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民终1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康胜，男，1973年5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兴兰，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桂，男，1979年9月25日生，布依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莉，女，1982年4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兴义市，现住贵州省兴义市。上诉人杨康胜因与被上诉人周桂、姜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康胜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双方10万元的借款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016年1月8日，上诉人以现金形式向被上诉人周桂出借10万元。上诉人与周桂系朋友关系，因做饲料有生意上的往来，还帮周桂做过担保。周桂帮助上诉人的女儿成功从兴义一中转学到兴义八中，当周桂提出借款时，上诉人怀着感谢的心情就以不收利息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夫妇提供了借款。对于该笔借款，上诉人与妻子袁玲于2018年10月3日到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向被上诉人姜莉索要该笔借款，在双方对话过程中可以得知，被上诉人姜莉已认可上诉人已将该笔借款出借给被上诉人周桂，并对该笔借款予以认可（详见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上诉人提供该笔借款的时间比较长，记忆有所模糊，加之第一次参与庭审，自身较为紧张。本人也患有心脏病，在开庭过程中二被上诉人矢口否认该借款，想着自己好心把钱借给别人，别人却脸不红心不跳的否认，当时特别激动，导致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陈述借款时间及方式前后有出入，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改判确认上诉人于2016年1月8日借给被上诉人周桂、姜莉的10万元本金客观存在，从而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借款时，是以自有资金向被上诉人提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一审判决第2页倒数第四行错误认定“本金90万元及60万元的借款均是我用房屋抵押贷款出来的”。上诉人在诉状中从未作出如此表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核实。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上诉人平时就在做饲料生意。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出卖位于兴仁市黄金路流水沟砖混平方一间及地基给陈进、杨淑夫妇获款48万元；2016年8月28日上诉人在兴仁农商行尾号为4279的银行卡余额为106994.10元；2016年9月4日上诉人在兴仁农商行尾号为5145的银行卡余额为2625000元。上诉人的出借资金系自己的自有资金，上诉人并未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并非高利，完全符合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也认可了双方关于借贷利率的约定。双方在借款时已对利息做了明确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案的利息就应当按照约定计算。上诉人于2014年，曾向兴仁农商行贷款用于经营砂石厂，上诉人并未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2016年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系自己的自有资金（当时银行卡账户共有2,731,994.1元），且在上诉人起诉二被告时已经提前还清所有的银行贷款。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借款时，上诉人虽有银行贷款，但是贷款的用途是用于经营砂石厂，银行于2014年2月10日将该笔贷款发放至上诉人的账户后，上诉人就于2014年2月17日将该笔贷款转至砂石厂合伙人的账户中，以便砂石厂经营所需。因砂石厂一直处于盈利过程中，上诉人扣除向银行返还的贷款之外账户中仍有大额资金，截止至2016年9月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90万元借款时，上诉人账户中的资金已有两百多万元，上诉人完全有经济实力以自有资金向被上诉人提供所有借款。三、一审法院未审理查明杨康胜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损失，在未向上诉人释明需要提供贷款合同的前提下，直接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该案的利息计算标准，适用程序错误。一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3行认定“杨康胜请求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标准支付利息，不予支持，但其向银行贷款支付的利息部分不属于高利，可要求借款人支付。”首先，一审法院在确定该案的利息计算时，单方面认定上诉人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就认为系上诉人举证不能。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之前，按照民间借贷类案件的诉讼规则来说，未要求举证证明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上诉人也意料不到需要提交该类证据。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释明且未考虑到溯及力的问题就主观臆断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该案的利息计算标准，系程序错误，同时也导致案件事实查明不清。实际上杨康胜支付农商行的利率为年8.5975%，远大于一审判决的年4.75%。