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17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蓝晓东，男，1974年10月10日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茜，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文山市卧龙街道高登社区七花南路卧龙南苑**。法定代表人：郑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权珏，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蓝晓东因与被上诉人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12月16日组织上诉人蓝晓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云茜、被上诉人捷行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权珏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晓东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捷行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文山昆明线路的收入为853,016.69元，因此本案的总收入已经可以确定。蓝晓东在文山昆明线路中的股权比例为20%，只应按照20%的股权比例承担该线路的亏损。在文山昆明线路收入确定为853,016.69元，蓝晓东在文山昆明线路的持股比例为20%，应按该比例享有利润、承担亏损的情况下，应当由捷行公司举证证明该线路的亏损是多少，从而得出蓝晓东应享有的分红数额。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蓝晓东，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捷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文山昆明线路在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支出为526,420.63元。捷行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用以证明文山昆明线路在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支出的依据为《公司股东（昆明线路合同合伙人利润分配表）》、《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呼我出行）线路分摊明细》，该证据为捷行公司单方制作，从末与蓝晓东核对、从未得到蓝晓东签字认可，并多次出现分摊的费用之和竟然超过公司总支出的情形，完全是捷行公司故意拼凑、伪造，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证实捷行公司主张支出为526,420.63元的观点。在捷行公司提供了支出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对捷行公司提交的凭证进行审查，对其中合法、合理的费用凭证可以采信，对捷行公司虚构、伪造、冲账等不合理费用凭证应予以排除，从而可以得出文山昆明线路的合理支出数额，进而可以得出蓝晓东可分配数额。但一审法院对相关凭证不予审查，而要求蓝晓东举证证明应得数额，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蓝晓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认定错误。蓝晓东的出资义务并非是货币出资，而是以自身拥有的资源与劳动出资，捷行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让给蓝晓东的并非是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公司股权，而仅仅只是文山昆明行程线路20%的股权。文山昆明行程线路只是捷行公司运营的一条线路，因此双方只是合伙经营文山昆明线路，蓝晓东作为合伙人享有文山昆明行程线路20%的经营份额，而不是作为捷行公司的公司股东。作为合伙人，蓝晓东可以以劳务出资。一审中双方均认可收入是853,016.69元，捷行公司举证证明支出是526,420.63元，但是蓝晓东不认可该支出，支出偏高，账目混乱，即便法院无法查清，收入是853,016.69元扣减支出526,420.63元为30万多元，按照比例20%蓝晓东应该分配6万多元。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改判支持蓝晓东的上诉请求。捷行公司答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二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及理由：在一审中，捷行公司从未认可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文山昆明线路的收入为853,016.69元，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的收入实为621,181.12元，有捷行公司在一审提交的2号证据《昆明线路合伙人利润分配表》为证；853,016.69元是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31日的收入，蓝晓东未参与2019年7月至8月的经营，有捷行公司提供的4号证据及蓝晓东认可的事实为证。蓝晓东在一审中不认可捷行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的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的收入为621,181.12元，也不认可应扣除的经营成本526,420.63元。但蓝晓东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捷行公司提交的证据。所以，蓝晓东同样应承担对自己诉讼主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蓝晓东对自己的诉讼主张不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文山昆明线路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累计利润是621,181.12元，扣除成本526,420.63元，按比例蓝晓东分配到的是18000多元。请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蓝晓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捷行公司支付蓝晓东约定利润分配208,615.41元（第一次庭审当庭增加为234,355.41元，因未按时补交诉讼费，视为未增加）；2.请求判令捷行公司支付银行同期利息27,537.23元，两项合计236,152元；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捷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6月1日，捷行公司（甲方）与蓝晓东（乙方）签订《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有意将其文山昆明行程计划委托经营权委托给乙方，按其该行程所对应股权转让给乙方。一、协议目的：甲方同意将上述行程对应的股权20%转让给乙方。乙方对该部分受让股权履行出资义务，且对上述行程经营享有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盈余分配和亏损承担：除去经营成本、行程开支、需缴纳的税费等后的余下收入为净利润，即创收盈余。乙方有权按其持股比例获得分红。亏损承担:对于上述行程运营产生的相关亏损，乙方有权按其持股比例承担相应亏损。《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时对乙方权利、乙方义务、乙方权利义务丧失等进行了约定。《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蓝晓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但实际对文山昆明行程计划的网约车业务参与经营管理，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双方未对共同合作经营的线路合作运营利润进行过结算，2019年6月底蓝晓东接到捷行公司解除蓝晓东文山昆明线路合伙人的通知，双方合同关系解除。2020年3月16日，蓝晓东向本院起诉要求捷行公司支付其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约定利润分配208,615.41元和利息27,537.23元。