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认复1号复议申请人：张兰（ZhangLan），女，1958年4月7日出生，圣基茨和尼维斯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国贸大厦******俏江南（国贸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宇，北京市天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北京市天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被申请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金钟道**力宝中心******。代表人：陈光辉，独营执业者。复议申请人张兰（ZhangLan）因与复议被申请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的（2020）京04认港3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张兰（ZhangLan）提出，传讯令状的送达程序违法，张兰未经合法传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关于认可和执行案涉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判决的申请。事实与理由：1.委托送达传讯令状应当按照内地法律进行，在传讯令状仅一次送达未成功后，应当按照内地法律规定进行公告送达而不能径进替代送达。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5条规则）第（2）规定，如送达须在某国家境内或某地方完成，本条规则、第5A条规则，或任何凭借本条规则或第5A条规则作出的法庭的命令或指示，不得批准或规定任何人在该国家境内或该地方作出违反该国家或该地方的法律的任何事情。可见，在内地送达传讯令状应该遵守内地关于送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第六项规定，送达司法文书，应当依照受委托方所在地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根据内地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虽委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张兰送达传讯令状等法律文件，但仅仅只在同一天（周末）向两个地址各进行了一次送达，未在其他时间送达。在此情况下，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应依据内地法律规定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告送达，但其却径行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了替代送达令，造成张兰无从知晓案件开庭，影响了合法权益。2.传讯令状的送达只能适用司法送达而不能适用替代送达。根据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5条规则）第（1）规定，即使令状须在本司法管辖权范围外送达，除本条规则的以下条文另有规定外，第10号命令第1（1）、（4）及（5）及（6）条规则以及第65号命令第4条规则仍适用于令状的送达，但随附的送达认收书须按适当的方式加以变更。上述规定表明第11号命令第5条规定即属另有规定，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第4A章《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5A规则）第（1）规定，凡按照本规则须在中国内地将令状送达须予送达的人，则该令状须透过中国内地的司法机构送达。故传讯令状不应当适用替代送达。高嘉力律师事务所能否联系到张兰及该所能否及时告知，均无法判断，在此情况下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申请替代送达，损害了张兰的合法诉讼权益。一审法院卷宗材料显示：2016年1月29日，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与张兰以及GrandLanHoldingsGroup（BVI）Limited和SouthBeautyDevelopmentLimited（张兰为此两家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签署了《有关尚未支付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账单事宜的法律顾问委聘函》（以下简称委聘函），约定：（1）陈光辉律师事务所确认接受张兰及其公司的委托，在尚未支付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账单一事中代理张兰，并为其提供必要法律意见及所有必要的收费评定工作；（2）张兰及其公司同意向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及各项实报实销杂费[律师收费根据负责律师的年资按时收取，每小时港币1800元至港币5000元，各项实报实销杂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庭收费、法律费用、草拟专员收费、大律师费（如有）、影印费、海外出差费（如有）及邮递费等]；（3）张兰及其公司须于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账单发出日期7天内支付费用，且张兰及其公司应在开始工作前预先支付初始款项港币100000元（张兰及公司同意不使用该笔款项支付已到期的费用和杂费）；（4）委聘函条款的有效性与实施应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且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由此委聘函所产生任何纠纷的解决有专属管辖权。由于张兰及其公司未支付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基于委聘函所发出的第1136号律师费账单（共计港币3123735元），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5月14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张兰及其公司提起诉讼（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1102/2018号案件）。2018年5月14日，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向张兰及其公司提出申索，主张张兰及其公司支付欠付的律师费、杂费（总计港币3123735元）及相关利息、讼费。2018年6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向张兰及其公司发出传讯令状，要求张兰自被送达传讯令状之日起28日内了结上述申索或将送达认收书送回高等法院登记处，并在认收书中述明提出抗辩或作出承认。因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无法将传讯令状送达到张兰的北京地址，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黎达祥聆案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内庭席前的替代送达命令，送达传讯令状至代表张兰的香港律师所，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是有效及妥善送达至张兰的方式，且张兰的送达认收时限为传讯令状送达后14天。传讯令状及该命令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4:20由专人妥为成功送达至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的地址。张兰未在传讯令规定的期限内就传讯令状作出认收，也未发出抗辩通知书。