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9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林，男，197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鸣，男，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亚萍，女，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利群，男，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汉东，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南伟，男，197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卓惠，女，198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文忠，男，1968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琴，女，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秋蓉，女，197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凤妹，女，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万荣娟，女，195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卫民，男，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淑君，女，196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明珠，女，196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慧倩，女，196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霞燕，女，195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文成，男，196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叶平，男，196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梅芳，女，196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惠民，男，195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以上22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芳英，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22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质文，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荣汉，男，194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秀凤，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妍，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江金，男，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秀凤，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妍，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4266020172，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法定代表人：蔡永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玉芳，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宋文英，女，195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永权，男，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小玲，女，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剑峰，男，197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史晓伟，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严黎明，男，195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金新华，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陆惠明，男，195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文玉，女，196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瑛，女，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廖琼，女，197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叶建平，男，195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以上11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英，女，195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吴南伟、王卓惠、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以下简称李金林等22人）、余荣汉、杨江金、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垒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永权、宋文英、刘小玲、周剑峰、史晓伟、严黎明、金新华、陆惠明、陶文玉、胡瑛、廖琼、叶建平（以下简称汪永权等12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金林等22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支持没收垒知公司定金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垒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的理由不成立，李金林等22人与垒知公司未能签订正式《购买资产协议》的原因在于垒知公司根本违约，具体理由如下：余荣汉、杨江金基于李金林等22人及汪永权等12人等股东的委托与垒知公司在2017年11月26日签订了一份《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126），2017年12月4日签订了一份《股权合作意向补充协议》（编号为20171204），2017年12月26日签订了一份《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该《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的第9.7条约定在该意向书之前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及其补充协议同日作废。最终以《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为准。《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约定：余荣汉、杨江金合计持有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建科院）42%的股权，已获得超过70%股东授权，常州建科院股东（包括李金林等22人、余荣汉、杨江金、汪永权等12人等股东）愿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常州建科院60%的股权转让给垒知公司。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中还对股权估值、对价支付安排、锁定期安排、实施安排、意向书期限、尽职调查、保密承诺、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李金林等22人的委托书作为意向书的附件1。2017年12月19日，垒知公司将500万元定金支付至常州建科院的帐户。为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常州建科院作为标的公司委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其2015年、2016年、2017年1-11月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2017年12月12日，垒知公司、常州建科院共同委托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常州建科院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2018年1月19日垒知公司向余荣汉、杨江金发送了《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但该二份协议与《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在涉及李金林等22人重大利益方面的条款有实质性的不同，具体如下：一、关于竞业限制。《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1.3条作为本次估值的前置条件，出让方应督促标的公司与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书”。