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良月，男，苗族，1986年8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绥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合作路9号文莱园区商务写字楼B段B1—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64813637E。法定代表人：陈仕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远锋，广西金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黄韦，广西金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留仙大道北南国丽城花园2栋1F33-3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9415061A。负责人：罗剑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菲，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钟友，该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新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乐群社区西乡大道606号华盛辉大厦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0073571A。负责人：李臻，行长。上诉人黄良月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交易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西丽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新支行（以下简称光大行宝新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5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良月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良月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确认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共同返还黄良月投入资金224010.94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暂计11888元），合计235898.94元；二、由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黄良月诉求之间逻辑关系，并错误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涉案交易模式（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匿名交易）缺乏正确认识。一审法院认为“黄良月以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为起诉对象要求确认黄良月与交易对手的交易行为无效并要求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共同返还其投入资金的主张，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此等认定根本不存在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理。分析如下：（一）黄良月三个诉请的核心诉请是要求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共同返还（赔偿）其投入资金及利息，是“请求权”之诉，该诉请并非基于第一个“确认诉请”即“确认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两个诉请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非一审法院所理解认定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或者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逻辑关系；黄良月本意是将“案涉交易无效”的关键事实“提升”到诉请的高度以引起法庭重视并予以确认，这本是一个确定事实的“诉讼技巧”问题，该“确认诉请”本来可以不在诉讼请求中列示，即属于“可有可无”的非核心诉求（诉之标的），一审法院显然对此臆断，也没有尽到必要的告知或释明职责。（二）黄良月的诉请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从法理而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在现代市场条件下，由于交易关系的复杂化以及持久合作关系的普及，减少了合同当事人的确定性。为了实现一项合同，经常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如本案中南宁交易所安排的一系列服务、交易登记结算仓储的联立合同以实现其平台交易模式的完成），需要建立新的关系并接受新的依赖关系或利益关系，真正履行合同的参加人可以包括协议之初的缔约人以外的当事人，这样，第三人介入了原来的合同关系，法律无法忽视他的存在。推定合同关系有着明确的、孤立的、界限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出现了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情况，这就需要创设种种例外规则，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我国合同法（第73、74、229、272条等条款）及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如“审理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的解释”）也体现例外规则。尤其是本案中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合约亦即合同权利义务的整体转让，同时由于交易的方式是集中（匿名）方式，每笔交易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的转移无法通知交易对方或取得其同意，若南宁交易所作为涉案交易履约担保方的交易平台被排除在交易纠纷责任之外，则颠覆现代证券交易场所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中第21条规定：规范整治地方交易场所的违法交易行为，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现有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各地法院受理同类案件（以平台为被告，诉请“确认交易无效”“平台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并判决投资人胜诉的大量案例（包括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事实上黄良月的诉请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不但忽视了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存在事实上的三方合作（合同）民事法律关系，而且狭义地理解涉案交易行为即黄良月与其他交易对手之间的合同行为，分析如下：1.黄良月诉请“确认在南宁交易所平台的交易无效”（即民事行为无效）并非局限于一审法院所称的确认黄良月与交易对手的交易行为无效（即合同行为）无效。民法理论及《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均揭示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延涵盖合同行为。