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3民终6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文化东路******。 法定代表人：段玉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灵志，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营，男，1969年2月26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坤，新疆克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国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人民法院（2020）新4322民初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灵志、尹力，被上诉人刘国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人民法院（2020）新4322民初768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刘国营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影响本案判决的数个关键事实。1．未查明海通公司停止运营后，刘国营是否为海通公司提供劳动。2015年年底海通公司已经停止运营，刘国营不再为海通公司工作。有劳动才有劳动报酬，未提供劳动何来欠付劳动报酬一说。2．未查明刘国营是否在2015年已被开除，时隔5年刘国营是否向海通公司追索过工资。一审时海通公司与刘国营均提交（2020）新4322民初514号案件法庭笔录，该笔录中海通公司与刘国营均有一位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只另行单独向刘国营一方的证人刘志光作了关于刘国营追索工资的调查笔录，并将此调查笔录作为与其他证据相佐证的关键证言加以认定，未对海通公司一方的证人李永刚进行调查，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时明显有失公允。海通公司在一审时就向法院提出对李永刚作调查笔录以便全面了解案情，但一审法院没有任何回复，判决中也仅体现了刘志光一人的证言，严重损害了海通公司的诉讼权利。3．一审对于本案关键证据《证明》未准许鉴定，未查明《证明》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认定支持刘国营诉讼请求且未超过诉讼的主要证据就是这份《证明》，而该《证明》漏洞百出：首先从形式上看，《证明》字体在上，公章在下，明显是在加盖公章的空白页上套打的。海通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提出对该《证明》进行鉴定，而一审法院无视海通公司的诉讼权利，违法不予准许海通公司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对该《证明》不予认定明显有所偏颇。其次从内容看，该《证明》出具日期为2015年12月，而内容却是海通公司欠付刘国营到2016年7月的工资，出具证明时如何能提前得知欠付刘国营的工资至2016年7月。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该《证明》都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采纳，一审法院依据该份《证明》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的前提是劳动者确实为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而一审判决明显忽略了刘国营未向海通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2．一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是有关合同纠纷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的关键证据《证明》不是合同，更不是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应该适用该项法律规定。 刘国营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1．关于刘国营是否为海通公司提供劳务的问题。2015年底，海通公司虽未正常生产，但是刘国营作为矿山部副主任，仍在为海通公司工作，工作的内容和时间主要依据海通公司的需求，通过刘国营向法庭提交的录音，截止到2016年5月底，海通公司看守工地的周勇家还可以证实刘国营仍在为海通公司工作的事实。2．关于是否被海通公司开除的问题。刘国营当然没有被开除。提供刘国营被开除证言的证人李永刚为海通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提供的证言不能客观公正的反映案件事实，同时李永刚明确说明公司从未给刘国营出具过书面的解聘通知书或者书面开除刘国营的通知书，但是在庭审中，海通公司的第一份证据就是公司的解聘通知书，海通公司一方面声称解聘了刘国营，另一方面又称开除了刘国营，一方面称书面解聘刘国营，一方面又称口头开除，从未出具过书面的解聘通知书，海通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攻自破。3．关于是否已向海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的问题。刘国营不止一次向海通公司追索过工资，向股东要求过，但是股东经常拒接电话，也向主管海通公司工作的常务副总刘志光要求过，对此，刘志光本人到法庭作证，对刘国营在海通公司的职务、工资标准、工作期间以及期间刘国营是否向其要求支付工资等事实进行了详尽的说明。4．原审法院对《证明》不予准许鉴定，并无不当。首先，海通公司在多次庭审中并没有提出《证明》中的公章为虚假公章，也未请求对公章的真实性予以鉴定，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证明》中的公章为海通公司的真实公章。同时，经过庭审还可以确定刘国营没有保管公章的权利，也没有保管过公章的历史记录，即刘国营向法庭提交的《证明》只能出自海通公司。刘国营只是普通的员工，无法接触到公章，公章是海通公司的，公章的问题是海通公司的问题，刘国营对公章应当加盖在什么位置没有经验，但是出于对公司的信任，对公司出具的加盖公章的《证明》没有提出异议也符合常理。一审不予准许海通公司的鉴定申请，也是基于上述原因，无论鉴定结果怎样，《证明》上的公章均是海通公司的真实印章，且刘国营不可能自己制作该《证明》，所以鉴定结果对案件的审理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徒增了案件的审理时间，浪费了司法资源。二、关于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刘国营已经举证证明双方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工作期间、工资标准等事项，海通公司应当提交足以证明开除或者解聘刘国营的证据来支撑其抗辩理由，但海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与事实相悖，海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国营与海通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刘国营在聘任期内为海通公司工作。海通公司给刘国营出具的《证明》中注明欠付工资的期间和金额并加盖公章，应当认定为对所欠工资的结算凭证，刘国营亦多次向海通公司主张债权，时效多次中断。一审判决认定刘国营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 刘国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海通公司支付劳动报酬5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日，刘国营至海通公司工作，担任矿山部副主任职务，主持矿山部日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刘国营入职时，海通公司出具了聘任书，主要内容为：经2015年7月2日海通公司研究决定，聘任刘国营为海通公司矿山部副主任，主持矿山部日常工作，聘期一年。2015年6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海通公司向刘国营共计支付六笔钱，分别为2015年7月15日，支付备用金5500元、2015年7月31日，支付酬劳款3000元、2015年9月2日支付空压机租赁费21000元、2015年9月19日支付两笔工资，一笔4300元、一笔3000元、2015年10月20日支付未备注用途款项4320元。