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7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凯，男，汉族，1968年2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越科，男，汉族，1985年3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慧聪，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凯因与被上诉人郭越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9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熊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3、判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案件受理费、上诉费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被上诉人郭越科是惠州市某有限公司（下称“某公司”）的员工，上诉人借的15万元实际上是某公司的资金。因某公司不具备放贷的资质，所以某公司将款项转给郭越科，再由郭越科转给上诉人。因此，该笔15万元的借款实际是某公司的资金，并不是郭越科的资金，郭越科作为中间人，实际上对该笔债权不享有任何权利，不是该笔15万元债权的所有权人。因此，郭越科不具备作为原告对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郭越科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1日发布的法[2018]215号《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一条“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未对款项来源进行审查，也未对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进行调查，造成案件事实调查不清楚，未能发现被上诉人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一审法院对于证人证言选择性采纳，未能与其他证据结合判断，进而导致判决错误。（一）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和律师费承担。上诉人是在某公司签署的借条，签署借条时，借条上未约定利息和律师费承担，当时有某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上诉人一手持身份证、一手持借条，然后由工作人员拍照作为上诉人借款的证据留存。这一证据确切表明，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确实没有约定利息和律师费承担等内容。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中关于利息和律师费承担等内容均为某公司工作人员自行添加上去，关于该部分约定，既没有通知上诉人，也没有征得上诉人同意，属于某公司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此外，一审法院认定曾某在一审开庭时的证言表述（在出借时口头告知了上诉人涉案借款的利息及律师费等），那么就意味着在签订借据时，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律师费承担，对于利息及律师费承担仅仅是证人口头单方陈述，双方对于借款利息和律师费承担并未形成合意。而且假如借款人是被上诉人，为何要由第三人曾某来告诉上诉人借款利息和律师费承担，而非由被上诉人直接跟上诉人讲清楚，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从证人曾某的证词中可以明确推导出：1、该笔借款实际是某公司借给上诉人的（与曾某称上诉人是他的客户能够互相印证）；2、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的确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律师费承担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在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被上诉人主张利息的诉求，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对于证人曾某称已代上诉人还款，却并不采纳，理由是曾某与被上诉人有多笔账款往来，两人的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并不能完全证明是曾某替被告偿还涉案借款。实际情况是，上诉人通过支付宝将款项转给曾某，由曾某再转给郭越科。即使曾某还给郭越科时未备注是替上诉人还款，但也并不能抹杀曾某是代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的事实。如果一审法院对于曾某与郭越科双方的每一笔往来款用途调查清楚，就能证明曾某确实是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了。但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就笼统的以一句“两人的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并不能完全证明是曾某替被告偿还涉案借款”，敷衍了事，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全部偿还完借款。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已还款人民币45000元，又通过支付宝转账134000元给曾某，由曾某代上诉人还款134000元，总计已偿还l79000元，上诉人已偿还完全部借款150000元。由于在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没有约定利息，那么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就不能得到支持。上诉人多偿还的29000元，上诉人将通过另案诉讼向被上诉人追偿。此外，曾某于2019年1月31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款说明书》，说明该笔借款是上诉人向某公司的借款，同时曾某也承诺该笔借款由其承担，与上诉人无关。四、对于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明显错误。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并未约定律师费承担，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单方填写的借条内容判决被上诉人的律师费由上诉人承担缺乏事实基础。此外，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方举证的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就支持了被上诉人方14000的律师费请求，也不合理。该笔律师费是否实际支付，被上诉人方并未提供其银行转帐支付律师费的凭证，并不能证明该笔律师费已实际产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有误。五、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过高，不应得到支持。即使硬要支持利息，也应当按照被上诉人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上诉人签署借条时，双方并未约定利息，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单方填写的借条内容中关于利息的约定判决上诉人应承担借款利息缺乏事实基础。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的诉求是要求上诉人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该利率标准过高。根据2020年8月18日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行为是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所以应当参照被上诉人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即利率上限应当为年利率15.4%（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LPR利率3.85%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事实未调查清楚的情况，由此引起事实不清，所以导致判决错误。为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郭越科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主体适格，被答辩人在二审中称本案主体不适格无事实及相应的证据支持。被答辩人在一审中从未提出主体的问题，现在二审中才提出，明显是故意拖延时间。本案借款的出资人是答辩人，并非他人。二、证人曾某是被答辩人申请出庭作证的。庭后一审法院要求证人曾某提交证据证明是代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偿还借款。但庭审后曾某并未提交任何的证据，反而是被答辩人以被答辩人的名义提交证人曾某的证据。足以看出证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三、证人曾某与答辩人之间涉及公司业务的多笔款项往来，且曾某也未提交被答辩人向其转账及支付现金的证据，无法证明被答辩人向其支付了款项，再由其代为偿还债务。同时，曾某称被答辩人不熟悉手机操作流程而需要其代为还款，但被答辩人也曾经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及微信向答辩人偿还借款，故曾某的代为偿还借款的辩称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四、本案律师费并非一定需要转账记录才能证明答辩人的支付情况，本案已经提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足以证明答辩人已经支付了该律师费。