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8603号原告：赵全起，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慧杰，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平，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尧，男，196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华，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春宏，女，196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传辉，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全起（以下均简称姓名）与被告华尧、李春宏（以下均简称姓名，一并提及时简称二被告）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赵全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慧杰、李志平，华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华到庭参加诉讼，李春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全起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确认二被告《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的约定无效。事实和理由：二被告于1995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华尧以炒股为业，李春宏为蓝岛大厦一般职工。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华尧与赵全起于2014年10月15日签署了《委托代理炒股合同》，约定赵全起委托华尧炒股，双方共同合作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由华尧操作赵全起的股票账号，合作期限内，赵全起不得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如有盈利，利润的70%归赵全起，30%归华尧；如有亏损，赵全起承担70%，华尧承担30%。合作期间，华尧和赵全起分别于2016年8月3日、2016年9月23日进行结算，并于2017年3月24日进行最终结算，并签订《清算结算单》，确认华尧应承担股票亏损并支付赵全起7466949元。为逃避债务，在结算后第五天，即2017年3月29日，二被告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家庭共有的三套房产，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楼**房产（以下简称1306号房屋）、位于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楼1门**产称403-404号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慈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院**国际**楼**房产）及一辆轿车归李春宏所有，华尧净身出户。二被告恶意串通，逃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形成的债务，造成华尧没有履行能力的假象，损害了赵全起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故诉至贵院，请求法院维护合法权益。华尧辩称，不同意赵全起的诉讼请求。第一，华尧与赵全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在2018年通过法院判决确定的，二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二被告结婚后，没有正当职业，李春宏父亲系离休干部，对李春宏和华尧进行了经济资助。第二，赵全起在知道二被告离婚之日起就应当主张权利，现在赵全起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李春宏未到庭，但于庭后陈述意见称，本案中涉及的协议是离婚协议，不能适用合同法中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李春宏和华尧在2013年8月7日签订了《婚内房产分配协议》，约定：1.403-404房产三处房产归李春宏所有，华尧不得索取权益；2.206号房屋是李春宏母亲于2006年出资购买，归李春宏母亲所有，华尧不得索取权益；3.403-404号房屋是李春宏母亲用自有房屋置换，登记李春宏名下，华尧同意放弃共有房产，该房产归李春宏所有。该协议早于赵全起债权形成时间，华尧对赵全起的债务是个人债务，可以对抗赵全起的债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赵全起与华尧的合同关系。2014年10月15日，赵全起（甲方、委托人）与华尧（乙方、受托人）签订《委托代理炒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炒股，买卖中国境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B股（含权证和基金）；乙方负责具体操作买卖股票，进行炒股，要认真负责，如因操作不当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甲方正式授权乙方炒股的期限从公历2014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作期内的利润分成为合同结束时的总资产减去合同开始时的总资产乘以合同期限内股市大盘涨幅比等于超出大盘的利润部分，甲方给与乙方利润的30%作为跑赢大盘的佣金分红，其与70%归甲方（10月15日上证综指为2373）；合作期满时的亏损处理为合同开始时的总资产减去合同结束时的总资产等于亏损，甲方承担70%，乙方承担30%。后赵全起、华尧分别于2016年1月31日、2016年8月3日、2016年9月23日、2017年3月24日进行结算并签订清算单。其中，2017年3月24日的结算清算单载明：甲方为赵全起，乙方为华尧；甲乙双方依据2014年10月15日合作炒股合同及2016年1月16日补充协议书，按照2016年8月3日及2016年9月23日结算单及其他约定做此结算清算；从合同生效至2017年3月24日甲方620000308533股票账户及融资融券620061308533股票账户，合计亏损壹仟玖佰陆拾柒万陆仟柒佰贰拾叁元（20060474-383751=19676723元），甲方承担亏损壹仟叁佰柒拾柒万叁仟柒佰零陆元（13773706元），乙方承担亏损伍佰玖拾万叁仟零壹拾柒元（5903017元）；按照2014年炒股代理合同及2016年补充协议，自交与乙方之日起至2017年3月24日，甲方赵全起50111666股票账户及融资融券98805666股票账户，两户合计亏损伍佰贰拾壹万叁仟壹佰零柒元（5252703-39596=5213107元），甲方承担亏损叁佰陆拾肆万玖仟壹佰柒拾伍元（3649175元），乙方承担亏损壹佰伍拾陆万叁仟玖佰叁拾贰元（1563932元）。赵全起于2017年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二被告给付7466949元款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7）京0106民初9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尧支付赵全起款项7466949元。赵全起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京02民终2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全起于2019年4月8日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京0106执47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裁定书确认“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已依法采取如下执行措施：1、本院已向被执行人华尧邮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本院于2019年4月、7月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华尧名下的财产信息。被执行人华尧名下无房产、无车辆、无证券登记信息，互联网银行余额较少，且无资金流动，本院暂未冻结。被执行人在北京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设有账户，但因余额较少，且无资金流动，本院暂未冻结。3、本院将被执行人华尧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通过司法专邮形式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4、经本院现场调查，被执行人已不在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地址实际居住。申请执行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有效联系地址。