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905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危保年，男，197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良新，安徽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国柱，男，198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利利，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停，男，198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赛赛，安徽年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危保年、上诉人李国柱因与被上诉人王停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危保年上诉请求：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支持危保年对李国柱、王停的诉讼请求，并由李国柱、王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后期的中标以及合同签订并非依赖危保年的居间服务，合同的订立与危保年的居间活动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危保年居间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李国柱、王停应对所欠居间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如下：（一）、居间合同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居间合同成立过程：2018年年底，危保年结实王停，后于2019年3月份在饭局期间提及危保年获知汇通集团位于汽车饰件建设施工项目对外邀请招标，王停对此很有兴趣承接此工程，因王停无相关施工经验，故邀请李国柱参与此事，李国柱得知后也颇感兴趣。因此危保年与王停、李国柱商定：若危保年能促成李国柱、王停签订该项目施工合同，李国柱、王停承诺愿意从利润中分出50万元给危保年作为服务费。经危保年多次洽谈协商，最终促成李国柱、王停挂靠的安徽民盛建设工程公司与甲方签订了施工协议。（二）、居间事宜完成情况及居间费用支付情况。ｌ、根据庭审中危保年提交的手机内微信内容可以证实：1）、2019年3月12日危保年为李国柱、王停承接案涉工程提供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双方居间合同关系成立。2）、从2019年3月13日--3月18日和3月29日聊天内容可以证实：在王停的邀请下李国柱加入居间合同关系，作为共同承接案涉工程的委托人。3）、从2019年4月8日聊天内容可以证实：危保年促成了案涉工程的中标，危保年的居间义务履行完毕。4）、从2019年4月12日--4月13日的聊天内容可以证实：双方对居间报酬有约定，且委托人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向危保年履行了17万元的居间报酬。5）、从2019年7月15日-7月16日的聊天内容可证实：李国柱、王停明确承认还有剩余报酬未支付的事实。2、另根据庭审中危保年提交的电话录音内容可以证实：1）、李国柱、王停对居间费用为50万元是明确认可的。2）、李国柱已经向危保年履行了17万元居间费用，承认其还欠8万元居间费。3）、王停未履行其向危保年支付25万元居间费用的事实是认可的。综上所述：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记录可以证实：危保年与王停、李国柱对于居间服务达成合意，合同成立，且危保年居间合同义务履行完毕，王停与李国柱未能全面履行居间费用的合同义务。二、根据李国柱提出反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也可以证实危保年与李国柱、王停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1、反诉状第一段“反诉被告（危保年）向反诉原告（李国柱）宣传其美的高管可就位于汽车饰件施工项目撮合王停、李国柱实际施工，并声称朋友间免费帮忙”，由此可见，危保年向李国柱、王停提供了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2、第二段“但事实上危保年即非美的高管，也未促成其所承诺的事项…让反诉原告误以为项目所签订的合同是危保年撮合的，从李国柱处获得17万元费用。”由此可见：第一，危保年撮合了李国柱、王停签订案涉项目合同，提供了居间服务，虽然李国柱声称未促成，但事实上李国柱、王停挂靠民盛公司最终中标，可以证实危保年提供了居间服务；第二，李国柱向危保年支付17万元，是在该项目中标后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合同之后支付的，且根据聊天内容李国柱的回答已支付17万还欠8万。可以证实危保年与李国柱、王停之间对居间费用是有明确约定的，李国柱庭审中声称是王停的妹妹向其致电说难听话而付款的，显然不符合常理，李国柱的付款行为恰恰证明了双方对居间费用有明确的约定。三、危保年的各项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危保年与李国柱、王停之间的居间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危保年通过与汇通公司陈总洽谈、带领李国柱、王停与汇通公司多次沟通，及时取得项目信息告知李国柱、王停，最终李国柱、王停以明盛公司名义投标并中标，危保年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而李国柱、王停未能全面履行给付50万元居间费用的义务，仅仅由李国柱支付17万费用，余款未能及时付清的行为已经违反合同约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案涉的项目为两千多万的施工工程，危保年介绍李国柱、王停施工，李国柱、王停在庭审中声称为免费帮忙显然不合常理，在双方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中，李国柱、王停对居间费用的金额、支付的时间均作出多次确认和承诺，对每人25万元居间费用均没有异议。李国柱、王停仅以周转困难或以工程款尚未结清为由拖延支付，如双方不存在居间费用，正常人在被所要债务时定时明确的拒绝，在李国柱的反诉中，也明确自认了双方对之前的居间合同由约定。综上，李国柱、王停作为居间合同的共同委托人，在危保年促成了案涉项目的中标及后续施工，完成居间合同的义务情况下，仅仅履行了支付17万元的居间费用，未能支付剩余居间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危保年的诉请。 李国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危保年向李国柱返还17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17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借款利率自2019年4月13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剩余部分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借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由危保年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危保年就案涉工程履行了报告招投标的机会、时间等，并认为在此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居间活动费用，进而认定该情形下李国柱通过王停向其支付17万元系李国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应当予以改判。1、李国柱和危保年在项目中标以前并未形成居间服务法律关系。纵观危保年所举的所有证据材料可知，案涉项目是在2019年4月8日发布中标通知书，同时结合庭审过程中的质证环节可知，在2019年4月11日，危保年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中其自述系因案涉项目可能存在较高利润，所以才想从中收取好处，并向李国柱、王停索要所谓的费用。因此至少在2019年4月11日前，双方无任何居间服务法律关系的存在。同时，根据《合同法》第426条的规定可知，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该报酬约定应在促成合同成立前而非促成合同成立后。且结合《合同法》第424的规定可知，至少在居间事宜完成前，居间人应当与委托人就居间服务的事项、报酬进行明确具体的约定，而非事后意图索要。2、危保年并未就案涉工程向李国柱履行报告招投标的机会、时间等居间义务。首先，就案涉项目而言，李国柱之所以知道案涉项目是基于王停的告知，而非危保年的告知。