（1）本案中，涉案交易行为（南宁交易所所制定的交易模式）的完成必须要通过投资人（黄良月）、绑定银行（系统）、交易平台（系统）、匿名的交易对手共同完成，而且必须按照南宁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以及南宁交易所的实际参与方能完成交易：其一，黄良月必须在南宁交易所系统开户（即由南宁交易所对后续非法证券期货交易进行交易登记（交付）；其二，黄良月的交易资金必须事先汇付到南宁交易所专门账户（即由南宁交易所代交易双方收取再“划付”（登记）到各自在南宁交易所的二级资金虚拟子账户）；其三，必须由南宁交易所与银行系统（总行或分行）集中式银商转账合作协议即“银商通”（特约商户版），同时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开设交易账户后“绑定”南宁交易所的合作银行即与银行系统签订银商通服务协议（客户版），通过如此的“联立合同安排”以构成交易（资金结算）三方协议；等等。黄良月之所以将资金（入金）付给南宁交易所，从“他人口袋”（南宁交易所）名下的资金账户提取资金（出金），是因为南宁交易所事先的一系列“联立合同”的安排以形成三方或多方合作（合同）关系及共同交易行为，才能实现交易资金的结算、出入。（2）除了交易资金外，作为整体交易的另一方面（交易对象的交付）也是同样通过南宁交易所“联立合同”的安排以形成三方或多方合作（合同）关系。因此，基于事实上的三方合同关系，黄良月诉请广义的、特定的（在南宁交易所平台）交易行为无效，并没有突破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2.就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而言，即便黄良月诉请“交易无效”作狭义理解，黄良月的诉请也没有突破该服务合同的“相对性”。分析之：其一，如前所述，黄良月的核心诉请是要求南宁交易所返还或赔偿其直接收取的投入资金（出入金差额）；其二，至于该项诉请是基于合同之诉（服务合同无效或违约）还是基于侵权之诉，黄良月不必在诉请中列明，因为本案的核心事实是南宁交易所组织并参与非法证券（期货）交易，这必然导致涉案每一笔交易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而表明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之间的服务合同是无效的，或者南宁交易所存在重大违约事实（其推出的交易模式之“服务”亦即组织非法期货交易是违法的）；因而，无论是基于每一笔无效交易的共同参与方的法律后果责任还是服务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法律责任，南宁交易所作为黄良月投入资金的收款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之间的民事法律是复合的综合的（交易平台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因而无须在诉讼请求中确定该等民事法律关系，这并不妨碍诉讼当事人在庭审中说明或者法庭释明。3.从南宁交易所作为交易平台的法定和约定职责（义务）来看，其作为涉案交易规则、交易模式的制定者以及涉案交易组织者、参与者，应当依法依约担负起其作为平台的法定和约定职责（义务）或者承担其担保责任，即对涉案交易参与方的违法违约行为后果担责，这也是国内国际交易平台的行业惯例，否则是不符合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或公平原则。退一步而言，平台作为“交易”的瑕疵担保方或者履约的保证人，黄良月也可以对其进行单独诉讼而不必也不能将匿名交易对手列为共同被告。显然，一审法院对涉案交易模式（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匿名交易）缺乏正确认识而作出错误判决。二、退一步而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就涉案相关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问题依法对黄良月进行必要的告知或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没有要求黄良月明确或说明“确认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诉请的真实含义的情形下，片面认为“确认交易无效”即指黄良月与交易对手的交易行为（合同行为）无效，进而以“合同的相对性”为由不支持黄良月的诉求。同时，一审法院所谓“黄良月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不但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也是一种浪费司法资源的表现。三、一审法院没有充分保证黄良月的诉讼（证据）权利，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理解片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没有全面适用该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黄良月提交的证据（银行流水）显示交易资金（入金）收款方是南宁交易所，若南宁交易所对此否认，也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或者告知黄良月考虑“不当得利返还之诉”。2.一审法院没有回应黄良月申请调取或责令南宁交易所提交持有的相关证据。3.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规范应列明黄良月的相关证据以及双方质证意见，其中遗漏诸多有利黄良月的证据材料。4.一审判决不乏对一审庭审笔录和涉案双方的陈述断章取义或错误援引之处。5.一审法院没有公平地分配涉案双方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南宁交易所对黄良月认为涉案交易是（非法）期货交易提出反驳（认为是现货交易），依据前述规定，南宁交易所应当对有关“现货交易”的反驳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别是回避了本案核心事实问题认定和必要的法庭释明职责，也无视大数据时代的同类司法判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南宁交易所辩称：一、南宁交易所与黄良月之间是合法有效的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且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首先，根据南宁交易所取得的营业执照及一系列的政府批文，南宁交易所可以开展文化艺术品的交易服务，在本案中南宁交易所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与交易相关的服务，因此南宁交易所是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其次，根据黄良月在注册时阅读并点击同意的开户须知、《南商所商品交易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则》的规定，本案至少涉及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南宁交易所为黄良月在内的所有交易商进行案涉邮票交易提供资金划转、所有权转移等中间服务；二是黄良月因交易行为与其他交易商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黄良月也是因交易行为而处分自己的财产，导致其账户亏损。因此，黄良月一审起诉要求确认全部交易无效，实质上就是确认其在南宁交易所的全部买卖合同无效，但是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不存在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为黄良月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自主选择交易对象、交易物品、交易的数量、交易价格以及买卖的方向，这些交易要素的自由选择说明了其进行的交易对象并不是标准化合约，因此黄良月要求确认全部交易无效的诉请没有任何依据。