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初167号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 法定代表人：周建潮，该协会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师浩然，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昔阳县全周红娱乐园，经营场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新建南路（松溪公园附近）。 经营者：王志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延琼，女，1993年8月8日生，汉族，住昔阳县，该娱乐园员工。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与被告昔阳县全周红娱乐园（以下简称“全周红KTV”）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集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浩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全周红KTV经传票传唤参与了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但未参加庭审，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音集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全周红KTV停止侵权，立即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2、判令被告全周红KTV赔偿音集协经济损失39420元；3、判令被告全周红KTV承担音集协为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合理支出费用，包括公证费500元、交通住宿餐饮费72.33元（此为晋中地区取证39家场所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2821元的均数），快递邮寄费9元，场所消费18元，共计599.33元；4、判令被告全周红KTV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及音集协为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事实与理由：音集协是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有权代表权利人对使用MV音乐电视（录像）作品的卡拉OK经营业者发放著作权有偿许可并可以自身的名义从事维护音乐著作权的法律诉讼。基于民事诉讼技术和成本上的原因，原告只能通过选择涉案个别典型歌曲诉讼的方式来揭示问题和主张权利，而无法将被告大规模的侵权行为仅通过一件民事诉讼来一并主张权利。因此，原告代理人仅选取《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中《伤心太平洋》《心太软》《依靠》《我是一只鱼》《春天花会开》《一个男人的眼泪》《天使也一样》《心情车站》《好聚好散》《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十首MV音乐电视作品揭示问题，主张权利。针对被告的侵权行为原告音集协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书编号（2019）晋并西证民字第45248号，通过公证取得消费票据、场所现场照片、现场录制视频以及通过被告场所工作人员获取被告场所包间数量为十八个。2018年4月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卡拉OK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二款对于山西地区主张侵犯版权的赔偿数额暂定5-6元/天/包房。被告全周红KTV明知应当支付音乐作品使用费而不支付，且侵权时间长，侵权后果严重，获利巨大。被告全周红KTV应当按照侵犯著作权版权标准（即包房数18包房×6元/天/包房×365天×1年=39420元）支付赔偿款和维权的合理支出。音集协作为权利人，享有以自己名义授权第三方以卡拉OK方式使用上述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专有权利，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第三方提起诉讼。被告全周红KTV未经音集协授权，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其经营的场所内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放映MV音乐作品，侵犯了音集协所享有的放映权，请法院支持音集协的诉讼请求。 被告全周红KTV辩称，本案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难以认定，本案中的侵权赔偿数额认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理由有四点：1、对原告支付包间的18元，证据存在瑕疵异议，包间18元的支付单为一门市部的单据，并非本公司的账单，证据存在瑕疵，请求法院不予认可。2、原告要求应当按照2018年4月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卡拉OK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二款每个包间赔偿5-6元每天，进而要求赔偿一年（18包房×6元/天/包房×365天×1年=39420元）的版权费用并不合理。原告于2019年10月16日到被告处进行证据保全，后于2019年10月29日向公司发律师函要求每年缴纳版权使用费，而被告在这之前，并不知晓有一家专门征收全国KTV版权费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而在原告进行证据保全并告知店内有十首歌对原告存在侵权之后，本公司也马上进行了删除处理，并不如原告所说没有进行处理。并且本公司认为，即使按照原告所说的每天需缴纳版权费，也应当从2019年10月16日发现被告侵权之日开始计算，而之前原告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有侵犯原告拥有的版权歌曲的著作权行为，更谈不上侵权时间长，侵权后果严重，获利巨大一说。被告于2020年1月23日接到昔阳县文化旅游局紧急通知，为抗击疫情紧急关店，配合政府工作不敢懈怠，自行承担一切损失，之后直到现在从未进行营业，公司也一致决定因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后做关店处理，不再开店。所以原告所要求的支付一年整版权使用费，也就是（18包房×6元/天/包房×365天×1年=39420元）并不符合被告的实际经营情况，赔偿数额并不合理。3、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于2008年成立至今，一直站在司法的制高点，指责全国所有的KTV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号称在维护广大音像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期间也一直致力于走访全国各地的所有KTV一家一家分地域批次进行维权，并且一抓一个准。但原告实际对KTV侵犯著作权一事的根源了如指掌，也明知只要状告便会一抓一个准的症结，源于KTV点歌系统的模式上。