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22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人：阮向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全胜，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董仲宝，男，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锋，广东暨众（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洁，广东暨众（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被告：河南泽端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称：安阳市文臣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法定代表人：端木樊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秀英，河南殷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刘华阳，男，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上诉人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日公司）、上诉人董仲宝因与一审被告河南泽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端公司）、一审第三人刘华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日公司上诉请求：1、董仲宝向向日公司支付工程款335580元及自2016年9月30日起的利息；2、泽端公司对董仲宝欠付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董仲宝、泽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2015年7月25日10万元认定为董仲宝的付款与事实不符。刘华阳转账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该10万元系帮朋友向刘华阳借款。向日公司提供的招商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0月9日和10月10日向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向阳的妻子刘烨的招商银行账户两日各转账5万元给刘华阳，已将2015年7月25日的10万元偿还给刘华阳。二、一审法院未认定挂靠单位泽端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木工班施工合同》中抬头甲方名称为泽端公司，足以证明董仲宝是以泽端公司的名义与向日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合同未盖章，仅有董仲宝签字，但没有盖章不代表没有使用泽端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个人签字仅视为合同代表签字。2、在（2016）沪0113民初14806号案件中，案涉《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担保方也仅写了泽端公司的名称，董仲宝个人签字，没有泽端公司的盖章。该案经调解结案，泽端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了连带责任。3、一审判决无视合同约定的甲方义务，仅凭向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向阳在董仲宝刑事案件中的证词来做判断，违背了合同约定。在另案中的陈述是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不排除陈述或理解错误。该证词本意是向日公司认为董仲宝是泽端公司的负责人。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2条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董仲宝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董仲宝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向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向日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刘华阳直接将60万元支付给阮向阳，后2017年经上海法院调解代付材料款793420元，至此董仲宝和向日公司之间的涉案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1、虽然向日公司付款明细表中没有列明2014年7月18日收款10万元，但董仲宝提供的阮向阳于2014年7月18日的收据足以证实了向日公司收取了1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该款项应计入董仲宝已支付款项。2、本案中董仲宝向刘华阳借款是为了支付向日公司工程款，其中出借人是刘华阳，借款人是董仲宝，担保人是向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向阳。三方约定80万元借款中60万元由刘华阳直接支付至阮向阳账户作为董仲宝向向日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另外20万元支付给董仲宝。虽然从向日公司提供的表面证据反映刘华阳在向阮向阳支付相关款项时预先扣除部分利息，但该借款的支出由刘华阳和阮向阳直接操作，董仲宝并不知情，相关的支付风险应由向日公司及阮向阳承担。并且在借款后，董仲宝按照本金80万元月息7分即每月56000元的利息向刘华阳进行还款，合计付息约564000元。3、向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向阳在接受珠海市公安局横琴分局询问笔录中确认“欠我们木工班110万元工资已经全部结清，头一笔是董仲宝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我的，另一笔60万是董仲宝让别人转给我的”。4、一审法院认为阮向阳收到工程款565000元后又将25万元退还给董仲宝错误。若阮向阳在没有收到60万元的工程款结清工人工资的前提下，其为何会将案涉工程款再一次转给董仲宝？很明显阮向阳再一次转款25万元给董仲宝与本案案涉工程款毫无关系。向日公司辩称：1、关于10万元的收据。收据是预先写好的，注明以董仲宝将款项转入向日公司账户为准，而董仲宝只转账了5万元，未足额支付；2、董仲宝属于借款人，其通过刘华阳向向日公司转账属于委托付款的性质，尽管其委托刘华阳将60万元打入向日公司账户，但是实际上刘华阳只转账了465000元，即刘华阳实际支付的金额才属于董仲宝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且董仲宝也无证据证明刘华阳就该笔款项向向日公司转账超过465000元。虽然向日公司在董仲宝刑事案件中曾经作证称收到60万元，但在作证时向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向阳存在刘华阳会将该60万元全部转账支付的预期，故本案应以实际支付的凭证查明事实。