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82民初5605号原告:张建海，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原告：姜正花，女，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张津滔，男，201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张津榜，男，201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张锦依，女，201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以上三原告法定代理人：孙美美，女，1988年1月26日出生，住辉县市赵固乡大沙窝村，系以上三原告之母。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宾，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张朋军，男，199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歌，河南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郭永星，男，198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辉县，现住辉县。被告：崔培杰，男，199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辉县。被告：周亚军，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与四被告张朋军、郭永星、崔培杰、周亚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海及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宾、被告崔培杰、周亚军及被告张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永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损失等共计217670.5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13日，张加祥和四被告共同在被告张朋军位于辉上线与洪州工业大道丁字南侧的饭店吃饭喝酒，大约23时许结束后，张加祥驾驶豫Ｇ×××**号小型轿车回家，沿黄马线由北向南行驶时，与一辆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相撞，造成张加祥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原告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亲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本属一种情谊行为，同饮者基于特殊亲密关系而聚会喝酒，或者通过聚会喝酒建立、维持乃至增进彼此情谊亲密关系，同饮之人具有感情上的彼此信赖，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对其他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要有善意的提醒、劝诫甚至照顾的义务，共同饮酒之人之间应当承担相互提醒劝阻、照顾和帮助等义务，共同饮酒的每个人都应该预见到酒后驾车会有不安全性，有造成损害的可能，阻止饮酒的人驾车离开，将其送到安全地点或者通知其家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他义务”是一种概括性规范，包括“注意义务”。而注意义务即指行为人应采取合理注意，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义务，其本质为过失责任。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应以是否尽到通常人的合理注意为标准。本案中，张加祥与四被告共同饮酒，而饮酒本身系一种人为产生的危险性行为，故以上的共同喝酒行为人对置身在该特定危险行为中的对方都应产生法定的注意义务，即包括提醒、劝告义务、及时通知义务，乃至协助、照顾、帮助、护送等最大限度的附随义务，未尽到通常人应该有之义务，即应认定四被告主观上存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关于“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此，四被告应当对张加祥的死亡后果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依法查明事实，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朋军辩称：1、酒后驾车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其本人注意有相当高的义务，不能强加与他人。2、被告作为饭店老板，因为张加祥的要求为其陪酒，并非是张加祥酒局的邀约方或者受邀方，且并不是从头到尾一直参加张加祥的酒局，期间多次劝阻不要多喝酒，张加祥期间送崔培杰，酒席结束后，自行驾车离开，张朋军不知情，张加祥当时具有清晰的行为能力，并非醉酒丧失意识，其本人应当对发生的事故承担全部责任。3、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据2019年的标准，不应当依据2020年的标准，根据人身损害规定，是指一审辩论终结前，而本案原告在2019年6月16日已经提起过诉讼，并在2019年9月4日开庭审理，所以当依据2019年的标准，河南省城乡标准意见是2019年12月20日实施的，晚于原告第一次起诉的庭审时间，所以本案不应适用。4、本次的诉讼请求超出2019年6月16日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部分，另超出诉讼时效，也不能获得支持。被告郭永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被告崔培杰辩称：被告崔培杰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周亚军辩称：这个赔偿不应该由被告周亚军负责，是交通事故，被告周亚军中间走了，以后的事情和周亚军没有关系，中间周亚军走了，张加祥是绝对清醒的，张加祥还驾车把崔培杰送走了。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否成立。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六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地点，最终事故认定张加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艳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张朋军询问笔录、郭永星询问笔录、崔培杰询问笔录、周亚军询问笔录。