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46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池里军，男，197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少军，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咸锋，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晨辉，男，196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军、徐晓雪（实习），河南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易长友，男，197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原审第三人：侯松杰，女，195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上诉人池里军、肖咸锋因与被上诉人马晨辉及原审被告易长友、原审第三人侯松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3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池里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少军、上诉人肖咸锋、被上诉人马晨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世军、徐晓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易长友、原审第三人侯松杰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池里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503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联建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该协议无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联建协议》在双方自愿签订后已履行完毕并交付使用，被上诉人为获取不当利益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其所签协议无效，目的在于获取超出合同预期的更大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不应得到支持。首先，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已履行完毕房屋已交付使用多年，未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带来任何损失，现被上诉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意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若其诉请得到支持，意味着其任意撕毁自愿签订的协议，甚至通过此行为获取不当利益，显然有违合同无效制度的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联建协议》在履行完毕数年后，2019年底因违反相关政策被政府没收同时按市场评估价给予相应补偿，各自建户已分别与政府签订补偿协议书，被上诉人在政府补偿款已到指定账户的情况下在其单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诉请确认其自愿签订的协议无效，有恶意诉讼之嫌，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其次，合同法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合法的权益，出于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稳定性原则，本案中，《联建协议》在双方已履行完毕，房屋已交付使用后，再对协议的有效性作出负面评价，不利于正常的经济活动，明显有违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双方于协议签订后，均依约履行完各自的义务，并于2015年4月作为施工方的被上诉人已将建成的房屋钥匙交于各自建户，该协议约定的房屋已实际交付使用，协议约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已实际分配完毕。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房屋已建成的事实并交付使用均认可，被上诉人称其分得的6套房屋中部分用于抵债，部分用于出售和自住，表明协议约定的分配方案已依约履行完毕，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若对双方协议履行前的效力问题再作评价，不利于经济活动的正常往来和交易的稳定，与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不符。故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协议约定用于共建的土地，系上诉人经法定程序取得使用权；双方就双方联合建房事宜达成协议进行建设，且该协议不属于需事先审批方可生效的情形，不存在导致协议无效的事由。1、《联建协议》约定由上诉人提供的土地，经法定程序签订出让合同、缴纳土地出让金，并支付征地补偿款后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来源是合法的，协议双方对此是明知的。《联建协议》第二条“在条件许可情况下，由甲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的约定，结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土地出让合同、征地补偿款缴纳票据足以证明土地使用权已实际取得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可。后因政府原因致相关权证未如期办理，项目建成后因政策变化导致所建别墅被政府没收并给予补偿，不能据此否定土地来源的合法性，进而认定双方所订立合同无效。2、《联建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和协议履行完毕后别墅的实际使用状态，可以明确双方系联合建房关系，无共同开发地产项目的情形，不存在因此而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联建协议》约定由上诉人提供土地、被上诉人出资建设，附属工程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建成后双方二分之一分房用于自住，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别墅建成后其分得其中6套，并对其中数套作出不同处分。上述事实可明确双方形成联合建房的合作关系。协议双方在别墅建成后无公开对外销售的情形，不符合联合开发房地产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3、《联建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该协议性质上看并不属于需要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生效的合同类型，不符合应经审批未审批而无效的情形。