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外环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520302009501020J。负责人：吴斌，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洪波，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市长征茶场，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虾子河。负责人：周国志，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国，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遵义市汇川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民政村委会）与被上诉人遵义市长征茶场（以下简称长征茶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3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政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长征茶场之间的主体资格在1998年上诉人终止和周国志承包合同并偿还长征茶场对外所欠借款和贷款时就已经混同，此时长征茶场就已经不复存在。周国志不能代表长征茶场，只能代表自己，应以主体资格不适格驳回周国志的诉讼请求。2000年工商局吊销长征茶场主体资格的送达回证签署人，是当时的上诉人村委会主任，原来长征茶场的法定代表人夏和荣；当时包括工商局在内的工作人员，均认为这样长征茶场的主体资格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没有告知夏和荣办理长征茶场主体资格注销，当然上诉人自己更没有这个法律知识，去办理长征茶场的主体资格注销。所以周国志如果要主张权利，只能以自己作为长征茶场来起诉上诉人，不能以长征茶场为主体起诉上诉人，故而，应以主体不适格依法驳回周国志的诉讼请求。二、长征茶场的性质就是村集体所有，创建人和出资人均是上诉人，即民政村委会；周国志系在上诉人委派其担任茶场法定代表人夏和荣任期届满后，1996年开始承包茶场，1998年因茶场经营亏损，上诉人才和周国志终止承包合同，收回茶场。1.1990年3月，由于夏和荣回到村委会工作，不再兼任茶场的法人代表人，遵义市长征乡镇企业管理站和上诉人委派周国志担任长征茶场的法定代表人，并向工商局出具了证明和公函，周国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期间为1990年3月20日至1995年12月31日。在1998年上诉人终止和周国志之间关于承包长征茶场的承包合同后，周国志就已经不能再代表长征茶场，周国志只能代表他自己。2.周国志也自认茶场的性质系村集体所有，双方承包关系在1998年终止，发包人为上诉人。如果双方没有终止承包关系，上诉人不可能从周国志处收回公章，并将茶场出租给案外人。3.长征茶场的出资人系上诉人，依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茶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就应归上诉人所有，并且茶场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三、上诉人1998年终止和周国志的承包合同收回茶场时，周国志经营的茶场已经资不抵账，周国志在承包茶场期间修建的约200㎡的二层小楼一栋及新增机械设备，经双方估价不足六万元；于是周国志用其修建的约200㎡的二层小楼一栋及新增机械设备冲抵对外借款和贷款，此小楼和新增机器设备归上诉人所有，由上诉人以茶场名义对外偿还周国志承包期内的债务。1998年上诉人收回茶场对外出租后，就是依据这一原则，将周国志承包期间周国志以茶场名义对外欠款十多万元进行清偿；上诉人和周国志之间并不存在未对资产进行清算的情形，三级信访对此已经进行证明。如果双方没有对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以及茶场新增资产进行清算，上诉人和周国志只是承包关系，上诉人凭什么归还周国志以茶场名义对外的借款和贷款十多万元，并立即收回茶场对外出租。四、长征茶场的性质已经明确属村集体所有，上诉人和周国志之间承包合同终止后，周国志带人占用茶场并收取租金的行为就是强占行为；上诉人和周国志和所谓的茶场职工之间并没有其他的合同或关系证明上诉人将茶场的资产转让给周国志或其他人，所以一审法院认为茶场财产和周国志承包期间的财产发生混同，这是乱用法律概念，主观臆断。此次征收行为系对茶场内不动产的征收，既然长征茶场的产权属民政村集体所有，茶场内不动产的产权也应属于民政村集体所有。不动产不会因为周国志等人的长期强占行为而改变其权属，周国志等人的强占系持续侵权行为，属于恶意占有，即使周国志等人在强占茶场期间，对茶场内的不动产进行修缮、维护，也不构成无因管理；在周国志等人强占时，他们就已经通过三级信访知道此茶场属上诉人所有，故而他们的修缮、维护行为不应得到补偿。五、假设上诉人和周国志承包关系存续到拆迁当时，上诉人作为发包方，周国志作为承包方，对不动产的征收，谁应该拿到不动产征收的补偿款，答案是肯定的，只能由发包方即上诉人拿到全部不动产的征收补偿款。如果此案要对补偿款按照比例进行分配，也应该将周国志等人领取的270多万元算进去，然后再按照比例进行分配，这样才是和谐的处理方法，并且一次将此案处理完毕，减少大家的诉累，可是谁七谁三，应重新来认定。六、2018年8月27日上诉人与贵州顺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系征收上诉人原来建在虾子河组的办公室，与本案无关，不能混为一谈，应将此款从涉案款中剔除。长征茶场辩称：1.上诉人所谓的承包关系终止并无证据证明，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均能证明茶厂是被上诉人违法强制收回，包括将公章及所有财务凭据。2.本案拆迁补偿款所涉及的厂房、车间等资产系茶厂职工通过养蜂等创业所获得的资金陆续修建，在信访结束后，职工依法收回上述资产，职工内部集资行使管理义务，上诉人10多年不对其进行过问，如我方未行使管理义务，厂房早已垮塌，已无今日的经济价值。3.我方主张的是车间厂房的补偿款，对茶山的补偿款并未主张分配，并对厂房所占土地系虾子河组所有，也单独补偿56.8万。4.上诉人混淆了集体所有和村集体所有的概念，根据现有工商登记信息、注册登记信息显示，该企业是1990年登记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故该企业的性质应为集体所有。5.上诉人对被征收的房屋权属属于我方所有并无争议，该财产是由长征茶场员工经过多年经营活动积累形成的资产，该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经认可，该资产长期登记在我方名下，且也由我方员工长期经营管理使用。6.