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472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塘房组。负责人代如体，系该组组长。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雷家湾组。负责人蒋贵华，系该组组长。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人民区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大道汇川区行政办公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3MB1D851596。法定代表人曾征，系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杨天陈。委托代理人吴柳娟，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吉发，男，195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地。地址：遵义市新浦新区三贤北路建投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遵义市人民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廖方园，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长勇，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塘房组（以下简称塘房组）、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雷家湾组（以下简称雷家湾组）、遵义市汇川人民区政府（以下简称汇川区政府）因与被上诉人张吉发、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张吉发系塘房组村民，案涉林地位于雷家湾××××村民组范围内。1990年2月25日，原告张吉发与原遵义市礼仪乡沿红村雷家湾和塘房两个村民组共同签订《1990年承包合同》，约定两个村民组地界上的小地名为杨家坟、蹇家坟（又名简家坟）、张家坡的荒山发包给张吉发经营管理，并载明蹇家坟松林坡地界：东至余田组边界、西至坡下基耕道、南至塘房组荒山界、北至后头塆责任地上到余田组边界，杨家坟地界：东至余田组为界、西至坡下基耕道、南至长征乡鱼牙村周家塆界、北至雷家塆组荒山界，张家坡东南西北以本组水沟为界。约定承包期为30年。遵义市礼仪乡沿红村村民委员会于1990年9月2日在合同书上注明“经村委研究，同意将荒山进行承包，但土地权应属村所有”并加盖印章。该合同书经遵义市礼仪乡法律服务所出具证明书。2008年1月21日，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镇印发《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08年2月25日，沿红村召开林权改革实施村民会议后，张吉发分别对“简家坟”、“杨家坟”、“张家坡”的林地申请确权。2008年5月17日，原汇川区董公寺镇沿红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沿红村委会）通知张吉发到林地现场勘界。张吉发申请填写的“内表”中林地所有权利人均为沿红村雷家湾组，林地使用期均为70年。三处林地四至界限与2008年9月14日张吉发与沿红村委会签订的《2008年承包合同》中张吉发承包的林地四至界限相同，均在1990年张吉发承包的荒山范围内。即宗地号为02××71的“简家坟”四至界限为：东至陈文昌退耕还林，南至公路，西至代如国房子，北至陈友才退耕还林；宗地号为00××78的“杨家坟”四至界限：东至向家湾林地，南至刘大其土，西至陈新明土，北至陈新明林地；宗地号为02××29的“张家坡”四至界限为：东至大土坳边界，南至王元太土，西至赵维伦土，北至代如明土。“内表”面积栏、主要权利依据栏以及接界人签名栏均为空白，踏查人员意见栏有陈世刚、徐进强、李复刚等人签字，宗地情况栏中注明02××71宗地面积24.88亩、02××29号宗地面积34.09亩、02278号宗地面积29.92亩。并附各宗地四至范围勾图。另外，《2008年承包合同》中张吉发承包期为70年，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77年12月31日止。“内表”经时任雷家湾组组长陈文金签字同意，报沿红村委会、汇川区董公寺镇人民政府、汇川区林业绿化局层层审批同意后，汇川区政府于2008年11月5日向原告颁发林权证。2019年，因群众举报，张吉发取得的林权证中的林地应属于组集体，要求调查处理，被告汇川区政府责令汇川区自然资源局、汇川区林业局对2008年颁发给张吉发的林权证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汇川区自然资源局、汇川区林业局的调查结果，被告汇川区政府认为，其于2008年颁发的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存在权源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等问题，决定撤销。张吉发不服，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汇川区政府的决定。另查明：因行政区划调整，原遵义市礼仪乡沿红村塘房组、雷家湾组现属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事处管辖。《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林改的内容和方式第二条第（三）项载明“对承包集体荒山造林以及受让林地、森林、林木的，可以按协议确定的权属给承包者或受让方核发林权证”、第三条第（三）项“对林改以前承包给个人管护的集体山林，合同期未满，管护较好，大多数村民同意维持原合同的，可维持原合同不变……”。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确定力及执行力。但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变迁而不宜存续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权力和职责。自我纠错的价值在于减少或者避免行政争议的产生,尽早结束行政行为效力的不确定状态,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增强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认同和信赖。在目前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自我纠错方式主要有撤销、补正、改变原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等方式。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而言,对于所有有瑕疵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通过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但是从行政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虑,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减少行政争议产生的考量,行政机关应当采取足够审慎的态度,只有在该行政行为的瑕疵足以影响到实质处理结果时,才采用撤销的方式进行纠错。对于行为仅存在轻微瑕疵但并不影响实质处理结果且对利害关系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或者通过补正等事后补救方式可以“治愈”的瑕疵,或者撤销行政行为可能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应当考虑采取其他方式进行纠错。对于本案而言，只有涉案林权证中的瑕疵足以影响到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实质处理结果时，才能采用撤销的方式进行纠错。本案中被告汇川区政府以涉案林权证的登记事项与双方签订的《1990年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事实不符，属于权源事实不清楚、沿红村委会与张吉发签订《2008年承包合同》程序违法以及没有接界人的签名、未填写林地权属主要依据及林地面积为由进行撤销。关于涉案林权证权属来源是否清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最初取得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来源于1990年原告与塘房、雷家湾两个村民组签订的《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虽然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但在合同履行期间，我省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展开，2008年汇川区董公寺镇已开始了林权改革。