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1087行初20号原告：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同兴桥六巷**，社会团体代码679782626。法定代表人：刘亮，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金娥，松滋市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五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10870114067002。法定代表人：王德军，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程,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与综合执法股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俊,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松滋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环湖路**组织机构代码76741223-8。负责人：陈良，松滋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出庭应诉负责人：王纳，松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鄢斌，湖北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毛德芬，女，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松滋市人，住湖北省松滋市。原告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以下简称松滋网络协会）因不服被告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松滋人社局）、被告松滋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松滋市政府）认定工伤行政决定一案，于2020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同年9月24日、25日分别向被告松滋人社局、被告松滋市政府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松滋网络协会的法定代表人刘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金娥、被告松滋人社局的法定代表人王德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程、马德俊，被告松滋市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王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鄢斌、第三人毛德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松滋人社局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用人单位松滋网络协会与受伤害职工唐万平已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双方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唐万平系松滋网络协会司机。2016年9月19日12时左右，唐万平在与主管单位领导松滋市文化广电局副局长何盛蓝、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副大队长张开银、李明军一起对网吧例行检查时，在松滋市××镇国际大酒店门前路段突发疾病倒地，被“120”救护车送往松滋市人民医院救治，随后转至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抢救。2016年9月20日11时50分，唐万平因抢救无效死亡。据此认为，唐万平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认定唐万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松滋市政府于2017年9月1日作出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2016年9月19日12时左右，松滋网络协会司机唐万平在与××文化××领导、文化××队工作人员一起对网吧例行检查时，在本市新江口镇国际大酒店门前路段突发疾病倒地，先后被紧急送往松滋市人民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等地救治，后于2016年9月20日11时5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松滋市政府认为，唐万平确属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的疾病，松滋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松滋网络协会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因而作出决定：一、维持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二、驳回松滋网络协会要求松滋人社局作出唐万平非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请求。原告松滋网络协会诉称:一、松滋网络协会不是该认定工伤一案的适格用人单位。2016年9月19日12时左右，第三人的丈夫唐万平是与松滋市文化广电局、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一起对网吧进行检查时，在松滋市××镇国际大酒店门前路段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松滋网络协会由文化执法大队设立，没有独立办公场所，公章由大队领导占有使用。唐万平系文化执法大队聘用司机，工作由其安排，工资由其支付。唐万平死亡后的相关案件，包括工伤认定案、行政复议案、工伤待遇劳动仲裁案、法院强制执行案等，其所有文书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申请书、执行通知书等，均由文化执法大队原大队长胡某签收和办理。因此，文化执法大队才是该认定工伤一案的适格用人单位，而非松滋网络协会。二、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唐万平并非与松滋网络协会建立的劳动关系，而是与文化执法大队建立的劳动关系。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唐万平的建设银行工资清单及就业失业登记证等证据，足以认定唐万平与文化执法大队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但是文化执法大队为逃避法律责任，竟将唐万平的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签订成了松滋网络协会。2016年12月16日，第三人向被告松滋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当时申请的用人单位为“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该案于同年12月22日受理。此后，文化执法大队提交了唐万平与松滋网络协会签订的司机聘用合同书。被告松滋人社局因此告知第三人称，唐万平是与松滋网络协会建立的劳动关系，要求第三人撤回对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伤认定申请。第三人于是撤回了该申请。2017年4月24日，第三人遂以松滋网络协会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5月17日，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了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在该案的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松滋人社局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均送达给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签收，并加盖了“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该公章至今由文化执法大队掌控），而文化执法大队又未将上述文书转交给原告。