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2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普瑞豪苑第******。法定代表人：林星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玲，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镇高新路****iv>法定代表人：董三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建峰，男，197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原审被告：邵宗宝，男，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原审第三人：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沙仔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彦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与上诉人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宜公司）及被上诉人史建峰、原审被告邵宗宝、原审第三人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洋浦公司和华宜公司均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20）粤7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洋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玲、华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强到庭参加了法庭调查。史建峰、邵宗宝、建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洋浦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史建峰对华宜公司应向洋浦公司支付的运费380,047元及相应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史建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华宜公司在2017年12月12日前系史建峰与案外人苏纪召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本案起诉时及一审判决作出时华宜公司已变更为史建峰持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未排除公司债务发生在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的情形。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在债权人向公司主张权利时，如果公司为符合上述规定的一人公司，则应适用该规定判令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华宜公司所欠洋浦公司债务发生在其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但由于华宜公司民事主体未发生变更，华宜公司对该笔债务负有清偿义务。在华宜公司股权发生变动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在华宜公司一人股东史建峰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时，由史建峰对华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史建峰原系华宜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其实际控制华宜公司经营。史建峰在受让苏纪召全部股权时明知华宜公司拖欠洋浦公司运费，仍自愿将华宜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表明其自愿承担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相应的股东责任，包括因其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华宜公司答辩称，（一）洋浦公司一审中要求史建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事实理由中也认可了史建峰和邵宗宝以保证人身份在上面签字，自愿承担保证责任，但是在二审中洋浦公司又推翻了一审事实理由，又以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法律规定，要求史建峰承担连带责任，是一种不诚信诉讼的行为。依据不诉不理原则，二审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该法律关系。（二）华宜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为张敏，并非史建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三）史建峰将股权转让给董三敏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若洋浦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史建峰承担连带责任，应当对此进行举证，若不能证明史建峰恶意逃避债务，洋浦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华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敏，股东为董三敏，洋浦公司要求史建峰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洋浦公司的上诉请求。华宜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洋浦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洋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错误。1.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无管辖权。（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错误。洋浦公司未举证证明自己包含两种以上不同运输方式，故一审判决认定案由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应是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无权管辖。洋浦公司主张欠付运费380,047元及违约金所依据的《还款协议》从未提起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运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洋浦公司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海上运输的法律关系，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应当移送至有管辖权法院管辖。2.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多式联运合同的诉讼时效没有特别规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有关法律未予以规定前，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洋浦公司主张运费380,047元及违约金应当视为行使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应当为一年。洋浦公司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华宜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已经明确了“需方委托供方全权代理运输事宜，本合同单价含供方代垫运杂费，实际产生运杂费以双方签订的《产品销售结算清单》为准”。《还款协议》中并未有运杂费的体现，全部款项均为货款。2.《还款协议》成立但未生效，该协议是附生效条款的协议，合同未达到生效条件，《还款协议》未生效。3.一审法院判决华宜公司支付违约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适用法律错误。即便《还款协议》生效，华宜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给洋浦公司造成的损失也仅仅是利息损失，除此之外并未造成其他损失，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各方约定利率2%标准不做调整，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漏查本案中承运人、托运人与华宜公司、洋浦公司、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漏查承运船舶与洋浦公司之间的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建华公司称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费用已经结清，该合同约定的管桩单价每米108元与结算清单中管桩每米单价138元或134元的差额，就是每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每米运费单价26元或30元”错误。