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6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科，广东创通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祖胜，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平，广东惠天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国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咏雪，广东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国贤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毅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科、唐祖胜，被上诉人汉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平，原审第三人李国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咏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毅霖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大亚湾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49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或发还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作出实质性判决。原审法院对本案最关键的两个事实不作认定：1.2016年1月20日，上诉人与第三人李国贤达成《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该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一款约定：上诉人“出地”，本案第三人李国贤“出资”，以公司型合作方式合资开发xx茗居商住项目的事实。2.被上诉人汉富公司即为xx茗居住宅项目的项目公司之事实。上述两项重要事实未作认定，导致本案一审程序没有依照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进行实质性审理。上诉人并没有请求一审法院确认《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第七条约定的内容违法，一审法院却判决该章程条款没有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扩大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一审环节仅仅参照公司章程第七条的约定，要求认定该章程修订案第十八条关于出资期限的条款，以2057年1月9日为认缴出资的最后期限，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期开发房地产的，分期投资额应当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按期投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规定，要求认定该章程修订案第十八条约定的内容违法；并没有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公司章程第七条的法律效力。本案一审程序，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第二章第八条、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一）项、第四章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第四章第十八条、第七章第三十八条约定的内容是否因违法而失去法律效力进行确认，并没有对《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是否由公司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以《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职权范围包括修改公司章程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严重适用法律错误。依照《公司法》第十一条：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等法律条款，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对上诉人请求确认的章程条款内容进行实质审理，而不应当仅仅以章程修订案履行了股东会表决程序，就简单推定决议内容合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意见违背了一般性的审判逻辑。被上诉人汉富公司作为xx茗居的项目公司，确认其公司章程条款是否违法而无效，应当依据国家监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进行实质审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关于房地产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如下：（1）、《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三款：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该法第31条：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期开发房地产的，分期投资额应当与项目规模相适应，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按期投入资金，用于项目建设。（2）、《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35号第一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第二条释明：依托现有企业的扩建及技术改造项目，现有企业法人即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第四条：交通运输、煤炭项目、钢铁、邮电、化肥以外的其它行业，资本金比例占投资总额的20%及以上。第七条：投资项目的资本金一次认缴，并根据批准的建设进度按比例逐年到位。（3）、《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0％；第十五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满1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64号令《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实缴的，注册资本为股东或者发起人实缴的出资额或者实收股本总额；（5）、国务院令第6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公司的登记事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登记机关不予登记；（6）、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七款规定：“有符合规定数额并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国家对企业注册资金数额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执行”。综合以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案案情，《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存在以下违法事项：第八条、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与第十三条（十一）款的约定相互矛盾，且与事实不符，存在虚伪意思表示，并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意见不一致。其载明的内容违反了国家房地产监管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法、税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八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1082.1万元，载明已实缴。表示的真实意思是汉富公司的股东已经完成了出资义务，无需再缴交出资。该注册资本数额，以及停止缴交的约定，与公司承担的项目开发建设任务，项目经营可能发生的风险明显不匹配；没有与国家关于项目资本金规定的最低限额挂钩；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意见严重不符。第十三条（十一）款约定原告“出地”，本案第三人全额“出资”。“土地”价值多少？全额“出资”，到底全额又是多少？连这两个关键数额都不加以确定，公司的出资股东怎么及时、足额缴交出资？怎么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一旦解散、清算，债权人怎么向出资不足的股东主张权力？第十五条第1项载明：上诉人货币出资969万元，且在2007年1月10前交足。有证据证明：该时间点是汉富公司新设登记的时间，上诉人在2011年4月1日，才整体收购汉富公司全部股权，成为汉富公司全资控股的母公司。