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国林建材经营部，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镇美景天城******。经营者：张国林，男，1965年7月28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天目湖镇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富春，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桦，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庆明，男，1962年6月2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柳鹏，男，1979年8月13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原审第三人：彭国金，男，1963年4月14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国栋，江苏宏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溧阳市国林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国林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戴庆明、原审被告柳鹏、原审第三人彭国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林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依法改判驳回戴庆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庆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戴庆明系基于不当得利起诉柳鹏，国林经营部、彭国金为第三人。但戴庆明在第二次庭审中，临时变更诉请，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国林经营部返还货款，柳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戴庆明变更诉请的同时也变更了本案当事人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其一审原诉请和变更后的诉请不是同一个诉，一审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而一审法院错误地直接按照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来审理本案。2.戴庆明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临时变更诉请，未提交书面申请书，一审法院也未给予国林经营部答辩期，致使国林经营部的权利受到侵害。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案涉汇票由戴庆明交付给彭国金，彭国金系案涉汇票的实际支配人，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首先，戴庆明以购买钢材的名义向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银行）借款150万元，该借款由彭国金提供担保。如彭国金在借款中没有获利，为何平白无故帮戴庆明做担保？事实上，该笔款项就是彭国金的借款。其次，根据（2016）苏0481民初6855号案件（以下简称6855号案件）庭审笔录显示，彭国金称其与戴庆明系同学关系，戴庆明和张国林并不认识。案涉汇票由戴庆明直接交付给其本人，后由其在溧阳市强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强盛公司）潘某的办公室交给张国林，在场人有潘某和朱某。但是证人潘某称，彭国金未在其办公室将案涉汇票交付给张国林，证人朱某也否认看到彭国金将案涉汇票交付给张国林的事实。最后，从6855号案件所涉戴庆明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涉案150万元贷款发放后，都是由彭国金将对应的利息汇入戴庆明卡内，然后由银行从戴庆明的卡内划扣。2016年9月后，由于彭国金下落不明，此后的利息才由戴庆明归还。从彭国金为戴庆明代还利息的事实可以看出，案涉150万元实际上是彭国金的借款。2.国林经营部自始至终未实际取得涉案汇票，亦未实际获得涉案150万元款项。首先，案涉《购销合同》虽然有国林经营部的公章，但该合同并不是由国林经营部经办，国林经营部对该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戴庆明将江南银行开具的涉案汇票直接交付给彭国金，而非交付给国林经营部。其次，（2017）苏04民终35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戴庆明虽然向国林经营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150万元的银行汇票，但戴庆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将该汇票交付给国林经营部。因银行汇票所具有的特殊性，仅有彭国金陈述将汇票交付给国林经营部，但由于彭国金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彭国金也没有证据证明将涉案汇票交付给国林经营部，相反，该银行汇票的实际收款人柳鹏自认系彭国金交付给其还之前的债务。”同时，结合6855号案件中潘某和朱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彭国金虽坚称是在潘某的办公室内将汇票交付给张国林的，有潘某和朱某在场，但潘某和朱某否认看到彭国金将案涉汇票交付给张国林的事实。3.