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再196号上诉人（一审申诉人）：祁红杰，男，1976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兴，江苏金伙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申诉人):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友谊东路以南、兴盛路西、恒丰以北。法定代表人:沈启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晔，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育培，男，1966年1月23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祁红杰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泰公司）、原审被告周育培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5）天商初字第190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祁红杰不服该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常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1月4日以常检民（行）监（2019）3204000006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20）苏04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该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再审，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苏0402民再6号民事判决。祁红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红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兴、被上诉人明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晔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周育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祁红杰上诉请求：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再6号民事判决，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对祁红杰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一审认定“明泰公司可就余额追索的约定是对因债务人常州吉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源公司)第一期还款违约后，明泰公司可就全部款项要求连带保证人祁红杰履行担保责任，清偿全部债务”，显然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中，明泰公司从未主张过加速到期，从民事起诉状中利息的起算点，到原审庭审及明泰公司对原审中法院查明的保证期间的认可，很明显明泰公司主张的是按月分期追索,也即本案诉争的85万元在最后一期的100万元中,保证期间应当从2013年12月11日起算至2014年6月10日,而在该期间,明泰公司从未向祁红杰主张过保证责任，故明泰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原审判决中认定保证期间从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6月10日，显然该认定与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为六个月相冲突。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2014年2月明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本案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明泰公司是以周兰芳涉嫌诈骗罪报的案，因祁红杰并非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故不存在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的事实存在，显然本案中明泰公司的报案只能导致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不能导致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三、加入债务加速到期，则本案因过了诉讼时效而不应再支持明泰公司诉请。原审庭审及再审一审庭审时双方均不认为债务已加速到期。假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债务加速到期，那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的日期是2013年12月5日，期间明泰公司的报案不能构成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故明泰公司在2015年12月9日才向法院立案，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请求不应再得到法律保护。四、假如债务未加速到期，则本案因明泰公司未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而免除。假如法院最终认定债务未加速到期，则本案诉争的85万元债务应当在2013年12月10日归还，也即明泰公司应当在2013年12月11日至2014年6月10日间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但事实是该期间明泰公司并未向祁红杰主张过保证责任，故祁红杰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被上诉人明泰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原审被告周育培未作答辩。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育培、祁红杰偿还借款本金85万元及相应期间的利息（自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12月10日止欠利息380497.8元，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尚未偿付部分所生之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祁红杰、周育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日，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欲将其持有的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21114984，出票日期2013年11月25日，到期日2014年5月25日，付款行广发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贴现，周兰芳询问祁红杰后，祁红杰找到周育培告知贴现事项，周育培联系了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启明的儿子沈琦，沈琦同意办理贴现，并在2013年12月3日中午将475万元贴现款从明泰公司账户汇入吉源公司账户，并由明泰公司与吉源公司办理相关汇票转让的手续。当日下午沈琦发现汇票存在问题，故主张退票并要求周兰芳将475万元返还。双方协商后，在2013年12月3日以借款协议的形式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以吉源公司名义向明泰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吉源公司向明泰公司借款人民币475万元，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承诺今晚归还50万元，于2013年12月4日上午归还325万元，余款100万元于2013年12月10日前还清，若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就余款追索并要求吉源公司承担逾期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4倍违约金。借条上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借条加盖吉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以及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的印章。周育培、祁红杰在借条上左下方担保人处签字，借条上未约定保证责任方式及保证期间。另查明，2014年2月25日，以明泰公司为申请人，周兰芳为被申请人，明泰公司向常州市公安局申请就周兰芳以金融票据诈骗其财产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查处。本案起诉前475万元的本金明泰公司自认已经追回390万元，尚有85万元本金尚未归还。明泰公司就剩余金额以保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则明确规定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主债务经双方约定为分期履行，分别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10日偿还对应金额。