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17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委托代理人：刘琴，湖南简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易可，湖南简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地址：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村民组。负责人：刘建光，系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黄晓，湖南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刘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以下简称高岸村第六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21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高岸村第六组向胡某、刘某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即高岸村第六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高岸村第六组向胡某、刘某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65000元（新增上诉请求）；3、请求判决高岸村第六组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高岸村第六组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分配了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事实上于2018年2月14日发放。2018年2月14日，高岸村第六组按胡某、刘某家庭实际人数发放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26000元，未按独生子女家庭优惠政策增加一人份额。该事实有胡某、刘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存折以及二审中提交的胡某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胡某、刘某提交的上述证据足以推翻高岸村第六组提交的证据，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1民终2049号判决认定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发放。一审判决依据高岸村第六组提交的证据认定上述款项的发放时间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胡某、刘某主张的上述款项未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事实上于2018年2月14日发放，胡某、刘某主张该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经查询，胡某、刘某发现高岸村第六组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征收安置项目于2018年才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胡某、刘某主张65000元的诉讼时效应从公告之日开始起算。胡某、刘某有权主张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65000元，该请求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胡某、刘某特此增加上诉请求。综上，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胡某、刘某的上诉请求。高岸村第六组辩称：一、胡某、刘某的诉请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持。高岸村六组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设施分配涉及的65,000元已于2017年1月26日分配到位。根据长沙市安置补偿条例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用是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以前就足额存入了专项账户，存入账户后，不久就会发放下来，而且是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公布之后不久就会发放下来。而事实是，前述款项在2017年1月26日已经分配到位，证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早在2017年1月26日前已经发布。胡某、刘某主张此笔款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是正确的。关于高岸村6组2017年集体经济分配13,000元，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自认是于2017年2月16、17日发放。一审法院依据已经自认的事实并且依据生效的判决文书认定的事实作出判决，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持。胡某、刘某基于分配方案同意不额外享受独生子女待遇的约定，系其作出的自行处置其权益的承诺。该承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胡某、刘某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法的规定遵照执行。综上，胡某、刘某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胡某、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岸村第六组向胡某、刘某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土地征收补偿费共136000元；2．高岸村第六组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胡某、刘某现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记载的发证时间为“2005年6月27日”。2．高岸村第六组向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胡某、刘某发放了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2020年组集体收益58000元。3．胡某、刘某当庭陈述：其所主张补偿费136000元由三部分共同构成。一是高岸村第六组于2017年2月9日发放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二是2018年2月14日收到的高岸村第六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三是高岸村第六组于2020年1月19日发放的高岸村第六组2020组集体收益58000元。高岸村第六组自认，就胡某、刘某主张的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土地征收补偿费共136000元，该组未发放。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胡某、刘某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高岸村第六组认为，胡某、刘某关于“2017年2月9日发放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2018年2月14日收到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诉讼请求均已过诉讼时效。高岸村第六组对此予以否认，认为65000元于2017年2月9日发放，但是就该款双方一致在调解，而13000元于2018年2月14日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庭审中，胡某、刘某自认“65000元于2017年2月9日发放”，且胡某、刘某未对“就该款双方一致在调解”予以举证证明，故应当认定胡某、刘某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高岸村第六组主张“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就此提供了（2020）湘01民终2049号案件判决书佐证。分析高岸村第六组提供的证据可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湘01民终2049号判决中有“经查，高岸村第六组因分配2016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于2017年1月26日向每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支付了65000元；因分配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于2017年2月17日之前向每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支付了13000元”的记载。该记载虽依据该案中胡某、刘某、高岸村第六组无争议事实而做出，但亦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认为高岸村第六组已履行其证明责任。为反驳上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胡某、刘某相应提供了三张银行存折内页。