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5民终23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慧春，女，195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石，男，197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春，系姑侄关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合浦县廉州镇龙门江水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619458103L。 法定代表人：傅镜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春林，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甫，广西还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郑玉春，男，194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春，系兄妹关系。 上诉人郑慧春、郑石因与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佳永公司）、被上诉人郑玉春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4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慧春、郑石上诉请求：1.撤销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42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公正合法，予以认可。但对一审判决第三项有异议。一、一审法院确认“根据原被告就价格有关合同约定的最后文件是双方在2009年4月21日重新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第3.2条款和3.3条款的约定...”错误，其原因是：1.一审判决佳永公司应支付的金花茶原料价格金额，与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前诉判决吻合，均是按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第二条约定计算。2.郑玉春至今认为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是佳永公司伪造。该合同无论真假，是否需要鉴定，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没有委托郑玉春签订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3.郑玉春己在2008年4月6日与佳永公司商议三方达成共识将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权利义务转给了郑慧春并订立了《补充合同》，自此，合作乙方是郑慧春。2009年2月2日的《补充合同》乙方是郑慧春，没有郑玉春的签名，证明了郑玉春在未得到上诉人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无权代替上诉人签订合同。4.被上诉人佳永公司在证明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真实性上，仅仅依据2012年之后上诉人递交给被上诉人数十封信函中，个别有郑玉春名字的信函来佐证，依据不足。二、被上诉人拒收上诉人需售的原料，上诉人己将被上诉人违约拒收金花茶原料的品种、时间、经过、多次递交给被上诉人要求收购金花茶原料枝条和干叶，以及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等证据递交了一审法院，并提供了被上诉人2016年7月25日自行办理的结算中没有上诉人需售每叶一元的枝条，和2016年起拒绝 收购的干叶的证据，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拒绝收购原料，既有事实，又有证据，一审法院在未证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否真实有效，在没有提供被上诉人收购了上诉人需售的枝条和2016年起需售的干叶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用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来作为被上诉人是否拒收原料，是否违约的依据是认定错误。200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未完善原料收购的范围，只有上诉人违约的惩罚，没有被上诉人违约的责任，原料收购的范围是在2009年2月2日《补充合同》第1条明确：“原乙方已种植的及今后扩大面积种植发展的金花茶原料（含广西境内其它地区）甲方不论任何原因均全部收购。”；被上诉人违约的责任在第3条明文约定：“若甲方（被上诉人）不论任何原因未能收购乙方所生产出来的金花茶原料，除茶树属乙方所有外，还须按盛花期三年的原料数量价值补偿乙方。”三、一审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生产高压苗的成活数量、质量以及双方按比例分配等事实”明显与证据和事实不相符，首先，2010年8月5日的《座谈纪要》第1条明确了当年高压苗育苗全程实施操作的人员、高压后的管理、成活剪下树、数量统计、堆放的地点均由被上诉人自行安排，在此期间也正值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为管理基地生产14个月内，上诉人远在四川不在基地，只承担了应承担的费用，有2016年7月25日被上诉人自行办理的结算单为证；其次，该座谈纪要中关于育苗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产生了必须履行其合同的义务。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不在基地，将高压苗销售或转移，不影响双方按2010年8月5日《座谈纪要》约定的繁育数量和比例分成。被上诉人利用代管期间上诉人不在基地，擅自拆除上诉人搭建的钢管遮阴大棚，将拆下的材料占为己有，擅自挖走上诉人基地金花茶大树数千株，此损失上诉人会另案起诉，但侵占上诉人按约分成应得的8000株金花茶高压苗须立即归还。四、上诉人种植基地是被上诉人七里基地的组成部分，是与被上 诉人合作种植面积最大、繁育种苗、生产原料最多的一户，政府对林下种植和繁育金花茶种苗的专项扶持资金，是由被上诉人统一申报，被上诉人曾多次口头承诺，已将上诉人的种植面积一起申报，得到扶持资金后按面积有上诉人的一份，可用于安装灌溉设施，改善种植条件。但合作种植金花茶已15年，被上诉人始终未兑现承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佳永公司辩称：政府的补贴与郑慧春无关。