中间差额的产生是由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在2015年3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产生，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是因短桩超出配比部分，从而增加费用。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建华公司称，按产品销售结算清单记载的计算…仅是从第三人建华公司运到中山管桩码头的运杂费单价”错误。华宜公司与洋浦公司双方之间从未对单价26元或者30元进行约定，洋浦公司对于上述证据也未进行举证，本案不存在运费单价26元或者30元的类似说法。4．一审判决认定“《还款协议》中所称的货款824,825元指华宜公司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下尚欠洋浦公司的运费586,516元和建华公司材料款238,309元”错误。《还款协议》中仅记载“现尚欠货款646,345元”从未记载“运费586,516元和材料款238,309元”字样，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洋浦公司自认说明，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同时“运费586,516元和材料款238,309元”并非是华宜公司的意思表示。洋浦公司答辩称，（一）洋浦公司与华宜公司系多式联运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洋浦公司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华宜公司和建华公司陈述，华宜公司所欠洋浦公司款项实质上是将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运至海南工地的运费。洋浦公司作为承运人将华宜公司从建华公司采购的管桩运至华宜公司指定的海南工地，双方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先通过海运运至三亚港，再通过陆运送货至海南工地，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其次，本案系托运人拖欠运费形成的欠款纠纷，应适用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华宜公司认为洋浦公司系主张赔偿请求权一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依据。（二）建华公司作为受托人代华宜公司向洋浦公司订舱，华宜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受多式联运合同约束，系托运人；《还款协议》是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华宜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峰对此签名确认，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首先，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需方（即华宜公司）委托供方（即建华公司）代理运输事宜，明确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系委托关系，建华公司作为受托人向洋浦公司订舱，其法律后果应由作为被代理人的华宜公司承担，即华宜公司是货物从中山管桩码头运至海南工地的托运人。其次，《还款协议》是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华宜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峰签名确认。建华公司根据该《还款协议》在其后与江西建工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建工公司）清算并抵扣华宜公司所欠债务的行为，均表明洋浦公司及建华公司均确认《还款协议》内容。因此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最后，因华宜公司多年来拖欠运费，《还款协议》明确约定违约责任，该《还款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华宜公司应按约定以拖欠运费为基础按每月2%承担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不存在漏查或错查。1.对比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单价及对应《结算清单》单价，其差额在26元或30元，建华公司对此解释是每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而华宜公司对此未提出合理解释。2.对于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采购的管桩16,263米，华宜公司主张运杂费30,621.19元包括从建华公司到海南工地的全部运费，如果按此主张，则每米管桩运杂费仅为1.88元，这与021015010号产品购销合同及对应结算清单中差价是每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明显相悖。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载明的运杂费30,621.19元，建华公司也确认是从其工厂运到中山管桩码头的运杂费，并不包括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华宜公司主张购销合同单价包括中山管桩码头至海南工地的运费没有依据。3.《还款协议》中所称的货款824,825元实际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宜公司拖欠建华公司管桩款，另一部分是拖欠洋浦公司的运费，拖欠建华公司管桩款在0210150046号产品销售结算清单下已明确管桩款为238,309元，建华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还款协议》所称货款824,825元中管桩款为238,309元，其余是华宜公司所欠洋浦公司运费。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至各方签署《还款协议》时华宜公司尚欠洋浦公司运费586,516元。综上，请求驳回华宜公司的上诉请求。洋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华宜公司向洋浦公司支付运费380,04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80,047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史建峰和邵宗宝对华宜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华宜公司、史建峰、邵宗宝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1日，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华宜公司向建华公司购买500×100ＡＢ管桩，用于海口灵山镇旧城改造项目，每米单价108元，华宜公司委托建华公司全权代理运输事宜，本合同单价含建华公司代垫运杂费，实际产生运杂费以双方签认的产品销售单为准，货款与运杂费按实际发生额分别开具发票，运杂费发票由运输公司直接开具给华宜公司。2015年8月11日，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华宜公司向建华公司购买400×95ＡＢ管桩，每米单价70元，提货方式为代运不代卸，建华公司服务电话为施某186××******，其他合同条款与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相同。2015年10月15日，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就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进行结算，该产品销售结算清单记载：分三批次提供500×100ＡＢ管桩，每米单价138元或134元，总长度为12238米，实际结算金额为1685644元,其中管桩产品金额和代垫运杂费处的金额均未填写，合计已收款1680000元，结算尚欠款5644元。2016年3月9日，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就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进行结算，该产品销售结算清单记载：提供400×95ＡＢ管桩，每米单价70元，共计16263米，应结算总金额为1138410元（产品金额1107788.81元、代垫运杂费金额30621.19元），结算尚欠款238309元。一审庭审中，华宜公司和建华公司确认双方仅签订过上述两份购销合同，双方在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变更过合同约定的管桩单价；建华公司称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费用已结清，该合同约定的管桩单价每米108元与结算清单中管桩每米单价138元或134元的差额，就是每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每米运费单价26元或30元。洋浦公司确认其主张的本案运费指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所购买的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另外,华宜公司依据购销合同“本合同单价含建华公司代垫运杂费”，主张管桩单价已包含了从建华公司处到海南工地的费用，华宜公司不欠付洋浦公司运费，并主张该条款是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建华公司的解释。