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26刑初59号公诉机关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静，男，197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云商平台部，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住仁怀市。因涉嫌受贿罪，2019年8月2日被德江县监察委员会决定立案调查，2019年8月5日被德江县监察委员会留置，2019年11月13日被德江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2019年11月22日被德江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德江县看守所。辩护人徐家丽，贵州道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雷婷，贵州道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德检职检刑诉〔20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静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永安、检察官助理朱梦青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静及其辩护人徐家丽、雷婷等到庭参加诉讼。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依法扣除审限。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4月，被告人王静调入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电商公司）工作，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其先后在茅台电商公司担任综合部公共关系管理科科长、系列酒事业部经理助理（主持工作）。期间，被告人王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人民币3822061元（币种下同），索取他人价值653128元的茅台系列酒。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上半年，茅台电商公司开发茅台猴年生肖酒，被告人王静得知后，通知乐某（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其公司名义申请该款酒的经销资质，经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申请，该公司获取茅台电商公司茅台猴年生肖酒的经销资质，核准的销售量为3吨。2016年6月，上海本来生活网（北京优之行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企业）的彭某联系茅台电商公司，想购买茅台猴年生肖酒，但由于上海本来生活网无茅台酒经销资质，因此在商谈时，确定由茅台酒经销商为上海本来生活网供酒，但价格上每瓶要加50元。2016年7月，被告人王静联系乐某，提出通过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将茅台猴年生肖酒销售给上海本来生活网，并将茅台电商公司销售给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供货量增加到16吨，乐某同意。后在被告人王静操作、安排下，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本来生活网对接成功，茅台电商公司以899元／瓶价格销售茅台猴年生肖酒16吨给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以950元／瓶价格销售2000箱（1＊6）茅台猴年生肖酒给上海本来生活网，其中每瓶酒加价的50元归王静，另每瓶酒加价的1元作为苏州微积分有限公司的运费。被告人王静通过上述操作，获利60万元，后经与乐某商量，将60万元折价为110箱茅台猴年生肖酒暂存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2016年9、10月份期间，被告人王静通知乐某向王静的客户发货22箱茅台猴年生肖酒，酒款由王静自己收取。2016年底，由于暂存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中剩余酒已被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销售，乐某将剩余部分酒折算成现金47.98万元，安排公司财务人员袁某转给王静的招商银行账户中。2.2017年底，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总经理（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所属公司的茅台醇丁酉鸡年生肖酒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收受李某1送的现金100万元感谢费。2018年初，被告人王静以帮朋友代购为由，向李某1索要价值93528元的12箱飞天茅台酒。2018年5月，被告人王静以帮忙李某1销售为由向李某1索要价值32.68万元的200箱（1＊6瓶）茅台醇丁酉（鸡）生肖酒。3.2018年5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孙某将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经销的赖茅金樽酒、赖茅红御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进行销售。2018年6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到杭州出差期间，收受孙某现金80万元销售回扣费。4.2018年7、8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习酒?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酒。2018年9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罗某现金25万元销售回扣费。5.2018年初，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向茅台电商公司销售了其公司价值422905元的水杯，作为茅台电商公司销售茅台酒的赠品。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收受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送的现金6万元感谢费。6.2018年4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茅台王子酒“传承1999”、“传承2000”。2018年5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董某295745元销售回扣费。2018年8月，被告人王静以收藏为由要求董某邮寄价值23.28万元的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董某按照王静提供的地址和收件人寄出了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7.2018年1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毛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国博12生肖酒。2018年2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毛某276120元销售回扣费。8.2018年3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王某1得以在京东超市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两全齐美”和“十全十美”两款茅台王子酒。2018年5月，按照之前二人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王某1329920元销售回扣费。9.2018年初，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3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茅台王子酒（酱色）。2018年1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李某3210276元销售回扣费。2019年10月21日，被告人王静亲属代其上交赃款100万元到德江县监察委员会；2019年11月11日，德江县监察委员会从被告人王静处扣押规格每箱2.5L＊2瓶、500ml*6瓶的53°vol茅台醇鸡年丁酉酒分别为70箱、48箱。为支持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户籍信息、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任职文件、拘留证、逮捕决定书、转账凭证、经销合同、购销合同、商品出库单、入库单、银行业务回单、银行流水清单、自述材料等书证；证人乐某、彭某、李某1、董某、孙某、李某2、毛某、徐某1、袁某、冯某、侯某、黄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王静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及索要他人财物共计4475189元，其中653128元为主动向他人索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同时提供了《德江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王静自书材料来源情况的函》（德监函［2020］2号），证明被告人王静在省纪委监委向其了解肖**伟涉嫌职务违法问题情况时，主动交代了收受乐某财物的事实，在德江纪委监委对其留置期间也主动交代了其他犯罪事实。提出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0万元的量刑建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王静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庭审中也表示认罪认罚。在公诉人讯问环节，被告人王静对指控第二起中即索要李某1200箱茅台醇丁酉生肖酒（价值32.68万元）有异议，认为是代卖，收受李某1100万元不应定性为受贿；对指控的第六起中索要董某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价值23.28万元）有异议，认为是经济往来；对指控的第八起即收受王某1329920元销售回扣有异议，认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庭审调查阶段（出示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又对上述三起事实无异议，仅对第八起事实中辩称“王某1以前与京东就有合作”。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指控犯罪的金额有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认为：1．对指控王静与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乐某往来中受贿60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一是王静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只是出于朋友身份将招商信息及审批流程告诉乐某；二是王静收取的60万元没有侵犯电商公司的国有财产，没有造成国有财产受到损失，王静只是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促成本来生活网和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王静的行为是居间行为，收受的60万元是居间费用。2．