针对向日公司、董仲宝的上诉，泽端公司答辩称：依法驳回向日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董仲宝的上诉请求。一、关于工程款的支付问题，泽端公司认同董仲宝的意见，即工程款董仲宝已全部支付向日公司，甚至超付工程款134420元。1、向日公司两次向一审法院提交董仲宝付款明细，一审法院仅依据一审庭审中向日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即否定该付款明细中的2014年10月15日收款2.5万元、2014年12月6日收款1万元错误，因为长期的工程款结算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现金支付，不能因无转账记录即认定上述3.5万元未进行支付。同样，虽向日公司付款明细表中未列2014年7月18日收款10万元，但董仲宝向法庭提交向日公司出具的当日收款收据后，向日公司才认可收到5万元，如果向日公司未足额收工程款10万元，向日公司不可能出具收款10万元收据，当然如未足额收到此10万元工程款，双方在之后的工程款结算过程中应进行说明。上述三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董仲宝少付工程款8.5万元。2、董仲宝因拒不支付劳务报酬被羁押后，不得已向刘华阳高息借款80万元用于清偿所欠向日公司雇佣的农民工劳务费，当时三人达成的用借款支付工程款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阮向阳作为向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公安机关作证“欠我们木工班的110万元工资已经全部结清，头一笔50万元是董仲宝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我的，另一笔60万元是董仲宝让别人转账给我了”，该证词已得到生效刑事判决书的确认，该陈述足以说明60万元已支付到位，也正因此，董仲宝一直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向刘华阳支付借款80万元的利息。向日公司所述2015年7月25日收款10万元与本案工程款无关、与本笔借款80万元无关，说明向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向阳与刘华阳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向日公司称仅收到转款46.5万元，如果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上的该笔款项即是本案中各方所称的借刘华阳款80万元归还工程款60万元的话，显然是因阮向阳与刘华阳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双方核算后的款数。之后，阮向阳收到该款后，按照三方约定，将超付的劳务费又转付给董仲宝（25万元），更能说明刘华阳已足额支付阮向阳借款，董仲宝已不欠向日公司工程款。3、从董仲宝及向日公司陈述的事实经过来看，董仲宝向刘华阳借款用于偿还向日公司的劳务费，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事实显然是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追加刘华阳为第三人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但一审法院仅依据向日公司提交的阮向阳爱人个人一个并不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转账款少于60万元即认定当时三方借款不是60万元，显然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向日公司要求泽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向日公司认可董仲宝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泽端公司也未在向日公司与董仲宝签订的《木工班施工合同》上签章，阮向阳在公案机关的笔录中也明确认可其信赖的合同相对方是董仲宝，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法院判决驳回向日公司该项请求正确。第二，上海宝山区法院调解书是泽端公司征得董仲宝同意情况下达成的调解意见，向日公司以此调解书为据要求泽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的精神。第三，向日公司并非实际施工人，仅是劳务合同的分包人，其要求支付劳务费及工程款，不属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刘华阳针对向日公司、董仲宝的上诉未发表答辩意见。向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董仲宝、泽端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550580元；2、董仲宝、泽端公司支付利息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今，以550580为基数，按年利息6%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30日为88092.8元；3、诉讼费用由董仲宝、泽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8日，向日公司与董仲宝签订《木工班施工合同》，约定董仲宝将其承包的珠海横琴总部大厦（一期）北侧裙楼工程木工作业分包给向日公司。其中合同文本抬头处的甲方为“泽端公司”，但落款处未盖有与泽端公司有关的任何印章，仅由向日公司盖章和董仲宝签字。合同约定本工程的木工作业劳务报酬采用总价包干计算方式，包干价为520万元。向日公司依约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向日公司与董仲宝、泽端公司均认可向日公司完成的工程价款为520万元。阮向阳在2018年2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付款明细（简称付款明细一），详细如下：1.2014年4月25日20万元；2.2014年5月19日25万元；3.2014年6月19日65万元；4.2014年6月30日20万元；5.2014年8月8日15万元；6.2014年8月27日50万元；7.2014年10月15日22.5万元；8.2014年12月6日20万元；9.2015年代付朱玉虎材料款20万元；10.2015年代付工人工资766000元；11.2015年8月28日18万元；12.2015年9月5日32万元；13.2017年经上海法院调解代付朱玉虎材料款793420元。合计4634420元。2019年6月14日，向日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付款明细（以下简称付款明细二），详细如下：1.2014年4月25日20万元；2.2014年5月19日25万元；3.2014年6月11日60万元；4.2014年6月19日5万元；5.2014年7月1日20万元；6.2014年7月18日5万元；7.2014年8月6日15万元；8.2014年8月27日50万元；9.2014年10月15日20万元；10.2014年12月6日19万元；11.2015年代付朱玉虎材料款20万元；12.2015年代付工人工资766000元13.2015年8月28日18万元；14.2015年9月5日32万元；15.2017年经上海法院调解代付朱玉虎材料款793420元，总计4649420元。