但垒知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所发《购买资产协议》的11.4条要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范围扩大至：（1）-（43）的股东、标的公司以及其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部门负责人、核心业务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而且该（1）-（43）的股东大多己经不在标的公司任职，显然不可能签订该条款。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协议》中要求所有股东无差别的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书”的条款与《股权合作意向书》存在本质的差别。二、关于责任承担。《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并无责任承担的约定。但垒知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所发《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的第4条连带责任：各方同意，出让方各方之间对其它股东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补偿责任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该《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第4条连带责任的约定是要求标的公司的所有小股东对大股东等所有股东承担对赌中的连带责任。垒知公司要求李金林等22人等小股东对标的公司所有股东承担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连带责任，李金林等22人是不可能同意该条款，该要求也是极不合理的。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中增加了所有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显然违反了双方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的约定。三、关于过渡期损益归属。《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并无过渡期损益归属的约定。但垒知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所发《购买资产协议》7.1条：“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建研集团享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各出让方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签署之日其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向建研集团补足。在新营业执照颁发之日后六十日内，建研集团应尽快委托各方共同确认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专项审计，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以确定预估基准日至新营业执照颁发之日期间的损益变化。”该约定也极不公平，一般情况下标的公司收购在过渡期内收益归原股东，亏损由原股东补足，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垒知公司以此不平等的条款要求李金林等22人签订是故意设置签订购买协议的障碍。四、关于交易对价的支付对象及支付方式。《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的授权及主体范围为股东（1）-（41）。但垒知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所发《购买资产协议》4.1条：各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中，受让方应当以现金及新增股份作为支付手段向出让方（1）-（46）支付交易对价，其中30%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70%的对价以新增股份的方式支付。受让方应当以现金作为支付手段向出让方（47）-（）支付交易对价。垒知公司要求与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中支付对象及方式涉及股东（42）-（46）是属于未取得授权的股东，且己超出意向书确定的股东范围。垒知公司在未经过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及未授权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述股东纳入股权份额显然超出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且（47）-（）是新三板交易股东。该要求是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无法做到的。另外，李金林等22人发送的《购买资产协议》除上述条款外还有十多处条款与《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不同。2018年1月24日余荣汉、杨江金基于上述原因发函给垒知公司载明：我方已经按照意向书履行相关义务，在少数核心条款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方己经给出明确意见……，如贵公司能对我方意见有实质性响应……，望贵公司能够顾全大局，……并尽快推进协议签订等相关工作。”2018年2月2日，垒知公司向余荣汉、杨江金发送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解决公司内部问题，确定收购方案、签署交易协议，若在2018年2月6日前未能完成要求，应双倍返还定金，赔偿损失，承担其他责任。”李金林等22人认为垒知公司要求李金林等22人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内容严重违反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李金林等22人不可能也无法履行该约定，垒知公司的行为表明其没有诚意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已构成根本违约。李金林等22人根据《股权合作意向书》2.8条的约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要求没收垒知公司所支付的500万元定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余荣汉、杨江金辩称，对李金林等22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该正式协议没有签订的原因以及违约责任方没有查清，因此我们也提出了上诉，具体理由详见我方上诉状。垒知公司辩称，李金林等22人将本案的纠纷自行定义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这个定性与原审中起诉余荣汉、杨江金超越委托代理权限的赔偿请求是完全不一致的，也充分暴露了李金林等22人为了达到协助余荣汉、杨江金而进行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理目的。因为本案为了管辖权的问题已经是第三次进行诉讼了，李金林等22人和余荣汉、杨江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在钟楼法院进行一审。而垒知公司与李金林等22人和余荣汉、杨江金之间的超越委托代理发生的纠纷完全没有关系，并不应当作为一审的被告参加诉讼。汪永权等12人辩称，同意李金林等22人的上诉意见。余荣汉、杨江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一、二审诉讼费由垒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余荣汉、杨江金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双方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系垒知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认定。具体理由如下：一、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关键条款未能协商一致的原因在于垒知公司的恶意磋商行为，即在本约合同中故意提出多个对《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已约定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或增加标的公司股东义务的条款，其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一）垒知公司对《股权合作意向书》已约定的条款重启磋商并违反了已决条款的内容，导致最终无法订立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1、竞业限制条款：《股权合作意向书》第1.3条规定了标的公司与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员工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书”为标的公司估值的前置条件，同时第9.3条明确约定了竞业限制作出承诺的主体为余荣汉、杨江金及公司管理团队，而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协议》第11.4条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及出让方（1）-（43）中凡交易前持股不低于2%、对赌期任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部门负责人、核心业务人员或核定技术人员一起作出竞业限制承诺，符合该条件的股东部分已不在标的公司任职，显然不可能签署该条款。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协议》中对作出竞业限制承诺的主体明显超过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的范围。2、标的公司估值条款：《股权合作意向书》第2条约定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上限为60000万元，而垒知集团在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均未出具的情况下，在《购买资产协议》第9条约定“在未触发补偿条款时，标的公司新整体估值为72000万元。