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初1412号 原告：徐志洪，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徐，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长木里****。 诉讼代表人：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管理人，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负责人：陈凌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云、陈罕竹。 原告徐志洪因与被告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志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中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志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徐志洪在被告中商公司破产清算案中享有债权人民币10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中商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6月25日指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中商公司管理人。原告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对被告享有不止100万元的债权。管理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提交的债权表中，将原告的债权金额确定为“0”，原告立即向管理人提出债权异议。管理人在收到原告的债权异议后，并未与原告进行对账，亦未与原告有任何联系交流，仅以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公章与管理人接管的公章不同、被告账面金额与原告申报的金额相差较大、原告与被告财产混同为由，认定原告的债权金额为“0”，但未向原告出示任何证据材料，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现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及《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中商公司答辩如下：一、原告请求确认其享有债权100万元，而其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高达1212361741.17元，本身就自相矛盾。二、中商公司管理人认定徐志洪的债权为零，有充足证据，并非如原告所述的简单粗暴。（一）中商公司以个人卡作为公司账户使用，财务核算混乱且不合规。尾号为2119的卡和尾号为6666的卡财务账面的记载情况以及往来科目的财务记录来看，中商公司财务核算非常混乱。并且由于中商公司涉及用股东个人卡作为公司账户使用，中商公司对上述两卡不具备绝对的控制权，并且个人卡与原告自身往来频繁且金额巨大，管理人认为中商公司与徐志洪财产高度混同。（二）公司账面记录，截止2019年6月14日，合计应收原告净额73885486.61元。如依据徐志洪名下6226097930002119卡（以下称2119卡）和4100627930816666卡（以下称6666卡）的银行流水，收到原告净额为520395336.06元。两项记录严重不符，故不能据此认定该两张卡为公司所控制。（三）原告申报材料中提交的借款对账单无事实依据支撑，原告系公司股东，仅凭对账单不足以确认债权。另外，管理人需要说明，管理人从徐志洪处接管到了编号为330103112298的印章（以下称2298章）和编号为3611000053218中商公司上饶分公司的印章（以下称3218章）。但未接管到编号为3301034003013的印章（以下称3013章）。且2298章编码为12位，并未向公安备案。综上，中商公司本身财务核算非常混乱，中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高度混同，原告申报的债权缺少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徐志洪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徐志洪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中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据3（2019）浙0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和证据4（2019）浙01破5号决定书，证明目的：（1）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2017年11月15日之前董国民为中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法院裁定受理中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系管理人。 对该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第二组：证据5《借款协议》（2012年10月20日）、证据6股东会决议（2014年11月）、证据7《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0日）、证据8《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协议》（2014年11月28日）、证据9徐志洪上饶2010年10月前往来明细账、徐志洪与中商集团往来明细账、徐志洪上饶并账往来明细账和证据10《借款结算对账单》（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 对该组证据，被告中商公司质证如下：证据5、7、8、9上的公章并非管理人接管的公章，也非公安备案公章，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10中2015、2017对账单上的公章并非管理人接管到的章，2016、2019对账单所加盖的公章在此期间由徐志洪控制；且所有的明细账往来均是与徐志洪个人卡发生交易，不能据此判断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不认可证据6的证明目的。 第三组：证据11银行流水两份，用以证明：（1）徐志洪名下的2119卡和6666卡在被告实际使用期间，银行流水清晰；（2）上述两卡由被告使用，卡上支出为公司支出，收入为公司收入，原告对被告的借款以及被告以原告名义向第三人的借款，主要汇入上述两卡的账号。（3）两份银行流水显示，原告汇入被告与被告汇给原告之间有巨大的差额，远超100万元。 对该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该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徐志洪自己与自己交易，如像徐志洪所述该卡用于公司经营，只能证明中商公司的财务支付非常不规范，不能证明徐志洪拟证明的内容。 第四组：证据12《委托借款协议》（2014年5月20日）和证据13《借款对账单》（2018年1月8日），用以证明徐志洪受中商公司委托向第三方借款的事实，且该借款截至2018年1月8日尚有13316000元未偿还。 对该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从管理人接管的财务资料无法判断，该款项是否真实出借，也无法判断是否已偿还。证据13上的公章并非管理人接管的公章。 第五组：证据14《借款收据》（2011年1月-12月，部分）、证据15《2011年部分借款收据与尾号为2119卡银行流水对应表》、证据16《借款收据》（2011年1月-9月，部分）、证据17《2012年1-9月借款收据与尾号为2119卡银行流水对应表》、证据18《上饶并账徐志洪借款往来明细》、证据19《借款收据》（2011年10月-12月，部分）、证据20《2012年10-12月部分借款收据与尾号为6666卡银行流水对应表》、证据21《借款收据》（2013年，部分）、证据22《2013年部分借款收据与尾号为6666卡银行流水对应表》、证据23《借款收据》（2014年，部分）、证据24《2014年部分借款收据与尾号为6666卡银行流水对应表》和证据25《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0日），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远超100万元款项的事实，2119卡和6666卡用于中商公司经营的事实。 对该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与管理人接管的会计资料对应，与管理人根据财务资料审计的总额有出入。且均徐志洪的个人卡之间的交易，无法判断与中商公司的关系。 对第二组至第五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认可以上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及双方陈述综合评述。 