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6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龙，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岳，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夺，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巧先（系周夺妻子)，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亚鹤肥料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晓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健，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夺、周巧先及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亚鹤肥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鹤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武川县人民法院（2019）内0125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海龙、张新岳，原审第三人亚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夺、周巧先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川县人民法院（2019）内0125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大成公司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周夺、周巧先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周夺、周巧先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中山支行之间（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的借款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定，周夺、周巧先应当履行还款义务。第一，周夺、周巧先与案外人中国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作为案件基本事实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在没有足够证据推翻上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应仅依据周夺、周巧先单方陈述就认定周夺、周巧先与中国银行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武川县人民法院（2017）内0125民初914号民事判决法院认定事实部分：“2016年3月23日，周夺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该行银行卡。2016年4月19日，中国银行与周夺、张巧先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2016年4月19日，中国银行与亚鹤公司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保证合同》，亚鹤公司为周夺、张巧先就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约定由亚鹤公司全程连带保证。中国银行向周夺发放了银行卡，该卡于2016年5月14日在亚鹤公司的POS机上进行了使用交易，交易金额总计5万元（其中手续费3600，结算金额46400元）”。二审时，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1民终2913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未作变更，同时在法院认定部分：“2.根据中国银行提交的涉案信用卡交易记录显示，涉案信用卡于2017年5月14日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的约定进行交易。中国银行于2017年9月29日扣除亚鹤公司保证金账户49860元及案涉信用卡中原有金额140元共计5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和手续费。”上述两份判决均对周夺、周巧先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并明确亚鹤公司已为该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中国银行于2017年9月29日扣除亚鹤公司保证金账户49860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和手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作为生效判决中确认的基本事实，大成公司无需举证证明，且庭审中周夺、周巧先并未举证推翻上述判决。法院应当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第二，周夺、周巧先初次消费时间并非2017年5月12日，消费刷卡时间2016年5月14日。因为该笔业务属于分期业务，在分期到期后银行才进行记账，所以交易记录显示的时间是2017年5月12日，但真正刷卡消费的时间是2016年5月14日。交易记录这个证据大成公司在举证时已向法院进行说明，根据银行内部系统记录，因周夺、周巧先信用卡消费最后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故该交易记录在周夺、周巧先刷卡当时并不会显示，而是在最后还款日显示该笔记录。该证据恰能证明周夺、周巧先的借款事实。第三，一审判决对交易记录不予采纳的理由之一为“周夺自认贷款5万元，而亚鹤公司起诉金额为49860元，数额不一致，与张丽俊的询问笔录也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该表述，首先周夺已自认贷款5万元，该事实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其次，大成公司原审起诉5万元是因为中国银行扣除保证金时，先扣划借款人周夺账户内的140元，不足清偿部分49860元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大成公司才只起诉49860元。该事实已经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一审法院缺乏基本常识，对案件基本事实未作审查，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认识该证据内容，导致对消费时间做出了错误判断，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大成公司依法享有对周夺、周巧先的追偿权。第一，如上所述，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1民终2913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保证人亚鹤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周夺、张巧先追偿”。现保证人亚鹤公司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可。