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43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皓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忻建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北京市盈科（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北京市盈科（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厚福祥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永生，托克托县“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托克托县浙加都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志坚，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西安皓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厚福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福祥公司）、原审被告托克托县浙加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加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民法院（2020）内0122民初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皓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皓宇公司不向厚福祥公司支付货款；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厚福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厚福祥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的《销售统计表》作为皓宇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依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厚福祥公司认可与皓宇公司签订的《联营购销合同》、《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且期满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双方的结算就应当依照该合同第八条“其他经营、管理费用”第8项、第11项的约定。厚福祥公司于2020年4月结束了与皓宇公司的合作，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仍然是《联营购销合同》及《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因此应当依照双方约定扣除管理费、扣点、陈列费后确定货款最终数额。一审法院无视合同约定，仅仅依据厚福祥公司单方提供的所谓《销售统计表》计算应支付欠款数额，与合同约定不符。其次，厚福祥公司及刘某本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有对账的授权，而且刘某当庭亲口承认对账都是皓宇公司的财务和厚福祥公司的财务对账，皓宇公司也提供了对账微信。一审法院认定刘某享有对账权的依据不足。二、皓宇公司自始至终就未授权刘某对账，其次厚福祥公司提供的《销售统计表》仅显示销售货物的名称、数量、金额，并没有一审判决所述称的相关费用扣除项目，即该销售表并没有显示促销费、扣点、VIP门店支持费用、退货费用的扣除。依据皓宇公司一审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显示，对账都是皓宇公司财务人员和厚福祥公司李良对账，皓宇公司多次微信要求厚福祥公司李良发送2019年7月《销售单》双方进行对账，但厚福祥公司直至起诉之日均未予理睬。因此双方从2019年7月起就未进行过对账，即使刘某所持有的《销售统计表》真实，那也并不是最终应支付的欠款数额。一审判决将其简单定义为买卖合同关系，仅仅依据厚福祥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无法核实真假的《销售统计表》就要认定皓宇公司应支付的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联营购销合同》经营特征及交易习惯。三、一审程序违法，厚福祥公司主张欠付货款，却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欠付货款数额，其述称证人刘某向其微信发送了对账单，但其当庭又无法提供手机进行核查，而是庭后与刘某一同前往法院对账，而一审法院并未通知皓宇公司前去当面对账。厚福祥公司早已过举证期限，而刘某作为离职人员更无对账权，一审法院还最终以该所谓的对账数额来认定欠付款项，程序违法，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四、2018年1月19日，皓宇公司与厚福祥公司签订了《联营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厚福祥公司在皓宇公司万兴店、莹昱店经营纳爱斯公司产品，还约定皓宇公司扣点费和人员促销管理费，以及厚福祥公司无条件退货等条款。从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8月1日期间，双方的结算方式是按单来进行结算，2018年8月1日以后，双方签订了《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约定了每月3100元的VIP门店支持费，自2018年8月以后双方结算方式是实销实结。2018年8月变更结算方式时，皓宇公司有退货。2020年4月结束合作时，皓宇公司也有退货。对此，证人刘某当庭认可，并且承认退货单上是其本人签字，双方在合同中也有关于退货的相关约定。因此，在计算皓宇公司支付给厚福祥公司的欠款时应当予以扣除。一审判决陈述皓宇公司提交的退货记录不能证明待证目的是无任何依据的，依法应予以纠正。因此依照《联营购销合同》约定，本案在计算皓宇公司应支付厚福祥公司欠付款项时，应当扣除人员促销费、扣点扣费、退货费用等。厚福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皓宇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皓宇公司称厚福祥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的《销售统计表》作为皓宇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依据不符合事实与法律.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已明确表述《对账单》是经皓宇公司的销售人员及店长刘某对账认可的，是经皓宇公司财务核算之后的《统计表》，每月的《统计表》均标注应扣除相关费用之后的最终应付款额，因此厚福祥公司根据该《销售统计表》主张所欠款合法合理。二、皓宇公司所称刘某无权对账，未经授权的说法不成立。刘某在《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以甲方皓宇公司负责人的身份签字，双方均认可刘某当时系皓宇公司驻浙加都公司的店长，法院认定其与厚福祥公司对账系以皓宇公司的名义履行的职务行为，该事实认定正确。三、一审法院庭后详细核实了《对账单》，查明皓宇公司自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应向厚福祥公司支付的货款为197045.12元，其中已支付118079.42元，尚欠78965.7元，不存在皓宇公司所称的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问题。四、一审法院在已查明的事实部分陈述的很清楚，依据刘某给皓宇公司经皓宇公司财务核算之后的《统计表》，每月的《统计表》均标注应扣除的相关费用之后的最终应付款项，因此皓宇公司的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浙加都公司未到庭参加询问，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厚福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皓宇公司、浙加都公司连带支付厚福祥公司货款1012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皓宇公司、浙加都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厚福祥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皓宇公司、浙加都公司连带支付厚福祥公司货款912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9日，浙加都公司和皓宇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厚福祥公司签订《联营购销合同》，约定厚福祥公司在甲方浙加都超市万兴店和莹煜店经营纳爱斯公司产品，约定结算方式为实销实结，乙方按照甲方的对账日期（次月15日至20日）对账确认后，乙方必须按确认账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一周内打款至乙方的对公账号。