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703民初1524号 原告:李素亭，女，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冉，女，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广誉远路**。 法定代表人：张斌，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雯雯，女，199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 被告：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江胡同**。 法定代表人:张斌，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女，1990年4月9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 被告：段勇山，男，197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住太原市小店区/div> 被告：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办公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立人科技园****/div> 法定代表人：张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明哲，男，199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立人科技园****iv> 法定代表人：郭家学，系公司董事长。 原告李素亭与被告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段勇山、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原告李素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五被告按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原告持有的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连锁有限公司（原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股份。2、请求依法判决五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暂计92万元人民币（按年18%，自2014年10月23日暂计至2020年6月22日共5年8个月并扣除已付10万，实际补偿数额计算至股权回购款付清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1日，原告与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现用名: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编号023的《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原告投资100万元入股，认购股份为8.333万股，认购股份占公司变更后股份总额的1.11%。第二,如果公司未实现《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2015年、2016年、2017年的预期收益承诺(2015年预期净利润1200万元，每股价值14.8元2016年预期净利润2000万元，每股价值24.64元，2017年净利润3200万，每股价值39.36元)，原告有权根据该《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三条提出股权转让，公司承诺原股东按原告实际出资额回购乙方股权，同时按年回报18%（按会计年份标准)对原告予以补偿。对于该股权回购并予以补偿的承诺，2016年3月15日，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的三位原始股东即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段勇山另行共同出具《担保函》，对《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三条关于回购股权和补偿进行担保，明确其承担保证责任。实际履行情况是原告于2014年10月22日支付入股款100万元，并收到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盖章的《收据》一张，2015年3月24日收到该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2015年4月2日该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做出了有关增资扩股的《章程修正案》并随后变更了工商登记。原告履行完出资义务后，持有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股份达5年多，但该公司从未实现过其承诺的预期收益，更是分文未向原告分红，因此原告认为根据约定有权要求被告履行股份回购和补偿义务。2019年11月27日，原告作为股东代表和其他增资入股的股东与被告于太原市三桥街山西广誉远国医馆会议室召开了针对股份回购及补偿的会议，后通过微信工作群记载了相关情况，被告对此次协商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内容均予确认，其中详细记载被告四、被告五也承诺保证将按照原约定收购股权并做出补偿，承诺先行支付2015-2019年度增资股东的部分补偿，再于2020年6月1日支付剩余股份转让和剩余补偿。2020年1月17日被告(具体指被告五)通过微信形式再次向原告承诺安排股份转让款的支付，随后2020年1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安排的西安东盛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代被告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万元整，之后便一直未收到剩余转让款和补偿款。综上，为积极主张权利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起诉，望贵院判如所请，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辩称：一、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其《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合同的当事人，原告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滥用诉权。甲方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与乙方李素亭（本案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李素亭出资100万元，认购甲方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8.3333万股股份，每股价值12元，认购股份占公司变更后股份总额的1.11%”。同日，甲方为保证乙方的投资利益又与乙方李素亭签订了《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2017年底置换上市公司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并要求上市公司保证价格不低于每股收益市盈率的8倍）、第三条（约定如果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预期收益未实现，且乙方提出股权转让的话，甲方承诺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原始股东按乙方实际出资额回购乙方股权，同时按照年回报率的18%对乙方予以额外补偿)属于为合同之外的第三方附加义务，未经第三方同意处分其权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没有取得第三方书面追认的情况下应属于无效约定。直至现在，答辩人并未就上述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内容作出任何书面追认,应属无效约定条款，原告起诉答辩人承担回购股权和支付补偿金责任，属于错列被告，滥用诉权。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实质是“明为投资，实为借贷”。首先，从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为期三年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到2017年底，无论甲方是否实现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预期收益目标，乙方均可以收回投资本金100万元并获取一定的利益，即如实现预期收益目标，甲方要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为乙方进行上市公司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置换，并要求上市公司保证价格不低于每股收益市盈率的8倍；如未实现预期收益目标，则甲方要让其原始股东进行回购并承担年回报率18%的补偿，该等约定违反了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定，其早已不是“估值调整”，而是为了在短期获取“固定高额收益”；其次，乙方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任何投资的风险责任，不论企业盈亏均按期收取与企业经营情况无任何关联的固定收益，其实质就是借贷，而非投资；故，乙方“投资”的100万元应属于“明为投资，实为借贷”。