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某，秘书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某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被上诉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某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依照相关法律和国家与省市社保现行有关政策规定,为本人补缴1992年至2016年间原单位应缴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费用,同时为本人补办相应的养老医疗社保合法手续。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本人2016年2月12日(本人合法退休年龄之日起)至本人能够正式领取合法退休金期间应得而未能领取的养老金损失。四、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现行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标准,赔偿本人1996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合计160万元的应得工资、相关福利待遇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五、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书将“原、被告均无法提供太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太原仁达实业公司的成立、登记及注销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二公司是否由被告设立、被告是否系主办单位,以及原告是否系被告委派至该二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且该案系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与事实不符,应予发回重审。(一)首先,作为自然人的上诉人,在本案中本上诉人既无资格参与被上诉人设立、登记及注销所属机构的相关会议,更无能力查调相关决定、决议和相关批准、批复等文件档案,根本不具有这方面的举证能力。其次,作为管理极其规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被上诉人,完全掌握并管理着本人原单位与其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文件和资料档案,被上诉人既有专门档案管理机构,又有规范严格的收存制度约束,不但有办法、有条件、有义务主动配合法院取证,而且更应主动承担向法院提供其所掌握管理的相关文件资料档案的法律责任。再次,被上述人及其代理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竟以“无法提供太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登记及注销情况”为借口,公然回避完全可以提供相关档案证据的基本事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明确举证责任规定,依法追究其可以举证而故意不举证的违法责任。(二)将“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是(本人原单位)的设立主办单位”作为判决依据,与事实严重不符。理由如下:一是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原单位的出资主办单位的事实,有据可查。由于本上诉人的原单位在工商登记中的名称冠有被上诉人的机关全称,在其成立登记注册、申请事业编制、日常监管和注销解散财产清理、人员遣散等重大责任环节方面,均应按照《人大组织法》和《人大机关内设机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逐级向被上诉人主管部门及其分管领导请示报告,均应获得批准或批复后方能执行。其中,与其有关的《请示报告》《批文批件》《财务报表》等,也应按《国家档案法》等有关规定分类整理,归档保存。特别在人大内部工作机构设置、直属单位成立、登记、注销和其印章刻制、使用、销毁等方面,更是建有严格审批管理程序和请示报告审批制度。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第七条“国家权力、党政、司法等机关、团体的各级组织、机构需要刻制印章的,由制发机关的印章管理部门开具公函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的规定,本上诉人的原单位在成立之初和工商登记注册阶段,也必然履行刻印公章的请示报告和审批程序,有关批文批件也应按有关规定分类汇总,整理归档。二是尚未明确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就做判决,做法不公。本上诉人在给一审法庭提供的所有书证,已能证明本人的原单位是被上诉人出资设立和主办主管的事实不容否认。被上诉人也应出具所掌握并管理的相关文件档案给予佐证。但在一审庭审中,该法庭无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所掌握管理的文件档案的合理诉求,在没有明确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和义务的关键环节前提下就做出了所谓判决书，请求二审法庭予以撤销,发回其重审。二、一审判决枉顾事实铁证,错误解释有关法律法规,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第一、本人的《人事劳资档案》至今仍由被上诉人管理。本上诉人的《人事劳资档案》于1992年10月调入原单位后,本人从未见过,何时、何故、按何种程序被转到被上诉人的机关人事处的原因,本人也不得而知。但本人档案关系至今仍由被上诉人机关办公室的人事科管理的事实。由于被上诉人在其主办的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注销后,未按当时政策规定“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后,应当依法收回财产、妥善安置职工、补办社保手续”等的要求履职,给本上诉人造成了以下重大个人损失:1)本人原有的机关干部身份和原单位的事业编制身份被无端中断丧失,人格尊严权受到严重损害。2)原单位被解散后其主办单位不按当时政策规定安排工作并发放生活费用,导致本人长期流落社会打工维持生活,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个人精神遭受了长期损害,依法应有的工作权利被无端剥夺,本人的合法工作权遭受到直接侵犯。3)由于本人《档案》由被上诉人接收管理,在长达20多年期间,本人曾向其提出过无数次要求调离并自行补办社保手续的要求,但被上诉人始终无视本人诉求,不给本人办理正常《人事劳资档案》调动手续,不提供任何人事劳资对外证明,直接导致使本人丧失了许多职称评定、专家选聘、海外应聘等人生机会,名誉权、荣誉权和个人的社会信用受到很大影响,个人精神饱受损害,人身自由权受到严重侵犯。4)由于本人《档案》由被上诉人接收管理,在长达20多年期间,本人曾无数次向其提交要求补缴并补办社保手续的《申诉书》《请求书》《恳请书》等。但被上诉人始终扯皮推诿,既不向社保部门咨询,也不寻求解决办法,至今也没有给本人补办社保手续,直接给本人造成了法定年龄不能正常退休、至今无法享受法定养老薪金待遇和医保等国家福利,以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很难补办社保手续的“老无所养”的人生悲剧,本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了严重侵犯。