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73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素环。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金，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红旗。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彬，郑州市新郑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彬，郑州市新郑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武素环因与被上诉人任红旗、靳建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8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素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金、刘悦，被上诉人任红旗、靳建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素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武素环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任红旗、靳建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存在严重错误。1.2009年11月5日武素环向靳建生指定的任红旗账户转款20万元意在购买万小超、杨明的股权，但万小超对该事项并不认可，并要求武素环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任红旗、靳建生接收武素环的20万元丧失依据，应当返还；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任红旗、靳建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接收款项有合法依据，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武素环属于严重的程序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错误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武素环多年来一直持续性向任红旗、靳建生主张权利，其不仅通过电话、到郑州××××等地找任红旗、靳建生，也一直向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提出执行异议，主张20万元款项是购买万小超、杨明的股权转让款。因而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已在武素环持续性主张权利时中断。本案股权转让的真实情况是：万小超将其在神龙出租车汽车公司的30万股权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武素环、曹承瑜，2009年11月5日，武素环将20万元股权转让款打入万小超指定的账户，对此事实万小超心知肚明，三次开庭不敢到庭质证。武素环一直向偃师法院和洛阳中院主张权利，若该主张得到支持，错误判决就能够在执行阶段被纠正，也就没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必要性。因本案侵权事实一直持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任红旗、靳建生辩称，一、本案所诉不当得利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第二、任红旗、靳建生不存在不当得利而是公司行为。三、涉案的20万元是公司转让事前的车辆款，在本案武素环接收公司时行使了该欠款的追诉权，并且有四个欠车辆转让款车辆就是属于出租车欠款。但是给公司所打手续全部是借款手续，并且一审时任红旗、靳建生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不属于不当得利的证据：公司到账目标。因此，足以证明武素环所述事实及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武素环的上诉请求。武素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任红旗、靳建生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及其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任红旗、靳建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25日，案外人万小超与杨明共同出资开办了偃师市神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00元，万小超与杨明各出资150000元，分别占出资比例的50％，法定代表人为万小超。2009年11月6日，武素环和案外人曹承瑜与万小超和杨明协商约定，万小超将其持有偃师市神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份以150000元转让给武素环，杨明将其持有偃师市神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份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曹承瑜，同时，双方商定将偃师市神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曹承瑜。2009年11月5日，武素环通过其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的账户向任红旗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称其系根据万小超的指示及靳建生的安排支付万小超的股权转让款，任红旗当时系新郑市郑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会计。2011年8月8日，万小超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武素环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武素环在该案庭审中辩称“原告与答辩人转让的股权已现金结算履行完毕，原告是有意歪曲事实真相，欺瞒法庭。被告与股权之一的万小超应当将一辆出租车号码为豫Ｃ×××**号交付给原告方，但其以100000元价格卖给了杨建国，此款应折抵股权转让资金。2009年11月5日，按照原告万小超的意见，将200000元款汇入靳建生信用社的账户上，目前，原告的股权现金已全部履行完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1年9月28日，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0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武素环支付万小超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同时，杨明亦于2011年8月8日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曹承瑜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曹承瑜在该案庭审中辩称“原告诉被告股权转让金未履行不是事实。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与工商局档案完全证明股权已转让，现金未交付的事实不成立。杨明的委托书委托被告前去给万小超姐夫算账，并且在2009年10月5日已支付200000元。另外，原告杨明与原股东万小超应将豫Ｃ×××**号出租车交付给被告曹承瑜和现任股东武素环，但没有交付，而是以10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杨建国，这100000元折抵其二人股权，所以现在不欠原告，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1年9月28日，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曹承瑜支付杨明股权转让款150000元。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00号、第401号民事判决书后，武素环和曹承瑜不服提出了上诉。2012年10月11日和2012年9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了（2012）洛民终字第1741号、第1742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民事判决书生效后，万小超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递交了执行申请书。2020年9月3日，武素环向偃师市人民法院缴纳了执行款155499元，该院在收据上已注明转交给了万小超；2020年10月16日，武素环向偃师市人民法院缴纳了执行款55000元，该院在2020年10月20日的收据上注明已转交给了万小超。另查明：1.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任红旗、靳建生向本院提交了明细分类账，拟证明武素环向任红旗的银行账户转款200000元系任红旗、靳建生所在的公司收到偃师市神龙出租车有限公司的款项。经过庭审质证，武素环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证据系任红旗、靳建生单方制作的；2.