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5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龙，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籍聆毓，内蒙古贡格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业，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鹏，男，198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原审第三人：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委员会，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法定代表人：佟国庆，系委员会主任。上诉人周龙因与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原审第三人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委员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425民初2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2003年被上诉人李庆业管理上诉人草牧场之初对于退耕还草等地上补贴并未进行约定为由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周龙和李庆业均是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的村民，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周龙共计四口人均分到了土地李庆业当时是三口人分到了土地。后2003年周龙因生意无暇耕种土地将土地全权委托给李庆业管理，村委会登记户籍时因周龙不在家将周龙家的四口人登记在了李庆业的户上，算上李庆业家的三口人共计是7口人。2011年开始分发草牧场补贴，周龙的补贴款是由乡财政所统一打到李庆业的一卡通上再由李庆业转给周龙，自2011年至2015年期间周龙的补贴款李庆业并未给周龙。原审法院认为周龙与李庆业之间并未就补贴款之事项提前做好约定不符合常理，2003年周龙将土地交付给李庆业管理时并没有补贴款的政策也不会知道2011年国家会发放补贴款无法约定，另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发放补贴款全部都是发放给户主，土地登记在谁的名下补贴款就应该发放给谁，在乌兰布统嘎查五组，不少村民都已将草牧场交由他人耕种，但是补贴款依然发放给原户主，只有周龙的补贴款是发放给了实际耕种人李庆业。二、原审法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退牧还草试点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一条“谁退牧、谁管护、谁围封、谁受益”的原则，认为退耕还草补贴款应当归李庆业所有的判决理由错误，周龙已经将草牧场委托给李庆业管理，2011年-2015年李庆业领取的草牧场补贴款其中就有周龙的份额。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李庆业登记的是三口人，而周龙登记的是四口人，2015年周龙将户口从李庆业的户上分出来以后变成了三口人李庆业则变成了四口人，而李庆业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多出来的那口人补贴款的合理来源，因此上诉人认为李庆业多出来的那口人的补贴款就是周龙少那口人的补贴款。三、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庆业是以自己的名义领取草牧场补贴而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领取便认为其符合领取条件错误。周龙和李庆业的补贴款原本是在李庆业的户上，李庆业也承认了自己领取的补贴款有周龙的一份，双方只是因为补贴款是否交给周龙而存在争议。四、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明双方具有委托关系的证据，因当年双方是口头约定没有形成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周龙已经将草牧场交给李庆业管理，李庆业声称没有管理过周龙的草牧场的说法根本说不通。若李庆业没有管理过周龙的草牧场周龙分土地的时候为何要将户落到李庆业的名下，如果周龙没有将户落到李庆业的户上，也就不存在2015年周龙将户从李庆业的户上分出来这一事实了。若李庆业没有管理过周龙的草牧场，周龙的补贴款又为何会打到李庆业的一卡通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没有按照法定或者约定订立书面合同，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自对方接受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李庆业通过实际管理周龙的草牧场以及领取周龙的补贴款的行动足以证明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上诉人不需要再提交证明委托事实存在的证据。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委员会答辩服判。周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二被告返还一口人的耕地和草牧场补贴份额；二、二被告返还2011至2020年耕地和草牧场补贴款共计49133元（具体数额另算）；三、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8年原告将户口迁入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被告李庆业、李永鹏均系乌兰布统葫芦诺日嘎查村民。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以承包经营户为单位取得了承包经营权。2003年原告无暇耕种地，将土地交给了相邻土地的被告李庆业管理，被告无须将收益给付原告。2006年当地按照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开始分地，周龙承包经营户并入到了李庆业承包经营户。2011年开始分发草牧场补贴，李庆业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了相应的补贴。2015年，周龙承包经营户从李庆业承包经营户中分出。2015年9月29日确权工作时给周龙发放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户内人口三人，分别是周龙、周文彬、周文娟。另查明，在2019年高速修路过程中，涉及到占地一事。李庆业与周龙经协商平分了占地款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索要草牧场补贴一事。原告将草牧场交给被告管理。2003年被告管理原告管理草牧场之初对于退耕还草等地上补贴并未进行约定，直至2011年以后才出现草牧场补贴的相关问题。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退牧还草试点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字[2002]354号2002年11月22日）第十一条“谁退牧、谁管护、谁围封、谁受益”的原则，退耕还草补贴款应当由退牧者、管护者、围封者享有，本案中涉案草牧场的实际退牧者、管护者、围封者就是被告李庆业，即应当由被告李庆业享受草牧场补贴政策。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草牧场补贴没有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草蓄平衡奖励（以下简称草蓄平衡奖励）、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牧民生产资料补贴（以下简称生产资料补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禁牧补助（以下简称禁牧补助）的发放对象均为草牧场的经营者、管理者。原告无暇管理，被告实际管理，且被告并不是以原告的名义领取，而是以自己的名义领取，其符合领取的条件。故原告主张返还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认为，原告让被告代为管理土地，双方并非严格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理由是，被告实际管理土地中即便产生收益，也无需交付给原告。这与委托合同中受委托人代委托人处理委托事物时产生的收益应交付给委托人的原则不符。故原告如认为双方系委托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无法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关于原告主张一人份草牧场、耕地及补贴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确权颁发的证书可以证明，原告户内成员为三人，并非四人。即便其户内成员应分但未分到土地，这种情形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周龙主张被上诉人李庆业于2003年耕种其土地，由被上诉人李庆业对土地进行管理，2011年开始发放退牧还草补贴，因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领取了其承包户2011年-2014年4口人的退牧还草补贴，故该补贴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应向其返还。经查，2011年开始分发退牧还草补贴时，被上诉人李庆业系承包经营权人，被上诉人李庆业称已将领取的退牧还草补贴款给付上诉人周龙，其亦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证实其抗辩理由成立。而上诉人周龙与被上诉人李庆业于2019年因征地补偿款发生纠纷经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委员会对双方进行调解，上诉人周龙亦未对退牧还草补贴事宜提出异议。同时，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发爱牧还草试点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办字［2002］354号)第十一条“谁退牧、谁管护、谁围封、谁受益”的原则，退牧还草补贴款应由草牧场的实际退牧者、管护者、围封者享有，故上诉人周龙关于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返还其退牧还草补贴款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周龙主张因其户内成员原系4人，被上诉人李庆业的户内成员多了1口人的土地系其户内成员1口人的土地，故2015年之后被上诉人李庆业应向其退还每年1口人的退牧还草补贴款，但上诉人周龙2015年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户内成员为3人，上诉人周龙虽主张其户内成员应为4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草原承包经营权中记载的户内成员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周龙主张二被上诉人应返还其耕地补贴款，但其对补贴款的性质、数额及计算方式均不能举证证实，故其要求被上诉人李庆业、李永鹏返还耕地补贴款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周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元，由上诉人周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伟波审判员 邓宏涛审判员 韩尚达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雨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