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7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光大道**。法定代表人：赵洪。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方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珑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志民，男，195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东民，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飞，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芳，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振祥，男，195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津，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被告：贵州汇巨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银海大厦**/div>法定代表人：李定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阔军，男，1966年7月16日出生。上诉人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煤矿监测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倪津、赵振祥、唐志民、唐东民以及原审被告贵州汇巨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巨能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2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0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四份合同均约定：“乙方在施工、报告评审过程中如需甲方协助的，甲方应给予支持和帮助。”，上诉人负有《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送审义务。且根据滇黔煤矿于2009年3月10日出具的《委托书》及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显示，《报告》的评审、备案及汇交工作均是由滇黔煤矿委托上诉人进行。滇黔煤矿仅是在拟送审的报告上加盖公章，报告评审后上诉人还需根据评审意见对报告内容进行修改。上诉人在《报告》编制后，从未交付给滇黔煤矿方，而是由滇黔煤矿方在《报告》上加盖公章后，由上诉人依约送审，且在报告通过评审后，仍由上诉人完成向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及地质资料汇交工作，取得相应的备案证明及汇交凭证，现备案证明及汇交凭证原件仍由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唐志民、唐东民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上诉人从未向其交付过报告；二、上诉人在取得《报告》备案证明及汇交凭证后，无法联系滇黔煤矿方。上诉人曾派员到煤矿所在地交付，但该煤矿未开工建设，现场也无工作人员，通过合同中所留电话也无法联系到煤矿负责人唐志民，上诉人知晓唐志民身份信息以及滇黔煤矿在2016年2月23日兼并转让后，于2018年7月26日起诉至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黔0111民初4796号，上诉人第一次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为2018年7月26日；三、滇黔煤矿方付款义务始于上诉人向其交付最终报告后。本案虽涉及四份合同，但勘探工作系一个整体行为，且报告针对的是滇黔煤矿整个勘探活动而编制，四份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后三份合同均是对第一份合同的补充。上诉人取得汇交凭证后，滇黔煤矿方拒不接收《报告》、备案证明和汇交凭证，以致其付款条件一直不能成就，双方合同义务尚未履行完毕，而且双方对交付最终《报告》的时间并未明确。合同仅约定“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事实上，《报告》及评审备案证明、汇交凭证，到目前为止仍保存在上诉人处，双方未完成交接；四、滇黔煤矿在兼并转让公示时（2016年2月23日）使用《报告》的行为应视为其受到《报告》，此时滇黔煤矿应负有余款付款义务。综上所述，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7月26日起算，滇黔煤矿在兼并转让公示使用《报告》，而未履行付款义务。即便诉讼时效从滇黔煤矿在兼并转让公示时（2016年2月23日）计算三年，该诉讼时效届满日应为2019年2月23日。另外，即便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在上诉人第一次对其提出诉讼过程中，赵振祥、唐东民委托的代理人任某，以及唐东民本人，就勘探费支付等事宜先后与上诉人进行多次沟通协商，滇黔煤矿方愿意在工程款本金范围内支付应视为滇黔煤矿方同意履行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倪津、赵振祥、唐志民、唐东民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贵州汇巨能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向原告支付勘查费5,428,955元。2．判令五被告自2016年3月7日起以5,428,955元为基数，按照0.5‰/日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直至勘查费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8日为1,981,568元。3．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5,400元由五被告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滇黔煤矿合伙事项相关情况。滇黔煤矿系2006年12月根据黔府函（2006）201号文件批准新设置矿权的煤矿，由原滇黔煤矿、红寨煤矿、龙顺煤矿三个煤矿整合而来。根据（2015）黔高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对滇黔煤矿相关情况查明的内容，在经过第一次转让后，2008年10月11日，唐东民与原煤矿合伙人方德刚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滇黔煤矿全部股权转让给唐东民，并将煤矿采矿权许可证变更至唐东民名下。2008年10月20日，唐志民与方德刚等人签订《入伙协议》，约定唐志民投入款项，占股70%。同年11月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由唐志民出任滇黔煤矿的负责人，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滇黔煤矿采矿权的变更登记。2009年9月9日，唐志民、唐东民作为甲方，与方德刚等人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由此前的唐东民变更为唐东民、唐志民，协议中对唐东民的权利、义务约定对唐志民同样具有溯及力。2012年3月5日，赵振祥（甲方）、唐东民（乙方）、案外人李耀田（丙方）共同签订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入股协议书》，约定甲乙丙三方组建新的滇黔煤矿股份制企业，并对各方的投资、占股情况进行了约定。2013年12月7日，李耀田将其在滇黔煤矿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萧裕生，两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10月5日，萧裕生又将其从李耀田处获得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倪津。