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21民初4967号 原告：阳孝金，男，197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原告：付华英，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以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德谦，四川舟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告：毕某，男，200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暨被告毕某的法定代理人：毕树华，男，197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毕某之父。 被告暨被告毕某的法定代理人：谢林香，女，197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毕某之母。 以上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隆，宜宾市叙州区南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麒，宜宾市叙州区南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 被告：黄某，男，200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暨被告黄某的法定代理人：黄强，男，198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黄某之父。 被告暨被告黄某的法定代理人：白丹，女，1986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现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黄某之母。 被告：冯某，男，200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暨被告冯某的法定代理人：冯伟，男，197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冯某之父。 被告暨被告冯某的法定代理人：练声群，女，197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冯某之母。 被告：董某，男，200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暨被告董某的法定代理人：董方平，男，197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董某之父。 被告暨被告董某的法定代理人：罗洪富，女，197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董某之母。 被告：钟某，男，200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暨被告钟某的法定代理人：钟家林，男，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钟某之父。 被告暨被告钟某的法定代理人：伍秀芳，女，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钟某之母。 以上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家军，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钟家林之堂哥。 被告：王洪，男，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范蓉，女，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1221452085180N，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高场社区。 法定代表人：曾万权，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泉，四川鼎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原告阳孝金、付华英与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黄某、黄强、白丹、冯某、冯伟、练声群、董某、董方平、罗洪富、钟某、钟家林、伍秀芳、王洪、范蓉、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孝金、付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德谦，被告毕树华与被告谢林香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隆、廖建麒，被告黄强，被告董方平、罗洪富，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家军，被告范蓉，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白丹，被告冯伟、练声群，被告王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阳孝金、付华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因亲属死亡的损失合计282724.55元（二原告的总损失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的交通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的误工费共计825748,5元）具体赔偿比例和金额参照已生效的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3937号判决结果分担如下:1、判令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赔偿二原告损失825748.50元×20%＝165149.70元;2、判令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