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9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加代，男，199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梅，女，197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系上诉人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行宇，河北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勇，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涪陵区，现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庆，涿州市清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加代因与被上诉人徐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1民初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加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梅、安行宇，被上诉人徐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加代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严重错误，恶意偏袒被上诉人。（一） 2 2018年12月30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委托中介公司在涿州市注册成立了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为股东，注册资金100万元，为认缴制，二人各自认缴50万元，各持有50%的股权。该公司成立后并未开设银行账户，未聘用任何人员，未开过股东会议，未实际运营，而是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另外2位案外人共4人以个人合伙的形式进行了经营，并对4人的投资有过一份书面约定，公司实际己经对每个人的投资进行了部分返还并支付了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未缴纳公司注册资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是以缴纳注册资金为前提条件的(有转让协议和被上诉人的起诉书为证)，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双方都错误地将合伙投资认为是各自缴纳了注册资金，存在重大误解，因此，上诉人要求撤销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此请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应当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第3项严重错误，故意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的重大误解确认为被上诉人已经缴纳了注册资金，故意把合伙投资和缴纳注册资金混谈，为偏袒上诉人做铺垫。同时，合伙经营的饭店目前己关门，下一步需4位合伙人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在合伙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资金，关系到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应当由4位合伙人共同确认。《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关于被上诉人投资的表述应当有待其他合伙人确认，法院不应当直接对此确认，一审判决对此作出确认，严重错误。认定事实部分第6项更是一审主办法官个人为偏袒被上诉人所做的铺垫。该认定把上诉人现在对《公司法》的认知水平等同于签订协议时对《公司法》的认知水平，有违常识。该认 3 定既肯定又否定。（三）一审判决书表述:“另查明，原告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实际出资59万元被告认可。”不知该项是如何查明的，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认可，但庭审记录为认可，上诉人当庭提出更正庭审记录的要求，对此有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为证，该判决故意做此表述，属于故意犯罪。（四）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此认定未考虑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想法。《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股权。法律对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是没有强制性规定，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让是基于双方均认为己经缴纳了注册资金。双方对缴纳注册资金均存在重大误解，所以该协议符合撤销的条件，对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应当支持。二、被上诉人在起诉书中自己都表述作为股东已经按比例足额认缴了资金。但被上诉人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通篇避而不谈上诉人是否足额认缴了注册资金，只讲被上诉人的投资，故意回避被上诉人出资的性质是属于缴纳注册资金还是属于个人合伙投资，该问题是本案重要焦点，和签订协议时双方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构成本案公正判决的重要依据，一审判决故意回避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作出错误判决。三、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双方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因为协议对转让份额约定不明，按协议不具有操作性。对该判决应当纠正。四、一审判决书中存在多处错别字，由此表明制作不认真负责，其判决结果怎能公正。 徐勇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经均为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双方在2019年9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事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 4 徐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加代给付股权转让金21万元；2.判令李加代配合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3.判令李加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徐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判令李加代给付违约金5万元。 李加代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撤销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9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依法判决徐勇返还李加代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5000元；3.依法判决徐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勇对其主张提供证据有：1.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及股东决议，证明双方当事人以发起人股东的身份设立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客观事实，同时表明双方取得了股东资格；2.租房协议，证明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领取营业执照前即2018年10月16日以徐勇的名义租赁了河北省涿州市远方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涿州市（翡翠滨江东区商业112号）房屋作为企业的经营场所；3.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中明确了李加代接受徐勇全部股权，按持股比例出资的二分之一，折合人民币295000元，分期向徐勇履行给付转让股金义务的事实，协议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表明徐勇在股权转让前实际认缴出资的客观事实，协议第四条说明李加代不按照约定付款期限给付应承担违约金5万元；4.