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8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保明，男，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峙，北京市步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珊玲，江西深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辛庆云，女，196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松华，男，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燕琴，女，198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少华，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上海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嵘，上海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女，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系廖少华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上海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嵘，上海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保明因与被上诉人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保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峙、李珊玲，被上诉人辛庆云、被上诉人胡松华、胡燕琴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征宇，被上诉人廖少华、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保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7）赣10民初5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1、判决被上诉人辛庆云、廖少华、黄**共同返还上诉人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400万元,共计7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2、判决被上诉人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在继承胡国发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二、一审诉讼费71400元、本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廖少华等人签订《协议》时，受到了胁迫，但是廖少华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时间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赵保明认为该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认定事实的依据仅来源于廖少华等人的亲戚朋友的口头证词且证词之间相互矛盾。但是因对判决结果没有异议，没有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以“廖少华及胡国发系受胁迫而签订的该协议，故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二）意思表示真实’之规定，廖少华、胡国发、赵保明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退伙协议并未生效。由于退伙协议是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对于退伙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应当从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进行审查，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对赵保明实际出资情况及合伙盈亏等情况进行实体审查。赵保明提出的本案仅能就退伙协议进行审查，不能围绕合伙关系审查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抛开退伙协议是否因胁迫而签订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规定的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因受胁迫签订合同，当事人的法定救济途径是什么？在当事人按照法定救济途径主张权利后，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能不能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同样以“受胁迫”为由，径行裁判受胁迫签订的合同不生效？江西省高院裁判驳回廖少华等人撤销《协议》的生效裁判，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具体理由详述如下：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1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总则》对合同法以上规定作了修改，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以上规定的主要修改之处：1、无论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是否损害国家的利益，该合同都是可以撤销的合同，而不是无效合同；2、增加了第三方胁迫的情形。依我国民法规定，“胁迫”为意思表示不自由的主要形态，不必然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意思表示自由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1、《民法总则》第143条是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性规定，一般情况下，同时具备该条所述的三个要件时，该法律行为有效。2、受胁迫所签订的合同不必然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而是意思表示不自由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因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胁迫行为影响了当事人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导致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但也可能没有影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3、因此，我国法律将意思表示不自由作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原因之一，并未将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之必要要件。从保护受胁迫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及维护交易安全两方面的考虑，赋予当事人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之权利，而不是当然认定合同无效或未生效。