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9民终1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63年1月4日出生，重庆市綦江区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男，1991年6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女，197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2，男，1967年8月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3，男，199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先某，男，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4，男，1964年9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以上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女，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江安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元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与被上诉人赵某、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2民初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被上诉人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除赵某外，其余人员从未到过五台山工地务工，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五台山栖贤阁工程由上诉人张某承接，赵某在工地为张某管理工地的一些杂务等工作。2019年9月五台法院将工地拖欠的工程款130多万元支付给张某，被上诉人赵某认为其也为工程做过贡献，应该分得大多数的工程款。上诉人于2019年11月和2020年1月通过赵某儿子转款共计230000元给赵某，但赵某认为分得的利润过低，又多次到张某老家及其工地找他索要，双方多次发生纠纷，当地派出所也多次出面协商未果。本案七名原告，除赵某外其余六人均未在2012年和2013年到过山西五台，更未到上诉人承包的工地上过一天班，赵某是因多次索要利润无果才无奈以工人工资名义起诉，要求分配利润。本案的其余6名被上诉人都是赵某的亲戚，在2014年当时张某与赵某去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投诉时，系赵某为了充足32个工人的名额，找到其老家当地亲戚要的身份证编造的工资表，该工资表除部分人员在五台工地工作外，大多数都没到过山西。被上诉人中除赵某外，其他人员都不是从事建筑工作的，甚至从未从事过木工工作。一审法院未核实工资表、委托书的其实性就直接判决上诉人差欠劳务费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上诉人的工人劳务费早已全部结清，五台山栖贤阁的工程款785768元基本都是上诉人的工程利润，法院不应根据伪造的事实来支持对方的诉讼请求。并且，被上诉人是否在工地上做过工也是可以查清楚的，一审法院未与其他原告通过电话，诉状和委托书无其他原告的联系电话，除赵某外无一人到法庭，法院也没有通知其他被上诉人到法庭核实相关信息，只根据一份委托赵某为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一份没有任何人员签名的工资表就判定欠款属实，未免也太草率了，本案欠款时间久远，而且劳务费一般都是本人向欠款人索要，委托赵某一人代全部人员收取劳务费本来就存在多处疑点，法院应该通知本案当事人到庭核实情况。同时本案也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应该分别立案后，由法院决定是否合并审理，再分开做出判决。一审法院在9月21日开庭，第二天9月22曰就制作出一份笼统的判决书，赵某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其他当事人关系的情况下，就准许其作为其他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程序也存在违法。同时，被上诉人赵某提供的除本案7名原告外的其他人员的收条，如张贵卿、何斌、代宗金、何制均等8人的收条也系伪造的，该23万元实为张某分给赵某的工程款利润，而不是支付给她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本案看似系多名工人和包工头之间的劳务欠费纠纷，实质为赵某与张某二人之间的经济和感情纠纷，因此请二审法院明察秋毫，纠正一审法院依据虚假的证据作出的错误判决。赵某、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答辩人赵某等七人268080元劳务费及利息，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一、2014年底，上诉人在向山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人社厅)投诉追索农民工工资时，答辩人曾委托上诉人索要五台山栖贤阁工资。2014年底，在上诉人张某代表32名农民工向人社厅提出向邵胜强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中，答辩人余某、韦某3、先某、韦某2、韦某4，于20l4年11月25日曾与上诉人张某签订委托书，委托张某索要五台山栖贤阁做工工资，委托书中索要工资数目与答辩人一审起诉劳务费数额相同。二、2015年1月21日，上诉人向人社厅提供“山西五台山栖贤阁工地工资表”，工资表中包括七名答辩人名字和相应劳务费数额。三、2016年1月，在追索五台山栖贤阁工资民事起诉案件中，本案六名答辩人曾委托张某、赵某为诉讼代表人。2016年1月，包括答辩人韦某1、余某等六人在内的农民工推举张某、赵某为诉讼代表人，以张某为原告，以邵胜强、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被告提起劳务合同纠纷诉讼，经一、二审判决后并执行后，张某至今未付七名答辩人工资。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欠付答辩人劳务费数额，在本案涉及的刑事案件中，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在被告人邵胜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中，上诉人张某陈述:“2015年1月26日，在人社厅，邵胜强认可欠我935768元工资”，935768元与答辩人一审中举证工资表数字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付七名答辩人劳务费数额268080元包括在工资表数额内。五、答辩人一审举证的三份刑事、民事判决均已生效，生效判决中均采纳上诉人向人社厅提供的工资表作为证据，说明该工资表真实合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六名答辩人未在五台山栖贤阁工地工作过，推翻了自己之前在刑事、民事案件中的陈述，是极其荒谬的。六、本案韦健等六名答辩人对赵某的特别授权委托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是韦健等六名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一审中，答辩人赵某已将韦健等六名答辩人的委托书原件及通讯电话提供一审法院。综上，从2014年向人社厅举报邵胜强，2015年刑事案件中向邵胜强索要劳动报酬，到2016年提起民事诉讼起诉邵胜强、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本案中七名答辩人均委托上诉人张某作为32名农民工中的7名，索要劳务工资，在时隔五、六年之后，上诉人已取得劳务费执行款项后，仍拒不支付答辩人工资，情节恶劣，请二审法院为农民工做主，维持一审判决，支持答辩人的诉求。