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执复170号复议申请人（原案申请执行人）：杨震，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原案被执行人：张艳红，女，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杨震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2020）京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北京二中院在执行杨震与张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被执行人张艳红向该院提出债务人异议，请求认定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其分多笔将总计165．5万元汇至杨震银行账户的款项为向杨震履行生效判决的执行案款。北京二中院查明，杨震与张艳红、王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07年8月30日作出（2007）二中民初字第04747号民事判决：“一、张艳红偿还杨震借款本金六百四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七元二角并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借款本金自2005年6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王建以其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D1—1401号房产对上述借款本金和逾期利息中的九十万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上述两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10元，由杨震负担1760元（已交纳），张艳红、王建共同负担42250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张艳红、王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14日作出（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杨震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07年12月21日以（2008）二中执字第118号立案执行。2008年12月9日，该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3月14日，该院依职权恢复执行，案号为（2018）京02执恢19号。2018年12月27日，该院作出（2018）京02执恢19号执行裁定，以张艳红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北京二中院另查，2009年10月14日，该院向杨震发还执行案款5781963元。2014年10月9日，杨震与张艳红在该院达成还款协议，双方确认剩余执行款为360万元，张艳红于2014年10月30日前偿还70万元，于2014年11月30日前偿还150万元，于2014年12月20日前偿还140万元。执行法官告知双方三笔案款要交到该院，双方均表示同意。张艳红向该院交纳了第一笔70万元案款，此后未按还款协议履行。2016年7月21日，执行法官与张艳红进行谈话，张艳红表示计划两至三个月履行完毕，并称尽快找杨震商谈。2016年7月27日，执行法官与张艳红进行谈话，张艳红表示与杨震未谈成，但双方曾达成一个205万元的和解，其愿意按此履行。执行法官电话联系杨震，杨震称双方已约好时间再次协商。执行法官告知张艳红，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将和解协议交至法院，如果达不成和解协议，则恢复原判决的执行。2016年9月1日，执行法官与张艳红谈话，张艳红称其已给付杨震200多万元，还欠128万元。执行法官称，当时已明确告知360万元都要交至该院。当日，该院对张艳红采取拘留措施。次日，执行法官对张艳红进行提讯，张艳红称因杨震着急用钱，其按杨震要求将执行案款汇入杨震的银行账户。2018年3月至4月，张艳红向该院交纳6万元执行案款。2019年2月，张艳红向该院交纳10万元执行案款。2019年7月8日，执行法官与张艳红的委托代理人郭军进行谈话，郭军表示，张艳红同意按照2014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履行，已履行86万元，争议部分是张艳红私下打给杨震的165万元，剩下109万元及利息张艳红认可并同意尽快履行。郭军同时表示，对于争议部分，张艳红会到东城法院起诉杨震，待诉讼结束后另行处理。2019年7月23日，张艳红向该院交纳执行案款1311300元。2019年9月5日，执行法官与郭军进行谈话，督促张艳红尽快履行尾款，郭军表示会去东城法院起诉杨震返还未通过该院给付的钱，同时表示会将尾款交至该院。此后，张艳红向该院提出债务人异议。北京二中院再查，张艳红向该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案外人孟颜艳的银行转账记录（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卡号：×××）、孟颜艳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其中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2月10日，自孟颜艳银行账户分11笔向杨震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下同）转款共计60万元。孟颜艳在《证明》中称，其将该账户借给张艳红使用，上述款项系张艳红向杨震转款。二、案外人朱伟民的银行转账记录（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朱伟民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其中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1月14日，自朱伟民银行账户向杨震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朱伟民在《证明》中称，其是替张艳红向杨震转款。三、案外人范志刚的银行转账记录（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2．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户口号码：xxx）、范志刚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其中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9月14日，自范志刚银行账户分6笔向杨震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7．7万元，其中2．7万元在“客户摘要”中注明“还杨震款”。范志刚在《证明》中称，其是替张艳红向杨震转款，其与杨震无经济往来。上述三案外人共计向杨震的银行账户转款97．7万元。张艳红另称，其余款项由北京中航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中航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代其转入杨震银行账户，但未提供证据。