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21民初5718号原告：陈君，男，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围围，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南通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12803M，住所地海安市高新区桥港路**。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上海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01305，，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君与被告南通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科比斯公司）、上海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比斯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9日向海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上海科比斯公司、南通科比斯公司给付陈君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84377.99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9,927.45元。仲裁委于当日以陈君系技术经理，双方之间不同于一般劳动关系，案件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海劳人仲不字[2020]第15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接到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原告陈君不服，于2020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卢义林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围围、杨智，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南通科比斯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君向本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南通科比斯公司共同给付原告陈君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工资差额84377.99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9,927.45元（由于原告年薪为30万元，高于本地平均工资的三倍，以本地区平均工资的3倍计算5个月）。事实与理由：原告陈君于2015年与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该公司担任技术研发人员。2017年8月，上海科比斯公司在海安设立全资子公司南通科比斯公司。当年，原告陈君与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由原告陈君担任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技术质保部负责人。此后，原告陈君在海安工作期间，一直通过互联网为上海科比斯公司提供技术支持。2017年10月，两被告共同法定代表人李涛向原告陈君承诺月薪为25,000元，但两被告一直未严格执行，经常性克扣、拖欠原告陈君的工资。自2020年2月开始，两被告未经原告陈君同意，大幅降低原告陈君薪资。因生活开支无法得到最基本保障，原告陈君被迫于2020年7月离职，双方未就欠发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达成一致意见。两被告虽然是独立法人，但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间接控制关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等方面存在混同，系关联公司，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南通科比斯公司辩称：原告陈君与两被告约定的月薪只是社保缴纳基数金额上下，另外包括税前18,000元。今年2月新冠疫情之后，被告公司经过法定程序决定降薪，原告陈君对此也是同意的。降薪之后，两被告向原告陈君发放月薪10，000元，外加以开票报销的形式报支2000元。原被告并未约定月薪税前25,000元，且原告陈君的劳动报酬两被告已经发放到位，不存在原告陈君所谓的相关的工资报酬欠发问题。原告陈君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陈君于2020年7月20日办理完离职手续正式离职。原告陈君由于自己的原因辞职而非被迫离职，不存在被告公司给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按照原告陈君自己填写的离职手续，其确认工资结算清楚，与公司不存在其他争议。被告公司经过职工大会讨论降薪，且原告陈君也是同意的，不存在原告所谓的克扣问题。被告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从今年2月至6月公司没有订单，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经营面临很大的困境，被告公司依法也可以减少薪资，故被告公司因疫情减少薪资合情合理合法。原告与上海科比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上海科比斯公司派遣原告到南通科比斯公司做技术顾问，南通公司没有义务支付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本案属于劳动争议，尚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经审理查明：2015年，原告陈君到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工作。2016年1月4日，双方补签期限自2015年10月12日至2018年10月1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担任技术部经理职务；陈君转为正式员工时的月薪为3500元；工资发放日为每月30日。