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81民初360号 原告：罗祝君，男，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凌波，四川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符溪镇乐峨路符溪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054147171C。 法定代表人：刘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波，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伍智，男，198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原告罗祝君与被告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水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11日依职权追加伍智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并于2020年4月2日、6月11日、7月2日、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祝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凌波，被告海天水务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波、陈凯，第三人伍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祝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00000元本金为基数，从第一次起诉之日即2016年5月1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伍智及公司总经理费俊杰。后原告与之成为朋友。2013年10月20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伍智找到原告说公司要购买设备，要向原告借款。在原告向公司总经理费俊杰核实后同意借款。2013年10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192000元的借条。但当时由于原告卡上只有500000元，在收到借条后原告于2013年10月21日向借条上的帐户转款500000元。2013年10月23日，被告又找到原告，再次要求借款用于购买公司设备并出具了800000元的借条。收到该借条后，原告即向借款指定帐户转款800000元。在两份借条中均约定，未在约定还款期内还款，被告承担借款总金额的30%违约责任。后因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伍智涉嫌犯罪，峨眉山市公安部门通知原告接受询问。由于原告认为与被告公司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在公安部门询问时，原告向公安部门陈述钱己还清。2014年4月14日，峨眉山市有关部门组织原告等人与被告公司就民间借贷问题调解。在此会上，原告明确向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尚有1300000元借款未还。当时被告公司负责人表示，要求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5月11日，原告依法向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后因原告的原因，于2018年11月1日自愿向峨眉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同时，峨眉山市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9年10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刑终8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公司经办人员伍智利用盖有被告公司印章的借条，以海天水务名义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原判认定伍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盖或偷盖海天水务印章，冒用海天水务名义骗取原告资金用于自己挥霍的证据不足，遂判决被告公司经办人员伍智无罪。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诉。 被告海天水务辩称，一、原、被告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与本案有类似情形的最高院公布的(2014)民提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精神来看，该判决认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仅属于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具体到本案中，应就双方是否达成（或有）借款合意、款项去向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判。而综合全案证据事实，应认定原、被告双方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体现为：1、从原告以及伍智在公安机关就案涉借款形成过程及原因的陈述来看，案涉所谓借款产生洽谈、款项划转等均直接发生于原告及伍智个人之间，除了伍智，原告未向海天水务任何管理人员进行过任何核实，伍智仅是海天水务办公室普通员工，其根本无权代表海天水务向第三方主体借款，原告仅凭海天水务普通员工的一面之词便认为其代表被告，并提供了如此大额的借款，这是非常反常并完全不符合基本的交易常理的。因此，原告与伍智个人间的洽谈根本不能证明其与海天水务就借款进行过协商并达成过合意。2、根据伍智刑事案中罗祝君曾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与本案属同一事项、同一款项的伍智对其出具的两份借条，并结合伍智在2014年10月28日（伍智在吴建军诉海天水务案中明确，其2014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所做事实陈述均是真实的）向公安机关所做陈述来看，明确表明在有海天水务借条基础上还要其出具借条，原因是罗祝君要双保险，公司不认其就找伍智个人。这表明，罗祝君自身也知道本案所涉海天借条是并不确定真实的，否则不可能不向海天水务核实，反而还要伍智同时出具同一事项、同一款项的个人借条，这表明其实质认可的借款方就是伍智，而不是海天水务。同时，伍智在本次讯问中也明确：其以海天水务名义向罗祝君出具的借条不是真实的，不存在海天水务向罗祝君借款。3、根据伍智刑事案中委托相关机构所做《资金专项清理报告》以及伍智前述讯问笔录反映的本案所涉款项的去向来看，本案原告所诉款项没有一分进入了海天水务公司账户，没一分用于了海天水务公司事务。即使按照伍智陈述，也是用于了归还其以及费俊杰欠他人的赌债或是借款。因此，就案件事实反映的款项去向来看，也与海天水务没有任何关系。4、伍智刑事案根据省高院判决其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伍智不构成犯罪，但该判决从未认定伍智利用盖有海天水务印章的借条向第三方借款的事实与海天水务有关。相反，该判决明确其采信了省高检的意见，省高检认为伍智冒用海天水务名义向第三方借款属于证据优势，只是该优势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刑事定罪所需的确实充分、确定无疑程度。