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92民初324号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新港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47920268301。法定代表人：王文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卓颖，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210220171133315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斐，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2102201911098213。被告：上海港益港口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建设经济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748095273K。法定代表人：杨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泓，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业证号：13101199410689822。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业证号：13101201310894944。被告：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黔江道1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5723154542。法定代表人：陈玉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选，天津至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198910712187。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菲，天津至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201201911100300。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港益港口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港益公司）、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重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卓颖、张雅斐，被告上海港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泓、李宇明，天津重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开具总金额为26652092.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若二被告拒绝开具上述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须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066169.97元（损失为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13×0.1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12月22日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上海港益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8日、2011年8月15日签订《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和《两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40t/35m—2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二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3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由原告向上海港益公司购买上述设备，合同价款分别为1136万元、1886万元和3170万元，总计6192万元。2016年1月4日，上海港益公司以原告拖欠货款为由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年6月1日作出（2016）辽0282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二审期间，原告与上海港益公司达成调解，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原告分三期给付上海港益公司2170.1万元。2017年9月22日，上海港益公司、天津重工公司和案外人江苏港益重工服务有限公司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上海港益公司将其享有的（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1370.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债权转让给天津重工公司，并向原告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原告与天津重工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于2019年4月26日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已按调解协议约定向天津重工公司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截至2020年2月24日，原告已实际支付货款6192万元，其中向上海港益公司支付4821.9万元，向天津重工公司支付1370.1万元，而上海港益公司仅向原告开具了35267907.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有26652092.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开具。经原告多次索要，上海港益公司和天津重工公司均拒绝开具上述发票，导致原告无法抵扣相应税款，故原告依法起诉。被告上海港益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上海港益公司累计收款48219000元属实，但已向原告开具53399907.20元金额的发票，故上海港益公司无进一步开票义务。天津重工公司应为本案的开票义务人，原告依照《和解协议》向天津重工公司付款，上海港益公司无义务为天津重工公司收到的款项另行开具发票。另被告认为开具发票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范围，应由税务机关予以认定。被告天津重工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天津重工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开具发票应该是发生经营业务的主体开具，天津重工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发生经营业务，不应是开具发票的主体。天津重工公司也无权开具发票，如果天津重工公司向原告开发票则构成虚开发票行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可能是刑事责任。原告应要求债权转让方上海港益公司基于原合同关系向原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第一组证据：《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两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40T/35M—2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二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3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各一份，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上海港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价款总计为6192万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被告上海港益公司应向原告履行开具增值税发票义务；2.第二组证据：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1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执恢72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和解协议》一份，以证明被告上海港益公司将其所享有的（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1370.1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债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天津重工公司，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依据被告天津重工公司申请裁定变更被告天津重工公司为申请执行人。执行期间，原告与被告天津重工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原告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被告天津重工公司履行付款义务；3.第三组证据，付款凭证一组49张，以证明截至2020年2月24日，原告已实际支付货款61920000元；4.第四组证据，发票凭证38张，以证明截至2020年1月14日，上海港益公司已向原告开具发票金额为35267907.20元，尚余26652092.8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开具，其中《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金额为3656000元；《两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40t/35m—2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金额为11316000元；《二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3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金额为11680092.80元。上海港益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和解协议》是构成原告与天津重工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天津重工公司有义务依据《和解协议》履行开票义务。天津重工公司以非合同主体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质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恰恰说明原告与上海港益公司存在货物买卖的经营关系，且从上海港益公司已经开具部分发票的事实，本案具有开票义务公司应为上海港益公司。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被告上海港益公司提供发票一组20张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崇明区税务局第十五税务所出具的完税证明一份，以证明在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基础上，上海港益公司还为原告开具了18132000元的发票，开票总额为53399907.2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未收到上述20张发票。天津重工公司对上海港益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质证，但认为恰恰说明开票义务人为上海港益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上海港益公司提供的20张发票与完税证明能够互相印证，故对该20张发票，票面金额总计为18132000元予以认定。结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上海港益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8日、2011年8月15日签订《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两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40t/35m—2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和《二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40t—37m门机、一台四连杆臂架机构MQ25t—35m门机设备供货合同》，由原告向上海港益公司购买上述设备，合同价款分别为1136万元、1886万元和3170万元，合计6192万元。2016年1月4日，上海港益公司以原告拖欠货款为由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年6月1日作出（2016）辽0282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二审期间，原告与上海港益公司达成调解，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原告分三期给付上海港益公司2170.1万元。2017年9月22日，上海港益公司、天津重工公司和案外人江苏港益重工服务有限公司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上海港益公司将其享有的（2016）辽02民终524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1370.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债权转让给天津重工公司，并向原告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原告与天津重工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于2019年4月26日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已按调解协议约定向天津重工公司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截至2020年2月24日，原告已实际支付货款6192万元，其中向上海港益公司支付4821.9万元，向天津重工公司支付1370.1万元。上海港益公司累计向原告开具了53399907.20元的增值税发票，尚有8520092.8元未开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开具发票是否为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谁负有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确认，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后，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这是收款方的法定义务，与合同有无约定无关。故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合同的当事人要求负有开具发票义务的对方开具发票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本案中，基础法律关系系原告与被告上海港益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上海港益公司向原告提供货物，原告支付货款，上海港益公司应当向原告履行开具发票义务。原告支付的货款虽然经二被告与案外人江苏港益重工服务有限公司三方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部分支付给了被告天津重工公司，其实际支付对象也为上海港益公司，原告向天津重工公司的付款行为并没有改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天津重工公司与原告也未发生经营关系，故其不具有向原告履行开具发票义务。相反，上海港益公司虽然没有得到原告全部货款，但其通过债权转让行为，已从案外人江苏港益重工服务有限公司处得到相应利益，故其仍然具有向原告开具发票义务。故本院认定上海港益公司应当向原告履行开票义务，开票金额为8520092.8元。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系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经审查予以准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港益港口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8520092.8元的增值税发票；二、驳回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上海港益港口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预交31330元，退还原告大连长兴岛港口有限公司312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正强人民陪审员  于文骏人民陪审员  高方成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刘晓微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