证明张加祥与4被告饮酒过程，平均张加祥喝酒有半斤，且喝了两瓶啤酒，笔录过程中，四被告并没有劝酒，四被告陆续离开时，也未询问张加祥能否安全驾车回家，直到张加祥离开饭店，甚至老板张朋军不知道张加祥什么时候走了，因此，四被告没有尽到劝阻义务，更没有尽到将张加祥安全送到家的义务，因此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辉县市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张加祥符合重度颅脑损伤死亡；4、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4588号民事裁定书，（2020）豫078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书，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7民终31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故经过辉县市人民法院审理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确定，原告的经济损失总额为1088352.74元，原告认为4被告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就是原告诉求217670.55元；5、户口本一份，证明所有的原告都在一个户口本上；6、张建军和张朋军爱人的录音，证明当时走的时候张加祥和张朋军及爱人一起走的。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张朋军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4588号判决书赔偿清单，证明原告在4588案件中主张的标准。主张数额超出的部分超过诉讼时效。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郭永星、崔培杰、周亚军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张朋军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醉酒驾车没有相关的报告进行印证，且证明张加祥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并不是醉酒后导致意外。对证据2笔录证明一开始的半斤白酒是崔培杰和张加祥二人喝酒的，2瓶啤酒是崔培杰和张加祥、郭永星三个人喝的，后来周亚军到场后喝的白酒系已经点过的酒，且这瓶打开后，是他们四人共同喝的，瓶子里还没有喝完，因此，张加祥不存在饮酒过量的问题，对于张加祥期间送崔培杰到马厂，崔培杰与周亚军的笔录是不相符的，不管谁是对的，张朋军并不知情，笔录是半个月后做的，他基于后来知道的情况，并不知道当天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他不知道已经把崔培杰送走了，张加祥在当天晚上，不论是送崔培杰，还是离开，都表现张加祥没有过量饮酒，没有醉酒，根据张朋军笔录，他们并没有喝完酒，张朋军是劝过酒的。张加祥离开张朋军并不知情，张朋军没有机会对其劝阻，在他走前吃饭过程中，说过酒后不要开车。对证据3与被告无关，不再质证。对证据4的（2019）豫0782民初4588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是2019年10月14日出具的，该案件是2019年9月4日开庭审理的，原告的主张应当按照4588号案件的数额作为法院审理的依据。且应当扣减事故另一方已经赔偿的数额，对于原告方与事故另一方的判决不应作为本案的依据，因为该案发生于原告诉4被告之后，交通事故的标准与4588号案件的法律依据不同，主张不同。本案应当依据4588号案件当时的依据。被告张朋军对原告证据6提出异议，认为现在提交不应当作为审理依据，该证据没有显示张加祥和张朋军在他人走后一起喝酒，张加祥先于张朋军离开的，张朋军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张加祥，并不是开车一前一后走的，且张朋军回去的路上没有遇到张加祥或者他的车。被告崔培杰对原告证据1、2、3、4均没有意见。被告周亚军认为原告证据1、2、3、4均与其无关。三被告张朋军、崔培杰、周亚军对原告证据5均无异议。二被告崔培杰、周亚军对原告证据6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方对被告张朋军提供的证据即赔偿清单无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以前计算的清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告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属于原告的诉讼权利。请法庭依法判决。超出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现在规定的诉讼时效是3年。被告崔培杰、周亚军对被告张朋军提供的证据均认为与其无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被告张朋军对原告证据1提出的异议，因该证据系公安机关出具的公文书证，且被告张朋军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结合张加祥系与四被告共同饮酒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事实，故对被告张朋军该异议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张朋军对原告证据2提出的异议，因辉县市公安局队对四被告的询问笔录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公安机关在询问四被告时四被告均承认四被告与张加祥在一起不仅喝了白酒还喝了啤酒的事实，且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即构成醉酒，另被告张朋军缺乏对张加祥进行劝酒的证据，故对被告张朋军该异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4，证据形式合法，符合证据的有关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张朋军的异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证据6，该电子数据证据系案外人张建军和张朋军妻子的通话录音内容，该内容与辉县市公安局对张朋军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关于张加祥醉酒后从饭店离开的陈述不一致，故对原告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张朋军提交的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13日晚19时许，张加祥（已亡）和二被告郭永星、崔培杰相约先后来到位于辉县市辉上线与洪州工业大道丁字南侧的被告张朋军经营的饭店就餐饮酒，张加祥和崔培杰共同喝了半斤白酒，三人又共同喝了两瓶啤酒，后张加祥让郭永星开车去接被告周亚军来一起饮酒。此时，张加祥又邀请被告张朋军一起饮酒，张朋军拿了一瓶白酒与张加祥、崔培杰一起共饮。被告郭永星开车将被告周亚军接来后，周亚军又要了一瓶白酒，与张加祥、张朋军、崔培杰四人将酒喝完，郭永星在酒桌上坐了会，晚22时许，郭永星开车先行离开，张加祥见崔培杰酒已过量，开其轿车将崔培杰送回马厂，张朋军与周亚军两人继续喝酒，张加祥回来后，周亚军驾驶崔培杰的小车也回到了马厂。