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113民初22979号原告：梁琦，男，汉族，1993年8月28日出生，住陕西省扶风县，身份证号：610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陕西秦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保娟，陕西秦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蝉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380923J。法定代表人：张威，系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娟，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豫珠，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43973322D。法定代表人：胡晓明，系该公司董事。原告梁琦与被告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蝉鸣科技公司”）、第三人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网商银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娟、宋豫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浙江网商银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的《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技术服务费70000元；3.判令被告以7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2月27日至实际付清为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27日，为5309.8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7日，原被告就“校某某”系列产品推广合作事宜签订《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1.被告授权原告在陕西省范围内推广“校某某”（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产品；2.合作期限为一年；3.原告向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70000元；4.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提供销售人员以支持其市场拓展，为原告的推广提供市场宣传、互联网推广、营销活动等支持，并为原告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技术服务费70000元，但被告既未向原告提供技术支持，也未提供相应实质性的培训，导致原告就“校某某”的推广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且被告提供的市场为其开发过的市场，原告再次开发没有任何资源开拓方面的价值。后原告发现“校某某”收取的学费却结算在被告所在的网商银行账户，即本案的第三人账户。而学校想要获得该学费必须进行提现才能实现。若学校不提现，则该学费将一直存在于第三人账户中。原告及彭某某等人为了网络资金安全考虑，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进行举报，2020年3月5日，该行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中载明：被告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被告的具体业务模式为：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集至被告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收取的技术服务费未果。原告认为，被告未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从事资金转移业务，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严重影响金融安全，因此，原被告签署的《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无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技术服务费，被告拒不返还原告技术服务费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亦为维护广大学生家长的合法权益和金融安全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具状起诉，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蝉鸣科技公司辩称，请求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案涉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双方《合作协议》第1.6条约定：合作的校某某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亦称商户，下同）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蝉鸣公司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而非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需要取得许某某的支付业务。案涉合同的交易流程是：乙方联系的学校收费时，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费，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到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浙江网商银行（支付宝的关联公司，第一大股东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浙江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浙江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对蝉鸣公司的业务模式，双方理解是一致的。该段话理解如下：支付宝收单后，款项虽然先归集到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然后结算至蝉鸣公司浙江网商银行账户。但只要收费学校向浙江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浙江网商银行就应将资金转至学校指定的银行账号，该过程蝉鸣公司不能控制，也不需要蝉鸣公司同意，即蝉鸣公司并不能对其在浙江网商银行上述资金办理任何支付及结算业务，无权决定货币的转移，具体支付业务由浙江网商银行和收费学校决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支付风险，该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网络支付；（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三）银行卡收单；（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只有非金融机构提供如上业务，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区别的实质就是是否接触或控制钱的问题。而案涉业务整个支付是基于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蝉鸣公司并不提供任何支付或结算业务，货币转移根本不受蝉鸣公司控制，蝉鸣公司也无法控制货币资金，上述业务根本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且该办法也仅是规章，更谈不上因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二、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案涉合同系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5202号案件与本案事实情况完全一致，原告都是以蝉鸣公司未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为由提起诉讼。（2020）陕0113民初152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已认定：1、蝉鸣公司案涉业务不属于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情形，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案涉合同系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蝉鸣公司就其在经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已经整改完毕，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确认（该判决书第8页第一段尾）；3、蝉鸣公司案涉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双方签订的合同亦未因此而无法履行。故，被答辩人以蝉鸣公司未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从事资金转移业务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要求判令案涉合同无效、返还技术服务费及利息的观点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三、案涉合同签订后，蝉鸣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阻碍被答辩人推广业务的情形。《合作协议》第5.4条约定：蝉鸣公司负责向被答辩人拓展的终端客户提供全局服务支持使用问题答疑服务，服务形式包括400电话服务、客服人员专属服务（日常服务由被答辩人负责），并根据合作情况向被答辩人派出销售人员，以支持其市场拓展。由此可见，蝉鸣公司电话答疑是常态服务，且答疑的对象是其拓展的用户——即最终使用者。仅在必要时向其指派销售人员，并非任何时候都必须提供销售人员。且案涉合同签订后，蝉鸣公司依约为被答辩人开通系统后台，便于其拓展学校、推广业务，积极为被答辩人拓展的客户提供售后技术服务，不存在阻碍其推广市场的任何情形。另外，《合作协议》第一条1.3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模式限于非排他性一般合作，合作区域除被答辩人外，蝉鸣公司还可与其他第三方建立合作关系。《风险提示函》第四条约定：被答辩人校某某合作业绩情况和能够获得的奖励，取决于自己的资源、条件和业务管理运营能力。