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1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保权，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园****。法定代表人：黄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依锋，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苏晨，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保权因与上诉人颐信安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信安防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6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保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1.追加颐信安防公司股东符某、黄某、郑某等股东为共同被告；2.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11200元；3.判决撤销颐信安防公司2016年7月11日作出的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决定，继续履行双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拖欠唐保权工资281600元；5.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唐保权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延迟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40800元；6、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等由颐信安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唐保权于2004年12月入职颐信安防公司或颐信安防公司的关联单位，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至今双方仍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自2015年10月起，颐信安防公司无故拖欠唐保权工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颐信安防公司应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足额支付2015年10月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工资，并支付未按时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颐信安防公司辩称，不同意唐保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经注销了，唐保权要求追加为被告的其他几家公司也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追加其他股东作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依据；二、双方就劳动争议产生过很多纠纷，关于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已经在生效判决中解决。三、2016年7月11日因唐保权长期不到岗，颐信安防公司依法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并非违法解除。四、唐保权的第四项上诉请求为重复诉讼请求，已经有生效判决处理过这个问题。五、唐保权的第五项及第六项上诉请求都没有法律依据。颐信安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保权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及因本案产生的其他费用由唐保权承担。事实与理由：唐保权自2014年9月22起至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注销之日没有一天到岗工作，唐保权长期未提供劳动，违反基本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据此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合法有效，且该解除决定已送达至唐保权，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上述决定并认定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6年7月1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工资是错误的。唐保权辩称，不同意颐信安防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一、颐信安防公司2016年的时候是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2018年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注销之际，唐保权跟一审法院说了好几回要做财产保全，让一审法院要求工商局不允许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注销，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注销是不合法的，是为了逃避债务。即使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注销了，股东也应当支付工资、经济赔偿金等债务，颐信安防公司作为总公司也应当承担这些债务。三、2013年双方就应该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要支付唐保权双倍工资，唐保权数次提起的诉讼对于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都没有说明期间，按照法律规定，在仲裁时效内的双倍工资差额都应该支持。唐保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追加颐信安防公司股东符某、黄某、郑某等股东为共同被告；2.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11200元；3.判决撤销颐信安防公司2016年7月11日作出的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决定，继续履行双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拖欠唐保权工资281600元；5.判决颐信安防公司支付唐保权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延迟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40800元；6、支付律师费。一审诉讼过程中，唐保权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要求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0月18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拖欠唐保权的工资，按照月8800元计算。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唐保权曾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有过多次诉讼。一、关于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劳动关系：1.2014年9月，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其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04年12月15日至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存在劳动关系；2、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与其签订（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无固定期劳动合同）；3、确认其每月工资基数为5793元（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社会平均工资）。2015年1月26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4]第12749号裁决：一、确认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自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与唐保权补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驳回唐保权的其他申请请求。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唐保权主张其于2004年12月15日入职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从事夜间前台、保卫工作，约定月工资为6000元，至2015年10月27日（即本案开庭之日）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登记成立于2012年3月20日。该公司主张唐保权于2012年7月1日入职，从事夜间值班员工作，每月工资标准为1200元；因唐保权于2014年9月22日向公司索要巨额加班费，故意制造事端，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该公司当日通知唐保权解除劳动关系，此后唐保权未再提供劳动，该公司也不再支付唐保权工资。唐保权认可自2012年7月起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支付工资，但主张该公司承接了之前其与其他关联公司的劳动关系，并称其2014年9月22日后依然到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工作”。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本案中，鉴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才登记成立，且唐保权认可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自2012年7月份起向其支付工资，故一审法院采信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主张，认定唐保权于2012年7月1日起与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唐保权主张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承接了之前其与其他公司的劳动关系，对此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不予认可，唐保权亦未就此举证，故对唐保权要求确认2012年7月之前其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主张因唐保权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于2014年9月22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该公司对解除的事实依据、制度依据及解除的意思表示已经合法送达给唐保权本人等事宜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9月22日解除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至2015年10月27日（即本案开庭之日）一直存续……”，一审法院遂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9132号判决：“一、确认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唐保权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京03民终24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6年4月18日，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经形成法律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2016年12月7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1008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2015年10月28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唐保权的其他仲裁请求。唐保权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24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唐保权于2012年7月1日入职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且截至（2015）朝民初字第9132号案件诉讼时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故应视为自2013年7月1日起，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遂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9119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唐保权与被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自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起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京03民终17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本案审理中，颐信安防公司主张因唐保权长时间无故不提供劳动，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并通过邮政快递、报纸公告及手机短信等形式向唐保权送达了该通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解除行为属于合法解除，故唐保权要求撤销该解除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被依法注销，因此不具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客观条件，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与颐信安防公司系完全独立的用工主体，颐信安防公司经营地址在湖北省武汉市，故颐信安防公司替代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颐信安防公司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一、《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员工制度汇编手册》，该手册每页均显示有唐保权签字；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及特快专递详情单，其中“通知书”显示内容为：“贵方在与我司的多次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庭审中，均表示一直在我司正常上班，但经核实我司的考勤记录自2014年9月23日开始并无贵方的考勤记录，且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241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贵方至今亦未到岗上班。依据我司的员工守则第1.2条第(2)项、第1.3条第(6)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现特通知贵方，我司与贵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6年7月11日解除。”落款处加盖有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公章，时间为2016年7月11日，快递详情单显示“人在外地回不来，退回”；三、报纸截图及特快专递详情单，报纸公告一栏显示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内容；四、短信截屏；五、考勤记录；六、北京龙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唐保权未到岗上班；七、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证明，显示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注销。唐保权对“员工制度汇编手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收到过该手册，亦不认可该手册每页中其本人签字真实性；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收到过该通知；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唐保权主张因为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争议没有解决，因此其每天都去公司上班，但公司没有给其安排工作，所以就待在门口。庭审中，唐保权申请对颐信安防公司提交的“《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员工制度汇编手册》”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四处“唐保权”签名与样本上唐保权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唐保权对鉴定结论无异议。二、关于唐保权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1.2015年12月3日，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支付：1、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未支付的工资42000元；2、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餐费补贴6400元；3、未按时支付工资50%以上一倍以下的赔偿金48000元。