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再55号抗诉机关：大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赵罡，男，197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生（系赵罡父亲），男，194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让胡路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王婧，女，1983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让胡路区。被申诉人（一审原告）：赵亮，男，1977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大庆市萨尔图区。申诉人赵罡与被申诉人王婧、赵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黑0691民初733号民事判决。赵罡不服，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期间，赵罡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黑06民终2374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赵罡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黑06民申30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后赵罡向大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大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庆检民（行）监【2019】2306000021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黑06民抗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军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赵罡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生，被申诉人王婧、赵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人民法院(2018)黑0691民初733号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抗诉机关认为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债务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案涉债务系发生在赵罡与王婧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谓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从夫妻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起至婚姻关系终止之日的期间。它既包括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也包括夫妻双方婚后分居期间，以及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准予离婚的调解或者判决尚未生效期间。本案中，赵罡向赵亮借款时，虽然赵罡与王婧处于分居期间，但并未解除婚姻关系，婚姻关系还在存续期间。二、案涉债务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其反面是超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显然应当包含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了因解决衣、食、住、行、医疗、学习、赡养、抚养负有法定义务的亲朋等日常生活问题所负担的债务。赵亮举债的债权人并非仅有本案的赵罡一人，还有邹峰、肖轶、李宗洋等人，而其举示的证据已经证明其举债获得的钱款是用于偿还欠华为公司的业务款以及支付在加拿大生活学习产生的费用。其中，华为公司的业务款716842.57元系陆续进入赵罡工资卡并被王婧用于个人花销，而其举债的总额没有超出加拿大生活学习所支付的费用。王婧婚后基本没有固定收入，与赵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支出主要来源于赵罡的工资收入。没有证据显示赵罡自2016年5月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离职后仍有其他收入来源，即赵罡离职后，其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是自己的存款。而在2015年9月前，赵罡的工资收入绝大部分已经交由王婧管理。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赵罡离职时，其全部收入约为53.5万元。而2016年5月后赵罡亦到加拿大生活，无论是参考王婧在(2017)粤0305民初17502号案中关于其在加拿大生活学习一年支出约85万元的陈述，还是参考王婧在(2018)粤0305民初12122、12123号案中关于其在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消费共计约145.5万元的陈述，赵罡离职前9个月取得的收入53.5万元均不足以支持其在加拿大全部的学习生活费用，其借款用于在加拿大学习生活以弥补收入不足的理由合乎情理。