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63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玉峰，男，193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提，女，193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荣荣（齐某之母及法定代理人），女，1977年7月23日出生，满族，住沧州市运河区沧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某，女，2005年12月1日出生，满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思聪，河北恭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开发区石港路**。 法定代表人：张汉明，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焕武，法制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扬，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与上诉人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1日作出（2019）冀0903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20年4月26日，本院作出（2020）冀09民终202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020年8月21日，河 2 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0903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上诉请求：1.撤销沧州市运河区作出的（2020）冀0903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不服金额268699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责任比例不当。通过一审己经查明，本案的交通事故主要是因为被上诉人在非机动车道中间的隔离护栏处设置的标准杆上纵向固定的汽车标志板和自行车标志板高度不符合标准、存在设置、管理上的重大过错造成，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1.通过一审法院还查明，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案涉的柱式标志板设置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路侧时，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大于1.8米，但上诉人设置的高度为1.5米，严重不符合设置标准，存在重大的设置过错。该设置规范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发布并实施，且为被上诉人职权范围之内的管理规范，被上诉人应当对该规定的内容和设置的标准有义务知晓并对不规范的设置进行更换，但是自实施至事故发生4年多的时间被上诉人都没有进行更换，导致危险的发生，对此存在重大的过错。2.通过法院的还查明了案涉的标志杆和标志板存在多处碰撞、刮蹭痕迹，甚至在人行横道处的标志板存在变形的状况。表明了此时的设置不可合理，己经多次造成了轻微事故，对行人和车辆存在重大的事故隐患，上诉人明知存在电动车发生事故时的危险性，也是因为被上诉人的放任导致本案严重事故的发生，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3.死者虽然是酒后驾驶电动车，但是电动车有别于机动车和汽车，电动车的速度和危害性远远低于机动 3 车，我国也并没有法律禁止酒后驾驶电动车，对电动车的驾驶的要求远远低于小型轿车。其应当承担较小的责任。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根据公路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手段完善公路服务设置安全畅通的职责，但是针对被上诉人重大的设置和管理过错，没有作出合理的比例认定，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部分赔偿数额进行了错误的认定。一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死者因抢救产生的医药费、交通费用以及因为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等必要费用均没有依法认定。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内容是其无根据的主观推测，不是事实，并且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能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上诉人对责任比例划分的要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20）冀0903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不需承担赔偿被上诉人损失442415.35元的责任；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应根据事发时的视频资料、死者的伤情等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其判决认定仍是基于主观猜测所做。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齐春雷（死者）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属机动车范畴），则在本案中认定各方责任，确定责任承担方式的重要依据应当是交警部门所依法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所做第1309031201800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齐春雷醉 4 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且因观察不周，操作不当，未在确保安全、畅通原则下通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其负此事故全部责任。该认定书是由法律授权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且该认定书在作出前经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交通事故认定若干重要相关事项进行鉴定，并以其为依据，在确实查明事故原因后作出。认定书及相关鉴定意见书在作出后也依法向齐春雷家属进行送达，而家属未提出异议。则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其在本案中不仅仅是一份书证，其对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一审法院以认定书系“被告的下属部门作出”为由，认为其证明力较弱的认定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标志牌高度低于1.8米，不符合设置规范标准，且该标志牌部分变形及存在多处碰撞、剐蹭痕迹，对过往行人、车辆均存在事故隐患……上诉人存在监督和管理上的过错”该认定过于主观、片面，是错误的认定。