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每层的****。法定代表人：令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群海，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中博通风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上杨家路欧景苑********。法定代表人：张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秋，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一路**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刘学西，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霞，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佳舟，男，197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霞，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巧丽，女，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霞，系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绿地地产集团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法定代表人：杨向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华，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英，湖北谦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中博通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公司）、湖北中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开公司）、严佳舟、郭巧丽、原审第三人绿地地产集团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1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洲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鄂0106民初19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博公司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中博公司、中开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买受人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与中开公司共同承担合同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中博公司与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实际买受人为中开公司，进而认定上诉人与中开公司共同承担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根据表见代理的原理，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买受人只能是确定的一方，即上诉人。一审法院既认定为表见代理，又认定上诉人与中开公司共同承担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错误，要求上诉人与中开公司共同承担合同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以一份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错误。基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上诉人与中博公司从未办理过结算，上诉人从未向中博公司支付过任何合同款项，中博公司也从未向上诉人开具过发票，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以一份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错误。3.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在原告方依据合同履行完毕后，甘万波一直向中开公司法定代表人严佳舟发送短信催款并对账，严佳舟对对账单也不曾表示异议。最后一次催讨发生在2019年8月30日。故对被告葛洲坝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中博公司从未基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其权利主张的请求，中博公司也未提供对上诉人权利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中博公司向中开公司主张过权利，而对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避而不谈，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中博公司与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而又认定上诉人与中开公司共同承担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错误，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原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中博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故提起上诉。中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开公司辩称，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是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建立的，中开公司作为当时工程中上诉人的分包商，因为内部约定和工作方便，三份购销合同是以上诉人名义签订的，但是中开公司才是实际的采购方和施工方，合同中的标的货物实际是中开公司采购并使用的，相关利益或纠纷也应当归于中开公司，所涉合同中也有中开公司的相关人员参与及签字。中开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有合同约定，关于所涉合同纠纷中开公司愿意承担责任。中开公司对中博公司所诉称的货款数额及未付款的事实无异议。中开公司员工严佳舟、郭巧丽签订合同和收取货物，是公司授权的行为，没有超出中开公司授权范围，系职务行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严佳舟、郭巧丽答辩称，买卖关系是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之间建立的，严佳舟是合同签订时中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事实经过很清楚，中开公司才是货物的实际采购和使用方。严佳舟、郭巧丽的行为是公司授权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绿地集团陈述意见为：绿地集团认为认定买卖合同的事实清楚，适用合同相对性予以判决绿地集团不承担责任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严佳舟、郭巧丽共同返还中博公司货款98,165元整及暂计利息5,000元（以98,165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3日计算至还清时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2、绿地集团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严佳舟、郭巧丽及绿地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开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7年10月24日，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法定代表人严佳舟，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郭巧丽系中开公司的员工。甘万波系中博公司的股东。2012年9月28日，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主要内容：购货方（甲方）严佳舟与供货方（乙方）中博公司就订购风阀产品达成协议；约定了货物名称、数量、价格、质量标准等；合同总金额为73,920元；货到工地6个工作日内一次结清（备注：预留5%质保金满一年付清）；交货地点为甲方施工现场（武汉绿地）。合同尾部，熊继平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印章，甘万波在乙方代表处签名。2012年12月8日，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需方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与供方中博公司就订购风机箱达成协议；约定了购销标的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质量标准等；合同总金额为106,200元；货到工地支付合同总额的50%，通风设备验收后支付至95%，余款合同总额的5%为质保金贰年后壹周内壹次结清。合同附件载明项目名称为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合同尾部及合同附件，甘万波在供方处签名并加盖中博公司合同专用章，严佳舟及熊继平在需方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2012年12月12日，中开公司与中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需方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与供方中博公司就订购风机箱达成协议；约定了购销标的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质量标准等；合同总金额为144,520元；货到工地支付合同总额的50%，通风设备验收后支付至95%，余款合同总额的5%为质保金贰年后壹周内壹次结清。合同附件载明项目名称为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合同尾部及合同附件，甘万波在供方处签名并加盖中博公司合同专用章，郭巧丽在需方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4月28日，中博公司向中开公司送货金额达308,515元并出具11张送货单，送货单上供方经办人处有甘万波的签名，需方经办人处有熊继平、郭巧丽、严佳舟等人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其中2012年9月28日的送货单上需方经办人处签名为“葛洲坝郭巧丽”。对此，郭巧丽在庭审中陈述“我是中开公司的员工，但我公司系葛洲坝公司的分包商，所以在该项目中对外是以葛洲坝公司的身份活动。”2015年9月21日至2019年8月30日，甘万波多次向严佳舟发送催款短信：2016年2月3日，甘万波短信发送余款为98,165元的对账单图片，甘“你那边是么个情况？”，8月1日，严“确实快了，会提前联系你！”，8月16日，严“稍后给您电话，好吗？”，甘“什么情况？电话也不接”，严“确实有事，不方便接电话，款到了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请放心”，甘“这个月底一定要安排啊，好多工人要发工资学生也要开学交学费了”，8月24日，严“稍后给您电话，好吗？”，8月26日，严“甘总：别催了！”；2017年1月20日，甘万波再次短信发送余款为98,165元的对账单图片，甘“严总什么情况”，1月22日，甘“严总今年一定要安排啊！都好多年了！设备当时给你的价格也很低对你的支持是也是相当到位的”，3月6日，严“稍后给您电话，好吗？”；2019年8月30日，甘“你到底是么意思钱一拖再拖打电话也不接钱也不付非要做老赖”。2014年5月，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甲方）与中开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就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履约期间与其工程分包商、材料分包商、劳务分包商（包括但不限于）等其他单位或者自然人签订的各类合同的履约责任和承担的费用均由乙方或其法定代表人严佳舟承担。