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CGMS.A.）。住所地：法兰西共和国马赛市阿佳克码头**（4,quaid’Arenc-13002Marseille,France）。代表人：马提亚斯·贝斯纳（ＭａｔｈｉａｓＢｅｓｎａｒ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荣，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红，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深国投广场****。负责人：尤程明，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树安，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语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达飞轮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地王大厦**负责人：黎锡荣，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荣，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红，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飞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及原审被告达飞轮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达飞深圳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2019）粤72民初1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达飞公司和达飞深圳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荣、蔡丽红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树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上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虽然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签订有《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但该合同名称只是关于“货运代理企业”业务内容的描述，并不能据此认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法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从该《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于运输费用、当事人权利义务、免责条款等内容的具体规定看，其是运输合同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其中没有任何关于委托“代为办理运输”的字样，相反均是直接“托运”（即“委托运输”）的字样。3.涉案海运单明确载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是就新会中集公司委托的集装箱箱体运输签发了集装箱货代提单（海运单中明确记载了集装箱货代提单号）。证据显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就集装箱箱体运输向新会中集公司或使用集装箱的货主收取的是海运费而非代理费用。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货主揽货后再就灯具等货物运输向达飞公司进行订舱，然后再以新会中集公司提供的集装箱箱体提供给货主装载所揽货物（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也向箱内货物的货主签发了货物的贷代提单，该提单亦在海运单中作了明确记载）后，连箱带货一起交付给达飞公司。涉案订舱确认单等证据明确显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仅委托达飞公司对灯具等箱内货物进行运输，而并未就新会中集公司委托的集装箱箱体的运输向达飞公司进行过订舱，即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从未代表新会中集公司向达飞公司进行过集装箱箱体的订舱。（二）一审判决在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上亦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海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即为当事人通过涉案订舱邮件和订舱确认单所达成的运输合同。根据订舱确认单显示，该合同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作为托运人与达飞公司之间达成的运输灯具等箱内货物的运输合同。订舱确认单和订舱邮件中均未显示与新会中集公司及运输集装箱箱体有关的任何信息，故新会中集公司并非该运输合同的当事人。2．涉案海运单是达飞公司（作为承运人）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或其代表的箱内货物的货主（作为托运人）于2018年1月2日以订舱确认单的形式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后，在接受托运人交付的己装箱货物后向托运人签发的运输单据。其中，海运单下货物描述进一步表明，集装箱箱体并非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的标的，而只是托运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或其代表的箱内货主）自己所有的装运器具。3.无论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如上所述，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办”的事项也是集装箱箱体的运输，并且在方式上系由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将新会中集公司交付的空箱提供给货主使用，即发运到货主仓库装箱，装好箱后再连箱带货根据前述订舱确认单所成立的涉案运输合同交付给达飞公司承运箱内货物，而并未委托达飞公司发运集箱装箱体，海运单中载明的收货人和通知人也不是集装箱箱体的买方，而是箱内货物的收货人或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的目的港代理。换句话说，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在涉案运输合同中委托达飞公司的是箱内货物的运输，而非新会中集公司所委托“代办”的集装箱箱体的运输，故涉案运输合同不属于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办”事务的范围，新会中集公司无权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就涉案运输合同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4.涉案重箱实际涉及到两个不同的运输合同关系：一是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以集装箱箱体为合同标的的运输合同关系；二是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以箱内货物为标的的运输合同关系（即使此处存在代理行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也只是其货主的代理人，即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委托人是货主而不是箱主）。两个合同所涉当事人不同，合同标的亦有所差别，合同中关于运费支付，托运人、承运人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定也都不尽相同。达飞公司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在发生涉案事故后，达飞公司只是向作为托运人的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发送了货损通知，而从未向新会中集公司发送过任何货损通知，也未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有过任何接触。而且，达飞公司也未就涉案集装箱箱体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收取过任何运费，达飞公司收取的仅是集装箱内货物的运费。