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31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许俊生，男，汉族，1972年7月9日出生，住陕西省泾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洁，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法定代表人：朱君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许俊生因与被申请人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泾阳公交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 04民终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许俊生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撤销（2020）陕04民终867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二审法院均未就原告的诉讼请求事项查明基本事实,属于《民诉法》第二百条之(十一)项之“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无论是一审中申请人如何反复对自己诉讼请求的确定,还是二审中申请人对自己诉讼请求的进一步明确，两级人民法院均没有围绕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展开法庭调查,并依法明确举证责任。两次审理中,申请人反复表明的是自己欲以发生的与上手之间(各上下手车主之间)的买卖交易行为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通过买卖的转让行为继受取得了案涉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出租车经营权,并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车辆买卖合同(转让协议)，承担自己经营期间的各项费用、公司在管理期间代收代缴的费用、司收取的管理费用、公司因申请人上下手之间交易行为向上手或下手收取过户费或违约金等各种名目费用的事实证据,但一、二审法院在对上下手之间的交易行为合法性认定的同时,却对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第十七条及其他条款规定来确定方的交易行为中加入有公司或明示或默许形式的意思表示认可了出租车经营权随之转让的诉讼请求自始至终置若罔闻，明显属于《民诉法》二百条第（十一)项的情形,漏审漏判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人民法院未能结合特殊行业的管理规范，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依据《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之规定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审查和核定,属于《民诉法》第二百条（六)项《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情形。一、二审法院在审理中,反复地表述了一句话，就是认为“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一种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却要么在出租车经营权的性质上打转,不作具体表述,要么在审判权不能替行政权的论述上混淆概念,反复规避申请人诉讼请求的性质和目的，错误地导向和判定申请人是要想通过诉讼来认定经营权是许可给申请人的或者申请人是要达到经营权通过诉讼来确定行政效力。充分地说明一、二审法院均没能清晰准确地查明申请人诉的性质，并适用《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来判定申请人诉讼中转让行为的发生结合民法是否系有效行为,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据民法第146条是否无效，符合《民诉法》二百条第(六)项情形。综上，申请人提出如上再审申请，请予支持。被申请人泾阳公交公司提交意见称，（一）申请人再审申请书陈述:“一、二审法院均未就原告的诉讼请求事项查明基本事实,属于《民诉法》第二百条之(十一)项之‘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此再审理由无事实依据。申请人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并增加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陕 DS2692号出租车经营权及所有权归其所有；2.被告将陕DXXXXX号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变更登记至其名下；3.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泾阳具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归纳争议焦点,争议焦点即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漏列、漏审,具有《民诉法》第二百条之(十一）项之“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之情形，已被庭审笔录记载内容所否定，其再审申请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申请人再审申请书陈述“两次审理中,申请人反复表明的是自己欲以发生的与上手之间(各上下手车主之间）的买卖交易行为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通过买卖的转让行为继受取得了案涉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出租车经营权”。被申请人认为此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一、二审中没有向法院提交支持其诉讼请求和内容的合法和有证明目的的证据。1.出租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有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权利。是一种行政许可权利。经营者取得国家的经营许可后,可以转让和继承。即:出租车的经营权取得分为两种方式:（1）原始取得:国家行政许可批复取得;(2）国家经营许可后的合法转让和继承。2.被申请人于2001年10月9日及2003年5月26日、2003年10月7日经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咸阳市交通局批准取得了出租车经营权资格,依法享有经营权并开始营运业务。被申请人根据政府的批文和许可，购买了车辆,办理经营权的标志——出租车营运手续和牌照。3.被申请人在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向社会进行第一轮承包。2006年,陕西省出台《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被申请人的经营权受该条例第20条的保护约束。被申请人又向社会进行了两轮发包，至今19年。被申请人从未向第三方出卖过经营权，政府许可给被申请人的经营权至今有效，从未改变。4.申请人再审申请书陈述其向上手购买了出租车经营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讼争车辆的经营权（道路运输许可证、行驶证、出租车辆牌照为证明标志）是被申请人享有，在政府权力机关公示公信登记显示，对社会公开，申请人是明知的。另，被申请人向社会发包,与承包者签订有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履行至少3年后,承包者又书面向公司申请承包给新的承包者,被申请人同意转包。