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5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向荣，男，196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振兴，男，197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鄱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项锋，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程，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少巍，男，196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滢，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然：熊建新，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与上诉人杨少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1民初275号民事判决，杨少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赣民终321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6）赣11民初27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18）赣1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项锋、周鸿程，上诉人杨少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新、胡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向荣、周振兴的上诉请求:1、请求变更第一项判决为:杨少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胡向荣支付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10,361,247.12元,并自2016年9月11日起以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10,361,247.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2、请求变更第二项判决为:杨少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周振兴支付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2,775,000元,并自2016年9月11日起以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2,77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3、请求变更第三项判决为:杨少巍在本判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胡向荣法院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并自2016年8月10日起以1,293,216.5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4、请求变更第四项判决为:杨少巍在本判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并自2016年8月10日起以314,159.6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5、请求撤销第五、六、七项判决。6、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分述如下:一、错误地认定杨少巍享有涉案路面工程款部分权益一审判决认为,“2010年5月13日前的已完成路面工程依《合伙协议》以及《责任状》,表明杨少巍参与并实施了管理。因周振兴多次表示其未参与路面工程的合伙,因此本院认为2010年5月13日前的路面工程为胡向荣和杨少巍共同完成。胡向荣和杨少巍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路面工程由其投资并完成施工,因此对该工程款应按二人投资所占比例予以划分。根据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3号审计报告,2010年5月13日前已完成的路面工程的造价为16088775.97元,胡向荣和杨少巍的投资款分别为7056249元和6610000元,因此杨少巍应得7781711.66元”,是错误的,理由是:(一)《合伙协议》及《责任状》形成时间在先,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形成时间在后,且《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是上诉人与杨少巍之间签订的最后一份协议,也是一份结算协议。故2010年5月13日之前上诉人与杨少巍之间所签订的协议与《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为准。关于胡向荣、周振兴与杨少巍之间的合伙内容,在《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中是这样约定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项目分为两部分投资。1、路基工程:土石方工程、盖板涵工程和霞江桥工程由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三人共同投资完成,其中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2、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七条约定:若路面未按业主要求完工而造成业主处罚,由胡向荣承担。路面出现质量问题由胡向荣承担损失,路基出现质量问题由三人共同承担。通过前述约定可以看出,2010年5月13日胡向荣、周振兴与杨少巍约定将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项目分为了路基工程和路面工程两部分,并对合伙内容也进行了变更,即路基工程由胡向荣、周振兴与杨少巍三人共同投资,工程质量责任由三人共同承担;路面工程由上诉人胡向荣投资,工程质量责任由上诉人胡向荣承担。也就是说,胡向荣、周振兴与杨少巍三人间的合伙内容为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因此,本案应当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作为认定杨少巍是否享有路面工程款权益的定案依据,一审判决证据的审核认定错误。(二)是否参与并实施了路面工程的管理,与是否享有路面工程款权益,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且《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充分证明杨少巍不享有路面工程款权益。(三)上诉人周振兴在庭审时所讲,路面工程权益是胡向荣一个人的,与其及杨少巍无关,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所反映出的证据事实。若一审判决观点成立,则周振兴也享有路面工程款权益,因为杨少巍始终讲周振兴的投资是A标的整个投资,包括路基和路面。(四)路面工程是上诉人胡向荣投资的。上诉人胡向荣不举路面投资的证据的原因是,《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已充分证明了路面工程的全部权益归上诉人胡向荣,与杨少巍无关。(五)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3号审计报告中“2010年5月13日前已完成的路面工程的造价为16088775.97元”的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因为江西人和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鉴定人员朱冰、朱冬生均无工程造价鉴定资质。(六)一审判决认定“杨少巍应得7781711.66元”路面工程款,更是可笑至极,因为工程造价包含了建筑成本、税金、利润等,可分配的只是利润,且路面工程分包人的工程款也都是上诉人胡向荣支付的。因此,即使杨少巍享有部分路面工程款权益,其也不应得7781711.66元工程款。因此说,胡向荣、周振兴与杨少巍三人间合伙内容是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杨少巍应得7781711.66元路面工程款,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胡向荣路基工程投资为7056249元,部分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结合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司法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和周振兴的投资款分别为4556249元和3300000元,本院认定胡向荣投资金额为7056249元,周振兴投资金额为800000元”,部分错误。对一审判决认定周振兴路基投资金额为800000元,无异议。对一审判决认定胡向荣路基投资金额为7056429元,有异议。胡向荣投资应为7167885元。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原因在于:司法审计报告认定的4556249元,数据计算错误,正确金额应为4667705元。司法审计报告认定的4556249元的构成是:1)支付王文华管理费25万元;2)2008年8月13日农信社汇款45万元:3)2008年8月15日农信社汇款195万元;4)2008年6月20日农信社汇款80万元;5)2010年5月24日支付何珍珠等工资64000元:6)2010年5月26日收条75562元;7)2010年5月20日收条反映支付款项940689元,另外清理河道费用26000元。对第1)至第6)胡向荣、周振兴无异议,对第7)胡向荣、周振兴有异议。2020年5月20日收条金额应为1078143元,司法审计报告落计了111456元。另外,一审判决“关于胡向荣向三建公司王文华支付250000元管理费的问题”的认定,完全错误。该25万元,即司法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投资为4556249元的第1)笔,一审判决已认定为是上诉人胡向荣的投资。一份判决中对同一笔款作出了两个不同的认定,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知是一团乱麻。三、一审判决认定杨少巍的路基投资为6610000元,错误一审判决认为,“采用司法审计部门依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的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报告,认定杨少巍投资款为6610000元”,完全错误。1、一审判决逻辑错误。司法审计报告仅是一份证据,是否采信,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认定。然而,一审判决的态度实际是“以鉴代审”,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报告认定杨少巍投资款为6610000元,完全违背证据事实和客观事实。胡向荣、周振兴对《司法审计报告》其中的第1)、2)、3)项无异议,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分别论述如下:4)刘小庆2638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腾达电器983元。该费用经手人是吴云湖,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6)李首华80000元。该费用虽有李首华收条和杨少巍支付凭证,但该80000元项目部已报销给杨少巍。如:2008年11月26日付款审批单即体现杨少巍领到报销费用106886.9元。杨少巍的真实投资凭证,是有上诉人胡向荣2010年5月签字确认的。7)设计院2622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8)周道清3067.8元。该收据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9)周根明12万元和10)周根明1万元。该13万元是项目部支出费用已报销。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交了2010年5月20日张伟胜收到周根明经手623478.93元报销票据《收条》予以佐证(注:周根明经手总计为623478.93元,该13万元及三建公司支付给周根明的42万元等,均含在该《收条》中)。11)胡向荣10万元和13)胡向荣25000元。该125000元是三建公司支付项目支出的费用。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向法庭提供了2008年11月27日三建公司支付杨少巍456886.9元工行进账单和2008年11月26日杨少巍431886.9元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审批单载明:“报销25000元,购料款10万元”。审批单载明的金额和用途与《收条》载明金额和用途一致。12)徐思凌15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14)张赛宾825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15)胡炎清6000元。该领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16)张赛宾1176639元、20)张赛宾250000元、21)张赛宾20000元、27)张赛宾10000元、81)张赛宾40000元。该部分收条虽画蛇添足地写明是杨少巍付,但请法庭注意的是:1、张赛宾是妻弟;2、1496639元全是现金支付,没有转账支付凭证。3、请法庭注意,胡向荣、周振兴提供的支付张赛宾收条,与杨少巍提供的支付张赛宾收条的不同。胡向荣、周振兴提供的支付张赛宾收条有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签字同意支付字样,而杨少巍提供的收条没有,可见杨少巍提供的支付张赛宾收条不真实。17)汪金山5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18)供电公司6824元。该发票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19)张伟胜4084元。该领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22)汪金山1000元。该借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23)汪金山5000元。该借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24)汪金山50000元。该5万元是三建公司支付至周根明账户,由周根明支付给汪金山的。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09年1月18日周根明20万元付款审批单和三建公司新余市创业大道支付工程款个人明细2009.3.18#周根明20万元,予以佐证。付款审批单载明20万元支出项目其中就有汪金山50000元。25)三建公司10000元。该费用经办人是李忠华,费用用途是往来款,且没有体现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26)付秀兰36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房租,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28)材料试验费1640元和29)检测费1200元。该发票是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0)加油65元。该收据无交费人名称,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支付。31)章庆良26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2）吕某54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3)工资25300元。该工资系项目部支付,且没有能体现的是被上诉人支付的凭证及胡向荣、周振兴签字确认,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4)董跃明16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5)注泥浆6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6)张伟胜代领项目人员工资50000元。该款是项目部支付的。为证明这一事实,原告提供了2009年4月22日5万元项目部工资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审批单载明:付项目人员工资50000元。时间、金额与杨少巍提供的《收条》均一致。另,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7)台班费876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8)付秀兰36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9)曼营4050元。该收条虽是写收到张伟胜4050元,但提请法庭注意《收条》左上角“第28号”字样,该《收条》显然是财务报销凭证。40)汪金山26000元、42)汪金山50000元及74)145000元其中2009年4月29日汪金山50000元,均是项目部支付。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09年4月24日汪成玖126000元付款审批单(注:汪金山与汪成玖是兄弟),予以佐证。另,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41)梁?午40000元。该费用是项目部支付。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09年4月27日梁育华40000元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时间、金额、用途均一致。另,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43)支付2009年4月张伟胜等11人工资32900元、44)支付邹裕荣等人补贴费2100元。43)、44)与36)均是2009年4月工资,重复计算。36)是张伟胜领到2009年4月付项目部人员工资50000元凭证,42)、43)是2009年4月项目部人员工资发放凭证。45)谢金红3000元、46)习凯铭3000元、47)习凯鹏17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48)张伟胜领到水泥款、菜金4000元。该费用是项目部支付。为证明这一事实,原告提供了2009年5月14日水泥款及菜金4000元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审批单载明的时间、金额和用途与收条内容一致,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49）吕某4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0)吴云胡217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1)伙食费2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2)支付工资18100元。该工资是项目部支付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3)支付电费3825.6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4)张青珠800元、55)张诗福5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6)试验费7170元、57)检测费2170元。该发票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8)汪金山90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59)至70)收款收据。虽基本是张伟胜经手,但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特别是其中一笔金额为81130元的付款,也没有转账支付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71)谢皓2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72)至80),该收条是写收到项目部或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82)刘支根1400元。该收据是写收到创业大道A标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83)肖培堂1800元、84)肖培堂1500元、85)肖培堂7000元。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86)邹裕荣3000元、87)管春元6000元、88)刘生良1000元。89)冯晓华36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90)李贺峰15000元、91)刘建48000元。该两笔款虽是从杨少巍账户支付,但此时杨少巍已从三建公司领100余万元,无法区分该款是杨少巍自有资金支付,还是从领款中支付。92)周道清8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能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93)廖扬根9000元。是三建公司支付的。该9000元含在三建公司支付给李贺峰27780元内。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10年2月8日李贺峰、廖扬根27780元付款审批单和新余市创业大道支付工程款个人明细2010.3.32#李贺峰27780元,予以佐证。注:付款审批单是27780元,而非司法审计报告所说18780元。94)邹裕荣20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95)周振兴17392元。该173920元是二建公司直接支付给汪成玖的,周振兴在收条上也载明是代收。