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2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艳玲，女，197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思泳，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舜，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立志，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智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乡市回笼铺镇侯旨亭社区湘中南农机机电大市场****。法定代表人：周建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品，湖南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素辉，女，汉族，1970年1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傲霜，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喻立华，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傲霜，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国科，男，汉族，1958年9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傲霜，湖南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宁乡市城郊街道办事处，住所，住所地宁乡市城郊街道关心村div>法定代表人：罗健，系该单位主任。上诉人谢艳玲因与被上诉人肖立志、湖南智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博公司”）、孙素辉、喻立华、肖国科、原审第三人宁乡市城郊街道办事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20）湘0124民初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艳玲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宁乡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0124民初5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其查明的客观事实不一致，且部分客观事实未予以查明。首先，上诉人于2016年2月1日与肖立志（时为智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效力优于肖立志与孙素辉等签订的合同，且上诉人完全履行了涉案合同所约定的合伙资金的出资义务，出资时间早于孙素辉等。其次，诉争幼儿园的管理权并非不可分割的物权请求权，它是一种资格权利，可随时分割、变更、转让。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稳定的合伙关系为由剥夺上诉人基于合同优先权所获得的合伙人权利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再次，上诉人在一审申请人民法院查明孙素辉等的有效出资情况，以便于认定双方合同效力等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针对于肖国科、喻立华的合伙出资情况明确载明“无银行流水”。在无任何出资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肖国科、喻立华两人完成合伙出资义务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法律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最后，本案原一审立案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2月21日被上诉人肖立志与被上诉人孙素辉等签订的涉案幼儿园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亦属于法律事实认定错误，该转让行为发生在合同双方明知上诉人已经起诉之后，有恶意串通之嫌。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在该协议签订之时，涉案合同履行基础是存在的，那么该协议的签订严重侵犯了上诉人作为合伙人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擅自引入“善意取得”的概念，认定2018年12月21日肖立志与孙素辉等之间的转让协议有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签订协议时，协议多方对于上诉人起诉维权之情况系明知，根本不存在“善意”，被上诉人孙素辉取得剩余的21.44％合伙份额并无任何法律基础。其次，基于前述事项，本案中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肖国科、喻立华是否有效出资进入合伙都没有查明，就认定被上诉人孙素辉等人形成了合伙关系，并籍此，直接预判如果确认上诉人的合伙人资格必然引发新的纠纷，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最后，涉案幼儿园的管理权仅仅是一个合同权利，并非不可分割，肖立志与宁乡市城郊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约定由智博公司自2013年8月至2038年8月对该幼儿园管理经营以收回建设成本，该合同期为25年。上诉人依约对涉案幼儿园行使管理权，既不影响被上诉人孙素辉等的成本收回，亦不会影响幼儿园的正常运转。一审法院偷换概念，将该合同权利物权化，将本可合作共同依约收回投资成本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素辉等设为对立方，有扩大和激化矛盾之嫌，与人民法院定争止纷的理念相悖。三、一审法院侵犯了涉案当事人的辩论权，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一审中，合议庭结合庭审情况，归纳了5个争议焦点，其中并未包含“原告与被告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否能继续履行”的争议项，但一审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中，悍然出现了该争议焦点，并在未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这一争议焦点发表辩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认定了涉诉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涉案当事人的辩论权。肖立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智博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未实际出资建设城郊中心幼儿园，未对该幼儿园进行经营管理，更未收取任何办学利润，故答辩人不是幼儿园的举办者或投资者，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主张合伙份额及分红款；二、肖立志与被答辩人建立民事法律关系系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故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合伙人，则按比例享有投资收益权，本案答辩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未享受分红权利，故依法也不应当承担合伙纠纷责任；四、即使被答辩人依法被认定合法享有幼儿园的投资份额，那么向其承担分红义务和责任的主体应当为孙素辉、肖国科、喻立华。