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9民终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63年3月24日生，汉族，忻州市人，现居忻州市忻府区团结街北三巷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63年9月18日生，汉族，忻州市人，现居忻州市忻府区团结街北三巷118号。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汾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53年2月20日生，汉族，山西省忻州市人，现居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西街27号1号楼2单元5层西2。上诉人李某1、李某2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1民初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上诉请求：撒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还款付息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关于发生在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0月31日的三笔共计437万元转账汇款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认定违背证据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该三笔汇款为借款的理由为，在该三笔汇款发生后，2014年1月13日，上诉人李某2向被上诉人张某补充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陆佰万元（6000000.00元），月息2分6厘”。上述事实认定以及认定逻辑存在下列问题:首先，上诉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李某1于2013年10月18日向被上诉人账户转账汇款200万元、2013年11月14日向张计明账户转账200万元。其中对张某转账200万元发生在张某对上诉人转账200万元之前，对张计明转账200万元发生在张计明对上诉人转账237万元之后，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对涉案人高达400万元转账既不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拥有债权，也不认定还款，将该转账事实忽略处理，违背证据事实；其次，即便如被上诉人在其起诉中对上述400万元转账也进行陈述；自认“借款后被告分两次归还本金500万元”，即认可上述400万元转账是还款，应可以抵顶本案债务，但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如此明确清楚的陈述也进行忽略，违背证据事实；再次，2014年1月13日的借条，其中已经很明确记载借款发生时间为“今借到”即2014年1月13日，借款支付方式为“现金”，在这样明确的的证据内容基础上，原审法院认为发生在2014年1月13日之前的转账汇款属于本借条的约定事项，显然认定事实的逻辑存在明显的错误。故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以及张计明的400万元汇款和被上诉人与张计明向上诉人的汇款437万元均属于只有银行流水没有债权凭证的情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应该认定为民间借贷债权；即便非要认定；从公平角度起码也应该全部认定。二，原审判决关于2015年4月27日双方之间房屋抵顶债务的金额仅仅发生了2084400元的事实认定；违背证据事实和商业惯例，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被上诉人张某当庭提交了收被上诉人李某2借款利息2084400元的收条一支。就此上诉人认为：首先该收据应该由上诉人持有向法庭提交才具有合法来源性并作为定案依据。收条由出具收条的人持有、出具、并作为定案依据显然意味着出具收条的人可以随便写数额、随便编造事实并被法院认可，是及其危险的作法；其次，从被上诉人的表态来看显然其认可双方之间发生过房屋抵顶债务的事实，该表态与上诉人提供的抵顶房屋收据可以形成互相印证。抵顶房屋收据显示上诉人用以抵顶的房屋共计六套共作价3437424元；而原审判决认定2084400元的柢顶金额，必然产生被上诉人在接受抵顶时，接受半套房屋作为抵顶物的荒唐局面，不符合商业惯例。三、原审判决关于借款本金和利息的金额确定是错误的。综合上述一、二条理由，原审判决将没有债权凭证、且证据证明双方互有往来的427万元计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将双方之间六套房产共计3437424元的顶账金额不合理认定为2084400元也是错误的。张某辩称，关于借款数额有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以及银行流水为证。关于房屋抵顶问题，当时是张某、恒义小额贷款公司还有上诉人三方达成协议，用六套房合款3437424元中的1350000元来抵顶李某2爱人李某1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甘净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欠忻州市忻府区恒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欠款，已向法院提交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抵顶数额应当在3437424元的基础上核减1350000元，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84400元。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1720万元及按法定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某2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2013年10月30日，张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李某2转账1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张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李某2转账100万元，并于同日通过张计明向李某2转账237万元。2014年1月13日，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补充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陆佰万元（6000000.00元），月息2分6厘”。2014年1月16日，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叁佰万元整，利息月3％（月息叁分）”。出具借条同日，张某通过张计明向李某2转账200万元；2014年1月17日，张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李某2转账80万元。2014年1月27日，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贰佰万元整，月息叁分”。出具借条同日，张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李某2转账50万元；2014年1月28日，张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李某2转账804000元。2014年3月27日，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壹佰伍拾万元整，月息3分”。2014年4月11日，张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李某2转账64800元；2014年6月27日，张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李某2转账218000元。该四支借条的余款，原告张某称也已全部付清被告，但现未找到流水，待找到流水后，自己另行主张。2014年4月9日，被告李某2、李某1向原告张某出具借条一支，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壹仟伍佰万元（15000000元）整，借期半年，月息2分8厘”。该借条虽是被告李某2、李某1向原告张某出具，但实际出借人系张计明，为张计明与二被告间的债权债务。借款后，被告李某2于2014年2月17日支付原告张某314567元，于2014年5月7日支付原告张某161200元。被告李某1于2018年5月24日偿还原告张某借款本金100万元。另外，2015年4月26日，张某出具收李某2借款利息2084400元的收条一支，并称该2084400元系房屋抵顶。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借款，从原告将款交付被告之日起，双方形成合法的借贷关系。