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2009年2月2日的《补充合同》仅是对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内容的补充。一审法院已经明确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效力，郑玉春、郑慧春、郑石是同一地址居住的家庭成员，涉案合同是其家庭内部合作经营，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该合同对郑玉春和郑慧春均有约束力，对相应鲜花价款结算应当适用该合同的相应条款。涉案2008年4月6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性质是委托代办租赁70亩土地关系，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默认现状土地面积合作经营，该条款对佳永公司没有产生合同效力。合同约定收购的原料是干叶和鲜花，并不包括枝条，因为金花茶树苗是佳永公司所有，且剪下枝条必然影响鲜花产量，违背合同初衷。枝条的处置是要经过佳永公司同意。郑慧春认为其拥有金花茶树所有权并无事实依据。2010年因技术和管理不到位并未产出高压苗，郑慧春、郑玉春未能提出相关产出高压苗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被上诉人郑玉春同意郑慧春、郑石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佳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42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2、撤销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42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价格有关合同约定的最后文件即2009年4月21日重新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第3.2条款和第3.3条款约定内容计算货款。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具体理由：一、原审法院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一审第三人诉讼地位及其享有的权利与承担义务；原审法院未对案件关键的重要证据即2009年4月21日《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的程序权利应作必要释明和权利告知。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履行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协议》约定为被上诉人代办的59亩土地，判决上诉人顺延12年，缺乏事实依据。1.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履行2008年4月6日《补充协议》第一条规定，“在园内己种植茶苗的相连处增加70亩，租赁手续、价格由上诉人代办确定”，补足不足的59亩土地，顺延12年种植时间。这是一起委托代办的委托代理关系，属委托合同纠纷，而本案案由为合作合同纠纷，不应两案合并一起审理，应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根据2005年4月21日和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上诉人承担提供23000株种苗、技术服务、信息和培训等义务，以及上诉人转租珠光农场的首期23亩土地、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承担土地费用等约定，以及2008年4月6日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办土地租赁的情况，证明合作种植所需的土地是由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负责提供，而不是上诉人提供。况且，无论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还是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协议》，均没有约定代办合作的土地不达到100亩的，各方应如何承担责任。因此，由此产生代办不足100亩的土地责任在于一审第三人或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无关。3.《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补充协议》均没有“顺延12年”的约定，并且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履行。首先，合作种植土地受制于土地权属，土地权属不是上诉人的，顺延在客观上也不可能。其次，合同期限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重要条款，现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己届满，合同已自然终止，且合作的客观条件也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事人没有重新协商一致达成新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时，原审法院不应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强加上诉人延长合同期限，判决上诉人继续顺延原合同约定的期限。再次，在双方合作种植金花茶期间，被上诉人或第三人从来没有主张要求补足不足的59亩土地，也没有提出合同期满后顺延12年种植时间，现起诉才提出顺延12年种植时间无事实依据。4.按照《补充协议》内容上看，被上诉人己种植了70亩的土地，实际上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已种植72.3亩。但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仅将其中的41亩土地用于合作经营，尚有的31.3亩土地用于自己经营种植山茶，挪作嫁接金花茶种苗砧木之用，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为推广种植金花茶，曾向农垦部门申请并取得批准租赁珠光农场土地500亩的用地指标。在执行该委托代办事项的过程中，上诉人也曾经代办到土地，但由于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一直嫌土地租赁价格太贵，拒绝接受上诉人代办租土地；反而其自己私下向珠光农场申请租赁了40亩土地无法取得珠光农场同意，是在上诉人出具同意使用上诉人租赁用地指标的函件后，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才得以承租了该31.3亩土地。