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2民终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伶，女，196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广东省揭西县五经富镇。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可波，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揭西县，系高伶的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贺，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杰文，男，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秀莲，女，汉族，1972年7月2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述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博豪，广东晨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伶因与被上诉人曾杰文、曾秀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5222民初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高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可波、曾贺，曾杰文及曾杰文、曾秀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博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伶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5222民初86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高伶一审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杰文、曾秀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根据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交易方式等足以认定本案借贷事实的成立，但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错误裁判。曾杰文、曾秀莲于2017年3月13日以钨矿厂资金周转为由向高伶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借款期间每季度支付利息（月息按1.5分计算），高伶的丈夫邹可波于2017年3月13日通过银行账户（户主为高伶儿子邹某）向曾秀莲账户转账188000元，其余差额用于抵扣2015年曾杰文、曾秀莲向邹可波借款80万元未偿还利息款。2017年9月，借款期届至，曾杰文、曾秀莲再次与高伶及其丈夫邹可波协商延长借款期限，后双方于2017年9月8日重签借条，约定借款期为一年，借款金额、利息不变。一审庭审期间，高伶及证人邹某已向一审法院说明，该借款过程均由邹可波操作，对于本案事实高伶也当庭申请邹可波出庭作证，以及补充关键证据利息归还清单用以证明曾杰文、曾秀莲借款支付的利息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于高伶的申请，不予理睬，对于有利于查清借款事实的证人拒绝其出庭请求，径直以本案借款事实不清等为由驳回了高伶一审全部请求。1．针对为何在上一笔借款未结清的情形下，再次出借款项一事。高伶一家与曾杰文、曾秀莲一家系多年好友关系，因出于对朋友之间的信任，也基于对其还款能力的信任，才会在上笔借款尚未结清，应曾杰文、曾秀莲钨矿厂生产之急再次向其借款。一审法院所称查明揭西县蓝田有色金属制品厂已经于2012年4月20日核准注销的事实与本案曾杰文、曾秀莲钨矿厂毫无关联，根据曾杰文、曾秀莲亲自手写借款载明因其钨矿厂生产资金周转，该钨矿厂与揭西县蓝田有色金属制品厂毫无关联，以与本案毫无关联的事实否认本案的借贷事实。2．针对以邹某名下账号向曾秀莲转账一事。因曾杰文、曾秀莲向高伶借款，邹某的银行账号系在邹可波支配下向曾秀莲转帐借款，曾杰文、曾秀莲庭上所称该转账系双方经济往来，但曾杰文、曾秀莲对于该借款事实的否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以该银行流水仅能证明案外人邹某向曾秀莲转账的事实，试问邹某与曾杰文、曾秀莲既非亲属关系，也非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其账号为何会向曾秀莲转账?一审法院未经核实清楚，导致误判。3．针对高伶是否有能力向曾杰文、曾秀莲借款一事。高伶已多次跟法院说明，高伶出借款项系高伶家庭共同财产，高伶一家有能力出借款项。邹可波通过投资或者与他人合伙经营为生，有能力向曾杰文、曾秀莲支付借款，且就高伶所提交的邹某的银行账号，其剩余金额仍有百万之多，请问一审法院凭据何事实认定高伶没有出借能力?且据双方承认，邹可波也曾向曾杰文、曾秀莲出借过多笔资金，高伶也一直强调，本案虽然以高伶名义，但均是以家庭共同财产出借，出借过程实际操作人为邹可波，高伶对于一审法院盘问出借过程的细节并未详实清楚也无可厚非，高伶也申请邹可波出庭陈述出借过程。一审法院又以何依据认定高伶对于本案借款表示不关心?二、本案若非存在真实的借贷事实，又怎么会有真实的银行转账、曾杰文、曾秀莲亲笔书写的借条?曾杰文、曾秀莲并未就否认借款事实提供合理说明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本案曾杰文、曾秀莲所称系因拖欠邹可波六合彩赌资而受其威胁所签，曾杰文、曾秀莲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六合彩对账单等证明存在20万元赌资，且曾杰文基于一个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于自己亲笔书写的借条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怎么会如此草率。且作为一个拥有正常行为的人，曾杰文在书写借条后也从未表示过任何异议或向公安机关报警，高伶又怎么可能威胁其书写该借条。曾杰文庭上所称银行转账记录系邹可波与曾秀莲经济往来，但其从未说明是何种经济往来，也未说明该转账是出于何种目的的经济往来，对于上述一审法院均没有认真核实。曾杰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案债务为赌博非法之债，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并未实际交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有关实践性的生效要件。曾杰文自2008年开始在邹可波处投注“六合彩”，一直以来输多赢少，案涉借条实际上是在曾杰文因赌博欠下巨额非法债务、在邹可波催债而被迫无奈情况下，按照邹可波要求写下，后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邹可波的。