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7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交投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三色路**银海芯座******。 法定代表人：陈朝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纹，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恩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海天路**708之**。 法定代表人：甘新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正椿，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交投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恩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吉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交投公司原审诉请判令：恩吉公司赔偿交投公司两票货物的货款损失合计430938.30美元及该款分两笔从应起算之日起至恩吉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笔351000美元的利息从2016年7月30日起算，另一笔79938.30美元的利息从2016年8月5日起算）。 原审查明：一、关于交投公司的下游买家运盈科技有限公司（Ｗ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ＭＩＴＥＤ，以下简称运盈公司）及供货商等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及贸易链条情况。至本案案发时止，交投公司与下游买家运盈公司前后共签订55单多晶硅贸易合同，均对应于交投公司与其上游卖家云南德恒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毅公司）签订的55份国内采购合同。运盈公司与交投公司的贸易系经德恒毅公司牵线搭桥达成。已查知的贸易供货链条为：生产商佳科太阳能硅（龙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科公司）→千信和金属（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信和厦门公司）→德恒毅公司→交投公司→运盈公司→其他台湾企业。其中货物生产商佳科公司、千信和厦门公司与运盈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相同，或具有持股关系，运盈公司与千信和厦门公司的原办公场所均在福建省厦门市××路××号金源大厦，并有共同的办事人员。交投公司多在与德恒毅公司签订合同前即与运盈公司签订了贸易合同。国内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均为“货物存于厦门恩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厦门港仓库或堆场时，卖方与买方签订货权转让书”，结算期限为“买方见货权转让书并确认收货后两天内支付全额货款”。交投公司均在与德恒毅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不久即支付了货款，而交投公司与运盈公司签订的贸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有44票为Ｄ／Ｐ30天（提单日后30天付款交单），11票为Ｄ／Ｐ40天（提单日后40天付款交单）。 二、关于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的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恩吉公司因从事多晶硅的出口报关等业务而与德恒毅公司有过业务往来。2015年8月初，经该公司介绍，交投公司（甲方）决定委托恩吉公司（乙方）为其办理多晶硅出口报关出运等事项，双方并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优惠的运价，提供制单、订舱、排载、装箱、拖车、报检、报关、对单签单等一条龙服务，提供海陆空全方位的国际货运代理服务；订舱时，甲方应将订舱委托书以书面的形式传真或发邮件给乙方，并保证委托书内容的完整性，其中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与提单一致的收发货人、柜型柜量，所托运货物之件数等等。含本案两票货物在内，恩吉公司共为交投公司出运了55票货物。所有货物的发货人均为佳科公司，交投公司的买家均为运盈公司，均从福建厦门运往台湾基隆或高雄，实际承运人均为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公司），交投公司均通过恩吉公司向中外运公司申请了目的港场内14天的免费期（未申请通常为7天）。除第1票外，恩吉公司就其余54票货物签发的货代提单所载托运人均为交投公司，收货人均为运盈公司，而实际承运人船东提单所载的托运人均为运盈公司，收货人则为运盈公司指定的MOTECHINDUSTRIESINC.SCIENCEPARKBRANCH（以下简称MOTECH公司）、WEI-ENGTECHNOLOGYCORP.（以下简称WEI-ENG）等台湾企业。