈述无异议。经原审质证，金溪镇政府对原审法院上述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对任兴华调查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其部分证实内容存在前后矛盾；对易远全调查笔录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王友祥调查笔录的三性均有异议，因王友祥是本案代理人，案件代理人不能是案件的证人，不论其所述是否真实，均不能作为证据所用；对余圭泉调查笔录所作陈述的三性均有异议，因其系泉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所谈内容不能反映客观真实情况，更不能证明泉策公司被移除的苗木属于合法财产。经原审质证，黔江区规资局对原审法院上述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认可任兴华陈述的泉策公司苗木栽种的事实，但对其陈述的涉案公路建设所占泉策公司苗木之地属于永久性占地的内容有异议，认为涉案公路建设目前是永久还是临时占地不能凭主观判断，而应根据相关部门的批复来认定；对易远全调查笔录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王友祥所作陈述的三性均无异议，王友祥虽是本案代理人，但其陈述的时候尚未接受安畅公司的委托，故其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余圭泉陈述的真实性有异议，因其系泉策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其所作陈述应有其他证据佐证支撑才能认定，且其陈述的其于2015年就开始种植苗木与其庭审中陈述的其于2017年9月前栽种苗木的说法相互矛盾。经原审质证，安畅公司对任兴华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与黔江区规资局的质证意见一致，并认可其证实泉策公司栽种涉案苗木的时间是2017年10月左右是属实的；对易远全调查笔录和对余圭泉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与黔江区规资局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王友祥的陈述无异议。经原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泉策公司提交的照片14张，因无拍摄地点、拍摄时间、拍摄人、苗木位置范围等基本要素，且泉策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照片有的拍摄于2019年5月23日，有的拍摄于2017年9月16日，其中的树桩照片是2017年栽种苗木时拍摄的，且树桩和被移除苗木没有分别堆放，故对该组照片与案涉强制移除苗木行为的关联性不予采信。2.金溪镇政府举示的余圭泉与田应智、钟玉华签订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不予采信，因该两份合同所载面积分别为4亩、3.5亩，与案涉被移除苗木土地的面积相差甚大，加之该两份合同所载明的承包地地点“钟瓦”“香树口”均与各方认可的涉案地地名不符，故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但对泉策公司提交的2017年7月30日余圭泉或余圭泉、王敬银与龚良英、田应志分别签订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予以采信。一是龚良英家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上载明的面积是1亩，本案相关人员证实该地分为两块测量，实测面积分别是0.7431亩、0.2355亩，两者相加为0.9786亩，接近于合同上载明的面积1亩；二是田应智家的两块地、两份承包地租用合同，面积分别是2亩和0.5亩，诉讼各方认可的实测面积是1.2338亩和0.6199亩，该数据更接近于土地承租合同上载明的面积；三是实测地块地名为“环山”“泡东坝”或者“香树嘴”，就是原319公路沿线沟边一带，与泉策公司举示的《承包地租用合同》上载明的地名一致，且得到相关人员的证实。但需要指出的是，案涉《承包地租用合同》签订之时，龚良英、田应志承包地的承租主体应认定为是余圭泉或余圭泉与王敬银，而不是泉策公司。3.对安畅公司首次开庭时提交的照片3张，因缺乏拍摄地点、拍摄时间、摄影人、苗木位置范围等基本要素，且无法与目前的涉案现场比对印证，故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安畅公司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航拍图5张，亦因无法判断其拍摄的时间、地、地点置、季节、苗木品种等内容，故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对泉策公司、金溪镇政府、黔江区规资局、安畅公司提交的其余证据，予以采信。金溪镇政府举示的规范性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和黔江府发〔2008〕66号文件第一条、黔江府发〔2013〕8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条，但因金溪镇政府未说明其具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条款项目，以及未在本案开庭前、开庭时、开庭后提交黔江府发〔2008〕66号文件、黔江府发〔2013〕8号文件，应视为没有举示规范性文件依据。以上罗列的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举示的证据，原审法院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正确，符合证据规则，本院予以支持。二审中，泉策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重华川黔咨报字（2019）第075号资产咨询报告。2.重华川黔咨报字（2019）第074号资产咨询报告。旨在证明泉策公司的实际苗木数量应为311棵加上1202棵。金溪镇政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持异议，该评估系泉策公司的单方委托，且评估公司没有资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泉策公司已自认是安畅公司移除，与本案无关。黔江区规资局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两份证据均为咨询报告，都是对市场价值进行咨询，不能据此认定苗木价值。075号咨询报告委托时间是在2019年5月18日但咨询基准日是2018年8月29日，有效期间是在2019年8月28日止，已经过了适用的有效期间，该咨询报告不能再作为认定价值的证据予以使用，不能证明报告所涉苗木的价值。重华川黔咨报字（2019）第074号咨询报告同样过了咨询报告的使用有效期，该报告所载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故该咨询报告也不能再作为认定价值的报告予以使用。二审中，黔江区规资局提交了如下证据：1.渝府地〔2020〕35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及附件：土地面积分类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旨在证明案涉土地经被批复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批复内容对土地的补偿、人员安置适用文件有明确规定，对泉策公司的苗木补偿符合文件规定。2.黔江府发〔2020〕47号《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公告》，旨在证明黔江区规资局在收到批复后将包括案涉地块在内的相关土地征收的事宜进行了公告。3.黔江规资通〔2020〕13号《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旨在证明黔江区规资局在收到批复后将案涉地块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的事实。