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1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付元，男，生于1955年3月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巧云，女，生于1946年12月18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春华，女，生于1949年11月2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群英，女，生于1959年2月24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列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汉，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仁寿县文林镇文林路一段**。 法定代表人：王岳，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峰，四川红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因与被上诉人仁寿县人民政府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20）川142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20）川1421民初1644号民事判决，改判仁寿县人民政府在仁寿县××镇××道××段××号为何永清安置住房60平方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上诉人提交的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及文林镇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均证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而一审判决认定《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无法证明何永清系签订协议后死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中仅有尹明德、缪书德、吴仲明陈述何永清死亡时间为签订协议前，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且三位证人年事已高，但在询问笔录中对何永清的死亡时间非常肯定明显不合常理。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及50名代表签字确认的《证明》佐证何永清是在签订协议后死亡。 仁寿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50名代表签字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证言的规定且多名代表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均对缪华清、何永清的死亡事实不知情。2、死亡证明的办理流程是公安机关根据村委会、居委会所出具的证明而出具，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已查明了居委会在出具案涉死亡证明是不真实的，因此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缺乏相应的依据，应不予采信。3、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曾与仁寿县公安局核实死亡证明上的印章，经核实死亡证明上的印章并不是仁寿公安局的真实印章。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仁寿县人民政府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安置何永清在仁寿县××镇××道××段××号（新民苑）住房60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2.判令仁寿县人民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系兄弟姐妹关系，何永清系其母亲。2011年11月18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与何付元一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载明：一、甲方：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乙方：1、何付元（何永清），2、何英（苏强、苏婷），3、莫建文何雅敏胡智杰；二、协议对构筑物（建筑物）拆迁补偿标准及金额、拆迁过渡费补偿标准及金额、拆迁奖励费进行了约定；三、安置方式为：甲方无偿为安置对象提供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和10平方米经营性用房（安置户可自愿选择以10平方米经营性用房置换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但必须以户为单位整户置换）。实际人口8人（以公示为准），选择安置房类型为A＋B。(A型：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10平方米/人清水商业门面)；B型：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30平方米/人的清水住房),房屋套型为90平方米/套贰套和60平方米/套贰套……同时，协议对甲乙双方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也作出了约定。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甲方由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签字并盖有公章，乙方由莫建文签字。另，协议第3页上方“注：经本户申请将60㎡经营用房改为60㎡住房三套2018.1.16”。协议签订后，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一家8人选择了B型分配方式，并于2017年11月安置7人，共6套房屋，即90平方米的住房两套和60平方米的住房四套。拆迁安置协议上约定的拆迁过渡费及拆迁奖励也已领取。2017年11月在分房前一天，佐桥5社队长缪文祥告知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一家，何永清因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前死亡，不符合分房条件。2019年5月30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向何付元发出通知，内容为：你户于2011年11月19日，纳入文林工业园（仁宝）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范围，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因群众举报，你户何永清在你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已故。经调查，举报属实，现我办已经提取若干佐证材料并保存，你户何永清不能享受安置政策。 因其余涉及仁寿县仁宝集团ＣＨＣ后阳极项目的拆迁安置户以于2017年11月22日在位于仁寿县普宁街道办辖区内新民社区“新民××房，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与仁寿县人民政府协商结果未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何永清是否在2011年11月18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已经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本案中，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提交了仁寿县文林镇新民社区的证明及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以及佐桥五社的社长缪文祥和50名代表签字的证明，用于证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因病死亡。仁寿县人民政府在接到群众举报何永清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已经死亡的情况后，向仁寿县公安局报案，仁寿县公安局宝马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对部分在2019年6月18日证明上签名捺印的人员进行了询问，被询问人均陈述系何付元的妻子莫建文找到他们在证明上签的字，对于何永清具体死亡的时间并不清楚，当时就是按照莫建文的要求签字盖了手印。仁寿县公安局原文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因各种疾病死亡，该死亡证明中何永清死亡时间来源于仁寿县普宁街道办新民社区出具的证明。在公安机关询问新民社区经办人董玉梅的询问笔录中，董玉梅陈述“何永清的家属是2015年5月18日在社区办公室找的我要开死亡证明，按程序我就问何永清的家属死亡时间和开证明的目的，经找队长缪文祥核实后出具的死亡证明用去销户”。从董玉梅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新民社区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时间来源于何永清的家属莫建文及文林镇佐桥5社队长缪文祥。而在公安机关询问缪文祥时，缪文祥表示并不知道何永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出具死亡证明是莫建文叫他帮到出的，死亡时间也是按照莫建文说的时间写的。