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1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网讯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38728C。 法定代表人:刘国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娟，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庆，安徽三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中海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皖江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00764757505D。 法定代表人:李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平，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冀骥，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安庆锋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门面房iv> 诉讼代表人: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联合机构。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余栋，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省中海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公司）、原审第三人安庆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锋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8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合肥建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娟、张宁庆，中海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平、李冀骥，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余栋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肥建工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8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中海外公司支付工程款29293586元，违约金8792104元。二、判令中海外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两张银行汇票共计3000万元是过账款，不是支付给合肥建工公司的工程款。1、中海外公司对3000万过账款事前、事中均知情。中海外公司一审中提交了三张第三人办理3000万元过账款手续时的内部付款审批表，该组证据足以证明中海外公司对涉案3000万元的过账用途是知情的。首先，2012年12月24日的付款审批表中载明的付款事由是合同预付款，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协议中均未约定合同预付款，也未达到首次付款节点(2013年1月31日)，中海外公司不可能在合同未约定又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提前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其次，2013年5月3日的2张付款审批表中，付款依据既非支付合同预付款，也非支付工程进度款，而是“经安庆公司、集团领导协商后，同意支付本次款项(1000万元整)”，中海外公司出具1000万元银行汇票时也未备注该款项用途为工程款，说明这1000万元不是工程款，并且中海外公司在协助第三人过账时就已经知晓;同时，2013年5月3日的2张付款审批表中，包含1000万元过账款在内的“申请日累计已付款”一栏金额仅有2300万元，进一步说明了中海外公司2012年12月开具的银行汇票2000万元是过账款，而非工程款。2、中海外公司对3000万元过账款不仅事前事中知情，而且事后还予以了确认。中海外公司一审时称“2015年12月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协议书》未加盖公章，是由于在内部审批时发现合同载明的已付款为9150.65万元，不包含3000万元，所以不同意盖章”。这一说法证明中海外公司在拟签订《概括转移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3000万过账款。而在已经知道3000万元过账款的情况下，中海外公司仍然在2016年1月29日签订的《委托支付协议》上加盖公章，确认截至2016年1月21日，涉案项目的已付工程款为9192.8134万元，说明中海外公司认可这3000万元不是支付给合肥建工公司的工程款。因此，在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海外公司对3000万过账款始终知情、且为第三人过账提供了必要协助、事后又盖章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中海外公司以银行汇票形式支付的3000万元为工程款，显然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认为购房款10084307元是否抵扣工程款涉及《委托支付协议》实际履行问题，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的裁判错误，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委托支付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各方确认，乙方(产权人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向丁方(房屋购买人邢志升)出具购房款收据时，即视为甲方(被上诉人)向丙方(上诉人)支付了同等数额的工程款，丙方并应向甲方出具相应工程款发票”。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乙方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至今没有向丁方邢志升出具购房收据。证明中海外公司没有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2、中海外公司庭审陈述，委托支付协议中用于抵款的房产因被乙方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给他人，所以，无法再出售给丁方邢志升，合同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3、鉴于《委托支付协议》不是实际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的观点不仅不能解决当事人的纠纷，而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针对合肥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海外公司辩称： 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涉案两张银行汇票共计3000万元，是中海外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合肥建工公司按照安庆锋业公司指令和承诺转款，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合肥建工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自行处理。合肥建工公司要求中海外公司重复支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中海外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的该3000万元款项用途为“工程款”。