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256号抗诉机关：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韩晓琴，女，196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宗淑梅，辽宁玖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胡悦，女，198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辽宁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东戴河新区新贺路东段**。法定代表人:李玉祥。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王立平，男，195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辽宁省盘锦市监狱。申诉人韩晓琴与被申诉人胡悦、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三色公司）、王立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韩晓琴向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沈检民（行）监[2020]2101000010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辽01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永权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韩晓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宗淑梅，被申诉人胡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辽宁三色公司、王立平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是：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认定三方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还款计划》第五条约定无效，判决韩晓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是：关于韩晓琴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涉及两份协议，一是2014年5月20日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二是2016年8月31日三方就案涉借款签订的《还款计划》。根据2014年5月20日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韩晓琴为辽宁三色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由于该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且合同约定借款期间为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胡悦应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后六个月内（即2015年11月20日前）向韩晓琴主张保证责任。由于胡悦未在该期间内向韩晓琴主张连带保证责任，故韩晓琴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形成于2016年8月31日的《还款计划》系三方协议，从第四条的约定内容来看，韩晓琴成为延期至2016年11月30日届满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但第五条同时对该协议附加了解除条件。故本案争议焦点是《还款计划》中第五条约定的效力问题。首先，该约定属于一种附加解除条件，并未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权。三方当事人共同约定“本文件不能作为今后各方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依据，如若进行诉讼或仲裁，以2014年5月20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内容为准。”该约定的内容实质是对重新约定的保证责任的附加解除条件，并非对当事人法定权利的限制，更不是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权，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其次，该约定并未背离纠纷解决目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为三方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不仅未对原借贷和担保法律关系作出否定，而且明确约定遇到诉讼或仲裁应依据原协议进行解决。至于胡悦依据原协议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取决于其签订协议时的注意义务及后续依法主张权利的积极性，与担保人无关。还款计划中担保方韩晓琴愿意继续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是新承担了保证责任，如果认定该条款无效，亦背离了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本意，片面加重了担保人的法律责任，并未合理解决纠纷。最后，该约定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从整个《还款计划》内容来看，当事人之间博弈特征明显，并不存在一方滥用主导地位对他方实施欺诈或胁迫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判决以约定内容违反诉讼法的相关原理及立法目的为由认定该条款无效，最终导致确定的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之间的有效约定。综上，形成于2016年8月31日的《还款计划》第五条约定应当有效，韩晓琴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韩晓琴的申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借款本金1500万元，公司收到1200万元，其余均是王立平个人收取。违法利息计入本金没有剔除，拆分的2000万中的500万是利息款，其利率达到了6.6分。还款数额有争议。辽宁三色公司已偿还了1690.02万元，再加上杨帆代偿的909.25万元，总计还了2599.27万元。胡悦称偿还了另外1000万元，但该1000万元只有合同，没有资金流。原审没有查证直接认证其中一部分偿还了该1000万元，减少了还款数额。辽宁三色公司在借款时提供了公司20%的股权抵押借款担保，应以公司股权优先偿还债务。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8月31日《还款计划》第五条明确约定“本文件不能作为今后各方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依据，如若进行诉讼和仲裁，以2014年5月20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内容为准”。原审以该条款限制了胡悦的诉讼权利为由认定为无效条款错误。该条款双方约定是选择合同条款的内容依据，还款计划不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我国《合同法》规定意思自治，该项约定没有剥夺诉权，也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韩晓琴的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期间，因此韩晓琴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且韩晓琴系在胁迫下在该还款计划签字，故该还款计划对韩晓琴不产生法律效力。胡悦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7年2月4日，胡悦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辽宁三色公司向胡悦偿还借款本金8237932元及利息（自2015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韩晓琴、王立平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悦通过另案原告杨帆与韩晓琴相识，经韩晓琴介绍与辽宁三色公司及王立平相识，王立平自辽宁三色公司注册之日起至2016年2月20日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年底辽宁三色公司因购买生产设备资金短缺向胡悦提出借款，胡悦同意向辽宁三色公司出借本金1500万元用于购买生产设备。