另有证据证明：早在2010年6月8日、6月9日，汉富公司以5001万元即取得了xx茗居项目开发的两块土地的使用权。该章程条款用虚假内容掩盖事实真相，严重违法：货币出资，而不是股权出资，无需接受工商管理部门关于股权出资的前置性监管；无需对参股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增值无需缴纳涉税税项；无需按评估增值承担有限责任，股权附着的公司核心资产（两块土地使用权），按章程其它条款关于出资期限2057年1月9日前的约定，交付项目开发使用就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甚至不受章程规定的约束；还可以以自己出资的是货币资产为理由，使该核心资产逃避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限制。第十五条第2项载明：本案第三人李国贤货币出资113.1万元，已在2015年9月20日交足。该约定内容：与本章程第十三条（十一）款上诉人“出地”，本案第三人李国贤全额“出资”的约定不符；与项目合作合同的约定不符；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批意见不符；本案第三人李国贤仅以此出资对项目开发承担有限责任，与他本人承诺的出资义务、按约定可以获取的项目开发权益明显不匹配，假如项目开发出现亏损，假如项目公司出现解散、清算的情形，则无需补交出资对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依法认定该章程条款违法，从而失去其法律效力。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约定：股东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而本章程第七条约定：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把这两个条款联系起来解读，可以推定：即本案第三人或其他股东在2057年1月9日前，只要完成缴交出资的义务，就不构成出资违约。该章程条款与公司章程本身以及合作合同关于项目出资建设的约定严重不符；又与《公司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经营条例》关于房地产项目公司及时、足额缴纳项目资本金的法律规定相抵触；且在xx茗居项目建设一期即将完工，公司产生新的巨额债务后，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做出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决定，严重违反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有关的限制性规定。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约定：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对照《公司法》关于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一般性规定，上述章程条款并不违法。但对一个房地产项目公司来说，其法律瑕疵则十分明显。本案第三人在xx茗居项目一期应出资11710万元，仅出资2281万元。该出资以“其他应付款”入账，并没有纳入“注册资本”范围进行变更登记。本案第三人在出资严重违约情况下，却以认缴公司51%股份，以“一票票决权”争夺汉富公司的控制权。结合该讼争的情况，如果将该条款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七条：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第十八条：股东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合并起来解读，该条款的法律缺欠以及可以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则跃然纸上。假定2057年1月9日前，上诉人不交付xx茗居项目开发使用自己出资的土地，本案第三人不缴纳项目建设的任何出资，并不影响双方按该章程条款“以认缴出资额行使表决权”。本案第三人李国贤照样可以用“一票票决权”取得公司的控制权，照样可以选举自己的股权代表为公司的董事、董事长。上诉人为了应对另一名股东滥用“认缴出资表决权”，以2057年1月9日前，只要将约定出资的土地使用权交付公司开发使用，并不构成出资违约的理由予以对抗，另一名负责出资的股东则根本无法实施项目建设。该章程条款如果不进行修订，否则，对项目建设则百害而无一利。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该章程条款不符合“公司股东没有如期缴纳出资，其股东表决权、收益分配权等权利应当受到限制”的法律裁判规范。依据以上法律事实，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毅霖公司补充意见称：原审法院没有认定汉富公司已由企业法人变更登记为项目法人的法律事实。上诉人认为：这是（2020）粤13民终8653号公司纠纷一案最重要的审判基础。国务院（1996）35号，《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第二条特别释明：依托现有企业的扩建及技术改造等项目，现有企业法人，即为项目法人。2016年1月20日，上诉人同本案第三人对《汉富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将李国贤名义上持股10%变更登记为实际持股113.1万元，占股比10%，毅霖公司以拥有的汉富公司股权969万元出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1082.1万元；《公司章程》修订后，汉富公司剥离与xx茗居项目公司无关的资产、债务，所出资的土地包含在留下的资产总额之内。以2016年1月20日为基准日，本案第三人与汉富公司合作合同的相对人关系，由上诉人同本案第三人共同出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所取代；此日期之前，本案第三人仅仅是公司的名义股东，项目合作的出资方。此基准日之后，本案第三人与汉富公司订立的“合同型”合建合同，即转性为毅霖公司与李国贤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公司型”合建合同，汉富公司已由企业法人变更为项目法人。汉富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在《项目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已由上诉人承继。xx茗居项目的投资总额、土建投资额、项目资本金已经在项目开工前由项目法人提起申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依法核准或者备案、许可。原审法院没有认定该事实。上诉人认为：这同样是（2020）粤13民终8653号公司纠纷一案的另一个重要审判基础。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投资项目施行的是事前核准或备案、许可，事中监督执行，事后决算的监管制度。国务院（1996）35号，《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第一条：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第二条：本通知中作为计算资本金基数的总投资，是指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与铺底流动资金之和，具体核定时以经批准的动态概算为依据。在投资项目的总投资中，除项目法人从银行或资本市场筹措的债务性资金外，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第四条：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交通运输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及以上……其它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作为项目法人，在项目开工前必须依法申报项目投资计划，由政府发改部门、基本建设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或者备案、许可项目的投资总额、土建投资额、项目资本金等事项。2013年8月27日，大亚湾区发改局首次核发编号为：8080000034的《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核定xx茗居项目总投资2.8亿元。其中：土建投资2.8亿元。2015年10月21日，大亚湾住建局颁发xx茗居项目《施工许可证》，核定项目一期施工合同备案价11710万元。2017年2月15日，因原核发的投资项目备案证到期，大亚湾发改局重新核发编号2017-441303-70-03-000884的投资项目备案证。核定xx茗居住宅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资本金2.8亿元，其中土建投资2.8亿元。政府职能部门核定的xx茗居项目资本金2.8亿元，与投资总额、土建投资额相一致，虽高于投资总额的20%，但与该法律规定“20%及以上”的要求并无矛盾，这也与本案第三人全额认缴、缴交项目投资款的合同义务是相一致的。原审法院以项目仍在建设阶段为由，对投资总额、土建投资额、项目资本金等三项数据拒绝加以认定，从而也无法认定汉富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导致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部分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缺乏具体的裁判标准，失去了依法认定的依据。