戴庆明在6855号案件中的诉请系基于买卖合同要求国林经营部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与本案的诉请是一样的，后在上述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戴庆明又将诉请由买卖合同变更为民间借贷，戴庆明的行为实际上也认为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只存在借贷关系，在其借贷诉请被驳回后又以买卖合同再起诉显然是不能成立的。4.戴庆明起诉国林经营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变再变，但戴庆明从未提出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以合同无效的理由要求国林经营部返还，但是一审法院从未在法庭上对合同效力的问题进行释明，也未对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以及国林经营部有没有收到150万元汇票的问题进行调查审理，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国林经营部从始至终未实际取得涉案汇票，亦未实际获得涉案150万元款项，而本案彭国金系涉案汇票实际收取人，也为涉案150万元贷款归还了部分利息，其与本案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但一审法院仅根据汇票上有国林经营部的签章就认定国林经营部已经实际收到150万元款项，系认定事实错误。戴庆明二审辩称：一、对国林经营部提出的“临时变更诉请”的问题。提出诉请和变更诉请是原告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根据事实和证据提出的主张，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多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原告可以根据不同的事实和理由，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诉讼途径。本案中，戴庆明根据庭审查明的各个相关事实，从中选择一个基础法律关系，作为行使请求权的依据，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主张，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符合民事诉讼规则和本案实际情况。二、对国林经营部提出的“上诉人对该合同的签订不知情”和汇票交付的问题。张国林、柳鹏、潘某多次提出这两个问题，推托不知情，而罔顾汇票上载明收款人是国林经营部、国林经营部和张国林加盖印章、将汇票背书给柳鹏的事实，其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三、对国林经营部提出的“彭国金没有证据证明将案涉汇票交付给国林经营部”的问题。交付是一个具体行为，而不是基本事实。当时不可能预料到日后会打官司，也不可能进行实时录像，所以没有留下记录和载体、痕迹等证据。但是，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签订的“采购合同”和汇票上载明收款人是国林经营部，以及国林经营部和张国林在汇票上盖章，并背书给柳鹏，就是其收到汇票的证据。四、对国林经营部提出的“柳鹏自认系彭国金交付给其还之前的债务”的问题。此说，是柳鹏为张国林打掩护，然后自己再借故脱身，完全没有道理，不能成立。柳鹏、潘某对与汇票有关的事情都是编造出来的，且张国林、潘某、柳鹏三人串通痕迹明显，经不起认真细致的分析和推敲，不足为信。五、对国林经营部提出的“戴庆明从未提出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以合同无效的理由要求上诉人返还，……未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释明，也未对……进行调查审理”的问题。首先，对合同的效力，《合同法》和《民法总则》都有规定，应当释明确定。当事人可以提出主张，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有权作出认定。其次，对“释明”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明确了适用法律的依据是《民法总则》第146条第1款，国林经营部认为未予释明不能成立。最后，在历次庭审中，对合同签订、汇票办理、背书等都进行过审理，并作出认定，并非没有进行调查审理。六、关于国林经营部提出的部分案件事实的表述，完全不能成立。案件基本事实已经查明，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签订采购合同，戴庆明向银行申请汇票，收款人国林经营部和业主张国林在汇票上盖章，背书转让给柳鹏，没有按合同供货。对案件的审查判断，是以基本事实为根据，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查明所有细节。首先，对于彭国金的担保问题。彭国金既是戴庆明的同学，也是强盛公司股东，与双方都有交集，由彭国金出面担保，正是兼顾了采购合同双方的利益和得到双方信任，并无任何不当。上诉状称“该笔款项就是彭国金的借款”，那么，戴庆明把款项直接给彭国金不是最简单易行可靠吗？又何必要通过买受人张国林与国林经营部签订采购合同转来转去。其次，关于潘某和朱某的证言。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潘某与张国林、柳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串通在一起，做一些说不明白的事，三个人的陈述和证言不着边际，经不起推敲。最后，关于利息归还问题。戴庆明是溧阳人，一直在南京工作，彭国金一直在溧阳工作，贷款银行在溧阳。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的这一笔业务，是彭国金介绍并担保的。考虑到方便与银行打交道，戴庆明把银行卡交给彭国金，一段时间内由彭国金帮助归还银行利息，是正常工作，并无反常之处。柳鹏二审未作陈述。彭国金二审述称：一、一审程序没有违法。