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15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法定代表人马步理，政委。 上诉人刘志军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112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律设定起诉期限的精神，一方面在于为了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及早解决行政纠纷，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下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法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时间过久，导致证据缺失，使案件事实难以查清，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在案的证据即2018年6月22日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以及审理过程中与原告代理人的谈话内容，均显示原告在事发时已知晓行政处罚的内容，即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五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原告主张其一直不知被告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为，关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并非是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所有内容，而仅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必要的内容即可。换言之，起诉人知晓行政行为的程度，不影响或阻碍其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称其没有收到过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原告早已知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内容。原告于2020年4月1日才就该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志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志军。 上诉人刘志军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1、行政处罚的告知笔录，效力不能等同于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4月30日，长安大队办案民警告知上诉人，拟对上诉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五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未记载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内容。当日，办案民警并未向上诉人送达处罚决定。告知程序仅为作出行政处罚前的程序性行为。告知笔录不能等同于行政处罚决定，即使计算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亦应从上诉人收到处罚决定书的时间起算，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起算时间自此起算，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送达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违法，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送达的处罚决定书，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从实际收到文书之日起算。上诉人从未接到相关电话要求领取处罚决定书。经查询，被上诉人所邮寄的挂号信于2019年6月17日由刘伟签收，上诉人不认识刘伟。直至2020年6月4日，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才得知，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了上述处罚决定。综上，一审法院以告知笔录所载时间起算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现提起上诉，请求：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1127号行政裁定，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二审经审查查明，2018年6月22日，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向刘志军作出《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因你于2018年4月30日1时许醉酒驾车发生轻微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之规定，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五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2018年7月10日，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向刘志军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公交决字［2018］第610116-3900105600号），决定给予刘志军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载明提起行政复议与诉讼的期限。在该处罚决定书下方签有“多次电话通知刘志军到交警队领取处罚决定书，其各种理由未到中队来领取”。在该决定书上附有一张国内挂号信函收据，邮戳日期：2019年6月14日，寄达地：安徽省，收件人姓名：刘志军。根据刘志军提供的查询回执显示，该挂号信收件人为“刘伟”，签收日期：2019年6月17。 另查明，2018年6月22日，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与刘志军的《询问笔录》中，载明了刘志军的户籍所在地、现住址以及联系电话。 再查明，2020年4月1日，刘志军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吊销刘志军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行为。后于2020年6月8日变更被告为本案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的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公交决字[2018]第610116-390010560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并参照民事送达相关规定依法送达。同时，被告认为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被处理人拒绝的，由办案人民警察在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被处理人不在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交给受送达人本人；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成年家属、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或者其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代收。受送达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送达人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可以对拒收情况进行录音录像，把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在附卷的法律文书上注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即视为送达。无法直接送达的，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二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虽主张根据上诉人户籍所在地，通过国内挂号信函的方式进行了邮寄，但该信函收据并不能证明系邮寄《行政处罚决定书》，且签收人“刘伟”尚无证据证明为上诉人指定的代理人或者同住成年家属，不能视为上诉人已经收到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中，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因被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确已收到，故上诉人于2020年4月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出法定起诉期限，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以上诉人早已知晓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内容，认定上诉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上诉人刘志军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1127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侯文锋 审 判 员 左 昆 审 判 员 魏国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许 烨 书 记 员 李冬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