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0412行初61号 原告陶静，女，1963年4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代理人席炎飞，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路**。 法定代表人王晓航，该分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苏建中，该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建光。 委托代理人尤佳奇。 原告陶静认为被告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以下简称武进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20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同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静及其委托代理人席炎飞、被告武进公安分局行政机关负责人苏建中和委托代理人李建光、尤佳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静诉称，原告承租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房××房××号，建筑面积32.97平方米，在该处公房之后有25.5平方米自建房屋，并用于经营武进经发区XX牛肉汤店。因礼河卫生院改扩建项目建设需要，上述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因补偿金额严重不合理，原告尚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2020年4月14日，不明身份人员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将原告房屋的门窗拆除，并在房屋周边设置围挡，禁止原告进入。后原告依据《警察法》，于2020年7月1日报警，要求被告履行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定职责，现履行职责期限早已届满，被告未依法对原告提出的侵害公民财产权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根据《警察法》第二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具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法定职责，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原告经营场所及屋内设施遭非法破坏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保护公民财产权，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职责，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依法对不法分子拆除原告房屋门窗、设置围挡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陶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经营XX牛肉汤店；2.原告的房屋承租合同，证明原告承租了涉案的房屋，具有房屋使用权，原告具有使用权的房屋遭受不法侵害之后，其本人有权报警，被告应当履行其对违法行为的查处；3.房屋门窗被毁现场照片以及报警现场的照片，证明原告于7月1日通过110电话报警，请求被告履行其查处违法拆除的行为，受到损害的财产位于常州市武进区××路××号公房共计32.97平米，及在公房的后一排于2002年前后自建的25.5平方米房屋，这些房屋的门窗均被砸毁破坏，屋内尚有大量物品，因为房屋外围已经被建立起围挡，损失情况也不能明确。 被告武进公安分局辩称，2020年7月1日9时26分，我分局滆湖派出所接110指令称：“报警人称店面房不知道被谁故意拆了，其余不详”，接警后，滆湖派出所迅速派民警处警。经现场了解，陶静报警称：2020年4月，拆迁办在没有出示拆迁手续、拆迁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将其租赁的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路××房××室内设施等物拆除，损失价值1万余元。我分局遂于2020年7月2日对陶静财物被损毁一事受理故意损毁财物刑事案件初查，并开展进一步查证工作。经查，2016年6月，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以下简称武进房管处）将武进区经发区礼河长汀南路、礼河后街国家公房资产划转移交江苏XX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XX公司委托常州市XX生态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将该资产对外租赁。后XX公司与陶静签订租赁合同，将礼河国家公房X号产业3-13的一楼一间约32.97平方米房屋租赁与陶静，合同每一年一签，最新合同租期为2019年1月1日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合同期满或合同提前解除，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至交接前状态或租赁房屋内可移动物品处置权归乙方，对于不可拆卸的不可移动物品（指装饰、装修等）的所有权则归属甲方，甲方不做补偿。2020年3月15日，XX公司、XX公司委托常州XX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负责礼河国家公房X号、X号租赁户搬离清退。2019年11月26日以来，XX公司多次通过上门工作、向陶静送达到期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等形式要求于2020年1月3日前将房屋腾空；2020年4月3日起，XX公司用彩钢板把陶静等人租赁房屋围起来，并上门提醒后，将包括陶静等人租赁房屋在内的房屋玻璃、门窗等进行拆除。在查明上述事实后，我分局认为无犯罪事实，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向陶静送达。2020年7月1日，我分局滆湖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及时处警，严格依法规范处警，在了解相关情况及损失价值后，在7月2日即受理故意损毁财物刑事案件初查，并开展进一步查证工作。