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10民终1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县支行，住所地：山西省襄汾县府前街。负责人：赵学军，职务：行长。委托代理人：薛鹏，山西涵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大街**。负责人：张文庆，职务：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建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赵志琴，山西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畅福云，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委托代理人：石亚辉，山西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石二林，山西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县支行（下称襄汾农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下称人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畅福云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3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襄汾农行的委托代理人薛鹏，上诉人人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建海、赵志琴，被上诉人畅福云及其委托代理人石亚辉、石二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襄汾农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畅福云系投保的大额保险合同，其七年后才发现上当受骗，自己疏于对资金的管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我方不存在过错，日常管理工作无法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人寿公司对保单的管理及信息核实存在疏漏致使段泽生以王丽平名义投保继而伪造保单进行诈骗。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方对段泽生私刻公章的行为并无明显过错，与畅福云的经济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对段泽生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人寿公司辩称：一、同意襄汾农行提出的畅福云具有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的观点，认可襄汾农行提出的第二条上诉意见。二、襄汾农行对其员工段泽生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段泽生的日常工作与人寿公司没有关系，不具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三、本案中没有出现过段泽生用于诈骗的保险合同也没有对保险合同进行过鉴定确定，故在保险合同已经灭失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畅福云原来持有的保险合同和我方有关。畅福云答辩称，襄汾农行管理不到位存在严重纰漏导致案发，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段泽生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实施的侵权行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襄汾农行应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人寿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畅福云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畅福云及襄汾农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我方与襄汾农行不存在隶属关系，双方通过签订《兼业代理及保险产品代理协议》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对于襄汾农行的经营管理及工作人员具体行为，我方无管理权限及职责。二、从双方上述协议可知，从客户投保、信息审核、信息录入、保险凭证打印及送达均由襄汾农行负责并操作，合同订立时通过银保系统向我方回传电子流承保信息，我方根据已签订保单具体履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本案我方在电话回访时并未发现异常，我方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保单管理及信息核实过错。段泽生伪造保单等凭证进行诈骗以及畅福云所受损失与我方的管理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畅福云未尽维护自身利益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致使无法发现段泽生诈骗行为，其对因自身重大过错所产生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并自负其责。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襄汾农行答辩称：同意人寿公司关于畅福云自身存在过错应由其承担损失的理由，针对我方的主张不予认可，襄汾农行在畅福云被诈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畅福云答辩称：一、本案案发于2008年3月，人寿公司第一、第二点上诉意见均是依据2015年1月1日其与襄汾农行签订的兼业代理协议提出，因此该两点没有证据的基础。二、人寿公司依法对襄汾农行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培训和管理的法定职责。人寿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相对方，无论该保险从何种渠道而来，对保险合同有严格的审查义务，根据在案情况、在案证据本案中除收取保费外，其余事务均交由襄汾农行实施，存在监管失职和失控的严重管理漏洞，而正是因为这一漏洞为段泽生实施诈骗、伪造保单提供了必不可缺的犯罪条件。人寿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其应当对襄汾农行在保险销售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畅福云对保险销售人员的信任不应认定为一种过错，不能作为人寿公司减轻或免责的事由。三、作为人寿保险公司兼业代理机构的襄汾农行在销售保险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应当由人寿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畅福云一审诉讼请求：1、请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8年4月15日计算至二被告还款日）；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段泽生原系襄汾农行工作人员，曾任襄汾农行邓庄分理处主任。期间，襄汾农行曾代办人寿公司有关保险的业务。2008年3月22日，在王丽平不知情的情况下，段泽生利用工作之便，以王丽平名义投保了中国人寿1000元国寿鸿丰两全保险（投保单号XXX）。