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4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延召，男，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生志，河南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雪丽，女，196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少华，男，199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乐，河南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延召因与被上诉人侯雪丽、樊少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20）豫0421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延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生志，被上诉人侯雪丽及侯雪丽、樊少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延召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崔延召赔偿侯雪丽、樊少华损失12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侯雪丽、樊少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事情发生不是在樊红庭提供劳务期间，同时崔延召对侯雪丽、樊少华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故崔延召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发当天,樊红庭跟崔延召一起到宝丰县××镇××村风力发电工地维修铲车，维修工作结束后，崔延召与樊红庭及铲车老板共同驾车到宝丰县××镇××村北段铲车老板家，由崔延召进行修车结算，崔延召将驾驶的豫Ｄ×××**号轻型栏板货车停靠在铲车老板家门前路边,拉好手刹后,为防止车辆溜滑,并进行挂挡操作，然后与铲车老板一起下车到其家中结算当天费用，崔延召在下车时为确保安全,并要求樊红庭一起下车，但樊红庭并未按要求下车,以上事实有铲车老板和崔延召在宝丰县××××大队笔录为证,足以证明停车时崔延召已经做到确保停车安全的谨慎义务。然而,事故发生时，樊红庭是在车外，涉案车辆除了有挤压变形，车门车窗并未破碎,不知樊红庭本人是怎么到的车外,其本人又考有驾驶证，在崔延召已经采取足够谨慎注意安全义务情况下，从车辆向后滑行到樊红庭在车外受伤，该期间只有樊红庭一个人在场，因此案涉事故的发生，樊红庭应当是第一责任人。事故发生后,豫Ｄ×××**号轻型栏板货车经宝丰县××××大队委托专业检测机构检测，该车辆刹车制动系统正常，并无其他故障。根据现场勘查，如达不到安全停车的标准,崔延召和铲车老板根本不可能安全下车并步行到路对面的院子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崔延召的以上操作足以防止车辆发生溜滑现象，车辆滑溜的更可能原因是樊红庭本人触动刹车系统，造成溜车，然后其本人跳出车外，致使事情的发生。因此，崔延召已经采取足够谨慎的注意安全义务，对事情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对对樊红庭人身损害承担责。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崔延召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当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首先，该条法律规定的提供劳务期间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受到损害的责任类型，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法定类型，而是应当根据各方的过错，按比例承当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樊红庭受损害并不是在提供劳务期间，即使是在提供劳务期间，那么也应当对过错责任进行划分，而本案崔延召已经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情的发生,并无过错，而樊红庭一个人在车内的情况下，此时车辆实际是由樊红庭控制,致使车辆无故溜车，并且其本人在车辆车门、车窗无损的情况下，在车外受伤，其自身应当承担责任，故崔延召不应当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依据该条规定推定崔延召存在过错，并要求崔延召承担100%的责任,有失公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判决损失数额计算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认定过高。事故发生后,考虑到樊红庭曾经受雇于崔延召，崔延召第一时间垫付了39000元。关于樊红庭死亡赔偿金，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规定，河南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和产品质量责任纠纷等三类案件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由于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不属于上述三类案件之一，樊红庭居住镇南街村属于农村户口，以往的判例对于该村村民都是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一审判决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属于计算错误。并且，崔延召给樊红庭购买有人身意外保险，依据该保险，樊红庭的意外赔偿可以进行理赔5.7万元，如果认定崔延召需要承担责任,该部分数额应当从崔延召应当承担的份额中扣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崔延召对本案发生并无过错，已经垫付了39000元，已尽了义务和情谊，樊红庭就两个近亲属，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实属过高，有失公平。综上，崔延召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但出于对樊红庭家属的照顾，也为了曾经的情谊和人道主义，愿意补偿给侯雪丽、樊少华120000元,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望判如所诉。侯雪丽、樊少华辩称，一、樊红庭与崔延召存在雇佣关系，樊红庭工资支付及支付的多少由崔延召决定，樊红庭受崔延召的控制和指挥进行劳动。事发当天，崔延召将樊红庭带至老龙窝工地，在结算时发生事故，樊红庭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害身亡。一审中，崔延召称刹车失灵，车辆溜滑，在上诉状中，崔延召又称刹车制动系统正常，又将责任归因于樊红庭，侯雪丽、樊少华认为，崔延召在事发后未及时报警，并且破坏现场，导致事故发生原因无法认定，崔延召不管是作为雇主还是实际侵权人均应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计算合理合法，樊红庭户口所在地镇系国家建制镇，南街村也属于镇区范围，樊红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来自务工收入，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三、关于崔延召所说的保险，首先，在事故发生后，崔延召多次称为樊红庭购买人身意外险，但从未向侯雪丽、樊少华出示过相关投保单据。其次，即使投有保险，保险理赔与人身损害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崔延召也不是保险受益人，故雇员可能获得的保险金不能在雇主的赔偿责任中予以抵扣。