因此，就省高院判决而言，不仅不能证明伍智利用盖有海天水务印章的借条向第三方借款是海天水务的意思表示，反而从证据优势上认定海天水务印章被非法利用。本案既为民事案件，应当按照证据优势原则确定案件事实。二、原告本案诉请的借款债权已消亡，其向海天水务主张还款无事实、法律依据。l、案件证据表明原告与伍智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关系，即使在原告所述提供了本案所涉130万元两笔借款以后，按原告自身提供的资金往来情况也反映伍智向其账户支付了350余万元款项。根据伍智2014年10月28日向公安机关所做陈述（第9页）其明确表明案涉款项其已经归还，根据罗祝君本人2014年8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为2014年3月前其提供给伍智的借款，包括加盖了海天水务公章的借条和采购合同，伍智均予以了归还，其前述自认事实与伍智关于事实过程的陈述完全一致。这些均表明原告本案所诉债权早已基于伍智的归还行为而消亡，原告现提起本案诉讼，于事实无据。2、同样，根据罗祝君8月28日笔录陈述，其明确从2014年3月以来，伍智让其投资做海天水务二期工程机器设备生意，之后其共提供了约194万元款项给伍智，对该款伍智分文未还（也即伍智差欠其的是2014年3月后形成的借款债权）。该陈述与其本案中提供的与伍智银行往来流水情况基本相符（流水反映2014年3月后，罗祝军共计向伍智转款约200余万元）。而且，这也符合在债权负担并无根本区别情形下，债务方所还款项系归还在先借款的通常交易惯例。这些事实及证据表明，即使其与伍智往来过程中尚存有债权，也是基于2014年3月后提供的款项，显然与本案其作为债权依据提供并主张的2013年10月份的两份借条没有任何关系，且原告在本案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2014年3月后其提供款项和海天水务间有任何关系。因此，原告本案所诉的债权早已消亡，其基于其他转款行为在本案中向海天水务主张权利也于法无据。三、原告系职业放贷人，无论本案其诉请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其违约金或利息主张均不应受保护。根据案件证据看，原告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向伍智提供了多笔借款，且均约定或收取了高额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商审判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来看，原告在一定期间反复从事民间借贷有偿活动系职业放贷人，其与借款人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非法无效的，其就无效合同主张违约金或利息于法无据。四、原告诉状所说其就涉案款项曾在公安询问时说过款项已还清，该行为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现又对自认已结清的款项提起诉讼主张没有依据，同时由于原告该陈述，在伍智刑事案件中未将本案涉案款项纳入刑事案件处理，导致可能实现的犯罪行为未受到查处，该结果是由于原告的前述陈述所导致的，其应当对此承担法律后果，另如确系原告所述有人以被告的名义向其借款100余万元，被告对此根本不知情，存在有人冒用本人名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嫌疑，为查清相关事实我方请求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另原告陈述的事实也存在在伍智刑事案件中向公安机关出示伪证的嫌疑。原告说与费俊杰是朋友关系，经过查明，费俊杰与罗祝君并不认识，不存在其诉状所述二人是朋友关系。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间不存在原告诉请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诉请债权也不客观真实（或已消亡），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海天水务的诉请。 第三人伍智述称，对原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予以认可。第一笔140多万元的借条，是费俊杰让我去找罗祝君出钱合伙，说一起做生意，罗祝君入股了50万元，剩下的费俊杰说他自己想办法，借条就打140多万元，多出来的钱在罗祝君那儿过一下账，最后罗祝君再把他出的50万元拿回去，结果这50万元费俊杰没有还给罗祝君，实际是合伙做生意，但没有写合伙协议，当时承诺罗祝君如果挣钱了就分一部分给他；第二笔是费俊杰让我去找罗祝君借钱过渡一下，罗祝君也同意了，但要求费俊杰加盖海天水务公章，后来在海天水务的办公室里完成和拿走的借条，盖章是海天水务办公室主任刘菲经办的，当时针对这同一笔钱，我私人也给他打了一张借条，因为罗祝君不放心，所以我私人的那张借条属于一个担保行为，第一笔钱我私人没有打过借条，这两笔钱都没有还。盖有公章的两张是我提供给罗祝君的，对于2013年10月26日60万元的我私人签订的借条，是第一笔140万元的借款，也是罗祝君不放心让我做的一个担保，当时罗祝君转了一个50万元，又取了10万元的现金交到我手里，共计60万元，2013年10月23日的对应的另外一笔借款，当时也是罗祝君不放心，要求出具加盖海天公司公章的借条，23日和26日的不管是私人的借条还是加盖公章的都是同一天形成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0月20日，第三人伍智向原告出具加盖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公章的《借条》载明：“本公司因对外购买污水处理厂的紫外线灯管，特向罗祝君借款人民币1490000元整（大写：壹佰肆拾玖万元整），该借款定于2013年11月22日之初有付款1192000元（大写：壹佰壹拾玖万贰仟元整）剩余款项2013年12月8日之前全部付清。该借款由罗祝君直接转存入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号6227××××9369，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峨眉山支行，账户名：伍智。如未及时归还，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全权承担。备注：若在2013年12月15日之前，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未能如数归还给罗祝君的借款，则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必须支付壹佰肆拾玖万元整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同日，第三人伍智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罗祝君人民币小写6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经双方协商约定：借款于2013年12月30日之前归还本息（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至款清之日），借款到期后出借人有权随时追偿借款本息。如借款人不遵守约定，承担给出借人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误工费等）。”第三人伍智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2013年10月21日，原告向伍智账户转入500000元。