相反，文化执法大队还假冒原告名义向被告松滋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导致原告对上述工伤认定程序及行政复议程序一无所知，从而被错误的认定为用人单位，最后成为工伤待遇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被告松滋人社局上述行为不但程序违法，而且剥夺了原告的救济权利。直到2020年1月16日，松滋市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该工伤待遇赔偿案件过程中，将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司法拘留后，原告才知晓工伤待遇赔偿事项。三、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应予撤销。被告松滋人社局将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文化执法大队签收，文化执法大队又冒用原告名义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松滋市政府因此作出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松滋人社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同样认定的唐万平的用人单位错误，应是文化执法大队，故应予撤销。综上，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遂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二、撤销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松滋网络协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情况。证据二、松滋人社局和松滋市政府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明二被告主体资格情况。证据三、毛德芬身份证。证明第三人身份情况。证据四、拘留决定书、解除拘留决定书、送达回证、执行笔录。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在被拘留后才知晓有第三人工伤待遇赔偿一案。证据五、松人社工受字[2016]第24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12月16日以文化执法大队为用人单位向被告松滋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证据六、松人社工受字[2017]第06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认定的用人单位错误，且送达程序不合法，应予撤销。证据七、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委托书、刘亮与周玉碧的对话记录（录音）。证明被告松滋市政府维持了被告松滋人社局的错误的认定工伤决定，导致其行政复议决定错误，应予撤销；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周玉碧并未接受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委托申请行政复议，委托书没有周玉碧本人签名。证据八、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唐万平的银行卡（指工资卡）交易明细、就业失业登记证。证明唐万平系与文化执法大队建立的劳动关系。证据九、刘亮与胡某的对话记录（录音）。证明在司机聘用合同书以及被告松滋人社局送达有关文书的送达回证上所加盖的公章均系文化执法大队所为，原告公章被文化执法大队掌控。证据十、司机聘用合同书及刘亮与范礼平的对话记录（录音）。证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范礼平并没有与唐万平签订该司机聘用合同书。证据十一、送达仲裁通知书、举证告知书、开庭通知书的送达回证及刘亮与徐斗对话记录（录音）。证明该送达回证并非徐斗本人签收。证据十二、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该仲裁裁决书系文化执法大队冒用原告名义委托律师参加仲裁并签收文书，从而导致工伤待遇赔偿主体错误。证据十三、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的送达回证、资产负债表、授权委托书、胡某执行笔录、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在该工伤待遇劳动仲裁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以原告名义委托其本人，与第三人协商处理相关事宜，而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不知情。证据十四、2020年1月17日的执行笔录。证明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承认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是其安排担任的，唐万平是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十五、2020年1月19日、4月8日、4月23日的执行笔录。证明文化执法大队、松滋市文化和旅游局均参与了工伤待遇劳动仲裁案件的执行协商。证据十六、视频。证明原告公章时至2020年10月22日仍由文化执法大队掌控。证据十七、松滋网络协会换届变更登记资料。证明文化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张开银曾任原告副会长，且原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员中只有刘亮、杨章俊、徐奎、徐斗，没有唐万平。被告松滋人社局辩称:一、原告作为认定工伤一案的主体适格。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雇员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原告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应受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调整。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原告与唐万平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了三年期限的司机聘用合同书，系真实意思表示，经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劳动关系明确。二、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被告松滋人社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职工工伤认定的规定，由职工近亲属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告知申请人须提交的相关材料，依法受理后，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认定事实如下：唐万平为原告职工，2016年9月19日12时左右，其与主管单位领导一起对网吧例行检查时，在松滋市××镇国际大酒店门前路段突发疾病倒地，被“120”救护车送往松滋市人民医院救治，随后转至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抢救，后于2016年9月20日11时5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原告与其业务主管单位系同一办公场所，被告松滋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到其办公场所直接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时，因无人签收，便由在同一办公场所的业务主管单位领导代为签收，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了行政复议，证明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转交给了原告。