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2民初10843号原告（反诉被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志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94017105。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崇锦，系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骞大争，系云南万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5746713216。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系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娟，系北京市北斗鼎铭（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崇锦、骞大争；被告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11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崇锦、被告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1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及《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2、被告向原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船票总款73003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73003元船票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计算）；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0日签订《调解协议》及《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以下简称“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受原告委托，向原告在2019年12月11日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团142位游客中33位游客（师宗23人、玉溪10人）出具船票，并与上述33位游客重新签订旅游合同，确保上述33位游客能够于2019年12月11日顺利登船。同时，双方约定33位游客的船票团购款为173003元，由原告结算给被告。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即向被告支付船票款73003元，同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但被告并未与33位游客签订合同，也未向原告及游客出具相应的船票，因被告未及时出具相应款项的船票，而上述协议中33位游客需在协议签订的次日上午，即2019年12月11日上午及时签订合同和拿到船票后才能确保顺利登船，故原告无法相信被告在短时间内会正常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义务。后上述协议中33位游客的船票系与原告事先的合作方贵州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向上述游客出具，才确保了协议中33位游客顺利登船出游。综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继续履行上述《协议》亦达不到《协议》约定的目的。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特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反诉及答辩称：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双方于2019年12月10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2、判令反诉被告立即履行继续付款人民币10万元的义务；3、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被告取得了该游船在云南省的代理权，而原告没有通过被告进行销售和组团，擅自和贵州中旅进行了相应的合作。最后在出团前因为贵州中旅解决不了原告的船票问题，所以原告到昆明市进行投诉，云南旅游监察支队知道上述情况后，认为是贵州中旅和原告间的经营行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后来了解到被告才是唯一合法的代理人，所以要求贵州中旅及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但被告不同意。次日，原告又去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投诉，如原告组织的142名云南游客因出不了船票登不了船，出现滞留在上海的情况，所以在旅游监察支队的协调下，要求被告帮原告解决，双方才达成了《调解协议》，该协议其实是原告对被告的补偿协议，也就是因为原告的原因造成了被告的相关损失，而且是在省市旅游监察部门的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原告支付了73003元以后，剩余款项至今未付。而被告因为12月11日游客就要登船，所以原告作出了相关承诺、写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和致歉信后，被告直接帮原告解决了142个人的船票，即系放行给原告，但是放行后原告再也不向被告支付剩余的10万元。