恩吉公司具有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但未在台湾港口设立代理机构或代理人。 2015年8月16日，交投公司委托恩吉公司出运第1票货物，恩吉公司以交投公司名义向实际承运人中外运公司订舱。订舱成功后，恩吉公司根据中外运公司给定的船东提单号MA×××35，缮制了编号相同、托运人为交投公司的货代提单样稿。后根据一份盖有交投公司印章、要求将提单托运人改为运盈公司并修改了货物部分信息的《提单更改保函》（保函上文字经鉴定为后于交投公司印章形成）要求，恩吉公司最终向交投公司签发了编号MASXMKL55635、托运人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收货人为MOTECH公司的货代提单。随后运盈公司通过恩吉公司向实际承运人中外运公司提交一份电放申请书，请求将货物电放给MOTECH公司。恩吉公司在《提单更改保函》和电放申请书上均加盖公司印章，承诺对更改信息以及电放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货主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中外运公司遂制作以运盈公司为托运人、MOTECH公司为收货人的船东提单，并根据运盈公司的申请安排了电放，但未实际签发出该提单。货物出运并被安排电放后，交投公司通过托收方式收到了货款。 2015年8月25日，交投公司委托恩吉公司出运第2票货物。恩吉公司签发了编号为MASXMKL55787、托运人为交投公司的货代提单后，又收到一份盖有交投公司印章、要求更改托运人为运盈公司的《提单更改保函》（保函上文字经鉴定为后于交投公司印章形成）。考虑到实际放货系由实际承运人安排，而实际承运人愿意接受原托运人的《提单更改保函》加新托运人的电放申请书后实施电放的做法，故而已签发好的第2票货代提单托运人没有更改的必要，因此恩吉公司未随第1票的做法将托运人改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而是将已签发好的常规记载托运人的第2票货物的货代提单交给了交投公司。随后，运盈公司通过恩吉公司向实际承运人提交电放申请书，请求将货物电放给MOTECH公司。实际承运人根据上述两份文件制作以运盈公司为托运人的船东提单并安排了电放，但未实际签发出该提单。货物出运并被安排电放后，交投公司亦收到了货款。 此后，交投公司与运盈公司陆续签订了第3~53份贸易合同。交投公司和恩吉公司则以与第2票货物相同的操作模式，又陆续出运了第3~53票货物。实际承运人中外运公司给货方的集装箱免费使用期通常为到港后7天，但53票货物出运前，实际承运人处均收到交投公司递交的请求安排目的港免费期17天（场内14天+场外3天）的《闽台航线目的港免费申请》，一份盖有交投公司印章、要求将托运人更改为运盈公司或同时修改收货人、货物部分信息等的《提单更改保函》，以及一份由运盈公司出具的电放申请书。《提单更改保函》和电放申请书均由恩吉公司另行加盖印章并承诺与货方承担连带责任。货物到港后，运盈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均在14天场内免费期届满前通过电放方式从实际承运人处提取了货物。交投公司自认均已通过银行托收方式收到了货款。 2016年6月6日，交投公司（卖方）与运盈公司（买方）签订第54份贸易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订购一批FOB厦门总价351000美元、重量为23400千克的多晶硅（POLYCRYSTALLINESILICON），从厦门运至基隆；付款条件为提单日后40天付款交单（D/P40天）；卖家提交文件包括发票原件、装箱单、提单等。交投公司依旧将上述货物交由恩吉公司安排出口报关、出运（此系其交运的第54票货物）。2016年6月19日，恩吉公司就该票货物采用了与之前货物完全相同的操作模式出运，具体如下：就案涉货物向交投公司签发编号为MASXMKL62956的壹式叁份正本记名货代提单，载明：托运人为交投公司，收货人为运盈公司；承运船舶“YIYUN”轮第6097航次；装货港中国厦门，卸货港台湾基隆；货物为编号UETU2106035集装箱内总计净重23400千克多晶硅（POLYSILICON）；运费到付。实际承运人根据交投公司《提单更改保函》和运盈公司电放申请书的内容制作了编号为MASXMKL62956的船东提单样稿，载明托运人运盈公司、收货人WEI-ENG公司，但未实际签发出该提单。货物到港后，实际承运人安排电放，收货人于当月23日提走货物。 2016年6月16日，交投公司（卖方）与运盈公司（买方）签订第55份贸易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订购一批ＦＯＢ厦门总价79938.3美元、重量为7993.83千克的多晶硅（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ＬＩＣＯＮ），从厦门运至基隆；付款条件为提单日后40天付款交单（Ｄ／Ｐ40天）；卖家提交文件包括发票原件、装箱单、提单等。交投公司依旧将上述货物交由恩吉公司安排出口报关及出运。2016年6月25日，恩吉公司就该票货物采用了与之前54票货物相同的操作模式出运，具体如下：就案涉货物向交投公司签发编号为×××07的壹式叁份正本记名提单，载明：托运人为交投公司，收货人为运盈公司；承运船舶“ＴＶＬＸＩＡＭＥＮ”轮第6013航次；装货港中国厦门，卸货港台湾高雄；货物为编号ＧＬＤＵ5550696集装箱内总计净重7993.83千克多晶硅（ＰＯＬＹＳＩ -ＬＩＣＯＮ）；运费到付。同日，实际承运人根据《提单更改保函》和电放申请书的要求，制作了编号为×××07、托运人运盈公司、收货人ＷＥＩ-ＥＮＧ公司的船东提单，但未实际签发出该提单。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实际承运人安排电放，收货人于2016年7月2日提走货物。 