即使认为该运费包含了箱体部分，费用最终承担人也并非新会中集公司，而是箱内货主。综上，如果仅仅因为涉案重箱箱体作为托运人自有的载货工具也实际载运到达飞公司船上被运往美国，就据此认定箱体的所有人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也与海商法和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完全不符。（三）一审判决在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是否具有诉权的问题上查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未能查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或其被保险人所遭受损失与达飞公司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涉案贸易合同关系下，尽管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其贸易术语系FOB还是CIF（在出口报关单中显示的是FOB，在贸易发票中显示的是CIF），但无论是FOB还是CIF，涉案集装箱的所有权和风险均早在被交付至装运港船上时业已由卖方新会中集公司转移至买方。无论涉案集装箱是否因涉案事故发生灭失或损坏，其实际受损方均应为买方，而非新会中集公司。另外，根据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贸易合同》第6条对“发票和付款条件”的约定，买方理应依据约定在发票日期15天内完成付款，即在2018年1月27日前完成付款，否则，新会中集公司有权依据该贸易合同向买方主张违约付款责任。但无论如何，新会中集公司都不会因为涉案事故导致的集装箱灭失或损坏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完全有权依据贸易合同的约定向买方主张货款，即便买方没有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货款，这亦属于买卖双方之间的贸易合同纠纷，与涉案事故及达飞公司的承运人责任和违约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既然贸易合同已经约定了新会中集公司的此项权利，其就有可能随时向买方主张贸易合同的违约责任，而买方也可能随时向达飞公司提出索赔请求（包括在美国法院起诉）。在此情况下，两项债权状况都处于未定状态，特别是新会中集公司是否已经或能够从买方处收到相关款项情况不明，如果支持新会中集公司或其保险人对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主张的索赔请求，可能导致新会中集公司获得双重利益，达飞公司则遭受双重损失。（四）涉案事故因天灾或是无法避免和抗拒的海上特殊风险所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承运人法定免责的事由与事实不符。1.涉案事故发生后，具有资质且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在船舶到达目的港后第一时间登轮检查，其检验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与绑扎公司的相关检验人员共同对案涉集装箱绑扎装置以及船上所有绑扎装置进行检查，对残留在涉案船舶上的破损锁扣等绑扎装置进行检验及拍摄。其还检查了配载的电脑系统，收集了涉案船舶的相关证书及各种航行仪器的记录，同时向船长船员进行询问调查，并结合倒塌集装箱贝位的倾倒趋势、方向以及痕迹等从物理角度进行了科学的综合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为：涉案事故系因航行中遭遇异常的不可预见的船舶横摇运动所致。2.检验员在洛杉矶登船检验后的调查，既排除了发动机故障等船舶自身因素，亦排除了因集装箱自身重量、稳性和集装箱状况、绑扎等货物问题而引起事故原因。就集装箱的绑扎和积载而言，涉案集装箱的绑扎系通过底层人工扭锁与上层自动扭锁相结合的系固方式完成的，该绑扎系固方式完全符合《货物系固手册》的要求。而且，若底层集装箱未能完全绑扎牢固，上层的集装箱便无法通过自动绑扎设备或装置程序完成绑扎。涉案集装箱在起航前已经完好上锁绑扎完毕，船员也对其进行了检查并做了记录。此外，在整个航程当中，程序显示绑扎力均在最大数值的可接受范围内则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积载和绑扎不存在操作不当的情况。3．对于船长采取的安全措施方面，涉案船舶为避免原定航线前方的低压气象影响，在航线公司的指示下改变了航线，己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但由于海浪中的涌无法预测，致使其与船舶运动产生共振，发生无法预见，不可避免的严重谐摇，导致18、54、58贝位的货物落海灭失或掉落甲板损失纯属偶然且无法预料。（五）一审法院对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有无损失及损失范围、金额的判决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贸易合同FOB或者CIF价格条款，……不能据此推定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缺乏法律依据。除非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贸易合同或是另有协议约定货物所有权的具体转移时间，否则，贸易术语FOB或CIF及其交付方式均可用于依据相关公约和合同法相关规定推定货物所有权己从卖方转移至买方的时间。2.即使贸易术语不能作出所有权方面的推定，如上所述，新会中集公司亦也并未因涉案运输和事故遭受任何损失。3.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如贸易合同、报关单、商业发票和运费发票等中的货物单价及相关构成均不一致。涉案集装箱的成本价应按新会中集公司相关发票中记载的最低成本价6823美元计算，最多也不应超过报关单中载明的7320美元；而运费并没有实际发生，不应予以支持；保险费则应按实际发生的4.03美元计算。4.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系以美元赔付被保险人，达飞公司为境外公司，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请求以人民币计算赔偿金额及以人民币利率为依据请求利息损失依据不足。（六）一审判决认为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的时效起算点为涉案船舶2018年1月28日抵达洛杉矶，再加上正常收货人办理清关、提货的7日时间，因而未逾诉讼时效。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根据（2013）民提字第5号的裁判要旨，海上货物运输1年时效起算点“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应指“承运人在正常的航次中，将货物运抵目的港，具备交付条件，提单持有人可以提到货物的合理日期。”但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不同于收货人完成通关提到货物，不能将收货人完成通关提到货物的时间认定为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的时间。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1月28日货物在目的港卸货完毕后起算，最迟至2019年1月28日时效届满，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请求权己超过一年的法定诉讼时效。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在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正确。1.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由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为办理各类集装箱及配件的远洋运输事宜，双方签署的《货运代理合同》不仅在名称上符合货运代理合同的描述，而且从该份合同关于运输费用、权利义务、责任形式等具体内容来看，也符合货运代理合同的实质表现形式，尤其在违约责任上，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并且无需对货物在承运人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与损坏及运输迟延承担责任，这显然不是我国海商法项下承运人的归责方式，而是典型的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的归责方式。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在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均对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并无任何异议的情况下，达飞公司作为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无权对该合同关系予以否认或者质疑。