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3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婷婷，女，1991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越，系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莹莹，系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园秀，女，1946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香，系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军，系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婷婷因与被上诉人熊园秀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2民初5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婷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越、徐莹莹，被上诉人熊园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婷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置被上诉人庭审中前后矛盾陈述而不顾，忽略被上诉人庭审中对其自身不利陈述的自认。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完全可以推理出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发生肢体接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凭不具合法性且自相矛盾的传来证据，滥用高度盖然性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本身均属错误。 被上诉人在诉状和《询问笔录》中称，“原告抱着三岁左右小孩斜对面迎面从其左边冲过来”，然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却又改变之前陈述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一方向行使，被上诉人在前，上诉人在后，上诉人右手抱着小孩从其后面左肩由后向前将其撞倒”。被上诉人的描述前后截然相反，反复不定。庭审中，被上诉人还确认“上诉人由后往前将其撞倒”系其亲眼所见。显然，这一说法并不符合逻辑。依据一般常识可知，人在向前运动过程中，其视野所及范围在前方，对于身后所发生状况处于视野死角，显然是不可能看到。而且，若真如被上诉人所述，碰撞发生后依据运动惯性，其理应“趴倒在地”而非“坐在地上”。被上诉人前后陈述都不一致，所描述的内容与常识和逻辑均截然相悖。另外，结合上诉人在庭审提问阶段的陈述，上诉人在走了两步后才将被上诉人扶起。仅从双方站位距离的角度看，都可以判断出双方不可能存在肢体接触。综前所述，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前后描述不一致，且不符合生活常识及逻辑情况下，简单的将被上诉人的描述统归类为“肢体碰撞”，显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是护士胡思思和医生邱学文的《询问笔录》，而该证据是基于被上诉人熊园秀臆测陈述的传来证据，加之该《询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护士胡思思和医生邱学文笔录也存在相互矛盾，原审判决却依据不合法、相互矛盾的传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显然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推翻。 基于被上诉人熊园秀转述而获知其摔倒过程的医生邱学文和护士胡思思的《询问笔录》，暂且不论其违法性，就其真实性本身就存在极大可疑，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医生邱学文和护士胡思思的《询问笔录》，由于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民事案件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其超越职权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依法应当排除，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证据使用。其次，《询问笔录》的制作过程和程序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属于非法证据，理应不予采纳。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应当不少于两人，针对不同情况，至少也是一名警察带领警务辅助人员进行,而且应当全程录音录像。而本案中，仅有一名“王姓”人员签名，甚至有的《询问笔录》连签名都没有。该“王姓”人员的身份不但无法确认，其一人所制作笔录本身也属违法，不符合法定笔录制作的形式，依法理应予以排除。其三，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医生邱学文和护士胡思思的《询问笔录》本身内容之间就存在相互矛盾。首先，从笔录内容来看，原审判决仅截取医生和护士的部分陈述就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对医生与护士间的矛盾陈述置之不理，显然以偏概全。对于同在现场二人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存在截然不同描述：护士笔录提及，“上诉人当时也附和了一句，说不小心绊倒了老人家”。相反，医生笔录却提及，“熊园秀说是被崔婷婷撞倒的。崔婷婷没说什么”。很显然，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的二人陈述，对现场经历同一事实的表述都存在不一致，而且从医生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在事发当场并未说任何话。