泉策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意见，但对三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持异议，该三份证据均形成于金溪镇政府违法行政行为之后，不能作为形成在先的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恰好说明在组织拆迁和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时，黔江区规资局并未取得重庆市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也可以证明金溪镇政府和黔江区规资局是在没有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开展的拆迁和强制移除行为，因此在该三份文件出来前，关于该工程的拆迁、征收、强制移除的行为均不具有合法基础。三份文件均提到最终的补偿需要按照黔江府发〔2013〕21号文件执行，根据该文件的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对企业的相关补偿应当进行评估。金溪镇政府在没有任何评估的情况下强制移除泉策公司苗木的行为违反了该文件的相关规定。金溪镇政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无异议。二审中，安畅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对泉策公司、黔江区规资局二审举示的证据作如下认证：泉策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予接纳。黔江区规资局提交的证据均系一审庭审后形成的，泉策公司、金溪镇政府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和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6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黔江区政府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20〕354号），同意黔江区将城南街道牛郎社区3组等3个镇（乡、街道）6个村（社区）24个组集体农用地27.7472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4650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2.6619公顷，作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建设项目用地，泉策公司案涉被强制移除苗木所占土地在上述征地批复的征地红线范围内。2020年7月15日，黔江区政府作出《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公告》（黔江府发〔2020〕47号）。同年7月28日，黔江区规资局作出《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黔江区建设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一期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黔江规资通〔2020〕13号）。二审中，黔江区规资局、金溪镇政府、泉策公司对2019年5月17日金溪镇政府、安畅公司、长春村（居）委等对泉策公司在案涉土地上栽植的苗木进行清点的结果为桂花树1202棵，该1202棵不包含黔江公证处2018年8月29日清点的“泡东”处泉策公司种植的苗木311棵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5月17日清点的案涉1202棵苗木包含了黔江公证处2018年8月29日清点的311棵苗木的事实予以纠正，并确认2019年5月17日清点的案涉苗木为1202棵，该1202棵苗木不包含黔江公证处2018年8月29日清点的311棵苗木，对泉策公司提出原审对该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黔江区规资局、泉策公司对本案被诉强制移除苗木的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对该行为的实施主体为金溪镇政府，均不持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审判决确认金溪镇政府实施了本案被诉强制移除苗木的行为并确认该行为违法是否正确。金溪镇政府提出其没有具体实施涉案苗木的移除行为，其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土地征收、安置工作等行为是依据法律规定履行镇政府法定的协助义务，金溪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经查，在案涉苗木被强制移除之前，无有关行政机关对案涉苗木所占之地发布过征地批复、征地公告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金溪镇政府也未提交其在实施案涉强制移除苗木行为时得到黔江区征收办的指令或委托的相关证据。在案证据显示，金溪镇政府在实施案涉强制移除苗木的行为前，于2018年9月18日向泉策公司发出过移除苗木的通知，要求泉策公司在2018年9月20日前自行移除案涉土地上的苗木，在2019年5月23日，即案涉苗木被强制移除次日，金溪镇政府又向泉策公司发出移交苗木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载明“你公司在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一、二组田应智、钟玉华的承包地（小地名钟瓦或环山、香树嘴）上的栽植苗木，我镇于2019年5月22日移除至新长春居委旁（小地名环山）处”。上述事实和证据，能够充分表明案涉强制移除苗木的行为是金溪镇政府单独作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之规定，金溪镇政府是本案适格主体，故金溪镇政府提出的上述主张不成立。金溪镇政府提出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征地补偿的程序合法，金溪镇政府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征地补偿行为亦合法的上诉理由。经查，金溪镇政府主张其实施的案涉强制移除苗木的行为属于协助黔江区征收办对泉策公司征地补偿的行为依法不成立，具体理由前述已论及，不再赘述。本案中，金溪镇政府实施案涉强制移除苗木行为的目的是将案涉之地用于黔江区青杠至石家段公路改建工程建设，但金溪镇政府在实施前述行为之前，相关项目并未取得征地批复，也无有关机关发布过征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也无相关权利人同意交出土地的证据，故金溪镇政府实施的前述行为无法律依据，应当确认违法，金溪镇政府提出的上述主张亦不成立。关于泉策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泉策公司的311棵苗木随即被协商移除”的事实认定错误，该311棵苗木移除主体是安畅公司，泉策公司仅是同意其进行移除，但泉策公司并没有参与移除该部分苗木的工作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判决并未认定泉策公司参与了移除该部分苗木的工作，仅认定该部分苗木是经协商移除的，故泉策公司提出的该项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泉策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金溪镇政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上诉人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红梅审 判 员 蒲开明审 判 员 黄 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津坤书 记 员 向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