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11799号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郑景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洪，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争名，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常立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8月6日作出（2020）粤0191民初117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查封或者扣押被告名下价值226227.26元的财产，并对该裁定予以执行。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争名、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费及有关费用共计209977.9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纳金6299.3元（按每日0.1%计算，自2020年6月3日起计至清偿运费及有关费用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7月1日，209977.96*0.1%*32=6299.3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律师费）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21日，被告通过邮件向原告下涉案订单，原告于5月22日接收被告货物，并开展工作。原告将提单、账单以及机场过磅数据分别在2020年5月25日、5月27日通过邮件发给被告，但均未收到被告任何回复。2020年6月2日，经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沟通得知，被告确认货物已全部提走，但运费以及其他费用依然分毫未付。直至6月9日，原告再向被告追讨费用时，被告竟称原告从未与被告复核机场过磅数据，机场数据与被告在仓库时称重数据差异较大，要求以被告仓库称重数据为准支付费用，而且还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二次提货的费用。原告认定并不合理。被告于2020年5月21日签订的《货运委托书》第4条中约定：“本公司／本人保证在收到运杂费结算单后三日内核对并提出异议，否则视为无异议。”被告至5月30日之前并无向原告提出任何异议，理应认定为被告对原告发出的运杂费结算单无异议，需按原告提供的杂费结算单全额支付运杂费。诉讼中，原告主张诉讼请求第一项中运费就是指空运费206912元，有关费用包括中港费2835.96元、操作费138元、登记费92元，合计209977.96元；诉讼请求2中的滞纳金性质为逾期支付费用的违约金。被告答辩称：一、被告货物出仓时的净重是3660千克，货物的外包装分为纸箱和编织袋两种，纸箱有70个，重量为l.2-1.3千克／个，编织袋约100克／个，所有外包装的总重量在100千克左右。原告在2020年5月23日第一次请求被告确认中港数据为3757千克（25.906方），重量数据基本与被告货物加外包裝的出仓数据吻合，在被告对体积数据提出质疑后，原告答复称该重量数据是准确的，体积数据仅作参考，同时提出“因为货太多了，中港那边会堆在一块块板上称重量和量尺寸”。原告在2020年5月24日第二次请被告确认中港数据为3862千克（23.633方），当时原告并没有解释为何第二次的重量会比第一次多出105千克，而被告因为受到原告之前所称“因为货太多了，中港那边会堆在一块块板上称重量和量尺寸”的误导，误以为3862千克是包含了卡板的重量，在最终结算时会对部分的重量予以扣减，同时因为该批货物需要加急发往洛杉矾，因此只核对了体积数据为23.633方无误后便对该数据进行了确认。2020年5月27日，原告又向被告提供了一张2020年5月23日的手写且没有盖章的《收货核对表》（俗称“过磅纸”，发货机场出具，应为机打并有发货机场的盖章），要求被告按照上面记载的重量3904千克进行最终结算，被告对此无理要求明确予以拒绝。可见，在本案的合同纠纷中，原告请求被告确认的第一次的中港数据3757千克才是最符合实际货物情况并真正得到被告确认的数据，应当以该数据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二、原告在本案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对此应当在结算金额中予以扣减。按照货运委托行业的行规，如果委托运输的货物重量与实际称重之间的误差超过3%，承运人应当通知托运人进行复重并重新确认，但是原告并没有通知被告进行复重及重新确认，而是在事后要求被告按照3904千克进行最终结算。被告在委托时已明确告知原告相应的托运要求，但原告在运输过程中，一是没有按时运输（原定5月25日凌晨飞出，实际5月26日飞出），二是将同一批141件货物分为两批运输，第二批货物85件在5月27日才到达洛杉矶机场，给被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22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5元）和不可估量的延误损失及信誉损失，鉴于原告迟延运输给被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被告请求法院按照民用航空法对于国际航空运输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每公斤17为计算单位，在被告应支付的托运费用中予以直接扣除。三、本案《货运委托书》中的“委托方承诺”均是原告单方拟定格式条款，不正当地免除了原告的责任、加重了被告的责任、排除被告的主要权利，应为无效条款。