三、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2017年7月14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9月1日，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告知了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松滋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并未在十五日内提起行政诉讼，而是时隔三年后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起诉期限。被告松滋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松滋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证据二、结婚证、社区证明、户口簿及身份证。证明申请人即本案第三人毛德芬系唐万平的近亲属。证据三、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证据四、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证明工伤认定主体适格。证据五、司机聘用合同书。证明唐万平与松滋网络协会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证据六、松滋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及影像诊断报告。证明唐万平突发疾病事实。证据七、入院记录、诊断证明书、死亡记录、死亡医学证明书、出院证。证明唐万平从突发疾病到死亡仅16小时。证据八、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工伤认定受理程序合法。证据九、胡某、张开银的调查笔录。证明唐万平系松滋网络协会司机，其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证据十、十一分别为工伤认定调查表、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十二、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知晓工伤认定事实，被告松滋人社局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松滋市政府辩称:2017年7月14日，松滋网络协会因不服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立案时，其法定代表人虽未到场，但受委托人提供了松滋网络协会的有关材料，包括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刘亮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其公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和受委托人为周玉碧的授权委托书，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因而复议机关对松滋网络协会的身份已尽到审查义务，且在案件受理后又向其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在行政复议申请中，松滋网络协会仅对松滋人社局认定唐万平的死亡属工伤有异议，而对松滋人社局认定唐万平系其员工并未提出异议，况且还述明“唐万平虽与协会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合同明确了其应履行的工作职责为协会司机”。鉴于此，复议机关审查后认为，松滋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于是作出了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了松滋网络协会。故松滋市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松滋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材料。证明被告松滋市政府的主体资格情况。证据二，松滋网络协会行政复议案卷宗（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松滋网络协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刘亮的身份证复印件、周玉碧的授权委托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松滋市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对松滋网络协会的身份尽到了审查义务，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毛德芬述称，认可原告所诉事实，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毛德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12月16日向被告松滋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时，所申请的用人单位是文化执法大队。证据二、三、四分别为农业银行公务卡、文化执法大队加油卡、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胡某签名并加盖文化执法大队公章的证明复印件。证明唐万平是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松滋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对其中的证据二、四、六、七无异议，被告松滋市政府均无异议；对被告松滋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对其中的证据一、证据二中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刘亮身份证无异议，被告松滋人社局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松滋人社局和被告松滋市政府对其中的证据一、二、三、五、十五、十六、十七无异议，对证据四、六、证据七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委托书、证据八中的唐万平的银行卡（指工资卡）交易明细、就业失业登记证、证据十二、十三、十四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均无异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均无异议，被告松滋人社局和被告松滋市政府对其中的证据一无异议。对上述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三份证据，分别是：松人社工受字[2016]第24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原件、唐万平的建设银行工资卡自2014年5月27日至2016年11月22日的工资明细、松滋市公益性岗位申报材料（包括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花名册）。原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松滋人社局和被告松滋市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均予以采信。对被告松滋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中的证据一、三、十有异议，认为唐万平的用人单位不是松滋网络协会；对证据五有异议，认为与就业失业登记证相矛盾；对证据八、十一有异议，认为唐万平的用人单位不是松滋网络协会，该文书签收人胡某并非原告协会人员，原告公章也被其持有，且原告与胡某之间没有委托行为，因此该文书至今未送达给原告。