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天健芙蓉盛世花园********。负责人：李云焕。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坚，男，汉族，1987年4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汨罗市，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胜，女，汉族，1967年5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俊杰，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修书，男，汉族，1976年8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隆回县。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文胜、王修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6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华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应承担31936元的赔偿责任。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杨文胜、王修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华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第一,王修书在一审调查时已证实收到华安公司提供的保险单原件及相关保险条款，足以证明华安公司已将保险免责事由告知了王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华安公司已履行提示和告知义务，应当免除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核查华安公司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原件，就认定华安公司未尽提示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华安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告知单》经王修书本人签字确认。王修书是具有理性的成年人，应承担向华安公司出具放弃商业险索赔内容的不利后果，且其在签订字时并未受到胁迫、欺诈，该《告知单》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单方承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王修书陈述，因其当时喝了点酒等原因导致事故发生后离开了现场，可以证明王修书是因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离开了事故现场。第四，王修书酒后驾车，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一审法院仍判决华安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对王修书违法行为的一种放纵，可能导致社会公共安全危害程度的增加，也不利于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华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华安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杨文胜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程序违法。根据湘Ａ5××**机动车行驶证记载，车辆所有人为刘明，杨文胜不属于该车辆所有人。杨文胜提供的ＰＯＳ签购单及增值税普通发票均无法证实本案的车辆维修费系杨文胜支付。因而杨文胜作为该车辆的驾驶人主张车辆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在本案中行使车辆损失的请求权。一审法院判决违法。三、杨文胜主张的部分维修配件损坏并非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事故认定书查明王修书驾车碰撞护栏倒地砸到了杨文胜驾驶湘Ａ5××**小型客车前部，而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单中维修项目第5、41、42记载了后杠、后轮饰条、后轮等部分维修配件，该些配件属于车辆后部，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部位没有任何关联性。被上诉人杨文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和理由：一、华安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已将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送达给王修书，并对王修书尽到了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对王修书不产生效力。二、华安公司称王修书签署了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告知书》，但该告知书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华安公司单方告知行为，仅凭该《告知书》不足以排除华安公司责任。三、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王修书的酒驾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四、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逃逸的，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肇事车辆在华安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且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因此，应当先由华安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王修书承担。五、杨文胜是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人，车主也认可车损部分由杨文胜提起诉讼，杨文胜原告主体适格。案涉车辆车主为杨文胜之女刘玥，在一审立案时刘玥出具了《证明》一张，同意相关费用由杨文胜向法院主张起诉，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因此杨文胜有权行使相关费用的请求权，其原告主体适格。六、杨文胜在一审中主张的赔偿项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杨文胜提供的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拖车时的现场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车辆在进店维修前，其前左后轮饰条总成已遗失不在车辆上、后轮饰条总成有刮伤、由于机盖撞击变形厉害导致机盖铰链变形不能恢复装车位置故更换的事实。因此杨文胜在一审中主张的赔偿项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上诉人王修书辩称，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杨文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王修书、华安公司共同赔偿杨文胜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9537.9元（其中汽车维修费33676元，车辆施救费260元，医疗费489.9元，交通费1584元，误工费2608元，营养费420元，精神损害赔偿500元；2、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王修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2日22时30分许，王修书驾驶牌照为湘ＡＷ××**的小型客车沿香樟路由西往东行驶至民政学院路段时，恰遇杨文胜驾驶牌照为湘Ａ5××**的小型客车沿香樟路由东往西行驶至此，由于王修书驾驶牌照为湘ＡＷ××**的小型客车上路行驶时忽视行车安全，以致于王修书所驾湘ＡＷ××**的小型客车左前部与道路中心隔离护栏相撞，造成两车及护栏受损和杨文胜受伤的交通事故。事发后王修书弃车逃离现场。于次日上午9时许到交警机关投案。2020年4月16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作出第2020040002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王修书驾驶湘ＡＷ××**的小型客车上路行驶时忽视行车安全，是引发该起事故的全部原因，且事发后王修书弃车逃离现场，认定王修书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杨文胜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湘ＡＷ××**的小型客车的车主为王修书本人，该车在华安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保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王修书要求华安公司对湘Ａ5××**的小型客车定损，华安公司要求王修书签收《告知书》1份，该告知书以王修书驾驶逃逸为由，称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本案在庭审中，王修书称，告知书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当时保险公司说，定损前必须要签告知书，不然不能定损，所以才签字的。