前述第54~55票货物出运过程中，实际承运人处收到的交投公司《提单更改保函》和运盈公司电放申请书，与前53票货物出运过程中的保函和电放申请书的格式、内容基本相同，递交方式、操作模式等亦相同。另，交投公司和恩吉公司均称本方当时的业务员均已离职，双方现均无法提供反映业务操作过程协商内容的QQ聊天记录。 三、关于交投公司交单托收、运盈公司付款及目的港货物提取等情况。通过恩吉公司出运的55票货物，交投公司均将相应的货物发票、装箱单和货代提单通过托收行成都招行转交代收行新联商业银行办理托收。交投公司自认前53票均已通过银行托收方式收到了货款。根据原审向新联商业银行调取的资料显示，该53票中有16票交投公司在提单日后11~14天向银行交单，13票在提单日后15~61天向银行交单，第54~55票货物的交单时间为提单日后29天和38天。 关于运盈公司的付款时间，根据原审向新联商业银行调取的资料显示，交投公司称已收到货款的53票中，运盈公司实际付款时间超出约定付款期的共有39票，且多票超期长达数月，其中还有5票是交投公司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指示托收行通知代收行于2016年9月18日无偿放单给运盈公司，包括：2015年12月出运的2票、2016年1月出运的2票及2016年5月出运的1票。 根据恩吉公司从实际承运人处调取的提柜记录显示，55票货物中除了3票未查找到提柜信息外，其余52票（包括本案所涉两票）货物均在提单日后15日内即目的港场内免费期14天届满前被提走，提货时间均早于运盈公司付款和取得货代提单的时间。 案涉第54~55票货物的相关单据，新联商业银行分别于2016年7月18日、8月3日收悉，当日即通知运盈公司付款，后因该公司未付款而于2016年12月19日将全套单据退还成都招行，交投公司重新取得全套正本提单。交投公司向运盈公司催讨货款未果，遂转而呈讼要求恩吉公司赔偿。 原审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虽然签订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但根据恩吉公司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看，其接受交投公司订舱并签发了货代提单，系案涉货物的无船承运人，二者据此形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对此亦无异议。本案虽因运输目的地即放货地为中国台湾而具有涉台因素，但因双方当事人均系中国大陆企业，且均援引中国大陆法律来支持各自的主张，故本案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为准据法。 原审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交投公司对《提单更改保函》的出具情况是否知情。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提单更改保函》由谁出具存有较大争议。交投公司称该保函是恩吉公司利用为其报关、出运货物的便利而在盖有交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上套打形成，其对此并不知情。恩吉公司称从未收到仅盖交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双方55票业务中均有一份类似的保函，该保函系由交投公司出具。 原审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中“字压章”的情况并不鲜见，仅凭“字压章”本身不足以直接判明文件上的字迹系交投公司自己套打，还是恩吉公司根据交投公司的指示套打形成，而交投公司对保函出具情况是否知情或保函内容是否其意思表示才是厘清本案责任的关键。鉴于双方均无法提供当时业务员的QQ聊天记录等证据来证明交涉过程，根据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综合分析如下：第一，保函上加盖的交投公司印章为真实，一般可以推定保函上所载内容系交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交投公司称其在交易过程中向恩吉公司提交过仅盖交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但其提交的邮寄凭证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第二，根据航运实践中签发提单的通常做法，交投公司交运货物，恩吉公司签发的货代提单通常应将托运人直接记载为交投公司，而第1票货物的货代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显然异于通常做法。交投公司接受了该提单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在提单托运人的记载问题上经过了某种磋商或特殊安排，而这种安排与第一份《提单更改保函》所示要求将托运人由交投公司改为运盈公司显然有直接关联。第2票货物开始的后面54票货物货代提单托运人都记载为交投公司而非“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恩吉公司对此解释为，由于货物放行由实际承运人掌控，实际承运人愿意接受原托运人的《提单更改保函》加新托运人的电放申请书而安排电放的做法，与货代提单如何记载托运人没有关系，因而从第2票货物开始保函只用于变更船东提单的托运人，货代提单托运人仍按航运实践的通常做法记载为交投公司而非“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该解释较符合常理，也与后来的实际操作情况相符，可信度较高。