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63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泽，男，汉族，1971年9月1日生，住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文，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保吒，男，汉族，1985年2月8日生，住广东省雷州市。 上诉人王伟泽因与被上诉人柯保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1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伟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1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原告王伟泽仅依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同时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在原审中亦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在该聊天中，上诉人明确让被上诉人先“还”一部分，被上诉人并未就民间借贷的事实提出异议，仅仅以资金紧张为由暂时拒绝了上诉人。2、原审中，被上诉人提 2 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转账记录，欲证实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主张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被上诉人转账记录记载的相关款项，是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部分借贷款项，恰恰证实了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双方存在钱款上的往来，并不是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的法定事由；再次，该转账记录上诉人是认可的，亦提出了相关抗辩，该转账记录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任何主张。3、一审认为“原告王伟泽仍应就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王伟泽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双方钱款往来的用途，原告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与被告钱款往来系借款事实的主张”，首先，如前所述，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足以证实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但原审法院未予认定，甚至未予表述，上诉人很不理解；其次，作为出借方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帮忙时，被上诉人仅仅说用于生活及生意，上诉人同意借款并同时给付相关款项后，上诉人的民间借贷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于被上诉人拿到钱后如何用、怎么用、用在哪儿等等，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附随义务，亦不是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的内容，原审法院强加证明责任，对上诉人不公；再次，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借款的事实，那么，上诉人不明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款合意，上诉人给付了款项，这不是民间借贷，到底是什么？综合上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亦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王伟泽在二审庭询中补充意见如下：原审确实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就民间借贷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完全可证实上诉人主张，其中转款记录证实双方存在资金往来，且被上诉人对此认可；微信聊天记录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被上诉人对此并未否认；通话记录更能 3 证实就双方借贷关系产生的数额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提出偿还一部分，但上诉人对该数额不认可。 柯保吒答辩称，王伟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柯保吒在与王伟泽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中，从未承认向王伟泽借款。柯保吒在一审庭审中已就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的真实背景作了清楚陈述。二、王伟泽在上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转账记录记载的相关款项，是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部分借贷款项”，该陈述与王伟泽在一审中的陈述严重不符。王伟泽一审时陈述“双方互有借贷，原、被告经常进行资金拆借，被告也曾出借给原告”。王伟泽的两次陈述均不是事实：王伟泽在2016年4月19日向柯保吒转帐3万元，柯保吒在2016年4月20日向王伟泽转账20万元；王伟泽在2016年4月21日向柯保吒转帐10万元、3万元，柯保吒在2016年4月22日向王伟泽转帐45.5万元。柯保吒向王伟泽的转款金额远大于王伟泽同期向柯保吒的转款金额，怎能是“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部分借贷款项”呢？柯保吒与王伟泽素不相识，怎能借款给王伟泽呢？三、事实上，王伟泽向柯保吒的银行转账款项是其赌资。王伟泽嗜赌，但不方便经常去澳门，只能电话投注。王伟泽通过柯保吒的弟弟柯某联系上了柯保吒，但两人从未见过面，只是电话、微信联系。王伟泽将款项转账给柯保吒后，柯保吒把款项付给境外赌博公司。王伟泽再以视频的方式与境外赌博公司进行赌博。王伟泽经常一天赌几次，就多次出现了一天之内转账两、三次的情形；王伟泽与境外赌博公司是以港币结算，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不是整数，所以经常出现转账金额精确到百位数的情形。王伟泽赢钱后，有时是柯保吒把赢的钱转账给王伟泽，有时是境外赌博公司转账给王伟泽。四、王伟泽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均不是事实。1、王伟泽一开始陈述 4 是“2016年4月开始，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被告”；后又陈述是“2016年3月，经沧州耿姓朋友（因疫情，找不到人）介绍，在珠海与被告见面”。但王伟泽无法说清与柯保吒见面的具体情况。王伟泽还说柯保吒从事PVC管生意，但柯保吒只是接送内地来广东旅客的司机，从未接触过PVC管生意。2、王伟泽在本案起诉状中称“2016年4月开始，被告因经营企业资金紧张，屡次向原告借款”，在另一份起诉状（2491号案件）中则称“自2015年开始，被告因经营企业资金紧张，屡次向原告借款”，两份诉状陈述的时间不对。当王伟泽看到柯保吒提供的柯保吒向王伟泽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据后，改口称“原、被告经常进行资金拆借，被告也曾出借给原告”。试问，既然柯保吒“经营企业资金紧张”，为何在2016年4月19日至2016年4月22日短短的四天内，王伟泽共向柯保吒转账16万元，而柯保吒却向王伟泽共转账65.5万元呢？3、王伟泽一开始称“经对账核销、互减，截止起诉之日，被告欠原告若干款项”。因为双方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的对账，柯保吒要求王伟泽提供双方对账依据，王伟泽马上又改口称“原告自行核销、互减，且截至2016年年底”。五、王伟泽的陈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柯保吒之间构成民间借贷。1、即使按照王伟泽的说法“双方在2016年4月认识，就开始拆借资金”，王伟泽从事桩基础工程，本身就需要资金周转，双方交往时间很短，彼此不了解，怎么可能进行几百万的拆借呢？2、自2016年4月开始，王伟泽向柯保吒的转账达上百次，金额从1万多元到二三十万元不等。有这样奇怪的“民间借贷”吗？柯保吒在一审庭审时要求王伟泽陈述每笔所谓“借款”的来龙去脉时，王伟泽拒绝回答。3、王伟泽没有借款合同、借据等进一步证明民间借贷的证据。4、可以清楚看出：王伟泽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 5 显不符合常理、陈述前后矛盾，已构成虚假民事诉讼。《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确立了“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的审判原则。