当触发《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补偿条款时，标的公司新整体估值为72000万元扣减应补偿额”，垒知公司对标的公司重新估值的条款与《股权合作意向书》中的约定存在本质的差别。（二）垒知公司对《股权合作意向书》未约定的条款故意提出多个增加标的公司股东义务的条款。1、连带责任条款：《股权合作意向书》没有约定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责任承担的方式，但是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第4条要求包括所有小股东在内的出让方对正式协议内的承诺及补偿责任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要求小股东对标的公司所有股东承担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连带责任，显然不符合常理，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也无法同意该条款的约定。垒知公司要求所有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过大的增加了余荣汉、杨江金、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的义务，明显违反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的约定。2、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条款：虽然《股权合作意向书》签订的主体为余荣汉、杨江金及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对于未委托余荣汉、杨江金的其他股东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股权合作意向书》没有约定，而《购买资产协议》第4.1条约定垒知公司以现金及新增股份作为支付手段向出让方（1）-（46）支付交易对价，其中30%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70%的对价以新增股份的方式支付，同时以现金作为支付手段向剩余股东支付交易对价。《股权合作意向书》系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委托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签订的，其效力只及于出让方（1）-（41）（即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余荣汉、杨江金），而（42）-（46）属于未取得授权的股东，（47）-（）属于新三板交易股东，垒知公司在未经过未授权股东及新三板交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述股东纳入股权份额显然超出了《股权合作意向书》的约定。3、过渡期损益归属条款：《股权合作意向书》没有约定过渡期损益归属，而垒知公司在《购买资产协议》第7.1条要求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归其享有，亏损由各出让方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按各自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向其补足。该条款内容出让方与受让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一般而言在过渡期内收益应归原股东所有，亏损由原股东补足，该项条款系垒知公司故意为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设置的障碍。除上述条款外，垒知公司发送的《购买资产协议》及《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还存在数十处与《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不一致或超出《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的条款。从上述协议看，垒知公司根本没有与余荣汉、杨江金达成收购的诚意。二、垒知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的磋商期限届满前且本约合同核心条款未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要求余荣汉、杨江金提前签订本约合同。《股权合作意向书》多处明确约定本约合同的签订以尽职调查、审计、资产评估报告出具为前提，并在第5条明确约定了签订本约合同6个月的磋商期，即截止2018年6月26日磋商期届满。在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的磋商过程中，垒知公司突然在2018年2月2日发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均未出具的前提下，于收函后5日内签订余荣汉、杨江金尚未与其达成一致的本约合同《资产购买协议》及《购买资产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同时在《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的6个月磋商期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在2018年3月13日发布公告称放弃本次收购。垒知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综上，根据《股权合作意向书》第2.8条的约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余荣汉、杨江金及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返还500万元定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金林等22人辩称，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状。垒知公司辩称，余荣汉、杨江金与李金林等22人的高度一致恰恰证明他们在一审时的恶意串通。汪永权等12人辩称，同意余荣汉、杨江金的上诉意见。垒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侦查，案件受理费由李金林等22人、余荣汉、杨江金、汪永权等12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李金林等22人的诉讼请求结合起诉状陈述的事实理由，本案涉及两种法律关系，一是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之间因“超越权限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发生的纠纷（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二是李金林等22人与垒知公司之间因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发生的合同关系（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此，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案由。而为了达到并案受理的目的，一审法院故意将本案定性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意将案由外延扩大，以混淆视听。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的案由合并受理，违反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条是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共同诉讼分为两种：一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另一种是普通共同诉讼，又称一般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之间因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发生的法律纠纷，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法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即由垒知公司住所地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管辖，该定性及其管辖已由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辖终104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19）苏04民辖终42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定。至于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之间因“超越权限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发生的纠纷，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案由，无论是法律主体、法律关系还是法律事实均与垒知公司没有关联，且该案由与另一案由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管辖地也完全不同。本案两个案由对应的诉讼标的、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法院管辖，均存在不同，不能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并案审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不能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所造成，并非因一方原因，而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造成，双方对此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由于一审中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有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嫌疑，垒知公司在一审时明确要求一审法院传唤李金林等22人到庭陈述以证明其诉讼的真实性，一审不予理会。