第六组：证据26被告外账中关于徐志洪相关科目的凭证查询、证据27被告内账凭证查询、证据28《中商公司部分内外帐对比说明》和证据29《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被告公司存在内外帐，且内帐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应以内帐为准确认原告对公司享有债权。 对该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内外帐本身就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证据29与本案无关。 对第六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设立内外帐不符合公司财务制度规范的要求，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第七组：证据30《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账册凭证移交清单》（2016年9月10日）、证据31《中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账册凭证666现金账移交清单》（2016年9月10日）、证据32《中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交接明细》（2017年11月15日）、证据33《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物品移交清单》和《交接清单》（2017年11月15日）、证据34《合同、财务账册等资料交接清单》和《财务凭证交接清单》（2019年12月25日）、证据35《公章遗失公告》、证据36《关于徐志洪相关债权认定的说明》、证据37《徐志洪债权异议回复函》，用以证明徐志洪从中商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处接受公司相应财务凭证的时间为2016年9月，接收公章及财务章时间为2017年11月；公司分内帐和外帐；原告已将接管到的所有资料移交给管理人；公章遗失，已依程序重新刻制，新公章亦移交给管理人。 对该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不认可证据30-34的证明力，徐志洪一直是中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不能据此认定之前其不控制公司。不认可证据35的证明力，从遗失公告不能看出遗失的是编号为3013的公章。而移交给管理人的编号为2298的公章未备案。对证据36、37无异议。 对第七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认可以上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及双方陈述综合评述。 被告中商公司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徐志洪债权申报材料四份，用以证明徐志洪向管理人申报了巨额债权。证据2银行流水两份（同原告证据11）和证据3银行流水（6666卡）与账面记录的对比统计，共同用以证明银行流水与账面记录有区别，因此该卡至少未全部用于公司经营。证据4公章的查询记录，用以证明管理人接管到的2298章未经公安备案。 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中商公司存在内外帐，不能据此认定卡未用于公司经营。 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中商公司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其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述。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各方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9年6月14日，本院作出（2019）浙01破申6号民事裁定，受理易永长提出的对中商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并指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中商公司管理人。 徐志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600万元，利息731.6万元；项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171260349元；徐莉辉向管理人申报债权385335786元；汪懋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本金500万元，利息8069164.26元。后三笔债权均系从徐志洪处转让取得。 庭审中，徐志洪向法院递交了以下与中商公司的借款凭证：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落款印章为3013章的《借款协议》；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落款印章为3013章，借款金额为312252478元的《借款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落款印章为3013章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6日，落款印章为3218章的《借款结算对账单》；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9日，落款印章为3218章的《借款结算对账单》；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5日，落款印章为3013章的《借款结算对账单》；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8日，落款印章为3013章的《借款对账单》（徐志洪主张该对账单专门用于结算以徐志洪个人名义为中商公司向上饶县福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的贷款）；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6日，落款印章为2298章的《借款结算对账单》。 徐志洪自认在2017年11月15日从董国民处取得公司的编号为3013章，该公章因遗失于2018年3月20日登报公告，之后刻制了2298的章，同3218章一起已移交管理人。 管理人经查询2298的章并未在公安备案。 从工商登记资料看，徐志洪一直为中商公司的最大股东。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徐志洪的其他银行卡与其名下2119卡和6666卡有大量款项往来。徐志洪主张该两张卡用于公司经营，中商公司管理人则主张从其接管的财务资料无法得出该两张卡只用于公司经营的结论。 本院认为，徐志洪系依据其与中商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和借款对账单主张中商公司至少尚欠其100万元。但徐志洪为中商公司的大股东，且自认借款协议和借款对账单上落款的印章曾由其保管。故仅凭借款协议或借款对账单，法院无法认定徐志洪与中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徐志洪还提供了银行转账流水以证明其主张。但徐志洪提供的转账证明均发生在徐志洪的个人账户之间，不能证明徐志洪向中商公司出借款项。 徐志洪主张其名下2119卡和6666卡系用于中商公司经营，故其向该些卡的汇款应认定为向中商公司的借款。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使用股东的个人卡用于公司经营与公司的财务制度相悖，且徐志洪不能对徐志洪的个人卡用于公司经营的理由作出合理解释。其次，根据中商公司管理人接管的财务资料，徐志洪2119卡和6666卡银行流水反映的资金流向与中商公司的财务记录不一致，故徐志洪主张系由中商公司控制上述两卡的主张不成立。徐志洪抗辩称账目无法核对一致的原因是中商公司存在内外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徐志洪的该抗辩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徐志洪自认其于2017年11月15日从前法定代表人处接管中商公司，中商公司管理人亦系从徐志洪处取得中商公司的财务资料，徐志洪应对中商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现徐志洪提出与其向管理人提交的财务资料有悖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志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商公司尚欠其至少100万元的款项，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志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徐志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琦 审 判 员  魏之薏 人民陪审员  邵蕙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钟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