其次，上诉人的该笔贷款于2018年10月已向银行还款完毕，该案于2019年3月31日立案，于2019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没有任何银行贷款。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陈述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单纯的以为向被上诉人表现出自己资金紧张，急需返还银行贷款的情况后，被上诉人能赶紧向自己履行还款义务，符合客观常理。且开庭时最高人民法院还未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故该会议纪要的裁判思路及规则对上诉人不具有溯及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平、公正，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的规定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周桂二审答辩称，一、本案上诉人涉嫌“职业放贷”根据《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的条件规定，上诉人符合以下条件：（1）在同一年度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2）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支付又无证据佐证的；（3）作虚假陈述的。上诉人的具体行为有：2016年1月8日放贷以现金支付10万元（无证据佐证）；2016年9月4日放贷90万元，约定月利息为2.2%；2016年11月7日放贷60万元。这仅仅是针对同一借贷人，还有其他借贷人就不言而明了。二、上诉人主张的10万元放贷和利息的支付标准上诉人提出2016年1月8日向答辩人放贷的主张，在一审中，上诉人虽然作了很多虚假陈述，且自相矛盾，又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事实，不予认定。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只能证明其涉嫌“职业放贷”的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支付标准，按照职业放贷人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的借款合同（借条）属于无效合同，一审判决也认定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规定，无须支付利息。答辩人从2016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10月6日期间，共计向上诉人还款1,513,340元，根据相关规定，上诉人应当退还答辩人超出的13,340元。三、关于姜莉及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名、盖章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详述，在借条上姜莉的签名，是上诉人要求的，由答辩人代签，姜莉本人并不知情；在担保人处加盖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是答辩人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该行为没有经过公司决议，也没有得到公司授权。所以，借条上的签名及盖章完全是答辩人的个人行为，对于两笔借款（90万、60万）答辩人是承认的，并且是积极归还的。答辩人没有按照借条上规定的借款日期，而是提前积极还款。上诉人是采取各种手段无止境的催讨利息。综上所述，答辩人要求：请求将上诉人的放贷行为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并依法退还答辩人多归还的13,340元还款。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敬请二审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姜莉二审答辩称，一、本案上诉人涉嫌“职业放贷”根据《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的条件规定，上诉人符合以下条件：（1）在同一年度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2）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支付又无证据佐证的；（3）作虚假陈述的。上诉人的具体行为有：2016年1月8日放贷以现金支付10万元（无证据佐证）；2016年9月4日放贷90万元，约定月利息为2.2%；2016年11月7日放贷60万元。这仅仅是对同一借贷人，还有其他借贷人就不言而明了。二、上诉人主张的10万元放贷和利息的支付标准上诉人提出2016年1月8日向答辩人放贷的主张，在一审中，上诉人虽然作了很多虚假陈述，且自相矛盾，又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事实，不予认定。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只能证明其涉嫌“职业放贷”的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支付标准，按照职业放贷人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的借款合同（借条）属于无效合同，无须支付利息。三、答辩人对本案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答辩人有固定的职业，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完全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无须借贷。本案中的借贷是周桂的个人行为。该借贷的用途与家庭生活开支无关。其次，答辩人还查明，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对此借贷作担保，也没有收到这波借款。周桂的一切行为没有告诉答辩人，答辩人上班制度严格，无暇顾及周桂的行为，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渐渐没有共同语言，以至于2017年10月9日离婚。从离婚协议中可以看出，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没有盈利，周桂都是使用答辩人的信用卡。在一审中，周桂对上述事实给予认可。