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赖瑞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貌，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惠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婷，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惠新。上诉人赖瑞明因与被上诉人陈惠香、原审第三人陈惠新占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7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瑞明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惠香的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陈惠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商铺属于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加建部分，涉案房屋已经由陈惠新作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向深圳市龙岗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龙岗区查违办”）进行申报并取得龙岗区查违办出具的收文回执【上诉人一审已中请调查取证，但未获一审法院答复，现重新申请调查取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相关政府部门已处理完毕。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关于“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根据本决定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要求，分别采取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的规定，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经普查记录后，应先由行政机关区分情况进行处理。涉案标的物的合法性及权利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之前，目前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而本案一审法院径行判决，明显错误，应当裁定撤销一审判决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商铺权利人是陈惠香。陈惠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涉案商铺的权利人（是否单独出资建造涉案商铺），一审法院认定“基于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而取得对该商铺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理由在于：1.“建造房屋的事实”认定有误。X社区居委会和XX居民小组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行政机关的证明文件，不能代替行政机关的证明文件或备案文件；从形式上看，属于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明涉案商铺系陈惠香出资建造，必须结合采购原料的票据、支付给建筑工人工资的收据、银行流水等综合判断，农村房屋出资建造，尤其是对于农村历史遗留违章建筑的权利人认定，不能仅凭村民小组出具的情况说明。此外，该居委会和村民小组系陈惠香、陈惠新原所在的村民小组，与陈惠香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房屋出资的认定对于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权属人的认定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在行政机关未作确认之前认定陈惠香为涉案商铺的出资人，显然违背法律法规。2.一审法院认定“出租人即权利人”，逻辑错误。出租人的权利来源不仅包括出资建造房屋，还有受托管理，因此不能直接从出租人推定就是出资建造房屋的权利人。如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社区X一巷1号的房屋真正权利人为肖某，但一直由赖某帮忙管理、出租，且在深圳市出租屋（自建房）使用证明以及备案的房屋租赁信息中填写的“出租人”均是“赖某”，甚至在《房屋信息采集表》中“产权人”相关信息也是“赖某”而非肖某，因此，单从房屋租赁合同及租赁信息备案并不能证明“出租人”即是产权人或出资人，一审法院根据租赁凭证和租赁合同即认定陈惠香系涉案商铺的出资人，因为房屋建造的事实行为为而取得对该商铺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陈惠香作为涉案商铺权利人”，逻辑运用、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案涉商铺系陈惠新出资修建，因陈惠新在深圳市区做生意，无精力和时间打理案涉商铺，因此，委托陈惠香代为管理商铺（所有租金均由陈惠香收取）。三、关于陈惠香是否知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认定错误。赖瑞明从2014年5月17日开始使用涉案商铺，陈惠香与韦某签订的最后一份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从2013年至2015年12月31日，约定租金按月支付，且须在每月1日支付当月租金；而陈惠香提供的收据显示2014年3月开始未再收取韦某租金，即韦某从2014年3月1日首次未支付租金给陈惠香时起，陈惠香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而并非如一审法院认定的迟至2017年才知道权利被侵害。而且从陈惠新于韦某签订三年租约、一次性收取租金、陈惠香只收取韦某水电费的事实来看，陈惠香清楚知道2014年3月陈惠新将涉案商铺转让给了赖瑞明，以及陈惠新一次性收取韦某租金的事实，而陈惠香彼时并未提出异议，迟至2018年4月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四、即便陈惠香是案涉商铺的实际权利人，赖瑞明也是善意第三人：首先如前所述，陈惠新与韦某之间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陈惠香对此知情并予以认可，加之历史遗留问题查询回执，案涉商铺所临主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利人系陈惠新，赖瑞明有合理理由相信案涉商铺系陈惠新所有，因此与陈惠新签订买卖合同，并按约支付相应的对价，并在此后将案涉商铺出租给案外人韦某，合法占有使用管理案涉商铺，因此赖瑞明系善意取得案涉商铺所有权，至于陈惠香与陈惠新之间内部如何约定，赖瑞明并不知情。陈惠香答辩称：一、行政主管部门是否审查确定涉案商铺的合法性及权利人，并不影响法律对陈惠香占有的保护，一审法院程序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是占有排除妨害纠纷，陈惠香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陈惠香并非是针对涉案商铺的权利归属及内容提出诉请，而仅仅是针对不具有任何依据、无权占有、使用、收益涉案商铺的赖瑞明提出停止妨害并自行搬离涉案商铺、承担占有使用费的诉请，法律对占有的保护无需以占有人是否为所有权人为前提，显然赖瑞明把“占有权”和“所有权”混为一谈。