标志杆旧有多处碰撞、剐蹭却未曾因此发生较严重交通事故，从侧面证实事故的发生原因在于死者本人。案涉柱式标志杆是为解决城市主干道拥堵，为便捷市民出行，经调查研究后依沧州市政府决定而设置，合法有据。标志杆设置位置并非原审判决中认定的位于“非机动车道中间”，其实际设置于分道线处，属于设置在小客车比例较大的道路，高度1.5米，符合《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0851038-2015)4.3.6规定。退一步考虑，即便设置的标志板未达到规定标准的1.8米高度，但本案事故发生的客观直接原因，系齐春雷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其车把与标志杆发生碰撞造成，碰撞处位于标志杆低于1.5米处，则无论标志板架设高度是否达到1.8米，均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原审判决依据毫不清晰的视频以及所谓的死者头部伤情，认定“死者驾驶电动车行驶过程中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 5 交通事故发生”，该认定违反客观规律，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主观错误认定，完全是推测而无任何证据证实。事发现场附近监控视频模糊，只能显示事故发生时齐春雷车速极快(从视频明显可看出其速度快于事发前驶过的汽车)，标志牌在撞击瞬间发生快速翻转，但视频内容明显不足以证明是头部撞击。根据一般生活常识，齐春雷驾车快速前进，即便其头部发生碰撞，也应当是面部与标志板发生撞击，根据其撞击时的速度及其质量，其面部应该有明显的严重的外伤，标志板上也应该有明显的新鲜撞击痕迹且残留齐春雷血迹等，而根据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冀盛唐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0959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所载内容，齐春雷面部甚至无明显外伤；根据交警部门现场勘查，也未见标志板有明显血迹或痕迹。鉴定意见书所载的“齐春雷左侧顶枕部凹陷伴血肿”也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头部与标志板相撞不符，正面发生碰撞后，不可能是枕部（即俗称后脑勺）凹陷，这一伤情只能是摔倒后后脑与地面碰撞造成。且若齐春雷高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前行中发生头部与标志板的碰撞，必然会因惯性发生头部甚至身体的后仰进而失控倒地，但是根据视频，并无此现象发生。被上诉人的起诉以及原审判决的认定均系主观猜测，无任何事实证据加以直接证实，也无法从现有证据得出客观、科学的推论。相反，根据上诉人提交证据现场勘验照片，可知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齐春雷醉酒高速驾驶电动自行车，车把与标识杆发生撞击，其对电动自行车失去控制，强大的惯性将其甩出、摔伤进而造成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一结论是上诉人经过反复的现场勘察、痕迹提取，并进行了现场科学实验后，经研判所得出。该结论可与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相互印证。上诉人所提交的现场照片可以明确的证实以上情况，无论是标志杆上新鲜形成的撞击痕迹，还是齐春雷电动自行车车把的脱落以及电动自行车车把位置与撞击痕迹吻合等均是充 6 足的直接客观证据。从常识角度来看，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必然是双手前伸扶车把，身体在后，且车把向左右两侧所及的范围远大于身体及头部，一些狭小空间在车把通过后其他部位自然可顺利通过，而且在驾驶人头部与前方垂直竖立的规则物体碰撞前，必然会有车轮、车把与其发生碰撞，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查明了案涉标志牌的直径为50公分，则不可能存在车轮、车把顺利通过后而头部与外伸半径仅仅25公分的标志牌发生碰撞的情况。则一审法院的认定根本违背客观规律，无任何证据证实，是错误的不顾客观证据的主观猜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物件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法定免责事由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本案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并陈述事实，证据充分，已经完成了免责的举证责任。对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查明，一是责任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或法律上的过错，二是相对人受到侵害，三是责任人的行为或过错与相对人的损害之间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中的“过错”，应当指的是对事故的发生或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直接因果关系而并非某一事项存在某些客观上固有的错误或瑕疵，换句话说，即便某一特定事项存在后一种意义的“过错”，但其并不是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那么就不能以此归责于相关主体，本案正是这一情形。最后，一审法院查明的赔偿金额计算错误。判决中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法为22127元/年×5年÷3人×2人+22127元/年×5年÷2人，计129074.2元，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 7 成年近亲属，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交被扶养人(死者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明；另外，该条明确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而原审判决中确定的129074.2元这一金额所计算出年赔偿总额(129074.2÷5=25814.84)明显超过该上限标准，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关于精神抚慰金，是否支付以及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原因、死者本人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确认，原审判决确定的60000元标准过高且无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甚至违反常识，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辩称，本案的案由并非是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而是侵权责任纠纷。应当以侵权责任的四要素来审查案件。事故认定书仅为书证，人民法院也应当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性进行审查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本案事故认定书属于被上诉人下属单位作出，因二者存在利害关系，故该证据缺乏证明力。