最后，即使以上所述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效，也不应由南宁交易所承担合同无效产生的后果，因为南宁交易所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二、黄良月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撑，并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1.一审判决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本案作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黄良月所进行的邮票交易的对象并不是南宁交易所或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南宁交易所也没有因为邮票交易收取黄良月的款项，黄良月通过自己的交易指令将款项直接划转给交易相对方，在款项划转的同时，邮票的出卖方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由南宁交易所把邮票的所有权进行转移。即在买家与卖家达成电子买卖合同的同时，及时完成了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买家及时获得商品所有权，买卖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以对冲方式了结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的情形。这一模式类似于淘宝的交易模式。因此，黄良月应该根据合同相对性对自己进行的交易主张权利。2.由于南宁交易所没有参与到具体交易中，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且黄良月的投资款项已在交易中支付给相对方。南宁交易所对黄良月进行的交易没有任何过错，即使黄良月进行的交易被认定无效，也不应该由南宁交易所返还其投资款，而应由交易相对方返还。三、黄良月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投资者，应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南宁交易所在所有的交易会员注册时，已经尽到了提示风险义务，且商品的价格会因为市场环境及买卖双方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波动，随时会上涨或者下跌，投资者应该对自己自主投资的后果承担责任，而不是要求提供平台的南宁交易所承担责任。四、黄良月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清整联办【2017】29号文件，并没有明确对南宁交易所开办的交易场所、案涉交易进行实质性认定，故不能仅仅依据该文件对案涉交易的性质作出认定。1.从行文形式上看，该文件是清整联办发给银监会办公厅的内部文件，只是商请银监会通知督导各商业银行停止向相关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并没有对外公布，对外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2.从文件的内容看，该文件中的交易场所名单至少包含两类，一类是违规交易场所，另一类是未通过验收地区交易场所。而针对南宁交易所，该文件已经载明违规的事项有两部分，一是“采用保证金方式交易、以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客户通过对冲了结交易”，另外一种是“违规开展邮币卡业务”，该文件中对这两类违规事项之间是以分号隔开，说明两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并非交叉或者包含关系，至少说明邮币卡交易不具有分号之前列举的交易特征。并且本案中黄良月所进行的交易既不是保证金交易，也不是以集中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因此如果仅仅以该文件中的“违规开展邮币卡交易”就认定案涉交易无效，进而推翻一审判决，实属认定事实错误。3.案涉的邮币卡交易并不是需要相关部门特别审批的特许经营业务，且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第3号《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工作，在未经上述机构对案涉交易的性质作出相应认定之前，专业能力不如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人民法院如果直接对案涉交易进行认定，会影响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以及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因此在全国的清理、整顿、认定、验收没有完成，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案涉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的前提下，请求法院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进行判决。4.在同类的未通过验收的北京福利特、南京文交所都已经发布公告，通知6月初恢复邮币卡的线上交易，这些交易场所只是把之前的交易时间从“T+0”改为“T+5”，因此在相关国家机关没有明文规定邮币卡交易是非法期货交易前，人民法院应该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来认定案涉交易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黄良月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建行西丽支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行西丽支行仅仅是为黄良月提供资金结算服务，根据黄良月发起的资金划拨交易指令进行财务处理，并未参与到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及其会员之间的交易，黄良月诉请建行西丽支行赔偿其损失的主张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黄良月对建行西丽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光大行宝新支行辩称：一、光大行宝新支行仅仅是为黄良月提供借记卡开户及储蓄服务的一般金融机构，双方仅为储蓄合同关系。黄良月开户后，一直在自由支配其账户资金，光大行宝新支行既不会干涉，也不会阻止。对于黄良月在本案中的投资行为，光大行宝新支行既未提供决策咨询、也未参与经营，也不是其投资合同相对人，仅为黄良月提供政策账户资金结算服务，黄良月与他方的投资交易行为，投资风险与光大行宝新支行毫无关联。且黄良月主张的投资损失属于其在交易平台自主投资导致，而非光大行宝新支行储蓄服务过错造成，其主张的投资损失诉讼，与光大行宝新支行毫无法律关系。二、黄良月在交易平台进行相关资金转移、支付属于黄良月本人发出申请指令，并输入相关账户密码等黄良月独立自主操作行为，光大行宝新支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办理，并不存在有任何违反双方储蓄合同义务的行为。黄良月自行支配资金（包括投资风险）的后果应由黄良月自行承担。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良月对光大行宝新支行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良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平台的全部交易无效；2.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共同返还黄良月投入资金224010.94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暂计11888元）合计235898.94元；3.