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7民再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桂芳，女，1962年2月2日出生，回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耀斌（系杨桂芳之子），男，回族，1988年7月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广华，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再审申请人杨桂芳因与被申请人周广华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新27民终165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新民申138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桂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耀斌，被申请人周广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桂芳申请再审称，1、撤销博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27民终165号民事判决。2.改判周广华向杨桂芳支付居间费5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居间合同》约定，居间人杨桂芳在周广华与发包人上海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其居间任务完成。在一审庭审中，周广华提供了并认可其与上海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杨桂芳提供了上海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合同和说明证实杨桂芳的居间任务已经完成，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周广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居间费用。且周广华在庭审中也明确认可已经进场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自行花销了30万元事实，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中途退场。《居间合同》第六条约定，委托人周广华的违约责任：“委托人周广华与发包人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的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工期等条款均与居间人无关，应有委托人负责承担。工程量和工程造价以委托人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工程量和造价数字为准”。其退场原因以及对工程量的争议与居间合同无关，是周广华与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周广华可以依法另行主张起诉，与杨桂芳无关，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杨桂芳的居间任务已经完成，周广华应当向杨桂芳支付居间费用，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周广华答辩称，1、周广华与杨桂芳签订的居间合同为无效合同，因上海某公司没有取得涉案工程施工权利，并非涉案工程的承包方。2.杨桂芳与上海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周广华的利益，应由杨桂芳应赔偿周广华的损失30万元，其保留向杨桂芳起诉的权利。综上，原审判决正确，驳回杨桂芳的再审请求。杨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广华支付杨桂芳居间费5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日，杨桂芳（居间人）与周广华（委托人）签订《居间合同》，约定杨桂芳帮助周广华联系上海某公司承建的青得里镇某项目，围墙25公里，总承包价580元/米，总造价1325万元，委托人与发包人施工合同签完，居间人任务完成，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居间费，20元/米，共计50万元，进场三天付10万元，剩余款项第一次结账付清。居间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合同第七条约定，如发生违约，违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为违约金。合同第九条约定，如委托人违约不按居间合同约定支付居间劳务费，居间人可通过发包方连同违约金一并扣除。2017年6月4日，周广华作为乙方与案外人上海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地点：博乐市青得里镇某某村，工程名称：青得里镇某某村某某某项目，工程范围：围墙暂定25000米，地梁500×500，商砼C25，墙体220cm，外面水泥砂浆抹灰，墙面刷防水涂料。承包方式包工包料、保安全、包文明施工。开工日期：2017年5月7日，竣工日期2017年11月25日。承包价格580元/米。一审法院认为，（一）杨桂芳与周广华签订的《居间合同》的效力问题。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杨桂芳与周广华于2017年6月1日签订了《居间合同》，约定杨桂芳协助周广华联系案外人上海某公司承建的青得里镇某某村某某某项目，成功后周广华支付杨桂芳居间费50万元作为报酬。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二）杨桂芳是否履行了居间服务，周广华是否应当向其支付居间费用并承担违约金。杨桂芳为证明其居间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向法庭提交了案外人上海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兹有上海某公司2017年6月份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青得里镇某项目承建，由我公司项目部经理邱某负责改建围墙项目的相关事宜，由居间人杨桂芳介绍施工班组周广华和邱某对接落实，实际施工履行人是周广华。情况属实，本公司特此证明，2019年9月8日”。该说明中项目的承建时间为2017年6月份，而在周广华提交的与案外人上海某公司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7日，杨桂芳与周广华签订的居间合同期限又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证据内容存在矛盾及明显错误。居间合同的成立要件有：1.所介绍的合同，必须成立；2.合同的成立，与居间人所介绍有因果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杨桂芳主张自己已经完成居间服务的前提是确认该居间合同约定项目的真实存在且由上海某公司承建并按照居间约定由被申请人周广华实际施工。而庭审中，杨桂芳未向法庭提供案外人上海某公司承建的青得里镇某某村某某某项目并交由周广华实际施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杨桂芳未出具其已完全履行合同约定服务的证据，其出具的证明无法直接证明其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杨桂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桂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杨桂芳负担。杨桂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桂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杨桂芳与周广华签订的《居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杨桂芳上诉称周广华已与案外人上海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即已完成居间任务，周广华应当支付居间费50万元。