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东强，男，196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高，男，194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系上诉人吴东强的岳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佰英，女，194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系上诉人吴东强的岳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彬，男，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宣强，男，198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景彬，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秋华，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龙光波，男，196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原审原告：陆正庆，男，196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原审原告：宋家义，男，1966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浦北县，现住浦北县。 原审原告：王传霞，女，197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浦北县。 上诉人吴东强因与被上诉人龙宣强、王传彬，原审原告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东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高、陈佰英，被上诉人王传彬，被上诉人龙宣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景彬、卜秋华，原审原告龙光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东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两被上诉人返还利润款947351元；3、判决两被上诉人支付947351元的利息，从2015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4、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关于《黑坭场2012年至2014年利润统计表》（以下简称利润表）是否准确的问题。1、利润表是王传彬从三年的月报表、年报表累加计算，经过会计反复核实无误后签字确认的。王传彬曾担任寨圩外贸站的职业会计，而月报表、年报表是由出纳提供的数据，会计核实后制作的。会计出纳不承认自己制作的报表的准确性是不成立的。2、王传彬在诉讼中称利润包括了应收未收款以及不能确定是否准确没有依据。会计报表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财会证据。根据出纳人员制度的规定，龙宣强负责收集磅单，掌握第一手卖坭的数据，销售多少及应收货款、收回货款多少都是出纳提供的，出纳不承认会计报表的准确性不成立，因此，龙宣强称没有收到14983538元是不真实的。3、由于都是收完应收款后才制作年度的会计报表，因此，龙宣强称会计报表2012年每月均有应收款，应收款为1368218元，但2013年至2014年报表中没有反映是正常的，如有应收未收款，会计出纳应提供欠款人名单、金额、数量及欠条，但不能提供，该责任由会计出纳承担。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利润中包含了应收未收款是不成立的。4、上诉人在经营灵山县石塘镇滑石麓粘土场（以下简称粘土场）期间，只有骑士客户拉坭不预存货款，由石场老板负责收取作为交纳承包金，其他客户都是预先存入货款才准许拉货，欠款未交清及不存有预存款是不准许拉货的，一般不存在超出货款拉货的情形，有欠数就是管理人员不注意被拉超的。因此，王传彬称上月卖货，下月收款是虚假的。5、龙宣强称有121万元分红款及40万元勾机款未通过报表支出没有依据，龙宣强也没有提供支出40万元勾机款的证据。根据财会制度规定，凡未经负责人签字同意的支出，老板是不认可的，一审判决认定龙宣强通过银行向各合伙人转账支出了经营期间的分红款合法是错误的。勾机是龙光波代上诉人购买，首付款是上诉人从借款中付现金给龙光波，按揭款由粘土场转给龙光波，再由龙光波转给公司。按照粘土场财务制度的规定，粘土场的开支必须经黄德高签字同意。凡未经黄德高签字和未通过会计报表支出的，上诉人不予承认，属龙宣强的个人行为，与粘土场财务无关，由龙宣强个人负责。二、关于股份投资还是借款的问题。1、龙光波称其投资一百多万元而上诉人只投资几万元，但利润平均分配，不符合常理；2、王传霞证明他们几个人拿现金去交给韦明彬，那么他们应找韦明彬领本金、分利润，证明他们的股份与上诉人无关；3、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称黄德高有股份是胡说八道，是合谋分侵上诉人的利润；4、粘土场的合同是上诉人与韦明彬签订，由上诉人一人承包。龙光波等人称他们与上诉人合伙，但没有股份合同，各人对自己的投资多少也不清楚，也没有投资收据，不能证明龙光波等人投资入股。龙光波将各户借款的借款本金及前期利息写成条纸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将归还各人借款的数额交给王传彬还款，证明是借款关系不是投资合伙关系。王传彬在还款时写归还投资款只是认为借款都是投资粘土场，当时未注意，没有想到其这样写是为了日后侵占上诉人的利润。5、龙光波是龙宣强的亲叔叔，王传霞是王传彬的亲妹，陆正庆是王传霞丈夫陆正任的堂哥，宋家义是陆正任的朋友，他们互相串通想侵分上诉人的利润。一审法院询问龙光波等人后，通知他们参加诉讼，因没有事实、证据，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不到庭参加诉讼，不主张诉讼权利，龙光波以证人身份出庭也不主张权利，一审将其作为原告不合理、不合法，上诉人不承认他们是原告。