被告在收到原告提出的按照3904千克进行最终结算的要求后，已及时向原告提出异议并要求原告赔偿因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给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在《货运委托书》中单方约定迟延付款的滞纳金，却没有约定迟延运输的违约金，也没有向被告提示可能存在迟延运输的风险，系不正当地免除了原告的责任、加重了被告的责任、排除了被告的主要权利，应为无效条款。并且，每日千分之一的滞纳金标准也过高。双方在货运委托书上所签订的委托方承诺的第4点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对运杂费结算单没有异议，但被告已经对该结算单提出异议。四、律师费用并不是必须的维权费用，也依法无据。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21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货运委托书》，主要内容记载：发货人为被告，收货人为LURHZEGTARDINGINC，起运港为CAN，目的港为LAX，航班日期为5月26日，预计到货时间5月22日，报关行为国翔；货物信息为：唛头为箱，件数为130CTNS，中英文实际品名和提单品名记载为后补，毛重3.5t，运价53/t(不含53tc)，体积和尺寸为19cbm。备注内容为“委托方承诺:…2、本公司/本人同意承运人必要时抽查货物的实际重量和尺码，以最终确认运费…；4、本公司/本人保证在收到运杂费结算单三日内核对并提出异议，否则视为无异议，本公司/本人确认费用后，将于日内付清全部款项（默认货物出运后七天，如另有结款协议则按协议时间支付），否则按每日0.1%计算滞纳金。”该《货运委托书》托运人处加盖有被告公章。诉讼中，原告、被告均确认空运费单价为53元/千克。原告主张，《货运委托书》就运价备注的“不含tc”是指不含地面的操作费用；预计到货时间是指货物出运前被告将货物运输至原告方指定仓库的时间，并非是收货人收货的时间。2020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请核对中港数据3757KG/25.906方”，并附有表格，表格包含内容“单号GIL2005066，数量141，重量（kg）3757，体积(m3)25.906”。同日，在原告人员、被告人员共同所在的微信群中，原告人员称：“你好，请核对确认下中港数据，明细已发邮件，确认好，请答复。”被告人员问：“中港费是怎么算的呀？”原告人员回应：“中港给你按最终的数据来计算。”被告人员回复称：“OK，这个数据真的是搞笑，居然有1米8高的。”原告人员回复：“因为货太多了，中港那边会堆在一块块板上称重量和量尺寸…是整板这样量…这票中港体积数据是参考，重量是准的。”2020年5月24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请求被告确认数据，内容为“请查收确认数据，实重3862KG，23.633个方”。同日，在前述微信群中，原告人员问：“你好，这票确认好了吗？我这边好像没收到邮件答复。”被告人员回复：“确认。”诉讼中，原告主张，货物的起运港是香港机场，被告将货物运输至中港位于深圳的仓库后需要进行称重，也就得出了原告在2020年5月23日要求被告确认的重量，然后货物会运输至中港位于香港的仓库，此时会在香港仓库再次进行称重，也就得出了原告在2020年5月24日要求被告确认的重量，之所以两个重量会有差异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称量设备以及货物的包装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被告包装货物的材料是纸箱和编织袋，为了符合运输的要求会另行进行包装固定，所以重量会有所增加。被告则主张，其委托原告运输的仅仅是货物，并且其货物有自己的包装，包装的费用应当属于原告自行承当的经营成本。被告还主张，原告人员明确表示中港称重是堆在一块块板上称量，其当时也对称量的尺寸提出了异议，表示高度不可能高到1.8米，一开始其对3757千克这个重量是确认的，后来原告又让其确认重量为3862千克，其以为该重量包含了木板的重量，最终结算会扣除木板的重量，所以其看到原告人员表示体积为23.633个方就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5月25日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你好，请查收提单，账单后补，谢谢。”诉讼中，原告提供一份其主张为该邮件所称的提单的文件，显示单号为933-75621081，发货人为被告，收货人为LURHZEGTARDINGINC，起运港为香港，目的港为洛杉矶，重量为3904。被告对该文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原告并未向其提供提单，仅仅告知了提单号码，其聘请的卡车司机在洛杉矶机场向机场提供一份由报关公司提供的名为运输指令的英文文件和提单号码即可提货，其已经提取货物。原告于2020年5月27日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你好，请查收核对账单，机场测量的重量是3904KG，请查看过磅单，谢谢。”该邮件有名为“5.25鼎蓝-华航吉运空运账单…”和“过磅单933-75621081”的两份附件。原告于诉讼中提供的《收货核对表》主要记载：日期2020年5月23日，单号933-75621081，件数总数为141，重量为3904k。该《收货核对表》均为手写内容，无盖章和签名。原告于诉讼中提供的运杂费清单显示系原告以被告为对象于2020年5月27日出具，主要记载：航班日期2020年5月25日，始发地HKG，目的地LAX，单号933-75621081，件数141CTNS，计费重3904KGS；费用项目包括空运费、中港费、操作费、登记费，其中，空运费数据为“数量3904，单位KG，单价53，金额206912元”，中港费数据为“数量23.633，单位CBM，单价120，金额2835.96元”，操作费数据为“数量1，单位SHPT，单价150，金额138元”，登记费数据为“数量1，单位SHPT，单价100，金额92元”，合计209977.96元。