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7民终3585号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霞，女，汉族，1965年4月18日生，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晓琳，河南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原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新飞大道与宏力大道交叉口。负责人：丰金彩，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梅、张灏博，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王玉霞因与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以下简称“金利支行”）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晓琳，上诉人金利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灏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霞上诉请求：1.依法将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的“按1500万元70%的比例赔偿原告王玉霞105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改判为“按1500万元为基数赔偿王玉霞及资金占用损失，支持王玉霞请求的月利率2%，自2014年6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依法将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案件受理费111800元，改判为由金利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张立在任金利支行（原新乡银行中原支行）行长期间从2011年开始，以内部资金运作为由对外揽储，储户依据借款合同有存、有取，且金利支行按约定的利率向储户支付利息。因出借前王玉霞向金利支行询问了借款的用途、如何使用、管理款项和如何保证出借人债权利益，得知款项确属银行使用和还款有保障才出借的。所以王玉霞没有过错，也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2.本案中金利支行存在明显过错。不是金利支行一个行搞“内部资金运作”，而是几个支行联合共同操作，由市行审批紧密合作配合。金利支行长期采用这种运作方式，是上下级行和其他支行员工共同完成的，王玉霞出借的款项，由行长亲笔写借据并加盖银行公章，借款每月付息全部是银行工作人员操作的，而不是张立个人。3.本案中的借据、借条虽然没有注明利率，但是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利率为2%，金利支行也以该约定实际支付给王玉霞利息，证明了这一利息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约定不明，人民法院也应当根据当事人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而非直接不予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利息标准。王玉霞和金利支行之间没有经营业务往来，不可能将自有资金无偿提供给银行使用。金利支行辩称，1.王玉霞出借款项时主观恶意明显，其对借款出借对象系张立个人是明知的，不存在其所述的已经尽到充分注意义务。金利支行提供的证据以及向法庭的陈述，可以看出王玉霞自2012年起就开始频繁参与张立的非法金融活动，并且作为新乡市牧野区宏胜预制构件厂法定代表人等四家公司的股东高管应当比一般人更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意识，以其执业经历可明确认知向外界借款，非银行的营业范围，本案借款行为是张立个人行为。2.金利支行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才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金利支行就没有向自然人借款的业务范围，那么张立冒用金利支行的名义对外借款的行为不是金利支行的经营行为，本案缺乏成立这个职务行为应具备的经营行为必要的条件。张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故意对外实施犯罪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其担任任何职务无关。金利支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单位管理义务，所以不存在过错。3.王玉霞提供的借据并没有约定利率，根据民间借贷若干意见第25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玉霞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支持。金利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请求驳回王玉霞的诉讼请求。3.王玉霞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王玉霞和张立之间的借款关系根本不成立，不存在履行了出借义务、存在财产损失的说法，金利支行更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巨中元司法鉴定结论已经将王玉霞申报的债权纳入到张立非吸违法所得之中，王玉霞申报的债权是包凯判决书中“包凯吸收资金涉及债权的金额8595万元”中的一笔。根据王玉霞提供的向云建华转款共计600万的转款凭证，包括2014年5月23日18时28分07秒的200万元转账查询单一份、2014年5月24日的200万元的个人汇款业务凭证一份、2014年5月24日的200万元的转账汇款电子银行回单一份，这三份转款凭证表明相关的款项并未转入金利支行的账户，也没有转入张立的账户，本次借款和金利支行无关，其中2014年5月23日18时28分07秒的200万元转账查询单上自记用途为还款，证明这三份转款凭证不是在履行600万元借款借据的出借义务。即便王玉霞履行了出借义务，于2016年12月15日新增的关于王玉霞10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王玉霞称2014年5月23日按照张立的指示将1000万元转入了尹自良的银行账户，借款期限一个月，因此，王玉霞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为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即2016年6月23日为最后期限。另外，由于张立已经死亡，不可能对其立案侦查，但在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已经查明，张立、包凯支付给王玉霞及其控制的账户款项已经高达29166120元，远远超过其主张的办案借款金额。即使王玉霞主张的本案款项成立，其与张立之间所有债权也已经消灭。2.一审程序存在严重错误，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张立与王玉霞之间的借款与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同一事实，应当通过刑事程序解决。张立从王玉霞处借款的行为与张立从王玉霞处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从行为主体以及行为本身来看是同一的，本案事实与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系同一事实，所涉款项属于张立违法所得，应当依法驳回王玉霞的起诉。