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8民初52号   原告：董世恩，男，197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晨，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佳继，董世恩妻弟。   被告：且末县邦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文化东路**。   法定代表人：胡承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军，国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财，国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世恩与被告且末县邦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且末邦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世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晨、魏佳继，被告且末邦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晓军、陈万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世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对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即合计约人民币32290790元；2、请求确认原告对勘探到的金矿享有优先合作权，同时，判令原告对于勘探到的金矿享有60%的权益；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告有权对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被告持有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的矿产资源勘探许可证。2015年4月7日，原告和被告签订《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以下简称“风险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对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进行风险合作勘探。在合作过程中，原告累计投入人民币约38000000元进行矿产资源勘探。在双方合作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探的过程中，施工回收的矿石价值共约53817984元；计算公式：7.92克/吨×339.76元/克×20000吨（暂计算至20000吨，实际矿石数量以最终案件中确认数据为准；同时，按照上海黄金交易所2019年10月17日披露的黄金均价为339.76元/克）。按照《风险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约定：“施工回收的高品位矿石按4：6比例分成，甲方40%，乙方60%。所产生的低品位矿石扣除成本后按甲方40%，乙方60%进行分配，交割地点在山上集中地，未建选厂产生的矿石从集中地拉至山下基地，运输费用按同等比例承担。”因此，原告对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施工回收的副产矿石有权享有60%的权益，即约人民币32290790元。二、原告有权根据《风险合作协议》约定，要求被告按照原告享有60%权益、被告享有40%权益的条件，就勘探到的新矿体判令原告享有优先合作权，且原告对该新矿体享有60%的权益。《风险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先后投入人民币38000000元左右进行新矿体的风险勘探工作，并在勘探过程中发现了新矿体（可以控制量的金矿4.1吨和锑矿7200吨）（以下简称“新矿体”）。但是，在原告勘探到新矿体后，被告一直拒绝按照《风险合作协议》约定与原告分享新矿体的利益，并以协议到期为由，单方面与原告终止协议。原告认为，《风险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在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如发现新矿体，原告有优先合作权。从法律性质看，该约定应为合同可期待利益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原告有权按照根据《风险合作协议》第（三）条和第（六）条约定，要求被告按照原告享有60%权益的约定履行，就勘探到的新矿体，分享60%的权益给原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风险合作协议》约定与原告就施工回收的副产矿石和新矿体进行利益分配，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且末邦泰公司辩称，一、本案所涉的《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法律关系只涉及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并无物权争议。原告依据双方之间签订的该协议书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对确定探矿权纠纷进行了明确认定，“由于探矿权也是特许物权的一种，在许可、转让和管理上有明显的行政要求，在适用该案由时，首先应当区分所涉案件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再确定案件是否属于物权纠纷”。再结合协议书的性质及约定的主要事项，双方争议的仅是由于合作勘探合同履行相关约定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并未涉及到物权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不是探矿权纠纷。二、董世恩要求确认其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即32290790元的诉求所依据的矿石数量的、矿石价值的计算公式不符合约定和交易习惯，其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董世恩主张其施工回收的矿石共20000吨，应对矿石数量的确定负有举证责任。根据《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回收矿石的数量应经双方共同确认，而实际上矿石数量、价值多少双方未进行过确认。其次，董世恩主张的矿石品位和金价不符合双方的协议约定和交易习惯。根据《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回收的矿石的品位应由双方共同确认，销售原则按相关规定和交易习惯予以确定，销售价格由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销售或按双方权益进行实物分割。再次，董世恩主张的双方对矿石品位确定、取样方法、分析方法、结算结果的判定、矿石计价（结算方式）等已经有约定并且在实际交易和结算过程中形成了交易习惯。