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55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景燕燕，女，198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通亚，男，198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冬菊，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若思，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春年，男，1952年4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吴阳，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通亚、景燕燕因与被上诉人耿春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5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彦浩独任审理。上诉人李通亚及其与景燕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冬菊、郭若思，被上诉人耿春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吴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通亚、景燕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耿春年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7年4月4日涉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耿春年出具的《说明》、《证明》合法有效，应予认定。根据《协议书》，涉案《借款合同》已经作废。且景燕燕收到涉案款项后按照耿春年的意志直接转给了郑州国行财富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行投资公司），耿春年是委托景燕燕投资理财，而非出借资金。景燕燕仅是代理行为，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耿春年承担。2.耿春年所诉债务应由国行投资公司承担，实际上国行投资公司也已经承担，耿春年再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不应被支持。景燕燕系国行投资公司登封区域经理，在涉案借款合同上签字、出具收据均职务行为，该借款合同也仅是耿春年与国行投资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合同之前的一个过渡合同，耿春年对此明知，国行投资公司也认可。国行投资公司以吴宁利名义对张凯、郑州豫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新置业公司）享有本金368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经协商后已将债权转让给耿春年等人，用郑州市二七区敦睦路房屋抵偿所欠耿春年的债务，国行投资公司实际上已经承担，耿春年也已经认可，只是没有变现而已。3.一审认定涉案债务属景燕燕与李通亚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景燕燕不是实际借款人，涉案资金已经流向国行投资公司。李通亚未在借据上签字，对此事也不知情，并无共同举债合意，涉案款项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一审以李通亚任法定代表人的登封市融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公司）为涉案款项担保为由，认定李通亚知情错误。李通亚在2016年7月10日《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也是受耿春年等人的委托代理行为而非国行投资公司债权人。4.一审法院以安志红一案的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错误，两个案件事实及诉请不同，不具有关联性。另案中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被法院依法撤销。本案中有2017年4月4日的《协议书》，应以该《协议书》为裁判依据。耿春年辩称，1.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是民间借贷关系。景燕燕2014年9月28日和2015年1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收据、保证书、还款计划书、银行转款、利息转款流水等，可以证明该款项系李通亚、景燕燕的借款，用于自己经营，而非其所称的理财。耿春年与国行投资公司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也无经济往来，亦没有委托景燕燕理财的委托手续，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签订的只有借款合同，至于李通亚、景燕燕借款后又出借给他人与耿春年无关。2.关于李通亚、景燕燕提供的2016年7月20日的《债权转让协议》，耿春年因没有在该协议约定期间内实现债权，该协议已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且该协议中债权人名单只有李通亚，没有耿春年。3.关于2017年4月4日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借款合同，涉案款项是用于李通亚、景燕燕公司经营，而非耿春年委托其在国行投资公司理财，景燕燕每月向耿春年支付借款利息。耿春年没有和国行投资公司签订理财合同。景燕燕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耿春年名义签订委托理财合同与耿春年无关。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到《协议书》，二上诉人通过多种方式逃避债务。二上诉人和其他人的案件中也有类似情况，法院最终还是以基础的借贷关系进行了判决。签订该《协议书》目的是为了实现债权，目的没有达到，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恢复至原始状态。且2019年和2020年耿春年不停向李通亚追要款项，李通亚表示愿意偿还。2016年的《债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的《协议书》，均不能证明耿春年成为豫新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并参与到执行程序。4.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涉案款项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在双方仍是夫妻。借款合同附有二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且李通亚为法定代表人的融达公司为涉案款项做担保。李通亚参与了2016年的《债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协议书》，还有和李通亚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均能证明李通亚对涉案借款知情并认可。