但是被上诉人、第三人承租该31.3亩土地后，并没有按双方合作合同约定种植金花茶，而是种植了油茶。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第三人已经种植的72.3亩土地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未作审查和认定，属部分事实不清。三、原审法院在认定双方有关价格约定的最后文件为2009年4月21日重新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但在计算原料货款时未按该合同约定价格计算，且不分鲜花级别计价错误。1.2009年4月21日《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第3.2条款约定，鲜花收购价格为“每公斤人民币肆拾元”；同时该合同第3.3款的约定，鲜花当天回收，隔日沤坏变黑的减半价回收。在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送货清单中注明一级鲜花和二级鲜花的数量，二级鲜花价格是一级鲜花价格的一半，一级鲜花价格为40元/公斤，二级鲜花价格为20元/公斤。2.原审法院计算鲜花原料货款没有透明计算过程和依据，就连双方一致同意从货款中扣除的土地费、人工管理费、安保费用及水电费等必要的支出，都不按双方约定进行扣除，完全根据被上诉人一方向法院提供的计算表照搬照抄，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本案应按2009年4月21日《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约定的方法计价。被上诉人在致函上所说的有关金花茶暴利情况，是严重背离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回收其他农户金花茶鲜花价格也为40元/公斤。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并予以改判。 郑慧春、郑石答辩认为，一审法院未认定郑玉春的诉讼地位及其享有权利义务，确认郑玉春与本案无关有事实依据，佳永公司以一份虚假合同来否认本案事实不能得到一审法院支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正确，佳永公司应该履行合同约定的继续提供土地的义务。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虚假的理由是：郑玉春的签名虚假；该合同沿用2005年4月21日的合同编号不合常理，且合同内容与2005年4月21日的合同内容、格式等几乎一致不合逻辑；同时自郑玉春概括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后除该合同外双方的相关文书均有郑慧春签字，该合同仅有郑玉春签字不合常理；另外在郑慧春争取了一系列合同权利后又以该合同放弃前述合同权利不合常理，该合同不可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前诉即（2019）桂05民终364号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郑玉春不是合同当事人，佳永公司在前诉中亦未提交该合同不合常理；郑慧春并未委托郑玉春签署该合同。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对鲜花价格进行补充约定，应当执行。即使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为真，但对郑慧春亦不产生约束力。 郑玉春述称，其没有权利、没有意愿与佳永公司签订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佳永公司在追加其为一审第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佳永公司提供的前述合同与郑慧春无关，佳永公司称郑玉春与郑慧春合伙经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郑慧春、郑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2008年 4月6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在园内已种植茶苗的相连处增加土地70亩，租赁手续、价格由甲方代办确定”，补足不足的59亩土地，顺延延误的12年种植时间（自被告将土地交付给原告之日起计算）。2.判令被告将原告应分成的2010年繁育的2万株高压苗，原告按约分成应得8000株，立即归还给原告。3.判令被告因不履行2009年2月2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拒收原告需售的原料，已构成违约；判令被告承担第3条的违约责任，除茶树权属属原告所有外，还须按盛花期一年半的原料数量价值186.87万元补偿原告（按2017年的鲜花数量、单价计算）。4.判令被告立即支付2017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245827.61元、2018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635947.88元、2019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469496.63元，三年被告共拖欠原告货款计3351272.11元（详表四），并支付拖欠（详表四）货款所产生的资金利息，利息金额按实际所拖欠的金额、时间。其中：2017年拖欠款项的利息支付以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月3日起（具体时间详2017年被告出具的送货清单）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018年拖欠款项的利息支付以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月3日起（具体时间详2018年被告出具的送货清单）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拖欠款项的利息支付以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2月13日起（具体时间详2018年12月- 2019年被告出具的送货清单）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5.判令被告公示每次政府对金花茶种植和林下经济种植的扶持专项资金的申报面积、资金用途、使用情况；并核对被告公司和被告公司内种植户实际种植面积和应得的各项补助是否相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21日，郑玉春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佳永公司签订《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约定：双方在位于合浦县合作种植金花茶面积100亩，首期种植23亩，合作期限为10年，自2005年4月21日起至2015年4月21日止，期满可延续签订。