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行终129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骆生阳，男，197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法定代表人：陈绍旺，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慈元相，大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鲲，辽宁和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骆生阳诉被上诉人大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了（2019）辽02行初472号行政判决，骆生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20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骆生阳，被上诉人大连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慈元相、于鲲到庭参加询问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骆生阳因其所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收诊其父亲骆建华的过程中存在违反首诊负责制、拒收患者、以不治疗的消极拖延方式逼迫家属签字离院等违法行为，分别于2019年4月5日、6月18日和8月2日，通过民意网、民心网和12345市民平台进行投诉。大连市卫健委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关于大连市政府12345市民服务平台G20190802-0003号留言的答复》。骆生阳不服，于2019年10月11日向大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连市政府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骆生阳补正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9年10月16日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将该通知书送达骆生阳。2019年10月16日，骆生阳向大连市政府重新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关于大连市政府12345市民服务平台G20190802-0003号留言的答复》，责令大连市卫健委重新作出答复。大连市政府于同日受理其申请。2019年10月21日，大连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同日送达大连市卫健委。2019年10月30日，大连市卫健委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向大连市政府提交相应证据。2019年12月12日，大连市政府作出案涉复议决定，并于同日送达大连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1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送达骆生阳。骆生阳不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据此，大连市政府作为大连市卫健委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案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骆生阳系因认为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收诊其父亲骆建华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投诉至大连市卫健委，后因对大连市卫健委的处理行为不服而向大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骆生阳作为案涉医疗事宜的投诉人，是否具有对大连市卫健委就其投诉事宜的处理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除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弥补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不足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依照前述规定可知，并非所有的投诉举报人都具有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只有其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不利影响的投诉举报人，才具有对此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之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是指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当事人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应当具有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可能性。该可能性一般应置于行政法律关系当中加以分析判断，因此，除特殊情形或者法律另有规定，该“利害关系”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申言之，只有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种权利救济途径。基于司法最终原则，本院认为，上述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应当同样适用于行政复议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据此可知，我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具有对医疗机构违反该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提出投诉举报的请求权，但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旨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而非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骆生阳并非涉事医疗事宜所指向的医疗对象，故虽其为该事宜的投诉举报人，但并不具有对大连市卫健委就该投诉事宜的处理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至于骆生阳所述大连市卫健委就案涉投诉事宜的处理行为，对其基于我国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的亲属权、财产权、人身权产生影响，故其有权对此提起行政复议的主张，本院认为，骆生阳所主张的上述权利或者利益，并非大连市卫健委对案涉投诉事宜进行处理时应当特别考虑和保护的权利或者利益，也即不属于公法领域的权利或者利益。因此，骆生阳以上述权利或者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认为其与大连市卫健委对案涉投诉事宜的处理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大连市政府认为骆生阳不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之规定，决定驳回其行政复议申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本案中，大连市政府于2019年10月16日受理骆生阳的行政复议申请，经书面审查后，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案涉复议决定，并于同日送达大连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1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送达骆生阳，符合前述规定，程序合法，亦无不当。综上所述，骆生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骆生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骆生阳负担（已交纳）。骆生阳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认为只有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错误。公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等一切合法私权利免受不正当公权力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行政法律保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医院的拒诊行为损害了其近亲属身份权，亲属权作为身份权，本身就是一项权利。其法益是保护包括权利人自己在内的一定亲属团体利益，即由父母子女构成的家庭利益。2．侵犯合法权益包括引起当事人义务负担加重。案涉医院的拒诊行为险些造成患者人身重大伤亡，导致义务人的赡养扶助义务负担加重，包括医疗费用增加、对其健康权（心理健康权）构成侵权，亦造成救治义务人的精神损害。二、一审判决认为其所主张的权利和利益，并非大连市卫健委对案涉投诉事宜进行处理时应特别考虑和保护的权利或者利益，即不属于公法领域的权利和利益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在立法层面明确了近亲属的独立起诉权，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则必然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三、一审法院认为其证据均系与其投诉的案涉医疗事宜相关的证据，与案涉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无关，不予采信错误。其在一审中提供了详实、确凿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抛开案件基础事实，在“本院查明部分”仅填写原复议决定的受理程序，属于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四、由于患者在患病期间，自知力完全丧失，对发病期间的经历完全没有记忆，导致委托代理制度很难适用，患者无法自主维权。其作为患者的近亲属，参与全程救治过程，有法律上明确的权利义务依托，足以自主提起维权程序。五、诉争行政复议在形式与实体上均存在违法，应依法予以撤销。行政复议决定属于法律文书，有规范书写要求，应类推适用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但复议决定的“经审理查明”部分仅将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名称予以列举，刻意隐瞒事实，违反了“有错必纠”的审查职责。大连市政府答辩称，本案焦点问题为骆生阳是否有权申请行政复议。骆生阳提起行政复议所针对的对象为大连市卫健委作出的《关于大连市政府12345市民服务平台G20190802-0003号留言的答复》之具体行政行为，其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取决于骆生阳与大连市卫健委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其与大连市卫健委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无权申请行政复议。骆生阳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该规定系赋予精神障碍患者近亲属就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而骆生阳所提出的近亲属身份权、财产权、健康权受到损害、赡养负担加重等主张，权益主体均为骆生阳本人，而非患者，故骆生阳根据该法律规定主张其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据不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骆生阳之父因就医问题与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产生纠纷，骆生阳通过民心网、民意网和12345市民平台进行投诉，大连市卫健委针对其投诉作出《关于大连市政府12345市民平台G20190802-0003号留言的答复》。骆生阳对上述答复不服，向大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连市政府以骆生阳不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为由驳回其行政复议申请。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骆生阳是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一般来说，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为了自身合法权益，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投诉，要求具有法定处理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对行政机关就其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或不处理行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骆生阳并非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其投诉目的并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维护其父作为患者的合法权益，与大连市卫健委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骆生阳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其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上述法律规范的是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监护人、近亲属的诉权，并非对投诉权的规定。骆生阳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骆生阳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骆生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弘达审判员  刘 毅审判员  席铁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倪弘毅书记员曲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