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3民初3330号 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句容市经济开发区三台阁社区陈家埠村。 法定代表人：华早生，经理。 被告：成都科利隆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同济大道**。 法定代表人：吴培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锦标，该公司员工。 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华生中心）与被告成都科利隆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以（2020）苏1183民初3624号民事裁定书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生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华早生，被告科利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锦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生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人民币190654元[其中：1、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再412号民事调解书，已有追偿权转让人支付给江苏神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药害致水稻减产赔付款16万元；2、据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1059号、（2019）苏1183民初6148号判决书有追偿权转让人已支付给其上级公司的两案诉讼费529元、528元计1054元（庭审中，华生中心陈述528元系笔误，应为525元）；3、据追偿权转让人为另案上诉二审，再审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费用1万元；4、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再412号民事调解书，追偿权转让人二审上诉费用7127元；5、据追偿权转让人提供的句容市人民法院苏11**执3535号结案通知书，对已执行赔付的16万元和已支付的涉案费用18181元，从2019年11月30日起至判决日止按月息率千分之十应赔付利息时间7个月12473元（庭审中，华生中心要求利息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二、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华生中心、科利隆公司均系农资经营单位，华生中心是科利隆公司设在句容地区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总代理商。2016年6月15日至同年8月26日期间，华生中心向王中喜销售其从科利隆公司处购得的“索稻”二次除草剂4612套，王中喜又销售给江苏神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禾公司），神禾公司按照“索稻”外包装袋的说明“一套一桶水，两套一亩地”的要求施用后，造成水稻严重减产，神禾索赔引发系列诉讼，最终由王中喜赔偿了16万元，承担了诉讼费8181元，支付了律师费1万元。王中喜系在华生中心赊购的产品，价值208437元，王中喜将索赔权转让给了华生中心。因案涉“索稻”是科利隆公司销售，根据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华生中心有权向科利隆公司追偿损失。 科利隆公司辩称，神禾公司起诉的是句容市惠农农资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农公司），是惠农公司向神禾公司履行的赔偿义务而非王中喜，王中喜本身就不具有追偿权，其更无权转让追偿权给华生中心；王中喜与科利隆公司无合同关系，无证据证明王中喜销售的“索稻”套装是科利隆公司供的货；神禾公司与惠农公司的诉讼最终是再审调解结案，之前的判决已被撤销，不能作为定案事实；造成神禾公司减产的原因除“索稻”外，还有其它农药用药不当的原因。综上，请求驳回华生中心的诉讼请求。 华生中心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农资购销合同，王中喜签收的销货清单，“索稻”套装实物及图片、追偿权力转让通知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2019）苏民再412号民事调解书，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句容法院）（2017）苏1183民初371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118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1183民初6148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1183民初7650号民事调解书、（2019）苏1183执1754号执行结案通知书、（2019）苏1183执3535号执行结案通知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镇江中院）（2018）苏11民终1648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11民终3701号民事判决书，律师费发票，王中喜已付16万元的凭证等证据，科利隆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月21日，华生中心与科利隆公司签订农资购销合同，华生中心从科利隆公司购买农药类和肥料类产品用于自身门店销售。2016年6月15日至8月24日期间，华生中心将其从科利隆公司购买的上述农药类产中用于农田除草的“索稻”套装销售给句容市惠农农资配送有限公司后白分公司（以下简称惠农后白分公司）4612套，另还向惠农后白分公司销售了其他品种的农药，惠农后白分公司购货的经办人系其负责人王中喜。因惠农后白分公司未付货款，王中喜于2017年1月3日向华生中心出具了金额为208437元的欠条一张。 句容法院（2017）苏1183民初3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7月，神禾公司在惠农后白分公司多次购买除草剂，品名为“索稻”套装（10%双草醚SC+75%二氯喹啉酸WP的双联袋）、水友（吡嘧磺隆）、谷贝宁（2甲?灭草松、85克/瓶）。惠农后白分公司出售给神禾公司的除草剂质量均合格。