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40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俊峰，男，住辽宁省抚顺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骄航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郝玉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阵芳，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菅美燕，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俊峰因与被上诉人天骄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骄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5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毕俊峰，被上诉人天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阵芳、菅美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俊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2020）内0105民初40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1.判令毕俊峰与天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天骄公司为毕俊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2.判令天骄公司支付毕俊峰工资28个月（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工资336万元；3.判令天骄公司为毕俊峰缴纳“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险、生育险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4.判令天骄公司给付毕俊峰经济补偿款300000元（2.5个月工资）。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等费用由天骄公司负担。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判决错误。一、2017年3月30日毕俊峰与天骄公司签订了《天骄航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书》及《天骄航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因天骄公司拖欠薪酬超过九十天及未依法为毕俊峰缴纳社会保险而违约，毕俊峰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7月31日书面通知天骄公司一个月后解除劳动合同。但天骄公司拒不为毕俊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进而影响毕俊峰重新入职，侵害毕俊峰的劳动权，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仅签有劳动合同，双方并未发生实际用工而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事实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后，直到毕俊峰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均不是毕俊峰不提供劳动，而是天骄公司无法为毕俊峰提供“岗位”。因此，一审法院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不符事实。二、对于毕俊峰诉请天骄公司应支付的薪酬、为毕俊峰缴纳五险一金及给付毕俊峰经济补偿不予支持，明显不当。2017年3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天骄公司处于筹建阶段，不能为毕俊峰提供工作岗位，按照双方约定，在此期间天骄公司要支付毕俊峰薪酬，每月12万元。该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天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毕俊峰缴纳“五险一金”。天骄公司的前述义务是依据双方建立合法的劳动合同而确立，劳动合同存在，天骄公司就应当履行缴纳义务。同时由于天骄公司先期违约，毕俊峰解除劳动合同，天骄公司依法应给付毕俊峰2.5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毕俊峰在一审法院的诉求并非无据，而是于法有据。故一审法院抛开客观事实作出的判决必然有失公允。综上所述，毕俊峰上诉至二审法院，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裁决。天骄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毕俊峰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天骄公司与毕俊峰之间劳动合同已于2018年8月31日解除，毕俊峰请求判令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天骄公司与毕俊峰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但2018年7月31日，毕俊峰向天骄公司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毕俊峰明确通知天骄公司双方的劳动合同于一个月后即2018年8月31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毕俊峰发出该解除通知书的行为产生了法定的解除效力，天骄公司与毕俊峰的劳动合同已于2018年8月31日解除。另外，毕俊峰就转移证照一事状告民航西南管理局，在公开的一审判决中毕俊峰陈述其于2018年10月与北京双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因具有特殊性，如果没有和天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毕俊峰是不可能和双悦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因此，天骄公司与毕俊峰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无需再诉。二、毕俊峰与天骄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毕俊峰要求给付工资、缴纳社保公积金、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一）天骄公司与毕俊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已经生效。一审阶段，毕俊峰未对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呼劳人仲字【2019】第409号仲裁裁决书第一项裁决“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提起诉讼，天骄公司也未对该项裁决提起诉讼。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该项裁决已生效。（二）天骄公司与毕俊峰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1.天骄公司与毕俊峰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虽然双方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非是判断劳动关系的绝对标准，劳动关系还应当从是否实际“用工”，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各种实质要件进行判断。