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2民终2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150223ME2242389X。法定代表人：阿荣塔娜，嘎查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乌仁高娃，内蒙古孚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芳，内蒙古孚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俊英，女，1960年7月26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永嘎，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王俊英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2020）内0223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内0223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无需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义务。1、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申请审批表》中签字栏的“发包方嘎查委员会意见”及“苏木主管领导意见”栏均未有相关部门盖章、签字及意见的表述。即上诉人并未同意、批准该涉诉草场由原承包人流转至被上诉人名下。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中,仅仅只有被上诉人一人签字,上诉人作为发包人并未签字盖章,故该份《草原承包合同》并未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14条规定,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始未签订任何书面承包合同。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履行草原承包合同义务2、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基于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发放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公信力”,推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草原承包合同》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是由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发放的载明草场亩数为19050亩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因实际亩数与登记亩数不符已被政府收回,而重新更正发放的载明实际草场亩数为5490亩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被(2019)内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此后被上诉人并未向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申请重新领取《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故涉诉草场至今属于无证状态。一审法院何来依据《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来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呢二、涉诉草场的实际亩数应为5490亩,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9050亩。通过(2019)内02行终62号行政判决中可知,经达茂旗法院及包头中院两级法院认定:涉诉草场的登记亩数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对邓锁平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中认定的草场亩数,存在较大差异,要求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巴音花镇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进一步查明并尽快处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从达茂旗档案局调取的《达茂旗草牧场使用证登记表》,其中“邓满维”项下“草场面积(亩)”中已将面积变更为5490亩,变更处盖有“达茂联合旗草原监管所”公章。另达茂联合旗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8月10日出具(2020)454号《证明》,本案草场1:50000地形图图斑面积5490亩。据此可知,本案涉诉草场的实际面积应当为5490亩,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9050亩。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了依法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俊英辩称，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其公公邓满维作为户主从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承包了19050亩草牧场，2005年经嘎查委员会同意，邓满维将该草牧场流转给王俊英，上报到草监局，草监所对此也同意了，并在达茂旗草场登记表中作了变更登记，自此王俊英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因此双方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至于上诉人所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我方认为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王俊英就取得了草牧场的经营权，上诉人未经合法程序不得擅自收回，我方认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编号为08215的《草原承包合同》。王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贵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草原承包合同》（合同编号：08215）；二、请求贵院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9年白彦花苏木、阿拉腾红格尔嘎查两委会议同意承包给邓满维19050亩（本案争议草场），1997年原告的公公邓满维作为户主从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承包了19050亩草牧场，并与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承包期从1997年起至2027年止。达茂旗人民政府于1997年5月1日，向邓满维发放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邓满维对阿拉腾红格尔嘎查19050亩草牧场拥有承包经营权。2005年8月28日，经嘎查委员会同意，邓满维将该草牧场流转给原告。至此，原邓满维在《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中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王俊英继续履行。2008年，为响应国家号召，原告与被告签订《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原告按照该合同书，于2008年6月30日后实现禁牧。2015年，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实施草牧场确权工作，收回了在1997年5月1日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同时，一起收回在1997年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5日换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编号：J15022305030168）记载的草原承包面积为19050亩，草原承包合同编号是08215。2016年，因与原告有矛盾，原告的邻居认为原告“多占”草牧场，并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等行政机关举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人民政府遂从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暂停向原告发放草牧场补贴。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确认巴音花镇人民政府发放草牧场补贴违法并获得胜诉。但是被告于2020年5月29日，向巴音花镇人民政府出具了《巴音花吉忽龙图嘎查牧民代表大会关于对邓满维草场事宜的决定》《邓满维草场事宜的会议纪要》，决定“不同意划分任何草场于王俊英并要求上报相关部门收回误发禁牧补贴”。原告认为，原告经被告同意通过流转程序获得吉忽龙图嘎查（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19050亩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在经被告同意后，原邓满维在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由原告承继。