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623行初36号原告霍乾芳，男，汉族，1968年10月18日出生，教师，住邹平市。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平县城鹤伴二路**。法定代表人张庆华，局长。出庭负责刘保宁，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冯志川，男，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淑杰，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霍乾芳不服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8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霍乾芳，被告邹平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保宁、委托代理人冯志川、王淑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平市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行为人霍乾芳，男，52岁，1968年10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为37233019********，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邹平县黄山××路××号，现住山东省邹平市黛溪街道办事处东方××小区××号楼××，工作单位：邹平市，违法经历：无。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左右，在邹平市××街道××小区××号楼××单元××楼西户，霍乾芳与其妻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在纠纷过程中霾乾芳将孔红打伤。经鉴定，孔红的伤情为轻徽伤。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事实依据。综上，霍乾芳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霍乾芳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诉称，2017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10点左右，张筱岑召集张杰、张宁、王兵等有案底前科的社会闲散人员近10人，非法私闯原告住宅入室行凶。对躺在床上已经休息的原告和76岁的老母亲王爱芳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群殴，致使原告和其母亲、儿子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告报案后，西董派出所所长高杰和办案民警王超、杨光兵等人徇情枉法违法办案，仅认定处罚张杰一人违法事实。原告不服此行政处罚，诉至阳信县人民法院，经一审二审重审，阳信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行政机关伪造证据等法定理由，依法判决撤销了邹公西董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6月15日邹平市公安局西董派出所重新处理该案，7月22日作出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此违法处罚。一、案件事实调査不清。《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行政案件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的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案件事实应当证据确凿。原告和老母亲的伤是张杰、张筱岑、王兵、张宁、孔红五人深夜入室、共同殴打导致。邹平市公安局西董派出所，仅凭对方当事人陈述，片面认定三人参与殴打的案件事实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案发以来，原告一直申请西董派出所调取小区监控等旁证，办案机关可以凭此旁证，来审查核实双方陈述真假，但是西董派出所至今不调取。原告一直要求做现场血迹从属鉴定，来验证案发案发当晚孔红脸上血迹真假，西董派出所一直不鉴定，原告一直要求核实孔红用于法医鉴定的主要材料（门诊病历）的真假，办案机关一直不核实，原告2017年案发后又报的财务遭盗抢案件，办案机关一直不调查。他们入室群殴致伤多人、打伤老人的关键证据，老母亲的法医鉴定结论，案宗中至今一直故意缺失。所有入室行凶致伤多人歹徒，为什么不全部调查、全部处罚？没有任何旁证物证，仅凭对方笔录陈述，就认定案件事实，这公正公平吗！以治安处罚代替刑事制裁等等所有这些充分证明，邹平市公安局及西董派出所已经丧失公正立场，一直在徇私枉法包庇犯罪。二、程序违法。1、2020年6月15日原告没报过任何案件，受案说明中的时间地点陈述等子虚乌有，此受案回执内容形式均为捏造。2、2020年5月26日，西董派出所民警张越，就开始违法传唤询问原告。2020年7月9日，民警张越和副所长杨光兵，非法传唤和询问原告期间，违法强制采集原告生物识别和生物样本信息。根据有关办案规程，公安机关在涉嫌酒驾、涉毒、涉恐的情况下才有权强制采集，本案不属于这个范畴。在这次传唤过程中，原告明确提出让西董派出所和杨光兵回避（杨光兵是邹公西董2017）10011号案的承办人之一，曾经在案宗中大量伪造证据，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办理），县局及西董派出所没有依法予以答复。实施群体殴打，致伤多人与原告和孔红夫妻矛盾纠纷之间的案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绝然不同，对原告的处罚与入室施暴方的处罚相比，既不相当，更失公正。2、《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法》第77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此可见：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行政、司法机关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在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时，不能加重对申请人或原告的处罚，不能将申请人或原告置于较前更加不利的境地。法律确立该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不至于形同虚设，确保诉辩平衡以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它即体现了行政程序正义，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具体到本案，2017年2月11日后的法定追究时效内，西董派出所没有处罚原告。三年多后的2020年7月，西董派出所又根据原先认定事实和所谓遗漏或当时未发现的“违法事实”，作出对原告更为不利的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属于加重对原告处罚的情形这虽在形式上“好像”符合依法行政和有错必纠原则，但是邹平市公安局西董派出所应为自己未发现或遗漏“违法事实”这一错误行为负责，不能把自己未发现或遗漏“违法事实”这一过失转嫁到原告身上，其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遵循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不得加重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对该重新作出的错误行政处罚，予以撤销。3、行政处罚超出法定追究时效。《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原告所谓“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发生之日是2017年2月11日元宵深夜9点，至今已经三年又半，中间无连续或继续状态，2020年7月再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显然已经超出法定的追究时效。