章程修订案对上诉人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存在虚伪意思表示，掩盖了上诉人股权出资的真实情况，该章程条款涉嫌违反国家税法、行政法规，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定该法律事实。《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第十五条第一款约定：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缴出资969万元，已在2007年1月10日前缴足，其中：以货币出资969万元，股权比例为90%。该条款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一、认缴出资与交足货币出资的时间，载明的内容为2007年1月10日。此时，上诉人还不是汉富公司的股东。该记录是汉富公司新设登记时的备案情况，且发生在本章程修订案达成之9年以前。第二、工商机构备案登记的内档资料可以证明上诉人的出资不是货币出资，而是股权出资。2011年2月24日，惠州市惠阳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惠阳外经字【2011】039号《关于“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股权转让并转型为国内企业的批复》，同意惠州市汉富房地产有限公司原投资者“汉富cc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全部转让给“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经营性质由外商独资企业转型为国内企业。2011年4月1日，“汉富cc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怡文签署意见，批准“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协议。自此开始，汉富公司成为上诉人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969万元。该章程条款故意掩盖了上诉人受让汉富公司股权之前已经以受让方式取得两块土地使用权，并以此出资与本案第三人合作开发房地产的事实。2010年6月8日、6月9日，惠州市大亚湾地税局奥头分局分别开具发票号码为051xx、0514xx的统一完税发票，出让价为5001万元，汉富公司取得了惠湾国用（2010）第132*****533号、惠湾国用（2010）第132*****532号两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对两宗土地拥有历史性权利。2011年7月17日，2013年6月18日，汉富公司及其代表人黄辰兴、黄某2分别与本案第三人达成《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书》，约定汉富公司以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出资，本案第三人全额出资建设xx茗居住宅项目。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39号《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2009年3月1日起施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以及第四十一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施行后认定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效力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的规定。该章程条款用以前年度新设登记的初始备案情况取代章程修正案达成时切实存在的事实，主要目的是为了绕开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前置性、限制性规定，蓄意规避工商、税务机关对股权出资比例的限制以及纳税申报的监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该章程条款，原告股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却登记为货币出资，存在恶意隐瞒事实的主观故意，表示的虚伪意思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侵犯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也侵犯了股权出资股东的财产权利，以及因剥离资产而匹配债务相对应的债权人的利益，逃避了工商管理部门对该股比的前置性审批限制，依法应当确认其无效。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项目法人，其注册资本金核定、认缴的法律规定；与设立房地产企业按最低限额缴纳注册资本金的规定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2007年8月30日，颁布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诉人认为：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项目法人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时，公司注册资本金占投资总额比例的限额规定；国务院令第710号，《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20％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这是房地产项目资本金最低限额的限制性规定；房地产项目法人应当执行该规定。当房地产企业承担项目法人职能时，其所指的资本金，即注册资本金。《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上诉人认为：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新设登记的最低门槛规定，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项目法人，注册资本金的核定，缴交项目资本金的法律规定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本案第三人以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的规定，混淆房地产项目法人的注册资本金最低限额，项目资本金缴交的法律概念，纯属狡辩，依法不能成立。公司章程修订案第十三条第十一项隐瞒了上诉人土地出资的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投资权益，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国家的税收利益，应当认定其违法而失去法律效力。该章程条款载明：公司开发的大亚湾西区上扬的3万平方米的xx茗居项目，李国贤负责对整个项目全部资金投入建设……xx茗居竣工时，李国贤占该项目71%的权益。各股东无条件相互配合处理公司的除xx茗居项目所涉权益之外的其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配合处理汉富公司名下的已售给惠州市惠阳区广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商住用地等）。该章程条款载明的内容掩盖了上诉人土地出资的事实。上诉人应约将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剥离处理，留下与xx茗居项目有关的土地资产，并匹配相关负债后交付xx茗居项目开发使用，上诉人以登记在汉富公司名下的两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与本案第三人合作开发xx茗居住宅项目的事实，不利于保障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如果上诉人出资是土地、股权或者是其它非货币资产，依法评估后的资产增值归原告股东所有，并依法申报缴纳资产增值部分的有关税收，而并且依据合作合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房地产项目盈利情况下，将摊销、收回该投资成本，然后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投资收益。再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章应纳税所得额第六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号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对汉富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剥离处理后，留下的核心资产是两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以全资子公司汉富公司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业务的核算主体、纳税主体，汉富公司作为xx茗居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已发生变化,是转让、销售资产的行为，适用于上述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该章程条款存在明显的违法问题：其虚伪的意思表示，不利于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不利于保障上诉人的投资权益，侵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和债权人的利益，依法应当确认其无效。