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时间，均出自何付元之妻莫建文之口。 一审庭审中，何付元陈述，其母亲何永清死亡后，因房屋已被拆迁，办理丧事的地点在租住的仁寿县××镇××村××组一家姓张房子，并请了“端公”和“抬匠”。但在公安机关对尹明德、缪书德进行询问时，二人均明确陈述何永清系拆迁之前已经死亡，何永清的丧事是在老房子里办的，当时房屋还未拆迁，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去吃了“斋饭”，办丧事时还请了“端公”和“抬匠”，“端公”是请的仁寿县宝马粮丰一个叫吴仲明的人。在公安机关对吴仲明的询问中。吴仲明陈述，其工作就是做“家祭”的，何永清死亡后是其去做的“家祭”，何永清的丧事是在老房子里办的，还是草房，当时房屋没有拆迁，何家的老人死的时候比缪家的老人（缪华清）还早些。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在庭审中同时陈述，在签订了拆迁协议后不足1个月房屋就被拆迁了，因此，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的陈述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完全不一致，被询问人中除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自己陈述其母亲何永清系2013年6月29日死亡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何永清系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死亡。 综上，从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反映出，何永清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就应该已经死亡，公安机关出具的何永清死亡时间的证明，对于何永清死亡时间载明为2013年6月29日，其来源均系何付元之妻莫建文自己陈述，没有其他辅助证据相互印证，仁寿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仁寿县公安局原文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上所载明的何永清死亡的时间。为此，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诉请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安置何永清在仁寿县××镇××道××段××号××房××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00元，由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负担。 二审中，仁寿县人民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印章销毁证。拟证明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上的印章并不是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所使用的印章。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的质证意见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三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仁寿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印章销毁证系复印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一百一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的规定，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主张仁寿县人民政府在仁寿县××镇××道××段××号为何永清安置住房60平方米是否应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主张仁寿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仁寿县××镇××道××段××号为缪华清安置住房60平方米，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在一审中，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提供了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死亡证明》、仁寿县文林镇新民社区居委会于2015年出具的《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有缪文祥和50名代表签字认可的《证明》、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拟证明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之母何永清于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即2013年6月29日死亡，但以上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八条“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公民如果在暂住地死亡的，由暂住地户口登记机关通知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注销户口。公民因意外事故或者死因不明，户主、发现人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者乡、镇人民委员会。”的规定，何永清属于农村居民，在其死亡后，其亲属应当在一个月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本案中，缪学明主张缪华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但缪学明于2015年5月19日向当地户口登记机关文林派出所提出申请办理注销缪华清户口登记不符合常理。其次，依照《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七条“人品稠密和交通方便的区域为火葬区，其他区域为土葬改革区。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划定，由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经市、州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划定的具体标准，由省民政厅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核准。”、第八条“公民在火葬区死亡的，除下列情形之外，一律实行火化：（一）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实行土葬的，应在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土葬。自愿实行火葬的，依照本条例执行，他人不得干涉。（二）宗教教职人员死亡后，可以按宗教习俗安置、处理遗体。但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定。”的规定，何永清所在区域不是仁寿县人民政府划定的土葬改革地区，因此何永清在死亡后应进行火葬，并由相关部门出具火化证。而本案中，缪华清死亡后并未就医，也未火化。第三，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提供的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死亡证明》、仁寿县文林镇新民社区居委员于2015年5月18日出具的《证明》，虽加盖了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和仁寿县文镇新民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因《死亡证明》和《证明》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故对该两份证据因不符合上述规定应不予采信。第四，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并无何永清死亡时间，故该证据也不能认定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第五，虽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提供了由缪文祥和50个代表签字的证明用于证明缪华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但仁寿县公安局宝马派所出对部分签名捺印人员进行了询问，被询问人能够证实何永清死亡时间不清楚，是按照莫建文的要求捺印，且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和第七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的规定，因缪文祥及50个代表并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应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梅 审判员  王美福 审判员  罗卫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余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