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称，按产品销售结算清单记载的计算，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共计管桩16263米，应结算总金额为1138410元（产品金额1107788.81元、代垫运杂费金额30621.19元），则每米管桩的运杂费为1.88元（30621.19元÷16263米），可以相对比的是，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每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26元或30元，每米1.88元这个运杂费标准不可能是将管桩从建华公司处运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单价，仅是从建华公司处运到中山管桩码头的运杂费单价。2016年12月23日，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将起草的《还款协议》拿给华宜公司确认，该《还款协议》记载：本合同华宜公司的担保人为史建峰和邵宗宝；就华宜公司海口灵山镇旧城改造项目工地所欠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管桩货款事宜，华宜公司确认于结算日尚欠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管桩货款824,825元，双方结算单上原定于2016年2月27日前付清，现尚欠货款646,345元，上述货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000元于2016年12月30日前支付，第二期496,345元于2017年1月27日前支付；若华宜公司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货款，则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有权按华宜公司所欠剩余货款的2%收取违约金，计算时间自2016年2月27日起，起计金额为646,345元，直至付清所有欠款；江西建工公司所打款项可抵扣该欠款，剩余款项退回易新林；该协议一式两份，待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在《还款协议》尾部的法人签字处有华宜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峰的签名，华宜公司担保人签字处有史建峰、邵宗宝的签名。关于上述《还款协议》的签订过程。华宜公司称因当时有人拿着《还款协议》让史建峰签名，不签名就不走，所以史建峰不得不在《还款协议》上签名，且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盖章签字，该《还款协议》还未生效。洋浦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施某称，其当时为建华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的具体经办人员，该购销合同约定的运杂费仅仅指从建华公司仓库到中山管桩码头的运费，每米大概一块多钱，之后洋浦公司负责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输，且洋浦公司和华宜公司就此段运输有签订运输协议，因施某负责整个管桩的供货安排，该运输协议由施某保管，因时间太久无法找到，本案《还款协议》由施某起草，因建华公司与华宜公司对总账，交易惯例都是将运费和货款合在一起一并协商，所以施某起草《还款协议》时统一用了货款的表述，《还款协议》中所称的货款824825元指华宜公司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下尚欠洋浦公司的运费586516元和建华公司的材料款238309元。建华公司称，该《还款协议》由其工作人员李冠春交给史建峰签名，因为建华公司和洋浦公司比较熟悉，建华公司就帮洋浦公司一起办理了《还款协议》，其中的货款824825元指华宜公司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下尚欠洋浦公司的运费586516元和建华公司的材料款238309元，该824825元是原结算日的欠款数额，因之后华宜公司将海口灵山镇旧城改造项目转让给江西建工公司，当时江西建工公司还有170000元多的货款未发货，《还款协议》约定了江西建工公司所打款项可抵扣该欠款，所以《还款协议》标明尚欠货款以及违约金的起计金额均为646345元，但应以建华公司与江西建工公司的最终结算抵扣欠款。洋浦公司对证人施某和建华公司的上述陈述予以确认。2017年5月31日，江西建工公司与建华公司就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2日之间海口灵山镇旧城改造项目进货记录进行结算，记载江西建工公司向建华公司共计支付3,861,250元，其中材料款3,616,472元，未到金额244,778元，该未到金额244,778元作为华宜公司还2015年到2016年欠建华公司的管桩款。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称该244,778元抵扣华宜公司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下尚欠建华公司的材料款238,309元后，余额6469元以及易新林在2017年10月23日支付给建华公司的200,000元，均由建华公司支付给洋浦公司，用于抵扣华宜公司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下尚欠洋浦公司的运费586,516元。华宜公司确认其在签署《还款协议》后，未向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支付过任何费用，并主张根据2017年5月31日江西建工公司与建华公司的结算，江西建工公司已支付1,410,000元，远超《还款协议》中所称欠款金额，可见华宜公司不欠付任何费用。据查，上述结算记载的江西建工公司向建华公司共计支付的3,861,250元，包含付款方为江西建工公司的1,410,000元，其余付款方为易新林。一审庭审中，华宜公司主张洋浦公司未在6个月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史建峰和邵宗宝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洋浦公司称其一直打电话要求史建峰和邵宗宝作为保证人履行担保义务，也委托建华公司的工作人员施某、李冠春向史建峰和邵宗宝主张。证人施某称其已将洋浦公司向华宜公司的催款函发给史建峰，并提交了其与史建峰的微信记录。该微信记录显示：施某在2019年5月31日向史建峰发送失信被执行人的新闻，并说公司准备起诉，史建峰回复“老易在海南有工地，你去找找他”，施某在2019年9月18日再次向史建峰发送微信，称欠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还。建华公司称洋浦公司有让李冠春向史建峰和邵宗宝追讨本案欠款，并没有明确说要史建峰和邵宗宝承担责任。一审另查明，华宜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8日，原股东为苏纪召和史建峰，各占50%股份。2017年12月12日，华宜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史建峰，占股100%，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洋浦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洋浦公司以华宜公司拖欠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所购买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华宜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及违约金等，故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宜公司是否欠付洋浦公司主张的运费。《还款协议》由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起草后，交由华宜公司，表明《还款协议》是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华宜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建峰在《还款协议》上签名时存在影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因此，华宜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峰在《还款协议》上签名，亦属于华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盖章签字，洋浦公司根据《还款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建华公司在《还款协议》之后与江西建工公司清算并抵扣华宜公司所欠债务的行为，也可表明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均确认《还款协议》内容。因此，《还款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华宜公司关于《还款协议》未生效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华宜公司在《还款协议》中确认欠付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共计824,825元，建华公司确认华宜公司仅拖欠其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结算的材料款238,309元，可以认定824,825元减去238,309元后的余额586,516元，即为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金额。关于该586,516元是否为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运至海南工地的运费。