综上，被告这次重办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办案机关不是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不是抱着有错必纠的态度，而是挟公权对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的打击报复。而对非法深夜入室，殴打原告全家的五个违法犯罪人员，避重就轻，以治安处罚代替刑事制裁，徇私枉法，包庇犯罪。西董派出所已经成为黑恶霸痞势力事实上的保护伞和帮凶。基于此，原告请求撤销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消除违法强制采集原告的生物识别和生物样本信息，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公正办结案件，诉讼有关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公告费等）。原告在立案时提交了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阳信县法院（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46号受案回执。办案民警杨光兵、李腾远。2、原告与办案民警杨光兵的相关聊天记录。3、已被阳信法院撤销处罚决定的（2017）10011号案件，相关案宗证据中杨光兵、李腾远的签名证据。在（2017）10011号案件中杨光兵签名的有张杰、王冰等本地常住人口详细查询结果、当事人霍乾芳的法医鉴定送达回执、王冰的询问笔录、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624号送达回执、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625号送达回执、霍达询问笔录、张杰询问笔录、王爱方询问笔录、邹公（西董）送字第（2017）10578号送达回执、张杰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票据签名、邹公西董行传字（2018）25号王冰传唤家属通知书、张杰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办案民警签名等。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杨光兵、李腾远是2017-10011号案件的主办人，并且在办案中大量伪造证据，在重办本案时，定会影响办案的公正办理，依法应予回避。被告邹平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对“孔红、霍乾芳、张杰殴打他人一案”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应予维持。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左右，西董派出所值班人员接指挥中心指令称：在西董街道办事处鹤伴豪庭小区57号楼2单元1002室有人打架，接警后值班人员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系霍乾芳酒后与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到警后发现孔红嘴部出血，霍乾芳左侧眼部肿胀，左侧眉骨部位出血，张杰、张筱岑、张宁、王冰都已离开现场，西董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后经鉴定，孔红与霍乾芳的伤情均为轻微伤。经调查，2017年2月11日22时40分许，住在西董街道办事处鹤伴豪庭小区**楼****的霍乾芳与其妻子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后孔红电话告知其女儿张筱岑，霍乾芳将其打伤，让张筱岑到其家中接她，张筱岑当时与张宁（张杰之妹妹、张筱岑之小姑）、王冰（张杰之妹夫、张筱岑之小姑夫）在一起，接到孔红电话后，三人一起赶到孔红家中，张筱岑见孔红面部流血，遂与霍乾芳争吵起来，在争吵的过程中张筱岑与霍乾芳互相拉扯在一起，张宁、王冰、霍达在一边拉架；张筱岑随后给其父亲张杰打电话，让张杰过来接走她与其母亲孔红，张杰赶到现场后质问霍乾芳为什么动手打张筱岑，两人互相争吵起来，争吵的过程中，两个互相殴打对方的身体部位，霍乾芳的母亲看见后趴在霍乾芳的身上，张杰见状就没有再动手打霍乾芳。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履行了受案、传唤、取证、告知、裁决的法定程序。2017年10月11日被告对张杰下达了邹公（西董）行罚决定【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霍乾芳不服本处罚决定书，诉至阳信县人民法院，经一审二审重审，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作出“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下达《邹平市公安局纠正违法通知书》，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受案，于2020年7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孔红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筱岑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分别对霍乾芳、张杰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二、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1、原告提出被告“事实调查不清，认定错误”不能成立。（1）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履行了受案、传唤、取证、告知、裁决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处罚适当。（2）被告不存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行为，原告提出的张杰等人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观点不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而无理拒不退出他人住宅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以住宅和个人生活不受干扰，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信息和个人事务不被不当披露为内容的人格权，包括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生活的自由权和私人领域的占有权。其真谛是私生活自由与安宁，保护个人生活免受好事之徒的窥探与干扰。本罪在客观万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非法”，是指不经住宅主人同意而又没有法律根据，或者不依法定程序的强行侵入。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住宅而故意非法侵入，意图在于破坏他人生活的安宁。本案中，张杰、张筱岑等人是在孔红被打后孔红要求他们进入，购房合同显示孔红为房屋所有人，也就是住宅主人，张杰等人是经过孔红同意后进入住宅的；主观方面，张杰等人进入房间原因是因为孔红被殴打后告知张筱岑等人，随后张杰等人进去住宅，进入方式并非暴力，并非故意非法侵入。因此张杰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构成要件。2、原告提出被告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以及程序违法的问题不能成立。（1）案发当晚，霍乾芳与其妻子孔红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霍乾芳将孔红打伤，后孔红电话告知其女儿张筱岑霍乾芳将其打伤的事实，张筱岑当时与张宁（张杰之妹妹）、王冰（张杰之妹夫）一起赶到孔红家中，看见孔红面部流血的事实，对殴打孔红的事实，霍乾芳在询问笔录中也予以认可。