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623行初33号原告霍乾芳，男，汉族，1968年10月18日出生，教师，住邹平市。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平县城鹤伴二路659号。法定代表人张庆华，局长。出庭负责刘保宁，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冯志川，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淑杰，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孔红，女，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邹平市。联系地址为：邹平市。原告霍乾芳不服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于2020年7月7日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8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霍乾芳，被告邹平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保宁、委托代理人冯志川、王淑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孔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平市公安局于2020年7月7日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行为人孔红，女，51岁，1969年02月0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为37233019690209004Ｘ，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邹平市××路××号，现住山东省邹平市××街道××小区，工作单位：无，违法经历：无。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左右，住在西董街道办事处鹤伴豪庭小区57号楼西单元10楼西户的霍乾芳与其妻子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孔红用手殴打霍乾芳的面部；后孔红打电话让其女儿张晓岑过来接她，张晓岑赶到后与霍乾芳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张筱岑与霍乾芳互相撕扯在一起，随后张晓岑打电话让其父亲张杰过来接自己，张杰赶到现场后，与霍乾芳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张杰将霍乾芳打伤。经鉴定，孔红与霍乾芳的伤情均为轻微伤。以上事实有违法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事实依据。综上，孔红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孔红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诉称，2017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10点左右，张筱岑召集张杰、张宁、王兵等有案底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近10人，非法私闯原告住宅入室行凶。对躺在床上已经休息的原告和76岁的老母亲王爱芳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群殴，致使原告及母亲、儿子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告报案后，西董派出所所长高杰和办案民警王超、杨光兵等人徇情枉法违法办案，仅认定处罚张杰一人违法事实。原告不服此行政处罚，诉至阳信县人民法院，经一审二审重审，阳信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伪造证据等法定理由，依法判决撤销了邹公（西董）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6月15日邹平市公安局西董派出所重新处理该案，于2020年7月7日作出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孔红仅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一、案件事实调査不清。《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的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案件事实应当证据确凿。邹平市公安局西董派出所，仅凭对方当事人陈述片面认定三人参与殴打的案件事实，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案发以来，原告一直申请西董派出所调取小区监控等旁证，办案机关可以凭此旁证，来审查核实双方陈述真假，但是西董派出所至今不调取。原告一直要求做现场血迹从属鉴定，来验证案发当晚孔红脸上血迹真假，西董派出所一直不鉴定，原告一直要求核实孔红用于法医鉴定的主要材料（门诊病历）的真假，办案机关一直不核实，原告2017年案发后又报的财务遭盗抢案件，办案机关一直不调查。他们入室群殴致伤多人、打伤老人的关键证据、原告母亲的法医鉴定结论，案宗中至今一直故意缺失。所有这些充分证明，邹平市公安局及西董派出所丧失公正立场，一直在徇私枉法包庇违法犯罪。二、行政处罚明显不当。1、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共同殴打致伤多人，打伤65周岁以上老人，依法应加重处罚。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然处罚错误。2、与对原告行政处罚相比，明显过轻、明显不当。（1）《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孔红召集参与对原告全家的群体殴打，致伤多人，打伤65周岁以上老人等恶劣行径，与原告与孔红夫妻矛盾纠纷之间的案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绝然不同。对原告的处罚与孔红的处罚相比，既不相当，更失公正。3、《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然已经超出法定的追究时效。综上，被告这次重办案件，案件事实认定错误，行政处罚超出追究时效并且明显不当。原告请求撤销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诉讼有关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公告费等）。原告在立案时提交了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阳信县法院（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46号受案回执。办案民警杨光兵、李腾远。2、原告与办案民警杨光兵的相关聊天记录。3、已被阳信法院撤销处罚决定的（2017）10011号案件，相关案宗证据中杨光兵、李腾远的签名证据。在（2017）10011号案件中杨光兵签名的有张杰、王冰等本地常住人口详细查询结果、当事人霍乾芳的法医鉴定送达回执、王冰的询问笔录、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624号送达回执、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625号送达回执、霍达询问笔录、张杰询问笔录、王爱方询问笔录、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578号送达回执、张杰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票据签名、邹公（西董）行传字（2018）25号王冰传唤家属通知书、张杰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办案民警签名等。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杨光兵、李腾远是2017-10011号案件的主办人，并且在办案中大量伪造证据，在重办本案时，定会影响办案的公正办理，依法应予回避。被告邹平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对“孔红、霍乾芳、张杰殴打他人一案”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应予维持。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左右，西董派出所值班人员接指挥中心指令称，在西董街道办事处鹤伴豪庭小区57号楼2单元1002室有人打架，接警后值班人员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系霍乾芳酒后与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到警后发现孔红嘴部出血，霍乾芳左侧眼部肿胀，左侧眉骨部位出血，张杰、张筱岑、张宁、王冰都已离开现场，西董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后经鉴定，孔红与霍乾芳的伤情均为轻微伤。