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20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已逝），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曹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化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绿桥农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被申请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徐亚强曾以个人名义与申请人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进行合作，期间双方之间形成互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复杂关系。依据本案诉争合同《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的字面约定（合同实质内容的和合法性尚存争议），徐亚强享有债权，为了争取实现该债权的同时回避以徐亚强名义对申请人所承担的其它债务，徐亚强设法将诉争合同主体变换为“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这就是本案的焦点之一。《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其首部甲方为“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为“长治市城区绿桥生态园徐亚强”；合同尾部是甲方“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徐亚强签名和名章，该合同一式六份双方各执三份。合同文本信息中本没有所谓“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任何信息。但是，第一次诉讼的时候，徐亚强将自己保存的一份协议书尾部落款进行了单方面改动--加盖了“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该公司法人代表“徐某”的签字。对此，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402民初201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张该合同权利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双方均未上诉，该裁定早已生效。此后，徐亚强由以另外一份未改造过的《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和一份所谓“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重新起诉，主张自己当初是以“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代理人的名义签署的《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该合同的权利主体不是其个人，而是“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此，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的（2019）晋04民终188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402民初934号民事判决，认为：“前诉中原告所举证据与本案审理中原告提供的合同书不同及前诉中原告未提供委托书的事实，鉴于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且未对委托书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所举授权委托书予以认定”、“徐亚强的行为构成有权代理”。2、原审忽略了基本的法律事实。第一，一式六份合同的不同份件就“不属于同一份合同”吗？“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效力”的文本应该如何解释呢？第二，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又称本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又称相对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徐亚强与“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签署《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的过程中，是以徐亚强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任何其他主体的名义从事该行为--既没有向相对人出示代理证书，也没有在合同文本中记载任何被代理人的信息。出于诉讼目的，事后拟制了一个相对人所不知悉的委托协议，不构成代理关系。原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3、诉争标的《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指向的建筑物为私自改变耕地用途的非法建筑，故该合同自始无效。在诉争合同相关的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之前，徐亚强租赁该幅农用土地非法改变农地用途修建宾馆饭店，被申请人自己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说明诉争建筑属于违章建筑的事实。而且该地幅国家最终也“未供”给被申请人，而是依法供给了再审申请人了。（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在先做出的、己经生效的（2018）晋1402民初2013号民事裁定书作出绿桥农业公司主张该合同权利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裁定。该裁定指向的合同正是本案诉争的合同--《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被申请重审的一二审判决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诉讼的行为进行重复审理，并做出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相反的裁决，违反诉讼法律制度。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和原审判决情况，本案主要审查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一）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关于诉讼主体，（1）绿桥农业公司因与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曾于2018年9月5日提起诉讼，2018年12月21日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402民初2013号民事裁定查明，原告绿桥农业公司和被告和谐公司分别提交的《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显示，合同首部甲方系和谐公司，乙方系长治市城区绿桥生态园徐亚强。原告绿桥农业公司持有的合同尾部乙方签名处盖有绿桥农业公司的公章，徐亚强、徐某签名并加盖有徐亚强的名章；被告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持有的合同尾部乙方签名处仅有徐亚强的签名和名章，并无绿桥农业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徐某的签名。庭审中，原告承认被告所提交合同的真实性，陈述原告方的合同是双方签订合同以后不久，应本公司财务要求自行加盖了原告公章并添加了徐某的签名，但是认为此行为告知过被告和谐公司；被告和谐公司表示不知情，双方各执一词。该院认为，绿桥农业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系自行在一方持有的合同上加盖公章所成就，该变更并未获得合同相对方的许可，此单方行为不能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依据，故原告提起的诉讼，不能证明其和本案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原告长治市绿桥农业公司的起诉。即因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所持案涉合同上无绿桥农业公司盖章，不能认定绿桥农业公司为适格原告主体。（2）2019年3月7日绿桥农业公司、徐亚强作为共同原告对其与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对于原告绿桥农业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审认为徐亚强作为绿桥公司股东，经绿桥公司授权后，代表绿桥公司与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签订《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徐亚强的行为已构成有权代理，代理行为的后果直接约束被代理人绿桥公司，该合同合法有效成立，绿桥农业公司与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再审申请人关于绿桥农业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及以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402民初2013号认为“长治市绿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张该合同权利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主张本案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诉讼、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涉及到的被拆迁的生产经营设施为绿桥农业公司所有，绿桥农业公司亦提供了案涉标的物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可证明案涉标的物系经过政府审批，申请人关于《长治市绿桥生态园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书》指向的建筑物为私自改变耕地用途的非法建筑，故该合同自始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审查中，申请人主张有新证据，提供了2014年12月8日上党和谐房地产公司与长治市绿桥置业有限公司、徐亚强签订的借款开发建设绿桥生态园项目的《协议书》和《借款协议》，及证人郭红海的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再审申请人不能证明上述证据系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且其提供的《协议书》和《借款协议》中一方主体为长治市绿桥置业有限公司，与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绿桥农业公司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所述，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长治市上党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晓轩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