周广华辩称认可与案外人上海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的事实，但因该公司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不具备转包资格，导致合同并未履行。《居间合同》中约定“杨桂芳帮助周广华联系上海某公司承建的青得里镇某项目，围墙25公里，总承包价580元/米，总造价1325万元，委托人与发包人施工合同签完，居间人任务完成，委托人向居间人支付居间费，20元/米，共计50万元”。按照此约定杨桂芳取得居间费的条件不仅是帮忙联系签订合同还要以周广华实际承建的围墙长度作为居间费的计算依据。因《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与《居间合同》的合同内容相互矛盾，故杨桂芳除应提交证据证实周广华与案外人上海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系自己帮忙联系的，还应当证明周广华实际承建的围墙长度与《居间合同》的约定相符。杨桂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其要求周广华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居间费5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杨桂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杨桂芳负担。本院再审查明，1、杨桂芳在一审期间提交1份2019年9月8日由上海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兹有上海某公司2017年6月份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青得里镇某项目承建，由我公司项目部经理邱某负责改建围墙项目的相关事宜，由居间人杨桂芳介绍施工班组周广华和邱某对接落实，实际施工履行人是周广华。”周广华在一审质证意见：“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不予认可。”2、再审庭审中，杨桂芳称：“涉案工程的发包方是青得里镇人民政府，承包方是上海某公司。后核查是安徽某公司承包后转包给了上海某公司，实际施工人是周广华。”周广华称：“涉案工程的发包方是青得里镇人民政府，承包方是某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某公司并未取得涉案工程施工权利。”该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3、本案被指令再审后，因双方当事人对上海某公司是否取得涉案工程施工权利各持己见，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青得里镇人民政府涉案争议的工程相关合同。经查，2017年5月30日，博乐市青得里镇人民政府与安徽某公司签订《博乐市某某项目合同》，合同约定：“第一章第1条：主体为政府委托方博乐市青得里镇人民政府，中标社会资本方安徽某公司。第三章第8条项目地点：位于博乐市××区；项目合作内容：主要建设的内容是镇区及9个村队建设（基础设施、环境设施建设、镇村貌整治建设等）”。安徽某公司承包上述工程后，将青得里镇某项目承包给郝某某，施工了部分工程后，因博乐市青得里镇人民政府与安徽某公司终止了合同，安徽某公司撤离工地。2017年8月，博乐市阳光某某公司作为发包方将上述工程又发包给新疆某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2月10日，博乐市青得里镇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17年博乐市青得里镇实施了《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某某建设项目》，政府委托方：博乐市青得里镇人民政府；中标社会资本方：安徽某公司。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及人行道、给排水、供热、燃气、绿化等基础设施；垃圾箱、垃圾清运车、水冲式厕所等环境设施；围墙改造、亮化工程、大门及庭院改造等村容村貌整治。以及村级组织阵地建设（青镇美丽乡村工程名称为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某某建设项目）”。该事实，有博乐市青得里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博乐市某某项目合同》及博乐市阳光某某公司与新疆某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均为复印件）以及博乐市青得里镇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安徽某公司法务以及职工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本院对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于2020年12月2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质证。经质证，被申请人周广华无异议。再审申请人杨桂芳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质证。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一）关于涉案争议居间合同的效力问题。2017年6月1日，居间人杨桂芳与委托人周广华签订《居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者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周广华辩称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认定合同有效正确。（二）关于杨桂芳要求周广华支付居间费5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能否成立的问题。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作为中介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通过提供信息、斡旋协商等媒介服务以促成交易双方成立合同并取得合理佣金的民事行为。本案从2017年6月1日杨桂芳与周广华签订的居间合同约定内容看，委托人周广华委托杨桂芳等人帮助联系上海某公司承建的青得里镇某某村改造围墙项目，围墙25公里，总承包价每米580元。双方居间合同签订后，同年6月4日，周广华虽然与上海某公司签订了涉案工程的合同，但因上海某公司并未取得涉案工程的承包权，最终导致周广华未实现合同目的。根据本院依职权调取青得里镇人民政府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某某项目合同内容看，主要建设的内容是镇区及9个村队建设（基础设施、环境设施建设、镇村貌整治建设等）。涉案青得里镇某某村改造围墙项目包含在该合同中。该工程中标方系安徽某公司，2017年5月30日青得里镇人民政府与安徽某公司签订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某某项目合同》。后因安徽某公司与青得里镇人民政府合同终止而退场，后续工程亦由新疆某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该工程无论是前期承包人还是后期承包人，均不是上海某公司。另，安徽某公司作为工程的前期承包人，承包工程后将涉案工程青得里镇某项目承包给了郝某某，也并非是上海某公司。再审庭审中，杨桂芳称涉案工程安徽某公司承包后转包给了上海某公司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周广华以上海某公司未取得涉案工程施工权利，拒付杨桂芳居间报酬理由成立，杨桂芳诉请周广华支付居间报酬50万元及违约金15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驳回杨桂芳诉讼请求正确。综上，再审申请人杨桂芳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新27民终16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涛                       审判员 宇斯呼林审判员 莫俊华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法 官 助 理 古丽阿扎提阿布拉江书记员 王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