对指控王静收受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总经理李某1价值93528元的12箱飞天茅台酒、价值32.68万元的200箱茅台醇丁酉生肖酒不应当认定为受贿金额，一是王静帮助朋友购买的12箱飞天茅台酒，是按照符合市场价格每瓶1299元购买，并未低于市场价格或者出厂价变相受贿，是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二是王静认为茅台醇丁酉年生肖酒好卖，让李某1邮寄200箱酒是帮忙销售，由于市场不好未全部卖出故未结算，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的民事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3．对指控收受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孙某80万元好处费只应认定8万元，剩余72万元属于应退还孙某的欠款，因为按照双方的约定，80万元属于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赖茅金樽酒、赖茅红御酒20吨酒的提成好处费，实际仅销售2吨，只应得到8万元的提成好处费，剩余的72万元王静承认退还过，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没有退还给孙某。4．对指控收受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现金6万元感谢费不能认定为受贿金额，因为王静基于朋友关系引荐杭州特美刻公司的与茅台电商公司合作，杭州特美刻公司出于对王静的关照和感谢，给予6万元好处费，没有明确具体请托事项和承诺，王静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5．对指控王静收受董某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价值23.28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因为王静是以个人的名义按照正常价格购买，并承诺以后帮董某做策划的方式抵消，且以前王静也在董某处购买过酒，王静除了在电商公司上班外，也倒卖茅台酒以及茅台集团生产的各种系列酒，该100箱酒也是转卖他人，王静与董某之间的这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应属于两人之间的买卖关系。6．对指控收受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王某1329920元好处费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而是王静作为中间人促成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与京东超市之间合作收取的居间服务费，并非利用职权便利为王某1谋取利益，损害电商公司的利益，其个人民事行为收受329920元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综上所述，被告人王静的受贿金额应为2112141元。关于量刑情节，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其具有自首的法定量刑情节，即被告人王静在德江县监察委员会仅掌握一些犯罪情况，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监察委员会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提出被告人王静具有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一是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悔罪表现，明确表示认罪认罚，当庭悔罪，依照“认罪认罚从宽”规定，应予从宽处罚；二是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意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此前未受到过任何刑事或行政处罚，应予从轻处罚；三是被告人王静向监察机关退回赃款100万元，并愿意主动缴纳罚金应予酌情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被告人王静调入茅台电商公司工作，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其先后担任茅台电商公司综合部公共关系管理科科长、系列酒事业部经理助理（主持工作）、云商平台部经理助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人民币3822061元，索取他人价值653128元的茅台系列酒，共计财物价值4475189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收受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乐某人民币60万元的事实。2016年上半年，茅台电商公司开发茅台猴年生肖酒，被告人王静得知后，通知乐某（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其公司名义申请该款酒的经销资质，经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申请，该公司获取茅台电商公司茅台猴年生肖酒的经销资质，核准的销售量为3吨。2016年6月，上海本来生活网（北京优之行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企业）的彭某到茅台电商公司联系合作事宜（想购买茅台猴年生肖酒），但由于上海本来生活网无茅台酒经销资质，未谈妥。后经被告人王静牵线由茅台酒经销商为上海本来生活网供酒，但价格上每瓶要加价50元。2016年7月，被告人王静联系乐某，提出通过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将茅台猴年生肖酒销售给上海本来生活网，并将茅台电商公司销售给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供货量增加到16吨，得到乐某同意。后在被告人王静操作、安排下，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本来生活网对接成功，茅台电商公司以899元／瓶价格销售茅台猴年生肖酒16吨给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以950／瓶价格销售2000箱（1＊6）茅台猴年生肖酒给上海本来生活网，其中每瓶酒加价的50元归被告人王静，另每瓶酒加价的1元作为苏州微积分有限公司的运费。被告人王静通过上述操作，获利60万元，后经与乐某商量，将60万元折价为110箱茅台猴年生肖酒暂存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2016年9、10月份期间，被告人王静通知乐某向王静的客户发货22箱茅台猴年生肖酒，酒款由王静自己收取。2016年底，由于暂存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中剩余酒已被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销售，乐某将剩余部分酒折算成现金47.98万元，安排公司财务人员袁某转给王静的招商银行账户中。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银行对照单、销售出库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贵州茅台集团与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53度贵州茅台酒（丙申猴年）经销合同》以及相关会计凭证、付款清单等书证。证明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买茅台酒（丙申猴年）16吨的事实，之后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将酒出售2000箱给本来生活网（北京优之行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实。（2）袁某账户流水清单以及王静对账清单。证实袁某于2016年11月26日、12月6日通过自己的私人账户分三次向王静的账户中汇入47.98万元的事实。（3）王静的银行流水清单。证实2016年11月26日由袁某转入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的事实，2016年12月6日，由袁某转入37.98万元的事实。2．证人证言（1）证人乐某的证言（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9月9日、10月11日、11月10日陈述，于2019年9月9日提交自书材料，证实：2016年上半年，通过被告人王静的帮忙，苏州微积分公司顺利从茅台电商公司获得销售茅台猴年生肖酒资质，获得核准购酒量为3吨。2016年6、7月，王静联系乐某告知其茅台电商公司通过苏州微积分公司销售茅台猴年生肖酒给上海本来生活网，将茅台电商公司给苏州微积分公司销售量增加为16吨，其中13吨销售给上海本来生活网，王静要求每瓶加价50元销售并作为提成交由王静。在王静的安排、联系下，苏州微积分公司与上海本来生活网完成交易，被告人王静联系乐某要求其将提成共计60万元兑换成110箱茅台猴年生肖酒暂存于苏州微积分公司。在此期间，王静先后通知将暂存的22箱酒发货给他人，酒款由王静自行收取，剩余酒乐某出售后安排公司财务人员袁某转账47.98万元给王静。（2）证人袁某的证言（苏州微积分公司原财务人员）2019年9月22日陈述，证实：乐某将给王静的提成通过安排其通过卡号62×××98中国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47.98万元给王静卡号62×××98招商银行卡中的事实。（3）证人彭某的证言（本来生活网原市场部总经理）2019年9月23日陈述，证实：2016年带队到茅台电商公司谈项目合作事宜，未谈妥，后在茅台电商公司王静的帮助下，与苏州微积分公司签订了购酒合同的事实。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2015年左右，在苏州工作时认识了江苏恒力集团酒业公司总经理乐某，因乐某公司在做酒生意，由于工作上的往来就熟悉。2016年，我从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公司调至贵州电商公司工作后，乐某喊我帮他找点茅台酒生意给他销售，我告诉他要向茅台酒销售公司省区写申请，经批准后报电商公司审批。在按照程序将申请资料完善后，我就将乐某的资料拿到茅台电商公司找时任总经理聂永审批同意后，决定为乐某公司提供3吨猴年生肖酒。大概一个月后，上海本来生活网市场部总经理彭某带队到茅台电商公司洽谈采购茅台酒用于自身平台销售事宜，因上海本来生活网不具备茅台酒经销商资质而该业务未谈妥。我便联系乐某，问其购买的酒销售如何，在得知销售不好的情况下，我告诉乐某，我可以帮他卖酒，但每瓶酒以50元／瓶抽取提成。后我联系彭某，在谈妥价格后，将乐某的酒以950元／瓶的价格向上海本来生活网出售53度茅台酒（丙申猴年）2000箱（1＊6）。2016年7月，双方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合同履行后不久，我打电话联系乐某要求兑现提成一事，因担心直接拿钱不好，并要求乐某将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应支付给自己的60万元，以909元／瓶的价格兑换成110箱（1＊6瓶）茅台酒（丙申猴年）暂存于乐某的公司。在此期间，我将存放在乐某处的茅台酒（丙申猴年）先后出售20余箱（1＊6），钱被我收取了。2018年11月，我到乐某公司提取剩余的酒时，因乐某将酒全部销售，答应以现金方式结算。2018年11月26日、12月6日，乐某向我的招商银行汇入47.98万元。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该起受贿60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认为一是王静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只是出于朋友身份将招商信息及审批流程告诉乐某；二是王静收取的60万元没有侵犯电商公司的国有财产，没有造成国有财产受到损失，王静只是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促成本来生活网和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王静的行为是居间行为，收受的60万元是居间费用等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来生活网无销售茅台酒的资质，被告人王静利用职务之便，牵线通过提高经销数量让具有经销资格的苏州微积分酒业有限公司加价向本来生活网销售茅台酒，并约定加价部分归自己所有，是违反法律规定收取回扣的行为，违反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的规定，其性质属于受贿。