对证据九有异议，认为被调查人胡某、张开银均系文化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调查时间、内容有矛盾之处；对证据十二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并非原告所为，而是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签收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利用掌控原告公章之便而以原告名义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第三人对被告松滋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一、三、五、八、九、十、十一、十二的质证意见，除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外，还表示对认定工伤之结果无异议，但对用人单位认定为松滋网络协会有异议。对被告松滋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证据二中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有异议，认为其既未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又未掌控公章，不存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证据二中的委托书有异议，认为其既未掌控公章，也未委托周玉碧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对证据二中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有异议，认为其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收到该二份文书。第三人对被告松滋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二认定工伤之结果无异议，但对认定用人单位为松滋网络协会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松滋人社局和被告松滋市政府对其中的证据七中的刘亮与周玉碧的对话记录（录音）、证据九、十、十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据八中的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有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被告松滋人社局和被告松滋市政府对其中的证据二、三、四有异议，认为均不能证明唐万平与文化执法大队存在劳动关系。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松滋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一、三、八、十分别为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调查表，均系工伤认定行政程序文书，本院对上述行政程序事项予以采信；证据五即司机聘用合同书，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因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松滋市公益性岗位申报材料中的劳动合同相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该司机聘用合同确已实际履行，故本院对其证明的唐万平系松滋网络协会司机因非客观事实而不予采信；证据九即对胡某、张开银的调查笔录，被告松滋人社局2017年4月24日受理涉诉工伤认定案件，因对胡某、张开银的调查笔录形成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该证据形成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一、十二分别为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其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即为本案讼争内容，本院对该行政程序性事项予以采信。二、被告松滋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二中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委托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其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该行政复议程序性事项亦予采信。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七中的刘亮与周玉碧的对话记录（录音）及证据九、十、十一即刘亮分别与胡某、范礼平、徐斗的对话记录（录音），对其中有其他证据证实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他部分不予采信。四、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二、三分别为农业银行公务卡、文化执法大队加油卡，均系原物并经本院调查核对确认真实，本院均予采信；证据四即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胡某签名并加盖其单位公章的证明，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能够与松滋人社局工伤认定卷宗中的原件（第41页）核对无异，且符合单位作证的证据形式要求，又于纠纷产生（第一次申请工伤认定）之前形成，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19日12时许，受害人唐万平在与××文化××局长××、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大队长张开银、李明军等一起对网吧例行检查时，在松滋市××镇国际大酒店门前路段突发疾病倒地，被“120”救护车先后送往松滋市人民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救治。2016年9月20日11时50分，唐万平终因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16日，唐万平之妻毛德芬即本案第三人以“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并且其工伤认定申请书载明，申请工伤认定的证据有“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证明、唐万平使用的公务卡、银行卡（指工资卡）客户交易查询单”等。同年12月22日，被告松滋人社局立案受理，并作出松人社工受字[2016]第24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次日送达给双方当事人签收。此后，文化执法大队提交了一份司机聘用合同书，载明：甲方为松滋网络协会，乙方为唐万平，甲方聘请乙方为专职司机，月工资1200元，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签订日期为2014年1月1日。在该合同书上，甲方仅加盖了“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而无任何人签名。鉴于此，在被告松滋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释明后，第三人于2017年2月21日撤回了上述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4月24日，第三人遂以“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即本案原告为用人单位，再次申请工伤认定，并且其工伤认定申请书同样载明，申请工伤认定的证据有“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证明、唐万平使用的公务卡、银行卡（指工资卡）客户交易查询单”等。