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65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法定代表人：朱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春健，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立娟，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负责人：胡剑明，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胜，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高公司）因与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肥西支行）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创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春健、葛丽娟，上诉人中行肥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张华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由中行肥西支行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案由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开设一般存款账户并存入款项。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该账户为一般存款账户。创高公司以一般存款账户内的资金被非法转出为由，认为中行肥西支行未尽合同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和法定义务，要求中行肥西支行赔偿损失，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二）本案中不仅涉及转账支票争议，还涉及到中行肥西支行未尽合同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的合同争议，两种法律关系部分竞合，将案由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可以全面反映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五笔款项的转出需要审核转账说明。虽然创高公司未能提交三方协议证明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资金有监控的义务，但是肥西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中国银行肥西支行涉及棚改项目(金星和园四期)账户设立的情况说明》，张刚（创高公司总经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均能证明，创高公司的案涉账号是受中国银行总行、中国银行肥西支行、肥西县城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创高公司监管。2016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熊礼、中行肥西支行工作人员李经纬的询问笔录、对唐磊的讯问笔录，代理律师与中行肥西支行对公账户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从涉案账户转款，至少需要向银行提供转账支票、转账说明、采购合同或发票。以上证据足以认定中行肥西支行在转款时不仅仅需要审核转账支票，还需要审核转账所需的转账说明、采购合同或发票。(二)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转账支票记载的出票人开户行是中国银行肥东支行而不是中国银行肥西支行，中国银行肥西支行工作人员对要素填写错误的票据进行付款，给创高公司造成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三)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三笔转款不是创高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一，唐磊持票要求付款时银行并不知道其是创高公司项目的负责人。第二，根据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的相关协议和创高公司提供的授权书，许艳艳才是办理创高公司业务的唯一合法被授权人，唐磊根本无权办理银行转账相关业务。第三，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该三笔共计1450万元的转款是因唐磊和许艳艳的职务侵占行为转出的。说明这三笔共1450万元的转款是基于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转出，不是出于创高公司的意思表示。(四)上述三笔1450万元的损失与中行肥西支行有关。中行肥西支行在付款时有如下的违反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和内部的支付规定：五笔款项均没有提供合同或发票；2016年7月19日金额为350万元的转账手续中，转账说明的印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支票记载的付款行名称为“肥东支行”而不是“肥西支行”；进账单没有收款人开户银行签章。2016年7月25日金额为400万元的转账没有与许艳艳进行大额确认。2016年8月11日金额为700万的转账结算业务申请书的汇款方式有涂改，未加盖创高公司的公章；结算业务申请书未填写支付密码。2016年8月30日金额分别为475万元与480万元的两笔转账，转账支票、转账说明上加盖的印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五)中行肥西支行虽然在支付票款时进行了验印，但仍存在重大过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中行肥西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创高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负有法定和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所以，中行肥西支行不仅需要进行验印，还需要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中行肥西支行未能识别出转账支票上的印章与预留印鉴章不一致，属于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六)创高公司账户内资金被非法转出就是损失，与项目盈亏无关。第一，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行肥西支行错误付款致创高公司账户内金额减少，其损失已然客观存在。第二，创高公司与唐磊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虽然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开设账户是用于唐磊分包工程的结算，但这与中行肥西支行因违反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需承担赔偿责任无关，创高公司是否依据内部承包合同向唐磊追究工程款被挪用的责任以及工程是否盈利或亏损、盈利由谁获得、亏损由谁承担都不影响中行肥西支行向创高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第三，一审法院采取双重认定标准。在1450万元部分的说理中认为唐磊是创高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实施的行为是公司内部行为，唐磊转出款系是创高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在955万元的说理部分又认为创高公司与唐磊是内部承包关系，955万元是应该支付给唐磊个人的工程款，不属创高公司的损失。