滇黔煤矿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二、《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的签订、履约等相关情况。2009年3月9日，滇黔煤矿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合同编号MKKC-20090309）一份，主要内容约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地质资料对甲方委托乙方勘查施工（先期602、302号钻孔）进行了设计，勘查工作包括地质钻探、采样化验、测井、钻机搬迁、钻场平整、修路等工作；乙方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程进行勘查及相关技术工作；工程结束后，乙方提交正式报告的同时向甲方移交原始资料；本工程定于2009年3月20日开工，2009年5月10日完成野外施工，2009年5月15日提交总结报告；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勘查钻探施工进尺按900元/米计算【先期钻探施工2个孔（302、602号钻孔），根据方案设计预计总工程量1200米】，勘查最终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共同验收的为准）计算；合同签订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预付款40万元，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提交技术成果形式为乙方提交中间总结报告一套及完整电子版资料一份；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拨付勘查工程款，每超过一日，应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因乙方原因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完成钻探施工和提交报告，每超过一日，应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约定的为先期钻探施工2个孔（302、602号钻孔），后期施工设计和施工方案根据先期钻探施工情况确定，合同另行签订。该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有被告唐志民的签字，乙方处加盖原告的公章。2009年6月1日，滇黔煤矿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合同编号MKKC-20090601）一份，主要内容约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地质资料对甲方委托乙方勘查施工（202号钻孔600米、601号钻孔610米、701号钻孔650米）进行了设计，勘查工作包括地质钻探、采样化验、测井、钻机搬迁、钻场平整、修路等工作；本工程定于2009年6月1日开工，2009年7月15日完成野外施工，2009年7月20日提交总结报告；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勘查钻探施工进尺按900元/米计算（202、601、701号钻孔，根据方案设计预计总工程量1860米），勘查最终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共同验收的为准）计算；合同签订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预付款60万元，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本合同约定的为202、601、701号钻孔钻探施工，后期钻孔施工设计和施工方案根据202、601、701号钻探施工情况确定，合同另行签订。其余约定与MKKC-20090309号合同约定一致。合同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有被告唐志民的签字，乙方处加盖原告的公章。2009年9月15日，滇黔煤矿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合同编号MKKC-20090915）一份，主要内容约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地质资料对甲方委托乙方勘查施工（后期101号580米、402号620米、301号510米、201号480米、401号460米、501号450米、502号600米、802号620米、801号460米、603号500米钻孔）进行了设计；甲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工程进度款，因甲方延期支付工程进度款，乙方在再次通知甲方支付进度款后2个工作日内停止施工，因导致乙方的损失由甲方承担；本工程定于2009年8月29日开工，2009年12月31日完成野外施工，2010年1月31日提交报告送审稿，如需加大工程量，野外施工结束时间和报告提交时间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勘查钻探施工进尺按900元/米计算（根据方案设计预计总工程量5280米），勘查最终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共同验收的为准）计算；合同签订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预付款100万元，以后按每月进度80%支付进度款，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其余约定与MKKC-20090309号合同约定一致。合同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有被告唐志民的签字，乙方处加盖原告的公章。2010年12月13日，滇黔煤矿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合同编号MKKC-20101213）一份，主要内容约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地质资料对甲方委托乙方勘查施工702号650米已施工结束（后期补充J101号250米、J102号690米、J201号190米、J202号710米、J203号200米、J301号690米、J401号470米、J402号650米钻孔）进行了设计，预计工作量4500米；甲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工程进度款，因甲方延期支付工程进度款，乙方在再次通知甲方支付进度款后2个工作日内停止施工，因导致乙方的损失由甲方承担；本工程定于甲方支付完乙方前期工程进度后5个月内完成野外施工，完成野外施工后1个月提交报告送审稿，如需加大工程量，野外施工结束时间和报告提交时间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勘查钻探施工进尺按900元/米计算（根据补充方案预计总工程量4500米，含已经施工结束的702号650米号钻孔），勘查最终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共同验收的为准）计算；合同签订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预付款100万元，以后按每月进度80%支付进度款，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其余约定与MKKC-20090309号合同约定一致。合同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有被告唐志民的签字，乙方处加盖原告的公章。2009年3月10日，以滇黔煤矿（唐志民）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原告进行滇黔煤矿勘探工作，并编制《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于报告编制完成后进行汇交工作。上述四份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展了勘查工作，并编制了《勘查工程施工项目验收竣工结算表》，该结算表主要内容载明实际地质钻探工程11109.95米/24孔，抽水1层段，测井10819/24孔，采样283件，地质填，地质填图5平方千米量36个点，总金额9,998,955元（900×11109.95），滇黔煤矿已支付4,570,000元（最后付款时间为2012年12月），余款为5,428,955元。结算表中加盖了原告公章。被告唐志民、唐东民辩称该结算表中标明的工程量11109.95米并未经过双方共同验收确认，仅是原告单方的计量结果，对工程量11109.95米不予认可。