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2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庆伟，男，汉族，1972年12月20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霞，女，汉族，1972年7月13日出生，住漯河郾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绍虎，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辉，男，汉族，1977年11月23日出生，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琳，河南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索利伟，男，汉族，1990年9月10日出生，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琪，河南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庆伟、陈伟霞因与被上诉人闫辉、索利伟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郾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103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庆伟、陈伟霞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豫1103民初363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有瑕疵、效力弱。在本案中我方提供了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作证的材料，显示二被告的证人证言完全一样，存在被人为诱导的可能。只是这己能证明当时张坤鹏为中润公司的员工，被告几人组织聚餐喝酒。被告索利伟提供的证人屈某的证据显示原告亲属在事发（2015年9月1号）后一两月去公司，是协商要求公司承担责任，但并非和被告协商承担侵权责任。二被告在2019年5月6号出具的书面证言谈浅避轻，再者开庭时二被告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无法还原聚餐时的劝酒灌酒的情形，所以现有证据本身有瑕疵且效力弱，事实无法查清，需要法庭依法进一步调查查明真相，而不能简单的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就认定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情形，判决被告不用承担民事责任。二、一审关于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认定情形有偏差。如一审判决的第九页的第五行所说，只有因共同饮酒行为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其他共饮人才能发生特定的义务，该义务即使因情谊行为所引申出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定的义务。在本案中张坤鹏和二被告等人是从晚上六点多聚餐喝酒到9点半之后，再从老桥北路西的饭店出发到李漯路双汇养猪厂处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大概在10点左右，地处于郊区阶段，并且没有路灯比较黑暗，这让喝酒的张坤鹏处于一种特定的危险中，加上张坤鹏喝酒无法控制才会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在聚餐结束后被告有义务护送张坤鹏安全到家。因饮酒或饮酒过量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作为同饮人有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当时107国道修路，许多载重大卡车不得不绕行于本案中张坤鹏回家的并不宽敞的必经之路上，故其回家必须会存在潜在的危险，该危险也是无法避免（没有路灯，极少有人经过），而且张坤鹏喝酒骑车无法控制自己，使张坤鹏陷入特定危险，无法避免。作为其他共饮人应该履行注意义务。三、本案的情形特殊，但一审法官应充分结合本案的客观情形，但却未做到客观分配举证责任。不能仅因为原告儿子早己死亡多年、没有证据证明达到醉酒标准和张坤鹏饮酒无法控制，就轻易推定认为二被告不用承担侵权责任，更不能仅依据没有证据证明就确定被告从没有或根本没有劝酒行为。本案情况特殊，首先张坤鹏在9月1日晚上出事，在9月2号上午7点多才被路人发现送进医院进行手术，入院时伤势严重而且离喝酒的时间过去的比较长，无法也不可能实现去进行酒精检测。不能因为没有进行酒精检测就认定张坤鹏不存在饮酒过量或醉酒状态。张坤鹏出生于1997年8月12日，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还没有过农历18岁生日，且当时也才入职5个月，公司员工聚餐邀请张坤鹏喝酒，在中国酒席文化下作为小辈张坤鹏也无法拒绝喝酒被灌酒，并且喝酒时间从晚上6点多喝到晚上9点多。相关的证据也达到了证明的标准，高度可能性的说明当时张坤鹏喝酒时间长，并且在骑车时处于饮酒过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陷入特定的危险状态。四、没有尽共同饮酒中劝阻义务或注意义务，都应承担侵权责任。饮酒后有人出事故同桌人是否担责？需要负法律责任的情形：(1)强迫性劝酒；（2)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酒；（3)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4)酒后驾车未劝阻发生车祸。作为共饮者的义务：（1)提示、劝告义务，发现醉酒劝告停止饮酒；（2)通知、照顾、护送义务。众人饮酒是情谊行为，共饮人并不必然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共同饮酒行为导致同饮人陷入醉酒危险时，根据侵权法理论同饮者之间基于先前的共同饮酒行为产生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二被告并没有将张坤鹏安全护送也没有在张坤鹏喝酒后骑车进行劝阻，在事发时张坤鹏骑车回家并没有人护送，也没有人去劝阻他不要骑车，在张坤鹏喝酒醉酒情况下，面对漆黑的道路才会被对面车闪光灯闪到发生无法控制自己行为，强行进坑撞到树上发生危险，一般作为喝酒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正常人被对面车的强光灯闪到，受到灯光的刺激生理应急也会使人一动不动。