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琼民申14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某1，男，197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锋，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某2，男，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田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某3，男，200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田县。   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蒋某4，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蒋某1因与被申请人蒋某2、蒋某3及第三人蒋某4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琼97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蒋某1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第六及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改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判决所谓蒋某1签订涉案《协议》时“并未受到胁迫”的基本事实认定不能成立，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和缺乏事实根据。1.《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背景和情况都不正常。签订时间是蒋某1回湖南老家奔丧、蒋仲下葬之前一天的晚上，按常理，亲属在死者下葬前发生纠纷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而在慌乱又匆忙时签订的协议显然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特别是蒋某1来不及与妻子蒋某4商议，又必须签订协议之后，蒋仲的遗体才被允许下葬，能够证明蒋某1是遭受到名誉方面的胁迫才签订《协议》的。2.《协议》签订的主要原因，是蒋仲生前确实欠有外债未还，被申请人和以蒋继勇为首的众亲友借此缘由对蒋某1指责谩骂，从伦理道德给蒋某1施压，逼迫蒋某1签订《协议》，这正是我国《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69条所指的胁迫行为：一是蒋继勇在一审作证时解释说蒋仲欠了很多外债，不签协议债权人就不让下葬；二是签订协议现场录像显示，蒋某1当时情绪激动，一审出庭作证的蒋雄武当时也在场叫嚷，大意是搞清楚（签协议）就可以去处理那个事情（下葬蒋仲遗体）；三是现场录像证明蒋某1被一人摁在椅子上拉扯，这是受胁迫的铁证；四是办理蒋仲丧事期间，曾有数名债权人到蒋仲家中追债，一审开庭时姓刘、姓肖的债权人不远千里到一审法院参加旁听，非常关心本案结果及其债权能否实现。在此情形下，迫于伦理道德压力，也为了尽快下葬蒋仲遗体，蒋某1才违心签订了《协议》，并非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3.现场录像显示当时屋里门口挤满了人，蒋某1当时情绪相当激动，蒋仲之女蒋美嫦当天17时报警，派出所出警到达现场处置，可见场面混乱、激烈冲突和无法控制。4.《协议》是一张破旧纸张，书写混乱，字迹潦草，词不达意，对一些重大问题未有准确描述，连落款时间都没写明，仅有一份原件在蒋继勇手中，表明蒋某1确实受到了胁迫而身不由己。5.证人蒋先日和蒋冠群二审出庭作证，证明蒋某1被胁迫和被要求签《协议》后才同意安葬蒋仲遗体。6.已生效的（2019）豫01民终22729号及（2015）三民终字第412号民事判决，证明受胁迫作出的行为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胁迫。   二、一审判决第5页认定蒋某1曾“于2018年9月24日与蒋仲的妻儿协商”后才签订《协议》，更是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经查证原审全部证据材料，该认定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证据。   三、原判决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是蒋某1和蒋仲“共同出资购买”的基本事实认定不能成立，同样是缺乏证据证明和没有事实根据。1.蒋继勇、卢宝红、翁桂群所谓的证言或者陈述没有任何证明力。蒋继勇、卢宝红是继承纠纷案的原告，与诉争标的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二人的证言和陈述不足为信。翁桂群的书面证言是一审开庭时当庭提交，远超举证期限，蒋某1当庭提出了异议，翁桂群未出庭作证，依法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以通电话方式核实翁桂群的证言于法无据，不足以判断电话另一头是否翁桂群本人，无法确认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蒋某1曾租用翁桂群的铺面，两人发生过房租纠纷，翁桂群对此耿耿于怀，其证言有报复之嫌疑，不足为凭。2.认定涉案土地使用权是蒋某1和蒋仲“共同出资购买”不符合常理和常情。两兄弟在2015年初散伙时并没有分割涉案土地，倒是蒋某1向蒋仲、卢宝红夫妻陆续支付了80多万元，无疑证明双方对全部财产都进行了分割处理，也证明蒋仲生前与其家人完全认可涉案土地使用权是蒋某1个人享有。如果是共同出资购买，蒋仲在2015年初散伙至2018年9月去世期间三年多时间里，应当向蒋某1主张分割涉案土地权利才符合常情。如果是共同出资购买，蒋仲在弥留之际向身边人或家人言及涉案土地才符合常理常情，但事实是并没有言及。3.蒋某1是涉案土地的单独或唯一付款人，有税务部门开具的土地转让款发票为凭。4.原判决认定蒋某1“无法证明购买土地的出资情况”，严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的制度安排。涉案土地的土地登记审批表、登记卡、归户卡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等公文书证均记载权利人为蒋某1个人，根据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蒋某1无需举证就应当被认定为单独权利人。如果蒋某2、蒋某3欲主张其父亲蒋仲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土地，就必须提供足以推翻前述公文书证的有效证据，但本案并不存在足以推翻的证据。   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认定《协议》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蒋某1是在被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协议》的，依法不能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2.