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宁交易所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于2007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文化艺术品的交易服务（以上项目除国家有专项规定）2016年3月21日，黄良月在建行西丽支行开立了储蓄账户。2016年12月3日，黄良月在光大行宝新支行开立了储蓄账户。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注册开通了邮票交易账户，同时将在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开设的储蓄账户与该邮票交易账户关联以实现邮票交易的资金流转。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12月2日，黄良月通过在建行西丽支行开立的储蓄账户共计在南宁交易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账户内投入资金219509.26元，转出资金72447.57元；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黄良月通过在光大行宝新支行开立的储蓄账户共计在南宁交易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账户内投入资金77545元，无转出资金，其他返还595.75元。南宁交易所确认交易平台仍在运行但是因政府要求整改无法交易。黄良月提交2016年3月21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的交易账户信息及流水显示：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黄良月每月均有频繁地交易，账户入金297057.38元，出金73046.44元。一审庭审中，黄良月称截止至2017年6月17日，持仓账户内还有19254枚邮票，邮票的成本价应是17万余元。南宁交易所称黄良月进行的是现货交易，可以自行提货也可以选择发货。一审庭审中，南宁交易所称平台货物的定价由买卖双方确定，即由卖方将物品价格放在平台上，不同的出卖方会挂出不同的价格，黄良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击购买，交易的资金是进入原告的账户。黄良月称购买物品时未签订合同，因为不知道交易的对手是谁。一审法院认为，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运营的邮票交易平台上开设账户从事邮票交易，南宁交易所为黄良月的交易提供相应的服务，双方建立了交易服务合同关系。黄良月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南宁交易所是黄良月邮票交易的交易对手或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亦无证据证明南宁交易所收取了黄良月的交易资金或向黄良月支付了交易款项。黄良月在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开设的储蓄账户，是为黄良月在该账户中的资金存取、流转等活动提供相应的服务，双方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明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与黄良月的涉案投资交易行为存在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即黄良月与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之间就邮票交易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良月以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为起诉对象并要求确认黄良月与交易对手的交易行为无效并要求南宁交易所、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共同返还其投入资金的主张，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果黄良月认为南宁交易所在交易平台上提供的服务存在违法之处并导致其损失，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良月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38.48元，由黄良月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查明：《南商所商品交易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定（试行）》（自2015年10月18日起试行）规定：自然人申请成为会员后称为投资人会员，可以依法交易挂牌商品；托管商品在商品交易所注册后方可上市交易；托管商品包括邮资票品、纪念币等；上市的托管商品包括交易商品名称、商品代码、交易单位和最小变价单位等信息；现货托管交易实行全款全货交易，即时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买方会员当日买入并持有的托管商品在交易当日可以转让；交易流程为买卖双方（均为会员）在交易时间内通过托管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申报，双方的报价在托管交易系统达成一致，电子交易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电子交易合同和相关交收、结算规则，卖方向买方转移交易商品的货权，买方向卖方划转相应的资金；商品交易所按相关标准收取已达成交易的买卖双方交易服务费。建行西丽支行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商贸通业务客户服务协议》规定，E商贸通服务是依托建设银行结算网络和支付渠道，为会员提供业务服务的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通过建设银行E商贸通服务结算平台，可为会员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建设银行向南宁交易所和会员提供E商贸通服务资金结算平台，南宁交易所为E商贸通服务商户；入金指资金从会员指定交易账户划拨至商户结算专户的过程，出金指资金从商户结算专户划拨至会员指定交易账户的过程；商户结算专户是指南宁交易所在建设银行开立的专项用于E商贸通服务结算的账户，会员结算账户为建设银行为会员参与南宁交易所交易而开立的商户结算专户下的二级子账户；建设银行向会员提供入金、出金服务，同时由南宁交易所系统根据会员资金划拨情况，增加或减少会员结算账户余额。2016年3月，黄良月在建行西丽支行办理了Ｅ商贸通业务。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的交易账号为71×××72，累计入金297057.38元，出金73046.44元，差额为224010.94元。黄良月所完成的邮票藏品交易均未进行实物交割。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交易平台上所进行的交易的性质以及效力。一、关于涉案交易的性质，属于期货交易还是现货交易的问题。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国务院于2011年11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明确：“自本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2012年7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规定：“违反下列规定之一的交易场所及其分支机构，应予以清理整顿。（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任何交易场所利用其服务与设施，将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后发售给投资者，即属于‘均等份额公开发行’。