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民终56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饶永其，男，1977年2月2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系死者徐万娟之夫。 上诉人（原审原告）：饶艳，女，1997年10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系死者徐万娟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饶红卫，女，1999年12月1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系死者徐万娟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饶洪林，男，2002年1月6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系死者徐万娟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传香，女，1946年5月5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系死者徐万娟之母。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明，贵州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遵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沙坝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60699408852。 法定代表人：张全宏，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黎，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遵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水电开发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6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6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管理范围为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至50米，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依据是《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但是该条规定的管理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是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不属于“人民政府”的范畴。同时该条规定的管理对象是水库大坝本身的安全范围，不是被上诉人经营时给他人造成安全隐患的范围。其次，根据现场可知，被上诉人经营的水电站有专门观看周边可视范围的尾水平台，主要用于观察河道内有无人员活动，同时根据被上诉人陈述，事发当天有小雨，有雾。如果事发当天有雨、有雾，那么，站在尾水平台就不能观察到河道内是否有无人员活动，为了确保安全，被上诉人在泄洪放水前应当派人到河道沿岸观察和用喇叭通知等形式通知，但是从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来看，被上诉人没有在沿岸观察和用喇叭等形式通知。第三，一审判决认定徐万娟在事发时有发病的可能性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徐万娟在事发时有发病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徐万娟已经被医院检查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徐万娟患有精神分裂症，只是根据上诉人饶永其本人的陈述，徐万娟平时只是话多，病情发作不定期，发作不频繁，同时，务川县××医院给徐万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徐万娟在事发时有发病的可能性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徐万娟的死亡与被上诉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死者徐万娟溺水处距离被上诉人经营的沙坝水电站机房200米至300米之间，属于被上诉人沙坝水电站的管理范围。电站在泄洪放水发电的经营中，客观上会导致溺水河道水位上升和水流速度加快，在此活动的人溺水后人身危险性也相应加大。被上诉人作为经营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被上诉人如果要在此水域经营，应当在该水域设置安全网，充分告知群众泄洪的时间、地点、后果，在泄洪前通过沿岸设立广播通知、电视公告、利用快艇用喇叭通知等方式，通告所有群众；可事实上这些必须做的工作，被上诉人都没有做。如果被上诉人把这些该做的都作了，本案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综上，徐万娟的死亡与被上诉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一审判决查明被上诉人在电站管理区内设置禁止人员进出护栏及警示标志，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设置护栏，且即使有警示标志，也只能适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错误。一审判决适用《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水库大坝管理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50米以上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米至5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划定；（二）库容在1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30米至50米的水库水坝两端各按10米至3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50米至100米划定；（三）库容10万立方米至1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15米至30米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5米至15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米至50米划定；（四）库区（含水域）按照水库坝顶高程线或者退赔线以下划定；（五）生产生活用地按照原有使用范围划定”是错误的。首先，该条规定的“管理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是水库大坝（或者电站）的经营者。其次，该条规定的安全管理对象是“水库大坝本身的安全”，不是水库大坝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给第三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害的对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象是他人，不是水库大坝本身。第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即上位法，而《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是第三人对水库大坝的安全产生威胁所作出的规定，且属于下位法。