邓满维在1989年在达茂旗一轮草场划分时，邓满维分得19050亩草场，但是现被告违背1997年与邓满维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约定，拟违法收回草牧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草原承包合同的义务。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原告公公邓满维作为户主从原查干淖尔阿拉腾红格尔嘎查承包了19050亩草牧场（合同编号：08215），承包期从1997年至2027年止，邓满维于2005年8月28日，将其承包的草场（草场证号为08215号、面积为19050亩）转让给其儿媳妇即本案原告王俊英，转让期限至2027年。2008年4月5日，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原查干淖尔阿拉腾红格尔嘎查）与原告王俊英签订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2015年6月25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向原告王俊英换发草原承包合同编号为08215、面积为19050亩草场的新证。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行终62号行政判决中显示，2015年6月25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放编号J15022305030168《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记载草场亩数为5490亩。2019年原告没有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的前提下，给原告换发的编号J15022305030168，面积5490亩《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上的日期为2015年6月25日。故该《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缺乏颁证的基础，颁证无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律规定。2019年12月20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2019年被告向原告发放的编号为J15022305030168《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因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该经营权证。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1997年原告的公公邓满维作为户主从原查干淖尔阿拉腾红格尔嘎查承包了19050亩草牧场，并与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承包期从1997年起至2027年止。达茂旗人民政府于1997年5月1日，向邓满维发放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邓满维对阿拉腾红格尔嘎查（现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19050亩草牧场拥有承包经营权。2005年8月28日，经嘎查委员会同意，邓满维将该草牧场流转给原告王俊英。至此，原邓满维在《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中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王俊英继续履行。根据《草原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可以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与受让方在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期限，不得超过原承包合同剩余的期限。原告公公转让其承包的草场给本案原告时，转让协议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经过发包方同意。因认可上述事实的前提下，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4月5日签订《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原告按照该合同书，于2008年6月30日后实现禁牧，该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2015年，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实施草牧场确权工作，收回了在1997年5月1日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同时，一起收回在1997年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编号：08215）。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5日换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编号：J15022305030168）记载的草原承包面积为19050亩，草原承包合同编号是08215，虽然该草原承包合同没有被告的章，但基于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发放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公信力，故编号为草原承包字（2015）08215号的草原承包合同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因2019年12月20日，因被告行为违法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2019年被告向原告发放的编号为J15022305030168《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承包面积为5490亩。所以，原、被告之间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字（2015）08215号草原承包合同有效，被告应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继续履行草原承包字（2015）08215号草原承包合同义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提交巴音花镇人民政府巴政发[2017]84号文件复印件，欲证明巴音花政府同意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关于王俊英承包的08215号草场面积的决议，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因文件为复印件，无法找到文件原件来源，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提交达茂旗政府[2017]219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欲证明关于信访意见复查结果表明王俊英的草场面积实为5490亩，被上诉人认可文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因不认可5490亩的草场面积认定一直在向政府信访，被上诉人的草场亩数有承包合同和草场承包经营权证书为证，应当为19050亩，该文件为信访复查意见，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草原承包字（2015）08215号草原承包合同义务。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认为上诉人不应继续履行草场承包合同，王俊英的草场承包面积应当为5490亩而非19050亩。从本案争议草牧场的历史沿革来看，1997年被上诉人王俊英的公公邓满维从原查干淖尔阿拉腾红格尔嘎查承包了19050亩草牧场，并与原阿拉腾红格尔嘎查委员会签订了编号为08215的《草原承包合同书》，达茂旗人民政府于1997年5月1日向邓满维发放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已经确认邓满维对阿拉腾红格尔嘎查（现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草牧场承包经营草场亩数为19050亩。2005年8月28日，邓满维将该19050亩草牧场流转给本案被上诉人王俊英，该流转经过嘎查同意并登记在达茂旗草牧场使用证登记表上，被上诉人王俊英合法取得原承包合同期内19050亩的草场承包经营权。之后被上诉人王俊英未和上诉人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签订新的承包合同，被上诉人王俊英在草原承包字（2015）08215号草原承包合同承包期内拥有的草场承包经营亩数仍为19050亩，上诉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新的合意之前，仍然适用之前承包合同期内草场承包经营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主张本案涉诉草场的实际面积为5490亩并非19050亩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丰 悦审判员 刘程燕审判员 沈艳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卜凡琦书记员 黄 晶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