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辰溪县昌盛建筑器材租赁部经营者：罗昌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天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立峰，湖南博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军原审被告：周玉怡原审被告：丁建国上诉人辰溪县昌盛建筑器材租赁部（以下简称辰溪租赁部）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建工集团）、原审被告周玉怡、丁建国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5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辰溪租赁部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1528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辰溪租赁部与长沙建工集团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加盖了长沙建工集团印章，虽然经鉴定该枚印章与长沙建工集团提供的印章不一致，但该枚印章亦在其他地方多次使用，说明长沙建工集团管理内部存在印章管理混乱的情况，因此，长沙建工集团理应为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原审被告丁建国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均未显示长沙建工集团向原审被告丁建国所支付的款项中包括建筑器材的租赁款项。恰恰相反，其提供的几组证据能够互相佐证，并证明长沙建工集团仅将案涉项目的劳务分包给了原审被告丁建国，建筑器材租赁直接由长沙建工集团负责的事实；三、在原审庭审过程中，长沙建工集团承认案涉湖南东迪智能移动电子产业园系其承建，同时长沙建工集团设立了“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东迪智能移动电子产业园项目经理部”，辰溪租赁部所提供的案涉建筑器材也已经送到了该项目部，该项目部实际使用了案涉建筑器材，辰溪租赁部与长沙建工集团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长沙建工集团作为承建单位，属于实际上的受益者，其应该承担支付租金等责任；四、在原审庭审中，长沙建工集团亦承认黄一军系其承建的案涉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东迪智能移动电子产业园项目部负责人，黄一军的行为能够代表长沙建工集团，而肖青辉又是案涉项目部负责人黄一军请的工作人员，即肖青辉系长沙建工集团的员工，肖青辉支付给辰溪租赁部案涉建筑器材租金1万元系代表长沙建工集团支付，进而证明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为长沙建工集团。长沙建工集团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合法，维护了国有企业合法权益和国有资产免受不法侵害。辰溪租赁部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是继续在罗列虚假事实强加于长沙建工集团，混淆视听，干扰案件是非判断，达到将债务转嫁长沙建工集团目的。一、长沙建工集团系长沙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印章刻制和使用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辰溪租赁部提交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所盖的长沙建工集团印章经鉴定不是长沙建工集团持有的合法印章。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周玉怡是长沙建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周玉怡在一审过程中均表示自己是东莞市恒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由该公司发放工资。长沙建工集团在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辰溪成金建材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应收账款往来明细账”的证据为虚假。长沙建工集团需特别说明，该枚案涉印章尚未收缴，仍有人在利用该枚伪造印章企图歪曲事实。对于丁建国提交证据9《授权委托书》及证据10《授权委托书》上所盖印章恰恰是长沙建工集团持有的合法印章所盖，与案涉私刻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综上，除非辰溪租赁部掌握了该枚私刻印章，或亲眼所见每次盖章，否则无法认定案涉材料中所盖印章是出自同一枚私刻印章。即便出自同一枚，也与长沙建工集团印章管理无关；二、2014年12月18日，长沙建工湖南东迪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园项目部与东莞市恒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HD2014006），确定合同单价为385元/平方米，其中包脚手架材料租赁和架设、拆除；丁建国提交证据1《工程结算单》中结算单价265元，恒达公司与肖时冬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单价为120元，265元+120元=385元，合计单价款与工程施工劳务清包单价一致。2018年7月18日，恒达公司向长沙建工集团出具《承诺书》，明确长沙建工集团已付清合同（合同编号：HD2014006）工程结算价款。并非辰溪租赁部主张的劳务分包不包括建筑器材租赁。综上，长沙建工集团已将脚手架材料及架设拆除工程包给了恒达公司，并已结算付清款项，长沙建工集团不可能另行与辰溪租赁部签订脚手架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重复支付工程成本；三、辰溪租赁部主张长沙建工集团项目部已实际使用案涉建筑器材，形成事实上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辰溪租赁部该意见与其主张自相矛盾。辰溪租赁部既然认为存在事实合同，即否定了书面合同的效力以及对印章的看法。