戴庆明在起诉时将国林经营部列为第三人，后又将其列为被告，且要求国林经营部、柳鹏共同返回15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实际是要求多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属于向法庭增加诉讼请求。而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的，可以合并审理。因此，一审法院不仅没有违反程序，且还应当将原告变更后的诉请一并审理。关于案件案由问题。依据不当得利还是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完全可以由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定，而不需要如国林经营部所述的另案起诉。国林经营部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正确。国林经营部在上诉状中对诸多问题提出异议，如从彭国金提供担保，就认定彭国金是涉案150万元的借款人，彭国金没有将汇票交付张国林，而是交给了柳鹏。关于归还借款利息，各个当事人及证人所陈述的是否属实等均是国林经营部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均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单方陈述，一审对此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1月10日，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签订采购合同，载明戴庆明购买国林经营部螺纹钢，后戴庆明向银行借款150万元，银行开具150万元的承兑汇票一张，国林经营部加盖公章及张国林的私章后背书给了柳鹏。所有当事人不仅对该事实没有异议，且均认可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没有履行该采购合同的意思表示。也即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至于双方出于其他目的，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就在所不问）。国林经营部在汇票上加盖公章及张国林的私章的行为实际就是取得了汇票利益，但是国林经营部没有交付相应的螺纹钢。而戴庆明在6885号案件和（2017）苏04民终3519号一案中提出的以民间借贷为由的诉讼请求均已被驳回。一审基于该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是正确的。再有，根据票据法的基础理论，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也没有真实的钢材买卖关系，而150万元汇票权利是戴庆明向银行的贷款，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在没有任何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该150万元的权利还是应当属于戴庆明。国林经营部在明知自己没有向戴庆明支付任何对价，没有任何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将汇票背书给柳鹏，系其获得汇票权利后的一种处分行为，国林经营部不仅不属于善意取得汇票权利，且存在主观恶意，其应返还150万元给戴庆明。戴庆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柳鹏返还15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5‰计算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7年1月25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柳鹏、国林经营部承担。审理中，戴庆明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柳鹏、国林经营部共同向其返还15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10日，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戴庆明向国林经营部购买螺纹钢，总价款为264万元。同年1月28日，戴庆明与江南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戴庆明向江南银行借款15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钢材；贷款资金支付方式为贷款人委托支付：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经审核无误后，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借款由戴裕民、第三人彭国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江南银行向戴庆明出具借款借据一份，主要内容载明借款利率为月息8.5‰，借款金额为15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1月25日。同年1月29日，戴庆明向江南银行出具业务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为戴庆明，收款人为国林经营部，金额为150万元，用途为货款（购钢材）。同日，江南银行开具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张，载明票号为0010004130645104，票面金额为150万元，收款人为国林经营部，申请人为戴庆明，备注为货款（购钢材）。该汇票背书栏内加盖有国林经营部公章及经营者张国林私章，被背书人及提示付款栏有柳鹏签字。另查明，2016年9月28日，法院立案受理戴庆明诉国林经营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苏0481民初6885号。