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民事法律行为系因胁迫所为时，法律明确规定其救济途径为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1、如前所述，依据《民法总则》第150条规定，受胁迫方必须以向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提起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请求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该民事法律行为予以撤销，换言之，一则，必须由受胁迫方提起撤销的诉讼或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主动撤销；二则，必须在提起撤销的诉讼或仲裁程序中撤销，即使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也不能在该诉讼或仲裁程序之外对该民事法律行为予以撤销。2、依据《民法总则》第150条之规定，可提起撤销的受胁迫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下：（1）须有胁迫行为；（2）须有胁迫故意；（3）胁迫须为非法；（4）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5）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可见，被胁迫是原因，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是结果，法律后果是撤销，而不是无效或未生效！一审法院以该撤销诉讼中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更改法律的明确规定，将法律后果更改为合同未生效，而不是撤销，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民法总则》第152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其除斥期间为一年，从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在廖少华等人已经依照法定救济途径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协议》，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驳回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再次在本案的审理中以胁迫为由认定《协议》未生效，不但程序违法，且实体认定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属于常识性错误。如前所述，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廖少华等人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其法律后果为该《协议》有效，各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以上判决的既判力不仅约束该判决的当事人，也约束在后的人民法院不得以同一事实为基础就此问题作出与该生效判决相反的判决。本案一审判决实际上是否定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以上判决，其程序严重违法。在廖少华等人提起撤销《协议》的诉讼时，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院认定胁迫事实存在是认定事实错误。即使该事实不是本案的要件事实，但是为厘清事实真相，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和辩论意见，充分证明了该事实为虚假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评价，但是却以前述判决中认定的虚假事实以为依据进行裁判。上诉人是以《协议》为基础，不是以《合作协议书》为基础提起诉讼，主张的是《协议》约定的解除合伙关系后的投资款返还和损失赔偿的合同权利，并未主张《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原合同请求权，一审法院超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审理案件，程序违法，裁判结果错误。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答辩称，一、生效判决因除斥期间原因，没有支持答辩人撤销《协议》的诉请，并不代表《协议》生效或者有效。生效判决仅仅只是对答辩人的撤销权是否超过时效而进行审查，并未对《协议》是否合法、是否生效或者有效进行审查，更加没有对《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上诉人称“本案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实际上否定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高院）的以上判决，一个下级法院在撤销程序之外，以同样的事实否定了上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其程序严重违法。”完全属于偷换概念，将未撤销等同于生效或者有效，《协议》未被撤销的原因并非系其有效，而是受限于程序法限制，而省高院也并未对《协议》的效力作出评判，上诉人一直强调一审法院系“重复评价”，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对《协议》效力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合法的。二、《协议》因系违法签订而未生效或者无效。《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民法总则》第143条既然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个要件，那么反之不具备这三个要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无效或者未生效，而《协议》是在胡国发等遭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并形成的，那么该协议的形成就违反合同意思自治原则，既不是《协议》当事人的意思真实表示，也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协议》作为证据被提出，其既不具有证据的内容真实性，也不具有来源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应当对基础法律关系予以审查，而不应当仅仅只是以《协议》所展现出来的表象定案。本案中《协议》本身已经被司法确认系在胁迫之下所签订，那么其表露的字面意思就无法反映案件基本事实，而基础法律关系对应的法律事实就是基本事实的前提条件，是在对基础法律关系没有争议的诉讼案件中的情况，《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三十五条更是明确基本事实系“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协议》无法作为定案依据，那么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审理基础是必要的，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而本合伙协议显然并未经过结算，上诉人所主张的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显然属于空中楼阁，没有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以合伙协议纠纷作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予以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而赵保明与胡国发等未经结算，其所主张相应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本案应当审查相应当事人实际出资及合伙盈亏情况。无论从合伙的特征还是从《合作协议》中所载明的合伙原则都可以看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基本原则，现被答辩人仅以发生亏损就逃避风险，显然对其他合伙人并不公平，故被答辩人提出仅就退伙协议进行审查没有法律依据。