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孟杰，男，196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连新（系上诉人赖孟杰父亲），男，194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夫，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岑海燕，女，196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夫，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汉明，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海事路****。 法定代表人：康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况中华，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涛，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余姚市安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村div> 法定代表人：顾世伟。 原审被告：顾世伟，男，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审被告：毛佳红，女，197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审被告：余姚市新益新汽配厂。住所。住所地：余姚市陆埠镇东工业功能区div> 投资人：顾世伟，男，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赖孟杰、岑海燕因与被上诉人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瓯公司）、原审被告余姚市安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澜公司）、顾世伟、毛佳红、余姚市新益新汽配厂（以下简称新益新厂）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7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赖孟杰、岑海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没有把金瓯公司提供的“欠款本息清单”作为定案依据，既违背客观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一）金瓯公司自认该清单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证据。（二）一审到庭的所有被告对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异议。（三）该清单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电脑系统记录，具有不可随意篡改的真实性、机密性及保密性。虽金瓯公司不知道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贷款、还款如何操作，但该清单证明涉案贷款本金已经偿还；二、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借贷双方合意改变借款用途，担保人依法免责”。涉案贷款合同第一条约定：“贷款具体用途为购货及用于其他流动资金周转。”但金瓯公司提供的“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证明：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日发放的2150万元贷款，汇往案外人宁波崇益贸易有限公司（账号3910××××8140）1750万元，汇往案外人宁波江东植朴贸易有限公司（账号3941××××5157）400万元，当天转回到借款人安澜公司账户，记载“贷款还款”。光大银行明知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不但没有停止发放贷款，而且继续根据安澜公司的要求协助完成改变借款用途后的贷款发放事宜。在这种情况下，光大银行也没有告知保证人赖孟杰、岑海燕，更没有征得赖孟杰、岑海燕的书面同意。据此可以说明，擅自改变涉案借款用途的是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因此，即使赖孟杰、岑海燕对涉案借款负有担保责任，也因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在未通知赖孟杰、岑海燕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借款用途而应当依法免除；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涉案贷款系光大银行违法放贷”作出合同无效判决。光大银行明知安澜公司没有经过环保部门许可，违法生产加工，于2015年11月26日、2017年3月21日、2018年6月15日先后三次被余姚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停止生产及罚款。根据贷款通则第二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依法认定涉案贷款合同无效；四、一审判决岑海燕承担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涉案授信协议和保证合同没有列明岑海燕为保证人，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也没有载明岑海燕，故岑海燕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以该公告备注中的说明免除债权人的通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且备注中的说明只是公告清单中保证人的担保范围和根据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以此判定岑海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不符合法律要求，应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六、金瓯公司不具有原审原告主体资格，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但赖孟杰、岑海燕没有收到债权转让的通知。综上，一审判决赖孟杰、岑海燕对安澜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金瓯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依法有据，故二审法院应当驳回赖孟杰、岑海燕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安澜公司法定代表人顾世伟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安澜公司于2016年11月向光大银行借款2150万元，逾期后一直没有清偿，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赖孟杰、岑海燕均未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赖孟杰、岑海燕在一审中也承认没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事实非常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光大银行作为涉案贷款的原债权银行，将涉案贷款在内的金融不良资产打包转让给金瓯公司后，光大银行以转让款及其他款项等归还及冲抵贷款本金，作出内部账务处理记载，是银行内部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一审中，金瓯公司提供“欠款本息清单”用以证明安澜公司所欠光大银行贷款本息金额。就“欠款本息清单”中出现“偿还本金”字样，光大银行也专门向一审法院提供《情况说明》。“欠款本息清单”中出现“偿还本金”字样，并不是也不能作为赖孟杰、岑海燕主张安澜公司等已经归还涉案贷款本息的证据；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合意改变借款用途”，更不存在合同无效和担保人可以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一审中，金瓯公司提供编号为甬北仑DK2016075、DK2016076、DK2016077、DK2016078、DK2016079、DK2016080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份及上述合同项下相应贷款发放的借据和还款凭证，证明在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2150万元于2016年11月1日、11月2日、11月3日分笔发放之前，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发生编号为甬北仑SX2015085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业务。该业务具体情况为：安澜公司与光大银行于2016年5月11日，5月12日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份，贷款总金额2180万元，贷款期限分别至2016年11月12日、11月13日，光大银行按约向安澜公司分笔发放贷款2180万元。后安澜公司除于2016年7月26日归还本金30万元外，又于2016年11月1日、11月2日、11月3日涉案贷款发放前分笔归还2150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光大银行将涉案贷款发放到安澜公司指定账户，贷款合同约定的光大银行的民事义务履行完毕，后又受托支付给安澜公司指定的交易对手，贷款资金早已不受光大银行控制，至于该资金最后怎么流转和使用，更是光大银行无法掌控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合意变更主合同，更不能得出赖孟杰、岑海燕所说的“借贷双方合意改变借款用途，担保人依法免责”的结论。