两份付款明细金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付款明细二中向日公司认可2014年7月18日收取了5万元，但付款明细一中未认可；付款明细一中2014年10月15日和2014年12月6日各收取22.5万元和20万元，但付款明细二中仅认可各收取20万元和19万元，少认可了25000+10000=35000元。两相抵消，向日公司在付款明细二中实际承认多收到50000-35000=15000元。2015年11月12日，阮向阳接受珠海市公安局横琴分局询问的时候称：“阮向阳是与董仲宝个人签的合同。说好工程做完后付工程款总量款的80%，另外20%的三个月之内付清。我们的工程款没有争议，董仲宝都签字确认了。”“欠我们木工班的110万元工资已经全部结清。头一笔50万元是董仲宝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我的，另一笔60万元是董仲宝让别人转账给我了。”董仲宝系挂靠泽端公司名下。一审庭审中，阮向阳和董仲宝均认可如下事实：刘华阳作为出借人、董仲宝作为借款人，阮向阳作为担保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刘华阳向董仲宝提供借款80万元，并由刘华阳将借款直接付给阮向阳，月息8分，借款期限7个月。其中由阮向阳分得60万元，董仲宝分得20万元。向日公司称实际上并未收到60万元，实际只收到465000元，收到之后又转给了董仲宝194000元（其中2015年9月26日2万元，2015年10月9日5万元，剩余的124000元是在2015年10月12日分三笔转出），另外还付给了刘华阳利息56000元，实际收到的款项为215000元。董仲宝一开始仅认可向日公司转回的钱为20万元，包括2万元、124000元和56000元。之后又认可收到向日公司支付的5万元，但具体是什么款项则不记得了。即董仲宝总共收到向日公司支付的25万元。向日公司主张其在2015年仅收到了刘华阳的565000元，其中2015年7月25日为10万元，10月12日为46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阮向阳和向日公司提交的两份付款明细有些许差别，但根据向日公司所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反映，付款明细二才是真实的反映，董仲宝、泽端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应的付款记录推翻向日公司的前述主张，另外当事人的自认时部分对其有利，而部分对其不利时，必须对其自认整体予以认定，而不能仅挑选部分进行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除刘华阳的借款外，董仲宝已向向日公司支付工程款4649420元，剩余工程款为5200000-4649420=550580元。关于刘华阳的借款问题，各方均未提交三方借款协议，但根据阮向阳与董仲宝的陈述，该协议上并未记载阮向阳曾欠刘华阳的款项。阮向阳在公安机关陈述其已收到全部木工班组的工资，但向日公司已经提供了银行流水足以推翻阮向阳之前的陈述意见，故一审法院采信阮向阳确实只收到565000元。但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至于刘华阳与阮向阳、董仲宝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刘华阳实际借出款项的金额，刘华阳仍可加以举证证明，并根据其实际借出金额予以主张其权利。阮向阳收到565000元后，又向董仲宝支付了25万元，即向日公司实得款项为565000-250000=315000元。因此，董仲宝仍须向向日公司支付550580-315000=235580元。董仲宝迟延付款，董仲宝还须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给向日公司，向日公司要求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则超出了标准。阮向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意见中已经明确表示其系与董仲宝签订的合同，而且董仲宝也未在合同上加盖泽端公司的任何印章，因此，董仲宝并未以泽端公司的名义与向日公司签订合同，阮向阳要求泽端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董仲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向日公司支付工程款23558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付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该工程款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向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56元，由向日公司负担5517元，董仲宝负担3939元。本院二审期间，向日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2、上海案件中向日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董仲宝提交其向刘华阳还款的记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2014年7月18日，阮向阳出具收据称收到涉案工程款10万元，并注明“建行621********04192086”；同日，阮向阳账号为621*************942的建行账户收款5万元。2014年10月15日，阮向阳出具收据称收到涉案工程款225000元，并注明“转阮向阳建行”；同日，阮向阳账号为621*************942的建行账户收款20万元。2014年12月6日，阮向阳出具收据称收到涉案工程款20万元，并注明“转阮向阳建行621*************086”；同日，阮向阳账号为621*************942的建行账户收款19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湾支行于2020年11月11日出具《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事故查询清单》，载明阮向阳卡号为621*************942的银行卡系由旧卡号为621*************086的银行卡挂失领卡补办而来。2015年7月25日和2015年10月12日，刘华阳分别向阮向阳的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和465000元。2015年9月26日、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2日，阮向阳通过刘烨的招商银行账户分别向董仲宝转款2万元、5万元和124000元。另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刘烨的招商银行账户多次向刘华阳转款合计312000元。向日公司称刘烨系阮向阳的妻子。二审庭审中，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阮向阳向董仲宝回款25万元的事实，董仲宝解释称向刘华阳80万元的借款中首次扣除利息5.6万元还剩74.4万元，三方约定其中60万元支付给阮向阳，另外14.4万元由刘华阳转付给董仲宝。