(2）被申请人未出卖过经营权。本案的申请人声称其从上手购买经营权,此行为没有法律效力。申请人在所谓的购买经营权时,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讼争的车辆的经营权人是明知的,申请人对其原承包者不是经营权人和所有权人也是明知的。庭审中,对于其前手是否有合法经营权资质,其有责任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证据,以否定被申请人不具有经营权或丧失经营权或出卖经营权给他人,其在庭审中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其此说法。故其此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出租车经营权的取得是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取得许可者合法转让，应在人民政府办理登记。出租车经营权的纠纷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调整的范围。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申请书申请理由之二的内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被申请人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部分法律适用正确。申请人申请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提起再审的条件，故请求再审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出租车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对此，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两方面进行认定：许俊生与泾阳公交公司签订的《泾阳县公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牌照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牌照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均履行了各自义务，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虽为《牌照合同》，但实质上是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出租车经营权由泾阳公交公司提供，许俊生系有偿使用，合同到期后许俊生有优先承包权。根据《牌照合同》第二条：“管理费及承包期限：乙方（许俊生）在签订合同时交壹万元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后每月再交/元管理费，从2015年1月30日至2021年1月29日合同到期后，在符合甲方（泾阳公交公司）管理条例内乙方（许俊生）有优先承包权利。”……第四条：“承包车辆必须参加保险，乙方（许俊生）必须按照甲方（泾阳公交公司）规定险种、费率，按时到甲方（泾阳公交公司）交清车辆保险费，如未按时缴纳或脱保，视为乙方（许俊生）单方违约，甲方（泾阳公交公司）有权收回车辆牌照经营权，终止合同。”……第六条：“3、甲方在合同签订后，有义务按时向乙方提供牌照和相关手续；”……第九条：“2、乙方的牌照经营权在合同的有效期内受法律保护。”以上约定均能证明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属于泾阳公交公司所有，许俊生仅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出租车的承包经营权。再审申请人许俊生在一审中请求确认陕DXXXXX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其所有。从法律属性看，出租汽车经营权是经政府特许、经营者有期限地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权利。泾阳公交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咸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咸政办函[2001]129号《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泾阳县申请办理出租汽车专用牌照的批复》、咸阳市交通局文件咸政交发[2003]271号《关于增加出租客运车辆的批复》等一系列政府文件均可证明设立出租汽车经营权需要政府审批。鉴于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新车上户时经营者必须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才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许俊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期限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等均登记在泾阳公交公司名下，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亦由泾阳公交公司所有，未随承包转让给出租车承包者个人。现因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已经到期，泾阳公交公司诉请许俊生返还车辆营运手续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支持。许俊生申请再审主张依据其与前手郭登魁签订的协议取得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该主张与其所签订的《牌照合同》约定不符，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泾阳公交公司以明示或默许形式的意思表示认可出租车经营权随之转让给其前手郭登魁。郭登魁与泾阳公交公司之间是承包经营关系，且出租车经营权系一种特许经营权，不是普通的民事权利，不能通过民事转让行为获得，郭登魁并未取得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故许俊生主张依据其与前手郭登魁签订的协议继受取得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及经营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没有认定郭登魁享有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并将经营权转让给许俊生的事实并无不当，也不存在漏审漏判申请人诉讼请求的问题。许俊生申请再审称原审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特殊法优于一般法是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的一种原则，本案并不存在适用该原则的基础，申请人主张适用的《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与一、二审判决适用的《合同法》之间并非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故一、二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许俊生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许俊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朱玉红审 判 员   刘育伟 审 判 员   赵艳华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丁千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