综上，汉富公司作为项目法人，除执行《公司法》的普通性规定外，还必须执行国家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限制性规定；《汉富公司章程》修订案作为公司决议的一个特别事项，如果决议内容，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涉案章程条款无法律效力。住建部门给我公司核发备案证的，施工证就确认是由地这个项目总投资是2.8亿，根据双方的合同是由第3人他来认缴的，因为他负责这个项目的施工。2015年10月21日的大湾住建局他颁发施工许可证，核电项目一期施工合同，备案价是1亿1710万元的。第二点就根据项目合作合同的约定，第3人负责是全部建设资金的投入占这个项目股份的71%，补充协议第四条也约定了，项目建设的进度受房屋销售进度作为至10%-71%股权让渡的生效条件，但是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的报酬这些也并不明确的。章程这一案纠纷原来是合作合同纠纷，从章程修订案达成以后，汉富公司由企业法人已经改为项目法人，作为项目法人，他必须接受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监管的这些所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样带来一个问题是我们章程条款、注册资本金的交缴是不是按投资总额的最低限额来交，房地产法31条第一款讲得很清楚，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本金的总额，要与投资总额的比例相匹配，必须执行国家的限制性规定，国家法律的限制性规定。第二个就是需要补充的是到底这个项目公司的投资总额是事前核定的还是事后追认的，需要把这个情况讲清楚。作为一个项目法人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投资总额是项目开工前都产生的，再有项目法人提起申请，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或者进行备案。如果国家的投资项目是核准的，去要自己的盈利性的投资项目是备案的，所以说本案提起的诉讼投资总额，政府核定的是2亿，并且按出资人李国贤这一方，他全额认缴了投资，才核定项目资本金也是2.8亿，并且合同公司章程双方达成的约定是土建投资，其他的18个项目，投资总额除了绿化道路、绿化、道路等，其实是远远超过2.8亿的，2.8亿仅仅是土建投资的合同备案价，或者说投资的概算。被上诉人汉富公司答辩称：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们没有具体的相关意见。有关的处理案件的结果，请求法院依据上诉人的相关证据以及认定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被上诉人汉富公司补充意见称：因双方的合作合同是11年和13年签的，当时那个情况下汉富公司的注册资金是900多万，到了17年双方发生纠纷仲裁的时候，李国贤已经在15年进到公司变成股东，是通过合作协议来变的股东，而汉富公司也作为一个项目公司进行了钱和名居的项目开发，过程中都没有按照刚才上诉人谈到的，现在政府房地产顾问管理的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对注册资金以及项目资本金以及认缴认缴的资金进行变更，一审都没有在事实上查清，没有向这个方向去考虑和认定，请二审法院在这方面能给予重视。17年，双方的合作合同，李国贤开发签和名居项目当时还没有到竣工验收的合同履行完结，所以当时不具备违约的条件，但是按照要求，房子是要全部要在2018年与业主签的，要竣工交付。到2020年年底，还没有交付，所有的200多个业主也起诉要求汉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目前来说这个裁决书查明的事实和现在的事实是不一样了，汉富公司已经代替李国贤向业主承担了延期交房的全部违约责任。如果现在仲裁裁决书今天在开庭来核实的话，是根本不能作出这样的裁决的，事实已经发生变化了，而一审中对这些事实都没有进行查实认定，直接盲目否决了章程，是双方到工商部门去登记的，所以我们的章程已经没办法履行下去，也确实存在没办法往下进行公司的合作开发的过程，这是一个应该要查实清楚的问题。原审第三人李国贤发表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最关键”的两个事实不作认定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已与答辩人签订《汉富公司章程》，所约定的关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关系、如何出资分红等事实在合作协议中已有具体体现，不需要一审法院再重复予以认定。在一审判决的第32页至34页对被答辩人提出的“两个关键事实”已经作出了客观认定，至于被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按照被答辩人的主观描述模式认定所谓的“关键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而不是被答辩人主观认为的“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扩大被答辩人的诉请。一审判决书的第二页：原告毅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二章第七条（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及第七章第三十八条（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该两条款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而无效。从被答辩人自己在2019年11月28日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的增加申请请求里也明确了其以上诉请。现二审阶段，被答辩人又提出其没有请求一审法院确认《汉富公司章程》第七条约定的内容违法，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该章程条款没有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扩大了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依据被答辩人的诉请作出认定，并无不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所提的诉讼请求受《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法律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所签订的《汉富公司章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应当首先通过股东会决议对章程进行修改后，再由登记机关确认是否存在违背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登记机关并没有确认案涉公司章程有违背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被答辩人主观认为公司章程违反法律规定，却未能先召开股东会就该公司章程提出修订、补正，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违反《公司法》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合法有据。案涉公司章程合法有效，不应当按照被答辩人的意愿单方面予以修改。公司章程是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公司的宪章。公司章程具有真实性、自治性和公开性的基本特征，本案案涉章程系签订章程时被答辩人和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意图通过推翻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达到自己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民事法律原则诚实守信的原则，且其诉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请求确认公司章程部分无效，且要求人民法院按照被答辩人的主观意愿单方面更改章程，剥夺了作为股东的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国贤补充意见称：汉富公司的章程修订案，关于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的约定，并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行政法规。因为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列条件其中第五条的第一款就明确规定了，有100万以上的注册资本即可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关于上诉人认为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关于这一款规定的第三条，上诉人仅仅提交了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就恰恰漏掉了最重要的第三条。第三条的规定是投资项目资本金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并不只是包含现金出资，这个是要提醒上诉人注意的。而且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第27条第三款之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30%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公司它是可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有价的资产出资，且对资产出资不再有比例要求。