在查明相关案件情况后，我分局认为，XX公司作为礼河公房所有人，委托XX公司将礼河国家公房X号产业对外租赁，基于双方合同约定，合同期满或合同提前解除，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至交接前状态或租赁房屋内可移动物品处置权归乙方，对于不可拆卸的不可移动物品（指装饰、装修等）的所有权则归属甲方，甲方不做补偿。后XX公司、XX公司委托XX公司负责礼河国家公房2号、3号租赁户搬离清退。2020年4月，XX公司将陶静租赁房屋玻璃、门窗等进行拆除，2020年7月，陶静报警，该警情系拆房纠纷，XX公司作为礼河公房所有人、XX公司作为房屋腾空工作被委托人，基于合同约定作出的门窗拆除行为，不构成故意损毁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基于陶静的控告，我分局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向陶静送达，并告知陶静可就纠纷向法院起诉或其他相关部门解决。因此根据上述情况，我分局认为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同时我分局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陶静于2020年7月2日控告其财物被损毁损失价值1万余元，已达刑事立案标准，我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程序开展受案调查，并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武公（滆）不立字［2020］7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陶静对此不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途径寻求救济。故陶静的请求事项，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此，陶静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武进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接处警登记表，证明被告于7月1日接到报警后处警情况，处警结果为受理刑事案件初查；2.受案登记表，证明了被告于7月2日将该警情受理故意损毁财物刑事案件初查；3.呈请立案审查延长至三十日报告书，证明了因案件疑难复杂，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被告依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将该案件立案审查延长至三十日；4.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证明了被告作出不予立案履行了审批义务；5.不予立案通知书；6.不予立案通知书更正及送达情况，证据5、6证明被告对不予立案通知书作出更正；7.陶静身份资料询问笔录，证明系陶静向被告控告，被告依法询问的情况，陶静陈述其收到催告，且已经将房屋腾空的情况；8.刘洪喜身份资料询问笔录，证明系被告依法询问被转租人刘洪喜按照要求搬离的情况；9.张云川身份资料及询问笔录，证明XX公司副总经理张云川反映，陶静承租房屋系XX公司管理，因租期到，委托XX公司腾空的情况；10.谢建明身份资料及询问笔录，证明XX公司项目负责人谢建明反映，受XX公司委托对房屋进行腾空，后基于合同及安全起见，将门窗拆除的情况；11.接受证据清单，证明被告收到XX公司提供的证据；12.授权委托书，证明XX公司及XX公司委托XX公司对承租户进行房屋腾空工作；13.公房资产划转移交协议，证明2016年6月28日武进房管处将涉案房产划转移交XX公司；14.租赁合同，证明XX公司委托XX公司将该资产对外租赁。后XX公司与陶静签订租赁合同，将礼河国家公房3号产业3-13的一楼一间约32.97平方租赁与陶静，合同每一年一签，最新合同租期为2019年1月1日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合同期满或合同提前解除，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房屋恢复至交接前状态或租赁房屋内可移动物品处置权归乙方，对于不可拆卸的不可移动物品（指装饰、装修等）的所有权则归属甲方，甲方不做补偿；15.到期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样本及留档照片，证明XX公司制作到期解除租赁合同并称已送达陶静的情况；16.委托租赁说明，证明XX公司委托XX公司对外租赁；17.营业执照，证明XX公司、XX公司的法人资格及法人情况；18.工商登记情况，证明被告调取XX公司的法人情况；19.公房资产划转移交清单及协议、公房征租底册等，证明被告调取房管处相关公房信息，陶静承租的房产系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委托XX公司管理；20.涉警房产房产证情况，证明该房屋依然在武进区房管处名下；21.西湖街道调取相关材料，证明2020年3月2日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涉案地块使用改造提出用地要求，并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22.陶静涉警房屋情况，证明被告依法对涉警房屋现场拍照情况；23.徐某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明陶静申请信息公开的情况；证据24.XX公司提供上门催告录音录像，证明XX公司提供3月17日催告搬离的情况。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原告陶静提交的证据1-3。被告武进公安分局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房产已经由陶静转租给刘洪喜，牛肉汤店为刘洪喜所开，按照租赁合同乙方不得转租，原告方行为已经涉嫌违约，被告履行了相应的刑事调查程序，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在2020年7月1日接到报警后开展调查工作，根据被害人的陈述损失价值在1.5万元左右，损失的物品陶静明确为四扇玻璃门、铝合金木柜、太阳能热水器、木头楼梯，被告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后受理了刑事案件进行初查，原告提出的受损范围被告在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后已经作出了不予立案的调查结果。二、被告武进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24。