KTV的点歌系统APP凭借KTV本身并无能力做出，现在全国KTV点歌系统市场被几家点歌软件公司占领，而被告的KTV点歌系统就是付费买的雷石公司，点歌曲目库存多为雷石的云储存，在无人点的情况下并不会被下载，只有有人刻意点的时候若系统没有就会在雷石云盘里自动下载。证据所提供的十首歌都是老歌，平时并无人去唱，只是原告取证去点才会被下载，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于2008年就已经成立，也深知KTV所用系统这一特性。雷石等几家全国KTV点歌系统作为系统供应方，理应为用户解决这一问题，但在被告询问雷石经理时得知，他们也与原告进行过协商，想要和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进行明确的歌库对接，以区分哪些歌曲是音协的版权，但遭到了原告的拒绝。后雷石又协商想直接收取KTV费用后直接给原告缴纳一部分当做歌曲版权使用费，也遭到了原告的拒绝。原告的本质目的就是迫使中国的每一个KTV公司给他们每年缴纳高昂的歌曲版权使用费。因为原告深知单凭一家KTV势单力薄，永远没有能力区分出所有他们版权的歌曲，所以必定能找出侵权的作品，即使没有也能进店消费故意线上下载后再进入进行证据保全进行取证。（虽然近日北京八家KTV联合状告音集协垄断败诉，但被告认为原告完全就是单方面强迫交易，并未给KTV选择用或不用其曲库的权利，因为KTV即使没有原告所获版权曲目的歌曲也完全能正常经营，但却不得不每天缴纳高额的版权费。）所以被告认为，原告对KTV行业侵犯其著作权一事上，怠于甚至是放纵自己所拥有的著作权损害结果的发生，根据《侵权责任法》所规定，被告不应承担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4、被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的初衷，在于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被告也是法律制度的积极维护者。但在著作权具体的发展和推进工作中，一定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原告作为音像集体管理组织，应当积极承担历史的重任，直接同全国几家KTV点歌公司发函删除所有自己著作版权的歌曲，而不是舍近求远，跨过症结所在，一刀切的每年撸KTV这种夕阳产业几个亿的羊毛，这样只是会加剧KTV这一行业的迅速衰败，于原告所宣称的《著作权法》普及事实上并无半点推进作用。即使是处于最底层KTV从业者，也希望得到可以选择用或者不用原告拥有著作权歌曲歌库的正当市场权利，开KTV也并不是原罪。综上所述，原告本应做到积极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秩序，联合全国只有几家的做KTV的APP点歌系统公司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却怠于甚至故意放弃自己所拥有的著作权维护，致使原告所拥有的著作权作品随意出现在KTV点歌系统的APP上能被人随意点播，扰乱KTV正常经营，强行征收每一家KTV著作权使用费，这样对KTV从业者来讲，面临的局面就是完全没有公平和选择自由可言。为维护广大KTV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合理发展，督促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法律制度的真正普及实施及应用，根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及被告身后无数KTV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原告音集协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 1、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3、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出具的（2020）晋并南证民字第765号公证书，证明原告通过授权合法取得相关权利。 4、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滚石公司”）声明，证明原告通过授权合法取得相关权利。 5、音集协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中作品曲目列表，证明原告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具有相关权利。 6、山西省太原市城西公证处出具的（2019）晋并西证民字第45248号公证书，证明被告未经原告合法授权许可，使用原告所有的权利曲目，确实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对外经营规模，证明包间数量。 7、律师函及律师函邮寄情况，证明庭前同被告进行协商。 8、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公告，证明原告主张侵权赔偿的依据。 9、现场消费票据、交通住宿餐饮费票据、公证费发票，证明原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经庭前质证，被告全周红KTV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被告确实有18个包间，其中5个包间的话筒不能用。今年1月政府发文让KTV停止营业，至今没营业，以后也不打算营业，没注销营业执照。2、原告去包间消费的收据有瑕疵，主体单位不对。3、侵权时间计算应当从原告发现的时间2019年10月16日开始到被告实际经营为止。收到律师函后，被告在歌曲库里进行了删除，并不是没有回应。包间费6元不合理，每天会有空包，对方的计算方式比被告的营业额还高。沟通中也没说过包间一天有6元的费用。今年KTV的经营状况都不好。4、2008年原告成立，成立的背景是推进中国著作权的推广，只是征收KTV的版权费用对于著作权的推广没有建树，让被告支付版权费过于牵强。根据《侵权责任法》，原告要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直接和国内管理系统的三家公司进行谈判，越过三家公司和KTV谈判不合理，怠于行使著作权。诱导KTV侵权，再进行索赔。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对包间消费票据及赔偿计算标准有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审理情况予以综合评断。 同时，被告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1、昔阳县文化和旅游局的《紧急通知》，证明因疫情影响，2020年1月24日零时起KTV全部暂停营业；2、前台收费系统页面，证明被告至今没有营业；3、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包间话筒损坏，2020年1月16日才联系换新，后来因为没有营业，退回了5套新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2昔阳县文化旅游局的通知以及营销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起诉的全周红KTV应当支付的版权费用时间段为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与疫情无关。对于证据3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聊天内容无法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同本诉的主张侵权期限无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专辑《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收录了协会会员滚石公司享有著作权的音乐电视作品，其中包含本案所涉的《伤心太平洋》《心太软》等多部音乐电视作品。 