针对王玉霞申报的债权，司法鉴定结论“鉴定该笔申报债权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1600万元”，已经将本案王玉霞申报的债权纳入到张立非吸违法所得之中，一审法院罔顾事实，继续审理此案是荒谬的。本案通过历次案件审理均已查明涉案法律关系为合同纠纷，且双方当事人都不认为本案系侵权纠纷，合议庭在此前提下再次行使释明权，王玉霞变更诉讼请求，将此案按侵权裁定，程序存在严重错误。3.一审法院判定法律关系错误，说理错误，张立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执行金利支行的工作任务，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应当驳回王玉霞的起诉。张立向王玉霞借款并约定高息，明显不是银行的常规个人借款业务，明显超越金利支行的经营范围，金利支行亦未对张立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条的行为进行授权，款项也未进入金利支行账户，与金利支行没有任何关联性。王玉霞无证据证明依约向张立出借了借款，即使其出借了借款，无法收回的后果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并非是张立执行金利支行工作任务而导致。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就涉案借款合同，张立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不具有借款的合意。”该陈述是符合案件基本事实的，张立的行为不能代表金利支行，但一审法院在论述侵权责任承担问题时又作出“张立实施侵权的行为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完成的”的陈述，前后说理矛盾，即使王玉霞存在损失，其损失事实也是因张立个人犯罪行为造成，与金利支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金利支行不应当依侵权法律关系向王玉霞承担赔偿责任。王玉霞出借款项时主观恶意明显，其对借款出借对象系张立个人是明知的，不存在其所述的已经尽到充分注意义务。金利支行提供的证据以及向法庭的陈述，可以看出王玉霞自2012年起就开始频繁参与张立的非法金融活动，并且作为新乡市牧野区宏胜预制构件厂法定代表人等四家公司的股东高管应当比一般人更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意识，以其执业经历可明确认知向外界借款，非银行的营业范围，本案借款行为是张立个人行为。金利支行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金利支行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管理责任，对张立的个人犯罪行为金利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4.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侵权法律关系基础上判决金利支行承担资金占用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处理本案时应当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依据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201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第七条之规定，不应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案系合同关系，张立的行为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已经以“张立身份不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为由，排除了《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的适用，且张立在本案中的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于法无据，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适用的前提，是相对人具有完全善意，而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玉霞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一审法院使用该法条进行裁判是错误的，判决金利支行承担赔偿70%的损失比例更是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侵权关系，在侵权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金利支行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错误。王玉霞辩称，1、金利支行上诉状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本案王玉霞和张立之间的借款关系根本不成立，不存在履行出借义务，存在财产损失的说法，上诉人更不应当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其理由如下：首先，一审程序认定事实错误，王玉霞案件的涉案借款已经被纳入张立、包凯非吸数额……。该诉称不成立。（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2018）豫07刑终字545号刑事裁定书被告人是包凯而不是张立，且反映出包凯对指控非吸的罪名及事实有异议，认定张立与包凯构成共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主、客观证据支持。王玉霞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上没有包凯的任何痕迹，不能证明该借款和包凯存在因果关系。张立已死亡，没有相关印证共同故意的言词证据，包凯对协助张立非吸的指控是否认的，该没有张立罪名的成立，就构不成张立与包凯的共同犯罪。张立早在2014年7月9日死亡，作为涉嫌共同犯罪的“主犯”张立已经不具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包凯无法构成共同犯罪，该判决书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张立与包凯系共同犯“非吸”罪的客观证据。判决书中所列出借人，并没有王玉霞向公安机关举报张立或包凯。该判决书相关认定证明张立以银行的名义向王玉霞借款，用途是内部资金运作需要。金利支行以自我推定的方式证明，认为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违法所得不能成立，包凯的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证明。本案中刑事责任主体与民事责任主体不相竞合，原中原支行与王玉霞之间有借款合同和借据，构成民事法律关系，而原中原支行报立的刑事案件，刑事责任主体及事实与王玉霞毫无关系。关于包凯案件中鉴定机构资格问题，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不具有非吸定性的资格，新乡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委托鉴定存在的问题，公安机关对新乡市政府已定性的决定无权变性。自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16日新乡市政府多次会议研究王玉霞案件的性质，论证意见允许加盖公章的涉案群众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王玉霞诉中原银行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经行政定性。