孙素辉，喻立华，肖国科共同辩称，一、原审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但是原审法院对答辩人提供的证据7《上诉状》不予采信错误，且原审法院认定的如下事实有错误，应当纠正：1、证据7《上诉状》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肖立志和湖南智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肖立志对2016年3月1日《收条》中的上诉人所谓由“黄达三转付”300万元事实不认可，肖立志没有收到上述款项。2、判决书第11页第二段第1行认定的“2016年2月1日，被告肖立志与原告谢艳玲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之事实错误。3、判决书第12页第二段第2-3行认定的“原告在签订协议前根据肖立志要求给案外人许仁峰付款共计282万元”之事实错误。4、判决书第12页第二段倒数第1-4行认定的“原告在一审庭审中自述，其与肖立志一开始约定的是入股462万元，但是肖立志与主管部门协商未通过，最后还是按照300万元入股，肖立志退还了原告多余的162万元入股资金”之事实错误。二、上诉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诉请的幼儿园管理权已不能实际履行。2、答辩人肖国科、喻立华的入股资金有肖立志和智博公司的签名和盖章认可，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2018年12月21日，答辩人与肖立志签订的协议是在政府的协调下公正公平谈妥的，应当合法有效。4、上诉人上诉的思维逻辑非常混乱，前后互相矛盾。宁乡市城郊街道办事处未到庭发表意见，也未提交书面意见。谢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谢艳玲合法享有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管理合伙人资格，合伙份额为300万元；2、责令肖立志、智博公司立即向谢艳玲移交前述幼儿园全部证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学生档案、人员档案、财务会计账目等）以便于谢艳玲依约进行有效管理；3、判令肖立志、智博公司向谢艳玲支付自2016年2月至2018年5月，合伙期间分红人民币104万元，后段分红按照50万年每年的标准计算至谢艳玲权利实现之日止；4、案件诉讼费用由肖立志、智博公司承担。在第二次庭审中，谢艳玲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2016年2月1日以后，未经谢艳玲参与并签字的涉及涉案幼儿园合伙人员及份额变更的相关协议效力待定。（谢艳玲享有追认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智博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肖立志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之后公司股东变更为肖立志、欧阳胜光、林通；2017年12月3日公司股东又变更为肖立志；2018年9月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肖立志、黄锦辉、王建明等8位股东；2019年11月2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任善秋；2019年12月13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建荣。宁乡市城郊街道办事处原名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2012年11月16日，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甲方）与湖南智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乙方）的法人代表肖立志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合同加盖了智博公司的公章。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合作方式为“乙方投资建设定期经营回报的经营合作方式”。2、建设总投资额以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核算金额为准（不含流动资金及土地价款等），包括建筑主体、装修装饰、校门、内部设备设施及幼儿玩具、餐厅设备及厨具，绿化及附属工程、电梯等工程。3、办学性质属于城郊乡人民政府公办幼儿园，建成后的幼儿园地产权、房屋产权归甲方所有。该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乙方选派，城郊乡中心学校方确认。4、该项目的规则、设计由甲方负责提供，建设由乙方负责，乙方保证2013年9月1日招生开园办学。5、甲方负责办理幼儿园审批手续，幼儿园全称为城郊乡中心幼儿园，乙方收费按物价局核定标准收费，乙方招聘的员工工资、福利和保险待遇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在经营中需要支付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6、该项目建成后由乙方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期限为25年，自2013年8月至2038年8月止。经营期内乙方享有经营管理的所有产值和收入作为投资回报。2016年2月1日，肖立志（甲方）与谢艳玲（乙方）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该协议未加盖智博公司公章。双方约定：甲方于2012年11月21日（实际为11月16日）与宁乡县城郊乡乡政府、宁乡县城郊中心学校签订了《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甲方全额投资建设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并取得该幼儿园自2013年8月至2038年8月止共计25年的经营权利，现甲方已实际经营该幼儿园二年，运行良好，为进一步提升城郊幼儿园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发展宁乡幼教事业，甲方决定与乙方合作办学，共同经营城郊幼儿园，订立协议。1、合作项目及期限，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共同履行甲方于2012年11月21日与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宁乡县城郊中心学校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合作期限自2016年2月1日至2038年8月止。2、合作出资与支付，签订本合作协议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在城郊中心幼儿园享有1318万元资产权益，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城郊幼儿园现有合伙人明确资产股权中的300万元股权。合伙经营期间所产生的盈余或亏损均按甲乙双方各自比例分配、承担，合伙期间如因幼儿园发展确需增资时由双方按此比例份额增加出资。3、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可派人参加幼儿园合伙前期管理，合作期开始前即2016年2月1日前，幼儿园建设，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2015年下半年的经营收益、支出全部仍由甲方享有、承担。