诉讼中，原告主张，《收货核对表》即为其于2020年5月27日向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名为“过磅单933-75621081”的附件，运杂费清单即为该电子邮件中名为“5.25鼎蓝-华航吉运空运账单…”的附件。被告对《收货核对表》、运杂费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根据交易惯例，货物在到达目的港后会由目的港机场针对货物的重量出具过磅纸，过磅纸会载明货物下飞机之后进行称重的重量，该重量应当与货物上机时称重的重量一致，但是原告并未向其提供目的港机场的过磅纸，《收货核对表》记载的日期是2020年5月23日，而货物中的最后一批是在2020年5月27日才到达目的港，所以该《收货核对表》不可能是目的港机场出具的过磅纸，正是因为对该《收货核对表》的内容有异议，其才对原告主张的运费不认可。原告则主张，在双方进行过的其他交易中最终作为费用计算依据是其向被告发送的类似于其于本案中提交的运杂费清单的费用清单，以往被告在收到其发送的费用清单后都是认可的，费用清单中的重量是航班起飞前在起运港过磅得出的重量，根据该重量计算运费，在以往的交易中也不存在被告所称的目的港机场出具的过磅纸，重量都应当是在航班起飞前就确定好的，而不应该是在航班到达目的港后才确定；《收货核对表》记载的3904千克就是在航班起飞前在机场过磅得出，属于第三方的数据。2020年5月25日，在前述微信群中，原告人员告知被告人员：“933-75621081==你好，不好意思，此票由于配载原因，航班推到25号晚飞出，预计周三会抵达LAX，给您带来的不便，请见谅。”被告人员问：“这个当时定的几号飞的？”原告人员回复：“当时定的25号凌晨飞的。”2020年5月27日，在前述微信群中，被告人员提到：“933-75621081这个是分批飞了吗？”原告人员回复：“是的，分批飞了，有56件已到LAX，另外一批今天会飞。另外一批飞了后，我再更新给你们哈。”被告人员提到：“清关行那边的资料是141件一起的，所以发通知就是一起的发的不是分批的，我们国外的货车司机是收到了提货通知就去提了，结果取到了是85件，这样不就是两次费用了吗。”原告人员回复：“先问下国外提到货没。”2020年6月2日，原告人员通过微信询问被告人员：“933-75621081==你好，你们这批货提走了吗？我看完网上没有显示更新。”被告人员回复：“已经提走了”。2020年6月9日，在前述微信群中，被告人员提出：“这个重量我只按照3785KG结算，多一分都不结算，而且答应我的一票飞走，结果给我分了两票，尾端我们已经造成了延误损失，通知提货是货到齐了一起提走的……”原告人员回复：“重量误差3%左右都是正常的范围内，不扯了，按你们的来，麻烦今天帮我们结清运费，谢谢。”后原告人员又提到：“3862kg，这个是你们确认的重量。”被告人员称：“这个重量和我们提供给你们的数据有出入，不可能你们报什么数据我们就认什么数据，我们的重量是3785kg，我们只认这个数据，拉仓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但是多付的提货费用，这部分你们必须要承担。”原告人员回复：“3862KG是你们确认的重量，请知悉。”被告人员回复：“可以啊，那就按照这个重量算，拉仓导致货物延期到港每公斤扣5块钱就行了。”原告人员回复：“不可能，你们这个没有道理的。”诉讼中，原告主张，聊天记录中原告人员所称的原定25日凌晨起飞，只是一个预估的时间，航班的起飞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货物在27日运达目的港也属于按时到达，不存在延误；至于货物分两批进行运输也是受制于飞机的载货量，并非原告所能控制；第一批货物是在2020年5月26日到达目的港，第二批货物是在2020年5月27日到达目的港，虽然货物是分批到达，但收货人可以在全部货物都到达后一次性提货，没有必要分批提货。被告则主张，原告迟延运输货物且将货物分为两批运输，导致其发生损失22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5元）。再查明，诉讼中，被告主张，原告并未提供中港费、操作费、登记费实际发生的单据，无法证明该些费用有实际发生，而且中港费、操作费、登记费都不应由其来承担。原告则主张，中港费、登记费、操作费属于常规费用，该些费用在以往的交易中被告也有向其支付。为证明己方主张，原告提交了四张《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显示日期分别为2020年2月20日、3月10日、4月15日、5月7日，付款人均为被告，收款人均为原告，用途均为“空运费”。诉讼中，被告主张上述四张回单用途均明确记载为空运费，不包含中港费、登记费、操作费。而原告则主张，备注记载了空运费，是因为备注的字数有限制，备注的空运费已包含空运费、中港费、登记费、操作费4项费用。又查明，原告（甲方）与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乙方）于2020年6月2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因与被告运费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代理，甲方于签订合同3天内支付给乙方10000元律师费。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7月1日以原告作为购买方开具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现代服务*律师费”，价税合计10000元。诉讼中，原告主张，由于律师费的金额不大，其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律师费。