保证人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大成公司，并依法通知周夺、周巧先。该债权转让依法对周夺、周巧先发生效力。大成公司有权要求周夺、周巧先偿还49860元代偿保证金。第二，周夺、周巧先是否按照与中国银行之间借贷合同约定使用借款资金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不影响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在案外人即贷款人未因周夺、周巧先违反合同约定使用资金而提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上述两份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亚鹤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后依法获得追偿权。周夺、周巧先在庭审中也认可办卡事实及将该卡交由案外人杨某使用的事实，中国银行已依约发放贷款，贷款资金已由周夺、周巧先认可的第三人使用，大成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保证责任，担保人取得追偿权的条件已经成就，并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无对价给付的情况。一审判决根据周夺、周巧先未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资金就认定亚鹤公司追偿权无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根据周夺、周巧先未“拿到”借款，就忽视周夺、周巧先自愿将信用卡交由第三人的事实，认定基础借款事实不存在，没有对价给付，错误理解担保关系中追偿权成立的条件，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三、周夺、周巧先与案外人杨某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影响周夺、周巧先与中行中山支行之间借款关系的成立。第一，周夺、周巧先对杨某使用其信用卡取钱的事实是明知的，信用卡从开卡到支取借款均会向本人手机号发送验证短信，未经本人同意，其他人无法使用该信用卡。周夺、周巧先已认可涉案信用卡从办理、领用到使用均委托案外人杨某进行。实质上是周夺、周巧先将信用卡借予杨某，周夺、周巧先与杨某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但周夺、周巧先与杨某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应当另案处理，与本案并无关联。第二，本案中周夺、周巧先已认可与中国银行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信用银行卡，并于2016年4月19日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于2016年4月19日与亚鹤公司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在周夺、周巧先支取借款后，中国银行有权向周夺、周巧先主张还款，保证人亚鹤公司依约承担保证责任后，同样有权要求借款合同主体即周夺、周巧先偿还代偿保证金。大成公司受让债权后，有权依法依约要求周夺、周巧先偿还代偿保证金49860元。案外人杨某并非上述合同主体，其与周夺、周巧先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四、一审缺乏基本常识，对信用卡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够，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而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纠正。要想办理信用卡分期贷款，首先需要申请填写信用卡申请表，按照申请表要求填写相关个人及近亲属的身份信息并就相关条款进行签字确认，信用卡办理成功后按照要求本人用自己的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并提供相关信息才可以激活信用卡，激活信用卡的过程中会收到短信提示，确保是本人激活的卡片，在信用卡消费的过程中，每一笔消费都会收到短信提示。本案中周夺、周巧先的信用卡如果没有激活就不可能消费，如果不是本人激活或授权他人激活也是无法完成交易的，通过一审庭审查明，周夺、周巧先是授权杨某激活并使用信用卡的。对杨某消费完全知情，因此，周夺、周巧先与杨某之间形成的借用信用卡的法律关系。周夺、周巧先应当对承担信用卡还款义务。周夺、周巧先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亚鹤公司述称，同意上诉请求。大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夺、张巧先偿还大成公司借款49860元；2.判令周夺、张巧先按照月息0.72分计算，支付从2017年9月29日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周夺、张巧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3日，周夺、张巧先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表》。2016年4月19日周夺、张巧先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合同约定：中国银行向周夺、张巧先提供额度为人民币5万元整的专项贷款，用途为周夺、张巧先支付其购买农资产品。同日，中国银行与亚鹤公司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保证合同》，由亚鹤公司为周夺、张巧先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双方约定：该卡的用途为支付周夺、张巧先购买农资产品，到中国银行指定的POS机（亚鹤公司的POS机）进行交易。周夺、张巧先的信用卡办理成功后由亚鹤公司领取，案外人杨某将信用卡激活并于2016年5月14日在亚鹤公司的P0S机上一次性刷卡消费5万元，周夺、张巧先所贷款项进入亚鹤公司的账户。周夺、张巧先未亲自到亚鹤公司进行刷卡消费，也未到亚鹤公司购买化肥或者农资产品，亚鹤公司也未向周夺、张巧先交付化肥或者农资产品。周夺、张巧先所贷款项逾期后，2017年9月27日中国银行扣除保证人亚鹤公司保证金49860元，亚鹤公司承担了保证担保责任。亚鹤公司与大成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将亚鹤公司享有的对周夺、张巧先的债权转让与大成公司，由大成公司行使债权追偿权。亚鹤公司通过邮寄方式通知了周夺、张巧先债权转让事实。大成公司受让债权后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大成公司的追偿权是否有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二、大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亚鹤公司主要经营化肥的生产和销售。韩健系亚鹤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是信用卡福农贷款项目的负责人，其主要负责中国银行的农贷项目的申报、审批及后续放款，具体是以信用卡分期的形式向农户发放贷款，贷款期限为一年。亚鹤公司针对贷款户的贷款金额向中国银行提供保证担保。案外人杨某个人经营一家名为易福金融咨询有限公司，有一定的客户资源，其与亚鹤公司的韩健合作向外放款，双方是合作关系，双方约定杨某招揽贷款客户，激活卡，与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办理贷款手续，杨某赚取贷款客户贷款金额的两个点的提成，即为放款金额的2%由贷款客户支付。