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3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鸣青，男，197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荣，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钟亮红，男，197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望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辉，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洪正国，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上诉人余鸣青因与被上诉人钟亮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14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鸣青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涉诉纠纷基础法律事实真相，确认钟亮红2016年1月7日欺诈余鸣青写下“一个月内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的“协议”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判决撤销显失公正的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依法改判余鸣青不承担本案涉诉民间借贷纠纷中洪正国所欠债务的“代为偿还”担保责任；2.改判支持余鸣青发回重审的反诉请求，判决钟亮红返还其欺诈余鸣青签订“代为偿还”的本金叁拾万贰仟元整；3.由钟亮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对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仍认定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涉诉纠纷在诉讼材料中体现的基础法律事实是：2014年9月6日，洪正国向钟亮红提出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作“过桥资金”偿还其做生意的贷款，还贷后马上续贷，同时钟亮要求洪正国找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提供担保。洪正国以“急需担保，借款过桥资金还贷后立即续贷，一个月内肯定归还，并不需要担保人承担太多风险，肯定不会给担保人留下任何后遗症“的理由，与钟亮红一起诱使余鸣青在《借据》“连带责任保证人”栏下签字；2.钟亮红在一审、发回重审的民事起诉状中作出如下虚假陈述：“钟亮红于借款当天向洪正国转账支付了50万元借款，履行了出借义务，但洪正国却未依约归还借款本金。钟亮红多次向洪正国主张还款并要求余鸣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洪正国、余鸣青均借故拖延”;3.发回重审判决书中在法庭已经查明关键的、有证据证明钟亮红2014年10月已经与洪正国变更了经余鸣青签字提供担保的主债权的还款方式，且洪正国已经自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7日分7次偿还借款10.9万元，但钟亮红隐瞒已经偿还部分款项事实，对余鸣青谎称洪正国并未偿还分文，于2016年1月7日带着打手上门欺诈上诉人写下“乙方承诺……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的所谓《协议》，发回重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余鸣青证实钟亮红就是民间高利贷职业放贷人的证据，但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时，对余鸣青答辩、反诉中涉及到并举证证明的该事实认为“与本案的直接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明显偏袒钟亮红。三、洪正国自2014年10月18日起向钟亮红偿还的借款本息109000元的银行流水仅仅作了“经查实洪正国已经偿还债务109000元，应予认定”的简单认定，并未提高到余鸣青一直提到的“洪正国偿还过债务、属于虚假陈述”的高度来对待；四、发回重审法院判决书显失公正，其基于认定的错误事实，做出错误的判决，明显违背公平正义。钟亮红辩称：本案中洪正国向答辩人借款5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被答辩人作为借款的担保人，在2016年1月7日又自愿与答辩人达成《协议》，代洪正国偿还借款，并承诺若逾期不还愿承担相应利息，现一审法院已依法查明洪正国尚未清偿借款本息，且被答辩人在签署代还《协议》后也未如约还款，洪正国及被答辩人依法应当承担偿还剩余借款本息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所主张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钟亮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洪正国、余鸣青立即向钟亮红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利息4300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20日，后期利息按本金500000元，月利率2%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止）；2、判决洪正国、余鸣青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余鸣青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余鸣青于2016年1月7日与钟亮红签订的《协议》无效；2、判决钟亮红向余鸣青返还其自2016年4月13日起分14次收取余鸣青“代洪正国偿还借款”302000元，并返还利息147295.34元；3、钟亮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6日，钟亮红向洪正国的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日，洪正国向钟亮红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钟亮红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币500000元）作银行还贷用途，借款期限为壹个月，月利率为借款金额的3%（该处的“3”明显为“2”修改而成），并已经收到全部借款。保证于2014年10月6日前归还。《借据》尾部“借款人签字”处有洪正国签名，“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栏有余鸣青签名。2016年1月7日，钟亮红（甲方）和余鸣青（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乙方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如未归还，延期至2016年3月底乙方愿意多承担贰万元利息，如再延期归还，则愿意按本金的3%每月向甲方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后余鸣青又于2018年1月31日在该《协议》尾部手书：“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9日前付清钟亮红欠款贰拾万元整”。另查，1、自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洪正国尾号为9011的银行账户向钟亮红尾号为5011的银行账户转账7笔，分别为：2014年10月18日30000元，2015年1月13日20000元，2015年2月5日24000元，2015年2月11日10000元，2015年3月19日10000元，2015年4月14日10000元，2015年6月7日5000元，共计转账金额为109000元。2、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6月16日期间，余鸣青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向钟亮红支付款项共计302000元，分别为：2016年4月13日两笔50000元共100000元，2016年5月28日20000元，2016年12月16日20000元，2017年1月21日23000元，2017年1月27日20000元，2017年2月19日5000元2017年3月24日30000元，2017年6月11日5000元，2017年8月4日10000元，2018年2月15日8000元，2018年3月15日9000元，2018年4月12日2000元，2018年6月16日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的本金金额及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二、余鸣青在该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三、该案借款本、息的所欠金额认定问题。