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8刑终285号 原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郝爱军，男，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群众，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2020年4月14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0年4月15日被承德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0年4月17日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0年5月2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承德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郭越文，曾用名郭学文，男，1973年4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308211973××××××××，蒙古族，高中文化，待业，群众，住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中道小区。2020年4月21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0年4月22日被承德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0年4月26日被承德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20年8月21日被承德县法院监视居住。2020年11月被本院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于得林，男，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中共党员，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2019年12月6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0年1月9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承德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于得水，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群众，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2019年12月6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0年1月9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承德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刘金华，女，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群众，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2020年4月15日因涉嫌窝藏罪被承德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20年8月21日被承德县法院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犯污染环境罪及原审被告人郝爱军、郭越文犯污染环境罪、原审被告人刘金华犯包庇罪一案，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20）冀0821刑初139、14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郝爱军、郭越文不服（2020）冀0821刑初140号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7年10月份至2019年7月份，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四人合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情况下，租用承德县甲山镇丁杖子村原3524军工厂旧厂房用于建设炼铅厂非法炼铅，四被告人在2018年中旬和2019年中旬分两次生产二十余天，共熔炼800吨左右废旧铅酸蓄电池生产铅锭，严重污染环境。经查，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危险废物。2019年7月份炼铅厂停止经营，炼铅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拆炼铅炉产生的废渣4.04吨丢弃在厂区内，经鉴定废渣为含铅污染物，属于有毒物质。 2019年12月至2020年初，被告人刘金华明知其丈夫郝爱军犯罪，为帮助郝爱军躲避抓捕，租赁房屋让郝爱军隐藏达一个月左右。 承德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21日在正义网刊登了对被告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四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并委托河北中旭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对承德县三五二四军工厂“8.28”污染环境案土壤环境损害鉴定做出评估报告，共花评估鉴定费16万元（此款已由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每人支付4万元），鉴定评估结论为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及有关文件要求，经调查取样、资料收集分析，承德县“8.28”污染环境案事件造成土壤环境损害，受损害的土壤体积约为4623.8立方米，评估得到土壤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包括土壤修复费849246.5～887246.5元和应急处置费用16160元，数额共计865406.5～903406.5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承德县人民检察院诉讼请求为87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在本院开庭过程中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均自愿公开进行赔礼道歉。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于得水的供述，我和于得林、郝爱军和郭越文四人合伙在承德县军工厂内建了一个炼铅厂，加工废旧铅酸蓄电池，冶炼提取铅。厂子没有任何手续，我知道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撤厂时把废渣清理放到厂区山根了。我们是2017年底建厂，2018年6、7月份生产一次，2019年5月份生产一次，2019年7月份就停了，将设备拆除就撤走了。是2017年年底从郑某手里租的厂房。我认识承德县一个叫孟某，我跟孟某说想在承德找个地方建个炼铅厂，孟某就把郭越文介绍给我。我给郭越文打电话说想要在承德建厂子炼铅，让郭越文帮忙找个隐蔽点的合适地方。我跟于得林和郝爱军商量后决定让郭越文跟我们一起干，因为郭越文是当地人，炼铅厂有污染，要是没有当地人参与进来帮着协调肯定干不了，郭越文同意一起入股。后来我们就跟郭越文一起去丁杖子村原3524军工厂看的地方后，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建炼铅厂，就决定租下来建厂。