耿春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景燕燕、李通亚偿还耿春年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其中80万元的利息按照月息13‰的标准从2015年2月28日起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30万元的利息按照月息13‰的标准从2015年3月8日起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8日，耿春年支付给景燕燕80万元，2014年4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景燕燕于每月28日按照本金80万元、月息13‰的标准转账给耿春年利息10400元，本金未支付。2014年9月28日，景燕燕与耿春年对上述80万元款项签订了《借款合同》1份，约定景燕燕因经营需要向耿春年借款80万元，借期6个月，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月息13‰，景燕燕当天出具了收到耿春年80万元的收据1份。融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通亚）于2014年9月8日对该《借款合同》出具了《保证书》，保证合同履行期间如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还款，在到期日起经耿春年确认并完善相关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由其公司无条件代为偿还。2015年1月8日，景燕燕又与耿春年签订了30万元的《借款合同》1份，约定借期3个月，自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4月8日，月息13‰，景燕燕当天出具了收到耿春年30万元的收据1份；融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通亚）于2015年1月8日对该《借款合同》出具了《保证书》为该借款提供担保。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3月8日期间，景燕燕于每月8日按照本金30万元、月息1.3%的标准转账支付给耿春年利息3900元，本金未支付。2017年4月4日，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签订了2份《协议书》，协议内容显示，耿春年委托景燕燕在国行投资公司进行理财，由景燕燕代为转款和签订相关的理财合同（包括债权转让合同），在理财过程中，耿春年为保障自身权益，要求景燕燕出具了过渡性借款手续，上述理财和借款合同涉及的是同一笔款项，该款项最终按耿春年意志支付给了国行投资公司，后因国行投资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耿春年、景燕燕及河南信赢建筑防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赢公司）的股东曾签订了一系列股权转让以及股权回购协议，现经三方协商，确认如下事实：一、经过一系列债权转让后，2016年7月20日《关于实现对吴宗固债要的会议决议》以及吴宁利与受让目标公司郑州市金水区兴达卫浴水暖销售部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李通亚享有的642万元中的110万元及相应的担保权利由耿春年实际享有，李通亚在该《关于实现对吴宗固债要的会议决议》以及吴宁利与受让目标公司郑州市金水区兴达卫浴水暖销售部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仅作为代理耿春年行使权利；二、自本协议签订起，耿春年、李通亚、景燕燕之间原签订的所有合同全部作废，合同关系全部消灭，耿春年同意信赢公司的股东与耿春年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回购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均予以解除，不再履行，原转让给耿春年的股权仍归原股东享有；信赢公司的股东与耿春年之间也不再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李通亚作为耿春年的代理人，参与到耿春年实现债权的活动中，耿春年实现债权的风险和费用由耿春年承担。审理中，耿春年、李通亚、景燕燕均认可签订该《协议书》后原《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均由李通亚、景燕燕收回。另查明：李通亚与景燕燕系夫妻关系，2010年6月24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又查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安志红与景燕燕、李通亚、张瑜、信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作出的（2017）豫01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安志红与景燕燕2014年12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景燕燕向安志红借款35万元，月息13‰。2015年5月24日安志红与张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瑜将其持有的信赢公司2.439%的股权共35万元转让给安志红，张瑜同意安志红用其对景燕燕同等金额的债权做置换。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9月28日景燕燕与耿春年签订的80万元《借款合同》及2015年1月8日景燕燕与耿春年签订的30万元《借款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耿春年提供的银行转账信息可以证实耿春年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将案涉110万元支付给了景燕燕，景燕燕也按月向其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景燕燕应当按照约定的还款日期偿还借款本金及下欠利息，双方约定的月息13‰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其中8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1日起计算，3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9日起计算。景燕燕辩称其与耿春年之间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收取耿春年110万元的行为是代表国行投资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也将该110万元转给了国行投资公司的财务人员，审理中耿春年对景燕燕该辩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履行职务应为代表公司以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而本案中景燕燕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系以其个人名义,诉讼中景燕燕又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其与耿春年之间的《借款合同》，景燕燕将该110万元向案外人转账，也系其对已属其所有款项的处分,其与国行投资公司及案外人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耿春年。对于2017年4月4日耿春年与李通亚、景燕燕针对案涉110万元签订的2份《协议书》证明力问题。