戴庆明起诉时认为，2016年1月戴庆明向国林经营部购买钢材，并于1月29日向国林经营部支付了150万元，但国林经营部至今未交付钢材，要求国林经营部退还货款150万元。后在庭审中，戴庆明变更诉请及事实与理由为：国林经营部需要资金，国林经营部以戴庆明的名义向银行借款150万元，后双方在银行形式上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由戴庆明作为申请人向银行提出以汇票形式直接将150万元交付给国林经营部，目前距离银行还贷时间快要到期，故请求国林经营部归还该笔借款。该案审理过程中，彭国金在作证时称，其和戴庆明系同学关系，戴庆明和张国林不相识。涉案银行汇票由其在强盛公司潘某办公室交给了张国林，在场人有潘某、朱某。柳鹏在溧阳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称，因彭国金欠他钱，2016年1月29日，彭国金将一张江南银行的汇票给了他用以归还所欠款项，后他在工行阳光支行取出了涉案汇票中的150万元。柳鹏在庭审作证时称，他系潘某驾驶员，因其欠潘某钱，他将彭国金给他的江南银行汇票取款后给了潘某。潘某在庭审作证称，是彭国金向戴庆明借款150万元，彭国金未在其办公室向张国林交付涉案汇票。柳鹏将江南银行汇票中150万元取出给了他，用以归还柳鹏欠他的款项。朱某（系强盛公司会计）在庭审作证时称，其陪同柳鹏到银行取出了汇票中的现金150万元，并否认看到彭国金向张国林交付汇票的事实。该案经审理，法院认为戴庆明、国林经营部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驳回了戴庆明的诉讼请求。后戴庆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但是民事案件的案由首先应当依照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确定。在庭审过程中，戴庆明变更了相关诉请、事实和理由，即戴庆明基于采购合同关系诉请国林经营部承担返还款项责任，同时基于柳鹏与国林经营部恶意串通，实际使用了款项，诉请柳鹏承担共同返还款项责任，而国林经营部、柳鹏均不认可。因此，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本案而言，戴庆明提供了与国林经营部签订的《采购协议》，虽然国林经营部否认该《采购协议》上印章的真实性或其加盖，但未有相关证据证明。因此，法院认定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之间订立有《采购协议》，即双方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订立该合同的目的并非发生真实的钢材购销，而是以该合同为形式，向江南银行贷款，江南银行也依据该购销合同开出一张国林经营部为收款人的银行汇票，故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订立的《购销合同》系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签订，该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戴庆明与国林经营部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无效。从查明的事实看，戴庆明以《购销合同》需要购买钢材为由向江南银行申请贷款，江南银行根据戴庆明的委托，以汇票形式向国林经营部支付了150万元，后国林经营部将该汇票背书给柳鹏，由柳鹏进行了承兑。因此，国林经营部应向戴庆明返还该150万元。至于戴庆明主张的利息，即损失问题，戴庆明主张为153000元（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7年1月25日，按照月利率8.5‰计算），考虑到戴庆明对于合同无效也存在过错，法院对此调整为76500元（153000元×50%）。至于柳鹏应否承担返还款项责任，法院认为，柳鹏虽然最终对汇票进行了承兑，但是柳鹏并非购销合同的相对人，也未参与到签订购销合同或申请贷款的行为中，该承兑行为系基于国林经营部将汇票背书转让给柳鹏，因此戴庆明要求柳鹏共同承担返还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该院遂判决：一、国林经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戴庆明150万元，并赔偿损失76500元；二、驳回戴庆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77元，由戴庆明负担9677元，国林经营部负担1万元（此款已由戴庆明预交，国林经营部在履行上述义务时须一并加付给戴庆明）。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本院另查明，688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载明：戴庆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春陈述：“……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后银行借款发放后，由彭国金将银行汇票交付给被告经营者张国林，至于如何交付及其后面款项是如何流转的，原告不清楚，但是整个交付过程均是彭国金操作的。”“具体的手续是彭国金办理的，原告仅是到银行签字，签字的时候采购合同上的被告的章已经加盖好了。”“被告的经办人是彭国金。”国林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荀云琴陈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的经营部基本不经营，根本不需要借款，且被告不认识原告。本案诉讼发生前，被告没有见过原告，也没有联系过原告，根本不可能向原告借款。”彭国金在该案中作为证人陈述：1.签订合同时我并不在场，是戴庆明签好合同后，把合同给了我，我交给了张国林，张国林盖好章后又给了我，我放在身边，戴庆明从南京回来后，我就给了戴庆明，戴庆明到银行办的手续。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我不是张国林的经办人。国林经营部在该案庭审中提供戴庆明的银行卡交易往来，反映150万元贷款发放后，由彭国金将对应的利息汇入戴庆明卡内，然后由银行从戴庆明的卡内扣划。