5、经本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6、上述案件执行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信息本院已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关于二被告的婚姻关系。二被告于1995年4月12日办理结婚登记，于2017年3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在2017年3月29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内容“双方经慎重考虑并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协议如下：一、双方自愿离婚。二、双方婚后育有一女华宇辰，已成年，无抚养问题。三、位于甜水园北里13号楼1、位于甜水园北里**楼1306北京市朝阳区房产在李春宏名下京市朝阳区水碓子1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楼1门**产在李春宏名下市朝阳区慈云寺1号院东区国际4号；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院**国际**楼206在李春宏名下一辆，在李春宏名下，归女方李春宏所有。四、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房屋登记档案显示，李春宏、华尧办理前述三处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时间均处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春宏和华尧确认蒙迪欧轿车购买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9月11日，案外人王杰将李春宏诉至法院，要求李春宏将1306号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同日我院出具（2020）京0105民初5739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李春宏于2020年12月31日前就1306号房屋配合王杰办理完毕转移登记手续。李春宏于庭后提交如下证据：一、《婚内房产分割协议》；二、（2020）京0105民初57396号民事调解书；三、王杰出具的证明，主张其出资购买1306号房屋，系房屋所有权人；四、206号房屋契税核定通知、认购单、商品房买卖合同；五、王杰、李铁林银行账户明细，经询，李春宏主张王杰、李铁林系其父母，二人先后共支取现金146.5万元，存放于家中保险柜内，后将上述现金直接存入开发商收款账户用于购买206号房屋。赵全起于庭后发表质证意见：李春宏于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证据，不应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同时对于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认可；《婚内房产分割协议》、王杰出具的证明等均不能确定形成时间，《婚内房产分割协议》也不能对抗债权人；王杰主张购买1306号房屋但无相应凭据，李春宏和王杰通过虚假诉讼过户1306号房屋；李春宏父母全部用现金购买140余万元的房屋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认为，李春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李春宏在本案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并在本院裁定驳回其管辖异议申请后提出上诉。管辖权审查期间，经本院及二审法院多次传唤，李春宏均未到庭；案件实体审理后，李春宏亦未到庭应诉。李春宏明知自己系本案当事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应当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债权请求权性质的民事权利适用诉讼时效。赵全起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效力，按照诉的分类应属确认之诉，不属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华尧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第一项争议焦点在于，离婚协议是否可适用合同法予以调整。《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离婚协议因涉及人身关系、子女抚养关系和财产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对于离婚协议的性质以及是否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予以调整，当前法律法规未作直接明确的规定，应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法理进行综合、体系考量。就此，本院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考量：第一，从离婚协议的内容上看。离婚协议属于复合型协议，既包含离婚、子女抚养等身份关系的内容，也包含财产分割和债务处理等财产关系的内容，同时财产关系内容以身份关系的内同生效为前提。第二，从婚姻法和合同法的关系上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法与合同法都属于民法，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但婚姻法调整的主体之间有一定的身份关系，强调伦理性。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个法律，早于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婚姻家事方面的财产纠纷，最初应当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婚姻家庭中财产关系的特殊问题，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受到其他民事法律的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赵全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认为二被告的《离婚协议书》损害其利益，有权提起诉讼。本案的第二项争议焦点在于，二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认定。双方虽系自愿离婚，但是在财产的分配处理上不应有害于第三人正当债权利益的实现。赵全起与华尧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进行三次结算，2017年3月24日双方进行最后一次结算时，二被告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华尧对赵全起所负债务经生效判决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二被告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对于该债务的发生以及财产分割条款将导致的法律后果存在足够预期。在此情况下，2017年3月29日二被告即离婚并约定双方婚后购买的三处房屋和车辆所有权归李春宏所有，华尧对本应在离婚时归其所有的财产放弃权利，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认定二被告在主观上存在通谋。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二被告关于《离婚协议书》中部分房屋系李春宏父母资助购买的抗辩，其提交的取款明细、个人声明均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对于二被告关于夫妻处分共同财产的协议与华尧个人债务无关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协议效力的考量因素在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即华尧对离婚时个人可得财产利益的放弃是否善意，是否对赵全起实现债权构成障碍；而该债权是否可直接通过协议中财产予以清偿，属于另案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综合本案事实情况，二被告从离婚时机、速度上，各自根据离婚协议书所获得的财产上，以及客观造成的后果上，可以认定二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分割条款构成恶意串通，在明知或应当知道其所实施的离婚财产分割将损害第三人赵全起的合法权益，并且在客观上亦造成赵全起在胜诉后因华尧财产不足而无法得以执行的后果。故赵全起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华尧与被告李春宏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64069元，由被告华尧负担（原告赵全起已预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赵全起）。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汪 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