（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也并无银行与借款人变更贷款用途即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的相关规定；三、贷款通则等关于银行审贷和贷款后监管义务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的管理性风险控制规定，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更不必然导致保证人保证责任的免除。（一）贷款通则和有关文件规定企业环保守法是作为借款人的义务，非贷款人的义务。本案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发放涉案贷款时光大银行明知安澜公司借款用于生产经营的项目未取得环保部门许可。（二）安澜公司涉案借款用途是“购货及用于其他流动资金周转”，安澜公司提供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借款用途，光大银行已履行审查义务。假如存在违反监管部门规章的情形，也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规章的合同无效；四、金瓯公司是国家特批的具有金融不良资产处置资格牌照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参与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光大银行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履行法律规定的通知义务。本案中，金瓯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受让光大银行包括涉案贷款在内的不良资产包后，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光大银行已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在上述联合公告中，光大银行在公告的备注中已声明担保人等信息如与事实不符或者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因此，金瓯公司有权要求赖孟杰、岑海燕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安澜公司、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未作述称。 金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安澜公司归还金瓯公司借款本金2150万元，支付2018年1月20日之前的利息1111178.42元，之后的利息、罚息等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赖孟杰、岑海燕对安澜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金瓯公司有权对毛佳红名下抵押的房产（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小区××号××房）、赖孟杰名下抵押的房产（位于宁波市××镇××路××号卡纳湖谷山庄81幢2号）、新益新厂名下抵押的工业用地（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村）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内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澜公司自2013年起向光大银行借款。借款由顾世伟、赖孟杰等提供最高额保证责任担保，由毛佳红、赖孟杰、新益新厂以各自名下的房地产、工业用地提供抵押责任担保。 2014年5月28日，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1份，约定：光大银行授予安澜公司22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2014年5月28日至2017年5月27日止。为保证上述总合同项下债务得到清偿，双方约定采取以下担保方式：光大银行与顾世伟、赖孟杰分别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1、SX201408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赖孟杰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毛佳红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新益新厂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于2016年7月12日协议变更为SX2016038-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4年6月4日、5月28日、2016年7月12日，光大银行分别与赖孟杰、毛佳红、新益新厂签订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为确保2014年5月28日安澜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ＳＸ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的履行，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光大银行，为受信人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债务向抵押权人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以担保受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债务。具体为：抵押人赖孟杰的抵押物为位于宁波市××镇××路××号卡纳湖谷山庄81幢2号房产，所担保的主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1577万元；抵押人毛佳红的抵押物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小区××号××房，所担保的主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383万元；抵押人新益新厂的抵押物为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村的工业用地，所担保的主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84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和抵押权人在合同项下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及抵押人在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上述抵押物均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5年5月15日，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5085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安澜公司提供最高额授信额度为2180万元的一般贷款，有效期自2015年5月15日起至2016年5月14日止。同时约定合同系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上述《综合授信协议》担保方式为保证人顾世伟、赖孟杰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5085-1、SX2015085-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赖孟杰、毛佳红、新益新厂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3、SX2014080-4、SX2014080-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5月12日，安澜公司向光大银行借款共计218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11月13日。该借款安澜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7日归还30万元，于同年11月1日归还800万元，于同年11月2日归还800万元，于同年11月3日归还550万元。 2016年7月27日，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安澜公司提供最高额授信额度为2150万元的一般贷款，有效期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2017年5月27日止。同时约定合同系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上述《综合授信协议》担保方式为保证人顾世伟、赖孟杰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1、SX2016038-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赖孟杰、毛佳红、新益新厂分别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3、SX2014080-4、SX2016038-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光大银行与顾世伟、毛佳红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赖孟杰、岑海燕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人愿意向授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顾世伟、毛佳红、赖孟杰、岑海燕各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2150万元，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2016年7月12日，光大银行与新益新厂签订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为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村的工业用地，所担保的主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为840万元。 