捷行公司认为蓝晓东所主张昆明文山线路的收入来源系单方制作，该收入范围在《合作经营协议》中未约定，鉴于蓝晓东实际参与部分管理，应按《合作经营协议》扣减经营成本、行程开支等支出后才能按持股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因双方对收入及支出项目、扣减方式均存在争议，故诉至法院要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蓝晓东与捷行公司签订的《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蓝晓东主张要求捷行公司按照《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其利润分配208,615.412元，蓝晓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昆明文山线路的收入状况，第二次庭审中，蓝晓东认可捷行公司主张的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昆明文山线路的收入为853,016.69元，来源包括买车辆的收入、保险返利、GPS收入、管理费及线路营业款提成等，但双方对支出的项目、扣减方式各执一词，《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对结算规则约定不明。因双方对昆明文山线路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收入为853,016.69元无异议，捷行公司提交了该期间涉及昆明文山线路的账目支出台账，蓝晓东申请对昆明文山线路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可分配利润进行鉴定，由于《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相关支出认定及利润分配计算的内容规定不明，且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鉴定部门终止相关鉴定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蓝晓东享有每月按比例进行纯利润分红的权利以及承担每月亏损的义务，但双方从未按月进行过结算，蓝晓东也未履行出资义务，且在《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对所涉及线路的收入来源、支出项目、支出扣减方式、结算规则等事关切身利益的事项不进行明确约定，捷行公司亦实际发生账目支出且可能涉及其他线路，现蓝晓东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要求捷行公司支付利润208,615.412元和利息27,537.23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蓝晓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蓝晓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40元，由蓝晓东负担。二审中，蓝晓东向本院提交**新证据：1.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文山恒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呼我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文山市分公司、丘北县普者黑荷花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文山服务网点《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住所地照片；2.中保家园11号商铺《租房协议》三份，证明捷行公司租房是为了增加支出、减少利润分配；3.车辆合作经营合同、驾驶员徐仁帅2019年管理费、监控设备等费用《收据》。以上三组证据证明目的均是认为捷行公司多增加支出、减少利润分配，损害蓝晓东合法权益。捷行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19页(公司门前图片)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一组证据除19页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不能作为本案新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蓝晓东证明观点。本院认为，上述三组证据不足以认定捷行公司存在多增加支出、减少利润分配的情形，对该三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蓝晓东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行程计划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蓝晓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有异议，合同没有约定蓝晓东负有何种出资义务、什么时候出资等。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委托经营权股份，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蓝晓东有出资义务，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按约享有、履行相关权利、义务。除上述本院认定的事实以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经营利润的认定与分配问题？2.蓝晓东主张的利息是否予以支持？关于双方经营利润的认定与分配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蓝晓东与捷行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蓝晓东按照约定开展经营活动。关于双方的经营收入，捷行公司虽然在二审中辩称双方的经营收入621,181.12元，但在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对昆明文山线路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收入为853,016.69元无异议”后，捷行未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认可，故双方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昆明文山线路收入为853,016.69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支出问题，对捷行公司提出的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昆明文山线路费用支出为526,420.63元，蓝晓东虽然不认可，但未能举出足够证据证明其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即本案双方的支出以526,420.63元进行计算。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约定，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昆明文山线路的利润为总收入853,016.69元减去费用支出526,420.63元，就等于双方应分配的利润326,596.06元，蓝晓东应得利润按双方约定的20%进行分配，即为65,319.21元(326,596.06元×20%)。关于蓝晓东主张的利息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约定利息支付问题，为此，蓝晓东请求判令捷行公司支付银行同期利息27,537.23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蓝晓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01民初1061号民事判决。二、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蓝晓东经营利润65,319.21元。三、驳回蓝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4840元，由文山捷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200元，由蓝晓东负担3640元。一审比照二审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沈昌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