2015年12月16日，海通公司出具证明，写明刘国营聘期内工资发放至2015年9月，月工资为5500元，未付工资5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劳动报酬所发生的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加盖海通公司公章的证明是否有效；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争议问题评议如下：一、加盖海通公司公章的证明是否有效。海通公司辩称该证明并非海通公司出具，为加盖公章的空白页套印而成。公司印章是公司对外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重要象征物和代表物，是公司民事法律行为的体现，海通公司应对加盖其印章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审理中，海通公司申请对证明中海通公司公章与证明内容中海通公司名称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海通公司对证明中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公章与文字内容形成的时间顺序申请鉴定，其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海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份证明应属无效，故对证明中的内容予以采信。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海通公司出具的欠付工资的证明中未备注支付时间，因此刘国营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对海通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国营工资5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审中，海通公司出示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人民法院（2020）新4322民初769号民事判决书（刘志光诉海通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件）。证明目的：根据该判决认定，刘志光与海通公司之间仅是劳务关系，且从2015年11月之后，刘志光也因为海通公司停止运营，没有为海通公司提供过劳务。根据刘国营的说法，2015年年底，刘国营去矿上仅是去看望和买菜，并不是正常提供劳动的行为。另，刘国营一直在强调，向海通公司主张权利，是向刘志光主张的，而刘志光与海通公司之间仅是劳务关系，海通公司于2015年11月停止运营后，刘国营向刘志光主张权利，并不能构成向海通公司主张权利，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刘国营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并未生效，海通公司对该判决已经提起上诉，未生效的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不应当作为证据。 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经核实，海通公司认可对该案已经提起上诉，因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对海通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中，海通公司申请对刘国营提供的2015年12月16日《证明》中的落款“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及日期与海通公司的公章、名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鉴定理由为：刘国营的工资数额与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是本案两个关键事实，均与该《证明》有关，但该《证明》海通公司并未出具过，该《证明》中的公章并未加盖在公司落款及日期上，请求对落款及日期与公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 二审中，刘国营未出示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国营要求海通公司支付劳动报酬55000元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刘国营与海通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5年7月海通公司聘任刘国营为矿山部副主任，主持矿山部日常工作，聘期为一年的事实，诉讼中刘国营亦出示了海通公司的聘任书，海通公司虽对聘任书不认可，但该聘任书内容与海通公司自认内容一致，且加盖了海通公司的印章，本院对聘任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受聘后，刘国营按照约定为海通公司提供劳动，海通公司应按时向刘国营支付劳动报酬。 刘国营持加盖有海通公司印章的《证明》、聘任书及银行卡流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劳动报酬。加盖有海通公司印章的《证明》内容中写明刘国营每月工资标准及海通公司欠付刘国营工资报酬的具体数额，该《证明》内容与聘任书及海通公司已认可的刘国营聘期一年的事实相对应，《证明》、聘任书及银行卡流水亦可相互印证。海通公司主张已于2015年11月将刘国营开除，但未出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海通公司对刘国营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已发放数额均未出示任何证据。经法庭询问，海通公司对刘国营的每月工资标准不清楚，只认为2015年11月已将刘国营开除，但并未作出任何书面开除通知，也未按法定程序将开除通知送达刘国营本人。海通公司在诉讼中出示了解聘通知书，但海通公司认可该解聘通知书并非针对刘国营个人，而是作为公司停止经营的证据，且只在其公司办公室内张贴，亦未送达给劳动者个人。海通公司主张已于2015年11月将刘国营开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海通公司主张对加盖有海通公司印章的《证明》中的落款及日期与公章、名章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认为印章未在落款之上，该《证明》应是套打而来。经本院审查，该《证明》中印章虽未加盖于落款之上，但海通公司的公章并非由刘国营保管，海通公司并未对该《证明》中印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也未在诉讼中出示任何证据推翻该印章的真实性，现申请对该《证明》中落款及日期与公章、名章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已形成劳动关系，也不能否定《证明》中海通公司加盖印章的真实性，该鉴定影响不了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海通公司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为刘国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因海通公司出具的欠付工资报酬的《证明》中未注明支付时间，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支持其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主张，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海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富蕴县海通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维   红 审 判 员 于      涛 审 判 员 吾那尔 马 合苏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杨      乐 书 记 员 再尔蝶巴哈提别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