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1民申6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邵国纯，男，197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栖钰，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郭治玲，男，197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浏阳市大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浏阳大道长城戎苑****。法定代表人吴军，经理。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施祖桂，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跃，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施祖富，男，196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再审申请人邵国纯因与被申请人郭治玲、被申请人浏阳市大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吉公司）、被申请人施祖桂、被申请人施祖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5）浏民初字第06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邵国纯再审申请称：一、《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一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新证据的来源:2019年5月7日,债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行委托浏阳市人民法院拍卖了邵国纯和前妻汤雪芳共有的位于浏阳市永安镇制造产业基地永安××的一栋房产,拍卖成交价为252万元,邵国纯前妻于2019年5月28日咨询拍卖法官罗正龙房产拍卖剩余款,罗法官告诉邵国纯前妻:你还有郭治玲260万元的债务,你哪里还有剩余款？于是邵国纯和前妻马上去浏阳市人民法院复印了郭治玲的所有案卷。（2015）浏民初字第06851号判决书里说邵国纯接收郭治玲的260万元并未转给大吉公司股东施祖桂。根据案卷里2016年6月3日法院要求长沙银行查询汤雪芳长沙银行卡6223××××2429的调查结果,显示邵国纯于2014年2月18日将260万元汇入汤雪芳的长沙银行卡里。邵国纯和汤雪芳当时就去了长沙银行浏阳支行,他们说即使本人也不能查阅银行的汇款凭证,必须要有法院的调查函。2019年11月12日,经过多方协助,终于取得长沙银行汤雪芳账户的汇款凭证。即查明郭治玲2014年2月18日的260万元汇款在2014年2月19日邵国纯通过汤雪芳账号1077********（长沙银行账号6223********）马上汇入大吉公司法人代表施祖桂账户6221********。即邵国纯并未私自拿去做什么生意,更未用于家庭开支。二、《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应当再审。(2015)浏民初字第06851号原告郭治玲当年提交的证据1:260万元借据一份,此借款盖有大吉公司的公章,应属大吉公司借款,而非邵国纯个人借款；证据2、3、4汇款凭证:证实了还给郭治玲本、息13次的5.2万,1次10万,2次15万,总共16次,总金额为107.6万元,确实是大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祖桂、施祖富、吴军通过浏阳市农村商业银行金刚镇支行、李畋分理、浏阳市圭斋东路、金沙路分行等多次操作,凭证上面还有法人代表施祖桂的媳妇,大吉公司出纳钟勤的亲笔签名,所有这些都证明这是公司行为。而非判决书里P9所说借款一直由邵国纯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原告利息。此说法缺乏依据。邵国纯从未要求公司也无权决定公司法人多次操作帮还公司的260万元借款的利息与本金。由于邵国纯当年未出庭,在2016年郭治玲一案开庭中大吉公司的代理律师描述的大吉公司未经营,是缺乏证据的,呈现给法庭的经营报表也是虚拟的。邵国纯提供的证据9、10证明了公司的确经营事实。大吉公司法人为逃避监管,投机取巧,非法操作。在公司有回款收入时,不对公司业务进行结算,公私不分,而是将公司回款转到经营烟花生意的儿子施天账户上。(刘洪刚案件中长沙中院汇款明细及邵国纯账户汇款明细证明。)导致业务员邵国纯因无钱归还在长沙银行永安支行用房产抵押的贷款,与前妻的共同私有财产,永安唯一一套自建房住房被拍卖,至今剩余款因为郭治玲一案的牵涉,没有到位。租房在外。在2人遭受流离失所,人生最低谷打击时,大吉公司法人施祖桂指使自己的亲兄弟,也是大吉公司法人之一施祖富以及变更后的法人吴军,利用2年多公司的业务往来流水,在浏阳市人民法院告邵国纯欠他们1010万元,借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将汤雪芳告上。(证据11,浏民(2019湘01**民初9178号)(2019湘01**民初8899号))在此非常感谢浏阳市人民法院的明察秋毫,公正公平的判决!让邵国纯2人感受到正义一直存在!三、关于代理律师凌晨洋要邵国纯签的一份自认,以及错过二审的原因。大吉公司法人施祖桂在2016年2月14日电话邵国纯去浏阳,说有事商量。在劳动西路一个广告打字社,施祖桂介绍凌晨洋,说这是为郭治玲一案为邵国纯请的代理律师凌律师。于是凌晨洋律师拿出一份一般代理的委托书要邵国纯签字。施祖桂讲他有个大吉烟花花炮公司,一旦吃官司,花炮公司周转资金就会被冻结,要邵国纯先在这份自认书上签字,他会用工业园的2份门面转给邵国纯,用这2份门面协调给郭治玲。还要邵国纯在一张写有2千元律师代理费的白纸条上签字。因为毫无法律意识,又源于对公司老板施祖桂的信任,邵国纯未加思索,顺从的签了字。开庭是由凌晨洋律师代理邵国纯去的,施祖桂说有律师代理,邵国纯可以不出庭。