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赔初4号原告曹振友，男，汉族，1971年11月9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被告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与香樟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素月，区长。委托代理人苏波。委托代理人张洋菁，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振友因与被告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雨花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受理后，作出（2018）湘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20）湘行赔终95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湘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曹振友、被告雨花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波、张洋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振友诉称：2015年7月7日，被告强制拆除了原告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康达办公家具厂（以下简称家具厂），导致家具厂内设施、设备、产品、材料等财产灭失。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后，2018年5月13日，原告通过邮政EMS邮寄申请：以被告行政违法导致原告家具厂财产灭失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共计人民币2113600.00元。被告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雨政赔字第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行政赔偿决定），决定对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不予赔偿。原告认为以上赔偿决定严重违法，应予撤销。综上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4号行政赔偿决定；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财产损失590236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损失1020000元；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设备搬迁、安装费150000元；5.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80000元；6.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206000元；7.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00元；8.本案所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9.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征地拆迁损失费用合计2857788元；10.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租金、利息损失合计716935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8）雨政赔字第4号行政判决；证据2.（2015）长中行征初字第00375号行政判决；证据3.（2016）湘行终1244号行政判决；证据1-3拟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证据4.曹振友要求国家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起赔偿的事实；证据5.赔偿清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时的依据；证据6.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证据7.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公告；证据8.身份证复印件；证据9.（2010）政国土字1216号审批单；证据10.营业执照；证据11.家具厂设备、设施、成品、材料等图片（十八张）；证据6-11共同证明原告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证据12.电商设备价格截屏，拟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家具厂设备物品损失赔偿金额依据；证据13.长沙市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工程规划审批单；证据1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269）；证据1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0269）；证据16.长沙市郊区人民政府建筑许可执照[第32号]；证据17.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11民初4579号民事判决；证据18.（2017）湘01行终175号行政判决；证据13-18拟证明原告户的房屋是依法建设，在征地片区17号地上原告户有房屋797平米，被告违法拆除原告户1981年建设的房屋（办公家具厂），导致原告户未足额获得补偿，被告依法应当赔偿原告户征地拆迁未足额获得补偿损失。根据证据13-17可知原告户房屋建设时间；根据证据17、18可知原告户房屋面积有797平米；根据证据13、18可知原告户未足额获得征地拆迁补偿都是因为雨花区政府强拆房屋导致。证据19.强拆房屋前房屋前、侧、后面现场图片，拟证明强拆房屋前房屋前、侧、后面现场无任何物品。证据20.长政发[2018]17号长沙市人民政府文件，拟证明要求赔偿违法拆除家具厂征地拆迁补偿损失核算标准和依据。证据21.湖南省地方税务局统一代开发票联，拟证明原告办的办公加工家具厂依法在纳税。被告雨花区政府辩称：一、案涉被拆除建筑内的物品所有权人并非原告，原告也并非案涉被拆除建筑的实际搭建人，无权就案涉建筑的违法拆除行为向被告主张赔偿。二、原告并未举证证明案涉被拆除建筑实际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其所称在案涉被拆除建筑办理家具厂进行经营与事实不符，其主张被拆除案涉建筑内的物品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三、案涉被拆除建筑内物品损失并非被告单方过错所致。在原告与第三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高铁片区征拆东山街道分指挥部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关于腾空违法建筑的通知》，通知中载明俞国丰（受王道算委托处理厂房所有设备与一切事务）租赁的房屋经规划认定为违法建筑，应于2014年12月7日腾空，并明确告知逾期不腾空的后果。案涉违章建筑的拆除系发生在行政征收过程中，案涉被拆除建设的相关权利人（含建筑搭建人，建筑内物品的所有权人）也有义务配合征收拆迁工作，限期主动拆除违章建筑，且城管部门在案涉违章建筑强制拆除前，已经依法对案涉建筑搭建人（系原告岳父龙春德）下达过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客观上给予了被拆除建筑的相关权利人陈述申辩、自行拆除、减少损失的机会，相关权利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拒不搬迁拆除，对违章建筑内的物品造成的损失持放任态度，系被相关权利人自身过错导致。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曹振友国家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曹振友《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送达证明；3.