第三，交投公司与买方第54~55份贸易合同项下货物品名为POLYCRYSTALLINESILICON，但对应的两套货代提单所载货物品名则为POLYSILICON，交投公司收到货代提单时未对此提出过质疑，而相应《提单更改保函》有原品名POLYCRYSTALLINESILICON到新品名POLYSILICON的更改指示，表明交投公司对保函的内容不仅知情而且认可。而此前其他绝大多数票货物也存在同样或类似的情形。第四，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合作业务达55票，每票货物中都存在一份盖有交投公司印章的《提单更改保函》。交投公司所谓的恩吉公司在空白纸张上套打保函的说法，意味着其前后至少向恩吉公司提交过55份仅盖交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且其对这些空白纸张的用途与去向均不知情，而恩吉公司表示业务操作中并不需要交投公司提供这样的便利，因此交投公司的说法显然严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第五，交投公司委托恩吉公司出运的55票货物，除了第1票货代提单托运人记载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而与后续业务略有区别外，其他做法几乎完全相同。换言之，双方的操作模式自合作之初就建立。如果双方没有经过某种形式的合意，恩吉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没有必要自始就冒风险擅自制作《提单更改保函》指示更改托运人。综上五点，原审认定交投公司知悉《提单更改保函》的出具情况，保函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交投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交投公司对案涉货物被电放是否知悉以及认可。恩吉公司就案涉货物签发了货代提单，并由实际承运人在目的港将货物电放给了收货人，托运人交投公司称已收到前53票货款，但又称其对电放均不知情，也未指示过承运人做电放。结合航运实践、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双方交易模式分析认定如下：（一）交投公司应当知道货代提单通常不是近洋航线货物的放货凭证。交投公司出运的55票货物装运港均为中国大陆的厦门港，目的港为台湾地区的高雄港或基隆港，均为近洋航线，航程通常一两日即可到达。航运实践中近洋航线货物绝大多数由实际承运人根据货方的电放保函或电放申请书等安排电放，以便收货人能尽快提取货物，避免货物滞港产生高额费用。实际承运人中外运公司通常只给予货方7天免费期，交投公司申请14天场内免费期的目的无非是确保收货人能在尽量长的免费期内提走货物，以免产生额外费用。而货代提单的流转通常较慢，因此货代提单在近洋航线中通常不作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的提货凭证或承运人的放货凭证。恩吉公司系货代公司而非船公司，其虽拥有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但在台湾港口并无船代或代理人，因此案涉货物的运输和交付必然要由拥有或经营船舶的实际承运人把控。交投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贸公司，对此应有明确认知。（二）交投公司根据交单时间即可判断运盈公司是否在免费期届满前取得并凭货代提单提货。根据恩吉公司从实际承运人处调取的提柜记录显示，55票货物中除了4票未查找到相关提柜信息外，其余51票货物均在提单日后9天内最长15天内被提走，扣除必要的在途时间，说明该51票货物在14天免费期届满前就已被提离堆场。而该51票货物中有17票交投公司向托收行交单时免费期就已临近届满，有15票在交投公司交单时免费期已经届满甚至超过很长时间。交投公司根据自己的交单时间即可明确获知，有32票货物运盈公司在免费期届满前无法取得货代提单，遑论凭货代提单提货，而要在运盈公司未取得货代提单前避免货物无端地产生额外费用，除了电放货物，显然别无他途。此外，根据自己从未被要求缴纳目的港超期费用这一事实，交投公司也必然可推知货物均在免费期届满前被提走，因而从未产生超期费用。（三）交投公司知悉货物被电放给运盈公司的情况。交投公司与运盈公司的55票交易约定的付款条件，44票为D/P30天，11票为D/P40天。根据该付款条件，运盈公司付款和取得货代提单，与交投公司通过托收取得货款，两个时间应相差无几，因此交投公司根据自己的收款时间即可推算出运盈公司取得货代提单的时间。根据原审向新联商业银行调取的材料显示，55票货物中除了本案争议的第54~55两票外，前53票中有11票交投公司在付款期届满当天才收到货款，有34票在付款期届满后多日（有的超期长达数月）才收到货款，甚至还有5票货物是交投公司在提单日后4个月、8个月、9个月仍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直接通知托收行指示代收行无偿放单。正常情况下，交投公司在贸易合同付款期届满而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应当关注货物下落。然而，即便在长达八九个月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交投公司也从未向恩吉公司过问货物下落，说明其本身知悉货物的下落，进而对货物已经被收货人提走且并非凭货代提单提走是知情的。 三、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了无需凭单放货的交易习惯。