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6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幸福维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粮食店街**。法定代表人：杨佳亭，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负责人：沈国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淏，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云，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首地恒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体育场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军，执行董事。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法定代表人：陈昭文，执行董事。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法定代表人：刘军，执行董事。原审被告：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div>法定代表人：刘军，董事长。原审被告：北京咕咕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院iv>法定代表人：闫喜婷，执行董事。上诉人北京幸福维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维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原审被告北京首地恒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地恒瑞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公司）、原审被告国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澳公司）、原审被告北京咕咕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咕咕淘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20年11月16日，上诉人幸福维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被上诉人盛京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淏、李凌云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幸福维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复利第二段的计算标准，依法改判自2019年11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复利按照年利率7.3625%计算；2.双方当事人依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依照交易习惯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认定按照逾期利率计算贷款逾期后的复利，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混淆了行业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第一，《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仅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行业指导规范，用以约束银行的行为，并不能天然地对其他主体（如合同借款人）产生拘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借款人从银行贷款时，双方权利义务（包括违约责任）应通过书面合同予以确定；若借款人到期不归还贷款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即使是一审判决援引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其第二十条也明确要求“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对于贷款利率的规定，并非是用来约束或者给借款人强加其根本不了解的义务或违约责任。恰恰相反，法律和行业指导规范均反复要求各商业银行，要通过协商一致的书面合同规范贷款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复利标准，无异于强迫上诉人承担借款合同未约定的高额复利。第二，幸福维拉公司和盛京银行关于复利不存在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也不能被解读为“交易习惯”加以适用。一方面，幸福维拉公司从未向盛京银行支付过任何复利，不存在交易习惯；另一方面，银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是要把行业规范转化为双方协商认可的合同条款。一审判决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条款直接认定为“交易习惯”用以约束幸福维拉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认定“交易习惯”的规定。一审判决混淆行业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适用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交易习惯”认定的基本规则，于法无据，应予纠正。盛京银行辩称，一审法院关于复利的计算标准判项正确，适用法律无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在合同约定不明且没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认复利的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交易习惯包括“（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一审判决作为借贷法律行为交易习惯所援引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业指导规范，在银行业执行二十余年，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此外，案涉借款合同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的11.2款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或出现10.5规定的事项时，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幸福维拉公司作为正常的商业主体，应当知道该交易习惯，出现违约行为应适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除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规定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亦规定：“三、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上述规定进一步佐证借贷法律行为行业内的交易习惯是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幸福维拉公司关于不存在交易习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幸福维拉公司在案涉合同关于复利利率标准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亦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合同依据或交易习惯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幸福维拉公司的上诉请求。盛京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幸福维拉公司立即向盛京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亿元和暂计算至2019年9月18日欠付的利息15242420.14元、逾期利息4905265.63元、复利1064248.68元，以及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方式计算的逾期利息及复利，并支付违约金4000万元；2.判令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咕咕淘公司就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项下幸福维拉公司应偿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幸福维拉公司、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咕咕淘公司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盛京银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7日，盛京银行（授信人、甲方）与幸福维拉公司（受信人，乙方）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1010190117000099）（以下简称《授信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乙方提供人民币2亿元整的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乙方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具体业务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二年，自2017年11月7日至2019年11月7日；每笔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如发生以下事件之一即视为乙方违约或丧失信用：1.乙方没有按期支付到期的与甲方有关的贷款、垫款或其他未清偿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规定或每笔具体授信合同或协议发生的本金、利息等……；违约或失信情形发生后，甲方有权根据情节轻重调整、减少或终止本授信合同期间，并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1.宣布直接或间接源于本合同的一切债务提前到期，并要求乙方立即清偿，未能清偿的部分，视为逾期，甲方有权计收逾期利息并对未偿还的利息计收复利，逾期贷款利率按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执行；2.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各项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6.按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的20%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2017年11月7日，幸福维拉公司（借款人）与盛京银行（贷款人）签订合同编号为1010110217000364的《盛京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是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借款金额2亿元；借款期限24个月，自2017年11月7日至2019年11月6日。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与实际期限不一致的，以借据上标明的放款日和还款日为准；借款利率：年利率7.3625%；借款人每季支付利息一次，每季度末月20日为付息日；分次还本，具体还款金额和日期如下：还本日期为2018年5月7日还本500万元、2018年11月7日还本500万元、2019年5月7日还本500万元、2019年11月6日还本18500万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即视为贷款提前到期：借款人未在每个结息日前在还款准备金账户中存入不少于到期利息的款项；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贷款资金……违约责任：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或出现10.5条规定的事项时，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逾期贷款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11.04375%）；借款人不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对借款人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借款人违反本合同第八条中任一款时，应按借款总额的20%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同意承担贷款人因此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取的代理费、差旅费、调查费，有关部门收取的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查询费等。同日，盛京银行出具的借款借据显示贷出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还款日为2019年11月6日，还款方式为多次还息一次还本。该借据上加盖了幸福维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担保人咕咕淘公司的公章。2017年11月7日，盛京银行（债权人）分别与首地恒瑞公司（保证人）、中基公司（保证人）、中珠公司（保证人）、国澳公司（保证人）、咕咕淘公司（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约定，为确保债务人幸福维拉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授信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及授权代理人已经获得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授权；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主债权）为在2017年11月7日至2019年11月7日期间的《授信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开出的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等。