而且依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100万元的规定来看，汉富公司名下的土地，再加上第三人的现金出资早就已经超过了最低的标准，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章程修正案关于出资期限的约定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且第三人已经如期出资，新公司法已经删除了原来公司法第26条的规定，股东是否分期缴纳资本金，分几期缴纳、缴足，完全是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的，汉富公司开发的xx茗居项目在汉福公司违约之前，第三人是一直按照约定投入的资金来建设项目，土地并未闲置，上诉人引用土地闲置的相关的法律规定，认为章程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没有事实依据，导致目前停工的局面完全是汉富公司与上诉人所为。第三人在本次开庭当庭提交了深圳仲裁委所作出的（2016）深仲裁字第2288号裁决书，该裁决书里面已经明确说明第三人在开发建设项目中，已经按照协议和章程约定完成了出资义务，而上诉人所掌控的汉富公司也就是被上诉人汉富公司，没有按照约定配合第三人办理相关的行政手续，并单方以开发主体的名义申请撤回了关于该项目第三、第四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导致了项目没有能够及时实现销售回款，而且该裁决最终裁定由被上诉人汉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向第三人支付违约金。从仲裁委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三人一直是诚实守信的，不存在上诉人认为没有如期出资的问题。上诉人在本案中将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和开发项目的出资相混淆，并且把引用的法律法规掐头去尾，曲解了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企图加重第三人的出资义务的用意非常明显。第三人认为公司章程从根本意义上，是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契约，双方应当按照民事法律行为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来正确履行章程所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擅自更改公司章程。上诉人将登记在被上诉人汉富公司名下的土地，认为是属于上诉人的出资，并认为应应当评估确定其价值。第三人认为是上诉人将上诉人的主体和被上诉人汉富公司的主体相混淆，上诉人仅仅视为被上诉人汉富公司的一个股东，汉富公司名下的这块土地在本案中没有发生对外的一个流转，是不需要评估的。而且这个土地并没有作为一个注册资本的费，非货币之辉非货币财产，它仅仅是作为一个项目开发用地，以第三人合作的一个资本，而上诉人和第三人已经明确约定出资和分配方案，不需要再对开发用地进行一个价值评估，没有在汉富公司名下的土地没有对外流转的情况下，第三人认为该土地不需要缴纳任何的流转税费，仅仅应该在开发过程中，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向国家缴纳相关的税费即可。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议是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股东表决权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约定，并不必然按照实缴的出资行使表决权。上诉人称第三人严重违约，是完全无视仲裁机构所作出的生效的裁决所认定的事实，第三人之所以取得汉富公司41%的股份（之前第三人是持有10%的，现在目前的话是持有51%的股份），持有汉富公司股份的话，是依据胜诉的裁决所取得的，汉富公司单方面作出的撤销告知函，此类函件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三人已经按照约定实际履行出资的义务，当然有权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从公司法第37条已明确，股东会行使的范围，这一点和书面答辩状第二点基本相一致。从上诉人引用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第三条第三款来看，本条款的前提是尊重市场的一个主体的民事权利可见公司的设立，以及章程的制定应当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且根据上诉的相关论述，已经证明了公司的章程并没有约定，并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依法遵守，上诉人无权单方面要求修改。2017年，汉富公司作为申请人，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要求撤销与第三人之间的这个项目合作关系，后面被驳回，该裁决书案号是（2016）深中涉外裁字第94号。目前，合作协议还是合法有效的，没有变更、解除，应当继续履行这个合同。汉富公司讲到在288号裁决曾经要求撤裁，但是撤裁的申请被驳回。关于公司目前现状，需要纠正被上诉人的说法。印章是由上诉人何汉族公司掌握的，第三人作为51%的股东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公司运营管理，且上诉人和汉富公司一直在阻止第三人出资施工，是上诉人和汉富公司人为地制造了所谓的第三人违约，单方撤回三栋和四栋的预售许可。原审原告毅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八条、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一）项、第四章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第四章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依法予以更正：公司章程第八条应当更正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969万元，认缴。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十一）款应当更正为：“李国贤负责对整个项目全部资金投入建设，应投入项目资本金2.8亿。其中：项目建设一期出资11710万元，项目建设二期出资16290万元。负责xx茗居整个项目的地质勘探……xx茗居竣工时，李国贤占该项目71%的权益”。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1项应当更正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股权出资969万元，该出资应在进行资产评估后，再作变更登记，占股权比例为29%。应交付开发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交付开发土地面积1852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惠湾国用（2010）第132*****533；项目开发二期交付开发土地面积11473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惠湾国用（2010）第132*****532。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2项应当更正为：李国贤认缴出资280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8000万元。项目建设一期出资11710万元，项目建设二期出资16290万元，股权比例为71%。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应当更正为：股东的出资期限按xx茗居项目建设一期、二期分期缴纳，股东应缴交的出资，以满足项目建设为前提，最迟不得超过xx茗居项目一期、二期竣工之日。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原“股东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应当更正为：“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没有如期缴纳的出资，其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二、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二章第七条（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及第七章第三十八条（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该两条款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而无效；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日，原告毅霖公司通过与汉富cc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原价1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69万元购买富cc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份。