龙春德《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送达证明。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赔偿决定程序合法，对涉案建筑给予了行政赔偿答复。第二组证据：4.《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5.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6.规划复函；7.违法用地认定书。拟证明涉案被拆除房屋被规划局认定系违法建筑，且涉案仓库所占土地亦未办理过用地手续。第三组证据：8.《长沙市征地拆迁补偿汇总表》；9.《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表》；10.长沙市城乡规划局雨花分局《证明》；11.房屋建筑申请表及建筑许可执照存根；12.黎托片节约集约试点项目17号地拆迁、腾地通知书；13.户籍信息；14.黎托片节约集约试点项目17号地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公示表（第二轮公示）；15.黎托片节约集约17号（黎托村）黄长庚等户合法面积认定情况表；16.银行进账单；17.黎托片节约集约试点项目17号地征地拆迁房屋补偿资金发放表；18.案件执行结束通知书；19.房屋验收通知；20.定期储蓄存单。拟证明原告已纳入黎托片节约集约17号项目征收补偿范围；原告户的合法房屋已经在黎托片节约集约17号项目中获得补偿。第四组证据：（2016）湘0111民初4579号民事诉讼案件起诉状、反诉状、双方提供的证据、询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代理词、开庭笔录、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违法建设系用于出租，租赁户为王道算，实际经营户为俞国丰，用于展柜厂经营，曹振友提供的涉案财产图片中的财产实际所有者为其租赁户，曹振友所称的财产损失与曹振友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且其租赁户就涉案曹振友所称的财产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其租赁户曾在诉讼中明确要求曹振友返还，曹振友在涉案中提供的室内财产清单与其租赁户在民事诉讼中提供的财产损失清单一致。第五组证据：黄超扬、张成、黄茂林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第六组证据：黎托片节约集约试点项目17号地违章情况表。第五、六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违法建设实际经营户为俞国丰，曹振友实际并未开办过家具厂。第七组证据：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圭塘税务分局《证明》，拟证明曹振友提供的长沙市雨花区康达办公家具厂无任何纳税记录，同时证明曹振友并未在涉案违法建设进行过任何实际经营，其所主张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于原告曹振友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2、3，认为生效判决认定2015年7月7日拆除的是项目内的违章建筑。对证据4、5，认为违章建筑无权要求赔偿。对证据6、7，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房屋已经获得赔偿。对证据9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明仅表明责任田遭到破坏，无法证明仓库建筑的合法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地点，无法证明拍摄地点与被拆房屋一致，也没有提供相应票据证明照片内的财物损失。对于证据12三性均不予认可，该价格是原告网上截屏的设备价格，均不能证明原告对该设备享有所有权，没有提供设备的交易记录等，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13、14、15、16、1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5份证据系原告户合法房屋的相关凭证，其合法房屋已经在项目拆迁过程中由相关部门给予了补偿，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7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该证据能证明涉案的厂房已经在2013年出租给了案外第三人使用，而并非由原告自己在进行生产经营，同时涉案厂房内的设备属于第三人所有而并非原告所有。对于证据19三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涉案所有建筑的所有权人系原告岳父龙春德，同时龙春德就此提起过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过（2019）湘行赔终35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已对被拆除的建筑确认了相应的补偿，同时判令对于被拆除建筑内物品给予2000元的补偿，即已经有生效判决确定给予了相应的补偿。对于证据20三性均不予认可，涉案建筑系违章建筑，不能适用合法建筑的相关补偿的规定。对于证据2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以及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该发票显示的收款方和项目的名称大部分是房租的相应的税费，而事实是原告于2013年租用了其岳父龙春德的厂房，其提供的税票时间是2012-2013年期间，2013年7月以后是租赁给了案外第三人，且被告提供的证据不完整，税务局的完税凭证中，纳税人是龙春德，印有租金收入纳税，并非原告的家具厂所纳营业收入税费。对被告雨花区政府的证据，原告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未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进行协商，但被告没有。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拆违，而在赔偿诉讼中被告又说是拆违，与事实不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对这些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五、六、七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四组证据（2016）湘0111民初4579号民事诉讼判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2014年6月份已经搬离了该厂房”。2014年的6月份被告已经搬离了该厂房那么他搬离了，他的东西在2014年6月份都搬到新厂房去了，再有后面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的设备，该院也查明了，该批设备并不在被告处，法院已经查明这两个事实：我的家具厂是在2015年7月7日才被拆除，他在2014年已经搬走清空了，与我的家具厂在2015年7月份被强拆相隔一年多；对法院的判决真实性认可。第五组证据和六组证据，事实证据，这些东西都是单方面的制作和收集的证据，这是事后制作和收集的证据。对第七组证据也不予认可，我提供的证据21可以证明我是交了税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证据均来源真实、内容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但能否达到原、被告的证明目的，应综合全案事实予以判断。现对原、被告的争议问题即原告是否为涉案设备所有权人及是否在涉案仓库上进行经营的事实进行如下认证分析：原告为证明以上设备损失及相应经营损失的赔偿主张，提供家具厂设备、设施、成品、材料等图片（18张）、淘宝网显示的交易价格及纳税发票予以证明。