2014年1月13日至2014年3月27日，被告李某2向原告张某出具四支借条，载明借款共计1250万元，但原告现提交证据仅可证明交付被告李某2共计8756800元，且被告李某2在第一次庭审时对收到张某的8756800元予以认可，第二次庭审时被告李某2虽对第一支借条交付的借款437万元提出异议，但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通过田建国转账出借给被告李某2借款200万元，证据不足，且被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4年4月9日，二被告向原告张某出具的借条，原、被告均认可此笔借款是二被告与张计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该借条下的97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二被告与张计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作处理。故原告张某出借被告李某2的借款本金为8756800元。借款后，被告李某1于2018年5月24日偿还原告张某借款本金100万元，双方均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第一笔交付的借款437万元中予以核减100万元。被告李某2辩称自己于2015年4月27日以六套房屋抵顶原告借款本金3437424元，证据不足且原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被告李某2应偿还原告张某的借款本金为7756800元。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部分，原、被告在借条中约定的利息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未偿还利息部分应按月息2分计算。被告李某2于2014年2月17日支付原告张某314567元，于2014年5月7日支付原告张某161200元，双方未约定归还的系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法律规定，该两笔款应认定为利息。连同原告张某认可的被告李某2以房屋抵顶的借款利息2084400元，被告李某2共支付原告张某利息2560167元。原、被告在偿还利息时未约定系哪一笔借款利息，现原告同意就已归还利息部分按月息2分计算。故原告诉请的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其中借款本金437万元从被告出具借条之日起算，其余借款本金从实际交付借款之日起算，已偿还利息部分在借款利息总数中予以扣除。被告李某2辩称的其余还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某1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以上借款发生于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李某1在明知该债务情况下，未表示反对，并向原告张某还款行为，应认定为借款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被告李某1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某2、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张某借款本金77568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月息2分计算，其中以借款本金437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3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以借款本金33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804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6480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218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扣除被告李某2已偿还原告张某的利息2560167元）。二、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收条三张及本院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以房抵债数额为343万元。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借款事实以及部分还款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4月27日，上诉人李某2以其开发的小区六套房合款3437424元抵顶于被上诉人张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的借款数额如何认定以及房屋抵债金额的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上诉人李某2于2014年1月13日、16日、27日、3月27日共计四次向被上诉人张某出具借条，载明金额共计1250万元，同时，在2016年7月25日，张某向李某2发出《催款函》载明共欠1250万本金的情况下，李某2签字予以认可。上诉人在上诉过程中仅认可通过张某账户直接汇入李某2账户的438万元，对其他借款予以否认，认为张某未履行出借义务，同时李某1账户已向被上诉人归还400万元，本院认为，上述欠条出具时间间隔时间段、金额大，在未收到款项且2013年还款400万的情况下，上诉人连续出具借条的行为无合理解释，同时，在2016年，上诉人对于张某出具的《催款函》签字予以确认，综合以上上诉人的行为，原审法院依据张某现持有的本人及案外人向李某2账户实际汇款的875.68万元认定双方实际借款数额并无不当。对于张某在本案中未提供的汇款凭证本院现不做认定，当事人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双方在房屋抵顶借款过程中，上诉人李某2以其开发的小区六套房合款3437424元抵顶给被上诉人张某，张某虽称该六套房合款3437424元中的135万用于偿还李某2爱人李某1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甘净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欠忻州市忻府区恒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欠款，但是李某2对此并不认可。本院认为，在无三方抵顶协议的情况下，李某2爱人李某1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甘净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的欠款并非本案当事人李某2的个人欠款，在李某2本人未授权、未允许的情况下，张某代向忻州市忻府区恒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还款行为不能认定为山西甘净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的还款行为，进而张某认为六套房合款3437424元中的135万偿还了张某妻子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欠款的行为本院不予认可。李某2以房抵顶借款利息的数额应当认定为3437424元，对此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李某2偿还利息总额为3913191元。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1民初5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1民初5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李某2、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77568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月息2分计算，其中以借款本金437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3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以借款本金33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804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64800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以借款本金218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扣除李某2已偿还张某的利息391319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500元，由张某负担34313.95元，由李某2、李某1负担28186.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098.0元，由张某负担11236元，由李某2负担548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建新审判员  梁晓峰审判员  杨 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韩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