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9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中，男，1963年2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广东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伟，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俊英，女，198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依丰，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红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志中因与被上诉人张俊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志中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二、三项判决，改判张志中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俊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张俊英提起追偿权纠纷之诉，并不属于追偿权之诉的法定情形。追偿权包括担保责任追偿权及合伙债务追偿权。本案中张俊英因其个人行为，在订立合同后违约，赔偿案外人谭秀海损失，与张志中并无关联。事实上，2017年2月13日张俊英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张志中是希望其二人可以顺利变更登记手续的，由始至终，张志中无任何过错，也没有阻挠或制止张俊英与谭秀海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相反，张志中一直在催促其与谭秀海办理变更工商登记。张俊英由于其个人原因拒不办理，违约责任理应由其个人承担，不能将该债务想当然地理解为合伙债务，将其违约行为所导致的赔偿责任强加于张志中身上。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中的定案论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支撑。张志中未否认过2017年3月12日之前与张俊英存在张俊英代张志中持有深圳天纳进口精品超市有限公司股份的事实，也没有否认要求张俊英将张志中的股份转给谭秀海的事实。若张俊英按约与谭秀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哪怕之后两个月内，在张志中及谭秀海催促下愿意与谭秀海办理变更登记，自然不会出现（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及本案。本案真正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宄竟是张俊英拒不配合与谭秀海办理变更登记，还是谭秀海拒不配合张俊英办理变更登记。张俊英的违约行为，是否存在应由被代持股人承担责任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张俊英一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在（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中均有提交，且在仲裁案中所提交的证据更为全面。张俊英在仲裁案中为证明其在整个转让过程中系无过错方，张志中、谭秀海行为违法，谭秀海的仲裁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等，而提交的证据多达38份。其主要观点无非是实际出资人系张志中，张俊英系代张志中持股，张俊英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一直积极配合过户，是谭秀海的原因未能及时变更，以及《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视为无效等。但仲裁庭综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及其所表述的观点后，认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支持张俊英向谭秀海返还3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等。抛开股份代持等关系，单从究竟是张俊英拒不配合与谭秀海办理变更登记，还是谭秀海拒不配合张俊英办理变更登记来看，仲裁庭作出上述裁决，无疑是认定了在变更登记股权过程中，不能进行变更登记的直接责任人系张俊英，这也正是仲裁庭作出如此裁决的关键。若当初就认定系由于谭秀海的原因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想必仲裁庭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要求张俊英向谭秀海返还350万元的裁决。然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虽然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移表面上系原告与谭秀海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是被告为了避免承担公司亏损，企图抽回公司出资而采取的行为。”其认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均无事实支撑：1.一审认定:“结合由于天纳公司2017年4月起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背景（原告单方面陈述），当原告在律师函（仲裁时提交的证据）、微信交流（非完整的聊天记录）及仲裁庭审中要求继续变更诉争股权登记时，被告及谭秀海只要求原告补偿现金，不同意进行诉争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一审庭审时，张俊英截取了部分与案外人谭秀海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责任人系谭秀海，但谭秀海并非本案当事人，对张俊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张志中未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第六页写明:“因原告出示的其与谭秀海的微信截屏，原告当庭提供了手机原物，该手机中储存的微信原件经核对无异，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张志中经庭审后与谭秀海核实，张俊英所提交的聊天记录是真实的，但存在断章取义。四个微信记录截屏均系2017年2月15日双方聊天记录，谭秀海于2017年3月15日催促张俊英办理变更登记的聊天记录却未提交。而完整的聊天记录在（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中均有体现，张志中在此申请调取（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整套证据材料加以证明。况且，该聊天记录非但不能证明谭秀海拒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反而可以看出，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积极地准备变更登记所需材料。无论是所谓的律师函还是微信交流记录，均在仲裁庭审时有所体现，也都是仲裁院审案、裁案的关键，其结果就是，张俊英违约，张俊英应向谭秀海返还35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等。2.一审认定：“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5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该约定在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履行不能的困难。”一审法院认为作出如此认定的依据就是“谭秀海于2017年2月15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已预约排期到2017年3月份，远远超出约定的5个工作日（截至2017年2月22日）。