《协议》严重违反了《继承法》关于继承方式、继承人范围和继承顺序的强制性规定，违背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协议》是蒋某1在未与妻子蒋某4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签订的，是不合法的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4.一、二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交《协议》原件的情况下，仅凭复印件便立案、审理和下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五、蒋某1主张撤销《协议》既有事实根据亦有法律依据。事实是，蒋某1是在遭受攻击、胁迫和身不由己情形下签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土地是蒋某1独自出资购买；协议内容违反了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民法总则》第150、153条及《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六、原判决超出蒋某1的诉讼请求范围，明显判非所诉和诉外裁判，严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也违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应当依法再审。蒋某1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协议书》，确认自始无效”，但一、二审判决的判决主文写明“原告蒋某1与被告蒋某2、蒋某3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在说理部分进行了重点论述，超出诉讼请求范围，是十分错误的。   蒋某2、蒋某3未提交意见。   蒋某4未提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协议》是否存在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   一、关于胁迫。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蒋某1与蒋某4是夫妻，蒋继勇是蒋某1、蒋仲兄弟的父亲，蒋仲是蒋某2、蒋某3的父亲，是卢宝红的丈夫，翁桂群是涉案土地的原使用权人。证人蒋继勇是《协议》的见证执笔人，也是蒋某1、蒋仲兄弟的父亲，其一审出庭作证称协议“写好之后经协商蒋某1又加了三个条款，分别补充在协议上”、协议签订后蒋某1有拍照留存；证人蒋桐保是《协议》的在场签名人，其一审出庭作证自称与蒋某2、蒋某3是堂叔侄，与蒋某1是堂兄弟，称“签订协议时我们没有胁迫原告，当时是经过协商后签订的。原告说当时我们把他的手机收缴了，这是不属实的，因为当时他还给她儿子打了电话，签完协议后还用手机拍照留底”、“当时是蒋某1的儿子给第三人打的电话”、“蒋某1当时要补充几点条款，所以蒋继勇就给补上了”；证人蒋雄武是《协议》的在场签名人，其一审出庭作证自称是原、被告的同村村民，称“没有胁迫，但是有发生一点争吵”、“下午的时候有报过警，但是派出所属于家事不受理”、“当时蒋某1说要上厕所，我就把他拉住”。二审时，证人蒋先日出庭作证自称蒋某4是其叔叔的女儿，称“蒋继勇在蒋仲去世后，恐吓证人，要求证人打电话给上诉人回老家，如不回就有大事发生”；证人蒋冠群出庭作证称“那天晚上，风水先生说要盖棺，但是被上诉人说不能盖还有事情没有说清楚，就没有盖”。综合以上证人证言的内容、证人与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及利害关系，结合一审时被告提供的现场视频资料，本案《协议》的签订并非单纯利益关系引起，还涉及亲情、宗族和伦理关系，蒋某1主张受胁迫的证据证明力偏小于蒋某2、蒋某3主张未胁迫的证据证明力，且蒋某1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提出增加补充协议内容的行为也进一步佐证了其是在充分考虑和审慎权衡之后作出的决定，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一、二审判决认定《协议》的签订不存在因胁迫而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认定该基本事实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或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另，《协议》虽为复印件，双方当事人均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并在庭审质证和调查阶段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二审判决予以审理和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购买涉案土地。涉案土地登记在蒋某1的名下。蒋继勇是蒋某1、蒋仲的父亲，长期在海南与蒋某1、蒋仲共同生活，其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土地是蒋某1、蒋仲兄弟在合作生意期间共同购买.翁桂群是涉案土地的原使用权人，其出具书面证言证明涉案土地是蒋某1、蒋仲一起出钱向其购买、其曾找过蒋仲要土地转让款;翁桂群虽未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在庭后与其电话核实了情况，其书面证言所留电话号码与蒋某1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翁桂群的电话号码一致，故一审法院电话核实的情况可以进一步佐证翁桂群的证言。蒋某1在一审庭审时表示其与蒋仲在2015年2月分家，分家之前两人做生意时的财产是共用的。根据以上内容，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是蒋某1、蒋仲共同出资购买，在认定事实上并无明显不当。   三、关于超出诉讼请求。蒋某1一审的主要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协议书》，确认自始无效”，蒋某4作为第三人的主要诉讼请求是“依法撤销蒋某1与蒋某2、蒋某3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涉案《协议》不存在胁迫等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在认定涉案《协议》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协议》有效并无明显不当。一审判决后，蒋某1上诉时并未对该判项内容提出异议和上诉，依法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包括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上诉请求，但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的除外”的情形，不符合法定再审条件。   综上，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第六及第十一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蒋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梅华   审判员 王 浓   审判员 杨新丽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邹 卫   书记员 何碧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