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6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于祥，男，199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为，安徽王善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逸群，安徽王善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南部新区亳菊路909-4。 法定代表人：陈海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铭，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玲，女，197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豪，男，199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男，200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城区。 法定代理人：王洪玲（系谭某之母），女，197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文如，男，195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居兰，女，195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婷婷，安徽谯城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3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于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徐逸群、上诉人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铭，被上诉人王洪玲及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于祥上诉请求:1.撤销（2020）皖1602民初369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被告,属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任伟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任伟伟属于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纠纷”,即使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承担也是一种替代责任-替代任伟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任伟伟就属于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任伟伟作为车辆实际的驾驶员,驾驶车辆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属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即使任伟伟在事故中已经死亡,应该追加任伟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一审被告参与诉讼,承担交通事故中对谭献中的责任。一审遗漏任伟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被告属于重大程序违法,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责任划分不明（一）、本案的案由应当界定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谭献中与任伟伟系雇佣关系即劳务关系,谭献中是雇主，任事伟伟是雇员。虽然谭献中的近亲属是以机动车交通故责任纠纷提起诉讼,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事故发生当天,任伟伟系从事雇佣活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谭献中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任伟伟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无对方侵权人。因此本案应当定性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二）、受害人谭献中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受雇期间所实施的行为，直接为雇主创造利益,雇主承受这种利益,雇员得到报酬,因此对于损害结果是由雇员执行职务行为造成的,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作为雇主坐在副驾驶的谭献中,在接受任伟伟提供“劳务”的同时,应当对任伟伟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进行监督,并有权利要求任伟伟改正其不当的行为。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原因是“车辆右转弯时未确保车辆安全行使,车辆侧翻入侧沟中”,认定任伟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事故责任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任伟伟对于当地交通路线不熟,谭献中主动提出坐在副驾驶带路。车辆右转弯时未确保车辆安全行使,导致车辆侧翻入侧沟中。谭献中是事故发生地的当地人,对当地路况熟悉,在明知乘坐的是重型自卸货车的情况下,引领司机通过一个狭窄且没有安全标志的危桥,谭献中应当能够意识到可能发生侧翻的法律后果,此时谭献中应当指示任伟伟从其他路线通过,并且在事发地恰恰有另外一条宽阔安全的大路可供行驶,对于事故的发生雇主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本案应当明确责任划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如果认定任伟伟与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也就是说第三人与上诉人谈妥装卸事宜后,上诉人安排任伟伟去指定地点装卸货物。而在本案中,谭献中并未与上诉人联系,是任伟伟超越工作职权直接与谭献中建立的雇佣关系,从事的并非是上诉人指定的雇佣工作，且工作地点与安排任务“南辕北辙”,其表现形式与履行职务也没有内在联系,因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结合全部案情，参照案涉事故交警部门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成因、造成事故的原因力分析以及事故责任划分情况看,车辆右转弯时未确保车辆安全行使系事故产生的最根本原因,该行为已远超出车主的管理及注意义务之外,车主在选任、监督方面亦不存在过错,或者说对本次事故的作用上不存在直接过错。3、司机任伟伟自身操作不当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主要原因，认定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具有事实上的合理性。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司机任伟伟因操作不当造成谭献中死亡,其存在重大过错,应按照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份额。故此，本案应由司机任伟伟先在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份额,再由车主承担补充责任,在确定赔偿份额的前提下由雇主和雇员互负连带责任。即使任伟伟在事故中已经死亡,也应该追加任伟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被告参与诉讼,承担交通事故中对谭献中的责任。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上诉人提出上诉。 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辩称，同意张于祥的上诉意见。 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辩称，本案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的情形。事故驾驶员任伟伟系上诉人张于祥雇佣的驾驶员，一审庭审中，张于祥也认可该事实。本案为侵权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判断雇员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从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避免性，即雇员是否具有从事所属职业的专业技能、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是否存在不听劝阻的情形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本案中，任伟伟不存在饮酒驾驶等法律禁止性驾驶行为，事故发生路段系任伟伟不熟悉路况的路段，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事故发生的意外原因为任伟伟驾驶机动车转弯未确保安全行驶，即任伟伟在从事驾驶作业时，因路况不熟对任伟伟驾驶造成影响，构成该事故的发生。依据事故成因的判断，应当认定任伟伟在从事驾驶作业时不存在重大过失。故对于任伟伟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谭献中的死亡，应当由任伟伟的雇主张于祥承担赔偿责任。五答辩人在一审诉讼中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的情形。2、谭献中与任伟伟不存在劳务关系。通过庭审询问可以查明，事故发生前谭献中与任伟伟并不相识，系任伟伟邀请谭献中为其带路发生该意外事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任伟伟的工作内容系授意于谭献中，上诉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任伟伟在本次事故中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谭献中的损失，应当由上诉人或其他权利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谭献中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也不承担事故责任，故对于谭献中的损失，上诉人或者其他权利义务人应当全部赔偿。3、任伟伟系上诉人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驾驶车辆上诉人系实际所有人，诉讼中上诉人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任伟伟从事的驾驶行为与上诉人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上诉人的举证不利，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抗辩提出的任伟伟从事的非雇佣行为的抗辩意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皖1602民初369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皖Ｓ×××××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任伟伟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时,并非从事其雇主张于祥安排的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上诉人不应与被上诉人张于祥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张玉祥提供的与任伟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张于祥当日安排任伟伟拉运沙土的地点为建安北路,并表明24小时在那干活。