2013年10月23日，第三人伍智向原告出具加盖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公章的《借条》载明：“本公司因对外购买污水处理厂的紫外线灯管，特向罗祝君借款人民币800000元整（大写：捌拾万元整），该借款定于2013年11月23日之初有付款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该借款由罗祝君直接转存入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号6227××××9369，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峨眉山支行，账户名：伍智。如未及时归还，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全权承担。备注：若在2013年11月30日之前，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未能如数归还给罗祝君的借款，则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必须支付800000元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赔偿。”伍智作为经办人签名捺印。同日，第三人伍智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罗祝君人民币小写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经双方协商约定：借款于2013年11月23日之前归还本息（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至款清之日），借款到期后出借人有权随时追偿借款本息。如借款人不遵守约定，承担给出借人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误工费等）。”第三人伍智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同日，原告向上述《借条》载明的伍智账户转账800000元。2016年5月11日原告向本院起诉海天水务和伍智民间借贷纠纷，要求海天水务和伍智归还借款，后于2018年11月1日撤诉。原告认为，以上两笔共计130万元的借款应该由被告偿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3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00000元本金为基数，从第一次起诉之日即2016年5月1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另查明，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川刑终8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案外人费俊杰为海天水务总经理，第三人伍智于2012年11月2日与海天水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到该公司从事行政及后勤工作，海天水务的公章由办公室主任刘菲在管理，需要费俊杰总经理、邓放副总经理、张克俭法人代表任何一个人同意刘菲才能加盖公章。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伍智利用盖有海天水务印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借条、合同、收款收据等资料，以海天水务名义借款或收取工程保证金等944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定伍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盖或偷盖海天水务印章，冒用海天水务名义骗取上述资金用于自己挥霍的证据不足。认定伍智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判决伍智无罪。该刑事案件不涉及本案借款。四川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文件检验鉴定书即川公物鉴[2014]40082号对本案2013年10月20日《借条》和2013年10月23日《借条》上的公司印章是否为海天水务印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系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庭审中，原告陈述当时大家都说伍智是总经理费俊杰的助理。 再查明，庭审中，被告称2014年10月28日，伍智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供述，不存在海天水务向罗祝君借款，制作这两张借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从罗祝君那里骗点钱来用于帮费俊杰还款，给罗祝君出具两张《借据》是因为当时罗祝君提出要双重保险，公司不认就找我，我不认就找公司，当时我们就是去骗罗祝君的钱，也没有多问没有多想。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川刑终8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原判认定伍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盖或偷盖海天水务公司印章，冒用海天水务公司名义骗取赵怀军、刘浩、谢海云9**万元，将其中大部分用于自己挥霍的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伍智在侦查阶段后期和一、二审庭审中改变以前供述称其受费俊杰指使以海天水务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或融资供费俊杰支付赌债、购买跑车、国外旅游等高消费，没有骗盖、偷盖海天水务公司印章。”。对于案涉款项是否已经还清，被告认为，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案涉借款已经还清；原告认为，因原告与第三人伍智之间存在多笔个人借款，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仅是说明私人之间的借款已经还清，不包括案涉的海天水务的借款，并提交其与第三人伍智之间的交易流水予以证明。根据该交易流水显示，原告向伍智转款共计7242700元，2013年3月13日至2014年1月17日，原告向伍智转款共计5222700元，2014年1月17日之后至2014年3月19日，无原告向伍智转款记录，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伍智转款共计2020000元。2013年5月2日至2014年3月19日伍智向原告转款共计6114300元，2014年3月19日之后无伍智向原告转款的记录。以上流水包括原告主张的案涉两笔借款及原告所称按伍智要求与案外人的转款：2013年8月26日原告转杨沛127700元、2013年8月31日原告转万伟200000元、2013年11月16日熊建利转原告200000元、2013年11月16日原告转王建忠420000元、2013年12月16日原告转胡艳文100000元。庭审中，原告称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4月17日的6笔款项系冲抵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伍智与原告之间的个人借款，但具体冲抵哪一笔，原告无证据证明，无法明确。原告称其与第三人伍智之间还有多笔现金往来，但无证据证明。第三人伍智称，案涉两笔借款均未偿还。对于伍智向原告出具的两张《借据》的性质，原告与第三人伍智均认为该行为系伍智对海天水务两笔借款的担保，被告认为系伍智作为借款人出具。