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琼民申14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春华，男，196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彪，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霞，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小春，女，196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黎爱蓉，女，195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黎忠，男，196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原审被告：姚培植，男，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再审申请人刘春华、徐小春因与被申请人黎爱蓉、黎忠及原审被告姚培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20）琼01民终82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春华、徐小春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春华、徐小春的委托行为是让与担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让与担保存在的主体只适用于债务人或者其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约定。本案借款关系的主体为债务人刘春华、徐小春与债权人姚培植之间的关系。刘春华、徐小春与姚培植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并没有约定任何与让与担保有关的条款。因此，本案不存在让与担保的问题。姚培植实现其债权的方式是在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时，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保证其债权。刘春华、徐小春与黎爱蓉所签订的《委托书》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与让与担保关系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黎爱蓉与姚培植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民事主体，二审判决却将黎爱蓉等同于姚培植，将委托合同关系等同于让与担保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刘春华、徐小春与姚培植在借款关系发生时约定了让与担保的条款，姚培植也不能自己直接对担保物进行处置，而是必须申请法院对该担保物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受偿，否则违反法律所规定的禁止流质条款，应当认定无效。二、二审判决认定刘春华、徐小春所签订的《承诺书》是对房屋价款的补充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认定涉案买卖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承诺书》的效力问题。实际上该《承诺书》徐小春的签名明显看出不是本人签字，而且徐小春对《承诺书》完全不知情，也从未认可过。该《承诺书》属于刘春华单方行为，因刘春华单方行为违反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有财产处分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其次，二审判决认定黎爱蓉与黎忠所签订的《海口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刘春华、徐小春与黎爱蓉属于委托合同关系，黎爱蓉在处置涉案房产时，应当征得刘春华、徐小春指示和同意，但黎爱蓉未尽到善良代理的义务，将价值近100万元的涉案房产以26万元的低价转让给其弟弟黎忠，且受让人黎忠在受让房产时未实际查看房屋内部结构，并且26万元款项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支付。刘春华、徐小春也未收到相关款项，这足以证明黎忠未支付合理的对价。退一步而言，即使二审判决所认定的47万元也远低于涉案房产当时的市场价格。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黎爱蓉、黎忠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已经支付相应对价，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为：刘春华、徐小春向黎爱蓉出具涉案《委托书》是否构成让与担保。   本院认为，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债务的履行，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转让给债权人。当债务清偿后，标的物返还给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本案中，刘春华、徐小春（乙方）与姚培植（甲方）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借人民币20万元，乙方愿将其夫妻共有的涉案房产抵押给甲方，以担保乙方的债务按期清偿等。基于上述抵押借款合同关系，后刘春华、徐小春向姚培植的母亲黎爱蓉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委托黎爱蓉作为徐小春、刘春华的代理人，全权代表徐小春、刘春华办理涉案房产相关事宜，具体权限包括：1、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办理抵押登记、解除抵押登记、领取房产证；2、到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收取售房款、办理评估、缴纳相关税费、配合买受人办理按揭贷款手续等与售房相关的一切事宜。徐小春、刘春华对上述《委托书》进行了公证。上述事实表明，刘春华、徐小春为其债务20万元提供涉案房产作为担保；同时向债权人母亲黎爱蓉出具《委托书》的行为亦表明，如果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则由债权人母亲黎爱蓉全权处置涉案房产，保证20万元债权的实现。据此，二审判决认为，虽然涉案房产并未将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债权人名下，但该《委托书》实质上已授权黎爱蓉全权处分涉案房产的权利，上述委托行为的特征符合让与担保的要素，该认定并无不妥。刘春华、徐小春称，二审判决将黎爱蓉等同于姚培植，将委托合同关系等同于让与担保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2018年9月21日，刘春华、徐小春向姚培植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刘春华、徐小春向姚培植借款20万元至今未偿还，按照约定涉案房产已经卖给姚培植，姚培植已将涉案房产出售他人并办理过户手续。对此，刘春华、徐小春无异议。刘春华一家尚居住在上述房屋，为此姚培植愿意再次支付23万元给刘春华。具体付款方式为：1、2018年9月25日之前支付5万元，……该《承诺书》落款处有刘春华、徐小春签字（徐小春系刘春华代签）。该《承诺书》在一审期间由姚培植、黎爱蓉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并提交了2018年9月25日刘春华手写的收到姚培植现金5万元的收条。上述事实表明，刘春华不但认可《承诺书》，并以实际行动（收取姚培植5万元）在履行《承诺书》的约定。因刘春华、徐小春系共同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黎爱蓉处置涉案房产，依照常理徐小春对不能偿还20万元债务时债权人处置涉案房产的相关情况应当是知晓的。并且，刘春华、徐小春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其与姚培植通过协议的方式处分涉案房产用于清偿债务的行为，并不违法法律规定。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承诺书》实际是对涉案房产价款的补充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刘春华、徐小春已经收到了承诺书中的5万元，应当认定为有效承诺。二审判决上述认定，并无不当。刘春华、徐小春称，二审判决认定《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认定涉案买卖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利益，明显错误。刘春华、徐小春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春华、徐小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春华、徐小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爱玲   审判员 唐赐伟   审判员 邱 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邹 卫   书记员 何碧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