三、答辩人从未出具过名为答辩人盖章的《担保函》，且《担保函》内容约定无效。首先，根据答辩人公司用印部门用印申请单存留显示，《担保函》从未申请过用印盖章，答辩人也从未对《担保函》进行过盖章。其次，答辩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被告四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股票代码:600771，持股96.03%），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可知，法定代表人尽管可以一般地代表公司对外从事行为，但对于担保行为，因涉及公司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基础和来源，即未经公司决议程序擅自对外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50条规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因法律一经公布，推定所有人都应当知晓并遵守，故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未经公司决议程序擅自对外提供担保的，意味着构成越权代表，也意味着债权人不是善意的。到目前为止，答辩人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决议机关从未就上述《担保函》内容提交讨论或进行授权，故该《担保函》无效。四、答辩人从未参加过任何有关原告“股份回购及补偿”的会议、微信工作群，且从未就相关协商达成的结果进行追认；从未向原告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向原告代付过任何费用。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股权回购和补偿金支付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 被告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争议焦点《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担保函》的性质为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根据原告起诉状及原告提交证据可知，本案原告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被告一承担保证责任，其依据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名为增资，实为借贷。1、《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约定，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原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堂”）向原告承诺2015年-2017年应当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1200万元、2000万元、3200万元。如国药堂无法实现上述净利润承诺，则原告有权全额收回实际出资并享受年回报不低于18%的收益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是根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内容可知，原告要求国药堂保证其实际出资额不发生任何损失，且要求其每年的出资回报不得低于18%，该出资方式及权责承担方式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责的规定不符。原告如今向法院提起诉请，要求“保本付息”收回“实缴出资”，即证明其向国药堂投资的目的并非是取得国药堂的股权、参与国药堂经营管理、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而仅仅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因此可知，原告与国药堂所签署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并非股权出资协议，而是借款协议，即原告向国药堂出借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年利率18%，借款期间自实际出借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2、根据国药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持有的股权数额为8.33万元人民币，并非原告向国药堂支付的100万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100万元回购8.33万元股权的诉请客观上无法履行，同时也进步证明了，原告向国药堂支付的100万元实际为借款，并非股权投资。3、根据原告提交的《担保函》可知，《担保函》的内容是被告一作为国药堂的原始股东，承诺按照《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三条内容（按原告的实际出资额收购股权并支付其每年18%的回报收益)承担担保责任。因此，《担保函》的实质是对原告出借的100万元借款及18%年息承担保证责任。对此，原告起诉状中也进行了确认。二、答辩人未参与《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签署、《担保函》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担保函》内容未经答辩人公司法定程序表决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因此应当判定《担保函》无效。1、本案原告提起诉求的依据是《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三条，然而该协议的签署方是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与原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内容不对答辩人生效。2、答辩人在接到本案起诉材料后，第一时间查询了本公司的印章使用登记材料，并未发现关于《担保函》的任何用印申请、用印签批文件及用印记录，因此答辩人对《担保函》毫不知情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担保函》中的担保内容未依法经答辩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审批通过，故《担保函》的内容并非答辩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原告并非善意相对人，《担保函》应当被认定为无效。（1）答辩人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并进行公开信息披露。《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必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及时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截止信息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比照上述规定执行。”答辩人系本案被告二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持股66.67%的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系本案被告四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71）持股96.03%的控股子公司，因此，答辩人系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依据法律及上市公司管理规范的规定，答辩人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本案《担保函》的内容既未经答辩人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亦未进行对外披露，由此可知：该担保承诺并非答辩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对该担保行为毫不知情且未进行任何追认。该《担保函》内容不仅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第三人（答辩人债权人及股东）利益，且损害社会公共（上市公司广大投资者)利益，因此应当被依法认定为无效。（2）本案原告明知《担保函》内容未经答辩人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且明知《担保函》内容未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故本案原告不是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函》对答辩人不发生效力。公司对外担保需经内部权力机构决策是由《公司法》明文规定，根据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所有人明知及不知法律不免责的法理,公司担保的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负有必要形式审查义务，否则不构成善意相对人。