该事实有韩健、杨某在武川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和一审庭审笔录内容相佐证。韩健与杨某合作累计办理110多张卡，该事实有杨某公司职员张果花在武川县公安局询问笔录相佐证。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能够证明亚鹤公司的韩健与案外人杨某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合作的事实。案外人杨某借农户贷款之名招揽客户，本案的周夺与另案的杜文、陈德生以及刘存富四人均是杨某招揽的贷款客户，杨某未将涉案的贷款向杜文、周夺、陈德生以及刘存富说明为信用卡分期，杜文、周夺、陈德生以及刘存富的贷款资料由杨某递交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后放款。杜文、周夺、陈德生以及刘存富的信用卡均办理成功，后由亚鹤公司领取，亚鹤公司未通知四人到亚鹤公司激活卡片，而是将信用卡交给杨某，杨某将该四人信用卡激活，且四人信用卡的查询密码和取款密码均由杨某设置。后杨某在亚鹤公司的POS机上一次性刷卡消费19万元，其中杜文、周夺、刘存富各5万元，陈德生4万元，在中国银行扣除利息后剩余176320元进入亚鹤公司的账内，亚鹤公司又扣除28500元保证金后将剩余的金额转入韩健个人账户内，韩健扣除9500元服务费后，将剩余138320元转入杨某个人工商银行的账户。杨某未将剩余138320元交付杜文、周夺、陈德生以及刘存富。上述事实有韩健和杨某在武川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还有杜文、周夺、刘存富、张丽俊在武川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另有韩健和杨某的银行卡交易清单相佐证。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该事实与亚鹤公司和中国银行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信用卡用途相违背。关于争议焦点二，大成公司诉称其享有追偿权是由于受让了亚鹤公司的追偿权，亚鹤公司的追偿权来源于其公司为债务人周夺、张巧先承担了保证担保责任后享有的权利。追偿权实际属于未来可行使的权利，其行使受到一定条件制约，也可以说追偿权是附条件的权利。追偿权之诉必须满足一定法定条件，一要有一个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发生；二是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亚鹤公司的追偿权产生的事实基础为：一是周夺、张巧先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中国银行通过审批发放了贷款，且周夺、张巧先实际购买化肥或农资产品；二是到期后周夺、张巧先不归还借款，保证人亚鹤公司承担了保证担保责任才会产生担保追偿权。就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周夺、张巧先虽与中国银行签订了《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双方也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但是周夺、张巧先未实际收到中国银行的信用卡，而是亚鹤公司领取，杨某激活的，周夺、张巧先未到亚鹤公司刷卡消费，而是杨某在亚鹤公司POS机上刷卡消费，周夺、张巧先也未收到所贷款项5万元，而是杨某将二人的借款金额5万元全部一次性刷入亚鹤公司账户，后由韩健扣除相关费用后转入杨某账户内，周夺、张巧先未向亚鹤公司购买化肥或其他农资产品，亚鹤公司的韩健在庭审中明确陈述：“签过合同，化肥没给过，剩余钱没给被告，转给了杨某”，故亚鹤公司的事实行为违反了亚鹤公司与中国银行保证合同中关于信用卡的用途约定，同时导致周夺、张巧先与中国银行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福农分期付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本案追偿权产生的基础事实不存在，没有对价给付，违反了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大成公司的追偿权不能行使，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对于大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8元，由原告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武川县公安局对张丽俊、韩健、杨某、张果花所作的询问笔录，刘存富、陈德生、杜文、周夺等四人的信用卡办理成功后均由亚鹤公司领取并交给案外人杨某，杨某激活上述四人的信用卡后在亚鹤公司管理的专项分期POS机上刷卡消费19万元，刷卡时上述四人均不在场。亚鹤公司负责管理POS机的工作人员张丽俊认为“杨某是代替上述四人过来刷卡的”，并未核实杨某刷卡是否取得上述四人授权。该19万元在中国银行扣除利息后剩余款项176320元进入了亚鹤公司账户，亚鹤公司代银行扣除28500元保证金后将剩余款项转入了该公司工作人员韩健个人账户，韩健扣除9500元服务费后又将剩余的138320元全部转给了杨某的工商银行卡，杨某主张该款是韩健向其支付的欠款。杨某及亚鹤公司均未将信用卡及刷卡后产生的相关款项直接给付周夺、周巧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周夺、周巧先应否向大成公司偿还代偿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具体数额是多少。针对该争议焦点，根据武川县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本案中周夺、周巧先虽为借款合同当事人，但其因亚鹤公司及杨某原因并未实际收到借款。鉴于大成公司及亚鹤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在借贷关系生效判决审理过程中周夺、周巧先已提供了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足以推翻人民法院原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大成公司以借款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定为由主张周夺、周巧先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亚鹤公司在收到信用卡后未将信用卡直接给付周夺、周巧先，其在杨某持卡刷POS机时亦未核实杨某是否取得周夺、周巧先授权，且其随后又将相关款项最终支付给杨某，导致相关款项并未实际支付给周夺、周巧先，亚鹤公司对此存在过错，其向未实际取得信用卡及相关款项的周夺、周巧先行使追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大成公司虽系基于债权转让从亚鹤公司处取得该追偿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周夺、周巧先可向大成公司行使其对亚鹤公司享有的抗辩权，故大成公司主张周夺、周巧先应当向大成公司偿还代偿保证金并支付利息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大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8元，由内蒙古大成至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乌日汗书记员 葛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