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双方从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至2018年7月31日，毕俊峰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之日，双方并未发生实际用工，即不存在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和指挥，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劳动，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劳动者给付劳动报酬等建立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双方的关系属于仅有“订立劳动合同”之名，而无“用工”之实，因此，双方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劳动关系，进而，毕俊峰基于劳动关系而提出的各项上诉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依法不应被支持。2.毕俊峰未向天骄公司提供劳动的原因是毕俊峰的飞行证照无法转移，导致其无法向天骄公司提供劳动。《运输飞行员注册、记录和运行管理》（AC-121-FS-2014-48）第4.1条规定，飞行员应提供“A.技术档案：包括飞行记录簿，各种训练和检查的记录，事故、事故征候结论，奖励和惩罚记录等。”第4.4条规定“新雇主应要求雇佣的飞行人员提供前雇主的4.1A项内容的副本（本文所述副本包括原件的复印件、影印件、扫描件等复制品，非指证件的副本），并进行评估，将结果报局方审核且在局方的系统注册成功后方可实施运行。前雇主是指过去24个月内与该飞行员有雇佣关系的运营人”。根据以上规定，毕俊峰应当向天骄公司提供飞行技术档案并在民航局注册后方能飞行，但因毕俊峰与原用人单位成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航空”）就离职赔偿金未达成一致，西南航空及其关联单位民航局西南分局不配合转移证照，进而致使毕俊峰无法按照与天骄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办理相关档案及手续交接工作，因此也就一直不具备履行双方约定的飞行员工作岗位职责的劳动资格，无法提供实际劳动，即执行飞行任务。3.天骄公司不存在毕俊峰所述的“无法提供岗位”的情况。天骄公司在筹建阶段虽然不能为注册飞行员提供本公司的飞行工作安排，但是根据航空运输业的行业惯例，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可以将具备执飞资格的飞行员安排到第三方航空公司实施劳务输出。因毕俊峰无法转移飞行证照手续，导致天骄公司无法为其安排第三方劳务输出任务。而且，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4）中约定，“甲方（天骄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未获得民航总局的筹建许可批准，且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未能实现正式飞行，乙方（毕俊峰）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毕俊峰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于天骄公司正在筹建的事实是知情的，因此，天骄公司只要在约定时间内取得筹建许可、运营许可、实现首飞不违反补充协议的约定。事实上，民航总局于2018年2月13日批准筹建天骄公司，天骄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获得《同意筹建天骄航空有限公司的批复》2019年1月4日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2019年7月26日实现首飞即完全地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了合同义务。4.毕俊峰认为天骄公司利用其专业飞行员资质进行筹建审批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第二章第七条（三）规定“设立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具有符合民用航空规章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对此进一步明确“M章，机组成员和其他航空人员的要求第121.381条航空人员的条件及限制（a）合格证持有人不得使用，任何人员也不得作为按照本规则运行的航空人员被使用，除非该人员符合下列条件：（1）持有局方颁发的相应的现行有效航空人员执照或证件；（2）在按照本规则运行时，按照要求携带现行有效的航空人员执照、体检合格证和其他必需的证件；（3）合格于所从事的工作；（b）按照要求携带证件的每个航空人员，应当在局方检查时出示证件……等条件。”天骄公司按照以上要求向民航局提交了相应的材料。2018年2月13日，民航局运输司在《关于拟批准天骄航空有限公司筹建的公示》中对于专业技术人员采源记载如下：“公司组建初期，拟筹建公司的飞行、机务、签派、运输等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从社会招聘或从各航空公司正常流转。已与8名机长和3名飞行员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孙学智等2名签派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后续的飞行、机务、签派、乘务、空保等专业技术人员仍采取招聘方式解决。”毕俊峰不具备民航局要求的飞行员的条件，批筹的时候并不包含在其中。（三）毕俊峰与天骄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无权向天骄公司主张给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该等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劳动报酬是劳动的对价，是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一般等价物，劳动报酬的标准应与劳动者付出劳动成正比，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需提供劳动的具体内容或者工作成果。本案中，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毕俊峰没有提供劳动，无权向天骄公司主张给付工资。关于毕俊峰提起的缴纳“五险一金”的上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毕俊峰关于缴纳“五险一金”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毕俊峰的该项请求。毕俊峰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毕俊峰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实际上，是毕俊峰未能获得履行劳动合同的必要条件--转移飞行档案而主动向天骄公司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综合以上，基于毕俊峰与天骄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无权向天骄公司主张给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毕俊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毕俊峰与天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判令天骄公司向毕俊峰支付工资336万元（从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止，共计28个月）；3.判令天骄公司为毕俊峰缴纳“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止）；4.判令天骄公司向毕俊峰支付经济补偿款300000元（2.5个月工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俊峰曾系成都航空飞行员，其与成都航空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经过仲裁及诉讼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2014年11月3日成都航空人力资源部向毕俊峰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载明“毕俊峰系我公司飞行部飞行员，性别男，身份证号码×××，最近一次合同期限：2011年11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决定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该员工在我公司的工作年限为2006年3月20日至2014年2月28日。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该员工所持公司有关证件作废，在外从事的一切活动与本公司无关”。2016年6月17日，毕俊峰依据（2015）成民终字第9245号民事判决向成都航空支付47484.19元。