侯雪丽、樊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崔延召向侯雪丽、樊少华赔偿樊红庭（已故）因提供劳务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734019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8401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雪丽系樊红庭妻子，樊少华系樊红庭儿子。崔延召在宝丰县××镇经营有铲车修配店，樊红庭系该店雇员，月工资3000元。2020年7月1日，崔延召联系樊红庭二人共同到宝丰县××镇××村风力发电工地维修铲车，维修作业完成后，崔延召将其驾驶的豫Ｄ×××**号轻型栏板货车停靠至老龙窝××北段下坡处，去进行当天维修结算，车辆溜滑，造成乘车人樊红庭受伤，当晚被送往宝丰县人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崔延召在庭审中称由崔延召支付抢救医疗费9000元、丧葬费30000元，但未提供票据予以证明，侯雪丽、樊少华认可上述医疗费由崔延召支付，认可已收到崔延召支付的上述丧葬费。事故发生后，经报警，宝丰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宝公交证字［2020］第0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证明案涉事故未及时报警，现场变动，证据灭失，该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2019年度河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00.97元／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樊红庭与崔延召之间的法律关系，崔延召与对樊红庭受伤是否存在过错，崔延召是否应当对樊红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赔偿责任。2．侯雪丽、樊少华所诉损失应当如何计算。关于樊红庭与崔延召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如何确定问题。经审理查明，樊红庭为崔延召经营的位于宝丰县××镇铲车修配店的雇员，崔延召联系樊红庭二人共同到宝丰县××镇××村风力发电工地维修铲车，樊红庭工资由崔延召支付，故樊红庭与崔延召之间是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樊红庭乘坐崔延召驾驶的车辆发生意外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乘车人樊红庭并无过错，故侯雪丽、樊少华主张由崔延召承担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100％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侯雪丽、樊少华所诉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本案具体情况，侯雪丽、樊少华所诉损失应当计算为：死亡赔偿金684019元（20年×34200.97元／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734019元。樊红庭生前在宝丰县××镇××村居住，且河南省已经对交通事故案件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而樊红庭确因崔延召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受伤意外身亡，故侯雪丽、樊少华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崔延召辩称侯雪丽、樊少华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侯雪丽、樊少华所诉的上述损失734019元，应当由崔延召100％赔偿，即734019元。樊红庭的损失包括医疗费、丧葬费，因侯雪丽、樊少华未主张，且该部分损失应由崔延召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且已由崔延召全额支付，故对崔延召辩称上述两项费用应从损失总额中予以扣除，故对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侯雪丽、樊少华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崔延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侯雪丽、樊少华损失73401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40元，减半收取计5570元，由崔延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樊红庭是否在为崔延召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死亡；二、崔延召是否应对樊红庭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三、一审适用2019年度河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认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及一审确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是否适当。本案中，樊红庭受雇于崔延召从事铲车修配工作，事发当天，崔延召与樊红庭共同完成铲车维修业务，崔延召驾车与樊红庭一起去结算维修费用，后因车辆溜滑造成樊红庭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樊红庭在为崔延召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死亡，崔延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樊红庭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因此，崔延召应当对樊红庭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崔延召上诉称，樊红庭非在提供的劳务过程中受伤，崔延召不存在过错，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适用标准问题，因樊红庭生前在宝丰县××镇××村居住，其经济来源也来自城镇务工收入，故，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度河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认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崔延召上诉称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过高的理由，因樊红庭系家庭主要劳动力，樊红庭的死亡给其亲属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酌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因侯雪丽、樊少华未主张医疗费、丧葬费，且该部分损失应由崔延召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崔延召称其已垫付的39000元应从赔偿额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延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0元，由崔延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华平审判员  石天旭审判员  朱海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思凡书记员崔瑶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