交投公司交运货物，恩吉公司向其签发货代提单，双方据此形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则上无船承运人恩吉公司负有凭单放货的义务，但双方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通过协商来变更放货方式。本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交投公司递交《提单更改保函》有将货物控制权移转给运盈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其在明知前53票货物被电放的情况下从未向恩吉公司提出过质疑，说明其自始即认可货物被安排电放。由此可知，通过原托运人（交投公司）的《提单更改保函》加上新托运人（运盈公司）的电放申请书放货，正是交投公司和运盈公司与承运人恩吉公司乃至实际承运人之间有意为之的特殊安排。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自交易之初即形成的这种操作模式，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意义上的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反映了承托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下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尤其是放货作出的特别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交投公司从未对货物被电放向恩吉公司提出过异议，且依循该交易习惯已收到了前53票货物的货款。本案是双方的第54~55票交易，恩吉公司根据前述交易习惯，通过实际承运人将货物电放给《提单更改保函》变更后的托运人运盈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后，即依约全面履行了交货义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交投公司诉请恩吉公司承担无单放货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四川交投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四川交投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交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上诉人交投公司对《提单更改保函》的出具情况知情错误。（一）原审对交投公司未对货代提单的记载内容提出异议的推定错误。首先，从双方第1票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及后续54票业务的货代提单托运人栏记载均为“交投公司”，表明交投公司已经提出了异议，所以才变成了正常的记载方式。其次，货物品名英文拼写（polysilicon）与销售合同记载的（polycrystallinesilicon），两个英文品名均指向同一货物多晶硅，所以交投公司没有必要提出质疑；而且交投公司是否提出质疑与对保函内容是否知情没有因果关系。第三，加盖交投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确系应恩吉公司要求而提供，这些空白文件被告知将用于报关、“闽台航线目的港免费申请”、“非危险品保函”等用途，并非恩吉公司所称的业务操作中不需要提供这样的便利，也非原审判决认为的交投公司不知“用途和去向”或推定的“严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二）提单更改保函本身可以表明交投公司对其内容不知情。首先，经鉴定印章形成早于文字，表明交投公司在盖章时还不知道提单更改保函的内容。其次，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从未就提单更改、保函及其文字进行过任何协商沟通，恩吉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交投公司对内容知情。而且，从保函形式上看，该保函与交投公司无关，除印章外，该提单更改保函无一处措辞、内容涉及交投公司。再从内容上看，恩吉公司未向交投公司提供过任何船东提单，也未告知过船东代理是福建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未提供过新数据信息，交投公司客观上根本无法出具提单更改保函。从操作便利上看，交投公司没有必要出具提单更改保函。换句话说，如果交投公司同意电放，就没有必要出具提单更改保函。第三，根据交投公司证据20的QQ聊天记录，截止2016年11月交投公司与恩吉公司沟通获取去向时尚不知船东提单、电放申请、提单更改保函等内容，表明交投公司直到此时才知道有提单更改保函。原审未认证该证据真实性不符合事实。二、原审认定上诉人交投公司就案涉货物被电放知悉并认可错误。交投公司未发出过任何电放申请，既没有向无船承运人恩吉公司发出过，也没有向实际承运人发出过。全部的电放申请均是运盈公司所为。原审推定交投公司明知货代提单不是近洋航线放货凭证没有依据。近洋航线的放货并非必然是电放或不凭单放货。事实上，“闽台航线目的港免费申请”也是先有印章再有文字，交投公司被告知会有免费申请，但对其上记载的实际内容不知情。恩吉公司也未告知其在台湾港口无船代或代理人，未告知实际放货是由船东控制。交投公司一直认为恩吉公司作为承运人在控制货物。据此，原审推定交投公司可以判断货物在免费堆存期届满后被提走没有依据。交投公司虽然知悉有申请免费期，但并不知道免费期只有14天。