参照《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对林改以前承包给个人管护的集体山林，合同期未满，管护较好，大多数村民同意维持原合同的，可维持原合同不变”，现无证据证明2008年林权改革时，雷家湾××××村民组因不满张吉发的管护行为已解除了与张吉发的承包合同关系。而沿红村委会与张吉发签订《2008年承包合同》再次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张吉发，并将承包期变更为70年，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视为对《1990年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内表”主要权利依据栏虽然是空白，但附有《2008年承包合同》，该合同已明确了承包林地的宗地名称、四至界限、承包期限，说明其主要权利依据是该承包合同，而非《1990年承包合同》。汇川区政府以涉案林权证登记事项与《1990年承包合同》约定事实不符为由，说明其权属来源不清，显然错误。涉案林权该登记事项中的瑕疵并不影响其权属来源的认定，被告以其为由予以撤销显属不当。关于沿红村委会与张吉发签订《2008年承包合同》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199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之规定，林权证是农村林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颁发涉及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林权证时，首先应审核承包方是否系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否依法享有承包该林地的经营权，其审查方式仅作形式上的审查。被告汇川区政府在颁发涉案林权证时，张吉发申请林权的“内表”上有村组、村委会、镇等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签字，其颁发林权证时已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认合同效力，应由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裁决，被告对其合同效力进行确认，没有法律依据。汇川区政府以此为由予以撤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没有接界人的签名、未填写林地权属主要依据及林地面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涉案林权证上的四至界限并无争议，现也无证据证明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四至界限提出异议。颁发涉案林权证的卷宗内附有《2008年承包合同》，该合同内容与“内表”中的勾图附图说明、宗地名称、面积均相互吻合。被告汇川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事后补正予以“治愈”。汇川区政府现以上述事项均为空白予以撤销，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确认其为涉案林地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以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规定，林木所有权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应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被告汇川区政府以2008年颁发的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存在权源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未填写登记事项等问题对该林权证予撤销，理由不成立。遵义市政府在行政复议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汇川区政府的错误予以纠正，其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结果不当。但鉴于涉案林地位于塘房、雷家湾两个村民组范围内，两个村民组均对林地提出了主张，而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将涉案林地所有权全部颁发给雷家湾组所有，汇川区政府应对该事实进行重新调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政撤林决字（2019）1号《关于撤销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的决定书》，责令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3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驳回原告张吉发要求确认其为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沿红村雷家湾组简家坟松林坡和塘记组杨家坟、张家坡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承担。一审宣判后，被告遵义市汇川人民区政府、一审第三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塘房组、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雷家湾组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遵义市汇川人民区政府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持上诉人对涉案林权的撤销行为。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作出的汇政撤林决字（2019）1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因群众向扫黑办举报，经调查发现，被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于1990年签订了《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约定由被上诉人张吉发经营管理庙子屋基后头湾蹇家坟、松林坡、杨家坟、张家坡荒山，承包期限为30年。约定承包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商，如被上诉人不继续承包，山林按当时的单价转让给国家或集体，收益按原比例分成，签订林业用地经营同书后，被上诉人在获得经营权的该荒山上进行一定的造林和管护。经上诉人实地调查核实，被上诉人在其获得经营权的荒山上建房和建坟，破坏了荒山的原有属性，改变了荒山用途。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上诉人因推进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审核被上诉人申请登记的涉案林地申请资料时，未严格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流程及规定严格把关审查，向被上诉人颁发了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3宗林地，分别为简家坟、张家坟、杨家坟，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沿红村雷家湾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张吉发，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人为张吉发，林地使用期为70年。