2016年9月之后，此后的存款利息由戴庆明直接归还。戴庆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688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在查明部分提及“彭国金为原告归还了江南银行前5个月的借款利息。张国林、彭国金、潘某均是强盛公司股东，其中张国林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国金系该公司总经理。”本案二审中，戴庆明陈述：1.关于合同的签订过程。“彭国金是我同学，他跟我说国林经营部需要借款，而我跟张国林不熟悉，而彭国金跟张国林、柳鹏、潘某都比较熟悉，所以彭国金就跟我商量，我们讲好后，我在合同上签好字给了彭国金，由彭国金来完善这个合同。”“彭国金拿来合同，上面盖了国林经营部的印章，我就相信了。”2.关于身份情况。“我跟张国林不熟悉，所以让彭国金作的担保。张国林、潘某、彭国金都是强盛公司的股东、高管，柳鹏是强盛公司的员工，他们需要用钱，所以用这个名义来借款。借款当时我不知道该情况，后来才了解的。我当时只知道潘某、彭国金是强盛公司的股东，但不知道张国林也是强盛公司的股东，我是在诉讼中才知道三个人都是强盛公司的股东。”3.关于催款情况。“我不认识张国林，我是跟彭国金讲，让他转告国林经营部，快点还钱。后来钱也没还。银行在溧阳，我在南京工作，所以每月应付的正常银行利息我也是委托彭国金代我付的。”4.伪装的行为是签订购销合同，隐藏的行为是戴庆明借款给国林经营部。本院还查明，2019年9月18日，一审法院组织了第一次庭审。2019年10月30日的第二次庭审中，戴庆明明确其诉请的请求权基础由不当得利变更为合同违约。2020年6月17日的第三次庭审笔录载明“审：第二次庭审后，原告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要求把国林经营部变更为被告参加诉讼，所以法院给你们发的延长举证通知是根据原告的申请来的。”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案涉购销合同是否由国林经营部签订，如系国林经营部参与签订，则其应承担何种责任。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戴庆明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将不当得利之诉变更为合同之诉，且将国林经营部变更为本案被告。此后一审法院对变更后的诉请进行审理，并给予国林经营部相应的答辩期和举证期，据此一审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二，彭国金无权代表国林经营部与戴庆明缔约，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1.彭国金既非国林经营部登记的经营者或实际投资人，亦非该经营部雇佣的员工，故与国林经营部没有任何关联性，也即无法产生代理权的表象。2.彭国金在以国林经营部的名义与戴庆明缔约时，戴庆明并未要求彭国金出具国林经营部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足以证明其系有权代理的相关证明文件。3.戴庆明在缔约当时并不认识国林经营部（张国林），相应期限内的银行贷款利息系由彭国金卡汇入戴庆明卡而被银行扣划。戴庆明亦陈述在彭国金未予转款后，后续均是通过彭国金向国林经营部催要款项，且直至本案诉讼前未与国林经营部进行过实质性接触。4.判断缔约人有无代理权，关键审查盖章的主体，至于合同或汇票上加盖的章是否真实，并非审查重点，即应遵循“看人不看章”的审查思路。本案中，戴庆明对于盖章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盖章的主体并未谨慎核实，其仅陈述让彭国金拿合同找国林经营部加盖，却无法证明确系张国林加盖。综上，因戴庆明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并非善意相对人，故戴庆明并未与国林经营部达成缔约合意，案涉购销合同对国林经营部不发生效力，国林经营部无须担责，后续自然亦不会产生所谓的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此外，即使如戴庆明所述其与国林经营部订立购销合同是为了借款给国林经营部，在购销合同属伪装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亦不应止步于此，而应继续审查作为隐藏行为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鉴于后者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戴庆明、国林经营部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驳回戴庆明要求国林经营部承担返还1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故本案中即使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成立，戴庆明主张国林经营部承担返还借款实难支持。综上，国林经营部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3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戴庆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6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77元，合计39354元，均由戴庆明负担。戴庆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二审诉讼费19677元迳付国林经营部。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旭阳审 判 员 刘岳庆审 判 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依畑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