甲方同意在合作期限内由乙方全权负责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积极配合乙方履行与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学校签订的《城郊幼儿园经营合作协议书》。4、本协议内容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对本协议及由此而获得的所有资料与信息，双方均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保密期不低于一年），否则，视泄密方违约。签订合伙协议书后一年内，原告自称因遵守该保密约定，未参与幼儿园经营管理，约定的保密期届满后，谢艳玲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行使幼儿园经营管理工作。签订协议前，谢艳玲与肖立志曾就城郊幼儿园经营合作事项进行洽谈,谢艳玲在签订协议前根据肖立志要求给案外人许仁峰付款共计282万元，具体支付如下，谢艳玲通过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于2015年12月25日向许仁锋个人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尾数为691）两次分别转款82万元、100万元；于2016年1月7日通过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向许仁锋个人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尾数为691）转款100万元。协议签订后谢艳玲直接给肖立志个人付款共计180万，谢艳玲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向肖立志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乡支行尾数为888）账户转款90万元；2016年2月24日谢艳玲通过其个人农业银行账户于向肖立志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乡支行尾数为888）转款90万元。肖立志以其个人名义于2016年3月1日向谢艳玲出具了一张收条，载明：“收条今收到谢艳玲城郊中心幼儿园入股资金叁佰万元整（￥3000000.00）（由黄达三转付）收款人;肖立志2016.3.1”谢艳玲在一审庭审中自述，其与肖立志一开始约定的是入股462万元，但是肖立志与主管部门协商未通过，最后还是按照300万元入股，肖立志退还了谢艳玲多余的162万元入股资金。许仁锋为黄达三的配偶，谢艳玲按照肖立志的要求将部分款项打给黄达三配偶许仁峰。谢艳玲在庭审中自述其一直没有参与幼儿园的经营管理。因肖立志未按约定给与谢艳玲分红款，经谢艳玲多次催要，2017年5月31日，肖立志向谢艳玲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谢燕（应为艳）玲人币伍拾万元（城郊幼儿园2016.5月分红及10月分红），2017年8月30日前归还”。谢艳玲在庭审中自述该欠条载明的分红实际上是2016年一年的分红，幼儿园每半年分红一次，一次25万元，从2016年至2018年5月，一共五个学期，共计125万元，肖立志已付谢艳玲21万元，故还剩下104万元分红款未付。2016年2月16日，肖立志（乙方）与第三人孙素辉（甲方）、肖国科（丙方）签订《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合伙办学协议书》，约定原2012年11月16日肖立志与城郊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办学实际合伙人为上述甲、乙、丙三方。甲、乙、丙三方本着自愿的原则，共同经营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三方协商，在遵守《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的前提下，达成入如下协议：1、幼儿园位于××乡××学校园内，名称为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2、幼儿园股本总金为1318万元，其中甲方922.6万元，占70%股份，乙方362.45万元，占27.5%股份，丙方32.95万元，占2.5%股份；3、股份的转让和增加，根据幼儿园的发展若需要增加股份，必须经所有股东一致同意，方可增加。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必须经所有股东一致同意，方可转让，否则视为自愿放弃股东权利，转让时，原有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4、合作期限内以甲方为主负责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乙方应积极配合甲、丙方履行与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学校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后因第三人喻立华投资80万元（无银行流水）加入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办学中，故第三人喻立华、孙素辉、肖国科与肖立志于2017年8月26日重新签订了《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合伙办学协议书》，孙素辉与肖国科所占股份不变，肖立志所占股份减少为21.43%，新加入的喻立华所占股份为6.06%。因肖立志在××乡××过程中，通过借款或入股的方式进行融资，无力偿还融资款，2018年12月21日，在城郊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肖立志、第三人孙素辉与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建设和经营期间融资的出借人和集资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孙素辉偿还肖立志欠付上述集资人的债务302万元。当日，第三人喻立华、孙素辉、肖国科与肖立志签订《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办学股份变更协议书》，约定因第三人孙素辉代替肖立志偿还欠款302万元，肖立志将其在城郊乡中心幼儿园所占的21.44%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孙素辉，另外两个第三人所占股份不变。至此，肖立志的股份已全部转让。孙素辉于2016年1月11日分三次分别通过其个人农业银行账户转给肖立志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乡支行尾数为888）共计300万元；于2016年2月1日分两次通过网银转给肖立志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乡支行尾数为888）200万元；于2016年2月3日分五次通过网银分别转给肖立志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乡支行尾数为888）共计422.6万元，共计922.6万元。肖立志于2016年1月27日向孙素辉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孙素辉城郊幼儿园入股资金玖佰贰拾贰万陆仟元经手人肖立志”，该收据加盖了智博公司的公章。2016年2月26日向肖国科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肖国科城郊中心幼儿园入股本金叁拾贰万玖仟伍佰元收款人肖立志”(无银行流水)，该收据亦加盖了智博公司公章。另查明，城郊乡中心幼儿园自2016年2月以来一直由第三人孙素辉经营管理，谢艳玲自述从未参与过幼儿园的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谢艳玲与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是否能继续履行、谢艳玲是否合法享有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管理合伙人资格。