由此，一审法院以“借款用途是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生意周转，而周桂在该公司享有的股份在离婚时给了答辩人”而认定“答辩人与周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产经营”判决答辩人共同返还借款是错误的。四、上诉人以答辩人“同意”还款的录音作为证据是荒唐的，建议法庭不予采信上诉人与周桂发生的借贷行为，答辩人毫不知情。是后来接到起诉副本后，答辩人找到周桂才得知。答辩人离婚很久以后，上诉人跑到答辩人的单位纠缠，答辩人只有委婉的回答，目的是让上诉人有自知之明。然而上诉人并非善意，做好录音准备，目的是要将答辩人牵连一起。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荒唐的，不可信。五、上诉人对答辩人采取的保全措施是错误的，答辩人依法应当获得赔偿上诉人臆造事实，对答辩人进行虚假诉讼，无端保全答辩人财产，给答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要求二审人民法院酌情核算，判令上诉人给予赔偿。综上所述，上诉人涉嫌“职业放贷”，建议法庭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进行侦查；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要求按照相关规定不予支持；答辩人对本案的借贷不知情，不承担还款责任。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一、周桂归还上诉人本金150万元，归还超出本金的款项由上诉人退还周桂；二、姜莉不承担还款责任；对姜莉的保全不当给予赔偿；三、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四、驳回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切望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杨康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桂、姜莉共同偿还杨康胜借款本金899,860元；2．判令周桂、姜莉以借款本金899,86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本息偿清之日止；3．判令周桂、姜莉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桂与姜莉于2005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10月9日登记离婚。杨康胜与周桂因经营饲料生意而认识。2016年1月8日，杨康胜因子女转学需处理学籍到周桂位于兴义市的家中请其帮忙。当日，周桂作为借款人、姜莉作为担保人向杨康胜出具有《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康胜现金拾万元整（10万），该借款于2016年6月25日一次还清”。2016年9月4日，周桂以经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杨康胜借款，杨康胜向周桂的银行账户转账90万元。次日，周桂作为借款人向杨康胜出具一份《借条》，约定借款本金为90万元，其中7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2.2%，2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应支付利息共计19400元，付息时间为每月5日，若杨康胜急需资金周转，需提前45天告知周桂本人，以便作还款资金筹备，借款时间预定为18个月，即从2016年9月5日至2018年3月5日。该《借条》担保人处签有“姜莉”二字及捺印，担保公司处加盖有“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公章。2016年11月7日，周桂再次向杨康胜提出借款请求，杨康胜向周桂的银行账户转账60万元，次日，周桂作为借款人向杨康胜出具一份《借条》，约定借款本金为6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2%，每月应支付利息12000元，付息时间为每月8日，若杨康胜急需资金周转，需提前30天告知周桂本人，以便作还款资金筹备，借款时间预定为6个月，即从2016年11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该《借条》担保公司处亦加盖有“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前述借款后，从2016年10月11日起，周桂陆续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或案外人姜星星的银行账户向杨康胜转账支付款项如下：2016年10月11日支付19400元、2016年11月5日支付19400元、2016年12月6日支付31400元、2017年1月8日支付31400元、2017年2月18日支付31400元、2017年3月16日支付31400元、2017年4月15日支付31400元、2017年5月15日支付31400元、2017年6月15日支付31万元、2017年6月23日支付33140元、2017年7月6日支付20万元、2017年9月20日支付5万元、2017年10月27日支付2万元、2018年1月2日支付8万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5万元、2018年3月31日支付23万元、2018年4月1日支付8万元、2018年5月15日支付4万元、2018年5月18日支付16万元、2018年9月26日支付1万元、2018年9月27日支付9000元、2018年10月3日支付1万元、2018年10月6日支付4000元，共计支付了1513340元，此后未再支付。另查明，2017年10月9日，周桂与姜莉办理了离婚登记，二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名下共同财产作如下约定：1、位于兴义市人子女所有；2、兴义市马岭工业园区“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1.8股股份（该股份挂于股东李进名下），归女方所有；3、与陶伟、吴宽平、杜权仁合法成立有一家农副产品公司，在该公司中所享有的股份归女方所有；4、福特越野车一辆和雪佛兰轿车一辆归女方所有。对债权债务处理如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外债由周桂偿还，姜莉的信用卡周桂在三个月内必须还清，并归还姜莉，姜莉的工资卡在3个月内由周桂还清债务并解冻。后杨康胜于2018年11月7日电话联系姜莉催要借款，姜莉在电话中表示“很想还钱、但无能为力……只能卖房子还我自己的那一半”。再查明，2016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75%（年利率）。