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办事处斗子李社区。法定代表人：王洪雷，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祥，山东永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岩良，男，195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男，201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法定代理人：周某，女，1988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系安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拓，惠民皂户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郎家自然村一组。负责人：周付寿，系该一组组长。上诉人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斗子李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安某、原审被告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郎家自然村一组（以下简称郎家村一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1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斗子李村委会上诉请求：一、请求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1621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书；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多处认定事实错误或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安某户口问题。1.2010年10月13日安某出生时，其户口并没有落在郎家村，也就是说安某在出生时，并没有因为随母亲周某落户而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然一审中，安某提交了证据，即常住人口登记表，欲证实安某从出生时就落户在，但该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其他证据多处不符，不应被采信。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即使安某曾落户在，也因为2015年7月16日，其户口注销而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里我们产生多处疑问：安某的户口因何注销？是否因为迁出而注销？为什么要迁出？迁往了何地？迁入地是城市还是农村？如果是农村，那么是否在迁入地又取得了土地？如果迁入地是城市，那么安某就自然地丧失了原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而这些疑问，安某均没有举证证明，一审法庭也没有进行查实。该处明显认定事实不清。3.2017年3月30日，安某户口回迁至。但不能因为其户口回迁就直接认定安某成为了的集体组织成员。单凭户口迁入就认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没有法律依据。该处认定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安某是否取得郎家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1.2010年10月13日，安某出生时，的土地已经发包完毕，根据承包土地30年不变政策，安某并没有因为出生，就直接取得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然安某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承包的土地被征收以后，安某也不应当取得参与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2.2017年3月30日，安某户口回迁至，这时，在其外公周延庆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只有其外公周延庆、外婆邢保英和母亲周某的土地，并没有增添安某的承包土地，安某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安某在一审中，提交了惠民县人民法院（2015）惠少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组长周付寿在答辩中，陈述本案和（2015）惠少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情况一致，应当给安某分配征地补偿款。但真正的事实是两案的情况截然不同：（2015）惠少民初字第14号案件中，闫辰熙在出生后，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添加了闫辰熙的名字，并加盖了何坊街道办事处农村经营管理指导站的印章，也就是说，（2015）惠少民初字第14号案件中闫辰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了确认，但本案中安某从来没有取得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安某从来没有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即没有和形成经济和人身依附性，不能确定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一审中，该处事实认定错误。三、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包方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发包方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该条法律明确，只有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时间先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的人，才有资格请求发包方支付相应份额。本案中，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远远早于安某出生的时间，即早在2010年10月13日安某出生之前，征地补偿方案就已确定且实施。一审法庭只调取了从2013年以后的征地补偿分配明细，对2010年以前的征地补偿分配明细没有调取，直接导致一审判决做出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晚于安某出生时间的错误认定。该处认定明显因证据调取不全，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四、关于出庭主体是否适格和承担责任主体是否适当的问题。一审法庭已经确认斗子李村委会和分别具有独立的责任主体资格，二者的主体资格没有任何混淆，也查明了安某系的集体组织成员，却做出了让斗子李村委会和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该判决结果明显混淆了承担责任的主体，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多处认定事实错误或不清，判定结论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安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述称，依法裁判。安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6000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系周延庆之女，周某婚后户口未从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迁出。2010年10月13日，周某生育男孩安某，2010年11月24日安某落户于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户主周延庆，系安某的外祖父。2015年7月13日，因其他原因安某的户口从周延庆家庭户中注销。2017年3月30日，安某又因投靠亲友落户于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周延庆家庭户中。现周延庆家庭户中有四人，分别是：户主周延庆；邢保英，周延庆之妻；周某，周延庆之女；安某，周延庆之外孙。周延庆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土地3块，共4.08亩。惠民县人民政府为修建孙武湖水库，占用部分土地，占地补偿款以每年每亩1100元计算，按小组人口平均分配。2013年征地补偿款127024元，共136人，人均934元，周延庆家四人，分得3736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4年征地补偿款126900元，共135人，人均940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820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5年征地补偿款126939元，共131人，人均969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907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6年征地补偿款126984元，共132人，人均962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886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7年征地补偿款126939元，共131人，人均969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907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8年征地补偿款126948.50元，共133人，人均954.50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863.50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9年征地补偿款126948.50元，共133人，人均954.50元，周延庆家三人，分得2863.50元，此款中不包括安某应分得款项。2019年10月14日，27户户主联合签名，以安某原籍为山东省莘县、不是郎家村村民为由，不同意将征地补偿款分配给安某。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属于身份权，而身份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稳定性、法定性和专属性。本案争议焦点为安某是否享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可否享有征地补偿款等集体收益分配权要以是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来判断。安某之母周某婚后户口未迁出，仍属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正常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在农村落户的未成年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安某因随其母亲周某落户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发包方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故对安某要求被告补发其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2017年4月-2019年12月土地补偿款的主张，应予支持。安某应分得2013年征地补偿款为927元，应分得2014年征地补偿款为933元，应分得2015年1月-6月征地补偿款为480元，应分得2017年4月-12月征地补偿款为721元，应分得2018年征地补偿款为947元，应分得2019年征地补偿款为947元。综上，安某应分得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2017年4月-2019年12月期间征地补偿款共计4955元。因2015年7月至2017年3月安某的户口不在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因此对其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7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何坊斗子李社区村委会未提交安某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成员资格和安某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参与其他经济组织集体收益分配的证据，故对何坊斗子李社区村委会辩称的“安某原籍为山东省莘县，不是郎家村村民，不同意将征地补偿款分配给安某”的辩驳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7户户主联合签名不同意分配安某征地补偿款的意见书，违反法律规定，其不当剥夺了个别成员的合法权益，该内容应认定为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一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某支付2013年1月-2015年6月、2017年4月-2019年12月期间的征地补偿款共计4955元；二、驳回原告安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一组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安某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有权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依据，以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并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取得和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形式要件，以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要件。本案中，安某出生在，出生后随母落户在，原始取得成员资格。上诉人主张安某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户主为周宝玉，而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卡中记载户主为周延庆，相矛盾。本院经二审查明，周宝玉系周延庆的父亲，现已去世。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支持安某要求补发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间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关于安某是否应取得2017年4月-2019年12月间征地补偿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安某的户口2017年3月30日，因投靠亲友落户于郎家村。同时安某作为未成年人，其自身尚无足够的劳动能力，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对于安某是否获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益，本案中，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支持安某要求补发2017年4月-2019年12月间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关于安某是否取得郎家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案涉土地以周延庆为户主进行承包，该农户内家庭成员安某等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故上诉人关于安某未取得郎家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问题。本院认为，就案涉土地征地补偿款按小组人口平均分配，人均征地补偿费根据每年人口数量计算。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郎家村一队2008年和2009年的征地（租赁地）款项发放明细表，并不能证明案涉土地征地补偿方案在安某出生前已经确定。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斗子李村委会与责任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斗子李村委会是村委会，是其下属的单位，均与本案支付征地补偿款直接相关。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斗子李村委会、向安某支付征地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斗子李社区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郭芙书记员路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