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二）收受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总经理李某1100万元和12箱飞天茅台酒（价值93528元）和200箱（1＊6瓶）茅台醇丁酉（鸡）生肖酒（价值32.68万元）的事实。2017年底，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总经理（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所属公司的茅台醇丁酉鸡年生肖酒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收受李某1送的现金100万元感谢费。2018年初，被告人王静以帮朋友王某2代购为由，向李某1索要价值93528元的12箱（1＊6瓶）飞天茅台酒。2018年5月，被告人王静以帮忙李某1销售为由向李某1索要价值32.68万元的200箱（1＊6瓶）茅台醇丁酉（鸡）生肖酒。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陈某的银行流水，证实陈某帮李某1取110万元的事实。（2）王某2的银行流水，证实王某2转93528元酒款给王静的事实。（3）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营业执照，证实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类型系全民所有制，注册资金50万元，贺中文系该采购站法定代表人。（4）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的请示、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与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及付款凭证，证实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与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签订合同及付款情况。（5）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销售单，证实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向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茅台醇丁酉鸡年2.5L、500ml等酒的销售情况。（6）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销售单及托运单，证实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向周利发货53度茅台醇丁酉鸡年2.5L、53度茅台醇丁酉鸡年酒的事实。（7）手机短信信息、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采购销售单及托运单，证实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向党某发货12件（1＊6瓶）53度飞天茅台酒的事实。（8）茅台醇事业部的请示、茅台醇营销公司与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付款凭证、发票商品入库单等，证实茅台醇营销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合同签订买卖茅台醇丁酉生肖酒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底，被告人王静利用其担任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经理助理的身份，帮助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总经理李某1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的茅台醇丁酉鸡年生肖酒。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在遵义市仁怀市星辰尊悦酒店收受李某1100万元现金作为感谢费的事实。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王静打电话给我，称其朋友需要茅台酒，叫我按他提供的地址发过去。我安排人员通过邮寄发过去12箱（6瓶装）飞天茅台酒（价值93528元），至今，王静一直未给我酒款。2018年5月，王静让我发100箱（6瓶装）500ml（1＊6瓶）和100箱（1瓶装）2.5L茅台醇丁酉（鸡）生肖酒（价值32.68万元）给他他说在旅游景点帮忙卖，但没有给我说酒款的事情，至今，王静未将酒款给我。王静虽然跟我说这些酒是帮我卖的，但我知道王静是以这样的名义向我要好处费。我也不会向他要这个酒钱，王静也不会支付我酒钱。（2）证人徐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5月至2018年10月在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7年下半年，自己咨询被告人王静是否可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销售其公司茅台酒过程中，王静表达想要好处费的事实。（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总经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初，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出面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帮助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李某1将茅台醇丁酉生肖酒销售给茅台电商公司的事实。（4）证人徐某3的证言，证实其系担任贵州茅台集团技术开发公司贵州片区经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初期间，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系茅台醇（鸡）丁酉年生肖酒经销商，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出面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合同，帮助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李某1向茅台电商公司销售茅台醇丁酉年生肖酒的事实。（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5日，陈某帮李某1取现金100万元人民币现金，并送到遵义市仁怀市星辰尊悦酒店交给李某1的事实。（6）证人王某2、党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为王某2以价格1299元／瓶代购了12箱（每箱6瓶）53度500ｍｌ飞天茅台酒，发货地址为上海，收货人为王某2的朋友党某，王某2于2018年1月提货，并于2018年9月24日将酒款93528元转给了王静。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证实，大概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茅五剑贸易公司的徐总（徐某2），徐总当时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同时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正在销售的两款茅台醇鸡年生肖酒的情况，我也介绍自己在茅台电商公司工作，并负责系列酒的销售工作。徐总当即就问我，能不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他们公司的两款茅台醇鸡年生肖酒，我回答需要等我回去向领导汇报了再说。隔了一段时间后，我去上海考察徐总的公司，徐总就说如果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他们公司的酒，可以给我一定的费用，但当时大家说的都比较模糊，没有具体谈给我多少提点（提成比例），我也不好直接说的，但默认了有提成。之后，我回到茅台电商公司后就向时任董事长聂永汇报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茅台醇鸡年生肖酒的情况，聂永因为之前在管理茅台酒专卖店，对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也知道，聂永说合作可以，但茅台电商公司只能和茅台集团的子公司签合同。与此同时，茅台集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技开公司）的徐某3和罗文革也来茅台电商公司洽谈业务，希望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多销售茅台技开公司的产品，徐某3和罗文革也谈到茅台醇鸡年生肖酒产品的事情，并问聂永能不能在电商公司平台上线销售，聂永说可以，但为了规避风险，茅台电商公司只能和技开公司签订合同，不直接和经销商签，徐某3和罗文革当时表示这件事他们做不了主，要请示技开公司的领导再说。隔了不久，徐某3电话告诉我说，技开公司的领导同意了，茅台电商公司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技开公司生产的酒，包含经销商销售的酒可以通过技开公司签合同。后我将和技开公司谈好的事情告诉徐总，并说茅台电商公司可以和你们公司合作，但公司规定只能和技开公司签合同，徐总回答说知道了。至于技开公司和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如何谈的我就不清楚了。大概在2017年12月份，由时任董事长聂永代表茅台电商公司和技开公司旗下的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签订了经销合同，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再和徐总的公司签订了经销合同，但具体合同金额和购酒款我记不清了，之后，茅台电商公司安排人将购酒款打到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贵州茅台醇营销公司再将购酒款打到徐总的公司，后徐总的公司将茅台醇鸡年生肖酒直接发往茅台电商公司指定的仓库。2017年12月底的一天，我去仁怀开经销商大会，在会场，李某1来找我，因之前徐总也向我介绍过李某1，李某1实际上是上海茅五剑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板，并说感谢我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销售他们公司的茅台醇鸡年生肖酒。隔了几天，我在仁怀开会时接到李某1的电话，李某1说他在仁怀住在星辰尊悦酒店，叫我去他住的房间聊天，当天晚上我就去李某1的房间，在李某1的房间我和李某1谈了茅台醇鸡年生肖酒的销售情况，并称这款酒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李某1也说了一些感谢我的话。第二天，李某1又打电话叫我去他住的房间耍，我去了后，李某1拿给我一个手提袋子，并说了一些感想我之类的话，我一看李某1拿给我的袋子就知道里面是钱，我客气下就收下了，之后我将李某1送给我的手提袋拿回家里清点，里面是100万元现金，面值全是100元一张的，共10捆，每捆10万元。大概在2018年1月份的一天，我河南一个姓王的朋友（王某2）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个朋友需要买点飞天茅台酒，看我能不能帮忙购买，我问他需要多少，他说12箱（6瓶装）。之后我就联系李某1说想帮一个朋友买点飞天茅台酒，李某1说可以，并问我需要多少，我给李某1说需要12箱（6瓶装），价格就按照1299元／瓶，酒款由我来结。之后，我姓王的朋友将93528元购酒款打到我招商银行的卡上，并将他要买酒的朋友的信息发给了我，后我将信息转发给李某1。后李某1安排公司的人将12箱（6瓶装）飞天茅台酒发往我指定的地址，李某1没有向我要酒款，我也没有拿酒款给李某1。大概在2018年5、6月份的时候，我想到李某1公司销售的茅台醇鸡年生肖酒的品质还是不错，市场前景也好，私下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这款酒的情况，我就想从李某1哪里要点酒来卖，自己赚点钱。于是我打电话给李某1，问他能不能给我发200箱茅台醇鸡年生肖酒过来，我帮他卖，李某1也不好拒绝我，就问我酒发到哪里？