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再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军恒，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振峰，河南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河南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石勇涛，男，197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河南金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韦有恒，男，198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临颍县。再审申请人张军恒因与被申请人石勇涛、韦有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2020）豫11民申19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军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振峰、赵丽，被申请人石勇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被申请人韦有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军恒申请再审称，撤销本院（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一、石勇涛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诉讼主体资格是一个诉讼参与人是否能够依法行使诉权的问题。本案中，石勇涛的诉讼主体资格必须依法查清，这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本案的一个重点问题。同时，石勇涛的主体资格问题也是本案依法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本案（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石勇涛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仅依据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上显示：“双方当事人分别为石勇涛和张军恒、韦有恒，石勇涛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上述认定纯属形式上的认定，是不客观、不真实的。二审法官并没有让双方当事人就石勇涛的主题资格问题去举证、质证、辩论，便直接认定石勇涛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如果仅凭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补充协议上的签名，那么张军恒一直对石勇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反复提起又有何意义呢？再审程序应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及二审法院的调查笔录、村委会的会议纪要、证明等来综合评价、认定石勇涛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本案的四次审理均对案件的定性问题没有查清，本案定性错误，再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本案的四次审理均把本案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事实上随着双方当事人对补充协议的签订以及补充协议的第一条具体内容来看：“甲方付给乙方16万元的土地租赁协调款”应标注了“甲方与孙朱村的土地租赁”；第二条：“甲方要求乙方在办理土地租赁合同时达到甲方所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内容以每年每亩700元计算，每三年付一次土地租赁费”；第三条：“如乙方未办理成功，甲方有权将已付给乙方的16万元作为2018年9月以后土地款以每年每亩700元价格折抵直到折抵完为止”。纵观补充协议的第1、2条，乙方就是为甲方与孙朱村委会关于土地租赁问题的居间人，是一个介绍人，并促使双方按照石勇涛提交的合同进行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为此，石勇涛向韦有恒支付了16万元费用，而该费用是典型的居间费。补充协议的第三条是对居间人完不成居间任务而做出的对居间费用的一个处理问题。至此可以看出本案应是关于土地承包协议的居间合同纠纷，而非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来讲，居间人未完成居间任务应当是如何退还居间报酬的问题，而不存在赔偿问题。故本院（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判令：“张军恒、韦有恒互负连带责任、赔偿石勇涛损失274992元”应是错误判决。三、石勇涛的损失问题。本案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一审法院委托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对石勇涛承包土地损失进行了评估，评估意见书确认各项损失为449320元，鉴定费9000元。参照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评估结果，张军恒、韦有恒应赔偿石勇涛损失274992元。”但是，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因为自王玉兵声明不再承包这块地，所谓的石勇涛又不及时交付第二次承包费，村委会把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之后，新的承包人对原有的物品，包括树木和地里的农作物，以及地面的房屋和其他附属物品，一点没动全部都在，没有任何损坏。在法院一审判决尚未出台前的2019年4月11日，王玉兵、韦有恒私自开着车将地里的树木偷挖走，并引起村委会发现后，进行了报警处理。再就是在二审庭审时，法官问石勇涛：“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时地里还有蒜和藕没有？蒜藕都是什么时间收的？”，石勇涛回答：“有蒜有藕都没动。蒜是5月中旬6月收的，藕是12月收的。”他们挖走的树木的价值是多少没有从评估意见书的数字中扣除。他们收走的蒜、藕的价值也没有扣除。还有地上的附属物，已通知他们收走。可以收走故意不收走或者已经收走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的，就不能计算在赔偿数额里边。比如“潜水泵”，那是浇地用的工具，是可移动的。