该林权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登记事项与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双方于1990年签订的《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约定事实不符，1990年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但2008年颁证登记为70年，属于事实不清；2、未经一审第三人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表决将组集体荒山按责任山林性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属于程序违法；3、被上诉人获得的林权证是对涉案林地原拥有经营权性质的改变，被上诉人承包的是集体荒山，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沿红村委会擅自将涉案荒山与被上诉人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即便是经过了原审第三人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经三分之二参会人员同意，沿红村委会也只能将涉案林地按“四荒”地与被上诉人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而不是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性质是组集体成员无偿享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他方式承包的性质是承包人通过有偿方式获得集体荒山经营权。被上诉人原本是通过协商方式有偿获得涉案林地的经营权，一审法院混淆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的概念，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属违法行为；4、张吉发林权档案资料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面积、四至界限接界人签名、主要权利依据栏均为空白，属于程序违法；5、涉案林地的所有权人应为塘房组、雷家湾组两个村民组，但所有权人仅登记为雷家湾组等问题，属于权属认定不清。根据上述情况，秉承有错必纠的原则，上诉人作出决定撤销2008年颁发予被上诉人的林权证属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撤销的事由。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于2019年5月17日向被上诉人张吉发及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被上诉人张吉发明确表示由于承包年限登记错误且原签订承包期限快到愿意主动将林权证交回，一审法院主观认为该调查笔录，不能反映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且与其提起诉讼的意愿相违悖予以否认，但其实该调查询问是出自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愿陈述，是被上诉人以其1990年签订的《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载明的承包期限三十年和承包期满后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是否继续承包及相关约定事项的客观回答。2、一审法院认为沿红村委会与张吉发签订的《2008年承包合同》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张吉发并将承包期变更为70年，视为对《1990年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缺乏依据。依据黔林改办复〔2007〕12号（4）及《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款第3项第（3）点，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原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在集体林权改革时，被上诉人已对涉案林地经营了18年只剩下12年的经营期，维持原合同不变即应当以该期限为准，而非以2008年为计算基点承包70年。3、依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12个步骤实施的规定，2008年的颁证行为存在多项程序违法的情况，应予纠正：①张吉发林权档案资料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面积、四至界限接界人签名、主要权利依据栏均为空白，违反了摸底调查现有林权、勘界等程序规定。②本案所涉林地属于一审第三人雷家湾组、塘房组所有的集体林地，沿红村委会将原本承包给被上诉人只享有经营权的荒山，擅自以家庭承包责任山按70年期承包给被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上诉人发现本案所涉林地签订的承包合同性质、经营期限及相关事项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予以及时纠正补救是旨在维护一审第三人及其全体村民的合法利益。③涉案林地的所有权人应为一审第三人塘房组、雷家湾组两个村民组，但所有权人仅登记为雷家湾组，属于未摸底调查原有林权的情况，属于权属不清；④林地四至接界人签字是权属无争议的核心确认，而被上诉人涉案林地申请内表四至接界人签字缺失，未能客观反映四至界限是否真实无异。一审法院却以有踏查人签字及时任雷家湾组长陈文金签字为由予以认可，而未从涉案林地无接界人签字认可是否存在争议进行客观分析判断。凡四至接界人未签字确认的，应以权属不明对涉案林权登记进行否定，且第三人反映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未见涉案林地权属状况的三榜公示材料，亦属于程序性违法。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塘房组、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雷家湾组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请，维持（2019）1号《关于撤销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的决定书》以及遵府行复[2019]3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失实。1、陈文金在2008年时虽然仍担任雷家湾组组长，但对被上诉人张吉发申请办理争议林地的林权证一事既不知情，更未同意，内表上不是其本人签名。2、张吉发申请填写的‘内表’中三处林地四至界限、沿红村委会签订的《2008年承包合同》中张吉发承包的林地四至界限与《1990年承包合同》上所载明的四至界限完全不同，一审判决认定自相矛盾的，与本案事实不符。3、汇川区政府在《撤销决定》中，只是认定沿红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表决的情况下将该组集体山林按责任山林性质与被申请人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属于程序违法，并以颁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撤销了争议林权证，而未对案涉《2008年承包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上诉人既不知晓也未见过《2008年承包合同》，办理林权证审批表上“陈文金”三字也不是当时雷家湾组组长陈文金本人所签，该合同显然是被上诉人及个别人公然违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法律和政策规定暗箱操作的产物，不依法纠错撤销该证，将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以及除被上诉人外的二上诉人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信赖保护原则应只适用于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相对人有过错并造成行政机关作出错误或有瑕疵的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应适用信赖保护原则，而应本着有错必纠的法律原则对相关行政行为予以纠正，这才是合法、正当和必要的。2、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林权登记事项中的瑕疵并不影响登记林权权属来源是错误的。《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款第3项第（3）目规定的全文是“对林改以前承包给个人管护的集体山林，合同期未满，管护较好，大多数村民同意维持原合同的，可维持合同不变，合同期满后再行延包或重新发包，承包所得利益除管护费外应按‘均利’的方式平均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故在《1990年承包合同》30年承包期限未满时，如果“大多数村民同意”，也只能是“维持原合同不变”，待“合同期满后再行延包或重新发包”，并且这时必须解决“承包所得利益除管护费外应按‘均利’的方式平均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问题。而《2008年承包合同》是对《1990年承包合同》的变更，并非维持原合同不变。