联建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全面履行完毕及履行过程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与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必要联系，也不因此导致合同无效。三、震雷山风景区开发项目属政府扶持项目，后因政策变化包含有相关合法许可证件的自建户整体被政府没收并给予补偿，该项目是否被认定为违建与有无相关许可证件无实质关系，与《联建协议》是否有效无关。罗方舟、程肖等系一并被没收别墅与上诉人相邻的自建户，上诉人提交的罗方舟、程肖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以证实，该项目在建设初期阶段均具有相关许可证件和政府批准手续的，是享有相关合法权利的自建户。联建协议所涉及别墅因政府原因导致后期项目部分手续和证件未及时办理，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对此是知情的，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此均表示仍可。包含有合法手续和证件的别墅在内的震雷山项目整体被政府没收，表明有无相关合法手续和证件并非是被认定为违建进而没收的必然条件，没收后为争取补偿款利益而主张当时所签订协议无效，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震雷山风景区开发项目，建设当初属政府重点扶持建设项目，当时招商引资采取从快和边开发边建边办证的原则，上诉人正是在此政策下，参与家乡的建设。在前期积极配合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后，因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已竣工的别墅被政府没收并给予补偿，是上诉人无法遇见和控制的，属不可抗力的政府行为，上诉人在协议履行中亦无任何过错。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联建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它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为有效协议，原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故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马晨辉答辩称，池里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协议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属无效协议。1、马晨辉等涉案当事人从参与联合建房项目的预期目的是为了对外销售房屋，《联建协议》约定由原告马晨辉负责承建12栋别墅的主楼部分，保障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工程竣工后还需主管部门进行验收，均可看出各方建设别墅的目的就是卖，而不是住。别墅因未办理合法证件和产权登记，无法对外销售。且不论是联合建房关系或是房地产项目开发，都应具有资质，《联建协议》与《联建补充协议》合同双方作为自然人，均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法定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2、案涉“震雷山别墅”项目未办理合法的手续。一审查明事实为：“2014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联建协议》和后来签订的《联建补充协议》，其合同的内容主要为原被告双方在集体土地上联合建房。而建房之前却没有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以及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建设证书，而是采取边建边办、先建房后办证的方式进行的。然而至房屋建成之后，仍未取得相应的建设证书，直至2019年12月份房屋因缺乏相应建设手续被政府没收。本案中双方联建房屋所涉土地为集体性质且属农用地，不属于规划的建设用地。”对于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异议。3、签订协议的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合同无效。各方签订合同联合建设“震雷山别墅”的意思表示应该是真实的，但实施该合同侵害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震雷山别墅”项目至今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使国家直接损失了相关税收，直接侵犯了国家利益。由于缺乏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私自在集体性质的农用地上建房，违反法律私自改变土地性质、用途，侵害了土地管理制度。双方在明知缺乏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合法证件的情况下，继续施工，侵犯了土地流转市场秩序、国家的公共管理秩序。4、池里军、易长友等并未依约履行完自己的义务。根据《联建协议》和《联建补充协议》第2条双方义务条款：甲方必须保证土地来源的合法性，负责土地所有权人关系，甲方负责办理土地证和规划证等相关合法手续；乙方负责按图施工，保证房屋建筑质量合格。马晨辉作为乙方，已经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完成房屋建设。但池里军、易长友等作为甲方，并未履行相关的义务，至房屋被拆迁之时都没有办理相关的农用地转用手续，未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规划手续。5、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不在于对双方是否自愿合意签订合同等行为进行评判，而是在于该协议违反了公法，即《土地管理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正如上诉人池里军所称，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本案中的土地属于集体性质且属农用地，不属于规划的建设用地，一审法院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说明合同的订立履行应首先遵循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该规定属于土地流转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所管辖范围，土地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违反法律私自改变土地性质、用途，将会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土地管理法》44条应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案涉协议因直接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归于无效。故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上诉人池里军并未经过法定程序，取得联建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来源不合法。