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7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树建，男，196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0************。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广东启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芬，广东启众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晋佳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法定代表人：张某1。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8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灼祺，广东达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柏铖，广东达乐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潘树建、张某1、东莞市晋佳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佳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树建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晋佳公司向潘树建返还货款人民币218677元及利息（利息以218677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之标准，自2019年12月24日起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张某1对晋佳公司的前述返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潘树建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明显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晋佳公司、张某1无需向潘树建返还退货损失111641元是错误的。1.潘树建已经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向晋佳公司退回价值111641元的货物，晋佳公司也予以确认收到潘树建的退货，属客观事实。2.晋佳公司主张退回的部分货物又重新发回给潘树建，但是其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潘树建也从未收到晋佳公司重新发回的该等货物。3.潘树建退回给晋佳公司、张某1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争议。正常而言，如果不是因为质量问题，潘树建没有理由将该部分货物退回给晋佳公司，晋佳公司也没有理由会帮助处理退货。退回的货物在晋佳公司处，如果不存在质量问题，晋佳公司完全可以将该部分货物予以出示。根据潘树建提供的返厂单、物流单及微信聊天记录均清楚显示潘树建退回给晋佳公司的货物型号为9808号和9809号，通过双方的对账表可以清楚显示该型号的货物就是晋佳公司供货给潘树建的。潘树建向晋佳公司退回价值111641元的货物属客观事实，如果晋佳公司认为该部分货物没有质量问题，晋佳公司有义务出示该批货物，无论该部分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晋佳公司均有义务向潘树建返还。针对潘树建的上诉，晋佳公司、张某1答辩称：与晋佳公司、张某1的上诉状意见一致。晋佳公司、张某1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晋佳公司、张某1无需向潘树建退还货款107036元及支付逾期退款利息。主要事实和理由：晋佳公司、张某1与潘树建从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每个月都对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进行对账。潘树建基本上每月来晋佳公司处对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进行对账。在潘树建来对账时，晋佳公司都会将对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的对账单交付给潘树建，部分月份潘树建没有来对账，晋佳公司都将对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的对账单通过微信发给潘树建。而潘树建从来没有对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的对账单，提出任何的异议。以上证明潘树建已经确认至2018年12月，对已经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在扣除毛料款及织机款后，潘树建尚有30534元没有支付给晋佳公司。潘树建对2018年12月前已经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的每一次的对账单均没有提出异议，证明潘树建已经确认在对账单上的转款才是属于支付加工费的转款，不在对账单上的转款不属于加工费，而是有其他的用途。因此，潘树建将其他不在对账单上的转款说是加工费或货款，是不讲信用的行为，是虚假陈述。晋佳公司在收取的已出货的服装的加工费中，不存在多收取潘树建加工费或货款107036元的情况。而且，潘树建应向晋佳公司支付如下款项：1.已经出货的服装所欠的加工费；2.潘树建采购辉泰兔毛苞芯纱的毛料有问题生产出来的毛衣不能出货需进行加工而产生的加工费；3.潘树建一直没有来提货的服装的加工费。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晋佳公司、张某1向潘树建退还货款107036元及支付逾期退款利息，是错误的。针对晋佳公司、张某1的上诉，潘树建的答辩意见如下：一审时已经查明潘树建与晋佳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潘树建根据双方对账的实际情况并结合银行付款流水，已经实际向晋佳公司支付了货款2033716元。根据晋佳公司在2019年1月2日出具给潘树建的对账单，晋佳公司自身确认的货款总额是1926680元，因此潘树建实际多付给晋佳公司107036元货款是客观事实。晋佳公司一直主张该部分款项与货款无关，但是其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该部分款项的具体性质。晋佳公司也确认其与潘树建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款总额及潘树建一方已经实际支付的款项总额该事实的依据是张某1对货款总额的统计和收款金额的确认。另外，张某1一审中主张潘树建拖欠的金额是30534元，而现在张某1一方又主张潘树建拖欠的金额是321948元，明显前后矛盾。应当以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为准。原审期间，潘树建提出诉讼请求：1.