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1072号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男，1960年10月3日出生，新加坡籍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维，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政，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韦秀美，女，壮族,1977年10月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焯铭，广东一粤（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诉被告韦秀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维，被告韦秀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焯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8万元和利息（利息以人民币208万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1月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韦秀美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原告在广州美博城商场见到被告，出于好奇问被告生意好不好搭讪相识后成为朋友，双方留下联系电话和互加微信。2018年12月7日，被告用微信语音向原告借人民币20000元，原告询问被告借款的用途，被告说要还房款和还别人的钱，并说是急用。2018年12月8日，原告在新加坡将借款人民币20000元转入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内。2018年12月18日，原告到广州市花都区与被告见面，被告就带原告去吃晚饭，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2018年12月19日，被告用微信语音叫原告去到被告家里坐，然后被告带原告去到广州市花都万达广场，被告说她想在这里投资买房屋，里面房产中介有她相识的朋友可以给她打折优惠房价，而且这里的房屋将来升值潜力巨大，要求原告借钱给被告买房，原告陪被告看过房屋后答应借钱给被告买房，然后各自回家。原告回家后就把借款人民币300000元转入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内。2018年12月20日，原告离开广州市回新加坡。随后，原告于2018年12月21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300000元，于2019年1月1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470000元，于2019年1月18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25000元，于2019年3月26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105000元，于2019年4月23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500000元，于2019年4月26日向被告出借人民币360000元。合计向被告出借人民币2080000元作还房款、还债和投资买房之用，上述借款均有中国农业银行明细对账单为据。2019年4月23日，原告到广州与被告第二次相会，当天晚上在被告家过夜，同年4月25日晚，原告到被告家吃饭，并按被告意思在她家过夜，上床准备睡觉时，就有警察入房检查，原、被告均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问话。事后，原告才知道是原告太太派人跟踪并报警，引发当晚警察入屋检查。原告与被告因此产生矛盾。原告回新加坡后，多次要求被告偿还上述借款，但被告以无钱为由拒绝偿还借款，故诉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韦秀美辩称：原告与被告是情侣关系，被告没有向原告借款，原告将涉案款项转账给被告是为了追求被告，让被告同意嫁给原告而赠送给被告的，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赠与关系，涉案款项的性质不是借款，而是赠与款，综合上述意见，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讼争双方提供的书证以及诉辩意见和庭审质证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根据原告提交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认证并转递的《新加坡共和国婚姻登记册内注册项的核证副本》载明，原告与案外人卓巧燕于2001年6月21日在新加坡办理了婚姻注册登记，两人为夫妻关系。根据原告出示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原告在2018年12月8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进行以下转账交易：（1）2018年12月8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2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借贷款”；（2）2018年12月19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30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借款”；（3）2018年12月21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30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借款”；（4）2019年1月1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47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房款”；（5）2019年1月18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25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存款”；（6）2019年3月26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105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房款项”；（7）2019年4月23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50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房款”；（8）2019年4月26日，原告从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账户62×××11向被告的账号62×××73转账划入人民币360000元，在摘要/附言中注明“房款”。经对上述八笔转账款项进行核算，原告共向被告转账金额人民币2080000元，其中附言标记“借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附言标记“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600000元；附言标记“房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435000元；附言标记“存款”的金额为人民币25000元。在庭审质证中，原告认为被告因需要还款、供楼、买楼，故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80000元。