更无理由以达飞公司自己签发的海运单上面记载了货代提单号就此断定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向新会中集公司签发了货代提单，因为标注提单号和签发提单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如果达飞公司认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签发了货代提单，其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不是仅凭自己的主观推断，否则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的各项界定标准只有在合同约定不清晰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适用，而本案中不存在合同约定不清晰的问题，如上所述，无论从合同的名称还是从合同的主体内容的表述来看，本案所涉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前签订的是典型的货运代理合同。4.就重箱运输所涉集装箱，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没有就集装箱箱体部分单独向达飞公司订舱，是由于该部分集装箱内装有货物，是以托运人自有箱的方式向达飞公司订舱托运。就集装箱货物运输而言，通常情况下装载货物的集装箱系由承运人提供，但就本案运输而言，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是托运人自有，非由承运人提供。托运人在以自有集装箱装载货物委托承运人进行运输时，只需就所要运输的货物向承运人托运订舱，而无需专门就集装箱箱体向承运人托运订舱，只要托运人在订舱时明确集装箱为托运人自有即可，这是航运业的惯例操作。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就箱内货物向达飞公司订舱并且表明集装箱为托运人自有即意味着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就箱体和箱内货物同时向达飞公司进行订舱，达飞公司接受了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的订舱就意味着其既承运了货物也承运了集装箱箱体，并且在其签发的海运单上面专门注明“集装箱为托运人所有”，在海运单上单独记载每个集装箱箱号、箱体重量及体积等，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达飞公司已经将集装箱箱体作为单独的货物承运，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已经就集装箱箱体向达飞公司进行订舱，并且是以其自己名义代理新会中集公司向达飞公司订舱。（二）一审判决在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正确。1.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签订货运代理合同，新会中集公司就集装箱箱体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办理运输相关事宜，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就集装箱箱体和箱内所装载的灯具等货物以其自己的名义向达飞公司订舱，达飞公司签发了以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为托运人、达飞公司为承运人的海运单，海运单明确记载了“托运人自有的集装箱”（SHIPPERSOWNEDCONTAINERS)，该事实证明了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委托达飞公司运输的标的物既有箱内装载货物，同时也包含了集装箱的箱体，而并非如达飞公司所称的仅是箱内的货物。本案中与集装箱箱体所对应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应当形成于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而非形成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2.新会中集公司是涉案集装箱箱体的所有人，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办集装箱箱体的运输相关事宜。该事实不会因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将新会中集公司的空箱提供给其他货主使用而发生任何改变，不存在达飞公司所称的集装箱内装了货物以后，集装箱就变成了运输器具而不再是运输合同的标的物。无论集装箱内是否装载货物，只要集装箱非达飞公司所有，集装箱的属性就是运输合同的标的，达飞公司就要尽到妥善照料的义务。由此可见，集装箱无论是否装载货物，都是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向达飞公司托运的货物，达飞公司以海运单上面记载的托运人是中集多式联运公司而非新会中集公司为由主张集装箱箱体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所有无法成立。3.如上所述，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委托达飞公司运输的既有集装箱内的货物，也有集装箱箱体本身，达飞公司签发的海运单的记载内容中既有货物也包含了集装箱箱体，否则就不会在海运单上标注“托运人自有的集装箱”，就不会将每个集装箱的重量、体积记载于海运单之上。海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及通知方不是集装箱箱体的买方不会影响达飞公司接受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的委托承运了集装箱箱体这一事实。空箱运输方式下海运单上面的通知方就是重箱运输方式下海运单的收货人，而该公司正是集装箱箱体买方在当地的报关代理。另外，重箱运输方式下海运单上面记载的通知方是集装箱内货物的收货人在当地的报关代理。由此可见，达飞公司签发的海运单既是集装箱箱内货物所对应的运输合同的凭证，也是集装箱箱体所对应的运输合同凭证。4.就重箱部分而言，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运输合同关系，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以及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或者其代理的箱内货物的货主与达飞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就集装箱箱体而言它是新会中集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另一方面就集装箱内的货物而言它是无船承运人（如果它向货主签发了货代提单）或者是箱内货物的货主的货运代理人（如果它没有向货主签发货代提单或者与货主之间签订有货运代理协议）。至于在重箱运输方式下新会中集公司是否就集装箱箱体向达飞公司支付了运费，不会影响达飞公司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成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5.即使就重箱运输方式而言，在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新会中集公司作为集装箱所有人及托运人的身份以及达飞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了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的身份都可认定。从这一角度而言，达飞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也应当对涉案集装箱损失向作为托运人的新会中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具有诉权。1.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新会中集公司有权以托运人的身份向达飞公司行使索赔权。涉案事故发生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根据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依法向新会中集公司赔付了理赔款共346,165美元，新会中集公司亦在预赔款协议中约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在支付保险赔款后取得代位求偿权，有权代位新会中集公司向造成货物损失的责任人提起索赔。2.