2012年12月24日，安庆锋业公司申请向合肥建工支付合同预付款2000万元；2012年12月26日，中海外公司开具以合肥建工为收款人的2000万元银行汇票，附加信息和用途明确注明：工程款。2012年12月26日，安庆锋业公司出具《收条》，收取该银行汇票，并由经办人特别注明：此贰仟万元为付合肥建工工程款，工程款发票由本人索要。2013年5月3日，安庆锋业公司申请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注明付款依据为：经安庆公司、集团领导协商后，同意支付本次款项（1000万元整）。2013年5月6日，中海外公司开具以合肥建工为收款人的1000万元银行汇票，附加信息和用途明确注明：工程款。上述两张银行汇票均由合肥建工公司收取，汇票付款用途合肥建工公司是明知的。合肥建工上诉称“1000万元银行汇票未备注该款项用途为工程款”，与事实不符。2.合肥建工公司按照安庆锋业公司指令和承诺向其转款，与中海外公司无关。2012年12月2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宜海·格林镇项目”的开发、销售和资金筹集使用由其全盘操作，项目首期已经预售，销售和资金回笼效果良好。鉴于其集团财务资金年底需要归集，而应付工程进度款暂未到付款节点，商请以银行汇票的形式付人民币2000万元，请合肥建工公司予以背书给其指定的单位。2012年12月2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称其因业务需要，现将开给合肥建工公司的银行汇票壹张委托该公司背书给第三方公司，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其承担。2012年12月27日，经合肥建工公司背书，中海外公司以合肥建工公司为收款人开具的2000万元银行汇票，款项转入第三方公司账户。2013年5月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承诺书》，称因贷款需要，请合肥建工公司将中海外公司汇往该公司的1000万元转到其集团所属公司账户，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其承担。2013年5月8日，合肥建工公司向安庆锋业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转款1000万元。上述过程，并无中海外公司参与。合肥建工公司收款后，按照安庆锋业公司指令向其关联公司付款，所付款项与中海外公司无关，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当事双方自行处理。3.合肥建工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相互串通，规避中海外公司对项目房屋销售资金的监控，却要求中海外公司对此承担责任，有悖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中海外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所签《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的经营管理、资金使用、财务核算等均在项目部独立封闭运行（第2.1条），双方对项目部账户和财务印鉴共同管理（第2.2条），所有房屋销售款必须进入共管账户（第2.4条），中海外公司对项目全过程行使监控职责（第4.3、4.4条），防止不合法操作、未履行承诺由此带给中海外公司可能的法律纠纷以及项目不能顺利实施的风险（第4.4条、5.4条）。按照上述约定，安庆锋业公司申请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再由合肥建工公司将款项转入其指定账户，明显是为规避中海外公司对项目资金的监控，中海外公司不可能知情同意并参与其中。合肥建工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及其所属国购集团是长期合作单位（在国购集团破产重整案件中，合肥建工公司申报债权额达10余亿元），并由安庆锋业公司指定承包案涉工程。多年来，合肥建工公司从未向中海外公司索要工程款，却在国购集团被法院受理破产后，直接起诉中海外公司支付工程款，并以“过账款”为由否认收到中海外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工程款，有悖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4.中海外公司对“3000万系过账款”事前、事中并不知情，即便知情也不构成对该行为的默认；事后知情并采取处置措施，不构成对该款项性质和法律后果承担主体的确认。一方面，案涉项目由安庆锋业公司操盘，其基于加快工程进度等方面考虑，要求突破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支付预付款，符合情理，不违背中海外公司对资金监控的原则，中海外公司予以同意并无不当。另一方面，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即便中海外公司知情也不能视为其默认同意合肥建工公司、安庆锋业公司套取房屋销售资金。合肥建工称，中海外公司在签订《概括转移协议书》时知道3000万过账款，仍然在2016年1月29日的《委托支付协议》加盖公章，说明中海外公司认可这3000万元不是支付的工程款。中海外公司认为，一方面，知情不能视为默认同意。另一方面，各方拟定和签署的《概括转移协议书》、《委托支付协议》核心内容都是中海外公司不对合肥建工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由安庆锋业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自行结算，中海外公司配合拟定和签署两份协议，是为了促成问题的解决，合肥建工公司以此反向证明中海外公司确认3000万元不是支付工程款、仍然承担该款的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判决对抵房款、维修款等不做处理，符合裁判规则。合肥建工公司起诉要求中海外公司支付工程款29293586元及违约金，一审判决在查明并认定案涉3000万元争议款项为工程款后，中海外公司已付款项已经超出应付工程款数额。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对中海外公司抗辩主张的抵房款10084307元及维修费不予处理并告知可以另行主张，符合人民法院裁判规则。此种情形下，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是中海外公司，而不是合肥建工公司。合肥建工公司就此提出上诉，没有诉的利益，不应得到支持。 安庆锋业公司称，其答辩意见同一审法庭调查中陈述的意见。 合肥建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海外公司支付工程款29293586元，违约金9747864元（违约金自2014年12月20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分段计算，此后的违约金以实际欠付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息随本清），合计39041450元。后变更主张违约金为8792104元（违约金自2014年12月20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分段计算，此后的违约金以实际欠付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息随本清），合计38085690元。2、判令中海外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等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7日，中海外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原安庆国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开发宜海·格林镇项目。2012年8月20日，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签订《安庆格林镇项目（A标段）工程施工合作协议》，约定中海外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合肥建工公司施工。2012年8月21日，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约定：双方同意将签订的安庆格林镇项目（A标段）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作为办理工程报建和办理施工许可证使用，不作为工程付款、办理签证和工程竣工决算等依据。