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02民初3754号 原告：姚某1，男，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某2，男，196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平（系姚某2之子），男，199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被告：姚某3，女，196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姚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被告姚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平、被告姚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姚某2立即向原告姚某1返还其所侵占原告对父母所留位于东坡区太和镇香樟街78号的遗产房屋拆迁征补款的继承份额35万元（遗产房屋拆迁征补款7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姚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姚某2与原告系同胞兄弟。原、被告父亲姚希强、母亲詹淑君生前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子姚某2、次女姚某3、三子姚国云、四子姚某1。原、被告母亲詹淑君、父亲姚希强分别逝世于1987年和1989年。父母二人生前于上世纪60年代购买了位于东坡区太和镇香樟街的门面房屋两间，一家人居住生活于其中。之后，姚某3长大出嫁，父母相继去世，姚国云也不幸于2000年游泳时溺水去世。此后，父母留下的遗产房屋就由原告和被告姚某2及家人共同居住。原告不识字，是文盲，不懂法，染上毒品（毒瘾），曾多次被司法机关强制戒毒，每次戒毒时间2年。因原告几次被强制戒毒的事，在所在社区人人皆知，故不被所在社区居民所待见。原告第一次被强制戒毒发生于2000年6月至2002年6月，强制戒毒回归社会后，不长住家里，长期在外，2004年原告交往了女朋友才住回家，后因多方面原因原告与女朋友分手，原告恢复单身，经常不回家，偶尔回家一次还要“扫荡”当时正利用房屋做小百货生意的被告姚某2，被告姚某2及妻子沈会英对原告很不满意。被告姚某2提出租用原告的房屋，整修一下用于做生意，给原告钱让原告去外面租房居住或自己安排，等原告结婚时再将房屋归还。原告认为被告姚某2说的也是道理，同意将房屋出租给被告姚某2使用，由被告姚某2负责对房屋进行整修。原告在与被告口头约定后，房屋就出租给被告使用，原告就一直在外。而被告姚某2却以原告“不能揣钱，揣了钱就想去沾毒”为由，没有按其所说向原告支付租金，但确实对房屋进行了实际整修。原告因感念亲情，且被告姚某2全额出资对房屋进行了整修，故原告没有与被告姚某2计较租金得失。此后，被告姚某2一直使用房屋做生意直到房屋被征收拆迁。原告于2015年8、9月又染上毒品，再次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2年至2017年。在此期间，父母留下的位于太和镇香樟街78号的两间遗产性质的门面房屋被政府列入旧城改造征用拆迁范围。因原告在被强制戒毒，故被告姚某2以自己个人名义与眉山市东坡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心（以下简称“征补办”）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8、9月份，原告强制戒毒期满回归社会后，就及时去找社区主任韩清学反映被告姚某2独霸父母遗产，侵占原告继承份额的问题，并请求解决。但韩清学听信了被告姚某2所说“原告将房屋卖给被告姚某2了”，未给原告解决。原告于2017年11月再次沾上毒品，第三次被强制戒毒2年至2019年11月。此间，原告通过所在戒毒所的人员帮助执笔，代书书信寄给所在社区韩清学主任反映房产继承事宜，请求处理（有2018年3月13日信件为证），但依然未果。2019年11月，原告强制戒毒期满回归社会，听说父母遗产房屋征收后获得70至80万元补偿款，该款被被告姚某2个人独占。原告多次找被告姚某2要求分割继承父母遗产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告姚某2都置之不理。2020年3月，在东坡区太和镇政府的帮助下，被告姚某2给了原告2000元生活补贴费。综上所述，被告姚某2为了独占父母遗产，不顾事实，不顾同胞亲情，不顾原告对其的信任，诚然，原告是文盲、是失足青年，但不影响其对父母遗产的继承。为此，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原告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姚某2辩称，原告的起诉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于法无据，属无理要求。理由如下：原告所指的拆迁房屋不属于原、被告父母的遗产，原告要求按遗产进行继承于法无据。原告所指的房屋，即东坡区太和镇香樟街78号房屋，是被告姚某2取得完全土地使用权及旧房屋产权后于2004年拆除后自费出资修建，在2018年被东坡区征补办征收，该房屋的拆迁征补款不属于父母的遗产。该房屋在2000年以前，被告通过现金购买、口头协议的形式获得了姚某3、姚国云的产权。虽然房屋破旧不堪，但由于缺少原告姚某1的部分房屋产权，房屋一直没有推倒重修。直到2004年，原告委托陈素君、杨某1找到被告及妻子沈会英，称想把属于他的旧房产权卖给被告，如若被告不买，就转卖他人。最后，被告决定买下原告的部分房屋产权，然后重新修建。在2004年5月24日这天，被告请文笔功底较好的邹汝培代笔起草房屋产权转让协议，在时任第一居委会主任张某和邻居杨某1、陈素君（已故）、吴某、管某、杨某2以及协议起草人邹汝培的共同见证下，在“继宗饭店”完成了协议的签订，并当场支付了购房资金3600元。被告姚某2一家从未租用过原告的房屋，因此，支付租金也是无从谈起。关于房屋土地使用证的问题，在2000年时，被告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的房屋产权，当时正值颁发土地证的最后时期，根据国土部门的相关规定，被告严格按照土地证办理的流程和法定程序申办，在向当时的眉山县国土局提交资料时还向姚某3、姚国云（原告姚某1无法联系到）告知了被告申办土地使用证的事实，并得到认可。