一、关于涉案借款的本金金额及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一）关于借款本金的金额认定问题。钟亮红于2014年9月6日向洪正国转账50万元，洪正国亦向钟亮红出具了50万元借款的《借据》，虽洪正国主张在收到款项的当天就取现向钟亮红支付了3万元利息，实际只收到47万元本金，但钟亮红对此予以否认，且洪正国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应由洪正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本金应为50万元。（二）关于涉案借款利率标准的认定问题。2014年9月6日《借据》中的“月利率3%”中的“3”明显为“2”改动而成，且钟亮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处改动事前经过了借款人的同意，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50万元借款的约定利率为2%。二、关于余鸣青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余鸣青在洪正国于2014年9月6日向钟亮红出具的《借据》“连带责任保证人签字”栏签字，则其就涉案借款的偿还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余鸣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一，现有证据未能证明余鸣青与钟亮红约定了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2014年10月6日）之日起六个月内即2015年4月5日前；第二，钟亮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前述期间内向余鸣青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自2015年4月6日起，余鸣青就涉案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原本应当免除。但是，余鸣青与钟亮红又于2016年1月7日签订了《协议》，余鸣青承诺“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代为归还伍拾万元本金，如未归还，延期至2016年3月底乙方愿意多承担贰万元利息，如再延期归还，则愿意按本金的3%每月向甲方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该《协议》系余鸣青与钟亮红之间就涉案借款再次达成的代为偿还协议，且余鸣青现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系受到了钟亮红的欺诈、胁迫而为，故余鸣青主张该《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因事实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余鸣青应当按照该《协议》约定，代洪正国向钟亮红偿还款项，故余鸣青关于要求钟亮红返还已代偿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但该《协议》中约定的“月利率3%”的标准超过了法定上限，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三、关于该案借款本、息的所欠金额认定问题：根据洪正国与钟亮红之间的银行交易往来，可以认定洪正国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向钟亮红的银行账户转账7笔共计109000元，虽钟亮红否认洪正国就涉案借款向钟亮红偿还过款项，但其亦未提交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证据，该院结合该案实际情况，认定以上109000元应为洪正国向钟亮红偿还的涉案借款本金或利息。据此，并结合借贷关系中先息后本的偿还原则，经计算，至2015年6月7日，洪正国尚欠钟亮红借款本金462961.8元，利息13518.5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5日）。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6月16日期间，余鸣青又代洪正国偿还了302000元，根据余鸣青的还款情况，并结合借贷关系中先息后本的偿还原则，经计算，截至2018年6月16日，余鸣青代洪正国偿还款项后，洪正国尚欠钟亮红借款本金451998.29元，利息51599.4元（计算至2018年6月5日）。涉案借款系由洪正国向钟亮红所借，余鸣青在连带保证责任免除的情形下，又与钟亮红签订了代洪正国偿还借款的《协议》，且已偿还部分款项，故确定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由洪正国和余鸣青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余鸣青代为偿还后，有权向洪正国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限洪正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钟亮红偿还借款本金451998.29元及截至2018年6月5日的利息51599.4元；并以451998.2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6月6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余鸣青就前款洪正国应当承担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钟亮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余鸣青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100元，由钟亮红负担8100元，洪正国负担10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余鸣青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余鸣青提交了证人张某、刘某、饶某证人的证言等新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钟亮红到余鸣青办公室闹闹事、讨债的事实。本院当庭听取了证人证言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三位证人的证言能证明钟亮红曾到余鸣青办公室讨债，但证言也提到钟亮红没有打砸行为，也没有限制余鸣青的人身自由的行为，余鸣青及工作人员当时也没有报警。该三位证人的证言无法证明余鸣青受到了钟亮红的威胁，达不到余鸣青拟证明的目的，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借款系由原审被告洪正国向被上诉人钟亮红所借，钟亮红提供了洪正国出具的《借据》以及钟亮红向洪正国支付50万元借款的转账凭证等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借贷已实际发生，合法有效。上诉人余鸣青作为本案借款的保证人，其在连带保证责任因超过保证期间已经免除的情形下，又与钟亮红签订了代洪正国偿还借款的《协议》，且余鸣青在签订上述《协议》后，也实际偿还了部分款项，余鸣青的上述行为属于债的加入，故余鸣青应和洪正国共同承担本案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余鸣青代为偿还后，仍有权向洪正国追偿。余鸣青上诉所提钟亮红系职业放贷人，本案借贷应认定无效；本案借款实际只有47万元；余鸣青是受到钟亮红的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属无效协议，其不应承担代为偿还借款的义务等上诉理由，均因余鸣青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而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受理费12856元，由上诉人余鸣青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刘朝晖审判员  熊 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依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