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并以交付款项作为借贷关系生效的实质要件，出借人应当就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关于杨康胜主张的第一笔借款本金1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杨康胜陈述因之前知道周桂需要资金周转，因此在2016年1月8日到周桂家之前从银行取有现金准备，并将现金带至周桂家中，当日收到周桂、姜莉出具的《借条》就以现金方式提供了本金10万元。然而杨康胜在本案庭审后提交的两张贵州农信银行取款客户回单（交易金额分别为50,000元、80,000元）中载明其取款交易时间均为2019年1月9日，也即《借条》产生之后，杨康胜提交的该证据与其陈述内容不能互相映证，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杨康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向周桂、姜莉交付了借款本金10万元，其诉讼主张周桂、姜莉返还该借款本金，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本金为90万元、60万元的两笔借款，周桂认可已经收到，且有杨康胜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佐证，予以确认。对于资金来源，杨康胜在开庭审理中自认用房屋抵押贷款所得。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规定，涉案民间借款行为应属无效，合同虽被认定无效，周桂向杨康胜借款属实，仍应返还实际取得的借款本金150万元（90万元＋60万元）。因高利转贷合同无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率也无效，杨康胜请求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不予以支持，但其向银行贷款支付的利息部分不属于高利，可要求借款人支付。本案中，杨康胜未举证证明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故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经计算，截至杨康胜起诉时即2019年2月26日，本金为90万元的借款利息为105,879元（90万元×年利率4.75%÷365天×904天），本金为60万元的借款利息为65,589元（60万元×年利率4.75%÷365天×840天），共计171,468元。周桂已支付的1,513,340元，扣减前述利息后的余款1,341,872元（1,513,340元-171,468元）作为归还本金处理，现尚欠本金158,128元，周桂应予返还，并继续按年利率4.75%支付利息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关于姜莉应否与周桂共同承担前述债务问题。首先，涉案借款实际产生于周桂、姜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本金为9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签有“姜莉”二字，姜莉对签字提出异议并申请笔迹、指纹鉴定获准许，由于检材中指纹模糊不具备鉴定条件且姜莉未能按期提交同时段签名笔迹样本导致鉴定不能，对此姜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尽管该签名在担保人位置，但可认定其对借款知情。其次，周桂分两次共向杨康胜借款150万元，该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周桂陈述其经营饲料生意，借款用于生意资金周转，根据杨康胜提交的证据，周桂与姜莉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均归姜莉，特别是周桂用以经营饲料生意的贵州创新思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及农副产品公司，对此可判定周桂的前述借款用于与姜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产经营。再次，从2018年11月7日杨康胜与姜莉的电话录音来看，虽然此时姜莉与周桂已办理离婚登记，但姜莉对周桂向杨康胜所借款项未持异议，并表示愿意出售房屋用于还借款，亦可判定案涉借款系基于周桂、姜莉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可认定涉案借款系周桂、姜莉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应共同承担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义务。周桂庭后提交了账户明细及《关于姜莉车子抵押贷款说明》，不能达到证明姜莉不承担返还涉案借款本金的目的，故对周桂逾期提交的前述证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向周桂、姜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康胜借款本金158,128元，并从2019年2月27日起以未返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算支付利息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杨康胜的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11,939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2,798元，减半收取6,399元，两次保全申请费5,540元），由周桂、姜莉负担2,097元，由杨康胜负担9,842元。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杨康胜举证如下：1、录音资料。拟证明被上诉人姜莉已认可上诉人已将10万元借款出借给被上诉人周桂，并承认返还该笔借款的事实（上诉人补充说明：录音证据形成于2018年12月3日。原始载体是杨康胜使用的手机，录音一方是杨康胜本人及其妻子，另一方是姜莉，是当面谈话，不是手机通话录音）。被上诉人周桂质证意见为：仅凭该录音，无法判定该录音的真实性，更无法证明借条中的10万元是否真实产生。