我将我的朋友周利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发给李某1，并叫李某1将酒邮寄到周利处，后李某1安排人将200箱茅台醇鸡年生肖酒，其中，53°茅台醇丁酉鸡年酒（2.5Ｌ＊2）和53°茅台醇丁酉鸡年酒（500ｍｌ＊6）各100箱邮寄到我朋友的地址上，但酒款我一直没有给李某1。李某1之所以要送我100万元现金以及给我和我的朋友寄酒，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是我向聂永推荐李某1的公司销售的茅台醇产品，并顺利使“茅台醇鸡年生肖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二是我和徐总事先也约定过，我帮助他们公司销售酒，每瓶酒可以给我一定的费用；三是李某1也希望借助我在茅台电商公司工作的平台，帮助他们公司多推广和销售酒。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收受价值93528元的12箱飞天茅台酒、价值32.68万元的200箱茅台醇丁酉生肖酒不应当认定为受贿金额，认为一是王静帮助朋友购买的12箱飞天茅台酒，是按照符合市场价格每瓶1299元购买，并未低于市场价格或者出厂价变相受贿，是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二是王静认为茅台醇丁酉年生肖酒好卖，让李某1邮寄200箱酒是帮忙销售，由于市场不好未全部卖出故未结算，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的民事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等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静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沛县糖烟酒采购供应站的茅台醇丁酉鸡年生肖酒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并收受其负责人李某1送的现金100万元感谢费，存在利益输送。被告人王静以帮助朋友向李某1购买茅台酒12箱，虽然谈过按照市场价购买，但其收到朋友打来的酒款后并未支付给李某1；以帮助销售之名收受200箱茅台醇丁酉生肖酒，销售部分后也未将酒款支付给李某1；且被告人王静供述也称：“李某1没有向我要酒款，我也没有拿酒款给李某1。”被告人王静收受价值93528元的12箱飞天茅台酒、价值32.68万元的200箱茅台醇丁酉生肖酒的行为应认定为索要行为，均应计入受贿金额。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三）收受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兴利投资公司）营销员孙某80万元的事实。2018年5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孙某将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经销的赖茅金樽酒、赖茅红御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进行销售。2018年6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到杭州出差期间，收受孙某现金80万元销售回扣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实徐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等情况。（2）赖茅专销产品年度供销合同复印件、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书（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复印件、销售单复印件、运输服务合同复印件、退货函复印件，证实，2018年5月，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向赖茅经销商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采购该公司赖茅金樽、赖茅红御两款酒共计50吨销售的有关货运、账务往来事实。（3）增值税专用发票（28210733-49、28210714-31、28210783）复印件三十六张、采购计划申请表复印件一份及合同签订审批登记表复印件各一份、商品入库数量汇总表复印件、商品出库、入库单复印件三份、供货单复印件、托运单复印件、销售单复印件，证实贵州茅台电商公司与杭州兴利投资公司2018年5月签订合同销售赖茅金樽、赖茅红御两款酒共计50吨相关账务往来事实。（4）茅台电商公司恳请退回货款的函（黔茅电商函［2018］57号）、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两份，证实，2018年8月3日、8月23日杭州兴利公司按照2018年7月24日茅台电商公司发函的要求将未发货的货款17510256元退回的事实。2．证人证言：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孙某系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营销人员。2018年上半年，被告人王静利用其任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的身份，帮助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向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购买赖茅金樽、赖茅红御酒。2018年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王静到杭州出差期间，为了感谢王静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两款产品上的帮助，在杭州“奥克伍德酒店”门口送给王静80万元好处费的事实。2018年7月份的时候，茅台电商公司发函给我们公司要求将未发货的1700余万元的酒款退还后，实际上只完成2吨酒的业务量。我打电话给王静希望他将多余的好处费退给我，但王静让等一段时间再说，后面我就联系不上他了。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证实，在2018年3月份的一天在四川成都参加“糖酒会”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孙某，当时孙某自我介绍说在杭州做赖茅酒销售，我也向孙某介绍说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在糖酒会现场，孙某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销售的“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两款产品的包装、酒质等基本情况，并表达想要将这两款产品放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进行销售，我告诉孙某茅台电商公司平台对赖茅酒需求量比较大，但电商公司平台只销售茅台集团内部（茅台集团子公司）的酒，外部的酒一般不能放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这个难度比较大。过了几天，孙某打电话又问我，他们公司的“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能不能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我说难度很大，而且这两款酒宣传也需要一定的费用，孙某给我说，他们公司销售的“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两款产品如果能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的话，每瓶酒他可以给我20元的好处费，我听到孙某这么说，心里就默认了，并答应孙某愿意帮忙。我回到电商公司后，就积极推动将孙某们公司销售的“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两款产品在电商公司平台上运营的事情，经我向电商公司时任董事长聂永汇报，聂永同意后，由我出面和孙某具体洽谈合同细节，经过商谈，达成协议：由电商公司分别按照518元／瓶赖茅金樽、398元／瓶赖茅红御的价格向孙某的公司购买50吨赖茅酒，2018年5月，由聂永代表电商公司和孙某的公司签订了经销合同。合同签订后，电商公司就向孙某的公司打了首批（20吨）购酒款1900多万元，但由于电商公司仓库存储原因，我叫孙某先安排公司发2吨酒（“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各1吨）到电商公司进行销售，后孙某安排人将2吨酒发往电商公司指定的地址。在2018年6月份的一天，我到杭州出差时，打电话给孙某，并告诉他我住在“奥克伍德酒店”，我在电话里问孙某，电商公司和你们公司合作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提成的事情这么回事？当天晚上，我在酒店休息的时候，孙某打电话给我说他到酒店楼下了，因我当时住的酒店上楼需要刷卡，孙某上不了楼，于是我从酒店下来，在酒店楼下，孙某说了些感谢我之类的话，并拿给我一个手提袋子，里面是黑色塑料袋包装的，我一看就知道里面是钱，我推辞下就收下了。孙某走后，我将他送给我的袋子拿回酒店房间清理，孙某拿给我的袋子里是80万元现金，面值都是100元一张的，共8捆，每捆10万元人民币。孙某之所以要送我80万元人民币，一是因为我是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孙某的公司销售的“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两款产品能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是通过我的帮助；二是我和孙某事先也约定过，我帮助他们公司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赖茅金樽”和“赖茅红御”，每瓶酒他给我20元的提成。2018年5月，电商公司和孙某的公司签订合同是50吨酒，但只打了首批酒款（20吨）1900多万元，因公司仓库原因只发了2吨酒的货量，后由于电商公司系统升级瘫痪，业务暂停了三个月，在2018年10月左右，因电商公司时任董事长聂永涉嫌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后，茅台集团派驻工作组进驻电商公司，工作组要求电商公司暂停全部业务，并将还没有入仓的货退回，将已经打的款追回来，于是我主动联系孙某，将电商公司的情况告诉他，并希望他的公司将剩余的酒款1700多万元退回电商公司，剩余的合同量不再执行，孙某表示理解，安排了公司的人将剩余的1700多万元退回了电商公司。在我要求孙某将还未执行的合同酒款退后电商公司后不久，孙某电话联系过我说，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和电商公司只完成了2吨的业务量，要求我将多余的钱退还给他，但他没有说具体退多少钱，因为当时组织上正在调查茅台集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还他钱影响不好，怕引起怀疑，加上孙某送给我的80万元被我用来买酒花销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我回复孙某说，这段时间不方便，过段时间再说，孙某也没有再多问，至今为止，我也没有将孙某送给我的80万元退还给他。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只应认定8万元，剩余72万元属于应退还孙某的欠款，认为按照双方的约定，80万元属于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赖茅金樽酒、赖茅红御酒20吨酒的提成好处费，实际仅销售2吨，只应得到8万元的提成好处费，剩余的72万元王静承认退还过，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而没有退还给孙某等辩护意见。经查，因被告人王静收受的80万元系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杭州兴利投资有限公司经销的赖茅金樽酒、赖茅红御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进行销售，双方约定的非法利益，虽然未完成双方约定的销售任务，不影响其受贿性质，且案发前被告人王静也未退还，故80万元应计入受贿金额。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四）收受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25万元的事实。