但根据法律规定，因赌博等非法行为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显属无效。高伶作为案涉借款出借人，本来理应对该借款的构成、借款原因、借款地点等借款的具体情况十分清楚，但综合全案证据、一审庭审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不难发现高伶在庭审中所述十分含糊，面对基本借款事实经过，多次表示“不清楚”、“不记得”，且前后自相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究其原因，无非是邹可波作为“六合彩”庄家，其为避免频繁、大额的转账往来引起他人怀疑，均是用其家人及与其有转账往来的对象名义，签订大量虚假的、没有实际交付款项的借条，以此实现结算赌博款及降低、转移风险的不法目的。对此，从高伶及证人邹某当庭自认的整个出借过程均由其丈夫（父亲）邹可波操作、以及认定邹可波胞兄邹可新出借140万元事实不成立的（2019）粤52民终789号终审判决等客观事实中，均足以印证曾杰文所述为真实。这也是为何本案甚至是由邹可波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中，不仅存在借条签订与转账发生记录时间无一匹配，而且存在证据涉及当事人不一致的原因。因此，高伶与曾杰文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双方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高伶关于本案“债权”的主张，不仅不符合常理，也与客观证据相悖，纯属虚假诉讼。高伶的上诉显然系无理缠讼，应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将本案移送有关公安机关调查相关犯罪事实。一、本案属于仅有《借条》而无交付借款款项的单一证据案件。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可知，高伶无法说明出借时间、款项的具体来源，或者即使有讲述曾杰文向其借款的原因及借款用途，但所讲内容也与客观事实相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高伶对起诉主张的借款本息，存在拼凑的现象，显然是邹可波欲借用妻子名义，利用司法机关的审判强制执行力，通过司法程序为案涉赌博非法债务披上“合法”民间借贷的外衣。同时，既然案涉借条非基于真实、合法的借贷事实，案涉款项未实际交付，曾杰文根本不可能如高伶所称付还所谓的利息。首先，曾杰文是先书写借条后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邹可波的，从时间上看，案涉《借条》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8日，而高伶提交的转账记录时间是2017年3月13日。一方面，由于借条签订时间与银行转账记录时间两者相隔半年之久，显然不合常理，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一方面，结合高伶庭审指出的案涉借款经过，均是由邹可波具体操作的陈述，可知本案邹可波此种先转账再签借条的做法，根本不符合正在审理的（2020）粤52民终502号邹可波与曾杰文、曾秀莲民间借贷二审纠纷中，邹可波先要求签借条，再由其决定是否实际交付款项的交易习惯。因此，高伶无法证明该银行转账与案涉存在关联性。其次，从金额上看，案涉《借条》载明数额为20万元，而从邹某银行账号转出的金额仅为188000元，即转账金额与借条数额不一致，在转账数额上也并不符合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形（高伶主张月利息3000元，实际扣除12000元），无法自圆其说。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该差额问题，高伶所谓是扣减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80万元借款本金2017年3月份未偿还利息的主张，显然不可能成立。一方面，高伶未提交该借条的原件，且从其当庭提交的证据，明显可以看出该借条存在拼接的痕迹，不能认定为真实。另一方面，高伶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条出借人已向借款人完成借款的实际交付。最为关键的是，如高伶所说，假设2017年3月份，曾杰文及曾秀莲尚欠邹可波80万元借款本金未还，高伶如何有可能在曾杰文巨额借款未还情况下，继续出借巨额借款给曾杰文呢？根本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从逻辑上亦无法解释得通。因此，高伶的该种主张根本不可能成立。再者，从当事人上看，借条载明出借人为高伶，借款人为曾杰文；而银行转账流水记录显示转出账号为邹某，收入账号为曾秀莲。至此，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从数额，涉及当事人，均无法证明案涉《借条》与银行转账流水记录存在关联性。最后，直至本案二审上诉期间，高伶仍无法就最基本的借款事实经过作出合理的解释，其解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高伶关于借款人、由谁实施转账行为及签订借条的次数说法，高伶从最开始的曾杰文与曾秀莲因经营钨矿厂而共同向其借款，再由高伶通过邹某账户向曾秀莲支付，接着曾杰文、曾秀莲当场出具借条，后重签借条（解释一）；变为曾杰文至高伶家中，找高伶借款20万元，后整个过程均由邹可波经手操作（解释二）。高伶此种前后不一致的解释行为，不仅印证本案借条非基于合法借款事实，而且更加印证了邹可波借用高伶名义，胁迫曾杰文签下虚假的、结算赌博款借条的事实。事实上，曾杰文长期在深圳居住生活，所有借条都是曾杰文通过快递方式实现交付的，且在微信及手机银行支付极为方便的前提下，不可能到高伶家中借款。最为重要的是，曾杰文经营的钨矿厂早在2010年至2012年左右因环保问题而注销，甚至于曾杰文与高伶根本不熟，且高伶系女性，曾杰文更加不可能与其交往过密。由此足以表明高伶所诉并不属实，其主张明显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二、本案涉嫌开设赌场罪，请贵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为查明上述事实，同时也为明晰邹可波与邹可新、曾杰文、曾秀莲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查明是否存在赌博投资、洗白赌博款的行为，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相关犯罪事实。曾秀莲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高伶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且陈述前后不一，与客观事实及有关证据自相矛盾，应予驳回，维持原判。一、本案借条系邹可波与曾杰文之间为结算赌博债务，利用邹可波妻子名义签订的虚假借条，案涉借款款项没有实际交付。