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4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37118310X。法定代表人：胡正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会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贝，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封市第三运输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开封市新门关街**楼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001706608883。法定代表人：杜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军，河南弘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丘新浩纸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睢县城北产业集聚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2568635017P。法定代表人：张浩荣，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丘新荣纸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睢县城北产业集聚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225870558867。法定代表人：张浩成，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长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开封市第三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开封三运公司）、商丘新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新荣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2019年1月28日向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豫1422民初705号民事判决，湖北长江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豫14民终3197号民事裁定，发回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重审。该院重审后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豫1422民初22号民事判决，湖北长江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湖北长江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会黎、方贝，被上诉人开封三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长江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开封三运公司诉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在诉前保全阶段查封商丘新浩公司案涉纸张700吨，但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并未判决商丘新浩公司向开封三运公司承担责任，至今该院尚未解除对案涉纸张的查封，并驳回上诉人对开封三运公司提起的关于解除商丘新浩公司案涉纸张查封的执行异议之诉，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仓库中纸品混合存放、难以区分，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与上诉人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商丘新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无关，两个案件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存在重复主张权利；4、部分出库单的笔误并不影响上诉人作为买方向卖方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购买货物事实的认定；5、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过磅单、销售货物发票、运输凭证等证据，且仓库库存纸品上的标签显示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异议货物已完成交付，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首先，上诉人提交的仓储服务合同以及现场照片、二审庭审笔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已承租商丘新浩公司部分仓库用于经营，且上诉人在承租仓库门口悬挂明显标志，足以和商丘新浩公司其他仓库相区分，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无权且事实上没有对上诉人在仓库内存放货物并独立管理进行阻碍；其次，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仓储服务合同以及货物买卖合同，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商丘新浩公司约定的货物所有权转移条件为货物交付和完成付款义务。上诉人支付了全部货款，仓储服务合同明确约定了交付方式，即货物由上诉人委托的仓库现场监管方上海祥祥物流有限公司验收进入承租仓库后视为完成交付，且上诉人亦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再次，由于本案系滚动交易，上诉人自商丘新浩公司购入的上百种纸张货物并不是按购买批次进行销售，而是按照市场对于纸张品种的实际需求销售，现有库存货物不能完全对应到单笔买买卖合同。为此，上诉人提交了累计购进货物总量及详细品种、累计销售货物总量及详细品质以及库存货物总量及详细品种等证据，用以证明异议货物是上诉人自商丘新浩公司购入货物取得所有权后，再对外销售的剩余存货。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与上诉人沟通，直接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裁定将查封的700吨白卡纸变现。上诉人收到裁定后，先后两次书面申请在变卖纸张前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以确认案涉仓库纸张的存放、区分情况以及能否与上诉人主张的纸张相一致。而一审法院却以仓库落锁为由，拒绝进行清点、造册。此外，一审法院未作出新的裁定以变更原裁定内容，而是直接以一份非正式的回复敷衍了事。并且，目前仓库不在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控制范围内，而是由案外人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仓库内的纸张有可能随时被被上诉人转移，导致后期仓库库存与上诉人主张不一致的情形，上诉人要求一审法院前往案涉仓库张贴封条，但均被拒绝，且未提供合理理由。被上诉人开封三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从生产流程和销售过程来看，该批货物系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生产和销售，上诉人称其对外销售货物，但仅提交了往来账目，未提交如何出货、验货、运输、回收资金方面的证明，此环节涉嫌虚假交易，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嫌疑；2、上诉人称约定了货物权属归上诉人所有，但该笔货物系大宗货物，应用法律标准衡量权属，不能以当事人的约定来确定；3、不能以上诉人悬挂了标识，就认定是上诉人的货物，其所谓的悬挂标识仅仅是上诉人的单方行为，鉴于仓库是商丘新荣公司的，距离生产车间不足50米，常人都会以仓库的所有权认定库存物品的权属，而不会仅凭一个悬挂标志就认定，且动产的交付具有公示作用，上诉人所谓的货物存储地不具有让常人认为货物归其所有的公示作用；4、上诉人所称的（2018）豫1422民初4127号民事判决没有判决商丘新浩公司承担责任，而没有解除对商丘新浩公司的查封，不属于认定事实的部分，而是程序问题，且商丘新浩公司也未申请解封，上诉人没有资格对是否解封发表评论；5、上诉人提交的出库单不是笔误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出库单，出库单是伪造，因没有实际出库过程，才造成乱编的出库单出现错误，更印证了上诉人与商丘新荣公司的交易是虚构的，上诉人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获得利润。二、上诉人上诉称货物已经第三方监管，货物所有权即归其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均不具有提供仓库供别人进行仓储的能力，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仅有的仓库是租赁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供自己储存货物所用，而不是提供给别人做存储使用，且仓储合同也未经原出租人同意转租，该仓储合同也是无效的；其次，上诉人所称的监管方上海祥祥物流有限公司在睢县没有营业场所和工作人员，距离睢县千里之外，单独为了上诉人的几千吨纸专门过来监管，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该仓储合同是虚构的，且从开封三运公司提交的货物装载和验货程序来看，所谓的监管方也没有进行任何监管。