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2010年2月8日汪成玖173920元付款审批单:新余市创业大道支付工程款个人明细2010.3.32#汪成玖173920元,予以佐证。审批单载明的时间、金额与收条内容一致,且收条也载明是代收。96)梁春华1200元、97)张伟胜3500元、98)张伟胜3500元。该收条是写收到创业大道费用,且没有体现是杨少巍支付的凭证,不能证明是杨少巍投资。3、杨少巍至今拒不向法庭提供2010年5月上诉人胡向荣与杨少巍对账签字确认的凭证,且杨少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资额,杨少巍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上诉人胡向荣认可杨少巍路基工程投资额为590万元。四、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领取款项金额,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胡向荣领取27863210元、周振兴领取434800元工程款的理由即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领款27863210元,周振兴领取4348000元。一审判决是完全置胡向荣、周振兴的举证而不故,对审计报告的态度是100%的“拿来主义”,胡向荣、周振兴对一审的法律素养已是无语。上诉人周振兴已领到的路基工程款数额为185.5万元。上诉人胡向荣经手金额为3366.281万元,其中:路基工程款248万元:路面工程款3012.281万元:其他106万为路基支出。为让二审法庭能清楚了解该案件事实,胡向荣、周振兴争对杨少巍一审提供的四张明细表,一一陈述如下:(一)关于杨少巍制作的“周振兴从江西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个人明细”(以下简称明细一)1、“明细一”中的序号3的10万、序号4的20.5万、序号6的60万、序号7的10万、序号8的20万、序号9的30万以及序号5项其中的35万元,共计185.5万元。上诉人周振兴认可该185.5万元是已领到的路基工程款。(二)“明细一”中的其他款项,均不能认定为上诉人周振兴领到的路基工程款。(1)序号1的100万,20万,20万,20万和序号2的4.3万全部是周振兴领取用于路基支出的费用。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张伟胜出具给周振兴的收到票据金额1651335.28元《收条》三张,予以佐证。(2)序号1的70万元,系上诉人胡向荣向项目部的借款,该70万元是项目部经周振兴账户出借给胡向荣的款项。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三建公司2008年12月23日银行转账凭证、2008年12月23日《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该70万元胡向荣用于路基工程支出,已经平账.有胡向荣签字的《付款审批单》原件也已经归还给了上诉人胡向荣。(3)序号10的130万元,是经欣荣公司账户转给胡向荣的路面工程款,与本案无关。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欣荣公司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上诉人胡向荣也认可收到以及该130万元是路面工程款的事实。(4)序号5的15万元,上诉人周振兴是领到,但该15万元是路面工程款,因为《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三条约定“路基工程70%路面工程30%”,故该50万元中的30%即15万元是路面工程款。胡向荣也认可该15万元为路面款,由其与周振兴结算。3.“明细一”中的杨少巍转账给周振兴的100万元,是杨少巍与周振兴之间的其他个人往来,与本案无关。(二)关于杨少巍制作“胡向荣从江西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个人明细”(以下简称明细二)、“胡向荣通过周根明从江西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个人明细”(以下简称明细三)、“胡向荣通过路面分包人、管理人从江西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个人明细”(以下简称明细四)上诉人胡向荣应计入领到投资成本、利润的路基工程款248万元。构成是:1、“明细一”序号1的134万其中的60万:2、“明细二”序号2的60万:3、“明细”序号3的335.25万其中128万元。上诉人胡向荣领取的路面工程款3012.281万元。构成是:1“明细一”序号10的130万元,经欣荣公司账户转给胡向荣的路面工程款;2、“明细一”序号的50万其中的15万元,是周振兴从仁恒公司领到胡向荣同意的路面工程款:3、“明细二”中的2680.321万元:4、“明细四”中的186.96万元。路面工程款与杨少巍无关。1、关于“明细二。“明细二”所列款项是胡向荣经手款项无异议,但其中包括了胡向荣经手项目支出费用36万元,胡向荣领到的路面工程款2680.321万元和胡向荣领到的路基工程款248万元三部分款项,分述如下:(1)序号1的10万元、2万元是用于项目支出。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10年2月8日胡向荣12万元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2)序号1的134万,其中24万元是用于项目费用支出:50万元是胡向荣向路基工程协商借的路面工程款,该50万元应计入路面工程款;另60万元应计入胡向荣领回路基工程投资成本和利润的金额。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2010年2月8日胡向荣134万元付款审批单,予以佐证。(3)序号2的60万元,是胡向荣领回路基工程款,应计入投资成本和利润的金额。(4)序号3的335.25万,其中128万元是路基工程款,应计入胡向荣领回路基工程投资成本和利润的金额,剩余2072500元是路面工程款。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胡向荣向仁恒公司出具《收条》,予以佐证。(5)序号4至20的款项,是上诉人胡向荣领到的路面工程款,与被告杨少巍无关。2、关于“明细三”“明细三”所列款项都是周根明经手的项目支出费用,不应计入原告胡向荣领到的路基工程款,理由是:(1)周根明是项目部工作人员。杨少巍提交的工资表也证明了这一事实。(2)周根明所领款项都是用于项目支出,且已报销。为证明这一事实,胡向荣、周振兴提供了如下证据:(1)2008年12月23日周根明113000元付款审批单:(2)2009年1月18日周根明20万元付款审批单:(3)2009年2月11日周根明5万元付款审批单:(4)2009年2月25日周根明5万元付款审批单:(5)2009年4月11日7000元周根明付款审批单:(6)2010年5月20日张伟胜收到周根明经手623478.93元报销票据,予以佐证。从以上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周根明所领款项都是用于项目支出且已经报销的事实。3、关于“明细四”。“明细四”所列款项,包括了路面承包人领到的路面工程款186.96万元、用于路基工程支出的35.6万元两部分,分述如下:(1)序号1、序号2、序号3以及序号7,共计186.96万元。是路面承人领到的路面工程款,上诉人胡向荣无异议,但该款项不应计入胡向荣领回路基工程投资成本和利润的金额。(2)序号4、序号5、序号6,共计35.6万元。是路基工程的支出,不是路面工程款,不应计入胡向荣领回路基工程投资成本和利润的金额。五、关于杨少巍领款的金额,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认定的杨少巍领款8047886.96元,应是指直接汇至杨少宽账户的资金,未包括项目工作人员、路基工程承包人、杨少巍妻子、杨少巍妻弟、杨少巍公司的领款以及法院执行款项。据三建公司出具的明细表可以清楚看出,项目工作人员、路基承包人领款除外,杨少巍直接领取金额就达21508887.62元,其中:1、2009.3.17#杨少巍25万:2、2009.3.18#张伟胜44300元(注:张伟胜是杨少巍妻弟):3、2009.3.20#杨少巍456886.9元;4、2009.3.21#张伟胜8万:5、2010.3.32#杨少巍85万:6、从仁恒公司,杨少巍183.5万元:7、2012.3.13#刘萍378万中杨少宽200万8、2012.12.3#杨少巍27.8万:9、2012.2.3#张伟英825359元(注:张伟英是杨少巍妻子):10、2013.12.23#杨少巍100万:11、2014.2.1#杨少巍240万:12、2014.10.1#杨少巍20万:13、2015.2#杨少巍20万;14、2016.5.3#杨少巍20万;15、2016.2.5#上海浦沿公司50万(注:该公司系杨少巍的);16、2016.7.15#杨少巍78000元;17、2016.8.22#法院划款3799284元:18、2016.11.16#法院划款5685657.72元;19、2017.11.03#法院划款2426400元,律师代理费20万元。由此可见,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的不科学,鉴定人员对案件事实的不了解,一审判决的可笑和可悲之处。六、关于杨少巍尚应支付上诉人周振兴投资成本及利润数额认定的问题。2010年5月13日杨少巍出具给原告周振兴《欠条》认可应付上诉人周振兴463万元。经前述表明,上诉人周振兴已领到的应计入投资成本和利润的路基工程款为185.5万元,故杨少巍尚应支付原告周振兴投资成本及利润数额为277.5万元。因此说,一审判决认定杨少巍应支付给上诉人周振兴115334元,是错误的。八、关于杨少巍尚应支付上诉人胡向荣投资成本及利润数额认定的问题。首先,经前述表明,上诉人胡向荣投资成本为7167885元,杨少巍投资成本为590万元。其次,根据《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二条“杨少巍必须承担路基工程所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万元”,以及第一条“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比例分配”的约定,经计算,上诉人胡向荣应得利润为4388042.12元(计算过程:(12007-400万)x7167885元:(590万+7167885元)。故上诉人胡向荣投资成本及利润总额为11555747.12元。第三,经前述表明,上诉人胡向荣已领到应计处投资成本和利润的路基工程款248万元,故该248万元应予核减。第四,经前述表明,上诉人胡向荣垫付路基工程款税金1455500元,故该1455500元应予增加。最后,《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二条约定“三人各拿出17万元作为业务费用”,故该17万元应予核减。故杨少巍尚应支付上诉人胡向荣投资成本及利润数额为10361247.12元(计算过程:11555747.12元-248万元+1455500元-17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杨少巍应支付上诉人胡向荣10850196.45元。该金额虽然高于上诉人胡向荣认可的10361247.12元,但是一审判决的审理思路、认定理由、证据采信等方面都是错误的,上诉人胡向荣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向二审法院如实作出前述陈述。九、关于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建设办公室还应付工程款的认定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建设办公室已支付工程款61320100元,三建公司因执行案从自有资金支付7403472.84元,故一审判决认定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建设办公室还应付20745405.97元,杨少巍应得8967971.46元,是错误的。另外,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杨少巍不享有路面工程任何权益。十、关于本案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杨少巍应支付投资成本及利润债务利息的问题《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四条约定“接盘人力争于2011年12月31日止,将创业大道A标工程款向业主结清,若该工程款结清后,接盘人未按时向胡向荣、周振兴结清,将按利息3分向接盘人收取利息”。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故月息3分的约定不需要调整,本案债务本金利率应按3分计算。通过前述约定及《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二条“由杨少巍负责该工程审计决算及向业主结算全部工程款”的约定可见,向业主结算工程款是被告杨少巍应当履行的义务。杨少巍本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与业主结清并支付原告投资成本及利润,为有效、妥善解决纠纷,胡向荣、周振兴才主张从2016年9月11日起算利息,已远远超出原告订立合同时的合理期待。胡向荣、周振兴的主张合情、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杨少巍在实际已领取大部分工程款的情况下,仍以未结清工程款为由拒绝支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胡向荣、周振兴合法权益。(二)杨少巍应返还被执行款利息的问题被执行扣划时,虽然双方当事人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但是鉴于双方对逾期支付投资成本及利润已有约定,故参照《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的约定执行,才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惩戒债务人的基本立法精神。另外,该执行款被扣划,实际胡向荣、周振兴领到的路面工程减少了,从此角度理解,也应参照《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的约定执行。十一、关于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30号司法审计报告的采信问题。1.在鉴定过程中,胡向荣、周振兴一再要求鉴定机构告知双方当事人鉴定人员名单和鉴定人员基本信息情况,以保证程序合法,但鉴定机构拒不告知。事实上,司法审计报告中的两位鉴定人从未参与过审计,该审计报告程序严重违法。2.鉴定机构从未召集并听取过当事人意见,对案件事实完全不了解,闭门造车,审计意见完全不客观、不科学、不准确和不公正。3.对有争议证据,不作区别,简单予以认定,违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区别有无争议的证据材料分别作出鉴定结论,供审判业务部门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认定”的规定,以鉴代审。4.超出司法鉴定资质,对属于工程造价方面的问题予以认定。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30号司法审计报告就是一份垃圾报告,是一份连一审法官都承认的不科学、不公正的报告,但可悲更可恨的是,这样的一份垃圾报告,最终被一审法院视若至宝,叫单全收。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显属错判。一审判决已经严重损害胡向荣、周振兴合法权益。为维护法律严维护胡向荣、周振兴合法权益,现上诉至贵院,请予依法公正审理。针对胡向荣、周振兴的上诉，杨少巍答辩称：一、胡向荣上诉认为全部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是错误的，2010年5月13日之前的路面工程是杨少巍投资建设的，该时段内完成的路面工程款16088775.97元应归杨少巍所有。胡向荣认为路面工程由胡向荣承包与杨少巍没有一点关系，唯一的依据是2015年5月13日三人签署的《创业大道合同书》。他认为在该份《合同书》中明确了全部路面工程均由他投资建设完成并由他领取全部路面工程款。但是实际上，该份《合同书》中没有任何路面部分全部由胡向荣承包建设，全部路面款都是由胡向荣领取的意思表示，具体理由如下：1.《合同书》从字面上说，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的是剩余路面的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并未说明路面工程全部由胡向荣承包。因为在签署该份合同时，杨少巍已经做了大量的路面工程，且未就路面工程进行结算，故无法在合同中说明由谁来承包全部路面工程，只能约定由胡向荣来完成剩余路面工程的施工。如何就工程款进行领取、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这些事情都需等到路面工程全部完工之后三人再根据各自施工的工程量协商如何领回投资及分配利润。反观该份《合同书》中杨少巍承包的路基部分，《合同书》中第二段明确提出：“路基部分由杨少巍接盘，其他两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任何事务，接盘人需承担该工程所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可见，如果要承包接盘，是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现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很显然路面工程款怎么领取，利润怎么分配是需要留待路面工程全部完工之后进行清算才能决定的。现在该合同对这些核心条款都没有约定，怎么可能交由胡向荣来承包呢？在这里要区分组织施工与承包是两个概念。杨少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书》时杨少巍已经投资建设完成了1600余万元的路面工程量（具体理由见杨少巍的上诉状，一审已提交七份证据证实）。杨少巍不可能连投资款都不收回，而让胡向荣去领取全部路面的工程款，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故在《合同书》中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路面部分由胡向荣接盘承包”、“路面工程款全部由胡向荣领取”的字样。胡向荣、周振兴在上诉状第三页第五行至第六行提出:“路面工程由上诉人胡向荣投资”，在《合同书》中并没有这种阐述，是其二人编造的。2.胡向荣、周振兴上诉认为2010年5月13日《合同书》是三人签署的最后一份协议，也是一份结算协议。答辩人认为，这份合同是最后一份协议是事实，但其二人认为该份协议是一份结算协议是在混淆概念，签订该合同时只是对路基工程进行了结算，并未对路面工程进行结算。在签署该份协议时，只有路基完工了可以结算，路面未完工是无法结算的。对路基进行结算后，杨少巍不欠胡向荣的款项，反而是胡向荣欠杨少巍2.4万元。这些结算都是针对路基工程的结算，与路面工程无关，根本就没有提出路面工程如何结算的事。3.胡向荣提出根据《合同书》，三人合伙的内容仅限路基部分不包含路面部分是错误的，三人合伙的内容一直是整个创业大道A段工程。三人自2008年承接该项目以来一直都是合伙关系。三人分别在2008年6月18日签署了《合作协议书》，2009年7月11日签署了《股东决议》，2010年5月13日签署了《新余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等文件，该合伙关系从未解除过。事实上，杨少巍对整个创业大道A标段的工程都是负责到底的，所有路基、路面的工程竣工的资料都是杨少巍做的，其中包括竣工资料34册、施工图一本（100多页）、竣工报告等，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合伙关系解除了，那么路面部分的竣工资料就不应当由杨少巍来做了，这一事实也说明三人合伙关系是没有解除的，真正要解除合同，法律规定是很严格的。另外，胡向荣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证据证明三人解除了合伙关系，并且，三人缴纳的1000万元的保证金为整个创业大道项目包括路基、路面的保证金（江西三建公司与业主在2008年6月6日签订的《创业大道项目A合同段招商引资建设协议书》充分了证明这一事实），在2009年7月11日的《股东决议》中才会约定：“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位股东，承包该项目的人必须一次性打入1000万元人民币，该资金必须进入投资股东中任意一股东的私人账户……”。胡向荣并未打入1000万元作为承包剩余路面工程的资金，从该事实可以证明胡向荣主张其承包了全部路面工程是不成立的。4.胡向荣提出《合同书》第七条约定了路面由胡向荣承担损失，可证明由其承包了路面工程，胡向荣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责任的分担和工程款的结算是两回事，《合同法》、《公司法》均认可股东之间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自行划分权利义务。之所以《合同书》约定由胡向荣承担损失，是因为杨少巍施工的路面工程经过了监理单位的验收，而后期剩余路面由胡向荣组织施工，杨少巍因担心胡向荣不专业，且他也并未在2010年5月13日前参与过创业大道A标段项目的前期施工，而后期由胡向荣施工的工程可能破坏对杨少巍已经做完的路面部分，导致责任划分不明确，同时也为了保障胡向荣能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按时完成施工，故才约定了由其承担路面部分的相应损失。这个约定，与路面工程怎么结算毫无关系。5.胡向荣上诉提出，周振兴在庭审时所讲，路面工程权益是胡向荣一个人的，与杨少巍和他无关。答辩人认为周振兴的这个证明毫无事实根据，是在有意编造谎言，周振兴在一审庭审时，由他们的代理人一问一答，很明显这是他们自编自导，合谋表演的一场拙劣把戏。本案审理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胡向荣和周振兴两人是一伙的，是利益共同体，是串通一气的，他们两人之间私下达成了合意，损害杨少巍的合法权益。是为胡向荣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所以周振兴的证言完全没有证明效力。综上所述，胡向荣认为全部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是错误的，2010年5月13日之前完成的路面工程是杨少巍投资建设的，该时间段内完成的路面工程款16088775.97元理应归杨少巍所有。二、胡向荣的原始投资额为345万元，而不是胡向荣主张的7167885元，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7056249元，理由如下：1.胡向荣上诉主张周振兴投资330万元中有250万元是他的投资款，这是与事实不符的。1）2008年6月18日，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签订《合作协议书》，合同第一条约定，项目前期注入资金为1500万元（含打入指挥部保证金1000万元），其中甲方（胡向荣）500万元，乙方（杨少巍）500万元，丙方（周振兴）500万元。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所占股份比例为1：1：1。实际上三方按照合作约定的比例共汇入1000万保证金到新余市渝水区，分别是胡向荣320万元，杨少巍350万元，周振兴330万元（其中周振兴100万元是杨少巍替他打的保证金）。这个事实正是按照三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比例，履行各自的出资义务。