2011年7月17日，被告汉富公司（代表人黄辰兴签字）与第三人李国贤签订了一份《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2xx17协议”），合同约定被告汉富公司提供国土证号为惠湾国用（2010）第132*****533号的18527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占整个项目股份的29%；第三人李国贤提供全部建设资金并具体负责施工，占整个项目股份的71%。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建设“xx茗居”Ⅰ期商住楼项目。协议还约定其他事项。2011年8月2日，第三人李国贤与原告毅霖公司签订《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主要约定：公司名称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969万元，股东毅霖供公司认缴出资数额872.1万元，股东李国贤认缴出资数额96.9万元，设立（截止变更登记申请日）时实际缴付。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章程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3年6月18日，被告汉富公司（代表人黄某2签字）与第三人李国贤签订xx茗居Ⅱ期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201xx协议”），合同约定被告汉富公司提供国土证号为惠湾国用（2010）第132*****532号的1147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占整个项目股份的29%;第三人李国贤提供全部建设资金并具体负责施工，占整个项目股份的71%，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建设“xx茗居”Ⅱ期商住楼项目。协议还约定其他事项。被告汉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只有原告毅霖公司及第三人李国贤两位股东。2016年1月15日，原告毅霖公司与第三人李国贤签订《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160115章程），就被告汉富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营业期限及注册资本、公司股东、股东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股东股权转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项进行约定。其中，第七条为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第八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82.1万元，已实缴。第十三条第（十一）项为，公司开发的位于大亚湾西区上杨的30000平方米土地的xx茗居项目，李国贤负责对整个项目全部资金投入建设……扣除销售税费按所占物业比例承担外，其他一切报建、施工税费全部由李国贤承担，xx茗居竣工时，李国贤占该项目71%的权益。与xx茗居项目无关的汉富公司资产、债权、债务及其它经营活动均与李国贤无关。各股东无条件相互配合处理公司的除xx茗居项目所涉权益之外的其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配合处理汉富公司名下的己售给案外人惠州市惠阳区广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商住用地等）。第十五条为注册资本变更后，对应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租时间及出资方式：1、股东姓名（名称）：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缴出资969万元，已在2007年1月10日前缴足，其中，以货币出资969万元，股权比例为90%。2、股东姓名（名称）：李国贤，认缴出资113.1万元，已在2015年9月20日前缴足，其中，以货币出资113.1万元，股权比例为10%。第十八条为股东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本章程规定的公司营业期限。第三十八条为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后，被告汉富公司进行了相关变更登记，其中股东变更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0%股权比例）和第三人李国贤李国贤（10%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由黄辰兴变更为黄某1，第三人李国贤为公司董事。此后，第三人李国贤因《20110717协议》、《20130618协议》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向深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232号裁定书，裁决两被申请人（本案原告毅霖公司及被告汉富公司）协助申请人（即本案第三人李国贤）将第一被申请人（即本案被告汉富公司）41%的股权变更登记在申请人名下。被告汉富公司的两股东持有公司股权发生变更，其中原告毅霖公司占股48.548%，第三人李国贤占股51.452%。2018年10月22日，第三人李国贤向被告汉富公司的董事长黄某1邮寄一份《关于召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提议》至该公司工商注册地址，向其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讨论决定有关被告汉富公司治理及xx茗居项目的运营管理的议题。该EMS邮件因拒收未妥投。2018年10月24日，第三人李国贤向被告汉富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周xx分别邮寄《关于召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提议》，提议召开汉富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该两份EMS邮件均无法妥投而退回。2018年10月28日，第三人李国贤分别通过EMS邮政及电子邮件向监事卢xx发送，监事卢xx于2018年10月29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称其已于2017年9月辞职，已离开了被《关于召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提议》告汉富公司，无法召集股东会议。该EMS邮件则因拒收被退回。2018年10月30日，第三人李国贤向原告毅霖公司邮寄一份《关于召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告知其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等事项。该EMS邮件于2018年11月1日投递成功。同日，第三人李国贤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某1发送该通知，请其将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转告毅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某2。2018年11月17日，第三人李国贤负责召开并主持了汉富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原告毅霖公司未到会。此次会议形成了三份股东会决议，第一份股东会决议：1、选举李国贤、李xx、黄某2为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2、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成员重新推选的董事长担任；3、免除黄某1原公司董事职务，免除周xx原公司董事职务，黄某1原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根据《章程》规定，自动解除；4、委托何xx代为办理公司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二份股东会决议：1、选任林xx仕担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2、同时免除卢xx原公司监事职务；3、委托何xx代为办理公司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份股东会决议：1、要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对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今的所有公章使用情况予以说明，并提供所有公章用印复印件；2、要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于2018年11月19日之前交出汉富公司公章并配合办理有关董事、监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如黄某1未按前两项交出公章或说明公章的使用情况，对于黄某1未向公司股东会报备用印所盖章的文件及自2018年11月21日后汉富公司所盖章文件合同等，公司将一律不予承认。2018年11月18日，第三人李国贤将上述三份《股东会决议》及《2018年11月17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通过EMS邮件发送给原告毅霖公司，该EMS邮件于2018年11月19日签收，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向黄某1发送了上述材料，请其将通知转告原告毅霖公司。