我负责建厂、找工人、设备维修、生产和销售；我哥于得林负责记账管钱，工人工资、厂子日常开销等一切资金往来；郝爱军负责收购废旧铅酸蓄电池，找工人；郭越文是承德县本地人，他负责协调厂子外围事宜。是2017年10月份开始我们4人合伙，2018年4月签的协议，按照协议约定，郭越文出资250万，我、于得林和郝爱军各出资150万。郭越文占股34%，我们三人分别占股22%，郭越文出资36万元，我、于得林和郝爱军建厂初期各出资50万元，2018年6月份左右厂子生产后我们没钱买废旧铅酸蓄电池了，我们让郭越文再继续出资，郭越文拿不出钱。我、于得林和郝爱军在厂子商量，如果现在不干了赔的更多，于是我跟我哥于得林又投入50万元，郝爱军又投入了20万元，以维持厂子继续生产。我实际出资100万元，我哥于得林实际出资100万元，郝爱军实际出资70万元，郭越文实际出资36万元。我印象中郭越文出资这36万元是分两次投入进来的。厂子2018年和2019年生产这两次一共用了约800吨废旧电瓶，生产出铅锭约500多吨，除了卖铅锭，还卖过破碎废电瓶壳子产生的碎片，卖过铅尘，还卖过铅渣。郭越文主要负责办理收购废电瓶手续、环保手续、营业手续等。看好场地以后郭越文签的协议租厂房。郭越文当时同意跟我们合伙建炼铅厂炼铅，我跟郭越文提出办理环保手续的事，郭越文说他试着办理相关手续。郭越文是当地人，如果炼铅厂因为污染问题遭到村民阻工或者遇到环保部门检查，郭越文能帮助解决。郭越文没有准确说能办下来手续，他也知道手续不好办，他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办。2019年7月份炼铅厂内设备拆除了，包括熔炼炉、地磅和破碎机，烟道和除尘室。2019年8、9月份郭越文打电话说有人举报炼铅厂，公安局正查呢，让把熔炼炉藏起来，于得林就把炉和地磅藏到玉田县北环停车场了。在2018年5月份炼铅厂建设完毕，建设过程中郭越文去过两三次去看建设进度。建厂期间任何情况和花费都给郭越文说，接电和做防渗是郭越文联系的。炼铅厂一共生产过两次，2018年8、9月份生产了12天左右。2019年6月份生产了15天左右。开工生产是四个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加工废电瓶炼铅过程中产生废气、铅尘、铅渣污染环境，案发时炼铅厂内留存铅渣三堆堆放在厂内。2018年生产期间郭越文找的工人刘某。我们炼铅厂始终都没有任何手续。生产之前，我、于得林、郝爱军在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厂办公室内，我问郭越文手续办的怎么样了，郭越文说手续办着呢。2018年5月份炼铅厂设备安装完成以后需要接电，郭越文联系的，之后魏某领着电工接的冰川牧业的电。2018年3、4月份，我们四个人在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场签的协议，协议约定每人的出资金额，我提出让郭越文管钱，因为郭越文按照协议约定出资250万元，他出资比较多，我们管钱不合适，建厂期间，郭越文没有再出钱，我们一直催郭越文让他出钱，郭越文说正在借贷款，等贷款下来就把钱全投进来。2018年正式生产的之后，我们厂子资金不够用，周转不开，我一直催郭越文，郭越文给了我哥于得林36万元，是分两次给的，郭越文不经常去厂子，收购废电瓶打钱不方便，2018年生产3、4天之后，于得林跟我和郝爱军说“以后由我管钱了，郭越文不管了”，而且郭越文也没按照协议约定出资，直到生产了郭越文都没出钱，所以郭越文就让我哥于得林管钱了。正式生产期间，随着废电瓶的需求量大，我们的钱都花完了。于是我、于德林、郝爱军就去下板城找郭越文，在郭越文宏牛停车场见面，我说“厂子没钱，生产不下去了，这会要不干了就亏大了，你贷款下来了吗？”郭越文说“贷款这一两天就能批下来，要有钱你们先垫点，算厂子借你们的，等我贷款下来再还给你们”。于是我跟于得林各出50万元，郝爱军又出了20万元，当时我们四人说的这个事，没有再签协议。这120万元不算在协议约定出资范围内，算是我们先借给厂子的，2018年停产之后把生产的铅都卖了，于得林就把我出的这50万元和郝爱军出的2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我和郝爱军了，于得林出的那50万元，他应该也拿回去了。2019年停产之后我们决定不干了，将铅锭、铅尘、铅渣和厂内能卖的都卖了，我们四个人在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厂一起核算的，郭越文说“炼铅厂确实办不下来手续，我也拿不出钱来，咱们就甭干了，厂子设备之类的都给你们，我不要”。我说“那就把设备作价顶现金，看看厂子挣了赔了”，于得林核算的项目，一共赔了12多万，虽然郭越文没出那么多钱，我们也是按照协议约定的占股比例算的钱，我、于得林、郝爱军我们三个人一共赔了8万多元，郭越文赔了4万多元，散伙后厂内的除尘房和烟道没有拆除，厂内用于倒废铁残留酸液的池子没有拆除。厂内遗留的三堆耐火砖和铅渣一共有4、5吨左右；2018年生产的情况不好，郭越文也没有把手续办下来，我们就商量2019年是不是接着生产，最后我们四个都同意说再接着干。2019年这次生产郭越文也来过厂子。2018年底，厂子停产时，我回老家了，郭越文打电话说他干铁路上的工程缺点钱，想先从厂子里借点，后我告诉于得林此事，于得林就给他转了30万元，这钱是借给他的，郭越文拿走这30万元不是撤资，就是借款，他和我们说的就是借款。2019年的时候，郭越文没有提出过撤股、撤资或是不和我们一同生产经营了，他肯定没有提过，他要说不干了，我们肯定也不干了。郭越文说办手续，但他一直都没办下来，厂子也不挣钱，我和于得林、郝爱军商量要不就不干了，我们三个商量好后，就去找的郭越文说停产不干了，郭越文也同意，最后我们就撤场走了。厂子的股东一直都是于得林、郝爱军、郭越文和我； 2、被告人于得林的供述，2017年10月是通过孟某认识郭越文。我和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四人合伙建炼铅厂，我负责财务，于得水和郝爱军负责采购废旧电瓶和生产销售铅，郭越文负责租赁场地和办理环保手续，协议约定郭越文出资250万，占股34%，我和于得水、郝爱军各出资50万，各占22%。2017年11月租用的3524工厂内办公楼对面的仓库，租用仓库是郭越文签的协议。工艺流程是将收购的废旧电瓶废液倒到池子里，对废旧电瓶进行拆解，电瓶壳子破碎卖废塑料，电瓶芯放到熔炉融化，剩下铅水和含铁废渣，冷却成铅块，烟道和除尘室有布袋可以收集铅灰。2018年10月份我四人决定生产。一共生产了两次是2018年10月份和2019年5月份，一共干了半个月左右。厂区内留下的废渣是炼铅过程中产生的含铁废渣，没拉走的含铁废渣堆四五吨放在厂区大门口以及其他几个地方。郭越文投资了30多万，我和于得水和郝爱军各投资50万，炼铅厂第一次生产完之后，郭越文以有事需要钱拿回30万。2019年6月炼铅厂撤走，我和于得水、郝爱军三个人拆除的设备，像熔炉有用的东西带走了，含铁废渣等没用的就留在了厂区。废旧电瓶属于危险废物，炼铅会产生污染，需要办理环保手续。2018年我们生产的时候我听郭越文说是从一个姓郑的一个老头手里租的厂区，应该是郭越文签的租地的协议，我没见过这个协议。水是通过厂区打的井弄来的，电是我们用了两个变压器的电，一个是原来厂区里就有的中粮储备粮库的变压器，后来生产过程中发现电不够用，又接的冰川牧业变压器用电，这个事是郭越文负责联系的。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对于用废旧电瓶炼铅会污染环境他们清楚。加工的废旧电瓶属于危险废物。我和于得水、郝爱军投资的钱都是用的我注销的那张农行卡进行的资金流转，郭越文投资是以现金的形式投资入股，不是一次性给的我30多万，是断断续续给我的，我都没往卡上存，都用于厂子日常开销了，但是他第一次生产后要回去那30万是我用银行卡给他转账过去的。我注销的这张农行卡都是厂子的流水，有用于买废旧电瓶的钱，卖铅块等的收入，还有我和于得水，郝爱军投资的钱。2017年10月我和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四人合伙炼铅，2018年2月份在宏牛停车场签的合作协议。2018年9月6日至10月9日我银行卡收款共计2747460元，对方账户尾号为2733，生产174吨铅，消耗了300吨左右废旧电瓶；2019年生产了310多吨铅，用了500吨左右电瓶。生产出的铅都卖给杨鹏了。电瓶从天津宝坻杨春有、廊坊香河李银、玉田谷小强那里收购的；一共去了承德县三次和郭越文谈合作的事情，第一次是没到2017年10月底经孟某的介绍在宏牛停车场见到了郭越文，于得水当时问郭越文能不能办下相关的手续，郭越文说能办，没问题。接着我们谈的就是投资入股的事情，同时让他去找生产的场地。