经国土局审核后，被告还通过当时的“眉山日报”刊登了信息向社会公示此事，待公示期满后，眉山县国土局于2000年8月1日将土地使用证颁发给被告。综上所述，被告的所有行为均为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的任何权利，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被告姚某3辩称,父母去世后，原、被告就把房屋分割了，房子有两间，姚某2和姚某3一间，姚某3的部分2000元卖给姚某2了，原告姚某1和姚国云一间。办土地证的时候通知了姚某3的。姚某2说的都是事实，拆迁的房屋是姚某1卖给姚某2的，姚某1主张的租房不是事实。 原告姚某1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姚某2、姚某3的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拟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 2.被告父母遗产房屋照片1份（打印件），拟证明本案诉讼标的拆迁房屋的现状； 3.原告在戒毒所请人代写邮寄给街道社区主任韩清学（韩学学）和哥哥姚某2的信件，寄出时间为2018年3月13日，是2019年11月姚某1第四次戒毒出来后，在韩书记及派出所工作人员见证下，在社区办公室拿出来给原告的，拟证明原告一直在维权，房屋是父母留下的遗产，告知哥哥姚某2和嫂嫂其表示不放弃遗产，原告曾多次反映哥哥姚某2和嫂嫂霸占房产； 4.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分别向相关部门反映多次； 5.原告的申请报告，拟证明原告向政府领导干部写信，要求政府处理房屋被侵占的事情； 6.矛盾纠纷信息登记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11月19日，原告从戒毒所出来后，找太和司法所调解，说明原告一直维权； 7.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拟证明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8月31日，房屋拆迁期间，原告在强制戒毒； 8.原告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收集并提交如下证据：太和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入户调查登记表1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眉国用（2000）字第08028号）1份、协议1份（2004年5月24日）、情况说明1份、眉山市东坡区太和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货币补偿适用1份（2018年1月）。拟证明姚某2取得产权证时间是2000年8月1日，被告正处于强制戒毒期，父母遗产房屋在没有任何继承的情况下，姚某2私自处置；协议不具有合法性，这份协议具有对父母遗产房屋香樟街78号的分割处分性质，但缺少了继承人姚某3，不合法；姚某1是文盲，与姚某2商量是出租房屋10年，变成了房屋买卖，签协议姚某2不在场，是沈会英代他签字，违背了姚某1与姚某2协议租房的本意，亦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按道理买卖协议，应一式两份，而本协议只有一份，是本案被告姚某2在保管，事后加盖公章，见证人签字，原告都不清楚，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合法；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向征补办反映过；补偿协议载明房屋补偿金额516811元，奖励等198405元，总计715216元。 9.原告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收集并提交如下证据：土地登记审批表（加盖眉山市东坡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专用章），拟证明被告姚某2取得父母遗产房屋产权时，姚某1在戒毒，其他子女没有放弃继承；土地证书年检申请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姚某2将父母的土地办理到自己名下，独占行为表露无遗；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该土地在变更之前，是原、被告父亲的土地；1999年12月17日原眉山县太和镇第一居委会的《证明》1份，拟证明该土地是原、被告父母的。 10.矛盾纠纷信息登记一份，协议一份，拟证明在政府、派出所等见证下，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达成协议，姚某2给姚某12000元的经济补偿。 11.2020年7月11日原告代理人张红与被告姚某2的手机对话录音，拟证明2004年5月24日的协议是被告姚某2之妻沈会英找邹汝培代写的，协议上姚某2的签名是沈会英代签的，姚某2不在场。 被告姚某2对原告姚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2组证据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中原告写给社区书记韩清学的信无异议，给被告姚某2的信没有看到过；对第4组证据情况说明有异议，不具有真实性；对第5组证据没有异议，不是向被告写的；对第6组证据有异议，没有参与，真实性无法考证；对第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8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内容是杜撰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姚某2当时在场，卖房子是原告提出来的，当时张某代表当场宣读过，邹汝培是起草人，解释过的，因被告姚某2文化浅，写不好字，才让妻子沈会英代签的；对第9组证据没有异议。