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02刑初257号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伟英，女，196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陆军第九四八医院退休职工，原户籍所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碱泉街派出所，2019年2月16日户籍迁至乌苏市公安局新市区派出所，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28日经乌苏市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于2020年7月16日经乌苏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许继伟，新疆鼎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湘梅，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于乌苏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9月14日经乌苏市公安局决定被刑事拘留并被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于2019年9月21日经乌苏市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于2020年7月16日，经乌苏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夏春莉，女，1982年7月10日出生乌苏市甘家湖牧场，汉族，中专文化程度，个体，户籍所在地乌苏市，原住乌苏市，现住乌苏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28日经乌苏市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于2020年7月28日，经乌苏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建明，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以乌苏市检一部刑诉〔2020〕2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20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合议制，于2020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伟英及其辩护人许继伟、被告人黄湘梅、被告人夏春莉及其辩护人赵建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月，被告人余伟英经齐放（“乾易通”的服务中心主任级别）推荐注册为“乾易通”的会员，先小额投资，获得利润后开始在亲戚朋友中大力宣传“乾易通”，并陆续投入56万余元。在发展的下线达到一定人数后，2017年11月，余伟英到哈尔滨市参加站长考试，在齐放的帮助下通过考核，后于2018年1月初晋升为“站长”，编号“3030-8”，并建立微信群，在群内宣传“乾易通”运营模式、返利挣钱模式等宣传资料。 2017年12月，余伟英找到被告人黄湘梅，向她介绍“乾易通”，并带她去听课，后黄湘梅注册了会员并进行小额投资，在获取利润后又先后投资16万元，并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在下线会员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于2018年1月去哈尔滨参加站长考试，通过考试后晋升为“站长”，编号“3030-4”。2018年6月18日“乾易通”网站关闭后，黄湘梅为躲避下线会员向其索要投资款逃去广东。 2017年6月，被告人夏春莉经黄湘梅介绍注册成为“乾易通”会员，并开始投资和积极发展下线会员。2017年9月去哈尔滨总部参观，回来后加盟8万元将自己的美容院改为“安吉乐美生活美容馆”，以注册“乾易通”会员免费做护理并全额返还会员费为由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7年10月初晋升为“站长”，编号“3030-3”，建立微信群“3030-3服务群”，在群内宣传“乾易通”经营模式。 2019年7月5日，乌苏市公安局委托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对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在“乾易通”传销活动中的涉案数据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如下：1、余伟英的会员名称为“余伟英（吴蒙）”，会员ID为“6029”，电话号码为“135XXXX****”，绑定银行卡号为“×××”，注册时间为“2017年1月21日”，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下级会员账号数量为1994个，共11层，账号充值记录81条，累计充值金额7412447元人民币。2、黄湘梅的会员名称为“黄湘梅”，会员ID为“10011”，电话号码为“151XXXX****”，绑定银行卡号为“×××”，注册时间为“2017年3月3日”，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下级会员账号数量为1604个，共10层，账号充值记录115条，累计充值金额6980023.599元人民币。3、夏春莉的会员名称为“夏春莉”，会员ID为“33792”，电话号码为“150XXXX****”，绑定银行卡号为“×××”，注册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下级会员账号数量为611个，共9层，账号充值记录83条，累计充值金额7162343.250999999元人民币。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为认定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如下证据：物证手机四部；户籍信息、到案经过、扣押清单、银行卡交易流水、立案决定书、认罪认罚具结书等书证；传销活动参与人李娜、刘海燕等50人的陈述；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的供述和辩解；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3份；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网络在线提取工作记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即光盘13张。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为获得非法利益，以交纳一定费用成为会员后就会返利为由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余伟英、夏春莉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余伟英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但对指控其所实施的犯罪细节持有异议。