2008年3月23日，段泽生利用其担任襄汾农行邓庄分理处主任的身份，骗取畅福云的信任，用给畅福云代办人寿公司业务的名义，以收取保险费为由，由段泽生在襄汾农行广场分理处、襄汾农行分两次从畅福云的农行卡给阎泽生农行账户汇款共计194.9万元（100万元＋94.9万元），2008年4月15日，段泽生利用之前以王丽平名义投保的投保单号，伪造了畅福云趸交保险费200万元的中国人寿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合同（投保单号XXX）、《投保单》、《银行/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及《代办业务专用收款收据》，并交给畅福云。经司法鉴定，该投保单下部“代理单位”一栏上的字迹系段泽生本人所写。段泽生于2016年5月18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襄汾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023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段泽生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段泽退赔畅福云人民币194.9万元，段泽生不服该判决，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10刑终8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2018）晋1023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2019）晋10刑终8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1、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的对应投保人、被保险人为王丽平的投保单，下部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年月日等三处对应的“王丽平2008.3.22”笔迹系段泽生本人所写；2、襄汾农行2008年3月23日银行卡取款凭条序号为430a0065、429f0061号上的客户签名“畅福云”系畅福云本人所写，背面字迹是段泽生本人所写，430a0139、430a0066交易凭证上客户签名“畅福云”不是畅福云本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选择的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的焦点为人寿公司与襄汾农行是否存在过错并承担责任。人寿公司存在对保单的管理疏漏，中国人寿1000元国寿鸿丰两全保险（投保单号XXX），该保单虽合法有效，投保人虽为王丽平，但并不是王丽平本人所投保，说明人寿公司对保单的管理及信息核实存在疏漏，为段泽生以王丽平名义进行投保，再伪造保单进而诈骗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人寿公司应承担畅福云损失的相应责任。襄汾农行作为银行及保险代理机构，畅福云在襄汾农行广场分理处、襄汾农行分两次从畅福云的农行卡给阎泽生农行账户汇款中，本应由畅福云本人签字的部分签名，由段泽生和襄汾农行其他员工代签，导致该款并未进入人寿公司保险专用帐户内，存在管理上漏洞，作为保险代理机构，并未完全按照购买保险工作流程进行操作，给了段泽生实施诈骗可乘之机，为其犯罪制造了机会，襄汾农行对畅福云的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人寿公司在保单的管理上存在过错，在日常管理中存在严重过错；襄汾农行在日常管理中存在过错，均为段泽生的犯罪得逞制造了机会和条件，人寿公司与襄汾农行过错相当，故以刑事判决的确定的畅福云的损失194.9万元为限，人寿公司与襄汾农行对段泽生的退赔不足部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至于畅福云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合同的无效或被撤销的，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因畅福云未提供证据证明，酌定按银行同期利率活期利息计算，计算日期自段泽生为畅福云出具《代办业务专用收款收据》的2008年4月15日起开始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县支行各赔偿畅福云在段泽生退赔不能后经济损失的50％，利息自2008年4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活期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该款限判决生效且在段泽生退赔不能之后三十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畅福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负担114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县支行负担11400元。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本案系段泽生采用变造以王丽平名义投保的保险单的手段，诈骗畅福云1**.9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畅福云因段泽生个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经济损失。畅福云在刑事判决已责令段泽生退赔后，又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要求襄汾农行、人寿公司返还段泽生诈骗的钱款及利息，称二者存在管理上的漏洞，给段泽生实施诈骗制造了机会，对其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属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段泽生实施诈骗畅福云钱款犯罪行为时，任职于襄汾农行邓庄分理处，而非襄汾农行和人寿公司。段泽生虽实施了变造王丽平保险单的行为，但并非具有其职务身份的属性，也并未有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单位名义从事经济活动等情形，且襄汾农行、人寿公司在段泽生犯罪过程中并未给其提供便利和帮助，畅福云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襄汾农行、人寿公司对段泽生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并与其遭受的经济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不符合上述条款规定的犯罪人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襄汾农行、人寿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襄汾农行、人寿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3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畅福云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汾县支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545元，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545元，共计27090元，由被上诉人畅福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师玲萍审判员  王慧勇审判员  徐 渊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