申办土地证的时候，联系过姚某3，因找不到原告姚某1，就没有联系他，当时还在眉山日报上公告过，之后才取得土地证。对第10组证据的矛盾纠纷信息登记有异议，未参与，真实性无法考证，对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参与了；对第11组证据不认可，证据不合法，没有征得被告姚某2的同意，也没有告知在录音，音频无头无尾，开口、闭口就说拿钱。 被告姚某3对原告姚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11组证据手机录音听起来是姚某2的声音，但无头无尾。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姚某2一致。 被告姚某2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 1.协议原件1份，拟证明2004年5月24日原告已经将房屋卖给了被告姚某2； 2.协议上4位见证人张某、杨某1、杨某2、吴某的证明4份，拟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意愿表达清楚，权利和义务都是知晓的，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签订； 3.太和镇大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香樟街78号房屋产权所属情况，房屋的来龙去脉及社区调解情况； 4.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拟证明土地是国家划给姚某2的，单独所有；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表，拟证明争议房屋是姚某2自己出资修建的，房屋产权属于姚某2； 6.2020年3月9日东坡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台账复印件及打印的照片3张、协议一份、收条一张，拟证明房屋产权2004年姚某1已经卖给了姚某2，给姚某12000元是补助金，帮助姚某1重新回归社会； 7.案争房屋纸约（1987年2月16日毛笔书写），拟证明房屋最先的产权属于彭贵祥，房屋有两间，詹淑君1间，彭贵祥1间，1987年2月16日彭贵祥将房屋租给詹淑君，原、被告父母去世后，大约在1998年或是1999年，被告姚某2以800元的价格从彭贵祥儿子彭福全手中购买回来。 8.姚某1出具的3张领条，拟证明被告姚某2在2004年5月24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当天吃饭的时候把3600元支付给了原告姚某1，后来姚某1又交给沈会英保管，之后姚某1分三次从沈会英处领取，共计领取3600元，3张领条都是原告带来的，上面的内容是谁写的不清楚，签名也是签好拿来的。 原告姚某1对被告姚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协议中的姚某1签字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以举证时陈述过意见为准，这份协议是无效协议，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这份协议原告只是签名，未持有，其他人也没有，只有一份，协议上的3600元，姚某1没有收取过，因姚某2说原告在吸毒，钱慢慢给，事后一直未支付给原告；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四份证明是同一格式条款，内容都是一致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应到庭作证，原告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只是吃饭的时候在场；对第3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怀疑是被告姚某2写好之后拿去盖的章，且该说明内容前后矛盾；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有效性有异议，理由与原告举证时发表意见一致；对第5组证据无异议，是被告姚某2自己出钱改造的；对第6组证据没有异议，姚某1确实去反映了问题，司法所出面做了工作，之后姚某2支付了2000元，是因父母遗产继承纠纷所致；对第7组证据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房子是姚某2买的，房子是父母的。对第8组证据的3张领条不认可，不是原告出具的，原告没有领过钱。 被告姚某3对被告姚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姚某2提交的1、2、3、4、5、6组证据，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是姚某2出了800元买的。 被告姚某3未提交证据。 庭审中，被告姚某2申请证人杨某1出庭作证，证人杨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杨某1与姚某2、姚某1、姚某3（出嫁前）是邻居关系。卖房子是姚某1提出来的，他告诉陈素君（已去世）有点困难需要卖房子，陈素君就与杨某1商量，房子可以卖给姚某2。协议是2004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不冷不热的时候），在太和镇的何继忠的饭馆，杨某1看见有张某、陈素君、吴某、管某、杨某2、邹汝培在场。协议是邹汝培代笔书写的，社区居委会代表张某当场宣读了协议，姚某1说写不起字，张某说字还是要你来签。姚某2、沈会英在协议上签名并按了手印；协议的金额为3600元，姚某2当场就支付给了姚某1。协议为一式两份，姚某2一份，姚某1一份。 原告姚某1对杨某1的证言质证意见为：杨某1陈述协议都是双方亲笔签名，与事实不符，实际被告姚某2的签名为代签；杨某1陈述协议有2份，而被告说有3份，证人与被告陈述有出入，且与事实不符，实际只有1份，由被告姚某2保管；杨某1陈述，看到姚某1签字，但没有看到其他情况，张某宣读协议显然不符合事实，所以证人陈述绝大部分情况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 被告姚某2对杨某1的证言质证意见为：杨某1陈述协议上的签名是姚某2自己签的，在证人看来，姚某2签字与妻子沈会英签字是一回事；协议是2份；对杨某1的其他证言认可。 