王伟泽从头到尾都在说谎，不断以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因为双方根本没有民间借贷！六、王伟泽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民间借贷，理应败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柯保吒已提供了柯保吒向王伟泽的转账记录、柯某的证言证明王伟泽的转账是赌资，王伟泽就应该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现王伟泽无法提供，就应承担败诉责任，其诉讼请求应全部驳回。七、王伟泽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也应驳回。王伟泽在一审中确认“借期为一个月”。王伟泽提交的转账记录最后一笔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正常的诉讼时效截止日期是2019年7月13日。王伟泽提交的所谓微信催款记录时间是2019年9月13日，王伟泽起诉两个案件的时间是分别是2019年10月11日、11月19日。因此，王伟泽的民间借贷诉讼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王伟泽捏造事实，其上诉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同时，二审法院应对王伟泽欺骗法院、虚假诉讼的恶劣行为，进行严厉的司法制裁。 柯保吒对王伟泽在二审庭询中的补充意见答辩如下：在王伟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中，王伟泽并未明确双方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于柯保吒知道王伟泽输了大概200万元左右，柯保吒的理解是王伟泽是想要柯保吒给王伟 6 泽返还部分输的钱，柯保吒和澳门公司沟通后出于对王伟泽的同情，当时表示愿意给王伟泽做一定补偿。 原审原告王伟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99,5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伟泽称，2016年4月份在广东省有打桩工程项目，后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在原告和被告交往过程中，原、被告之间经常进行资金拆借，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远远超过起诉的数额，被告也曾出借过钱款给原告，经过对账核销、互减，被告仍欠原告99,500元，2019年9月13日原、被告在微信聊天时，原告向被告主张先还部分借款，被告以经营困难等理由未偿还借款。对此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通话录音一份予以证明。被告对此称，原告并未拿出证据证实借款的真实情况，也没有证据证明借款是被告向原告提出的要求，有多笔借款的尾款是几百元的情况，甚至一天内存在多笔打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也仅是转给被告几百万，不是借给几百万，转给几百万是事实，系原告的赌资，通话录音的时间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想息事宁人，但是不能证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4月20日被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原告转款了20万元，这笔钱款是原告赌博所得，为此被告提供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一份予以证明。原告质证称，第一，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通过银行转账记录想要证实未向原告借过钱，但该证据的载明与被告所述相反，证实双方发生数笔钱款往来，存在资金拆借关系，经过核减之后，被告尚欠原告起诉的数额；第二，银行转账记录证实被告向原告拆借的资金都是整数，即原告向被告借 7 款时履行了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准则，而被告向原告要求出借资金时，钱数出现了几百元的尾款，证实是被告没有遵循民间借贷关系准则，并且出借资金有几百元的尾款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称，被告与王伟泽从未见过面，王伟泽嗜赌，但不方便经常去澳门，通过别人介绍，与被告电话、微信联系，委托被告电话投注，王伟泽的银行转账的款项是其赌资，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基本事实关系，为此被告依法申请证人柯某出庭作证。证人柯某称，与被告是亲兄弟关系，兄弟二人在广州机场开商务车做接送客生意，2016年4月份通过接送客人认识原告王伟泽，因王伟泽询问是否可以进行网上赌博，所以将被告柯保吒介绍给原告相识，给了电话，原告电话和被告进行了联系，后来在4月20日听被告柯保吒说原告给他转了一万元进行网上赌博，后听原告用6万元赢了250多万元，2016年我给原告发过信息，内容是让原告收手，原告没有回复。原告质证称，证人柯某与被告柯保吒系亲兄弟关系，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证人的证言仅是听说，没有亲身经历本案的案发过程，因此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王伟泽仅依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被告柯保吒抗辩该转账系原告王伟泽用于网上赌博的赌资，双方不存在资金拆借关系，被告柯保吒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王伟泽仍应就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王伟泽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双方钱款 8 往来的用途，原告的证据不足证明其与被告钱款往来系借款事实的主张，综上所述，对于要求被告偿还借款99,500元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4元、保全费1,015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伟泽提交其与被上诉人柯保吒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借款，被上诉人并未否认，并称在外躲债。且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的涉案款系赌资的事实，相反是被上诉人存在去澳门赌博的行为，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在借款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隐瞒了借款用途，其以合法理由向上诉人借款却暗地进行赌博。 被上诉人柯保吒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王伟泽在微信聊天中说的是“当初转了那么多”，不是“借了那么多”，转的钱都是王伟泽通过柯保吒在澳门或境外的赌资，因王伟泽已经输了钱，柯保吒回复只是为了应付王伟泽。 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且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伟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柯保吒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上诉人王伟泽未对双方就借款事宜进行协商达成合意、确定借贷双方权利义务的过程等事实举证加以证明和作出具体合理说明。经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双方互有多笔资金交易往来记录，资金往来频繁，且存在多笔较小金额往来。从资金往来时间、金额及次数来看，不符合通常民间借贷交易中资金转出（出借）、转入（还款）的规律性，上诉人王伟泽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 9 释。对于双方账户资金往来的性质，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为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称被上诉人向其账户转款为偿还借贷款项。上诉人陈述存在矛盾。经审核上诉人的陈述和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王伟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伟泽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8元，由上诉人王伟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梅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李悦萍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于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