李加代本人书写的欠条2张，证明李加代认可欠款及承诺给付期限的客观事实，且现在履行期限届满，李加代没有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义务；5.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2019）冀0724财保80号裁定书及保全费票据一张，证明徐勇为实现到期债权对李加代房屋申请了财产保全的客观事实；6.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1民初1861号开庭传票及应诉 5 通知书，证明李加代就股权转让纠纷向徐光元提出了起诉的事实，同时表明李加代以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形成诉讼，能够肯定其对公司法律知识有足够认知，不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 李加代质证称：1.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实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为徐勇、李加代二人，与徐勇提供的证据3中所约定的股东人数不一致，同时，公司章程明确显示徐勇是认缴出资未实际履行实缴出资义务，与其在起诉书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3所确认的转股数额相悖，说明其对《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性质也存在重大误解，同时，股东会决议显示李青强实际登记的职务为公司会计而非股东，与徐勇提交的证据3中李青强的身份不符；2.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法》规定公司是独立法人，应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而徐勇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租赁协议进行饭店的经营活动，足以证明徐勇、李加代非公司之间的股东身份关系，实际是合伙关系；3.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协议中关于公司的股东人数、持股比例与公司的工商登记不符，同时，案外人徐光元、李青强非公司登记股东，因此，该协议非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第二款对徐勇等4人的投资作出了明确的定性，4人的投资其实是对公司的一种债权而非实缴出资，履行该协议不能达到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该协议对徐勇所转让股权的比例未作明确规定，如按其陈述，按20%的比例进行转让，双方无法办理实际的工商变更手续，且无法达到徐勇所主张的及协议约定的徐勇完全退股的法律效果，因此，该协议不具有股权转让性质；4.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如果双方签订的协议撤销或确认无效，欠条也应无效；5.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6.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并且已经立案，李加代 6 对与包括徐勇及案外人在内的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存在重大误解，所以李加代才与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徐光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对协议性质存在重大误解。 李加代提供证据有：2019年9月6日及7日收条2张，证明其在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向徐勇支付了股权转让金85000元，如协议被认定无效或撤销，徐勇应返还。 徐勇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收条是双方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并按协议第六条第一款的约定，在徐勇实际收到了李加代给付的转让金后形成的，收条经过好几个程序之后才产生，其产生的经过表明了不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而且收条中也没有李加代所说的如协议被认定无效或撤销徐勇应予返还，同时也说明在双方同为公司股东身份时徐勇实际履行了认缴出资，通过股权转让，李加代才以实际给付转让金的方式履行双方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另查明，徐勇称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实际出资59万元，李加代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9月6日徐勇、李加代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中同时约定了违约责任。为此李加代为徐勇出具欠条二张，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徐勇要求李加代给付股权转让金21万元及违约金5万元，共计26万元，予以支持。徐勇要求李加代配合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该主张予以认可。李加代要求撤销双方于2019年9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并返还其股权转让款85000元，证据不足，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李加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徐勇股权转让金21万元及违约金5万元，共计26万元。二、被告（反诉原告）李加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反诉被告）徐勇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加代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反诉费963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李加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加代提交了如下证据：1.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0681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涿州市人民法院生效证明书原件，主张徐光元在该案中的代理人就是本案被上诉人徐勇的代理人，拟证明李加代与徐光元、李青强、徐勇4人之间经营金来顺涮府的事实，2019年9月6日，李加代与和徐勇一样身份的徐光元签订了一份与本案相同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经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已经撤销，并判决徐光元返还李加代已经支付的215000元，该判决书已经生效；2.2019年3月10日徐光元（与徐广源是同一人）、徐勇、李青强、李加代4人之间200万元股份的事实记述打印件一页，拟证明4人对金来顺涮府的投入及应还款项。 徐勇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且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由李加代、徐勇设立，二人是该公司的登记股东，徐光元并非登记股 8 东，其与徐勇不属于一样的身份，李加代提交的判决书并非撤销的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认可证明目的，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日成立，在公司成立前夕，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以徐勇的名义租赁了房屋，期间徐勇因房屋租赁及双方协议经营饭店的开支实际出资达59万元，该款项均系徐勇为企业支付的实缴数额，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双方当事人各认缴出资50万元，统计后徐勇认缴出资多9万元，2019年3月10日徐光元及李青强作出愿意加入企业成为股东身份的表示，各方曾经协商增加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但并未实际实施，由此肯定双方当事人实缴出资的客观事实存在。 徐勇提交了以下证据：1.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栋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复印件，在该复印件上加盖有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印章、签有郑栋姓名并按有手印且书写了日期；2.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向郑栋作出的通知书复印件，在该复印件上加盖有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印章；3.