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81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现住山西省曲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山西晋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汽运集团侯马运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2，住山西省侯马市市府路**侯运**。再审申请人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山西汽运集团侯马运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运业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终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应当再审。其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终51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终514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某父亲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曾到其家中找过上诉人刘某，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也到庭证明自欠款发生后向上诉人追索过欠款，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但刘某与其父亲二人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刘某父亲并未取得刘某的任何授权，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父亲提出的履行请求，不能视为是对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通知并未实际到达申请人处，不能视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条件成就。另外，二审法院以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到庭证明“曾向上诉人追索过欠款”，而申请人否认这一证据后，还要求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并因此使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无疑加重了申请人的证明责任。如果仅凭被申请人方工作人员的证明，再无证据证明其向申请人主张过付款请求，那么申请人应如何证明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主张？而且被申请人并未辅以通话记录、聊天记录、上门照片等等其他证据，仅凭一份自己内部员工的证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即属于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制约关系，因此其证人证言很可能倾向其单位。而且被申请人并没有其他证据来佐证，二审法院仅以此份证明力低微的证言作出判决，是非常不公正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二审法院判决明显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且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中，被申请人的证人称“找到担保人刘勇，让刘勇催刘某向被上诉人还钱”，但并未提供相应的通话记录、留言等证据。但据申请人了解，被申请人并未找过担保人刘勇，担保人刘勇也愿意出庭作证，证实被申请人并未向其主张还款的事实。另一方面，担保人刘勇出庭作证，也能证实被申请人的证人宋涛为掩盖事实真相，推卸责任、作伪证的事实。因此，二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三）被申请人不具备融资租赁的主体资格，其行为属于违法融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在二审期间，申请人明确提出被申请人不具备融资租赁的主体资格，其进行融资租赁的行为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其行为属于违法融资行为，而二审法院明知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融资行为，不仅不将本案移送相关司法机关，而且明确对其予以保护，这种做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且据申请人了解，被申请人长期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其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二审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的证人出庭严重不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在二审开庭前并未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且二审判决中明确写道“被上诉人当庭提供宋涛的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依法应当不予认可，更不应以此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刘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原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记载，问：“原告，你们约定的最后还款时间？你有向被告催要过吗？你详细说明下被告家的情况”。原告答：“最后还款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之后我方多次去被告家要过账，我们每年有清欠任务，我当时亲自和十一队队长赵红军是在2017年5、6月份去的被告家里催要，被告家在××县，是红色的大门。”问：“被告，原告所述对吗？原告代理人去过你们家吗？”被告代理人答：“是红色大门，去过我们家，我见过原告代理人。”本案二审期间，被申请人申请证人宋涛出庭作证，在二审庭审笔录第7页、第8页记载，宋涛称：“从2014年开始一直找上诉人要钱，刚开始没有找见上诉人，后来找到担保人（刘勇）,担保人在曲沃县县城开了一个蛋糕店，至少不少于十余次，让担保人催刘某向被上诉人还钱。但是刘某一直没有还，刘勇一直称过两天刘某就还，但还是没有还钱。”“2014年开始，我没有见过刘某，一直找担保人刘勇，让刘勇催刘某赶快还款。”“每年都去，次数不确定，找过刘某几十次。”“与我公司技术队长赵红军去的最多。”“去过（刘某家），大门经常锁着，所以没有办法才找到担保人刘勇。”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被申请人不存在怠于行使其权利的情形，原审判决综合上述事实，认定被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关于二审法院单独采信证人宋涛的证言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基本事实，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再审申请人所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再审申请人所称的新的证据是指担保人刘勇的证人证言，但仅依据刘勇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依据申请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自认以及二审证人宋涛的证言相互佐证所认定的事实。再审申请人提供证人刘勇的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二审证人出庭作证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二审庭审笔录第7页记载，审判长问：“上诉人，既然证人来了，为了查清本案的事实，让证人出庭接受一下询问”。上代：“我方不同意质证，如法庭需要询问，我方没有意见。”故虽然二审法院在通知证人出庭的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人一方是认可和同意的，且申请人也当庭询问了证人。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又称证人出庭作证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不具备融资租赁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故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是以融物的方式向承租人提供融资，租赁物的经营使用与其没有直接关系，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租赁物经营使用者取得行政许可的，只要承租人取得许可就可以达到监管目的，不应以出租人未取得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承租人对于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同时，即便案涉的租赁合同具有一定的融资性质，也未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故再审申请人关于因被申请人不具有进行融资租赁的资质故案涉合同应为无效和案涉合同存在非法融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申请人在本案二审时的上诉事实与理由针对的是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并不包括融资租赁合同主体资格问题的内容，二审法院未予审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殷 泽审判员 魏世军审判员 马云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郭春林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