五、本案是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立案的，应适用2015年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郭越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万元及利息约4.6万元（利息以15万元基数，自2018年12月5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4.6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所花费的律师费人民币1.4万元；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5日，被告熊凯向原告郭越科借款并出具《借款条》一张，载明：本人熊凯向郭越科借款150000元，借款期限30天；每月须在5号前向郭越科交付4500元利息，到期所借款项及利息需全额还清；如逾期未能全额还清的按未还款项3%继续支付逾期款项利息直至付清本金及利息止，由此而造成律师费等一切的损失由被告人承担。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账150000元。另，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并支付律师费14000元。另查明，被告熊凯本人微信转账还款记录如下：2019年2月1日转账10000元，2019年2月25日转账3000元，2019年2月26日转账2000元，2019年5月15日转账10000元，2019年5月16日转账20000元，合计45000元。另，被告辩称委托了案外人曾某（本案证人）代为向原告还款134000元，并提供银行转账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曾某向原告银行转账多笔共计100000元、向原告微信转账多笔共计34000元。庭审时，被告申请曾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曾某陈述：我与原告曾经是投资金融公司的同事，原告是我上级，我是业务主任，当时出借款项时虽然借条上的出借人、利息、律师费等没填写，但我有口头告诉被告，被告也说知道，因为被告是我的客户，他又不熟悉手机操作，所以委托我还款。一审法院询问曾某：除了代为还款的流水外，为何你与原告之间还有多笔微信及银行的转账记录？曾某回答：因为涉及到金融公司的业务款，如过桥费等，所以我与原告之间还有多笔转账记录。被告庭审时多次辩称其签署借条时，借条未载明利息、律师费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原告以转账方式向被告出借借款150000元，被告亦出具了借条、收条予以确认，现被告逾期还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辩称委托案外人曾某代为向原告还款，故借款本金与利息均已清偿，一审法院认为，曾某与原告曾是金融公司的同事，双方之间涉及公司业务的多笔款项往来，两人的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并不能完全证明是曾某替被告偿还涉案借款，且曾某所称的代为还款的每一笔转账记录也无备注是替被告还款。曾某陈述因为被告不熟悉手机操作所以他委托自己代为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被告及曾某未能提供被告向曾某转账过或交付过现金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向曾某支付了款项，再由曾某代为偿还债务，而且从基本逻辑及日常生活推定，被告也不可能每次向曾某给付现金后由其代为还款。同时，被告本身也有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还款的记录，故不存在被告不熟悉手机操作而需要委托曾某代为还款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息及律师费，曾某在庭审中作为被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已表明其在出借时口头告知了被告涉案借款的利息及律师费等，证人也明确被告在借款前已经清楚了解相关情况，故涉案借款的利息及律师费应当按借条约定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截止至2019年5月16日被告最后一次还款时，被告通过微信共计还款45000元，结合被告每次还款的时间，按照月利率3%，先利后本抵扣之后，被告尚欠本金131832元（计算至2019年6月5日）。关于律师费是否超过标准的问题，一审法院依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及《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等指导文件计算，原告诉请律师费14000元并未超过相关标准，本案中被告违约还款，根据约定应承担律师费14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熊凯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郭越科偿还借款本金131832元、利息（以本金131832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及律师费14000元。二、驳回原告郭越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为22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郭越科负担300元，由被告熊凯负担192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熊凯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诉讼案件信息，证明（1）郭越科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是职业放贷人，其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2）郭越科作为被执行人欠款92万，说明其不具有借款的经济实力，其借款15万元给上诉人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2、照片，证明上诉人签署借款条时，并未约定借款利息，费用承担等问题，利息及费用承担均为被上诉人单方添加。3、借款说明书，证明（1）郭越科与曾某均为惠州市某有限公司员工；（2）上诉人是向某公司借款，并不是向郭越科借款；（3）郭越科转账给上诉人是代某公司出具借款；（4）上诉人向某公司的借款，由曾某完全承担，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郭越科经质证认为，第一，上诉人提交该些证据的时间已过举证期限，该证据并非一审无法举证的证据，上诉人二审才提交，依法应不予采纳。第二，退一步来说，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其中（2019）粤1302民初11566号案件，被上诉人是作为原告，但（2020）粤1302执3251号案件，被上诉人是作为被告，明显与上诉人所称的职业放贷人不相符，且（2020）粤1302执3251号案的92万元是发生在本案借款之后的。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是在借款发生时其中的一个拍照，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曾某在一审中从未提出该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曾某，其在一审中是作为证人，称其是代上诉人偿还该案借款，其在此又称该借款实际出资人是曾某本人，对其所做的证人证言是存在异议的，以及上诉人作为一个成年人，按正常逻辑，也不可能为曾某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郭越科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银行转账回单详情，证明我方已经实际支付了律师费14000元。上诉人熊凯经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回单详情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应上诉人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曾某出庭作证，其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上诉人的主体是否适格；2、上诉人是否已还清涉案借款；3、利息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案外人惠州市某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条》、《借款收条》、银行交易明细表等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借款150000元的事实，即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案外人惠州市某有限公司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其在借款后向被上诉人偿还45000元，且委托案外人曾某代为还款134000元，故涉案借款本金150000元已还清。而根据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曾某的转账记录及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双方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且案外人曾某在向被上诉人转账时也未就其代还的款项加以备注为还款。另外，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曾某代为还款前或还款后，其有向曾某转款134000元。故以曾某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款项来认定系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的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已还清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条显示，上诉人的15万元借款每月应付利息4500元，由此可认定涉案借款的借款利率为月息3分，且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曾某出庭亦证实，双方曾口头约定涉案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上诉人主张借款未约定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上诉人在借款后偿还了45000元，在扣减按3%月利率计算的利息后，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131832元未偿还。至于律师费，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14000元有其提供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银行转账回单详情为证，可以认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元，由上诉人熊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