晋佳公司向潘树建返还货款218677元及支付利息[以218677元为本金，按年利率7.12%（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之标准，自起诉之日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张某1对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潘树建主张与晋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买卖或合作合同，晋佳公司陆续为潘树建供货，潘树建陆续向晋佳公司付款。潘树建主张，在2016年10月至2019年1月份期间，潘树建以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形式总计向晋佳公司支付货款2033716元，但经比对晋佳公司出具给潘树建的对账单，潘树建发现晋佳公司仅入账1886146元，少入账147570元。潘树建实际应支付给晋佳公司的货款总额为2497883.5元，实际支付的货款总额为2604919.5元，多付货款107036元。潘树建对于其主张的付款金额，提供了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晋佳公司主张双方系加工合同关系，由晋佳公司为潘树建加工毛衣。晋佳公司称加工所需的全部毛料都是潘树建提供给晋佳公司，晋佳公司只负责加工，晋佳公司对此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该主张，晋佳公司称该聊天记录为毛料聊天群组，潘树建在微信群中指定第三方供应商将毛料送至晋佳公司处，聊天记录显示潘树建在聊天中向“辉泰纺织-吕镇平”交代“吕生！兔毛包心纱，1000KG，送去晋佳毛织厂”。双方确认毛衣的款式、样式由潘树建指定。另查明，在已生效的（2019）粤1972民初15774号案件中，判决认定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潘树建通过微信沟通方式向东莞市辉泰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购买毛料，并指示东莞市辉泰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将毛料分别送往晋佳公司或其他公司。除潘树建主张的少入账项目和退货款外，双方对其余应付款项、已付款项的金额不持异议，双方已出货的交易金额为2497883.5元，扣除毛料钱571203.5元，潘树建应付晋佳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926680元。晋佳公司对于潘树建主张的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形不予确认。晋佳公司主张，按照晋佳公司统计的潘树建的付款金额，潘树建实际已付款1886146元，加上第一次帮付织机数10000元，潘树建尚欠晋佳公司货款30534元未支付。晋佳公司同时主张，潘树建所称的少入账的款项，不是潘树建支付给被告的货款，而是晋佳公司帮潘树建代付其他公司款项、购买毛衣辅料或者委托晋佳公司帮忙买保险的款项，对此主张，晋佳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晋佳公司称，事实上是潘树建拖欠晋佳公司货款。2016年10月潘树建经朋友介绍给晋佳公司，潘树建提供毛料给晋佳公司加工，晋佳公司共加工了毛衣6万件，双方约定在2016年11月11日之前应出完货，但是2017年春节还有4万多件还没出货，潘树建承诺在2017年出货完，但是未履行承诺。2018年3月24日，晋佳公司通过微信向潘树建发出提货通知函，通知函声明因潘树建向晋佳公司订制的三款毛衣，基于下单做货的约定，现提货期已过，提请潘树建在2018年3月28日前到晋佳公司处付款提取所有货物，到期不提货，将对货物做另行处理。晋佳公司称，自2016年起晋佳公司多次向潘树建发送对账单，晋佳公司一直没有提出异议，潘树建在收到提货通知函后也一直既未提货也没有付款。晋佳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晋佳公司分别在2017年10月7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3月24日等时间向潘树建发送“潘生出货单汇总”，2018年年底，晋佳公司继续向潘树建催款，并在2018年12月28日向潘树建发送2016-2018年对账单，潘树建在微信中回复晋佳公司称需要时间对数，并在微信中提到让晋佳公司把货卖了。晋佳公司不同意，晋佳公司回复潘树建称“今年一定清完我厂的9808”。晋佳公司称，潘树建让晋佳公司去杭州找潘树建，但是潘树建没有出面，潘树建老婆与晋佳公司在调解中心作出了调解协议并承诺到晋佳公司处理。对此，晋佳公司、张某1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和杭州上城望江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2019年1月8日的调解协议予以证明，调解协议载明张某1因欠款和对账事宜前往杭州，找到潘树建的老婆叶少珍，要求潘树建夫妇与张某1对账结清款项，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约定在2019年1月14日下午3点在张某1工厂内当面对账结清款项。其后，双方未能在2019年1月14日进行对账，原告在2019年1月16日向晋佳公司、张某1发送对账单，主张多付了货款。晋佳公司、张某1确认，因潘树建迟迟未与晋佳公司、张某1对账，并付款提取尚未出货的货物，在晋佳公司自身涉诉的情形下，晋佳公司与债权人协商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处置了尚未提走的货物。潘树建另主张晋佳公司提供的服装因存在质量问题而产生退货，2017年3月9日9808#型号服装退货2121件，按照25元/件的单价计算共53025元，9809#型号退货1987件，按照29.5元/件的单价计算共58616元，退货款两个型号相加共111641元。对此，潘树建提供了退货单、物流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主张，退货单、物流单显示退货客户名称为张某1，但退货单、物流单未经张某1签收。潘树建主张退货的件数以2018年2月8日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给张某1的退货单为准。张某1对潘树建2018年2月8日发送的退货单不予确认。晋佳公司、张某1在庭审中称，潘树建提供的显示客户名称为张某1的物流单，晋佳公司、张某1并未签收，仅有部分退货到了晋佳公司、张某1处，而且部分退回来的货物，也不是加工的问题，而且经检查发现退货中也有货物不是晋佳公司供应给潘树建的货物，后来潘树建出钱让晋佳公司、张某1帮潘树建处理，晋佳公司、张某1处理好之后，也全部寄回给了潘树建或寄回给了潘树建的客户。另查明，晋佳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张某1为晋佳公司的唯一股东，张某1在庭审中表示同意对晋佳公司对外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二、潘树建主张的多付货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三、潘树建主张的退货损失是否应由晋佳公司、张某1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的主要区分标准在于两者的标的不同，承揽合同的标的是特定的劳动成果，这一劳动成果是按照定作人的特殊要求，并满足定作人的特殊需要完成的。