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1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英，女，汉族，1980年11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代理人王巍，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法定代表人：曹龙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炜，江苏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惠英因与被上诉人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惠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并依法改判支持王惠英一审诉请第二项、第六项；增加支付业务费18,744.11元。事实和理由：1．济川公司未提交扣减23,248.04元的相关事实依据和制度依据。2．王惠英在《员工入职声明书》中的签字不免除济川公司的举证责任。3．王惠英在济川公司工作年限与案涉部分证据，不能成为王惠英对扣减款项的所有规章制度应当知晓的理由。4．一审未支持的187,411元均系王惠英应当获取的业务费。5．自2019年1月5日起，济川公司就未向王惠英发放工资和支付任何费用，亦未向王惠英提供劳动岗位和条件，事实上单方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 济川公司辩称，王惠英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事实和理由：1．王惠英入职时即对公司规章制度了解并同意遵守。2．济川公司对规章制度的变更均组织先骨干人员进行学习，且济川公司每月均会以短信方式告知王惠英工资的具体明细。3．王惠英自2019年1月之后就未为济川公司提供劳动，济川公司自然不应当支付基本工资等报酬。 济川公司上诉请求：一审法院重复计算社保备用金与业务费不当，应当予以改判。 王惠英辩称，2019年6月前济川公司应当为王惠英缴纳社保。 王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济川公司向王惠英返还保证金（即风险金）50,000元金；2．济川公司向王惠英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5,662.5元；3．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业务费13,713.13元；4．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16元；5．济川公司支付王惠英前述一至五项克扣、拖欠工资加付111,190.79元×25%＝27,797.70元；6．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8,151.62元；7．济川公司向王惠英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为王惠英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一审庭审中，王惠英将诉讼请求第1项变更为济川公司返还保证金（即风险金）62,639.92元，第2项变更为济川公司向王惠英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将诉讼请求第3项变更为“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业务费37,800.26元（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将诉讼请求第5项变更为济川公司支付王惠英前述一至五项克扣、拖欠工资加付40,358.54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惠英于2016年12月2日向济川公司交纳了5000元的风险，于2016年12月进入济川公司工作。2017年1月1日，王惠英作为乙方与济川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主要约定：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在销售岗位从事销售工作，乙方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按合同订立时甲方的相关规定执行；甲方因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的变化，向乙方说明情况后，按照诚信合理的原则，可以变更乙方的工作岗位，乙方应服从调整；乙方的工作地点或工作区域在全国市场区域范围内；甲方对乙方的工资报酬选择（四）条款：……（四）业务提成工资，鉴于乙方为甲方销售人员，甲方实行月度基本工资和业务提成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根据乙方的岗位，每月岗位基本工资按甲方规定，业务提成工资按甲方年度营销大纲的相关规定考核后支付；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岗位职责、承诺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制度和相关文件），当甲方告知乙方后，乙方在15个工作日内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则该规则、制度视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已告知乙方，乙方已经知晓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甲方有权根据经营管理需要修改规章制度，但对于规章制度的修改，乙方有义务随时阅读甲方通过各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通知、通告、电子邮件、内部网站、备忘录和员工手册等）公布的各项制度、规定和通知；劳动合同期内，本合同甲、乙双方的通讯地址（甲方住所、乙方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和联系方式为双方联系的唯一固定通讯地址，若在履行本合同中双方有任何争议，甚至涉及诉讼时，该地址为双方法定地址。若其中一方通讯地址发生变化，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以便于联络。乙方确认甲方有关文书在无法直接送达给乙方的情形下（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拒收、下落不明等情形），乙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住址为甲方邮寄送达地址；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1份，王惠英在劳动合同书中填写户籍居住地：四川省青神县，现居住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号。同时，王惠英签署《员工入职声明书》，该声明载明在此之前公司已向其出示公司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且清楚公司将根据情况不时更新这些规章制度。后，2017年5月，王惠英晋升为ＯＴＣ主管。2017年至2018年间，济川公司从王惠英的收入中陆续扣除总计45000元的岗位责任金（风险金）。济川公司共计收取王惠英5万元的风险金。2019年1月3日，济川公司免去了王惠英ＯＴＣ主管的职务。2019年4月29日，王惠英向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裁决：1．济川公司立即返还王惠英保证金（风险金）5万元；2．济川公司立即返还向王惠英扣除的罚款35662.5元；3．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业务费13713.13元；4．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的工资11815.16元；5．对于上述1-4项克扣、拖欠工资加发25997.96元经济补偿金；6．济川公司向王惠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8151.65元；7．