信访回复函件并不能改变企业的性质，只能作本案的参考依据，并非是该企业投资的证明文件。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第4条，该企业资产依法应认定为我方所有的员工按该法的规定共有。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出具有直接投资的相关出资证明书，上诉人作为我方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具有相应的协调、管理责任，我方的资产是由员工在长期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形成，因此本案并无权属争议。一审法院基于我方在经营茶厂不景气的情况下，上诉人为其代付款项，判决按3/7分，我方认为合情、合法、合理，但严格论，应是我方员工同意按该比例支付上诉人的支出，但不能因此改变茶厂的所有制性质。长征茶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民政村委会给付房屋征收补偿款290万元（最终以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的金额为准）；2.民政村委会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2年，民政村委会开始创办长征茶场；1984年起，周国志承包长征茶场，以长征茶场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并于1990年4月7日登记成立，周国志系作为长征茶场的负责人；长征茶场经营管理至1996年。1997年，民政村委会以长征茶场资不抵债等为由收回长征茶场的公章，并代长征茶场偿还对外债务102,772.00元。2007年9月26日，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长征茶场原职工与民政村委会就茶厂产权争议的回复（镇府发【2007】94号文件）；2007年11月29日，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对原长征茶茶场职工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区府信函【2007】22号文件）；2008年5月22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红花岗区原长征茶场职工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遵市府办信核字【2008】880号文件）。上述文件均认可：1.长征茶场权属民政村集体所有；2.长征茶场除村委会指派的负责人外，自始至终没有固定工人，劳动者已按当时的环境条件取得应有的劳动报酬，并已分配了土地，故不存在人员安置问题，其中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关于红花岗区原长征茶场职工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中称：“……你们如对本信访复核意见不符，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2018年8月27日，贵州顺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民政村委会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的被征收房屋位于虾子河组，涉及面积144.66㎡，征收补偿款等合计684,986.60元；2018年10月27日，贵州顺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民政村委会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的被征收房屋位于虾子河组砖混砖瓦结构，涉及面积637.86㎡，征收补偿款等合计2,881,098.60元。上述款项合计3,566,085.20元，已由民政村委会领取。另查明：长征茶场从2008年开始占有被征收的房屋，期间对房屋设施等进行修缮、维护、出租；长征茶场曾向民政村委会缴纳过管理费。庭审中，长征茶场对其第一项诉讼请求进行明确，款项为3,566,085.20元；并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民政村委会从2018年10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拆借利率计算的利息；针对长征茶场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询问民政村委会是否要求另行给予答辩期和举证期，民政村委会当庭表示不需要。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长征茶场对遵义市红花岗区等的信访回复不服，但其并未从法律上采取措施予以救济，故对上述三级信访回复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级信访回复的意见只限于长征茶场成立的初期权属认定，也即长征茶场在前期系由民政村委会所设立。但结合周国志曾向民政村委会缴纳管理费等而言，周国志从1984年开始承包长征茶场，以长征茶场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承包期间也有购置资产，与前期资产形成混同。由于长征茶场系1990年4月7日成立，且周国志系长征茶场的负责人，周国志的行为就是代表长征茶场的行为，故本案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就是承包关系，主体就是长征茶场与民政村委会。值得指出的是，本案所涉122名职工系在周国志承包长征茶场后所加入，是长征茶场的职工，与民政村委会无关。本案缘由在于1997年民政村委会解除承包关系方式不当而产生，导致双方并未对资产进行最终的清算。因此，本案纠纷是一个承包合同关系债权债务的清理纠纷，而非不当得利纠纷。换言之，针对本案所涉及的被征收房屋，双方均有权主张，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在1997时并未对资产进行核算清理，承包期间资产与承包之初资产产生混同，且该种混同状态延续至拆迁之日，且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承包期间资产的归属与划分，故无法准确清理。虽然民政村委会对长征茶场占用被征收的房屋虽有异议，但其未提出证据，视为无异议，加之，被征收的房屋在长征茶场占有期间也进行修缮、扩建等，并基于后期的修缮、扩建行为也与前期资产密不可分，加之，民政村委会还代长征茶场偿还对外贷款，因此，原审法院酌定双方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按照七三比例予以分配。由于上述被征收房屋的款项3566085.20元均由民政村委会领取，故由民政村委会支付长征茶场应得款项2496259.64元（3566085.20元×70%）。