被告唐志民、唐东民对该结算表中载明的已经支付的款项4,570,000元不持异议，予以认可。2012年10月，原告作为编制单位，就上述四份合同所约定的勘查事项编制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并由滇黔煤矿加盖印章后，以滇黔煤矿作为提交单位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进行了提交。该《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中表1-2《矿区完成工程量统计表》载明地质钻探工作量为11109.95米/24孔。2012年11月6日，被告唐志民再次以滇黔煤矿名义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被告唐东民在《承诺书》法定代表人处签署姓名。《承诺书》内容载明滇黔煤矿（唐志民）承诺提交评审的有关资料真实客观，无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2013年4月10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对《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进行评审，认为该报告符合相关规范要求，评审组同意通过评审，并出具了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2013］68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通过评审，有关申请备案资料提交省国土资源厅，经合规性检查后，予以备案，并于2013年5月29日取得了黔国土资源储备字〔2013〕122号评审备案证明。2013年8月26日，滇黔煤矿（唐志民）作为汇交人，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就该煤矿的地质资料进行汇交，汇交资料内容包括了成果地质资料（纸质、电子）、原始地质资料。取得了黔地资凭〔2013〕216号《地质资料汇交凭证》。另，滇黔煤矿于2011年7月13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5200002011081120116420），该《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滇黔煤矿（唐志民）。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唐志民、唐东民均认可签订案涉四份《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的目的系为了取得《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滇黔煤矿持该报告经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评审通过后进行备案，并向省国土资源厅汇交后取得汇交凭证，然后办理相应的采矿许可证。被告唐志民、唐东民抗辩称原告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提交中间报告、最终报告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被告唐志民、唐东民明确上述意见仅作为抗辩意见，而不就违约责任提起反诉。庭审中，被告唐志民、唐东民陈述原告从未向其提交过合同约定的报告，并表示何时提交中间报告、最终报告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三、汇巨能源公司与滇黔煤矿签约情况。被告汇巨能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5日，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非金额性项目投资、能源投资、煤矿投资、房地产投资等。2015年11月30日，以滇黔煤矿作为乙方，被告汇巨能源公司作为甲方，共同签订《煤矿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约定采用子母公司的模式进行合作，甲方为母公司，乙方为子公司，母公司可全资或部分拥有子公司股份，甲方原则上以控股形式与乙方合作，股权比例再作进一步商定；合作对象在参与合作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承担，合作之日起新发生的债权债务，甲乙双方依据股份比例共担。被告汇巨能源公司在甲方处签章，乙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2016年2月22日，滇黔煤矿（唐志民）作为转让方（甲方），与被告汇巨能源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共同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约定甲方于2016年2月22日将滇黔煤矿采矿权以合作合资方式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3,000,000元，转让后甲方占该矿权的99%，乙方占1%，乙方在融资到位后一次性支付转让款项。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由唐志民进行签字捺印，被告汇巨能源公司在乙方处签章。同日，以滇黔煤矿作为甲方，被告汇巨能源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约定甲乙双方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仅作为符合贵州省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政策要求的表现形式，在乙方公司框架下，甲乙双方仍保留对各自煤矿独立、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益，甲方双方互不享有和承担各自对方的债权债务，互不参与各自对方的经营管理，不介入各自对方的盈亏，互不承担各自对方的企业风险，不享有各自对方的财产、权益分配；《采矿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转让款3,000,000元无需进行实际支付，也不得作为所求的依据；甲乙双方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与本协议书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甲方处盖有“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字样的章，并由唐志民进行签字，被告汇巨能源公司在乙方处签章。2016年2月23日，就《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的采矿转让事宜，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黔国土资采转公［2016］11号的转让公示。2017年12月6日，滇黔煤矿与被告汇巨能源公司又签订《退出协议》一份，约定被告汇巨能源公司从煤矿主体企业退出，双方原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等协议自动终止，因此产生的各项责任由滇黔煤矿承担解决，各自债权债务各自享有承担。四、其他相关情况。贵州省2018年度拟公告关闭煤矿（第一批）公示中，滇黔煤矿被列入拟关闭煤矿名单中，并标明关闭方式为“不重组、直接关闭”。2019年1月7日，原告曾以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黔0111民初332号，后该案按撤诉处理。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被告汇聚能源公司、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名下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产生保全费5,000元，原告为此购买了保全责任保险。