交投公司未被要求缴纳目的港超期费，既可能是货物均在免费期内被提走从而未产生超期费，也可能是收货人支付了超期费，还可能是正如本案收货人违法操作的那样。无论如何都不能推论出交投公司必然可推知货物在免费期届满前被提走。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交投公司既可以向恩吉公司追问货物，也可以向收货人追收货款。尽管大多数票货物收款较晚，但经向收货人催讨，终归是收到了除两票货物外的货款，并不是其不过问货物下落，也不是必须向恩吉公司追问货物。虽然有5票货物在收货人未向付款行付款的情况下，交投公司指示银行交付提单等单据，但交投公司与收货人是经过了协商的，且通过向收货人催收收回了货款，而非完全的无偿放单。收货人明知自己当时无力付款，仍请求交投公司指示未付款放单，表明收货人仍需要凭单提货，所以才提出此种请求；此外，收货人多数是通过托收付款，表明收货人仍需要提单，且承运人也需要收回提单。三、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无需凭单放货的交易习惯错误。交投公司未向恩吉公司递交《提单更改保函》，也不知货物被安排电放。双方之间从未就原审判决认定的“特殊安排”进行过任何协商，更不可能和实际承运人之间做出此种“特殊安排”，因为交投公司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承运人是谁。正是因为经向收货人催讨，交投公司收到了货款，才未向恩吉公司提出索赔，但这并不代表交投公司知悉并认可恩吉公司的违规操作行为，不代表免除了或改变了恩吉公司作为承运人凭单放货的义务。四、退一步讲，即使《提单更改保函》更改了船东提单，但交投公司持有的货代提单也并未更改，恩吉公司作为承运人仍应当履行其凭单放货的义务。综上所述，交投公司对提单更改保函不知情，其持有货代提单的未被更改，其与恩吉公司之间并未形成所谓的交易习惯，恩吉公司仍负有凭单交货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当改判。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恩吉公司答辩称：一、《提单更改保函》系交投公司向恩吉公司提交的，交投公司对《提单更改保函》的出具情况显然知情，原审认定正确。（一）首先，第1票货及后续的54票货的货代提单托运人的记载均系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均由上诉人指示被上诉人完成，上诉人对该记载从未提出异议。在后续的54票中，因实际承运人愿意接受原托运人的《提单更改保函》加新的托运人的电放申请书，就没有再在托运人栏记载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这是符合相关惯例的，也是各方认可的。其次，《提单更改保函》上的货物品名与上诉人《销售合同》上的货物品名不一致，表明上诉人对《提单更改保函》是知情且认可的。在国际贸易中，品名是否正确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海关征税、退税，甚至涉及到是否符合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准许，因此品名只有托运人才可确定，货代公司无权也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对此擅自变更。案涉两票货物销售合同上的货物品名与《提单更改保函》的货物品名不一致，被上诉人作为货代公司不可能去修改货物品名，修改货物品名只能由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对此变更也从未提出异议，足以表明《提单更改保函》本就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及由其制作提供，否则55票中的许多票货的货代提单的品名都与上诉人与运盈公司的《销售合同》中约定的品名不一致，上诉人必定会提出异议，但上诉人在55票交易中从未提出异议，说明上诉人对《提单更改保函》是知情且认可的。第三，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提供加盖其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提供货代服务，收取的只是微薄的代理费用，不存在为了这微薄的费用而冒巨大风险擅自制作《提单更改保函》的可能。上诉人是国有控股公司，对印章的管理必然严格规范，更不可能向被上诉人交付仅盖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二）上诉人认为提单更改保函本身可以表明其对该内容不知情，这是错误的。本案仅对第一、二票货物项下的《提单更改保函》进行鉴定，是先有章、后有字，对其他53票货物项下的《提单更改保函》未进行鉴定，不能确定也是先有章、后有字。第一、二票货物无论如何作为贸易双方都会极其重视，如果第一、二票货物项下的《提单更改保函》是先有章、后有字，说明从一开始上诉人就自行以这种方式制作《提单更改保函》提交给被上诉人，至于为何先有章后有字，则是上诉人内部操作的问题，被上诉人接收《提单更改保函》时也无从分辨章与字先后，仅以接收到盖有上诉人印章的《提单更改保函》为准并按保函指示办事。不论是先有章、后有字，还是先有字、后有章，上诉人都无法否定其对《提单更改保函》的内容是知情并认可这一事实。提单更改是托运人的权利，《提单更改保函》系上诉人自行制作后提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指示提交给船公司，双方只是指示与被指示办事的关系，上诉人无需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沟通，上诉人在《提单更改保函》上盖章，即表明其对内容是知情认可的，被上诉人无需另行举证。