这种双重认定标准明显有失偏颇。(七)中行肥西支行的过失付款行为是造成创高公司损失的直接原因。三、中行肥西支行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定的义务，应对创高公司的2405万元的款项承担全部赔偿损失。 中行肥西支行辩称：一、本案案由应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在一审诉讼中，创高公司认为中行肥西支行在办理业务时，未认真审核转账支票上的印鉴与其开户时预留的印鉴是否一致，未尽到审查义务，导致其账户中的2405万元资金被他人转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存在明显过错。根据创高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应为中行肥西支行是否履行了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审查义务，是否给创高公司造成损失，应否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案显然属于因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而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由应当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储蓄存款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储蓄存款合同是指个人将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并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条四款和第三十条规定，单位办理资金收付结算业务的，需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与银行成立银行结算合同。银行结算合同是指银行与单位或者个人约定，单位或者个人将资金存入银行，银行为其提供信用收付和出纳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用的金融服务合同。本案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自愿在乙方开立银行结算账户，乙方向甲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创高公司即便依据合同法请求中行肥西支行承担违约责任，案由也只能为银行结算合同纠纷，而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二、中行肥西支行没有审查转账说明、采购合同或者发票的义务。中行肥西支行办理案涉五笔转账支票的支付业务时，按照规定的操作程序对票据的真伪、票据记载事项、票据金额等进行了审查，对票据上加盖的印鉴章与预留印鉴进行了手工和电子扫描比对，未发现异常才进行付款，已尽法定审查义务。创高公司上诉所称的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账户负有监管义务的主张并无依据，属其主观臆造。三、中行肥西支行对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三笔转账支票予以付款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7月19日至8月30日，创高公司安徽分公司财务主管许艳艳、项目经理唐磊，持创高公司签发的转账支票，分五次将其结算账户中的2405万元资金转出，其中三笔共计1450万元(350万元、400万元和700万元)转账支票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一致，另外两笔955万元(475万元、480万元)转账支票上的公章与预留印鉴中的公章不一致。三笔1450万元转账支票系真实票据，记载事项符合票据法规定，支票上的签章与预留印鉴一致，中行肥西支行按照转账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及金额进行付款，符合法律规定，无任何过错。四、中行肥西支行对2016年9月30日两笔共计955万元的转账支票付款无重大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九十二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等规定，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才承担错误付款的票据损害责任。金融机构并非公章真伪的鉴定机构，其工作人员对票据上签章的审查，属于形式审查，应以通常情况下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中行肥西支行通过手工和电子扫描比对，未发现两笔955万元转账支票上的公章与预留印鉴中的公章不一致，许艳艳、唐磊刑事案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人员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才发现不一致，这本身就证明两笔955万元转账支票上公章与预留印鉴中的公章高度相似，普通人即使特别的注意也无法发现，故中行肥西支行未能发现不一致，不构成过失，更不构成重大过失。五、没有证据证明创高公司存在损失。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合同责任，均以损害(损失)为构成要件，且由行使请求权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创高公司请求中行肥西支行承担票据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举证证明其损失，但创高公司未举出任何有关损失的证据。创高公司上诉称，“账户内资金被非法转出就是损失，与项目盈亏无关”。通常情况下，付款人错误付款，必然造成出票人或者持票人损失，而且损失数额就是票据记载的金额，但在本案中，票据记载的金额绝对不是创高公司的损失。创高公司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和银行账户给唐磊使用。唐磊以创高公司名义承包肥西县金星和园项目四期四标段工程，工程所需资金、机械设备、人员工资(包括创高公司委派人员工资)等均由唐磊负责，唐磊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按照工程结算总价款的1.5%向创高公司支付“管理费”；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名义上属于创高公司，实际上属于唐磊。被许艳艳、唐磊五次转出的2405万元，均系建设单位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支付给承包人的工程进度款，也就是说该2405万元本来就属于唐磊的工程款，无论唐磊转出该2405万元是否办理了内部审批手续，均未造成创高公司任何损失。根据创高公司在许艳艳、唐磊刑事案件中提供的数据，截止2016年8月31日，唐磊已完成工程量约103568006元，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建设单位已付工程进度款89560001元，创高公司收款后支付唐磊65082001元，加上许艳艳、唐磊五次转出2405万元，唐磊累计从创高公司结算账户中收款89132001元，与建设单位已付工程进度款89560001元相比，尚有余额428000元，与唐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103568006元相比，尚有余额14436005元，创高公司并不存在损失。六、创高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资金被转出的责任。创高公司上诉称中行肥西支行“过失付款行为是造成创高公司损失的直接原因”。如前所述，对于前三笔共计1450万元的转账支票，中行肥西支行不存在错误付款问题；对于另外两笔955万元转账支票，中行肥西支行虽然错误付款但非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依法不承担错误付款的票据损害责任。