因此，一审判决适用《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错误。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遵义水电开发公司辩称：1.上诉人对《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理解错误。该《办法》是行政负责制及行政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其对象是针对大坝管理者，其上位法是《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了大坝管理单位的运行及管理职责。《办法》第十二条明确的县级以上政府“对水库大坝管理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是对大坝管理单位即我公司进行安全管理要求的划定。如果依上诉人的主张逻辑考虑，既然政府是管理者，就只能由政府担责，与我公司无关。既然我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无章可循，我公司无须担责，因为我公司不可能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还须承担整条河下游的人畜安全责任。2.从证据反映的时间上看，我公司第三次警报10时9分拉响，5分钟后的10时14分结束，过了6分钟后的10时20分放水开机，死者徐万娟在10时23分44秒才跳到河中石头上。即我公司放水开机时徐万娟并未在石头上，而是在岸上。放水开机3分44秒后她才跳上石头，进而7分钟后的10时30分43秒才被水冲走。说明她被淹并非水位突然高速上涨所致，而是自己主动迎水跳上石头后，又不采取避让措施而导致。3.从公安的现场勘验照片看，徐万娟跳到石头上去并不是为了钓鱼，因为她的鱼杆、鱼具、鱼饵、坐凳都在岸上，河中石头离岸近一米，正常人是不会在三次警报拉响放水后还会跳上去的，结合她的××史分析，其可能性有二，一是她钓鱼处有桥墩挡着看不到上游，她听到拉几次警报，因好奇想看上游怎么回事，于是跳到河中石头上从桥洞往上看，二是她当时处于××发着状态，听到警报后产生幻觉，才跳到石头上。总之，其在下雨天不顾危险，翻越公路护栏，通过陡坡下到河岸，再空手跳到河中石头上，其行为极不正常，难怪公安最初一直认为其夫有谋杀嫌疑，只是查明其夫确有收账事实而作罢。4.上诉人称我公司有巡视义务问题，则完全不成立。我公司承担安全保障的距离最多是电站下游200米，而下游的一座桥离电站已近300米，离大坝更远，早已超过了政府划定的安全管理距离，故我公司无义务到桥的下游巡视。徐万娟是在桥的下游钓鱼，放水开机前并未跳上石头，我公司工作人员不可能看到。综上，我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赔偿五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打捞尸体费用共计770820.5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承担。2019年11月6日上午，徐万娟从家前往务川县都濡街道沙坝村龙灯河（小地名：龙灯桥下）河岸边用鱼竿钓鱼。当日10时30分许，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在未监视该河段是否有人出没的情况下，在该河段上游开闸泄洪发电，致使洪水将在该河段钓鱼的徐万娟冲走，后溺水死亡。五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协商赔偿，但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不愿调解。为维护合法权益，五原告诉请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上午8时许，原告饶永其至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沙坝村蒲竹溪收债，其妻徐万娟同车行至沙坝钓鱼。原告饶永其驾车行至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沙坝村下龙灯农家乐停车，下车后站在警示标牌处，但未看内容，徐万娟说要到桥下面去钓鱼，原告饶永其驾车缓慢行至沙坝水电站门口，徐万娟在后步行跟随。原告饶永其与徐万娟选择确定钓鱼地点，徐万娟翻越马路护栏至河边钓鱼。庭审中，双方确认徐万娟钓鱼地点距离沙坝水电站机房200米至300米左右。原告饶永其系从事外安装高压电线，知道拉响警报后要放水，但未提示徐万娟。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上午9时59分、10时4分、10时9分拉响警报三次，每次警报约为5分钟，每次间隔约为2-3秒，工作人员于10时08分26秒目测巡视河道，于10时20分开机放水发电，因接报有人落水，12时15分停机关水。从监控视频可见，当日10时23分44秒，才见有一黑点在河道石头处，10时30分43秒被水冲走。2019年11月7日，徐万娟被发现死亡，经尸检，徐万娟之尸表具备溺水死亡之部分尸体征象。徐万娟尸体系邹智勇打捞，原告饶永其支付2000元。公安机关调查询问原告饶永其时，其陈述徐万娟在吃精神疾病的药，其至安定医院找冯医生开药，一天一颗，最严重的时候吃药一个星期就好了，最近一次吃药是一个月以前。徐万娟发病表现为话多，病情发作不定期，发作不频繁。庭审中，原告饶永其陈述其开药后并未给徐万娟服用。公安机关询问遵义市务川××院医生冯仁华，其陈述经查询徐万娟于2018年6月14日、2019年1月31日、2019年9月16日在该院开药，2018年6月14日系医生杨宗权出具处方配药，2019年1月31日、2019年9月16日系冯仁华出具处方配药，患者首次配药必须本人至医院检查后根据病情开处方，之后患者家属来也会开药。徐万娟的用药为奥氮平，主要治疗精神分裂症，如果剂量少，对抑郁症患者也有效果，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环境改变、个人体质反映不一样，有个体差异，主要表现为幻觉妄想、兴奋躁动，坚持服药一般不会复发。遵义市务川××院门诊医嘱信息载明奥氮平用药为口服，每日一次。贵州省医疗单位门诊日志登记簿载明：就诊医生冯仁华，就诊日期：2019-09-16至2019-09-17，患者姓名徐万娟，初步诊断精神分裂症。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经营管理的沙坝水电站，位于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沙坝村，取水口设置于务川县都濡街道龙灯寨上游约700米的洪渡河干流峡谷河段上，右岸库内有压取水，经有压引水隧洞引至龙灯桥上游150米处的右岸一缓坡地段上建厂发电，坝址距厂址约700米。根据《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水库大坝管理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50米以上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米至5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划定;（二）库容在1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30米至50米的水库水坝两端各按10米至3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50米至100米划定;（三）库容10万立方米至1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15米至30米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5米至15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米至50米划定;（四）库区（含水域）按照水库坝顶高程线或者退赔线以下划定;（五）生产生活用地按照原有使用范围划定”的规定，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的管理范围应确定为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米至50米，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在沙坝水电站大门及附近多处张贴安全通告、设置安全警示标牌，明确告知严禁在电站河道上下游500米内游泳、捕鱼、游玩，违者后果自负。