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黑1024民初588号 原告：贾罗春，男，1955年1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东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黑龙江董久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黑龙江董久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王学民，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微，黑龙江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万军，男，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黑龙江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祝克英，女，195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宁市。 原告贾罗春诉被告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铁建桥一公司）、高万军，第三人祝克英地面施工损害责任纠纷，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罗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久震和刘文杰、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微、被告高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第三人祝克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贾罗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70%，即167195.0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1月3日16时30分许，祝克英驾驶正明牌三轮电动车沿吉东公路施工路段由西向东行驶在K67+000路段撞到道路施工堆放的石头堆，致电动车乘客原告贾罗春受伤，电动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发后，祝克英送受伤的贾罗春去东宁市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开放性颅脑损伤、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血气脑、肺损伤、硬膜下积液。2019年11月23日，贾罗春继续到东宁市人民医院对症治疗；后至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对症治疗，被诊断为：脾术后、不完全性肠梗阻、胃肠功能紊乱；2020年4月8日，其到牡丹江第一人民医院对症治疗，被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被告高万军系事故发生地吉东公路施工路段K67+000路段施工经理，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是路段的承包人。造成事故的原因为K67+000路段施工堆放的石头堆导致视线不清，二被告应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辩称：1、中铁建桥一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但能遵守相关施工规范要求，对于路面施工堆砌采取了防护措施，并在显著位置设有警示牌，禁止任何非施工车辆在施工路段通行。原告虽发生了人身损害的事实，但其并非在受害现场报警，其未留存任何受害现场证据，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系在施工路段内因路面施工而遭受损害。2、原告的人身损害系驾驶员祝克英造成，其应向祝克英主张权利。经交警部门核实，祝克英无证驾驶三轮车，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事故发生，祝克英系造成贾罗春人身损害的直接责任人。3、贾罗春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贾罗春明知施工路段禁止非施工车辆通行，明知祝克英没有驾驶证仍乘坐车辆，其对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的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4、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高万军，若存在对路面施工材料管理、防护不当的责任，其责任人亦是高万军。 被告高万军辩称：同意中铁建桥一公司答辩意见。关于原告受伤的原因和地点，根据庭前阅视原告的证据看有多种说法，原告应当举示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原因。原告诉状中诉称的事故发生地点当日并没有石头堆，被告高万军也没有接到原告受伤的任何信息。 第三人祝克英述称：我当时开的三轮车到闹枝沟村西北沟接原告。原告当时在公路上施工。我没有驾驶证，车辆也没有办理牌照。我接到原告后，原告坐在三轮车后车厢里。我是拉着原告在西北沟往闹枝沟村走，我靠右侧通行，然后对面来了一辆货车，我就躲货车往右靠了一下就直接撞到了石头堆上了。当时下午4点半多，有点天黑，我没有看到石头堆，我往右一拐就撞到石头堆上。但是我去的时候看到路上有石头堆。我撞车的地方是K66+800的地方。我当时减速了车开的也不快。我骑三轮车走的路段石头堆是在路的南侧。我是沿公路从西往东走。当时道路上隔一段就有一堆石头，我认为石头是修护坡用的。撞车以后我打了120，然后我又给我儿子打电话。当时殷秀栋正好路过，然后我就向殷秀栋要的陈景华电话，我给陈景华打电话让陈景华给高万军打电话，高万军没来。后来是我儿子的同学李明拉着原告往东宁走的过程中遇到120的车，120的车就把原告拉到了医院。我和原告都在路段干活，我知道是高万军负责施工。当时也不懂忘了报警。