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大龙街沙涌村段**。法定代表人：陈伟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龙，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欣，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兵，男，1977年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某红，女，198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同上。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馨尹，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媛，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番禺公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兵、熊某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5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番禺公汽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113民初1530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陈某兵、熊某红的起诉。二、判令陈某兵、熊某红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系侵权诉讼，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对本案受理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都明确选择侵权诉讼，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陈某为“心源性猝死”，其死亡结果是由于自身健康原因造成，而与番禺公汽公司番15线公交车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驾驶员并不存在不当驾驶行为导致乘客陈某昏迷，本案不构成侵权，番禺公汽公司作为承运人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驳回陈某兵、熊某红的起诉。即使本案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的规定，原审法院亦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为合同纠纷，而非直接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径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使本案按照合同纠纷审理，原审法院并未综合考虑事发路段车流量大、路况拥堵以及车辆通行缓慢的客观情况，亦忽略驾驶员主动帮助熊某红拦截社会车辆将陈某送医的事实，即认定驾驶员系消极的、被动的履行救助义务，属事实认定不清。1．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的立法目的是使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得到及时的救助，并未规定必须由承运人“亲自”实施救助。本案驾驶员9时24分得知陈某晕倒时，车辆仍处于正常行驶当中，驾驶员需确保车辆行驶安全，因而在第一时间请求其他乘客协助拨打120急救电话，其他乘客亦多次明确已经拨打了120求助，客观上已经达到使陈某得到及时救治的目的，至于急救电话是否由本案驾驶员亲自拨打并不会对陈某的救治产生影响，如驾驶员仅出于形式再次拨打，实质是浪费社会公共资源，事实亦证明了番禺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于9时24分即几乎在发现乘客陈某晕倒的同时已经接到电话报入，并调度救护车前往救治。2.事发路段车流量大、路况拥堵，若驾驶大型公交车将陈某送往医疗机构就医不仅更耽误路程时间，也存在无力救治的风险。事发当时处于早上交通高峰时段，事发路段车流量大、路况拥堵，车辆特别是大型公交车通行缓慢。就算自行送医，相对于大型公交车，驾驶小型轿车将陈某送往医疗机构救治通行更便利、所需时间更短，原审法院未综合考虑事发当时的客观情况，亦忽略驾驶员系主动帮助熊某红拦截社会车辆将陈某送医的事实，即认定驾驶员系消极的、被动的履行救助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原审法院依据陈某死亡结果反推驾驶员使乘客陈某丧失了可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机会，实际是基于对陈某可以得到救治的确信，但心源性猝死最佳抢救时机通常只有四分钟，无论等待医生来救治或是送往具有相应急救能力的医院抢救都会耽误抢救时机，除非进行现场急救，驾驶员本身并不具有专业医疗人员身份，在无法准确判断陈某晕倒原因的情况下，采取安全停车并等待120急救车辆前来施救的措施予以处理符合一般社会认知水平，在熊某红决定自行送医后驾驶员亦立即协助其拦截车辆，已尽合理救助义务，不能因陈某救治结果不理想即苛求承运人对此承担无限的法律责任。三、被上诉人主张医疗费275671.55元，己由医保统筹基金报销135998.84元，本案不应重复受偿，原审法院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医保统筹基金报销费用，将使被上诉人获得双重赔偿，与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相悖。被上诉人亦明确其个人缴交部分医疗费139672.71元已另获保险赔偿，实际并不存在医疗费损失。被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无法律依据。即使认定番禺公汽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只能以合同纠纷审理，被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过高。此外，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医疗费损失应按其个人缴交的金额核计，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医疗费损失。被上诉人实际支出数额仅为139672.71元，并且被上诉人亦明确该139672.71元己另行通过保险报销获得赔偿，医疗发票原件己提交保险公司用于费用报销，被上诉人实际并不存在医疗费损失。因此，即使认定番禺公汽公司需支付医疗费，亦应以被上诉人实际损失为限，医保统筹报销135998.84元应在医疗费用总额中予以扣减。至于赔偿责任因社保部门报销部分医疗费而得以减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规定，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处理。综上，本案并不成立侵权法律关系，番禺公汽公司无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陈某兵、熊某红的起诉，应予驳回。即使本案按照合同纠纷审理，法律已明确规定对运输过程中乘客因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伤亡承运人免责，对此番禺公汽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显然加重了番禺公汽公司作为承运人的合同义务，与立法精神相违背。法律应秉持公正而非息事宁人。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番禺公汽公司的上诉请求。