其次，明明有现场视频可以证实当时的客观事实，但是事故认定书确故意忽视现场视频资料，认定事实缺乏客观性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通过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本案事故发生在非机动车道内，且一审时被上诉人也已经自认案涉标志板下缘距离地面为1.5米，显然以上客观事实证实了设置违反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ＧＢ51038-2015的规定，属于违法设置。通过现场照片也非常清楚的显示标志板多处划痕，存在外力撞击弯曲变形的特征，以上足以显示标志板设置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监督管理部门存在设置管理上的重大过错。本案一审结合视频资料，和死者头部伤情已经查明，死者系与被上诉人设置的不合理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上诉人针对以上客观明显的证据，仍歪曲事实，主观臆断，作出根本不 8 符合常理的推论，是没有任何证据的错误猜测。死者的父母均是1938年出生，在事故发生时80岁老人，显然已经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上诉人第一次上诉庭审过程中，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村委会的证明，证实了二人无生活来源也没有劳动能力的状况，故二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请法院予以核实。综上，交警支队提出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应当认定其承担主要的责任对上诉人进行赔偿。 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齐春雷系原告齐玉峰、刘大提之子，与原告朱荣荣系夫妻关系，系原告齐某之父。2018年8月27日1时6分许，于解放路沧州银行桥西支行门前，齐春雷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解放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至沧州银行桥西支行门前时，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后死亡。非机动车道内有隔离护栏隔离，夜间有路灯照明。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第1309031201800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齐春雷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观察不周、操作不当，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负事故全部责任。经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委托，河北冀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涉案三枪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沧州渤海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从送检的齐春雷静脉血中验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18.07ｍｇ／100ｍｌ。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载明：“四、鉴定过程……2、头面部：黑色头发，发长3.0ｃｍ。双眼睑闭合，左眼周淤血肿胀，双眼球睑结膜苍白，角膜透明，瞳孔可窥及，直径0.5ｃｍ。右外耳道可见血迹。口鼻腔未见异常。牙齿整齐。舌位于齿弓内。鼻梁处表皮剥 9 落0.5cm×0.5cm。头顶枕部表皮剥脱7.0cm×5.0cm，左侧顶枕部凹陷伴血肿4.0cm×3.0cm。3、颈部：未见外伤。4、躯干部：胸部表皮剥落2.0cm×2.0cm,周围伴环形带状皮下出血。指压胸部可触及两侧肋骨多发性骨折，双侧胸腔穿刺抽出暗红色不凝液体。左肩部表皮剥脱2.0cm×2.0cm。……五、分析说明。根据尸检所见，死者齐春雷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血，说明死者存在胸腔脏器或血管损伤。结合案情，齐春雷符合创伤、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另查明，齐春雷为城镇户籍，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659940元(32997元/年×20年);2.精神抚慰金60000元;3.丧葬费35816.5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29074.2元(22127元/年×5年÷3人×2人＋22127元/年×5年÷2人);上述各项合计884830.7元。又查明，涉案柱式标志板设置在非机动车道中间，有隔离护栏隔离，用于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标志杆上纵向固定有汽车（机动车标志）及自行车（非机动车标志）两块圆形标志板，下面的自行车（非机动车标志）标志板下缘距离路面高度为1.5米，标志板右下部分（道路东西方向）变形。自行车指示标志板及栏杆均存在多处碰撞、剐蹭痕迹。柱式杆上有反光标志，事故发生时夜间有路灯照明。结合被告提交的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能显示出事故发生时齐春雷车速较快，碰撞瞬间自行车标志板发生明显的快速翻转。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单方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属主张道路护栏指示标志设置者承担赔偿责任，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应是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死者是否是与非机动车道标志板发生撞击导致交通事故致死。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系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下属部门作出，证明力较弱，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应根据事发时的视频资料、死者的伤情等认定事故发生原因。根据本案审理中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提供的事 10 发时监控录像（系被告从沧州银行桥西支行调取）显示，死者齐春雷在驾驶电动车行驶过程中头部与非机动车道标志板发生撞击，标志牌在撞击瞬间发生快速翻转，一审法院再结合死者齐春雷头部伤情，认定系死者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一审法院对被告抗辩称系齐春雷驾驶电动自行车车把与立柱发生碰撞而并非头部与标志板发生碰撞的抗辩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路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案涉柱式标志板位于非机动车道内，用以将原来的非机动车道划分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当庭认可该非机动车标志牌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为1.5m。