张艳红向该院提交书面申请称，因时间久远且其指示转账较多，短时间无法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请求该院责令杨震提供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之间的银行账户流水。杨震发表质证意见称，张艳红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账户是其本人账户，因疫情原因其无法确认转入账户的确切数字。范志刚是张艳红前夫，范志刚转入其账户的款项系其与范志刚之间的经济往来。其不认识孟颜艳和朱伟民。张艳红主张的款项均与执行案款无关。北京二中院认为，被执行人以债务消灭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发生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张艳红主张其于2015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通过案外人向杨震银行账户转款165．5万元，该款项系其向杨震履行（2007）二中民初字第04747号民事判决、（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杨震对此不予认可，辩称转入其银行账户的款项与执行案款无关。对上述争议焦点，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作出裁判。根据张艳红提交的证据，杨震收到孟颜艳、朱伟民、范志刚转款共计97．7万元，该三名案外人明确表示系替张艳红向杨震转款，杨震辩称该款项与执行案款无关，但未提供其与张艳红存在其他经济或钱款往来的证据，亦未提供其与三名案外人存在经济往来的证据，杨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张艳红未经该院向杨震支付上述款项，但法律并未禁止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直接履行债务，杨震以此否认上述款项系执行案款，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该院认定杨震收到的97．7万元系张艳红向其履行（2007）二中民初字第04747号民事判决、（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张艳红主张的其他转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申请该院责令杨震提供银行账户流水，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主张的该部分款项，不予支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一、张艳红于二О一五年一月至二О一五年九月给付杨震（2007）二中民初字第04747号民事判决、（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数额共计九十七万七千元；二、驳回张艳红的其他异议请求。杨震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撤销北京二中院作出的（2020）京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改判或驳回张艳红的执行异议请求。事实与理由为：我因疫情原因滞留国外无法去北京二中院查看执行卷宗【（2008）二中执字第118号和（2018）京02执恢19号】，误以为张艳红亲笔所写签字的还款协议已存入卷宗，但收到裁定后询问异议审查法官才知道卷宗只有谈话笔录没有还款协议，我才明白是自己未能去北京二中院确定证据而犯错。第一份证据说明，张艳红和我在2014年10月在北京二中院签署360万元的和解协议后，到年底张艳红只一次性还了70万元，尚欠我290万元而非295．8万元，证明我和张艳红之间存在（当时她急需钱时）我借她钱的证据，而且张艳红亲笔写下此借条，要在马上还我的290万基础上加5．8万元，说明张艳红收到5．8万元现金，且在收条中明确张艳红和我存在“款项往来”，收条中特意加上“根据二中院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我当时本想要张艳红单写收条，但她说过几天多还我5．8万元是一样的，所以就同意了。但张艳红一直未能还和解协议的钱，同时多次又从我这借钱和买各种金银币，这些大部分是打款到我账上完成的买卖交易。直到2016年，我当时急需用钱，她要求大比例减少和解协议的钱作为立即还钱的砝码，我没办法只能同意降至205万元。这也是我们最后一份协议，但她又没还钱。在这份协议中张艳红也写了2016年1月2日前所签的各种借条因已打款给我账户，所以张艳红收回作废。同时在北京二中院异议审查法官询问张艳红时，她也承认确实签了这份协议并同意履行，且执行卷宗的谈话笔录显示，张艳红也再次承认这份协议并希望履行本息还款，但此后多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到了2019年才还了131万余元。张艳红称，杨震的复议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事实与理由为：一、北京二中院（2020）京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在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之间委托他人转账给杨震账户的总计97．7万元款项就是为了履行（2007）二中民初字第04747号民事判决、（2007）高民终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虽然我没有将款项汇入法院银行账户，但是款项打入杨震银行账户，仍然属于向杨震履行债务。虽然杨震不讲诚信拒不认可，但是其在案件庭审过程中并未提出证据对上述97．7万元款项性质进行说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我与杨震除了案涉判决确定债务外再无经济往来，杨震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杨震在本案执行异议庭审过程中和复议中反复强调我从其处购买金银币，但从未提供相应证据进行证明。杨震既没有出示与我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没有出示其获得金银币来源的证据。此外，对于杨震声称在案涉判决之后，我多次从其处借款，杨震也从没有提出证据加以证实。因此，我与杨震在案涉判决后再无任何经济往来，我向杨震的转款和委托他人向杨震的转账，均是为了履行判决。三、杨震复议申请提到的2014年12月30日和2016年1月2日两份文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经济往来。首先，该两份文件并不能直接证明我与杨震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次，上述两份文件并非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能对双方之间债务金额做最终认定。再次，该两份文件均是我受到杨震威胁情况下签署，对于其中体现的金额并非我真实意思表示。其中，2014年12月30日文件多出的金额系杨震要求我额外支付的利息，根本不是存在经济往来的结果。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二中院作出的（2020）京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二、发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雷运龙审 判 员 禹明逸审 判 员 齐立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袁 楠书 记 员 王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