陈某兵、熊某红辩称，一、陈某死亡直接原因虽系自身健康原因，但若番禺公汽公司的司机在陈某病发后能及时将其送至仅4分钟车程的医院，极大可能不至于酿成悲剧，所以番禺公汽公司司机救助不当与陈某的死亡亦存在有一定因果关系，是造成陈某死亡的间接原因。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判决番禺公汽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合理合法。番禺公汽公司的司机在得知陈某存在生命危险情况下，在其家人和同车乘客同意并强烈要求先送院的情况下，在仅凭普通人的判断即能确定乘客发生急病急需医治的情况下，多次错失救助陈某的机会，其不作为、冷漠、死守番禺公汽公司的公司教条和拒不实施积极救助义务，坐视悲剧的发生。在整个过程，司机未及时采取报警、拨打120或直接送至附近医院等必要的合理救助，而是反复向上级汇报请示，对现场、对陈某进行“长时间”拍照，在车上多名乘客呼喊着让司机送陈某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司机仍然无动于衷，严重延误了救治陈某的宝贵时间。番禺公汽公司未履行积极、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并存在消极、放任陈某死亡结果的主观状态，对陈某的死亡存在明显的过错。番禺公汽公司作为公共交通部门，番禺公汽公司有法定的保障和救助义务，其不作为在客观上耽搁了陈某被救治的宝贵时间，而延误抢救时间，无疑使孩子存活的机会大大减少，致使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心脏或心脑血管突发疾病，抢救是必须争分夺秒的，任何耽搁或迟延都是致命的。故番禺公汽公司未能尽到积极且必要救助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与孩子的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应当对陈某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以侵权之诉向番禺公汽公司主张权利，合理合法，故本案应定性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与起诉时依据的请求权基础一致，原审法院在判决时亦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作出判决，判决合情合法合理，并无适用法律错误。二、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而侵权责任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保护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原则上不存在冲突。社会保险制度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的给付而减轻或免除。将已获医保报销的费用从番禺公汽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中扣除没有法律依据。纵观《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只有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或故意、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几种情形下可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番禺公汽公司以被上诉人部分医疗费用已由医保报销为由，要求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陈某缴纳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自身的医疗风险，而非为了侵权责任人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买单。三、《合同法》三百零二条规定了承运人免责的情形，只有承运人尽了救助义务才能有免责情形适用的余地，若承运人未尽救助义务，即使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了伤亡，承运人不能免责。番禺公汽公司不能免除责任，作为承运人，如果其有能力对旅客的急病等情况采取救助，而对旅客的安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不仅有悖于一般的善良道德风俗，也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根据《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番禺公汽公司的司机在对旅客急救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是高于一般民众的，其具备了相应的急救知识，明显可以选择将病人送往医院比毫不作为、等待领导指示更为恰当。综上所述，无论依据侵权法还是合同法相关规定都不能免除番禺公汽公司的赔偿责任，应驳回番禺公汽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陈某兵、熊某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向陈某兵、熊某红赔偿503740元；二、判令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8日上午9时04分，陈某与母亲熊某红上车乘坐番禺公汽公司番15路公交车。9时24分当值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听到喊叫称有乘客突然晕倒，驾驶员则停车到车后查看情况之后，并喊话车上其他乘客拨打120，自己忙于拨打电话向单位汇报情况，在熊某红及车上乘客多次强烈要求的情况下，没有直接将公交车开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在等待救护车过程中，9时30分熊某红在其他乘客帮助下将晕倒的陈某抱下车决定自行送往医院，驾驶员跟随下车协助熊某红拦截路过的一辆小轿车，并协助家属将陈某送上小轿车，之后驾驶员继续该趟公交车营运。后陈某被送至番禺市桥医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心肺复苏后、心室颤动，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抢救治疗。于当日转送至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经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停搏复苏成功、缺氧缺血性脑病、心室颤动。次日转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2019年8月20日经该院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全脑功能衰竭、呼吸心跳骤停、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心功能不全、电解质代谢紊乱等，其后病情改善不明显，且呈进行性加重。2019年8月23日经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两次评估鉴定，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2019年8月29日，陈某家属放弃积极治疗，后陈某于当日21点58分被宣告临床死亡。另查明，据陈某兵、熊某红提交的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户口簿》显示，陈某兵、熊某红为夫妻关系，其儿子陈某出生于2005年1月21日。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及相关证据，在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番禺公汽公司番15线公交车驾驶员存在不当驾驶行为导致乘客陈某昏迷的情形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陈某在公交车上突然晕倒时，该公交车的驾驶员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如未能积极履行救助义务，造成乘客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则应当予以民事赔偿。