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11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建新街钢山路**楼。法定代表人：马广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小东路**。法定代表人：叶锦寨，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吴杰，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住，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div>法定代表人：谢国辉，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陈明慧，辽宁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金卡路**div>法定代表人：徐崇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六安亿丰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皖西东路**div>法定代表人：黄升地，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东段）**楼**。法定代表人：陈胜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勇，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姝婧，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抚顺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抚顺县拉古乡鸽子村v>法定代表人：王延明，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抚顺神洲源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抚，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大路**v>法定代表人：刘润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达，辽宁卓政（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运公司”）因与明达意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花支行（以下简称“抚顺银行望花支行”）、沈阳亿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亿丰公司”）、六安亿丰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亿丰公司”）、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欣公司”）、抚顺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公司”）、抚顺神洲源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洲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启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被上诉人明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相奇、陈明慧，沈阳亿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顺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勇、林姝婧，神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达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六安亿丰公司、聚丰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启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666.7万股股权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3、请求被上诉人明达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工商局不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机构，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不能产生公示效力。第一，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抚顺银行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以股权证的形式存在，交付股权证即可转让股权，股东变更无需在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工商局也无法控制非上市股份公司股票的转让，向工商局送达查封裁定，根本起不到查封案涉股权的作用。《辽宁省工商局关于抚顺市工商局能否协助人民法院冻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请示的答复》（辽工商发[2015]1号文）明确指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无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第11条第1款也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人民法院冻结非上市公司股权应当采取扣押股权凭证，向股权所在市场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局协助公示的方式进行，但本案中，执行法院在首次冻结案涉股权时，仅向工商局送达裁定和协执，未冻结股权凭证、未向抚顺银行送达裁定及协执。而被上诉人在首次冻结和续冻结之前完成了案涉股权的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第6条第2款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项，应当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但执行法院却强制要求其履行无法定职权且无法履行的义务；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2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由此，法院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票只能采取扣押的方式，而且要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及分红等，而案涉股权的股权证并没有被扣押。第三，2014年10月17日，上诉人在办理案涉股权的出质登记时，案涉股权已经通过转让方式由沈阳亿丰持有，也没有查封冻结等权利负担。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时，抚顺市工商局已经告知案涉股权已经转让，其无法履行协助义务。故上诉人顺利办理了案涉股权的出质登记。此外，2012年1月13日首次冻结案涉股权并未向抚顺银行送达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52条之规定向抚顺银行送达裁定及协执。2013年12月30日第二次续冻结时，抚顺银行已经向执行法院表明被上诉人已经不是抚顺银行的股东，无法协助执行；由于此时被上诉人已将案涉股权转让，沈阳亿丰取得案涉股权，并且合法取得了银监局批文等多项法定材料，具有了明显的权利外观。二、上诉人取得案涉股份的质权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上诉人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时从不知晓案涉股权存在争议。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时，在抚顺市工商局备案的抚顺银行档案中，无论是抚顺银行的公司章程还是股东名册，都体现沈阳亿丰为抚顺银行股东；案涉股份质押情况已被记载于抚顺银行股东名册，并在抚顺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三、上诉人已充分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在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时，沈阳亿丰具有案涉股份合法权利人的外观，上诉人查阅了抚顺银行股东会决议、银监会批准文件、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前述证据材料均能证明沈阳亿丰为案涉股权的合法权利人，并且沈阳亿丰也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取得股权分红；上诉人在办理质权登记前查阅工商档案也并没有案涉股权被查封冻结的记载，更为关键的是工商局经审查后办理了出质登记。也证明了案涉股权未冻结、上诉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四、一审判决引用（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作为其裁判的依据。但该民事裁定，只是解决被上诉人与沈阳亿丰之间基于案涉股权执行的纠纷，而作出的驳回沈阳亿丰停止执行的请求，其对非上市股份公司登记机构的阐述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中的质权人，也不能以沈阳亿丰非善意取得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为由，直接得出上诉人质权非善意取得的结论。五、上诉人作为联保首席担保人，代表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共同行使对案涉的3666.7万股股权的质权。明达公司辩称，明达公司与启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启运公司对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股权不享有质押权，更没有优先受偿股权。启运公司在本案及明达公司破产债权申报中均未举证证明其与明达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其举证的合同均是与明达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对明达公司没有约束力；启运公司所谓的质押登记明确记载的出质人为原审第三人亿丰公司，并非明达公司，而亿丰公司并不享有该股权，启运公司无权依据该质押登记向明达公司主张权利；启运公司就案涉股权的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首先，案涉股权在启运公司办理质押登记前，早就已经在另案中被司法查封、冻结，禁止转让、抵押或处分；历次查封、冻结均由抚顺市工商局做出协助执行并办理了冻结登记等手续，存档备查，启运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核实该股权是否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等限制措施。