长沙建工集团是东迪智能移动电子产业园项目总承包方，在施工现场挂牌工程项目部是属于正常行为，脚手架堆放于施工现场并用于建筑物上，这是劳务工程承包方恒达公司所为，是恒达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应尽合同义务。辰溪租赁部将建筑器材用于工程和承担责任的主体混为一谈，无法成立；四、丁建国是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肖青辉的亲姐夫，肖青辉同时也是恒达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肖青辉账上支付的租金款项是代表恒达公司支付的。即便存在长沙建工集团项目部支付，也有工程项目代付的可能，不能因1万元的代付事实认定承租的责任方是长沙建工集团。原审被告周玉怡向本院陈述意见称：长沙建工集团当时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恒达公司，签订合同时是长沙建工集团项目部经理要我代表他们在合同上签名，合同交给了长沙建工集团驻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刘新华，盖章是他们去盖的，具体怎么盖得我并不清楚。原审被告丁建国向本院陈述意见称：1.辰溪租赁部与长沙建工集团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时间早于长沙建工集团与恒达公司发生劳务关系的时间，长沙建工集团主张钢管租赁已交给恒大公司与事实不符。恒达公司本身没有钢管的分包资质，只有劳务分包资质，长沙建工集团与恒达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主要是脚手架的劳务分包，不包括材料；2.周玉怡不是恒达公司的员工，双方没有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及工资发放记录，恒达公司没有授权其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其是受刘新华口头授权代表长沙建工集团与辰溪租赁部签订租赁合同；3.长沙建工集团在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3月14日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恒达公司的公章系假章，恒达公司已于2017年8月14日注销。此外，肖青辉同时也是长沙建工集团的财务人员，肖青辉自付的租金系代表长沙建工集团支付的。辰溪租赁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辰溪租赁部与长沙建工集团、周玉怡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辰溪租赁部钢架管、扣件租金502674.72（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2日止，以后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租赁物实际返还之日或赔偿款支付之日止）；3、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辰溪租赁部违约金2000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1月30日止，之后以未支付租金为基数按日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长沙建工集团返还辰溪租赁部钢架管53349.7米、扣件20402套或支付相应的赔偿款1049758.9元；5、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律师代理费80000元；（以上合计1832433.62元）；6、周玉怡对长沙建工集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庭审过程中辰溪租赁部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辰溪租赁部与长沙建工集团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辰溪租赁部钢架管、扣件租金502674.72（暂计算至2016年12月12日止，以后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租赁物实际返还之日或赔偿款支付之日止）；3、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辰溪租赁部违约金2000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1月30日止，之后以未支付租金为基数按日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长沙建工集团返还辰溪租赁部钢架管53349.7米、扣件20402套或支付相应的赔偿款1049758.9元；5、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支付律师代理费80000元；（以上合计1832433.62元）；6、判令长沙建工集团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3日，辰溪租赁部的陈敏与周玉怡签订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长沙建工集团为承建辰溪县火马冲工业园东迪智能移动电子产业园办公楼、住宅楼租用辰溪租赁部的建筑器材。该合同对各类器材租赁费用、期限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甲方落款有辰溪租赁部的合同专用章及陈敏的签字，乙方落款有周玉怡的签字及一枚“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该枚“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经鉴定确认不是由长沙建工集团行政印章盖印形成。合同签订后，辰溪租赁部按约提供了钢架管、扣件等建筑器材，周玉怡在大部分发货单上予以签收。2016年10月9日，辰溪租赁部自行结算，计得长沙建工集团尚欠租金450452元、未还钢架管53349.7米、扣件20402套。2016年12月13日，辰溪租赁部委托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向长沙建工集团、周玉怡主张权利。另查明：1、原恒达公司系一人公司，已于2017年8月21日注销，原法定代表人系丁建国。