根据双方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第5条约定，上诉人如需要更改托运内容，则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被上诉人并与其相关操作人员书面确认，上诉人提交的《提单更改保函》系书面形式，符合上述约定。该《提单更改保函》的出具人为上诉人，程序上须是上诉人提供保函内容并盖章，以书面形式要求提单更改，随后才是货代与船代公司根据实际承运人的要求盖章。从保函的形式上，与上诉人是密切相关的，从内容上看，保函上所载的货物即为上诉人托运的货物，与上诉人也是密切相关的。上诉人从第1票开始就知道实际承运人，自始至终对此知情认可且是由其制作《提单更改保函》内容，案涉55票货物，各方在交易过程中，先由上诉人出具《提单更改保函》，后续事务包括电放均由更改后的托运人完成，这种操作也是可行的，虽然可以有其他操作方法，但各方均一致同意以该操作方法完成各项事务，事实上，这种操作也是最为便利及符合厦门至台湾近洋运输的特殊性，加之上诉人对运盈公司支付货款的要求极低，甚至对运盈公司连续三十几期逾期付款也仍继续交易，还有5笔无偿放单，以及上诉人在55票交易中从未过问货物情况、从不关心是否会产生货物到达到货港是否产生滞港费用等，均说明其双方商定上述便利操作方式而摒弃了《销售合同》约定的D/P30天、D/P40天付款交单严格但现实中无法实际操作的模式。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0的QQ聊天记录仅是其自行打印的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内容系上诉人单方编制，该证据无证明效力。二、上诉人对案涉货物被电放知悉并认可，原审法院的认定正确。（一）上诉人出具《提单更改保函》更改托运人为运盈公司之后，运盈公司作为更改后的托运人，具有申请电放的权利，上诉人对于货物被电放是知情并认可的，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二）原审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货代提单通常不是近洋航线货物的放货凭证是正确的。上诉人对于实际承运人情况也是其须了解的基本情况之一。被上诉人作为货代公司，不可能在台湾港口有船代或代理人，实际放货由船东控制是基本常识，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错误。(三）原审认定案涉55票货物均在免费堆存期届满后被提走，上诉人对此知悉并认可正确。（四）上诉人称其收款较晚的情况下，是其向收货人催讨，而不是必须向恩吉公司追问货物，这也是极其违反常规的说法。上诉人存在5票无偿放单的行为，说明上诉人对于付款交单并不在意并且不再执行，原因在于上诉人与买家运盈公司已经达成了以提单更改保函及由运盈公司申请电放的交易方式，因此,付款交单已经实际不再适用。自第21票起到第28票，从超期7天起到超期20天，甚至一两个月时间。在运盈公司欠付的货款尚未收到的情况下，上诉人仍与其持续密集的继续交易，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上诉人竟然从不向被上诉人询问货物是否被提走，从来不担心货物情况。上诉人与运盈公司之间存在特殊约定以达到其双方其他交易目的，以《提单更改保函》及运盈公司申请电放方式达到出货目的即可，付款交单已经完全不再实际适用。关于无偿放单，若货代提单是收款放货的凭证，第52票货物上诉人在运盈公司已经欠付人民币1000多万的时候却仍无偿放单，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并且多达5票超期向银行交单，说明货代提单已经不再是付款交单的凭证，不再是放货凭证。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运盈公司之间已形成无需凭单放货的交易习惯，原审认定正确。被上诉人根据已形成的交易习惯，通过实际承运人将货物电放给《提单更改保函》变更后的托运人运盈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已完成交货义务，无需再凭单放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出如下异议：1、恩吉公司未向交投公司提供“托运人为交投公司的货代提单样稿”，恩吉公司也不是根据《提单更改保函》的要求签发托运人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的货代提单。在时间顺序上，《提单更改保函》签发时间不明，并非在货代提单签发之后。从《提单更改保函》的措辞看，被更改的只是船东提单，与货代提单无关，货代提单从未被更改。正是因为交投公司对记载提出了异议，在此后的货代提单记载中才将托运人直接记载为交投公司。2、货代提单的签发与《提单更改保函》没有关联，实际承运人根本就不知道货代还有签发货代提单。3、交投公司大部分通过银行托收款项，小部分经过沟通协商通过电汇方式收款。被上诉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交投公司持货代提单、装箱单等向托收行办理托收被退回，进而主张货代恩吉公司未凭正本提单放货应赔偿交投公司损失的合同纠纷案件。针对交投公司的诉求及各方诉辩意见，本案审理应围绕：一、《提单更改保函》的效力认定，二、交投公司对案涉货物被电放是否知晓并认可，三、双方有无实际形成无需凭单放货的交易习惯。 一、关于《提单更改保函》的认定问题。交投公司对《提单更改保函》上交投公司的印章真实性始终并不否认，只是主张系恩吉公司利用报关出货的便利在有公章的空白纸张上套打《提单更改保函》。