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69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宫钦虎，男，197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青，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新，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兆胜，男，198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宫钦虎因与被上诉人郭兆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1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宫钦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4日将其所有的鲁Ｙ×××**号挂车(蓬翔牌SDG9406CXY，车辆识别代码：LFTPWC002AR001454，挂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卖给原告，价款为人民币2.2万元，后在对车进行年审时，被福山交警大队以擅自改车的大架号为由扣留至今，无法进行运输。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后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亲属多次与被上诉人沟通要求解除合同，退回车款，被上诉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认可这一点。不存在没有通知解除的情况，所以这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经过多次通知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通过起诉来进行，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适用“没有通知”的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除。被上诉人郭兆胜答辩称，挂靠合同是上诉人亲自去改的，不是我强迫他改的，他买车的时候是他自己去自愿改。他是知道这个车的实际情况，然后自己去改的挂靠合同。原审原告宫钦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卖车协议，被告返还原告22000元并赔偿损失20000元，合计4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4月24日将其所有的鲁Ｙ×××**号挂车卖给原告，价款为22000元。原告对该车进行年审时，福山交警大队以擅自更改车辆大架号为由将该车扣留至今，无法进行运输。经原、被告多次协商无果，原告只能向被告提出解除卖车协议，要求退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2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卖车协议“甲方郭兆胜370611198602171512、乙方宫钦虎37062919741031117X，甲方于2018年4月22日将自有车辆（蓬翔牌SDG9406CXY，车辆识别代码：LFTPWC002AR001454）鲁Ｙ×××**卖给乙方，卖车款为贰万贰仟元整（￥22,000.00），甲方车辆（蓬翔牌SDG9406CXY）鲁Ｙ×××**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在车辆过户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2018年4月22日在买车时乙方付给甲方购车款壹万贰仟元整（￥12,000.00），余款壹万元在车辆过户后付清。车辆在2018年4月22日之前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自2018年4月22日以后发生的一切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特此证明”。原告已经将购车款22000元付清。原告主张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7月10日以擅自更改车辆大架号为由将鲁鲁Ｙ×××**挂车扣留。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鲁鲁Ｙ×××**挂车被扣押时的车辆大架号照片为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按每月1000元计算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的损失20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买卖挂车，原告和挂靠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原告也多次和原车主及挂靠公司协商，原告知道挂车情况，原告知道大架号已经更改。原告主张其找过被告协商解除协议，但未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原告未找其协商解除协议。被告主张鲁鲁Ｙ×××**挂车的原车主王英林在挂车厂购买该挂车时就更改该车的大架号，王英林将该车卖给被告时告诉被告大架号已经更改，被告在原告购买该车时也告诉原告大架号已经更改，原告也和王英林核对此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被告没有告诉原告大架号被更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原告购买鲁鲁Ｙ×××**挂车时告诉原告大架号已经更改的主张。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调取鲁鲁Ｙ×××**挂车在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大架号并拍摄照片。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根据被告的申请，法院调取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原、被告的调查材料。内容如下：1、原告在2018年8月24日的调查中称：我的鲁鲁Ｙ×××**挂车于2018年7月10日年检时被交警大队扣留。我于2018年4月22日从郭兆胜手中购买该车，花费22000元，我与他当时签订购车协议，该车当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车一直挂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该车于2010年8月13日注册，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使用性质是货运。该车在购买时有行驶证、登记证书、营运证。我和郭兆胜之前不认识，我在朋友圈看到他有车卖才与他联系，我不知道该车是套牌车，购买时该车手续齐全。2、被告在2018年9月6日的调查中称：我于2016年下半年从王英林手中购买鲁鲁Ｙ×××**挂车，我还购买鲁鲁Ｆ×××**牵引车，当时花费81000元，我与他签订购车协议，该车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车一直挂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鲁鲁Ｙ×××**挂车于2010年8月13日注册，使用性质是货运，2018年4月22日我将该车卖给宫钦虎，该车有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王英林告诉我鲁鲁Ｙ×××**挂车在梁山挂车厂依旧换新，不能过户，可以通过车虫子到检测线办理年检业务。依旧换新是原先车辆已经损坏不能正常使用，到挂车厂做一辆新车并打刻原车架号，就是套用原车车号，原车报废。2017年年底宫钦虎买过我的鲁鲁Ｙ×××**挂车，今年4月我又将鲁鲁Ｙ×××**挂车卖给他。我当时将挂车情况全部告诉他（依旧换新套用原车号牌），我告诉他车辆不能过户，审车时找个车虫子（因为车辆不正常），当时宫钦虎还电话落实王英林和挂靠公司。