周振兴除了投入330万元保证金，再没有投入一分钱，连自己的投资义务都没有完成，根据合同规定，他有什么资格转让250万元给胡向荣。一审判决认定周振兴路基投资金额为80万元，一审法院的这个认定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三人只约定了前期各自投500万元，从没有约定周振兴可以只投80万元。所以，一审判决这个认定本身就是错误的。2）胡向荣上诉提出审计报告认定他的原始投资为4556249元，这说明上诉人连审计报告都没有看清楚，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的原始投资为345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胡向荣的原始投资为7056249元，其中也认定司法审计报告中的胡向荣原始投资额为4556249元，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看清司法审计的结论。所以，胡向荣、周振兴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知是一团乱麻，答辩人也认为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是一团乱麻，所以请求二审法院对胡向荣的投资额予以重新查明，依法改判。答辩人认为胡向荣的原始投资额为3450000元，具体理由见答辩人的补充上诉状。3）至于周振兴主张其中250万元是胡向荣的投资款无任何证据支撑，没有转账凭证、没有投资额转让协议，也没有取得杨少巍的书面同意，至于在一审庭审中，周振兴当庭承认该250万元是替胡向荣出资的，只是他们内部的事，这是另一法律关系。答辩人认为，这也是胡向荣、周振兴两个自导自演的一出拙劣的把戏，完全没有证明效力，答辩人不予认可，具体理由见答辩人的补充上诉状。2.胡向荣在一审时提交的拟证明其投资的凭证，除保证金的凭证外，其他的凭证：2010年5月20日收条（966687元）、2010年5月26日收条（75562元）、2010年5月24日收条（64000元）。上述收条出具于2010年5月13号之后，根据审计部门的意见，认为2010年5月13日之前各股东的投入才是原始投入资金，以上凭证均不能作为胡向荣的原始投资出资凭证。三、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杨少巍的路基投资款为6610000元是错误的”问题。本案所涉建设工程是除了上缴1000万元保证金外，还要全额垫资的工程，答辩人是具体组织工程施工的，胡向荣、周振兴两人除了缴纳保证金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从家里拿出一份钱投入到工程建设中。所以从工程一开工，答辩人就从家里拿了大量的钱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一直到2010年5月底，离开工地，答辩人总共投资建设了6000多万元的工程量。在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原始投资凭证有1100多万元，事实上遗失的投资凭证还远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建设6000多万元的工程前期需要多少钱，现在审计报告的结论认可答辩人的原始投资额为661万元。但是根据审计报告从建设成本总金额财务角度分析，杨少巍的投资额应当认定为1138.8275万元。现在胡向荣、周振兴又脱离审计报告，又来重新算一遍账。认可答辩人的原始投资额为590万元，那么请问两位上诉人，我们是听你的还是听审计部门的，如果不听审计部门的，我们又算一次账，我们要算到什么时候。胡向荣、周振兴二人在上诉状中大篇幅的算账内容，其目的重新拉进再算一遍账的浩繁的事务中。四、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提出“胡向荣、周振兴领取款项金额”的问题（一）周振兴上诉提出他领到的路基工程款为185.5万元的问题1.振兴上诉承认领到路基工程款是185.5万元，另外，周振兴上诉认为有165万元用于路基支出费用，他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出具的三张票据，在原二审时经手人张伟胜出具了情况说明，说明165万元中只有37035.28元是用于创业大道的支出；另外2009年1月6日收到票据1067030.8元是出具给杨少巍的收据，与周振兴无关；2010年5月20日收到周振兴报销票据547269.2元是周振兴领到创业大道的工程款后投入到创新路的，与创业大道无关。所以周振兴上诉提出的164.3万元除了37035.28元用于创业大道，其他1605964.72元被周振兴领走，故周振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振兴上诉提出其领到的70万元工程款和130万元工程款都转给了胡向荣，不能算周振兴的领款，应由胡向荣承担这200万元，答辩人认为周振兴、胡向荣是一伙的，达成什么默契，答辩人不得而知，谁从三建公司领款应算到谁的头上。周振兴、胡向荣在这条上诉理由中，又是唱了双簧，目的就是要减少周的领款，帮助周振兴逃避退款和承担利息的责任，何况其两人私自转账是另一法律关系。3.振兴上诉认为他从仁恒公司领走了15万元是路面工程款，答辩人认为周振兴是没有资格领取工程款的，他领取工程款无论是路基款还是路面款，都应该算到其领款的总数中，并且他一审和原二审庭审时一直表明他不享有路面工程的权利，他的上诉理由与其陈述相互矛盾。综上所述，周振兴在这些上述理由中承认他从三建公司领走564.8万元，答辩人在上诉状和反诉状中给他计算的从三建领走的款项，与他自己认可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周振兴的上诉理由不过是在狡辩，他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二）胡向荣认可其经手了3366.281万元，在他认可经手的款项中包含了周振兴的200万元。答辩人认为，这200万元应该从他经手的款项中剔除，这200万元是周振兴的领款。所以胡向荣的总领款为3166.281元。上诉自认的数据大于我们为他计算的数据，我们请求二审法院以他自认领取的款项为准。我们注意到胡向荣在这条上诉意见中，玩了一个字面游戏，把他领走的款项说成他经手的款项。答辩人认为胡向荣经手的款项就是他领走的款项。他也组织施工了2100万元的路面工程，可以肯定在胡向荣领走的款项中，有部分投入在创业大道的路面工程施工中，这部分投入是应该由胡向荣自己承担。如果在他自认的领取工程款中有投入到路基工程中，只要他拿出有效证据的，答辩人就认可。如果他拿不出投入路基工程的证据，那么他多领的工程款达到1100多万元。他多领的工程款是需要退出来的，并且要承担月息3%的资金占用利息。五、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提出的“杨少巍领取款项的金额”的问题。1.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认定的三人领款，都是指直接汇至三人或是三人代理人的账户资金，都没有包括分包人领取的款项。所以分包方和其他人领走的钱，这个内容审计不出来很正常的。审计报告认定答辩人只领走了800多万元，但是答辩人请来的分包商也从三建公司领取了工程款，审计报告没有分辨这个内容，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清这个内容，但是答辩人请来的分包商领走的工程款，应该算到答辩人的头上，答辩人也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但是胡向荣的分包商刘康富（做沥青路面铺设的）也单独从三建公司领走160多万元，这个审计报告没有认定，一审判决也没有认定。2.一、杨少巍做了6000多万元的工程量，其工程质量的优良的，十年过去了，这条道路的质量经受住了考验，第二，杨少巍没有拖欠分包商的工程款，大量在外举债，甚至把自己的两套房子卖掉，全部分清分包商的工程款，这两件事说明，答辩人是个诚实也是老实干事的人。六、关于胡向荣、周振兴提出的第六、第八条的上诉理由，要求答辩人向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支付投资成本和利润数额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杨少巍在上诉状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证明杨少巍无需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投资成本、路基利润、更无需支付相应的利息。相反是胡向荣、周振兴都大量的超额领走了本应由杨少巍领取的工程款，他们不仅应当把超领的工程款还给杨少巍，还应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详细的理由见杨少巍提交的上诉状。七、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建设办公室还应支付20745405.97元是计算错误的问题。杨少巍也认为一审判决计算确有错误，这个问题不查明，将导致一审判决的第六项无法执行。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这个事实，作出正确判决。八、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在上诉状第十条中提出要求杨少巍支付投资成本及利润债务利息的问题。杨少巍认为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一个问题分成两个问题来讲，杨少巍在答辩状第六条中已一并予以驳斥，在此不予赘述。杨少巍在其上诉状中予以驳斥，详见上诉状第一条。九、关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在上诉状第十一条审计报告采信的问题。1、胡向荣、周振兴上诉提出审计单位，拒不告知审计人员的信息，是严重违法，两位鉴定人从未参与过审计的问题。这是胡向荣、周振兴两人随意猜测，他们没有证据的，事实上不告诉他们是正确的，以防他们干扰审计，事实上答辩人也不知道鉴定人员的基本信息，这没有什么程序上的违法问题。2、一审法院在审计过程中组织了两次听证、质证，程序合法，是合法有效的。3、胡向荣、周振兴上诉又提出审计结论存在以鉴代审，完全不存在以鉴代审的问题，一审判决有些地方没有采纳审计报告的结论。一审判决是根据审计报告的结论及其他的证据相结合做出的判决。4、本案是对财务问题进行审计，不是对工程造价审计，财务审计是不需要造价资质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全部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一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的全部上诉请求。杨少巍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如下：1.依法改判杨少巍无需支付胡向荣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2.依法改判杨少巍无需支付周振兴路基投资成本；3.依法改判杨少巍无需返还胡向荣法院执行划扣款1293216.58元；4.依法改判杨少巍无需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划扣款314159.61元；5.依法改判胡向荣支付杨少巍项目工程款、利润等1300万元；6.依法改判胡向荣、周振兴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具体见反诉状）；7.依法改判2017年1月24日以后业主支付江西三建公司创业大道A标的建设工程的相关款项全部由杨少巍领取（包括2010年5月13日之前完成的路面工程款）；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有诸多重大事实未查明，判决错误。一、杨少巍与胡向荣、周振兴等三人合伙承建的新余创业大道A标段是除了上交保证金外还要全额垫资的项目工程，2010年5月之前完成的4400多万元路基工程是杨少巍一人投资完成的。三合伙人上交的1000万保证金全部交给了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三建公司则上交给了业主单位——新余市交通局（以下简称“业主单位”）。这1000万保证金根本就没有用在工程的建设当中，一审判决没有查清也没有认定这一重要事实，而工程一开工建设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从2008年7月开工到2010年5月13日三合伙人进行清算为此，在这将近两年的工程建设当中，投入的全部原始资金都是由上诉人杨少巍从自己家里拿出钱来投入到工程建设中的，胡向荣、周振兴除了缴纳保证金外，再也没有从家里拿出一分钱投入到工程建设中，这是本案重大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根本未作调查。上诉人杨少巍证明上述事实客观存在的理由如下：1.2009年5月，在本工程开工建设十个月后，三合伙人签订了第一份《股东决议》，签这份《股东决议》的起因，就是因为胡向荣、周振兴除交了保证金外，他们再也没有从家里拿出一分钱来投入到工程建设中，胡向荣、周振兴违反了三人在2008年6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三人约定要按照1:1:1的比例，每人要先投资500万元用于工程建设的约定，因为胡向荣、周振兴再也没有从家里拿出一分钱来投入到工程建设中，造成工程延期和扯皮，所以才会签订这份《股东决议》，而签订的这份《股东决议》才会干脆将路基、桥梁未完成的工程转由上诉人杨少巍一人承包。2.在签订这份《股东决议》时，没有涉及任何清算问题，这一事实从侧面说明胡向荣、周振兴在之前没有任何投资，所以用不着清算。这些事实说明这份《股东决议》实际上是将全部的路基、桥梁工程都转由上诉人杨少巍一人承包，因为前期的工程建设款项都是由杨少巍一人投入的。3.2010年5月13日，三合伙人经过清算签订了《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约定将路基工程款（4400多万元）交由上诉人杨少巍接盘。所谓接盘，就是路基工程款全部由杨少巍一人领取，其他合伙人无权领取。在签订这份合同书的过程中，胡向荣、周振兴两人没有提出他们在2010年5月13日以前也从家里拿了钱出来投入工程建设，所以在合同书中没有载明胡向荣、周振兴在路基桥梁建设中投入了资金的内容。这就进一步证明，2010年5月13日之前完成的路基桥梁工程全部是由上诉人杨少巍一人出资建设的。4.在2010年5月13日上午，三合伙人经过结算以后，决定由杨少巍承包剩余的路面工程，所以杨少巍出具了一张欠条:共欠胡向荣人民币869万元。吃了中饭以后，胡向荣反悔，提出剩余的路面工程要由他来承包。为此，三人重新结算，不是杨少巍欠胡向荣的钱，而是胡向荣欠杨少巍2.4万元，所以当天下午，胡向荣出具了一张欠条给杨少巍，证明胡向荣欠杨少巍人民币2.4万元。当时，杨少巍就要胡向荣归还上午杨少巍出具给他的欠条，胡向荣就说他忘记带在身上，这个事情一拖就拖了7天。在这7天中杨少巍每天都向胡向荣要回欠条，但胡向荣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到5月20日，杨少巍再次找到胡向荣要其归还这张欠条，如果不归还，杨少巍就要报警了。胡向荣则谎称这张欠条遗失了。在此情况下，由杨少巍书写了一份字据载明：“杨少巍与胡向荣的投资额重新审核原始票据，杨少巍原出具给胡向荣的欠条作废（2010年5月13日）。双方签字生效。杨少巍2010年5月20日。”胡向荣在该份字据中备注：“原认定杨少巍签字投资额作废。2010年5月20日。”可是，时过六年，胡向荣拿着这张作废的欠条到法院起诉杨少巍，这明显就是耍流氓的手段。在一审庭审时，杨少巍拿出了相关证据证明这张欠条已作废，胡向荣才不得不当庭承认这张欠条作废了。为此，这个事实也被原一审判决及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予以确认。同时，杨少巍向法庭递交了胡向荣欠杨少巍2.4万元钱的证据，当庭进行了质证，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在路基工程建设中，杨少巍不欠胡向荣任何投资款。对这么重要的，而且当庭质证的事实，一审判决却给予了隐瞒，在一审判决中只字未提。上诉人杨少巍认为，这是一审法官对本案重要事实的有意隐瞒，因为认定这一事实，一审的多项判决主文就都站不住脚了。5.本案从起诉到现在已经4年了，在这4年当中，胡向荣、周振兴没有拿出任何凭证证明他们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向工程投入过原始资金。胡向荣在起诉状中主张他在路基工程中投入了790万元，其中包含他投入的保证金320万元，周振兴投入的保证金250万元，除这两笔保证金之外，他拿了几张票据证明他另外有140万元投入到了路基工程，但是这些票据落款时间均在2010年5月13日之后，所以，这些票据在司法审计当中就被审计事务所给否定了，只认了他一笔是交给三建公司的管理费25万，这25万元管理费票据的落款是2017年6月30日，由三建公司补给他的出资证明。杨少巍对这25万元的管理费是不认可的，但是出于对《审计报告》的尊重，放弃了申辩权。6.相反，杨少巍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几百张出资凭证，累计达1100多万元，都是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的支出（因为此事过了六年，杨少巍还有大量的票据遗失）。另外，还有大量的工程款是杨少巍在2010年5月13日之后继续举债，甚至把广东省的两套房子（一套在广州市在惠州市）卖掉，把卖房款支付给了分包商。在本案起诉之前，杨少巍就已经向分包商全部付清了工程款。请问胡向荣、周振兴：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你们有没有向分包商支付过一分钱的工程款？如果你们支付过，现在拿出凭证来，上诉人杨少巍依然认可。杨少巍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胡向荣、周振兴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没有向项目工程投入一分钱。所以根据审计报告结论，胡向荣的原始投资额应当为345万元；周振兴原始投资额应当为330万元。虽然《审计报告》第16页认定杨少巍的投资额为661万元，杨少巍许多的原始投资凭证审计部门未予以认可，但《审计报告》第19页第四点中从工程建设成本总金额财务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提交的鉴定材料的总金额为5215万元，与推算的成本5990万元仍然相差775万元，即使按照鉴定材料全部确认投资金额，仍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范畴，仍然存在双方票据遗失、未提供支出票据的情形。根据《审计报告》的以上分析结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杨少巍提供的原始投资凭证均为真实支出，只是因为时间太久远证据保存不全，且胡向荣、周振兴一直违约，不按相关约定履行义务，造成大量票据不规范的情形，导致审计部门难以认定。杨少巍一审提交的所有票据实际都反映的是杨少巍真实的投资事实，甚至还有大量遗漏，杨少巍实际投资额应当按照其提供的原始票据来认定，所以杨少巍的原始投资额为1138.8275万元。杨少巍在反诉状中请求一审法院调查这一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对这么重要的事实没有进行调查。正是因为胡向荣、周振兴除了保证金外，未从家里拿出一分钱投入到项目工程建设中，所以才引发了本案一系列的纠纷。请求二审法院查明这一重大事实，才能对本案的全部事实有个正确的判断。二、一审判决以推定的方式，判决胡向荣投入的所谓570万保证金，要上诉人杨少巍在路基工程款中支付给胡向荣，这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如下：（一）1.2008年6月18日，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签订《合作协议书》，合同第一条约定，项目前期注入资金为1500万元（含打入指挥部保证金1000万元），其中甲方（胡向荣）500万元，乙方（杨少巍）500万元，丙方（周振兴）500万元。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所占股份比例为1：1：1。实际上三方按照合作约定的比例共汇入1000万保证金到新余市渝水区，分别是胡向荣320万元，杨少巍350万元，周振兴330万元，正是按照三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比例，履行各自的出资义务。2.胡向荣、周振兴系本案一审的原告，也是新余市创业大道整个工程项目的合作人，两人都与杨少巍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周振兴自认的投资款不能作为胡向荣出资的依据。3.周振兴的原始投资仅有汇入建设方指定账户的330万元信用资金，再无其他原始投资，违背了三个合伙人于2008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合作协议书》约定周振兴要投入原始资金500万元才能分的三分之一的利润。周振兴于2008年汇给业主方330万元信用资金后，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从三建领回信用资金234.3万元，从杨少巍领取17.392万元，合计251.692万元，故截止至2010年5月13日之前周振兴已领回信用资金250万元（多出的1.692万元是周振兴的费用报销）。所以杨少巍于2010年5月13号，经双方核算认可后出具了一张欠条给周振兴：“今欠到周振兴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投资成本人民币80万元，利润400万元，减去财务费用17万元，合计共欠人民币463万元。偿还方式按2010年5月13日三人签订的《合同书》执行。”该欠条明确写明“今欠到”，是截止至2010年5月13日还欠周振兴创业大道A标段投资款80万元（330万减去之前已领回的250万），欠条明确写明所欠的是整个创业大道A标段的投资成本及利润，并不仅是路基工程的投资成本及利润。这张欠条周振兴是认可的，并作为起诉依据提交给了法庭。4.至于周振兴主张其中250万元是胡向荣的投资款无任何证据支撑，没有转账凭证、没有投资额转让协议，也没有取得杨少巍的书面同意，法院应当依据转账凭证上转出人为周振兴而确认该250万元为周振兴的出资款。综合，胡向荣主张周振兴330万元保证金中250万元是其保证金明显不能得到支持，胡向荣的保证金只有320万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胡向荣的保证金为570万元是错误的。（二）2010年5月13日，在签订合同书时，周振兴提出，要求杨少巍先支付他330万元保证金。他就退出合伙，而上诉人杨少巍则要求胡向荣、周振兴明确路基工程款由杨少巍接盘。所以杨少巍不得已同意周振兴的要求，将周振兴投入的330万元保证金中（此时周振兴已经领回了250万元保证金）剩余的80万元，由杨少巍向周振兴出具了一张80万元保证金的欠条，由杨少巍优先支付，但周振兴无权到三建公司领取保证金、工程款等任何款项。但是，上诉人杨少巍从来没有承诺过，胡向荣投入的320万元保证金要在路基工程款中支付，一审判决凭什么可以以此做出推论，要杨少巍在路基工程款中也向胡向荣支付他的保证金。杨少巍再次声明，1000万元保证金是创业大道A标段全部工程的保证金，全部交给了业主单位，胡向荣要领回保证金应该向业主单位领取，而不应该由杨少巍给他支付保证金。周振兴支付的330万元保证金早已由他自己领回去了，他没有资格转让250万元保证金给胡向荣，作为胡向荣的投资。一审法院判决已经查明，周振兴在本案起诉之前就领走了工程款4348000元（实际是领走了580多万元）。