一审庭审质证中，池里军出示的征地补偿款缴纳票据实际只是“征地款”，即赔偿老百姓的土地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等，并无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正规发票，也没有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其在一审质证过程中所出示的土地出让合同是复印件，只有一页，涉及土地是在十组，不是本案所涉及的九组，同时其提交的他人的土地出让合同与本案无关。池里军所称的已经缴纳土地出让金，获得土地使用权无证据证明。无论国家、集体土地，如需改变土地性质、用途，必须办理相关手续，该土地使用权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来源不合法。三、合同无效，自始无效，且截至庭审之日，相关规划审批手续也并未办理，无法适用“合同效力补正规则”。双方建造的联建房屋早于2014年因无合法手续即被认定为违建，受到行政处罚，现案涉房屋已被没收，若认定为合同有效，造成的社会影响将会是负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意思自由为由任意签订合同，在农用地上违法违规建房，以此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震雷山风景区开发项目是否被认定为违建，与本案涉案房屋是否被认定为违建是两个概念。2014年6月24日平桥区震雷山风景管理局对池里军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土地没有合法手续，要求停止建设。池里军所称其他自建户有相应的手续，是享有相关合法权利的自建户。但池里军本人并未有相关合法手续，其他人能办证不代表池里军也能办证。马晨辉正是基于该违法通知书，才与易长友、池里军签订补充协议。池里军所称“震雷山风景区开发项目，建设当初属政府重点扶持建设项目，当时招商引资采取从快和边开发边办证的原则，正是在此政策下，参与家乡的建设。”其所谓的边规划边施工的说法无任何证据证明，也未提供政府相关文件的证明。但从2014年签订联建协议至2018年案涉别墅被没收期间内，池里军没有办下任何相关手续是客观事实，其所称前期积极配合办理土地相关手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未履行相关义务。如果合同认定有效，则双方均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对于马晨辉来说，出资建房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震雷山别墅”因违法已经于2019年11月3日被政府没收，马晨辉不可能再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本案诉讼开庭之前，被告不能够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该房屋因违法被政府没收，该违法事实不可逆转，再办理相关手续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而造成该事实的原因是上诉人并未及时办理相关手续。行政机关认定“震雷山别墅”属于非法建筑，施工时曾多次要求停工，且对该项目进行过行政处罚，并最终没收。如果认定合同有效，无疑是司法权干涉了行政权。如果认定合同有效，造成的社会影响将会是负面的。任何自然人都可以以“意思表示真实”为由，可以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办理用地建设相关的审批手续，随意签订合同，随意占用集体土地，直接在农用地上违规开发建设，严重突破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红线，严重侵害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肖咸锋上诉请求：一、撤销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503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原审在庭审过程中存在如下违法行为：审判应当在审判庭开庭，实际在王晓蕾法官办公室开庭。判决书明确有三位法官，一位书记员；实际只有王晓蕾一位法官和卢晓莉一位书记员，判决书列明的审判员刘书强、蒋荟从未出现，且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该两名法官。庭审期间，被上诉人马晨辉寻衅滋事，栽赃我方律师偷拿他的协议原件，进而攻击殴打律师，此事律师报案经由楚王城派出所立案调查已证实律师的清白，主审法官未出面制止，造成庭审秩序紊乱，明显是偏袒上诉人失职且程序违法。开庭期间，马晨辉的律师雷廷身份可疑，法庭不当庭查明参加庭审人员的身份违法。此外，主审法官庭审中陈述双方不可能和解，把双方和解的机会剥夺了，法官猜测原被告的意思，自行宣布当事人不可能和解的行为违法。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真实事实相违背。双方已经结算和完成分配。2016年上诉人一方的池里军、肖咸锋、侯松杰已经将附属工程款打给被上诉人，完成结算；2016年5月被上诉人将房屋钥匙交给上诉人，完成分配。平桥区人民政府征收行为是分别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征收，补偿也是分别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可以证明分配已经完成。如果法庭查明的事实是尚未结算和尚未分配，那么应当对我们提出的“已经结算和已经分配”进行当庭质证，但是我们提出已经结算和已经分配后，法庭和被上诉人均未予以反驳。判决书说：“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平桥区人民政府以该房屋建设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对该案涉房屋强行予以没收，给付有相应的补偿款”。事实是平桥区人民政府没收的是震雷山风景区内全部73家别墅，包括建房手续齐全的别墅。该没收行为公告称，“开展违建别墅消查整治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震雷山风景区内的违建别墅依法依规属于没收对象”；平桥区政府成立了指挥部，给予了补偿。而判决书说：“以该房屋建设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对该涉案房屋强行予以没收，给付有相应的补偿款”，使风景区内别墅违法被没收且补偿变成上诉人未办理相关手续建设违法被没收。三、判决书不对补充协议判决，为下一步补偿留下伏笔。原审判决《联建协议》无效，对补充协议只字未提。联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而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串通易长友签的协议，事前上诉人丝毫不知，应当判为无效协议；即使原审法庭认为补充协议是表见协议，上诉人也当庭提出该协议属于相对人非善意取得的协议，法官和被上诉人均未对上诉人提出的此观点反驳。由于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强加给上诉人许多义务，原审不对此进行判决，给被上诉人留下了很多操作空间。马晨辉答辩称，一、原审法庭审判程序并无不当。1、法律并未强制开庭地点必须在审判庭，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庭的紧缺，有时有在法官办公室开庭的情况。