在上述股权转让期限在实际上不可能完成时，被告指定的新的代持股人谭秀海便以原告违约为由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是经张俊英委托律师出具［从（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被申请人张俊英提交的第32份证据可以证明］，不存在张志中或谭秀海设计陷害张俊英的可能。其次，张俊英与谭秀海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所作所为均有相当高程度的认知，在签订协议时，若双方认为变更登记时间不够，完全可以将上述期限延长，张俊英在签订时却从未提出。再次，谭秀海与张俊英微信聊天记录的原文是“现在有个问题是光明这边公证只有周三才可以，现在预约排期都己经到了3月份，如果到市里面去现场拿号排队，要当天早些去还不一定能拿到号办妥，看您的时间怎么安排”。深圳市每个区都有公证处，有的区还不止一个公证办理点（如龙岗区），张志中不理解为何一审法院就认定了“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己预约排期到2017年3月份”，进而做出张志中与谭秀海合谋，避免承担公司亏损，企图抽回公司出资而恶意仲裁的推论。3.一审认定“仲裁庭审中要求继续变更诉争股权登记时，被告及谭秀海只要求原告补偿现金，不同意进行诉争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仲裁案件中，张志中根本没有作为仲裁的一方主体参与仲裁，如何做出让张俊英补偿现金的要求？仲裁开庭时，张志中到场希望参与庭审，还被张俊英申请回避，无奈退出仲裁庭。“仲裁期间，被告对谭秀海的行为不但未进行任何协调，且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出具说明，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由于张俊英原因一直无法办理变更登记，张志中一直有从中协调，并多次要求张俊英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谭秀海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张俊英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从（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谭秀海提交的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谭秀海也不是第一时间就申请仲裁，中间时隔二个月之久，实在拿张俊英没有办法才无奈选择仲裁处理。退一步讲，双方都已经到了不打官司就不能解决事情的地步，张志中还有什么理由再相信张俊英会实心实意合作。选择让其补偿现金也是合情合理。一审法院做出上述认定，实际上是从侧面推翻了（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裁决书，也否定了（2018）粤03民特17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真正未能办理变更手续的原因在于谭秀海不予办理，甚至想当然地推论张志中为避免承担公司亏损，企图抽回公司出资而与谭秀海合谋，与张俊英签订一个不可能履行的合同，实无事实依据。一审认定张俊英在（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中承担返还现金的责任，系非张俊英自身事由造成。敢问，张俊英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后，如此恶劣拒不配合办理过户的行为不算其自身事由，还有什么情况才能算是其自身事由造成？她若配合办理过户，又怎会引发（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案的仲裁。若其主动配合，张志中、谭秀海故意制造障碍又怎么会得到仲裁庭做出要求其退还350万元及承担违约金的裁决结果。张俊英该种行为，应对其所作所为负责。其行为与张志中承担责任全无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要求张志中支付律师费303120元，支付该笔费用没有法律支持的基础。双方亦无协议约定，且该费用明显高于《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根据其约定，“收到一审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给付151560元，收到二审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付清余款。”至庭审之日，张俊英分文未付，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更离谱的是，本案还没到二审程序，一审法院却支持了二审时张俊英可能付的费用，更是百思不解。此外，本案中所未提及的事实张志中在此阐述，供法庭参考。张志中与张俊英共同投资成立天纳公司，成立初期张志中依约将350万元支付至张俊英个人银行账户，实际经营者一直都只有张俊英一人。若真如张俊英所述，张志中一直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按投资比例本应占70%的张志中为何会让出10%股份给张俊英，张志中没有理由会做出如此与常理不符的事情。从仲裁时张俊英提交的证据中也可以看出，公司的每一笔出账，均需张俊英签字。张俊英也从未拿出一套完整的财务账给张志中看过。甚至，时至今日，张志中都不知道张俊英有无将约定的150万元股本投入公司使用，更不知到了合作后期，合计500万元的投资款亏去了哪里。张志中投资了350万元人民币，却一直不能拿到相应的股权，本想让谭秀海代持股权，待完成工商登记后让谭秀海以股东身份调取公司账务数据并理清财务账目。张俊英却在签订合同后因担心丧失实际控制权等原因，寻找各种理由推脱，一再地违背承诺，一边收取了投资款，另一边却不肯转让相应股权。张志中在仲裁时提交“说明”一份称：“对于谭秀海在本案中做的一切行为，我都同意，也愿意承担责任。”本意为对谭秀海要求张俊英返还款项的行为表示认可，并不代表张志中要为张俊英单方面违约的行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张俊英答辩称：一、张俊英是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委托关系向张志中进行追偿，有合法依据。二、虽然在仲裁案中有裁定张俊英存在违约，但是该仲裁并没有对张俊英存在过错进行认定，事实上张俊英在处理代持张志中的股权中并没有过错，仲裁案中只是认定代持股权无法进行变更，所以张俊英在处理张志中委托的代持股变更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均是按照张志中的指示进行委托事项的处理。三、张俊英在处理张志中的代持股行为中，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实际上遭受了必然的损失，张俊英依法可以要求张志中进行赔偿。四、张志中在二审中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以及新的证据，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不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志中的上诉请求。张俊英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志中给付张俊英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币种下同）及违约金（以该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17日止为1171333元，此后至清偿之日止期间的违约金按此标准另行计算），赔偿仲裁律师代理费15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仲裁费55895元；2.判令张志中赔偿张俊英因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产生的律师费15000元、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的案件受理费400元、本案的律师费303120元；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均由张志中负担。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初，双方当事人口头约定，出资设立天纳公司，张俊英出资150万元，张志中出资350万元，张俊英占出资比例40%，张志中占出资比例60%（以下简称诉争股权）。