张加祥与四被告一起饮酒期间，四被告张朋军、郭永星、崔培杰、周亚军均未对张加祥饮酒进行劝阻。当晚大约23时许，张加祥酒后驾驶其豫Ｇ×××**号小型轿车沿辉县市黄马线由北向南行驶回家途中，与张艳伟驾驶的豫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张加祥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辉县市公安局对张加祥的尸体进行了法医学鉴定，2019年5月27日，该局作出辉公交鉴通字[2019]第05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加祥符合重度颅脑损伤死亡。2019年5月31日，辉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2019S03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加祥系醉酒后与货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张加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艳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后张建海等五原告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将四被告诉至本院，2019年10月14日，五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本院以（2019）豫0782民初45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五原告撤回对四被告的起诉。2020年1月7日，张建海等六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将张艳伟、郑州旭东货运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400405.82元，本院经审理后，认定六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丧葬费32074元；2、死亡赔偿金684019.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340559.34元；4、车损16700元；5、精神抚慰金15000元，合计1088352.74元。2020年5月18日，本院以（2020）豫078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给付六原告赔偿款385405.82元，驳回六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另张艳伟已给付原告方的3万元，由华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直接支付张艳伟。宣判后，华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豫07民终3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原告张建海系张加祥父亲、原告姜正花系张加祥母亲、原告孙美美系张加祥妻子、原告张津滔、张津榜系张加祥儿子、原告张锦依系张加祥女儿。本院认为：一、关于四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亲朋好友、同事相聚，共同饮酒，并按风俗习惯相互之间礼节性敬酒在所难免，亦属社会常态。但作为成年人都应当能够预见饮酒的危险性，特别是饮酒过量可能产生的身体伤害、精神麻痹、行动迟缓、酒后滋事等负面效应，参与饮酒的人具有发现和判断共同饮酒人是否醉酒或有不良反应等特征的便利。因此，共同饮酒人相互间产生酒后照料、保护或者避免危险发生的安全保护等义务。对于醉酒者，共同饮酒人应根据其醉酒状态，采取送医、通知其成年家属或者亲自将醉酒者交给其成年家属等措施。同时，对于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应以自我保护为主及对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提醒、劝阻、通知以及扶助、照顾、护送等义务。本案中，受害人张加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驾车参与聚餐时，应当具有正常人应具备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能够预见饮酒潜在的危险性，特别是饮酒过量可能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张加祥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驾车饮酒甚至醉酒驾车具有的高度危险性，没有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在其醉酒后仍独自驾车离开，导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张加祥对造成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具有重大过错，受害人张加祥理应对该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张加祥先后邀请四被告共同饮酒就餐，四被告明知张加祥驾车前去饮酒就餐，但四被告在他们与张加祥共同饮酒期间，虽没有存在劝酒和强迫饮酒的事实，但均未尽到饮酒有损健康及饮酒驾车存在高度危险的劝阻提醒义务；另在张加祥饮酒后，二被告张朋军、周亚军仍放任张加祥驾车将醉酒的崔培杰送走，三被告郭永星、崔培杰、周亚军先后离开后，被告张朋军作为饭店经营者及同饮者，在张加祥醉酒最后离开其饭店时，也未尽到阻止其驾车并将其安全送家或通知其家人将其带走的必要的注意义务，导致张加祥醉酒后独自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其过错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被告，四被告对造成张加祥死亡的损害后果均具有一定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六原告一定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扣除原告方先前起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张艳伟一方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方的经济损失后的下余经济损失共计为672946.92元（1088352.74元-415405.82元），本院认定原告方应自身承担其该损失的90%即605652.23元，下余10%的损失67294.69元应由四被告共同承担，本院综合研判四被告的过错程度，确认被告张朋军赔偿六原告损失的5%即33647.35元，被告周亚军赔偿原告损失的2.5%即16823.67元，被告崔培杰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2%即13458.94元，被告郭永星赔偿原告损失的0.5%即3364.73元。