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3民初109号 原告：何松仙，男，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乾勇，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豫兴达国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绿地新都会**楼**。 法定代表人：袁福来，职务不详。 被告：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谢家胡同****div> 法定代表人：张爱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占，男，199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长孝，男，1984年4月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农安县新农乡三门徐村冯家屯**，住。 被告：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801 法定代表人：蒋万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名威，女，198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 被告：余其江，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霞，女，197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婷，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了原告何松仙与被告中豫兴达国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豫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建筑分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公司”）、余其江、刘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同年10月27日、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松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乾勇、被告中交建筑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占、中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名威、余其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刘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婷、徐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豫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松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中豫公司、中交建筑分公司、中交公司、余其江、刘霞支付何松仙劳务工资共计30,000元，并以3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本息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中豫公司、中交建筑分公司、中交公司、余其江、刘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中交建筑分公司承包了成都市青白江区欧洲产业园内的工程修建项目，后中交建筑分公司又将其中的新云路、山泉路等修建工程发包给了中豫公司，刘霞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余其江为经营负责人。何松仙从2019年3月8日起到上述工地上从事施工，每月工资11,000元，一直工作至2019年6月11日止。2019年10月15日，经结算，确认尚欠何松仙工资30,000元。何松仙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根据相关规定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中交建筑分公司辩称，中交建筑分公司系案涉新云石路、山泉路东段、山泉路西段项目的总包单位，中交建筑分公司未与任何原告签订过劳务合同，故何松仙与中交建筑分公司没有劳务合同关系，中交建筑分公司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何松仙诉请由中交建筑分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没有法律依据，中交建筑分公司与中豫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协议，中豫公司才是案涉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人。由于中豫公司不符合要求，中交建筑分公司已经在2019年5月10日与中豫公司解除了合作关系。中豫公司私自进场产生了一定的工程量后，中交建筑分公司已经与中豫公司进行了工程量结算，其中新云石路为55,606.27元，山泉路东西段为70,377.97元，但由于案涉工程农民工工资有争议导致一直未支付；何松仙应向中豫公司索要农民工工资，中交建筑分公司并没有直接支付中豫公司委派或所雇人员工资的义务；协议解除后，中交建筑分公司曾多次要求中豫公司处理现场机器及工人工资问题，但中豫公司并未妥善处理，反而引发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工程正常开展。如果法院判决中豫公司支付结算款，中交建筑分公司同意将结算款直接支付给相关单位及人员。同时，原告的农民工身份以及诉讼请求的真实性也存在问题，首先，冯长孝是在2019年3月7日15时才通知刘霞于3月8日进场进行清表工作，余其江更应该是在此之后才知道进场时间，故原告等人是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得到消息并进场施工的；其次，原告等人声称从2019年3月8日至6月中旬左右有七八台机械进场进行清表工作，但实际的清表工作是不需要那么多机械设备，更何况原告等人声称只认识自己，互相之间都不认识，更加印证了原告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再次，案涉工程在2019年3月12日就因村民阻挠停止了现场清表工作，直到5月才开始复工清表工作，并且余其江在2019年4月17日就与韩乐伟、李中友签订了工程转包协议并退出该项目施工，故原告等人是不可能从3月8日一直施工至6月中旬的。最后，原告十人中的冯小阳与余其江签订了机械租赁合同，合同条款中也约定操作手工资是包含在机械费之内的。冯小阳既是机械出租方，又以农民工身份讨要工资，足以证明原告等人不属于农民工范畴，请求法院核实原告的农民工身份。 中交公司辩称，中交建筑分公司是合法成立并拥有营业执照的总承包单位，具有合法的缔约权利。