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3989号 原告：代叶春，女，198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圣，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家威，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红强，男，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许昌县。 原告代叶春与被告马红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13日、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叶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家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红强经传票传唤仅于2020年10月13日到庭参加诉讼，其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代叶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5,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利息以95,000元为本金基数，自2018年1月21日至2019年8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第二条中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明确为2015年公布的三年期贷款利率，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明确为2020年9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8年1月期间，被告因周转问题向原告借款，原告于是将其信用卡、银行卡借与被告使用。被告于2018年1月2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欠付原告95,000元。随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欠款，但被告至今以各种理由未给付。为维护原告自身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马红强辩称，马红强与代叶春系2016年6月通过QQ认识的，双方相识后即同居生活，此时马红强并不知道代叶春系有夫之妇。期间，代叶春曾因各种原因离开，后见马红强能挣钱又搬回与其共同生活。2017年情人节，代叶春让马红强为其购买项链坠，双方同居约一周后代叶春趁马红强出门办事搬走了。一个月后，代叶春发现马红强开公司了，于是又返回与马红强共同生活了半年，期间代叶春办理了离婚手续。2017年底，因国家整顿金融行业，马红强的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代叶春就想和马红强分手。期间，马红强以自己名义为代叶春买的一辆按揭车也被抵押给金融公司，而马红强挣的钱都交由代叶春保管，故代叶春在年底时给马红强还了两万余元让马红强取回了车，二人搬家后继续共同生活。代叶春给钱时要求马红强出具一张金额为95,000元的《欠条》，并说不然就要找人收拾马红强。当时马红强没钱，也认为代叶春会和自己过一辈子，没有往坏处想，况且代叶春认识很多人，马红强一个外地人也惹不起她，所以才出具了《欠条》，其后代叶春就搬走了。马红强一共给代叶春转款并替代叶春偿还信用卡的金额合计为136,944.24元，代叶春转款给马红强的金额大概就四万余元。代叶春应该将剩余的钱还给马红强，并且支付马红强从外地过来的车费、住宿费、误工费。对于上述费用，马红强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相识后，双方经济交往较为密切，关系较好。被告马红强曾为原告代叶春名下的信用卡偿还欠款，二人之间也常有金钱往来。2018年1月21日，马红强因其车辆被扣故向代叶春借款欲取回车辆。代叶春因资金不足，故通过交通银行贷款49,000元后向马红强的银行卡转账了27,000元。当日，马红强向代叶春出具《欠条》一份，其中载明：“欠条今欠到代叶春人民币95,000元，玖万伍仟元正，到期如果还不上愿卖车或者拿家里的房款来还，保证不能把代叶春的信用卡弄逾期，也不能还不上。马红强2018.1.21日”。2018年6月2日，马红强向代叶春发送短信称“我从来没说过不给你还账，微信又拉黑了……你为什么不敢见我呢？”。代叶春则回复信息称“你好意思吗，花完了我的10万块钱……”。马红强又回复自己永远不欠任何人，想让自己给代叶春还账，那代叶春为何不敢见面等内容。代叶春则于2018年6月5日、6日回复短信埋怨马红强让自己欠银行那么多钱，马红强却只花钱不还钱，银行的债务都变成代叶春的。其后，二人通过短信互骂。2020年9月2日，代叶春将马红强诉至本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11月29日，代叶春尾号为5343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显示消费金额合计为57,902.44元，在此期间的还款金额为50,506.28元。在上述平安银行的还款中，马红强为代叶春平安银行信用卡直接偿还了合计18,200元，马红强向代叶春“风雨彩虹”的微信号转款后当即被用于偿还的款项合计为5,000元。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10日，代叶春尾号为5343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显示消费金额合计为7,385.6元，在此期间的还款金额为7,400元。在上述平安银行的还款中，马红强为代叶春平安银行信用卡直接偿还了合计4,600元。2017年2月9日至2017年7月22日，代叶春尾号为9488的交通银行信用卡显示消费金额合计为38,795.6元，在此期间的还款金额为38,138元。在上述交通银行的还款中，有马红强于2017年4月5日向代叶春支付宝转款的3,500元，于2017年6月3日向代叶春“风雨彩虹”的微信号转款的1,500元。 代叶春还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马红强于2017年8月19日转款2,602.6元，于2017年9月9日转款2,000元，于2017年10月31日转款4,250元，于2018年1月1日转款1,000元，于2018年1月6日转款1,100元，于2018年1月21日转款27,000元（即前文所述原告借与被告赎回车辆的款项），合计金额为37,952.6元。代叶春又于2018年1月31日向马红强转款2,000元，加上前文所述的转款37,952.6元，合计金额39,952.6元。 再查明，马红强通过银行向代叶春于2017年5月24日支付2,700元，于2017年6月2日支付2,300元，于2017年10月23日支付200元，于2017年10月24日支付3,100元，于2018年1月5日支付2,000元，合计金额为10,300元。马红强从2017年9月10日至2018年1月19日期间为代叶春在哈尔滨银行的信用卡还款19,642元，从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12月29日为代叶春在浦发银行的信用卡还款15,375.6元，从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9月14日为代叶春在中国银行的信用卡还款11,600元，从2017年9月15日至2017年12月22日为代叶春贵阳银行的信用卡还款6,500元，上述信用卡还款金额合计为53,117.6元。