宫钦虎应该知道车辆被套牌，因为该车辆购买时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调查笔录提出异议，主张原告不知道大架号被更改。被告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7月10日以擅自更改车辆大架号为由将鲁鲁Ｙ×××**挂车扣留。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鲁鲁Ｙ×××**挂车被扣押时的车辆大架号照片为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无异议。原告主张按每月1000元计算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18日的损失20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买卖挂车，原告和挂靠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原告也多次和原车主及挂靠公司协商，原告知道挂车情况，原告知道大架号已经更改。原告主张其找过被告协商解除协议，但未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原告未找其协商解除协议。被告主张鲁鲁Ｙ×××**挂车的原车主王英林在挂车厂购买该挂车时就更改该车的大架号，王英林将该车卖给被告时告诉被告大架号已经更改，被告在原告购买该车时也告诉原告大架号已经更改，原告也和王英林核对此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提出异议，主张被告没有告诉原告大架号被更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原告购买鲁鲁Ｙ×××**挂车时告诉原告大架号已经更改的主张。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调取鲁鲁Ｙ×××**挂车在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登记的车辆大架号并拍摄照片。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根据被告的申请，法院调取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原、被告的调查材料。内容如下：1、原告在2018年8月24日的调查中称：我的鲁鲁Ｙ×××**挂车于2018年7月10日年检时被交警大队扣留。我于2018年4月22日从郭兆胜手中购买该车，花费22000元，我与他当时签订购车协议，该车当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车一直挂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该车于2010年8月13日注册，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使用性质是货运。该车在购买时有行驶证、登记证书、营运证。我和郭兆胜之前不认识，我在朋友圈看到他有车卖才与他联系，我不知道该车是套牌车，购买时该车手续齐全。2、被告在2018年9月6日的调查中称：我于2016年下半年从王英林手中购买鲁鲁Ｙ×××**挂车，我还购买鲁鲁Ｆ×××**牵引车，当时花费81000元，我与他签订购车协议，该车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该车一直挂靠在烟台市民生货运有限公司。鲁鲁Ｙ×××**挂车于2010年8月13日注册，使用性质是货运，2018年4月22日我将该车卖给宫钦虎，该车有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王英林告诉我鲁鲁Ｙ×××**挂车在梁山挂车厂以旧换新，不能过户，可以通过车虫子到检测线办理年检业务。以旧换新是原先车辆已经损坏不能正常使用，到挂车厂做一辆新车并打刻原车架号，就是套用原车车号，原车报废。2017年年底宫钦虎买过我的鲁鲁Ｙ×××**挂车，今年4月我又将鲁鲁Ｙ×××**挂车卖给他。我当时将挂车情况全部告诉他（以旧换新套用原车号牌），我告诉他车辆不能过户，审车时找个车虫子（因为车辆不正常），当时宫钦虎还电话落实王英林和挂靠公司。宫钦虎应该知道车辆被套牌，因为该车辆购买时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调查笔录提出异议，主张原告不知道大架号被更改。被告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以鲁鲁Ｙ×××**挂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FTPWC002AR001454被更改，导致该车被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扣留为由，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4月22日签订的卖车协议，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因原告未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故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可待其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且被告在异议期未对解除合同提出异议之诉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判决：驳回原告宫钦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交付为机动车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仅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未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并不影响所有权的转移。本案中，2018年4月22日上诉人宫钦虎与被上诉人郭兆胜签订卖车协议后，上诉人将购车款22000元付清，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取得该车的所有权。因此，在被上诉人收到全部购车款、上诉人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并占有使用后，双方车辆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该法条的释义可知，在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完毕以前，基于特定情形的出现，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如果继续履行就会对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法律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作出了规定。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涉案车辆买卖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属于上述法条的适用前提“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完毕以前”范畴。因此，上诉人起诉请求解除涉案协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尽管理由不当，但结果正确。对于已履行完毕的合同，如果当事人认为属于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相关法律也规定了救济途径，当事人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宫钦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鹏亮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郭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