中交公司授权中交建筑分公司成立了青白江区三洲路等29个项目经理部，中交公司、中交建筑分公司、项目经理部均未与任何原告签订劳务合同，故中交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劳务关系，中交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诉请中交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交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中交建筑分公司虽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不能抹杀中交建筑分公司的独立缔约能力和诉讼主体地位。其他意见与中交建筑分公司一致。 余其江辩称，对原告诉请的劳务费金额无异议；案涉项目系刘霞借用中豫公司的资质与中交建筑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一直都是刘霞与中交建筑分公司办理工程结算；刘霞借用中豫公司的资质拿到了劳务后，将新云石路、山泉路东西段再转包给了余其江，具体的劳务都是余其江的班组在做，原告就是余其江请的工人；原告等工人是2019年3月7日进场，做到5月份由于中豫公司不符合中交建筑分公司的要求而退场，但是这些工人一直干到2019年10月份；结算是中交建筑分公司与刘霞进行的，原告的农民工工资应该由刘霞而不是余其江来支付，因为中交建筑分公司是与中豫公司办结算，中豫公司与刘霞办结算，刘霞再给余其江办结算，余其江再将钱给工人，余其江并没有拿到钱，所以也就无力支付这个钱。 刘霞辩称，刘霞未与原告建立劳务关系，故刘霞不是适格主体；刘霞认为原告的起诉并不真实，因为工程从入场施工到撤场仅仅三日，这三日内仅开展了极少数的项目工作，不可能有原告等那么多的工人进场施工，原告诉称的工程时间、内容均不成立且没有依据；本案的起因是余其江与刘霞就工程款的支付数额有异议，余其江就三日的工作量要价200多万元，但就余其江转包的山泉路段，刘霞与中交建筑分公司结算的工程款仅7万余元。由于刘霞与余其江协商未果，所以余其江才找到原告等与本案不相干的原告进行诉讼，原告等人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告是与余其江建立了劳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应诉至余其江而非刘霞，但根据常理，余其江就案涉工程总费用的支出不应超过刘霞与中交建筑分公司结算的7万余元。 中豫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中交建筑分公司系成都市青白江市政道路项目的施工单位。2019年3月20日，刘霞借用中豫公司的名义和资质，与中交建筑分公司签订了《成都市青白江市政道路项目框架协议》，承揽了成都市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东段）、山泉路（西段）市政道路工程。此后，刘霞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余其江，何松仙等人自述系余其江在该项目工程中雇请的工人。 2019年5月10日，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青白江区三洲路、云顶路西延线等二十九个建设项目部致函中豫公司，表示：“2019年3月20日与你公司签订了成都市青白江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框架协议，经我项目一段时间来对你公司的考察，认定你公司不满足合同条款中的要求，项目将具体情况报送公司，并经公司同意，决定终止与你公司的框架协议”。2019年5月12日，刘霞签收了该函件并表示同意退出。庭审中，刘霞陈述在2019年5月12日即将撤场通知告知了余其江，但余其江却自认在2019年5月26日刘霞才通知其停工撤场。 2019年4月21日，刘霞代表中豫公司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青白江区三洲路、云顶路西延线等二十九个建设项目部就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4月20日期间新云石路道路工程项目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为60,441.60元，扣除各项费用（含农民工工资保证金3,022.08元）4,835.33元后，应支付总额为55,606.27元。2019年5月2日，刘霞代表中豫公司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青白江区三洲路、云顶路西延线等二十九个建设项目部就2019年4月13日至2019年5月2日期间山泉路东西段道路工程项目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为70,377.97元，应支付总额为70,377.97元。但至本案辩论终结之日，中交公司及中交建筑分公司并未支付以上款项，刘霞与余其江之间也未就案涉项目的工程款进行结算。 在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由余其江签字捺印确认的《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中载明何松仙等45名工人应付劳务工资共计1,451,713元，其中何松仙应付劳务工资30,000元；在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由余其江签字捺印确认的《成都市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明细帐（元）》中载明何松仙等20名工人共计欠薪544,513元，其中何松仙欠薪30,000元；在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由余其江签字捺印确认的《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欠付何松仙等24名工人工资共计758,513元，其中何松仙作为270机手每月工资10,000元，欠付何松仙2019年3月8日至6月11日的工资为30,000元。 在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结的（2019）川0113民初3472号刘霞诉余其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余其江提交了民事反诉状，陈述：“2019年3月20日，中豫兴达国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刘霞（反诉被告）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签订了《成都市青白江市政道路项目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又与反诉原告达成头口协议，反诉被告将山泉路东段、山泉路西段工程分包给反诉原告施工。反诉原告积极地组织施工人员、机器设备、机械车辆等入场施工。