2012年3月6日，音集协与滚石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滚石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前述二者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信托音集协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该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音集协行使，上述权利包括滚石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且有权做此授权的权利。滚石公司不得自己行使或委托第三人代其行使本合同有效期内约定由音集协行使的权利。为有效管理滚石公司授予音集协的权利，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滚石公司有义务协助进行诉讼。合同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至期满前六十日滚石公司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该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2017年12月4日，滚石公司出具《声明》称：该公司于2012年3月6日与音集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其同意该合同自动顺延，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被告全周红KTV于2016年2月5日注册成立，经营者为王志红，该KTV至诉讼之日一直处于存续状态。 2019年10月10日，音集协向山西省太原市城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2019年10月16日公证人员会同音集协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办理了消费手续，并向其服务台工作人员询问“有多少个包间？”得到的回答是“18个”。办理完毕消费手续后，进入306包间，在包间内，音集协委托代理人放置好摄像机并开机后，使用该包间内的歌曲点播设备依次点播了涉案10首歌曲，从包间出来后，音集协委托代理人来到该ＫＴＶ服务台进行结算，取得消费票据1张。期间音集协委托代理人通过手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昔阳县全周红娱乐园法律主体的有关工商信息，点击右上角“发送报告”并填写了如下邮箱地址：ｙｉｎ×××＠163.ｃｏｍ。公证处公证员全某督了上述过程，并就上述公证内容出具了（2019）晋并西证民字第45248号公证书。音集协为本次公证支付公证费500元，支付包间费18元。 2019年10月29日，就全周红KTV未经许可擅自使用音集协享有的版权音像节目一事，音集协的委托代理人向全周红KTV邮寄《律师函》一份，告知全周红KTV其行为侵权，望收到该函后5日内与律师事务所联系，洽谈版权缴费事宜，为此支出邮寄费9元。 关于经济损失，音集协称其要求全周红KTV赔偿的是2019年的损失，损失计算方法为：即18包房×6元/天/包房×365天×1年=39420元。关于音集协主张的费用599.33元，包括公证费500元，交通住宿餐饮费72.33元（此为晋中地区取证39家场所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2821元的均数），快递邮寄费9元，场所消费18元。关于律师费，音集协称由法院酌情认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全周红KTV不同意调解，致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根据中国唱片总公司《关于出版物的情况说明》及作品列表，滚石公司系涉案多部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滚石公司与音集协的合同约定，滚石公司自2012年1月1日始，将上述作品的涉及KTV的放映权、复制权以专有的方式授权给音集协行使，且音集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音集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放映权、复制权，其诉讼主体适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本案被诉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全周红KTV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向公众提供点播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服务，侵犯了音集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为赔偿依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音集协提供的《关于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载明，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终端为单位支付版权使用费，山西基本标准为8.3元/天/终端。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9日印发《关于审理卡拉OK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山西地区主张侵犯版权的赔偿数额暂定5-6元/天/包房。本案中被告全周红KTV服务台工作人员称有18个包间，音集协按18个计算，本院按照全周红KTV自认的数量认定包间数为18个，并综合考虑全周红KTV的经营规模、所处地域、过错程度、使用方式、经营方式、经营期限等因素，酌定按5元/包房/天、365天计算损失，则被告全周红KTV应赔偿原告音集协著作权损失为365天×5元/包房/天×18个包房=32850元。音集协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公证费、取证费，依法由被告全周红KTV予以赔偿，其中：1、公证费500元，有收费发票予以证实，应予认定；2、住宿交通餐饮费，依据原告提供的票据，考虑到系与其他案件共同支出，均数为72.33元，应予认定；3、场所消费18元，有相应票据予以证实，应予认定；4、快递邮寄费9元，有相应票据予以证实，应予认定，上述费用共计599.33元。至于音集协主张的律师费，因原告未提供其支付律师费的相关票据,本院据此无法确定律师在本案中的收费数额,故对音集协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昔阳县全周红娱乐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33449.33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昔阳县全周红娱乐园负担636.23元，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163.7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段 锋 人民陪审员  耿旭敏 人民陪审员  张利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