同日，双方签订的岗位聘任协议（期限与前述劳动合同相同）约定，陈君转正后岗位工资为月薪3400元、绩效工资2000元、保密费800元、交通费200元、通信费100元，合计6500元；发放日期为每月30日。2018年10月11日，原告陈君与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签订期限自2018年10月12日至2021年10月1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陈君为技术经理，转为正式员工月薪为4279元；次月5日为工资发放日。2017年9月1日，原告陈君与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的劳动合同1份，约定陈君为公司副总经理，固定月薪10,000元。被告否认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为原告陈君为在南通地区购房，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欺骗公司加盖了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李涛的印鉴。审理中，原告陈君提供南通科比斯公司的科比斯发[2018]02号文件（2018年6月28日发文，内容为陈君等人的职务聘任通知），根据该文件记载，陈君为公司总工程师兼任技术质保部负责人，协助总经理做好工艺技术管理工作；同时有关于刘兵聘任为副总经理、陆文娟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的聘任内容。陈君提供的同日南通科比斯公司的科比斯发[2018]01号文件（内容为设立组织机构的通知），根据该文件记载，南通科比斯公司成立技术质保部、生产制造部、综合管理部；所附组织机构图中，李涛任董事长、李猛任总经理、技术质保部陈君、综合管理部陆文娟、生产制造部刘兵、财务周文慧、人事缪文卿。被告对于该两份文件及组织机构图不予认可。审理中，原告提供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涛手写的研发总监薪酬明细，该明细记载有以下内容，“研发总监（2-3人）”，“年薪2.5W*12=30W”，“年薪提升8-10%，2018、2019、2020……”，“50W首付无息贷款，10年期（5%-2.5%、2.9%），2018年6月1日前提供（股份质押），2023年6月1日、2028年/5年还款（每月、每年）5年后离职，回购价格条件另议”，“经营业绩，150W-6，100-150W-4，50-100W-3，50W-1/（陈军）”，“分红？[股动（东）大会定？]”。该手写内容形成于2017年10月19日，有李涛签名。被告公司认为原告陈君不是研发总监。原告陈君主张被告自2019年2月开始降薪,且自认上海科比斯公司通过福优网、宁波银行、建设银行，南通科比斯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挂靠单位向其发放工资，同时2019年2月至2019年10月，陈君妻子胡淑婵挂靠在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由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以领取生育保险（自认15,407元）。按照被告公司的陈述,原告陈君主张的上述欠薪期间,2019年2月开始,向原告陈君发放薪资分别由上海科比斯公司及南通科比斯公司分别发放,被告公司陈述的薪资发放明细如下,2019年2月，上海（上海科比斯公司发放，下同）4279元，南通（南通科比斯公司发放，下同）18,000.13元[含社保（代原告爱人胡淑婵缴纳，下同）1279.13元,总计22279.13元；3月，上海4279元，南通16,000.13元(含社保1279.13元),总计20279.13元；4月，上海8795.24元，南通9000.13元(社保1279.13元),总计17795.37元；5月，上海17,747.66元，南通19,740.13元(社保1279.13元,含加班费1740元,自本月开始向胡淑婵发放的工资记入陈君的工资总额直到同年10月),总计37,487.79；6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9412.13元(含社保1279.13元,加玉费750元,事假扣款941元),总计23,219.75元；7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11,558元(社保1257.8元,加班费2220元),总计25,365.62元；8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10,170元(社保1257.8元,加班费1170元),总计23,977.62元；9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10,300元(含社保1257.8元、加班费1300元),总计24107.62元；10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9000元(含社保1257.8元),总计22807.62元；11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9000元,合计22,807.62元；12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9000元,合计25,807.62元(含年终奖3000元)；2020年1月，上海13,807.62元，南通8895元,合计22,702.62元。2020年2月至7月，被告主张均由上海公司发放，按照税前10,000元的标准扣税后发放9146元，另以报销形式每月报支2000元。按照被告公司提供的此间发放清单显示，2020年1至2月分别发放11,761.9元；4至7月分别发放11,666.66元。2020年2月9日，因新冠疫情影响，被告公司通知部分人员开始居家办公。2020年3月9日，被告公司牟文星、顾钰俐、范健炜、杨翔亮、王思远、鲁旭炤、周晶、胡孝兰参加办公会议并形成纪要，与会人员同意因疫情影响，光学部门所有员工降薪10%。原告陈君提供与鲁旭炤(鲁总)、周晶微信往来记录,记录其与公司沟通协调公司减薪情况。鲁总的微信记录记载，3月13日下午13：36，陈君问鲁“鲁总,你刚才说只是把我南通这边的工资砍了，可没说把我上海的工资也减啊？这样我就没办法接受了”，鲁答“陈工，上海的工资是全员调整10%左右，这部分后面会补的”。陈说“我已经减了，减上再减，我是不同意的。这样减已经违反劳动法了。这已经是故意在逼我离职了。”鲁答“陈工，特殊时期特殊情况……”陈“不可能特殊情况再+特殊情况的，一个特殊情况就算了。”鲁“逼你离职我就不会给你电话沟通了……”陈“但是这个方案我没办法接受了……”鲁“陈工，公司赚钱和发展的时候，员工多赚一些钱是应该的。公司碰到困难的时候，大家理应一起面对这个困难。尤其是核心员工和骨干团队……况且，这个并不是拿掉，阶段性调整方案。中午电话也和你沟通了，如果我们业绩恢复并成长了，年底绩效奖金大家也会补回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综合情况……”陈“……要么南通这边也按照全员减10%，这个我可以接受”。