该最高额债权的含义为：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利息、违约金等所有应付款项，担保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本合同担保范围包括《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所产生的贷款及垫款等债权的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印花税等全部余额之总和，还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收取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依法收取的代理费、差旅费、调查费，有关部门收取的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查询费等，还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给债权人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其他费用；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人同意：在其所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不论物的担保是债务人还是第三人提供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与主合同债务人可以协议变更主合同的有关条款，但债务人与主合同债务人变更主合同而明显加重债务人债务的，应征得保证人同意，否则保证人对主合同债务人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盛京银行与国澳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经股东会审议通过。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均提供了股东决定情况确认函，咕咕淘公司提供了股东会决议，表明《最高额保证合同》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盛京银行于2017年11月7日向幸福维拉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幸福维拉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偿还盛京银行期内利息1758819.44元，于2018年6月29日偿还期内利息7444305.56元。幸福维拉公司自2018年6月21日开始欠息。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合同到期日2019年11月6日，幸福维拉公司欠付期内利息，并相应产生了复利。截至贷款合同到期日2019年11月6日，幸福维拉公司未能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并相应产生了罚息。另查，盛京银行为本案支付律师费用5万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又查，盛京银行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未通知幸福维拉公司、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咕咕淘公司。盛京银行于2019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本案受理后，因查找不到被告的下落，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公告到期日为2020年2月22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各合同，除盛京银行与国澳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外，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本案中，盛京银行依约向幸福维拉公司发放了2亿元贷款。幸福维拉公司未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构成违约，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还款方式的认定。幸福维拉公司主张还款方式为借款借据写明的多次还息一次还本，而非《借款合同》约定的分次还本。借款借据系盛京银行出具且加盖债务人幸福维拉公司的盖章，可认定为盛京银行与幸福维拉公司就《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方式的变更，且《借款合同》为盛京银行提供的格式文本，对合同约定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盛京银行的解释，故幸福维拉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盛京银行主张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还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盛京银行主张的以借款本金分别到期后的剩余本金为基数计算期内利息以及分别到期的本金为基数计算罚息的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盛京银行行使加速到期权利的认定。《借款合同》虽明确约定幸福维拉公司违反合同应履行的义务时构成违约事件，并可构成触发合同加速到期的条件。但盛京银行并未就宣布提前到期事宜通知幸福维拉公司、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国澳公司、咕咕淘公司。故盛京银行在本案中要求行使合同加速到期的权利不当，应予纠正。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正常到期。截至合同到期日2019年11月6日，幸福维拉公司尚欠盛京银行贷款本金2亿元以及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产生的期内利息。贷款到期后，幸福维拉公司仍未能依约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幸福维拉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盛京银行要求幸福维拉公司偿还贷款本金2亿元、利息及相应的罚息、复利、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见下文表述。关于盛京银行主张的罚息的认定。盛京银行要求幸福维拉公司支付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的罚息，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盛京银行主张的复利利率的认定以及盛京银行主张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是否过高问题。《借款合同》约定，幸福维拉公司不按期支付利息的，盛京银行对幸福维拉公司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因《借款合同》未约定复利的计收标准，盛京银行主张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对涉案借款，在借款期限内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按《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现对于盛京银行关于贷款到期后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贷款期限内的复利，还应以合同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借款期内复利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按季分段计收。盛京银行关于违约金的主张，虽然《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违反本合同第八条中任一款时，应按借款总额的20%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但需要明确的是，本案中盛京银行同时主张了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故利息、罚息、复利及违约金的计收总计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宜，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据此，盛京银行与幸福维拉公司虽就《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该变更并未加重中诚昊业公司的债务，故盛京银行在《借款合同》到期的情形下，且债务人幸福维拉公司没有履行债务时，即有权要求保证人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在担保范围内，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应在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幸福维拉公司追偿。关于保证人国澳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国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军加盖国澳公司公章并印章签字，并未经过股东会的授权，刘军的行为属于越权代表，《最高额保证合同》构成违规担保。作为合同的签订一方，盛京银行有义务了解法律规则及国澳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别是了解与担保有关的事项。盛京银行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经过国澳公司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刘军代表国澳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刘军越权代表国澳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国澳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对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全案情况，国澳公司应对幸福维拉公司不能清偿在案涉《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盛京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另，盛京银行要求幸福维拉公司支付保全费5000元及公告费26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对于律师代理费的负担有明确的约定，盛京银行主张由幸福维拉公司支付已付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盛京银行要求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国澳公司承担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律师费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幸福维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盛京银行借款本金2亿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利息：以本金2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按照年利率7.3625%计算；罚息：自2019年11月7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2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1.04375%的标准计算；复利：自2018年9月21日至2019年11月6日止，以年利率7.3625%，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按季分段计算，自2019年11月7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04375%的标准计算；违约金：以借款本金2亿元为基数，按照20%计算；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总计以年利率24%为限），其中日利率为年利率除以360天；二、幸福维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盛京银行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律师费5万元；三、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在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首地恒瑞公司、中基公司、中珠公司、咕咕淘公司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幸福维拉公司追偿；五、国澳公司对幸福维拉公司在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盛京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六、驳回盛京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幸福维拉公司的上诉意见，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为案涉合同复利的计收标准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案涉《借款合同》仅约定盛京银行有权收取复利，但并未约定复利的计收标准，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在双方当事人对于复利执行何种利率产生分歧的情形下，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系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为中央规范性文件，各银行必须遵照执行，故该规定中关于复利的计收标准符合“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之客观要件。《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为公开发布的部门规章，案涉《借款合同》对于违约责任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或出现10.5条规定的事项时，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逾期贷款利率为合同执行利率的1.5倍（11.04375%）；借款人不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对借款人未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逾期贷款计收逾期利息”的表述显示幸福维拉公司对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应当知道，符合“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之主观要件。因此，可以认定《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为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在案涉合同未明确约定复利的计收标准时，一审法院将《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对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之规定作为计收复利标准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幸福维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22.51元，由北京幸福维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春梅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甘 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英博书 记 员 杜 杰书 记 员 张秋实书 记 员 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