2019年5月，反诉被告告知反诉原告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反诉原告不得不同意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但反诉被告仅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却对反诉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不进行结算……”在（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余其江将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由余其江签字捺印确认的《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以及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的考勤表作为证据予以了举证，工资明细表中载明何松仙等45名工人应付劳务工资共计1451713元，其中何松仙应付劳务工资30000元；余其江还将一份签订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的《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作为证据予以了举证，该设备租赁合同中载明出租方为冯小阳（甲方），承租方为余其江的管理人员（乙方），设备租赁合同约定余其江的管理人员租用冯小阳的挖机270一台，租用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8月11日或者以出场为止，每月租金29000元，同时设备租赁合同中还载明：“本机只提供一个驾驶员，如乙方要配2个驾驶员，乙方应补贴驾驶员工资8000元……5、设备只能由甲方指定的操作工操作，其它人员不得上机”。在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尾页还载明“2019年8月10日上午与挖机冯老板谈到：从8月10日后停工挖机付费18000元／月，经双方同意认可了”，并有余其江签字确认。余其江还将一份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30日的《租房合同》作为证据予以了举证，该租房合同中载明出租方为谷显富（甲方，身份证号5101131957********），承租方为谭红星（乙方），合同约定谷显富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镇的民房二楼整层及一楼杂屋两间出租给乙方居住使用，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30日起到退房之日止，房屋每月租金2000元。在2019年12月9日的（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案民事审判笔录中载明：“审：被告提交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签订合同承租方是谁？被代：是被告的管理人员，为施工租赁了型号270的装载机。审：租赁了几台？这两份合同到底是一份还是两份？被代：应该是一台合同，复印重复了，只有一台。审：这台装载机撤场了没有？被代：不清楚。审：原告要求被告撤离的设备是否是这台？有几台设备？原代：至少是一台。”在余其江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中，载明：“2019年5月，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上诉人不得不同意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但被上诉人仅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却对上诉人已完成的工程量不进行结算，致使上诉人无力支付装载机的租赁费。装载机的机主收不到租赁费将装载机强留在施工现场。上诉人也曾劝装载机撤离施工现场，装载机主不但不听且告知上诉人我将装载机撤离了，今后我到哪里去要租赁费……” 在由青白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清欠办提供的《农民工工资发放表》中载明已向杨发贵、刘次生、王斌、陈金元、李常文、邓思蓉、邓思琼、谷显富（身份证号5101131957********）、曾述元、朱勇、谭振桂、谭红星、何永卫、谭文敬共计14名工人支付了截至2019年5月25日的工资共计237,696元。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青白江区三洲路、云顶路西延线等二十九个建设项目部出具了情况说明，载明已于2020年9月16日向未起诉的上述14名工人支付了工资共计237,696元。 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青白江区清欠办对王斌、刘次生、邓思蓉、李常文、曾述元、杨发贵共计六名工人进行了询问，形成了六份询问笔录笔录。其中，在2020年9月15日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王斌做的询问笔录中，王斌自认仅在2019年5月18日、5月19日在工地上做工两天，但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王斌的出勤时间为3月9日至4月3日。在2020年9月7日青白江区清欠办对刘次生做的询问笔录中，刘次生自认仅从2019年4月开始在工地上做工，做到2019年7月份为止，但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刘次生的出勤时间为3月9日至7月17日。在2020年9月7日青白江区清欠办对邓思蓉做的询问笔录中，邓思蓉自认从2019年3月份开始到2019年8月初为止在那里工作，但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邓思蓉的出勤时间为3月9日至7月24日。在2020年9月7日青白江区清欠办对杨发贵做的询问笔录中，杨发贵自认从2019年4月20日左右开始到2019年5月份在工地上做工，但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杨发贵的出勤时间为3月9日至7月20日。 此外，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还对刘霞、余其江、袁福保三人进行了询问，形成了三份询问笔录。其中，在2020年9月12日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刘霞做的询问笔录中，刘霞陈述“这个项目我们是2019年3月8日进场，由于当地老百姓不让开工等一系列原因，进入两天就停工了，然后从2019年5月初又开始重新开工，余其江和他的班组也是做清表工作，做到5月10日左右他的整个班组就撤场了……我收到终止项目的通知之后就立即告知了余其江，让他撤场……去年余其江撤场之后，中交公司告诉我余其江把他做到项目转卖给了李中友，韩乐伟这两个人，我就见了他们俩，告诉他们要接受这个项目的话就要好好做，愿意好好做的话就留在我这里做，不愿意做的话就走。他们说愿意好好做，所以我就让他们留下来接受余其江班组的工程了，他们一直做到今年5月份。他们俩算是接替余其江的班组长……余其江班组的工人是全部和他一起离场的，没有人留在李中友、韩乐伟班组继续工作”。在2020年9月11日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余其江做的询问笔录中，余其江陈述：“这个项目我们从2019年3月8日进场施工，一直到2019年5月26日刘霞通知我们停工……我与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公司签订的移交协议是代表我将新云石路一段的施工项目移交给了四川中创公司，因为我当时资金、人力有限，无法再继续完成这个项目，因此我就把新云石路这段工程移交给四川中创公司继续做…..