且要求担保人提供该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或查询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该等注意义务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本案原告不应被推定为善意相对人，其明知《担保函》出具的程序不合法且《担保函》未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最高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1、相对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行了审查，且有关决议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第16条、第104条、第121条等法律规定的，应认定担保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0条、第49条规定，对相对人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应予支持；2、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对人依据前款规定进行形式审查的，应当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3、依法不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或者公司不予追认的，应认定该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3日）:“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明知该担保行为未经公司决议的,或者能够认定相对人和行为人利用担保合同向公司转嫁商业风险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由此可知，司法不能仅仅保护债权人，而忽视保证人股东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保护公司担保相对人交易安全的前提应当是:该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本案原告明知《担保函》内容未经答辩人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且未经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因此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担保函》不对答辩人生效，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保证无效的不利后果。三、本案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义务,因此《担保函》中答辩人的保证责任已然消灭。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二十六条之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第三条可知，国药堂未实现其承诺的2015-2017的净利润目标是原告宣告债权本息到期的条件。据原告的起诉状可知，国药堂“从未实现过其承诺的预期收益”。假设该说辞为真，那么暂不考虑《担保函》是否真实有效，原告的说辞恰恰证明《担保函》出具时（2016年3月15日）已经可以确认国药堂无法实现利润目标了，也就是说，《担保函》出具的基础是各方已确认原告债权的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1日，又因《担保函》未对保证期间作出约定或单方承诺，因此《担保函》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即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在上述期限内，答辩人从未收到过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任何信息，因此，即便《担保函》为真且合法有效，由于原告怠于行使权利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故答辩人的保证责任免除。四、原告证据链不完整，且提交的部分证据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并没有因此对本案项下的保证责任形成任何形式的追认。1、虽然答辩人在假设原告陈述及证据无虚假的前提下进行了前述答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原告的证据链并不完整：即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已然成就。2、原告提交的微信群记录截图及转账记录，均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微信记录中作出承诺的郭家学并非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且原告未举证证明郭家学持有代表答辩人作出有效承诺的合法授权。同时答辩人从未基于本案争议采取过任何形式的付款或委托付款行为。因此原告证据并不能证明答辩人公司对无效的《担保函》有过任何形式的追认。因此，答辩人的保证责任并未合法设立并生效，无需依据《担保函》向原告承担任何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请所依据的《担保函》无效且《担保函》所约定的保证期间早已超期，故答辩人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首先，答辩人从未签署过原告李素亭起诉状中提及的《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以及《担保函》，且就本案所涉及其他事宜，也从未签署过任何合同、作出任何“受让原告李素亭在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股份以及按照《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对其进行补偿”的承诺以及保证。其次，答辩人从未向原告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向原告代付过任何费用”。因此，就本案所诉事宜，答辩人与本案原告以及其余四被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以及其他法律关系，也未作出任何承诺以及保证。故，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郭家学无权代表答辩人对原告作出承诺，其代表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承诺无效。首先，答辩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答辩人应依法履行披露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义务。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备案信息可知，郭家学既不担任答辩人公司董事、监事职务，也不是答辩人的企业高级管理人，无任何让原告产生“郭家学无需授权也可以代表答辩人作出承诺保证”误解的权利外观，因此，郭家学无权在无任何书面授权手续的情况下，代表答辩人作出任何承诺与保证。其次，答辩人从未就本案所涉“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股东股权回购以及补偿”事宜向郭家学出具过书面授权委托书，也未通过盖章确认、代为履行义务等形式作出任何追认或承认行为。因此，在无答辩人事前书面授权、事后书面追认的情况下，聊天记录中任何一方作出的任何承诺或保证均与答辩人无关，未依法对答辩人产生任何法律效力。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股权回购和补偿金支付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如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将会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导向，导致金融秩序混乱，不利于投资安全、交易安全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最终使国家司法公信力受损。请贵院依法裁判，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段勇山辩称：李素亭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和解解决，答辩意见及理由如下:一、李素亭与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就诉讼请求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已协议处理，李素亭对诉讼请求已经做出处分，其诉讼请求已经得到解决。