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申12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某1，男，196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江，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某，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全锁，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男，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守昭，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艳青，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忻州市忻府区信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七一北路杏林街。   法定代表人：赵玉平，该公司董事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赵某1之妻），女，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   再审申请人赵某1、杨某、李某因与被申请人忻州市忻府区信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业小贷公司）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赵某1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情形。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435号民事判决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8）晋09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被申请人起诉时，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涉案《借款合同》系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杨某、李某于2013年4月12日签订，到期后各方又签订《贷款展期合同》，展期期限至2013年9月11日。故本案主债权诉讼时效应截止至2015年9月11日。在此期间，被申请人从未要求再审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9月6日，被申请人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提出立案申请时，主债权已超诉讼时效近一年之久，其权利不应被保护。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再审申请人主张过权利。被申请人主张，于2015年9月8日就涉案借款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调解，故诉讼时效期限已中断。其用于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包括一张没有名称的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并未在2015年9月8日提出诉前调解，一张没有名称的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不仅来源不合法，且没有真实性。在一张没有名称的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存在众多问题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且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再审申请人主张过权利。（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原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未过诉讼时效是基于一张没有名称的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但案涉纠纷在多次庭审中，上述两份证据均未经质证。1.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号为（2016）晋0902民初1402号民事案件卷宗中未体现被申请人提交上述两份证据，因此不存在举证与质证。2.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号为（2017）晋0902民初123号民事案件立案材料明细表显示，被申请人未提交上述两份证据；卷宗内庭审笔录中显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包含《诉前调解终结书》，但未经质证；且亦未提交没有名称的表作为证据。3.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号为（2018）晋0902民初777号民事案件，该案因系发回重审案件，仅针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及辩论，未涉及诉前调解的举证、质证。综上，一张没有名称的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在均未经法庭质证的情况下，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纠纷关键时间点是2015年9月8日，该日期系被申请人申请诉前调解的时间。但该时间节点，在前几次法庭审理及法院民事判决中从未提及。综上，请依法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李某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四、九项规定的情形，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43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改判维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8）晋09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采信诉前调解，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被申请人主张诉前调解的依据包括一张没有名称的表（该表被二审法院认定为“诉前调解登记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首先，该两份证据不仅存在诸多问题，且未经举证、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诉前调解长达一年时间过长。第三，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向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起诉状及当时要求立案。第四，诉前调解应由立案庭负责，不应由民一庭庭长白建华签字。第五，再审申请人未接到过法院调解的通知，也没有法院主持调解的笔录。第六，其他案件登记表均存在涂改现象，系白某经手，且原告均为被申请人。2.对该两份证据再审申请人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不予受理不当。3.采信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当。（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诉前调解登记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6）晋0902民初1402号民事裁定书均未经举证和质证，然二审法院却将“诉前调解登记表”和《诉前调解终结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明显违法。（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因“诉前调解登记表”及《诉前调解终结书》存在诸多问题，再审申请人有理由相信这两份证据是伪造的。综上，请依法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杨某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情形，请求：1.撤销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43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改判维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8）晋09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杨某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截止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被申请人在保证期限内未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权利，所以本案保证期限已过。被申请人证明其在保证期限届满前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权利的证据包括：1.《诉前调解终结书》；2.2019年9月6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诉讼费缴纳票据复印件；3.一张没有名称的表的复印件。关于第一份证据《诉前调解终结书》，再审申请人认为不存在真实性。作为法院文书，应有编号并加盖法院公章，但该文书不仅编号空白，而且没有加盖法院印章，只有白某签字。退一步讲，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2016年9月6日诉前调解终结，并不能证明诉前调解提起的时间是在保证期限届满之前。关于法院的诉讼费缴费票据，被申请人用2016年9月6日的缴费票据来证明2015年9月8日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白建华庭长给李某、杨某打通电话，二人答应调解。再审申请人认为二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二者的时间点相差仅一年，再审申请人2015年也未接到过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的任何电话。即便如此，二审法院据此认定2015年9月8日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主张了权利，也是极其荒谬的。关于没有名称的表的复印件，再审申请人认为其一方面未经质证，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伪造的。故原审判决认定保证期限未过，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再审申请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在材料中发现一份表格，即前述的没有名称的表的复印件，该表格显示内容为：编号211，借贷，2015年9月8日，原告忻州市忻府区信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忻府区杏林街，被告赵某1、杨某、李某，白某，起诉。就本案而言，这是被申请人唯一可以证明其提起诉前调解时间点的证据，但是在所有庭审笔录及两份判决中对该证据均只字未提。此外，在被申请人提起诉前调解，调解不成功转为诉讼的情况下，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2016）晋0902民初1402号民事裁定书，该证据作为证明被申请人第一次提起诉讼的相关证据，也未经质证。（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申请人认为前述没有名称的表系伪造。第一，该表格编号前后颠倒、顺序混乱；第二，关于本案关键时间点，提起诉前调解的记载虽为2015年9月8日，但有明显的涂改痕迹，系把2015年9月12日改为2015年9月8日；第三，原被告信息的记载系把原有记载拿刀片刮搽，新录入的原被告信息，且字迹向右遮盖了“白某”签名中的“白”字，明显系白建华签名在前；第四，该表格出处不明；第五，该表格上编号为210的记录同样存在上述涂改问题，巧合的是两个案件为同一原告，且都有白某庭长的签字。综上，请依法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担保合同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过？2.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限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3.原审是否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及剥夺辩论权的问题？   （一）关于本案担保合同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过的问题。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存在诉讼时效适用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一、二审判决载明的出庭参加诉讼情况，一审庭审出庭情况为“原告忻州市忻府区信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玉平、被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燕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赵某1、杨某、李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二审出庭情况为“被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杨某、李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赵某1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再审申请人赵某1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期间亦是如此，对于其放弃诉讼权利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于赵某1因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现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申请再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李某在一审时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其虽在庭审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并未举出新的证据证明信业小贷公司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被告应当在答辩期间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之规定，李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一审庭审，放弃了法律赋予其举证、质证及辩论的权利，系不诚信诉讼的行为，该行为导致的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再审申请人杨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一审庭审，亦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再审审查中其又以诉讼时效问题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李某、杨某上诉时均未对诉讼时效问题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未予审理并无不当。故三再审申请人在审查程序中提出的关于本案担保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的问题。三再审申请人均为案涉借款连带责任担保人，案涉担保合同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到期后二年。保证期间内如债权人未主张权利则导致担保债权本身消灭，该期间为除斥期间。但如有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曾向其主张过权利的，自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适用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案涉担保合同担保期间截止至2015年9月10日，三再审申请人对此并无异议。信业小贷公司主张其就上述借款以赵某1、李某、杨某为被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调解，并提交了一审法院《民一庭诉前调解登记表》《诉前调解终结书》证实其于2015年9月8日申请诉前调解，2016年9月5日诉前调解终结。信业小贷公司以诉讼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其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担保人应当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关于信业小贷公司申请诉前调解的情况，二审法院曾向一审法院做过专门调查了解，一审法院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故应认定信业小贷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调解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因信业小贷公司选择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案涉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诉前调解终结之日起开始起算二年。信业小贷公司起诉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二审判决认定信业小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认定亦无不当。   （三）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及剥夺辩论权的问题，系因其放弃诉讼权利所致；其关于本案诉讼证据系伪造的主张，因无证据支持，且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以上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赵某1、杨某、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赵某1、杨某、李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魏世军   审判员 王荣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郭春林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