为此,本上诉人也向二审法庭郑重提出要求被上诉人应付本上诉人精神补偿费的合理要求,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使用法律法规,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按照事业单位同类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给本人补发1996年1月至2016年2月的全部工资和房补、车补、通讯相关规定的补贴和福利待遇约计120万元；2、请求被告为本人补缴1992年至2016年间的全部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费用，同时为本人补办养老和医疗社保手续；3、请求被告给本人补发2016年2月12日（本人合法退休年龄之日）至本人能够正式领取退休金期间的养老金。事实和理由：一、本人的原单位太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劳动服务公司）和太原仁达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仁达公司）是被告出资组建的直属单位。本人原是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工会干部，1990年被借调到太原晋台工贸有限公司工作（以下简称晋台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档案和人事关系仍在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在被告多次派人做工作希望到其所属单位工作的情况下，经本人同意，劳动服务公司于1992年10月29日向太原市人事局正式出函，同意调入被告单位。随后本人档案和人事关系从山西省邮电管理局转入被告单位。与此同时，晋台公司向被告出具工资待遇和任职证明，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成一签发了从1992年11月起按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执行的批示。1992年11月中旬被告正式发文任命本人为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并在大会上进行宣布。该文件当时抄送被告所有处室。1994年11月10日公司为本人办理干部工资调整手续。1996年8月13日被告以并人发办（1996）14号文件给当时太原市委纪馨芳书记和曹文龙副书记的《关于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所属太原仁达实业公司参与经营市贸促会卡塔尔“中国太原贸易中心”情况报告》同样证明劳动服务公司与仁达公司是其直属单位和本人是其的在职干部。直到现在被告也始终承认上述事实。二、被告未按政策规定给本人办理社保关系和安置工作的客观事实。1994年初本人在任时曾接到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发太原市劳动服务公司《关于太原市劳动服务公司系统所有职工从1992年起全部加入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通知》文件后，即按文件要求以仁达公司名义给劳动服务公司转交了5万元用于补缴职工养老保险的专项资金，同年4月本人奉命出国工作，1995年底完成出国任务后回到公司工作。经核实得知公司并未给本人及其他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未办理养老和医疗等相关社保手续。不仅如此，自1996年起公司未给本人发放工资和相关福利。为此本人曾向被告专门提交过两份《请示报告》，要求整顿公司、督促其办理职工社保手续、补发工资，但被告一直不给正面答复，总是以事关重大、必须经主任办公会研究、领导还没有决定等等托辞一拖再拖。直至后来公司被解散注销，被告不仅不按当时有关政策规定安置本人工作、补发工资福利、补办社保手续，而且当时本人多次找被告时，其主管领导一再告诉本人先回家等待，工作安排等请示领导后会及时告知本人，眼下的生活只能自谋生路。面对这种情况，本人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自找接收单位，调离劳动服务公司，以便维持生活，补缴社保经费并补办社保手续。但在本人要求提调档案时，被告以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已经解散，有关遗留问题的主管部门尚不明确，所以不能给本人档案，更不能随便转移本人的人事劳资关系为由，拒绝本人要求。直到现在本人的人事劳资档案仍由被告管理。正是由于被告不给档案，使本人既无法调入新单位，也不能办理社保手续。总之，20多年来本人曾向被告提出无数次申诉，强烈要求按当时对劳动服务公司解散后的政策规定妥善安置生活，安排工作，补办社保相关手续。直到2016年2月本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由于被告的失职，导致本人无法享受社保待遇而老无所养，更因逐年衰老无力打拼，生活日渐难以为继。三、本人诉求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一）201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9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9月1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四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二）1982年9月15日劳动人事部《关于发送劳动服务公司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对由国营企业转到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的职工，仍保留全民职工身份，享受原有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三）1986年4月14日由国家工商行政局、劳动人事部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办劳动服务公司几个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委派到劳动服务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工作的职工，可享受主办机关的工资、福利待遇，而不享受劳动服务公司的工资、福利待遇。在他们达到离休、退休年龄时，由主办机关办理手续。综上所述，20多年来本人一直坚持理解、尊重、不越级和相信人大领导、相信法律政策的态度，长期蒙冤，隐忍各种悲愤屈辱，一切从社会安定出发，从未采取任何过激之举，始终按程序申述，总在盼望被告能早日解决本人的历史遗留问题。然而所有这些，换来的是被告不按政策规定安置本人工作、不给生活出路、不给补办各种社保手续、不给办理正常调动手续。尤其正式干部和事业人员的合法身份被莫名中断、依法应有的工作权利和长达42年工龄的退休养老待遇被无端剥夺、长达20多年的合理诉求与冤屈被长期漠视，至今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三年仍然没有任何结果。面对这些我该怎么办？