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705号 原告：徐妙凤，女，汉族，1965年4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田臻东，男，汉族，1989年11月15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健平，男，196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系田臻东之父。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北干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793U，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负责人：王冠丰，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第三人：徐妙云，男，汉族，1963年6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陈寿香，女，汉族，1964年10月3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徐丹，女，汉族，1989年9月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徐杭杰，男，汉族，1997年11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章素娥，女，汉族，1944年5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第三人：徐凤仙，女，汉族，1967年10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徐妙凤、田臻东诉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北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干街道办事处），第三人徐妙云、陈寿香、徐丹、徐杭杰、章素娥、徐凤仙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妙凤、田臻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妙云、陈寿香、徐丹、徐杭杰、章素娥、徐凤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因本案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20）浙0109民初17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于2020年5月7日恢复本案审理。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两个月，另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扣除审限一个月。原、被告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妙凤、田臻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在履行原协议的基础上对原告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分配对应面积安置房（高层70平方米，购买价1150元/平方米，计80600元）。 事实和理由：因北干街道城中村改造项目，萧山区北干街道荣星村9组59户被纳入拆迁范围，原告作为户内成员配合拆迁。2019年初，北干街道拆迁指挥部组织对被拆迁户进行安置。依据相关规定，原告田臻东作为独生子女及大龄未婚青年，应当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原告于2019年初，向被告邮寄了履行职责申请书，但被告一直未作出回复，也没有履行安置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既是拆迁单位，也是辖区行政机关，负责对辖区内城中村改造区域内的被拆迁户安置工作，原告田臻东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至今未婚，依据相关规定，无论是适用独生子女政策还是大龄未婚青年政策，都应当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安置人口，被告拒不安置，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北干街道办事处辩称： 一、被告已按协议约定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原告徐妙凤为北干街道荣星村徐妙云户内农嫁居人员，原告田臻东为徐妙凤之子。2010年12月30日，北干街道办事处与徐妙云户签订《萧山区北干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协议第五项安置用房中明确约定“乙方安置人数为9人”，“安置面积为630平方米”。根据《萧山区北干街道荣星村城中村改造安置人员公示名单》显示，安置人口为章素娥（母）、陈寿香（妻）、徐丹（女）、徐杭杰（子）、徐凤仙（妹，为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2人计算）、徐妙凤（妹）、田臻东（外甥）。2018年12月30日，经湘湖公证处公证，徐妙云户抽取70平方米户型1套、140平方米户型4套，总计630平方米，原告徐妙凤和田臻东的安置面积包含在内，已安置完毕。 二、被告对两原告的安置符合政策规定。根据1999年12月徐妙云户《农村村民自建房用地呈报表》可知，徐妙云申请建房时，在册人口为徐妙云、陈寿香、徐阿泉、章素娥、徐凤仙、徐丹、徐杭杰，其中没有徐妙凤、田臻东的名字。截至2010年12月30日徐妙云户被拆迁安置时，其户内在册人口为徐妙云、陈寿香、徐杭杰、徐丹、章素娥、徐凤仙、徐妙凤、田臻东。2010年徐妙云户签约前，原告徐妙凤向北干街道提交结婚证复印件、田健平的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居住情况证明》，以证明其系农嫁居人员，且居住在拆迁地，另提交了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的《证明》2份、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西陵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西兴街道办事处征迁安置管理中心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住房补贴情况说明》1份，以证明其与丈夫田健平未享受过一体化住房安置、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政策。《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六条人口与面积核定中第（二）项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徐妙凤、田臻东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第六条人口与面积核定中第（三）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3.被拆迁人户内的农嫁居人员。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拆迁人，户内有农嫁居人员，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的，若整户拆迁，整户选择多层安置的，该类农嫁居人员按以下方式安置：（1）农嫁居人员的配偶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农嫁居人员及其子女一次性照顾安置100平方米。子女为农业户口的，按优惠价购买；子女为非农户口，70平方米按优惠价购买，3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据此，对徐妙凤、田臻东确定了相应的安置面积。签约时，根据徐妙凤提交的材料及《实施意见》的上述规定，徐妙凤为徐妙云户内农嫁居人员，应列入照顾安置的人口，被告为原告徐妙凤、田臻东安置140平方米高层住宅符合政策规定。 