故启运公司在该股权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况下，与第三人亿丰公司等配合办理该股权的质押登记，并非善意。其次,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认定启运公司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另案十余份生效判决，已判决亿丰公司对案涉股权不适用善意取得；工商局作为公司的法定登记机构，发起人股权已在工商局登记，因此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的登记机构，也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查封保全的登记机构。抚顺市工商局公示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发起人，持有其15000万股股权，证明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的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已在抚顺市工商局登记。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股权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36号）中，工商总局答复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称“人民法院依生效的法律文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冻结有关股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法协助执行”，本案所涉股权查封发生在该答复被废止之前，因此，该答复适用本案；启运公司在明知出质人对案涉股权不享有所有权得情况下，继续与出质人配合，接受出质人以案涉股权提供的反担保存在过错。原审第三人亿丰公司述称，工商局并不是非上市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机关，非上市有限公司的登记机关应该是产权托管中心；工商局是股权出质的登记机关；在股权出质时，亿丰公司并没有与上诉人进行串通，构成善意取得。原审第三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述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在工商局做变更登记，而仅是发起人股东的持股情况做原始登记，此后无论发起人是否将股权予以转让，均不改变公司发起人持股情况的原始登记；2015年2016年抚顺银行机读档案显示的明达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是指明达公司作为发起人时持有股份的情况，并非是明达公司在2015年、2016年仍然持有抚顺银行股份；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审理本案错误，该规定是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本案所涉的是股份公司；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进行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能将股票认定为其他财产，对股票应当采取扣押的方式来限制交易，上诉人依据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而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原审第三人顺欣公司述称，顺欣公司应享有与启运公司一致的、按照比例对沈阳亿丰商业管理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的股权的质押权。原审第三人神洲公司述称，我公司依法对案涉股权的质权享有相应的份额。原审第三人六安亿丰公司、聚丰公司未答辩。启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666.7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2.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666.7万股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7日，抚顺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2012年1月4日，辽宁高院受理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13日，辽宁高院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查封或冻结明达公司名下价值相当于本金105,000,000元及利息5,039,580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还向其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记载：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13日作出的（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当事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查封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3332%的股权，15000万元，查封期限自即日起两年即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2日止。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辽宁高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5月10日，明达公司出具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7000万股权转让给沈阳亿丰公司。明达公司委托抚顺银行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5月14日，沈阳亿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关于该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000万股股权的议案。2012年6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183号批复，同意沈阳亿丰公司受让明达公司持有的抚顺银行7000万股股权。2012年7月4日，沈阳亿丰公司向抚顺银行的账户共计付款12笔，总计金额10500万元。抚顺银行用其偿还了明达公司为关联公司所担保的欠付抚顺银行到期债务。2012年7月29日，抚顺银行股东大会修改《抚顺银行公司章程》。记载：沈阳亿丰公司以货币出资7000万元，出资时间2012年6月29日。2012年9月6日，辽宁高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辽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作出辽银监复[2012]609号批复，同意核准修改后的《抚顺银行章程》。2013年3月19日，辽宁高院指定大连中院执行李乔诉明达公司、抚顺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锦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4月10日，大连中院立案执行。2013年12月30日，大连中院作出（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并于当日向抚顺市工商局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同日，抚顺市工商局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年12月31日，抚顺银行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协助执行异议书》，主要内容为：抚顺银行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执一恢一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5月20日，大连中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冻结股权进行评估，价值2.093亿元。李乔未提出异议。2014年7月3日，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同意沈阳亿丰公司在工商局（托管中心）质押所执抚顺银行股权。”2014年9月1日，六安亿丰公司（借款人）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约定借款金额5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2日至2016年10月21日，由沈阳亿丰公司提供担保。10月22日，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向六安亿丰公司发放贷款。同日，委托人（甲方）六安亿丰公司与受托人（乙方）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融资担保委托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甲方因向抚顺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5500万元，特委托乙方为其融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5500万元，其中启运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丙方顺欣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聚丰公司担保额为1000万元，神洲公司担保额为500万元。融资担保金额、期限和范围以乙方与抚顺银行协商后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为准。同日，甲方六安亿丰公司（被担保人）与乙方启运公司（联保首席担保人）、丙方（联保协办担保人）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联合担保协议》（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乙方、丙方联合作为担保人，为甲方向抚顺银行望花支行申请的信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为5500万元，其中乙方启运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丙方顺欣公司担保额为2000万元，聚丰公司担保额为1000万元，神洲公司担保额为500万元。