我是事后第三天报的警，石头堆已经没了，我没看到石头堆有警示标志，石头堆占了一多半的路。 原告贾罗春补充陈述称：当时修路是分南北两侧单独修，北侧是水泥路已经修好了但是没有通行。我们走的都是南侧新加宽的土路，被告方为了修护坡在土路上堆了石头。10米宽的土路得有7米宽是石头堆，只有3米是车辆通行的路。我当时脸朝前坐在电动三轮车后车厢里，车厢是1米宽1米2长，没戴安全头盔。 根据原告起诉、被告答辩和第三人陈述，法庭归纳本案争议焦点：1、中铁建桥一公司和高万军在事发路段和事发时间是否存在堆放石料的行为；2、如存在堆放石料的事实是否设立了警示标志，原告的受伤与堆放石料是否有因果关系；3、驾驶员祝克英对事故发生是否有责任，是否应减轻被告的责任；4、乘车人贾罗春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减轻被告的责任；5、原告的合理损失是多少；6、中铁建桥一公司和高万军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贾罗春向法庭出示证据如下： 证据一、证人张世全、殷秀栋、李明出庭作证。证明：1、2019年11月3日16时30分，原告在吉东公路施工路段K67+000路段确实发生了交通事故并受伤；2、被告方事发时在吉东公路施工路段K67+000路段道路南侧堆放有好几堆石头，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未尽到保障安全施工义务，导致原告受伤，原告受伤与堆放石料有因果关系。 证人殷秀栋证言的主要内容为：“2019年11月份大约是17点之前，我在K66北侧处有一个菌地，我从菌地往闹枝沟村走看到原告在K66＋800的石头堆坐着，当时原告头受伤出血了，我就打电话告诉工长陈景华，说原告在这出事了，然后原告的儿子和李明开着白色轿车把原告拉走了。石头堆在路的南侧道边堆着，当时北侧的路不通车，石头堆占道有3、4米宽，石头堆四周没有看到标志。当时三轮车歪着车头向东的方向，石头堆底下有血，当时天有点黑了。我到的时候张老六开四轮车拉苞米也在现场，在我前边。我到大约5、6分钟以后原告儿子和李明去的。路的北侧修路不通车，车都走路的南侧。北侧是刚新修的路面，南侧是沙土路面。路上的石头是用来修护坡用的，用铁丝笼子罩住护坡。当天我没干活，我在菌地。我是骑电动三轮车到的现场。石头堆大概隔10多米就有一堆。 原告贾罗春质证称：证人的陈述客观真实，说明了施工时堆放石头堆的情况及没有设立警示标志。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出庭所陈述的证言与其在交警部门所作陈述不一致。当时证人在交警队陈述的证言中明确说明除了证人殷秀栋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第三人祝克英陈述有一辆四轮车看到原告受伤，而殷秀栋自述所驾驶的是一辆三轮车与祝克英陈述的四轮车并不相符，结合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得到的事实第四项，没有目击证人的确认，可以确定证人殷秀栋的证言不真实。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同意中铁建桥一公司的质证意见，证人所述不真实，与交警部门所作的笔录存在多处矛盾。关于证人路过事发地点的原因，在交警队笔录中说证人与原告是工友，当日下班原告先走了，证人也往家走。但是今天当庭陈述，证人当日没有上班。关于事故的地点，证人明确陈述是K66+800，这与事故认定书认定的K67+000以及原告陈述的K66+900相矛盾，证人称石头堆长度3米，所以石堆不能跨越证人陈述的地点、原告陈述的地点及交警部门认定的地点。原告在交警部门笔录说防护措施就放了一个反光堆，而证人说现场没有任何防护。以上事实证明证人陈述不属实。而且证人没有看到原告受伤的过程，不能证明原告受伤与堆放石堆有因果关系。” 证人张世全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去年秋天，我用四轮车拉着玉米从草甸子往闹枝沟走，走到项目部新修的大桥看到原告在那里干活。我继续往前走没多远对向遇到祝克英骑着三轮车往项目部大桥方向走，去接原告。我又继续往前走，这时祝克英拉着原告骑三轮车超过我的四轮车，往前走路过了几个石头堆。当时我俩对向来了一个大车，大车车灯很亮，祝克英为了躲大车就撞到了石头堆上车翻了。过程我都看到了。我就赶紧刹车停下，停在了祝克英三轮车后面的石头堆的空地上了。祝克英的三轮车侧翻了，我看到原告腿在车里，上半身贴着地脑袋磕坏了。我就给原告扶起来给原告儿子打电话，后来殷秀栋开三轮车过来了，殷秀栋又用电话联系的原告儿子和陈景华。我是看原告的儿子和李明把原告拉走之后我才走的。石头堆占通行道宽度的一半，我没看到石头堆有警示标志，大概堆了6、7堆往上。我不知道石头的用途。村头的地方有一个禁止非施工车辆进入的牌子。当时祝克英找我去交警队做笔录了，但是我忙没去上。我的四轮车速度大概3、40迈，原告的三轮车得4、50迈。全过程我都在，殷秀栋是原告被抬到车上以后走的。” 原告贾罗春质证称：证人陈述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证人证言与祝克英、殷秀栋在交警队所作的证言相互矛盾。关于石头堆是否设立警示标志的陈述与原告在交警队的陈述相矛盾，但如果法庭认定证人证言予以采纳，提醒法庭注意证人在证言中所证实的祝克英的行驶速度，由于其超速行驶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同意中铁建桥一公司的意见，证人陈述当时天黑能看到3、4米远，但证人又陈述事故发生地点离证人20米远，这说明证人不可能看到事故发生的经过。证人陈述是李明和原告的儿子到现场接原告去的医院，而交警队出具的道路交通证明显示，祝克英送伤者贾罗春去医院救治而驶离事故现场，这说明是祝克英送伤者去医院与证人所述相矛盾。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我的车行驶速度最快是33迈，我的车正常速度也就是二十五六迈。 证人李明证言的主要内容：“当时是原告给其儿子打电话说电动车翻了，要找人把车搬起来。我开白色轿车拉着原告儿子贾秀波去西北沟的路上，从闹枝沟村往西走，过了新建的大桥有几百米，然后就看到原告坐在石头堆上，电动车已经被搬起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殷秀栋、另一个姓张我叫不上名。当时120车没到，我们感觉挺严重就把原告抬到我的车上，拉着往东宁方向走，到大肚川镇王脖子大岭就遇到120的车了，原告就换乘了120的车。” 