对于许艳艳、唐磊擅自将2405万元资金转出，创高公司有重大过错，即使造成了损失，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理由如下：一方面，创高公司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出借施工企业资质和银行账户给唐磊个人使用；另一方面，创高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致使许艳艳、唐磊能够擅自将2405万元资金成功转出。综上所述，中行肥西支行在办理案涉五笔共计2405万元转账支票付款业务时，以善意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履行了票据审查义务，没有过错，也未给创高公司造成损失，不应当承担票据损害赔偿责任；创高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 中行肥西支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创高公司的诉讼请求；由其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一定的过失”取代“重大过失”，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付款人)对票据的审查义务属于形式审查，因未尽法定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产生的票据损害责任，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归责原则，不同于侵权责任法上一般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也不同于侵权责任法上特殊侵权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中行肥西支行在办理案涉两笔955万元转账支票付款业务时，按照规定的操作程序对票据的真伪(即是否伪造或者变造)、票据记载事项、票据金额等进行了审查，对票据上加盖的印鉴章与预留印鉴进行了手工和电子扫描比对，未发现异常才进行付款，已尽法定审查义务，不存在违法行为，无重大过失。其他具体理由同答辩意见第四点。三、原判援引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裁判本案纠纷，适用法律错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事责任。本案案由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就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和票据法的规定，且应当优先适用票据法，而不应当适用合同法。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责任的规定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创高公司的诉讼请求。 创高公司辩称，一、中行肥西支行没有识别出伪造的票据，已经构成“重大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唐磊假冒创高公司的名义出票，所涉5笔转账支付中分别存在伪造印章、出具虚假转账说明、支票内容有涂改、付款行名称错误等严重问题，中行肥西支行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二、中行肥西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既有合同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具体同上诉理由。三、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之行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行肥西支行承担合同责任具有法律依据。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开设了一般存款账户并存入款项，其中不仅涉及转账支票争议，还涉及到银行未尽合同约定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的合同争议，两种法律关系有竞合部分，将案由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能全面反映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行肥西支行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未尽到对客户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创高公司账户资金2405万元流失，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及《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的约定，中行肥西支行应该承担2405万元的违约赔偿责任，而不仅仅是承担955万元中的20%的过错赔偿责任。综上，中行肥西支行违反合同约定，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创高公司主张中行肥西支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既有合同依据，又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改判中行肥西支行承担2405万元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创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中行肥西支行赔偿创高公司2405万元及存款利率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中行肥西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于2015年11月16日签订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包括《单位银行结算帐户综合协议签署表》《外部公司客户对账服务协议》，当日，创高公司提交《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开立了账号为17×××24的银行帐户。 此后双方发生业务往来，创高公司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8日两次对帐，有五次通过转账支票由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开具账户的资金2405万元转给第三人，分别是：2016年7月19日转350万元转至合肥市泰古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转至肥西樽文化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转至肥西樽文化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8月30日的475万元转至肥西县书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8月30日的480万元转至肥西县上派镇树碧贸易商行。五张转账支票均加盖创高公司公章、朱凯个人章、张伟印，除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转账支票付款行名称为中国银行肥东支行，其他四张转账支票付款行名称均为中国银行肥西支行，五张转账支票的出票人账号均为17×××24。除2016年7月25日转账支票无说明外，其他均分别附有创高公司加盖公章的说明，说明中申请创高公司肥西县金星和园四期（四标段）项目材料款转入支票中所注明的收款人公司的开户行账户。