乙方首期种植的23亩土地，由被告佳永公司将从案外人珠光农场处租用到的土地提供给郑玉春，价格按租来价格不变，每亩为110元，共10200元，首期支付四年，其余面积按10年期分三批支付，后六年为3年期支付。甲方免费提供合格的高压金花茶种苗23000株给乙方种植，并负责为乙方提供信息、培训、技术服务，乙方负责种植金花茶的土地、阴棚、水电设施（包括水电费）、肥料、护理人工等费用，金花茶树苗所有权属归甲方所有。合同期满乙方及亲属可以按本合同续签合同。乙方护理失职或不按甲方的技术要求管理，造成金花茶死亡的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双方合作期间，乙方种植的金花茶花、叶、果等由甲方按质定价收购，乙方不得擅自将金花茶种苗、花、叶、果及成年金花茶转让、转移、赠送或买卖，不准加工生产任何金花茶产品，并要做好金花茶的保护工作，防止金花茶被盗及损害。甲方回收金花茶原料价格统一为：干叶每公斤人民币30元，鲜芽尖每公斤人民币30元、鲜花每公斤人民币40元，种子价格另议，以上回收价按2005年人民币价值保值计标。乙方若违反金花茶管理规定及上述条款造成的一切责任自负并赔偿造成甲方的经济损失，如有一方违反上述条款，遵守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并追究违约方责任，补充条款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5年10月26日，郑玉春与被告佳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傅镜远以商谈纪要的方式，对合同作出补充条款，约定100亩地未划足前可使用甲方水电，按实缴费，如双方同时用水，可轮换交替，不影响双方浇灌（23亩内），今后甲方提供电源，乙方安装，按实缴费；除23亩地以外的77亩地可在2006年内划足，租金仍按110元/亩计算。2008年4月6日，郑玉春、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郑玉春、被告佳永公司同意将郑玉春与被告佳永公司合作种植金花茶转给原告郑慧春继续履行合同种植经营，并约定在园内已种植茶苗的相连处增加土地70亩，租赁手续、价格由被告佳永公司代办，原告上交给被告佳永公司的产品可留3%自用外，全部原料由公司统一回收，回收定价鲜花每公斤60元，干叶30元、鲜芽尖待后定价，为保底价，上浮价按主要农副产品上浮指数及社会平均工资增涨幅度增调10%—15%，所交产品税费由被告佳永公司承担；由被告佳永公司安排管理打井，费用由原告承担，新井未使用前原告郑慧春仍使用被告佳永公司的水、电，费用按实摊算，以后原告郑慧春生活、生产用电按度计费、价按实。2009年2月2日，原告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再次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修改原合同第一条第2款，将合同期限由原定10年改为15年，原告郑慧春不能出卖种苗，被告负责收购原告所生产的全部金花茶原料（除10%原告自用外），单价、收购方法、付款方式等均按原合同及补充合同，原告所上缴给被告的原料，由原告签字或出具收据收款，若被告佳永公司不论任何原因未能收购原告郑慧春生产出的金花茶原料，茶树将属原告郑慧春所有。2010年8月5日，原告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傅镜远就金花茶管理问题以座谈纪要的方式约定，原告所种金花茶由被告佳永公司负责统一安排人员生产管理至原告郑慧春派人经管，原告郑慧春每年向被告佳永公司支付人工费总价的6%作为管理费，由被告佳永公司安排一生产人员每天按实做好详细的生产日志、开支、材料产品进出场等记录交与原告郑慧春作为结算依据；被告佳永公司负责金花茶基地的安全防盗防护措施，原告郑慧春每年向被告固定交纳安全防护防盗费10000元；原告郑慧春在园内所用照明及生产用水安一电表，按度计费，向被告缴纳电费；所有对内对外的款项统一由被告佳永公司支付，在原告郑慧春向甲方交纳的产品结算费用中扣除，若不足由原告郑慧春补给被告佳永公司；本座谈纪要作为合同的补充部分，具有原合同同等效力。2010年8月10日，原告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镜远对2008年至2010年的收支进行结算。2016年7月25日，原告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对2011年至2016年的收支进行结算并作出《结账汇总单》。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补充合同》、以及之后的《商谈纪要》《座谈纪要》，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合格，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合同签订后，被告已履行了向原告提供金花茶种苗及土地的义务，原告也履行了将种植的金花茶鲜花、干叶出售给被告的义务，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郑石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05年4月21日的合同书中原告打印有郑石的名字，但郑石并未在合同书上签字表示其真实意思，亦并未在其他补充合同、协议或座谈纪要上签字确认合同的真实意思，故郑石作为本案的原告是不符合资格的。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2008年4月6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补足不足的59亩土地，顺延延误的12年种植时间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4月6日的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代办确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依约负有为原告提供100亩 种植土地的义务，该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将原告应分成的2010年繁育的2万株高压苗，原告按约分成应得8000株，立即归还给原告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高压苗是在原告管理的金花茶树上生产，双方亦在2010年8月5日签订的《关于金花茶种植管理问题的座谈纪要》第3条约定了高压苗的有关内容，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生产高压苗的存活数量、质量以及双方按比例分配等事实，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因不履行2009年2月2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拒收原告需售的原料，已构成违约；要求被告承担第3条的违约责任，除茶树权属属原告所有外，还须按盛花期一年半的原料数量价值186.87万元补偿原告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并未拒收原料，被告一直按2005年4月21日和2009年4月21日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的约定收购原告提交的原料。