原审结合交投公司提交的有关空白纸张邮寄凭证等证据举证不足的情况，及《提单更改保函》加盖交投公司公章真实的情况，推定所载内容为交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再从案涉第1票货物货运提单托运人记载为“运盈公司代表交投公司”，而交投公司事实上予以了接受，这种与通常记载不同的方式也佐证了双方就货代提单记载等事实存在过磋商。对于第2票货物开始的货代提单记载为交投公司，恩吉公司原审解释称，贸易实践中实际承运人愿意接受原托运人的《提单更改保函》加新托运人的电放申请并安排电放，货代提单如何记载托运人没有关系，这与后面的数十票货物按此操作相印证，原审认为恩吉公司解释可信度较高，且也符合近洋航线贸易的行业惯例，本院予以支持。并且，从《提单更改保函》下品名更改事实来看，恩吉公司做为货代企业仅是按约收取代理费，显然没有必要去擅自更改品名从而导致货物报关、通关等可能带来的损失风险，且从第1票到第8票项下《提单更改保函》的货物价值金额与交投公司原审提交的其与运盈公司之前发票金额完全一致情况分析，恩吉公司更不可能擅自更改品名信息。从逻辑上分析，货物品名只能由交投公司提供，且相关单据上品名变更交投公司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提交更改是托运人的权利，货代系根据托运人的指示行事。根据双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第5条约定，上诉人如需要更改托运内容，则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被上诉人并与其相关操作人员书面确认，上诉人提交的《提单更改保函》系书面形式，符合上述合同操作规范。包括案涉两票货物在内的55票货物贸易，均是遵循先由上诉人出具《提单更改保函》，后续事务包括电放均由更改后的托运人完成，这种操作便捷迅速，符合近洋运输贸易的特征。综合以上，上诉人否定《提单更改保函》为其出具，与事实不符。据此，可以认定《提单更改保函》系交投公司出具，依法对其具有约束力，交投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案涉货物被电放的认定。航运实践中近洋航线货物绝大多数由实际承运人根据货方的电放保函或电放申请书等安排电放，以便收货人能尽快提取货物，避免货物滞港产生高额费用。而且，被上诉人作为货代公司，不可能在台湾港口有船代或代理人。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上诉人出具《提单更改保函》更改托运人为运盈公司之后，运盈公司作为更改后的托运人，依法具有申请电放的权利。本案货物从厦门港到台湾的高雄港或基隆港，均为近洋航线，一、二日内即可到达，实际承运人根据货方的电放保函或电放申请书安排电放，收货尽快将货物提走，以避免货物滞港产生高额费用，这符合快捷、经济原则，与贸易的惯常做法相符。本案结合案涉55票货物在提单日后被提走的时间看，案涉55票货物均在免费堆存期届满期被提走，且均早于运盈公司付款和取得供货提单的时间，交投公司从未被要求缴纳目的港超期费用。原审向新联商业银行调取的资料亦显示，55票货物中的前53票中有11票交投公司在付款期届满当天才收到货款，有34票在付款期届满后多日（有的超期长达数月）才收到货款，甚至还有5票货物是交投公司在提单日后4个月、8个月、9个月仍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直接通知托收行指示代收行无偿放单。按常理分析，交投公司在贸易合同付款期届满而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应当关注货物下落。然而，即便在长达八、九个月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交投公司也从未向恩吉公司过问货物下落。由此也可印证交投公司本身知悉货物的下落，交投公司根据交单时间以及未被要求缴纳港口超期费用的事实，亦可以判断运盈公司是否凭货代提单提货。据此，原审关于交投公司对货物已经被收货人提走且并非凭货代提单提走，而是采取电放方式是知情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形成无需凭单放货的交易习惯。本案两单交易是前53票货物贸易基础上的延续，如前分析，在交投公司已经明知前53单被电放的情况下，交投公司并未向恩吉公司提出过异议，据此，原审认定双方均认可了《提单更改保函》加电放申请书放货，这种交易方式安排自双方交易之初即形成，已经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意义上的交易习惯，原审法院上述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该交易习惯的否认，有悖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基于前53票货物的交易模式，案涉的第54票、第55票货物交易中，恩吉公司遵循此前的交易惯例，通过实际承运人将货物电放给《提单更改保函》变更后的托运人运盈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后，即视为依约全面履行了交货义务，并无过错，交投公司向其主张办理托收被退回后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未予支持正确。 综上，上诉人交投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四川交投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蔚 审判员 林文勋 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龙霞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