同日，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作为保证人分别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保02号、03号、04号、05号），约定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为六安亿丰公司与抚顺银行望花支行之间的借款提供保证，其中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担保额分别为2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同日，出质人（甲方）沈阳亿丰公司与质权人（乙方）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约定沈阳亿丰公司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出质权利为“沈阳亿丰公司持有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666.7万股股权，占总股权的1.5%。”2014年9月10日，李乔申请拍卖被冻结股权。2014年10月15日，抚顺银行董事会决议，通过：2014年7月3日股东大会关于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持续有效。2014年10月17日，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抚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016号）记载：根据申请，我局于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现将登记事项情况通知如下：质权登记编号：2014016；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3666.7万元/万股；出质人：沈阳亿丰公司；质权人：启运公司。抚顺银行将质押情况记载于股东股权质押明细表。2014年12月26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拒绝履行协助继续冻结股权义务。抚顺银行签收但载明明达公司已不是抚顺银行股东，无法协助执行。2014年12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抚顺市工商局在无合法理由告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不能履行协助义务为由，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罚款决定书，对抚顺市工商局罚款100万元，限期在2015年1月9日前缴纳。后抚顺市工商局履行了协助冻结股权义务，并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的回执，确认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其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述罚款决定书未实际执行。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2019年6月10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日期明达公司仍持有抚顺银行15000万股股权。沈阳亿丰公司向大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明达公司持有的7000万股已转让沈阳亿丰公司，请求法院停止拍卖执行。2015年4月8日，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75号执行裁定，驳回沈阳亿丰公司的异议。沈阳亿丰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请：1.确认7000万股股权已经转让给沈阳亿丰公司，2.停止对7000万股执行。后大连中院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驳回沈阳亿丰公司诉讼请求；沈阳亿丰公司提起上诉，后辽宁高院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38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5年12月22日，大连中院作出（2014）大执二字第122号民事裁定，继续冻结上述股权，期限自2015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21日。同日，大连中院向抚顺银行送达。12月28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协助执行回执，确认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10月19日，甲方（借款人）六安亿丰公司、乙方（担保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丙方（反担保人）沈阳亿丰公司签订《展期合同》（合同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6年保展字0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抚启运股权质押[2014]008号《融资担保委托合同》和《联合担保协议》、《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乙方、丙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乙方同意对上述合同进行展期，展期前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展期前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2016年10月21日；展期后担保金额为5470万元，展期后到期日为2017年10月20日。2016年10月11日至21日期间，贷款人抚顺银行望花支行、借款人六安亿丰公司与担保人启运公司、顺欣公司、聚丰公司、神洲公司、沈阳亿丰新抚置业有限公司、邱正闯、许红辉签订《展期合同》（编号：抚银望支2014流贷018号展字第02号）。约定：本合同是对编号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借款合同和编号为抚银望支2014年流贷018号保01号、02号、03号、04号、05号、06号、07号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贷款人、借款人和担保人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合同和原担保合同及协议的约定执行。贷款人同意对上述合同项下所对应的相应债务进行展期，原债务金额为5500万元，原债务到期日为2016年10月21日；原债务余额为5470万元。2016年12月20日，大连中院对沈阳亿丰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重审案件作出（2016）辽02民初291号民事判决，驳回沈阳亿丰公司诉讼请求。沈阳亿丰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6月7日，辽宁高院作出（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亿丰公司申请再审。2017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驳回沈阳亿丰公司再审申请。现（2016）辽02民初291号民事判决、（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均已生效。2017年10月24日，沈阳亿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明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明达公司立即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0,500万元及利息、可得利益。2018年5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明达公司返还沈阳亿丰公司股权转让价款10,500万元。明达公司提起上诉。2019年3月25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2017）辽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2018）辽民终648号民事判决均已生效。2018年，启运公司向大连中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立即停止对登记在沈阳亿丰公司名下，但判归明达公司所有的出质股权的执行。2018年2月5日，大连中院作出（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驳回启运公司异议请求。启运公司申请复议。2018年6月9日，辽宁高院作出（2018）辽执复206号执行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驳回启运公司的异议申请。2018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明达公司破产清算，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担任明达公司管理人。启运公司遂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未予确认。2019年4月16日，启运公司提起本案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启运公司因明达公司管理人未予确认债权提起诉讼，故本案案由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3条第三款规定，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权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由此可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除应遵循《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相关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本案案涉《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系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的无效情形，且抚顺银行将质押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该合同有效。关于启运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案涉股权质权并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另案生效文书即（2017）辽民终22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关于抚顺市工商局是否系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机关的问题。