周振兴无权领取工程款，在一审判决前，利润分配的条件还不成立，他只有资格领取330万元保证金，但是周振兴已经领走了430多万元，超领了一百多万（他实际上超领了250多万），难道周振兴不是把自己的保证金全部领回去了吗，他还有什么资格向胡向荣转让250万元保证金呢？请问一审法官，这样明摆的事实都查不清楚吗？（三）一审判决已经查明，胡向荣在本案起诉之前已经从三建公司领走了2700万元工程款（实际上是领走了3000多万），但是一审判决没有查明胡向荣领走的这些工程款中包含了哪些款项。实际上，胡向荣的保证金320万元也早已从三建公司领回去了。（四）在本案起诉前，上诉人杨少巍完全不知道，胡向荣、周振兴严重违反2010年5月13日签订的《协议》，背着杨少巍从三建公司领走了大量的本应由杨少巍领取的工程款。2014年12月上诉人杨少巍发现业主单位已经向三建公司支付了4684万元工程款，而三建公司私自截留了应由杨少巍领取的5288640元的工程款，支付给了胡向荣。为此，杨少巍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三建公司，请求三建公司向杨少巍支付5288640元工程款。经审理，新余中院支持了上诉人杨少巍的诉求。三建公司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院于2010年5月13日做出二审判决，维持了原判。在江西省审判决（案号“（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中明确了以下事实：第一，新余市创业大道Ａ标段的路基工程款4400多万元全部由杨少巍领取；第二，路基工程款占全部工程款的54.1%，三建公司未按54.1%的比例向杨少巍支付工程款是错误的。法院判决三建公司向杨少巍支付私自截留的工程款4793965元（扣除路基工程中应支付的全部管理费和税金）；第三，明确在今后的工程款领取中，三建公司应按照54.1%的比例向杨少巍支付路基工程款。但是三建公司在向上诉人杨少巍支付了4793965元截留款后，没有执行江西省高院的判决，继续背着上诉人杨少巍截留工程款，并将截留的工程款支付给了胡向荣。到本案诉讼期间，一审判决认定，业主单位已向三建公司支付了61320100元的工程款，说明在新余中院判决生效后，业主单位又向三建公司支付了1400多万元，其中应有7833734.1元是应由杨少巍领取，而被三建公司截留并支付给了胡向荣和周振兴。在一审审理阶段，由一审法官到三建公司调查取证，拿回了胡向荣、周振兴领走大量工程款的证据，这个事实才大白于天下。这是胡向荣、周振兴严重的违约行为，一审法院没有深入地把这个事实查清楚，也没有对胡向荣、周振兴的违约行为予以确认，就判决胡向荣、周振兴无需向杨少巍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这是对胡向荣、周振兴的有意偏袒。（五）胡向荣、周振兴早已把保证金领回去了，还要隐瞒事实坚持他们的诉求，要求上诉人杨少巍再次向他们支付所谓的保证金，这种行为很明显就是打劫的行为。从诉讼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胡向荣、周振兴是一伙的，相互勾结。一个同意转让保证金250万元给胡向荣，一个同意接受转让，而他们的转让没有征得杨少巍的同意，却要杨少巍付钱，这明显是两个拙劣的演员表演的一场儿戏，没有一点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请问三名堂堂的一审法官：难道对这样拙劣表演的虚假性都看不出来吗？可是，胡向荣和周振兴两人这样明摆着的打劫行为，居然得到了一审法官的支持，这是一审法官装糊涂还是有意偏袒胡向荣、周振兴呢？请求二审法院明察秋毫，揭穿他们的虚假把戏，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作出公正判决。否则本判决会成为新时代的千古奇案！带有很强的戏剧性！三、上诉人杨少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2010年5月13日以前完成的16088775.97元路面工程量，是由杨少巍一人投资建设的，而胡向荣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这部分工程的建设。理由如下：1.杨少巍为了证明2010年5月以前完成的1600万路面工程是由杨少巍一人投资建设的，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当庭质证：（1）三合伙人于2009年5月签订的《股东决议》明确了从5月份开始剩余的路基、桥梁工程由杨少巍一人承包建设，该《股东决议》签订后，胡向荣、周振兴离开了工地，从此以后，所有工地上的施工全由杨少巍一人承担，所有的资金也是由杨少巍一人投入，这是不争的事实。（2）2009年5月至2009年9月，杨少巍连续三次应业主单位的要求，向业主单位出具了三份《责任状》，保证按照业主单位的要求完成施工。这些责任状证明杨少巍是2009年5月到2009年9月之间完成所有工程量的实际施工人，在此期间就包含了路面工程的施工。（3）三建公司于2009年5月1日出具的《介绍信》，证明从2009年5月之后，由杨少巍一人负责新余市创业大道Ａ标段的相关事宜。在此，杨少巍要特别指出，2008年6月15日上诉人杨少巍和被上诉人胡向荣是一同与三建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但是胡向荣却主张该工程是他一个人承包的，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有明显遮盖痕迹的《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胡向荣提交的此份《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中上面没有杨少巍的签名。杨少巍当庭指控胡向荣伪造证据，并向法院提交合同原件，合同原件上有胡向荣、杨少巍两人的签字。胡向荣当庭狡辩他的原件只有他一个人签字，并承诺庭后提交原件给法院质证。可是庭审后，胡向荣并未向法庭提交原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采纳了胡向荣伪造的复印件，这是一审法官再次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佐证。杨少巍到三建公司开具介绍信就是为了执行“股东决议”，也证明了2009年5月以后的项目工程是由杨少巍一人承包建设的。（4）2009年7月11日，三合伙人再次签订一份《股东决议》，“决定对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成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位股东”。《股东决议》的上述表述可以证明在2009年7月11日之前已经建完了部分路面工程，而此时杨少巍是该工程的承包人，所以该《股东决议》的内容也可以证明杨少巍于2009年7月份之前就开始了路面工程的施工建设。（5）创业大道监理单位从2009年4月30日到2010年5月30日共颁发了九份《创业大道建设项目监理代表处文件》，这些文件证明从2009年4月到2010年5月共完成了创业大道Ａ标段路面工程量合计1600多万元，以上工程都是由上诉人杨少巍一人在承包期间投资建设的，胡向荣、周振兴此时未在上述路面工程中投入一分钱。（6）证人杨某在本案第一次二审开庭中，当庭证明他是杨少巍请到工地上来负责采购材料的，他是从2009年5月就到工地上来从事采购材料工作的，到2010年4月结束的，采购材料总共花了800多万元（这些材料大部分用于路面工程），所有的钱都是杨少巍支付给他的，大部分是现金支付，少数是转账支付。他认识胡向荣和周振兴，但是工地上很少见到他们，胡向荣和周振兴从来没有向他支付过材料款。胡向荣和周振兴两人当庭也证实在工地上多次见到杨某。（7）证人吕某在第一次二审开庭中当庭证明：他是杨少巍请到工地上来组织机械施工的，施工内容包括挖掘、回填雨污水管，摊铺碎石垫层、水稳层等机械施工工作。他是从2008年11月到工地，一直干到2010年4月份，前后杨少巍向他支付了工程款共60多万元，都是现金支付的。他也认识胡向荣和周振兴两个人，这两个人从来没有给他支付过工程款。以上证据均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予以了质证。综上，上述证据从施工的时间、进展、施工材料的购买、施工的人员、施工的工程量等各个环节都证明了2010年5月份以前完成的16088775.97元路面工程量，是由杨少巍一人投资建设的，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这一事实。相反，胡向荣、周振兴两人从本案起诉到一审再次开庭、判决，从来没有向法院递交过任何证据证明胡向荣参与了2010年5月以前完成的1600万路面工程量。但是一审判决将这一事实歪曲为“胡向荣和杨少巍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路面工程由其投资并完成施工，因此对该工程款应按两人投资所占比例予以划分”。一审歪曲事实，偏袒胡向荣、周振兴的做法，只能是故意为之。2.一审判决认为胡向荣投资的所谓570万保证金，又从2010年5月之前完成的1600万路面工程款中获得了第三次回报，而且是超额的回报。按照常理来说，谁投资建设的工程，该工程款应当归谁所有。胡向荣作为合伙人分配一定的利润是合理的，但是他无权按比例分配该1600万工程款。如前所述，胡向荣投资的320万元保证金和周振兴投资的330万元保证金都交给了业主单位，杨少巍也投资了350万元保证金交给了业主单位，这些保证金没有一分钱用于工程建设，要完成这1600万的工程量必须由三个合伙人另外从家里拿钱出来投入，与保证金无关。所以，以保证金作为投资款，然后按这样的投资比例来分配这1600万元工程款是毫无道理的。杨少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1600万工程量全部是由杨少巍一人投资建设的，理所应当这1600万元的工程款应该全部由杨少巍领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确认该1600万路面工程款应按两人所谓的投资比例予以划分是完全错误的，明显是再次偏袒胡向荣，把应由杨少巍领取的工程款共8669257.56元判给胡向荣所有。杨少巍强烈要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改判该16088775.97元工程款全部归杨少巍领取。但是，杨少巍同意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供两人分配，前提是胡向荣也应在其领取的工程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供两人分配。3、被上诉人胡向荣在一审庭审中诉称：全部的路面工程款均归其一人所有，与杨少巍无关。他的唯一理由就是2010年5月13日三合伙人签订的《合同书》，《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款载明：“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但是该条款接着就注明要依据2009年7月11日三人签订的《股东决议》执行，该《股东决议》已经明确是将需施工而未完工的路面工程承包给其中一位股东，该决议就已经证明2009年7月以前就路面工程已施工完成了一部分工程量，同时说明在2010年5月13日以后需施工而未完工的路面工程才由胡向荣组织施工完成。与此同时，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的九份《创业大道新建工程监理代表处文件》证明，2010年5月以前就已经完成了1600万元的路面工程量，也就是说，在本《合同书》签订之前和胡向荣在组织剩余路面工程施工之前，该1600万元的路面工程量就已经完成了。并且杨少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1600万的工程量是由其一人投资建设完成的。在铁的事实面前，胡向荣仍然主张全部的路面工程款均由其一人领取，这是毫无道理的，是典型的无理缠诉。法庭对其无理缠诉的行为应当在一审判决中予以驳斥，而不是给予支持。否则，哪有法律可言。四、胡向荣到底从三建公司领走了多少工程款，一审判决没有查清。经杨少巍调查，胡向荣在起诉之前从三建公司及杨少巍处领走的工程款为30147810元，分别是从三建处领款29883210元（其中胡向荣直接领取的款项为27863210元，其代理人周根明领取的款项为420000元，分包人及其他领取的款项为160.96万）、从杨少巍处领款255000元。一审法院遗漏了周根明领取的420000元、分包人及其他领取的款项160.96万、从杨少巍处领款255000元合计2284600元。五、周振兴到底从三建公司领走了多少工程款，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据杨少巍调查，周振兴在起诉之前从三建公司和杨少巍处领走的工程款为5821900元，分别是2010年5月13日之前从三建处领款2343000元及从杨少巍处领款173920元；2010年5月13日之后周振兴直接领取的款项为2005000元，通过由周振兴开办的欣荣公司领取了130万元（周振兴已于一审庭审中当庭承认）。一审法院判决遗漏了周振兴通过欣荣公司领取了130万元及从杨少巍处领款173920元合计1473920元。六、胡向荣到底应该从三建公司领取多少工程款才合理合法，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杨少巍对一审判决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也不知道一审判决胡向荣应当从三建公司领取多少工程款，一审判决书说理部分的观点，与判决主文的判词有很多地方都不一致。杨少巍只能对一审判决进行初步的推测，得出以下结论：胡向荣已经领走的25886532.46元是不要退回来的，另外胡向荣还应领取16501329.13元工程款（见一审判决书第43页第一行），加上判决主文第六条又判决胡向荣可以在业主尚未支付的20745405.97元中可领取11777434.51，以上三项相加，合计为54165296.1元。但是一审判决认定，胡向荣到目前为止从三建公司领走了25886532.46元是错误的，实际上领走了30147810元（具体详见民事上诉状第四条），相差4261277.54元。这就意味着，一审实际上判决胡向荣领取工程款的总额为54165296.1元+4261277.54元=58426573.64元（以上的叙述只是杨少巍对一审判决的推测，一审判决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还需要二审予以查明）。杨少巍认为，胡向荣组织施工完成的仅有剩余的路面工程，其工程量为21575191元，他也只有资格领取这21575191元的工程款，加上他应该领回的保证金320万元，合计为24775191元。结合胡向荣已经领取的款项，胡向荣超额领取的款项金额为：胡向荣已领取的款项30147810元-胡向荣应当领取的款项24775191元=5372619元。该笔资金胡向荣不仅要退还给杨少巍，还应当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7218555.84元（利息按月息三分计算，暂计至反诉提出之日）。但是，现在一审判决的结果是胡向荣可以领走58426573.64元，多判了33651382.64元工程款给他。七、周振兴到底应该从三建公司领取多少工程款才合理合法，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杨少巍认为，周振兴没有投资建设工程，他无权从三建公司领取工程款。但是他投入了330万元的保证金，是可以从三建公司领取的。但是一审判决，又确认周振兴的保证金有250万元转让给了胡向荣，那言下之意，周振兴只有从三建公司领取80万元保证金的权利。可是，周振兴在起诉之前，已经从三建公司和杨少巍这里领走了5821900元，他领走的这5821900元，属于什么性质，该不该由周振兴领走，一审判决没有给予确认。可是到目前为止，周振兴到底擅自从三建公司多领了多少工程款，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请求二审法院给予查明。周振兴一再申明，要将250万元保证金转让给胡向荣，这就意味着超领的工程款达到5021900元，他就应该将超领的5021900元退还给杨少巍，并且按月息3%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既认定周振兴转让250万保证金的事实，又不认定周振兴超领工程款5021900元的事实，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明显是一审法院偏袒周振兴，这偏袒也太过分了吧！按一审判决的裁判思路与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来算一笔总账，胡向荣总共领走了58426573.64元工程款，周振兴总共领走了5821900元工程款，合计64248473.64元。现在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段的总工程款为82065505.97元，剩余的工程款只有17817032.33元，请问一审法院是不是杨少巍只能领取这17817032.33元的工程款。杨少巍在一审当中，一再向法院申明，他一人投资完成的工程量为6000多万元，其中路基工程量4400多万元应由杨少巍领取（这是省高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终审判决确定的事实），是不是一审判决把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改变了。当然除了8200多万元的工程款外，业主单位还应该向三合伙人支付1000万元的保证金，合计为9200多万元。但这1000万元的保证金应由谁领取，一审法院没有明确。如果这1000万元的保证金判给杨少巍领取，杨少巍加上自己的保证金，也只领到2700多万元。杨少巍不知道一审判决是不是这个意思，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依法公正改判。八、一审判决认定三建公司于本案起诉前已经向三合伙人支付了61320100元工程款，但是，这61320100元工程款支付给了谁，三合伙人各自领了多少，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杨少巍认为，这也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作出一切判决的前提，不查清这个事实，怎么可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为此，杨少巍请求二审法院要查明这一事实。九、一审判决主文第六项“若2017年1月24日起新余市渝水区向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Ａ合同段付款20745405.97元，则胡向荣应得11777434.51元；杨少巍应得8967971.46元”杨少巍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是一个没有查清事实的、没有说明理由的、武断的、非常错误的判决。理由如下：1.业主单位到底还有多少工程款没有支付给三建公司，一审法院查都没有查，这个数字是一审法院估计出来的。假如这个数字估计的不正确，将导致一审这个判决无法执行。2.业主尚未支付的工程款，到底归谁所有，必须查明事实，做合理的分配。杨少巍认为，胡向荣、周振兴均已大量的超领了工程款，他们超领的部分，都应该退回给杨少巍，并且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详见反诉状第三条），他们当然的无权领取这部分工程款。在此，杨少巍还要特别提出，一审法院对杨少巍在反诉状中，要求胡向荣、周振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审都没有审，就被一审判决驳回了。这也是一审判决不公的又一佐证。3.剩余的业主单位尚未向三建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当然的应归杨少巍所有，因为杨少巍投资建设了60490314.97元的工程量。到目前为止，根据审计报告的结论，杨少巍还只领到了8047886.9元的工程款（至于分包商直接领走多少、法院执行了多少，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如此说来杨少巍连投资的成本都没有收回，还承担了大量的融资费用，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在广州市的两套房子卖掉，用卖房款支付工程款，且胡向荣、周振兴都超额领取了工程款。因此，只有杨少巍才有充分的理由领取这部分工程款。4.杨少巍不知道一审法官出于什么目的，要将20745405.97元余款之中的11777434.51元判归胡向荣所有。胡向荣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没有对余款提出具体的诉讼主张，更没有提出按投资比例分配余款的请求。这是不是一审法官，为了偏袒胡向荣获得更多的工程款，主动作出的判决。因为一审法院这个判决，导致的后果是胡向荣投资的320万元保证金，和周振兴自认转让给他的250万元保证金，获得了第四次超额的回报（第一次，胡向荣已经领走的30147810元工程款应该包含了320万元的保证金，周振兴也是同样的已经领走了保证金；第二次，一审判决要杨少巍在路基工程款中向胡向荣支付570万元的保证金；第三次，一审判决胡向荣以其投资成本包含了570万元的保证金，可以在2010年5月13日之前完成的16088775.97元的路面工程款中分得8669257.56元；本次为第四次）。胡向荣只投入了一次保证金，只能领回一次，怎么能四次拿回保证金呢？周振兴也只投入一次保证金，也只能拿回一次保证金。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明显偏袒胡向荣、周振兴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认为，这恐怕是旷古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天大的、不公正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给杨少巍一个公正的判决。十、一审判决只对8200万元的工程款如何分配作出了判决，而实际上业主单位除了应向三合伙人支付8200万元的工程款外，还应将三合伙人上交的1000万元保证金退回给三合伙人。也就是说，业主单位总共应向三合伙人支付的款项总额为9200多万元。但是，这1000万元保证金退回给三建公司后，应如何分配，一审判决没有作出裁决，这是一审判决中的重大遗漏。杨少巍认为，胡向荣、周振兴早已从业主单位向三建公司支付的6100多万元工程款中将其投入的保证金全部领回去了，并且胡向荣、周振兴都超额领了工程款。所以，业主单位若将这1000万元保证金退回三建公司，其中由于胡向荣、周振兴已经领回了650万元保证金，因此这650万元保证金已转化为剩余未领的工程款，也同样应当归杨少巍领取。请求二审法院综合本案的事实，就这1000万元保证金的归属问题，做出公正的判决。十一、路基、路面利润的分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路基工程款44401539元的全部归杨少巍所有，由于一审时法院对于原始投资额认定错误，导致杨少巍应当支付给胡向荣、周振兴的路基利润金额也错误。杨少巍应当给胡向荣路基利润：（1200万-400万）*345万/（345万+1138.8275万元万+20万）-17万元（财务费用）-166666元（50万元损失三人分摊）-100000元（奖励）=139.865万元，该利润可在胡向荣支付给杨少巍的路面利润中抵扣。杨少巍应当给周振兴创业大道利润：《欠条》表明周振兴应当领取的创业大道利润为400万元，另外还需扣除17万元财务费用，故周振兴应领取的利润为：400万元-17万元（财务费用）-166666元（50万元损失三人分摊）-100000（奖励）=356.3334万元。但是周振兴在2010年5月13日以后擅自超额领走了250多万的工程款，超领的款项不仅要退还给杨少巍，该款项还应当由其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265.6万元，两项相抵，杨少巍不应当向周振兴再支付任何款项。（利息计算详情见反诉状）由于路面部分没有约定利润分配方式，现因三人的投资款中无法区分哪些是路基款，哪些是路面款，故无法确定路面工程的利润有多少。基于公平原则，路面部分的利润率按照路基部分承诺的利润率进行推定。