无论新会中集公司与国外买方合同项下的贸易术语系FOB还是CIF条款，其主要作用只是在于确定货物的价格及构成，以及确定贸易合同项下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和地点，不能据此推定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贸易合同项下采用的贸易价格条款不能免除达飞公司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作为承运人的义务。3.根据《贸易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收货人提取货物后才能开具发票并支付货款，达飞公司所主张的新会中集公司可能获得双重利益的观点不能成立。在集装箱已经落海灭失的情况下，新会中集公司无权向收货人收取货款，由此给新会中集公司造成了损失。新会中集公司遭受的损失与达飞公司运输合同项下未尽谨慎管货义务存在因果关系，达飞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从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收货人已经丧失了向承运人索赔的时效。由于收货人没有就集装箱向新会中集公司支付任何货款，因此不具有对承运人的合法诉权。（四）涉案事故非由天灾或是无法避免和抗拒的海上特殊风险所致，不存在任何免责事由。1.达飞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认为事故发生的船舶参数横摇运动属于船舶在航行中的风险，但检验报告所称的横摇运动只是基于船员的口头描述而作出的判断，并未提供任何此次航行仪器的记录等其他能够证明事发当时状态的直观证据。另外，即使横摇幅度确实达到20度，但达飞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载货船本身所能承受的最大摇摆幅度就是20度。达飞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载货船当时所遇见的恶劣天气是否已经构成不可抗力。根据航海日志的记载，事发当时的海况不过就是风力6-7级，浪高4-5米，这种海况在冬季的北太平洋航线非常常见，不存在不可预见性。此外，达飞公司的检验师对于为何只有第18、54、58三个贝位的集装箱发生倒塌，而其他贝位的集装箱却安然无恙，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2.就集装箱的绑扎和积载而言，检验报告所得出的绑扎合理的结论缺乏依据，因为在集装箱已经全部掉落海中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复原在掉落海中之前的绑扎状态，不能得出集装箱绑扎合同的结论。如检验人员所述，涉案集装箱的绑扎需要通过底层人工扭锁和上层自动扭锁来完成，底层人工扭锁无法通过仪器来准确确认其绑扎状况，并且存在人为疏忽忘记上锁的可能。涉案集装箱存在重箱积载在上空箱积载在下的情况，这种积载方式属于明显的积载不当情形。重箱积载在上、空箱积载在下必然导致船舶的重心偏高，影响船舶的稳性，遇到风浪时无疑会增加船舶摇摆的幅度，更加容易导致集装箱倒塌。对此，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专门聘请的有关专家也得出了涉案船舶存在积载不当的结论并且认为无法排除绑扎不当的可能。另外，搜航网也就本次事故专门做过报道，其中引用了英国全球海事调查结构UKMAIB的一份调查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本次事故并非天灾而纯属人祸，事故的原因是由于集装箱装船配载失误所导致。3.对于船长采取的安全措施方面，涉案船舶虽然在开航前为了避免原定航线的低气压影响，在航线公司的指示下改变了航线，但是并未实际避开此次横摇运动，采取的规避风险措施不够充分。在事发当时，船长并未通过良好的技艺来避开此次横摇运动，也并未指示船员对集装箱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五）一审判决对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有无损失及损失范围、金额的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完全正确。1.贸易合同项下采用的贸易价格条款不能免除达飞公司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作为承运人的义务。由于达飞公司未尽谨慎管货义务导致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导致新会中集公司未能从收货人处按时收回货款，给新会中集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包括货款损失及应收货款的利息损失）。2.涉案集装箱分两种方式交付，一种是以重箱方式交付，一种是以空箱交付。两种交付方式下集装箱的价格不同，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以载货方案（即重箱）交货的方式的价格为每个集装箱8535美元；以空箱交货方式交货的价格为每个集装箱9235美元。针对该价格标准，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出口报关单、商业发票、美国进口申报单等均能相互印证，不存在达飞公司所称的价格不一致的情形。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请求达飞公司以每个集装箱单价为8535美元来赔偿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妥。涉案船舶于2018年1月28日抵达洛杉矶，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时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应当交付之日”应指货物抵达目的港，具备交付条件，提单持有人可以提到货物的合理日期，而涉案船舶在2018年1月28日抵达洛杉矶时并未具备交付条件，因为正常收货人只有在办理清关、提货等相关手续后承运人才可将承运货物交由提单持有人，此时才具备交付条件，因此，考虑到正常收货人办理清关、提货手续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一般为7日）后，诉讼时效未超过。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达飞深圳公司同意达飞公司的上诉意见。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达飞公司、达飞深圳公司向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16,929.50元（按1美元对人民币6.85元将17,070美元折算为人民币）及其利息（从2018年9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达飞公司、达飞深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JB亨特运输服务公司（J.BHuntTransport,Inc，以下简称JB公司）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公司）签订订单编号为CIMC/JBH2017的销售合同，约定中集集团公司下属包括新会中集公司在内的具有生产能力的5家公司（工厂）生产，中集集团公司作为卖方向JB公司出售53英尺大型民用钢制集装箱，以美国空箱交货方式为每箱9235美元，以载货方案交货方式为每箱8535美元，交货后15天内中集集团公司向JB公司提供书面发票，JB公司在发票日期后15天内付款。2017年1月1日，中集集团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签订2017年度保险协议，约定中集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平安财保公司投保，被保险人为中集集团公司及其各下属公司，保险标的为中集集团公司所有需采购及销售的进出口货物和国内货物，凡价格条件或者合同规定由平安财保办理保险的货物（包括采取FREEUSE交箱运输方式运输的集装箱），投保险别为货物运输一切险（包括海洋、陆运、航空），运输范围为中国（不含港澳台）至全世界（包括港澳台）及返程以及国内运输，战争、制裁国家除外，进出口运输的货物销售合同价格包含运费的（CIF价）保险金额按货物销售合同价格加成10%确定，货物销售合同价格不包含运费的（FOB价）保险金额按货物销售合同价格确定，新会中集公司的出口运输保险费率按0.0472%标准，出口运输集装箱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200美元，每次事故定损金额小于等于50万元的，绝对免赔额500美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每次事故定损金额大于50万元的，绝对免赔额为损失金额的15%；投保人每月初向保险人如实提交上月的运输明细表。