被告在质证中承认有收到原告转账划付的款项人民币2080000元，但认为原告出示的证据恰能证实原、被告之间是情侣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且在原告的请求下，被告把户籍材料提供给原告办理出国定居手续，准备嫁到新加坡；对于第一笔（2018年12月8日）转账人民币20000元的款项性质问题，因为在摘要/附言标注为“借贷款”，被告确认该笔款项是借贷款，因为在2018年12月8日前，双方在微信和电话中有谈恋爱的意思，原告还要求过来花都区与被告相见，被告与其朋友商量，就出一个主意考考原告的诚意，为试探原告的人品，提出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元，双方在2018年12月18日第一次见面后，因为被告是试探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元，原告真的打款给被告，时隔10天后，在被告没有要求原告借钱给被告时，且被告也有自己的资产和房子，故被告没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原告在转账摘要/附言上备注“借款”是原告单方面的备注，被告是不承认的；至于在2018年12月19日的借款，被告去银行打单时才发现款项性质是借款，就打电话给原告表明被告与原告不是借款，之后如果要打款给被告，就不要在款项性质上设定为借款，所以从第四笔转账付款后就全部变成了房款，因此，原告认为涉案款项是借款是其单方意思表示，被告坚持认为涉案款项的性质为赠与。另，至于原告最后一笔（2019年4月26日）向被告转账划付人民币360000元，该笔款项的转账划款时间是在2019年4月25日晚，原告妻子跟踪原告到花都后，并向公安机关报警，三人在公安机关就做了笔录，表明原告与被告关系破裂，但原告说其与妻子感情破裂，准备离婚，打算与被告相处，且在2019年4月25日晚，原告就把被告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删掉了，为何原告在2019年4月26日还继续转账款项给被告呢？说明原告心里内疚，打款给被告弥补，因此原告与被告并非借贷关系，不然在与被告感情破裂之后也不会再打款给被告。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认为涉案款项的性质如果是赠与，又为何在每笔转账款项前添加摘要/附言说明款项性质；至于原告从第四笔款项改成房款，说明原、被告之间关系好，原告听被告意见就改成房款，但款项性质仍是借贷关系；对于2019年4月26日最后一笔转账，只能说明原、被告的友好关系，原告继续借钱给被告，这不是原告心里内疚的原因，而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被告为证实原、被告是情侣关系，出示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和“短息记录”，其中“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有“我已经确定，你是在我身上里的感触器，所以我要定你了，嫁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和爱你，抱你的孩子，我这边会签字离，我喜欢你的全部；但愿我们能相伴到老……”；回复“你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决定，这样我会有压力的，再说本身也不是，我们的事顺其自然，但愿美好”。……“你先签字定下来，我安排2天后打款给你，有我在你放心”。“短信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我有对她说，请她不要在完跟踪了，她怎么吵都说没有，要怎么样呢，那我把你作过去马来西亚吧，那里有我弟弟看着，一次可以住3个月，后在续”。回复“不可能的事”；回复“就这样定吧，我会叫广州的朋友给弄签证，好吗，在吉隆坡，暂时3个月，有住房有吃，我妈妈也在那里”等。原告在质证中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未经第三方证据保全，且内容不完整，无法还原客观事实，也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为赠与；同时原、被告双方认识时间较短，不可能会谈婚论嫁，且被告是单身，原告有配偶，夫妻关系尚好，故原告认为被告是以性交易为代价，有违公序良俗。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认为只要不是伪造的电子证据，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至于原告认为双方认识时间较短，不可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恰恰证明双方认识时间较短，不可能出借巨额款项给被告；被告不是以性交易为代价取得涉案款项，原告欺骗被告说其与妻子感情破裂，被告作为单身人士，相信是真，故不违反公序良俗。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派员到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调取2019年4月25日晚上的处警询问笔录等资料。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接纳被告的申请，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发出律师调查令，要求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调查令到公安机关调阅和复制有关询问笔录。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向本院邮寄三份《询问笔录》，其中第一份《询问笔录》是对被告韦秀美所作的笔录，询问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21时40分，主要内容载明：“我男朋友陈冠荣，我和他去年11月左右认识的，刚认识的时候，陈冠荣说他在办离婚手续，所以我一直没有接受他的追求，他说他那边离婚要办3个月的手续，到这个月17日他告诉我离婚手续完成了，并且给我看了法院的离婚文件和律师的一些文件证明他确实离婚了，所以我昨天就和他确定关系了；晚上8时30分有民警来敲门，开门后说要求我来派出所配合调查，一个陌生女子大声辱骂我；我男朋友也在场，他当时很震惊，然后告诉我那个骂我的女的是他前妻等”。第二份《询问笔录》是对陈冠荣（CHANKWONGWENG）所作的笔录，询问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21时38分，主要内容载明：“我和我法律上的现任妻子的矛盾来到派出所，2019年4月25日晚上21时许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商业大道××号××花园一住房内，当时我在房间睡觉，然后有人敲门，我叫我的女朋友开门，接着我女朋友就叫我到外面，警察和我现任妻子在门口，现任妻子在大吵大闹，没过多久又来了名警察，之后我们全部都被带回派出所了，我现任妻子叫卓巧燕，因卓巧燕于2014年跟我提出离婚，直到2018年12月4日向当地法院申请离婚，12月14日我收到法院的信件，但是卓巧燕在2019年3月份向法院提出取消离婚，加上在2018年12月中旬认识现任女朋友，我打算跟这个女朋友结婚，所以我不同意卓巧燕提出取消离婚，于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今天被公安人员带回来的那名女子是我女朋友，叫韦秀美，双方在2018年11月左右认识，在2018年12月14日之后确认男女朋友关系等”。第三份《询问笔录》是对卓巧燕所作的笔录，询问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21时33分，主要内容载明：“我抓到我丈夫出轨，所以来派出所说明情况，我丈夫是陈冠荣，大约4个月前，我发现我丈夫认识一个中国女子，就在家里和公司办公室放了录音机……，于2019年4月24日来到中国，跟踪我老公来到花都，我确认双方有发生关系，不止一次；我知道我老公有给钱这个女的，但不知道给了多少钱；这次我跟踪我老公来到花都，没有看到他们有发生性行为，但是两个住同一个房间，我老公的行李也放在她的房间等”。