辩称：1.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传销组织活动，在齐放一再诱导下我才参加其中。齐放是我们单位的退伍军人，我问他这是传销吗，他说不是。2017年参加的乾易通，我对所做的事感到后悔，我愿意认罪认罚。2、我并没有刻意给他们专门打电话宣传乾易通传销，是齐放让我们不停地转发宣传资料，我方才转发。3.被告人黄湘梅不是我直接发展的下线，而是齐放发展的下线。因被齐放的宣传所诱惑，我按照齐放的要求把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电话号码提供给了齐放，是齐放用我的手机以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在乾易通网络平台注册了黄湘梅的账号信息，并且以我的名义注册了其他部分下线人员账号。我有工作且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宣传传销活动，大部分下线都是齐放用我的手机以我的名义注册的。4.我认为公诉机关对我量刑3至5年有期徒刑过高。 辩护人许继伟对乌苏市人民检察院(2020)223号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余伟英犯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没有异议，对指控余伟英参与传销的事实亦无异议。辩护人许继伟提出，本案部分事实不清，且被告人的行为应属于情节轻微。一、关于本案事实。(一)辩护人对起诉书将被告人余伟英行为定性为“组织、领导”有异议。被告人余伟英只是传销活动的参与人，其行为是受齐放控制的，本人并没有参与组织及领导活动。乾易通组织没有以暴力方法引诱或胁迫他人注册，也不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均属于会员自愿注册，且有实际存在的生活体验馆并自愿购物。(二)本案部分事实不清。湘励胜司鉴所【2019】电鉴字第49号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湖南励胜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存在问题。该鉴定是先由公安机关认定了结果，再委托鉴定机关根据结果去进行鉴定。鉴定书中委托方(乌苏公安局)介绍：余伟英发展下层会员11层，下级会员1994人。委托方乌苏市公安局在鉴定没有实际进行时已经认定了数据，又让鉴定所进行数据鉴定，而鉴定所又根据该结果再倒推出数据，该逻辑显然错误。故该司法鉴定文书不能做为本案的证据。2、该鉴定意见不能证实本案事实。证据卷二P179页体现鉴定过程为：“三、检材鉴定过程：‘编号为HNLS[2019]D025'的移动硬盘，容量为500GB，如照片1、照片2所示。通过只读锁将检材连接至电子物证工作站，在根目录中提取出一个压缩文件和数据库文件。”从该鉴定意见的鉴定过程来看，其是机械化的、程序化的。鉴定结论无法明确证实鉴定结论所载明的人员是否全部参与、使用现金和积分的复投数量等数据和事实。司法的最高准则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本案的事实是多样化的，当该鉴定结论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的时候，当然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本案中存在许多一个人借用其他人的身份证件注册会员的情况，例如李娜的证言、杨志华的证言等，被借用人不知道情况，也没有自己注册，亦未进行投资，也没有参与到传销活动中，这部分人不属于会员。在传销案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在人员数量认定中都应当“剔除”。但侦查笔录对其他人员类似情况没有详查，电子数据鉴定结果对这样的情况没有“剔除”显属错误。所以起诉书指控余伟英的下线人员为1994人错误。二、关于量刑。1、余伟英构成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根据传销案件的特性，本案中余伟英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且针对“乾易通”传销分级过程来看，余伟英虽然是片区站长，但也是传销案件的从犯，鉴定意见书中也叙述“余伟英在第三层”，所以应当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3、余伟英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只是对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导致被引诱或欺骗、误导才卷入到该事件中，这跟明知是犯罪还要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其他犯罪行为，主观犯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时，辩护人认为，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的监管和法制宣传不到位，也是被告人余伟英等犯错误的主要因素之一。4、余伟英在此之前没有其他违法犯罪前科，本案中是初犯、偶犯。另外，本案的传销与传统的欺骗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传销不同，危害性也远远低于普通传销案件，量刑上可考虑酌情从轻。5、被告人余伟英同意交纳罚金。6、被告人余伟英已取得部分被害人的谅解。7、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真心悔过，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表述一致，坦白交待无翻供。并在各阶段自愿签订具结悔过书。8、根据最高院同类案件检索同判的原则，已经生效的各地法院特别是新疆法院对“乾易通”传销案件的判决(伊宁市人民法院对吴易强、李冬、李净松、邢斌等人；奎屯市人民法院对张新玲、卞景莲等人的传销案件判决)，这些被告人的下级人数(有的下层人数达到上万人或三、四千人)、金额（涉案金额2000余万元或1000余万元）都远大于本案被告人，但根据公诉机关的建议只判决了一年六个月以下和一年二个月的刑期，大部分都是一年四个月以下。综上，根据本案“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况以及被告人余伟英自首、从犯、认罚等情节，辩护人建议公诉机关给予余伟英一年六个月以下的量刑建议，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湘梅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辩称：1、我参加乾易通是因为被齐放诱导所致，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传销组织。齐放是军医，并自称是西安医科大学毕业，但他宣称自愿放弃军医这个稳定高新的工作也要去从事电商平台经营；2、齐放称乌苏市农商银行八楼是政府提供的电商经营场所，并宣称这个平台就是为了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我当时去参观了，并相信了，因为没有钱想赚钱就加入了，但是没想过要去参加传销组织；3、我患有传染性乙肝（大三阳）病症，因此我无法获得稳定工作机会。