2018年11月17日，第三人李国贤与李xx决定共同推举董事李xx召集和主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于2018年11月18日将《关于召开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通过EMS邮寄给原告毅霖公司，原告于2018年11月19日签收。同日，第三人李国贤通过电子邮件向黄某1发送了该通知，请其将通知转告黄某2。2018年11月23日，该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正常召开，李国贤、李xx到会，黄某2未到会。2018年12月3日，李xx决定于2018年12月9日再次召开上述会议，并将会议通知通过EMS邮寄给原告毅霖公司，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签收，并以电子邮件向黄某1发送了该通知，请其将通知转告黄某2。2018年12月9日，李xx主持上述董事会会议召开，李国贤、李xx到会，黄某2未到会。此次会议形成了三份董事会决议，第一份董事会决议：1、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黄某1立即将其持有的公司的所有行政资料进行移交，由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进行接受；2、如果仍未移交，将视为遗失处理，由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一周内负责相关的补办手续；3、授权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立即核查公司自2017年9月1日起至移交前的所有公章适用情况，对于在此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使用公章的行为进行追责，如果不当使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有关责任人追偿。第二份董事会决议：1、选举董事李xx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委托何xx代为办理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份董事会决议：1、聘任李xx为公司新一任经理；2、解聘黄某1原公司经理的职务；3、委托何xx代为办理公司经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2月10日，李xx将上述三份《董事会决议》及《2018年12月9日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通过EMS邮寄给原告毅霖公司，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签收，并以电子邮件向黄某1发送了上述材料，请其将通知转告黄某2。原告毅霖公司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1391民初39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毅霖公司不服，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13民终5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原告毅霖公司认为《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七条、第三十八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而无效，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作出（2019）粤1391民初49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禁止第三人李国贤、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以下公司决议：一、2018年11月17日作出的第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选举李国贤、李xx、黄某2为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2、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成员重新推举的董事长担任；3、免除黄某1、周xx原公司董事职务，黄某1原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根据《章程》规定，自动解除）。第二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l、选任林xx仕担任公司董事；2、同时免除卢xx原公司监事职务；3、委托何xx代为办理公司董事会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要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对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今的所有公章使用情况予以说明，并提供所有公章用印复印件；2、要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某1于2018年11月19日前交出汉富公司公章并配合办理有关董事、监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如黄某1未按前两项交出公章或说明公章的使用情况，对于黄某1未向公司股东会报备用印所盖章的文件及自2018年11月21日后汉富公章所盖章文件合同等，公司将一律不承认）；二、2018年12月9日作出的第一份董事会决议（内容为：1、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黄某1立即将其持有的公司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章和相关证件资料）进行够交，由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进行接收；2、如果仍未移交，将视为遗失处理，由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一周内负责相关的补办手续；3、授权公司新一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立即核查公司自2017年9月1日起至移交前的所有公章使用情况，对于在此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使用公章的行为进行追责，如果不当使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有关责任人追偿）、第二份董事会决议（内容为：1、选举董事李xx为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委托何xx（身份证号码：652************017）代为办理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份董事会决议（内容为：1、聘任李xx为公司新一任经理；2、解聘黄某1原公司经理的职务；3、委托何xx（身份证号码：652************017）代为办理公司经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冻结原告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富丽达支行，账号200*************246的银行存款50万元。第三人李国贤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复议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1391民初490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国贤的复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毅霖公司与第三人李国贤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是被告汉富公司全体股东，即原告毅霖公司及第三人李国贤签名通过之后生效的公司自治文件。作为制定公司章程并以此设立公司的股东应直接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原告毅霖公司认为，20160115章程第七条、第三十八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而无效，其中，第七条规定：“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上述条款内容，是原告毅霖公司与第三人李国贤对设立公司营业期限及股东表决权等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该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原告毅霖公司请求确认上述公司章程第七条、第三十八条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毅霖公司请求《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八条、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十一）项、第四章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第四章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依法予以更正。