由于本案纠纷的原因系双方的原因所导致，故对长征茶场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长征茶场诉求中，与原审法院核准不一致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遵义市长征茶场房屋征收补偿款2496259.64元。二、驳回遵义市长征茶场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00元，由遵义市长征茶场负担14160元、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委会负担21240.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及相关材料、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证明遵义市长征茶场于1989年12月20日申请注册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从业人数、经营场所面积等注册信息中均有明确记载，当时法人代表为夏和荣，夏和荣受遵义市长征乡乡镇企业管理站、遵义市长征乡民政村民委员会的委派而担任。茶场成立时的注册资金为16.6万元；经遵义市土地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同意批准，茶场占地面积为11960平方米。1990年3月28日，遵义市长征乡乡镇企业管理站、遵义市长征乡民政村民委员会向遵义市工商局去函，“因夏和荣调到村委会工作，由周国志任茶场法定代表人，希望遵义市工商局办理法人变更登记”，之后经遵义市长征乡乡镇企业管理站委派，周国志担任茶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为1990年3月20日起至1995年12月31日。2000年工商局依法吊销茶场营业执照时，夏和荣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2.证明2018年8月27日贵州顺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征收民政村虾子河组原来村委会的办公室144.66平方米，全部补偿款为684986.6元，此款和遵义市茶场茶场没有任何关系。长征村委会实际因茶场拆迁取得的补偿款为2881098.6元。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1.对注册申请书，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该企业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制，不属于村委会，也不属于周国志。当时注册人员是50人，资金来源是原有积累11.2万和5.4万的专有资金，工商注册资金只有9.8万，1990年第一次工商注册时，民政村委会并未出资。对任命书，三性无异议，基于该任命书，周国志不是基于承包而担任厂长，企业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无论承包关系是否终止，这是周国志与长征茶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茶场的集体所有制性质。2.对征地补偿协议，上诉人未在虾子河组修过办公室楼，这个房屋就是长征茶场的房屋，民政村委会未在此处办过公。3.长征茶场成立时职工是50人，陆续进来后有122人。4.上诉人对办公楼的证据中，如按其证明目的，该协议的拆迁被补偿方是上诉人，那么本案争议的300多万的补偿款应都属于长征茶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2020）黔03民终1290号生效民事裁定已认定长征茶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以其名义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故上诉人认为长征茶场在2000年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应以主体不适格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民政村委会主张与周国志之间承包合同终止后，周国志带人占用茶场并收取租金系强占行为，上诉人与周国志以及茶场职工之间并无其他的合同或关系证明上诉人将茶场的资产转让给周国志或其他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长征茶场自2008年开始占用被征收房屋，期间对房屋设施等进行管理、修缮、出租，长征茶场曾向上诉人缴纳管理费用。由此可见，上诉人知晓长征茶场占用案涉被征收房屋，其收管理费用且长时间未向长征茶场主张权利应视为认可长征茶场占用案涉被征收房屋。周国志于1984年承包长征茶场后，以长征茶场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至1996年，期间购置财产、新建库房与上诉人修建初期财产形成了混同。上诉人主张其解除承包合同收回长征茶场时，周国志在承包茶场期间修建的约200㎡的二层小楼一栋及新增机械设备，经双方估价不足六万元，已冲抵周国志承包期间对外借款和贷款，从而归上诉人所有，其因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且周国志及其长征茶场职工在2008年后继续占用管理案涉被征收房屋，亦说明双方对解除承包合同以及长征茶场财产的处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长征茶场在占用案涉被征收房屋后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管理，期间对案涉被征收房屋进行过修缮、扩建，在管理期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上诉人初建案涉房屋时间为1972年，至今近50年，长征茶场在此期间的管理行为，对案涉房屋被征收价值有重大贡献。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长征茶场占用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时间、双方对被征收房屋所作贡献，一审法院酌定判决双方按三七比例分配房屋征收补偿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民政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0元，由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民政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小燕书记员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