三、分居期间形成的债务不能笼统认定为个人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也即，在夫妻双方尚未离婚之时，不论是否分居期间，只要是夫妻共同债务，都应当由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相对与债权债务关系而言，夫妻关系显然要更加紧密，如果将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不区分情况笼统认定为一方个人债务，很可能很多人会以提出夫妻分居拒绝共同承担债务的抗辩，置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于危险境地。当然，共同债务毕竟不同于共同财产，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故分居期间何种情况下的单方举债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审慎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当一方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时，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缺少经济来源的一方，为了维持分居期间个人生活的必需而引起的债务，虽为一人单独所负，也应作为夫妻共同生活债务认定和处理。同时，这也是由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所决定的。本案中，赵罡在辞职后无收入来源，比照王婧在加拿大期间用于生活的支出，赵罡的生活支出在合理范围之内，为维持生活所必须，而其对华为公司的欠款，则是被王婧用于生活花销，其借款是为了偿还该笔因夫妻共同债务所形成的欠款，因此，这两笔款项形成的债务，只要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无论是否双方是同居还是分居，都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外需要考虑的本案特殊情况是，赵罡从2007年与王婧结婚至2016年从华为公司离职，一直在非洲工作，而王婧绝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在国内和加拿大生活，两人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据赵罡提供的与王婧相处时间表来看，二人从结婚到离婚，仅共同生活383天。王婧自结婚至从蒙特利尔大学毕业前，没有工作，赵罡长时间担负家庭经济负担，家庭开支、双方日常生活费用、王婧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房贷、房屋管理费等基本上均由赵罡一人承担。王婧在庭审中自述，自2008年7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共计收到赵罡转款370余万元，全部用于在加拿大5年的生活和学习花销，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赵罡全部收入约为53.5万元，赵罡于2016年5月18日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离职，之后到加拿大学习生活，无收入，因此先后向邹峰、肖轶、李宗洋及赵亮借款维持在加拿大的生活学习。综合以上三点，赵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用于其自身在加拿大学习和生活所需发生的借款，借款数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理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判决仅以案涉借款发生在分居期间，就认为案涉借款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从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明显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申诉人赵罡称，一、请求撤销（2018）黑0691民初733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改判由王婧和赵罡共同偿还本案涉诉借款本金和利息；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婧承担。事实与理由：华为公司的《证明书》明确指出，业务款是因工作需要发生，不是员工本人收入，并详细说明了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13日的71.6万元业务款情况，这是我和王婧婚内应偿还的共同债务。2015年9月前我们已偿还了34万元，当我继续指示王婧转还剩余37万时，王婧起诉离婚把钱都拿走不还了，我不得不借钱转还，我还业务款的方式和以前相同，建设银行记录显示我于2016年4月2日、4月15日、4月23日、5月22日分4次共转还40.2万元业务款给刘岩涛和郭雷，其中37万就是之前的业务款债务，这37万元业务款是用本案涉诉借款偿还的。五年期的40万元房贷是共同债务，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的6.15万元房贷未还，王婧在微信聊天记录上表示她不还房贷了，我手头没钱，只能借钱周转并最终用本案借款还上了最后9个月的房贷6.15万元。此外，本案借款中6.43万元用于支付离婚律师费，5.92万元用于补贴加拿大日常消费，以上共计55.5万元花销来源于本案涉诉借款，真实、合法、且有证据，所有共同外债和日常花销均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婧应和我共同偿还。王婧对本案借款全部已知且应知，本案债务就是王婧拿走业务款和我数百万薪金才导致我被迫借钱。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前半段判案，出现双重标准的判决结果：1.王婧把我的钱拿走导致我无法生活借点外债的基本生活费不是共同消费，王婧拿走我数百万薪金同期同地每年85万生活费却是共同消费；2.王婧拿走小家数百万现金不用对共同债务负责，我连基本生活费都没有却要独自偿还所有共同外债。