被告松滋人社局当日立案受理后，作出了松人社工受字[2017]第06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向松滋网络协会进行了送达，而该送达回证显示的签收人为“胡某（代收）”，并加盖了“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2017年5月17日，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用人单位松滋网络协会与唐万平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双方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唐万平系松滋网络协会司机。2016年9月19日12时许，唐万平在与主管单位领导及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等四人一起对网吧例行检查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9月20日11时50分死亡。据此认定，唐万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其确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用人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受伤害职工身份证、司机聘用合同书、影像诊断报告、诊断证明书、入院记录、死亡医学证明书、对胡某、张开银的调查笔录。2017年5月25日，被告松滋人社局向松滋网络协会送达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但该送达回证显示的签收人也为“胡某（代）”，同样加盖了“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2017年7月14日，盖有“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载明,松滋网络协会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并请求复议机关责令松滋人社局作出唐万平死亡非工伤的决定。7月18日，同样盖有“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的委托书载明，授权周玉碧代理松滋网络协会办理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复议有关事项。但该委托书既无周玉碧本人签名，其后又未附加周玉碧个人身份信息材料（周玉碧实为文化执法大队工作人员）。2017年7月19日，被告松滋市政府立案受理该行政复议案，并作出松政行复受字[2017]06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且向松滋网络协会进行了送达，送达回证签收日期为7月18日，签收人为“周玉碧”。9月1日，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松滋网络协会司机唐万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之事实，决定：一、维持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二、驳回松滋网络协会要求松滋人社局作出唐万平死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复议请求。9月5日，被告松滋市政府向松滋网络协会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该送达回证显示的签收人为“周玉碧”。2017年12月4日，第三人及其女儿唐露涵申请工伤待遇劳动仲裁。2018年6月20日，松滋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裁字[2017]第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由松滋网络协会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等合计757127.85元。该仲裁裁决书载明的松滋网络协会的委托代理人系湖北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小林。2018年4月19日，松滋市人民法院在向松滋网络协会送达执行通知书等有关执行文书时，送达回证的签收人为“胡某”，并注明“本人系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2019年7月3日，盖有“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的授权书载明，特别授权胡某同志（身份证号）来处理毛德芬、唐露涵与我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此后，胡某又签收有关执行裁定书，接受法院执行人员调查询问，多次参与执行协商。2020年1月16日，松滋市人民法院对松滋网络协会的法定代表人刘亮司法拘留。次日，松滋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何盛蓝、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在法院承诺，该局拟筹资用于解决因刘亮被司法拘留需要支付部分或全部工伤待遇赔偿款才能提前解除拘留等事项。后该局支付执行款50000元，刘亮遂于1月20日被提前解除拘留。此时已临近春节，随之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居家隔离。4月8日、4月23日，松滋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二次组织毛德芬、刘亮及文化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进行协商，期间刘亮称“我是被冤枉的，如果法院要执行我，我要去上访”。庭审中，刘亮在回答法庭询问时称，其在2020年7月咨询律师后才知道了工伤认定、行政复议以及工伤待遇劳动仲裁等有关程序及内容。9月22日，松滋网络协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同时查明，松滋网络协会于2008年10月经松滋市民政局行政许可登记成立，其业务主管部门为松滋市文化和旅游局（原名松滋市文化广电局）。文化执法大队系松滋市文化和旅游局所属、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2015年7月，松滋网络协会换届，原松滋市文化广电局批准，“同意由刘亮、杨章俊、徐奎、徐斗、苟忠智、冉进国、李祥军、沈中华、颜彦组成第三届理事会，并同意将会长兼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亮”（该会会长兼法定代表人之前为范礼平）。在换届之前，文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开银曾任该协会副会长，文化执法大队稽查队员邓亚年曾任该协会秘书长。庭审中，针对“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的管理，以及在案涉相关文书上加盖该公章的问题，法庭进行了调查询问。刘亮称，“自其任会长至拘留前，不知道还有公章，该公章至今仍由文化执法大队掌控”。针对在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二份送达回证上，加盖该枚公章的经办人问题，被告松滋人社局当庭称“不清楚”，其在庭后的书面情况说明中仍称，“胡某打电话通知人加盖的，至于是何人盖章，因时间久远，送达人员已记不清了”。针对授权周玉碧办理行政复议有关事项的委托书也盖有该枚公章问题，被告松滋市政府认可该委托书并非当面授权。另外，在被告松滋市政府分别送达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二份送达回证上，签收人均为“周玉碧”，但“周玉碧”三字字体及笔迹两次明显不同。对此，被告松滋市政府在庭审中及庭审后，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另查明，唐万平生前所持原始证件有：1.建设银行工资卡。卡号62×××89，其银行客户交易清单显示，文化执法大队通过代工户10142000001822959900500050或者签约账户10142062684122951000860001，自2014年5月27日至2016年11月22日，共29个月31次给唐万平支付工资总计47900元（均备注“工资”）。