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7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宏玉，男，汉族，1973年2月15日出生，住址：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黑龙江恒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强，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法定代表人：邱火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延宏，辽宁盛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宏玉与被上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朱宏玉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民初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朱宏玉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马家强，盛京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镖、乔延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宏玉上诉请求：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91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需任何好处为盛京银行拉存款，不具有合理性。这一认定错误。上诉人为盛京银行拉存款，是将上诉人的资金存入上诉人在盛京银行开立的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内，对上诉人来讲，仅仅是将自己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存入在盛京银行开立的账户而已，自己根本不存在任何风险，同时也帮了别人的忙，没有好处也愿意帮忙，这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心态，具有合理性。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到鸭绿江支行办理余额查询业务及其办理过程均不符合常理。这一认定错误。上诉人之所以在盛京银行营业部办理存折和开立玫瑰卡，却到鸭绿江支行办理查询业务，是因为上诉人认为是鸭绿江支行的人员有拉存款的指标，需要到鸭绿江支行办理查询，这一点庭审中上诉人已经做出了合理解释。上诉人到王鑫所在的特定窗口查询，因王鑫所在的柜台也属于盛京银行的对外办理业务的窗口之一，代表的是盛京银行，上诉人并不会觉得有何不妥。在办理过程中，上诉人明确了办理的业务类型为余额查询，王鑫在其讯问笔录中也明确承认当时上诉人要求办理的是查询余额。上诉人将存折、银行卡、身份证全部交给柜员王鑫，这一做法是合理的。我们普通人大部分都有这种经历，作为银行客户,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柜员要求提供什么证件,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客户往往都会提供。即使柜员不主动要求，客户为了办理业务方便、省事，往往也会直接将与业务相关的各种证件都交柜台人员，需要什么证件就不必费事了。上诉人作为盛京银行的存款客户，具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很正常、很合理。办理余额查询业务的时间长短，与柜员业务熟练程度等因素有关，上诉人并无法据此判断柜员是在办理转款业务。而且，上诉人明确了是查询余额，并未要求办理转账业务，也未填写转款凭证、未提供收款人账户等信息，即使上诉人觉得与常规余额查询操作相比费时稍长，因柜员王鑫的电脑背对上诉人且有柜台玻璃等安全格挡措施，上诉人看不到电脑信息，所以上诉人不可能想到柜员是在办理转账业务。由此可知，上诉人到鸭绿江支行办理查询余额及办理过程是符合常理的，一审判决关于此节事实的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认为,刑事被告人声称涉案资金系出借给嫌疑人使用，并以此认定上诉人为盛京银行工作人员拉存款的陈述不具有合理性。这一认定错误。（2018）辽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检察院已抗诉、被告人也已上诉,上诉人对该刑事判决亦不认可。因此该判决并未生效,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该判决也并未认定被告人与上诉人形成借款法律关系。从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本案款项是刑事被告人王鑫与其他被告人内外勾结将款项非法转走，而一审判决对此却熟视无睹，一审法院作为被告盛京银行所在地的法院，其地方保护主义心态昭然若揭。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具有储蓄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判决盛京银行不承担兑付责任。这一认定、判决错误。盛京银行为上诉人开立了存折、玫瑰卡，之后上诉人将涉案金额存入盛京银行，这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盛京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盛京银行负有保障存款安全、确保上诉人自由取款并支付存款利息等合同义务。存款期间存款被银行柜员转走，过错在盛京银行，其应当承担兑付责任。柜员王鑫以事先填好的虚假转款单,利用为上诉人办理余额查询之便利,并取得了盛京银行内部多级授权后,将存款非法转走。这一过程中,虽然上诉人有输入密码、递交身份证给柜员等行为,但这些行为均是在盛京银行柜台进行,按照盛京银行要求而为,属于正常的余额查询业务行为。而且,上诉人在柜台前,对柜员在柜台里面电脑上的操作看不到也不知情。涉案3000万元资金转账属于大额交易，盛京银行对这种交易理应有风险控制机制,其银行柜员能够突破盛京银行多级授权机制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大额存款转走,显然盛京银行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过错在盛京银行，上诉人并无过错，存款被非法转走的责任应当由盛京银行承担，其应当按照储蓄合同及法律规定履行向上诉人兑付涉案3000万元存款的责任。