既然不承包了就应该及时收走，如果没有及时收走丢了，也无权就此项损失要求赔偿。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所以这个评估意见书中的数字和现在案件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二审判决不加分析，稀里糊涂就拿这个评估意见书中的数字作为判决损失的依据存在错误，请再审予以纠正。石勇涛辩称，一、原审判决对石勇涛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证据充分。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石勇涛提起诉讼时，向法庭举证了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分别签名一方是石勇涛，另一方是张军恒与韦有恒，故石勇涛与张军恒成立土地租赁合同的证据十分充分，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纠纷，作为合同一方的石勇涛当然有权向另一方提出主张。至于在合同履行中石勇涛是否曾经委托过王玉冰、时银涛代其与张军恒或村委会商谈过相关事宜，属于石勇涛与其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受托人的存在不影响石勇涛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享有的诉讼主体地位。二、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定性符合《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石勇涛认为张军恒及韦有恒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故对该两人提起诉讼，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第97条“租赁合同纠纷”的分类，将案由定性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案件案由的规定。原审判决书在案由部分，明明载明本案纠纷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张军恒在其诉称理由却称“本案四次审理均把本案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石勇涛不知道张军恒的依据在哪里，由此更加证实张军恒的再审理由完全颠倒了本案的事实。三、张军恒认为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属其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对居间合同的定义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据此，居间人的义务是促成委托人与另一方签订合同，居间人本身并不是其所促成合同的一方。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约定的是土地使用的相关事宜，与居间无关。因为案涉土地是张军恒与韦有恒从村委会承包的，石勇涛无权向村委会提出要求，所以双方才签订了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仍然由张军恒和村委会协调降低租金和交费时间的事宜，如果协调成功，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军恒可以向村委会减少租金和延长交租期限，石勇涛随之可向转租人减少租金和延长期限，石勇涛与村委会之间并不订立合同关系。因此，本案张军恒的地位显然不属于居间人，而是土地转租一方。四、因张军恒原因造成石勇涛不能使用土地，张军恒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土地租赁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如果未办理成功，甲方有权将已付的16万元抵作2018年9月以后的土地租赁费，由此约定可证实，张军恒与石勇涛的租赁合同关系并不因协调的结果受到影响，即便协调不成功，张军恒仍然应当向石勇涛履行土地承包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根据张军恒、韦有恒2013年3月30日与孙朱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其两人向村委会支付租金是有明确期限约定的，即前五年是签订合同时一次性支付，后五年的交租期限是2018年9月30日前，故作为案涉土地的承租人，不论其土地是否转租，也不论是否和孙朱村委会协调降低租金事宜，在与村委会达成变更前，都应该按照其与孙朱村委会的合同约定履行交租义务，才能保证其土地使用权不被收回，而案涉土地被村委会收回的原因，正是张军恒没有按照约定在2018年9月30日前交付租金，因此导致其不能履行向石勇涛交付土地，显然属于张军恒单方违约，对此造成的损失张军恒应当予以赔偿。五、张军恒所诉称的损失问题不具备再审改判的条件。原审判决参照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作出的评估报告认定了双方损失，该鉴定报告作出后，张军恒并没有行使其诉讼权利申请重新鉴定，我国法律从来不保护一个躺在权利上睡眠的当事人，故张军恒在此对鉴定报告提出异议，其怠于行使权利的后果不应产生诉累的正当理由。案涉土地被孙朱村委会收回后，石勇涛已经失去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的控制权，石勇涛不存在开车偷树和收走蒜藕的问题，张军恒的损失又经过了评估机构的鉴定，故石勇涛对地上物损失提出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石勇涛被鉴定为449320元的损失，原本就远远低于石勇涛的实际损失数额，原审判决又让石勇涛自行承担了40%的责任，这本身就是对张军恒的宽容，故张军恒提出石勇涛放任损失扩大没有及时止损，不但没有证据，且违背了公平、公正且符合情理的司法理念。韦有恒辩称，我没有意见。石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军恒、韦有恒归还石勇涛协调费160000元；2.判令张军恒、韦有恒赔偿石勇涛各项损失289145.5元；3.诉讼费由张军恒、韦有恒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0日，张军恒、韦有恒与孙朱村委会经协商，双方达成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孙朱村委会为（甲方）、韦有恒、张军恒为（乙方），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东北坡土地253亩发包给乙方，合同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期限为10.5年，承包费前5.5年（2013年3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每年700元/每亩，乙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不得拖延，后5年承包费每年800元/每亩，于2018年9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不得拖延。