本案中，乘客陈某与其母亲即本案熊某红乘坐番禺公汽公司所属的番15线公交车，与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之间成立了客运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之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承运人基于上述双方客运合同而产生的这种法定救助义务应当是积极的救助义务，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救助义务。番禺公汽公司番15线公交车的驾驶员发现车上有乘客晕倒时，在凭公交车驾驶员岗位职责的判断即能确定乘客发生急病急需医治的情况下，应当及时采取对乘客施救、拨打120等措施，积极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但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番15线公交车驾驶员发现乘客晕倒后，并未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对其进行施救，而是喊话车上其他乘客拨打120而自己忙于拨打电话向单位汇报情况，在熊某红及车上乘客多次强烈要求的情况下，也没有直接将车辆开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而是在消极的、被动的履行救助义务，以规避自身的风险。番禺公汽公司番15线公交车驾驶员在本案中没有积极的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客观上使陈某丧失了可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机会，对陈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番禺公汽公司在本案中提出其驾驶员在得知车内有乘客晕倒后，已对晕倒乘客陈某采取积极救助措施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番禺公汽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对陈某的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按20%由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承担各项赔偿项目金额较为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及该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结合本案，陈某兵、熊某红应得到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如下：1.医疗费275671.55元。虽然该部分医疗费用已被第三方作为医保统筹报销支付，但不能以此作为减轻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故番禺公汽公司主张涉案医院出具的医疗收费票据应予扣除医保统筹报销费用金额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医保统筹报销费用应当由陈某兵、熊某红与第三方医保统筹相关部门另行处理。另外，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主张部分发票费用未提供医疗费用明细清单，但该发票涉及的“人血白蛋白”等药品在陈某救治过程中，具有合理性且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该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2.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按“100元/日×20日”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具有法律依据且未超出合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4667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按“陈某兵个人综合工资收入7000元/月×20日”支付护理费，具有法律依据且未超出合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番禺公汽公司主张陈某兵个人综合工资收入证明未经该公司负责人以及制作证明的经办人员签字而不予认可，但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4.交通费1544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支付陈某住院期间以及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1544元，番禺公汽公司主张票据凭证与陈某兵、熊某红诉请缺乏关联性，并提出由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州石油分公司出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均显示购买方为“广东金盾正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该费用并非本案实际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住院以及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确实会产生交通费，票据凭据与就医及丧葬事宜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基本相符合，陈某兵、熊某红主张1544元交通费具有法律依据且未超出合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住宿费4912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支付陈某住院期间以及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住宿费4912元，并提供相应住宿费发票予以证明，具有法律依据且未超出合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番禺公汽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6.丧葬费21033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按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42066元/年的标准“42066÷2”计算支付丧葬费21033元，属于自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合法合理，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死亡赔偿金841320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按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42066元/年的标准“42066元/年×20年”计算支付死亡赔偿金841320元，具有法律依据且未超出合理范围，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8．