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7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住山西省汾阳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吕梁汾阳祥富小额贷款公司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吕梁汾阳祥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1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申请再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以主观推断代替客观事实，判令刘某归还祥富公司借款本金491300元及截至还款之日的利息，基本事实不清，判决实体错误。祥富公司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0个月，即自2010年7月13日起至2011年5月12日止。2011年4月，刘某基于受骗、不是实际用款人等原因明确表示不再偿还贷款，并建议祥富公司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后，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开始起算，祥富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9月12日，诉讼中，祥富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长达七年的期间内任何一份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有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即，祥富公司在这方面提供的刊登公告等证据均没有被生效判决采纳。2.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问题，生效判决认定2017年6月15日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止时间。刘某在2011年4月明确表示不还款后，祥富公司不仅没有及时采用法定救济方式中断诉讼时效，反而以骚扰、尾随、暴力等方式向刘某催贷，其行为持续到2011年10月，刘某的工作和生活已经不堪其扰。为了摆脱祥富公司的追逼，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某勉强接受了祥富公司总经理石守勇“再交两个月利息，就放刘某一马，再依约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要求，分两次共向石守勇交了75000元，该行为虽非刘某主动偿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也说明双方对此事已经有一个了结，之后刘某对这笔债务既没有自愿履行也没有重新确认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第二，诉讼时效届满后，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问题。诉讼中，刘某提交的《汾阳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15日，违法行为人吕建河多次前往汾阳市富民路39号刘某家中催收贷款”，旨在证明祥富公司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暴力催债，而暴力、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催贷的情形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所禁止应受惩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已经明确解释，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四种情形。其中，并没有相关解释表明暴力催贷等非法行为也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更何况在诉讼期间届满后，然而生效判决却据此认定2017年6月15日为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时间，并未强调该行为的时间节点和合法性。如果该判决形成判例的话，任何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只要权利人在起诉之前暴力催债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诉讼时效就中断了，就可以重新起算诉讼时效，那么天底下永远不会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法律设定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使用暴力行为、限制人身自由、散布不良舆论等不合法行为会形成鼓励，不利于民事法律的社会救济价值的彰显，严重损害民事权益人的法律信任感和社会安全感。3.原判决认定祥富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主要证据是刘某的陈述，即“原告每年都派人向其要钱，打扰其生活，由此可见原告一直在主张债权”。这一认定，无中生有，篡改了刘某陈述的本意，扭曲了法官中立裁判者的本来角色，且与刘某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构成自认。在2011年10月之后到2015年10月之间这四年时间，生效判决仅以“原告每年都派人向其要钱，显然是无中生有。第一，生效判决引用的这句话没有出处。刘某的答辩、代理词、上诉状及询问、调查过程中的陈述，均无这句话。一审对本案证据进行了详细审查，也没有提到刘某有这样的陈述，一审判决摘录的刘某的陈述原话是：“被告刘某称2011年4月份被告即明确表示不再归还上述借款，并建议原告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且之后差不多每年都去找原告方的相关负责人，要求通过法院走法律途径解决。”这里刘某的“差不多每年”都去找祥富公司，建议祥富公司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旨在强化刘某拒绝还款、通过诉讼公正裁判的真实本意，旨在证明刘某没有“下落不明”，并非证明祥富公司每年催款。因此一审最初作出的驳回原告起诉的判决是正确。然而，（2019）晋11民终624号民事裁定书，无中生有，在裁定书中将刘某陈述篡改为“但被上诉人同时也称上诉人每年都派人和其要钱，打扰其生活”，之后的生效判决也照搬此陈述“原告每年都派人向其要钱，打扰其生活”，并以此为依据。第二，生效判决“移花接木”，将祥富公司“打扰其生活”的两个暴力催债阶段，曲解为从2011年10月到2017年中的“每年”。事实上，2011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祥富公司并没有催债，有证人张荣贵和王继伟的证人证言证实，祥富公司在2018年起诉时，已经当然丧失胜诉权。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综合本案证据材料，即使刘某有“原告每年都派人向其要钱，打扰其生活”的陈述，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分析判断，其中的“每年”也仅指诉讼期间届满后祥富公司暴力催债期间的“每年”，属于限制自认中的部分自认，不能断章取义，主观臆断，不能与案件事实割裂开来，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4.