但胡某、刘某提供的三张银行存折内页并非源于同一个存折，亦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个银行账户的存折页，且从银行存折内页记载的信息亦无法认定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13000元的发放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故不能认定胡某、刘某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湘01民终2049号判决所认定的前述事实。因此，胡某、刘某就该部分诉讼请求亦已逾诉讼时效期间。2.胡某、刘某是否明确表示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高岸村第六组认为，2020年之前的数次分配方案胡某均签字表示不额外享受多分一份的待遇，协议系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订立，胡某、刘某自愿处分其财产利益的行为应属有效。胡某、刘某对此未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从高岸村第六组所举的“会议记录”、“分配议案”中的相关表述看，均记载为“独生子女不额外享受分配”或“独生子女不参与分配”，但案涉权利系独生子女家庭享有，故高岸村第六组所举的“会议记录”、“分配议案”中就“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的优待是否发放约定不够明确。且胡某在分配方案上签字的行为并非订立合同的行为，而系村民自治活动中的事实行为。胡某在“会议记录”、“分配议案”的签名行为不必然引起胡某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的法律后果，故高岸村第六组关于胡某、刘某已放弃独生子女增加一人份优待的事实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是否应当扣减三分之一的份额。高岸村第六组认为，胡某、刘某女儿胡爱平的户口已于2015年结婚后迁出高岸村第**村民小组，其女儿也属于独生子女家庭的成员，其户口未在高岸村第**村民小组，应该减少三分之一的份额。胡某、刘某对此未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时，对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现行法律未界定“独生子女家庭”的概念。作为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育龄夫妻——胡某、刘某主张涉案权利并无不当。另，高岸村第六组关于扣减三分之一的份额奖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高岸村第六组对于集体收益的处置，可以根据自治原则自行制订分配方案，但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而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高岸村第六组在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时，设置限制性条件，未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向胡某、刘某增加一人份额，侵害了胡某、刘某的合法权益。胡某、刘某有权要求高岸村第六组支付上述集体经济收益、征地补偿费。但因胡某、刘某的部分主张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在5800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胡某、刘某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58000元；二、驳回胡某、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负担644元，由胡某、刘某承担866元。本院二审期间，高岸村第六组未提交新证据。胡某、刘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胡某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花支行历史明细，拟证明高岸村第六组于2018年2月14日发放高岸村第六组2017年集体经济收益。证据二、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2份），拟证明胡某、刘某主张的高岸村第六组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未超3年诉讼时效。证据三、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长县政发[2016]第2号，俗称一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长县国土资实[2018]103号，俗称三公告）、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长县政发[2017]第76号，俗称一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长县国土资实[2018]171号，俗称三公告）；拟证明前述项目最终方案通过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因最终方案通过之日才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取补偿款的权利之日，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8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胡某、刘某主张高岸村第六组支付2016年集体经济收益65000元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期间。高岸村第六组质证称：从胡某、刘某提交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是于2017年1月26日已经发放完毕，这也证明了胡某、刘某于2020年5月提起起诉，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对于2018年2月14日这一笔款项，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说明该项款系集体经济收益补偿款，所以无法看出涉诉的13000元的集体收益补偿款的发放时间。关于证据二，首先，171号征地公告对应的会有相应的数个三公告，然后胡某、刘某无法证明此三公告对应的就是涉诉的65000元资金发放的公告。其次、该公告与2016年高岸村6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设施分配明细，名称不一致，涉案是边检站，公告涉及的是保税区C区。再次，对于涉诉65000元资金。根据胡某、刘某提交的银行明细已经可以看得出，该款项于2017年1月26日就已经分配到位了。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的规定，先发布公告再分钱。钱都已经分完了，公告不可能还在后发布，所以胡某、刘某提交的171号公告涉及的项目资金与本案的65000元是没有关系的。最后，涉诉的65000元在2017年1月26日已经发放。胡某、刘某如果认为侵权了，就应该要从此时起算诉讼时效。现胡某、刘某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103公告的质证意见与171号公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胡某、刘某补充提交的综保区C区的公告跟本案无关。本案争议的65000元是涉及综保区（AB区）项目和边检站项目，不涉及综保区C区。高岸村第六组提交的村账明细和政府网站上公示的《黄花综保区建设项目征地补偿费公示表》和《黄花综合保税区C区项目集体青苗、设施补偿公示表》可以看出，综保区的项目是于2016年征地的，保税区C区是于2018年征地的，且综保区征地补偿款近千万元，是2016年8月份到账的，而保税区C区的项目的补偿款是2018年到账的，二者上面列明的项目名称及金额是一一对应的，且高岸村第六组提交经拆迁中心复印并注明的：“综合保税区（AB区）与综保区C区不是同一个项目”。以上均可以证明综保区（AB）区项目与综保区C区是两个不同时间启动的，不同的项目。因此，胡某、刘某提交的综保区C区的公告跟本案无关。对胡某、刘某提供的边检站三公告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首先，胡某、刘某提交的边检站的项目的一公告和三公告，可以看到边检站项目是于2016年就发布了一公告，公告里规定了具体的权利登记时间是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2月29日，而且项目征地补偿款也于2016年8月全部发放到了村组账户，并且于2017年1月26日全部分配到了各权利人账户，项目资金已经分配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将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办理补偿登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测算并落实有关费用，保证足额到位，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应当在申请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相关前期工作完成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方可申请征收土地。