陈某兵、熊某红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3367元。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番禺公汽公司按“陈某兵个人综合工资收入7000元/月÷30日/月×9日”及“熊某红月薪3800元/月÷30日/月×40日”计算支付误工损失合计7167元，具有法律依据但部分数额超出合理范围，处理丧葬事宜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的误工天数一般不超过10日为合理，故一审法院对熊某红的误工损失调整为1267元（3800元/月÷30日/月×10日）。9.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关于陈某兵、熊某红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陈某死亡对陈某兵、熊某红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情绪等产生影响，考虑到对陈某家属心灵的慰藉，一审法院对陈某兵、熊某红的该主张予以支持。综上，陈某兵、熊某红向番禺公汽公司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中，一审法院支持的费用合计1254514.55元，由番禺公汽公司承担20%计1254514.55元，为250902.91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陈某兵、熊某红各项损失共计250902.91元；二、驳回陈某兵、熊某红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38元，由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其中5500元，余下3338元由陈某兵、熊某红负担，陈某兵、熊某红预缴的受理费一审法院不再退还，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应负担的部分由其履行判决时迳付给陈某兵、熊某红。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番禺公汽公司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操作规范；2.城市公共汽电车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范，两证据拟证明驾驶员在得知车上有乘客晕倒后，已立即靠边停车，亦明确已向急救中心呼叫，驾驶员操作符合相关规范。被上诉人陈某兵、熊某红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第8条与一审判决认定的车载视频可以看出，司机并没有进行呼救，只是叫其他人进行呼救，其在车厢内走来走去，没有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过其中第2条可以看出，即便事发突然，也应让司机送陈某到附近的医院，然而司机却向上级报告，消极怠慢的态度，直到找到路过的车让帮忙把陈某送去医院进行救助。这两份证据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其履行了救助义务的依据。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陈某乘坐番禺公汽公司公交车辆，双方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如番禺公汽公司未尽到合同义务，致使陈某身体受损，则并存在侵权法律关系。本案陈某在乘坐番禺公汽公司车辆时突发晕厥经救治无效死亡（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存在着法律关系的竞合，陈某父母以番禺公汽公司未尽到义务为由提起侵权纠纷之诉，原审定性本案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并适用《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并无不当。陈某在医院救治时产生了医疗费支出，虽然部分医疗费用已经由医保统筹报销支付，但不能据此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侵权行为导致被害人精神严重受损的，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番禺公汽公司关于原审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某在乘坐车辆时突发心源性猝死，从其发病到公交车司机协助拦停社会车辆将其送医，前后时间仅约6分钟。期间公交车司机第一时间停车，呼叫其他乘客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向所在单位汇报情况，后再次询问同车乘客是否已经拨打了120，确认乘客已经拨打；在陈某母亲抱陈某下车时，协助拦截社会车辆送医。公交车司机虽未亲自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其已经呼叫乘客拨打，确认乘客第一时间拨打后，其再次拨打已无必要；同时公交车司机协助陈某母亲拦截社会车辆送陈某送医，番禺公汽公司基本尽到了合同义务。但是在等待救援期间，公交车乘客及陈某母亲请求公交车司机径行将陈某送往附近医院时，司机予以拒绝。生命权高于一切，在乘客突发疾病面临生命危险时，番禺公汽公司应当以保障生命为第一要务。在陈某突发晕厥生命垂危之际，以及陈某家属及车上乘客请求送医之时，公交车司机选择了忽视和等待，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虽然公交车司机第一时间要求乘客拨打120急救电话，也协助陈某母亲拦截社会车辆，基本尽到了合理限度的义务；但事发地点距离医院较近，在陈某母亲以及同车乘客请求送医时，番禺公汽公司没有立即送医，客观上可能延缓陈某及时得到救治的宝贵时间，故番禺公汽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着一定的过失，但是这种过失是轻微的，理由如下：首先事发突然，时间短暂，前后仅约六分钟时间；其次，乘客已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司机也靠边停车等待救援；再次，司机在等待时也协助家属拦截社会车辆，等待的时间短暂，陈某在昏厥数分钟后即被社会车辆送往医院；最后，陈某的死亡，根本在于其自身因素，不能因此对番禺公汽公司苛加不合理的责任。综上，本院综合番禺公汽公司在本案中的过失程度，酌定番禺公汽公司赔偿陈某兵、熊某红80000元，原判认定番禺公汽公司承担20%的责任过高，与番禺公汽公司的过失程度不相当，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广州市番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责任划分不当，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53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53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陈某兵、熊某红各项损失共计80000元。如未在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38元，由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403元，陈某兵、熊某红负担74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96元,由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657元，陈某兵、熊某红负担35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国强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唐玉梅蔡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