（2）关于原告提出的邹平市公安局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是不存在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公安机关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和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邹平市公安局重新对该案进行调查，重新收集证据，发现了新的违法事实，后依法对张杰、霍乾芳、张筱岑、孔红依法作出处罚，显然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且原行政行为只对张杰一人作出处罚，现邹平市公安局对张杰、霍乾芳、张筱岑、孔红分别依法作出处罚，与原行政行为显然不同，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3）关于原告提出的超出法定追究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条第一款是指在违反治安管理公安机关没有接到报案、控告、举报而在六个月后不再处罚，本案于案发当日报警，不存在超出法定追究时效行为。故不存在行政处罚超出法定追究时效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办理的霍乾芳、孔红、张杰、张筱岑殴打他人一案，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做出的处罚决定。被告邹平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公安机关接受报案。2、违法行为人霍乾芳的陈述和申辩，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手肘抡孔红。3、违法行为人霍乾芳的陈述和申辩，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手打孔红的脸。4、孔红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右拳打孔红的嘴角。5、孔红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右拳打孔红头部。6、张杰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孔红脸上有血，嘴巴和鼻子肿了。7、霍达的证人证言，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胳膊抡孔红的面部。8、霍达的证人证言，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用右拳打孔红的左侧面部一拳，孔红嘴部出血。9、霍达的证人证言，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的手打在孔红的嘴部。10、张筱岑的陈述，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看到孔红脸上有血。11、王冰的证人证言，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看到孔红面部有血。12、鉴定文书（孔红），证据来源邹平市公安局法医室，证明孔红口唇粘膜破损，为轻微伤。1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对违法嫌疑人霍乾芳进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14、霍乾芳提出陈述和申辩，证据来源霍乾芳自行书写，证明霍乾芳的陈述和申辩。15、物业公司证明材料-复核，证据来源淄博新天地物业有限公司，证明案发时鹤伴豪庭小区内的监控未保存。16、霍乾芳的陈述-复核，证据来源询问笔录，证明霍乾芳拒不提供有关监控视频。17、行政案件复核意见表，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霍乾芳的陈述和申辩理由不成立。18、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来源邹平市公安局，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处理。19、户籍证明，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霍乾芳年龄等信息。20、电话查询记录，证据来源西董派出所，证明霍乾芳无违法犯罪记录。21、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来源孔红，证明房屋为孔红购买。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有效证据是2020年6月15日到2020年7月22日，其余证据是无效的，剩余的有效证据不能证明办案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孔红的鉴定文书有异议，门诊病历是伪造的，当时孔红年龄是50岁，这是她姐姐的门诊病历。公安机关凭伪造的门诊病历对伤情进行了鉴定，这是不合法的。原告也一直要求公安机关来调查这件事情，但是至今不做调查。原告母亲的法医鉴定卷宗中至今没有，尽管伤情已经被阳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处罚决定的送达已经对原告和孔红送达，但是张筱岑、张杰处罚的决定书一直没有送达其本人。也就是说，对这次重办案件中，有法律效力的处罚决定只有两份，也就是对孔红的处罚和对原告的处罚，公安机关这次重办案件就处罚了当时的夫妻两人，即使是处罚夫妻两人，处罚的也不相当，他们召集社会闲散人员黑恶势力打原告全家，致伤多人。对孔红处罚是罚款200元，对原告处罚确是行政拘留7天，罚款200元。夫妻矛盾纠纷和黑恶势力入室殴打，无论案件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公安机关就这样轻轻的处罚了，对原告加重处罚，因此，原告才说他们是挟公权对行政诉讼原告的打击报复。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2017）10011号案件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杨光兵在当时的案件中是协办人，并非主办民警，而在2020年案件中系主办民警，在2020年5月26日办案人员杨光兵、张月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告知了原告可以提请办案人员进行回避的权利，原告回答不要求办案人员回避。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有异议，此证据是网络打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且证据内容过于笼统，并未特指哪一份证据非聊天当事人所签。根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辩论意见，经评议，合议庭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虽然原告提出异议，但能够证实本案中被告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重新立案并进行调查作出处理的实际情况，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则，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原告庭审中提交证据因被告提出异议，不能证实原告的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以上举证、质证意见，合议庭确认以下事实：本案案发时，原告霍乾芳与第三人孔红均系再婚夫妻。2017年2月11日，双方因家庭琐事在其家中发生肢体冲突，被与其同住的霍乾芳之子霍达劝阻后，孔红通知其女张筱岑来其家中，之后，张筱岑及其父张杰、其姑姑张宁、姑父王兵相继到原告家中并与霍乾芳发生肢体冲突，致使霍乾芳、孔红、原告之母王爱芳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原告霍乾芳于22时40分许拨打110报警，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并指令西董派出所查处该案。