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20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襄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城内新建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泽浩，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臻，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林，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西曲村   法定代表人：赵本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系该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亮，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襄垣县鸿鑫洗选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襄垣县下良镇苗庄村   法定代表人：韩林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襄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运襄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王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襄垣县鸿鑫洗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4民终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煤运襄垣公司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4民终76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履行支付煤款4612061.31元，并从2015年2月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准利率为基础，按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至付清之日；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第三人收取被申请人523万元，并为被申请人出具相应收款收据的行为，不能认定是第三人代表再审申请人收款的行为。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由第三人鸿鑫公司为被申请人开具的523万元收据，仅能证明是第三人收取了被申请人523万元，与再审申请人无任何关系，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向第三人支付的523万元为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的煤款。被申请人所称的1000万元、900万元、500万元及200万元四支承兑汇票，是第三人鸿鑫公司武世伟代表鸿鑫公司接受承兑汇票，申请人收到第三人交付的承兑后向被申请人开具收款收据，这就是所谓的交易习惯。交易习惯中，最终被申请人收到的收款收据均是再审申请人为其开具的，并非是第三人为被申请人开具的，而本案所争议的523万元，被申请人认为是第三人代替再审申请人先收取了，最终应当向第三人索要再审申请人的收款收据，而不应当收取第三人为其出具的收款收据，这523万元的收取与之前的1000万元、900万元、500万元及200万元在交易习惯中，并不一致。二审法院不能以所谓的交易习惯为由，主观臆断的认为被申请人向第三人支付的523万元煤款为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支付的煤款，按照所谓的交易习惯应当是第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就是第三人收款的行为，与再审申请人无关。被申请人所欠再审申请人的煤款，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向再审申请人支付相应的煤款，由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开具相应的发票，而本案第三人收取了款项并向被申请人开具了相应的发票，只能证明是第三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具有某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更与再审申请人无关。（二）在一、二审庭审过程中，一方面被申请人陈述，2015年10月31日尚欠再审申请人1667143.83元，一方面于2016年5月25日，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又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三方同意第三人以其对再审申请人的债权2288299.73元抵销被申请人所欠再审申请人的部分煤款，被申请人的陈述与三方的债权转让协议相矛盾，如果在2015年10月31日被申请人只欠再审申请人1667143.83元，被申请人何苦同意第三人为其抵偿所欠再审申请人的2288299.73元部分煤款，说明被申请人在庭审过程中做虚假陈述，法庭不应采信被申请人的陈述，应当按照充足的证据依法作出判决。综上，请依法再审并予以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禹王公司提交意见称，（一）禹王公司2015年分两笔交付给鸿鑫公司的523万元承兑就是禹王公司向煤运襄垣公司支付的煤款，该事实明确且证据充分。煤运襄垣公司为政策性产物，自身并不实际负责煤炭销售业务（系形式上的卖方），仅是收取管理费；而具体事项（煤种、数量、质量、价格、收款、交付、验收等）均由实际卖方负责办理，在山西系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因此，禹王公司在同实际的卖方鸿鑫公司进行交易时也不直接对接煤运襄垣公司，而是由实际卖方鸿鑫公司具体负责，包括鸿鑫公司收款。该523万元也是遵循上述交易模式，由鸿鑫公司武世伟（即煤运襄垣公司经办人）于2015年分两次向禹王公司共收取了合计523万元的承兑汇票，但煤运襄垣公司却在禹王公司交付承兑后迟迟未向禹王公司开具票据。上述事实有煤运襄垣公司向禹王公司多次出具的收据上所记载的“经办人武世伟”及多次交付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上备注的“鸿鑫洗煤厂武世伟”等多份（不仅仅是1000万、900万、500万、200万）证据为证，这些证据充分说明：1.鸿鑫公司在交易中具备收款权；2.如禹王公司和煤运襄垣公司买卖关系成立，煤运襄垣公司也对鸿鑫公司进行了事实性授权，鸿鑫公司是煤运襄垣公司的代表（即便煤运襄垣公司不认可，也构成了表见代理），禹王公司向鸿鑫公司支付款项即为向煤运襄垣公司支付款项。因此，禹王公司2015年交付给鸿鑫公司的523万元承兑就是禹王公司向煤运襄垣公司支付的煤款。（二）正是因为对欠款数额有争议，2016年债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各方之间的具体欠款数额，只体现了抵减数额。自鸿鑫公司代煤运襄垣公司向禹王公司收取523万元煤款（承兑）后，禹王公司就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向煤运襄垣公司支付了523万元的煤款。