而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并非应买受人的要求而制作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在合同订立之前既已存在或已经定型，即使标的物是特定物，也不存在只对特定买受人具有特殊价值的情况，在买受人拒绝接受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其市场价值产生太大影响。从案件中，晋佳公司供应货物的原料由潘树建指定采购，并且标的物的款式、板式等符号、规格均由潘树建指定的情况来看，案件双方的交易更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潘树建、晋佳公司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在2016年10月至2019年1月份期间，潘树建以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形式总计向晋佳公司支付货款2033716元，双方已出货的交易金额为2497883.5元，扣除毛料钱571203.5元，潘树建应付晋佳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926680元。据此，潘树建主张多付晋佳公司货款107036元。晋佳公司、张某1对潘树建主张的已支付货款总金额2033716元不持异议，但主张潘树建所称的未入账款项并非支付货款，而是晋佳公司、张某1帮潘树建代付其他公司款项、购买毛衣辅料或者委托晋佳公司、张某1帮忙买保险的款项，对此主张，晋佳公司、张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为，潘树建、晋佳公司之间的主要关系为生意合作关系，在晋佳公司、张某1未能举证证明资金往来的性质、动因、凭据的情形下，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性质认定为生意往来款项，更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和社会现实。因此，原审法院对潘树建的主张予以采信，晋佳公司、张某1应向潘树建退还多支付的货款107036元，因潘树建在2019年1月16日向张某1发送了对账单主张多付货款，晋佳公司、张某1未能退还，应向潘树建支付逾期退款的利息损失，潘树建主张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24日起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潘树建主张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因双方一直存在对账、提货的争议，综合案件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双方之间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对潘树建参照逾期罚息利率上浮计算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酌情确定该部分款项的利息以107036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争议焦点三，潘树建主张存在退货损失111641元，晋佳公司、张某1虽确认部分返工货物回流到晋佳公司处，但晋佳公司、张某1称返工货物已处理完毕并发还给潘树建，且部分返工的货物并非晋佳公司为潘树建加工的货物，因潘树建提供的物流单、退货单未经晋佳公司、张某1签收，晋佳公司、张某1亦否认因晋佳公司的加工行为导致货物产生质量问题，因此晋佳公司、张某1关于确有帮潘树建处理退货货物的主张，不能构成对为潘树建加工的货物存在货物质量问题的自认。在此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潘树建主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因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案件中潘树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对潘树建要求晋佳公司、张某1承担退货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晋佳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张某1为晋佳公司的唯一股东，张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股东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因此应就上述确定的晋佳公司所负案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东莞市晋佳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潘树建退还货款107036元及支付逾期退款利息（利息以107036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2019年12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张某1对判决第一项确定东莞市晋佳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潘树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290元，已由潘树建预交，由潘树建负担1169元，东莞市晋佳服饰有限公司、张某1共同负担1121元。二审期间，晋佳公司、张某1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张某1与潘树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光盘、文字整理稿，拟证明潘树建与张某1的业务往来情况。张某1按潘树建要求的时间向潘树建发货，发货时附发货单。后期张某1发货时通过微信将发货单发给潘树建。张某1一直有向潘树建发对账单，对账单都是按照发货单内容进行对账，潘树建没有提出异议。潘树建拖欠已出货的货物的加工费，张某1一直向潘树建追讨已出货的货物的加工费。张某1要求潘树建支付因潘树建提供毛料有问题而另外产生的加工费。张某1要求潘树建处理积存在张某1处库存的货物，并支付库存货物的加工费。后续晋佳公司、张某1曾向潘树建发出通知函，通知潘树建在规定时间内来提货结清加工款，但是潘树建不来处理，应视为潘树建放弃处理。张某1多次向潘树建发对账单及库存明细，也曾向潘树建及潘树建老婆叶少珍反映返还的毛衣并不是张某1的厂加工的。二、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因潘树建欠张某1加工费不付，导致张某1欠其他客户费用，需要用衣服抵债，抵债的费用被原审认定为潘树建支付的加工费，认定有误。三、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张某1等人到杭州向潘树建追讨加工费，经杭州上城望江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潘树建、叶少珍需向张某1补偿3500元，并约定潘树建应在2019年1月14日到张某1的公司对账并支付加工费。四、晋佳公司对账单、张某1代潘树建支付的费用明细、转账明细，拟证明潘树建、叶少珍向张某1的转账，其中有部分款项不是用于支付加工费。五、潘树建欠张某1加工费明细，潘树建向张某1支付的2035016元的使用明细，张某1代潘树建收购的半成品的收购费、加工费明细，拟证明张某1不需要向潘树建退回任何费用，相反潘树建应向张某1支付加工费321948元。六、张某1出货的货运单，由货运公司向张某1出具，拟证明张某1按潘树建指示出货，通过货运公司物流送达。