平安财保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切险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2017年3月23日，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签订合同号2017-CIDC-SCD-008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约定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为办理各类集装箱及配件的远洋运输事宜，新会中集公司只需要对于委托运输的空箱支付运费，对委托运输的重箱（即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将新会中集公司托运的空箱自行配货发运的集装箱），由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免费提供给货主使用，运输费用由货主承担，新会中集公司无需承担运输费用。2017年12月，新会中集公司就53英尺空干集装箱作为货物出口事宜向海关申报出口。其中海关编号682120170217527135的报关单记载：收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均为新会中集公司，出口口岸新会港，运抵国美国，成交方式FOB，53英尺空干集装箱137件，单价7320美元，新会中集公司专用堆场，运费166,455美元;海关编号682120170217527356的报关单记载的53英尺新空干集装箱243件，运费295,245美元；海关编号682120170217527980的报关单记载新53英尺空干集装箱155件，运费188,325美元。前述尾号7356、7980的两份报关单记载的其他信息与尾号7135的报关单记载信息相同。2018年1月2日，新会中集公司就集装箱出运至美国事宜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向达飞深圳公司订舱。2018年1月12日，新会中集公司出具的装箱单记载53英尺空干集装箱4件，发票编号XCSE1604-07(1447)。同日，新会中集公司开具的发票记载53英尺空干集装箱4件，单价7635美元，海运运费888美元，保险费12美元，合计34,140美元，集装箱接收后15日内付款。2018年1月13日，达飞深圳公司作为达飞公司的代理签发编号SHZ2308968不可转让海运提单，该海运提单记载：托运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船名“CMACGMG.WASHINGTON”，起运港盐田，目的港洛杉矶，集装箱编号JBHU315577、JBHU316079、JBHU316009、JBHU315795等4个集装箱装载沙发家具共276箱，贷代提单号315577，集装箱货代提单号2495899，运费已付，托运人拥有集装箱，装船日期2018年1月13日。2018年1月31日，新会中集公司向平安财保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平安财保公司签发了保单号10520003900387680786的保险单。该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为新会中集公司，发票或提单号XCSE1604-07(1418)等，运输工具APLSENTOSA271TXE等，起运日期为2018年1月1日，保险货物为集装箱，详见新会中集公司2018-01清单，承保条件详见中集集团公司2017年度保险协议。所附货物运输险投保清单（1月份）记载2018年1月12日由“CMACGMG.WASHINGTON”轮承运4个53英尺干集装箱，发票编号XCSE1604-07(1447)，发票金额31,036.36美元，保险金额34,140美元，费率0.047%，保费16.11美元。2018年1月20日，“CMACGMG.WASHINGTON”轮船载集装箱发生倒塌事故。2018年1月28日，“CMACGMG.WASHINGTON”轮抵达洛杉矶，2018年1月31日，达飞公司向JB公司发出通知书，告知“CMACGMG.WASHINGTON”轮于2018年1月20日在航行途中遭遇巨大海浪，提单号SHZ2309047项下16个集装箱受影响。2018年2月8日，达飞公司发出通知书，告知新会中集公司“CMACGMG.WASHINGTON”轮于2018年1月20日在航行途中遭遇巨大海浪，包括前述编号JBHU316079、JBHU315795在内共39个集装箱掉落海中受损。平安财保公司获悉发生集装箱掉落海的事故后，于2018年1月31日委托宝岛全球保险公证有限公司对货损进行公估查勘及核实，确认包括涉案编号JBHU316079、JBHU315795在内共39个集装箱落海，涉案编号JBHU316079、JBHU315795的2个集装箱为载货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全损金额为8535美元。就“CMACGMG.WASHINGTON”轮发生的集装箱倒塌事故，达飞公司委托BMT荷兰公司进行检验。BMT荷兰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记载：“CMACGMG.WASHINGTON”轮是全集装箱船，容纳量为14,414标准集装箱，船长350米，型宽48.2米，型深29.86米，总吨140,872，净吨64,226，双岛型结构建造，船上所有法定证书和船级证书有效且状态良好；所载集装箱绑扎装置包括集装箱栈底的传统手动扭锁和集装箱层之间的全自动扭锁，绑扎调配包括螺丝扣和绑扎杆，用于集装箱贝位间绑扎桥的内部或外部模式中，绑扎设备相关证书、设备型号和批量检验已获得批准，绑扎作业由岸上工人在相应的码头进行；2018年1月15日，该轮从厦门以满载状态驶往洛杉矶，共装载6466个集装箱/12,184个标准箱，在抵达厦门前曾在香港、南沙、福清和盐田停靠，船舶离开厦门之前，大副通过装载程序核查了绑扎力，发现所有绑扎力均在最大数值的可接受范围内，最后一次绑扎检查是在离开厦门之前进行的，发现所有绑扎都是按照船舶的货物系固手册进行的；在制定航程计划时船长得到一家岸基航线公司以及达飞公司自己的专属船队中心的协助，航程计划包含了一条到洛杉矶的大圆航线，然而，由于当时北太平洋的低压系统相当活跃，船长经与航线公司协调于1月16日作出决定，保持一个更南向的航线，按照初定的路线可能会造成船舶严重的横摇运动。2018年1月16日中午左右船上测得7-8级风力；1月17日风力保持在7-8级左右，而午夜开始船舶航海日志中出现了严重横摇运动的首次记录；1月18日，天气稍有缓和，但航海日志报告海况为恶劣，导致船舶瞬间剧烈横摇；1月19日，风力大多为蒲氏6级，航海日志记录巨浪对船舶晃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不时导致船舶严重横摇，13时，船长决定实施针对恶劣天气的相关行动，包括船员不能再上甲板检查集装箱和绑扎情况；1月20日0130时左右，遭遇严重异常的横摇运动，在最大幅度20度倾角维持3-5秒，然后再向左舷和右舷反复横摇，之后减弱至正常水平；2018年1月19日、20日左右，船舶发生集装箱倒塌事故，导致138个集装箱落水遗失，另外88个集装箱受损,集装箱是从位于驾驶室前面的第18贝位、位于前部起居室和尾部上层结构之间的54贝位和第58贝位遗失；船员没有注意到事故系何时发生，但推测是发生在2018年1月20日0130时左右的一次异常剧烈横摇运动。检验报告认为，集装箱堆垛倒塌的原因有很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倒塌是同时发生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检验报告排除了集装箱重量申报时可能出现的失误，进而排除了将该因素认定为损失潜在原因的可能；从厦门出发时，集装箱和绑扎材料上的受力均在国际标准规定和船级社的规定允许范围内；船舶稳性可以排除在重要因素之外；在洛杉矶登船检查时发现所有的系固都是按照货物系固手册的要求进行的；船舶在航行过程中遭遇异常横摇运动，可能经历过参数横摇。检验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船舶遭遇主机问题，对绑扎实施情况进行核查发现一切正常，集装箱重量、稳性和状况等问题也均予以考虑，但这些因素不能就事故的发生给出合理的解释，故得出结论：船舶发生了严重的横摇运动，导致2018年1月20日0130时左右发生集装箱损失事故，该事故是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的，船舶为了避免遭受最恶劣海况而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BMT荷兰公司的检验人员在出庭接受质询时称，检验报告中的横摇幅度达20度，是船长通过倾斜仪看到的倾斜度，集装箱积载二层以上的锁具装置是通过人工手动放置后自动锁定的，同时称重集装箱积载在下层，空集装箱积载在上层是一个良好的操作规则，但其从未见过有任何船舶完全按照该规则进行积载操作，其也注意到18贝位、54贝位积载的集装箱存在重集装箱在上层、空集装箱在下层的情况，其无法100%确认落海集装箱绑扎加固是适当的。2018年9月3日，新会中集公司向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签署预付赔款协议，同意按照346,165美元作为保单号10520003900387680786项下、2018年1月31日发生于洛杉矶海上运输过程中货物受损及落海事故预付赔款金额，保险人支付以上赔款后，如保险事故是因第三方对保险标的损害引起的，保险人自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可以保险人或者新会中集公司的名义向责任方追偿。2018年9月11日，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向新会中集公司赔付346,165美元。