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日，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编号为甬北仑DK2016157、DK2016158、DK2016159、DK2016160、DK2016161、DK2016162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份，约定安澜公司向光大银行借款共计215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6月24日止，到期一次性还本，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5.22%，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对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担保方式为由顾世伟、赖孟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1、SX2016038-2；由赖孟杰、毛佳红、新益新厂提供房产、土地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3、SX2014080-4、SX2016038-3。上述合同签订后，光大银行依约向安澜公司发放贷款共计2150万元。 2017年5月21日后安澜公司开始欠息。2017年6月24日2150万元借款到期，安澜公司未还款，其他一审被告也未履行担保责任，安澜公司拖欠借期内利息共计109470.73元。2018年3月27日，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上述合同项下光大银行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所有权益转让给金瓯公司。2018年4月24日，金瓯公司与光大银行在《浙江法制报刊》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金瓯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公告要求一审各被告立即向金瓯公司履行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编号为甬北仑ＳＸ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编号为甬北仑ＳＸ2016038的《综合授信协议》，编号为甬北仑ＤＫ2016157、ＤＫ2016158、ＤＫ2016159、ＤＫ2016160、ＤＫ2016161、ＤＫ2016162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为甬北仑ＳＸ2014080-1、ＳＸ201408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甬北仑ＳＸ2014080-3、ＳＸ2014080-4、ＳＸ2016038-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些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日，光大银行按约足额向安澜公司发放贷款，2017年6月24日安澜公司在债务到期后未按约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金瓯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有权要求安澜公司归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毛佳红、赖孟杰、新益新厂以其名下的房产、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法有效，金瓯公司依法在合同约定的最高本金余额范围内就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享有优先受偿权。顾世伟、毛佳红、赖孟杰、岑海燕自愿为安澜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在各自约定的最高本金余额范围内就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安澜公司追偿。顾世伟提出其被羁押后的利息不应该支付，该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针对赖孟杰、岑海燕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首先，关于抵押问题，2016年7月27日赖孟杰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的房产为安澜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已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该手续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岑海燕并非房产登记所有权人，抵押登记无需其签字。故对赖孟杰、岑海燕提出抵押未经岑海燕签字而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赖孟杰、岑海燕提出编号为2013甬北仑ＳＸ2013124-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上岑海燕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的问题，该院认为该合同项下的借款均已履行完毕，该合同并非金瓯公司主张涉案抵押权的依据，故对赖孟杰、岑海燕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再审查和认定。其次，关于保证问题，岑海燕认可2016年7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岑海燕”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其对签字时间有质疑，认为并非2016年所签，而是2014年所签。该院认为，合同落款时间即为2016年7月17日，岑海燕认为该合同实际是2014年所签，应由其提供证据，现岑海燕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这一抗辩意见，难以采纳。第三，关于涉案贷款是否已归还问题，赖孟杰、岑海燕表示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日，安澜公司已归还2150万元借款，故借款实际已经还清。对此，经查实，安澜公司均是先归还旧贷，再进行新贷，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日安澜公司归还的是2016年5月12日的贷款，2016年11月的贷款均是新贷，对此，顾世伟也表示认可，其对欠款金额2150万元也没有异议，故赖孟杰、岑海燕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也不予采纳；第四，关于债权转让公告问题，金瓯公司在公告中确实没有将岑海燕列入担保人名单中，但其在备注中已声明担保人等信息如与事实不符或者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故金瓯公司有权要求岑海燕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岑海燕以光大银行未将其列入综合授信合同及公告名单为由，认为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金瓯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其主张利息、罚息、复利计算有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予以调整。毛佳红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安澜公司返还金瓯公司借款本金2150万元，支付利息109470.73元、罚息982012.50元、复利5000元（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1月26日，之后的罚息、复利分别以2150万元、109470.7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3%计算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如安澜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则金瓯公司有权以毛佳红名下抵押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小区××号××房在最高借款本金余额383万元范围内、赖孟杰名下抵押的位于宁波市××镇××路××号卡纳湖谷山庄81幢2号房产在最高借款本金余额1577万元范围内、新益新厂名下抵押的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官路沿村工业用地在最高借款本金余额840万元范围内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优先受偿；三、顾世伟、毛佳红、赖孟杰、岑海燕对安澜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顾世伟、毛佳红、赖孟杰、岑海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安澜公司追偿；四、驳回金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48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856元，由金瓯公司负担104元，安澜公司、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赖孟杰、岑海燕共同负担159752元。 