被告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杰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原告霍乾芳以被告超法定期限办案、对张杰处罚过轻、忽略其母王爱芳被打伤情节、案件事实不清、未对张筱岑等人作出处罚等理由申请复议，邹平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作出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8年2月5日提起诉讼，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鲁1622行初3号行政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邹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不服，提出上诉，案经二审，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8）鲁16行终90号行政裁定，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2行初3号行政判决，发回阳信县人民法院重审。阳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鲁1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邹平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17]104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邹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7）第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于2020年6月15日下达《邹平市公安局纠正违法通知书》，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受案，于2020年7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孔红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筱岑作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于2020年7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分别对霍乾芳、张杰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故本案被告具有本辖区治安管理的行政职权。原告霍乾芳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被告邹平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是否合法？一、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2020年6月15日的立案问题本案中，被告立案行为是根据阳信县人民法院判决进行的纠错行为，属于重新立案，这也是被告回应原告在阳信县法院的起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等情形的，判决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被告的重新立案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之前行政机关调查获取的证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证实无效前，可以做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二、关于原告提出承办人应该回避的问题本案证据能够证实承办人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告知其可以提请办案人员进行回避的权利，原告回答不要求办案人员回避。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此后申请过承办人回避，因此，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三、关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的问题，合议庭认为：1、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由此可见：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行政、司法机关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共同遵守的原则，被告对其作出治安行政处罚违反了此项原则。2、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具体到本案中，2017年2月11日后的法定追究时效内，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处罚。三年后的2020年7月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已经超出法定追究时效。四、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强制采集其生物识别和生物样本信息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三条，对违法嫌疑人，可以依法提取或者采集肖像、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吸毒、从事恐怖活动等违法行为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规定提取或者采集血液、尿液、毛发、脱落细胞等生物样本。人身安全检查和当场检查时已经提取、采集的信息，不再提取、采集。据此，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信息采集是行政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常规，以便于及时查处违法犯罪，防止漏罪脱罪。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不予处罚，但原告霍乾芳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除其曾经作为违法嫌疑人的身份，因此，被告作为本地具有治安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有权对其进行信息采集，其要求被告消除采集的信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五、对原告提出的张杰等人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问题，因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予审查。综上所述，被告邹平市公安局对原告霍乾芳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告诉求撤销，应予支持。原告要求消除被告采集的违法信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邹平市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的邹公（西董）行罚决字[2020]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二、驳回原告霍乾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邹平市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姜守华人民陪审员  吴金宽人民陪审员  于 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杜 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