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章程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明确了股东会行使的职权范围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等方面。因此，公司对公司章程的内容进行修订、补正，需要依据章程约定或法律规定及时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再向登记机关申请更正。因此，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3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毅霖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关于同李国贤之间附有债权行使抵销权的告知函，证明汉普公司章程，涉案条款对注册资本仅最低限额，项目资本金认缴缴交出资期限的约定违反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限制性规定，造成涉案条款不具有约束力，造成本案第三人出逃出资，转移公司资金的不良后果，再次认证了上诉人提起本案的重要性、必要性。证据二：四份类案。被上诉人汉富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四份案例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意见，关联性由法院根据案件来进行核定。如果符合本案的关联性，应当可以作为参照的判决。原审第三人李国贤质证称：对补充证据关于抵消权的告知函，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从第三人所提交的仲裁裁决书来看，仲裁庭对发函人汉富公司所提出的由于李国贤资金严重短缺导致的项目于2016年6月15日主体的停工不予认可。汉富公司没有遵守其保证与李国贤在这个项目开发的工作范围内，对李国贤的行政手续正常使用的合同。合同约定在这裁决书第79页，是由于汉富公司没有以开发主体的名义来配合办理相关的行政手续，才导致并且单方面申请撤回了3到4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导致了这个项目没有能够实现预售回款，最终被责令停工，后面裁决是汉富公司应当向李国贤支付违约金248万多。汉富公司主张李国贤存在违约行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申请，没有得到支持的，由此，该告知函内的内容并不真实。另，我方对被上诉人代理律师出庭的身份是有疑问的，李国贤作为汉富公司51%的股东，并没有授权给代理律师，不光是发函的主体汉富公司有问题，且代理人的代理行为也是不予认可的。对于代理人提到关于李国贤不利的陈述，法庭应当不予认可。合同法规定的抵消权的行使是要负有到期的债务的，而李国贤对汉富公司并没有并未负有到期的债务，可见汉富公司所发的告知函的内容为单方虚构的，内容是不符合合同法对债务的抵销以及行驶的项相关规定的，且该告知函是与本案讼争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对上诉人提交的类案案例三性均不予认可，相关的案例的事实和本案的事实是有很大出入，且部分案例的话案由不一样。原审第三人李国贤提交了一份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深仲裁第2288号裁决书，用以证明上诉人称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出资不到位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上诉人毅霖公司质证称：对裁定书的内容的合法性是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也不认可。因本案的实际情况在裁决后已经在发生变化，出现长期停工，第三人也没有对质量进行整改等存在一系列问题，所以不能以裁决书来评判纠纷。被上诉人汉富公司质证称：对这裁决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裁决内容中的部分合法性持有异议。因为这份裁决下达以后，汉富公司也进行撤裁申请，但没有得到支持，所以合法性的部分内容是不认同的。对于裁决书的关联性，结合本案综合考虑，裁决书的裁决日期是2017年10月份，时隔3年多，当时的情形发生和现在的情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结合现在的事实来进行考虑。另外，该份裁决书中所证明的内容，不能达到第三人所谈到的证明第三人已经全额出资的内容，在这份裁决书中已经明确确定，出资额达到项目的只有24081万，所以当时确定我方应该承担违约金10%的240万，也就是说他的投资项目投资到汉富公司的钱只达到2480万。第三人向当地住建部门申请办理的项目备案，经该项目的备案金是2.8亿，那么2400万连2.8亿的10%都不到，投资不到位，且从裁决书下达之后，第三人在没有任何投资项目就烂尾。后来大亚湾管委会政府要求汉富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出借钱，现在逐渐在恢复建设中，且目前建设中也发现，这个项目建设中存在质量问题，返工投入了额外的资金，所以这些客观事实才导致作为汉富公司的股东毅霖公司提出要求确认投资不到位，不能行使章程中的相关的权利，且章程中目前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多万，那么按照国务院对于项目资本金项目的要求，注册资金是不能低于备案项目中的20%的。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到过2.8亿项目的20%是5600万，现在注册资金只有1000多万，达不到硬性规定要求。第二个项目整体建设2.8亿，只投2400多万，剩下的钱都没有投进来，这个项目才导致烂尾的，因此李国贤依据仲裁裁决得到的41%的股权的保证方式，在另外一个裁决书232中，裁决是以保证方式裁定的股权，按照合同约定，不能正当的行使股东权利，才存在本案的诉讼。另有一诉讼，毅霖公司作为原告，这个案件中，也再次确认李国贤的投资只有2200多万，现在的2400万，是加200万的保证金，实际上第三人投资是2200万，已经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第三人的该份证据，并没有反映出所证明内容，系对方对裁决书的误读。这份裁决书下达后，第三人在惠州中院起诉一案要确定裁决书，按其要求已经投1.2亿的，法院只确认了2000多万，又要确认投资项目达到1.1个亿多，要求法院对房屋的分配方案进行确权，也被惠州中院驳回，这份裁决书也可以证明李国贤的投资是没有实际到位的。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公司的营业期限至2057年1月9日，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七条、第三十八条是否无效；2、《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一）项、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是否应当变更。对于《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七条、第三十八条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述两条款是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后签订，对公司的经营期限、表决权进行约定，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述条款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对于《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一）项、第十五条第1项、第2项、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是否应当变更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修改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依据上述规定可见，修改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会的职权之一，是公司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修改公司章程的职权赋予股东会，并规定了相关的修改程序，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充分尊重。股东认为公司章程应当要修订的，应当行使自治权，通过召开股东会的方式进行讨论决定，而不是诉请法院判令修改章程。确认公司章程条款无效与诉请修改章程非同一概念，公司章程条款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公权力管辖范畴。诉请修改章程是公司内部自治的职权范畴，法院公权力的介入，将可能破坏公司自治环境，违背公司股东真实意愿，与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是相违背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在第九部分增列了“公司章程或章程条款撤销纠纷”案由，该案由仅涉及公司章程或章程条款效力的纠纷，并不涉及修改公司章程条款，可以进一步说明修改公司章程条款并非法院审理的范畴。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的修改上述公司章程条款的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件二审受理费100元由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