本来考虑到疫情，被告也没想再要求原告支付剩余的10万元，现既然原告出尔反尔，认为是原告自己解决了船票问题，被告提起相应的反诉，请求法院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反诉答辩称：被告并未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任何委托事项，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被告不具备原告委托信任的基础，原告主张的系船票款；第二，被告所述与实际不符，依据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具有云南独家代理本次船票销售的代理权，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云南省范围内进行大量宣传营销、推广和销售工作；第三，原告并不存在被告所谓的在云南进行低价销售或恶意竞争；第四，被告并没有与案涉《调解协议》的33位游客签订过旅游合同；第五，从《调解协议》可以看出，贵州中旅并没有在调解协议上进行任何签字；第六，173003元是船票总款，不是补偿款；第七，在原告支付船票首付总款73003元后，被告并没有向33位游客购买船票，也没有对33位游客的船票信息进行统计。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转并团书面材料》中的任何委托事项，原告有权解除《调解协议》和《转并团书面材料》，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船票款73003元，并赔偿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请求法庭驳回被告反诉请求。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二、《调解协议》、《转拼团书面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云南省劳动合同书、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10日签订《调解协议》及《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双方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向歌诗达邮轮团33位游客（师宗23人、玉溪10人）出具船票，船票价格共计173003元，由原告结算给被告，同时约定被告与33为游客签订旅游合同。2、上述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共计142位游客（包含上述协议中33为游客）的行程为2019年12月11日从上海-鹿儿岛-深圳进行旅游。三、收据及收款记录凭证；证明：原告于《调解协议》签订之日即2019年12月10日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船票款73003元，但被告并未向原告及时出具相应的游客船票，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四、歌诗达邮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关于VE1211航次的费用往来明细及账单、情况说明、在职证明、歌诗达邮轮VE1211航次142人名单（含涉案33人名单）船票出票情况。证明：原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中的33位游客（师宗23人、玉溪10人）的船票均为与原告合作的第三方贵州省中国旅出具，才确保了上述33为游客顺利登船。五、云南省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出境旅游合同2份。证明歌诗达威尼斯邮轮中的案涉协议中的33位游客其中10位游客与原告签订旅游合同、委托由原告购买船票，该10位游客并未与其他第三人签订过旅游合同，剩余游客同意将船票转委托由原告公司进行购买。六、证人杨某、赵某出庭的证言。证明原告支付被告73003元的船票款后，被告并没有与游客签订过旅游合同，并向购买船票；游客在上海登船时，被告没有协助。证人杨某的主要证言为：杨某系原告的员工，2019年10月10日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我们就一直在针对案涉的1211航次的旅游进行宣传和收客，收了142位游客后，我们收到了贵州中旅的通知，说云南还有一家旅行社一直在向湖北乐驿公司申诉称，我们在市场上以低价抢走了他们的客人。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12月9日与被告及贵州中旅三方进行调解，在没有调解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就反映到了云南省旅游局，云南省旅游局也给我们进行了调解，但是还是调解不了，最后旅游局上报到了市场监督管理一大队，在监督管理大队的协调下，我们就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于第二天就要登船，被告认为我们的142位游客当中有33位是之前他们的会员或者是签过合同交过订金报过名的（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就由被告为这33位客人出船票，以及签订合同，约定的价款是17万多，该价格高于我们的价格，该价格中有服务费，是综合性报价，是被告报给我们的价格。由于此前双方合作不太愉快，所以我们认为只能交7万多元，被告与游客签了合同出了船票再付10万元的尾款。但是12月10号晚上，任何游客都没有接到被告的船票，所以我们就通过贵州中旅为33位游客出了船票，而且贵州中旅还给了我们相应的出票凭证，登船时被告也没有联系我们也没有协助142人登船。转并团协议是被告带来的，有部分游客是知晓的。案涉游船是属于华南片区的总代理，而云南属于华西片区，我们知道这艘船要出行，就找到了贵州中旅，因为贵州中旅属于华南片区的代理，但在合作的过程中，这艘船又变成了武汉乐驿国际旅行社的代理，武汉乐驿国际旅行社属于华西片区，我们又与贵州中旅协商，只要武汉乐驿国际旅行社总代理同意出售船票，我们就可以做这一趟旅行，最后我们与武汉和贵州中旅三家签过一个协议。