被上诉人姜莉质证意见为：该录音是否真实，我不清楚，坚持民事答辩状的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属间接证据，形成于2018年12月3日，且被上诉人姜莉不认可其真实性，故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2、《房屋出售协议》、账户交易明细；兴仁农商行尾号为05145的银行流水记录、兴仁农商行尾号为XXXX的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1）2015年4月21日上诉人出卖自有房屋及地基获利48万元；（2）2016年8月28日上诉人在兴仁农商行尾号为XXXX的银行卡余额为106,994.10元；（3）2016年8月31日上诉人在兴仁农商行尾号为XXXX的银行卡余额为2,637,961元。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出借的资金是以自有资金出借。被上诉人周桂质证意见为：对《房屋出售协议》证据真实性，我无法判定，银行流水记录，我方认为上诉人在此之前就有贷款，不能确定上诉人是以自由资金进行的出借。被上诉人姜莉质证意见为：我没有参与整个借款过程，因此我无法判断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请人民法院予以核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个人借款合同》、贷款还款凭证、借款借据、转款凭据。拟证明：（1）上诉人于2014年向兴仁农商行贷款是用于经营砂石厂，并且该款在银行放贷后，上诉人于2014年2月17日就将该笔贷款转至砂石厂合伙人田茂泽的账户中，出借给二被上诉人的借款并非来自该笔贷款。（2）上诉人每月归还该笔贷款是以年利率8.5975%支付利息，远大于一审判决的年4.75%。被上诉人周桂质证意见为：该贷款是否来自于经营砂石厂，我无法判断，既然是合伙，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不能仅凭转款记录证明该款是用于经营砂石厂。被上诉人姜莉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我无法判断是否用于经营砂石，请人民法院依法核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一审法院认为杨康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周桂交付了借款本金10万元是否错误；二、上诉人杨康胜主张案涉借款源于其自有资金而非套取信贷资金转贷，进而主张一审认定合同无效错误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杨康胜主张出借的款项分别为2016年1月8日《借条》载明的10万元、2016年9月5日《借条》载明的90万元以及2016年11月8日《借条》载明的60万元，其中90万元及60万元均有银行转账凭证，唯独10万元没有交付凭据。虽然上诉人杨康胜一审陈述提前从银行取款准备现金，并主张“打条子的时候同时拿现金给他”，但其举证取款的时间在《借条》产生之后，明显矛盾。即便结合杨康胜二审所举的证据情况来看，其银行流水表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8日期间均无相近或较大数额的取款，形成于2018年12月3日的录音证据真实性存疑，且录音本身并不涉及当事人周桂。因此，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为杨康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周桂交付了借款本金1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因此，人民法院应当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杨康胜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表明，在其出借资金给被上诉人前，其尾号为“XXXX”银行账户2016年8月31日的余额为2,637,961.09元，远远大于案涉借款资金，而其2014年2月向金额机构借款1,500,000元用途为经营砂石厂，其收到该笔金额机构借款1,500,000元后已于2014年2月全部转至案外人田茂泽的账户，且该笔借款杨康胜已提前清偿完毕。同时，虽然杨康胜一审中陈述出借资金源于用房屋抵押贷款所得，但其二审中明确表示“我陈述的不是事实，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这种陈述方式把借款追讨回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之规定，本院认为，从其二审提交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杨康胜主张案涉借款源于其自有资金而非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属高利转贷而无效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案涉民间借贷合同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二审均认可一审法院查明已偿付的1,513,340元，即“2016年10月11日支付19,400元、2016年11月5日支付19,400元、2016年12月6日支付31,400元、2017年1月8日支付31,400元、2017年2月18日支付31,400元、2017年3月16日支付31,400元、2017年4月15日支付31,400元、2017年5月15日支付31,400元、2017年6月15日支付310,000元、2017年6月23日支付33,140元、2017年7月6日支付200,000元、2017年9月20日支付50,000元、2017年10月27日支付20,000元、2018年1月2日支付80,000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50,000元、2018年3月31日支付230,000元、2018年4月1日支付80,000元、2018年5月15日支付40,000元、2018年5月18日支付160,000元、2018年9月26日支付10,000元、2018年9月27日支付9,000元、2018年10月3日支付10,000元、2018年10月6日支付4,000元，共计1,513,34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已偿付双方当事人并未明确系偿付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按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规定，已支付款项依法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进行抵充。