赔偿二原告损失52574.85元（825748.50元×10%＝82574.85元，扣除已事先支付了30000元）；3、判令被告黄某、黄强、白丹赔偿二原告损失10000元；4、判令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赔偿二原告损失10000元;5、判令被告董某、董方平、罗洪富赔偿二原告损失15000元；6、判令被告冯某、冯伟、练声群赔偿二原告损失15000元;7、判令被告王洪、范蓉赔偿二原告损失15000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死者阳安，系原告阳孝金、付华英唯一儿子，阳安与本案被告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王元科（另一死者）均系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附属单位叙州区高场镇小学校六年级一班学生。根据已生效的叙州区人民法院川15**民初3937号判决确认事实如下：1、2019年6月4日下午，是毕某邀约阳安与王元科、钟某、黄某、阳安、冯某下午放学后前往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丰收村骑龙组兆泰商混站旁的岷江河边游泳；2、毕某威胁不会游泳的王元科下河游泳，应当承担更重的民事赔偿责任：3、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共同下河游泳，在心理上、行为上相互支持，共同涉险，均存在一定错误；4、被告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附属小学校未尽到管理义务，存在管理瑕疵。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毕某在明知原告之子阳安与王元科均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威胁王元科下河游泳，导致两个不会游泳的少年在河水中心理上相互依赖，身体上相互靠近，行为上相互依靠，发生危险时相互牵扯，二人之间支持形成了特有的风险，最终形成阳安和王元科之死的严重后果，毕某应当承担比其他同学更重的责任。家中独子阳安溺亡后，给二原告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至今难以接受儿子溺亡的事实，原告付华英因悲伤过度，失业至今无法正常在外地上班，仅靠丈夫阳孝金一人在外务工维持生活。同时也给二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丧葬费34633.50元（2019年度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69267元／12月×6月），死亡赔偿金723080元（2019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154元／年×20年×10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的交通费5535元（二原告往返宜宾深圳的交通费用合计2870元＋1390元＋1365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的误工费12500元（阳孝金2019年6月5日至6月14日吴工期9天×15000元／月÷30天／月＋付华英误工期一个月8000元），以上共合计825748.50元，依法请求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比例参照贵院已生效判决川15**民初3937号（对王元科死亡赔偿一案的判决处理）的结果。综上所述，上述被告的过错对原告之子阳安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有关规定，诉请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裁决。 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辩称，按照公平原则判决答辩人毕某、毕树华、谢林香与其他被答辩人钟某、董某、冯某等承担同等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按公平原则共同承担。第一、被答辩人阳孝金、付华英诉称“毕某是七人下河游泳的邀约者，毕某威胁不会游泳的王元科下河游泳，应承担更重的民事责任”,“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共同下河游泳，在心理上、行为上相互支持、共同涉险，均存在一定错误”事实错误，其请求按叙州区人民法院川15**民初3937号判决书（以下简称“另案一审判决”）判决确定的20%加重答辩人的责任，既无事实依据，又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不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1、毕某不是七人下河游泳的邀约者。“另案一审判决”称“毕某不仅系下河游泳的提议者，并且在语言上威胁王元科导致其下水，应当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而该案的二审判决书（即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川15民终56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另案二审判决”）则称“从高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反映，钟某、黄某、冯某、董某均陈述是毕某邀约七人一起下河游泳，是毕某要求王元科下河，若王元科不下河，毕某则会拉王元科下河”。并无毕某语言上威胁王元科的认定。我们从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可知：黄某陈述是“毕某问我、董某、冯某、钟某下河不”，并没有邀约阳安、王元科的内容。董某陈述是“放学后阳安问我要下河洗澡不，我就说要的，过后毕某问我们要不要下河去洗澡，钟某、黄某、阳安、毕某、冯某就说去嘛”，邀约者是阳安和毕某。毕某陈述“阳安喊我去问钟某、冯某、董某、王元科要去河边洗澡不，王元科就说不去，其他几个都同意了，我就跟阳安说王元科不去，他就说他去跟王元科说”，也是反映阳安和毕某是共同邀约者。只有冯某和钟某的笔录称毕某邀约七人下河游泳，而董某的笔录能印证毕某的笔录。