此前，我们不知道被告是云南的总代理。证人赵某主要证言为：我是朋友说便宜，就向师宗百事通旅行社交了5000元费用，没有签过合同，也没有开过收据。在机场时康辉旅行社的打电话给我说可能登不了船、上不了飞机，但是后来师宗百事通旅行社和康辉旅行社还是带我们一起办了登机手续，12月11日登的游轮，登船时有百事通师宗旅行社和昆明康辉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随行，目的地是日本。七、歌诗达邮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和贵州中旅王婕和湖北乐驿刘凯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并非1211航次的唯一代理商，贵州中旅也有权代理销售船票的资质。八、云南省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出境旅游合同，云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向贵中国旅代理人王婕支付船票款的发票、付款的截图（电子银行回单）。证明1211航次，还有36位游客与原告直接签订旅游合同；原告向贵州中旅支付了142名游客的船票款。九、赵某的护照及登船凭证。证明赵某系1211航次的游客，被告并没有协助登船，也没有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十、33位游客的船票款统计表。证明：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姜鸿发给原告员工杨某的表格，173003元并非补偿款。经质证：被告对原告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调解协议》中涉及的33个人所谓的173003元的结算，其实与协议中所载明的内容不一致，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因为发生了游客登不了船的情况；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转并团按照旅行社、国家旅游局、省旅游局、市旅游局的相关规定，转并团就是一个协议，而不是书面证明材料，因此，该证明材料实则证明《调解协议》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内容，并不是双方要进行真正的转并团，原告整个的团队也是由被告在操作，帮助原告解决登船问题，并不存在被告给33人出船票，被告只是放行，游客实际最后已经登船；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贵州中旅出票的前提是被告的放行，系事后补签，因为142人已经包含了案涉的33人，没有必要重新再写一份33人的确认；对第五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六组证据中杨某的证言，认为证人对游客不能登船的原因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杨某2019年12月9日去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反映情况系因为贵州中旅解决不了登船的问题。因为云南籍的游客要出票，必须经被告的平台，由被告认可后才能出票。协商不成后，杨某没办法又进行了相关的反应，市旅游局要求被告必须从大局出发来解决问题。对于要求原告进行相关的赔偿，包括原告低价销售的问题。游客没有签任何合同，原告要求被告与游客签协议，不合情理。故因杨某是原告的工作人员其证言不可信。对证人赵某的证言无异议；对第七组证据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贵州中旅在云南没有销售权，被告也未否认过贵州中旅在云南省以外的地方的销售权；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贵州中旅在云南有销售权。同时因为刘凯、王婕及被告都在微信群，所以王婕有游船的仓位被告不否认，但是在微信群里已经说明云南只有被告有销售权，王婕在群里也认可；对证据八的出境旅游合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要转团给被告，必须要有游客的同意函，但合同中没有，证明不存在原告向被告转团的问题，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九组证据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登船凭证是用湖北武汉青旅的名义等的船；对第十组证据认为无原件不予认可。被告针对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证明佳途为本次云南总代理的事实。二、声明函。证明：被告为云南总代理的事实，以及所有云南籍的船票唯一的出票方为被告，均执行唯一定价。三、微信来往记录。证明：原告违反市场竞争，被拒绝出票后，贵州中旅与被告的联系全程、《调解协议》的真实意思就是为了解决原告的不当竞争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四、致歉信。证明：按照在旅游主管部门支持下的调解，原告必须对此时作出道歉，以免对其他云南籍游客造成不当影响。五、《调解协议》。证明被告作出让步，在原告作出赔偿后，同意出票让原告的全部游客登船，但是旅行后，原告就不再履行协议的事实。六、微信往来记录。证明：原告在没有获得云南总代理授权的情况下，低价抢客，违反市场竞争，必然会被拒绝出票的事实。七、《分销协议》。证明：在云南进行正常销售和收客的被告客户，必须签订正式分销协议才能合法经营，否则不能登船，而原告并没有与被告签订过此协议。八、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在云南相关地区进行低价收客，在分销商告知后仍然不停止，最后被禁止登船，进行调解解决的事实。九、原告低价销售现场视频、宣传单光盘。证明：原告低价销售的事实，在没有正式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欺骗消费者。