且，禹王公司在2015年《往来询证函》中也已经表明态度，认为只欠煤运襄垣公司166万元煤款（690万-523万），正是因为存在争议，所以2016年5月债权转让协议里并没有提及各方之间具体的欠款金额，仅是写到抵减金额228万元。（三）实际卖方鸿鑫公司与形式卖方煤运襄垣公司二者内部之间可能存在不正常的债权纠纷，而现在鸿鑫公司又无偿还能力，故而煤运襄垣公司想将其损失转嫁至禹王公司。综上，禹王公司认为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之情形，煤运襄垣公司的再审申请完全不符合再审条件，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山西省实行公路煤炭统一运销管理体制，煤运公司系政府授权的公路煤炭统一经营管理的主体。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煤炭购销双方只能分别与公路煤炭统一经营管理主体-煤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煤炭交易。在该种交易模式下，需方与煤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煤运公司与供方签订购销合同，从而形成一种连环交易模式。虽然煤运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基于相关文件规定，并带有一定行政授权的性质，但并不影响各方之间系相互独立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在本案中，根据禹王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方之间存在禹王公司作为需方直接向供方鸿鑫公司付款，鸿鑫公司出具收据后将银行承兑汇票转交煤运襄垣公司，煤运襄垣公司再与禹王公司结算的交易方式，上述交易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在煤运襄垣公司、禹王公司、鸿鑫公司之间存在“认定在上述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鸿鑫公司向禹王公司交付煤炭，禹王公司向鸿鑫公司支付煤款，鸿鑫公司收到禹王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后签字确认，鸿鑫公司与煤运襄垣公司处结算，煤运襄垣公司开具收款收据并出具相关票据”的交易习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基于上述交易习惯，原审法院认定禹王公司向鸿鑫公司支付的523万元承兑汇票，应当认定禹王公司已完成了其付款义务。对于鸿鑫公司收到该523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未按交易习惯转付煤运襄垣公司属于合同履行中的纠纷，煤运襄垣公司可另行解决。因对禹王公司提出的该款应当认定为其向煤运襄垣公司支付的价款的主张，鸿鑫公司没有明确表示该款与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争议无关，本案中亦无证据证实该款系禹王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另外存在的与煤运襄垣公司无关联买卖合同的交易款项。故再审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将上述款项认定为禹王公司已完成付款义务缺乏证据证明的主张，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与禹王公司2014年11月1日和11月14日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仅是双方之间煤炭买卖合同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而2016年5月25日，三方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载明：“丙方（禹王公司）于2011年至2015年通过甲方（煤运襄垣公司）在乙方（鸿鑫公司）购煤,三方互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且有资金转付及增值税发票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结算。现三方业务终止,截止2016年4月30日,三方往来账互有余额。经三方共同协商决定,三方互相核减往来余额,乙方愿以甲方的欠款抵减丙方欠甲方的欠款(抵减额:2288299.73元,贰佰贰拾捌万捌仟贰佰玖拾玖元柒角叁分。”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是基于三方之间“2011年至2015年”期间交易而签署，并非仅针对案涉两份《煤炭销售合同》，且协议内容中未体现全面结算的意思表示，也未将三方往来账中的余额予以明确，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唯一明确的是鸿鑫公司愿以其对煤运襄垣公司的2288299.73元债权抵减禹王公司所欠煤运襄垣公司的债务，协议书使用了“抵减”而非“抵销”，从中不能得出通过该债权转让实现了债务抵销的结论，而只能得出通过该债权转让后，禹王公司仍欠煤运襄垣公司款项的结论。故原审法院认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并非三方结算文书，也并未确定禹王公司欠煤运襄垣公司的煤款数额，有充分事实依据。   因《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并未明确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欠款数额，也未明确通过债权转让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债权的具体数额。故《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中2288299.73元债权虽与禹王公司2015年10月31日通过《往来询证函》自认欠煤运襄垣公司1667143.83元存在矛盾，但该矛盾之处，尚不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所主张双方之间存在4612061.31元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再审申请人对于双方之间存在4612061.31元债权债务仍负有举证责任。再审申请人关于因《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中2288299.73元债权与禹王公司2015年10月31日通过《往来询证函》自认欠煤运襄垣公司1667143.83元存在矛盾的主张，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关于“煤运襄垣公司在未与禹王公司结算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禹王公司支付欠付的煤款4612061.31元，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证据不足导致事实不清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认定。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煤运襄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襄垣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魏世军   审判员 马云跃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郭春林   书记员 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