由于张兰未发出抗辩通知书，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最终判决，即HCA1102/2018号判决，判令张兰向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支付港币3123735元，自2018年4月11日至判决之日（以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在判决之日起至付款之时（以判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定额讼费港币11045元。2019年4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出具“根据《内地判决条例》（第597章）第21（3）条及《高等法院规则》第71B号命令第2条规则发出的证明书”，确认上述判决为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已于2018年12月24日生效；张兰未申请撤销该判决；上诉期已经届满，张兰亦未就该判决提起上诉；且该判决目前仍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任何履行，陈光辉律师事务所亦未就该判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强制执行。据陈光辉律师事务所查询掌握的信息可知，张兰是北京市居民，现于北京市拥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港请送41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载明：“对委托协助送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高院民事诉讼2018年第1102号原告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张兰案件’之司法文书，经协助，未能送达成功。”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第一座16层”，该地址为委聘书中张兰的地址，拒收理由为：“此人此公司已不在此办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港请送43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载明：“对委托协助送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高院民事诉讼2018年第1102号原告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张兰案件’之司法文书，经协助，未能送达成功。”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厦F层（兰会所）”，拒收理由为：“此处无此人”。《（第597章）第21（3）条及第71B号命令第2条规则发出的证明书》第1条、第2条载明，“于2018年6月12日发出的并存传讯令状（该令状），现夹附一份文本为附件2。”根据黎达祥聆案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替代送达命令，该令状及黎达祥聆案官的命令已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4:20由专人妥为送达并注明由张兰收件，送达至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的地址。且经一审法院核实，司法常务官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高等法院黎达祥聆案官内庭席前命令》，载明：经原告人（陈光辉律师事务所）单方面申请替代送达，并经阅读于2018年10月30日送交存档的TanKuangHwee的第四份誓词连同其中所附证物，现命令向第一被告人（张兰）送达一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妥为盖印的本命令的副本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妥为盖印的并存传讯令状的副本连同订明格式的送达认收书及承认表格（统称为令状），由专人送达并注明由第一被告人（张兰）收件地址为高嘉力律师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3楼，作为将本命令和令状有效及妥善送达至第一被告人（张兰）的方式，且第一被告人（张兰）的送达认收时限为上述令状送达后14天。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安排生效前，当事人已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所称“书面管辖协议”的，仍适用该安排。因此，案涉委聘函签署于2016年1月29日，本案适用《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进行审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张兰申请复议的理由是HCA1102/2018号案传讯令状是否经合法送达。案涉材料显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京港请送41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2018）京港请送43号《协助送达文书回复书》载明：对委托协助送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高院民事诉讼2018年第1102号原告陈光辉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张兰案件”之司法文书，经协助，未能送达成功。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观湖国际大厦第一座16层”，该地址为委聘书中张兰的地址，拒收理由为：此人此公司已不在此办公。送达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厦F层（兰会所）”，拒收理由为：此处无此人。复议申请人张兰认为在此情况下应依据中国内地法律进行公告送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第五条规定，受委托方无法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回证或者证明书上注明妨碍送达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期，并及时退回委托书及所附全部文书。因此，受委托方在委托方指明的送达地址协助送达司法文书送达不成功时，应当注明送达不成功的理由并及时退回相关材料，“互相委托协助送达”并不意味着保证送达成功。张兰关于此项的复议理由不成立。另，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规则》第65号命令第4条规则规定：（1）如就凭借本规则的任何条文需作面交送达的文件或第10号命令第1条规则所适用的文件而言，法庭觉得基于任何理由将文件以订明的方式送达该人并非切实可行，则法庭可作出将文件作替代送达的命令。（2）申请作替代送达的命令，可藉述明有关申请所依据的事实的誓章提出。（3）有命令根据本条规则就之作出的文件，其替代送达的完成方式是采取法庭所指示的使须予送达的人知悉该文件的步骤。根据《（第597章）第21（3）条及第71B号命令第2条规则发出的证明书》显示案涉司法文件经申请以替代送达方式送达，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规则》的规定。张兰的此项复议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认港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复议申请人张兰的复议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兰（ZhangLan）的复议申请。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春梅审判员  魏 欣审判员  甘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