在审理的过程中，李金林等22人的陈述与余荣汉、杨江金也是互相认可的，将矛头共同指向垒知公司。一审并没有充分审理垒知公司与余荣汉、杨江金之间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的情况，轻率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由于垒知公司与余荣汉、杨江金之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经由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之中（案号为2020年闽02**民初7563号），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金林等22人对垒知公司的诉讼请求。李金林等22人辩称，一、垒知公司“关于案由问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李金林等22人与垒知公司之间就是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纠纷。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一审中，李金林等22人主张因余荣汉、杨江金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2万元，同时主张解除上述意向书，没收定金500万元，李金林等22人的诉讼请求系围绕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的履行确定，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是正确的。垒知公司认为本案存在二个不同案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股权合作意向书》中附件为李金林等22人委托余荣汉、杨江金的授权委托书。因此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股权合作意向书》的一部分。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本案并不存在二个案由，垒知公司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垒知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问题”上诉理由不成立。李金林等22人也不认可一审认定的“双方未缔结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所造成，这并非因一方原因，而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造成，双方对此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李金林等22人认为，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未能签订正式《购买资产协议》的原因在于垒知公司的根本违约，垒知公司根本违约的具体情形，李金林等22人已经在上诉理由中具体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三、垒知公司称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该上诉理由是垒知公司想逃避违约责任，恶意中伤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提出该上诉理由，但未能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认定为垒知公司虚假陈述、恶意中伤。李金林等22人作为常州建科院的小股东，委托余荣汉、杨江金全权办理股份转让事宜，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但是2018年3月21日，余荣汉、杨江金未经李金林等22人同意，在《股权合作意向书》未到期的情况下，擅自决定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我们认为终止合同行为无效，诉请主张继续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后经法院释明，该意向书约定的六个月期限已到期，本案不适用于继续履行。另外，在诉讼过程中我们根据余荣汉、杨江金的举证发现无法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真正的原因是垒知公司的根本违约，故李金林等22人在一审中变更诉请为主张解除上述意向书，没收垒知集团500万元定金。这是李金林等22人正当的诉讼权利，没有任何虚假诉讼的情形。垒知公司在一、二审中称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串通制造虚假诉讼，这种虚假陈述、恶意中伤行为也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基础上对垒知公司恶意中伤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且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罚。余荣汉、杨江金辩称，1、关于案由和合并审理的问题，一审不存在两个案由合并审理也不存在案由错误，李金林等22人提起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是股权合作意向书及附件委托书，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是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本案中李金林等22人正是基于委托书的授权由余荣汉、杨江金签订意向书并洽谈股权转让事宜，正因为该转让事宜产生了本案的纠纷，本案正是围绕股权合作意向书和股权转让合同而进行。2、关于认定违约方的问题，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确实认定错误，我们已经在上诉状中进行了详细阐述。3、垒知公司在2018年2月2日发律师函给余荣汉、杨江金强制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关键性条款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在五日内签约，不仅违反了诚信磋商和公平交易原则，也严重侵犯了包括余荣汉、杨江金所有股东在内的合法权益。4、对于垒知公司提到的恶意串通的表述，余荣汉、杨江金表示严重的愤慨，请求法庭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进行当庭训诫。汪永权等12人辩称，同意李金林等22人的意见。李金林等22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因余荣汉、杨江金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侵犯了李金林等22人的权益，请求判令赔偿李金林等22人损失暂计2万元；2.判令垒知公司继续履行《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3.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余荣汉、杨江金未经李金林等22人同意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赔偿李金林等22人损失暂计2万元；2.判令解除李金林等22人委托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为20171226），并没收垒知公司500万元定金；3.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2日，李金林等22人及汪永权等12人等常州建科院股东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余荣汉、杨江金全权办理持有的常州建科院股份转让给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建科院）事宜，转让股份总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委托权限包括办理股权转让所需签署的相关意向书、协议、文件等资料，凡受托人在股权转让范围内履行的所有委托事项，委托人均予以承认。2017年12月27日，余荣汉、杨江金（乙方）与厦门建科院（甲方）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712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约定：乙方合计持有常州建科院42%的股权，已获得超过70%股东授权，常州建科院股东愿意将其合计持有的存在常州建科院6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格约定如下：以2017年11月30日为常州建科院审计基准日，甲方负责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事务所审计与评估，费用由常州建科院承担；交易价格将参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列载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格经各方协商后确定；考虑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常州建科院整体预估值上限为60000万元；如约定的净资产或2017年净利润低于约定值，应等比例扣减常州建科院估值；若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低于预估值，则按照确定评估价值为公司估值，并以此作为最终交易价格；乙方对股权转让后三年的业绩成长性承诺：2018、2019、2020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80万元、5500万元、6420万元，2018、2019、2020年每年期末应收账款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均不超过75%。