涉案3000万元存款在存款期间所有权归盛京银行享有，犯罪分子侵犯的是盛京银行而非上诉人的财产所有权，盛京银行向上诉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犯罪分子追偿。根据储蓄合同的性质，存款存入银行后，银行取得该笔存款的所有权并依法享有资金使用权。银行可依法将存款通过贷款方式向借款人发放并收取贷款利息赚取利息差，对此储户不得干涉；储户可依据储蓄合同随时要求银行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银行应确保储户该权利的实现。储户向银行主张支付存款本息的权利,是一种合同法上的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法上的物权。由此可见，犯罪分子侵犯的是银行的资金所有权,辽宁省高院（2016）辽民终85号指令审理的裁定书中亦明确认定了存款资金为银行所有。盛京银行应为（2018）辽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的受害人，刑事案件追赃所得资金应归银行所有，不足部分，银行亦有权向王鑫等犯罪分子另行追偿。五、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要求盛京银行承担兑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适用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第90条的规定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从本案上看，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并向人民法院举示了其在盛京银行开设账户的申请和盛京银行向上诉人出具的银行卡号存折及银行卡。上诉人依照双方的约定向盛京银行存入了3000万元。这些证据的举示足以证明上诉人与盛京银行已经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的法律关系，并且这些证据的举示盛京银行并未提出异议，均被各级法院所认定。因此一审法院以此引用法律条款，对该案的驳回不适用，请二审人民法院给予考虑。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盛京银行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无需任何好处为盛京银行拉存款不具有合理性的认定错误，其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首先，本案中，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仅仅是将自己其他账户的资金存入盛京银行的账户，没有好处也愿意帮忙，不是事实，事实上是上诉人在本次所谓的存款过程中前后两次与另一当事人两人合计获得了案外人高达880万元高额的好处，故其主张没有好处也愿意帮忙不是事实，其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系大连市人，不在沈阳市居住，又是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好处而特意来沈阳为盛京银行存入大额资金，其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再有，依据案涉的刑事案件中所显示的事实，案涉的款项并不全是上诉人所有，大部分为上诉人向案外人的借款，这种没有任何好处向案外人借款为盛京银行存款的行为，其本身也不符合一般常理。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无需任何好处为盛京银行拉存款不具有合理性的认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上诉人的此等主张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到鸭绿江支行办理查询余额及办理过程不符合常理的认定错误，其主张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在办理所谓的存款过程中，在盛京银行营业部办理了一卡一折的开户并转入相应的金额款项后，依据其转款的凭证就能确定在盛京银行开户内的资金余额，无需另行查询。第二，上诉人若想查询余额，持卡在开户的营业部的ATM机上或开户的营业部直接即可查询，无需另行到6公里以外的其他网点进行查询。第三，上诉人查询余额过程是按照案涉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龙绍彬的安排到鸭绿江支行的人工窗口去查询余额。第四，正常的情况下，持卡查询余额仅需要卡和密码，无需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上述种种事实都与正常余额查询操作明显不同，明显不是常理上的查询余额的业务，综合以上众多不合理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到鸭绿江支行办理查询余额及办理过程不符合常理的认定理由充分，证据确凿，上诉人的此等主张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声称涉案资金系出借给嫌疑人使用，并以此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员工拉存款的陈述不具有合理性的认定错误，其主张不能成立。首先，从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以及民事案件的陈述上看，上诉人在所谓的为盛京银行拉存款的陈述中，从未证明是为了盛京银行的哪个人完成存款任务而存款。其次，上诉人通过网上发布投资信息，通过网上毫不相识的人出巨资帮助其存款，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再有，在其所谓的拉存款的过程中，从未接触过盛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过程均是在案涉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龙绍彬所在的东北亚公司与犯罪嫌疑人商谈，而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介绍上诉人于龙绍彬接触的张建华均可以证明与上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为盛京银行拉存款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其资金系出借给犯罪嫌疑人的认定理由充分，证据确凿，上诉人的此等主张不能成立。