告知开闸泄洪和发电放水程序：（一）、开闸泄洪前30分钟拉响第一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3分钟，间隔15分钟后拉响第二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2分钟，间隔10分钟后拉响第三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1分钟，三次报警后，大坝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根据上游入库流量增加逐步加大；（二）、发电放水执行调度令，接令后拉警报三次，时间为3分钟，3分钟后开机发电。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对附近村民进行安全警示宣传，在电站管理区内设置禁止人员进出护栏及警示标志。原审法院进行现场勘查，双方确认2020年3月9日下午15时许，天气阴，无雾，无其他遮蔽物，从沙坝水电站尾水平台可看清徐万娟钓鱼地点是否有人，但不能听到呼救声。原告饶永其陈述事发当天有零星小雨，但无雾。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陈述事发当天有小雨，有雾。拉响警报后，在徐万娟钓鱼地点能够听见警报声。双方还确认沙坝水电站总库容（万方）9940，最大坝高（米）84.5。原告饶永其与徐万娟生育原告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原告吴传香系徐万娟之母，生育子女徐念平、徐念婵、徐念权、徐万娟、徐超。 一审法院认为，五原告主张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徐万娟死亡而诉请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首先，双方确认徐万娟钓鱼地点距离沙坝水电站机房200米至300米左右，根据《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水库大坝管理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50米以上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米至5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划定;（二）库容在1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30米至50米的水库水坝两端各按10米至30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50米至100米划定;（三）库容10万立方米至100万立方米或者坝高在15米至30米的水库大坝两端各按5米至15米划定,坝址下游按照10米至50米划定;（四）库区（含水域）按照水库坝顶高程线或者退赔线以下划定;（五）生产生活用地按照原有使用范围划定”的规定，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的管理范围应为水库大坝两端各按30米至50米，坝址下游按照100米至200米，显然徐万娟钓鱼地点已在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安全管理范围之外。其次，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在沙坝水电站大门及附近多处张贴安全通告、设置安全警示标牌，明确告知严禁在电站河道上下游500米内游泳、捕鱼、游玩，违者后果自负，告知开闸泄洪和发电放水程序（一）、开闸泄洪前30分钟拉响第一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3分钟，间隔15分钟后拉响第二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2分钟，间隔10分钟后拉响第三次泄洪警报，报警时间1分钟，三次报警后，大坝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根据上游入库流量增加逐步加大；（二）、发电放水执行调度令，接令后拉警报三次，时间为3分钟，3分钟后开机发电。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对附近村民进行安全警示宣传，在电站管理区内设置禁止人员进出护栏及警示标志。事发当日，徐万娟与原告饶永其行经农家乐停车、沙坝水电站门口时已看到警示标牌，但其无视警示，翻越公路护栏至河边钓鱼，自身存在过错。最后，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按照安全通告拉响第一次警报时，徐万娟在听到警报后应当明知异常情况发生，应立即从河边后撤至安全区域，但拉响三次警报开始放水后，从监控视频可见，当日10时23分44秒，才见有一黑点在河道石头处，10时30分43秒被水冲走，后徐万娟被发现死亡，显然与常理不符。原告饶永其陈述徐万娟在服用精神疾病的药，公安机关询问时原告饶永其陈述至安定医院找冯医生开药，徐万娟发病表现为话多，病情发作不定期，发作不频繁。庭审中，原告饶永其陈述其开药后并未给徐万娟服用。遵义市务川××院医生冯仁华陈述徐万娟服用药物为奥氮平，主要治疗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环境改变、个人体质反映不一样，有个体差异，主要表现为幻觉妄想、兴奋躁动，坚持服药，一般不会复发。结合庭审中原告饶永其开药后并未让徐万娟服药的陈述，其应明知不坚持服药，有发病的可能，故不能排除徐万娟在事发当日发病的可能性，原告饶永其明知拉响警报后要放水发电，但未提示告知徐万娟，选定钓鱼地点后，原告饶永其放任徐万娟独自一人钓鱼，原告饶永其既是丈夫，又是同行者，显然未尽到必要的监护责任。综上，五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54元，由原告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水电站开闸泄洪和发电放水运行过程中，周边场所会成为潜在的危险区域。非水电站管理人员未经许可,一般不得私自进入。遵义水电开发公司之所以在沙坝水电站大门及附近多处张贴安全通告、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告知开闸泄洪和发电放水程序，其原因和意义亦在于此。本案中,徐万娟未经准许擅自进入水库危险区域,甘冒风险疏忽大意,是造成其溺水身亡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应自负其责。饶永其作为徐万娟之丈夫，明知徐万娟身患疾病，且事发当日与徐万娟同行，仍放任徐万娟只身一人钓鱼，未尽夫妻扶养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对徐万娟的死亡结果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徐万娟钓鱼地点在遵义水电开发公司安全管理范围之外，且遵义水电开发公司放水之前按公示程序三次拉响警报，已尽到安全警示义务。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上诉称遵义水电开发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54元，由饶永其、饶艳、饶红卫、饶洪林、吴传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海波 审判员  喻 茜 审判员  李成波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周晓易 书记员王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