十、经本院调查令调取的《关于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和昆明康辉旅行社就歌诗达游轮142位游客船票问题相关情况》。证明产生纠纷原因、核实的事实以及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十一、快递单和声明函原件。证明被告是云南独家代理商。经质证：原告对被告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协议内容无法证实被告是本次航线的云南总代理商的事实；对第二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从未见到该《声明函》；对第三组证据中2019年12月10日下午17:00之前的聊天内容，与本案无关，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原告工作人员参与，是被告与贵州中旅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对2019年12月10日下午17:00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可以证实船票最终是由贵州中旅出具，被告不是唯一的代理商；对第四组证据不予认为，认为原告没有签署过致歉信；对第五组证据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存在原告没有获得代理授权的情况下低价抢客；对第八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原告的工作人员参与；认为第七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八组证据不予认可；对第九组证据的销售现场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欺骗消费者，或者说进行低价销售，原告只是一种销售的宣传，而宣传单、光盘没有原告的工作人员，不予认可；对第十组证据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证据可证实双方之间的业务纠纷不在旅游纠纷的受理范围，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没有胁迫的情形；对第十一组证据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是唯一的代理商，声明函没有在任何第三方公共平台刊登过，原告无从得知，对原告没有任何效力。本院认为，1、被告对原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部分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对被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部分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证人杨某的证言本案在说理部分予以评述；被告第四组证据因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予确认，第八组证据系被告的员工出具，本院不予采纳，第九组证据不是本案应审理的问题，本院不作评述；4、原被告的其余证据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均有关联性，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据能否证明各自的观点，本院在说理部分综合评述。综合庭审，本院认定本案以下法律事实：一、2019年9月28日，乐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乐驿湖北分公司”]与被告（乙方）签订《歌诗达邮轮威尼号1211行次买断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买断2019年12月11日歌诗达邮轮威尼斯号包船航次部分仓位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并签订本协议：（一）邮轮基本信息：1、歌诗达邮轮公司威尼斯号。2、航班次1211航次（2019年12月11日上海起深圳止）。3、航线：上海-巡海-鹿儿岛-巡海-巡海-深圳6日5晚。（二）购买舱位数量与价款：乙方向甲方购买本航次部分仓位510间，人数1253人，均价为4700元每间，总价2397000元……二、2019年，被告与案外人朱玉佳签订《歌诗达游轮威尼斯号2019年12月11日航次分销协议》载明，线路简介：上海-海上巡游-鹿儿岛-海上巡游-深圳五晚六天；邮轮介绍歌诗达邮轮威尼斯号，行程时间2019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6日，舱型配比及价格（500间）；合计费用2270121元等。三、案涉游轮总包方（乐驿湖北分公司）与合作方（包括被告及贵州中旅王婕）的微信群部分聊天内容：1、2019年11月19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姜鸿发出：云南这边我是大量重舱，现在有个昆明康辉承包部门的叫杨某的一直囤舱跟随我们会销后面，低于我们渠道2000元收客，请大家封住客户，避免云南户籍登船出票。被告总销售接着发出：《声明函》的照片，内容为“乐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声明函。尊敬的各位同业合作伙伴，歌诗达威尼斯邮轮12月11日，上海-鹿儿岛-深圳五晚六天航次，为乐驿国际旅行社湖北分公司的整包航次。我社指定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我司在云南市场的独家合作供应商，届时将只有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云南户籍船票的资格，现所有舱房均执行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唯一定价。