胡悦自述曾与辽宁三色公司就案涉借款签订书面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期限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辽宁三色公司同意向胡悦支付上述期间利息总计500万元。胡悦当庭提供王立平于2013年12月16日出具的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胡悦贰仟万元整￥2000万元，借款期2013年12月-2014年5月”。胡悦于2013年12月19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辽宁三色公司支付640万元；胡悦自述于2013年12月19日委托另案原告杨帆将其存放在杨帆处的560万元转账支付至辽宁三色公司（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于2013年12月2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立平支付100万元；于2014年1月16日指示其丈夫（丛家洋）以银行转账形式向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立平支付200万元。王立平于庭审中抗辩已收到上述300万元款项并将上述款项转至辽宁三色公司账户。胡悦于庭审中主张因案涉借款1500万元至2014年5月期满后本息合计2000万元，辽宁三色公司未能依约向胡悦履行还款义务，故辽宁三色公司、韩晓琴、王立平经与胡悦及另案原告杨帆协商一致后同意将上述本息2000万元分割成两个借款合同，其中1000万元本息由另案原告杨帆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另外1000万元本息转化为本金由辽宁三色公司自行偿还胡悦并支付利息。2014年5月20日，胡悦（出借方甲方）与辽宁三色公司（借入方乙方）、韩晓琴（担保方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借给乙方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二、借款期限为一年，日期为2014年5月17日至2015年5月16日。三、借款利息为每月伍拾万元整，总计陆佰万元整，每月支付一次……六、丙方为甲乙双方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若乙方无条件偿还借款，则由丙方承担偿还责任……八、本合同以实际收付款日期生效，合同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王立平在上述借款合同乙方处签字。2014年3月16日，胡悦（甲方贷款方）与辽宁三色公司（乙方借款方）及案外人冯淑华（丙方担保方）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一份，该份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壹仟万元整。借款期限以实际收款日为起始日，期限为陆个月……本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利息按月支付，利率为5%……”。胡悦于庭审中自认辽宁三色公司已偿还完上述借款（抵押）合同的全部本息。胡悦于庭审中自述辽宁三色公司偿还本息情况如下：2014年5月20日另案原告杨帆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本息合计612万元（胡悦自述该笔款项系2014年3月17日另案原告杨帆暂存于胡悦账户，2014年5月20日，另案原告杨帆告知胡悦该笔款项归胡悦所有，以代替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的案涉借款本息，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2014年5月27日另案原告杨帆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本息合计30万元（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2014年6月16日辽宁三色公司出纳冯淑华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支付本息合计50万元；2014年7月15日辽宁三色公司出纳冯淑华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支付本息合计50万元；2014年8月15日辽宁三色公司出纳冯淑华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支付本息合计50万元；2014年9月15日辽宁三色公司出纳冯淑华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支付本息合计50万元；2014年9月22日另案原告杨帆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本息合计121万元（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2014年12月19日另案原告杨帆代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本息合计1462500元（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2015年2月17日辽宁三色出纳冯淑华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支付本息合计20万元。王立平于庭审中自述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案涉借款本息情况如下：2014年5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20万元；2014年5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30万元；2014年6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6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6月18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10万元；2014年6月18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光大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7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7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7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30万元；2014年7月1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8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30万元；2014年8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8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4年8月15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华夏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40万元；2015年2月17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交通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20万元；2017年4月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胡悦交通银行账户偿还本息合计3万元；2015年5月30日以货抵账0.75万元。王立平于庭审中抗辩形成于2014年3月16日的借款（抵押）合同本金已全部偿还完毕，而1000万元借款的本息系与1500万元借款的本息交叉偿还，其无法明确上述已偿还的款项属于哪笔借款的本息。