2016年7月底至8月，神禾公司在其70亩水稻田（品种为秋田小町）中喷洒了“索稻”套装和45%2甲4氯异辛酯，在其145亩水稻田（品种为南粳46）中喷洒了“索稻”套装。神禾公司是种植大户，购买上述除草剂系初次使用该品种，使用过程中没有进行相应试验，王中喜在向神禾公司推荐销售除草剂时未向神禾公司了解田间秧苗的品种、面积、生长情况，未要求神禾公司先进行试验再使用。神禾公司喷洒后，产生大面积药害，造成水稻严重减产，损失355898.40元。经神禾公司申请，镇江市农科院专家组鉴定认为，水稻受害与除草剂使用不当有直接关联，造成药害的主要是双草醚，双草醚对水稻的敏感性较强，施药质量较高，其他除草剂如二氯喹啉酸和2甲4氯叠加使用进一步加重了药害程度。句容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本案水稻受害与除草剂的使用不当有直接关联，王中喜多年从事农资产品销售，在明知神禾公司大面积使用且是首次使用该产品时，应当加强指导，密切关注，其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具体了解秧苗品种、秧龄等因素，即片面指导神禾公司工作人员用药，对水稻大面积药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70%的责任，故判决惠农后白分公司的母公司惠农公司赔偿神禾公司249128.88元。该判决书作出后，王中喜、惠农公司、惠农后白分公司提出上诉，并共同委托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二审诉讼，惠农公司支付了律师费1万元。镇江中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苏11民终1648号民事判决书，镇江中院确认了句容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并认同一审的判决理由，因神禾公司在二审中自愿放弃一审判决金额的20%，遂改判由惠农公司赔偿神禾公司199303.11元，并判决王中喜、惠农公司、惠农后白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27元。经句容法院执行，惠农公司在支付神禾公司5万元后，以其将惠农后白分公司承包给王中喜，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为由，惠农公司向句容法院起诉追偿王中喜，句容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苏118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中喜向惠农公司支付5万元（款项汇至句容法院账户）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29元。经句容法院执行，王中喜通过王雯于2019年8月14日向句容法院转款5万元，句容法院将该5万元转给惠农公司，惠农公司又将该5万元转付给神禾公司后，惠农公司再次向句容法院起诉追偿王中喜5万元，句容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苏1183民初61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中喜向惠农公司支付5万元（款项汇至句容法院账户）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25元。 王中喜、惠农公司、惠农后白分公司不服镇江中院（2018）苏11民终1648号民事判决，向江苏高院申请再审，经江苏高院再审调解，各方于2019年9月29日达成除已经执行的款项外，惠农公司再于2019年11月30日前给付神禾公司6万元的协议（如到期未按协议约定给付，则按镇江中院（2018）苏11民终1648号民事判决执行）。2019年11月28日，王中喜通过吴中玉向惠农公司支付了6万元，惠农公司转付神禾公司后，前述江苏高院的再审调解执行完毕。2019年12月30日，惠农公司的收款人庄共华出具收条，收到王中喜支付的5万元，该5万元为王中喜执行句容法院（2019）苏1183民初6148号民事判决的付款义务。 2020年6月8日，王中喜与华生中心达成协议，王中喜将其向科利隆公司索赔的权利转让给华生中心，王中喜签名及华生中心加盖单位印章的《追偿权力转让通知书》于2020年6月11日以挂号信函方式邮寄给了科利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培军。 华生中心对科利隆公司先后提起了两案诉讼，本院于同日先后开庭，华生中心与科利隆公司出庭人员一致，先开庭的案件为（2020）川0113民初3539号，该案查明了如下事实： 华生中心于2017年3月8日和2018年1月9日，分别与科利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华生中心向科利隆公司购买农药类和肥料类产品用于自身销售。2017年5月4日和同年6月3日，华生中心从科利隆公司购买了品名为“索稻”套装（10%双草醚+75%二氯喹啉酸的双联袋）的农药合计49箱，每箱200套。2018年7月14日，陆礼奎从华生中心购买了上述“索稻”套装400套用于除草，陆礼奎系初次使用该产品，使用过程中没有时行相应试验，陆礼奎按照“索稻”套装外的大包装的说明一亩地两套的标准，在其承包的170亩、水稻品种为“镇稻18”的农田中进行喷洒，喷洒过程中华生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华早生进行了指导，但华早生未向陆礼奎了解田间秧苗的生长情况，未要求陆礼奎先行试验。喷洒后，上述地块出现了水稻桔黄、杂草未除尽的情形。2018年8月7日，陆礼奎将剩余未用完的50套“索稻”套装退货给了华生中心。2018年10月水稻收获时严重减产，造成陆礼奎损失129526.70元。 经查，涉案“索稻”套装中的二氯喹啉酸系由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生产，每包净含量为13克，外包装记载的制剂用药量为20-30克/亩；涉案“索稻”套装中的双草醚系由合肥星宇化学有限公司生产，每包净含量为20毫升，外包装记载的制剂用药量为15.9-21.3毫升/亩，上述两种农药产品均为合格产品，分别由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合肥星宇化学有限公司生产后，再由科利隆公司整体包装成“索稻”套装产品进行销售。该“索稻”套装外包装使用方法第二项载明：一套一桶水，两套一亩地；注意事项第五项载明：本品仅推广在籼稻品种，糯稻与制种田禁用，其他品种，在推广成功的区域可以推广，但严禁增加用量，未推广成功的区域不建议推广。 