去年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中友和韩乐伟给了我8万元钱，但这笔钱是该项目的临时建设费用，和我们约定的这笔200万元钱没有关系……”。在2020年9月11日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袁福保做的询问笔录中，袁福保陈述：“余其江实际上是承包了我们在成都市青白江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只知道老余说他已经把这一条路的修建项目转让给了这个四川中创公司，因为前期的工程都是老余做到，所以他们约定这个中创公司给老余200万元，作为转让的费用。但是我们公司和这个四川中创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经济关系……”。2019年4月18日，余其江代表中豫公司（甲方）与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的项目负责人李中友、韩乐伟签订了《新云石路道路工程项目移交协议》，协议约定中豫公司将新云石路的道路工程移交给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余其江班组将前期进场的一切资料于2019年4月17日全部移交给乙方，乙方支付余其江200万元，余其江所在班组于本协议签字生效后全部清场，无条件让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场施工。2019年4月29日，中豫公司与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中豫公司将其从中交三公司处承包的成都市青白江区欧洲产业城市政道路建设项目转包给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身份信息、企业信息、《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成都市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明细帐（元）》、《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项目框架协议、工程结算单、《关于终止与中豫兴达国际路桥建设有效公司框架协议的函》、（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反诉状、民事上诉状、庭审笔录、考勤表、《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租房合同》、（2020）川01民终2630号民事裁定书、《农民工工资发放表》、情况说明、询问笔录、《新云石路道路工程项目移交协议》、《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松仙等十人依据余其江认可的《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成都市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明细帐（元）》、《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主张的劳务报酬请求能否得到法律支持。对此争议焦点，本院阐述意见如下： 第一，何松仙等十人提交的三份欠薪凭证本身就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三张欠薪凭证均经过了余其江本人签字捺印确认，记载的内容又均是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制作时间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15日、2019年10月17日之间的间隔又非常近。按照常理推断，三张欠薪凭证中的内容不应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的《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中载明的是欠付45名工人劳务工资1,451,713元，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的《成都市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明细帐（元）》中载明的是欠付20名工人劳务工资544,513元，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的《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载明的是欠付24名工人劳务工资758,513元，三张欠薪凭证中载明的工人人数不一样，欠付劳务工资的总额又大相径庭，余其江本人又未到庭参加诉讼且未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由此存在矛盾之处。 第二，具体到何松仙提交的《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这份证据，该证据中载明的何松仙等十人的务工身份存疑，无法印证他们是案涉工程中由余其江雇请的农民工。根据本院调取的（2019）川0113民初3472号卷宗材料中《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庭审笔录、民事上诉状等证据，已明确显示十名原告中的冯小阳就是租赁270挖机给余其江的挖机老板，而不是欠薪凭证中记载的作为350机手的农民工。由于冯小阳与余其江之间本系机械租赁合同关系，余其江在（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案件中又自认由于欠付冯小阳挖机租赁费，才导致工程机械停留在工地上并引发了诉讼，再结合《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中约定每月租金29,000元以及余其江在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尾页载明“2019年8月10日上午与挖机冯老板谈到：从8月10日后停工挖机付费18000元/月，经双方同意认可了”的内容，本院有理由怀疑剩余九名原告中的某些个人可能是冯小阳纠集起来，以农民工工资名义来讨要机械租赁费的。还有一种可能，这剩余九名原告中的某些个人也和冯小阳一样，也是租赁机械设备给余其江的私人老板，在讨要机械租赁费无果后也虚构了农民工身份，希望以农民工工资的方式来获得欠付的机械租赁费。与冯小阳情况类似的还有未起诉的谷显富，在（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案件的《租房合同》中，谷显富是房屋的出租方（甲方，身份证号5101131957********）将其房屋出租给余其江的管理人员并获得每月2,000元租金，而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谷显富就成为了机械看夜的农民工，还通过青白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清欠办拿到了部分劳务工资，这不由让人怀疑案涉《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列明的24名个人是否是案涉工程中由余其江雇请的农民工。 第三，即使第二点中的所有可能性均予以排除，除冯小阳外的剩余九人是否与余其江建立了劳务关系也存在疑问。