特别注意，请谨慎选择您的报名途径，如未通过指定合作伙伴或价格低于以下定价，我们将无法为您的客人出行提供任何保障，如有低价测试单中黑名单户客，将无法提供正常出行船票”。该《声明函》落款处有乐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的印章。乐驿湖北分公司刘凯发出：＠姜鸿＠百斯特油轮芸芸138××××****姜总，我们全部都这边都沟通过了，只有您这边可以出云南户籍的客人，其他区域的都不能出云南客人的船票。被告总销售：杨某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收客，导致我们手上已经上定金的客人一直在退仓，当时我们和刘凯签切舱协议的时候，是保证我们云南独家代理，任何人不准进入云南收客，请各位务必帮忙把口子堵住，刘凯也发了通知，如果上船票的时候我们全线查所有人的身份证和护照，云南户籍是不提供船票的。这一次双方冲突比较大，如果杨某的客人真登了船，双方会在船上发生斗殴的情况，请给我务必重视此事；除了我们云南佳途国旅可以上云南人的名单和船票，其他所有切舱方一律不给予录入云南户籍的名单和船票，不管任何切舱方提交云南人户籍的名单上来，都不能给予发放船票。2、2019年11月26日：刘凯：@所有人，麻烦大家在云南护照这一块多多关注一下，在大家的合同里面都注明过，无法出示云南户籍的传票，后面我们也会是拒收其他家给的云南护照。王婕：收到。3、2019年12月6日：刘凯：@所有人，现在接近提交名单的时候了，麻烦大家再次通知个下线渠道，不要提交云南籍护照的名单，即使提交了也不予出船票。王婕：收到。三、被告法定代表人姜鸿与案外人王婕（贵州中旅人员）微信聊天部分内容：2019年12月9日：姜鸿：1、通知他们直客退团，重新和我客户这边签合同（仅仅签单船票即可），2、通知他们合作的旅行社退团（同业按照市场返利600结算），重新签确认件，3、我们俩核对舱型后再确认，要不来不及，请全款结算，剩下的我尽力和船方沟通，领队、机票、日本岸上、上海接送，保险不含。市场价你也说了都一样，那就按照你发上面文档价格即可，码头起止不含大交通1700。姜鸿：我客户说师宗、玉溪市场影响很大，主要是这两块地方，你们碰，需要怎么做尽快决定，要不谁也帮不了，时间不够了。王婕：师宗我和杨再商量。姜鸿：你让她把名单整理出来，涉及多少人，涉及直客的把合同转过来，涉及同业的确认件转过来，按照上面你告诉我的价格结算，直客或同业即可，尤其是师宗和玉溪地区的，参考上面价格（只做船票）吧，请客人或同业重新签署合同或确认件，客人的单船票款直接给我客户对接人即可，同业的直接付我即可，我也不想掺和这摊事，应客户需要请写一个道歉做个证明，好给客户解释。只要我客户没有损失，我都无所谓的，弄完了我再和我渠道商量，争取取得谅解。王婕：我们现在也联系了百事通总部和门店，转团存在一些问题，客人已经和门店签订合同，全款已经上到了系统上，要退会很麻烦，然后现在我损失也很大了，都是我在赔。姜总和你的客户沟通下，我也让这几位客人也公开发表声明，因为此事对你们渠道方造成的影响和困扰。王婕：姜总，讲真的，现在要转这几个人非常的难，时间很紧，我们现在就是客人转到你们这边操作有点麻烦，也让客人按照你们的价格把差价补齐。对玉佳总有个交代。让客人在其他会员面前也声称通过胜亲的帮助得以上船。2019年12月10日：姜鸿：两个要求，我认为也不过分，我一分钱都不牵扯。1、重新梳理了个人致歉信，请她亲笔签名，以便万一还有客人扯皮，有个对症。2、名单表上梳理了23位重叠客人，是原来预交定金后又撬走的，影响比较大，请按照正常渠道收客人的价格，减去大交通等，重新让客人联系区域销售签署合同并支付款项（联系人黄经理），以便和客人澄清。其他涉及的同业，其他名单一概不用管了，我也不经手任何款项，直接让客人照客户要求签订合同，支付单船票全款即可（只包含单船票费用）。姜鸿：23+10人，应该就这些控制吧。王婕：证明单提得有点多，有前面黑名单的都可以，但后面的这没凭没据的调解困难了。姜鸿：人家也直说了，我也截图给你看了，确实是人家会员缴费后被撬了的，良心说我客户一点也不过分，也够意思的了；我个人建议这个时候还在乎多少金钱，而且都没有提出过分要求啥的，我更是一分都不需要，人家就是想按正常市场价格收进来就好了。主要就是给1100人客人那边有个交代，让少部分涉及的可能有意见的客人知道情况而已。另外建议不用调解了，还想着多赚钱，也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按照致歉信签字，以便客人追究要双倍赔偿也好说。另外现在也就拆分出来33人，直接劝退或改航次，其他人先本着顺利登船目的来工作，省得你我都闹腾，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明早12点封舱，如果这些做还涉及很多操作款项，合同也是麻烦，最好是劝退或改航次这33人，我们都省事。王婕：姜总，为了让团队顺利登船，我也让杨连夜联系了渠道，33人改航次劝退不现实，而且今天旅游局备案，明天如果有人走不了，33人和142人一样性质，这33人的名单中，师宗的16人，这边杨某已经沟通，按你要求请客人找到黄经理签合同，但是需要时间，剩余的名单上的17人，只能机场处理或者派代表办理，如果来不及了，我也要上船找客人一一落实，该给客人赔礼或当着胜亲的人说明情况都可以，致歉信还是以杨某自己写的为准，那是他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签别人写好的，每个人都有底线的，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是不会签的，其他的我们配合让客人联系黄经理。四、2019年9月27日，案外人贵州中旅（甲方）与案外人乐驿湖北分公司签订《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向甲方买断2019年12月11日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包船航次部分舱位事宜签订本协议。航线：上海-巡海-鹿儿岛-巡海-巡海-深圳6日5晚；乙方向甲方购买本航次舱位100间，人数247人；结算价为：下铺1900元/人*200人＝380000元，上铺1200元/人*47人＝56400元，船票总计款436400元，罚金192元/人*47人＝38400元，合计总价474800元等。