第二次是2017年11月份左右，郭越文给于得水打电话，说他在承德县找了一个生产场地，让我们过来看看，郭越文就开车带我们到承德县甲山镇丁杖子离我们现在工厂不远的另一个山沟里，但是这个院子里没有我们生产需要的厂房，我们没同意就让郭越文再找。第三次大概是11月中旬，也是郭越文给于得水打的电话让去看场地，这次看的就是“3524”厂区内我们建厂的这个厂房，郭越文从建厂开始到撤厂一共给了我36万元，合同中规定的另外220多万他一直没给到位。2017年11月我们开始建厂，2018年8、9月份厂子已经建设完了，于得水和郝爱军说手续没办下来，已经投资了先生产着，当时于得林和郭越文都同意了。一共生产了两次，2018年8、9月份生产了一次，大概用了300吨左右的电瓶，干了十多天，2019年5月份我四人一致同意生产，生产了十多天，一共买了500吨左右的电瓶，买电瓶花了400多万，生产了300多吨的铅块。最后我们一算钱，把各种开销都刨除，我们赔钱了，我们就不想干了。我们这次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把第一次生产剩下的煤等辅料消耗掉，也为了回点本钱，所以决定生产，这次生产也是我们四个人一致同意才生产的。这次有一个姓刘的老头是郭越文找来的，这个人也跟着工人一起干活，还负责维修我们厂子的设备，拆电瓶的时候产生废酸，这些废酸倒进我们垒的水泥池子里面了，炼铅的时候产生烟尘，烟顺着除尘房外面的烟筒排进空气中去了。后我们四人在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场商量的撤厂的事情，厂子资金按股份分配，设备折抵13万由于得水和我、郝爱军拉走，郭越文不要设备，是刘某帮着拆的。撤厂后架炼铅炉的坑没填上，连接烟道的墙没垒上，烟道、除尘房、倒废液的水泥池没拆除，还有没卖完的废铁渣堆在厂区大门口不远处。炼铅厂使用的电瓶是郝爱军和于得水联系购买的。2018年收购了大约300吨电瓶，2019年收购了400多吨，不到500吨，每吨7000元左右。我们没有合法的收购电瓶的手续。刚开始郭越文出资多，郭越文管账，郭越文实际出资36万，后来我就负责管账了，我和于得水、郝爱军各实际出资50万，在生产过程中于得水和我各垫资50万且在生产过程中卖铅锭的钱里抽还了，后来郭越文因承包工程从厂子借走30万元未还。我们也找郭越文要过钱，让他投钱进行生产，郭越文就一直说等贷款下来，到我们2019年生产完了他也没有拿钱。我们2018年生产完毕没有结账，我们是2019年决定不干以后算的账，最后我和于得水、郝爱军2018年和2019年加起来每人投资了有70万，郭越文一共投了36万，他又拿走了30万，我们4个在厂子一共投资了有216万左右。我们账上最后剩下的钱和将厂子的设备折抵成钱后一共有200万左右，我们最后亏了有十五、六万，我、于得水、郝爱军，每人赔了有3万多块钱，郭越文赔了有4万多块钱，他原来拿走了有30万，我又给他转账了2万块钱。给承德炼铅厂送电瓶的有谷小强、张某5、于某、张得占、张某2、张建顺、张庆忠等玉田本地人，还有天津的杨春有、天津老苏，廊坊李银等。2019年4、5月份的时候，我、于得水和郝爱军一块从玉田出发，直接到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场找郭越文商量厂子继续生产的事，我们商量还是接着生产，郭越文也说还得继续干。2019年4、5月份生产有十多天，郭越文在这次生产的十多天里也来过厂子几次，2019年4、5月份这次生产郭越文还是负责办理环保相关手续、协调厂子的一些地方事务。2019年的时候郭越文没有提出过撤股、撤资或是不和我们一起生产经营了，我们几个就是看他是当地的，我们才继续干，他要说不干了，我们肯定就走了。在2018年9月份我们生产之后，厂子里回来点钱，钱都在我的银行卡账户里存着，郭越文就说他自己有一个铁路方面的业务，需要钱，就先从厂子借点钱，我就从我的银行卡里分两次给他转了三十万元，这钱是借给他的，郭越文拿走这三十万元说的就是借款，要是说撤资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不会再干了。我知道废旧蓄电池是危险废物； 3、被告人郝爱军的供述，2017年11月份，我和于得水、于得林、郭越文四人合伙在承德县建炼铅厂，协议郭越文出资250万，占股34%，负责办理环保手续和租场地；于得水、于得林和我各出资50万，各占股22%，于得林负责管理财务，于得水负责废旧电瓶的采购、厂子生产和产品销售；我负责生产技术和废旧电瓶购买。郭越文领我们看完场地后决定在3524军工厂旧厂房建炼铅厂，郭越文和郑某签的租赁厂房合同。炼铅厂到2018年9月份建成完工，我们四名合伙人一起决定生产的，厂子共生产了两次，2018年10月份生产了一次，耗用二三百吨废旧电瓶，2018年生产期间电不够用，郭越文联系接的冰川牧业变台，2018年郭越文找的刘某去炼铅厂负责修理设备和看大门。2019年四五月份是在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场商量生产的，耗用大概二三百吨电瓶，具体生产数量于得林管账清楚。因为郭越文投资没到位以及手续办不下来，2019年5月份生产完之后我们就撤厂了，我四人按照协议出资比例核算账目，厂子共赔了十三四万。厂子拆除时有几堆废渣没拉走堆放在了厂区门口。生产用的废旧电瓶是从天津老苏、天津杨春友、廊坊李银、唐山谷某、于某、张某5、张某2、张庆忠、张建顺、张得占等人手里买的。炼出的铅卖给保定姓杨的。2019年12月份公安机关找我调查情况。我知道承德公安把于得水、于得林抓起来了，我躲避抓捕在郝奎英家躲了一个多月，期间承德警方找刘金华让我自首，刘金华为了让我躲避抓捕在玉田县玉兴楼租了一个房屋让我住了二十多天，由刘金华给我送饭；2019年4、5月份的时候，我、于得林和于得水一同从唐山市玉田县来到郭越文的宏牛停车场找郭越文，我们三个和郭越文商量厂子是否还继续生产，因为2018年生产的时候厂子的效益也不好，郭越文说再继续生产试试，他再接着去跑经营的相关手续，我、于得林和于得水也同意。2018年和2019年这两次生产都是我们四人商量好的，郭越文都知道，也同意生产。郭越文没有说过从厂子撤资或是撤股的话； 4、被告人郭越文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17年6、7月份通过孟某介绍，我认识了于得水、于得林等人，我们双方协议由我出资150万，占股30%多，负责办理环保手续；于得林、于得水和郝爱军共出资150万，占股60%多，负责废旧电瓶的收购、生产、销售和技术方面。是2017年9月份签订的协议。我们看好场地以后，通过看门的姓魏的找到郑某，我和郑某签订的协议租用原3524军工厂旧厂区，我给3万元现金，签订协议后就筹划建厂，我先投资了30多万用于建厂，刚开始我管账，因为厂区离县城太远用钱不方便，后来由于得林负责管账。建厂期间我去过三次，去看看施工进度，联系过甲山供电所帮厂子接电，联系工人做防渗。2018年5、6月份炼铅厂基本建设完成，2018年9、10月份厂子开始生产，于得水生产的时候告诉我了，我同意生产且生产过程中我去过厂子，生产了十多天就停产了。我生产期间去过，生产过程中我又给于得林转账六万元用于生产。我在建厂的时候找刘某去干活，找过孟某去干活。因为环保手续办不下来，我就想着撤出来。2018年11月我以高铁工程需要用钱为由先后两次让于得林给我转账共计30万。2019年5、6月份他们又生产了一次，生产了没几天就停产了，随后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和我四人在宏牛停车场商量的拆除设备和厂子利益分配，于得林算的账，说厂子赔钱了，我说厂子东西我都不要，设备归于得水、于得林和郝爱军。2019年7月份厂子拆除后，于得林给我转账两万多元，说是账算完了，不能让我赔钱。2019年撤厂之后魏某告诉我公安查炼铅厂呢，我告诉于得水把炼铅厂设备处理掉。我在建厂时投资30万元，2018年9、10月份第一次生产时投资6万元，一共投资36万元，我一共拿回32万元钱。2020年5月11日我向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提供冀Ｈ×××××号轿车行踪信息，协助抓捕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5、被告人刘金华的供述，我是郝爱军妻子。2019年12月份我知道郝爱军因为和于得水、于得林在承德炼铅的事被公安机关抓捕，郝爱军刚开始躲避在郝奎英（已去世）家，2019年12月底我为了郝爱军躲避抓捕，编造二女儿放寒假住房的理由让我大女儿郝某2在玉田县帮忙租房子，郝某2朋友杨某签的租赁协议。我给郝爱军租此房后让郝爱军躲着并给其送饭一个月左右。在郝爱军在租房处躲着期间，公安机关找过我让郝爱军自首，我向公安机关隐瞒了事实。我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郝爱军逃避公安机关抓捕。