其次，根据王停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可知，案涉项目是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并签订了相应的合同，这其中并无任何人从中撮合的情形。因此，不论从何角度而言，危保年即未向李国柱告知案涉项目，也并未从中撮合案涉项目，完全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案涉项目所涉合同的订立并未依赖于危保年的居间服务，但一方面又认为危保年就案涉项目提供了招投标的机会、时间等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应当予以驳回。3、李国柱向危保年支付的17万元不能用作危保年是否履行了居间义务的证明。首先、不论危保年的录音材料真实性是否存疑，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每当李国柱要就案涉争议费用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时候，危保年总是打断其述说，不让其就该费用的来龙去脉进行如实阐述，在危保年存在诱导性发问的情形下，其为何不敢让李国柱就该费用的来龙去脉进行如实阐述，其用心可想而知。因此，该材料事实上反映出危保年、李国柱、王停就案涉费用是存在较大争议的。但是李国柱之所以在该情形下还向其支付17万元，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危保年利诱王停，其当时自称其是美的现任高管，只要李国柱付了这个钱，他就向李国柱介绍美的业务（但事实上，其并非美的现任高管，也未向李国柱介绍过美的业务）；2、危保年利用其与王停的妹妹不正当婚外关系（在当时，李国柱并不知晓他们是不正当婚外情，因其二人一直以夫妻自称，李国柱一直以为该两人是合法婚姻关系），让王停的妹妹打电话给李国柱索要该费用，电话沟通过程中其语态及用词非常激烈，李国柱为避免伤害同学间的感情，也正是因为给李国柱打电话的是王停的妹妹，因此，李国柱经过综合考量之下，才暂时向王停支付了17万元，而不是直接向危保年支付，这也恰恰能反应出李国柱与危保年间就该款项是存在较大争议的，否则其完全可以一次性直接支付25万元给危保年，而非给王停。但该费用的支付并不能用作危保年是否履行了居间义务的证明。即使法庭依据李国柱向危保年支付了17万元，从而认定双方存在居间服务法律关系，李国柱所支付的17万元是居间服务费用，也应因危保年未履行相应的居间义务而应返还给李国柱，并赔偿李国柱因此遭受的损失。二、李国柱要求危保年返还该费用并非有违诚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确，应当予以改判。作为居间服务人，其首当其冲的主要义务就是要向委托方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约媒介服务，其履行义务必须遵循债法的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招标公司己明确出具相关情况说明，证明案涉项目并无他人从中撮合的情形下，可明确得知，危保年在这整个事件过程中是存在各种欺骗行为的，显然是危保年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非李国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李国柱向其转款17万元是事实，但在危保年首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危保年并未撮合案涉项目的情形下，李国柱向其支付17万也失去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双方间即使是存在居间服务法律关系，也应以危保年未履行相应义务，而当然负有向李国柱返还该17万元的义务。综上，根据《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可知，居间报酬的约定应当是在居间事宜完成前，双方就居间报酬、居间服务事项进行明确具体的约定，但是案涉项目并非危保年促成的情形下，李国柱向其支付17万也失去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应当返还李国柱17万元，并应当承担逾期利息损失赔偿责任。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王停二审辩称：1、危保年与王停之间从未达成居间合议，未协商过居间费用，实际是危保年以居间名义通过王停妹妹向李国柱、王停索要款项。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案涉工程是明盛公司通过正当招投标程序中标，危保年未提供过任何居间服务。从李国柱一审提交的协议可以看出，案涉工程不存在李国柱、王停挂靠公司施工的情况，不存在危保年所述的其作为居间人提供居间服务。其对李国柱的上诉无异议。 危保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居间服务费33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支付，以3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8日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李国柱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危保年偿还170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629元（暂以17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4月13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剩余部分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经审理查明：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汽车高端饰件建设施工项目对外招标。2019年4月8日，上述项目通过招投标程序由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在上述项目系通过公开招投标，在招投标过程中，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最低价中标，不存在他人居间撮合行为等。2019年4月12日，王停转账支付给危保年170000元，王停表示该款项系代李国柱支付的。 一审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涉案工程系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并签订合同，后期的中标以及合同签订并非依赖危保年的居间服务，合同的订立与危保年的居间活动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危保年要求李国柱和王停支付居间报酬33万元以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表明危保年履行了报告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招投标的机会、时间等，再此过程中需要花费一定的居间活动费用，李国柱通过王停支付给危保年17万元是李国柱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系李国柱对危保年服务的认可，现李国柱要求其返还，有违诚信，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危保年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国柱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387元，减半收取为3193.5元，诉前财产保全费2216元，合计5409.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危保年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76元，被告（反诉原告）李国柱负担。 二审中，危保年提供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危保年履行了居间义务，同时危保年、李国柱、王停对居间费用数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居间合同有效成立并生效，因李国柱、王停迟迟不履行剩余的合同义务产生纠纷。2、居间费用确定后李国柱已经支付17万居间费用，证明双方对居间合同成立及居间费用达成一致意见。 