生效判决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该合同系其本人所签均无异议，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后均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应认定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之观点是错误的。第一，对石英砂厂的运营情况非常熟悉。大量的证据已经审理查明，刘某向祥富公司借款后，全数交给李受福，并用于石守勇退股石英砂厂的入股资金回收，也是贷款合同中的出借人，还是李受福私自变更贷款用途后的实际受益人，这三个身份因为同是石守勇一个人，恰恰表明本案争议的借款行为，是石守勇和刘某的合作人李受福恶意串通促成的结果。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李受福与石守勇恶意串通，以祥富公司贷出的款项不能回收为代价，满足砂厂法定代表人的要求，损害了祥富公司利益，富了方丈穷了庙。如果能将贷款收回，肥的却是出借人一方的负责人和李受福。如果借款收不回，则损害了借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肥的还是石守勇和李受福。刘某借款人分文未得，到头来却要背负七八十万元债务。依上述法条规定，该借款合同既损害集体利益，又损害第三人利益，当属无效合同。第二，借款事宜的办理自始至终是石守勇一手操作的，合同中明确借款用途是“砂厂流动资金”，刘某刘某和本案争议借款的保证担保人李受福作为砂厂的合作方，一方借款，另一方连带保证，并约定以砂厂收益偿还借款，这都表明借款合同是刘某与合作人李受福在石英砂加工厂合作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某只是受骗在合同上签了不该签的字，祥富公司的借款档案中可能还保存有石守勇当时骗刘某签字编写的假证明、假报告等（如果石守勇没有毁掉证据的话）。在整个借款过程中，石守勇充当了借款人在借款行为中的民事代理人，同时石守勇又是出借人一方的负责人。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此规定，代理行为无效，所代理签订的借款合同随之无效。借款合同存在两个法定无效情形，属于法定无效。合同无效，由实际取得利益的一方返还受损失的一方，该借款应当由石守勇偿还。因为石守勇和李受福是造成借款合同无效的责任人，又是这笔借款的最终持有人，特别是石守勇更是这笔借款的实际获益人。判令刘某还贷实属冤假错案。第三，退一步讲，即使借款合同成立，当刘某在2011年4月前发现合作人李受福私自把石英砂加工厂的实际控制权转让给原兆梁，又发现本案诉争借款并没有作为流动资金，而是用于退还祥富公司石守勇的退股股金时，刘某即向祥富公司明确表明不再偿还借款（并以诈骗罪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也就是说，作为合作方的保证责任人李受福严重违约在前，刘某实现合作关系中的先履行抗辩权，明确告知祥富公司不再还钱，并督促祥富公司向保证责任人李受福主张权利，但祥富公司明知砂厂还正常生产，如当时依约起诉保证担保人或借款人，可用砂厂产品和资产收回损失，可祥富公司却直至保证期间届满、诉讼时效期满、李受福死亡前都执意消极对待诉权，李受福死后，祥富公司以为用暴力催收等非法手段就能达到掩盖事实真相、强迫刘某还款的目的。在此种种事实面前，生效判决在未查明其它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仅以“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进行认定，显然属于事实不清，实体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判决是在祥富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在2011年到2015年间依法中断，已经失去胜诉的先决条件下作出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确有错误。这说明生效判决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2.原判决是在借款合同属于依法无效合同，祥富公司缺乏实体胜诉的基础条件下作出的，与此相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确有错误。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之规定，判定本案诉争借款合同无效。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效力问题。原审中祥富公司起诉时提交了刘某于2010年7月13日填写的借款申请书及双方于同日签订的编号为100053的《借款合同》。刘某反驳签订借款合同是受保证人李受福与祥富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石守福欺骗签订，主张合同无效。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规定，刘某主张合同无效，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某提交的关于李受福诈骗罪的刑事裁定书中并未将本案所涉借款纳入李受福的犯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而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刘某与祥富公司，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情形。刘某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刘某主张祥富公司和第三人对其实施欺诈，但并没有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借款合同予以撤销。刘某主张曾向祥富公司明确表示因受骗不再偿还，并非法定行使撤销权的行为。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刘某对借款合同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已过，借款合同已不可撤销。因此，原判决依法认定双方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二、祥富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0个月，即自2010年7月13日起至2011年5月12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刘某陈述，“从2011年4月我表示不还款后一直到2017年都控制我”“2016年以前是曹杰还有一个人经常换，2016年以后是吕建河”。刘某提交的2017年7月13日汾阳市公安局处罚决定书中记载：“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15日，违法行为人吕建河多次前往汾阳市富民路39号刘某家中催收贷款”。祥富公司主张在第一次主张权利时刘某拒不签字确认后又登报催收四次，提交了一份催收通知书及四份报纸刊登的催收公告。刘某的自认及祥富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祥富公司自2011年至2017年一直在向刘某主张债权。刘某主张暴力催收无效，但不可否认祥富公司对刘某实施的跟踪、纠缠等讨债行为，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债权。暴力催收行为虽然应受到否定性评价，但祥富公司催收的是其合法债权，并不影响催收的意思表示达到债务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原判决认定祥富公司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