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需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程序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现有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陈惠香系涉案商铺的合法权利人，赖瑞明的无权占有使用严重侵害了陈惠香权利。（一）赖瑞明称涉案商铺是陈惠新出资修建，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现也无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并非陈惠香单独出资建造，在此情况下，现有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陈惠香系涉案商铺的合法权利人。赖瑞明在上诉状中称，事实上涉案商铺是陈惠新出资修建，委托陈惠香代为管理，但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涉案商铺并非陈惠香单独出资建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加之，陈惠新当庭承认涉案商铺是由陈惠香自行修建。在此种情况下，赖瑞明提供的加盖“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X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及多名X社区原住居民签字的《情况说明》，及《收款收据》《租赁房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检测费收款收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陈惠香出资建造涉案商铺且一直在对涉案商铺的租金、水电费收取、建筑物安全检测等事务进行积极管理。因此，陈惠香基于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而取得对涉案商铺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陈惠香是合法权利人于法于理均有据。（二）涉案商铺系“农民房”，陈惠新与赖瑞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赖瑞明不能善意取得涉案商铺，其占有使用涉案商铺并无合法依据。赖瑞明在明知道涉案商铺没有产权证，可能是违建房，且陈惠新并非商铺权利人的情况下，依然与陈惠新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房屋转让合同》中也约定涉案商铺转让价格仅为25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市场交易价格，显然赖瑞明并非善意第三人，且涉案商铺为“农民房”，何来善意取得所有权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本案中的涉案商铺系“农民房”且无权属证书，属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因此，赖瑞明与陈惠新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一）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认定无效。”故，赖瑞明根本无法基于买卖行为取得对涉案商铺合法占有的权利，也不能善意取得该商铺，其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无任何合法依据。综上，陈惠香系涉案商铺的合法权利人，赖瑞明占有使用涉案商铺并无合法依据，侵害了陈惠香的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陈惠香知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认定清楚。（一）由于赖瑞明对陈惠香权利的妨害一直处于持续的状态，如果这种妨害持续发生，那么陈惠香的排除妨害请求权自然没有受到时效限制。（二）况且事实上，2014年3月1日陈惠香首次未收取租金是为了照顾其大哥陈惠新的生活而将租金利益让与陈惠新，之后也由陈惠新代为管理，且陈惠新在一审中陈述其并未将与赖瑞明的签约事实告知陈惠香，由于陈惠香长期在香港居住，在陈惠新未告知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及时知晓商铺已经被侵占。直至2017年6月陈惠香发现赖瑞明霸占了涉案商铺，此时才发现商铺已被侵占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陈惠香知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认定清楚。综上所述，陈惠香才是涉案商铺合法权利人，赖瑞明的占有使用无任何合法依据，陈惠香对涉案商铺的合法占有状态理应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惠新未陈述意见。陈惠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赖瑞明停止妨害，自行搬离位于深圳市龙岗区；2.赖瑞明向陈惠香支付从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商铺之日止按3500元／月的标准计算的占用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赖瑞明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9月，陈惠香向深圳市龙岗区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办理了涉案商铺的房屋租赁登记，同时备案登记了其与韦某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上述登记信息显示涉案商铺权利人为陈惠香，租赁用途为商业，租金400元/月，租赁期限从2005年9月1日至2006年9月1日。2006年9月1日，陈惠香与韦某签订《租赁合约》，约定陈惠香将涉案商铺继续出租予韦某，租期从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租金1300元/月。2009年1月1日，陈惠香与韦某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第一年租金1600元/月，第二年租金1700元/月。2013年1月1日，陈惠香又与韦某签订《租赁合同》，租期从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前2年租金2600元/月，第3年租金2860元/月。在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期间，韦某按月向陈惠香支付租金、水电费，陈惠香按月出具收款收据予以确认。2014年3月后，陈惠香出具的收款收据显示每月仅收取了韦某的水电费。2014年2月27日，陈惠新与韦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陈惠新将涉案商铺出租予韦某，租期33个月，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为2200元/月，韦某应于2014年3月1日前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清33个月租金共72600元。