经调查，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许，住在西董街道办事处鹤伴豪庭小区57号楼2单元1002户的霍乾芳与其妻子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后孔红电话告知其女儿张筱岑霍乾芳将其打伤，让张筱岑到其家中接她，张筱岑当时与张宁（张杰之妹妹、张筱岑之小姑）、王冰（张杰之妹夫、张筱岑之小姑夫）在一起，接到孔红电话后，三人一起赶到孔红家中，张筱岑见孔红面部流血，遂与霍乾芳争吵起来，在争吵的过程中张筱岑与霍乾芳互相拉扯在一起，张宁、王冰、霍达在一边拉架；张筱岑随后给其父亲张杰打电话，让张杰过来接走她与其母亲孔红，张杰赶到现场后质问霍乾芳为什么动手打张筱岑，两人互相争吵起来，争吵的过程中，两个互相殴打对方的身体部位，霍乾芳的母亲看见后趴在霍乾芳的身上，张杰见状就没有再动手打霍乾芳。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履行了受案、传唤、取证、告知、裁决的法定程序。2017年10月11日被告对张杰下达了邹公（西董）行罚决定【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霍乾芳不服本处罚决定书，诉至阳信县人民法院，经一审二审重审，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作出“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下达《邹平市公安局纠正违法通知书》，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受案，于2020年7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孔红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筱岑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分别对霍乾芳、张杰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二、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1、原告提出被告“事实调查不清，认定错误”不能成立。（1）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履行了受案、传唤、取证、告知、裁决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处罚适当。（2）被告不存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行为，原告提出的张杰等人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观点不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以住宅和个人生活不受干扰，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信息和个人事务不被不当披露为内容的人格权，包括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生活的自由权和私人领域的占有权。其真谛是私生活自由与安宁，保护个人生活免受好事之徒的窥探与干扰。本罪在客观万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非法”，是指不经住宅主人同意而又没有法律根据，或者不依法定程序的强行侵入。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住宅而故意非法侵入，意图在于破坏他人生活的安宁。本案中，张杰、张筱岑等人是在孔红被打后孔红要求他们进入，购房合同显示孔红为房屋所有人，也就是住宅主人，张杰等人是经过孔红同意后进入住宅的；主观方面，张杰等人进入房间原因是因为孔红被殴打后告知张筱岑等人，随后张杰等人进去住宅，进入方式并非暴力，并非故意非法侵入。因此张杰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构成要件。2、原告提出被告“行政处罚违法，明显过轻，明显不当”以及“程序违法”的说法不成立。（1）案发当晚，霍乾芳与其妻子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后孔红电话告知其女儿张筱岑霍乾芳将其打伤的事实，张筱岑当时与张宁（张杰之妹妹）、王冰（张杰之妹夫）一起赶到孔红家中，张筱岑见孔红面部流血，遂与霍乾芳争吵起来，在争吵的过程中张筱岑与霍乾芳互相拉扯在一起，张宁、王冰、霍达在一边拉架；张筱岑随后给其父亲张杰打电话，让张杰过来接走她与其母亲孔红，张杰赶到现场后质问霍乾芳为什么动手打张筱岑，两人互相争吵起来，争吵的过程中，两个互相殴打对方的身体部位，霍乾芳的母亲看见趴在霍乾芳的身上，张杰看见后就没有再动手打霍乾芳。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孔红、张筱岑、张杰殴打他人违法事实成立，法律适用得当，处罚得当，张杰等人并无殴打霍乾芳其母亲的情节。（2）关于原告提出的邹平市公安局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是不存在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邹平市公安局重新对该案进行调查，重新收集证据，发现了新的违法事实，后依法对张杰、霍乾芳、张筱岑、孔红作出处罚，显然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且原行政行为只对张杰一人作出处罚，现邹平市公安局对张杰、霍乾芳、张筱岑、孔红分别依法作出处罚，与原行政行为显然不同，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3）关于原告提出的超出法定追究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条第一款是指在违反治安管理公安机关没有接到报案、控告、举报而在六个月后不再处罚，本案于案发当日报警，不存在超出法定追究时效行为。故不存在行政处罚超出法定追究时效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办理的孔红殴打他人一案，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做出的处罚决定。被告邹平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公安机关接受报案。2、霍乾芳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打霍乾芳。3、霍乾芳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用手打霍乾芳的脸部。4、违法行为人孔红的陈述和申辩，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与霍乾芳发生争执。5、违法行为人孔红的陈述和申辩，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打霍乾芳的面部。6、霍达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与霍乾芳发生争执。7、霍达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用右手打霍乾芳左侧面部。8、霍达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用右手打霍乾芳。9、王爱芳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与孔红打架。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对违法嫌疑人孔红进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1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来源邹平市公安局，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处理。12、户籍证明，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孔红年龄等信息。13、电话查询记录，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孔红违法犯罪记录。第三人孔红在审理期间未做任何答辩，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对受案登记表有异议，是伪造的，原告2020年6月15日没有报案，只在2017年报过案。对本案证据中双方当事人陈述，离案件发生已经3年有余，其真实性已经丧失，且没有任何旁证来证明对方陈述的真假。公安机关认定案件事实不能仅凭对方的陈述、笔录来加以认定。被告调查的事实故意缺失了原告母亲被殴打的事实。既然立案时间是2020年6月15日，处罚时间是2020年7月22日，也就是说只有在此时间采集的证据，是本案的有效证据，其他时间采集的所有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除去这些非法证据，仅凭双方笔录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公安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如果公安机关在当时即使调取了小区监控以及道路监控，就可以很简单的来断定双方笔录的真假。但是，公安机关一直不调取，这种常识性的办案方式公安机关一直不采取，至于小区监控以及孔红医院就诊视频原告现在一直保存。在阳信法院审理，为法院做了提供，这次办案过程中，原告也明确告诉了办案民警杨光兵。让他到法院调取监控来判定真假，杨光兵一直不调取。