另外，合同第八条双方约定：不经甲方同意，乙方不能把承包的耕地转包给他人或第三方（除特殊情况外），合同期满后如不续承包，乙方应按合同前的承包耕地现状归还甲方。2017年6月9日，张军恒、韦有恒将所承包土地中的164亩转包给石勇涛，双方约定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期限为6.5年，承包费每年1000元/每亩，付款方式为2017年6月5日付24万元（2017年6月5日-2018年9月30日）；2018年9月付49.2万元（2018年9月30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9月付32.8万元（2021年9月30日-2023年9月30日），合同签订后，石勇涛按约定支付给张军恒、韦有恒承包费24.6万元。2018年2月12日双方另经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石勇涛给付张军恒、韦有恒协调费16万元（收款人为韦有恒），由张军恒、韦有恒与孙朱村委会协调2018年9月30日后的土地承包事项，内容包括将土地租赁费调至每年700元/每亩，每三年付一次土地租赁费；若张军恒、韦有恒未协调成功，石勇涛有权将已付张军恒、韦有恒的16万元，作为自2018年9月30日后的土地承包款，按每年700元/每亩的价格折抵，直到折抵完为止。2018年10月份，孙朱村委会以张军恒、韦有恒（含石勇涛）未在约定期限内给付承包费为由，将该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2018年12月13日，经石勇涛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石勇涛在承包地种植的树木、大蒜、藕及附属物品的经济损失价值进行评估，该所2019年1月10日作出的评估意见书，确认石勇涛的上述损失为449320元，鉴定费9000元。在和孙朱村委会协商承包土地的过程中，石勇涛承认其没有与孙朱村委会有关人员见过面，只是让朋友王玉冰和时银涛督促张军恒、韦有恒和村委会协商承包土地的事情，张军恒也对石勇涛的主体资格不认可。另外，在本次庭审中，石勇涛称转给韦有恒的16万元协调费是其转给王玉冰后，由王玉冰转给了韦有恒，但石勇涛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将转账凭证提交法庭。2019年7月4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调查孙朱村委会书记任水龙的笔录中显示，张军恒、韦有恒二人承包的土地到期后，其二人协调让王玉冰租这块地，实际上是租给王玉冰和时银涛二人，二人是合伙关系，后来因为一次交几年的承包费没有达成协议，王玉冰一直不签协议，不给孙朱村委会交承包费，责任在王玉冰。任水龙称没见过石勇涛，也不认识石勇涛。另外，石勇涛在前审起诉时，请求的标的为449145.5元，在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到502292元。但在本次审理过程中，韦有恒称已归还石勇涛协调费8万元，石勇涛对此认可，石勇涛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表示要求张军恒、韦有恒归还协调费8万元，要求张军恒、韦有恒赔偿损失289145.5元。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韦有恒应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石勇涛协调费8万元；二、驳回原告石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23元，由原告石勇涛负担7023元，被告韦有恒负担1800元。石勇涛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1.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不服标的34229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军恒、韦有恒负担。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一审法院2019年4月4日作出（2018）豫112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一、解除石勇涛2017年6月9日、2018年2月12日与张军恒、韦有恒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二、韦有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石勇涛协调款16万元；三、张军恒、韦有恒互负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石勇涛损失342292元。张军恒、韦有恒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作出（2019）豫11民终11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2018）豫1122民初3737号民事裁定；二、发回临颍县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均未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该项判决内容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项：一、关于石勇涛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张军恒称石勇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案涉土地实际承包人为王玉兵和时银涛，而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上显示，双方当事人分别为石勇涛和张军恒、韦有恒，石勇涛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张军恒、韦有恒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2017年6月9日，石勇涛与张军恒、韦有恒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承包土地的价款、期限及付款方式等进行明确约定，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8年2月12日，石勇涛对租赁土地费用的支付方式提出变更请求，张军恒、韦有恒让石勇涛给付16万元协调费，二人向孙朱村委会协商每亩土地的价格并变更支付方式。