被告姚某3对杨某1的证言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为打印件，被告的质证意见为有异议，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据无签名和年月日，无法查明来源，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被告质证为没有参与，无法考证真实性，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原件，无法查明来源，本院不予采信；第8组中的“情况说明”，被告质证为真实性有异议，内容是杜撰的，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系原告的单方陈述，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11组证据（原告代理人与被告姚某2的对话录音），二被告质证意见不认可，未取得被告姚某2许可，无头无尾，本院认为对话录音不完整，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 被告姚某2提交的第1、4、5、6、7组证据，经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除落款为杨某1的证明有杨某1出庭，其余证人均未出庭，故本院对落款为杨某1的证明将结合其出庭证言综合予以认定，对其余证明因证人未到庭，均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情况说明虽加盖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大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但无居委会负责人签字或制作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委托家事调查员罗燕、范素珍对本案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家事调查员对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大林社区副书记李红琳、大林社区18组组长孙立军、姚某1、姚某2邻居邹汝培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笔录和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载明：被告父母姚希强、詹淑君共生育四个子女，儿子姚某2、姚国云、姚某1、女儿姚某3。位于眉山市东坡区××镇××街××号房屋是原、被告父母姚希强、詹淑君在60年代购买。姚希强于1989年去世，詹淑君于1987年去世。父母去世后房屋由姚某2、姚国云、姚某1三兄弟居住、使用。2002年6月，姚国云因意外溺亡去世，其未婚无子女。后房屋由姚某2、姚某1居住、使用。2004年，姚某1以3600元的价格将自己居住的一间房屋卖给了被告姚某2，双方就房屋买卖签订了协议，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代笔人邹汝培、见证人管某、杨某2等人也都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姚某2当场支付了3600元现金给姚某1，事后还一起吃午饭。姚某2购房后，将房屋整体进行了翻新，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后一直居住生活于其中，直到2016年征地拆迁，2018年，该房屋的征地拆迁款由姚某2领取。原告姚某1认为调查报告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不客观真实。被告姚某2、姚某3对调查报告无异议。 另外，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12月16日分别对邹汝培、张某进行了调查询问，调查询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2004年5月24日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问题。原告姚某1对调查笔录没有异议，但对邹汝培陈述的内容有异议，不具有客观性，对张某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人民币已全部付清”是张某想当然写上去的。被告姚某2、姚某3对调查笔录无异议，调查内容是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家事调查员出具的家事调查报告及本院的调查笔录，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姚某3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父亲姚希祥、母亲詹淑君生前生育了姚某1、姚某2、姚某3、姚国云，共四个子女。詹淑君于1987年去世，姚希祥于1990年去世，二人死亡时的遗产为位于眉山市东坡区××镇××街××号的房屋，共两间，用地面积69.4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为姚希祥。姚希祥、詹淑君去世后，由姚某1、姚国云、姚某2居住在此房屋内。1999年12月，姚某2向原眉山县国土局申办太和镇香樟街78号的土地使用证，2000年8月，姚某2取得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为姚某2。2000年7月姚国云溺水去世，去世时30岁，未婚无子女。姚国云去世后，姚某2、姚某1居住在此房屋内，每人各居住一间。被告姚某3婚后迁至崇礼镇生活。