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小逢，男，198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英，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华，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琳，女，198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上诉人朱小逢因与被上诉人张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小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张琳偿还朱小逢50816.11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朱小逢与张琳曾经是恋人关系，存在互相转账的行为，即使张琳出具了借条，仍认定朱小逢与张琳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朱小逢不否认与张琳曾是恋人关系，在恋爱期间也确实存在互相转账的行为，但并非所有的转账行为都是赠予。张琳在亲笔写了借条承诺一年后偿还给朱小逢，足以证明双方就相互之间的转账进行了合意，对部分转账确认了不是恋人间的赠予，而是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朱小逢没有实际转5万元与事实不符。朱小逢在一审提交了大量转账凭证证明在2015年张琳购房时向其转了超5万元的款项，朱小逢从未说过在张琳写了借条之后才转账，借条的款项是在借条形成之前转的，事后张琳才出具借条确认借款的事实，并承诺一年后偿还。三、张琳所出具的借条是其自愿并且亲笔写的，不存在任何胁迫的行为。一审时，张琳确认借条的真实性，法院也认定了借条的合法性。同时，朱小逢也提供证据证明了借条的关联性。四、基于朱小逢转款给张琳购房不是赠予的基础上，朱小逢通过刷信用卡为张琳缴纳购房各种税费更不可能是赠予。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朱小逢的合法权益。张琳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朱小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恋爱期间，张琳与朱小逢之间存在频繁的相互转账往来行为，数额未明显超出日常所需，张琳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张琳对朱小逢转账数额远远大于朱小逢对张琳的转账数额。2.一审法院认定争议焦点明确，适用法律正确。朱小逢主张2016年4月28日张琳对其出具借条，因当时双方感情破裂，经朱小逢多次骚扰张琳的正常生活，该借条是在朱小逢胁迫张琳的情况之下出具，并非张琳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张琳亦未实际收到朱小逢支付的50000元借款，朱小逢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朱小逢未实际支出50000元，尽管其主张累计转账数额，但事实为朱小逢的转账数额未大于张琳，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朱小逢主张的2016年4月30日代张琳支付的购房款亦不成立借贷关系，双方尚在恋爱期间，仅为双方恋爱期间频繁的转账往来之一。综上所述，对朱小逢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朱小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朱小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琳向朱小逢偿还欠款50816.11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2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张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朱小逢和张琳于2012年至2016年7月期间为男女朋友关系，恋爱关系存续期间，朱小逢、张琳之间均有向对方转账的行为。根据双方的举证，朱小逢于2012年10月至2016年7月期间多次通过银行账户或支付宝、微信向张琳转账，数额大多为几千元，共计228694.56元。张琳于2012年10月至2016年7月期间亦多次通过银行账户或支付宝、微信向朱小逢转账，数额亦大多为几千元，共计287485.94元。除此以外，双方还有相互替对方支出款项的行为，如朱小逢失业期间，张琳为其缴纳社保，以及为朱小逢刷卡26000元购车；2016年4月30日朱小逢代张琳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购房税费30816.11元。2016年4月28日，张琳向朱小逢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张琳从朱小逢处借款50000元，因无法立即归还，限期一年还清。对于该借条的签订过程，朱小逢表示当时双方争吵涉及金钱问题，其让张琳还钱，张琳就出具了该借条。张琳则表示当时双方确实在闹分手，朱小逢称在恋爱期间向张琳转账很多钱，要求张琳支付分手费，当时朱小逢喝了酒，张琳迫于无奈才出具了50000元的借条，但后来双方和好了，到2016年7月双方确定分手时，朱小逢表示已经撕毁了该借条，故张琳要求朱小逢出具了一份双方没有经济纠纷且同意搬离张琳住所的声明，但朱小逢在8月搬离时趁张琳不在家将该声明拿走了。2016年9月23日，朱小逢向张琳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从张琳处借得30000元，其中20000元于2016年10月15日归还。余款2017年1月1日还清。张琳当天向朱小逢转账30000元。关于该借条，张琳表示朱小逢以需要进行手术为由借款，朱小逢则表示该30000元是张琳偿还的借款，张琳要求其出具借条才还款30000元，故其出具了该借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小逢、张琳之间是否存在案涉借贷关系。朱小逢及张琳确认在2012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间为恋爱关系，从双方举证来看，恋爱期间双方均存在频繁的相互转账往来，男女在恋爱期间互相转账或赠与财物的行为非常普遍，朱小逢及张琳相互转账时并未明确约定哪一笔是借款，双方转账的数额也并未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更像是情侣间的相互经济支持，且证据显示张琳向朱小逢转账的数额比朱小逢向张琳转账的数额还多。朱小逢要求张琳还款主要依据2016年4月28日的借条及2016年4月30日朱小逢代张琳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的购房税费，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公民间的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借款的合意，二是实际发生交付借款的行为。因张琳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故朱小逢应举证证实上述两个要件成立。在2016年4月28日张琳出具借条后，朱小逢并未向张琳交付该50000元借款。朱小逢主张该借条是张琳同意偿还之前朱小逢向其转账的款项，但朱小逢并未举证证实该50000元借款如何构成，且从双方转账来看，朱小逢向张琳转账数额并不超出张琳向朱小逢转账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张琳所述该借条是朱小逢要求张琳支付分手费而形成的主张更符合情理，故朱小逢与张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该借条项下的借贷关系。第二，关于朱小逢于2016年4月30日代张琳支付的购房税费30816.11元，由于该笔款项发生时，双方尚在恋爱期间，朱小逢未能举证证实与张琳之间存在该笔借款的合意，不能排除朱小逢向张琳赠与或支持该笔款项的可能性，朱小逢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并无依据。因此，朱小逢主张双方存在案涉借贷关系，要求张琳向其偿还借款，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小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由朱小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2月9日，朱小逢通过支付宝向张琳转账5000元。张琳主张该款是朱小逢向其偿还2016年9月23日的借款，朱小逢则主张不存在还钱的事实，而是张琳要还信用卡，所以转给她。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朱小逢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就本案而言，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借贷合意及款项实际交付两个要件。张琳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的借条，并未载明款项的交付时间、方式。朱小逢主张借条的款项是在借条形成之前支付的，但借条出具之前的所有转账并没有备注为借款，也没有具体的转账能够与该借款金额相对应，朱小逢关于50000元借款构成的主张也仅属于单方陈述，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第二，张琳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当时双方尚处于恋爱期间。从双方的转账情况来看，双方在恋爱期间均存在频繁的相互转账往来，男女在恋爱期间互相转账或赠与财物的行为非常普遍，双方转账的数额也并未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更像是情侣间的相互经济支持，而且朱小逢向张琳转账的数额并不超出张琳向朱小逢转账的数额，故朱小逢主张其中几笔转账属于借款，欠缺理据。第三，在双方分手之后，朱小逢于2016年9月23日向张琳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从张琳处借得30000元，其中20000元于2016年10月15日归还，余款于2017年1月1日还清。在此之后，朱小逢于2016年12月9日通过支付宝向张琳转账了5000元。朱小逢关于为取得还款而出具上述借条的主张，明显不合常理，而且也不能合理解释其后又向张琳转账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如果张琳向朱小逢借款属实，在张琳未偿还的情况下，朱小逢反而向张琳借款及还款，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朱小逢关于其向张琳出借款项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认定朱小逢与张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案涉借条项下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小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由上诉人朱小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曾 正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