李国柱对危保年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证据一，微信聊天截屏编号1-59页，对其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材料为危保年单方、片面截取，不能反映出案件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国柱与王停在翻看危保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就曾看到在2019年4月11日时危保年在其微信聊天过程中自述系案涉项目中标后，因其自己觉得案涉项目可能存在较高利润，所以才想从中收取好处，并向李国柱、王停索要所谓的费用（危保年并未将该材料作为证据提交）。因此，该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其次，纵观该材料，不论其是否真实，往来谈话过程中多是危保年不了解情况，向王停询问，更甚者在第4页和第5页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停向危保年发送定位，询问危保年在哪个门。这恰恰反映出王停不是第一次去招标公司，而是危保年不知晓招标公司的具体位置，如若案涉项目真的像危保年所述，系由其介绍给王停和李国柱的话，其不可能不知道招标公司的位置，也不会发生还要王停提醒并询问其在哪个门。再者，该材料恰与王停一审时的述说是相吻合，并能反映出以下事实：危保年在其与王停妹妹的不正当婚外情关系中，为讨好其妹妹，自王停处得知有案涉项目后，主动提出帮忙看是否能够促成案涉项目，以增强彼此的信任。只不过是是在案涉项目中标后，自己觉得案涉项目可能存在较高利润，所以才想从中收取好处而已。否则，其不会连投标材料是谁制作都不知道，而谎称是由其和李国柱、王停共同制作。事实上，案涉项目的投标材料是由承包人沈宏金制作，与危保年、李国柱、王停无任何关系。证据二，转账记录，对其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招标人与投标人不允许通过串通投标的形式，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投标人也不允许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等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招投标行为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明盛公司是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了与业主单位签订合同的机会，不论案涉项目是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其均属于《招标投标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遵循《招标投标法》的基本原则。结合李国柱与王停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可知，事实上案涉项目也无人从中撮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承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向发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手段承揽工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认为承发包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禁行贿受贿、索承回扣、弄虚作假。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介绍工程收取工程‘介绍费’。等相关法律法规可知，即使是李国柱与危保年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合同，该居间服务合同也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虽然李国柱向危保年支付了17万元的费用，也应因双方间的居间合同无效而应返还给李国柱。 王停对危保年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聊天记录需要庭后向当事人核实，该记录只能显示危保年与王停就工程投标有过商议，不能反映危保年提供了居间服务，向王停提供了订立合同机会。投标是公平公正的，不存在危保年的居间服务。且该记录并没有双方关于危保年提供居间服务的相关协商，也未协商居间费用，双方并未达成过居间合意。其余同一审质证意见。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危保年与李国柱、王停之间是否成立居间合同关系？李国柱、王停能否向危保年支付居间服务费33万元？危保年能否向李国柱返还17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经庭审查明，位于汽车高端饰件建设施工项目系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招标。危保年仅就该公司招标的信息向王停提供，虽然危保年与王停曾前往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磋商，双方虽有媒介信息，项目投标商讨过，但危保年与李国柱、王停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也未就居间服务费用进行书面约定。危保年与王停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对费用确有提及，但双方对费用的具体数额没有明确约定，而危保年与李国柱的电话录音所述的50万元费用，仅系危保年单方提及，李国柱对50万元的居间费用并没有完全认可，只是说最近难度非常大，到处在借钱。危保年主张居间费用50万元系双方口头约定，李国柱、王停并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法》关于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招标人与投标人不允许通过串通投标的形式，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投标人也不允许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等规定。本案在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招投标行为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了与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机会，并非系危保年通过提供招标的信息最终获得中标，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非与危保年提供招标的信息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2019年12月8日，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就合肥汇通控股汽车高端饰件厂房建设项目工程而言，我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平公正通过公开招投标，并由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最低价中标。在招投标工程中不存在他人居间撮合行为，亦未受任何其他外来因素影响，……。”如果按照危保年所述，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系由其居间所为，使得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中标，则该合同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危保年上诉主张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工程项目中标系其居间促成，并诉请李国柱、王停支付居间服务费33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从危保年与王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有危保年向王停提供招标的信息存在，使得安徽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获取招投标信息的情况下，参与投标，最终以最低价中标。而李国柱通过王停向危保年支付17万元，应当系李国柱对危保年前期提供招投标信息的认可，亦系李国柱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李国柱上诉要求危保年退还17万元，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63元，由危保年负担6387元，李国柱负担187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政文 审判员  刘松柏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席 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