开庭前地点定在办公室开庭已征求了各方同意，一审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均未对开庭地点提出任何口头或书面异议，更应视为对开庭地点的同意。2、一审庭审结束后，马晨辉遍寻自己的合同原件却无法找到，最终在原审被告律师包中找到该证据原件是客观事实。马晨辉从该律师手中拿回合同原件时，该律师恼羞成怒，推搡马晨辉。马晨辉将保留向司法局投诉该律师的权利。3、雷廷律师并未参加庭审，到庭的马晨辉的代理律师仅有马世军律师一人到场，且庭审笔录并未有雷廷律师的签名，有庭审笔录可以查证。肖咸锋在上诉状中所言并无任何证据佐证，均是无端猜测言语。4、一审中原告马晨辉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不存在一审法官猜测原被告的意思，私自剥夺双方调解机会的行为。二、一审查明事实与真实事实相符。1、肖咸锋上诉状所称的结算完成，仅是对附属工程款的结算，分配也只是对房屋钥匙的分配完成。事实是后期平桥区人民政府针对该别墅项目整体征收，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该补偿款至今未发放，目前还在政府部门暂存。2、没收行为公告称“震雷山风景区内违建别墅依法依规属于没收对象”，与法院审理查明事实相符，本案中的别墅项目因未办理合法手续而成为违法建筑，属于被没收的范围。一审查明事实与真实事实相符。三、《补充协议》是针对《联建协议》签的附加条款，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联建协议》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主体部分已经被认定无效，其附加条款自然无效，并非上诉人所称为下一步补偿留下伏笔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维持原审判决。易长友、侯松杰未到庭答辩。马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在平桥区震雷山管理局所建别墅与被告所签《联建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6日，原告马晨辉与被告易长友签订《联建协议》一份，2014年7月18日双方又签订《联建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提供震雷山的土地，并保证土地来源的合法性，负责出资并办理土地证和规划证等相关合法手续。原告马晨辉负责出资并建设震雷山主楼；附属工程部分由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完成。在建设震雷山别墅的过程中，原告马晨辉按照协议约定出资将别墅主楼建设完成，被告出资了部分附属工程（绿化、道路等）款，该附属工程也建设完成。但被告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合法手续。另查明，双方《联建协议》签订后，共建设房屋12套，房屋建成以后，因多种原因，双方尚未结算和完成分配。2019年12月平桥区人民政府以该房屋建设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对涉案房屋强行予以征收，给付有相应的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014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联建协议》和后来签订的《联建补充协议》，其合同的内容主要为原被告双方在集体土地上联合建房。而建房之前却没有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以及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建设证书，而是采取边建边办、先建房后办证的方式进行的。然而至房屋建成之后，仍未取得相应的建设证书，直至2019年12月份房屋因缺乏相应建设手续被政府没收。本案中双方联建房屋所涉土地为集体性质且属农用地，不属于规划的建设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该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联建协议》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确认原告马晨辉与被告易长友于2014年3月16日签订的《联建协议》无效。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易长友负担。二审中，肖咸锋举证震雷山风景区搬迁公告及楚王城派出所出警记录，拟证实平桥区政府对别墅区依法没收不是因为违建，而是因为建在风景区内，同时没收73套，也予以补偿，双方争议的就是补偿款怎么分配，此外，出警记录证明马晨辉推搡原告律师。马晨辉质证认为，公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不是原件也不是复印件，也没说从哪来的，没有政府签文，并且一审就应该提交但没有提交，二审不应当作为新证据，这个证据与双方确认合同无效没有关系，政府是否没收与合同是否有效无关，不能认为政府没收了就证明合同有效；关于报警记录，只是说明报警人向派出所反映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个事实再说，是我方当事人找不到证据原件的时候原告律师那找到了原件，过错也在原告律师，并且这个记录与原审程序是否有错无关。本院审查认为，搬迁公告来源不明，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出警记录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评述。本院另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结合本案，马晨辉与易长友于2014年3月16日签订《联建协议》，约定双方在集体土地上联合建房，但是在建房之前并没有为案涉土地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而是采取边建边办、先建房后办证的方式进行，直至房屋建成之后，案涉土地仍未完成规划审批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双方签订的《联建协议》，至今未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肖咸锋上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肖咸锋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对《补充协议》作出处理的问题，因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均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本案马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联建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只对《联建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并无不当。肖咸锋关于一审法院未对《补充协议》作出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池里军、肖咸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池里军负担25元，上诉人肖咸锋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马征程书记员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