而本案实际上是发布了一公告和二公告后就开始了征地工作，且与被征地农民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个人的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的土地补偿费都于2016年到位，并且征收土地的工作已于2016年实施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按照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是补偿安置方法公告发布后，3个月内全额支付款项给被征收人，而本案是在2016年8月支付了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给被征收人，但是三公告却是在两年之后的2018年才补发，发放的程序明显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根据《征收土地公告办法》规定：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收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征收土地公告，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项目在2016年1月18日发布一公告，应当在2016年4月3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三公告)，而本案涉及的项目是在一公告发布后的两年后，才于2018年2月28日补发三公告，明显的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此发布三公告的程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此发布三公告的时间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合法的认定依据。其次，本案是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问题。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而胡某、刘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被侵权的时间是他分到这笔65000元，而未被多分一份的时间，也就是2017年1月26日。三公告的发布与否，发布时间对于本案来说没有实际的合法的参考意义。《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整个法律条文的行文来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是法律规定确定参与征收补偿款分配的人员范围，并非法律规定侵权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因此，胡某、刘某提供的三公告的发布时间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本案中，三公告是否发布，其发布的具体时间是何时，是在律师申请法院调查令后才查询到的，具体是否发布，发布的时间是何时，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但不知道是否发了公告，及公告的发布时间，并未妨碍本案的胡某、刘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从而起诉、上诉。上诉人先于查询到公告的时间已经起诉，也不可能以律师调查到三公告的时间，作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起算时间。本案中，之前的数次分配方案上都注明了：如有异议，请上诉，且组上的其他独生子女户7户也于2019年起诉到法院，而本案的胡某、刘某，是明显的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在2019年7户起诉时未一起起诉要求享受分配待遇，而是在2020年5月份那7户独生子女户二审支持了诉讼请求之后，才起诉，明显是躺在权利上睡觉。既然法律为了敦促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维护自己的权益，有诉讼时效的规定，那胡某、刘某就应当接受其选择躺在权利上睡觉的行为后果。综上，本案涉及征地项目的征地补偿款，于2016年8月全部发放到村账，并且于2017年1月26日已全部分配到权利人。是否有侵权时间的起算已经可以确定，三公告发布的时间对于本案来说，没有实际参考意义，且三公告的发布时间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7年1月26日权利人未享受多分一份待遇时起算。本院认证如下：胡某、刘某提供银行流水，来源可靠、内容真实，该银行流水能够证明胡某、刘某收到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时间，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证据三中的长县政发[2016]第2号公告和长县国土资实[2018]103号涉及边检站项目，与涉案争议征收补偿款相关，故对该两份公告予以采信。另长县政发[2017]第76号公告和长县国土资实[2018]171号公告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一、2016年1月18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长县政发[2016]第2号）征收高岸村部分土地用于建设长沙边防检查站。后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按该公告的内容拟定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经公告征求意见后经长沙县人民政府批准，于2018年2月28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长县国土资实[2018]103号）。二、2017年1月26日，胡某、刘某收到高岸村第六组分配的边检站、综保区土地、设施费65000元。2018年2月14日，胡某、刘某收到高岸村第六组分配的2017集体经济收益。三、高岸村第六组陈述65000元系边检站项目征收补偿款。长沙县人民政府在2016年1月18日就该项目发布征地公告，未按规定在发布征地公告后第45日（即2016年4月3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而是直到征地公告发布两年后于2018年2月28日补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反法律规定。胡某、刘某的权益是否受损害应以补偿款发放时间起算诉讼时效，而不应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胡某、刘某主张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和2017年集体经济组织收益13000元两笔款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胡某、刘某主张2016年边检站、综保区土地及设施费65000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虽然高岸村第六组于2017年1月26日已将边检站项目的征收补偿款预先发放给胡某、刘某，但该项目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直至2018年2月28日才发布。亦即，该项目最终补偿方案的确定时间应为2018年2月28日，因此，宜认定胡某、刘某该公告发布之日起知道或者应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自该日起算。现胡某、刘某于2020年7月7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胡某、刘某主张高岸村第六村向其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份的65000元征收补偿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胡某、刘某主张2017年集体经济组织收益13000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推翻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需要当事人提供充足的相反证据。本案中，虽然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2017年集体经济组织收益13000元，但胡某、刘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收到该收益的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根据该款项的发放时间节点，胡某、刘某于2020年7月7日就该款项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因二审提交新证据，胡某、刘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20）湘0121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二、限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胡某、刘某支付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额的集体经济收益13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案受理费3020元，减半收取1510元，由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长沙县黄花镇高岸村第六组村民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谢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