郑栋的身份证复印件，在该复印件上加盖有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印章；4.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打印件，在该打印件上加盖有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印章。上述证据拟证明徐勇虽然是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实际的经营管理并不是由徐勇执行，而是一直由李加代操作执行，同时表明在公司成立之后将租用的两层门脸中的第一层转租给了郑栋，郑栋代表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李加代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租赁协议书》确实存在，但郑栋将租金全部转到了李青强个人名下，未转给李加代或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协议书》的签 9 订时间是2019年5月5日，涿州聚顺锦和商贸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8日，完全是徐勇与郑栋之间恶意合谋欺骗李加代。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李加代提交的证据1中的判决虽已发生法律效力，但因其中所涉股权转让方徐光元与本案股权转让方徐勇相对于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身份不同，故该判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之不予采信；李加代提交的证据2，徐勇持有异议，且李加代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实，对之不予确认；徐勇提交的4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之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8年12月20日，徐勇、李加代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决定由二人作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由徐勇担任执行董事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加代担任监事，并讨论通过了公司章程。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李加代、徐勇分别认缴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各占50%,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68年12月17日前全部缴清。2019年1月3日，该公司登记成立。2019年9月6日，徐勇、李加代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其中载明：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是由徐勇、徐光元、李加代、李青强四位股东合资创办，徐勇占股份总额的25%、徐光元占20%、李加代占35%、李青强占20%，经股东会议研究，李加代收购所持有股份并达成如下协议：股东徐勇自愿放弃所持有的金来顺涮府所有股份，李加代按持股比例的1/2向徐勇支付，折合人民币共计295000元；徐勇退股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扰乱 10 饭店正常营业秩序；如收购方没有按期付款，应向退股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退股金分三次结清，第一次付款85000元，日期2019年9月6日，第二次付款11万元，日期2020年1月23日，第三次付款10万元，日期2020年3月1日；如果李加代在2020年3月1日前未付清徐勇所有股份转让款，徐勇有权对其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收回25%的股权；李加代于2020年3月1日付清徐勇所有股份转让款后可进行对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人（应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如未付清，不给予变更。同时，双方在该协议书中对公司承担、不承担的债务进行了约定。李加代于签订协议当日及次日分别向徐勇支付了股份转让款5000元、8万元，共计85000元，徐勇分别出具了收条。2019年9月7日，李加代向徐勇出具了欠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欠徐勇收购股份款110000元整，2020年1月23日前结清。”“今欠徐勇收购股份款100000元整，2020年3月1日前结清。” 还查明，徐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股份转让是按50%计算的。 本院认为，李加代关于其与徐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是否成立，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的规定予以认定，即李加代应举证证明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并且给自己造成了较大损失。 徐勇、李加代作为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且系全部登记股东，在彼此之间转让股权，符合《公司法》第七十 11 一条规定。虽然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关于“股东徐勇：占股份总额的25%”的记载与公司章程中“徐勇出资比例50%”的记载不符，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中“股东徐勇自愿放弃所持有的金来顺涮府所有股份”“李加代于2020年3月1日付清徐勇所有股份转让款后可进行对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人（应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如未付清，不给予变更”的约定，以及徐勇在一审庭审中关于“股份转让是按50%计算的”陈述，能够认定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所针对的标的就是徐勇持有的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份，即50%。李加代因收购该部分股份应向徐勇支付的对价为295000元。 李加代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是以缴纳注册资金为前提条件”，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李加代还主张“二人都错误地将合伙投资认为是各自缴纳了注册资金，存在重大误解”，但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是否实际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对于股东转让股权并不构成限制。至于李加代提出的其对《公司法》的认知水平，不能成为其主张重大误解的理由。 本案所涉李加代相关行为的性质是收购股权，其真实意思是收购徐勇持有的涿州金客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其与徐勇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表达了其上述真实意思，不能认定其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此外，即使李加代能够证明其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还需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因此造成了较大损失。本案中，李加代未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其主张的重大误解不能成立。 李加代上诉主张一审判决中“另查明，原告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实际出资59万元被告认可。”的内容错误，一审法院对此已经作出（2020）冀0681民初781号民事裁定书，补正为：“另 12 查明，原告称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实际出资59万元，被告不认可。”并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分别由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签收。 综上所述，李加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63元，由上诉人李加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冰洁 书 记 员 王 宁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