张立、包凯案件无一债权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包凯案卷宗无债权人报案记录，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超委托范围鉴定债权人的出借金额均为非吸金额，属无效代理行为。鉴定结论认定的张立、包凯涉嫌非吸的资金去向，主要是转给李勇、李铮铮的转款凭证，却没有其还款的凭证，事实是李勇、李铮铮借的是银行的款，还款后银行又将款出借给其他企业、单位，这一切鉴定结论均未阐明，包凯的刑事案卷宗中也未提供。李勇的刑事判决书证明其并不欠原中原支行的款，而原中原支行却欠李勇1900余万元。因此，该鉴定结论依法应当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金利支行主张“本案王玉霞的债权不具备真实性，王玉霞与张立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更不存在履行出借义务、财产损失的说法。”该诉称不实，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王玉霞出借的款项是金利支行指定的转款账户，银行转款凭证、银行卡取款条、及借据足以证明。王玉霞依约履行完成自己的出借义务，金利支行收到借款出具借据并加盖银行公章，双方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已实际履行。金利支行要求出借人将款存入指定账户，户名虽不是银行，但其所指定的个人账户（银行卡）均由金利支行单位实际掌握、保管、使用，每月支付利息的操作人员是金利支行的工作人员。作为银行行长的张立以银行内部资金运作需要向王玉霞借款后，如何使用该借款与出借人毫无关系，出借人也不可能得知和控制其款项的使用，原中原支行与王玉霞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包凯的刑事案卷中金利支行提供的大量票据、表格等银行凭证，充分证明了金利支行向王玉霞支付过利息的事实。同时证明操作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是银行的全体工作人员，而非张立。王玉霞报案要求追究的是原中原支行全体员工共九人的刑事责任，这一情节更充分证明了张立是职务行为的事实。因此，收款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利支行实际收到并使用了王玉霞的钱款，按时付息的事实客观真实存在。其理由（三）“王玉霞即使曾履行了出借义务，于2016年12月15日新增的10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王玉霞及部分原新乡银行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于2014年9月1日一同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当时基层法院管辖标的是800万以下，而另外600万元王玉霞已在牧野法院立案，这1000万元依管辖只能到中院提起诉讼）中院对当时王玉霞及另15名共同原告的诉讼证据与原件核对后收案，后立案庭2名法官对王玉霞案件立案问题进行了专题解释，依新的管辖规定王玉霞的1000万元也应到基层法院立案。因此，王玉霞于2016年12月15日在原诉讼中新增10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本案不存在超诉讼时效的问题。2、上诉状称：“一审程序存在严重错误，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借款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张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起犯罪事实，本案应当通过刑事程序解决。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民事起诉。”该诉称不成立，理由同答辩一。3、金利支行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定法律关系错误，说理错误，张立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执行我行的工作任务，王玉霞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法院应当驳回王玉霞的起诉。王玉霞自2012年起通过频繁参与与张立非法金融活动，已经获取了高额的非法利益回报，其行为符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的情形，王玉霞的行为属于以放贷为业行违法行为。……。”该诉称无依据。王玉霞是金利支行多年的业务客户，张立以银行的名义向王玉霞揽储，要王玉霞帮忙完成任务提高业绩，金利支行没有证据证明王玉霞频繁参与张立非法金融活动，没有资格认定王玉霞是职业放贷人。金利支行称不存在任何过错，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管理责任，对张立的个人犯罪行为金利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理由不成立，且与金利支行在张立死亡后通知债权人到银行进行债权登记的行为背道而驰。2014年7月10日张立死亡后市行抽调专人，指定主要领导，安排专用办公室208室，通知、接待债权人、组织登记申报债权工作等，均表明与金利支行有关张立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张立揽储的对象大多是其同学好友（是特定人群，不是不特定公众），以真实的银行行长身份，以银行业务需要，开展银行业务活动为由揽储；谈借款业务在其行长办公室洽商，其借款用途是银行内部资金运作；在银行的营业场所内从事业务活动，理应看作是代表银行从事的职务活动；借据形式有合同、行长亲笔打收条并加盖银行公章。这就是张立个人借款和银行借款区别的重要特征，金利支行应对其印鉴和行长张立签字承担法律责任。金利支行要求出借人将款打入指定账户，户名虽不是银行，但其所指定的个人账户（银行卡）均由金利支行单位办公室实际掌握、保管、使用。每月支付利息的操作人员是金利支行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行长的司机。转款还是直接付现金额度超过5万元，按银行规定存、取款必须持卡人亲自办理并出示身份证件，若不是银行内部操作，数人、数额之大的利息转账、提现业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一事实说明，借款人就是金利支行，其借款用于银行业务，业务操作程序由银行工作人员集体完成，而非张立个人所为。金利支行对外借款用于内部资金运作，早已成为无需证明、众所周知的事实。吸收的资金用于银行扩展业务，目的是为银行创收，赢利，除支付利息外，主要用于上缴利润任务。没有证据证明这部分资金由张立本人非法占有。因此，张立行为属职务行为，造成王玉霞的财产损失，理应由其代表的银行承担偿还责任。若金利支行的工作人员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金利支行可以向其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王玉霞认为，只要金利支行单位的工作人员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则王玉霞出借活动的对方当事人便为金利支行，出借人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当然也应向金利支行主张权利，而不是向其内部工作人员个人主张权利，张立的职务行为后果应由金利支行承担。