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424号 原告姜达，男，1983年5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户籍地遵义市汇川区，现住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交通警察一大队。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外环路。 法定代表人尚飞，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夏斌。 委托代理人潘娜。 原告姜达不服被告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交通警察一大队（以下简称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于2020年9月4日作出的第5203011960396020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达，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委托代理人夏斌、潘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于2020年9月4日作出的第5203011960396020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姜达于2020年9月4日15时23分，在字××10米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姜达处以罚款50.00元。 原告姜达诉称，2020年9月4日15时23分，在字口路段，被告以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为由，给原告开具了罚单。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禁摩措施的规范性文件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的通知，遵府办发〔2016〕71号（2016年12月12日）、遵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深入推进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的通告》。用行政处罚等强制手段禁止摩托车进入遵义城区，对进入者进行严厉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禁止摩托车进入遵义城区的做法是违法的，被告实施的前述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违反了多项国家法律，以及省法规，是严重违法的文件。该通知严重侵犯了原告及广大群众的权益。 被告违法的理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但是该条款所指是包含汽车和摩托车在内的机动车，没有规定可以把机动车解释为某一种类的机动车，也没有规定可以对某一种类的机动车实施以上措施。遵义市政府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选择性地解释为摩托车，以此作为《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第二条第二款的制定依据。但是，国内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任何涉及摩托车在道路通行方面的管理规定，因而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机动车选择性地解释为摩托车无法律法规依据。《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第二条第二款的制定违反了《贵州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规定》（第192号）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款“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有下列内容：（一）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证明等事项，增加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四）违法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劳动权、休息”之规定，故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交通警察一大队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第5203011960396020的处罚决定；2、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的通知，遵府办发〔2016)71号（2016年12月12日）第二条第二款进行合法性审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辩称，2020年9月1日至9月10日为我市创文复评复检期间，我大队按照全市创文复评复检工作安排和上级公安机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工作通知，每日安排民警带领辅警在辖区内各执勤点位进行秩序疏导和管控。2020年9月4日15时23分许，原告姜达驾驶车牌号为贵Ｃ×××××号的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入丁字口新华路区域时，被正在此处执勤的辅警拦停，并电话通知执勤民警张程前来处理，执勤民警张程到达现场了解清楚违法事实后，对原告姜达进行处罚前告知，原告姜达现场未提出异议，后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对原告姜达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50元、记3分的现场处罚。以上情况有民警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为证。 原告指违反的“禁令标志”，是指由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在中心城区各主要入口设置的“摩托车禁止驶入”的禁令标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此处称的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指示灯、道路交通标线、标牌、交警交通手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我大队早在2013年12月就接上级公安机关（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通知，在我市中心城区部分道路继续施行禁止摩托车通行的规定（原2011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已有相关规定），因老城区域属于公告中的禁行区域，曾大面积派发宣传资料。后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入推进遵义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于2017年2月6日向社会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遵义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的通告》，增加了对重、中型货车的限制通行，同时，对摩托车的限行在原有区域范围上进行了扩大，具体包含万**路、中华路、北京路（北京路澳门路口至香港路口之间道路）、香港路、深圳路、人民路、天津路、洗马路、子尹路、解放路、民主路、子尹南延隧道的围合区域（含上述道路）以内道路，并且明确了摩托车限行时间为每日7时30分至20时。此后，我大队一直在辖区摩托车限行区域开展纠处摩托车违反“禁止驶入”标志的违法行为。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17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遵义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的通告》说明，我大队上级公安机关并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的“机动车”理解为某一种类机动车，更没有仅仅只对某一种类的机动车实施限行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规定，我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及其下属各大队均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交通安全行使管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综上，我大队开具的处罚决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具备法定撤销事由，请求驳回原告姜达诉讼请求。 补充答辩：（1）我大队对原告姜达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非依据遵义市印发的《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的通知（遵府办发［2016］71号）的规定，与该文件无关联性。交通管理工作虽为公安机关其中一项普通的执法工作，但相比一般的行政处罚，具有其特殊性。公安部为统一全国各地执法标准，减少随意执法情况的发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编码处理，每一条编码即代表一个具体的违法行为，只有有代码的违法行为，才能通过全国交通管理工作的唯一业务平台一“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简称“六合一”系统）进行生成和打印。