故，被答辩人是否拓展学校以及拓展多少学校，系其自身市场拓展能力问题，与案涉合同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履行无关。四、案涉合同签订后完全能够正常履行。案涉合同签订后，原告的合同能够正常履行且一直履行，现已经履行完毕，根本未出现因《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导致合同无效或相关业务开展受阻的情况，故，被答辩人无权要求蝉鸣公司退还技术服务费并支付利息。与被答辩人情况类似的合作单位或个人被告现有近300家，合同均能正常履行且大部分合作伙伴获利丰厚。被告现累计服务学校达36400余家，均能够正常履行。被告业务依托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上述单位有支付许某某证，合同完全能够正常履行。综上，蝉鸣公司案涉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案涉合同系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三人浙江网商银行庭后邮寄第三人称述意见称，案涉“校某某”产品的知识产权归蝉鸣科技所有，《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也是原告和蝉鸣科技公司，网商银行并非合同当事人。网商银行与各原告没有法律关系，网商银行为蝉鸣公司提供的只是银行账户服务，与本案无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也不存在服务过错。根据已生效的类案判决，本案纠纷与网商银行无关，且各原告对网商银行没有任何诉讼请求，网商银行不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综上，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7日，原告梁琦（甲方）与被告蝉鸣科技公司（乙方）签订《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合作协议约定“校某某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亦称商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乙方授权甲方在陕西省内非排他性推广校某某产品，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年，甲方可在合作区域内为商户开通校某某，甲方须在乙方为甲方开通服务商后台之前一次性缴纳技术服务费70000元；乙方根据甲方在合作区域内使用校某某的情况按自然月给予甲方返佣收益，返佣收益计算标准为有效交易金额×佣金费率（佣金费率为有效交易金额的0.2%，以支付宝政策为准），乙方负责向甲方拓展的终端客户提供全局售后服务支持使用问题答疑服务，并根据合作情况向甲方派出销售人员，以支持其市场拓展；协议还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条款及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合作政策对服务商准入标准、销售支持、服务商权限、合作奖励、市场管理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风险提示函》，原告在风险提示函回执中予以签字确认，风险提示函载明“服务商所缴纳合作年度技术服务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校某某业务合作期限、结算标准等，须遵守支付宝、网商银行、分期合作方等第三方合作伙伴政策，若此类机构有所调整变化时（尤其需要提示的是，校某某收缴费业务基于支付宝政策，支付宝政策存在随时变动、调整、终止等可能），校某某将同步进行调整并不视为违约；合作有风险，签约须谨慎，请审慎评估自身资源、条件及运营管理能力等，在理性权衡后再决定是否开展合作。”，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该书载明“我公司授权梁琦为我司特约合作商，可对本公司校某某产品进行陕西省业务拓展及产品推广事宜。授权有效期限自2019年2月27日到2020年2月27日”。双方签署上述协议后，2019年2月27日，被告为原告开通校某某服务商后台，原告向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70000元，原告拓展4家幼儿园学校使用校某某，其中西安市长安区XX园通过校某某收缴学费合计971908.7元。被告还提交了证据被告其他合作伙伴的业务开展情况，证明被告的其他合作伙伴业务开展收益最高的达3210323.3元。校某某业务流程为校某某在支付宝界面设立链接，收费学校同意使用通过校某某平台收缴学费，缴费家长通过校某某平台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在支付宝设立的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被告蝉鸣科技公司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收费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另查明，2019年11月12日，案外人彭某某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举报本案第三人浙江网商银行与本案被告蝉鸣科技公司涉嫌二清，2020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具《举报答复意见书》，答复意见为“一、二清是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表现形式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调查反馈意见，蝉鸣公司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蝉鸣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为：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目前，蝉鸣公司相关业务正在整改中，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持续关注其整改情况。二、根据我行调查，网商银行2017年4月12日为蝉鸣公司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并为其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网商银行已于2020年2月底完成整改，我行将持续关注其业务合规情况。”。2020年3月10日，被告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出具《关于“蝉鸣”平台收缴费业务整改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在该报告中盖章确认，该整改报告载明“一、业务模式：我司是一家支付宝开放平台服务商，为各学校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课程设置、在线教育、教育信息管理及在线缴费系统功能。我司于2016年1月19日准入签约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特约收单商户，并在支付宝开立企业支付支付宝账号，设立的用于收付学费的结算账户限制蝉鸣公司使用，其企业网银、银行柜面等自主调配资金功能全部关闭，只能通过订单发起与确认指令收付资金。二、整改结果：本次改造涉及学校共12000多所，蝉鸣公司网商银行收单业务已全部迁移至支付宝侧（5640所），其余未能迁移的学校予以全部关闭并由其自主选择后续缴费收款方式（现金、POS收单等），网商银行侧不再新发生相关业务，目前支付宝侧收单业务模式为：收费学校的指定人员登录蝉鸣SaaS系统发送缴费账单，家长收到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完成收单统一结算到学校对应的支付宝账户（当天到账）或者银行账户（次日到账），并通过接口返回SaaS系统结算状态，收费学校可对账单的支付结果进行实时系统对账，家长与学校业务资金与蝉鸣公司账户相互独立，蝉鸣公司账户不触碰任何收缴资金。”。上述事实，有《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风险提示函、授权书、转账凭证、《举报答复意见书》、《关于“蝉鸣”平台收缴费业务整改的报告》、原告业务开展情况、被告其他合作伙伴的业务开展情况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是否无效。原告提出该协议无效的理由为被告存在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无从事支付业务的资质。针对上述理由，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无证据证明被告开展的校某某业务必须具备支付许某某证，或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查明的现有证据显示，被告并非直接拥有第三方支付的相关资质，而是与具备相应支付资质的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向收费学校提供在线收缴学费，该种行为符合持证机构（支付宝公司）为无证机构（被告）违规提供支付服务的情形，即持证机构向无证机构开放支付接口，无证机构以平台对接或“大商户”模式接入持证机构，无证机构通过支付接口将其拓展的商户交易上送持证机构，由该持证机构为其商户结算资金。该种行为虽存在违规但不符合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情形，且无证据证明被告开展校某某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被告的该种违规行为现已进行整改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确认。第二，无证据证明被告本身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实质影响到原告签订或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原告在诉讼中强调被告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属于违规。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系用以赚取利润的商业合同，理应对商业运作模式、相应商业风险及具体合同条款充分了解后审慎订立合同，且被告已通过风险提示函的形式明确告知其风险，原告开通并使用校某某时亦未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对原告要求判令协议无效并返还7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3元，减半收取841.5元，由原告梁琦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雷 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党鹏英打印：扈艳红校对：张石磊2020年月日送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