原告贾罗春质证称：证人陈述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证人并不能证实原告受伤与二被告有直接关系，也不能证实原告受伤与石堆的因果关系。但证人陈述将电动三轮车扔在现场无人处理与殷秀栋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石堆被被告当晚推平不相符。如果石堆真的存在过，又被被告当晚推平，原告的三轮车也不会由原告再取回并到交警部门拍照处理。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证人所述不属实，证人称是其开车将原告送往医院，而交通事故证明祝克英送伤者贾罗春去医院救治而驶离事故现场，证人的陈述与该认定相矛盾不能采信。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我儿子将三轮车开回家又坐了李明的车拉我们一起往东宁走。 证据二、东宁市公安交警大队于2019年12月17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1份。证明：2019年11月3日16时30分左右，祝克英驾驶正民牌三轮电动车沿（吉东公路施工路段）由西向东行驶在K67+000路段撞道路施工堆放的石头堆，致电动车乘客原告贾罗春受伤，电动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发后祝克英送伤者贾罗春去医院医治，而驶离事故现场。经过调查取证，确认在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但无法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形式要件没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能证实现场无目击证人，经交警部门调查是祝克英送伤者去医院而将事故车辆驶离现场，这与原告提供的证人李明的证言相矛盾，该份证据的结论是无法查清交通事故全部事实而不是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与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意见相同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地点有异议，我认为是K66+800。我跟交警队说有目击证人，当时交警队没去调查。 证据三、东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取的卷宗1册及情况说明1份。证明：1、被告方在事发时在吉东公路施工路段K67+000路段堆放有石头堆，石头堆把道路右面全部堵死，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导致祝克英驾驶三轮电动车会车时因天黑没有及时发现石头堆，造成原告受伤；被告方在施工过程中没有警示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2、吉东公路施工路段K67+000路段施工方为中铁建桥一公司，高万军为事故发生地路段施工经理。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对笔录中证人证言部分在前面证人质证阶段已经说过不再重复，情况说明中仅陈述了工程是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建的，并没有认可堆放石头的事实以及堆放石头造成原告损害的事实。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原告认可有防护措施，有反光堆。询问笔录的内容与今天证人的出庭陈述相矛盾。原告贾罗春、第三人祝克英以及证人陈述的事故地点均不一致，贾罗春陈述的是K66+400，证人陈述K66+800，祝克英陈述K67，地点相差600多米。该组证据中没有任何关于受伤过程的证据。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原告没说石头堆上有警示标志。 证据四、原告贾罗春的住院病案3份，诊断书1份，CT检查报告单2份，费用明细3份，出院证明1份。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先后入东宁市人民医院、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和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及受伤情况，根据住院天数计算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为36天×100元=3600元。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病历中只有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是原件，其余东宁市医院和牡丹江市第一医院的病历都是复印件且不完整，不能完全证实原告所陈述的4次就医事实。结合鉴定意见能够确认原告住院次数为3次，住院时间分别为17天、3天、6天，累计住院26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600元。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根据病历记载，原告在2019年11月3日在东宁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中多次体现，原告是自行骑电动车摔倒，与原告所述不符。2020年4月8日在牡丹江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病历只有两页，但在质证鉴定检材时原告提供的完整病历体现患者是走路不慎跌倒，这些与原告此次起诉的受伤过程完全不同；被告方有理由怀疑病历所记载的是真实受伤原因，而诉状中所阐明的受伤过程并不是真实的。用药明细中原告住院期间使用了胰岛素、肠内营养粉等这些用药与外伤无关，胰岛素是用来治疗糖尿病，所以原告医疗费不全是治疗此次起诉的外伤的用药支出。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没有意见。 证据五、原告贾罗春医疗费单据27张。