董世恩提供的矿石品位数据、黄金均价、计算方法均未经双方确认，提供的检测报告中送检样品的获取、检测方法、计算方法也不符合双方共同确认的原则和双方交易习惯。三、董世恩主张的“就勘探到的金矿享有优先合作权，并对金矿享有60%的权益”无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优先合作权并非一个法律概念。《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优先合作权，仅是双方之间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与本协议工作内容相同的硐探验证事项所做的意向性表示。协议本身对“优先合作权”就约定不明，更需要在该合作事项成就时，双方对合作的条件进行再次协商确定。《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对优先合作权的约定不明确，在既不存在所谓的发现“新矿体”的事实，双方也未就继续合作事项达成一致的条件下，董世恩主张“就勘探到的金矿享有优先合作权”，并“对金矿享有60%的权益”无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履行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合同期限早已届满，董世恩既未书面提出继续合作的申请，双方也未重新签订协议，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终止。综上，本案双方诉争的是合作勘探回收矿石的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本案属于合同纠纷，而非探矿权纠纷。董世恩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其诉讼请求。   董世恩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2015.4.7），证明问题：1．协议三条约定，若发现新矿体，原告具有优先合作权，该约定为预约合同，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就勘探到的金矿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分享新矿体的利益；协议第六条约定利益分配条款约定，被告与原告对于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回收的高品味矿石，按4：6比例分成，原告60%，被告40%，所产生的低品位矿石扣除成本后按其比例进行利益分配。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问题不认可，优先合作权并非法律概念，是合同双方对未来合作意向性表示，且具体内容约定不清晰，其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要求利益分配前提条件，是双方对销售价格达成一致，回收矿石品味达到出售条件，能够找到买家，在出售价款扣除成本后有剩余，才能进行分配，截至目前上述条件未达成，因此原告要求分配所依据的条件不成就，其要求现金分配诉求不成立。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因双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均认可，对原告证明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予以确认，对未在协议约定的内容，本院不予确认。   证据2、《关于调整矿山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邦泰矿办字2015第08号）；证据3、《关于加强成本核算管理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5］第09号）；证据4、2015年6月24日做出的《会议纪要》；证据5、2015年6月25日邦泰公司关于各施工单位购买油品（汽油、柴油）的《通知》；证据6、2015年6月25日邦泰公司关于矿区道理整修的《通知》；证据7、2015年10月15日被告《关于公摊整改炸药库费用的通知》、《关于公摊修路费用的通知》和《关于增加火工品费用的通知》；证据8、2015年12月23日《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管理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5］22号）；证据9、2016年3月29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从业人员安全资格及安全教育培训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6］06号）；证据10、2016年8月18日签署的《安全管理责任书》；证据11、2016年10月29日《关于开展矿山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活动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6］第20号）。证明问题：1、证明原被告之间签署的合作勘探协议有效且双方之间存在矿石勘探的合作关系和事实；2、证明原告有权按照勘探协议约定比例分享副产矿石、新矿体的权益。被告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可合作协议有效，对双方之间的按照约定比例共享权益不认可。本院对双方之间存在矿石勘探的合作关系和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按照勘探协议约定比例分享副产矿予以确认，对是否能分享新矿体的权益本院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证据12、2016年5月13日《新疆且末邦泰屈库勒克东金矿4440m中段开拓工程施工任务书》；证据13、施工图纸和现场施工照片，证明问题：证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进行矿石的井巷施工工作。被告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问题均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董世恩单方制作，施工照片不能证明在何时何地，且施工证书及施工图纸，无任何一方签字确认。上述两份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被告认可原告对涉案矿区进行了实际勘察工作，故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14、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原告的人员工资表和生产成本明细表，证明问题：为履行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勘探矿石、新矿体，原告在采购设备、炸药等勘探必需品的购买、雇佣工人等方面的投入共计人民币38070090元。被告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证明问题也不认可，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其数据和用途无法核实。