关于六原告诉请四被告共同赔偿总损失金额1088352.74元的20%，首先应扣除交通事故侵权人已赔偿的部分415405.82元，因下余损失能够确定各侵权人的责任大小，理应由侵权人各自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六原告诉请四被告共同赔偿六原告损失，属于对法律适用的曲解，故本院对六原告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求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张朋军辩称四被告与张加祥饮酒期间，其曾多次劝阻张加祥不要过多喝酒，酒席结束后，自行驾车离开，张朋军不知情，张加祥当时具有清晰的行为能力，并非醉酒丧失意识，因其他三被告均未证明被告张朋军尽到了劝阻义务，被告张朋军也缺乏其他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必要的劝阻义务；另张朋军作为饭店经营者，张加祥最后从其饭店驾车离开其称不知情有悖常理，且称张加祥离开时具有清晰的行为能力，因张加祥与张朋军等四被告在张朋军饭店饮酒时间前后持续长达4个小时，张朋军应明知张加祥最后离开时已达醉酒状态，故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六原告诉请四被告赔偿损失的赔偿项目标准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相关损失的计算，应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为准。本案中，原告方曾于2019年7月22日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由将四被告诉至本院，在2019年9月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后，原告方于2019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同日以（2019）豫0782民初45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五原告撤回对四被告的起诉，后六原告于2020年1月7日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将张艳伟等被告诉至本院，后经本院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后，六原告于2020年10月29日将四被告再次诉至本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及本案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均在2020年，赔偿项目标准均应适用河南省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即2019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准，被告张朋军辩称已经提起过诉讼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据2019年的标准即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准，属于对上述司法解释的曲解，因上次起诉以准许原告方撤诉结案，并未作出实体判决，被告张朋军辩称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相关赔偿项目的标准自2019年12月20日起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但六原告系于2020年1月7日方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诉讼的，本院（2020）豫078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适用标准是正确的，被告张朋军辩称该标准施行时间晚于原告第一次起诉的庭审时间，原告方诉求的赔偿项目标准应适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该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有失偏颇，故对被告张朋军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三、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身体受到伤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虽然该两部法律同时在施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六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为2019年5月14日，三年诉讼时效的期间应从此日开始计算，原告方于2019年7月22日第一次向本院起诉主张权利，系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此时引起该案的诉讼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为2022年7月22日，六原告于2020年10月29日第二次将四被告再次诉至法院，不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被告张朋军辩称六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四、关于如何评判六原告第二次起诉诉讼标的数额超出第一次起诉诉讼标的数额问题。至于被告张朋军辩称六原告第二次起诉诉讼标的数额超过第一次数额问题，原告方第一次起诉后于2019年10月14日向本院申请撤诉，经本院裁定准许撤诉后，于2020年10月29日第二次将四被告以同一法律关系再次诉至法院，第二次起诉的诉讼标的超过第一次起诉时的诉讼标的数额，属于原告方对诉讼请求标的数额的变更，属于原告方的正常诉讼权利，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张朋军该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故本院对被告张朋军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朋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各项损失共计33647.35元；二、被告周亚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各项损失共计16823.67元；三、被告崔培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各项损失共计13458.94元；四、被告郭永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各项损失共计3364.73元；五、驳回六原告张建海、姜正花、孙美美、张津滔、张津榜、张锦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3元，由六原告负担1542元，被告张朋军负担371元，被告周亚军负担185元，被告崔培杰负担148元，被告郭永星负担3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卫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