6、从2012年粘土场有资金结余至2015年粘土场经营结束，从来没有集中开过会测定本金和分红的事情，也没有人参加结算、分配、追账、查账，连经营情况和利润也不知道。7、龙光波亲笔写给吴东强的关于龙光波、陆正义、宋家义的借款借据证明是借款关系不是投资股份关系。龙光波首先借款给吴东强，后分别介绍陆正庆、宋家义借款给吴东强。龙光波借款给吴东强后要求入股粘土场，吴东强不答应。后来陆正庆、宋家义借款给吴东强后也提出参股，但吴东强都不同意。吴东强就一个人与韦明彬签订承包合同，他们见参股无望，由龙光波将几个人的借款加上前期的利息，亲笔写好交给吴东强，其中宋家义为491605元、陆正庆为506357元、龙光波为415732元，利息计算到元。因借款大部分都是龙光波收起转交吴东强的，所以龙光波对各人借款十分清楚，吴东强核对后分别写借条给他们。龙光波在庭审中也承认这一铁的事实。2012年时各借款户见到粘土场经济效益好、利润高，由于不得参股，提出每人多给15万元，上诉人不同意，他们称到时各户都说不是借款而是投资股份款时，上诉人就不仅是要给15万元了。因此，龙光波等人与上诉人不是合伙而是借款关系。三、关于王传彬、龙宣强共同负责利润责任的问题。有利润款不拨给上诉人是王传彬的主张、预谋，龙宣强是顺从者、执行者。王传彬必然得到利益，必须要承担责任。四、利润表中有94万多元利润未拨给上诉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龙宣强答辩称：一、一审不以《利润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1、该份统计表对被上诉人龙宣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该份统计表是被上诉人龙宣强和王传彬离开多年后，王传彬于2018年5月按上诉人吴东强及黄德高的要求出具的，被上诉人龙宣强并不知情，也没有在统计表上签字确认。2、内容上，该份统计表记载的数据也是十分混乱且不完整的。该份统计表是王传彬根据自己制作的2012年至2014年各月报表及年度报表计算得出的结果，但是，王传彬制作的报表混乱且不准确也不完整。如2012年1月至12月每月月报表中均单独列有“应收款”一项，应收款总金额为1368218.6元，但是在2012年年度报表中，并未单独就“应收款”一项统计记录，而且，在后面的2013年、2014年的年度报表中也未见有记录，即这1368218.6元的应收款项去哪了呢？3、被上诉人龙宣强没有实际收到14983538元。首先，上诉人主张《利润表》的总收入14983538元为实收账款，但统计表是由王传彬自己制作的，王传彬在原审和二审庭审答辩中均确认总收入中包含有应收款（即债权部分）。其次，上诉人吴东强的岳父黄德高在2016年曾以黄德高的名义向浦北县人民法院起诉曾祥杰的应收货款122685元，可以证实在2012年至2014年间，上诉人吴东强及黄德高以个人名义将应收未收款项私自收入囊中，据为己有。再者，上诉人在上诉中自认“只有骑士客户拉坭不预存货款，由石场老板负责收”更加证实了被上诉人龙宣强没有实际收到14983538元的事实。4、《利润表》记载的14036187元支出不是事实。2012年至2014年间，被上诉人龙宣强共支付了十次股东分红款，合计121万元。该事实得到了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的认可。此外，2012年，被上诉人龙宣强还支出了勾机款400073.5元，但是统计表中并未记载股东分红和勾机款等费用的支出情况。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合伙经营粘土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认可合伙并取得分红。相反，上诉人在原二审中坚持没有合伙人但在重审又陈述存在吴美娟、黄业辉等股东，明显是虚假陈述。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龙宣强拨付121万元是还借款，但至今上诉人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债权债务凭证证明其主张。该121万元也包含了上诉人的股东分红款，因此，上诉人主张121万元是还借款没有任何依据。三、被上诉人龙宣强不存在占有上诉人任何利润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龙宣强从2012年至2015年4月在粘土场工作，离开后于2015年5月交出最后一笔款项36574元，双方权利义务已终止。虽然，上诉人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要追究被上诉人龙宣强的责任，但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龙宣强占有其利润款，所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也证实了被上诉人龙宣强不存在占有上诉人利润款项的事实。四、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龙宣强主张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2015年5月，被上诉人龙宣强已经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本案上诉人应当在被上诉人龙宣强离职之日起两年内向被上诉人龙宣强主张民事权利，但是上诉人于2019年4月25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经于2017年5月届满，依法不应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在补充上诉状中提出要求支付利息，属于二审中增加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不应审理。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吴东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传彬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其余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原告龙光波在庭审中陈述称：粘土场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不存在经营所得利润款947351元，每次经营得款都立即分配了，被上诉人不存在持有该利润款，其参加诉讼也不是为了主张分配上诉人主张的该笔不存在的利润款，而是因为经营期间还有一些应收货款没有收回，对后面收回的货款项主张参加分配。 