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被告身份证、被告营业执照、（2015）黔高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采矿许可证、委托书、《勘查工程施工项目验收竣工结算表》《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承诺书、《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地质资料汇交凭证》《煤矿合作协议书》《采矿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黔国土资采转公［2016］11号的转让公示、《退出协议》等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相互协作的精神，全面适当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综合各方的抗辩意见及理由，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滇黔煤矿的入股人员？二、《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的签订主体？三、勘查费的金额及承担主体？四、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根据（2015）黔高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内容，唐东民根据2008年10月11日签订的协议获得了滇黔煤矿的全部股权。2008年10月20日，唐志民入伙并经决议出任滇黔煤矿的负责人。2009年9月9日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再次明确唐志民的合伙身份。2012年3月5日的《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入股协议书》明确了赵振祥、李耀田的入股事宜。2013年12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使萧裕生取代李耀田成为合伙人。2015年10月5日萧裕生又将股份转让给倪津。自此，滇黔煤矿的入股人员为唐东民、唐志民、赵振祥、倪津。被告唐志民不认可其系入股人员的身份，但对（2015）黔高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入股情况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唐志民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认定被告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四人为滇黔煤矿的入股人员。关于焦点二。滇黔煤矿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但又以滇黔煤矿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被告唐志民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署了姓名，并以滇黔煤矿的名义出具委托书、承诺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下列情况，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之规定，在滇黔煤矿尚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情况下，唐志民作为合伙人的代表即与原告签订《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应当以行为人唐志民作为该合同的签订主体，该合同的另一签订主体为原告煤矿监测中心。关于焦点三。滇黔煤矿的入股人员系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为完成合伙经营滇黔煤矿事项，唐志民代表上述人员签订《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产生了勘查费，因此勘查费应由滇黔煤矿入股人员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共同承担。汇巨能源公司签订《煤矿合作协议书》《采矿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目的系为了完成贵州省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政策要求，实际并未参与煤矿经营管理，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且在2017年已经签署了《退出协议》，故汇巨能源公司不应承担勘查费支付义务。四份《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均约定“勘查最终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钻探工程量（以甲乙双方共同验收的为准）计算、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唐志民、唐东民辩称未收到原告的任何结算资料，双方未进行工程量结算。通过庭审，双方均认可签订《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滇黔煤矿持该报告经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评审通过后进行备案，并向省国土资源厅汇交后取得汇交凭证”，而实际原告完成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的编制，通过评审，进行了备案并取得了汇交凭证，且在滇黔煤矿作为提交单位，盖有滇黔煤矿印章的《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表1-2《矿区完成工程量统计表》中，已经明确地质钻探工作量为11109.95米/24孔，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作为表现形式，完成了四份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且原告以加盖印章并向相关部门提交该报告的方式，认可了工作量为11109.95米/24孔，因此一审法院对唐志民、唐东民的以上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约定，勘查费为9,998,955元（900元×11109.95），扣除已经支付的4,570,000元，余款5,428,955元应由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共同向原告支付。关于焦点四。四份《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均约定“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原告已在2012年10月完成了《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的编制，该报告在2013年4月10日通过评审，2013年5月29日取得评审备案证明，2013年8月26日取得《地质资料汇交凭证》。被告应在2012年10月《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完成并交滇黔煤矿向相关部门提交时，按约向原告付清勘查费，而原告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9年1月7日，即便从2013年8月26日汇交凭证取得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庭审中，原告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在诉讼时效内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的相关证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674元、保全费5,000元及公告费，由原告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黔0111民初479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7月26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黔0111民初4796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原审被告汇巨能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二：唐东民2018年9月11日与煤矿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明方平、杨宁及证人任某的谈话录音，拟证明被上诉人唐东民、任某、杨林、任方平和上诉人就诉争款项进行了协商，同意支付案涉服务费用。