2004年5月24日，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及其妻子沈会英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载明：“兹有太和镇一街姚某2、姚某1两兄弟有共同房屋两间，左靠陈素君，右挨韩玉芝，通过哥哥嫂嫂与弟弟大家协商，弟弟姚某1愿意把自己的一份房产转让给哥哥姚某2、嫂嫂沈会英，产权属于姚某2、沈会英所有，弟弟姚某1那份房产哥嫂姚某2、沈会英一次性付清房屋转让费现金叁仟陆佰元正，以后弟弟不在拥有房屋了，产权完全属于哥嫂姚某2、沈会英所有，空口无凭，特立纸约，白纸黑字，决不反悔！”协议由邹汝培代笔用复写纸形成，协议写好之后，代笔人邹汝培向姚某1、姚某2宣读，随后原告姚某1及被告姚某2的妻子沈会英在该协议的“立约人”处签名捺印，被告姚某2的名字由沈会英代签捺印，邹汝培在“代笔人”处签名，杨某1、陈素君、吴某、管某、杨某2均在“见证人”处上签名并捺印，见证人张某（时任居委会主任）在“见证人”处签名，并加盖了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第一居委会印章。同时，协议还载明：“人民币叁仟陆佰园（元）以（已）全部付清”，该字样由张某书写，原告姚某1在“姚某1签字”处签名（该载明处未用复写纸）。姚某3当庭陈述其对姚某1将房屋卖给姚某2之事清楚，且也知道签过协议，姚某3份额内的房产以2000元的价格卖与姚某2，并已收取相应房款。协议签订后，姚某2对房屋进行了重新修建。2016年该房屋被征收，2018年姚某2领取了拆迁补偿款715216元。2018年3月，原告曾通过信件向其所在社区主任反映案涉房产继承事宜。2020年3月9日，经东坡区太和镇太和社区和太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协调，被告姚某2一次性给予原告资助款2000元。2020年8月27日，原告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原、被告父母去世前未立有遗嘱，其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遗产为太和镇香樟街78号房屋两间。在父母死亡后，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各居住一间。2004年5月24日，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及姚某2的妻子沈会英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原告姚某1将其居住的一间出卖给被告姚某2，双方将父母的遗产进行了处分。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姚某1与被告姚某2及姚某2的妻子沈会英于2004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案涉太和镇香樟街78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是否还属于原、被告父母死亡时遗留的财产，是否还应该进行分割。对此，本院认为，双方2004年5月24日签订的协议，原告姚某1在协议的“立约人”和“姚某1签字”两处均亲笔签名，被告姚某2的妻子沈会英代姚某2在“立约人”处签名，姚某2予以认可，以及沈会英在“立约人”处签名，说明协议是双方签订的，被告姚某3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该协议内容，且表示其应有的房屋份额已作价2000元卖给姚某2了，故该协议未侵害姚某3的合法权利。该协议的签订还有代笔人、见证人的签名，综合代笔人邹汝培，见证人张某、杨某1的证言，能够认定原告姚某1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所得，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协议。原告姚某1关于姚某2未在协议上签字，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辩称自己是文盲，协议未宣读过，与本院查证的事实不符，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知道并承担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从协议的内容可看出，该协议为房屋买卖协议，并非房屋租赁协议，原告主张其是出租房屋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姚某1主张房屋价款未支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上明确载明了房屋价款3600元已全部付清，且原告姚某1签字确认；其次，该协议签订至今已16年之久，原告未提供证据其有要求支付价款的行为，若价款未支付，原告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未主张过支付价款，不符合生活常理。故原告关于房屋价款未支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姚某2提交的3张领条，被告已对领条尽到了说明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综上，原、被告父母的遗产即太和镇香樟街78号房屋两间，原、被告双方已进行继承分割，且各自对其分割的房屋进行了处分，原告姚某1、被告姚某3均将自己继承所得的的房屋出卖给了被告姚某2。姚某2通过继承和购买方式取得了太和镇香樟街78号房屋两间的完全所有权，其后对该房屋进行重建，至房屋被征收拆迁取得拆迁补偿款，均应归被告姚某2所有。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已不属于遗产，不应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割。原告主张被告姚某2返还遗产房屋拆迁补偿分割款3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姚某2于2000年8月就取得太和镇香樟街7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姚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晓丽 审 判 员  邓丽萍 人民陪审员  刘云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