而原审判决仅以护士现场对上诉人的传闻证据就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显然以偏概全。其次，从人类遗忘曲线规律来看，医生对事发记忆的陈述应当更加牢靠可信。医生笔录是在事发第三天所作，而护士的却是在事发后第八天所作。从两份笔录出具时间比对可知，医生笔录较护士而言更早，其证明力应当更高更具可信性。综前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系基于被上诉人熊园秀臆测陈述的传来证据，且证据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关键证据间存在相互矛盾，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基于不具合法性的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应予以推翻。 三、原审判决在案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置举证责任与基本逻辑、常理于不顾，错误的适用高度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滥用高度盖然性认定案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连最基本的上诉人是否与其有身体接触都无法证明，显然被上诉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一审判决错误的在被上诉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突破“规则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选择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将会导致法官对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滥用。 四、原审判决所认定因果关系错误，既与逻辑不符也与生活常识相违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间发生肢体接触。即使退一万步讲，双方存在肢体接触的可能，依据常识，正常行走中发生肢体碰撞是不可能出现倒地状况的。即便是因为被上诉人年龄偏大而倒地，也不至于出现九级伤残如此严重结果。此结果出现的唯一可能，就是其自身严重骨质疏松及小脑萎缩所致，与上诉人行为间不构成因果关系。所以，致使被上诉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是由其自身病症所致，其病症与损害结果间构成因果关系，而非上诉人行为使然。更何况，上诉人原地转身动作也并不构成违法行为，更未与之发生肢体接触。因此，被上诉人倒地的原因是其自身病症所引起。原审判决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因果关系认定倒置。 综上所述，原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因果关系认定倒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 熊园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而被答辩人在一审法院陈述与案件基本事实矛盾重重，未能诚信诉讼，断章取义，意图歪曲被答辩人撞倒答辩人这一事实。 首先、根据2019年11月19日邱学文（120出车的医生）的《询问笔录》的记载：“…我们看到伤者熊园秀坐在便椅上，我问她怎么会在平地上摔伤？熊园秀说是被崔婷婷撞倒的。熊园秀就在说大腿痛、动不了…”，在一审庭审时，被答辩人也自认了医生问了笔录中的这句话，也就是说被答辩人对于在事发现场答辩人指认被答辩人所撞倒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另根据2019年11月25日胡思思（120出车的护士）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们就一起到了事发地。我就看到一个年纪大的女的坐在一个凳子上，不记得谁问了一句，年纪大的女的就说被旁边那个年轻的女的绊倒了一下，腿好痛，旁边那个年轻的女的也附和了一句，说不小心绊到了老人家…”。在一审庭审时，被答辩人也自认了护士是有询问过答辩人摔伤的原因的。上述两份《询问笔录》虽然是传来证据，但是距离案发时间较近，具有高度的可信度。且在一审法院时经过充分质证，诉争双方对于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于对答辩人摔倒的原因进行了完整记录、且能够相互印证，完全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次、一审时被答辩人对于本案最基本最关键的事实，是否撞倒答辩人？答辩人家属是否询问被答辩人如何摔伤？是否向答辩人及其家属道歉？被答辩人如何抱着小孩？是否协商治疗方案等一系列基本事实情况被答辩人均表示不清楚，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被答辩人却印象深刻，比如围观群众、家属赶来的时间。显然，被答辩人是在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其并未如实陈述基本案情，未能诚信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被答辩人未能诚信诉讼应该视为对于双方发生肢体碰撞的承认。综上，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高度还原本案的基本事实，而被答辩人未能诚信诉讼，对于本案答辩人受伤原因全靠臆断，无法举出对双方发生肢体碰撞相反的证据，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 二、被答辩人及其家属事发后本能反应及行为表现充分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发生了肢体接触。首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发生肢体碰撞后，其三岁女儿因此受到惊吓而哭闹，此乃小孩受到意外情况后本能的反应。另此时被答辩人并未立即安抚哭闹的女儿，而是居于本能先去扶起答辩人，被答辩人母亲亦是居于本能先找到便椅让答辩人坐下。