综上，被告已依约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并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原告要求在原协议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并分配对应面积的安置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徐妙云、陈寿香、徐丹、徐杭杰、章素娥、徐凤仙未作陈述，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履行安置职责申请书及快递凭证各1份，欲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落实原告安置人口、安置面积的事实； 2.《安置协议》1份，欲证明原告户与被告签订该安置协议的事实； 3.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原告户的户口簿、徐妙凤离婚证及离婚登记信息各1份，欲证明田臻东符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情形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被告没有查找到申请书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恰恰证实被告与徐妙云户签订安置协议，对安置面积进行了约定的事实；对证据3，其中独生子女证、户口簿在拆迁安置的时候原告也提交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独生子女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田臻东不能作为独生子女增加一个安置份额，不符合安置政策，对离婚证及离婚登记信息，签订安置协议之前，徐妙凤提交被告的是结婚证复印件，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显示系2005年5月17日补办结婚证，故徐妙凤是作为农嫁居人员予以安置，被告不知道其已离婚的事实，该离婚证与被告签约之前取得的材料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系原告为行政诉讼所用，与本案民事诉讼无关联；证据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真实、合法，确认具有证据效力，但不足以证实其证明对象，是否符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情形应依据相关安置政策确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居民户口簿1份，欲证明徐妙凤、田臻东为徐妙云户户内人员，以及户内其他人员的情况； 2.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欲证明1999年12月，徐妙云户内申请建房，在册人口为徐妙云、陈寿香、徐阿泉、章素娥、徐凤仙、徐丹、徐杭杰的事实； 3.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1份，欲证明截至2010年10月12日，徐凤仙为未婚，作为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数的事实； 4.委托书、《安置协议》各1份，欲证明章素娥、徐妙云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其户安置人口为9人，安置面积为630平方米的事实； 5.结婚证、身份证、居民户口簿、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各1份，欲证明原告户签约前提交了徐妙凤的结婚证复印件，未提交离婚证，其提交材料证明其为农嫁居人员的事实； 6.居住情况证明、住房补贴情况证明各1份，证明3份，欲证明徐妙凤、田健平曾提交证据证明其签约前居住在拆迁地，并未享受过住房安置、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政策的事实； 7.萧山区北干街道荣星村城中村改造安置人员公示名单1份，欲证明徐妙云户经一体办公示的安置面积为630平方米，安置口为徐妙云、张素娥、陈寿香、徐丹、徐杭杰、徐凤仙、徐妙凤、田臻东的事实； 8.《公证书》1份，欲证明徐妙云户已公证抽房70平方米户型1套、140平方米户型4套，总计面积630平方米的事实； 9.房屋拆迁许可1份，欲证明徐妙云户房屋位于荣星区块拆迁范围内的事实； 10.《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文件1份，欲证明对徐妙凤、田臻东安置140平方米高层住宅符合签约时政策规定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户内人员情况无异议，家庭常住户口取决于“登记在册人口”，登记在册的人口就是安置人口；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是申请建房时的家庭人员情况，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中有一例外情形，申请建房时原告徐妙凤不在该户内，后来转回该户内，不能说徐妙凤不符合建房审批条件，即便按照《实施意见》，人口确定是按实施拆迁时或申购房屋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不是以建房审批时的人口为唯一标准，所以该证据不能排除徐妙凤的安置资格；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诉求没有具体联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原协议签订的安置面积应根据政策调整为增加一个人口的安置面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的证明目的与原告的诉求没有关联性，徐妙凤是否为农嫁居人员与田臻东是否符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是两层关系，徐妙凤是否适用农嫁居政策与田臻东是否应增加安置人口没有关联；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徐妙凤与田健平是否享受过住房补贴等政策与是否增加田臻东的安置人口没有关联，不涉及讨论徐妙凤是否结婚、是否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且被告已经审查完毕；对证据7、8，《安置协议》约定的630平方米确实已经安置完毕，但是按照政策规定，在安置房源分配时，应该对田臻东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签约时并没有说明两原告安置140平方米与户内其他人员安置面积有什么区别，被告对于两原告是作为正式安置人口，还是照顾安置人口进行对待，在协议中没有体现，面积每人70平方米，也没有区别对待，因当时田臻东已经20多岁，在过渡期间可能会结婚，所以没有要求增加田臻东的独生子女面积，但是至分配安置房期间田臻东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应当增加田臻东的安置面积，此政策与上位法《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有冲突，对于安置人口的确定及增加安置人口的适用，应适用上位法。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4，结合原告质证意见，确认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系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前原告提交被告的材料，根据该组材料，原告徐妙凤系农嫁居人员，但该组材料中的结婚证，其上载明徐妙凤与田健平于1989年4月27日登记结婚，此证系徐妙凤于2005年5月17日因结婚证遗失而补办，这与原告举证的2004年7月22日已登记离婚的离婚证及离婚登记信息相矛盾，故对该结婚证的合法性不予认定；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8、9，原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系规范性文件，确认具有证据效力。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0年9月29日，被告取得北干街道荣星区块城中村拆迁项目建设征用集体土地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徐妙云户的农居房系于1999年12月至2000年6月经各级组织审批后在旧房拆除地基上翻建，申请建房的在册人口为徐妙云、陈寿香、徐阿泉、章素娥、徐凤仙、徐丹、徐杭杰7人，所建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内。 