《2008年承包合同》不仅严重违反《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工作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有关规定，而且还违反了1998年11月4日实施、2010年10月28日修订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关于“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等规定，已严重影响到登记林权权属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另外，《1990年承包合同》30年承包期限在2020年9月12日己到期，必须召开村民会议对争议林地的承包事宜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二上诉人绝大多数村民之所以多次信访控告被上诉人非法独占争议林地一事，就是明确表示不同意被上诉人继续承包争议林地，故政府部门只有撤销原已颁发给被上诉人的林权证，才能根据二上诉人村民会议依法决定的事项就争议林地依法重新颁发林权证，一审判决认为该瑕疵问题可由汇川区政府仅“通过事后补正”就能解决，显然不符合本案事实。3、原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撤销决定》及遵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申请办理争议林权证时所提供的主要证据是《2008年承包合同》，但因该合同不是与争议林地所有权人即二上诉人所签，且违反《董公寺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加之该林权证内表材料内容存在空白、虚假（指陈文金签名）等情形，故被上诉人提供的申办林权证资料根本不足以证明其拥有争议林地权属，相反还证明其申办争议林权证缺失有关手续、程序和资料。被上诉人张吉发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发表参诉意见称：一、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二、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属于可撤销行政行为，不属于可变更行政行为。首先，根据《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和上诉人村民组长代如体、蒋贵华在一审中的陈述可以证实，争议林地的所有权人应为被答辩人二人共有，但案涉林权证中登记的所有人仅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雷家湾组独有。其次，《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中30年的承包期限与《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70年的承包期限明显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办沿红村村民委员会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将涉案集体山林延包给被上诉人张吉发，因此，林权证中登记的承包期限显然错误。再次，《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书》中的简家坟、杨家坟、张家坟四至界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的四至界限明显不符，且《林权登记申请表》接界人栏无人签字确认，明显违反《贵州省集体林权证度改革确权发证颁发》确权发证工作流程（四）勘界之规定。再其次，上诉人村民组长代如体、蒋贵华证实《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的“陈金文”非其本人签字，该签名是伪造的。最后，《林权登记申请表》主要权利依据栏为空白，未注明涉案林地的权利来源，属权利来源事实不清。基于案涉林权证漏洞百出，汇府撤决字（2019）1号《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9）3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正确。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一、1990年2月25日，被上诉人张吉发（乙方）与原遵义市礼仪乡沿红村雷家湾和塘房两个村民组（甲方）共同签订的《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中载明“甲方同意将本组荒山蹇家坟松林坡、杨家坟、张家坡承包给乙方经营。经双方共同协商签订如下协议：1.承包期为三十年。2.荒山由承包人经营管理。3.收益分配。甲乙双方按纯利润的二八分成，甲方占二成，乙方占八成。……7.承包期满后，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如乙方不继续承包，山林按当时的单价转让给国家或集体，收益按签订的比例分成。”二、被上诉人张吉发所涉《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村委会意见栏同意上报审批的时间是2008年9月12日，乡镇政府意见栏同意上报审批的时间是2008年9月13日，沿红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张吉发签订《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9月14日。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吉发在1990年与原遵义市礼仪乡沿红村雷家湾和塘房两个村民组共同签订的《承包林业用地经营合同》属于对集体荒山进行管护的承包经营管理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而其在2008年与沿红村委会签订的《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属于责任山家庭承包合同，系农村集体成员基于身份关系，以家庭户为主体依据国家政策无偿对责任山进行承包的合同，承包期为70年，两份承包合同的性质完全不同。并且，沿红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张吉发签订责任山承包合同无来源依据，签订时间晚于案涉《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村委会意见栏、乡镇政府意见栏上同意上报审批的时间，明显不符合规定。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的《承包合同》系再次将案涉林地发包给张吉发，承包期变更为70年视为对1990年的《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并以2008年的《承包合同》作为案涉林权证的权属依据，明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案涉《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面积、四至界限接界人签名、主要权利依据栏均为空白，所有权人仅登记为雷家湾组，上诉人汇川区政府依据此申请表作出的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林权证》，确系权属来源不清，主要依据不足。且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确权发证工作流程按照‘摸底调查现有林权一第一榜公示一制定、通过林改方案一勘界一第二榜公示一签订（完善）合同一林权权利人申请发证一审核一输机一发证前第三榜公示一颁证一建档’12个步骤实施”之规定，案涉颁证行为程序违法。上诉人汇川区政府基于人民群众的举报，积极作为，对本案事实进行充分调查核实后，作出汇政撤林决字（2019）1号《关于撤销汇府林证字（2008）第5203030601287-1/1号的决定书》，系对其错误颁证行为的自查自纠，应予维持。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3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结果正确，亦应予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判决如下：一、撤销播州区人民法院（2020）黔0321行初20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一审原告张吉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张吉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文竹书记员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