被告为证明原告主张赔偿的设备及相应的经营损失不实，提供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圭塘税务分局《证明》、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东山街道征拆分指挥部已下发《关于腾空违法建筑的通知》、与原告居住同一社区的黄超扬、张成、黄茂林出具的《证明》、《黎托片节约集约试点项目17号地违章情况》《接受报警回执单》及（2016）湘0111民初4579号民事诉讼案件起诉状、反诉状、双方提供的证据、询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代理词、开庭笔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圭塘税务分局《证明》，原告提交的其以涉案被拆除建筑注册的长沙市雨花区康达办公家具厂并无纳税记录。根据《关于腾空违法建筑的通知》，可以证明2014年12月5日涉案仓库拆除前，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东山街道征拆分指挥部已明确告知俞国丰（龙春德租赁户），涉案租赁的房屋经规划认定为违法建筑，应于2014年12月7日腾空，并明知逾期不腾空的后果；此时，作为正常经营者，原告应不会在涉案仓库内追加重大投资进行生产经营。根据黄超扬、张成、黄茂林出具的《证明》，2013年至2015年7月间，社区上户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拆迁督搬督撤过程中，发现涉案仓库租赁给俞国丰开办家具厂，原告未在涉案仓库内开办家具厂。根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的设备物品与本案原告主张赔偿的设备物品基本一致。通过分析对比原、被告证据证明力，原告虽提供设备图片、淘宝交易价格及纳税票据予以证明，但通过庭审询问，其称原始交易凭据均已遗失，既不能提供其主张赔偿设备的购买、运输、安装记录和凭证，也不能提供与设备生产或代理厂家的交易往来、后期修理、更换或维护记录凭证，且原告提交发票联开票时间为2012年4月和2013年4月，收款方为龙春德和曹可新，发票品目及金额显示为房租和仓储费，发票联对应的完税证明中的纳税人为龙春德和曹可新，也即实际的纳税义务人系龙春德和曹可新，并非原告或其开办的家具厂，品目显示为房租和仓储费也与其主张实际经营的事实不符。综上，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告不是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其主张被拆除涉案仓库内的设备物品损失，在涉案仓库办理家具厂进行经营及设备搬迁、安装损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案涉建筑位于雨花区××街道（原黎托乡）黎托村四组，由龙春德户于2007年搭建，未办理用地和规划许可手续，占地面积为506.25平方米，为单层砖木结构，用途为仓库，曹振友称用作办理长沙市雨花区康达办公家具厂的经营场所。2012年，案涉建筑所在地启动征地实施程序。2014年8月27日，雨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向龙春德户作出长综处字雨拆（2014）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处罚人5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但龙春德户未自行拆除。2015年7月7日，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东山街道征拆分指挥部组织将案涉建筑予以拆除。拆除时未制作财产清单，也未进行公证。2015年12月31日，曹振友就拆除案涉建筑的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5）长中行征初字第00375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雨花区政府设立的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东山街道征拆分指挥部于2015年7月7日组织强制拆除曹振友个人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康达办公家具厂经营场所（龙春德所有的房屋）的行为违法。雨花区政府不服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6）湘行124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3日，曹振友向雨花区政府通过EMS邮寄提交国家赔偿申请。雨花区政府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雨政赔字第4号行政赔偿决定，决定对曹振友不予赔偿。曹振友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8）湘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雨花区政府支付曹振友财产损害赔偿金300000元。曹振友与雨花区政府均不服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湘行赔终95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另查明，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行赔终35号行政赔偿判决，已确定本案中的仓库系原告岳父龙春德所有，认定涉案仓库为违章建筑并酌情按90元每平方米计算损失，并赔偿出租人龙春德的生产、生活用品2000元。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一款等的规定，雨花区政府设立的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东山街道征拆分指挥部组织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的行为，如确有造成原告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行为，雨花区政府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应就涉案仓库内经营设备损失的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原告主张当时屋内包括精工锯台、铣床、气泵、台钻、刨机、封边机、打包机、吸尘器、风机、镂机、三星手机、照相机、灭火器、热水器、拖车、斗车、喷漆烤漆房、成品、半成品、材料、五金等物品的财产损失590236元，第三项诉请停产停业损失1020000及第四项诉请设备搬迁、安装费150000元，因在案证据证明原告不是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也未在涉案仓库内办理家具厂进行经营，故本院对原告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请不予支持。二、对于原告的第五项诉请律师费用80000元，第六项诉请误工费206000元，因这些损失均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原告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对于原告的第七项诉请精神损失费50000元，因本案不涉及人身权受损，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对于原告第九项诉请原告征地拆迁损失费用2857788元，因征拆部门已对原告合法房屋给予拆迁补偿，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赔终35号行政赔偿判决已对涉案仓库作出赔偿认定，原告重复主张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对于原告的第十项诉请中租金损失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第十项诉请中的利息损失，原告称系以第一至第九项诉请主张的金额为本金而计算的利息损失，因第一至第九项诉请均未得到支持，故本院对该项诉请予以驳回。综上，被告作出的〔2018〕雨政赔字第4号行政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院对原告诉请要求撤销以上赔偿决定第一项诉请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振友的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树兵人民陪审员  彭丽民人民陪审员  黄素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彭凤琴附本判决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