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申44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花卉苗木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39-1。法定代表人：张万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先，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唐山街55号。负责人：李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良，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婧，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交银大厦**。法定代表人：顾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良，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婧，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山嘴子路**/div>法定代表人：吴小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涌，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琦，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大连花卉苗木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卉绿化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大连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9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花卉绿化公司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花卉绿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责令二审法院重审并依据鉴定结论依法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拒绝我公司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双方对鉴材发表意见。其次，现场不存在并不意味着鉴定条件丧失。一方面，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制作的《公估报告》（以下简称恒量公估报告）所依据的现场查勘纪录和现场照片等资料可以作为法院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评估鉴定的依据，无须重新查勘现场。恒量公估报告的错误不在于现场查勘，而在于修复方案。另一方面，我公司委托的大连诚屹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屹公司）正是依据恒量公估报告所依据的现场查勘材料做出了诚屹报告，足以说明可以在现场不存在的条件下重新进行评估鉴定。如果法院委托了第三方评估公司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被退鉴，我公司无话可说。但法院不应在没有适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我公司的鉴定申请。二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完全采纳恒量公估报告理算金额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一，我公司配合太保大连公司委托的公估公司的工作不等于我公司认可太保大连公司委托公估公司的行为。即便将我公司的配合视为“认可太保大连公司对公估机构的委托”，也不能得出恒量公估报告“有效”的结论，即便恒量公估报告“有效”，也不等于其必然对我公司具有约束力。可见，二审判决的逻辑不能成立。第二，无论恒量公估报告是否有效，都不能直接得出该报告“客观公正”的结论，有效与公正并无必然联系。二审判决无视我公司针对恒量公估报告的不公正、不客观问题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充分证据，并在对该报告的公正性、客观性未进行评判的情况下，仅以恒量公估报告“有效”为由，认定该报告“客观公正”，导致判决结果不公正。第三，恒量公估报告作出的理算金额所依据的修复方案不具有可行性，根据该方案得出的理算结果错误。一、二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应当予以纠正。太保大连公司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花卉绿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工程合同约定，发生暴雨事故造成损失应由宝马公司方承担，即花卉绿化公司对保险标的的不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苗木公司不具有索赔权。根据花卉绿化公司与宝马公司签订《铁西厂区绿化改造工程合同文件》17.3约定，发生暴雨属于不可抗力，“工程本身的损害”应由宝马公司方承担，所以本案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花卉绿化公司对案涉工程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具备向保险公司索赔条件。且原审已经查明，在暴雨之后宝马公司在未对工程进行验收的情况下，全面接收了工程，且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工程款，足以印证了不可抗力事造成工程损害的后果，不是由花卉绿化公司承担，花卉绿化公司对案涉工程不具有保险利益，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二）花卉绿化公司未对案涉工程损害进行重建，未产生实际损失，根据保险弥补原则，不应得到赔偿。花卉绿化公司主张“案涉工程70%工程已经全部毁损，需要重建，且已经重建完毕”，事实上，该主张和陈述均不具有真实性。案涉暴雨造成的损坏不仅仅是“花筐位移”，其前提是挡土墙护坡坍塌，需要先将挡土墙修复完成，才可以维修绿化工程。花卉绿化公司提供《公证书》显示，截止2016年11月21日绿化工程仍维持原状未动，现场无任何拆除或是收到原材料（防腐木、花筐、种植土、植物）痕迹。所以，案涉工程移除花筐、修复挡土墙、重新安装花筐时间只能在2016年11月22日至2017年2月10日之间（其间2017年1月27日除夕），又经查询，当时沈阳平均温度为-12℃--15℃，不具备修复挡土墙护坡和绿化工程的客观条件，事实上案涉绿化工程客观上无法实际修复。花卉绿化公司主张其在该时间段内进行重建，与自然规律相悖，且无切实可信证据予以佐证。（三）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案涉受损工程于事故发生时已不属于保险标的、已超过保险期间，且属于责任免除范围。1、案涉受损的财产已经由宝马公司接受实际占有，不属于保险标的。2、基于案涉受损的财产已经由宝马公司接受并实际占有的事实，依据《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八条第六款约定，由工程所有人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部分的损失，属于责任免除范围。3、依据《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约定，工程所有人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工程时保险期间终止。保险期间终止后，发生的任何损失都不属于保险责任。（四）《公估报告》确认的修复金额仅为理论值，不能证明花卉绿化公司已经实际修复受损工程。花卉绿化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一审、二审判决均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我公司具有保险利益的结论正确。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应以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险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暴雨属于保险事故。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公司实际修复了受损工程的事实。主要证据包括：1、保险公估公司的查勘记录。2、宝马公司已经证明我公司进行修复施工，只是宝马公司不能确定修复施工是否已经完成。3、我公司提供的修复施工的现场照片。4、我公司提供了大量关于修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协作合同、农民工工资支付账本、材料采购票证等资料。三、我公司与宝马公司及第三人之间办理的是“初步验收”，我公司和宝马公司均认可该初步验收只是作为工程量计量，开始计算养护期的依据，并非合同法层面的可以产生风险和收益转移法律效果的交付，保险公司主张工程已经由宝马公司接受并实际占有的意见，证据不足。案涉受损工程属于保险标的且不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太保大连公司提交意见称，一、花卉绿化公司所称“基本事实”与实际不相符，花卉绿化公司未实施实际修复。（一）案涉绿化工程在花卉绿化公司主张的修复时间内，客观上不具备修复条件。（二）就花卉绿化公司有无实际修复问题，本案从客观上分析判断，花卉绿化公司在其主张的时间段内，不具备修复的客观条件，从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分析，花卉绿化公司历次庭审均未举证真实的足以采信的实际修复证据。故花卉绿化公司未对案涉绿化工程进行实际修复。二、花卉绿化公司自行委托保险公估公司出具《核损估算报告》，不具有客观性，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花卉绿化公司自行委托诚屹公司，在无受损现场，无修复现场情况下，凭着案涉《公估报告》所附的照片、现场勘验记录，即作出一份核损金额高达1133万的《核损估算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又因为该《核损估算报告》系花卉绿化公司自行单方委托，非法院委托，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应采信。三、本案一审、二审均未同意花卉绿化公司鉴定申请，公正客观，合法合理。本案在客观上已经不存在受损现场和修复现场，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花卉绿化公司已经实际完成绿化工程修复工作，重新委托司法鉴定，已无客观可能性和实际意义。四、本案花卉绿化公司不应获得保险赔偿。（一）根据绿化工程合同约定，发生暴雨事故造成损失应由宝马公司方承担，即花卉绿化公司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花卉绿化公司不具有索赔权。（二）花卉绿化公司未对案涉工程损害进行重建，未产生实际损失，根据保险弥补原则，其不应得到赔偿。本院经审查认为，花卉绿化公司、太保大连公司提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作为其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作出陈述，一、二审法院对上述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均进行了审理，花卉绿化公司、太保大连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足以改变一、二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一、二审法院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花卉绿化公司、太保大连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大连花卉苗木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凯审判员 高山丹审判员 姜 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孙璐书记员孙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