胡悦于庭审中对王立平所述的还款金额及日期予以认可，但主张有部分款项系偿还形成于2014年3月16日借款（抵押）合同的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具体情况如下：1、2014年5月16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20万元系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2014年5月16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30万元系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2014年6月16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40万元；2014年6月16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40万元；2014年6月16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20万元，2014年6月16日被告共向胡悦偿还100万元，上述100万元的还款中包含被告辽宁三色偿还另案原告杨帆借款的本息50万元（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偿还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50万；2014年6月18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10万元系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2014年6月18日偿还胡悦光大银行账户的40万元系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2014年7月15日偿还胡悦华夏银行账户的40万元系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2014年7月15日偿还胡悦华夏银行账户的40万元系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2014年7月16日偿还胡悦华夏银行账户的30万元（其中系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为20万元，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为10万元），2014年7月16日的20万元及2014年7月15日的80万元总计100万元，系偿还胡悦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50万元，另外的50万元辽宁三色公司偿另案原告杨帆借款的本息（另案原告杨帆于另案庭审中对胡悦该项主张予以确认）；2014年7月16日偿还原告华夏银行账户的40万元系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2014年8月15日偿还胡悦150万元（其中系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为50万元，辽宁三色公司偿还另案原告杨帆借款的本息50万元；另外一笔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为50万元）；2015年2月17日偿还胡悦交通银行账户的20万元系案涉借款1500万元的本息；2017年4月6日转给胡悦交通银行卡3万元系是王立平同意将3万元让胡悦转给另外借款人的慰问金，2015年5月30日以货抵账7500元与本案无关，系实验用的。2016年8月31日，胡悦（借出方甲）与辽宁三色公司（借入方乙）、韩晓琴（担保方丙）就案涉借款签订还款计划一份，该还款计划约定“……基于2014年5月20日的《借款合同》，截至2016年5月20日，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欠胡悦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980万元，如上述数据与财务实际发生数额不一致，以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实际发生数额为准。二、从2016年5月31日开始胡悦借给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本金的每月利息按二分利计算。三、以上全部欠款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将从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11月30日以分期分批付款形式进行偿还。四、原欠款协议继续生效，王立平、韩晓琴继续承担连带和偿还责任。五、甲、乙、丙三方确认，本文件不能作为今后各方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依据，如若进行诉讼或仲裁，以2014年5月20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内容为准。”胡悦、辽宁三色公司及韩晓琴分别在协议甲方、乙方及丙方处签字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当事人有应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辽宁三色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原审法院根据胡悦提供的现有证据结合胡悦与韩晓琴及王立平当庭陈述意见，对本案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案涉借款的剩余本金数额，第二、韩晓琴及王立平是否应对辽宁三色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案涉借款剩余本金的数额。胡悦于2013年12月19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辽宁三色公司支付640万元；于2013年12月2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立平支付100万元；于2014年1月16日指示其丈夫（丛家洋）以银行转账形式向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立平支付200万元。王立平于庭审中自述已收到上述300万元款项并将上述款项转至辽宁三色公司账户，上述三笔本金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2013年12月19日另案原告杨帆转账支付至辽宁三色公司560万元，胡悦主张系其存放于另案原告杨帆处，另案原告杨帆亦在另案庭审中自认该笔款项系本案胡悦所有且2013年12月19日经胡悦指示转账至辽宁三色公司账户，且辽宁三色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立平于2013年12月16日向胡悦出具的收条亦可佐证胡悦本金1500万元及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利息总计500万元的主张，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四笔转账，认定案涉借款本金数额为1500万元。关于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的多笔款项，因辽宁三色公司与胡悦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笔1000万元的借款关系，且王立平作为辽宁三色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于庭审中自述亦无法分清所偿还的款项属于哪笔借款的本息，故原审法院根据胡悦的自认对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的本息情况予以确认，以胡悦实际出借四笔本金的日期分别起算至辽宁三色公司偿还第一笔案涉借款本息的具体日期计算天数，按照月利3%计算当期应还利息数额，将高于当期应还利息差额部分折抵为借款本金，以此类推至2015年1月13日止，辽宁三色公司尚欠胡悦借款本金数额为8169093.46元，对于胡悦主张的2017年4月6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其交通银行账户支付的3万元系“慰问金”，因胡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佐证辽宁三色公司或王立平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作出或明确指示或书面约定，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采信王立平的该项抗辩，将该笔款项认定为辽宁三色公司偿还胡悦的利息；对于王立平主张的2015年5月30日以货抵账0.75万元，因王立平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佐证辽宁三色公司曾与胡悦就“以货抵账”问题达成过合意，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王立平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关于胡悦主张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胡悦主张要求辽宁三色公司自2015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为标准支付剩余本金的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韩晓琴是否应对辽宁三色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形成于2016年8月31日的还款计划约定还款期限为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11月30日，韩晓琴在该还款计划保证人处签字，韩晓琴的保证期间应自2016年12月1日起六个月之内。