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科，男，196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永，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梦，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华芝，女，196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天文，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刘建科因与被上诉人陈华芝、董天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6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建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0104民初64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驳回陈华芝、董天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陈华芝、董天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陈华芝、董天文虽然提供了借条或借据，但是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如数将借款给付到了刘建科。具体从陈华芝、董天文提供的三份借条对应的付款凭证来看，一审法院在认定借款本金事实部分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份是2013年11月11日的《借条》，《借条》内容是“今借到陈华芝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并注明“借款汇入长沙银行金瑞支行潘馨媛的账号内（账号：×××98）”。陈华芝、董天文提供的对应支付凭证为：2013年11月11日案外人邓林的一个建设银行账号为6227********的50万元《转账凭条》。一审法院在没有追加邓林为本案当事人，陈华芝、董天文没有提供案外人邓林向人民法院确认该款项是替陈华芝、董天文向刘建科支付的借款的情况下，就认定了该笔借款为陈华芝向刘建科支付的借款。第二份是2014年1月26日的《借条》，《借条》内容是“今借到陈华芝现金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其中2013年11月8日叁拾万元整，2014年元月26日壹拾伍万元整）按月付息”。陈华芝、董天文提供的对应支付凭证为：2013年11月8日案外人董新文的一个建设银行账号为6227********的30万元《转账凭条》和2014年1月26日陈华芝的一个建设银行账号为6217********的10万元《转账凭条》。案外人董新文同样没有向人民法院确认该款项是替陈华芝、董天文向刘建科支付的借款，该两笔款项实际支付总额为40万元，而不是45万元，并且都是转入到案外人潘馨媛的账号内的，而不是本案刘建科的银行账号内。对于该45万元借款，刘建科并没有指定案外人潘馨媛收取款项，同时，刘建科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陈华芝与案外人潘馨媛之间本身就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文书已完全证明陈华芝与案外人潘馨媛之间在此前是存在经济往来的，故陈华芝提供的其与案外人潘馨媛之间的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是向刘建科的借款。第三份是2015年2月7日的《借据》，《借据》内容是“今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8年7月15日，刘建科在该《借据》上批注是“同意从汇缘丰维修款中代还”。陈华芝、董天文提供的对应流水是：2015年2月7日陈华芝的一个建设银行账号为6217********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显示转账金额只有18万元，并且转入的账号是案外人潘馨媛的银行账号，而不是刘建科的银行账号之内。在陈华芝与案外人潘馨媛本身存在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将案外人潘馨媛收取陈华芝全部款项的行为，都认定是刘建科收到陈华芝借款的行为，这种随意定性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刘建科的合法权益，二审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陈华芝、董天文没有提供其向刘建科如数支付了115万元借款的证据。陈华芝、董天文在庭审过程中所述：第二份《借条》中存在一笔5万元的现金交易；第三份《借据》中存在一笔2万元、一笔1000元的现金交易以及一笔19000元的借款利息转本问题。这些陈述都是不真实的，陈华芝、董天文给付到刘建科的借款根据就没有进行过现金交易，而且陈华芝、董天文也没有提供支取5万元的任何证据。第三份《借据》中的19000元利息，更不符合常理，第一份《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第二份《借条》中虽约定了利息，但没有明确约定利率，故陈华芝、董天文的计息基数不可能包含第一份《借条》中的50万元。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陈华芝、董天文应当就存在的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仅以出具借条或借据的形式认定陈华芝、董天文已实际支付了借款本金115万元的事实，明显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对于借款利息问题查明不清，并且适用法律错误。陈华芝提供的三份借条或借据中，其中有两份是没有约定利息的，有一份约定了利息，但没有明确约定利率的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不能按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因素确定利息的，可一审法院却结合交易习惯认定了刘建科与陈华芝、董天文之间存在借款利息，并将刘建科之前已偿还给陈华芝、董天文的款项当作是支付了陈华芝、董天文的借款利息，从而导致没有认定刘建科已归还陈华芝、董天文借款本金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对刘建科已经归还的部分定性为归还陈华芝、董天文的本金。陈华芝、董天文辩称，一、刘建科自陈华芝、董天文处共计借得人民币11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建科分别于2013年11月11日、2014年1月26日、2015年2月7日向陈华芝出具了三张借条（借据），刘建科自陈华芝处共借得钱款115万元。该借款事实除了三张借条（借据）外，还有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2013年11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2013年11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2014年1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单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证据均在一审过程中经举证、质证，相互印证，充分证明刘建科自陈华芝处共计借得本金人民币115万元这一事实。