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1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营业场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77-1号1门。负责人：许敬畏，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博，该分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成大方圆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南十中路**。法定代表人：隋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蝶，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唐吟，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南十中路53号。法定代表人：赵小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蝶，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唐吟，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被上诉人辽宁成大方圆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方圆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1民初768号民事裁定，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9)辽01民初768号民事裁定书；2、继续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报案控告案外人经济诈骗，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第一,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之间为保理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保理业务申请书》、《保理服务合同》、《保理通知声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办理保理业务的配套材料，保理关系成立且应当受法律保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合同中，对保理业务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详尽的约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保理业务手续完备，符合《合同法》、《担保法》、《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等规定的保理关系构成要件。故，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之间的保理关系合法成立并依法受法律保护。第二,案外人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的经济诈骗行为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无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未参与且并不属于诈骗行为的受害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在办理保理业务过程中尽到了充分的审查义务，业务人员持《保理通知声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前往成大方圆医药公司负责人办公室核实业务真实性，在成大方圆医药公司进行了充分的业务审查，在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提供了符合《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等保理业务规范要求的配套材料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开办保理业务。办理保理业务时，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加盖的公章均是由双方业务及管理层严格审查、层层审批后加盖。不存在仅凭被控告人单独决定就可以加盖的情况。案外人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的经济诈骗行为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无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未参与且并不属于诈骗行为的受害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办理该保理业务的相关人员已由经侦部门传唤询问，经审查核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与刑事犯罪。案外人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的经济诈骗行为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无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未参与且并不属于诈骗行为的受害人。第三,经审计，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控告案外人经济诈骗案与保理业务无关。经审计及经侦部门侦查，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控告案外人经济诈骗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无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既未参与又不属于受害人。综上，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控告案外人经济诈骗行为，与本案的保理业务关系无关。请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成大方圆集团答辩称：一、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案受理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所涉保理业务密切关联，属同一法律事实；民事案件的审理无法脱离刑事侦查继续进行。（一）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案受理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所涉保理业务密切关联，属同一法律事实张鹏作为案涉保理业务卖方的四家关联公司，包括洪博公司、瑞天鸿公司、丽尔玛公司及明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在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签署、履行保理业务购销合同时，诱使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将应收账款打入其关联账户而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账户，存在诈骗行为，被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予以立案侦查。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案受理的保理业务相关犯罪行为与本案正在审理的保理合同纠纷系同一法律事实。具体来说，从法律关系和要件事实的角度看，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刑事案件正在侦查的事实包括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等其他主体是否参与犯罪等事实，与民事案件审理的保理合同业务中应收账款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保理人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是否是善意第三人，为相同的要件事实。从行为实施主体的角度看，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涉及到的主体相同。刑事案件的主要三方主体即保理业务中实际供应商张鹏、购买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保理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也是本案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因此，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案受理的保理业务相关犯罪行为与本案正在审理的保理合同纠纷系同一法律事实。（二）民事案件的审理无法脱离刑事侦查而继续进行本案中，购销合同即应收账款债权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是查明保理业务开展过程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民法总则》第16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意思的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虚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则应视该第三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虚伪意思表示而发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如果虚假，第三方是否知情，是判断本案保理业务法律责任的前提。具体来说，如应收账款转让并非真实，谁参与伪造与之对应的虚假信贷材料（保理融资业务过程中，每笔保理业务所转让的应收账款均与特定购货合同及其发票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张鹏实施诈骗的过程是否明知或应当知道而故意忽视、银行员工是否为张鹏出谋划策设计贷款架构乃至协助其共同进行合同诈骗或骗取银行贷款。这些事实的查明不仅影响刑事案件的定性（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抑或违法发放贷款罪），也是民事法律中确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善意，是否明知购销合同虚假而仍进行保理融资的前提。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称“经审查核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与刑事犯罪”无事实依据，并不能排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部分工作人员涉嫌犯罪。基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可能存在的犯罪事实，民事案件无法脱离刑事案件侦查而进行。根据张鹏录音音频等资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部分工作人员在案涉保理合同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受贿、为借款人骗取贷款提供帮助的行为（如出谋划策，告知其贷款漏洞甚至伪造发票）。如该情况属实，案涉银行工作人员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或合同诈骗罪的共犯。录音证据及案卷材料中体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可能存在诸多违规操作，不排除被以违反发放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借贷合同条例》以及其他信贷规定，商业银行办理借款业务的程序包括申请、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发放贷款、贷后检查、贷款归还。