向王惠英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依法办理社会保险转移及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8．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由济川公司承担。2020年4月18日，济川公司向王惠英银行转账支付28826.82元。2020年4月24日，济川公司又转账支付王惠英4659.8元。仲裁期间，济川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通过ＥＭＳ向王惠英邮寄了《济药市场人劳通（2019）026号通知》，该通知要求王惠英接到通知后于2019年5月25日到济川公司劳动关系部报道。该邮件收件地址为王惠英户籍地，手机号为王惠英使用的手机号，邮件于2019年5月18日被投递并签收，签收人处显示“他人收”。2019年6月14日，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眉劳人仲案［2019］11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济川药业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惠英扣取保证金（风险金）50000元、业务费3716.91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以上共计65531.9元；二、驳回王惠英的其他仲裁请求。”。王惠英因不服该仲裁判决遂于2019年6月17日诉至法院。济川公司不服该仲裁判决遂于2019年6月17日诉至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后双方就案件管辖权分别向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及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2民辖终274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济川公司诉王惠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后，济川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管辖权异议。 另查明，王惠英自2019年1月6日起未为济川公司提供劳动，济川公司未向王惠英支付自2019年1月6日起的工资。2019年1月8日，济川公司员工代巍联系王惠英未果，2019年1月10日，代巍与王惠英取得联系，王惠英庭审中自述在该此通话中，王惠英告诉代巍王惠英要求继续负责原来的客户，但代巍不同意，因代巍不同意，王惠英遂要求退还保证金但未果。2019年6月17日，济川公司作出《关于王惠英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后通过EMS邮寄至王惠英户籍地，2019年6月20日该邮件被王惠英拒收，后被退回至济川公司处。王惠英在泰兴市的社会保险缴费由济川公司缴纳至2019年6月。2017年至2018年期间，名义为市场干部个人风险金的代扣款实际系济川公司为王惠英代缴的个税。庭审中，王惠英认可济川公司实际收取的岗位责任金（风险金）为5万元。 还查明，王惠英在2019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与“丁菲”，2019年4月2日与“叶萍”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提到“……标准不算回笼怎么都有1.4万。可是我一分没收到”“……眉山圣丹药业的商业费应该没有调整过的，都是按系统中汇款的2%来结算的吧？我没收到过调整通知书”。2019年4月8日，王惠英与案外人“翁小兵”就王惠英的诉求、王惠英免职的经过、费用的结算等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该录音中王惠英提到“周总说那你就回去，后面的会都不用参加了，让我们马上走，然后我没有提其他什么要求，然后周总说回来嘛你好好的做业务，我就回来啦，就没有说其他什么东西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就已经把我商业全部给我停了发货”。庭审中，王惠英对诉讼请求第2项最终确认为23,248.04元。对其诉讼请求第3项所主张的业务费的具体构成陈述为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共6笔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济川公司同意支付王惠英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16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济川公司同意为王惠英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并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济川公司应退还王惠英的风险金金额；二、济川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惠英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三、济川公司应当向王惠英支付的业务费金额；四、王惠英于1-4项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加付赔偿金的主张应否支持；五、济川公司应否按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支付王惠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于焦点一：济川公司应退还王惠英的风险金金额。庭审中，双方对济川公司收取王惠英风险金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济川公司认为风险金中有14,579.57元被提取作为社保备用金，故就风险金的部分只应当退还王惠英35,420.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之规定，济川公司陆续收取王惠英共计5万元风险金及其自述提取14,579.57元作为社保备用金的行为显属违法，故济川公司收取的5万元风险金应全部返还给王惠英。 关于焦点二、济川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惠英返还巧立名目进行超范围考核、变相罚款共计38,846.26元。庭审中，王惠英对不予认可的考核扣款金额最终确认为23,248.04元。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王惠英作为销售人员，实行的是由月度基本工资和业务提成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办法，业务提成工资按甲方年度营销大纲的相关规定考核。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可依法自主确定考核方案，本案中，业务考核款的高低问题属济川公司自主经营权决定的范畴，考核扣款属于工资的核算模式并不属于罚款。庭审中，王惠英表示其不知道每个月应当发放的工资金额，不清楚工资如何组成，也不知道公司如何对其进行业务提成考核，王惠英的上述陈述显然不符合经验法则。另一方面，在王惠英签署的《员工入职声明书》中载明在此之前公司已向其出示公司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王惠英在其2019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与“丁菲”，2019年4月2日与“叶萍”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提到“……标准不算回笼怎么都有1.4万。可是我一分没收到”“……眉山圣丹药业的商业费应该没有调整过的，都是按系统中汇款的2%来结算的吧？我没收到过调整通知书”可以认定其对自己的工资及业务费等如何计算应当是清楚的。