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承德县中发化纤有限公司的职工，原3524军工厂租给了承德县中发化纤有限公司，2014年承德县中发化纤有限公司将其中12个库房转租郑某，2017年底郑某把其中一个库房租给于得水。这个库房干到2019年7月份于得水他们就走了。我是承德县中发化纤有限公司在这块厂区的负责人，负责日常管理、对外出租、收租金等。2017年9月份于得水、于得林开始建厂，于得水让我帮忙建了一个除尘用的二层小楼，帮忙联系打井队打井。他们新建除尘房、烟尘通道、地泵、库房内大坑，陆续安装了锅炉以及其他一些设备。用电接的是冰川牧业的变压器。2018年10月份他们开始生产，生产了一个多星期，2018年10月27日我帮忙转交电费9000元。2019年4、5月份生产了10多天，2019年7月份不干了，于得水组织工人搬运设备、清场，2019年6月份我帮助转交电费1600元。厂子在生产过程中有酸味，黄色液体流出厂区，附近松树也发黄，我知道他们是用煤烧炉炼铅。厂区内堆放的黑色块状物质是炼铅过程中产生的废渣随意丢弃的。一共生产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9、10月份，一次是2019年5、6月份，总共生产期间也就一个月左右； 2、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我负责看护3524军工厂厂房，于得水和于老四是2017年冬天来的，2019年6、7月份走的，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搞什么生产； 3、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或2014年我承包的3524工厂十多间厂房，2017年底魏某领着两三个唐山人找我租赁厂房放木头，年租金三万，2018年夏天签的合同，2019年他们不干了； 4、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冬天两三个唐山人租用了3524厂部对面厂房，开始用的是中储粮的变台，后来2018年5月份魏某找我让把厂部对面厂房的电接到冰川牧业的变台。我催过两三次电费，2019年7月份魏某让我把厂区接冰川牧业的电缆拆下来，说厂房不干了； 5、证人郝某1的证言，证实我有一辆大车搞运输的。2019年7月于得林让我出车去承德把地磅、炉子和废铁拉回来，然后我安排司机张某1去拉的，拉回来地磅和炉子放在了范定府村的停车场； 6、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大车司机。2019年7月份郝某1让我去承德给于得林拉地磅和炉子，我拉回来后放在了于得林家院墙外，后我帮于得林把地磅和炉子拉到了范定府村的停车场； 7、证人代某的证言，证实我经营范定府村停车场。2019年12月19日公安机关查封物品时我才知道，郝某1在2019年7月份在我经营的停车场存放了一个地磅和一个炉子； 8、证人郝某2的证言，证实2019年12月我帮助我母亲刘金华租房，房子在玉田县，我以为租房是给我妹妹住的，我母亲说我妹妹要放假了，家里人多不够住，具体谁在租房那住我母亲清楚； 9、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12月中旬郝某2让我开车带她去租房子，后郝某2租的玉兴楼小区，郝某2去中介签合同时，没带身份证，所以我用身份证帮忙签的租赁房屋合同； 10、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12月6日于得林和于得水被承德县公安局民警抓走了，当天我就把情况告诉刘金华了，刘金华说派出所也打电话找郝爱军调查情况呢； 1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我系郭越文姐夫，2018年3月份郭越文打电话让我去承德县军工厂旧厂区干活，于老四和于老五将我接到厂子的，我主要负责设备的维修，厂子停产时看了三个月厂子。2019年初我不在厂子干了，如果厂子设备坏了给我打电话我再回去维修。厂子共生产了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10月份生产了十多天，第二次是2019年5月份左右，生产完厂子就拆了。我听说厂子是于老四、于老五和“老郝”和郭越文四人合伙的。2019年6月份厂子拆除的时候我帮着切割设备了；厂子的生产流程第一道工序是拆解废电瓶，取出里面的铅板。第二道工序是把铅板填放进铅炉融化。第三道工序是溶化后的铅水倒进模子里定型，这就是成品铅了。买回来的废电瓶都堆放在厂房里面，这些废电瓶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干式的废电瓶，一种是湿式废电瓶，厂子里修了两个水泥池，拆解后的硫酸都倒进这两个池子了，给工人配发了手套、口罩还有护目镜，在设备运转的时候工人都戴上，铅板在炼铅炉里溶化后，铅水会散发出刺激性的气味，厂子里面堆放的废渣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 12、证人孟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份通过我介绍，于得林、于得水认识了郭越文，于得水、于得林、郭越文商量在承德县建炼铅厂合作协议，郭越文称资金和手续都没问题，承德县的人际关系他也可以解决。之后我和郭越文去找的场地，经于得水、于得林等人看场地后确定在承德县丁杖子村3524军工厂旧厂区内建炼铅厂。当时郭越文跟一个姓郑的租的厂子。2017年底他们开始建厂，2018年5月份郭越文让我去帮厂子做几天饭，我到了厂子才知道他们已经开始生产了，我看到过车往厂子送过电瓶； 1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20年5月8日我让吉兴强开车拉着我去了承德县医院东边小区修志义家，2020年5月11日中午吉兴强去修志义家找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三、物证、书证、鉴定意见 1、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承德县原3524军工厂内非法冶炼铅窝点调查情况报告及承德市环境监控中心监测报告及照片，证实现场位于承德县，调查对象是土法冶炼铅的非法生产窝点，其生产原料应为废旧铅酸蓄电池（危险废物）及其他含铅废物，产品为金属铅。该窝点工艺流程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置过程中会产生废酸液，冶炼铅过程中会产生铅粉尘，向大气中排放含铅、酸废气，冶炼后产生含铅废渣弃置于厂区内，以上污染物均对厂区及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停产后违法行为人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将厂区整体遗弃，对厂区及周边环境构成重大污染隐患。监测结果1、车间内扬尘灰、烟道内废渣、两层水泥房内灰状废渣，院内水池旁泥状废渣，检出含铅量较高，属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2、厂区土壤监测证实已造成土壤污染；3、院内地下井水监测未造成地下水污染；厂区内堆弃的冶炼工业废渣（块状）送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检测鉴定，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为送检样品（厂区内堆弃的冶炼工业废渣）中铅含量为93200ｍｇ／ｋｇ，是含有重金属铅的污染物，属于有毒物质； 2、承德市公安局对“8.28”污染环境案涉案废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的认定报告，证实涉案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HW49号废物类别的危险废物，废物代码：900-044-49； 3、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送检样品厂区内堆弃的冶炼工业废渣（块状）是含有重金属铅的污染物，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 4、承德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支队出具的危险废物认定意见，证实承德县甲山镇丁杖子村原3524军工厂内非法生产窝点厂区内弃置的废渣，经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废渣含铅量93200mg/kg，属于“有毒物质”。