五、2019年10月10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贵州中旅（甲方）签订《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向甲方买断2019年12月11日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包船航次部分舱位事宜签订本协议。航线：上海-巡海-鹿儿岛-巡海-巡海-深圳6日5晚；乙方向甲方购买本航次舱位100间，人数247人；结算价为：下铺1900元/人*200人＝380000元，上铺1200元/人*47人＝56400元，船票总计款436400元，罚金192元/人*47人＝38400元，合计总价474800元等。该协议落款甲方处盖有贵州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及王婕签名；乙方处盖有原告的业务专用章及杨某的签名。2020年8月18日，贵州中旅出具《员工在职证明》及《情况说明》，载明，王婕2015年11月起在该公司工作，担任邮轮部职务；关于歌诗达邮轮威尼斯号VE1211航次的船票情况，昆明康辉旅行社是142人船票（包含师宗23人、玉溪10人）均委托该公司全权购买。并附有142人名单原告先后向贵州中旅支付船票款274694元。六、2019年12月6日，原告（乙方、组团社）与案外人金小粉（甲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代表）签订《出境旅游合同》载明，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前，乙方已向甲方介绍第一部分通用条款的内容，双方同意将其列为合同组成部分；参团名单白秀华等36人（不含金小粉）；旅游费用总额215280元；乙方需要将本合同旅游业务委托其他旅行社，甲方同意委托；委托旅行社歌诗达油轮有限公司；出发地昆明，旅游目的地鹿儿岛；集合时间2019年12月10日17时，出发时间2019年12月10日19点50分等。2019年12月9日，原告（乙方、组团社）与案外人马丽仙（甲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代表）签订《出境旅游合同》载明，乙方已向甲方介绍第一部分通用条款的内容，双方同意将其列为合同组成部分；参团名单李玲芬等10人（不含马丽仙）；旅游费用总额63400元；乙方需要将本合同旅游业务委托其他旅行社，甲方同意委托；委托旅行社歌诗达油轮有限公司；出发地昆明，旅游目的地鹿儿岛；集合时间2019年12月10日17时，出发时间2019年12月10日19点50分等。同日，案外人云南携程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乙方、组团社）与案外人王芬（甲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代表）签订《出境旅游合同》载明，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前，乙方已向甲方介绍第一部分通用条款的内容，双方同意将其列为合同组成部分；参团名单王芬等20人；旅游费用总额94620元；乙方需要将本合同旅游业务委托其他旅行社，甲方同意委托，委托接待旅行社名称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路线名称--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7天六晚跟团游·昆明-上海-鹿儿岛-深圳-昆明；出团日期2019年12月10日，返回日期2019年12月16日。七、2019年12月10日，有原告代表杨某签名捺印、被告代表姜鸿签名捺印、云南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张晶签名、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张鸿签名的《调解协议》载明，2019年12月10日，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昆明康辉旅行社就歌诗达邮轮团142位游客船票问题，到云南省协商，其中33位游客（师宗23人，玉溪10人）由昆明康辉旅行社转给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游客重新签订旅游合同，实际结算33人船票总团款173003元，由昆明康辉旅行社杨某负责结算给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另109位游客由昆明康辉旅行社操作，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协助获取船票，确保顺利登船出游，双方各自做好游客的安抚，解释工作，确保安全和服务质量。八、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于2020年11月10日出具《关于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和昆明康辉旅行社就歌诗达邮轮142位游客船票问题相关情况》载明，2019年12月9日，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收到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反映142游客歌诗达游轮有可能无法登船滞留，上海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贵州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买断歌诗达游轮2019年12月11日部分舱位。经现场核实，贵州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无法落实上述游客船票，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表示是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阻止他们获取传票，我支队电话联系了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姜鸿，姜鸿反映该游轮航次是湖北乐驿旅行社湖北分公司整包航次，指定云南户籍船票由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无法获取邮轮船票，与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关。