二、刘建科至今没有返还分文本金。刘建科自陈华芝处借得钱款115万元后，至今分文未还，刘建科向陈华芝出具的三张借条（借据）原件至今仍在陈华芝、董天文手里。刘建科所谓应对其在借款期间向陈华芝支付的利息认定为已归还本金的主张纯属歪曲事实。刘建科至今未收回任何借条（借据），也未在借条（借据）上做任何与其主张相关的标记，更未就自己的主张提供任何证据。三、一审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在刘建科第一次借款时，刘建科和陈华芝已经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证据中国建设银行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单证明，在2015年12月15日之前，刘建科基本上做到了每月按月利率2%向陈华芝支付利息。而且，刘建科在其2014年1月26出具第二张借条（借款45万元）前，按本金50万元的基数计算并支付利息；在2014年1月26后，按本金95万元计算并支付利息；在2015年2月7日后至年月日前，按本金115万元计算并支付利息。刘建科所谓其在借款期间逐笔支付的利息应为归还本金纯属歪曲事实。如果真如刘建科所述，其必定会在每次支付利息时要求扣减已还金额、确认欠款余额，也必定会在还清各笔借款时要求收回对应的借条（借据）。事实上，刘建科此前从未收回三张借条（借据）中的任何一张，也从未提出扣减借款本金，刘建科出具的三张借条（借据）原件至今仍在陈华芝、董天文手里。所以，刘建科在借款期间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的是利息，不是本金。陈华芝、董天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刘建科立即偿还陈华芝、董天文借款本金人民币115万元；2、请求判令刘建科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1日至2015年2月7日期间，刘建科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陈华芝借款。陈华芝于2013年11月11日向刘建科指定的潘馨媛的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于2013年11月8日向刘建科指定的潘馨媛的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于2014年1月26日向刘建科指定的潘馨媛的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并于同日向刘建科支付现金5万元，于2015年2月7日向刘建科指定的潘馨媛的账户转账支付18万元，并向刘建科支付现金1000元。2013年11月11日，刘建科向陈华芝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华芝现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计￥500000元，借款汇入长沙银行金瑞支行，户名：潘馨媛，账户：×××98。”2014年1月26日，刘建科向陈华芝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华芝现金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其中2013年11月8日叁拾万元整，2014年元月26日拾伍万元整），按月付息”。2015年2月7日，刘建科向刘建科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200000元。”上述20万元中的1.9万元系95万元借款本金按月息2分即年利率24%计付的利息经陈华芝、刘建科结算后转为借款本金。2018年7月15日，刘建科在该借据上注明：“同意从汇源丰维修款中代还。”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1月25日，刘建科每月向陈华芝支付1万元，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6日，刘建科每月向陈华芝1.9万元，2015年2月7日至2016年1月31日，刘建科每月向陈华芝2.3万元，2016年1月31日之后。刘建科以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的方式向陈华芝共计支付26万元。其中，2016年5月11日支付5万元，2016年5月28日支付1万元。2016年8月18日支付1万元，2016年12月15日支付10万元，2017年1月26日支付1万元。2017年3月28日支付2万元。2017年4月16日支付2万元，2017年5月16日支付2万，2017年6月19日支付1万元，2017年12月9日支付9800元，2017年12月11日支付200元。之后，刘建科再未向陈华芝归还借款本息，陈华芝于2018年10月24日起通过微信等方式多次向刘建科催要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陈华芝与董天文于1986年2月5日登记结婚，庭审中，陈华芝与董天文一致确认，陈华芝、董天文诉称的115万元借款系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为，陈华芝、董天文与刘建科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上述借款陈华芝、董天文已实际支付给刘建科借款本金113.1万元，另外1.9万元系95万元借款本金按月息2分即年利率24%计付的利息经陈华芝、董天文、刘建科结算后转化为借款本金，故陈华芝、董天文与刘建科之间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建科认可收到了陈华芝、董天文2013年11月11日的50万元借款，但抗辩未收到2014年1月26日的《借条》及2015年2月7日的《借据》所载明的45万元及20万元借款。但陈华芝、董天文113.1万元均系支付至潘馨媛账户，其在2014年1月26日的《借条》上亦明确注明45万元借款系2013年11月8日的30万元借款和2014年1月26日的15万元，其于2018年7月15日在2015年2月7日的《借据》上亦注明：“同意从汇源丰维修款中代还”。刘建科在还款过程中亦未对是否收到借款及收到借款的数额提出异议，且截至2017年12月11日，刘建科已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78.4万，远超2013年11月11日的50万元借款数额，故刘建科已实际收到借款113.1万元。另外的1.9万元系陈华芝、董天文、刘建科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借款利息转化为借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刘建科的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1月25日，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共计支付2万元；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6日，刘建科共计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22.8万元；2015年2月7日至2016年1月31日，刘建科共计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27.6万元。