本案中因被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五、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未通知必须出庭的被告出庭。一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法庭，既然在场的人，原告儿子已经死亡，则对于饮酒人都谁?如何喝酒的？如何劝酒的?如何放任或催促张坤鹏骑车离开的等事实，只有被告才作为现场事件的亲历者，应当依法作为必须出庭的被告出庭，法官才能充分了解案情，作出客观、合理的判决，以便做出让人信服的公正的判决。但是一审法院未要求其出庭。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闫辉、索利伟辩称：一、本案案由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纠纷，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被答辩人应对其主张的张坤鹏存在过量饮酒、醉酒或因饮酒而无法控制自身行为进行举证，也应对答辩人有劝酒的不当行为进行举证，但被答辩人均无证据证明，故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1、针对被答辩人所称的其事故认定书及病历没有记载张坤鹏饮酒的事实，系因时间过长，无法也不能进行检测，不符合客观事实。交警在次日清晨进行酒驾测量的比比皆是，在事故发生后进行酒精测试，也是必须的程序，在此基础上交警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未认定张坤鹏系饮酒或醉酒驾驶，那么张坤鹏就绝对不会存在事故发生时是醉酒回家的情形的可能。同样道理，张坤鹏受伤住院后，第一件事情应作的检查也一定是血液检查及各项CT照射，血液××须的第一项检查，在血液检查、入院诊断中也均未记载张坤鹏饮酒或有酒精残留。2、再者，被答辩人认可张坤鹏在事故发生时系对灯光进行躲避，躲避才是意识正常的人对自身保护的条件反射，而不是被答辩人认为的一动不动，是违反常识的，故事发时张坤鹏意识清醒，能够清醒的控制自身行为。故本案依据最原始、科学的证据也能证明张坤鹏并未醉酒。3、针对被答辩人所称的，张坤鹏事发时年龄较小，依据传统酒文化前辈会灌酒更是对酒文化的错误解释。中国酒文化对幼者都是保护的状态，爱老敬老，护幼爱幼才是正解。闫辉等作为前辈，对小辈更是怜爱，不存在灌酒。被答辩人的推定更是不符合社会人情。二、闫辉、索利伟在2019年工伤案件中作证的证人证言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人为干扰。证言大致一致更加证明事实本就如此，二人被提问的问题及需证明的事实是一致的，经历的场景是一致的，当然所说的话也是大致一致的。再者，闫辉二人对今日的庭审是不能预料的，不可能在2019年就为了今日的庭审做准备，若闫辉二人早有准备，大可当时不去作证，而将自己暴露于今日的地位，不符合常理。三、答辩人常年出差在外，被答辩人的无理诉讼、滥用诉权已经给答辩人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答辩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庭，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其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庆伟、陈伟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5万元（二被告每人2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坤鹏系原告张庆伟、陈伟霞的儿子。张坤鹏原为漯河润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员工。2015年9月1日晚，张坤鹏下班后与单位同事相约聚餐。当晚约21时30分聚餐结束，参加聚餐的人员均各自回家。张坤鹏自行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李漯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李漯路双汇养猪场处，因对方车辆灯光强照导致张坤鹏自己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张坤鹏受伤。后张坤鹏被送往医院救治，因一直昏迷，至2016年9月14日张坤鹏去世。2015年11月3日，漯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执勤大队出具漯公交认字【2015】09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内容显示“2015年9月2日7时，接110通知漯河市李漯路双汇养猪场处有人受伤，沙北派出所交巡警大队事故中队张浩、刘夏及时与报警人联系到达现场后及时勘查，通过调查及当事人家属陈述，张坤鹏于2015年9月1日晚上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李漯路由南向北回家时，因对方车辆灯光强照导致自己撞到路边的树上，导致张坤鹏受伤，后来被路人发现报警”。2019年4月4日，张庆伟向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1民终14号行政判决书于2019年4月17日予以受理。2019年5月23日，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漯工（不认）【201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坤鹏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张庆伟不服，向漯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漯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7日予以受理，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漯政复（2019）1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漯工（不认）【2019】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张庆伟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豫1103行初14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张庆伟的诉讼请求。