原告在结算表上签注其对结算表上的价格部分内容有异议，拒绝结算，并不是被告不结算，故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至2019年的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及拖欠货款所产生的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郑慧春及第三人郑玉春认为被告提供的合同书是虚假的，但原、被告均未向本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根据原、被告就价格有关合同约定的最后文件，是双方在2009年4月21日重新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第3.2条款和第3.3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245827.61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1245827.61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清偿之日止）、2018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635947.88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635947.88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清偿之日止）、2019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469496.63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1469496.63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公示每次政府对金花茶种植和林下经济种植的扶持专项资金的申报面积、资金用途、使用情况；并核对被告公司和被告公司内种植户实际种植面积和应得的各项补助是否相符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政府扶持被告公司、相关扶持项目的申报、资金使用等属行政管理范畴。双方的合同从未对此作出过任何约定，原告也从未参与相关的项目申报或建设。且政府项目扶持资金是系用于金花茶开发研究和种植推广，与原告无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佳永公司履行2008年4月6日《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在园内已种植茶苗的相连处增加土地70亩，租赁手续、价格由甲方代办确定”，补足不足的59亩土地，顺延延误的12年种植时间（自被告将土地实际交付给原告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佳永公司向原告郑慧春支付2017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245827.61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1245827.61元为基数，从2 017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佳永公司清偿之日止）、2018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635947.88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635947.88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佳永公司清偿之日止）、2019年原告所售金花茶原料（鲜花）货款1469496.63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1469496.63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被告佳永公司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郑慧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8339元，由被告佳永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郑慧春、郑石提交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申620号民事裁定书，证实在佳永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另案即（2019）桂05民终364号民事判决申诉期间，也没有提交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 上诉人佳永公司质证如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申620号民事裁定书的三性并无异议，是因为申诉的代理律师当时忘记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交。 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 郑慧春、佳永公司、郑玉春二审又重复提交了其在一审中已提交过的相关证据，本院不再赘述。 本院查明： （1）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还约定，乙方种植的金花茶原料要足干、不杂质、不霉变、不污染、鲜花当日回收，隔日沤坏变黑的减半价。所售货款两清。佳永公司称二级鲜花即为前述减半价收购的鲜 花。郑慧春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未能说明相应送货清单上区分一级、二级鲜花的目的，其称仅是佳永公司单方面区分，并无实质意义。 （2）根据佳永公司制表的《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与种植户郑慧春结账单》载明，2017年、2018年的一级鲜花单价为每斤40元，二级鲜花的单价为每斤24元，郑慧春在前述结账单上签署“价格为按照补充合同约定，分歧较大，由于生产急需用款，同意付董意见暂按此单支付，双方事后协商或通过司法部门解决”的意见。 （3）佳永公司向郑慧春收购鲜花情况：2017年1月3日-3月29日，一级鲜花11803.8斤、二级鲜花4836.3斤；2018年1月2日-3月19日，一级鲜花4344.5斤、二级鲜花3378斤；2018年12月13日-2019年3月22日，一级鲜花9609.5斤、二级鲜花6611.9斤。另案即一审法院（2018）桂0521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9）桂05民终364号民事判决核算确认2016年的鲜花价格为68.05元/斤。2017年、2018年、2019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主要农副产品上浮指数平均数分别为1.0355、1.0385、1.0385。 （4）2009年2月2日，原告郑慧春与被告佳永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甲方（佳永公司）同意乙方（郑慧春）将西昌种植的金花茶逐步移至广西合浦种植发展经营，茶树所有权属于乙方。 （5）郑慧春于2014年期间使用金花茶种植基地相邻珠光农场职工郑志雄、陈振毅、劳桂芳等人的承包土地31.3亩合作种植金花茶。 （6）本院于2019年7月8日在另案作出（2019）桂05民终364号民事判决，佳永公司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2020）桂民申620号民事裁定，驳回佳永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佳永公司与一审第三人郑玉春于2009年4月21日签订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是否法有效？对郑慧春是否产生约束力？本院认为，虽然，郑玉春、郑慧春否认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上“郑玉春”签名的真实性，但郑玉春、郑慧春未对该签名提出鉴定，根据证据规则本院对该合同上“郑玉春”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有效并无不当。佳永公司二审中书面提出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2008年4月6日，佳永公司、郑玉春、郑慧春共同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郑玉春与佳永公司合作种植金花茶中途因身体原因，转给郑慧春继续履行合作种植经营，即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中郑玉春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概括性地转让给郑慧春，郑玉春已经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且已为本院生效的（2019）桂05民终364号民事判决所确认。自2008年4月6日以后，郑玉春在未取得郑慧春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与佳永公司单独签订2009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对郑慧春当然不产生约束力。上诉人佳永公司的相应主张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以及后续《补充合同》《商谈纪要》《座谈纪要》等，均系佳永公司、郑慧春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合格，内容合法，一审法院确认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对佳永公司产生合同义务？本院认为，虽然在2005年10月26日的《商谈纪要》第6条双方曾约定“除23亩以外的77亩可在2006年内划足。租金仍按110元/亩计算”。但是，该约定显然约定在2006年内完成且未明确佳永公司未划足相应土地的合同责任，且随时间推移外部情势变化，相应土地租金随之上涨且土地承租受制于土地权利人，根据新的情况双方于2008年4月6日再签订《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已经修改前述2005年10月26日的《商谈纪要》第6条约定，即前述《商谈纪要》第6条的约定已经失效。郑慧春的相应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在园内已种植的相连处增加土地70亩，租赁手续、价格由甲方代办。该条款是双方之间已明确为代办土地租赁事项的委托合同关系，属于双方合作合同的组成部分，但委托人郑慧春并未对租赁手续、价格等条件予以明确，也未明确受托人佳永公司无法代办成功的合同责任。因郑慧春对委托代办条件的未予明确，视为郑慧春向佳永公司就委托代办事项发出的委托要约邀请，待郑慧春的委托代办条件明确后视为对佳永公司发出要约。另外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郑慧春于2014年期间已单方面使用金花茶种植基地相邻珠光农场职工郑志雄、陈振毅、劳桂芳等人的承包土地31.3亩，合作自行解决种植金花茶土地不足的问题，以其自身行为调整了委托事项的办理方式。退而言之，结合涉案合作合同15年的履行期已经于2020年4月20日届满即合同自然终止，因双方并未续约，佳永公司代办租赁土地事项已无必要。故2008年4月6日的《补充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并不对佳永公司产生合同义务，郑慧春的相应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佳永公司是否拒收郑慧春的原料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以及后续《补充合同》《商谈纪要》《座谈纪要》的约定，佳永公司收购的原料为鲜花、干叶和牙尖。虽然，郑慧春一审提供了显示曾经的基地生产人员交干叶时放置“佳永公司拒收”纸牌的相应照片，但该照片明显具有人为摆拍性质且佳永公司又不予认可，故前述照片不 足以证实佳永公司存在拒收干叶的相关事实。对于茶树枝条是否属于原料的问题，双方仅在2010年8月5日签订的《关于金花茶种植管理问题的座谈纪要》第3条单独约定2010年存有高压苗的问题。鉴于金花茶树苗为佳永公司所有，郑慧春单方主张种植长大的金花茶树应归其所有并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郑慧春仅能在双方对茶树枝条有专门约定或佳永公司同意收购茶树枝条的情况下，相应部分的茶树枝条才能视为原料纳入合作合同约定的原料范畴。佳永公司一直按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以及后续《补充合同》《商谈纪要》《座谈纪要》的约定收购郑慧春提交的原料，故佳永公司拒收原料并无事实依据，郑慧春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慧春相应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郑慧春于2010年期间是否繁育了2万株高压苗的问题。