七、张某1制作的出货单以及按潘树建要求的样式制作的出货单，由张某1提供，拟证明张某1按潘树建要求时间向潘树建出货，张某1与潘树建的对账单是按照张某1已向潘树建出货的出货单制作。对账单上的加工费是按照已出货的货物计算的，对账单上的加工费没有包括库存的货物的加工费。潘树建对晋佳公司、张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一、微信聊天记录不属于新的证据。确认属于张某1与潘树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二、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民事判决书，由法院核实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三、人民调解协议书，由法院核实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潘树建向张某1支付的3500元不是调解补偿款，而是加工费。四、对晋佳公司对账单、张某1代潘树建支付的费用明细、转账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同意在一审判决金额中扣除5430元，该笔属于张某1代潘树建支付的款项。五、明细表系张某1单方制作，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六、对货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张某1提交的货运单均没有潘树建一方的签名确认。七、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聊天记录显示不了张某1有将出货单发送给潘树建。除了2017年12月17日，2018年1月4、1月5日、1月6日、1月11日、1月15日、2月6日、9月24日、9月25日、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2日、11月21日、11月22日的出货单，2017年11月起的出货单确认均已发给潘树建。该出货单只能说明张某1将出货单出示给潘树建，但是是否实际按照该单据出货，潘树建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无法认定。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潘树建及晋佳公司、张某1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发货后对账付款，且潘树建2017年欠款数额较多。潘树建还确认2018年、2019年的付款方式为出一些货付一些钱。晋佳公司、张某1主张其发送给潘树建的对账单不含未出货的部分，也不含其于2018年2月7日通过微信发送给潘树建的《辉泰毛料问题毛衫数量》中存在毛料质量问题对应的货物应付的加工费。潘树建主张对账单已包含未出货部分。此外，张某1曾于2019年1月去杭州找潘树建追索加工费，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受理及调解。本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潘树建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不符合双方交易形式，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双方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晋佳公司、张某1是否应向潘树建返还退货损失11164元；2.晋佳公司、张某1是否应向潘树建退还多付的货款107036元。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晋佳公司、张某1无需向潘树建返还退货损失11164元。理由如下：首先，潘树建主张晋佳公司加工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潘树建提供的退货物流单、退货单未经晋佳公司签收，晋佳公司亦未认可其加工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是否由晋佳公司加工存在争议。因此，潘树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晋佳公司加工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原审法院驳回其返还退货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晋佳公司、张某1无须向潘树建退还货款107036元。理由如下：首先，双方确认交易习惯为先发货后对账付款，且潘树建2017年欠款数额较多。潘树建还确认2018年的付款方式为出一些货付一些钱。因此，按照此种交易习惯，定作方多付款的可能性较低。潘树建与晋佳公司、张某1自2016年起开始交易，已合作多年，彼此除了有加工款往来外，还存在其他资金往来亦属合理。不能仅凭潘树建累计付款多于张某1制作的汇总对账单（2018年12月28日），就认定多付的金额为多付的货款。其次，晋佳公司、张某1作为加工方、收款方，在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发货后对账付款的情况下，要求其提供多年来的交易凭证以证明其未多收货款，或要求其举证证明潘树建向其支付的未入账部分的每一笔款项具体用途，实属苛求。再次，潘树建在双方多年来的交易中，从未提出张某1存在多收货款的行为。在双方因张某1向潘树建追偿加工款未果产生纠纷的情况下，潘树建仅凭转账金额多于对账单汇总的金额主张多付货款，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最后，原审法院认定对账单汇总的应付货款金额2497883.5元为已出货的交易金额，潘树建上诉时对此未提出异议。潘树建现又主张该金额已含未出货部分，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晋佳公司、张某1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除已出货部分外，还有未出货部分的加工费未计入对账单（2018年12月28日）。综合本案证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本院认为潘树建并未向晋佳公司、张某1多付货款。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某1、晋佳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潘树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潘树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90元（潘树建已预交），由潘树建负担。二审受理费共计4974元（晋佳公司、张某1已预交2441元，潘树建已预交2533元），均由潘树建负担。晋佳公司及张某1预交的部分，由潘树建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晋佳公司及张某1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亮审判员  刘冬虹审判员  黎淑娴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温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