因双方之间基础是勘探合作开发协议，证明的问题与原告的诉求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   第二组证据：证据15、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2月12日和2017年1月3日的《硐探副产品矿石销售结算确认书》，证明问题：原告有权对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截止目前，原告获利仅为人民币8315539.53元。   被告质证意见：对三份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其证明问题的获利数额人民币8315539.53元不认可，被告已向董世恩累计支付1100余万元，对且超过应得部分，被告保留要求原告返还的权利。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利润分配的种类及比例，对原告享有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享有60%的权益本院予以确认，对收益的数额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证据16、副产矿石的照片。证明原告已按照协议约定，已勘探出的、尚未出售或按照协议约定比例分配的副产矿石。被告质证意见：照片形式认可，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问题不认可，因照片的拍摄时间内容地点均无法证实，更无法反映出所谓的按比例分配。被告对原告在勘探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未出售的矿石堆放在涉案矿区的事实认可，本院对未出售的矿石予以确认。   证据17、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即SGS）《检测报告》（报告编号为：MNG199016TJ），证明问题：在勘探过程中回收的尚未出售的副矿石，经检测Au（金）含量为7.92克/吨，暂计算至20000吨（实际矿石数量以最终案件中确认数据为准），该副产矿石的实际经济价值高约人民币53817984元。被告质证意见：1．对其三性均及证明问题不认可，该鉴定是原告单方委托；2．提供检测的样品来源、形态、数量、检测方法均不符合双方书面认可的规则，其样品的是否来源于涉案硐口的矿石存在疑问，同时其主张的矿石价格计算方法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和已经形成的交易惯例，因此对其主张的金矿品位不认可，主张的价值、计算方法不认可。因该鉴定是原告单方委托，且被告不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   第三组证据：证据18、2016年12月6日《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邦泰矿办字［2016］第22号），证明问题：被告违反勘探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单方终止协议的行为，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约定。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原、被告之间的风险合作勘探协议已于2016年11月18日截止，原告未按照约定时间撤场，已经造成被告的损失，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严重违约。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问题本院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针对答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1《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2015.4.7），双方对合同的内容、目的、原则、合作勘探时间、工作内容、利益分配、产品销售的原则和价格、方式及如需继续合作的条件进行了详细约定。证据1-2《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邦泰矿办字【016】第22号）（2016.12.6），《风险合作勘探协议（合同）》到期后，我公司解除全部的勘探合同，要求各协作单位抓紧销售副产矿石，清理各自机械设备，退出施工现场。证明问题：1、双方签定的协议属于风险合作勘探合同，合同约定的内容是硐探验证和回收硐探施工含矿矿石并对回收矿石按约定的利益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并不涉及探矿权变动的内容。2、《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履行期限是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董世恩应无条件退出现场。且合同期限届满后，且末邦泰已经通知要求其撤场。3、矿石销售时的数量、品位由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成本按销售批次扣除，销售时矿石的采样、品位按相关约定和交易习惯由双方共同予以确定。4、利益分配的方式有两种：销售价款扣除成本后的款项按比例分成，也可以按双方权益进行实物交割，即以实物支付对价。5、双方签订《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的目的是加快评价“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探矿普、详工作，不存在任何物权转移之目的。原告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原告从未对被告探矿权变更及转移目的等事宜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对《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目的、原则、合作勘探时间、工作内容、利益分配、产品销售的原则和价格、方式及如需继续合作的条件等条款，因双方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内容均认可，本院对约定的条款内容予以确认。对《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亦是通知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组证据：证据2-1《矿产品购销协议书》（2016.08.13）两份，证据2-2《补充协议》（2016年11月1日），证据2-3《补充协议2》（2016.12.08）证据2-4《董世恩矿石结算单》10份，证据2-5《化验室检测报告单》（2019.11.23），证明内容：1、双方对矿石品位确定、取样方法、分析方法、结算结果的判定、矿石计价（结算方式）等已经有约定并且在实际交易和结算过程中形成了交易习惯。并且明确约定：①金元素检测按GB/T7739.1-2007或“火试金”法；②金含量低于5.0g/t不计价。2、对于取样、矿石重量、品位的确定都应由双方确定，而不能由单方确定。3、矿石售价（价值）=品位＊矿石总量＊平均金价＊结算系数，董世恩在起诉状中主张的计算方法和各项数据均不成立。