依据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合同书》，路基承包人必须确保税后利润1200万元，由此可计算路基承包人利润率为1200/4440.1539=27%，路面工程承包人同样按路基工程的利润率确保利润，即路面工程的利润率为27%。(特别说明：根据2009年10月18日胡向荣与分包人刘康富签订的合同《沥青道路工程承包合同书》可计算出成本966万元，由此可计算出胡向荣承包的沥青路面工程利润为40%，远超27%。但为了保证公平，本案中路基、路面统一按照27%进行计算利润)。路面总工程量为37663966.97元，其中杨少巍承建16088775.97元，胡向荣承建剩余的21575191元，杨少巍承建的路面部分应当分给胡向荣的利润为：16088775.97元*27%*345万/（1158.8275万+345万）=996570元；胡向荣承建的路面部分应当分给杨少巍的利润为：21575191元*27%*1158.8275万/（1158.8275万+345万）=4488892元。故胡向荣应当支付给杨少巍的路基路面综合利润为：4488892元（胡向荣应当支付的2100万路面工程的利润）-139.865万元（路基利润）-996570元（杨少巍应当支付的1600万路面工程的利润）=2093672元。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杨少巍不再向胡向荣支付路基利润，相反应当由胡向荣向杨少巍支付路面利润2093672元。十二、法院判决杨少巍要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返还胡向荣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是错误的。该笔执行款是依据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徐志海所做的工程包含路基及路面，至少机械台班费不属于路基工程，不应当由杨少巍一人承担。另外，该判决明确徐志海的款项由三人共同承担，江西三建公司负连带责任。所以，杨少巍无需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无需返还胡向荣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十三、法院判决胡向荣支付了路基税金1455500元是事实认定错误，路基的税金已经全部由杨少巍结清。一审判决第一款第一项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胡向荣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分成共计10850196.45元，该判决中的10850196.45元之中，包含了一审判决认定的胡向荣支付的路基税金1455500元，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基于这个事实作出的判决也是错误的。1.江西三建公司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5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现江西三建出具的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代表刘健签名，该证据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一审时胡向荣提供的税票，杨少巍未见到，也未拿来质证。本案工程款的纳税人是江西三建公司。3.胡向荣没有提供交纳税款的转账凭证。4.2010年5月13日签订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约定，杨少巍接盘后，其他两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任何事物，所以，胡向荣不可能垫付该笔税金。5.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中，有王文华与杨少巍的对账，路基管理费以及税金都是杨少巍缴纳的，江西三建出具的证明却说是胡向荣垫付的，三建的证明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6.江西三建公司出具的这份证明，逻辑自相矛盾，税金计算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诸多事实认定上的错误，又依据错误的认定做出错误的判决。一审判决主文全部错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杨少巍的上述请求，并依法改判如杨少巍的诉请。针对杨少巍的上诉，胡向荣、周振兴答辩称：一、本案杨少巍与胡向荣、周振兴合伙内容仅有案涉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A标路基工程，案涉A标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杨少巍无权参与路面工程款分配。（一）从本案协议约定来看，答辩人与杨少巍已经就合伙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并确认结算。答辩人与杨少巍于2010年5月13日签订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最后一份协议，也是一份结算协议。因此，应以该份协议约定的内容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杨少巍所列举的在该份协议之前的所有协议，与该份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均不能作为确定答辩人与杨少巍权利义务的依据。而该份协议中已经明确，本案答辩人与杨少巍的合伙内容仅为新余创业大道A标工程路基工程。具体为：《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项目分为两部分投资。1、路基工程:土石方工程、盖板涵工和霞江桥工程由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三人共同投资完成，其中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2、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七条约定:若路面未按业主要求完工而造成业主处罚，由胡向荣承担。路面出现质量问题由胡向荣承担损失，路基出现质量问题由三人共同承担。通过前述约定显见，2010年5月13日答辩人与杨少巍对案涉工程投资情况以及后续权利义务进行结算确认，案涉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项目分为路基工程和路面工程两部分，路基工程由答辩人与杨少巍三人合伙投资完成，工程质量问题由三人共同承担。路面工程由答辩人胡向荣投资，工程质量也由胡向荣一人承担。而且，从合同整体解释的角度来看，合同条款为有机整体，案涉合同第一条和第七条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二）从路面工程实际施工情况和结算来看，案涉路面工程实际开工时间是2009年7月，答辩人与杨少巍也于2009年7月签订了《股东决议》，明确案涉路面工程由一人全部承包，最终结算亦是由胡向荣一人负责结算。答辩人提交《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建设项目分部、分项工程开工申请批复单》《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建设项目施工技术方案报审表》等证据证实，2009年7月，案涉路面工程才开始动工。与此同时，答辩人与杨少巍对路面工程承包问题已经达成一致，确定由一人全部承包。前述《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最终对案涉工程路基路面的投资进行确认，案涉路面工程是由胡向荣一人投资完成。至于杨少巍一直辩称的路基和路面工程无法分割，应当一并计算工程量，明显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案涉《创业大道A标路基桥梁工程预（结）算造价审核书》和《创业大道A标路面工程预（结）算造价审核书》两份最终结算材料即可证实，案涉路基和路面工程是可以分开单独核算的。杨少巍所称2010年5月13日前路面工程是由其一人完成，更是完全与事实不符，杨少巍以过程协议材料做假设推断，企图否定最终的结算协议，其主张依法应不予支持。至于杨少巍所主张的所谓责任状，仅能说明其当时在工地上代表前述了该份材料，不能证明其存在实际施工行为。关于案涉路面和路基工程的划分，是合伙人内部对投资以及权利义务进行了相应划分，但是对外仍是一个整体，三人均可以签署相关材料，胡向荣也在2009年4月份签署过责任状。而且，从杨少巍与江西三建公司工程款诉讼情况也看出，杨少巍实际上也认为路面工程与其无关。杨少巍起诉的就是路基工程款，这与协议书中约定由其负责路基工程款的结算等事宜相一致。而且该案中明确的是以杨少巍为代表的合伙人可以领取路基工程款，并非是确定该路基工程款全部属于杨少巍。（三）杨少巍主张2010年5月13日前路面工程完成量是1600万元，与事实不符。杨少巍以及一审鉴定机构计算工程量的依据仅仅是2009年4月-2010年5月30日的《创业大道建设项目监理代表处文件》，该依据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该文件仅仅是监理代表处基于各标段项目部自行上报的数据所制作的案涉工程计划材料，而各标段项目部为赶工期、进度，都会超前上报，与实际进度并不相符。众所周知，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以及最终结算依据的是施工过程资料，包括施工日志、签证单等，实际进度及完成情况要以相应的施工过程资料为准。其次，一审鉴定机构江西人和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鉴定人员朱冰、朱冬生会计师并没有工程造价资质，无权进行工程造价鉴定，而且其认定路面工程量的依据严重错误，与杨少巍自行提交的材料都不相符。一审鉴定机构对杨少巍提交的《创业大道建设项目监理代表处文件》不加审核甄别，一概予以认可，将B标段的工程算到A标段工程，严重失实，工程量结论完全错误，不能采用。其中，2008年10月，监理代表处文件显示的是B标段完成雨水管500米、污水管500米；2008年11月显示的也是B标段完成污水管2000米；2009年9月完成雨水管91米甚至没有书面材料。综上三点，案涉路面工程与杨少巍无关，其不应参与路面工程款分配，案涉路面工程款37663966.37元应归属胡向荣所有。二、杨少巍称保证金没有用于工程建设，与事实完全相悖，案涉保证金在项目开工前上交，项目开工后即返还，已经全部投入路基工程。首先，根据案涉与保证金相关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案涉保证金在项目开工前上交，项目开工后即陆续返还用于路基工程建设的事实。具体为：（1）保证金上交情况：2008年6月-8月，答辩人与杨少巍分别向新余创业大道工程缴纳保证金1000万元，其中胡向荣缴纳570万，周振兴缴纳80万，杨少巍缴纳350万。（2）保证金退还情况：2008年9月4日起-2008年12月，新余创业大道工程项目办将保证金退还至三建账户，2008年9月4日退还200万，2008年9月26日退还152229元，2008年9月27日退还200万，2008年11月3日，退还200万，2008年11月25日退还200万，2009年12月3日退还40000元，2008年12月4日退还150万，共计退还9992229元。三建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退还后，自2008年9月5日起开始陆续按照三人签字的付款审批单，向项目相关人员支付款项。（3）案涉工程于2008年8月开工，按照杨少巍提交的工程支出情况来看，截至2008年9月，工程开支金额为107021元，之后，保证金返还至项目上投入工程建设。（4）2008年9月案涉A标段工程款支付条件并未成就，三建公司支付的款项就是退还的保证金。所以说，保证金就是三人对于项目工程的投资款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组成部分，应当从路基工程款中予以返还。综上，保证金已经全部用于路基工程建设，杨少巍混淆事实，企图将保证金从投资款中割裂，其主张根本不能成立。案涉路基工程实际上就是用1000万保证金启动的工程，该1000万就是三人的投资款。其次，关于三人在路基工程的投资金额，答辩人已经在上诉状中详细说明，在此就不再赘述。至于杨少巍所主张的所谓几百张出资凭证，其中存在各种无法核实出处的单据，甚至连30元的手电筒、4元的毛笔等收据都计入，而且很多都仅有收条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杨少巍利用结算后，掌握路基工程凭证的便利，捏造虚假证据扩大自己的投资金额，把路基工程开支成本全部算成是自己的投资款，十分不诚信，其主张不应采信。而且，一审鉴定机构亦十分偏颇，在投资金额认定审计方面丧失了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的中立立场。鉴定机构在一审质证笔录里表示，原告提交的付款审批单不能完全证明付了钱，应当一起提交转账凭单。但是其在审查认定杨少巍提交的收条等材料时，却对没有转账凭证的一概予以认定，完全是双重标准，明显偏袒杨少巍。三、本案杨少巍与胡向荣、周振兴在案涉路基工程应当领取的工程款，应以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为结算依据，以该时间作为结算节点进行分配（一）2010年5月13日之前，杨少巍与胡向荣、周振兴从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均投入路基工程建设使用，不能视为投资款返还。截至2010年5月13日，三建公司已支付款项总计16992229元（包含退还保证金9992229元），即路基工程款支付了700万元，而案涉路基工程总造价为44401539元，因此路基剩余工程款应为37401539元。从工程成本角度和支付情况来看，前述三建公司已支付工程款包含保证金均已投入到路基工程建设使用。（二）答辩人胡向荣应当领取的工程款为两部分，即路面工程款37663966.37元以及2010年5月13日路基工程退伙的结算款11555747.12元（扣除协议书约定的17万元业务费用后是11385747.12，合计为49049713.49元。扣除2010年5月13日之后，胡向荣领取的路基工程款248万元，加上胡向荣垫付的路基税金1455500元，截至目前，胡向荣还应领取的路基工程款为10361247.12元。截至目前，胡向荣共计领取路面工程款3012.281万元（包括周振兴领取的15万元），剩余还应领取的路面款是7541156.37元。即，截至目前，胡向荣还应领取的路基路面工程款总额为17902403.49元。（三）答辩人周振兴应当领取的路基工程款463万元。扣除2010年5月13日之后周振兴领取到的路基工程款185.5万元，截至目前，周振兴还应领取的路基工程款是277.5万元。（四）杨少巍可支配的路基工程款是21385791.88元。根据2010年5月13日的结算协议书，胡向荣、周振兴收回投资和保底利润，退出路基工程，与路基工程相关事项（支出及结算等）应均由被答辩人杨少巍负责。因此，案涉路基工程应当支付的税金以及分包工程款，本应从杨少巍领取的路基工程款中支付，但其却不予支付，导致三建公司、胡向荣、周振兴因路基土石方分包工程徐志海案件被扣划5406660.79元，胡向荣垫付路基税金1455500元，合计为6862160.79元。即扣除该部分金额，杨少巍实际可支配路基工程款应为14523631.09元。但本案中，杨少巍以自己名义、其妻子名义，其控制公司名义和分包人名义实际已经领取了41117623.54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截至目前，已付工程款=82065505.9元（路基路面总工程价款）-7743518.08元（业主账面余额）+8312057.52元（三建公司自有资金垫付工程款）=82634045.54元。已付工程款82634045.54元-7000000元（2010年5月13日前已支付的路基工程款）-30122810元（胡向荣已领路面款）-2480000元（2010年5月13日后已领路基款）-1855000元（周振兴已领路基款）=41176235.54元。以上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杨少巍在案涉路基工程款已严重超额领取，但其却未按协议约定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路基投资款及利润，理应按照协议约定自2016年9月11日起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月息3%的利息。四、答辩人胡向荣、周振兴被新余中院执行扣划款项，杨少巍应当返还并以月息3%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因新余中院（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案件，原告胡向荣、周振兴被新余中院分别执行扣划1293216.58元和314159.61元。该事实有新余中院（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新余中院（2016）赣05执429号结案通知书、2016年8月10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据等证据证实。被执行案执行的是土石方工程款，依据《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一条的约定，土石方工程属于路基工程范围。而该份结算协议书上约定杨少巍并未对其承诺的确保1200万元利润附带任何条件，也未明确合伙期间的债务仍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因此，杨少巍主张被扣划款为共同债务无合同依据，也与退伙结算的行为性质不符。故，该被执行案工程款应由杨少巍承担，且应自被扣划之日按月息3%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综上所述，胡向荣、周振兴认为杨少巍的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杨少巍的全部诉讼请求。胡向荣和周振兴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杨少巍支付胡向荣合伙项目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12,333,70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9月11日起以12,333,705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欠付利息金额为616,685.25元。2、判令杨少巍支付周振兴合伙项目投资成本及税后利润4,630,000元，利息从2016年9月11日起以4,63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3%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欠付利息为231,500元。3、判令杨少巍支付胡向荣被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及利息，利息以1,293,216.58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10日起按月息3%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应付利息为104,750元。4、判令杨少巍支付周振兴被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及利息，利息以314,159.61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10日起按月息3%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应付利息为25,446.93元。5、本案诉讼费由杨少巍承担。杨少巍的一审反诉请求：1、依法对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整体（路基路面）合并审理，判决反诉被告胡向荣和周振兴将超领的工程款退还给杨少巍，二人分别应退5,372,319元和2,521,920元，杨少巍应得路面工程款7,894,239元；2、判决创业大道A标建设工程未领取的工程款归杨少巍；3、判决反诉被告胡向荣支付反诉原告杨少巍资金占用利息7,218,555.84元，周振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扣减杨少巍应付周振兴所得利润后329,000元；4、判决反诉被告胡向荣归还反诉原告杨少巍利润4,871,010.23元；5、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二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6日，新余市渝水区与三建公司签订《创业大道Ａ合同段招商投资建设协议书》，约定由三建公司承包创业大道Ａ标段的工程建设，工期自2008年1月8日起至2009年1月29日止，总计387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发出开工令时间为准，依此顺延）。2008年6月16日，乙方胡向荣与甲方三建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以甲方名义承包创业大道Ａ合同段的建设工程由乙方垫资完成建设。同月18日，胡向荣、杨少巍和周振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借三建公司之名与新余市渝水区签订创业大道Ａ合同段建设工程投资与施工合同。同年8月27日，《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Ａ合同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订立,之后三人共向三建公司打入保证金10000000元，涉案工程进入施工。2008年11月21日，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和刘健签订《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部财务付款制度决议》，约定：李忠华、刘健为三建公司入驻新余市创业大道项目部的财务代表，三建公司在新余开设的账户支付工程款、材料款，须由胡向荣、杨少巍和周振兴三人在付款审批单上签字，三人也可委托代理人签字，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的代理人分别为周根明、周振乾和张伟胜。2009年5月29日，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签订《股东决议》，就杨少巍承包路基和霞江桥未完成工程的问题进行了约定。2009年7月11日，因前期合作不愉快，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又签订《股东决议》，决定对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股东。具体为：一、承包该项目的人须一次性打入10,000,000元人民币，资金须进入投资股东中任意一股东的私人账户，资金一旦进入不能抽走，须随时经得起另外两位股东的检查。二、承包人须按业主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施工，否则一切责任由承包人承担。若承包人中途抽走资金或后续资金未跟上造成停工10天内影响工程进度，将处罚承包人前期投资股金贰佰万元,项目部无条件接管全部承包工程,其已施工工程量归项目部所有。