同日，中海外公司、合肥建工公司、安庆锋业公司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根据《合作协议书》条款约定，安庆格林镇项目由安庆锋业公司负责投资建设，中海外公司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均以“安庆格林镇项目部”实施，安庆锋业公司负责安庆格林镇项目的实际投资和管理，以“安庆格林镇项目部”名义负责“原合同”的实施。2012年9月4日，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中标后办理备案。2012年10月25日，合肥建工公司递交投标文件。2012年10月26日，中海外公司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在安庆市招标采购管理局开标，确定合肥建工公司中标。2014年12月19日涉案工程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涉案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表登记的开、竣工日期为2012年11月1日、2014年12月19日。 2015年12月，中海外公司、合肥建工公司、安庆锋业公司三方，就中海外公司将其在涉案合同中相关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安庆锋业公司等事项形成的《概括转移协议书》，仅合肥建工公司在《概括转移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和法人印章，但中海外公司与安庆国购公司未加盖公章也未签名。 2016年1月29日，中海外公司、益力公司、合肥建工公司、邢志升四方签订《委托支付协议》。按协议约定，以益力公司开发建设的益力檀宫5栋1301号、6栋501号的购房款10084307元抵付中海外公司应付工程款。 2018年11月16日，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对涉案工程竣工造价进行最终确认金额为133528245元。合肥建工公司确认截至2016年4月7日中海外公司支付工程款（含抵押的房产）95817800元+8416859元=104234659元。 因合肥建工公司认为中海外公司尚欠付其工程款29293586元构成违约，故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合肥建工公司明确表示只要求中海外公司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不要求安庆锋业公司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 另查明，2016年7月18日安庆国购公司更名为安庆锋业公司。 2020年6月1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皖01破申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包括安庆锋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内的43家企业合并重整。 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二）》的效力认定；（二）本案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主体；（三）工程款的数额认定；（四）违约金是否应支持，如何计算。 （一）关于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二）》的效力认定。案涉工程项目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建设工程，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在工程招投标之前，即签订《施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涉案工程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磋商，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作为工程付款、办理签证和工程竣工决算等依据。因此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二）关于本案工程款支付义务主体。案涉工程项目系中海外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合作开发，但根据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签订的备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双方实际履行的《施工合作协议》，中海外公司为合同发包方，合肥建工公司为承包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海外公司作为发包人应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中海外公司提交的2015年的《概括转移协议书》，因中海外公司与安庆国购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未发生法律效力，中海外公司的权利义务并未转移。且中海外公司提交的《委托支付协议》签订时间是2016年1月29日，中海外公司对工程款结算确认时间是在2018年11月16日，进一步说明中海外公司一直在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因此合肥建工公司有权向中海外公司主张权利。中海外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工程款数额认定。关于应付工程款，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已经于2018年11月16日对工程总造价进行确认，数额为133528245元。中海外公司依据双方2012年8月20日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第二十六条第七款约定，提出扣除591452.78元及案涉项目审计费616194.9元，因该《施工合作协议》认定无效，对中海外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中海外公司应付工程款的数额为133528245元。 关于已付工程款，经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已付工程款104234659元双方无异议，存在争议的是两张银行汇票共计3000万元是工程款还是过账款，益力檀宫两套房屋的购房款10084307元是否冲抵工程款。 中海外公司经过内部审批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的两张银行汇票共计3000万元，明确该款用途为工程款，且收款人为合肥建工公司，而合肥建工公司在收到两张银行汇票后按照安庆锋业公司的指示要求进行背书，并作为过账款使用，中海外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虽然存在合作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海外公司对此知情，因此合肥建工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之间的行为对中海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其后果由合肥建工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自行承担。中海外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关于10084307元是否能抵扣工程款涉及《委托支付协议》的实际履行问题，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本案中亦不作处理。因合肥建工公司自认已收到工程款104234659元，加上本案认定中海外公司以银行汇票形式支付的3000万元工程款，共计134234659元，已经超出中海外公司应付的工程款数额，故合肥建工公司仍向中海外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中海外公司提出的质量维修问题，因无应付工程款可抵扣，本案中不做认定。 （四）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且中海外公司实际已付工程款超出应付工程款数额，故合肥建工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求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安徽省中海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228元（原告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237007元），由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诉讼各方的举证意见及证明目的同一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亦同于一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一审中合肥建工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中海外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另查明，2012年12月2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宜海·格林镇项目”的开发、销售和资金筹集使用由其全盘操作，项目首期已经预售，销售和资金回笼效果良好。鉴于其集团财务资金年底需要归集，而应付工程进度款暂未到付款节点，商请以银行汇票的形式付人民币2000万元，请合肥建工公司予以背书给其指定的单位。2012年12月2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称其因业务需要，现将开给合肥建工公司的银行汇票壹张委托该公司背书给第三方公司，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其承担。2012年12月27日，经合肥建工公司背书，中海外公司以合肥建工公司为收款人开具的2000万元银行汇票，款项转入第三方公司账户。2013年5月6日，安庆锋业公司向合肥建工公司出具《承诺书》，称因贷款需要，请合肥建工公司将中海外公司汇往该公司的1000万元转到其集团所属公司账户，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其承担。2013年5月8日，合肥建工公司向安庆锋业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转款100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中海外公司向合肥建工集团支付的3000万元是工程款还是过账款；2、一审法院认为对购房款10084307元是否抵扣工程款问题，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是否不当。 一、关于中海外公司向合肥建工集团支付的3000万元是工程款还是过账款。本院认为，该3000万元应认定为工程款。具体分析如下：1.从付款的全过程看，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共支付了两笔款项。2012年12月26日，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开具的以合肥建工公司为收款人的2000万元银行汇票中附加信息和用途栏明确注明为工程款。2013年5月6日，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开具的以合肥建工公司为收款人的1000万元银行汇票中虽未载明系工程款，但在2013年5月6日的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附加信息及用途栏中明确备注了：工程款。从上述付款过程可以确定，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3000万元银行汇票均系以工程款的事由开具。合肥建工公司上诉称“1000万元银行汇票未备注该款项用途为工程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2.合肥建工公司在庭审中提出，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系中海外公司与安庆锋业公司为合作开发案涉项目而成立的联营体，该项目部对外支付的款项不能视为中海外公司的支付。本院认为，上述两张银行汇票虽均由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开具，但根据中海外公司、合肥建工公司、安庆锋业公司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中海外公司“原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均以“安庆格林镇项目部”实施，且案涉项目为中海外公司所有，案涉《安庆格林镇项目（A标段）工程施工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仅为中海外公司与合肥建工公司，合肥建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统计表中亦将中海外公司宜海格林镇项目部支付的款项统计为中海外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故该3000万元应视为中海外公司支付的工程款。3.关于合肥建工公司主张的中海外公司对3000万系过账款事前、事中知情、事后确认问题。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合肥建工公司均系在收到两张银行汇票，并在收到安庆锋业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承诺书》后，按照安庆锋业公司的指示要求进行背书转让，无证据证明中海外公司对此进行了认可。合肥建工公司以中海外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三张内部付款审批表，证明中海外公司对涉案3000万元的过账用途知情，并认为双方协议中未约定合同预付款，也未达到首次付款节点，中海外公司不可能在合同未约定又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提前向合肥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2013年5月3日的2张付款审批表中，包含1000万元过账款在内的“申请日累计已付款”一栏金额仅有2300万元，进一步说明了中海外公司2012年12月开具的银行汇票2000万元是过账款，而非工程款。本院认为，合肥建工公司的意见系单方推断，逻辑并不周延，内部付款审批表不能否定汇票明确记载的内容。合肥建工公司还以《委托支付协议》证明中海外公司认可3000万元不是支付给合肥建工公司的工程款，经查，中海外公司自述在2015年12月即提出了已付款应包括该3000万元，并进而拒绝在《概括转移协议书》上盖章，且在《委托支付协议》第七条中，各方约定如抵扣房款后，甲方（中海外公司）向丙方（合肥建工公司）的已付款超出上述施工合同结算价，超出部分将从丙方与国购集团旗下其他相关项目工程款中扣除……，故合肥建工公司的此项主张亦不能成立。 二、关于一审法院认为对购房款10084307元是否抵扣工程款问题，双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是否不当问题。本院认为，该10084307元购房款能否抵扣工程款，因该10084307元所涉的《委托支付协议》系四方（中海外公司、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合肥建工公司、邢志升）签订，牵涉四方权利义务以及合同能否实际履行问题，安徽益力置业有限公司、邢志升并非本案当事人，即便如安徽建工公司主张的抵付工程款，亦只能减少合肥建工公司的诉求，故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不影响合肥建工公司的利益，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肥建工公司的上诉主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228元，由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绍平 审判员  陶宝定 审判员  余乃荣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杨福来 书记员徐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