合同签订同日，陈惠新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韦某支付的33个月租金72600元。2014年5月17日，陈惠新作为甲方，赖瑞明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转让给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60平方米，按2500元/平方米计算，总价为150000元；涉案商铺转让至乙方名下后，一次性付清甲方余款150000元。赖某1、钟某作为见证人在上述转让合同上签名。同日，赖瑞明向陈惠新转账支付134000元，陈惠新出具收条，注明“收到赖瑞明购房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2014年5月17日，赖瑞明与韦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赖瑞明将涉案商铺出租予韦某，租期33个月，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2200元/月，韦某应于2014年3月1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33个月租金共72600元。该份合同的内容、格式与2014年2月27日陈惠新和韦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完全一致。2015年5月13日，为办理涉案商铺的租赁备案登记，陈惠香委托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对涉案商铺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检测。该公司检测结论为该商铺的结构安全性满足商业的使用要求。2017年3月21日，陈惠香以业主名义办理涉案商铺的租赁备案手续，龙岗街道X社区工作站出具审核意见“同意办理”。现陈惠香以赖瑞明侵占涉案商铺拒不返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8年4月8日，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X社区居民委员会、XX居民小组及陈某1、陈某2、陈某3等26个村民均书面确认涉案商铺系陈惠香于2003年5月1日单独出资建造，建成后一致由陈惠香占有、管理、使用和收益，曾出租予韦某经营“大X”餐厅。再查明，赖瑞明在庭审中陈述其已从韦某处收回涉案商铺，收回时间不明，其后另行出租给一卖菜人使用，姓名不详。一审法院认为，陈惠香陈述其系涉案商铺的权利人，其以赖瑞明侵权为由诉请赖瑞明排除对该商铺的妨害行为，赖瑞明则辩称其基于买卖行为取得对该商铺合法占有使用的权利，故本案关键问题是认定陈惠香是否是涉案商铺的合法权利人，以及赖瑞明使用涉案商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涉案商铺位于陈惠香与陈惠新合建的七层建筑物旁边，两栋建筑位置相连，陈惠新陈述涉案商铺系陈惠香自行出资建造，房屋所属的X社区居委会和XX居民小组也证明该商铺由陈惠香单独出资建造；从2005年至2016年长达十多年时间内，涉案商铺一直由陈惠香对外出租使用和收益，其与承租人韦某先后签订了多份租赁合同，其也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及上述租赁合同的备案登记，登记资料中显示的权利人均是陈惠香；在陈惠香使用过程中，为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的需要，陈惠香曾委托鉴定公司对涉案商铺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了检测，并因此支付了相应的鉴定费用，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商铺系陈惠香单独出资建造。故陈惠香基于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而取得对该商铺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赖瑞明辩称其已购买涉案商铺，有权进行占有使用。一审法院认为，赖瑞明于2014年5月1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的出卖人为陈惠新，其并非涉案商铺的权利人。陈惠新陈述其并未将上述签约事宜告知陈惠香，赖瑞明也未举证证明陈惠新的售房行为事先取得了权利人陈惠香的同意或事后获得了其追认，故上述《房屋转让合同》对陈惠香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赖瑞明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没有合法依据。现赖瑞明自认其从2014年5月17日起出租使用涉案商铺，陈惠香作为商铺权利人，诉请赖瑞明排除妨害，搬离商铺内物品，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赖瑞明的侵权行为造成了陈惠香的租金损失，陈惠香诉请其支付从2017年7月1日开始计算的占用费，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参照陈惠香、赖瑞明分别与韦某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酌情确定该占用费按2860元/月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赖瑞明搬离涉案商铺之日。另，赖瑞明辩称陈惠香的诉请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首先，赖瑞明陈述其从2014年5月17日开始使用涉案商铺，但其使用方式为继续将商铺出租予韦某经营“大X”餐厅，即商铺的使用状态并未发生改变，而韦某的租金已提前交纳至2016年12月31日，如赖瑞明和陈惠新刻意隐瞒房屋买卖事宜，陈惠香无法及时得知该商铺已被侵占。其次，陈惠香在2015年5月对涉案商铺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检测，又于2017年3月办理该商铺的租赁备案手续，陈惠香积极管理商铺的行为也说明此时其对于商铺被侵占的事实并不知情。因此，陈惠香在2018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赖瑞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搬离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二、赖瑞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惠香支付从2017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赖瑞明搬离商铺之日止按2860元/月的标准计算的占用费；三、驳回陈惠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0元（陈惠香已预缴），由赖瑞明负担。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中，赖瑞明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肖某身份证明复印件、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表收件回执（编号0396781）原件，拟证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社区XX巷X号的真正权利人是肖某，肖某为该房产申报人。