合同第八条“其他经营、管理费用”第8项约定：人员促销管理费为100元/月/店/人（月收取）；第11项约定：购物卡销售额返顾客扣点5%，银联、微支付、支付宝、飞凡卡、翼支付销售额返手续费扣点1%（月收取）。合同第十三条“争议解决的方法”约定合同有效期限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8月1日，皓宇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厚福祥公司签订《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约定甲方确保合同期内约定并持续保持，经纳爱斯公司每月检查合格后乙方将给予甲方每月3100元的VIP门店支持，同时约定支付方式为每月15日对账，18日前结款，实销实结。合同期满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组织皓宇公司驻浙加都公司店长刘某核实皓宇公司财务人员向其发送的皓宇公司与厚福祥公司的对账单，皓宇公司自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应向厚福祥公司支付的货款为197045.12元，其中已支付118079.42元，尚欠78965.7元。诉讼过程中，申请人厚福祥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作出（2020）内0122民初955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皓宇公司、浙加都公司银行存款共计101294元。冻结期限为一年。一审法院认为，厚福祥公司与皓宇公司之间签订的《联营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上述合同期满后双方虽未续签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存在事实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厚福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的《销售统计表》能否作为主张皓宇公司承担支付欠款的民事责任的依据。皓宇公司辩称刘某系其公司销售人员，并未授权对账，其只认可公司财务的对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刘某在皓宇公司驻浙加都公司既是负责人又是业务员，在厚福祥公司与皓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甲方皓宇公司负责人处签字，且双方均认可刘某在厚福祥公司主张欠款的期间内，确系皓宇公司驻浙加都公司店长，因此刘某与厚福祥公司对账系以皓宇公司的名义履行的职务行为，对皓宇公司发生效力；从证人证言的认定角度来看，刘某系厚福祥公司申请作证的证人，而刘某在厚福祥公司主张欠款的期间内系皓宇公司员工，刘某与厚福祥公司之间并无利害关系，其证言与厚福祥公司所提交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上述《销售统计表》系皓宇公司驻浙加都公司店长刘某向厚福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发送的经皓宇公司财务核算之后的统计表，每月的统计表后均标注扣除应扣除的相关费用之后的最终应付款额，厚福祥公司根据该《销售统计表》主张所欠货款合法合理。关于欠款金额，厚福祥公司自认皓宇公司未向其发送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的《销售统计表》，证人刘某对此亦认可，即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的销售金额未经对账，因此厚福祥公司提交的该时间段的统计表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厚福祥公司所提交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销售统计表》予以认定。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应付款金额核减已付款金额后，皓宇公司欠付货款为88965.7元，诉讼中厚福祥公司自认皓宇公司付过10000元，该10000元应予核减，因此，皓宇公司欠付货款为78965.7元。关于厚福祥公司要求浙加都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浙加都并非本案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所述，对厚福祥公司要求判令皓宇公司支付货款9129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78965.7元；对厚福祥公司要求浙加都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浙加都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皓宇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厚福祥公司所欠货款78965.7元。二、驳回厚福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6元，由厚福祥公司负担465元，由皓宇公司负担1861元。保全费1026元，由皓宇公司负担。二审中，厚福祥公司围绕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人证言，拟证明都是与刘某进行日常对账。皓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不同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不一样。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厚福祥公司与皓宇公司因履行《联营购销合同》和《纳爱斯公司产品陈列协议》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皓宇公司是否应当向厚福祥公司给付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货款78965.7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针对厚福祥公司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期间产生的货款，皓宇公司的销售人员刘某出具了《对账单》。本院认为，皓宇公司销售人员刘某向厚福祥公司出具《对账单》的行为，应认定系以皓宇公司名义履行的职务行为，《对账单》核定的数额应作为双方之间结算的依据。在此期间皓宇公司也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对于已付金额无异议，皓宇公司应当按照《对账单》金额继续履行未付部分的给付义务。皓宇公司主张涉案的款项中，应当予以扣减促销费、销售返点费、退货费和VIP门店支持费等。本院对此认为，在2018年10月1日后，双方未就皓宇公司诉请扣减的促销费、销售返点费和VIP门店支持费达成书面协议，所有的结算均通过刘某的对账确定，且皓宇公司也支付了部分货款，结算数额应以刘某出具的《对账单》为准。关于皓宇公司主张应当扣减2018年8月1前的退货款，因其并未提起反诉请求，其可另行主张。本案中皓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对其诉请扣减退货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另，皓宇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庭后曾组织过对账，但未通知其参加，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本院对此认为，一审法院庭后系依职权对皓宇公司销售人员刘某出具的《对账单》真实性进行核实，并就此向刘某本人进行核对，并非就本案重新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对账和认定，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综上所述，皓宇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4元，由上诉人西安皓宇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芳审判员 吴铁刚审判员 卜 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佳澍书记员 郭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