抚顺银行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如何保全冻结及股权登记机构尚无明确规定，只有在现有法律情境下结合本案作出确认。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年修订）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从财产属性上看，公司股权应当属于该条规定中所称的‘其他财产权’，在保全查封时，只有对‘已登记的股权’才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查封保全手续。因此，工商局作为公司的法定登记机构，发起人股权已在工商局登记，因此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的登记机构，也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权查封保全的登记机构。2015年1月5日及5月25日抚顺市工商局出具的抚顺银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发起人，持有其15000万股股权，说明明达公司是抚顺银行的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已在抚顺市工商局登记。因此，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查封保全登记机构，一审法院向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适当。第二，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股权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36号）中，工商总局答复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称‘人民法院依生效的法律文书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冻结有关股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法协助执行。’虽然该答复已于2014年7月14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工商办字[2014]138号）废止。但是本案是发生在2012年1月13日该答复废止之前，因此，该答复适用本案，抚顺市工商局是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机关。第三，辽宁高院向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也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说明抚顺市工商局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抚顺银行发起人股权的查封保全登记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能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明达公司作为抚顺银行发起人，其持有抚顺银行的股权属于已登记的股权，辽宁高院在对涉案股权查封时，已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办理了查封保全登记手续，完成了公示，即取得了对抗效力。即使法院未通知抚顺银行查封保全股权事宜，但是通过工商局办理的查封保全登记属于有效，并可对抗第三方。”生效司法文书（2017）最高法民申3150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大连中院对案涉股权作出的查封、冻结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经抚顺市工商局接收后，即具有了对外公示效力。”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保全查封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排他性，未经人民法院许可，或未经解除查封，任何人不得处置。其他主体在应当知道该公示的情况下欲实施其他处置案涉股权法律行为时应尽到注意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此时案涉股权已完成了保全公示，启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处置自身权益时，在进行质押登记时，应尽到了解质押标的物即本案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的义务，以避免权利不能实现的风险。而启运公司在应当知道案涉股权已被保全公示的情况下，未核实案涉股权的登记状况，未对自身权益处置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启运公司构成善意第三人，启运公司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股权的质权。因此，原告提出的对案涉3666.7万股股权享有质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预交案件受理费608,600元，由原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316,800元，退还原告291,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在此予以确认。另查明，明达公司与沈阳亿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沈阳亿丰公司（乙方）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可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过户手续，明达公司（甲方）即明达公司应积极配合。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启运公司在明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向明达公司管理人申报案涉股权质权并主张优先受偿权、管理人不予确认而引发的纠纷，由于股权质权不属债权，而属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权利质权，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别除权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别除权又称破产别除权、破产优先受偿权，是指债权人因其债权而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或者特别优先权，而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享有对该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上诉人启运公司主张其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对本案所涉股权享有质押权，并请求法院确认其对该质押权和优先受偿权，故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上诉人启运公司就案涉股权质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是否符合别除权行使的条件：第一，虽然上诉人启运公司在签订《反担保权利质押合同》时，抚顺银行股东会决议、银监会批准文件、变更后的公司章程等证据材料能够显示沈阳亿丰公司为案涉股权的权利人，但在抚顺银行工商登记档案的记载中，明达公司仍是对案涉股权登记的权利人，并且明达公司与沈阳亿丰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关于案涉股权的交割的约定中，亦明确：本协议生效后，沈阳亿丰公司（乙方）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可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过户手续，明达公司（甲方）应积极配合。据此，抚顺银行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材料关于沈阳亿丰公司为案涉股权的股权人的记载，只是沈阳亿丰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据，并不能导致启运公司等交易主体对案涉股权真正权利归属的完全信赖。前述主体在就案涉股权设定质权的过程中，对案涉股权真正权利归属作进一步调查的义务依法不能被免除；第二，在与本案相关联的案件中，本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均确认：本案中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公司股权进行变更登记的登记机关。明达公司与沈阳亿丰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之中亦存在对案涉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上诉人启运公司等在就案涉股权设定质押的过程中，亦应注意到案涉股权未过户登记至原审第三人沈阳亿丰公司名下之事实，在其未向利害关系人核查案涉股权真实权利归属的情况下，即办理质押手续，难以认定其对案涉股权质权的取得善意和无过错；第三，本院在对涉案股权查封时已向股权登记机关抚顺市工商局下达了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抚顺市工商局亦向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回执、办理了查封保全手续，完成了公示。在抚顺市工商局抚顺银行企业档案中，均有本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启运公司在设置质押案涉股权质押过程中，亦应向股权登记机关、工商局及股权持有方、案涉股权的登记权人了解案涉股权的真正权利归属，即启运公司等应对该交易尽到最起码的谨慎注意义务。在前述交易主体未能通过举证证明其在就案涉股权设定质权的过程中，已就案涉股权的权利归属、是否被查封进行查询的情况下，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上诉人启运公司等主张其在案涉股权质权认定过程中对案涉股权被查封等情况不知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本案中，上诉人启运公司基于其反担保权利人和案涉股权质权人的身份，而请求行使别除权，但在本案的一审、二审程序中，启运公司并未举示其已经对案涉债权承担清偿责任或者已经具备行使优先受偿权条件等方面的证据，故其请求确认其对案涉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启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800.00元，由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云峰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窦新萌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