根据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与智博公司法人代表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的实际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来看，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的性质名为公办，实为公建民营，该幼儿园由智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肖立志通过借款等方式自筹资金投资建设而成。后因肖立志资金周转困难，又通过入股等方式进行融资，故2016年2月1日谢艳玲与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以及2016年2月16日肖立志与第三人孙素辉、肖国科签订的《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合伙办学协议书》均系肖立志通过入股方式进行融资而签订的合伙协议。虽然谢艳玲与肖立志签订合伙协议及支付合伙款项的时间均先于第三人孙素辉、肖国科、喻立华，但肖立志与第三人孙素辉、肖国科签订的《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合伙办学协议书》已实际履行，除支付了入股资金外，第三人孙素辉亦按照协议的约定实际接手经营管理幼儿园，三人已经建立了合伙关系，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后因肖立志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故又于2017年8月26日将其名下27.5%股份中的6.06%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喻立华，再于2018年12月21日将其名下剩余的21.43%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孙素辉，至此，肖立志在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的所有股份已经全部转让出去。而谢艳玲与肖立志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谢艳玲按照该协议向肖立志支付完毕约定的投资款后，双方并未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谢艳玲亦未参与到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的管理中来，肖立志以其与第三人孙素辉、肖国科、喻立华之间的后续合伙行为构成了对其与谢艳玲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实际权益损害，但因肖立志在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已不占有股份，其与谢艳玲的合伙协议不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已无法履行，该合伙协议已经构成实际履行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原告与被告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已经履行不能，故谢艳玲基于其与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提出要求肖立志、智博公司继续履行该协议、确认谢艳玲合法享有宁乡县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管理合伙人资格的请求，不予支持，谢艳玲基于上述主张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合本案案情，谢艳玲是基于对肖立志作为智博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任以及基于对肖立志作为智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于2012年11月16日与宁乡县城郊乡人民政府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经营合作合同书》该事实的信任，从而与肖立志签订《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并支付合伙款项，但肖立志后续与第三人的合伙行为，实为肖立志欺骗谢艳玲、隐瞒与第三人合伙的事实，损害了谢艳玲的权益，对肖立志应承担的责任，谢艳玲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驳回谢艳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谢艳玲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谢艳玲是否合伙人身份。谢艳玲与肖立志签订的《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城郊乡中心幼儿园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内容，该协议的本质系肖立志向谢艳玲出让幼儿园份额、谢艳玲支付对应价款，双方合作经营幼儿园。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后，肖立志与孙素辉、肖国科又签订类似内容的《宁乡县城郊乡幼儿园合伙办学协议书》，该协议书也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也是合法有效的。因先行法律对于多个合伙协议的履行未作出明确规定，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参照买卖合同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系合伙份额的转让，订立了多个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考虑到孙素辉、肖国科签订合同的时间后于谢艳玲签订合同的时间，但孙素辉、肖国科除支付了入股资金外，孙素辉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实际接手经营管理幼儿园，肖立志、孙素辉、肖国科已经建立了合伙关系，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而且，谢艳玲请求肖立志交付合伙份额时，因该合伙组织已经有其他合伙人参与，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谢艳玲参与合伙组织，故谢艳玲现要求成为合伙人缺乏法律基础。综上，一审判决驳回谢艳玲确认合伙人身份以及合伙份额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谢艳玲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谢艳玲对于其损失，可另寻合法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谢艳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上诉人谢艳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安审  判  员  欧阳宁审  判  员  曾浩恒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兼）  杨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