2018年7、8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习酒?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酒。2018年9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罗某现金25万元销售回扣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茅台电商公司与盛世欣源酒业公司《购销合同》、贵州习酒销售公司与深圳市大亨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贵州习酒销售公司经销权变更申请表、盛世欣源酒业公司的销售出库单、茅台电商公司的会计凭证、商品入库单、增值税发票等，证实，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系习酒·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酒经销商，2018年8月28日，在王静的帮助和协调下，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和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由茅台电商公司以498元/瓶的价格向贵州盛世欣源酒业有限公司购买“习酒·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酒”2吨，合同价款2115504元。2．证人证言（1）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7月，经人介绍，罗某认识了电商公司的系列酒经理助理王静，为了请其帮助贵州盛世欣源公司销售的习酒放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承诺给王静10%-15%的好处费，之后，在王静的帮助下，电商公司与贵州盛世欣源公司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并销售了2吨酒。后罗某在贵阳观山湖一家餐厅将安排公司人员唐某提前准备的25万元现金送给王静的事实。（2）证人唐某（公司财务人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份的一天，罗某要求其准备25万元现金，根据安排，其从公司备用金中拿了25万元现金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后被罗某拿走。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贵阳一餐厅吃饭的时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罗某，罗某自我介绍说在做酒生意，正在销售一款“习酒香港回归纪念酒”，我也自我介绍在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之后罗某就问我能不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习酒香港回归纪念酒”，并向我介绍了该款酒的包装、酒质、价格等基本情况，我说有些难度，需要跟领导汇报再说。我回茅台电商公司后就向电商公司时任董事长聂永汇报，问他能不能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习酒香港回归纪念酒”，聂永也同意，并安排我出面具体和罗某谈合同的事情。没过多久，我就联系罗某，告诉他可以在茅台电商平台上销售“习酒香港回归纪念酒”，但销售前期要做很多宣传推广工作，实际就是给该款酒造势，罗某给我说，叫我放心给他卖酒，每瓶酒他可以给我10到15个点（即销售合同金额的10%-15%）的提成（好处费），我听到罗某这么说，就默认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通知罗某到茅台电商公司来谈合同细节，经过商谈，茅台电商公司和罗某的公司达成协议：由茅台电商公司按照498元／瓶的价格向罗某的公司购买2吨“香港回归纪念酒”，放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在2018年7、8月的时候，时任董事长聂永代表茅台电商公司和罗某的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之后茅台电商公司就安排财务将200多万的购酒款打到罗某公司的账户上，罗某的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将酒发往茅台电商公司。茅台电商公司和罗某的公司完成业务后不久的一天，罗某电话约我在贵阳观山湖区一餐厅吃饭，我到餐厅吃饭的过程中，罗某和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也向罗某介绍“习酒香港回归纪念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酒的情况，罗某也叫我以后多给他们公司策划下活动，多帮助他们公司卖酒，我在走的时候，罗某递给我一个手提袋，并说感谢我在茅台电商平台上帮助他们公司销售酒，我一看罗某拿给我的手提袋，就知道里面是钱，因为里面是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我将手提袋收下了。经我回家清点，罗某拿给我的手提袋里是25万元现金，面值全都100元一张的，共25捆，每捆1万元。罗某之所以要送我25万元人民币，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是我向聂永推荐罗某公司的产品，并顺利使“香港回归纪念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二是我和罗某事先也约定，每销售一瓶酒罗某要给我10至15个点的提成。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五）收受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6万元的事实。2018年初，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向茅台电商公司销售了其公司价值422905元的水杯，作为茅台电商公司销售茅台酒的赠品。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收受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送的现金6万元感谢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实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类型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贰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是徐某1。（2）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及相关支收款回单、销售订单，证实茅台电商公司与杭州特美刻公司签订金额合计为422905元的销售合同购买杯子，以及茅台电商公司向杭州特美刻公司支付422905元的货款的事实。（3）茅台电商公司会议纪要、《活动方案的申请》、《销售协议》及相关发票、付款凭证、业务回单、送货单、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实茅台电商公司向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杯具的具体情况。2．证人证言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被告人王静帮助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达成合作，茅台公司向杭州特美刻公司购买其生产的水杯作为茅台电商公司销售茅台酒的赠品。2017年底一天，杭州特美刻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1将6万元现金作为好处费送到被告人王静在北京出差期间入住的酒店中交给王静。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当时任茅台电商公司公共关系部负责人，徐某1带队到茅台电商公司考察，寻求合作机会，因我和徐某1熟悉，我就在贵阳、仁怀等地接待了徐某1一行人，在交谈中，徐某1向我表达了想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销售他们公司杯子的想法，后面我将徐某1的想法向茅台电商公司时任董事长聂永和时任总经理肖**伟分别汇报，聂永和肖**伟也支持，因为电商公司当时正在发展跨品类（除了酒类以外的产品）销售板块，随后经我引荐，徐某1和聂永及肖**伟见面，聂永安排我具体出面和徐某1谈合作业务，经我和徐某1商谈基本达成了合作意向，由茅台电商公司向徐某1的公司采购杯子，放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进行销售，但后来由于茅台电商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我也从公共关系部调整至系列酒事业部负责酒类销售，该合作最终没有谈妥。我被调往系列酒事业部后，茅台电商公司作为一个大的经销商，和茅台集团各子公司均有酒类销售业务，茅台集团各子公司对于酒类的销售都有一定的市场费用，但需要经销商做市场推广和相关活动，市场费用才能兑现，我就想到能否通过购买杯子、茶叶等促销品来刺激消费，以此获得茅台集团各子公司的市场费用支持，后我将我的想法告诉聂永，想要采购一批杯子来搞促销活动，聂永也同意。于是我联系徐某1，告诉他茅台电商公司需要采购一些杯子用于卖酒的促销品和纪念品，价格就按照之前他们公司和电商公司谈合作时候的价格，徐某1也同意。没过多久，聂永代表茅台电商公司和徐某1的公司签订了相关的购销合同，合同金额大概是60多万元，之后公司打款、发货等工作陆续完成。2017年底或2018年初的一天，我在北京出差时，因我想到徐某1经常在北京，私下关系也还算可以，我就打电话问徐某1在哪里，徐某1也说自己在北京，并问我住在哪里，我将我住的酒店告诉徐某1，当天晚上，徐某1来我入住的酒店找我耍，在酒店房间我和徐某1谈了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并告诉他茅台电商公司和京东、阿里巴巴都有市场合作，销售酒的时候可以送点杯子作为赠品，他们公司销售的杯子的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好。徐某1也说了些感谢我的话，耍了一会，徐某1在走的时候递给我一个黑色塑料袋，并说感谢我在电商公司帮助他们公司销售杯子，我一看徐某1拿给我的黑色塑料袋，就知道里面是钱，我推辞不要，心里比较心虚，还是不敢要，徐某1态度比较坚决，非要拿给我，我见他态度坚决，推辞下就收下了。等徐某1走后，经我清点，徐某1送给我的袋子里是6万元人民币，共6捆，每捆1万。徐某1之所以要送6万元给我，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是我向聂永推荐向徐某1的公司购买杯子作为酒类销售时的赠品，并顺利和徐某1的公司达成了合作；二是徐某1还是希望和我搞好关系，以便他们公司在下步销售更多的杯子（产品）。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收受的6万元感谢费不能认定为受贿金额，认为系王静基于朋友关系引荐杭州特美刻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合作，杭州特美刻公司出于对王静的关照和感谢，给予6万元好处费，没有明确具体请托事项和承诺，王静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辩护意见。经查，因被告人王静与徐某1交往中违反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规定，收受的款项已超过人情交往，并有具体请托事项，故而应计入受贿金额。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六）收受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295745元、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价值23.28万元）的事实。2018年4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茅台王子酒“传承1999”、“传承2000”。2018年5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董某295745元销售回扣费。