2020年10月11日，在“山西广誉远股东群（32）”，李素亭称：经与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家学会见，“广誉远”提出解决方案:“1、重新和各位股东签订《补充协议》，以新协议为执行的依据；2、2020年12月31日前，签订协议的股东全额退还投资款；3、2021年6月30日前，签订协议的股东按照年化5%返还投资补偿金(以五年计算，100万投资款返还25万补偿款，其余投资金额类推)”，李素亭声明对此方案已经了解并同意依照此方案执行，即李素亭与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就诉讼请求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已协议处理，李素亭对诉讼请求已经做出处分，其诉讼请求已经通过协议协商得到解决，故请依法驳回李素亭的诉讼请求。二、因答辩人财务困难，即使应当回购，根据公司法及实际情况，也应当由资金实力雄厚的股东北京广誉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回购，而非答辩人。答辩人依法提出上述答辩意见，请贵院依法判决，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 被告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其作为本案被告身份并不适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并非相关合同签约方，无需承担合同义务。被答辩人依据《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及《担保函》提出多回购其持有的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股份并进行补偿的诉讼请求，但据被答辩人提交的材料可知，答辩人并非相关协议的签约方。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及《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答辩人并非相关合同的当事人，与被答辩人并无相关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不应将答辩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答辩人无需对被答辩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且非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对答辩人产生约束力。（一)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不应被采纳。被答辩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性质属于电子数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可知，电子数据应满足合法形成、完整保存并且真实可靠等要求。本案中，被答辩人所提交的电子数据为截图后复印的版本，即便有手机可显示群聊天内容，亦无法证明其在保存、传输、提取过程中是否经过篡改、删减等行为，因此并不能保证其内容真实可靠，无法满足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二、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合法生效的合同，对答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显示，该聊天记录的内容本质是参会各方达成的关于是否回购股权以及如何回购股权的交流意向，而非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3条的规定，如需订立合同，参会各方应根据真实意思表示发出要约、作出承诺；根据《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因此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郭家学的聊天记录并不构成要约，同时微信聊天记录整体不构成合法有效的合同，理由如下:1、聊天记录第一条中，“东盛集团与广誉远(上市公司）及段勇山此前对……28位股东做出保证有效，承诺受让增资股东的股份”的内容并不属实，被答辩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此前”存在过答辩人及“广誉远（上市公司）”的相关保证，也未明确表示股权转让的履行方式及履行期限等，不满足《合同法》规定的要约内容具体确定的要求，不属于要约。2、聊天记录第二条中，被答辩人敦促段勇山与答辩人“达成共识，在2019年12月10日前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中的“协议”并不存在，被答辩人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此“协议”存在且有效，关于“协议”的内容也未明确表述，因此该条同样不构成要约或承诺。3、聊天记录第三条中明确由郭家学与段勇山承诺受让相关股份并支付补偿，该条款中的承诺人与义务人均与聊天记录的其他描述存在矛盾。此处承诺方及义务履行方为郭家学与段勇山两个自然人，而该聊天记录的其他内容中，郭家学以“上市公司掌门人”身份参与微信会议、段勇山以“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参与微信会议，而第一条中承诺方又表述为东盛集团及广誉远(上市公司)，由此可见，该份聊天记录中列明的“协议”当事人存在上下文矛盾，因此不构成合法有效的要约。综上，如不考虑聊天记录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单就聊天记录内容而言，它属于一份当事人/要约方无法确定、履行方式不明的记录，不具备构成要约及承诺意思表示的法定特征。因此，该聊天记录仅为单纯的会议总结或洽谈意向，而各方事后亦未据此达成过任何书面协议，故有关聊天记录内容的合同并未成立，聊天内容无法律效力。此外，答辩人并未基于《增资扩股协议》、《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的“增资”或“借款”行为中获取任何利益，答辩人并非相关资金的实际使用方,同时答辩人与实际资金使用方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并无任何控参股关系，因此，聊天记录的内容是单方承债而不是双方互负权利义务。如果此种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单方面承债协议仅通过一份语焉不详的聊天记录即可达成，那么试问，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安全性、稳定性及合法合规性如何确保？答辩人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通过微信聊天草率进行债务转让或担保，是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及立法精神的，因此微信聊天不应被认定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或承诺，且不应依法对答辩人具有约束力。三、答辩人并未做出过追认聊天记录内容合法有效的行为。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答辩人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书面盖章确认或追认,同时被答辩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其收到的相关款项是答辩人的委托付款行为。因此，无论在事实行为方面还是在法律行为方面，答辩人从未对微信聊天内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追认或承认，不应成为被答辩人所主张诉请的付款义务方或担保责任承担方。综上所述，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被答辩人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且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平等自愿原则与公平诚信原则，故恳请贵院能够在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连锁有限公司作为与原告李素亭签订《山西广誉远国药堂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接收了李素亭转入的款项，并为李素亭出具了出资证明书，故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连锁有限公司应当参加本案诉讼，该公司不参加诉讼将导致本案主体缺失，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在本案的诉讼中，原被告各方均未申请追加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连锁有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鉴于本案法庭辩论已经终结，不适宜再行追加山西广誉远国药堂连锁有限公司参加诉讼,故应先行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待原告将本案涉及的利害当事人列全后可以再行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素亭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1040元，退还原告李素亭。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贾世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乔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