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再2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伟荣，男，汉族，1977年10月21日生，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东，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轶斌，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恩光，男，汉族，1973年8月12日生，住浙江省永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碎英，女，汉族，1975年4月17日生，住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光英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工业园区。诉讼代表人:常州市光英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辉，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琰，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伟荣因与被上诉人潘恩光、潘碎英、常州市光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进区法院）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的（2020）苏0412民再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伟荣上诉请求：一、撤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再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审原告朱伟荣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认为不存在虚假诉讼的行为。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方法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的行为。首先，虚假诉讼的主体不是一方当事人而是双方当事人经过串通，达成共同的恶意。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共同的恶意，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其次，虚假诉讼要有虚假的事实。本案中虽然最终资金的来源是案外人滕银平，但资金的来往明细是清晰可见的。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该笔借款是归还了滕银平之前的借款，滕银平在光英公司破产案中债权申报也相应的减少了其债权，故本案借款是真实存在的，用途是归还了滕银平的借款。再次，虚假诉讼的证据应当是虚假伪造的。本案中所提供的委托书、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的取款业务回单、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证处制作的公证书均是真实的，且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也均予以认定。故本案不符合虚假诉讼的要件。2、上诉人认为不存在分割其他合法债权人权益的行为。首先，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而光英公司申请破产时间是2015年，两者时间相隔两年之久，在借款及抵押发生之时，上诉人并不清楚光英公司对外存在多少债务，也无法预知光英公司在两年之后会进入破产程序。其次，上诉人通过抵押手续进行担保，是采取的积极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并未禁止对债权人采取积极手段加以禁止，相反，法律规定了抵押、质押、留置、保证等一系列保护措施，正是法律鼓励债权人采取积极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合意，且有真实款项往来、抵押手续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上诉人在借款时采取积极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否则，一言蔽之，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最终导致的将会是积极保障自身权益的合法债权人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3、上诉人认为自已是实际出借人，非名义出借人。首先，款项的来源是上诉人向案外人陈小英所借，在与被上诉人形成的借款中是受委托归还案外人滕银平，虽然事后得知陈小英款项的来源是滕银平，但站在上诉人角度，收到被上诉人还款后归还对象是陈小英，而非滕银平。其次，债权主体发生了变更。本案借款的形成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通过归还滕银平之前的借款后，滕银平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发生了相应的减少。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多次提到对其与滕银平之间660万元的借款是不认可的，已经通过向上诉人借款还清了。同时在申报债权时，滕银平申报金额中也已经扣除了该笔借款，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名义借款人是错误的。光英公司答辩称，上诉人及案外人滕银平等人在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调查过程中，有多次稳定的供述，双方之间恶意串通，通过制造虚假流水的方式，形成了本案诉争的债权，上诉人并未实际出借款项，该款项只是经上诉人处流转后顺到了款项出借人处。上诉人不是案涉款项的出借人，与光英公司并无借贷的合意，故此上诉人要求光英公司归还借款并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请不应当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潘恩光、潘碎英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朱伟荣于2015年3月18日诉至武进区法院，请求判令：1、潘恩光、潘碎英共同归还朱伟荣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1187500元（按年利率15%计算，暂自2013年8月20日计算至2015年3月19日，实际按此标准计算到款项全部付清止），律师费20万元，共计6387500元。2、光英公司在抵押担保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担保责任。3、诉讼费由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承担。在审理过程中，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潘恩光、潘碎英于2015年9月30日前向朱伟荣一次性支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承担自2013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前向朱伟荣支付律师费13万元。三、潘恩光、潘碎英结欠朱伟荣的上述第一、二项债权，朱伟荣有权申请对光英公司所有的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东工业园区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常房权证武字第0×**号）、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武国用2012第1××7号）在变卖、拍卖或折价后处理，并在变卖、拍卖或折价所得价款分别为1000万元（房屋）、700万元（土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56513元，减半收取28256元，由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承担，于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朱伟荣。2015年9月15日，该院作出（2015）武商初字第385号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内容予以确认。