曾秀莲对该借条毫不知情，更没有在借条上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未经夫妻一方知情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均与夫妻一方无关，曾秀莲依法无须承担法律责任。首先，高伶关于该笔借款的形成原因，显然存在利用普通的转账往来，欲强行拼凑的非法目的。且高伶在陈述形成过程中，存在前后自相矛盾的情形。特别是对于签订借条的时间、方式，谁是借款人，谁实施转账行为，均十分含糊不清，显然不具备合法真实借贷关系中，出借人所掌握的对借贷经过的熟悉程度。特别是，高伶庭审过程中明确自认的整个借款过程由邹可波经手具体操作，更加印证邹可波利用家人名义，逼迫曾杰文签订结算赌博款虚假借条的事实。其次，虽然有转账记录，但转账与借条的时间不一致，且转账款项的性质也无法明确。高伶关于谁是该笔借条借款人的问题，亦同样存在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也就是说，高伶虽主张有人向其借款，但是却连是谁向其借钱都说不清楚。二、对于案涉借款，由于高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已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按照法律规定，向曾杰文、曾秀莲实际支付借款款项，因此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未成立、生效。高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曾杰文、曾秀莲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53400元（按照月息1.5分，自2018年5月起计算至还款之日，暂计起诉之日为53400元），本金及利息共计2534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曾杰文、曾秀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杰文与曾秀莲是夫妻关系，曾杰文、曾秀莲与高伶是同乡关系，案外人邹某是高伶的儿子。曾杰文经营的揭西县蓝田有色金属制品厂（工商注册号为445********9017）已经于2012年4月20日被核准注销登记。2017年3月13日邹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441***********357的账户向曾秀莲名下账号为622*************113的账户转账188000元。曾杰文于2017年9月8日向高伶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高伶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元），月息按1.5分计，每月结息一次，此款期限一年，到期付还本金，借款人曾杰文，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8日”。写借条后，高伶未向曾杰文支付出借款项，曾杰文也未向高伶支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需要满足双方有借贷合意及实际出借款项的构成要件，高伶提供了2017年9月8日曾杰文书写借条证明高伶与曾杰文达成了借款合意，就实际交付款项问题，高伶提供了2017年3月13日邹某农业银行存折账号为441***********357，向曾秀莲转账188000元的银行明细单为证。曾杰文当庭承认借条为其亲手所写，但对高伶主张借款交付的事实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焦点是：高伶有没有交付借款20万给曾杰文、曾秀莲。关于高伶提供的邹某向曾秀莲转账的银行明细单是否为借条所指款项的问题。从高伶提供证据来看，曾杰文书写的借条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8日，邹某中国农业银行明细清单转账交易日期为2017年3月13日，转账交易早于借条时间约半年时间，两者发生时间不一致；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20万元，银行明细单转账交易金额为18．8万元，两者记载金额不一致；借条载明出借人为高伶，借款人为曾杰文，银行明细单记载转出账号是邹某，对方账号为曾秀莲，两份证据涉及当事人也不一致，虽然借条借款人曾杰文与转账对方账号曾秀莲两人是夫妻关系，但首先，高伶提供银行明细单上对2017年3月13日交易情况没有任何备注和摘要内容，银行流水凭证只能证明案外人邹某向曾秀莲转账的事实，无法证明两人所发生交易的性质及双方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基础法律关系；其次，高伶主张借款系曾杰文、曾秀莲夫妻共同债务，主张借条与银行明细单为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曾秀莲答辩称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并表示对该借条借款发生毫不知情，且高伶起诉所称“曾杰文、曾秀莲于2017年3月13日以钨矿厂资金周转为由”与实际查明事实不一致，即曾杰文经营的揭西县蓝田有色金属制品厂已经于2012年4月20日核准注销登记，曾杰文、曾秀莲并无以夫妻生产经营开支为由向高伶借款，无法认定借条所指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最后，根据庭审双方陈述及高伶自认的事实，邹可波及其近亲属与曾杰文、曾秀莲之间也存在其他金钱往来，证人邹某也称转账是邹可波操作。因此，高伶提供的借条与银行明单细欠缺关联性，无法相互印证两者相应的款项相应的法律关系属同一法律关系，即不能证明邹某向曾秀莲转账款项为曾杰文向高伶出具借条所指款项。关于高伶能否在没有提供与借条相应的交付凭证情况下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曾杰文、曾秀莲均抗辩本案借贷尚未实际发生，高伶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了涉案款项。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来看，高伶工作、居住的揭阳市揭西县五经富镇属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高伶个人年收入约6万元，而且高伶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家庭合法收入是多少，根据当地生活平均水平，在夫妻家庭共同财产中，高伶对相当于自己个人工资年收入3倍多的到期借款的借出、还款、还息等情况表现得不清楚，不关心，高伶表现不合常理。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高伶主张借款20万元转账18．8万元，差额是抵扣2015年曾杰文向邹可波借款80万元未偿还的利息，高伶在曾杰文没有经营金属制品厂，及在上一笔借款尚未结清的情形下，再次借出高额款项，也有悖常理。