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称该款项为39个落海的53英尺干集装箱的保险赔偿金额，其中包括涉案2个集装箱在内的20个载重的集装箱按照8535美元每箱，其他19个空集装箱按照9235美元每箱标准进行赔付。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达飞公司为法国注册的公司，涉案运输合同目的港为美国洛杉矶，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是否具有诉权；二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是达飞公司对涉案集装箱落海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四是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有无损失及损失范围、金额；五是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是否具有诉权的问题。本案已查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依法向被保险人新会中集公司赔付包括涉案集装箱损失8535美元在内的保险理赔款共346,165美元；新会中集公司也在预付赔款协议中约定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后即取得代位求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已取得代位求偿权，有权代位被保险人新会中集公司，以本案原告身份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向造成货物损失的责任人提起诉讼，请求其赔偿损失。本案为保险代位求偿提起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就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被保险人与达飞公司、达飞深圳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关于争议焦点二，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已查明，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由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为办理各类集装箱及配件的远洋运输事宜，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根据新会中集公司的委托向达飞深圳公司订舱，达飞深圳公司以达飞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签发了以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为托运人、以达飞公司为承运人的海运提单。达飞深圳公司是达飞公司的代理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是新会中集公司的货运代理人。新会中集公司委托达飞公司将装载于编号JBHU316079、JBHU315795的2个集装箱内的货物运至美国洛杉矶，提单已明确记载集装箱属于托运人所有。就集装箱货物运输而言，在通常情况下装载货物的集装箱由承运人向托运人提供且可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但就本案货物运输而言，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是属于托运人所有，非由承运人提供。无论是托运人还是承运人提供，装载于集装箱内的货物与集装箱本身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运输，即托运人提供集装箱装载货物委托运输，作为承运人在承运货物的同时承运了集装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关于“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和第七十一条关于“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的规定，新会中集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新会中集公司是托运人，达飞公司是承运人，该合同是其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达飞公司关于其只是集装箱内货物的承运人，非涉案集装箱的承运人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达飞公司对涉案集装箱落海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本案已查明，新会中集公司委托达飞公司运输的编号JBHU316079、JBHU315795的2个集装箱在运输途中落海灭失，如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集装箱掉落海中灭失是由于承运人可免责事由造成，则达飞公司作为承运人对在运输过程中导致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达飞公司抗辩称集装箱落海灭失是由于天灾和无法避免的海上风险所致，并为此提交BMT荷兰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BMT荷兰公司的检验人员也出庭接受质询。而从检验报告记载的内容和检验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看，达飞公司关于天灾和无法避免的海上风险免责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首先，BMT荷兰公司的检验报告认为发生的船舶参数横摇运动属于船舶在海上航行中的风险，但检验报告所称的参数横摇运动只是检验人员基于船员的描述而作出的判断，并无船舶航行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确切数据支撑；假设如检验报告所述，2018年1月20日0130时发生船舶横摇运动且横摇幅度达20度，但该情形下是否无法避免地导致18、54、58贝位发生集装箱倒塌事故、是否属于无法避免的海上风险，检验报告未作相应的合理的推断和结论。其次，根据检验报告所述，2018年1月16至19日已有横摇运动迹象，船舶为了避免原定航线前方的低压气象采取了改变航向措施，但实际并未避开船舶横摇运动，相应的改变航向措施不够充分。第三，从集装箱绑扎、积载而言，BMT荷兰公司的检验报告虽有“绑扎设备相关证书、设备型号和批量检验已获得批准”“大副通过装载程序核查了绑扎力，发现所有绑扎力均在最大数值的可接受范围内”等记载，但这些记载只是对绑扎设备或者装置程序进行核查的初步证据，而如检验人员所述，船载集装箱的扭锁装置需要码头工人通过人工作业方式进行放置，码头工人操作当时的绑扎是否牢固已无法在事故之后复原。第四，如检验人员所述，船载集装箱存在重箱积载在上层、空箱积载在下层的情况，这种积载方式不符合正常的积载规则，从常识而言，重箱积载在上层、空箱积载在下层，重心较高，船舶摇摆时也容易倾倒。第五，发生集装箱倒塌落海的只有18、54、58贝位，58贝位的集装箱是由于54贝位的集装箱倾倒碰撞而导致落海，如果所有集装箱均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绑扎，即使发生横摇运动或者参数横摇，是否只能是18、54贝位的集装箱发生倒塌落海，而相临或者其他贝位的集装箱并不会因此倒塌落海，检验报告对此未作出具体分析，也未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综上可见，BMT荷兰公司的检验报告认为集装箱落海事故是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海上风险所致的结论，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达飞公司据此主张免责，缺乏事实依据，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故，达飞公司对其承运期间集装箱落海灭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达飞深圳公司是达飞公司的代理，没有证据证明其对集装箱落海灭失存在过错，无需对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有无损失及损失范围、金额的问题。本案已查明，涉案集装箱是以重箱方式从深圳盐田运至美国洛杉矶交付，根据JB公司与中集集团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约定，以载货方案交货方式为8535美元。从前述尾号7356、7980、7135的三份报关单记载信息看，53英尺干集装箱单价为7320美元，运费单价为1215美元，合计为8535美元。