故认定毕某邀约七人一起下河游泳的事实缺乏充分的证据，不能成立。2、毕某既不是王元科下河的提议者，更没有实施威胁王元科下河游泳的行为！不应承担更重的民事责任。“另案二审判决”称“是毕某要求王元科下河，若王元科不下河，毕某则会拉王元科下河”，这里没有认定毕某语言上威胁了王元科，是对“另案一审判决”中认定“毕某威胁不会游泳的王元科下河游泳”的否定！毕某第二次回答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开玩笑给他说过你不下水我就拖你下来，后来阳安叫他下水他就自己脱衣服裤子鞋子下水了”，其余几个孩子的笔录均称王元科听了毕某的话后没有说任何话就下了水，是在浅水区洗澡的。“另案一审判决”认定毕某这句话是威胁王元科，显然与常理不符。与毕某同龄的王元科，同样具有相应的辨识能力，知道下河洗澡是不安全的行为。认定毕某是王元科下河游泳的提议者，在语言上威胁王元科导致其下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也不符合两个同是12岁儿童行为的常理。王元科下水绝非毕某的语言威胁造成的：一是双方并无矛盾，毕某没有语言威胁王元科的动机；二是毕某如果威胁王元科，当时毕某在水中，王元科在岸上，王元科为何不逃跑？正常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的第一反应是逃离危险，而不是听到威胁后就按照威胁的内容去做！三是就算王元科听从毕某的话下水时也只在浅水区耍，并不会必然导致其死亡的损害后果。3、导致王元科死亡损害后果的是阳安将王元科拖入深水区的行为。“另案一审判决”查明“同样不会游泳的阳安误入深水区，挣扎中伸手抓住了附近的王元科，将王元科拉入了深水区，两人在深水区相互拉扯挣扎”，据此可知造成王元科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阳安误入深水区时把王元科拉入深水区，并相互拉扯挣扎。但另案两审判决却对此认定阳安为“紧急避险”而未承担其相应责任，反而将并非直接导致王元科死亡原因的毕某作为最重责任人显然不公！从黄某、董某、冯某、钟某、毕某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反映下列事实：阳安自述他会游泳；阳安和王元科直接往河动走，没有与毕某、冯某等五人一起；阳安最先下河洗澡；阳安首先往深水区走；阳安没站稳在滑入深水区同时抓住王元科将其带入深水区，阳安、王元科两人挣扎中相互拉扯最终导致两人死亡。据此答辩人认为:造成阳安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阳安自己不顾安全，首先往深水区时没有站稳而滑入深水区的行为；阳安先后一系列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紧急避险”；不能作为其减少和免除责任的事实依据。4、共同相约下河是七个未满14周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儿童之间好意施惠的同学情谊行为，并不是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能反映的事实是七个未满14周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之间实施了共同相约下河洗澡的行为，对于未满14周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而言，首先他们有同学情谊；其次他们的认知与观念与我们成年人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我们成年人的认知、观念和想法强加给这七名儿童；最后，七名儿童的共同相约下河的出发点属于好意施惠行为，不是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不能因为下河游泳由两名儿童溺水死亡，其余5名儿童就构成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如果这可以成立，那王元科、阳安是否也构成对董某、冯某等5名儿童的民事侵犯法律关系呢？因此，被答辩人阳孝金、付华英要求答辩人承担本案20%加重民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也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5、“另案一审判决”不适用于本案。首先，我国并不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其次，“另案一审判决”认定是王元科的死亡与毕某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据该关系直接认定阳安的死亡与毕某行为之间的关系。再次，阳安的死亡与毕某等6名儿童的行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毕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没有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一条“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规定。最后，“另案一审判决”存在责任认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加重毕某的民事责任，一方面又认为“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共同下河游泳，在心理上、行为上相互支持、共同渉险，均存在一定错误”的行为属于同等责任。第二、毕某与其他几个同学均是12岁左右认知有限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儿童，如果认定阳安、王元科溺水身亡是毕某主要造成的，显然对毕某不公平，也不符合侵权比例责任规定。既然认定其他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承担的是共同侵权责任，那么就应当用同等公平原则来处理本案，即毕某应与其他同学一样承担同等的侵权责任。1、另案两审判决既然都认定本案是7个儿童父母的监护责任，就应当一视同仁。毕某才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他不是造成阳安、王元科溺水死亡的直接侵权人，同样，毕某与其他6名同学之间共同相约下河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阳安、王元科死亡的后果。