对于2013年10月20日《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为60万元的原因，第三人伍智称，因有10万元系原告现金交付，加上2013年10月21日的转账的50万元，因此金额为60万元。原告称，因该10万元系现金支付，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在诉讼中未主张该10万元借款。 原告罗祝君在2014年8月28日在峨眉山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你和伍智的资金往来主要是什么？答：我和伍智除了第一笔钱是借款之外，后来就是伍智说他是峨眉山海天水务的副总，喊我把钱拿给他去投资海天水务的更换机器设备、购买药品等生意，前期的钱他都是按时归还了的，也支付了我一定的利润，所以我和伍智之间就一直按照这种方式产生资金往来，结果在今年3月，伍智喊我投资钱去做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符溪二期工程的机械设备生意，之后我就转账加现金总共拿了170万元给伍智，后来我又转过一个24万元给伍智的账户，到事情爆发之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假的。问：最后一次你总共拿了多少钱给伍智？答：我总共拿了194万元给伍智。问：这笔钱伍智归还你没有？答：一分钱都没有归还我。 本院认为，对于2013年10月20日的借款，虽第三人伍智在庭审中称系合伙关系，罗祝君转款的50万元作为合伙资金，但第三人伍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该合伙关系不予认可。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二、案涉两笔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给被告，被告是否还应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焦点一，借款合同是否生效。首先，借条加盖的公章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借条不属于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故被告加盖公章时，该借条生效。其次，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公章系伍智私自加盖，则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原告在获得伍智交付的加盖有被告公章的借条时，其有理由相信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原告罗祝君提交的案涉两张《借条》具备合同的各要素，属于有效合同。 关于焦点二：案涉两笔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给被告，被告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加盖海天水务印章的两张《借条》与伍智出具的两张《借据》之间的关系。原告和第三人伍智称，伍智签署的两张《借据》分别是为同日的两张《借条》做担保，伍智系海天水务两笔借款的担保人，但两张《借据》上均分别注明了“担保人”和“借款人”的签名栏，伍智在借条上的签名均签署在了“借款人”一栏，因此，本院认为，无证据证明其是作为海天水务两笔借款的担保人签署的该两张《借据》，第三人伍智系两张《借据》的借款人。其次，2013年10月20日海天水务的《借条》与同日伍智向原告出具的《借据》所载明的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及利息、违约金支付标准均不相同，本院认为，2013年10月20日的《借条》和《借据》并非系为同一笔借款而出具，系被告海天水务和第三人伍智分别为自己的借款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应各自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根据2013年10月20日的《借条》的约定，原告应于2013年11月22日之前向该《借条》中约定的伍智账户转款1192000元，剩余款项2013年12月8日之前全部付清。但本院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与伍智的银行交易流水，2013年10月20日与2013年12月8日原告和伍智之间虽然有多笔款项往来，但并无与以上两笔款项吻合的交易流水，结合原告与第三人伍智认可的他们之间有多笔个人借款，因此，本院认为，2013年10月20日与2013年12月8日的资金往来流水系原告和伍智之间的个人借款行为，与海天水务无关，原告实际并未按2013年10月20日《借条》的约定向被告海天水务交付借款1490000元，被告对该笔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再次，2013年10月23日的《借条》与伍智同日出具的《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800000元相同，且根据原告提供的交易流水，2013年10月23日，原告向伍智账户转款800000元，与原告及第三人伍智的陈述相吻合，本院认定该笔借款实际交付，且被告海天水务与第三人伍智系共同借款人，均应对该80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与伍智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3年3月13日至2014年1月17日，原告向伍智转款共计5222700元，2014年1月17日之后至2014年3月19日，无原告向伍智转款记录，2014年3月20日至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伍智转款共计2020000元。2013年5月2日至2014年3月19日伍智向原告转款共计6114300元，2014年3月19日之后无伍智向原告转款的记录。该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2014年3月19日之前，原告向伍智转款5222700元，伍智向原告转款6114300元，伍智多转款891600元,2014年3月19日之后，原告向伍智转款2020000元，无伍智向原告转款记录。该流水与原告罗祝君在2014年8月28日在峨眉山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相吻合，2014年3月份之前的借款伍智全部归还，且支付了一定的利润，2014年3月之后的借款，伍智至今尚未归还。因此，本院认为，案涉2013年10月23日的800000元借款，伍智与被告海天水务已经偿还原告，双方的该笔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即使按照原告的主张，将2013年10月20日的《借条》和《借据》认定为同一笔借款，2013年10月21日转账的500000元为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根据以上交易流水，被告与第三人伍智也已经还清。综上，被告海天水务对案涉两笔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祝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840元，由原告罗祝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小兵 审 判 员  王 美 人民陪审员  何翠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晏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