对价支付安排：甲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形式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标的资产，70%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支付，30%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若70%以发行股份的形式支付未获审核批准，则甲方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乙方收到转让款后60日内用现金购买甲方股票；如甲方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波动过大，乙方可以在甲方发出以现金收购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放弃被收购，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书面告知甲方放弃被收购的决定，则应接受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甲方以现金方式收购和乙方从二级市场购买甲方股票的方案；本意向书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500万元作为定金，支付至常州建科院账户，甲方和常州建科院共同管理。锁定期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甲方向乙方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锁定期满后，补偿义务人所持甲方的股份应按照30%、30%、40%的比例分三年解除限售。业绩未达标：在业绩承诺期内，若常州建科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的90%，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补偿，补偿金优先从当期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乙方同意，常州建科院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6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赎回出让给甲方的股权或乙方继续执行股权转让协议，赎回价格为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股权转让款加上年复利10%。本意向书自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经双方书面同意可以延长。违反本意向书的任何约定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全部损失。本意向书约定的期限到期，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延期协议，本意向书视为终止。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还约定了实施安排、尽职调查、保密承诺等内容。2018年1月10日、1月16日、1月18日、1月19日，双方人员就购买资产协议进行邮件往来，并就相关条款内容进行磋商。2018年1月22日，厦门建科院向李金林等2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发送《联系函》，载明：厦门建科院已经于2017年12月19日支付交易定金500万元，双方就本次收购进行数次商谈，但仍有少数关键条款未能确定，考虑时间的紧迫性，收购的复杂性，特敦请常州建科院股东给出最后答复意见，尽快敲定交易方案。2018年1月24日，余荣汉、杨江金进行回复，载明：我方已经按照意向书履行相关义务，少数核心条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方已经给出明确意见。2018年2月2日，厦门建科院向余荣汉、杨江金发送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解决公司内部问题，确定收购方案、签署交易协议，若在2018年2月6日前未能完成要求，应双倍返还定金，赔偿损失，承担其他责任。2018年3月13日，厦门建科院发布《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载明：公司经与常州建科院股东进行多次沟通，但就本次股权收购正式协议部分重要条款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公司2018年2月2日向常州建科院实际控制人余荣汉、杨江金发了律师函，督促对方尽快确定收购方案，并根据双方之间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确定的主要内容签署交易协议。常州建科院实际控制人余荣汉、杨江金于2018年2月10日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解除常州建科院与公司双方之间的股权合作意向书。2018年2月13日，公司收到常州仲裁委员会发出的《仲裁通知书》（[2018]常仲字第0054号）。目前，公司已针对该事项启动应对程序。鉴于上述事项，本次常州建科院收购事项无法继续推进，故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对常州建科院的收购。2018年3月21日，常州建科院发布《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载明：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披露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自2017年12月8日开市起暂停转让，停牌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有关方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积极筹划与充分沟通，但双方就正式协议部分关键交易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实际控制人认为该重大事项已无可能继续推进，决定终止该重大事项。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22日开市起恢复转让。一审另查明，在2017年12月27日余荣汉、杨江金与厦门建科院签订《股权合作意向书》之前，余荣汉、杨江金与厦门建科院另签订一份编号为20171126的《股权合作意向书》及补充协议。2017年，常州建科院作为标的公司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常州建科院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1-11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2017年12月12日，厦门建科院、常州建科院（共同作为委托人）与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订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对常州建科院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11月30日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2018年12月29日，常州建科院与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备忘录》，约定由常州建科院支付评估费30万元，双方的合同及权利、义务关系终结。2019年9月29日，厦门建科院名称变更为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庭审中，余荣汉、杨江金认为《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经终止，不同意继续履行；垒知公司认为《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有效期已经到了，不同意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余荣汉、杨江金、垒知公司均确认500万元定金已支付至常州建科院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由问题。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相互牵连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原告主张的基础性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中，李金林等22人主张因余荣汉、杨江金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2万元，同时主张解除上述意向书，没收定金500万元，诉讼请求系围绕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的履行确定其诉讼请求，故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首先，关于李金林等22人主张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余荣汉、杨江金受李金林等22人委托与垒知公司签订《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李金林等22人的委托行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认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受托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就终止《股权合作意向书》事项，李金林等22人明确是因为垒知公司的违约而终止履行，故不能证明余荣汉、杨江金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李金林等22人据此要求余荣汉、杨江金赔偿损失，于法无据。其次，关于《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的履行问题。法院认为，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明确了当事人信息、拟转让股权的状况、价款计算方式等，并对将来在一定期限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出了安排，符合预约的法律特征。