该《协议书》第二条中显示耿春年曾签订有《股份转让协议》，在景燕燕同时期向案外人举债的类案中亦存在相似协议，虽然本案耿春年、李通亚、景燕燕经2017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解除了耿春年所签的《股份转让协议》，但不能回避，双方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需以耿春年对景燕燕直接享有债权为前提,这与景燕燕在本案中主张其与耿春年之间是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相互矛盾，而该《协议书》第一条关于“李通亚在国行投资公司、吴宁利及郑州市金水区兴达卫浴水暖销售部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受耿春年委托的代理行为”的陈述与审理中李通亚、景燕燕提供的2020年7月15日国行投资公司出具的《证明》“李通亚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受让国行投资公司以吴宁利的名义对郑州豫新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642万元，其中李通亚将债权中的110万元转让给耿春年”内容也相互矛盾，且李通亚、景燕燕也未举证证明耿春年基于该《协议书》以及《债权转让协议》成为郑州豫新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参与到对该公司的执行程序中实现了其债权，故该两份《协议书》不能证明李通亚、景燕燕的证明目的，景燕燕不能因该《协议书》而免除对耿春年清偿债务的责任。关于本案债务应否认定为李通亚与景燕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耿春年所诉债务发生在李通亚与景燕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融达公司（李通亚为法定代表人）在该债务发生时对该借款提供了担保，可认定李通亚对景燕燕该借款知情，通过本案审理中李通亚陈述“景燕燕收到耿春年110万元后将该资金转给了国行投资公司”以及李通亚以国行投资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在2016年7月20日《债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受让国行投资公司对郑州豫新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642万元的行为，不能排除李通亚在景燕燕收取耿春年款项后与景燕燕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故本案债务应作为李通亚与景燕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由其双方共同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景燕燕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耿春年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3‰计算，其中8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1日起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3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9日起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李通亚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数额范围内与景燕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50元，由景燕燕、李通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1.2016年7月20日甲方（转让方）吴宁利、乙方债务方包括国行投资公司与包括债权人李通亚在内的丙方（受让人）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款约定：本次债权转让的期限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2.2019年和2020年耿春年妻子和李通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涉案借款李通亚一直表示在积极想办法，从未说过应由案外人偿还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1.关于2017年4月4日涉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2份《协议书》问题。首先，根据该《协议书》，表面上看耿春年取得了另案中的债权，由李通亚代表耿春年申请执行。但另案的债权转让已经超过约定的期限，债权债务已经恢复到原始状态。其次，耿春年、李通亚在法院的执行行为中，从来未以受让债权权利人的身份出现或在法律程序上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另外，债权转让的债权人是吴宁利个人，而非国行投资公司。最后，如果耿春年对国行投资公司直接享有权利，则2016年7月20日的《债权转让协议》应由耿春年直接在协议中作为丙方成员之一签字，而不是由李通亚代表耿春年。该《债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协议书》之前。该《债权转让协议》至少说明之前对国行投资公司享有债权的是李通亚，而不是耿春年。综上，该两份《协议书》实际上已履行不能，不能以《协议书》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2.景燕燕对其行为的陈述自相矛盾。其既主张系受耿春年委托理财，又主张系职务行为，二者法律后果明显不同。如果是委托理财行为，则法律后果应由耿春年承担。但景燕燕未能提供耿春年出借资金时委托其理财的手续及其代表耿春年与国行投资公司理财的相应手续，景燕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委托理财的资金去向及最终结果。如果是职务行为，其签订合同时未以国行投资公司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也未提供国行投资公司出具的委托其与耿春年签订涉案《借款合同》或国行投资公司事后追认的事实，或者国行投资公司明确认可由该公司偿还耿春年的涉案款项。更为重要的是，景燕燕作为国行投资公司登封区域的负责人，未能提供涉案款项其或者耿春年与国行投资公司签订的任何有关合同，不合常理。景燕燕、李通亚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否定涉案《借款合同》由景燕燕以个人名义签订和景燕燕直接收取耿春年款项及支付部分利息的事实。故应以《借款合同》作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3.关于涉案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债务发生时李通亚为法定代表人的融达公司对借款进行了担保，且李通亚在2017年4月4日《协议书》上签名，综合李通亚和耿春年妻子的微信聊天内容等全案证据，可以认定李通亚对景燕燕涉案借款知情。故李通亚应该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李通亚、景燕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李通亚、景燕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彦浩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