则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分别从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11日起开始计算6个月，也即债权人明泰公司事实上应当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6月10日这一期间内要求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2014年4月3日祁红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第6页，关于明泰公司认为50万、35万还款问题，祁红杰在笔录中的陈述为“12月5日，沈琦叫我把金高布厂资产拿下来，先付给沈琦50万元，厂的手续由沈琦一手办好给我，我考虑到我在银行工作，闯了祸会影响工作，就答应沈琦，让我亲戚凑钱把金高布业买下来，我就先借了朋友的50万元银行承兑给沈琦，12月6、7号左右我喊家里的亲友去金高看场地，发现该厂已经被法院查封二次，资不抵债，不能过户了。沈琦还要我还35万元，还掉后，担保周兰芳的事就与我无关......35万元我也没给沈琦......”结合沈琦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第6页第16行“当时祁红杰提出来他想办法以金高布业的地皮做抵押贷款，想办法还钱。当日下午，祁红杰通过周育培贴现了一张50万的承兑汇票，贴现到48万还给我的”，可以相互印证，证明祁红杰在保证期间内经明泰公司催收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因此，明泰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祁红杰主张担保责任有事实依据，法院予以确认，祁红杰应当对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债务尚余85万元本金，且借条实质约定的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标准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于法无悖，祁红杰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明泰公司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张过保证责任，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周育培退还过6万元，但是该6万元性质上无论是周兰芳欠付周育培的货款还是沈琦给予周育培的介绍费，均不影响其独立于475万元主债务之外的性质，且周育培已经将6万元退还给明泰公司，故明泰公司主张该6万元的退还代表周育培在履行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明泰公司亦未能进一步举证其在前述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尽管明泰公司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明泰公司据此认为若祁红杰的保证责任成立，即使其未向周育培主张保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周育培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联系在于，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况。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期间不再发生作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明泰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祁红杰主张权利，引起的法律后果是要求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而并非该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因此当然不能援引上述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因追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解决的是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能否向保证期间内未被主张保证责任的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问题，并非解决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是否免责的问题，因此明泰公司以此司法解释做出扩大适用及反向推断于法无据。故因明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动催收或提示债权，或者周育培在保证期间内向明泰公司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周育培对85万元的欠款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对明泰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祁红杰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一审判决：一、祁红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5万元以及自2013年12月11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二、驳回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对周育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案件受理费15875元，由祁红杰负担。抗诉机关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1、根据《借条》约定，借款人吉源公司未按约定归还第一期借款即构成违约，明泰公司次日起即可要求吉源公司归还全部借款，也可要求保证人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的保证期间自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6月10日有误。2、原审未能穷尽直接送达等手段；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之前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祁红杰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违反法定程序。3、原审在公告确定的举证期限尚未届满时开庭审理本案，剥夺了祁红杰的应诉权利和辩论权。4、原审因程序违法剥夺了祁红杰的辩论权，可能影响祁红杰的实体权利。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20）苏04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一审再审查明，2013年12月3日，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欲将其持有的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21114984，出票日期2013年11月25日，到期日2014年5月25日，付款行广发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贴现，周兰芳询问祁红杰后，祁红杰找到周育培告知贴现事项，周育培联系了沈琦，沈琦同意办理贴现，并在当日中午将475万元贴现款从明泰公司账户汇入吉源公司账户，并由明泰公司与吉源公司办理相关汇票转让的手续。当日下午沈琦发现汇票存在问题，故主张退票并要求周兰芳将475万元返回。双方协商后，在2013年12月3日以借款协议的形式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以吉源公司名义向明泰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吉源公司向明泰公司借款人民币475万元，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承诺今晚归还50万元，于2103年12月4日上午归还325万元，余款100万元于2013年12月10日前还清，若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就余款追索并要求吉源公司承担逾期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4倍违约金。借条上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借条加盖吉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以及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的印章。周育培、祁红杰在借条上左下方担保人处签字，借条上未约定保证责任方式及保证期间。另查明，2014年2月25日，因明泰公司报案，常州市公安局以周兰芳涉嫌票据诈骗予以立案侦查。本案起诉前，475万元本金已经通过主动归还、公安追赃等方式追回390万元，尚有85万元本金尚未归还。明泰公司就剩余金额以保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再审中双方争议焦点：1、明泰公司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祁红杰主张权利；2、明泰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祁红杰认为对应三期还款时间，保证期间分别为2013年12月4日、12月5日和12月11日起算后六个月内，本案涉案的85万元是最后一期的欠款，故保证期间应为2013年12月11日起的六个月内，明泰公司未在该保证期间向祁红杰主张过权利，且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故祁红杰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明泰公司认为保证期间应当以原审判决认定为准，即债权人应当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6月10日这一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此期间，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权利有事实依据，故祁红杰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审审理中，当事人均未就该争议事实提交新的证据，但对沈琦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予以认可。