金利支行本应妥善履行职责与义务，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储户的权利，储户财产受到其内部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侵害，说明金利支行履行职责与义务不够充分，可推定其有过错，至少在对工作人员的选任、教育、管理、监督上有过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是法律和企业章程规定的企业法人的代表，王玉霞有正当的理由相信张立的行为是代表法人做出的，张立的权限范围究竟有多大，这是张立与法人之间通过内部章程约定的，外人很难知晓，也难以一一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条规定没有禁止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在进行经营业务的同时进行其他民事行为。张立代表金利支行进行的民事行为，完全具备职务行为全部特征，不能认定为超越其职务权限。因此，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和金利支行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四、上诉人称“本案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处理本案时应当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我国司法制度历来遵循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未有新法优于旧法的说法，特别优于一般法也是基于同时期的基本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而金利支行所指2014年颁布的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及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应优于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错误的。2014年颁布的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及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朔及以往的规定，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没有废止仍然适用，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属于特别法。因此，金利支行的观点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此案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金利支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玉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利支行赔偿损失1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6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2、诉讼费由金利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3日时任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行长的张立（已死亡）向王玉霞出具借款借据两张，分别载明：“今借王玉霞现金壹仟万元正，借款日期2014.5.23，到期日期2014.6.23”，“今借王玉霞现金陆佰万元正，借款日期2014.5，到期日期2014.6”，借款借据均由张立本人签字并加盖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的印章。王玉霞按照张立要求于2014年5月23日将1000万元转入尹自良账户，2014年5月23日至2014年5月24日分三次将600万元汇入云建华账户。借款到期后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于2014年6月16日还款100万元，下欠款1500万元经王玉霞多次催要至今未还。另查明，与张立相关的包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相关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涉案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无法得出鉴定结论，未将王玉霞申报的1500万债权确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再查明，2014年12月23日，经河南省银监局批复同意，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支行变更名称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2018年10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批复同意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元支行终止营业，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将中原银行新乡新元支行业务并入中原银行新乡金利支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应否驳回王玉霞的起诉；2、本案性质及金利支行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一、关于本案应否驳回王玉霞起诉的问题。金利支行关于驳回王玉霞起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包凯伪造金融票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以下简称包凯刑事案件）对张立、包凯以银行名义吸收公众存款非法获利的行为进行了定性，本案中王玉霞所诉由金利支行偿还借款的事实，与包凯刑事案件认定事实虽有关联，但不属于同一事实。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不是包凯刑事案件一案的当事人；在包凯刑事案件中王玉霞出借的款项依据河南巨中元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该笔款项未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认定；王玉霞诉请金利支行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是加盖了金利支行公章的借条，而非张立借款行为，引起案件事实的主体不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金利支行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经审理才能确定。故本案不应驳回王玉霞的诉讼，应经审理作出实体处理。二、关于本案性质及金利支行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一）关于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张立任支行行长期间向王玉霞出具的涉案借款借据，加盖有金利支行的印章，要求王玉霞将涉案款项转入指定账户，张立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发生涉案交易时张立是金利支行行长，金利支行属于法人分立机构，张立的身份不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及其代表行为的规定。