原审原告王传霞提交书面答辩状，陈述称：本案属于合伙合同纠纷，与被上诉人王传彬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 原审原告陆正庆、宋家义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意见。 上诉人吴东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龙宣强、王传彬偿还原告2012年至2014年期间承包经营粘土场的经营所得利润款947351元。 一审法院查明，吴东强与龙光波合伙经营粘土场。2011年5月10日，由吴东强与灵山县石塘镇滑石麓粘土场签订《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吴东强承包灵山县石塘镇滑石麓粘土场（注册号：450721300002696。具体由甲方办理的营业执照为准，地址：广西灵山县，采矿许可证号Ｃ4507212009127120061435，具体地点以开采证为准）；承包期限：10年（从2011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10日）。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吴东强委托黄德高负责管理，雇请王传彬为会计、龙宣强为出纳。粘土场经营至2015年5、6月份。2015年5月龙宣强离职，向黄德高交还由其保管的36574元。2015年8月，王传彬离职。2018年5月17日，王传彬出具了一份《利润表》给吴东强，该统计表载明“总收入为14983538元，总支出为14036187元，利润为947351元”。吴东强据此以王传彬、龙宣强履职期间侵占粘土场利润而向灵山县公安局报案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灵山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吴东强向钦州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钦州市公安局维持灵山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随即，吴东强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粘土场经营期间均由王传彬制作收支报表。该粘土场的当月粘土销售均为下月后才收受货款，至今仍有应收货款未收。经营期间，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以出资的方式成为该粘土场的合伙人。龙宣强通过银行持续向各合伙人转账支付了经营期间的利润分红。粘土场结业后至今尚未就合伙事宜进行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必须有一方获得了财产性权利和利益;二是该获益的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无法律依据是指缺乏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吴东强等人主张双方之间成立不当得利的关系，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吴东强等人应对龙宣强、王传彬是否获利，获利是否属于“不当”而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东强等人据以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主要依据是王传彬所出具的《利润表》，该表通过对历年的销售粘土数量、收支累加相减所得尚有利润未分配，在庭审过程中，王传彬本人对于该表的准确性不予承认，而其本人也明确表示在经营期间向各合伙人转账支付的数额未计入其历年报表中，该粘土场的合伙人均也承认经营期间持续收到龙宣强通过银行的转账支付。该粘土场所销售粘土仍有未追回的应收货款，而未追回货款为多少是否已经予以扣减均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据此可知，现吴东强等人所主张的利润是否为实际尚存利润，在无其他证据共同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院无法确认，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龙宣强在离职时，交还了其保管的36574元，这一事实双方都确认，则没有证据证明其仍存有未交付的款项的情况下，其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应由吴东强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吴东强等人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东强、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74元，由吴东强、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共同负担。 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0次股东分红款的表格及现金支出单据。证明龙宣强称的10次未上报表的121万元的支出款全部上了报表和统计表，龙宣强捏造事实。 被上诉人龙宣强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第1页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表格，对该表格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10份现金支出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10份单据记载的支出是121万元，但是在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月报表以及年报表、统计表中均没有记载该部分的支出，与被上诉人关于利润表数据来源不完整的主张相吻合。 被上诉人王传彬质证认为，对现金支出单据没有意见。 