销售合同约定的单价、报关单显示单价加运价均为8535美元，与新会中集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显示的货物价值、运费、保险费之和8535美元相同，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集装箱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为8535美元，2个集装箱共计17,070美元。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向新会中集公司赔付涉案集装箱损失17,070美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关于“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的规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请求达飞公司向其赔偿损失人民币116,929.50元（17,070美元按1美元对人民币6.85元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及其自2018年9月12日起计算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利息计算为：从2018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贸易合同FOB或者CIF价格条款，其主要作用在于确定货物的实际价格及其构成，以及确定贸易合同项下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和地点，不能据此推定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贸易合同项下无论采用FOB还是CIF价格条款，不能免除达飞公司在海上运输合同项下作为承运人的义务。由于达飞公司作为承运人未履行其谨慎管货义务而导致涉案集装箱灭失，以致给新会中集公司造成了损失，达飞公司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达飞公司以涉案货物采用FOB或者CIF价格条款为由，抗辩称JB公司对货物享有所有权，新会中集公司对涉案集装箱不享有所有权，不存在损失。其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五，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法释[2014]89号），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三章规定的相关请求权之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代位托运人新会中集公司的身份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从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前述已查明，涉案集装箱于2018年1月12日装船后出运，于2018年1月20日发生落海灭失事故，于2018年1月28日抵达洛杉矶，加上正常情形下收货人办理清关、提货环节的时间约为7日，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至早为2018年2月4日，至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2019年1月29日提起诉讼，尚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故达飞公司、达飞深圳公司关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达飞公司向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16,929.50元及其利息（从2018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9.45元，由达飞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达飞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与达飞公司之间服务合同的签署往来邮件与签署页及其翻译件；2.达飞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确认涉案货物运输信息的往来邮件与附件及其翻译件；3.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事故调查报告及其翻译件。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1.搜航网相关报道；2.光船登记资料；3.情况说明。经质证，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对达飞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达飞公司对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否认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证据3。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所出具，该情况说明有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依据上述真实性予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依据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事故调查报告记载，“MACGMG.WASHINGTON”轮在集装箱倒塌前或倒塌当时经历了参数横摇；船长和他的驾驶团队熟悉，但并不完全了解船体运动监测、预测和决策支持工具的功能，因此，他们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参数横摇的风险；纵摇和横摇的极限值无法从船上的装载计算机中获取；无法确定18贝位集装箱倒塌的确切原因。然而，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集装箱由于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发生失效后，引发该贝位倒塌：由于集装箱积载不当或超重而造成的堆载负荷过大；由于绑扎松脱而导致过多的货架负荷或集装箱之间的接触；和/或集装箱原有的损坏或材料状况不佳；54贝位集装箱倒塌时由于非标准的53英尺集装箱在巨大横摇过程中发生结构失效所致，而这是由于船舶的货物积载手册和船舶装载计算机对集装箱强度的错误假设所造成；58贝位集装箱倒塌是由于54贝位的受损集装箱撞击58贝位上的集装箱造成的，这导致积载在该贝位右舷的集装箱绑扎失效和结构受损等。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中集多式联运公司认可其与新会中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为货运代理合同，而非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项下所有集装箱的运输，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均是作为新会中集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而非无船承运人，代理办理运输相关事宜，履行货运代理人的各项义务；新会中集公司系作为该合同项下的委托人，而并非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履行受托人的各项合同义务等。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达飞公司是法兰西共和国注册成立的法人，且涉案集装箱由我国盐田港运至美国洛杉矶，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达飞公司和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新会中集公司于涉案集装箱运输的法律地位；二、达飞公司是否应对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三、达飞公司应承担涉案集装箱损失的具体金额；四、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新会中集公司于涉案集装箱运输的法律地位的问题。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合同，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代为办理集装箱、集装箱配件等的远洋运输事宜。该合同约定了，中集多式联运公司按照新会中集公司提供的发运地点与时间、交货地点与时间等选用相应的运输工作安排运输等，新会中集公司只需对于其委托运输的空箱支付运费，对于其委托运输的重箱由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免费提供给货主使用，运费由货主承担等。