若项目部影响承包人停工10天内，项目部则赔偿承包人贰佰万元。三、承包人对其承包的所有项目全额垫资承建，若水稳工程完工验收后，业主中途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应分得水稳占已完成工程比例的回笼资金，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则按承包人所承包的全部工程量，占整个工程总量的比例进行分成回笼，每次工程款回笼按一次性分尽的原则……。五、考虑项目（创业大道）招标过程中前期所产生的费用，承包人应向周振兴支付其承包工程总造价5%的前期和后期费用，合同签订后一星期内预付500,000元，其余款待工程款回笼后按比例支付。该笔费用与原项目部无关，由承包人支付。2010年5月13日，胡向荣、杨少巍和周振兴签订《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第一条：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项目分为两部分投资。1、路基工程：土石方工程、盖板涵工程和霞江中桥工程由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三人共同投资完成，其中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2、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依据2009年7月11日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第二条：为便于结算和资金回笼，三人同意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路基工程由杨少巍接盘，其他二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任何事物。接盘人须承担工程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0,000元，具体如下：1、工程完工后由接盘人负责该工程审计决算及向业主结算全部工程款，并进行合理分配,三人各拿出170,000元作为业务费用；2、接盘人向胡向荣、周振兴出具路基工程成本加利润的欠条。第三条：协议生效后支付首笔10,000,000元工程款时，路基分70%，路面分30%，后续工程款按路基和路面工程量的比例分配。第四条：接盘人力争于2011年12月31日止，将创业大道A标工程款向业主结清，若该工程款结清后，接盘人未按时向胡向荣、周振兴结清，将按利息3分向接盘人收取利息。……第六条：原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刘健签订的财务回联单作废。第七条：若路面未按业主要求完工而造成业主处罚，由胡向荣承担，路面出现质量问题由胡向荣承担损失，路基出现质量问题由三人共同承担。第八条：路基工程款按投资比例先返回成本，后按比例分配利润。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5月13日，杨少巍向胡向荣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胡向荣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投资金额计人民币伍佰壹拾叁万元整，利润计人民币叁百柒拾贰万元整，减去财务费用计壹拾柒万元整，合计共欠人民币捌佰陆拾捌万元整，归还方式按2010年5月13日三人签订的议定书执行。俱欠人：杨少巍，2010年5月13日。”同日，杨少巍向周振兴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周振兴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投资成本计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利润计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减去财务费用计壹拾柒万元整，合计人民币共欠肆佰陆拾叁万元整，偿还方式按2010年5月13日三人签订的议定书执行。俱欠人：杨少巍2010年5月13日。”同月20日，杨少巍又出具字据一份，载明：“杨少巍与胡向荣的投资额重新审核原始票据，杨少巍原出具给胡向荣的欠条作废（2010年5月13日）。双方签字生效。杨少巍2010年5月20日。”胡向荣在该份字据中备注：“原认定杨少巍签字投资额作废。2010年5月20日。”2011年1月30日，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共同出具《承诺》，约定：由新余市渝水区2011年元月付给三建公司创业大道工程款8000000元，除支付邹裕荣、何珍珠和刘健工资外，余款7892960元全部汇入江西省仁恒投资有限公司，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产生的费用由三位股东承担。2011年9月27日和同年10月18日，经新余市渝水区公共工程审核中心分别审核，确定创业大道A标路基桥梁工程和路面工程审核价分别为44,401,539元和37,663,966.97元。涉案工程已交付业主使用。一审另查明，自三人共向三建公司交纳10,000,000元保证金并开始施工后，业主便陆续向三建公司支付工程款，三人从三建公司领取了数额不等的款项。截止至2017年1月23日，三建公司共收到业主单位工程款61,320,100元。一审审理期间，杨少巍提出对本案进行司法审计。经委托，江西人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司法审计报告，认为：1、2010年5月13日前各股东的投入才是原始投入资金，之后大部分为从三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再投入，据此分析，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在创业大道项目中投资金额分别为4,556,249元、3,300,000元和6,610,000元；2、2008年6月18日的《合作协议》约定股东三人各投资5,000,000元，按1:1:1分配收益，2010年5月13日三人所签合同表明：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未反映路面利润的分配方式；3、三人分别从三建公司、仁恒公司等处领取工程款：胡向荣领款27,863,210元，其中三建公司24,510,710元（含周根明代领420,000元）、仁恒公司3,352,500元；周振兴4,348,000元，其中三建公司3,643,000元、仁恒公司705,000元，其中2010年5月13日前领款2,343,000元；杨少巍领款8,047,886.96元,其中三建公司6,212,886.90元（含张伟胜代领224,300元）、仁恒公司1,835,000元。4、无法区分股东各自投资款中路基与路面的金额。5、截止到2010年5月13日，路基已完工。《创业大道新建工程监理代表处文件》表明，创业大道A标2009年5、7、8月建设目标责任状的签订均为杨少巍，可判断杨少巍参与过路面工程的管理建设。2010年5月13日前已完成的路面工程量为：雨水管7,893米、污水管7,352米、碎石垫层92,600㎡、水稳基层75,000㎡、侧石安装11,140米、平石11,140米、桥台锥坡90㎡、沥青中层8,460㎡、浆砌边沟650米、浆砌路基防护1,125㎡。因无法查找到上述工程量的单价，用倒算法即用路面造价减去透层、沥青、封层、粘层、花坛种植土、人行道贴面等工程造价，依据报告中建筑安装工程费计算表得出：2010年5月13日前路面完成的工程量造价为16,088,775.97元。6、无法得出在整个创业大道项目中，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承建的工程量以及相对应的工程款，根据造价审核报告认定路基工程款为44,401,539元、路面工程款为37,663,966.97元。特别说明：1、鉴定材料不完整和合同条款不严谨会影响结论的形成；2、张赛宾与原被告间的债权债务属工程造价范畴，不属委托事项；3、投资款的认定因证据尚不充分，缺少银行转账凭据，也缺乏内部合伙管理制度，工程发生时间较早等因素，只依据现有的材料和职业经验做出审计意见，并不保证也无法保证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提供资料方承担；4、从整个创业大道工程建设成本总金额财务角度分析，总成本为59,900,000元。根据三建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不含股东领款）工程费用为34,850,000元，加上原被告提供的鉴定材料统计的总金额为17,300,000元（不含三人保证金和杨少巍计算的利息）之和仅为52,150,000元，与推出成本相差7,750,000元，认为鉴定材料反映的成本费用支出总金额处于一个较合理的范畴，存在双方仍有未提供的支出票据或有遗失和遗漏及其他可能。成本分析只对项目总成本进行财务分析，不对具体明细做出准确判断。一审还查明，2008年7月16日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与案外人徐志海签订《协议书》，约定：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将新余创业大道A标段土石方工程K1+205-K2+800段发包给徐志海。徐志海因与胡向荣、杨少巍和周振兴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至法院。2016年1月28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胡向荣、杨少巍和周振兴向徐志海支付工程款4,872,492.6元及利息（以3,000,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三建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徐志海依法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8月25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结案通知书》，载明：（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执行一案，申请执行人徐志海共领取执行标的款5,355,091.6元（含工程款4,872,492.6元、案件受理费44,416元、判决认定的利息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合计438,183元），其中：2016年8月3日，依法扣划被执行人胡向荣银行存款1,293,216.58元、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周振兴银行存款314,159.61元。一审再查明，除《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外，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5月13日前路面工程由胡向荣及其合作伙伴投资完成。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部分工程款汇入仁恒公司产生的500,000元费用由谁负担；2、向三建公司支付的250,000元管理费的分摊方式；3、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是否载明所有的路面工程由胡向荣与案外人合作完成；4、杨少巍反诉要求确认其应得路面工程款，是否有法律依据；5、三人在路基工程中的投资款及应得利润的金额；6、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能否得到支持；7、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请是否有法律依据；8、已缴纳的路基税金由何人垫付；9、徐志海案执行款项能否在本案一并处理。关于三人同意将工程款7,892,960元打入仁恒公司，在各方领款后在仁恒公司产生500,000元费用的问题。胡向荣和周振兴认为该款为税金，杨少巍则不意税金一说。本院认为，不论款项性质，对资金打入仁恒公司后产生500,000费用的事实,双方无异议，且有仁恒公司打印单证实。依2011年1月30日的《承诺》,该损失应由三人共同承担，即每人承担500,000元/3=166,666元。关于胡向荣向三建公司王文华支付250,000元管理费的问题。胡向荣主张其向三建公司已支付250,000元管理费,杨少巍辩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11民终407号判决认定是杨少巍交纳的路基管理费，领条为王文华之后补写。本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中胡向荣和周振兴并非诉讼参与人，省院判决认定杨少巍支付了路基管理费，此处的杨少巍意为以杨少巍为代表的合伙体。该管理费系依三建公司与胡向荣所签的内部承包协议产生，系合伙工程所需，为整个创业大道路基和路面的总管理费用，应按三人在整个工程中应得工程款的比例进行分摊。其中在路基中应摊得：路基工程款250,000×44,401,539/（路基工程款44,401,539元+路面工程款37,663,966.97元）=135,262.49元，依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书，该款应由杨少巍支付，路面管理费250,000元-135,262.49元=114,737.51元,按胡向荣和杨少巍应得路面工程款计算，二人分别应付管理费91,015.71元和23,721.8元。因此，该250,000元管理费杨少巍应负担158,984.29元。关于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是否明确路面工程全由胡向荣与案外人合作完成，对全部路面工程的结算是否进行约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6月16日三建公司与胡向荣签订的《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以及三人于同月18日所签的《合作协议书》，表明三人的合伙事宜包含案涉工程的路基和路面两个部分。《创业大道A标2009年五月份建设目标责任状》施工进度计划含雨水管埋设1400M、污水管埋设1000M；《创业大道A标2009年七月份建设目标责任状》施工进度计划含雨水管埋设1400M、污水管埋设1000M;《创业大道A标2009年八月份建设目标责任状》施工进度计划含雨水管埋设600M。上述责任状，项目办和监理单位责任人分别有两人签字，杨少巍在施工单位责任人栏签字。责任状表明，在2009年5月至8月，杨少巍参与了路面工程的施工。三人合伙的内容包含了路基和路面两个部分。2010年5月13日订立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表明，创业大道A标项目分两部分投资，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依据2009年7月11日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而2009年7月11日的《股东决议》载明：经友好协商，决定对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位股东。综合两份协议可确定，三人约定自2010年5月13日起未完工的路面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完成。2010年5月13日的工程合同书，未对全部路面工程款约定结算方式，杨少巍并未表示对路面前期的合伙事宜放弃结算。因此，杨少巍反诉要求对路面工程款进行分配，于法有据。关于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在路基工程中投资款及应得利润的问题。胡向荣和周振兴的路基投资款。路基系新余创业大道A标最先启动的工程，2010年5月13日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系对路基合伙事宜所作的结算，应以该结算日前各方出资情况来确认各自在路基合伙中的投资金额。合同书约定此后的路基路面工程分别由杨少巍和胡向荣结算，杨少巍向另外二人“出具路基工程成本加利润的欠款条”，无证据证明杨少巍需向周振兴出具路面工程的欠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杨少巍向周振兴出具的欠条所载金额为路基工程的款项，表明杨少巍认可周振兴的出资额为800,000元，且胡向荣和周振兴在原一审和重审庭审时陈述，周振兴的出资款为800,000元，周振兴向三建公司缴纳的3,300,000元保证金中2,500,000元为胡向荣的款项，再结合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司法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和周振兴的投资款分别为4,556,249元和3,300,000元，本院认定胡向荣的投资金额为7,056,249元，周振兴的投资金额为800,000元。杨少巍的路基出资款。一方面，虽杨少巍主张其在涉案工程的投资额为32,582,500元，且提供了出资超过16,000,000元的证据材料，但因双方争议较大，胡向荣和周振兴又未能提供其主张杨少巍投资已经其二人签字的证据，各方对支付他人工程款在何情况下需三人共同签字，在何情况下直接给付由收款人签字即可，均坚持各自的意见且均无有力证据支撑。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虽司法审计报告认为若全部认定胡向荣所送鉴定材料金额1,300,000元和杨少巍所送鉴定材料金额16,000,000元，加之三建公司支付各项工程费用约34,850,000元，与推出成本59,900,000元仍差7,750,000元，存在双方有未提供的支出票据或有遗失和遗漏及其他可能性。付款制度虽未明确股东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或材料款需三股东签字，但审查杨少巍提交法庭16,000,000元的票据，其中一些无法核对票据所对应涉案工程的开支情况，也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系杨少巍用自有资金支付，因此对杨少巍要求以其提交的材料来认定其出资额30,000,000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另一方面，胡向荣和周振兴主张用已作废的杨少巍出具给胡向荣的欠条来推定杨少巍的投资额，显然又与常理不符，不予支持。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采用司法审计部门依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的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报告，认定杨少巍投资款为6,610,000元。各方应得路基款的问题。依据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杨少巍必须承担工程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0,000元。因无法确定路基所得的实际利润，以三人约定的保底利润12,000,000元计算，周振兴应得路基投资及利润额为:投资款800,000元+利润4,000,000元-财务成本170,000元-资金划入仁恒公司的损失166,666元=4,463,334元;胡向荣应得路基投资及利润额为:投资款7,056,249元+利润(12,000,000-4,000,000)×[7,056,249元/(7,056,249+6,610,000)]-财务成本170,000元-资金划入仁恒公司的损失166,666=10,850,196.45元；杨少巍应得利润(12,000,000-4,000,000)×6,610,000/(7,056,249元+6,610,000)=3,869,386.54元，加之胡向荣和周振兴各付财务成本170,000元,共计4,209,386.54元。关于胡向荣和周振兴主张杨少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5月13日《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约定：杨少巍力争于2011年12月31日止，将创业大道A标工程款向业主结清，若该工程款结清后，杨少巍未按时向胡向荣、周振兴结清，将按利息3分向接盘人收取利息。但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业主单位共付工程款14,492,229元，而涉案的路基桥梁工程审核价为44,401,539元，审核价减去12,000,000元约定的保底利润,路基成本价为32,401,539元,表明杨少巍在2011年12月31日前并未与业主单位结清路基款。三建公司出具的《新余创业大道收付工程款明细》表明，自合同签订至2017年1月23日，三建公司共收业主单位所付工程款61,320,100元。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分别领款27,863,210元、4,348,000元和8,047,886.9元。杨少巍投资款为6,610,000元，应得路基利润为3,869,386.54元，两项相加为10,479,386.54元，其所领取的金额未超出其路基应领款项，因此胡向荣和周振兴要求杨少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杨少巍要求反诉被告胡向荣和周振兴支付路面工程款及其利息的诉请能否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2010年5月13日三人所签合同表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的路面未完工部分的工程与反诉原告杨少巍无关，由胡向荣与其他合作伙伴完成，但此合同签订前的已完成的路面工程依《合伙协议》以及《责任状》，表明杨少巍参与并实施了管理。因周振兴多次表示其未参与路面工程的合伙，因此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5月13日前的路面工程为胡向荣和杨少巍共同完成。胡向荣和杨少巍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路面工程由其投资并完成施工，因此对该工程款应按二人投资所占比例予以划分。根据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2010年5月13日前已完成的路面工程的造价为16,088,775.97元，胡向荣和杨少巍的投资款分别为7,056,249元和6,610,000元，因此杨少巍应得16,088,775.97元×[6,610,000/(7,056,249+6,610,000)]=7,781,711.66元。依三建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的《证明》，路面税金1,753,037.8元已由胡向荣交清,路面杨少巍应缴纳的税金为:1,753,037.8×(7,781,711.66元/37,663,966.97)=362,193.25元。据此，杨少巍应得路面工程款为7,781,711.66元-362,193.25元=7,419,518.41元。由于各方就上述路面工程未约定结算方式，且业主尚未结清工程款，因此杨少巍要求胡向荣和周振兴支付路面工程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三人分别领取款项的问题。