深圳南山法院审理的12122、12123两案案情与本案相同，恳请贵院根据我提交的具有“有效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第三方证据链做出公正判决。被申诉人王婧辩称，一、检察院认定赵罡拖欠华为公司业务款事实不成立。赵罡没有提交任何华为官方认证能够证明他拖欠了所谓的公司业务款。赵罡提交的建设银行流水显示，他只是将所谓的借款转给刘岩涛、郭雷、李宗洋等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是华为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替赵罡偿还了所谓的公司欠款，赵罡也没有证据证实他自己亲自偿还了所谓拖欠业务款。二、检察院认定赵罡加拿大留学花费不成立。赵罡屡次篡改他所谓的关于加拿大学习生活费用的金额、用途，表述前后矛盾。而且，赵罡当庭提交的境外流水，金额来源全部是肖轶和邹峰，没有任何一笔资金是来源于本案所谓的借款。另外，赵罡所谓的借款用途，绝大部分都是汇给若干个第三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第三人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这些第三人也没有出庭作证。三、一审法院和检察院认定的所谓赵罡向赵亮借款事实不成立。赵亮所称的借款，绝大部分都是以现金形式存入赵罡账户，这些钱已远远超过赵亮和白雪夫妻二人的收入水平，结合赵罡在离婚分居期间从华为公司获得的59.5万收入下落不明、赵罡也曾经汇款给赵亮、以及赵亮、白雪和赵罡是亲兄弟、亲叔嫂的亲密关系，我有理由认为这些钱根本就不是借款，而完全就是赵罡自己的钱。鉴于一审法院没有判到我头上，虽然我不认可他们之间债务关系成立，也没有继续追究。四、检察院关于共同债务的认定不成立。第一，共同债务事实认定不成立。既然债务关系和债务用途都不成立，谈不上是否应归类为“共同债务”。第二，共同债务金额认定不成立。检察院认定我在加拿大4年所花费的金额是145.5万元。赵罡在再审审查中提供的证据(二)中称，这145.5万元中也包含赵罡在2011年至2013年间的消费，因此我实际的留学消费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赵罡认为我在加拿大期间的消费和离婚诉讼费，他都没有共享成果，那么，赵罡在分居至华为公司离职期间收入的59.5万元，我同样没有享受到他消费的成果。在离婚案判决中，法官已经充分考虑到我在加拿大期间的花费和离婚诉讼费，因此多判给赵罡131.42万元，也就是说，赵罡没有承担王婧在加拿大期间的共同花费和离婚诉讼费。既然赵罡没有承担我的全部花费，凭什么要求我承担他的花费?此外，赵罡在加拿大的任何消费，王婧也没有共享到任何成果。深圳肖轶、邹峰案，我因个人事务繁忙，没有亲自出庭，导致最终误判。鉴于夫妻一场，我才同意共同承担。赵罡捏造的“王婧花费400余万元”，更是无稽之谈。截至2018年3月离婚开庭，我虽然在加拿大4年，但是仅有1年在读书，也不是每年都往返国内，也不是每年都在旅游，更不是每年都像到加拿大的第一年那样添置必备的学习和生活物资。开始花费多，越往后花费越少才是符合逻辑的客观事实。第三、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婚姻中工资收入弱势的一方就应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两个人在婚姻中都各自有付出，只是付出的形式和方式不一样。赵罡的华为工资由国内基本工资和离家补贴构成。刚结婚时，赵罡仅拿几千元国内基本工资，直到离婚分居期间，这份基本工资也只上涨了2-3千元。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离家补贴构成，这份因赵罡离家才产生的高额收入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另外，深圳的房产也是我多年给赵罡做思想工作，坚持要投资买房，并且购买房产的一切事宜均由我办理。房产到离婚时价值涨了400多万，这一切都是我在婚姻中投资有道带来的收益，我也给家庭带来的巨大贡献，甚至超过赵罡上班的收入。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检察院的抗诉。被申诉人赵亮辩称，赵罡和王婧是夫妻关系，系我兄弟和原弟媳。为保证王婧在求学期间生活无忧，赵罡工资卡交给王婧管理，赵罡本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赵罡向我借款，共计55.5万元用于生活周转，我是借给赵罡和王婧二人的。在此期间赵罡给我出具一张借条，承诺在2018年4月1日前偿还，逾期不还将支付相应利息，并赔偿我维权的一切费用。借款时我也没多想，我觉得二人就是向我借点钱周转，我作为哥哥借钱给他们也很正常，但是2018年之后，他们夫妻感情出现问题，我认为此款应该夫妻二人共同偿还。赵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赵罡与王婧偿还借款555000元及利息550元，合计555550元整；二、由赵罡与王婧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日至2018年3月19日期间，赵罡向赵亮多次借款，总额为555000元。2018年3月21日，赵罡为赵亮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赵罡因偿还公司业务款及生活等原因向赵亮借款人民币555000元，2018年4月1日前一次性偿还，利息按月息1%计算，按月支付，自借款人收到全部借款之日起计息。出借人主张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双方发生争议的由出借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日，赵罡向赵亮出具收条一份，证实收到借款555000元。另查明，王婧于2015年9月8日、2017年9月8日两次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与赵罡的离婚诉讼。