2017年3月30日毕俊峰与天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天骄公司）安排乙方（毕俊峰）的工作岗位为飞行员，工作地点为甲方航线网络所覆盖的所有地区，因生产工作需要，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岗位（工种）以及工作地点”。第五条约定“乙方基本工资为税后人民币5万元/月。其他待遇福利参见补充协议第三条”。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有未尽事项或与补充协议有冲突之处，应参照补充协议并以补充协议为准”。同日毕俊峰、天骄公司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在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毕俊峰）在甲方（天骄公司）的签约劳动合同期为十年，生效时间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之日起开始”。第二条第2项约定“乙方必须在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完毕相关档案及手续交接后两个月内进行机型改装且获取相应资质，进行实际熟悉机型并在双方同意基础上实施劳务输出飞行”。第三条第1项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引进费用为税后人民币680万元整，其中包括支付乙方原单位的流动赔偿金和其相应的税费，以及个人安家费。（1）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5日内，甲方需支付乙方引进费的50%，为税后人民币340万元整；签订劳动合同后30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剩余引进费的50%，为税后170万元整；签订劳动合同后60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引进费余款税后人民币170万元整。（2）……”。第三条第2项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在未实施第三方劳务输出飞行期间，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税后120000元/月的工资”。第四条约定了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情形，其中第5项约定“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无需支付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所的引进费用，自乙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日起一个月内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办理完毕离职手续。（1）甲方未及时支付前述相关费用及薪酬，如拖欠期超过90天；（2）......（3）未依法为乙方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未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必要工作条件的，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4）甲方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未获得民航总局的筹建许可批准，且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未能实现正式飞行，乙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此前提下，如乙方与第三方公司签署转会协议，除向甲方退还乙方曾支付给原单位的流动补偿金外，其余费用均不予退还，甲方在一个月之内协助乙方办理辞职手续。（5）......”第6项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终止，且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引进费：（1）（5）法律、法规及民航管理部门所规定的其他情形。”第7项辞职办理中约定“（1）（5）乙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补充劳动合同约定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可以从其工资、奖金及津贴、补贴等中作相应的扣除。（6）甲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因乙方个人原因辞职流动的，应遵循以下赔偿原则，相关金额含税（A）1年内发生辞职流动的，需退还此期间生活借款部分（若有）、甲方已付乙方引进费的100%。（B）2年内辞职流动的，需退还此期间生活借款部分（若有）、甲方已付乙方引进费的90%。（C）3年内辞职流动的，需退还此期间生活借款部分（若有）、甲方已付乙方引进费的80%。（D）……”。2017年3月30日，天骄公司向毕俊峰出具“飞行员离职材料接收证明”，载明“今收到毕俊峰机长安保证明原件、离职证明原件、登机证回收证明原件，用于我公司办理相关入职事宜”。毕俊峰、天骄公司均认可天骄公司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向毕俊峰支付了引进费用680万元。天骄公司为毕俊峰办理了工资卡（现在天骄公司），并于2017年5月12日至6月15日期间分3笔向毕俊峰工资卡转账14321.13元、120000元、120000元。2018年7月31日毕俊峰向天骄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天骄公司：我是飞行员毕俊峰。根据我与天骄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天骄公司应按月发放我工资12万元人民币，但是自从2017年3月签订劳动合同至今，已经拖欠16个月工资未曾发放，并且也未缴纳本人的社保等保障。本人多次与天骄公司领导沟通协商未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章和《劳动合同》约定，天骄公司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因此我与天骄公司劳动合同已经失效，本人已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告知义务。一个月后，我与天骄公司再无任何关系，特此通知”。毕俊峰认为天骄公司未支付毕俊峰工资超过90天，毕俊峰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9年向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解除申请人（毕俊峰）与被申请人（天骄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2.天骄公司支付毕俊峰工资336万元（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3.天骄公司为毕俊峰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4.天骄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30万元（毕俊峰2.5个月工资）”。2019年11月25日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呼劳人仲字[2019]第4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另查明，2018年3月30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作出了“同意天骄航空有限公司开展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筹建工作”的批复，并载明“天骄航空有限公司筹建期限自2018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2019年7月18日天骄公司取得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2019年1月22日天骄公司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2019年7月26日上午天骄公司首航成功。