该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该补充协议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补充协议签订后，石勇涛依约支付16万元的协调费给韦有恒和张军恒后，石勇涛基于信赖在土地上进行投资，而韦有恒和张军恒不仅没有依补充合同的约定完成向孙朱村委会协调土地承包费的义务，孙朱村委会反而把土地另行承包给他人，造成本案上诉人石勇涛不能继续使用土地，造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因此，韦有恒和张军恒因孙朱村委会把土地另行承包给他人，不能依约提供给石勇涛土地使用权，违反了与石勇涛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石勇涛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石勇涛在与韦有恒、张军恒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时，应尽到审慎审查对方有无土地转包权的义务，在未审查对方有无土地转包权的情况下与对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及土地租赁补充协议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负次要责任。韦有恒、张军恒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对石勇涛不能继续使用土地造成损失，应负主要责任。双方在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违约金及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没有约定，一审法院委托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对石勇涛承包土地损失进行了评估，评估意见书确认各项损失为449320元，鉴定费9000元。参照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的评估结果，张军恒、韦有恒应赔偿石勇涛损失[数额为（449320+9000）×60%]274992元。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临颍县人民法院（2019）豫1122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张军恒、韦有恒互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石勇涛损失274992元。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23元，由石勇涛承担3529元，张军恒、韦有恒承担5294元；二审诉讼费6434元，由上诉人石勇涛承担2574元，被上诉人韦有恒、张军恒承担3860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石勇涛作为甲方，韦有恒、张军恒作为乙方，双方于2018年2、3月份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由乙方负责与孙朱村办理租赁合同一事。（甲方与孙朱村的土地租赁）”，第3条：“······以前所签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2018年10月12日，韦有恒在孙朱村委会作为甲方、韦有恒与张军恒作为乙方签订的《孙朱村东北坡土地承包合同》中注明：“此合同我自愿放弃”。二、石勇涛在一审法院前审2019年2月21日庭审时自认：“只是我委托王玉兵与二被告沟通”。2019年3月22日移交方孙朱村委会与接收方王会敏签署的《关于孙朱村东北坡房子周围土地承包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载明：“······到现在半年过去了，也没有给村里交土地承包费，也没有续承包合同，多次与王玉兵协商，至今没结果，至今未归还本村的土地······”。2019年7月4日本院工作人员刘超、刘芳所作的对孙朱村党支部书记任水龙、孙朱村主任焦保建的询问笔录载明：“······这块地实际是租给了时银涛，王玉兵和时银涛是合伙关系，最开始协商说一次性交5年的钱，可接着租这块地，王玉兵不愿意，张军恒一直在中间协调，先是协调3年，后来2年，王玉兵都不愿意，他意思1年一租······2018年10月19号村里让王玉兵过来签协议、交钱、种地，他不愿意签，我们就让他腾地，他一直也没有腾，一直到2019年3、4月份，还占着地······我们找了镇里开了三委会，还有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准备收回这块地，研究后我通过微信将此事通知了王玉兵，王玉兵接到消息后又想协商，我们说不用商量了，地已经被收了，通知他将该搬的东西搬完、腾地，他迟迟不腾地，合同也过期了。”三、在上述询问笔录中载明：“？村里出的两份证明是否真实？：是真实的。”四、2019年3月19日，由谢镇长、刘常务、曹付镇长以及村两委人员参加的“关于东北坡土地遗留问题”的会议记录载明：“······任水龙书记说是原土地承包给县里蒋学正，后来收回，因合同不到期，村里赔承包人十几万违约金。后由村内群众张军恒出面，与大韦村韦有恒一起承包，合同期十年，一次交五年地租，五年期到期后，原承包人把土地承包给县工商局时银涛，张军恒与韦有恒退出原合同，由现承包人时银涛接管承包，至使土地承包下一个五年周期，村里从2018年10月份到现在2019年3月19日，一直与时银涛联系，商议土地后期承包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达成共识，致使土地到现在没有收回······”。本院经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一、本案基本事实应当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进行性质认定：一是2013年3月30日至2017年6月4日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在此期间，孙朱村委会作为甲方、韦有恒与张军恒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孙朱村东北坡承包合同》，《孙朱村东北坡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成立。本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此时属于孙朱村委会与韦有恒、张军恒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与其他当事人无关。二是2017年6月5日至2018年9月30日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2017年6月9日，韦有恒、张军恒作为甲方，石勇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孙朱村东北坡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自2017年6月5日至2023年9月30日由石勇涛租赁案涉土地。