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7民终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勇，男，197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炳忠，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石河子市老街街道团结路社区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法定代表人：薛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风铭，男，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干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成山，男，196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瑞，男，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军，新疆振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勇、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成山、鲁瑞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博乐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新2701民初2007号民事判决。水安公司、鲁瑞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新27民终282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博乐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博乐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9）新270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李勇、水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3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炳忠，上诉人水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风铭，被上诉人刘成山、鲁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及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对李勇主张的诉讼请求各方并未异议，只是鲁瑞、刘成山承认工程款应由水安公司给付。1.一审认定李勇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不予确认或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确认是错误的，几次开庭李勇都表示，大部分证据复印件的来源都是水安公司，该项工程的负责人陈某提供的，原件在水安公司，对此水安公司并没有否认。对该案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及包括证人胡某某是鲁瑞提供的（含二审）均证实供水、绿化工程是李勇干的，以上证据都符合证据规则，一审未确认有误，应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相矛盾。根据以上一审法院查明认定（含绿化部分）的事实，应当判决给付，没有判决错误，应予以纠正。3.一审认定2018年2月4日鲁瑞向李勇支付18000元是事实。鲁瑞代李勇支付挖掘机费用24900元，因胡某某（挖掘机机主）到庭证实，李勇认可。2018年2月1日，鲁瑞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袁某某转账28000元，李勇不认可。袁海红是李勇的工人，该工程2017年7月份结束，所有的工人工资已全部结清，根本不欠袁某某的工资，在一审李勇表示这28000元与其没有关系，是2018年鲁瑞与袁某某的其他经济上的往来，将这三笔款项判给李勇支付错误。4.李勇交给鲁瑞签订合同押金10000元，在原一审中鲁瑞当庭承认收到10000元的事实，只是说将10000元退给了袁某某1，让袁某某1还给李勇，但是李勇至今都没见到这10000元，而且鲁瑞也没有提供任何返还的证据，应当支持李勇的该项主张，而未予支持应予纠正。水安公司辩称，1、水安公司被告主体不适格，不应被列为被告，水安公司与李勇之间未签订任何合同，双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李勇将水安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与事实不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份劳务合同仅对李勇与刘成山具有约束力，与水安公司无关，水安公司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2.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勇仅有权要求作为合同相对方刘成山向其支付工程款，且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但李勇直接向水安公司索要工程款于法无据。3.李勇就涉案项目所完成的工程量及相应工程价款无法确定，水安公司与刘成山、鲁瑞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对工程量进行最终结算。李勇所提交的陈某签字确认的工程量清单，仅是对鲁瑞施工工程量的初步结算，无法作为确认最终工程价款的依据。该初步结算系鲁瑞施工的工程量，并非是李勇施工部分的工程量。结算单只是对量的初步结算，单价无法确定，且李勇提交的证据材料明确约定，涉案工程需经过审计方能确定工程价款，目前涉案工程尚未审计，工程价款亦无法确定，因此水安公司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其无需向任何人支付工程款。4.水安公司无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若要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水安公司承担工程款给付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发包人仅指建设单位，并不包括施工单位，因此水安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作为承包人并不适用以上司法解释关于发包人的规定，水安公司也无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5.水安公司已向鲁瑞支付610504元，李勇提供的承诺书中明确写明我公司已向鲁瑞支付610504元，所有农民工工资款已全部结清。综上所述，李勇要求水安公司给付工程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刘成山、鲁瑞辩称，1、我方只承认李勇干过管网工程。2.双方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双方约定的投资利润100000元正确。3.关于袁某某的工资，刘成山、鲁瑞作为发包人，依照建设部的规定将民工工资直接支付给相应的工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将28000元支付给袁海红的工资从李勇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是正确的。4.