任伟伟回复:“这就走了”,表明张于祥以将雇佣活动内容通知任伟伟，任伟伟对其工作内容知晓。张于祥让白班司机接车的地点也为建安北路,更加确认了事故发生当晚的工作内容。证人马某证言表示当天运输目的地在五马镇,而事故发生地在十八里镇,并非正常渣土运输路线,且证人马某表示在拉运渣土当晚,未见到任伟伟及事故车辆。在对被上诉人王洪玲的询问中,可知因当时村里有人要渣土,死者谭献中为任伟伟指路。因从建安北路拉运沙土为车队聚集拉运至五马镇，非为某个人购买渣土而运输。从而得知,事故发生当晚任伟伟并非从事张于祥安排的运输工作。故本次事故非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而发生,对于被上诉人王洪玲诉称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应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解释，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本案无法调解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ＪＴＧＤ81-2017）第6.3.3选择桥梁护栏形式时应考虑下列因素:1、所选取的护栏形式在强度上必须能有效吸收设计碰撞能量,阻挡小于设计碰撞能量的车辆越出桥外或进入对向车道并行使其正确改变行驶方向。任伟伟在驾驶车辆进入桥体时,因操作失误碰撞桥体护栏,随后护栏发生案涉事故的桥梁护栏撞落,车辆随即倾斜坠落至沟内,可知该桥体护栏并不能有效吸收事故车辆碰撞,道路管理者应当阻挡小于设计碰撞能量的车辆进入桥面并使其正确改变行驶方向。但其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一审认为应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道路管理者存在过错，属于法律理解错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因道路维护缺陷发生机任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要求道路管理者承担责任适用“推定过维错原则”，道路管理者举证证明其尽到管理维护义务的不承担责任。据此,因道路管理者未尽到阻挡案涉车辆进入桥面的管理提示义务,应当认为道路管理者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故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及查清案件事实需要,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张于祥辩称，对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无异议。 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辩称，本案系侵权纠纷，任伟伟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任伟伟及机动车乘车人谭献中均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任伟伟负事故全部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任伟伟系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任伟伟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事故发生时的桥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均不影响任伟伟发生交通事故致谭献中死亡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将道路的管理者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受害人亲属为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0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3日20时01分，任伟伟驾驶登记在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的皖Ｓ×××××号中型自卸货车沿谯城区十八里镇东风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张卢路段向右转弯行驶时，因未确保安全行驶，致皖Ｓ×××××号重型自卸货车侧翻入桥东侧沟中，车辆及桥东侧护栏受损，任伟伟及皖Ｓ×××××号重型自卸货车乘车人谭献中打捞上岸后经亳州市人民医院120急救医生现场确认死亡。2019年10月31日，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作出第34160212019000085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任伟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谭献中无责任。皖Ｓ×××××号重型自卸货车实际所有人为张于祥，该车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市谯城支公司处购买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100000元（该款已经调解支付给原告），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受害人任伟伟与张于祥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张于祥与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受害人谭献中在事故中系乘车人。受害人谭献中与王洪玲系夫妻关系，与谭豪、谭某系父子关系，与谭文如系父子关系，与崔居兰系母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谭献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各原告依法应当得到相应赔偿。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实施方案》，受害人谭献中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原告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实际支出，该院酌定每个受害人项下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2000元。关于原告所受损失，该院经审查确认如下：死亡赔偿金687860元（34393元／年×20年）、丧葬费37189元、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22404.33元【（21523元／年×6年÷2）×2＋（21523元／年×5年×2÷3）＋（21523元／年×3年÷3）】，合计929453.33元，因张于祥（雇主）与任伟伟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任伟伟负事故全部责任并死亡，且张于祥没有提供任伟伟存在遗产的证据，上述赔偿责任由张于祥承担。张于祥（挂靠人）与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于祥（挂靠人）与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张于祥关于“任伟伟干私活”、“受害人谭献中也有一定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张于祥关于“任伟伟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重大过失，即使其当时是从事雇佣活动，其继承人也应当与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任伟伟已在事故中死亡，虽任伟伟存在重大过失，但张于祥并未向法庭提供任伟伟遗留遗产的证据，且无法律规定其继承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关于“登记所有人依法对车辆管理无过失，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答辩人未向被告张于祥收取任何费用报酬”、“原告遗漏起诉案涉事故发生地的道路管理者应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并非其不收取相关管理费用，其就不承担赔偿责任；另，没有证据证明道路管理者存在过错。对其上诉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于祥与被告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损失929453.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7元，由原告负担599元（含调解书），由被告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负担494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均复述了一审提交的证据，二审无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责任划分是否正确，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本案一审时王洪玲、谭豪、谭某、谭文如、崔居兰及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己分别举证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行驶证及保单、（亳）公（尸）鉴字【2019】185号鉴定报告、证明、张于祥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张于祥的询问笔录和当事人的当庭庭审陈述等证据，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对证据效力进行了确认。本案二审时，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均未举出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各自的过错责任划分以及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行了确认，并无不当。张于祥称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如张于祥认为任伟伟有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张于祥可以向任伟伟追偿。任伟伟在本案事故中已死亡，张于祥如认为任伟伟的法定继承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可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称道路管理者应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任伟伟驾驶车辆发生的事故，并不是因桥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发生的事故，因此一审法院未将道路管理者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94元，由张于祥、亳州市辉尚运输有限公司各负担494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斌 审判员 任 静 审判员 周腊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吴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