证明：原告因发生交通事故入东宁市人民医院、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及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结合证据四，证明共支出医疗费61273.87元，已报销15484元，剩余45786.78元应当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东宁市人民医院的票据真实性有异议，票子都是复印件，加盖了医院的印章；根据原告的陈述上述票据原告进行了报销，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报销的具体款项，原告应当补强证据。该组证据中救护车费用票据共6张，其中11月3日是350元，11月4、5、8、10日因原告正在东宁市人民医院住院并接受手术治疗，不能产生救护车费用，该组票据不真实；费用明细不能成为支付医药费的证明。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与中铁建桥一公司意见一致，原告计算总钱数不对。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没有意见。 证据六、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牡一院[2020]临司鉴字2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费票据1张。证明：1、贾罗春创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术后；开放性颅脑损伤，慢性硬膜下血肿，行颅骨钻孔引流术后；分别达伤残八级、十级。2、根据复合伤伤情，其误工损失日为210日。3、根据复合伤伤情，伤初第一次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继之1人护理60日。由此作为计算伤残赔偿金、误工费和护理费的依据。伤残赔偿金按照2019年黑龙江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45元/年计算，为30945元/年×16年×0.31=153487.20元，鉴定费用为1500元，应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中没有证据证实原告需要营养期及营养期限，原告计算营养费没有依据；原告贾罗春现今65周岁，原告主张16年的伤残赔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计算为15年，因原告已经超过60岁属于非劳动力人员不应计算误工费。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同意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意见。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没意见。 证据七、原告贾罗春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系农村户口，误工费按照2019年黑龙江省农林牧渔业31754元/年标准计算，应为31754元/年÷365天×210天=18269.42元，应当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身份证无异议，但是不应当计取误工费。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与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没意见 证据八、祝克英和贾秀波身份证复印件2份。证明：原告受伤后住院期间由其妻子祝克英和其儿子贾秀波护理，出院后由祝克英护理，祝克英护理费按照2019年农林牧渔业31754元/年标准计算，为31754元/年÷365天×77天=6698.78元；贾秀波在绥阳木耳大市场从事木耳收购与销售，护理费按2019年批发和零售业60286元/年标准计算，为60286元/年÷365天×17天=2807.84元，合计9506.62元，应当由各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护理人员无异议，但原告计算祝克英和贾秀波的护理费用是按照两人的实际收入来计算的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其数额与居民服务行业标准计算所产生的差额是原告自行放弃权利，被告予以认可。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对贾秀波从事批发零售业无法体现，根据证据体现贾秀波也是农业户口，应按农林牧渔业计算。 第三人：没意见。 证据九、交通费票据4张。证明：原告及护理人员因此次交通事故进行司法鉴定支出交通费用共计200元，应当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原告无权主张，法律规定仅能计算原告住院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用，原告去做伤残鉴定的费用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当中所规定的交通费的范畴。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鉴定的时候已经过了护理期限，所以原告主张没有依据。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没意见。 