自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9月23日的交易清单，即第三人的二份工伤认定申请书中均标明的证据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该原件装订在松滋人社局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工伤认定案卷中第59页、60页），也载明给唐万平支付工资的对方户名系“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代工户”。2.农业银行公务卡。卡号62×××80，其申办资料载明的单位名称为“松滋市文化广电局”。3.中国石化加油卡。卡号10×××40，其客户名称为“松滋市文化执法大队”，持卡人“熊伟”。4.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4210872014012117，系松滋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于2014年6月9日颁发，载明“就业单位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公益性岗位安置”。在该公益性岗位申报材料中，有一份唐万平与文化执法大队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期限一年，在后勤岗位工作，每月工资1200元”。还查明，在唐万平死亡后的第二天，文化执法大队给第三人出具了一份证明，载明“兹我单位唐万平同志于2016年9月19日12时同本单位领导在网吧检查工作时因突发疾病，当场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因公死亡。证明人胡某（注：系本人签名）”，并加盖了“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公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唐万平受到伤害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松滋网络协会还是文化执法大队；2.被告松滋人社局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3.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4.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关于唐万平受到伤害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松滋网络协会还是文化执法大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由此可知，劳动关系的建立与否以及自何时起建立，除订立劳动合同约定之外，关键要看有无真实的劳动用工以及实际劳动用工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一）劳动合同期限；（二）工作内容；（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四）劳动报酬；（五）劳动纪律；（六）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依此规定，支付劳动报酬也是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确已建立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确认劳动关系是否建立，应当坚持有无劳动用工这一实质标准，同时辅之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的支付主体等进行综合判断。被告松滋人社局认定松滋网络协会与唐万平具有劳动关系证据不充分。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被告松滋人社局在作出该认定工伤决定时，认定松滋网络协会与唐万平“已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双方具有合法的劳动关系”的证据共三份，即司机聘用合同书及对胡某、张开银两份调查笔录。关于司机聘用合同书，如前所述，仅凭合同书是不能足以确认松滋网络协会与唐万平之间就已客观存在劳动关系的。该劳动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有无真实的劳动用工，被告松滋人社局在确定用工单位、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时，对此并无证据佐证。关于对胡某、张开银两份调查笔录，亦不能作为认定松滋网络协会与唐万平之间具有真实劳动关系的合法有效证据，因为：一是被告松滋人社局于2017年4月24日才受理该工伤认定案件，而其执法人员在2017年2月13日就对胡某、张开银分别进行调查取证，从而制作了该两份调查笔录，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形；二是胡某、张开银分别是文化执法大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并非松滋网络协会成员或者员工（张开银此时已卸任该协会副会长），在第三人提供证据即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胡某签名并加盖其单位公章的证明，已经清楚地证实“我单位唐万平同志”的情况下，又均称“他（指唐万平）是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司机”，对上述前后互相矛盾的主观判断，被告松滋人社局执法人员并未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核实，而且胡某、张开银也未阐明其判断的事实根据及理由；三是胡某、张开银系文化执法大队的主要负责人，文化执法大队与松滋网络协会之间系监督管理与被监督管理的关系，因唐万平之死而申请工伤认定一案，该行政执法主体文化执法大队与被监督管理单位松滋网络协会在确定用工单位，认定工伤决定、负担工伤保险待遇方面有明显利害关系。唐万平受伤害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为文化执法大队。主要证据有：一是建设银行工资卡。其银行客户交易清单载明系“工资”，标注给唐万平支付工资的对方户名为“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时间长达两年多，至唐万平死亡后两个月。二是中国石化加油卡。其客户名称系“松滋市文化执法大队”，被唐万平实际持有使用，证明与其司机身份及工作职责相符。三是就业失业登记证及其劳动合同。该证据载明“就业单位为松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系松滋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颁发。此外，在唐万平死亡后的第二天就已形成的证据是，文化执法大队出具的由该大队长胡某签名并加盖其单位公章的证明，该证明中“兹我单位唐万平同志，在2016年9月19日中午12点多时，同本单位领导在网吧检查工作时因突发疾病，当场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因公死亡”之表述，证明唐万平的用人单位为文化执法大队。上述四份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证据链，均经庭审质证核实，可以证明文化执法大队与唐万平之间不仅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产生了真实的劳动用工，并且支付了相应的劳动报酬，二者之间确实形成了合法的劳动关系。二、关于被告松滋人社局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效力问题。《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被告松滋人社局将松人社工受字[2017]第06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本应送达给松滋网络协会签收，却送交给了文化执法大队大队长胡某。胡某不是松滋网络协会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其负责收件的人。