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茂燕，女，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杨，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铁岩，男，1974年4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叶青，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日鸣飞虹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马坊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小琳，职务不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向生，男，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王茂燕因与被上诉人张铁岩、北京日鸣飞虹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鸣飞虹公司）、杜向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3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茂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1.杜向生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同时办理了公证债权文书和委托第三人出售房屋的公证，明显属于“套路贷”，杜向生只是为了借钱，没有出售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杜向生与日鸣飞虹公司没有房屋买卖的交易行为，日鸣飞虹公司没有看房、没有支付购房款，也没有核实房屋权属和交付房屋，是办完过户登记手续后通过暴力手段清房；2.张铁岩不构成善意取得，日鸣飞虹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革发现房屋权属有问题后，与张铁岩恶意串通进行虚假交易，使房屋进行第二次交易，制造张铁岩是善意第三人的假象，张铁岩也参与了日鸣飞虹公司的第一次购房行为并参与了暴力清房。张铁岩辩称，不同意王茂燕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张铁岩对杜向生借款不知情，张铁岩从日鸣飞虹公司处购房是善意且支付了200余万元购房款。杜向生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王茂燕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是单位所分，房屋被出售后杜向生没拿到购房款，张铁岩知道涉案房屋存在问题，不是善意。日鸣飞虹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王茂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张铁岩、日鸣飞虹公司、杜向生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茂燕与杜向生原系夫妻关系，2001年，王茂燕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与杜向生离婚，要求孩子归其抚养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01年12月19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1）丰民初字第9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王茂燕与杜向生离婚，对于401室，该案判决“位于本市丰台区×××三十五号二居室一套住房，大房间及附属阳台，由原告王茂燕居住使用，小房间由被告杜向生居住使用，门厅、卫生间、厨房及附属阳台，由双方共同使用”。王茂燕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9日作出（2002）二中民终字第01768号民事判决书，对于一审关于401室的判决内容予以维持。之后，401室由王茂燕和杜向生的母亲共同居住使用。2012年7月17日，401室登记至杜向生名下，共有情况登记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72.78平方米。2016年8月16日，杜向生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公证，公证书载明：“兹证明杜向生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委托书显示委托人为杜向生，受托人为张小平、王保平，委托内容主要包括：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办理401室的查询房产档案、办理房源核验等手续、办理和换取不动产权证书；提前偿还房屋贷款、办理房屋解押手续；出售房产、接受询问并签署有关文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含网签）；收取房款；协助买方办理购房贷款及抵押手续；办理房产交易涉及的资金托管等相关手续；办理水、电、燃气等物业交割手续；办理其他与房产出售相关的一切事宜；开具央产房出售上述证明等。杜向生在公证处签署声明书一份，载明：“本人自2002年4月年离异后至今未婚，办理此次公证涉及的房产是我和前配偶离婚时约定归我所有，是我的个人财产。本人保证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不实，损害到配偶或第三人的利益，我本人自愿对其主张的权利或损失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在公证处工作人员向杜向生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杜向生称：“另委托书后要附我方的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婚姻证件材料的复印件”，工作人员问：“这些证件是委托书的一部分，其真实性你方能否保证”，杜向生答：“能保证，我方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在公证处随公证委托书附卷的有（2001）丰民初字第9297号民事判决书和（2002）二中民终字第01768号民事判决书，其中（2001）丰民初字第9297号民事判决书关于401室的判决内容为：“二居室住房位于本市丰台区×××三十五号二居室一套住房，产权归男方所有”。在办理上述委托公证后，张小平代理杜向生（出卖人）与日鸣飞虹公司（买受人）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为401室，房屋成交价格为2000000元。2016年12月22日，401室转移登记至日鸣飞虹公司名下。2017年2月1日，日鸣飞虹公司（出卖人）与张铁岩（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为401室，房屋成交价为2300000元，定金金额为210000元。签订上述合同当日，日鸣飞虹公司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张铁岩购房定金210000元；2017年2月17日，张铁岩向日鸣飞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锡转账给付2090000元，日鸣飞虹公司当日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购房款2090000元；2017年2月20日，401室转移登记至张铁岩名下。经查，202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以杜向生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调取了相关刑事卷宗材料，卷宗材料显示2016年8月16日杜向生办理委托公证当日，杜向生与柴×鹏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杜向生向柴×鹏借款1500000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2016年8月16日至2016年10月15日。杜向生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借款合同》办理了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根据卷宗材料，张铁岩及案外人张×革（自述是日鸣飞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先后两次在红星派出所就401室房屋买卖的相关问题接受了询问。王茂燕认为张铁岩、张×革前后两次关于买房的陈述内容相互矛盾，实际上张铁岩在2016年就知道并参与日鸣飞虹公司和杜向生的房屋买卖，2017年知道401室原产权的真实情况后为了让张铁岩成为善意第三人，才又过了一次户，杜向生与日鸣飞虹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涉及套路贷应当无效，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王茂燕利益，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亦是无效的。张铁岩称前后陈述细节有差异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同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张铁岩对杜向生的借款及401室真实产权问题并不知情，是善意的购房人。杜向生称自己只是为了借款的事，是小额贷公司的人让去的公证处，对方让签什么就签了，并不知道所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自己并不认识张铁岩和张×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日鸣飞虹公司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茂燕认为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在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时，401室已经转移登记至日鸣飞虹公司名下，而日鸣飞虹公司购买401室的交易行为系基于杜向生在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售房公证，且杜向生在公证处承诺401室系其个人所有，并提交了判决确认该房屋归杜向生个人所有的民事判决书，现并无证据证明日鸣飞虹公司在购买房屋时对于401室真实产权情况知情，王茂燕称日鸣飞虹公司的房产交易行为涉及套路贷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故日鸣飞虹公司购买401室系基于合法的交易行为，在此交易行为之后发生的再次转让行为并非导致王茂燕权益受损的原因，即使张铁岩和自称日鸣飞虹公司实际经营人的张×革关于房屋买卖细节前后陈述不一致，但此情形亦不能作为认定张铁岩与日鸣飞虹公司就401室的买卖行为损害了王茂燕合法权益的依据。综上，王茂燕的举证未达到证明“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标准，法院对王茂燕要求确认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之间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判决，驳回王茂燕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茂燕提交证据关于林×彬等人因“套路贷”被判刑的新闻截图，拟证明为杜向生办理公证手续的公证员已因涉及“套路贷”被追加刑事责任，本案也涉及“套路贷”。对此，被上诉人张铁岩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杜向生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茂燕主张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订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故应由其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与沟通，都希望通过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可以表现为当事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作出某种意思表示，对方当事人明知实施该行为所达到的目的，而不表示反对并与之签订、履行合同。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存在并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可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涉案房屋系日鸣飞虹公司从杜向生处购得后，再出售予张铁岩，现并无证据证明日鸣飞虹公司、张铁岩对涉案房屋真实权属情况知情。此外，王茂燕虽称日鸣飞虹公司、张铁岩涉及“套路贷”，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尽管张铁岩和自称日鸣飞虹公司实际经营人的张×革关于涉案房屋买卖的细节陈述前后不一，但上述情形不能作为认定张铁岩与日鸣飞虹公司恶意串通的依据。综上，结合全案证据，王茂燕所提供的证据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院对王茂燕要求确认日鸣飞虹公司与张铁岩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茂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王茂燕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春燕审 判 员 高宝钟审 判 员 陈雨菡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一洲书 记 员 孙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