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4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昱君，男，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住神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蕉竹，女，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籍贯，住址同上，系上诉人杜昱君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欢，陕西英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萍，男，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住神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洪涛，男，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审被告：韩蕉竹，女，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住神木市，系上诉人杜昱君之妻。上诉人杜昱君因与被上诉人李永萍、齐洪涛、原审被告韩蕉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20）陕0881民初2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昱君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永萍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李永萍之间并无借贷关系。1、上诉人与李永萍无借贷合意，更不成立借贷关系。上诉人与李永萍共同出借给齐洪涛80万元（二人按份额，各40万元），该40万元仅仅是上诉人替李永萍代为转款的款项而己。上诉人与李永萍之间并无借贷的合意，也不存在借贷行为。若要论借贷关系的成立，也应当是李永萍与齐洪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李永萍在一审起诉状中称齐洪涛因办明盘向外借款，其与上诉人各出借40万元，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又改口称是上诉人办明盘而向其借款40万元，否认了其在诉状中自认借款给齐洪涛的事实，其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的裁判明显违背了证据规则。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永萍答辩称：被上诉人把40万元给了杜昱君，过了4、5天其给了被上诉人借款条子复印件。过了好几年，被上诉人和杜昱君要钱，杜昱君给被上诉人条子让和齐洪涛去要钱。2018年被上诉人把齐洪涛都起诉了，齐洪涛过来后说“他拿的杜昱君的钱，与李永萍没有关系”。最后被上诉人让杜昱君一起起诉齐洪涛，杜昱君说他把条子没了，不起诉，并给被上诉人证明还过8万元，承认和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齐洪涛未作答辩。李永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杜昱君、韩蕉竹、齐洪涛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6月21日至2020年8月28日止按起诉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2.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杜昱君账户内分别存款26万元、转账14万元，合计40万元，该款由被告杜昱君转账于被告齐洪涛。转账后，被告杜昱君向原告支付了8万元。2、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三被告是否形成借贷关系，被告杜昱君、被告齐洪涛与被告韩蕉竹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以及应当偿还的款项数额是多少。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自自然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借贷双方不仅应当存在借贷合意，又应当将款项实际支付后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主张称系被告杜昱君向其借款，并提交了其向杜昱君支付40万元的相关证据，被告杜昱君对收到该4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款系杜昱君、李永萍、杜子荣因开发明盘找被告齐洪涛疏通办理手续需要，原告未带银行卡而现由原告家人转账于自己，再由其将李永萍的40万元与自己的40万元一并转账于齐洪涛，该40万元非向李永萍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杜昱君应当对双方存在其他债务提交相应的证据，但其仅向本院提交了向齐洪涛转账80万元支付凭证，该证据并不能说明原告与被告杜昱君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认定被告杜昱君与原告李永萍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被告应将该款项向原告偿还。借款后，被告杜昱君向原告支付了8万元，原告承认该事实，但称该款系偿还被告杜昱君与原告李永萍共同向第三人杜子录（或杜子荣）的20万元的借款（原告称其相当于在该借贷关系中为保证人），被告杜昱君不认可该事实，一方面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另一方面从常理讲，作为借款人杜昱君偿还其债务应直接向债权人偿还，而非必须经过原告李永萍，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不予采信，应当认定该8万元系被告杜昱君偿还的本案借款。因此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杜昱君偿还剩余32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在诉状中未明确说明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明确主张称杜昱君向其借款，并提交了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其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生效，也不足以证明原告与齐洪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杜昱君存在借贷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借贷关系与被告齐洪涛无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齐洪涛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亦未提交该款系被告韩蕉竹与被告杜昱君夫妻共同所借，也未提交该款系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按起诉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2年6月21日至2020年8月28日至的利息，因庭审中原告也明确说明未约定利息，因而其主张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杜昱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永萍借款32万元；二、驳回原告李永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原告李永萍负担860元，被告杜昱君负担36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杜昱君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借据一张，证明目的：本案争议40万元的借款是李永萍向齐洪涛出借，并为方便起见由杜昱君一并代转的。该借据在一审起诉时原告提交复印件，综合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是李永萍与齐洪涛分别出借40万元，共计80万元给齐洪涛。李永萍与上诉人杜昱君之间没有借款合意，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二组证据：杜昱君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储蓄银行明细表一张，证明目的：杜昱君和李永萍共同出借给齐洪涛80万元，该40万元仅仅是杜昱君替李永萍代为转款的款项而已，杜昱君与李永萍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三组证据：杜子荣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目的：本案上诉人与李永萍二人受杜子荣之托，为办理明盘手续，而找齐洪涛疏通关系所支出的款项，杜昱君与李永萍二人也为此共同向齐洪涛出借了80万元疏通关系，约定每人出借40万元，该40万元系李永萍与齐洪涛之间的借贷纠纷，李永萍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给杜昱君借的钱，不是齐洪涛。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与齐洪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没有参与过。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与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三组证据不属二审中的新证据，故本院不予认定。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李永萍向上诉人杜昱君的转款的性质如何，上诉人杜昱君向被上诉人李永萍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杜昱君上诉称李永萍向其转款40万元，还有自己的40万元系其与李永萍共同向齐洪涛的80万元借款，其与李永萍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经查，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该40万元由李永萍转给杜昱君，由杜昱君转给齐洪涛的事实不持异议。其次，齐洪涛收到80万元后向杜昱君出具了涉案借条一支，其在一审庭审中称该借条是上午出具的，下午补上的李永萍的名字，李永萍的名字是其书写。李永萍起诉齐洪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9日向杜昱君进行了调查，该笔录中调查人问杜昱君：“齐洪涛在和你借该80万元时和你认识不”，其回答：“和我不认识，和李永萍认识”。杜昱君在出借涉案款项时不认识齐洪涛的情况下，李永萍不直接将款打入齐洪涛的账号，而齐洪涛也不直接向李永萍出具涉案借据，而是在该借据形成后才加上李永萍的名字，这显然与常理和交易习惯不符。据此，杜昱君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永萍与杜昱君之间转款系双方之间的借款并无不当。杜昱君向李永萍偿还了8万元后，对剩余32万元借款其应当承担继续还款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杜昱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杜昱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虹审 判 员  高 清审 判 员  王伟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高 蔚书 记 员  张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