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分别领取的款项为：胡向荣领款27,863,210元，其中江西三建24,510,710元（含周根明代领420,000元）、仁恒公司领款3,352,500元；周振兴领取4,348,000元，其中江西三建3,643,000元、仁恒公司705,000元，其中2010年5月13日前领款2,343,000元；杨少巍领款8,047,886.96元,其中三建公司6,212,886.90元（含张伟胜代领224,300元）、仁恒公司1,835,000元。胡向荣辩称，周根明领取的420,000元用于了项目开支，但其提交的2008年12月23日、2009年2月11日、2009年2月25日和2009年4月11日的付款审批单无证据已包含于2010年5月20日张伟胜出具给周根明《收条》中，由此不能证明周根明所领的420,000元用于项目开支，因此，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另外，胡向荣主张其为路基桥梁工程垫付税金1,455,500元，三建公司的《证明》“路基部分税金由胡向荣先行垫付1,455,500元已从路基来款中返还给胡向荣”，同时有三建公司提供的72张税票相印证。对此，杨少巍辩称路基税金由其支付完毕，有生效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11民终407号判决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省高院(2016)赣11民终407号判决系杨少巍代表合伙体要求三建公司结清路基工程款而产生的诉讼，胡向荣和周振兴非诉讼参与人，判决认定杨少巍支付了路基税金，应解读为以杨少巍为代表的合伙体已交纳了路基税金，且该判决只认定杨少巍缴纳了路基税金52，000元，因此，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不能证明路基税金已由杨少巍支付。杨少巍还辩称，税金发票的原件在其处也可证明税金由其支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自2010年5月13日三人就路基合伙事宜进行了结算，约定由杨少巍结算路基工程款，因此无论是谁缴纳的税金，发票在杨少巍处符合常理，据此也不能证明税金由杨少巍支付。依2010年5月10日的合同书应由杨少巍支付，因此该款应从胡向荣领款金额中剔除。据此，胡向荣已领款应为：27,863,210元-垫付的路基税金1,455,500元-杨少巍应付的管理费158,984.29元-杨少巍应付路面税金362,193.25=25,886,532.46元。关于胡向荣和周振兴主张杨少巍返还因徐志海案被扣划的执行款问题。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对徐志海诉三建公司、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强制执行，分别扣划了胡向荣、周振兴的银行存款。胡向荣和周振兴起诉要求杨少巍返还被扣划款项，杨少巍辩称被扣划款属三人合伙期间的共同债务，故应由三当事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胡向荣和周振兴因徐志海的工程纠纷被扣划的执行款，属于履行本案合伙组织与徐志海所签施工合同附随义务的行为。该扣划款是否由杨少巍返还的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和节省司法资源。扣划款项所涉及的徐志海的债务，虽发生在三人合伙期间，但是2010年5月10日《新余市大道创业工程合同书》在约定解除三方路基工程合伙关系时，杨少巍并未对其承诺的确保12,000,000元利润附带任何条件，也未明确合伙期间的债务仍由合伙人共同承担。相反，该合同只是约定两原告退出合伙关系后需各拿出170,000元作为杨少巍“接盘”的业务费用。因此，杨少巍辩称被扣划款属于共同债务无合同依据，也与三人解除合伙关系并对此前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行为性质不符，故杨少巍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杨少巍应分别返还胡向荣、周振兴被扣划的银行存款1,293,216.58元和314,159.61元。但胡向荣和周振兴要求杨少巍支付被执行扣划款的相应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自2017年1月24日起，理论上业主新余市渝水区还应付工程款：路基工程款44401539元＋路面工程款37663966.97元-已付路基路面工程款61320100元＝20745405.97元。因三人各自领取的款项无法区分为路面还是路基工程款，且三建公司支付给三人的款项也未区分路基还是路面款，因此一审法院将三人的领款不区分路基还是路面，以总价款计算。2017年1月23日后，胡向荣应得款：路面工程款37,663,966.97元-杨少巍应得路面工程款7,419,518.41元+路基投资款及利润10,850,196.45元+法院扣划款1,293,216.58元-已领款25,886,532.46元=16,501,329.13元；周振兴应得款：路基投资款及利润4,463,334元+法院扣划款314,159.61元-已领款4,348,000元=429,493.61元。如前所述，周振兴路基投资款及利润为4,463,334元，但已领4,348,000元，故周振兴路基投资款及利润余款为4,463,334元-4,348,000元=115,33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胡向荣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分成共计10850196.45元；二、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周振兴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分成共计115334元；三、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返还胡向荣法院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四、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五、胡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杨少巍路面工程款7419518.41元；六、若2017年1月24日起新余市渝水区向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Ａ合同段付款20745405.97元，则胡向荣应得11777434.51元；杨少巍应得8967971.46元；七、驳回胡向荣、周振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杨少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9096.78元、反诉费71685元，由胡向荣、周振兴负担115929.98元，杨少巍负担94851.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少巍负担；鉴定费120000元由胡向荣、周振兴负担84000元，杨少巍负担36000元。二审中，胡向荣、周振兴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建设项目分部、分项工程开工申请批复单》；2、《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建设项目检验申请批复单》；3、《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建设项目施工技术方案报审表》；4、《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原一审已提交证据）；5、2009年7月11日杨少巍、胡向荣、周振兴签订的《股东决议》（原一审已提交证据）；6、《创业大道a表段路面预（结）算造价审核书》（原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路面工程在2009年7月开始动工，三人经协商确定由胡向荣一人承包，路面工程预杨少巍、周振兴无关的事实。第二组：7.《关于江西三建创业大道A表工程尾款有关情况的说明》；8、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案设项目被执行扣划的相关材料；9、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说明》（原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三建公司因案设路基工程自有资金被执行扣划8312057.72元，而业主处尾款仅有7743518.08元，除去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11301187.89元，案设项目已无工程余款的事实。一审判决第六项明显不成立，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三组：10、借款借据；11、周振兴银行账户个人活期明细；12、2011年元月29日《收条》；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工程款汇入仁恒公司产生的500000元费用是损失”明显错误，该500000元是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向仁恒公司借款，用于支付税金。具体为：三建公司要支付800万元工程款，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三人需缴纳800万元的税金48万元。经协商，三人向仁恒公司借款48万元，同意在工程款到仁恒账户后，归还借款48万元及支付利息2万元，共计归还50万元。仁恒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转入48万元至周振兴账户，周振兴次日即转入刘健账户，刘健于同日开具收条，说明收到48万元税金。三建公司将工程款转入仁恒公司，仁恒公司扣掉50万元后，将款项分路基、路面工程款分别转入三人账户。杨少巍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对第1份、第2份、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第4份、第5份、第6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4、第5、第6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以一审的质证意见为准，二审做补充。1.《开工申请批复表》、《检验申请批复表》、《施工技术方案报审表》上的“胡向荣”的签字，不是胡向荣本人的签字。这三份表格只能证明业主单位和监理同意创业大道A标段排水分项工程2009年7月10日可以开工，不能证明该分项工程由谁施工以及完成的进度，与胡向荣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2.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是杨少巍承包期间，这期间完成的工程量都是杨少巍一个人投资建设的。在杨少巍承包期间，胡向荣、周振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参与工地的任何建设工作，而杨少巍提供了七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2010年5月13日之前完成的路面工程1600多万元的工程量都是杨少巍一人独自投资完成的。3.根据监理文件，证明雨污水管的铺设是在2009年5月就开始，开工申请批复单是一份滞后的文件。2009年5月正是杨少巍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的当月，这个期间完成的工作量是杨少巍一个人的完成的，这些表格达不到胡向荣、周振兴需要证明的目的。4.第4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这份合同书明确约定，2010年5月13日之后剩余路面由胡向荣组织施工，与胡向荣、周振兴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5.第5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该股东决议仅约定了承包未完成的剩余路面工程的前提条件，并未约定由谁承包，与胡向荣、周振兴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6.第6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第6份证据是一份路面工程造价审核书，只能证明路面工程的总量为3700多万元，不能证明3700多万元路面工程全部是胡向荣一个人建设的，不能达到胡向荣的证明目的。杨少巍2010年5月13日之前个人投资建设了1600多万元的路面工程是客观事实，杨少巍提供了7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杨少巍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第二组还证明整个创业大道的竣工资料各种图表的制作、审查，工程造价的结算都是杨少巍负责完成的。2）胡向荣只是代表合伙人在路面工程造价审核书签字，不能证明胡向荣承包了路面工程，只能证明参与了路面工程的结算工作。第二组证据：7.对第7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份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对单位出具的仅盖有印章，而无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的证明材料不予采信。该《说明》只有单位的盖章，没有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根据上述规定，该说明不应被采纳；2）该份说明，证明一审法院判决剩余未领取工程款还有2000多万是错误的，该份判决确实存在错误；3）该说明只说明了工程款、没有包含保证金，更没有说明保证金是否有支付，如果有支付，支付给谁了；4）业主单位向三建公司支付的总款项计工程款82065505.97元+返还保证金1000万元=92065505.97元。8.对第8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需要特别说明，新余中院的执行款中包含：诉讼费、延期支付利息、法院执行费，这些费用都是江西三建因违约而必须承担的费用，与应领工程款无关。9.第9份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以一审的质证意见为准，二审做补充。对第9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说明没有出具的时间、没有出具人，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对单位出具的仅盖有印章，而无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的证明材料不予采信。该《说明》只有单位的盖章，没有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根据上述规定，该说明不应被采纳；2）杨少巍与江西三建的诉讼案件交纳的诉讼费是4万多元，是由原告杨少巍交纳的，江西三建公司出具说明说交纳20万元诉讼费给新余中院，与事实严重不符，三建公司出具虚假证明；3）该说明与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需要证明的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上诉人胡向荣、周振兴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10.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周振兴借条从内容上看证明周振兴向仁恒公司借了50万元，这是他与仁恒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本案三个人的合伙关系无关，因此造成仁恒公司扣掉创业大道工程款50万元，应由周振兴负担。对证据一至三，按照建筑法规定，这三份表格施工单位需要负责人签字，三个合伙人是否需要签字是可有可无的，胡向荣的签字是虚假的。相对于业主来说，承包人就是三建公司，所以这三份证据与胡向荣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工程造价审核书，我这里也有一份路基桥梁的工程造价审核书，这里面40多万是经过高院判决，认定这40多万是归我所有。关于第三组证据，不管刘健出具的收条是否是真的，刘健出具的收条只证明刘健收到48万用于交税的款，但刘健是否交税无法证明，需要提交相应的税票，刘健的收条如果是真实的，则证明创业大道的税金都是刘健缴纳的，所以胡向荣主张帮我交了路基的税金是虚假的。杨少巍向二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08年7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杨少巍向周振兴转账67万元。2.2008年7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杨少巍向周振兴转账3万元.3.2008年7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杨少巍向周振兴转账30万元。证明目的：杨少巍在2008年7月21日向周振兴工行新余1505201201021528662转账100万元（特别说明周振兴通过该账号于2008年8月1日转账230万元给三建公司作为保证金），现在胡向荣主张该230万元是他的，明显是说谎，230万元中的100万元是杨少巍转过去的，怎么可能是胡向荣的，所以周振兴在庭审中所述的330万元保证金中有250万元属于胡向荣的保证金显然属于虚假陈述。第二组：4.2016年8月3日《收条》一张，江西三建质量监督部出具《收条》给杨少巍，收到杨少巍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新建工程A表竣工相关资料，证明目的：该份收条结合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书》可以证明1.杨少巍从没有退出合伙关系，胡向荣只是组织施工2010年5月13日之后的路面工程，杨少巍享有2010年5月13日之后路面工程的利润；2.杨少巍负责路基、路面工程的竣工资料整理制作和递交审查及结算工作。第三组：5.2009年4月10日刘健出具的《办理税务外经证报销申请单》；6.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余民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重一审已提交），详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余民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第15页，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及第9页。证明目的：证明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书（第40页）对于胡向荣14555500元税金问题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1.结合胡向荣、周振兴二审提交的刘健出具的收条，证明办理税金是刘健，对方是认可的，只有刘健才能证明税金的交纳情况，三建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制作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是不应被采纳的，无法证明路基工程的税金是胡向荣交纳的；2.省高院的407号已生效的判决已经明确杨少巍把4400多万元的税金及管理费已全部扣除了，判决三建公司支付400多万元给杨少巍，400多万元是已扣减了全部路基工程款的税金和管理费的费用，所以省高院才判决后续的款项按54.1%的比例直接支付给杨少巍，故不存在税金及管理费的问题，如果没有交清楚税金及管理费的话，省高院的判决不可能有“直接”两字。3.胡向荣提供的所有税票，都是从三建公司复印出来的，且纳税人都是三建公司，无论是杨少巍还是胡向荣交纳的税，都是以三建公司的名义交的，胡向荣提供的这些复印税票不能证明税金是他交的。胡向荣、周振兴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100万元的银行转账是周振兴与杨少巍的其他往来，并非是借款，且该往来双方已经平账，否则杨少巍早就向周振兴讨要并主张权利。对于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无论该100万元的性质如何，与本案都没有关联。周振兴的投资款80万元有胡向荣的认可，也有被上诉人杨少巍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所以以周振兴名义支付给创业大道项目建设办公室的330万元的其中250万元属于胡向荣的保证金是不争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收条并未反映所收到的是杨少巍提供的竣工资料，且A表的工程分为路基和路面，是涉案的三位当事人内部划分，对外而言仍然是以A表工程整体提交资料竣工验收的。关于胡向荣、周振兴与被上诉人杨少巍之间的合伙内容究竟如何，应当以2010年5月13日三方所签订的合同书作为定案的依据。对第三组证据，报销申请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申请单只能证明刘健曾经办理过开税务外经证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涉案工程的所有税金都是刘健办理，更不能证明涉案工程的税金全部是由刘健个人承担和支付。关于涉案税金的认定，应当以三建公司出具的证明为据，三建公司在该证明上盖章的行为即是其意思表示以及对证明所载的内容确认，该证明合法有效。对于对方提交的判决书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认定路基工程剩余工程款由杨少巍领取，并不是说剩余工程款全部归杨少巍所有。两份判决书是以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书作为依据认定杨少巍是路基工程的接盘人，所以可以代表合伙体向三建公司主张权利，在其主张权利后，他还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合理分配。该两份判决书所认定的剩余工程款按54.1%的比例支付，因为路基工程款的总造价为4440余万元，所以杨少巍代表合伙体所领取的路基工程款最高不能超过该数额，而杨少巍在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5好判决的案件执行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故意回避了在5号判决书之前路基工程已领126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所以造成了杨少巍今天以超领路基工程款的事实。该两份判决书只是认定应当扣减路基工程剩余的管理费442675元和剩余的税金52000元，并非是路基工程所有的管理费和税金是由被上诉人杨少巍缴纳的。被上诉人杨少巍是故意在曲解判决书，混淆是非。5号判决书认定剩余管理费和税金的依据是2014年1月28日王文华（谐音）与杨少巍所签订的内部承包补充协议，因为有了之前的2010年5月13日的协议，根据该协议杨少巍是接盘人，所以他才代表合伙体去签订补充协议，并非协议是他签的，所以路基工程款的所有管理费和税金都是其缴纳的。