鲁瑞认可收到了袁某某1的10000元，但不能证实是李勇的，后来把10000元退给袁某某1也是正常的，李勇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水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与理由：一、水安公司被告主体不适格，不应被列为被告。水安公司与李勇之间无合同关系，而李勇却以与水安公司无任何关联的《劳务合同》为依据将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与事实不符；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份《××合同》仅对李勇与刘成山具有约束力，与我公司无关，因此水安公司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二、李勇就涉案项目所完成的工程量及相应工程价款无法确定。水安公司与刘成山、鲁瑞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对工程量进行最终结算，一审判决依据李勇提交的陈某签字确认的工程量清单仅是对鲁瑞施工工程量的初步结算，无法作为确认最终工程价款的依据，且该初步结算系鲁瑞施工的工程量，并非是李勇施工部分的工程量；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供水工程价格表”仅有刘成山与李勇的签字，水安公司对该价格不认可，一审法院仅依据该价格表便直接确定工程价款，且李勇提交的证据材料明确约定涉案工程需经审计方能确定工程价款，目前涉案工程尚未审计，工程价款亦无法确定。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仅依据李勇单方证据便确定李勇完成的工程量及相应工程价款。三、水安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1.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第六十五条“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依照上述规定，水安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刘成山仅应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而非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依据该法律条文规定判决水安公司对李勇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显属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虽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但水安公司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规定的“发包人”，发包人仅仅指建设单位并不包括施工单位，从以上规定来看，需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只有建设单位，不可能是施工单位，因此发包人明确仅指建设单位。因水安公司并不属于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发包人”所以李勇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水安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四、水安公司已向李勇支付610504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75000元。依照李勇提供的其已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可知，水安公司已向鲁瑞、李勇支付610504元，所有农民工工资款已全部结清，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仅向其支付了75000元，与事实情况不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李勇辩称，水安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资质条件的鲁瑞、刘成山，而刘成山、鲁瑞又分包给了李勇，所以水安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由水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正确。刘成山、鲁瑞辩称，认可水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水安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李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水安公司、刘成山、鲁瑞支付工程款99061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李勇与刘成山签订一份《××合同》，合同约定刘成山将博乐市×××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给李勇施工，在施工中李勇要严格按照图纸施工，如有变更，要有刘成山的书面通知，每项工程完工后，均有责任让甲方监理签字认可。结算方式为按李勇施工的实际工程量结算，价格要双方同意签字的价格表的价格进行结算，刘成山同意补偿李勇投资利润100000元。付款方式为李勇整个供水工程施工完工后，达到通水标准，刘成山支付到总金额的30%，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40%，交工后付25%，留5%保修款，李勇、刘成山在合同中签字。合同附件对供水工程价格表进行了约定，DNPE200安装每米135元，DNPE75安装每米50元，DNPE25安装每米40元，以上管线包括材料、配件、清沟、热熔安装、开挖、回填。进户井每座全包价1500元。此报价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李勇、刘成山在价格表中签字。该工程建设单位为博乐市××牧场，承建人为水安公司，该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鲁瑞，鲁瑞及刘成山系合伙关系。李勇将涉案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案外人袁某某。案外人陈某系水安公司员工，系涉案项目负责人。2017年7月2日监理单位赵永涛、施工单位陈某、鲁瑞、刘成山等人共同出具工程量清单，确认其中供水部分DN200为3692米，DN75为1757.8米，绿化部分DN90为2467.7米，DN63为2181.4米，入户DN25为3230米，检查井41个，消防井14个，绿化井4个，备注以上内容为现场实量工程量，管网工程无误。水安公司工程负责人陈伟及刘成山、鲁瑞、监理单位赵某某在清单中签字确认。2017年7月3日，水安公司博乐分公司出具《××告知书》，内容为：“鲁瑞班组，根据2017年6月28日博乐市××牧场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美丽乡村一期专题会议精神，我公司承建的博乐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村一期）建设PPP项目（××牧场），你班组施工的××项目已按场部要求进行清场，由水安公司博乐分公司安排其他班组接受余下工程的施工，对于前期已施工的工程量，由牧场牵头，监理、业主、审计等各方确认，经各方确认的工程量我公司予以认可，经各方确认后你班组再次施工的工程量与我公司无关。2017年7月5日，水安公司工程负责人陈某出具一份通知单，内容为“2017年7月5日博乐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村一期××牧场乌兰布河现场所有施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现场工程量已做好统计，并经承包人确认，自7月5日以后增加的工程量将不予认可”，陈某及刘成山在通知单中签字。