产生的废渣属于含铅危险废物； 5、对厂区内堆放的废渣称重单和情况说明和承德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检定证书，证实厂区内堆放的废渣重量为4040kg； 6、于得林银行卡查询记录、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证实2018年9月1日郭越文向于得林转账6万元，2018年10月9日和11月22日于得林分别向郭越文转账20万和10万；2019年7月12日于得林向郭越文转账21445元。证实2018年9月5日至10月9日王红、王凤霞分多次向于得林银行卡转账4693290元；2019年4月25日至5月3日王红、王凤霞分多次向于得林银行卡转账2008160元； 7、房屋租赁协议，证实郭越文于2018年1月租赁郑某在3524军工厂库房及场地，年租金3万元； 8、承德县供电分公司出具的应收电费明细、中储粮用户信息表、承德县冰川牧业公司用户信息表，证实中储粮和冰川牧业公司用户电费在2018年9月份和10月份电费显著增高，中储粮用户在2019年5月和6月电费显著增高，冰川牧业用户在2019年7月电费显著增高； 9、房屋租赁合同和收据复印件，证实2019年12月25日杨某租赁了玉田县玉兴楼17号楼4单元208房屋，留的杨某和刘金华的电话; 四、勘验、检查、辨认、搜查、查封、扣押等笔录 1、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厂区位于承德县东侧，厂区大门为蓝色铁皮，进门右侧堆放两堆黑褐色废渣，厂房内有丢弃的废铅酸电池外包装塑料壳，地面上有粉末状物质，厂房北侧墙壁被凿开，废弃砖块散落堆放，砖块上附着黑色物质，凿开处与排烟通道相连，另一端是除尘房，除尘房北侧有两个水泥池子，水泥池北面分散堆放黑褐色块状废渣； 2、查封决定书，证实市公安局已在于得水手中查封炼铅炉和地磅； 3、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实承德市公安局扣押郝爱军人民币2万元、五菱牌汽车壹辆； 4、辨认笔录，证实（1）经于得水、于得林辨认其合伙人为本案被告人郝爱军、郭越文；（2）经郝爱军的辨认，与其合伙炼铅的系本案郭越文；经郝爱军辨认给其提供废旧电瓶的系张某5、于某、张得占、谷某、张某2、张庆忠；经郝爱军辨认在厂子干活的工人有郝志春、郝志元、齐学满、田家群；（3）经郭越文辨认，与其合伙炼铅的于老四系本案被告人于得林、于老五系本案被告人于得水、姓郝的系本案被告人郝爱军；经郭越文辨认在3524军工厂看门的姓魏的即魏某，老孟即孟某；经谷某辨认，其向3524工厂炼铅厂贩卖电瓶时的于老五就是于得水。于老四即于得林；（4）经魏某、孙某辨认2017年开始租用原3524军工厂用废电瓶炼铅的系于得林、于得水；经于得水辨认收购铅锭的系杨鹏（即杨明斋）；（5）经于得水、于得林辨认3524厂区炼铅厂熔炼工人系齐学满、田家群、郝志春和郝志元，销售电瓶的系谷小强、于某、张得占、张建顺、张庆忠、张某2、张百胜；（6）经于得水辨认往承德县炼铅厂送过废旧电瓶的天津“老苏”即苏心功；（7）经谷某辨认贩卖给3424厂电瓶的还有张建顺、于某、张得占、张某2、张百胜，并称于得林将张百胜贩卖电瓶钱打给张百胜的父亲，经辨认其父即张庆国。（8）经于某辨认，张庆忠、张某2、谷某就是向于得林等人炼铅厂卖过电瓶的人。 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1、承德市公安局电子数据检验鉴定中心出具的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两份，证实对于得水和于得林手机进行电子数据检查，并提取手机内电子数据内容刻录成光盘。于得林和于得水手机内容证实于得林、于得水与销售废旧电瓶和购买铅锭等人员的联系经过； 六、张某2、于某、谷某、张某5向承德县于得林炼铅厂销售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分别是42.5吨、6吨、30吨、83吨，共计161.5吨的相关证据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8年9月份左右，我向郝爱军销售过废旧电瓶，我明知承德县丁杖子村旧军工厂内炼铅厂没有手续，为了赚钱就把废旧电瓶销售给郝爱军的炼铅厂了。2018年9月份共销售了四五次，大概40吨左右，于得林通过银行转账结货款，货款大约50多万元。张庆忠、张建顺往承德县丁杖子村炼铅厂送过废旧电瓶，于得林在2018年9月份共向我尾号8977农行卡转账5次，共计511990元，全部为销售废旧电瓶的货款，废旧电瓶重量至少为42吨半； 2、张某2尾号8977农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于得林向张某2转账共计511990元。分别为2018年9月4日转账104000元；2018年9月7日转账97650元；2018年9月9日转账107000元；2018年9月14日转账109240元；2018年9月15日转账94100元； 3、证人于某的证言，证实我知道于得林的炼铅厂没有手续。2018年9月份左右我向承德县丁杖子村炼铅厂销售了6吨左右的废旧铅酸蓄电池，于得林给转账结的货款，6万多元转到我妻子付某农行卡上了。付某尾号6170银行卡我在用；张某2、张庆忠、谷某也向于得林他们卖过废电瓶； 4、证人付某的证言，证实我的6170银行卡由我丈夫于某一直在用； 5、付某尾号6170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实2018年8月24日于得林向其转账65660元； 6、证人谷某的证言，证实我知道郝爱军等人的炼铅厂没有手续，知道废旧电瓶属于危险废物。2018年和2019年共给炼铅厂送了五六次电瓶，一次五六吨，大概30多吨，9000元一吨，结了两次钱，一次25万打到我岳父张某3的8775农行卡上，一次12万打到我3976农行卡上。我知道张建顺、张某2、张得占、于某等人给于得林炼铅厂送过电瓶。 7、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2018年初我3976尾号农行卡由我姑爷谷某在用，一直到2020年初才把卡给我； 8、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实我系谷某妻子。2018年开始谷某用张某3的农行卡。 9、尾号3976农行卡交易明细，证实2018年9月15日于得林给谷某转账12万。 10、证人张某5的证言，证实我和谢迪在赤峰市经营发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经营废旧电瓶收集、储运、转运。我明知郝爱军炼铅厂没有手续，知道废旧电瓶属于危险废物。我将货款打到我妻子王某农行卡尾号3579上，大概70万左右，共计83吨废旧电瓶。 11、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我有张银行卡是张某5在用； 12、王某尾号3579农行卡交易明细，证实2019年4月25日、4月27、4月27日、4月30日和5月6日于得林分别给张某5转账57800元、463300元、55980元、111125元、65100元，共计753305元。 13、搜查笔录和扣押决定书，证实承德市公安局对谷某住所、车辆、身体搜查，扣押人民币四万元。 14、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7年3月17日谷某因无经营手续买卖、运输、储存废旧铅酸蓄电池被玉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 15、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证实张某2、于某于2019年曾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处刑罚。 七、综合证据 1、承德市公安局环安支队办案说明，证实2019年12月21日承德市公安局环安支队民警和玉田县环安大队民警告知郝爱军妻子刘金华，郝爱军因涉嫌犯罪被列为网上逃犯，若知悉郝爱军的行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劝郝爱军自首; 2、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办案说明一份，证实2020年5月7日承德县禁毒大队抓获黄某未果，得知黄某坐吸毒人员吉兴强的车逃跑，2020年5月9日将黄某列为网上逃犯。