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终8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杨某，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某，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蒲县宏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山西金贝（临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金贝（临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蒲县宏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公司）、第三人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实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某、被上诉人宏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顺泰实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初38号民事判决；2、判令上诉人对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享有物权所有权；3、判令立即终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的查封、扣押及拍卖行为；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物权法定原则，铁路专用线作为不动产，其取得须以登记为设立要件。顺泰实业公司仅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行政许可，未依法进行登记，因而不享有不动产所有权。（二）上诉人与顺泰实业公司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资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已获得该铁路专用线所有权。上诉人依据《合伙投资协议》先后三次向顺泰实业公司支付425万元，作为铁路专用线的建设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上诉人符合二十八规定的四项要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案涉铁路专用线未依法进行登记，上诉人已依据合同合法占有，应当归上诉人所有。宏源公司答辩称，（一）案涉的铁路专用线经铁道部行政许可并登记在顺泰实业公司名下，应当认定为该公司财产。上诉人称案涉铁路专用线未经登记，顺泰实业公司不享有所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顺泰实业公司取得案涉铁路专用线行政许可，可证实该公司为所有权人或权利人，而非杨某。（二）上诉人以其与顺泰实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为由主张对案涉铁路专用线享有所有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在第一项上诉理由中称铁路专用线作为不动产取得所有权必须以登记为要件，而在第二、三项上诉理由中又称其按照合同取得案涉铁路专用线所有权，陈述前后矛盾。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案涉铁路专用线系借用顺泰公司的名义修建及审批，而在上诉状中又称与顺泰实业公司合伙组建，陈述前后矛盾。《投资合伙协议》中约定上诉人出资425万元建设案涉铁路专用线，该价格与在案的评估报告以及顺泰实业公司提出的评估价格过低的异议相矛盾。（三）上诉人称其与顺泰实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伙协议》和《资产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该两份协议显属虚假协议，理由：其一，《合伙投资协议》约定铁路专用线由上诉人与顺泰实业公司合伙投资设立，上诉人投资425万元，专用线投入运营后每年将专用线11％的资产转让给上诉人，9年后专用线资产交由上诉人独立经营。从协议内容看，顺泰实业公司无任何权利，反而是上诉人每年取得专用线11％的资产，也未约定任何收益、风险的享有及承担，且在未散伙时即由合伙一方完全享有合伙财产，明显不符合伙法律规定，不符合常理，内容虚假。在此情况下，基于所谓《投资合伙协议》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更加不能成立；其二，如果按照上诉人所称，案涉铁路专用线由其全额出资建设，其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只是使用顺泰实业公司的名义进行行政审批，又何须签订所谓《资产转让协议》；其三，在强制执行阶段，顺泰实业公司一直作为铁路专用线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对资产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其在2015年11月与民生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亦将该铁路专用线作为资产用于抵押贷款。上述事实均表明，顺泰实业公司一直是作为铁路专用线的所有权人主张权利，并对该铁路专用线进行处分。其四，上诉人与顺泰实业公司股东张玉林、杨梅花系亲属关系，杨某系杨梅花弟弟，张玉林与杨梅花系夫妻。上诉人在顺泰实业公司长期任职，不能排除顺泰铁路公司与上诉人恶意串通提出执行异议的可能。上诉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为其法律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系其他财产及权利的判断标准，不符合本案案涉铁路专用线的性质。而第二十八条规定系指基于不动产买卖而提出执行异议的判断标准，本案并不属于不动产买卖的情形。（四）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及提起上诉属于恶意缠诉，其目的在于拖延强制执行程序。在上诉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之前，顺泰铁路公司曾以案涉铁路线所有者身份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该案耗时一年半刚审结。在一审法院刚恢复对案涉铁路专用线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上诉人及顺泰实业公司又再次相继提出执行异议，且上诉人所提异议理由与顺泰铁路公司一致，证实上诉人属于恶意缠诉，恶意拖延强制执行程序。在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情况下，顺泰实业公司以案涉铁路专用线所有权人的身份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上诉人为顺泰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对该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知情，上诉人和顺泰实业公司同时提出两份对案涉铁路专用线所有权人意见截然相反的执行异议，其主观恶意昭然若揭！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纯属恶意缠诉，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执行进程，望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顺泰实业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一审法院查明，宏源公司与顺泰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30日作出（2015）临民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一、顺泰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宏源公司精煤款88716773.88元并承担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为：其中2014年7月30日前欠款4377000元，自2014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2015年8月28日合同所欠款2293472.6元自2015年9月3日起按日2‰计算；余款42646301.28元自2015年10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计算，以上时间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时间止）；二、顺泰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宏源公司已垫付的派驻员工的工资72000元”。该判决生效后，宏源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6）晋10执14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顺泰实业公司银行存款900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之后于2017年4月12日在太原铁路局对顺泰实业公司铁路专用线进行了查封，分别于2017年3月16日、2017年12月8日、2017年12月14日对该铁路专用线及配套设施等进行了现场查封。