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已履行为被告提供货运代理服务的合同义务，被告确认已经完成提货，应依约向原告支付费用。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空运费的计费重量如何确定和中港费、登记费、操作费是否属于原告的收费范围。关于空运费的计费重量，原告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向被告告知的重量共有3个，由小到大依次为3757千克、3862千克和3904千克。原告主张应以《收货核对表》记载的3904千克为准，但该《收货核对表》无任何单位签章，未能反映该文件的来源，且被告对此计费重量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在原告于2020年5月24日向被告发送请求被告确认数据的电子邮件中记载的重量为3862千克，被告人员随后在微信对话过程中表示对该重量予以确认，并在提货后仍未对该重量提出异议，而是在原告主张应按照3904千克计费后方才提出认为应当按照3757千克计费的意见。尽管被告主张是其系因为受到原告人员之前所称“因为货太多了，中港那边会堆在一块块板上称重量和量尺寸”的误导，误以为3862千克是包含了卡板的重量且在最终结算时会对部分的重量予以扣减方才予以确认，但从双方人员当时微信对话的前后内容来看，原告人员并未表示过3862千克是包含了卡板重量在内的重量且还强调“这票中港体积数据是参考，重量是准的”。如被告对3862千克这一重量存在疑问，理应及时进一步向原告询问该重量的构成情况以便双方在货物起运前解决重量争议，而非是在已经表示确认的情况下又在货物运抵目的港且提货后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应以3757千克作为计费重量的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定，空运费的计费重量应以3862千克为准。关于原告主张的中港费、登记费、操作费三项费用，《货运委托书》并未载明该三项费用属于原告向被告计收的费用范围。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也仅能证明被告以往曾向其支付过空运费，原告关于该三项费用属于常规费用以及被告以往支付的费用中包含有该三项费用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费用仅为空运费且金额为204686元（3862千克×53元/千克）。《货运委托书》中仅载明航班日期为2020年5月26日，并未进一步明确货物应到达目的港的时间节点以及所有货物应当在同一时间节点达到目的港，再考虑到货物的起运港、目的港分别为香港和洛杉矶，运输距离较远，被告主张货物分为两批运输且最后一批于2020年5月27日运达目的港即构成延误，依据不足。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其由于货物分批运输而遭受损失。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应在空运费中扣除其损失金额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空运费的付款期限，《货运委托书》约定为被告确认费用后，且默认为货物出运后七天。虽然被告在提货后对原告主张的3904千克这一计费重量提出异议，未对原告主张的费用金额予以确认，但双方的争议并不妨碍被告先行按照其此前已经确认的3862千克重量向原告支付空运费。故被告理应在收到原告发送的费用清单后支付空运费，其逾期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空运费204686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自2020年6月3日起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被告以《货运委托书》仅约定迟延付款的滞纳金，未约定迟延运输的违约金，也未提示可能存在迟延运输的风险为由，认为属于不正当地免除原告责任、加重被告责任、排除被告主要权利，进而主张《货运委托书》中的滞纳金条款为无效条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前述滞纳金条款，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日利率0.1%，明显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关于律师费负担问题的约定，且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支出律师费10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空运费204686元；二、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04686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4元，由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392元，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430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651元，由原告广州鼎蓝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138元，被告广州华航吉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15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袁微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