该案经武进区法院院长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调解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苏0412民监6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再审中,朱伟荣向该院提供了在原审中提交的以下证据：1、委托书，证明潘恩光、潘碎英委托朱伟荣向滕银平账户支付500万元；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的取款业务回单，证明朱伟荣实际向滕银平账户转账500万元；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证处制作的公证书一份，证明光英公司为原审被告潘恩光、潘碎英向朱伟荣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4、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证明朱伟荣因诉讼产生律师费20万元。潘恩光对朱伟荣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光英公司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相应的借款是滕银平自行进行的周转，并非由朱伟荣实际向滕银平支付500万元，对证据4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朱伟荣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其并未委托律师代为诉讼，系由滕银平操作，该律师费并非其为主张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对此，该院经审查认证如下：对于朱伟荣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再审中，该院依法调取了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4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21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对案外人滕银平制作的讯问笔录以及2018年10月16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对案外人滕银平制作的调查笔录；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4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24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对朱伟荣制作的讯问笔录；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4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23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对案外人陈小英制作的讯问笔录；2017年8月2日、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4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对潘恩光制作的讯问笔录。案外人滕银平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及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制作的讯问笔录和调查笔录中陈述，因潘恩光欠我很多款项，为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债权，我与朱伟荣串通，骗取潘恩光以光英公司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作抵押，以朱伟荣的名义出借500万元，要求潘恩光委托朱伟荣直接向我支付，用于归还之前欠我的部分款项。我当时调来500万元，制造一个流水给潘恩光看，证明我确实收到了500万元。后又以朱伟荣的名义起诉潘恩光，通过诉讼使500万元普通债权变为有抵押权的优先债权，诉讼得到的权益也是我的。朱伟荣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制作的笔录中陈述，陈小英与滕银平是干亲家，我是经陈小英介绍认识滕银平的，滕银平说有个朋友需要资金周转,又介绍我认识潘恩光。经过几次协商，潘恩光把光英公司的厂房和土地抵押给我，向我借款1700万元，当时约定两天内放款到位，我与潘恩光约定他不能有其他任何民间借贷。第一笔出借资金500万元我是向陈小英借的，没有借款手续，我写了一张说明，内容大概是拿到优先受偿的500万元后还给陈小英，这张说明被滕银平拿走了，当时根据潘恩光的委托支付直接转账给滕银平。放款500万元后，滕银平跟我说潘恩光还欠她很多钱，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放款。她说潘恩光在外面还有其他债务，已经资不抵债，如果通过正常诉讼程序，她能够分到的钱就不多了，为了保障她的债权叫我出面以抵押的方式和潘恩光签协议，这样就能获得优先受偿权，并承诺事成之后谢我。后来诉讼是以我的名义提起，实际上是滕银平操作的，律师也是滕银平委托并支付的费用。我之前不清楚这个情况，放款500万元后，滕银平才跟我摊牌，我才知道这是滕银平设的一个局。案外人陈小英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制作的笔录中陈述，我与滕银平是干亲家，经我介绍，滕银平与朱伟荣认识。认识后，滕银平就把潘恩光欠款要不回来的事情讲给朱伟荣听，让朱伟荣想想办法要点钱回来。后来朱伟荣和一个做资金借贷的李刚商量，当时我和滕银平都在场，办法就是由滕银平介绍朱伟荣与潘恩光认识，以朱伟荣的名义放贷给潘恩光，以光英公司的厂房资产质押，朱伟荣再根据借款合同起诉潘恩光，实际放贷的资金让滕银平去找。后来这个方案出了以后，说要转好几次账，人手不够，就喊我的外甥女婿去帮忙，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后来我听朱伟荣说只成功了一次500万元的，潘恩光夫妻发现了什么，就没再继续下去。500万元是滕银平去外面借过来转账用一下的。潘恩光、光英公司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朱伟荣认为，其在公安局、检察院的陈述不完全属实，其没有与滕银平串通诈骗潘恩光抵押房产和土地证。对此，该院经审查认证如下：上述笔录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制作，系朱伟荣、潘恩光、案外人滕银平、陈小英等人自愿、如实作出的陈述，应当认定其真实性。案外人滕银平、陈小英均陈述系滕银平与朱伟荣串通，出借款项给潘恩光、潘碎英用以取得优先受偿权，双方对于款项出借原因、借款过程、资金来源等的陈述前后一致，相互印证，500万元的资金来源、流水形成过程、款项交付亦能佐证上述过程。该院对上述笔录依法予以确认。该院再审认定事实如下：自2011年起,案外人滕银平对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享有多笔债权,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一直未归还。2013年，案外人滕银平为保证自身债权的实现,经案外人陈小英介绍认识朱伟荣,后滕银平将朱伟荣介绍与潘恩光、潘碎英认识。经案外人滕银平与朱伟荣协商,商定以朱伟荣的名义出借给潘恩光、潘碎英1700万元，并要求由光英公司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8月8日，朱伟荣作为出借方（甲方）、潘恩光、潘碎英作为借款方（乙方）、光英公司作为担保人（丙方）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乙方向甲方借款，乙方承诺个人无其他债务，丙方愿意为乙方提供担保，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7日，借款利息年利率15%。二、为确保本合同履行，丙方自愿将坐落在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洪庄村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常房权证武字第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武国用2012第1××7号）作抵押担保，三方确认上述房地产抵押价值20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人民币1700万元（其中房产担保主债权1000万元，土地担保主债权7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7日，抵押物自登记之日起设立，抵押条款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三、抵押担保的范围为：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税金、评估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另外，双方还在合同中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三方均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并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13年8月13日，朱伟荣与光英公司办理了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8月18日，潘恩光、潘碎英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朱伟荣将上述《抵押借款合同》中出借款项1700万元中的500万元直接支付给滕银平。