结合证人邹某的证人证言来看，证人称2017年3月13日从自己农业银行账号转到曾秀莲账户上的188000元性质属于借出款，但法庭调查中证人邹某对其陈述的事实没有亲历性，且与高伶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证人邹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高伶未能举证证明有出借款项给曾杰文、曾秀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需以借贷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而高伶举证不能，故高伶主张的借贷关系并未生效。综上所述，高伶请求曾杰文、曾秀莲连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人民币253400元，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伶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101元，由高伶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西五经富支行出具的活期存折明细清单《业务凭证》记载表明，2017年3月13日，邹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441***********357的银行账户向曾秀莲账号为622*************113的银行账户转账188000元。高伶与曾杰文、曾秀莲双方共认，2017年9月8日，曾杰文出具借款20万元的借条给高伶之前，邹某与曾秀莲除上述转账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邹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441***********357的银行账户于2017年3月13日向曾秀莲转账188000元后，账户余额为1226521.62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高伶与邹可波是夫妻关系，邹某系高伶与邹可波之子，曾杰文、曾秀莲是夫妻关系。高伶提供了“借条”，其儿子邹某向曾秀莲的银行转款交易记录等证据，高伶初步证明了曾杰文向其借款20万元的事实；并对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20万元与银行转款交易记录18．8万元的差额作了合理说明；邹某的银行账户在支付本案借款后，账户余额为1226521.62元，也证明高伶家庭的资金出借能力。高伶已基本完成了举证责任。曾杰文、曾秀莲对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及转款依据等证据并无异议，其并未能对为何出具借条、为何曾秀莲的银行账户收到邹某的188000元转账作出合理的解释，其辩称借条均系对赌债的确认，一是缺乏事实依据予以佐证，二是与双方的交易记录相矛盾，因此，对曾杰文、曾秀莲的辩称应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没有综合分析曾杰文向高伶出具借条的原因，为何没有收回借条，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赌博关系的情况下，简单地以没有证据证明高伶有交付涉案款项为由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驳回邹可波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高伶与曾杰文、曾秀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高伶诉请曾杰文、曾秀莲依照“借条”中注明的结欠的款项予以付还，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本案借款借条系曾杰文出具，收款账户虽为曾秀莲所有，但未有证据证明曾秀莲有与曾杰文共同向高伶举债的意思表示，高伶也未能证明该借款用于曾杰文、曾秀莲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系曾杰文、曾秀莲夫妻共同债务，故高伶请求曾秀莲承担与曾杰文共同偿还本案借款及利息的请求应不予支持。曾秀莲称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本案借款未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其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本案借款双方约定月息按1.5分计，每月结息一次，期限一年，到期还本金及利息，该约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根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高伶可主张自2017年10月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即以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高伶主张自2018年5月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息1.5分的利率计算利息，其中利息起算时间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可予照准。但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起之后的利息，如超过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低于年利率18%的，则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如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高于年利率18%的，则按年利率18%计算。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二）项，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2019）粤5222民初865号民事判决；二、曾杰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付还高伶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如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高于年利率18%的，则按年利率18%计算）；三、驳回高伶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1元，均由曾杰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洪俊审判员  林汉葵审判员  卢树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子琪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0年8月20日起修正后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