2010年12月30日，被告与徐妙云户签订《安置协议》，对拆迁补偿及奖励费用、付款方式、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安置协议》约定：徐妙云户安置人数为9人（其中农业户口8人），安置面积为630平方米（其中成本价安置90平方米）；在安置期间遇区政府出台新的安置政策，按新政策执行；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因素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为准。2018年12月21日，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发布《萧山区北干街道荣星村城中村改造安置人员公示名单》，徐妙云户公示的安置人口为户主徐妙云、陈寿香（户主之妻）、徐丹（户主女儿）、徐杭杰（户主儿子）、章素娥（户主之母）、徐凤仙（户主之妹，为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2人计算）、徐妙凤（户主之妹）、田臻东（户主之外甥）8人，安置面积为630平方米。2018年12月30日，经浙江省杭州市湘湖公证处公证，徐妙云户抽取70平方米户型1套、140平方米户型4套，总计630平方米，包括两原告的安置面积140平方米在内，《安置协议》载明的安置面积已安置完毕。 徐妙凤与田健平（非农业家庭户口）曾于1989年4月27日登记结婚，儿子田臻东出生于1989年11月15日，2004年7月22日，徐妙凤与田健平在杭州市滨江区民政局登记离婚。2005年5月17日，徐妙凤以结婚证遗失为由补办结婚证，后在签订《安置协议》前将该结婚证复印件提交被告，同期提交被告的相关证明均显示徐妙凤与田健平系配偶，田健平未享受过住房安置政策。 因两原告认为田臻东作为独生子女及大龄未婚青年，应当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故两原告先提起行政诉讼。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徐妙凤、田臻东诉北干街道办事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不履行特定职责一案，经审理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徐妙凤、田臻东的起诉。两原告又于2019年12月6日向本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 另查明，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施行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住房建筑面积按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和其他安置条件的人口计算，多层每人安置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农户，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已婚夫妇未生育子女的家庭增加一人计算。”《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中第3点“被拆迁人户内的农嫁居人员”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拆迁人，户内有农嫁居人员，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的，若整户拆迁，整户选择多层安置的，该类农嫁居人员按以下方式安置：（1）农嫁居人员的配偶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农嫁居人员及其子女一次性照顾安置100平方米。” 另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5月2日发布的萧政办发〔2017〕51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以下简称《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第4点“被补偿人户内的女儿的安置”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户内有女儿已经结婚，该女儿为户改前农业户口，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拆迁地，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户口的，按以下方式安置：（1）该人员的配偶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或仅享受货币分房的，该人员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2）该人员生育一个子女的，子女可安置50平方米。”该《安置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我区之前的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徐妙云户与被告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原告徐妙凤、田臻东以田臻东系独生子女及大龄未婚青年为由，要求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及高层70平方米安置面积，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田臻东能否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问题。本院认为，田臻东系独生子女的事实在签订《安置协议》时即客观存在且为双方所知晓，但《安置协议》中徐妙凤、田臻东均按一人计算，徐妙云户包括原告徐妙凤、田臻东在内，其户内人员情况在分配安置房时，与签订《安置协议》时相比并未发生影响安置面积的变动，故《安置协议》不存在可变更的情形。关于田臻东作为独生子女能否按两人计算安置面积的问题，根据签约时施行的《实施意见》以及现行《安置意见》的相关规定，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前提，是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当事人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应属于正式“安置对象”而非“照顾安置对象”。因案涉被拆迁的房屋，其宅基地所属在册人口不包括两原告，且徐妙凤系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属于农嫁居人员，虽已离异但不影响其身份性质，田臻东则系户口随母申报在其舅舅户内，两原告均系依附于户主徐妙云而成为安置的对象，两原告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两原告均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属于“照顾安置对象”。因徐妙凤、田臻东不符合《实施意见》及《安置意见》规定的“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前提，故作为照顾安置对象，无论按照签约时施行的《实施意见》中“被拆迁人户内的农嫁居人员”的规定，还是按照现行的《安置意见》中“被补偿人户内女儿的安置”规定，田臻东均应按一人计算安置人口，因其不具备“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前提，故不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独生子女凭证可按两人计算的情形。被告对两原告的安置符合安置政策规定，且已完全履行《安置协议》中的合同义务，故两原告要求被告变更《安置协议》中的安置人数和安置面积，对田臻东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在原协议基础上增加高层7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徐妙凤、田臻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16元，减半收取908元，由徐妙凤、田臻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茹华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