这也是被答辩人及其家属出于内疚的本能反应。虽然被答辩人一直狡辩未与答辩人发生碰撞，但是其与家属的本能反应已经充分证明其与被答辩人发生了肢体碰撞。其次、答辩人家属发现被答辩人受伤后，必然会询问答辩人受伤的原因，在被答辩人积极救助之下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纠纷。另外当答辩人家属在场时，被答辩人进行了积极救助，包括拨打120电话、陪同前往医院治疗、要求更换治疗医院、垫付120出车费及3000元医疗费、购买两箱牛奶及尿盆、询问护工价格、商量手术器材及治疗方案、沟通报销方案等行为，被答辩人一系列行为完全可以佐证被答辩人撞倒答辩人。 三、答辩人严重受伤的结果与被答辩人冲撞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首先、本案中答辩人虽然年事已高、患有骨质疏松症，但此为老人的常见的病症，虽然答辩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答辩人不应因个人体质对侵权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其次、被答辩人冲撞导致答辩人摔倒是答辩人构成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 综上，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突然间发生肢体碰撞，有充足的证据支撑，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被答辩人冲撞答辩人与答辩人严重受伤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答辩人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熊园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损失共计182247.45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17日上午十点左右，原、被告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地国际博览中心看展览时发生肢体碰撞，致使原告摔倒。原告受伤后，被告将其扶到旁边的座椅上休息，随后，原告的丈夫蔡定业、儿子蔡卫华赶来现场，后被告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场后，被告要求送原告去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疗，上车后被告要求司机路过其家，让被告女儿和母亲下车，并接上被告丈夫陪同原告、蔡定业到医院就诊。到医院后，原告进行相关检查治疗，被告为原告办理急诊挂号、住院等手续，支付急救费240元及住院费3000元，购买了两箱牛奶及尿盆，并询问护工价格。被告离开医院即到绿地国际博览中心调取监控，但未获允许，稍晚冒充原告家属调取监控，发现未监控到事故现场。12月1日原告出院，共住院14天，发生住院费97504.29元。出院医嘱载明：继续口服药物，在医师的指导下行右下肢功能康复锻炼，术后3个月使用助步器辅助行走，右下肢避免剧烈运动、有不适时随诊等。原告12月4日另开支挂号费16元、西药费4.39元。此后，原告购置残疾器具辅助费（轮椅）花费1300元。2020年3月19日，经原告委托，江西建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赣建诚司法鉴定中心（2020）临鉴字第0319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熊园秀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2、评定其护理期120天、营养期150天（均自受伤之日起计算）。3、评定其后续治疗费2000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000元。原、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2019年11月19日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九龙湖派出所对120急救车医生邱学文的询问笔录，载明:“邱学文：到了之后就看到一个年纪大的女的坐在便椅上，我就问她这么平的地她怎么会摔倒？年纪大的女的（指熊园秀）就说旁边那个年轻的女的（崔婷婷）把她撞倒的”；同年11月25日对120急救车护士胡思思的询问笔录，载明：“胡思思:我就看到一个年纪大的女的坐在一个凳子上，不记得谁问了一句，年纪大的女的就说被旁边那个年轻的女的绊到了一下，腿好痛，旁边那个年轻的女的也附和了一句，说不小心绊到了老人家。那个年轻的女的说去洪都中医院（北院）”。 另查明，原告现患有骨质疏松症，原告退休前为新建县科技局主任科员，按月领取社保退休金。 上述事实，有邱学文、胡思思等询问笔录、出院记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发票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诉争双方对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九龙湖派出所相关询问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邱学文、胡思思系事发时120急救医护人员，与原、被告无利害关系，且询问时间距事发时间较近，其陈述当时过程的询问笔录可信性较高。同时，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在对邱学文、胡思思进行上述询问时和制作笔录中采取了非法手段。根据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结合本案相关事实，且事发位于较封闭的展馆看展览过程中，本院认为原、被告发生人体碰撞的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应该认定该事实存在。关于当事人的责任分配问题，因展馆摄像头未监控到事故现场，本案已无法判断事发时双方碰撞实际情形，但原、被告在展览馆人群中行走发生碰撞，均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双方对原告受伤的后果均具有过错，故本院酌情确定被告按照50%的比例对原告本次事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江西建诚司法鉴定中心对于伤残等级及后续治疗费的鉴定意见，符合医学原理，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过高，本院依法核减。