五、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答辩人之所以参与本案诉讼，皆因为系胡国发法定继承人，截至目前为止，答辩人不清楚胡国发是否有遗产，即使有遗产，答辩人也从未继承相关的遗产，答辩人作出放弃继承的承诺系上述法律规定“在作出遗产处理前”，《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答辩人不清楚赵保明与胡国发之间关系，即使他们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利时就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廖少华、黄**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2013年12月13日的《协议》系廖少华、胡国发被胁迫而签订，该《协议》的签订及来源均不合法。1、《协议》签订中廖少华、胡国发受到赵保明胁迫签字是不争的事实，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对廖少华、胡国发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赵保明胁迫的事实。2、上诉人赵保明认为一审判决对协议是胁迫签订的事实认定错误，因为他已经举证。答辩人认为，赵保明在发回重审一审中的举证，系原来已举证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这些原来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法律判决认定胁迫的事实。二、2013年12月13日《协议》中约定退回赵保明640万元投资款、赔偿400万元经济损失违反了合伙原则及法律规定，协议中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协议的内容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1、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股份均分”的合伙原则，《协议》中约定退回赵保明640万元投资款、赔偿400万元经济损失违反了双方约定的合伙原则及合伙的法律规定。2、协议的内容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论是原一审、二审中，还是发回重审的一审中，廖少华等均对《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提出了异议，认为协议系胁迫所签，协议的内容不是真实意思表示，项目是否严重亏损、亏损多少需要经过双方对项目账目的清算才能确认。3、退回640万元投资款及400万元经济损失的缺乏事实依据。首先，400万元经济损失对应的应系赵保明640万元投资应取得的回报，换言之，也就是投资收益或利润，而合伙项目的收益或利润来源应该是项目经过清算后才能明确。其次，鉴定赵保明投资了640万元，在2013年12月13日退伙时，全部退回640万元投资款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投资保本或盈利，才具有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全部退回投资款的前提条件。因退伙协议系胁迫签订的，退伙协议明显无法证明退回640万元的合法性及事实依据。三、2013年12月13日《协议》作为赵保明主张权利的证据，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3年12月13日《协议》作为证据，依法应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据此，2013年12月13日《协议》作为证据，系胁迫取得，其来源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依法应予以排除。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由此可见，2013年12月13日《协议》即便未被撤销，但作为证据，违反了民诉法的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判决不采信该协议作为双方在工程项目合作中退伙结算的有效证据，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四、上诉人认为2013年12月13日《协议》未被撤销的观点，不能证明该协议就属于法律规定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由此可见，在诉讼活动中，任何证据均需要经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并依据证据认定的规则，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待证事实进行评价判断，而不是仅依据证据是否有被撤销为标准来审核证据。换言之，即便协议未被撤销，但不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013年12月13日《协议》不能客观证明项目存在严重亏损，不能证明赵保明主张退回380万元投资款及取得400万元经济损失等基本事实的合法性及真实性。基于上述事实，为了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一审判决依据双方形成的合伙法律关系及法律规定，要求双方对案涉的合作项目进行清算，以此判定赵保明是否应退回投资款、退回多少投资款及利润，是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后，作出的评价与判定，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保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辛庆云、廖少华、黄**共同返还赵保明的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4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7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2、判决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在继承胡国发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共青城华森公司（发包人）与临川建安总公司（承包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约定工程名称为和熙家园一期工程，工程建筑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开工日期2011年9月1日，竣工日期2012年12月30日，合同价款约壹亿元等。2011年9月，胡国发为甲方、廖少华为乙方、黄伟为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经三人共同协商一致就承建共青城市和熙家园项目地下停车场及上面建筑物达成以下协定：1、甲、乙、丙三方在进场前分别投入人民币贰佰万元整，考虑该项目总投入在贰仟万左右，根据工程的进度三人再逐步平均进行投入。2、在项目运转期间由胡国发抓全面，廖少华、黄伟全力协助，财务分别由廖少华、黄伟分管……4、三人股份为平均制，即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如股东之间有转让股份，必须提前通知其他股东，经同意由合作股东优先购买……”。2011年12月12日，临川建安总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本人邹爱昌系江西临川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廖少华为我公司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本公司的名义签署、澄清、补正、递交、撤回、修改共青城华森置业有限公司的和熙家园一期工程施工投标文件，参加投标活动……委托期限：至本工程结束。代理人：廖少华。性别：男。年龄：46。单位：本单位。部门：九江分公司。职务：经理……”。