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津民再61号抗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刘惠英，女，195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砚迪，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天津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馨和家园17-4。法定代表人：马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长涛，男。一审被告：天津亚得商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中山路**。法定代表人：王斌，总经理。一审被告：亚得（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园泾河道**法定代表人：夏乐，总经理。一审被告：天津亚得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澳门路**法定代表人：夏金明，董事长。一审被告：夏金生，男，195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一审被告：刘振清，男，195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一审被告：王树芸，女，195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一审被告：李树仁，男，1951年2月9日出生，汉族。申诉人刘惠英因与被申诉人天津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信公司）、一审被告天津亚得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得商厦）、亚得（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得投资公司）、天津亚得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得置业公司）、夏金生、刘振清、王树芸、李树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的（2015）二中民二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监督，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请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津检民监[2019]1200000006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津民抗2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刘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砚迪，鼎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长涛出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亚得商厦、亚得投资公司、亚得置业公司、夏金生、刘振清、王树芸及李树仁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匡俊、王德良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二初字140号民事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惠英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理由如下：一、刘惠英提供的鉴定意见可以证明《授权委托书》中“刘惠英”签名字迹不是其本人所签，张磊无权代理其参加本案诉讼，其并未参加本案诉讼。在本案一审中，亚得投资公司职工张磊作为刘惠英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并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有“刘惠英”签名字迹的《授权委托书》。刘惠英不认可该签字的真实性，称其未委托张磊代理其参加本案诉讼，并在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授权委托书》中“刘惠英”签名字迹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的津中慧（2018）文书鉴字第2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落款日期《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处‘刘惠英’签名字迹不是刘惠英所书写。”鼎信公司虽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但未说明具体理由及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该鉴定意见能够证明《授权委托书》中“刘惠英”签名字迹不是刘惠英本人的签字。张磊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称其2012年至2016年在亚得投资公司工作，该案的诉讼委托手续是公司负责人夏金生或夏金明给他的，其不清楚刘惠英的授权委托书是不是刘惠英本人签署。张磊实际未取得刘惠英的授权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其代理刘惠英参加本案诉讼，属于无权代理。刘惠英作为本案的被告，实际上未能参加本案诉讼。二、刘惠英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其未参加诉讼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刘惠英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向刘惠英确认其送达地址。该院在向刘惠英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被退回后，又三次向刘惠英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但均未按公告日期开庭。刘惠英也未实际收到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并不知晓本案的一审诉讼，故其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另，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向刘惠英送达判决书，致使刘惠英无法行使其上诉权利。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卷中没有任何向刘惠英送达一审判决书的相关证明材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案卷中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5日向刘惠英送达一审判决书的公告。本案中一审法院系在未向刘惠英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书的情况下，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判决书。在本案一审对刘惠英不是缺席判决，其有代理人出庭参加一审诉讼的情况下，该院对刘惠英一审判决书的公告送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之规定，致其不能知晓本案一审判决，从而提出上诉。综上所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二初字140号民事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惠英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刘惠英称，首先，同意抗诉机关关于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其次，原审判决认定刘惠英向鼎信公司出具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刘惠英曾在亚得置业公司工作，但其已经于2012年离职，对于2014年9月亚得商厦与鼎信公司之间发生的涉案借款并不知情，更未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上与一审案卷中《授权委托书》上“刘惠英”签名字迹非常相似，其在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即申请对《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上“刘惠英”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字迹进行鉴定。再审期间鼎信公司拒绝提供由其持有的署名“刘惠英”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唯一原件进行鉴定，也不能对刘惠英出具所谓《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的经过做出具体说明。结合本案刘惠英提供的其他证据，应认定署名“刘惠英”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系伪造，对本案巨额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不是刘惠英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鼎信公司关于刘惠英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鼎信公司辩称，一、刘惠英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授权委托书》作出的鉴定意见无效，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纳；二、鼎信公司并非拒绝提供刘惠英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原件，在此前的诉讼程序中鼎信公司曾出示过该份证据的原件。再审期间鼎信公司不能提交该份证据原件，系因其内部经营权交接以及经营地址变更导致部分原始档案缺失，其中包括本案涉及的刘惠英签署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原件；三、鼎信公司对一审中刘惠英对张磊的委托授权手续是否合法并不清楚，对张磊的委托授权手续系原审被告所为。即使刘惠英对张磊的委托授权手续存在瑕疵，也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综上，刘惠英对涉案债务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其他原审被告均未提交意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因亚得商厦未按期给付借款利息，鼎信公司向亚得商厦主张提前收回借款本息，同时主张一审被告亚得投资公司、亚得置业公司、夏金生、刘振清、王树芸、李树仁、刘惠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成讼。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刘惠英是否应对亚得商厦欠付鼎信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委托代理人基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委托产生,其代理权限也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授权范围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虽然亚得投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张磊签订的《天津市用人单位劳动合同书》、由张磊担任刘惠英诉讼代理人的《推荐信》，但刘惠英并非亚得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磊亦非刘惠英的近亲属，因此张磊不符合担任刘惠英诉讼代理人的条件。刘惠英提供的鉴定意见可以证明张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刘惠英”签名字迹不是其本人所签，张磊实际未取得刘惠英的授权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其代理刘惠英参加本案诉讼，属于无权代理。刘惠英作为本案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实际上未能参加本案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二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张荣丽审判员  肖 琳审判员  游继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张琳琳书记员周靖怡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