假设剩余九人都像《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载明的那样梁晓彬是350机手，何松仙、杨远强是270机手，冯小晏、吴林是推机手，陈顺建、陈文豪是铲车手，李春霞是机械管理，徐凯是现场施工，那么他们九人也应是与出租机械的私人老板建立了劳务关系，而非与余其江之间建立劳务关系。因为在一般的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了保障机械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机械设备的操作者以及管理人员往往都是由出租方在提供机械设备的同时确定的，而非由承租方临时从外部雇请，并且操作者及管理人员的劳务报酬也是计算在租赁费用之内由承租方支付给出租方后，再由出租方予以发放的，《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中载明的“本机只提供一个驾驶员，如乙方要配2个驾驶员，乙方应补贴驾驶员工资8000元……5、设备只能由甲方指定的操作工操作，其它人员不得上机”对此也予以了佐证，因此即使剩余九人都是案涉工程所租赁机械设备的操作者或者管理人员，他们也应和机械设备的出租方而不是余其江存在劳务关系。 第四，退一步说，即使案涉十人都是余其江在案涉工程中雇请的农民工，他们十人依据《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等欠薪凭证提出的劳务报酬总额也存在极大的争议，难以被法院采信。理由是：1、案涉欠薪凭证中载明的劳务报酬总额远远超出了刘霞代表中豫公司与中交公司结算的项目工程款金额总额，不符合建设工程分包实际。不论是《新云石路、山泉路项目余其江班组应付劳务工资明细表》中载明的应付劳务工资1,451,713元，还是《成都市青白江欧洲产业城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明细帐（元）》中载明的欠薪544,513元，又或者是《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的工人工资758,513元，上述金额均远远超过了刘霞代表中豫公司与中交公司就新云石路、山泉路东西段道两个项目进行结算后得出的125,984.24元。按照常理推断，刘霞与上家中交公司结算的工程款不到13万元，而作为刘霞下家的余其江，他从刘霞处分包了工程后，出于工程管理和分包盈利的考虑，其所应支付的劳务费也不应该远远超过刘霞与上家中交公司结算的工程款13万元，更何况余其江所应支付的不仅有劳务费，还有机械租赁费等其他费用。2、《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的劳务报酬总额包含了撤场后的劳务报酬，不符合该案实际情况。余其江在（2019）川0113民初3472号案件中以及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询问笔录中多次自认在2019年5月就不得不同意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进行了撤场停工。既然撤场后都已经没有项目可做了，余其江就不可能继续雇请这些农民工并一分不少的支付劳务报酬。即使有个别人需要留下进行撤场后的善后事宜，也不应该全部人员的劳务报酬均计算至撤场后数月。 第五，再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何松仙等十人劳务报酬总额方面存在的极大争议，单就《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出勤时间、月工资标准的各项来讨论，也存在非常大的疑点。首先，关于出勤时间中的进场时间，余其江在提交的民事反诉状曾经陈述：“2019年3月20日，中豫兴达国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刘霞（反诉被告）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分公司签订了《成都市青白江市政道路项目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又与反诉原告达成头口协议，反诉被告将山泉路东段、山泉路西段工程分包给反诉原告施工。反诉原告积极地组织施工人员、机器设备、机械车辆等入场施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中也载明了270挖机的租用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8月11日或者以出场为止。因此，余其江安排人员进场施工的时间最早不应早于2019年3月20日，即使有个别人员需要提前进场进行准备工作，也不应该全部24名个人均是从3月7日、8日、9日开始进场。其次，关于出勤时间中的撤场时间，上述已经分析过了余其江自认在2019年5月就不得不同意终止双方的分包关系，进行了撤场停工，对此刘霞等也予以了认可，因此2019年5月后余其江就不可能再雇请农民工从事劳务，案涉何松仙等十人主张劳务报酬的时间最晚也不应晚于2019年5月。并且，根据2019年4月18日余其江代表中豫公司（甲方）与四川中创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的项目负责人李中友、韩乐伟签订的《新云石路道路工程项目移交协议》约定，余其江所在班组很可能在2019年4月份就已经不再从事项目工程施工了，故何松仙等十人主张的撤场时间也不属实。再次，除了进场时间和撤场时间存在疑点外，何松仙等十人实际体从事劳务工作的时间也存在疑问。根据青白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青白江区清欠办对未起诉的王斌、刘次生、邓思蓉、李常文、曾述元、杨发贵六名工人所做询问笔录，其中有王斌、刘次生、邓思蓉、杨发贵四人自认的出勤时间与《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的记载存在明显出入，尤其是王斌自认仅在2019年5月18日、5月19日在工地上做工两天，但在《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王斌的出勤时间却为3月9日至4月3日，由此可知欠薪凭证中载明的出勤时间缺乏证据证明且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应予以采信。最后，关于月工资标准，一般的建筑工程农民工都是按日或者按照工作量来结算劳务工资，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即使无法及时全额获得劳务费，为了生活需要往往也会预先从包工头处借支生活费，可是《中交三公局青白江区新云石路、山泉路施工班组外欠工资表》中载明的24名农民工的工资均是按月计算且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庭审过程中也未有预支生活费并予以扣除的情形，明显与农民工提供劳务的一般情况不符。 综上，本院认为何松仙主张劳务报酬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由何松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松仙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何松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鲜梅 人民陪审员  余雪梅 人民陪审员  沈定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