现恒达公司于2019年10月18日注册成立，该公司与本案纠纷无关。2、2014年12月18日，长沙建工集团湖南东迪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园项目部与恒达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恒达公司承包湖南东迪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园项目部工程项目设计图纸中设计的正负零以上所有土建劳务；承包方式为包工期、包质量、包人工、包安全文明施工，包工地的所有周转材料，包脚手架材料和架设、拆除，不包该工程所需的一切现场工具、机具和设备、包成品保护、包维修等。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认定《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不是由长沙建工集团的行政印章盖印形成，且经当事人举证和一审法院查证均不能证明该伪造的印章系长沙建工集团自己加盖或者授意他人加盖，不能证明长沙建工集团明知该合同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不能认定或者依法推定为长沙建工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周玉怡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签名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亦即相对人在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方面不存在疏忽或懈怠，并为此承担举证责任。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实际经手人系陈敏和周玉怡，合同签订时，周玉怡并未出示长沙建工集团的授权委托书或员工证明等材料证明其是长沙建工集团的授权代理人或员工，辰溪租赁部亦未要求周玉怡出示授权委托书或员工证明等材料来证明其身份。辰溪租赁部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后续履约过程中的建筑器材接收人、部分租金支付人、部分建筑器材退还人系长沙建工集团的授权代理人或员工，故辰溪租赁部在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过错。适用表见代理要求相对人无过错，如相对人有过错，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不适用表见代理，因此，周玉怡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上签名的行为不是长沙建工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对长沙建工集团不具有约束力。故辰溪租赁部要求长沙建工集团依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履行支付租金、赔偿金、律师费及退还建筑器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辰溪租赁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对长沙建工集团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辰溪租赁部提交的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显示，乙方项目负责签字人为周玉怡，并加盖长沙建工集团公章。首先，长沙建工集团自认2014年其共有两枚公安备案的公章同时使用，一枚带数字编码，一枚不带数字编码公章。一审中，已将不带数字编码的公章与案涉租赁合同所加盖的不带数字编码的公章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该公章并非长沙建工集团的印章所加盖，虽然辰溪租赁部主张长沙建工集团内部印章管理混乱，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案涉租赁合同上所盖公章系长沙建工集团加盖，其抗辩理由不成立。其次，关于周玉怡的签名，其本人自认并非长沙建工集团员工，后受雇于恒达公司直至2015年3月26日离职。虽周玉怡称合同签订时有长沙建工集团项目经理刘新华的口头授权，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已取得长沙建工集团的合法授权，且长沙建工集团亦对此不予认可，故无法认定周玉怡有权代表长沙建工集团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综上，综合已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无法认定《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系长沙建工集团与辰溪租赁部签订，对长沙建工集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辰溪租赁部提交的多张钢架管扣件发货单及收货单显示，大部分案涉租赁物均由周玉怡签字经办，但周玉怡并非长沙建工集团员工或经合法授权的经办人，其接收案涉租赁物的行为后果无法归属于长沙建工集团。另外，辰溪租赁部主张案外人肖青辉代表长沙建工集团向其支付过案涉建筑器材租金1万元，但从相应网上银行转账凭证来看，仅显示肖青辉曾向辰溪租赁部员工陈敏转账1万元，但并未明确该款项的性质与用途，且肖青辉同时是案涉项目部与恒达公司的员工，上述款项无法确定为长沙建工集团支付给辰溪租赁部的租金。辰溪租赁部在一审时称长沙建工集团共向其支付53088元，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租金支付事实。因此，辰溪租赁部主张长沙建工集团为案涉租赁物的实际承租人，应承担相应款项支付义务的主张无法成立，辰溪租赁部可就案涉合同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辰溪租赁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92元，由上诉人辰溪县昌盛建筑器材租赁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平平审判员  孙一中审判员  潘 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何琳书记员胡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