尤其面对太原市人大常委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我一介草民又能怎么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法律，向贵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10月29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劳动服务公司）向太原市人事局出具书面函件，内容为兹有太原晋台工贸有限公司92年10月29日来函商调韩某同志来我单位工作，经研究，同意调入，请核准。该函并附有《干部调动审核表》，显示原告韩某调出单位太原晋台工贸有限公司，调入单位劳动服务公司，调入理由为经营管理工作需要。太原晋台工贸有限公司人事劳资科出具1992年11月14日第6号工作人员调动工资转移介绍信，介绍信上方手写标注“自92年11月按事业单位标准工资执行张19／11”。在原告的《一九九四年解决企业工资问题职工工资审批表》中，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于1994年11月10日在单位意见及批准单位意见处加盖印章、太原仁达实业公司于1994年11月7日在单位意见处加盖印章。原告提供了申述材料，显示自1996年起多次向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等递交书面材料，提出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解决人事劳动关系、补办正常退休养老手续等要求。2019年10月12日，原告以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为被申请人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同日，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并劳人仲不字（2019）第3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当事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此外，2020年6月29日经派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前往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口头告知无法查询到太原仁达实业公司的登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首先，原告不服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已经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仲裁程序，被告关于原告未经前置程序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原、被告均无法提供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劳动服务公司、太原仁达实业公司的成立、登记及注销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二公司是否由被告设立、被告是否系主办单位，以及原告是否系被告委派至该二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且该案系历史遗留问题造成，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按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标准补发1996年1月至2016年2月的全部工资和房补、车补、通讯相关规定的补贴和福利待遇约计120万元，当属企业自主经营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第三，关于原告要求补缴全部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费用，并补办养老和医疗社保手续的诉求。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原告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补发2016年2月12日至正式领取退休金期间的养老金。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养老金发放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据此原告要求发放养老金的请求，不属于前述规定的损失的范围，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韩某负担。经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关系，既包括在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之间所建立的劳动关系，也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以及按规定应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工勤人员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本案中，上诉人韩某的诉求应当建立在其与被上诉人之间须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基础上。上诉人韩某提供的商调函及《职工工资审批表》中虽加盖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劳动服务公司公章，但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劳动服务公司按照国家政策应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上诉人韩某既不属于被上诉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委派到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劳动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照相关法律和国家与省市社保现行有关政策规定,为其补缴1992年至2016年间原单位应缴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关费用,同时为其本人补办相应的养老医疗社保合法手续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上诉人韩某主张其档案存放于被上诉人处，因人事档案仅仅作为个人学习与工作履历等信息的记录，无法反映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具体情况，故档案关系和劳动关系不具有对等关系。综上，上诉人韩某向被上诉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张赔偿其2016年2月12日至其能够正式领取合法退休金期间应得而未能领取的养老金损失及按照现行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标准,赔偿其1996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合计160万元的工资、相关福利待遇等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韩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斌审判员 焦跃峰审判员 张 燕 二O二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