二、深圳市出租屋（自建房）使用证明两份复印件、备案登记证复印件、房屋信息采集表原件，拟证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社区XX巷X号租赁备案、信息采集时登记的“产权人”是赖某非肖某，不能以租赁备案、出租屋（自建房）使用证明反推房屋的权属人。三、2019年10月22日光盘和文字翻译，拟证明陈惠香2019年10月22日不顾纠纷尚在处理中、抢走商铺钥匙、强行控制涉案商铺，赖瑞明报警处理后才将钥匙归还，在处警过程中陈惠香亲口承认涉案商铺以前与陈惠香无关。四、XX路63号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材料，拟证明：1.XX63号房已经进行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的行政程序，陈惠香是该房屋申报人，并非XXXX号、X号的申报人；2.2009年12月陈惠香申报的用地面积为100平米、建筑层数7层、建筑面积为900平米，建筑面积、层数均超过1992年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批准的用地100平米、建筑三层300平米；3.XX63号在1992年经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批准建设用地是100平米、三层300平米。五、XX路XX号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材料，拟证明：1.XXXX号房已经进行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的行政程序，陈惠新是XXXX号房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人，X号商铺即涉案商铺依XX号房墙体而建；2.XXXX号在1992年经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批准建设用地是100平米、三层300平米。3.2009年11月陈惠新申报的用地面积为100平米、建筑层数7层、建筑面积为950平米，建筑面积、层数均超过1992年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批准的用地100平米、建筑三层300平米；4.63号和XX号房屋同等用地面积但建筑面积XX号比63号多50平米，结合73铺即涉案商铺依XX号墙体而建的事实，可以推知在陈惠新申报的XX号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中包括了X号商铺，即涉案商铺亦属于已经进入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行政程序的一部分，但相关职能部门尚未对涉案房产及所在土地的合法性和权属作出处理决定。六、XX路63—X号房屋现状视频、照片，拟证明从陈惠新、陈惠香建筑房屋所占面积以及建筑物实际分割线可推知，从“重庆小面”开始至X号商铺，产权人均属于陈惠新，均包含在陈惠新申报的950平米建筑面积内，即都属于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七、陈惠新故意杀人复核刑事裁定书（2016）粤刑核X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6）粤刑终XX号，拟证明陈惠新从2013年9月23日开始即租住在惠州市，自案发前（2014年8月14日）一直在惠州居住，且在2014年8月17日即被拘留，陈惠香陈述2015年委托陈惠新管理涉案商铺不属实。陈惠香质证称：第一、二组证据三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根据谈话的文字翻译陈惠香从未承认涉案商铺与其无关，仅仅是说不知道。第四、五组证据，X号是本案涉案商铺，该份证据仅仅能证明陈惠香和陈惠新两兄弟建造63号和XX号建筑物，该证据中未涉及X号商铺的信息，同时该份证据中陈惠香信息表格通讯地址为X社区XX路X号3楼。63号和XX号该两栋房屋为陈惠香和陈惠新两兄弟的宅基地，是有相应的新建批准文件，而本案的涉案商铺X号为陈惠香在其旁边空地上自行建造，并无任何的文件，陈惠香是基于建造该商铺所取得的占有、收益的权利。第六组证据，根据陈惠香一审提交的证据中的深圳出租房使用证明，最早的第一份登记日期是2005年，同时在该年陈惠香也与韦某签订了租赁协议，出租了涉案房屋。第七组证据，陈惠新一审开庭笔录中仅仅说明了两栋7层的房屋是由陈惠香统一管理，并没有说涉案房屋仅仅为陈惠香管理，陈惠新在一审开庭笔录中明确说明本案的涉案商铺为陈惠香自行建造。二审调查询问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商铺目前由赖瑞明占有使用；63号和XX号房屋为连体建筑，X号在XX号旁边。赖瑞明主张陈惠新在申报XX号的时候，将依附的X号一并申报，申报材料只能从面积体现，书面材料没有写X号。陈惠香主张X号没有进行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占有排除妨害纠纷。各方当事人对本案适用内地法律审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案争议的是涉案商铺的占有、使用权，不涉及建筑物合法性及房屋产权认定，不属于须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范围，赖瑞明有关本案应驳回陈惠香起诉的主张缺乏依据。陈惠香、陈惠新分别是XX63号、XX号房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人，涉案X号房在XX号房旁边，但未记载在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材料中，赖瑞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XX号房的申报材料中包括了X号房。而作为XX号房的申报人，陈惠新在一审中已确认2003年前后陈惠香出资修建了涉案商铺（X号房）；涉案房屋所在地的X社区居民委员会、XX居民小组亦出具《情况说明》，X号房系陈惠香于2003年5月1日单独出资建立，与陈惠新的陈述相互印证。此外，涉案商铺长期由陈惠香对外出租使用和收益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为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的需要陈惠香曾委托鉴定公司对涉案商铺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检测并支付相应费用。综合以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商铺由陈惠香单独出资建造并无不当。陈惠香基于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取得对该商铺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赖瑞明虽然与陈惠新签订了涉案商铺的买卖合同，但陈惠新并非涉案商铺的权利人，该买卖合同也未经陈惠香认可，赖瑞明并未取得占有、使用涉案商铺的合法依据。故，陈惠香要求赖瑞明搬离涉案商铺、支付占有使用期间的占用费，合法有据。赖瑞明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已详细阐明，本院不再赘述。至于赖瑞明与陈惠新因买卖涉案商铺形成的法律关系、可能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640元（上诉人赖瑞明已预交），由上诉人赖瑞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曲  云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