2018年8月，被告人王静以收藏为由要求董某邮寄价值23.28万元的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董某按照王静提供的地址和收件人寄出了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实朱萍（董某妻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等情况。（2）茅台王子（传承）联营品牌（专销产品）合同复印件、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书复印件二份、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复印件四份、转账凭证复印件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1808466-87、04585396）复印件三十六张、采购计划申请表复印件三份、商品入库单复印件四份、会签单、销售单复印件三份，证实2018年5月，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采购该公司茅台王子酒销售的有关货运、账务往来事实。（3）转账记录、销售单：证实董某通过其62×××88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侯某62×××66招商银行账户中转入295745元的事实。2．证人证言：（1）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3月至4月期间，被告人王静帮助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向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购买茅台王子酒传承1999和传承2000共计4吨，价款2115504元。2018年5月，被告人王静联系董某要求兑现好处费，董某通过转账方式向王静提供的其妻弟侯某的招商银行卡账户转了295745元。2018年8月，王静要求我给他发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价值23.28万元）飞天茅台迎宾酒，我按王静指定的地址和收货人发给仁怀市的周利。后我打电话给王静催过酒款，他说以后帮我们在茅台电商平台做几场活动再结算，我考虑到我们的产品还需在茅台电商平台上销售需要王静帮忙，就没有再催货款了。（2）证人侯某的证言，证实其系王静妻子的弟弟。在王静的安排下，2018年初侯某使用自己身份信息办理了62×××66的招商银行卡，交由其姐夫王静使用。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我和董某是在2018年上半年认识的，当时董某来仁怀电商公司洽谈业务，希望可以借助茅台电商公司平台销售他们公司开发的两款酒（茅台酱香公司开发的传承王子1999和传承王子2000），我给董某说，这件事我做不了主，需要和聂永汇报，经我引荐董某和聂永见面后，聂永也同意合作，并要求我出面和董某具体洽谈，后经过我与董某商议并达成初步合作协议，由茅台电商公司向董某的公司购买“传承王子1999”和“传承王子2000”各2吨，在2018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茅台电商公司与董某的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了购酒款（茅台电商公司采购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茅台王子传承1999与茅台王子传承2000酒各2吨，共4吨酒），我与董某在洽谈的时候，就商议董某需要按照20%-30%比例给我回扣。没隔多久，在2018年5月初的一天，我与董某在通电话的时候，董某就讲，他把之前商议的回扣打给我，这样我就将我小舅子侯某的招商银行卡号发给董某，董某就将29万余元汇到了侯某的招商银行卡号上。董某之所以要送给我29余万元，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是我向聂永推荐董某的公司，董某的公司销售的茅台王子酒最终才顺利和茅台电商公司达成了合作；二是董某和我事先也约定过，我帮助他们公司销售酒，每瓶酒他可以给我一定的提成。在2018年6月份的一天，我和董某聊天时聊到茅台王子狗年生肖“两犬齐美”酒，我和董某说，想要收藏这款酒，董某说刚好他的厂里有这款茅台王子狗年生肖“两犬齐美”酒的指标，但要求我自己去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办理打款、提酒业务。之后，我自己去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按照368元／瓶的价格买了100箱（6瓶装）这款酒，指标是董某公司的指标，隔了不久，我打电话给董某，说他让我买的茅台王子狗年生肖“两犬齐美”这款酒亏了，市场价只要200多元一瓶，董某也没有多说什么。在2018年8月左右的一天，董某在我办公室与我聊天时，谈到他有一批飞天茅台迎宾酒要处理，我就要求董某发100箱（6瓶装）给我，并说酒款等以后我帮他做几次酒类销售活动抵消，我还给董某说过，要他弥补我之前在他处买的“两犬齐美”酒的亏损，董某也同意。过后，我将我的朋友周利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给董某，要求他将给我发的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发往周利处，之后董某将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发到了周利处。后来董某也没有向我要过酒款，我也没有主动和董某提过要给他酒款的事情。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收受董某价值23.28万元的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认为王静是以个人的名义按照正常价格购买，并承诺以后帮董某做策划的方式抵消，且以前王静也在董某处购买过酒，王静除了在电商公司上班外，也倒卖茅台酒以及茅台集团生产的各种系列酒，该100箱酒也是转卖他人，王静与董某之间的这100箱飞天茅台迎宾酒应属于两人之间的买卖关系等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静帮助安徽论道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茅台王子酒“传承1999”、“传承2000”，并按照约定收受董某295745元销售回扣费，双方存在利益输送，其要求董某发100箱（6瓶装）飞天茅台迎宾酒给自己，并说酒款等以后帮助做几次酒类销售活动抵消，是一种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且被告人王静也供述“后来董某也没有向我要过酒款，我也没有主动和董某提过要给他酒款的事情”。被告人王静收受董某价值23.28万元的100箱（1＊6）53°飞天茅台迎宾酒的行为还是一种索要行为，应计入受贿金额。对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七）收受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毛某276120元的事实。2018年1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毛某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国博12生肖酒。2018年2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毛某276120元销售回扣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贵州茅台醇营销有限公司与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国博酒联营品牌专销产品合同》、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书》、发票、回单及相关货运单及转账依据，证实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贵州茅台醇营销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公司的合同签订情况及转账等业务往来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毛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王静帮助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向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了5吨（885箱）国博12生肖酒，酒款金额184.08万元。2018年2月，河南九朵云公司销售总监毛某安排财务人员冯某向王静指定的银行账户中（账户名为侯某）转去276120元好处费。（2）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河南九朵云公司财务人员。2018年2月10日，其受公司领导安排，通过其建设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62×××20）向茅台电商公司打款276120元，收款账户为侯某（卡号62×××66），该款项是九朵云公司给茅台电商公司销售生肖酒的返点费。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茅台电商公司时任董事长聂永找到我说，河南九朵云商务有限公司的黄总（黄俊功）找到他，想要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他们公司正在销售的“国博12生肖酒”，聂永问我能不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这款酒，并叫我想办法帮帮他们（黄俊功），我听聂永这么说，我知道聂永肯定答应了黄俊功的，只是要我出面具体操作将“国博12生肖酒”放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我回复聂永说可以。没过多久，毛某打电话给我，自我介绍说他是河南九朵云商务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来和我对接“国博12生肖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的事情，我说知道了，并叫毛某将“国博12生肖酒”的相关资料发给我，之后毛某约我在贵阳观山湖区的一家餐厅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毛某给我说，我帮助他们公司卖酒可以给我一定的费用，但没有具体说多少。后经我和毛某具体商谈，茅台电商公司和河南九朵云商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茅台电商公司按照2080元／箱（12瓶装）的价格向茅台电商公司销售5吨（885箱）“国博12生肖酒”，后来我通知毛某到茅台电商公司走流程、签合同，茅台电商公司安排人打款，河南九朵云商务有限公司安排人发货。在茅台电商公司和河南九朵云商务有限公司完成合作后不久，我打电话问毛某：“你们公司销售酒的提成是多少？”，毛某回答说：“是10个点（即销售酒总价的10%”），我说不对啊，你们给其他经销商都是15个点（即销售酒总价提成15%），毛某当时回答：“只要产品销售得好，再不扰乱市场的前提下，可以给我15个点”，我回答：“肯定不会扰乱市场”。隔了一段时间，毛某主动联系我，要我发个银行账户给他，我心里也清楚他要给我打卖酒的返点款，之后，我用我小舅子侯某手机号（该手机号实际一直是我本人在使用），将侯某的招商银行账户通过该手机号发送给了毛某，随后我用自己的手机号码打电话给毛某确认，毛某说知道了。隔了几天，我这边还没有收到毛某打过来的款，我就打电话问毛某是什么意思？毛某在电话里给我道歉说不好意思太忙了一时搞忘记了。当天毛某就安排人将20余万元好处费打到了我提供给他的账户上。毛某之所以要送我20余万元，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河南九朵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的“国博12生肖酒”最终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我也帮到忙的；二是我和毛某事先也约定过，我帮助他们公司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酒，每瓶酒他们公司可以给我一定的提成。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八）收受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王某1329920元的事实。2018年3月，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王某1得以在京东超市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两全齐美”和“十全十美”两款茅台王子酒。