根据该合同结算清单，建华公司收取的运杂费单价为每米1.88元，参考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中管桩运费单价每米30元或26元，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关于其在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收取16,263米管桩运杂费30,621.19元，仅是从建华公司到中山管桩码头的运杂费的说法更为合理，予以采信。据此认定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586,516元为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16,263米管桩从中山管桩码头到海南工地的运费。华宜公司关于本案购销合同“本合同单价含第三人建华公司代垫运杂费”为格式条款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华宜公司另辩称江西建工公司已支付1,410,000元，远超过《还款协议》的应还款金额，与本案查明的江西建工公司未到金额244,778元作为华宜公司还2015年到2016年欠建华公司管桩款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洋浦公司已履行运输义务，华宜公司违反约定未支付洋浦公司运费586,51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华宜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洋浦公司自认已收到通过建华公司转付的运费206,469元，因此，华宜公司应向洋浦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380,047元并赔偿损失。关于违约金。各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若华宜公司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货款，则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有权按华宜公司所欠剩余货款的2%收取违约金，计算时间自2016年2月27日起，起计金额为646,345元，直至付清所有欠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上述约定内容的性质应为各方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根据上下文的理解，按华宜公司所欠剩余货款的2%收取违约金，认定为月利率2%符合通常理解。华宜公司主张洋浦公司请求的月利率2%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是调减违约金的前提。华宜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运费，给洋浦公司造成的损失体现为与未付运费等额的资金占用的损失。因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华宜公司拖欠运费给洋浦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综合洋浦公司和华宜公司履行多式联运合同的过程和违约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酌情认定洋浦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不超过华宜公司未付运费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对各方约定的月利率2%标准不作调整。因建华公司在2017年10月23日收到易新林转账的200,000元，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均确认该200,000元抵扣华宜公司拖欠洋浦公司的运费，因此，华宜公司应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10月23日止以580,04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自2017年10月24日起以380,04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关于史建峰和邵宗宝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华宜公司在2017年12月12日之前并非史建峰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洋浦公司以史建峰为华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史建峰和邵宗宝在还款协议上以华宜公司担保人的身份签名，故洋浦公司、建华公司与史建峰和邵宗宝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该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由于该保证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史建峰和邵宗宝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洋浦公司与史建峰和邵宗宝并未约定保证期限，本案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7年1月2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史建峰和邵宗宝的保证期间从2017年1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27日止。洋浦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述保证期间要求过史建峰和邵宗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史建峰和邵宗宝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洋浦公司请求史建峰和邵宗宝对华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洋浦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为一宗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多式联运合同的诉讼时效没有特别规定，本案纠纷系完成全程运输后托运人欠付运费引起，时效期间应适用自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华宜公司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7年1月27日，洋浦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华宜公司关于洋浦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洋浦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华宜公司向洋浦公司支付运费380,04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80,047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7年10月23日止，自2017年10月24日起以380,04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洋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16.02元，由洋浦公司负担1622.67元，由华宜公司负担10,293.3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洋浦公司、建华公司与华宜公司之间《还款协议》第三条违约责任约定，如华宜公司未能按上述任何一期期限清付所欠洋浦公司、建华公司货款，则洋浦公司、建华公司有权每月按华宜公司所欠货款额的2%收取华宜公司违约金。二审诉讼期间，史建峰将其持有的华宜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董三敏。本院认为，本案系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洋浦公司与华宜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及华宜公司是否应向洋浦公司支付运费380,047元；二、华宜公司按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是否过高并应予调整；三、洋浦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四、史建峰是否应就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洋浦公司与华宜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及华宜公司是否应向洋浦公司支付运费380,047元的问题。本案中，华宜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了第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和第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上述两份合同均约定了华宜公司委托建华公司代为办理合同项下货物运输事宜，华宜公司为委托人，建华公司为受托人。建华公司作为华宜公司的受托人，委托洋浦公司运输上述两份合同项下的货物，洋浦公司接受委托后采用海运和陆路两种运输方式将货物从中山管桩码头运至海南工地。