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应当承担的谈判并缔结本约，即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根据意向书的约定，其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6个月，若双方未能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延期协议，意向书视为终止。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未能在上述有效期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签订延期协议，故上述《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于2018年6月26日终止。李金林等22人主张解除《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无必要，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垒知公司支付的500万元定金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的约定，违反意向书约定一方须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根据李金林等22人相关人员与垒知公司人员的邮件、函件沟通内容，双方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在于就部分关键条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故法院认为，双方未缔结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所造成，这并非因一方原因，而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造成，双方对此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故李金林等22人应将垒知公司支付的定金予以返还。李金林等22人主张没收垒知公司500万元定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因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合作意向书》（编号20171226）已于2018年6月26日终止；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王卓惠、吴南伟、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被告余荣汉、杨江金、第三人汪永权、刘小玲、周剑峰、史晓伟、严黎明、金新华、陆惠明、陶文玉、胡瑛、廖琼、叶建平、宋文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金500万元；二、驳回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王卓惠、吴南伟、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6940元，由李金林等22人负担。二审中，垒知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20年11月12日常州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常律惩（2020）第10号的投诉答复书，载明通过常州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调查认定刘庆、刘音也就是李金林等22人在被投诉之前的委托代理人在起诉余荣汉、杨江金时得到了余荣汉、杨江金的同意，用以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2、余荣汉、杨江金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向垒知公司提起的民事反诉状及证据目录，用以证明股权转让的纠纷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而且余荣汉、杨江金也提起反诉，因此本案不应该就股权转让纠纷进行审理，而应该审理余荣汉、杨江金超越委托代理权限对李金林等22人造成的损害赔偿。李金林等22人质证称，1、对投诉答复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仅仅是对律师是否有利益冲突的投诉，最终结果也是不存在利益冲突，作为律师代理案件是代理哪一方与本案无关。从内容看，也完全无法看出李金林等2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有任何的恶意串通。2、对反诉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一审法院对本案已经有了判决，二审是在一审基础上的审理，本案就是股权转让纠纷，并不是损害赔偿纠纷。本案是先立案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是后立案的，如果要争抢管辖也是垒知公司在争抢管辖。余荣汉、杨江金质证称，1、对于投诉答复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答复书认定不存在利益冲突。2、对于反诉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其观点。同时该反诉状针对的是（2020）闽0203民初7653号案件，该案跟本案事实上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因本案立案在先，我方认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应将案件移送到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同时垒知公司提到的管辖问题也不存在，因为刚才所提及的管辖是针对其他案件，与本案是不同案件。汪永权等12人的质证意见与李金林等22人一致。针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李金林等22人认为，一审遗漏了2018年1月19日垒知公司向余荣汉、杨江金发送的《购买资产协议》和《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与《股权合作意向书》相关条款实质上不同，是最终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签订的真正原因，是垒知公司的根本违约。关于责任承担，《股权合作意向书》并无责任承担的约定，但垒知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所发的《购买资产协议》和《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及减值补偿协议》第四条的连带责任约定是要求公司所有小股东对大股东等所有股东承担对赌中的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垒知公司要求我们小股东对标的公司所有股东承担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连带责任，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合理的，而且在这些条款没有磋商成功的情况下，垒知公司在2018年2月2日发律师函要求余荣汉、杨江金在五天之内签订正式协议否则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我们认为这就是垒知公司恶意制造签订协议的障碍，并要求强制签协议，所以本案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原因是垒知公司的根本违约。一审法院没有将这些内容查明清楚。垒知公司对一审查明所有事实都不认可，认为超出了一审的审理范围。本院认为，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本案确实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是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与余荣汉、杨江金的委托合同纠纷，二是李金林等22人、汪永权等12人及余荣汉、杨江金与垒知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该两种法律关系均因履行案涉《股权合作意向书》而发生，且授权委托书是《股权合作意向书》的附件，两者相互牵连，可以合并审理。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相互牵连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原告主张的基础性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李金林等22人的诉讼请求系围绕案涉《股权合作意向书》的履行确定，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关于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案涉《股权合作意向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的当事人只是负有将预约推进到本约的义务，并无必须缔结本约合同的义务；至于当事人是否成功签订本约合同，则要视双方之后具体协商的结果而定。本案中，根据双方往来邮件、函件内容，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在于就部分关键条款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并未有一方有明显拒绝磋商的行为，因此未能订立本约是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造成，一审认定双方对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940元，由李金林、许鸣、罗亚萍、周利群、徐汉东、吴南伟、王卓惠、王强、钱文忠、徐琴、王秋蓉、吴凤妹、万荣娟、金卫民、高淑君、张明珠、吴慧倩、邹霞燕、邵文成、王叶平、王梅芳、俞惠民负担15647元，由余荣汉、杨江金负担15647元，由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6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王 星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