为了治疗乙肝我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因为误入传销组织，我的家庭受到很大伤害，至今我连自己的住房也没有。4、其余意见与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一致。我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 被告人夏春莉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辩称：我当时去看了齐放所宣传“乾易通”电商经营所处的位置，在乌苏市农商银行八楼，所以我相信了并加盟了，但是我做错了。 辩护人赵建明对本案定性未提出异议，认为：建议对被告人夏春莉依法从轻罚并适用缓刑。一、根据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余伟英最先于2017年1月21日注册加入，其层级为11层，下线会员人数为1994个；然后是余伟英介绍黄湘梅2017年3月3日注册加入，黄湘梅的层级为10层，下级会员为1604个；最后由黄湘梅介绍被告人夏春莉于2017年5月23日注册加入，夏春莉的层级为9层，下级会员仅为611个。起诉书关于事件发展、加入先后的表述是错误的。因此，三人加入时间先后、层级、下级会员个数均存在差异，且三人之间并不构成共同犯罪，因此被告人余伟英的辩护人认为应区分主从犯且余伟英为从犯的辩护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公诉机关以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即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这两项作为确定夏春莉等人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法律依据，是较为模糊的。夏春莉是否承担管理、协调职责、是否起关键作为并不明显。（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传销实施中，积极参与传销各方面的管理工作，例如讲课、鼓动、威逼利诱，胁迫他人加入等，均属于组织、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起骨干作用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当认定为领导者。对领导者身份的认定，应从负责管理的范围、在营销网络中的层级、涉案金额等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一般违法人员，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原则，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当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的参与人员未达到人数、级别的标准但又侵犯市场秩序，或者违反了许可证制度时，则应根据其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区别对待，作出不同的处理。因此，对夏春莉量刑3-5年刑期明显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四）上述意见第七条其他问题第二款规定：本意见所称“层级”和“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公诉机关认为乌苏市范围内是仅对站长级别人员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而站长是指向身份等级的，根据二0一0年五月七日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如果公诉人所述属实，则直接对包括夏春莉等人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情节严重情形作为基准刑起点，是不公平的，应按五年以下确定基准刑，否则要么对他人过于放纵，而对本案三人则过重。（五）由于夏春莉的建行尾号为56341银行卡不仅有其他人员及其自己的资金往来，也有与本案无关的其他资金进出，故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针对夏春莉该卡交易所作的鉴定意见中所认定的累计充值金额716万余元与事实不符，该鉴定意见所称的未提取到提现和积分提现记录，印证夏春莉本人供述也存在错误之处，因此证据之间存在矛盾，鉴定意见存在瑕疵。（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一般违法人员，应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原则，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二、夏春莉的刑事责任。（一）就案件事实而言：1、被告人夏春莉在三被告人中参与时间最短、层级最低。2、夏春莉并未以讲课、培训方式宣传，仅限于组建微信群。3、至平台关闭之时，夏春莉本人也存在未能提现、积分未兑付情形，自身也是受害者，影响亦不恶劣，并且案发已不存在，因此被告人夏春莉犯罪情节较轻。（二）被告人夏春莉有悔罪表现。1、案发时，被告人夏春莉系电话通知到案，认罪态度良好，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确有悔罪表现，且其已构成自首，对此公诉人已认可。（三）被告人夏春莉在犯罪以前都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且是初犯、偶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综观本案，被告人夏春莉罪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很小，其本身犯罪情节很轻，主观恶性也不大。（四）被告人夏春莉对指控已当庭认罪，故应当从轻处罚。人民法院对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应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发[2017]7号第三条、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之4即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之5即对于坦白情节，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2）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五)奎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新4003刑初70号刑事判决，对同一类且高度相关、情节更为严重的案件判处刑罚较轻，对本案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六）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刑法》（刑法修正案九）第七十六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法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综上，请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对夏春莉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余伟英通过案外他人宣传介绍知悉“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易通公司”)网络平台注册成为该公司会员。