本院认为：原告的三位证人陈述能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确认原告在乘坐祝克英的三轮车时在66+800米处，祝克英驾驶的三轮车因撞到修路备料的石头堆侧翻，导致原告受伤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出具的证据二系交警部门制作，但事故原因未查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出具的证据三系交警部门对事故调查时对相关人员作的询问笔录，与本次庭审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四中病历不完整，对其伤情本院予以确认，病例体现其三次住院天数为26天，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五中2019年12月3日东宁市人民医院医疗费2536.28元、2019年11月4日、11月5日、11月8日、11月10日的东宁市人民医院救护车费共150元、2019年12月16日东宁市人民医院门诊费112.32元、2020年4月3日东宁市人民医院门诊票据466.07元、2020年7月13日东宁市人民医院门诊票据183元、2020年9月14日，东宁市人民医院门诊票据203元和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票据三张252元，均无病例及诊断相佐证，2019年12月20日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病历复印费不属于直接损失，以上本院不予采信，其现有证据证明的合理医疗费57347.41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和证据九客观真实，与本案具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向法庭举证如下： 施工现场照片4张。证明：案涉工程施工期间被告在显著位置标识禁止非施工车辆驶入施工现场，并对在路旁堆放的石料采取防护措施，被告设立警示标志的事实原告证人张世全予以证实。 原告贾罗春质证称：对形式要件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拍摄时间证明不清，该照片均不是在事发时的地点、时间拍摄的，在当时根本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是被告方为了诉讼而临时设置拍摄的，因此不能证实在事发时设立了警示标志。该条道路是闹枝沟村到事发路段的必经之路，在农村进行农忙也必须经过该路段行走，所以单纯凭此照片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去老黑山镇可以绕路走，但是去地里干活或者到施工现场必须走这条路。 被告高万军质证称：无异议，根据原告的交警队笔录也能证明石料旁有防护措施。 第三人祝克英质证称：照片不知道在哪里拍的，不清晰。 本院认为：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事发时段案涉路段上的标志情况，但结合原告的证人张世全的陈述，能确认在闹枝沟村的公路口设有“禁止非施工车辆及人员驶入施工现场，出现任何事故后果自负”的黄色警示牌，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和第三人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系丹阿公路A2标段的承包人，被告高万军对A2标段2工区进行实际施工管理，其施工路段为K51（西侧）至K70（东侧）。该路段东西走向，东侧为东宁镇方向，西侧为老黑山镇方向。东宁镇闹枝沟村村口位于K68+500的位置。该路段2017年11月开始施工，2018年秋季因道路施工东宁镇闹枝沟村村口位置往老黑山方向道路封闭，往返东宁镇与老黑山镇的车辆在闹枝沟村向南走省道206线。东宁镇闹枝沟村村口设有黄色警示标志牌，内容为：“禁止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出现任何事故后果自负全程限速”。在K66至K68+500的路段中的K66+200（八亩地）和K67+400的位置南侧有通往闹枝沟村的两个便道，两个便道在闹枝沟村附近交汇。在K66+200位置走便道去闹枝沟村的距离远于K67+400的位置走便道去闹枝沟村。闹枝沟村村民在公路附近种地会在道路封闭的区域内通行。K66+800的路段南侧需要修建道路护坡。 原告贾罗春和第三人祝克英是夫妻关系，均系闹枝沟村村民。2019年11月3日16时30分许，祝克英驾驶正民牌三轮电动车在K66+200的位置接贾罗春回家。祝克英在去接贾罗春的路上看到了公路上每隔一段便有个石头堆。祝克英驾驶三轮车没有走K66+200米位置的便道回闹枝沟村，而是为了方便选择走K67+400的位置的便道。祝克英驾驶三轮电动车沿丹阿公路施工路段由西向东行驶至K66+800位置时，因向右避让对向行驶的施工车辆时，撞在了施工堆放的石头堆，导致三轮车侧翻，致使坐在电动三轮车车箱里的贾罗春受伤。事发时，与贾罗春同村的张世全和殷秀栋先后途经并停留在事发现场，帮助祝克英照顾贾罗春。祝克英拨打120后联系其儿子贾秀波，贾秀波的朋友李明开车赶到事故现场，将贾罗春送往东宁。张世全和殷秀栋离开事故现场。李明开车在大肚川镇王脖子大岭遇到120急救车，贾罗春换乘120急救车，被送至东宁市人民医院救治。 祝克英无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其驾驶的三轮电动车未办理牌证。事发后，祝克英送贾罗春去医院救治，在车辆移动前祝克英未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且未对电动车停放位置做标记。2019年11月5日，贾罗春打电话向东宁市公安交警大队报案，因无事故现场，交警大队未查清事故全部事实，未做事故认定，而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贾罗春经东宁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开放性颅脑损伤、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血气脑、肺损伤、硬膜下积液，在东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7天。2019年12月4日，贾罗春到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对症治疗，被诊断为：脾术后、不完全性肠梗阻、胃肠功能紊乱，住院治疗3天。2020年4月8日，贾罗春到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症治疗，被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住院治疗6天。共支出医疗费57347.41元，原告自认已报销15484元，剩余应为41863.41元。贾罗春住院期间由祝克英和贾秀波护理。 经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1、贾罗春创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术后；开放性颅脑损伤，慢性硬膜下血肿，行颅骨钻孔引流术后；分别达伤残八级、十级；2、根据复合伤伤情，其误工损失日为210日；3、根据复合伤伤情，伤初第一次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继之1人护理60日。