依据《旅游投诉管理办法》旅行社之间业务纠纷不在受理范围，考虑到涉及大量游客有滞留可能，要求两家旅行社协商处理，当天对此问题协商无果。2019年12月10日上午，支队再次接到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报告，目前仍无法获取船票。从地州组织的游客已启程去上海，如无法获取船票可能滞留上海，支队将情况向云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进行了报告，并于当日由云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和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在省总队五楼会议室，组织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昆明康辉旅行社就歌诗达游轮团142位游客船票问题现场调解。调解后双方自愿签字确认调解协议，云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工作人员云南是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现场签字。九、2019年12月10日，有原告（甲方）印章和杨某签名、被告（乙方）合同专用章的《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载明，甲乙双方签订编号为空白的出境旅游合同，也就是说约定于2019年12月11日前往上海-鹿儿岛-深圳旅游，因乙方不能独立成团，现安排云南佳途旅行社接待行程，甲方同意转并团出游，旅游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应及时与乙方沟通协商解决，该转并团旅游并不免除合同约定的乙方应承担的责任。十、2019年12月10日，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船票款73003元。十一、证人赵某的案涉船票由武汉青旅出具。本案主要争议的加大为：案涉《调解协议》中涉及的款项是游客的船票还是原告应对被告的赔偿？本院认为：一、被告对案涉1211游轮航次的独家代理问题。被告与乐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歌诗达邮轮维尼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载明被告买断案涉航次舱位510间；案涉微信群2019年11月19日至12月6日的聊天记录中，有乐驿湖北分公司刘凯确认，只有被告可以出云南籍游客的船票等内容、该聊天记录中的《声明函》再次确认只有被告可以出云南籍船票的资格等内容，同时，被告提交乐驿湖北分公司的邮寄单、及经该公司确认的《声明函》佐证了微信群的《申明函》，另，原告未提交证据除被告之外的其他云南旅行社与案外人乐驿湖北分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为案涉航线在云南的独家代理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与案外人乐驿湖北分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而依据原告提交的案外人贵州中旅与乐驿湖北分公司签订《歌诗达邮轮维尼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及贵州中旅工作人员王婕也在上述微信群的事实，原告不在该微信群中也为必然。故，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上述微信群聊天记录，因原告没由原告参与不予认可的主张，并不客观；故被告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二、案涉云南籍旅客的成团问题。2019年9月27日，案外人贵州中旅与乐驿湖北分公司签订《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贵州中旅买断了案涉游轮航次的舱位100间；2019年10月10日，原告与贵州中旅签订《歌诗达油轮威尼斯号1211航次买断舱位合作协议》，原告向贵州中旅买断了该100间舱位；2019年12月6日、9日，原告分别与案外人金小粉、马丽仙签订《出境旅游合同》；案外人云南携程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又将与王芬签订的《出境旅游合同》委托给原告，上述参团人数共计66人。从上述合同形成的时间和合同内容看，本院可以认定，原告系通过贵州中旅拿到了案涉邮轮航次的100间舱位，此后又于2019年12月分别接收了云南籍的游客；而2019年11月起，在案涉微信群中，被告就原告接收云南籍游客的问题进行了反映，贵州中旅的工作人员王婕在该微信群中，王婕也作出过相应回应，对此问题，原告不可能不知晓，但原告在未与被告和案外人贵州中旅、乐驿湖北分公司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仍在2019年12月与游客签订合同并接受委托接收游客，因此原告员工杨某的证言并不客观，本院不予采信。三、案涉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性质问题。1、结合被告法定代表人姜鸿与王婕的微信聊天内容及被告提交的《分销协议》可知，案涉142人中的33人并非自始即与原告建立了合同关系。被告要求对该33人的旅游行程进行改期，未获得同意；2、依据案涉旅游监察部门出具的《关于云南佳途国际旅行社和昆明康辉旅行社就歌诗达邮轮142位游客船票问题相关情况》，本院确认，案外人乐驿湖北分公司系履行了其对被告的承诺，致使原告和贵州中旅无法为案涉142名游客购票登船即是必然。在行程时间为2019年12月11日的情况下，原告的工作人员杨某采取了通过向案涉旅游监察部门反映的方式以解决游客的登船问题。