张庆伟不服行政判决书，上诉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3月2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1行终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15日，在张庆伟申请工伤认定过程中，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就闫辉于2019年5月6日出具的一份书面证言进行了询问，闫辉在书面证言及该次询问中表示：1、其本人为漯河润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2、其和张坤鹏系同事，张坤鹏为生产部门员工；3、2015年9月1日17时30分下班后，其本人与张坤鹏、李新磅、王永伟、索利伟、周军强、马芳草共七人，一起到老桥北烤羊腿饭店聚餐吃饭；4、聚餐吃饭为AA制，6点左右到饭店开始吃饭，至9点半以后不到10点结束；期间聚餐人员只喝了一点啤酒，没有人喝醉；5、参与聚餐人员各自自行到达饭店，聚餐结束后各自回家。同日，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就索利伟于2019年5月6日出具的一份书面证言进行了询问，闫辉在书面证言及该次询问中表示：1、其本人为漯河润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2、其和张坤鹏系同事；3、2015年9月1日下班后，其本人与张坤鹏、李新磅、王永伟、闫辉、周军强、马芳草共七人，一起到老桥北路西烤羊腿饭店聚餐吃饭；4、聚餐吃饭为AA制，大约6时30分到达饭店，至9点半快10点结束；期间聚餐人员只喝了一点啤酒，没有人喝醉；5、聚餐人员各自骑车到达饭店，聚餐结束后各自回家。2020年6月24日，本案庭前调解时，被告索利伟请求证人屈燕屈某作证，因案件未进行审理，本院未准许屈燕屈某作证。其后，屈燕屈某一份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屈燕屈某，汉族，1979年10月2日出生，住漯河漯河市郾城区××路××号**楼**1006，身份证号码41漯河润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2015年，原告的孩子张坤鹏经人介绍来我公司学习。在张坤鹏出事之后没多久，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样子，有一次原告带着亲戚到厂区来，说一起吃饭的几个人都要承担责任，当时我也是为了配合原告把事说清楚，把本案的闫辉等，叫到办公室，让他们跟原告详细的说了事情的经过，后来争议比较大，我把剩下的几名员工叫到一起，让他们都说说，化解矛盾。原告说要他们赔钱，几名员工说让他们走法律程序。当时所有人都在场，原告也跟每个人都说，要录音，要追究大家的责任。这是2015年的事情。后来原告就一直与我公司进行诉讼，没有再来公司”。2020年4月29日，张庆伟作为原告，以索利伟、闫辉为被告，以二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本院依法追加陈伟霞为本案的原告参与本案的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一、原告张庆伟、陈伟霞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的行使权利，如果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不行使权利，诉讼时效过了以后，不再享有胜诉权。在本案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会决定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起开始计算，按照二被告的意见，原告就本案提起的诉讼时效，只能依据已经失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截止到原告提起民事诉讼时，早已经超过法律所限定的诉讼时效。但就本案而言，原告何时得知存在其所认为的二被告有相应行为的时间，才是计算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二被告称原告自2015年即知道存在聚餐情形缺乏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但二被告在张坤鹏工伤认定程序中出具的书面证言，却系现在能够查实的、有确凿日期的、原告得知存在聚餐情形的证据，二被告出具书面证言的日期为2019年5月6日，故对于原告就本案提起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的计算点应当自2019年5月6日起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按照此规定，原告就本案提起民事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限定的时间，故对于二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二被告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从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属于张坤鹏、索利伟、闫辉等多人自发聚餐且有饮酒行为后，发生张坤鹏因事故受伤最终去世的后果的情形，仍然属于因共同饮酒后所发生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纠纷。对于二被告是否承担责任，还需要对二被告在聚餐过程中是否存在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进行认定。参与聚餐、共同饮酒实际上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社会活动，共同聚餐且有饮酒的行为是一种相约与合意的民事活动，对于参与聚餐、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不能因请他人喝酒或者在一起喝酒本身而负担法律义务，从而承担法律责任。