根据上述已查明的事实，华宜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成立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华宜公司为托运人，洋浦公司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洋浦公司基于其与华宜公司之间多式联运合同诉请华宜公司支付欠付的运费，故本案系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华宜公司关于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系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华宜公司一审诉讼期间亦从未对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过异议，华宜公司上诉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华宜公司已支付了第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洋浦公司诉请华宜公司支付第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欠付的运费。华宜公司、洋浦公司及建华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还款协议》已成立并生效。该协议载明了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和建华公司货款824825元。第0210150010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运费和第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部分运费均是由建华公司支付给洋浦公司。建华公司向华宜公司收取的货款包括了货物本身的价款和运费。建华公司和华宜公司均已确认华宜公司欠付建华公司第0210150046号产品购销合同项下货款238309元。《还款协议》记载的华宜公司欠付款项824825元减去货款238309元即为运费586516元。因此，《还款协议》记载的华宜公司欠付货款824825元包含了货款238309元和运费586516元。至于《还款协议》记载的“现尚欠货款646345元”，华宜公司、建华公司和证人施某亦确认了该金额为华宜公司欠付货款824825元减去待收江西建工公司支付的货款170000多元抵扣所得，且需待建华公司与江西建工公司最终结算为准。故《还款协议》记载的“现尚欠货款646345元”并非华宜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时所欠的款项总额。建华公司已代华宜公司分两次向洋浦公司支付了6469元和200000元，华宜公司仍欠付洋浦公司运费380047元。华宜公司于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洋浦公司偿还了上述欠付运费。故华宜公司仍应向洋浦公司支付欠付运费380047元。华宜公司仅以《还款协议》记载的为“货款”而拒付其欠付运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华宜公司应向洋浦公司支付运费38004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华宜公司按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是否过高并应予调整的问题。因华宜公司未依据《还款协议》约定支付运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华宜公司除应支付所欠运费还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还款协议》已约定华宜公司未依约支付欠款，则应每月按所欠款项的2%支付违约金。华宜公司、建华公司向洋浦公司转付的运费206,469元，其中2017年10月23日前转付6469元，2017年10月23日转付200,000元。故华宜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需分段计算，其中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10月23日止以580,04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80,04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华宜公司上诉主张《还款协议》约定的月利率2%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华宜公司未依约支付所欠付的运费构成违约，洋浦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且华宜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为多式联运合同，属于商事合同范畴，不能仅以利息损失去衡量华宜公司拖欠运费造成的损失是否过高。华宜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违约金计算标准过分高于洋浦公司因华宜公司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华宜公司关于《还款协议》约定的月利率2%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洋浦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系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特别法没有规定多式联运合同的诉讼时效。故本案应适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还款协议》约定了华宜公司分两期支付欠付的运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华宜公司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7年1月27日起计算。洋浦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华宜公司关于洋浦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四，史建峰是否应就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华宜公司欠付的运费发生之时，史建峰并非华宜公司的一人股东。但之后至洋浦公司起诉之时，史建峰经受让另一股东的股权而成为华宜公司的一人股东。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运费至本案诉讼时尚未清偿，基于公司经营的持续性，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史建峰作为华宜公司的一人股东，其应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华宜公司，否则应就华宜公司所欠付的运费承担连带责任。史建峰于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华宜公司，其应就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运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史建峰已基于其曾为华宜公司一人股东身份而对华宜公司欠付洋浦公司的运费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其于本案二审期间将其所持有的华宜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但史建峰转让股权的行为不能免除其对华宜公司所欠付的运费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洋浦公司上诉主张史建峰应对华宜公司所欠付的运费承担连带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洋浦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华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关于史建峰对华宜公司所欠付的运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海事法院（2020）粤72民初224号民事二、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20）粤7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史建峰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16.02元，由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负担1622.67元，由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史建峰共同负担10,293.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3.35元，由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史建峰共同负担。洋浦中和运海运有限公司已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3.35元，由本院向其予以清退。海南华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916.02元，由本院向其予以清退1622.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健平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卓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