《协议书》尾部有史群海、严佳舟的签名及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中开公司的盖章。2020年6月17日，中开公司向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由我公司承包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施工分包项目，我公司承诺积极主动配合业主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竣工结算、关闭工作，同时因我公司引起的一切债务纠纷及其他法律诉讼纠纷与贵公司无关，我公司自行承担。《承诺函》尾部有严佳舟的签名及中开公司的盖章。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3927号民事调解书，事实部分“查明：2012年，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甲方）与中开公司（乙方）签订《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从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取得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分包给中开公司。严佳舟系中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22日，中开公司以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原告武汉市洪山区巨龙消防设备经营部（乙方）签订《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购消防产品……”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2020年7月22日，中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学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博公司已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拖欠货款数额为98,165元完成了举证。中开公司对其与中博公司签订三份购销合同以及拖欠货款98,165元未付的事实均无异议。葛洲坝公司辩称其从未与中博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关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买受人的认定问题。其一、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葛洲坝公司将其承包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分包给中开公司。结合中开公司的辩称“三份购销合同是中开公司对外以葛洲坝公司的名义做出的”，及郭巧丽的陈述“我公司系葛洲坝公司的分包商，所以在该项目中对外是以葛洲坝公司的身份活动”可知，中开公司在承包葛洲坝公司的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期间，以葛洲坝公司的名义与中博公司签订了案涉三份合同，并在合同上均加盖了葛洲坝公司或者葛洲坝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的印章，三份合同中也提到了交货地点为武汉绿地或工程项目为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确系葛洲坝公司所承包的项目，后续中博公司依据合同送货产生的送货单上也加盖了葛洲坝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的印章。对此，虽然葛洲坝公司辩称《销售合同》中所盖的葛洲坝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法判断，葛洲坝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是中开公司私刻的。但无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中开公司未认可存在私刻印章的行为。再者，葛洲坝公司还辩称其不曾与中博公司签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开公司上述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已具备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足以使得交易相对人中博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为葛洲坝公司。因此，中开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中博公司与葛洲坝公司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其二、中开公司虽然未以自己的名义与中博公司签订案涉三份购销合同，但中开公司系涉案工程的分包商，且其对涉案合同实际由其履行不持异议，故中开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因此，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应对本案三份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依据合同约定，货款分别应于货到工地后的一年一周内、二年一周内支付完毕。而中博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故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应于2015年5月5日前付清货款。现中博公司已按约送货共计308,515元，中开公司认可仍欠付货款98,1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对中博公司主张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返还中博公司货款98,165元并支付利息（以98,165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3日计算至还清时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葛洲坝公司抗辩称中开公司系其公司的分包商且双方签有《协议书》约定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A04项目R1-R9消防工程履约期间签订的各类合同相应法律责任均由中开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严佳舟承担。因二者系葛洲坝公司与中开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中博公司对此并不一定明知，故对中博公司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绿地集团并非合同当事人，故对中博公司主张第三人绿地集团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严佳舟、郭巧丽在本案中是否需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中开公司认可严佳舟、郭巧丽签订合同系以公司的授权做出的行为，而且严佳舟、郭巧丽也并非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案涉合同，故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开公司承担。关于中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甘万波系中博公司的代表人，在中博公司依据合同履行完毕后，甘万波一直向中开公司法定代表人严佳舟发送短信催款并对账，严佳舟对对账单也不曾表示异议。最后一次催讨发生在2019年8月30日。故对葛洲坝公司辩称中博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葛洲坝公司、中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返还中博公司货款98,165元并支付利息（以98,165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3日计算至还清时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二、驳回中博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4元，减半收取1,182元；葛洲坝公司负担1,182元（此款中博公司已垫付，葛洲坝公司连同上述款项一并支付）。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9月2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首部载明购货方（甲方）为严佳舟。2012年12月8日、2012年12月12日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首部均载明需方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葛洲坝公司与中博公司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应支付货款及利息。根据查明事实，2012年9月2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熊继平在甲方（购货方）代表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印章；2012年12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严佳舟及熊继平在需方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2012年12月1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郭巧丽在需方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中博公司2012年9月7日至2013年4月28日的11张送货单上，需方经办人处有熊继平、郭巧丽、严佳舟等人的签名并加盖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印章。中博公司将所供货物均送至葛洲坝公司作为承建方的工地。郭巧丽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我是中开公司的员工，但我公司系葛洲坝公司的分包商，所以在该项目中对外是以葛洲坝公司的身份活动。”葛洲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前述合同或送货单上该公司印章或项目章不真实。葛洲坝公司应为前述三份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中博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葛洲坝公司应依约支付货款。葛洲坝公司关于其未订立和履行案涉买卖合同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熊继平、郭巧丽、严佳舟等人在合同或送货单上代表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部签字，并收取货物，足以使中博公司相信熊继平、郭巧丽、严佳舟等人有权代表葛洲坝公司。中博公司向严佳舟发送短信催收货款，构成向葛洲坝公司主张货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中博公司向葛洲坝公司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葛洲坝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2014年5月，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相关合同的履约责任和承担的费用均由中开公司或严佳舟承担，仅能约束该协议签订各方，对中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中开公司愿意承担案涉买卖合同的义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中开公司未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明显错误，本院予以尊重。综上，葛洲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4元，由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敏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