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7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北京乾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建安第九工程处。负责人：耿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四川宕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原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山西西沟龙鼎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某（又名李诚），该公司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建安第九工程处（以下简称三建九处）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宕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宕渠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山西西沟龙鼎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沟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4民终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刘英担任审判长，仲俊光担任主审法官，张建军参加合议庭评议，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三建公司和三建九处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4民终730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由合同真实履行人和受益人第三人承担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1）（2）（3）（6）（10）项的规定，应当依法再审。（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事实认定。再审申请人调取了其他关联案件中宕渠公司与西沟公司当庭承认其双方未经三建同意，擅自冒用三建九处公章，实际由其双方真实履行分包合同的《庭审笔录》，该新证据与大量原审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涉案《施工合同》及《分包合同》均为第三人与被申请人恶意串通假借三建九处名义签订，不是三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从始至终三建公司对涉案工程均一无所知，没有参与工程施工，也没有收取工程款项。新证据是2018年11月1日山西省平顺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系原告西沟公司诉被告宕渠公司、代彬、山西三建、三建九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2018）晋0425民初491号），系与本案基于相同法律关系的关联案件。《庭审笔录》第31页“审：原告（西沟公司），你方与九处签订的合同是与谁签订的？原：是与韩彦峰签订的，他拿着九处的章与我签订的，没有看到委托函，不清楚他是九处的什么人”；“审：原告，工程合同实际履行中宕渠与你方是直接联系吗？原（西沟公司）：直接联系，没有重新签订书面合同，实际履行以分包合同为依据，实际是以分包合同支付的工程款”；第32页：“审：被告宕渠（公司），什么时候离开工地的？被（宕渠公司）：2014年11月8日离开的，原告（西沟公司）将我方工人强行赶出工地”；“审：原告（西沟公司），你与宕渠履行中九处是否有人员参与？原：九处的韩彦峰参与了整个工程。当时他不是九处的正式员工，现在是我们公司聘用的。相当于工地上的主管进行管理。审：被告九处，整个施工过程是否参与？被（九处）：没有参与，也没有设备及人员参与，韩彦峰非我公司员工。”以上庭审询问足以看出，韩彦峰作为第三人西沟龙鼎公司的注册股东，公开在第三人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登记并公示，居然手持三建九处公章冒充三建员工签订虚假合同。被申请人、第三人均心知肚明，三建九处在涉案工程中从未参与，一无所知，所谓《总包合同》及《分包合同》均不是三建九处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何证据能证明分包合同无效？分包合同是谁和宕渠公司签订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被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直接履行，即：第三人是工程实际发包人和受益人，被申请人是工程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三建九处纯属被人为设计，强拉硬拽为合同主体，但却并没有签约的意思表示和实际的履约行为。该案件在庭审查明事实后，西沟公司自知与三建公司无关，便主动撤诉结案。能够印证上述事实的证据：（1）第三人西沟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是宕渠公司，“这个工程跟三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都由我本人承担”。（2）第三人法人李某出具的《关于平顺县彩凤酒店工程情况的说明》中也载明：李某擅自以三建九处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其自己也知道对三建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遂自己郑重申明：此工程与三建公司无关：所签订的任何合同也与三建公司无关；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均由李某本人承担。（3）工程监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工程从开工以来工地现场一直是宕渠公司的人员在现场施工，从未见过三建九处的施工人员到过现场进行施工”。（4）第三人和监理公司给工程实际承包人宕渠公司发出的《告知函》，明确表述：西沟公司作为发包人履行了支付价款义务，而宕渠公司作为承包人却施工进度迟缓，要求其必须在2014年7月31日前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否则“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则由你方全部赔偿”。（5）西沟公司、宕渠公司、监理公司三方草拟的《罚款单》，充分证实：承包方宕渠公司因违约不能按期完工而受到发包方西沟公司和监理方的处罚。（6）宕渠公司与西沟公司履行施工合同过程中的三份《工作联系单》真实地反映出：二者作为真实发包方和承包方直接解决施工中的施工方案问题、设计变更问题、施工水电问题、图纸标高问题等，并注明：西沟公司是工程的“建设单位”，宕渠公司是工程的“施工单位”。（7）《已完工程量结算单》证明：西沟公司与宕渠公司就已经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反映了涉案工程事实上的承发包合同关系和真实的施工价款结算关系。（8）《设备交接单》证明：完工撤场时，西沟公司将现场施工机具、设备移交施工方宕渠公司，交接人和接收人落款签字分别是西沟公司法人李诚（李某）和宕渠法人代彬。（9）《付款明细》《对账说明》《银行回单》《收款收据》均证明第三人将全部发包的工程价款直接支付给被申请人，三建公司毫不知情，也分文未取，根本不是所谓的施工合同相对人，更不是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以上原审证据与新证据相互佐证，前后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宕渠明知真实发包人是第三人西沟公司，真实承包人和施工人是自己，仍然和第三人串通捏造所谓总包合同和分包合同，将毫不知情的三建九处强拉硬拽成合同主体，属典型的“事先知情恶意，串通转嫁债务”，绝非善意相对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三）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西沟公司与宕渠公司假借三建九处名义及印章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分包合同》无论从签约主体、签订形式、意思表示、工程资质、合同内容等方面，均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当然无效。1.第三人西沟公司同时扮演合同双方，让员工孟凡利代表西沟公司，安排股东韩彦峰冒充代表三建九处，虚构伪造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落款处西沟公司的签约人是员工孟凡利，冒充三建九处签约的是西沟公司的股东韩彦峰，持有发包人和承包人两个单位公章的均是第三人。