股份公司股份公开发行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相关规定。（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本意见所称的‘集中交易方式’包括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交易方式，但协议转让、依法进行的拍卖不在此列。（三）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本意见所称的‘标准化交易单位’是指将股权以外的其他权益设定最小交易单位，并以最小交易单位或其整数倍进行交易。‘持续挂牌交易’是指在买入后5个交易日内挂牌卖出同一交易品种或在卖出后5个交易日内挂牌买入同一交易品种。（四）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权益在其存续期间，无论在发行还是转让环节，其实际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以信托、委托代理等方式代持的，按实际持有人数计算。（五）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本意见所称的‘标准化合约’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交易场所统一制定，除价格外其他条款固定，规定在将来某一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合约；另一种是由交易场所统一制定，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的合约。”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规定：“市场经营者不得开展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禁止的交易活动，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规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包括《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和‘擅自从事期货业务’等情形”。具体到本案，根据南宁交易所的《南商所商品交易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规定（试行）》规定，投资人会员需进行注册，并在指定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开通E商贸通业务；交易的商品均设定商品代码、交易单位和最小变价单位，买卖双方在交易时间内通过托管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申报，双方的报价在托管交易系统达成一致时电子交易合同成立，即时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买方会员当日买入并持有的托管商品在交易当日可以转让，商品交易所按相关标准收取已达成交易的买卖双方交易服务费。从上述交易规则来看，其所谓的托管商品交易并不以实物交割为必要，交易标的物已经脱离了邮票等藏品本身，而是以邮票等藏品为基础，设定除价格以外的标准合约。就交易过程而言，投资人会员在南宁交易所设立的托管交易系统内集中进行交易，多个客户在该交易平台上同时买入和卖出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匿名集中交易和电子撮合，且交易模式为T+0。投资人会员进行交易的目的并非转移邮票等藏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买入卖出实现差价利润。故涉案交易与现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实为期货交易模式。南宁交易所作为现货交易场所，发展、组织客户进行集中交易，为其提供交易规则、制度安排和设施便利，吸收的投资人会员超出200人的限制，符合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标准。二、关于涉案交易行为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虽然上述条款未明确违反其规定进行交易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其主要立法宗旨在于通过调整、规范期货交易行为，规范市场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若将违反上述规定、未经批准在期货交易场所以外开展的期货交易行为认定为有效，势必导致期货交易不受监管，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南宁交易所并未取得期货交易资质，故其交易平台只能进行在经营范围内的现货交易，不能进行变相的期货交易。但南宁交易所在未取得期货交易资质的情况下，在其交易平台变相进行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黄良月在南宁交易所交易平台进行的全部交易行为应为无效。三、关于涉案交易行为无效产生的法律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就本案来说，南宁交易所无期货交易资质从事涉案交易，对合同无效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黄良月作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风险辨控能力，在从事涉案交易行为前，负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应当对交易对象、行为性质等进行认真调查评估后再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但黄良月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在不具备资质的平台上从事期货交易性质的行为，对合同无效导致的财产损失也有一定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本院综合案件基本事实、当事人的认知能力、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决定黄良月自行承担本金损失20%的责任，南宁交易所承担80%的责任。故南宁交易所应当向黄良月返还179208.75元（224010.94元×80%），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仅为交易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对交易无效的后果不存在过错。故黄良月要求建行西丽支行、光大行宝新支行承担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良月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578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黄良月在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平台进行的全部交易无效；三、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良月179208.75元；四、驳回黄良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38.48元，由黄良月负担1163.48元，由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3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38.48元，由黄良月负担1163.48元，由南宁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36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