二审中，金瓯公司、安澜公司、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赖孟杰、岑海燕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宁波银保监局甬银保监函[2020]3号信访事项答复书1份，2.宁波银保监局甬银保监罚决字[2019]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3.余姚市环境保护局余环罚字[2015]3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上述证据拟证明：（1）安澜公司未经“三同时”环保验收，擅自进行石料的开采加工，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已被余姚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系被“责令停止生产”的企业。（2）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双方串通，伪造借款人安澜公司“无环保不利因素及处罚信息”的调查报告及虚假的贷款用途《黄沙购销合同》佐证材料。（3）光大银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发放涉案贷款和提供虚假的“无环保不利因素及处罚信息”的调查报告的违法行为，已由宁波银保监局予以行政处罚。（4）安澜公司编造虚假贷款用途，提供虚假《黄沙购销合同》，骗取涉案贷款。赖孟杰、岑海燕提供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办理涉案贷款过程中，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进行串通，对保证人故意隐瞒和伪造与事实不符的安澜公司“无环保不利因素及处罚信息”的调查报告及虚假的贷款用途佐证材料等重大事项和真实情况，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赖孟杰、岑海燕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另赖孟杰、岑海燕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向宁波银保监局调取该局作出甬银保监罚决字[2019]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全部资料，或者请求本院出具调查令由其代理律师进行调取。 金瓯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赖孟杰、岑海燕对一审判决不服，通过信访形式向宁波银保监局反映情况，宁波银保监局相关部门根据银行业的内部管理规定，针对赖孟杰、岑海燕的信访问题就光大银行审贷及贷款后的管理问题进行答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借款人及担保人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赖孟杰、岑海燕拟证明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能说明光大银行贷前调查不充分，不能因此否定贷款合同的效力，也不能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赖孟杰、岑海燕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是故意拖延时间，且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没有必要进行调查。 本院认为，赖孟杰、岑海燕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的事实，不予认定。赖孟杰、岑海燕的调查取证申请，因无调查收集必要，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4080的《最高额借款（综合授信）总合同》、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的《综合授信协议》，编号为甬北仑DK2016157、DK2016158、DK2016159、DK2016160、DK2016161、DK2016162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光大银行与顾世伟、赖孟杰签订的编号分别为甬北仑SX2014080-1、SX201408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光大银行与赖孟杰、毛佳红、新益新厂签订的编号分别为甬北仑SX2014080-3、SX2014080-4、SX2016038-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光大银行与顾世伟、毛佳红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光大银行与赖孟杰、岑海燕签订的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本金是否已经清偿；二、赖孟杰、岑海燕的担保责任是否应依法免除；三、涉案《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否有效；四、岑海燕作为原审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五、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六、金瓯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安澜公司在一审中对金瓯公司诉称的事实并无异议，赖孟杰、岑海燕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担保人为安澜公司代偿涉案借款，故赖孟杰、岑海燕提出安澜公司的涉案借款本金已经全部清偿，与事实不符。至于金瓯公司提供的“欠款本息清单”显示“偿还本金”字样，是安澜公司归还之前的借款，不能据此认定涉案借款已经清偿。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涉案借款用途为购货及用于其他流动资金周转，光大银行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向安澜公司发放贷款，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至于借款最终如何使用，并非光大银行所能决定。赖孟杰、岑海燕提出即使其对涉案借款负有担保责任，因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擅自合意变更借款用途未经其书面同意，应当依法免除，缺乏证据，难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涉案贷款发生于2016年11月，余姚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3月21日、2018年6月15日对安澜公司的处罚与涉案贷款的发放无关。至于安澜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被余姚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后，光大银行仍作出安澜公司无环保不利因素及处罚的判断，虽与安澜公司被处罚的事实不符，但属于对贷款企业授信业务准入审查不够审慎，并不必然导致光大银行与安澜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法有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涉案授信协议和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首部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虽没有列明岑海燕，但岑海燕在编号为甬北仑SX2016038-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签字，《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备注部分载明担保人等信息如与事实不符或者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岑海燕为涉案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金瓯公司在受让涉案债权后将岑海燕作为原审被告起诉主体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五，本院认为，光大银行将涉案贷款在内的不良资产转让给金瓯公司后，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可以认定光大银行已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涉案债权转让合同已生效。赖孟杰、岑海燕提出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的涉案债权转让合同未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六，本院认为，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且光大银行与金瓯公司已于2018年4月24日通过在省级有影响的《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金瓯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于2018年12月4日对赖孟杰、岑海燕、安澜公司、顾世伟、毛佳红、新益新厂提起诉讼主体适格。 综上所述，赖孟杰、岑海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856元，由上诉人赖孟杰、岑海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惠娜 审判员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