原告系新建县科技局退休工作人员，领取退休金，符合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告辩称造成原告骨折的根本、必然原因是其严重骨质疏松症，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应扣减CT诊断费用，因医学诊断具有专业性，其亦未举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对原告发生的下列款项予以认定：1、医疗费97524.68元（挂号费16元+西药费4.39元+住院费97504.29元）；2、后续治疗费2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00元/天×14天）；4、营养费1800元（20元/天×90天）；5、护理费9228.60元（102.54元/天×90天）；6、残疾赔偿金40582.80元（33819元/年×6年×20%）；7、精神抚慰金6000元；8、残疾辅助器具费1300元；9、交通费140元，以上各项费用合计为159976.08元。被告应承担79988.04元，扣减被告垫付的3000元，被告仍应赔付原告76988.0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崔婷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熊园秀赔偿款76988.04元。 二、驳回原告熊园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崔婷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950元，鉴定费2000元，合计5950元，由原告熊园秀负担2500元，被告崔婷婷负担34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2020年11月24日给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九龙湖派出所去函，询问本案纠纷中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记载是否属实及询问笔录形成的相关情况。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九龙湖派出所回函称，笔录的记载属实，并对当时制作询问笔录的相关情况作出了说明。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本案熊园秀的起诉状以及崔婷婷的答辩状，以及庭审中双方的发问和崔婷婷母亲卢爱梅的证言，崔婷婷确认事发时她是抱着三岁的女儿左转身准备离开，熊园秀一直陈述崔婷婷是左边撞到她，对于可能接触的部位，双方陈述并不矛盾。虽然双方对是否真正有身体的接触，事发后是否崔婷婷和其母亲说过对不起等内容，各执一词。但崔婷婷和其母亲一致陈述转身过来，发现熊园秀受伤坐在地上，然后她们找椅子让熊园秀坐下，随后，崔婷婷用手机拨打120和熊园秀的丈夫、儿子一起送医，在途中崔婷婷先把小孩和其母亲送回家，接上其丈夫，建议送洪都中医院就医，崔婷婷支付救护车费用、办理急诊挂号、住院等手续及支付住院费3000元，购买了两箱牛奶及尿盆，并询问护工价格，后当天下午崔婷婷和其丈夫到事发现场查看事发现场的监控。考虑到熊园秀受伤地点是展馆且周边有众多的参观者，崔婷婷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没有监控，崔婷婷的以上这系列行为是事故发生后正常人的本能做法。在此过程中崔婷婷和熊园秀接触的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包括120的医生、护士、洪都中医院的护工、查看监控时的保安，均在九龙湖派出所形成了对本案相关情况的陈述，虽崔婷婷认为以上询问笔录不是直接证据，存在询问人和记录人为同一人签名或没有注明询问人和记录人签名的不规范，但在以上询问笔录上被询问人均签名并按了手印进行确认，一审庭审时熊园秀将以上询问笔录进行了举证、崔婷婷也进行了质证，并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以上询问笔录属证人证言，且符合证人证言的基本属性，与熊园秀的基本陈述不自相矛盾，可以形成证据链，本院认为熊园秀的举证责任可以达到证明其人身伤害与崔婷婷抱小孩左转身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崔婷婷认为其是出于好意地实施帮扶、送医、垫款等行为，除其自述外没有提交事发现场的任何证据证明，同时事发现场伤者熊园秀并不是独自一人，其丈夫、儿子都在身边，完全有能力拨打120并送医就诊，崔婷婷作为一个怀抱小孩的母亲，在有小孩需要照顾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不便，完全出于好意地去帮扶、送医、垫款等行为，与事发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其本能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和情理均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以在本案中熊园秀和崔婷婷均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受伤的后果均具有过错，酌情确定崔婷婷按照50%的比例对本次事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崔婷婷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和法律支持，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5元，由上诉人崔婷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龙 审 判 员 刘卫平 审 判 员 周朝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胡 磊 书 记 员 万晨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