涉案《分包合同》冒充三建九处落款的是西沟公司法人李某，一审庭审中宕渠公司也承认：代表三建九处签订合同并盖章的是韩彦峰，并没有三建公司的任何人参加签约。第三人西沟公司既代表发包方，又代表承包方，签订所谓的“总包合同”完全是一个人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是民商法严格禁止的无效行为，显然从始至终没有法律效力。“分包合同”系第三人冒充三建九处与被申请人签订，没有代理权限，且未经三建追认，亦不发生法律约束力。“总包合同”及“分包合同”均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不是三建九处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发生任何法律约束力。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分包合同》均因不具备签约主体的“法定资质”，当属无效。三建公司成立三建九处时限定了“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的资质和范围，超出了三建九处的法定“劳务资质”和“劳力服务”营业范围，该工程项目三建公司根本没有核准或授权，从未参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分包合同》均违反效力强制性规定，不具备签约主体的“法定资质等级”而自始无效。3.西沟公司与宕渠公司恶意串通，捏造所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分包合同》，企图损害毫不知情的三建公司利益，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无效合同法定情形。（四）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代表三建九处签约的“韩彦峰”是第三人西沟公司工商信息中公开登记的股东，不是三建九处的员工。《分包合同》代表三建九处签约并加盖人名章的“李某”是第三人西沟公司工商信息中公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不是三建九处的员工。属于故意冒充，伪造证据。三建九处当时注册的负责人是刘利霞，而非李某或韩彦峰。李某和韩彦峰均是第三人西沟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里明确公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该二人的身份信息是十分公开且可以轻易获取的。所以无论是四川宕渠公司还是其他承办人员，均未尽到合同签约的基本审查义务，不符合善意相对人的前提条件。（五）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三建九处在涉案工程项目中，既不是承包人，也不是挂靠人，更不是转包人，纯属于法律关系的局外人和权利义务的无关者。也没有三建公司的关系。山西三建作为合同权利义务的局外人，根本没有签约的意思表示，既没有施工行为，也没有履约行为，更不存在所谓的违约行为，故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便参照虚假无效的《分包合同》进行认定，《分包合同》明确载明的“分包范围”也仅限于“厂房和办公楼”，超出《分包合同》范围外的合同外工程内容，既没有与三建九处签订的协议，三建九处也不是工程受益人或实际发包人，当然不应承担责任。（六）二审中对第三人未经传票传唤，便缺席判决。本案中，合同冒充签约人、工程真实发包人、工程实际受益人、工程价款支付人均是第三人西沟公司，且第三人是除了被申请人之外对本案真相的唯一知情人和经办人，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诉讼主体。一审时第三人虽因客观原因未正式委托代理人出庭，但仍派人参加了旁听并提交了答辩意见和书面证据。在二审时，法院居然没有通知第三人参加庭审，导致清楚案件真相的第三人缺席审理，未陈述客观事实，也未提交任何意见或证据。该做法剥夺了第三人的诉讼参与权和辩论权，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因，也是无法查明案件真相的原因。综上所述，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是三建公司所称提交的《庭审笔录》能否构成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新证据；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分包合同》效力；三是三建公司应否对“厂房和办公楼”以外的工程款承担责任；四是二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三建公司以2018年11月1日原告西沟公司诉被告宕渠公司、代彬、山西三建、三建九处的山西省平顺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5民初491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庭审笔录》中询问的有关事实作为新证据，以此主张该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供，原审人民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的，视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但原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不予采纳的除外。本院经核实本案一审审理的相关事实后认为，三建公司法务部裴艳霞收取本案一审法院送达的举证通知、起诉状副本等手续的签收日期是2018年6月12日，一审第一次庭审是2019年4月26日9时30分，第二次开庭是2019年9月18日上午9时30分，再审审查中，三建公司自认以上该新证据是2018年11月1日另案的《庭审笔录》。以上事实可以说明：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2019年4月26日前，该《庭审笔录》即已经存在，且作为《庭审笔录》中当事人的山西三建、三建九处已经知悉该证据的存在，现山西三建和三建九处于再审审查中以该《庭审笔录》作为新证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三建公司所提其它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三建公司和三建九处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再审审查中，山西三建、三建九处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落款处西沟公司的签约人是员工孟凡利，冒充三建九处签约的是西沟公司的股东韩彦峰，涉案《分包合同》冒充三建九处落款的是西沟公司法人李某，持有发包人和承包人（三建九处）两个单位公章的均是第三人西沟公司，以上两个合同均应无效。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落款处除有三建九处盖章外，还有刘利霞的印章，三建公司和三建九处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宕渠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西沟公司冒用其名义而加盖三建九处印章知情，且山西三建和三建九处也未主张两合同上三建九处印章系假章而申请鉴定或提供其它足以抗辩的事实证据，故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案中，三建九处与宕渠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由宕渠公司负责专业分包，分包工程为平顺县西沟龙鼎厂房、办公楼、附属工程，但对该附属工程未具体明确，因此三建公司亦应对“厂房和办公楼”以外的工程款承担责任，即：三建公司应与西沟公司支付宕渠公司工程价款1864042.03元及利息，二审对此判决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本案二审中，西沟公司经二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我处分，三建公司未提供二审程序违法的证据，故其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再审申请人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建安第九工程处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建安第九工程处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张建军审判员 仲俊光二0二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