贷款方在办理贷款业务时最重要的是在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三个环节上依法办事，严格把关，才能保证贷款的合法性及安全性，因此在这些环节上应严格依法办事。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违规操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1）违反《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第十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未尽审慎审贷义务或者没有选择合格应收账款，针对张鹏控制公司同一批货物进行多次流转办理保理业务未能核实其真实性；（2）同一笔买方保理业务项下存在两份不同的买方保理业务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转让清单及购货合同；（3）违反《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没有建立买方保理定期对账制度，致使双方对回款监管账户内每笔回款与每笔保理合同的对应性存在争议。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诸多违规操作行为无论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故意帮助张鹏或其他关联人员骗取贷款，还是出于私利追求业绩认为其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不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过于自信过失违规发放贷款，都可能会被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刑事责任。答辩人已将相关材料提供给公安机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核实的过程中。有鉴于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及是否明知甚至参与基础交易的伪造，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侦查过程中。上诉人称“经审查核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与刑事犯罪”无事实依据，并不能排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部分工作人员涉嫌犯罪。三、本案并非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上所述，如公安机关经过侦查，证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参与刑事犯罪，以违法发放贷款罪或骗取贷款罪移送审查起诉，答辩人将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认定的所谓“借款人”变为骗取贷款罪的“工具人”，客体上将不局限于侵害银行的金融资产或答辩人的国有资产，而是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虽然民事案件中可以一定程度查明过错比例，划分民事责任，但无法充分确认过错的界限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确定犯罪主体等方面需要刑事手段的介入。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免受侵害，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综上，鉴于本案需查明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相同，有经济犯罪嫌疑，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支付尚欠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应收账款63,443,317元；2.判令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每笔债权自逾期之日起逾期利息合计222.2125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27日)，并请求按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计付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成大方圆集团在2亿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债务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成大方圆集团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出具的沈公铁(经)立告字(2019)3372号立案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已经对张鹏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经侦大队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大队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侦查的沈阳市铁西张鹏合同诈骗案，现正在侦查取证，已委托审计部门审计，审计范围包含你单位需了解的辽宁成大方圆医药有限公司和大连银行之间的12笔买方保理业务。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本案中主张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尚欠其12笔买方保理业务中的6笔款项，鉴于本案需查明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相同，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应按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76,585元，退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保全费5000元，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案外人沈阳洪博医康科技有限公司、沈阳丽尔玛商贸有限公司、沈阳明钧商贸有限公司、沈阳瑞天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分别通过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提供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的《购销合同》等，先后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签订多份《保理服务合同》《保理业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上述各公司将其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按照协议约定为上述各公司办理有追索权或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2018年5月30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分别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和成大方圆集团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在约定的2018年6月6日起至2019年6月5日授信期限内和2亿元最高授信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每次使用授信额度的方式、金额、期限等均由双方商定，签订单项业务合同；该授信项下自2018年6月6日至2019年9月5日发生的所有主债权由成大方圆集团在2亿最高额度限额内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2019年12月23日，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作出“沈公铁（经）立字（2019）337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沈阳市铁西区张鹏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上述事实有《保理服务合同》《保理业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购销合同》、“借款凭证”、《立案决定书》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凭，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一般情形。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提供《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借款借据》《委托支付书》《应收账款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电汇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承诺书》等证据，以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及成大方圆集团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成大方圆医药公司支付尚欠的应收账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成大方圆集团对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起诉符合上述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诉讼成立条件，而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虽然案外人张鹏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立案侦察，张鹏所涉合同诈骗案与本案存在关联，但与本案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因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及成大方圆集团基于应收账款转让关系及保证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均非同一事实及同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一审法院以“鉴于本案需查明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事实相同，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应按经济犯罪案件处理”为由驳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保理合同涉及保理商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本案公安机关针对立案的张鹏合同诈骗案正在进行侦查取证，审计范围包含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成大方圆医药公司间案涉12笔买方保理业务。因此，本案是否存在基础合同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基础合同真实存在与否是否明知，将直接影响本案真实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因此，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确定合同性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据此进行实体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76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张静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