造成阳安、王元科死亡后果的还有其他多种原因。法院应当将毕某与其他同时下河洗澡的儿童一样公平处理本案，如果单独对毕某认定为加重侵权事由，让一个12岁未成年孩子承担更重的侵权责任，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又违反公平原则，不符合共同侵权比例责任规定，显然对毕某极为不公平。2、阳安与王元科在深水区相互挣扎拉扯中落入深水区是导致两人死亡的直接原因，特别是阳安首先主动往深水区走的行为，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该行为与其余6名儿童的行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另案一审判决”已经查明：阳安一个人往深水区走，并拉住了王元科的手。他到深水区时，因踩滑慌乱中本能拽住王元科不放，两人同时入深水区相互挣扎拉扯是导致最后阳安、王元科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个事实也符合侵权赔偿的四个构成要件。另案两审判决却错误引用“紧急避险”的概念来减轻阳安的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三、阳孝金、付华英诉求的赔偿金额高达312724.55元，占总损失825748.5元的37.87%，远远超过本案中阳孝金、付华英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阳孝金、付华英诉求答辩人等共计赔偿金额为312724.55元，这对本案中阳安自述他会游泳；阳安和王元科直接往河边走，没有与毕某、冯某等五人一起；阳安最先下河洗澡；阳安首先往深水区走；阳安没站稳在滑入深水区同时抓住王元科将其带入深水区，阳安、王元科两人挣扎中相互拉扯最终导致两人死亡损害后果的发生同样具有重大过错的被答辩人阳孝金、付华英来说，远远超过其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综上所述：毕某不是本案的直接的侵权人，也不符合人身侵权四大要素的规定，阳安的死亡是阳安首先主动往深水区且与王元科相互挣扎拉扯中滑入深水区溺水的直接行为造成的。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审理，支持答辩人的主张。 被告黄某、黄强、白丹辩称，黄某是未成年人，且在校读书期间未回家，黄某下河洗澡一事，黄强、白丹不知情，答辩人责任不大。 被告冯某、冯伟、练声群未作答辩。 被告董某、罗洪富辩称，孩子一起下河洗澡，大人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辩称，七个孩子洗澡，是分成两批去的，阳安是先下水的，与后面这批人没有关系。 被告王洪、范蓉辩称，答辩人的子也是受害者，也是被邀约下去洗澡的，现原告反过来诉答辩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符合法律规定，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辩称，一、根据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及叙州区高场镇派出所《询问笔录》确认的基本事实：1、原告之子阳安溺亡发生在2019年6月4日放学离校在返家途中，系答辩人下属高场镇小学校六年级1班学生毕某之邀约，在下午六节课后约15时45分离校返家途中下河洗澡，发生了阳安、王元科两名同学不幸溺亡的令人悲痛的事件。2、2019年4月3日，毕某等人所在的六年级一班班主任吴劲松老师在该班家长微信群发了《致全镇中小学幼儿园家长的一封信（防溺水）》，主要内容为告知家长要教育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3、2019年4月4日，包括原告在内的七名下河洗澡的学生家长均签收了《致全镇中小学幼儿园家长的一封信（防溺水）》的回执单交回学校。4、2019年4月9日，吴劲松老师在家长微信群强调“天气炎热，请家长教育关注孩子不到水边玩耍，以防溺水！”后又多次在家长群强调禁止孩子到河塘边玩水、洗澡。5、钟某、毕某、黄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学校老师已强调过不能下河洗澡和注意安全。二、在被答辩人之子阳安同学的溺亡事件中，答辩人认为自身没有过错，与阳安同学的溺亡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事发后，答辩人及下属高场镇小学校在主管局、区有关部门及当地党委、政府、公安及民政等部门的配合下，积极进行善后处理工作。答辩人职工及下属高场镇小学校教师全员参与，全天轮班值守，接待死者亲属，妥善安排后续事宜。为让同学早日入土为安，答辩人先行垫付了被答辩人人文关怀费用、补助费用共50000元；其他支出丧葬费等相关处理费用13412元。2、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并非学生的监护人，学校对学生应尽的是教育管理责任。被答辩人之子阳安同学的溺亡并非发生在答辩人学校的学习、生活期间，而是发生在上下学途中，与阳安同学的溺亡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答辩人在贵院川15**民初3937号案和本案提交的证据均证明：答辩人关于防溺水的教育，自2019年2月开学以来,高场镇小学校无论从学校、班级均高度重视，教师会、班会、安全教育专题、防溺水专题均认真开展，具体措施包括：学校为每名学生购买防溺水险、以答辩人名义于2019年4月4日给全镇学生家长发放关于防溺水的一封信、人手一册防溺水宣传册等。案涉六年级1班：开展安全教育专题、防溺水专题；班主任老师在2019年4月3日将给家长的关于防溺水的一封信发放在班级微信群告知家长、并完成该告知书纸质资料的家长签收工作；2019年4月9日、19日以微信群公告形式提醒家长教育子女防溺水；2019年6月3日在班级微信群里又明确提醒家长务必教育子女严禁到河塘边等危险地方玩水、洗澡，事发当日得知有学生溺水后，又再次在群公告里发出警醒告知。可以说答辩人、学校、班级已经尽心尽责，全面彻底履行教育管理责任。4、发案当天，校方不存在提前放学。根据校作息时间表、校课表和该班课表，2019年6月4日下午为两节课，放学时间为15:45分，根据公安机关对五名涉事学生的《询问笔录》，涉案7名学生系事前邀约并于正常放学离校后发生的事故。同时，《询问笔录》也显示“学校老师对他们强调过不准下河、下塘洗澡”的安全教育。