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黄湘梅通过余伟英与案外他人宣传介绍知悉“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平台注册成为该公司会员。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夏春莉经黄湘梅宣传介绍知悉“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平台注册成为该公司会员。随后,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以口头或建立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向他人积极宣传乾易通公司传销模式,不断发展下线会员,收取会员报单款后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交给其上线,并按发展人头计酬模式获得返利。期间，因发展会员人数较多，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被晋升为站长级别。 经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鉴定:余伟英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会员名称为“余伟英（吴蒙）”，该会员ID为“6029”，注册时间2017年1月21日，下线会员账号数量为1994个,下级层数共11层，累计充值金额人民币7412447。 黄湘梅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会员名称为“黄湘梅”，该会员ID为“10011”，注册时间2017年3月3日，下线会员账号数量为1604个,下级层数共10层，累计充值金额人民币6980023.599。 夏春莉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会员名称为“夏春莉”，该会员ID为“33792”，注册时间2017年5月23日，下线会员账号数量为611个,下级层数共9层，累计充值金额人民币7162343.25。 经查明,涉及本案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所宣传的乾易通公司的经营模式为：不以实体经营为运营基础,利用乾易通网络服务平台,以推销商品的经营活动为名,虚构、夸大经营、投资项目及盈利前景，要求加入会员必须由已加入的会员推荐，并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同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拉人头的数量晋升等级,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自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中非法获取利益,并宣称实行静态奖励和动态奖励的计酬模式,引诱下线会员继续发展会员以赚取利润。 另查明，1、公诉机关认可被告人余伟英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对其辩护人辩解为从犯的意见不予认可。余伟英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被告人黄湘梅于2019年9月14日被珠海市公安局新青派出所干警抓获。黄湘梅被抓获后，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3、公诉机关认可被告人夏春莉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夏春莉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4、扣押在案的型号为HUAWEIhonor藏蓝色手机一部为余伟英用于作案的工具之一；扣押在案的型号为Iphone白色手机一部、型号为Q21黑色手机一部均为黄湘梅用于作案的工具之一；扣押在案的型号为HUAWEIstr-a110蓝色手机一部为夏春莉用于作案的工具之一。上述四部手机内载有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作案证据。 上述事实,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物证余伟英作案手机一部、黄湘梅作案手机两部、夏春莉作案手机一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网安大队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网络在线提取工作记录，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作出的情况说明，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三人银行卡交易明细，常口信息登记表、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扣押清单、乾易通传销组织层级图、电子检查工作记录、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等书证；传销活动参与人李娜（33岁）、刘海燕、曹新花、张金兰、徐红、杨志华、杨阁、李建东、张玉兰、刘秀山、王雪梅、马智骥、张选桃、孟鹏莉、李丽萍、刘亚男、赛婷、刘志、侯雪花、庄保花、鲁春侠、马彦红、张娟、巩庆红、达永梅、杨建珍、黄湘强、李新燕、巴音山、陈悦、臧其红、袁岚、刘玉玲、张新兵、张丽娟、雄胜英、张新军、魏巍、倪宁、李娜（24岁）、白琴、王芝华、马晓凤、刘凤霞、韩秀梅、江莉、张杰、尤存红、张美娟、杨雪莲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的供述和辩解，湖南励胜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湘励胜司鉴所［2019］电鉴字第51、45、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利用乾易通网络服务平台,以推销商品的经营活动为名,虚构、夸大经营、投资项目及盈利前景，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并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取利益,进行传销活动,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在该传销组织中承担一定区域内站长的管理及宣传职责,对于传销活动在该区域建立、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关键作用。