2020年5月11日中午郭越文向承德县禁毒大队民警提供线索称，吉兴强驾驶冀Ｈ×××××吉利轿车拉着黄某在承德县下板城镇南环路出现。禁毒大队获得线索后赶往南环路，在红创小区外发现该车辆，后民警尾随该车至承德县将黄某、吉兴强抓捕归案。犯罪嫌疑人黄某于2020年7月3日因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吸毒人员吉兴强于2020年6月29日被裁定社区戒毒； 3、黄某监视居住、刑事拘留证、取保候审文书和起诉意见书，证实黄某于2020年5月11日被抓获归案，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移送起诉； 4、承德县运输管理所玉振华出具的证明和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证实郭越文于2018年多次到承德县运管所和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咨询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一事； 5、到案经过、在逃人员登记表，证实被告人于得水、于得林、郝爱军、郭越文系抓获到案；被告人刘金华系传唤到案； 6、户籍证明信，证实于得水、于得林、郝爱军、郭越文、刘金华系成年人。 7、唐山市玉田县亮甲店镇许庄村证明一份，证实于得林系党员； 8、承德县人民检察院公告和正义网刊登关于承德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截图和承德县人民检察院办案说明，证实在公告期内，无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 9、河北中旭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证实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及有关文件要求，经调查取样、资料收集分析，承德县“8.28”污染环境案事件造成土壤环境损害，受损害的土壤体积约为4623.8m3，评估得到土壤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包括土壤修复费849246.5～887246.5元和应急处置费用16160元，数额共计865406.5～903406.5元； 10、河北中旭生态环境检查鉴定中心发票四张，证实鉴定评估费共计16万元（已由四被告人每人支付4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数量达到100吨以上，并将炼铅厂产生的有毒物质废渣随意丢弃，严重污染环境，属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承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属共同犯罪。被告人刘金华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帮助其藏匿，其行为构成窝藏罪。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刘金华均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当庭能够如实供述，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郭越文当庭部分认罪，量刑时酌定考虑。郭越文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属立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郭越文及其辩护人辩称其第一次生产时不同意，且第一次生产后已经退股的辩解，与本案证据和其他被告人供述不符，且其辩解理由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称应认定其为从犯，经查本案系四被告人合伙，属共同犯罪，且在合伙中各有明确分工，故无法区分主从。四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均应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承德县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本院提起的诉讼程序合法，且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院为了维护国家管理制度和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打击刑事犯罪，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于得林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3年12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于得水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3年12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郝爱军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4月17日起至2024年4月14日止。扣除2020年4月14日刑事拘留1日和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日应折抵刑期1日，共扣除2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郭越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扣除2020年4月21日曾被刑事拘留1日，曾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4日应折抵刑期2日，共扣除3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刘金华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将作案工具炼铅炉、地磅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七、判令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共同承担土壤修复费853840元和应急处置费用16160元，总计870000元（此款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交付承德县财政公益账户）。上述四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对总金额87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八、评估鉴定费人民币160000元，由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承担。（四被告人已将此款支付给承德县人民检察院）。 郝爱军上诉提出请求如下：1、本人到案后积极配合，如实供述，认罪悔罪，也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建议量刑三年八个月，但最终承德县人民法院判处四年，本人认为量刑过重。2、本人积极交纳鉴定费四万元，认罪态度良好，主观恶意不大且没有前科，系首犯、初犯，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随意向周围排放，而是有意识进行收集，防止污染扩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从轻依法判决。 