监控资料显示涉案7名学生于16:01分左右先后离校，校方不存在提前或推后放学。即使按贵院⑶现川15**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答辩人没有在开学时和每天通知家长学生到校和放学时间，作为六年级学生本人及家长，对学校作息时间早已了如指掌，是否通知学生到校和放学时间与阳安同学溺亡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溺水事故发生在学生上下学途中，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相关规定，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5、原告作为阳安法定监护人，应根据自己儿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知其私自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存在的危险性，并教育和管理自己的儿子不得在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陪伴下到河流、沟渠、水塘处游泳，二原告没有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对阳安的死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阳孝金、付华英对答辩人的诉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即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明、罗洪富与董方平的离婚协议、离婚证、宜宾县人民法院（2014）川1521民初479号民事调解书、报案笔录、本院（2019）川1521民初3937号案庭审笔录、领条、交通费单两份、屏山县天缘殡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票、宜宾市南溪区千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生活费报销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本院（2019）川1521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5民终564号民事判决书，两份判决书均系生效法律文书，在无相反证据否定的情况下，予以采信；2、深圳市瑞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治地下水质净化厂ＢＯＴ项目部出具的收证明及深圳市乐尚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证明，盖有公章，能够证明阳孝金、付华英在深圳市上班，但未提供纳税依据，故对其中证明税后收入内容不予采信；3、机票订单记录，在该记录中已显示总额及起止地点及时间，且除毕树华一家对此订单有异议外，其余的到庭被告均对此订单记录没有异议，故采信该机票订记录；4、高场派出所询问冯某、黄某、董某、钟某、毕某的笔录，因这五人都在第二次问的笔录里陈述了第一次询问时说了谎，故采信高场所派出所第二次询问冯某、黄某、董某、钟某、毕某的笔录的真实性；5、作息时间表，总课程表、六年级一班课表、安全工作日志，虽原告质证认为是学校单方制作，但其余到庭被告均无异议，予以采信；6、会议记录、班级安全主题教育记录表，结合派出所询问钟某、华舰、黄某笔录，予以采信；7、高场镇小学转发《致全镇中小学家长的一封信》回执，因到庭的其作被告未否认，且本院（2019）川1521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也予以认定，故采信该回执；8、高场镇小学校转发防溺水彩色宣传页，到庭的其余被告均无异议，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阳安（男，200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15212007041××××，原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系阳孝金与付华英之子。钟某系钟家林与伍秀芳之子。董某系董方平与罗洪富之子，董方平与罗洪富于2013年12月27日离婚，董某由董方平抚养。冯某系冯伟与练声群之子。毕某系毕树华与谢林香之子。黄某系黄强与白丹之子。本案另一死者阳安系阳孝金与付华英之子。王元科、钟某、董某、冯某、毕某、黄某、阳安均系叙州区高场镇小学校六年级一班学生。2019年6月4日（星期二），王元科、阳安、钟某、董某、冯某、黄某受毕某邀约下午放学后下河游泳，当天下午上完第六节课放学后，约15时45分，七人一起离开学校往岷江边方向走到木料加工厂岔路口后，王元科、阳安继续往岷江边方向走，其余五人便分路往冯某家方向走。五人到冯某家时仅有冯某年迈耳聋的奶奶在家，因奶奶平常不管冯某的事，冯某也未与奶奶打招呼。五人在冯某家喝了水、摘了黄瓜吃后又往岷江边走，追上了王元科与阳安，然后七人一起到了高场镇兆泰商混站外的岷江边，除王元科外，其余六人脱了衣服先后下了水。毕某见王元科未下水，便对王元科说“你不下来，我就把你拖下水”，于是王元科脱了衣服下了水，因其不会游泳而站在浅水区耍，阳安误入深水区，挣扎中伸手抓住了附近的王元科，将王元科拉入了深水区，两人在深水区相互拉扯挣扎，钟某和黄某见状后，两人手牵手去施救，钟某拉住阳安的手但未将阳安拉起来，反而钟某被拉入深水区，黄某见状立即在岸边找了根竹竿将钟某拉起来。黄某随即又跑到附近船上喊人施救，同时毕某、董某、冯某用竹竿将已经浮在水面的王元科打捞上岸。船工袁利、田树云听到黄某呼救后随同黄某到事发地点，二人共同将阳安打捞上岸。田树云拨打了120，约十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抢救后确认王元科与阳安已死亡。后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高场派出所于当日17时20分接群众报警后也赶到现场，对本案事件展开调查。在公安机关第一次对钟某、董某、冯某、毕某、黄某的询问中，在毕某告知其他同学因死了人说真话要赔很多钱的情况下，五人均未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后公安机关对五人进行了第二次询问。 叙州区高场镇小学校属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下属单位。