在庭审质证中，原告对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提供的上述三份《询问笔录》不予确认，认为公安机关的答复中已经说明找不到原始档案，无法证实《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被告则对上述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认为《询问笔录》上记录的很清楚，原告想与被告结婚，所以跟被告在一起，且双方以男女朋友互相称谓，证实原、被告是亲密的情侣关系，原告向被告赠与钱财来购买房屋的合理性。另，经本院派员走访腾讯公司，因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移动终端的点对点服务，腾讯公司开设的微信平台和程序无法留存相关点对点的聊天记录。被告对此表示清楚。在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一致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本院认为：原告是新加坡籍公民，本案为涉外民间借贷纠纷，依法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被告的户籍及住所地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属于本院集中管辖广州市花都区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故本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涉案款项的转账行为及收款行为均发生在中国，且讼争双方亦一致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故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是否就涉案款项人民币2080000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意以及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赠与。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以下评析：第一，虽然原告否认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提供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结合被告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与公安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可相互印证，且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情爱关系，且涉案八笔转账款项均是发生在原告与被告交往期间。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据此，赠与人作出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是赠与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本案中，原告在2018年12月8日、12月19日、12月21日向被告转账划付的三笔款项合计人民币620000元在摘要/附言栏处均已备注款项的用途为“借贷款和借款”，并非赠与款。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认为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抗辩认为上述三笔款项属于原告给予的赠与款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对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明确将上述三笔款项赠与被告的意思表示。况且，被告在庭审质证中亦表示为试探原告的恋爱诚意向原告发出借款人民币20000元的意思表示，鉴于上述三笔款项的转账时间间隔较短，且原告与被告为特殊的情爱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债权凭证也是符合生活常理，不能推定特殊情侣之间无债权凭证的转账不属于借贷。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就上述三笔转账款项合计人民币620000元已达成借款的合意。因上述借款金额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故原告有权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清偿该项债务，被告应将上述款项人民币620000元返还给原告。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原告与被告亦没有约定借款利率，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自起诉主张债权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收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第三，对原告于2019年1月1日、1月18日、3月26日、4月23日、4月26日向被告转账划付五笔款项合计人民币1460000元的性质是否属于借款问题。上述五笔转账款项在摘要/附言栏处备注款项的用途为“房款和存款”。原告此前转账三笔款项给被告时在摘要/附言栏中备注用途为“借款”，但时隔10天后在转账划付给被告时却在摘要/附言中主动更改用途为“房款和存款”，表明原告随着与被告情人关系的发展主动向被告转账划付上述五笔款项，且该五笔款项无法体现被告有向原告发出借款的要约。此外，原告与被告在确立情人关系后，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表示其与原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而逐步向被告转账划付涉案款项，特别是原告被其妻子发现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后仍向被告转账划付最后一笔款项人民币360000元。因此，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有向原告发出借款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讼争双方就上述五笔转账金额人民币1460000元达成新的借款合意，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该五笔转账金额合计人民币1460000元属于出借给被告的借款的意见不予接纳。至于原告转账该五笔款项合计人民币1460000元有否损害他人利益，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韦秀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62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6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给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二、驳回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3440元，由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承担人民币13440元，被告韦秀美承担人民币1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冠荣（CHANKWONGWENG）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韦秀美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人民陪审员  杨卫兴人民陪审员  莫应操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澜书记员钟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