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538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沈立珍，男，汉族，1970年10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慈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孝思，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信，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夏友禄，男，1979年0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杰，河南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立珍因与被上诉人夏友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1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立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信、党孝思，被上诉人夏友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立珍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421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案件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夏友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第一、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涉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2018年3月24日，经双方结算，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一审法院对于“多次”到底是几次，每次借贷的具体数额是多少，每次借贷的方式是什么，借款款项的来源如何，出借人是否有经济能力，借款目的是否合法，结算的依据是什么。上述有关事实一审法院均未查明，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缺少对本案基本事实明确认知的情形下，一审作出的判决当然也是错误的，依法应发回重审或改判。第二、结合被上诉人起诉中的论述，可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存在错误，违背生活常识和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声称：“原告于2013年三四月份，先后借给被告沈立珍累计60万元”；同时被上诉人声称“被告至今仍分文未还”。在2018年3月24日，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借款金额仍然是60万元。被上诉人的该段论述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相互矛盾。首先，按照被上诉人陈述，其在2013年3、4月份借给上诉人的钱累计数额为60万元，（在上诉人分文未还的情况下）截止到2018年3月24日结算时，借款数额仍然是60万元。相当于说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60万元借款，长达7、8年时间，由上诉人免费使用，不用支付任何利息。在双方并无特殊交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如此“慷慨”的借贷显然违背常理。其次，按照被上诉人所述，其在借款期间多次向上诉人催要借款，上诉人都未偿还。既然催要借款，上诉人未予偿还，为什么被上诉人还要继续借款给上诉人呢，这分明也是不合理的。最后，被上诉人声称上诉人分文未还明显是在撒谎。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已经向被上诉人还了90500元赌资，再加上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代还的华夏银行20000元额度的信用卡。上诉人已经还清了先前借被上诉人的10万元赌资。显然，被上诉人起诉状中声称上诉人分文未还不是事实。实际上，被上诉人此前因为沉迷于赌博从上诉人处借了10万。此后，上诉人已经还清被上诉人该10万元借款，双方再无债务纠纷。二、2018年3月24日借条，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威逼、欺骗之下签字。该借条书写内容是被上诉人精心设计和提前编辑好的，内容完全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违背客观事实，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便借条真实，案涉借条仍然不具有证明款项交付的能力和依据。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可以有效证明款项交付的证据，也没有阐明款项交付的有关事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径直判决证据不足，明显是错误的。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中明确约定：“经双方签字后，即刻生效”。而该借条中只有借款人沈立珍一人签字，依照双方约定，该借条并未生效。而且，案涉借条明显被篡改过，被上诉人应当给予合理解释。否则，该借条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及洪某的证言均不是有效证据，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是截屏打印件，没有提供聊天对象的微信资料信息，没有提供微信原始载体供核实，无法确认真实性。同时，短信记录也是截屏打印件，没有提供聊天对象的手机号码信息，也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供核实，也无法确认真实性。而证人洪某的证言通篇未涉及与本案有关的借贷事实，该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所以，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无法证明案涉借款款项是否实际发生交付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仍有义务继续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四、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有利息，甚至被上诉人都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借贷事实的发生。本金都没有，又何谈有利息呢。因此，一审法院按照6％标准计算利息明显错误。夏友禄答辩称，沈立珍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借款关系真实且合法，沈立珍应当偿还借条所载借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友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沈立珍偿还借款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总计864000元（资金占用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7月24日，后期占用利息继续计算直至清偿完毕）；2.判令沈立珍支付律师费20000元；3、诉讼费用由沈立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友禄、沈立珍系朋友关系，沈立珍曾多次向夏友禄借款。2018年3月24日，双方经结算，借款数额共计为60万元，沈立珍给夏友禄出具借条一份，并约定：“若逾期归还，则本借款人愿意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代理费等一切费用”。证明人王红伟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后经夏友禄催要，沈立珍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夏友禄转款65500元（不含2018年3月6日，向夏友禄所转的5000元），并于2018年8月4日通过指定的银行账户向夏友禄转款20000元，共计向夏友禄转款8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沈立珍向夏友禄借款600000元，有出具的借条和证明人、在场人的证言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沈立珍应承担清偿责任。沈立珍通过指定的银行账户还款20000元，对此法院予以确认。沈立珍主张通过银行和微信转账方式向夏友禄还款90500元，其中有5000元转账日期为2018年3月6日，在出具借条之前，不予认定；其余85500元转账日期均在出具借条之后，应认定为偿还的借款，剩余借款本金为514500元（600000元-85500元）。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因双方在借条中并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被告应自第一次还款之日即2018年4月11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则不予支持。庭审后，夏友禄表示同意按法院认定的剩余本金从第一次还款之日2018年4月11日起计息。关于夏友禄主张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代理费，双方在借条中进行了明确约定，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沈立珍辩称是在夏友禄的威逼、欺骗之下打下了涉案借条，系单方陈述，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加以印证，不能证明本案存在胁迫情形，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沈立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夏友禄借款5145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金按514500元，利息自2018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沈立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夏友禄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代理费20000元；三、驳回夏友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20元（已减半收取），由夏友禄承担1750元，沈立珍承担4570元，保全费3520元由沈立珍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沈立珍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夏友禄提交了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没有举出证据或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诉讼主张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借条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债权凭证，能够直接反映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沈立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出具借条或还款后不及时收回借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明确的辨知能力。夏友禄除持有沈立珍出具的案涉借条外，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和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证明了出借资金的来源、借款经过及双方商议还款的情况。沈立珍在出具案涉借条后偿还了部分款项，且本人对借条的形成过程前后陈述矛盾，不能证明案涉借条系受胁迫或欺骗的情况下所出具，亦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赌资。一审判决沈立珍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正确，判决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沈立珍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45元，由上诉人沈立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秀敏审判员  周永辉审判员  李 鑫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