同时，王惠英提供的部分打卡明细中除考核扣款外，也有“回笼利息考核”、“诊所开发费”等考核奖励，济川公司已通过按次发送打卡信息的方式告知了王惠英每次工资发放的明细情况，王惠英提供了多份其保留的打卡明细可表明其及时收到了该信息，王惠英并未提交其收到打卡明细及工资后至仲裁前其曾向济川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也没有就其销售业绩，业务费的考核计算方式及来源提供初步证据，综上，应认定王惠英认可业务绩效考核扣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王惠英关于济川公司克扣其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济川公司应当向王惠英支付的业务费金额。王惠英对其业务费的具体构成陈述为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共6笔费用。对上述6笔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济川公司庭审中对其中3,716.91元的一笔业务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条款中的“不可分性”应当是指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仲裁的事项是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相互之间具有依附性和相关性。王惠英请求济川公司支付759.67元费用的主张系王惠英在仲裁时未提出，而在诉讼阶段增加的诉讼请求，该笔费用的性质双方均认为系业务费，此项请求与本案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应当合并审理。济川公司认为该费用已于2019年7月提取划转为社保备用金，用人单位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后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此笔业务费系王惠英2019年1月5日前的业务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济川公司承担了应该由王惠英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也不适宜将该费用直接划转为社保备用金，予以抵扣应当由王惠英个人缴纳的部分，故该759.67元应当由济川公司支付给王惠英。至于济川公司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中该由王惠英个人承担的部分，济川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3．王惠英主张的14,579.57元业务费，该款在打卡明细中显示为个人往来款，济川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认为该款确系业务费但已被划转为社保备用金，后又认为系从5万元岗位责任金（风险金）中提取的社保备用金，并非产生的业务费，因济川公司两次陈述不一致，而济川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款系提取的社保备用金而非业务费，故此款同属于业务费，应当合并审理，综上，一审法院对王惠英请求支付该笔14,579.57元费用的主张，予以支持；4．王惠英主张12,239.97元业务费的请求在仲裁时未提出，从王惠英提供的打卡明细看12,239.97元是未报销金额，显然与业务费的性质并不一样。王惠英认为该款系业务费，未说明该费用的具体构成，亦未举证证实该笔费用系业务提成及该笔费用的由来。该笔费用可构成独立的劳动争议，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可分性，王惠英应当先行就此费用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一审法院对王惠英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王惠英另行主张权利。5．王惠英主张3,974.14元的业务费，为此提供了其3月28日与“丁菲”的通话录音，2019年3月29至4月2日期间与“丁菲”、“叶萍”的微信聊天记录，“叶萍”2019年4月2日发送的商业代表为“侯三林”的2018年至2019年的发货清单等证据，均发生在济川公司两次转账之前，济川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向王惠英银行转账支付28,826.82元不仅包含2018年年终奖及2018年12月的工资，还包含部分业务费。2020年4月24日转账支付王惠英的4,659.8元也明确系支付王惠英的业务费，仲裁时该笔费用若如王惠英所述其已经产生，即王惠英认为未支付却并没有主张，结合王惠英仲裁及诉讼中多次增加其各项诉讼请求，王惠英未举证其收到的上述两笔费用的具体由来及构成，也未举证济川公司两次支付的上述费用。即一审法院认定济川公司应当给付王惠英的上述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共三笔业务费不包含其自述的济川公司错误计算给了侯三林，但实际应当为王惠英所享有的3,974.14元业务费，故对王惠英提出的济川公司应当支付其中3,974.14元的业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6．王惠英主张济川公司返还以礼品款分摊名义扣除的2,530元业务费，理由是2,530元的礼品非王惠英购买，是济川公司邮寄王惠英交予业务员用于赠送客户的礼品，济川公司不应当在其业务费中扣除该费用。经查，该费用由济川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以礼品款分摊名义在王惠英的工资中扣除。王惠英的该主张在仲裁时未提出，该争议涉及双方之间是否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及济川公司能否以此为由将该债务在工资中予以抵销扣除，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可分性，故一审法院对王惠英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王惠英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济川公司应当支付王惠英业务费3,716.91元＋759.67元＋14,579.57元=19,056.15元。 关于焦点四：王惠英于1-4项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加付赔偿金的主张应否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上述法条表明，1．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二是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在此情况下，才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2．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是劳动行政部门的权利，故王惠英应当通过行政救济途径主张此项权利，一审法院对王惠英要求加付应付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五：济川公司应否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王惠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1.2019年1月5日后至济川公司向王惠英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前，王惠英确实没有为济川公司提供劳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此可见，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则不能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王惠英认为双方在没有解除劳动关系时济川公司至少应当向其发放基本工资，但基本工资发放的前提是王惠英为济川公司提供了正常劳动。