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0）甘行申26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住甘肃省临夏县。   委托代理人：陈某、未某，甘肃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临夏县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徐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某。   委托代理人：车某，甘肃君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某2，住甘肃省临夏县。   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诉临夏县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王某2土地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29行终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案件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案涉土地使用权由第三人王某2于2013年8月20日提出申请，临夏县桥寺乡江川村民委员会、临夏县桥寺乡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并报临夏县自然资源局研究同意，依法予以登记审批，并于2015年6月5日给王某2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另查明：王某1于2010年将户口从原临夏县桥寺乡江川村迁出，迁入兰州市城关区工作生活。第三人王某2于2017年10月以排除妨碍为由向临夏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临夏县法院以（2017）甘2921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2的诉讼请求，其不服上诉至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临夏州中级法院以（2018）甘29民终5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王某1于2010年将户籍从临夏县桥寺乡江川村迁出，在兰州市工作生活，发证时，其不具有江川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因而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王某1与第三人王某2二兄弟，于2013年在父亲王守信主持下，修建涉案宅院。2015年6月王某2办理了涉案宅院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此宅院的居住权，双方多次发生矛盾。作为原告王某1知道或应当知道给第三人颁证的行政行为。但于2019年4月才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据此，临夏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甘2901行初63号行政裁定，驳回王某1的起诉。王某1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王某1认为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权利是基于与王某2之间达成的具有分家协议性质的书面材料，王某1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权利尚无明确结论，但临夏县自然资源局为王某2颁发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已经对王某1产生了实际影响，故王某1可以成为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王某1与王某2之间于2017年进行的民事诉讼中，已生效的临夏县人民法院（2017）甘2921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载明，王某1在反诉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其知道王某2取得案涉土地证是在2016年农历四月初六双方为新宅发生争议时，即2016年5月12日王某1就已知道临夏县自然资源局为王某2颁发了土地使用证，本案至迟应于2017年5月12日之前提起诉讼。王某1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该予以驳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甘29行终8号行政裁定，驳回王某1的上诉。王某1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   王某1申请再审称，2017年王某1与王某2因房屋归属发生纠纷，后者诉至人民法院，经举证质证王某1才知道王某2私自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临夏县法院2018年6月25日作出判决，认定新宅产权不归王某2所有，驳回王某2的诉讼请求。王某2提出上诉，临夏中院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但因临夏县自然资源局为王某2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导致宅基地、地上房屋权属分离。本案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认定王某1起诉超过期限，但本案中王某1对于临夏县自然资源局向王某2颁证的行政行为一无所知，虽王某1在反诉时知道王某2取得了土地使用权，但不能证明王某1清楚颁证主体、诉权和起诉期限，故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中王某2申请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是欺诈行为，其不具备申请土地使用权的资格，在签署证明时未向家人如实反映情况，隐瞒了王某1出资建房的事实。王某2因欺诈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予以撤销。请求：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注：原文如此），改判撤销临夏县自然资源局为王某2颁发的临县集用（2015）175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并由临夏县自然资源局承担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   临夏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王某1与王某2系亲兄弟，王某1于2010年将户籍迁出，2013年在王某2同意下出资修建案涉宅院，2015年6月5日经王某2申请临夏县自然资源局为其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17年10月11日王某2以王某1为被告向法院起诉排除妨碍纠纷，2017年11月5日王某1提出反诉，反诉状中写明在2016年农历四月初六（即2016年5月12日）知道了王某2已于2015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王某1最迟应于2017年5月12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并未行使该诉权。此外，根据原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临县集用（2015）1757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是依据原土地管理法规定颁发的，盖的是“临夏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专用章”，因此临夏县人民政府是发证机关，自然资源局只是代发证机关，王某1错列被告，理应被驳回起诉。依据原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王某1于2010年将户籍迁出，已经不具备村民资格，更没有申请宅基地的资格，如依据其诉讼请求撤销案涉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将导致地上房屋成为非法建筑，依法应当拆除，更不利于保护案涉地上房屋，也可能侵犯王某2通过购买或折价补偿王某1取得地上房屋的权利。本案系兄弟不睦产生隔阂而引起的行政纠纷，双方应协商处理，罢访止诉。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驳回王某1的起诉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王某1申请再审的理由是一、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驳回其起诉错误，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认定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适用条件是当事人对行政行为完全不知情，即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方式、内容等；一旦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就应当开始起算起诉期限，而不再适用该款规定。该款规定既有维护行政行为安定性、公定力与确定力的考量，也是对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的督促。具体到本案，王某1在2017年民事诉讼反诉中自述其在2016年5月12日知道王某2于2015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王某1并非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行政机关没有义务告知其行政行为的内容、诉权等。行政机关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格式固定，有权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机关也是特定的，王某1只需要知道争议房产上出现王某2名下的土地证，就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就应当在至迟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王某1未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王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烨   审判员 周 雷   审判员 沈亚中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致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