如我大队对原告姜达开具的第520301196039602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其违法代码就为13440。换言之，即使遵府办发〔2016〕71号文件规定了对摩托车禁行，违反规定的可以予以处罚，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无授权和相应法律规定，公安部未进行违法行为编码，我大队也无法对违法行为人开具处罚决定书。 （2）我大队作为遵义市人民政府的下级执法机构，并不具备对上级领导部门颁发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资格和权利，故，我大队对遵义市印发的《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方案》的通知（遵府办发［2016］71号）是否合法不作审查。 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对原告姜达进行现场处罚的单据（系统查询件）； 2、对原告姜达进行现场处罚的视音频资料（光盘）； 3、原告姜达可能通过的几条路线入口的提示标志牌照片； 4、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的社会公告（互联网截图）； 5、对原告姜达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 6、民警张程警官证复印件； 7、《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以上证据证明：对原告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经举证、质证，原告姜达对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提供的上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经依法审查认为，被告提供的第1号证据属于本案审查的对象，不属于证据范畴，对其余第2、3、4、6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也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具有证据证明力。第5、7号属于适用法律依据，适用本案正确。 经审理查明：2020年9月4月15时许，原告姜达驾驶贵Ｃ×××××号摩托车通过遵义市红花岗区字口路段10米处时被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交通警察张程拦下，其间，交通警察告知原告姜达该路段禁止摩托车通行，当即以原告姜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并依据该法第九十条规定，当场作出第5203011960396020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姜达处以罚款50.00元。该《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告知原告姜达不服处罚决定的救济期限和途径。该决定书还载明“处罚前已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违法行为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依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记分3分”。同时该决定书加盖“遵义市交警一大队行政处罚专用章”，及执法交警“张程”签名。后原告姜达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6年11月25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发布《遵义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以下简称市政府工作方案），该通知第二条载明“二是严禁摩托车7:30—20:00时通行万**路、中华南路、中华北路、北京路澳门路口至香港路口、香港路、深圳路、人民路、天津路、洗马路、南京路、上海路、子尹路、解放路、民主路、子尹南延隧道”。 2017年2月6日，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治堵保畅工作的通告》（第1号）（以下简称1号通告），该通告载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遵义市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现决定对中心城区摩托车原有限行措施进行调整，并通告如下，限行区域万**路、中华路、北京路（北京路澳门路口至香港路口）、香港路、深圳路、人民路、天津路、洗马路、子尹路、解放路、民主路、子尹南延隧道的围合区域（含上述道路）以内道路。原告姜达违法行为地（字口路段10米处）属于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告中摩托车限行区域。 庭审中，原告姜达对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作出的第5203011960396020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及提供的证据，适用法律、法规，处罚程序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本案焦点是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在遵义市老城区设置摩托车禁止通行标志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关于“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之规定，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和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行使管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遵义市交通管理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及公共交通安全，保障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结合城区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的具体情况，在遵义市城区内行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过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规定，有权根据城区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发布通告，在城区一定范围内的特定路段设置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标志，在特定时间段采取对摩托车禁止通行措施。即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在遵义市城区京路（北京路澳门路口至香港路口）、香港路、深圳路、人民路、天津路、洗马路、子尹路、解放路、民主路、子尹南延隧道的围合区域（含上述道路）以内道路对摩托车限行措施，并设置摩托车禁止通行标志，于法有据，合理合法，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姜达违法行为地（字口路段10米处）属于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告中摩托车限行区域，原告姜达的违法事实清楚。庭审中原告姜达对此无异议。 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交通警察在其辖区执法过程中，在查获原告姜达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关于“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的规定，并依据该法第九十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根据原告姜达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相关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对原告姜达适用简易程序予以罚款50.00元，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原告姜达诉称理由是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适用问题的误解，其诉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原告姜达的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字××10米处，该限行区域属于遵义市交通管理局于2017年发布的通告范围，被告系依据遵义市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告中对摩托车限行区域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姜达作出的行政处罚，并非依据遵义市人民政府工作方案，即遵义市人民政府工作方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其提出的对遵义市人民政府工作方案规范性文件审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被告遵义市交警一大队对原告姜达作出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姜达诉称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姜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人民陪审员  张道金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邹玉琪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