虽然孙朱村委会与韦有恒、张军恒签订的《孙朱村东北坡承包合同》约定未经孙朱村委会允许不得转租，但韦有恒、张军恒转租后，孙朱村委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转租合同视为依法有效成立。本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此时属于孙朱村委会与韦有恒、张军恒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以及韦有恒、张军恒与石勇涛之间的转租法律关系。三是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22日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2018年2、3月份，石勇涛作为甲方，韦有恒、张军恒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甲方付给乙方壹拾陆万元（160000元整）土地租赁协调款，由乙方负责与孙朱村办理租赁合同一事。（甲方与孙朱村的土地租赁）······3、以前所签协议作废，以此协议为准。”2019年3月19日，由谢镇长、刘常务、曹付镇长以及村两委人员参加的“关于东北坡土地遗留问题”的会议记录载明：“······任水龙书记说是原土地承包给县里蒋学正，后来收回，因合同不到期，村里赔承包人十几万违约金。后由村内群众张军恒出面，与大韦村韦有恒一起承包，合同期十年，一次交五年地租，五年期到期后，原承包人把土地承包给县工商局时银涛，张军恒与韦有恒退出原合同，由现承包人时银涛接管承包，至使土地承包下一个五年周期，村里从2018年10月份到现在2019年3月19日，一直与时银涛联系，商议土地后期承包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达成共识，致使土地到现在没有收回······”。石勇涛在一审法院前审2019年2月21日庭审时自认：“只是我委托王玉兵与二被告沟通”。2019年3月22日移交方孙朱村委会与接收方王会敏签署的《关于孙朱村东北坡房子周围土地承包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载明：“······到现在半年过去了，也没有给村里交土地承包费，也没有续承包合同，多次与王玉兵协商，至今没结果，至今未归还本村的土地······”。本院认为，《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内容，石勇涛与韦有恒、张军恒的转租合同作废，石勇涛与韦有恒、张军恒之间的转租法律关系终止。韦有恒自愿退出与孙朱村委会的土地租赁合同，孙朱村委会在镇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认可韦有恒、张军恒退出与孙朱村委会的土地租赁合同，孙朱村委会与韦有恒、张军恒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终止。按照《协议书》约定，石勇涛给付韦有恒、张军恒160000元协调款，由韦有恒、张军恒负责协调甲方石勇涛与孙朱村的土地租赁合同一事，同时孙朱村委会认可韦有恒、张军恒退出与孙朱村委会的土地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在此期间，《协议书》只有“协议书”三个字，没有合同名称，根据《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性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韦有恒、张军恒负责协调甲方石勇涛与孙朱村委会的土地租赁事宜，石勇涛向韦有恒、张军恒支付160000万元协调费，石勇涛与韦有恒、张军恒应当认定为委托人与居间人的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根据石勇涛多次自认的事实，石勇涛委托王玉兵处理租地事宜，石勇涛与王玉兵应当认定为委托法律关系；王玉兵接受石勇涛的委托后，代理石勇涛与孙朱村委会就土地租赁事宜进行反复磋商，但最终并未达成土地租赁合同合意，石勇涛与孙朱村委会应当认定为缔结合同的多次邀约、反邀约关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因经韦有恒、张军恒协调，石勇涛最终未与孙朱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石勇涛可以要求韦有恒、张军恒退还协调款，韦有恒、张军恒在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石勇涛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已就协调款问题作出处理，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此申请再审，故协调款问题不在本院再审处理范围之内。石勇涛委托王玉兵与孙朱村委会经过多次邀约、反邀约，没有达成合意、签订合同，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石勇涛主张的本案经济损失，因居间人张军恒不是石勇涛希望缔结合同的相对方，故与居间人张军恒无关，二审法院作出居间人张军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王玉兵受石勇涛委托，与孙朱村委会进行案涉土地租赁缔结合同的反复多次的邀约、反邀约，并最终放弃租赁案涉土地，以至不能与孙朱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由石勇涛承担。三、石勇涛作为与韦有恒、张军恒两次协议的签字人，应当认定为合同当事人，即便是存在其他实际租赁人或者实际出资人，其属于石勇涛与其他实际租赁人或者实际出资人的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石勇涛的两份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身份，也不影响石勇涛的原审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综上，张军恒的再审申请依法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本院（2020）豫11民终10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韦有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石勇涛损失274992元；三、驳回石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23元，由石勇涛负担3529元，韦有恒负担52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34元，由石勇涛负担2574元、韦有恒负担38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胜利审判员  宋跃武审判员  陶京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任伟鹏书记员胡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