学校对一至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家长接送，三至六年级学生不要求家长接送。王元科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叙州区高场镇小学校推行了“校讯通”，即由家长按60元／年向学校缴费后办理校讯通卡，学生进校和离校打卡时，会自动将学生进校或离校时间发送信息到绑定的家长手机上，二原告也缴费办了“校迅通”，但自宜宾市教育和体育局于2016年8月23日发出《关于停止使用“校讯通”类业务的通知》要求停止使用“校讯通”后，叙州区高场镇小学校未再使用。2019年4月3日，毕某等人所在的六年一班班主任吴劲松老师在该班家长微信群发了《致全镇中小学生幼儿家长的一封信（防溺水）》，主要内容为告知家长要教育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2019年4月4日，王元科、钟某、董某、冯某、毕某、黄某、阳安均将家长签收《致全镇中小学生幼儿家长的一封信（防溺水）》的回执单交回学校。2019年4月9日，吴劲松在家长微信群强调“天气炎热，请家长教育关注孩子不到水边玩耍，以防溺水！”后吴劲松多次在家长群强调禁止孩子到河塘边玩水、洗澡。吴劲松有时在家长群发布学生已放学的通知，有时没有发布，事发当天在家长群发布放学通知的时间是18时12分。六年级一班的课程表和作息时间未在家长群发布，学校及老师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告知家长。六年级一班课程表和作息时间显示周一、二、四、五有六节课，第六节课下课时间是15时45分，周三、六另有课外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结束时间是16时40分。钟某、毕某、黄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学校老师已强调过不能下河洗澡和注意安全。 阳安生前居住在宜宾市叙州区××镇××街，其父亲阳孝金、母亲付华英在深圳务工。因阳安死亡，阳孝金、付华英从深圳赶回宜宾，支付机票费2780元。2019年6月7日，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支付阳安父母阳孝金、付华英人文关怀和差旅费50000元、支付屏山县天缘殡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阳安丧葬服务费6722元、支付宜宾市南溪区千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阳安殡葬服务费2330元。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支付阳安家属在屏山殡仪馆的生活费960元，支付接送阳安家属到柏溪签字、接送阳安亲属送阳安尸体火化、回家的交通费2550元。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送其教师到屏山殡仪馆安抚两名溺水死亡者家属支付租车费850元。 本院认为，公民生命权受国家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二原告作为阳安的法定监护人，应根据自己儿子的年龄、智力状况，告之其未成年人私自到河流、沟渠、水塘等处游泳存在的危险性，并教育和管理自己的儿子不得在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陪护下到河流、沟渠、水塘处游泳，二原告没有尽到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责任，阳安与同学放学后私自下河游泳以致溺亡，二原告作为阳安的法定监护人监护不力，其对阳安溺水死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其次，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将学校规定的学生到校和放学时间、学生非正常缺席或者擅自离校情况、以及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况等关系学生安全的信息，及时告知其监护人”的规定，被告的下属单位高场镇小学校未在每天通知学生放学时间情况下，也未在开学时把学生作息时间告之家长，班主任老师时不时而非每天在家长群发布学生放学时间，导致家长不能准确把握学生放学时间，所以学校在通知监护人放学时间上未尽到告知义务，在管理上存在瑕疵，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再次，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王元科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已经对他们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的情况下，应当具有私自下河游泳存在危险性的认知能力，仍共同离校下河游泳，彼此在心理上、行为上相互支持，共同涉险，在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上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中毕某系下河游泳的提议者，应当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酌情确定其承担10%的责任。在王元科与阳安溺水时，黄某和钟某立即实施救助行为，应适当减轻其责任，酌情确定黄某、钟某各赔偿二原告损失10000元，而王元科被阳安抓住后在深水区相互拉扯挣扎，且本人已死亡，故酌情确定王元科与实施救助的黄某、钟某同等责任，即赔偿10000元；其他参与人董某、冯某各赔偿二原告损失15000元。