马红强于2017年1月2日至2017年11月10日期间向代叶春“花儿”的微信号转款合计28,558元，于2018年2月4日向代叶春“花儿”的微信号转款600元，合计29,158元。马红强还向代叶春“风雨彩虹”的微信号于2017年9月30日前另外转款合计3,800元。马红强向代叶春的支付宝从2017年5月23日至2017年8月25日转款合计6,584.64元。 庭审中，代叶春经本院询问称之所以出具《欠条》是因为马红强需要用钱让代叶春为其转账，因代叶春之前很信任马红强将所有的信用卡交给马红强使用，因此代叶春要求马红强将之前使用代叶春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哈尔滨银行、贵阳银行等信用卡消费的款项，代叶春转账的款项及出借的一万余元现金一并计算后出具书面欠款依据。代叶春还诉称《欠条》中的内容均系马红强拟定、书写的，《欠条》中的“到期”是什么时候代叶春也不清楚。马红强辩称出具《欠条》是因为自己想取回车辆，于是告知代叶春自己为其偿还了很多钱，车也是为了代叶春抵押的，让代叶春为马红强转款，代叶春同意转款但是要求马红强出具一张金额为95,000元的《欠条》，马红强因系外地人，因此照着代叶春的要求出具了《欠条》，事后也未报警。马红强还辩称《欠条》系被逼无奈才出具的，马红强为代叶春偿还了许多信用卡的卡账，通过银行给原告的转账也未计算在内。经本院询问，马红强称2018年1月5日向代叶春转账2,000元是给其使用的，当时自己从未与代叶春计较过钱。代叶春则称该笔转账是因为其信用卡在马红强处，代叶春无钱可用所以马红强转给其用以生活的费用。代叶春在经本院询问时称其于2018年1月31日向马红强的转款2,000元也包含在《欠条》的95,000元中，至于为何《欠条》出具时就预计了该款已经不记得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欠条》原件一份，交通银行、平安银行的信用卡账单，代叶春建设银行的银行流水记录，短信截图，马红强向代叶春的银行卡、微信的转款截图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代叶春与被告马红强系朋友关系，经济交往较为密切，双方多次发生资金往来。原告诉称被告使用原告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的信用卡消费，并通过现金向原告借款一万余元，还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借款，后经双方结算确认被告欠付原告95,000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欠条》原件一份，《欠条》出具前其平安银行刷卡消费65,288.04元及交通银行刷卡消费38,795.6元的账单明细，原告向被告银行转账39,952.6元的银行流水记录，短信截图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称《欠条》系被原告强迫出具的，被告并未持有和刷过原告的信用卡，被告系基于与原告同居才帮原告偿还信用卡。对此，本院认为《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理由是：1．被告辩称自己系被迫出具的《欠条》，但是并未就此报警，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辩称主张，故被告的上述辩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从目前查明的事实来看，在《欠条》出具前被告确实经常为原告名下的信用卡偿还卡账，而原告所指出的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此段期间的还款金额中扣除能推断系来源于被告的还款外，其余63,244.28元还款金额来源不明，同时原告也能够提供其向被告转账了39,952.6元的银行流水记录；3．被告在庭审中曾辩称自己系基于同居关系帮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并称被告为原告偿还的信用卡欠款及银行转账未计算，还称当时未与原告计较过钱，由此可见不能排除被告向原告的部分转账属于赠与性质，在出具《欠条》时双方未将其纳入计算的可能性；4．除2018年2月4日被告转账给原告“花儿”微信号的600元系《欠条》出具后产生的，其余被告提供的转款均产生于《欠条》出具前，应认定《欠条》中的金额系双方基于自愿对前期经济交往进行的结算；5．被告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向原告自愿出具了金额为95,000元的《欠条》，应当了解由此会产生的法律后果。综上，该《欠条》属于原、被告自愿达成的结算依据，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原告自认《欠条》出具后向被告转款的2,000元包含在《欠条》的95,000元金额中，系其自认，不损害被告利益，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经本院询问称并不清楚《欠条》中的“到期”是什么意思，可见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从交通银行贷款后向原告出借的27,000元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其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原告诉称欠款中存在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消费或者套现所欠的金额，此种情况下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其民间借贷合同也属无效。原告未能就剩余68,000元欠款明确其中原告以自有资金出借金额和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刷卡消费或套现的金额，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因被告未还款所造成原告的具体损失金额。故原告要求从《欠条》出具之日起计付利息，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偿还款项。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95,000元，但因被告已经于《欠条》出具后向原告偿还了600元，故被告应当偿还原告的欠款金额应为94,4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红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代叶春欠款94,400元； 二、驳回原告代叶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176元，已减半收取计1,088元，由原告代叶春负担8元，由被告马红强负担1,0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蝶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叶昆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