本院认为，高压苗是在郑慧春管理的金花茶树上生产，双方亦在2010年8月5日签订的《关于金花茶种植管理问题的座谈纪要》第3条约定了高压苗的有关内容，郑慧春抗辩认为繁育高压苗期间均由佳永公司安排人员对茶园进行管理，并不能有效推定佳永公司已经获取2万株高压苗的事实成立，并不能产生举证责任转移给佳永公司的法律后果。郑慧春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生产高压苗的存活数量、质量以及双方按比例分配等事实，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慧春相应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佳永公司收购郑慧春的鲜花等级、数量及结算等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佳永公司向郑慧春收花情况：2017年1月3日-3月29日，一级鲜花11803.8斤、二级鲜花4836.3斤；2018年1月2日-3月19日，一级鲜花4344.5斤、二级鲜花3378斤；2018年12月13日 -2019年3月22日，一级鲜花9609.5斤、二级鲜花6611.9斤。结合2005年4月21日的《合作种植金花茶合同书》“乙方种植的金花茶原料要足干、不杂质、不霉变、不污染、鲜花当日回收，隔日沤坏变黑的减半价”的约定，再结合佳永公司制表的《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与种植户郑慧春结账单》载明“2017年、2018年的一级鲜花单价为每斤40元，二级鲜花的单价为每斤24元”的情况，本院确认一级鲜花按照合同约定的逐年调增价格足额支付货款，二级鲜花按照相应年度一级鲜花价格（24÷40）=60%的比例支付货款。根据另案即一审法院（2018）桂0521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9）桂05民终364号民事判决核算确认2016年的鲜花价格为68.05元/斤，结合2017年、2018年、2019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主要农副产品上浮指数平均数分别为1.0355、1.0385、1.0385的情况以及合同增调10%-15%的约定，前述平均数低于10%的按照10%计算，2017年、2018年、2019年的一级鲜花单价分别为74.8元、82.34元、90.57元，2017年、2018年、2019年二级鲜花单价为相应年度一级鲜花价格的60%即分别为44.88元、49.4元、54.34元。由此计算：2017年鲜花款为11803.8×74.8＋4836.3×44.88=1099977.38元；2018年鲜花款为4344.5×82.34＋3378×49.4=524599.33元；2019年鲜花款为9609.5×90.57＋6611.9×54.34=1229623.06元。根据双方合同中约定所售货款两清，本院确认以2017年、2018年、2019年鲜花售完时点即2017年3月29日、2018年3月19日、2019年3月22日为货款利息的起算点，利息以相应年度拖欠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佳永公司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佳永公司部分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一审法院确认郑石并非适格诉讼主体以及郑慧春一审提出公示每次政府扶持专项资金的相关情况的诉求与郑慧春无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佳永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郑慧春的上诉理由大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稍有不当，裁判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合浦县人民法院（2019）桂0521民初422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向上诉人郑慧春支付2017年金花茶鲜花货款1099977.38元及利息（以1099977.38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018年金花茶鲜花货款524599.33元及利息（以524599.33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019年金花茶鲜花货款1229623.06元及利息（以1229623.06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和自20 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郑慧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8339元，由上诉人郑慧春负担21907.98元，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6431.02元；上诉人郑慧春已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8339元，经核算，上诉人郑慧春应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1618元，全部由上诉人郑慧春负担，核减的26721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郑慧春；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已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8339元，经核算，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应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3610元，由上诉人郑慧春负担4985.15元，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8624.85元，核减的14729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合浦佳永金花茶开发有限公司。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迟延履行金或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邦和 审 判 员 魏玉芳 审 判 员 赵海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汪润生 书 记 员 颜 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