三、上诉人和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涉嫌刑事犯罪，损害国家利益，上诉人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1、一审判决后，开封三运公司取得了新证据，即(2018)鄂0111民初1039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上诉人和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名义上是买卖关系，实质上是托盘关系，是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用上诉人的资金做生意（从合同中每年销售不低于6万吨、每吨低于市场价100元的约定可以看出），上诉人通过贸易顺差获取利润，印证了双方之间的交易是虚构的。上诉人为了保证资金回收，制造了控制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生产产品的假象，伪造了一系列的买卖合同和监管合同，这也正是该裁定书认定的存在闭环虚假交易的可能，且交易过程中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2、上诉人在(2018)鄂0111民初10390号案件中的诉讼标的，与开封三运公司提供的上诉人2018年10月18日催账函数额和欠款数额（源于2018年5月11日和2018年7月7日两个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17003707.82元）完全一致，也与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目录中的陈述（上诉人陈述向商丘新荣公司等提供资金627131727.37元，应得货物69913吨，已实际得到货物66562.639吨，差3350.311吨）相一致，而该3350.311吨货物的价值，正是上诉人催账函和在(2018)鄂0111民初10390号案件中起诉的17003707.82元。上诉人认为除该17003707.82元外，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还拖欠其与3350.311吨货物价值相一致的货款，但提供不出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这说明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仅欠上诉人仅此一笔货款。上诉人就该货款提起了债权之诉并被驳回起诉，在本案中再主张物权，属于重复主张，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睢县产业集聚区生产纸品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后商丘新浩公司租赁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生产纸品，并租赁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库存放纸品。2017年3月湖北长江公司向商丘新浩公司承租了该仓库，开始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二者为关联公司）共同使用该仓库存放并销售纸品。2017年4月份至今湖北长江公司从新浩、新荣、万润等公司处购买纸品共69913吨，支付货款427131727.37元，湖北长江公司销售了纸品66562.639吨。2017年4月份以后，商丘新浩公司与商丘新荣公司也从该仓库中出库向上海、浙江、福建等多地企业销售纸品。后开封三运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开封三运公司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豫1422执保632号民事裁定，查封存放于城北工业园区仓库内的白卡纸700吨，该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湖北长江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向商丘新荣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对商丘新荣公司未交付纸品的货款16994616.39元（该数额应为笔误，因合同中两笔货款数额相加为17003707.82元）返还湖北长江公司，后湖北长江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向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丘新荣公司返还货款17003707.82元并支付违约金。湖北长江公司对（2018)豫1422执保632号民事裁定查封存放于城北工业园区仓库内的白卡纸700吨的行为不服，于2018年12月26日向该院提出异议。2019年1月17日，该院作出（2019)豫1422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湖北长江公司的异议请求。湖北长江公司对裁定不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湖北长江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享有本案讼争货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湖北长江公司主张该院查封的纸品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提供了买卖合同等证据，其提供的证据虽能证明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及其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销售的关系，但不能证明该院查封的案涉仓库内的纸品700吨即为湖北长江公司的货物。理由如下：一、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租赁的是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库，其生产的纸品存放在案涉仓库中，湖北长江公司购买了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纸品又租赁了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仓库用于存放其购买的纸品，买卖双方的纸品均存放于同一仓库中，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将纸品出售给湖北长江公司亦不存在运输问题或变更存放仓库的问题，本案案涉标的又系种类物，故难以区分存放在案涉仓库中的纸品是湖北长江公司的还是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且不合常理；二、湖北长江公司销售了纸品66562.639吨，其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在此期间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也在销售纸品并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故案涉仓库中现存纸品亦不能区分是湖北长江公司的还是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三、从湖北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即出库单分析，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收货单位为湖北长江公司，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湖北长江公司，收货单位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这与湖北长江公司购买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纸品的事实不符即与湖北长江公司系买方，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系卖方的事实相矛盾，且湖北长江公司销售纸品未能提供过磅单、销售货物的发票、运输凭证等证据，另外案涉仓库库存纸品上的标签显示为商丘新浩纸业、商丘新荣纸业；四、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将纸品销售给湖北长江公司，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是否已全部交付了湖北长江公司购买的全部纸品69913吨不能确定，因为湖北长江公司的现有证据达不到动产交付的标准，且湖北长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自2017年4月至今其向上游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万润公司采购纸品合同总金额共计427131727.37元，购买纸品69913吨，销售66562.639吨，剩余3350.311吨，但在该院于2018年10月9日查封案涉纸品后，湖北长江公司即于2018年10月18日向商丘新荣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商丘新荣公司返还未交付纸品的货款16994616.39元（该数额应为笔误，因合同中两笔货款数额相加为17003707.82元），并于2018年10月25日向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丘新荣公司返还已付货款17003707.82元，湖北长江公司既主张自2017年4月至今其共向上游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商丘新浩公司、万润公司采购纸品合同总金额为427131727.37元，现又主张另外的合同金额17003707.82元，湖北长江公司的主张存在矛盾；五、商丘新荣公司在其向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认可的事实为“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荣公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托盘关系，由于商丘新荣公司资金紧张，湖北长江公司出资给商丘新荣公司进行生产，后湖北长江公司通过贸易差价等方式获取利润，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实际是在商丘新荣公司履行部分义务后，湖北长江公司突然停止支付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导致生产停止，因为停产后续第三方就起诉商丘新荣公司，导致后续纸品被查封等一系列问题，故违约责任不应当由商丘新荣公司承担”。