对各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案件事实认定。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各种的投资成本及投资份额是多少？具体涉及：（1）杨少巍应否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投资成本和路基利润及如何分成？（2）1000万元保证金是否包含在投资成本中？2.杨少巍是否参与路面工程，应付分配路面工程的利润？具体涉及胡向荣应否向杨少巍支付路面工程款及具体金额？3.杨少巍应否向胡向荣、周振兴返还执行扣划款及具体金额？4.杨少巍应否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工程款利息及利率多少？胡向荣、周振兴应否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5.2017年1月24日以后案涉工程A标段相关款项应如何分配？本案中对于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合伙承建新余市创业大道A标工程的路基和路面工程所涉及的合伙事实的认定争议较大。对于合伙中各方的投资成本、投资份额，费用分担、路面工程是胡向荣与杨少巍合伙完成还是胡向荣一人完成以及路基与路面的利润分配等事实均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案涉工程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工程资料不完整，合同条款不严谨，导致对约定不明的内容理解歧义。为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裁判，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就案涉争议的合伙事务所涉及的争议问题委托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就争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出具了《司法审计报告》。对于该审计报告的内容各方当事人均提出了部分异议。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对合同的理解以及对合伙账目的清算方式均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无法达成共识。为解决本案纷争。本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从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去探寻当事人的真意，对当事人就《司法鉴定报告》中的专门性内容提出异议，在鉴定机构未予纠正的情形下，法院只能依据《司法审计报告》的结论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处理原则就是依证据认定法律事实，各方当事人根据证据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关于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各种的投资成本及投资份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杨少巍向周振兴出具的欠条所载金额为路基工程的款项，表明杨少巍认可周振兴的出资额为800,000元，且周振兴自认向三建公司缴纳的3,300,000元保证金中2,500,000元为胡向荣的款项，再结合赣人和司审字【2019】第0603号《司法审计报告》，认定胡向荣投资金额7,056,249元，周振兴投资金额800,000元，杨少巍投资金额6,610,000元。胡向荣上诉主张一审认定的胡向荣路基工程投资7，056，249元错误，应为7，167，885元，司法审计报告漏计了111，456元。一审认定杨少巍投资款为6，610，000元错误，胡向荣认可杨少巍的路基工程投资额为590万元。杨少巍上诉主张一审认定胡向荣投资额7，056，249元和周振兴投资额80万元错误。一审认定胡向荣投资额7，056，249元的组成为：2010年5月13日之前投资款3，450，000元+2010年5月13日之后的投资款1，106，249元+周振兴330万元保证金中的250万元。一审错误将胡向荣2010年5月13日之后的投入还算作投资额。根据审计报告，胡向荣2010年5月13日之前的投资为3，450，000元。周振兴无权将其保证金中的250万元转移到胡向荣的名下，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工程合伙事务涉及到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的专门性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委托了江西人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工程各方的投资金额进行司法审计。鉴定机构运用专门知识对争议问题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专门性的鉴定意见。在没有证据否定鉴定意见的情形下，该意见可以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杨少巍提出一审错误将胡向荣2010年5月13日之后的投入还算作投资额，胡向荣2010年5月13日之前的投资为3，450，000元。从审计报告反映，对投资额的认定，需要结合专门知识，鉴定报告中亦有2010年5月13日之前未予认定的部分款项。因此，投资款的认定应以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准。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认定各自的投资额有事实依据。关于周振兴的投资款是否转为胡向荣投资款的问题。周振兴自认向三建公司缴纳的3,300,000元保证金中2,500,000元为胡向荣的款项，杨少巍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截止至2010年5月13日周振兴从三建公司领回了234.3万元、从杨少巍处领取17.392万元，共领回了251.692万元（多出的1.692万元是费用报销），周振兴未领回的保证金为330万元-250万元=80万元。本院认为，在鉴定报告中反映周振兴的投资款为330万元，在杨少巍出具给周振兴的欠条反映周振兴的投资款为80万元，周振兴自认其将330万元中的250万元转给了胡向荣。由于各方均不能提供周振兴已领回投资款的证据，杨少巍主张周振兴领回的款项金额与250万元亦不符。胡向荣、杨少巍亦有领回款项的情形。故不能证明周振兴领取的该两笔款项共计251.692万元为周振兴领回的保证金。鉴定报告中亦未认定周振兴领回的款项为投资款。故在投资款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其自认转为胡向荣的投资款，一审法院对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并无不当。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各种的投资成本及投资份额亦予确认。胡向荣、杨少巍关于各自投资款金额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杨少巍上诉称，一审判决只对8200万元的工程款如何分配作出了判决，而实际上业主单位除了应向三合伙人支付8200万元的工程款外，还应将三合伙人上交的1000万元保证金退回给三合伙人。这1000万元保证金退回给三建公司后应如何分配，一审判决没有裁决。杨少巍认为，由于胡向荣、周振兴已经领回了650万元保证金，该650万元保证金已转化为剩余未领的工程款，应归杨少巍领取。请求二审法院综合本案的事实，就这1000万元保证金的归属问题，做出公正的判决。胡向荣、周振兴答辩称，保证金退还情况为：2008年9月4日起-2008年12月，新余创业大道工程项目办将保证金退还至三建账户，2008年9月4日退还200万，2008年9月26日退还152229元，2008年9月27日退还200万，2008年11月3日，退还200万，2008年11月25日退还200万，2009年12月3日退还40000元，2008年12月4日退还150万，共计退还9992229元。三建公司在收到前述保证金退还后，自2008年9月5日起开始陆续按照三人签字的付款审批单，向项目相关人员支付款项。保证金已经全部用于路基工程建设，杨少巍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案涉路基工程实际上就是用1000万保证金启动的工程，该1000万就是三人的投资款。本院认为，在一审提交鉴定的材料《信用创业大道收付工程款明细》中明确载明“收信用保证金9992229.00元，收工程款61320100.00元，合计收款71312329.00元”。由此可见，杨少巍认为的工程款中未包含保证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周振兴上诉主张一审认定杨少巍应支付给周振兴115334元是错误的。2010年5月13日杨少巍出具给周振兴《欠条》认可应付上诉人周振兴463万元，周振兴已领到的应计入投资成本和利润的路基工程款为185.5万元,周振兴认为2010年5月13日杨少巍出具欠条之前的款项2,343,000元不应扣减。故杨少巍还应支付周振兴投资成本及利润数额为277.5万元。本院认为，审计报告认定周振兴领取4,348,000元，其中江西三建3,643,000元、仁恒公司705,000元，其中2010年5月13日前领款2,343,000元。胡向荣、杨少巍领取的款项均包含有2010年5月13日前所领取的款项。杨少巍还主张周振兴在5月13日之前领取的2,343,000元系退还的保证金。由于该款项的领取并无证据证明系退还周振兴的保证金，一审法院采信了其250万元保证金转为胡向荣保证金的自认。一审法院对各方已领取款项的扣减均是全部认定。故周振兴再主张该2,343,000元不应当认定为其领取款项进行扣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杨少巍是否参与路面工程施工以及应否分配路面工程利润的问题。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2009年7月11日签订的《股东决议》和2010年5月13日签订的《新余市创业大道工程合同书》（简称《合同书》）以及案涉工程的相关资料，系确定合伙各方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股东决议》载明：决定对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股东。《合同书》约定，案涉工程分为两部分投资。1.路基工程：土石方工程、盖板涵工程和霞江中桥工程由胡向荣、杨少巍、周振兴三人共同投资完成，其中周振兴的利润占路基利润的三分之一，杨少巍和胡向荣的利润按剩余利润的投资额比例分配；2.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依据2009年7月11日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为便于结算和资金回笼，三人同意路基工程由杨少巍接盘，其他二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任何事物。接盘人须承担工程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0000元，具体如下：1.工程完工后由接盘人负责该工程审计决算及向业主结算全部工程款，并进行合理分配,三人各拿出170000元作为业务费用；2.接盘人向胡向荣、周振兴出具路基工程成本加利润的欠条。若路面未按业主要求完工而造成业主处罚，由胡向荣承担，路面出现质量问题由胡向荣承担损失，路基出现质量问题由三人共同承担。以上内容明确表示，路基工程由三人共同投资完成。路面工程的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并由胡向荣承担路面的责任和损失。胡向荣主张根据《股东决议》和《合同书》的约定，路面工程款应全部归属于胡向荣。杨少巍主张2010年5月13日之前的路面工程款1600多万元应由其一人领取。本院认为，根据创业大道A标2009年5-8月份的《建设目标责任状》载明的内容反映，施工进度计划中含雨水管埋设、污水管埋设等路面工程内容。在上述责任状中，有杨少巍在施工单位责任人栏签字。以上证据表明杨少巍参与了路面工程的施工。三人合伙的内容包含了路基和路面两个部分。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书》表明，创业大道A标项目分两部分投资，路面工程：护坡、水沟、污水管、碎石垫层、水稳层、沥青路面、路沿石等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依据2009年7月11日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2009年7月11日的《股东决议》载明：对水稳层及路面浇灌工程、人行道工程、路灯工程等需施工而未完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其中一位股东。综合两份协议可以确定，三人约定自2010年5月13日起未完工的路面工程由胡向荣及其他合作伙伴完成。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全部的路面工程均由胡向荣完成，亦不能证明2010年5月13日前的路面工程款应全部由杨少巍一人领取。由于2010年5月13日的《合同书》未明确约定全部路面工程款的结算方式，在杨少巍无明确表示对前期路面工程款放弃分配的情形下，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谁参与谁受益的法律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杨少巍2010年5月13日前参与路面工程施工并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杨少巍应否向胡向荣、周振兴返还执行扣划款及具体金额的问题。杨少巍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杨少巍要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返还胡向荣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错误。该笔执行款依据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余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徐志海所做的工程包含路基及路面，至少机械台班费不属于路基工程，不应当由杨少巍一人承担。另外，该判决明确徐志海的款项由三人共同承担，江西三建公司负连带责任。所以杨少巍无需返还。胡向荣、周振兴上诉要求杨少巍支付该执行扣划款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胡向荣和周振兴因徐志海的工程纠纷被扣划的执行款项所涉及的徐志海的债务，虽发生在三人合伙期间，但2010年5月10日《合同书》在约定解除三方路基工程合伙关系时，杨少巍并未对其承诺的确保12,000,000元利润附带任何条件，也未明确合伙期间的债务仍由合伙人共同承担。相反，该合同只是约定两原告退出合伙关系后需各拿出170,000元作为杨少巍“接盘”的业务费用。因此，杨少巍辩称被扣划款属于共同债务无合同依据，也与三人解除合伙关系并对此前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行为性质不符，故判决杨少巍应分别返还胡向荣、周振兴被扣划的银行存款1,293,216.58元和314,159.61元。但胡向荣、周振兴要求杨少巍支付被执行扣划款的相应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2010年5月10日的《合同书》约定，为便于结算和资金回笼，三人同意路基工程由杨少巍接盘，其他二人不得插手和干预任何事物。接盘人须承担工程产生的税后利润1200万元，具体如下：1.工程完工后由接盘人负责该工程审计决算及向业主结算全部工程款，并进行合理分配,三人各拿出17万元作为业务费用；2.接盘人向胡向荣、周振兴出具路基工程成本加利润的欠条。从《合同书》约定可以认定，杨少巍负责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税后利润1200万元，胡向荣、周振兴各承担17万元的业务费用。由此可见，徐志海承包的土石方工程为杨少巍、胡向荣、周振兴三人承包的路基工程的一部分，对外杨少巍、胡向荣、周振兴三人为一个整体承担责任，对内则应该遵循三人《合同书》的内部约定。《合同书》仅约定了胡向荣、周振兴各承担17万元的业务费，其他开支应当由杨少巍承担，因此，一审判决杨少巍返还胡向荣、周振兴被执行扣划的款项有事实依据。杨少巍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同样，胡向荣、周振兴上诉要求杨少巍承担该执行扣划款的利息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杨少巍应付向胡向荣、周振兴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胡向荣、周振兴应否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及利率的问题。胡向荣上诉主张，根据《合同书》约定，杨少巍结清该工程款后未按时向胡向荣、周振兴结清,将按利息3分向接盘人收取利息。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月息3分的约定不需要调整,本案债务本金利率应按3分计算。杨少巍本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与业主结清并支付原告投资成本及利润,胡向荣、周振兴才主张从2016年9月11日起算利息应予支持。杨少巍亦上诉主张胡向荣不仅要退还给杨少巍多领取的工程款，还应当按月息3分向杨少巍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一审法院的认为，杨少巍在2011年12月31日前并未与业主单位结清路基款，其所领取的金额未超出其路基应领款项，因此胡向荣和周振兴要求杨少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由于各方就上述路面工程未约定结算方式，且业主尚未结清工程款，杨少巍要求胡向荣和周振兴支付路面工程款利息的请求亦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对应否支付利息的认定有事实依据，对于三方要求支持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2017年1月24日以后案涉工程A标段相关款项应如何分配的问题。一审认定自2017年1月24日起，理论上业主新余市渝水区还应付工程款：路基工程款44401539元＋路面工程款37663966.97元-已付路基路面工程款61320100元＝20745405.97元。遂判决若2017年1月24日起新余市渝水区向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Ａ合同段付款20745405.97元，则胡向荣应得11777434.51元；杨少巍应得8967971.46元。杨少巍对该数据不予认可。胡向荣对该款项作出了说明，即：业主方总计应付：工程款82065505.97元、保证金9992229元，（1）截至2017年1月24日，业主方工程款支付情况：业主方总计已付：保证金9992229元，工程款61320100元，业主方剩余工程款：20745405.97元。（数据来源：《新余创业大道收付工程款明细》《新余创业大道支付工程款个人明细》见一审卷宗5-6第27-30页，该证据为原一审法院调取证据）；（2）2017年1月24日-2020年7月2日，业主方剩余工程款支付情况：1.支付三建公司170万；2.杨少巍扣划至新余中院11301887.89元，（数据来源：业主出具的《关于江西三建创业大道Ａ标工程尾款的说明》见二审胡向荣提交证据清单第二组第7份）。综上，截至2020年7月2日，业主账面剩余工程款：7743518.08元（20745405.97-1700000-11301887.89）。本院认为，案涉工程业主新余市渝水区还应支付本案当事人的工程款金额，涉及到案外人的权益，在未经当事人确认本案合伙体剩余工程款的情形下，本案对该金额不予确定。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本院对本案合伙体尚未分配的未领取工程款的分配比例予以确定。即按胡向荣、杨少巍各自出资的比例（胡向荣为51.63%，杨少巍48.37%）进行分配。胡向荣、周振兴、杨少巍提出的其他事实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均无不当，本院不予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即：一、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胡向荣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分成共计10,850,196.45元；二、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周振兴路基投资成本及路基利润分成共计115,334元；三、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返还胡向荣法院执行扣划款1,293,216.58元；四、杨少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返还周振兴法院执行扣划款314,159.61元；五、胡向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支付杨少巍路面工程款7,419,518.41元。二、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第七、八项，即：七、驳回胡向荣、周振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杨少巍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案涉2017年1月24日起新余市渝水区向新余市渝水区创业大道Ａ合同段应付未付款项，按胡向荣51.63%，杨少巍48.37%的比例领取。四、驳回胡向荣、周振兴和杨少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维持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分担，即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96.78元、反诉费71,685元，由胡向荣、周振兴负担115,929.98元，杨少巍负担94,851.8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少巍负担；鉴定费120,000元由胡向荣、周振兴负担84,000元，杨少巍负担3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8781.65元，胡向荣、周振兴负担232115.69元，杨少巍负担256665.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相红审判员  邱爱珍审判员  肖玉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黄佳伦书记员高洁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