鲁“陈工，南通的部分本来就是作为补贴和绩效的。南通工厂都计划停产。南通部分转变为年底绩效。大家按照绩效走。不是你一个人，光学都会是这样。中午我也和你沟通解释过了，你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上海工资作为基本工资，全员降10%左右，这个是统一的，后期会调整回来。”陈“南通的部分可不是补贴和绩效，也是工资的一部分。按照统一标准，我的工资总数减10%，我同意。另外，你刚才电话里说的，把降薪标准更改为直接把南通部分砍掉，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两个减薪方案一起来，这个就过分了。不能因为我前面没说话就觉得我好欺负。”周晶的微信记录记载，3月13日下午13：29分，陈问“……我2月份的工资怎么发的？就2000吗？”周“2000，贴票……”陈“其他什么都没？就2000？”周“10K，贴票用上海光学的抬头哦。”陈“哦，是10K，外加2000贴票？”周“嗯，税前10K，在另外2000元走报销贴票……”陈“就2月份是这样，还是后面的工资都这么操作？”周“……我知道的信息是目前是所有光学，从两月份工资开始起就是这样。然后上次在上海也开会啦，然后那个目前的一个公司情况和现在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是，如果因为鲁总的那个绩效还没有出来，等绩效出来的话，大家一起努力把后期的钱都一起补上来。如果业绩能做上去的话。”陈“不对啊，刚才鲁总刚给我电话了，说只是把南通这边的工资砍了，没说上海的工资也给我减。上海的工资我不止12K的，你算算。”周“那你跟鲁总确认一下吧，因为这个也不是说我上周做的，我也是刚刚确认的，然后才确定做的。然后李总也批了。我知道的是你上海现在是10K，然后再额外的2000块钱可以走报销流程。”2020年6月20日，原告陈君提交离职报告，称“……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提出离职……决定离职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过程，也是慎重考虑不断权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我个人和公司企业文化无法相容，希望能谅解……我将于即日起1个月后正式离开工作岗位。”对于被告公司提供的该离职申请，原告陈君不认可，认为是2020年7月20日办理正式离职手续时一并写的，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公司周晶写好并打印之后要求原告签名；所谓个人和公司企业文化不相容，实际上是原告考虑到后面要办离职手续，要拿到离职证明，理解公司的企业文化是降薪的文化。2020年7月14日下午16：08：09，原告陈君通过电子邮箱针对被告公司要求办理工作交接的通知回复周晶，称“……下记邮件中关于办公用、门禁卡、钥匙等，将在2020年7月17日（周五）移交给陆文娟。由于2020年2月份至离职日，南通科比斯这边未发一分工资给我，此部分的双倍工资请于2020年7月20日（周一）以前补发给我。另外，由于我和李总之间的股权交易合同签订日期为2020年1月19日，付款日期为2020年6月23日，共计逾期126天，累计产生7875元滞纳金。李总已经同意该部分可去公司拿现金，请于7月20日前准备好。周经理按照正常的离职流程给我办理离职手续，我将从2020年7月20日开始离开科比斯……”。2020年7月20日，由被告公司周晶经办，原告陈君办理了离职手续。在离职人员确认一栏中，有以下文字“本人与公司别无其他纠葛，任何一方不得再（就）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社会保险费（公积金）缴纳等所有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向对方提出新的主张。双方没有其他争议”，陈君在下方签名。原告陈君对于该离职表质证认为，没有注意到下方确认的文字，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且该离职表违反了公平原则，排除了劳动者的主要权利。根据上海科比斯公司与南通科比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上海科比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光学科技、电子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竹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动工具、阀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通科比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光学元件、光学玻璃、光学镜片、光电器件的开发、生产及销售，平视显示器、光学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动工具、阀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同时有原告陈君提供的与上海科比斯公司及南通科比斯公司的劳动合同、陈涛的承诺、工资发放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离职证明、两被告工商登记信息、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关于原告的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离职报告、员工离职手续表、微信截图、员工会议决定降薪的记录、原告向公司申请挂靠其爱人的社保的截图、工资发放明细、社保基数明细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陈君入职被告上海科比斯公司，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虽然原告陈君系上海科比斯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基于其特定技术负责人的身份，其薪资可能高于一般公司人员，但有别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高管。