事后法院的判决书是由律师凌晨洋签收的,(证据4,凌晨洋签收判决书复印件)邵国纯一直未拿到判决书,邵国纯是当事人,邵国纯的代理人虽然签收,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这不意味着已经送达给了邵国纯本人,邵国纯也没有授权他代为签收所以一直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从而错过二审机会。事后施祖桂一直未将工业园的2份门面给邵国纯去协调偿还郭治玲的款项,至今还在自己名下。在大吉公司正常经营的2年期间,虽然公司没有条文规定,业务员邵国纯一直保持高度自律,尊重行业操守,尊重公司所有人的利益,按时将公司所赚的盈利款及时转给公司出纳员钟勤或者法人施祖桂。证据11,浏民(2019湘01**民初9178号)(2019湘01**民初8899号)案中7900多万流水可以证明。2013-2015年的2年来公司一共盈利1800多万元,邵国纯只拿了基本工资4000元一个月以及话费报销!如今又遭郭治玲一案的影响,房产被拍卖后,流离失所,身心打击,山穷水尽。如果公司的260万元债务加压在业务员邵国纯一个人的身上,这将是一座巨型压力的大山!毁人于无形,对家庭及个人的打击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自认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自认必须有合法性。根据自认作出的时间和场所不同,自认分为诉讼上的自认和诉讼外的自认。诉讼外的自认是在法庭外作出的接受对方所提出的事实的意思。大陆法系国家所提出的自认多指诉讼中的自认。诉讼上的自认是一种证明规则而非具体的证据,而诉讼外的自认则是一种证据而非证明规则。对于诉讼外的自认,一般认为其为证据的一种,不能直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只是法官形成自由心证的资料之一。法官应结合其他证据对事实加以认定。考虑到可能真的存在错误或其他影响自认真实性的情况,法律又规定了在满足规定的条件时,可以撤回自认,从而留有后路,体现了司法自治和平等，综上所述,请站在“司法为民”“有错必纠”的公正立场上,依法再审,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15)浏民初字第06851号民事判决书中对邵国纯的判决。被申请人郭治玲提交意见称:请求维持原判。被申请人施祖桂提交意见称:1、本案一审判决以后邵国纯未上诉，现在提出再审，属于滥用司法资源，最高院的相关判例，本案邵国纯申请再审已经超过6个月，应当驳回再审申请，本案邵国纯提出的新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证据8在原审已经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转账的记录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了，不属于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条、第5条，邵国纯在原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自认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符，其一审代理人庭审的陈述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申请人以代理人的自认不是本人的自认为由否认答辩状中的内容属于前后矛盾，谁又保证再审中今天所说的话明天会不会否认。综上，再审申请应当驳回。申请人邵国纯在复查阶段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两张个人账户明细对账单（无原件）以及一张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无原件）。2月18日邵国纯转账到汤雪芳账上。2月19日汤雪芳转账到施祖桂卡上（尾号1862），上述转账操作由大吉公司财务人员钟勤操作。卡都是由公司把控的，汤雪芳账号由公司会计掌控，拟证明：本案最基础的法律关系没有转移，本案案涉款项最终是转至大吉公司处，大吉公司才是本案的债务人。证据二：收据一张（有原件）以及三张载有邵国纯名字的业绩明细表（无原件），拟证明大吉公司收取了邵国纯100万的股本，邵国纯实质上系大吉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案涉借条上签字是职务行为，并非用于个人借款。证据三：一张个人账户明细对账单（无原件）以及一张银行凭证（无原件）、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无原件）。拟证明汤雪芳为2429的银行卡一直由大吉公司财务人员钟勤在使用。被申请人郭治玲对邵国纯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郭治玲作为款项的出借人，大吉公司与邵国纯之间的借款流转不清楚，据了解邵国纯确实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果能提供真实银行凭证，相关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被申请人施祖桂对邵国纯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除了股本收据有原件外，其他证据都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对于证据一个人对账明细对账单，打印的时间是2019年9月20日，即使是原审庭审以后发现的证据，发现的时间应当是2019年9月20日，提起再审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证据二：流水上面施祖桂与汤雪芳往来的情况很频繁，说明个人汤雪芳与邵国纯个人经济往来频繁，个人转账280万元与本案郭治玲转账邵国纯的260万数额相差20万，而且转账的也不是大吉公司的账户，与郭治玲持有的借条上面事实不符，不能证明郭治玲出具的260万元最终到了大吉公司账户。