2013年8月19日，由案外人滕银平提供500万元借款，制造了由朱伟荣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滕银平的500万元银行流水。上述《抵押借款合同》中的余款1200万元，朱伟荣则事后以潘恩光存在其他债务为由未实际出借。2015年3月16日，由滕银平委托律师并支付费用，朱伟荣向该院起诉潘恩光、潘碎英、光英公司，即原审（2015）武商初字第385号案件。庭审中，朱伟荣隐瞒了其仅为名义借款人，并未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后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另查明，潘恩光系光英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26日，债权人陈吉利以光英公司已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该院申请对光英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经审查后，该院于2016年2月29日做出了（2016）苏0412民破1号民事裁定，受理了债权人陈吉利对光英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苏0412民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宣告光英公司破产。后，朱伟荣依据原审（2015）武商初字第385号民事调解书，向光英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抵押优先债权7366589.33元。2019年8月6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武检民（行）违监【2019】32041200018号检察建议书向武进区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光英公司债权申报表》记载的债权申报金额及债权确认金额，存在部分债权人重复申报债权、虚增债权、申报后债权已受偿等情况。该院再审认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本案中，案外人滕银平为保障自身普通债权获得优先受偿权，由朱伟荣作为名义出借人，与潘恩光、潘碎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要求光英公司提供抵押担保。500万元借款资金亦是由案外人滕银平提供，通过案外人陈小英等人制造银行流水转至朱伟荣账户，又要求潘恩光、潘碎英委托朱伟荣直接支付给滕银平，实际款项并未出借，朱伟荣与潘恩光、潘碎英并无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后案外人滕银平与朱伟荣串通，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对抵押房产、土地的优先受偿权。朱伟荣起诉时已明知其系名义出借人，实际款项并未出借，仍向该院提起诉讼并作出虚假陈述，致使该院据此制作了调解书。光英公司破产后，朱伟荣又依据原审调解书申报债权，侵害了其他合法债权人的权益。朱伟荣的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侵害了光英公司合法债权人的利益，对朱伟荣的诉讼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原审调解书确有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潘碎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该院（2015）武商初字第385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朱伟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513元，由朱伟荣负担。本院二审中，朱伟荣对再审一审查明的“案外人滕银平与朱伟荣协商，商定以朱伟荣的名义出借给潘恩光、潘碎英1700万元”持有异议，认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是朱伟荣，而非滕银平借用朱伟荣的名义出借。此外，朱伟荣提交公安机关对朱伟荣、滕银平出具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在刑事案件中因证据不足，对朱伟荣、滕银平予以解除取保候审。光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诉人不符合刑事处罚的条件，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诉争的债权享有实体权利。光英公司对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亦无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以朱伟荣的名义向潘恩光、潘碎英出借案涉借款，除有案外人滕银平、陈小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朱伟荣在公安机关亦有相应的陈述，且能相互印证。故朱伟荣对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异议不能成立。朱伟荣虽因证据不足，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据此，本院对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潘恩光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3年的时候，滕银平把朱伟荣介绍给我，说朱伟荣是做资金生意的，有钱借给我，要我的房屋、土地做抵押。我、潘碎英、朱伟荣和滕银平就一起谈了这个抵押借款，商定把我公司的房屋、土地抵押向朱伟荣借1700万元，由朱伟荣分两笔打款，一笔500万元由我委托朱伟荣打给滕银平还我之前欠滕银平的钱，剩下的1200万元直接打到我的账户。后来在我们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公证后的当天下午，朱伟荣打电话跟我说我委托他打给滕银平的那笔500万元已经打款了，我打电话给滕银平，她说这笔500万元已经收到。我打电话给朱伟荣问他要另外的1200万元，他跟我说我骗了他，1200万元不会打给我了。当时我就怀疑滕银平跟朱伟荣合伙通过借款把我公司的土地、房屋控制起来，把我欠滕银平的钱都拿回去。这个事情我咨询朋友，朋友说这个事实都已经做实了，我辩解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诉讼中也没提出辩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结合当事人诉辩主张及理由，本院归纳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本院认为，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捏造事实，经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调解，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应当作为虚假诉讼处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滕银平为保障自身的普通债权获得优先受偿，与朱伟荣等人商量，以朱伟荣为出借人的名义，采用欺骗的方式诱使潘恩光、潘碎英签订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取得光英公司的房屋、土地抵押担保权，并通过银行流水制造案涉500万元借款已交付的假象。潘恩光事后知晓朱伟荣与其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真实目的，但在朱伟荣对案涉借款提起诉讼时，未如实向法院陈述案件事实，使原审法院作出错误的调解书。在光英公司破产后，朱伟荣依据原审调解书申报债权。双方的行为存在通过诉讼方式侵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可以认定双方系恶意串通，双方的诉讼行为系虚假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之规定，再审一审判决驳回朱伟荣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朱伟荣所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伟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13元，由朱伟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雨文审判员  江 军审判员  万扬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