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行终7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华东大道**。 法定代表人吴文恩，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财、郑政煌，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亿春，女，汉族，1977年3月7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代理人林祖云、蔡莉莉，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开兰，女，汉族，1941年2月19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忠惠，男，汉族，1965年12月31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玫清，女，汉族，1964年7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松敏、白建永，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厢区政府）、魏亿春因管开兰、魏忠惠、魏玫清（以下简称管开兰等3人）诉其行政协议一案，均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行初149号行政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管开兰与魏某1系夫妻关系，其育有一男一女，分别为魏忠惠、魏玫清。魏某是魏某1与前妻傅云金生育的独生女。第三人魏亿春系魏某之女。魏某、魏某1分别于2000年、2016年死亡。位于莆田市城厢区××街道××村拆迁编号为×××39-1房屋系魏某1祖遗房产，案涉房屋被纳入莆田市城厢区改造项目拆迁范围内。2014年8月22日，针对拆迁编号×××39、×××39-1房屋，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龙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桥街道办）受城厢区政府委托与第三人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共安置7套安置房给第三人，现安置房已交付完毕。2019年6月6日，原告以城厢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6月1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9行初119号行政裁定，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行政协议存在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2019年9月11日，原告补充立案材料后以城厢区政府、龙桥街道办为被告再次提起撤销行政协议之诉。庭审中，城厢区政府认可其委托龙桥街道办与第三人签订的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故原告当庭撤回对龙桥街道办的起诉，原审法院当庭予以准许。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管开兰等3人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三、原告主张撤销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问题，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 一、管开兰等3人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对此，原告提供了证据Ａ1-Ａ4，用以证明其与被诉行政协议具有利害关系。经审查，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魏某1系拆迁编号×××39-1房屋的权利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将上述房屋的补偿权利直接确定给第三人侵害了魏某1的权利，魏某1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具有利害关系。被告及第三人均陈述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无法联系上魏某1，但无法联系上魏某1不能视为魏某1对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没有异议。故在魏某1死亡的情况下，原告作为魏某1的近亲属，与被诉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及第三人主张管开兰等3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被告提供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用以证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8月22日，原告于2019年9月11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针对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原告早已于2019年6月6日，以城厢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只是因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而被驳回起诉，故原告起诉距行政协议签订之日并未超过五年。原告陈述其是在2018年9月份从魏可为儿子处得知安置房需要补差价时才知道被诉行政协议。第三人主张在2014年间原告魏玫清回到过莆田应当知道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但第三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现有证据不足证明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及第三人关于原告起诉超过起诉的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三、原告主张撤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 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所涉及的拆迁编号为×××39-1房屋系魏某1祖遗房产，魏某1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有依法取得补偿的权利。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时魏某1已放弃相应权利，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时确定案涉房产属于第三人所有，主要证据不足，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告诉请撤销有理，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城厢区政府作为委托人委托龙桥街道办与第三人签订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城厢区政府承担。该协议中确定案涉房产系第三人所有，侵犯了魏某1的合法权益，在魏某1死亡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原告主张予以撤销有理，依法应予支持。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行政协议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本案被诉行政协议系基于地上房产的征收补偿引发的，行政协议被撤销后，被告依法应当重新就案涉地上房产的征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重新作出行政处理。且政府如何作出行政处理，视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双方的意见而定，双方达成协议的可签订行政协议，无法达成协议的，政府亦可依法作出行政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城厢区政府与第三人魏亿春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并责令被告城厢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被征收地上房产作出补偿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城厢区政府负担。 城厢区政府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主要理由：1.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且协议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原审判决撤销该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是错误的；2.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对魏某1与魏亿春共有的被征迁房产作出相应的补偿安置，并未侵犯魏某1的合法权益，原审认为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侵害魏某1的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实质上是管开兰等3人和魏亿春之间的继承纠纷，依法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并责令上诉人作出补偿行政行为也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魏亿春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编号×××39-1房屋并非全部为祖遗房屋，编号×××39-1房屋包含了后期扩建面积，原房屋建筑面积仅为72.54平方米；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调解书、立约书、户口登记簿就认为魏某1为编号×××39-1房屋的权利人是错误的，上述证据存疑。2.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被上诉人魏玫清于2014年曾回到莆田老宅，已知悉老宅面临征迁，后一直未主张过权利，故现提起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上诉人魏亿春与城厢区政府签订的被诉《补偿安置协议》并未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案涉地块征收公告2013年就发布，被诉《补偿安置协议》2014年签订，但魏某1直至2016年去世前，都没有对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方案均没有异议，故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没有损害其他人合法权益。4.案涉安置房屋均已交付，全部办理了不动产登记，且仅剩一套未装修，已无重新安置可能，撤销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无法解决纠纷。被上诉人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 被上诉人管开兰等3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所有证据均经过举证、质证。结合有关证据，除“编号×××39-1房屋系魏某1祖遗房产”外，对原审查明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另查明，编号×××39-1房屋中包括魏某1祖遗房屋及其他房屋两部分。魏亿春签字的《城厢区改造项目征迁面积确认书》、《城厢区滨西片区三期改造项目联合抽签申请表》、《承诺书》、《分家析产协议》中，均记载有魏某1对编号×××39-1房屋享有权利的相关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中，结合有关证据，可以认定编号×××39-1房屋中包含了魏某1祖遗房屋，且魏某1对编号×××39-1房屋享有权利。因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涉及编号×××39-1房屋，且魏某1已于2016年死亡，故管开兰等3人作为魏某1的近亲属，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经查，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系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管开兰等3人曾于2019年6月6日就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违法并予以撤销，但因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而被裁定驳回起诉。魏亿春虽主张在2014年间魏玫清即应当知道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认定管开兰等3人本案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 行政协议从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故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时仍需遵循行政行为的一般原则，包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具体本案而言，城厢区政府作为案涉项目的征收人，在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应对被征迁房屋产权状况审慎核查，明确补偿安置对象，并依法安置补偿。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城厢区政府在签约前即已经知道魏某1对编号×××39-1房屋享有权利的情况，同时未有合法充分证据证明魏某1自愿放弃其安置补偿权利。本案中，城厢区政府在魏某1未参与情况下，直接将魏亿春作为唯一被征迁人，委托龙桥街道办与魏亿春就包括编号×××39-1房屋在内的房产单独签订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且未对魏某1预留相关安置补偿份额。经审查，该行政行为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该行政协议，并责令城厢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被征收地上房产作出补偿行政行为，并无不当。魏某1对编号×××39-1房屋享有合法权利的具体面积或份额，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有关当事人可另行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综上，城厢区政府和魏亿春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魏亿春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江凌 审判员  史寅超 审判员  陈锦铨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雷 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