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行终1410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于恩杰，男，198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清原满族自治县。上诉人（一审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清河路**。法定代表人：吴振宇，该县政府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杰，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辽宁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曲爱国，男，1972年4月8日出生，满族，住址清原满族自治县。曲爱国诉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清原县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7）辽04行初136号行政判决。清原县政府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辽行终1653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19）辽04行初73号行政判决。一审第三人于恩杰、一审被告清原县政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于恩杰，清原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杰、张**，被上诉人曲爱国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7日，曲爱国因与第三人于恩杰、于泽鑫发生纠纷，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清原县公安局）分别对曲爱国、于恩杰、于泽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对于恩杰作出抚公清（治）行罚决字[2017]第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于恩杰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于恩杰不服，向清原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清原县政府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清政行复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清原县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复议决定认为：被申请人办案过程中取得的认定申请人结伙殴打曲爱国的证据不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办案期限已超过了法定时限；履行告知义务时，申请人拒绝签字且没有见证人签字，先行告知文书不能视为送达。曲爱国因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清原县公安局因查明第三人于恩杰伙同于哲鑫将曲爱国打伤，对于恩杰作出行政处罚，故曲爱国应为该处罚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亦为案涉复议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因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逃，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法收集足够证据而结不了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向被侵害人说明原因。2017年3月10日，清原县公安局对该局办理的于恩杰殴打他人一案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因案发后于恩杰一直在逃，公安机关多次抓捕未抓获。2017年2月23日经当事人曲爱国举报，公安机关将于恩杰抓获并立即对案件进行了处理。该事实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导致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的原因系当事人未能到案，该事实符合上述规定，清原县政府认定公安机关办案期限已超过了法定时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复议决定认为“被申请人办案过程中取得的证据认定申请人结伙殴打曲爱国的证据不足”一节，在清原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案涉纠纷的目击者李刚、范元友、崔振福、王利国均陈述第三人于恩杰参与了此次打架，其中李刚、王利国两名证人均证实于恩杰打了曲爱国，几份证言相互印证，可据此认定第三人对曲爱国实施了殴打行为。清原县政府以及第三人于恩杰主张王永志、王俊超两名证人于复议听证过程中证实于恩杰并未参与此次打架。但在案涉纠纷的民事诉讼中，王永志对于恩杰是否参与打架的陈述前后矛盾，故该人的证言可信度较低。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清原县公安局对第三人于恩杰作出处罚决定具有事实依据。关于复议决定认为“履行告知义务时，申请人拒绝签字且没有见证人签字，先行告知文书不能视为送达”一节，因清原县公安局在办案过程中，在传唤通知、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上均有申请人签字，在处罚告知中，当事人虽未签字，但办案民警均签字确认，公安机关在送达程序上虽存在瑕疵，但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未造成实际影响，因此，不必然产生撤销处罚决定的法律后果。综上，清原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当，该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清政行复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担。清原县政府上诉称，1、根据《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清原县公安局应当在2014年7月7日至2017年2月3日期间，对于恩杰进行追逃和取证。但清原县公安局仅在于恩杰到案事后的2017年3月10日做出了《情况说明》，而未提供当时追逃和取证记录。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机关办案期限未超过法定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三)项规定，上诉人作为复议机关，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决定。本案在复议过程中，上诉人在2017年4月7日召开了听证会，经调查现有证据认为于恩杰是否参与曲爱国与于哲鑫的厮打仍然存在争议，即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做出了撤销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3、程序是否合法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依据。本案行政机关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告知笔录没有当事人签字，也没有见证人签字，告知书不能视为送达，上诉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维持上诉人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于恩杰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主观判断，没有依据客观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于恩杰因在逃导致公安机关延期的事实错误。本案中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虽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也应当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以辨别说明内容的真伪。2、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王永志的陈述认定为前后矛盾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仅凭主观判断得出该结论无法立足。另外，通过相关民事诉讼材料来看，王永志证言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原一审判决己经认可了清原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已经达到了证明被复议机关清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已经符合行政机关作出相应复议决定的标准，因此应适用行政诉讼法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2、本案中上诉人及被告反复说明公安机关取证存在的片面不公正情况，及本案中也没有直接证据等情况，一审判决违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曲爱国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客体为清原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以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清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处罚决定认定于恩杰结伙殴打曲爱国的事实是否清楚；公安机关办案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复议程序是否合法。一、关于处罚决定认定于恩杰结伙殴打曲爱国事实是否清楚。处罚决定认定于恩杰结伙殴打曲爱国的依据为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及当时在场人员李刚等人的证言以及曲爱国的伤害鉴定书等。而清原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是其听证过程中王永志、王俊超两名证人证实于恩杰并未参与此次打架。本案中，王永志及王俊超二人均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且其证言（王永志曾证实于恩杰与曲爱国在打架发生时没有肢体接触，后又称记不清了；王俊超证言为看到于恩杰未参与打架）与于恩杰自述其有抱住曲爱国的行为相矛盾，复议决定仅仅据此即认为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妥，一审判决撤销并无不当。二、公安机关办案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公安机关办案期限是否已超过了法定时限，公安机关已在复议程序中说明其未按法定期限对于恩杰作出处理的原因是一直未找到于恩杰，后由当事人举报才将于恩杰抓获并作出案涉处罚决定；而公安机关在送达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中，于恩杰拒绝签字，但二名办案民警均进行了签字确认。故公安机关在以上办案程序中虽存在程序瑕疵，但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未造成实际影响，不必然导致撤销处罚决定的法律后果。三、复议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可能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当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向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告知事实，并说明理由，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本案中，清原县政府在未通知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曲爱国参加行政复议情形下，撤销了清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有效保障曲爱国陈述、申辩、知情等行政复议权利。故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属于程序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于恩杰、清原县政府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丽华审判员  曹 弘审判员  谭 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尹慧慧书记员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