从本案代理人身份、合同签章、银行转账等方面分析，涉案张立行为具有执行职务行为的外观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据此规定，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王玉霞借款是否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及张立超越职权时王玉霞是否为善意相对人，是评判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涉案交易中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向王玉霞借款，借款借据虽未约定利息，但王玉霞陈述实际收到超过月息2分的高息，属于银行非常规个人借款业务，明显超越金利支行的经营范围，金利支行亦未对张立签约行为进行明确授权，张立与王玉霞签订借款合同超越了其职权范围。由张立出具非银行规范格式的借款借据，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违背了社会通常认知，王玉霞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对张立具有代理权的信赖存有过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就涉案借款合同，张立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不具有借款的合意。（二）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和责任承担问题。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缺乏合同上的请求权基础，金利支行不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但是否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需全面分析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正确认定案件法律关系，合理权衡各方当事人权益予以评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法院（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张立在任新乡银行中原支行行长期间，以银行给企业承兑需保证金或给企业做过桥资金、揽储等理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息并吸收资金”，张立的行为是典型的不法行为，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具备欺诈故意，假借银行名义吸引资金，直接侵害了单个借贷案件中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本案中，张立向王玉霞出具了加盖有支行印章的借款借据，其目的是骗取信任非法吸收存款从中牟利，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张立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完成的，在王玉霞与张立办理借款业务期间，张立作为涉案支行行长，身份为负责人，办理借款手续时称银行揽储，使用的是其管理的支行印章，出具了借款借据，且依据包凯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涉案支行其他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金利支行辩称张立办理借款手续属个人犯罪行为而与其无关，缺乏事实依据。张立办理涉案借款手续时，涉案支行印章一直由支行管理，张立作为负责人有直接支配使用的权利，给张立实施侵权提供了直接机会，张立在涉案借款借据上加盖支行印章，加大了受害人对张立错误信任的可能性，是造成王玉霞损失的直接原因。金利支行疏于管理，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存在巨大漏洞，从而给张立实施侵权行为以可乘之机，存在重大过错，张立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金利支行应对王玉霞不能获得清偿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害人对侵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责任。”。王玉霞经他人介绍，为获取高息，对金利支行和金利支行原行长张立超越职权范围的事实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出借款项并将款项存入张立指定的他人账户而非银行账户，王玉霞也有过失，对造成的损失也有责任。对王玉霞不能清偿损失，酌定由金利支行承担70％，王玉霞承担30％。（三）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王玉霞诉请的1500万元，该款项未能收回，应认定为损失。关于王玉霞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王玉霞与金利支行之间不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双方未约定利息，王玉霞要求按照口头约定支付月息2分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资金占用亦存在损失，王玉霞损失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关于王玉霞起诉的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案由。本案王玉霞起诉的是借款合同关系，法院查明当事人之间为侵权法律关系，经释明，当事人同意按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审理，因此本案案由应为用人单位责任纠纷。综上所述，王玉霞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1500万元70％的比例赔偿王玉霞105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0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玉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金利支行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负担78260元，王玉霞负担3354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7）豫0711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立在任金利支行(原新乡银行中原支行)行长期间，以银行给企业办承兑需保证金或给企业做过桥资金、揽储等理由，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本案所涉借款借据，也系张立以金利支行行长的身份与王玉霞签订，张立为王玉霞出具的案涉借款借据，盖有金利支行的印章，所借款项均转入张立实际控制的账户，未转入单位账户。本案中张立向王玉霞借款的方式、使用的印章、资金的流向等均与生效刑事判决对其犯罪情节的认定相同，本案已涉嫌刑事犯罪，王玉霞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金利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再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玉霞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退还王玉霞；上诉人王玉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洁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