同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19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并于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但该结合“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一审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故不能以该“民间借贷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故本院按照“民间借贷规定”公布前的裁判尺度及依据对被上诉人已偿付的款项作如下分段计算依法进行抵充如下：第一段为截止至2017年6月15日利息合计267,740元，即：“1、以7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2%进行计算，2016年9月5日至2017年6月15日，利息为143,663元（700,000元×2.2%×9个月+700,000元×2.2%×12个月÷365天×10天）；2、以2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2016年9月5日2017年6月15日，利息为37,315元（200,000元×2%×9个月+200,000元×2%×12个月÷365天×10天）；3、以6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2016年11月8日至至2017年6月15日，利息为86,762元（600,000元×2%×7个月+600,000元×2%×12个月÷365天×7天）。利息合计267,740元”。因截止至2017年6月15日，被上诉人已支付537,200元。故被上诉人截止至2017年6月15日所支付的537,200元已经超过应支付的利息数额，超额支付的269,460元（537,200元－267,740元）应当用于抵充本金，抵充后的本金数额为1,230,540元（1,500,000元－269,460元）。第二段从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7月6日，应当以尚欠本金1,230,54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因当事人并未明确具体抵充哪一笔本金，故本院按照比例折算后分别计算利息，因700,000元÷1,500,000元×100%=47%，故利息分别为：1、1,230,540元×47%×2.2%×12个月÷365天×20天=8,366元，2、1,230,540元×53%×2%×12个月÷365天×20天=8,577元，合计16,943元。被上诉人从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7月6日所支付的233,140元已经超过应支付的利息数额，超额支付的216,197元（233,140元－16,943元）应当用于抵充本金，抵充后的本金数额为1,014,343元（1,230,540元－216,197元）。第三段从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4月1日，应当以尚欠本金1,014,343元为基数分别计算利息，本院按照比例折算后分别计算利息，即：1、1,014,343元×47%×2.2%×8个月+1,014,343元×47%×2.2%×12个月÷365天×25天=92,527元，2、1,014,343元×53%×2%×8个月+1,014,343元×53%×2%×12个月÷365天×25天=94,853元，合计187,381元。被上诉人从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3月31日所支付的510,000元已经超过应支付的利息数额，超额支付的322,620元（510,000元－187,380元）应当用于抵充本金，抵充后的本金数额为691,723元（1,014,343元－322,620元）。第四段因上诉人杨康胜在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表示计息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并明确诉请从2019年2月15日起计算支付利息，故应从2018年4月2日起计算至2019年2月14日，应当以尚欠本金691,723元为基数分别计算利息，本院按照比例折算后分别计算利息，即：1、691,723元×47%×2.2%×10个月+691,723元×47%×2.2%×12个月÷365天×12天=74,346元，2、691,723元×53%×2%×10个月+691,723元×53%×2%×12个月÷365天×12天=76,216元，合计150,562元。被上诉人从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2月14日支付的233,000元已经超过应支付的利息数额，超额支付的82,438元（233,000元－150,562元）应当用于抵充本金，抵充后的本金数额为609,285元（691,723元－82,438元）。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杨康胜主张的尚欠借款本金，本院依法抵充后确认为609,285元。对于上诉人杨康胜主张的利息，本院以本金609,285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予以支持。最后，周桂、姜莉对本案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对其答辩请求依法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杨康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二、限周桂、姜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杨康胜借款本金609,285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609,285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杨康胜的其余上诉请求及其余一审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39元，由周桂、姜莉共同负担8,084元，由杨康胜负担3,8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798元，由周桂、姜莉共同负担8,664元，由杨康胜负担4,1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鹏审判员 杨 林审判员 张基柱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向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