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8民初7223号原告：张勇，男，199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苏州市姑苏区，现住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艳，北京市惠诚（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聪，男，198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原告张勇和被告朱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11月30日组织质证，于2020年12月2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艳到庭参加质证和开庭，被告朱聪参加质证，但朱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36800元。2、判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支付逾期利息损失3152.38元(以36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4日起至给实际给付日止，按照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8日)。审理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33985元；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责任，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3398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原同事关系。2019年1月开始，被告以各种缺钱的理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借款本金33985元。原告告知被告是通过透支信用卡借款给他的。上述款项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未偿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朱聪未到庭答辩，在质证时辩称，我向张勇的借款都是五千、五千借的，其余的金额是张勇给我的好处费。我从2019年2月份开始用现金向张勇支付利息。利息约定的是借款本金5000元，利息1000元，借条上的金额为6000元。张勇是专业放贷的，向我催款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还配了我家的钥匙。对于张勇对我的催讨行为，我在2019年5月15日已经报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聊天记录、支付宝交易明细、微信交易明细、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接处警信息公开表等证据。本院依法向平江派出所调取了询问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转账凭证打印件及借条复印件。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8日，张勇通过支付宝向朱聪转账5000元。2019年1月31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2000元。2019年2月11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500元。2019年2月14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分别转账5000元、1000元。2019年2月21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2000元。2019年2月28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2000元。2019年3月3日，张勇通过支付宝向朱聪转账5000元。2019年3月11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85元。2019年3月12日，张勇通过其名下建设银行尾号8862账户向朱聪转账1800元。2019年3月13日，张勇通过其名下建设银行尾号8862账户向朱聪支付宝账户转账1000元。2019年3月23日，张勇通过微信向朱聪转账1000元，通过支付宝向朱聪转账500元。以上合计26885元。2019年4月21日，朱聪通过微信向张勇转账500元。2019年4月28日，朱聪向张勇发送了50元微信红包。2019年5月13日，朱聪向张勇发送了100元微信红包。2019年5月15日上午10时52分，朱聪报警，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接警后出具处警情况：2019年5月14日，报警人朱聪报称与张勇有债务纠纷，张勇将朱聪从高新区带上车至临顿路和基广场附近，其被张勇强迫写下了三万元的借条，张勇为伪造借钱流水，还以支付宝转了2万元给朱聪，并让其取出后返还给张勇了。处置结果：民警到场，将报警人朱聪带回派出所详细询问，受理行政案件。2019年5月15日11时44分至12时23分，平江派出所对朱聪进行询问，朱聪陈述：我在2019年2月3月找张勇借过4次钱，分别是5000元、5000元、5000元和7600元，共计22600元。2019年5月13日10点左右张勇开车带我区新区的一家小贷公司借钱还给他，没有借到，他就带我去干将东路的和基广场，中途我要下车，他不肯。在和基广场，他让我写了一张条子，借款金额为3万元，支付宝两万，现金一万，他用支付宝向我转账20000元，随后让我支付宝提现至工商银行卡，并在ATM机上取现19900元给他，我又在微信上发了100元的红包给他，他放了一万元现金在条子边上拍照留存。2019年5月20日14时34分至14时50分，平江派出所对朱聪进行询问，朱聪陈述：2019年至今，我向张勇借过34000元，每次借钱金额在500元至5000元左右，基本上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2019年3月13日我向张勇借了7600元现金，当时讲好算借1万元的，到时候要还1万元。一共写过4次借条，金额分别为6000元、6000元、24500元、30000元。2019年5月19日16时16分至17时01分，平江派出所对张勇进行询问，张勇陈述：我和朱聪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一起在天安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的。2019年1月底左右，朱聪找我借钱用于消费、打麻将，可以给点利息给我。我就开始借钱给他，金额从500元至10000元不等，共出借了3万多元，他都没有还给我，到2019年3月底我就没有再借钱给他。期间让朱聪写了3张借条，两张借条金额为6000元，一张借条为24500元，总计36500元。我多次催讨未果，他提出让我去找小贷公司，他借钱还我。2019年5月10日我和朋友去找朱聪带他去新区的小贷公司借钱，没有借到，我们就离开了。2019年5月13日下午，我和朋友去朱聪小区找他催款，他说没有钱，我想弄一个流水证明让他写借条，方便我日后起诉，我就开车带着他到和基广场，支付宝转账2万元给他，让他提现后在工商银行取现19900元现金给我，在车内让他出具了一张3万元借条，他同意写的，我说如果他把之前欠的钱还给我，他的借条我都会还给他。之前我担心朱聪跑掉，故让他给了我一把他家的钥匙。审理中，张勇陈述，我与朱聪原为天安保险的同事，最早一笔借款是在2019年1月份，出借了5000元，没有出具借条也未约定利息，朱聪说用一段时间过完年就还给我。后来朱聪向我借款的理由是去香港、公司要装修、打牌之类，也未出具过借条。我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朱聪出借了26885元。关于2019年3月11日的微信转账85元，朱聪在微信里向我借200元，当时我微信钱包中没有这么多，于是转了85元给他。2019年3月我通过现金出借给朱聪10000元，该10000元未出具借条给我，朱聪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认可收到现金7600元，我现在主张7600元。我只收到过朱聪通过微信转账给我的500元还款，此外未收到朱聪支付的任何本金或利息。2019年4月28日朱聪通过微信发给我的50元红包是给我缴纳车辆违停罚单的，2019年5月13日朱聪发给我的微信红包100元用途记不清楚了，但不是朱聪的还款。我出借给朱聪的款项是从信用卡套现的。朱聪在质证中陈述，上述款项除了2019年2月14日的两笔共6000元我没有收到之外，其余款项均收到的。但是只有2019年1月28日和3月3日支付宝转账的两笔5000元是借款，我和原告约定借5000元，利息1000元，利息必须以现金支付，借条上金额为6000元。其余的均为我给张勇介绍客户，他给我的好处费。原告陈述的现金10000元出借给我，我只收到了7800元还是8000元。其余零碎的借款我都在第二天通过现金方式结清了。本院认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张勇从信用卡套现后将资金转借给朱聪使用，属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双方之间的借款协议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关于借款金额，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张勇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交付的借款本金26885元，通过现金交付7600元，合计34485元，扣除朱聪于2019年4月21日微信转账的500元、2019年5月13日的微信红包100元，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为33885元，故对于张勇主张朱聪返还借款本金33885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张勇主张朱聪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1月12日至被告实际给付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3.85%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照准。关于朱聪抗辩的其通过现金支付利息、还款以及好处费的意见，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朱聪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勇借款本金3388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3885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2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元，由原告张勇负担1元，被告朱聪负担326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原告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姜 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朱晶雯书 记 员  邱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