虽该还款计划第五条约定“本文件不能作为今后各方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依据，如若进行诉讼或仲裁，以2014年5月20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内容为准”，但该条款限制了胡悦的诉讼权利，而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要求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具有绝对性。诉讼权利是公法意义上的权利，诉讼权利的意思自治不同于民事合同的意思自治，涉及公法领域的司法权行使。限制起诉条款与民事合同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但两者分别涉及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在私法领域，“法无禁止皆可为”，民事主体可以依据自由意志处分自己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都应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诉讼法这一公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的效力要遵循公法原理，即“法无规定不可为”。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约定一些诉讼事项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解决纠纷，而限制诉讼权利的约定显然背离解决纠纷这一目的，本案中还款计划的第五条发生在诉讼程序之前，以当事人放弃诉讼权利为合意内容，否定了司法权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判断和评价，该条款既没有诉讼法上的依据，也与诉讼权利的基本属性不符，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应该认定为无效条款。据此，韩晓琴应对辽宁三色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王立平是否应对辽宁三色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王立平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借款合同上于2014年5月20日及2016年2月20日的签字确认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第二，形成于2016年8月31日的还款计划第四条虽约定王立平继续承担连带和偿还责任，但该还款计划并未经王立平签字确认，对王立平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故胡悦主张要求王立平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胡悦借款本金8169093.46元及利息（自2015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万元）；如果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韩晓琴对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胡悦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000元，由辽宁三色微谷科技有限公司及韩晓琴承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原审认定欠款本金数额是否正确；2.原审认定韩晓琴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否正确。关于案涉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原审认定欠款本金数额是否正确问题。经查，根据本案证据并结合另案杨帆诉辽宁三色公司、王立平、韩晓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证据情况，本案基本事实是，胡悦于2013年12月19日转给辽宁三色公司640万元，于2013年12月19日通过杨帆转给辽宁三色公司560万元，于2013年12月26日向时任辽宁三色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立平转款100万元，于2014年1月16日通过从家洋向王立平转款200万元，以上胡悦向辽宁三色公司出借本金共1500万元。后胡悦、杨帆与辽宁三色公司三方经协商一致，由杨帆代替辽宁三色公司向胡悦偿还部分款项，剩余款项由辽宁三色公司直接偿还胡悦，由此形成辽宁三色公司与杨帆、辽宁三色公司与胡悦两个借款关系。胡悦主张出借本金数额为1500万元，同时认可杨帆已代替辽宁三色公司偿还本息900余万元。原审判决对胡悦与辽宁三色公司约定的500万利息并未计入借款本金，而是根据胡悦实际出借本金的日期、数额以及杨帆和辽宁三色公司的还款日期、数额，按月利3%计算当期应还利息数额，将杨帆代为偿还的数额扣除后认定了辽宁三色公司尚欠胡悦的本息数额，并无不当。关于原审认定韩晓琴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否正确问题。经查，胡悦、辽宁三色公司、韩晓琴于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还款计划》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主要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均应产生约束力。《还款计划》第四条约定“原欠款协议继续生效，王立平、韩晓琴继续承担连带和偿还责任”。韩晓琴作为担保人在《还款计划》上签字，应视为其重新作出了自愿对辽宁三色公司所欠胡悦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其保证期间应从《还款计划》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韩晓琴主张系在被胁迫下在该还款计划上签字，并无证据支持。《还款计划》第五条虽约定“本文件不能作为今后各方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依据，如若进行诉讼和仲裁，以2014年5月20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内容为准”，但本院认为，如前述，《还款计划》属于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的合同，依据《还款计划》，可认定胡悦、辽宁三色公司、韩晓琴重新达成了对案涉欠款的还款和保证约定，各方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因此当事人当然有权依据依法成立并生效的《还款计划》这一合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依据《还款计划》第五条排除当事人在诉讼中以《还款计划》作为主张自身权利的证据，无异于否定了《还款计划》这一合同的整体法律效力，违背了各方当事人签订该《还款计划》的合同目的。综合以上分析，原审依据《还款计划》认定韩晓琴作为保证人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冠杰审判员  孙晓娟审判员  安一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邹运书记员胡志辰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