2011年12月，临川建安总公司九江分公司为甲方与胡国发为乙方签订《施工经济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承接的共青城华森置业有限公司的和熙家园一期工程施工任务承包给乙方施工，为明确双方责任，保证按业主要求，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和熙家园一期工程施工的有关事宜，特签订本合同，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2013年3月22日，临川建安总公司和熙家园项目部出台《财务管理制度》，内容有“一、总则。为建立现代项目工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通则、制度》等制定本财务管理制度。二、财务机构……2、财务科设会计、出纳各一名；黄伟担任出纳，会计由公司廖总委派……三、资金管理。1、各工程队工程款统一进入项目部账户，由项目部财务科统一管理并分工程队设置账目明细……4、各工程队交纳到项目部的管理费在每次工程款到款中扣除，优先用于发放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剩余部分可由胡国发、赵宝（保）明协商支付，交纳公司的0.5%管理费应在工程款到款中扣除，如数转给分公司。5、208队地下室工程，由赵宝（保）明负责管理。原胡国发从业主方借贷的资金，如果系用到地下室工程上的，给予认可，后续注入的资金，每月按3%利息计算，待地下室拨付工程款时连本带息优先偿还……7、208队财务人员应根据该项目实际发生的费用，材料凭进场验货单（由经手人签章），各工种工资（根据各作业班组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的实际人员制成工资表，现场施工员签名后）同管理人员工资表报财务科经赵宝明审核、项目经理审批后方可支付……”。赵保明、胡国发、廖少华在该财务管理制度纸质稿中签名。2012年至2013年6月，黄伟、赵保明陆续从和熙家园项目部领取一些款项。2013年6月10日，赵保明出具100万元领条，该领条中载明付款单位名称为和熙家园208队，款项性质内容为合伙利润。胡国发在该领条中批注属实，并签名。2013年9月1日，赵保明、胡国发、廖少华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由于在和熙家园工程运作上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原各股东签订的合作合同，根据现状及由于谁的原因而造成的损失谁负责的合同精神，同时为了让工程尽早尽快完成，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经各股东协商一致，达成以下补充协议：1、从2013年9月1日起，和熙家园工程所有事务（包括材料购买，工程款支付，工程分包等一切事项）必须经所有股东表决通过方能执行；2、所有华森置业来款到临川建安总公司项目，必须划拨到专门账号，由专人管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工程款。如出现某人自作主张，擅自使用工程款，则属于他个人行为，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他必须负全责（包括发生口角、斗殴而造成的后果）；3、在9月份内，将所有账目核对清楚，各股东投资款在工程款来了之后，按比例返还，投资款按投资前后以3分的利息计息分红，待整个工程结算完毕后，多余的利润按股份比例分红；4、本协议一式三份，各股东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必须无条件退出管理，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2013年11月16日，胡国发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项目和熙家园一期工程为临川建安总公司中标，收取各队承建管理费总造价3%，我和赵保明签订合同利润各一半，经我和赵保明协商后并给于赵保明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归还期间：在明年工程验收，甲方付清尾款时付清”。2013年12月13日，赵保明、胡国发、廖少华签订《协议》，约定“现赵保明、胡国发、廖少华在2011年9月三人共同投资共青城华森置业有限公司（和熙家园）地下室及**、15#、16#、17#、18#、19#、20#、21#、24#楼承建项目。赵保明在项目运转过程中分别投入资金人民币640万元。由于在该项目运转过程中，胡国发、廖少华不履行协议，并且私自侵占项目资金，使项目不能按时完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按照三人协议规定所有损失由他二人（胡国发、廖少华）全部负责。后经三人多次协商洽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在2014年元月还清赵保明全部投资640万元。二、补偿赵保明经济损失人民币400万元，补偿款在2014年6月前还清。在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按照还款金额每月平均返还。三、在所有款项未到位的情况下工地财务由赵保明监管，工程合理用款除外（工人工资、材料款）。但必须在赵保明或委派人核实后签字方能发放。为了保证该协议能够执行到位，项目部负责人（廖少华、胡国发）必须对该协议内容全部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资金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清，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同时处以还款金额的双倍罚款。赵保明在签订该协议后自动退股，本项目一切盈利及损失与赵保明无关。本协议一式三份，三人各执一份，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4年1月29日，临川建安总公司和熙家园项目部向赵保明汇款200万元。2014年2月24日，临川建安总公司和熙家园项目部向赵保明汇款60万元。黄伟对上述260万元款项向和熙家园项目部出具了领条。2015年1月25日，共青城华森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江西临川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承建的共青城和熙家园一期工程10#、14#、15#、16#、17#18#、19#、20#、21#、24#、会所及上述楼号所属地下车库工程项目正在办理竣工验收及决算当中。”2015年3月11日，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胡国发与廖少华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该协议无效并应予以撤销等，从而请求法院判令依法撤销胡国发、廖少华与赵保明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等。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对该案作出（2015）抚民三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赵保明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7日作出（2015）赣民一终字第285号民事裁定，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之后，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赣10民初1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了廖少华、胡国发在2013年12月13日签订协议时受到了胁迫。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2014年3月17日，赵保明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廖少华、胡国发共同支付其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补偿款400万元，合计78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由廖少华、胡国发承担。