董仲宝实际收到阮向阳的两笔转付款，分别是12.4万元和2万元。至于2015年10月9日阮向阳转账的5万元，不记得是什么钱了。董仲宝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其在农行和建行的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其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间共向刘华阳支付借款利息564000元。案号为（2015）珠横法刑初字第102、103号刑事判决查明，董仲宝积极筹款清欠工资，陆续将欠付的工人工资支付给……阮向阳等班组，至同年9月8日，将所拖欠的工人工资支付完毕。董仲宝称其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4年2月21日，抬头注明供方（甲方）为上海市宝山区台海木材经营部、需方（乙方）为向日公司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供应全实心胶合板等产品。合同尾部甲方由案外人朱玉亮签名；乙方加盖向日公司公章；担保方手写注明泽端公司名称，未加盖公章，并由董仲宝签名确认。2017年6月28日，案号为（2016）沪0113民初14806号的原告上海市宝山区台海木材经营部诉被告向日公司、泽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向日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上海市宝山区台海木材经营部货款793420元，泽端公司对向日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20年7月1日，安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安阳市文臣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名称为“河南泽端建设有限公司”。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和庭审情况可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董仲宝实际向向日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二、泽端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1.董仲宝提交三张收据拟证明其分别在2014年7月18日、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2月6日向阮向阳支付工程款10万元、225000元、20万元。但根据向日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上述三个日期，向日公司分别收到董仲宝的转款金额为5万元、20万元和19万元。本院认为，三张收据均注明转账或银行卡号等内容，说明董仲宝与向日公司约定款项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故应以银行转账金额确定向日公司的实际收款数额，本院对向日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据此以阮向阳提交的《付款明细二》认定除刘华阳借款外，董仲宝已向向日公司支付工程款464942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2.关于刘华阳借款数额及向董仲宝回款数额。尽管生效民事判决和阮向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表明阮向阳收到木工班组全部款项，但向日公司在本案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足以推翻前述事实，一审法院以银行转账记录确认阮向阳实际收到刘华阳转款565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向日公司上诉主张其中2015年7月25日的10万元转款系阮向阳帮其朋友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但向日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同样，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可知，在收到刘华阳的款项后，阮向阳向董仲宝转账194000元。至于向日公司主张还支付了利息56000元，实际上向日公司或阮向阳并未实际支付该笔款项，而是刘华阳在借款之初先行扣除了利息56000元，故应以银行转款记录确认阮向阳向董仲宝回款194000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向日公司实际收取刘华阳款项数额为371000元（565000元-194000元），则董仲宝仍欠付向日公司工程款179580元（520万元-4649420元-371000元）及其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二。泽端公司并未在《木工班施工合同》上加盖公章，该合同的甲方仅为董仲宝，向日公司要求泽端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足。同时本院认为，泽端公司在（2016）沪0113民初14806号案件中调解时自愿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属于债的加入，不能因此推断其在本案中就应当对董仲宝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对向日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向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董仲宝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9）粤049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董仲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7958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付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该工程款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56元，由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6372元，董仲宝负担3084元。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其自行负担；董仲宝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834元，由其自行负担3685元，珠海向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11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朱 玮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