原审原告龙光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龙宣强、王传彬，原审原告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到庭各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的10份现金支出凭证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应予确认。 在二审庭审中，到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案涉粘土场是上诉人个人承包经营还是与其他原审原告共同承包经营，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947351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案涉粘土场是上诉人个人承包经营还是与其他原审原告共同承包经营，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证明，在案涉的粘土场经营期间，被上诉人龙宣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经营所得的利润款共121万元支付给上诉人吴东强和原审原告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等人，支出的事由是返还投资款而不是借款。在支付上述款项的现金支出单据上，有粘土场的负责人黄德高、会计王传彬签名。2013年的两笔款项（退还投资款）仅转账给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没有转给吴东强，但2014年转账的10笔款项（退还投资款）给龙光波、陆正庆、吴东强、宋家义，每人所得金额相同，支出的事由均是“支付退还投资款”。如果如上诉人所称，龙光波等只是出借资金，支出的事由应当是偿还借款而不是退还投资款，且不可能将付给吴东强的款项与偿还龙光波等借款的款项 在同一份现金支出单据中开支且均注明其用途为“支付退还投资款”。另外，在经营过程中，龙光波还以自己的名义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购买勾机一台，没有证据证明粘土场在此期间支付了勾机的使用费用给龙光波，如果龙光波仅是借款给吴东强，则无法解释上述行为。在上诉人提交的《负责人岗位责任制》、《会计岗位人员责任制》、《出纳人员岗位责任制》上，吴东强均手写“经各老板同意印发执行”。吴东强称“各老板”是指其妹夫黄业辉、其姐吴美娟。但上诉人未提供黄业辉、吴美娟投资的证据，也未提供分红或返还投资款给黄业辉、吴美娟的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综合本案的现有证据，上诉人主张龙光波等人与其是借款关系不是投资合伙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故一审认定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等人与吴东强形成合伙关系，合伙期间经营粘土场所得财产属于合伙共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吴东强以被上诉人持有粘土场的利润没有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则吴东强、龙光波、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龙光波等人没有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在诉讼中，陆正庆、宋家义、王传霞等人不到庭参加诉讼，又不明确表示放弃其实体权利，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将龙光波、宋家义、陆正庆、王传霞列为共同原告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主张案涉粘土场是上诉人个人承包经营，一审确定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947351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持有案涉粘土场利润947351元未交还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能举证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是王传彬于2018年5月17日制作的《利润表》，但王传彬明确表示其制作的利润表包括了应收未收款，与上诉人提交的王传彬制作的2012年1月至12月的月报表记载相印证[2012年12月（含12月）以前的月报表中均载明有应收款，但2012年年度报表却无应收款]。由于王传彬所制作的利润表包括了应收未收款，在诉讼中，又无证据证明应收未收款的数量，因此，仅凭该《利润表》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持有案涉粘土场利润947351元未交还的事实。另外，在诉讼中，除吴东强外，其他合伙人均承认，在经营期间，粘土场的财务人员在收到货款后，除留必要的经费外，余款已转给各合伙人。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支出单据》证明，吴东强也收到过被上诉人龙宣强不定期转账支付的退还投资款，该事实也与上诉人提供的《负责人岗位责任制》第二条规定相印证。在诉讼中，上诉人否认收到过利润款或投资款，但与上诉人提交的《现金支出单据》不符，且从2012年起至2015年5月被上诉人龙宣强离职时止，上诉人（包括粘土场负责人黄德高）都没有对财会进行检查也没有核算经营期间的利润，经营所得都由财会人员持有与常理不符。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持有案涉粘土场利润款947351元没有交还的证据不足，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74元，由上诉人吴东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斯婷 审判员  李彦君 审判员  叶枝仁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