商丘新荣公司承认其与湖北长江公司之间的关系仅为托盘关系，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实际是商丘新荣公司履行部分义务后，湖北长江公司停止支付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导致生产停止，故湖北长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案涉仓库中的3350.311吨纸品不能证明已由商丘新荣公司实际交付给湖北长江公司。综上，湖北长江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即不享有对本案诉争纸品的所有权，故该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29元，由原告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开封三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定如下：湖北长江公司对开封三运公司提交的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10390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但该裁定书尚未生效，达不到开封三运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湖北长江公司对案涉700吨白卡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湖北长江公司作为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案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开封三运公司提交的销往外地其他公司纸张的部分出库单，显示是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出库单，且开封三运公司陈述是由其承运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对外销售的纸张并提交了相应证据；湖北长江公司陈述其销往外地公司的纸张均是由买方负责运输与交易习惯不符，且未提交其出售给外地公司的湖北长江公司出库单以及销售货物发票、运输凭证等相关证据，亦未提交支付监管公司监管费的相关证据，同时认可没有依照仓储合同约定支付商丘新浩公司每年10万元、商丘新荣公司每年10万元仓库租赁费的事实，也明显与合同约定以及常理不符。其次，湖北长江公司在原二审中解释“出库”即为湖北长江公司将纸张卖于他人，但其提交的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湖北长江公司，而收货人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显然与湖北长江公司陈述的其是买方、二公司是卖方的事实相矛盾；同时，湖北长江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10390号案件中提交的其与商丘新荣公司的产品买卖合同与本案提交的其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产品买卖合同，除在签订日期、产品品名、规格、数量、金额以及合同有效期有所不同之外，其余合同条款均基本一致。商丘新荣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为关联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又答辩称“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荣公司之间系托盘关系，由于商丘新荣公司资金紧张，湖北长江公司出资给商丘新荣公司进行生产，并通过贸易差价等方式获取利润”，并提交了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与湖北长江公司签订的《2017年合作协议》，而本案湖北长江公司提交的其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签订的部分产品买卖合同以及出库单、入库单等即在该《2017年合作协议》以及双方另行签订的《2018年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内，且该案另一被告无锡裕信达贸易有限公司（为确保商丘新荣公司履行《框架买卖合同》而向湖北长江公司提供15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也辩称“商丘新荣公司与湖北长江公司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交易完全符合融资性贸易特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综合以上分析，湖北长江公司上诉称部分出库单显示出货单位为湖北长江公司而收货人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系笔误的理由与上述事实以及常理不符，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不能确定。再次，即便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湖北长江公司认可没有购买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全部纸张，并认为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将对外销售的纸张存放在其他仓库，但在湖北长江公司派驻监管公司在案涉厂区一直监管的情况下，湖北长江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厂区除了其所使用的仓库外还存在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用以存放纸张的其他仓库，湖北长江公司陈述不知道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将其他纸张存放在何处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另案中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商丘新浩公司厂区仅存在一个存放纸张的仓库以及商丘新浩公司、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纸张也存放在该仓库内，因此湖北长江公司认为其承租的仓库系用于单独存放其购买的纸张证据不足，加之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陈述湖北长江公司与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合同时，仓库内尚有河南恒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400多吨纸，但经询问湖北长江公司，其称记不清当时签订合同时仓库内的现状，与常理不符。同时，案涉纸张属于种类物，且存在多个品种，经本院组织当事人现场勘验，仓库大门外和仓库内存放的纸张上并未悬挂湖北长江公司的标志，湖北长江公司亦认可存放在仓库内的纸张仅有生产厂家的标志并没有湖北长江公司的标志，即不显示仓库内的纸张已经特定化为湖北长江公司所有，且湖北长江公司称其从案涉仓库往外销售了纸品66562.639吨，但在此期间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也从案涉仓库中出库纸品进行对外销售，案涉仓库中的现存纸品亦不能区分哪些是湖北长江公司的、哪些是商丘新浩公司、商丘新荣公司的。因此，湖北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仓库里的纸张属于其独自所有，亦不能证明案涉仓库里的哪些纸张已特定化为其所有。至于湖北长江公司上诉所称的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18）豫1422民初4127号民事判决没有判决商丘新浩公司向开封三运公司承担责任却未解除对商丘新浩公司案涉纸张查封的问题，属于对执行行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上诉所称的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属于对诉讼过程中执行行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本院亦当庭向湖北长江公司进行了释明。综上所述，湖北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700吨白卡纸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湖北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29元，由上诉人湖北长江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玉霞审判员  文志林审判员  白中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时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