因张志中系香港人士，设立外资企业程序较为复杂，双方决定暂将天纳公司登记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登记为张俊英一人，张志中的股权由张俊英代持。天纳公司设立后，再将张志中所有的60%的股权从张俊英变更登记至张志中名下。天纳公司在完成设立登记后，于2016年4月20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成立，张俊英为天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2016年12月9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办理见证（见证书编号为JZ20161209001。该协议约定张俊英占有天纳公司10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张俊英认缴出资500万元，现张俊英将占公司6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张志中。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张志中持股60%，张俊英持股40%。张志中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张俊英。该协议事后未实际履行。2017年2月13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内容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双方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2017年2月13日，张俊英与案外人谭秀海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双方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一、张俊英将其持有的天纳公司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合同约定天纳公司由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张俊英出资150万元，占公司40%的股权。谭秀海出资350万元，占公司60%的股权。其中谭秀海出资款350万元已经委托多个第三人转账给张俊英，张俊英已经收到并代为缴足公司。公司在注册之初，为便于公司尽快成立，双方原协商以张俊英一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由张俊英代持谭秀海60%的公司股权。二、现张俊英同意将代持股权转让给谭秀海，谭秀海同意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三、如果未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包括守约方为实现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一权益所支出的公证费、调查费、诉讼融资费、诉讼费、保全费、仲裁费、律师费、担保费、交通差旅费等。如张俊英的原因导致谭秀海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谭秀海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未能实现的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的，经谭秀海催告后在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谭秀海有权解除本协议，张俊英应在收到谭秀海通知解除之日退还谭秀海全部出资款，并每日按照出资款的千分之一向谭秀海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款项日止。四、双方应配合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7年2月15日晚9时54分，谭秀海通过微信告知张俊英，当日他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预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日期已排至2017年3月份，另外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资料中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由其起草。张俊英与张志中通过微信约定，在将张俊英代持的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之前，先撤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见证。之后谭秀海遂以张俊英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向张俊英发出律师函，解除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张俊英于2017年4月26日向张志中和谭秀海发出律师函予以回复，称谭秀海解除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并督促张志中和谭秀海尽快与张俊英完善诉争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资料，并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5月3日，谭秀海以张俊英拒不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为由，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一、解除谭秀海与张俊英于2017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张俊英向谭秀海支付350万元；三、张俊英向谭秀海支付以3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自2017年3月29日起至350万元付清之日计算的违约金；四、张俊英向谭秀海补偿律师费15万元；五、张俊英向谭秀海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六、仲裁费55895元由张俊英承担。驳回谭秀海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同时认定，“被申请人在其答辩、代理词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中一再强调，案外人张志中与本案申请人（即谭秀海）和被申请人（即张俊英）是代持股关系，仲裁庭未见到有关公司资料或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表明该种代持股关系，即使存在代持股关系，对本案争议而言，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无证据证明代持股关系存在仲裁协议或其他仲裁约定，被申请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认为的代持股关系。”该案仲裁期间，张志中向该委提交《说明》一份，述称张俊英与谭秀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及的诉争股权由其出资，归其所有，对谭秀海申请仲裁事项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张俊英认为（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一案违反法定程序，遂向本院申请撤销（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本院审查后，于2018年8月5日作出（2018）粤03民特17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张俊英申请。同时，谭秀海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8）粤03执50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张俊英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另查明事实一，张俊英与谭秀海原本不认识。