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5民初5809号原告：袁立超，男，196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然，重庆知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传军，重庆知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江红，男，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熊敏强，重庆长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勇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74882131M。法定代表人：王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袁立超与被告苏江红、重庆市长寿区勇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发建筑劳务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袁立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然、被告苏江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敏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立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67678元。审理中，原告将其主张的劳务报酬金额减少至64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苏江红，双方在嘉滨路河边的茶楼商谈后口头约定，原告到被告苏江红承包的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二分部）劳务二标段担任现场生产经理，即安全生产负责人，工资标准为每月15000元。后因为赶工期、天气热、没有加班费，所以涨到每月20000元。2019年5月10日，原告就去案涉工地上班了。2019年9月，被告苏江红将工程转让给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然后原告离开。工资表是被告苏江红的财务郭中鲁制作的，郭中鲁交给总包单位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集团公司）进行农民工备案，工资表上的江松是重庆建工集团公司的员工。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在仲裁案件中举示该工资表，重庆建工集团公司认可。被告苏江红没有发放过劳务报酬。原告向被告苏江红预支工资，被告苏江红就让苏科微信支付给原告。仲裁案件查明原告在2019年5月至9月期间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告苏江红承包案涉工程的劳务，于2019年5月25日进场，与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截止时间是2019年9月18日，协议确认欠付现场管理人员薪金。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重庆建工集团公司均认可工资表的真实性，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苏江红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劳务费标准是每月20000元。根据被告苏江红当庭举示其与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的联营协议，被告苏江红、勇发建筑劳务公司应当对债务共同承担责任。被告苏江红辩称，我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或者劳务关系。我和原告是吃饭认识的，但我没有跟原告谈过做工的事情。原告来工地耍过，没有为我提供劳务。原告诉称2019年5月10日进入涉案工地上班、任生产负责人一职以及约定的工资标准为20000元，皆不属实。我是2019年6月10日进场，7月份只有三个人跑材料，8月份才开始正式做，原告诉称的入职时间是在我进入工地施工的时间之前。我的项目经理是黄志中，并不是原告。黄志中和我聘请的生产经理郭中鲁，工资才15000元，原告说的工资标准不属实。原告向我借支16000元不属实。原告诉称由我的侄儿苏科支付其16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这是他私人向苏科借款。我发放工资都是通过我妻子的卡转账，不会通过苏科转账。裁决书中写原告曾在重庆建工集团公司处就涉案工程任现场生产负责人，所以原告应当向重庆建工集团公司要求支付劳务工资，不能向我要求。原告提供的工资表不是郭中鲁制作的，也不是我的其他人员制作的。工资表不具有真实性，不是我真实发放的工资，这应是为了冲数做的假账。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重庆建工集团公司与我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认可工资表，不能推断原告与我存在劳务关系。原告主张劳务费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提供劳务的事实，仅凭工资表及劳动仲裁裁决书并能证实其主张，请求驳回对我的诉求。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18日，被告苏江红作为甲方与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乙方）、丙方江松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于2019年5月14日与重庆建工集团公司口头约定，建工集团拟将其承包的长寿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二分部劳务二标段的部分劳务分包给苏江红；甲方从2019年5月25日进场施工至今，完成了微量前期工作，现由于甲方认为工程单价过低要求丙方上浮单价，丙方不同意，乙方同意以甲丙口头约定的原单价继续承建上述甲丙约定的工程项目；甲方自愿将其前期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等债权债务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代表甲方向该工程项目所涉合同签订方全权办理工程决算，所涉项目的债权债务（包括保证金）由乙方享有，债权债务包括民工工资、欠薪现场管理人员工资等。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在乙方处盖章、杨学禄在乙方签约代表处签名。同日，江松与杨学禄就案涉工程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载明甲方为重庆建工集团公司、乙方为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2019年11月6日，原告袁立超因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劳动争议在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对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及重庆建工集团公司进行仲裁裁决。郭中鲁、黄志中在仲裁裁决案件中作为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在仲裁案件庭审中明确陈述系苏江红雇请。郭中鲁同时陈述“当时原告自称是苏江红喊来管我们的，工作我就听从安排，受原告管理，原告安排其制作农民工工资表”，黄志中陈述“我是原告离开后进场的，我们是苏江红施工队的员工，直接为重庆建工集团公司服务，与勇发建筑劳务公司没有关系”等内容。该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渝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820号仲裁裁决，查明“原告于2019年5月至9月在第三人承建的长寿区经开区八颗组团移民生态工业园一期标准厂房项目（二分部）劳务二标段任现场生产负责人”等事实，并认定原告与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遂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提供的《农民工工资表》系郭中鲁制作，载明“填表单位为重庆建工集团公司，郭中鲁为现场主管，每月工资15000元，苏科为材料员，每月工资12000元，彭代梅为财务出纳，每月工资10000元，袁立超为项目经理，每月工资20000元，起止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至8月31日”等内容。江松在每页表格下方签名。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送达证明、农民工工资表，被告苏江红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当事人在仲裁裁决案件及本案中皆未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舒科~材料员”的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需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苏江红提供的《内部联营协议》、考勤表、工资表及领条，证据的客观性需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与被告苏江红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苏江红认可郭中鲁、黄志中是其雇请人员，郭中鲁、黄志中虽在仲裁裁决案件中作为被告勇发建筑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但在仲裁案件庭审中明确陈述系苏江红雇请。郭中鲁同时在仲裁裁决案件中明确陈述“当时原告自称是苏江红喊来管我们的，工作我就听从安排，受原告管理，原告安排其制作农民工工资表”，黄志中陈述“我是原告离开后进场的，我们是苏江红施工队的员工，直接为重庆建工集团公司服务，与勇发建筑劳务公司没有关系”等内容，同时结合重庆建工集团公司持有原告举示的农民工工资表，明确记载原告身份信息，以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内容，足以认定原告确在案涉工程为被告苏江红提供劳务。虽农民工工资表系郭中鲁制作，但其仅系“生产经理”而非项目负责人，不能代表被告苏江红的意志；同时，该工资表载明的填表方为重庆建工集团公司，仅有代表重庆建工集团公司的江松签名，该表的制作目的、制作依据皆不明确，被告苏江红、勇发建筑劳务公司亦皆不认可其客观性，故该表不能作为原告与被告苏江红间劳务报酬的结算依据。原告仍需举证证明其与被告苏江红约定的劳务报酬标准以便准确计算其报酬，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告亦未提供其与被告苏江红建立联系、汇报工作、离开工地的依据，不能认定其提供劳务的时间，而原告陈述的期间与被告陈述的入场时间以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载明时间也不相符。原告要求被告苏江红、勇发建筑劳务公司支付其劳务报酬64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立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1.96元，减半收取745.98元，由原告袁立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吕 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唐 菁书 记 员  陈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