2018年5月，按照之前二人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王某1329920元销售回扣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刘某。（2）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与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及销售单：证实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向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购买茅台王子酒30吨的事实。（3）茅台王子酒狗年生肖酒新零售发布会方案：证实茅台王子酒狗年生肖酒的发布情况。（4）刘某交易明细信息：证实刘某于2018年6月1日转账给黄某329920元。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北京醉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其公司为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2018年上半年，被告人王静帮助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向京东电商平台上供货茅台王子酒“两全齐美”800瓶、“十全十美”8496瓶。2018年5月，被告人王静收受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人王某132万余元促销费，该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王静提供的账户中。（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注册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投资人是糜强和北京醉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2018年6月1日，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糜强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刘某通过账号为62×××17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转账329920元给账号为62×××13黄某的银行账户中。（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其系王静的大学同学。2018年4、5月期间，被告人王静联系其以黄某名义办理了招商银行卡（卡号62×××13）给王静使用，银行卡一直由王静使用及2019年6、7月时黄某按照王静的安排提供个人信息的事实。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在2018年3月初的时候，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和茅台电商公司作为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的网络经销商共同参与策划“茅台王子狗年生肖酒上市发布会”，主要策划茅台王子“两犬齐美”和“十犬十美”两款酒的上市销售工作。我作为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代表茅台电商公司参与，王某1也作为他们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参与，在两家公司共同参与策划该活动的过程中，我和王某1逐渐熟悉起来，当时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给茅台电商公司的任务是60吨，给王某1公司的任务是30吨，在全网发售。在策划过程中，王某1找到我说，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给他们公司的任务太多了，产品价格也高，他心里没底，担心这两款酒不好卖，我叫王某1不要担心，大家共同努力。之后，王某1又和我说，他们公司在京东超市不能直接供货（未获得京东超市授权），看我这边能不能帮助他们公司在京东超市供货，如果我能在京东超市给他们公司销售酒的话，每销售一瓶“两犬齐美”酒（500ｍｌ、53度）给我20元提成，每销售一瓶“十犬齐美”酒（50Ｌ、53度）给我200元提成。我说到时候我给京东超市负责酒水板块的负责人商量下。2018年3月25日，由茅台电商公司和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策划的“茅台王子狗年生肖酒上市发布会”做得非常成功，在京东、茅台电商等平台销售异常火爆，特别是京东超市采取的预售的方式，单预售就已经超过了我们茅台电商公司供应给京东超市的10吨酒的量。京东超市相关负责人就找到我说，京东超市想要继续销售茅台王子酒“两犬齐美”“十犬齐美”两款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和王某1联系讲，我这边和京东超市已经说好了，你们公司销售的“两犬齐美”“十犬齐美”两款产品可以直接放在京东超市去销售，王某1说可以。之后王某1安排公司的业务人员和京东超市的人在联系，具体王某1的公司向京东超市供应了多少的量我不清楚。王某1的公司向京东超市供应酒后不久，我主动联系王某1并问，你们公司向京东超市供应了多少酒，王某1当时说，不到10吨，但具体是多少我也记不清楚了，王某1听到我在问他们公司向京东超市供货的事情，心里也清楚我在问他要之前他答应给我提成（好处费）的事情，王某1主动叫我发个账户过去，于是我将黄某的账户（卡号）发给了王某1，没过几天，该账户就收到了一笔30余万元的进账，王某1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事情办了（意思是给我的提成已经安排人打款了）。王某1之所以要给我329920元提成（好处费），主要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在和京东超市对接工作中是我帮助王某1的公司供应的“两犬齐美”“十犬齐美”两款酒顺利在京东超市销售，如果没有我的帮助，王某1的公司销售的两款酒根本不可能在京东超市销售。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收受王某1329920元好处费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认为是王静作为中间人促成北京醉纯京典商贸有限公司与京东超市之间合作收取的居间服务费，并非利用职权便利为王某1谋取利益，损害电商公司的利益，其个人民事行为收受329920元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等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人王静利用职务便利，在和京东超市对接工作中帮助王某1的公司的“两犬齐美”“十犬齐美”两款酒顺利在京东超市销售，为王某1的公司谋取了利益，之前王某1并未与京东超市有业务往来。其自己也称：“如果没有我的帮助，王某1的公司销售的两款酒根本不可能在京东超市销售。”被告人王静收受王某1329920元的好处费应认定为受贿，应计入受贿金额。辩护人此意见不予采纳。（九）收受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3210276元好处费的事实。2018年初，在被告人王静帮助下，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3得以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其公司经销的茅台王子酒（酱色）。2018年1月，按照二人之前约定，被告人王静收受李某3210276元销售回扣费。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公司章程。证实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2）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与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经销合同》、《2017年度茅台王子酒经销合同书》：证实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与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情况。（3）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情况说明》、相关发票、存款日志记账，证实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与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业务往来。2．证人证言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其系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销售。2018年初，被告人王静帮助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与茅台电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向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购买了茅台王子酒（酱色），成交价款共计2102760元。2018年1月，被告人王静在广州出差期间，福建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3安排公司人员邱德焕将210276元现金好处费送到了王静入住的酒店交予王静。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王静的供述：大概在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的刘总在茅台电商公司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他们公司正在开发销售的“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并向我介绍了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的基本情况，我给刘总说，这件事我做不了主，需要向聂总（聂永，时任茅台电商公司董事长）汇报，刘总给我说他会安排公司的人出面具体对接这件事情。隔了一段时间，一个叫李某3的人打电话给我，自我介绍说是泉州怡闽酒业有限公司的副总，来对接他们公司茅台王子酱色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的事情，我在电话里要求李某3来茅台电商公司具体洽谈，李某3来茅台电商公司后，向我介绍了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的销售、品质、价格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我觉得这款酒可行，于是向李某3引荐了聂永，之后李某3在聂永办公室向聂永也汇报了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的一些情况，聂永也比较认可，同意该款酒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上线销售，并安排我出面和李某3具体对接合同事宜，经我和李某3洽谈，很快就达成了合作协议，由茅台电商公司向李某3的公司购买5吨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在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购酒款大概210万元左右。在李某3到茅台电商公司找我谈合同的当天中午，李某3、我及我的几个同事一起在茅台电商公司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在吃完饭回茅台电商公司路上的时候，在分开的时候李某3拉我在一旁说，他们公司这款酒（茅台王子酒酱色）每卖一瓶，有一定的提成，大概是10至15个点（销售金额的10%至15%），我说知道了，李某3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我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给他们公司销售酒时多费心点，每瓶酒他可以给我10%至15%的提成。