郭越文上诉提出,依法撤销承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21刑初139号、140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事实方面：郭越文作为合伙人未实际参与生产经营，并于2018年10月撤回投资，退出合伙，故其仅应对第一次生产中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1、根据全案证据还原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年底，于得林等三被告欲在承德县找地方建个炼铅厂，因我是本地人，经人介绍他们找到我，于得林等人认为我入伙能够方便协调生产过程中的诸多事宜，遂拉我入伙。可见，于得林等三人邀我入伙的目的只因其为本地人，协调外围事宜相对方便，如果没有本地人参与，担心干不了。在此种情况下，我在合伙关系中的地位显然与其他三人并不平等，受重视程度以及对是否参与生产经营更是无足轻重。何况于得林三人都来自唐山市玉田县同一村，从关系密切程度上，也要比与我亲密得多。这一点通过合伙协议约定的分工中，我只负责办理环保手续和租赁场地这种外围事宜也可以看出，至于有关建厂、生产、销售、账目管理等核心事宜均由于得林等三人掌控，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对于是否生产，何时生产，我并不具有参与决策权，于得林三人也无需征求我意见。而我从入伙之初就开始跑办环保手续，多次到承德县车管所和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咨询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这个事实通过承德县运输管理所玉振华出具的证明和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的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手续跑办，了解到环保手续难以取得，于是向于得林提出撤资，于2018年10月撤回了30万出资。可见，我对于促成炼铅厂的合法化一直秉承积极态度，从始至终在未取得合法环保手续情况下加工铅酸废旧电池都不存在主观故意。纵观我在这起共同犯罪中的主要行为，只有坚持跑办环保手续，对于炼铅所需废电瓶来源、成品铅的销售渠道、数量、是否盈利、盈利多少一概不知情，参与程度及其浅显。2、结合我在侦查机关以及当庭供述，在发现于得林等人在2018年开工生产后，曾出面制止，炼铅厂停产，这个事实刘某的证言能够予以证实，停产后，我借口撤资。结合于得林、于得水的讯问笔录可知，2018年10月我要回投资款30万元，于得林在2019年12月6日的笔录和2019年12月7日的笔录中对我的撤资行为发生的时间均予以了确认。同时根据于得林银行卡的转账记录也可以证实我撤资的时间。该事实的存在证明我因了解到炼铅厂最终不能达到合法化生产的目的，主观上存在退出的意思表示，客观上实施了撤资的行为。3、事实上，我撤回出资后，对炼铅厂的事务已不再过问，也不再行使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不再是炼铅厂的合伙人，炼铅厂的任何事务，于得林三人更没有必要征求我意见了，第二次生产行为是在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三人的共同决定下实施的，我丝毫不知情。我没有参与第二次的生产经营，不是第二次生产经营中的犯罪行为主体，而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其所依据的证据无非是于得林等三人口径近乎一致的供述，而该证据属于“孤证”，根据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孤证”不能定案。何况于得林三人作为本案共同犯罪的利害关系人，结合三人之间关系与三人和我之间的关系，其证词中对本人不利的证据是不应被采信的。故对第二次生产我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二）证据方面：一审判决认定，郭越文等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数量达到100吨以上，达到“后果特别严重”的升格量刑标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也未对全案的犯罪数量作出明确的认定，对于郭越文实施的第一次生产行为处置废旧电瓶的具体数量更没有证据证实。1、2018年10月、2019年5月的两次生产经营中用于熔炼的废旧铅酸电池已经随着生产活动消耗灭失。涉案的废旧铅酸电池已不复存在，且没有查到于得林等人用于交易的废旧电池的销售凭证、过磅单等直接证明实际收购电瓶数量的书证，故炼铅厂用于生产的废旧铅酸电池的数量无法判断。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处置的危险废物的数量的主要证据是案涉人员的口供和银行流水，其中案涉人员口供系言词证据，在刑事证据体系中，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最弱，且实际参与生产的三被告人就数量的供述多有反复，前后供述不一致，数字相差悬殊。（于得林在2019年12月6日供述两次生产使用旧电瓶的数量共计六、七十吨，在2019年12月23日供述两次生产共用了800多吨电瓶；于得水在2019年12月6日供述2018年用了20多吨，2019年用了30多吨，2019年12月7日供述2018年用了300多吨，2019年用了500多吨；郝爱军在2020年4月14日以及4月20日供述两次生产各用了二、三百吨）。银行流水只能反映一段时期的资金往来情况，并不能直接推断在案发时期的资金往来全部属于涉案财产，更不能直接反映废旧电瓶的收购数量以及成品铅的销售数量。该组证据完全达不到用以认定刑事犯罪的证明目的。3、据以认定收购废旧铅酸电池的数量仅有销售废旧电瓶人员谷某、张某5与张某2、于某的侦查材料，均是销售废旧电池的人员根据收取货款的银行流水以及对销售单价的模糊记忆推算出来的结果，销售数据不确定、不客观。讯问笔录中有关电瓶数量内容均在交易流水的基础上，而后在嫌疑人陈述交易单价的方式，推算销售数量，嫌疑人对交易单价和交易数量的陈述均使用了“大概”的猜测性语言进行描述，并非确定性的陈述，该种方式计算的销售数量均是概数，不确定，属于主观臆断的结果，故一审判决中所列举依据上述以银行流水倒推销售电瓶吨数的方法所得出张某2等人共销售废旧电瓶161.5吨的数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炼铅厂向谷某、张某5、张某2、于某收购数量的依据。因此，在全案证据模糊的情况下，更无法认定郭越文所参与的第一次生产中所处置废旧电瓶的数量，不能排除并未达到100吨的“合理怀疑”。即使要推定，根据实际参与两次生产的于得林等三人在侦查机关所作笔录可以证实，第一次所用电瓶数量相较第二次生产所用电瓶数量要少三分之二之多。那么，即使按照一审法院所谓有证据证明的收购161.5吨这个数值的三分之一计算，第一次所用电瓶的数量也不过54吨，也应当作罪轻推定，从而排除适用郭越文构成本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升格标准。4、综合全案对认定处置危险废物数量的证据，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上诉人认为，本案据以定案的证据多为言词证据，不能客观反映炼铅厂处置废旧电瓶的数量，一审判决认定熔炼废旧电池数量达到100吨以上存在事实模糊、数量存疑的情况，以熔炼100吨以上这种不确定的表述作为犯罪数量的认定依据，显然不利于被告人。故本着刑法的谦抑性，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此应当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罪轻认定。二、郭越文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从轻或减轻处罚。1、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孙明利、李振欣以及承德县运输管理局、玉振华共同证实，郭越文在2018年多次到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承德县运管所咨询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的事宜。