华安公司对湘Ａ5××**的小型客车受损车辆进行定损，出具一份《保险事故车辆定损协议》，定损金额为18438元。杨文胜在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称，华安公司出具的定损单属于单方面定损，定损当时杨文胜也不在场，车辆维修费应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杨文胜提供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单和发票1张，上述材料均记载，湘Ａ5××**的小型客车的维修费用为33676元。本案在庭审中，华安公司主张王修书交通肇事逃逸，华安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一审法院为此要求华安公司限期提供其将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送达并提示给王修书的证据，华安公司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另查明，湘Ａ5××**的小型客车在杨文胜之女刘钥名下，2020年7月1日，刘钥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本人名下车牌号为湘Ａ5××**的车辆，于2020年4月2日22时30分许，由杨文胜驾驶时，与车牌为湘ＡＭ××**的车辆相撞，由此交通事故产生的汽车维修费33676元，车辆施救费260元，均已由驾驶人杨文胜支付，由杨文胜向法院主张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杨文胜损失的确定；二是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一、杨文胜损失的确定。（一）湘Ａ5××**的小型客车的损失费用。本案中，杨文胜提供了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单和发票、ＰＯＳＳ机刷卡单等证据，足以证明杨文胜支付了车辆维修费33676元，王修书、华安公司都辩称杨文胜的车辆维修费过高，有过度维修之嫌，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且均未申请对维修费用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对杨文胜的这一主张予以支持。杨文胜主张车辆施救费260元，有发票为凭，亦应予以认定。（二）关于杨文胜人身损害费用。1、医疗费489.9元，有相关发票为凭，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500元。杨文胜主张营养费420元，未提供需要加强营养的医嘱；主张误工费2608元，虽提供了相关单位的证明，但没有医院的医嘱和病假证明；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但未构成伤残等级。据此，一审法院对杨文胜的上述3项诉求均不予支持。二、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2020040002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形式、内容均合乎法律的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修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应当赔偿杨文胜的全部损失。因王修书为肇事车辆在华安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杨文胜所受损失，华安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赔偿医药费489.9元，伤残费用500元，财产损失2000元。不足部分，应当由华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华安公司辩称，本案驾驶人王修书酒驾肇事后逃逸，属商业险拒赔情形，该司已在2020年4月2日向王修书告知，王修书已经在《告知单》上签字认可，故该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的原因为王修书驾车上路时忽视交通安全，且事发后弃车逃逸，并未认定王修书酒驾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其次，华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将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送达投保人王修书，并就免责条款对王修书作出必要的提示，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王修书不产生效力；第三，虽然华安公司向王修书送达了《告知单》，但该告知单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华安公司的单方告知行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将免责条款送达并提示给被保险人的情况下，仅凭该《告知单》不足以排除保险公司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华安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华安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杨文胜损失款人民币34925.9元；二、驳回杨文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杨文胜提交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杨文胜与湖南九城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彭干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拖车现场照片，拟证明杨文胜驾驶的车辆在进店维修前，其左后轮饰条总成已遗失不在车辆上、后轮饰条总成有刮伤、发动机罩铰链由于机盖桩基变形厉害导致机盖铰链变形不能恢复装车位置更换的事实。华安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微信图片显示的拍照日期是9月2号，与事故发生日期相隔半年之久，无法达到杨文胜的证明目的。情况说明当中并没有载明后杠要予以维修的原因以及维修账目。王修书对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核实后认为：上述证据能与杨文胜在一审中提交的维修清单、发票及银行流水共同佐证车辆的损失，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在于：一、华安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免除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二、杨文胜是否是适格的原告；三、车辆维修费用的认定问题。一、华安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免除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华安公司主张其在商业三者险内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修书在一审中仅认可华安公司交付其保单，而华安公司也未提交证据佐证其已将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投送给投保人王修书并向其履行提示义务，故对华安公司依据保险条款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责，本院不予支持。华安公司还称王修书事发后签署了《告知单》，认可放弃商业险索赔权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中，王修书虽签署放弃索赔权利，但该《告知书》未经杨文胜认可，效力不及于杨文胜，且该声明严重损害受害人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华安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杨文胜是否是适格的原告。华安公司称杨文胜不是车主，其无权就车辆损害提起诉讼。经查明：杨文胜系本次交通事故受损车辆的驾驶人，因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害，有权对人身权利的损害提出诉讼。根据车主刘玥出具的证明，其委托杨文胜向法院主张起诉，本案虽存在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类法律关系，但基于避免诉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等原则考虑，对一审法院判决华安公司向杨文胜赔偿损失予以维持。三、车辆维修费用的认定。本案中杨文胜提交了车辆维修清单、维修发票、银行流水、车辆维修机构的情况说明、事发时车辆照片等佐证湘Ａ5××**因交通事故产生维修费用33676元，华安公司虽对上述维修中部分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其对车辆维修费的关联性并未提出鉴定申请，也未提交证据佐证其异议属实，故对华安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维修费错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柏寒审判员  黄学里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肖文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