2017年7月16日，水安公司博乐分公司将××牧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全部移交给××牧场，工程移交验收意见为：1.给水管沟回填土压实度未取样；2.检查井未按图施工；3.所有项目没有验收、4、工程量以审计为准。2017年7月17日，被告水安公司出具工程量核定表，其中供水部分DN200为3692米，DN75为1757.8米，入户DN25为3230米，绿化部分DN90为2467.7米，DN63为2181.4米，检查井45个，消防井14个，绿化井4个。水安公司加盖项目专用章、接收单位、建设单位在移交单中加盖公章，陈某、鲁瑞在移交单中签字，水安公司在工程量核定表中加盖项目专用章、陈某签字。2017年7月27日，陈某及鲁瑞出具清单，对李勇施工的工程量再次进行确认，其中供水管网安装部分DN200管网为3692米，DN75管网为1757.8米，供水DN25管网为3230米，绿化部分DN90为2467.7米，DN63为2181.4米，内径1200㎜给水检查井45个，内径1200㎜给绿化井4个，内径1200㎜给消防井14个，清单中有陈某及鲁瑞签字。同日鲁瑞签字对李勇施工检查井配件予以确认。2018年1月26日李勇及鲁瑞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李勇、鲁瑞，系××牧场2017年美丽乡村××村（牧四队）建设项目施工班组长。鉴于阳光城投公司（业主代表）本次付款旨在解决所有民工工资，通过水安公司博乐分公司上报本班组提供的‘农民工工资兑付表’并按照所提供表的农民工建行卡直接支付，水安公司要求本人如实造表，现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所上报的‘农民工工资兑付表’信息真实准确，所列人员为该项目实际参建民工，工资合计美丽乡村155000元，累计支付610504元，所有民工工资款已全部结清，之后还有农民工因该项目工资上访或存在争议而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等后果均由本人承担，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关”，鲁瑞、李勇在承诺书中签字并摁手印。水安公司向李勇支付了工人工资75000元。2018年2月4日鲁瑞向李勇支付18000元。2018年2月1日，鲁瑞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袁某某支付工人工资10000元，2月3日支付8000元，同日支付10000元，合计28000元。鲁瑞代李勇支付挖掘机费用249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勇要求水安公司、刘成山、鲁瑞支付工程款990614元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关于供水管网工程。李勇与刘成山签订《×××合同》，水安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方，将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刘成山，刘成山又与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李勇签订《×××合同》。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本案中涉案工程为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属于建设工程范畴，李勇并无劳务作业法定资质，故李勇与刘成山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李勇从刘成山处分包阿热勒托海牧场乌兰布河村供给水工程，现工程已移交完毕。刘成山辩称李勇仅完成部分工程，一审法院认为供给水工程量经水安公司、鲁瑞、刘成山确认并出具工程量清单，李勇系供给水管道工程合同相对方，刘成山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已结算的供给水管道工程量由他人施工，故对刘成山辩称不予采信。其次，水安公司将涉案工程移交建设单位前，水安公司、刘成山、鲁瑞及工程发包方均对供给水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其中供水部分DN200为3692米，DN75为1757.8米，入户DN25为3230米，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的单价为DNPE200安装每米135元，DNPE75安装每米50元，DNPE25安装每米40元，故供水管网部分工程价款为715510元（3692米×135元＋1757.8米×50元+3230米×40元）。李勇认可鲁瑞亦施工了部分检查井，李勇主张其施工了部分检查井41个，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完成数量，鲁瑞自认李勇完成37个，对37个检查井予以确认。鲁瑞辩称李勇未完成检查井井盖，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是否应当包括井盖，故对该辩称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进户井每座1500元，即55500元（1500元×37个）。综上，供水管网工程款合计771010元（55500元+715510元）。李勇施工供水管道工程的工程量及单价均有约定，故对李勇申请鉴定工程价款的申请，不予准许。第二，关于×××牧场×××村绿化管网是否属于李勇施工范围的问题。双方关于绿化管网施工工程未签订书面合同。李勇提交的购买材料清单、微信聊天记录、陈某出具的材料清单无法证实李勇施工了×××牧场×××村绿化管网工程，对李勇主张绿化管网工程系李勇施工的诉称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欠付工程款数额的问题。李勇认可水安公司支付了工人工资75000元，2018年2月4日鲁瑞向李勇支付18000元，合计91000元，应当予以扣除。鲁瑞、刘成山提供证据证实2018年2月1日鲁瑞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袁海红支付工人工资10000元，2月3日支付8000元，同日支付10000元，合计28000元，李勇主张该款项与涉案工程无关，但案外人袁某某从李勇处分包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李勇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系支付其他工程的工程款，故对李勇的辩称不予采信，该款项应当从李勇主张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管线工程中包括管沟清沟、开挖、回填，故挖掘机费用应当由李勇负担，李勇亦无异议。鲁瑞辩称共向挖掘机支付37000元，但李勇认可鲁瑞代其支付挖掘机费用24900元，剩余款项鲁瑞并未提供证据，对鲁瑞辩称不予采信，挖掘机费用24900元应当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李勇主张其向鲁瑞支付10000元押金，应当予以返还，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鲁瑞支付，对李勇该项诉称不予采信。综上，水安公司、刘成山、鲁瑞共向李勇支付工程款143900元，尚欠李勇工程款627110元（771010元-91000元-28000元-24900元）。