创高公司对账后认为五笔转账支票上的盖章及印鉴均与其开户时留存在中行肥西支行的公章印鉴不一致系他人伪造，并认为许艳艳、唐磊等人有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遂于2016年9月22日向安徽省肥西县公安局报案。肥西县公安局于2016年9月23日委托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2016年8月30日两张转账支票475万元、480万元及两张说明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6年11月7日出具（合）公（刑）鉴（文）字［2016］0080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即两张支票和两张说明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肥西县公安局因创高公司怀疑另三张转账支票印章伪造，又于2017年3月7日委托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三张转账支票及2016年7月19日和8月11日两张说明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7年3月8日出具（合）公（刑）鉴（文）字［2017］0019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即三张支票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检材即两张说明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肥西县公安局将鉴定结果通知了创高公司。 另查明：2016年6月6日，创高公司启用预留在中行肥西支行的该公司公章及张伟印、朱凯个人章。 中行肥西支行提供的对五张转账支票验印记录证明其在接受案涉转账支付前均进行了验印手续，记录显示其已通过，且对转账真实性进行相应核实。 2014年12月23日，创高公司（甲方）与唐磊、凌微利（乙方）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内部承包履约承诺书》约定将案涉工程位于肥西的金星和园四期（4标）由乙方承包，采取包工、包料、包安全、包质量、包文明施工、包项目债权债务、包违约责任、包项目盈亏的总承包方式，工程造价159280012.48元，乙方按承包工程项目结算总价款的1.5%（含合同内外的增加签证工程）向甲方支付承包费（不含税）等约定。2015年5月21日，发包人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承包人创高公司就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创高公司提供其单方制作的《金星和园项目亏损汇总表》。创高公司认可案涉项目没有决算或审计，具体项目盈亏不清。 2019年3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刑终5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许艳艳、唐磊的上诉，维持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3刑初188号刑事判决，认定许艳艳、唐磊以案涉三张转账支票转走1450万元，分别是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该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并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许艳艳填写、提供转账材料，接到银行核实转账真实性电话时给予确认答复的事实。 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熊礼、张伟的笔录中记载，二人陈述：2016年8月30日被唐磊私自转走的955万元系创高公司应付唐磊的工程款，只是公司还没有按正常手续审批就被唐磊转走了。在公安机关询问张伟在笔录中张伟陈述，创高公司向唐磊付款的流程为：唐磊制作工程款支付表，经工程款审核，报张伟审批，交许艳艳办理银行转账手续，转账支票上需加盖创高公司公章、朱凯和张伟的印鉴；讯问唐磊的笔录中记载唐磊陈述：许艳艳、唐磊共同到中行肥西支行办理了350万元、400万元的转账手续，另外700万元和475万元、480万元系唐磊独自办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案由是银行储蓄存款纠纷还是票据纠纷；二、中行肥西支行在票据付款中是否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以及创高公司是否造成损失和责任承担。 关于焦点一。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本案出票人创高公司与付款人中行肥西支行因转账支票转出创高公司账户中款项具有票据委托付款的资金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实质上是中行肥西支行是否违规付款造成创高公司财产损失的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双方签订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因转账支票争议问题所致，而非存折、存单或其他储蓄凭证以及借记卡、信用卡等银行卡为主要证据的存款储蓄合同纠纷。 关于焦点二。涉案五张转账支票经鉴定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共计1450万元，三张支票票面加盖“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预留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2016年8月30日的475万元、2016年8月30日的480万元，共计955万元，二张支票票面加盖“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印文与预留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虽每张转账支票所附说明的印文与预留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并无创高公司所称有三方协议约定需要对案涉资金进行重点监控，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条规定，支票限于见票即付，不得另行记载付款日期。故该说明非中行肥西支行进行付款所审验的依据。 因1450万元的三张支票鉴定印章与预留印章一致，虽其中一张支票即2016年7月19日350万元的转账支票上记载付款银行与实际付款行名称不一致而并非没有填写名称，且该支票中的银行账号系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开户，并由创高公司工作人员持票在该行转账，因此，该支票并非无效票据。1450万元款项被转出系创高公司工作人员的内部行为，项目负责人持票要求对此款进行支付，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其为职务侵占并已作出追缴处理，中行肥西支行在支付票款时已进行了验印一致，故此1450万元的转款系创高公司的意思表示，即使创高公司认为该1450万元有损失亦与中行肥西支行无关，中行肥西支行对此不应承担责任。 因955万元的二张支票鉴定印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中行肥西支行在支付票款时虽已进行了验印，现亦无证据证明中行肥西支行有恶意付款行为。从创高公司项目负责人唐磊持票要求付款的事实，以及该公司相关人员证明该款系应支付项目内部承包人唐磊的工程款，只是未办理经其公司内部审批程序的陈述事实，且创高公司对此工程项目至今未提出决算或审计的相关证据材料来看，故案涉项目具体盈亏并不明确，创高公司的损失数额亦未明确，其公司实质损失是内部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管理费的提取。即使有损失，该损失亦并不当然全部系中行肥西支行所造成。