2018年初的一天，我在广州出差时打电话给李某3，告诉他我在广州出差，李某3说他在茅台集团开会，人不在广州，我在电话里向李某3提到之前答应给我的提成的事情，李某3说他会找人安排，我又对李某3说，我只要10个点（销售金额的10%）就行了，但要现金，李某3说知道了。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自称是李某3公司的人，受李总（李某3）的安排来给我送点东西，我就将我入住的酒店及房间号告诉他，没过多久，给我打电话的人就提了一个袋子在我入住的房间里来将袋子递给我，并说受李总（李某3）安排来给我送点东西，我收下后他就走了。等他走后，我打开袋子看，袋子里面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有几扎人民币，其中有2扎是10万元一捆的，有一小扎是1万元，还有些零零散散的，有十元，有1元的，总计21万余元（零零散散的10元、1元的我没有怎么数）。李某3之所以要送21万余元，一是因为我是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的负责人，李某3的公司销售的茅台王子酒酱色产品能顺利在茅台电商公司平台上销售离不开我的帮助和支持；二是李某3在找我谈合作的时候，和我事先约定过，每销售一瓶酒可以给我10至15个点的提成；三是李某3为了和我搞好关系，方便以后他们公司和茅台电商公司能继续合作。经审理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另查明：（1）《德江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王静自书材料来源情况的函》（德监函［2020］2号）：证实被告人王静在省纪委监委向其了解肖**伟涉嫌职务违法问题情况时，主动交代了收受乐某财物的事实，在德江纪委监委对其留置期间也主动交代了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2）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扣押涉案财物收据：证实2019年10月21日，被告人王静主动上交涉嫌犯罪所得资金100万元到德江县；2019年11月11日，德江县从被告人王静处扣押规格每箱2.5Ｌ＊2瓶、500ｍｌ＊6瓶的53°ｖｏｌ茅台醇鸡年丁酉酒分别为70箱、48箱。（3）2020年9月27日、2020年10月16日被告人王静的亲属分两次向法院退缴赃款100万元。关于本案被告人的主体资格、刑事责任能力、被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的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立案决定书、户籍信息、拘留证、逮捕证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证明2019年7月22日，贵州省监察委将王静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指定铜仁市监察委员会办理；德江县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8月2日对王静决定立案调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书》、《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王静受贿案指定管辖的通知》、《铜仁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静受贿案指定管辖的批复》，证明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2）留置决定书、留置通知书：证明2019年8月2日，德江县监察委员会对犯罪嫌疑人王静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于同年8月5日宣布执行。（3）德江县监察委员会提请批准延长留置时间申请书、铜仁市监察委员会批准延长留置时间决定书、德江县监察委员会解除留置决定书：证明经德江县提请，铜仁市监委批准，2019年11月1日决定对王静延长留置时间三个月；2019年11月13日，德江县解除对王静的留置措施。（4）人员基本信息表：证明被告人王静于1977年7月10日出生，已达刑事责任年龄。（5）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劳动合同书（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与王静签订）、酱香酒公司2015年通讯录、《关于划分部分人员至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的通知》茅销〔2014〕14号、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后勤部门及省区人员岗位分工、关于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岗位设置及人员调整的报告、《关于王静通知调离酱香酒公司的通知》黔茅酱有限通〔2016〕33号、《关于任命酱香酒公司后勤部门和省区经理见习助理、副经理和经理的报告》、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会议纪要四份、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文件黔茅电商〔2017〕1号、3号、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纪要：证明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系国有出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王静于1998年6月，通过招考进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先后任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省区、江苏省区营销员；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任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公司江苏省区营销主管；2016年4月调茅台电商公司；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任茅台电商公司综合部公共关系科科长；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任茅台电商公司系列酒事业部经理助理（主持工作）；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任茅台电商公司云商平台部经理助理。证明了王静的任职简历，其具有受贿犯罪的主体资格。（6）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文件（黔茅股份发［2019］87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贵州省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解除与被告人王静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被告人王静于2016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先后在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综合部公共关系管理科科长、系列酒事业部经理助理（主持工作）、云商平台部经理助理，负有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经营、管理职责，属于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系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人民币3822061元，索取他人价值653128元的茅台系列酒，共计财物价值447518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国有公司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静犯受贿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应当以受贿罪追究被告人王静的刑事责任。利用职务之便体现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主管或负责或承办该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定或实际职权可以对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具有拘束力，帮助该事项的实现，就可以认定为其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故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的六项不构成受贿或不应计入受贿金额的辩护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和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规定，被告人王静受贿金额为人民币4475189元，属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范围内予以处罚。被告人王静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静的辩护人提出其具有自首的法定量刑情节，即被告人王静在德江县监察委员会仅掌握一些犯罪情况，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监察委员会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静在监察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故其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提出被告人王静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悔罪表现，明确表示认罪认罚，当庭悔罪，依照“认罪认罚从宽”规定，应予从宽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认罚”考察的重点是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本案中被告人王静虽然表示“认罚”，却不如实交代赃款的去向，且退赃数额只有一半，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应与全部退赃有所区别，其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纳。提出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意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此前未受到过任何刑事或行政处罚，应予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因被告人王静多次受贿，不属初犯，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提出被告人王静已退回部分赃款，应予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本院根据被告人王静的犯罪行为、事实、社会危害性，结合其具有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决定对其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静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前留置、先行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5日至2028年8月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王静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毛明生审判员  张华中审判员  田钰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臣书记员欧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