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4民终5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新，男，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华，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冬梅，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住所地：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天马街中段威信押运路北。经营者：付亚东，男，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站前街道**。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雨波，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明辉，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第三人：张勤，男，195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审第三人：张辉，男，196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韩玉新因与被上诉人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以下简称骥达农资门市）、原审第三人张明辉、张勤、张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6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玉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骥达农资门市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韩玉新与骥达农资门市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4月韩玉新与张明辉、张勤、张辉三人签订《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并同日对收到种子和化肥进行数量确认，对于骥达农资门市与三人之间的关系韩玉新并不知情。且根据合同约定，三人未按约定回收高粱，韩玉新也无需支付种子及化肥款。一审判决认定韩玉新对骥达农资门市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具有相对性，骥达农资门市并非合同相对人，无权主张合同权利；2.一审法院认定张辉、张明辉、张勤三人有授权及居间收取差价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张辉等三人有授权出卖种子化肥，却又认定三人无权代理签订合同，相互矛盾。二审接待时，韩玉新补充上诉理由：骥达农资门市以相同事实与理由再次起诉，属于重复诉讼，应驳回其起诉。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骥达农资门市答辩称，1.骥达农资门市是买卖合同主体，持有韩玉新出具的欠据，有权请求韩玉新给付欠付种子和化肥款；2.骥达农资门市本次起诉增加了当事人，不属于重复诉讼。张勤答辩称，张勤为骥达农资门市出售种子等农资，也为东禾农业公司签订种植合同，韩玉新当时知道骥达农资门市是种子等农资出卖人，骥达农资门市有权请求韩玉新给付农资款。大部分种植户均将高粱出卖给东禾农业公司，偿还了农资款，韩玉新未履行向东禾农业公司出售高粱义务，欠付偿还骥达农资门市农资款应该清偿。张辉、张明辉未答辩。骥达农资门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韩玉新支付农资款35000.00元；二、判令韩玉新承担自2018年4月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至付清农资款本息为止；三、判令第三人张辉、张明辉、张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由韩玉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系农资购销门市，经营许可范围为化肥、农药、农膜、种子零售等。2018年4月8日，第三人张辉、张明辉、张勤以居间介绍赚取提成的形式将骥达农资门市部分种子、化肥出售给韩玉新，韩玉新于同日为张辉、张明辉、张勤出具了金额为35000.00元的借条一枚，借条中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末，逾期不还按月息1分5厘利息计算，后张辉、张明辉、张勤将该枚欠条交付给骥达农资门市，此款至今未付。2018年4月8日，张辉、张明辉、张勤同韩玉新签订一份《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约定张辉、张明辉、张勤作为甲方为乙方韩玉新提供高粱种子、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农资，高粱回收价格为1.3元每市斤，甲方保证乙方每亩高粱产量不低于900斤，如种植户没有达到900斤，甲方按900斤给种植户结算。其中违约责任项下约定为：甲方无故拒收高粱，按300元每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种子、化肥款不退。2018年4月8日，内蒙古东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韩玉新作为乙方、张辉、张明辉、张勤作为中间人签订了一份《2018年度高粱委托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提供种子200斤，每斤种子60元，乙方种植亩数为200亩。高粱回收价格为1.3元每斤，随市场价格浮动。双方约定最低按900斤每亩回收，产量低的要在回收前15日向甲方说明情况。合同违约责任项下约定为：甲方无故拒收高粱，按300元每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的基本权利义务为卖方交付买卖标的物，买方给付对等价款。判断韩玉新应否给付骥达农资门市种子、化肥款，也即具体适格主体是否是骥达农资门市应看买卖标的物的权属。首先，农资销售系经营行为需要资质，张辉、张明辉、张勤作为个人并没有经营、销售涉案农资的权限，大批量销售种子、化肥等农资的经营行为需要受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制，也即需要有经营许可，而骥达农资门市作为农资销售门市其营业执照中有销售种子、化肥的经营范围。其次，通过骥达农资门市举证亦能看出，2018年骥达农资门市确有购进上百吨高粱专用肥的记录，骥达农资门市表示其在赤峰境内有多处销售渠道，种子、化肥均是由当地人员进行居间介绍从中赚取提成的模式进行销售。最后，通过韩玉新与张辉的通话以及第三人张勤、张辉的陈述亦不难看出涉案种子、化肥的权属。张辉明确表示上述种子、化肥的欠据已经交付给了骥达农资门市，其称“寻思这是早晚给人家的东西，我们挣的钱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呢”，张勤亦表示涉案种子和化肥由骥达农资门市提供，而回收高粱的事宜由东禾公司负责，结合以上内容能够证明骥达农资门市所述的销售模式成立，张辉、张明辉、张勤仅仅是居间介绍从中赚取提成而并非是从骥达农资门市手中购买后另卖他人的销售模式，据此，骥达农资门市取得涉案的欠据有合法依据，而并非韩玉新所称的基于其他不当行为（盗抢）取得。虽然在销售涉案种子、化肥时骥达农资门市并未在场，但不能影响一审法院对涉案种子、化肥的真正权属人为骥达农资门市的判断，骥达农资门市作为实际权属人应享有出售涉案种子、化肥后所得相应价款的权利。因此，骥达农资门市要求韩玉新给付农资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第三人张辉、张明辉、张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韩玉新以骥达农资门市非适格主体拒付价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张辉、张明辉、张勤在利用涉案种子、化肥后分别以合同相对人或者中间人的身份与韩玉新签订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涉案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能否约束骥达农资门市的问题，如涉案合同是张辉、张明辉、张勤在骥达农资门市授权下进行，则当然约束骥达农资门市，庭审中骥达农资门市表示涉案种子、化肥是通过张辉、张明辉、张勤居间服务并赚取提成的形式进行销售的，骥达农资门市只负责收取销售种子、化肥的价款，其他并未授权张辉、张明辉、张勤，韩玉新亦表示销售种子、化肥时张辉、张明辉、张勤不代表任何人，能够说明即使张辉、张明辉、张勤针对涉案种子、化肥签订了两份《种植回收合同》，但该行为已然超出了三人居间介绍赚取销售提成的授权范围。