最后一点，杨光兵、李腾远是这次重办案件的两个民警，也是2017年原告报案的（2017）10011号案件的两个主办民警，在当时的案件中杨光兵已经承认他伪造了大量证据，并被阳信法院支持，也就是说本案两个主办人是以前的主办人，这一定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处理，属于依法回避，而公安局没有依法回避。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2017）10011号案件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杨光兵在当时的案件中是协办人，并非主办民警，而在2020年案件中系主办民警，在2020年5月26日办案人员杨光兵、张月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告知了原告可以提请办案人员进行回避的权利，原告回答不要求办案人员回避。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此证据是网络打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且证据内容过于笼统，并未特指哪一份证据非聊天当事人所签。根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辩论意见，经评议，合议庭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虽然原告提出异议，但能够证实本案中被告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重新立案并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实际情况，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则，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原告庭审中提交证据因被告提出异议，不能证实原告的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以上举证、质证意见，合议庭确认以下事实：本案案发时，原告霍乾芳与第三人孔红均系再婚夫妻。2017年2月11日，双方因家庭琐事在其家中发生肢体冲突，被与其同住的霍乾芳之子霍达劝阻后，孔红通知其女张筱岑来其家中，之后，张筱岑及其父张杰、其姑姑张宁、姑父王兵相继到原告家中并与霍乾芳发生肢体冲突，致使霍乾芳、孔红、原告之母王爱芳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原告霍乾芳于22时40分许拨打110报警，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并指令西董派出所查处该案。被告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杰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原告霍乾芳以被告超法定期限办案、对张杰处罚过轻、忽略其母王爱芳被打伤情节、案件事实不清、未对张筱岑等人作出处罚等理由申请复议，邹平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作出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8年2月5日提起诉讼，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鲁1622行初3号行政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邹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不服，提出上诉，案经二审，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8）鲁16行终90号行政裁定，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2行初3号行政判决，发回阳信县人民法院重审。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邹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下达《邹平市公安局纠正违法通知书》，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受案，于2020年7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孔红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筱岑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分别对霍乾芳、张杰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故本案被告具有本辖区治安管理的行政职权。原告霍乾芳作为利害关系人，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足？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被告对孔红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是否合法问题本案中，原告霍乾芳与第三人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孔红用手殴打霍乾芳的面部；后孔红打电话让其女儿张晓岑过来接她，张晓岑赶到后与霍乾芳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张筱岑与霍乾芳互相撕扯在一起，随后张晓岑打电话让其父亲张杰过来接自己，张杰赶到现场后，与霍乾芳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张杰将霍乾芳打伤。经鉴定，孔红与霍乾芳的伤情均为轻微伤。据此，孔红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被告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履行了受案、传唤、取证、告知、裁决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决定给予孔红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法律适用正确，处罚适当。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2020年6月15日的立案问题本案中，被告立案行为是根据阳信县人民法院判决进行的纠错行为，属于重新立案，这也是被告回应原告在阳信县法院的起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等情形的，判决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被告的重新立案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之前行政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证实无效前，可以做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三、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对孔红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受案后，不但对孔红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对张筱岑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还对张杰作出了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被告根据违法行为人的不同违法程度和不同情节分别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罚，且本院另案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后，已相对公平公正，故被告的涉案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四、关于原告提出承办人应该回避的问题本案证据能够证实承办人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告知其可以提请办案人员进行回避的权利，原告回答不要求办案人员回避。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此后申请过承办人回避，因此，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对第三人孔红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求撤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三人孔红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抗辩权，不影响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霍乾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霍乾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守华人民陪审员  吴金宽人民陪审员  于 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杜 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