该事实充分证实郭越文无证处置危废物的主观恶性极小。2、根据于得林、于得水等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当庭供述，我在合伙期间仅负责办理环保手续，炼铅厂前期的厂区建设、生产设备采购、生产经营中废旧电池的采购、铅块的销售、工人工资的发放、财务管理等炼铅厂生产经营中的核心环节均是由其他三合伙人承担，显而易见郭越文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建议人民法院认定我为从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三、我有法定、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考虑。1、公安机关出具《办案说明》，证实我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协助抓获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和吸毒人员。后经查证属实，其协助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被认定为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我国《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是针对此情节，在一审庭审中只是简要陈述了我提供线索的事实，并未体现可以评价为重大立功表现的应有价值，从而获得相应的减轻额度。对此，希望法庭针对其立功大小，协助侦破案件的案件性质、难易程度，依法对郭越文减轻处罚。2、本人没有前科劣迹，本次是初犯。庭审中，积极配合法庭审理，认罪态度很好，充分表现了其真诚的悔罪表现。3、本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多年捐资助学、资助贫困学子。承德县甲山镇黄杖子中心小学出具证明证实，我于2018年、2019年分被为甲山镇黄杖子小学捐款叁仟元。4、我在一审开庭前配合公诉机关的工作，积极交纳鉴定费4万元，使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得以顺利起诉。一审中我对公益诉讼“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当庭履行，向政府以及受损害的各方主体真诚致歉，并表示自愿庭下积极修复土地或支付环境污染侵权赔偿款。上述情节是我真诚认罪悔罪态度的体现，希望法庭综合予以认定并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予以着重考虑。四、针对判处财产刑存在异议结合我在本起共同犯罪中所参与的程度，所起的作用以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来看，应将其与其他三被告人分别评价，应认定为从犯，在财产刑的量刑上也应有所区别，从轻量刑，不应判处与其他三人同等的罚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我犯罪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结合上诉人在本案中的参与情况、所起作用以及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等情节进行核实，重新作出认定，改判上诉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相较于其他三被告人较轻的财产刑。同时郭越文还提出其在2020年6月份左右，曾向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举报过姜全、杜玉丽、大海等人贩毒、涉赌的违法犯罪行为，12月2日公安局把姜全抓住了。我请求二审法院认定我有立功情节，对我予以从轻处罚。 郭越文辩护人李志伟的辩护意见与郭越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表述一致。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认定事实的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本院审查，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证据来源合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承德县公安局禁毒警察大队于2020年12与10日向本院提供书面办案说明一份，内容为：2020年5月下旬，承德县下板城的郭越文向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举报称：承德县安匠镇的姜全长期向安匠镇的韩力、孙丽娜以及刘杖子乡杜玉立、大海等人贩卖冰毒，上述几人长期在一起吸食冰毒并在承德县刘杖子乡开设赌场、放高利贷。承德县禁毒大队民警根据郭越文提供的线索，与2020年11月24日破获姜全容留他人吸毒案，案件编号为：承县共（禁）字【2020】0768号，犯罪嫌疑人姜全于2020年11月24日被承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20年12月2日被执行逮捕；并查获吸毒人员韩力、杜玉立、孙丽娜、陈秀英，其中韩力、杜玉立、孙丽娜为新发现吸毒人员。特此说明。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上诉人郝爱军、郭越文及原审被告人于得林、于得水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100吨以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的行为；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原审被告人刘金华明知郝爱军已犯罪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帮助其藏匿，其行为构成窝藏罪。同时，四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连带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于全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得当，故对于上诉人郭越文、上诉人郝爱军提出的关于犯罪事实方面的诉求和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法院对二上诉人量刑是否过重问题。当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是依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为共同犯罪，不分主次，具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查明认定的事实以及于得林、于得水、郝爱军、郭越文归案后有无认罪、悔罪表现，有无立功等情节，予以综合量刑。所判处的刑罚既体现了依法对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也考虑了各自的情节，属于罪刑相当，故二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二审期间，郭越文提出向公安机关举报姜全等人涉毒品犯罪线索，可否从轻处罚问题。本院认为，办案机关虽然向本院出具了办案说明，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郭越文构成立功。故本院对于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田立敏审判员聂国智审判员王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      硕      文 书 记 员 张      金      阳 -30-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