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冠伦，男，198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卓，湖南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喜，女，1991年4月10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绥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玲，湖南鑫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巧，湖南鑫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润巧，女，198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上诉人王冠伦因与被上诉人李艳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2民初17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冠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本案双方并不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亲密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共同支出、钱财混用的情形，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双方并没有形成借贷关系，本案系虚假诉讼。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法院并未仔细审查本案转账发生的时间、欠条出具的时间是否存在矛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于2016年6月15日转账100万元，该笔转账未备注款项用途，也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并且从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进行催告要求其偿还本金及利息，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行为的基本特征，双方的经济往来不应认定为借贷关系。直至2018年9月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上诉人出具欠条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分手后，上诉人给予被上诉人经济补偿，并非就此前的经济往来行为确认为借贷行为。第二，一审法院并未就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出借能力、资金的来源日经济状况等进行审查。被上诉人并未参与任何投资，除日常工资收入外，没有其他收益，其根本不具备出借巨额资金的能力，且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双方在亲密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款项共计有80余万元，在涉案的该笔款项发生期间，上诉人资金状况良好，公司正常经营运转，享有投资收益，上诉人有经济能力无需向其借款。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上诉人明确表示没有向被上诉人借过钱，而且对于被上诉人一再强调的136万元，上诉人完全不知晓其刻意反复强调的用意，从本案诉讼的发生来看，被上诉人完全是有预谋的恶意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欠条的性质系双方所形成的结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性质上属于双方因感情破裂上诉人给予的承诺。2018年6月，上诉人与前妻离婚，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此之前所产生的为非正常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出具该欠条仅仅是上诉人作为男性给予的补偿，并不是实质上发生了借贷事实，本质上是情感的纠葛，被上诉人通过要求上诉人出具欠条的形式掩盖双方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产生的“情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艳喜辩称，1、李艳喜与王冠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李艳喜与王冠伦恋爱期间，王冠伦多次以经营公司偿还债务为由，向李艳喜索要巨额借款，李艳喜将所有个人财物包括车、包包、首饰等全部变卖，各种信用卡、网贷刷爆后借给王冠伦的钱财，共计约有160多万，但李艳喜仅要求其偿还一笔100万元银行借款，36万元现金以及未归还完毕的网贷借款，两人在微信聊天记录里也多次明确了李艳喜要求王冠伦偿还136万元部分借款，王冠伦承诺有钱就会归还，王冠伦也针对100万元借款部分出具了欠条。2、王冠伦认为转账时间与出具欠条时间相差太远，100万元转账未备注借款，因此不属于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民间借贷中借款后再补充借据是经常情形，汇款时未备注明细亦是正常情形，李艳喜出具的证据足以证明形成借贷关系，王冠伦无其他证据证明与李艳喜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应确定欠条款项为借款。3、本案借款均系李艳喜本人合法财产，王冠伦若能提供证据证明李艳喜的钱财系犯罪所得，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4、与王冠伦恋爱期间，李艳喜并未由此获利，反而付出巨大，李艳喜拿出全部积蓄160多万借给王冠伦使用，王冠伦将大部分钱用于购置宝马七系豪车，购置房产至于其前妻名下，现经一审法院判决，仅支持拿回948,113元，王冠伦认为属于“情债”，违背公序良俗，毫无道理可言。且一审判决中扣除的王冠伦于2018年9月3日后还给李艳喜的89,137元借款，其实有重复计算部分，李艳喜在起诉时已将该部分从网贷借款中扣除并未主张，但李艳喜也不再就此部分提出上诉。只希望本案快速结案，拿到法院支持的借款。李艳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冠伦、王润巧偿还李艳喜140万元，并自本案在法院立案之日起按月息二分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2、王冠伦、王润巧承担李艳喜支付的律师费8万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李艳喜在与王冠伦相恋期间，于2016年6月15日向王冠伦转账100万元。李艳喜于2018年9月14日向王冠伦转账12万元，李艳喜称该笔款项系李艳喜通过网贷借款后，再转借王冠伦，王冠伦此前已部分偿还借款，尚欠4万元。二、李艳喜称于2016年6月上旬向王冠伦支付现金36万元，王冠伦对此予以认可，王冠伦称该款属于双方在恋爱期间共同的生活开支。三、2018年9月3日，王冠伦向李艳喜作出欠条写明欠李艳喜100万元及帕拉美拉2.9T等值汽车一辆。四、李艳喜、王冠伦向提交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自2016起至2019年11月王冠伦向李艳喜转账约25万元（其中王冠伦偿还李艳喜通过网贷转借的本金利息82750元）。王冠伦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王冠伦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向李艳喜转账44万余元，另外王冠伦于2016年9月18日为李艳喜向长沙市鹏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房款133085元，李艳喜对此予以认可。另核算：王冠伦在2018年9月3日后除偿还李艳喜网贷转借的相关款项外，额外向李艳喜支付89137元。五、王润巧系王冠伦前妻，王冠伦称二人于2018年6月11日离婚，本案的款项均由王冠伦支配、使用，此前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李艳喜、王冠伦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二、借款本息的计算问题。