因此，本案虽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票据损害赔偿应由侵权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中行肥西支行在验印过程中应当以运用更高的技术、设备等查验票据印章与预留印章的一致性，以充分保障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账户资金的转账安全，因此，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账户资金955万元的转出负有一定的过失责任，中行肥西支行应负次要责任，综合本案上述实际情况，酌定其按20%的责任比例承担为宜，即中行肥西支行赔偿创高公司191万元（955万元×20%）及利息，利息损失以191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中行肥西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创高公司赔偿款191万元及利息（以191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驳回创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050元，由创高公司负担149180元，由中行肥西支行负担1287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案由应如何确定。二、创高公司要求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五笔款项共计2405万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具体的案由。本案中，创高公司与中行肥西支行通过签订《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并在中行肥西支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双方形成银行结算合同关系。根据创高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其主张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行肥西支行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审查义务而致其产生的损失，该请求权所指向的法律关系为双方在银行结算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庭审中，创高公司在回答法庭提问时，亦进一步明确了其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基础为合同违约。因此，本案案由应为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五张转账支票均加盖创高公司公章、朱凯个人章、张伟印。对于该三枚印章，在许艳艳、唐磊职务侵占刑事案件中，经公安机关组织鉴定，存在两种情形：（一）2016年7月19日的35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400万元、2016年8月11日的700万元三张支票上加盖的三枚印章均与创高公司开户时预留印章相同。（二）2016年8月30日的475万元和480万元两笔，转账支票上加盖的三枚印章中创高公司公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另两枚印章相同。本院认为，关于三张与预留印章一致的支票款项的转出，中行肥西支行已依约进行审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十六条约定，乙方（中行肥西支行）依法保障甲方（创高公司）的资金安全，使用规定的结算方式，在核对预留银行签章无误的前提下进行付款（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创高公司主张，该三张支票分别存在付款行名称错误，《转账说明》上加盖的创高公司公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的问题。根据前述约定及《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支票的出票人预留银行签章是银行审核支票付款的依据。因此，《转账说明》不在银行审核范围内；在支票签章核验无误的情况下，付款行名称出现的笔误亦不足以导致票据无效的法律后果。创高公司还主张，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资金具有监管义务，但并未举出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此外，该1450万元的转出已为生效刑事判决系创高公司工作人员许艳艳与唐磊共同实施的职务侵权行为，并判决其追缴犯罪所得，发还创高公司。因此，对于该三笔款项的转出，中行肥西支行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审查义务，对此不应承担责任。 关于创高公司公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的两张支票，中行肥西支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该两张转账支票的审查，中行肥西支行提交了业务档案资料中的验印记录单及大额交易热线查证登记，证明其对该两张转账支票上加盖的签章均通过符合规定的验印方式进行了检验，与预留签章一致；并通过大额热线与创高公司授权的有权确认人进行了电话核实。创高公司对该组证据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加以反驳。可以认定，中行肥西支行对于此两笔款项的转出履行了符合内部操作规程的审核查验程序。根据中行肥西支行的陈述，该行受理该两张转账支票后，当班工作人员分别对该支票进行了双人验印，其中支票个人名章自动通过，预留的公章未自动通过，工作人员按照规定转由人工辅助验印核验通过。从上述过程来看，存在两张支票上加盖的创高公司公章电子验印系统第一次核验没有通过的情况，在此情形下，中行肥西支行对两笔款项的转出理应施以更为谨慎的注意义务，以保障客户资金安全。而事实上，中行肥西支行并未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核查客户委托交易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此，中行肥西支行对案涉账户资金955万元的转出负有一定的过失责任。创高公司在中行肥西支行预留并启用的共三枚印章，分别为创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凯个人印章、创高公司工作人员张伟个人印章、创高公司印章。2016年8月30日的475万元和480万元两笔转账支票上亦是加盖了上述三枚印章。创高公司认可该两张转账支票本身真实，系由该公司领用。支票上加盖的两枚个人印章真实。对于该支票如何被案外人取得、两枚预留个人印章如何加盖在两张转账支票上，创高公司未作出合理解释。此外，创高公司在与中行肥西支行签订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时，授权许艳艳为该公司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员，后虽主张该两笔款项转出时许艳艳已离职，但创高公司亦未及时通行中行肥西支行变更授权人员。因此，创高公司存在管理不规范的情况，对上述两笔款项的转出负有重大过错。综上，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账户资金减少损失的发生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中行肥西支行对2016年8月30日的475万元和480万元两笔款项承担20%的赔偿责任适当。 综上，创高公司、中行肥西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490元，由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52500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行负担219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杨弯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