王婧自2016年4月1日起独居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赵罡向赵亮借款，有赵亮所举的汇款凭证为证，且赵罡向赵亮出具的借条及收条均有本人签字，故赵罡向赵亮借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赵罡应向赵亮偿还借款555000元及相应利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婧与赵罡自2015年9月起因感情破裂而长期分居，进而进行两次离婚诉讼，且于2016年4月1日起独自居住在加拿大，而赵罡向赵亮的借款产生自2016年4月2日起，因此该笔借款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赵亮所举的收条、借条中也没有王婧签字或捺印，故认定案涉借款属于赵罡以个人名义所借，其用途不包含家庭日常生活，王婧对案涉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赵亮要求二人共同偿还借款555000元及利息550元的诉讼请求，酌情认定应由赵罡承担还款责任，对其他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赵罡给付赵亮借款本金555000元及利息550元；二、驳回赵亮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78元，由赵罡负担。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赵罡提交新证据：1.《华为公司回函》及南山法院查封冻结财产通知书复印件，欲证明2015年9月到2018年其从华为公司只取得45.15万元。王婧质证称关于回函，首先赵罡在回函上面手写的算式中，少算了2015年11月一笔工资32825.08元；第二，赵罡没有计算2015年度的分红143520元；第三，赵罡银行冻结的10839.87元，并没有计算在王婧所说的59.5万元中；第四，赵罡提交的冻结财产通知书，仅说2018年10月17日王婧申请冻结1909049元，但实际冻结金额仅有10873.26元，所谓的冻结都是在已离婚后，赵罡自己计算的分居期间收入，与王婧所述的59.5万元并不冲突。赵亮无异议。2.CapitalOne银行流水复印件，欲证明赵罡在加拿大期间的消费。王婧质证称首先该流水为复印件或打印件，无法证明是否被赵罡编辑过；第二，该证据没有经过使馆的三级认证；第三，当庭无法一一查证，赵罡在一审、二审、再审审查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存在很多虚假、伪造、矛盾，王婧有理由相信赵罡这份流水是假证据。赵亮无异议。3.现金消费小票及消费一览表，欲证明赵罡在加拿大消费12161元。王婧质证称第一，没有经过使馆三级认证，无法确认真实性；第二，无法证明是用借款消费的；第三，银行流水都是打印件，有可能是赵罡自己PS的。赵亮无异议。4.电子银行网上消费记录，光大银行3.68万元（2016年6月17日至2018年7月23日），建设银行流水一页（其中划黄线部分交纳社保），欲证明45万元中有一部分钱用于交社保。王婧质证称关于光大银行流水。第一，赵罡在一审中有伪造建设银行流水的前科，故赵罡所提交的一切银行流水，均不予以承认，只承认由法院到银行调取的流水；第二，很大一部分银行流水都是之前已提交过的，这里面的消费金额都来源于肖轶和邹锋，没有来源于赵亮借款，与本案无关。赵亮无异议。5.微信零钱支付6568元打印件，欲证明其45万元华为收入用于微信零钱消费6568元。王婧质证称，第一，这份证据与赵亮借款无关；第二，仅是复印件，不承认其真实性；第三，王婧也有很多因为打官司而产生的机票、差旅、住宿以及餐费，在离婚中并没有拿出来，赵罡这份证据与其无关。赵亮无异议。本院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王婧及赵亮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王婧与赵罡离婚诉讼一案，2018年8月1日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7502号民事案件判决离婚。该判决认定，双方于2007年9月20日登记结婚。王婧婚后在国内及加拿大生活，没有工作，2015年5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毕业后，偶尔打工，无固定收入。赵罡自2006年起在华为公司工作，婚后长期在非洲工作，2016年5月18日离职后到加拿大学习生活。双方于2015年初起分居生活。该判决认为，对赵罡主张的债务负担问题，应由赵罡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不宜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本院再审认为，赵亮与赵罡系亲兄弟关系，赵亮主张赵罡向其借款，出具了赵罡书写的借条、收条、转账凭证、现金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赵罡予以认可，原审认定赵亮与赵罡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是赵罡与王婧的夫妻共同债务，王婧是否应与赵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案涉借款是否属于王婧与赵罡的共同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赵罡与王婧于2015年起因夫妻矛盾开始分居，王婧于同年9月8日起诉离婚，自此双方在生活上无共同联络，经济上各自独立，即双方已不产生家庭生活的交集。王婧对赵罡是否对外借款、借款多少、借款用途均不知晓，亦不认可，也未在案涉借条、收条上签名，尤其是在2018年3月19日离婚案件庭审当日，赵亮及其妻子白雪还以转帐及现金形式存入赵罡帐户8万元，故案涉借款虽然形成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王婧与赵罡并未形成共同借贷的意思联络。其次，案涉借款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家庭日常生活学理上称为日常家事。在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享有家事代理权。