案涉监察部门考虑到游客已启程并可能滞留上海的情况，在其参与下，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0日达成的《调解协议》；3、2019年12月10日，案涉游客已经启程，如被告与协议中的33位游客重新签订旅游合同并不具有现实性，故，协议约定由被告与该33名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原告未提交原被告签订过《出境旅游合同》印证《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中的内容，且《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内容中，就“被告不能独立成团，安排被告接待行程”的内容存在矛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条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旅行社依照本法规定将包价旅游合同中的接待业务委托给地接社履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地接社的基本信息。安排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导游服务费用”，本案原告与案外人马丽仙、金小粉签订的《旅游合同》中明确原告需要将本合同旅游业务委托歌诗达油轮有限公司，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三十六条“旅行社需要对旅游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征得旅游者的同意，并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确定接待旅游者的各项服务安排及其标准，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因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与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且如果原告将案涉游客转给被告，也需要游客及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同意为前提，本案中证人赵某到庭证实，其仅知道付款后参加旅游，其并未签订过相应合同。因此，本院可以确认案涉《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不具有履行的可能，还证明材料为《调解协议》的附件，原告主张被告未参与接待游客有违客观；5、原告与贵州中旅签订的案涉合同中，原告买断舱位的价格为上铺1200元/人，下铺1900元/人，如果调解协议中确实涉及原告须向被告支付33人的船票款，如按1900元/人计，应为62700元，而依据协议约定，原告需支付被告的船票款高出上述价格的10余万元，即有违常理。综上，案涉《调解协议》中的173003元的性质不属于船票款，被告主张该款系，被告为原告解决142名游客购票登船问题原告给予被告的赔偿的事实，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介于此，因原告已经收取了142名游客的旅游款，贵州中旅基于其与乐驿湖北分公司的案涉合同关系，在被告同意的前提下，由贵州中旅代为购买船票，游客方可能顺利登船即为本案事实，故，原告认为其向贵州中旅支付了142人的船票款，赵某的船票不是被告所处即不难理解。三、案涉《调解协议》、《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应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一、本案原被告签署的《调解协议》、《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是双方在平等协商，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所形成，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有效协议。2、综合全案事实，如果在未得到被告许可的情况下，案涉142名游客客观上均不能获取船票顺利登船，但事实上142名游客已顺利登船完成了旅游，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其约定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根本违约与事实不符，故，原告要求解除《调解协议》、《转并团书面证明材料》，并由被告返还已支付的73003元不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而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剩余款项10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云南家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剩余合同款项人民币100000元。如果原告（反诉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原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诉讼费减半收取81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人民币1150元（被告已预交），由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与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决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长 马 惠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