2014年3月7日，公安机关对明泰公司经办人沈琦作了询问笔录，沈琦陈述的主要内容为：1、我被周兰芳的一张假承兑汇票贴现骗钱的事报案；2、500万元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宝安支行，出票日期为2013年11月25日，期限六个月，票号3060005121114984，背书栏盖有吉源公司章和周兰芳的章；3、2013年12月3日，明泰公司将贴现款475万元汇入吉源公司账户，另汇6万元到周育培账户；4、12月3日，明泰公司与吉源公司签署承兑汇票转让协议；5、12月3日，经查询承兑汇票为假票；6、12月3日，吉源公司与明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由周育培、祁红杰以担保人身份签字；7、12月5日，当时祁红杰提出以金高布业的地皮做抵押贷款后还款，当天下午，祁红杰通过周育培贴现了一张50万元承兑汇票，贴到现金48万元还给我。祁红杰于12月5日拿一张50万元承兑汇票还给沈琦的事实由祁红杰本人及周育培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印证。法院对债权人明泰公司于借款协议签订后向保证人祁红杰主张权利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事实予以确认。1、《借条》明确约定“今晚”（即2013年12月3日）归还人民币50万元，但吉源公司未履行第一期还款义务；《借条》明确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就余额追索，故明泰公司在吉源公司未履行第一期还款后即可向债务人或担保人全额主张权利。2、祁红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12月5日沈琦向其主张权利的事实；祁红杰已实际履行部分担保责任，支付了50万元汇票。3、《借条》对吉源公司因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就余额追索的约定是对因债务人吉源公司违约导致分期偿还的债务加速到期的约定，故在吉源公司第一期还款违约后，明泰公司可就全部款项要求连带保证人祁红杰履行担保责任，清偿全部债务。4、明泰公司向连带保证人祁红杰主张权利在保证期间内，诉讼时效于明泰公司主张权利后开始计算。5、2014年2月，因明泰公司向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对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采取强制措施，于2015年6月12日解除取保候审。诉讼时效因明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起中断计算，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安机关不立案、撤销案件或检察机关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故明泰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一审再审认为，吉源公司向明泰公司出具借条，双方确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源于对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协议解除后，双方对权利义务清算所达成的新债权债务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祁红杰对票据转让及转让关系解除后达成清算协议均知情并参与，其为吉源公司还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担保行为合法有效。祁红杰为吉源公司还款提供保证担保，未明确保证方式，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方式认定；未明确保证期间，应按主债务到期之日起六个月确认。《借条》虽约定了分期还款方式，但同时约定若债务人任何一期未归还，债权人明泰公司可就余额追索，实际上赋予了债权人在债务人违约时既可以按约分期追索，也可以提前全部追索的选择权，该追索选择权同样适用于对连带保证责任人的追索。本案中，吉源公司与明泰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达成协议，约定第一期还款为“今晚”归还50万元，但吉源公司未履行还款承诺，明泰公司依约可于2013年12月4日起向吉源公司及担保人主张全部还款。12月5日，祁红杰以50万元汇票用于履行债务的行为，表明明泰公司已经向保证人祁红杰主张权利，且明泰公司主张权利并不限于第一期债权；从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并因债权人向债务人、担保人继续主张权利发生诉讼时效中断。2014年2月，明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本质上属于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行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至2015年6月前，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一直在延续中，明泰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明泰公司请求判令祁红杰归还85万元属于全部应还款475万元后的余额，并不限定于最后一笔应还款100万元中的余额，故祁红杰认为明泰公司12月10日后未向其主张权利担保人免责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等主张，不予采信。明泰公司要求祁红杰依约承担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利息从2013年12月10日起算（即最后一期还款日），并不能反证祁红杰关于担保责任免除的主张成立。债务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并不影响债权人对担保人主张权利。综上，祁红杰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部分成立，予以采信；原审在程序上存在的瑕疵应予纠正；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应予维持。周育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维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5）天商初字第1905号民事判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一、关于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12月3日吉源公司与明泰公司签订的《借条》中约定吉源公司向明泰公司分期还款，且承诺若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向吉源公司主张归还全部剩余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合同签订的当天晚上，吉源公司应当向明泰公司支付第一期50万元，但事实上吉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明泰公司有权向吉源公司主张归还全部款项即475万元，故明泰公司有权自2013年12月4日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借条中的担保人祁红杰、周育培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根据祁红杰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陈述，2013年12月5日沈琦向祁红杰提出了以收购金高布业的资产来抵偿借款，且祁红杰向沈琦支付了50万元承兑汇票用以履行债务，据此可以认定2013年12月5日明泰公司向祁红杰明确主张了保证责任，故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二、保证合同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2013年12月5日明泰公司向祁红杰主张了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12月5日起开始计算。根据祁红杰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12月6日、7日我喊家里的亲友去金高看场地，发现该厂已被法院查封二次，资不抵债，不能过户了，沈琦还要我还35万元……我看看自己的损失可能不能挽回了，就叫沈琦去警方报案……35万元我也没有给沈琦，我的律师和其他朋友说，我钞票拿的越多事情越复杂，我就没有再给沈琦钱”，且2014年2月明泰公司以周兰芳涉嫌票据诈骗向常州市公安局报案，该案的侦查工作一直在延续中。从祁红杰的陈述可以反映明泰公司一直在向周兰芳主张还款，并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直到2014年2月在明泰公司主张无果的情况下才向公安报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明泰公司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故明泰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祁红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75元，由上诉人祁红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扬飞审判员  魏雨文审判员  江 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