四、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在盛京银行处存款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盛京银行不承担兑付责任的认定错误，该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第一，从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以及本案的庭审中可知，上诉人本身就是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网上曾经发布资金出借的广告，而本案恰恰是案外人通过网上的信息与上诉人联系进行的交易，其上诉人发布的信息本身就是出借而不是为了在银行存款。第二，上诉人获得的高额利息系案外人给付，不是银行或银行工作人员给付，且在所谓的存款到期时，上诉人又收取了所谓的高额利息，故对于资金出借的事实，上诉人应当明知。第三，在所谓的存款办理初期，并没有到银行办理，而是先到案涉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处商谈，所谓的存款到期时，上诉人也没有直接去银行支取，而是向犯罪嫌疑人催要，催要未果的情况下，才向银行主张支取存款也可以证明上诉人所谓的存款并不是真实意思。第四，虽然案涉的刑事案件的判决因犯罪嫌疑人上诉等原因尚未生效，但刑事案件中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公安机关、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充分的证明了上诉人向犯罪嫌疑人出借资金的事实以及在盛京银行存款的真正意图是通过银行的平台转嫁风险的事实。以上事实证明，上诉人将资金存入银行的真实意图是通过银行的平台将资金出借给犯罪嫌疑人获得高额的利息，而不是将资金存入银行获取正常的利息，其与盛京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在盛京银行存款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错误，不能成立。五、上诉人主张辽宁省高院裁定中确认了存款资金为银行所有，案涉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盛京银行的财产，其主张毫无法律依据。首先，辽宁省高院的裁定书中对于储蓄合同关系的论述，仅仅是对法律关系陈述性的分析，不是结论性判决结果，其结论性结果仅是指定沈阳中院审理此案，因此不能成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本案应结合刑事案件最终认定的犯罪结果与事实来确定民事案件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是储蓄合同关系还是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次，虽然储户将存款存入银行，银行可以利用，但不代表存入的资金就是银行的财产，实际上，存入银行的资金仍是储户的个人财产，储户并未对该资金失去控制，该资金仍在存户名下，储户可以随时支取，资金仍是储户的财产，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的手段从储户的账户中将储户的资金转出，侵害的是储户的财产权益，不是银行的财产权益，故上诉人依据辽宁辽宁省高院裁定中确认了存款资金为银行所有，案涉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盛京银行的财产的主张，毫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六、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条件。上诉人尽管持有被上诉人所出具的存折及银行卡，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建立储蓄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填写储蓄申请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一审中上诉人所举证据并没有达到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属于法律适用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宏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盛京银行立即支付存款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16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储蓄存款约定的活期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并由盛京银行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案外人张建华通过网上信息联系到在大连经营典当行业务的朱宏玉，朱宏玉称其为典当行的法定代表人，网上有法定代表人的信息。2014年10月15日，朱宏玉称接到张建华电话，说帮助朋友拉一笔存款业务，需要资金6000万元，问朱宏玉是否有现金，朱宏玉说有。2014年10月16日，朱宏玉在张建华安排下来到位于沈阳北站附近的辽宁东北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谈如何操作。同日，崔路先陪同朱宏玉在盛京银行营业部开立一卡一折绑定账户，存折账户为03×××94，关联银行卡卡号为62×××79，并预留密码。朱宏玉在开卡后分两次分别转入该账户2600万元、400万元，合计3000万元。当天下午，崔路又陪同朱宏玉来到盛京银行鸭绿江支行，在王鑫业务窗口处，朱宏玉提出办理查询余额并打印存折业务，同时将存折、银行卡及本人身份证交给王鑫。王鑫先将存款余额3000万元打印在存折上，然后违反银行操作规定，利用崔路事先填好的转款凭条、朱宏玉银行卡及身份证等材料开始办理转款业务，期间朱宏玉按照提示输入了密码，王鑫以此方式将朱宏玉账户中的3000万元转出。转款完成后王鑫将打印有存款余额3000万元的存折及银行卡、身份证交还给朱宏玉。转款完成当日，朱宏玉指定的账户中转入朱宏玉所称的业务费240万元。