张辉、张明辉、张勤无权代表骥达农资门市缔结其他合同亦或超出骥达农资门市授权的行为并未使得相对人产生合理的错信，张辉、张明辉、张勤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亦不能由骥达农资门市承担。据此，涉案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如何履行以及是否违约问题，韩玉新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分别向张辉、张明辉、张勤和东禾公司另案主张。关于骥达农资门市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虽为买卖合同关系，但韩玉新已就欠款出具了借条，借条中对于逾期给付欠款的后果已约定明确，也即在出具借条时韩玉新对于逾期付款的责任是知晓的，双方约定逾期给付欠款应按月息1分5厘给付利息，上述利息标准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以尊重双方在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骥达农资门市主张韩玉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韩玉新应自逾期之日起（2018年12月1日）按约定向骥达农资门市支付利息。韩玉新称其已经支付了种子款6000元，第三人对此予以认可，但此款只是支付了种子款的一部分，且此6000元并未计算到欠条中，结合种子回收合同可以看出，种子为每斤60元，而欠据中标注的种子款为每斤30元，因此，韩玉新称其已经支付了6000元种子款，此款应从35000元款项中扣除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具体到本案，骥达农资门市诉讼要求韩玉新及第三人承担责任，与前诉的当事人及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不符合重复诉讼的条件，因此，韩玉新称本案系重复诉讼，应予以驳回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韩玉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种子、化肥款35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3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欠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韩玉新提供韩玉新与高玉坤通话录音，拟证明高玉坤等人认可由其负责回收，并主张种子、化肥款，录音中并未提到农资来源于骥达农资门市。骥达农资门市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高玉坤与骥达农资门市没有任何关系，录音中不能反映高玉坤与第三人的关系，录音与骥达农资门市主张的买卖关系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效力结合本案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析。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围绕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的制度设计上更多考量各方利益权衡及诉讼效益原则，确立了原审原告在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需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审查、一审裁判的撤销、禁止再诉等相应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案件进入第二审程序，已经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审理和裁判，势必对案涉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若相关当事人只能对原告的起诉、撤诉被动接受而无任何提出异议的权利，双方权益显然有所失衡，故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应经其他当事人同意。其二、第二审程序需一并撤销一审裁判；其三、第一审程序中，第一审法院已经进行审理及裁判，若允许当事人自由的因撤诉而使该裁判无效，进而使此前所有程序归于无效，无疑有悖诉讼效益原则，故在尊重当事人撤诉自由的前提下，亦应对其撤诉后的再诉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即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重复系指诉的同一性，即当事人以及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关系是相同的，且诉的利益也应当相同。据此，本案重点审查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6民初1947号案件（以下简称前诉）与本诉的同一性，具体如下：首先，前诉和后诉当事人实质相同。本案和前诉的原告均为骥达农资门市，被告为韩玉新，本案当事人与前诉当事人完全相同。本案中，骥达农资门市增加与本案主要争议事实不存在实质性关联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亦不影响对当事人相同的认定。一审认为增加第三人就构成当事人不同的情形，未审查骥达农资门市是否存在虚增第三人以绕开禁止重复起诉的法定限制，属于法律适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前诉与本诉诉讼标的相同。前诉和本诉诉讼标的均为种子、化肥农资买卖关系。最后，前诉与本诉诉讼请求相同。前诉中，骥达农资门市主张的基本事实是：2018年4月8日，韩玉新自骥达农资门市处购买价值35000.00元的种子、化肥，未能及时付款，经协商约定了付款期限和利息。本诉中，骥达农资门市主张的基本事实除增加“经第三人介绍购买”外，其他事实与前诉一致。前诉、本诉均系请求韩玉新给付农资欠款本息。骥达农资门市虽然一审庭审中，增加请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对该请求未提出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理由，骥达农资门市该请求与其请求韩玉新承担给付义务理由相矛盾，骥达农资门市虚增当事人，规避法律禁止重复诉讼意图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关于骥达农资门市主体是否适格问题。第三人与韩玉新签订的《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约定，由第三人提供种子、化肥、农药、除草剂，第三人负责回收。合同签订后，韩玉新为第三人出具了欠条和收到农资的收据，第三人按合同约定负有提供农资的义务，韩玉新出具的欠条和收据系第三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给付农资、回收农产品的相对人为第三人和韩玉新，种植回收合同包含买卖、技术服务、回收等，系混合合同关系。虽然种子、化肥系由骥达农资门市向第三人提供，但不能据此认定骥达农资门市是种植回收合同主体。一审认定骥达农资门市与韩玉新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误，骥达农资门市请求韩玉新给付欠款主体不适格。综上分析，上诉人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6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75元，退还宁城县骥达农资门市；上诉人韩玉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陆广华审判员 牛占龙审判员 李国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邹海庚书记员 范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