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4.3.6的规定，柱式标志板设置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路侧时，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大于1.8m。涉案标志牌高度低于1.8米，不符合设置规范标准，且该标志牌部分变形及存在多处碰撞、剐蹭痕迹，对过往行人、车辆均存在事故隐患，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作为交通主管部门未能保障公路的安全畅通，对该处公路的交通标志设置存在监督和管理上的过错，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承担过错责任。案涉事故发生后，齐春雷血液中的乙醇含量的鉴定结果显示，其当时静脉血中验出的乙醇成分含量为218.07mg/100ml，系醉酒驾驶。酒后驾驶为法律所禁止，齐春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夜间酒后驾驶电动车的危险后果，其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齐春雷本人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对齐春雷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关于齐春雷的各项损失，齐春雷为城镇户 11 口，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应当赔偿原告的数额为442415.35元（884830.7元×5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各项损失共计442415.3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负担4864元，被告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负担7936元。 二审询问中，到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进行陈述。其中，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向本院提供视频光盘一张，称在一审判决后做的事故还原视频，辅助上诉状的说明，还原头部是否与标志牌发生碰撞。朱荣荣方称，视频是对方单方做出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所以不予质证，也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案涉事故发生的当日，朱荣荣方在沧州市中心医院急诊支出费用1564.60元，有沧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病历及河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在案证实。另，案涉事故发生的次日即2018年8月28日，朱荣荣方支出尸检费2000元，有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收费凭证在案证实。 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存有异议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相一致。 本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案件事实及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死者齐春雷在驾驶电动车行驶过程中头部与非机动车道不符合设置规范标准的标志板发生碰撞导致事 12 故发生，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对事发公路的交通标志设置存在监督和管理上的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亦不持异议。同时，一审法院根据死者齐春雷夜间酒后驾驶电动车存在过错的事实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酌定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在本案承担50%的民事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法适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案涉事故损失，朱荣荣方一审中主张的医疗费及尸检费，均提供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且与案涉事故具有关联性，依法应予支持。关于朱荣荣方主张的交通费，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本案死者齐春雷需扶养人数为三人，扶养年限均为五年，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5814.83元{（22127元÷3人×2人）+（22127元÷2人×1人）}，已超出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2127元，依照上述规定应按每年22127元予以计算，故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10635元。关于案涉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确定为60000元，与朱荣荣方因齐春雷死亡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相符，且不违反本院司法实践，并无不当。综上，案涉事故损失共计869956.1元（死亡赔偿金65994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丧葬费35816.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0635元+医疗费1564.60元+尸检费2000元），由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赔偿50%，计434978.05元。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20）冀0903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峰、刘大提、朱荣 13 荣、齐某各项损失共计434978.0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负担6614元，上诉人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负担61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3266元，由上诉人齐玉峰、刘大提、朱荣荣、齐某负担5380元，上诉人沧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负担78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常秀良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付 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 官 助 理 尹昊 书记员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