从上述约定的内容来看，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认可其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新会中集公司为委托人,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为受托人。达飞公司上诉所称的涉案海运单上记载了货代提单及货代提单是否签发，并不影响上述对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如一审判决所述，涉案集装箱装载了货物，涉案集装箱与装载于箱内货物作为一个整体交由达飞公司运输。达飞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货物的同时亦承运了涉案集装箱。涉案集装箱是由新会中集公司委托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向达飞公司订舱出运，并由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交付给达飞公司运输。基于新会中集公司与中集多式联运公司之间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集多式联运公司受新会中集公司的委托与达飞公司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新会中集公司为托运人，达飞公司为承运人。达飞公司上诉称其与新会中集公司之间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达飞公司是否应对涉案集装箱落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发生在达飞公司的责任期间内。对此事实，达飞公司与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均无异议。达飞公司抗辩称，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是因天灾和无法避免的海上风险所致。达飞公司为证明该主张提交了BMT荷兰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该公司的检验人员一审期间亦出庭接受质询。上述检验报告的结论虽然认定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是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的，但如一审判决所述，该检验报告作出结论所依据的参数横摇运动没有具体确切数据支撑、未对18、54、58贝位发生集装箱倒塌事故是否不可避免作出合理推断和结论等。BMT荷兰公司的检验人员出庭亦陈述称，18、54贝位集装箱未按规则将重集装箱装载下层，空集装箱装载上层，并无法完全确认涉案集装箱绑扎加固适当。故达飞公司提交的BMT荷兰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不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不可预见、不可抗拒。达飞公司二审又提交了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但该调查报告的结论明确表明了船长等主观上的过错及集装箱积载不当、绑扎失效等客观原因导致了集装箱倒塌事故的发生。即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并非是不可预见、不可抗拒。达飞公司提交的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亦未能证明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不可预见、不可抗拒。因达飞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是由于天灾、海上的危险或者意外事故造成的，故达飞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的规定，对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达飞公司关于其不应对涉案集装箱损失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达飞公司应承担涉案集装箱损失的具体金额。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新会中集公司因此而遭受损失。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赔付了新会中集公司涉案集装箱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有权代位新会中集公司向达飞公司索赔。达飞公司上诉提出，因涉案集装箱的所有权和风险均在装运港船上已转移给了JB公司，故新会中集公司未因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遭受到损失。但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集装箱的所有权和风险是否转移及新会中集公司是否基于贸易合同索赔货物损失，属于新会中集公司与JB公司之间贸易合同项下的事宜，不影响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诉请达飞公司赔偿涉案集装箱的损失。达飞公司亦无提交证据证明新会中集公司已从JB公司处收取了涉案集装箱的货款。故达飞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新会中集公司与JB公司之间贸易合同的约定，涉案2个集装箱的每个售价为8535美元。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提交的商业发票及装箱单、出口报关单等记载有涉案集装箱的运费及保险费，报关单显示的单价加运价及发票显示的货物价值加运费加保险费之和与上述涉案集装箱售价一致，均为8535美元。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庭审中亦称，报关单和发票之所以记载了运费和保险费是为了报关之用。且因涉案集装箱落海灭失，新会中集公司无法向JB公司交付涉案集装箱并收取约定的货款。故涉案2个集装箱的损失仍应以贸易合同约定的单个售价8535美元计算。达飞公司上诉还认为，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以美元赔付，且达飞公司为境外公司，故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不能以人民币计算赔偿金额及利息损失。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以美元赔付了新会中集公司的损失，其选择以人民币诉请达飞公司赔偿损失，为其自由行使诉讼权利的表现。且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诉请的人民币是以其赔付之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计算，利息则是从其赔付次日起算。达飞公司并未对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所诉请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利息起算时间提起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因此，达飞公司应向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16,929.50元及其利息（从2018年9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达飞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集装箱损失错误的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涉案集装箱于2018年1月20日落海灭失，涉案船舶于2018年1月28日抵达洛杉矶。但涉案船舶抵达洛杉矶不等于货物具备了交付的条件。如一审判决所述，涉案船舶抵达洛杉矶后，除了卸船外，还应办理清关、提货手续，货物才具备交付条件。一审判决认定应当交付货物之日为2018年2月4日，并无不合理之处。达飞公司上诉主张应按船舶抵达目的港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没有事实依据。平安财保深圳分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达飞公司上诉主张**安财保深圳分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达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9.45元，由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堂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