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11日，刘建科共计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26万元。根据银行转账流水及双方当事人陈述，2013年11月11日至2016年1月31日，刘建科所支付陈华芝、董天文款项均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本金按月息2分即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且当事人双方在2014年1月26日的45万元的《借条》及2015年2月7日20万的《借据》上均未对上述款项作为刘建科归还的借款本金进行抵扣和结算，2018年7月15日，刘建科在2015年2月7日20万的《借据》上签名备注时亦未对上述支付款项作为归还的借款本金进行抵扣和结算。尤其在2016年1月31日及2017年12月11日，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的还款金额已分别达到52.4万元及78.4万元，但刘建科仍未将部分借条收回，亦未将所还款项作为归还陈华芝、董天文的借款本金进行抵扣并重新结算，或要求陈华芝、董天文出具收到归还借款本金的收条。同时，刘建科在2014年1月26日向陈华芝出具《借条》亦载明按月付息，该借条并未载明具体利率，符合陈华芝、董天文、刘建科口头约定自2013年11月11日起刘建科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的惯例。刘建科抗辩陈华芝、董天文与刘建科双方未约定月息2分的利率及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的上述款项均系归还借款本金，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银行转账流水和两份《借条》及《借据》等证据，应当认为双方就案涉115万借款约定了月息2分即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并且是按月付息。因此，刘建科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向陈华芝、董天文支付的52.4万元均系借款利息。自2015年2月7日起刘建科应当依约按月向陈华芝支付2.3万的利息。依此计算，刘建科自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11日支付给陈华芝、董天文的26万元亦为刘建科所支付的借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准备时间。”陈华芝、董天文、刘建科之间的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经陈华芝、董天文多次催告，刘建科未归还所欠115万元借款。故陈华芝、董天文请求判令刘建科立即偿还陈华芝、董天文借款本金人民币115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华芝、董天文就该案未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除案件受理费外，亦未实际产生其他诉讼费用，故对陈华芝、董天文请求判令刘建科承担保全费和其他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限刘建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陈华芝、董天文借款115万元；二、驳回陈华芝、董天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减半收取7,575元，由刘建科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借款的本金数额问题以及尚欠本金结算的问题。一、关于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出具三份借据的金额共计115万元，同时陈华芝、董天文提供了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及18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刘建科上诉主张50万元的转账凭证上出款账户为邓林而非陈华芝、董天文，且一审法院未查实邓林身份，因此不认可该50万元系借款。经本院确认，一审法院与邓林进行谈话，确认邓林系代陈华芝、董天文转款；且刘建科于一审中亦认可该50万元系向陈华芝、董天文的借款。故刘建科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建科主张第二份借条上45万元的款项其并未收到，且转账凭证显示该款项系转入案外人潘馨媛的账户，与刘建科无关，因此不认可该45万元借款。根据刘建科出具的第一份借条，其上明确载明指定潘馨媛账户进行收款，且30万元及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虽然金额与借条所载金额不一致，但其转账时间一致，且陈华芝、董天文对潘馨媛代收款项、剩余5万元以现金支付的时间、地点与交付方式以均有明确清楚的陈述，而刘建科在庭审中对于该45万元的陈述模糊，且无法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出具借条与实际转账情况不符的事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45万元亦系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刘建科主张第三份借据上的20万元，转账流水为18万元，且该款项亦转入潘馨媛账户，故其不认可该20万元的借款。经本院查明，刘建科在一审庭审中对于该20万元借据及相关流水进行质证时，明确表示该收到该20万元中的18万元，仅对于2万元存在争议。而陈华芝、董天文亦对该2万元的形成有明确且清楚的陈述，本院认为，刘建科对该款项的表述以及愿意以维修款代为支付的陈述，均说明其自认该借款的真实发生，综合考虑双方对该款项的形成并结合双方聊天记录分析，刘建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的借款本金为11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刘建科尚欠本金结算的问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截至2017年12月11日，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的还款金额已达到78.4万元。刘建科与陈华芝、董天文在第一份借条上虽未明确约定利息，但第二份借条载明“按月付息”，且根据刘建科按月向陈华芝、董天文转账的金额及双方聊天记录可知，双方确有对利息进行约定，且与陈华芝、董天文主张的月息2%相符。按照一般债务先清偿利息再清偿本金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刘建科向陈华芝、董天文已经支付的款项均为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建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上诉人刘建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 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宜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