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上述人的证明目的。2、唐东民也表示其仅代表自己。不代表其他股东。3、上诉人第一次提起诉讼【案号（2018）黔0111民初4796号】的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开庭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该份录音材料系双方在该案的庭外和解过程中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因此录音材料也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自认和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使用。原审被告汇巨能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三、证人任某的证人证言，内容为上诉人于2018年7月26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此时正逢滇黔煤矿股东欲证人任某为了居间滇黔煤矿采矿权转让事宜参与了2018年9月11日谈话，谈话录音客观、真实。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本案当事人未授权任某处理该事宜，证人任某的证人证言不应被采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原审被告汇巨能源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我方无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各方对（2018）黔0111民初4796号《民事裁定书》及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依法予以采纳。任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参与2018年9月11日的谈话，本院对其证人的身份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及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勘察费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中，滇黔煤矿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案涉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及三份《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的委托方均为滇黔煤矿，且均约定“余款在乙方提交《报告》时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本案中，滇黔煤矿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客观上会造成上诉人交付报告及主张勘察费造成障碍。虽然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向滇黔煤矿交付报告，但是滇黔煤矿对其委托上诉人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的《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上的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滇黔煤矿在《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上提交单位处签章的行为产生如下的法律效果：1、上诉人履行了报告的交付义务；2、滇黔煤矿认可《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确认的工程量。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自上诉人完成《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的编制，并向相关部门提交开始上述报告时起算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第一次向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8年7月26日，此时确实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滇黔煤矿股东唐东民在2018年9月11日与煤矿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明方平、杨宁及证人任某的谈话中表示愿意给付勘察费，只是对支付金额存在异议。唐东民作为滇黔煤矿的股东，其行为对全体义务人具有约束力。唐东民与明方平、杨宁及证人任某的谈话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属于上诉人提起诉讼向唐志民、原审被告汇巨能源公司主张权利的期间，并非在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程序当中。其次，唐东民认可尚欠勘察费、同意给付签上勘察费属于对事实的认可，不是为达成和解的妥协。被上诉人唐东民、唐志民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主张唐东民在录音的认可的事实能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唐东民作出同意给付勘察费的意思表示时，已经超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债务人的认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致使以前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上诉人请求给付勘察费及违约金的请求权从2018年9月11日重新计算，故上诉人2019年4月1日提起诉讼时其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案涉《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及三份《贵州省普安县白沙乡滇黔煤矿补充地质勘查合同》均约定滇黔煤矿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勘察费，每超过一日，应按照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被上诉人未按照约定支付勘察费的行为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上诉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自2018年9月11日开始计算为宜。此外，鉴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后违约金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付。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成立，本院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2886号民事判决。二、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支付勘查费5,428,95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428,955元为基数，2018年9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三、驳回贵州煤矿地质工程咨询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674元、保全费5,000元及公告费，由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3,674元，由唐志民、唐东民、赵振祥、倪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广审判员  庞敏审判员  刘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