经委托评估，临汾平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晋平阳评报字（2018）第004号评估报告书。2018年9月14日案外人临汾顺泰铁路运输有限公司（下称顺泰铁路公司）对一审法院执行顺泰实业公司铁路专用线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晋10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顺泰铁路公司的异议请求。顺泰铁路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不得执行顺泰实业公司铁路专用线，并确认顺泰铁路公司是该铁路专用线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驳回顺泰铁路公司的诉讼请求。顺泰铁路公司提起上诉，2019年11月25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民终58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2月23日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该院驳回其执行异议申请，杨某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又查明，2005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给顺泰实业公司出具了铁许准字（2005）第116号行政许可决定书，载明“我部于2005年10月8日受理的你公司关于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的申请，经审查，符合《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审批办法》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准许行政许可。”2016年11月1日，顺泰实业公司作为专用线产权单位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侯马车务段签订了专用线取送车及与取送车有关的安全协议。一审中杨某提交了两份证据：《合伙投资协议》、《资产转让协议》。2007年11月1日，顺泰实业公司与杨某签订《合伙投资协议》，约定由顺泰实业公司负责专用线审批手续，杨某负责专用线资产投入，建设资金425万元，专用线运营后，每年将11%的资产转让给杨某，九年后铁路专用线交由杨某独立经营。2016年11月1日，顺泰实业公司与杨某又达成《资产转让协议》，约定铁路专用线交由杨某独立经营，由杨某自行组建顺泰铁路公司，顺泰铁路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顺泰实业公司与顺泰铁路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公司，在顺泰实业公司恢复正常生产前，顺泰铁路公司要承担支付顺泰实业公司工人工资、电费、税款、环保、提标改造项目投入。宏源公司对两份协议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合伙投资协议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投资、经营、风险承担和资产清算等方面的合伙特征；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合常理；资产转让协议体现的内容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某对涉案铁路专用线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2005年10月20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许准字（2005）第116号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涉案铁路专用线系第三人顺泰实业公司申请并被依法行政许可运营。2016年11月1日，顺泰实业公司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侯马车务段签订了《专用线取送车及与取送车有关的安全协议》载明：产权单位为顺泰实业公司。杨某起诉称，虽然铁路专用线是以顺泰实业公司名义办理的审批手续，但该公司并没有对铁路专用线投资，不享有铁路专用线所有权，杨某是铁路专用线的实际投资人和所有权人。杨某提供了其与顺泰实业公司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资产转让协议》予以佐证。杨某是顺泰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双方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虽然合同约定了铁路专用线交由杨某独立经营，由杨某自行组建顺泰铁路公司，顺泰铁路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顺泰实业公司与顺泰铁路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公司，但铁路专用线的产权并未在相关部门办理转让登记和备案。杨某主张是铁路专用线的实际投资人，但没有提供实际投资的证据证明。综上，杨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铁路专用线归其所有，杨某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于2007年12月27日和2007年12月31日向顺泰实业公司付款的银行进账单，证明其按照《合伙投资协议》向顺泰实业公司支付425万元作为铁路专用线的建设资金。2、2009年1月4日、2009年4月28日、2009年5月4日、2009年11月6日、2009年12月28日上诉人五次向顺泰实业公司付款的银行进账单，证明其为铁路运行支付工资和燃料等成本费用531万元。宏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对铁路专用线的投资款和支付运行成本。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进账单未注明用途，而上诉人系顺泰实业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因而不能排除该支付系基于职务行为产生，故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上诉人对铁路专用线的投资款和支付运行成本。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顺泰实业公司有两位股东：张玉林、杨梅花，二人系夫妻，上诉人杨某系杨梅花的弟弟，上诉人杨某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8月16日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顺泰实业公司仍为案涉铁路专用线的行政许可相对人，顺泰铁路公司未取得该许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某对案涉铁路专用线是否享有所有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合伙投资协议》约定，案涉铁路专用线由顺泰实业公司负责办理审批手续，上诉人投资425万元，由顺泰实业公司每年将11%的资产转让给上诉人；《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自2016年11月1日起将双方合伙组建的铁路专用线资产交由上诉人独立经营，由上诉人自行组建顺泰铁路公司经营。可见，协议仅约定上诉人作为合伙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和合伙结束时享有的资产所有者权益，未约定上诉人承担合伙经营风险和合伙解散时的结算义务，不符合合伙法律关系中合伙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此外，从公司法角度讲，公司董事、高管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上诉人杨某与顺泰实业公司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和《资产转让协议》属于公司高管与公司实施的自我交易，作为公司高管的杨某应严格遵守勤勉和忠实义务，不得实施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而案涉协议仅约定作为高管的杨某享有投资权益，未约定其承担合伙经营风险，违反了其对公司承担的受信义务，明显损害了公司利益，间接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可。上诉人杨某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要求确认其系案涉铁路专用线所有权人并排除强制执行的诉求，依据并不充分，其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佩芬审判员 宋丽蓉审判员 李学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贺芳丽书记员 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