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2民初2586号原告：华鲁医药科技湖北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尉万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湘漓，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有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登，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科技湖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鲁医药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职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湘漓，被告（反诉原告）商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购药款135,397.1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资金占用费）4,908元（自2019年9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7月11日）；3、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17年起，原告向被告供应药品。2018年7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往来账对账函》确认，截止2018年6月30日，被告仍欠原告货款123,477.26元。此后，原告于2019年8月21日向被告供货84,777元，于同天向被告的分支机构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堤角分院(以下简称堤角分院)供货37,374元，于2019年9月11日向堤角分院供货24,660元。原告仅收到被告部分货款，现仅主张135,397.16元。被告（反诉原告）商职医院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我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了所有货款，应当驳回原告诉请。我公司已经提起反诉，原告应当返还多支付的货款。被告（反诉原告）商职医院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多支付货款152,501.26元；2、本案反诉及本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反诉被告出具《往来账对账函》，截止2018年6月30日，反诉原告应支付反诉被告货款123,477.26元（反诉原告不认可）；反诉被告于2019年8月21日供货84,777元，其结算金额为9,147元；同日向堤角分院供货37,374元，其结算金额为3,810元；于2019年9月11日向堤角分院供货24,660元，其结算金额为2,380元。因此，2018年6月30日后，反诉原告应支付反诉被告货款不超过15,337元。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12月23日，反诉原告及堤角分院共计付款167,838.3元，多支付的货款152,501.26元应当予以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公司辩称，反诉原告应支付反诉被告的货款应当为486,461.2元，反诉原告仍差欠我方货款，不存在多支付货款的情况。本院根据庭审中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在庭上的陈述，综合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如下：商职医院系从事卫生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堤角分院系其分公司。华鲁医药公司与商职医院及其堤角分院自2017年起开始交易往来直至2019年9月，由华鲁医药公司向商职医院及其堤角分院供应氯化钠注射液等药品。双方之间无书面合同，交易模式为商职医院及其堤角分院通过医药代表向华鲁医药公司下单订货，华鲁医药公司供货入库后再与商职医院办理结算，一般为滚动付款。2018年7月19日，华鲁医药公司向商职医院发送一份《往来账对账函》，要求确认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商职医院及其堤角分院还差欠其货款合计123,477.26元。同日，商职医院在函件中“数据不符及需要说明事项”栏回复称“因总部检查工作，工作繁忙，烦请对账时间延后”。此后，双方再无书面对账材料。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因各自人员变动、财务管理不规范，目前已无法办理总结算。华鲁医药公司以《往来账对账函》上载明的货款金额123,477.26元以及多份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华鲁医药科技湖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单）》（以下简称随货同行单）载明的货款总额458,697.2元，扣减其自认的商职医院已付款金额154,266.1元后，在本案中仅主张未付款135,397.16元并据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商职医院则以其提交的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期间的多份银行转账凭证总额167,838.3元，扣减2019年8月21日及2019年9月11日与华鲁医药公司的供货结算总额15,337元，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华鲁医药公司返还该笔差额款项152,501.3元。双方均坚持诉辩意见，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华鲁医药公司与商职医院公司及其堤角分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堤角分院系商职医院设立的分公司，其民事行为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商职医院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华鲁医药公司就其本诉请求、商职医院就其反诉请求应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审理中，华鲁医药公司提交的《往来账对账函》中并无商职医院对货款金额的确认，该函件无法作为双方之间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的货款结算依据；其提交的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的多份随货同行单，部分无原件予以核对、部分签收人“郑XX”的身份无法核实、部分签收人签名无法辨认，商职医院公司对上述有瑕疵的随货同行单亦不予认可，故不能作为华鲁医药公司供货的依据。双方均认可的三份随货同行单载明，2019年8月21日及2019年9月11日华鲁医药公司向商职医院及其堤角分院三次供货的药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零售价、金额。华鲁医药公司主张应按照随货同行单中的“单价”计算其所供货物的货款。商职医院则提交三份载明了上述三次供货的规格、数量、入库单价、结算单价、结算金额且加盖华鲁医药公司公章的单据，主张应以该单据上载明的“结算单价”及“结算金额”计算货款。本院认为，上述三份随货同行单上载明的单价高于零售价格，与常理不符，且商职医院提交的三份单据上虽未载明为“结算单”，但显示了“结算单价”及“结算金额”并有华鲁医药公司加盖公章，另有华鲁医药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的货物明细及单价与上述“结算单价”及“结算金额”一致，故本院认为，华鲁医药公司以随货同行单上载明的“单价”计算供货货款依据不足。商职医院提交的多份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其付款发生在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期间，而其主张华鲁医药公司应返还的超付货款系上述转账总额167,838.3元扣减华鲁医药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至2019年9月11日供货货款总额15,337元而来。本院认为，商职医院公司以其发生在前的付款行为，以抵扣发生在后的供货货款，不符合常理，在庭审中经本院询问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华鲁医药公司就其所供货物数量及货款未能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商职医院就其超付大额货款亦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另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表示双方在交易往来中系滚动结算且现因人员变动、财务管理不规范等已无法办理总结算，本院认为，华鲁医药公司要求商职医院支付货款135,397.16元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商职医院要求华鲁医药公司返还超付货款152,501.26元的反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科技湖北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55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华鲁医药科技湖北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费1,6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黄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