原告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6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并没有查明被毁资产的完整情况，其除了承租公房以外，原告还有自建房屋部分遭到破坏，而且屋内的私人物品因为围挡的建立无法使用也无法确认；对证据7中陶静的身份资料无异议，但对7月20日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实际上房屋内还存有衣柜、热水器等物品，该份笔录第2页证明25.5平米自建房屋的存在；对证据8中身份信息无异议，但对笔录内容存在异议，因为刘洪喜据我们所知拿到一笔腾房的补偿费用，所以他将自己的物品搬离房屋，但是屋内尚留有除了他的物品以外原告的物品；对证据9中身份资料无异议，但询问笔录中王某表示对具体拆除过程不知情，该笔录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身份无异议，但认为该笔录没有对被损财物的实际情况进行记录，即自建房屋没有进行说明，同样不能证明是合法拆除;对证据11-12无异议；对证据13-14无异议，从租赁合同中可以看出涉案的房屋产权性质为公房，而且其租金的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实际上原告与产权单位达成的租赁协议具有类似公房租赁的法律关系；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份通知书也没有附有任何邮寄底单送达的相关证据，原告事实上也并没有接受该份通知书；对证据16-18无异议；对证据19公房的相关材料无异议，但在证明目的方面认为该附件表格中也确认了原告为在册的直管公房承租人，实际上原告在本次拆迁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可以参照公房承租人的相关地位获取公房的征收补偿；对证据20无异议；对证据21西湖街道调取的相关材料三性无异议，恰恰证明涉案地块已经启动规划程序，后续拟开展征收项目并未实际开展，在没有落实补偿的情况下，就对原告承租的房屋以及自建的房屋进行拆除属于违法行为；对证据22-23，认为被告实际上也掌握了原告自建房屋勘察图，但是并未就该房屋立案查处，也显示被告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对证据24未提出异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1日9时26分，原告陶静拨打110报警，称：“店面房不知道被谁故意拆了，其余不祥”。被告武进公安分局下属滆湖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指派两名民警于当天9时38分到达现场。经现场了解，系2020年4月，拆迁办在没有出示拆迁手续、拆迁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将原告陶静、案外人徐某租赁的房管所位于常州市武进区××路××房××室内设施等拆除，损失价值3.1万余元，其中原告陶静的相关财物损失10000余元。2020年7月2日，被告武进公安分局对原告陶静、徐某财物被损毁一事按故意损毁财物刑事案件受案并开展立案审查，后经审批立案审查期限延长至三十日。2020年7月22日，被告武进公安分局作出武公（滆）不立字﹝2020﹞7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于2020年7月28日送达原告陶静及徐某。原告陶静认为被告武进公安分局未履行法定职责，起诉来院，要求处理。 另查明，原告陶静原系常州市武进区礼河长汀南路国家公房3号产业3-13号的一楼一间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的承租人。2016年6月28日，武进房管处将包括13号房在内的礼河公房x号和x号资产划转移交XX公司,后XX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XX公司将包括13号房在内的礼河公房2号和3号资产对外出租，原告陶静与XX公司签订13号房租赁合同，合同每一年一签。原告陶静与XX公司签订13号房、租赁租期为2019年1月1日始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合同期满或合同提前解除，出租方有权要求承租方将房屋恢复至交接前状态或租赁房屋内可移动物品处置权归承租方，对于不可拆卸的不可移动物品（指装饰、装修等）的所有权则归属出租方，出租方不做补偿。前述租赁合同签订后双方未订立相关租赁合同。2019年11月26日，XX公司向包括13号房在内礼河公房x号和x号资产的各租户送达到期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要求租户在2020年1月3日前将房屋腾空。2020年3月15日，XX控股集团有限公司、XX公司委托XX公司负责包括13号房在内礼河公房2号和3号资产租赁户搬离清退。2020年4月3日起，XX公司用彩钢板将原告陶静等人原租赁房屋围起来，对包括原告陶静等人原租赁房屋在内的房屋内门窗等进行拆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武进公安分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辖区范围内的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等工作,对于报警、报案等负有依法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武进公安分局接到110处警指令后，及时出警开展调查，按照刑事程序受理并进行处理，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依法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并送达原告陶静，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将刑事控告转为行政处理，应当以被控告的行为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未予刑事立案，且需要给予行政处理为必要条件，故被告武进公安分局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于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未予刑事立案的案件是否需要给予行政处理。被告武进公安分局在作出案涉不予立案通知书后，未按照行政案件进行处理，系对被控告行为行政违法性的否认。原告陶静关于被告武进公安分局构成行政不作为，应当对被控行为立案查处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陶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建伟 人民陪审员  马岳平 人民陪审员  张朦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李 倩 书 记 员  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