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再3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裕兴，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6）。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龙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前路洪文工业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演聪，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振星，男，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再审申请人林裕兴因与被申请人厦门龙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龙图盛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振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民申44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裕兴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对龙图盛公司的身份认定存在错误，龙图盛公司系承继郑振星与新民沙灰砖厂的债权债务，是讼争债务的债务人，应当承担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1.《补充协议书》系对《调换厂地协议书》的补充，该协议订立主体分别为洪文村委会与新民沙灰砖厂。因此，《补充协议书》的订立合同双方本应是洪文村委会和新民沙灰砖厂。而不是洪文居委会与成立于2013年3月的龙图盛公司。此时洪文居委会与龙图盛公司实质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对象即第三人。《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将厂地的转租权给龙图盛公司，龙图盛公司也确认了在取得转租权利的同时承担新民沙灰砖厂的债务，这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2.龙图盛公司在一审中己认诺2013年3月26日与洪文居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且该《补充协议书》中已明确表述新民沙灰砖厂与郑振星的债务由龙图盛公司承担。龙图盛公司认为此条文应被理解为仅承担新民沙灰砖厂的债务而不承担郑振星的个人债务，是错误的。因为新民沙灰砖厂是郑振星以个人财产投资、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郑振星是新民沙灰砖厂民事责任的承担者，以个人的全部财产承担其经营活动中的民事责任，二者的财产密不可分，且无法区分，所以在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中二者均是统一出现，共同行使债权或承担债务。3.退一步讲，即使新民沙灰砖厂与郑振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龙图盛公司也应承担新民沙灰砖厂的还款义务。郑振星创建的龙图盛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4日，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其本人，郑振星于2013年3月27日在《借条确认》的签署，既是表明其为借款人，也是代表龙图盛公司。在关联案件(2016)闽0203民初12222号一案中，龙图盛公司主张其在2013年3月26日承担了厦门市融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厂房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此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郑振星，其债务转移的表述也使用了“确认”二字。即龙图盛公司在该案中承认郑振星的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并且以一系列的变更行为承担了郑振星所实际控制的该公司债务，该案件的证据恰恰佐证了本案《补充协议书》中龙图盛公司自愿承担新民沙灰砖厂和郑振星的债务的事实。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郑振星与龙图盛公司签署《借条确认》之目的，结合郑振星时任龙图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郑振星在《借条确认》上签字并加盖龙图盛公司公章行为，应被视为代表龙图盛公司表示自愿承担新民沙灰砖厂债务的行为。（二）退一步讲，即使龙图盛公司没有承继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其亦可被视为林裕兴与郑振星、新民沙灰砖厂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保证人，在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时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还款责任。1.本案中《借条确认》是借款人与龙图盛公司共同向出借人出具的借款凭证，并将此借条作为借款的唯一凭证进行保留，出具的目的在于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并保证债权的顺利实现。尽管《借条确认》的措辞为“确认人”，根据该措辞对比借条正文部分的“……现将原借款凭条收回重新确认”，又根据该措辞的文义解释及体系解释，通过结合《补充协议书》内容可以推定其实质是在为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做出还款保证。在民间借贷实务中，在确认人位置签章的人一般为保证人，故，按照交易习惯本案中龙图盛公司可以被视为保证人。2.按照对《借条确认》内容的理解，《借条确认》中有“借款人愿以向洪文村委会租用的乡镇企事业用地：编号464号的地上建筑厂房收益资产作为还款保证，至全部还清为止”的表述。实际上，编号464号的乡镇企事业用地上建筑厂房的实际占有人为龙图盛公司，享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倘若郑振星无权代表龙图盛公司，那么所谓的借款人郑振星与新民沙灰砖厂也是无权对龙图盛公司的收益权能进行处分的。综上所述，即使龙图盛公司没有承继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那么也是以其在编号464号的乡镇企事业用地上建筑厂房的收益作为担保，保证借款人在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还款责任。（三）二审认定林裕兴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龙图盛公司与本案讼争债务的关联性，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仅以龙图盛公司对《补充协议书》内容不予认可为由，将已转移至龙图盛公司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林裕兴，实属法律适用错误。而二审在龙图盛公司未举证的基础上，对林裕兴提交的佐证证据亦不予认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林裕兴在一审中提交的《调换场地协议书》、《乡村事业用地许可证》、《补充协议书》三份证据，可以共同证明龙图盛公司是由新民沙灰砖厂变更而来的事实，二者是承继与被承继的关系，对于债权债务的承继有约定从约定。结合林裕兴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二者变更债务的方式是一致的，均以“确认”字样作为承继债务的表述，并且在提交的图纸中也包括作为本案的还款保证的地产（编号464号地上建筑厂房，新民沙灰砖厂厂房），因此《补充协议书》与本案讼争债务是存在关联性的。一、二审不仅错误的适用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也未就案件的综合情况对证据予以认定，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上，请求对本案再审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申请人龙图盛公司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振星未提交答辩意见。 