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本案中，赵罡对借款用途的陈述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形。在离婚判决的辩称部分称“……离职后为与原告（王婧）修好，到加拿大专心学习，又产生巨额学习费用、生活费用等，遂向兄长（赵亮）借款55.5万元……”。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称“我于2016年4月向原告（赵亮）借款40余万元，主要用于偿还欠（华为）公司业务款30多万，剩余10万元用于我的生活开销。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我又向原告借款15.5万元，主要用于在加拿大期间的学习生活”。在（2019）黑06民申30号再审申请案件中的再审申请书中称借款用途为还公司业务款37万元、还房贷1.4万元，离婚诉讼费用6.4万元、赴加拿大学习期间部分生活花销10.7万元，计55.5万元。30号案件在2019年6月13日本院调查时，赵罡又提交一份《本案涉讼借款55.5万元用途明细及证据》，列明55.5万元分别用于：还公司业务款37万元、还房贷6.15万元、律师费6万元、离婚案件诉讼费0.43万元、在加拿大消费5.92万元。即赵罡自述的案涉55.5万元借款用途均不一致。再审审理中，赵罡主张以《本案涉讼借款55.5万元用途明细及证据》为准。即使不考虑赵罡陈述前后不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按其最终确认的借款用途，结合银行流水情况，本院评析如下：1.关于赵罡主张的还公司业务款37万元。本院认为，华为公司的《证明函》中称“从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华为公司共有业务报销款共计716842.57元转入赵罡个人工资帐户，这部分款项不属于赵罡的个人收入，而是员工因公务发生费用后的报销款项”。赵罡在本案申诉状中主张转给刘岩涛21万元（10+11）、郭雷19.2万（14+5.2）中的37万元即为偿还《证明函》中的业务款，但其主张仅有转给刘岩涛、郭雷款项的银行流水，赵罡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刘岩涛、郭雷存在公司业务方面的往来，转给二人的款项系公司的应付款项，刘岩涛、郭雷亦未出庭证实，无法排除赵罡与二人之间是否存在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故证据之间未形成有效链条，不能认定赵罡转给刘岩涛、郭雷的款项即为由王婧占用花销，赵罡应予偿还的业务款；2.关于赵罡主张的还房贷6.15万元。根据赵罡在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房贷还款记录》，赵罡主张以案涉借款还房贷八笔，其中仅有两笔2016年4月2日7000元及5月11日14000元发生于案涉55.5万元借款中的第一笔4月2日的同日及之后日期，其他六笔还贷记录均发生于4月2日之前，故该六笔房贷不可能是案涉借款的用途。根据银行流水显示，4月2日第一笔10万元进入赵罡帐户后，当日转给刘岩涛10万元，赵罡既主张以此10万元借款偿还公司业务款，又主张以此款支付同日的房贷7000元，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综上，赵罡陈述还房贷的借款用途不实。3.关于赵罡主张的律师费及离婚诉讼费6.43万元。此款为赵罡为离婚诉讼的个人支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4.关于赵罡主张的加拿大消费5.92万元。因赵罡的帐户内仍有其他款项进出，不能证实是以案涉借款支付，且其数次陈述在加拿大生活学习消费的金额不一致。综上，根据赵罡主张的借款用途，案涉借款不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再次，案涉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上述内容的举证责任在债权人赵亮。赵亮作为赵罡的亲哥哥，在赵罡与王婧的婚姻出现危机，王婧已起诉离婚的情况下，基于兄弟之情，向赵罡个人出借款项，无论是赵亮还是赵罡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最后，赵亮、赵罡主张案外人邹锋、肖轶起诉赵罡、王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深圳市两级法院判决认定赵罡向邹锋、肖轶的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上述案件对赵罡向邹锋、肖轶的30万元借款均认定为赵罡在加拿大读书期间的费用，判决由王婧共同偿还，与本案赵罡主张的55.5万元借款用途绝大部分不相同，故深圳法院案件与本案并不属于类案。即使参考王婧在国外一年85万元支出的陈述计算，因赵罡离职后的个人收入为53.5万元，加上深圳法院判决的30万元，已与王婧的支出相当。且赵罡之父赵国生起诉赵罡、王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我市两级法院一、二审及赵国生向省法院申请再审，亦均认定为赵罡个人债务。另外，本案审理的是民间借贷纠纷，至于赵罡与王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为家庭贡献大小、付出多少属于离婚案件的审理范畴，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评价。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二、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黑0691民初73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由艳审判员陈世余审判员 崔   明   威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宇奇书记员傅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