最后，关于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刘成山将涉案工程分包给李勇，并与李勇签订合同，刘成山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对李勇要求刘成山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庭审过程中，鲁瑞认可其与刘成山系合伙关系，鲁瑞应当承担共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水安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刘成山，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一、被告刘成山、鲁瑞于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勇支付工程款627110元；二、被告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就涉案×××牧场×××村工程向×××牧场副场长宋开明做了调查笔录，向其了解李勇施工的具体情况。经质证，李勇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调查笔录的内容不认可，认为宋某某陈述的情况不属实，涉案工程是承包给我的，我退场后的工程是银某某施工的，银某某又承包给了袁某某1，武某某从未施工过。水安公司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水安公司将其承包施工的工程分包给鲁瑞施工，与李勇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同时根据该笔录，有部分工程未经过水安公司，直接由建设单位发包给鲁瑞施工，同时存在李某、武某某等案外人施工的情况。鲁瑞、刘成山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该笔录与武某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是一致的，从笔录可以看出李勇没有参与后期的绿化管网工程。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中认定“李勇认可水安公司支付了工人工资75000元，2018年2月4日鲁瑞向李勇支付18000元，合计91000元”，计算数额有误，应合计为93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2017年5月12日，刘成山与李勇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将供给水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分包给李勇，该《×××合同》实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是正确的。李勇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双方对涉案工程已经使用的事实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刘成山应当向李勇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双方对李勇施工的供水部分DN200为3692米，DN75为1757.8米，入户DN25为3230米的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单价认定供水管网部分工程价款为715510元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关于李勇施工的检查井数量问题，李勇主张扣除鲁瑞施工的22个检查井其施工的检查井为41个，刘成山、鲁瑞认为李勇主张的41个检查井中4个为绿化井，是做绿化工程的人施工的。李勇应当对41个检查井是由其进行施工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按照鲁瑞的自认认定李勇完成了37个检查井以及该部分工程款为55500元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故李勇施工的供水管网部分的工程款为771010元。李勇上诉称绿化管网工程是由其施工，应当向其支付该部分工程的款项，但双方并未就绿化管网工程签订合同，李勇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已付工程款数额，鲁瑞直接向袁某某支付的工资28000元是否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的问题。李勇认可袁某某系其雇佣的工人，且对鲁瑞提供的向袁某某支付工资28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虽上诉称“袁某某的工资已结清，2018年鲁瑞与袁某某有其他经济往来，该笔28000元与其无关，不应当从总工程款中扣除”，李勇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勇认为通过袁某某1向鲁瑞支付的押金10000元应当退还，鲁瑞认可袁某某1交纳押金10000元，但其已退还袁某某1，与李勇无关。李勇未提供证据证实是其指示袁某某向鲁瑞交纳的押金，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依据鲁瑞、刘成山、李勇签字确认的工资表认定水安公司向李勇支付75000元并无不当，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鲁瑞向李勇支付18000元及直接向李勇的工人袁某某支付工资28000元、鲁瑞代李勇支付挖掘机费用24900元的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扣除水安公司、刘成山、鲁瑞已向李勇支付工程款145900元，鲁瑞、刘成山还应向李勇支付工程款625110元（771010元-93000元-28000元-24900元）。一审判决中少计算2000元，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投资利润100000元的问题，因《劳务合同》无效，合同中关于“甲方同意补给乙方投资利润100000元”的约定亦无效，李勇主张应向其支付投资利润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鲁瑞认可其与刘成山系合伙关系，其应当承担向李勇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李勇要求鲁瑞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李勇与鲁瑞、刘成山签订《×××合同》，系合同相对方，水安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方，其与李勇之间无合同关系，李勇要求水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为水安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刘成山，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水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博乐市人民法院（2019）新270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成山、鲁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勇支付工程款625110元；三、驳回上诉人李勇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06元，由上诉人李勇负担5057元，由被上诉人刘成山、鲁瑞负担8649元。上诉人李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379.06元、上诉人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1.1元，均由上诉人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玲审判员 杜娟审判员 赵鑫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 官助 理 岳晓桐书记员 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