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三人的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参与人数众多,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伟英、夏春莉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是否从犯，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指控罪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的典型特征之一即为各上、下层级会员之间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但其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共同犯罪略显不同。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在本案“乾易通”传销组织中承担一定区域内站长的管理及宣传职责,对于传销活动在该区域建立、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关键作用，在整个“乾易通”传销活动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对辩护人许继伟称“被告人余伟英系从犯”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黄湘梅、夏春莉亦为从犯。 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系从犯,故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余伟英、夏春莉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可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在该传销组织中承担一定区域内站长的管理及宣传职责,其宣传传销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下线的过程,一发展十,十发展百,会员人数随之倍增,故余伟英辩称不认识其下几个层级的会员,亦在情理之中,其不可能全都认识。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通过网络平台自建微信群，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发送传销活动的模式比传统的拉人头洗脑的传销模式更加具有迷惑性和诱惑性、隐蔽性,属于新型传销,其不限制会员人身自由、不上课(洗脑),而是打着分享消费经济模式的名义,利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进行转发讲课洗脑,吸纳众多人员参与，只是采取了与传统的传销方式不同的模式而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辞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本案中，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未仅以鉴定意见就直接认定三被告人为传销组织的成员,而是根据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所使用的手机信息，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银行卡内银行流水、返款凭证以及对三人询问、讯问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相关证据认定。因此，对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及其辩护人所称的“部分下线人员根本不认识，指控发展下线会员人数有误”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辩护人认为,余伟英、夏春莉系被蒙骗、诱惑加入传销组织,当初只是以为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没有骗取钱财的故意。经查,传销活动早在2005年8月10日就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禁止传销条例》明文禁止。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明确了传销活动的特征及违法性。法律一经公布,任何人对行为合法性的主观认识错误,即使对违法性认识错误,均不能作为罪轻的是由。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据此，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没有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之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辩护人提出的有关事实、证据及对法律认知的辩护意见均系其个人意思表示，因该意思表示系其单方认识，无相关证据印证，且与本案证据载明及查明的事实不符，同时与本案定罪无必然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故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根据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的犯罪、量刑情节，结合三被告人的犯罪地位、犯罪情节及当庭表现,可依法对三被告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伟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 二、被告人黄湘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三、被告人夏春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 (上述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以内交纳。) 四、对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型号为HUAWEIhonor藏蓝色手机一部、型号为Iphone白色手机一部、型号为Q21黑色手机一部、型号为HUAWEIstr-a110蓝色手机一部均予以没收,并由本院上缴国库； 五、在本案缓刑考验期内，禁止被告人余伟英、黄湘梅、夏春莉通过任何渠道、采取任何方式向社会公众个人或群体进行任何有关于正宇集团、“乾易通”讯息的宣传、转发以及资金账务的辅助管理活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审 判 长  甄 红 人民陪审员  徐生德 人民陪审员  戴宝昌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