因毕某、钟某、黄某、董某、冯某、王元科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只有董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了“2019年6月4日下午放学的时候在教室里阳安问我要下河洗不，我就说要的，过后毕某问我们要不要下河去洗澡，钟某，黄某，阳安，毕某，冯某就说去麻，我和王元科就说我们不洗就站旁边耍哈就是”，但董某又陈述“王元科是阳安喊的，当时阳安问王元科要去洗澡不，王元科就说要去，然后王元科问我去不去，我就说要去，我跟他说去看哈就是”，前后陈述内容矛盾；毕某询问中陈述“2019年6月4日下午上第五节课的时候，阳安就喊我去问（钟某、冯某、黄某、王元科、董某）要去河边洗澡不，王元科就说不去，其他几个都同意了，我就跟阳安说王元科不去，他就去跟王元科说，之后我们七个就从学校出来了”，即董某与毕某就谁提议去河边洗澡相互矛盾；而冯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6月4日下午16点放学后，毕某在学校里面给我、董某、钟某、黄某、阳安、王元科说，好热我们一起去河边上游泳嘛”、钟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6月4日下午16点左右毕某在学校给我、董某、冯某、黄某、阳安、王元科说下午放学后下河去洗澡”、黄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6月4日下午第五节课的时候毕某问我和董某、冯某、钟某下河洗澡不”，即冯某、钟某、黄某三人就谁提议下河洗澡的问题陈述一致，故不采纳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毕某应与其他同学一样承担同等的侵权责任”的辩解意见。 阳安生前居住在宜宾市叙州区××镇××街，其死亡赔偿金应为36154元／年×20年＝72308元。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69267元／年÷12月×6月＝34633.5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阳孝金、付华英在外务工，因阳安死亡赶回参加丧葬事宜，乘坐飞机是必需的，但返回务工不是必须乘坐飞机，可以乘坐火车等普通交通工具去务工，故酌情支持交通费3500元。因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未提供缴纳所得税证据，其所提供的证明不能证明其工资收入，故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酌支持1000元。综上所述，二原告因阳安死亡造成的总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6154元／年×20年＝723080元、丧葬费69267元／年÷12月×6月＝34633.5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处理阳安丧葬事宜交通费3500元、误工费1000元，合计812213.50元。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应赔偿812213.50元×10%＝81221.35元；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支付屏山县天缘殡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阳安丧葬服务费6722元、支付宜宾市南溪区千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阳安殡葬服务费2330元、支付阳安家属在屏山殡仪馆的生活费960元、支付接送阳安家属到柏溪签字及接送阳安亲属送阳安尸体火化与回家的交通费2550元，合计12562元，属丧葬费范畴，应予扣除；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支付的人文关怀费50000元具有赔偿性质应予扣除；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还应赔偿81221.35元-12562元-50000元＝18659.35元。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支付的教师去安抚溺水死亡学生家属的租车费850元，不是赔偿给死亡学生家属的款项，不应在赔偿款中抵扣。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应赔偿二原告812213.50元×10%＝81221.35元。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应赔偿二原告10000元。被告黄某、黄强、白丹应赔偿二原告10000元。被告王洪、范蓉应赔偿二原告10000。被告冯某、冯伟、练声群应赔偿二原告15000元。被告董某、董方平、罗洪富应赔偿二原告15000元。虽董某由董方平抚养，但罗洪富系董某母亲，对董某仍有监护责任，也应对董某的侵权责任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余下损失自行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81221.35元； 二、被告黄某、黄强、白丹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0000元； 三、被告冯某、冯伟、练声群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5000元； 四、被告董某、董方平、罗洪富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5000元； 五、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0000元； 六、被告王洪、范蓉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0000元； 七、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赔偿原告阳孝金、付华英损失18659.35元； 以上一至七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14元，由原告阳孝金、付华英负担214元，被告毕某、毕树华、谢林香负担500元，被告黄某、黄强、白丹负担100元，被告冯某、冯伟、练声群负担150元，被告董某、董方平、罗洪富负担150元，被告钟某、钟家林、伍秀芳负担100元，被告王洪、范蓉负担100元，被告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中心学校负担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唐溢若 审判员  彭 刚 审判员  尹 洪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肖 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