2014年4月18日，赵保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黄**、辛庆云为共同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判决廖少华、胡国发、黄**、辛庆云共同支付其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补偿款4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7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上述四人承担。2014年9月9日，赵保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胡松华、胡燕琴为共同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判决廖少华、胡国发、黄**、辛庆云共同支付其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补偿款4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7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判决胡松华、胡燕琴在继承胡国发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上述五人负担。本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4）抚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廖少华、黄**、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赣民终21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该裁定认定了2013年12月31日协议签订时，廖少华、胡松华受到了胁迫，故该协议并非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另查明：胡国发与辛庆云于1982年左右结婚，廖少华与黄**于1993年结婚。2014年6月27日，胡国发去世。胡国发的母亲李菜金于2001年去世；胡国发的父亲胡水南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并放弃对胡国发遗产的继承；胡国发的儿子胡松华和女儿胡燕琴同意参加本案诉讼，并作为当事人参与了重审前的一、二审过程。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为：1、辛庆云、黄**、胡松华、胡燕琴是否系本案的适格被告。2、廖少华、黄**、辛庆云及胡松华、胡燕琴（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应否共同向赵保明承担返还投资款38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4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认为，胡国华及廖少华长年在外做生意，其经营的收益均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本案合伙项目发生在胡国华与辛庆云，廖少华与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本案合伙项目可能产生的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辛庆云作为胡国华的配偶，黄**作为廖少华的配偶，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黄**抗辩称，本案系合伙纠纷，其不是合伙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缺乏法律依据，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虽然胡松华、胡燕琴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放弃遗产继承的申请书，但距胡国发去世已六年之久，遗产继承事实已经实际发生，且其作为被告及上诉人参与了重审前的一、二审过程，故其现在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因此，胡松华、胡燕琴也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胡松华、胡燕琴抗辩称其放弃继承，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认为，2013年12月13日《协议》（以下简称退伙协议）系赵保明和胡国发、廖少华在合伙投资承建和熙家园部分工程项目过程中，就赵保明退伙、返还投资款，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的相应约定。虽然该协议因已过除斥期间没有被撤销，但已生效的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廖少华及胡国发系受胁迫而签订的该协议，故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二）意思表示真实”之规定，廖少华、胡国发、赵保明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退伙协议并未生效。由于退伙协议是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因此，对于退伙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应当从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进行审查，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对赵保明实际出资情况及合伙盈亏等情况进行实体审查。赵保明提出的本案仅能就退伙协议进行审查，不能围绕合伙关系审查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不予采纳。本案中，赵保明提供了其合伙时出资637.317万元的相关证据，有银行转账的，也有给付现金的，还有的系胡国发签字认可的款项，廖少华除对胡国发签字认可的部分款项（没有相应转账凭证的和官淑云支付的100万元）及黄伟支付的款项不予认可外，对其他款项均予以认可。由于胡国发已经死亡，有些款项无法进行核实，故认可赵保明合伙时出资了637.317万元，该金额与退伙协议确定的640万元投资款相差不大，应当对其640万元投资款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合伙的最基本特征是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且赵保明与廖少华、胡国发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股份均分”的合伙原则，故赵保明要求廖少华等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其经济损失的前提是该合伙已经经过清算，且有利润。但赵保明并未提供合伙各方已经进行了结算、合伙项目存在盈利及盈利多少的相关证据，故赵保明要求廖少华等五人返还其投资款380万元、赔偿其400万元经济损失及两项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廖少华、黄**、辛庆云等人抗辩称退伙协议系受胁迫签订，合伙项目没有经过清算，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抗辩意见成立，应当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保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1400元，由赵保明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赵保明、被上诉人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是否对合伙的三人产生合同效力？能否作为赵保明诉请的依据？2、赵保明提出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3、一审是否超越了赵保明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依法不能对合伙的三人产生合同效力，不能作为赵保明诉请的依据。