同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6）第0014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唐保权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没有采信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关于已于2014年9月22日与唐保权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确认了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至诉讼期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则唐保权虽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9月22日后向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提供了劳动，但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对争议期间造成唐保权因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而损失的工资收入应予赔偿。关于争议期间工资损失的具体标准，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各自主张的工资标准、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过错程度及唐保权并未实际提供劳动等事实，酌定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唐保权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损失21400元（1560元×6个月+1720元×7个月）……”，一审法院遂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64516号判决：“一、被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唐保权二○一四年十月至二○一五年十月期间工资损失二万一千四百元；二、驳回原告唐保权的其他诉讼请求。”，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及唐保权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京03民终132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2015年12月3日，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支付其：1.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45600元；2.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未支付的工资52400元；3.上述两项工资之和25%的经济赔偿金61900元。2016年12月8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19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支付唐保权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5160元；2.驳回唐保权的其他仲裁请求。唐保权、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唐保权在诉请中要求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支付工资至2016年12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按照基本工资1200元/月为标准向唐保权发放工资长达两年之久，唐保权亦未就其主张的月工资标准6800元或8800元举证，故一审法院对唐保权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不予采信，唐保权虽不认可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代理单位正常成功清单’，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清单中显示发放的工资数额予以认可。该清单显示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向唐保权支付的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部分月份工资数额低于当年度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经核算，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应支付唐保权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3300元。法院生效判决已就唐保权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损失进行了处理，故唐保权在本案中要求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0月期间工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审处。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没有采信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关于已于2014年9月22日与唐保权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确认了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至诉讼期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则唐保权虽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9月22日后向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提供了劳动，但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对争议期间造成唐保权因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而损失的工资收入应予赔偿。关于争议期间工资损失的具体标准，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各自主张的工资标准、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过错程度及唐保权并未实际提供劳动等事实，酌定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唐保权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的工资损失14234.48元。因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与唐保权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双方就此争议尚在仲裁审理中，故对于唐保权主张的2016年7月11日之后的工资损失，一审法院暂不予审处……”，一审法院遂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911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原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唐保权二○一二年七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间工资差额3300元；二、被告（原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唐保权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至二〇一六年七月十日期间的工资损失14234.48元；三、驳回原告（被告）唐保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原告）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京03民终18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关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主体问题：1.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被依法注销，颐信安防公司系其总公司。2.2016年12月16日，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2日的工资149600元；3、支付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迟延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23199元。朝阳仲裁委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03053号仲裁裁决书，以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被依法注销，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唐保权仲裁请求。3.2018年6月20日，唐保权以颐信安防公司等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8）第0090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唐保权的请求不予受理。唐保权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没有采信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关于已于2014年9月22日与唐保权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确认了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之后仍然存在劳动关系。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再次向唐保权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是唐保权长期不到岗上班，但其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自2014年9月22日之后向唐保权发送到岗通知以及为唐保权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且作为该公司解除依据的《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员工制度汇编手册》中唐保权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故无法证明该规章制度已向唐保权公示。综合本案具体情况，现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提交的关于解除的事实及制度依据均无法证明其解除的合法性，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解除系违法解除，唐保权要求撤销该解除通知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鉴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于2018年3月12日被依法注销，故双方劳动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因此认定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2018年3月12日。关于工资损失，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对唐保权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的工资损失进行了处理，故唐保权在本案中要求2015年10月18日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的工资，一审法院不予审处。一审法院已确认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2018年3月12日，故根据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过错程度及唐保权并未实际提供劳动等事实，酌定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唐保权2016年7月1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的工资损失38321.85元[（1720元÷21.75×15天+1720元）+（1890元×12个月）+（2000元×6个月+2000元÷21.75×8天）]，因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被依法注销，故其上述给付责任由其总公司颐信安防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自2012年7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自2012年7月1日后一直未与唐保权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视为2013年7月1日起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唐保权现要求颐信安防公司支付其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唐保权第一项请求并非属于案件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处。唐保权要求迟延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及律师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颐信安防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2018年3月12日；二、颐信安防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唐保权支付2016年7月11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工资损失38321.85元；三、驳回唐保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颐信安防公司是否应支付唐保权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工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未按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关于工资，第一，颐信安防公司上诉主张唐保权长期拒不到岗，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依据公司规章制度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就上述解除决定系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唐保权、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自2014年至今存在多起诉讼，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主张2014年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后经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双方劳动关系2014年后继续存续。在此情形下，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于上述诉讼结束后主动通知唐保权到岗工作并为唐保权提供了必要的劳动条件，以继续履行双方劳动关系，但其未能举证；《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员工制度汇编手册》上的签字页亦并非唐保权本人所签，故本院对颐信安防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第二，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于2018年3月12日注销，唐保权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的劳动关系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0月18日至2018年3月12日期间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唐保权自2012年7月1日起与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视为颐信安防北京分公司已于2013年7月1日与唐保权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唐保权上诉请求颐信安防公司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唐保权关于颐信安防公司未按时支付工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唐保权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唐保权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不属于案件的诉讼请求，其关于应追加股东进行诉讼的主张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唐保权、颐信安防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唐保权负担10元（已交纳），由颐信安防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清波审 判 员 杜丽霞审 判 员 高 贵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黎 铧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