镇江中院在（2019）苏11民终3701号案件审理后认为，上述涉案“索稻”套装备注的10%双草醚每亩用量为40毫升明显超出了生产者标注的每亩用药（15.9-21.3毫升），即存在用药量标准不一致，且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双草醚对粳稻的敏感性极高这一事实，认定陆礼奎所种植的粳稻药害与使用科利隆公司销售的“索稻”套装标注用药量过高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科利隆公司应对陆礼奎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华生中心销售的“索稻”套装在2016年度曾因农户在耕种的“镇稻18”品种的粳稻中使用产生了药害而被起诉，而涉案的水稻品种亦是“镇稻18”，其在向陆礼奎销售和指导用药时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现其未能及时发现包装内外不一致问题，也未进行小面积实验，对陆礼奎田间出现的大面积药害存在一定过错，华生中心应对陆礼奎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陆礼奎作为专业种植大户，其在“索稻”套装明确载明涉案农药需在推广地区使用后，未进行小面积实验的情况下就进行喷洒农药作业，对自身水稻减产亦具有一定过错，自行承担10%的责任。镇江中院于2019年12月21日作出维持句容法院关于科利隆公司赔偿陆礼奎损失90668.69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104元，判决华生中心赔偿陆礼奎损失25905.34元、承担案件受理费316元的判决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华生中心向科利隆公司提出索赔，系基于科利隆公司是案涉“索稻”套装的供货者，华生中心又是惠农后白分公司“索稻”套装的供货者，惠农后白分公司的母公司惠农公司向消费者神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向责任人王中喜进行了追偿，王中喜取得了向华生中心追偿的权利，华生中心向王中喜赔偿后，可以向科利隆公司追偿，因王中喜尚欠华生中心的债务大于其对华生中心的债权，华生中心取得了在本案中向科利隆公司追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的规定，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 本案争议焦点为：1、王中喜是否享有对科利隆公司的追偿权；2、惠农后白分公司向神禾公司所供“索稻”套装是否为科利隆公司销售；3、神禾公司与惠农公司、惠农后白分公司、王中喜一案经镇江中院二审确认的案件事实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事实；4、神禾公司的减产损失是否全部由科利隆公司承担。 关于第1个问题，王中喜与科利隆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无权直接向科利隆公司追偿。惠农公司向神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基于公司法有关分公司的规定，惠农公司有权向惠农后白分公司的合同相对人华生中心追偿，因惠农后白分公司已基于承包合同关系向王中喜进行了追偿，故王中喜取得向华生中心追偿的权利，又因王中喜对华生中心负有大于其债权的债务，可视为华生中心已对王中喜履行赔偿义务，故华生中心取得了向其前手科利隆公司追偿的权利。 关于第2个问题，科利隆公司向华生中心供应的索稻”套装外包装说明为“一套一桶水，两套一亩地”，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索稻”套装备注的10%双草醚每亩用量为40毫升明显超出了生产者标注的每亩用药（15.9-21.3毫升），存在用药量标准不一致的事实，且造成本案神禾公司水稻减产的原因是与除草剂的使用不当有直接关联，造成药害的主要是双草醚，双草醚对水稻的敏感性较强。惠农后白分公司向神禾公司销售的“索稻”套装系从华生中心购买，华生中心当庭出示了“索稻”套装实物，科利隆公司认可该“索稻”套装为其销售，在科利隆公司未举证证明华生中心还有其他进货渠道从他处购买同名“索稻”套装的的情形下，应认定本案“索稻”套装与本案同日开庭的（2020）川0113民初3539号案件所涉“索稻”套装相同，均由科利隆公司销售。 关于第3个问题，江苏高院的再审审理并非以撤销原判予以改判的方式结案，仅是在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减少了镇江中院的判决金额，但并非对镇江中院终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否定，故本院对镇江中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关于第4个问题，造成神禾公司水稻减产的药害主要是双草醚，其他除草剂如二氯喹啉酸和2甲4氯叠加使用进一步加重了药害程度，华生中心在本案诉状中陈述的科利隆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其销售的“索稻”套装加大了双草醚的每亩用量，故科利隆公司仅对“索稻”套装销售后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对2甲4氯叠加使用进一步加重药害程度所造成的损失，系王中喜对消费者用药的指导不力所致，该加重损失的后果不应由科利隆公司负担。鉴于双草醚是主要药害，本院酌定由科利隆公司承担神禾公司16万元损失的90%，即144000元。因王中喜已经支出了16万元的赔付款，故华生中心主张已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月利率千分之十，无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利率应当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起息日期，因王中喜在2019年11月30日前已支付11万元，故华生中心主张从2019年11月30日起计算利息，本院不持异议，但余款34000元应从最后一笔付款即2019年12月30日起计算利息。 华生中心诉请的诉讼费529元、525元、7127元和律师费1万元，因该诉讼费、律师费系因惠农公司或惠农后白分公司、王中喜未主动向神禾公司先期赔偿，导致神禾公司提起诉讼而产生，属扩大的损失，该费用应由惠农公司或惠农后白分公司、王中喜自行承担，华生中心向科利隆公司追偿前述款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科利隆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损失144000元； 二、被告成都科利隆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支付如下资金占用利息： 1、以11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2、以34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7元（已减半），由被告成都科利隆农资有限公司负担1537元，原告句容市华生农资服务中心负担5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付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