理由是：首先，该《协议》是否系受到胁迫所签订，生效法律文书已经对该事实作出了确认。具体而言，即2016年6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赣10民初1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了廖少华、胡国发在2013年12月13日签订协议时受到了胁迫；本院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两份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了廖少华、胡国发系遭殴打、受胁迫而签订的该退伙协议，故该协议并非廖少华、胡国发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条文内容，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必须具备前述三个要件，反之，不具备这三个要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就不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不能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协议》是在胡国发、廖少华遭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并形成的，该协议的形成就违反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既不是《协议》当事人的意思真实表示，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再次，本案中《协议》作为赵保明诉请的依据（证据）被提出，其既不具有证据的内容真实性，也不具有来源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2013年12月13日《协议》即使未被撤销，但作为证据亦违反了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合同法的以上规定作了修改，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其除斥期间为一年，从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算。2015年3月11日，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胡国发、廖少华向一审法院提起《协议》撤销之诉，案件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赣10民初17号民事判决，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赣民终592号民事判决，裁判结果虽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理由是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并未认定该协议有效，对当事人能产生约束力。换言之，本院未支持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的上诉请求，其理由仅仅是上诉人行使撤销权过了除斥期间，仅是从时效之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而非在实体上认可协议仍然有效。赵保明上诉认为既然协议未被撤销，则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三人产生合同约束力，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明确合同依据的主张及理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综上，廖少华、胡国发、赵保明于2013年12月13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不能对合伙各方产生合同约束力，不能作为赵保明提出诉请的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赵保明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辛庆云、廖少华、黄**共同返还赵保明的投资款380万元及经济损失4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7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2、判决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在继承胡国发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辛庆云、胡松华、胡燕琴、廖少华、黄**共同承担。如前所述，2013年12月13日《协议》作为赵保明主张权利的证据，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因2013年12月13日《协议》作为证据系采用胁迫手段取得，其来源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的目的，依法应予排除。一审判决不采信该协议作为双方在工程项目合作中退伙结算的有效证据，依法有据，并无不当。因协议依法不能对三人产生合同约束力，故赵保明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由于退伙协议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因此，对于退伙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应当从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进行审查，一审围绕合伙法律关系审查，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赵保明上诉提出，本案仅能就退伙协议进行审查，不能围绕合伙关系审查的主张，与法律规定及本案事实不相符合，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审理基础是必要的，在退伙协议不能对当事人产生合同约束力的前提下，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关系，而本案中合伙体投资的项目显然并未经过结算，既然赵保明与胡国发、廖少华未经项目清算，其所主张的相应权利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本案应当审查合伙人实际出资及合伙盈亏情况。无论从合伙的特征还是从《合作协议》中所载明的合伙原则均可看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基本原则，上诉人赵保明仅以发生亏损就逃避风险，诉求返还投资380万元及利润400万元，对其他合伙人并不公平。一审已向赵保明释明其请求权的基础，在不能认定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依法认定其在合伙体中的投入数额，并认为应根据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合伙体项目清算，以确定项目的盈亏情况，再确定各人的返还比例及利润分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释明符合法律规定，处理并无不当。在二审中，赵保明仍明确表示其无法提供合伙体的相关财务账册，拒绝清算，仍然坚持退伙协议有效，应按协议履行，故一审在释明赵保明行使请求权应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依法驳回赵保明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赵保明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294.60元，由赵保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志坚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肖力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