再审查明，一审中，林裕兴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龙图盛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郑振星。龙图盛公司认为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旧版本，应以其提交的为准。2.《调换厂地协议书》，体现：甲方洪文村委会，乙方新民沙灰砖厂。主要条款内容：“1、调换厂地事宜：乙方（新民沙灰砖厂）于1984年初在文兴社“鸡厝”西北侧集资兴办新民沙灰砖厂，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乙方同意调换厂地。2、调换厂地新地：洪文村第八组“石鼓山”东侧园地。3、新厂地面积：4265平方米。4、新厂地使用期限：40年，自1991年4月1日至2031年3月31日。5……”签约日期：1990年9月20日。3.“编号：464”《厦门市土地管理局乡村企事业用地许可证》，载明：“兹据申请单位洪文村委会申请补办乡村企事业用地，经核实，该地确属乡村企事业历史用地，同意补办手续，特发此证为凭。”其中“建设地点”一栏载明“开元区、莲前、洪文村、第八组”，“用地图样”一栏体现面积为“4265㎡”。以上证据2、3拟证明“464号”厂地原属于郑振星及新民沙灰砖厂租用。龙图盛公司原审质证认为：不是原件，核实后未予回复。本院认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虽是旧版本，但不能否定其真实性。《调换厂地协议书》、《乡村事业用地许可证》虽是复印件，但龙图盛公司未有反驳证据予以推翻，亦可予以采信。二审中，林裕兴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龙图盛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其证据，拟证明《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土地等，现由龙图盛公司在使用。第二组证据包括龙图盛公司设立、变更登记申请书，龙图盛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信息》、《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以及郑振星与龙图盛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协议》等，拟证明龙图盛公司于2013年3月14日成立时郑振星以其两个儿子郑国鸿、郑国达名义出资，法定代表人系郑振星，龙图盛公司以郑国鸿名义与郑振星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第三组证据包括《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产权证、结婚证等6份，拟证明林裕兴于2006年获得安置房，本案《借条确认》记载的出借款项在2013年等。龙图盛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林裕兴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第二组证据来源于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图盛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予采信，可以证明：自2013年3月14日成立时至同年12月25日申请变更前，龙图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郑振星。根据以上一、二审证据，可以查明如下事实：1990年9月20日，洪文村委会与新民沙灰砖厂签订一份《调换厂地协议书》，约定新民沙灰厂将其原使用地调换至洪文村第八组“石鼓山”东侧，使用期限40年，自1991年4月1日至2031年3月31日。后该地块取得了《厦门市土地管理局乡村企事业用地许可证》，编号为464号。龙图盛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郑振星。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龙图盛公司是否应对讼争款项的偿还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原审适用法律是否有误？ 首先，关于龙图盛公司是否应对讼争款项的偿还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1.2013年3月27日的《借条确认》载明：“兹有郑振星和新民沙灰砖厂共同向林裕兴借到人民币现金累计：陆拾万元整（600000元），现将原借款凭条收回重新确认，今后以此借条为唯一借款凭证，并按陆拾万元为基数支付每月百分之二的利息。借款人愿以向洪文村委会租用的乡镇企事业用地：编号464号的地上建筑厂房收益资产作为还款保证，直至全部还清为止。”郑振星在“借款人”处签字，龙图盛公司在“确认人”处加盖公章。根据龙图盛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等证据，此时龙图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郑振星，故龙图盛公司在此处的“确认”不能单纯理解为“见证”的意思表示。2.在上述《借条确认》签署的前一天，即2013年3月26日，洪文居委会（甲方）与龙图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根据1990年9月20日签订的调换场地协议书[地[地址：洪前路洪文工业区**（原新民砂灰砖厂调换用地）厂房]发展需要，原甲方开元区洪文村委会，现更改为厦门市思明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原乙方开元区新民沙灰砖厂，现更改为厦门龙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元区新民沙灰砖厂与郑振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使用期限内乙方有转租权）。其他事宜，甲、乙双方按1990年9月20日签订的调换厂地协议书内容执行。”据此可以证明：龙图盛公司代替原乙方新民沙灰厂履行与原甲方洪文村委会签订的《调换厂地协议书》，且约定新民沙灰厂与郑振星的债权债务由龙图盛公司承担。3.《借条确认》上载明“愿以向洪文村委会租用的乡镇企事业用地：编号464号的地上建筑厂房收益资产作为还款保证”，据此，郑振星承诺以“编号464号”地;地上建筑物收益作为讼争欠款的还款保证图盛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且根据《补充协议书》，“编号464号”即为原新民沙灰厂租用的土地，该地块及其上建筑物后由龙图盛公司使用，同时龙图盛公司承接新民沙灰厂和郑振星的债权债务。因此，作为担保物的“编号464号”地;地上建筑物收益权的承接者图盛公司应对其确认的《借条确认》项下的欠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除非其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 其次，关于二审适用法律是否有误。二审对林裕兴提供的证据在庭审中进行了质证，认为无法证明龙图盛公司与本案讼争债务之间存在关联性，故不予确认，并认为“林裕兴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补充协议书》与本案讼争债务之间的关联性，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据此，原审不存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问题，而是认定事实有误的问题。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有误的问题，在林裕兴二审提交的前两组证据以及一审提交的《借条确认》、《调换厂地协议书》、《厦门市土地管理局乡村企事业用地许可证》等证据，可以印证龙图盛公司与郑振星所欠讼争债务之间存在承接关系的情况下，应责成龙图盛公司举证其是否就使用《借条确认》项下的担保物【即编号464地上建筑物使用权】提供对价、其与郑振星及新民沙灰厂的关系等进行举证，以证明其在《借条确认》上进行“确认”行为的性质不是债务承担或者担保等。但是，二审仅认定林裕兴举证不利，显然有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882号民事判决及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8483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徐秀平 审 判 员 郑 唯 审 判 员 高晓嵘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文杰 书 记 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