2015年1月23日，朱宏玉到盛京银行总行营业部要求办理3000万元转款业务，银行工作人员经查询发现账户内3000万元款项已被转走，朱宏玉要求银行赔付，双方协商未果，后相继报警。另查明，被告人李宏、龙绍彬、明磊、崔璐、王鑫等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目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8)辽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朱宏玉列为被害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宏、龙绍彬、明磊、崔路、刘玉庆、王鑫在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以借款为名，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并虚构如借款无法偿还可持存折向银行索要为由，取得被害人朱宏玉、孟祥峰的信任。于2014年10月16日、10月17日分两次通过骗取被害人身份证复印件、帐户密码的手段用私自填写的转款凭证，在沈阳市盛京银行鸭绿江支行内，将被害人朱宏玉、孟祥峰账户内6000万元分别转入崔路、龙绍彬的账户。当日由被告人崔路、龙绍彬将其中480万元以给付高额利息的名义转入朱宏玉指定的马祯和马宝全的账户内。其余钱款被被告人李宏、龙绍彬、明磊、崔路、刘玉庆、王鑫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消费使用。该判决认为：起诉书指控的“以借款为名”、“虚构如借款无法偿还。”的事实成立，二被害人与各被告人之间确系借款关系。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款项转出主要是基于被告人王鑫的职务行为而完成，本案不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一审法院认为，朱宏玉自称系大连某典当行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张建华通过网上找到其信息，让其帮助揽储。张建华与朱宏玉此前并不认识，刚刚相识便斥巨资相助，朱宏玉在辽宁东北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建华等人商谈涉案事宜，始终未接触到任何银行方面人员，朱宏玉关于在盛京银行开卡系帮助盛京银行工作人员完成业绩的陈述不具有合理性。朱宏玉办理开卡、查询业务，在同一天分别在不同的营业网点办理，如果只是查询，在开卡网点、自助设备上查询均可，而朱宏玉在崔路陪同下到盛京银行另一营业网点被告人王鑫所在业务窗口处办理“查询余额”，“查询余额”过程中又将存折、银行卡、身份证全部交给王鑫，以上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未得到合理解释。开卡、查询两次业务朱宏玉均与崔路一起办理，在朱宏玉所述办理查询业务当天即收到240万元的高额业务费，且并非由银行支付此240万元，朱宏玉作为金融服务的从业人员，应当知晓银行支付利息标准，而本案与银行的常规储蓄存款业务有明显不同，支付所谓业务费明显超出银行存贷款利率，再结合刑事被告人声称涉案资金系朱宏玉出借给嫌疑人使用，故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朱宏玉就案涉3000万元具有储蓄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要求银行承担兑付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宏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972元，由朱宏玉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8）辽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宏、明磊、龙绍彬、刘玉庆、崔路、王鑫犯诈骗罪，本案赃款赃物依法追缴，所得价款返还被害人朱宏玉、孟祥峰；各被告人本案其余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朱宏玉、孟祥峰。该判决作出后，被告人龙绍彬、王鑫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同时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向本院撤回抗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辽刑终195号刑事裁定，裁定：一、准许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一审已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朱宏玉在盛京银行营业部开立了一卡一折，并于开立卡、折后汇入3000万元款项，但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2014年10月16日，朱宏玉、孟祥峰在张建华的安排下来到龙绍彬位于北站附近的辽宁东北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谈如何操作借款融资”事实及朱宏玉在刑事案件中关于“2014年10月16日在被告人崔路陪同下到龙绍彬公司楼下的盛京银行办理了一卡一折关联账户，随后指示孟祥峰汇入该卡3000万元，同日又在崔路陪同下到盛京银行另一网点鸭绿江支行被告人王鑫工作的柜台窗口处”将存折、银行卡及本人身份证一起交给王鑫，并按照柜台语音提示输入密码“查询余额”、“按照与张建华的事先约定通过马祯账户收到240万元”、“随后其通过马宝全账户收到240万元”等的陈述可知，朱宏玉对于其存入盛京银行3000万元款项出借给案外人龙绍彬使用系明知；且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二被害人（即孟祥峰、朱宏玉）与各被告人之间确系借款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款项转出主要是基于被告人王鑫的职务行为而完成…”故朱宏玉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请求盛京银行支付存款30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宏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91,972元，由上诉人朱宏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静书记员李婷