只有因共同饮酒行为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其他共饮人才产生特定的义务，否则相互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饮酒人应当预料到饮酒过程中及饮酒后，因饮酒或饮酒过量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明知醉酒的危险性却没有控制自己的酒量或轻信能够避免，不能免除自身的责任；而其他共同饮酒人则应当承担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包括饮酒过程中的劝阻义务，也包括在饮酒后护送、照顾和通知其家人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张坤鹏与公司的另外六名同事自发相约一同聚餐，餐费实行AA制。依据现有的证据，仅能查实在聚餐过程中，参加聚餐的人员有喝啤酒的行为，但不能依据此即认定张坤鹏因此即有过量饮酒、醉酒的后果或因饮酒即产生足以使其发生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后果，也无法查实参与聚餐的人员存在劝酒、灌酒等不当行为。在交通事故证明中也仅查实张坤鹏受伤的事实和事故发生的过程，也无记载张坤鹏存在醉酒的情形。在无证据证实二被告在聚餐过程中是否存在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下，仅依据存在饮酒的行为即要求聚餐参与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已经超出了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合理范畴，本院无法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庆伟、陈伟霞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1650元，由原告张庆伟、陈伟霞承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纠纷，上诉人称死者张坤鹏系因参与共同聚餐过程中的饮酒行为而产生最终死亡的后果，遂要求参与聚餐的人员承担责任。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下附随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和侵害赔偿责任是确定存在的，但只有因共同饮酒行为致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其他共饮人才凸显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但共同饮酒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从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确认的侵权赔偿责任归责原则来看，法律赋予共同饮酒人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因为只要共同饮酒人付出合理限度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就可能会避免或降低侵害风险的发生。如共同饮酒人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即存在不作为的行为，在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后，才会出现依据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情形。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本案中,上诉人称“闫辉、索立伟等在与张坤鹏聚餐过程中，存在劝酒灌酒行为，同时，在聚餐结束后张坤鹏发生交通事故系因过量饮酒、醉酒而无法控制自身身体而造成的，两者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从而需要承担责任”，但上诉人对该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从现有的证据中亦无法得出张坤鹏在聚餐过程中存在饮酒过量、醉酒等行为，造成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身体的情形，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关于此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未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未通知闫辉、索立伟出庭参加诉讼系程序错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不属于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庭参与诉讼的案件，是否到庭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其次，二被上诉人经一、二审法院传票传唤后，均依据上诉人的起诉状、上诉状的内容作出了书面答辩意见，并委托了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应诉，二被上诉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妥当问题，根据各方举证及庭审情况，由于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共同参与聚餐的人员存在相互劝酒、相互灌酒的行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坤鹏受伤与聚餐饮酒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亦未对张坤鹏存在醉酒情形进行记载，故原审法院对张庆伟、陈伟霞要求闫辉、索利伟支付赔偿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庆伟、陈伟霞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张庆伟、陈伟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喜庆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曼倩书记员任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