4、由证据2-1中“金含量低于5.0g/t不计价”及2-5的检测结果可知，董世恩主张分割的低品位矿石无经济价值，董世恩主张销售后现金分割经济上不可行。原告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问题不认可，只有第一份协议（三方签署的矿产协议）约定金含量低于五克不计价，另三克以上才开始计价，因原告尽快变现，当时双方无厂区，只能找第三方公司进行销售，故价格原告是让步的，第一次在协议中约定五克吨是不计价，后受进价影响，按照工业水平是三克计价，所以不可能是五克都不计价，后口头协议约定三克以上均计价。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证据3-1（2019）新尉证民第1082号《公证书》（2019.12.31）内容：对且末邦泰公司在屈库克勒东矿区4440中段勘探区域的现场状况、设备及矿洞现场状况进行证据保全。证明问题：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履行期限届满后，董世恩未按约定撤场，已经构成违约。原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当时2016年底，被告要求原告解除合同退场，但双方一直是沟通协商解决的过程，实际上是被告违约。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第四组证据：证据4-1《硐探副产矿石销售结算书》3份，证据4-2收据9张、银行电子回单24张，证明问题：双方对可直接出售的矿石已进行销售，且末邦泰公司向董世恩实际支付款项共计11000000元，并经双方结算后书面确认。超付2233922.35元。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关于双方待售矿石不仅只有2000吨还有20000吨未销售，如被告所述已销售完毕不符合常理。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原告收到被告支付已售矿石11000000元的事实及数额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3月18日，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以下简称一区调）与兰州邦泰矿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邦泰公司）签署《风险勘探开发合作合同》，确定合作关系，并一致协商成立合作公司将相关探矿权转入该合作公司，一区调在合作公司恒定持有20%的股权，合作公司在办理采矿权证时，直接办理到合作公司名下。2009年3月30日，一区调与兰州邦泰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将包括案涉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预查（证号：T65120090502029815，面积：93.88平方公里，探矿权人：新疆地矿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有效期：2009.5.22-2010.5.22）纳入合作公司进行风险地质勘查开发。协议约定：本合同生效及待双方合作公司成立后，启动合作区域探矿权转移至合作公司的变更工作。2010年9月13日，一区调与兰州邦泰再次签署《补充协议》，约定：自《风险勘探开发合作合同》和2009年3月30日《补充协议》签订后，于2009年9月上旬，双方按照原有约定，在当地注册成立了且末县邦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且末邦泰公司”）。并规定：一、自合作公司成立后，由乙方负责尽快将原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探矿权变更过户到合作公司名下。二、若因诸多因素影响，致使原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探矿权未能变更过户到合作公司名下，其探矿权虽以一区调名义留（存）续，但其所有权益（包括维护权、勘探权、处置权、开发经营权及一切收益权等）均归属于合作公司所有。2010年10月22日，合作公司即且末邦泰公司在且末县注册成立。一区调对案涉的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进行勘探详查，探矿证号：T65120090502029815，勘察面积：93.88平方公里，图幅号：J45E018005,J45E018007，有效期限：2013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8日。2017年8月10日，且末邦泰公司对涉案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锑）矿拥有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6500002017084210145079，有效期限为2017年8月10月至2019年8月10日和2019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22日。   2015年4月7日，且末邦泰公司（甲方）与董世恩（乙方）签订了《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了加快评价“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探矿权普、详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双方在平等自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下，经友好协商，就风险合作勘探签订本协议。（一）合作勘探时间：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1年18日。（注：③合同到期乙方无条件退出现场，所有协议自行解除。）（三）勘查范围：垌探施工范围：1#异常矿体延长长度，高程在4480cm-4360cm之间，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四）合作勘探方式：乙方全额投资，利益按规定进行分配。（五）工作内容：按地质队提供的矿化异常进行硐探验证并回收硐探施工含矿矿石。（六）利益分配：1．施工回收的高品位矿石按4：6比例分成，甲方40%，乙方60%。所产生的低品位矿石扣除成本后按甲方40%，乙方60%进行分配，交割地点在山上集中地，未建选厂之前产生的矿石从集中地拉至山下基地，运输费用按同等比例承担。2．低品位的界定：不能直接出售的矿石为低品位。3．低品位矿石需深加工的进选厂，数量、品位由双方共同确认后，各施工单位单独堆放。成本按销售批次扣除，每吨扣除金额另行制定。（七）产品销售。1．销售原则：按相关规定和交易习惯予以确定。2．销售价格：由甲方牵头依据市场价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销售或按双方权益进行实物交割。（十一）3．本协议届满，乙方如需继续合作，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请，重新签订协议。（十二）在合同约定的探矿范围深部发下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此协议有甲方且末邦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刚彦手签字、乙方董世恩手签字。