证据二：股本金100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大吉公司三张业绩表没有公司的盖章，是申请人自行制作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三为复印件，是否是钟勤本人签字无法核对，即使是钟勤代为办理转账手续，也应当是汤雪芳授权委托之后代为办理，汤雪芳完全应当知情，即使汤雪芳没有持有这张卡，作为卡的所有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查询该账户的往来情况，该证据也不是本案再审申请所说的庭审以后发生的证据，也不是庭审以后发现的证据，应该是庭审之前的证据，申请人完全可以提供，未能在一审提供，不属于新证据。被申请人施祖桂在复查阶段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询问笔录。拟证明：邵国纯的代理律师凌晨洋对邵国纯的询问笔录，证明邵国纯的陈述与原审庭审中其代理人陈述一致。证据二：《民事答辩状》。拟证明：邵国纯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答辩，其内容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证据三：《被告邵国纯提交的证据目录》。拟证明：邵国纯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其内容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证据四：《送达回证》。拟证明：邵国纯的代理律师凌晨洋签收原审判决书。证据五：《行政执法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浏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对原审书记员谭安琪的询问笔录，证明邵国纯的代理律师签收判决书时与邵国纯通过电话，说明了上诉期限。证据六：邵国纯的代理律师凌晨洋与邵国纯的通话记录，拟证明邵国纯的代理律师签收判决书时与邵国纯通过电话。申请人邵国纯对被申请人施祖桂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询问笔录：一审代理人凌晨洋是施祖桂安排给邵国纯作为一审的代理律师，代理费由施祖桂负担。询问笔录所有的邵国纯不利的方面不认可。证据二：民事答辩状并非邵国纯出具，由凌律师撰写，凌律师事实上是站在施祖桂的立场出具的答辩意见，邵国纯之所以未出庭也是应施祖桂的要求。对答辩状上所有对邵国纯的不利不予认可。证据三、四、五、六：在一审中形成的证据，不予质证。本院对申请人邵国纯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和证据三反映的银行业务办理信息在原审中已经存在，邵国纯未证明因客观原因无法发现或提供，且也未提供证据原件供核对，本院本案不予采信；证据二中的收据只能反映邵国纯曾入股大吉公司的情况，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中的业绩明细表无任何机构或人员签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被申请人施祖桂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在原审中已经存在，施祖桂未证明因客观原因无法发现或提供，本院本案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再审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理由。经审查,邵国纯在复查阶段提交的证据，本案均未予采信。故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再审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经审查，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汇款凭证，邵国纯自认的答辩状等证据证明。故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再审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代理律师凌晨洋要其签的自认以及代理人签收判决书但未送达本人而错过二审的理由。经审查，1、邵国纯再审申请中称其签署代理律师凌晨洋提供的自认书是因为施祖桂要邵国纯在自认书上签字并曾说会转两个门面给邵国纯。邵国纯因其与施祖桂的其他经济往来而自认债务系自行处分自身权利。后施祖桂未将两个门面转给邵国纯，邵国纯又在三年多后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邵国纯应另行处理与施祖桂的经济纠纷。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向邵国纯的诉讼代理人送达判决书符合法律规定。邵国纯因自身原因未提出上诉，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申请人邵国纯提出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此外，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邵国纯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在判决生效后却申请再审，亦有违上述原则。综上，邵国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邵国纯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熊晓震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高思聪书记员杨琼附相关法律条文：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或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