谭秀海未参与天纳公司的经营管理，张志中的妻子、女儿曾在天纳公司上过班（具体什么职务双方有争议）。张志中在庭审中陈述，谭秀海系其远房亲戚，考虑到谭秀海持股比较便利，因此张志中与张俊英协商将股权转移至谭秀海名下，由谭秀海代为持股。根据谭秀海的申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查封了张俊英名下的财产。另查明事实二：张俊英因与谭秀海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委托律师发函支出5000元，在（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一案中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0元，在（2018）粤03民特170号一案中承担诉讼费400元。本案中，张俊英委托律师代理本案一审、二审诉讼，约定律师代理费303120元，其中张俊英收到一审判决书（调解书）之日起10日内给付151560元，收到二审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付清余款。此外，自2017年4月份起，天纳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双方当事人均要求对方筹集资金。原审法院认为，因张志中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追偿权纠纷。双方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本案诉争的股权的公司注册地和经营地、相关争议仲裁地、原告所在地均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二、张俊英是否有权就其向谭秀海承担的支付义务向张志中追偿；三、张志中应否承担张俊英在本案中的律师代理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天纳公司的股权均是登记在张俊英名下，但对于其中60%的股权来讲，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以下事实：1.张俊英收到了张志中支付的350万元。2.张志中在仲裁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称该60%的股权系其所有。3.从张俊英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张俊英是以0元或者1元的价格将上述股权转让。4.本案所涉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同一日签订，谭秀海与张俊英并不认识，张志中亦陈述谭秀海是其远房亲戚，是由张志中安排与张俊英办理相应股权转让事宜。上述相关事实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证明上述60%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系张志中，张俊英系代张志中持股。因该代持股关系是双方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的代持股关系合法有效。张志中辩称，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已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解除，张志中不再享有天纳公司股权。但该《解除协议书》解除的是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对双方代持股权关系的解除，在张俊英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志中或者其指定的新的代持股人谭秀海之前，张俊英仍是张志中的代持股人。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代持关系，张志中是天纳公司60%股权的真正持股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股权代持本质是出资人委托名义股东代持股权，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张志中经张俊英同意，可以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志中本人名下或者张志中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由于张俊英不是诉争股权的真实持有人，与该股权相关的权利义务实质上由张志中享有，由此产生的相应成本和损失，除非是张俊英的过错造成的，均应由张志中负担。本案中，张俊英先后与张志中、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志中或谭秀海名下，即张俊英对张志中的变更股权登记的请求予以同意。由于诉争股权未在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5个工作日内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因而谭秀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仲裁作出了前述裁决。张俊英因不是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不享诉争股权的投资权益，不承担诉争股权的投资风险或责任。因此张俊英因该仲裁裁决遭受损失，但该损失非因张俊英自身事由造成，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张俊英与谭秀海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实质上是根据张志中的安排，张俊英将张志中实际拥有的股权转让给谭秀海。结合由于天纳公司2017年4月起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背景，当张俊英在律师函、微信交流及仲裁庭审中要求继续变更诉争股权登记时，张志中及谭秀海只要求张俊英补偿现金，不同意进行诉争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上述事实表明，虽然本案所涉的股权转移表面上系张俊英与谭秀海之间的关系，但实际是张志中为了避免承担公司亏损，企图抽回公司出资而采取的行为。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5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在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履行不能的困难。谭秀海2017年2月15日通过微信告知张俊英，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已预约排期到2017年3月份，远远超出约定的5个工作日（截至2017年2月22日）。在上述股权转让期限在实际上不可能完成时，张志中指定的新的代持股人谭秀海便以张俊英违约为由申请仲裁。仲裁期间，张志中对谭秀海申请仲裁的行为不但未进行任何协调，且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出具说明，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书也明确，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张俊英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张俊英因（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所受损失，系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造成，张志中在此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表面的股权转让行为，意图逃避承担公司损失，抽逃出资，具有明显恶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张俊英向张志中追偿所受损失应予支持。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二款“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名义股东因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出资人追偿。