在此期间济川公司未向王惠英发放工资并不表明济川公司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济川公司2019年5月前未向王惠英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也未口头告知王惠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1月王惠英被免除主管职务收走王惠英作为主管的业务资源并非等于解除劳动关系，济川公司有权对其客户等资源进行合理调整。且王惠英入职时的身份就是普通销售代表，该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3．庭审中，王惠英提到其于2019年1月10日与代巍通话时提出继续负责原来的客户，在代巍答复不可能后王惠英要求济川公司退还保证金；结合王惠英2019年4月8日在与“翁小兵”的录音中提到周其华曾在1月3日免职时提出让其回去好好做业务，未提到办理离职手续等相关问题；且王惠英也没有在济川公司处办理过相关离职手续，可以看出2019年1月3日在王惠英被免除主管职务后，双方应当是未就业务资源调整达成合意。王惠英认为济川公司收走了其全部资源后又不给其安排工作系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此，王惠英作为销售人员，其业务并不仅是现成客户资源的维系，还应当有药品的推广及市场开拓等职责，即不应当是由济川公司去安排客户给王惠英，结合济川公司在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仍在为王惠英按月购买社保的事实，应当认定王惠英所主张的济川公司系违法解除其劳动关系进而要求济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因办理公积金提取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范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惠英岗位责任金（风险金）50000元、业务费19,056.15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共计80,871.15元；二、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惠英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为王惠英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王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济川公司考核扣款23,248.04元是否应当予以扣减；二、王惠英诉请的12,239.97元、3,974.14元、2,530元三笔费用是否应当支持；三、一审法院是否存在重复计算14,579.57元；四、济川公司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关于焦点一：王惠英以济川公司未告知相应考核规章制度为由主张公司考核扣款不当。对此，济川公司现提交证据确系不能证明济川公司对所涉扣款的具体规章制度予以直接告知，但业绩考核是王惠英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占比工资绝大部分；王惠英在济川公司工作三年有余；济川公司告知每月工资明细均对考核扣款、奖励予以明示，所争议扣款，亦在双方发动劳动争议之前近一年，王惠英亦未对相关扣款提出异议。故此，一审法院综合案件情况认定王惠英应当对济川公司考核规章制度知晓并无不当，王惠英要求济川公司安环考核扣款23,248.04元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二：关于“未报金额”12,239.97元，济川公司主张王惠英提交的票据不符合规范、该笔款项本身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济川公司在短信发给王惠英的邮件中罗列了“未报金额”及其数额，又以王惠英所报销票据不符合规范、不具有真实性为由拒付，应当提交相应王惠英当时交给公司的报销票据，以便查明事实，但济川公司未予举证，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济川公司应当向王惠英支付该笔款项。 王惠英诉请的3,974.14元，该笔费用双方均认可系销售主管应获取费用，故此，该笔费用所涉业务的回款时间、所涉销售主管是否系王惠英是问题的关键。王惠英以2019年1月2日回款单主张该笔费用回款时间，系在其担任销售主管期间内，故该笔费用应当由其领取；济川公司主张该笔费用的回款时间系“2019年1月底2月初”，已经由案外人担任销售主管，但与回款单载明时间明显不符，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认定该笔费用系王惠英担任销售主管期间应当收取费用。 王惠英诉请的分担礼品费2,530元，济川公司早于2017年12月8日在王惠英工资款项中予以扣除，现无证据表明王惠英对该笔费用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故该笔费用应当认定为系王惠英工作期间应当承担费用，王惠英上诉请求济川公司支付该笔费用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是否重复计算王惠英业务费14,579.57元。王惠英主张业务费并非根据自身业务量和考核标准予以核算，而是根据济川公司所发送工资信息予以主张。济川公司则主张，扣减该14,579.57元是从保证金账户到社保专用账户，而该笔费用原始确系属王惠英业务提成部分。换言之，济川公司认可保证金账户5万元的前提是，业务提成已经转入保证金账户；该笔扣款并非王惠英新业务提成再次扣款，而系从保证金账户扣款。在王惠英不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当对济川公司陈述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核算保证金金额时已经对该笔款项予以核算，再另行判决支付业务费14,579.57元确属重复计算。 关于焦点四：王惠英主张济川公司口头告知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相反，一审查明的聊天记录内容能够佐证济川公司只是调整王惠英的工作岗位，故此，王惠英主张济川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主张双倍赔偿金因无证据予以证明，二审不予支持。 综上，济川公司应支付王惠英岗位责任金（风险金）5万元、业务费20,690.69元（3,716.91元＋759.67元＋12,239.97元＋3,974.14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共计82,505.69元。 综上，济川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成立，王惠英上诉部分请求与理由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存在疏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惠英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为王惠英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二、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惠英岗位责任金（风险金）50,000元、业务费19,056.15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共计80,871.15元；驳回王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惠英岗位责任金（风险金）50,000元、业务费20,690.69元、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月5日工资11,815元，共计82,505.69元； 四、驳回王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受理费10元，由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春红 审判员  罗 洁 审判员  余林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朋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