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同为独立法人，符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身份，基于法律并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甚至多重劳动关系，原告陈君与被告南通科比斯公司之间可以同时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基于双重甚至多重劳动合同关系，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本应由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单独负责，不存在因双重甚至多重劳动关系，导致数个用人单位相互之间对劳动者的工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然而，基于上海科比斯公司与南通科比斯公司之间的投资与控制关系，就原告陈君而言，符合双重劳动关系特征的同时，亦符合母公司向子公司派遣人员的特征。基于上述派遣关系，对原告陈君的劳动报酬，两被告负有连带责任。由于两被告人员及经营、财产相同，两被告构成关联公司。在民商事语境下，两被告的关联，导致两被告应当就对原告陈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陈君主张两被告承担对其连带责任，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原告陈君的薪资，长期以来存在两被告共同发放问题，在长期两被告共同发放过程中，原告陈君并未提出异议。对于2020年年初的疫情之前的薪资标准，被告法定代表人书面承诺按照月薪25,000元的标准发放。被告对此提出的异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两被告实际向原告陈君发放薪资时，规避国家相关税收的规定，该规避行为无效。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机关，应当依法按照原告陈君实际所得扣缴应当由原告陈君个人承担的税费。此外,两被告允许原告妻子胡淑婵空挂并代缴社会保险,属于套取国家社保基金的违法行为,本院应当对此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2020年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型××疫情，对原被告而言，均系不可抗力。被告公司以多数决的民主程序决定降薪，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在企业遭受前所未有新冠疫情，生产经营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作为劳动者的原告陈君当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对于因疫情降薪幅度，被告认可上海一方降薪10%，原告认可整体降薪10%，双方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应当按照原告陈君总薪资额降薪10%。对于加班工资应当从双方固定薪资中扣除，对于原告事假扣发的工资，应当视为被告已经发放。综上，自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原告陈君每月薪资标准为25，000元、2020年2月至7月期间，原告陈君的薪资按照22，500元；应付435,000元[25,000元/月*12月+25,000元/月*6月*90%]，已付349,588.95元(22,279.13元+20,279.13元+17,795.37元+37,487.79元+23,219.75元+25,365.62元+23,977.62元+24,107.62元+22,807.62元+22,807.62元+25,807.62元+22,702.62元+11,761.9元+11,761.9元+11,666.66元+11,666.66元+11,666.66元+11,666.66元-3000元-1300元-1170元-2220元+941元-750元-1740元),尚欠85,411.05元(435,000元-349,588.95元)。基于劳动者人身不能强制履行之特征，作为劳动者的原告陈君只要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有效到达相对人即被告公司，其劳动合同解除的意思即发生法律效力。可见，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有三，一是自主（任意）解除即主动辞职，二是被迫解除，三是协议解除。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劳动者自主解除并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只有在被迫解除及协议解除时，才可以依法获得经济补偿金。判断劳动者是不是应当依法获得经济补偿金，是要探求劳动者作出并有效到达对方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解除之意思是否存在法定的获得经济补偿金的原因，而不是在劳动者作出并有效到达用人单位劳动合同解除意思之后，重新检索并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迫使劳动者作出解除意思的事实。本案中，原告陈君2020年6月20日作出了辞职的意思，该辞职意思已经有效到达被告公司即生劳动合同解除之效果。此后双方是否交接、如何交接、能不能成功交接，均不影响劳动合同之解除效果，更不存在解除之后重拾被告存在违法的原因并援引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进而向被告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更何况，因不可抗力的新冠疫情导致被告公司降薪为法律所允许，原告2020年7月14日所援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没有法律依据且被告因新冠疫情导致员工降薪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综上，原告陈君有关被告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通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陈君拖欠的工资85,411.0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等税费，被告南通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科比斯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凭票予以抵扣。如被告不按照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46×××65）。审 判 员 卢义林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周玉珠书 记 员 吴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