该规定虽是针对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作出的规定，但名义股东基于出资人的过错或事由对外承担责任后向出资人追偿与该规定的法理一致，因此张俊英有权向张志中追偿。故张志中应向张俊英赔偿（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张俊英应当向谭秀海给付的费用及张俊英因与谭秀海之间股权转让纠纷承担的仲裁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张俊英在仲裁过程中支付的律师费用15000元系其为维护张志中的利益支付的合理费用。张俊英因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案一审、二审诉讼，给付代理费303120元。该费用虽暂未实际给付完毕，但应按张俊英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约定的时间给付，系必然发生的费用。并且，该费用的发生系因张志中指示张俊英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所致。结合本案所涉及的标的，该律师费用亦不属畸高，故原审法院对张志中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仲裁案件中张俊英支付的律师费不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发生，且仲裁裁决已经作出处理，原审法院不再处理。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张俊英本应依法向张志中要求赔偿，张俊英自行提起法律程序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由此产生的额外的费用与开支，应由张俊英自行负担。综上所述，张俊英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俊英人民币3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该3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张俊英在上述仲裁裁决中被判令承担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仲裁费人民币55895元；三、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张俊英本案的律师费人民币303120元。四、驳回张俊英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20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张志中负担。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属实，与本院二审认定不一致之处，以本院认定为准。本院另查明：2017年2月15日下午2:25，谭秀海通过微信告知张俊英:“张总,我上午去光明行政大厅咨询了，还是要公证处先公证，下图中画圈的是公证所需的资料。”“现在有个问题是光明这边公证只有周三才可以，现在预约排期都已经到了3月份，如果到市里面去现场拿号排队，要当天早些去还不一定能拿到号办妥，看您的时间怎么安排。”本院认为，因张志中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追偿权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认定《解除协议书》并非对双方代持股关系的解除，在张俊英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志中或其指定的新代持股人谭秀海之前，张俊英仍是张志中的代持股人，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张俊英作为受托人在代张志中持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张俊英无过错则无须承担责任，反之则应自行承担责任。张俊英起诉本案主张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未及时履行是由于张志中的过错造成，张俊英无过错，张志中未及时撤销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股权转让见证备案，因预约公证排期原因协议约定的“五个工作日办理变更登记”客观上无法实现，谭秀海未出具授权经营委托书给张俊英。首先，已生效的仲裁裁决并未认定张俊英不办理变更登记具有合理理由。其次，张俊英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不撤销双方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股权转让见证备案会妨碍争议股权的变更登记；办理公证排期并非无法解决的困难；谭秀海出具授权经营书并非张志中提出的要求，而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谭秀海需出具授权经营书。综上，没有证据表明争议股权未能办理过户系因张志中或其他客观原因所致，张俊英无正当理由不予配合办理股权过户，在代张志中持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其无权要求张志中承担损失。本案纠纷的实质是张志中作为天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想要通过由谭秀海与张俊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张俊英代持天纳公司60%股份变更为由谭秀海代持股份。谭秀海虽然与张俊英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但实际上仅是张志中的代理人，该协议的权利义务实际承受者是张志中。原审判决认为张志中在公司经营极度困难、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客观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坚持要求张俊英补偿现金，不同意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此，本院认为，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已明确约定谭秀海一方有权解除协议，张俊英退还谭秀海全部出资款。在张俊英签署该协议时，公司经营已陷入困境。张俊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对于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违反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应有清晰的认识。张志中以谭秀海的名义主张张俊英承担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不能认定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综上，张俊英无权要求张志中赔偿其向谭秀海支付的350万元及相关费用损失。综上所述，张志中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209号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俊英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205元、保全费5000元（张俊英已预交），由张俊英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205元（张志中已预交），由张俊英负担。张俊英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二审案件受理费迳付张志中。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赵  雪  琳审判员 周    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常金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