原告支出鉴定费1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地面施工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地面施工损害责任是指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施工、安装地下设施等未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管理人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事发路段在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施工路段内，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在闹枝沟村口明显位置设置了“禁止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出现任何事故后果自负全程限速”的标志，但通过原告的证人能证实，当地村民因劳动生产会在禁行路段通行，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对此疏于管理，在堆放石料边界未设置警示标志，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原告和第三人是闹枝沟村村民，均知道在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告和第三人在劳动作业后为就近回家，没有在K66+200米的地方走便道回闹枝沟村，为图方便在施工路段通行，选择K67+400的地方走便道回闹枝沟村，第三人在驾驶三轮车接原告的过程中知道施工路段隔一段就有备料的石头堆，其选择途经施工路段就近回家时自己应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保证安全；第三人无证驾驶无牌证电动三轮车，在禁止通行的施工道路上行走，事发时为避让对面驶来的施工车辆，第三人采取措施不当，驾驶车辆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具有主要过错，应承担60%的民事责任。原告明知第三人无证驾驶无牌证电动三轮车而乘坐在三轮车后车箱，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10%的责任。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对有便道口的禁行路段疏于管理，在堆放石料边界未设置警示标志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30%的民事责任。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与被告高万军之间的关系不影响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在责任范围内对原告进行赔偿。原告要求被告高万军与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的医疗费，结合其病历诊断，扣除已报销的部分，本院确定为41863.41元。原告伤残等级分别为8级、10级，其现年65周岁，其伤残赔偿金按照2019年黑龙江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45元计算15年为143894.25元（30945元/年×15年×31%）；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其住院26天每天100元计算为2600元。原告从事农业生产，其误工费按照2019年黑龙江省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31754元210天为18269.42元（31754元/年÷365天×210天）；原告主张的护理人员祝克英的护理费按照2019年农林牧渔业3754元/年标准计算，护理人员贾秀波护理参照批发和零售业60286元/年标准计算，本院予以支持，通过病例体现原告首次住院17天，其护理费为9506元（31754元/年÷365天×77天+60286元/年÷365天×17天）；原告支出的鉴定费用为150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去鉴定的交通费本院支持1人1次往返共计100元；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按照其伤情，酌定为1000元。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告伤残级别较高，但原告的妻子在事故中系主要过错，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原告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41863.41元、伤残赔偿金143894.25元、误工费18269.42元、护理费9506元、鉴定费1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营养费1000元、交通费100元，共计218733.08元。被告中铁建桥一公司应赔偿原告65619元（218733.08元×3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贾罗春656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贾罗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22元，减半收取911元，由被告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担364元；由原告贾罗春承担5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晓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李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