以上事实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毕俊峰提交的成都航空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天骄公司出具的《飞行员离职材料接收证明》、毕俊峰向成都航空转账凭证、成都航空向毕俊峰出具的收据、聊天记录、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2018年修正）；天骄公司提交的毕俊峰向天骄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上均为复印件），一审法院附卷佐证。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毕俊峰、天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该项争议事实，毕俊峰提交证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天骄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向毕俊峰出具的飞行员离职材料接收证明、毕俊峰与天骄公司董事长郝玉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毕俊峰与成都航空解除劳动关系，并向成都航空足额支付了赔偿金后，毕俊峰与天骄公司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天骄公司接收了毕俊峰入职的相关手续。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办理飞行员执照关系转移是天骄公司的义务，毕俊峰没有工作是因为天骄公司未提供工作条件。以上证据经天骄公司质证，天骄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毕俊峰虽向成都航空支付了赔偿金，但远低于行业惯例，一直未与成都航空达成一致意见，故毕俊峰的飞行员执照关系一直没法转移。天骄公司依照约定向毕俊峰支付了引进费税后68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毕俊峰必须在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完毕相关档案及手续交接后两个月内进行机型改装，且获得相应资质，进行实际熟悉机型，并在双方同意基础上实施劳务输出飞行，因毕俊峰的证照无法转移，毕俊峰未向天骄公司提供劳动、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天骄公司提交：1.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依照合同约定，毕俊峰必须在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完毕相关档案及手续交接后两个月内进行机型改装，且获得相应资质，因毕俊峰证照无法转移，毕俊峰未向天骄公司提供劳动、履行合同义务，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2.工资支付的银行流水、电子缴税付款凭证，拟证明天骄公司支付了毕俊峰2017年3、4、5月的工资及代交了个税。3.关于拟批准天骄公司筹建的公示、关于筹建天骄公司的批复、关于为天骄公司（筹）颁发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的公示、经营许可证，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天骄公司实现首航新闻报道，拟证明天骄公司批筹公式中没有毕俊峰的名字，是因为毕俊峰的飞行档案无法转移，天骄公司无法将毕俊峰列入天骄公司筹建必备的具有专业飞行员资格的人员中。天骄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取得了筹建批复，如期进行了首飞，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而毕俊峰在此之前主动解除合同，导致双方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毕俊峰违约在先且主动解除合同，要求天骄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上证据经毕俊峰质证，毕俊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拟证明的内容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毕俊峰要求天骄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关于毕俊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毕俊峰、天骄公司虽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毕俊峰的飞行员执照关系未能转至天骄公司，毕俊峰未向天骄公司提供劳动，故天骄公司不存在实际用工，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毕俊峰请求与天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请求天骄公司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均是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才提出的，现因毕俊峰、天骄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毕俊峰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毕俊峰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毕俊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毕俊峰已预交），由毕俊峰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毕俊峰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前提在于毕俊峰与天骄公司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关于“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不能单纯以是否订立劳动合同来判断，而应当以是否实际用工来确定。本案中，毕俊峰认为天骄公司未向毕俊峰提供“工作岗位”而无法提供劳动，鉴于飞行员是特殊行业，根据民航总局的相关规定，其入职新的航空公司涉及多项证照、手续的移转和交接，需要由飞行员向新的航空公司提交的证照和手续。除了毕俊峰主张因其退出成都航空运行时间已超过24个日历月而无需提供的技术档案外，还有飞行记录本、飞行执照和体检合格证。而在毕俊峰与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行政诉讼一案中，毕俊峰主张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毕俊峰不能办理执照关系的转移，且根据毕俊峰与天骄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引进费的约定，天骄公司向毕俊峰支付的引进费中包括支付毕俊峰原单位的流动赔偿金，可知毕俊峰应当承担与成都航空协调移转相关证照、手续的义务，故毕俊峰不能入职的责任不应归责于天骄公司，毕俊峰与天骄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请求与天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费核定、征缴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法定职责。用人单位未为其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另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单位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及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责令其限期办理或限期缴存。基于以上规定，毕俊峰请求天骄公司为毕俊峰缴纳“五险一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就该诉求毕俊峰可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寻求解决。综上所述，毕俊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毕俊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马学英审判员 蔡世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乌日汗书记员 解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