2016年12月6日，且末邦泰公司下发《关于终止风险勘探合同的通知》，不再与各施工队续签《风险勘探协议（合同）》，望各协作单位按公司统一安排抓紧副产矿石销售、清理各自机械设备，退出施工现场。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被告且末邦泰公司与原告董世恩对可以出售矿石的品位、销售、分成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向巴州志胜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销售11个批次含金矿石共计28411.603吨，董世恩收到销售矿石价款11000000元。现原告董世恩认为其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勘探标段4480cm-4360cm之间发现了“新矿体”，将被告诉至法院，要求且末邦泰公司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按60%的比例进行分配）及就其勘探到的新矿体享有优先合作权，并对新矿体享有60%的权益。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董世恩向本院申请对其在新疆且末县屈库勒克东金矿海拔高度4440标段开采出矿石（洞内及洞外）的数量及价值进行鉴定。本院在鉴定机构名册中未找到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让原告董世恩提供对涉案矿石数量及价值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也未找到，在此情况下，本院对董世恩是否同意就实物分割进行释明，董世恩明确表示不同意。   董世恩认可其发现的“新矿体”，在高程4480cm-4360cm之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双方之间的合同效力如何？三、原告董世恩主张被告向其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勘探到符合合同中约定的新矿体、是否享有优先合作权及对勘探的金矿是否享有60%权益？   一、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探矿权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就特定地域的某种或者某几种矿藏进行勘探的权利。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本案中，从原告董世恩与被告且末邦泰公司签订《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约定的合作勘探时间、勘查范围、勘探方式、工作内容、利益分配、产品销售等内容来看，双方之间并没有约定关于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约定，而是通过契约合同的方式约定双方在勘探过程中享有的权利义务，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拥有了涉案矿区的探矿权证，原告对此亦予以认可，双方之间并没有对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属发生争议，因此，双方之间不属于探矿权纠纷，应属合同纠纷。   二、双方之间合同效力如何？原告董世恩与被告且末邦泰公司之间的《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被告作为矿业权人与原告合作进行涉案矿区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该协议的履行未涉及转让涉案矿区的矿业权，也无需办理矿业权审批和变更，故从该协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矿业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该《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属有效合同。   三、原告董世恩主张被告向其支付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利益分配中约定，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的矿石按照品位的高低按4：6比例进行分配，甲方40%，乙方60%，现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涉案矿区仍有回收的矿石未出售，但对数量和价值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回收矿石的数量及价值进行鉴定，经本院多方查询及让原告提供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但均未找到，故在矿产资源勘探中回收矿石的数量及价值无法确认。另，根据双方在协议书中产品销售价格的约定，双方也可按权益进行实物分割，经向原告释明和询问，其不同意对实物进行分配，在副产矿石的数量及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副产矿石价值32290790元依据不足，无法获得支持。故，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四、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勘探到符合合同中约定的新矿体、请求确认对勘探到的金矿具有优先合作权及对勘探的金矿是否享60%权益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签订协议书后，原告董世恩即按照约定在规定的勘探范围内进行勘探作业。在勘探过程中，原告陈述其在4480cm-4360cm标段发现了新矿体，且不说原告发现的是否属于新矿体，即便是所谓的“新矿体”，其认可是在4480cm-4360cm之间。根据《风险合作勘探协议书》勘查范围中约定，垌探施工范围：1#异常矿体延长长度，高程在4480cm-4360cm之间，若下部发现新矿体，乙方具有优先合作权。原告具有优先合作权的前提条件是在4480cm-4360cm下部发现新矿体，现原告发现的新矿体在4480cm-4360cm之间而非在4480cm-4360cm下部，因此，原告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发现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新矿体，要求确认对勘探到的金矿具有优先合作权及享有对勘探的金矿60%权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世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3253.95元，由原告董世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丹   审  判  员   赵艳萍   人民 陪 审员   刘 德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书  记  员   耿荷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