赵某、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267990元及从2015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至付清日止利息；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诉讼费用16044元；上述两项费用共计284034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五台山栖贤阁宾馆系山西机关事务局的下属单位，2012年山西机关事务局工程处作为发包方与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同年7月1日，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由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五台山栖贤阁宾馆项目施工，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委托邵胜强为施工负责人，后邵胜强雇佣被告张某等人进行施工，被告张某担任邵胜强劳务队木工班组长，并与原告赵某共同招募32名农民工，其中被告张某招募农民工17名，原告赵某招募包括本案原告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以及张贵卿、何斌、代宗金、何制均、罗朝杰、罗昌荣、周宗泽、张红旗等农民工共计15名。2013年12月，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邵胜强进行工程结算，并支付邵胜强结算款。邵胜强收到结算款后未支付被告张某等工人工资。2016年1月，包括原告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等六原告在内的农民工共同推举原告赵某与被告张某作为诉讼代表人，以张某作为原告提起了对邵胜强、王红英、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山西龙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索要劳动报酬的劳务合同纠纷诉讼，该案经判决、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晋0922民初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邵胜强与王红英一次性支付本案被告张某劳务费78576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窝工损失费31358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4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邵胜强和王红英一次性支付张某劳务费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本案判决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上诉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3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9民终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张某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本院执行，共执行到案件款1382086.67元并于2019年9月20日已支付至张某账户。领取上述执行款后，被告张某于2019年11月2日、2020年1月22日向原告赵某儿子李忆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分别转款150000元、80000元，共计转款230000元。后原告将该230000元分别支付给张贵卿35000元、支付给何斌28000元、支付给代宗金24000元、支付给何制均29000元、支付给罗朝杰27000元、支付给罗昌荣30000元、支付给周宗泽30000元、支付给张红旗27000元，共计支付230000元，本案原告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包括原告赵某七人工资至今尚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被告张某在实际施工负责人邵胜强的雇佣下在五台山栖贤阁工地担任劳务木工班组长，张某与原告赵某共同招募工人32在张某木工组劳务，其中原告赵某招募包括自己在内的共计15名工人即赵某、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以及张贵卿、何斌、代宗金、何制均、罗朝杰、罗昌荣、周宗泽、张红旗，被告张某招募共计17名。后发包人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邵胜强进行工程结算，并支付邵胜强结算款，邵胜强收到结算款后未支付本案被告张某，后经本院（2018）晋0922民初876号、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执行，被告张某已领取执行款1382086.67元，被告张某领取上述款项后，理应足额支付由其与原告赵某招募的农民工工资，但其仅支付23000元后便不再继续支付，故原告赵某等人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赵某等七原告请求支付的劳务费数额，被告张某已支付原告赵某230000元，结合张贵卿、何斌等八人出具的收条，该八人收款数额与《山西五台山栖贤阁工地工资表》中实领工资数额一致，仅周宗泽一人实领数额较工资表中少1000元，但因此可证明，原告赵某已将被告张某支付的230000元劳务费足额支付给张贵卿、何斌等八人，也可证明《山西五台山栖贤阁工地工资表》登记的本次实领工资数额即为被告应支付本案七原告的具体劳务费金额。故被告张某仍应支付原告赵某100000元，应支付原告韦某126850元、应支付原告余某16700元，应支付原告韦某236980元，应支付原告韦某325600元，应支付原告先某29300元，应支付原告韦某432650元，上述金额共计268080元。关于利息，利息的起算时间应按本院（2018）晋0922民初87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时间即2015年1月2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至于原告赵某主张其在2016年劳务合同纠纷案中为被告张某垫付案件受理费16044元，该纠纷系原告赵某与被告张某个人欠款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告赵某可就该纠纷与被告张某另行处理。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赵某、韦某1、余某、韦某2、韦某3、先某、韦某4共计劳务费26808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81元，由原告赵某负担120元，由被告张某负担2661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张某是否应当支付各被上诉人劳务费?根据山西省五台县人民法院（2018）晋0922民初876号、本院（2019）晋09民终311号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5）小店刑初字第0047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七被上诉人曾经参加过涉案工程工作，并且其索要劳务费的诉求张某作为代理人亦表示认可，现上诉人张某以该七人除赵某外并未参加涉案工程且索要的劳务费亦变更为利润，既与其在上述案件中的陈述相悖，亦有违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且其未提交充足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其不付劳务费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张某上诉一审程序违法、代理不成立、非必要共同诉讼的主张，根据案卷，一审法院在代理审查和立案受理、审理等方面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该上诉理由也不成立。上诉人主张的本案系感情纠纷及与赵某之间的经济纠纷及本案涉虚假诉讼等理由，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上诉人张某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22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俊玲审判员 张胜利审判员 孙艳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