一、关于李艳喜、王冠伦是否形成借贷关系的问题。李艳喜的诉讼请求的140万元一部分为其于2018年9月3日前共向王冠伦支付136万元，该事实有转账凭证及王冠伦的自认予以证实。余下部分4万元为李艳喜所称的网贷转借款12万元中王冠伦的未还部分。2018年9月3日，王冠伦向李艳喜作出的借条中写明欠李艳喜“100万元及帕拉美拉2.9T等值汽车一辆”。故在作出欠条前，李艳喜向王冠伦支付的136万元，应以王冠伦欠条确认的100万元为准，因为双方在此前相恋期间互有资金往来，次数频繁且性质无法厘清，其中李艳喜现金支付的36万元以及王冠伦支付的房款133085元及其他款项都缺乏证据证明其性质。但李艳喜向王冠伦转账的100万元金额巨大，王冠伦不能举证证明该款为其与李艳喜相恋期间的共同支出或其他非借贷款项，而该100万元是否形成借贷关系的问题有转账事实以及欠条予以证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了借贷的意思联络并达成结算意见。故对双方在上述100万元内形成借贷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王冠伦应予以偿还。余下部分4万元有李艳喜发生于2018年9月14日的12万元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双方之间虽未作借据，但考虑到在此次借款之前双方即已对恋爱期间的借贷问题作过结算，李艳喜所称该笔款项为借款的说法更具合理性，王冠伦应予偿还，根据李艳喜提交的证据计算（其中一笔2019元计入王冠伦的另外支付金额当中），王冠伦就该12万元的还款为82750元，故尚欠37250元。王冠伦称该款项为恋爱期间的共同开支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李艳喜与王冠伦之间尚存的借款金额为1037250元，李艳喜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认定。借款本息的计算问题。根据王冠伦提交的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可知，王冠伦在2018年9月3日后向李艳喜额外支付89137元，基于全案事实、结合公平原则，酌情认定该89137元为王冠伦对李艳喜的还款。扣减后，王冠伦应偿还李艳喜948113元。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期利息，故认定李艳喜主张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李艳喜诉讼请求中借款本息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三、基于查明的事实情况，涉案债务为王冠伦的个人债务，李艳喜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出借的款项经王冠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对李艳喜诉王润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艳喜要求王冠伦、王润巧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冠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艳喜偿还欠款本金948113元，并向李艳喜支付利息，该利息以948113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艳喜对王冠伦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艳喜对王润巧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减半收取9060元，由王冠伦承担6640元，由李艳喜承担24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冠伦提交了其与李艳喜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艳喜与王冠伦所争议款项系双方恋爱期间共同开支消费，并非借贷关系。李艳喜虽然一直强调王冠伦借了136万元。但王冠伦并没有认可借款事实的存在，因为在王冠伦的意思中，李艳喜转账的100万元，均是双方在恋爱期间用于共同消费。王冠伦在聊天中多次反问李艳喜:“你知道我们自己的消费有多少吗？还有你花了100万，我有500万，当然大部分有业务应酬……。”所以王冠伦在聊天记录中，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转账的100万属于借款。但对其在分手时，与李艳喜分手时出具欠条，载明:“欠李艳喜100万及跑保时捷轿车一辆。”这一点并不否认。所以才会在李艳喜多次向其强调“还欠我钱，欠我100万元。”这样的表述的时候，并没有积极的否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冠伦2019年的10月31日，对一条聊天记录中明确否认了，我没有借你钱。从整个事件来看，李艳喜基于其在恋爱期间与王冠伦共同消费中产生的转账记录100万元，在2018年王冠伦与其分手时写下的欠条，欠其人民币100万元及保时捷轿车一辆。基于这两点，李艳喜有意识的把之前发生的转账记录，与分手时打下的欠条进行关联，把原本不属于借贷关系的100万元，通过微信聊天引导、发问的形式，让王冠伦陷入其圈套，造成了100万元民间借贷的假象。李艳喜对王冠伦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部分聊天记录，李艳喜在一审时也作为证据提交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多次明确了李艳喜要求王冠伦偿还136万元借款，王冠伦一直承诺有钱就还，因此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双方恋爱期间共同开支消费应属于借贷关系。2、对王冠伦讲述的事实不予认可。李艳喜和王冠伦在签订借条时，是针对于这100万的转款的借贷所写的。而对于两人感情的赔偿是后面的保时捷轿车，但李艳喜一直未有要求王冠伦对此赔偿兑现。微信聊天记录只是一个补充证据，本案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明确的欠条及转账记录，而王冠伦无法证明二人之间有其他的100万巨额经济往来。本院经审查认为，对王冠伦提交的证据，李艳喜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其微信聊天内容，不能证明李艳喜与王冠伦所争议款项系双方恋爱期间共同开支消费的结论，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案情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冠伦是否应当向李艳喜返还涉案款项。经审查，第一，李艳喜在与王冠伦相恋期间，李艳喜于2016年6月上旬向王冠伦支付现金36万元，王冠伦对此予以认可；于2016年6月15日向王冠伦转账100万元。第二，2018年9月3日，王冠伦向李艳喜出具一张欠条，确认其欠李艳喜100万元及帕拉美拉2.9T等值汽车一辆。第三，2018年9月14日，李艳喜向王冠伦转账12万元，该12万元来源于网贷借款，王冠伦此前已部分偿还借款。根据李艳喜提交的证据计算，王冠伦就该12万元已还款82750元，尚欠37250元。第四，现有证据证明，2018年9月3日后，王冠伦在向李艳喜额外支付89137元，基于全案事实、结合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89137元为王冠伦对李艳喜的还款。李艳喜也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优势原则以及日常生活经验，王冠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艳喜向其转账的100万元为其与李艳喜相恋期间的共同支出或其他非借贷款项，一审法院认定李艳喜与王冠伦之间的上述100万元往来系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冠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0元，由上诉人王冠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祖湖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谢莉莎书记员(兼)  谢莉莎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