被告松滋人社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某是松滋网络协会的代理人或者指定代收人。依照前述法律规定，由胡某签收该二份工伤认定文书显然不正确。故被告松滋人社局在向松滋网络协会送达松人社工受字[2017]第06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时，因签收人不正确致使其送达程序错误，该送达行为不能对松滋网络协会产生法律效力。公章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用自己的名称制作的签名公章。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意思表示的确认。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盖章之人不仅须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行为，才对该单位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其行为有效的预期效果。本案中，被告松滋人社局的送达人员在明知胡某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送交胡某签收的同时，由胡某加盖“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因胡某无权代表或代理松滋网络协会，且文化执法大队作为网络文化监管行政执法主体，代持、使用被监管对象松滋网络协会公章，无法律授权，系行政执法主体对被监管对象自主经营权、自我管理权的侵害，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其代持、使用公章行为系越权行为，另，经庭审查明，文化执法大队也无松滋网络协会书面委托授权，故在被告松滋人社局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二份送达回证上加盖“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因不是松滋网络协会真实意思表示，故对松滋网络协会不应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综上，被告松滋人社局在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认定工伤决定书时，没有证据证明签收人具备合法收件人身份，也没有证据证实盖章之人拥有代表或代理松滋网络协会的权限。因上述送达程序不合法，不能对原告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三、关于被告松滋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被告松滋市政府在审理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一案时，针对其确认事实的“司机聘用合同书、唐万平的公务卡及消费清单复印件、证人胡某、张开银的调查笔录”等证据，未仔细审核辨明其效力，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针对盖有“松滋市网络文化企业协会”公章的授权周玉碧办理行政复议的委托书，被告松滋市政府在既非当面授权，又无周玉碧本人签名，也未附加周玉碧个人身份信息材料的情况下，将松政行复受字[2017]06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交给“周玉碧”签收时,未验明实际签收人是否是周玉碧本人，该二份送达回证上的“周玉碧”三字字体及笔迹明显不同，也未审慎审查该签收人“周玉碧”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松滋网络协会，加之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作出的时间是2017年7月19日，而其送达回证签收日期却为7月18日。故被告松滋市政府行政复议送达程序不合法。综上，被告松滋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四、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这是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特别规定。上述规定表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严格限定为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包括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救济途径和期限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关于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应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松滋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松滋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程序不合法，原告客观上没有收到上述文书,直接导致原告既不知道案涉二个具体行政行为的详细内容，又不知道相应的救济途径和期限，故不能以签收日期作为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即使被告松滋人社局所称原告秘书长徐斗签收过仲裁通知书等文书，以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亮被司法拘留签收过拘留决定书等文书，也只能表明原告知道了工伤待遇劳动仲裁案及其强制执行案，而并不能以此推断原告就当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松滋人社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和被告松滋市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包括各自救济途径和期限，因为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已向原告代为送达或者明示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故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只能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所称的“2020年7月咨询律师后，才知道了相关程序及内容”开始计算。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被告辩称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松滋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错误决定，且程序违法，依法应一并撤销。二被告辩称认定工伤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合法，以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之观点均不能成立。原告松滋网络协会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松滋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松政复决字[201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二、撤销被告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松人社工伤决字[2017]087号认定工伤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松滋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忠德审判员  曾祥全审判员  陈能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安洈书记员  龚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