武素环在庭审中称其购买万小超在偃师市神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份，向万小超安排的该公司实际管理人靳建生汇款200000元，并转入靳建生指定任红旗的账户中，但武素环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能够支持其该项主张；3.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武素环申请了证人高某和曹承瑜等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审中均称其与武素环等人多次到新郑市向被告任红旗和靳建生要账的事实，但却不能说明武素环要的是什么账且来要账的具体时间、具体的地点和具体位置等基本信息，且武素环亦无法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证人一起到新郑市找任红旗、靳建生要账时的诸如交通费票据、高速公路过路费票据、住宿费票据等能够足以证实其到过新郑市的客观证据材料，同时，武素环亦无法向一审法院提交诸如手机短信、微信等能够足以证实其到过新郑市要账的客观证据材料，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的证人证言无法足以支持其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事由的情形。虽然武素环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三份加盖“新郑市腾飞汽配维修店”印章的定额发票及两份加盖“新郑市和庄金香饭店”印章的定额发票，但这些票据上均没有注明“客户名称”，且加盖有“新郑市腾飞汽配维修店”印章的定额发票上亦没有注明发票的开具时间，该票据无法直接证明武素环与其向任红旗、靳建生要账的花费有关。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即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武素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任红旗和靳建生收到其银行转款20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任红旗、靳建生应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武素环自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0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其应归还万小超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并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1日作出（2012）洛民终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后，即应当知道其该项民事权利自2012年10月11日起受到了侵害，但其却于2020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且任红旗、靳建生在庭审中亦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并经庭审查明武素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无法足以支持其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事由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武素环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武素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为2150元，由武素环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武素环提交下列证据：河南省郑州市出租汽车定额客票发票联1张、河南省郑州市停车场收费定额发票3张、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4张、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6张、河南省郑州市文化体育、娱乐、服务业有奖定额发票5张，证明目的：武素环一直持续性的到新郑市××郑州市向任红旗、靳建生主张权利，本案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力，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任红旗、靳建生发表质证意见为：一审诉讼时武素环并没有提交该证据，只是找了两个证人证言，在庭审期间，审判长提示了武素环称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其到新郑找任红旗、靳建生的事实及理由，那么应该有相关的证据，就是说你到新郑去，比如说有过路费发票等，才能证明你到新郑催要该20万元的事实。后武素环向一审法院递交了相关发票并且还有不正当的事实不再重复，当时一审法院退回，所以说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质疑，并且从手机百度可以搜寻到这发票的年份，可以证明它的不真实性。任红旗、靳建生提交下列证据：偃师市人民法院（2011）偃镇民初字第348号判决书，证明目的：判决书中的11万元就是本案争议的20万元中的一部分。武素环发表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涉及的内容以及金额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武素环申请张英文、孙亚伟出庭作证。张英文到庭陈述：“2016、2017年我陪武素环到新郑找任红旗、靳建生要账，我给武素环开车”；孙亚伟到庭陈述：“我和武素环去找任红旗、靳建生要20万元钱，要了三次。第一次是2012年过了春节，第二次是2014年新郑炎黄故里祭祖大典结束后，第三次是2016年5月份”。武素环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为：证人证言充分说明武素环一直持续性的向靳建生和任红旗催要20万元款项，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任红旗、靳建生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为：刚才两人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第一个证人讲去找任红旗了，第二个证人却某是找靳建生。两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武素环在（2012）洛民终字第1741号案件上诉时称:“万小超并给武素环说：神龙公司的大老板叫靳建生，是万小超的姐夫。神龙公司的转让，必须有姐夫靳建生说了算。通过对账以后，万小超同意将神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武素环。所以，在物资和车辆交接时，万小超出租车100辆应交付给武素环。可是，万小超只交付给武素环了99辆……折抵这10万元作为了武素环购买万小超的股权转让金，剩余的20万元，有万小超多次催促武素环筹备转让资金。于2009年11月5日，武素环筹备了20万元现金，按照万小超提供的靳建生在新郑信用社的账号，武素环将股权的20万元现金转入靳建生总会计的账号上。实际上11月5日股权、现金转让都已履行完毕”。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调整欠缺法律依据的财产变动，使无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负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武素环在本案起诉状、上诉状及另案诉讼中多次表示本案涉及的20万元是股权转让对价，同时亦陈述：“万小超让我把20万元汇入任红旗账户……当时是万小超是法人，杨明是股东，是他俩人20万卖给我和曹承瑜俩人，但是万小超通知我说叫我提供的账号，他当时是短信发我手机上。我因为当时后来他说的是就给现金，不知道咋调便是这样，我都现金准备好，他又给我发个短信是提供任红旗的……叫我从银行汇给任红旗。实际这20万元就是给万小超的”。根据上述陈述可知，武素环支付案涉20万元，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因此，武素环以不当得利之债为行使请求权的基础，并无事实依据，其主张亦不能成立。抗辩权的作用在于阻碍请求权的行使，而非否定请求权。本案武素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系因其行使不当得利之债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而非诉讼时效期间经过这一原因。因此，一审法院以武素环起诉时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且任红旗、靳建生亦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为由，驳回武素环的诉讼请求，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亦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武素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武素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皓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